下一个家在何方？驱离，卧底社会学家的居住直击报告
Author: 马修‧戴斯蒙
Date: 2017-07-26T02:23:54+00:00
Publisher: 时报出版

目录

导读　驱离与居住正义：从美国经验关照华人社会／林宗弘

序曲　冷冽之城

PART 1　房租

第一章　房东这一行

第二章　拚房租

第三章　热水澡

第四章　大丰收

第五章　第十三街

第六章　鼠窝

第七章　难过死了

四○○室的耶诞节

PART 2　驱离

第九章　外送的来了

第十章　毒虫等於免洗劳工

第十一章　贫民窟，是好物

第十二章　免洗的人际关系

第十三章　E-24 车格

第十四章　能忍则忍

第十五章　妨害设施

第十六章　雪地上的灰烬

PART 3　後来

第十七章　这就是美国

第十八章　用食物券买来的龙虾

第十九章　小不点

第二十章　顾人怨的北部

第二十一章　大头男宝宝

第二十二章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第二十三章　宁静俱乐部

第二十四章　地狱倒楣鬼

结语　一个家，一个希望

关於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

志谢

导读

驱离与居住正义：从美国经验关照华人社会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二○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美国知名的顶尖新闻奖项——普立兹奖，将非虚构类的书籍大奖，颁给了一本年轻社会学者的杰出着作，《下一个家在何方？驱离，卧底社会学家的居住直击报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2016，直译为《驱离：美国城市里的贫穷与财富》），作者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在二○○八年到二○○九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深入采访密尔瓦基市的贫民区，主要是一个拖车公园与出租社区，故事主轴环绕着八个贫困家庭，以及拖车公园与出租社区的房东，加上法庭与社工等政府机构，构成美国城市底层生活的缩影——换句话说，本书详尽描绘近年美国鲁蛇的悲惨世界。

近年来，公共社会学的书写，逐渐受到学术社群与一般读者关注（王宏仁 2016）。尽管受到学术象牙塔的保障，社会科学工作者无论对自己、对同侪、或对提供研究资金的纳税人，都应该清楚地回答，我们的研究能够提供当代社会怎样的省思？以证据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分析，又能对公共政策提出什麽建议？

《下一个家在何方？》这本书提供了极为杰出的公共书写典范。在本书中，马修．戴斯蒙发现，美国在一九六○年代民权运动末期所建立的社会住宅政策已然瓦解，原因是以少数族群——非洲与拉丁裔家庭为主的社会住宅建立後，中上阶级白人就会搬离该社区，税收流失导致缺乏地方政府预算挹注，这些社区学校与治安也每况愈下，社会住宅最後多半被视为「城市之瘤」，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过去二十年来，美国政府对贫穷家庭补贴金额从未增加、反而开始附带严格条件或「以工代赈」，所以他们多数只能依赖私人房东所提供的租屋市场，一旦付不出房租或水电瓦斯费，房东就会去法院申请强制驱离命令，而被驱离的往往是最无助的单亲妈妈。讽刺的是，这些贫民区的房东及其员工，本身往往也出身於少数族裔的贫困社区，靠剥削自己族群与社区里更弱势的人来累积巨大的财富。由於本书的参与及观察非常精采，值得读者自行品味，导读仅是提供大致脉络，至此不再暴雷了。

新世代的社会科学杰作

本书作者马修．戴斯蒙目前任教於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院，除了普立兹奖之外，他曾在二○一五年获得美国公民团体与学界着名的麦克阿瑟奖，此一奖项来自生前曾为美国前三大富豪之一、目前仍为美国第十二大的麦克阿瑟基金会，该基金会每年选出大约三十名各学科最优秀的『天才』年轻学者，给予高额奖助，而且这些学者多半与美国重要的公民团体或公共政策关系密切，可说是美国杰出青年公共知识分子的荣誉。他也是极少数在哈佛担任助理教授之後，成功升等为副教授的特殊案例，远在二○一○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前，马修．戴斯蒙便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表了描绘美国野外消防队员生命史的民族志（Desmond 2008），而且与指导教授穆斯塔法．艾米尔巴耶（Mustafa Emirbayer）合写美国族群研究的着作（Emirbayer and Desmond 2009）。有趣的是，他此前相关民族志期刊论文未受充分重视，直到二○一二年才登上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破天荒连续两期刊出两篇论文（Desmond 2012a; 2012b），是美国青年社会学者的空前成就。

近年的都市民族志研究，深入房东与被驱离者生活世界的着作，确实相当少见。本书最终，马修．戴斯蒙透露，他本人是铁锈地带白人劳工家庭出身，而且在刚上大学之际，亲身经历过父母付不出房贷而全家被驱离的事件，导致他对可能解释自己家庭贫困与流离失所经验的社会学产生强烈兴趣，因此申请进入美国最佳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社会学博士。然而他很快发现，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民族志传统，已经是快半个世纪以前的传说，多年以来，社会学界并没有持续深入美国城市底层。尤其是没人注意到他关注的房东与租客「弱者相残」，使前者成为暴发户、而後者深陷贫困泥沼，这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与种族关系持续恶化的一个特殊机制。

马修．戴斯蒙在本书展示了优秀的民族志传统，采取第三人称写作，也暗示对後现代主义人类学民族志过度自我中心的忧虑。在本书精彩的附录里，作者介绍他目前持续进行的《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 MARS），以量化社会调查方法，追踪近一千一百个贫困家庭在密尔瓦基市的生活与居住动态，还取得该市警察局一百万通报案电话纪录，来筛选驱离案件，做出近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作者甚至使用过实验法——利用假名进行低收入户申请等方式，揭露种族因素对行政程序的负面影响。此外，他广泛引用各种实证文献，从有关营养不良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卫生研究、实验经济学里穷人的消费行为、美国犯罪学里最突出的警民关系与族群歧视、到社会住宅政策对儿童教育与犯罪效果的研究，跨学门且包罗万象。因此，本书不仅故事好看、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研究方法附录与注脚。总之，以都市社会学传统民族志为主，作者提供了非常杰出的跨学门与多元研究方法的公共书写范本。

华人社会脉络下的驱离

近年来，随着二○○七年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引爆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与二○一○年代前半，台湾房价逆势上涨的泡沫现象，「崩世代」青年贫穷成为舆论焦点（林宗弘等 2011），居住正义也成为台湾公众与媒体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最近，以底层劳动者观点讨论其生活的着作如《过劳之岛》（黄怡翎、高有智2015）、《做工的人》（林立青2017）等，在台湾市场上相当畅销，然而，《下一个家在何方？》深入记录底层民众所面临的房租议题，在华人社会尚未获得充分关怀。

台湾社会大规模的居住正义抗争，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也带动城市社会学与批判理论城市研究之崛起，一九九○年代中期涌现一批探讨都市结构、地方派系、农地买卖、都市计画变更及房地产炒作的城市社会学经典文献（陈东升1995；王振寰1996；黄树仁2002；章英华2015、1995），其中少数以「非正式部门」这个概念来分析五分埔成衣与流动夜市等城市经济活动（柯志明1993；戴伯芬 1993），亦有涉及台湾都市里的弱势族——都市原住民（傅仰止 1987），或是城市街友的文献（戴伯芬 2014），与本书所呈现美国少数族群的都市隔离分析，观点较为类似。然而，一九九○年代中期台湾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後，房价在二○○三年探底，相对而言，非民众关注的社会政策焦点，城市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所停滞，研究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园区建设与土地炒作（杨友仁、苏一志2005；杨友仁2013），例如苗栗县张药房抗争事件等，因都市更新或公权力强制徵收土地——特别是区段徵收政策，所导致少数家庭或社区家破人亡的悲剧（锺莉娜、徐世荣2013；徐世荣 2016）。不过，除了少数论文提及高房价与生育率降低的现象（林佩萱、张金鹗 2016），与本书类似的城市青年贫穷、居住隔离与私人租屋市场乱象，迄今较少获得媒体与学界的重视。

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宽松的金融政策与一线城市的限购措施，更使得房价狂飙。北京大学周飞舟（2012）等社会学者调查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干部为了财政与个人利益勤於「圈地」，建立土地储备中心与开发公司，以强制徵收的土地来反覆抵押贷款，使银行与金融机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扩大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孙秀林、周飞舟 2013）；另一方面，地方干部与开发商压低给农民的补偿费用，压制上访，造成失地农民暴力抗争（周飞舟、王绍琛2015）。周飞舟将这种地方干部土地掠夺的後果称为「驱赶效应」（周飞舟 2012）。至於进入城市工作、无本地户口、薪资又无法追上房价的外地青年或民工，经常只能蜗居在一些廉价又居住品质极差的「城中村」，成为所谓的「蚁族」（廉思 2009），随着房价上涨，这些蚁族贫民窟不断成为地方政府拆迁与驱离的对象。目前，针对中国大陆青年蚁族的惨况，有不少描述性着作与少数问卷调查，但是与本书相比，理论分析尚有不足。

居住政策的他山之石

近年来，由於两岸三地的房地产市场狂飙，强拆事件触动人心，居住正义问题屡屡成为民怨的引爆点，台湾有关社会住宅建设的争议、香港的农村保育或公屋与居屋政策如何安抚青年的不满、或有关中国大陆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引起公众关注，本书优秀的翻译，及时提供美国学界当前倡议的政策方向。

马修．戴斯蒙明确指出，稳定的居所，是人们建立身分与地方认同、发展互助网络与政治结社、参与公共领域与脱离贫穷的基础，面对美国社会住宅成本过高与融入社区失败的经验，作者认为政府应该采取两手策略，一手立法压制租金上涨，另一手提供贫困家庭限定用途的租屋卷，降低贫困家庭的租房支出负担，如此才能如少数书中案例，保留部分收入投资於技能以逃离贫困。马修本人身体力行，投入数个推动租屋政策改革的民间团体。虽然各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与政治过程差异甚大，很难横向移植美国的居住政策，其主张仍值得我们借镜。

延伸阅读

Desmond, Matthew (2008). On the Fireline: Living and Dying with Wildland Firefight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mirbayer, Mustafa and Matthew Desmond (2009). Racial Domination, Racial Progress: The Sociology of Race in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Emirbayer, Mustafa; Desmond, Matthew (2015). The Racial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smond, Matthew, (2012a)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1295-1335.

Desmond, Matthew, (2012b)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88-133.

Desmond, Matthew (2016).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Crown/Archetype.

王宏仁，2016，〈社会学的公共书写：以学术科普部落格为例〉，《台湾社会学刊》，59: 1-27。

王振寰，1996，《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周飞舟，2012，《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周飞舟、王绍琛，2015，《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66-83页。

林立青，2017，《做工的人》，台北：宝瓶文化。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鸿、王兆庆、张烽益，2011，《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台北：台湾劳工阵线。

林佩萱、张金鹗，2016，〈没有房子不生孩子？买了房子不敢生孩子？购屋对家庭婚後生育时间影响之研究〉，《台湾社会学刊》，59: 93-138。

柯志明，1993，《台湾都市小型制造业的创业、经营与生产组织——以五分埔成衣制造业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徐世荣，2016，《土地正义：从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盖、一再上演的历史》，台北：远足文化。

徐进钰，1995，〈流动的镶嵌：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劳动力市场与高科技发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35: 75-118。

孙秀林、周飞舟，2013，《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４期：40-59页。

章英华，2015，《洞见都市：台湾的都市发展与都市意象》，共350页，高雄：巨流图书公司。

章英华，1995，《台湾都市的内部结构：社会生态的与历史的探讨》，共286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陈东升，1995，《金权城市：地方派系、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黄怡翎，高有智，2015，《过劳之岛：台湾职场过劳实录与对策》。台北：社团法人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

黄树仁，2002，《心牢：农地农用意识形态与台湾城乡发展》。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杨友仁，2013，〈金融化、城市规划与双向运动：台北版都市更新的冲突探析〉。《国际城市规划》，28(4): 27-36。

杨友仁、苏一 志，2005，〈地方成长联盟转化与空间治理策略：以台南科学城计画为例〉。《都市与计划》，32(1): 1-23。

傅仰止，1987，〈都市山胞的社经地位与社会心理处境〉，《中国社会学刊》，第11卷，页55-79。

廉思，2009，《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锺丽娜、徐世荣，2013，〈都市政治与都市计画之政经结构分析——以南科树谷园区为例〉，《台湾土地研究》，16(2): 63-87.

戴伯芬(1993)，《流动摊贩与都会区赶集夜市的形成——台湾非正式经济的个案分析》，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暨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戴伯芬（2014），〈底层劳动、消费贫穷与都市漫游者——台北市街友田野记实〉，《台湾社会学刊》，54:233-265。

「房租要是能从天而降，多好。」

——（很重要的）小情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

1　译注：1902-1967，美国诗人与小说家、剧作家，黑人，哈林文艺复兴健将。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传统驯顺的旧黑人形象。这首诗的原名是Little Lyric (Of Great Importance)。

序曲

冷冽之城[1]

乔瑞和同辈的亲戚小孩挖起地上的雪，搓成雪球朝经过的车辆扔去， 乔瑞所在的街角位於密尔瓦基[2] 的中偏南部，车辆行经第六街，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双拼公寓，公寓的门廊前有台阶，台阶向前延伸到人行道布满蒲公英的一边。往北行的车辆前方是圣若撒法教堂（Basilica of St. Josaphat），而教堂的圆顶在乔瑞眼中就像巨大的马桶吸盘。时值二○○八年一月，那是有史以来雪下得最凶的冬天。时不时会有车子从第六街转入亚瑟大道（Arthur Avenue），却发现自己成了雪阵中的瓮中之鳖，而这时就是男孩发射的时机了，乔瑞揉了个格外结实的雪球扔了出去。车子倏地一停，一名男子跳出车外，两名男孩转身冲进乔瑞和母亲阿琳、弟弟贾法瑞同住的公寓。门上的锁是个便宜货，男人踹了几下就开了。後来男人悻悻然离开，但事情却尚未结束，房东发现门坏了，决定将阿琳和她两个儿子逐出家门。就这样，母子三人将告别这个他们住了八个月的家。

搬家期限的最後一天，外头天寒地冻。但阿琳再不走，房东太太就会把有配枪的郡治安官[3] 找来。治安官会领着一票穿着靴子的搬家工人上门，还会出示一纸法官的命令，告知她这里已经不是她家了。她有两个选择：卡车或者路边。「卡车」指的是她的东西会被装进十八尺的货柜，然後送进担保仓库[4] 里。进了仓库，她就得掏出三百五十美元才能拿回自己的家当。她哪来的三百五十美元？所以她选了「路边」，也就是看着她的东西统统被堆在路旁，包括她的床垫、直接放在地板上的那种老电视、一本《第一次管教孩子就上手》[5]、她美丽的玻璃餐桌和尺寸刚好的的蕾丝桌巾，还有她的假花盆栽、圣经、冰箱里切好的肉、浴帘、贾法瑞的气喘药。

阿琳带着十三岁的乔瑞和五岁的贾法瑞住进游民收容所，大家都称那里为「旅社」，因为这样爸妈就可以跟孩子说：「我们今晚要去住旅社，」彷佛是住进某间汽车旅馆一样。事实上，要不是因为挂着救世军[6] 的招牌，你还真会以为这是间汽车旅馆。阿琳在这一百二十床的收容所住到四月，也就是住到她在密尔瓦基北部以黑人为主的旧城区[7] 找到房子为止。她的「新」家位於第十九街和汉普顿街口，离她儿时的住处不远。新房子的窗框与门框宽厚，原本颜色应该是肯德尔绿[8]，但因久经岁月，油漆早已龟裂斑驳，木头的边缘裸露，外观宛如迷彩屋。显然曾经有人尝试要把房子漆白，但半途而废，因此房子大半都没被漆到。在此处，没有自来水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乔瑞常得拿着桶子提水冲马桶。不过阿琳喜欢这栋房子宽敞而且独门独院。「那里不吵，」她还记得，「而且一整栋才租五百二十五（美元），楼上两间房，楼下两间房。我超喜欢那地方。」

几周後，市政府判定阿琳超喜欢的这个地方「未达最低居住标准」，勒令她搬迁。这间房子的门窗被以绿色木板封住，房东则收到了罚单。阿琳只得带着乔瑞和贾法瑞往更靠旧城区搬。这次母子三人来到埃金森大道（Atkinson Avenue）一处沉闷单调的公寓社区。只不过她很快就听闻此处是毒贩的天堂，於是开始担心起儿子的安全，尤其是乔瑞：乔瑞的肤色像核桃，脸上挂着满分的微笑，而且来者不拒。

阿琳在埃金森大道挨了四个月，度过夏天，然後才搬了一英里远到第十三街跟基辅大道（Keefe Avenue）口一栋双拼公寓的一楼。阿琳和儿子徒步把东西搬过去，但开灯前她紧张到不敢呼吸，直到灯亮了，她才笑着松口气。这下子她可以靠别人付的电费撑一段时间了。客厅窗户上有个拳头大的洞。若想把前门锁上，就得拿一片丑丑的木板卡进金属的凹架上。肮脏的地毯上藏污纳垢。不过优点是厨房空间很大，客厅的采光不差。阿琳拿了块布把窗户的洞塞好，接着挂上了象牙白的窗帘。

房租是一个月五百五十美元，不含水电及瓦斯。以美国第四穷城市的底层社区来说，这算是二○○八年两房的行情价。阿琳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至少找不到更便宜而且还能住人的地方，再说大部分的房东看她带着两个小孩，也不愿意租她小一点的房子。阿琳每个月可以领六百二十八美元的社会福利补助，而光房租就会占掉八成以上。但她应该还可以撑到冬天过完吧，撑到报春花跟郁金香从融雪的大地冒出头来，春暖花开。那是阿琳最喜欢的春天。

外头响起了敲门声，上门的是房东太太舍莲娜．塔佛。娇小的舍莲娜是位顶着鲍伯头，指甲修得漂漂亮亮的黑人女性。这会儿她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生活杂货。她自个儿花了四十美元去食物厨房[9] 领了些东西。她知道阿琳会需要这些吃的用的。

阿琳谢过舍莲娜，关上门。好像有了个不错的开始。

从前，即便在美国城市里最荒凉的区域，被驱离也是很罕见的。曾经，将房客逐出家门是会引发众怒的。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10] 期间，虽然被逐出家门的户数跟今天相比真是不值一提，但还是有因为驱离而引发的暴动。一九三二年二月，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三户人家遭到驱离，结果街坊群起抗议，对此《纽约时报》评论是：「可能是天气太冷了吧，现场抗议的才一千人。」[11] 有时邻居会直接杠上联邦法警[12]，他们会一屁股坐在被驱离家庭的家具上，让人想搬都搬不走；又或者他们会无视法官的命令把当事人的家当搬回去。联邦法警本身对强硬执法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也不觉得身上的徽章跟枪该用来对付老百姓。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郡治安官之下有一个个小队的全职工作，就是执行驱离跟押品止赎[13]，搬家公司里也有专接驱离案子的业者，而且员工周一到周五都不得闲。有上百个数据探勘公司制作房客筛选报告，条列过去的驱逐纪录与法院档案，将资料出售给房东。[14] 现今的住房法庭人满为患，特聘法官[15] 被逼着在走廊上或简陋的办公室里处理案子，用的是旧书桌跟烂档案柜——但房客会出庭的少之又少。对於轰隆隆的卡车引擎声、大清早就有人敲门，还有街边一整排自己的锅碗瓢盆，低收入家庭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相对於居住成本的飙升，美国家庭看着他们的薪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今天美国大多数的贫困租屋家庭得砸超过一半的所得在「住」这件事上，甚至每四户就至少有一户得花七成以上的所得来租屋跟维持灯火。[16] 每年因为缴不出房租而被逐出家门的美国国民，数以百万计。对照密尔瓦基的租屋家庭还不到十万零五千户，房东也有办法每年驱离大约一万六千名成人或儿童，相当於每天有十六个家庭经法庭程序驱离。不过，比起走法院这条路，房东其实有更省钱省事的办法，可以让租屋家庭消失在他们面前。有些房东会拿两百美元打发房客，叫他们在一周结束前搬走。有些房东会把大门给拆了，让人住不下去。密尔瓦基有半数租屋家庭所经历的「迫迁」都发生在法律管不到的死角，也就是属於「非正式的驱离」。如果把各式各样非自愿的迁徒全部算进去——正式的、非正式的、房东的房子被查封、房子被宣告为危楼等等——你会发现从二○○九年到二○一一年，密尔瓦基每八名租屋者就至少有一名经历过过迫迁。[17]

说到被逐出家门，密尔瓦基并不是特例。把镜头转到堪萨斯城（Kansas City）、克里夫兰、芝加哥等各个美国城市，被驱离的数据也都相去不远。二○一三年，全美每八户贫穷的租屋家庭，就有一户没办法付清租金，自认不久就会因此遭驱离的家庭比例也差不多。[18]
尽管这本书的背景是密尔瓦基，但里面的故事却是全美国的缩影。

本书记录了八个家庭的身影与足迹——这里头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人携家带眷，有人孑然一身，同样的是，所有人都被卷进了驱离的风暴之中。这些人，有的从拖车公园、有的从贫民窟的公寓遭到驱离，而这些遭遇不只影响到房东跟房客本身，而是连他们的亲朋好友、旧爱新欢、律师、法官、毒贩跟教会里的长老都被牵扯进去。驱离的影响所及，每一种後果都不容小觑。一旦没了栖身之所，许多家庭的下一站会是收容所、废弃的空屋，甚至有人会流落街头。驱离会召来忧郁与疾病，会迫使美国家庭搬迁入治安死角的区域。驱离会拔除街坊邻里的根本，会让年幼的孩子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驱离让我们看到了人在悬崖边缘的脆弱与无助，也让我们见证了身而为人的机智与胆识。

对愈来愈多的家庭来说，有个屋顶能遮风避雨已不再天经地义，这绝对是美国现今最迫切必须面对与处理的问题。能够体认到居住问题的扩散之广与影响之深，我们才能用一个新的角度来检视贫穷。过去几十年，我们眼里尽是就业、社福、亲职与监狱人满为患等问题，我不否认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但我们似乎忘了去关心事情的症结。我们没有能全盘了解，在抽丝剥茧之後有多少贫穷问题的核心其实跟居住正义绑在一起。破落社区的居民不见得跟道上兄弟、假释官、老板、社工师或牧师有所往来，但人人的生命中（几乎）都会有位房东。

1　声明：本书并非小说。书中的真实事件多集中发生於二〇〇八年五月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除非於注解中另有说明，否则所有事件均为作者亲眼所见。引用的资料皆本於数位录音档或官方文件的影本。为保护个资，房客及其子女或亲族、房东及其员工均使用化名。

2　译注：Milwaukee，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郡的郡治所在，但本身也有一部分面积位於威斯康辛州的华盛顿郡（Washington County）跟沃基肖郡（Waukesha County）境内。

3　译注：Sheriff，美国广义警察体系中普遍经由选举产生的执法人员，唯某些州（如加州）仍要求担任郡治安官者必须具有司法警察任用资格。一译「警长」，郡治安官之下通常有若干其亲挑选的助理郡治安官（deputy sheriff）。

4　译注：Bonded storage，存放的货物均有担保，减损可获得赔偿的仓库。

5　译注：Don’t Be Afraid to Discipline，作者是心理学家茹丝．彼得斯（Ruth Peters），书讲的是爸妈如何不要被小孩牵着鼻子走，如何在家里建立起前後一致而公平的规矩。

6　译注：Salvation Army，基督教的国际性公益组织。

7　译注：inner city也可译市中心，指的是紧邻中心商业区外围的区域，通常是城市较早开发的地区。工业革命以降，乡村人口与工人迁入这些区域，创造城市经济活动，支持都市发展。然而随着世界大战後经济结构转变，以及追寻「美国梦」的跨国移民涌入，这些地区遂出现产业外移、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住宅密度、种族冲突、住宅与环境品质恶化等问题。详见〈导读：重新发现生活城市的魅力〉，吴郑重着，收录於《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Jane Jacobs着，吴郑重译注，联经出版。

8　译注：英格兰西北镇名，以羊毛（线）产业闻名，并习於使用一种取自菘蓝（woad）的绿色染料。

9　译注：类似食物银行，慈善机构发放物资的地方。

10　译注：1929-1933年间发生在美国的严重经济衰退。

11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2nd ed. (New York: Vintage, 1993 [1971]), 53, 63–65, 71; St. 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5), 85–86;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虽然关於被驱离这件事情，具全美代表性的历史资料付之阙如，但像在《纽约时报》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描述里，被驱离是一种罕见而会使人讶异的事。到了二十世纪的後半叶，某些地区性的研究记载了非自愿迁徙在美国的发生率已经不容小觑。参见Peter Rossi, Why Families Move, 2nd ed.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1955]); H. Lawrence Ross, “Reasons for Moves to and from a Central City Area,” Social Forces 40 (1962): 261–63.

12　这里的联邦法警不是法院的法警（bailiff），而是在美国法警局（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任职的司法警察。美国法警局隶属於美国司法部之下，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联邦执法单位。

13　译注：foreclosure，指以房屋为抵押品的贷款者，未能履行还款义务而丧失赎回房屋的权利。

14　Rudy Kleysteuber, “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 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 Yale Law Journal 116 (2006): 1344–388.

15　译注：Court commissioner，为分摊正式法官工作量而特聘的辅助性质法官，常见於处理重复性高的特定案件（如驱离法庭业务）。特聘法官不具有等同法官的权威，但其背景仍多为正式法官或律师出身。

16　这些估计所参考的是《美国住房研究》（American Housing Survey, AHS），1991–2013。这些算是比较保守的数据，理由是当中排除了自陈无现金所得、零所得或负所得的租屋家庭。《美国住房研究》中有记录居住成本占家庭所得比超过百分之百的租屋家庭。对某些家庭来说，这个现象反映的可能是误答；但对另外一些家庭来说，靠积蓄过活跟租金加上水电瓦斯帐单大过所得，这个现象就不是什麽误会了。许多分析在检视居住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租屋家庭後，竟发现仅少数家庭表示有获得租金补助（百分之十一）或水电瓦斯费的补助（百分之五）（包括持续性与一次性的补贴）。如果把居住支出大过家庭所得的家庭算进去，你会发现在二○一三年，七成的穷困租屋家庭得花半数所得在居住上，需花七成以上所得在居住的租屋家庭也达到五成三。如果排除掉表示居住支出大过家庭所得者，则你会发现有五成一的租屋家庭把至少半数的家庭所得用於居住，而居住花费占七成所得比率的家庭也将近四分之一。真实的状况应该会落在这两种假设之间，亦即在二○一三年，花过半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应该在五成到七成之间，而花七成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比例应该落在二成五到五成之间。
即便租屋家庭总数从从一九九一年到二○一三年间成长了将近六百三十万户，但花不到三成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数，仍从一九九一年的一百三十万户下降到二○一三年的一百零七万户。同样在这一段期间，花七成或以上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数，从两百四十万户增加到四百七十万户（若把居住成本大过家庭收入的家庭纳入计算），另一种算法则是从九十点一万户增加到一百三十万户（排除居住成本大过家庭收入的家庭）。
居住成本（housing costs）包含签约明订的租金，水电瓦斯费、产物保险、流动房屋（拖车）的停置费用。所得（income）在此处指的是户长（一家之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亲属（戚）以及与户长没有血缘关系但居住於同一家庭的家长等所能获得的各种工资、薪酬、福利与实物性质的补助（如食物券）的总和。在计算居住支出负担时，《美国住房研究》选择使用的就是这种以户长为核心的「家庭所得」（family income）取代以可能为无关系者同居的「家庭所得」（household income）来进行计算，以利於「逼近可用以支付居住与其余共同生活费用的所得」（唯《美国住房研究》对贫穷的定义仍根据家庭所得）。参见Frederick Eggers and Fouad Moumen, Investigating Very High Rent Burdens Among Renters in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Barry Steffen, Worst Case Housing Needs 2011: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3)。

17　Milwaukee County Eviction Records, 2003–2007 and GeoLytics Population Estimates, 2003–2007;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 MARS）, 2009–2011. 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see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Demography, forthcoming.
在本书，我从头到尾都使用了特别设计的权重来利於得出可以推广至密尔瓦基全体租屋人口的估计值。所有取材自《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的「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都经过加权处理。《美国住房研究》用了一个问题来蒐集「租屋者为何搬迁」的资料，这个问题是：「你最近一次搬离原址（一或多个）的原因为何？」并根据受访前一年内曾搬家过的租屋者之最近一次搬迁来公布资讯。二○○九年版的《美国住房研究》（见表4-11）显示全美在受访前一年内曾搬迁过的租屋者当中，约有百分之二点一到百分之五点五的人因为三种原因被迫迁出之前的住处，分别是私人原因（如屋主欲迁入自住、租屋处被改成各户产权独立的condo公寓）、政府主导（租屋处被判定低於最低居住标准）、遭到房东驱离。百分之二点一的数据所根据的是租屋者自称的「搬迁主因」，而这太过局限，因为被迫迁的人若是把上述这三种原因以外的原因（如屋况过差）列为他们的搬迁主因，就会被排除在数据统计之外。而百分之五点五的数据则是把所有的搬迁原因都算进去之後的结果，而复选搬迁原因的人就可能会被重复计算。由此最适合的统计方式应该会是上述两种方式的折衷。根据《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在一年内曾搬迁过的受访者之中，最近一次搬迁属於迫迁性质者有百分之十点八。我的这个估计值较高、但也比较准确，理由是《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掌握了非正式的驱离。非正式的驱离若是排除在外，那我的这个估计就会降为百分之三，而这也就呼应了《美国住房研究》的数据。《美国住房研究》就跟多数的「物质困苦」（material hardship）研究一样，都因为过度倚赖开放式的问题而显着低估了被驱离在租屋者间的普及状况—开放式的问题会无法完全掌握到非正式的驱离，是因为很多租屋者并没有认知到非正式的驱离也是驱离。

18　关於贫困的租屋家庭无力支付全额租金、并认为他们短期内会遭到驱离之比率，这一点的全美估计值来自《美国住房研究》二○一三年版，表S-08-RO。该研究同时显示全美有超过两百八十万个租屋家庭认为他们「非常可能」或「有点可能」会在两个月内遭到驱离。Chester Hartman and David Robinson (“Evictions: 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 Housing Policy Debate 14 [2003]: 461–501, 461)估计美国人每年遭到驱离的数目「很可能高达数百万人」。亦请参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53.
关於威斯康辛州的驱离估计值：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里的邻里法谘询服务（The Neighborhoold Law Clinic）已经开始记录州层级的驱离法庭出庭数目（驱离法庭的出庭数目不同於驱离的判决确定）。在威斯康辛州的所有城市里，驱离法庭的出庭数都高於驱离的判决确定数。我对於密尔瓦基由法院判决确定的正式驱离比率统计，是根据驱离判例数做成，而驱离判例作为一种统计指标，在威斯康辛州其他城市的取得与确认都有更高的难度。二○一二年的驱离数据分析如下：阿拉巴马州：两万两千八百二十四次开庭（人口数四百八十万），明尼苏达州两万两千一百六十五次开庭（人口数五百四十万人）；奥勒冈州两万三千四百五十二次开庭（人口数三百九十万人）；华盛顿特区一万八千零六百次开庭（人口六百九十万人），威斯康辛州两万八千五百三十三次开庭（人口数五百七十万人）。参见the Epilogue for eviction estimates in cities other than Milwaukee. 关於迫迁的评估方式，参见Desmond and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Hartman and Robinson, “Evictions: 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

第一章

房东这一行

密尔瓦基的冬天像汽车保养员手中的扳手一样冰冷晦暗，但在冬天来临前、在阿琳说服舍莲娜让她跟小孩搬进第十三街的双拼公寓之前，密尔瓦基的旧城区显得生意盎然。九月初的密尔瓦基是秋老虎的城市，音乐从车内的音响流泻到街上。孩子们有的把人行道当成了游乐场，有的则在高速公路的匝道口做起了瓶装水的生意。门廊的椅子是老奶奶的观众席，她们会坐看经过的年轻人裸着上身并带着笑意，朝向篮球场而去。

舍莲娜一边开着车在密尔瓦基的北部绕，一边摇开车窗听节奏蓝调。对密尔瓦基的中产阶级来说，走高速公路通过旧城区是常态，只有房东们才会开进巷弄；但他们不会开着自家的绅宝或奥迪来到这里，而是开专用的「收租车」。以厢型车或卡车为主的收租车有几个常见的特色：车体生锈，会漏油，车内装有延长线、梯子、蛇式水管疏通器、工具箱、防狼喷雾剂、钉枪等，有时甚至连装好子弹的手枪都具备。舍莲娜多半会让大红色的雪佛兰Camaro，也就是电影《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跑车在家里留守，然後另外开有着二十二寸圈胎、一九九三年出厂的米黄双色雪佛兰Suburban「巡房」。Suburban的真正主人其实是昆汀，而昆汀的另一个身分便是舍莲娜的老公兼事业夥伴，同时也是名物业经理。昆汀拿来发动Suburban的不是钥匙，而是螺丝起子。

有些当地的白人还是习惯称呼密尔瓦基的北部为「市区」（The core），这是从六○年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往里走，你会看见每条街上参差不齐的双拼公寓、褪色的壁画、全天营业的日托中心，以及悬挂着接受妇幼营养补助[1]招牌的商店。密尔瓦基曾经在美国城市里排名第十一，但其人口却从一九六○年的七十四万人降到如今六十万人不到。这座城市的衰败，可说是「有目共睹」：废弃的住宅、杂草丛生的空地，一点点布满了密尔瓦基北部。典型的住宅区往往有几间独栋房屋，屋主年纪偏长，喜爱莳花弄草并悬挂美国国旗；更常见到双拼公寓或一栋四户的公寓，油漆斑驳的外墙挂着床单充当窗帘，出租给家境窘迫的家庭；还有一块块空地、跟门窗被钉上板子的空屋。

这些全都看在舍莲娜的眼里，但她看到的不只是这样而已。如同「身经百战」的房东，舍莲娜知道哪一栋非透天的公寓屋主是谁，哪间教堂、酒吧跟哪一条街又各归谁管。她知道每一处各自历经过什麽样的兴衰起伏，也知道每个地方的色调与氛围。她知道哪几条热门街区是毒品的集散地，也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安静稳定。她深知贫民窟的价值所在，也知道如何从看起来像废物的房地产中赚到别人没本事赚的钱。

娇小的舍莲娜有着黝黑如栗子般的肤色，身上穿着与裤子搭配得宜的轻薄红蓝色外套，而她的裤子又跟头上斜戴的ＮＢＡ棒球帽是一套的。她喜欢张嘴大笑，有时候她会笑到得扶着人的肩膀，彷佛快跌倒。但当她转出北方大道，要去第十八街和莱特街（Wright Street）口探望房客时，她放慢了速度，大大叹口气。驱离房客是这一行常见的事，但拉玛没有腿，而赶走一个没有腿的男人并不让人开心。

最早，当拉玛开始缴不出积欠的租金时，舍莲娜并没有发出驱离通知单，也没有搬出「在商言商」的那套台词。她左右为难，嗯嗯啊啊地不知道该怎麽处理。「我真的很不想这麽做，」到了最後关头她是这麽跟昆汀说的。「你懂我的苦衷，对吧？」舍莲娜皱起了眉头。

昆汀没开口，静静地让老婆说她想说的。

思索了半晌，舍莲娜的结论是：「事情还是要讲求公平嘛。」「我觉得小孩很可怜，而且拉玛还跟儿子同住……何况我觉得拉玛挺讨人喜欢。问题我赚的是钱，不是喜欢，喜欢没办法付帐单。」

舍莲娜要付的帐单有：房贷、水费、维修费、房地税。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一笔「大条的」，比方说锅炉坏掉、市政府巧立名目要收个什麽费用，然後她就得勒紧裤带才不会破产，直到下个月初收到租金。

「我们没办法等他，」昆汀说。「我们等他，税可不会等我们，房贷也不会等我们。」

作房东的，没有避险这回事。房客不付你五百美元，房东便立刻少了五百美元的收入。无法收租，房东就只能吃老本或靠正职去补房贷，否则就等着银行发通知说要查封房子。这一行也没有一堆术语可以让事情讲起来好听点：没有所谓的「缩小营业规模」、也不存在什麽「单季净损」。赚或赔都是一翻两瞪眼。不该赔的赔了、跟该赚的没赚到，对房东来说都会是「切身之痛」。经验老道的房东都喜欢讲他们第一次大赔的故事：有房客自行将天花板拆了，拍照留存，然後跑去住房法庭告状；还有夫妻趁被房东逐出家门前拿袜子塞住洗碗槽，将水开到最大。新手房东要不是挺直腰杆，否则就乾脆退出。

舍莲娜先是点头如捣蒜，然後也不知道是在对昆汀说话、还是在自言自语，「我看我应该少替这些人担心才对，我担心他们，谁担心我？如果我没记错，借钱给我们的公司可没说房贷不用付了。」

舍莲娜与昆汀多年前在芳杜拉大道（Fond Du Lac Avenue）上认识。等红灯的时候，昆汀把重型机车骑到舍莲娜的旁边。开着车的舍莲娜有迷死人的笑容，车里音响开得很大。舍莲娜说她记得昆汀骑的是一台戴托纳跑车（骑的时候往前倾的那种），但昆汀坚持他骑的是台Regal街车（像骑哈雷那样向後倾）。「我怎麽会骑戴托纳跟人搭讪，」他一脸不服气地说。昆汀把自己的门面打理得很好，虽然不是肌肉发达的类型，但很精壮。鬈发的他戴了不少珠宝在身上：一条不算细的链子、一条算得上粗的手链，一堆戒指。舍莲娜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像贩毒的，但还是给了他电话号码。昆汀足足打了三个月的电话才让舍莲娜答应跟他去吃冰淇淋，又花了六年时间让舍莲娜变成老婆。

昆汀在红灯前拦下她时，舍莲娜还是名四年级的小学老师。她说话的样子的确像老师，会叫陌生人「亲爱的」，满嘴殷切的建议或教训。她会说，「你知道要被我念了吧？」当她察觉你心不在焉，她会碰碰你的手肘或大腿，把你给拉回来。

跟昆汀交往进入第四年时，舍莲娜算是爱情得意，但工作上却完全提不起劲。於是她告别了待了八年的教室，自己出来开了家日托中心，但她回忆「一点小小的违规就让他们关门大吉」。创业未果的她回到学校教书，恢复教师身分。後来因为她跟「前任」生的儿子变得有点叛逆，她索性回家教子，而这也是她接触房地产的开端。被问到，「为什麽会选房地产？」舍莲娜会一本正经地谈起「长期剩余所得」，意思是置产最终一定划得来，她会说除了房子，你在外头找不到更好的投资了。但她其实还有句话藏在心里没说，那就是跟许许多多的房东一样，她坚信就算没有学校可教、没有公司可靠，就算自己没有聘书、没有退休金，而且也不是工会成员，她依旧可以靠自己过活。她与宇宙万物有个默契：她可以赤手空拳地向前冲，靠自己的拚劲跟聪明才智满载而归，然後享尽荣华富贵。

一九九九年，舍莲娜在房价低档时买了间房。几年後房市起涨，她用增值的房子去重谈贷款（借新还旧），结果手上立刻多出了两万一千美元可以周转。六个月後她第二次重新贷款，这次套出了一万两千美元。靠着这些现金，她买下了人生第一处用来收租的房子：是租金最便宜的旧城区里，一栋可分成两户出租的双拼公寓。在此之後，靠着收租的获利、重贷、以及投资客放的高利贷，舍莲娜的房子开始愈买愈多。

她慢慢弄懂，租屋市场里有一种人是中产阶级，他们租房子时考虑的是自己的喜好与需求，第二种人是「逐水草而居」的年轻人，第三种是都市里既买不起房子、又没资格住公共住宅的的穷人。[2]不同的房东会在不同的地方活动，而他们一般都会把房产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来经营。在密尔瓦基这样一个种族与各种界线泾渭分明的城市里，房东得锁定特定的族群来做生意：白人或黑人、穷人或大学生。[3] 舍莲娜最後决定专攻贫穷的黑人。

四年过去，舍莲娜累积了三十六个出租单位，而且全部集中在旧城区。她开始需要两只手机外加备用电池、读《富比士》杂志、租办公室，也开始朝九晚九的接受电话预约。昆汀辞掉了原本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了舍莲娜的物业经理，同时自己的名下也开始置产。在收租之余，舍莲娜还做起了「信用重建」，也就是类似代偿的生意，同时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另外她购置了两辆十五人座的小巴，开了家公司叫「狱友连线」（Prisoner Connections LLC），接送到威斯康辛州北部探监的女朋友、妈妈或小孩，一张票收二十五到五十美元不等。舍莲娜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她决定当个靠旧城区吃饭的企业家。

舍莲娜把车停在拉玛家门口，伸手拿出两张驱离通知单。拉玛住的这栋房子距离莱特街很近，而街上除了几块空地，还有两处空地上放着纪念凶杀案死者的物品：有人放了泰迪熊、Black & Mild的平价雪茄，还有人写了字条绑在树干。这里是两栋独栋的双层楼房，一共四户，一前一後。两栋房子都是长方形的格局，粗木阳台漆成了跟房屋轮廓一样的蓝灰色，外墙的墙板则像麦片碗里吃剩的牛奶般白里透棕。临街的那栋房子有两个门，分别给楼上和楼下用。两道门前各有木头台阶，其中旧的那个已经掉漆，新的那个根本没上漆。

拉玛住在後栋的一楼，位置正好紧邻巷弄。舍莲娜将车开来时，他人正在外头。帮他推轮椅的恰巧是另一张驱离通知单的主人，名叫派翠丝。虽然坐着轮椅，但拉玛有先把自己两腿的义肢装上。身为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黑人，拉玛的上半身结实年轻，肤色像湿溽的沙。他理了个大光头，脸上有一层薄薄的斑白胡须。他身穿黄色的运动衫，钥匙则直接挂在脖子上。

「喔，算我运气好，一箭双鵰。」舍莲娜一派轻松地说着，将驱离通知单递到拉玛与派翠丝的手上。

「你差点就迟到了，」派翠丝说。她包着头巾，穿着睡裤与白色的背心，露出右手臂的刺青：十字架上缠绕着缎带，缎带上写着她三个小孩的名字。二十四岁的派翠丝年纪刚好是拉玛的一半，但她的眼神比拉玛更沧桑。她跟孩子住在前栋的二楼，一楼住着她妈妈多琳．辛克斯顿与她的三个弟妹。派翠丝将驱离通知单摺起来，塞进口袋。

「我现在要去练习，」拉玛坐在轮椅上说。

「练习？练习什麽？」舍莲娜问。

「我两个儿子要练美式足球。」他看着手中的文件。「那个，我们要开始清理地下室了。我已经动工了。」

「他没跟我说，」舍莲娜答道。她口中的「他」是昆汀。房客有时候会帮房东做些杂工来抵房租，清理地下室就是其中一种。「那你要打电话跟我说啊，不要搞错谁是老板好吗？」舍莲娜开起玩笑。而拉玛也很买帐地对她笑了笑。

派翠丝推着拉玛离开的同时，舍莲娜爬回到Suburban的驾驶座上，开始在脑海盘算起还有哪些待办事项等着完成。她是个大忙人，要应付的人事物有：维修、收租、搬迁、广告、建（筑）物检查员、社工、警察。她的工作漩涡里有一百万件小事，而这还没算入会定期打断她处理这些小事的大事。大小事加总一起，害她周日晚上没空跟母亲共进被称为「灵魂食物」的传统非裔料理。不过就在一个月前，她租出去的房子里发生了枪击案。一名房客的新男朋友挨了三枪，当场血流如注。所幸这位新男友大难不死，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警方问完问题，收起黄色封锁线後，舍莲娜跟昆汀便得开始收拾善後。昆汀找来两名帮手、几副橡胶手套，还有一台Shop-Vac吸尘器。「你背着我带了个男朋友来？」舍莲娜在同一时间质问起女房客。昆汀负责把地方恢复整齐，舍莲娜负责盘问。夫妻俩的分工就是这样。

枪击案的几天後，她接到另外一名房客打来的电话。对方跟舍莲娜说她的房子要被勒令停租了。她一开始还不太相信，但开车来到房前，果然看到穿白色制服、戴工程帽的人，正将绿色板子钉上她房子的窗户。这间房子的房客被抓到偷电，所以We Energies能源公司[4] 的工作人员，从电线杆那里断电，然後又打电话通知市政府的社区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简称ＤＮＳ）。这几名偷电的房客得当天走人。[5]

在美国大部分的地区，包括密尔瓦基，多数房客必须自付水电瓦斯费，但房客愈来愈拿不出这些钱来了。自二○○○年以来，燃料与水电瓦斯费上涨超过百分之五十，这归功於全球需求增加与价格上限调整。一整年下来，美国平均每五户贫穷的租屋家庭，就会有一户因欠缴费用而收到公共事业发来的服务中断通知。[6] 因为没有能力兼顾房租跟这些公共事业的帐单，所以有些人会铤而走险，付点小钱请亲戚或邻居帮他们偷接管线。全美每年被窃取的电量总值高达六十亿美元，只比汽车跟信用卡的窃案金额低。[7] 偷瓦斯要难得多，所以也较为罕见。罕见的原因还有冬天一到，瓦斯就不需要偷了，因为政府规定冬天不准断瓦斯。但只要四月一来，不准断瓦斯的命令取消，瓦斯公司就会大阵仗地带着一叠叠中断服务通知、跟一箱箱工具回到贫困的社区，每年大约有五万户的家庭会因为欠缴费用而被We Energies能源公司中止瓦斯供应。很多房客是冬天乖乖缴房租，暖气的瓦斯费就摆烂；夏天改而欠房东钱，然後努力把瓦斯费还清。他们的目标是在天气变冷前再次连上瓦斯的管线，这样才能在冬天里享受到政府不准中断的瓦斯供应。这样的背景也说明了为何驱离的件数会在夏季跟初秋飙高，而後在十一月瓦斯开始强制供应後下降。[8]

舍莲娜看着头戴工地帽的社区服务部人员巡来巡去。没有什麽比手上拿着手写板的建物检查员更让房东灰心了，他们每天不是在勒令房子停租、就是张大眼睛检查公寓的里里外外有无违法之处。每当接到报案，社区服务部就会派出建物检查员。这个机构成立的宗旨在於保护城市里最弱势的租屋族群，视疏於管理的房东为假想敌。但包括舍莲娜在内的房东们，总是认为房客报案的理由尽是些鸡毛蒜皮或房子外观的问题——而且经常认为这是为了不被驱离的缓兵之计或是挟怨报复。就这麽一眨眼，舍莲娜便算起自己又得亏多少钱了：电线重拉可能得花几千美元，还有偷电房客赊欠的租金也收不回来。她还记得自己是怎麽决定给这家人一次机会的。一个已经当妈妈的人说她想离开会动手的男友，舍莲娜一听就心软了。尽管对方这两年就被有过三次的驱离纪录，舍莲娜还是决定将房子租给她与孩子。我又感情用事了，舍莲娜心想。

舍莲娜转动休旅车的方向盘，离开莱特街向北开去。既然已经来到这附近，索性再多跑一个点：她位於第十三街跟基辅街口的双拼公寓。舍莲娜上个月只收了押金跟部分租金，就让一名新房客住进这里。

新房客身穿法兰绒的长袖衬衫，坐在门阶上一边哄着胃绞痛的孩子，一边跟倚着车身的母亲说话。一看到舍莲娜来，她立刻蹦出一句，「我儿子会生病，都是因为这间房子太旧了。」这位妈妈的声音听得出疲惫。「窗户上有个洞，等这麽久，我算很有耐性了。我的意思是我要闪了。」

舍莲娜歪头，感到困惑。窗户是有洞，但不大，而且外头也不冷，密西根湖里还有小孩在游泳。房子里面是能有多冷？

「我已经打电话去市政府了，」婴儿的外婆从旁补了一刀，同时离开原本贴着的车身。她的身材修长，头发因为夏天尾声的湿气而显得毛躁。

舍莲娜深吸口气。这个街区里的烂房子很多，而这间位於十三街的房子并未完全符合规定，她心知肚明。但认真讲起来，密尔瓦基几乎没几间符合规定的房子，毕竟密尔瓦基的多数房屋极度老旧，在地的建筑法规又超级严格。「感谢」房客母亲的鸡婆，建物检查员会在几天之後上门。他会推推看楼梯的扶手稳不稳，对着窗户上的洞拍照存证，还会摇一摇枢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前门。反正每抓到一项违规，舍莲娜都得花钱。

「你这样做没意思啦，」舍莲娜说，「你女儿才是我的房客。」

「你先把窗户修好再来说，」婴儿的外婆不甘示弱。

「窗户我们不会不修啊！但你女儿又没打电话跟我们说……」

「她没电话，所以我只好帮她打给市政府啊！」外婆没让舍莲娜把话讲完。

随着两人愈吵愈凶，旁边开始围起一圈看热闹的人。「她谁啊？」问这句话的是个小男生。「房东，」有人替他解答。

「妈，你要打给建物检查员怎麽没跟我说。」女房客的口气听起来不知所措。

「现在说这个都太晚了，事情做了就是做了，」舍莲娜说。她手插在臀上，摇了摇头，看着眼前这对年轻母子。「每次给我制造问题的，都是那些我好心想帮忙的人。我不是说你给我制造问题，但鸡婆爱管闲事的是别人，而住在这里的是你，所以你也只能概括承受。」

「话不是这麽说的。」外婆逼近舍莲娜，後面看热闹的也跟了上来。「我问你，假如今天她是你女儿，这些是你的孙子孙女，你会怎麽做？」

舍莲娜没有被吓退。她抬头看着这名外婆，还注意到她的金色门牙。舍莲娜的回答是，「我一定会好好跟房东沟通，不会动不动就打电话给市政府。」

舍莲娜推开群众，大步走向休旅车。她一回到家便开门大吼，「昆汀，我们又倒大楣了。」

舍莲娜坐进她到处堆满资料的居家办公室。她与昆汀的家里有五个房间，办公室就是其中一间。他们住在开彼托路（Capitol Drive）里一个静谧的中产阶级黑人社区，屋里有装潢过的地下室，地下室里安装有按摩浴缸。舍莲娜和昆汀为自家挑选了米色的皮革沙发、大器的黄铜水晶灯具，还有金色系的窗帘。厨房空间很大，但因为他们多半外食，所以整个看起来像新的一样。打开冰箱，通常你只看得到餐厅的打包。

「怎麽了？」昆汀边回答边下楼梯。

「你知道那个住十三街楼下的女生吗？她妈妈打电话给建物检查员……她妈妈刚才在外头满口屁话！」

听完故事，昆汀说的第一句话是，「赶她走。」

舍莲娜想了想後同意。於是她伸手从抽屉里拿了张五天後驱离的通知单，马上填了起来。法律明令禁止房东对通报社区服务部的房客「秋後算帐」，但如果是欠缴房租\或者房客有其他违反租约的情事，那房东随时都可以申请将他们逐出家门。

稍晚等昆汀跟舍莲娜把休旅车开到第十三街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公寓的门没关，舍莲娜没敲门就直接走进去，将驱离通知单递到年轻女房客的手里。「拿去，看你能不能申请到什麽补助。」

舍莲娜离开的时候，後头跟出了一名男人。他从没点灯的门廊上喊了声不好意思，叫住刚与昆汀在街上会合的舍莲娜。「你们现在是要赶她走就是了？」

「她跟我说她想搬走啊，所以我想她应该是没打算继续付租金了，」舍莲娜回答。

「她是要你把窗户修好。」

看着舍莲娜的昆汀突然冒出一句，「这不关他的事吧。」

「这太关我的事了，妈的，我是她继父！」

「这位大哥，你又不住这儿！」昆汀吼了回去。

「这种烂地方谁想住啊……干！你说不关我事是什麽意思？」

昆汀开车门，抽出他的防身腰带，上头的装备有手铐、小只的警棍，还有像小灭火器般大小的防狼喷雾剂。过往的经验告诉昆汀，来这里还是要小心为上，他在这遇过一名男房客说要从昆汀的口袋里把押金抢走，还遇过一个人说要朝他的脸上开一枪。

此时漆黑的前廊上又加入了女房客的妈妈。「你要赶她走吗？」她劈头就问。

「她没交房租，」舍莲娜说。「你们要帮她缴吗？」

「我才不管咧，拜托，」继父的口气像在自言自语。他不想管的并非是继女要被驱离这件事，而是事情在这个漆黑的深夜，场面会闹得有多难看。

「你不管那我也没在怕的，」昆汀呛了回去。

「我要揍到你他妈的屁股开花，死黑鬼……敢说我跟这件事没关系。」

「本来就不关你的事，」被昆汀往车上拉的舍莲娜大喊。「根本不关你的事！」

几天後那名女房客搬走了。接着舍莲娜接到当地一家民间社会服务机构「温暖满怀」（Wraparound）打来的电话。该机构的社工说有个案主与她的两个孩子正在找地方住，「温暖满怀」会付押金跟第一个月的房租，後面这段话让舍莲娜听了很开心。这个新房客的姓名，就是阿琳．贝尔。

1　妇幼营养补助（WIC）是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的缩写，这指的是由美国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局（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of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所办理的低所得者营养扶助计画，补助的对象包括怀孕中、哺乳中与产後半年的妇女、足岁以下婴儿及五岁以下的幼儿。补助的形式包括营养（食）品、门诊谘询与疾病筛检暨医疗／社福／社会机构的转介。

2　密尔瓦基租屋者的中位数家庭年所得是三万零三百九十八美元，较全市整体人口的水准低了将近五千五百美元。详见Nicolas Retsinas and Eric Belsky, Revisiting Rental Housi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the Harvard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2008).。

3　房子买在密尔瓦基的哪个地区，会取决於你的身分背景，特别是你的所属族裔。密尔瓦基的房东里，会租给同种族或族裔者为多，会租给与自身不同种族或族裔者为少数。密尔瓦基大部分的白人房客（百分之八十七）是向白人房东租房，而大部分的黑人房客（百分之五十一）是向黑人房东租屋。整体而言，密尔瓦基过半（百分之六十三）的房客向白人房东租屋。但相对於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向黑人房东租屋，向拉丁裔房东租屋的人仅将近九分之一。
在拉丁裔的租屋者当中，约半数向同属拉丁裔的房东租屋，半数则向白人房东租屋。密尔瓦基百分之四十一的拉丁裔租屋者认为，他们的房东生於美国境外。以当房东为业，一直是移民者打入美国中产阶级的一条路径。在二十世纪初，密尔瓦基的波兰裔移民纷纷垫高房子，盖起了阳光屋（地下室），然後再把这间地下室当公寓给租出去。随着密尔瓦基的南部从以波兰裔为主转变成以拉丁裔为主，来自墨西哥与波多黎克的移民也变成了把「波兰公寓」租出去的人。参见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173.
过去几十年，典型的旧城区房东都是白人。但如今你愈是深入旧城区，就愈有可能发现自己的房东是黑人：在至少三分之二的居民属於非裔的社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房客的房东是黑人。关於过往在黑人社区里的白人房东，参见St. 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5), 718.
密尔瓦基大部分的房客都是向男性租屋（密尔瓦基百分之八十二的房客表示是向个人而非一对夫妇租屋，而在「独行侠」的房东之中有百分之六十二属於男性）。按照上述的趋势，舍莲娜应该是一个例外。但当她在拉玛的家门外以黑人房东的身分下车与她的黑人房客见面时，她又从例外变回了常态。《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4　译注：We Energies能源公司是威斯康辛州与部分密西根州的电力供应商，也是威斯康辛州的瓦斯供应商。

5　我并没有亲眼目击这场事件。该场景的重建是透过与舍莲娜、昆汀还有社会服务团体「社区倡议」（Community Advocates）的社工所进行的访谈。

6　在这当中，约每七户就会有一户的水电瓦斯会被切断。一个家庭如果住在危险的街区，租的房子又摇摇欲坠，那他们的房租负担自然会小於住在闹区阁楼豪宅的富裕家庭，但两者的水电瓦斯支出却往往是大同小异。在某些案例中，底层租屋家庭的水电瓦斯支出甚至会高过金字塔顶端的租屋家庭，原因是前者可能负担不起装设有较厚绝缘隔热与双层玻璃窗户的建筑、或有能源之星（Energy Star）认证的家电。以全美而言，须自行负担水电瓦斯且年所得在一万五千美元以下的租屋家庭，平均每个月得花一百一十六美元在水电瓦斯费上；需自行负担水电瓦斯且年所得在七万五千美元以上的家庭，则平均每个月花一百五十一美元在水电瓦斯费上。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Price Index, 2000–2013; 《美国住房研究》 2013, Table S-08-R0; Michael Carliner, Reducing Energy Costs in Rental Housing: The Need and the Potential (Cambridge: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7　We Energies的服务区域不仅限於密尔瓦基，而是延伸到威斯康辛州的其他区域乃至於密西根州的上半岛（Upper Peninsula），该公司每年处理的窃电案约四千件（个人通信，Brian Manthey, We Energies, July 22, 2014.）参见Peter Kelly, “Electricity Theft: A Bigger Issue than You Think,”Forbes, April 23, 2013; n.a., “Using Analytics to Crack Down on Electricity Theft,” CIO Journal,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 2013.

8　冬天不得中止服务的规定，适用於透过瓦斯与电力所供应的暖气。切断瓦斯的件数估算是根据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与We Energies公司的布莱恩．曼提（Brian Manthey）进行的了解。关於逐月的驱离案件趋势，参见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Figure A2.

第二章

拚房租

在舍莲娜送来驱离通知单的几晚後，拉玛回到了他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的公寓里，跟他两名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打起了扑克牌，他们玩的是类似桥牌的黑桃王[1]。跟平常一样，他们在一张木头小餐桌前围成一圈，一会儿用力摔牌在桌上，一会儿又像赌神般用手腕的巧劲把牌给转出去。住附近的男孩子都知道，无论白天晚上，他们都可以到拉玛家吃点东西，运气好的话还能抽根大麻菸，然後很快来一局黑桃王。

「黑鬼，你的黑桃打光了吧？」

「看好，我们要痛宰他们了。」

拉玛的对家是巴克。十八岁的巴克是附近年纪最长的孩子，绰号是「大哥」（Big Bro）。面对面坐着另外一组人，是拉玛十六岁的儿子路克与路克的好友狄马克斯。十五岁的艾迪在旁边弄音响，他是拉玛的小儿子。另外四个人也是附近的男生，他们在等轮到他们上场。拉玛坐在轮椅上，把从脚延伸到胫骨上端的义肢直挺挺地搁在他的床边，在粗木地板上投射出像人一般的剪影。

「警察都疯了，」巴克端详着自己的手说。他是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平常会在学校的自助餐厅兼差打工。若你在自助餐厅见到他，会看见他戴着发网，包住发量丰厚的辫子头。巴克晚上睡在他爸妈家，但白天都在拉玛家度过。被问到为什麽，他会直盯着自己十二号的靴子，淡淡地回上一句，「不为什麽。」这群男生常一道去店里购物或者练美式足球，他们会动辄九个十个人凑在一起，趾高气扬地走在莱特街上。这样的他们被密尔瓦基警察拦下来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什麽他们买大麻时要单独行动。「下一次，我就会说，『你拦我做什麽？』」巴克接着说，「我们有权利问他们嘛……他们一定要看到什麽、闻到什麽或听到什麽才能临检吧。」

「他们才不用，」拉玛回答。

「他们要啦，老爹！学校是这样教的。」

「那就是学校教错了。」

狄马克斯笑了一声，接着拿打火机点了根他刚卷好的大麻菸，吸一口後将菸传下去，牌局正式开始。一开始大家出牌都很快，随着手上的牌愈来愈少，出牌的节奏也愈来愈慢。

「警察过来的时候，」巴克很坚持地说，「就算你在开车时被临检，车窗也不能全开。只能开一点点。」

「你想得美，」拉玛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说什麽呢，老爹！」巴克显然不服气。

「跟你说，不要想当出头鸟啦，」从中插进来的是狄马克斯。狄马克斯之前才因为拉玛说的「油嘴滑舌」而被警察抓起来。「讲不听，到时候苦的是自己。」

此时拉玛又落井下石地补上一句，「出了事可别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我喔。」大夥儿笑得更大声了。语毕他吸了一口大麻菸。「孩子啊，」他放轻了音量说，「我都五十一（岁）了，什麽事我没碰过。」

「警察不会保护我们的啦。」巴克说。

「我懂你为什麽这样想，但警察也不是都一个样……要是我住在一个很乱的地方，我也会希望警察好好扫荡一下。」拉玛丢出了方块Ｋ，看了看左手边的狄马克斯。「来吧，孩子，出牌吧。」方块Ａ已经有人出过了，他估计方块Ｑ是在狄马克斯手上。狄马克斯回头看了拉玛，厚厚的眼镜後方是一幅扑克脸。

「老爹，只有跟你同角头的人才会罩你……如果有人胆敢带枪来撒野，同条街的只要有枪，大家都会拔枪相助的。」

「小子，我打过越战耶，开枪我还可以。」

一九七四年，十七岁的拉玛看了一则广告，接着跑去加入海军。对他来说，海军生涯里百无聊赖的海面，有满是异国风情的风景、上岸休假的派对、吞进肚里的迷幻药丸，还有花钱如流水。拉玛不懂为什麽麦迪逊[2] 那群披头散发的大学生会那麽反对越战，为了反战被警棍打破头，甚至还在大学里炸掉了一栋大楼，拉玛去打仗可是玩得很开心。但也可能太开心了，一九七七年他遭到勒令退伍。

「但子弹可不长眼，」拉玛接着说。「那个，你们听我说，先前我们不是陪狄马克斯出庭吗？」拉玛一说起故事，大家的牌就打不下去了。在开庭前，拉玛说，他们一夥人看到有个年轻人不过才十来岁就被判刑十四年，原因是他哥哥把一个毒虫活活打死，而他人在旁边看着。「他在法院哭得撕心裂肺的。」

「他们会这样乱栽赃，是因为那小毛头是黑人吧，」巴克说。

「那你还不好好想想自己该怎麽做，你不也是黑人嘛。」

在巴克笑出来的同时，狄马克斯将牌压在桌上，是黑桃八。「这是我老妈教的！」他兴奋地大叫。黑桃王顾名思义就是黑桃最大。胜负已定，狄马克斯开始收牌。

「啧！」拉玛说。发泄完，他把眼光移回巴克身上，「别做傻事啊，不值得……坐牢可不是开玩笑的。进到牢里你每天都得拚命，不拚你会活不下去。」

「这我知道。但有时候气到一个程度我会忍不住想出手，谁也拦不住。」

「你要长大啊，孩子。」巴克深吸一口大麻，拉玛马上「机会教育」，「还有，抽这宝贝要慢一点，你这老菸枪。」拉玛特地拖长了老菸枪三个字，还拉高音调，做出有如鸭子般扁扁的音色。

被这麽一逗，巴克笑到快翻过去，大麻菸也抽不下去了，但他有听进拉玛的话。大麻又轮到他的时候，他客气地说，「我不用了。」

两名儿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拉玛会边听老歌边打扫，并来上一杯加糖的即溶咖啡。他会推着轮椅到定位，拉好煞车，然後将灰尘扫进长柄的畚箕里。拉玛没让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单人房里，而是路克与艾迪一人一间，两人都有自己的床，而且还是金属床架。客厅的一角放着拉玛的床，另外一边则摆了青苔色的沙发、与美式足球队友的合照、白色的假花，外加养了孔雀鱼的小鱼缸。这算是间有点空荡但不失整洁的公寓，采光很充足。看一眼放食物的储藏室，你会推理出这里的住户有强迫症：午餐肉叠得整整齐齐，各安其位；纸盒装的早餐麦片也像立正站好般等待校阅；高汤跟豆子罐头则按照种类分门别类，正面朝前。拉玛自己改装了一个加州波拉酒庄（Clos du Bois）的红酒酒架，现在上头放的是一台小音响、餐盘，咖啡罐里装的则是菸草跟Midnight Special牌的卷菸纸。

这个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今天的模样。拉玛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这间公寓简直是一蹋糊涂，厨房里堆着没洗的碗盘，蛆都长出来了。但拉玛需要个家——跟两名孩子窝在自己妈妈家的地下室房间里不是办法，而且住妈妈家有「宵禁」，规定所有人都要在晚上九点前回家。再来就是拉玛看出了这间公寓的潜力。舍莲娜免了拉玛的押金，主要是她判断拉玛应该申请得到英文缩写是ＳＳＩ的「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也就是美国逐月发放的「联邦救济金」，发放对象是年长且有精神或肢体障碍的低收入民众。没想到审查结果并不如人意。

一放学，男孩子就会开始到拉玛家「集合」——有时是跟着路克与艾迪一起回家，有时是不请自来。经常到了晚上天色暗下来之後，这群男生就会凑钱买一、两根大麻菸抽，然後扑克牌也会跟着出笼。拉玛的管教风格，无论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他当自己儿子看待的其他孩子，都算是很开明，就像没脾气的叔叔在跟侄子沟通一样。「凡事都瞒不过上帝，所以有事也不要瞒着老爹，」他会这麽跟他们说，「你在家怎样，在这里也一样就好了……同样的事情我宁可你们到我家来，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也不要跑到外面的街头做。」拉玛边抽菸边与孩子们谈笑风生，顺便「传授」一些跟工作、性、毒品、警察有关的人生经验。遇到孩子抱怨女生，拉玛会试着「平衡报导」，「你们都讲女生怎样怎样，但搞乱她们生活的好像都是男人。」拉玛会看孩子们的成绩单，念他们没把功课做完。「他们觉得我在跟他们玩，但其实我是在看顾他们。」拉玛有办法当这些孩子的「保母」，是因为他不会一直出门，工作上他会值长班，这样就不用一天到晚出门。跟拉玛同街区的人大多都得工作；孩子们很少能见着上班的大人，除了他们穿着烫过的制服冲着去开车时以外。

海军退伍後，拉玛做过好几个工作。他打扫过密尔瓦基公鹿队[3] 的主场布莱德利中心，也在阿提亚实验室[4] 里开过堆高机，负责在生产过程中倒入化学原料。不过这都是他还能走路时的事。失去双足後，他申请过两次联邦救济金，但两次都遭到拒绝。拉玛回忆他被告知的理由是他「还能工作」。这一点拉玛不会想跟对方争辩，但好工作并不是到处都有。

说到好工作，密尔瓦基还真的曾经到处都有。但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老板们在便宜劳动力的驱使下，不是迁厂到海外，就是把生产线搬到位於美国的「日照带」[5]。日照带的一个特色是工会的功能微弱，或甚至根本没有。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之间，密尔瓦基的制造业减少了五万六千个工作机会，情况比三○年代的经济大恐慌还严重。密尔瓦基是个战後几乎人人有工作的城市，失业率却於此时突破二位数。有些幸运儿在新兴的服务业找到工作，但薪水也比不上从前。一位历史学者是这麽说的，「一九八七年之前，在阿利斯．查默斯[6] 的老工厂里当机具作业员，时薪少说有十一点六零元，但在工厂旧址上重建的购物中心里当店员，你只能赚到每小时五点二三元。」[7]

这类的经济转型——当年横扫全美各城市的这种经济变革——让密尔瓦基的非裔劳工蒙受了重大打击，毕竟他们有半数的人都在制造业上班。每当有生意要收摊，老板都会将旧城区的工厂关起，而旧城区正是密尔瓦基黑人的大本营。黑人的贫穷比率在一九八○年升至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九○年再恶化到百分之四十二。李察兹街（Richards Street）跟开彼托路口（Capitol Drive）曾经有一间「美国汽车公司」[8] 的工厂，位於密尔瓦基以黑人为主的北部，如今这里已经变成沃尔玛超市（Walmart）。今天你去密尔瓦基看看，你会发现梅诺莫尼河谷（Menomonee River Valley）的岸边有一排过往的鞣皮工厂，就像陵寝一样埋葬着密尔瓦基工业的黄金岁月。舒利兹（Schlitz）跟佩伯斯特（Pabst）的酿酒厂也都早就关门大吉。密尔瓦基现在每两名处於工作年龄的非裔男性，就有一个为失业所苦。[9]

一九八○年代的密尔瓦基曾是「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震央」所在；一九九○年代，这儿又成了「反社福运动」的热点。当年，在柯林顿总统微调其「终结现行的社福制度」计画的同时，一位名为杰森．透纳的保守派改革者，也在密尔瓦基启动了一场席卷全美各级民意代表的社福政策实验。透纳的计画被命名为「威斯康辛要工作」（Wisconsin Works，简称W-2）。这里说的「要工作」可不是开玩笑的：想领到社福支票，你就得去工作。你可以自己去私部门任职，也可以去做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工作，但就是不能无所事事。作为配套，托育补助跟医疗补助都扩大了规模，但W-2意味着人只有打卡上班的时数才能换算成社福补助，即便这所谓的工作只是把小玩具分成不同的颜色，好让领班可以打乱之後让你明天又有「工作」可做。W-2也意味着不乖乖照着这剧本走的人就会连食物券都领不到。W-2让密尔瓦基多达两万两千户家庭从社福名册上被除名。就在密尔瓦基建立了美国社福史上第一个真正「以工代赈」计画的五个月後，柯林顿总统正式签署福利改革，列入联邦法律。[10]

就这样，在一九九七年，W-2正式取代「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ＡＦＤＣ）[11] 福利，开始提供两种不同的津贴：工作者可月领六百七十三美元，未工作或（多半因为身心障碍而）无法工作者可月领六百二十八美元。像拉玛被认定是未工作者，所以他领的是较少的六百二十八美元，也就是代号为「W-2 T」（W2-Transitions）的津贴。在扣掉每个月五百五十美元的房租之後，拉玛还剩下七十八美元可以过活，相当於一天只能花二点一九美元。

拉玛搬进舍莲娜的公寓後没多久，上述的津贴就开始了，但也就在同时，他收到了两张误寄的支票。而在威斯康辛州儿童家庭署（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编纂的《权利与义务指南》（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当中，儿童家庭署告诉民众的是：「无论是本署或是您自己造成误发，溢领的津贴都必须归还。」[12] 听起来貌似有道理，但你可以试着把这段话说给要靠社福支票养两名青春期男孩的单亲爸爸听。拉玛兑现了两张支票，然後替路克跟艾迪买了鞋子、衣服跟其他学生用品，也给新家添了些窗帘与家具。「我怎麽可能不花，上面都印着我的名字了，」他对发现错误而打电话来找他的社工这麽说。社工将溢付的金额从下个月的支票中扣掉，而这也让拉玛积欠了一个月的租金没办法缴。

拉玛自认帮舍莲娜跟昆汀整理地下室，应该也值大约两百五十美元。毕竟地下室到处都是发霉的衣服、垃圾，还有狗大便，简直就跟他的噩梦一样（他总是梦到自己得爬进一个怪诞而阴暗的地下室买毒品）。他没让孩子帮忙清理地下室，觉得不应该委屈他们，於是他独自一人将地下室弄乾净，搞到他的残肢都酸痛到不行。然而，他前前後後忙了一周，舍莲娜却只算他五十美元，算起来拉玛还欠舍莲娜两百六十美元。

基本上，每个月多缴些房租来补欠款是不可能的任务。扣除固定的房租，拉玛剩下的钱都得购买家用与付电话费帐单。为此拉玛按密尔瓦基的行情价，以七十五美元卖掉面额一百五十美元的食物券。冰箱跟食物储藏室到月底就会唱空城计了，但路克跟艾迪可以去跟祖母蹭饭吃。至於平日来串门子的孩子，都已经知道不要乱吃拉玛家的食物。

但这麽拚恐怕依旧不够。拉玛要是想保住这个家，他还得再找些别的差事，而派翠丝住的二楼空出来，算是给他一个灵感。接到舍莲娜的驱离通知单之後，派翠丝并没有什麽太大的反应，她最早就是带着三名孩子跟母亲多琳以及三个弟妹挤在一楼的两房里。收到粉红色的通知单後，她也就默默带着孩子又回到楼下。

知道这个情况後，拉玛盘算着舍莲娜会需要重新粉刷二楼。於是他自告奋勇要舍莲娜将工作交给他。舍莲娜答应了，并且说她会让昆汀送油漆跟工具过来。「叫他多送点，宝贝，我要组个工班。」

结果巴克跟狄马克斯都跑来了，一道的还有路克跟艾迪，再来就是六个住附近但是把拉玛这儿当成自家的少年。他们在空旷的两房公寓里一字排开，将滚筒跟油漆刷往约十九公升的大油漆桶里一沾，然後大肆粉刷起来。他们工作得很认真，无声的二楼弥漫着一股严肃的气氛。过不久，有人索性将帽Ｔ跟上衣都脱了，打着赤膊比较好工作。[13]

这时拉玛停下手，打量眼前画面。不过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曾吸食快克[14] 吸到嗨，爬进一间荒废的房子，毒品药力退了之後，他才发现自己被困在里头，因为脚冻僵了爬不出去。从海军退伍後，回到家乡的拉玛仍旧天天在外头饮酒作乐。一九八○年代中期，快克入侵了密尔瓦基的街头，而拉玛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在阿提亚的同事会知道他不对劲，是因为刚发薪水没发几天，拉玛就连买香菸的钱都没有。他因此丢了工作，公寓也没法租了。这之後，他开始带着路克跟艾迪流连於收容所与废屋之间。晚上太冷，没被子可盖，他们就会把地毯给拆了。路克跟艾迪的母亲当时还在，但毒瘾终究让她失去了健康与理智，也让她抛下两名儿子。被困在废屋的那几天里，拉玛吃的是雪。冻疮让他的脚肿到发紫，像是烂掉的水果。到了第八天，神智不清的他从楼上的窗户纵身一跳。回首这段过往，他会说是上帝将他扔了出去。在医院醒来时，他已经没了腿。在此之後，除了短暂两次的毒瘾复发外，他没再吸过快克。

「我很幸福，」拉玛看着路克跟艾迪有感而发。从滚筒上飘散出的白漆，像雾一样弄花了两个儿子的黑色皮肤。「我有两个好儿子。」

事隔一个月，舍莲娜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车流发出的声音就像有人从後门丢出上千个拖地的水桶般那麽夸张。她这麽拚，是要去参加一场会议。说得更精确点，是要去密尔瓦基最南边的机场旁的西佳饭店，参加由「密尔瓦基不动产投资人联谊会」所主办的会议。出席的五十人里，有投资客、有（房屋）霉菌检测师、有律师，或者其他与不动产有关的从业人士。不过话说回来，这群人身分的最大公约数仍是「房东」。这是个阳盛阴衰的活动，现场一堆男人——不少年轻打领带的男人只是房东的宝贝儿子，但笔记还是抄个不停；还有身着皮外套，用靴子在点脚的中年男人；以及戴棒球帽，穿法兰绒衬衫，指节像树瘤的老男人。[15] 万欉绿中一点红的舍莲娜已经够突出，更别说她还是名黑人。除了她三十年前从牙买加搬来的朋友洛拉以外，舍莲娜是在场唯一的黑人，其他人几乎都是白人，开口闭口都是像艾瑞克、马克、或凯西这些白人的名字。

像这样的会议，在两代人之前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从前很多人都是兼差当房东：有些是工厂的作业员、传道的牧师、警察，在阴错阳差成了屋主之後（比方说因为继承了老人家的财产），才开始觉得可以靠房地产赚点外快。[16] 但这四十年来的变化是物业管理成了一门专业。从一九七○年至今，以物业经理为职业的人数成长了三倍多。[17] 随着房东的资产愈买愈多，并且愈来愈以房东自居（相对於意外变成楼下屋主的人而言），各种职业协会与团体也开始如雨後春笋般冒出。而以这些协会或团体为中心，社会又因此应运而生各种外围的後勤服务、认证资格、职训教材，乃至於融资工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出版资料显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以管理租赁公寓为主题的出版品只有三本，但到了一九七六与二○一四年间，这个数目却暴冲到二百一十五本。[18] 姑且不论某个都市里的房东觉不觉得自己是「专业人士」，「住」这件事成了一门生意是不争的事实。

这天晚上的讲者是全美自助仓储经纪人公司的的肯．雪尔兹。在卖掉名下的保险公司後，雪尔兹便开始想方设法要打进不动产市场。他一开始尝试的是雅房出租（公寓分租），客群以没什麽钱的单身男人为主。「这是收现金的，钱很好赚，但我已经不玩这个了，」他这句话逗笑了全场。「做这个我有赚到钱，而且请别误会，我很爱赚钱，但我不爱的是到处跑来跑去，每天得跟这些住雅房的人渣打交道。」[19]
本身同样有几间分租公寓的舍莲娜也笑了。就在此时，雪尔兹发现了自助仓储这个「宝」。「自助仓储有可以跟租屋比拟的利润，但……」他放低声音，眯起眼睛，「但你不用跟人瞎搅和，你只收他们的东西！……这是美国这麽大个经济体里的甜蜜点，是会让你收钱收到手软的水龙头。」

在场的房东们都把肯．雪尔兹当成了偶像，也不管他其实住在伊利诺斯州（而不是密尔瓦基所在的威斯康辛州）。最後当他的演讲画下句点，全场也瞬间掌声如雷。

其中有个人拍手拍到站了起来，他是密尔瓦基不动产投资人联谊会的会长，一名留着八字胡、挺着大肚腩的男人。每当讲者难找时，他会将会议改成「盍各言尔志」的座谈，让大家有机会集思广益。某晚，就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一位来自「铅与石绵资讯中心」的女士一开口就对全场常因为想替房子除铅而亏钱的房东说，「铅其实可以帮你赚钱。」有名房东问到，如果检测石绵的结果是阳性，自己有没有义务通报给市府或房客知道。「没有，不需要，」这位女士回答。

现场的对话继续向下推进，有其他人问到了扣押薪资的事情。一名律师在此时跳出来为全场解惑，原来房东有权申请扣押房客的银行存款与最高两成的固定收入，只要最後给对方留下一千美元即可。至於社福补助的领受人则完全不可以碰。

「那房客的退税可以拦截吗？」丢出这个问题的是舍莲娜。

律师有点被这问题吓到，「喔，这不可以喔，有这权力的只有州长一个人。」

舍莲娜其实是明知故问，她早针对这个问题做过功课了。既然如此，为什麽还要多此一举呢？她并不是真的在问问题，而是在对现场的「艾瑞克、马克跟凯西」传递讯息，除非收到房租，否则她可不会轻易善罢干休。不少白人房东知道房价便宜的旧城区是块赚钱的宝地，但不要说有时得送驱离通知单去给房客，光是想到要去密尔瓦基的北部收租，许多人就会紧张地打退堂鼓。舍莲娜希望这些白人房东知道可以找她帮忙，只要价格合理，她会替他们管理房子，或是让他们谘询贫民窟的何处可以置产。她会愿意以仲介的身分当他们跟密尔瓦基黑人之间的桥梁。会议结束後，白人房东果然把舍莲娜团团围住。当天舍莲娜穿了件背上用水钻贴成「Million Dollar Baby $」[20] 字样的牛仔外套。她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收名片，同时嘴里还不忘提醒大家，「北部没什麽好怕的！」

就在其他人离席後，舍莲娜跟洛拉在走廊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讲话。

「超扯的，」舍莲娜开始不吐不快。「比扯铃还扯！我跟那个拉玛．李察兹又杠上了——就是那个没有腿的男人。他这个月没交齐房租。」

「他少给你多少？」洛拉的声音稍稍带着一丝威斯康辛东南部的口音[21]，平日的她是名图书馆员。她比舍莲娜年长，那晚她的打扮是深色长裤、金耳环，还有层次分明的红色女性衬衫，整体优雅。她一边说话，一边将绒毛衬里的大衣在大腿上摺好。

「三十美元。」舍莲娜耸耸肩。「但重点不是金额，我在意的是原则问题……他之前给我油漆得乱七八糟，当时算起来就已经欠我两百六十元了。」

话说跟孩子们粉刷完之後，拉玛打了电话让舍莲娜过来验收。舍莲娜到现场一看，发现孩子们不但没有把墙上的洞给补起来，而且还把白漆滴到墙壁的咖啡色收边上，甚至忘了刷食物储藏室。拉玛的说法则是昆汀没将补土跟咖啡色的油漆送来。「他没送你不会问吗？」舍莲娜呛回去。她连一毛钱也不肯从拉玛欠的金额中扣除。

「然後啊，」舍莲娜接着说，「他也没跟我说一声，就把浴室的地板给铺了，还自己从房租里扣了三十元。」原来是拉玛在油漆的时候发现派翠丝的旧家有一盒磁砖，於是他就拿这当材料，重铺了浴室的地板。他拿刷剩的油漆将磁砖一片片给贴上去。「我跟他说，『不要再自己乱扣房租了！』再说这家伙还欠我钱耶，他有什麽资格自己扣房租？」

洛拉先把翘着的腿放下，又翘回去。「我知道他这种人，他就是在耍花样啊。可以叫他滚了啦……他们这些人满脑子就是要占便宜、占便宜、占便宜。」

「问题是，」舍莲娜又将话题绕回拉玛粉刷墙壁的事情，「刷个油漆我怎麽可能花两百六十元。」

「我找人刷一个房间只要三十元，五个房间刷到好也才一百五十元。」

「才没有，才没有，才没有，我们黑人二十元就能刷一间了，顶多二十五元。」

「就是说啊！」

「反正我的认知是他还欠我两百六十元。不好意思，我少算了，加房租他现在欠我两百九十元。」

这两名老朋友聊到都笑了，而舍莲娜现在真的很需要笑一笑。

1　译注：Spades，类似（合约）桥牌，但叫牌时只有墩数而没有哪个花色为王的问题，因为王牌规定是黑桃。

2　译注：Madison，密尔瓦基所属的威斯康辛州首府。

3　译注：Milwaukee Bucks，美国职篮NBA东区中央组的球队名。现任总教练是传奇球星杰森．基德（Jason Kidd）。

4　译注：Athea Laboratories，主要生产贴牌产品（代加工）的化学产品供应商，营运项目有杀虫剂、擦拭剂与地板的保养剂。

5　译注：Sunbelt，北纬三十五到三十七度以南的美国南部地区。这个纬度以下的日照较长，因而得名。加州的洛杉矶是美国日照带的第一大城。

6　译注：Allis-Chalmers，生产农业、矿业、纺织、营建、电力与变速箱等大型机具设备的传统制造业者，创立於一九○一年。

7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421–22; see also 416–18; Sammis White et al., The Changing Milwaukee Industrial Structure, 1979–1988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rban Research Center, 1988).

8　译注：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一九八七年被克莱斯勒收购，一九九○年完全并入并更名为鹰牌（Eagle）汽车，商标权现握於飞雅特克莱斯勒汽车（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手中。

9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Marc Levine, The Crisis Continues: Black Male Joblessness in Milwaukee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8).

10　Jason DeParle, American Dream: Three Women, Ten Kids, and the Nation’s Drive to End Welfa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16, 164–68.

11　译注：美国自一九三五年起实施的联邦弱势补助方案，一九九六年走入历史。

12　State of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 Help Guide, 2014, 6.

13　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拉玛与其社工的互动，这里的引言是根据拉玛对该段对话的叙述。并且我也没有亲眼目击粉刷的过程，这段现场的重建是根据拉玛、拉玛的两名儿子，以及附近少年的说法。

14　译注：Crack Cocaine，也有人译可卡因，是固态可当菸抽的古柯硷类毒品，「快克」之名是取其制造过程中哔哔剥剥的声响。

15　以房东为业是美国家庭资本主义（family capitalism）的一项遗迹。可供出租的房地产会代代相传，而第三代或第四代的房东也不算少见。参见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chapter 2.

16　一份一九六○年代的研究显示，在纽泽西州的纽华克，每十处供出租的房产，就有八处的屋主其房租占所得不到四分之三。George Sternlieb, The Tenement Landl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

17　同时间整个美国的劳动力仅成长百分之五十。David Thacher, “The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3 (2008): 5–30.

18　此计算乃是根据国会图书馆索书号HD1394（非自用不动产，不动产管理）。会朝这方面去思考，灵感来源是Thacher,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

19　二○○九年，密尔瓦基旧城区的两房租金行情是五百五十美元，不含水电瓦斯。同一区的公寓分租雅房，租金行情是四百美元，含水电瓦斯。雅房的利润比较高。《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 ，2009–2011.

20　译注：「Million Dollar Baby」是一九三一年由亨利．华伦（Henry Warren）写成的一首歌，歌词里说到「我找到了一个价值百万元的宝贝／地点在一间商品只卖五分或十分钱的杂货店」（I found a million dollar baby / In a five and ten-cent store）。克林伊斯威特於二○○四年导演并与希拉蕊．史旺共同演出的电影《登峰造击》，也以Million Dollar Baby为名，剧情描述拳击教练在不起眼的练习场中发掘出天才女拳击手，同样取其在砂砾中发现宝石之寓意。旧城区的黑人社区或许残破，但懂得门路的人却能从中大捞一笔。

21　译注：原文为island accent。因为威斯康辛东南部的口音特别，所以被称为语言学上的「孤岛」。

第三章

热水澡

连尼．劳森踏出了拖车公园的办公室，点起一根宝马牌香菸。袅袅升起的烟雾飘过了他的八字胡与淡蓝色双眼，消失在棒球帽的帽缘。他望着一排拖车屋挤在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上。几乎所有的拖车都面朝同一个方向，彼此间只有着几步路的间隔。机场就在附近，每当有飞机低空掠过，露出机腹，连窗户都不禁震动时，即便是已经住很久的人也会抬头仰望。四十三岁的连尼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里，至於担任拖车公园的经理，则是这十二年的事。

连尼知道毒虫们大多住在拖车公园的北边，那些在餐厅或老人安养院兼两份差（一个人轮两班）的人则大多住在南边。捡破铜烂铁做回收的人则住靠近入口。至於拖车公园里的「天龙国」则位於办公室後方，里面住着喷砂除锈工人、修车黑手等工作最「傲人」的一群，他们的拖车屋前廊都有打扫过的痕迹，而且还摆了花盆来增添绿意。领联邦救济金过活的人则散落在园区四处，还有那些上了年纪、部分居民口中「跟着鸡群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老人家也都住在园区各隅。大部分的时候，连尼想把性侵犯安排跟毒虫当邻居，但事情不可能每回都如他的意。他曾经得把一名变态安排在拚命打工的「蜜蜂区」附近，所幸那家伙也算是个「茧居族」，总是待在拖车里，百叶窗闭得紧紧的，每周会有人送来食物跟生活必需品。

柯立吉流动房屋园区（College Mobile Home Park）坐落在密尔瓦基的最南端，紧邻第六街，走出去就是同名的柯立吉大道。[1] 园区的外围有一边是无人修剪的林木、树丛跟沙坑，另外一边则是幅员辽阔、调度卡车的发车中心。无论你想去最近的加油站或是速食店，都得步行十五分钟。柯立吉不是这一带唯一的拖车公园，外头的街上尽是不起眼的褐色砖房以及像是可以溜滑梯的屋顶。在密尔瓦基，这里是穷困白人的生活区。

梅诺莫尼河谷切穿了密尔瓦基的中央，就像「梅森．迪克森线」[2] 一样将其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黑人为主的北部，一边是以白人为主的南部。密尔瓦基人爱开玩笑说，延伸於梅诺莫尼河谷之上的「第十六街高架桥」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桥，因为「桥的一边是非洲，另一边是波兰」。一九六七年，曾有近两百名黑人站出来抗议这道黑白藩蓠，他们聚集在高架桥的北端，朝着另一头的「波兰」走去。到了接近桥南端的地方，抗议群众还没看到另一阵营的面孔，就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以从喇叭渲泄而出的摇滚乐作为背景，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杀！杀！」跟「我们要奴隶！」接着这群人终於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大群白人面孔，有些统计认为超过一万三千人。在一旁看热闹的人，开始对游行的黑人丢掷瓶子、石头，甚至对着他们撒尿或吐痰。但黑人游行队伍还是坚持走着，而按耐不住情绪的白人暴民则开始躁动。而後突然间不知怎麽地，一道无形的围栏倒了下来，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现场的白人开始暴冲并对游行的黑人施暴，而警察也於此时发射了催泪瓦斯。

隔天晚上，游行的群众卷土重来。就这样再接再厉，他们连续在十六街高架桥上游行了两百个夜晚。最先他们撼动了整个密尔瓦基城，然後美国看到了他们，最终连世界都听见了他们的诉求。但现实几乎完全没变。一九六七年，《纽约时报》在社论里公开说密尔瓦基是全美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挟带参众两院的超级多数，詹森总统通过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3] 与一九六五年的《投票权
法》[4]，但部分国会议员因为背後有不动产游说团体的支持，所以不肯跟总统一起推动让居住歧视成为非法的「开放住房」法案。後来是牺牲了一条人命（一九六八年四月，小马丁路德金在曼菲斯某旅馆的阳台上遇刺），加上後续的暴动，国会才迫於压力在同年的民权法案增修中，纳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住房政策。一九六八年版的民权法案，就这样成了大家所熟知的「公平住房法」。[5]

自一九三○年代以来，以白人领薪阶层为主的密尔瓦基南部，开始迁入为数不多的拉丁裔家庭，主要是鞣皮厂需要拉丁裔男性所提供的劳动力。到了一九七○年代，拉丁裔的人口开始有了成长。这次白人没有选择硬干，而是默默迁往更南或更西边。於是波兰变成了墨西哥，密尔瓦基南部成了属於拉丁裔的「城中之城」。相对之下，密尔瓦基的北部仍旧是黑人专属。东部跟西部，加上连尼那间拖车公园所处的最南端，成了白人的去处。即便有了开放住房法，种族隔离也未曾远离密尔瓦基。[6]

连尼捻熄了菸蒂，钻回到办公室里。办公室位在拖车公园的中央，距离仅有的出入口不远。办公室的内部局促，也没有窗户。纸类东一堆，西一堆、天花板上有颗没有灯罩的灯泡。老旧的传真机、计算机跟电脑都覆盖着斑斑油污。如果是夏天，冷气机会在底下的深红薄地毯上滴出一圈湿。到了冬天，一台运作中的电暖器会在塑胶桶上发出轻轻的嗡嗡声。随着时光流逝，连尼给办公室添购不少装饰品：墙上的鹿角、佩伯斯特蓝带啤酒的铭牌，还有一张雉鸡展翅的海报。

「嗨，」连尼一边在办公桌前坐下，一边跟苏西打招呼。

苏西．邓恩跟平常一样站着分捡邮件，放到办公室另一面墙上的信箱里。但与其说她是把信「放进」信箱，不如说把信「塞进去信箱」，又快又用力。这是她的风格。说到风格，苏西抽菸时会将手紧贴住唇，把香菸整支吸进嘴里。她的习惯是说话时要一边扫地、一边刷东西、或一边重排院子里的家具，否则会像哑巴般说不出话来。那感觉就好像她是颗玩具陀螺，如果不想倒下，只能转个不停。苏西的先生喜欢称呼她为「拖车公园的女王」，其他人则叫她「办公室苏西」，加上「办公室」三个字是因为拖车公园里还有另外一位「海洛英苏西」。

「你的失业救济金支票来了，」苏西对着一封信自言自语。「欸，你要不要交点租金啊？……你主人她要是再不缴房租，就要待不下去了。她可以搬回南部，要不然旧城区的贫民窟也可以。」

此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的是赤着脚的麦兹太太。七十一岁的她是位像小辣椒般的硬朗女性，有着一头白发、满脸交错的皱纹，牙齿则一颗不剩。

「嘿，奶奶，」连尼笑着说。他跟园区里的所有人都有个共识，那就是麦兹太太是个疯子。

「你猜我今天干啥了？我把张帐单扔进了垃圾桶！」麦兹太太用皱成一团的脸，斜眼朝连尼的方向看过去。她几乎是用吼的把这句话说完。

「是喔？」连尼看着她回答。

「是啊，我又不傻！」

「喔，嗯，我这边有一些帐单要给你耶，你可以缴我的喔。」

「哈！」麦兹太太哈完这声便走出去，准备展开推推车捡破烂的一天。对麦兹太太来说，联邦救济金还是生活的主力，用铁铝罐换到的钱则会拿去给她已经成年但患有精神障碍的女儿当买点心的零用钱。若是哪天「大丰收」，那她就会带女儿去「出奇老鼠」[7] 开心一下，也打打牙祭。

连尼笑了笑，重新处理起各种文件，只有门再被推开时他才会抬起头。即便在别处说话没人理的人，连尼也会好好听你说话。他的工作是收租跟修缮，是筛选房客跟发驱离通知单。但这麽做是因为他还有一项职责是「耳听八方」，他得知道拖车公园里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哪个人有无交房租、谁怀孕了要生孩子、谁在美沙酮[8] 里混了赞安诺[9]、谁正在坐牢的男朋友刚被放出来了。「有时候我像个心理医生，」连尼会说，「但有时候我是村子里的大混蛋。」

拖车公园的业主是托宾．查尔尼。他本身住在伊利诺斯州的斯科基（Skokie），距离拖车公园约七十英里。虽然有点远，但他每天都会来园区巡查，只有周日才会休息。他付给「办公室苏西」的时薪是五美金，另外还给她每个月四百四十美元的「房租优惠价」。托宾免了连尼的租金，另外还付他三万六千美元的年薪，统统给现金。托宾算是出了名的「有弹性」跟通情达理，但没人会觉得他好欺负。他总是板着脸孔、斜眼看人，行事风格粗鲁。他跟麦兹太太同年，今年七十一岁，但保有运动习惯，因此他凯迪拉克的行李厢内，都会放着一袋健身房用品。他不跟房客混熟，更不会跟他们嘻嘻哈哈；遇到房客的小孩，他也不会停下脚步揉揉他们的头发。他只做自己，毫不装模作样。他算是「房二代」，他爸爸也是房东，最多的时候累积了六百套房子。托宾没这麽贪心，他只要有同一个地址下的这一百三十一辆拖车屋就心满意足了。

但二○○八年五月的最後一周，他发现自己连这样卑微的心愿也可能保不住。密尔瓦基市府的「发照委员会」[10] 一共五名委员，结果五个人都拒绝让他换发拖车公园的营业执照。其中力主不予换照的市议员泰瑞．威科夫斯基是名脸色红润、一头银发的资深南部人。威科夫斯基指出，按照市府社区服务部的纪录，托宾光是近两年的违规事项就多达七十笔。他提到，在过去一年当中，拖车公园内就拨出了两百六十通向警方报案的电话。他说托宾的拖车公园无异是毒品、卖淫与暴力的大本营。他表示园区内的污水管没有接好，结果导致秽物倒灌，十辆拖车屋的车底成为重灾区。为此在市府发照委员会的眼里，拖车公园已经十足像个不稳定的「环保灾难」。

密尔瓦基的市议会将就此在六月十日进行投票表决。如果发照委员会的决定获得认可，那托宾就会一夕失业，而他的房客们也都会无家可归。这时候记者来了。他们头上抹着发胶，肩膀背着像武器般的相机。他们访问住户，其中有些人对托宾的炮火大开。

「新闻把我们报得好像是没知识的杂种一样，」玛丽在她的拖车外跟提娜这麽聊着。

「他们说这里是『南部的耻辱』，」提娜回应玛丽。

玛丽跟提娜都在拖车公园里住了不少年，两个人也都有着坚强而饱经风霜的面容。「我儿子为了这事都睡不着了，」玛丽说。「我跟我老公也是……你也知道，我兼两份差耶。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很拚了，但其他地方我实在是住不起。」

这时麦兹太太走过来，她的脸眼看着就要贴到提娜的脸上，提娜不禁向後退了一步。「那个王八蛋！」麦兹太太一开口就没好话。「我要打电话给那个市议员，我要好好跟他讲讲！那个王……」

「你这样做没用啦。」提娜打断了麦兹太太的话。

「我要去，而且我要好好教训他，」麦兹太太答道。「那个王八！」

提娜跟玛丽摇摇头。看着麦兹太太气呼呼地离开，两人这才正经了起来。「要叫我们搬到北部，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她说。「这玩笑开大了，」她稍稍摇头，欲哭的双眼不敢再看着提娜。

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就是拖车公园居民最害怕的事情。拖车公园里的每一个人，包括玛丽、提娜、麦兹太太都是一样，他们表面上是在讲可能得被迫搬家，实际上担心的则是得住进北部。「办公室苏西」是园区里少数几个住过北部的人，她已成年的儿子就曾在那里被人用枪指着。「市议员说我们这儿是个贫民窟，」她不吐不快。「我真想带他见识一下什麽叫真正的贫民窟！」这件事让苏西气愤加痛心到不行，他儿子担心得将她平常吃的止痛药给藏起来，就怕她会想不开而吞下一大把。

在议会表决前，拖车公园还剩十天可以努力，居民们於是做了几件事情。他们办了场烤肉大会来招待媒体，四处打电话给地方的民代，另外还开始背诵要跟市议会讲述的心声。像卢法斯就把想说的话写成稿子来练习。平日卢法斯靠捡垃圾回收维生，他留着修过的红色胡须，还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我会说，『谁有欠过五百元的房租？』那些人会举手，我就可以接着说，『欠过七百元的人在哪儿？欠过一千元的在哪儿？』这样子所有人都会举手。」卢法斯打算做出的结论是：「他（托宾）不是什麽贫民窟的土霸王，也不是什麽坏人。」

假如这番话不管用，拖车公园最後还是关门大吉，卢法斯打算把拖车锯一锯，然後把剩下的铝拿去卖来换钱。

托宾确实会给房客方便。他会让欠钱的房客今天先缴一点、改天再补缴一点。遇到房客失业，他会让对方用劳务来抵租金。有时他会跟连尼说，「这些人也许会拖欠房租，但他们都是好人。」他曾借钱给一名女房客，让她可以去参加母亲的告别式。遇到有人喝醉了在拖车公园里破坏草皮或翻垃圾被警察逮捕，托宾也会保他们出来。

托宾跟房客谈的条件很少写成白纸黑字，所以有时会变成双方各说各话。房客会记得她欠的是一百五十美元，但托宾会说是两百五十美元或甚至是六百美元。有一次，一名房客在申请到劳保职灾理赔後，预付了一年房租，但托宾把这件事忘得一乾二净。拖车公园的居民对此发明了一种用语，把「托宾」当动词用：托宾忘记欠你的东西，就是你被托宾了。大部分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托宾老了记性差，或者他单纯是健忘。但要说健忘的话，托宾也是选择性的健忘，因为别人欠他什麽，他可是记得一清二楚。

要把密尔瓦基最底层的拖车公园当成生计，需要点专业技术，也需要坚持。托宾的「策略」很简单，无论是有毒瘾的人、靠拾荒为生的人、或身体不方便的老太太，他都会直直走过去跟对方说「我来收租了」。他会用手不停捶门，而且他会持续敲不停，直到对方来开门为止。想要装作不在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隐瞒什麽也非常困难。补助寄来了，你骗不过「办公室苏西」，因为信箱里的支票是她放的。然後，连尼也能一眼看出，你有钱去买香菸或啤酒犒赏自己、或买新的脚踏车给小孩，但就是不想缴房租。房客一把门打开，托宾就会把手一伸说，「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有时候他会一敲门就是好几分钟不停；有时候他会绕着拖车拍打铝质的外墙；有时会找连尼或另外一名房客去後门「声东击西」，他自己则在前门「守株待兔」。他会打电话到房客上班的地方，甚至会直接找他们的主管谈话。遇到社工或牧师来电缓颊拜托时，托宾的回应会是，「不然你帮他缴。」

赔了几百或几千美元的事情，托宾都会像记仇般牢牢刻在心里。他不会让欠租的人只还一半就算了，也不会用低於行情的价格把拖车便宜租出去。遇到有人拖欠租金，托宾有三条路可走：放过对方而让自己少赚；选择将对方逐出家门；或者他可以去找对方谈谈。

选项一只是摆着好看的。托宾是全职房东，收租对他来说是一门生意，而心太软的话他生意会做不下去。但即便如此，托宾也很少真的因为有人欠租而将他们驱离。把房客赶走代表你得重新找人进来，而这个过程也会产生成本。通常每个月积欠托宾租金的会有四十个人（相当於园区住户的三分之一），而平均每位房客欠缴三百四十美元。[11] 但托宾每个月只会驱离当中的几个人。太强硬或太软弱都是当房东的大忌，钱要走中庸之道才赚得到。所以托宾被欠租既不会就这样认了，也不会随便赶人，他会选择第三种方法，与对方好好谈。房客一开始或许不会开心，但到最後他们都会对托宾表示感激。

像杰瑞．华伦就是一例。杰瑞曾经是「亡命之徒」（Outlaws）飙车族的一员，浑身刺青的他有好几处是在牢里添上的。托宾曾经一手拿着驱离通知单，另一手狂敲猛打杰瑞那约二十坪的水蓝色拖车（水蓝色还是他亲手漆上的）。後来驱离通知单被杰瑞揉成一团丢到托宾脸上。激动的杰瑞吼着，「托宾，我当这通知单是屁！还有连尼，不管你多老我都照扁不误！」连尼跟杰瑞相互喷了些垃圾话，但托宾倒是在一旁看得老神在在。对他来说，双方这就已经开始「谈」了。果然不出几天，冷静下来的杰瑞自己开口。[12] 他提出由他帮托宾打扫拖车公园并处理一些维修需求，以交换不被驱离，托宾也同意了。

面对拉蕊．詹金斯，他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策略。在市议会表决通过将拖车公园勒令停业的一个月前，托宾曾经开着凯迪拉克载她去驱离法庭。拉蕊的学习障碍让她通过了联邦救济金的审核，而她会有学习障碍，是因为童年时从阁楼坠楼。她每个月会领到一张面额七百一十四美元的支票，每个月要付的租金则是五百五十美元，不含水电瓦斯。拉蕊迟交房租已经好几次了，托宾才狠下心来带她出庭。「要把钱拿去缴房租，让人觉得很不甘心，」拉蕊说得坦白。「你会想说那些睡街上的人是不是比较聪明，在街上生活，没有房东也不用缴房租。」拉蕊坐在副驾驶座，後座则有另外一名房客潘．兰奇，她是位留着齐浏海、脸上看得见雀斑的孕妇。托宾让她们有「明文协议」的机会。所谓「明文协议」，可以理解为民事版的「认罪协商」。只要她们愿意接受、也能够遵守协议中严格的还款时程，那托宾就愿意取消驱离。但要是她们不按协议走，托宾可以不需要再载拉蕊或潘出庭，直接获判驱离生效。到时候他就能把郡治安官手下的驱离队叫来（带着某种叫「财产返还」〔Write of restitution〕的令状）。

在跟威科夫斯基议员周旋的过程中，托宾曾经担心房客会「趁火打劫」。他怕房客会等到拖车公园的命运决定後，再看要不要缴房租，但他显然是多虑了，因为大部分的房客都正常交租。只是这「大部分」并不包括拉蕊。已经欠租的她将六月的租金也先扣了下来，主要是她觉得园区可能会被关闭。她想如果横竖都得搬家，那还不如口袋里攒着这五百五十美元。拉蕊这算得寸进尺，欠租金不说，她还跟其他几个人上了晚间新闻，讲园区的不是。她在电视上直言看过娼妓跟毒贩在园区里出没（让拉蕊去淌这浑水的是菲莉斯．格莱德史东，支持威科夫斯基议员的她是最会给托宾添麻烦的大嘴巴）。[13] 在知道一切是怎麽回事之後，托宾想起了拉蕊并没有遵守上次出庭时的和解协议，而这也意味着他有权请郡治安官派员将她逐出家门。既然这是他合法的权力，他也就行使了。

隔没多久，密尔瓦基郡治安官办公室便很有效率地发给拉蕊驱离令，鲜黄色的纸张印着如下内容：

致现行住户

密尔瓦基郡治安官办公室

特此通知您本署已接获法院命令（财产返还令／协助执行令）。

您应立即自行迁离；若您未能配合执行，则本署有权将您的财物自现地移出。

驱离若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您的个人财物将由本署移置至他处保管，

届时相关的损坏或遗失将由身为被告的您自行负责。

搬迁人员不会将您留在冰箱或冰柜中的食物取出，

请务必自行带走食物。

看得出来，这些话吓坏了拉蕊。她的情绪就像电影萤幕般会投射在脸上：当她高兴时，她的脸色明亮，露出缺牙的笑容；当她难过时，她的脸皮下垂，彷佛被上百个铅坠往下拉。五十四岁的拉蕊独居在一辆乾净的白色拖车里，但她真心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可以跟她两名成年的女儿还有金孙团圆。这几位亲人加上上帝，占据了她宇宙的中心。她圆脸、身材臃肿，白皮肤上长着雀斑。许多年前，算是有几分姿色的她，也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男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而即便是现在，拉蕊也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她会刻意不戴眼镜出门，因为她觉得眼镜会让她看起来没有精神。当她希望美一些时，她会戴上未婚时的珠宝首饰。也会用别针把项链变长，这样她就戴得上去了。

带着一身汗味跟酸味，棕发乱成一团的拉蕊走进园区办公室。她把黄色的驱离令像条抹布般拧在手里。简短交谈之後，托宾领着拉蕊走出办公室，然後开始呼叫苏西的名字。

「苏西？苏西！」托宾连声喊着。

「有什麽事吗，托宾？」

「替我带她跑一趟银行好不好？她得领点钱缴房租。」

「来吧，」苏西一边招呼拉蕊，一边快步去开车。

当苏西带着拉蕊回来时，托宾人在办公室里翻看资料。「领了多少？」他问的是苏西。

「我有四百元，」但回答的是拉蕊。

「这样我不取消驱离喔，」托宾说，眼睛还是盯着苏西。拉蕊当月还差一百五十美元的欠款。

拉蕊不知所措地站着。

托宾终於正眼看向拉蕊。「你什麽时候可以补剩下的一百五十元？」

「今天晚上……」

托宾没让她把话讲完，「好，你就把钱交给苏西或连尼。」

拉蕊已经没钱了。她从准备缴纳的房租里挪了一百五十美元去补欠缴的瓦斯费，主要是希望被切掉的瓦斯可以恢复。她想冲个热水澡，刷去身上的味道。她想要再一次感觉自己乾乾净净，甚至能跟漂亮沾上点关系。女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曾经站在桌子上给男人跳过舞，她想如当年一般感觉自己清爽美丽。她希望热水可以让医生口中的「纤维肌痛」（风湿痛）好些，那种痛像是背上被人千刀万剐般。医生给她开了利瑞卡（Lyrica）跟希乐葆（Celebrex）这两种止痛药的处方笺，但她不是每次都有钱领药。热水或许会有点效用。但事实证明一百五十美元改变不了什麽，We Energies能源公司收了钱但没有将瓦斯打开，付了钱的拉蕊觉得自己有够蠢的。

苏西拿了张废纸做成的收据，把它跟拉蕊的驱离令订在一起。「要不要跟你姐姐周转一下，把剩下的一百五十元付掉？」她一边这麽建议，一边抓起传真机的话筒拨打她娴熟於心的号码。「喂，哈罗，我这里是柯立吉流动房屋园区，我要中止一笔驱离命令，」她通话的对象是郡治安官的办公室，「对，案主是W-46车格的拉蕊．詹金斯。她有缴纳租金了。」「办公室苏西」一通电话取消了郡治安官办公室的出勤。但只要拉蕊拿不出剩下的一百五十美元，托宾还是可以照样重启驱离。

拉蕊悻悻然地走回拖车。车内热到她奢望着莲蓬头能喷出温水来。她没有开电扇，因为吹风会让她头晕。她也没有开窗，只是坐在沙发上。她打电话给在地的几家社会服务机构，但在试了几间都没有下文之後，她对着地板呆呆地说，「我没办法了。」言毕拉蕊无视闷热，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沉沉睡去。

1　在之前的学术着作中，我曾经以假名称呼过这个拖车园区。但在这里我用的是真名。

2　译注：Mason-Dixon Line，美国宾夕维尼亚州与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时期解放黑奴与坚持蓄奴的黑白分界线。

3　译注：Civil Rights Act，终止了美国自开国以来的黑白隔离政策。

4　译注：Voting Rights Act，保障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利。

5　Patrick Jones, The Selma of the North: Civil Rights Insurgency in Milwauke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 158, 176–77, 185; New York Times, “Upside Down in Milwaukee,” September 13, 1967.

6　关於拉丁裔族群在密尔瓦基的发展历史，详见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260. 关於种族隔离，参见John Logan and Brian Stults, The Persistence of Segregation in the Metropolis: New Findings from the 2010 Census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2011); Harrison Jacobs, Andy Kiersz, and Gus Lubin, “The 25 Most Segregated Cities in America,”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22, 2013.

7　译注：Chuck E. Cheese’s，香港店名是「出奇老鼠」，结合室内娱乐场跟披萨店的复合式餐厅，口号是「让孩子能当个孩子的地方」。

8　译注：methadone，用来治疗海洛英毒瘾的鸦片类药物。

9　译注：Xanax，恐慌症用药。

10　译注：Licenses Council，发照委员会，负责密尔瓦基辖下酒精销售、居家修缮、套房租赁、路边装卸货区、同居伴侣关系等各类生活相关执照与许可的核（换）发。

11　这个数字根据拖车公园从二○○八年四月到七月间的租约清册得出（连尼．劳森让我影印了一份）。由於这些欠款的估计是根据夏季月分的总数，而这段期间正好是缺缴跟驱离的高峰，所以这里的数据会有高估之嫌。

12　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双方的言词交锋，而是跟杰瑞、连尼与其他拖车公园的住户谈过之後重建现场。引号内的字句根据的是杰瑞的回忆。

13　菲莉斯每个月都有准时交租，但後来托宾还是找理由要驱离菲莉斯。连尼提议以她养狗为由发驱离通知单给她。托宾拿出满满三页全用大写写成的褪色租约，上面规定得非常清楚：犬类或家畜的饲养都在禁止之列。但其实托宾和连尼都口头说过可以，所以养宠物的居民还不少。「基本上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托宾会这麽说。连尼是建议托宾可以否认说过什麽，然後咬住合约上的书面字句。租约同时也禁止在拖车公园内喝酒。

第四章

大丰收

市议会决定拖车公园命运的那天，托宾穿的是POLO衫、褐色休闲长裤跟棕色懒人鞋（Loafer）。他坐在前排长凳的中央，太太跟律师陪在一旁。宽广的粉色大理石柱向上延伸到看得见横梁的天花板，其上则有精巧的红黄色图案。房间的前端安放着一张大大的橡木桌，面对着十五位市议员一人一张的小橡木桌。前一天晚上，律师递交了一份附件给市议会，但因为送来得太晚，大多数市议员来不及看，於是托宾的律师起身清了清喉咙，口头说明。按照他的解释，这份附件内包含了托宾将立刻（或者尽快）采取的十项措施。托宾会报名由市府办理、要上一整天的房东训练课程，并跟全天候的保全公司以及独立的物业管理业者合作，驱离行为引发嫌恶的房客，也会处理园区内有关房地产法的违规事项。律师说托宾不会报复那些开口批评过他的房客，然後，一年之内会完成园区的出售。

「园区里住的都是弱势：老人家、身障者、小孩子，」除了做出这样的结论，律师也不忘强调托宾已经「积极配合」威科夫斯基议员来「拟定协议的内容」。

对於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方案，市议会并不买帐。阳光穿透彩色玻璃窗洒落，议事厅里的市议员们开始各执一词。一名议员说托宾提出的方案证明他是个泱泱君子，另外一位同僚则质问，此例一开，以後是否每位公民都不用怕出事了，反正只要能生出十点改善方案就好了。最後威科夫斯基议员也忍不住开口。

「查尔尼先生任凭一个原本很好的流动房屋园区变成今天这幅光景，」他十分不客气，「我的选区内有四间拖车公园，只有他这间有这些问题。」他的视线穿过眼镜上方，看向托宾的律师。「大律师，园区里住的并非全都是老人家、身障或小孩。」他转头看着他的议员同仁，「但确实有些人的手头不宽裕，也没什麽求职能力。关闭园区等於要赶他们离开。」威科夫斯基不是托宾的盟友，但他可以接受附件的内容。

议员间再度唇枪舌剑起来，大家都十分激动且针锋相对。托宾继续牵着老婆的手坐在後头，脸上神情不悦。

主席宣布迳行表决。

听证会结束後，托宾开车来到拖车公园。他既没有集合大家来宣布议会的决议，也没有进到办公室愁眉苦脸。他的当务之急是驱离。市议会同意让托宾保留营业执照，条件是他要采取积极的作为来改革园区，包括把会惹事的家伙清一清。

市府或州政府的官员给房东压力——无论是要他们聘请外面的保全业者或派建物检查员去彻查他们的物业——很多房东的反应就是把压力转嫁到房客身上。[1] 重新取得控制权也是。要伸张土地所有权，或说重新伸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叫人走路。[2]

「我的二十八天驱离通知单放哪里去了？」连尼问。他在办公室里翻找着一叠叠的文件。只要搬出预告二十八天的无事由解约通知，房东就可以任意进行驱离，不需要跟房客解释什麽。要把引人嫌恶但又没有欠缴房租的房客赶走，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连尼转头看向托宾，「你这下子可要填不少张二十八天预告喔。」

「他们有欠我房租吧，」托宾答道。「给他们预告五天的通知单就好了。」

托宾口中的「他们」，指的是潘跟她的家人。在开车载潘去完驱离法庭後，托宾曾请她去跟媒体讲讲话。潘现年三十岁，怀孕七个月，说起话来有美国中西部特有的鼻音，长着一张像是从高中毕业册上复制贴上的脸蛋。面对媒体，潘是张很好打的「同情牌」，但托宾现在不得不清理门户。

托宾抬起头来。「连尼，钱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收不到吧，」他说。

「没有，我自己也吓一跳。」连尼答道。「报表我才刚弄出来，看起来我们还蛮稳的。」

办公室苏西也补了一句，「我这边也是大丰收。」

为了让托宾改变心意，潘把刚收到、还热腾腾的一千两百美元支票转让给托宾。会有这张支票，是因为欧巴马总统当时在推行一项景气刺激法案。她想说一千二百美元应该够，主要是她以为自己只欠一千八百美元。但托宾却说她欠的应该接近三千美元，还有就是办公室苏西说潘有在吸食快克。托宾收下了潘的支票，但还是继续驱离手续。潘一家住在拖车公园已经两年。

潘跟男朋友奈德．克罗会落脚在托宾的拖车里，是因为托宾将一辆拖车送给了他们。潘跟奈德一直都想要从绿湾市（Green Bay）搬到密尔瓦基来就近照顾潘生病的父亲，而就在此时，他们在地方报上看到了托宾登的广告，於是开车前来了解。

潘跟奈德来到柯立吉流动房屋园区的时候，托宾跟连尼表示他们适用「修缮专业人士方案」（Handyman Special），因此可以无偿得到一辆拖车屋。按照这个方案的内容，房客会成为拖车屋的所有权人，而托宾则单纯是拖车停放地的地主。由此托宾收的便不是房租，而是地租。虽然名字换了，但地租的金额跟一般房客缴的房租是一样的。要说哪里不同的话，那就是拖车屋的所有权人反而得自行负责车辆的保养。理论上，手握所有权代表你可以任意把拖车移到别处，但实务上根本不可能，拖车的所有权人对这点都很清楚。首先拖吊费就要一千五百美元起跳，重新将拖车屋固定又得再花两到三倍的钱。要是遭到驱离，屋主也只能无奈地把拖车留在原地。到时候托宾就会回收这个大型的「废弃财产」，然後再依样画葫芦地送给下一位住户。

在潘面临驱离的同时，园区里将近有二十辆拖车为房客所有。但要说身为车／屋主有什麽好处，顶多也就只是一种心理作用而已。「我搬到这里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就算是轮子上的家我也认了，」潘的一个邻居常这麽说。[3]

托宾的「拖车屋大放送」让园区里的拖车屋都不会空太久——只要一有拖车空出来，即便是烂到像个大型的垃圾车，他也一样能在短短几周或几天内找到人要——当然有些真的很穷的家庭也会自动找上门来。

在全美包括密尔瓦基在内的各个城市里，由於各方力量任由租金合理的房屋存量愈变愈少，乃至於销声匿迹，低收入家庭於是开始抢占便宜的住处。放眼全美，低价房的空屋率已经降到百分比的个位数。[4] 在连尼的办公室里，天天都有人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空房（车）。拖车公园上新闻之前就已经如此，上新闻之後也还是这样。事情在电视上报出来的那一个月，托宾的拖车公园一位难求，全部满租。「园区都住满了，」连尼说这话时还呵呵了两声，「电话也都继续响着。」连尼替托宾保管的租约清册显示，平常每个月只会有五辆拖车屋空着，换算成空屋率，连百分之四都不到。[5] 便宜住房的供不应求也让房东们了解一件事，那就是在每一个租屋家庭的背後，都还有几十个同样的家庭在排队等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想像房东们会愿意降租、原谅房客迟缴，或者是把屋况弄好一点。

「果然不出我所料，」叼着根菸的奈德含糊地说着。他会这麽说，是因为发现潘又怀了个女儿。他十六岁就生过个儿子，对方是他在ZZ Top合唱团的摇滚演唱会上认识的墨西哥女生。只不过女方的家庭觉得他是个污点，压根不想承认他，後来除非收音机上响起ZZ Top唱的〈拉格兰奇〉，否则奈德也就很少想起自己那个无缘的儿子了。「那之後，可能是老天爷惩罚我吧，」他曾经打趣说，「我怎样都生不出儿子。」加上潘肚子里的那个，奈德将变成五个女儿的爸爸，当然这还得算上潘另外生的两个黑人女儿，而奈德并不是每次都会把这部分算进去。

潘跟奈德在绿湾市认识，机缘是潘的爸爸让奈德帮他调校自己那台哈雷机车。比潘大上十岁的奈德有卡着油污的指甲、棕色的须渣、长头发与微秃的额头。另外他还是那种上完厕所也不把门关好，或者是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抓屁股痒、看起来还非常愉快的那种人。

潘已经有两名女儿：二十三岁时生下的布丽丝，还有比布丽丝晚两年来到世上的珊卓拉。她们共同的黑人父亲是潘十九岁时认识的毒贩。潘後来才知道自己虽然名为女朋友，但对方其实脚踏好几条船。

「你可以说爸爸那次用瓶子打你，打到你头破血流的故事吗？」珊卓拉曾经在潘开车去食物厨房的路上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说这话时的珊卓拉才六岁。

潘很心酸地挤出个微笑。「你当时还那麽小，怎麽会记得这种事情。」

「我记得很清楚，」珊卓拉回答。在其他女生边发抖边抱成一团的时候，珊卓拉是那种会随手抓起鞋把蟑螂拍得粉身碎骨的女生。她跟布丽丝是拖车公园里仅有的黑人小孩。有一回园区的邻居在窗前挂了幅纳粹旗帜，像这种事情连尼是不允许的；不过南北战争时的南方邦联旗[6] 倒是可以挂，前提是上头要搭配「老光荣旗」[7]。

「不可能，你当时还是个婴儿而已。我说布丽丝啊，妹妹当时就是个婴儿。她只是太常看到我身上冒血，已经见怪不怪了。」

潘想办法离开了那个男人。在这之後她担任认证护理员[8]，工作内容有倒便盆、把地板上的呕吐物拖乾净，还有替行动无法自理的人翻身来避免褥疮。另外私底下她还学会了怎麽煮一大锅义大利面或通心粉沙拉。潘的妈妈还没来得及教她做菜，就出车祸过世了，那年潘还是名高中生。潘的爸爸也没空管潘的厨艺，因为他长年坐牢，罪名不是吸毒就是酒驾。潘仅存的亲人是弟弟，而他也有在努力上进。他正在用美沙酮戒毒，而且他还说自己一点也不怀念吸海洛英的感觉。

那是段希望与重生的日子，是一步一脚印的安稳日子。只是没想到走着走着，脚下又地动山摇起来。潘有天接起电话，就听见另一头的人说她弟弟死了。潘问是怎麽走的，对方说是吸毒过量。他才二十九岁啊。潘先是对着电话嘶吼，然後挂掉电话。但她立刻又抓起电话，拨另外一个号码。彷佛快溺毙的她需要一根浮木，而这根浮木就在电话号码的彼端。

毒品的各种别名「快克」、「石头」[9]，会让人误以为毒品都是些怪石嶙峋、表面崎岖的东西，但一旦你将之握在手心，毒品看起来既滑顺又优雅动人。这些毒品会让人想到一颗颗芝兰口香糖，也就是小朋友可以去转蛋机那儿投钱、然後用双手接住捧着的那种糖果。明明跟毒贩交往了那麽多年，但潘一直都没有碰毒。她知道毒品会让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她亲眼看过人为了吸毒什麽事都做得出来。但她也看到过毒品能让人忘却一切。「当时我没有一天不浑浑噩噩，也没有一天不搞砸事情，」潘回忆道。「有时候我会想说，『哇呜，我从来没有为这男人哭过耶。』我还真的没有。要我为他哭，我宁可去吸毒变嗨。」

就在这时候，她认识了奈德。

跟奈德交往的第一年，快克是把两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他们为了快克而活，也按照快克的指示而活，同时间还一边带小孩。没多久他们就从吸毒变成贩毒。认识满一年，两人被逮後遭到定罪。奈德因为有过毒品前科，所以必须入监服刑。潘因为是第一次犯重罪，所以被判缓刑四年，但还是得先在牢房里蹲十个月。在牢里，她终於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出狱之後，潘很努力希望让毒瘾不要再犯。她找了个在绿湾最不可能吸毒的朋友当室友，但没想到在她坐牢的期间，这位朋友也「沦陷」了。「我在绿湾认识他妈的每个人都吸毒，无一不例外，」潘气呼呼地说。她请她爸爸汇五百美元给她，好让她有钱搬家，而她爸爸还真的汇了，这点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但绿湾是个小地方，潘很快就又跟之前的某个药头狭路相逢。「他立刻唤醒了我的毒瘾。」

换到奈德出狱後，潘又跟他复合了，接着潘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奈德要求做亲子监定，结果孩子是他的没错。他们给这孩子取名为克莉丝汀。隔没多久，奈德跟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女儿也跑来跟他们同住。萝拉有个小巧的鼻子跟一脸的雀斑，年纪比布丽丝大一岁。萝拉搬来同住的几个月後，奈德把萝拉、潘，还有潘的两名女儿扔在一个刚因为吸毒认识的女人家里，自己一个人跑了。潘带着三名小女生住在陌生女人家里好几夜，最後出於无奈，潘只好陪着萝拉走到她生母的住处敲门。潘记得她人站在门口跟萝拉的生母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快要生了，但我现在无家可归，因为你以前的男人把我甩了。我身上没钱、没吃的，什麽都没办法给你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你可以把女儿带回去吗？」[10]

从头到尾都在讲手机的萝拉生母，只是拿了袋罐头给潘跟萝拉，然後就把门关上。潘跟三名小女生只好继续住在陌生女毒虫的家里。奈德回来已经是一个月後的事了。

托宾带齐了一票保全，告知潘与奈德，退税的支票得归他的，而且他得驱离他们。虽然托宾最後只给他们二十四小时搬走，否则就要打电话叫郡治安官来，但事情并没有搞得很难看。要不是因为奈德另一宗贩毒起诉还有尚未执行的逮捕令，他一定会兴风作浪一番。为了即将被驱离的命运，潘跟奈德开始互相责怪。

「都是你搞砸的，」奈德斥责潘。

「搞砸的是你好嘛，」潘反击。「你好意思说我。我可是把钱都交给你管……结果你把我们搞到要被驱离。」

「搬吧，臭女人。」

「都是你害的，奈德。」

「快搬啦。」

「我没办法，都是你害的。」潘停下来。「我也不知道。有问题的是我吗？我也搞不清楚了，也许是吧。把事情搞砸的真的是我吗？」

他们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跟电脑，还有潘的耶诞节礼物。他们需要现金。潘每个月得工作三十个小时，才能拿到六百七十三美元的社福支票（W-2），另外食物券则有三百九十美元。奈德替人改车或修车，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赚个五十美元。他们俩之间是潘的钱归潘、奈德的钱归奈德。他们各有银行户头，所有的费用都是AA制，一人一半。

坐过牢後，毒品前科让潘不好找工作。最後肯用她的是「夸德影像」（Quad Graphics）这家商业印刷公司。夸德一向以愿意聘用没有高中学历的更生人闻名，前提是他们得轮大夜班。潘愿意。於是从晚上七点到隔天的凌晨七点，潘会操作高温且嗡嗡作响的印刷机台。

夸德影像位於密尔瓦基西北方的萨塞克斯（Sussex），从拖车公园开车要四十分钟。潘很珍惜这段开车通勤的时光，因为这段时间只属於她，她可以暂时丢下泰德跟孩子不管。

然後她的车子选了个最烂的时机抛锚，正好是冬天，而冬天他们的手头最紧。奈德原本在一个工地的工班工作，但天冷的这几个月工程几乎全部停摆，他们拿不出钱修车，於是潘就这样丢了饭碗。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他们积欠托宾租金。政府的急难救助金让他们撑过了第一个月。到了二月，潘把退税的一千美元钱给了托宾，但他们还是入不敷出。潘其实可以多还一点，但她想要回去夸德的印刷厂上班，所以她需要辆车子。她砸四百美元买了辆二手车，但才过了一周，奈德就听见引擎盖里哐啷作响，於是他叫潘赶紧将老爷车脱手，否则难保车子不会开到一半解体。

然後也有不少钱被拿去买了毒品。有时候上完大夜班的潘一早抵达家门时，就发现奈德要不是在海洛英苏西那儿，就是自己在客厅里醒着，一副通宵开毒趴的模样，沙发上还会有几个不省人事的女人。某些晚上，则换成潘嗨到连走路都没有办法。

把电脑跟电视都变卖掉的潘，将剩下的东西塞进大垃圾袋里，走去找住对面的史考特帮忙。潘问他可不可以收留她跟她的家人，让他们能度过这段难关，或至少让他们住到把孩子生下来。快四十岁的史考特有吸海洛英的习惯，另外还有一名上了年纪的室友叫泰迪。史考特跟泰迪会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住过「旅社」，也就是救世军的收容所。虽然史考特曾当他们的面昏到过一回，但潘还蛮放心让女儿们待在这两个男人的身边。对於潘的请求，史考特跟泰迪都一口答应，完全没提到钱的事情。

这件事透过办公室苏西之口传到托宾耳里，让托宾非常不是滋味。对托宾来说，他的拖车就是租给史考特跟泰迪的，他可没有说拖车里可以住别人。托宾於是对史考特跟泰迪祭出驱离通知，还把潘跟奈德欠的租金都算到史考特跟泰迪的帐上。驱离会传染，就是这麽回事。

1　综观美国历史的发展，市级的政治人物都会有心要颁布各种规范来制衡房东并改善房客的生活：包括扫荡贫民窟（slum clearance）与执行建筑法规等。这些为政者以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充斥於美国的贫穷与平价住房的欠缺，而是秩序跟效率不彰。这样的做法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最终等於是对已经身处窘境的房客落井下石。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Volume 1: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147;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135–45.

2　个人对於土地所持有的主权，最为有力地彰显在驱逐的行为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被驱离的就是亚当跟夏娃。参见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107–10. 关於主权与驱逐之间的关联，参见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Orlando: Harcourt, 1968).

3　美国人对於家的渴望不分穷人或中产阶级都一样明显。从拓荒时期以来，自由、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地位就在美国人的心灵中并驾齐驱。要成为美国人，就必须要是一家之主。租房子得到的评论是「不利於自由的发展」，一八二○年，汤玛斯．哈特（Thomas Hart）在国会面前有过这样的发言。他说「租屋会产生社会阶级分立的恶果，会摧毁对於国家之爱，会弱化独立的精神。」引用於Lawrence Vale,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 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6.

4　就以全美三百到三百四十九美元之间的月租水准而言，出租的空屋率就从二○○四年的将近百分之十六下降到二○一一年的不到百分之六。这份计算是根据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2004–2013。

5　拖车公园的空屋率计算是根据租约清册（二○○八年四到七月资料）。

6　译注：Confederate flag，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邦联旗，现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遗毒，遭到许多抗议。

7　译注：Old Glory，美国国旗的别名。原始的老光荣旗为一八○三年出生的田纳西州海军上校威廉姆·德赖弗（William Driver）所有，上有二十四颗星。他在海上服役期间悬挂这面国旗，内战期间他已定居南方的田纳西州，并守护这面旗帜不受邦联夺取，藉以表达对北方的忠诚。

8　译注：Certified Nursing Assisant，直译为认证护理师助理，相当於台湾的护佐，从事的是类似看护的工作内容。

9　译注：Rock，跟快克一样是可以当菸抽的古柯硷结晶。

10　这个事件发生在我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前，也非我亲眼所见。引言的内容是根据潘的回忆。

第五章

第十三街

阿琳可以接受住在第十三街。她所住的街区有一头是阿拉伯人开的西班牙式杂货店[1]，另外一头则是给上了年纪的人去的酒吧。住在这里，她可以走路送贾法瑞上学。当然阿琳会希望隔壁的废弃房屋里不要有毒虫（有几个快克成瘾的人最近把那儿当家住了下来），不过隔几间房也有小女孩在学拉小提琴就是了。

她的公寓新家也愈来愈上轨道了。从前这间房屋一度看起来相当高贵，是栋希腊复兴式[2] 的建筑；以建材而言，这栋两层楼的公寓是用砂岩盖的，前门有由两根柱子撑起来的遮棚。一楼面向街道，有一对窗户就像相框，窗户上方装饰有尖尖的山形墙。二楼临街的窗户开口就更大了，想推开窗户可以靠边缘的枢纽。只不过岁月不饶人，年久失修让屋况每下愈况。楼下的两根柱子就有其中一根的基底坍了，原本撑住的棚子也就这样歪到一边。柱子、门廊跟窗户的山墙都一并漆成了灰色，对外则很惹眼地装了道铁闸门。门前的阶梯是个问题，油漆剥落不说，左右的的扶手各自成形，根本不成一套。所以阿琳不喜欢爬门阶，她都走侧门进到屋内。

阿琳一心想把这公寓弄得更像个家。之前的房客留下一个大衣柜、一个五斗柜、一张床，还有一台冰箱。地下室的东西就更多了：餐盘、衣服，以及一张沙发。阿琳决心物尽其用。她把家具调动了位置，把新找到的盘子叠在她原本的宝贝瓷盘旁边。这些瓷盘是多年前家暴收容所送的。她占了比较靠外头的卧室，然後把里头的房间给两个儿子。她替他们摆好了一人一张单人床垫，衣服也整整齐齐地收进了五斗柜。再来她把音响从行李中搬出来，听起烧在光碟里的老派嘻哈单曲，她心中的里第一名是2Pac[3] 的《抬头挺胸》（Keep Ya Head Up）。她在厨房挂了幅不起眼的画作，上头是黑人农夫在锄田，浴室的门上则安放她在药妆店买到的「金玉良言」：昨日愁今日，今日全无事。

刚刚说到地下室有很多东西，其实阿琳还挖出了滚筒、油漆刷、跟一桶五加仑的白漆。她把所有东西统统拖到楼上，在头上包好头巾，开始粉刷墙壁。她希望能让屋子里焕然一新。做着做着，她索性把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也刷了。大功告成之後，她点了根薰香棒来掩盖油漆的味道。最後她环顾四周，心满意足地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琳跟孩子慢慢在第十三街有了家的感觉。放学之後，当哥哥的乔瑞偶尔会找街坊的其他男生玩「丢罐子」的游戏，弟弟贾法瑞则会在一旁当观众。这个「丢罐子」的游戏需要一颗篮球跟两个压扁的汽水罐。乔瑞跟单挑的对象会在人行道上面对面，相隔几公尺站着，然後轮流用篮球瞄准对方面前的扁铝罐，打到就可以得分，同时愈远打中分数愈高。乔瑞在男孩子里身材瘦长但缺乏运动细胞，主要是他的手臂跟手指好像长得比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快。敏感的他会为此穿特别大件的长袖上衣跟外套，希望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他完全不打理自己的头发，任凭生长。个性则蛮随和的，讨人喜欢。但如果事情牵扯到他最爱的妈妈，乔瑞就会非常拚命。只要能让阿琳笑，乔瑞会不惜偷东西也要博得阿琳的笑容；要是有人敢欺负阿琳，乔瑞会站出来扞卫她。有些生於贫穷的孩子会千方百计地想要赶紧离家，而且愈远愈好，但乔瑞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觉得自己是为了妈妈跟弟弟才生在这世上，他想守护他们。十四年来，他天天都扮演这个家里的男人。

贾法瑞是个「大」孩子，至少幼稚园班上他的个子最大。相较於乔瑞的瘦长，贾法瑞的胸膛跟肩膀都有肉多了。高颧骨让贾法瑞的脸显得有型，但辫子头却永远乱得需要整理。无聊的时候，贾法瑞会去地下室或後巷「寻宝」，找一些如拖把的柄、生锈的工具、狗链、三夹板等，然後拿这些东西当战车跟直升机打来打去。晚饭饭後，阿琳会重播电视节目（并把声音转小），把贾法瑞的「个人化教育计画」[4] 评估表拿出来读一遍，也包括翻一翻她的祈祷书。有些夜晚，她会爬上既没人住也没上锁的二楼，在那里待上一会儿。阿琳觉得楼上没有邻居这点很棒，她喜欢环境清静一点。

有一天，阿琳的朋友送了只猫咪给她：一只黑白相间的「乳牛」猫。舍莲娜答应让他们养猫後，乔瑞马上给牠起了个名字叫「小不点」，同时用餐桌上的剩饭喂牠。每当小不点朝鞋带扑过去，或者把拉面面条给囫囵吞下肚，乔瑞都会被逗得很开心。贾法瑞会把小不点抱起来，然後用鼻子去磨蹭牠的耳朵。不过兄弟俩还是最喜欢看到小不点抓老鼠。牠会把老鼠拖到屋子的中央，然後用猫掌追打猎物。老鼠会四处窜逃，希望能摸清小不点的行动。啪！啪！小不点每拍一掌，屋里就会上演「翻滚吧！小鼠」。玩到一个程度，可怜的老鼠就会钻到小不点前脚下，小不点也会让老鼠在那儿休息取暖。再不然，小不点可能会用嘴把老鼠从底下叼起来，然後朝空中扔去。牠会觉得这样很好玩，所以玩个不停，直老鼠终於摊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这时候高傲的小不点才会冷眼看着自己的玩具，纳闷牠怎麽罢工了。

乔瑞进了家门，第一句话就是喊，「贾法瑞气喘发作了！」他陪着贾法瑞从学校走回来，阿琳则继续坐在双人沙发上，等着看今天刮的是「轻度、中度还是强烈台风」。如果只是稍微发作，那贾法瑞的嘴巴会像离了水的鱼儿一样一开一阖；如果是中等程度的发作，那他的嘴巴就会张成像英文字母的「Ｏ」形。如果真的很严重，那他的两片嘴唇就会向後翻，空气会穿过他大小不一的牙齿进入身体。

走进门的贾法瑞做出Ｏ形脸。他把书包往後一脱，往双人沙发上靠，模样就像刚爬完一整层楼梯的老人。

「贾法瑞，去拿我的包包，」阿琳说。

儿子点头朝卧室走去。等他一把东西拿来，阿琳就抽出一支气管扩张剂摇了摇。贾法瑞用嘴巴含住吸入器，开始向内吸药。但第一次他错过了时机。「把气吐出来，别再玩了，」阿琳稍稍责难。

第二次贾法瑞还是没有抓准时间，所幸第三次终於让药吸进肺里。吸好药後贾法瑞屏住呼吸，让两颊像小孩准备跳进泳池前那样鼓着。身为母亲的阿琳则在一旁数，「一……二……三……」数到十後，贾法瑞吐气并重新换气，最後露出笑容。阿琳这也才对贾法瑞报以放心的微笑。

她每天早晚都会让贾法瑞各吸一次气管扩张剂。至於睡前的例行公事则是用德国的百瑞牌Proneb Ultra雾化器来吸一种类固醇叫「强的松」（Prednisone）。这台雾化器的配件包括塑胶管线，另外还得戴上在飞机机舱里的那种氧气罩。阿琳都管这玩意儿叫「呼吸机器」。贾法瑞的气喘有比从前好了。阿琳还记得送贾法瑞去急诊曾是她每周的例行公事。

贾法瑞的名字是他生父取的，但慢慢地，阿琳开始担心起他生父给他的不只是名字而已。他的爸爸有学习障碍跟情绪管理问题，而贾法瑞在学校的表现也显露出类似的状况。他在阅读上的表现很好，但其他的科目则跟不太上。另外，他也会用手去推别的小朋友。学校有做过评估，但最终认定他还不需要额外加以关注。有老师建议可以让他服药控制，但阿琳对这种意见很跳脚，「我不想让小孩吃药，尤其反对吃利他能[5]。我觉得他需要的是多点一对一的关心……除非他先接受心理辅导，否则谘商没做完前我不想让他吃药。」

阿琳跟贾法瑞的生父认识是在密尔瓦基梅费尔购物中心（Mayfair Mall）里的电影院，当时她是餐饮部的员工。「事情好像很自然就发生了，」阿琳回忆道。「但我们说不上在交往。」他们其实有试着认真发展，但阿琳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总之，分手後没过多久，男方就被抓去关了。除了让贾法瑞来到这个世上外，这位爸爸真的没有多给他什麽。

阿琳自己的爸爸也半斤八两。他将她妈妈的肚子搞大後，人就跑了，结果她妈妈才十六岁就生下阿琳。当时阿琳的外婆在哥伦比亚圣玛丽医院（Columbia St. Mary’s Hospital）里的自助餐当外场，但她妈妈几乎都待在家里，不太出去赚钱。她先是领政府的补助度日，之後嫁了个有稳定工作的老公。这位「老公」後来摇身一变成为牧师，而这也就是阿琳能不进教堂就不进教堂的原因。

十七岁离家的时候，阿琳把母亲逼她穿上学的旧衣一口气全扔了。「叭叭，」同学凡是看到她经过，就会拿她身上那件二手喇叭裤笑她。阿琳被逼着拿橡皮筋把裤管绑住，但这只是让她被笑得更大声而已。後来她从高中辍学，但阿琳的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她哪在乎这个。」

辍学後的阿琳找到保母的工作，并搬进雇主家。也在这段期间，她认识了杰若德的父亲。杰若德是她一堆孩子里的老大，阿琳习惯叫他的小名「杰杰」。在阿琳发现自己怀上了杰杰的同时，她的男人也正好踩到法律的红线。「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麽跟一个老是进出监狱的男朋友交往，所以当有别人出现时，」阿琳说的是杰杰的父亲在某次坐牢的期间，「我就改投向其他人的怀抱了。」

阿琳说的「其他人」，就是赖瑞。赖瑞是个精瘦的男人，眼神沉稳，眉宇开阔。赖瑞自学当技工，然後在巷弄里替人修车度日。遇到发薪的日子，他会带阿琳去吃她最喜欢的中国菜。她会把长长的菜单从头到尾看完，然後永远都点同一样东西：芝麻鸡。他们虽穷但很相爱，很快地阿琳就怀上了赖瑞的儿子。他们也给他取名赖瑞，但称他为波西。後来赖瑞跟阿琳又再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一女两男，其中小儿子乔瑞，名字是阿琳的妈妈取的，他们俩都觉得不错。

「嫁给我好吗？」某天赖瑞问。

阿琳的第一个反应是笑。她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所以也开玩笑地说了「不」。「他说的不是豪华的婚礼，甚至连去法院公证都不是。」阿琳还记得。但赖瑞是认真的。弄清楚这点後，阿琳收起了笑容说她得考虑考虑。但让她裹足不前的不是赖瑞，而是赖瑞家的母女档。「她们老觉得自己懂得比我多……在她们眼里我永远不够好。」

求婚未果让赖瑞待不住家里，而这对阿琳是很大的打击。只不过赖瑞每次回来，她都还是会为他敞开大门。在交往了七年之後，某日赖瑞再也不回家，而这一次的「小三」还是阿琳的姐妹淘。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赖瑞偶尔会把车开到阿琳住处的外头，她会爬进他的厢型车，然後两人一起兜风聊天，而他们聊的多半是乔瑞。赖瑞时不时会带乔瑞上教堂，或让儿子跟自己住一晚，又或者他会因为乔瑞在学校里惹了什麽麻烦，而打他打到嘴唇都肿起来。乔瑞要是在家附近看到开车经过的赖瑞会大喊，「那是我爸！」然後在後头追赶。

赖瑞把她跟孩子扔下不管的时候，阿琳人正在机场旁边的「曼丝带旅馆」（Mainstay Suites）上班。结果万念俱灰之下她辞掉了工作，开始靠社会福利过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振作後，她找到了在「第三街码头」（Third Street Pier）餐厅打扫的工作。但此时阿琳的妈妈骤逝，她悲痛万分，工作也做不下去了。她很後悔回去领社会福利，但当时真的是她人生的一段低潮。

搬进第十三街的时候，阿琳领的是W-2T，这主要是因为她患有长期的忧郁症。这时（二○○八年）她领到的社福补助，跟美国在推动社福改革前没有两样：一天二十点六五美元，一年七千五百三十六美元。自一九九七年以来，全美各地含密尔瓦基在内的社福补助，几乎都停滞不前，但居住成本却大幅飙升。多年下来，主政者无一不知美国家庭不可能只靠社会福利度日。[6] 从二○○○开始的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房租与水电瓦斯费的大幅上涨，但从前就不可能靠社福来支撑一个家了，在此之後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关於在「住」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补助，阿琳很早就断念了。要是能领到租屋券的补贴，或是能挤进公共住宅的窄门，那房租就只占她所得的三成，这当中的差别就像是「穷归穷但能安稳生活」跟「被贫穷折磨到死去活来」，或者「能在社区里落地生根」跟「像失根的兰花般被浪打来打去」，还有赚的钱「能多用点在小孩身上」跟「转手就得缴给房东」的差别。

许多年前，阿琳才十九岁的时候，她曾经租到过一间政府有补贴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一百三十七美元。当时刚生下杰杰的她很庆幸自己可以不用再跟母亲同住，凡事可以由自己作主。但这时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一口答应。就这样，她从政府补贴的公寓，跳进了民间的租屋市场，而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为搬家没什麽关系，」她回忆道。「但我後悔了，每天都後悔。当时真是年轻不懂事！」说着说着，她开始摇起头来，彷佛十九岁的阿琳就在自己面前。「要是我脑袋清楚一点，现在我应该还住在里面。」

有一天心血来潮，阿琳跑了趟密尔瓦基市府的住房管理局（Housing Authority），她想去问的是租屋补助的排队名单。结果透明玻璃後的小姐告诉她，「名单动也不动。」原来有超过三千五百个等待住宅补助的家庭，已经申请超过四年。阿琳点点头，离开的时候双手插在口袋里。[7] 不过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在美国一些真正的大城市里，比方说华府，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几十年。在这些大城市，你可能登记时还是个带着小小孩的少妇，审到的时候头发都白了。[8]

阿琳的处境，也是美国大部分穷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公共住宅可住，也没有租屋券可以补贴房租。每四户条件符合租屋补助的家庭，就有三户被政府「放生」，什麽帮助都得不到。[9]

如今想领到租屋券，阿琳首先得存下一个月的所得来缴给住房管理局，这是她年轻时无故放弃补贴公寓得付出的代价。再来，她得花两到三年等排队名单解冻，然後再耗二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请表消化完毕。最後她还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祷审查的大哥或大姐可以一边喝着走味的咖啡，一手拿着如铅重的印章，在审理她的申请书时，不知怎地忽视过去她靠社福补助在租屋市场捉襟见肘时留下的驱离纪录。

第十三街二楼的房子并没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墙壁油漆一乾，舍莲娜就安排一位年轻小姐搬进去。她就是特瑞莎。

阿琳跟特瑞莎从聊天开始建立友谊，逐渐进展到一起吃饭。对刚认识的人，阿琳沉默寡言，心防紧闭；反之特瑞莎则像是样本书一样，谁都可以翻阅。特瑞莎跟阿琳说睽违八年，她终於又有了真正的家。她上次有个像样的家，是住在她姐姐那儿。特瑞莎跟她说了她们的爸爸对自己干了些什麽好事之後，姐姐就不让她继续住了。当时才十六岁的特瑞莎於是开始浪迹天涯，不时以收容所或废弃房屋为家。但话说回来，她最有经验的还是跟男人回家。兼具黑人、墨西哥与白人血统的她，在街头弄懂了：纤瘦的骨架、浓密的大波浪黑发，古铜色的皮肤，外表是她最大的本钱。去年的她在二十三岁时当了妈妈，但生完後，她就把孩子过继给姐姐，主要是她吸毒，尤其常吸快克。孩子出生之後，特瑞莎跟在地一个叫「缺口修补者」（Repairers of the Breach）的游民服务机构搭上了线。在这机构的协助之下，她成功成为联邦救济金的给付对象。

特瑞莎不识字，而且容易受伤。乔瑞曾经把她弄哭，只因为他问了一句「你是有哪里跟别人不一样吗？」不过她也有让人感觉很轻松、贴心可爱的一面。重点是因为她在，阿琳才有人陪。遇到两个人想抽根菸打发时间、或月底想用抽菸来让自己感觉没那麽饥饿时，特瑞莎会拿零钱去街角的店头买散菸，要不然就是去速食店门口的直立式菸灰缸里捞菸屁股出来，抽到只剩菸蒂。阿琳如果需要出门办事，特瑞莎会替她看孩子，而在乔瑞的眼里，特瑞莎是个平辈甚至晚辈，总之他没把她当大人看。乔瑞会叫特瑞莎在贾法瑞旁边时嘴巴放乾净点，对此特瑞莎的回应是，「老娘生出来就是要骂脏话的。」

有一天，阿琳跟特瑞莎眼看路上开来一辆U-Hall搬家卡车，上头下来三女一男，走到公寓前面敲起阿琳家的门。意会到他们是来做什麽的之後，阿琳立刻冲入家门，在门後以双腿跟双脚当成门挡，就怕他们会硬着推门进来。

来人当中有一位年轻小姐。她自我介绍说是之前的房客，并且说她今天是来收东西的。按照她的说法，衣柜、五斗柜跟冰箱都是她的东西。

阿琳骗她说舍莲娜把东西全清掉了，但对方不信这套，所幸有特瑞莎跳出来附和阿琳的说词。前房客一行四人於是就这样被呼咙过去，转身空手而回。等对方走了以後，合作无间的阿琳跟特瑞莎相互点点头。[10]

在这件事之後，特瑞莎逢人便说她们是老朋友了。她会说她们是几年前在街角的某家店前认识的，还说自己当时是名少女，而阿琳则夸她，「你这个漂亮的女孩。」她口中的故事还不单这样而已——她还会说阿琳在牢里见过自己的母亲，还说自己曾经有天在医院醒来，而阿琳就在旁边——但这些其实都是鬼话连篇。至於她知不知道自己在编故事，旁人也很难得知。

特瑞莎会成为舍莲娜的房客，主要靠贝琳达．霍尔牵线。舍莲娜很少中奖，但贝琳达对她来说就是个头奖。身为黑人女性、圆脸且戴着眼镜的贝琳达才三十岁不到，就自立门户做起生意。她提供的服务是代表联邦救济金的受益者来担任受款人，负责替这些遭判定无法自理的人经手财务。舍莲娜本来就很爱透过社会服务机构的仲介来找房客，主要是社会服务机构常替房客担保，而且还会先替他们垫现金。但贝琳达的好不止於此。「我一直尽可能满足她的需求，因为我希望每间房都不要空着，」舍莲娜有感而发。「每个月的租金会直接从她那儿过来，这对我来说绝对是第一志愿。」舍莲娜曾经豪气地对贝琳达说，只要她开口，自己愿意清出所有房子给她的案主。「我是认真的。因为我知道贝琳达的钱我收得到。」贝舍两人认识三个月来，特瑞莎是贝琳达介绍来的第四名房客。

有些人够穷，身心障碍也够严重，所以领到联邦救济金不成问题；但因为他们不够乾净整齐，所以不受公共住宅欢迎。这些人就是贝琳达的客层，也是贝琳达的利基所在。[11] 贝琳达算过，她的案主一般得拿六到七成的月收入来缴房租。大部分的案主在贝琳达代缴完房租、水电瓦斯跟食物的钱後，身上也所剩无几了。[12] 如何找到稳定而负担得起的房子，对她的案主来说永远是个难题，所以贝琳达很努力与诸多房东打好关系——书到用时方恨少，房东也是一样。贝琳达曾经清晨五点打电话给舍莲娜，原因是有栋公寓的暖气坏了，她当天就必须另外安置住在其中的女性案主。排解疑难杂症的效率愈高，贝琳达就愈容易收到案主；而收愈多案主，她的收入也就愈好。贝琳达的收费是一个月三十七美元。在认识舍莲娜的当下，她手上已经累积有两百三十名案主。

房东们图得是贝琳达所代表的稳定现金流，而贝琳达图得是愈来愈多的案主。案主愈多，她赚得也就愈多。

「留言请按一。」舍莲娜按「１」，然後留下这则的讯息，「阿琳，我是舍莲娜。你房租准备好了吗？别忘了我们说好了你要一次还一点来补贴之前积欠的三百二十元，就是上次你……」舍莲娜紧急煞车，把刚到嘴边的话吞回去，她原本要说的是「上次你好姐妹办後事的钱」。重新开口後她说，「嗯，总之我等你的六百五十元，记得回电给我。」

做过的事情，阿琳并不後悔。平日有告别式要出席的时候，她是连给贾法瑞买双新鞋都没办法的，只能把他最好的鞋子尽量刷乾净一点。甚至有时候因为乔瑞跟贾法瑞没衣服穿，他们索性不出席某些丧礼。但这次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好姐妹，虽然不是亲生姐妹，但情同亲生。过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体一直不好。这次是因为肺炎跟一堆并发症住进医院，最後就在那里没了心跳。

阿琳当然没有办後事的钱，问题是大家也都没钱。告别式上家族都会见面，阿琳不赞助一点会觉得很丢脸。於是她把那个月的支票拆成两半，一半给了舍莲娜交房租，另一半则给了纽琵兹葬仪社（New Pitts Mortuary）。

得知阿琳遭逢的剧变，舍莲娜也有点於心不忍，於是她决定给阿琳这位新房客一点方便。她们约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缴的房租补上，也就是接着的三个月都改缴六百五十美元，那她就可以继续住下去。问题是，即便阿琳把每个月的社福支票（六百二十八美元）全转让给舍莲娜，这钱还是不够。舍莲娜也知道这点，她只是以为阿琳会打电话跟亲戚周转、或向非营利机构求援。而阿琳之所以会如此承诺，是因为她也不知道还能怎麽办。

隔月的月初，阿琳终於打电话来了，舍莲娜跟昆汀正在开休旅车。舍莲娜跟阿琳讲完话後，看向昆汀。「阿琳说她没收到支票。」

这话其实有语病。阿琳不是没收到支票，她只是没收到正常那张六百二十八美元的支票。原来这段期间她放了社工鸽子，把跟社工约好的时间忘得一乾二净。政府的出席通知单寄到她之前住的埃金森大道，总之没寄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谈，社工祭出的裁罚就是删减补助。[13] 阿琳当然也可以把金额缩水的支票给舍莲娜，但她想反正横竖都是欠租，那口袋里有几百元肯定强过两手空空。

昆汀没有移动视线，继续专心开车。「狗改不了吃屎，」他说。

1　译注：Bodega，外观看起来像在卖酒的杂货店，la bodega在西班牙文里就是杂货店之意。

2　译注：Greek-revival，十八世纪後期至十九世纪初期，北欧与美国曾经流行过一阵模仿古希腊建筑的风潮，即为所谓的希腊复兴式风格。

3　译注：1971~1996，美国西岸的黑人饶舌歌手。曾经是饶舌歌曲销量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後被阿姆（Eminem）取代。他的作品触及暴力、贫民窟、种族与社会福利等主题，在乐坛跟歌迷间享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一九九六年遭人枪击身亡，年仅二十五岁。

4　译注：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自一九七五年起，美国法律规定身心障碍特教生要实施个人化教学计画，亲师双方都要定期评估教学的成效。

5　译注：Ritalin，成分为派醋甲酯，利他能是此药最常见的商标名称。利他能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常用於治疗过动症。

6　一九九七年，密尔瓦基的联邦公允市场租金（Fair Market Rent, FMR）—也就是全市租金分布中第四十百分位数的租金与水电瓦斯费—是一房公寓要价四百六十六美元。如果阿琳租下那间公寓，那她每个月就可以结余一百六十二美元。相隔十年，同一间公寓的公允市场租金已经涨到六百零八美元，阿琳的社福支票却仍旧是六百二十八美元。若要租在这里，就代表她得用二十美元过一个月。公允市场租金与社福补助的资料取材自美国联邦住房与都市发展署、威斯康辛州儿童家庭署，以及威斯康辛州平权司。关於靠社福补助几乎无法过活的状况，详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7　二○一三年，密尔瓦基约有三千九百户家庭以公共住宅为家，约五千八百人领取租屋券。全市租屋家庭共约十万零五千户。详见Georgia Pabst, “Waiting Lists Soar for Public Housing, Rent Assistance,”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August 10, 2013.

8　Adrianne Todman, “Public Housing Did Not Fail and the Role It Must Play in Interrupting Poverty,” Harvard Universi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Seminar, March 24, 2014.

9　对最底层者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在联邦租屋补助出现破洞的同时，社会安全网也开始与雇用资格连动起来。在「薪资所得税扣抵」或「低收双亲的公共住宅保留户」等方案的引导下，政府补助的资源开始流向了家长有工作的家庭。这样的结果便是比起二十年前，如今刚好在贫穷线上下的家庭会接收到较多的协助，而远低於贫穷线的家庭获得的资助则远不及二十年前。对於身陷贫穷的家庭来说，自身所得跟政府的租屋补助都较以往大打折扣。关於家庭的支出模式，详见Janet Currie, The Invisible Safety Net: Protecting the Nation’s Po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bert Moffitt,“The Deserving Poor, the Family, and the US Welfare System,” Demography 52 (2015): 729–49. 关於租屋补助与需求之间的落差，详见Danilo Pelletiere, Michelle Canizio, Morgan Hargrave, and Sheila Crowley, Housing Assistance for Low Income Households: States Do Not Fill the Gap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2008); Douglas Rice and Barbara Sar, Decade of Neglect Has Weakened Federal Low-Income Programs: New Resources Required to Meet Growing Needs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09).

10　我并没有目睹整件事情。场景的重建是根据与阿琳跟特瑞莎进行的访谈。

11　密尔沃基住房管理局对仅仅是贫穷而想找住处的家庭，已经没有补助缺额可以提供，但高龄的低收入者与身心障碍者的居住补助申请，仍持续开放。不过住房管理局有各种藉口可以让申请无法通过，比如有犯罪前科、吸毒或有迟缴房租的纪录，都构成申请者被打回票的理由。Housing Authority of the City of Milwaukee, Admissions and Continued Occupancy Policy (ACOP), October 2013, Section 7.4: “Grounds for Denial.”

12　随着服务贫困者的社福机制在州政府层级遭到裁减，像贝琳达这类社会服务仲介开始在全美的贫困社区里应运而生，以填补需求。这些仲介有些是非营利性质，也有些纯粹是将本求利的商业投资。Lester Salamon,“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11–24, 109; John McKnight, The Careless Society: Community and Its Counterfei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Jennifer Wolch, The Shadow State: Government and Voluntary Sector in Transition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1990). 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出版的都市民族志都很明显地没有提及社会服务仲介。在阅读过这些民族志之後，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距今五十年前，社工并未在都市底层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Carol Stack’s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里仅提到一位社工，对儿童保护局或类似的机构几乎是只字未提。Liebow於一九六七年出版了（主要）在讲失业黑人男性的《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一书，当中完全看不到就业中心或就业辅导人员在奔走的身影。参见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3　（一九九七年前後）当美国国会在进行社福改革时，议员们要求各州必须设计裁罚制度来适用「临时性贫困家庭补助」（TANF）方案的领受人，主要的手段包括对被认定不配合的领受人暂停全数或部分的补贴。在威斯康辛第一年推出W-2就加入的受益者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二在日後四年当中的某个点上遭受到裁罚。Chi-Fang Wu, Maria Cancian, Daniel Meyer, and Geoffrey Wallace, “How Do Welfare Sanctions Work?” Social Work Research 30 (2006): 33–50; Matthew Fellowes and Gretchen Rowe, “Politics and the New American Welfare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2004): 362–73; Richard Fording, Joe Soss, and Sanford Schram, “Race and the Local Politics of Punishment in the New World of Welfa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 (2011): 1610–657.

第六章

鼠窝

三代同堂的辛克斯顿家住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一栋棕白色的房子里，拉玛家就在他们後头。家族中的大家长是多琳，她的肩膀宽阔，腰围也是。多琳带着眼镜，有张大饼脸，肤色稍淡的双颊上带有深棕色的雀斑。从多琳有记忆以来，她就没有瘦过，每天的生活也是慢慢来，很少为了什麽事情着急。多琳有四名孩子：二十四岁的派翠丝、十九岁的娜塔莎、十四岁的C.J.跟十三岁的露比。外加老大娜塔莎生的三个孙子：十岁的麦基、四岁的洁妲、两岁的凯拉梅。这个家里还养了只狗狗叫做Coco。身形像美式足球员的Coco凶起来会咬人，而牠对娜塔莎忠贞不二。

在派翠丝收到舍莲娜的驱离通知单 ，并跟三个孩子从公寓楼上迁到楼下与多琳同住後，辛克斯顿一家八口（加上Coco）算是完成了合体，但他们也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又小又挤。派翠丝、娜塔莎跟
C.J.的因应之道是尽量少待在家里，天公作美时，三个人会在外头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後头找拉玛打黑桃王。只不过到了夜里，大家还是得挤在一起睡觉。两间卧房，派翠丝占了当中那间小的。她咕哝着如果要她负担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个房间归她，就算这房间没门也没关系。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张床，露比则蜷曲在椅子上凑合着睡，手脚都无法伸直。麦基在客厅里跟C.J.分享一张没有床单的床垫，旁边就是玻璃茶几与堆得如山高的衣服，乾净跟脏的都有，反正房间里放不下就是了。派翠丝的两名女儿睡在饭厅一张四角都已经开花的床垫上，内里的弹簧跟褪色的泡棉都已「脏器外露」。

所有人都没办法好好睡觉。娜塔莎的习惯是睡着睡着会出脚踢多琳，多琳的习惯则是会滚到娜塔莎身上或把枕头偷过来，假如娜塔莎想要回去，多琳就直接用枕头反击。因为睡不好，所以年纪较大一点的孩子常错过清晨的学校巴士，小小孩则白天也随时可以睡着。多琳有时候从厨房走出来，就会看到他们睡得东倒西歪。有的会把头靠在茶几上，有的则会随便在地上找件衣服当成枕头。

生日的前夕，往往也是人一年当中睡眠品质最差的一晚。寿星要是一个不小心睡着了，我保证派翠丝会溜进房里，用美乃滋或番茄酱把对方的脸涂花。已经六年了，辛克斯顿家都没有庆祝过耶诞节——他们庆祝不起。但到了生日那一天，辛克斯顿家的一份子会顶着张黏呼呼的大花脸笑着起床，会看到有生日蛋糕出现在桌上。喜欢彼此闹来闹去算是他们家的传统。娜塔莎曾经在派翠丝的内衣里撒过胡椒，派翠丝则是挑娜塔莎负责照顾弟弟妹妹时，把露比偷偷带出家门，结果娜塔莎在附近绕了好几个小时找得快发疯。

辛克斯顿家的後门已经从门轴上脱落，墙壁上坑坑巴巴的，浴室里还有个大洞。他们家的天花板有点塌陷，主要是楼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一层薄薄的黑垢。厨房的窗户裂开，饭厅有几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几片的百叶窗。派翠丝挂上厚重的毯子，盖住窗户，室内因此显得灰暗。客厅里，用三夹板做成的五斗柜上有台小电视，电视旁则是没有灯罩的台灯。

在派翠丝搬到楼下之後，舍莲娜发现她在偷电。修理电表得花两百美元，但只要派翠丝还跟多琳住在一起的一天，舍莲娜就不愿意花这钱。「我才不出，」她说。「这钱统统要那些黑人出，要不然冬天冷是他们的事。」辛克斯顿家後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攒到两百美元。他们也就在屋子内（包括厨房）都没有电的状况下撑过两个月。冰箱里能坏的都坏了，一家人晚餐只能以罐头果腹：每天不是义大利方饺罐头，就是SpaghettiOs通心粉罐头。

面对发臭的冰箱，辛克斯顿家的态度就跟他们面对整间公寓的心态相同：忍就对了。无论面对的是家里的床垫还是小双人沙发，他们也都是相同的想法。床垫跟沙发缝里的蟑螂多到不像话，而他们只能希望搬家时统统甩掉。事实上是先有这些蟑螂，辛克斯顿家才搬进来的：碗槽、脸盆、马桶、墙壁，乃至於厨房的抽屉拉开，蟑螂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就是看哪里房租便宜就到处搬啊，」舍莲娜这麽讲多琳这一家，「他们早就知道蟑螂很多了。」

在辛克斯顿家搬进舍莲娜位於莱特街旁的公寓前，他们有七年的时间住在第三十二街一栋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那个家当然不是什麽豪宅，但空间宽敞，房东人也不错。集所有人之力，他们每个月要付八百美元的房租。派翠丝在一家速食店当午餐的外场，而娜塔莎在中辍之後也开始赚钱。多琳没有念完高中，不过多年前她在免费职训课程里受过训练，英打有每分钟七十二个字的速度。即便十四岁就怀了麦基，派翠丝还是念到十一年级，就快毕业；可惜为了家计，她最後选择辍学赚钱。娜塔莎则是才十六岁就拿九点五美元的时薪，在夸德影像上班，每天轮十二个小时，疲累时会直接在印刷机上睡着。公司没问过她年龄，她也没主动提。多琳的月收入是一千一百二十四美元，其中四百三十七美元来自州政府给的育儿补助，六百八十七美元是联邦救济金，後者是因为她的腿受过旧伤——八年级时复活节那天，她穿着新买的厚底高跟鞋，因此摔伤了髋部，骨折无法完全癒合。父亲当时并没有将她紧急送医，而是让她在家待了好几天，否则伤是可能痊癒的。这位爸爸跟医生不对盘，连他自己後来膝盖不行了，也只是锯下餐桌的桌脚当拐杖。

在第三十二街，街坊邻居都认识辛克斯顿一家。他们的小孩在邻居家跑进跑出，而多琳会站在自家门前与街区其他住户交流。她会跟街坊的奶奶们有说有笑，遇到住附近的孩子欺负流浪猫，她也会吼他们两句。到了夏天，小孩子会跟某位邻居买冲天炮。多琳三不五时会举办派对，而且欢迎所有人。

到了二○○五年八月[1]，这天多琳打开电视，看到纽奥良整个泡在水里。市区变成一片泥泞，黑人的屍体载浮载沉飘过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百姓。她二话不说打电话要好朋友芬妮赶快过来。多琳跟芬妮一起看新闻，「真的是太惨了，」多琳记得她是这麽想的。在几个无眠的夜晚之後，多琳觉得自己不该只是在家担心跟祷告，她觉得自己应该为洪水的灾民做点什麽，於是把家交给派翠丝，跟芬妮一起搭上前往南方的客运。那年她四十一岁，派翠丝二十岁。

「行动派」并不是她的风格，待在自家门廊上哼歌才比较像她。「我喜欢窝在自家门前，」她自己也这麽说。但一路走来，这样的她也曾不愿向命运低头，豁出去跟人生对抗过几回。像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的某个夜晚，她就曾急忙连夜打包，一声不吭地带着全家搬到伊利诺斯州。她想要躲的是C.J.跟露比的生父，一个後来会在密尔瓦基北边监所蹲很久的家伙。

在巴士上待了两天之後，多琳跟芬妮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法叶市（Lafayette of Louisiana）。她们加入了志工的行列，几十个人一起分发毛毯与食物。

跑这一趟，让辛克斯顿家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但他们住那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房东也很替他们着想。「他没有为难我，」多琳回忆道。男房东跟她说，有钱再还他就好，於是当多琳手头还可以时，就一百元一百元的还。她努力上班，但意外总是会一件件冒出来，钱感觉怎麽样也还不完。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几年也过去了。

二○○八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三十二街上两名当地少年持枪互射，结果流弹贯穿了辛克斯顿家的前门，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当时十七岁的娜塔莎正在扫玻璃，警察上门查看。按照辛克斯顿家人对当时情况的描述，警官们严格搜索房屋，而他们想要找到枪枝或毒品（派翠丝怀疑枪手跟某位邻居有关，而且把事情赖到辛克斯顿家的三名男性身上：派翠丝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还有一个是男性的同辈亲戚）。但屋里并没有枪枝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脏东西：水槽里成堆没洗的碗盘、桶里多到满出来的垃圾、在一旁飞舞的苍蝇。辛克斯顿家本来就不太爱乾净，恰好昨晚又举办派对。当然，辛克斯顿也家不是只有这些表面问题而已。如果观察入微，你会发现房东随便拿三夹板钉在厕所天花板凹陷之处。也许是因为这个家实在太乱了，也可能是因为派翠丝从凌晨两点起便对警官大小声，又或者是因为警方认定辛克斯顿家跟枪击案脱离不了干系——总而言之，後来的发展是：警察打电话给儿童保护局，儿童保护局打给邻里服务局，邻里服务局派出建物检查员，建物检查员下令房东改善，而房东则填了预告五日的驱离通知单要辛克斯顿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缴清。原来枪击案发生时，多琳的欠租只补上了一半。他们从来不觉得这钱得急着还。

住房法庭的特聘法官一盖好判决驱离的章，就代表辛克斯顿家得赶快找房子了。说到找房，他们只能靠自己——但他们既没有车，也没有网路，所以能找的范围有限。他们向社工求助，而某位社工给的就是舍莲娜的联络方式。约好以後，舍莲娜带他们看了莱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顿家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就算是瞎子，我也不会推荐这间房子，」派翠丝说。但这家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房子都会比露宿街头或收容所强，所以他们还是住了下来。舍莲娜当场就给了多琳钥匙，外加一张用废纸草草写成的收据，上头记着的是「兹收到租金暨押金共一千一百美元。」多琳将这收据夹进了圣经里。

驱离之後的窘况，往往让穷困家庭被逼着去接受低下的屋况。密尔瓦基的租屋者在遭到迫迁之後，长期陷於居住困境的机率会高出一般低收入租屋者将近百分之二十五。[2] 多琳说她之所以在舍莲娜的公寓住下，是因为他们家真的走投无路。「但我们也不会在这待太久。」被驱离会让人先搬一次家，然後再搬第二次家：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虑的屋里，第二次则是自发性地想要逃离。[3] 只不过第二次的搬家如果要顺利，通常得等上一段时日。

搬进舍莲娜的公寓没多久，辛克斯顿家又开始找房。这次他们的做法是按照出租传单上的电话打去问，另外就是翻红皮书找公寓出租的广告——所谓的红皮书是指旧城区杂货店的免费刊物。只不过刚搬完家让人精疲力尽，新添的驱离纪录又对租屋不利，所以想找地方并不容易。不久後，派翠丝就搬到了二楼，全家一下子都多了点空间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顿家慢慢习惯了这一带，但他们仍旧不觉得住这儿是长久之计。只不过想归想，日子还是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里跟三十二街不一样，多琳并不会很努力地想要认识街坊，也不会去留意社区里的孩子在做什麽。派翠丝被驱离的时候，辛克斯顿家已经搬来十八街跟莱特街口六个月了，但邻居里多琳只叫得出拉玛的名字，而且她也只知道名字而已。「我都没在串门子了，我以前很爱去别人家的，」多琳对这个新社区有感而发。「以前看到陌生的面孔，我会主动过去打个招呼。但现在我只会在一旁站着看。」冬天一来，多琳更是好几周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警察的存在固然有其必要，但公共的安宁，包括人行道上的和平与街道上的秩序，能在城市里获得维系，靠的主要不是警力，而是人群间一股精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内控与规范，且这股内控与规范的执行者正是民众自己。」这是珍．雅各（Jane Jacobs）在《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里写下的文字。珍．雅各认为这种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要成形有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这里，要有人愿意看顾、守护这里。事实证明她说的没错：只要弱势的社区邻居间能相互信任，对社区的发展愿景产生共识，那这当中就能生成所谓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而集体效能愈高，弱势社区的犯罪率就愈低。[4]

单单一次驱离，松动的不只是一个街区，因为受影响的不仅是家庭被驱离的那个街区，包含这个家庭心不甘情不愿搬进去的街区也会一并受累。在这样的过程中，搬迁会直接「催生」出珍．雅各口中的「永久性贫民窟」（perpetual slum），因为我们会看到居住环境中流动率升高，同时生活中的忿恨跟淡漠也会随之爆表。「永久性贫民窟的问题症结在於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梦想着能早点搬。」[5] 多琳被驱离，三十二街损失了一股稳定的力量——一个深爱在地，想要与在地荣辱与共，以一己之力在让社区变得安全的居民——而莱特街却两手空空，什麽也没有得到。

露比、C.J.跟麦基三个都还穿着学校的制服——因尺寸不合看起来很松垮的白色Ｔ恤与黑色牛仔裤——轮流在临街的窗前巴望着午餐餐车到来。每周三天，在地的教会会到社区里发袋装的午餐。这一天，眼尖的露比第一个察觉餐车出现。「餐车来了！」她忘情地喊了出来，接着就跟其他小孩一起冲到屋外。最後孩子们满载而归，他们帮每个人都领了一袋。孩子们发起午餐，但他们都没有偷看袋子里装了什麽，因为看过就不好玩了。拿到青苹果的会与拿到红苹果的交换，拿到Frito洋芋片的会跟有SunChips多谷类脆片的人换，拿到苹果汁的人会跟有果汁汽水的人交换。

「我给你两瓶果汁，」娜塔莎对露比开条件。

「换我一片Oreo蛋糕吗？」露比确认。但是想过之後她觉得不划算，摇了摇头。

「露比你很烂耶！」

露比闪过一抹露齿笑容，并开始左右脚换着跳。她的利他能药效正在消退，有些夜里在药效全没了之後，她跟麦基会在客厅的床垫上後空翻。

娜塔莎不开心地噘起了嘴。十九岁的她固然比露比大六岁，但行为上并没有大人风范，反而更像个小孩。相对於派翠丝十来岁就当起了小妈妈，娜塔莎对於小孩很反弹。「小孩超乱的，超脏！」她说。「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生出来会长得很可爱还是丑八怪。所以天啊，不用了……自由自在的独立生活比较适合我！」娜塔莎会去拉玛家跟男生们开派对，夏天则会光着脚在家附近溜达。同母异父的她跟派翠丝一样是所谓的「红骨」（redbone），也就是只有一半黑人血统，肤色因此比较淡。有男人开车经过会放慢速度，伸长脖子想把看娜塔莎看个清楚。有时也会有老太太停下车来，拿鞋子给娜塔莎穿，眼神看起来似乎很心疼这个小女孩。那一幕总是能让派翠丝笑出来。

教会的女士在白色的袋子里塞了祈祷文，祷告完後，辛克斯顿家就会开始吃免费的午餐，并聊起那些难发音的单字。「Royal」、「Turquoise」，任何事情只要能让他们忘记屋子的冲天臭气跟凌乱不堪，都是好事。厨房跟浴室的状况已经糟糕到多琳考虑要打电话给舍莲娜跟昆汀，而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打电话给这两人。辛克斯顿一家或许不太想承认，但这两名房东真的还挺吓人的。「昆汀什麽事情都可以念，」派翠丝经常这麽抱怨。昆汀每次来，都会碎念屋子里很难闻。带工人来修东西，也常不收拾乾净再走，满地都是弄剩的材料让她们收，多琳跟派翠丝都觉得这样很不尊重人。「他是把我们当成女佣吗？」派翠丝说。昆汀会这样，很难讲是不是为了要让房客即便屋况出问题也不想打电话给他，但的确有这种效果。[6]

有时候多琳打电话给舍莲娜抱怨屋况，反而会变成舍莲娜抱怨的对象。「每次我们打过去说房子哪里有问题，她都会绕一圈把事情怪到我们头上，说东西根本就是我们用坏的。」多琳说，「我听得都烦了……所以後来我们哪里坏都自己修。」

所谓「自己修」，常常就是「不修了」。第一个塞住的是厨房的碗槽。过了几天，露比跟派翠丝就开始把碗搬到浴缸去洗。但厨余多少会流进水管里，因此没多久就轮到浴缸也塞住。浴缸里开始积起水泥色的脏水，於是辛克斯顿一家就开始在厨房用瓦斯炉烧水，然後拿海绵擦澡。这之後，有人把做饭时的用水往马桶里面倒，再拿吸盘去通马桶，而吸盘一拿起来，一小群蟑螂就会四处窜逃。拿着吸盘的人得很用力通，一般来说，你得通上整整五分钟，才有办法让水成功往下冲。遇到通不了的时候，全家人就得把用过的卫生纸集中在塑胶袋里，跟着垃圾一起拿出去。

多琳终於忍无可忍，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电话给舍莲娜，但她怎麽打都找不着。在留了一周的语音信箱之後，舍莲娜终於回了她电话。舍莲娜说，她跟昆汀去了趟佛罗里达，所以没接到电话。他们刚在那儿置产，买了间度假用的三房独立产权公寓。至於多琳打来申诉的事情，舍莲娜并没有直接回应，她只是提醒多琳一件事：多琳让派翠丝母子住在她那儿，已经违反了租约规定。

对派翠丝来说，舍莲娜的反应似曾相似。在搬进二楼之前，派翠丝也曾先看过屋况，而她当时看到的情形是那地方「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棉絮般灰色的地毯磨损严重且脏到一个境界，小孩房的天花板塌陷，阳台门脱落，甚至於阳台本身都有种往上头扔袋面粉就会垮掉的感觉；而舍莲娜曾答应过要处理。即使房屋违反建筑物规定，甚至不符合「最低居住标准」，但只要房东愿意处理，还是可以出租。[7]

既然舍莲娜这麽说，派翠丝也就信了。派翠丝於是拿了押金加上第一个月的房租，一共是一千一百美元给舍莲娜，但修理房子的进度慢得可以。派翠丝的浴缸水已经流不掉了，但舍莲娜还是没回她电话。那一次她是跟昆汀照惯例去牙买加度年假。「你在牙买加，而我们连在家洗个澡都没办法，」派翠丝说。她曾经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正常的洗碗槽可用。而且派翠丝也曾发现某面墙上有个大洞，但舍莲娜却只是拿了本手册给她，里头讲的是如何不要让她的小孩受到含铅的油漆伤害。甚至於门从枢轴上脱落的时候，「她竟派了些有毒瘾的人来修理，」派翠丝要抱怨真的抱怨不完，最後她选择摊牌。

「我要找律师告你！」派翠丝吼出来。

「要告去告，请便。」舍莲娜笑了。「但你有钱跟我这样耗吗？」

「我房租都交了，为什麽东西不修好？」

隔了一个月，派翠丝试了个新的策略。她想如果乖乖交房租没用，那不交呢？不交是不是能逼着舍莲娜对她有所回应？派翠丝扣住一半的房租没缴，说这个月的房租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房子修好再给。房租花了派翠丝每个月六成五的收入，花这麽多钱住在这种烂环境，她咽不下这口气。

结果派翠丝的新作战不但无效，甚至还弄巧成拙。舍莲娜反过来说派翠丝不把房租付清，房子她就拒绝修理。对派翠丝来说，这真的是挖洞给自己跳。准时交租，舍莲娜就来阴的，月初一过就不接电话；扣住房租，舍莲娜就来硬的，明摆着不修。「我那麽拚命干嘛，你房租又没付清，」舍莲娜说。但即便被呛，派翠丝还是没有要搬走的意思。她喜欢住妈妈家的楼上，也觉得这地方修一修还是不错。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她工作的潜艇堡店Cousins Subs班表被砍，让她连原本那一点谈判的筹码都没了。在收到舍莲娜拿来的驱离通知单後，派翠丝已没钱把房租补上。她跟舍莲娜说一收到退税，她就有钱可以还了，但舍莲娜再也不想听。原来她的好朋友贝琳达已经打电话来说有案主在找房子，而舍莲娜自然不会让到手的鸭子飞了。她保证只要几周，派翠丝的公寓一定能空出来。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马桶也只勉强能用的状况下忍了两个月，多琳决定自己把水电师傅找来。头一次水管不通时，水电师傅的钱是舍莲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这种钱。在三十二街的教训之後，多琳也不想找建物检查员来，那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总之，水电师傅最後收了一百五十美元，成功用像胃镜般的蛇式器材疏通了水管。师傅说这儿的管道老旧，经不太起折腾，所以叫多琳别让有的没有的东西流进去。师傅走了以後，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热水并在里头泡了一个小时。

多琳觉得她自掏腰包的一百五十美元要从房租里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舍莲娜说只要她这麽做就将她驱离，多琳也还是扣了。她想说，如果都要被驱离的话，那这一百五十美元还是留给下次搬家用好了。[8] 在手头很紧的租屋者之间，多琳的想法很正常，因为房租几乎吃掉他们所有的收入，所以弱势家庭往往得故意被驱离，才能腾出钱来搬到别的地方。这一头有房东吃亏，另一头就会有房东赚到。[9]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现在便宜很多的新家，毕竟他们一家八口。在当时，密尔瓦基两房公寓的月租中位数是六百美元，其中月租在四百八十美元以下的物件有百分之十，月租七百五十美元以上的也占百分之十。[10] 同一座城市里最便宜跟最贵的房子，月租差距不超过两百七十美元。而这意味着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区，甚至愿意牺牲生活品质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没多少。以密尔瓦基最穷困、并且至少四成家庭处於贫穷线以下的的区域来讲，两房公寓的月租中位数也才比全城水准低五十美元。[11] 舍莲娜是这麽形容的，「两房公寓就是两房公寓，搬到东是两房公寓，搬到西也还是两房公寓。」

这样的情况，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开始在纽约出现的时候，当地最底层的贫民窟租金还比纽约上城高出三成。到了二十世纪的一九二○与一九三○年代，密尔瓦基、费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区，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还是超过白人社区里屋况比较好的住处。甚至到了一九六○年代，以美国大城里相同的居住条件来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12] 穷人不是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贫民窟里，穷人（特别是黑人穷人）会聚集在那里，是因为社会对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的放任与纵容。

降租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让自己避免被欠租还有驱离房客的各种成本，但做底层市场的房东大多不会这麽做。因为想要避免欠租跟驱离人的成本，也是有成本的。对众多房东来说，比较「经济」的做法不是维护屋况，而是直接赶人。面对万年欠租的房客，你想在维修费上抠门是办得到的，而高房租就能「确保」租屋者永远处於欠租的状态之中。

法律能够保护的是有办法正常缴租的房客。法律的设计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与人道，而有能力缴租的人不仅能光明正大找来建物检查员查看屋况，还有权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屋况修缮完毕。[13] 只不过只要一拖欠房租，这些保障就会瓦解。欠租的房客会被剥夺扣住房租或暂时将租金信托给第三方的权利。向建物检查员申诉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为驱离的命运可能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屋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他们只是更知道那代价他们背负不起。

「我在想，叫检查员来只会让事情愈来愈难收拾，」多琳这麽跟派翠丝说。

「是啊，」派翠丝附和。「把检查员找来的话，她可以叫我们滚。」派翠丝的意思是多琳违约在先：她任意让派翠丝母子这四名「未经许可的住宿者」（unauthorized boarders）搬进来，所以舍莲娜有理由可以驱离他们。而只要建物检查员现身，舍莲娜就有可能会出此下策。

凡是房客欠租或违约在前，让法律的保护伞失效在後，房东就可以对坏掉的东西爱修不修。或者就像舍莲娜对房客说的，「你让我好做事，那我也不会为难你。」由此有些房客便会拿自身的尊严与孩子的健康去交换一个栖身之所。[14] 在二○○九到二○一一年间，密尔瓦基近半数的租屋者得忍受「严重且长期性」的住房问题。[15] 超过五分之一的租屋者曾苦於破窗、电器故障或家鼠、蟑螂、野鼠为患达三天以上才获得处理。三分之一的人水管不通达一天以上，十分之一的人至少曾一整天没有暖气可用。这当中首当其冲的有非裔的美国家庭，也有养孩子的家庭。但无论租屋处的屋况是好是坏，有无上列问题，密尔瓦基的公寓租金都不会有所差异。[16]

一旦没办法准时缴租，房客们就得勉强自己接受不舒服、不理想，甚至不安全的居家环境。要是不想勉强自己，那另一条路就是等着被驱离。但在商言商，这一整套做法确实有（暴）利可图。四个家庭的物件（双拼加上两层楼），也就是像多琳跟拉玛所住的那种公寓，是舍莲娜手里最会下蛋的金鸡母。至於她第二赚钱的物件类型，则是阿琳在第十三街所住的地方。讽刺地，在舍莲娜的资产当中，条件最差的物件也是她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摇钱树。[17]

在多琳对舍莲娜说要扣住部分房租後不久，娜塔莎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把这事情跟妈妈说了以後，多琳的反应是笑着说，「就跟你讲吧！」果然面对各种生理变化，娜塔莎一直都是鸵鸟心态，但旁观的多琳看得一清二楚。多琳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又有金孙了，我又要当外婆了！」她开心地大叫。娜塔莎的男朋友也很兴奋。小俩口即便还没成婚，新生命的孕育仍永远是喜事一桩——除非你像娜塔莎一样，是个想要独立自由的女孩。[18] 娜塔莎没心情庆祝，反倒情绪低落。

「也许这小子会长颗大头！」多琳忍不住开起玩笑。

「我不懂自己到底是怎麽怀孕的，」娜塔莎叹气。「我不喜欢大肚子。」

娜塔莎跟马立克交往大概有一年了。他们是在Cousins Sub潜艇堡认识，而马立克正是娜塔莎姐姐派翠丝在这间店的同事。马立克没娜塔莎高，肤色比娜塔莎黑，辫子头底下有张骄傲的脸庞。他进退应对算是蛮温和的，而且虽然年过三十三岁，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当爸爸。娜塔莎倒是不讨厌他，只是她的芳心还在两年前才十七岁就抢劫失败遭击毙的泰亚身上。她的钱包里依旧放着泰亚告别式的讣闻，上头在遗族中把娜塔莎列为「特别的女性友人」。露比也是泰亚的迷妹，而有时候在娜塔莎的怂恿下，露比会去找泰亚说话。娜塔莎会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微笑着，就像个硬要将痛苦往肚里吞的大人一样。这种时刻，彷佛某种虎头钳般的残酷力量横亘两姐妹之间，用力张开，要娜塔莎长大。[19]

按照辛克斯顿家的传统，轮到派翠丝可以给小宝宝取名。但马立克也有自己的想法。娜塔莎去跟妈妈、姐姐说马立克想让小孩（如果生出来是男生）叫作「马立克二世」，但多琳跟派翠丝嗤之以鼻。「我们家不来『二世』这套，」多琳说。「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原谅自己。」她口中的教训是C.J.，C.J.就是凯勒（Caleb）二世。辛克斯顿家之所以叫这孩子C.J.，是因为他们不想再听到凯勒这个名字。

如果非当妈妈不可，娜塔莎有一件事很确定：她死也不要让孩子住在这间屋子里。如今有了身孕，娜塔莎更加担心这间公寓的情形，也更担心舍莲娜会不会驱离他们——跟到时候他们能往哪儿住？但多琳有过一肩挑起全家的经验，娜塔莎相信要是真的情况不妙，妈妈也一定靠得住。「我妈妈是很坚强的，」娜塔莎说。「从前比现在更糟，但她也带着我们走过来了。我是说像住收容所、流落街头，把教会或车子当家之类的。我对妈妈很有信心。是啦，我们流落过几次街头，但最後她都会有办法。」不过话说回来，娜塔莎这次倒不是很欣赏妈妈。自从知道家族即将在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聚会之後，多琳就盘算要举家南迁。派翠丝觉得这主意不错，她受够密尔瓦基了。「这里死气沉沉，」她说，「毒虫跟妓女多得跟什麽一样。」但娜塔莎的想法是不希望小孩才出生就离开爸爸。

多琳跟派翠丝不觉得这事有什麽好担心。「他（马立克）反正也靠不住，」多琳说。但自从知道要当爸爸以後，马立克变得非常有责任感。他开始一个人轮两班以便存钱，也会带食物来找娜塔莎，并且找适合两大一小的出租公寓。但事实就是，多琳跟派翠丝对马立克不抱期望，不是因为马立克做了什麽十恶不赦的事，而是因为这对母女都吃过男人的苦头。多琳先是被派翠丝跟娜塔莎的父亲抛弃，然後露比跟C.J.的爸爸人在监狱。派翠丝的三个小孩也不是同一个爸爸生的，而且这些男人全都可有可无。至於派翠丝现任的男朋友就更不用说了，他最近才推自己的女朋友去撞餐桌，桌子还破了。[20] 多琳跟派翠丝完全不能理解养小孩为何需要男人，小孩的命名就更不用说了。多琳对娜塔莎说，「你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的时候，我旁边也没有男人帮我按摩。」派翠丝跟妹妹说的版本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爸爸。我的小孩没有爸爸，你的小孩肯定也不需要爸爸。」

妇产科来了通电话。「他们叫我回去重做超音波，」娜塔莎边挂上电话，边跟多琳说了这件事。

「他们说之前好像漏看了什麽。」

「漏看是什麽意思？」

「漏看？漏看到小孩後面还有个小孩吗？」多琳忍不住叫了出来。「娜塔莎，你肚子里的是双胞胎吗？」

「可是我一个都不想生！」娜塔莎跺脚。

「现在说这个太晚了吧！」多琳笑了。

「够了！」娜塔莎一屁股往沙发上坐，Coco则跳到她的大腿上。「Coco，来这里，妈咪今天不开心。」

多琳不希望娜塔莎不开心。「我保证搬家以後给你个超大的房间，」她说。「跟我以前的房间隔条走廊，说不定让你住楼下。没错，我希望可以找到跟三十二街一样的房子。」

「能那样就太好了，」摸着Coco的娜塔莎说。

「是啊，那就太好了。」多琳转头看着在地板上抱膝而坐的露比。「露比呢？你想搬家吗？」

「当然想啊，」露比说。「这里讨厌死了。」

1　译注：卡崔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横扫美国南部。

2　欲对各种模型与方法论有完整的了解，详见Matthew Desmond, Carl Gershenson, and Barbara Kiviat,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9: 227–62.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资料库中的租屋者会被归类为有长期性（或称延续性）的住房问题，其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受访的前一年当中遭逢过下列其中一项问题：（一）（厨房的）炉子或其他家电故障；（二）窗户破损；（三）对外的大门或锁头损坏；（四）有家鼠、野鼠或其他害虫的侵扰；（五）电线外露或有其他与电气相关的疑虑，且未处理须为期达三天或以上；（六）没有暖气；（七）没有自来水；（八）水管堵塞至少二十四小时。为了评估迫迁对居住品质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多个「双重稳健回归模型」（doubly robust regression model），并於模型中应用了广义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的技巧。持租屋券的房客也纳入这些分析当中。

3　非自愿迁离会破坏居住的稳定性，这一点不言可喻，但其实迫迁对安居的冲击并不会随着驱离与紧接着的搬家而烟消云散。对於驱离直接造成的（非自愿）迁离与其後续间接造成的（自愿）迁离而言，将两者连结起来的共通点就是居住的满意度，主要是遭迫迁的租屋者会先出於无奈而接受次等的屋况，日後再设法换地方来改善情况。《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以双重稳健回归模型分析了经由广义精确匹配处理过的资料组，而我们在针对《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进行过剖析之後，得到的结论是，比起没有迫迁经验的租屋者，遭到迫迁的租屋者有高出二十四个百分点的机率会在短期内自行再度搬迁。此外在先遭到迫迁、然後又自行二度搬迁的租屋者里，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表示想再搬一次，理由是希望住在好一点的房子或社区里。相较之下，出於自愿连搬两次的人里，仅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给出这样的答案。换句话说，在第二次搬迁属於自愿的人中，第一次搬迁是被迫者，会比第一次搬迁也是自愿者要更可能直指屋况与社区环境就是他们想再搬的理由。穷人原本就不成比例地占遭迫迁者的大宗，而迫迁本身又会再造成後续居住的高流动性。见Desmond et al.,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4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31–32;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especially 127, 146–47, 151, 177, 231–32. 关於公共空间用途的民族志观点，参见Mitchell Duneier,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5　Jacobs,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271, 强调「梦想着」这三个字是我的主意。

6　如果昆汀是故意的话，那他这种「策略」会有一个问题。主要是有些屋况如果房客不反映，其实会侵蚀到舍莲娜与昆汀的获利，像马桶漏水就是一例。这时候昆汀的策略就会倒打自个儿一耙。

7　房东有义务在与准房客签约前揭露屋况中违反建筑法规的部分，City of Milwaukee, 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 Keeping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Activity Out of Rental Property, 7th ed. (Milwaukee: Milwaukee of Milwauke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 2006), 12; 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ATCP134.04,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8　在密尔瓦基的租屋族群当中，屋况的问题是搬家的一大动机。这里的关键字是「被动迁离」（responsive moves）。被动迁离既非遭到迫迁（包括遭驱离、建物遭宣告为危楼），也并非完全属於自愿（出於居住环境上的特殊考量），而是落在这两者之间。《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的资料显示，二○○九到二○一一年间，密尔瓦基被动迁离最普遍的成因就是住房问题。从受访之日回推两年，住房问题占被动迁离成因的比例有百分之二十三，占全数迁离原因的比例有百分之七。被动迁离的背後不是一股正向的冲动（小屋换大屋），而是一种负面的动机（屋况每况愈下，造成人想出走）。参见Desmond et al.,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9　这个道理就跟房市泡沫化造成房价崩跌时一样，一旦房价低於房贷，数以千计的屋主都会理性地宁可违约，也不愿意继续把钱往无底洞里扔。Timothy Riddiough and Steve Wyatt, “Strategic Default, Workout, and Commercial Mortgage Valuation,”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9 (1994): 5–22; Lindsay Owens, “Intrinsically Advantaged? Middle-Class (Dis)advantage in the Case of Home Mortgage Modification,” Social Forces 93 (2015): 1185–1209.

10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在二○○九到二○一一年间，一房公寓的中位数房租是五百五十美元，三房的物件则是七百七十五美元。租屋市场的专业／职业化，加上资讯科技的普及，都可能是城市中房租价格带收缩的原因，进一步观察则可以看到商业竞争与联合行为（price coordination）等因素在作用。凡是大型的房地产管理业者，都爱用打着「造雨人／租金创造者 LRO」（Rainmaker LRO）、「租金推进器」（RentPush）或「租金放大器」（RENTmaximizer）等名号耸动的软体来辅助日常营运。这些繁复的运算法会套入数以百计的现行与历史市场指标来逐日（甚至每小时）调整租金。其中全球服务对象超过八百万笔住宅物件的RENTmaximizer主打能「快速针对市况进行调整」以协助屋主取得「更高的营收表现」（www.yardi.com）。对於喜欢凡事自己来或自己动手做的屋主来说，不动产业自学手册或书籍等出版品会建议房东要每个月进行市调。布莱恩．查维斯（Bryan Chavis）在Buy It, Rent It, Profit! Make Money as a Landlord in Any Real Estate Market (New York: Touchstone, 2009, 51)一书中建议「你可以打电话到附近的建案或社区，就其租金进行了解，藉此避免你本身物件的租金偏高或过低。」打电话是给特别勤劳的人做的，因为其实网路上不只一个网站有现成的资料可查询租金高或低於周遭的水平（www.rentometer.com）。

11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混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6–2010)的邻里层级资料与Milwaukee Police Department的犯罪纪录（2009–2011）. 另外一项参考统计数据：中位数两房房租在密尔瓦基治安最差的地区是五百七十五美元（暴力犯罪达到第七十五百分位数或以上者），在治安最好的地区则为六百美元（暴力犯罪数落在第二十五百分位数或以下者）。

12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11; Allan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24–26; Joe William Trotter Jr., Black Milwaukee: 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 1915-45,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179;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4; Marcus Anthony Hunter, Black Citymakers: 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0.

13　在本书田野调查的同时，财团法人「社区倡议者」拟定的租金删减条例（rent abatement guidelines）规定房客可以主张在房子少了个门或蟑螂太多时，扣留百分之五的房租，马桶故障可以扣百分之十，没有暖气可以扣百分之二十五。

14　若是没有满租，也就是还有空房，那房东其实是有降租空间的，但有些房东宁可让房子空着。舍莲娜曾经带一名卡车司机看过某个四户物件（两层楼的双拼）的一楼，当时该物件已经空着有两个月了。司机看到了被狗狗摧残过的地毯，摸了摸摇摇欲坠的厨柜门，还用脚在黏腻的厨房地板上挤出了尖锐的声响。「这种环境比我之前住的差多了，」他说，「要不然算三百八十元一个月？」
「怎麽可能，」舍莲娜回答得不太高兴。单以那个物件的条件来说，一个月收三百八十美元绝对乐胜一毛钱都赚不到—问题是此例一开会打坏这整栋双拼公寓的身价。这处公寓的另外三间房都收六百美元的房租。要是舍莲娜接受了卡车司机的条件，让另外三户知道了也会要求降价。如果她统统答应，那四间房各收三百八十美元的总收入，还不如她三间房都收六百美元。如果她悍然拒绝，那原本这三户里就会有人搬家，这样她空屋反而变多。所以舍莲娜最後没有收那位司机当房客，只是送客後直接锁门。

15　精确的数字是百分之四十四。何谓「严重且具长期性」的住房问题，已於本章注2提供过定义。《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16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有比较过两房的物件，2009–2011。在一九七○跟一九八○年代，租金成长的主因是住房品质提升（Jencks, The Homeless, 84–89）。但在那之後，住房的品质以全美而言就几乎停滞不前—真要说的话，二○○○到二○○九年的这十年间还有小幅的退步—但同时间租金却全面飙升。《美国住房研究》的资料显示，在一九九三年，大约九十点九万处的租屋存在严重的硬体问题。这个数字在二○一一年提高至一百二十万户。此问题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持平（占大约百分之三），至於其他居住品质指标也是一样，比方说在一九九三年，百分之九的租屋者表示曾因为暖器故障而「冷到不舒服长达二十四小时或更久」。到了二○一一年，同个数据微升到百分之十。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全美供出租的房屋都未曾历经过符合房租涨幅的修缮或升级。

17　一旦这些房子的获利能力归零，无论是因为累积了太多罚单或屋况差到不大修不行，舍莲娜就会「放生」它们，让它们「回归城市」。这麽说的意思就是关於这些资产所附带的税费，舍莲娜会停止缴纳，倘若市府要因为欠税而查封，就任其查封。你会问舍莲娜个人不会有责任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她已经为自身设好了防火墙。说白了舍莲娜早将这些房产登记在一间间不同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所以就法论法，欠税的不是自然人舍莲娜，而一间间的企业法人。像这样欠税被查封的房地产，密尔瓦基每年会出现一千一百到一千两百笔。一旦承接了这些「免洗」的烂房子，市府的做法不是拍卖就是拆除，而无论哪种做法都会让平价出租房屋的库存减少。对舍莲娜来说，这样把房子处理掉既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什麽（财务上的）挫折。相反的，这是她「商业模式」中的基本支柱，是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凡是我对某一处房产倦了，我就放手。」她亲口说，「把大好的钱浪费在劣质的资产上，说不过去，是吧？」开公司对舍莲娜来说并不麻烦，因为一切都可以连进「威斯康辛州金融机构管理处」（DFl; www.wdfi.org）的网路上完成。威斯康辛州金融机构管理处只会记录申请人登记的代理者，而不会记录下每家公司的负责人或威斯康辛州的税务资讯。密尔瓦基的欠税查封件数估算取自助理检察官凯文．苏立文（Kevin Sullivan）（个人通信，二○一五年八月十三日，August 13, 2015)。很多从政者虽然处理的是穷人的居住问题、很多学者虽然研究的是穷人的居住议题，但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踏进过多琳住的那种公寓。按照这些官员或学者的说法，美国在促进穷人居住品质的工作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亚历克斯．史瓦兹（Alex Schwartz）曾写道，「比起硬体的状况或拥挤的问题，今日美国更令人忧心的是住房的『可负担性』。」这说法可以说呼应了主流的看法。（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6）。我并不是说这个看法不对，但我必须点出的是这类说法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误以为「屋况的恶劣与拥挤」是一个问题，而「住房的可负担性」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人会以为美国既然已铲平了廉价公寓（tenement），也已经颁布了含铅油漆的禁令，那我们现在就专心处理平价住房不足的问题就行了。但事实上这两类问题—恶劣的居住环境跟高耸入云的居住成本—其实是相互交缠的。在最底层的住房市场里，这两个问题有着「相濡以沫」的共生关系。

18　Kenneth Clark, Dark Ghetto: Dilemma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72;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46–47; 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Nelson, Doing the Best I Can: 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chapter 2.

19　社会学家琳达．波顿（Linda Burton）把这种年轻人过早暴露在成人世界里的过程，称作是「童年的成人化」（childhood adultification）。见Linda Burton, “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Family Relations 56 (2007): 329–345.

20　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情，但我倒是看到了那张坏掉的桌子，也跟多琳、派翠丝、娜塔莎还有派翠丝的小孩讨论这件事。按照派翠丝十岁儿子麦基的解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会有压力，会生气，然後他们生气就要发泄。」麦基说这件事让他觉得，「很丢脸，因为全家都没有面子。」

第七章

难过死了

史考特会四处打工赚取现金，但他主要的工作是照顾泰迪。平常煮饭的是他，打扫的是他，去采买补货的也是他。早上起来，史考特会先扶泰迪下床冲澡。史考特觉得照顾人是他的天职，而这也是他之前成为护理师的初衷。三十八岁的史考特头发稀疏，有着红润的皮肤、一对酒窝，还有宛如蓝色火焰般的双眼。在这样的外貌下，史考特有颗温柔但伤痕累累的心灵。至於泰迪则是名瘦可见骨的小个子，两只结满痂的手臂上有一个个变形的刺青。他已经不太能走路了，但史考特还是勉强他尽量走动，所以泰迪会在拖车公园里缓缓拖着左脚前进。尽管才五十二岁，但泰迪看起来已老态龙锺。

潘跟奈德已经在几天前搬走，目前暂住在便宜的汽车旅馆。但放话要驱离他们的托宾并没有因此放过泰迪跟史考特。他们从两个月前便缺缴房租，主要是颈部Ｘ光跟脑部扫描花了泰迪五百零七美元。一年前，泰迪在十六街高架桥附近的阶梯上滚落，醒来人已经在医院；从那之後，他的健康就回不去了。他喜欢在高架桥下喝酒，也喜欢头上有车子呼啸而过、脚下却是河床的感觉。去桥下时他带了瓶酒，还找了密尔瓦基救援协会（Milwaukee Rescue Mission）认识的朋友。在医院里，泰迪得知他身体的左半边瘫痪了，几个医生不得不动融合手术[1] 来修复他的颈部，用骨钉跟螺丝固定各个部位。

史考特把驱离通知单往凌乱的桌上一摆，桌上还有帐单、啤酒罐、拍立得相机，跟一只烟灰缸。时间接近正午，两名男人坐着喝号称「密尔瓦基第一」的花旗啤酒（Milwaukee’s Best）。泰迪戳了戳通知单。「我觉得他是想要多收一点。他的口袋比我深得多。」

说这话时，泰迪的眼神盯着前方，背部则直挺挺地靠着椅子。有时史考特一走进拖车，会看到泰迪人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两只手臂摊在身旁，既没在看电视也没在翻杂志，就是很单纯地呆坐着。头两次遇到这幅光景，史考特还曾弯下腰来确认泰迪的呼吸。

「也许吧，」史考特应声。「但托宾有做错什麽吗？」

「他就是个标准的王八蛋。你喜欢他是你的事情，随你便……要不是身体这样，我早就上前去赏他一拳了。」

「嗯嗯，打人最能解决问题了，」史考特酸他一下。

「我就是个乡巴佬。牛牵到北京还是牛，我就是那只牛。」

泰迪话匣子开了就有点欲罢不能，而且他很能说。史考特总在旁边静静听着。每当泰迪一个劲儿在长篇大论，长到就跟他的田纳西口音一样会「牵丝」的时候，他也不会打断。史考特扫视客厅，木板拼成的墙上显得空荡，唯一的摆设是大大的一幅画，那是之前房客留下来的。画里是耶稣跟两名偷儿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身的血污跟瘀青。一年前，史考特跟泰迪几乎是孑然一身的搬进这里，这一年间，什麽家具都没添。泰迪最锺爱的是他的钓竿跟各种钓鱼配备。史考特的宝贝则是满满收在一个大塑胶桶里的照片、证书，跟能证明他曾经好好生活过的各种纪念品。

泰迪碎念完後，史考特将眼神从啤酒上移开，看向窗外。他看到路的另一边停着奈德跟潘的拖车，如今这辆车已人去楼空，然後另外一台拖车的主人是彤恩。史考特有时候会去彤恩那儿买吗啡来「注射」，或者紧急时他会买凡可汀[2] 将就一下。而觉得死去老爸还住在暖气通风口里的「落屎」蓝迪，脏兮兮地在前廊抽着丁香香菸[3]，一边还不知道在自言自语些什麽。一架飞机轰隆隆地低空飞过。

「我……」史考特开口。「……才不想住这儿呢。」他拿起了驱离通知单。「你知道这是什麽吗？这是一只脚，一只要把我踢出去的脚。」

史考特生於爱荷华州一座後来改养猪的酪农场里，他曾养过一匹马，那是他的耶诞礼物。史考特不知道生父的模样，因为父亲是在一次约会时「硬上」了史考特的妈妈。为了让家族留点颜面，史考特的母亲琼被迫嫁给了强暴自己的人。那年她才十六岁。虽然成了婚，但史考特的父亲很快就跟母子俩一刀两断，音讯全无。琼的第二任丈夫是个恶劣的家伙，会动手打老婆，两人後来离婚，但琼还是跟他生了一个小孩，一个名叫克蕾莎的女儿。再之後琼邂逅了卡姆。卡姆是名牛仔，琼跟他又生了三个小孩。在这些孩子当中，史考特的一个弟弟进了消防队，另一个弟弟替康滤根公司（Culligan）送水，他最小的妹妹则是护理师。至於酗酒的克蕾莎，住在史考特老家环境最差的公寓社区里。当地人都管那个社区叫「蜂窝」，因为租在那里的人进出都匆匆忙忙地，就像蜜蜂一样。

史考特跟继父卡姆始终处不来。他是个敏感的孩子，不太可能讨卡姆这种赶牛的大老粗欢心。十七岁时，史考特考上明尼苏达州的维诺纳州立大学（Winona State University）。他很快就发现维诺纳太小，自己的心太大，就像爱荷华乡下的大豆田跟水塔也早就容不下他。身为同性恋，史考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向。「我得去找跟我一样的人，」他记得自己在搬来密尔瓦基前是这麽想的。他先是念完了密尔瓦基区技术学院（Milwaukee Area Technical College），然後以三十一岁的年纪取得护理师证照。

这之後，史考特在一家安养院踏上了护理师之路。他每天的工作包括检查血压、脉搏之类的生命徵象，也包括配药、分药，测血糖、帮病人注射胰岛素，弄点滴，帮无法进食的病患用鼻胃管「吃饭」，还有照护气切处跟伤口。他学会了眼明手快，也学会忍住不恶心反胃，还有替针孔找静脉。史考特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贡献，而且别人也真的需要他。

租屋时，他的公寓都选在像湾景（Bay View）、以及同样临湖的东侧（East Side）这种新兴的优质社区。最好的那一年，史考特赚进了八万八千美元。当时他还会寄钱回家给妈妈。

经过五年来不断扶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与各类病人上下床还有进出浴缸後，史考特滑脱了一节椎间盘，为此医生开了波考赛特（Percocet）[4] 给他止痛。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爱滋病夺走了史考特两位好友的生命。「我崩溃了，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时波考赛特不只治疗了他的腰痛，也麻痹了他的心痛。

理论上，所有的病痛都会随着时间好转，史考特原本也以为时间可以平复一切。但当开波考赛特给他的医生说要退休时，史考特整个人慌了，因为这位医生是上天给史考特的一份大礼。如果说史考特是坐在吧台的客人，那麽这名医生就是会把酒倒满到杯缘的酒保。换了其他医生，鸦片类的药物或许就不会给得这麽大方。「所幸」他还有别条路可走。史考特开始跟护理师同事买药，或在上班时监守自盗，最後连安养院的病人都成了他固定的「供应商」，一颗凡可汀卖他三美元。再後来史考特也不用买的了，他会直接从病人的药里偷拿。

服用波考赛特的几个月之後，他遇见了「吩坦尼」（Fentanyl）这个新欢，这次他是真的跟此药谈起恋爱，因为吩坦尼作用在中枢神经系统的速度是吗啡的一百倍。[5] 吩坦尼让史考特沉醉在纯粹而平静的幸福感里，他觉得自己简直超脱了一切。「我这辈子都不知道原来人可以过得这麽愉快，这麽满足，」他说。

在安养院里，史考特会把要给慢性疼痛病人使用的「多瑞喜」（Duragesic patches）穿皮贴片拿来，然後用针筒抽出其中的吩坦尼成分，再用吞的或用针直接将吩坦尼打进自己体内，最後把只剩空壳的贴片给黏回去。而没了止痛药的病人只能在床上虚弱地痛苦呻吟。「你会在内心深处强辩自己比病人更需要它（吩坦尼），」史考特回忆说。「有了它，我就能照顾三十个跟你一样的病人。」

就跟真正的恋爱一样，史考特跟吩坦尼很快便结束热恋期。他们的关系不再充满了新奇与刺激，而开始显得深沉磨人。很快地，他使用吩坦尼已不是为了追逐快感，变成在逃离戒断。「难过死了，」史考特是这麽形容的。一旦没有了吩坦尼，他从头痛到脚都会发抖、盗汗、拉肚子。「一停药，真的是生不如死。」走到这一步，史考特已经不吞药就没办法正常生活了。为了不要那麽难熬，他发现自己什麽事都做得出来，包括那些他以前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做的事。

二○○七年八月的某天，史考特的几名同事发现站着的他双眼紧闭，身体像摇椅般前後摇晃。他们暂且让他回家，然後检查吩坦尼贴片，果然贴片都已经被吸得一乾二净。史考特的主管叫他去验毒，结果吩坦尼验出来（自然是）是阳性。同样的戏码在十一月又重演了一遍，但史考特没有立刻被开除，主要是他的主管是药物滥用的过来人，所以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过没多久，同一年的耶诞节期间，病人抱怨有个男护士会乱动他们的止痛贴片，安养院於是叫了台计程车载史考特到诊所进行第三次体检。到了诊所，史考特关门下车，人站在冷冷的空气中。

诊所的候诊室里挤满了垮在塑胶椅上的毒虫，另外就是戴着手套但面无表情的护士，你在她们脸上看不出同情、但也嗅不到嗤之以鼻。耶诞歌曲还在播放，这点倒是在史考特的意料之中。总之，最後他一个转身离开诊所。

惊吓之余，史考特加入匿名戒毒会，希望可以摆脱药瘾，只可惜天不从人愿。「我的人生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回忆说。又过了四个月，史考特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衬衫，来到威斯康辛护理委员会面前。这天开的是他的惩戒听证会。委员会最终的裁定是：「认证执业护理师『史考特．Ｗ．邦克』在威斯康辛州境内执业的证照，将无限期遭到吊扣。」[6] 那一瞬间，史考特放弃了自己，他决定就这样加入社会的底层，放手让自己想吸毒就吸毒。「护理师执照对我真的很重要，」他回忆。「他们一句话就夺走了我的护理师资格，万念俱灰的我心里想的是：『干，随你们吧，我不玩了。』」

在丢了工作、高档公寓也没了之後，史考特几乎变卖完所有值钱的东西，住进救世军开的收容所，也就是「旅社」。他在旅社认识了刚出医院的泰迪，而他之所以会想接近泰迪，有一个很合理的原因：泰迪既虚弱、又病，需要人搀扶爬楼梯，甚至拿餐盘都有困难。即便没了执照，史考特的内心仍是护理师，他习惯照顾人。

泰迪跟史考特不同的是，他对无家可归并不陌生。自从三年前搭便车从田纳西州的戴顿（Dayton, Tennessee）来到密尔瓦基之後，他便一直以收容所跟桥底下为家。小时候，泰迪的家很穷，他的父亲是酒鬼，有十四名孩子。酒驾的父亲开着小卡车撞上十八轮的联结车，年纪轻轻就送了命。「以物理实验来说是蛮酷的，」泰迪说起这件事，都会下这样的结论。

他们的组合很奇特：一个是住在街上好几年、来自南方的直男；另一个是年轻，初来乍到社会底层的同志。但他们成为朋友，并决定一起离开收容所当室友。

泰迪的月收入是联邦救济金的六百三十二美元，而史考特只有食物券可领。他们需要找间便宜的公寓，而且房东不会严加过问。因此柯立吉流动房屋园区完全符合他们所需，因为柯立吉是有名的「谁都进得去」。他们来到园区看看状况，而办公室苏西则带他们看了一间没有炉具的小拖车。拖车状况颇糟，但托宾说拖车可以送给他们，而车位的租金只收每个月四百二十美元。所以他们当周就搬进去。

离开安养院之後，药变得很难到手。史考特原本会去「伍迪的店」（Woody’s）、「码头房」（Harbor Room）或其他的同志酒吧碰运气，看谁可以供应他。但搬家後他发现，拖车公园里就有好几位邻居有美沙酮的处方笺，还有些人直接做起卖药或贩毒的生意。跟人借杯糖有多容易，买毒品就有多容易。

某天早上，史考特一起床就又觉得药瘾犯了。他平日的药头没货，於是他问彤恩那儿有没有吗啡，但她的库存也已经空空如也。於是他灌了几瓶泰迪的啤酒，但效果不大。到了晚上，史考特独自坐在卧房里发抖。最後他戴上棒球帽，两手往口袋一插，出了拖车，绕着拖车公园散步。

在前院外头的一张草坪椅上，海洛英苏西看到了史考特的身影。她把香菸捻熄，进拖车跟比利说了两句。等史考特第二次经过苏西跟比利的车前时，这两人叫住他。

苏西跟比利养了条小狗，一条米克斯㹴犬，而他们住的拖车算是乾净，里头家具新颖。年届中年的苏西有长长的深色金发，黑眼圈浓厚。她的举止与气质像贵妇般不急不徐，甚至会吹嘘她有疗癒人的本事。比利是名精瘦的男人，而与一般人相比，穿着无袖Ｔ恤的他好像不怎麽眨眼。比利的声音粗犷，监狱时代的刺青有些褪色。苏西跟比利交往多年，但仍会牵着彼此的手。

苏西开口问史考特是否毒瘾犯了。他点头回应。她朝比利使眼色，比利便取来一个小皮箱。打开箱子後，里头是一组新的针头、酒精棉片、瓶装的无菌水、小棉球，以及「黑焦油海洛英」[7]。

死也别用针打。在鸦片类药品全面控制他的生活之际，史考特曾在心里这样跟自己约定，绝对不用针筒注射海洛英，他不想落得爱滋病朋友的悲惨下场。

比利举着汤匙在炉火上烧，里头熬着的是加了水的海洛英焦油。比利小声哼着歌，拿着棉球吸饱烤好的海洛英，最後再用针筒把棉球里的液体抽起。成品的颜色深得像咖啡。史考特後来才知道颜色愈深，代表海洛英的药效愈强。史考特将针头对准右膝後的一点扎入。完事之後他闭上双眼，等了一会儿，然後得到了解脱，整个人轻飘飘地彷佛进入无重状态。他就像个刚从泳池中浮出水面的孩子，同时间池边的跳板还继续摆荡着。

苏西、比利成了史考特的新朋友。史考特後来知道苏西的一些事：苏西会写诗，苏西喜欢说七○年代卖大麻砖的往事，另外就是她施打海洛英已经有三十五年的「资历」。比利习惯从手臂注射，苏西则是大腿。经过多年的施打，她的大腿已经千疮百孔，毫无血色到连曾是专业医疗人员的史考特都退避三舍。苏西有时候得花好几个小时才找得到地方下针。每当她找得不耐烦了，比利会将针筒拿过来，一把朝她脖子上的颈动脉插下去。

三不五时，比利与史考特会去捡破铜烂铁或铁铝罐来换钱买毒（黑焦油海洛英不贵，装在气球里大概零点一公克的量，行情是十五到二十美元）。偶尔，他们三人会去商场诓人。他们的分工是先由比利去百货公司里偷些像珠宝一类的值钱东西，然後苏西会负责假装是发票弄丢了但又想退货的客人。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不能退现金的店家会拿礼券把商品换回。礼券到手之後，苏西会交由史考特在卖场的停车场里兜售。说是兜售，其实也就是想办法贱价脱手。如果是八十美元的礼券，他会只收五折，接着带这四十美元直奔芝加哥，因为那儿有苏西「评价最高」的药头。

苏西跟比利能住进拖车公园，是连尼批准的，就像史考特跟泰迪的申请也是他批准的一样。事实上，托宾所有的房客都是由连尼筛选。他从来不会请徵信社调查房客，因为徵信要钱。他也不会打电话给之前的房东，因为他估计大部分人填的都是「暗桩」，打过去接电话的若不是房客的母亲、就是友人。连尼的审核过程只有一项主要程序，那就是把申请人的姓名打进「ＣＣＡＰ」（Consolidated Court Automation Programs）。

ＣＣＡＰ是一个法院案件的管理系统与资讯公开平台。跟美国不少州一样，威斯康辛也认为公民对州内的各种刑民事案件有「知的权利」。[8] 在这样的思维下，州政府架设了ＣＣＡＰ将超速罚单、抚养责任争议、离婚官司、驱离案件、重罪与各种司法相关业务统统加以分门别类，然後供人免费查询浏览。其中驱离纪录跟轻罪会公告二十年，重罪则会公告至少五十年。驱离案即便经判定不予受理，或是刑案最後获得不起诉，ＣＣＡＰ也还是会记上一笔。如果有人是被逮捕了之後但没有定罪，ＣＣＡＰ还是会将案件公诸於世，并可有可无地在後面声明，「检方的起诉未经证明，不具法律效力。『某某某』仍适用无罪推定。」但这些内容若是被雇主或房东看到，他们会怎麽想就很难讲了。ＣＣＡＰ网站上的「常见问题」里有这麽一条留言，「我不希望『威斯康辛巡回法庭资料库』（Wisconsin Court Circuit Access）里有我的个资，想申请移除的话应该如何办理？」结果下方的回答是，「基本上无法办理。」你要是问连尼这网站好不好用？有没有在上头找到过申请人的案底？他会觉得你在开玩笑，然後告诉你说，「几乎是百发百中。」你要是再问他什麽样的前科或起诉纪录会让他拒收，他会说吸毒或家暴的那些。但事实上，苏西、比利，乃至於拖车公园里的其他住户，不少都有染毒的纪录。

某个周六早晨，连尼起了个大早。在办公室苏西也抵达之後，托宾开着凯迪拉克接两人参加密尔瓦基公办的「房东训练课程」（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他们都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在托宾能跟威科夫斯基议员达成的协议里，上课是条件之一。这套由美国司法部出钱举办的课程可上溯至一九九○年代，宗旨是「杜绝出租物件中的不法与破坏行为」。[9]

托宾、连尼跟办公室苏西抵达在条顿尼亚大道上的「密尔瓦基安全学院」（Milwaukee Safety Academy）时，大教室里已经有六十名房东。九点整一到，一名身着深色套装的高大女性便起身宣布，「我们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凯伦．隆恩是课程主任，她会连珠炮似地说话，双手紧紧锁在身後。「找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麽？地点、地点、地点，」凯伦说。「那找房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麽？人选、人选、人选……该做的功课要做，做了功课你才会知道谁坏谁乖，哪些人可以租，哪些人得列为拒绝往来户。」

凯伦告诉全场的房东要掌握房客的出生年月日（方便查犯罪前科）、身分证字号（查信用良窳），然後得要求出示双证件。「一定要请对方提供充分而且可供查验的所得资料。面对自称为自由业或自己当老板的，你得小心谨慎，因为卖毒品的都是自由业或自己当老板。」凯伦这时提到了ＣＣＡＰ案件管理系统。另外在场的房东们也都拿到了提供房客筛选服务的「有效筛选」（ScreeningWorks）广告宣传单，上头注明会提供「最完整的租屋者身家背景」。「有效筛选」主打只要二十九点九五美元，申请者的驱离纪录、犯罪前科、信用评估、租屋旧址等多项资讯就都会在报告上一览无遗。「有效筛选服务由『租金成长』（RentGrow）房客筛选公司提供，」广告上印着。「『租金成长』在房客筛选上有超过十年以上经验，每年服务的出租物件超过五十万笔。」[10]

「听好，」凯伦说，「遇到近期有被法院下令驱离或有犯罪纪录者，你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会被驱离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有钱付房租吗？」[11]凯伦本身也是个房东，而她的习惯是在带看房子时观察对方的行为举止。报到时，学员们会拿到一本厚厚的训练手册，当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重点，「他们有每个房间都仔细查看吗？……他们有在比画着将来家具要放哪儿、哪个房间给孩子睡、厨房的格局要如何规画吗？还是他们才刚进门就立刻说『租了！』而对房子的细节意兴阑珊？正正当当生活的人，一定会在意自己的家是何模样，而这不难从他们看房子时的态度看出。如果房子会被拿来做一些不法勾当，租的人通常都会忘记要『演』一下、忘记假装他们如何向往将来住在这里的生活。[12]」

筛选房客的这个动作，一开始看起来没什麽，但其後续的影响却至关重大。现代美国城市里普遍有着泾渭分明的高级住宅区跟贫民窟，会将居民分成上层阶级跟弱势族群，那轮廓就是千千万万个房东的一念之间勾勒出来的：运气好，孩子可以上到好学校，运气不好，可能整间学校乱七八糟；运气好，你家外头会是安全的街道，运气不好，你出门得担心遇见凶险。[13] 房东手上掌握着资源分配的生杀大权，他们决定了谁可以住在哪边。这也是为何社区或街区在犯罪与帮派活动的泛滥程度上天差地远、在公民参与跟守望相助的精神上有天壤之别，因为房东在筛选房客时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事（或是该坚持的没有坚持）。甚至於在同一个低收入地区的同一条街上，有些公寓社区会一天到晚有警察找上门来，有些公寓社区就还好，这背後也有着同样的理由。[14]

筛选的过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容易让犯罪跟贫穷共生。把罪犯跟穷人都贴上「拒绝往来户」的标签，其结果就是把弱势家庭推入火坑，让他们不得不住进那些「来者不拒」的区域，与毒贩、性侵犯或其他作奸犯科的人比邻而居。不少地区会深陷贫穷与高犯罪率，不单是因为「贫穷会引发犯罪（饥寒起盗心），而犯罪前科又会回过头来让人无法脱贫」这样的恶性循环，也是因为房东的各种手法在成功杜绝「不法与破坏行为」的同时，也堵住了贫穷者的求生之路。这也代表暴力犯罪、毒品交易、深度贫穷与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会在比邻里社区更小的单位上结合成一体——这些社会问题会集合在同一个住址里。

对经常处於饥饿与匮乏、或经常流连於毒瘾与监牢中的族群来讲，这往往等於他们从此被阻断了回归职场之路，而且还暴露在罪恶与暴力之中。但另一方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就问题互相交流：他们可以在吃穿上互通有无，交换各种资讯，可以在烂工作、烂社工、烂监狱的话题上聊得十分投机。往往一个人起了头，另一个人就知道他想说什麽（「里头不管煮什麽菜……」「都一定会浇肉汁！」）。这还意味着他们原本可能只是处於戒断现象的初期，想要在拖车公园里走几圈来舒缓一下发抖的症状，却没想到会遇到其他吸毒的人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些房东不太把筛选房客当回事，就像高利贷公司会无保借款给负债或信用很差的家庭一样，也像次贷公司会贷款给根本还不起的人一样，还像主打「先租後买」的家具／家电业者Rent-A-Center会不查信用就让你把海信（Hisense）冷气机或名牌Klaussner的高档Lazarus躺椅带回家一样。无论是什麽买卖，底层都自会有一套商业模式存在。[15]

「有问题吗？」凯伦用眼神巡了教室一遍。

「我应该跟房客打长约还是短约？」

「重点是要有合约，好吗？不管什麽条件都一定要写成白纸黑字。威斯康辛州有六、七成的租约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有个戴着迷彩帽的男人举手，问了跟驱离有关的问题，「我们真的得给他们三个月的缓冲期还是什麽鬼东西吗？」

「没有，假如不付房租就没有什麽宽限期。」

「迟缴房租的罚款有上限吗？」全场发出尴尬的笑声，而凯伦也不屑地皱起了眉头，连答都不想答。

「我们可以不通知房客就进到公共区域，走廊，或开放的地下室吗？」

凯伦为了做效果而刻意顿了一拍，先对提出问题的女性笑了笑。这位五十来岁的黑人女士坐在前排，抄了一整天的笔记。

「所以答案是什麽？」凯伦反问全场。

「可以，」几名房东异口同声地说。

凯伦点点头，视线转回发问女士的身上。「来，跟我念一遍：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的房子，」女学员很听话。

「这是我的房子。」凯伦放大音量，举起双手，示意全班也念一遍。

「这是我的房子，」现场的房东齐声说。

「这是我的房子！」凯伦手指着地板低吼。

最终全场陷入了「大合唱」，「歌声」中称满了骄傲与力量。「这是我的房子！我的房子！」

在收到驱离通知单之後，泰迪考虑了几天，最後决定要回田纳西老家。泰迪家里有好几名姐妹，他打电话给其中一位，然後对方说会叫老公开厢型车北上来接他，为此泰迪寄了张五百美元的汇票过去。「我不想像个穷光蛋一样去投靠家人，」他这麽跟史考特说。而这也等於告诉史考特一件事情：泰迪没钱了。

史考特知道得为自己打算。於是他打电话给在匿名戒毒会认识的朋友皮托，问他有没有什麽工作可做，而皮托介绍他认识米拉。来自波多黎各的米拉是名女同性恋，感觉酷酷的。她让史考特去打扫法院查封的房屋。米拉付给史考特和其他员工现金，金额不一。对此史考特不明所以，但也没多问。工作时，史考特把金属送给回收破铜烂铁的人，卖掉值钱的东西，剩下的则拖去丢掉。

被查封的屋里会留下千奇百怪的东西，让史考特在惊讶之余也长了不少见识：沙发、电脑、不锈钢炉具。标签都还在的童装、三轮车、一箱箱的节日装饰品、冷涷猪排、青豆罐头、床单还在的床垫、档案柜、裱框的海报、祷告文、金玉良言、窗帘、衣架上的女性上衣、锄草机、照片。有些矮房子简陋到不行，窗户破了没修，天花板有一层油垢；但有时也会遇到豪宅，地毯厚实，浴室豪华，後院还有露台。对史考特而言，这一切彷佛整个城市都在出走。

「有时候你走进一间房子，感觉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什麽都没拿就拍拍屁股走了，」说这话的史考特正跟泰迪喝着啤酒，这也是他们的早餐，距离两人收到驱离通知单大概过了一周。「这当中的奥妙我还没有摸透。」

「我也好想工作喔，」泰迪说。「我也想去外面工作，但我这种身体谁会录用我。」

史考特还是对废墟比对工作有兴趣。「那些人到底是怎麽了呢？」他显得有些欲罢不能。「这实在是……」他的话悬在半空中。

「史考特，」泰迪边说边将身体慢慢转向他。「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我真的不想丢下你，但我要回家了。」

「是喔，我觉得你还蛮讨人厌的耶，」史考特笑着说。

「你嘴硬什麽。我知道你也希望有我在。但我不回去不行，我知道你会懂的。」

周六早晨，天刚破晓之时，一辆白色的厢型车停在拖车前面。史考特帮忙把一袋衣服跟钓鱼工具放进车後，再扶老朋友进副驾驶座。泰迪举着弯不了的手，像木偶一样说着无声的再见，箱型车则慢慢驶离，朝着哈雷机车最经典的橘色天空开去。

同一天大约傍晚，就在史考特跟着米拉手下人员出勤时，他的拖车被闯空门。泰迪走了，拖车公园里的人都知道史考特也撑不了太久。小偷一开始还比较客气，拿的是像衬衫、电影光碟、夹克、後背包这些小东西，後来像桌子啊、沙发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画像等比较大的东西也能搬就搬。

拉蕊的姐夫连恩从他雏菊黄色的拖车那儿看着。连恩这人瘦瘦的，留着深色头发，金色的项链挂在身上。「这些秃鹰，」他边说边摇头。「你晚上睡觉要是没把嘴巴闭紧，这些人会连你的金牙都偷。」

当晚史考特一回到家里，便发现事情不对劲，立刻冲去看他房间里的塑胶盒还在不在——他担心的是盒子里装着的照片、文凭与回忆，因为这些东西是他曾经是另外一个人的铁证。小偷搬走了床，但盒子还在那儿，那感觉就像他们留下了礼物似的。稍微松口气的史考特，这才慢慢把各个房间巡了一遍，察看有哪些东西不见，或是哪些东西连这种人都懒得偷。书跟拍立得都没人动，但他们拿走了空的啤酒罐，估计是要去回收换钱。史考特把玩着剩下的东西，就像他在工作时会做的事情一样。他研究这些东西，彷佛手中握的是出土文物或远古化石。

他想起当天晚上他最後清理的那栋屋子。从外头看来，那间房子没有什麽异状，但走进屋里，他发现有一根跳脱衣舞用的钢管，立在「土制」的舞台之上，舞台旁边还围了一圈沙发。限制级的黄色书刊四散。楼上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也是满满的色情刊物。史考特开了门进到第三间房，他看到的是张单人床、以及没了主人的玩具，还有做到一半的功课。大部分遭弃置的住家都没留给他太多的线索，他不太能知道谁在这里生活过。但在收拾的过程中，他会自己脑补，会想像这里曾有过餐桌上的笑声、睡眼惺忪的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刮胡子的男主人。最後这间屋子不言而喻。想着那第三间卧房，史考特坐在空荡的地板上，在被洗劫一空的拖车中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1　译注：植入融合物或再加上骨钉骨板来固定脊椎的手术。

2　译注：Vicodin，麻醉类的止痛药，容易成瘾。

3　译注：Clove cigarette，将丁香油混入菸叶而制成的香菸，毒害比一般香菸更大。

4　从一九九○年代初期开始到现在，鸦片类用药的处方签数量已经在美国增加了两倍，用药过量的案例也一样增加了两倍。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Policy Impact: Prescription Pain Killer Overdos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2011);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alysis of Opioid Prescription Practices Finds Areas of Concern (Washington, DC: NIH New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1).

5　Stacey Mayes and Marcus Ferrone, “Transdermal System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Postoperative Pain,” The Annals of Pharmacotherapy 40 (2006): 2178–86.

6　这里的引言跟关於史考特在担任护理师期间滥用药物的各种描述，都出自於在威斯康辛护理委员会前进行的惩戒程序纪录。细节部分我跟史考特求证确认过。

7　译注：black-tar heroin。海洛英是吗啡加工而成，而吗啡是从特定几种罂粟中萃取得到的天然鸦片剂。海洛英是美国为患最广、成瘾率最高的毒品，而其常见的「市售」的形式有粉状跟此处提及的深色焦油。「使用方式」有用吸的或用针打。

8　见Wisconsin Statutes 19.31–19.39 and 59.20(3)

9　City of Milwaukee, 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 Keeping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Activity Out of Rental Property, 7th ed. (Milwaukee: Milwaukee of Milwauke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 2006).

10　「租金成长」公司後来变成了亚尔迪住户筛选公司（Yardi Resident Screening），继续提供「恐怖分子、运毒者、性侵犯与社福诈骗案的筛选服务」(www.yardi .com)。美国目前有大约六百五十家房客筛选业者。虽然经常错误百出，但房东对业者报告的依赖程度仍与日俱增。参见See Rudy Kleysteuber, “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 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 Yale Law Journal 116 (2006):1344–388; Mathew Callanan, “Protecting the Unconvicted: Limiting Iowa’s Rights to Public Access in Search of Greater Protection for Criminal Defendants Whose Charges Do Not End in Convictions,” Iowa Law Review 98 (2013): 1275–1308.

11　「这些房客，很多都像是住在娃娃屋里的猪（房子很美但人很脏），」威尔布．布希（Wilbur Bush）这麽跟我说。理着平头的布希是名上了年纪的黑人。穿着皮夹克，挂着黄金十字架。布希开始当房东已经是一九六○年代的事了。他会亲自到每位准房客现居的住处去看，而且看的时候一定会开冰箱（我会陪他去看现场，他面试房客时我也会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不知道这样说你懂不懂，」他接着说，「所以我在做的事情，是在一堆老鼠屎里找到一两碗能吃的粥……我去过很多地方，给零分都嫌高。」

12　有些筛选技巧在那个周六早上并没有介绍到。我从一个二代房东那里听到这麽一招：遇到妈妈带着孩子来租房，他第一个看的不是她每个月赚多少钱？也不是她之前住在哪里？而是她紧急联络人是谁。「如果上面列出来的是自己的爸妈，那我就知道这个约签下去没问题。」但要是上头列的只有自己的妈妈，那这位房东就会再确认一下准房客的姓氏。如果房客的姓氏跟被列为紧急联络人的母亲不一样，那这位房东会推论出要租房子的是离过婚或再嫁的女人，这样是加分。万一准房客跟紧急联络人母亲的姓氏一样，那这位房东就会认定这名女子是单亲妈妈生的单亲妈妈，基本上他不会收。

13　比起传统视角如何看待为什麽有些人被分到某些邻里，我想从另一种角度提醒大家注意是谁在做这个拣选的工作：那就是房东。在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眼里，城市是一个「感性空间」（a space of sentiments），是外在的和社会的分隔，主导上万人决定他们最适合的落脚地点。「假以时日，」劳勃．派克（Robert Park）写道，「每个个体都会在城市生活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或休憩的环境。」见Robert Park,“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eds. Robert Park, Ernest Burgess, and Roderick McKenzi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41. 这种出於感性而选择的邻里，就像是都会生态系中的植物栖息地。这些栖息地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与生命，把适合在此生存的个体吸引过来。R.D. 麦肯锡（R. D. McKenzie）认为居住地「分拣」的方向盘握在「（源自不同社区之间）一股股拣选或吸引的力量」的手里，「这些力量会把适合的人口元素吸收过来，排斥跟自己不合的人口元素。而在这样一拉一推的过程中，都会人口中的小团体间就会呈现出生物性与文化性的边界」。R. D. McKenzie,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Human Community,”in 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eds., The City, 63–79, 78. 在讨论「居住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时，「居住成就模型」（residential attainment model）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一派观点，本身也可以说深受到芝加哥学派对於「流动性」跟「邻里拣选」看法的影响，但在此模型传统下的学者，还是抽掉了芝加哥学派强调的感性与道德，然後带入了重视「实用性／工具性」与经济发展的一面。居住成就模型视（居住）流动性是「人往高处爬」的结果，都市在他们眼里不是一座座道德孤岛的拼贴，而是强势与弱势者的地理分布。依这种观点来看，人会搬家的动机是想要「更上层楼」、是拿经济资本去换得居住资本。参见John Logan and Richard Alba, “Locational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Minority Access to Suburban Community Resources,” Demography 30 (1993): 243–68; Scott South and Kyle Crowder, “Escaping Distressed Neighborhoods: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Metropolitan Influ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997): 1040–84.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都会邻里是一种市场，是一种商品，而且（以旧城区而言）掌控在不居住於其中的所有权人手里。因此各种市场因素、特别是房东，应该要被视为是各种邻里拣选与居住流动性理论中的核心变数。参见John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33–34.

14　关於不同邻里社区之间的差异，参见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eter St. Jean, Pockets of Crime: Broken Window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Criminal Point of 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5　见John Caskey, Fringe Banking: Check-Cashing Outlets, Pawnshops, and the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3); Gary Rivlin, Broke, USA: From Pawnshops to Poverty, Inc. (New York: Harper, 2010).

第八章

四○○室的耶诞节

舍莲娜决定了，她要驱离阿琳。丧礼费用跟後续的社福裁罚让阿琳愈欠愈多，总共累积了八百七十美元。舍莲娜觉得是时候「放生阿琳，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当月稍早她整理好了必备的文件，等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开庭通知，算是赶上了驱离法庭在耶诞节前的「末班车」。舍莲娜知道这个时节法庭的「生意」会非常好。不少做爸妈的租屋者都会在这时宁可跟房东赌一把，也不愿在耶诞节的早上两手空空的面对孩子。[1] 一名新来的房客已经问过舍莲娜能否先把一部分的房租还她，好让她可以买礼物给孩子。舍莲娜回了她一句，「房子都没了你礼物要放哪儿……十一个月前你早该知道现在会是耶诞节吧。」

舍莲娜跟阿琳出庭的前一晚，外头下雪。隔天一早迎接所有人的，是一座埋在雪里的密尔瓦基城。厚重的羽绒外套跟针织帽纷纷出笼，人行道上的路人步履蹒跚。包紧紧的孩子依偎着母亲，一起在公车站的顶棚下候着，重心时而压在左脚，时而切换到右脚。城市里的烟囱吐着蒸气烟雾，在苍白的天空中有如厚实的棉花。节日装饰如黑人版的耶稣、闲置在土地上的微笑雪人等，点缀着密尔瓦基的北部。

舍莲娜在密尔瓦基郡立法庭前停车。法庭建於一九三一年，但外型刻意设计得好像亘古以来就矗立在这儿似的。环绕法庭一周的是比橡木树干更高、更粗的古希腊科林斯式圆柱，撑起的高耸屋顶足以睥睨市区。这无疑地这是座壮观的作品，气势慑人的立面上刻有建筑师题在石灰岩上的拉丁铭言：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舍莲娜在想阿琳会不会来呢？大多时候房客都不会来，而那也就正中舍莲娜的下怀。她的经验是到了这个份上，你之前对房客有多好都不重要了。在法庭上，「那些事情就跟没发生过一样。」舍莲娜带过牛奶跟生活用品给阿琳，甚至还让工人从空房搬一台没人在用的炉子给她。但她知道只要来到特聘法官的面前，阿琳会讲的只有坏掉的热水器或窗户上那个昆汀至今未修的洞。尽管如此，舍莲娜那天早上还是打电话给阿琳，提醒她今天记得出庭。她自然没有责任这麽做，但说到阿琳，她总是会有一点心软。此外更让舍莲娜担心的是那些特聘法官。她总觉得这些法官内心比较同情房客，所以老是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来为难房东。舍莲娜有过一、两件申请案被驳回的纪录，原因都是书面资料上出了差错。一旦遇到这种状况，舍莲娜的驱离工作就得全部从头来过，而时间就是金钱，舍莲娜因此又会少收一个月的房租。但要是顺利，舍莲娜也有可能在十天之内就让郡治安官的驱离队出现在房客门前。

通过安检之後，舍莲娜的目标是位於四○○室的密尔瓦基郡小额索赔法庭（Milwaukee County Small Claims Court），也就是堪称威斯康辛州最忙碌的法庭。[2] 她的步伐在大理石地板上喀拉作响，回荡於圆拱屋顶。一路上她与律师们擦身而过，他们身穿大衣、眼睛盯着地板的同时手机也没有停过。年轻的爸妈带着小孩，一副目瞪口呆的观光客傻样。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不是被挤到长长的排椅上，就是沿着墙壁站成一列，体热让法庭内的温度都升高了。舍莲娜找好位子坐下，然後跟熟识的同业挥挥手。

在法庭的後方，不少房东正在跟房客「沟通」，希望他们能在最後一刻签约和解，也就是只要房客能把房租给补上，他们就愿意把驱离一笔勾销。这当中有一位穿着皮外套的白人房东，刚在几个月前上过地方报，原因是他违反建筑法的件数累计有好几百笔。一名房客朝他走去的同时，他正跟自己的年轻女助理聊天。房客是名黑人女性，看上去大约五十来岁。她穿着一件看得出岁月痕迹的大衣，肩膀很高，不知是否有垫肩。

她将手伸进皮包里，掏出要拿给房东的七百美元，全部是现金。

「我是在想……」她开口说，但房东打断她。

「想没有用，写支票比较实在。」

「再给我两周，我可以补你六百元。」

房东要她签下和解的协议，当中载明迟缴房租要多罚她五十五美元。她没有异议接过了笔。[3]

在法庭前一个特定的区域里，摆着几张桌子跟一堆空椅子，里头坐的是身穿条纹西装、打着「权力领带」[4] 的大律师。这些人是房东请的。他们面前会放着一大叠文件夹，有些人为了打发时间，不是看报纸、就是在玩填字游戏。还有些律师跟法警有说有笑，但聊着聊着，有些法警会停下来要房客们在室内脱帽或小声一点。专区里的律师与法警全都是白人。律师的前面摆着一张大木桌，对着群众，木桌的两端各坐着一名女性，负责当日的案件传唤并做成出席纪录。只不过大部分的名字念了也是白念。约七成的房客即便遭到传唤，也不会大费周章地来到驱离法庭。其他的大城市几乎相同。在某些都会区的法庭里，房客的出席率低到只有十分之一。[5] 至於房客不来的理由，有些是因为工作不能请假，有些是小孩找不到地方顾，有些是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甚至有人觉得烂命一条无所谓了，当然也有些是因为丢脸而不愿前来。[6] 遇到房客不见人影而当庭的只有房东本人或律师时，传唤人员就会在档案上连盖三个章——意思是缺席的房客已迳行遭裁定驱离，然後一旁像盖房子般的档案数量就会愈叠愈高。驱离法庭里常有几十个人在同一时间里叹气、咳嗽、低语、跟孩子说悄悄话，当中穿插着高低跌宕的传唤唱名、停顿与盖章声，最後合奏出一股像是背景音似的嗡嗡声响。

在法庭前方的木桌後头，两根雄伟木质圆柱之间挂着一大幅画，上头画的是领受完十诫的摩西走下西奈山，俯视着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围着金色的牛犊跳舞。传唤人员的木桌两侧各有一条门廊，分别通往不同特聘法官的办公室，也就是实际聆讯进行的地方。当自己的案件被传唤时，房东跟房客就会走这两条门廊去面见法官，通常都只会在里头待几分钟而已。

一名聆讯刚结束的黑人女性牵着孩子的手，重新踏回法庭。她包着头巾，一直没脱下身上厚重的蓝色冬衣。她一路从四○○号室的中央走道穿越，与貌似贫血的白人刺青男性、坐轮椅且穿着睡裤跟布希鞋的白人女性、还有一名大腿上搁着一顶软帽子的视障黑人男性、一名身穿「为我们祷告」脚踩工作鞋的拉丁裔男子擦身而过——他们全都是为了驱离案件在这里候传。一般而言，租屋的都是穷人，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百分之九十二）都是因为未正常交租而遭法庭传唤。他们大部分人的家庭所得，有半数花在房租上，三分之一更得把家庭所得的八成上缴给房东。[7] 在每六名出庭後遭到驱离的房客当中，只有一名马上可以入住收容所或亲友的公寓，因而不至於前途茫茫。剩下的，有些会沦为游民，而绝大部分的人寻找不到容身之处。[8]

身穿蓝色冬衣的那名女性发现某排椅子的末端，坐着另外一名黑人女子，两人目光交集。於是经过的时候，她弯下腰来对这位非裔同胞小小声说，「别紧张，亲爱的，几分钟就结束了。」一如往常，法庭内是黑人女性的「天下」。从任何一个月来看，密尔瓦基驱离法庭内的组成都是黑人占四分之三，而黑人里，女性又占四分之三。在驱离法庭，黑人女性的人数位居各种身分之冠，其他背景的总和都没有黑人女性多。[9] 围绕着这些黑人女性的儿童横跨各个年龄层。一个头上彷佛用了整盒发夹的小女孩安静地坐着，构不着地板的双腿在椅子下方荡啊荡。有位皮肤黝黑的男孩身穿大两号的有领上衣，坐得直挺挺的，脸上表情一本正经；旁边可能是他妹妹的小女孩正在打瞌睡，一只手臂盖住眼睛，一只手抓着狗狗造型的绒毛玩具。

在密尔瓦基最贫困的黑人社区里，驱离已经是家常便饭，而女性遭到驱离更是见怪不怪。在这些社区中，每年平均每十七名女性租屋者，就有一名会被法院判定驱离，这比例是同一群社区中男性的两倍，更是密尔瓦基底层白人社区中女性的九倍。来自黑人社区的女性占密尔瓦基人口仅百分之九，但占所有被驱离的租屋者的比例却高达三成。[10]

如果说贫困黑人社区里的男性生活是进出监狱，那黑人女性过的就是被驱离的日子。黑人男性照例被关，黑人女性习惯被赶。[11]

一名特聘法官从侧边的门廊走出来，并且从传唤人员那里拿走一个档案。舍莲娜点脚等待自己被唱名。月初时，她就曾为了八件驱离案出庭，当中也包括派翠丝的案子。重点那天房客只有一个人出庭，那就是单脚瑞奇。他一跛一跛地来走到舍莲娜面前抱怨，「把我拖来这里干嘛？」瑞奇讲话声音有点尖，又有点沙哑。他呼吸里闻得到啤酒的味道，木头义肢是他二十二岁的「生日礼物」，那天他的腿上中了四枪。

「怎麽？要我揍你另一条腿？」舍莲娜回击。她双手握拳举起，瑞奇则作势要用拐杖去刺她的脚。

打闹一番後，舍莲娜说的是，「爱你呦，瑞奇。」

「我也爱你啊，宝贝。」

「你知道的嘛，形式上还是要跑一下。你总不能到杂货店里白拿东西，然後说，『嗯，这些东西我要了喔，而且我没钱付喔。』」

「我懂啦，宝贝。今天要是我当老板，我也会在商言商……我老爸也都跟我说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恩将仇报。」

终於轮到他们，舍莲娜跟瑞奇朝着排椅前的木桌走过去。因为驱离的案子是按照原告（房东）来分的，所以传唤人员要先点名，看是不是舍莲娜所有要驱离的房客都到齐了。

「希赛儿．克莱门特？」咚、咚、咚。

「派翠丝．辛克斯顿？」咚、咚、咚。

没有出庭的派翠丝人在Cousins Sub潜艇堡服务客人，因为她既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又找不到人换班。要知道她在Cousins Sub的店长已经对她的Ａ级轻罪[12] （开「芭乐票」[13]）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对她来说，在Cousins Sub工作只有通勤这点是好处：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一个小时的巴士，道路两旁尽是砖房跟斜挂的美国国旗在飘扬。

「去她的（舍莲娜），去她的法庭，」派翠丝後来说。「我妈有去出过庭啊，结果那个法官超没品的。」开庭未到，代表派翠丝的「租屋人生」将以一笔驱离纪录开场。但她对此没想太多。「我发誓，一堆我认识的人，扣掉白人朋友不算，几乎人人都有驱离纪录。」派翠丝知道自己要是真的跑去出庭，那她就不会只是损失班表跟惹毛店长而已，她还得在一票学历比她高、法律比她懂、在法院比在家里自在的人面前争输赢。当然有些其他的房客更惨，可能得跟房东的律师大眼瞪小眼。

这还不算派翠丝得踏进那栋古老而雄伟的法院，而她并不想。派翠丝这辈子待过最讲究的建筑是芳杜拉大道上的丽娜生鲜超市（Lena’s Food Market）：那里有购物推车、耀眼的日光灯，还有打蜡磨亮的塑胶地板。在她白人朋友的口中，丽娜超市就像贫民窟的杂货店，但这在密尔瓦基北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丽娜超市里，派翠丝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举凡密尔瓦基市里会让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之处，她都尽量不去。派翠丝的住处离密西根湖岸有四英里：前往那儿走路需一小时，公车半小时，开车十五分钟。但她一次都没有去过。

「舍莲娜，」有人轻轻叫了一声。舍莲娜转过身，看到阿琳把头探进四○○号室。

舍莲娜走出四○○号室，来到外头的走廊，接着走向将脸藏在红色帽Ｔ里的阿琳。「亲爱的，」舍莲娜说，「我要嘛得让你搬走，要嘛得把钱要回来。我说的是实话……我也有生活要过。我现在就可以拿帐单给你看，你看了一定会吓到眼睛脱窗。」

舍莲娜把手伸向她的档案，抽出一张市府已经宣告为危楼的房地产税单递给阿琳，上头列出了雨洪与下水道的疏通费用、封屋的费用，还有一些杂项，加总起来是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五点六七美元。阿琳两眼无神地盯着帐单，她一年也赚不到这麽多钱。

舍莲娜抬起头问，「你看到了吗？我的状况……这或许不能怪到你的头上，但……」她挥动掐在食指跟拇指间的帐单，「我也不好过。」

讲完这些，舍莲娜回到四○○号室坐下。她还记得第一回的驱离。紧张又不知所措的她已经把书面资料来回看了几十次，所有的流程也都很顺利。接着一回生二回熟，没多久之後，她就申请了第二次、第三次。在填写法院表格时，舍莲娜学到了几招，要在房客的姓名後头加上「等人」的字眼，这样驱离判决的效力才会及於租屋处的所有人，包括她不见得认识的那些人；她学到文件上问她损坏估计金额时，要回答「不超过五千美元，」也就是法定的上限；经验告诉她驱离法庭的特聘法官不认同超过五十五美元的迟缴罚金；并且花八十九点五美元的手续费把拖欠房租的房客拉到法庭上是划得来的，因为一旦这麽做，很多房客就会努力把钱生出来。再说这手续费只是先垫的，之後她还是可以把这一条列到房客的帐单上。

阿琳对驱离法庭也不陌生。十六年前她才二十二岁的时候，就体验过驱离的程序。从满十八岁算起，阿琳掂量着她租过不下二十个地方，意思是她跟孩子差不多每年都得搬家一次——要是超过一次就代表她们那年有被驱离。但话又说回来，阿琳的驱离纪录并不如想像中「满江红」。这些年下来，她在跟房东交手时用过不少化名。她没有取什麽乱七八糟的假名，只是把真名稍微动点手脚，改一两个字母让「阿琳．贝尔」变成「阿琳．毕尔」或「厄琳．贝尔」，而这些名字也真吃下了不少驱离纪录。主要是忙到一个程度，法院的职员跟不少房东都一样不会那麽认真地要求出示证件。阿琳记得早年在密尔瓦基，驱离会在耶诞节前後喊停，那是一种惯例。但那是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名房东一状告上非营利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而该组织便开始主张这种暂停驱离的做法是有违公平正义的宗教庆祝活动。[14] 老一辈的有些不知道是人太好、习惯了，还是没人告诉他们，总之有些人会因为耶诞节而暂时不赶人，但这不包括舍莲娜就是了。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律师一个个都已经回家休息——因为他们的案子会优先叫号处理，於是四○○号室前面只剩下法警跟传唤人员在场。这天的法警是一名娇小而有点暴牙的的白人女性，闲得发慌又没人讲话的她开始对等待的房客找碴。「手机不想被没收的话，就给我关静音！」早在一个小时前，两位传唤人员就大喇喇地打起哈欠，连遮都懒得遮。「走廊要净空！」女法警喝令一声。小孩子的鞋底在座椅上点啊点的。「要讨论案子的到外头走廊去讲，」女法警又补了这句。

最後阿琳抬起头来。她看到舍莲娜稍微走出四○○室，手握着半开的门把说，「轮到我们了。」等了两个小时才被叫到。舍莲娜抽到的特聘法官是萝拉．葛姆林︱裴瑞兹，这名白人女士姿势端正，穿着深色西装，颈戴着珍珠项链，露出线条轮廓。葛姆林︱裴瑞兹法官一开口便先请阿琳在她办公室前候着，她另外有件事情要先跟舍莲娜处理。舍莲娜於是跟着特聘法官来到办公室内。这是间颇为大气的木质办公室，四壁点缀着法律着作、裱框证书，还有家族合照。这名特聘法官在偌大的硬木桌前坐下，并问，「发票有着落了吗？」

舍莲娜连续第二天来到这间办公室了，昨天她来是希望特聘法官能核准她向另一名从危楼中遭驱离的房客索讨五千美元。以民事诉讼而言，每笔驱离申请都可拆成两部分来看，其中「第一请求」（First case of action）专门处理「房客应予驱离与否」的判定，再来的「第二暨第三请求」则处理房东遭欠的款项认定，这包括：欠缴的房租、开庭费用、其他损失赔偿项目。[15] 换句话说，多数房客在驱离法庭上都属於双重被告：第一重被告的是房子要归还，第二重是欠款。而这也代表他们得出庭两次。前面说过很少人来的是第一个出庭日，至於第二个出庭日，可以想见会来的就更少了。也正因为第二次出庭的房客少之又少，在庭上就容易演变为房东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人跟他们唱反调。想告房客来讨回欠租跟法庭费用，一点都不麻烦。房东可以合法要求房客支付欠缴的租金、法庭核定的迟缴罚金，还有租约终止後滞留时期每日两倍的租金。但要是说起房屋损坏赔偿计算，那就是一笔烂帐了。有的时候，舍莲娜会在来法院的路上还在犹豫不决。「後门应该算多少钱呢？一百五十元？两百元？」有时候她会多算一笔除虫的钱，但其实这一条昆汀可以自己处理。总之只要金额别太夸张，传唤人员都会咚咚咚地让「第二暨第三请求」快速通关。而要是金额大到让传唤人员愣住，那他们就会把资料上呈给特聘法官去把关，而这也就是葛姆林︱裴瑞兹在做的事情。她跟舍莲娜要发票，是希望她能提出凭据来证明前房客有必要赔到五千美元的上限。

「我跟她要这点钱根本是零头好吗？她把我的房子弄得乱七八糟，」舍莲娜一边回覆法官，一边拿出了满目疮痍的房间照片跟她刚刚给阿琳看过的帐单来佐证。

葛姆林︱裴瑞兹仔细看过照片跟帐单，但她的结论仍是，「这样不够。」

舍莲娜尝试再争取一次，但依旧徒劳。「反正事情就是不能顺我的意，」她最後终於气到了。

「嗯，恐怕是吧，」特聘法官说。「那麽……」

「这样真的很不公平！都没有人要管管这些房客。每次都是房东吞苦水。这个制度真的是有问题……随便，反正这些钱我横竖是拿不回来了，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废渣！」

葛姆林︱裴瑞兹把舍莲娜的索赔金额从五千砍到一千两百八十五元，另外月初那八笔驱离案则一共判了超过一万美元的赔偿金额。舍莲娜当然知道判赔不等於钱进口袋。除了把房客的押金没收之外，房东其实也没有太多管道可以拿到钱。舍莲娜可以尝试扣押房客的薪水，但那也得前房客有工作、生活又不在贫穷线之下才有可能。她可以扣押银行帐户，但问题是很多前房客根本没户头可扣。就算有，房东也不能碰州政府发放的社福补助，而且永远要在户头里留一千美元，不可以扣得一乾二净。[16]

但即便如此，舍莲娜跟许多其他的房东仍前仆後继地发动第二暨第三请求。这对房客而言还是有差，主要是金钱判决会登录在驱离纪录上。驱离纪录上的积欠租金是两百美元或两千美元会让房东的感受天差地远。另外金钱判决也可能会事隔多年又重新出现在遭驱离者的生命里，尤其如果房东花点钱让这些判决结果纳入法庭正式纪录的话。金钱判决一旦被法院正式记录，房客的信用纪录里就会被烙上一个印记。十年内他／她只要在密尔瓦基郡境内置产，该笔金钱判决就会跳出来对这笔房产享有「优先权」，而这将大大限缩新科屋主利用重贷或变卖房产来理财的空间。[17] 对房东来说，让金钱判决纳为正式纪录是放长线钓大鱼，房东赌的是未来。毕竟谁都不知道或许某年某月，某个房客会突然想要振作起来恢复信用，会自己跑回来想要把帐结清。到时候房东还可以要求「连本带利」还，因为金钱判决内建的年利率会让所有投资人口水流满地：高达百分之十二。对於大半辈子都穷到趴在地上、早就没什麽信用可言的最底层人来说，金钱判决有没有登记在案，只是地狱十七层跟十八层的差别而已。但对於後来无论是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遇到好对象走入婚姻、申请学贷想念书、或买了人生第一个家，总之希望能再拚一次看看的人而言，这就像是原已崎岖不平的安定之路上出现难以跨越的天险。

舍莲娜一直想着要请像「租金回收服务」（Rent Recovery Service）公司这类的业者，来帮忙她把第二暨第三请求的钱给拿到手。自称是「全美最大也最努力」的这家租金回收服务业者，会向三间全国性的信用管理机构举报欠钱的房客，然後将房客资料输入到横跨全美的追踪系统里。有了这个系统，业者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掌握前房客在财务上的一举一动。从此前房客无论是想要借钱、求职、还是要去银行开户，都不可能瞒过业者。就像让金钱判决列入正式法庭纪录的房东一样，这些租金回收业者也把眼光放得很远，他们等的是有一天房客能「赚到钱自力更生」，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收帐。租金回收服务公司自称「只要债务还在，档案就不会关」。[18] 这当中有些档案里的债务金额经过合理的计算并且帐目一目了然，但也有些档案里的第二暨第三请求「膨风」得很严重，或者利率高得离谱。但既然法庭都认证过了，租金回收服务公司也不会管这麽多、分这麽细。

终於轮到处理她的案子，阿琳在特聘法官的桌前坐下，而且她决定就坐在舍莲娜身旁。这两名女人互看了一会儿，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们是老朋友甚至是姐妹，只不过其中一个人的命比较好罢了。舍莲娜还在为了刚刚的五千美元犯嘀咕，而特聘法官阅读阿琳的档案，头也没抬地问说，「房东太太说你欠缴房租要驱离你，所以你交租有不正常吗？女士。」

「有，」阿琳答道。

才讲一个字，她这案子就已经输了。[19]

特聘法官看向舍莲娜，「你这边愿意和解吗？」

「不愿意，」舍莲娜回答。「主要是她欠得太多了。上次她的好姐妹过世时，我有给过她方便，她那个月的租金就没有全缴了，然後现在又过了一整个月，算起来她足足欠我八百七十元了。」

「好，好，」特聘法官要她暂停，然後将目光转向阿琳。「所以房东太太的意思就是要你搬走。」

「好。」

「你家里有未成年的小孩吗？」

「有。」

「几个？」

「两个。」

法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多一个孩子要扶养、就多给被驱离者两天的缓冲。法官们有时候会给这麽一点点「优惠」，而葛姆林︱裴瑞兹也是其中一位。

「我跨年前会搬走，」阿琳说。「最晚新年当天。」

「等等，但这样就卡到下个月了，那又是新的租期了，」舍莲娜反应。

「那要是她可以在一月一日前搬走，你愿意提个和解方案吗？」特聘法官还没死心。

「可是，」舍莲娜连仅有的耐性也没了。「还有一票人在排队，想在一日搬进来。」

舍莲娜看似坚定，但特聘法官看到了突破的缺口。她知道阿琳是走定了，她只是希望让阿琳不要留下驱离纪录的「污点」。抱着这个想法的法官再试了一次，「如果她愿意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离开，我是说她自己乖乖走人，你要不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要饶她什麽？」舍莲娜冷冷地问道。

「比方说你要不要把驱离判决撤销？」

「那她欠我的钱怎麽办？」驱离判决撤销，就代表金钱判决也一并撤销。但会这麽辛苦的透过法庭来驱离房客，舍莲娜为的就是要取得金钱判决，即便对方是靠社福度日的单亲妈妈也在所不惜。

「嗯，我想说的是，你要是愿意少拿阿琳两、三百美元，一月入住的房客就可以保住。」法官这麽说是因为她知道舍莲娜可以没收阿琳的押金，这样她实际上少收的租金只有三百二十元。「交换的条件是她不会挡着你……」

阿琳突然打断法官。「我并没有要挡她的财路，」她说得非常用力，同时脸上挂着受辱的表情。阿琳看出来了，眼前这位戴珍珠项链的白人女士说个不停，但她显然没能力发号施令。

一直若有所思的舍莲娜挺起身。「我什麽都不撤销。我就是不想……我是说，我真的受够了，不要每次都要我吞下去……」 她一边说，一边开始以手敲桌打节奏。

阿琳看着特聘法官。「我也没有想赖着不走。我知道她说的意思，那毕竟是她的房子。」

「我了解，」特聘法官说。

「我没有硬要待在那儿。」

「我了解。」

特聘法官没再说些什麽，只是自顾自地翻起了资料。在三人的静默之中，阿琳稍稍的转守为攻。她想起了破掉但没补的窗户、还有时灵时不灵的热水，以及肮脏的地毯，於是她说，「我也有理由可以责难她，只是我不愿意提，算了。」这就是她对自身仅有的辩护。[20]

特聘法官看着阿琳说，「女士，条件是这样，你要在一月一日前自行搬离……要是做不到、一月一日你人还在那儿，那房东太太就有权直接回来法院领驱离令，不需要再另行通知你，然後郡治安官就会出动。」

舍莲娜跟阿琳走出法庭，轻柔的雪仍在下着。舍莲娜依约要载阿琳回去，而进到车里，舍莲娜第一件事是先揉了揉脖子，阿琳则把额头埋进手掌里。她们都头疼得要死，但舍莲娜头痛是因为上法院，她还在为了葛姆林︱裴瑞兹砍了她的金钱判决而耿耿於怀。阿琳则是饿到头痛，她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我也不想让你们母子天寒地冻时没地方住，」舍莲娜一边跟阿琳解释，一边让车子在融雪的泥泞道路上缓缓前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些房东都私底下乱来，跟土霸王一样想干嘛就干嘛；但也有像我这样照规矩来的房东，我们会去法院，让像刚刚那样的女法官说得天花乱坠，毕竟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她也知道这个烂体制有问题，但她就是偏袒。」[21]

隔着车窗，阿琳瞅着雪像默片般落在黑铁灯柱上、落在公共图书馆的华美圆顶上、也落在耶稣教会（Church of the Gesu）的哥德式双尖塔上。

「有些房客真的脏到一个境界，」舍莲娜自顾自地说着，「他们一来，蟑螂也跟着来，老鼠也跟着来。除虫的钱谁付？像那个多琳．辛克斯顿，她把吃剩的泡面都往洗碗槽倒，又一直打来说水管堵住……结果变成我要打电话找水电师傅来。不然就是炸鸡吃一吃也把油往碗槽里倒，他们倒得很开心，要叫水电的还不是我。」

转进中央街，车子行经教会，感恩节或耶诞节时阿琳会来此领礼物篮，篮子里装着食物，还会有御寒衣物。她一直都希望有天也能在教会里做那样的事情，她想当发礼物的人。

「所以说啊，阿琳，」舍莲娜把车停到阿琳位於第十三街的家门口，「你可不要哪天想不开来当房东，这是一份难赚的苦差事，发生事情永远是房东吃亏。」

阿琳下车，转身对舍莲娜说，「耶诞快乐。」

1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2　二○一三年，密尔瓦基郡审理了将近六万四千件民事案件，数量几乎是刑事案件的两倍。以全美而言，二○一○年的新增民事案件量是一千三百八十万件，刑事案件则相形见绌地只有一千零六十万件。cases. Wisconsin Circuit Court, Caseload Summary by Responsible Court Official, County Wide Report (Madison, WI: Wisconsin Courts, 2014).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National Civil and Criminal Caseloads and Civil/Criminal Court Caseloads: Total Caseload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2010).

3　有名密尔瓦基的房东在低收入的社区中拥有大约一百个收租物件。他告诉我说，每个月他发给房客的五天预告驱离通知单，大约占全部房客的三成，而通知里都会注明要收取五十美元的罚款。他估计九成的驱离通知都会以和解收场，剩下的一成则会真的遭到驱离。所以算起来，他每个月可以收到的迟缴罚款是一千三百五十美元，一整年下来光罚款收入就超过一万六千美元。

4　译注：Power ties，传统上以红蓝色为主的保守条纹领带，很好认但不太好形容。刻板印象是打着权力领带的人会身穿西装、手戴俗气的劳力士手表，身上古龙水味浓得呛鼻，然後握起手来出奇地用力。

5　《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Milwaukee Eviction Court Study, 2011）。除了查访房客以外，这项研究还记录了从二○○一年一月十七日到二月二十六日之间每个上班日（仅一天例外）的出庭状况。在这总共六周、一千三百二十八个案子里，有九百四十五个案子的房客没有出庭，结果大多数都接获驱离判决。至於在有出庭的房客当中，略高於三分之一的人签下了和解协议，但他们有些後来还是会走上被驱离之路。四分之一的人得择日再度出庭，理由是文件资料有误，或者因为他们的案件过於复杂而必须由特聘法官转呈正式法官审理。百分之十二的驱离案会遭到撤销，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九则收到驱离判决。其他州或城市的正式纪录显示，驱离法庭的缺席率落在百分之三十五到九十之间。参见Randy Gerchick, “No Easy Way Out: Making the Summary Eviction Process a Fairer and More Efficient Alternative to Landlord Self-Help,”UCLA Law Review 41 (1994): 759–837; Erik Larson, “Ca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endant Tenant Default in a Housing Cour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3 (2006): 121–44; David Caplovitz, Consumers in Trouble: A Study of Debtors in Defaul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4).

6　我跟强纳生．米吉斯（Jonathan Mijs）一起汇整了二○一一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六日《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中所有驱离法庭的纪录，并对照房客所处社区里的各种资讯。其中房客社区资讯是在将驱离纪录中的地址加以地理编码（geocoding）後取得。另外在跟「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的合作之下，我也一并计算了房客住址与法庭所在地之间的距离（以车程英里数与时间计算）。然後我建立了统计模型，尝试根据各案件中的不同面向或房客身处的社区资料来解释特定房客出缺席庭讯的机率高低。但最终这模型所得出的是个空集合。无论房客欠房东多少钱，房客前往法庭来回要多久的时间，或是房客的性别，任何一项因子都与出庭率没有显着相关。我另外调查了房客所处社区里的几种指标—比如该社区的驱离率、贫穷率与犯罪率，看看这些数据会不会造成房客缺席驱离法庭。结果一样是无关的。我试了各式各样的变数，但在统计学上都看不出它们与房客出席率是否相关。资料中欠缺明显的趋势，显示缺席驱离法庭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机的行为。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像财团法人「社区倡议者」里的一名成员就跟我说过，「说到出席驱离法庭……嗯，他们得吃饭，得坐公车，得找人看孩子。这一样样考量都只能看当场的状况来决定。」参见Barbara Bezdek, “Silence in the Court: Participation and Subordination of Poor Tenants’ Voices in Legal Process,” Hofstra Law Review 20 (1992): 533–608; Larson, “Ca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endant Tenant Default in a Housing Court.”

7　《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2011. 欲进一步深入了解《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的内容，参见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Matthew Desmond et al., “Evicti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2013) 92: 303–27. 根据二○一三年《美国住房研究》(table S-R8-RO)，百分之七十一的贫穷租屋家庭在三个月内曾收到过驱离通知单，皆是因为未准时交租。

8　《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2011. 二○一三年的《美国住房研究》询问了所有的租者一个问题：若遭驱离，他们会搬到哪里去？（Table S-08-RO）. 大部分受访者都极其乐天地说他们会「搬到新家」。但若把假设性的东西换成实际的问题，已经收到驱离判决的房客们会说对於要搬到何处毫无头绪。

9　《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2011.

10　在密尔瓦基最穷困的黑人社区里，每年每三十三名男性租屋者里，就有一名会被法院判处驱离。相较之下，在密尔瓦基最底层的白人社区里，每一百三十四名男性与一百五十名女性房客中，只会分别有一名遭到驱离。所谓「最穷困」的底层社区，我的定义是人口普查区块团体（census block group）里，至少四成家庭活在贫穷线以下；所谓的「白人／黑人社区」，我的定义是至少三分之二的居民属於白人或黑人。由於驱离纪录中并未涵盖性别资料，我采用了两个办法将性别因素纳入计算。首先，我让两名研究助理依据总共九千名的房客的名字决定性别。第二，在菲立克斯．艾尔沃特（Felix Elwert）的协助下，我参考了美国新生儿申请身分证的资料。双管齐下的结果是我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估计值。年度家庭遭驱离率的计算是将某年当中的驱离件数除以该年度的出租物件数。另外针对每个社区（人口普查区块团体），我估算男性与女性房客驱离率，是将某性别的遭驱离者数除以该性别的成年租屋者人数。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按照各年度与个别的区块团体分别计算，集结成各组之後，再计算出年度的平均。关於得出这些估计值的方法，更详尽的解释请参见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就二○○三到二○○七年之间的年平均而言，法庭下令驱离的案件数在以拉丁裔为主的社区中，是两百七十六件，而白人社区是一千一百八十七件，黑人社区是两千七百五十九件。就跟黑人社区中的女性一样，拉丁裔社区的女性遭驱离比率较高。平均而言，在高度贫穷的拉丁裔社区当中，每年每八十六名男性跟每四十名女性租屋者中，就会有一人被法庭判定驱离。关於非正式驱离与房东房产遭到查封的估计值，更令人触目惊心，在二○○九到二○一一年间，密尔瓦基大约百分之二十三的拉丁裔租屋者在受访的前两年中曾遭到迫迁，包括经由正式或非正式的驱离、房东房产遭到查封，或是建物遭宣告为危楼。他们的非自愿流动率几乎是黑人租屋者的两倍，主要得归咎於密尔瓦基的拉丁裔租屋者受到查封的机率较高。房东房产遭查封的状况若未计入非自愿迁离的普及率计算，则受访前两年曾历经迫迁的租屋者比率会从百分之十三点二降至百分之十点二。这样的排除造成了非自愿流动性的比率在白人与黑人间分别从百分之十二跟百分之十下降至百分之九跟百分之七。但其真正更大的影响乃呈现在拉丁裔族群的非自愿流动性上，因为此一比率会因为不计入房东房产遭到查封而从百分之二十三一口气降至百分之十四。《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2003–2007;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11　在贫困的黑人社区里，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正式的经济体系中任职，主要是男性不少人身上都背着前科，所以失业率很高。许多房东都不会接受失业者或有前科者的租屋申请。以在旧城区而言，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提供签约时所需的书面资料，包括薪资所得的支票或社福补助等政府津贴。在密尔瓦基，处於工作年龄的黑人男性有半数失业，同时三十几岁就有半数坐过牢—这两种「孪生」的趋势多少有些关联。WUMN, Project Milwaukee: Black Men in Prison, Milwaukee Public Radio, July 16, 2014; Marc Levine, The Crisis Continues: Black Male Joblessness in Milwaukee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8). 稽查研究显示密尔瓦基的雇主比较可能回电给有犯罪前科的白人求职者，而相对比较不会回电给背景清白的黑人求职者。黑人求职者若背负犯罪前科会变成双重弱势。Devah Pager,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3): 937–75.
通常法庭纪录只记下签订租约的人，而这表示来自贫困黑人社区的女性其实并没有比男性遭驱离的比率高，而是比起没被记载在租约上的男性，这些女性更容易累积正式的驱离纪录。只不过，在黑人社区里，即便考虑到未载明於租约上的成年人，两性在正式驱离的比率上仍旧存在差距。《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 ，2011.考量了家庭中所有的成年人，包括未列名於传票与诉状（Summons and Complaint）上的人，结果发现各种族裔与性别族群中遭正式驱离者，黑人女性仍旧最多。在出席驱离法庭的家庭里，黑人女性占居住於其中的成年人的半数；而在收到驱离判决的家庭当中，黑人女性占了居住其中成年人的百分之四十四。黑人女性不仅在驱离纪录的比例上明显较高，实际上迁离的比率也真的比较高。黑人女性遭驱离的高比率，不是简单一个租约上勾男或勾女就可以解释过去的。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点是：在旧城区，女性承租人比男性承租人更不容易正常缴租。虽然许多黑人男性被排除在职场以外，但有工作的黑人男性工时较长，薪资报酬也优於黑人女性。在二○一○年，密尔瓦基全职劳工的中位数年所得，黑人男性是三万三千零一十美元，黑人女性是两万九千四百五十四美元—这段差距相当於密尔瓦基公寓平均五个月的租金。许多旧城区的女性也必须负担更多的费用，单亲妈妈的家庭尤其如此，而单亲妈妈的家庭又占密尔瓦基黑人家庭的大宗。单亲妈妈往往没办法稳定依靠孩子的爸爸，而且也因为身边有这些孩子，所以比起非监护人的爸爸，她们必须要找更大更贵的房子来租，没办法像独善其身的爸爸一样随便找个朋友家的沙发睡、或租间雅房就能搞定。舍莲娜位於密尔瓦基旧城区的分租公寓，月租是四百美元（还含水电），这比阿琳等单亲妈妈得花五百五十美元（还不含水电）租两房公寓要便宜得多。考量到密尔瓦基的居住人数上限—俗称一间卧房只能有两组「心跳」，许多房东会拒绝把小坪数的物件租给单亲妈妈。而一个家庭里「心跳」的组数愈多，就代表他们需要更多的卧房，也代表他们的租金负担愈重。参见City of Milwaukee Code of Ordinances, Chapter 200: Building and Zoning Code, Subchapter 8: “Occupancy and Use.” See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12　译注：美国刑法中将重罪分成Ａ到Ｅ五个等级，轻罪则分为ＡＢ两级，其余则算是更轻微的违规。轻罪中A级轻罪之关押时间不超过一年，B级轻罪的关押时间则不超过三个月。

13　译注：兑现不了的支票，也就是俗称的「跳票」。

14　Manny Fernandez, “Still Home for the Holidays, When Evictions Hal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08.

15　「第二请求」针对的是未付的房租，而「第三请求」所对应的是房产的损坏赔偿。在法庭之上，这两种请求是一并受理的，所以法律术语才会合称「第二暨第三请求」。

16　在二○○六到二○一○年之间，密尔瓦基小额索赔法庭每年处理大约一万两千笔驱离案件，但房东扣押房客薪资或银行帐户的件数只有区区两百笔。我在计算年平均时排除了二○○九年的扣押成功笔数，因为那一年的扣押成功不知为何高达五百三十七笔。关於驱离与扣押的申请件数，参见State of Wisconsin, 2010 Annual Report: Milwaukee County Circuit Court, First Judicial District, 2. 关於扣押与驱离的明文法令，参见Wisconsin Statues §814 and §815.

17　密尔瓦基的房东训练课程会鼓吹房东要将金钱判决纳入法庭正式纪录。「我最要提醒各位去做的一件事情是，花个五美元的小钱，去申请将判决纳入纪录的手续，」讲师凯伦给了学员这样的建议。「聪明的话，你就应该把法院的金钱判决加入房客的信用纪录中，这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知道他们欠你钱……我希望大家能举手之劳登记判决，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们所有在工作上需要调信用报告来看的人……而且搞不好隔个两年，你会接到对方打电话来，「我是乔治．琼斯，还记得我吗？」「嗯，您是？」「嗯，我三年前跟您租过房子。您名下有一笔七百五十美元的判决是我欠的。我是想说可不可以还您五百美元，然後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凯伦还建议房东要把判决可以纳入纪录的事情告知房客。她建议的讲法是，「我会把法院判决的结果登记在你的信用纪录上，这样你以後就不用想借钱或任何东西了。所以建议你不要让自己的信用纪录产生污点。」

18　其实就算房东没有取得任何金钱判决，「租金回收服务」公司也还是会将房客的资料通报给主要的信用管理局处（www.rentrecoveryservice.com）。

19　在密尔瓦基跟全美各大城市，法律都不怎麽保护欠租的房客。房东之间流传的一句话是：「重点是有没有欠，而不是为什麽欠。」换句话说，法庭一般不会去管为什麽缴不出房租，在他们眼中迟缴就是迟缴。尽管阿琳可以把房子的问题摊开来讲，甚至可以带佐证的照片来，但这麽做也无济於事。曾经有一名老妪在没有电的状态下住了一个月，只因为房东维修线路的动作慢吞吞，最後她也遭到驱离。但特聘法官葛姆林︱裴瑞兹在得知此事後的反应是，「这或许是事实，但却不是今天的重点。」还有一次是在驱离法庭上，一名法官听完了房客描述她浴缸里有污水跟地板如何腐烂，感觉还蛮有耐心的；只不过一开口，他的反应竟是，「讲这麽多，你房租就是没准时交嘛。」

20　房客可能会有一些「相骂本」可以讲，但他们讲的方式可能会产生反效果，这包括他们会讲得太笼统或太曲折，他们的口气可能会太冲或太弱。你要是以为说话的方式跟口气不会在租屋者、房东与法庭人员之间的社会阶级、性别、种族关系产生「化学反应」的话，那你就太天真了。在房东训练课程当中，拥屋的学员学到的是，「愈大声、愈吵闹、愈激动，你就输得愈快。所以请你咬紧牙关，撑到最後。」很多房东就算不熟悉驱离案件的处理，也至少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一点就足以跟法院的职员、特聘法官、正式法官拉近距离。社会阶级愈是接近，他们说的就愈是同一种「语言」，说话的措辞与口气也愈是相近。

21　在密尔瓦基，我认识的房东跟物业经理之间，这一点是所有人的共识。他们都觉得法庭体系摆明了偏向房客那边，都觉得有产阶级在司法中没有得到公平的立足点。他们觉得驱离法庭的特聘法官老爱在应该直接发布「财产返还令状」的时候搞「我们来商量一下吧」的把戏。连尼．劳森算是这当中的异数，他跟我说法庭体系，「曾经偏心房客，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第九章

外送的来了

天尚未亮，拉蕊已经清醒并往脸上泼凉水。比太阳早起是她的习惯，因为早晨最让她神清气爽，当然跟托宾「交手」完的那天例外。那天拉蕊几乎一整天都没有下床，因为她只想躲在被窝里逃避现实。这天她早起，是为了让迪哥出去遛遛，但在那之前她还是透过百叶窗的缝隙侦查了一番。在确定没瞧见托宾跟连尼之後，她才握着狗拴踏出门外。迪哥是她哥哥毕可的狗，一只黑色的小米克斯。但毕可正为了心脏住院，所以拉蕊答应替他照顾迪哥。

拉蕊的拖车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尘不染、井然有序。一有客人夸奖她家看起来乾净整齐，她就会笑着说是手持式蒸气拖把的功劳，要不就是会兴致勃勃地分享起居家小常识，比方说，她有一招是在洗白衣服的时候丢下一颗阿斯匹灵。以拖车为家已经将近一年，她也慢慢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尤其是人烟稀少的早晨。她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她找了白色的餐具来搭配她白色的碗橱，还有张小书桌可以摆她的旧电脑。只不过这些都只是小确幸，月租金占她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七，租金负担仍旧重得可以。

随着太阳慢慢升起，拖车公园开始骚动起来，孩子的声音与车辆引擎声传进耳里。拉蕊望着电话若有所思。她知道密尔瓦基对被驱离者有两款方案，第一种是急难救助，这种方案针对的是即将无家可归的高风险家庭。若收到法院驱离令的美国公民，所得低於贫穷线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含）以下，且能以离婚文件、犯罪报告、解雇通知等证明你的收入顿时减少，那就有资格申请每年一次的急难救助。但其实申请急难救助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条件，那就是你家中有孩童需要抚养，所以急难救助对拉蕊来说就免谈了。

第二种经费主要由联邦提供、财团法人社区倡议者发放的「无家可归预防方案」（Homeless Prevention Program）。但要适用这个方案，你不仅得证明收入减少，还得证明所得无法缴纳房租。再者，你必须要找到房东愿意接受这方案才行，光这最後一点拉蕊就办不到了。如同急难救助，无家可归预防方案的立意也是要保留给遭逢意外者，比如遭到资遣的劳工或是抢案受害人；至於长期负担租金的人则不在此列。换句话说，这两个方案都是「救急而不救穷」。何况以第二种方案而言，社区倡议者每年能投注的资源也只能照顾到九百五十个家庭。密尔瓦基不到六周就可以驱离这麽多家庭。[1]

拉蕊拨了一个她已熟记在心的号码。「喂，我想请问，听说你们有提供房租协助？……喔，没有是吗？……好，我知道了。」她挂上电话。拉蕊的第二通电话拨给社会发展委员会（Soci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这是个以打击贫穷为宗旨成立的民间组织，但他们也爱莫能助。她想起有人说过在二十七街上的基督教青年会（ＹＭＣＡ）提供急难贷款。「喂，有人跟我说可以打来这里，听说你们有房租协助……我的房租，对……ㄈㄤ，二声房，ㄗㄨ，一声租。」结果又是误会一场。拉蕊倒是没有打给租屋者联盟，因为密尔瓦基没有这个单位。但这也不奇怪，因为美国许多大城市也没有。

上午才过一半，拉蕊已经打遍了所有她想得到的非营利组织、市府单位跟州级局处，但四处碰壁。这时候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她又多拨了一个号码。她抓起电话，透过话筒听到了无情的嘟嘟声，这个号码果然又在「电话中」。拉蕊无奈地耸耸肩，玛西亚．Ｐ．卡格斯人道服务中心（Marcia P. Coggs Human Services Center）——俗称「社福大楼」——的电话本来就不好打，忙线中并不让人讶异。

搬家师傅们一大早就发动卡车。在柴油引擎声的低吼背景音里，他们群聚一起，菸跟马克杯里的黑咖啡是他们的基本配备。昨夜下雨，因此今天的密尔瓦基湿答答的。有些年轻师傅看起来像是运动员，跟着潮流穿了耳洞；有些中年师傅胸膛後实，皮手套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这当中年纪最长的是提姆，身材精瘦，表情严肃，棕色的皮肤略带红色，留着一头短发，胸前口袋还有一包新的凉菸。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黑人，穿着靴子和作业用外套。外套上除了印有「老鹰搬家仓储」的公司名称外，还看得到些许自以为聪明的口号，「搬家这事，就交给鸟吧」、「服务业就是要发出呻吟」、「外送的来了」。

汤姆、戴夫跟吉姆．布列敦三兄弟，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这家搬家公司。一九五八年，也就是老鹰搬家仓储在上一代成立的时候，每周最多只有一、两次驱离，父亲将公司设在家里，而全公司就两台卡车跑来跑去。需要多点人手的时候，他们会在出车的路上绕去密尔瓦基救援协会请游民当临时工。几十年过去，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成长到三十五人，而且大部分是全职。车子从两辆变成有厢型车跟十八尺卡车的车队，总部也从自宅搬到超过三千坪、前身是家具工厂的三层楼建筑。驱离业务占了公司四成业绩。

老鹰搬家公司的员工会固定搭配两名助理郡治安官。助理郡治安官会先敲门宣布执行驱离，然後搬家工人便开始将室内清空。搬家的钱是房东要付。但要能「调动」郡治安官办公室，房东得先跟有担保的搬家公司签约。而像这样的业者在密尔瓦基有四家，老鹰就是其中最大的。若要请动老鹰五人一组的搬家人员，房东得先缴一笔三百五十美元的押金，这也就是每一趟驱离委托平均的费用。押金到位後，老鹰会提供一张授权书。房东得备齐搬家公司给的授权书、必要的法庭文件，以及额外的一百三十美元规费，前往郡治安官办公室办理。手续完成後，郡治安官可以在十天内驱离房客。如果把法院的裁判费跟要给法庭执达员的费用都算进去，出动郡治安官跟搬家师傅的正式驱离令，至少会花掉房东六百美元上下。理论上，房东可以把这钱加到金钱判决里，但实际能拿回来的少之又少。

有着灰发、喜爱大步走路的戴夫．布列敦是白人。在他的指挥下，工人们钻进卡车里。提姆负责开厢型车，而戴夫则照例坐在厢型车的副驾驶座。

日常的驱离行程会从最北的地址展开，然後一路向南推进。从早上开始到中午过後，老鹰搬家的卡车会温吞地在密尔瓦基北部的贫民窟里钻，接着驶过梅诺莫尼河谷，开始在以拉丁裔为主的中南部「扫街」。至於最後一站则是最南部的白人地区，他们会在那儿的某个拖车公园里为一天的工作画下句点。

这一天，两名助理郡治安官在银春路（Silver Spring Drive）上的公寓社区外头与搬家师傅们会合。在两名执法人员里，约翰比较年长，看起来也比较像公部门的人——宽大的肩膀、厚实的双下巴，戴着太阳眼镜，还有警察常留的八字胡、口香糖等一应具全。约翰敲门，应门的是一名睡眼惺忪、手还在揉着眼睛的黑人女性。约翰四处巡了一下，没想到这房子整整齐齐，架子上还有洗好的碗盘，连一个打包的箱子都没有。他转头问搭档说，「我们应该没有找错地方吧？」为此他还打电话回办公室确认。

假如房子里一张张床垫横在地上，天花板有油污，不只一只蟑螂在墙上爬，衣服、假发、玩具丢得满地都是，那他就不会特地确认了。有时候房客早已不见人影，他们在废弃的房子里只看得到死掉的动物跟臭酸的食物。其恶心的程度，甚至让搬家师傅吐一地。「驱离守则第一条，」约翰常这麽挂在嘴上，「就是开冰箱时要小心。」倒楣一点的话，遇到比较故意的房客，整间房子会充满废弃物跟狗屎，或是现场有师傅发现针头，那身为老板的戴夫就会挥挥手说，「垃圾屋，撤退，」然後把烂摊子留给房东处理。

确认完毕，约翰挂上电话，挥手叫搬家工人进来。也就在这一刹那，房子不再是房客的了，搬家师傅们会一拥而上，用他们准备好的台车、移动笨重家具用的捆带，以及箱子等工具去逐间把房子净空，而师傅们的动作可说是「快狠准」。那天早上的屋里没看到小孩，但现场有玩具跟尿布。应门的女性脚步缓慢，看似备受打击。她打开冰箱门，发现里头被师傅们收过之後已经空无一物，甚至连制冰器的盘子都没留下。[2] 这对她打击不小，空洞的面容下爆出啜泣声响。她的东西後来被堆到巷弄里。这时天空开始下起雨来，约翰先抬头向上看，再朝提姆的方向望了一眼。「暴风雪也好，西北雨也罢，我们都无所谓，」提姆边这麽说，一边还点了根凉菸。

第二站他们来到一间没人应门的屋子，那是间浅蓝色的双层透天。事实上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执行驱离时是看不到房客在现场的。有些人在治安官来之前就搬走了，有些人则是根本不知道会有人来，还有一种会主动打电话去询问郡治安官办公室自家有无在当天的驱离行程上。不过，最多的还是治安官上门才手足无措的那种。这当中有人会坚称自己没有收到通知，或者有人会一针见血地指出通知上并没有说明哪天要赶人，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时间范围。对此治安官们无所谓，他们知道是房客都想钻漏洞，能拖一天是一天。而戴夫的分析比较深入一点，他觉得知道要被驱离之後，房客们会产生一种集体性的逃避心态，就像是他们没办法接受或想像再过些日子，两名荷枪实弹的执法人员就会带着一群搬家工人出现在自家门前，然後将他们曾经住在这里的痕迹统统抹去。比较起来，戴夫的角度比较接近心理学家的看法：研究显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状态下，人类会紧盯着当下，而忘记要看一看前方，而这种「短视」往往会让他们吃大亏。为了说明这种现象，心理学家还会引用一个世纪多之前出版的《纽约贫民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为了基本生活所需而奋斗，是一场尖锐且永无休止的争战，远方看不到任何值得你眺望的风景……邪恶的审判日可能就在明天，也可能永远不会有这一天。若是有天审判终於降临……那也不过是给从出生以来就源源不断的苦难上再多添一笔而已。」[3]

然後还有一种案例不需要任何心理学的专业分析，很单纯就是房客被房东给诓了或误导了。

戴夫叫菜鸟布朗堤爬窗进入浅蓝色的屋子，然後再帮其他人开门。进到屋内後，他们看到一台戴尔电脑、一张乾净的皮沙发，还有鞋柜上一整排鞋子。电视是开着的，显然原本有人在看。戴夫指着萤幕上的节目脱口而出，「是他妈的玛莎史都华[4]！」

几分钟之後，一台森林绿色的旧款积架（Jaguar）驶进车道，从车中跳下四名年轻黑人男性。

「这是怎麽回事？」其中一人问道。

「你们家被查封了，」约翰回答，边说边举起查封的公文佐证。

「什麽？我们才刚付完这个月的房租耶！老天爷，祢也帮帮忙吧！」

另一名男子闷着头走进房内，没多久出来时怀抱着一个鞋盒。他用双手手臂抱住盒子，模样就像美式足球的跑锋要从中线突破时用手护着球似的。最後他打开了积架的行李厢，把鞋盒锁在里面。

现场两名助理治安官退到一旁，交换意见。「这些人被弄了，」约翰跟搭档说。「房东收了租金却没缴房贷。」

「是啊。但是约翰，这也是间毒窟喔，」另一名治安官挑明。

约翰扬起眉毛，两人同时锁定厨房。提姆正在那儿组箱子。

「这是间毒窟吗，提姆？」约翰低声问说。

提姆一声不吭，但很顺手地拉开了厨房里的一个抽屉，完全感觉不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抽屉里有一个个Ziploc牌的小型夹链袋，还看得到一些刮胡刀片。两名治安官互望一眼。有时遇到这种状况，也就是房东房子被查封、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房客显得很无辜时，约翰会帮房客争取一点缓冲时间。但今天他决定该驱离就驱离，并且对刚刚鞋盒里的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5] 反正他又不负责抓毒品，而且被房东摆了一道，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已经是一种惩罚了。

第三站是一间刚刚说过的「垃圾屋」。至於第四站则非常快，因为年长的黑人房客也没多少东西可收。「老兄，这不合理，」房客一面看着搬家师傅把他五斗柜里的东西倒进箱子里，一面不断碎碎念。事情弄完，戴夫开始朝着厢型车走去，准备前往第五站。也就在这个时候，戴夫指着年长黑人被堆在地上、已被雨淋湿的东西说，「有些人在帆布上作画，而我也是艺术家，那堆东西就是我的创作。」後来他在第五间房子那儿堆出了更有看头的作品，那里头有个吃剩的生日蛋糕，外加一颗充饱的氦气气球。

拉蕊小时候住在南密尔瓦基一处以黄砖砌成的低矮公宅社区里，对街是棒球场。家中除了她还有两男两女一共五名孩子。她的母长年卧病，甲状腺失调让她全身浮肿。父亲是名洗窗工人。拉蕊记得有次回家他带了很多包Ziegler大巧克力棒，原来他那天洗窗的地方是糖果工厂。如果某天他带回家的是多到抱不住的新鲜面包，那就代表他当天打理的是某家餐厅。拉蕊的童年过得还算开心，毕竟家里有位疼爱孩子的父亲。「我们根本没意会到自己穷，」她是这麽说的。

拉蕊的书念得不好。读到十年级的时候，她终於觉得自己念不下去了。「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出人头地，就我一人像无头苍蝇。」产生这种想法的她先辍了学，做起缝衣女工，时薪一点五○美元。後来她在专做企业招牌的Everbrite公司工作。在一次罢工中，她离开了那里，去舍曼大道上的R-W实业当作业员。她的父亲常一想到女儿在那里喷砂、处理金属片、操作冲床，就永远有操不完的心。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一个金属碟盘压到她的手上，夹掉了拉蕊两根中指的上半部时，她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哭着要找爸爸。

二十二岁的时候，拉蕊嫁给了一个叫杰瑞．李的男人。这个男人先是开口要她辞掉在R-W的工作，在家就好；而当拉蕊学开车时，杰瑞又问她考驾照要干嘛，於是她放下了手上的书本。婚後三年，他们生下了大女儿，隔两年又生了二女儿，也就是梅根与洁美。只不过二女儿出生後不久，这段婚姻就开始貌合神离。到後来，杰瑞甚至会大喇喇地带女人回来。於是这对结褵八年的夫妻最後还是走上离婚一途，拉蕊也展开了单亲妈妈的生活。那是段兼差两份工作依然贫穷、可是却自由又充满欢笑的日子。拉蕊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在此时，她开始去那种要在桌上跳舞的地方上班。一方面是她觉得薪资不错，另一方面是她喜欢那种被簇拥的感受。白天她会去别人家里打扫，而且会带着女儿去。两个孩子会帮忙妈妈，而拉蕊也会把领到的薪水跟女儿们分享。

有一天，拉蕊跟两名女儿去参加七月四日的国庆日烤肉活动。当时是一九八六年。她们之所以受邀，是因为有位女性朋友想帮家里的男生找女朋友。结果朋友的媒人当得不错，拉蕊跟葛伦一见锺情，打得火热。葛伦跟杰瑞．李完全是不同的类型。在葛伦身边，拉蕊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蠢，反而觉得自己是美丽、有用的女人。这时的葛伦还在假释，主要是因为他抢了一间药房。假释前他正为了此案坐牢，事实上，他这辈子都在牢里进进出出。在一起後，拉蕊很努力想要让他少惹些麻烦。假如葛伦整日求职无门，拉蕊会帮他按摩。葛伦鼓励拉蕊学好开车，而她也很争气地在三十八岁那年拿到了驾照。

葛伦生性浪漫，爱喝酒。但他们的争执往往会变成动手。有时候葛伦会追着拉蕊跑，而拉蕊会拿电话打到葛伦见血。某次他们就因为打得太凶，把事情闹大了，结果被房东驱离。但床头吵床尾和，他们总是会在隔天早上亲亲对方，说声对不起，一切又像没事一般。只能说他们是真的相爱，但这种爱在旁人看来是夹杂着耗损与暴力的爱。

至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拉蕊从当时一直自责到现在。那天葛伦醉醺醺地从他亲姐妹家里回来。吸了毒後的他看起来狼狈不堪，一副跟人打了架、心情很不好的样子。葛伦不时会陷入忧郁的情绪当中，严重时甚至会幻听。那天回家，葛伦一手拿起了处方药，而拉蕊以为他心情不好想吞下一大把，於是抓住他的手。就这样，他们为了药丸扭打起来，结果过程中葛伦不小心滑了一下，头撞到地板，血溅当场。拉蕊打了九一一，在急救人员帮葛伦包紮好之後，警察也随即给他上了手铐。他吸食麻醉性毒品违反假释规定，所以又被送回牢里。

拉蕊最後一次探监时，葛伦看起来就不太对劲。除了坐立难安以外，眼睛也黄黄的。最後葛伦说他人不舒服，一反常态地让会见提前结束。隔天早上，拉蕊在家接到一通电话，她还记得另一头的女性声音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启齿，但是葛伦死了。」狱方说他用药过量。

之後几年，拉蕊慢慢觉得葛伦是被同房的狱友毒死的。但无论葛伦的死因为何，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在一起十六年的男人走了。拉蕊松开电话，用全身的力量嘶吼葛伦的名字。「那瞬间我像是死了一次，」拉蕊说。「我的心裂成两半，我的身体裂成两半，我整个人的存在也撕裂两半……他一死，我的人生像掉进了无底洞里，到现在我都还爬不出来。」

老鹰搬家的卡车停在密尔瓦基北部一个米白色外墙的双拼公寓外。应门的是名大孩子：精确地说是名十七岁上下、留着超短发的少女。她的皮肤黝黑，脸上则有双天不怕地不怕的灰眼珠。

戴夫与搬家师傅们不急着进去，他们照例在後头等约翰说「可以了」——他们之间的分工向来都是治安官们走在前头吸收掉可能的抗议或反弹。比较常见的场面是房客会大小声，但很少真的动手。不同的治安官会使出不同的招式来稀释或压制对方的气势，而约翰基本上吃软不吃硬。他曾经当着一名身穿浴袍、头上包了毛巾的女人面前打电话回办公室，对着总部回报说，「这幼稚女要是再不闭嘴，我就把她的东西全往街上扔！」跟灰眼少女的对话比平常久，而在一旁的戴夫看到有一名穿着法兰绒衬衫的白人男子停好卡车，朝着公寓大门走近。是房东吧，他琢磨着。这之後又过了几分钟，约翰终於向戴夫点头，於是师傅们就都跳了起来，准备上工。

进门後，搬家师傅发现有五个孩子待在里头。提姆认出了其中一个小女生的爸爸是自己请过的搬家工人。驱离驱到熟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部分的师傅都住在北部，所以多多少少都有「服务」到同教会的教友、或同街区邻居的尴尬经验。提姆甚至驱离过自己的亲生女儿，只不过这间公寓有股说不出的怪异。按耐不住好奇心，戴夫上前询问，而约翰则解释说驱离令上的当事人是这几名孩子的母亲，但她已经去世两个多月了。这些孩子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住了两个月。

随着搬家师傅开始逐室清空，灰眼少女在一旁像孩子王般对其他小孩发号施令，其中最年幼的是名看起来八、九岁的男孩。上到这间双拼公寓的二楼，师傅们发现横在地上的有破烂不堪的床垫，还有摆得像是奖盃一样的烈酒空瓶。地下室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室内跟院子里除了垃圾外还是垃圾。「恶心死了，」提姆看着在厨房墙上爬行的蟑螂有感而发。

房东用电钻换了锁，搬家师傅把屋内的物品推到湿漉漉的街旁，但孩子们却笑着跑来跑去，好不欢乐。

净空房子後，搬家师傅们聚集到卡车旁。他们反射性地跺脚，就怕身上还有蟑螂。某个在抽菸的师傅正在寻找下根菸。他们不知道孩子们跑哪去了，也没多问。

搬家工作会让你澈底了解什麽叫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个男的家里有一万卷「幽浮活动」的录音带，嘴里还不断大喊，「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有个女人装了一罐罐满满的尿。还有个男的自己跑去住在地下室，房子则任由一群吉娃娃跑来跑去。而不过一周之前，一名男人要助理治安官约翰等他一分钟，没想到他要这一分钟是要把门关好後拿枪往自己头上轰。[6]

只不过真正让人受不了的还是「脏」这件事。无论是闻到的味道或看到的景象，师傅们下班後都得去喝个痛快，只求能把记忆「格式化」掉。

灰眼少女倚着前廊的栏杆，一口口深吸着她自己拿出来的香菸。

拉蕊考虑找兄弟姐妹帮忙，首先是大姐奥黛莎。奥黛莎住得不远，距离拉蕊不过几英里而已。大姐每天的生活就是穿着睡袍躺在灯芯绒布的躺椅上看脱口秀，灯座旁则是一罐罐处方药。她每个月领联邦救济金过活，所以就算她想帮忙，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别误会，她一点都不想帮忙。毕可的状况比奥黛莎更糟。老菸枪的他身材高大、皮肤松垮，得靠助行器才能走路。他们家是典型的中西部人，喜欢嘲弄他的健康。「我们都设好殡仪馆的快拨键了！」但就算毕可还没有惨到要住院，也没什麽好高兴的，因为他领的社福补助比拉蕊还少。他还付得出房租，但付完也就差不多了。脏兮兮的拖车外有衣服、菸盒跟菸屁股，车外的餐盘上黏着食物残渣、野狗的狗屎，车内则有他辛苦的人生。

苏珊的日子稍微好过点。她跟老公连恩住在拖车公园里稍微「高级」一点的区域。夫妻俩拚命想要领养他们的亲生孙女，也就是连恩口中生下来「就像个小灯泡在发亮」的孩子（苏珊跟连恩的二女儿——「我们内心的痛」——是个重度的古柯硷吸食者）。先不说这样的处境已经耗尽夫妻俩所有的资源与精力，就算有钱有闲，苏珊跟连恩也信不过拉蕊，所以不可能拿钱给她。明明是亲姐妹，苏珊却有好几周没跟拉蕊说话。让苏珊这麽呕气的原因是她发现拉蕊只因为看了电视广告就花几百美元在化妆品上——精确一点说是Luminess Air的喷气粉底笔。

兄弟中较为幸运的是鲁宾。说他幸运，不只是因为家里只有他没有遗传到他们克罗埃西亚爸爸的鼻子，也是因为他不用在拖车公园里跟兄姐当邻居。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住在任何拖车公园里，甚至於没有跟大姐奥黛莎一样住在卡德希（Cudahy）。鲁宾真正的住处是在橡树溪（Oak Creek）的自宅。那是间大房子，大到够可以当感恩节晚餐的场地，而且能让所有亲戚都聚在一起。弟弟有这种财力，理论上拉蕊可以跟鲁宾借钱付房租，但问题是她跟自己的弟弟不熟。此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向日子好过的亲族求助并不是那麽单纯的事。通常这些关系都会被保留下来作为紧急之用，或者被当成有机会可以小小翻身时的本钱。一般而言，穷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不要透支自己的人脉，因为家族里的有钱人一旦烦了，觉得不堪其扰，想要借到钱就是很久很久後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亲戚这麽穷是他们自己不争气。这说明了何以家族中最有条件的人，往往也是不太会被开口借钱的人。[7]

左思右想之後，拉蕊觉得最有指望的还是自己的小女儿洁美。於是她想办法找便车载她到洁美上班的阿比汉堡（Arby’s）。在出发去见女儿之前，她特意好好打扮一番，换上了淡蓝色的衬衫、乾净的深色牛仔裤、黑色的低跟女鞋，还抹上了一点口红。

「可以让洁美来帮我点餐吗？」拉蕊问了柜台後面的店员。

「洁美，」这名店员呼唤。

洁美从一堆脏碗盘中抬起头来，对着自己的母亲翻了个白眼，你看得到她厚厚的深褐色鬈发塞在阿比的帽子底下。比起母亲拉蕊，洁美的身形高不了多少，脸上除了细框眼镜，还挂着如修女般的表情：温暖中带着距离。没打算走出来的洁美从柜台後面小小声说，「你来这里干嘛？」

「我知道不应该来，」拉蕊突然没了笑容，满脸愁苦。「但是我刚收到驱离通知单，只给我二十四小时筹钱，要是没钱，他们就要把我逐出家门。所以，那个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点？」

排队的人龙开始愈拉愈长，洁美退到一旁替其他客人结帐。等洁美把人潮消化完毕之後，店经理也出现了。女性的店经理是名瘦得像竹竿的白人，稻草般的发质加上青春痘，让她看起来不像社会人，反而像是高中女学生。

「这是我主管。」洁美对拉蕊说，感觉得出她有点丢脸，毕竟这位店经理至少小她十岁。

「您是来看洁美的吗？」经理开口问。

「我是来点餐的。」

「喔，好。」稚气未脱的店经理用整只手臂搭上了洁美的肩膀。「我爱死你女儿了，我最喜欢的员工就是她了。」

拉蕊照自己刚刚说的点了东西，然後掏出皮夹要付钱。但店经理俐落地在收银机上敲了几下，把帐给冲掉了。「这餐我请。算是感谢能请到洁美这麽好的员工。」

「拜托不要炒她鱿鱼，」拉蕊回应。

主管向拉蕊点点头，然後就自顾自地去「得来速」窗口忙碌了。

回到母女俩的「两人世界」後，拉蕊再度向前压低身子，对着柜台另一头的洁美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件事……」

「我没办法。」

「喔，好吧。」

「我是真的没办法啦。」

拉蕊低下头，好像地板上有什麽东西似的。

洁美取了苹果派过来。「我没骗你，我手边真的没钱。等发完薪水我可以寄支票给你，但能不能先找别人帮你，我要等薪水下来後才会有钱。我现在想帮你也没办法，你先问问看别人好不好？」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我保证。」

「我没有要你还我啦。」

拉蕊把备齐的餐点拿起来。「好啦，」说完便转身要走。

「妈，等一下，」洁美叫住她。「抱一个。」她从柜台里绕出来抱自己的妈妈，亲亲她的脸颊。

在阿比工作并非出於洁美自愿，而是她外役工作安置的一部分。没错，她身上扛着两年半的有期徒刑，而现在只剩下最後几个月了。傍晚下班，仍具受刑人身分的她会被遣送回位於基辅大道的女子监所。两年前她第一次被逮捕，也是她第一次入监服刑，在牢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经。洁美会被抓是因为她在厕所生产，然後将新生儿遗弃在此处，家里的人都不清楚原因。她当时已经有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孩子，已经为人母了。洁美从小一直是个爱念书的小孩，大大的圆眼镜戴在脸上，让人感觉超龄早熟。

在她服刑快要期满的同时，洁美只有一个目标：存够钱租间公寓，好让现在跟爸爸同住的六岁儿子可以来过夜。这些事情，来找洁美帮忙的拉蕊统统知道。

洁美入监前把她的车子交给了拉蕊，还给了她五百美元当保养费。但接手没多久，拉蕊就把车子卖了，保养费也被她拿去缴了一笔忘记是什麽费用。拉蕊对洁美的姐姐梅根也做过类似的事，同样跟女儿借了钱然後没还。梅根为此耿耿於怀，好几年都在跟拉蕊冷战。但洁美的个性没办法记仇这麽久。

在阿比的停车场里，拉蕊盯着前挡风玻璃外的景色。虽说办公室苏西叫她去找亲友帮忙，但类似的话她在社福体系听到滚瓜烂熟。遇到在玻璃後头的社工问她，「你没有家人或兄弟姐妹可以帮你一下吗？」拉蕊有时候会认真回答，「当然有家人，但他们都帮不上忙。」

搬家师傅们站在空无一物的厨房里，检查着一个敞开的碗橱。「老人的家。」戴夫．布列敦会这麽猜是源自於玻璃杯具跟容器的风格。这间房子等於是没人住了，但状况却好得像样品屋。房客走时显然拖过地板。

老鹰搬家一行人刚刚还在北部，现在已来到密尔瓦基的南部，陪同他们的助理治安官也换了一组人。

再下一间房，一名近五十岁的拉丁裔女子来开门，手里还握着一根木头汤匙。

「可以宽限我到周三吗？」她问。

助理治安官摇摇头。对方於是勉强自己点头，也不知道是下定决心，还是打算就这麽乖乖认命。

戴夫踏上门廊。「女士，」他说，「我们可以把你的东西搬上车或堆到路旁，你想要哪一样？」她选了路旁。「好，路旁！」戴夫大声喊，让师傅们知道「客人的需求」。

戴夫接着走进屋内，但才踏进去就绊到一张〈爱探险的朵拉〉（Dora the Explorer）的卡通椅。他伸手越过坐在桌边的老人家，扳亮屋内灯光。屋子里挺暖和，闻起来有大蒜跟香料的味道。两名助理治安官的其中一位，指了指厨房内建的碗橱。「这种玩意儿我最爱了，」他跟搭档说。「可惜厂商现在都不做了，明明很棒。」

这名女子开始在原地打转，似乎思索着要怎麽开口。最後她跟其中一位助理治安官说，她知道房子要被查封，但她不知道是哪一天。以查封房屋而言，将通知书送达的责任不属郡治安官办公室，而在债权银行。女子的律师有跟她说过要有心理准备，但没人知道她能在这里再住一天、五天，还是一周，而她想撑过一天算一天。她跟三名孩子住在这里已经五年，去年有人说服她去找次级贷款再融资。就这样，她的月付愈来愈高，但同时她在波塔瓦托米赌场酒店（Potawatomi Casino）[8] 的打工时数却在产假後变少。

在美国，拉丁裔跟非裔社区曾经是次级贷款业者锁定的目标：租屋者会被哄着去购买有问题的房贷产品，而屋主则会半推半就地用更离谱的条件再融资，结果是陷自己於更大的险境。之後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房市崩了。在二○○七与二○一○年间，白人家庭的财富平均缩水了百分之十一，而真正可怕的是黑人家庭平均折损了百分之三十一，拉丁裔家庭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将近腰斩。[9]

在女屋主歇斯底里地冲去打电话找人帮忙的同时，搬家师傅们则交换着哀怨的眼神，想骂，却又不敢大声。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一整天好不容易要收工了，却又遇到满满一整屋的东西要搬，而这一家子就是标准的烫手山芋。一名师傅从某间女孩房开始下手，房间墙面漆成粉红色不说，门上还张贴告示，「公主的闺房」。他的一名同事决定挑战乱七八糟的办公室，《第一次写履历就上手》（Resumes for Dummies）被他随手装进一个箱子，箱子上有个小黑板在倒数着学校还有多少天才放假。三名孩子的老大是名七年级的男生，很懂事地帮忙把垃圾拿出去。老二、也就是这个家的「公主」，正在前廊握着两岁小妹的手。镜头拉到楼上，搬家师傅们小心翼翼地怕踩到两岁小妹妹的玩具，这些「地雷」被踢到後会声光大作、效果十足。

随着清空工作持续进行，女屋主的步调也慢了下来。一开始她面对变故显得专注且精力十足，甚至可以说是用跑的在屋内横冲直撞，手上拿着东西，还抓着电话讲个不停。但过了高峰期，她变成在走廊上漫无目标地晃来晃去，彷佛喝醉一般。她的脸上有着「那种表情」，搬家师傅跟治安官们已经见怪不怪。会出现这种表情，代表一个人已经意会到自己跟亲人即将无家可归，代表这个人正从「逃避现实」过渡到「觉得眼前光景很不真实」：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猛。嚼口香糖的治安官靠着你家的墙，手放在枪套上；一群满身大汗的陌生人把家里的东西往外头搬，想喝水就开你的水龙头，用的还是你的杯子，上的也是你的洗手间。这副表情代表一个人被一堆问题给打败了：我今晚过夜需要哪些东西？如果要撑过一周呢？我该打电话给谁？药呢？我们能去哪里？这副表情就像是一位母亲从地窖里爬出来，却发现龙卷风已经把家夷为平地。

每个周日早晨，拉蕊都会站在厨房亚麻地板跟客厅浅薄绿色地毯间的分隔线上。她会从那儿望出前窗，等待着戴伯斯的卡车出现。戴伯斯是她所属教会的成员，他会开着自己的卡车来到拖车公园，脱下帽子，然後轻轻敲拉蕊的门。

等他们抵达拖车公园西北方约一英里半处、南部基督教会[10] 那栋貌不惊人的斜顶砖造建筑时，戴伯斯会帮忙推门，让拉蕊可以优雅地走进室内，然後从陈列成员肖像的墙边经过，其中当然也有拉蕊的照片。来到朴实无华的圣所，阳光会从偌大的後窗倾泻於一列列排椅上，天花板的弧度彷佛翻覆的大船。拉蕊会走到倒数第二排的座椅，在苏珊跟连恩的身旁坐下，这向来是詹金斯家人的座位。但苏珊会无视拉蕊的存在，假装在读着教会内部的通讯刊物，同时间，红发蓄胡的戴瑞牧师会在通道间走来走去，一会儿跟人握手寒暄，一会儿拍拍会员的背。

因为这是间基督教会，所以在这里看不到管风琴或钢琴，也看不到木吉他。遇到教徒们站起来要唱《我站立敬畏祢》（I Stand in Awe）或《来敬拜荣耀王》（O Worship the King）等诗歌时，你听到的都会是「阿卡贝拉」（A Cappella），也就是清唱。祷告的时候，拉蕊会轻轻把手掌放到大腿上。到了要奉献的时候，拉蕊会让捐献篮从她面前经过，而苏珊则会放点钱来表示心意。

近期戴瑞牧师在讲授的是「成为门徒的代价」。他会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着简报用的遥控器，边走边覆诵着一些像是夸饰的训谕，「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我认为基督信仰的一大耻辱是，很多人决心不够，只是半吊子，」戴瑞牧师在某个主日有感而发。「……你身边有邻居需要帮助，你生命中有人需要帮助、需要爱护，而身为基督徒，你可以展现你的爱给他们。」在听戴瑞牧师讲道的时候，拉蕊会始终坚持着几近完美的坐姿，从头到尾都喜乐充满且毫不懈怠。她喜欢上教会，而且自小就爱。

当拉蕊打电话询问戴瑞牧师，教会能否借钱让她别被驱离时，他说他得考虑一下。拉蕊上次打这样的电话，是跟牧师说她被抢了，於是戴瑞牧师从教会的存款里拿了几百美元给她付房租。拉蕊的确有被抢，但抢她的人并没有拿枪，也不是陌生人。实情是拉蕊的拖车被苏珊跟连恩的女儿、也就是拉蕊那个吸毒的外甥女给闯了空门，而打电话给戴瑞牧师，戳破拉蕊「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做母亲的苏珊。

戴瑞牧师天人交战，一方面他觉得照顾穷苦跟饥饿的人不是政府，而是教会的责任。对他来说能做到这点，才符合「最纯粹的基督信仰」。但另一方面就拉蕊的个案而言，戴瑞牧师觉得很多的苦难是拉蕊自作自受。「她不少决定都不聪明，包括乱花钱……让她苦段时间也许才能真正认清『喔，我做出愚蠢的决定，会自食恶果。』」伸手帮助「穷人」很容易；但如果你知道这名穷人是谁、长得什麽模样、他过往的事蹟、犯过的错与那些错误的决定，事情就会复杂多了。

为此，戴瑞牧师打了通电话给苏珊。他跟苏珊说拉蕊收到法院的驱离令，并且开口跟教会借钱。苏珊的回覆是她觉得教会一毛钱都不该给。於是戴瑞牧师「从善如流」地在电话里跟拉蕊说爱莫能助。

在拖车公园的办公室里，连尼伏案写着他的租约清册，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名叫布列妮．贝克的女性，看起来不到三十岁，脸上戴着廉价的墨镜。布列妮先从信箱收信，接着转身与连尼商量。

「我会付房租的，你知道吧，」她说。

「那很好啊。」连尼应声。

「我这周会付钱。不要发五天的预告通知单给我喔。我的状况托宾都知道。」

说完後布列妮便转身离开。连尼摇摇头，低头看租约清册，上头写着布列妮的欠款余额是两千一百五十六美元。

欠租跟驱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一言难尽。在拖车公园里，每个月都会有房客欠超过一千美元，但还是住得好好的；也会有人明明欠得比较少，却反而得卷铺盖走路。[11] 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托宾，他会说，「人都是互相的，人家对你讲情，你当然要有义。有些人可以商量，有些人我完全无法妥协。」至於连尼的说法是，「这要看他们搬出什麽理由。」以拉蕊的状况而言，连尼跟托宾会觉得她是「累犯」。「同样的戏码每个月都要来上一遍，」连尼说，「每次都说没钱。」但其实布列妮也是每个月都重复一样的事情，却能住得安稳。

房东跟物业经理会衡量不同的因素来评估要不要驱离某名住户。租屋者如果能说动房东，让房东相信他们马上会有钱进来，比方说常见的退税，那他们就有机会可以躲避被驱离的命运。但假若租屋者积欠太多、又看不出有办法偿还，难免要被驱离。但话说回来，驱离这个「果」，其前因并不会只是住户的行为不当、或是房东的财务规画。在决定要不要把事情做绝之前，房东会有多层考量，因此他们会对某些房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其他房客又会不假辞色地公事公办。[12] 说到这点，住户收到驱离通知单後的反应是一大关键，其中女性较少跟房东谈判，这点男性就明显不同。欠租的女性比较爱躲房东，而这在房东心中绝对是大扣分。

房东跟物业经理都很忌讳租屋者失联，也就是「躲躲闪闪」。连尼若是遇到房客躲他会非常不悦。「去你妈的，」他曾经吼过一名从百叶窗中瞄着外头、就是不肯开门的房客，「你惹毛我了，五天後你就给我滚！」

就跟许多有着类似处境的女性一样，拉蕊也躲躲闪闪地不想被托宾跟连尼逮到。她分明有在筹钱，但她一次都没有跟他们或者办公室苏西讲过，也从来不开口请求宽限。而邻居杰瑞的租金跟收入与拉蕊所去无几，唯一不同的就是杰瑞一收到驱离通知单就去跟托宾与连尼谈判。杰瑞把驱离通知单揉成一团，威胁要砸烂连尼的脸，这种简直是要开战的反应，反而很合托宾直率鲁莽的脾气。物业管理这一行不但是男人的天下，而且还是粗犷大男人的天下。在这样的环境里，杰瑞自然占到便宜。[13]

事实上，杰瑞不仅在收到驱离通知单後的第一时间就跑去找托宾，後来还主动表示愿意担下拖车公园的清洁与维修，希望换得托宾取消驱离。杰瑞之前就替托宾做过替拖车勾上油漆、或是做水管的防冻处理等工作，以证明自己的「手艺」。於是时间久了，他也就多了一个手头紧时可以抵房租的选项。相较於拉蕊只能打电话去社会服务机构询问、或是跟兄弟姐妹求援，杰瑞的做法直接且有效：托宾後来解除了杰瑞「待驱离之身」。而拉蕊的做法若要奏效，则只能被动地期待当地的非营利机构、家族成员或她所属的教会可以善心大发。

男性经常可以透过砌水泥、补屋顶或漆房间等劳务来与房东交换驱离，但会拿这些筹码去跟房东商量的女性则非常稀少。有些女性是因为照顾孩子、应付社福补助的要求、或者上班，抽不出时间来替房东做这些事，但更多女性是根本没考虑到用劳务抵租的可能性。许多找房东商量工作抵债的女性，有时会牵扯到性交易。[14]

房东手握谁走谁留的生杀大权，可以决定要赶尽杀绝或是网开一面。这是一种古老的权柄，而这项决定有时只在房东的一念之间。[15] 要不要给住户方便，对托宾来说是看心情。他的出手轻重并不是很稳定，不过至少还有赌一把的空间就是了。事实上，拉蕊之所以会甘冒被驱离的风险而先交瓦斯费，就是因为跟托宾交过手的住户跟她说，「托宾人很好。你看能力先给一些，他会通融的。」

这也是何以当托宾按照市议员威科夫斯基的要求，去找外面的物业管理公司进驻後，整个拖车公园都显得风声鹤唳。新的管理团队有新的玩法——他们会把拖车公园弄得更乾净整齐，更讲求专业跟公平。这对住户们来说，代表更苦的日子要来了。

有天，一名陌生男性在连尼的办公室外现身，并且在煤渣砖上钻洞，安插牌子，上头写着，「比克管理，专业第一。」拖车公园里一名年长的住户看到招牌，便进办公室里哭哭啼啼。「我上一个家会待不下去，就是被他们赶走的，」她这麽跟连尼哭诉。「他们很凶。」

「嗯，我听说他们蛮狠的，」连尼说。「他们一点弹性都没有，很多人被他们弄到要在街上睡。」

「你呢，连尼？」这名女士在稍微冷静之後，拿这话题问连尼。

「我看得出来，他们在想办法要把我弄掉。」连尼把矛头指向外头的牌子。「但他们不会称心如意的。你总是需要地头蛇在这里顾着，」他这话既像是在回答那名女士，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在所有人都见死不救的时刻，唯独鲁宾有了回应。鲁宾因为在ＰＰＧ工业集团（PPG Industries）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算是稍微翻身，跻身了中产阶级。总之要代缴房租给托宾的事，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为此鲁宾亲自来到拖车公园，但托宾不肯把钱收下，只跟拉蕊说他不要这钱。他自顾自地步行离开，徒留拉蕊跟鲁宾在早晨的空气中杵着。鲁宾把钱放回口袋，缓缓地与拉蕊一起走回她的拖
车。[16]

几个小时之後，拉蕊听到有人敲门。而门一开，两名助理治安官赫然站在她小小的门廊上。而在助理治安官身後，不只一辆老鹰搬家的卡车驶进拖车公园。要把卡车开进园区，非常考验驾驶技术，一方面是因为入口狭窄，再者司机得留意别撞到小狗或者孩子，最後还得倒车停进指定的地点。不过老鹰搬家其实是园区的常客，所以行车顺利。这里是今天出勤的最後一站，大夥都疲惫不堪，而且归心似箭。[17]

搬家师傅很希望能来到一间「垃圾屋」，这样他们就可以撒手不管，但拉蕊要求她所有的东西都要送交存放。鲁宾把拉蕊的电视跟电脑放进自己的车里，然後离开去接自己的孩子。搬家师傅开始把拉蕊的其他东西装箱：白色的餐具、要送孙子的耶诞礼物、葛伦送她的项链。同一时间，一名助理治安官在她的门上贴了张橘色的告示。

通知

贵住户已遭到法院命令驱离，密尔瓦基郡治安官办公室依法执行。

未经房东允许续留视为入侵民宅，执法人员得迳行逮捕（按威斯康辛州法第九四三点一四条规定）。[18]

拉蕊想多要点时间来整理她的东西，但助理治安官摇头说不行。然後她又说有东西被送上卡车，她想拿回来，这回是一名搬家师傅说不行，理由是东西一上车就跟保单有关，倘若下车後坏了无法受理赔偿。

拉蕊站在拖车外，静静地当一名旁观者。师傅搬出了她的椅子、洗衣机、冰箱、炉子跟餐桌。接着搬出一箱箱混装品：冬衣、鞋子跟洗发精等。围观的邻居开始聚集。有些人还拿了啤酒、拉张椅子准备看戏，一副像在看NASCAR赛车似的。

师傅们的手脚很快。前後还不到一个小时，拉蕊就被逐出家门了，而她只能看着卡车开走。她的东西会被送到老鹰搬家昏暗而广袤的仓库存放。进到仓库，你会看到粗壮的木头梁柱撑起天花板，天花板上垂吊着显眼的灯泡，而灯泡下方则是数以百计的物品堆叠，每一叠都代表着一个遭驱离或被查封的家庭。堆在这里的东西会刻意维持在眼睛的高度，然後个别用胶膜包住，彷佛是被蜘蛛丝裹住的昆虫。靠近点看，你还能清楚看到紧绷的透明胶膜内有哪些物品：被刮花的家具、灯具、放在浴室的体重计、还有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儿童用品：玩具木马、婴儿推车、秋千床、弹性婴儿椅。在布列敦三兄弟的眼里，公司的仓库就像个「巨大的胃」，消化着整座城市。他们每块栈板的存放费是每个月二十五美元，而平均每个遭驱离的家庭会需要用上四块栈板来储放全部财产，合计大概是四百立方英尺。

拉蕊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筹到存放费，否则老鹰搬家可以在九十天後把她的东西销毁，以便腾出空间来堆别人的东西。事实上，凡是因为驱离或查封而被送到这里的东西，七成的下场都是「被处理掉」。多年前，布列敦兄弟曾经想跟财团法人Goodwill二手物资处理[19] 合作，但结果也是狠狠被打了一巴掌，因为老鹰搬家这边的东西量实在太大，Goodwill根本吃不下来。布列敦兄弟并没有就此死心，他们又主动接洽了收废五金的厂商，还问到有人愿意论捆把旧衣买走做成抹布。他们请人在杂物中寻宝，看当中有没有什麽可以拿去卖的东西。每个月，他们会办两场公开拍卖，少则十堆、多则四十堆东西任人挑选。只不过即便这麽拚了，丢掉的东西永远比再利用的东西多。[20]

随着助理治安官离去，拉蕊也顾不得橘色通知上的警告，闯进已经不属於她的拖车里。大件的东西都已被清空，但搬家师傅倒是留下了衣服、毯子等小东西。拉蕊弯下腰拾起她的蒸气拖把。

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拉蕊想着把剩下的东西收一收，借放在哥哥毕可的拖车。还没出院的毕可无法对这样的请求说不。拉蕊找了两名男孩子帮忙，三个人就在两辆拖车间来回搬了好几趟，凡是拿得了的东西就统统往毕可的客厅堆。

大功告成之後，拉蕊给了两名男生一人五美元，独自在毕可的拖车里坐下，但飞舞的果蝇让她不得不用手拍来拍去。她吞下止痛药，在一片寂寥之中，静静地等着止痛药发生作用。感觉到药效後，她望向四面的混乱与不堪，那些被搬家师傅当成垃圾、而自己抢救出来的东西。拉蕊闷声怒吼，把沙发当成沙包，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上面。

1　按照莫德维拉．克肯道尔（Maudwella Kirkendoll）、也就是财团法人社区倡议者执行长的说法（个人通信，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二○一三年有九百四十六个家庭受益於「无家可归预防方案」。此计画当年的年度预算是六十四点六万美元，而财源全数来自於经由州政府与市府发放的联邦经费（住房与都市发展署）。

2　郡治安官办公室寄给房客的通知上写着，「搬家工人不会取走冰箱或冷冻库里的食物。」实际上搬家工人当然不会把食物送到担保仓库去，但他们照样会把食物堆在路边。

3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129. 关於人在匮乏时的心理状态，参见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S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4　译注：Martha Steward，美国商业、电视、平面媒体的多栖名人，其事业主轴为居家生活的各种衍生产品，曾因内线交易遭定罪服刑。

5　在历经过金融风暴时的法拍屋危机之後，美国好几个州终於通过立法，房东应（於事前）将房屋遭查封之事告知房客。二○○九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房屋查封时之房客保护法》（Protecting Tenants at Foreclosure Act），法拍屋的「买卖不破租赁」正式入法，亦即法拍屋的新屋主必须尊重原有租约的效力。但在二○一四年我跟着密尔瓦基驱离队行动的贴身观察中，好几名房客都说他们搞不清楚自己的房东是谁。法拍屋的危机造成都会房地产在不动产业者、物业管理公司、与炒房客之间不停转手，光业主是谁就把租屋者搞得一头雾水。参见Vicki Been and Allegra Glashausser, “Tenants: Innocent Victims of the Foreclosure Crisis,” Albany Government Law Review 2 (2009): 1–28; Creola Johnson, “Renters Evicted En Masse: Collateral Damage Arising from the Subprime Foreclosure Crisis,” Florida Law Review 62 (2010): 975–1008.

6　助理治安官约翰跟几名搬家师傅跟我说了这一段驱离场景。

7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显示虽然部分低收家庭苦於既住在破落社区，又身陷穷困人脉圈的「双重弱势」；但也有些低收入家庭虽住在相对低劣的环境中却拥有不错的人脉；也有些低收家庭住在还不错的环境中，但欠缺经济条件较佳的人脉。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 “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ological Science 2 (2015): 329–50. 亦可参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189; Xavier de Souza Briggs, “Brown Kids in White Suburbs: Housing Mobility and the Many Faces of Social Capital,” Housing Policy Debate 9: 177–221; 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335;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77–78.

8　译注：Potawatomi Casino，波塔瓦托米是密尔瓦基的原住民族，「密尔瓦基」的地名本身就源自法文中的原住民的外来语。这家饭店位於梅诺莫尼河谷，也就是在密尔瓦基中部闹区附近的运河街（Canal Street）上。

9　Jacob Rugh and Douglas Massey, “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American Foreclosure Cri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75: 629–51; Signe, Mary McKernan et al., Less than Equal: Racial Disparities in Wealth Accumulation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2013); Thomas Shapiro, Tatjana Meschede, and Sam Osoro, The Roots of the Widening Racial Wealth Gap: Explaining the Black-White Economic Divide (Waltham, MA: Institute for Assets and Social Policy, 2013).

10　译注：Southside Church of Christ。南部基督教会是萌生於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Restoration Movement）的一支教派。

11　连尼的租屋清册显示，在拉蕊开始拖欠租金的那个月，拖车公园里同时有四十七个家庭没有正常交租，其中拖欠金额最少的是三点八八美元，而欠最多的第一名就是布列妮。

12　我问房东是根据什麽资讯或哪些因素来决定要驱离与否，他们的回答往往都是些「标准答案」，都推说是财务考量。但根据我长时间跟房东们相处的体会，真相绝对远比这复杂并且无可依据。

13　虽然在地位上还是有分高低，但男性的房东跟他们的男性房客都经历过「男子汉」的社会化洗礼，懂得男性间互动的节奏与姿态，所以他们在沟通上障碍较低。以有驱离纪录的密尔瓦基房东而言，男尊女卑的情形可以量化为男性接近三分，而女性的地位只有一分。Milwaukee County eviction court records, 2003–2007.

14　我观察到某些男性会在收到驱离通知单後躲着房东，而同时某些女性会在收到驱离通知单後去跟房东摊牌。但由於性别会引导人际互动，让人对他者产生期望或成见，因此当女性去找房东时若过於急切，就经常就会被贴上行为无理或太过分的标签。以包柏．海夫哥特（Bob Helfgott）为例，他当房东二十多年，在穷困社区里有几十笔房地产。他觉得女同性恋都是些难搞的房客。「那些搞gay的女人，」他边说边叹气。「她们好像永远有生不完的气，我真的会被她们逼疯。她们就是很糟糕，什麽都可以抱怨。」参见Cecilia Ridgeway, “Interac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sidering Employ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218–35.

15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107, 110.

16　托宾与连尼已经忍无可忍。但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拉蕊差点就可以躲过被驱离的命运了，就像她从前也都会跟家人借钱来度过难关一样。跟熟人或亲友开口求助不失为一种成功率较高的做法，但这条路对黑人女性来说相对走不通。比起白人女性，黑人女性之所以会更「躲躲闪闪」，其背後的原因是黑人女性的社交圈资源明显较为匮乏。白人女性往往结交的是社经地位较高、较有能力的友人，她们也因此较有机会从驱离的威胁中脱困。参见Colleen Heflin and Mary Pattillo, “Poverty in the Family: Race, Siblings, and Socioeconomic Heterogeneity,”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 (2006): 804–22;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17　我并没有亲眼目睹这场事件。文中的现场重建是参考了与拉蕊、戴夫．布列敦，还有几位搬家师傅跟拖车公园住户所进行的访谈。

18　译注：威斯康辛州法第九四三点一四条规定的是刑法上的「侵入住宅罪」（Criminal trespass to dwellings）。

19　译注：Goodwill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Inc. 专门回收二手物资，转卖所得协助弱势就业的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全美各地设有如超市般的销售点。

20　根据新法（威斯康辛州第七十六号法案，州议会第一七九号提案），威斯康辛的房东得任意处理掉遭驱离房客的物品。亦即他们现在已经可以选择直接移除住户的财物，不需要再负储存之责。在新法辩论的期间，布列敦兄弟曾自掏腰包来挹注反方阵营，希望能挡下这个法案，只可惜他们的对手实在太过强大与有钱。西南威斯康辛出租公寓从业人员公会（Apartment Association of Southwestern Wisconsin）、威斯康辛不动产经纪人协会（Wisconsin Realtors）、威斯康辛出租公寓从业人员公会（Wisconsin Apartment Association）等业者团体不仅合流支持新法，甚至有下指导棋之嫌，最後新法亦如他们所愿成形。对於这项发展，有人做了以下的评论，「新法的受益者是房东跟『好』房客。而『坏』房客（也就是无法正常交租的房客）会觉得新法很碍事。」参见Tristan Pettit, “ACT 76—Wisconsin’s New Landlord-Tenant Law—Part 1: Background and Overview,” Tristan’s Landlord-Tenant Law (blog), November 21, 2013.

第十章

毒虫等於免洗劳工

莱特街布满雪花。十二月初的风雪已经来临，天气预报说累积达十英寸。这时下的是那种潮湿而半融的雪，分量十足，所以铲雪的时候得一小块一小块挖，否则很容易闪到腰。拉玛看着窗外的雪持续飘落，喝着即溶咖啡，不急着把手边的工作完成。

一跟孩子们油漆完派翠丝的旧家，拉玛就打了通电话给舍莲娜，於是她立刻赶来验收。在很快地巡一遍公寓後，她摇摇头，发表她的看法，「别说我不给你机会，但你做这他妈的什麽烂工作来敷衍我！」

「我做这工肯定不止值两百六十元，」拉玛不甘示弱地拉高嗓门。「为了帮你油漆我可是跪着爬来爬去！现在你这样搞我？」

舍莲娜火大到掉头就走。几个小时後，拉玛主动拨了舍莲娜的电话号码。他求她让他把工作做完，让他把孩子们没弄好的地方补好。「拜托，」他在电话上说，「我不喜欢欠人东西。」听他这麽说，舍莲娜决定给他机会。拉玛想保住现在的公寓，只能靠这次了。

拉玛喝完咖啡，扣上义肢。接着他拿起拐杖，开门踏上前廊，眼前的雪让他表情变得有点狰狞，他得紧抓着阶梯栏杆，否则可能跌倒。外头的人行道上，麦基正卖力地铲雪。看到拉玛在前廊阶梯上举步维艰，麦基停下手上的工作，但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帮忙。最後麦基并没有伸出手，所幸拉玛没事，甚至还帮忙麦基推了几下雪铲。

等拉玛说要回楼上的时候，麦基问他需不需要援手。

「来吧，」拉玛欣然接受麦基的协助。

到了二楼，麦基看着自己跟家人被驱离前的旧家。

「你们今天不用上学吗？」拉玛会这麽问，是因为这天是周二。

「我睡过头了，」麦基答道。说这话的他正在读小学四年级。

「啊，小朋友，没读到书很可惜喔。」

麦基低头。「我们今天是美术课啦，」他说。

「可是美术可以让你赚大钱耶，你不知道喔？你长大可以当个……嗯……那个叫什麽，艺术家？还是建筑师？」拉玛搞错了很多字的念法，但意思都传达到了。

麦基露出灿烂地笑容，而拉玛则开始拿刷子粉刷食物储藏室。为了要刷到底下的部分，拉玛解开了义肢，好方便他在地板上爬行。麦基尽量帮忙，他会递抹布跟滚筒给拉玛，而且态度之积极，彷佛他在一份工作的试用期似的。拉玛如果在地板上动弹不得，麦基会帮他把拐杖取来。

「弟弟，你妈妈跟其他家人在哪儿？」拉玛问。

「妈妈？她去找达斯拿她的食物券卡片，」滔滔不绝的麦基说的是派翠丝的食物券跟男朋友。「达斯把她的卡都拿走了，害她没东西可吃。所以啊，然後她的卡片……」

「麦基，好，可以了，」拉玛尽可能温柔地打断他。「其实你就说她出门了就好。妈妈的事不要到处跟人讲，知道吗？你要知道我是你们的朋友，但其实我也不想知道太多。」

虽然似懂非懂，但麦基还是缓缓点头。

拉玛在地板上挪动着身体，然後暗暗地咬着牙，举起油漆刷。随着时间愈来愈接近中午，拉玛开始大汗淋漓，呼吸也愈来愈用力。他祈祷着自己能再挤出点气力，「上帝啊，拜托祢今天要让我撑过去。」

「这太夸张了啦，拉玛，」麦基想说点什麽来安慰拉玛。

「不，社会就是这样，人们能压榨你多少就压榨你多少，没有在客气的，麦基。」

工作完成之後，拉玛把脚装回去，返回自己的公寓。他从家里拨了通电话给舍莲娜，通知她房子漆好了。舍莲娜并没有把话说死，只回应晚点会过去看。喔，她最後补了一句要拉玛把地板拖乾净。

到了傍晚，拉玛家附近的孩子王巴克来了。他注意到拉玛的身上跟衣服上都有油漆痕迹，有点疑惑地问，「我们不是把楼上都刷好了吗？」

「她凹我去把上头的食物储藏室给漆一漆。人就是爱贪小便宜啊。」

「好耶，老爹！」巴克笑着说。他开心是因为觉得拉玛跟他儿子可以住下去了。毕竟拉玛家对他自己也别具意义。

拉玛叹气，然後按按膝盖的下方，就像一般人在按摩旧伤般。「不过他们不会付我钱的，」拉玛说。

「这怎麽能不付钱！」

「算了吧，他们找毒虫来干一样的事情，根本花不到什麽钱。」

拉玛知道自己的辛苦被便宜卖给了舍莲娜，但他也知道更廉价的人力多得是。旧城区的房子遇到管线坏了，屋顶漏了，房间需要粉刷了，聪明的房东不会拨电话给专业的水电、屋顶或粉刷师傅，他们的口袋有两种什麽都愿意做而且不用白不用的人选：房客本人跟找不到工作的人。菜鸟房东会嚷嚷着他们「认识某个很厉害的水电师傅」，但有经验的房东会说他们「知道可以找谁来」。拉玛知道舍莲娜「有一堆人可以找来」，所以他心里有数，她不太可能让自己续住。他之所以还是把油漆做完，是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巴克皱起眉头，看着外头的雪说，「不会吧，老爹，」他的口气听得出不可置信。

「毒虫！」拉玛吼出口。「毒虫把整个市场都打坏了。现在连（身障的社福）公车票想拿去变现，都卖不到好价钱了……我跟舍莲娜争好久才争到两百六十元的价码。但她肯定觉得有人一百元就愿意做，而且是做全套的喔，从裸墙开始弄到漆面漂漂亮亮。」

隔周周二，拉玛醒来时屋子是暖的。冬天为了祛寒，他一整晚让瓦斯炉嘴开着不关，这是密尔瓦基北部常见的做法。凡是像拉玛这样住在漏风的双拼公寓里、暖炉又老旧的人，这算是很常见的变通之道。已经过了一周，但舍莲娜完全没有动静。

拉玛最习惯的早餐组合是即溶咖啡配菸。但因为路克跟艾迪留在家里没去上学，所以他得当家庭煮夫，他做了煎蛋跟热玉米粥。培根的香气能唤醒两名孩子。隔一会儿，巴克也加入早餐的行列，让人不禁怀疑他从街尾都闻得到拉玛下厨的香味。

後门被轻轻敲着，其中一个孩子跑去开门，门後是新搬来的邻居卡玛拉——短短五个月内，卡玛拉已经是第三个搬来的新朋友。要是从远处看，你会以为卡玛拉是个才七年级或八年级的小女生。卡玛拉的身材娇小，肤色「比紫色还黑」，一件白色的小可爱贴着她瘦小的骨架。她既没有上妆，也没有在指甲上搞任何花样。要说她仅有的打扮，那就是细细金链子上垂着的锁盒了吧。她的目光深沉，整个人的灵魂也透着沉重。这样的卡玛拉，一开口便先向拉玛讨根菸。

「喏，拿去，亲爱的，」拉玛递了菸给卡玛拉，他很开心能看到她。

卡玛拉道谢，转身便要离开。「我得上去顾孩子，没人看着我怕他们会把屋子给掀掉。」卡玛拉是三名小小孩的妈妈，年龄分别是三岁、两岁跟八个月。

「你们就下来啊，我的房子让他们掀。你打不打扑克牌啊？」

卡玛拉露出浅浅的笑容，准备要爬回楼上，但她还没来得及这麽做，家里的两岁孩子已经跑来会合。

拉玛滚着轮椅来到小女生面前。「有没有人想当我的乾女儿啊？哈罗！你今天好不好啊？」

小女孩稀哩呼噜地说了些话，但咬字不清的她讲话像一团棉花，让人完全听不懂。她连说了好几遍，拉玛才听懂她说的是「肚子痛」。

「你饿不饿？」拉玛这麽问她。「我们得想办法让这小家伙长点肉。你昨天有开伙吗？」拉玛会这麽问是真的想知道答案，没有任何弦外之音，也没有拐弯抹角的指控。

「有是有，但楼上就只有一台微波炉能用，」卡玛拉看似心平气和地说着。

就跟很多旧城区的房东一样，舍莲娜跟昆汀也尽可能不让房客在屋内摆太多电器。少一样东西在用，未来就少一样东西得修。所以无论是瓦斯炉或冰箱，房东大多都能免则免。

「是喔，」拉玛把轮椅转个方向，推着自己来到食物储藏室。再度出现时，他大腿上多了台电磁炉。前几天跟卡玛拉初见面时，拉玛对她说不会跟他们「混得太熟」。「我不来『可以借我杯糖吗？』那一套，我们这儿不搞敦亲睦邻……我只管自己，这样对大家都好。」但明明才撂过狠话，他现在却又拿出比一杯糖贵很多的东西送卡玛拉，感觉有点自打嘴巴。[1]

「这原本是我妈在用的，」拉玛说，「火力很强喔。」

「不会搞出火灾来吧？」卡玛拉问。

「不会。」

「好，我会好好珍惜，跟你说声谢谢。」

「不客气，亲爱的。你们今天就都下来吃晚饭吧。」

卡玛拉拿着电磁炉，带着小女儿回到楼上。

早餐之後，扑克跟卷得像雪茄的大麻菸纷纷出笼。派翠丝的弟弟C.J.也跑来观战，但大麻不会传到他的手上，他自己也不会开口要。路克的女朋友跑来找他，小俩口把自己关进卧室里两人世界。在一屋子乳白色烟雾跟大麻特殊的呛味之间，拉玛家的早晨展现了特有的悠闲步调。

就在拉玛跟少年们的大麻卷菸快要抽完、大家正嗨之时，外头有人老实不客气地敲起门，声音不小。听这气势，门後可能是房东或治安官：指节敲出四、五下叩叩叩的清脆「鼓点」，连续而急促。屋子里的大家都愣住了，一时间面面相觑，全像哑巴似的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巴克才出声，「是谁？」

「我是教会的柯林。」

「靠！」拉玛的口气在解脱中带着几分恼怒，跟被抓包的小孩没有两样；而一旁的青少年们则很辛苦地憋着笑。艾迪赶紧打开窗，只见一群人疯狂地徒手搧风，而他们在「手动排烟」的同时也愈笑愈大声。「好了！好了！」拉玛压低音量要大家冷静点，然後示意艾迪去开门。

虽然闻到大麻味，但柯林会装傻。他是名三十岁不到的白人，头上没抹发胶，姿态端正，手上戴着一只婚戒。柯林一手拿着圣经与名为《全靠主恩典》的读经教材，另一手拿着饼乾。等所有人都在拉玛家的客厅里就座之後（当然路克跟女朋友还在房里），柯林翻开圣经，迫不及待开始读经。柯林带他们读遍了经典的章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少年们一面安静地坐着，一面忍不住暗暗地嗨。柯林指定部分段落让他们读，他们相视而笑，但也乖乖地用手描着柯林要求的段落，一字一句地念出来。拉玛全心投入圣经的描述里，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点头，一会儿背出剩下的字句。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拉玛说。

「真的，我也一直这样觉得，」巴克钻进沙发的靠枕里，突然冒出这麽一句。

「有话就说啊。」拉玛紧闭着双眼，但还是鼓励孩子发言。

「我不懂怎麽会有人不信上帝。」

「你相信恶魔的存在，是吧？」拉玛问他。

「我知道这世界上有恶魔，但我不想认识他，」巴克答道。

「现世就是地狱，」拉玛补了一句。

「嗯，说地狱可能过分了点，」柯林忍不住跳出来纠正。

拉玛张开眼睛，看着面前这位幼齿的牧师。现场突然一阵安静，大家彷佛听到了什麽，原来是路克的房间里传来青少年的呻吟与尖叫声。听着这一切，孩子们除了地板还真不知道视线该往哪儿摆，想笑又不能笑，就像爆发前夕的火山。在带领所有人进行完最後的祷告、并且把可以来教会领取物品（衣服、毯子等）的清单交给拉玛後，柯林就离开了。他前脚一走，拉玛家里就爆出哄堂大笑。归队的路克在厨房跟大家会合，大家又狂笑了第二轮。「我们都听到了，你在房间里『干活』，」巴克笑到腰都弯了。「牧师就在外面，你这个笨蛋！」

拉玛摇摇头，然後发起扑克牌。

那个月的月底，昆汀来到了阿琳在第十三街的住处。他把车子停在公寓的外头，按喇叭催促。不过他今天要来找的不是阿琳，而是特瑞莎的新男朋友——克里斯。「老天爷，我宿醉超严重的，」克里斯承认，爬进了昆汀的休旅车。「我女朋友带了六罐海尼根，还有五分之一瓶阿姆斯特丹牌伏特加。」

昆汀打Ｄ档让车前进。这天，他把头发中分，在後脑勺左右各绑了一球黑人的泡芙头。快四十岁的克里斯穿着大件的冬衣外套，并且用毛帽盖住他的秃头。克里斯在出狱後先搬来跟特瑞莎同居，然後打电话跟昆汀说他在找工作。如今昆汀是克里斯仅有的收入来源。

Suburban休旅车在一间公寓侧边停好，克里斯跳下车要去接泰尼，也就是今天计画中的另一名人手。几分钟之後，克里斯回来了，但却不见泰尼人影。「那家伙说他今天没心情，不去了。」

昆汀耸耸肩。「那小子在搞什麽，真要命。」

昆汀打电话给舍莲娜，把叫不动泰尼的事情跟她一五一十说了，而舍莲娜的回应是，「找个人补他的空就好了。」你没听错，工人就是这麽好找，这麽免洗。就算泰尼不来，舍莲娜还有个亲兄弟有吸快克的毛病，再不然昆汀的叔辈有一个叫沃拿的酒鬼，他会很乐意为了买酒赚些零用钱。除此之外，房客原本就会打电话来问有没有工作可做，包括单脚瑞奇等都是。这些都不讲，舍莲娜还有一组毒虫「团队」可以垫档，她管他们叫「快克三脚猫」，说白了就是滥竽充数，但这些人很甘愿为了超剥削的薪水上工。就算再走投无路，昆汀也可以从街上直接拉人。路旁找人没有想像中难，因为旧城区的失业人口很多。舍莲娜跟昆汀会备好工具、材料，还会负责接送，有意愿的只要人来就好；至於薪水的话，不分论件或论日计酬，钟点费都落在六到十美元之间，视工作的性质或难度而定。「对这些人来说，一美元也是钱，」舍莲娜说过，「他们不会错过任何工作，你不用担心钱少他们会没兴趣。」

教育程度低的黑人失业率很高——这种报导模糊了一个事实，许多人虽然不在正式的劳动市场里，但很多人其实经常有工作，有些人在黑市里头从事非法交易，他们所欠缺的只是在正式劳动市场里的一个职位与雇主罢了。但即便是城市里混得最好、最大咖的毒贩，都会把付现就有一堆廉价劳工可用的房东当成羡慕的对象。[2]

昆汀让克里斯下车的地方，是他跟舍莲娜刚购入的新屋，两人准备把这地方租给一个领租屋券的女人。昆汀给克里斯的指示是让楼梯间的栏杆不再晃动，并修好一扇门，以便为美国住房法「第八节」[3] 的出租房检做好准备。「你应该很清楚租屋补贴方案有哪些要求吧？」昆汀跟克里斯交代，「所有小地方都要顾到……他们的检查清单可是非常龟毛。」

「就这样，靠你罗！」昆汀一边说，一边跟克里斯来个「凶神恶煞」帮派的花式握手。

昆汀在高中时曾混过街头，当时他会跟「凶神恶煞」这个发源自芝加哥的帮派一起行动。他在帮派里算不上活跃，他的两次中枪也跟帮派无关。昆汀第一次中枪时才十九岁，那时他与朋友杠上了另外一群人，就在局面一触即发之际，一台厢型车冲上前来，他记得自己听到九厘米手枪的砰砰声，昆汀被击中了腿。事隔一年的第二次中枪跟一场抢案有关，这次子弹卡在他的肩胛骨。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昆汀变得神经质，最後医生诊断出他得了胃溃疡。这些年下来他学会了放轻松一点，遇到被房客撂狠话，他会要自己「得饶人处且饶人」。但三不五时总会遇到些事情让他忍无可忍，这时候昆汀就会套上他的黑色帽Ｔ，配上黑色牛仔裤。舍莲娜会在门口狠狠地瞪他一眼，但不会真的开口阻止他，因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经验告诉她闭嘴就好。到了门口，昆汀会钻进他的Surburban休旅车，打电话撂他的兄弟来把事情搞定。黑帽Ｔ上一次出动是有名不爽的房客搞破坏，故意把他的某间公寓弄得面目全非。

到了大约日落时分，昆汀已在他跟收银员都熟到可以直呼名讳的家得宝[4] 跟劳氏（居家修缮）公司[5] 之间奔波了不少趟，载工人上工或者递送工具，最後昆汀把头探进派翠丝的旧家。他口中的沃拿叔叔这两天都待在这儿把ＰＵ（聚氨酯橡胶）涂料往硬木上抹，以便把拉玛与少年们滴在棕色收边上的白漆给盖掉。虽然拉玛顺手也把食物储藏室给漆了，但昆汀已经不想跟拉玛谈，他决定把跟拉玛打交道的事留给舍莲娜去做。有一点很确定的是：他们只会付一次钱。沃拿领得到钱，就代表拉玛领不到。为此拉玛得想想办法，而且还不能想太久。

沃拿带着巴尔的摩乌鸦队（Baltimore Ravens）的棒球帽，但那完全包不住他不听话的油腻头发。他的裤子跟法蓝绒衬衫上都沾满了棕色的油漆，不清澈的双眼则布满血丝。有「液体快克」之称的钢牌特选211啤酒（Steel Reserve 211）在楼梯间里散落一地，里头一滴不剩。

「我要酒，」沃拿这麽跟昆汀说。

昆汀看了看四周，沃拿的事情做得不够漂亮，但还不至於有头无尾。「够给房客住了，」他打了这样的分数。

「呵，你当这里是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区喔！」沃拿笑了，他想说的是以白人为主的富裕郊区。

「说正经的，」昆汀顺着他的话说，「确实也没差，反正那些人最後也会把房子弄得天翻地覆。家具、桌子、会乱抓东西的狗，统统都往屋子里塞……我们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里弄那些要花大钱的东西，弄好了也是被搞到一塌糊涂。」说着说着，昆汀掏出了皮夹。「哇呜，你已经要收尾了嘛！所以整个弄完算你七十元？」

「七十元？不行不行，光这个房间就三十元了。」沃拿示意着大客厅。

「什麽，这个房间二十元啦。我们昨天讲好的，你忘了。」

「不不不，我一个房间要收二十元，你收十元，加起来不就是三十元，」难掩紧张的沃拿笑得有些故作镇静。

「这样的话，我叫泰尼来做就好了啊！」凡是遇到对方想多要点钱，昆汀跟舍莲娜就会出狠招，他们要点醒对方这工作多得是人做。

沃拿马上缩回去。「好啦，好啦！」

昆汀数好钞票，付了钱，然後免费载沃拿到卖酒的店家。

昆汀跟沃拿在楼上的每一句话，楼下的辛克斯顿一家都听得一清二楚。两人离开之後，派翠斯跟娜塔莎溜到楼上，想探个究竟。看到刚粉刷好的墙壁跟地板，这两名女生吞了吞口水。新的女房客（或至少替她管钱的贝琳达）显然比派翠丝的手腕高明得多：她知道房客讲话最大声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搬进去时。

「看起来好漂亮喔，」娜塔莎说。「我快要疯了。」

「这是真的吗，」派翠丝说。

「楼上也太梦幻了吧……但你原本住的地方跟老鼠差不多！」娜塔莎笑道。

派翠丝没有被娜塔莎的话牵着走。想到舍莲娜，她说，「在我们家，她肯定一天都住不下去。」

1　在贫困社区里，你常听到大家会对外宣称「我只管自己」（I keep to myself），但实际去这些社区里走一遭，你会发现这真的只是一种表态的「宣言」而已，真正自扫门前雪的人其实甚少。亚莉山卓．莫菲（Alexandra Murphy）发表过一篇论文是“‘I Stay to Myself: What People Say versus What They Do in a Poor Black Neighborhoo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当中探讨的就是这种「说归说，做归做」之间的拉扯与张力。

2　在黑市里，大部分的「就业机会」都会扯上毒品或性交易。但在街上贩毒或接客的年轻孩子是你看得到的冰山一角，更多你看不到的是被职场放逐的失业者沦为房东的廉价劳工。为了赚点现金或能抵点房租，这群人会甘愿为房东整修房产。关於正式与非正式经济之间那条模糊的分界线，参见Sudhir Venkatesh, 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译注：美国住房法的第八节（Section Eight of the US Housing Act）明定了包含「租屋券」在内的住房补助支付方案（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s Program)。此方案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其前身为第二十三节出租住房方案（Section 23 Rental Housing Program）。这属於联邦层级的租屋补贴计画，主管机关正是美国行政体系里的住房与都市发展署。

4　译注：Home Depot，世界第一大的居家修缮零售业者

5　译注：Lowe’s，美国第二大的居家修缮零售业者。

第十一章

贫民窟，是好物

飞机一落地，舍莲娜望着舷窗外叹口气。那天早上，她跟昆汀人还在牙买加。相较之下，密尔瓦基又冷又湿，彷佛厨房里一块可有可无的抹布。舍莲娜打开手机，里面积了四十笔语音留言。

牙买加真的是度假胜地中的极品。舍莲娜跟昆汀会在温暖白皙的沙滩上散步到忘我，包船出海畅游（而且还是可以一览无遗海底景色的玻璃船底船型）。想要刺激一点，他们会骑海上摩托车，乘风破浪。昆汀在旅途中买了一只手杖当纪念品，花钱请人镌刻他的姓名。舍莲娜则在当地做头发，新发型是两道厚实的辫子在後脑绑为一束。这是趟非常充实的八日之旅。

在规画度假行程时，舍莲娜与昆汀都不会忘记要在月初之前回来，因为无论是开驱离通知单、有新房客要入住、还是有租金要收，月初都是他们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的房客大多没有银行帐户，所以得亲自收房租。

舍莲娜手机里有一些塔巴莎的留言，她是辛克斯顿家的社工，每周会固定来探访。舍莲娜回电时，塔巴莎提到了十八街跟莱特街口公寓的水管问题，并且敦促她处理。多琳之前虽然自掏腰包找了师傅，但水管堵塞的问题很快又故态复萌。只不过社工的话，舍莲娜一句都听不进去。「我没想到你会在我的电话上留言，跟我抱怨水槽不通，冤有头债有主，让水管不通的是住在里头的人吧！」舍莲娜说。「他们那些人把门弄到都关不上……衣服堆到有天花板那麽高。门一开屎味就扑鼻而来……你们这些单位就任凭他们把房子搞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有点扯。」

接着塔巴莎搞了个乌龙，她把多琳在另外找房子的事情说溜了嘴。舍莲娜挂上电话，立刻往法院跑。她的计画是如果多琳有为了准备搬家而把租金扣着的话，那她一定要拆穿多琳。舍莲娜付了法院的规费，预约好开庭的时间，同时也在ＣＣＡＰ案件管理系统上公开驱离多琳。这麽一来，搬家对辛克斯顿家的难度就瞬间跳了好几级。辛克斯顿一家想离开可以，但怎麽离开舍莲娜说了算。

收到昆汀送来的粉红色驱离通知单後，多琳打了电话给舍莲娜，她想亲口跟舍莲娜把事情解释清楚。「我们是真的需要大一点的地方，」她说，「娜塔莎就要生了，所以我们没办法继续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马上搬，我也不可能大冬天的搬家……她（娜塔莎）的预产期大概五月吧，到时候我们或许会想办法找个大点的新家。」

舍莲娜跟多琳说，她的驱离申请既然送出去了，就不会再收回来。

「我知道你的意思，」多琳说。「你要的钱我有。」

但舍莲娜不肯收，她说她在意的是辛克斯顿家的存在是对她资产的一种威胁。「万一州政府的人跑来怎麽办？」她提出质疑。「他们一来，可能会勒令房子不准出租，这样大家不就一块儿倒楣……我没办法让你们一大家子住在我的公寓里，人太多了，房子都给你们住坏了。」言尽於此，多琳能做的也只剩下祈祷舍莲娜会突然哪根筋不对地改变心意，那将是辛克斯顿家在出庭前的唯一生机。

月初的第一天，舍莲娜跟昆汀两人有说有笑的驱车「巡房」。虽然已经回到密尔瓦基，但他们把牙买加「打包」了一点回来。两人的皮肤还看得出日光浴的成果，兴高采烈的心情也还稍有悸动。他们在屋子外头遇见了单脚瑞奇，他在等联邦快递把买给女儿的电脑送来。

「电脑？」舍莲娜询问正爬回休旅车里的昆汀。

「是啊。」昆汀笑说。

「你看看！他有钱买新电脑，没钱缴房租。好，没关系，要玩大家来玩，我房租涨定了。」舍莲娜顿了一下，「通膨有听过吧！」[1]

效果十足的发言让车内充满两人的笑声，此时休旅车又回到马路上，继续接下来的行程。昆汀把座椅往後放低，几乎是躺在车上。芳香剂挂在车内的後视镜上颠颠晃晃，後座则有扬声器的大喇叭在播送重低音。这当然这是给两人都没在讲电话时听的，但他们好像永远都有讲不完的手机就是了。

说到手机，昆汀接到一通雅房房客打来的电话。他扶着蓝芽耳机讲完电话，发表这样的评语，「这些人好像钱放在口袋里不花就会被烧掉一样。你知道的，狗改不了吃屎。」

昆汀把车子停在分租公寓前，进行他的小小「仪式」。他把脖子上的链子塞进衬衫里面，脱下小指上的尾戒，戴上护腕遮住手链。经验告诉他「有些人觉得你收了他们的房租，然後拿去买一些很贵的玩意儿」。不久前才有一名房客指着昆汀身上的饰品说，「我们对你来说就是钱吧，你只是想收我们的租，然後悠悠哉哉过你的日子。」他把这件事转述给舍莲娜听，舍莲娜只觉得莫名其妙，「不然他想怎样？」她的意思是：不然当房东的日子要怎麽过？

分租公寓的房客们不知道抽了什麽菸，但总之还没有把租金挥霍一空。这间分租公寓里的音乐、笑声与无忧无虑的心情，说明了每个月一日发放的社福补助有何种魔力；只不过等到五日各种帐单一来，残酷的现实又会把人打回地狱。房客里只有一人看起来比较清醒，那是名刚搬进来的老男人。他坐在自己的床上，衬衫扣子扣到最上头。「晚上来偷袭喔？」密西西比的南部口音拖得长长的。

「你打算何时付房租？」昆汀没搭理他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啊，我欠人钱可是专业户。」

另一名房客朝着昆汀走来，眼神看起来百无聊赖。「嘿，黑鬼！」这麽叫着昆汀的他身体倚墙，手里则握着根没点的香菸。「我、我刚刚在酒吧，老兄，他们也他妈的跟我在一起！听到了吧！」

「这麽老实？」昆汀边问，边将老人的钱塞进口袋，朝门口走去。

回到休旅车上，昆汀上缴一大叠钞票。这让舍莲娜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快克鬼倒知道要房租该缴要缴！」为此两人都笑了。

接近晚上九点，但舍莲娜还是让昆汀开车去找一名准房客。拉多娜请舍莲娜进门，并且介绍了她八岁的儿子杰拉德。既是职业妇女、又是单亲妈妈的拉多娜很急着搬家。「他们大白天的就在那儿开枪，而且在大马路中间，」她说。「我们在楼上是有地方可以躲。但动不动就得跑上跑下，躲躲藏藏，我真的受够了。」

「他们得派国民军来这儿才对，」舍莲娜回答。

「是该派人来。总之我要闪了。」然後拉多娜给舍莲娜五百美元。「你的房子我租了，我不是开玩笑的。这周五我会再给你一百元，下周五再一百元，然後再隔一周，我给你一百七十五元。」

舍莲娜爬回昆汀没熄火的休旅车。「她真的很喜欢那栋房子，」舍莲娜说，「好多领租屋补助的人打电话来问，多到你会吓到。」

「呃，我也有接到不少电话，」昆汀说。

「他们是要找独门独院的房子吗？」

「他们只要有地方住都好。」

拉多娜有租屋券可用。话说舍莲娜跟昆汀手中大部分的房子，都不收领租屋补助的房客，因为他们觉得社福方案的要求太多，他们不想把事情搞得那麽复杂。「租屋补助真的是在找麻烦，」舍莲娜说。持租屋券的人只占租屋市场的一小块（大概是密尔瓦基租屋家庭的百分之六而已），但处理起来超级头大，根本划不来（相对於领租屋券的人，「领联邦救济金的人才是金矿，真心不骗，」这是舍莲娜表露的心机）。

但舍莲娜最近刚入手了一间拉多娜非常垂涎的房子、一栋两层楼的宝贝，而舍莲娜有信心这房子一定能通过检查。只要检查能过关，这栋房子的回收会非常可观。凭着租屋券，拉多娜只需要付少部分的房租就好——精确一点说是她所得的三成——剩下的则统统由纳税人埋单。这代表舍莲娜几乎不用担心收不到房租，而且这房租还会高於市场行情。

针对每一处都会区，联邦住房与都市发展署（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都会设定一个「公允市场租金」：也就是房东对领有联邦租屋券的家庭所能收取租金的上限。[2] 公允市场租金的计算是以市为单位，而在行政区的画分上，一个市往往会包含远近的郊区；换句话说，这代表无论你所处的社区是惨绝人寰还是得天独厚，统统都会被送进同一个算式中。纽约市的公允市场租金计算包含了苏活区[3] 跟南布朗克斯[4] ，而芝加哥的公允市场租金计算，则同时包含富裕的黄金海岸跟南部的贫民窟。这种设计的初衷，是要让领租屋券的家庭可以在安全繁荣的市区里、或其邻近的郊区中，找到栖身之所。但在促进种族或社经地位的融合上，这样的政策确实有其力有未逮之处。持有租屋券的人基本上不会搬太远，顶多是搬到像样点的拖车公园或安静些的贫民窟里。但对房东来说，公允市场租金的计算就已经等於中头奖了。[5]

这话怎麽说呢？这是因为郊区的租金比旧城区高，所以一高一低平均起来，公允市场租金会高过底层社区的租金行情。也就是说，穷人拿着租屋券在底层社区租屋，房东可以跟他们收比在民间租屋市场里更高的房租。二○○九年，也就是拉多娜希望搬进舍莲娜新购入公寓的那一年，密尔瓦基一个四房单位的公允市场租金，是一千零八十九美元，但其实同样条件的公寓行情只有六百六十五美元。[6]只要有机会多收钱，房东自然是能捞就捞。虽然舍莲娜并不觉得市府的住房管理局会核准到公允市场租金的上限，但她还是打算跟拉多娜收七百七十五美元。这比市场行情高出一百美元，但还是远低於公允市场租金的极限。拉多娜对这价钱没有什麽意见，因为拿着租屋券，她实际的房租负担只跟她本人的所得有关，跟舍莲娜开多少租金无关。[7] 拉多娜的房租负担不受舍莲娜的开价多寡影响，会受影响的是美国的纳税人。

在密尔瓦基拿租屋券租房子，平均每个月会比类似条件与地点的一般租屋者被多收五十五美元。因此多收领租屋券房客的钱，等於是在揩纳税人的油。每年光在密尔瓦基，三百六十万美元的民脂民膏就这样被浪费掉——这些钱拿去当作租屋补助的预算，可以再多帮助五百八十八个更弱势的家庭。[8]

「租金凭证计画」（Rent Certificate Program）的概念首见於一九三○年代，但提出这个想法的不是某个华府官员、也不是什麽租屋者联盟的代表，而是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前身全美不动产委员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9]。成立迄今，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现已累积超过一千万名会员，堪称美国国内最具规模的不动产经纪人同业公会。总之，按照这些房仲从业人员的说法，租金凭证计画会优於公共住宅计画。在房东跟房仲的眼里，政府兴建的廉租公宅，是对他们存在意义与实际生计的一大危害。[10] 事情的一开始，联邦政府的官员并不认同全美不动产员会协会的看法。就在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政府决定了要大兴土木，也就是以政府预算挹注公宅社区的建设。只不过在同一时间，不动产利益团体仍旧反覆对国会进行游说，并且获得不同政治立场的众多团体奥援，如民权运动人士就认为租屋券的发行将有助於种族融合。[11] 到了最後，美国的公宅实验在遭政府抽掉银根後，宣告以失败收场，房仲们终於迎来春天。随着公宅计画一一停摆，租屋券便趁势兴起，一举成为美国对低收家庭最主要的住房补贴政策。在政坛里头，租屋券政策的定位是「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但在不动产从业人员的口中，这不折不扣地是一场「胜仗」。

舍莲娜买下要租给拉多娜的房子，是她飞去牙买加度假前几周的事情。这是栋外观有着十八世纪晚期殖民地风格的大房子，圆形的塔楼跟气派的前廊也都是特色。黑白相间的配色是不久前才有人漆上去的。这房子不但屋顶重新铺过，其他像热水器、木框窗户也都不是旧品。从前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抬头则有一个圆拱的屋顶，拼贴着马赛克瓷砖的壁炉也别具巧思。卧房的分布是楼下一间、楼上三间，一、二楼间连接着一道蜿蜒的阶梯。厚实的地毯覆盖着楼上的卧室，其中两间看油漆的状况，曾有孩子住过。整体而言，这栋房子的屋况好到连一名检查员看完都会想住，至少他是这麽跟舍莲娜说的。

这栋黑白相间的房子，位於旧城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舍莲娜判断这个街区的治安还算稳定，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房子已经空了一年，但所有玻璃都他妈的还没被打破，」一个是「这一带住户的警觉性很高。你只要稍微靠近（某间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就会跑到前廊上摆出『有何贵干』的模样。他们就像人体监视器一样盯着街区。」这个舍莲娜的「心头好」，花了她一万六千九百美元，全部付现。她买过比这便宜的房子，八千美元、五千美元的物件她都买过；但也许是一分钱一分货吧，最令她惊艳的非这栋新屋莫属。就在拉多娜预定搬进来的数日前，舍莲娜绕来这儿检查整修的进度。她巡过了所有房间，然後露出不可思议的笑脸。骄傲的心情让舍莲娜难以按捺，最後她甚至手舞足蹈起来。

自从次贷风暴造成法拍屋危机以来，舍莲娜就持续在密尔瓦基的北部置产，而她买进的速度约莫是一个月一间。[12] 在某些城市里，每两间遭查封的房子里就有一间是用来出租的，也就是说里头住的不是屋主，而是房客。名为危机，但大增的法拍屋对房东来讲可是天赐良机。「现在这个时机，会诞生很多百万富翁，」舍莲娜突然正经起来，「你知道，你现在要是拿得出钱来，就可以踩着别人的失败赚到自己的成功……反正人丢我捡，捡多少是多少。」

你现在要是拿得出钱来，这句话就是症结所在。房贷作为一个行业，已经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萎缩得差不多了。光在二○○七年，放款机构的数目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13] 因为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一间间银行都变身为「小气财神」，放款的标准变得超严格。想从他们手上借到钱，你不但得信用纪录完美无缺，而且头期款也得多准备一些。「想在今年申请房贷，」《华盛顿邮报》报导说，「你必然得有成本会增加的心理准备，有些人会需要多付几千美元。」[14] 房东讲话不会像记者那样文诌诌，他们会直白地说，「银行真的很笨，他们只会不断秀下限。」这就是房东对当时市况的分析。而房东会指着银行骂笨、会说银行在秀下限，是因为银行先是毫无风险观念，之後又过度谨慎。这些放款者前一秒还胆大包天，後一秒又变成胆小鬼，可以说是瞬间自我打脸。总之，对於手上没有大笔现钱的房地产投资人而言，银行缩起来让他们很困扰，因为明明有那麽多百年难得一件的便宜等着他们去捡。在法拍屋危机的前夕，房租展现了强劲的上涨动力，其中一大原因是房市的荣景跟炒房者在短线上的买进卖出，让房东背负的房贷月付跟税金都膨胀得很厉害。而在房市崩盘之後，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连带房贷月付跟税款也大幅缩小），但房租却继续居高不下。二○○九年一月，在密尔瓦基不动产投资者之间流通的「免费法拍屋名单」上，列出有大约一千四百笔物件开价「比监价低至少三万美元」。这些物件会依照最便宜到最贵来排列，所以最上头、也就是最便宜的的两房物件开价才两千七百五十美元。往下数十笔，你会看到一个三房的物件开价八千九百美元。再往下十笔，四房的物件开价是一万一千九百美元。[15]

遇到没办法全部付现的时候，舍莲娜会用几种办法筹钱，包括她会去申办传统或机动利率的房贷。看上某个物件但拿不出头期款的时候，舍莲娜会去找「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或所谓的「硬钱」（Hard Money）：这指的是布鲁克菲尔德或雪伍德（Sherwood）一些有钱的白人放的高利贷；他们不会要你付头期款，但他们会要你房子的「优先权」。舍莲娜是这样解释的，「通常你去找银行借房贷，他们会说，『我们希望你能自付两成。』但跟民间的金主借钱，他们会说，『嘿，我全部帮你出，但我要收十二分利（百分之十二），而且你得半年或最多一年就把钱还清。』」到时候舍莲娜要是还不出钱来，房子就变成高利贷的了。

在穷困的黑人社区里买房，不算很聪明的投资，毕竟那儿的房子没什麽增值空间。但也因为那儿的房子便宜，所以买那儿的房子收租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样条件的房子搬到密尔瓦基的白人中产社区，房价可能就是两倍或三倍起跳，但两边的房租水准却不会差到两、三倍那麽多。同样条件的两房公寓，一名房东可以在沃瓦托萨（Wauwatosa）的郊区收七百五十美元，也可以在密尔瓦基邮递区号53206的贫困地区收五百五十美元。表面上差了两百美元，但你要知道持有沃瓦托萨的房子，代表你得负担高出许多的房贷月付跟税金，遑论屋况的维护也得适用较高的标准。谈到投资报酬率，旧城区的房子基本上无敌。「你会选择买在北部，是因为那儿提供理想的『现金流量』。」这是一名包租公的经验谈，他在旧城区有一百一十四间出租单位。「在布鲁克菲尔德，我是赔钱的；但如果你做低收入者的生意，每个月钱就会稳稳地进来。房东置产不是为了等房子增值，而是为了收租，我们买的是现在，不是未来。」

舍莲娜置产的标准是扣除费用，每个月至少要创造五百美元的净现金流入。按照这个标准，她准备要租给拉多娜的房子可以轻骑过关。舍莲娜买这栋房子毫无贷款，买完之後也只花了一千五百美元整修，但这里每个月收租竟能达到八百七十五美元。舍莲娜会为了这栋房子手舞足蹈，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投资大约两年就可以回本。她已经很习惯这样的投资报酬率了。在买下黑白屋後不久，她又用八千五百美元的代价购入了基辅大道上一栋双拼公寓，这次她花了三千美元整修，并且估计只要八个月就可以回本。八个月後，「就都是在赚钱了。」

舍莲娜估计她的身价应该在两百万美元左右，但房屋的价值只是点心而已，真正的主菜是租金。舍莲娜每个月可以收到约莫两万美元的租金，而她的房贷月缴大概是八千五百美元左右。在付完水费後，舍莲娜估计她每个月可以净赚约一万美元——她在旧城区有三十六个单位出租，里头住的全是在贫穷线上下挣扎的弱势者。而这每个月一万美元是什麽概念呢？包括阿琳、拉玛在内，舍莲娜很多房客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美元。舍莲娜自个儿的注脚是：「贫民窟，是好物。那儿是我的金鸡母。」

昆汀将休旅车驶进了一条阴暗而杳无人烟的街上。他还有一站要跑：樱桃街上的泰芮。这里是舍莲娜名下最偏远的房子。从地图上看，这里位於密尔瓦基的西部，邻近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步行十五分钟可到壮观的米勒啤酒厂（Miller Brewery）。舍莲娜像在打拳击似的敲起了泰芮的门，第一下很大声，第二下更惊人。接着前廊的灯一扳开，灯光便照在了舍莲娜的身上。她穿着有皮毛衬里的COACH靴子，手上抓着成套的包包，这个包包是她在牙买加入手的战利品。

「谁啊？」屋里迸出了一道沙哑的嗓音。

「是我，房东。」

「喔，」对方回答，但语气中的战意顿失。

「是的。」舍莲娜自言自语，然後听到了锁被转开的声音。

进到里头，屋子算是暖和，同时闻得到有炸物的油耗味，应该是晚餐。一盏独立的小灯亮着，但散发的光线并不亮，所以房里还是有些阴暗。这时舍莲娜发现泰芮今天不是一个人，在场还有她的几位年长亲戚与一些大孩子。肉肉的泰芮算是个漂亮的女人，其他的特徵还包括黝黑的皮肤、长长的辫子，以及空洞的双眼。智力发展有点迟缓的她领着联邦救济金，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刚刚应门的安东——是个骨感而梳着油头的男人。他靠着墙，刚好处在光线的边缘外。

「嗯，这是怎麽回事？」舍莲娜问泰芮。

「我身上没钱了，然後……」泰芮的声音愈来愈虚，最後根本不知道她在讲些什麽。

舍莲娜把手插在屁股後方，身体朝泰芮倾斜。「泰芮，」她像要训话的老师般开口。

「我知道啦。」

「把钱给我就是了……我开张收据给你。」

沉默了一会儿，泰芮说，「好啦，」然後掏掏口袋。看到这一幕，几个大孩子离开了房间。

舍莲娜收下了厚厚一卷钞票。「谁帮你弄的头发？」她边问边伸手玩泰芮的其中一条辫子。「你喜欢她这种发型吗，安东？」

安东正拿着菸往嘴里送。打火机的火焰短暂地照亮了他的脸庞，使他的五官瞬间脱离黑暗。那是张因为觉得受辱而挤成一团的脸。

想办法爬回到休旅车里的舍莲娜跟昆汀说，「我们收到一千……一千四……这种房客我怎麽舍得赶走啊。」泰芮向舍莲娜租的是间四房的公寓，月租是七百二十五美元。她还欠舍莲娜三百五十美元，而且这还没算进迟缴房租的罚款。泰芮还说她明天会把剩下的钱备好。

「喔喔，不错喔！」昆汀为老婆欢呼一下。

舍莲娜觉得蛮有成就感的，但也觉得有点理所当然就是了。她也不是头一回一口气收走房客全部的薪水了。某次有位年轻妈妈甚至掏出了签帐卡，要给舍莲娜刷。

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麦基正在厨房里写数学功课。他不觉得习题有多难，只是很难专心，因为家里吵翻天。公车还没停好就能以飞快速度解决掉作业的露比，现在正在电视前练习嘻哈团体G.S. Boys的单曲〈Stanky Legg〉的舞步，派翠丝的老二洁妲正在用山露汽水（Mountain Dew）的空瓶敲打不同的物品，而娜塔莎则试着要帮凯拉梅梳头发。请不要小看梳头发，遇到凯拉梅，这经常会是场长达三小时的抗战。

娜塔莎的肚子愈来愈大。超音波检查显示肚子里只有一名胎儿，而且一如多琳所料，是名大头的男娃娃。

多琳跟派翠丝跟麦基坐在同一张桌前，大人小孩各据一边，小孩在写功课，大人则是讨论舍莲娜发来的驱离通知单该怎麽处理。多琳的新公寓找得并不顺利。她照着红皮书上登录的号码打了通电话，但首先听到的却是预录好的入住条件：「近三年不得有遭驱离的纪录。不得积欠房租。近三年内也不得有逮捕纪绿。」虽然在找完水电工之後，多琳确实把租金给扣住了，但舍莲娜会这麽快就把事情闹上法庭，她跟派翠丝始料未及。派翠丝觉得这是社工塔巴莎害的。多琳说舍莲娜之所以会没来修水管，是因为昆汀把休旅车出借了一个月，但派翠丝听完只是翻了个白眼。「他们赚那麽多，还说这种蠢话，」派翠丝说，「我要是信她这一套，看谁一巴掌打死我好了。」她的手狠狠地落在了厨房的桌上。麦基被吓到抬起头来，数学也做不下去了。

麦基拿着功课，转移阵地到洁妲跟凯拉梅的床垫上。在继续开工之前，他去自己的藏宝处拿出一幅小国旗，这是学校老师在欧巴马就职典礼那天发的。在就职典礼前，密尔瓦基的北部满是竞选海报、深蓝色的标语或旗帜，有的稳稳插在草坪上、有贴在破裂的窗户上，有的钉在民众的卧室里，也有点缀在脏乱的人行道上。欧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瞬间，莱特街上爆出了欢呼声。邻居们拉开门闩，跑到门廊上看彼此兴奋的表情。麦基躺在床垫上伸懒腰，然後像立正般举着星条旗，目光则直挺挺地盯在天花板上。

驱离法庭开听证会的那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七日，手脚不灵光的多琳走出房子前往公车站。她将头发包好，穿上白色的魔鬼毡运动鞋，但感觉像是穿别人的鞋般的不合脚。原来只要进了室内，多琳就会打赤脚，而她大部分的时候都宅在家，所以对穿鞋走路有点生疏。对她来说，鞋子比较像是摆设，就像公寓里的地板或门框一样。想到要搭公车前往市区的驱离法庭，她非常不乐意，更别提她有只脚在隐隐作痛。出庭的前一晚，家里的後门脱落，结果想要去把门弄正的露比首当其冲，被掉下的门板砸中，还被门压得动弹不得。多琳想过去帮忙女儿脱困，却滑了一跤，重重的门片就这样砸到她的脚。她的脚肿到起水泡，医生在电话上建议她去看急诊，但多琳说不用了。「我最後一定是在急诊室耗一整晚，然後什麽医生也等不到，」多琳说。她遗传了父亲对医生的不信任。[16]

多琳看着冰冻的街景在巴士车窗外像跑马灯般不停向後滚去。去到驱离法庭会有什麽遭遇，她毫无头绪，於是放任自己满脑子都是即将出生的小婴儿。娜塔莎要当妈妈了——一点也不稳重、年纪又轻的娜塔莎竟然也要为人母，这让她忍不住笑了出来。多琳记得生派翠丝时，因为这孩子个头太大，所以医院不得不帮她剖腹，婴儿的衣服也得去换成大一点的尺寸。事实上辛克斯顿家的娜塔莎跟C.J.也都是巨婴。所以出生时只有六磅重的露比，让多琳有点不知道该怎麽抱她。「她那时候搞得我有点火，因为太小了，我不会抱。」娜塔莎最近才刚申请了W-2，而这也就代表她不能算在多琳的抚养亲属里了。法律上少了一个人要抚养，多琳的食物券就会变少。如果娜塔莎可以留在家里，帮忙分摊家计，那一来一回就还能打平。但马立克最近一直问娜塔莎要不要搬到自己的妈妈家。娜塔莎信誓旦旦地说这不可能，但多琳明显感觉她很认真在考虑。

舍莲娜後来离开了。这会儿她一边开车到市区，一边讲电话。电话另一头的女人说，她刚刚辞掉在兰马克信用合作社（Landmark Credict Union）时薪十美元的约聘工作，而且她是趁休息时间闪人，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没打。「雀儿喜！」舍莲娜叫了出来，声音中满是失望。「你这样不太好吧……我驱离法庭结束之後再跟你谈，但你知道等会儿要被我念了吧？」

「我知道啦，」雀儿喜说。

「你归我管喔。我要扒你一层皮，雀儿喜！」

舍莲娜是想要帮雀儿喜「恢复她残破不堪的信用」。舍莲娜表示她愿意帮雀儿喜看她的信用报告，只要支付一百五十美元，舍莲娜并用一种叫做「快速分数重建」（rapid rescore）的技巧，来提升雀儿喜的信用分数。像雀儿喜这样的客户找上舍莲娜，钱会花得很值得。舍莲娜是个「战绩导向」的「铁血教头」，她会确保客人得到想要的成果。她知道信用分数良好的价值所在，尤其是遇到要把名下资产售予这些客户的时候。

舍莲娜一直都有在兼职让人「先租後买」的生意。她会挑选比较稳定的房客，然後把房子租给他们六个月。在这六个月当中，舍莲娜会努力透过快速分数重建来恢复房客的信用分数。要是成功的话，她的下一步就是帮助该名房客申请房贷来支付舍莲娜开出的房价。联邦住房管理局[17] 通常只会要求房价百分之三点五的头期款，大多数有工作的房客都可以用退税来支应。在房市泡沫化的期间，舍莲娜曾经有些资产的价值翻了一倍，而她知道泡沫总有破灭的一日，所以舍莲娜才会想到要趁着高档来卖屋变现。她当时有间房子要卖一名房客九万美元，但这房子她是用地板价买进、而且也没欠银行或谁任何钱，所以赚头非常大。基本上卖房赚到的钱，她会拿去买其他房子，累积更多资产，而新屋主则会承接一大笔房贷的烂摊子。舍莲娜自己都说背这麽大笔的房贷，比当个无壳蜗牛还惨。

若干年前，舍莲娜曾经把她的「从信用重建到房贷申办成功」的一条龙服务，拿去推销给领联邦救济金的身心障碍者。「一大票人跑来置产，最後也是保不住房子。但问题是，你得盯紧这些人……还是会有人在他们身边提醒，『强尼，该付房贷了喔！』但他们就是不精明。」很多人说法拍屋的危机始於华尔街、始於带着权力领带的家伙买卖「有毒」的问题资产，并设计出许多「信用违约交换」[18] 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来转移风险。但其实在贫民窟里，你只需要一名像舍莲娜这样帮人快速重建信用分数的「教头」，再加上一个希望一圆美国梦的低收入房客，效果其实不输华尔街。

多琳跟舍莲娜在法庭见面的时候，舍莲娜的心情并不佳。跟雀儿喜的谈话让她不太愉快，更别提前一天市府才从她户头强制收取了两万美元的水费跟欠税。这钱扣得舍莲娜措手不及，结果就是她名下只剩生意户头里不多不少的三点四八美元，个人帐户里的一百零八点三二美元，外加口袋里揣着几张还没兑现的支票而已。舍莲娜并不习惯破产，所幸过几天又是月初的一日，到时候她就可以解套。

在四○○号室外的走廊上，多琳解释了她急着搬家并不是想讹骗舍莲娜。她说她找房子是想为全家的未来打算。多琳会这麽说，早就在舍莲娜的盘算之中，因为多琳所不知道的是，塔巴莎当天早上给舍莲娜打了通电话。塔巴莎是想为多琳求情。她的想法是，既然自己是始作俑者，那她就有责任帮忙辛克斯顿家脱困。讲到舍莲娜似乎有意愿签约和解之後，塔巴莎赶紧拍她马屁，「对於钱的事情，你真的像个大姐大耶！」舍莲娜觉得这话是恭维，露出骄傲的笑容。

舍莲娜拟了一份和解的协议。她可以撤销多琳的驱离申请，条件是多琳下个月必须多缴四百美元，并且接下来的三个月，每月都得多缴五十美元。多琳签下合约。她们暂时躲过了被驱离的命运，但这也代表想搬家得等等了。

1　学术圈或司法界普遍有一种观念，那就是他们会以为租金水准回应的是市场的压力（某座城市的空屋率）或政府政策的各种干预（提供法律扶助）。但房东有时候涨价是因为他们直觉认为房客有能力多付一点。就算单脚瑞奇付不出来，贝琳达那边也付得出来。舍莲娜喜欢说，「瑞奇要面对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他的房租得涨，不然他也可以搬走，我无所谓……反正我确定贝琳达那儿一定还有新的房客。总之我要涨五十元房租。」

2　技术上来讲，若房屋的屋况通过租金合理性检查（rent reasonableness inspection），且持有租屋券的人愿意付差额，那麽毛房租（gross rent）确有可能超过公允市场租金。

3　译注：SOHO是的South跟Huston两字的缩写，意为休士顿街以南。苏活区位於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的曼哈顿，为艺术家、特色店与年轻专业人士的聚集地。

4　译注：South Bronx，布朗克斯是纽约市五个区当中最北的一个，贫民窟所在地，也是有色人种聚集跟犯罪率最高的一区。

5　Deborah Devine, Housing Choice Voucher Location Patterns: Implications for Participant and Neighborhood Welfar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03); George Galster, “Consequences from the Re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During the 1990s: A Cautionary Tal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 (2005): 119–25

6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Final FY 2008 Fair Market Rent Documentation System.

7　Robert Collinson and Peter Ganong, “Incidence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Evidence from Housing Vouch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4; Eva Rosen, The Rise of the Horizontal Ghetto: Poverty in a Post-public Housing Era, PhD d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14).

8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去探究持有租屋券的人是否被多收了不合理的房租，主要是该研究里涵盖了领取与未领取补助的租屋者样本。在跟克莉丝汀．柏金斯（Kristin Perkins）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联手将《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中出现的地址跟不动产登记资料中的地址进行了交叉比对，藉此我们对於居住的品质掌握了精确而详细的资料，这包括室内的面积（平方英尺）、建筑的年分、每平方英尺的房屋监价结果、建筑的类型（双拼或独栋）、便利措施（壁炉、空调、车库）与居住问题的有无或多寡。我们另外也蒐集了关於邻里生活品质的数项指标，包括特定地区的贫穷率、人口的种族构成，中位数的房屋价值等。再来我们纳入了社区中的便利设施表现（距离最近的公园、公车站、杂货店，以及学区内学校学生的平均考试分数）等变数来进行观察。最後是我们计算了租屋者的一组人口学变数。我们使用经济学上的「享乐回归模型」（hedonic regression models），估计出持有租屋券跟出租房间数存在显着的关联性，而租屋券的溢价，估计每个月四十九到七十美元，依模型的设定而略有不同。但持有租屋券的人也历经了更多的居住问题，这让人不得不质疑起多付钱到底没有换得较新的设备，或资料中未呈现出的其他好处（欲详阅完整的模型资料，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Kristin Perkins, “Are Landlords Overcharging Voucher Hold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5.）。二○一○年，密尔瓦基有五千四百五十五户家庭以租屋券补贴了住房支出。根据我们有二十七个控制变数且发现租屋券的月均房租溢价为五十五美元的主模型，我们估算出每年光是在密尔瓦基，「住房选择代用券方案」（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就会多花掉纳税人三百六十万美元（每月溢价五十五美元×十二个月×五千四百五十五户领取租屋券的家庭）。根据密尔瓦基市府的资料，以租屋券补贴单户家庭的平均成本是每个月五百一十一美元（二○一○年资料），换算成全年的成本就是六千一百二十六美元。将三百六十万美元除以六千一百二十六美元，得到的商数大约是五百八十八，也就是如果持有租屋券的人没有被超收房租的话，市府就能多帮助五百八十八个需要援助的家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得到有不动产投资的手册里，以专章来说明把房子租给持有租屋券的人是如何有利可图。这类手册的范例可参见Carleton H. Sheets, Real Estate: The World’s Greatest Wealth Builder (Chicago: Bonus Books, 1998), 121.

9　Charles Orlebeke, “The Evolution of Low-Income Housing Policy, 1949 to 1999,” Housing Policy Debate 11 (2000): 489–520, 502.

10　国会在辩论「塔夫塔︱艾连德︱华格纳法案」（Taft-Ellender-Wagner Bill），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住房法案（Housing Act of 1949）的前身时，全美不动产委员会协会的主席称公共住宅是「共产主义的最前沿」。该协会进行了激烈的「钱斗」—他们将自身的诉求透过广播与「罐头社论」向社会传送，另外也发动了会员去影响各地的国会议员。事实上，若非营建业与其工会想要有工程可做，因此没有出手，否则全美不动产委员会协会是有胜算的。「塔夫塔︱艾连德︱华格纳法案」最後以五票之差通过。要是历史走上另一条路，联邦条例中的公共住宅法源就会付之阙如了。参见Louis Winnick, “The Triumph of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s: How a Fundamental Policy Conflict was Resolved,” Cityscape 1 (1995): 95–118, 101; Lawrence Vale,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 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8–41. 二十世纪中叶，也不是没有不动产开发商支持公共住宅建设释出珍贵的都会区土地给私人企业，但这些只是个案而非通例。再者，这些建商并非支持公共住宅本身，他们只是想藉由支持公共住宅的建设来澈底铲除贫民窟并把土地拿到手。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4–34.

11　参见Philip Tegeler, Michael Hanley, and Judith Liben, “Transforming Section 8: Using Federal Housing Subsidies to Promote Individual Housing Choice and Desegregation,”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30 (1995): 451–86;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of 1974, Pub. L. No. 93–383, § 101(a)(1), (c)(6), 88 Stat 633, 633–34.

12　关於出租房遭到查封的情况，参见Gabe Treves, California Renters in the Foreclosure Crisis, Third Annual Report (San Francisco: Tenants Together, 2011); Vicki Been and Allegra Glashausser, “Tenants: Innocent Victims of the Foreclosure Crisis,” Albany Government Law Review 2 (2009); Matthew Desmond, “Housing Crisis in the Inner City,” Chicago Tribune, April 18, 2010; and Craig Karmin, Robbie Whelan, and Jeannette Neumann, “Rental Market’s Big Buyer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12. 各家的不动产投资手册都早在崩盘前许久就鼓吹要投资法拍屋与危楼。「危楼真真正正可以让人致富，」一九九八年的一本投资专论就这麽大言不惭地说过。“Banks don’t like foreclosures. But real estate investors do, because foreclosures can be quick bargain buys.” Sheets, Real Estate, 231, 234.

13　Dwight Jaffee, Anthony Lynch, Matthew Richardson, and Stijn Van Nieuwerburgh,“Mortgage Organization and Securitization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Restoring Financial Stability: How to Repair a Failed System, eds. Viral Acharya and Matthew Richardson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9), 61–82.

14　Kenneth Harney, “Even with Great Credit and Big Down Payment, Home Loans Will Cost More in 2011,”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8, 2011.

15　某估计显示经查封後，法拍屋的平均折价是百分之二十七。John Campbell, Stefano Giglio, and Parag Pathak, “Forced Sales and House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2011): 2108–121.

16　我并未在现场目睹门先後倒在露比与多琳身上的事，但之後我确实有看到门板从门轴上脱落，以及多琳肿起来的脚。另外我也跟辛克斯顿家的其他人证实过此事件为真。

17　译注：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成立於一九三四年的联邦机构，为住房与都市发展署之下的分支机构，其职责是监督自然人的房贷申请资格符合政府规定。

18　译注：Credit defaut swap，与信贷跟保险相关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买卖在两名法人之间为之，买方是信贷违约时受保护的一方，卖方则有义务负责买方遇到信贷违约时的损失。

第十二章

免洗的人际关系

隔天阿琳就不能住在这儿了，但她还没有收到社福支票。阿琳在「温暖满怀」社服机构的社工送了她两个儿子耶诞礼物。阿琳本身没钱送礼，乔瑞跟贾法瑞各自的父亲也没有表示。这两名孩子都没收到来自他们叔叔伯伯或阿姨的任何礼物，但他们也没有特别期待就是了。阿琳的三名兄弟跟剩下的一个姐妹都有他们自己的孩子要顾。三兄弟里有一个在领联邦救济金，一个在贩毒以外也帮房东修理房屋，另外一个则无业。至於唯一的姐妹是校车随车员，要靠这份薪水养三个孩子。

茉瓦阿姨倒是有钱。她从阿琳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工作，而且小时候也都会带食物跟礼物来给她跟她的兄弟姐妹。「但我们都没份儿，」阿琳回忆，她的生母跟继父会先把想要的拿一拿。但别说耶诞礼物了，就算需要钱缴房租，阿琳也不会向茉瓦阿姨开口。这些年来，经验教会她非到最後关头绝不找自己最喜欢的茉瓦阿姨，而被驱离还没有那麽大不了。阿琳要是太常开口跟人要东西，风声都会传到茉瓦阿姨耳里。到时候轻则被唠叨几句，重则电话打去阿姨都不理。

舍莲娜以为阿琳会「有某个亲戚可以投靠」，但阿琳家族成员里没一个人陪她出庭，也没人帮她付房租，没一个人对阿琳跟两名男孩敞开大门，也没人要帮她找下一个栖身之处。「他们这些人就是这麽好玩，」阿琳说。「我的家族不帮忙，没有人能帮我，我只能四处找，直到有人愿意（帮我）为止。」

去应门的时候，阿琳发现舍莲娜站在前廊上，身旁还有一名身穿棕色冬衣的女子。习惯在旧房客还没搬走前就开始带新房客看屋[1] 的舍莲娜随便打个招呼，便跟准房客绕了公寓一圈，途中踩到阿琳的东西也不以为意。看过房子之後，舍莲娜才解释说阿琳已经被驱离了，明天起就不会住在这里。

那名年轻的女子问了阿琳要搬去哪里，阿琳说她还不知道。这位小姐又看了看房子四周，尤其是看了几眼墙壁上缘，感觉好像在判断地基牢不牢固。她跟舍莲娜说这房子她租了，然後对阿琳说她跟小孩可以待到找到新家为止。阿琳看了眼舍莲娜的脸色，舍莲娜扬起眉头，好像弄不懂这个年轻人葫芦里在卖什麽药。总之舍莲娜说她无所谓。

有人伸出援手，舍莲娜也没有从中作梗，所以阿琳得动作快点，省得待会儿有人改变主意。阿琳看这位小姐穿得不错，身上有件长裙，头上则包了丝质的头巾。她面容温暖，马鞍般的棕色皮肤在颧骨边显得色调更深一些。她说话轻声细语，很有亲近感，衣服也不会破破烂烂。她确实看起来很年轻，同时阿琳还在无意间听到这是她第一次租房子。阿琳听到的另外一个情报是她是周二读经班的成员，所以她应该不是那种狂野的类型吧。阿琳对陌生女子有很多不确定，但她只能选择跟她当室友，不然只好去收容所了。很现实的是，阿琳只要说声谢谢，耶诞节以来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压力就能解除。

「谢谢你，」阿琳说。阿琳笑了，陌生的小姐也笑了。阿琳给了素昧平生的对方一个拥抱，小小声地欢呼，这名陌生的小姐也跟着欢呼。阿琳的心情既是松了一大口气，同时也非常感激，为此她也拥抱了没意见的舍莲娜。阿琳这才问了陌生小姐的芳名。[2]

克利丝朵．梅柏利搬进第十三街的家当只有三个垃圾袋的衣服；没有家具、电视、床垫或微波炉。虽然阿琳财产也不多，但这几样东西她还是有的，所以她想，克利丝朵是不是因为如此才让自己跟儿子留下。阿琳让乔瑞与贾法瑞搬进她自己的房间里。另外一个房间变成克利丝朵放东西跟需要隐私时的空间，但因为没有床，所以阿琳的双人沙发就成了她在客厅睡觉的地方。

阿琳并不打算久住，所以克利丝朵也没有要她分摊房租。但社福支票寄来时，阿琳还是会给克利丝朵一百五十美元，然後她会负责自己的电话费跟过期的电费。这样算下来，阿琳剩下的钱还能给乔瑞换双新的运动鞋，感觉还蛮神奇的。

一九九○年春天出生的克利丝朵十八岁，比阿琳最大的儿子杰杰还小一点。她出生时是个早产儿，主因是妈妈被抢匪在背上刺了十一刀而引发阵痛。经此劫难的母女俩都活了下来，但这不是克利丝朵的妈妈首次被攻击。从克利丝朵有记忆以来，她的爸爸就一直打她妈妈。然後她的爸妈都在吸快克，就连外婆也是。

五岁的时候，克利丝朵被安置到寄养家庭里，自此她经历了在不同的寄养家庭间轮流来去。她跟萝妲阿姨住了五年，然後萝妲阿姨把她还回去，这是她跟寄养家庭「缘分」最长的纪录。在那之後，克利丝朵待最久的寄养家庭是八个月。进入青春期，克利丝朵开始跟会「团体家庭」[3] 里的其他女孩打架。她被以伤害罪起诉，右脸颊上则留下了一道疤痕。她身边的人，还有这些人的房子、宠物、家具跟碗盘，对她来说都只是不断地来来去去。唯一比较稳定的是「吃」，而这也是她开始从食物上寻求慰藉的起因。

十六岁的时候，克利丝朵就从高中辍学了。满十七岁时，负责她的社工开始慢慢将她转出社福系统。在当时，她经历过的寄养安置已经超过二十五次。克利丝朵因为有伤害案在身，所以暂时不得住进给低收入者的公宅。为此社工想办法安排她搬进一个由某儿童福利机构补贴的公寓，前提是她得找到工作。问题是，她对在夸德影像轮半日班或在汉堡王炸洋葱圈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後她只投了一份履历。另外就是她已经因为躁郁症获得了领取联邦救济金的资格，而克利丝朵觉得她不管找到什麽样的工作，都不可能比这个每月七百五十四美元的社福支票更稳。就这样死拖活拖了八个月之後，社工跟克利丝朵说公寓她不能待了，於是克利丝朵离开了寄养体系，正式开始无家可归的生涯。[4] 她开始睡在收容所里或随地睡在街上。另外她曾先後短暂投靠过自己的外婆、教会的一名女性教友，然後是一个同辈的亲戚。

阿琳跟克利丝朵认识的机缘或许并不寻常，但其实很多穷人为了让自己跟孩子活下去，都会采取这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求生大作战。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会常态性地搭上线，这点在旧城区尤其不少见，无论是在大街上、职训中心、还是在社福大楼里，他们都会发挥创意来互通有无。在遇见阿琳之前，克利丝朵曾经在公车上认识了一名女子，两人就这样同住了一个月。[5]

在一九六○与七○年代，一文不名的家庭常能依靠大家庭的人脉来苟延残喘。身无分文的黑人家庭会「在亲族的网络中，依靠众多亲友的接济度日，」人类学家卡萝．史戴克（Carol Stack）在其所着的《我们这一族》（All Our Kins）中是这麽写的。在这样的亲族网络中，每个受牵绊的个体都会在日常基础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互帮忙。这种程度的互助自然不太可能让人脱贫，但至少可以让人不至於被压力拖垮。[6] 只不过，随着社会变迁——毒品（如快克）的泛滥、黑人中产的崛起、还有进进出出监狱——都严重耗损了贫困社区中的亲族安全网。另外就是由州政府实际执行的联邦「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s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等社福政策，也都限缩了人对亲族的依赖，因为比起跟亲戚同住的人，政府会给予独居或与跟非血亲同居的妈妈较高的给付金额。[7]

时至今日，血亲或家庭已经不再是穷人的生活支柱。对於穷人亲戚，中产阶级的亲族常不想插手、或不知该从何帮起。[8] 而本身已经深陷各种麻烦或毒瘾的穷亲戚根本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去多管闲事。司法体系也经常扮演碍事的程咬金，像萝妲阿姨不肯在克利丝朵超过寄养系统规定的年龄後对她敞开大门，可能就是因为法条太过僵硬。原来警方在萝妲家抄出了她儿子的毒品，为了帮儿子顶罪，萝妲被判了缓刑两年，而这也代表执法人员可以合法临检她的公寓。知道萝妲有这样的苦衷，克利丝朵曾问过能不能让她睡在前廊也好，但萝妲还是说不（怕被发现收容超过寄养系统规定的成年人）。

要靠一己之力在赤贫的状态下活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9] 要是没有家族亲戚可以依靠，那去跟陌生人碰运气，建立免洗的人际关系总可以吧。但话又说回来，开口要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人帮忙，有时候真的是强人所难。[10]

克利丝朵搬进来一周後的某天，阿琳坐在厨房的桌前圈出报纸跟红皮书上的公寓招租广告，其中只要提到「身家调查」四个字的她都一律跳过。贾法瑞在玩昆汀留下的那支居家修缮用的矽胶枪。阿琳的计画是在下个月一日前搬离。「我不想再住在旧城区了，」她说。遇到克利丝朵算是她运气好，所以她想趁胜追击，精挑细选下一个家。她心目中的理想目标是在闹区找个两房的公寓，月租以不超过五百二十五美元为宜。

乔瑞进门时，阿琳挺直腰。他穿着新鞋，拖着背包进了厨房，头低低的不敢抬起来。「你知道老师打给我了吧？」阿琳的声音颇为严厉。乔瑞急着想要解释，但阿琳没给他机会。「我不想听，你根本是累犯，你去哪个学校都要闹事。」

「不是，是因为同学踩我的鞋子。情急之下我一转身就说，『你踩够了没！』然後老师就说，『你说什麽？你说什麽？』学校里的大家都说，那老师对学生说话的口气很差。」

「这些都是藉口，我不想听。」

「反正我说什麽你都不信，」乔瑞也很叛逆。「学校里连老师都在欺负人！他们对小孩也照飙脏话！」

「还不是你先惹事，你不能稍微忍耐一下吗？」阿琳也大声起来。

乔瑞吸了吸鼻子，想让自己别再哭了。阿琳叫他去做功课，他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母子三人的卧室。

抓起报纸，阿琳出门开始找房子，两个儿子就交给克利丝朵照顾。她的第一站是条顿尼亚大道，也就是以对角线切过密尔瓦基北部的主干道。出门後，阿琳的第一个念头跟雪有关。她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没看过眼前有这麽多积雪。到达条顿尼亚大道後，她造访一个个租屋处，但结果并不顺利，主要是有些房东没有回应，而有些房东的开价她负担不起。

找着找着，阿琳发现自己来到了她兄弟马丁住的社区。她注意到了这里有些出租招牌，但决定跳过这一区。「马丁会觉得他随时都可以来吃我们的、用我们的，」她想。稍早阿琳也曾经看过大儿子杰杰生父住的地方，她对那里也敬谢不敏。「那儿真的离那家伙太近了。」[11]

在阿琳看了九间房子之後，电话终於响了，而电话一接起来，就听到克利丝朵大吼，「你他妈的今天晚上就给我搬走。今天晚上！东西收一收，今天晚上就滚蛋！」

阿琳多等了几秒，然後才把电话挂掉。「这也太扯了吧，」她这麽对自己讲。克利丝朵说乔瑞对她不礼貌，但阿琳感觉克利丝朵只是随便找个理由发飙，她真正想说而没说的是：我饿了。克利丝朵不只一次抱怨家里什麽吃的都没有。但买吃的从来不在她们说好的范围内。在食物方面克利丝朵一毛钱都不出就算了，就连食物券也被砍了。[12] 「只要家里有吃的，她就像只乖猫，」阿琳想。「但只要食物没了，她就像吃了炸药。」

阿琳来到附近街角的一家商店，点了九十九美元的肉品组合。这是旧城区热卖的「土产」，里头有超过二十公斤的鸡翅、鸡腿、猪排、猪颈、咸猪肉、猪脚、火鸡翅、培根等各个部位的肉。站柜台的男子边用阿拉伯语讲着电话，边丢了两袋免费的马铃薯到袋子里。结帐的时候，阿琳又多带了汽水跟洋芋片。买这些吃的，她付的不是美元，而是食物券（她每个月可领两百九十八美元额度的食物券）。她另外用现金买了包菸，而她选的是Newport 100s的长版凉菸。

阿琳脚一踏进公寓，乔瑞就急忙上前喊冤。「她说什麽都不给贾法瑞穿外套、鞋子，什麽都不让他穿，然後要把他赶到外面去！」

「贾法瑞是自己出去的，」克利丝朵呛回去，「是乔瑞在那边说什麽，『贱人，看我不揍扁你！贱人，看我不这样，贱人，看我不那样。』」

阿琳静静听着两造的说法，完全就像小孩吵架时负责调解的妈妈。乔瑞说他想要替贾法瑞出头，毕竟克利丝朵威胁要把弟弟赶出去。克利丝朵则说她只是开玩笑把两兄弟锁在屋外，乔瑞就爆炸了。

「好了，」阿琳说，「你不可以对她不礼貌，」她跟乔瑞讲。然後她又转头对克利丝朵说，「你也不准动我的小孩。」乔瑞意犹未尽地还想开口，但被阿琳先发制人，「你给我闭嘴。」

「她事情根本才讲一半！」乔瑞恳求着。

「你叫她贱人做什麽？」阿琳问。

「她叫我也很难听啊！」[13]

「你知道吗？」克利丝朵吼着。「对，我很贱。但对你们敞开大门留下你们的，不就是我这个贱人吗？我跟你们素昧平生耶。我就是那个收留你们的贱人啦，怎麽样！房东会管你们这麽多吗？她有必要理你们吗？」

「你提这些干嘛，这些我心里有数，」阿琳答道，她的声音坚定而清晰。她先支开乔瑞，派他去杂货店买东西。

克利丝朵在空中挥舞者电话。「等会儿我妈怎麽跟我说，我就怎麽做，因为今天的事情真的太超过了！」克利丝朵的意思是，她要把阿琳母子的命运交由她的「乾妈」、也就是她在团体家庭里认识的一位年长女性决定。她拨了号码，把电话按在耳朵上，但同时仍不断在对阿琳说话。「他要是只叫我一声贱人，那就算了，我会叫他闭嘴。但我能让他这样连叫一个小时吗？」

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克利丝朵於是按了重拨。

阿琳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开始对着天花板嘶吼发泄。「她老是抱怨没有吃的，但我为什麽要养她啊，我养我的孩子天经地义，她是什麽东西！」

「我有叫你买东西给我吗？」克利丝朵从外头吼回去。「拜托你不要自以为是好吗？拜托！老娘想要什麽东西没有，你说啊？什麽东西？顶多我去卖屁股而已。我要什麽都有办法！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懂吗？」

阿琳看着两个儿子。「算了，我受够了！」她又吼出来。「早知道要受你这些鸟气，当初我还不如去睡马路算了。我这是何苦？在家扫地拖地是我，花钱买吃的回来也是我，我这是招谁惹谁？」

克利丝朵又重拨一回，但还是没有人接。这会儿换成她对天花板大小声。她开始对上帝祈祷，「主啊，请祢现在就回答我。主啊，拜托，我需要跟乾妈、我的主教说话。主啊，我没骗祢，我真希望祢没有教会我要爱人爱到这个程度……我应该因为吃了这麽多苦而愤世嫉俗。喔，主啊！」

克利丝朵唱起了赞美诗。她一边绕着公寓踱步，一边哼着歌，然後用鼻子吸气。偶尔她会停下来闭上眼睛，这麽做是为了让自己能冷静下来。

阿琳望向乔瑞。「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现在说『你们得滚』，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她……」乔瑞又忍不住。

「没听到我说什麽吗，我们要去哪儿？」

乔瑞一下子泄了气，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阿琳的社福支票已经花掉了，这个节骨眼要是被克利丝朵赶出门，那她真的不知道能带两个儿子到哪里。她看着贾法瑞，才发现刚刚大家吵成一团时，他一个人在本子上画着东西玩，合计他这段时间共画了：一大一小、两只戴帽子而且都有穿鞋的怪物。

「你知道吗？」克利丝朵终於开口。泪滴在眼眶打转的她没再吼了，而是以着猫咪般微弱而疗癒的声音说，「好啦，听我说。呦，主啊，我真希望祢没有赐予我爱的精神……你们母子俩伤了我的心，但要我把你们统统赶出去，这种事我实在做不下去……毕竟我刚刚说过我内心充满了圣灵，而圣灵要我不能那麽狠心。」

「充满圣灵，结果嘴巴还超级不乾净，」阿琳压低声音咕哝着。在阿琳看来，让克利丝朵这位「二房东」改变心意的，才不是什麽圣灵的指引，根本是肉块、洋芋片跟沙发床的魅力吧。毕竟刚刚吵得正凶时，她也没忘了提醒克利丝朵，「我走的话，绝对会把行李收得乾乾净净，什麽都不会留给你。」

乔瑞坐在卧房里的床垫上。他有种失落到极点的感觉。这之後、在事情有了结果以後，阿琳在乔瑞身旁坐下，她打算要跟儿子忏悔。「妈妈不应该只听她而不听你的，做父母的不应该这样，」她轻声细语地说着每一个字，「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自己的家，所以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生。」

1　这麽做的用意是让房客可以无缝接轨，让公寓不会有任何空档没有人住。

2　我并没有亲眼目睹此一事件，而是事後根据与阿琳、克利丝朵、舍莲娜的谈话重建现场。

3　译注：Group home，除了寄养家庭之外，团体家庭是针对儿少进行家外安置的另一种模式。团体家庭的人数通常不超过六人，其中至少一名会是二十四小时常驻的专业照顾人员。

4　一份近期的研究估计，年轻人在长大离开寄养家庭後，有三分之一到半数的人会在二十六岁前有过无家可归的经验。Amy Dworsky, Laura Napolitano, and Mark Courtney, “Homelessnes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Foster Care to Adulthoo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 (2013): S318–23.

5　在日常的谈话当中，拖车公园或旧城区的的居民都会一会儿说自己没有朋友，一会儿又说自己有很多朋友；一会儿说自己身边全都是至亲，一会儿又说自己跟他们很疏离。实情是心情的起伏会造成他们对於社群关系或人际支持体系的描述显得极度不稳定，前一天可能万里无云，今天却又是倾盆大雨。我於是学着对他们的人际关系描述抱持怀疑态度，我会将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当成是主观的意见，但不会将之视为客观证据，换句话说，我不会用他们的话来判定其社会关系的真貌。我遇到困难的地方不只在於如何判定某人是否与另一人有交情，也在於如何去问出别人为他们做了什麽、而他们做了什麽去报答人家。这是因为付出会提升人的自我价值，而收取则会降低自我价值—在救世军舀汤给人、跟让人舀汤给你，感觉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难想像人有可能会因此高估他们的付出，低估他们的获得。民族志给了我机会去验证什麽是「说一套，做一套」，而驱离则提供一个很特殊的情境，让我们可以比较他们说自己从亲友处得到了什麽帮助，跟他们实际上获得的雪中送炭。驱离的几种效果包括让人在短时间内变熟、考验人与人的感情深浅，还包括承诺的执行度。平常我们「肉眼」观察不到的许多真相，都会在驱离时浮上台面。Matthew 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335

6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93, 33, 43.

7　像是联邦救济金与食物券这样的公共计画便是如此。如果你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在他或她的餐桌上吃饭，那你的联邦救济金就会减少三分之一。家庭人口数多，领到的食物券就愈多—但大家庭领到的食物券总额再多，也多不过每个成员分开领食物券的加总。比方说，一对男女登记成一个家庭，那他们每个月领到食物券的金额上限就是三百四十七美元。但如果他们分开领，那每人每个月可以领足一百八十九美元，乘以二就是三百七十八美元。扣除少数的例外，几乎所有人只要是住在一起，就必须合并申请发放食物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画」（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而不得分开请领。参见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Applicants and Recipients, December 30, 2013. 关於联邦救济金的生活规定，参见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implifying th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Program: Options for Eliminating the Counting of In-Kind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68, November 2008; Brendan O’Flaherty, Making Room: The Economics of Homeles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2. 关於依赖亲属与「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FDC）的详情，见M. Lisette Lopez and Carol Stac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ulture of Power: Lessons from the Field,” in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eds. Susan Saegert et a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31–59. 即便排除掉所得这项变数的影响，在密尔瓦基领取联邦救济金的租屋者仍较其他地方的人住得较不拥挤。《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8　说到基本需求的满足，穷亲戚一向是比中产亲戚更可靠的资源。参见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Stack, All Our Kin, 77–78.

9　单亲妈妈如阿琳是没办法靠社福收入让收支打平的：平均而言，社福补助、食物券跟联邦救济金加总起来，只能支应约单亲妈妈约五分之三的生活费用。就算是加上兼差赚钱或向社会服务机构求助，很多人还是得咬牙度日。挨饿跟不添冬衣、不看病，都是常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10　范例可参见Lee Rainwater, Behind Ghetto Walls: 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 (Chicago: Aldine, 1970), 73; Sandra Susan Smith, Lone Pursuit: 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div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欲了解详情，可参见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其他民族志学者也曾在穷困社区中记录过类似的人脉动态：参见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63–65, 182; Rainwater, Behind Ghetto Walls, 73. 当然这些情感流动可以在社会的各个层级观察到。比方说中产阶级就经常有向素昧平生者寻求情感抚慰的倾向，这在飞机上相当常见，所以又被称为「飞机上的陌生人」现象。穷人依赖「免洗人际关系」的做法虽然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於富人向陌生人求助，但两者在程度上还有所差别。主要是穷人才会经常性地依靠免洗关系来满足吃住等基本的需求。

11　在人的眼里，邻里跟社区并不只是孩子的学区或普通的环境生态指标而已。人会用很私人的角度去观察社区，觉得社区的许多东西都无法量化但又非常强大，这股强大的力量会让他们对城市中的某块地区趋之若鹜或避之唯恐不及。

12　克利丝朵在前一年祖母过世後，就摆烂没再去管食物券的事情，於是这项福利就这样过期失效了。她记得祖母的死让她陷入了忧郁的深渊。「我什麽都不管了，就是整天睡、洗澡、吃，然後回家又继续睡。我整个人都关机了—我对所有的人事物都没了兴趣。」克利丝朵的例子，再次说明了心理创伤会如何使贫穷恶化。

13　乔瑞这麽说，显然克利丝朵也用了侮辱人的字眼称呼乔瑞。

第十三章

Ｅ—24车格

在发现拉蕊偷偷搬进他的拖车之後，毕可在病床上咒骂起来。愤怒却无助的他摸摸胸前，三重绕道手术在那儿留下了一道长达九英寸的缝合疤痕，就像条粉红色的虫在皮下爬着。毕可跟拉蕊通电话时，拉蕊忙得气喘吁吁。「毕可，」她说，「我们展开新生活吧！我把东西全都丢了。」她一整个上午都在清理厨房，但她本来只是先丢了被遗忘而发黑的苹果酱跟停满了苍蝇的肋排，最後才觉得留来留去留成愁，索性一股脑儿全丢了，毕竟屋里的食物罐头上有虫在爬。毕可要拉蕊住靠里头的卧房，但她因为脏而不愿意。於是她拿出蒸气拖把，开始大肆清扫起沙发。她打算在那儿把从旧拖车里抢救出的东西堆成一座小山，然後自己就陪着家当睡在沙发上。

出院回家後，毕可在厨房的桌子前一屁股坐定，把香菸塞进免洗的塑胶碗里，也就是熟食店里让你装一堆橄榄的那种。毕可是从小被叫到大的绰号，他的本名其实是罗伯特。郁郁寡欢，乃至於沉默寡言的毕可留着向後梳的黑灰油头，几年前才因为健康问题从市公车司机的岗位上退休。

毕可要拉蕊分摊租金，但拉蕊说她没有办法，因为她不能让老鹰搬家仓库那边的保管费断掉。他们为此吵了一架，最後毕可妥协让拉蕊负责第四台跟电话费就好。说到第四台，他们之後又吵架，为的就是要看哪一台。毕可喜欢像《冰路司机日记》[1] 这类的节目，而拉蕊则是《会跳舞的照过来》[2] 的铁粉。还有一次吵架的原因是毕可不肯跟她分享慈善团体[3] 送来的餐点。而毕可之所以闹别扭，是因为他还在为拉蕊丢光他罐头的事情不爽；在此之前，拉蕊的食物券资格早已经被注销了——被驱离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昏天暗地，她因此忘记跟社福单位有约。而没了食物券，她只好向邻居要剩菜剩饭，再不然就是去教会的食物厨房觅食。

第一次去老鹰搬家的仓库时，拉蕊报上了姓名给柜台後头一个反戴棒球帽、身上挂着金色十字架的黑人员工。

「付了保管费，我就可以去看看我的东西吗？」拉蕊问。

「没办法喔，女士。这里的仓库是有投保的，所以我没办法让你进去。」财产一旦入库，就不让人随便翻了，所以你也不可能因为天冷而进去抽件冬衣出来。

「好吧。」

「我们这儿进来要钱，出去要钱，然後你还得缴第一个月的保管费，」柜台後的黑人说。「这样大概是三百七十五元。然後第二个月起的保管费会以每月一百二十五元的金额往上加。」拉蕊得到的建议是东西能早点领走就早点领走，这样才不会多花冤枉钱。问题是她刚缴给他的钱就已经超过她这个月联邦救济金支票的一半，所以拉蕊知道自己也只能先这样耗着。并且因为同时要拿钱给哥哥毕可跟老鹰搬家，所以她得存好几个月的钱，才有办法搬进新的公寓。

在拖车公园里，拉蕊使出浑身解数保持低调，因为她不能让连尼跟办公室苏西看到。她知道要是被这两人发现她躲在园区里，托宾就会得到消息，然後她跟毕可能会被一起赶出去。

对托宾而言，连尼跟办公室苏西就像他的左右手，但这两人对园区的房客们来说也同样不可或缺。无论是要赶你走，还是要修好你的马桶，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轻松。潘跟史考特会被驱离，苏西在後头推了一把；但如果她觉得托宾多收了某人的钱，或是前廊栏杆拖了很久都没修，她也会缠着凯迪拉克里的托宾大小声。不过比起这些，两人在拖车公园里最重要的角色还是「文化翻译机」。他们就像托宾跟房客们之间的桥梁，遇到托宾拿捏错分寸，他们就会出来缓颊：就像某次托宾跑到某名房客的孩子面前说他爸爸迟缴租金，他们就跳出来打圆场。连尼甚至不只一回用肉身挡在托宾跟房客之间。「以夷制夷」是这一行常见的做法——外来的房东会聘「当地人」来担任管理，而且人选通常会直接从房客里找。[4]

那位被托宾向孩子们告状的爸爸是唐尼。三十多岁的唐尼身形有些福泰，满脸胡渣，重点是拖车公园里几乎没人不喜欢他。唐尼会没付房租、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拒付房租，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觉得不受托宾尊重。原本要缴的租金被唐尼托放在交易中介机构[5] 那儿，他主张的理由是拖车的屋顶漏水，水槽底下也长了黑霉。为此唐尼对邻居罗比说，「你知道他怎麽跟我说吗？『你租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拖车公园里也有人不靠社会福利过活好嘛，这家伙是有多无知啊！」

「就是啊！」罗比脱口而出。「他还问我有没有工作。我回他说，『工你个头，我可是有加入工会的人！搞不清楚状况！』」确实，罗比有工作，他是个坑道矿工，也确实有加入当地的第一一三号工会。「你当我是坨屎，我他妈的就不甘愿付钱啦！谁来我都不管，恁伯不可能让你在那儿像尊佛似的看我衰小！」

「恁伯就是乡下来的啦，怎样！」

「住拖车又怎样，拜托，住拖车的他妈的也是人好吗！」

同样是乡巴佬，连尼了解这些人的出身。他不否认托宾有点失控，但为了护主他也有话要说。「一堆人说，『托宾喔，就是个坏蛋啊。』但托宾怎麽会是坏蛋呢，他是苦主，欠钱的是你们啊。」唐尼、罗比跟整个园区都不知道的一个内幕是，他们交的租，连尼其实可以分红。以月来算，连尼要是能替托宾收到五万美金，那他就可以抽一百美元，而若在五万元以上，就是每两千美元再多分一百美元。

有些日子里，市府的邻里服务局会派人来，然後你就会看到连尼跟在调查员的身边，而且还有问必答。调查员罗杰低头看了随身的手写板，主要是在看上次来都记录了什麽。「我来看看，嗯，W-45的那格是……」

「是个棚子，」连尼赶忙说。「我们已经撤掉了。」

「喔。」

「嘿，罗杰，」一名房客从前廊叫了检查员。「有看到什麽吗？」

「你说的看是什麽意思？」

罗杰在拖车公园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个人的厨房抽屉里都多少有张他的名片。遇到房子问题让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不会威胁说要打给邻里服务局，而是说要打给罗杰。罗杰是名微秃的白人，留着整齐的胡子，上半身穿邻里服务局的POLO衫，下半身则是三十到三十三腰的Levi’s 牛仔裤。

「我是说有发现违规吗？」房客把话说得更清楚，一副很想插手的热心模样。

「这个嘛，这里当然不像乡间别墅，但只要是屋子还能住人，那我就没话说。」

「所以一切都合乎规定罗？」

罗杰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脚步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违规当然有，怎麽可能没有。比方说他注意到热心房客的拖车後头有处垃圾堆，然後原本应该要是窗户的地方变成了三夹板。他看到有拖车的窗户玻璃破了不只一块，有晚上用来生火的汽油桶，还有垃圾浮在久久不退的积水中，以及从园区两头各一辆的巨无霸垃圾子母车中满溢出来的垃圾。偌大的园区会只有两辆子母车，是因为托宾拒付年费来设置个别的小垃圾桶；问题是，子母车会在垃圾车来之前的几天就爆满，然後就会招来浣熊跟负鼠。罗杰来巡的前几天夜里，就有一名拖车公园的住户拿刀宰了负鼠，就连连尼自己也曾用枪干掉过一只。清洁队员来收垃圾时，面朝子母车的住户会好说歹说，希望垃圾车的驾驶把子母车移到别处。他们会指着某间拖车说，「那里面没住人！」通常他们说的是真的。

罗杰叹口气。「你们也差不多一点，不然我真的会愈写愈多。」

「那你就不要那麽勤快嘛。」连尼耍嘴皮子，意思是要罗杰放水。

「连尼，我是为你们好，真的。我每回来看，每回都有问题。」而且这还是在外头走马看花而已，毕竟罗杰通常不会巡到拖车的内部，不然他会看到塌陷的浴缸被车子的千斤顶给硬架起来，还有热水器根本没连到通风管上。

罗杰停在一辆拖车前面。「这些窗户好像被枪打过？」

「嗯，」连尼答道，「住户没钱换新玻璃啊，我能怎麽办？总不能叫我帮他们出这些钱吧。」这辆拖车的所有权在住户名下，意思就是住户除了要付房租，就连维护费也要自掏腰包。

「我也不希望你破费啊。」

「所以就没事了嘛。」

「我是随便啦。」

回到园区办公室之後，罗杰叹口气，脸埋进手掌里。

托宾挂上电话问，「所以怎麽样？我们表现如何？」

「我说啊，」罗杰开口，「你要让这种糟糕的拖车停进来，那你至少得让园区可以住人，不要太离谱。」说完後，罗杰开始条列较大的毛病：垃圾问题、存放东西的棚架没有遮蔽、窗户玻璃破损严重。

连尼打岔，「这个冬天大家都不好过啊。」

「这一条我不会报上去啦，」罗杰回答，他指的是窗户破损这一项。他知道把种种违规的罪状写得钜细靡遗，不但不切实际，也不见得符合租屋者的最大利益。

捡破烂维生的卢法斯踏进办公室。「我们不会有事吧？」他问了罗杰。虽然市府已经让托宾换照了，但不少房客还是很担心要搬家。

「嗯，」罗杰回答他。

「那就好，不然我的猫屋真的超大的，怎麽搬啊。」卢法斯的母亲过世时留下了七十二只猫咪，他身边如今还剩下三只。

接手拖车公园後不久，比克管理公司就开除了连尼跟办公室苏西。过目完合约终止书後，连尼便着手把东西从他工作了十二年的办公室里移走。他收拾自己的各种工具，墙上用螺丝锁住的鹿头也被他取下来。

这时门被推开，一名戴着墨镜的男人问，「我想办续租，可以吗？」

连尼顿了一拍。「我不清楚，」他终於还是开口，「这儿不归我管了。」

曾经是再熟悉、再平常也不过的日常，现在却彷佛悬在半空中般令人手足无措。推门进来的男子脸上浮现了愁容。离开之後，他把所见所闻告诉了遇到的第一个人。人事异动的消息不迳而走，接着恐惧便撼动了整座拖车公园。新的管理公司会承认口说无凭的租约吗？房租这下要涨了吗？驱离潮要来了吗？连尼跟办公室苏西在园区里自然不是万民拥戴，讨厌他们的人也有，但至少两人是熟面孔。「换一批人来，可能以後都要公事公办了，」药头彤恩说。「办公室以前会给我们方便，是因为这里大家都是穷人。」消息传到了彤恩的邻居谭美耳里，这位怀着七个月身孕但有毒瘾的准妈妈，走进园区办公室，给了连尼一个大大的拥抱。

上班的最後一天，办公室苏西从语音信箱系统里删除了她的招呼录音，连尼则把一串沉甸甸的钥匙留在了办公桌上。

比克管理找来接替连尼的、是最近才从威斯康辛大学清水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Eau Claire）毕业的社会新鲜人，事实上这名才二十三岁的年轻小伙子就算要当连尼的儿子都没有问题。突然间要接手这样一个地方，年轻的经理有点弄不清东南西北，而且好像有点把大家当成幼稚园小孩在管，但总之，他撑下来了。至於没有撑下来的，是只来了一周的新维修师傅，他的「临别赠言」是，「我的意思是，这里的拖车屋九成九都无药可救，修无可修了……我修拖车屋也有七年的资历，但没看过像这里这麽烂的。」

连尼跟苏西掰掰之後，托宾处理某些事情只能亲自下海。这点他倒是不介意，他一直都是那种事必躬亲的房东。在经营柯立吉流动房屋园区的这十二年里，托宾摸清了要如何让一百三十一辆残破的拖车变成一门赚钱的生意。他最强的一点就是能把一辆几乎全废的拖车变成会吐租金的提款机，而且前後只需要几天的时间——成本还几乎是零。

在从E-24的车格驱离了一名叫作提欧的房客跟他女友之後，托宾的下一步就是得把拖车清理好。提欧在园区是出了名的「一滴汗都不愿意流」的懒鬼，他除了不工作以外，拖车的状况也是一场灾难。

托宾花钱请了麦兹太太来收拾提欧的烂摊子。比起园区里某些只知道吃医生开的药、在电视前睡，说难听点像在等死的同龄人而言，麦兹太太可以说是名精力十足、火气也很大的老人家。有时候她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她成年的女儿麦德琳来场脏话互飙的争执。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拖车公园的住户们时不时会在离家好几英里处，看到麦兹太太的身影推着铝罐多到要满出来的购物推车。她有她的生存之道，她是个坚强的老人家。

有机会能多赚点钱，麦兹太太非常感激，所以即便要打扫的是E-24，她也没有怨言。说到E-24，麦兹太太从十英尺外就能闻到异味，而进到车内，那种凌乱会让人抱怨住这儿的人「有病吗」。地板上都是菸灰缸跟香菸，碗槽里堆满表面结了层食物的碗盘，马桶整片都是黑垢，还有一眼望不尽的垃圾，地毯上没乾的猫尿有好几滩，天花板上垂着一条条蜂蜜色的捕蝇胶带。提欧跟女友走得仓促，所以很多东西都放着没拿：一双轮式溜冰鞋、一顶机车安全帽、一张沙发，一盒完整的工具箱、玩具直升机、驾照。麦兹太太开始把东西全拖到垃圾子母车扔掉。丢了几轮之後，她去跟办公室苏西要了双橡胶手套。

这时捡破烂的卢法斯出现在门口。「哇呜，」他看了看四周说。「就当我口无遮拦吧，但黑人住的地方都不会这麽脏。」

麦兹太太爆笑了一声，「哈！」但没有停下动作。

卢法斯是来回收金属的。从一九八四年就开始专门收破烂的他，很自豪一件事，那就是自己没有过着「以信箱为圆心」的日子，他不想像邻居那样，每个月就只巴望着联邦救济金的支票寄来。托宾的指示是要卢法斯把微波炉、电冰箱、烘衣机等大件的东西给拖出来，而他跟洗碗机奋战到一半，托宾正好穿着烫好的卡其裤跟POLO衫前来。托宾眯起眼睛，但完全没有为了眼前的光景大惊小怪，这种事看多了，他早已见怪不怪。「卢法斯，」托宾说，「先把这堆东西清一清，我们再来看要怎麽处理。」

花了两个小时，卢法斯终於把全部的东西都搬上他那辆蓝色老雪佛兰的车斗。托宾没为了这件活付卢法斯一毛钱，但回收厂给的废铁回收金倒是接近六十美元。麦兹太太忙了五个小时都没有休息，托宾只付了她区区二十美元。

拖车清好後，托宾便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没多久，就有一对对的夫妻或情侣上门来看房，而托宾也又搬出了「修缮专业人士方案」来吸引他们。拖车的屋况很差，为此托宾只得低头道歉——屋里仍有猫尿跟抽菸的味道残留，有些窗户玻璃破了没修，马桶上的黑垢依旧顽固——为了补偿，托宾免除前两个月的租金。提欧走了几周後，托宾为E-24找到了一对新的住户。这对男女用之前存下的租金把房子整理一番。两个月後，他们才开始付托宾每个月五百美元的车位租金。

在办公室苏西看来，托宾给麦兹太太的那点钱实在少得离谱，但她也没说什麽。托宾私下有一群人帮他割草或捡垃圾来赚点啤酒钱，苏西叫这些人是「拖车公园里的零工班底」。在威科夫斯基议员规定托宾得从外面聘请专业的维护人员之後，托宾便开除了这些班底。只不过还是有人照常做着这些工作，他们可能闲着也是闲着，或只是想先做了再说，搞不好托宾还是会付点钱。其中像特洛伊是个失业的摩托车黑手，他甚至帮忙过托宾把闹上电视新闻的污水外溢给拖乾。这样拚死拚活，他只换得了珊曼莎对他的一顿嘀咕，其他什麽好处都没有。珊曼莎是他有实无名的老婆。

「现在是怎样！」珊曼莎这麽吼的时候，身上还穿着连锁早餐店乔治韦伯（George Webb）发放的制服。这对贫贱夫妻还欠托宾租金没还，而他们抱着的一点希望是托宾可以看在特洛伊做了八个小时非人工作的份上，给他们一点折扣，但其实托宾没开口要他们做。「你清的是大便，人的大便耶！」

「我跟你说，」特洛伊说。「以前在马场打工的时候，我用铲子清过马粪，鸡粪我也扫过。但人的我真的是没试过。我只能说恶心到爆！」

「我知道，因为我闻得到你臭死了！」珊曼莎吸了口气。「要是我就会耍贱，我是名狠角色，」她接着说。「你呢，特洛伊，你就是好欺负。」

特洛伊低头喝了口珊曼莎从店里带回来的奶昔，一个字也没说，就像在默认老婆的说法。「托宾老爱装可怜，」他开口。「那家伙根本超级有钱，但是他还是不断想赚钱。他每年靠这里就赚超过一百万了吧。」他用动作示意外头成排的拖车。「全部加起来的话。」

威科夫斯基议员也提到过类似的年收数字，他估算托宾的拖车公园每年可净赚九十万美元。特洛伊跟威科夫斯基会算出类似的数字，都是用托宾的一百三十一辆拖车去乘上平均月租五百五十美元。这是很粗陋的算法，因为这当中完全没扣掉任何费用跟成本，也没考虑到会有空租期的问题，更别说这还得每个人都是好房客，不能有人欠房租。

托宾身上已经没有房贷要背：他一九九五年以两百一十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拖车公园，然後花了九年的时间把贷款还清。[6] 但他逃不掉的有财产税、水费、定期的维修支出、连尼跟办公室苏西的年薪跟租金优惠、广告支出，乃至於驱离衍生的成本。扣除掉上述成本，再考虑空租、欠租等因素之後，托宾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年所得在四十四万七千美元上下，大概是议员所说的五折。[7] 不过话又说回来，托宾这样的收入在美国绝对是前百分之一，而缴租给他的人却几乎比九成的美国人都穷苦。

特洛伊把老婆的爱心奶昔喝得一乾二净。「是这里酸吗，亲爱的？」珊曼莎问，她希望自己的肩颈按摩有揉对地方。

1　译注：Ice Road Truckers。二○○七年六月开播的真人实境秀，节目记录的是卡车司机沿季节性路径驶过结冰湖泊与河流的过程，加拿大与阿拉斯加等北境为其主要场景。

2　译注：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由美国福斯电视网制作的选秀节目，号称「《美国偶像》的舞蹈版」，第四季的冠军曾获得电影《舞力全开3D》（Step up: 3D）的演出机会。

3　译注：这儿指的是Meals on Wheels，也就是为独居的老残穷等弱势送餐的服务。

4　在密尔瓦基北部，白人房东经常雇用黑人当物业经理来替他们管房子。舍莲娜说，「不少年轻白人会从布鲁克菲尔德跑来到旧城区买房……然後他们会聘黑人经理来替他们管这些房子……尤其他们会找外表看起来有点凶神恶煞的黑人来让事情顺利。这些黑人经理会吼人，而且非常有效。」舍莲娜的意思是这些物业经理会毫不犹豫地对不乖乖缴租的房客大小声。参见Jennifer Lee, “Cultural Brokers: Race-Based Hiring in Inner-City Neighborhood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 (1998): 927–37.

5　译注：Escrow，一种在交易条件完成前由中立的金融机构保管货款的设计，对买方而言是「履约保证」的概念。

6　房贷跟缴清的纪录取自密尔瓦基郡房地契登记处（Milwaukee County Register of Deeds）。

7　托宾跟连尼的租金纪录簿显示在多数的月分里，闲置没租出去的拖车数大约为五辆，而拖欠租金的房客达到四十名，平均单月欠租金额为三百四十美元。在单月空租五辆拖车的状况下，剩下的一百二十六辆拖车会平均创造五百五十美元的租金收入，但这当中要扣除未实际缴纳的租金金额为全年十六万三千两百美元（40人 x 340美元 x 12个月）。不过实际上的全年租金拖欠金额应该不会这麽夸张，原因有二：首先，托宾并没有每个月都执行四十笔驱离，所以这代表大部分房客都有找到办法去「处理」他们的欠租。再者，拖欠租金的预估是根据夏季月分的总和（拖车公园从二○○八年四月到七月的租约清册），而这期间正是欠租跟驱离的高峰。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用这些可能高估的租金损失来推导出较为保守的预估值。托宾的固定营运费用，包含连尼跟办公室苏西，两人合并的年薪跟租金折扣将近五万美元，其中连尼的年薪跟被免掉的租金合计为四万两千六百美元（薪水三万六千美元加上免除的房租六千六百美元），而办公室苏西的薪水跟租金减免一共六千四百美元（托宾认为苏西是兼差员工，他付她的报酬是时薪五美元，每周工时则是二十个小时：5美元x20小时x52周，加上租金减免一千两百美元，算出来就是六千四百美元）。在设施的维修方面，园区内有将近二十辆拖车是租屋者「自有」的，所以他们得自行负责大部分的维修帐单。按估计，就算把请人割草与捡垃圾的钱都算进去，例行性的维修成本也鲜少超过一个月五千美元，但我一样也把这个恐怕是高估的估计值保留下来。托宾的财产税（property tax）在二○○八那年是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七美元，水费是两万六千七百零八美元（两笔数据都出自公开纪录），至於瓦斯跟电费则是由房客负担。那驱离法庭的各种费用呢？托宾平均每个月会申请三笔正式的驱离，但除非事情真的非常棘手，否则他不请律师，而这也意味着他每年花在驱离法庭、治安官跟律师上的费用不会高过七千美元（如果托宾平均每个月驱离三个人，那他年度的基本法庭费用就是3222美元 – 89.5美元 x 3笔案件 x 12 个月。考虑到不定期的治安官、搬家师傅跟律师费，我把这个数字乘上两倍，然後再取个整数到七千美元）。垃圾呢？连尼告诉我他处理两台垃圾子母车的帐单是每个月八百美元，因此全年是九千六百美元。照明呢？托宾付费装设户外的夜间照明（安装在电线杆上），所以园区晚上是会亮的。按照We Energies能源公司的标准费率计算，我导出照明费的年度预算是五千美元（已含园区办公室的电费）。杂支？我给广告与连尼领取的租金分红列了额外一万五千美元的预算。这样算下来，整年还可结余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三十五美元。我把一次性的大笔维修支出排除在上述的计算以外—包括托宾在园区装设减速路障，理由是这些大笔花费是不定期的，而且发生的频率也不高。连尼觉得我的评估太客气了，他认为托宾每年至少可以「净赚个六十万吧」。

第十四章

能忍则忍

史考特无意抗拒被驱离的命运。他跳过出庭的日子，也没去找托宾商量。相对於此，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灌注在找新家上。而在打了几通电话後，匿名戒毒会的皮托那儿传来了好消息。皮托跟某些房东有合作关系，这包括他会帮房东修理房子，也会替房东找房客。这会儿他向一名熟识的房东担保了史考特。这间两房的二楼公寓位於密尔瓦基的中偏南部，空间不大，室内一无长物以外，还有个摇摇欲坠的阳台，淋浴间也付之阙如。好处是房东每个月只收四百二十美元，而且也不坚持做背景调查。

这间公寓还附带一名室友，唤作D. P.。长着张娃娃脸的D. P. 是皮托的侄甥辈，D. P.是他「行走江湖」的名号。其实D. P. 才十九岁，但他身上已有几处刺青，耍酷的耳环也没少。D. P. 最近才刚出狱，而他坐牢的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械跟改造枪枝，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他锯短了猎枪的枪管。D. P. 混的是眼镜蛇帮（The Cobras），为此他觉得自己需要把枪，因为他们随时会跟国王帮（The Kings）擦枪走火。D. P. 趁坐牢的期间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力，另外还多添了个「重新开始」（beginning）的刺青。

有一天，皮托从另外一名房东处得知有名老人死在附近一座拖车公园里，遗物无人认领。於是他安排让史考特跟D. P. 去清理那辆拖车，假若有想要的东西就归他们。在往生者的柜子里，史考特找到了装在拉链袋内一套烫好的西装，另外还有一个丝质衬里的公事包。在浴厕，他发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杂志，上头的邮寄贴纸印着这名已故男性的姓名。不过说到最让史考特觉得「原来如此」的，还得算是床边由香菸烧出的痕迹。从这些迹象，史考特想到死者生前应该有吸食吗啡。在史考特的眼里，这个世界经常都是由毒品在负责推动的：这个男人为什麽「孤独死」，潘跟奈德为什麽从拖车公园被赶出去，他又为什麽会在陌生人的家里捡破家具并搬回他的新公寓，可以串连这一切的就是毒品。

这对新的室友合力将一个五斗柜跟一张沙发扛上了福特F-150货卡。准备好满载而归後，D. P. 发动引擎，同时大声放饶舌音乐。史考特比较想听点别的，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的〈索斯伯里山丘〉（Solsbury Hill），但他并没有多说什麽。

史考特还在米拉的人手名单上，但工作量明显少了很多。米拉让手下的工人一天做十二小时，不管是搬洗烘衣机、床垫，还是沙发床都有，所以案量很快就消化光了。遇到工人说他们搬不动或腰酸背痛，米拉就会向他们兜售止痛药。但史考特觉得她卖得太贵了。每当遇到自己需要「松一下」时，他不会找米拉，而会把海洛英苏西约出来碰面。

「我想跟皮托做一样的事情，」D. P. 说。「我想要全身乾乾净净地出门，乾乾净净地回家。我没办法想像自己哪天三十岁了，结果还在干这种破事。」

这种事情，史考特也曾经没办法想像过，毕竟他也曾经十九岁过。

在把家具卸下来後，D. P. 跟史考特在门阶上喝啤酒。这间瓦德街（Ward Street）上的公寓位於在地人简称为「ＫＫ」的齐尼齐尼克大道（Kinnickinnic Avenue）西侧。房子的对面有一块土地闲置，四周是铁轨，而史考特几年前租过的旧公寓也距离那儿不远，当时他还做着护理师的工作，跟学有专精的年轻人、艺术家、文青们在崛起中的湾景一带比邻而居。史考特跟D. P. 能从门阶的最上层看到圣若撒法教堂的圆顶。一百年前，波兰裔的在地教友慷慨解囊，倾注了所有的积蓄在这一壮观的地标上，於是密尔瓦基才有了这座「小一号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1] 史考特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开玩笑地说他也要「学神职人员一样安贫乐道……偶尔让我买点吃穿，再来点药嗨就行了。」

D. P. 静悄悄的，一个字都没吭。

「要命，」看D. P. 没接话，史考特自己换了个话题，「我脖子跟背都痛得要死。」长期为米拉工作果然还是有被操到。

「你干嘛不去看医生？」D. P. 问。

「看医生干嘛，他们会有办法吗？」史考特说完顿了一拍，好像突然有什麽灵感。「他们可以帮我开波考赛特！不过他们开的量只够我吃一天就是了。」

所以最後，史考特的凡可汀依然是在拖车公园买的。他想拖车公园里应该只有一个成年人没吸（过）毒，那个人就是麦兹太太。史考特本身对毒或药爱得不得了。嗨起来是他逃避人生耻辱的「小假期」。因此只要付得起，他就会去「度假」。

在潘跟奈德收到驱离通知单，沙发、床、柜子等大件家具都被搁置而急忙闪人之前，史考特还跟这一对毒鸳鸯在嗨。史考特觉得奈德跟潘算也算自甘堕落吧，所以被驱离也只是刚好而已。在他「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前，史考特可能会比较同情潘跟奈德；但一路走来，他开始觉得同情心是天真的变形，是不痛不痒的中产阶级从远处在表达滥情。「他们有本事悲天悯人，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海阔天空，」史考特评论的是那些不用住在拖车公园、自诩心态自由开放的觉醒青年。说回奈德跟潘，史考特觉得他们会落得被驱离，就是吸快克造成的，简单明了。海洛英苏西跟他的看法一致。「说穿了，会弄到被驱离常常是同一个原因，」她说。「连我有一次都差点被驱离，房租被我拿去买了『别的东西』。」

无论走的人是有名的毒虫也好，不是也罢，拖车公园的住户都鲜少会对邻居被驱离有太多意见，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被驱离是罪有应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长进。甚至有人会说驱离是好事，因为驱离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於是替园区去芜存菁。最觉得穷人该死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2]

在以往，租屋者会自认为是一个「阶级」，他们会着眼於共同的利益跟理念而团结起来与房东们对抗。二十世纪初，房客曾经组织起来抗议驱离与不卫生的生活环境。遇到租金说涨就涨，甚至涨太高，房客们会冒着被房东驱离、被警察逮捕、被用钱请来的流氓扁的危险，也要串连起来拒缴租金，并且会在租屋处外围拉「纠察线」，看有没有人会偷偷跑去缴房租。这些人并没有什麽特别极端的背景，他们许多是一般为人母、为人父者，他们只是觉得房东当然有权利享有租金涨幅跟合理利润，却不应该任由他们坐地起价，以涨租之名敛财。以纽约为例，租金战争在「咆哮的二○年代」[3] 烽火四起，最後也逼着州议会立法进行了租金管制。时至今日，纽约州仍是全美租金管制最强大的地方。[4]

请愿、纠察线、公民不服从——这类政治性的动员必须以对所见所闻的心境转变作为契机。「要以日复一日的苦难创伤作为土壤，让社会运动得以萌芽成长，」美国社会学者中的夫妻档法兰西丝．福克斯．毕文与理查．克劳瓦的观察是，「被视为公正而不容质疑的社会体制，必须先衰变，先在民众的眼里显得不公不义而且不再是铁板一块。」[5] 这样的非常状态，最常出现在大时代，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经济上的变动（比方说战後的住房供不应求），会从根本上撼动社会现状。但光是目睹不公不义的怪现状还不足以动员群众，要把反对者集结起来，而且必须要让众人都觉得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对於穷人而言，这代表他们必须认同所有的受压迫者，并且还必须认同自己也是受压迫的一员——但这点也正好是大部分拖车公园居民绝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罢缴租金的过程中，租屋者们会觉得大家是同志，而同志们之间存在着一份道义。[6] 话说当年的租屋者会愿意站出来反击过高的租金与不合理的驱离，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跟住处、社区绑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对住处怀抱着一份归属感。而将镜头拉回拖车公园内，这样的情操可以说荡然无存。对大部分的住户而言，包括史考特在内，拖车公园是他们要逃离的场所，没有人要在这里落地生根或改变什麽。有些人明明已经在此处度过大半生，却依旧以「过客」自居。这当中有一名无业的父亲带着三名孩子过活，他在偷电供应拖车所需之余说，「我们不会请亲友来这里玩，这儿的生活不代表真正的我们。这里是社会底层过的日子，而我并不出身於这里。」曾经嫁给连尼、所以也等於一度嫁给了拖车公园的连尼前妻喜欢对人说，「你会忘记自己也曾经爱去歌剧院听戏。」至於在怀孕又吸毒的谭美心目中，拖车公园「就是间旅馆」。

对住户而言，贫困的社区其实是个宝库。在拖车公园里，居民会遇见三教九流的人教他们第四台要如何偷牵、知道最值得去的食物厨房何时开放，或知道联邦救济金该如何申请。放眼整座城市，就属住在贫困社区里的居民最乐於帮忙有帐单急着付、有生活用品不足、有车子坏了不动，乃至於有林林总总问题的邻居；相对之下，比较「优质」的社区，往往较少对人伸出援手。[7] 这样的互通有无，可以让手心向上的人不至於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过不上，也可以让付出者欣喜於自己发挥了人性本善。

不过这样的互通有无要能够顺利启动，住民们必须将他们的需求公开，也必须要坦承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败。

拉蕊想跟邻居借浴室来淋浴，她就不能不先说明自己欠缴瓦斯费。而当她顶着没吹乾的头发走回拖车时，所有人都会知道她刚刚发生了什麽。另外一个案例是一名叫萝丝的房客，孩子被儿童保护局带走，就在她哭哭啼啼时，拖车公园的邻居都坐在她旁边陪她、安慰她，让她不会做傻事；但也因为事情的始末大喇喇地摊在众人眼前，所以萝丝也会变成某种公审的对象。「这不是什麽光荣的事情，」彤恩这麽告诉她。「但上帝把他们（孩子）带走一定有祂的理由。」[8]

社区一旦在居民们的眼里成了剥夺与罪恶的代名词、成了「各类触礁人生」的报到处，那他们就会对社区里的政治能量丧失信心。[9] 在密尔瓦基，凡是租屋者在社区感受到的「邻里创伤」气场愈强——这包括认为他们的邻居曾经历经监禁、施虐、成瘾与其他重大的打击——那他们就愈不可能去相信同社区的居民可以团结起来改善生活品质。[10] 这种无法建立社区信心的情形，无关乎邻里实际上的贫穷与犯罪率，比较是因为住户感觉到身旁围绕着浓重的不幸气息。一旦心酸痛苦推满了居民的眼，他们就无法意会到自身社区的潜力。

三不五时，托宾会有房客八卦起他这个房东的获利，要不然就是会给他扣上个犹太人的帽子，骂他贪心。「那台凯迪拉克的轮圈还真亮，但我知道那也是便宜货而已，花不了两个钱。」「赚钱就是他的兴趣。」但整体而言，房客对不公不义是很能忍耐的。他们会尽可能不去质疑自己跟托宾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不会问自己花掉收入的大部分为何只能租到老旧的铝皮拖车。他们会把心思放在具体的琐事上。听到威科夫斯基议员说托宾的年收逼近百万美元，一个在拖车公园里跟史考特同住一区的房客说，「我还好耶……只要他管好这地方，不要让我担心他妈的天花板会塌下来，那我就无所谓。」

在密尔瓦基，大部分的租屋者都宁可相信房东是好人。[11] 毕竟有时间去抗议不公平，还不如想办法把地板上破掉的洞给补起来，免得女儿的脚又陷进去不是吗？只要房东愿意给点宽限，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找到生活的停损点，那房东赚多少钱是他的本事，关别人什麽事？在拖车公园里，永远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人生的低点在此没有下限，电梯向下永远都有空间。之前可能要被集体驱离时，居民们就已经「复习」过一次这种现实惨状了。如今比克管理公司的人员开始收房租，生活的艰辛更是让人想忘都忘不掉。[12]

这周真的是祸不单行。首先是弄丢了钥匙，史考特不得不一拳打穿前窗才进得了家门，然後是他的电没了，最後是米拉炒他鱿鱼。米拉不是故意找碴：她另外找到一群毒虫愿意接受二十五美元的日薪，她只是在商言商而已。在匿名戒毒会里，史考特学过让毒瘾恶化的四大天王是：饥饿、愤怒、寂寞、疲倦，英文简称「ＨＡＬＴ」——而这四样竟在史考特身上合体了。在被米拉开除之後，史考特用上了他仅剩薪水的一部分去朋友家买醉跟嗨一下。在这名朋友家，他打电话回爱荷华给他在乡下医院当清洁工的妈妈。在电话里，史考特跟妈妈说了他酗酒（但没提吸海洛英），也说了他因为止痛药瘾被吊销护理师证照的事情。她原本都不知情，因为这是母子俩睽违一年多的首次聊天。

「妈，」史考特哭着说。「对不起，我把自己搞成这样，是我太没出息了。」

史考特还没说够，他妈妈就打断了他，她没意会到儿子是耗尽了所有勇气（外加十二罐啤酒的酒精），才按完全部的电话号码，而非像平常一样按到一半时就挂掉。她解释说自己现在正在满载着亲戚的厢型车里，所以暂时不方便讲话。她跟亲戚一行人是要去密苏里州的布兰森（Branson, Missouri）度周末。「但是史考特，」她说，「别忘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回来喔。」

史考特考虑过妈妈的好意，但他现在既没有车可开，又没有钱买火车票，是要怎麽回去呢？而且若真的回到爱荷华，海洛英要去哪里买？毒瘾只要一天的时间就会发作，然後痛苦会慢慢遍布全身。此外回老家还有另一个问题是得面对别人同情的眼光。史考特想到这一点，是在他挂上电话後去逛超市时。他答应了海洛英苏西要用食物券买午餐给她，来交换让他抽一口海洛英。「我是说，要回家也不是不行，但我他妈的都四十岁了……难道要我现在回去跟大家说，你知道，我把人生搞得一塌糊涂，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吗？」史考特从来没有跟家里人开口寻求帮忙。他在脑海里把亲戚们的草坪、工作、孩子、还有那些属於正常人的问题都想过一遍，然後下了一个结论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要从何帮起吧……最好是可以期待他们。」中产阶级的亲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用其实不高。

史考特加入结帐的人龙，并且注意到前面有个男人要买诺比舒咳。

「你感冒了？」史考特问。

「嗯，对啊，」这位先生说。「而且好像都好不了。」语毕还继续咳，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似的。

「来，」史考特说。他掏出笔，在一张废纸上写下了：维他命C、锌，跟紫锥花萃取物（可用於治疗感冒）。「我会建议这样，你试试看，」史考特说。

史考特放弃了回爱荷华的念头，他决定去戒毒。在他要去出发去入院的那个早上，史考特天未亮就起床，修了胡须，将Ｔ恤塞在裤子里。他想要离开这样的生活，他的心情紧张但也不再犹疑。

早上七点史考特踏出电梯，距离诊所开门还有一个小时，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迟了，现场有十五个人在排队。这当中有不只一位年长的黑人盛装跑来；有名嘴巴不乾净的白人女性，五十多岁了还穿着牛仔靴；一对年轻的墨西哥男子跪坐在地上用西班牙文祷告；一名二十来岁的黑人男性的裤子掉了；一个眉头深锁、心事重重的白人少女拨开遮住眼睛的浏海，袖子长过她的双手。史考特往墙上一靠，加入人龙。

排了几分钟之後，电梯门又开了，这次走出来的是一名墨西哥裔的老女人。她有一头几乎全黑的长发，只在中间有一道灰色。她的脚上打着石膏，视线从厚重的眼镜上方望出来，那是双有如洪水般混浊的眼睛。她在史考特身旁找块地方，百无聊赖地坐下来。

这位女士告诉史考特说她昨天就来过了，但诊所昨天只收了四个人。社工开始在玻璃窗後的桌前就位时，她又发表了评论，「他们在打电话给密尔瓦基郡，看那边说今天有几个人的额度。」

「额度？什麽额度？」史考特问得有点不耐烦。

「给你的额度啊，你来这是要接受治疗的，不是吗？」

史考特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萤光灯，缓缓地，刻意地吸了口气。说什麽他也要忍下来。「是。」

「你看那个女生，」这女人用身体示意着前面那名阴郁的白人少女。「她看起来一副快要想不开的模样，所以我猜他们会把她收下来。你的话可能要睡在这里才排得到。」

史考特开始点脚。

时间来到上午八点十分，一名戴着金色耳环、身穿丝质上衣的女子来开门，然後宣布说今天能收的人数是五名。这时换成一名男子拿着手写板现身。「一号、二号，」他开始数起人头。排队的人纷纷站起来。史考特朝电梯走去，按钮准备下楼。隔天他原本是可以重排的，但他选择连灌了三天的酒。

1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174.

2　在我的经验里，弱势社区的特色是不太有「抗争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的存在，反倒是明显缺少了这样一种文化。

3　译注：Roaring Twenties。在西欧与北美，战後的一九二○到一九二九年间称得上是波澜壮阔的十年，两地在经济、社会、艺术与文化的阵线上都累积了长足而令人惊艳的发展，都会区尤其开始脱胎换骨。法国的第三共和把这段时间称为疯狂的十年，强调的正是这人类文明在这十年间的活力。内燃机汽车、电话、电影、广播、电器、航空业等都从此时开始普及。

4　Robert Fogelson, The Great Rent Wars: New York, 1917–192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5, 86.

5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1979), 12, 4.

6　Fogelson, Great Rent Wars, 88.

7　我将负二项回归模型套用在《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的完整样本里，因而有了这项发现。为了测量「社区支持」的强度，我让受访者回答他们是否曾经帮助过现居社区里的某人完成下列的事情：⒜付帐单或买生活杂货、⒟找到工作、⒞修房子或修车、⒟给予情感支持，或⒠帮忙照顾小孩。至於「邻里劣势」的测量，我则用上了内含中位数家庭所得、暴力犯罪率与低於贫穷线家庭比例、十八岁以下人口，未具高中学历居民比例、接受政府补助之居民比例、空屋率等多重因素计算的量表。我在与安卫华（Weihua An）联名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邻里劣势与社区支持间存在正相关，且不受所得、教育程度、居住流动性、种族、年龄、性别、就业状态与人脉组成等因素影响。弱势社区的居民即便与屋主有密切关系、或具备大学学历，他们愿意与邻居守望相助的程度也不会跟少了这些关系（或教育背景）的人有什麽差别。这显示邻居间交换礼物的情形在弱势邻里中相当普遍，这一点相对不受居民的人脉影响。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 “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ological Science 2 (2015): 329–50.

8　原生自贫困邻里的支持体系有助於居民填饱肚皮跟因应变局，但这些体系也会让穷人暴露在重度的创伤体验与偶发的暴力当中。Bruce Western, “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尚未但即将出版。

9　Harvey Zorbaugh,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70.

10　我将定序逻辑回归模型（orde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的完整样本里，因而有了这项发现。结果变数（outcome variable）是政治能量（political capacity）。受访者被问到，「社区居民组织起来，联手改善社区环境跟生活品质的机率高低？」选项则包括：完全不可能、有点可能、还算可能、相当可能、非常可能。主要用作解释变数（explanatory variable）的是居民主观感知到的「邻里创伤」（neighborhood trauma）。受访者被问到，「在居住在本社区的这段期间，你是否有邻居曾经⒜被驱离、⒝入监服刑、⒞於交往关系中受虐、⒟毒品或药品成瘾、⒠未成年儿女遭到社会服务单位带走安置、（f）有亲近的亲友遭谋害身亡？」接着我将所有的答覆进行了结算。完整的模型纪录显示，在排除政治参与经验、邻里居住时间、邻里贫穷程度暨犯罪率外加若干人口学因子等综合考量後，政治能量与主观的邻里创伤间仍存在着显着的负相关。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Adam Travis, “Perceived Neighborhood Trauma and Political Capac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2015. 关於社会秩序的好坏，主观感受为何比客观上的实情更重要，参见Lincoln Quillian and Devah Pager, “Black Neighbors, Higher Crime? The Role of Racial Stereotypes in Evaluations of Neighborhood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2001): 717–67;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11　在《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进行的过程当中，受访者被问到，「你会用哪两个字来形容你的房东？」两名分开独立作业的程式设计人员会给受访者回答的两个字各赋予一个值，最低是一分，最高是十分。像「贫民窟的土霸王」（slumlord）与「混蛋、混帐东西」（asshole）这类的字眼会只给一分，而像「非常好，无可挑剔」（excellent）、「很有爱心」（loving）这样的赞美就可以拿到十分。如果是比较间接或隐晦的批评或夸奖，则取中间值当分数。程式设计人员所给出的分数会经计算得出平均，然後产生整体的评价。根据这样得出的排行，密尔瓦基典型的租屋者会拥有一位「六分」的房东。居住支出负担处於极端值的房客并不会因此特别讨厌或喜欢房东，但房子住起来问题多多的房客确实会以较为负面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房东。

12　房客确实知道在拖车公园有闭园危机时该团结起来，毕竟这是他们的「非常时期／关键时刻」（extraordinary moment）。问题是风头一过，园区里的状况就又回归正常。大夥儿又开始任房东予取予求（租金）、又开始得过且过（屋况），又开始无视驱离事件中可能隐含的政治论述（与政治能量）。他们怨的不是房东，反而是议员。有一度他们确实针对某事一起写了请愿书，但这份请愿的诉求是要求某位被视为「抓耙仔」与麻烦制造者的女人搬走。「我们希望车位编号S12的裘依（Joy）可以从拖车公园予以驱离，以免日後衍生更大的事端……」请愿书里这麽写着。「我们觉得要澈底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在有人私自出手前请她走人，我们真的觉得事情没必要搞到那种地步。」这份後来被称为〈裘依问题请愿书〉（Petition Against Joy）的文件获得了四十名房客签名。

第十五章

妨害设施

克利丝朵跟阿琳吵完架的隔天，特瑞莎在克里斯随昆汀出去工作後来到楼下。特瑞莎喜欢克利丝朵。比起阿琳，克利丝朵不但年轻很多，而且也比阿琳傻气得多。那天早上，这两名女人在一起鬼混打发时间，玩起了pattycake、也就是美国女孩子之间一边拍手、一边「念歌」的游戏，这天她们唱的是：

讨厌鬼，讨厌鬼，讨厌鬼

墨西哥是什麽鬼

我不想回，不想回，不想回

有名大只佬警察跑来我家门口

赶不走，赶不走，赶不走

他抓起我的衣领来

要我给他个铜板

墨西哥是什麽鬼

我不想回，不想回，不想回

阿琳在一旁臭脸看着。她浏览一则则公寓广告，并且在某个最上头用粗体字写着「房子」的记事本上做笔记。如今她後悔没有在开完庭之後无缝接轨前往收容所；但话说回来，她也真的讨厌收容所，尤其不喜欢住进那里的人。抓起资料，阿琳向克利丝朵点点头，出门找起新家。

在返回第十三街之前，阿琳一共走访了二十四个点。其实这有点乱枪打鸟，但她依旧士气高昂。「只要我坚持不懈，一定找得到房子，」她给自己打气。同时她也以为舍莲娜撤销了驱离申请，但关於这点她想太多了。

阿琳回来的时候，公寓里一片寂静，只见克利丝朵在烦恼着某样事情。克里斯下班之後，特瑞莎也就回到楼上去陪他。之後克利丝朵听到克里斯对特瑞莎大小声，他气的是克利斯朵抽了他的菸，又喝了他的啤酒。此外克利丝朵也听到了其他可疑的声音。

「楼上在打女人，」克利丝朵对阿琳说。

「别人的闲事少管，起码我没空管，」阿琳这麽回答。她经痛得很严重，只想躺着休息一下。「他搬来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会变成现在这样。」但无论是出於理性或感性，阿琳都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管特瑞莎的事。她自己的问题就已经乌烟瘴气了。[1]

入夜之後，天花板的另一端接连传来更多声响。顿挫声穿插着音量大到无法充耳不闻的撞击声，听得出是特瑞莎重重摔到地上。阿琳拿枕头把自己闷起来，但克利丝朵完全被影响到了。「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男人打女人，」她说。她想做点什麽，想帮特瑞莎，但她同时也忍不住对如此软弱的特瑞莎感到反感。她觉得特瑞莎很可怜，也很可悲。「男人这样打你，你还让他进门，不就代表你犯贱吗？」克利丝朵不禁这麽想。到某个点上，她实在听不下去了。於是走楼梯上二楼，隔着锁住的门高喊，「我要插瞎你的眼睛，你这个胆小又没用的贱货！还有克里斯你也给我听好，有种你来打老娘啊，你试试看！」[2] 阿琳得用拉的才能把克利丝朵给拉回一楼。

克利丝朵打电话给舍莲娜，但舍莲娜没有回应。接着她拨了「九一一」。在连打三通电话後，警察终於上门，带走了动手的克里斯。警察收队後，阿琳望向克利丝朵。「你是真的很想搞到自己没地方住喔，」阿琳这麽说。

隔天警方用电话联络了舍莲娜。打来的是一名警官，而且是女性警官。她的口气听来十分严厉，但舍莲娜也不是省油的灯，这种事她早就经历过了。去年她就曾经收到密尔瓦基市警察局寄的信，内容跟她後来租给阿琳的公寓有关。「根据密尔瓦基市自治条例第八十款之十的规定，」这封公文开门见山地写着，「本人（承办人）特以此函通知您，密尔瓦基市警察局受理了发生於您财产上的妨害行为……三十天内累计已达三件。」信中接着详列了接获报案的是哪些妨害行为，当中包括某场斗殴、外加有名女性遭到刮胡刀片割伤。接下来，这封公函又告知舍莲娜在她的资产上，若再发生「关於信中所列的任一违规情事，未来执法所衍生的成本将向您索讨费用。」市府一项项列出了警方大大小小的服务价目表，其中打九一一报案的要价是四美元一通，并要求舍莲娜必须以书面回覆要以何种方案来「减少名下物业上发生的妨害行为」。万一妨害行为还是不断发生，市警局公文的结论是舍莲娜将被处以一千至五千美元不等的罚锾或遭到羁押。

依照要求，舍莲娜回信给密尔瓦基警局，并在信中解释说那些九一一报案电话是因为有人家暴，「这些问题如果无法改善，」她写道，「我会请当事人搬离。」管区的男性主官在看了舍莲娜的回函後，拿笔在请字下面标了横线，又在线下方的留白处打了个问号。「无法接受，」他快笔在纸上写下意见。

在得知改善计画遭驳回之後，舍莲娜拿订书机钉了张驱离通知单在她给警方的第二封回函上。管区主官对此回信，「本函主旨为通知台端，您的书面行动方案已获警方认可。」

这一次因为克利丝朵，第十三街的公寓又恢复了「妨害设施」的身分，而且是楼上楼下都有问题。克利丝朵的九一一电话大多是替特瑞莎打的，但也有一回是因为她跟阿琳吵得不可开交。电话上的女警官质问舍莲娜，为什麽她的前任房客跟现任房客会住在一起，而舍莲娜也交代了克利丝朵跟阿琳的前因後果。女警官再问到舍莲娜为何坐视这样的情形继续，她回答说她觉得阿琳很可怜。「她们两个穷到连个尿壶都没有，」舍莲娜说，「当然连可以把尿壶扔出去的窗户也没有。」[3]

女警噗哧笑了出来。

「她不对的地方是当起二房东，」舍莲娜说。「你知道的，克利丝朵搞不清楚状况。家是她的，但房子是我的。」

这通电话让舍莲娜觉得很没面子。「我本来还期望能跟他们这些没水准的人合作，」她挂上电话後说。她原本觉得「睁只眼闭只眼让阿琳留着」没什麽大不了，谁知道现在连警察都扯进来了。女警官建议舍莲娜把新旧房客都赶一赶，而舍莲娜决定先对阿琳开刀。她拨电话给阿琳，透过话筒对阿琳拉高嗓门，「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我受够了，」舍莲娜说，「去你妈的我真的受够了……现在是你欠我钱耶，怎麽搞到好像这里你才是老大，凡事都要听你的。你的小孩没东西吃，是谁去教会搬了一大箱食物、牛奶跟有的没的给他们？你刚来的时候，是谁自掏腰包也没跟你收钱？而且你知道吗——喂？喂？」

警方在周六打给舍莲娜，而舍莲娜叫阿琳周一前就滚。周日早上，阿琳在清洁地毯，特瑞莎在旁边看。厨房流理台上的煎锅里还卡着玉米面包[4]，颜色从边缘的棕色过渡到中间海绵般的黄色。前一天晚上，阿琳还做了马芬蛋糕，煮了斑豆跟带骨猪颈，然後她的几名兄弟跑来吃饭、抽菸，又去楼上的特瑞莎家打黑桃王。他们另外喝了酒，但知道不要招呼阿琳。阿琳几乎滴酒不沾，她不喜欢那种感觉。「我最讨厌密尔瓦基的一点，」阿琳说起另外一件她不喜欢的东西，「就是房租有够贵。」

「贵翻了好吗！」关键字戳中了特瑞莎的痛处，她为此啧了一声。「我住楼上，也才一房，也好意思收我一个月四百五十元？」

因为克利丝朵跟乔瑞去了教堂，所以屋子里顿时显得安静。乔瑞是跟他生父一起去的。贾法瑞坐在地上一声不吭，注意力都在着色画上。阿琳估算着自己还剩多少时间。如果舍莲娜隔天拿出财产返还令状，「那在治安官来之前，我还有五天可以把东西搬走。」

特瑞莎点点头。

阿琳在桌前坐下来，一边看着贾法瑞，一边跟特瑞莎说话。「我们这段时间有房子住，所以我没怎麽去想搬家的事，也没怎麽想小孩要转学去哪的事，这些事情我全都没有想。可是现在哭也没用啦，」她边说边振作起来。「我看我还是把眼泪擦一擦，去做该做的事。」

阿琳打电话给舍莲娜，最後却欲言又止，原本想说的字字句句都卡在喉咙里。不过她最後还是挤出了一点声音，问舍莲娜能不能让自己留到周四。舍莲娜拒绝，为此阿琳发出了不平之鸣，「搞出这飞机的是克利丝朵！除了克里斯打特瑞莎的事情以外，又没有因为别的事情打电话给警察，整你的是克利丝朵好嘛！」

在二十世纪尾声的几十年当中，司法体系采行了一整组略嫌粗暴的政策，让警力膨胀，让受刑人数爆炸；但同时间维护治安的责任愈来愈多落到了老百姓头上。[5] 把枪卖出去的当铺呢？枪流到外头杀死了人，老板都没有一点责任吗？「远距遥控」的房东有在过滤他的房客吗？有如藏镜人一般的房东，在毒窟的诞生中没扮演一点角色吗？警方跟法院的看法都愈来愈倾向於「当然有」。[6] 而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房屋妨害条例问世了。有了这个条例，警方可以为了房客的行为依法处罚房东。[7] 某处房产会被归类为妨害设施，多半都是因为在一定时间内出现异常数量的报案电话。以密尔瓦基为例，房产被列为妨害设施的「门槛」是三十天内出现三通或以上的九一一电话。相关的法令迫使屋主「改善妨害行为」，否则等着被罚（钱）、撤销租赁执照、查封房屋，或甚至有可能关进牢里。支持者主张这些新法有助於警察部门将人力投入更优先需要处理的犯罪案件上，他们认为这样不但是帮纳税人省钱，同时也省下了宝贵的警力资源。

在二○○八与二○○九年，密尔瓦基警局的做法是，每三十三小时开出一张妨害设施的告发单给房屋所有权人。[8] 其中最常见的妨害行为是「人际纠纷」，这是个包山包海的分类项目，适用於五花八门的事件，当中包括有人拒绝离开住处而相持不下、或者发生严重口角。这之後排名第二的是居家噪音，排名第三的则是家庭暴力。事实上家暴的件数（大部分是拳打脚踢或使用某种武器），比各式各样的伤害、妨害安宁与毒品相关犯罪加起来都多。曾经有一个案例中有名女子被用漂白水往脸上泼，另外还有一名女性「被用食物罐头砸头」。两件案子皆牵涉到孕妇遭暴力相向，而且包括美工刀、一般的刀子、枪等，都被施暴者用上。另外一起案件是「报案人在电话那头说她男朋友刚用打火机的液体泼她，还找了张纸点火。」

大部分的妨害（活动）告发单都是寄到密尔瓦基北部的地址。在白人的社区里，每四十一处符合开单标准的房产，只有一处真的会收到告发单。但换到黑人社区，每十六处可开单的房产，就会有一处真的被开单。住在旧城区的女性若报案说遭到家暴，其房东收到告发单的机率就更高了。[9]

在绝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三）的案件里，房东接获告发单的反应不是驱离房客、就是威胁再接到警察来电就要驱离他们。有时候这意味着男女双方会一起遭到驱离，但多数时候房东只会驱离遭施虐的女方，因为男方反正也没跟女性同住。[10]

有一名房东去函密尔瓦基警局说，「这只是我其中一间公寓里的某位女孩子跟她男朋友出问题。多年来她都是我的好房客，是後来交了男朋友才有这些状况。但我估计事情也好不了，所以随函附上我今天送出（给她）的租约中止通知副本。」另外一名房东则写说，「我跟她（房客）讨论过收到的报告书……她的男朋友威胁要伤害她的人身安全，所以才会有（九一一的）报案电话打去。我们达成的协议是她男朋友不得进入公寓，而万一这男人跑回来造成房屋损害，将由她全权负责，同时我也会将她驱离。」再一名房东写下了，「开门见山，我们决定驱离席拉．Ｍ，也就是那名数次报警求助的女士。她的『男人』跑来殴打她，踹了门，然後被羁押了一、两天（逮捕完就放人的话效果不大）。我们建议席拉去买把枪，然後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将这男人击毙，但很显然她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所以我们也只好将她驱离。」

上述三名房东从密尔瓦基警局收到的都是同样形式的回函，行文都是：「本函主旨为通知台端，您的书面行动方案已获警方认可。」[11]

警方打电话给舍莲娜的同一年，威斯康辛州每周平均超过一人死於（现任或前任）交往对象或亲戚之手。[12] 在这样的统计数据曝光之後，密尔瓦基的警察局长接受地方电视台访问时显得一头雾水，他纳闷受害者怎麽都不向警方求援，而且是一次都没有。一名夜间新闻记者这麽总结了局长的观点：「他认为若联系警方的频率再高一点，那受害者就可以获得援助来避免日後遭遇致命的危险。」但我们的局长有所不知，或者根本是在装傻，他手下单位那不成文的内规，正是造成受虐女性进退两难的主因：沉默以对会被渣男打，报了案却又会失去家。[13]如此一来遭施暴的女性找警察，根本就像「请鬼拿药单」。

克利丝朵开门冲进来，一阵寒风也随之灌进室内，全屋的人都抖了一下。上教会花了克利丝朵不少力气，她饿到「前胸贴後背」。她给自己倒了碗克朗齐船长（Cap’n Crunch）早餐脆片，然後一屁股瘫坐在双人沙发上。这时她身上还穿着黑金双色的丝质上衣、过膝的长裙，外加一条红色的头巾。克利丝朵在回家的公车上回了舍莲娜电话，所以她知道阿琳的状况。舍莲娜已经愿意稍微让步了。阿琳现在可以待到周四，前提是克利丝朵同意搬进舍莲娜名下的另外一处房产。如果克利丝朵说不，那阿琳隔天就得走人。

麦片统统下肚之後，克利丝朵依旧很饿。她拿了些阿琳的饼乾到烤箱去烤。「亲爱的，你要不要也来一点？」她这麽问了小贾法瑞。

「他不吃那玩意儿啦，」阿琳冒出这麽一句。

「你别把气出在我身上好吗？要凶你去凶舍莲娜。」

「舍莲娜让我火大，你也让我很火大！」

「房东太太怎麽说，我管得了吗！」克利丝朵态度突然软化。「我跟你们说可以待到二月啊，怎麽说你们也付了我住到那时的钱。但舍莲娜……说你们非走不可。这件事又不是『我说了算』，毕竟我不打算因为谁给了我一百五十元就准备去睡马路。」克利丝朵深吸口气，然後继续。「我不打算生气，也不打算烦恼、失落，也不会打电话给我妈说我不开心，因为我现在心情平静。这份平静我想要保持下去。」

「你平静？那不就好棒棒，但你平静的代价是我跟我儿子要滚蛋。」

克利丝朵咬起嘴唇，看向天花板。

「我可以明天就走，没差啦！但你从冰箱哪儿拿我的饼乾，就最好给我放回那儿去。」阿琳气到用吼的。

克利丝朵摇摇头，拨电话给舍莲娜。「你说你希望阿琳哪天走？……周一吗？你不是说周一吗？」

阿琳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外加自言自语。「躺着也中枪，我真的超不爽的……这真的太夸张了，我跟上帝发誓，我真的没遇过这麽瞎的事！」

「我打电话报警不对吗？」克利丝朵继续跟舍莲娜讲电话。「克里斯他们在楼上吵得要死，他摆明了就是在揍那个女孩子。」

阿琳跟克利丝朵要电话，但克利丝朵不理她。

阿琳气到发抖。「你听着！我的小孩现在没有家了！我们没地方去也没有钱……我该死，我的小孩也该死。我们都该死就对了！超该死！」

克利丝朵头一回见识到失控成这样的阿琳。於是把电话递过去。

「我的意思是，」阿琳对舍莲娜说，「他们可以就这样把我跟我孩子扔到外头喔！我现在明明就拿出钱来了，但我们现在什麽都没有了……接到警察电话之前，我们在这里不也待得好好的……我只能说我很谢谢你帮我跟我孩子做了这麽多。周四之前我跟孩子一定会搬走，这我跟你保证，其他的我没办法再给你什麽！」

阿琳听了几秒钟的回话，接着舍莲娜话讲还没讲完，她就按掉电话。「我觉得我们被利用了。我跟孩子被利用了！」她看向克利丝朵，那天感觉带着老灵魂、异常冷静的克利丝朵。「我觉得很无力，」阿琳道歉。「我不应该拿你出气的，我刚刚气疯了……明明是我的生活，却都是别人在做决定。」她双手一摊。

「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我家里也是……你的那些问题，没有人能帮你，能帮你的只有上帝。」

「但我就是没办法相信别人，我怎样都无法相信别人，」阿琳坐了下来。

「你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跑来害你。」

「但事实上就是每个人都在害我啊……你不知道那是什麽感觉！你不知道我经历过的那些！你不知道被自己的爸爸毛手毛脚、然後你妈妈澈底不管是什麽感受！」阿琳说的是那个从她十岁骚扰到十六岁的牧师继父。

「喔，不不不，我懂，」克利丝朵说。「我懂，我完全懂！因为我还是小女生的时候就被继父骚扰过，我被送去寄养家庭安置，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对上帝发誓，你经历过的事情我真的懂！我愿意对上帝发誓！」

阿琳把这话听进了心里。乔瑞已经带着贾法瑞进到母子三人的房间，转开音乐。音乐声流泄在客厅里，而客厅现在有两名一声不吭、但一瞬间能相互谅解的女人。她们都稍微体会到了彼此的苦。两名男孩子坐在床垫上跟喵星人小不点玩。阿琳低下头说，「我不想再受伤害了。」

「可是，你听我说，」克利丝朵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参加教会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吧，圣灵就进入我身上，然後我跟上帝说，『我不想再受伤了，我不想再掉眼泪了，我不想再这麽苦了，我不想再有人伤害我了。』……但这些都是为了造就你，造就你这个人。因为像我被伤害、被谎言欺骗、被说闲话、被虐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被送去安置，没有妈妈在身边，没有爸爸，兄弟姐妹不管我，阿姨们不管我，叔叔伯伯也不管我，但这些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你要我爱你可以，但你不相信我的话，叫我怎麽爱你？叫我怎麽安慰你？你把心关起来，那就没人有办法帮你。你被侵犯过？我也被侵犯过……十岁的时候我忽然有个印象，我才想起自己五岁时被摸过。我看了看我妈，结果我妈继续吸她的毒，也还继续跟着那个男人……她习惯用菸斗抽快克，而且肚子里还怀着我。我爸会打我妈，然後我妈後来背上被人刺了十一刀。也是经过这一切，我才知道自己这一生有上帝交付的任务；但那也要我愿意才行，不然祂也是无能为力，不是吗？……教会真的很棒。去那儿我可以看到、感受到上帝的圣灵。我知道圣灵在那个瞬间进到了教会，因为当下真的会有烟。有人会觉得我疯了，怎麽会相信有这种事情；但，我要说，这就是代表我相信上帝啊……比起我妈，我的牧师更把我当女儿看待。完全不夸张。我不敢说你对这件事会有什麽感觉，毕竟你妈妈不在身边，但我可以说……每个人活着都会经历很多，而你未来也还会继续经历。你现在的处境，要塑造你、造就你……我这个夏天都在经历我的部分，当时我觉得我身边完全没有人，我差一点就要去吸快克了。但我祷告着，用我牧师两年前为我祷告的话语祷告，然後我坚信这些话，得到了依靠。而且我根本没跟牧师提过我妈妈吸快克的事情，是牧师自己过来，把她的手放到我身上说，『你有个吸快克的妈妈，但你决不会吸快克。』当下我就哭了。」

克利丝朵吐出的最後一个字在空气中回荡着，慢慢消逝在电视发出的噪音当中。阿琳坐着，整个人呆掉了，是电话响了才把她拉回来。电话另一头，朋友找她，跟她说有间公寓不错。「房东有要求身家调查那些吗？」

「你过来，」克利丝朵对讲完电话的阿琳说。阿琳很听话地凑过去，克利丝朵抱住她。「那儿的房租一个月多少？」

「糟糕，我忘了问。」阿琳打回去，问到了月租是六百美元，然後就挂了电话。「不行，」阿琳指的是价格。

克利丝朵出了门，她要去看舍莲娜要她搬去的那间公寓长什麽模样。「别担心，」她这麽跟阿琳讲。「别的我没办法保证，但这回一定没事的，你听我的就是了。」

1　心理学家已经证实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与同理心一旦狭路相逢而产生矛盾，胜出的永远是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同理心只有认输的份。参见Keith Campbell et al., “Responding to Major Threats to Self-Esteem: A Preliminary, Narrative Study of Ego-Shock,”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2 (2003): 79–96.

2　克利丝朵说的是「点你的眼睛」（dot your eyes），意思是「让两眼黑青」或「插瞎你的眼睛」；「Scary」一般是「害怕」的意思，这里的用法是在说人「胆小，怯懦」。

3　译注：连尿壶跟窗户都没有，是英文俚语里用来形容人一穷二白的说法。

4　译注：Cornbread，美国非常家常的庶民主食，原料是玉米面粉，美国妈妈多半会用平底锅煎。

5　在二十世纪的流变中，随着美国的现代化与其警力成长，公民会接获的指示就是不得在现场逗留且必须要退出到黄色的封锁线外，由州政府来追诉并惩戒行为人。但一九六○年代，反战的示威群众会被制式的警棍打到头破血流，公民会以高分贝抗议少数族裔社区中的警察暴力，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会传遍乡里，洛杉矶的瓦兹区（Watts）会因为暴动而陷入火海，暴力犯罪节节升高。面对到接踵而来的社会变迁，美国民众慢慢开始对刑法的司法体系感到疏离，至於一九七四年发生的事情则算是「最後一击」，那一年，劳勃．马丁森（Robert Martinson）检视了两百三十一笔相关研究，并在《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期刊上发表了以下的结论：「排除少数个别的特例，见诸於资料的教化／矫正努力都未能使再犯率显着降低。」「怎麽弄都没用，」为政者与犯罪学学者只有叹息的份。感觉权威被打了折扣的司法体系开始反应过度并有点精神分裂，它们一方面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资源，同时却又引进了不具司法警察身分的行为人来参与犯罪控制的事业。关於由第三方来维持治安（third-party policing）的兴起与特性，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Nicol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Consequences of Third Party Policing on Inner-City Wome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 (2013): 117–41;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Lorraine Mazerolle and Janet Ransley, Third Party Polic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6　Reinier Kraakman, “Gatekeepers: 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 (1986): 53–104.

7　Desmond and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Table S1. Mazerolle and Ransley, Third Party Policing.

8　妨害条例还曾经被捧成是反毒战争的一大利器。但在二○○八到二○○九年间、所有告发单中列载的一千六百六十六笔妨害活动里，仅百分之四涉及毒品相关犯罪。关於导出这些数据的方法论，参见Desmond and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122–25.

9　在此，「黑人／白人社区」指的是人口普查区块团体中至少三分之二居民是黑人／白人者。而这里说「符合开单标准」指的是三十天内曾接获三通或以上的报案地点。多数的妨害活动告发单都是发到黑人社区的地址，其原因并非黑人社区的犯罪横行，单纯只是因为那儿的人「比较黑」。即便排除了犯罪率、九一一的报案件数，社区的贫穷率跟其他相关的因素来评估，黑白社区间被开单的频率差距也仍旧存在。你可以想像一下有两名女子同时打电话报警说被家暴，其中一个住在黑人占八成的社区，一个住在黑人只占两成的白人社区。第一名女子的房东被开单的机率，活脱脱比第二位房东机率高三点五倍以上，这一点就算排除打家暴报案电话的盛行率与不同社区的家暴率，也不会因此改变。Desmond and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10　这项分析可能会让人质疑起近期的家暴案件减少，究竟应该归功於家暴罪刑化的范围变大，还是应该「归功」於房屋妨害条例的普及造成大家视而不见，因而导致报案量减少。参见 Cari Fais, “Denying Access to Justice: The Cost of Applying Chronic Nuisance Laws to Domestic Violence,” Columbia Law Review 108 (2008): 1181–225.

11　还有些房东在收到告发单後的反应是叫房客不要老爱打九一一报案。这当中有些房东会叫房客遇到事情不要报警，而要直接打给房东。一名经营供「身心障碍人士」居住的房东贴过这样的告示在其名下建物四周：「请勿打电九一一报案／您可能会因为拨打非紧急电话／而遭到警方罚款／有类似需要请拨[414-###-####]／找一位童恩（Dawn）先生为您服务。」其他还有房东会用驱离或罚款来威胁房客，不准他们继续打电话报警。在收到告发单之後，一名房东寄信给所有房客：「房客中若有去电密尔瓦基市警局投诉妨害行为，或是滥用九一一紧急报案电话者，一概罚款……每通五十美元。」

12　Wisconsin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Wisconsin Domestic Violence Homicide Report: 2009 (Milwaukee: Wisconsin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September 2010).

13　密尔瓦基於二○一一年修正了该市的自治条例，时间点大概就在我跟警察部门、市府法务部门律师与住房法相关律师分享我的研究发现後不久。现在告发单上会特别强调「妨害行为」的范围不包含家庭环境中的虐待、性攻击或跟踪狂等状况（编注：作者是希望藉此房东能勇於举报家暴，或者不会因为房客打九一一电话就将之驱离）。踏出这一步之後，密尔瓦基加入了芝加哥、麦迪逊（威斯康辛州）、菲利浦斯堡（Phillipsburg，纽泽西州）与东罗彻斯特村（Village of East Rochester，纽约州）等大小城市的行列，正式在房屋妨害条例中禁止以重复家暴报案为由来发出告发单。但这些地区是少数，是例外。而且光是把家暴报案从妨害行为的名单上「下架」，就足以保障受虐妇女不被法律玩弄吗？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可能」，而悲观的理由有两个。
首先，家暴案件经常会在警方欠缺细节与脉络的分类中被隐藏起来。往往分明是家暴，但你在资料中会看到的是「财产损失」（Property Damage）—其实是前男友把门给踹到脱落；或者写「持有刀械」（Subject with Weapon）—其实是丈夫用两支美工刀划伤了太太。家暴、性攻击与跟踪狂并没有办法被屏除在密尔瓦基原始的妨害行为清单外，是因为这些项目虽然没有被纳入其中，但密尔瓦基的自治法规仍将像人身攻击（battery）、骚扰与误用紧急报案电话等情事列在其共计三十二项法律容许告发的妨害事件里，因此这些分类中仍可能藏有居家环境中的犯罪（家暴）。
密尔瓦基市想用这种「省事」的做法来补破网，但恐怕效果不彰的第二个原因是「寄望房东会举报家暴行为」。理论上房东如果不揭发妨害行为，那就得面对钜额的罚款。而有些房东会真的去跟警方反映问题，但也有些房东索性驱离房客，这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省事的做法。遇到要「改善妨害行为」的时候，十个房东有八个不会去深究当中的人事物或前因後果，他们会直接把房客驱离、或威胁再报案就要申请驱离。其实可以改善此现况的办法很多—警察可以加强训练、市府可以让妨害房屋相关立法只锁定毒品跟噪音问题—但或许这时我们应该大刀阔斧，不应该用手术刀慢工出细活。妨害房屋的立法不仅本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让还让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在遇到资源不足的时候，是有多麽不手软地牺牲掉了（弱势者的）人权与司法上的程序正义。「妨害房客」（nuisance tenant）基本上都蛮无辜，但无不无辜在这里根本无关紧要—房屋妨害条例的设计就是一种要在法院管辖外运作的政策。而除非房客用力把事情闹大，否则各种证据根本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公诸於世。除了关於程序正义与人权的这些疑虑之外，司法学者还倡言房屋妨害条例违反了宪法（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证公民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免遭非法搜查／扣押）与成文法（《公平住房法》）对人权的保障。将近一甲子之前，社会良心与司法学者凯勒•傅特（Caleb Foote）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些恶法之所以能继续屹立不摇，只是因为在底层居住市场中苟延度日的那些家庭太穷、太弱势，所以连明摆着是他们权利的东西都没办法争取。」傅特当年用这段话来批判美国的游民法（vagrancy laws），而六十年後我们用同样的话来批评房屋妨害条例还是相当适切。参见John Blue, “High Noon Revisited: Commands of Assistance by Peace Officers in the Ag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Yale Law Journal 101 (1992):1475–490; John Diedrich,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in Milwaukee Faced Eviction for Calling Police, Study Finds,”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August 18, 2013; Caleb Foote, “Vagrancy-Type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4 (1954): 603–50; Karen Phillips, Preliminary Statement, Grape v. Town/Village of East Rochester. No. 07 CV 6075 CJS (F) (W.D.N.Y. March 16, 2007)

第十六章

雪地上的灰烬

终於到了月初一日，千位数的逗点再度回到了舍莲娜的银行户头里。但这个月一日跟平常稍有不同，因为这是二月，二月是房客们收到租税扣抵[1] 资料、能够大手笔缴租金的月份。有名房客兑现了退税支票，付了舍莲娜两千三百七十五美元。多琳依照跟房东签的和解条件挤出了九百五十美元；拉玛给了五百五十元，但因为他的油漆工作完全是白忙一场，所以对舍莲娜来说他还是没把房租还清，拉玛还是得被驱离。

也许是为了澈底抚平最近「濒临破产」的创伤，又或许是单纯想去挥霍一下，舍莲娜跟昆汀空出了周三晚上去赌场玩两把。舍莲娜套上了潮牌Rocawear的红褐／金色上衣。昆汀的行头则是黑人饶舌团体「五角兵团」（G-Unit）的皮外套、一顶帽舌平到像被烫过的黑色棒球帽、外加一只偌大的粉红色戒指。他在离波塔瓦托米赌场酒店主要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找着了一个身障车位，然後把合法的证件往後照镜上一挂——一名身体不方便的房客送了他这份大礼。

在前往吧台跟烧烤区的途中，他们经过了周遭茂密一如森林而且还叮当作响的机台；舍莲娜同时露出了顽童般的笑容说，「希望你明天不用早起。」她可以在赌场泡一整晚到凌晨三、四点，这时续航力差的昆汀早就回家睡觉了。

舍莲娜即将简报一个题目叫做「双重成交[2] 的套利艺术」，所以夫妻俩这天的晚餐就是讨论舍莲娜的简报内容配汉堡跟长岛冰茶。晚餐之後他们直奔二十一点。舍莲娜缓缓步行穿过牌桌，最後决定加入某个已经有两名白人男性的战局，其中一人只身在牌桌上吞云吐雾，另一人看起来如坐针毡，不过他背後有个在跟人击掌嗨five的金发女伴。舍莲娜摆了一百美元的筹码在桌上——这儿的赌注是二十五美元起跳，而她很少赌不到一百美元——然後拉出一张凳子，毫不废话地玩起二十一点：要牌的时候就点一下桌面，想跳过的时候就用两根手指在空中画一道线。

在城市的另外一头、精确地说是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拉玛发牌的对象是路克、艾迪、巴克跟其他几个围在桌边的社区少年。这一晚冷得刺骨，在场者的体热让厨房窗户蒙上了雾气。因为卡玛拉也在场，所以这一晚的牌局节奏显得跟平常稍有不同，速度慢了一点、气氛也和缓。自从卡玛拉搬到楼上之後，拉玛就一直邀卡玛拉也来玩黑桃王，但直到这天她才终於说好，为此卡玛拉找了她爸爸来看着孙女们入睡。卡玛拉的男友叫迪旺，也就是她孩子的爸爸，但拉玛照样有意无意对她放电。房子里有女人在场，气氛就是不一样。在变身成孕妇之前，娜塔莎曾经让黑桃王的牌桌上充满了一种诡异的「张力」，但人见人爱的她其实什麽都没做，只能说正妹的存在就是有这种效果，为此拉玛只得提前让牌局喊停，把所有人统统踢出去。所幸孩子们在卡玛拉的面前算是相当「乖巧」，他们既没有拿女生当成话题，也没有叫拉玛是「猴子屁股」（虽然他们从拉玛把八字胡剃掉後就一直这麽喊他）。比起娜塔莎，卡玛拉的年纪大不了多少，但在少年们的眼里觉得她比较像个「女士」，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外在彷佛包覆了一层威严与世故的保护膜。[3]

拉玛的新年新希望是「敬拜上帝，远离毒品，找个新居」。舍莲娜始终没理会他说房子需要修理：厨房碗槽漏水好几天了，水都流到地板上。拉玛盘算着舍莲娜横竖不会再让他待太久，所以就让水继续漏，他觉得好像也不错。或许他的新家也可以继续是孩子们的庇护所。拉玛不懂舍莲娜如此对待他的动机为何。「别人无意跟她作对，她何必这样待人？」他十分纳闷。好玩的是，舍莲娜心中的ＯＳ也一模一样。拉玛说碗槽坏了，但舍莲娜说碗槽就是他弄坏的。

昆汀没有跟舍莲娜一起坐上二十一点的牌桌。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习惯是在旁边远远看着，确保没有人生他老婆的气，同时也不准有人对他老婆不礼貌。如果说来赌场对昆汀有什麽乐趣可言，那就是看自己的老婆开心了吧。对於赌，昆汀一点好感都没有。「干，五十元就这样飞了，」他小声咒骂着舍莲娜刚输掉的一把牌。

牌不断落下，黑夜继续前行。昆汀接了一通电话，挂掉後走向二十一点的牌桌。他把脸贴近舍莲娜，用悄悄话告诉她说十八街跟莱特街口烧起来了。她立刻将筹码收一收，跟着昆汀出了赌场门口。

「是多琳家吗？」舍莲娜试着跟上昆汀的脚步。

「不是，是後面那排。」

「拉玛家？」

「也不是，是拉玛的楼上，卡玛拉家。」

昆汀开起快车加速离开赌场。「老天爷啊，拜托，拜托不要烧得很严重，」舍莲娜嘴里祈祷着，手则紧握Suburban车门。他们抄小路赶往十八街。接着舍莲娜抬起头，焦躁不已，「这些人在搞什麽啊……我的房子千万别烧到面目全非啊。」

正要将车转进第十八街时，昆汀遇到了路障。「王八蛋，那儿已经烧到他妈的像在过耶诞节了，」他说。他可以看到一辆辆消防车停在房子前面，警示用的红白灯光朝四面八方闪个不停，但他就是看不到房子本身。昆汀换了第二种路线跟第三种路线想进到现场，但周遭的大街小巷早就被消防车跟救护车塞满。就在昆汀打着方向盘想找缝隙钻的过程里，舍莲娜从邻近房屋的空隙中瞥见了现场的火光。最後昆汀试着开到跟第十八街隔一个街区的某条巷弄。透过休旅车的车窗，首先印入舍莲娜眼帘的是阴影中的车库後方，然後是积雪覆盖的废弃空地，最终才是卡玛拉所租的公寓全貌。

舍莲娜当场忘了呼吸。

「天啊！怎麽烧成这样！」昆汀第一时间脱口而出。

整栋房屋被火吞噬，陷入一片火海。火舌从屋顶窜出，接着融入乳白色的烟雾与蒸气里，高高地消失在冬夜的天空中。昆汀跟舍莲娜看着消防员的剪影在原本是卡玛拉的住处冲进冲出。说「原本」，是因为现在那儿只剩下空荡荡的焦黑外壳，就像被开膛破肚过一般。侥幸没被火焚身的部分，则因为灌救的水结冻於其上而变得湿滑。

昆汀开始朝着房屋前进，舍莲娜则留在原地。这场火让她想起某次一个心怀不满的房贷顾客曾丢土制炸弹到她的居家办公室窗户里。从那之後，任何一点火都会让她惊呆而瞬间失去行为能力。

昆汀认出了拉玛的大儿子路克，他把头埋在两腿间哭，一名十来岁的少女在多琳的门阶上安慰着他。想在现场听清楚什麽事情并不容易，因为当下实在太过嘈杂：柴油引擎的轰隆声、抽水帮浦有如钻地机一般的震动声、高温与水接触时的嘶嘶声、木头被斧头劈开的撕裂声，全部杂揉一片。派翠丝人也跑到了外头，但发着抖的她身上只有薄薄一件Ｔ恤跟牛仔裤。她用肢体语言指向昆汀，并且拉高声音对一名消防员说，「房东来了！」消防员点点头，开始朝昆汀靠近。每每有火焰向外冒出，围观民众的脸就会在黑暗中闪着橘红。派翠丝忍不住多看了眼聚在救护车後方的急救人员，然後才转身回到屋内。

辛克斯顿家与拉玛、卡玛拉住的後排房屋，只相隔一小片泥巴跟杂草，但这一小块地却在此时塞满了人。多琳坐在离前门不远的地方，抱着才两岁的孙女凯拉梅。娜塔莎盖着毯子躺在地上，露比就在一旁，其余的辛克斯顿家小孩则在床垫上坐成一排，现实的重量让他们的眼睛瞪得老大。拉玛瘫在轮椅上揉着头，并试着擦去眼中的泪水。艾迪跟巴克站在一旁陪他。带着工地帽的白人穿梭於人群中，略显慌张地边道歉边蒐集资讯。「不好意思，可以提供一下您的姓名吗？」

一名消防员扛着用白布盖着的不知道何物送到救护车上，派翠丝看着这一幕，又看了眼卡玛拉。卡玛拉摊在地上扭曲着身子呼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的头发已经有一边被烧掉。她弓起背，把脸整个埋在地上。一名有点年纪但没人认得的女士试图抱住她，「好了，」她会在卡玛拉暴冲时安抚，「好了。」後来这位老人家也累了，於是便放开手。而卡玛拉就这样重新倒落於地，继续哭得声嘶力竭。

迪旺走进屋内，一手各抱着一名卡玛拉的女儿，两位都是才刚会走路的小小孩。他推着惊魂未定的小女孩，穿过警官在她们母亲四周围出的半圆形。卡玛拉坐起来，接过两名女儿。她紧抱孩子，在她们脸上亲了又亲。接着母女三人的头靠在一起，卡玛拉的眼泪淌在了女儿的发上。

一名资深的消防人员踏进辛克斯顿家中，跪在卡玛拉身边重复她已经知道的噩耗：她才八个月大的小女儿死了。卡玛拉人往後一倒，颤抖地发出了一声难以名状的哀号。

「他杀了我的宝贝！」卡玛拉嘴里嘶吼着，身体则不自主地抽动着。「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迪旺开始手握拳头在房子里踱起步来。一次又一次低声说着，「第二个了，这是第二个了。」到了某个点上他停下脚步，低头俯瞰着在地上的卡玛拉。除了他们俩，整间屋子只能旁观而说不出一句话来。迪旺看似已经到临界点，肢体的宣泄似乎已迫在眼前。但所幸情绪的锋头过了，他也只是继续踱步，口中念念有词。「这是第二个了。」原来他们一年前才因为死胎而刚失去过一名女儿。她的骨灰就装在成对的锁盒里，每天戴在卡玛拉跟迪旺的脖子上。

「喔，老天爷啊，」舍莲娜在听到昆汀的描述之後说。「他们怎麽会把婴儿独自丢在家里。」舍莲娜的心思飘回了早年她还身为四年级老师的岁月，卡玛拉就是她班上的学生。「她在班上一直是个乖孩子，」舍莲娜说。

回到家中，昆汀与舍莲娜尝试拼凑起事情的全貌。「迪旺跟卡玛拉……」昆汀开了个头。

「在楼下，」舍莲娜接了他的话。

「跟拉玛玩牌。或许家里有东西忘了关……然後等他们想起来已经冒火，这时再想上楼处理，已经来不及了。」

昆汀开始敲起键盘，他想看这场火有没有上新闻。结果答案是肯定的。「消防队抵达现场时没听到烟雾警报器的声音，」他读起了报导。「厨房里有装一个啊，」他说。

「是每个睡觉的区域都要装一个才对，」舍莲娜回答他。「我记得我们有装几个在楼上啊，不过现在问我，我也想不起来。」[4]

事发的隔天，火场调查员联络了舍莲娜。他说这场火灾会烧起来，是因为卡玛拉的一个女儿下床时踢翻了灯。卡玛拉的爸爸有可能第一时间就逃命去了，也不管自己有个孙女还是婴儿。但更有可能的是他那晚根本早就把三名孙女扔在家里，一个人溜出门。卡玛拉跟路克都想要抢救年幼的孩子，但火势铺天盖地，人从外头根本没办法进去。卡玛拉的另外两名女儿是自己走出来的，当时火势还没有失控。至於烟雾警报器，则完全没有人听到一丁点声音。

火场检查员对舍莲娜说，「你没什麽好担心的。」这次的事情她一点责任都没有。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之後，舍莲娜追问起火场调查员另外一件事。她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义务要归还卡玛拉跟拉玛的租金，毕竟一日才刚过，这个月的房租才交了没几天。对方说「不用」，於是她心上一颗大石头算是底定。「我的钱他们别想要拿回去，」她说。舍莲娜估计卡玛拉跟拉玛都会想要拿回租金，而她猜得一点都没错。

舍莲娜的计画是把整个地方打掉，然後将保险金放进口袋。「我只能说不幸中的大幸是我可以发笔财，」她说。当然能顺便摆脱拉玛，对她也是「好事一桩」。红十字会会安置拉玛跟他两名儿子，省去了舍莲娜还得自行驱离他们的麻烦。

当天稍早，巨大的敲门声吵醒了多琳。她直接穿着睡袍便推开前门，然後发现家门口全是摄影机跟麦克风。在应付记者几个问题後，她关上门，想着今天绝对就到此为止了。她穿过厨房，从後窗看出去，卡玛拉的二楼公寓看起来彷佛像黑色洞穴。窗户都破了，屋顶烧去大半，只剩下孤伶伶的梁柱杵着。原本的米色外墙被救灾水流刷上一条条灰色的脏污，地上的白雪被余烬染黑，屋瓦、木条、家具跟各种家用品残骸散落一地——这一团扭曲而狰狞的垃圾堆，除了表面焦黑，上头还覆盖着消防撤水软管留下的、已经乾硬的泡棉。树枝上的水珠尚未滴落，便已凝结成上千个冰球。多琳压低了视线，看到自家前廊上放着六朵白百合，束着米色缎带，彷佛凛冬中的春暖日和。

1　译注：Tax credits，是直接从税额中扣除的金额，也就是可以退税的金额。从税基扣除的（如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扣除额）是tax deductions。

2　译注：Double Closure，房地产术语，炒房者身兼买方与卖方，以中间人的身分买低卖高来进行套利。双重成交是因为买卖两笔合约大约同时完成，所以是一个接近买空卖空的无本生意，同时中间人的交易纪录也不容易浮上台面。

3　这天晚上我是跟舍莲娜与昆汀在赌场开始度过的。拉玛跟卡玛拉在玩牌的场面是我根据相关资料重建而成，当中我访问了拉玛、路克、艾迪与社区少年们，并且检视过了由法医跟火场／安全专家所撰写的报告。至於从赌场回来之後的发展则都是我亲眼所见。

4　一个世纪前就听过母亲们的哭吼了。当时恶火常会肆虐廉租公寓，而出於成本考量，廉租公寓都不具备防火设计。但没想到二十世纪都结束了，我们仍能听见母亲们的嘶吼，只是此时此刻换成一座座城市里的贫民窟窜出火苗，而烈焰焚身之後便是断垣残壁。光是在芝加哥，只算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三年，火灾就在贫民窟里带走了超过一百八十条人命，其中六十三人是孩子、而且是连十岁都不到的孩子。起火的高风险因子—过於拥挤、粗制滥造的房屋品质—同时也是造成居民无处可逃的原因。从整个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初期，都有过房东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来诈领保险金的事，而且不是个案。可怕的是，这些被房东自行烧毁的房子不见得都是空房，有时候里头有住人。时至今日，住在次等房屋中的儿童比起住在正常安全房中的同龄者，前者死於火警的机率高出後者十倍有余。按照美国社会改革家杰可布．黎斯（Jacob Riis）的说法，入夜之後的火警是「人类经验里难有可匹敌者的骇人事件。」此言引用自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88, but see also 35–36. 关於贫民窟的火警，参见Jacob Riis, Battle with the Slum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1998 [1902]), 89; Marcus Anthony Hunter, Black Citymakers: 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3;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26;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335; Douglas Parker et al., “Fire Fatalities among New Mexico Children,” 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22 (1993): 517–22.

第十七章

这就是美国

阿琳在第十三街的客厅里发着抖。她没有冬天的大衣，所以多套上了一件Ｔ恤，外加一件大得过头的帽Ｔ。密尔瓦基的气象主播这阵子忙得起劲，他们说这会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周，还说风势恐怕会让体感温度下探零下四十度。地方新闻台不断以快报警告民众：暴露在外十分钟就会冻伤，所以建议待在室内，避免外出。但阿琳得在三天内租到房子。

舍莲娜不想再跟阿琳或克利丝朵多说什麽了。与密尔瓦基警局的一席话让她吓到了。她决定要让郡治安官把阿琳赶走，并且发驱离通知单给克利丝朵。「我可不想让那些人害我被抓，或害我房子被拿走，」舍莲娜说。「我受够这些有的没的了……阿琳真的超自私的。她根本不管别人，眼里就只有自己跟小孩。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舍莲娜传真了一份要给克利丝朵的驱离通知单到密尔瓦基警局。事隔数日，她收到了回函，「您的书面行动方案已获警方认可。」

阿琳约了一名女姓房东见面。她在房东的公寓社区外头候着，等着等着，已经迟到半小时的房东终於开着辆速霸陆（SUBARU）姗姗来迟。她身材高䠷，是名白人，身穿North Face的名牌羊毛外套，脚踏崭新的网球鞋。房东急忙道了歉，然後自我介绍说她叫卡萝。

卡萝要出租的是间坪数不大的阳春一房，月租五百二十五美元，地点在密尔瓦基北区的北部。阿琳「足足」花了三十秒扫视室内一遍，就说租了。其实她不喜欢这间公寓，也不爱这一带的环境，更不开心一搬家儿子又得转学，但这些考量现在都是次要的。「管不了那麽多了，」她心想，「现阶段有地方住总比没地方住好。」

卡萝决定当场给阿琳「面试」，她在空无一物的客厅一屁股坐下，然後请阿琳拼出她的姓名，还要了她的出生年月日跟身分证字号。卡萝问的第一个实质问题是，「你最近这三年有被驱离过吗？反正我会去ＣＣＡＰ案件管理系统那儿查，所以你还是老实点好。」阿琳给了卡萝真名，而她不确定自已的真名会连结到哪几次驱离纪录。所以从被迫搬离那间没水的房子的事、跟这之後的一切经历，她都一五一十地跟卡萝说明。她提到了埃金森大道的毒贩、自己好姐妹的死亡。这花了她一些时间，毕竟这当中有多次搬迁跟细节。卡萝先是听得一头雾水，慢慢开始变得不耐烦。最後她直接打断阿琳，问了她的收入，「你参加威斯康辛的W-2有多久了？怎麽会参加的？」

「其实，他们把我放进W-2 T是因为……嗯……我因为忧郁症去做了谘询，每周我都会跟治疗师见上一面。然後他们让我做职业配对，想要我做好就业的准备，但他们也想让我去申请联邦救济金。」

「最好不要靠这两种福利过日子，」卡萝边这麽说，边叫阿琳去找份真正的工作。

「我知道，」阿琳答道。

阿琳「灌水」自己的收入，她说自己有在领取育儿津贴。但卡萝说，「我们这栋都没有小孩喔。」这之後，阿琳连孩子的事情也说了谎。收入她是以少报多，小孩她是以多报少，只提了贾法瑞。「我得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卡萝这麽跟阿琳说。她说过两个小时她会绕去第十三街看一下。

回到第十三街的公寓，阿琳把垃圾拎出去，地毯扫乾净，还把乔瑞的衣服全部藏起来。但浴室她可就束手无策了——堵住了的浴缸里水动也不动，洗脸盆也不通——所幸灯也不亮，也许卡萝根本不会注意到。来到厨房，阿琳站在洗碗槽旁，眼皮底下是肮脏碗盘堆成的小山。小不点蹭着她的腿，喵喵叫着喊饿。家里的洗碗精没了，所以只得拿克利丝朵的洗衣精凑合着用。水一边开着，阿琳的双手在分成两边的洗碗槽里轮流忙着。她边刷着锅子边哭。此时电话响了。「没事啦，」她对着电话另一头说。「真的没什麽，没事。」语毕她才崩溃地放声大哭起来。

克利丝朵原本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阿琳像无头苍蝇似的忙进忙出，这时起身给了阿琳一个拥抱。阿琳把头埋进克利丝朵的肩头里哭，克利丝朵也没有退缩。等阿琳抬起头来，克利丝朵才对她说，「我跟你保证，相信自己，你一定能租到房子的。」

卡萝终於找上门来了，而公寓看起来马马虎虎，还算像样。阿琳甚至还喷了些Febreze牌的空气芳香剂。在里里外外扫过一遍之後，卡萝在玻璃餐桌边坐下来。「我老实说，这里看起来不是很理想，」她一劈头就是狠话。「然後，我知道你好姐妹过世跟生活发生一堆杂七杂八的事，但这些也不是房东的问题吧……？」

「我懂你的意思。」阿琳总觉得白人喜欢听到「我懂你的意思」、「我正想办法要振作起来，不做那些蠢事，」还有「我打算回学校去取得ＧＥＤ[1] 。」然後就是眼神接触，而且一定要多。

「我不是说你的这些遭遇没什麽，」卡萝接着说。「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也有个员工正逢母亲过世，然後她也没有保险什麽的，但政府会付钱。那个，他们会给你三百美元吧，让你去办後事。我们那个员工就这样把丧礼给办了。」

眼神接触。

「所以你打算怎麽洗心革面？我可不想才一个月就得出手赶人，」卡萝点了点笔。

这个节骨眼上，阿琳申请过或去看过的公寓已多达二十五间，卡萝是她最後一线希望。如今就连这最後一丝希望也即将飘远，阿琳只好打出手里的最後一张牌。她主动问卡萝要不要去跟W-2的主管机关申请成为「厂商支付款」的收受对象，让房租自动从每个月的W-2支票金额中扣除。「这样我一领到支票，你就收到房租。」

「这样好！」卡萝快人快语，甚至有点喜出望外。「这样算是大家各退一步。」但马上又补了一刀，「不能养猫喔。」

「好。」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你应该想办法先喂饱自己跟小孩。」

「我有点想跟你拥抱一下，还是现在抱好了。」阿琳硬是抱了卡萝，但这搞得卡萝脸红起来。卡萝仓皇地出了门，像是用逃的一般。阿琳这时改抱克利丝朵，而且边抱边跳，手舞足蹈。「我找到房子了，太扯了，我找到房子啦！」

卡萝跟阿琳说她可以在月初的一日搬进来，在那之前，阿琳打算把家当锁在出租的仓储空间，然後自己带着两名小孩去收容所暂住。住进收容所的一个好处是她可以领到红十字会的善款，这样押金就有着落了。也只有这个办法，她才能把房租缴清。[2]阿琳跟住处附近的烈酒专卖店要了纸箱，开始收拾起行李。

「我走的时候别哭哭啼啼的喔，」阿琳边把餐盘放进纸箱里，边跟克利丝朵交代。

「去你的，你现在是打算永远不回来了是吧。你还会回来啊。没有我你怎麽活得下去，是吧。」

「你还不是没我不行。」阿琳笑了。

克利丝朵开始拍手编起歌来，「我不用搬喔，我不用搬喔。」唱着唱着，她往阿琳的背上拍下去。

「噢，克利丝朵！」阿琳喊疼。两名女性小小打闹一番，笑得挺开心。

玩耍告一段落，阿琳接着打包。克利丝朵这次问的是，「你盘子可以留几个给我吗？」於是阿琳另外隔出一些要给克利丝朵用。

周四清晨，天色看来像是没了气的啤酒。但上午的天色又成了知更鸟蛋的那种蓝色。光秃秃的树枝纹风不动，看起来就像天空是壳，枝干是裂痕一般。车子缓缓开在街头巷尾，车身上积了一层盐巴跟冬日特有的煤灰。密尔瓦基的公立学校放了低温假，但反正阿琳也没打算让两名儿子上学。她需要他们帮忙搬家。有朋友跟U-Haul搬家公司租了车子，借给他们用，乔瑞负责把东西搬进车後。寒气袭来，乔瑞的指头跟耳朵都刺痛不已。冷冽的风灌进嘴里，乔瑞感觉牙龈硬得跟学校护理室的塑胶模型一样。他呼出的白色气息，像厚重的纱布般缠绕在他脸庞的四周。他的笑容穿透雾气，诉说着觉得自己派得上用场的欢喜心情。

来回几趟，乔瑞终於把自尊心给咽下去，套上了克利丝朵的沙黄色大衣。大衣的主人克利丝朵用有人捐给教会的毯子裹住身体，席地而坐，并且配电视吃香蕉布丁，电视上正在播脱口秀。

搬家的前夜，阿琳黏上了新的假发，鞋子也弄得乾乾净净。她想尽量看起来年轻一点，说不准她会在收容所或在大众仓储（Public Storage）那儿碰见谁。问过的收容所都还没有回电，所以一家三口要在哪儿过夜，她还全无概念。但这会儿还轮不到担心睡觉的事情，她眼下只想多塞点东西进个人仓储。

大众仓储的柜台後面站着一名男员工。他手上戴着尾戒，顶着向後梳的油头，身上除了酒气、还混杂着便宜的须後水味。阿琳的空间号码是C-33，大小约三平方公尺。「这跟你的卡车後厢大小一样，」男柜员有着尾音拉长的德州口音。「只要你有创意一点，就一定够放。」结果柜员想太多了，东西根本轻轻松松就都进去了。阿琳凑了二十一美元（为此她卖了些食物券跟一台电暖器），付了一月的优惠价（二月的租金就会跳回四十一美元）。但人算不如天算，阿琳没想到她还得买锁头，外加有八美元的保险费要付。这些钱临时叫她去哪儿生？柜台那位「德州哥」用饱经风霜的脸庞对她说，他也落魄过，然後他不但替她弄了个锁来，而且还在保险费上放水。阿琳谢过德州哥，拖着脚步穿过寒冷的水泥空地，关上了C-33的橘色铝门。至少现在她的家当有家了。

後来包括那晚跟那个周末，他们还是回到了十三街跟克利丝朵一起过，睡的是地板。

阿琳又打了电话给包括「旅社」在内的各家收容所，但他们都一如往常地人满为患。周一早上，她又试了各处家暴收容中心，结果她在她待过的一间家暴收容中心那儿找到了一个房间，多年前她在这里躲过贾法瑞的生父。阿琳後来打电话给卡萝，要跟她说收容所的名字，以及商讨拿红十字会津贴当押金的事。没想到卡萝说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阿琳没有多问什麽，但她猜应该是卡萝找到了更好的房客，收入比她多、又没有拖油瓶。阿琳有气无力地长叹一声，然後在椅子上将自己缩成一团。「又回到原点了，」她说。

闷坏了的阿琳把十三街公寓里剩下的东西全收起来，包括拆下窗帘，还想起了在克利丝朵的衣柜里有些脏衣服。她跟贾法瑞联手把小不点抱到楼上给特瑞莎。

「拜托顾好猫咪，」贾法瑞这麽请求。

「我会的，宝贝，我保证，」特瑞莎答应。

他想了想，然後又提醒一句，「要给牠吃的。」

阿琳打算把她的双人沙发留下，这椅子自从克利丝朵开始将之当床睡以後，已经塌了。除了情人椅跟几件四散的衣服、毯子，还有坏掉的灯具，整个地方已是一片荒芜。然後阿琳想起她买过一个五美元的转接器，能把炉子连接到瓦斯管线。她叫乔瑞把变压器拆下来，而这样瓦斯炉就成了一堆废铁。

看到这一幕，克利丝朵喊，「这是我家，给我滚出去！」克利丝朵开始捡起阿琳的东西往门外扔。「你的烂东西我一样都不要！弄得我这儿一塌糊涂！」

「臭死人的混帐！」阿琳高声跟克利丝朵针锋相对。

「你说我臭？那你身上穿的是谁的衣服？我的！我的上衣！……连着三天都穿我的衣服，去你妈的烂货！」

「再说我就扁你的臭嘴！」乔瑞大吼着跑来帮腔。他已经摆好架式，霎时鼻子就要贴到克利丝朵的脸了。

「我随时都可以收拾你！」他叫着。「我才不管什麽鬼警察。」

突然间昆汀出现在房里。他正好带准房客来看後头的公寓，听到这里吵成一团。看门没关，昆汀自己走了进来，并且顺势抓住乔瑞的衣领。「嘿！嘿！」他出声喝斥。

乔瑞朝克利丝朵冲了过去。「来啊！」乔瑞边喊边挥舞着拳头。昆汀把他拉了回来。克利丝朵这时不退反进。「你看看你，小子，」她呵呵笑着说。「你以为自己是狠角色吗？还早呢！」

「不！不！」贾法瑞连声喊着。试着帮忙的他，抄了根坏掉的浴帘支杆当武器，往克利丝朵身上打。阿琳抓住贾法瑞，把儿子拉出门外。同时在昆汀的驱赶下，乔瑞也开始往门口移动，只不过途中他还是停下来赏了克利丝朵的落地型电视一脚。

阿琳一家前脚才刚离开，克利丝朵就追出前廊，继续把一家三口的东西往外丢。门前的草坪上一下子彷佛成为夜市摆摊，什麽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看得到：学校的课本、美好时光（Precious Moments）公司出产的「水滴娃娃」，外加一罐古龙水。「你们以为自己碰不得吗？」克利丝朵不罢休地喊着。「搞清楚这里是美国，是美国！」

阿琳现在的压力太大了，要不她应该想得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拔掉转接器，就像当着克利丝朵的面落井下石，甚至，阿琳不是没机会把场面圆回来。总之今天大家应该要好过一点才对。她们不是做不成朋友，有饭吃的时候、不那麽前途茫茫的时候，她们其实相处得来。问题就是阿琳身处在城市的压迫当中，精疲力竭。於是今天克利丝朵的引信一拉，阿琳也只能跟着爆炸。[3]

克利丝朵有本事一秒变暴力。在认识阿琳的前一年，克利丝朵曾经给临床心理学家检查过，结果诊断出她集躁郁症、创伤後压力症候群、反应性依附疾患、边缘性智能[4]、儿童时期遭忽视与性侵的受害者症状，与具有边缘性徵状的初期人格异常倾向[5] 於一身。

童年的阴影在她心里留下了烙印。「在人际关系上，克利丝朵对任何一丝遭拒绝、抛弃与伤害的可能性都极其敏感，」心理学家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评语。「对於生命中重要的他者，她内心深埋着巨大的怒气。只要察觉到旁人不愿意或没能力回应她对於照料、安全感或自尊心的需求，这股怒气便会显露……她对於挫折、焦虑的耐受力不高，而且倾向於不假思索地把心里的拉扯化为具体的行为……她的状态，应视为随时都会崩解。」同一份报告推测克利丝朵的智商在大约在七十，并预期她会需要「长期性的心理卫生治疗与支持性的专业协助，才有机会以成年人之姿维系社区中的生活。」

但现实是，她孤身一人，活在空荡的公寓里。克利丝朵扫视了一遍阿琳留下的东西。进了厨房後，她发现乔瑞匆忙中没来得及拿走瓦斯炉的转接器，但电线倒是被他给切断了。克利丝朵心想，反正她今天原本就不打算煮东西吃，牧师已经说了要大家斋戒。

1　译注：全称为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普通教育发展证书），即美国的高中同等学力证明。

2　关於如何透过让自己「无家可归」来领取津贴，可参见Adrian Nicole LeBlanc, Random Family: Love, Drugs, Trouble, and Coming of Age in the South Bronx (New York: Scribner, 2004).

3　人类处於残酷之中，行为也会残酷起来。「很多人没有长期饿过，所以会低估饥饿的影响力，」心理学者A．H．马斯洛（A. H. Maslow）如是说。「『他们』（有得吃有得住的那些人）会被较高层次的需求制约，而这些较高层次的需求感觉会比什麽都来得重要。」这就是为什麽这麽多思想家跟所谓的大师跑到贫困的社区里解释暴力是怎麽回事，却没有思考到在匮乏与苦难中挣扎的人还剩下多少理智可使。丰收时和平相处、全无龃龉的邻居，一旦遇到饥荒，一样会为了从运粮卡车上扔出的面包相互践踏撕咬，张牙舞爪。又或者按照马斯洛的讲法，「一旦面包没有了，人就会只会为了面包而活。」在思索低所得社区中的暴力行为时，我们必须同时思考到贫穷对人的压迫，必须考虑到严重剥夺所带来那股极其沉重的情绪与认知负担，否则我们就完全妄言，自以为掌握到像阿琳跟克利丝朵这样的生命经验。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96, 387, 375. For accounts of human behavior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see, e.g., Elie Wiesel, Night (New York: Bantum Books, 1982 [1960]), 95; Tim O’Brie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New York: First Mariner Books, 2009 [1990]), 64–81.
人会对结构性的处境产生回应，这包括食物的匮乏或集各类弱势於一身的状况。那是一种不由得你不信的反应。让「贫穷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一词众所周知的人类学家奥斯卡．路易斯（Oscar Lewis），认为那些行为模式跟信仰本身会产生某种「意识」，然後反过来强化一开始催生出这些行为与信仰的环境与条件。就是在这样一种「意识」的作用下，这些行为与信仰才会被认为构成了近乎於「文化」的东西—所谓文化就是长远而有共同的观点与习性，而不会被认为是稍纵即逝或因时势而生的东西—但这个模型中被忽略掉的一样东西是，在人类与结构性的处境之间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决定了各族群的语言／习惯／信仰系统／行为举止孰强孰弱（优势／劣势）的各种社会与政治体系。
在穷乡僻壤中，要啥没啥的学校常使就读的孩子们落入语言与批判思考技能低下的窘况。未来就算同一批孩子们搬迁到安全而繁荣的社区，这些不足之处也会跟着他们延续下去。把这些因为学校制约而导出的言谈模式与信仰体系思考作为「贫穷文化」的证据、是这些贫困家庭自身的发明，就等於是无视低所得家庭历经失灵文化体系後所遭受的冲击。
我们不会觉得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发明了某种「富裕文化」吧？他们有钱是因为他们出身於菁英的社会文化体系，而这些体系塑造了他们的行为举止、习惯与世界观。这一整套技巧与存在方式的「星系」，随後又会反过来让他们顺顺遂遂地进入其他菁英体系分支。或许，可以被视为是「富裕文化」的东西，不过就是富裕本身。卡洛．史戴克（Carol Stack）在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23.里说的非常精辟：「许多据称可以代表贫穷文化的特质……其实仅仅是贫穷的定义而已。」另参见 Oscar Lewis,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Michele Lamont and Mario Luis Small, “How Culture Matters: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in The Colors of Poverty: 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 eds. David Harris and Ann Li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76–102; 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 The Racial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chapter 6; Matthew Desmond, “Relational Ethnography,” Theory and Society 43 (2014): 547–79.

4　译注：轻度智能障碍。

5　译注：具有自残倾向。

第十八章

用食物券买来的龙虾

排队的人龙沿着「社福大楼」延伸了整条维列特街的长度，到了角落後也顺势转了个弯。路障已经架起，增派的警力也已衔命前来。州长已宣布食物券将发放给受到风灾影响的家庭，主要是暴雨造成威斯康辛州部分地区淹水，包含密尔瓦基郡。消息一出不过早上七点，成千的民众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人争先恐後在卡位，有人不得其门而入而打算硬闯。

要用一个字形容玛西亚．Ｐ．卡格斯人道服务中心，那就是「大」。中心是一栋三层楼高的白砖建筑，面积有近四千八百坪，光窗户就有两百三十二扇。这栋建筑原本是舒斯特（Schuster’s）百货公司，但随着这一带、乃至与整座城市在二十世纪中期陷入不景气，舒斯特百货也无法独善其身，最终在一九六一年宣布关门，建筑本身也卖给了郡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经过改装之後，这地方进驻了四百五十名郡政府的办公人员。一名艺术创作者远从加州被延聘来安装明亮而多彩的磁砖於窗户上方，呈现出像「思索」与「跳舞」这类字眼。这位女性艺术家给了这装置艺术一个名号叫做「社区之钥」[1]。

八点刚过，拉蕊步行穿过排队的群众进入室内。无论是巡逻的警卫、或是载人在楼层间穿梭填表／见社工的电扶梯，都几乎没让她抬头看一眼。她抽了张号码牌（四○二三号），开始等待起来。拉蕊是要来重办食物券的。没多久，现场已经座无虚席，一○二号室回荡着小孩的嬉闹与大人的闲聊。一名拄着雨伞的女士昏昏欲睡，一名妈妈在打小孩的屁股，还有人手拿畅销书《爱过头的女人》（Woman Who Love Too Much）看得入神。就这麽等了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之後，终於叫到拉蕊的号码。还不错嘛，她心想，比好几次在社福机关泡一整天好多了。[2]

「我原本跟社工约了这个月的二十日，」拉蕊这麽跟玻璃窗後一心多用但指甲打扮得美美的女子解释。「但我约好要通电话（确认）的时候正好被房东赶走了。」

「那你得重新约时间，」这是女性公务员的回覆。又一次跟社工缘悭一面，又一个福利被砍不见，全都是因为一纸法院的驱离令让一切乱了套。女公务员递了书面资料给拉蕊。「上面列了你见面时要备齐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都不在我身上啊，」拉蕊看了资料上的清单後表示。「大部分需要的文件都放进租来的储藏室了。」

「这样啊，你东西不在身上，那就什麽都无法带过来了喔。」女子说。

拉蕊有点听不懂她在说什麽。「那我的津贴还领得到吗？」

「所以说你得约好时间来一趟啊……我可以转介你到食物厨房。你要去食物厨房吗？」

拉蕊乘着电扶梯下到食物厨房，离开的时候手上提了两口塑胶袋，里面满是罐头牛肉跟腰豆，外加一堆她恨之入骨的食物。有时候，有些不识相的亲戚会问拉蕊怎麽不打通电话去跟社工约时间见面，拉蕊只会堆出笑容回应，「喔，你要不要打打看？」她每次打都是忙线中。

在後续与社工会面成功後，拉蕊总算在文件不齐全的状况下恢复了她的食物券额度，一个月八十美元。踏出社福机构，她意兴阑珊地缓缓穿过人海，这里有人百无聊赖而又满脸倦容，有群人以街道为家且酗酒。拉蕊走进邻近一家窗户钉上了木条的家具行，里头播放着实验风格的前卫爵士乐，放眼所见则是乱中有序的一堆懒人沙发、红木餐桌组，还有黄铜灯具。

操着中东口音的店员起身，拉蕊则开口要看衣柜。另外她端详了一组七件式的卧房套件，还瞪着一台六十二寸的电视，一脸不可置信。

「我们也有小一点的电视，」店员机灵地说。

「没关系，我想要这台！」拉蕊藏不住笑容。

「其实你可以办理『後取分期付款』[3] 喔。」

「你们有後取的分期方案喔？我超爱後取分期的！」

拉蕊在进行的是一种净身的仪式，她要让社福机构里一堆人没洗澡、全身脏兮兮的乌烟瘴气退散，取而代之以新沙发的皮革香气。她正做着一个美梦、一个替自己跟两名女儿把家弄得漂漂亮亮的梦。洁美好不容易刑满出狱，在找到公寓之前会跟她还有毕可住一起。梅根搞不好也会回心转意。拉蕊以前也会分期买女儿的衣服，钱付清就能把新衣给拿回来。

对拉蕊来说，後取的分期付款跟存钱的意思一样。「反正我不能把钱放在银行，」她说。「有在领联邦救济金的话，你户头里就不能有太多现金，最好不超过一千美元。因为超过这个数目……他们就会砍你的给付，直到你花掉储蓄为止。」拉蕊说的是联邦救济金制度里的「财力上限」（Resource limit）。其实拉蕊最多可以在银行里有两千美元的余额，而不是她自以为的一千美元。但要是这两千美元的天花板不小心被突破了，她的救济金资格就可能被褫夺。[4] 而在拉蕊的眼里，这条规定让她完全失去储蓄的动力。「反正钱不能往银行存，所以我乾脆买些有用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只要我钱付下去，这东西就是我的了，没有人可以抢走，就像我的首饰一样。」嗯，她可能忘记了把老鹰搬家所需的费用考虑进去。

在拉蕊被扫地出门之前，毕可问过她为什麽不乾脆把首饰卖掉，这样不就有钱给托宾了。「当然不干啊，」她说。「我这麽拚命工作，珠宝怎麽可以卖……就算无家可归或被房东赶走，我辛辛苦苦攒出来的积蓄也绝不卖人。」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拉蕊不小心跌进了一个小坑，不日就可以爬出泥淖；而是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都得跟房租纠缠不清了。如果穷困跟租屋是她的命，那她会希望自己至少还能拿出珠宝来「现」一下。她要新电视、不要连恩跟苏珊留下来那台又旧又笨重的烂东西。她要没人睡过的新床。她爱香水，她有本事在路上跟正妹擦身而过，然後马上告诉你她喷的是哪一款。「就算像我这样的人，」拉蕊说，「我们也有资格用新的东西。」[5]

拉蕊那天并没有用後取分期订下任何东西。但食物券一下来，她就直奔杂货店买了两条龙虾尾，买了虾、买了国王蟹脚、沙拉与柠檬蛋白霜派。把所有好料都带回毕可的拖车之後，她开始料理。她往国王蟹脚加了卡真粉[6] 当调味料，还用摄氏一百七十六度煮了龙虾尾佐柠檬奶油。煮完後她一鼓作气，一个人全部嗑掉，配上百事可乐呼噜下肚。这顿饭用掉她整个月的食物券，但这天是她跟葛伦的周年纪念，她希望特别一点。「我知道我跟他处得不算好，但毕竟是夫妻一场，」她说。「有些疙瘩我永远没办法放下。」显然龙虾可以让人好过一点。

每次拉蕊像这样砸钱或花消费券在奢侈品上，周围的人都会既不解又沮丧。这包括她的外甥女珊米，也就是苏珊跟连恩的女儿。[7]「拉蕊阿姨是那种看到一瓶乳霜说可以除皱，就宁可没钱缴房租也要花两百元去买的人，」说这话的是珊米，而珊米的另外一个身分是密尔瓦基南区一家发廊的老板兼设计师。「我不懂她为什麽不愿意量力而为。」对此事，戴瑞牧师也「英雄所见略同」。他说拉蕊用一种「穷人心态」在度日，他觉得拉蕊太不把花钱当一回事。

对珊米、戴瑞牧师等人来说，拉蕊会穷是因为她花钱如流水。但真相其实恰恰相反——拉蕊花钱如流水正是因为她穷。

在被驱离之前，拉蕊每个月付完房租还会剩下一百六十四美元。她原本可以不看第四台，不上（威名百货等）大卖场，这样多少可以存下点钱。只要每个月可以存下五十美元，也就是所得付完房租後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那年底就能累积出白花花的六百美元——这已经够付一个月的房租了。但她也得为此偶尔牺牲一下，包括她得咬牙放弃像热水澡跟新衣服这样的小确幸。你会说拉蕊至少可以省下第四台的钱吧。但对一个住在荒郊野外的拖车公园、没车、没网路、偶尔才有电话可打、没工作、时不时会犯纤维肌痛跟丛集性偏头痛、同时又不年轻的女人来说，电视是她最割舍不了的朋友。

拉蕊所代表的族群处於极其多重的现实夹杀之下，你根本无法想像他们得上进或自制到何种难以想像的程度，才有机会振作起来脱贫。仅仅是从在贫穷中挣扎度日，进步到在贫穷中稳定度日，这当中的尺度就已经辽阔到让在底层的他们却步；因为就算是锱铢必较的存下半分钱，他们也毫无胜算能脱离贫穷。於是他们选择「放弃治疗」，选择在苟活中光鲜亮丽、在磨难中开开心心——寻欢取乐是他们生活的调味剂。他们会吸点小毒、喝点小酒、怡情小赌，会看到电视说买走就买。这样的他们会把食物券往美食上砸，比方说拿去买龙虾。[8]

拉蕊乱花钱，不是因为社福的钱让她手头阔绰，反而是因为那钱让她选择不多。她付掉了龙虾晚餐的钱，接下来这个月就都得吃食物厨房的东西过活，甚至有时候索性饿肚子度过一天。但这非常值得。「我吃得很满意，」她说，「为了那顿龙虾大餐，其他二十九天都吃面我也甘愿。」

拉蕊从很久以前就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存在道歉。「别人什麽事情都可以看你不顺眼，」她说。她才不管结帐的店员用奇怪的眼神在打量她什麽，总之无论花十四美元买重口味的义式巴萨米克醋（balsamic vinegar），或肋排、特价牛排或鸡肉，那种眼光都会自动落在她的身上。她喜欢下厨，喜欢做菜。「我有权利好好过日子，我有权利安排自己的人生，」她说得理直气壮。「老是吃一样的东西，穷人也会腻好不好。我是吃热狗长大的啊，但我根本受不了热狗，所以我会想长大了要吃牛排。那不就是现在吗？所以我不吃牛排要吃什麽。」

隔月是八月，拉蕊用食物券买了刚做好的马铃薯泥、火腿、奶油玉米（粥）给邻居，原来毕可隔壁的拖车搬来一个时运不济的家庭。这一家六口刚因为被赶出租屋处，而一下子损失了很多东西，晚上只能睡地板。晚餐一摆好，拉蕊带着大家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祢赐与我们食物。感谢生命中所有赐福予我的人，感谢祢给了我洁美，感谢祢给了我哥哥毕可。虽然他有时候让我很气，但主啊，我还是爱他。请看顾我的哥哥。阿门。」

两天後，拉蕊听见有人敲门。上门的是名高大且留着两撇胡子的白人男性，他身上那件上班族穿的衬衫有好好地塞进裤腰，手上则拎着一纸亮黄色的通知。

「早安，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把你的瓦斯停掉，」男人说。

拉蕊接下通知。「是喔……」她回答地有点窘迫，有点心虚。

「通知背面有缴费办法。祝你今天愉快。」

交代完事项，男人自顾自地带着工具箱朝拖车後面走去。

「所以毕可都没有缴瓦斯费？」正在刷睫毛膏的洁美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显然没有，」拉蕊应声，同时看着黄色纸张上写着欠款是两千七百四十八点六○美元。

「你什麽时候才要像个大人一样缴自己的帐单啊？毕可也是，都长不大，老是那麽幼稚。你也是，妈。你花的比赚的多，应该要改改了吧。」

拉蕊朝自己的女儿看去。「你什麽时候变得话这麽多。」

随着秋天慢慢转换成冬季，拖车里再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暖意。薄薄的车壁、流理台面、水、抽屉里的金属餐具等，彷佛全套上冰冷的外皮。拉蕊跟毕可窝在一层层毯子底下，毛衣一件不够就穿两件，一次开两台小型的电暖器取暖。两人因为怕冷，都能睡就睡。拉蕊要是在沙发上睡着，毕可会替她添件毯子。清晨是「决战时刻」，毕可会如临大敌地穿上他的厚重大衣，但拉蕊的冬衣正躺在老鹰搬家的担保仓库里。除了他们兄妹，拖车公园里还有很多房客没能力在第一场雪降下来前接回瓦斯。托宾虽然不是房客，但他也一样恨雪入骨。每到冬天，他便会踏上避寒之旅，朝温暖的地方前去。

勉强还称得上秋天的某日，毕可突然跟拉蕊说他要搬家。他要去住由联邦政府补助、专门提供给年长与身障者的起居照护机构。这麽说完的隔天，他人就离开了。这让拉蕊有点措手不及，他们之间的沟通一直都有问题。

毕可离开後，拉蕊随即认知到她不能再躲着了。就算不跟托宾打交道，她也得跟新的物业公司接触，「乔」些事情。因此即便下身穿的是运动裤，黑色羊毛外套上也还有没洗掉的污渍，她还是鼓起勇气，走向管理业者的办公室。

「我得马上申请紧急救助，」拉蕊这麽跟刚接替连尼的大学生说。「我快冷死了……我需要暖气，不开不行。」

「是喔，天啊，」大学生头低低地说。不知所措的他显然还在摸索这份工作。接着大学生拨了比克管理公司的号码，接通之後他让拉蕊跟另一头的经理葛萝瑞亚沟通。透过电话，葛萝瑞亚告知拉蕊她哥哥毕可积欠将近一千美元的房租未缴，瓦斯费不是他唯一没缴的项目。拉蕊在管理公司的椅子上坐着，手撑着额头。「求求你，葛萝瑞亚，请帮帮我。你能体谅我一下吗？」数分钟後，拉蕊挂上电话。假如她想留下来的话，只能想办法说动毕可缴清房租。

毕可的「新家」是柯立吉大道跟第三十五街路口的伍兹公寓（Woods Apartments），对街就是马德湖（Mud Lake）。白墙让那地方感觉清爽、有新居的气味，同时也够温暖。拉蕊请毕可去跟比克管理公司把帐清一清，但他说他没能力两边缴租金。拉蕊说她缴不出上个月的房租，因为钱已经拿去付存放费了。到了这个份上，从拉蕊手里进到老鹰搬家口袋里的金额已经高达一千美元。[9]鲁宾其实还有空间可以放拉蕊的东西，连恩也有辆卡车。但他们俩都给上门求助的拉蕊吃了闭门羹。

「嗯，我觉得你乾脆去跟你的行李住一起吧，因为你就只……」

毕可踩了紧急煞车，把话吞回去。拉蕊看起来可怜兮兮的，眼袋大得跟什麽一样，头发也乱成一团。不过这也难怪，毕竟她已经几天没洗澡了。她拉不下脸去跟连恩还有苏珊借浴室。毕可也知道自己的拖车屋说是废弃的鬼屋也不为过：暖气、热水、电话跟电视都没了。兄妹间霎时冷场到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然後毕可挤出了这麽一句，「你拿一件毛衣去吧。」

拉蕊得在六天内搬离毕可的拖车。毕可已经写信给比克管理公司，里头是这样说的，「我要搬家了，拖车就留给比克管理，算是抵我欠他们的钱。除了我搬出来……我妹妹也会走。」拉蕊得知了毕可的背叛（至少她主观认定如此）是在她去伍兹公寓找毕可的三天後，比克管理的一名物业经理跟她通电话说的。经理请她务必在月初的第一天搬离。她不是没有苦苦哀求过，「拜托，我真的没有地方去了，」跟「我不是坏人，」但女经理听完只给了她这样的回应，「我了解，我了解。感谢您的配合，祝您万事如意，上帝保佑您。」拉蕊奋战过後只得坐下来。「下一步该怎麽走，我真的不知道了，」她说。「我什麽办法都想不到了。」

拉蕊开始在其所属的教会四周寻找新的地方落脚。教会不但是她生活的中心，这会儿也是她找房子时的圆心。她小心翼翼拖着步履，走在冰冷的人行道上，不时打电话给房东。打着打着，她想到可以去她小时候住过的南密尔瓦基公宅社区（South Milwaukee Housing Projects）看看。到那里，社区办公室的女士说，他们的户数已经满了，也不再接受新的申请，但她倒是给了拉蕊一个地址——ＨＵＤ办公室的地址。

ＨＵＤ就是联邦住房与都市发展署的缩写，而密尔瓦基分部就位於市区一座蓝色宏伟现代高塔的顶楼，镜面外墙交错着一排排蓝色糖果般的玻璃。拉蕊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大厅的磨石子地板上发出「伊呀伊呀」的声响。门口的总机人员递了份「多户住宅存量报告」（Multifamily Housing Inventory）给拉蕊。足足有十三张标准规格（8.5 × 14寸）的纸张，上头列出了密尔瓦基都会区所有联邦补助的租屋处。「上面有一半的地方我根本没概念在哪儿，」拉蕊看着落落长的地址与电话咕哝着。但其实她也只是看心酸的，因为大部分的社区都是身障或高龄者优先。事实上，经验告诉拉蕊，公宅或社会住宅多是老人家的禁脔。「甚至也不是每个老人，很多老人都租不到要给低收入户的房子，」她回忆说。「所以我想说，就连他们都没辄了，我算哪根葱。」正是这个原因，让拉蕊之前从没想过要申请公宅。

搞政治的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选民讨厌养老的社区，但他们更讨厌被当成贫民窟的社区。老爷爷老奶奶总是能激发人心里比较柔软的那一块，而银发族公宅让成年子女有了养老院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因此低收入者的公宅鲜少再被兴建，但老人的公宅案却方兴未艾。那些同时锁定一家数口的高楼层建案，不少也被改成了供老人进驻。[10]

拉蕊在住房与都市发展署的报告上找到在密尔瓦基市「南部的南部」有两处社区接受老残以外的申请；拉蕊不考虑密尔瓦基的中南部，北边的蛋黄区就更不用说了。申请表上问及她有没有被驱离过，是或否，拉蕊圈起了「是」，并在後头加注：「我跟房东有些过节与纠纷，所以他才驱离我。」

必须得搬离毕可拖车的最後一天，整座城结了冰。十二月的降雪比预期更早落了下来，紧接着融化，气温骤降让水结成冰。在厨房里杵着的拉蕊听见外头彷佛有锯东西的声响，那是民众在擦拭车窗或把冰从车门上弄掉。地板上的垃圾堆成小山，主要都是毕可的Maverick牌香菸空盒跟巧克力牛奶瓶，另外就是厨房碗槽里有一堆脏碗盘没洗。寒冷让拉蕊在沙发与毯子之间动弹不得——另外茫然也让她不想起身。自从入冬之後，她就几乎没清理任何东西了。「我无所谓了啦，」她一边说，一边把止痛剂跟抗忧郁症的药品往嘴里送。

拉蕊申请过跟看过的公寓累计已经四十间了。其中她在私部门的「打击率」是零，尝试全部落空，而公宅的申请则还在「处理中」。拉蕊觉得走投无路。她有考虑找年纪与她相仿、同样也独居在拖车公园里的汤玛斯帮忙，也想过要询问住马路对面的老人家贝蒂女士。拉蕊把剩下的东西收拾好，打算花五十美元租个地方存放这些东西。

那天时间已经晚了，拉蕊才去敲了贝蒂女士的门。她是名娇小的白人，有双水晶般澄澈的双眼，过肩的金发正慢慢变白，还绑成两条辫子。坐着吞云吐雾时，贝蒂太太看来还算年轻，但走起路来却是十足的老人家，驼背不说，一只手还常贴着身体。这两名女人对彼此仅有的认知，只是擦身而过时的点头问候跟其他时间的流言蜚语。但当拉蕊问贝蒂可不可以借住的时候，贝蒂说了声「好」。

「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到冬天结束，没有问题。」贝蒂挑了挑眉头。「我知道你没有他们说的那麽糟糕。」

拉蕊笑了。「我终於可以冲澡了。」她说。

要比乱，贝蒂的拖车恐怕在公园里数一数二。以空间而言，拉蕊勉强可以挤得进去，但多的就不用想了。贝蒂的桌上堆满了杂志、信件、罐头、酱油，还有糖果。客厅里有棵树朝着窗户弯去，树叶掉了满地，架上有幅耶稣的照片，外加一旁散落着各种纪念品——又一个乱中有序。浴室的抽屉让人想起五金行里整齐排列的螺丝帽，旅行用的小管牙膏跟发夹、发带、指甲剪，各安其分地待在专属的隔间里。来到厨房，贝蒂在那儿挂上了一道标语：「自制就是明明有个人很该死，但你可以忍住不去落井下石。」拉蕊答应每个月付贝蒂一百美元。

搬到贝蒂那儿的几天後，拉蕊收到了公宅申请的两笔回音，但两封信都是坏消息。不管哪一封，上头都列出了打回票的理由：「威斯康辛州提报欠税」与申请人「经查有遭驱离的纪录」。

「经查有遭驱离纪录」这点拉蕊没有话讲，但州政府提报欠税却让她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的她最後打了电话，结果对方跟拉蕊说她欠了地产税。「地产税！」她笑着挂上了电话。「也太好笑了吧，我倒要看看我这地产税是怎麽欠的。」[11]

贝蒂觉得拉蕊应该申诉。她透过大大的眼镜镜片看向拉蕊，「拉蕊，你不能不争取，就像贫民医疗补助（Medicaid）也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我累了，」拉蕊说。「而且我真的不想再申请又被驳回。」[12]

贝蒂点点头。她懂。

几天後，拉蕊突然宗教情怀「上身」，教会真理课程的内容历历在目。

「看着耶稣，你看到什麽？」拉蕊问了贝蒂。

「帅哥，」贝蒂一秒不差地脱口而出。急忙之中，一根修长而没点着的香菸从她嘴唇间喷出来，就像船上弹出的一片甲板。

「拜托，贝蒂！」拉蕊笑得花枝乱颤。

贝蒂晃过去，点了点耶稣的「玉照」。「超帅的，」她显得欲罢不能。「脸上有毛的男人是我的菜。」

「也太不正经了，贝蒂，」拉蕊毫无火气地说。

这两名新朋友有说有笑。直到夜里，两人才一同在沙发上睡去。[13]

1　Jason DeParle, American Dream: Three Women, Ten Kids, and the Nation’s Drive to End Welfa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2　关於等待作为贫穷生命体验的一环，参见Javier Auyero, Patient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Waiting in Argent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译注：相对於installment是分期付款但将货品直接取走，「後取（式）分期付款」（layaway）是要等顾客分期付清所有金额後，才能把东西取走。

4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SSA, 2014).

5　「哪天我写到这段的时候，别人可能不容易看懂，」我说。
「你要把这些写进书里喔？」拉蕊问。
「是啊，我是这麽打算的。我猜他们会说，『这人在干嘛啊？她才刚从租屋处被赶出来，差不多是无家可归了。她跟自己的哥哥住在一起，谁知道这种日子能过多久。她才跟刚社工会面完，恢复食物券资格。她凭什麽分期付款订一台要价一千五百美元的六十二寸大电视？』」
「嗯，他们不懂也没关系。我也不懂很多人在做的事情，但他们也是照做不误。」
「如果那些人现在就坐你面前问，『拉蕊，你为什麽会这麽做？』你会怎麽跟他们说？」
「我会说我这麽做是因为我想。」

6　译注：Cajun，美国南部奥尔良特产的调味料，内含茴香、红椒粉、洋葱、大蒜等成分，适於烤鸡与海鲜调味。

7　走进低所得家庭里看到一台大萤幕电视外加门口一双全新的Nike，可能有些中产阶级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火冒三丈地想要生气。保守派的智库与媒体会为报导下这样的标题：「有平面电视的人，还能算穷人吗？」、「空调、有线电视、Xbox：贫穷在美国究竟如何定义？」自由派会尝试改变话题，避免去讨论到他们希望可以自动消失的这些行为。破公寓里的超豪华电视机？有钱穿新鞋但中午只能吃学校营养午餐的小孩？但电视跟球鞋的主人很可能还没有把帐结清，又或者他们不知道退流行的电视机种可以仅花五十美元买到，街角的店里也找得到折扣的Nike球鞋，市区服装店的标价是用来「噱」不懂杀价的郊区白人小孩。另外因为大萤幕电视太吸睛，可能会让你看不见房间里缺乏了应该具备的东西。美国的有钱人有电视，穷人也几乎都有电视；但有钱人有电脑，穷人却几乎没有电脑可用。拉蕊吃着龙虾大餐，却连支电话都没有。参见Tami Luhby, “Are You Poor if You Have a Flat-Screen TV?” CNN Money, August 13, 2012; 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 Air Conditioning, Cable TV, and an Xbox: What Is Pover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 2012. 这是自由派的古老传统：无视於贫穷中令人不忍卒睹、让人坐立难安的那一面。而因为像卡洛．史戴克（All Our Kin, 24）说的，自由派的名嘴与学者不愿意直视贫穷的这些面向，所以这些人只能为了这些不堪的现象道歉。但又像威廉．朱立尔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 argued）在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6, 12所说，「为了不让穷人觉得不受尊重或被污名化，很多行为都不能提，但这也让自由派的论述变得隔靴搔痒，效果不彰，」因为美国民众要的是答案，是这些行为的解决方案。不把人当人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否定人的美德，另一种是赦免他们所有的罪恶。

8　人会因为得到了翻身脱贫的机会，而在行为上改弦易辙吗？答案是很有可能。行为经济学者兼心理学家们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贫穷本身就会使人心力交瘁」，心力交瘁代表人会「变笨」，会在冲动下误判情势。再者，穷困的家庭一但获致有意义的经济援助，他们的反应经常是建立资产跟还清债务。近期一份研究发现，将近四成的为人父母者，若得到的薪资所得税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超过一千美元，他们会存下退税中的一大部分，而将近八成五的人会拿退税去处理债务。持续的退税会带给夫妻们希望，他们会觉得存钱有动力、有目标，觉得脱贫看得到曙光。参见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S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60, 66; Abhijit Banerjee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The Shape of Tempt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5973 (2010); Reba Mendenhall et al., “The Role of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in the Budget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6 (2012): 367–400.

9　被驱逐出租屋处会让人花很多钱，房客会因此存不到新家的押金跟第一个月的租金。

10　社会住宅或公宅（public-housing）的居民主体非老即残。关於高龄住宅的数量成长，请见Lawrence Vale,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 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5–90. 关於公宅居民的组成，请见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chapter 6

11　根据遭驱离纪录或其他未完民事程序来驳回公宅申请（补助）的做法，引发了若干不小的争议。拉蕊後来发现法院纪录可能有误，这正好揭露了欠缺正当性的驱离行为，还可能反应了房东的独断独行或片面之词。其内容看在单亲妈妈或家暴受害者等特定族群的眼里，可说是刺眼莫名。关於民事法庭纪录令人质疑的准确性，可参见Rudy Kleysteuber, “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 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 Yale Law Journal 116 (2006); David Thacher, “The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3 (2008): 5–30.

12　有关贫穷的论战可以更加以着墨的一点是，个体的自信与坚持下去的想法，会因为驱离产生重大的打击。申请公寓或工作而被连续打枪十次、二十次、四十次，会导致人被磨到疲乏。关於社区选择或失业的各种理论往往假定低所得者会是接近「理性的行为人」（rational actor），认为他们会考量得失做出正确的选择；但真相是许多低所得者是「疲惫的将就者」（exhausted settler）。在一试再试、接连的失败之後，他们会「哀莫大於心死」地接受住在弱势社区里的破屋，而且不管工作有没有前途乃至於合不合法都照做。被拒绝的羞辱会逼人去接受不理想的环境，还会消磨他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动力。关於找基层工作被拒的体验，可参见Philippe Bourgois,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4; Katherine Newman, No Shame in My Game: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Vintage, 1999), chapter 3.

13　几个月後，贝蒂收到一封托宾的来信，里头威胁她不准收容拉蕊，否则就要换她被驱离。拉蕊回说她愿意付托宾自己欠他的租金跟诉讼费用。但托宾说的金额是法庭纪录上的两倍。因此为了还钱给托宾，拉蕊拖欠了要给老鹰仓库的租金，结果她的东西统统被没收。包括她的家具、照片、（後取）分期付款买来的珠宝，都被拿去公开拍卖，由捡便宜的人用天知道的价格买下。

第十九章

小不点

潘找到最便宜的汽车旅馆是每晚五十美元。他们登记入住，并开始打电话给亲朋好友，希望有人愿意收留他们。但两天过去了，一点进展都没有，潘开始担心起来。「没有一个熟人敢接我们的电话，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地方住，」她说。

接着好死不死，奈德搞丢了他在工地的兼差。会被辞退，是因为他花了两天去帮家人搬离拖车公园，所以没有上工。失业会导致被房东扫地出门，但反过来的可能性也一样。[1] 遭到驱离会占用到房客的个人时间，让他们被迫得请假或旷职，不然就是导致他们的心理压力极大，而压力一大工作就会出包。被驱离的压力乌云罩顶，会让人原本的专业施展不开，并且经常会害人因此愈搬离上班地点愈远，而这又有如恶性循环地增加了他们上班迟到或旷职的机率。[2] 奈德没了工作，不是什麽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潘也不会因此比较开心，毕竟钱在烧是一项事实。

即便到了这个境地，奈德还是死撑着不打电话给家人。潘想，不愧是奈德。奈德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他打电话回家只能是炫耀，不能伸手。潘只好自己打电话，但她打遍了认识的人，包括几处教会，结果都落空了。最後好不容易才有个朋友答应让他们的女儿去住，等潘跟奈德度过难关再接回去。他们於是把老大、老二、老三送过去，才两岁的克莉丝汀则留在身边，就近照顾。奈德的电话在晚上十点左右响起，打来的是崔维斯。崔维斯是以前在拖车公园的朋友，现已搬去拖车公园不远处的公寓社区。崔维斯打来是叫潘跟奈德去睡他家的沙发，潘松了口气，至少她跟宝宝不用回廉价的汽车旅馆窝着了。

如果崔维斯为好运开了个头，那紧接而後的就是德基。德基是名满身肌肉、一头白发的黑手，在自家车库开了间店面。德基私下发包差事给奈德，工作内容是组装客人订做的摩托车。奈德是透过一个也是黑手的朋友认识他的。在崔维斯家睡了一个月的沙发以後，潘跟奈德感觉到了无形的「逐客令」。克莉丝汀身为小小孩，不可能不哭闹，而她一「开机」，崔维斯就会受不了。崔维斯会板起脸孔，把自己关进卧房里面，毕竟他清晨四点半就得起床准备上班。崔维斯上一个收留的对象是自己的亲兄弟跟侄子，结果这一对酒鬼搞到崔维斯被驱离，连自己租的房子都待不下去。奈德会叫潘「让你小孩安静一点」，但潘会回说「这他妈的也是你的小孩好吗」。

某天早上，他们驱车前往德基的车库，克莉丝汀则跟她的彩虹熊熊（Care Bears）一起被绑在後座。潘距离预产期只剩下九天。但从托宾把他们踢出拖车公园的那天以来，他们找新家的进度就毫无进展。他们可能得搬进距离密尔瓦基南区更近的地方，当起墨西哥人的离居。奈德把菸抽光了，主要是为了压抑他的压力跟肌饿引起的痛感，潘的菸也愈抽愈凶。另外克莉丝汀因为她心爱的熊熊被送去仓储而闹起脾气。工作上德基要奈德改一个变速箱，这代表他可能得卯起来熬夜加班。自己跟妻女得寄人篱下，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转头听见隔壁车道传来轰隆隆的音乐，车上坐着两名年轻黑人，奈德更加不爽。「干，去他妈的黑鬼，」奈德恨得牙痒痒的。

几分钟後，奈德看到有张告示贴了在白人上班族聚集的西艾利斯（West Allis）有房子要出租。他叫潘抄下电话，但潘没抄到。

「我不是叫你要抄吗？」奈德质问。「我不是叫你他妈的把电话抄下来吗，你连这都办不到？」

「谁叫你念那麽快！」

「所以现在是怪我罗？」

他们绕回去，抄了号码。「嗨，我打来是想问你们是不是有七十六街跟林肯大道口的房子要出租？是什麽格局，两房吗？」

「是，」回答的是男人的声音。「房租是一个月六百九十五元，附暖气。」

潘并没有听到房租就挂上电话，她心想搞不好对方可以商量。「好，什麽时候可以入住？」

「现在。」

「真的吗？太好了。」

「你会跟谁一起住？」

「我家人。」潘顿了一拍，然後咬牙把有几个孩子都跟对方交代了。「我现在有三个小孩，肚子里还有一个，但我们家全部都是女儿！」

「喔，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只收大人。」

「好吧，谢谢。」潘放下电话。「他们不收小孩。」

奈德身穿一件黑色的奥兹．奥斯朋（Ozzy Osbourne）的削肩Ｔ恤，头上反戴着一顶哈雷机车棒球帽。他用牙齿吹着口哨。

「我就知道。你一说自己有四个该死的小孩，事情就玩完了。」

潘知道其实不用讲到四个小孩，只要一个就够了。几天前他们一样在找房子，两名房东是只要有小孩都不行，其中一个说，「我们这里非常怕吵，所以对这点严格要求。」

另外一名房东则跟潘说，让这麽多小孩待在两房的公寓里是犯法的。问题是，潘跟奈德就只租得起两房。

所以现在只要跟房东说话，潘都会自动在小孩的事情上以多报少。她开始纳闷找不到房子的真正原因：是自己几年前有过毒瘾？奈德居无定所又没有稳定收入？他们有被房东驱离的纪录？他们就是穷？还是因为他们有孩子？

孩子普遍让房东很头痛。因为街头存在暴力犯罪，所以不少住在治安死角的父母会把小孩锁在家里。小孩被关在小公寓里很无聊，就会把窗帘做成披风扮演超人，会把玩具冲进马桶，会让水费高得吓人。小孩可能会被检查出铅中毒，然後房东就会被责令要做收费高昂的减污处理。小孩会被儿童保护局列管，然後社工就会带着法条上门来巡视公寓的卫生与安全。十来岁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吸引警察的磁铁。

所以这是个行之有年的不成文规定：房东心中自有一道「禁孩令」。一九四○年代末期，在战後极为竞争的租屋市场里，房东普遍拒绝把房子租给有小孩的家庭，房客也不能怀孕，否则会遭到驱离[3] 。这点可以从为人母所写的公宅申请信里看得非常明白。「目前，」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带着一名一岁大的婴儿，住在没有暖气的阁楼……我几乎找不到房东愿意接受小孩。另外我还有一名十岁的儿子……但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因为房东太太反对。您有没有可能帮我找到个房间或是公寓，不用装潢，多旧都行，要不然谷仓也行？……我不能继续住在现在的地方了，不然我怕我会做出傻事。」另一位母亲写的是，「我的孩子生病，体重一直掉……我试过、求过、拜托过，就只希望有个地方给我住，但（回答）永远都是『租出去罗』或『对不起，有小孩不行。』」还有位母亲说，「三周前吧，房东太太把我其中两个小孩给赶出去，还不准我让他们回来……但我宁可住车库也要一家团圆。」[4]

美国在一九六八年通过了《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但国会议员并没有将有小孩的家庭列为受保护的对象，而这等於替房东开了扇窗，让他们可以继续大喇喇地拒人於里之外，或者把有困难的房客踢出门外。有些不肖房东会漫天喊价并设立入住的门槛，在正常的租金以外加收「孩童损害押金」。华府某开发案要求没孩子的住户要付一百五十美元的押金，但有孩子的住户基本押金却一口气爆增为四百五十美元，然後每个孩子再多收五十美元的人头费。[5] 一九八○年，住房与都市发展署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研究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结果发现仅四分之一的房子在出租时没有对家庭住户附带一堆限制。[6] 调查结束的八年之後，美国国会才终於禁止因为歧视而使儿童或育儿家庭的居住权遭到损害。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潘的真实体验说明了法律无法改变什麽，居住歧视仍旧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7] 每十个育儿家庭，就多达七个会在租屋时处处碰壁。[8]

奈德下车，把剩下的麦当劳早餐三明治给了克莉丝汀。「亲老爸一下，我去上班了，爱你。」

他没忘记要潘也亲。

潘把手放在额头上说。「我快要爆炸了。」

「妈妈？有游乐场耶，要玩！」後座的克莉丝汀按耐不住玩心。

「不行喔，克莉丝汀。妈妈要先找房子给大家住。」

「小孩多大？」房东提出了疑问。

「六岁。」

「你下个月再打来问。」

阿琳挂上电话。她跑过或申请过的公寓已经多达八十二间，给她肯定答覆的是零。即便在旧城区，大部分的房租也都让她高攀不起。至於她倾家荡产才负担得起的地方，房东则都没消没息。

阿琳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地又拨了三组号码。第一间太贵，第二间是「语音留言」，第三间则叫她「周一再打」。阿琳前晚才刚跑过一趟医院，所以现在非常疲倦。她跑医院是因为强的松没了，而贾法瑞又气喘发作。阿琳要照顾气喘发作的贾法瑞相当辛苦，因为让她烦心的事情多得跟什麽一样。有一回，她找了整天的房子，而且又空手而归，然後才突然惊觉自己把装着气管扩张剂的背包给忘在公车站。还好那天贾法瑞没有大问题。但两天之後，贾法瑞一醒来就跟阿琳说，「妈咪，我不舒服。」她听得到儿子哮喘的声音，马上叫救护车，结果这次贾法瑞被转送到动物园附近的儿童医院，并留院观察一夜。这一次，阿琳顺利在晚上十点半前赶回收容所，主要是好心的值班社工替他们付了来回的计程车钱。

第八十五号房东接起电话的时候，阿琳的第一句回话已经不是「嗨！你好吗？」或是「嗨，我打来是想问房子的事情，」而是「你好吗？」为了换换手气，她会开始用不同的抑扬顿挫与重音说话。同样的道理，她会跟前一名房东说东，然後跟下一名房东讲西。有时候她会说自己在收容所，有时说在别的地方；她的小孩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剩一个。有时候她会说小孩在托儿所，有时又不这麽说。也有时候，她会说自己有领育儿津贴，有时又说没有。总之她会东抓西扯地随机拼凑故事，看看能不能给她蒙到一间房子。阿琳很想租屋，但这个体系她始终打不进去。

「你有男人吗？」八十五号房东问。

「没有。」

「会有男人三不五时过来找你吗？」

「不会，我就一个儿子相依为命而已。」

「那你儿子多大了？」

第八十六号房东狮子大开口要月租八百二十五美元，另外加收乔瑞的人头费二十五美元。但第八十八号倒是让她感觉不错。第八十八号物件是个宽敞的的三层楼砖造建筑，地点在密尔瓦基北部一条死路的尾端。「我印象这里原本是某家机构，」管房子的经理这麽跟阿琳说。「好像是安养院什麽的。」

阿琳猜是精神病院。房子里头倒是既乾净又安静，墙壁不是掺了杂质的白色或米色，而是医院那种纯白色，有钱人牙齿的那种纯白。一扇扇深色木头门板上有铜质的号码，门後则是天花板挑高的长长走道。阿琳带着两名儿子跟着经理参观，每踏出一步都会从鞋底传来地板的声响。在经理身後的乔瑞朝着弟弟冲过去，让贾法瑞吓到跳起来。两名顽皮的男孩闷着声呵呵笑，让现场毛骨悚然感觉去除了不少。

「我是阿萨达，」经理这才自我介绍，「阿萨达的意思是『出身贵族』。」戴着棕色穆斯林盖头帽[9] 的阿萨达是名走路抬头挺胸的黑人，身穿米色长裤跟成套的米色衬衫，扣子一路扣到领口。他带着阿琳来到第一间房。「我遇过一、两个问题房客，但其他人就还好。」他说，「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跟『哈克斯特宝』[10] 的文化不对盘。他们的文化比较偏美国中南部。我不喜欢那种文化。」

阿琳用目光扫视公寓，零星的家具是唯一的点缀，但那都是些相当「时代感」的家具，《天才老爹》的年代还可能比较新。

「那个……」阿萨达用丢三落四的英文接着说，「生活就是要照规矩，该怎麽过就怎麽过。该付的帐单要付。」他清了清喉咙，好让声音大点。「比如说有固定交往对象就很重要说。我会照顾黑人的小姐。但你知道的，没结婚没男朋友、一个人闹独立，看似很了不起……可是家庭的价值要回来啊。你要是不把家庭当回事儿，不朝走入家庭努力，那就不要说我不照顾黑人姐妹，也不要说我怎麽没有想办法帮你们……我这人就是重家庭，重伦理。」

阿琳在阿萨德面前一直挂着笑容，笑到他也注意到了。他这人还蛮好笑的。

「你喜欢这间吗？还是你想看下一间？」

「没差，我有地方住就行。」

一房公寓的话，月租是五百美元，照明的电费会登记在阿琳的名下。在申请表上的「原始房东」栏位中，阿琳填上的是舍莲娜．塔佛。而在「搬迁事由」一栏里，她思索後的回答是「包租婆是个王八蛋」。再来阿琳迟疑了一下，还是问了可不可以养猫。

「房东是说不准养宠物，但我本身是喜欢猫啦。狗我比较受不了。所以我可以帮你争取看。」

「那太谢谢了。嗯，那个、我们、嗯……」阿琳望向乔瑞。她争取养猫，主要就是为了乔瑞。乔瑞对此也心知肚明，棕色大眼睛涌上泪水。「不要哭，乔瑞，你会把我也搞哭的！」於是乔瑞一转身走向了窗户。

阿琳决定晃去看她同辈的亲戚J. P.。她喜欢J. P. ，脸大大的，处事又随和。「我们去看看J. P. 的房东那边有没有搞头好了，」她说。阿萨达人不错，但毕竟申请过不过也不是他说了算。阿琳也想顺便去探探他儿子波西的状况。波西随J. P. 睡在二十六街跟钱伯斯街口的住处已经一段时间，而那儿简直是贫民窟中的贫民窟。

赖瑞落跑後没多久，儿童保护局就从阿琳的手中转置了杰杰、波西与另外三名子女。「我就这样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阿琳回想当年。「当时赖瑞这麽搞，我真的很受伤，我只恨自己不够坚强。」接下来的几年，阿琳的孩子一边成长、一边在寄养家庭中进进出出。「但波西始终不想回家，」阿琳表示。她记得波西十五岁时干过一件事，是打电话去给儿童保护局，跟社工说大人把小孩子丢在家里。「结果儿童保护局就跑来把我的孩子都带走了。」当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两岁的贾法瑞，乔瑞则是十岁。两名男生後来回到阿琳身边，但波西跟另外两个与赖瑞生的孩子，则续留在社福体制里。阿琳不知道原因何在，她只知道这三个小孩的寄养家庭比她有钱，养父母可以买新衣服给孩子，每天晚上让他们吃得饱饱的，还可以让他们一人有一张床好睡。但波西跟同样住在寄养家庭的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不同，他没有在社福体系中停留很久。满十七岁後，他离开了寄养家庭，从高中辍学。不再读书的他开始当起了毒贩，卖着快克。

楼梯间虽然阴暗，但推开门後的公寓却采光明亮。这房子算是温暖，还闻得到鸡蛋跟香肠的味道。波西靠坐在沙发上，反戴棒球帽的他显得消瘦。在看到阿琳跟两名弟弟之後，他一把抓起了故意「整形」成像点四五手枪的空气枪，朝着贾法瑞冲过去。波西用枪抵在贾法瑞的背上，然後把他扑倒在隔壁卧房的床垫。那儿有着不知道是谁看到一半的书，用反折来标记阅读处，那本书是《加州来的私生子》（Bastard Out of California）。原本书在床上放得好好的，就这样被这对兄弟弄到「啪」一声掉到地上。贾法瑞笑着扭来扭去，但就是挣脱不了波西。

「老天，有人看过谁才六岁就这麽像出来混的吗？」波西一边笑，一边放开了贾法瑞，最後连枪也递到弟弟的手里。

贾法瑞带着笑意，把枪当成玩具。

「好了小黑鬼，把枪还来。」

阿琳摇摇头，波西则向自己的母亲点头。阿琳请J. P. 打电话给他的房东，J. P. 也照办了。J. P. 的房东说楼下有间房要租人，於是在走之前，阿琳跟他约了隔天看房子。

「波西怎麽这副模样！」阿琳一离开现场，就忍不住对着乔瑞宣泄。「瘦得跟什麽一样！他要不是有在吸毒，要不就是他们没给他饭吃。」她的脸上诉说着为人母的沉重与忧虑。但她赶紧甩开这样的心情。「我现在没空担心这个。」

「你要租这里吗？」乔瑞满怀期待地试探。

阿琳想了想这里的楼下。「我不知道，这里好像太乱了，」她想像着生活中充满着警察跟毒品。

阿琳继续跑行程，范围没有离开北部。她经过了母亲过世的简陋蓝色屋子，还有埃金森大道上被她称为「快克头之城」的一批公寓。她去看了已经被宣告为危楼的旧居，第十九街跟汉普顿大道上的这个老家，还是一样又矮又胖，没有声响，油漆也还是只刷到一半。前门张贴了一张告示说：「此建物遭违法占用，不宜人居，违者将予强制撤离。」

「天啊，我好怀念住在这里的日子，」阿琳有感而发。贾法瑞自告奋勇要去检查信箱，但阿琳对他笑说，「哪来的信啦，帅哥。」当初她会狠下心打电话给市府，并不是水的问题压垮了她。供水出问题时，阿琳会想办法凑合一下，自己辛苦一点，从附近的店家搬几加仑的水，但後来房东好不容易带着工具箱来了，他做的事情却也只是在浴室的墙上到处凿洞，完全不知道因为什麽让水管漏水。阿琳打电话跟他抱怨，但她记得房东的回应是，「欸，我要管五十间房子耶，你要是不想等就搬吧。」阿琳这才同归於尽，打电话给市府的建物检查员。「蠢毙了我。」

奈德一整天都在忙变速箱，潘则都在找房子。她的电话已经打到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还不只一次自己打去给同一位房东，好让对方可以拒绝她两次。这包括在午後一团乱的时候她拨到了西艾利斯的房东号码。「女士，我们不收你的小孩，」对方的口气明显不悦。

潘决定试一处朋友口中说被「快克跟妓女」占领了的公寓社区，她的如意算盘是那里的房东不太会调查身家。但她没想到那儿的三房竟然要八百九十五美元。潘觉得超傻眼，「这种烂地方收这麽多钱？」没办法了，潘只好开始看属於拉丁裔的南部。她驱车前往「便宜租」（Affordable Rentals）房屋公司，并且叹了口气，「看来我也没得选。」

在跑过三十八间公寓之後，潘只约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在卡德希（Cudahy）这个西侧以机场为界的白人劳工阶级郊区，另一个则在密尔瓦基南区。卡德希的公寓紧邻帕克大道，室内是两房格局，月租六百四十美元含暖气。刚开始找房的时候，潘想得很美，她当时的预算才五百美元，「我是怕我或奈德的收入出问题，你也知道世事难料。」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11] 不过，与其住在被黑人团团围住的街区，她宁可所有的钱都被房东赚去。

奈德跟潘焦急地在帕克大道的公寓外头候着。奈德叫潘安静点，由他来发话。潘对此并不在意，随时都可能再当妈的她只想回家躺平。

「拜托，拜托，拜托，」潘口中念念有词。

「你不用拜托，世上没有神可以拜好嘛！」奈德吐槽後吐了口痰。

房东到现场後，奈德开始发挥三寸不烂之舌。「我在建筑业干了二十年」、「你这里有哪里需要『动』吗？」这间公寓乾净而新颖，卧室也宽敞到五个女儿都「塞」得进去。原本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此时房东拿出了申请表。奈德说他要付现金，但房东坚持一定要把申请表填好。

「申请好通过吗？」奈德不禁这麽问。

「我们会检查信用纪录跟各种事项，」房东说。

「可是，我们的信用没有很理想。」

「这倒还好，只要你们没有前科或驱离纪录就行。」

奈德跟潘约的第二个点，在第三十五街跟贝歇街交叉口，这里主要是拉丁裔的社区，环境算是安静。三房的房型，房东开价是月租六百三十美元。

「没问题，」奈德说。「跟黑鬼住我没办法，但跟老墨住还ＯＫ。黑人跟猪没两样。」

奈德咧着嘴笑，因为他想起了一个笑话。「嗯，潘，你不会想叫黑人ㄌ开头，ㄩ结尾的什麽东西？……答案是邻居！」[12]

奈德笑得超开心，而潘只能勉强挤出笑容来配合。她有时候会为此给奈德脸色看，尤其她不喜欢奈德在布丽丝跟珊卓拉面前这麽讲话，也不喜欢他当着她们的面说黑色鬈发丑。但潘并不觉得奈德有说错什麽事情，至少她确实不想要有黑人邻居。「我宁可住汽车旅馆，也不住贫民窟，」她说。「拖车公园里至少大家都是白人，他们是白人的垃圾，但再怎麽垃圾，还是白人。」在她眼里，贫民窟就没有什麽黑人跟拉丁裔的区别，贫民窟就是一个大「黑村」。

房东来了，是位有着大皮带扣的银发族男士，他招呼潘跟奈德进公寓。公寓本身美轮美奂：抛光木质地板、崭新的窗户、新刷的油漆，还有大空间的卧室。潘望出後窗，白人小孩在打理得很好的後院玩耍。房东甚至说愿意「附送一些电器」。

奈德跟潘开始在这位「皮带扣伯」耍冷时放声大笑，也可以说他们在巴结或拍马屁。「我看你这里好像需要一些泥作工程，」奈德说。「我来弄的话品质保证，而且收费合理。」潘也加入战局，帮腔说他要是需要找个打扫阿姨，只要等两周她恢复身体就可以。

等到要填申请表了，奈德又换了一套战术。「这是什麽，要填信用资料吗？」他问道。

「你那边就留空白好了，」房东回应。

「要是我们没有在附近的银行开户怎麽办？我们才刚从绿湾搬过来。」

「好吧，那就空着。」

挥别了「皮带扣伯」後，潘转头对奈德说，「这一带烂归烂，但至少房子是好的。我们住的或许是贫民窟，但绝对是升级版的贫民窟。」

「搞不好我可以顺便接到泥作工程的生意呢，」奈德乐观起来。

「搞不好我可以兼差当打扫阿姨。」

奈德点了一根红色万宝路香菸。

「看起来我们的好运真的来了，」潘下了这样的注脚。

奈德跟潘心意相通。他叫潘不用再抄出租广告的电话了。「放心吧，潘，我们有地方住了。」

那天晚上，崔维斯跟奈德还有潘说，他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两人於是住进了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他们坐在床边一件粗糙刮人又洗过太多次的棉被上，潘缓慢呼吸，并对宝宝说话。「再忍耐一下，等我们把租约签好你就可以出来了，再忍耐一下。」但急着来到世上的宝宝显然没把话听进去。潘的羊水破了，同样在汽车旅馆留宿的一名女士好心载着潘、奈德还有克莉丝汀来到医院。新生儿重约三千五百克，奈德觉得以女孩儿来说好像还蛮「大只」的。「看吧，谁说抽菸会让婴儿体重不足的。」奈德露出笑容。按照医嘱，他们一家三口在医院待了两晚，但还是得付只放了行李的汽车旅馆费。

宝宝出生後过四天，「皮带扣伯」来电说，他们的申请已经通过了。潘「名下」有两次被驱离的纪录、有重罪前科，而且还在领救济金。奈德有通缉令在身，提不出稳定的收入来源，落落长的前科里有三次被驱离，不只一次因为毒品被判重罪，也曾因危险驾驶跟携带枪械而被判过好几回轻罪。他们有五个女儿。但这样的他们是白人。

潘原本是比较偏向帕克大道的那间公寓，虽然房子比较小，但那儿毕竟是卡德希街，只可惜房东对他们说不。因为有驱离纪录跟法院前科，他们进不了白人社区，但却也阴错阳差地让他们来到了密尔瓦基北区人心中的梦幻邻里。

只可惜奈德又砸锅了。入住新家才三天，他就醉醺醺地跟楼上的邻居起了口角。房东要他一周内走人，而他也转眼就在德基的车库附近的蓝领白人地区找到了一间乾净的两房公寓，月租是六百四十五美元，屋外有棵西洋梨树。这房子是奈德独自申请的，租约上没有提到潘跟两名黑人女儿。「单亲爸爸比较好租房子，」他这麽跟潘说。房东果真接纳了他。

「所以房东不知道有我、也不知道两个女儿的事对吧？」潘不禁追问。

「现在不知道，但慢慢总会知道的啦。先找到房子比较要紧，我不也一周内就搞定了吗？」奈德把手举起来，就像在接受表扬似的。「看吧，老天爷不会亏待好人。」

搬进新家後不久，有名邻居介绍了盖房子的工作给奈德，而潘则当起了医疗助理。奈德吩咐布丽丝跟珊卓拉，万一房东问起，要说她们不住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对布丽丝与珊卓拉乱说话，「你们就跟生你们的老爸一样蠢」、「你这半黑鬼的小杂种」。有一天他甚至心血来潮，把女儿统统叫去绕着房子呼喊「白人最强」的口号。

这些行径让潘心力交瘁。她只希望奈德这搞法不会在女儿心上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她祈祷上帝可以原谅她这个失职的母亲；但她还是觉得情势由不得她摆脱奈德。「这种生活很糟，」她这麽跟自己说。「我们没在吸快克了，但我们每天还是得面对一堆乱七八糟、狗屁倒灶的事情……我实在没办法说走就走，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她顶多能在没人打扰时跟女儿们说奈德是恶魔。有些时候，到了晚上、在入睡之前，潘会闪过一个念头是自己能不能就这样带着女儿去住游民收容所，或是去睡高架桥底下。「只要大家能团圆、开心，不会有人恶言相向就好。我只想夸奖女儿们漂亮，因为我的女儿都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小女人。」

阿琳又试了银泉路上的大型公寓社区（八十八号房东阿萨达并未回电）。她拨了号码，社区经理当场同意带她看一个物件。

「我们回来了，贾法瑞！」乔瑞又笑又叫。

「不要这麽讲话，」阿琳说。

「这是我们的家耶！」乔瑞欲罢不能，边说还边肘击他的弟弟。

「不要再说了！」这次阿琳已经是大声地在哀求。

又历经了一次带看、一次申请之後，母子三人依旧回到人行道上。

「我饿了，」贾法瑞说。

「闭嘴，贾法瑞！」阿琳的理智则濒临断线。

过了几分钟後，阿琳掏了掏口袋，攒足零钱，到麦当劳给贾法瑞买了些薯条。

一天下来，阿琳跟两名儿子开始往在第十三街的老家踏上归途。阿琳有双鞋还留在那儿。随着老家愈来愈近，他们发现小不点在屋外的雪地里用猫掌拍着门板。乔瑞跟贾法瑞朝着牠冲了过去。乔瑞抱起小不点，然後将牠交给贾法瑞。贾法瑞把猫咪抱进怀里猛亲。

「把猫放下来，真要命！」阿琳大喊。她扯开了贾法瑞的手臂，小不点就这样掉回地上。

一个人的时候，阿琳偶尔也会替小不点掉泪。但她想教给孩子的是不要太有爱心，也不要奢望他们得不到的东西。阿琳这是在保护他们，也是在保护自己。不然一个没办法让孩子吃饱穿暖的单亲妈妈，还能怎麽样保护自己呢？做父亲的人没钱，可以像赖瑞那样一走了之，可以归零之後再设法重新来过。[13] 但做母亲的人没钱呢？也只能吞下肚，认命地过下去了吧——至少大部分的穷人妈妈是这样。

阿琳的孩子不是一直都有家可住，也不是一直都能吃饱穿暖。阿琳并不能给孩子稳定的生活，稳定是一种奢侈品。她没办法永远站在孩子跟危险的街头之间扮演屏障，那些是属於她的街头。阿琳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会尽其所能喂饱他们，也会拚了命让他们有衣服穿。但遇到他们要的超出她做母亲的能力时，她也会时而委婉、时而不加修饰地让他们知道，他们没这个福分。乔瑞如果想要青少年都会想要的东西，比如新球鞋或者酷炫的发型，她会直接说他自私，说他坏。贾法瑞如果一哭二闹，阿琳有时候会吼他，「拜托，你真的很难伺候，脸擦一擦不要哭了！」或者「你再哭，等下我打你屁股！我早就觉得你很欠揍了。」有时候贾法瑞饿了，阿琳会说，「别进厨房，我知道你不饿，少骗我！」或跟他说他太肥了，叫他离空荡荡的橱柜远点。

「对不起，是我没用，」说到一定的程度或次数，你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你会看到自己即将濒临崩溃。然後你就会开始反射性地保护自己，替自己开脱，「不，我不干。」既然我帮不了你，那就当你不值得帮助吧。[14]

黑人社区里那一票牧师跟教会的女士、社工、民意代表、老师跟邻居、警察跟假释官会说你的做法正确，他们会说黑人的年轻人跟小孩不分男女，就是需要严格管理跟纪律。不要溺爱他们，该罚就罚，该打就打。於是原本只是出於求生本能的做法，慢慢就以文化之名延续下去。[15]

他们慢慢步行离开了第十三街，放着小不点、还有他们残破的家当散落在雪中。这时贾法瑞张开手，露出了掌心里的一对耳环。

「你从哪里找来的，贾法瑞？」阿琳问道。

「从克利丝朵那儿偷来的。」

「喔！哇呜！」阿琳顿了一拍然後说，「这不好玩，也不应该。贾法瑞，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贾法瑞的脸色一沉。他只是想要替自己的妈妈做点贴心的事而已。阿琳知道他的心意，也觉得感动莫名。她之後会把耳环还回去，但在这个当下，她把耳环带上去。贾法瑞为此露出了笑意。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随着天色变成墨水般的蓝色，气温下降，阿琳见了另外一位身穿法兰绒衬衫跟工具皮带的白人房东，他正忙着修理一间两房的公寓，而且匆忙的程度让阿琳不禁怀疑是否为了应付隔天的检查员。她填好了申请表，贾法瑞则跑去使用厕所，这孩子发现水不能冲时已经太迟。阿琳只好谢过房东，牵起贾法瑞冲出去。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几分钟後，阿琳的电话响起。「你们有够差劲的！」房东大吼。「这样的小孩我肯定受不了！」

阿琳跟两名儿子能暂待收容所的日子，还剩二十九天。

1　居住正义不能彰显、住的需求得不到保障，是导致低所得者职场生涯不稳定的一大原因。跟卡尔．葛沈森（Carl Gershenson）一起，我们针对《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的资料组（data set）带入配对技术与分立的风险模型，结果我发现，如果低所得的劳工并非出於自愿失去住处，则他们的失业率也会显着升高。我们检视了工作史相对稳定跟工作相当不稳定的两类租屋者，观察了被驱离对他们造成的影响，结果我们发现，无论哪一边，被迫搬迁都是失业的一项元凶。Matthew Desmond and Carl Gershenson,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nsecurity Among the Working Poor,” Social Problems, forthcoming.

2　蒂娜（Tina）的遭遇值得人深思。身为要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蒂娜在一家地景设计公司兼差，工作内容是输入资料与接听客服电话。在她收到驱离通知单之後，托宾就开始打电话到公司威胁她要付六百美元，否则就要执行驱离（蒂娜表示自己只欠一百美元）。为了不向驱离通知单低头，蒂娜好几次出席法院听证，有时还为此没去上班。她的案子虽然尚未定谳，但几名郡治安官跟一名老鹰搬家的员工已经出现在她的拖车门口。蒂娜十几岁的女儿挡了他们一阵子，蒂娜才得以赶回来解释情况。蒂娜已经在找新家，但好几个房东都不收她，主要是她有驱离官司在打，然後又说她信用不佳。没多久，蒂娜的工作表现开始不稳。抑郁加上事情太多，她开始请病假。就算勉强进了公司，她也会犯像是忘记申请维修等大小差错。据她说，这是因为驱离官司的压力太大。有天在办公室，蒂娜在办公桌前崩溃啜泣，同事跟主管就在一旁围观。法官认同蒂娜的租金被多收，但她依旧遭到驱离。她开始靠着朋友跟熟人接济过夜，後来则带着女儿搬进一个对她有兴趣的男人家里。男人家距离蒂娜的公司很远，她开的车又经常抛锚。种种情形都助长了她迟到跟缺席的情形，蒂娜的案例显示了驱离与失业间的多重关联。驱离的折磨与破坏力影响到她的工作出勤，也打击到她的工作能力。被迫流离失所加上无力扭转现实环境，蒂娜只能愈搬（离公司）愈远，而这又回过头来增加了她迟到跟旷职的风险。得依靠萍水相逢的男人才有地方栖身，更是额外为她平添了人际关系上的复杂性与需索应付。

3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3.

4　这些母亲的信写於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间，去函的目的是要申请底特律的公共住宅。Detroit Housing Commission, “Children Not Wanted.” The Story of Detroit’s Housing Shortage Victims Told in Their Own Words (Detroit: Detroit Housing Commission), 1948.

5　Jim Buchanan, Fair Housing and Famili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ldr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Bibliography # P1732 (Monticello: Vance Bibliographies, 1985).

6　Mary Ellen Colten and Robert Marans, “Restrictive Rental Practices and Theory Impact on Famili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 (1982): 43–58, 49.

7　Edward Allen, “Six Years After Passage of the Fair Housing Amendments Ac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American University 9 (1995): 297–359.

8　不同於众所周知的种族或性别歧视，美国人大多对法律明定不得歧视儿童一事浑然不知。Rigel Oliveri, “Is Acquisition Everything?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Occupants Under the Fair Housing Act,” Harvard Civil Rights-Liberties Law Review 43 (2008): 1–64, 5. 根据全美样本所做出的一份报告显示，大部分的受访者都知道种族歧视、宗教歧视与能力歧视，但仅百分之三十八的人知道「对育儿或未育儿家庭的差别待遇，被法律明文禁止，」此事可参见Martin Abravanel and Mary Cunningham, How Much Do We Know?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Nation’s Fair Housing Law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02), 10.或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Live Free: Annual Report on Fair Housing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Fair Housing of Mari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n Rental Housing (San Rafael: Fair Housing of Marin, 2002); Gulf Coast Fair Housing Center, An Audit Report on Race and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in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Rental Housing Market (Gulfport: Gulf Coast Fair Housing Center, 2004).

9　译注：盖头帽（kufi cap）是西非男性的传统服饰，甚至是部分非洲国家的国服。在美国，盖头帽基本上可跟西非族裔画上等号。西非裔戴盖头帽是一种彰显自身文化、历史与宗教的自豪之举，其中会带帽的宗教包含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或传统非洲宗教等都有可能。盖头帽可以以各种布料针织或钩针而成。

10　译注：原文为Huxtable，典故出自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二年间於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播出的情境喜剧《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戏里的主角就是「哈克斯特宝」一家。因为该戏，所以「哈克斯特宝」一词有时会被黑人用做贬意词去形容「黑皮白骨」的假白人，也就是中产阶级以上、模仿白人生活的那些黑人。

11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12　奈德确实居无定所、到处游荡，但他还是会像非裔美国社会学家暨泛非民权人士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说，从贬低黑人等行为上得到「心理上的薪资给付」。See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69 [1935]), 700.

13　羞辱的重量，一直是社会学家认为穷困黑人社区中许多婚姻失败的元凶。特别是男人一旦失业，没钱也没脸面对家人的耻辱，会持续累积，直到这种心情比抛家弃子更令其不能容忍。留在固定的（婚姻）关系里，就等於是要「终日与失败共处，日复一日跟自己的不堪面对面……作为一种自我防卫，做丈夫的会朝着街头撤退。」单亲妈妈就没有这种在街角「当鸵鸟」的权利。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35–36. See also 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Nelson, Doing the Best I Can: 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4　「母亲国」的总统都是这样跟她们饥渴的孩子公民们说的。Orlando 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Consequences of Slavery in Two American Centuries (New York: Basic Civitas Books, 1998), 134; Nancy Scheper-Hughes,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76.

15　Carl Nightingale, On the Edge: A History of Poor Black Children and Their American Drea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76–77; 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133–34. 在奴隶与佃农制度（sharecropping）的年代，黑人父母往往以高压的手段来管教孩子，这是为了让他们「准备好面对由白人掌权、黑人必须如履薄冰的世界。」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s: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 revise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96. 後来到了各种「吉姆．克劳」（Jim Crow；黑人的贬意语）法律的种族隔离时代，黑人父母时不时会训练子女低声下气跟顺从命令。「在底层的（黑人）家庭里，」有人观察，「孩童所受的教育是他是个『黑鬼』，并且必须好生侍奉白人，因为白人是他们没得选择的老板。」当时的黑人家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是：「世界属於白人，你们这些黑鬼跑错地方了。」参见Jennifer Ritterhouse, Growing Up Jim Crow: How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 Children Learned Ra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98. 今日的状况是，穷困的母亲面对孩子会比较不支持、也比较没有得失心、比较不会主动关心孩子有什麽需求、欲望跟梦想。这些母亲较少拥抱孩子、也鲜少夸奖他们。受经济剥夺程度较高的母亲会更常打骂孩子。社会学者奥兰多．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甚至直言，「底层非裔美国家庭对儿女的教养，有朝施虐发展的倾向。」这类令人忧心的模式，有一个标准的解释是：「贫穷会让做母亲的人易怒、抑郁加上焦虑，进而削弱其以正面与支持的态度教养孩子的能力。双亲一旦易怒、抑郁加上焦虑，他们面对孩子就会倾向於用处罚代替鼓励。」可总结为「贫穷」一词的诸多弱势与创伤，会吸乾为人母的喜悦。不过，易怒、抑郁与焦虑的不仅仅是穷困的母亲，这些症状不单是贫穷者的专利，贫穷的专利就只有贫穷而已。像阿琳这样的母亲，会偶尔以照顾者之姿流露出严峻的态度，是出於无奈，是因为她得在匮乏中养育下一代。这些母亲之所以选择尖峰相对与冷如冰霜，是出於保护孩子而不得不如此的考量。这种冷酷是面对匮乏的一种防卫机制。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133. 众多的文献都将非支持性与处罚性的教养风格，连结到孩童的低自尊、高攻击性与反社会行为。可参见Robert Bradley and Robert Corwy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002): 371–99; Elizabeth Gershoff, Rashmita Mistry, and Danielle Crosby, eds., Societal Contexts of Chil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Influ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Vonnie McLoyd, “How Money Matters for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Family Processes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Health Disparities in Youth and Families 57 (2011): 33–72. 在开发中国家里，婴儿生病的母亲会因为匮乏带来的压力，而认为她们的宝宝「一心求死」。她们会自我安慰说，「小家伙感觉不到任何事，」藉以麻醉自己，放任自己漠不关心。「在这里，」人类学者南西．薛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写到巴西的贫民窟（铁皮屋区），「要有超人的努力才能当一位勉强及格的双亲。」Scheper-Hughes, Death Without Weeping, 342, 128, 361.

第二十章

顾人怨的北部

「旅社」坐落在第七街跟凡恩街的路口，离旧城区不远。住友聚集在入口处聊天、抽菸、追着自家孩子跑，这是此处的日常。二月的最後几天，克利丝朵大部分的时候都待在这里。在法院发给克利丝朵的驱离通知里，舍莲娜勾选了「房东希望回收物业的理由如下：」这一格，然後以书面陈述她的意见：「与楼上跟楼下的房客冲突不断（均报警处理）。擅自转租房子给遭到驱离的房客。」克利丝朵看得一头雾水。阿琳的事情舍莲娜从一开始就知情，这样还能主张她是「擅自」当二房东吗？总之她打包好两包透明的垃圾袋，没出庭就自顾自走了，她误以为这样就可以顾全自己的名声。

克利丝朵觉得「旅社」吃的东西已经够烂，还会有些来修缮的男性工友拿乾净的床单、点心或洗发精来跟住户搭讪，看有没有人要跟他们上床。[1] 但她喜欢她的房间，温暖、乾净且自由。克利丝朵说，「要是没有一丁点的好处，我才不付五十五元。」再者她需要新朋友，而「旅社」在这方面的功能相当强大。「旅社」会把数十名走投无路的家伙凑在同一个屋檐下，按照收容所住友的说法是，他们每个人都「有某些事情需要处理」[2]。

克利丝朵俨然是万人迷。风趣的她善於跟人打成一片，而且动不动就会鼓掌叫好，甚至连自嘲也很在行。她会漫步走出「旅社」的门口，唱着福音歌曲的她两手举得高高的，像在赞美主似的。克利丝朵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她交新朋友最大的目标、就跟她想从阿琳身上得到的东西一样：她想要的是母亲般的角色，而这一点她也在凡妮塔身上得偿夙愿。

凡妮塔．埃文斯从一月开始就待在「旅社」。二十岁的她不比克利丝朵大多少，但她成熟得很快。凡妮塔十六岁时第一次当妈，生下了小坎达尔，隔年生了女儿覃比，再隔年又生了男孩波波。你可以说凡妮塔是在芝加哥不怎麽好拿来说嘴的罗伯特．泰勒国宅（Robert Taylor Homes）长大的，也可以说凡妮塔跟兄弟姐妹坏嘴叫着的「酥饼」（她们精神障碍的母亲）带着儿时的凡妮塔住遍了「伊利诺斯州跟威斯康辛州大大小小的游民收容所」。克利丝朵喜欢凡妮塔的模样跟气质，她不会有那种不知所措的时刻。凡妮塔会把头发在後脑勺绑成小巧的马尾，甚至於会把手机穿在皮带上，就跟某些房东一样。凡妮塔黝黑的棕色皮肤跟克利丝朵很搭，沙哑的嗓音彷佛可以在夜店驻唱，但她对孩子几乎都轻声细语，很少大小声。她只要使个眼色，三个小孩就会乖乖排好。小坎达尔如果顽皮，凡妮塔就会作势要打电话给大坎达尔，也就是孩子的爹。小坎达尔也知道妈妈只是做个样子，但他还是会因此安静下来。波波如果癫痫发作，她也会赶紧把他送去医院。[3]

这两名女人开始在香菸上互通有无，她们会各自记住给了几包又收了几包的Newport牌香菸。不久後她们就开始「加注」，循序渐进但也毫无畏惧地朝着互惠的关系前进。她们开始交换点心，然後是小额的钞票，再来又变成在速食店买的餐点。她们慢慢在闲谈中探得了彼此的斤两——克利丝朵知道凡妮塔从社福体系月领六百七十三美元，外加三百八十美元的食物券，也慢慢知道了彼此的个性与脾气。克利丝朵跟凡妮塔开始以姐妹互称。[4] 一周後，她们决定一起去找房子。她们打算从游民收容所内的室友升级成游民收容所外的室友。

克利丝朵不觉得凡妮塔将至的刑期宣判有什麽好担心。「祷告有无与伦比的威力，」她说。凡妮塔觉得就算耶稣不插手，她也很有机会可以躲掉牢狱之灾，毕竟她是初犯。

凡妮塔会惹上麻烦，起因是老乡自助餐（Old Country Buffet）砍了她的班表。比起之前一周可以工作五天，她现在一周只剩一天班。经理把责任推给不景气。问题是这样一来，凡妮塔就付不出电费了。We Energies能源公司威胁她要把七百零五美元的欠费付掉，否则就要断电。她怎麽可能付得出这些钱跟房租。但她又怕一旦灯跟瓦斯没了，儿童保护局会跑来把孩子带走。一想到可能失去孩子，凡妮塔就痛彻心扉。接着她拖欠房租，然後就收到了驱离通知单。她既无助，又害怕。跟她一样收到粉红色驱离通知单的某位朋友也有着相同的感受。有一天，在凡妮塔男朋友在场的情况下，这两名女人坐在厢型车里看着另外一对女人，带着钱包走进了百视达要租片。突然有人提议抢这两个女人，然後把抢来的钱分了。说时迟那时快，三个人已经变身抢匪。凡妮塔的男友掏出了枪，递给她的朋友，而朋友则从厢型车里冲出去，用枪指着来租片的两个女人。凡妮塔跟在後面，抢过了皮包。警方仅花几个小时就把他们统统逮捕归案。[5]

凡妮塔在笔录中供述，「我急着缴纳各种费用，我很紧张、害怕，不希望孩子待在乌漆抹黑的家，也不希望他们流落街头。」一满十八岁，凡妮塔就开始登记排队等公宅。如今有了重罪的案底，她这辈子排到的机率几乎确定归零。[6]

在答辩的听证会中，法官告知凡妮塔她可能会「被判有期徒刑四十年，还可能并并科罚金高达十万美元。」凡妮塔试着不想这些。听证会开完她先是丢了工作，然後又从租屋处被驱离。这就是她来到「旅社」之前的背景。

克利丝朵跟凡妮塔说好只在属於拉丁裔的南部找间公寓。有时若感觉上帝在对着她们微笑，她们甚至也会稍微看一下白人社区。总之她们完全不考虑的是北区。「离这些浑蛋王八蛋的黑人远一点就对了，」克利丝朵说。[7] 大方向厘清之後，她们开始每天搭巴士去南区看招租的招牌。即便现代已有一堆租屋网站，但房屋出租的实体招牌仍是有如「灯塔」一般，举目可见而且效果不差，在少数族裔的社区里尤其盛行。黑人房客仅百分之十五透过网路找房。而因为不参考平面或网路媒体的刊登资料，所以克利丝朵跟凡妮塔的选择仅限於她们肉眼可见的物件，而且眼力还得通过起雾公车车窗的考验。[8]

这对新朋友看了一间两房的小物件，最後她们没有申请的原因是房东禁菸。又有某位房东被她们挂了电话，因为对方开口是用西班牙文说话。「两房你收一个月六百五十美元，你疯了吗？」克利丝朵这麽跟某个房东呛声。在联络了十二个地方之後，凡妮塔提议试试看「便宜租」。这间公司位於国家大道（南区最主要的汽车大道）上的店面超小，你很难想像它们在密尔瓦基是低价租屋市场的巨擘。「便宜租」拥有超过三百个招租物件，其负责管理的物件更接近五百处 。[9]

「不要来这儿找贫民窟的房子啦，」凡妮塔在要进门前又提醒了克利丝朵一遍。

但她们还是进了门，缴了押金，然後接待人员从厚玻璃後给了她们主钥匙，好让她们可以自己去看房子。就她们看到的部分来说，「便宜租」旗下的房子都偏小但算乾净，唯一的例外是後院有尿布跟废轮胎的那间；而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则是一户两房的公寓，不但附浴缸，房租还只要四百四十五美元。凡妮塔一直希望住处有个浴缸让小孩泡澡，两个女人於是赶忙回「便宜租」填申请表。这时她们才注意到「便宜租」在墙上用胶带贴了张审核标准：

符合下列情事之申请者，恕本公司不予出租：

1. 无保人的首次租屋者。

2. 近三个月有遭驱离纪录者。

3. 近七年遭毒品重罪或暴力犯罪定罪者。

4. 近三年遭毒品轻罪或行为不端起诉者。

5. 无法证明收入或收入不足者。

6. 无法确认租屋纪录或其房东评价欠佳者。

克利丝朵跟凡妮塔没把这告示当回事。在共同的租屋申请表上，凡妮塔填上了她的双胞胎兄弟当推荐人，克利丝朵则填了她在教会的乾妈。

在等待「便宜租」回覆的期间，凡妮塔有想到要不要去看一下超过她们五百五十美元预算的物件，但她其实不想把租金往上加，主要是因为她不知道克利丝朵能不能守得住钱。在「旅社」，她亲眼看过克利丝朵把收到的支票砸在买衣服、速食，甚至是赌场的吃角子老虎机上。「小妞，我真的很想往你脸上打下去，」凡妮塔会气到这麽说。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周日），克利丝朵还会把不少钱丢到捐款篮里。

「我这是在积德，是在播种，」克利丝朵说这话的同时，正与凡妮塔在连锁的乔治．韦伯汉堡店（George Webb）里。克利丝朵说要请客。她前一晚刚用寄养机构送的四十美元生日礼物当赌本，从波塔瓦托米赌场赢了吃角子老虎机四百五十美元。女服务生送来了克利丝朵要的热水，她便把自己的铁汤匙往杯里一插洗她的餐具。「记得我上次跟你解释过的吗？你就当自己是个农夫，你把玉米啊、青菜啊的种子种下去，然後该浇水的浇水、该打理的打理，这样有天你就能收成。我在教会就是在播这个种。我有求於上帝，所以我要播这个种……我需要有房子住、我需要发点财、我需要疗伤，我需要有人把破掉的我『拼』回去。这样讲你懂吗？」

凡妮塔一脸不为所动。「这就是为什麽我不上你那间教会，他们根本没东西给你，但意见又那麽多。我不喜欢那样。然後你又跑去他们那边，跟他们说你现在多惨又多惨，但他们有在乎吗？」

克利丝朵看着眼前的食物。「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只是等着搬家。」她试着转移话题。「那个起司蛋糕看起来超棒。」

但凡妮塔没有就这麽算了。「不要摆臭脸给我看，」她说。「你在缴『什一税』[10] 的时候，教会那些混蛋王八蛋可都笑得合不拢嘴呢。」

「才没有！才没有！」克利丝朵摇起头来。

「你一直把钱往他们的篮子里丢！不要说什麽『才没有！』我周日去都有看到啊。」

凡妮塔不是不知道教会对克利丝朵来说意义重大。她听过克利丝朵滔滔不绝地讲巴柏牧师传道时如何如何，讲主教们怎样怎样，甚至会讲到圣灵。她看过克利丝朵在主日上教会、周二也上教会、周五也上教会，甚至有时候连周六都特别去参加礼拜。如果「各各他山五旬节派教会」[11] 的教区不是克利丝朵的家人，那她在这世上应该就没有家人了。但克利丝朵的教会也是凡妮塔最大的劲敌。每当克利丝朵将钱丢进奉献篮里去积阴德、播下一些「种子」，凡妮塔就少一点跟她把家弄起来的共同基金。凡妮塔原本不晓得克利丝朵有没有把她说的话听进去，直到当天稍晚她撞见克利丝朵对着电话另一头哭，一边还像是在祷告般地发出「喔，先塔。喔，先塔。」的呓语。

时间接近傍晚，凡妮塔得回去上高中同等学力的课了。「别走，」克利丝朵开口留她。

「我不能翘课，我想拿到这个学历，」凡妮塔这麽回应。

「你真的不能翘课吗？」

「除非真的有急事。」

「贱人，你还不是会去找房子，我现在才是真的有急事。」

凡妮塔一笑置之，照常走人。

克利丝朵原本应该继续去找房子，但她临时决定改去教会。「各各他山五旬节派教会」位在第六十街跟国家大道的路口，以整个密尔瓦基市来说，是在西南边的角落，坐公车能抵达。教会外观看起来是栋讨人喜欢的砖造建筑，窗户镶着彩色玻璃，雨水的排水管则漆成消防队的红色。这时是周一晚上，所以教会开了食物厨房。

克利丝朵拿了一袋生活杂货，从牧师手中接过热狗。狄克森主教逗了一下克利丝朵，说她怎麽在礼拜的时候传简讯；但克利丝朵也不甘示弱地回呛，他老人家替上帝赐福给那麽多人，牙齿掉光了没。她叫阿塔雅姐妹把她家的母狗带来做礼拜。「有什麽不可以？搞不好狗狗很有悟性，听得懂圣经。」语毕两人相视而笑。强森长老人也在，而且讲道的兴致还很高。「我们的灵里若真有耶稣基督，」他说，「那我就应该要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你也应该要能感受到我的痛苦。」

但话说回来，强森长老其实感受不到克利丝朵的痛苦。这倒不是说他像凡妮塔指控的那样对人漠不关心，而是他对克利丝朵的痛苦并无所悉。事实上，无论是强森长老、狄克森主教，还是阿塔雅姐妹，他们都不知道克利丝朵待在「旅社」，巴柏牧师是唯一的知情人士。克利丝朵不想被自己教会的成员看不起，不希望他们觉得该可怜她、或觉得她穷苦无依。她希望教会朋友眼中的她是「克利丝朵姐妹」，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12]，是蒙福被爱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克利丝朵会收到一袋食物，教区教友会对她敞开家门，让她住个一、两晚。但她的教会绝非用来满足克利丝朵的众多需求。[13] 教会能给的只有一颗平静的心灵。

「你有最喜欢的章节吗，姐妹？」强森长老问这麽问，因为他看到克利丝朵拿起了身边的一本圣经。

「不要点名我，我会不好意思。」她露出了微笑，「我最喜欢『祂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祂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14]

克利丝朵跟凡妮塔持续在找房子。有时候凡妮塔会带着孩子一道去找，有时候她会先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或她姐姐埃柏妮那儿安置。在跟克利丝朵一同造访第三十二间公寓时，凡妮塔有带孩子在身边。第三十二间公寓位在第十五街跟麦迪逊大道的交叉口。房东踏出了他的绅宝房车，给一间格局不大的两房公寓开了门。今天看房子的行程会排在晚上，是因为房东白天是公务员，而且上班地点在麦迪逊市。他是名健康的波多黎各人，身上穿的是打褶的西装裤跟上班族衬衫。

这间房有几个特点是小、闷，外加没有浴缸。在被带着走了一圈之後，凡妮塔问房东有没有其他房子是有浴缸的。他说他有，并且开始大谈另外一间公寓。那个地方大些，也比他此刻正在带看的物件来得舒适，但租金却是一样的钱，没有比较贵。但突然间，彷佛像是忘了该说什麽，房东戛然而止。他的手伸向口袋，讲起手机。凡妮塔跟克利丝朵都没瞎，她们都知道电话是假的，房东只是假装在跟人讲话。挂上不存在的电话之後，房东说刚刚有合夥人的插播，而他们那间好一点的大房子刚租出去了。

两名女人站在外边，眼睁睁看着绅宝房车的背影离去。克利丝朵掏出了她的ＭＰ３播放器，戴上耳机。一旁的凡妮塔则气到发抖。「气死我了，」她轻声说。

「振作起来，你得把心治好。」[15] 克利丝朵唱起歌，眼睛闭着，身体随着节奏前後摆动。

「这家伙根本是一副『哎呀，她们不就是两个黑人，她们来住也只是糟蹋了好地方而已』的嘴脸。」凡妮塔俐落地抹去了一滴眼泪，咬住颤抖的下唇。她的小孩则抬头看着妈妈，一脸不解。

「振作起来，你可以飞啊飞，飞啊飞，」克利丝朵愈唱愈起劲。

密尔瓦基人大多认为这座城市会有种族隔离，是出於居民的选择，这就是大家要的。但贫民窟其实一直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出於谁真的希望弄出一个贫民窟。[16] 贫民窟绝不是现代化城市的副产品。一定要说的话，贫民窟是工业化跟都市化的意外和悲剧，是没有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也没有人会故意去弄出来的东西。贫民窟始终是土地资本化的一大特色，而对从土地稀缺、房子年久失修、跟种族隔离中看到商机的人来说，资本化的土地正是他们的摇钱树跟金鸡母。

这或许得从十五世纪晚期说起，得从战争与武器的演进说起。随着铁制炮弹的问世，人类城市再不能单靠壕沟跟最基本的壁垒来抵挡攻击。复杂的防御系统必须建立，城市必须在高耸的墙垛後朝着垂直发展。日内瓦跟巴黎古城都有盖到六层楼高的廉租公寓；爱丁堡更自豪他们的公寓有这的两倍高。随着务农的家庭被从平地赶到拥挤的城市里，人对空间的竞逐便冲高了土地的价值与房租。都会区的房东「秒懂」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贫民窟的商机无限，贫民窟就是他们的聚宝盆，「庞大利益之所在，不在於提供第一流的住宿环境给财力无虞者……而在於对着连富人的零钱都挤不出来的家伙，兜售简陋而窘迫的栖身之所。」[17] 从十六世纪开始，贫民窟就不只是被放逐者、乞讨者与鸡鸣狗盗者的专利，而是广大人口的集中地。

在三步并作两步的都市化过程里，美国也把这个模式从外界引进了国内。坐拥土地的英国仕绅的制度跟玩法，被殖民地领主原封不动地从英格兰移植到美利坚。这当中包括缴租义务的绝对责任制，也就是不管你是火烧还是水淹，反正时间到了就得交钱。综观整个十八跟十九世纪，美国穷人所住的不外乎地窖、阁楼、牛圈，或者好几户挤在一个无窗可开的房间。[18] 有些贫民窟完全被切断了基本的城市服务，邻近的水井也不得其门而入，居民无奈之余只得为了水到别处乞讨。同时间租金水涨船高，屋况却每况愈下。[19] 直至某一天有人付不起房租，房东就会援引「扣押权」（privilege of distress）：亦即房东会扣押房客的财物并加以变卖获利，好藉此来补偿收益的损失。这种做法一路延续至二十世纪。[20]

有了种族压迫的为虎作伥，土地剥削更是大肆扩张。在奴隶制的时代，让田里的黑土变黄金的是黑奴，但黑奴却无法拥有他们辛苦耕耘的沃土。南北战争之後，获得解放的黑人在土地所有权里看到了真正自由的愿景，但战後的重建期却只见富有的白人把持着实质上的土地，因为南方邦联人士被褫夺或主动放弃的土地都还是还诸於原始地主的手中。以佃农之姿重返农园，黑人家庭只是落入了以耕作勉强餬口与负债的无限回圈，栽培农场的白人业主则有愈来愈多花不完的钱。[21] 於是乎黑人的家只能勉强遮风避雨，与农场主的豪宅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内，向往自由与好工作的非裔美国族群加入「大迁徙」（Great Migration）的行列，无数个家庭举家从属於南部的乡下北上到芝加哥、费城与密尔瓦基等都会。但前脚一踏入这些大城，後脚就被赶到贫民窟里，而且绝大多数都开始为了租房而仰人鼻息。[22] 贫民窟的房东底下有一群黑白隔离而且无处可去的房客，改善残破的屋况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真正有利可图的事情，是把房子隔成一间间像「小厨房」一样的单位。三夹板的薄墙一片片竖起，把原本的公寓搞得像「狡兔三窟」似的。没有暖气不足为奇，水电管路做一半也是家常便饭。於是乎黑人家庭举凡做菜吃饭都会穿着冬天的大衣，想上厕所则只能去户外的厕所或靠自行拼装的马桶。[23] 他们与结核病的哮喘声朝夕相处，完全不陌生。一九三○年代，密尔瓦基的黑人死亡率比全市平均高将近六成，元凶正是居家环境恶劣。[24]「新政」[25] 让美国自立国以来，白人家庭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晋身为屋主，但黑人家庭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德政，原因是联邦政府认为担保黑人社区贷款的风险太高，又或者是某些忠於「吉姆．克劳」[26] 法律的官员从中作梗，让非裔退伍者无法申请军人优惠房贷。[27] 经过三个世纪的系统性土地剥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准世袭」的黑人租屋阶级，旧城区的公寓需求则被人为冲高。[28]

一九五○年代，白人的房仲界里出现了一种「先进」的剥削技巧。这种做法主要针对被挡在房市外的黑人家庭。看准了黑人居多的社区里的白人住户会急於脱手，房市的炒手会先以低廉的成本囤屋，然後把这些房子以「签约」的方式卖给黑人家庭，索价则是监价的两到三倍。黑人买方必须筹措出一笔不小的头期款，金额通常在灌水後总价的两成五左右。入住以後，黑人家庭得全权负责屋主的各项义务，但完全没有权益。一旦月缴变多或持有房屋的开销让他们无力负担某期房贷，黑人屋主就会遭到驱离。不少人的房子就是这样被查封、头期款也被没收的。这当中的利益之庞大会让人膝盖发软。一九六六年，芝加哥一名房东在法庭上供述他每一处房子可赚进租金四万两千五百美元，但维持屋况的支出却只需两千四百美元。对於暴利的指控，该房东只轻描淡写地说，「没暴利我干嘛买这房子。」[29]

一九六八年的民权法案将居住歧视打成非法，但隐性的歧视还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克利丝朵跟凡妮塔也想离开贫民窟生活，但像第十五街的那类房东就会给她们钉子碰。有些房东跟「便宜租」这一类的物业管理公司会懂得如何避开歧视的地雷——他们会白纸黑字把游戏规则写明，然後对所有的申请人一视同仁。但这样的「一视同仁」，放在不平等的大环境里面，最後得到的仍旧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果：黑人男性坐过牢的比率远高於白人男性，黑人女性有遭驱离纪录者也远多於白人女性，因此「一视同仁」地驳回有前科或驱离纪录者的租屋申请，到头来打到的几乎都还是非裔美国人。克利丝朵跟凡妮塔收到「便宜租」的回覆是申请被拒，理由正是两人被查到曾遭逮捕跟驱离。

驱离本身就可以说明何以有些家庭住在安全的街区，有些家庭则愿意跟危险当邻居。为什麽有些小孩上的是好学区，有些孩子却得去上运作不彰的学校，背後也是同样的道理。基本上顿时失去家的创伤、被注记曾遭驱离的污点、乃至於急着找到地方栖身的巨大压力，都会推着房客去将就城市里的灰暗角落，硬着头皮与危险共处。[30] 尽管这样的现实还没有陷进凡妮塔跟克利丝朵的心坎，她们两人才刚经历找房子第一阶段的新鲜感；但等到找超过五十间房子，她们会知道痛，会开始勉为其难地考虑破落的旧城区。这对新好朋友正在绕回贫民窟的路上，她们只是还没准备好就此绝望。

克利丝朵很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为此周一晚上她没有去找房子，而是走了趟教会。也为了压抑情绪，她才会在第十五街的房东走人以後抓起音乐猛听，甚至还唱起歌。「我真的受不了了，压力太大了。但我才不会就这样倒下呢，」她说。克利丝朵後来真的情绪爆炸，她发脾气的对象是收容所的一名工友，触发点则是她要乾净的床单，对方不给。她已经因为在强制规定要上的职训课上睡着而被盯上了，但克利丝朵将此归因於她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在跟工友吵过之後，克利丝朵被通知请她隔天早上前搬走。

隔天克利丝朵一直在打电话。她拚命找看有没有人能收留她。但每通电话都没有下文，天色又慢慢变暗。她叹了口气，打电话给巴柏牧师。果然巴柏牧师从教区中替她找到了一对老教友夫妇，他们愿意救急。克利丝朵那天晚上的床，就是老夫妇的懒人躺椅。

再隔天的晚上、在各各他教会的读经班结束後，克利丝朵回到了老夫妇的家。倾盆大雨下在灰暗而空荡的街上。冬春之交、冰雪开始融化，会下的就是这种刺骨而愁苦的冷雨。克利丝朵敲门，老先生让门露了个缝，但并没有把链条放开。这对教友的家在第十四街跟伯雷街的交会口，算是密尔瓦基蛮出名的犯罪死角。看到是克利丝朵，这位丈夫把锁链的缝拉到最宽，递出了一小袋克利丝朵的个人物品，接着就把门关上了。

克利丝朵想说对方会有这种反应，应该是因为她一点「表示」都没有吧，但她真的一毛钱都没有了。原本在赌场赢到的钱，在借了四百美元给她一位平辈亲戚缴房租後，也大致没了。凡妮塔一听说有这种事情，她的反应是：「还好我不在现场，不然我一定会当场把你打醒！你自己都没地方住了！我不管那些人是你的家人还是什麽，你自己说你无家可归多久了？你是不是应该先让自己有个窝再说？」

但有时候，克利丝朵就是拦不住自己，就像她有一次跟凡妮塔在麦当劳吃午餐，一名小男生走过来。看起来九岁或十岁的他衣服肮脏，头发乱成一团，脸还肿了一边。男孩没有往柜台的方向走，而是缓步在座位间穿梭，看有没有人吃剩什麽。

克利丝朵跟凡妮塔注意到他。「你有钱吗？」克利丝朵边问边翻找起自己的口袋。这两名女人最後凑了身上的钱，给小男生买了晚餐。克利丝朵一边仰着头看菜单，一边像大姐姐般用一只手环抱着小弟弟。确认过他一切ＯＫ，把餐点交到他手里，还在道别前给了他一个拥抱。

「好像我们小时候喔，」凡妮塔话里带着悸动。

克利丝朵看着男孩冲过马路。「如果我给自己买栋房子，一定让他住进来。」

在伯雷街上，雨被风吹得斜斜落下。在街灯的黄色光束里，雨滴彷佛无垠的银色鱼群，前仆後继，先是倏地穿过灯光，又霎时消失在周围的黑暗里。快晚上十一点了，克利丝朵想起她的手机，拨了个号码。欠她钱的亲戚没接。她又拨了个号码，寄养家庭的妈妈说她家住不下了。她再拨了个号码。就这样拨了又拨，拨了又拨，拨了又拨……。

1　我从未亲身观察到有工友找炮友找到收容所的住友上，但克利丝朵、凡妮塔与其他我在「旅社」认识的女士都说这是真的。在後续的访谈中，救世军的工作人员表示未听闻住友跟工友间有暧昧的互动。

2　穷困者的管理机构在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窘迫个体凑在一起之余，也会成为「露水姻缘」的发展温床。社福办公处、食物厨房、求职中心、匿名戒酒社团、美沙酮门诊、游民收容所，甚至是驱离法庭中用来等候开庭的区域都属於这类例子。难以长久的关系会在这些场所中擦出火花。关於机关团体在形成人脉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参见Mario Small, Unanticipated Gains: Origins of Network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按照凡妮塔的说法，波波会开始有癫痫发作的症状，是因为被日托中心的员工摔到头。

4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335.

5　这段落是根据凡妮塔的法庭纪录跟她自身的陈述。

6　在「国宅录取与续住政策说明书」（Admissions and Continued Occupancy Policy, 2011）中，密尔瓦基市府的住房管理局宣称其「对於任一家庭成员有犯罪活动纪录，当中牵涉到暴力、伤害、毁损或其他类型犯罪活动者……的个人，住房局将不负有协助申请的需要与义务。」（第十六页）。无论法官最後宣判的刑度为何，凡妮塔都将一辈子背着重罪的前科。她原本就是因为弱势才会铤而走险，如今她更将在弱势的「无期徒刑」里永世不得超生。

7　关於民众对於种族融合的接纳或排拒，我们现有的知识大多来自於发生在实验室里的小品研究（vignette studies）。这些研究很一致地显示黑人是种族融合的坚定支持者，而白人则主张有所区隔。一份研究里的多数黑人受访者表示，他们理想中的社区是黑白人口各半，而多数白人受访者则说，他们会搬离黑白各半的邻里。走出实验室去看看真正在找房子的家庭，你会发现令人不安的真实面貌。白人在搬家时会极度排斥住在黑人社区，这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连黑人自己也是一样的心态。我从来没遇过黑人房客说想搬进「黑白融合的社区」，讽刺的是，他们觉得只要搬离黑人多数的社区，就等於是为种族融合进了份力。我听到的实际状况，黑人会想着「离这些浑蛋王八蛋的黑人远一点就对了」，就像克利丝朵说的那样。在旧城区以外找房子的时候，阿琳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唯一有意见的人，就是跟我同肤色的人。」娜塔莎也说过，「黑人根本不懂规矩……只要有得选，我一定也会搬走（到郊区）！鬼才想留在这里，一天到晚听得到枪声砰砰响。」从这些发言所表达的情绪里，你找不到一点（正面的）黑白融合的欲望，看到的只有（负面的）对黑人为主社区的排斥。关於以种族偏好为题的小品研究，可参见Reynolds Farley et al., “Stereotypes and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s in the Detroit Are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994): 750–80; Reynolds Farley et al., “Chocolate City, Vanilla Suburbs: Will the Trend toward Racially Separate Communities Continue?”Social Science Research, 7 (1978): 319–44.

8　在二○○九到二○一一年间，密尔瓦基有五成的房客是透过人脉找到租屋处，百分之四十五的房客是凭着一己之力找到房子，经由住房管理局或其他社福机构找到住处的，仅有百分之五。在靠自己找到房子的族群当中，约半数白人房客凭藉的是网路的力量，另外有三分之一是先看到招租的招牌。在靠自己找到房子的黑人房客中，三分之一是看到招租的招牌，另外三分之一是透过报纸或各地公寓协会出版的红皮书等其他平面媒体，上网找的黑人只有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对黑人而言，租个公寓房子属於「离线作业」。百分之五十八的黑人房客是透过人脉找到租屋处，白人房客则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绝大多数房客所依赖的「人脉」都是亲族跟朋友，其中白人房客靠朋友的机率是靠家族成员的两倍。有研究显示，比起其他族群，黑人求职者受到人脉协助的程度较低，《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的证据却大异其趣地发现，黑人在找房子时倚赖人脉的程度最高。Cf. Sandra Susan Smith, Lone Pursuit: 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div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9　根据负责人提姆．波勒林（Tim Ballering）所说，「便宜租」旗下有三百二十二间房提供出租，受托管理的物件则有四百八十四间（截至二○一四年七月）。

10　译注：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宗教奉献，本质上属於欧洲封建时代对成年人课徵的宗教税。

11　译注：Mt. Calvary Pentecostal，各各他山意为「髑髅地」，罗马统治以色列时期耶路撒冷城郊之山，新约全书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就是在各各他山上。「各各他山」跟十字架一样，都是耶稣受难的象徵。而五旬节教会则是二十世纪初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至五节发起的新教教派，属於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里较激进的一支，其一项特色是强调以无人通晓的「古老方言」与上帝对话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认知中的「胡言乱语」（Glossolalia: speaking in tongues），这在语言学上的定义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出流利的音节，但不具有可供理解的意义。

12　译注：基督教徒视教会为基督的身体。

13　「我们的政府存在并不是为了要照顾穷人跟没饭吃的人，那是教会的工作，」拉蕊很尊敬的戴瑞牧师如是说。政坛的保守派人士也经常呼应这样的看法。二○一三年，共和党国会议员道格．拉玛尔发（Doug LaMalfa）的发言代表了党内不少同志的心态，当时他主张低所得的美国人应该接受的是「教会的援助」，因为教会的援助「发自内心……而不是因为公仆的身分或职权所迫。」但在看到像拉蕊跟克利丝朵这样的人向所属的教会求救之後，我们不禁要思考人心是否蕴藏足够的无私与善意，可以担起永远帮忙不完的重担。要知道穷人需要的可不只是隔几天发几袋生活用品、也远远不是三不五时的几百美元可以打发的（「我对社会工作的所知等於零，」戴瑞牧师承认）。按照圣经里的描述，早期教会可以扶弱济贫，前提是信徒「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节）。现代的基督徒即便会上教堂做礼拜，也不像古人有那麽大的热忱去做如此的牺牲。戴瑞牧师对他口中拉蕊的「穷人心态」（poverty mentality）很失望，也对拉蕊不能「努力工作，量入为出」感到痛心疾首。巴柏牧师常点名克利丝朵，骂她老做些十八岁年轻人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像是夜游什麽的。戴瑞牧师跟巴柏牧师都是神职人员，也都在过去对穷人伸过援手，但如今这两位怀着理由认为自己不应该再这麽帮下去。政府的政策或补贴或许未臻完美，但至少这两样东西不会考验人性悲悯的极限。拉尔玛发的发言引自Michael Hilzik, “Families on Food Stamps Would Suffer while Farms Get Fat,”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4, 2013. 关於今日黑人教会在旧城区所扮演的角色，参见Omar McRoberts, Streets of Glory: Church and Community in a Black Urban Neighborho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关於宗教性的体验，参见Timothy Nelson, Every Time I Feel the Spirit: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Ritual in an African American Church (New York: NYU Press, 2004).

14　译注：原文为「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Him」，出处是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Job，13:15）。约伯在此责备有人不应假上帝之名来定他的罪，他还是要大声替自己辩护，因他还是相信上帝。

15　译注：Get it together, you have to heal your heart,，出自美国黑人灵魂女歌手印蒂雅．艾瑞（India Arie）的单曲《振作起来》（Get it Together）。

16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mille Zubrinsky Charles, “The Dynamics of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2003): 167–207.

17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417. See also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t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18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5–18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9.

19　Mumford, City in History, 462–63;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20　房东执行这项特权的程度之澈底，让法官不得不出手让某些谋生工具被排除在可扣押的范围之外。 tools used to earn a living. Frank Enever, History of the Law of Distress for Rent and Damage Feasant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1931); David Caplovitz, The Poor Pay Mo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162–63.

21　Jacqueline Jones, The Dispossessed: America’s Underclasse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chapter 1.

22　In 1928, 99 percent of Milwaukee’s blacks rented. Joe William Trotter Jr., Black Milwaukee: 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 1915–45,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70.

23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1; Marcus Anthony Hunter, Black Citymakers: 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3; Allan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chapter 8;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1–55; 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1.

24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6; see also Spear, Black Chicago, 148; Trotter, Black Milwaukee, 180.

25　译注：New Deal，一九三三年，小罗斯福总统上任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三项主轴为Relief（救济）、Recovery（复苏）、Reform（改革）。

26　译注：Jim Crow。「吉姆．克劳」是对黑人的蔑称，吉姆．克劳法则是美国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後的重建期设置的种族隔离法案总称，一九六五年後才正式废止，距离内战解放黑奴刚好约一百年。

27　Michael Bennett, When Dreams Come True: The GI Bill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McLean: Brassey’s Publishing, 1966); Ira Katznelson, When Affirmative-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2005).

28　今日黑人的房屋自有率为全美最低的百分之四十三，白人则以百分之七十三排名族群第一。Robert Callis and Melissa Kresin, Residential Vacancies and Homeownership in the Third Quarter 2014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October 2014), Table 7; Ta-Nehisi Coates,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June 2014.

29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430n7.

30　以《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年）作为资料来源，崔西．薛伦伯格（Tracey Shollenberger）跟我设计了一个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的「落後简单回归分析」模型来估计租屋者现居社区的贫穷程度与犯罪率，而我们回推的根据正是他们之前居住社区的贫穷程度与犯罪率。在针对所有两年内搬过家的租屋者、检视过他们最近一次的搬家状况後，我们在估计中反映了几项重要的人口组成面向—种族、教育程度、家庭结构、住房补助的有无，乃至於一些有可能影响居住地选择的人生变故或转折：失业、孩子出生等。虽然已加入了若干重要因素与之前居住社区的状况考量，被迫迁仍造成了贫穷程度跟犯罪率超过三分之一个标准差的增幅（较之自发性迁徙）。

第二十一章

大头男宝宝

舍莲娜把拉玛跟卡玛拉被烧掉的房子用推土机铲平了。她用保险金买了两栋新的双拼别墅：她烧掉了两个出租单位，却又增加了四个单位。辛克斯顿一家看出後窗，眼前只剩空地。那天晚上仅存的痕迹，只有卡玛拉跟家人一起搭的简陋纪念碑：填充动物玩偶跟照片被用一条棉质的童军绳绑在树上。最突出的一张照片是宝宝身穿复活节的服装，一双大眼嵌在小巧的脸蛋上。他们挑的动物玩偶有兔子、熊宝宝、一只鹅、一只浣熊、还有一只河马。玻璃花瓶里的蜡烛跟可乐罐在树的基底围成一圈。

娜塔莎在垃圾袋里翻找，里面装的是朋友在教会食物间捡来的童装。她用手温柔地在衣服间挪移，每件迷你的小衣服都可以勾出她的笑意。即将为人母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里萌芽。

「我要我的宝宝像我，」娜塔莎说。「我不要宝宝像马立克。他那双眼睛太凸了。」

「你好坏喔！」多琳说。

「他会是全黑的。」

听到聊天的声音，穿着Cousins Subs潜艇堡制服的派翠丝来到餐厅。「那你的宝宝生出来会像很多人喔！」她加入战局。

「才不会咧！」娜塔莎笑了出来。

派翠丝叹口气，改变话题。「大家，我们得想办法把马桶修一修。」马桶又堵住了，厨房水槽也是，排不下去的灰暗水面上浮着层铁锈般的橘色油膜。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有人用水桶舀水去倒。这让洗东西变得很麻烦，流理台上开始积了一堆脏碗盘。蟑螂跟各种蚊虫也闻风而来。

多琳没有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电话给舍莲娜。一来她不想被叨念，再者她不觉得这事舍莲娜会帮忙解决，毕竟辛克斯顿家还欠缴房租。她也没有打电话找师傅。就算能凑得出钱来，她也不甘愿让舍莲娜捡便宜。辛克斯顿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给舍莲娜方便，毕竟法庭几天前才寄了封信给派翠丝，里头提到她欠了两千四百九十四点五美元——这是第二与第三请求权听证会後的结论。[1]

「我在那间房子才住了四个月，」派翠丝说。「她竟然说我欠她两千四百美元！」

「所以她就是说你一毛房租都没付过的意思，」多琳说。

「不会吧！这是哪门子的算法！」派翠丝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份「帐单」。

她还以为自己欠大概九百美元。

「你打算怎麽办？」

「我也不知道能怎麽办。」

辛克斯顿家原本还对房东的良心有一点期望，毕竟他们也付了不少钱。他们最大的一笔生活支出就是房租，而花费第二高的项目根本与房租没得比，所以说，他们当然希望房子能像个样，东西该亮的要亮、该响的要响。他们会希望东西坏了能报修。但如果舍莲娜身为屋主都不打算修自己的房子，那辛克斯顿家也不打算越俎代庖。房子先对房客不仁，就别怪房客对房子不义。[2]

当租屋处的屋况每下愈况，辛克斯顿家的每位成员就愈是退缩而消沉，这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娜塔莎待在马立克家的时间愈来愈长，多琳也不煮饭了，小孩晚餐都只吃早餐麦片。派翠丝开始愈睡愈久，小孩的功课差到麦基的老师来电说他可能得留级，主要是他缺交太多作业。另外，大家都不打扫了，厨房的地板上铺满垃圾。整体而言，水准低下的居住环境会打击人的心理健康：这不仅仅是因为潮湿、霉菌跟拥挤会压抑人的心情，更是因为危险与低落的生活环境会让人自惭形秽。有一说是穷人「会每分每秒被提醒自己的无关紧要与微不足道」。[3] 在穷人之中，非裔美国家庭又是惨中之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暴力犯罪率之高、与穷人之密集，连最差的白人社区也难以望其项背於万一，而住在犯罪热区中的破屋里，就像污名化被加上粗体，社会上都会知道你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4]「老实说，这地方烂透了，」多琳曾说。隔没多久，露比就跑来跟多琳讲，她听说「有个男的在店门口被杀了」。以破屋为家，在贫民窟长大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不但得学着去承受这样的环境，同时你还得对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这点心知肚明。当有天你看到自己的家就讨厌、对自己的家充满无力感，但却又得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砸在上面的时候，你就会愈来愈不去想自己的事情。[5]

孩子大一点了会发现若家里让人窒息，他们可以去中央街的公共图书馆喘口气。C.J.、露比跟麦基最爱在图书馆玩电脑。露比上图书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巡视她的房子」。没错，免费线上游戏「磨坊莓果」上有个她一手打造而且细心呵护的房子。虽然这只是个游戏，但「磨坊莓果」其实也是「通用磨坊」公司[6] 开发的一款行销工具。露比的虚拟房屋位於「黄金谷」的「丰饶大道」上，房子里有乾净到可以当镜子的地板，有床、床单跟枕头套，还有一张可以用来写功课的书桌。多琳或派翠丝原本可以走路到图书馆去上网找（真的）房子，但她们之所以从来没这麽做，部分原因是为了还舍莲娜钱，让她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搬家。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们是黑人，而黑人普遍不习惯上网找房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全家已经陷入了内心的阴郁当中，眼前一片模糊。

派翠丝感觉得到房子正在榨乾他们的精力。「我们住在这里，就像一头陷进泥巴坑里，」她说。「没有人在努力，搞得我也不想上进了。你身边的人都宅着不动，久了你也会被感染而不想动。」一天天过去，她开始觉得田纳西听起来也没那麽差。

下班时间一到，马立克就冲去找娜塔莎：地点是钱伯斯街跟第四十五街口，惠顿．方济会医疗集团旗下的圣约瑟夫院区（Wheaton Franciscan—St. Joseph Campus）。娜塔莎看起来已做好心理准备，但同时也很害怕。她一手抓着床的栏杆，另一手抓住马立克的手。马立克一想要站起来，娜塔莎就会把他拉回来。他会笑着替她揉背，她则专注在呼吸上，就像小俩口在分娩课里练习过的一样。多琳把两臂交叉在肚子上，一副过来人的模样，在摇椅上看着。

宝宝在夜间十一点十分来到世上，体重超过三千七百公克。这小子有着圆脸蛋跟一头乱发，透着粉红的棕色肌肤，外加辛克斯顿家特产的宽鼻子。

隔天早上，娜塔莎人还在床上睡。派翠丝凑近她耳边说了声「嘿，妈妈。」她还没有睁开眼，笑意就先在她的脸上浮现。

宝宝一个不满意，大家就会轮着抱来抱去，但娜塔莎其实超舍不得。一整天下来，她不知道多少次重复把他抱到眼前，轻吻他的鼻子跟额头。从马立克脸上，派翠丝看得出这个新手爸爸有多骄傲，当下她就决定要给宝宝起名叫小马立克。

隔天娜塔莎把宝贝儿子包在襁褓中，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鼠窝。

1　舍莲娜开口向派翠丝索取了「双重损失赔偿」（double damages）。密尔瓦基的房东有权对在驱离命令到期後滞留的房客索讨双倍的日租金（威斯康辛州法 704.27）。这项规定的设计是要让房东可以回收房屋遭占据而无法另外租人的租金收入损失。舍莲娜并不常使出这道杀手鐧，但她为派翠丝破了例。原因是什麽？「因为她让人太气不过了！她太会耍嘴皮子了，」舍莲娜说。

2　Cf.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63. 与居家屋况太差有关的疾患包括气喘、铅中毒、呼吸系统并发症、发展迟缓、心脏病与神经系统失调，而这点也促使某知名的医疗期刊称呼不理想的屋况是「公卫危机」。只要住过一段时间水准不够的居住环境，对健康造成的危害都会相当久，孩子在这方面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关於屋况与人体健康间的关联，参见Samiya Bashir, “Home Is Where the Harm Is: Inadequate Housing as a Public Health Cri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2002): 733–38; Gary Evans, Nancy Wells, and Annie Moch, “Housing and Mental Health: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Critique,”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 (2003): 475–500; James Krieger and Donna Higgins,“Housing and Health: Time Again for Public Health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2002): 758–68; Wayne Morgan et al., “Results of a Home-Based Environmental Intervention among Urban Children with Asthm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 (2004): 1068–80; Joshua Sharfstein et al., “Is Child Health at Risk While Families Wait for Housing Vouch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 (2001): 1191–192.

3　Lee Rainwater, Behind Ghetto Walls: 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 (Chicago: Aldine, 1970), 476.

4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5　Julie Clark and Ade Kearns, “Housing Improvements, Perceived Housing Quality and Psychosocial Benefits from the Home,” Housing Studies 27 (2012): 915–39; James Dunn and Michael Hayes, “Social Inequality, Population Health, and Housing: A Study of Two Vancouver Neighborhood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 (2000): 563–87. On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see Loic Wacquant, Urban Outcast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8), chapter 6.

6　译注：General Mills。财星五百强，全球第六大食品公司，旗下有哈根达斯、绿巨人玉米与湾仔码头水饺与早餐麦片等品牌产品。

第二十二章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时序进入四月，凡妮塔在「旅社」四周藏了糖果做的复活节蛋，让她的小孩可以找出来。小坎达尔把这事儿交给了覃比跟波波去忙。这孩子偶尔会给人一种童年已提前结束的感觉。才四岁，他就不肯牵凡妮塔的手，在幼稚园班上也不喜欢唱歌。小帅哥的他有着精致的嘴唇跟浓缩咖啡般的黑色眼睛，直觉告诉他妈妈为了生活已经够烦了，而这当然也让凡妮塔非常担心他。

复活节的前几天，覃比拉开了火警的警报器。管理处的人发现「凶手」是谁之後，要凡妮塔隔天走人。为此凡妮塔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抗议。她很务实地直奔贫民窟的核心，开始一间间找起公寓。丝毫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出租招牌，屋况或社区环境也都不在她的顾虑之列。她看上一间公寓，除了脏，墙壁还有一大片龟裂、天花板有油污，外头的街上还不止一处在纪念凶杀案的死者。她咬着牙，填好申请表。

「这位小姐你这麽能忍，是为了小孩吧？」克利丝朵忍不住想问。那个寒冷的夜里，在前廊上，克利丝朵终於找到一位好心的平辈亲戚，而对方也答应让她过上一夜。这之後克利丝朵就开始睡在圣约瑟夫院区的候诊室里。她都管那个地方叫「圣约瑟夫医院」。另外她也会假装是等车的旅客，混在人群中，藉此睡在美国国铁刚装修过的旧城区车站。有一天在公车站，她遇到一名叫派翠莎的女人。那天要结束之前，她们就成了室友。克利丝朵需要有地方住，派翠莎则计画了好久要远离她那会暴力相向的老公，因此派翠莎需要一份可以不靠老公的收入。派翠莎的年纪是克利丝朵的两倍，身边有名十几岁的女儿她在北区相对安静的一隅，有间独门独院的房子。就这样，克利丝朵开始叫起派翠莎「妈妈」。[1]

隔天凡妮塔搬出了「旅社」，东西则带到她姐姐的公寓放着。埃柏妮住在拉丁布道院附近的果园街，算是住宅区。一起住在这三房两楼的小公寓里的，还有埃柏妮的丈夫、三名孩子，以及凡妮塔的妹妹。这个家杂物不少，房子本身也相当陈旧，米色的地毯看得到污渍，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床垫，最深处则塞了一个小厨房。凡妮塔并不打算久待，她塞了五十美元给姐姐，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然後动身前往市区的法院出庭。这天要开的是迪雄的回监服刑听证。

迪雄是波波的父亲，而凡妮塔觉得自己还爱着他。不喝酒的时候，他真的是个好爸爸。半年前警察逮捕他，是因为他遭控持有毒品，因而违反了假释令。法官在审酌案件的事证时，援引了凡妮塔在迪雄动粗时打的九一一求救电话纪录。「十月十日，凡妮塔．埃文斯打了一通电话。然後十月十九日，埃文斯女士又打了一通电话。」十足煎熬的凡妮塔用手遮住了脸，开始掉泪。那些电话、跟她把迪雄踢出去之後的事，她都记忆犹新。他後来又喝了个烂醉跑回来，把门砸到稀巴烂，接着又毒打她一顿。事後凡妮塔记得房东一手收走她缴的租金，一手把限期二十八天的「无理由」驱离通知单交到她手里。回监服刑的听证会结束，法官判迪雄十八个月的刑期。凡妮塔本来是几乎不喝酒的人，但那天晚上她买了瓶新阿姆斯特丹牌琴酒，在小孩的身边喝到不省人事。

这麽一睡，克利丝朵的电话她也没接到。克利丝朵挂上电话，改拨给她的亲戚跟寄养家庭的姐妹。她跟派翠莎「互惠关系」已然崩解，主要是派翠莎十四岁的女儿把克利丝朵的手机拿到学校，也不知道是搞丢了还是卖掉了。克利丝朵要派翠莎赔，但派翠莎不肯。「我要把你赶出去！」派翠莎大吼。派翠莎刚喝了葡萄酒跟ＥＪ白兰地，而混酒让她满是醉意。克利丝朵打电话撂人来壮声势，一帮人现正在车上等着。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来到屋外，而派翠莎一个踉跄，跌到地上。居高临下的克利丝朵顺势提起脚往派翠莎的脸上踢去。气头上的她一蹬，又蹬，再蹬。看到失控的这一幕，克利丝朵的「好姐妹」冲上来，一槌子就往派翠莎的方向招呼。「贱人，你再这样试试看！」加入战局的姐妹先吼了这麽一句，然後拉着克利丝朵离开。派翠莎痛到缩着身体，一动不动在人行道上躺着。克利丝朵请朋友在「圣约瑟夫医院」让她下车，她那晚要在那里过夜。[2]

在试过七十三个地方以後，凡妮塔跟克利丝朵终於申请到了一个月租五百美元的两房公寓。一边是急着找到房子、房子年久失修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房客；一边是急着要有人租，驱离纪录跟前科可以当作没看到的房东。两边一拍即合。这间公寓的木头地板黏黏的，原因是污垢积太厚；另外前门也锁不太起来，房间小到放张双人床就几乎满了；到厨房一看，碗槽水管不通，地板磁砖也东破西破；墙上的橱柜被用护贝纸给封死；原本该放瓦斯炉跟冰箱的地方空着。但这样一个地方却有浴缸。这间公寓位於第七街跟梅伯街的路口，算是南区的边缘：从厨房的窗户，你看得到圣史丹尼斯劳斯天主堂的一对尖塔。凡妮塔知道这里不算安宁，转角的毒贩她从小认识。「这不是个正经的地方，但我真的没力气再找了，」凡妮塔实话实说。「我不想租这里……但我还有得选择吗？」

这对新好朋友搬进了这间公寓，他们仅有的「行李」是几个垃圾袋的衣服跟玩具。克利丝朵一堆东西都留在了派翠莎的家里，她也不指望能拿回来了。这里唯一的家具是不知道哪任房客留下来的老摇椅沙发。

凡妮塔跟克利丝朵的计画是在这里待上一年。但人算不如天算，她们才刚搬进来没多久，两人在「旅社」的旧识卡拉就跑来用光了克利丝朵的手机储值，为此克利丝朵只好打破窗户爬窗偷接电话线。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克利丝朵给自己做了两个三明治在路上吃。凡妮塔拿出所有在收容所存下的钱来赔偿被打破的窗户——并且叫克利丝朵不要再回来了。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房东才答应放凡妮塔一马，让她跟孩子能留下来。

事隔数日，儿童保护局的人打电话到埃柏妮的公寓，指名要找凡妮塔。[3] 埃柏妮打电话去警告凡妮塔，凡妮塔马上想到的就是克利丝朵。「我要宰了那个贱货，」她对着妈妈「酥饼」怒吼。「那个贱人竟然向社福单位举发我！」

「你拿她开刀，她现在就拿你开刀啊，」酥饼说。

「谁叫她先拿刀对着我的小孩！」凡妮塔顺着酥饼的比喻大喊。

儿童保护局要来的消息让凡妮塔失了方寸。她不觉得儿童保护局的人会让小孩待在连瓦斯炉跟冰箱都没有的地方。凡妮塔真的一毛不剩了，但她还是去了一家位於转角的二手家电行。那儿播放着西班牙文的音乐，有一堆用过的洗碗机、烘碗机跟林林总总的旧家电。老板罗德里盖兹先生是个体态发福、发量颇丰的墨西哥人。他拿着手杖，洋洋洒洒地点名店里堆着哪些待价而沽的二手产品，活像老师拿着伸缩棒在上课一样。

「你这边最便宜的瓦斯炉跟冰箱多少钱？」凡妮塔直接问了。

「你要烤东西，还是不烤东西？」罗德里盖兹的口音超重。

凡妮塔摇头表示她不烤东西。她只是要做做门面，烤箱不能用也没关系。

罗德里盖兹用他的手杖指了指一台小瓦斯炉。

「多少钱？」凡妮塔问。

「九十美元就好。」

她又摇摇头。「太贵了，你说要多少？」

罗德里盖兹耸耸肩。

两人於是开始讨价还价，最後凡妮塔终於说服罗德里盖兹降价到八十美元，还附送他原本想要单卖的瓦斯管接口。她在另外一家店找到个冰箱，也跟老板杀价到六十美元。她跟一名朋友借钱买这两样东西，答应对方下个月一日还，然後在阿尔迪量贩店（Aldi）为这天的血拚画下句点。在结帐柜台，她让冰淇淋三明治等垃圾食物在放在输送带尾端，这样万一食物券不够用的话，她会比较方便把东西摆回去。

搁下杂货之後，凡妮塔疲惫地摊在摇椅上，点起一根菸。这下子，就算儿童保护局找上门来，她也可以接招了。

但她马上就意会到自己放心得太快了。她还没想好万一自己真的因为抢劫被抓去关，小孩子要交给谁顾？最近她是比较属意日托中心的一位女士。「我可能会疯掉，但至少我可以放心他们有人照顾。」凡妮塔这麽跟自己说。然後是小坎达尔的幼稚园毕业典礼快到了。凡妮塔想要尽可能筹出钱来，替他买双特殊日子能穿的新鞋。她希望坎达尔可以有一种自己很特别、达到小小里程碑的感觉。在旧城区生活，前面的里程碑愈早庆祝愈好，因为後面的那些，你不一定过得到。

宣判听证会的早晨，凡妮塔把小孩统统叫起来，喂饱他们之後，又让他们把衣服穿好，最後才开始在客厅的地上重烫自己要穿的服装。除了装炉子跟冰箱以外，她没能在公寓里下太多的功夫。这儿给人感觉仍是个空荡而没有生活感之处。坎达尔走进凡妮塔所在的客厅，两手插着腰的他，在黄褐色的晨光里站着。她让坎达尔穿上了红领的衬衫跟他的新鞋。几英尺外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幼稚园毕业典礼的照片，照片里的坎达尔身穿小小的学士帽跟学士袍。

「妈妈，」坎达尔开口，「小孩子不应该去法院，小孩子应该去托儿所或上学。」这麽说的他并没有臭脸，他只是观察到这世界有点奇怪，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他在说「狗狗不应该喜欢猫猫」或「四月怎麽会下雪」一样。

凡妮塔放下熨斗，深吸口气。「坎达尔，你可以来法院陪我吗？」她重问了一遍昨晚的问题。坎达尔看得出妈妈需要他。「妈妈，我跟你去法院，」他说得义愤填膺。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你应该怎麽做？」

「像一家人一样照顾弟弟妹妹，听阿姨的话。」

在最後一刻，凡妮塔决定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请她的亲姐妹照顾孩子。为什麽她也说不上来。

凡妮塔早早来到了法院，安静地在身上那套保守的黑色毛衣跟长裤底下发抖。她化了妆、戴上耳环，头发也紧紧地盘了起来。她在走廊上踱步。除了苦思着可以跟法官说什麽之外，她还隔段时间就停下来看橘色囚衣底下戴着脚镣、步履维艰的黑人受刑人。酥饼戴着毛帽，身穿冬日大衣来到法庭，一道前来的还有凡妮塔的双胞胎兄弟跟妹妹。埃柏妮留在家里照顾覃比、波波跟其他小孩。再後来，凡妮塔所属的全圣经浸信教会（All Bible Baptist Church）也来了，来的人有牧师太太跟教区另外一名白人女士。这几位都身穿针织毛衣，头戴厚重的眼镜。

时间一到，凡妮塔在公设辩护人的身边坐下。点着脚的他是名身穿全黑西装的白人。真正的法庭跟电视上演的不太一样。电视上的场景像露天戏院一样有包厢，天花板有大大的吊扇，旁听席的木椅也会坐得满满的。但这天的法庭只是个狭小的空间，旁听席也被以厚实的玻璃墙隔开——「实况转播」靠的是天花板上的扩音器。

先进行论述的检方代表是名看起来有运动习惯、脸色红润的地区助理检察官。这位检察官的发量稍嫌稀薄，但胡须修整地颇为讲究。他留意到凡妮塔的不少事情。首先是凡妮塔是初犯，而且「有过一些就业纪录」。「她显然有上学到十一年级，这教育程度算不错了。虽然有点悲哀，但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多数被告好了，」他起了个头。「她有家庭的支持，这点很好……可惜的是她这次犯案的时候，情感跟家庭的支持显然效果不够……我相信她此次走偏了路，背後必然有被现实所逼的因素。但被告再怎麽不得已，受害者因此的伤害也不会减少一分。」关於後面这一点，助理检察官表示有一位受害者已经出门都不带钱包了，因为她眼中的社区不再安全。「州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要树立观念，要让人知道你不可以拿枪去抢人的东西，否则就要坐牢。」

凡妮塔的公设辩护人接着发言。他杂七杂八地讲了一堆希望法官轻判，但给人言不由衷之感。他说凡妮塔对所作所为坦承不讳，而且本人深有悔意。他说还年轻的她不像其他在外头混过的共犯那麽「复杂」。他说拿枪的并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而且这宗犯罪实在是被生活所逼。「我认为处罚可以在社区里进行，」公设辩护人做出结论，「法官大人不需要把她送去坐牢。」

换到凡妮塔自白，她说她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并且当场向受害者跟法庭致歉。「事情发生的当时，我跟孩子的日子都很难过。我们几乎要被从租屋处赶走，晚上也快要没电可以点灯。我是被逼到，才会一时糊涂。当然这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我现在只能请求您能对我从轻发落……尤其是看在我孩子的份上。」

再来有一堆人轮番上场替凡妮塔讲话。牧师的太太说，「环境很艰苦，但我看得出她有一颗沉静的心。」酥饼贡献了四句话。凡妮塔的双胞胎兄弟说他们「才刚满二十一岁而已，」还说，「他外甥跟外甥女每天醒来看到的不应该是哪个阿姨或舅舅，应该是自己的妈妈。」

最後终於轮到法官说话。这位年长的白人男性法官一开口，就先整理了他一路听下来的内容。「所以说，诸位整体性的讨论到了这宗犯行的本质。基本上，这是被告误入歧途……是被现实逼到冲昏了头。我有认知到这个角度。但我也注意到从事发到现在，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我是说被告整体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变得比较好。大律师，我没说错吧？」

「确实没有，」公设辩护人只能据实回答。他曾主张凡妮塔有去找工作，但他没有点出即便凡妮塔已经每天都清晨五点就爬起来，但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学力课、跟照顾孩子的时间之後，她剩不到多少时间可以求职。他也没有指出做老板的通常都不会雇用自白曾犯下重罪的人。

「你说得不错，」法官顺着辩护人的话说。「而且老实讲，除了看不出来被告的状况有变好外，甚至就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言，被告到处跑来跑去、搬来搬去，我还觉得她的处境有一点变差。」

法官说的这一大段，基本上的意思是：我们都同意你很穷、很害怕，所以才会犯下如此暴力跟伤害人的行为，也同意如果你能继续在老乡自助餐一周工作五天，无论是把空了的汤锅倒满、还是把被洒到地板上的冷冻优格给抹乾，我们今天就不用凑在这里大眼瞪小眼了。搞不好你已经存够了钱，搬到一间除过铅又乾净的公寓，出门时不会看到有人贩毒、学区又很安全的邻里。假以时日，你甚至可以让波波去接受癫痫治疗，你自己则可以去夜校接受护理训练，圆自己长久以来的护士梦。谁知道呢，搞不好有朝一日，你真的会以护士的身分在社会上生存，你会有自己的护士帽、护士袍，各种配备都一应俱全。既然当上护士，你自然可以让孩子过起完全不同的童年，不用像你一样得忍受酥饼给你的人生。果真如此，你就能抬头挺胸走在这个冰冷的城市，甚至终於觉得自己有点价值，觉得自己可以找个男人，他不光是给你把枪让你去抢，而是真的与你苦乐共享。或至少你能找个不会把你的门给打破、也不会当着小孩面打你的男人。运气好一点，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稳定的对象。结婚时你们可以订一间小教堂，然後坎达尔可以很有面子地挨着新郎，覃比可以穿上蓬蓬裙当花童，波波就负责咧嘴笑，并且脚步晃晃颠颠地递上钻戒，就像你曾梦想过的那样。从那天起，你的新郎会开口向人介绍你是「我太太」。当然这些都只是一场梦。现实是你的班表被砍了、你家快要被断电了、你跟你的小孩就快被扫地出门，餐风露宿。就在这时，你趁朋友拿枪指着别人的脸时，一把抢走了别人的钱包。如果说让你理智断裂的是贫穷，那现在跟当时又有何不同？谁敢保证同样的流程不会重新来过？案发时你穷，现在难道就不穷？大家都清楚问题的根源，我们在这法庭上天天都能看见；但法院就是法院，法院不是慈善机关、不是就业辅导处，也不是密尔瓦基市的住房管理局。违法乱纪我们或许没办法除根，但至少也得尽可能斩草。

法官叹口气，紧接着现场沉默起来。法庭速记员的双手在键盘上「冻结」，伺机再度启动。坎达尔在外婆酥饼的膝上睡去，一呼一吸几乎没有声音。法官最後宣判：「本案不符合……缓刑条件。我判被告由国家监所体系管制八十一个月（六年九个月），其中前十五个月（一年三个月）为先期拘禁，後六十六个月（五年半）为延长监管。」[4]

法警上前，并告知凡妮塔站在原处配合上铐。

「喔，天啊，」酥饼忍不住叫出声。她摇醒了坎达尔，拉着他到玻璃前。「快跟妈妈挥手说再见。」

手被铐在背後的凡妮塔转过身来，脸上淌着两行眼泪。坎达尔木然地直视着她，就像妈妈教过他的那样。

在跟教友、主教，甚至是自己的牧师冲突好几次之後，克利丝朵告别了各各他山五旬节派教会。她跑去加入了国际恢复（Restora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这是间位於旧城区四十一街跟伯雷街口的教会，办公处外观是栋不起眼的二楼建筑。

某个主日，克利丝朵坐在教会前面数来第三排的位置，跟着音乐鼓掌。她身穿黑色衬衫，底下是绿色的裤子。但衣服不够大，衬衫的扣子跟裤子的拉链都只能分别扣跟拉到一半而已。负责主持的黑人女牧师有着气势十足的蓬松鬈发，垂在她的肩上，身上穿的是点缀着金色细节的白袍。她走起路来像女王一般能震慑全场，停下脚步又彷佛有圣灵的指引。「上帝说祂是真理与世界的光，」她说。钢琴前的年轻人飞速动着手指，音符随之流泻，爵士鼓後的年轻鼓手则轻弄起钹。「真理！世界的光！我的话你们听见了吗？」

「阿门，」克利丝朵说。

在被踢出原本与凡妮塔同住的公寓之後，克利丝朵先是住进了一间游民收容所。然後在交上朋友、利用朋友、失去朋友的反覆循环折磨之中，克利丝朵只能很偶尔地找到乾净而温暖的地方睡觉。这些短暂有地方睡的时光就像桥一样，桥梁一断，她又会坠回在街上无家可归的深渊，又只能在圣约瑟夫医院或美国国铁车站过夜。有时候她会走上一整夜，然後天一亮就在公车上睡。但无论是在桥上还是在桥下，做礼拜时她几乎都会出现。

「夏．拉～拉～拉．雅巴．秀．塔．塔吗～吗～吗，」女牧师朝着麦克风进行「方言祷告」。她口中有如呓语般的「方言」是与上帝沟通的语言，听起来有着像心电图一样的抑扬顿挫：短促的开场，接着快速拔地而起，然後是颤抖着拉出长尾。「你也是槽中被榨着的葡萄吗？[5] 你也在人群中挤着向前，想要看见耶稣基督吗？哇呜！」她向後退一步，好像被什麽看不见的力量反弹回来一样。

「说得好，牧师！」克利丝朵热切地回应着。她一直都觉得联邦救济金是比薪水更稳定的收入。你不会被联邦救济金背叛，你的班表也不会被砍。「联邦救济金就是这样，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她斩钉截铁的说。但有一天钱就真的没有进来。原来她领钱的资格是成年前申请的，而她成年後的重新审核没通过。这样一来，食物券就成了克利丝朵仅剩的所得。[6] 她想捐血浆换钱，但是她的静脉太细了。她找属灵的妈妈、寄养家庭的妈妈，甚至是亲生的妈妈帮忙，但她们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她倒是没有跟教会开口，因为这种事每次都会弄得大家不愉快。最後实在走投无路了，克利丝朵只好去出卖灵肉。克利丝朵一向不是能早起的人，但她入行没多久就发现早上的「客人」最好拉，男人喜欢在上班途中来一发。

「嬷嬷还好吗？」女牧师表达了关心。她口中的嬷嬷，是被一左一右搀住的一位老太太。

「不太好。」

「那我们就要放下所有的事情，替她祷告。」女牧师在老太太面前跪地。十多名来做礼拜的教友将她团团围住，有些跑到椅子上站着，有些人把双手往在老太太的头上一按。「把手伸过来，我们一起祷告！」牧师指挥若定，教友们也言听计从，就连当中还是孩子的教友都没有异议。「喔，耶稣！」女牧师宏亮的声线传入麦克风。「喔，凭着耶稣的宝血，喔，你这死亡的邪灵，你这使人中风的邪灵，出来吧！」

跳动的克利丝朵双手在肩膀与屁股上来回挥舞，手舞足蹈地复诵着，「凭着耶稣遭到鞭笞的痕迹，主啊，靠着祢身上的鞭痕。」

「凭着耶稣的宝血，」牧师欲罢不能。「宝血！沙巴巴马秀塔拉！我绑住你了。回来吧，嬷嬷，快回来！」

背景音乐低调地延续，等待着时机。把嬷嬷跟牧师围成一圈的教友打开了缺口，让人看到了嬷嬷瘫软而血色尽失的脸庞。她彷佛像睡着了，但又像没了气息。然後围观者又阖上了圈圈。几分钟後，群众的声音慢慢变大，开始向外走，旁人这才看到女牧师锁定嬷嬷的脸跟手在亲吻。只见嬷嬷站起身来，连带着周遭的掌声响起。

「赞美主！」女牧师说。她有如得胜般朝麦克风发出尖叫，双膝一软但仍不放弃祷告。原本退居幕後的钢琴与鼓钹开始大作，教会全体陷入轰动。有些人开始在座椅间的走道上跑来跑去，其余人则放声呼喊，或者引吭高歌。不知道谁找来一个铃鼓，顺势拍击起来。转头看鼓手正拚命打着钹，钢琴则无高音不欢，非高八度不弹。有名女人一边大叫，一边在原地作势奔跑，汗如雨下。「今天的丧礼正式取消！」牧师自鸣得意。

这时的克利丝朵高举双手，五指分开，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脚下是停不了的舞兴。「主眷顾我，」她嘶吼着。「主会眷顾我！」

1　跟派翠莎同住的期间，克利丝朵会跟提问的每个人说她跟「妈妈」住。理论上她会对所有做访谈的研究者都这麽说。我们现有的分析工具，即便包装着人脉分析的华丽白人用语，都远不足以掌握克利丝朵这群人深陷的人际关系复杂性。See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io Small, Unanticipated Gains: Origins of Network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1335.

2　我没有亲眼目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是根据多次访问克利丝朵重建当时的状况。当准陌生人间虚无飘渺但又张力十足的关系来到这样的劲爆结局—包括大打出手（而且颇常见），结果往往就是同侪与街坊间会产生深沉的嫌隙，进而侵蚀到社区与人际网路的稳定。一旦遭受过「免洗朋友」利用或欺负，这种经历会让人失去对人的信任。所以得寄希望於「免洗朋友」的现象，既是社会不稳定的「恶果」，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成因」。克利丝朵的亲戚跟寄养家庭的姐妹都跟她年龄差不多，所以也不可能收容她或资助她，这些平辈能做的就是要干架的时候来挺她。

3　关於儿童保护局在穷困黑人家庭的生活中是一种什麽样的存在，参见Christopher Wildeman and Natalia Emanuel, “Cumulative Risks of Foster Care Placement by Age 18 for U.S. Children, 2000–2011,”PLOS ONE 9 (2014): 1–7; Dorothy Roberts, Shattered Bonds: The Color of Child Welfa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4　译注：有监於假释制度造成法官判刑与受刑人实际服刑期间差距太大，「量刑确定制」（Truth-in-Sentenceing）之改革取消假释制度，而将刑期区分为前期的「先期拘禁」（入监服刑）与後期的「延长监管」，以免相互干扰。其中後者类似於假释的「受监控释放」（supervised release）。

5　译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九节提到：「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这个意象里的葡萄就是接受审判的人类，而酒醡就是神审判的怒火，榨出的汁就是人的血。

6　二○一○年，《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每五十名美国人，就有一人住在食物券是全家唯一收入的家庭里。Jason DeParle, “Living on Nothing but Food Stamp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10.

第二十三章

宁静俱乐部

来到宁静俱乐部的这天，是史考特连续清醒的第八天。匿名戒酒会旗下的宁静俱乐部，是一家木板内装、「菸」雾弥漫的饮料吧。想喝不新鲜的咖啡或麦根沙士做成的飘浮冰淇淋吗？那你就来对地方了。「这宝贝会上瘾，」在警局前科累累的一名常客这麽推荐着，「但我不会为了它去抢啦。」到了夥伴要一一上台分享的时刻，一名肤色不深、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方巾搭配黑胶亮面外套的波多黎各女子，站上讲台。登场的安娜．阿迪亚曾是个既吞迷幻药又吸古柯硷、个性则如牛皮般强悍的重机妹，但转性後的她现在是匿名戒酒会的「大姐头」。她再几个月就服务满十年，曾帮助过不下数十名酒鬼完成课程。而在这天的谈话中，她特别介绍她刚接下的新个案。

「我爱你喔，史考特，」她说。「不可以不来喔，事在……」

「……人为，」现场异口同声地回答。

时间回推到一周前，史考特刚从长达三天的烂醉之中醒来，一文不名而且宿醉未退。他想力图振作，穿好衣服，离开公寓。这时是周六早上，史考特走在依旧沉睡的密尔瓦基街头。他来到了皮托的家中，把他也给挖起来。已经戒酒两年的皮托是过来人，很清楚戒毒中的酒鬼需要哪些「法宝」：水，很多的水，很多的咖啡、维他命、香菸、食物，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人盯着。皮托一整天都跟史考特形影不离，晚上还带着他去见他的亲兄弟大卫（戒酒已十四年），而大卫的太太安娜在他们家後院的火坑燃起火，陪着史考特熬到半夜两点，直至所有的酒吧统统关门。这一天极其反胃、痛苦且漫长——也是史考特多年来第一天没有吸毒。

第五天仍旧非常痛苦，但那是种不一样的痛苦。史考特在皮托家呜咽了一整天，可以说是泪如雨下。「我可以感觉到身体在恢复，在变好，」他说，「但毕竟你一、两年，或者很多年都因为酗酒吸毒而麻痹了，所以这对身体的冲击不小。」

为了这些刚要开始「醒酒」的夥伴，匿名戒酒会也算得上紧迫盯人：九十天聚会九十次，彷佛也像上了瘾。这麽拚命的目的在於「新生儿」得二十四小时有人陪，而新加入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宝贝。戒酒会用自身的支持体系淹没掉个案原本的酒鬼人脉，总之陪伴不能有缺口就是了。就这样，每天早上，史考特会在酒商八点开店前到皮托家报到，晚上则会在安娜的火坑前等到酒吧不再接受点单。

房东叫史考特走人，是他去戒酒会快要第三周时。D.P. 新养的斗牛㹴先是跑了出去，後来又不知怎麽地潜入楼下邻居的公寓。最後是邻居们报警，警察通知房东，而想留住长期房客的房东便对史考特跟D.P. 下了「逐客令」。所幸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史考特已经算住在大卫跟安娜家了。大卫跟安娜於是叫史考特乾脆连睡觉也在他们家搞定。

大卫跟安娜这两名受薪阶级的住家，是那种大家都可以来来去去的「交谊厅」。一堆人会大大方方走进他们家，连敲门都省了，而且就连开冰箱都不先问。「这里是阿迪亚的康复之家，」安娜自己都这麽说。「要不是随时有人在，要不就是电话会一直响。」她会在家里准备一大碗一大碗的米饭跟豆子，门也从来没锁过。

史考特开始睡在阿迪亚家的沙发上，并且在放学的时候接他们家的小孩下课。没多久，他正式跟着身为泥水师傅的大卫做起工程。要是遇到淡季，他也会去回收金属赚钱。史考特喜欢工作，尤其是到处把废铝跟废铁当成猎物在找，对他来说就像是在都会里探险一样。即便偶尔得纵身「潜入」行动垃圾车里，他也完全可以忍受。笑脸常开的大卫是身材精壮、却有双眯眯眼的波多黎各男性，他不见得每次都会付薪水给史考特，但史考特对此并没有怨言。大卫跟安娜为他付出了这麽多，他还有什麽可以抱怨？

一开始，史考特只是单纯喜欢打扫宁静俱乐部。时薪是稀少的七点一五美元，这让他每周有大概有一百美元的收入，但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是独自一人，而且大部分的日子都是从晚上十点做到半夜一点，所以他正好可以边工作边想事情。比如说，他想到自己好像应该找个对象，只不过除了去同志酒吧，他也不知道能从哪里找起。也许上网去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上看看？他想到自己妹妹的婚礼，也许他可以为了这个场合回家。他祈祷，「请让我明天不要吸毒。」

但他最希望的，是梦想着可以回到老人安养院工作。他想这会是个「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好办法，因为你会开始替别人着想，放下自己那些可怜兮兮、乱七八糟的事情。」问题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护理委员会不仅撤销了史考特的执照，而且也还算合情合理地设下重返职业的高门槛。如今史考特必须要「每年接受不下五十六次的尿液检体检验」，这要求不仅麻烦，费用更会高达数千美元。他必须要滴酒不沾五年，并且每周要出席匿名戒酒会两次。[1] 史考特对自己的软弱心知肚明。就算护理委员会没有让重新核发牌照变得遥不可及，他也不敢说当年的自己一定会能努力做到。但可以确定的是，当目标难到一个程度，人真的可以说放弃就放弃。

「能力受损专业人士」的聚会，也让他更加心灰意冷。与会的一名护士说，她先用上接近两年的时间戒酒、外加达成所有规定，然後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工作。话说，跟史考特相比她还有硕士学位的优势。

要从被撤销的护理执照爬回到全面性的复职，这当中必须历经很多阶段。而领着职权受限的执照（比如麻醉药品不可以碰），想要在护理界求得一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史考特还算有些人脉。多年来他跟几名护理界的亲友没有断了联系，其中有些人还颇为飞黄腾达。就拿他的一个阿姨来说，已是邻近一所州立大学的护理学院院长。只不过，史考特能跟这些人保持联系，代表关於他吸毒又没钱的事都瞒着他们，所以要他突然去找这些人帮忙，没有想像中容易。史考特曾跟一名身为地方性安养院负责人的朋友说他过得不错。「所以现在我必须跑回去说，『喔，没有啦，其实我过得离不错差得远呢。我吸毒又酗酒，之前完全是在骗你的……』我想我很多顾忌就是这样来的。」史考特并不觉得他有任何後门可走。[2]

在俱乐部打扫了四个月，只休过一个晚上，史考特开始倦了。他很清醒，但也百无聊赖。他每晚的工作就是倒菸灰缸、刷马桶、收工时给自己打个分数：A–或C+。然後休息二十一个小时之後，这一切又会重新来过。他是个废人的时候，至少感觉人生还有个方向：把毒品弄到手。但现在的他只觉得自己在绕圈圈，而且是一个又小又单调的圆圈。安娜开口要史考特为他晚上睡的沙发付两百美元的月租，还要他记得用食物券去买自己的生活所需，但这样一来，他就存不了多少钱了。

他烦的还不只是在俱乐部工作。酒醒的高峰期一过，史考特开始愈看匿名戒酒会愈不爽。这种「蜜月期」过後的感觉并不罕见，否则匿名戒酒会里也不会有种说法叫这是「从粉红云端上跌下来」。

「不置可否开始变成心有不满，」史考特说。晚上动不动得跑去跟废物般的酒鬼或古柯硷成瘾的家伙打交道，一夥人坐在连成半圆形的摺椅上，用保丽龙杯子喝佛格斯牌的即溶咖啡，轮流讲一些听了会做恶梦的故事，他觉得很丢脸。史考特开始憎恨这样的「行礼如仪」，他讨厌让陌生人搭肩，讨厌那些老掉牙的正向语言——「倚靠上帝的恩典」、「放开手让上帝接手」——更别提宁静俱乐部的观念是：用美沙酮等处方药来戒毒是作弊的行为。史考特考虑要到郡立诊所拿药来舒缓渴求与抑郁等戒断症状，但这样的想法他没办法对安娜或大卫开口。这段时间为了让身体排毒，史考特吐过、抖过、哭过，但这样努力过後，他环顾四下，看到的依旧是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的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莫名其妙在累积匿名戒酒会的时数，就是三更半夜将拖把放进水桶里又拿出来。「去你妈的毒虫跟酒鬼，」他会在人已经走完、但摺叠椅还没归位的房间里大吼大叫。「我要发疯了！」

早上七点三十七分，史考特到了「密尔瓦基郡立行为服务部门推广门诊」（Milwaukee County Behavioral Services Division Access Clinic）报到。这间诊所服务的对象是没有保险、或只有密尔瓦基郡公共健保（General Assistance Medical Program, GAMP）的居民。墙上的告示写的是：「您的第一次门诊会历时三到五个小时。没有钱的话，您可以选择当志工来抵医药费。」忙碌的护理师跟社工绕过在走廊上漫步的病人，等着看诊的病人们显得无所事事。史考特不介意在诊所工作，毕竟他也蛮耐操的。但他那天不是来当志工，而是来拿药。对他来说，那些匿名戒酒会的家伙没吸过海洛英，所以他们不会懂他有这样的生理需求，他的身体需要某种引信来推一把，让他产生前进的动力。他今天的「第一志愿」不是美沙酮，而是用来治疗鸦片类成瘾的「舒倍生」（Suboxone）。在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等待後，史考特的名字终於被叫到了。於是他站起身来，心中的大石头落 下。

帮他看诊的精神科医师是名高瘦的亚裔人士，理着黑人那种飞机场似的平头，讲话声音只比悄悄话稍微大声一点。他领着史考特进了间无趣至极的房间，长方形的格局让人有闯进超大型衣柜的感觉。史考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医生则趴在老书桌上读起史考特的档案。书桌紧靠着墙，所以史考特一抬头，便能看到医生的侧身轮廓。

「你忧郁多久了？」医师嘴上这麽问，但眼睛盯却紧盯病历。

「很久了，」史考特答道。

「所以你有哪些症状？」

「就是整个人懒懒的，提不太起劲……我在想要不要试试舒倍生。不知道这是不是戒断後的现象。」

「你有毒品问题多久了？」

「嗯……大概七年吧。」

「那你戒掉多久了？」

「四个月。」

史考特一五一十地把他吸毒的事情交代了，医师顿了一下，才又接着往下问。「嗯，」他稍微转了个话题，「这里说你小时候被性虐待过。」

「没错，」史考特有点不悦。

「那是你几岁的事情？」

「我那时候很小。从四岁开始吧，直到……」史考特想了一下，「……十岁。」

「虐待你的是谁？」

史考特对医生说了实话。

「事情是怎麽解决的？有通知大人吗？」

「没有，我谁都没有说过。」

「你有为此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

「你有兴趣接受治疗吗？」

「没有。」[3]

史考特走出诊所，手上则多了两瓶抗忧郁药品。医嘱是每天服用两次一百毫克的「乐复得」（Zoloft），外加睡前五十毫克的安米替林（Amitriptyline）。[4] 史考特问医生，「当瘾头来了您有什麽药可以开给我吗？」对此医生只讲到有相关的治疗计画，对舒倍生则只字未提。这样史考特有点闷，但「三次打击有两支安打」也不能算差了，毕竟他还是要到了两种药。外头寒意十足，温度计上是零下一度，更别提体感温度了。寒天之中，雪片在史考特的靴底呀呀作响。

三个月後，大卫跟安娜的十二岁女儿翻着衣堆找零钱，却在史考特的游泳裤堆中翻出了注射用的针筒。最近才刚搬回家住的奥斯卡是阿迪亚家的大儿子，他认为这可能是个旧针筒，而这完全说得过去。史考特刚搬来的时候，自己都时不时会在好久没穿的上衣或牛仔裤口袋里发现「纪念品」。他甚至找到过吸食快克用的菸斗，看着看着才想起来那是做什麽的，就像你在洗过的衣服里找到褪色的电影票根一样。但大卫跟安娜对这种说法并不买帐。当天晚上，在史考特打扫完宁静俱乐部之後，他发现自己的东西堆在了阿迪亚家的前廊上，上面还附了张便条。他试着推门，但门从里头被锁上了。这个住了七个月的「家」，如今他已不得其门而入。

史考特没有为自己辩解。他一方面不想起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觉得大卫跟安娜会愿意听。「他们宁愿相信是我自甘堕落，也不愿去想这针筒可能是自己儿子的，」史考特是这麽想的。除此之外，现在也不是奥斯卡可以去戒毒的时机，毕竟他才刚当爸爸。史考特心想，自己应该大方一点，就让奥斯卡留下来陪他的女友跟刚出生的女儿吧，他要继续吸毒就让他吸吧。

史考特会知道针筒是奥斯卡的，是因为史考特跟他一起注射过毒品。史考特不会说这是「毒瘾复发」，他会说，「吸毒让我正常。」

好几件事情同时发生。首先是史考特发现他耐着性子撑过的匿名戒酒会，与他更是恨之入骨的团体治疗课程，两样他都白去了，因为护理委员会都不认帐。说到要恢复护理执照，委员会有自己的程序跟玩法，而史考特都没有乖乖照办。此外关於尿检，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实验室，所以自从史考特没吸毒之後的所有合格检体，在委员会眼中都一概不算数。「我跑了那麽多趟，尿了那麽多个杯子，连着配合好几周，最後跟他们联络想确认一切没问题，他们却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就在此一挫败的几天之後，史考特在加油站遇见了海洛英苏西跟比利。他们拿出东西，说是让史考特静静地「叛逆一下」，而史考特也默默地收下了。这或许能以个案视之，就像他在攀岩时脚滑了一下般，但好死不死，奥斯卡在这个时候搬回了爸妈家，而奥斯卡可是货真价实地有吸毒的习惯。自此每逢周末，这两个人就会凑在一起「嗨」。史考特会在周一前暂停吸毒，这样周五的验尿才会过关。这段期间，心理辅导跟匿名戒酒会的活动他都还是照去。但他只又多撑了几个月，这样的修行就无以为继，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想嗨就嗨。

凌晨两点，站在阿迪亚康复之家的门廊上，史考特只剩下一袋衣服跟他的记忆盒。他走上了很自然的下一步，那就是打电话给海洛英苏西跟比利。他那一晚就睡在这两人的拖车里，一切彷佛绕了一圈又新归零。

事隔数日，苏西正在烤苹果派，史考特打了电话给他的妈妈琼。他决定试试看美沙酮的疗法，而为此他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他身体里的海洛英，这点没有问题；另外一样则是一百五十美元，这他拿不出来。一个月之前，史考特曾经回老家待了两天，住在他妈妈不大但还蛮有面子的房子里。这两天他去安养院看了外婆，跟他十几岁的侄女一起打电动，还看他妹妹试穿新婚纱。史考特已经两年没见到他妈妈了。「我要是可以在市区开车，我早就去看你了，」琼给了这麽一句不像道歉的道歉。这趟回家算是很开心，史考特感觉既放松、心情也很平静，不像上次在琼的眼里，史考特紧张得像只被关进笼子的兔子。「他的腿抖得跟什麽一样，」琼记忆犹新。琼特意安排了一顿午饭跟一场盛大的晚餐，主要是让亲戚们都可以跟史考特见见面。就这样，他怀着被爱的心情回到了密尔瓦基，而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心情，他才有办法打这通电话。

「那是间美沙酮疗法的诊所，」史考特说。「你知道我在说什麽吗？……我会每天过去拿药，然後我的鸦片型毒瘾跟忧郁症都会好转一点……我想要靠自己努力把毒瘾给戒掉。本来我不想让丑事都摊在你们的眼前，但这样好像真的行不通。」说到这里，史考特吸了口气。「妈，我这样说你懂吗？」

琼只懂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很少开口要求什麽东西，而这天他开口了。为此她拿出了一百五十美元。

隔天早上，史考特坐在第十街美沙酮诊所里等待叫号。在这间诊所看诊一共分成四站。挂号处收钱、收件处收受你的尿液。遇到熟面孔，护士会在打招呼时喊出他们的绰号或编号。「嘿，院长早！」「今天红光满面，运气应该会不错喔，三三二二号。」第三站是厕所，厕所里装有监视器避免你把尿液掉包。最後一站有一道厚重的门，门上贴了一篇从《洋葱报》[5] 上剪下来的文章，标题是〈怎麽这麽慢〉（Everything Taking Too Long），文章附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盯着微波炉，面露不耐。这扇门後就摆着美沙酮的配发机台。一旦获得放行，病人就可以进门用自己的号码「打卡」，然後配发机就会在塑胶杯里喷出苦苦的红色液体。

要比在密尔瓦基什麽场合更三教九流、龙蛇杂处，史考特心中的第一名绝对非早上七点钟的美沙酮诊所莫属。同样的几扇门，可以走进来以下这些人：浓妆艳抹、手拿设计师包包的二十来岁白人女性；完全不懂什麽叫轻声细语、非靠助行器才能前进的墨西哥男性；手抱新生儿的白人妇女；带着耳环、让史考特看得津津有味的大个子黑人男性；胖到一个境界的画家；粗壮的肌肉型工人；身穿粉红女款衬衫、套装长裤烫得超平的白人女性；西装笔挺，看起来像是会计师的男性。最後是一位背驼到整个腰都弯了的华裔女性，拖着脚步走进诊所，她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了。这位华人婆婆一进门，另一名拄着拐杖的波多黎各女性就迎上前去，用拥抱表示欢迎。

「你第一次来？」有人问了这麽一句。

史考特一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小姐。看起来才十八岁的她绑着马尾，脸上有雀斑，嘴里则是两排矫正过的白牙。你说她刚刚在东区高中田径队里练习完毕，也没有人会怀疑。

史考特点点头，算是回答了问题。

「嗯，听我一句建议，」年轻女孩凑近说，「我自己是不会想吃这种药的。我是说，他们说要把你们先『拉进来』，再把你们『带出去』，但这些鬼话听听就好。他们只是想赚你们的钱。我自己用多久的美沙酮都快想不起来了，现在还不是永远服一百毫克的剂量。」

史考特眉毛一抬，想起了他上次尝试美沙酮，最後让他被送到医院的剂量就是一百毫克。他印象中当时的自己混合了健得静[6] 与美沙酮後离开诊所，马上忍不住来了杯鸡尾酒。不胜「药力」跟酒力的他闯进了迎面而来的车流。来到现场处理的警官给他注射了纳洛酮（Narcan）来中和药效，但也让他因为戒断现象而抽搐不止。再来他就被送进了加护病房。

「你付多少钱？」史考特问。

「三百七十元，」她说的是每个月。

他点点头，纳闷起下个月的药钱要从哪儿来。

轮到史考特，他吞下了红色的美沙酮，加了点水到杯子里晃了晃，然後把这「洗碗水」也给喝下去。如果现在少喝了，晚点感觉可能会差很多。

离开之前，史考特跟美沙酮的谘商师见了一面。对方是名黑人，年纪跟他差不多。

「最近三十天，你用了几次海洛英？」谘商师问。

「三十次。」史考特接着把妈妈借他一百五十美元的事情也说了出来。「我想是我的错吧，我不应该对她期望那麽低的，」他说。「也许我太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秘密的多寡，决定了人健不健康，」谘商师说。

单靠在宁静俱乐部里赚的钱，没办法同时负担美沙酮跟房租，於是史考特被迫无家可归。他住进了一间八十六床、名叫「宾馆」（Guest House）的收容所。每天早上会搭公车去美沙酮诊所，然後晚上跟其他游民睡在大房间里的上舖或下舖。美沙酮的副作用包括盗汗跟变胖，另外他的性欲也跟着变得模糊。但的确有戒毒效果。[7]

大部分人即便开始了美沙酮疗程，也都撑不到一年。[8] 但史考特没有放弃。一段时间之後，他摇身一变成了「宾馆」的一名住房经理，这代表他又开始帮助人了。一周有四天的时间，他会出现在「宾馆」的一个卫星收容所里工作。这间卫星收容所隐身在南区的一个安静社区里，是栋平凡无奇的三层楼房，但有外推的凸窗。他的工作包括用漂白水刷洗一间间卧房，还有带老鸟到後院的野餐桌边。那里有地方让他们坐着抽菸，有空的佛格斯即溶咖啡罐接他们的菸灰。

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外加自费四千七百美元之後，郡政府终於同意帮忙史考特出美沙酮的钱，他每个月只要自费三十五美元。然後透过「宾馆」所提供的一个永久性的居住方案，史考特顺利搬进了属於他自己的窝，房租只要他所得的三分之一。他选的是在威斯康辛大道上的「尊爵工业风公寓大楼」[9]，一旁的葛兰德大道上就有卖场。他一直都想住在闹区，更从初次来到密尔瓦基後，就是这间卖场的常客。对於他这个来自爱荷华州农场的小孩来讲，这间卖场简直就是人声鼎沸的市集。十四层楼的尊爵大楼建於一九○八年，原本是作为公司办公跟杂耍剧场之用。在改装成公寓建案之後，建商在此装设了健身中心，室内篮球场、小型的社区剧院，还用人工草皮铺设了果岭。

史考特的公寓位於十楼。除了乾净不说，这地方还有小麦色的地毯、纯白无瑕的墙壁，与人等身高的玻璃上有着迷你百叶窗，还有宽敞的浴室、有火的瓦斯炉、跟会冷的冰箱。「宾馆」还附赠了深棕色的情人椅、以及一张跟椅子成套的沙发、几盏史考特舍不得把塑胶套从灯罩上撕下来的台灯、还有张史考特几乎没用上的大床——主要是倒在沙发上睡的习惯已经改不过来。屋内甚至於有组直立式的洗烘衣机。这一切都好得没话说。一开始史考特还半信半疑地等着「宾馆」随时打电话来说是他们搞错了。这公寓的月租行情是七百七十五美元，但史考特只需负担一百四十一美元。

过了整整一个月，史考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住在这里，这公寓是自己的。终於进入状况後，他立刻给屋里添了张浴室用的地毯、海军蓝的床罩、手工肥皂、香氛蜡烛、抱枕、漱口水、碗盘，外加门口用来放鞋的「欢迎光临」踏垫。住进这处公寓，史考特感觉踏实多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值得用好住好，心里燃起了向前的动力。这天，史考特用从基督教「圣文生善会」（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拿来的磁铁，在冰箱上黏了一张字条：

五年计画

重返护理界

要赚很多钱

生活尽量省

开帐户存钱

在失去执照的两年又三个月之後，史考特终於有办法靠省吃俭用来存重新核发牌照所需的检验费用。为此他甚至开始蒐集零钱，丢到厨房里一个专门的罐子里。

在拖车公园里，史考特感觉自己卡住了。「我不知道该怎麽样把自己修好，」他回想。「在那里生活，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就像外面的城市都消失不见了一样。」那段岁月里，史考特常常会有自杀的念头，事实上他都想好了要用超多的海洛英一口气「爽死」，只可惜这麽奢侈的死法他根本没钱负担。如果说从前住的拖车代表着地狱，那现在的新家就简直是天堂。这两者差距之大，他开始觉得从前的日子是远离尘嚣、远离文明的「一场超大的宿营」。有时候想起从前的光景、想起失去的一切，他会走出公寓，穿过尊爵大楼昏暗有如羊肠般的走廊，来到某个门前。他会扭开门，然後突然现身在葛兰德大道卖场的中间，那感觉就好像他穿过了某种「任意门」。走在卖场的地面上，史考特会尽兴地沉浸在灯光、音乐、食物的香味跟人群的感觉当中。一瞬间，他会想起多年前曾有过的感受、那种城市里充满着惊奇与希望的感受。

1　资料来源是史考特在威斯康辛护理委员会（Wisconsin Board of Nursing）前接受的惩戒议程。

2　许多影响重大而所费不赀的决策，其根据的成见往往是穷人的亲友工作平凡无奇、没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住在不属於他们的地方。让人打散所得「混居」（mixed-income housing）的用意即在於「让低所得的居民有机会触及就业机会跟社会角色的榜样。」邻里的重置计画，包括「搬向希望」（Moving to Opportunity），其设计宗旨是要让低所家庭连结到「社会化与富裕程度较高的社会网络」；但其实很多穷人都不乏向上流动中的人脉。密尔瓦基大约每六名租屋者，就有一名虽住在贫困社区，但他或她的人脉却可深入弱势程度在平均以下的社会网络。不过光是跟中产阶级有某种连结是不够的。或许是因为「社会资本」一词太红了，所以许多学者会倾向於把认识有钱有权者等有利於社会化（prosocial）的人际连结，想成是一种可以「拥有」的东西、一种跟钱一样可以想花就花的资源。但以史考特的状况为例，真相是这些人脉究竟能否派上用场，还得视你的本事而定。关於为了打击「社会孤立」而设置的社会方案，可参见美国住房与都市发展署的Moving to Opportunity for Fair Housing Demonstration Program: Final Impacts Evalua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2011);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Mixed-Income Housing and the HOME Program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2003). 关於认为空间孤立（住宅区的贫民窟化）会造成社会孤立（人脉网的贫民窟化）的各种贫穷与社区生活理论典型，可参见William Julius Wilson argued i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关於邻里与人脉弱势的细部分析，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 “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ological Science 2 (2015): 329–50.

3　明明是在吸毒，但史考特有时候会说他是在「自行施药」，护理师的术语可不是这样用的。太多的单字跟片语被滥用来掩盖问题根部的烂疮。天知道有多少在生活压力下用来自我麻醉（coping）的做法，被美其言称为「文化」（culture）。

4　精神科医师问史考特，「你会想『直上』一天两百毫克的乐复得，还是你想看状况再加？」「就直接两百好了，」史考特答得斩钉截铁。两百毫克虽然是蛮高的剂量，但他以前也不是没这麽用过，现在降下来实在没有道理。

5　译注：The Onion。一九八八年创立、总部设於芝加哥的小报，特殊之处在於非传统的讽刺风格，其幽默之处在於以超现实的眼光将日常的俗事做成警世的重大新闻。二○一三年停止印刷，转型为数位媒体。

6　译注：Xanax。治疗忧郁症的镇定剂，其他的商标名还有赞安诺、静安定等。

7　美沙酮只要上了新闻，那画面经常都是惨不忍睹。史考特展开治疗计画的那一年，美沙酮占鸦片型止痛剂处方笺量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二，但鸦片型止痛剂造成的用药过量死亡率竟高达三分之一是由美沙酮造成。医界认为，美沙酮涉及的死亡案例之所以会令人怵目惊心的增加，是因为愈来愈多人拿治疗毒瘾的美沙酮来止痛。自一九六四年启用以来，纯论治疗海洛英毒瘾与降低海洛英对社会的整体冲击，美沙酮的效果相当值得称许。作为一种「鸦片类全促动剂」（full opioid agonist），美沙酮满足了个案的瘾头。剂量拿捏得宜的话，患者可以恢复完全的生活机能运作。一致的证据显示，美沙酮降低或消除了海洛英的使用，减少了吸毒过量或吸毒造成的犯罪案例，增进了病患的健康，也帮助不少人活出更充实、更有意义的人生。说到海洛英成瘾的治疗，美沙酮的效果绝对「乐胜」匿名戒酒会等只靠意志力（abstinence-only）的辅导课程。「美沙酮的坏事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一名专家说，「但那些因为每天服用美沙酮而可以好好工作、慢慢克服恶习，进而恢复正常生活的病患有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只是他们的故事却从来没人报导。」史考特也正加入这几（十）万人的行列当中。发表上述论点的专家是彼得．弗烈德曼（Peter Friedmann），引用自哈洛．波列克（Harold Pollack）撰稿， “This Drug Could Make a Huge Dent in Heroin Addiction. So Why Isn’t It Used Mor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13（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华盛顿邮报报导《这药可以重创海洛英的毒瘾，不尽量使用是什麽道理？》）。 亦可参见Herman Joseph, Sharon Stancliff, and John Langrod,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MMT): A Review of Historical and Clinical Issues,” The Mount Sinai Journal of Medicine 67 (1999): 347–64.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Vital Signs: Risk for Overdose from Methadone Used for Pain Relief—United States, 1999–2010,”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1 (2012): 493–97.

8　Sally Satel, “Happy Birthday, Methadone!”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December, 2014.

9　译注：Majestic Loft Apartments。Loft是阁楼，但loft apartment是轻工业建筑改装成的公寓住宅。

第二十四章

地狱倒楣鬼

阿琳一边拨电话，一边对乔瑞做个「一起加油吧」的招牌表情。第九十号的房东在语音信箱留了讯息，要阿琳回电给他。留话的是其实是房东的儿子，也就是之前带阿琳看房子的人。二十岁出头的房东儿子反戴着棒球帽，头发则编了辫子又绑成马尾。「叫我帕纳，」他说。阿琳还记得二○○三年当过他爸爸的房客，当时她以月租五百三十五美元，租了一间两房的房子，现在则涨到六百二十五美元。所以阿琳这次申请的是月租五百二十五美元的一房。她无法跟着这六年的租金涨幅一起跃升。

电话响起，阿琳想起了她是怎麽跟帕纳说的。关於月收入她说了谎，骗帕纳说每个月有两百五十美元的育儿津贴，但被驱离的事情她倒是坦承不讳。一言以蔽之，她简直是在求他租她，甚至说连看房都免了，无论是社区的环境或房子的屋况她都不怎麽在意。「有什麽住什麽，」是她的想法。「我现在可是待在收容所，所以怎样都可以，」她是这麽说的。

帕纳也给了答覆。「嗯，我们有去核对你的资料。你还蛮老实的，那我们就合作愉快罗。」

阿琳跳了起来，不出声音地喊了一句，「太好了！」

「不过别忘了，你一点错都不能犯喔。」

「我知道。」

「你的收入很固定，所以你一定要准时交租，也绝对不能惹上任何麻烦。」

阿琳先在电话上谢过帕纳，讲完电话後又谢了上帝。一旦有了笑容，阿琳看起来就判若两人。虽然依旧处於葡萄榨桶当中，但压力总是小了一点。至此她跟房东的交手纪录是八十九负，外加这天宝贵的一胜。

乔瑞回应了妈妈伸出的手，母子俩击了掌。他跟弟弟得为了搬家而转学，但乔瑞对此不以为意。转学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光是从七年级到八年级，他就一共换了五间学校——但他也不是天天都上学，光算在家暴收容所的期间，乔瑞就有连续缺席十七天的纪录。在阿琳的眼里，上学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是至少也得先找到房子才会考虑的问题。再说，乔瑞是她身边最好的帮手，他可以跑过一整条街，一口气记下所有招租电话，也可以在她带着笔记本去找房子时当贾法瑞的保母。乔瑞还是个开心果。遇到不顺的时候，他会想逗妈妈笑。他的绝招是即兴编歌，虽然不是很精通，但随着密尔瓦基的街景在公车窗外流动时，他会像下面这样唱起来：

欸、欸、欸

替我找间房子，让我可以搬进去吧

刚刚那是我读过的学校

刚刚那是我住过的街坊

刚刚那是我熟悉的加油站

我们在找房子喔

很难讲乔瑞究竟担不担心找房子的事，因为他不会把心情写在脸上。

离开收容所的时候，贾法瑞哭了，但手上还是紧抓着社工说掰掰时送给他的遥控车跟《芝麻街》的艾摩（Elmo）娃娃。「我不敢看，」贾法瑞在车子开走时说。阿琳揉了揉小儿子的头，告诉他能离开收容所是好事情，应该高兴。贾法瑞不懂妈妈高兴的原因是什麽，收容所明明就不会吵、又很暖和，更别提 有很多玩具。

母子三人的新公寓在条顿尼亚大道跟银泉路的繁忙路口，位置算是北区一个比较偏工业区的地带。阿琳爬上阶梯，来到了这栋三层楼的公寓，而乔瑞跟贾法瑞则嘻笑地搭着发出咿呀声响的电梯。到了屋里，第一眼就能看到墙壁新粉刷过，灰色的地毯厚实而乾净。屋内有一台小型的空调，每个灯泡上都有灯具。小巧的厨房里有轻木橱柜，而且每个柜子都有完好的把手。阿琳慢条斯理地检查了一轮，完全挑不出毛病来。她打开窗户，看着窗外驶经的一辆辆车，远一点则有对街的奥尔空调能源器材（Auer Steel & Heating）的配送中心。她觉得一切都很好，只是有点累。

等所有垃圾袋里的衣服以及一箱箱的罐头食物都搬进去後，阿琳坐在地上。她找到一个软软的袋子，用背靠着。她觉得很平静，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她跟舍莲娜的驱离听证会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乔瑞在阿琳身旁坐了下来，歪着头靠着她的肩膀。贾法瑞也有样学样，身子缩在阿琳的腿间，头则躺在妈妈的肚子上。母子三人维持这样的姿势，依偎了好一会儿。

经过几天的风平浪静之後，阿琳收到了一个噩耗：大家口中的Ｔ死了。Ｔ是泰伦斯，是赖瑞那边阿琳唯一还有联络的家人。而且用枪把Ｔ射死的不是别人，是阿琳也很爱的P.A. 。同辈的P.A. 跟Ｔ是亲戚、是一家人，但争执中Ｔ拿斧头的握柄打了P.A. 的头，而P.A. 一气之下拿了把枪。在拿枪找Ｔ算帐之前，P.A. 还先打电话给Ｔ的妈妈说他现在要去宰了她儿子。结果他不是开玩笑的。

Ｔ一死，阿琳的生活不意外地乱了套。她为了Ｔ的死以泪洗面，也为了缅怀Ｔ而跟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她安排贾法瑞在办理後事的期间住到他以前寄养妈妈的家里，像他这麽小的小孩，不适合去那种场合，阿琳是这麽想的。有些人聊到要在告别式後去庞德罗莎牛排馆，没钱的人只好卖血浆才能跟着去吃。

Ｔ在街边的告别式办在密尔瓦基西北区的芳杜拉大道旁。跟乔瑞抵达现场後，阿琳把花跟动物造型的填充娃娃给摆整齐了。以丧礼来说，这排场算得上「备极哀荣」了，豪气的乳白色缎带、题诗、假玫瑰花跟几束黄白雏菊、康乃馨跟百合的花圈都一应具全。阿琳步行到Ｔ的家门口，在阶梯上站了会儿，又步行回到告别式的场地，然後再一次走回到Ｔ老家的阶梯。

「大家都说时间过得很快，对吧？」乔瑞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赌告别式上的时间会非常慢。」

到了告别式的清晨，阿琳穿上了深色的牛仔裤，上身则是Rocawear牌的衬衫外加蓝色的帽Ｔ。在从楼梯走下来要出门时，她跟乔瑞遇到了要上楼的帕纳。

「我有话要跟你讲，」他说。「是关於前天晚上的事情。」

阿琳开始快速搜寻起两天前的记忆。是了，前天晚上她打了九一一，因为贾法瑞的气喘犯了。

「我们是别人眼中的妨害设施，」帕纳说。「我们不能让警察跑来这里。」

「来的只有消防队跟救护车而已，」阿琳解释。「光凭气喘叫不动警察的。」

问题是，阿琳打电话给九一一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有名邻居抱怨阿琳的朋友竟为了要大麻而去敲他的门（这名朋友是特瑞莎。她那天在当乔瑞跟贾法瑞的保母）。另外就是贾法瑞有次被抓到从三楼的窗户丢了不知道什麽东西下来。「情况要是不能改善，你们就得搬家。」

到了屋外、前往新匹兹殡仪馆（New Pitts Mortuary）的路上，阿琳摇起头。「一会儿这里不对，一会儿那里又出问题，」她说。除了担心怕会惹毛帕纳以外，阿琳的食物券也出了状况。变更住址该交的表格跟资料她都交了，但审核过程似乎不太顺利。然後就是她得把东西从仓储那儿清出来，而且要快，否则月初一到，她就会为了钱左支右绌——如果钱拿去付仓储费，那就没钱缴房租了。死了的Ｔ固然不在了，活着的P.A. 对她来说也等於没了。贫穷只会愈堆愈高，愈来愈看不到尽头。所谓贫穷，常常意味着祸不单行，意味着不幸的事件会交缠成纠结的树丛将人团团包围，活在其中只能钻缝、或者千方百计让自己不要发疯。岁月总是有让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但加加减减下来，贫穷仍注定你关关难过，却不确定能关关过。[1] 现阶段阿琳只能庆幸自己还有家可以待，有自己的地方可以睡。

阿琳在殡仪馆的门口犹豫起来。在西开彼托路上、建於一九三○年代的匹兹殡仪馆，是威斯康辛北部的地标。设计采取法式折衷主义风格的匹兹殡仪馆，是栋兰侬石（Lannon stone）的建物，外观上的特点包括八角形的楼塔、纤细而雅致的窗户、深红褐色的入口有延伸整条走道的天棚，另外就是有陡峭的屋顶线条，跟居高临下的烟囱。乔瑞紧跟在母亲的身旁，两人一道走进去。灵堂内站满了人，三五成群的大小孩子们身穿个人化的Ｔ恤，上面印的人脸若不是Ｔ、就是其他同样「英年早逝」的朋友。祖父母跟外公外婆穿着乳白色或棕色的西装／套装出席，头上还顶着搭配得宜的呢帽。Ｔ的亲兄弟大Ｃ坐在最前排，身穿亮眼的蓝色Ｔ恤，外加头上绑着同色系的头巾、脸上挂着一副太阳眼镜。叔叔林克现身时，耳朵上夹了一根抽到一半的香菸，身材壮硕的他缓缓走在灵堂的通道上，他太太则把脸靠在他的背上啜泣。阿琳在後排找了个位子坐下，她对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

Ｔ的遗体穿上黑色长袖Ｔ恤，以及全新的奥克兰突击者队棒球帽，让他看来颇为安详。Ｔ差一点就满四十岁了。而低头俯视他的，是打着胖胖温莎结领带的牧师。「怎麽我每次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跟我长得差不多的人躺在棺材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们，」他边说边摇头。下一秒他开始爆发，尖锐的口吻中冒着看不见的火光。

「我们之间的爱到哪儿去了？我们对人的关怀到哪里去了？……除了自己，还有谁能帮助我们，我们能靠的只有自己！」

「继续讲！」

「说得对！」

「那是我的宝贝啊！」

仪式结束之後，阿琳在外头加入了叔叔林克跟其他几个人的谈话。有人递了罐老英国牌啤酒（Olde English malt liquor）给她，她在雪地上倒了琥珀色的一圈，算是敬Ｔ一杯。葬礼後的家宴办在第十三街跟维列特街口，威斯康辛非裔美国女性中心（Wiscons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Center）的地下室里，吃的是炸鸡配面包、青菜，还有起司通心面。整顿饭吃下来，亲戚们对阿琳非常欢迎，又抱又亲。她有种被家人簇拥的感觉。这些人不会收留你，也不会借你暖气费，但说到要把丧礼办得热热闹闹，他们真的是一群达人。

隔天，没有电话声响起，於是阿琳继续操持家务，希望把这里打理得更像家。她给两名儿子注册了新学校，把东西从仓储领出来，又在家里墙壁挂上相片。一名好心的邻居送了张沙发给她。先前，阿琳在第十三街的老公寓总是一团乱，是因为扫也是白扫：窗户裂了、地毯被蹂躏得一塌糊涂、浴室能坏的也都坏了。但帕纳的父亲把屋况维持很好，只要阿琳也加把劲，那这地方绝对像样。而阿琳也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她在洗碗槽的上方贴了张小字条给乔瑞：「自己的碗自己洗，没洗的话就走着瞧。」而在流理台上她摆了个蜡烛给逆境中的守护神圣裘德。看到阿琳的公寓，一般人都会说，「你的房子真美。」甚至有人开口想当室友。面对这种要求，阿琳当然会让对方碰钉子，但她的这声「不」字会说得非常骄傲。

乔瑞很努力想适应新的学校。理论上他是八年级的学生，但之前的课程落後太多，所以他等於只有七年级的程度，学习之路挫折感十足。除此之外，Ｔ的死也撼动了他的内心。後来传说，P.A. 打电话给Ｔ的妈妈，用的是赖瑞家的电话，所以警方也把赖瑞找来侦讯，之後便无保请回。但乔瑞仍为此非常纠结。案发的那一夜，自己的爸爸为什麽会跟P.A. 「一起」？告别式之後刚好过了两周，一名老师对着乔瑞发飙，而乔瑞也不甘示弱地反击：气头上的他往老师的小腿踢下去，接着跑回家。接到老师报案的警察於是找上门来。

一听说发生了这种事情，帕纳就跟阿琳打了商量。如果她可以周日之前走人，那他就把租金跟押金还给她。她要是赖着不走，那帕纳不但会把钱扣下，而且还会申请驱离她。所以说，有小孩不是对抗驱离的免死金牌，小孩反而是创造驱离条件的「平台」。[2]

阿琳接受了帕纳的条件，而帕纳也算是蛮好心地帮她搬了家。她把碗盘从乾净的壁橱中抽出来，墙壁上的装饰一一卸下。等阿琳把所有家当都捆进垃圾袋里或回收箱中，帕纳就把东西搬上卡车。他会开车把阿琳的东西送回仓储。

阿琳就这样无奈地失去了她漂亮的房子。[3]「我是不是被下了降头啊，怎麽会如此倒楣？」她纳起不已。「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或许好运跟我绝缘了吧。」

阿琳打了电话给特瑞莎。她骗特瑞莎说房东气炸了，因为他发现她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人可以让她合租。让阿琳被赶的致命一击固然是找上门来的警察，但在外头打滚这麽多年，阿琳也学到几招。她知道要求人事情，大绝招就是要让对方认为你对不起她。她会把事情讲得好像非得帮忙她不可，不然你就是个没血没泪的王八蛋。[4]「如果投诉我的是你、害我住不下去的是你，那你起码现在要帮我一把吧。」

特瑞莎对阿琳说，「快过来吧。」

第十三街边又有新的告别式举办。贾法瑞也注意到了。「又有人中枪了，」贾法瑞用他六岁的嗓音说着。回到旧家，两名男生就冲去特瑞莎的公寓找小不点，但小不点已经死了，牠被一辆车子辗过。特瑞莎亲口把这坏消息告诉乔瑞，乔瑞只能忍住不哭。他一边在特瑞莎的公寓四周走来走去，一边用袖子抹去止不住的鼻涕。走着走着，他找到一个泡棉的假人人头，特瑞莎住处的四周就是会有这些奇怪的东西。乔瑞跪在假人头的旁边，把脸翻成正面，然後开始握紧拳头对假人「打脸」。他一直打、一直打，并低声发出怒吼。一拳拳愈揍愈快，愈来愈重，愈来愈响，阿琳跟特瑞莎这才大喊要他住手。

特瑞莎不讳言她开始诈骗，因为她也藏不住自己的所作所为。男人会送上门来，然後特瑞莎会带他们进到她的「闺房」，并且跟阿琳说，「你看着，我要来替我们赚些香菸钱了。」等会儿特瑞莎再出现，手中就会多了十美元或八美元。有一次乔瑞误闯了特瑞莎的房间，他看到的光景是有名男人跟特瑞莎在一张床上，男人的裤子脱到了地上，特瑞莎的口红则糊在脸上。房子挤了太多人就是这样，个人空间荡然无存，小孩也很快就知道了大人的行为。

直到她的新男朋友入住，特瑞莎都没有停止这门「生意」，阿琳甚至察觉到这位「男朋友」根本就在背後鼓励特瑞莎。她还发现，特瑞莎把阿琳的房租从每个月六十美元涨到一百五十美元，应该也是特瑞莎男朋友的意思。这个男人在外头打滚的绰号有一长串。特瑞莎称他是桑尼，而桑尼大约三十岁左右，刚因为贩毒服完五年的有期徒刑。他个子消瘦，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还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跟五个女人生了九名孩子，也会开黄腔说他带了根「锅铲」来给特瑞莎。桑尼会拿走特瑞莎从恩客们或社服机构那里攅到的钱。要是特瑞莎在路上叫他，他会先当作没听到，然後再找时间凶她，「在外头不要叫我『宝贝』。」委屈的特瑞莎会穿着衣服蜷曲在被窝下，或者她会坐在窗台上点起香菸，而升起的烟雾就像气愤的灵魂一般活了过来，那是一种知道自己只有几秒可活的怒火。

在阿琳搬进特瑞莎的家之後，桑尼的父母亲也带着一名女儿住了进来。特瑞莎小小的公寓只有一间房，而且屋况原本就不佳。如今八个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简直快要把这地方压垮。首先撑不住的是马桶，然後厨房碗槽也开始漏水，最後情况恶化到地板上淹起水来，乔瑞一踏进厨房就会兴起涟漪。他不得已还得把旧衣服铺在地上吸水。

「愈看愈像贫民窟，」阿琳说。「厨房乱七八糟、地板乱七八糟，浴室也是。」她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麽办。「这之後会是什麽？未来是什麽？不会比这更糟了吧。」

接着儿童保护局的社工找上门来，一开口就问，「贝尔女士在吗？」这天来的不是平常跟阿琳接触的社工，而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这位社工小姐知道阿琳住在这里（这点连舍莲娜都不知道），还知道马桶跟碗槽坏掉的事情。社工打开冰箱，皱起了脸。阿琳连忙解释是月底的关系，冰箱才会空空的。她不是没去补货，但怎麽买也填不饱八个人的胃口。[5]

儿童保护局的人说她会再来看。阿琳为此焦虑到反胃，她怀疑是特瑞莎去跟儿童保护局告状的。她得逃，得赶紧动脑。有了这种想法的她打电话给J. P.，而身为亲戚的J. P. 也没让她失望，立刻就去接她，还替她卷了一根大麻。抽大麻果然有用，於是他又卷了第二根给她。「J. P. 总是为我着想，让我不会那麽烦，」隔天阿琳是这麽说的。

最後，春天终於降临到密尔瓦基。雪融了，留下的是湿答答的街道跟街边被泡软的垃圾。同一天，整个贫民窟都意会到出门不用再裹得紧紧的了。大家开始不知後悔为何物地反应过度。男孩子打起赤膊、女孩子抹起防晒油，在还远远谈不上热的天气里露出腿，做起日光浴。椅子跟笑声收复了门廊，小孩们也翻出了跳绳。

这之前的几天，阿琳跟儿子们单独待在特瑞莎的公寓里。她很珍惜这份平静与祥和。特瑞莎跟桑尼还有桑尼的家人不知道去了哪里，阿琳对此没有多猜，只想着他们大概找亲朋好友串门子去了。但五月一日那天，搬家工人突袭了特瑞莎的公寓。这些工人带好手套，一幅跃跃欲试的样子，到了现场，他们却狐疑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然不确定什麽东西该包起来、什麽又是该丢的垃圾。这些工人跟贝琳达签了约，贝琳达等等会开着全新的福特Expedition XLT休旅车来察看进度，那车会新到还挂着由经销商申请来的临时车牌。已经被放出来的克里斯也到公寓来找他的特瑞莎。贝琳达开始担心起她的案主，第十三街感觉已经不再安全。

阿琳盯着前窗。「我真的受不了了，」她喃喃自语。这是她跟特瑞莎同住一个半月的心得。

发辫垂到一边的贾法瑞放学回到家，就见着工人拖出了床垫跟五斗柜，衣服也一团团被塞进黑色的垃圾袋里。面对这样的光景，他倒没有什麽反应，既没有哭，也没有问问题，也没有冲去看自己的某样宝贝还在不在家里。他很平静地转过身，进了家门。

他们在阿琳的妹妹家待了一段时间，妹妹跟她收一个月两百美元，但阿琳跟儿子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也在这段期间，阿琳失去了她放在仓储的所有东西：她的玻璃餐桌、在第十三街买的衣柜跟五斗柜、她的空调主机。她有拿钱给儿子波西缴仓储费，但也不知道那钱是他掉了、还是偷了。然後阿琳的社福档案也被关闭了，主要是她太多次约见都没来。跟之前一样，通知信函又寄到了她之前被赶走的旧家地址。「补助会停掉是有原因的，」她说。阿琳最後在第十三街跟克拉克街口找着了另外一间破旧的公寓，就在麦斯特锁（Master Lock）公司的工厂旁边。「希望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她这麽跟自己说。因为觉得比较稳定了，所以阿琳开始找工作。但有天去阿比汉堡面试完没多久，她跟两个儿子就被抢了。两名男人闯进了她的公寓，用枪抵住乔瑞的脸。阿琳的社工跟她说这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於是阿琳只好又逃回某个收容所。房租不断上涨，阿琳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公寓竟然要月租六百美元，而她一个月收到的社福支票也不过才六百二十八美元。这样一来，她被断电只是迟早的问题。到了没电的那一天，乔瑞就去跟赖瑞住了。贾法瑞则被儿童保护局安置到阿琳的妹妹那里。

阿琳开始垮下来。「我的心里乱成一团，」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会抖。我累了，但又睡不着。我快要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像是要关机一样。」

但阿琳又站了起来。她跟茉瓦阿姨借了钱，恢复了家里的供电，於是两名孩子又回到了她身边。她另外在塔玛拉克街找了间公寓，距离塔伯纳可社区浸信教会（Tabernacle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不远。这间新公寓没有炉子也没有冰箱，但他们会用插电的慢炖锅煮热狗，要不然他们也可以到圣本笃教会（St. Ben’s）的供餐处去吃俄罗斯酸奶牛肉，那儿还有酒友可以当他们的临时饭友。

有时候阿琳会跑去食物厨房，然後贾法瑞会问，「妈，你可以帮我拿一些蛋糕吗？」

阿琳会笑着说，「他们有的话，我一定会帮你拿啊。」

另一边，乔瑞思考起自己的未来。他想要当个木工，因为他想帮阿琳盖间房子。「别人都觉得我没有办法。但你们等着瞧吧，」他说。

阿琳看着乔瑞，露出了笑容。「我希望自己能有个不一样的人生，」她说。「希望变成欧巴桑的时候，我可以轻松地翘着二郎腿看着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到时候都能长大，然後你知道的，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比我有用的人。而且我们可以团聚一起生活，每天开开心心。我希望我们有天回忆起现在，可以把这些遭遇都当成趣谈，当笑话看。」

1　这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想把都会区的穷人按照「不稳定／稳定」、「无可药救／还有得救」、「可以沟通／只适合混街头」这样的标准来一切为二，很可能让本来只是暂时性且会异动的事，遭到误认为会永远如此。稳定跟不稳定对穷人家庭来说，都不会是固定的，而是时长时短的间歇状态。人生的困境与问题之间常存在着连锁反应，亲人被杀的伤痛会让人陷入忧郁，忧郁会因此失业，失业会造成被驱离，被驱离就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游民，而无家可归又会加深忧郁，以此类推。为政者跟他们的幕僚会有一种迷思，那就是想要「一枪毙命」地击破某些问题，但其实用散弹枪「一网打尽」的效果可能更好。关於连番厄运如何让低收入户「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参见Timothy Black, When a Heart Turns Rock Solid: The Lives of Three Puerto Rican Brothers On and Off the Streets (New York: Vintage, 2009); Matthew Desmond, “Severe Deprivation in America,”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 Kristin Perkins and Robert Sampson, “Compounded Depriv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The Intersection of Ra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mong Chicagoans, 1995–2013,”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 Bruce Western, “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

2　在密尔瓦基的各社区里，驱离件数也会跟小孩的人数呈正比。即便是将贫穷家庭的比率、种族的构成情形等各项因素予以排除，这样的正比关系也依旧成立。二○一○年，在小孩占人口总数不到一成的社区里，租屋者被驱离的比率是一百二十三分之一。但在小孩占比率四成或以上的社区当中，租屋者被驱离的比率会变成十二分之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社区人口中的儿童比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租屋者遭驱离的案件数就会增加百分之七。这些估计是根据法院发布於密尔瓦基郡的驱离纪录做成，统计的期间是二○一○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用以评估「儿童占人口比率」与「驱离案件数量」间相关性的统计模型，是「零膨胀卜瓦松回归」（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其细部的描述可参见Matthew Desmond et al., “Evicti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2013) 92: 303–27.

3　这种无奈的心情可能会从短期变成慢性。在被驱离後至少两年以内，跟阿琳有同样遭遇的母亲都还会有比同侪高出许多的忧郁比率。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Rachel Tolbert Kimbro, “Eviction’s Fallout: Housing, Hardship, and Health,” Social Forces (2015), in press. See also Marc Fried, “Grieving for a Lost Home,” in The Urban Condition: People and Policy in the Metropolis, ed. Leonard Duhl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151–71; Theresa Osypuk et al., “The Consequences of Foreclosure for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2 (2012): 379–87.

4　另外一招是要在出手前先调查对方有哪些「资源」。在穷困的社区里，面对有人上门要求帮忙，最好用来拒绝的说法就是，「我很想，但是我没办法。」但也有人会高招地让你没机会说这句话。这些高手不会问，「你可以载我吗？」他们会问，「你车里有油吗？」他们不会问，「你可以分一点食物给我吗？」而是问，「你吃过了吗？」对方如果知道你车子有油、冰箱里有吃的，你就很难说出理由赶人家走。在日常的互动中，穷人摸索出了这种生存之道，而这跟政治圈或教育界花了几百万才发现的募款秘诀其实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开口要东西是一门「艺术」。知道如何要到东西—乃至於自己什麽时候可以帮人、什麽时候要稍微狠一点，都是在贫穷里打滚的重要技巧。当然如果你求助的对象是社工，那就又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你不会想要客气，因为客气会被当空气。但你也不能太贪心、太积极、太走偏锋，因为儿童保护局会上门来查你。我遇过一位爱喝酒的三十三岁女士，是两名少女的妈妈，她说自己酗酒是因为小时候有过创伤。「我记得，连当时闻到的味道都还记得，」她说。「你有让谘商师辅导过吗？」我问。「没有，虽然有想过，但他们会问太多、管太多。我遇过有人莫名其妙去加州的儿童局举发我，他们没有抓到我什麽证据或把柄，但被人这样侵门踏户……跟我的孩子说三道四，我还是非常受伤。」这位妈妈要是把自己的生活惨状跟用酒麻痹自己的事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公部门，她的孩子还能保得住吗？这位妈妈真的不敢想，也不想赌赌看。

5　我没有亲眼目睹这段互动，书中我所写的是根据阿琳的转述。

结语

一个家，一个希望

家，是人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工作操劳完，在学校紧张跟专心完，在街头种种历劫归来後可以返回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能褪下面具。

家，是人格的泉源，是我们的身分可以生根、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童年的我们会在家里做梦、玩耍、打破砂锅问到底。青少年的我们会退而在家整备，进而离家冒险。再长大一些，我们会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来生儿育女，在工作上努力。家就是这样的基地。说到要了解自己，我们往往都会从自己出身於什麽样的家庭说起。

在世界上许多种语言里，「家」的涵义不只是遮风避雨，这个字更会让人联想起温暖、安全感与亲情——就像是母亲的子宫一样。古希腊文里，「家」的象形文字常被用来代换「母亲」。中文的「家」这个方块字有两层涵义，是家人，也是房子。英文里的「Shelter」是由两个拉丁文拼成：scield
（屏障）与tuma
（团队），合起来就是一家人共同聚集在保护伞下的样子。[1] 从古至今，家都是生命的基础。家是分享美食的厅堂，是培养静态兴趣的地方，家人间会在这里倾诉梦想，建立传统。

都会的生活也始於万家灯火，家让我们落地生根，让我们把家家户户集结成属於大家的社区。以家为单位，我们会参与地方政治，会以团结并以「远亲不如近邻」的心情跟邻居交心。「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去关心整个国家的事情，绝非易事，」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如是说，「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那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众的小事会对他切身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
响。」[2]。一定要等到某条街变成我们的那条街，某个公园变成我们的那个公园，某间学校变成我们的那所学校，我们才会真正进化成以公众事务为己任的公民，才会愿意投入时间跟资源到我们肯定的价值上：无论是要巡守社区、当美化儿童游乐场的志工、还是要竞选加入在地的教育委员会，来自於家的认同，都是最重要的契机。

想为了公益去贡献一己之力，是民主的引擎，也是社区、城市与各州的生命所系——最终也是我们立国的根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莫道尔（Gunnar Myrdal）曾写道，为了公益而付出，代表着「从美国人心中涌出的理想主义与道德情操，」[3] 这股冲动有过很多名字，有人说这是「国家之爱」、是「爱国主义」、是「美国精神」。无论挂上什麽样的名号，换上什麽样的脸孔，其底蕴都同样是「家」。国家是什麽？不就是都市与城镇的结合吗；都市跟城镇是什麽？不就是邻里的集合吗；邻里是什麽？不就是一个个家的组合吗。

美国理应是个我们可以一天天让自己更好、让自家更好，让社区更好的地方。但要拥有这样的美国，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安稳的家。要不是先透过「宾馆」的永久住屋安置计画，得到了一个价格合理的公寓，史考特怎麽能跟海洛英画清界线？怎麽能找到在游民收容所担任住房经理这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又怎麽能开始踏上独立自助之路？这之後的他，一直保有居住的稳定与清醒的神智。然後是辛克斯顿一家。在小马立克出生之後，派翠丝跟多琳终於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人口数大约是一万人的小镇。他们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三房之家。从原本的狗窝里出发，派翠丝通过了ＧＥＤ考试，取得了高中同等学力，老师佩服得不得了，她也成了那一届成年学生里的模范生。派翠丝再接再厉，继续在当地的社区学院里选修了线上的电脑跟刑法课程，为了想成为假释官，她必须以此铺路。她常半开玩笑地说，「我好多朋友都是犯人，将来他们都会是我的客人！」

贫穷在美国之根深蒂固与残酷凶狠，很难不让人心灰意冷、让我们断念放弃想让世界更美好的夙愿。但史考特跟派翠丝就是两个最好的证人，他们会告诉你家就是最坚实的踏板。家，可以住人的家，让他们在蜕变成好爸妈、好员工跟好公民的路上愈走愈稳。

要不是阿琳跟凡妮塔得把所得的七、八成都拿去缴租，她们就不会没钱让孩子得到温饱与拥有一个家。不用被房租压着，她们就可以找个社区安顿下来，不用一天到晚让孩子转学，孩子就会有机会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可以让身旁慢慢聚集处世的榜样跟良师益友。她们会有余裕去银行开帐户储蓄，可以给孩子买书或玩具，甚至於可以添台电脑放在家里。为了准时交租、拖延被驱离的命运直到最後一刻、也为了在流浪时赶紧找到下一个落脚处，她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时间跟精力，而这些时间跟精力原本可以用来充实她们的人生：她们原本可以去读社区大学、可以去运动健身、可以去职场上闯荡，更可以去找个好对象。

但我们的现况却「把生来理应不只如此的人给贬入贫穷。」[4] 将近一百年来，美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家庭的居住支出要以在三成以下为宜。[5] 而直到不久之前，这确实是一个多数租屋家庭都达得到的目标；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在密尔瓦基乃至於整个美国，状况已经恶化到难以收拾。美国每年从自家被驱离的户数，已不是几万户的问题、也不是几十万户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每年有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流落街头，或被迫委身在收容所。[6]

没多久之前，很多人还不知道问题有多麽夸张，也不知道居住问题会造成什麽样的严重後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後果的那群人，只有亲身受苦的那群人。学界、媒体、主政者多年来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对驱离问题视而不见。而这三方无视的结果，就是驱离明明影响了广大穷困家庭的人生，却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上付之阙如。所幸随着资料的浮出与新研究方法的问世，我们已经有能力评估驱离的泛滥程度，同时将其产生的效应做成纪录。包括驱离与穷困社区之间形影不离的关系，乃至於驱离让家庭、社区与孩子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我们都已经了然於胸。

人先要能安居，心理才能安定。心定，人才能花心思在持家与人际关系上。安居，孩子才不用东奔西跑，才更有机会在学业上精进及累积。人能安居，社区才会稳定，街坊之间才能培养感情，守望相助的观念才能成形。[7] 但对於穷困的家庭而言，所谓的安定根本遥不可及，他们太常从租屋处被驱离了。低收入的家庭常搬家，是社会上的常识；但他们为什麽这麽常搬家，则是学者跟当政者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低所得社区的驱离频率放在眼里。[8] 从二○○九到二○一一年，凡是密尔瓦基最穷困的租屋者搬家，大约四分之一的案例都非出於自愿。若是排除掉这类（被房东驱离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愿状况，则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频率其实与一般人无异。[9] 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的驱离案件开庭纪录，会发现真相就是这麽离谱。以二○○九到二○一三年间的密苏里州为例，郡境涵盖半个堪萨斯城的杰克森郡（Jackson County），平均每天有十九处的租屋者遭到驱离。二○一二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得以未缴租为由，判出将近八十笔驱离令。同年克里夫兰有九分之一、芝加哥有十四分之一的租屋家庭，会收到驱离法庭的出庭通知。[10] 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但穷人会搬来搬去经常是被逼的。

除了剥夺生活的安稳之外，驱离也会导致身家财产的损失。住户不仅会因为遭驱离而告别自在的住家、锺爱的母校跟熟悉的街坊，他们还会因此失去有形的财产：家具、衣服与书本。要建立一个家谈何容易，金钱跟时间的付出都必然相当可观，但驱离却可以将之一笔抹煞。阿琳就这样失去了一切，拉蕊跟史考特也同病相怜。驱离会让人失业，人被解雇的机率会在遭驱离後提高百分之十五。若说人无法安居在前、不能乐业在後，其原因就在於失去家所造成的压力与阴影，会严重冲击到劳工在职场上的绩效表现。[11] 租屋的家庭还常常会因为驱离而失去入住公共住宅的资格，因为密尔瓦基市的住房管理局，会在审核租屋申请时计算遭驱离的次数与欠缴的房租，亦即有所谓的「三振条款」。换句话说，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跟被驱离逼到绝境的家庭，照理讲应该是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但体制却将这群人挡在了门外。[12]

财产、工作、住家被从身边夺走，找上公部门却又求助无门，也难怪驱离会让社会学家口中「物质（上的）困苦」（material hardship）雪上加霜。「物质困苦」所勾勒的是匮乏的本质。精确一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所评估的是家庭有没有因为负担不起食物或医疗而体验到饥饿或病痛，或者有没有因为付不出钱来而没有暖气、没电开灯或没电话打。据统计，在遭驱离的隔年，这类家庭会比未遭驱离的类似条件家庭，体验到高出百分之二十的「物质困苦」。他们会饥寒交迫或病痛缠身。被驱离的家庭会在物质困苦上持续高出平均，维持时间可能长达驱离事件後的起码两年之久。[13]

这些家庭会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环境。在密尔瓦基，相对於条件相同但搬家因素不那麽严峻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属於非自愿性质者，会有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的机率陷入长期的住房问题中。[14]

家庭被从原本的租屋处赶出，代表着他们在城市中的立足之地会从普通穷变成非常穷，他们会从治安死角搬迁到罪恶的渊薮。这是一个「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藏身於基层劳力工作者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适人居住、并使她遭到迫迁的命运之後，阿琳搬进的新家是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就算排除许多重要变数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出比起自愿搬家者而言，遭迫迁者会愈搬愈糟。[15] 集中的贫穷与暴力又会形成新的问题，并在弱势者的伤口上洒盐。毕竟邻里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从大人能接触到什麽性质的工作机会、到小孩得在什麽样的学校上学，都在这些切身的事务之列。[16]

然後是驱离对人精神面的斲伤。迫迁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会把人逼着走上忧郁一途，严重时更会让人想不开而自杀。以近期刚遭到驱离的家庭而言，当中的每两位母亲就有一位表示发生临床忧郁症的各种症状，这比率相当於未遭驱离但其他条件类似者的两倍。即便经过了好多年，有过驱离记忆的母亲跟同侪比起来还是会显得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不够乐观。[17] 一群精神科医师曾表示，有数名病人在他们将遭驱离的前夕自戕。悲剧发生之後，这群医师共同在《精神医学服务》（Psychiatric Services）上发表了公开信，直指驱离是「自杀的显着前驱物」（significant precursor of suicide）。信中强调这些病人不至於因为遭驱离而无处可住，所以他们只得合理地把自杀归咎於驱离本身。「驱离必须被视为一种对人的拒绝，这是一种会让人留下创伤的行为，」医生们写道，「驱离是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体验。」被认定是因为租屋遭驱离或房屋遭查封而产生的自杀件数，在二○○五到二○一○年间成长了一倍，而这也刚好是居住成本狂飙的年份。[18]

驱离甚至於会影响到迫迁家庭所挥别的社区。邻居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培养互信，而合作跟互信会让社区更加繁盛安全，但这需要时间。社区意识的建立跟各种资源的投入，都会因为居民的高流动率而受阻。也就是说，驱离会让社区的「一体感」遭到拉扯与撕裂。只要驱离存在的一天，鸡犬相闻的邻居们就会保持陌生，原本可以合力打击犯罪跟促进公民参与的潜力也会原封不动地荒废。[19]密尔瓦基的各社区中，凡是某一年的驱离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会同步飙高。这一点即便排除掉之前的犯罪率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有所改变。[20]

失去住处与身外之物、更经常失去工作、烙印上被驱离者的标记、被剥夺政府在居住上的奥援、被迫搬到更穷更危险的地方、得忍受物质上更深的困苦、没地方搬就得无家可归、忧郁（症）与身体病痛等——这些就是驱离後遗症的「懒人包」。驱离不只是让穷困家庭陷入灰暗的低潮、也不只是人生辛苦但短暂的偏离轨道那麽单纯，驱离会从根本上让人生的道路一去不回，被驱离者会从此踏上一条艰辛的不归路。驱离不是贫穷造成的结果，而是开启贫穷的原因。人不是因为穷才被赶，而是因为被赶才一路穷。

驱离的杀伤力不分老少，也不分病恹恹或身强体壮。唯独对於穷困的有色人种妇孺而言，驱离已经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事。走进美国任何一间都会区的住房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大排长龙地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着叫号出庭。在密尔瓦基的租屋者当中，超过五分之一的黑人女性表示曾经在成年之後有过遭驱离的经验，这比例远高於拉丁裔女性的十二分之一、与白人女性的十五分之一。[21]

密尔瓦基多数被驱离的家庭都有小孩，而综观全美，许多被驱离家庭的孩子都会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出於无奈，许多遭驱离的家庭只能委身於不及格的屋况与不安全的环境里，而这两者都会打击孩子的身体健康，损及他们的学习能力，乃至於贬低他们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心。[22] 驱离会让身为母亲者的忧郁症恶化。长此以往，妈妈会提不起劲也无法开心，最後就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这股寒意。阿琳、凡妮塔乃至於许许多多的父母亲都想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但驱离是一道跨不过的鸿沟。驱离让孩子们在一所所学校间进进出出、让孩子漂流於一个个的社区里。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住，这些家庭还是免不了得把大部分的收入「进贡」给房东，能用在孩子身上的数目少得可怜。愈多钱得花在「住」上，爸妈就愈没有钱能给孩子花。[23] 穷人过日子原本就已经是入不敷出，尽管缴不起房租，但人总是得有地方住，但问题是他们住的尽是些别人捡剩的破烂房屋。[24] 我们的城市里已没有穷人的立锥之地，而这在下一代的心上留下了又狠又深的伤痛痕迹。

他们受到的这种种磨难，让我们内心有愧，主要来自这些事情明明可以避免。不过，正因为问题可以避免，所以尚存希望。这些问题既非不治之症，也不会永世常存。我们的社会绝对有能力焕然一新，因为众人合作的力量不容小觑。

但有力量之余，我们也得拿出办法。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居住正义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美国有着崇高的立国精神。开国先贤们高喊人人平等，不容褫夺「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种精神紧扣美国，先烈们直呼是上帝赋予的人权，而稳定的家是三者共同的起点。

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拆开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跟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跟滋养。自由作为一种概念，其内涵始终不仅限於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也包含我们能出人头地的自由：我们要能选择喜欢的职业谋生、要有机会习得新的技能。稳定的家让我们能藉由努力达成经济自主，也让我们有条件表达自我。我们要能以合理的报酬受雇，也要能享受属於个人的自由。

那幸福呢？看到阿琳给他买了双球鞋，乔瑞脸上闪过的笑容就是幸福；一边哼着赞美诗、一边煮了顿好料的拉蕊正品嚐着幸福；因为某人被作弄成功而爆笑成一团的辛克斯顿一家，他们身边也环绕着幸福。所谓对幸福的追求，无疑地也包括物质上的追求：起码要能够确保基本的生活所需。你可曾想过只因为贫穷在美国是这样地铺天盖地、只因为我们共同做了一个不照顾所有公民，不保证所有人都能安居的决定，导致多少的幸福与才能皆无疾而终。

在美国，我们保证了「老有所养」、保证了十二年国教、也保证了给所有公民的基本营养，我们认定这些是生在美国的基本权利。我们会保证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知悉必须确保供给基本的人性需求，如此一来追求活着的尊严才不会是缘木求鱼。而谁能说居住不是基本的人性需求？屋况合宜、价格合理的居住环境，绝对应该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而且原因一点都不费解：要是连住得安稳都谈不上，其他的事情都会像盖在流沙上一般。

如果让人人有屋住是我们的义务，那我们该如何踏上执行之路？好消息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终点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谈到满足民众居住的需求，多年来美国的努力成果丰硕。往前回推个几代，美国的穷人会挤在破败的贫民窟里，当中公寓若不是没有浴厕、就是缺乏热水，更不是每家都有暖气跟窗户，[25] 疾病与死亡在其间横行无阻。经过几个世代的努力，居住品质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为了提升民众的负担能力，大胆而有效的方案应运而生。在二十世纪中期，居住问题绝对是美国追求进步与发展的首要课题，高楼大厦纷纷拔地而起，取代了原有的贫民窟。「在当时，为新的公宅建案剪彩是喜事，」已故的住房经济学者路易斯．温尼克（Louis Winnick）曾如此说。「大城市的市长与议员会为了笑纳选票而大开选举支票，他们会要某个选区盖很多层楼的公宅。」等到公宅的居民一看到自己的新家竟然能崭新无比而且通风透气，社区周遭还能绿草如茵，外加有许多游乐设施——他们都高兴到快忘记呼吸。「这地方超美，」有人这麽形容，「就像个度假胜地。」[26]

只不过梦醒时分很快就来临。公宅原本是要担任贫民窟的替代品，没想到却慢慢成了贫民窟的接班人。随着政治人物掐死了资金的挹注，公宅的状况便开始年久失修而陷入万劫不复。屋内窗户破损、许多水管不通，电梯日益老旧。出得门外，污水的开口敞开在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收的垃圾也愈叠愈高。有能力搬的住户都搬走了，没走的剩下弱势中的弱势。就这样，未经多少时日，公宅社区便陷入了暴力的深渊与乱局。就以圣路易（St. Louise）为例，着名的「普鲁伊特︱伊戈公寓大楼」（Pruitt-Igoe Towers）才盖好短短十八年，就在电视上实况转播被炸到灰飞烟灭。为什麽？因为那地方可怕到连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放眼全美国，拆屋用的铁球跟炸药可以说到处「为民除害」。其他像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跟亚特兰大的「麦可丹尼尔︱葛伦之家」（McDaniel-Glenn Homes）在被夷平之前，也都曾了无生趣地在黑白隔离且杳无人迹的脚底投射出长长的身影。两座城市就这样蒙上了阴影。以这些建案末期的状况而言，把它们给轰掉不仅省钱，也比较不那麽残忍。你可以想像这跟「一间房子发生过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索性用推土机把它给铲掉算了，」是同一种概念。[27]

从这些公共住宅的瓦砾当中，「租屋券」有了萌芽的机会。无论租屋券是好是坏，都不会让普鲁伊特︱伊戈公寓或罗伯特．泰勒之家重蹈覆辙，美国也终於可以跟这些与公宅画上等号的都会暴力、一穷二白与政策失能等问题分道扬镳。时至今日，由官方编预算支应的「联邦抵用券租屋方案」（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帮助过不知凡几的家庭在商业租屋市场中求得容身之所。在让两百一十万户美国人受益後，「租屋券」计画已经是美国政府给予中低所得家庭最大手笔的居住补贴方案，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万户美国家庭住在公宅之中。[28] 费城、西雅图与奥克兰等城市翻转了公共住宅的设计概念，新的做法是楼层不用太高、但房子要盖得美观，并且要打散分布在不同的社区当中。整体而言，无论是选择住公宅或领租屋券，弱势者都可以把租金占所得的比率降到三成，等於另外七成由公部门吸收。[29]

以公共政策的力量去提供条件合宜、价格合理的住房给低收入的美国家庭，绝对有其重大的意义，也能为打击贫穷出一份力。虽然公宅的住户或租屋券的领取者并非个个都是穷人——当中不乏年长者或身障朋友，也有一些中等收入的民众——但年复一年，各种租屋补贴方案让每年两百八十万名的美国人得以从贫困中脱身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方案让更多人不再无家可归，让家庭可以腾出资源而不会没钱看病、没钱付交通费，或者连吃饭都成问题。[30] 我看到很多家庭排队排了好多年，终於领到租屋券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杂货店，用他们「突然多出来」的钱去买东西。就这样，他们的冰箱跟柜子不再空空如也，他们的孩子也不再弱不禁风、营养不良，或者长期贫血。[31]

不过，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的幸运儿，更多的家庭没有这种运气。许多孩子——我说的是像乔瑞、小坎达尔跟露比这样的孩子——没办法好好吃饱，就因为租金过高。二○一三年，租屋的穷人有百分之一住在租金管制的房子里、百分之十五住在公宅、百分之十七领取以租屋券为主的政府补贴，其余的百分之六十七，也就是三分之二的贫困租屋家庭拿不到联邦补助的任何一分钱。[32] 这种政府在伸出援手时的巨大落差，加上房租与水电瓦斯价格上涨（但所得并未上涨），也难怪贫困家庭普遍被食衣住行里的「住」给榨到身无分文了。[33]

你能想像我们把大部分失业救济跟社福安全网给收起来，不给那些有需要的家庭吗？你能想像我们让来申请食物券的家庭一个个饿着肚子吃闭门羹吗？你知道面对需要栖身之处的贫困家庭，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狠心的事情吗？

贫穷者的居住正义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绝对是美国内政的当务之急——因为居住问题不但把许多底层家庭逼到濒临财务崩溃，甚至中等所得的家庭也开始陷入泥淖。把当前美国所有的租屋家庭都算进去，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房租就占了所得的一半。[34] 再一次让城市恢复生气，让大家「住得起」，是美国没有理由不做、也没有理由做不到的事。

有意义的改变不限规模大小，办法也不只一种。有些解决之道得细火慢熬，而且所费不赀，这类做法主要是想釜底抽薪，从根本开始改革。还有些方法的规模不那麽浩大，比较可以即知即行。比方说司法，就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

提供给穷人的法律扶助，自雷根时代开始走下坡，到「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35] 时期整个溃不成军。结果是现今全美众多的住房法庭里，九成的房东都备有律师，而九成的房客则孤身一人。[36] 濒临驱离边缘的低所得家庭得不到公设辩护人的帮助；但其实只要有律师的协助，他们能续住的胜率就会提高非常多。[37] 在住房法庭内提供弱势的低收入家庭由政府资助的法律扶助，会是效益极高的做法——流落街头的憾事可以避免、驱离可以减至最低、穷人家庭可以得到公平的立足点。

在一九六三年，划时代的「吉迪恩控告温莱特」（Gideon vs. Wainwright）[38] 一案里，最高法院一致通过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上，无力负担律师费的被告应有权获得公设辩护人的代表，理由是确保审判的公平。事隔十八年，法院审理了艾比．盖尔．拉瑟特（Abby Gail Lassiter）的案子。出身北卡罗莱纳州的艾比．拉瑟特是名一文不名的黑人母亲，而在没有律师代其辩护的状况下，她在民事法庭上遭到终止亲权。这一次法院的见解出现了分歧，而最终的结论是：民事被告只有在人身自由可能不保时，才能申请公设辩护。羁押当然很惨，但民事案件的判决也可以让人伤心得死去活来，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失去孩子监护权的拉瑟特。房客经常无法为自己据理力争，非得由律师出面不可，原因是房客可能欠缺相关的法律素养，所以不知道该以哪些法条为自己辩护，这时就得有个律师来提出各种抗辩理由。另外一种状况是像阿琳那样会紧张过度、或者被法院环境吓到说不出话来的人，若有律师在座，房东就较没空间小题大作，房客则比较不会被欺负或误签「不平等条约」。要不是驱离真的太容易成立，像多琳跟派翠丝等房客怎麽会因为怕被报复而不敢举报屋况不安全或不合法？如果有律师帮忙，房客甚至根本不用自己上场。不用出庭的他们可以照常上班、或者在家照顾小孩。主张权益原本就是律师的专业，律师说一句的胜率赢过他们说十句。

对於大部分房客一遭遇驱离就放弃不出庭，法院看起来并没有什麽兴趣处理。真要说，法院还蛮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主要是驱离的案子每天都有一大叠。在住房法庭工作的人就算同情房客，也只能先担心自己能不能把当天的案件处理完。万一处理不完，明天又会送来新的一堆。所谓的「程序正义」，最後往往只剩下程序，看不见正义：总之先把案子处理完就是了。这一点，只要我们让房客有律师，就可以改变。这会花纳税人的钱，因为我们不仅得付律师薪水，还得因应业务量的增加来雇用更多的特聘法官、法官与法庭书记。住房法庭得有充足的预算，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法院的功能，但现在的住房法庭则比较像驱离令的生产线：每天只是不停的盖章、盖章、盖章。

把钱用来拯救我们的城市跟孩子，绝对是非常划算的投资。只要提供几个小时的法律扶助，在问题上游花费功夫，就可以在下游省下许多社会成本。比方说在二○○五到二○○八年间，纽约市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就推动过一个计画来提供法务扶助给超过一千三百个家庭，结果成功让百分之八十六的驱离申请遭到驳回。这样的努力花了纽约市府大概四十五万美元的经费，但後续省下的经费光只算收容所的开销，就省了超过七十万美元。[39] 驱离的後遗症不可胜数——对公家预算也造成很大的负担。[40]

在民事案件上获得公设辩护的权利已经在世界各国普及，而且不只法国、瑞典，就连亚塞拜然、印度、尚比亚与其他许多我们看不起、觉得比美国落後的国家，都已经在人权的保护上做到这个程度。[41] 美国要是能把公设辩护的范围扩及住房法庭，那在社会公义的追求上绝对称得上一大胜利。但话又说回来，光是靠律师，并不能根除美国租屋驱离的弊病，因为问题的根本在於房租的飙涨不止，穷人租得起的房子濒临消失。

若认定「有地方住」是美国人应该一律享有的基本人权，那我们就得思考另外一项大家受损的权利：把租屋者当成牟利的对象——愈弱势的人，就愈是包租公（婆）拔毛的目标。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不乏具远见者呼吁在公义与私利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在保护国民不被追求私利的动机所伤害的同时，「并不是要摧毁个人主义，」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说，「反而是在保护个体的利益。」[42] 限制与保障童工的专法、最低工资、职场安全规范与种种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保护伞，都是出於人身幸福的重要性远大於囤积财富的判断。

这不是个双赢的局面，有人会输是因为有人在赢。「任何一种状况会存在於世上，」小马丁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曾写道，「都只是因为这种状况的背後有人得到好处，而贫民窟就是这种经济剥削的结晶。」[43]

说到剥削，「剥削」是个从贫穷辩论中被抹去的用语，[44] 是直指贫穷不光是低所得所致的证据。确实，贫穷不只是因为人的所得低，也是因为商业市场的巧取豪夺。当然透过调整基本工资跟增加社会福利来提高穷人的所得，绝对是重要且必要的政策；问题是，这些多的钱不见得都能留在穷人的口袋里。要是房租也一起涨，那薪资上涨的意义就会被削弱，就像旧城区的杂货店一涨价，食物券的购买力就会变差——而这其实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一项统计是说杂货价格上涨了四成多。[45] 贫穷是一体两面造成的结果，收入与支出，所得与费用。而只要剥削存在这个世上一天、只要我们不双管齐下去处理贫穷问题，那现实肯定不会有明显的好转与改变。

历史说明了一切。美国的工运曾在一八三○年代风起云涌，当时劳工诉求的一样是调薪。有趣的是，在当时，土地资本（地主）并没有跟工业资本（资方）站在一起，他们反而支持劳工。地主当时的想法是：劳工赚得多，他们收的租金也会变多。一百年之後历史重演，但劳工透过罢工所争取来的薪资涨幅，只够快速上涨的房租塞塞牙缝。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子里，制造业的就业市场扩张，但房市供给（特别是给黑人住的地方）并没有增加，而这又让房东有机会可以占劳工所得成长的便宜。如果说每年二月是驱离的「淡季」，那只是因为城市的穷忙族把「薪资所得租税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也就是政府给低收入家庭的退税额度）的一部分或全部，拿去补贴积欠的房租。在不少案例中，这每年一度的补助虽说是想让低收入家庭不无小补，但同时也拐个弯肥了房东。[46] 在我们几乎把整副精神都放在思考穷人跟贫困社区缺乏何者的同时，我们只看到了他们需要好的工作、需要一张更强的社会安全网、需要好的学习对象；但我们却忽略了剥削也是贫穷无法根除的元凶。房东未曾忘却的一件事情是：穷人的钱好赚[47]，但我们却视而不见。烂社区是门好生意，但在政府眼中却是一片太平。

剥削最好见缝插针的地方，就是生活必需品，比如住跟吃。有多达一千两百万名美国人去办同等於高利贷的「发薪日贷款」，而他们借钱可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买奢侈品、也不是因为临时有意外的支出，而是因为他们有房租、油钱、餐费，或其他的固定帐单要付。发薪日贷款只是五花八门的财务吸血鬼中的一只，其他像信用卡的循环利息、或为了就学的而办的学贷，统统都是在打穷人口袋的主意，即便他们的口袋已经不深。[48] 穷人如果住、吃、耐久财（Durable good）或贷款利息的负担变重，然後洗学历跟缴房贷的「报酬率」又不高（甚至於完全没有任何效益），那他们的实质所得就会比帐面数字更少。这是怎麽说都非常不公平的状况。

因为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而有利可图者、或是对其无动於中的人，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应该放手让市场自己调整。但这麽说的人其实言不由衷，因为住屋市场中的剥削，其始作俑者或背後的靠山根本就是政府，让房东能合法漫天喊价、肆无忌惮的，不就是政府自己吗？政府补贴高级公寓的兴建，让房租愈喊愈高，让穷人的选择更少；在房客缴不出钱的时候，用一次性或持续性的租屋补助代垫给房东的，也是政府；只要房东申请，就会派执法人员去强制驱离的，还是政府；把驱离纪录登记在案、还昭告天下，等於是在服务房东跟讨债公司的，依旧是政府。如果说警察跟监所是把旧城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弊病（如治安恶化或黑市）进行「伤检」跟处置，那民事法庭、郡治安官还有游民收容所，就是在吸收都会穷人居住成本飙涨跟底层住屋市场遭私有化的各种後遗
症。[49]

房东很喜欢把自己说得与众不同，但他们做的事情跟其他赚穷人钱的人没有两样，说起来他们也就是一般人。他们只是在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剧变中恰巧捡了便宜，赚了些钱，甚至有人因此致富，但他们也就是合法地把房子租给载浮载沉的家庭而已。试问今天当房东的是我们，这钱我们赚或不赚？我们会遇到穷人就佛心地把租金打五折吗？当租金的支票跳票，我们会损失几千美金也都无所谓吗？虽然我在这里强调剥削的严重性，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斗争房东，把他们打成贪得无餍跟狼心狗肺的人。强调剥削，是要凸显社会在处理贫穷问题时的矛盾与效率不彰，我们不能光说要帮助穷人，却不去处理他们陷入贫穷的根本原因；强调剥削，是希望大家共同去了解房东跟房客，乃至於我们每一个人，为什麽会眼睁睁地看着极度的不平等在社会上发生而无动於中。

姑且无论房东是怎麽变成房东的——有人辛苦打拚、有人聪明才智过人、有人继承财产、有人走运、有人诈欺，但不变的是房租每涨一元，房东就多赚一元，而房客就得多付出一元。房东跟房客的命运绑在一起，但利益却相互对立。都会区房东的利润如果合理，那是一回事，问题就在於他们赚的往往是暴利。在美国第四穷的城市里开设烂透了的拖车公园收租，其年所得竟然是房客全职领基本工资的三十倍，是房客领取救济金或身障补助的五十五倍。在这儿相互杠上的是两种自由：房东靠租金赚钱的自由，对上房客有能力让家人住得安全的自由。[50]

要让这两种自由再次平衡，是有办法的：大幅提高租屋券计画的规模，把低收入家庭一网打尽，让受益者不再出现漏网之鱼。我们真正最需要的居住政策，必须得能照顾到不幸的大多数。在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挣扎而无助的此时、在他们於私人租屋市场中不知所措的此时，我们需要这样的政策方案来凸显美国的主流价值：安全、公平、机会平等。在房东想要赚钱的心愿跟房客希望有个容身之所的心声之间，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住房政策将为我们开辟出一条中庸之道。

这背後的设计并不复杂。每个家庭只要所得低於一定水准，就有资格领取租屋券。拿着租屋券，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想住的地方，就像食物券几乎像现金般畅通无阻。只要想住的地方不是太贵、太大、太奢华或反过来太简陋、太破烂，我们都应该让租屋券能派上用场。合理的住房要有不过度讲究但水准以上的屋况，价格也要合理。政策的主事者可以借镜民间租屋市场中常用的算式来开发精算跟分析的工具，藉此避免房东超收或防止房客挥霍。这个方案可以控制领券的家庭把三成所得花在居住上，其余的则由租屋券支应。

广发租屋券可以让美国的房地产面貌一新。驱离件数会直线下降，变成难得一见，无家可归也会逐渐绝迹，家庭对於所得的实质增加会立刻有感。重生的家庭会能腾出钱来吃饱一点、投资孩子的教育或自己的专业，也开始储蓄。他们会找回安定的生活，重拾对家跟邻里的归属感。

放眼已开发国家，这样的全民居住方案已经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任何国家只要有推行这类方案，其国内收入在一定标准以下且符合基本要求的家庭，都可以领取租屋补助。英国的「租屋补助」（Housing Benefits）之普及，已经让最近的一篇新闻写到：「好像问『谁没拿到』会比较快一点。」「确实是比较快一点，」记者自问自答地说。英国这项（大多都是直接转帐给房东的）福利确保了一件事，那就是家庭不会为了付房租而搞到一穷二白。荷兰的「房租津贴」（Housing Allowance）也透过类似机制，提供了理想的房屋给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租屋者，这政策尤其大大地嘉惠了低地国度里的穷中之穷。[51]

这些国家会祭出租屋券来处理问题是有原因的。虽然租屋券并非放诸四海都是最有效率的选项，特别是在生活费偏高的城市里；但透过租屋券，我们确实能把全国性的政策方案实施到最澈底。理论上，要解决底层的居住问题，我们可以增加公共住宅、提高弱势者的免税额、协助民众购屋、鼓励建商盖屋，但这些选项都会立刻遇到一个瓶颈，那就是规模的问题。相较於盖新的公宅或补贴民间开发，发放租屋券显然是事半功倍的做法。要靠盖房子，居住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考量到法规管制的日趋严峻与兴建成本的不断高涨，要让每个低收入家庭都能住进公宅，纳税人的负担会是天文数字。就算我们花得起这些钱，广建公宅也会冒着重蹈覆辙的风险，从前有多少公宅把穷人拉到同一个屋檐下，而这等於是创造出人为的贫民窟。这不仅让种族隔离问题雪上加霜，社会问题也会因为贫穷的集中而发酵。[52]

会不会有人因为政府广发租屋券而好吃懒做呢？问得好。有项研究显示租屋补助会导致工时跟获利的温和下降，但其余的研究则显示不出有什麽影响。[53] 老实说，对於想让民众自给自足的目标而言，「维持现状」的威胁绝对比任何一种政策方案都大。被高房租（价）压垮的家庭不可能有闲钱让成人去学习一技之长、也没办法让孩子多受点教育，累积未来用得上的才华。还有重复搬家也会让人没办法稳定在同一处任职。让人有地方可住，跟职训或教育一样，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美国劳动力的素质将因此获得稳定的提升。整体而言，穷人并不想一直窝囊下去，他们并不想钻漏洞、走後门，或是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想要发光发热，想要美好的人生，想要当一个「有用的人」：他（她）们很多人想当护理师（这也是凡妮塔的梦想），想经营自己的慈善事业（阿琳的梦想）。一个稳定的家，就是让这些梦想有机会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

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没有规定房东有义务要接纳持租屋券的家庭，并且许多房东看到租屋券就躲，理由是他们不想淌额外建筑法规的浑水、要不就是嫌行政程序麻烦。如果想让租屋券政策在全美通行，则房东的这种心态与疑虑必须要考虑进去。有些建筑法条的确能确保住家的安全性与屋况品质，但也有些可有可无。对於持租屋券能入住的公寓施以严格的建筑法管理，可能对房东造成不必要的负担，进而使得维护成本高涨。[54] 但即便是执法跟行政流程调整得更加合理跟「亲民」，让房东更好做事，总还是会有些屋主（特别是房地产位於精华区的房东）会坚持不收持租屋券的民众。他们就是不想让「这些人」住进来。如果我们继续坐视这种歧视横行，那就是在把持租屋券的人往特定的邻里赶。这麽做不仅剥夺了低收入家庭进驻中产以上社区的机会，也会削弱我们拿社会政策来促进种族融合的能力。因此，通行全美的租屋券计画不仅要努力要让房东有参加的诱因，还要在执行时拿出公权力。如果种族或宗教歧视是法所不容的，那全国性的租屋券政策应该也要有不得歧视的配套。

完善而周详的租屋券方案，应该要确保租金水准合理，包括调涨房租要以通货膨胀率（物价年增率）作为依据，并且应该要有弹性的条款来确保房东有合理的投资报酬率。租屋券的政策执行，理应让房东享受到稳定的租金收益、较低的房客流动率，以及较少的驱离件数。我们若是希望由民间租屋市场来吸纳多数的低所得家庭，那首要之务就是得让房东有利可图。「让穷人有得住，说到底必须得是门生意。」杰可布．瑞斯（Jacob Riis）在一百二十五年前说过，「毕竟他们现在会身在此处，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做了笔生意。如果是当成慈善事业、或者业余的消遣、甚至像是在赶流行，这项事业都会惨遭失败，而且是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成功。」[55] 但话说回来，居住也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是儿童健康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对发展经济跟稳定社区这麽重要的一样东西，我们实在没本钱将之单纯视为一门生意。我们不能看着租屋变成一种露骨的投资工具，一种「摇钱树」或「金鸡母」似的存在。

要让租屋券政策通行全美而且效益能最大化，我们必须要从成本控管下手。光是广发租屋券而没有配套去稳定租金，就形同是全民买单，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全美房东的获利。[56] 目前的状况是，房东之所以会对持有租屋券的房客超收房租，是因为对方也无力反抗。按照政策主管机关所制定的都会房租上限，在租屋券房客集中的贫困社区里，市场租金行情往往低於房东向租屋券持有者收取的房租。而既然法律都规定可以多收了，房东岂有把钱往外推的道理。於是，「联邦抵用券租屋方案」可能会花政府不是几百万或几千万美元，而是几十亿元的税金，进而让数十万家庭莫须有地失去了获得补助的机会。但真相是，经济学者主张在不用多支出任何一毛钱的状况下，现行的租屋券计画就可以扩大服务到全美所有的贫困家庭，我们要做的只是打击超收，让政策的执行更有效率就行。[57]

其实就算我们什麽都不做，也不去管现行的租屋券计画效率彰显与否，我们都还是有能力提供这项至为关键的福利给美国所有的低收入家庭。二○一三年，跨党派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估计，扩大租屋券计画到各地所有收入低於中位数所得三成的租屋家庭，需要的额外支出也只有两百二十五亿美元，租屋补助的整体支出只会因此增加约六百亿美元。实际数字应该会比这个低，因为跨党派政策中心并没有考虑到扩大租屋券的发放可以省下的钱。不用照顾那麽多无家可归的人，就可以省下一笔开销；医疗成本的减少，也可以省下一笔开销；居住正义危机的解除，更可以为我们避开种种非常花钱的後果。[58] 广发租屋券绝对不便宜，但美国不至於付不起。

这个钱我们拿得出来，而且关於钱该怎麽花，我们还做过不少决定。这些年下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都曾经限缩过给穷人的租屋补助，而且反过来「劫贫济富」地把福利以税务优惠的形式加到拥屋的富人身上。[59] 到了今天，持有房屋的税务减免支出已经远超过租屋补助。以二○○八年、也就是阿琳被从第十三街驱离的那年而言，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屋补助上的费用不到四百零二亿美元，但屋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超过一千七百一十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於美国教育部、退伍军人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二○○八年的预算加总。[60] 美国每年花在给屋主津贴上的钱，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的钱，已经是全美租屋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

联邦房屋补助最大的受益者，是年所得达到六位数的家庭。[61] 如果我们要把公帑都砸在有钱人身上——像对屋主们的优渥待遇这样，那我们就应该敢做敢当地承认，而不应该学政客扯谎，说美国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有钱的国家没办法为穷人做更多。贫穷在美国多延续一天，都是因为我们不愿花这个钱，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

通行全美的租屋券计画只是可行的政策之一。我希望看到众多意见能多被提出，让美国成为一个居住正义可以及於每个人的国度。成功不必在我，或许也不应该在我，因为凡事都应该要因地制宜。适合纽约的做法不见得能在洛杉矶行得通，居住问题的解决在繁荣的休士顿、亚特兰大，或西雅图，不会跟在美国东北部铁锈工业带（Rust Belt）上的都会区、或佛罗里达的赤贫郊区、或美国地景上的点点小镇一样。一个城市可能需要大型土木工程以兴利，另一个城市则可能必须拆屋还地来除弊。美国的都市跟城镇原本就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不同的本质与风情、天赋与问题，救赎之道自然也不会千篇一律。

无论这团乱局的出口在那里，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美国的现状是一种极度的不平等、是不给人机会翻身、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否定与无动於中、是在看着人无端受苦还去当帮凶—这种现状对比美国高举的任何一项价值，都是莫大的讽刺。任谁都不可能找到一派道德、一款伦理、一部宗教经典，或任何一篇圣者的教诲，可以搬到美国现状的面前，然後告诉我们这样没有什麽不对。

1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13; 关於字源学（etymology）的见解，在此特别要感谢罗文．富拉德（Rowan Flad）与沙穆斯．汗（Shamus Khan）这两位。

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rennial Classics, 2000), 511.

3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Volume 2, The Negro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ers 1964 [1944]), 810.

4　Plato, The Republic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87), 312.原文是men（男人），我将之改成了people（人）。

5　Mary Schwartz and Ellen Wilson, Who Can Afford to Live in a Home? A Look at Data from the 2006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2007)

6　Chester Hartman and David Robinson, “Evictions: 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 Housing Policy Debate 14 (2003): 461–501.

7　Gary Evans, “The Environment of Childhood Pover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 (2004): 77–92; Shigehiro Oishi, “The Psychology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Perspectives onPsychological Science 5 (2010): 5–21;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8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浓厚的中产阶级偏见存在於学者当中。他们会想当然耳地认为搬家一定是计画中的事情。关於居住流动性研究中存在的「故意性偏见」(intentionality bias)，进一步说明可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Demography, forthcoming. 关於穷人在居住上的高流动性，参见David Ihrke and Carol Faber, Geographical Mobility: 2005 to 201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12); Robin Phinney, “Exploring Residential Mobility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7 (2013): 780–815.

9　这项发现源自於一个「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model）。该模型估算了租屋者回推两年的搬家次数，并将家庭所得、种族、教育程度、性别、家庭状况、年龄、犯罪前科，乃至於近期是否历经三种重大打击（失业、分手／离婚、遭房东驱离）都考虑进去。分析发现低所得与流动率固然存在正相关，但那是手排除「非自愿迁移」这项变数之前。研究发现在所有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历经迫迁的房客会在流动率上高於能避免迫迁命运者的一点三倍。参见Matthew Desmond, Carl Gershenson, and Barbara Kiviat,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9: 227–62. 我说「密尔瓦基最穷困的租屋者」，指的是所得分布上属於底部四分之一的租屋家庭（即年所得低於一万两千两百零四美元）。《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10　关於密苏里州杰克森郡的状况，参见Tara Raghuveer, “We Be Trying”: A Multistate Analysis of Eviction and the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B.A. 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he Degrees in Social Studies, 2014). 二○一二年，纽约市的各住房法庭经手了两万八千七百四十三笔驱离判决，外加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一十四笔以未缴租为由提出的驱离申请。参见New York City Rent Guidelines Board, 2013 Income and Affordability Study, April 4, 2013. 克里夫兰作为一个有九万五千七百零二户租屋家庭的城市，分别在二○一二与二○一三年累计有一万一千零七十二笔与一万一千零三十一笔驱离申请—这代表每年有将近百分之十二的租屋家庭会收到驱离法庭的开庭通知。参见Northeast Ohio Apartment Association, Suites Magazine, “Eviction Index,”2012–20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13. 二○一二年，芝加哥估计有三万两千两百三十一笔驱离申请，相当於该市租屋存量的百分之七；参见Kay Cleaves, “Cook Eviction Stats Part 5: Are Eviction Filings Increasing?” StawStickStone.com, February 8, 2013.

11　Matthew Desmond and Carl Gershenson,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nsecurity Among the Working Poor,” Social Problems, forthcoming.

12　驱离也会使租金升高，让整个局面更形恶化。简单讲，房东会把受租金管制的房子里的房客赶走，好方便他们用较高的市场行情去出租房子。但即便是没有租金管制的出租单位，房东也会照样赶人，因为新房客的租金比旧房客更容易涨价。以密尔瓦基的公寓而言，租屋者每多住一年，他所缴的房租就会比其他条件相同的房客减少将近七十美元。流动促进涨租，而驱离正可以创造出流动。Matthew Desmond and Kristin Perkins, “Are Landlords Overcharging Voucher Hold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5. 在旧金山，根据《埃利斯法案》（Ellis Act）所做成的驱离案件数—屋主常根据《埃利斯法案》将受租金管制的房子，改登记成独立产权公寓（condo）、或可按市价收租的单位，在二○一○年三月到二○一三年二月间成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Marisa Lagos, “San Francisco Evictions Surge, Report Finds,” San Francisco Gate, November 5, 2013.

13　Matthew Desmond and Rachel Tolbert Kimbro, “Eviction’s Fallout: Housing, Hardship, and Health,” Social Forces (2015), in press.

14　Desmond et al.,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15　就理论上来说，「落後应变数回归模型」（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models）的结果显示，比起自愿搬迁者而言，迫迁的体验让超过三分之一的社区穷困与犯罪率数据产生了一个标准差的增幅。不分模型，社区生活品质随搬迁下降的预测指标中，都以种族（租屋者是否为非裔）与搬迁性质（被迫与否）的信度跟效度最高。Desmond and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16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7　这项发现载於名为《驱离的影响所及》（Eviction’s Fallout）、是我跟瑞秋．金布罗（Rachel Kimbro）列为共同作者的一项研究当中。在这份研究里，我们靠一个「二分指标」（dichotomous indicator）去测量母亲身上的抑郁症状。身为母亲者会接受我们根据「复合国际诊断访问简表」（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Short Form〔CIDI-SF〕）询问有关近十二个月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受访者会被问到她们过去一年中是否曾连续两周或以上的时间出现「烦躁不安」（dysphoria；忧郁症的状态）或「失乐症」（anhedonia；无法感受到正常人认知中的愉悦）。如果有的话，我们会追问这些症状是否会在这两周内天天发生、而且每次发生都延续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如果得到的依旧是肯定的答覆，那麽我们会再问得更细。这时受访的母亲们会被问到的主题包括：(a)对事物失去兴趣、(b)感觉疲惫、(c)体重变化、(d)失眠、(e)无法专心、(f)觉得自己没有价值、(g)有想死的念头。受访的母亲如果自认有烦躁不安或失乐症的其中一项，再加上符合第二阶段a-g七个症状中的两个，而造成「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短版︱重度忧郁分数」（CIDI-SF MD）达到三分或以上，就会被归为疑似忧郁症的个案。我们发现无论是对於改变忧郁量表的截距（cut-point）、或是对估计受测者自陈忧郁症状的负二项模型而言，访问的结果都呈现「稳健强劲」（robust）。参见Ronald Kessler et al., “Methodological Studies of 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CIDI) in the US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N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s in Psychiatric Research 7 (1998): 33–55.

18　Michael Serby et al., “Evict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Suicide,” Psychiatric Services 57 (2006): 273–74. Katherine Fowler et al., “Increase in Suicides Associated with Home Eviction and Foreclosure during the US Housing Crisis: Findings from 16 National Violent Death Reporting System States, 2005–2010,”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 (2015): 311–16.

19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20　这个结果所参考的是密尔瓦基在二○○五年到二○○七年间的邻里层级资料。利用落後反应模型，我对特定邻里一整年的暴力犯罪率做出了预测。当中我控制不变以排除其影响的因素包括该邻里前一年的暴力犯罪率与遭驱离比率，也包括贫穷家庭的比率、非裔美国人的人口比率、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人口比率、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人口比率、领取租屋补助的家户比率。最终的模型纪录显示邻里的暴力犯罪率与其前一年的驱离比率间存在显着的关联性（B = .155. p< .05）。见Matthew Desmond, “Do More Evictions Lead to Higher Crime?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2015.

21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22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Hunger and Homelessness Surve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2013); Martha Burt,“Homeless Families, Singles, and Others: Findings from the 1996 National Survey of Homeless Assistance Providers and Clients,” Housing Policy Debate 12 (2001): 737–80; Maureen Crane and Anthony Warnes, “Evictions and Prolonged Homelessness,” Housing Studies 15 (2000):757–73. 关於居住品质不良与环境治安不佳对於儿童健康的影响，参见Julie Clark and Ade Kearns, “Housing Improvements, Perceived Housing Quality and Psychosocial Benefits from the Home,” Housing Studies 27 (2012): 915–39; Tama Leventhal and Jeanne Brooks-Gunn,“The Neighborhoods They Live In: Th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Residence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Outcome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2000): 309–37.

23　Joseph Harkness and Sandra Newman,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s Families,” Housing Policy Debate 16 (2005): 223-55; Sandra Newman and Scott Holupka,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4 (2014): 89–100.

24　换到其他的市场，遇到某项商品太贵，民众可以选择不买或买少一点。遇到油价大涨的日子，百姓可以选择少开车。玉米歉收让牛肉价格上涨，一般人可以少吃点汉堡。但遇到房租或水电价格上升，大部分贫困的美国人并不能换住便宜一点或小一点的房子，因为他们居住的城市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选项。根据二○一三年的《美国住房调查》（American Housing Survey, 表C-02-RO），大约百分之九十八贫穷线下的租屋家庭，住在至少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头，百分之六十八住在两或两间以上卧房的公寓。在密尔瓦基，整整百分之九十七的租屋者住在一、二或三房的公寓里。《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较小的房型在美国的城市里已经绝迹。在一九七○跟一九八○年代，超过一百万间廉价单人房（SRO）旅馆，因为新建筑标准的颁布与适用而消失、或被装修得更豪华来提供给负担得起的房客。详见Whet Moser, “The Long, Slow Decline of Chicago’s SROs,” Chicago Magazine, June 14, 2013; Brendan O’Flaherty, Making Room: The Economics of Homeles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2–47; James Wright and Beth Rubin,“Is Homelessness a Housing Problem?” Housing Policy Debate 2 (1991): 937–56; Christopher Jencks, The Homel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6. 如果不想搬离他们的工作、朋友、家人与熟悉的社区，低收入房客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人均住房的面积缩小，那就是当起「二房东」，接纳额外的房客。但许多房东会直接打枪这种变通的办法。就算房东愿意对法规规定的入住人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公寓人一多，就代表维修成本会成正比，水费也肯定会「水涨船高」。密尔瓦基大部分（百分之七十五）的租屋家庭都不负担水费。关於房东与物业经理如何看待居住人数、维修成本与水费帐单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参考下面这段话。说这话的人是乔．帕拉沁斯基（Joe Parazinski）、这位生活与工作都在旧城区的白人管理者，「如果我让（更多）人搬进来，那有可能房子里突然间就挤了十个人。嗯，十个人就要冲十次澡……然後还有马桶，原本一天要冲二十次的马桶，现在会变成要冲两百次。还有洗衣机呢？洗衣机现在要多洗多少人份的脏衣服？……这些小事一样样加起来，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倡议居住权的社工（housing advocate）往往认为人多是个问题，但租房子的穷人却觉得人多才能解决问题—因为虽然住得太挤也不行，但对穷人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住的地方「不够挤」—意思就是他们被迫花钱住他们住不起的大房子。美国大多数贫困的租屋家庭都「不够挤」：这些家庭里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居住密度是每间卧房只住比一点五个人多一点。密尔瓦基全数的租屋家庭中，仅有百分之八居住密度达到每间卧房住两个人以上。按照每间房住超过两个人就算是「拥挤」的定义来看，密尔瓦基仅有百分之四的白人房客、百分之八的黑人房客与百分之十六的拉丁裔房客，生活在拥挤的公寓里。密尔瓦基将近半数的成年房客未与其他的成人同住。说起人口的配置，密尔瓦基的非裔美籍房客算是最孤立的一群：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与另外一名成年人同住，远低於白人房客的百分之五十八与拉丁裔房客的百分之六十九。在密尔瓦基的全体房客中，百分之三十二的人独居，百分之十六的人只跟孩子同住，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跟另外一名成年人同住。黑人房客中有百分之三十九独居，高於白人的独居比例约百分之三十三，以及拉丁裔的独居比率为百分之十四。黑人房客中有百分之二十六只与孩童同住，显着高於白人房客的百分之九与拉丁裔房客的百分之十七。不过，部分受访的房客，可能会刻意隐瞒跟其他的成年人同住，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房东可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在《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2011里，受访的房客被要求要列出所有与他们共同生活或他们收留的成年人。在解释过所有资料都会保密之後，进行访谈的人告诉受访者说，「你可以说说跟你同住或你收留的所有成年人吗？包括租约上没有载明的那些，也包括你房东不知道的那些。」这群房客在驱离法庭上共列出了三百七十五名共同居住的成年人，包括有七十名与租约无关的人。在传票与诉状（Summons and Complaint）上未列出的成年人当中，以黑人男性为最大宗（总数为三十二人），再来是黑人女性（总数为二十四人）。这样说起来，我对於黑人房客独居（或未与其他成年人同居）的比率预估应该有「灌水」之嫌，实情应该没有那麽高才对。但这并不会改变我认为「租屋处普遍拥挤」跟「为政者跟专家们对拥挤的担心」两者其实对不起来的看法。《美国住房调查》 2013, Table C-02-RO; 《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2009–2011. 研究资料中已经显示拥挤与负面结果间存在某种关联性，但并没有很强力的证据显示拥挤是某种恶果的成因。见Gary Evans, Susan Saegert, and Rebecca Harris, “Residential Dens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Children in Low-Income Famili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3 (2001): 165–80; Dominique Goux and Eric Maurin, “The Effect of Overcrowded Housing on Children’s Performance at Schoo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797–819; Claudia Solari and Robert Mare,“Housing Crowding Effects on Children’s Well-Being,”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2012): 464–76.

25　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3.

26　Louis Winnick, “The Triumph of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s: How a Fundamental Policy Conflict was Resolved,” Cityscape 1 (1995): 97. 引言来自於查德．费迪垂克（Chad Fredidrichs）导演的纪录片《普鲁伊特︱伊戈的迷思》（The Pruitt-Igoe Myt, 2011）。

27　Alex Kotlowitz, 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 The Story of Two Boys Growing Up in the Other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　公共住宅的存量自一九九一年以来，已经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二十。Peter Marcuse and W. Dennis Keating, “The Permanent Housing Crisis: The Failures of Conservatism and the Limitations of Liberalism,” in A Right to Housing: Foundation for a New Social Agenda, eds. Rachel Bratt, Michael, Stone, and Chester Hart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9–62; Rachel Bratt, Michael, Stone, and Chester Hartman, “Why a Right to Housing Is Needed and Makes Sense: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Ibid., 1–19;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9　技术上来说，租屋券可以补足房客无法支付的金额直到「支付标准」（payment standard），这是由发放租屋券的在地住房管理局所设定的补贴上限。这个方案会将每四张可供发放的租屋券的其中三张，发给所得低於该地区中位数所得三成、或低於贫穷线的家庭（低於其中之一即可），剩下的那一张则会分配给所得低於该地区中位数所得八成的其他家庭。

30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merica’s Rental Housing:Evolving Markets and Ne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ABT Associations Inc. et al., Effects of Housing Vouchers on Welfare Famili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evelopment, 2006); Michelle Wood, Jennifer Turnham, and Gregory Mills,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Family Well-Being: Results from the Housing Voucher Evaluation,” Housing Policy Debate, 19 (2008): 367–412.

31　ABT Associations Inc. et al., Effects of Housing Vouchers; Alan Meyers et al.,“Public Housing Subsidies May Improve Poor Children’s Nutr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3 (1993): 115. See also Sandra Newman and Scott Holupka,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4 (2014): 89–100.

32　美国住房调查》, 2013, Table C-17-RO. 这些估计排除了被归类为有「其他收入证明」（other income verification）（占低於贫穷线租屋家庭的百分之三）与「补贴未申报」（subsidy not reported）（占低於贫穷线租屋家庭的百分之一）的这两类家庭，因为要确认这些家庭有没有领取补贴困难。Matthew Desmond, “Unaffordable America: Poverty, Housing, and Eviction,” Fast Focu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22 (2015): 1–6.

33　关於公共住宅的资金需求，参见Meryl Finkel et al., Capital Needs in the Public Housing Program, Contract # C-DEN-O2277-TO001, Revised Financial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ABT Associations Inc., 2010).

34　这项估计值在全美多个范围内的资料组都能保持一致，这包括美国住房调查（American Housing Survey）、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所得与社福参与调查（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与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Frederick Eggers and Fouad Moumen, Investigating Very High Rent Burdens Among Renters in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住不起房子的问题不是美国的「专利」。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从乡村与小镇中迁出。一九六○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地球人口住在都会区，如今已经超过半数。城市的实质所得大幅提升，结果是全球贫穷现象的大幅缩减。但这其中有个问题，那就是都市的成长也会伴随着地价与房价的飞涨。都市居住成本上涨是全球性的现象，这点在「超级巨星级」的城市里又格外明显。国际级的大都市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热钱会垫高房价，然後低收入居民的生存就会遭到排挤。在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哥斯（Lagos，位於奈及利亚），百分之六十的居民需要拿收入的五到七成去缴纳房租，但其实大部分人的住处也只有一房而已。印度德里的商业区租金已经可以跟纽约曼哈顿的中城分庭抗礼。一份近期的研究估计，以全球而言，居住负担能力与实际房价（租）的差额（housing affordability gap）达到六千五百亿美元，也是全球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毛额（GDP）总额的百分之一。全球大约有三点三亿个都市家庭得支出超过三成的所得在居住上，但这些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房子却有着不及格的屋况。按照目前的都市化趋势与全球所得发展，预估到二○二五年，花大钱住烂屋的家庭会来到四点四亿户，相当於十六亿人口。就在都市化的浪潮中，住不起都市的人也以百万为单位，变得愈来愈多。见Jospeh Gyourko, Christopher Mayer, and Todd Sinai, “Superstar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 (2013): 167–9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 Blueprint for Addressing the Global Affordable Housing Challenge (New York: McKinsey, 2014); Pedro Olinto and Hiroki Uematsu, The State of the Poor: Where Are the Poor and Where Are They Poores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verty Reduction and Equity, 2013).

35　译注：始於美国次级房贷违约，二○○七年下旬开始横扫全球的金融海啸。

36　Russell Engler, “Pursuing Access to Justice and Civil Right to Counsel in a Time of Economic Crisis,”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 (2010): 472–98; Russell Engler, “Connecting Self-Representation to Civil Gideon,”Fordham Urban Law Review 37 (2010): 36–92.

37　D. James Greiner, Cassandra Wolos Pattanayak, and Jonathan Hennessy, “The Limits of Unbundled Legal Assistance: A Randomized Study in a Massachusetts District Cour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Harvard Law Review 126 (2013): 901–89; Carroll Seron et al., “The Impact of Legal Counsel on Outcomes for Poor Tenants in New York City’s Housing Court: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Law and Society Review 35 (2001): 419–34.

38　译注：吉迪恩於一九六一年因闯空门的罪名遭判刑五年，审判中法官当庭驳回他根据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即获得公平审判与律师代表）提出的公设律师申请。他入监服刑後就此点上诉至最高法院，温莱特是後来成为被告的典狱长。

39　Seedco, Housing Help Program, South Bronx, NYC (New York: Seedco Policy Center, 2009).

40　密尔瓦基将近半数的迫迁都没有经法庭处理，并做成纪录。非正式驱离已经是房东心中最爱的赶人方法。但如果贫困的租屋者可寻求法律扶助的话，那房东就不太愿意上法庭了。房客不是不能坚持开庭，但不少人宁可跟房东私了，理由是他们不想身上背负「前科」。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检讨现行的法律扶助工作。目前，法庭的驱离纪录是公开可查阅的，这让司法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影响所及是驱离纪录变成了一种日常的「武器」，法庭内的法官跟法庭外的房东，都会以此来要胁房客，目的是要他们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利。比起上法院去据理力争，租屋者的最佳选择是跳过司法程序，房东要你走，就静静地走。而如果说出庭只能换得法院下令赶人外加自己被留下驱离纪录，那我必须说这种法律流程真的大有问题。梅莎（Meysha）跟却斯特（Chester）是一对贫困的黑人夫妇，房东太太已经诉请要将他们驱离那间问题杂生、危险破落的房子。房客这边的说法是，房东说在她把房子修好之前，他们可以免费住在这里；房东则说才没这回事。双方唯一的共识是屋况极糟：电线外露、部分房间地板凹陷，天气差的时候还会有水灌进屋里—看了屋子的照片，临时法官把案子上呈给正牌的法官。等到正式开庭的那天，房东太太带着律师，拿出一份民事契约要他们签，里头写着要他们尽速搬离。但梅莎与却斯特有两名十多岁的女儿还在读书，所以他们比较希望能住下来等房子修好。出於这种想法，他们考虑要在陪审团面前争取留下来的机会。法官解释说，他们的选择如下：如果他们签约同意离开，「（房东太太）会略过（本案中提及）驱离的部分，所以在公开纪录上不会记载你们是被驱离……。如果觉得自己该付的租金都付了、或是有其他的理由可以在法律上为自己辩护，你们可以一五一十地跟我说。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是跟房东签约，自己离开，这样房东跟你们都可以省些麻烦。因为……如果租约到期了，你们不搬离，而（房东）得掏腰包找郡治安官来把你们的东西移到街上的话，那房东太太会把这笔费用算到你们欠的帐上。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会非常辛苦、遗憾、不舒服，而且很残忍。」「我想请问，」却斯特开口。「如果我们有合约说，我们在她修好房子前不用付房租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开庭来审审看，判断合约的真假，法律上有没有效力，」法官答道。梅莎与却斯特跟法官要了几分钟让两人讨论。「我们打官司也不会赢的，」梅莎小声地说。「输多少的问题而已。」最後他们接受了房东太太的条件。很多人没有被驱离过或逮捕过，因此这些人会主张法庭纪录应该要摊在阳光下，这才有利於我们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他们认为限制法庭纪录是在替不民主的政府操作铺路：秘密警察、私下抓人、黑牢，还有你想得到与想不到的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相对於纪录遭滥用是如何扎扎实实地摧残着许多家庭的生活，这些凭空想像的疑虑只能形容为「虚无飘渺」。许多贫穷的美国家庭，包括许多清白、从未犯法的美国家庭，都因为法庭的驱离纪录而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们应该先好好处理眼前这个确实存在的问题，而不应该杞人忧天地去担心那个只存在於我们脑子里的问题。

41　Martha Davis, “Participation, Equality, and the Civil Right to Counsel: Lessons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Yale Law Journal 122: 2260–281; Raven Lidman, “Civil Gideon as a Human Right: Is the U.S. Going to Join Step with the Re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emple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Law Review 15 (2006): 769–800.

42　引用於Cass Sunstein, 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 FDR’s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It More Than Ev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3.

43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215.

44　「剥削」（Exploitation）一词只在威廉．朱立尔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的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中摘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时出现过两次。另外又出现两次是在威尔森的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这回是他在描述黑人如何排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洛伊克．瓦匡特（Loic Wacquant）的Urban Outcast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8)里，四处都有写着「剥削」一词，但其中仅有一处是在指「穷人被富人剥削」(123n7)。「剥削」在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s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里只「登场」一次，是在第一百七十六页，指的是旧城区居民间的不法性关系（sexual liaison），另外在Sudhir Venkatesh’s American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Ghett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里，「剥削」也只在第一百五十页出现过一次，指的是住宅区的租屋者遭到帮派份子剥削。另一本「剥削」也只出现一次的着作是Harrington’s The Other America (page 32).至於其他内容在探讨穷人的苦难、但却从未出现「剥削」一词的现代经典有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s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与Charles Murray’s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45　关於贫困社区中的食物售价，参见Chanjin Chung and Samuel Myers,“Do the Poor Pay More for Food? An Analysis of Grocery Store Availability and Food Price Disparitie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3 (1999): 276–96; Marianne Bitler and Steven Haider, “An Economic View of Food Dese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0 (2011): 153–76.

46　Lizabeth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8), 40;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5–18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7–38;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30; Allan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在许多人之中，民主党前参议员、也具有社会学家身分的丹尼尔．派翠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可说慧眼独具。他体察到若我们要了解都市贫穷为何挥之不去，「剥削」绝对是问题的核心。在他对美国劳动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一份震惊全场的报告中，曾如此写道，「对於黑人的处境，白人眼里往往只看得到他们被歧视以及贫穷的现况……但对於白人来说真正有难度的，是理解长达三百年的剥削对黑人社会产生了什麽样的扭曲……黑人社会的本质才是真正的伤害所在。除非此一伤害可以获得弭平与修复，否则再多的努力也难以终结美国社会上的歧视、贫穷与不公不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65, emphasis mine).

47　我能想到这点得归功於Satter’s Family Properties.

48　关於这些抢钱吸血的勾当，详见Alan Andreasen, The Disadvantaged Consum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Michael Lewis, 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New York: Norton, 2010), 20; David Caplovitz, The Poor Pay Mo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发薪日贷款如何运作，详见Pew Charitable Trust, Payday Lending in America: Who Borrows, Where They Borrow, and Why (Washington, DC: Pew, July 19, 2012); Gary Rivlin, Broke, USA: From Pawnshops to Poverty, Inc. (New York: Harper, 2010).

49　关於市场跟政府、社会关系的密不可分，参见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 关於贫穷与警方执法间的关联，详见Megan Comfort, “When Prison Is a Refuge: America’s Messed Up,”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cember 2, 2013;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Loic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50　Oliver Cromwell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A Study in Social Dynamic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48), 238.

51　Katie Dodd, Quarterly Benefits Summary (Newcastle-upon-Tyne: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5); Hugo Priemus, Peter Kemp, and David Varady,“Housing Vou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Housing Policy Debate 16 (2005): 575–609; BBC News, “Housing Benefit: How Does It Work?” November 9, 2011.

52　相较於租屋券，尚无研究显示以专案方式推动的补助计画可以让人得到更「物美价廉」的居住环境。关於公共住宅与租屋券的政策成本比较，详见Janet Currie, The Invisible Safety Net: Protecting the Nation’s Po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4; Amy Cutts and Edgar Olsen, “Are Section 8 Housing Subsidies Too High?”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1 (2002): 214–243. 关於租屋券持有者与公宅住户的社区生活良窳比较，见Sandra Newman and Ann Schnare, “‘...And a Sui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Failure of Housing Programs to Deliver on Neighborhood Quality.” Housing Policy Debate, 8 (1997): 703–41; Edgar Olsen, “Housing Program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Means-Tested Transfer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Robert Moffi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365–442.

53　Brian Jacob and Jens Ludwig, “The Effects of Housing Assistance on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Voucher Lotte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2012): 272–304; Mark Shroder, “Does Housing Assistance Perversely Affect Self-Sufficiency?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1 (2002): 381–417; Sandra Newman, Scott Holupka, and Joseph Harkness,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Housing Assistance on Work and Welfar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8 (2009): 81–101.

54　大家可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住房方案的国家，是没有最低屋况标准的，这点跟美国有条件推行租屋券的状况不同。如果所有国民都租得起像样的房子，那政府就没有必要要求起码的屋况，因为强势的房客可以拿着租屋券去住别的地方。Priemus et al., “Housing Vou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582.

55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201.

56　即便让租屋券方案通行全美，我们的问题也没办法全部解决。尤其是以供需吃紧的市场来说，租屋券无法完全将租屋者纳入其羽翼之下，呵护他们不受租金上涨的侵袭。唯有政府的大动作干预（如租金管制），或是市场的平衡有所变动（如扩大住房供给），保护租屋者的目标才有可能达成。事实上有一些（不算多的）证据显示，我们目前的租屋券方案可能正在推高所有人的房租—包括租屋券的持有者跟一般租屋者的房租都变贵了。原因很简单：如果数以百万计的穷人选择离开民间租屋市场而改寻求公宅，民间的租屋需求就会下降，由此基层的租金也会同步下降；如果这些人重新被导回民间租屋市场，而且手握租屋券，那麽民间租屋的需求就会增加，而房租也就会因此同步增高。一项研究发现，在租屋券流通较多的城市里，租金的涨幅也比较陡峭，且整体而言租屋券对一般租屋者造成的负担，会大过租屋券对弱势旅群的帮助 (见 Scott Susin, “Rent Vouchers and the Price of Low-Income Hous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 (2002): 109–52.) 。而许多「房东指南」都有提到这一点：「房东也应该要确认公宅目前的租金行情，包括政府出资的租金补贴水准，以此作为租金参考的一项指标。」 (Bryan M. Chavis, Buy It, Rent It, Profit!:Make Money as a Landlord in Any Real Estate Market [New York: Touchstone, 2009], 70.) 但也有些研究显示，租屋券持有者的集中跟整体租房价格水准并无关联。比方说「实验性住房补助方案」（Experimental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 EHAP）发现租屋券对於市场租金的影响微乎其微。威廉．阿普加尔（William Apgar）将这种结果归因於租屋券在市场内的饱和度并未达到百分之百，同时租金在研究期间遭到人为压抑。以EHAP的资料为本，分别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与都市研究机构（Urban Institute）两个智库所主持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住房补助确实会造成领取者与非领取者的租金双双显着上扬，同时还会导致房东减少投资或放弃未达补贴方案标准的出租单位。」见 William Apgar Jr., “Which Housing Policy Is Best?” Housing Policy Debate 1 (1990): 1–32, 9. 另见Michael Eriksen and Amanda Ross, “Housing Vouchers and the Price of Rental Housing,”University of Georgia: Working Paper, 2015.

57　Matthew Desmond and Kristin Perkins, “Are Landlords Overcharging Voucher Hold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5; Cutts and Olsen, “Are Section 8 Housing Subsidies Too High?”; Olsen, “Housing Program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关於居住成本的法律规定，参见Tommy Andersson and Lars-Gunnar Svensson, “Non-Manipulable House Allocation with Rent Control,” Econometrica 82 (2014): 507-539; Richard Arnott, “Time for Revisionism on Rent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1995): 99–120. 美国住房与都市发展署於近期公布了一项计画，要提供「更能如实反映当地租屋市场现况的补贴」给租屋券持有者。该单位於这个计画中提出的「小区域公平市场租金」（Small Area Fair Market Rents），会「随各州的邮递区号（ZIP code）变化，并且可以对应到较现行规定下更大范围的给付标准」。参见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 More Effective Fair Market Rent (FMR) System; Using Small Area Fair Market Rents (SAFMRs) in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Instead of the Current 50th Percentile FMRs; Advanced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Federal Register 80 (June 2, 2015): 31,332–336.

58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Housing America’s Future: New Directions for National Policy (Washington, DC: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2013), chapter 4. 对於推估政策成本的技术面过程，参见Larry Buron, Bulbul Kaul, and Jill Khadduri, Estimates of Voucher-Type and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for Unassisted Households (Cambridge, MA: ABT Associations, 2012). 二○一二年，联邦预算花在拥屋者身上的费用累计高达两千亿美元。可参见Will Fischer and Barbara Sard, Chart Book: Federal Housing Spending Is Poorly Matched to Nee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13). 针对公开开放登记的租屋券计画，另外一笔研究也试着进行成本推估，参见William Grigsby and Steven Bourassa, “Section 8: The Time for Fundamental Program Change?” Housing Policy Debate 15 (2004): 805–34. 这项研究推估若将租屋券计画扩大到各地中位数所得五成以下的租屋家庭，需要增加的经费会额外增加四百三十亿美元，这在当时等於联邦支出的百分之二点五。

59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45–47.

60　Ibid.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08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08).

61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157–58. A. Scott Henderson, Housing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rles Abra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eter Dreier, “Federal Housing Subsidies: Who Benefits and Why?” in A Right to Housing: Foundation for a New Social Agenda, eds. Rachel Bratt, Michael, Stone, and Chester Hart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5–38.

关於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

从小我有一名牧师父亲，而四处打工的母亲则是标准的劳碌命。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有时候瓦斯会被切掉，母亲就会在烧柴的炉子上弄晚餐。对於如何持家她心里有数，毕竟她幼时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Columbus）的家对门就是个垃圾场，後来甚至连旧金山恶名昭彰的福特饭店（Ford Hotel）[1] 她都住过。她没有自甘堕落，也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以奋发向上。虽然她跟父亲都没有能力帮忙出钱，但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念到大学。我父亲会以他的方式，让我们把这点牢记在心。每当我们开车经过一排弯着腰在烈日下挥汗做着「烂」工作的人，父亲就会转头问我们，「你们会想一辈子那样吗？」

「不想。」

「那就要读大学。」

而感谢有就学贷款及一些奖学金，让我成功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从我家温斯洛（Winslow）开车到学校要四个小时。当时我想当名律师，所以选了传播、历史与司法等课程。在这些课堂上，我开始学习到很多事情，我发现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爸妈、主日学老师、童子军队长说给我听的美国，一个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彼此格格不入。贫穷渗透美国之深，蔓延之广，真的在已开发国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吗？美国梦真的已经变成了少数幸运儿的专利了吗？有了这种疑问的我开始在工作或研究之余翻找图书馆里的资料，我想知道美国作为我的家乡，究竟还是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

也差不多在此时，银行夺走了我从小长大的家。一个朋友跟我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回到老家，就为了帮我爸妈搬家。我记得那股深沉的哀伤与难堪，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但或许是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内心发酵，於是在返回校园後，我发现自己竟花了几周的时间加入当时女友的行列，跟慈善组织「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一起盖房子；然後我开始每周有几天晚上跟在坦佩市（Tempe）米尔大道（Mill Avenue）上的游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认识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们风趣、真心、苦於各自的问题。毕业之後，我感觉一股使命要了解美国的贫穷问题，因为在我眼中，贫穷才是许多问题与苦难的核心，而社会学又应该是最适合研究这一点的领域。於是我申请进入威斯康辛大学的博士班。威斯康辛大学的所在地是麦迪逊，也就是老密尔瓦基人口中「被现实包裹住的方圆三十英里」。

在开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贫穷之後，我发现大部分的文献在描述贫穷、解释不平等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两点。其一是我们看似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forces）：比方说种族歧视的「历史共业」，或者是经济上的转型与变迁。第二点则强调「个人的不足」——这包括文化上的习性，例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资本」的匮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较青睐第一种解释，而保守派则锺情第二种。对我来说，两种解释都没有搔到痒处。我认为这两种看法无论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当成「检疫中的动物」看待。在许多以单亲妈妈、帮派成员、无家可归者为题的着作里头，社会学者跟记者笔下的穷人都好像独立於社会存在一样。穷人被说成是「透明人」，或者会被归为「另一个（平行）美国」的存在。贫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穷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讨论范围之外，彷佛我们觉得富人与中产阶级的生计息息相关，而其他人包括穷人则可以忽略不计似的。那些随便一个动作就能影响到低所得家庭跟穷困社区的富人，他们在哪儿？那些拿穷人开刀而致富的人，他们在哪儿？我纳闷我们是不是光忙着记录穷人如何打平收支，却忘了问：他们的帐单金额为什麽如此之高？也忘了问他们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

我想要写一本书谈贫穷，但我不想把重点只集中在「穷人」跟「穷地」之上。我想贫穷是一种关系，而这关系里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对我来说，想了解贫穷，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关系。这样的想法让我出发，踏上了探寻之旅。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过程将穷人跟富人联系一起，有没有一种过程里可以观察到穷人与富人的相互依赖与挣扎。驱离，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2]

二○○八年五月，我搬进了托宾的拖车公园，机缘是我在报纸上读到里头的居民将面临大规模的驱离。後来事情并未如此发展（托宾最终将拖车公园出售，连尼跟办公室苏西则搬往别处）。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在那儿待下来，因为我发现在那里可以认识很多收到粉红色驱离通知单的朋友。还有就是住在那里方便我追踪托宾跟连尼的行动。

我的拖车在公园里是公认的「高档」货。除了乾净以外，我的「家」还有木作的外墙跟厚实的锈橘色地毯。问题是，我在那儿住了四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热水。为此我反应过不止一次，但托宾跟连尼始终不当回事，我热水器的烟囱就这样一直没人去修。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名作家，而且会将他们跟拖车公园写入书中，但他们还是依然如故。要是我硬开热水器，那一氧化碳就会直接灌进拖车里。办公室苏西有试着修过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烟囱底下一卡，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实热水器跟烟囱之间还有约五公分的空隙。

对我来说，民族志（ethnography）是你想要了解某群人时所做的事情。你要让他们的生活变成一个模子，然後让你的生活完全变成他们的形状。要做到这样，你首先要跟你想了解的族群打好关系，长时间追踪、观察、体验他们在做什麽，包括跟他们一起工作、玩乐，尽可能把他们的行动与人际互动记录下来，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们、说话像他们、思考像他们、对事物的感受也像他们为止。在我「这一行」里，直接住在你要调查的「田野」里，对工作的成果会有很大的助益。只有住在现地，你才有可能身历其境地获得浸入式的体验。说得更实际一点，你永远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麽大事。租一辆拖车，我可以认识一大群人，可以听到许多八卦传闻，可以对住户担心的事情感同身受，还可以学着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物。总归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观察这群人的日常生活。

为了展开在拖车公园里的田野调查，我第一站就是去办公室里待着。事实上我很多拖车公园的邻居也都会在那儿消磨大半天。拉蕊手握郡治安官发的驱离令、发着抖走进来的那天，我人也在办公室里。我看着拉蕊把能付的钱都给了托宾，又看着她拖着身子走出去。她前脚刚回到自己的拖车，我後脚也跟过去。拉蕊给我开了门，另一手则把衬衫拉起来擦眼泪。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在传出我有兴趣跟遭逢驱离经验的人聊聊之後，潘要到我的号码，然後自己打电话过来。我们见面的几天後，我开始追踪她的状况，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起我的研究，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车面谈。某天早上我去赴约，只见史考特踏出门外说了句，「我们去散个步吧。」然後他又说，「嗯，我就挑明了说。我当过十年的护理师，但後来我染上了止痛剂的毒瘾，然後就失去了全部：我的工作，我的车子，我的家，全都没了。」

怎麽会有人在一个拿着记事本跟原子笔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丑事，至今仍是个谜；怎麽会有人自己敞开大门给人进去，我到现在也还弄不清。对於处在流浪边缘的房客而言，好处是除了实质的东西，像是有电话可打或有车可用以外，还有一种是无形的、心理上的好处。好几个当事人管我叫他们的「心理医生」。但让他们掏心掏肺的心理阀门较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底层的人常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讲再多也不会怎样。有天晚上在阿迪亚康复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过好几个月的那个地方，史考特以头指向在记事本上振笔疾书的我，丢了个问题给匿名戒酒会的铁杆成员安娜．阿迪亚，「马修在这儿会让你紧张吗？」

「三八，不会啦，」安娜说。「我早就没秘密了啊。」

史考特呼应说，「我也没有，你懂的。什麽尊严，啥都没了还管什麽尊严。」

到了秋天，目送史考特、拉蕊跟潘还有奈德被从拖车公园驱离之後，我开始在密尔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脚。有一天我把这事说给保全员伍哥（Officer Woo）听，他是托宾为了安抚威科夫斯基议员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伍哥的本名是金波（Kimball），但他逢人都让人以小时候的绰号叫他。伍哥是个很容易跟人混熟、也想跟拖车公园里的每个人都当朋友的的黑人。他习惯穿着６ＸＬ的特大号Ｔ恤，上面还挂着他从军需品店买来的勳章。

「你说你想搬去银泉（Silver Spring）那边吗？」伍哥问，他讲的是密尔瓦基从黑人旧城区过渡到北边郊区、像格伦岱尔（Glendale）与布朗迪尔（Brown Deer）的地区。

「我想去的是旧城区，」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去住马凯特（Marquette）那边？」伍哥不可置信地追问，马凯特是指闹区那间由耶稣会创办的马凯特大学。

「不是马凯特，我是想找个旧城区的社区来住。」

伍哥眯起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听错了吧。这之後我们又聊了好几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区，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种社区。那种社区的路标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不像密尔瓦基西北郊区的沃瓦托萨是用蓝色的路标。了解我想干嘛之後，伍哥就问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Locust Street）口的分租公寓当他的室友，租金含水电是四百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议，把钱付给了房东跟房东太太：昆汀与舍莲娜。

我的雅房位处一栋双拼公寓的二楼，白色的外观有着绿色的轮廓。伍哥跟我共用同一个客厅、浴厕还有厨房。怕室友「误吃」你食物的话，厨房里的壁橱可以加上挂锁。我的房间有窗，窗上覆盖着厚毯当成帘子。一张大床底下让我翻出了喝完的「经典冰啤」（Classic Ice）铝罐、匿名戒毒会的宣传手册、（脚）趾甲剪跟一台被装入硬塑胶提箱的打字机。公寓後面是条巷子，墙上标记有「帮派弟子」（Gangster Disciples）[3] 涂鸦，然後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後院，跟一棵五月一到就会下起轻柔花瓣雨的樱桃树。从那时开始，到二○○九年的六月为止，我都以这间公寓为家。

伍哥跟舍莲娜说过我「在写一本讲房东与房客的书」。舍莲娜答应让我访问，而访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诉求。

「舍莲娜，我有点希望能当你的学徒，」我说。怕她不懂，我进一步解释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尽可能进入她的世界，从她的角度来看事情。」

舍莲娜非常配合。「我答应你，」她说。「就照你的意思。」她热爱她的工作，也以这份工作为荣。她希望外界知道「房东的辛苦之处」，她希望更多人停下脚步想想房东的行为意义。

我开始亦步亦趋地当起舍莲娜跟昆汀的影子。这之後他们无论是买新房子、筛选房客、把阻塞的污水管道通好，还是递送驱离通知单，旁边都有我的一双眼睛。这跟我当托宾与连尼的跟屁虫是同样意思。经由舍莲娜，我认识了阿琳、拉玛跟辛克斯顿一家。然後透过阿琳，我认识了克利丝朵，透过克利丝朵我认识了凡妮塔。孤单的多琳很开心我愿意坐下来跟她聊天。在我卷袖子帮忙粉刷派翠丝的旧公寓之後，拉玛跟我之间也开始有「融冰」的现象。而最後我能跟拉玛「破冰」成功，是因为我打得一手好「黑桃王」，怎麽说在大学时代当消防员时我也玩了不少回。

阿琳算是比较棘手的案例。起初她拒我於千里之外，我跟她解释书的时候她会一声不吭。等我想说点什麽来避免冷场，她又会打断我说，「你不用一直讲个不停。」她最担心的事情是我是儿童保护局的卧底。「我不喜欢跟你讲话，」阿琳在我们刚认识时的某次交谈中提到，「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怎样，而是因为我过去的遭遇。我跟（儿福）体系交手太久，所以我现在谁都不相信。」对此我回她说我了解，然後拿了自己以前出过的书给她看——经验告诉我要在车上放一些自己的旧作，遇到这种想争取信任的状况会非常好用。这之後，我开始用缓慢渐进的速度跟阿琳互动，包括规定自己每次会面时的问题不能太多。

其他人以为我不是警察、就是议员派到拖车公园的「特务」。还有些人想说我是毒虫或嫖客（在分租公寓里，伍哥跟我有过些性工作者的室友）。舍莲娜会介绍我是她的助理，而对托宾来说我什麽都不是。

有些房客怀疑我跟房东串通，有这想法的人会对着我说房东是「你的朋友」。不止一次，他们想听我亲口说出他们的房东有哪些不是，像拉玛有一次就逼着我承认舍莲娜是「土霸王」（slumlord）。我一拒绝，拉玛就给我贴上了「房东同路人」的标签，指控我是她的眼线。有些房东会拒绝谈论特定房客的细节，或者会反过来要我对特定的案例发表意见。对此我的一贯立场是尽可能不插手事件（虽然下面我会讲到我曾两次「破戒」），但房东往往会逼着我选边站。就我所知，我唯一一次「公亲变事主」、对案件造成影响，是舍莲娜一再问我她应不应该打电话给郡治安官去告阿琳的状。被问到最後，我只得挤出一个「不」字，而舍莲娜也果真没这麽做。事後舍莲娜向我承认，「要是没有你的那声『不』，讲真的，执行令应该已经申请下去，在现场等郡治安官大驾光临了……要是你没插手，阿琳早就玩完了。」总之阿琳因此没让老鹰搬家收走她的东西，而可以把身家存放在大众仓储里。只不过到最後，东西还是因为欠款而被当成废弃物处理。

一段时间後，房客跟房东都慢慢接受了我的存在，继续过他们的日子，真要说，他们也没那麽多闲功夫管我。我会跟着房客去驱离法庭，开庭时我会坐在他们的身边；我会帮忙他们搬家，跟着他们去收容所或荒废的房子；我会帮忙看孩子，跟他们吵架，睡在他们家。他们无论是上教堂、去心理谘商、出席匿名戒酒会、参加告别式、迎接新生命，我都无役不与。这当中我曾跟着某家人去到德州，也跟着史考特去了爱荷华州。人跟人相处久了总会有感情，於是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姑且可称之为信任的东西，只不过就算是信任，这也是一种极其脆弱与充满条件的信任。[4] 事隔多年再见，阿琳还是会在某个沉默的瞬间问起我是不是在替儿童保护局工作。

前面说过，我搬到北区的决定，伍哥一时间无法理解，但真正为此感到不安的是我拖车公园的邻居们。我把这件事跟拉蕊说的时候，她几乎是用喊的，「不不不，麦特，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毕可也在一旁附议，「他们那儿可不买白人的帐。」

不过实际上，白人在贫民窟里还是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说明明两宗独立的枪击案才刚在我的门前发生，警察对我还是比较客气而且速战速决。後来我看着一名警官把巡逻车开到阿琳大儿子杰杰的身旁，他说话的口气马上变成，「老兄，你怎麽这副德性！」（杰杰有学习障碍，所以走路慢，说话也慢）。我走出公寓想看个清楚，那位警官往我这儿看了一眼，随即驱车离开。要不是他看到现场有一名白人男性手拿记事本，很难讲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像这样的场面是常态而非例外。就拿克利丝朵跟凡妮塔跟第十五街那位歧视人的房东来说，双方交锋时我人就在外头的车上照顾凡妮塔的小孩。克利丝朵跟凡妮塔一回来，立刻向我转述了事情的经过。我从出租招牌上抄下了房东的电话号码，然後隔天打电话过去。我跟男房东约在跟克利丝朵、凡妮塔同样的地方，然後我报我的月收入是一千四百美元（跟凡妮塔与克利丝朵加起来一样）。我另外说自己有三名小孩（跟凡妮塔相同），还说我想租有浴缸的房子。听完，房东说他有另外一间房子要租，甚至还开他的绅宝载我过去。我向民间组织「公平住房委员会」（Fair Housing Council）检举了他，但对方受理後没有下文，也没有回我电话。

旧城区的朋友对我算是呵护备至，生怕有人会欺负我。拉玛会飙骂他身边那群像他孩子似的年轻人「闹够了没！」意思是叫他们不要再跟我要钱了（虽然只是一美元）。有一天在分租公寓，楼下一个
叫C. C. 的邻居问我有没有几美元可以借她，她要买垃圾袋。我给了她，然後不以为意地回家写稿。但这事让伍哥的年轻侄女、也就是当时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凯莎（Keisha）给看到了。她盯着C. C. 离去，然後自称看到C. C. 打电话给药头。我对这情形并不清楚，一会儿也就自顾自地去买东西。伍哥回到家，从凯莎那儿听到这个情形，立刻气冲冲地打电话给我。「麦特，你不准再给她一毛钱了！」他劈头就说。「他们觉得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出身这附近，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揩你的油……我这就他妈的去楼下叫他们把钱还你。」

「那个，伍哥，是这样……」

「就这样了，麦特。」

伍哥挂上电话。我不知道他後来跟C. C. 说了什麽，但总之我回到家後，C. C. 在门外等我。她戴着假发、穿着遮不了多少肉的削肩小可爱与七分裤，还有绑带多到像罗马鞋的高跟鞋。她把钱还给我，而我并没多问钱是怎麽来的。

我感觉心如刀割。「你太保护我了，」上楼之後我这麽跟伍哥说。

他人趴在厨房的洗碗槽上方，裸露着双臂洗碗。「你是郊区的白斩鸡，我们是贫民区的土鸡，」他开口，低沉的嗓音就像爸爸在对儿子温情喊话，给人一种「这一刻他等了很久」的感觉。「而你愿意来到这里，冒险跟我在这种地方生活，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光荣，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你，我不希望你出任何事情。」

我这麽个白人住进旧城区，把旧城区写进书里，但我不但没有在这里感觉危机四伏，反倒是备受呵护。但这也造成了一种隔阂。一查觉到环境里有我的存在，有些旧城区的居民就会拘谨起来。很多人在跟我的「第一类接触」时会连忙把地方弄乾净并道歉连连。有年轻酷哥教我，当被尊称「先生」（sir）的次数达到一个程度，我就能领到所谓的「免死金牌」（gangster pass），当地的帮派才不敢动我，而我被尊称「先生」的次数早就海放这样的低标，而且考量到当时我是个还不满三十岁的白人，这样的待遇更是夸张。对於一个想要把人生如实记录下来的人来说，这些礼遇其实造成了我不小的问题。要突破这样的隔阂，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脚踏实地在此生活，尽可能让自己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者变成一个理所当然、赶都赶不走的外来者。时间久了，大家自然会卸下心防行动。不过，只要一发现苗头不对，他们的「防护罩」还是会瞬间拉起。

另外要跟像凯莎这样的「师傅」学习观察事物的功力，需要时间累积。凯莎身上有「雷达」会让她知道何时要竖起耳朵，哪里又有重要的线索。我在密尔瓦基遇到的师傅不只凯莎一位，很多人都为我示范过该如何用眼睛去看事情，又该如何理解自己看到的事。但即便如此，我知道自己还是没抓住很多东西，特别是在刚开始的阶段。这除了因为我始终是个外人，也是因为我老是会「过度分析」。小剧场会把我的注意力转至自己的内心，让我没办法注意到眼前上演的人生百态。从自我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样确实比较安全。成见对人来说是社交生活的润滑剂。我们抱着各种分类与理论，分门别类各种生活中的互动，把每件事整理得井然有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警告过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会「掏空这个世界」，阻碍我们睁开双眼。[5]

这本书背後的研究工作，牵涉到长时间与女性（在她们的家中）相处，而这自然会引发一些疑虑。事实上我曾经两次遭书中的男性指控与他们的女朋友上床。第一次是在奈德跟潘酒後起争执时，奈德脱口而出，「你不是很爱跟麦特讲话吗？你不是当他是他妈的心理学家吗？……你干嘛不去跟他做！」奈德气冲冲地离开之後，潘才跟我说，「他以为我们有一腿，这人没救了吧？」吵完气消，奈德也没有继续谈这件事情。但事发经过几周，我便开始跟潘保持距离，并且尽可能都把时间花在奈德身上。另外一次是我去找凡妮塔，那是她被判刑前一个月的事情。当时除了她，还有她在「旅社」认识的一名年长男性厄尔（Earl）。厄尔像个男人一样地迷上了凡妮塔，而凡妮塔也不讨厌对方。这样的厄尔见到我自然不会很开心。为了「宣示主权」，厄尔曾冲着我说，「听清楚，她是我的女人，我有权知道自己的女人在做些什麽事情。」我於是花了点时间跟厄尔解释我的工作，也拿之前的着作给他过目。我评估他有可能会伤害凡妮塔——前科累累的他有过家暴的纪录，或至少有可能甩了她，连同他军人的退休俸也一并带走。厄尔向我道歉，但这场风波令人深感不安。走的时候我拜托凡妮塔的姐姐埃柏妮要看好凡妮塔，而埃柏妮也照办了。隔天早上我打电话去确认一切平安。「我不怕他了，」凡妮塔对我说。但我认为还是该稍微提防一下。凡妮塔在出狱後跟厄尔分手，而不知道是谁对埃柏妮的公寓开了枪，当时凡妮塔跟孩子正住在那儿。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是厄尔干的。

身为从事民族志的学者，我一直觉得自己研究时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确保不要让对我敞开大门、让我进入他们人生的人受到伤害。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而敏感，要确实做到并不容易。[6]尤其在贫困的社区里，「不用钱」是一种不存在的概念。你为谁做了什麽事情，就代表你一定得到了某种好处。你们之间一定有某种交换条件。所以奈德跟厄尔觉得我一分不收地开车载他们的女朋友去找房子或办事情，一定是因为我「有所图」。我确实有所图，我图的是他们女朋友的「故事」。他们觉得我怪，对我有所质疑，完全说得过去，而我也带着诚意回应他们。

在我面前的行为举止与言谈方式会因为性别而产生差异，我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出狱後的凡妮塔在卖汉堡的乔治．韦伯连锁餐厅找到了一份外场的工作，同时还认识了一个叫班（Ben）的男人。班想当卡车司机。有天晚上在他们的公寓里，班突然闪人。「你们还好吧？」我好奇地问。

「不好，」凡妮塔叹口气说。「他觉得我太像男人了。」

「什麽意思？」我真的不懂。

「就是说我好像懂太多了……他好像是在说，『你像个男人一样，什麽事情到你那儿都一定会有个答案。』」

「你有明明知道答案但装傻过吗？」

「偶尔。」

我第一时间就纳闷起凡妮塔有没有在我面前装傻过：装呆以更像名女孩，是不是她的习惯呢？

你的一切——你的族裔、性别、出身背景、脾气与秉性，会决定你身边是哪些人，别人会跟你分享哪些秘密，让你看到什麽东西，乃至於你会如何去解读你眼前所见。我的身分有时像把钥匙，为我开了些门；也有时也像铁鞋，让我在某些状况下举步维艰。说到最後，我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是谁，只能尽力而为，尽量盯着自己的每一种特质如何跟工作产生化学作用，只能尽可能不要忘记初衷，把想问的问题牢牢记在心里。[7]

在密尔瓦基的那段日子，我过的是全职田野调查者的生活。大部分时候我只要醒着，数位摄影机都会跟我形影不离，而且永远开着。不关电源的好处是，我可以原封不动地把某人说过的话给记录下来。我会另外随身带着记事本，记下形形色色的观察与对话，而且我通常可以做到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就写完。我从来不忌讳让人知道我就是来写书的，也不怕人知道我会写下每个细节。我会利用晚间跟清晨一写好几个小时，除了把笔记本上的东西打进电脑外，我还会把当日或昨日发生的事情写成文字。要说我拍过的照片，总数恐怕不下数千张。光是书里没登场的对象，包括三十位房东，我采访的次数就超过一百场。我对谈与观察过的角色有法院的法警、社工、建物检查员、物业经理，还有以拖车公园或旧城区为家的居民。

脱离被称为「田野」的访查现场之後，事情并未结束。事实上这时我才刚开始进行将各种纪录打成文字档的「长期抗战」。这方面我稍微请了几位高手代劳，但我自己也做了不少。等到所有东西都有纸本之後，我发现自己记下的东西即便缩到单倍行距，页数也超过五千。我开始爬梳这些资料，把照片跟文字配对，也开始无论早晚通勤或摇我刚出生的女儿入睡时，耳里也一边听着我录下的实况。在正式动笔前，我一定都先把所有资料来回读过几遍。[8] 我希望能在文字与影音中重温现场体验，然後再尽我最大的力量让事实在书中还原。还有就是我真的很想念大家。从密尔瓦基的北部跳到麻州的剑桥（Cambridge, Massachusetts）——前者是什麽模样大家清楚，後者则是养尊处优的天龙国——让我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一开始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想要回去。我想回到拖车公园或密尔瓦基的旧城区。事实上，我也找了很多理由重游旧地。

身为本书的作者，我看重的是第一手的观察。遇到我没能亲眼见证的重要事件，我会尽量跟不只一位当事人或目击者对谈，然後再去找新闻报导、病例、法庭纪录或房贷文件来交叉比对。书中的任何事件，如果是根据二手资料写成，我都会在注解中标明。文中如果提到有人「觉得」怎样或「认为」如何，那都是她或他亲口这麽对我表示过，我只是如实转述。写到过去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我会说他或她「记得」或「回想起」怎麽回事。为了检查这些细节的真实性，我会在数年的时间内多次问到同样的问题，看看当事人的说法会不会前後矛盾。这个办法非常好用，因为很多当事人原本跟我说的是一套，但事实常证明他们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真相的浮现，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

为了查证书中资料的真实性，我一直很努力地与第三方接触。这代表我不但会去了解事情本身的过程，有时我还会顺便确认这件事到底是否空穴来风。比方说我就跟威斯康辛州儿童家庭署（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确认过阿琳遇到的社福制裁（welfare sanction）是不是真的那麽常见。我曾偶然听到阿琳向舍莲娜解释这种制裁是什麽东西，也曾陪着阿琳去社工那儿把事情厘清，但因为这件事的查证并不麻烦，我只要写几封email、打几通电话就可以搞定，所以我就顺手这麽做了。毕竟说到底，眼见也不见得为凭，目击也不见得可以完全相信；不信你可以找辩护律师询问，他们一定会说我没说错。太多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真相视而不见，太多事情会误导我们的想法。实在确认不了的事情，我就会忍痛舍弃。曾经娜塔莎．辛克斯顿跟我说过她之所以从高中辍学，是因为学校自助餐里发生了枪击案。在跟多琳确认过有这回事後，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故事，想在书里找个转折处放进此事，但我後来发现像这种冲动真的应该避免。总之，後来我还是又分别找了三位在密尔瓦基公立学校系统中服务过的高层了解，结果这三位前教职员都没办法证明有枪击案发生在娜塔莎说的时间点上。真相可能是真的发生了什麽，而这三位主任级以上的老师都搞错了；也可能是娜塔莎说了个大概，但没把细节交代清楚；再不然也可能是娜塔莎说的全部都错。在考虑过种种可能性之後，最後我决定放弃娜塔莎的故事，就像我放弃了另外两个「罗生门」的故事一样。经过一番折腾，书的完整初稿终於出炉，然後我花钱请了一位校对。[9] 但我自己也没有闲着，亲自跑了趟密尔瓦基跟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去确认一些事实。[10]

我经常被问到我如何「消化得了」这项研究。问我的朋友意思是：目睹这种程度的贫穷与苦难在眼前上演，我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受到了什麽样的冲击？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有多麽触及我内心最软弱而最不设防的角落。为此我编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制式回答来敷衍大家。如果我是魔术师，那这些回答就是烟雾弹。烟雾一出，我就可以悄悄走下舞台，不被人看出我的破绽。但如果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这项研究让我心碎，也让我与忧郁为伍了许多年。看着他们努力活着，我也学会了要咬牙撑住。好几次听过他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啦！」之後，我学会了在伤痛面前压抑自己的惊恐，学会从贫穷的细缝里看到货真价实的危机。我知道有些事在锦衣玉食的菁英眼里叫做懒散或不求上进；但真相是，穷人也需要配速跟调剂，不然日子真的会过不下去。对克利丝朵或拉蕊来说，不能把心力都花在今日的危机上，因为明天还会有新的问题。在拖车公园跟密尔瓦基的旧城区，我见证了人的韧性、冲劲与聪明。我听到了许多欢笑，但也目睹了很多伤痛。在田野调查进入尾声之後，我在日记上是这麽写的：「我觉得自己很污秽，我竟然在蒐集这些悲惨的故事与别人的苦难人生，就像在蒐集奖盃一样。」这种在田野调查中所感受到的罪恶感，不但没有随着我的离开而消散，反而还变本加厉地在我的内心打转。我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我好希望有人能过来随便指控我做错了什麽，我打算统统都招认。参加大学应酬时看到我面前放了瓶酒，或是收到日托中心每个月寄来的帐单，我都会下意识地想到这笔钱可以在密尔瓦基变成租金或保释金。光是研究这些人的生活，就能在我的心上烙下痕迹，你可以想像这样的真实人生会有多麽辛苦。

随着我与房客跟房东的相处时间愈来愈长，我发现自己心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田野工作无法回答这些疑虑。驱离到底是个多麽严重的问题？驱离会产生哪些後果？被驱离的都是什麽样的人？既然穷困的家庭花了这麽多钱在居住上，那他们牺牲掉的是哪些东西？我开始去找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市贫穷、社区与贫民窟，这些主题一直都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定有人跟我问过相同的问题。

但结果是没有。我找不到研究或现成的资料可以充分回答我内心的疑惑。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毕竟我目睹着这样的情形在密尔瓦基天天上演。我纳闷的是，这明明是美国贫穷问题的一大病灶，但（美国）国内的学术界却能对此视若无睹：我说的是私人租屋市场的发展动态。我後来认知到会有这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原因在於我们研究住房问题时的策略。整体而言，研究贫穷的学者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住宅或其他的住房政策上，又或者他们会从根本上忽略住房问题，因为他们更有兴趣的是都市社区的特性——比如说不同程度的种族区隔与居民对都市更新与「仕绅化」（gentrification）的抗拒。[11] 但其实私人租屋市场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存在，因为这里是穷人的大本营，租屋对这群人的生活产生着莫大的影响力。密尔瓦基许多（我认识的）家庭都有着同样的命运，他们因为租屋而被吃掉大部分的收入，因为租屋而在贫穷与剥夺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因为租屋不成而遭到驱离、失去安全感、沦落至无家可归。租屋问题决定了他们只能住在哪里，只能跟哪些人「共组家庭」，也澈底决定了他们身处社区的属性与稳定。但因为这件事情鲜少被研究，所以状况都被蒙在鼓里。

我曾想当作没看到这个问题。我想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跟房东与房客的实际相处上。但当我发现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并且我还是非常在意之後，我决定自己来蒐集相关的资料。我踏出的第一步就是自己设计问卷来访问密尔瓦基私人租屋市场中的房客。访查的规模一开始并不大，但因为有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义助，我的访问开始有了突破。我们把这项研究称为「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简称「ＭＡＲＳ」。从二○○九年到二○一一年，大约有一千一百名租屋者在家中接受了我们专业访谈人员的询问。称得上专业，是因为这些直接向我负责的访谈人员，背後有威斯康辛大学民意调查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的训练与督导。为了让研究的资料具有代表性，我们让访查人员走遍整座城市，所有的租屋人口与家庭都是我们锁定的对象。人手一片手写板与一台联想Thinkpad笔电的同仁们，勇闯密尔瓦基最让人胆寒的社区，包括一位夥伴被恶犬咬伤在前、被人抢劫在後。

就因为有广大的民调人员如此「英勇」的表现，《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达成了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的高回应率。能在这个居无定所而且钱是一大问题的族群里达成这样的成绩，他们的表现让人肃然起敬。我在田野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与心得，大大充实了《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的两百五十个问题：重点不只在於我问了什麽，也在於我的问法。比方说在拖车公园生活的期间，我就学到了要问清一个人为什麽搬来，其实没有想像中容易。租屋者往往会搬出一套说法来强调他们是出於自愿与选择。而要询问人为什麽被迫搬迁，那又有一整套其专属的「眉角」，主要是房客对「驱离」一词往往有其独特而严格的定义。就拿我在拖车公园的邻居萝丝与提姆为例，他们被迫搬离拖车是因为提姆工作时伤了背部。他们并没有为了这事上法庭，但他们无疑遭到了驱离（他们的姓名出现在驱离纪录里）。尽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但他们还是不觉得自己属於被驱离的一群。「听到你说『驱离』，」萝丝解释，「我会想到的是郡治安官跑来赶人换锁，然後老鹰搬家会把你的家当扔到路边。那才叫驱离。我们可没有被驱离。」如果萝丝跟提姆在受访时被问到，「你有被驱离过的经验吗？」他们会答「否」。也因此这麽问的访查就会严重低估了非自愿搬迁的普及率。经验告诉我问题的措辞是一门学问，你得考虑到租屋者对驱离的理解，才能设计出有效的访谈问题。

这项调查蒐集了关於住房、居民流动性、驱离与都市贫穷等方面的资料。说到要对都会租屋者遭迫迁的频率进行广泛的预估，这项调查是我们仅有的资料。在跑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在密尔瓦基，每八名租屋者，就有一名至少在受访的近两年内有过一次遭迫迁的经验——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驱离，房东的房子遭到查封，或是房子被宣告为危楼、或不适合居住。

这项调查还显示将近半数（百分之四十八）的迫迁案例属於非正式的驱离：没有经过法院处理，所以纪录上查不到。这包括房东给钱叫你滚，或者是花钱请几名壮汉把你往街上扔。正式的驱离相对比较少见，占整体迫迁案件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另外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迫迁是肇因於房东的房子被查封。最後的百分之五则是建筑物被宣告为危楼而不得居住。[12]

换句话说，我们每见着一件由司法体系认证的驱离判决，其背後就有两件法院管不到、什麽程序正义都谈不上的驱离悲剧。这代表着要是不把非正式的驱离给列入计算，我们就会严重低估美国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危机。如果为政者看了低估的报告而做成决议，进而导致资源无法投入、舆论也不予关注，那这些因为人为误判而让驱离数据不能反映实情的研究报告，就不只是学术上的对错，而是有多少活生生的人会因此受到伤害的问题了。

因为《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的完成，我们掌握了许多新发现，其中驱离会产生的周边效应就很值得重视。相关的资料将驱离连结到居住的不稳定性、水准欠佳的屋况、邻里品质的下降，甚至是失业都可以归咎於驱离。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在一个具全美代表性的资料组、即《脆弱家庭与儿童福祉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中分析了以驱离作为成因的後果，结果显示遭驱离的家庭会吃到的苦头还包括「物质困苦」的恶化，与身心健康的低下。

但即便把泛滥的非正式驱离都排除在外，法庭的正式驱离纪录还是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不少事情。官方纪录精确地记载了城市里成立驱离案件的频率与位置。於是我不客气地抽出了从二○○三到二○一三年所有发生在密尔瓦基的驱离案件，这总数有几十万笔。按照这些政府纪录所列，年复一年都有近半数由法院正式下令进行的驱离发生在密尔瓦基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当中。同时，在这些社区中，女性遭驱离的机率又是男性的两倍以上。以密尔瓦基最穷困的各黑人社区而言，每年经由法院系统背书驱离的男性比率是三十三分之一，女性则一口气跳到十七分之一。对照密尔瓦基最穷困的白人社区，同一项数据是男性仅一百三十四分之一，女性更低到只有一百五十分之一。[13]

最後我另外设计了一项调查来帮助我了解何以有些人可以逃脱驱离之手，有些人则只能被命运捉弄。为期六周的《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在二○一一年一月与二月，面对面访查了两百五十名出席驱离法庭的租屋者（受访率有百分之六十六）。这些紧接着公听会後进行的访问，让我们得以一窥密尔瓦基遭驱离族群的处境与心境。这项访查的资料显示密尔瓦基驱离法庭上的中位数房客，年龄为三十三岁，其中最年轻的仅十九岁，最年长的高龄六十九岁。这群人的中位数家庭月收入为九百三十五美元，中位数的房租积欠金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驱离法庭上的调查还显示横在驱离命运两端的，不只是租金的赊欠而已，事实上这一喜一悲之间的差别很多。在分析过资料之後，我们发现就算把房客欠房东金钱的影响加以排除，也把像家庭所得、种族背景等个别因素考虑进去，孩子的存在都会让房客收到驱离判决的机率变成将近原本的三倍。在驱离判决上与孩子同住的效应，大约等同於拖欠四个月的租金。[14]

本书用到了各种研究方法与不同的资料来源，而彼此间相辅相成的效果也相当显着。我一开始投入这个计画，在前方拉着我的是一整组的疑问，但随着田野工作开展，各条线的地位也开始有涨有跌，甚至有些是在我跨进现场前完全欠缺的概念。所幸在分析过法庭纪录与访查资料之後，我终於能从制高点观望整个局面，也更能体会驱离在弱势社区里的严重程度。我终於能查觉到社会上存在的差异，也不会把不同性质的迁徙统统混为一谈。经由在质性研究上的努力，我也得以知悉自己的观察具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性。只要情况允许，我会尽量让自己的基层研究接受统计学上的稽核，藉此判定我眼前所见是不是也会在更广大的人口范围内出现。每当大数据的比较厘清了或浓缩出了一个观念，我就会回到自己的田野笔记里去确认这些数据背後是何种机制在运作。不同研究方法间的「团队合作」，发挥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而且也让单一方法可能有的盲点被一一突破。

除了这些由上而下所进行的努力——包括执行原创的访查，并分析法庭纪录的大数据——我也寻求了各式各样的证据，一方面巩固我观察的效度（validity），一方面深化我对於各项议题的理解程度。我分析了两年份来自密尔瓦基警局（Milwaukee Police Department）的「妨害设施告发单」（Nuisance Property Citations）资料，取得了密尔瓦基超过一百万笔「九一一」的紧急报案电话纪录，蒐集了房东名下的物业跟收租明细、法律文件誊本、公共不动产纪录、学校入学档案与心理评估结果。

这种种资料加在一起，拼成的是一幅前所未见的浮世绘。看着这些资料所交织出的光景，我们可以感受到私人租屋市场是一股多大的力量，也可以了解到这股力量是如何形塑着穷人的家庭与社区生活。看着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藉由贫穷传播的各种问题——无法安居、严重的剥夺、弱势邻里的集中、个人健康的落差、就业的困难 ——都源自於美国城市里欠缺足够且穷人负担得起的住房。透过哈佛数据空间网（Harvard Dataverse Network），我已经将所有的访查资料公诸於世。[15]

这本书的核心是密尔瓦基。威斯康辛州的第一大城固然不是一般的城市，但比起为数不多但独具特色或甚至於得天独厚到足以代表美国都会经验的一线城市而言，密尔瓦基倒也没有那麽特别。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系」，但每个的独特程度确实参差不齐。这麽说起来，密尔瓦基是个相对典型的中型都会城市，有着相对典型的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市场，提供着相对典型的租屋者保护措施。[16]比起其他的一些选择，密尔瓦基更能反映城市居民生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明尼亚波利斯（Minneapolis）、巴尔的摩、圣路易、辛辛那提、盖瑞（Gary）、罗里（Raleigh）、由提卡（Utica）等不会让所有美国人琅琅上口的地方会是什麽样的一种体验，毕竟这些城市不是美国的骄傲（旧金山、纽约市），也不是美国心中的最痛（底特律、纽华克）。

但话又说回来，我在密尔瓦基所发现与记录下的这些状况，究竟能不能反映其他地方的实情，最终还是要交由未来的学者与研究去检验与证明。我回答了很多问题，但也留下了更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学把住房当成主题，并且将关注的范围扩大到狭隘的政策面与公共住宅以外。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社会学分支去研究迁徒，去记录下驱离行为的泛滥程度与前因後果。然後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有使命感的社会学去研究社会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要板起脸来面对私人租屋市场中剥削与吃人不吐骨头的问题。

但时不时当我自问「我的发现能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状况？」时，我还是会纳闷：我到底想问的是什麽？我是真心相信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匹兹堡，却不会发生在阿布奎基（Albuquerque）吗？我真的以为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是曼菲斯的专利，而绝计不会在迪比克（Dubuque）上演吗？压倒性的证据让我们没办法这麽天真烂漫，尤其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像都市贫穷跟居住（不）正义这麽严肃而普遍的问题。这项研究坐落在美国有头有脸的城市的核心，密尔瓦基可不是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中欧波兰聚落，不是蒙大拿州某个人烟罕至、草木也稀稀落落的小镇，更不是才几个人去过的月球表面。[17]密尔瓦基的驱离件数，绝对可以跟其他城市的状况分庭抗礼；在密尔瓦基被召唤到住房法庭出庭的人数，看起来跟查尔斯顿（Charleston）或布鲁克林（Brooklyn）大同小异。或许在我们自问「一份研究能不能概括其他地方的状况」时，我们真正想问而没有明讲的是：其他地方的状况是不是也如此糟糕？又或者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不能再假装没事的时候了？

近来的民族志，几乎都是采取第一人称。这是一种单刀直入的书写策略，并且效果也相当突出与显着。对希望自己的民族志作品能被当回事的作者来说，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这麽说过：作者必须让读者相信他们曾真的「亲历其境」。「话说，」格尔兹说，「作者要让人信服在舞台下曾真的发生过这麽个奇蹟，就一定得靠手中的笔。」[18] 说服读者的重责大任，我们交到了「第一人称」的肩上。我在现场，我亲眼看着事情发生。而正因为我亲眼看着事情发生，你也可以相信事情曾真的这麽发生。民族志的作者会在现场把自己缩到最小，但却会在书里把自己放大。我们这麽做，是因为第一人称可以传递经验——而经验可以传达（目击者的）权威。

但第一人称的叙事并不是仅有的选择。[19] 事实上，若真的想捕捉社交世界里的精髓，第一人称或许是最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因为「我执」的存在，就像一个无所不筛的滤镜一般。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主人翁们跟作者会永远保持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所以作者的任何观察都会紧跟着当事人对於作者的反应。无论作者如何小心翼翼，第一人称的民族志都一定不会单纯只是作者的所见所闻，这东西里也一定会掺入作者本身的灵魂。我参与过不少以民族志或报导文学为题的对话，结果过程中没有人在谈作品的主题，反而都在谈作者的决策或误判或「伦理人格」。另外每一次以本书为题做完学术演讲，我几乎都会被问到几个问题，这包括：「你看到那个场面时的感觉如何？」、「这种管道你是怎麽取得的？」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但我们还有更应该瞄准的问题。这片土地尽管如此富裕，上头的痛苦与贫困却仍旧一望无际。在这片不公不义的人间炼狱里、在饥饿与无家可归仍是许多美国人日常的此时此刻，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一场更迫切需要关注的对话。「我」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我衷心希望大家若是跟人聊起这本书，你会说到舍莲娜与托宾、阿琳与乔瑞、拉蕊跟史考特跟潘、克利丝朵跟凡妮塔——是在你居住的城市里有那麽一个角落、那样一个家庭，才刚从他们的住处遭到驱离，路边正堆满着他们的东西。

把这第一人称的立场也抛弃，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本书的脉络里，抛弃第一人称的意思是低调地出手干预，然後假装没有事情。我自己招了：这在这本书里发生过两次。书里说有「朋友」替阿琳租了一辆U-Haul卡车，让她可以从第十三街搬出去，还说凡妮塔跟「朋友」借了钱买炉子跟冰箱，好让自己在要上门的儿童保护局面前增加印象分数，其实我就是她们的「朋友」。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书里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车子，我有，而我有时候会充当他们的司机，载着他们到处去找房子。不能依靠我的时候，他们会搭密尔瓦基班次很不稳定的公车系统，要不然就是靠自己的一双脚走来走去。如果没有我的车子（或手机），这些人找房子会更花时间，更费力气。

任何人接受我的访问或花时间回应我的需求，都没有从我这儿领到一毛钱。即便他们开口向我要钱，那也是因为他们逢人就开口要钱。为此我养成了不带皮夹出门的习惯，也学着跟身边的所有人一样把「不」字挂在嘴上。要是我刚好有几块零钱在身上，有时候我会顺手给人，但不给大钱是我必然的原则。

说起来在密尔瓦基，真正的生活是别人会买吃的给我，我也会买吃的给他们。他们会买礼物送我，我也会买礼物送他们。辛克斯顿一家曾把我拐到地下室，说什麽希望我伸手打一打故障的锅炉，或许锅炉就因此恢复了。想也知道我没这个本事。但等我「铩羽而归」回到一楼的时候，在等着我的却是他们为我准备的生日蛋糕。还有一次是阿琳买了一罐饼乾给我，上面还附了张那种会播音乐的卡片。我们决定把卡片放在我的车上，需要笑的时候就拿出来放一下。史考特到现在还会寄生日卡片给我家老大。他会在里头夹一张十元美钞当作心意，这是他从无家可归时就开始做的事情。

对任何一位田野工作者来说，难的都不是出发，而是挥别。而重中之重的道德两难不是被要求出手相助时你该如何回覆，而是面对人的无私与付出，你要如何能心安理得地自处。我很幸福可以在密尔瓦基遇到一个又一个慷慨的好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没有理由地帮助了我。每当他们这麽做，我都会想起他们拒绝屈服於困苦的美好身影。贫穷再不堪，也动摇不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良善。

1　译注：建於一九二五年，加州以贩毒泛滥着称的贫民窟旅馆，有「来自地狱的饭店」之称，唯所在地应该是洛杉矶，旧金山可能是作者的误植。

2　更完整的说明，详见Matthew Desmond, “Relational Ethnography,”Theory and Society 43 (2014): 547–79. See also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997): 281–317; 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Stanley Lieberson,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　译注：源自芝加哥（伊利诺斯州），是当地以非裔为主、最大的黑人帮派。除暴力犯罪外，运（贩）毒、性交易、甚至偷抢样样都来。威斯康辛就是伊利诺斯北方直接接壤的邻州。

4　Mitchell Duneier,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337–39.

5　有一派观点认为民族志是一种「方法」。用这种观点去看事情，我们就会问出很多跟方法论有关的问题。我要如何让所属机构的审查委员会（IRB）通过自己的计画？我要如何撰写田野笔记？我自己是倾向於把民族志想成是一股感性，一种人类学家哈利．沃考特（Harry Wolcott）所说「看事情的方法」。这意思就是民族志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而是一种「我们活在世上的根本状态」。要是能这麽思考民族志，我们就会问出一些不同的问题。我要怎麽样才能让人跟我开口讲话？我要怎麽样才能观察得更敏锐，更深入？要是能把民族志当成一种「感性」去切入，我们就会懂得要先培养出一门技巧或纪律，然後再慢慢利用这组技巧与纪律进入我们想要探索的领域或范畴。我们可以日起有功，日复一日地锻链自己，让自己蜕变成一个民族志的研究者，然後等到某天时机到了，你真正踏进观察的场域时，才能驾轻就熟而不会手忙脚乱（把手机戒掉就是我很推荐的开始）。Harry Wolcott, Ethnography: A Way of Seeing (Lanham: Rowman Altamira, 1999). 关於这种「在解读中展现的暴力」，参见Susan 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in A Susan Sontag Rea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2), 99.

6　住在拖车公园的期间，我并不知道史考特忧郁到想吞药自杀。他曾经向我开口借一大笔钱，我当下拒绝了他，但後来我觉得还满可怕的，因为我差一点就把钱借他了。

7　参见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 “Race and Reflexiv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5 (2012): 574–99.

8　我并没有使用任何处理质化资料的软体。

9　这位校对是吉莉安．布拉希尔（Gillian Brassil）。在她签完保密条款之後，我便将所有的田野笔记都托付给她。为了确认所有的描述为真，吉莉安完成了背景调查（包括警方的资料、各种法律地位等等）与近三十次独立的访谈。她检视过了公共纪录与我所提供的田野笔记、照片与数位录音的誊本。她要求我提出书中所载若干细节的文件纪录，还随机抽选了本书一成的手稿，要我指出当中的场面跟观察位於田野笔记中的何处。多数情况下，她会要我提出照片或官方的文件来佐证我主张的事情。

10　我提供了（全书或部分有关的章节的）稿子给所有在书中登场的人。某些状况下我会把相关的段落念给当事人听，以确认细节。

11　对爱钻技术面牛角尖的政策学者与研究贫穷的学者而言，把住房政策的一条条细节拿出来辩论是他们怎麽也玩不腻的游戏。一项政策就算只照顾到在比例上微乎其微的都市穷人，他们也可以问上一百个问题。搜寻Google Scholar（Google学术搜寻）的结果显示，有超过四千八百笔学术文章与着作中提到了由美国住房与都市发展署所主持的「朝机会迁居」（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计画。这项迁居计画的宗旨在於让家庭脱离弱势邻里，而这是一项相当大手笔且重要的计画—触及的家庭大约四千六百户。换句话说，从比率上来看，每个参与MTO计画的家庭都可以分到至少一项研究。我们对於服务到仅百分之二人口的公共住宅所知甚多，对旧城区房东与他们所持房产的了解却相形见绌，但後者才是贫民窟穷人居住的主力。对於少数幸运低收入家庭才能享受到的租屋券，我们了解较多；但对於多数低收入家庭如何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於民间租屋市场中苟活，我们却没更深入地研究。一九九五年，理查．阿尔诺特（Richard Arnott）观察到经济学者「对於租金管制的关注让世人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住房政策议题……近十年来，重要的学术期刊上没发表过任何一篇论文在讨论低收入家庭的困境。」Richard Arnott, “Time for Revisionism on Rent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1995): 99–120, 117.

12　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Demography, forthcoming.

13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提到「最穷困的」社区或邻里，我指的是至少四成家庭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普查区块团体（census block group）。提到「白人／黑人社区」，我指的是至少三分之二的居民同属白人或黑人的区块团体。

14　各种「双重稳健逻辑回归」（doubly robust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跟若干配套的分析，被用来评估了接获驱离判决的机率。《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2011. For models, see Matthew Desmond et al., “Evicti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2013) 92: 303–27.

15　可前往网址：https://thedata.harvard.edu.

16　在密尔瓦基的住房单位里，恰好有一半以上住的是租屋者，比例与（芝加哥、休士顿、巴尔的摩等）其他城市相当。就中位数房租而言，密尔瓦基郡在美国与属地波多黎各一共四千七百六十三个郡里排名第一千四百二十名。与密尔瓦基有着类似租金分布的城市包括波特兰（奥勒冈州）、夏洛特（北卡罗莱纳州）、盖瑞（Gary，印地安纳州）与巴顿鲁治（Baton Rouge，加州）。在密尔瓦基这样多数中上阶级家庭都已经买房的城市里，租屋者的处境就会较为弱势跟艰难。相对之下，在波士顿、洛杉矶等具有租屋者团体（tenant union）传统且租屋人口之经济条件较多元的城市当中，房客可以获得较有感的保障。唯尽管如此，美国大部分城市对租屋者的保护会比较接近密尔瓦基的状态，波士顿跟洛杉矶则较像是特例。参见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 Quick Facts: Resident Demographic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 2009);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50th Percentile Rent Estimates for 201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17　此处我转述了别人说过的话，出处是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5.

18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19　第一人称民族志叙事的兴起，是人类学朝後现代转向的产物。人类学的後现代转向，把关注重点放在作者的政治立场与偏见上。在这之前，民族志的主流是以第三人称书写。你几乎看不到Taxi Dance Hall (1932)或Street Corner Society (1943) or even Tally’s Corner (1967)的作者在字里行间现身。

志谢

给在密尔瓦基的认识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忙。谢谢你们大方地让我观察你们的家与职场，我从你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远超过这本书所能表达。谢谢你们的耐心、勇气、慷慨与坦诚以对。

我的编辑阿曼达．库克（Amanda Cook）先把初稿来回读了几遍，然後给我用单行间距写了份三十页的建言。谢谢你，阿曼达，感谢你精辟的解读、宽广的视野、毫不保留的付出，以及最重要的——谢谢你懂得我想表达什麽。我还想要感谢皇冠（Crown）出版集团的其余团队，包括对严肃的非文学作品认真以待的茉莉．史登（Molly Stern），以及看稿眼睛锐利的艾玛．贝瑞（Emma Berry）。

吉儿．尼霖（Jill Kneerim），我凡事深思熟虑而且做事很有决心的经纪人，谢谢你与我并肩作战把出书企画弄出来，这是个艰辛而让人看清很多事情的过程。我欠吉儿一分情，也欠所有在尼霖与威廉斯（Kneerim and Williams）版权代理的每位同仁一份大大的感激。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麦迪逊（Madison）的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攻读社会学。我的论文指导教授穆斯塔法．艾米尔巴耶（Mustafa Emirbayer）是名彻头彻尾对得起社会学家四个字的老师。他花了无以计数的时间看我的论文，并且不断地鞭策我向前。谢谢你，穆斯塔法老师，谢谢你把社会学的许多本事传授给我。罗伯特．豪瑟（Robert Hauser）在各方面给了这本书支持，包括资助我在威辛康辛大学就读的最後一个学期。茹丝．罗佩兹．忒利（Ruth Lopez Turley）与菲立克斯．艾尔沃特（Felix Elwert）让我在统计学跟许多事情上受益良多。提摩西．史密丁（Timothy Smeeding）协助我把许多想法跟观察连结到公共政策上。查德．葛柏格（Chad Goldberg）、麦拉．马尔克斯．菲芮（Myra Marx Ferree）、道格拉斯．梅诺（Douglas Maynard）与潘蜜拉．奥立佛（Pamela Oliver）都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时间与意见。

威斯康辛大学访查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帮助我设计并执行了《密尔瓦基地区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与《密尔瓦基驱离法庭研究》（Milwaukee Eviction Court Study）。我想感谢访查中心的所有同仁，特别是凯莉安．迪洛瑞托（Kerryann DiLoreto）、查理．帕立特（Charlie Palit）、洁西卡．普莱斯（Jessica Price）与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他们的付出远超过自身的职责所在（与我的预算）。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佛大学的老师与同学们让我获益良多，为此我想感谢布鲁斯．威斯顿（Bruce Western）从头到尾读了我的稿子。他从根本上塑造了我对於美国贫穷现状与司法体制的认知。我要谢谢罗伯特．山普森（Robert Sampson）深化了我对於城市、犯罪与社会科学之功能的见解，要感谢威廉．朱立尔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为我设定议题，并且一路上不断给我鼓励。我要感谢凯瑟琳．艾丁（Kathryn Edin），谢谢她不但给我可靠的建议，还让我感染了她的乐天心情。谢谢克里斯多福．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不准我抄捷径打混，谢谢德瓦．佩哲（Devah Pager），他看事的澄澈与待人的慷慨让我十分受用。感谢克里斯多福．温席普（Christopher Winship）点燃了关於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许多对话，没有他这研究就不是现在的模样。感谢蜜雪儿．拉蒙特（Michele Lamont）延伸了我对不平等的理解到美国以外。其他不吝於提供我思考角度的还有威廉．艾波加（William Apgar）、玛莉．裘．贝恩（Mary Jo Bane）、杰森．贝克菲尔德（Jason Beckfield）、劳伦斯．波波（Lawrence Bobo）、亚历山大．基勒沃德（Alexandra Killewald）、珍．曼斯布里吉（Jane Mansbridge）、奥兰多．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詹姆斯．奎恩（James Quane）、马力欧．史莫（Mario Small）与玛莉．华特斯（Mary Waters）。黛博拉．德．罗瑞尔（Deborah De Laurell）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包括就书稿给我意见。南西．布兰柯（Nancy Branco）与道蒂．路卡斯（Dotty Lukas）是替我申请研究经费补助的好帮手，谢谢两位。另外我还要特别谢过一位布里斯本的计程车司机。

为了这个研究，我有幸与许多极优秀的研究助理与教师同仁合作。为此我想感谢安卫华（Weihua An）、莫尼卡．贝尔．汤玛斯．费里斯（Monica Bell Thomas Ferriss）、卡尔．葛申森（Carl Gershenson）、瑞秋．托伯特．金柏洛（Rachel Tolbert Kimbro）、芭芭拉．奇维亚特（Barbara Kiviat）、强纳生．米吉斯（Jonathan Mijs）、克莉斯汀．柏金斯（Kristin Perkins）、崔西．佘伦伯格（Tracey Shollenberger）、亚当．崔维斯（Adam Travis）、尼可．瓦德兹（Nicol Valdez）、奈特．维尔莫斯（Nate Wilmers）与瑞雪儿．温克勒（Richelle Winkler）。洁思敏．仙德尔森（Jasmin Sandelson）对我整份稿子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

哈佛学人协会（The 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对我而言除了是个温暖而充满活力的求知环境，更是我能思考与写作的园地。在协会里我特别想致意的有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劳伦斯．大卫（Lawrence David）．华特．吉伯特（Walter Gilbert）、乔安娜．高迪（Joanna Guldi）、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莎拉．强森（Sarah Johnson）、凯特．曼恩（Kate Manne）、伊莲．史嘉里（Elaine Scarry）、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茂拉．史密斯（Maura Smyth）、瑞秋．史登（Rachel Stern）、威廉．陶德（William Todd）、葛伦．威尔（Glen Weyl）、葳妮．王（Winnie Wong）跟努尔．雅尔曼（Nur Yalman）。凯利．卡兹（Kelly Katz）与黛安娜．摩尔斯（Diana Morse）：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让我可以在绿屋咖啡（Green House）写出这本书。

在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艾斯米．卡拉梅洛（Esme Caramello）与已故（但令人缅怀不已）的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教会了我贫穷专法（poverty law）的利弊。安妮．哈灵顿（Anne Harrington）、约翰．杜兰（John Durant），乃至於福兹海默宿舍（Pforzheimer House）里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我家人归属感的来源。

这本书能顺利成形，出力甚多的有推动「住有多重要？」（How Housing Matters）计画的（约翰．Ｄ与凯萨琳．Ｔ）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有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住房与都市发展署、荷洛维兹社会政策基金会（Horowitz Foundation for Social Policy）、贫穷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威廉．Ｆ．米尔顿基金（William F. Milton Fund）、联合住房研究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哈佛大学文理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与约翰．Ｆ．甘乃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马尔坎．维纳社会政策中心（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法庭资料科技有限公司（Court Data Technologies）的贝瑞．维德拉（Barry Widera）协助我蒐集了数十万笔驱离纪录。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的杰佛瑞．布劳森（Jeffrey Blossom）完成了庞大资料组的地理编码，并在其中融入了人口估计值。

克莉西．葛里尔（Chrissy Greer）与丽莎．卡拉卡西安（Liza Karakashian）很精准地抄写下了深具难度的民族志资料内容。对於在威斯康辛期间给我的各种指导，我想要感谢的有提姆．波勒令（Tim Ballering）、大卫．布里屯（David Brittain）、艾波．哈特曼（April Hartman）、麦可．齐耶尼兹（Michael Kienitz）、莫德威勒．克肯道尔（Maudwella Kirkendoll）与布莱德利．沃更兹（Bradley Werginz）。

吉莉安．布拉希尔（Gillian Brassil）是位像有强迫症又像机器人般永不疲倦的资料校对，她的付出让这本书更加出色。麦可．卡尔莱纳（Michael Carliner）为我解答了许多关於住房资料与政策的问题。玛莉咏．佛卡德（Marion Fourcade）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招待了我一周的时间，而我正是在作客期间对着大张纸勾勒出这本书的轮廓。一路上许多人为我指点迷津，同时还不忘给我打气，为此我想要感谢伊莱珈．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哈维尔．奥耶罗（Javier Auyero）、杰可布．艾弗瑞（Jacob Avery）、薇琪．毕恩（Vicki Been）、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梅根．康福特（Megan Comfort）、凯尔．克罗德（Kyle Crowder）、约翰．迪耶德里（John Diedrich）、米契尔．杜尼耶尔（Mitchell Duneier）、英格丽．古尔德．艾伦（Ingrid Gould Ellen）、罗素．恩格勒（Russell Engler）、小乔瑟夫．「皮可」．伊伍齐耶（Joseph “Piko” Ewoodzie Jr）、丹尼尔．菲特（Daniel Fetter）、盖瑞．阿伦．范恩（Gary Alan Fine）、赫伯．甘斯（Herbert Gans）、菲利浦．葛夫（Phillip Goff）、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苏齐．霍尔（Suzi Hall）、彼得．哈特︱布林森（Peter Hart-Brinson）、却斯特．哈特曼（Chester Hartman）、克里斯多福．赫伯（Christopher Herbert）、尼尔．富里格史坦（Neil Fligstein）、柯林．杰洛麦克（Colin Jerolmack）、妮基．琼斯（Nikki Jones）、杰克．卡兹（Jack Katz）、沙默斯．汗（Shamus Khan）、艾瑞克．克林能伯格（Eric Klinenberg）、艾沙．克勒︱豪斯曼（Issa Kohler-Hausmann）、约翰．勒维．马丁（John Levi Martin）、凯特．麦可伊（Kate McCoy）、亚莉山卓．墨菲（Alexandra Murphy）、提姆．尼尔森（Tim Nelson）、阿曼达．帕雷（Amanda Pallais）、安德鲁．帕帕克里斯托司（Andrew Papachristos）、玛莉．帕提佑（Mary Pattillo）、维克忒．里欧斯（Victor Rios）、艾娃．罗森（Eva Rosen）、梅根．桑戴尔（Megan Sandel）、芭芭拉．萨尔德（Barbara Sard）、希拉蕊．希尔沃（Hilary Silver）、亚当．司列兹（Adam Slez）、黛安．冯恩（Diane Vaughan）、洛伊克．瓦匡特（Loic Wacquant）、克里斯多福．威尔德曼（Christopher Wildeman）、艾娃．威廉斯（Eva Williams）与罗伯特．维勒（Robb Willer）。

我要感谢所有看过《下一个家在何方？》并不吝於给我指教的书评，以及数十名看过本书相关学术论文但我叫不出名字的读者。我很感激有机会能在许多机关团体简报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并且在交流当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回馈，为此我要感谢的有：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协会（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大英社会学协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住房政策中心（Center for Housing Polic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哈佛公卫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居住正义网（Housing Justice Network）、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美国国家低所得住房联盟之住房立法论坛（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Housing Legislative Forum）、密尔瓦基的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麦克斯．普朗克︱巴黎政治学院中心（Max Planck-Sciences Po Center）、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纽约法学院（New York Law School）、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美国人口协会（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巴黎大学（Universite de Paris）、丹麦奥胡斯大学（University of Aarhus）、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暨伯尔特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Boalt Law Schoo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宾夕维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都会事务协会（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西岸贫穷研究中心（West Coast Poverty Center）、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与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妹妹蜜雪儿（Michelle）。她的存在带给我源源不绝的灵感，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纯然的求知欲与对贫困者的恻隐之心。我要向戴斯蒙家的莎凡（Shavon）、尼克（Nick）与梅根（Maegon）说声谢谢，谢谢你们总是支持着我，爱护着我。还有我要谢谢两个小不点，史忒林（Sterling）与华特（Walter），你们是我的光，是我生命中的喜悦。泰莎——我还能说什麽呢？谢谢你成为我在风浪中的支柱，是你给我力量完成这本书。任何时刻我有需要，你都守在我的身旁，对於你的智慧、牺牲与爱情，我只能回应以难以言喻的感激。「你的坚定造就了我完美的圆圈／让我的终点也同样是我的原点。」[1]

1　译注：原文为Thy firmness makes my circle just / And makes me end where I begun. 出处是约翰．唐恩（John Donne）的《我将远游，别为我哀伤》（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这里是将妻子比喻为坚定的圆心，牵引着丈夫在圆上绕了一周後又回归原点。

文化思潮 008

下一个家在何方？驱离, 卧底社会学家的居住直击报告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作　　　者— 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

译　　　者— 胡欣谆、郑焕昇

总　编　辑— 陈怡慈

美术设计— 许晋维

内文排版— 薛美惠

编　　　辑— 林贞娴

董事长‧总经理— 赵政岷

总　编　辑— 余宜芳

出　版　者—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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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 理律法律事务所 陈长文律师、李念祖律师

实体版初版— 二○一七年六月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目录

导读　驱离与居住正义：从美国经验关照华人社会／林宗弘

序曲　冷冽之城

PART 1　房租

第一章　房东这一行

第二章　拚房租

第三章　热水澡

第四章　大丰收

第五章　第十三街

第六章　鼠窝

第七章　难过死了

第八章　四○○室的耶诞节

PART 2　驱离

第九章　外送的来了

第十章　毒虫等於免洗劳工

第十一章　贫民窟，是好物

第十二章　免洗的人际关系

第十三章　E-24 车格

第十四章　能忍则忍

第十五章　妨害设施

第十六章　雪地上的灰烬

PART 3　後来

第十七章　这就是美国

第十八章　用食物券买来的龙虾

第十九章　小不点

第二十章　顾人怨的北部

第二十一章　大头男宝宝

第二十二章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第二十三章　宁静俱乐部

第二十四章　地狱倒楣鬼

结语　一个家，一个希望

关於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

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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