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 著

杨楠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伦敦 世界城市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柏林 强力之都

罗马 教皇的飞机

维也纳 影与光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华盛顿特区 共和国、国家、帝国

纽约 大都市

底特律 未来样板

洛杉矶 繁荣！

墨西哥城 门罗的遗产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方之星

阿尔及尔 共和国的光辉

孟买—德班 帝国的织锦

德黑兰 在外国的眼皮底下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伦敦 天际之外

尾声 1913之后

注释

致谢

导论

191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编辑弗朗西斯·里格利·赫斯特（Francis Wrigley Hirst）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旅行”（Foreign Travel）的随笔。[1]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似乎随着过去的一个又一个十年而越发加速。

赫斯特写道：“铁路和轮船已经使伦敦到芝加哥的旅程比两个世纪前伦敦到爱丁堡还要快，还要舒适”——

英国的舒适用品、美国的奢侈品、法国的大餐、德国的侍者，只要有钱便轻易可得。只要一个地方的娱乐活动丰富，空气清新适合养病，或者做买卖的市场条件良好，就会有很不错的旅馆。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停地搜寻着最高的利润和充分的安全感，不带任何民族偏见。它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旅行的爱好也随着设施的完善而增强。瑞士是欧洲的第一个游乐场。现在的世界已经遍布游乐场，精力旺盛的游民和疲惫的赚钱人士乖乖地蜂拥而至，加入时髦社交、消遣娱乐或医疗调养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中。非洲沙漠、克什米尔、加利福尼亚州、日本、加纳利群岛、百慕大、希腊群岛、乌干达、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对于当代的环球旅行者来说都不算太远。商业旅行者无处不在，“本社记者”对战争和战争谣言的追寻就像猎人追踪猎物一样敏锐。

旅行在赫斯特的生平年代（1913年他39岁）变得便宜多了，这里所谓的旅行不仅包括富裕的旅行者追求新鲜体验，还包括移民追求光明未来。他写道：“于是，为了乐趣或利益的旅行者数量稳步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环球旅行一向险象环生，现在却可以以海上航游的形式出售给好奇的旅行者，在奢侈的条件下实现。汉堡—美洲公司（Hamburg-American Line）定期推出乘“克利夫兰”号（Cleveland）汽船环游世界的旅程，从纽约到欧洲，之后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缅甸、菲律宾、香港、日本、夏威夷和旧金山，一共只需650美元。“（环游世界）这样一项重大事业往往洋溢着浪漫的气氛和冒险精神。”这段旅程的宣传资料如是说。[2]然而，当代旅行者享受到的舒适条件是先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克利夫兰”号汽船上，甲板之间通电梯，客舱之间还可以互通电话。船上配备着一间供业余摄影师使用的暗室，一间存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的藏书室，还有一间健身房，内有电动器械，其中一些是马鞍的形状。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从旧金山返回纽约，在1913年还只能走横贯大陆铁路。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通航，这让后来的旅行者得以走海路完成整个旅程。

本书是一种另类的环球旅行。从欧洲的首都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出发，行至美国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之后是更广阔的世界各地——温尼伯、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及尔、孟买、德班、德黑兰和耶路撒冷，最后来到1913年欧洲以外各大帝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北京、上海和东京。

这样做的用意并不是要记录单单这12个月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些什么，更不是要谨慎小心地寻找出次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历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属便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学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过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德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奥匈帝国的冒险主义、奥匈帝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俄国的帝国主义、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欧洲的联盟体系、对欧洲文化衰落的恐惧、火车时间表残酷无情的逻辑，或者是上述几项或全部的结合。[3]个别外交官的作为和疏忽必然会影响欧洲各个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对于国力和意图以及二者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何走向的相关评估，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不同的政治家、君主和将军在脑海中对战争的推演。当今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14年6月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并没有昭示战争的必然性。事实上，战争从何时开始走向必然——如果有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很久以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4]历史学家大多承认，1914年英国的参战并非命中注定，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5]就算战争真的开始了，战争的过程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及诸如经济实力、行政效率、人口等更为恒定的因素。[6]在《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中，一个个偶然因素发生了改变，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可能性和路径依赖性。[7]

世界大战为何在1914年爆发，战争又为何持续了四年，为了探索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尝试去理解过去，才有望从中学到东西，不论理解得多么有限。然而正如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言，一心一意地探索战争的起因，在揭露过去的同时反而要冒着曲解过去的风险：

……从欧洲战前数十年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查找到的起因，像天平的砝码一样累积，终于让结论从可能走向了必然。偶然、选择和行为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抽离了出来。[8]

我们知道最终发生了什么——一场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战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首世界在战争之前的样子时，视野会变得狭隘。因为战争是在欧洲爆发的，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目光聚集在战前时代欧洲汹涌澎湃的希望与野心上，却忘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9]我们听信那些在1913年便预言了战争的人，就会对另外很多没有预言到战争的人视而不见，其实这些人在战争最终到来时甚至感到震惊。[10]1910年，作家、和平宣传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认为在20世纪早期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大幻觉”（不过，他还没有全然否定其可能性）。[11]即便是认为战争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的人，在展望未来时也是相当镇定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场战争都只是对于体制的一次短暂冲击，而不是长达四年的流血牺牲。对于过去，只需问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发生——便有很大可能让此外的一切都成为证据，根据它们在答案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决定是用还是弃。这或许是必然的。人们很可能只是把1913年的世界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待厅，却不能就其本身来看待——用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名言说，就是“还原其本来面目”。[12]

事后之明当然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只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折射出1913年的世界——当然，这一年中的某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我们从后往前看才看到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用当代的眼光、以未来的开阔性来观察1913年的世界，看清它错综复杂的全貌。通过阅读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报纸的报道，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阅读派驻东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人员搜集整理的、向上级通报特定时间内特定国家情况的密报。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上那些西方历史学家关注较少的地区，也就是西方以外的世界，因为那些地区与欧洲战争导火索的牵涉没那么明显和直接。

因此，相比很多关于这段时间的书，本书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更朴素，另一方面也更宏伟。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应当将本书当作对战争起源的历史记录的补充，而不是这些记录的替代品。朴素还因为本书只关注这一年，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精彩地描绘出漫长的19世纪的全貌。[13]它更多是按照地理顺序而非年代顺序进行的。但书中又有独特不凡的抱负，就是要真实地描绘出1913年的世界全景图。这些描述通常是从当时的旅行者和作家的角度出发，那些人大多是西方人，但也会有当年的亲历者的视角，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是不是西方人。本书试图再现他们的世界。书中贯穿的理念是，将1913年以及之前的那些年作为一段全球化程度空前、交流联系频繁、思想丰富多样的时期来探讨。[14]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

关于1913年的世界，我们在写作时往往会回溯至更久以前。写作中有时还会明显地体现出我们对于这段时间的看法是歪曲的，因为对它比较熟悉，或者因为时间上比较接近——对于我们本身所处的时代，我们倾向于在心理上将它压缩，而对于祖辈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则倾向于将它延展开来。然而对于生活在1913年的人们来说，他们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们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距离更远：东欧剧变、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任期都处在这一时期内。1901年，外国军队进占北京紫禁城，镇压以打击西方利益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这个事件与1913年之间的距离，恰似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今天之间的距离。仅仅100年前的1913年，成千上万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在那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的地点、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集会。在20世纪初，19世纪的阴霾依然阴魂不散。

与之相类似的是，1913年的世界与我们之间虽然隔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但并非与我们自身的时代全然无关。这层关系不仅仅是指我们许多人都了解过曾经生活在一百年前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我的祖父母都曾生活在1913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乡村，乘坐蒸汽机车上学。）另外还有一点，一百年前的世界从很多方面来讲，绝对是现代化的。

1913年，我们的世界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对于“全球化”这个词，现在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种现象，然而它早在1913年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当年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比现在还要高。在“一战”之前的那一年，关于全球性社会或者国际法规则下的世界这些理念，已经是稀松平常，尽管当时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G. P.古奇（G. P. Gooch）在1912年所言：“文明成了国际性的。”[15]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前身于1913年开张。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是从美国单极时代转变为更具潜在竞争性的多极时代，这与一百年前英国相对衰落、亚洲重新苏醒、新兴强国试图在别的国家设立的世界体系中分一杯羹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相似也让人心神难安。此外，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很多被我们视为现代典型的事物，例如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现代艺术、飞机、电话、汽车，甚至空投炸弹，在1913年就已经出现了。

本书给出了一份精选和一种诠释。就此意义来看，它像是一幅肖像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之旅——原来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那么遥远。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1913年根特（Ghent）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世界博览会意在赞颂人类进步，宣告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18个月后，这座城市被德国军队占领。

欧洲人在观察1913年的世界时，就像是白雪皑皑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众神：自身位于高处，脚下是广袤的大地。

就此来看，作为一名欧洲人，就意味着占据了人类发展的巅峰。过往的种种文明或许建造了伟大的城市，发明了代数和火药，但无一可以与在欧洲兴起、通过这块大陆空前的财富和势力而展现出来的物质和科技文化相媲美。帝国是这种文化的终极产物，这个词语既有不可抗拒的优越性，也是世界进步的架构原则。就连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一些欧洲小国的国旗，都曾飘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角落，不论是加勒比海的众多岛屿、东南亚群岛，还是非洲中部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欧洲大国中只有奥匈帝国依然没有成为殖民帝国。作为一名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男人，会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所有的距离测量都以此为起点，所有的时钟校准都以此为标准。

科技创新打破了距离的屏障，把世界变小，商品、财富和人员的流动让世界变得更加融合。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作为这些发展进步的引擎室，必然要有最为稠密的铁路网和交错纵横的电话线。无情的等级逻辑指引着不断壮大的工业企业，经济似乎让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代表着相互依赖的极致：每个国家都依赖着邻国的资源、市场或去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通道。在欧洲人看来，应当敢于去殖民，控制世界，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相应地，这个世界也必然要在欧洲得到展现。

1913年，最能体现出欧洲一体化的国家，大概就是工业化、和平、双语、将中立写入了宪法的比利时。在这一年里，佛兰德斯的中世纪城市根特和几年前的布鲁塞尔一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通称世博会。每个参加国都委托建造了自己的展馆，庆祝本国在人类共同的工业文明高地上迈出的每一步，从教育到艺术，从电力到体育运动。你可以倾听着静谧的喷泉声，漫步在万国大道（Avenue des Nations）上，从邻国荷兰来到遥远的波斯。你可以参观1900年那场标志性的世博会举办地巴黎的别致展馆，或者新古典主义的加拿大馆，或者更加现代化的德国馆。

因为是帝国时代，因为这里是比利时，你或许会在刚果馆驻足，翻开一本纪念比利时人在殖民过程中的英勇事迹的书。书的作者问道：“英勇的殖民者们在非洲的灌木丛中风餐露宿，远离祖国母亲，开创文明事业，她（比利时）能够延续这份事业，难道不应归功于国家自身和国家荣誉吗？”[1]比利时人贪婪地搜刮非洲的橡胶，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其间有数以千计的刚果人牺牲。1908年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小插曲，比利时前任国王个人所有的刚果由于管理不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刚果由比利时政府正式接管。[2]对于以上两点，这本书只字未提。但这些都不重要——世博会是用来赞颂世界各国的发展的。它并不会去调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样的发展。

18个月后，根特这座城市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德国的铁丝网后面黯然失色。但是在1913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还在欢迎德国家具和英国手工艺品的宣传展览大举入侵。鼓励参展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就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言，对于人类才智所取得的不断进步，根特世博会将会是一次颇具分量的肯定。”[3]金色和白色的博览会建筑物坐落在众多布局合理的花园中。到了夜里，整个场地亮起新时代明亮的标志——电灯。前来的游人会以为自己正处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发展与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利时社会民主人士亨利·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因其在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的工作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创始人］。8月，和平宫（Peace Palace）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张，这里是致力于借助谈判的力量而不是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本部所在地，而海牙与根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百英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慷慨承担了和平宫的建造费用，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荷兰的砖、法国的砂岩、瑞典和挪威的花岗岩、奥地利的木质地板。在建筑内部，英国的彩色玻璃俯瞰着美国的青铜雕像，还有巴西的红木和椴木、中国和日本的丝绸卡通画和瓶饰、土耳其的地毯。装饰在建筑物顶部的钟塔来自瑞士。和平宫的熟铁门来自德国。[4]

对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们来说，“欧洲”不仅仅是对于一块大陆的地理描述，或者是天真的国际主义者的梦想，它是活生生的现实。例如英德混血的贵族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他酷爱写作，理查德·施特劳斯大获成功的喜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的剧本就是由他所作。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他从欧洲人的角度理解起来都是同样容易的。从1913年开始，他的日记记录了他与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玛丽王后（Queen Mary）一起用餐（他还贬低了她的谈话技巧），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进晚餐（萧伯纳是法德英三国结盟的拥护者），与俄国芭蕾舞团经理尼金斯基（Nijinsky）共进午餐，拜访法国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他曾向凯斯勒吐露：“我们不会打仗的，因为不出30天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法国的政客心里都明白”）。[5]

凯斯勒的社交和政治人脉无疑是十分广泛的，但他也毫不例外地将欧洲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确因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然而文化和阶级、贸易和旅游形成的纽带让这层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贵族一向有能力游遍欧洲，现在则轮到中产阶级了。这年夏天，俄国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陪同母亲到柏林、巴黎、伦敦和瑞士旅行。这年的早些时候，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完成了一本主要著作的初稿之后，登上一列从伦敦开往米兰的火车（之后又乘船去了开罗）犒劳自己；12月时，他正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罗克布伦（Roquebrune）。[6]这一年5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去威尼斯旅行，前一年夏天他曾与妻子、女儿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乘坐海军部的“女巫”号（Enchantress）游艇游览了亚得里亚海这段海岸线，此番是故地重游。这一次，他在威尼斯，把《贝德克尔旅行指南》（Baedeker）紧紧地攥在胸前，他变得和每一个一丝不苟、志同道合的欧洲游客一样，会向一起乘坐贡多拉的乘客们提出“是谁画了哪位圣人、在哪座教堂”之类的问题。[7]

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职业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那些有钱也有时间用来花钱的人来说，可以通过从温泉小镇到海滨胜地的一段段火车旅行来感受这个大洲，充其量偶尔会被各种装扮的海关官员拦下，接受他们客客气气的询问。这些欧洲人所居住的大洲遍布着豪华大酒店，例如圣莫里茨（St. Moritz）新开张的卡尔顿（Carlton）酒店（据酒店所有者称，这间酒店原本是作为俄国沙皇的行宫），还有尼斯用绚丽的黄金和大理石打造的内格雷斯科（Negresco）酒店。想要疗养的人会去亚希莫夫（Jáchymov）的镭疗养所，玛丽·居里就是在那里取得了用于放射性研究的沥青铀矿。想要晒太阳和寻找灵感的人经常会去威尼斯利多（Lido）岛上的德班大酒店（Grand Hôtel des Bains），之前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德国小说的背景就设在那里。[8]如果到了蒙特卡洛，发现一位英国绅士和一位奥地利外科医生用法语交谈，同时还在打量着一位打牌连着输的俄国将军，这样的场面一点儿也不稀奇。

爱国主义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却并没有否定活跃在这样一个欧洲社会中的世界主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并不妨碍一个人认可外国的社交同人，欣赏别国的优点。第二年夏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一事件打开了欧洲战争的最后一道闸门。事发当时，政治家、将军和作家们全都发现自己正在敌人的国家度假，他们早已习惯不假思索地跨越国境线了。俄国的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将军在德国。[9]塞尔维亚陆军司令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在奥匈帝国。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德国北部的基尔（Kiel）参加一场英德海军活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祖国波兰的扎科帕内（Zakopane）。

这些年化为了一段无比惨烈的历史，后来当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提笔写下当年的经历时，他回忆道，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诗人在听到德国齐柏林飞艇的坠毁声时放声大哭，因为这是欧洲前进道路上的一场悲剧。茨威格记得自己作为奥地利人，却为法国飞行员的功勋而欢呼：

……由于我们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感到自豪，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以及欧洲的全民意识正在形成。我们心想，任何一架飞机都能轻松飞越的国界是多么的徒劳，海关工作和边防巡守是多么的迂腐、虚伪，与明显追求团结一致、世界大同的时代精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10]

欧洲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可以塑造出他们的共性意识。与之相类似的是，欧洲的前卫女性在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并肩战斗，世界语的使用者对一种新的语言充满了共同的期待。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也在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化。欧洲的贵族阶级与他们的外国远房表亲一起赛艇、赌博、应酬；欧洲的中产阶级揣着旅行指南，逛着博物馆；欧洲的工人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常设办事处位于布鲁塞尔。这时的欧洲属于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强大的政党当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就连英国的左派领袖凯尔·哈迪（Keir Hardie）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曾赴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参加大会。出国旅行对于欧洲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他们的代表可以做到，采用的是与运煤出矿和运钢出厂相同的交通运输方式。

围绕着一些原则性问题，譬如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何等程度的改革、农业社会中的革命潜在性、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争论，进而导致分化。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心，扫清了这一切。1912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553名代表齐聚瑞士，投身于统一与和平的大业。[11]事实上，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战争，而是比利时的一次大罢工。在工人的团结面前，难道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吗？人们被国家的概念所唤起的对国家的忠心，甚至比不上一两代人以前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忠心。这样下去，国家的概念岂不是要最终成为一件怪异的纪念品？国家岂不会像邦国一样消亡？

关于民族性格的传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甚至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对战争的赞颂，这一切都在影响着欧洲的文化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表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与“我对法国音乐的感受”之间隔着一道“深渊”。[12]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流派既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对本国大肆抨击，表示战争是“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13]被滥用成风的达尔文科学与尼采哲学似乎认为人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尼采也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怎么有名的言论，认为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想要合而为一”）。[14]法国的“文化”（culture）经常被人拿来同德国的“文化”（Kultur）相比较（德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更阳刚，更侧重思考，而法国文化更阴柔，更侧重对话）。艺术家和作曲家都很在意自身的文化腹地，不论相对于国家层面如何。上至诸如斯拉夫人之类的超国家集团，下至诸如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之类的地方性区域，民间文化都在世纪之初迅速普及开来。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更“原始”（并不一定是欧洲）的文化形式的兴趣也变得更加广泛，认为其中蕴含着新奇的灵感。

然而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与工人阶级和有闲阶级一样，正在朝欧洲的一系列共同运动发展，而对这一系列共同运动的定义，更多地取决于它们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流派之间的关系。[15]欧洲建筑师的建筑风格都非常相似，他们经常接受外国的委托，不论是在柏林、伦敦还是维也纳，所要面对的现代城市问题都是一样的。欧洲的大艺术家和大作家们频繁出国举办展览，甚至出国居住：1913年，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柏林“风暴画廊”（Der Sturm）举办了一场个展，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居住在讲意大利语的奥匈帝国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居住在慕尼黑，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居住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岛，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德·基里科（de Chirico）居住在巴黎，同样居住在巴黎的还有西班牙人毕加索以及犹太裔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在潜意识领域，弗洛伊德（Freud）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于1913年首次发行英文版。

决定欧洲人的艺术和音乐品位的，除了国家的民众，还有购买时不只看国家的活跃的收藏家阶层，以及从维也纳到巴黎的咖啡馆中都能找到的泛欧洲文化评论杂志。在舞蹈方面，1913年探戈风靡全欧洲，甚至到了某些教会和政治领袖试图下令禁止的程度。更高层次的还有欧洲音乐家和舞蹈家的巡演，其中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样的巡演也促进了欧洲丰富多变的时代文化的形成。

特别是在音乐领域，尽管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民族作曲家——包括德国的瓦格纳、奥匈帝国的布鲁克纳、英格兰的埃尔加，更有挪威的格里格、俄国的柴可夫斯基、奥匈帝国捷克语区的斯美塔那——然而民族的隔阂并非难以逾越。在大多数城市都可以听到来自欧洲各国的音乐。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学习音乐：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回忆起战前她的弟弟很想去莱比锡或德累斯顿学习作曲。[16]画家和音乐家的国籍并不能保证其在本国受欢迎，抑或在他国受排挤。1913年，即便是在巴黎——“沙文主义”一词的来源地法国的首都——贝多芬也是音乐厅中上演作品最多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出现在至少716场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法国作曲家圣桑只有279场，排在他前面的还有1913年恰逢百年诞辰的瓦格纳、舒曼和操着一口流利法语的波兰人肖邦。）

《贝多芬传》的作者、法国人罗曼·罗兰在1904—1912年发表了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他立志写出一部真正的欧洲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德国作曲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Johann Christopher Krafft）及其法国友人奥里维·耶南（Olivier Jeannin）的一生，正是共同的欧洲音乐经典让两人结谊。[17]这样的故事是一种超越性文化的愿景，在德法两国都能被读者接受。当然，这并非世间常态：据驻巴黎的比利时大使记载，在巴黎的剧院内，观众们会对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反德情绪鼓掌叫好，反德戏剧《阿尔萨斯》（L’Alsace）也在那里大获成功（就连罗兰自己也有底线，他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无疑是法国而不是德国的）。[18]尽管存在着类似的争论，狭隘民族主义也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更博大的欧洲文化构想却并未消失，反而在诸多方面得以复苏。

1913年夏，欧洲的贵族知识分子聚集在海勒劳（Hellerau）的文化节上，这座德国田园城市本身就是受到一个英国样板的启发而建的。在这里，他们成了真正的欧洲先锋派艺术家。中世纪的欧洲统一是由天主教和拉丁文的文化专制所定义的，那种当然也算是统一，毕竟每个礼拜日都有数百万人用同一种语言做礼拜，然而这一次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躁动鲜活的艺术景观。但它的欧洲性甚于民族性，追求共性而非个性。

站在社会顶端的是那些最显赫的欧洲人，也就是欧洲的君主，他们之间形成的王朝关系网深深地烙印着共同的欧洲血统。特别要提到三位君主，他们每个人身上著名的优缺点也在描述着各自所统领的国家，他们是：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可靠又迟钝；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乖僻又自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一些人面前忠诚保守，在另外一些人面前却缺乏主见和定力。他们三个人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彼此是表兄弟关系，其中乔治和尼古拉长得非常像，很难分清谁是谁。欧洲各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也在这三个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欧洲秩序持久性的象征。1913年，柏林，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在表兄德皇威廉二世女儿的婚礼上。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

1913年5月中旬，表兄弟三人相聚在柏林，参加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Princess Victoria Luise）与坎伯兰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Prince Ernst August of Cumberland）的婚礼。这位公主通常被叫作“小公主”（Prinzesschen），是德皇唯一的女儿。出席婚礼的有“一大群王子”。[19]这场婚礼标志着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室与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所属的汉诺威（Hanover）王室最终和解，解决了王室之间私底下的争端。它同时也发挥着公共作用，成了这个“空前繁荣和快乐”的社交季节的关注点。[20]这对皇家眷侣在真爱的作用下，克服了王室之间的分歧，传为一段佳话，仿佛廉价通俗小说永恒的主题放大在了皇室成员身上。回想起这对新婚夫妇，有人用“让所有真正的柏林人备感亲切的、难以抑制的感伤”来描述。[21]维多利亚·路易丝远比她的父亲更擅长驾驭现代媒体，她只喜欢摆出无比华丽的造型上相，开心地“微笑、摆造型、换姿势，让每一个摄影师都有机会”。

这场婚礼占据欧洲报纸的社会版长达一个星期。对于读到这一消息的人，或者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电影院看到了从柏林发回来的新闻影片的人，英王和俄国沙皇的出席必然让婚礼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这三位统治者的出席，也许证实了君主制尽管日渐式微，却是欧洲政局中一股重要的调和之力。人们不会指望君主之间有什么外交往来，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大多是由君主的外交代表来完成的，以此来保证君主们不会肆意妄为，做出脑力所不能及（或者不符合宪法）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这次会面至少深化了信任。《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认为：“当身为近亲的大国君主们可以在公开场合会面，将亲情完完全全地表露出来时，我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下的政治前景是清晰的。”[22]柏林的商店出售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还有拿来向他们挥舞的米字旗。国王乔治五世借机对英国民众发表讲话，告诉大家要“保持促进与这个收养你们的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这样有利于确保世界和平”。[23]（这年夏天晚些时候，国王把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送去德国，爱德华乘坐汽车沿着莱茵河旅行，顺便探望了他的表亲，还到柏林拜访了德皇。）[24]

在过去的数年间，由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法德两国在北非的僵持等等，乔治五世一直神经紧张，因此他的这番话相当于对共同利益做出了重要提示，同时也化解了性急之人的感情迸发。1913年，已经退休的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所作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依然大受欢迎，书中给德国出主意，说走上强国之路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开战。[25]仅仅几个星期前，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发行了一本爱国书籍，序言中把当代社会诋毁成“太喜欢拿世界大同来自夸了”，还宣称“永远和平的可能性纯属白日做梦”。[26]他指出，战争是由于一个新兴大国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动能释放出来，正如闪电是由于不同电荷的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必然要释放出来。

上述观点蛊惑了一些人。泛日耳曼主义者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或者进一步歪曲到种族的层面上，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能够来一场大清算。因此这类人自然会支持。但这些观点也并不算特别新鲜。欧洲对德国口头上逞军国主义之能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传统观念中通常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毕竟英国也有侵略主义者，俄国也有泛斯拉夫主义者，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还是最强硬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威廉皇储毕竟不是德皇，只是德皇一个叛逆的儿子。伯恩哈迪也只是一个退休的将军，并不在任。德皇本人是借皇室婚礼的契机回归到他擅长的角色上来，作为一个世故之人、和事佬，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两名英国国民——特伦奇（Trench）上尉和伯特兰·斯图尔特（Bertrand Stewart）。这两个人因假扮游客从事针对德国海上防御的间谍活动而被关押在克沃兹科（Glatz，波兰语Kłodzko）要塞。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出现在德国皇帝家里，岂不证明了只要欧洲各个王朝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会有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柏林大街小巷中欢呼的人群岂不证明了两国之间亲切友好的感情基调？

筹划安排强化了皇室间的和睦关系，任何政治上的分歧都显得黯然失色。乔治五世到达柏林勒尔特（Lehrter）火车站后，和德皇一起骑马来到皇宫，英王穿的是普鲁士龙骑卫队（Dragoon Guards）的制服，佩戴的绶带还表示他是普鲁士黑鹰骑士团（Order of the Black Eagle）的成员，而德皇穿着英国的制服，佩戴着英国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宽大的蓝色缎带，戴着一顶铜头盔。车队进入皇宫时，鸣礼炮101响致意。第二天，沙皇也到了，仪式没有那么隆重，但加强了安保，有200名魁梧的俄国警探推搡着人群。根据记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行并没有带上他的德国妻子，民众迎接他时的态度也比较冷淡。但德国皇室方面采取了补救措施，把俄国和德国的国旗铺在歌剧院屋顶。[27]一家英国报纸对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有着这样一个大标题——“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28]这个标题并不算太夸张。

这些头脑清醒、知识丰富、具有国际思维的欧洲人并不是犬儒主义者，但也没那么容易上当。他们仍旧可以相当冷静地从奥林匹斯山上打量1913年的世界。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无可匹敌的优越地位，仅仅是家里的一小撮煽动分子、革命分子和军人作风的人在扰乱和平，而大步前进和发展保障了他们的未来。当然，到了某一时刻，事物的发展会由盛转衰。但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会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重新平静下来。奥林匹斯山依旧神圣不可侵犯，它面临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但也不是拿它没有办法。

太阳一如从前，每天清晨从乌拉尔山脉后方升起，照耀着欧洲，每天傍晚落入广阔的大西洋下。我们头顶的星辰依然钉在苍穹之上。我们的宇宙依然在平稳、沉默地继续着它的进程。

伦敦

世界城市

有一个小小的岛群与欧洲大陆西北沿岸隔海相望，在1913年，它的首都伦敦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空前庞大的帝国之都、全球秩序的支点、世界金融的核心。在这一年的几个月里，根特或许充当了展示世界的窗口，但用当时人的话说，伦敦是一场“永恒的世博会”。[1]古典派思想的前任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说伦敦“正在成为基督教确立之后的前三个世纪中的罗马，以及很久以后的拜占庭”。[2]伦敦既然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欧洲，那么称它为世界中心也是很合理的。

伦敦的人口有700多万，是纽约和巴黎的1.5倍，将近柏林的2倍。几十年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伦敦的描述依然符合现状，“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世界最全面的概览”。[3]由于伦敦规模庞大，甚至连其中一些小型的民族社区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整座城市还大，包括这些民族的祖国的城市。一本旅行指南上写道：“伦敦的爱尔兰人比都柏林还多，苏格兰人比阿伯丁还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还多，天主教徒比罗马还多。”[4]

但伦敦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如此的地位，居民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遥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都有英国的国民，对于他们来说，伦敦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秩序——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伦敦代表的是“家乡”。在白厅的走廊上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厅里，在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个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亚洲、非洲以及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无数人民的未来。英国外交部来来往往的欧洲大使都被典型的英国人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由此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伦敦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处于外交核心地位，它正在试图施加强硬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白金汉宫的外部刚刚装修一新，居于其中的是国王兼皇帝，无论是新加坡的商人还是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店主，都对攥在手里的、他那深入人心的形象同样熟悉。在世界上最大的码头——伦敦码头，每天都有货物运过来，映衬着每一个伦敦人的财富与品位。锡兰肉桂、加拿大皮草、牙买加朗姆酒、印度茶叶……这些货物又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为他们赚钱。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世界货币暗流涌动，关于远在南非或阿根廷的商业利益的传言，由于有某种特定的好处或者特定的保证，便会让全球市场物价上涨或者下跌，发财或破财只在几个小时之间。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都要依靠伦敦来筹集财政资金。《经济学人》得意地称：“伦敦开出来的票据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5]

泰晤士河在这一切之中穿流而过，从亨利（Henley）面朝河畔、整整齐齐的船坞，流至伦敦市中心时，河水已经严重污染、臭气熏天，最后在河口处汇入大海。“人们的梦想、联邦的种子、帝国的萌芽”顺流而下，大英帝国的记录者约瑟夫·康拉德产生了这样的思考。[6]沿河往上，帝国的征服者得胜而归，国家的财富滚滚而来，世界各族人民蜂拥而至。

上述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是乔治五世帝国的臣民。从也门、索马里和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印度水手是最具异国情调的，然而在伦敦东区也是屡见不鲜，英国商船上每七个水手中就有一个是印度水手。如今这些印度水手已在伦敦定居，形成了伦敦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区。[7]在伦敦的中心区域，更常见的是勤奋好学的、年轻的帝国臣民，他们从加纳、尼日利亚和印度来到伦敦学习法律，正如大约25年前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一样。其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留在伦敦当律师，一些人会回老家，还有一些人会到以英国的法律实务和原则为主导的帝国其他角落，发挥自己的才能。所有这些人中最为我们所熟悉，以至于很难注意到的，莫过于伦敦人在自治殖民地那边的英国血统的亲戚，他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可能来自肯特的某个农场，或者苏格兰低地的某个村庄。帝国的归国人员中包括国王陛下忠实的反对派领袖、保守党人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他出生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此外还有分成两派的爱尔兰人，南部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谋求在都柏林成立一个议会，在岛内实行地方自治，而阿尔斯特（Ulster）的新教徒认为地方自治是天主教的阴谋，不惜以命相阻。

在1913年，对于普通的伦敦人来说，帝国思维已成习惯。一个从殖民地过来的首相，或者印度土帮主，都没什么稀奇的。两年前乔治五世举行加冕礼，帝国的众多名人前来参加，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伦敦公交线路的宣传语也以帝国自比。一条线路上这样写道：“公共巴士联结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恰似国旗联结着帝国的商业贸易。”[8]《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刊登过这样一则苏丹度假广告：“这里有着理想的冬季气候，永远干燥、晴朗、凉爽；我们提供快速汽船和豪华列车卧铺车厢。”[9]根据这个描述来看，苏丹当地还有大型猎物供人尽情打猎。

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代理机构散布在整座城市：加拿大、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南非在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魁北克在国王道（Kingsway），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在坎农街（Cannon Street），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在蓓尔美尔（Pall Mall），昆士兰（Queensland）在河岸街（the Strand），维多利亚在墨尔本广场（Melbourne Place）。前任加拿大总督格雷伯爵（Earl Grey）觉得这还不够。他认为应当单独建造一座“自治领大楼”，“作为一个巨大的地标，它应当俯瞰其所在的整个区域，同时也应彰显出自身的特点，宣传远方辽阔的自治领是多么的壮丽，多么的重要”。[10]1913年7月，乔治五世为待建的澳大利亚大楼（Australia House）奠基，这座大楼把澳大利亚的各个代理机构集中到了一座单独的建筑中。对于这件事，伦敦的澳大利亚人用他们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喊着“coo-ee”。据《每日快报》报道：“这是一种拉长声的口号，听上去很悲伤，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在伦敦人听来格外新鲜，差点儿被吓到。” [11]

每个人都能在伦敦找到容身之处。不论我们如何想象，在高层政治领域，德国和英国之间互相看不起，但一个来自波罗的海海滨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或者西里西亚城市布雷斯劳（Breslau）的学生到了伦敦，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可以加入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火车站附近的德国健身馆，参观牛津街附近的德国文化协会办公室，去达尔斯顿（Dalston）的德国医院求医，只是不能加入每周三上午在摄政街（Regent Street）甘布赖纳斯（Gambrinus）餐厅聚会的德国军官俱乐部，以及办公处设在布莱恩斯顿广场（Bryanston Square）的旅英德国家庭女教师协会。[12]大约有10万名德国人生活在英国。[13]虽然从德国港口登船前往英国的德国年轻人会被要求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逃避兵役，但不论是乘船从不来梅或汉堡出发（对于柏林人和北德人），还是从荷兰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或者比利时的奥斯坦德（Ostend）出发（对于南德人更方便），入境英国都是不需要护照的。1913年6月，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办了一场英德合展（效仿1908年的英法合展）。此次展览的英国主办方之一说：“一定不能让表亲之间渐渐疏远。”[14]这种感情早在几年前发行的一本名为“我们的德国表亲”（Our German Cousins）的书中就曾有所体现，而这本书的发行方、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据说还是极端反德的。[15]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向它的德国读者建议道，夏季5—7月是游览伦敦的最佳时节。这段时间正是所谓的“伦敦社交季”，英国的富贵阶层让伦敦成了他们社交日程的中心。与之相反，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英国贵族会回到通风良好的乡间别墅和苏格兰荒原。而1913年的伦敦社交界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就在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事业，在艾普森德比（Epsom Derby）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的赛马前蹄下之后第二天，即6月5日晚间，血统混杂的欧洲贵族云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的一场慈善活动上，活动的主题是17世纪的凡尔赛宫廷舞会。俄国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Prince Felix Yusupov）原本想亲自扮演路易十四，但到了最后时刻却把自己的角色（和装束）转交给了德国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trelitz），自己宁愿扮成法国水手。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在舞会上献舞。“当‘光之城’（City of Light）还是世界社交中心时，假面舞会（bal masqué）风靡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每日邮报》写道，“而如今伦敦这些盛大的化装舞会一场赛一场的华丽，引领着愈演愈烈的时尚潮流，这岂不是证明伦敦的社交生活已经从各个首都城市之中脱颖而出了？”[16]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提议道，富裕的德国游客来到伦敦，如果不想麻烦亲友，还可以住在伦敦的大酒店，“现代安乐设施一应俱全”，在固定的进餐时间还有小型管弦乐队演奏小夜曲。“要求没那么高”的旅行者，也就是穷游者，可以去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不卖酒的旅馆或者德国移民经营的客栈寻找住宿。这里的食物以法国菜为主，大多数酒店都提供某种烤杂排，而素食主义者也可以选择到弗尼瓦尔街（Furnival Street）的“食物改良”（Food Reform）或者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气派的“希恩水果午宴厅”（Shearn’s Fruit Luncheon Saloon）进餐。想要寻找家的感觉，可以去Löwenbräu餐厅和Zum lahmen Pferd餐厅，或者维也纳咖啡馆（Café Vienna）。

22岁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次到俄罗斯帝国以外旅行时，只会用英语说“赛马俱乐部”和“厕所”，这让他寸步难行。尽管如此，伦敦似乎依然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无数可能的世界。[17]走在摄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上时，他说：

我的目光一直被不计其数的航运事务吸引着，那些远洋邮轮模型个子很大，做得很艺术，有的还切开了一些部分，展示出了内部的结构和布局，这些模型为事务所的平板玻璃窗增色不少。还有色彩明亮的印度和美国彩图，一大堆相应的旅行指南和宣传手册。放眼望去，像这般引人入胜的陈列，在圣彼得堡，甚至是巴黎都无处可寻，这让伦敦看上去似乎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以至于在俄国人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的印度或南美之旅，在这里却是相当正常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事实证明，他到温莎（Windsor）附近时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不过反复用不标准的发音重复了几次“温莎”之后，他还是拿到了所需的门票。普罗科菲耶夫在伦敦只停留了几天，却在海德公园（Hyde Park）见到了国王乔治五世以及来访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Poincaré）。他在伦敦的一间音乐厅享受了一个晚上（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却还是放声大笑），还认识到“伦敦比巴黎更容易遇见美人”，并下决心“学好英语，这对于我将来的旅行是必需的”。

青年律师N.罗摩奴阇斯瓦米（N. Ramunajaswami）先生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他从印度出发，经过了四个星期的旅程。当英国第一次映入眼帘时，他把兴奋的心情写进了日记中：

当时是三点多钟，我看见了这个国家的白垩岩海岸，这个在一场场为自由和良知而战的、难忘的历史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因而走向辉煌的、伟大而自由的国家。我一直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向往的英国海岸，如今亲眼看见，不禁感到一阵激动的快乐。虽然周围的空气很冷，但眼前的多佛尔（Dover）让我心花怒放，感觉浑身暖洋洋的。[18]

真正到了伦敦时，罗摩奴阇斯瓦米首先是从伦敦公交车的上层观察这座城市。他把行李存放在贝斯沃特（Bayswater），之后前往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和牛津街，再到金融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罗摩奴阇斯瓦米参加了埃伦·特里（Ellen Terry）夫人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一场讲座，还去了几次剧院。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在艾普森看了几场赛马，游览了剑桥（据说有百余名印度学生）和牛津，还参观了罗德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上议院、伦敦动物园（他很喜欢里面的北极熊）、杜莎夫人蜡像馆（在1913年展出了巴尔干各个交战国君主的蜡像）、英国国家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肖像馆。他在白厅的皇家联合军种博物馆（Royal United Services Museum）看到了滑铁卢战场的模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斩首令，以及据说是土耳其苏丹送给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的钻石饰物，因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口海战（the Battle of the Nile）中打败了法国人。

不列颠及其帝国的政治热忱从未衰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罗摩奴阇斯瓦米听到一位妇女参政论者正在向路人大声疾呼。他用印地语tamash形容这种场合，意思是“奇观”。他还去了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亲自主持的更大型的集会。当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位于伯蒙齐（Bermondsey）的总部揭匾时，他也在场，现在该党的成员已经获得了国会席位。他去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英国分支的一场集会，支持这次集会的是该党的英国创始人之一威廉·韦德伯恩（William Wedderburn）爵士，参加集会的还有后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参观了致力于改善大英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世界种族大会（Universal Races Congress）办公室。扎根在帝国首都的是一个更大的在英印度人社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他们的代表。

罗摩奴阇斯瓦米对伦敦最深刻的印象自然是城市的巨大，但除此之外还有井然的秩序和警察的礼貌。他很欣赏英国保守与自由的结合，这里的人们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空想，而是愿意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事物。对于这一点，他认为英国要优于印度。英国人对帽子的执念令他感到诧异。一天，他大胆深入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中，并评论道：“如果伦敦只有东边的一部分，甚至不比马德拉斯（Madras）的某些贫民区好到哪里去。”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认为伦敦象征着大英帝国的伟大，以及大英帝国对印度的保护权。

罗摩奴阇斯瓦米买了两件东西带回印度——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留声机。他从多佛尔乘船到加莱（Calais），结束了这次一生之旅。返程途中，罗摩奴阇斯瓦米盛赞伦敦留给他的印象：

伟大的伦敦啊！我是多么爱你！……我永远忘不了这里的公园和花园，荒野和草甸，塔楼和石碑，隧道和桥梁，地铁、巴士和汽车，剧院和画廊，商店和旅馆，礼堂和教堂，大楼和宫殿，还有最重要的警察和人民。

罗摩奴阇斯瓦米是以帝国的印度子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他离开时也是怀着身为印度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信仰着帝国的道德情操，同时寻求提升印度在帝国中的地位。伦敦，作为世界城市、一国之都、帝国都市，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它的规模和多样性震慑着所有接近它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伦敦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势力中心，是帝国的顶峰和自证。

然而，这样的伦敦也并非十全十美。当罗摩奴阇斯瓦米告别伦敦之时，他用一连串的排比抒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伦敦真的只是其众多区域的总和——人与建筑、广场和花园的集合吗？这是一座富有帝国色彩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傲慢，但它并没有一个极点，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方面汇聚在一起。它结构松散，也就是缺乏主题。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游历欧洲时写道：“这座城市乍一看，好像大到所有的区域都不重要了。”[19]

这或许要归咎于历史。柏林在40年的时间里，从普鲁士的穷乡僻壤迅速发展成为帝国首都，现已被一个神经兮兮的暴发户下令修建的宏伟大道塞满了；巴黎则是由于一位皇帝担心发生内乱，把整座城市大肆改造了一番。伦敦和它们不一样，多年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沿着泰晤士河扩张，渐渐将冷冷清清的村庄转变为边远的自治市，道路也顺着8个世纪前《末日审判书》（Domesday）中所确定的参差不齐的边界线延伸。城市只进不出。特别是在东边，伦敦金融城的内部和周围，街道弯弯曲曲，房屋狭小，没有公共空间，建筑风格乱七八糟，根本不把关于规模和协调的现代法令放在眼里。虽然伦敦容纳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5，却并没有经过总体规划。这座城市是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产物，是对于宏伟蓝图固有的疑心。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伦敦乱无秩序的发展与大英帝国的扩张相类似，后者按照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著名说法，是“心不在焉地”取得的。[20]在伦敦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寇松表示，虽然“大家都认定我们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最了不起的城市”，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经过深谋远虑就发展起来，或者没有踏踏实实地按照计划来发展的大城市”。[21]

对于伦敦及其所属的帝国，寇松认为：

……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二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三是偶然因素，至于最后一点，我们更愿意认为是人民的聪明才智。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如今都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的我们必须总结和反思自己所在的位置，为未来做打算，因为不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这座城市，结果必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大英帝国及其首都会因为过度膨胀，在强烈的离心趋向作用下垮掉；或者与之相反，如果吸收多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先见之明，那么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就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和谐统一体，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确保未来不会逊色于美好的过去。

从更狭隘的角度来看，寇松认为伦敦在英格兰（在他看来，英格兰和英国是一回事）的作用，与巴黎在法国的作用并不相同。每个法国小镇都拿自己的乡土气息跟首都比，都渴望成为小巴黎。对于在巴黎度过的时光，法国公民会叹息、回味、庆祝。反观伦敦，它所代表的是义务、排场、权力和产业。人们对它引以为傲、忠心耿耿，却没有向往和眷恋。巴黎是一个理念，在每次复述中焕然一新；伦敦是一个事实，在实际经验中逐渐成形。法国人可能会希望自己是巴黎人，但英国人很少会希望自己是伦敦人。反倒是英国的乡村，郡城周围铺满落叶的小路，这样的景象才能够激起英国人更深刻的情感。寇松对来到伦敦市长官邸的听众们说：“一个英国人到了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个赛马场。”第二件事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第三件事是“把大礼帽和长礼服收起来，在所有的场合都戴草帽，以此斩断与伦敦的一切联系”。

这座城市本身是零零碎碎的，拥有无数个市中心，无数条高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伦敦”包括了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梅费尔（Mayfair）、肯辛顿（Kensington）既有的居民区以及牧羊人的丛林（Shepherd’s Bush）和女王公园（Queen’s Park）的新兴地区；它既可以是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大楼，也可以是东区混杂在一起的工厂和贫民窟。城市的边界向外推进，变得愈发模糊。当地的铁路线把埃塞克斯（Essex）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乡下的“通勤村”纳入了伦敦的范围内，而电气化的大都会线也连接起了西边的米德赛克斯（Middlesex）和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东边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和莱顿（Leyton）的村庄，也同早先南边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和巴勒姆（Balham）一样，并入了这座正在扩张的城市。北边，新建的半都市化“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意在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创造出一个幸福的环境，减轻伦敦在扩张过程中的压力，并且不仅为英国，还为全世界未来的新城镇建设提供一个样板。1913年，莱奇沃思的缔造者之一尤尔特·屈尔潘（Ewart Culpin）进行了世界巡回演讲，演讲的主题是这些新城镇如何推动社会改革。[22]

即便在这座肆意扩张的都市的中心区范围内，也可以看到城市的多面性：商业的伦敦、政治的伦敦、娱乐的伦敦、博物馆的伦敦、纪念碑的伦敦，最后还有寇松所说的“数百万底层人民的伦敦，那个神秘陌生、高深莫测、让人费解的伦敦”。伦敦可以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首要城市、联合王国的首都，但它自己的中心又在哪里呢？

在一些人看来，伦敦的中心位于西区某处。澳大利亚风景画家、曾参与决定澳大利亚大楼建筑师人选的阿瑟·斯特里顿（Arthur Streeton）选择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他的画作《帝国中心》（The Centre of Empire）完成于1902年，画中的特拉法加广场包裹在薄雾之中，却闪烁着微光，鸽子围绕着纪念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飞翔。背景中有伦敦政治和皇室生活区的烟囱，英国军队总部所在地、皇家骑兵卫队大楼的圆顶清晰可见。在这幅画中，观察者可以俯视白厅——帝国政府所在地、政府各部的大本营。斯特里顿表示，帝国的中心位于这个政权、军权和王权的连接点，因此这里也是伦敦的中心。

但更多人认为另一个贸易与财富的连接点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中心。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Niels Moeller Lund）在1904年的画作《帝国之心》（The Heart of Empire）中，把银行交叉口（Bank junction）作为伦敦的地理和道德核心。从表面上看，银行交叉口只是一个拥挤的交叉路口，车水马龙，三面分别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和伦敦市长官邸，也就是寇松1913年发表演讲的地方。但伦德选取了一个较高的视点来描绘这个地方，俯视着街上的喧嚣。圣保罗大教堂高耸于街景之上，这意味着在英国国教中，上帝准许这个帝国在世间追财逐利。和斯特里顿不同，伦德在《帝国之心》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伦敦西区宏伟的广场和宽阔的街道。这幅画是受金融城商人们的委托而画的，因此也是以他们的视角，展现出伦敦金融城的大街小巷。

伦敦中心，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政治核心一景。澳大利亚画家阿瑟·斯特里顿画于1902年的特拉法加广场，白厅的政府办公室在画的一侧。

在伦敦多达700万的人口中，只有2万人真正居住在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内。然而有将近40万人每天在这里上班，这些人戴着同样的圆顶硬礼帽，每天早上来到工作单位，囚禁在银行的账本或者保险公司的办公桌后面。埃利斯·鲍威尔（Ellis Powell）在《城市机制》（The Mechanism of the City）中写道：“从早上6点一直到将近午夜，成千上万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小块区域，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金融城的这‘1平方英里’。”[23]（据《经济学人》推算，当时的公共交通年客运量已经接近20亿人次。[24]）下午4点，人潮反向流动，金融城的职员逐渐离去：

一年到头，每天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在庞大的人群异常拥挤的某些地点……场面真的很惊人，不论是人群的规模，还是组成人群的个人行色匆匆、煞有介事、心事重重的面貌。一个富有思想的观察者，无论是来自这个世界，还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必然会问自己：“这些人是谁？他们每天忧心忡忡地往返于郊区的住宿地和这个丰富多彩的日间活动大舞台，目的是什么呢？”[25]

金融城的职员介于贫穷的工人阶级和体面的中产阶级二者之间。对他们来说，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涵盖了所有的职业抱负、晋升希望，以及对于沦落到更贫穷的伦敦底层社会的恐惧。E. M.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悲剧的职员伦纳德·巴斯特（Leonard Bast）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所有拥有雨伞的人”。[26]当金融城中的人说到“大厦”时，他们指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不是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更不是他们自己的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画在《帝国之心》（1904）中的伦敦金融城。

1913年1月，金融城对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能够保证在这一年里欧洲天下太平，与德国友好体谅，那么我们便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今年会是更加繁荣的一年。”[27]年初，对和平的展望看上去一片光明，欧洲的大国正空前团结地维系着和平。对于诺曼·安吉尔的论点——在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发生——金融城中的人虽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却非常买他的账。安吉尔在前一年面向银行家学院（Institute of Bankers）发表了一场好评如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不吝溢美之词，说银行家们仅仅是不断地在国际运作，就能用金环把世界紧紧地绑在一起，就是在为和平的事业做贡献。[28]

金融城作为世界财富聚集地的地位似乎并未被撼动。这里确实像是由经济法则代管的。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大声呼吁：“自由贸易和自由黄金市场是我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的两大重要优势，也是伦敦维持世界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位的主要手段。”[29]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托，黄金的稳定性不言自明。所有的货币都要通过作为媒介的黄金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汇率关系。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就会通过从一国到另一国的金条流动来解决。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率差，从长远来看，势必会让这些国家重新结盟。时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曼彻斯特选民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已知的定理，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商人都知道，它在巧妙、自动、普遍、即时地发挥着作用。”[30]他还总结道：“到公元2000年时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在更有思想的观察者看来，对于树大招风的金融城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担心金融的国际性利益可能会与整个英国或者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帝国的地方性利益发生冲突。随着金融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而不是帝国化），这种冲突必然会愈演愈烈，也许很快就会变得严重起来。

英国的繁荣当然并不完全依赖伦敦的金融家们。到了1913年，这个国家依然是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大国。全国有100万煤矿工人。虽然英国矿工的人均产出不及美国同业者的一半，但英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生产国，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煤远远超过国内的锅炉和炉排所消耗的。德国的3/4、瑞典的4/5、法国和西班牙的2/5煤炭进口都来自英国。[31]联合王国依然承担着全世界14%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1/3大幅下降，是美国的一半，只是稍稍落后于德国，是法国和俄国的两倍还多。[32]1913年1月，《经济学人》报道称：“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工业分支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大不列颠领先世界的造船业和航运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33]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发展的速度也落后于另外一些国家，却依旧保留着之前工业优势时代的习惯和观念。唯独在全球化金融管理和国家资本输出这两个领域，英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优势。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英国，这个比例与美国在1960年达到顶峰时的表现相当。[34]一部分投资每年以盈利和红利的形式流回国内，大多数的投资都留在国外。另外一些收益来自英国在外国证券市场上价值40亿英镑的间接投资，比如俄国的铁路债券和马来亚（Malaya）的橡胶公司。[35]金融城对于英国的经济布局日益重要，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整个国家是不是仅仅依靠前人的劳动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维系着？金融城把自己摆在全球金融的十字路口，降低伦敦的货币成本，做廉价买卖，这样能让英国和大英帝国变得强大吗？金融城固然重要，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如此脆弱，是不是一个潜在的软肋呢？金融城为英国投资者创造机会，把他们的钱送到国外去，这难道不是在妨碍国内的工业投资吗？

20世纪伊始，英国一些实业家和政治家坚信，自由贸易，也就是开放资本市场的孪生姐妹，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利于他们了。前任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成了他们得力的鼓吹者，号召加大力度保护国内工业和帝国贸易。英国对帝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1/3，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这样的贸易现如今真的应该在帝国的某个共同贸易区得到巩固，却在周围建起一道高墙阻挡其他国家吗？[36]对贸易保护措施的需求违背了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英国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的教导。这样的举措还会让金融城面临利益被截断的风险，而这些利益的存在正是由于保持了开放自由的资金和货物流动。有一种观点就是要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有利于金融就有利于工业。“如果国家繁荣，那么伦敦金融城也会繁荣”，反之亦然，这是1906年金融城的一位显要人物的主张，类似的观点早在100年前就曾经出现过。[37]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金融城的影响力现在大到过分了，正在破坏所有富有远见的帝国经济战略，把金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的财富和爱好都嵌入国家结构中。英国果真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言，只是在成为一个追求私利的“足球运动员、股票交易员、酒馆和音乐厅常客”的民族吗？[38]

对于这个问题，1913年的一桩丑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桩丑闻的中心是马可尼（Marconi）公司，它是由首次传送跨越大西洋无线电信号的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所建立的。三年前，英国政府和马可尼公司进行了公开讨论，打算委托其在世界各地建造一系列无线电台，让帝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进行无线通信。这将会成为帝国的神经系统，让整个机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能够有效运作。虽然谈判内容理论上是保密的，但由于预期定会成交，马可尼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911年到1912年翻了10倍。据说众位政府部长也购买了股份。这暗示着他们滥用了职权，来掌握继而利用市场洞察力。

特别要提到的是以下两位政府要员：司法部长鲁弗斯·艾萨克斯（Rufus Isaacs），他有一个兄弟在马可尼公司工作，以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正是他担心英国正在走向衰落，成为一个股票交易员的国度。据披露，两人确实都购买了公司的股份，不过两人都否认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国会为此召开了一次议会询问。温斯顿·丘吉尔冲上前去为他的自由党同僚部长们辩护，抨击这次询问听信“谣言”，任由这些指控侵犯人格尊严（包括他自己的尊严）。他辩称，整个事件都散发着政党政治的气息，任何一份议会报告发布之前，可信性就已经被大大削弱。这次询问的报告最终发出的时候，参与人士也果真按照党派分成了两派——自由党拼命洗白他们的同僚，保守党则是抹黑他们。英国政界在党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艾萨克斯和劳合·乔治逃过了一劫。艾萨克斯已经是英国首位犹太裔内阁大臣，后来他还担任过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劳合·乔治后来出任英国战时首相。矮胖的丘吉尔曾经为自由党同僚辩护，结果却叛投了保守党，在后来的竞选中胜出，担任首相一职。但马可尼丑闻给伦敦之心和帝国之心留下了一抹苦涩，暗示其腐败堕落。

每天在金融城流动的财富并没有让伦敦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很多伦敦人受雇在金融城担任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然而在伦敦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多人在血汗工厂、码头和制造厂做苦工。这些工人的收入很低，日薪很难得到保证，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冒着生命和伤残的危险。雇主们把这些劳动力看成是可以随意利用的一大批人力，而不是一群独立的雇员，这些工人有时就要任凭他们摆布，毫无办法。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预计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善，1910年的《城镇规划法案》力争实现“健康的家庭、美观的住房、舒适的城镇、高贵的城市、宜人的郊区”。[39]然而内城的情况依然很糟糕。很多建筑物被烟熏黑，又被雨漂白。当罗摩奴阇斯瓦米乘坐巴士来到东汉姆（East Ham）时，他评论说这里还不如印度城市马德拉斯。他乘坐往任何方向行驶的巴士都会看到类似的贫民区——大概除了西行的。

左翼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女性团体的一员莫德·彭伯·里夫斯（Maud Pember Reeves）关注了南伦敦的兰贝思（Lambeth）路、汪兹沃思（Wandsworth）路和莱斯顿（Lansdowne）路之间的一块街区，对于该地居民的社会环境，她把调查结果写成了一本书——《用一英镑度过一星期》（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40]她描写道，兰贝思的很多妇女文化程度较低，她们的孩子死亡率较高，除了食物和房租，还要交丧葬保险费，她们只吃得起“管饱的、油腻的”食物，还有就业不足的问题（虽然完全失业者很少）。楼房里住着的人们彼此之间全都十分了解，一直吵吵嚷嚷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居民却有着强烈的地方社区意识。

据里夫斯计算，伦敦的富裕阶层仅仅拿出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南肯辛顿住上豪宅，然而伦敦的贫民拿出1/3的收入，也只能住几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这种地方叫作家，邻里之间彼此都认识。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生活和态度有天壤之别。到了夏天，当一位善良的费边社调查员谈论起温暖宜人的天气时，兰贝思的一名居民抱怨道：“小姐，这天气对您来说是很宜人，但什么吓人的虫子都出来了。”[41]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里夫斯描绘的城市贫困一直阴魂不散。她对限制家系大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嗤之以鼻，呼吁更大程度的国家干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却看不到理应目睹的繁荣，她为他们表达了义愤。这些街坊的男男女女拖家带口移居到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却总会回首“他们的”城市中“他们的”街坊。

伦敦的另一位记录者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放眼于更广阔的背景，而不只是局限在兰贝思的一小块地方。他的主题是伦敦底层社会中“关于人性的零零碎碎”：60岁的盲人在一盏难闻的灯所发出的光亮中做假花，年轻的寡妇在孩子们都睡着的时候做纸箱子。霍姆斯估计至少有5万名妇女处于类似的境地：“当她们有工作时，就要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没什么工作可做时就只能挨饿。”[42]离议会大厦不远的泰晤士河堤岸（Thames Embankment）上有夜间施舍处。他写道，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孩子的葬礼只是其他孩子的一场庆典”。

霍姆斯提出了一些很残酷的解决办法：对“无可争议的弱智者”实行终身监禁，把流浪者送到拘留营去。霍姆斯主张，无计划的移民，作为英国传统的安全阀，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反倒是“助长邪恶，因为势必会让我们国家完全无法履行公民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想要背井离乡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积极主动的人，而不是废物。而对于三级刑事犯罪者实行强制移民也可能会起到作用。

然而霍姆斯提出的办法大多需要国家作为福利的守护者参与进来，而不是冷酷无情地惩罚和拘留犯人。英国很多进步的社会运动，以及独立工党的40名国会议员，都支持建设这样一个积极的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梦想，1913年年初，他们都在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创刊号。德国的政治制度或许饱受诟病，但在福利政策上，它被看作可供效仿的榜样。渐渐地，改革不再是左派的一句口号，而成了一种期望。

1913年夏天，拉格泰姆席卷了伦敦。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抱怨说，他洗土耳其浴时的按摩都是拉格泰姆的节奏。还有人说他敢肯定他的打字员们现在连打字都是这种节奏。但这座城市仍然可以通过一场盛典中的繁文缛节，呈现出更庄重的面貌。国王乔治五世前脚刚访问了柏林，伦敦又做好了准备，迎接英国最古老的宿敌、如今已经是最亲密的友邦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

英法两国更多的是贬损而不是赞扬对方的成就，更习惯于彼此杀戮而不是拥抱。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折点。数百年间，英国国王一直在争夺法国的王位。17世纪，两国的陆军在欧陆战场上交战，两国的舰船在公海上交战。18世纪，王朝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帝国之间的敌对，英国和法国打了第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兵戎相见，子弹横飞。法国为了报复，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从巴黎传出了危险的异端邪说“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拿破仑战争让这两个国家恶战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对英国人来说，法语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脏话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19世纪50年代两国在克里米亚联手抗击俄国人的一场短暂的战争，拿破仑时代的敌对情绪或许有所缓和。但即便法国的存在对英国的威胁减小了，敌对关系转向仅仅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却依然很大。法国虽然被永久性地赶出了北美和印度，却在远东和非洲建立了一个帝国，抵消了在英国面前的连番落败。然而这两个大国甚至在远东和非洲也发生过冲突。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中，一小股法国军队在行军途中穿越了非洲中部，宣布对苏丹南部的法绍达的所有权。但英国方面的压力迫使法国做出了外交让步，两国约定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就在世纪之初，法国在爱尔兰还有情报人员，他们在考虑如何帮助民族主义者，以及法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会导致怎样的局面。[43]大约40年前，法国末代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推翻，之后他到英国乡间避难。后来，他的遗孀也还在那里生活。

然而到了1913年6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受到了真诚热烈的欢迎。他的游艇抵达第一站朴次茅斯（Portsmouth）时，英国皇家海军鸣响礼炮，演奏《马赛曲》相迎。当天下午，乔治五世在伦敦的一座维多利亚车站等候雷蒙·普恩加莱。这座车站装饰着三色旗，从车站到白金汉宫的道路上方高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画着盾牌，盾牌上用法语写着“法兰西共和国。‘我们是同伴’”（ R. F.,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ous sommes camarades’）。国王乔治五世和普恩加莱总统共同检阅了爱尔兰卫队（Irish Guards）的一个支队后，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在皇家骑兵卫队（Household Cavalry）的护送下游览了伦敦市中心。“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每日图片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海德公园就是普罗科菲耶夫见到国王和总统的地方，据报道，这里的欢呼喝彩尤为热烈。[44]当晚的国宴上，英国国王用法语向共和国总统致辞。

这次访问主要是礼仪性质的，对于另外那些幕后人员的工作来说，就像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播放的音乐。普恩加莱来到温莎，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墓前献花。他访问了伦敦的法国侨民，将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授予了《费加罗报》（Le Figaro）驻伦敦记者。他对金融城赞不绝口，观看了一场马展，还参观了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的一场汽车展。尽管如此，这次访问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毫无深意的会面。事实上，普恩加莱总统在对英国人民的致辞中明确表示了这层意思：

不仅在欧洲，更是在全世界，海洋中永不止息的滔滔巨浪把我们两个伟大的殖民大国团结在一起，连接起我们的海岸，让我们的思想和利益不断地交换。为了文明的进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人民应当团结一心，这也正符合事物的本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或许能让我们空前强烈地感受到团结的必要性和益处。[45]

普恩加莱所说的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关系欧洲列强在北非的地位。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强硬抗议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称其违背了法国不扰乱地区现状的外交承诺。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骑着一匹白马造访了丹吉尔（Tangiers），提出了这一点；1911年夏天，德国以保护德国公民这样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派出“豹”号（Panther）炮舰到阿加迪尔（Agadir），引发了欧洲对战争的恐慌。柏林希望英国能够三思，保持中立，放任德国威胁恐吓。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支持了法国，表示两国几年前签订的《英法协约》 （Entente Cordiale）不会改变。普恩加莱的伦敦之行正是为了巩固英法两国的团结，共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大国的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英国和法国走得太近。如果法国把英国的支持当成在欧洲挑战德国的邀请呢？这一年2月，一位英国客人在德国大使馆的私人宴会上说：“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法国人）可以像夏洛克一样，凭着他们的契约，榨取英国人大量的血肉，那么我们显然离全面战争更近了一步。”[46]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Lady Randolph Churchill）补充道：“如果他们是在等待那个的话，可要等上很久。”（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已经讨论过英国在欧洲战事中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不过这还只是对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一个计划，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经济学人》赞同普恩加莱的说法，法国和英国成为朋友是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趋势，慢慢地，世界上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必然不会再有战争”。[47]但该杂志继续道：“一个人可以同时结交两个好朋友，而且他的这两个好朋友完全有可能意见不合，那么他们可以很幸运地向这个共同的朋友吐露心声。”《经济学人》认为，说到底，由于和德国的商业关系，英国正渐渐把德国从潜在敌人的名单上划掉，因为“跟头号客户过不去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为了在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好稍微保持一点儿距离。

对于英国和法国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不应把它看成是让这两个国家（加上俄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相反，经过了一个世纪与日俱增的全球一体化，自由理性用悦耳的声音吟咏道：“我们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维护了欧洲和平——这也是我们和德国共同的目标。”

正如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既流向全世界，也来自全世界，因而控制了全球金融。在这个和平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伦敦作为世界一大集成之地，英国也可以与所有国家为友，与世无争。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早在1913年，在英吉利海峡建设一条隧道、用钢筋把英法两国联结在一起的方案就已提交讨论。然而在这样一条隧道建成之前，从伦敦到巴黎的旅行者，即便是总统，也面临着在巨浪滔滔的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不论是从纽黑文（Newhaven）到迪耶普（Dieppe），从伦敦到布洛涅（Boulogne），还是从多佛到加莱。走最后这条路线，只需六七个小时就能从世界之都伦敦到达巴黎，一个渴望变得更宏伟也更朦胧的城市：20世纪之都，正如其在19世纪的地位一般。

纵观法国北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深入皮卡第（Picardy）腹地，在亚眠（Amiens）穿过索姆河（Somme）。游客到了这里，如果时间不太紧的话，可以停下来瞻仰这座城市13世纪的大教堂，它是哥特风格在欧洲最完美的典范之一。教堂的彩色玻璃颇负盛名，是欧洲古老的基督教遗产的象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前往巴黎途中曾经在此驻足。他付给导游两法郎，登上了教堂屋顶，他俯视着圣人雕像上的点点烛光，看到的是一种“对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华丽肯定、人类理想的力量、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广阔”。[1]

1913年夏初7月，法国大奖赛（French Grand Prix）即将在这座城市周围举办，人们对驾驶着法国制造的标致EX_3的法国车手乔治·布瓦洛（Georges Boillot）寄予厚望，游人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比赛带来的些许刺激。如果天色已晚，不妨在亚眠的法英大酒店（Hôtel de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这家酒店让人回想起英法两国作为世仇的遥远时代，其间的1431年，圣女贞德在鲁昂（Rouen）被处以火刑，她的一座雕像屹立在亚眠大教堂。天主教徒贞德拯救法国国王、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依然回荡在1913年的法国人心中。不论是保皇派天主教徒，还是法兰西共和派，都会把她当成反抗外敌的标志性人物，团结在她的周围。前一年，普恩加莱和其他共和派民族主义者，这些不希望回到天主教徒国王时代的人，提议设立一个纪念她的全国性节日。但从贞德的时代往后，法国民族主义反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在人们记忆中的1870年，攻占亚眠的并不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军队，简而言之，是德国人。

普恩加莱总结道，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在1913年，想要忘记这些事实并不容易。40多年前，普恩加莱在法国东部洛林的家园就曾遭受普鲁士军队的践踏。一开始他的家人就逃离了德国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个星期，而加莱到法国首都的火车如今正穿行在这片田野和果园间。后来他的家人回到巴勒迪克（Bar-le-Duc），发现自己家被德国人侵占了。年少的普恩加莱后来写道：“讨厌的士兵待在房子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的餐具柜上画了个骷髅图，还有个人像哥萨克人一样，往我们的炖肉上吐口水。”[2]到了1871年，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古老的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并入德意志帝国，这一切让法国备感屈辱。

法国失去了土地和人口，民怨沸腾。普恩加莱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国那一部分的参议员。在巴黎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代表现已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座雕像，经常被蒙上黑布。在法国报纸上，这两个“失去的省份”被描写成一个幼小的孤女，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恶棍魔爪下的法国贞洁烈女的典范。[3] ［在德国，这两个省自然被刻画成日耳曼母亲（Mutter Germania）的女儿。］[4]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时时刻刻都在羞辱着国家的荣誉，深深地烙印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中。更极端的煽动性民族主义者主张“复仇”（la revanche）。但对包括普恩加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样做太过火了：复仇的确大快人心，失去的省份当然也应该回归法国，但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战，既无可能，也不合意。据称法国作家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曾有言道，这两个省份既不值他需要用来写作的右手小指，也不值他需要用来弹雪茄烟灰的左手小指。[5]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经常怀念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尚不清楚当地的人民究竟愿不愿意为法国的复仇而战：1913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人领袖亨利·凯斯勒（Henri Kessler）写信给一家法国报纸，说他那里的人民比起加剧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愿意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寻求自治。[6] ［几个月后，德国军队在扎本（Zabern，又名萨维尔纳，Saverne）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许又会让他产生别样的感受。[7]］

法国民族主义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905年受到普恩加莱亲自推荐，成为颇负盛名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把祖国法国阴暗的右翼信仰总结为“土地与死亡”（la terre et les morts）。[8]在法国北部，这些话语经过亚眠传向巴黎，也许会让普恩加莱回想起过去的一次次败北——或许还让他预见到了未来。几个月前，德国扩军，因此法国政府也出台了一项法律，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此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许还有大部分法国民众，都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样做对于法国的领土防卫目标无益，是受到了更好战的俄国人利益过多的影响，而俄国人只是希望法国军队将来能够与德国交战，他们还花钱请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登载他们的论证。5月，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带领15万名法国抗议者聚集在培圣吉外（Pré-Saint-Gervais），发表演讲称政府并没有追求更积极的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已有75万人联名请愿。在伯尔尼举行的一场和会上，有190名法国代表和参议员出席，共同出席的还有34名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议员。但是对于普恩加莱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顺带一提：法国只有保持警觉，准备充分，才能避免历史重演。他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只不过是通过力量来实行的和平政策。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普恩加莱最终还是成功地经由议会推出了三年兵役的法律。

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摆出标志性的姿势，反对兵役从两年延长至三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爱国的法国人在思索1913年法国的处境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首先，这个国家也许比近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1870年，法国屈服于普鲁士的淫威之下，最终法律与秩序的军队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部队在巴黎的街巷展开了一场内战，而现在的法国比那时候还要团结。现在的法国也同样比世纪伊始之际更加团结。彼时，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引发了群情激奋，亲朋好友反目成仇。1895年，军事法庭宣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为德国犯下间谍罪。对于军方是否有所隐瞒，害他蒙冤入狱，以及他究竟是不是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犹太人叛徒的证据，法国在这些问题上内讧不断。

在一些人看来，德雷福斯的宗教背景早已注定了他的罪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性问题。如果军方说德雷福斯有罪，那么他一定有罪：要是反对，就是在怀疑军队的荣誉。然而在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看来，整个案件就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打着爱国的旗号，本质却是反犹的偏见。因此这是为公正原则而战，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而战。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军事法庭初审之后过了11年，德雷福斯最终得以平反。但到了1913年，德雷福斯早已退伍，以他为名的这次事件也已经是陈年旧闻。反犹主义依然凶残，却淹没在了更具普遍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运动中。

法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上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旧伤，纵使没有痊愈，也进行了消毒处理。虽然经过了1905年的政教分离，但天主教徒此时普遍把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民族的表达方式。1909年，圣女贞德接受赐福时，共和派和天主教徒都把她当作永恒的法兰西的象征，团结在她的周围。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世（Pius X）在赐福礼上还特意亲吻了法国的三色旗。[9]在巴黎，法国民族主义领袖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用几十年前还难以想象的话语向圣女贞德致敬：“我一直是基督教爱国者，也将永远是天主教共和派。”[10]好一个天主教共和派！在19世纪70年代，不论是奥尔良派还是正统派的保皇党所支持的王朝复辟，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到了1913年，还有一些人浪漫地怀恋着保皇主义，但他们已经处在政治力量的边缘地带。法国锻造出了一个新的共同点，核心在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如今的法兰西共和国作为其政治形态也得到了认可。普恩加莱本人所推行的正是这种全国性的集结。越来越多的人在方方面面接受了法国政府的形态。当前的政治也是围绕着更世俗的问题，例如选举改革和税收。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法国仍旧是大国，是一等强国。法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法国的陆军盖世无敌，尽管保持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难。法国积聚起了世界第二大帝国，从印度支那到圭亚那，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洲，甚至包括大洋洲。这个帝国仍然在扩张，尤其是在北非。与拥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英国不同，法国本身并没有一块大陆或者次大陆，但它有阿尔及利亚，虽然人口还不算多，但离祖国很近。这个帝国是很多人骄傲的缘由，也是一部分人财富的源泉。它也渐渐成了重要的兵源之所在。1913年7月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在隆尚（Longchamp）赛马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普恩加莱将国旗授予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乍得和加蓬的25个殖民地军团。[11]法国在全世界的投资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特别是在俄国，法国投资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伦敦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金本位结算所，然而法国也对拉丁货币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以巴黎为主导，让欧洲多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互相流通。

法国工业的规模或许远远比不上德国和英国，但技术先进，是电影业［卢米埃尔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和百代电影公司（Pathé）］和欧洲汽车工业（米其林、雷诺、标致）的领头羊。德国或许能造出笨重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被法国杂志描述为既难看又危险，但法国人是制造飞机的专家，他们的飞机造型更美观，操纵更灵活，速度也更快。早在1909年，法国人已经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1911年又首次飞行至罗马，经过梵蒂冈上空时，连教皇也惊奇不已。1913年，又是法国人首次飞越地中海，法国人首次将飞机降落在圣地（Holy Land），法国飞行员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高度，法国人首次表演了飞机翻筋斗（在根特世博会上又为热心观众们表演了一次）。和法国飞行员一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échnique）和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École Centrale）培养出来的法国工程师也富有冒险精神，天赋异禀，这些都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梦寐以求的品质。只有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毕业生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这样的法国人，才能设计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巴黎铁塔。（1913年，与时俱进的埃菲尔正在潜心研究空气动力学。）

抛开国力和影响力这些实际的考量，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依旧是一个文明大国。商业领域或许不算，但社交和外交领域的通用语是法语，不是英语。法式烹调被视作优雅的标准，法国厨师是烹饪艺术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法国的时尚潮流引领世界。法国的大学或许不如牛津和剑桥那样知名，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如德国的大学，却吸纳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倡导直觉主义，主张生命冲动（l’élan vital）。法国还培养出了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其中包括雷蒙·普恩加莱的堂兄亨利。在过去的12年里，法国科学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获得了至少15个诺贝尔奖，和德国的17个相差不大，远大于英国的6个，美国的3个就更不必说了。

最重要的是，法国依然拥有巴黎。虽说伦敦统治着地平面，但巴黎不也在高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吗？至少巴黎更美。罗摩奴阇斯瓦米在返回巴哈拉姆普尔（Berhampore）的途中也曾在巴黎短暂停留，连他这样的大英帝国忠诚子民也不得不承认巴黎的美，不过他还担心这样想算不算背叛了伦敦。罗摩奴阇斯瓦米写道，“请原谅我这样想，不过我斗胆认为（比起英国首都），巴黎最好的区段更富有艺术之美，布局也更为整齐，”不过“除了关于艺术美的这些方面，我还是果断偏爱伦敦”。[12]

但巴黎不仅如此。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巴黎人——包括城郊的250万人——也对于每天纷至沓来捕捉城市气息的数千名游客来说，巴黎依然是那座光之城：人类的灯塔。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表露无遗、生命的普遍原则得以确立之地，依然是巴黎。巴黎是一座充满了传说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砖石垒砌的城市，是居民、游客和梦想到此一游的人们集体想象的产物。只要还有人相信这些传说，巴黎的魅力就会一直留存。只要巴黎魅力不减，法国就依旧伟大。

对于来到法国首都的游客来说，从地球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顶端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便能够将艳丽迷人的巴黎尽收眼底。

埃菲尔铁塔下方西边是巴黎的游乐园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曾经是国王和皇帝的狩猎场，如今每天下午都是人山人海，戴着硬草帽的男人和情妇一起散步。西北方向有星形广场（Place de l’Étoile），还有雄伟壮观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纪念过去的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胜利。比伦敦的任何一条大街都要壮观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ées）大街，在1871年曾被德国军队踩在脚下。我们的视线顺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协和广场，这一带有克里雍大饭店（Hôtel Crillon），还有法国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de France），在这里，巴黎上流社会对速度与危险顶礼膜拜。视线越过正前方镀金的巴黎歌剧院，可以看到屹立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最高处的天主教圣心堂（Sacré-Cœur）。这座建筑规模巨大的教堂，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民众捐款建造起来的，它使人清晰地回想起法国的天主教传统，也象征着对过去无信仰状态的忏悔，而如今圣心堂四周围绕着毫无宗教信仰可言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舞厅，迎合着各种预算和口味的人们。

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正下方就是巴黎第7区（arrondissement），此区内有法国议会、军事学院、外交部以及在这里工作的部长和官员，是法兰西帝国的中心。东边的塞纳河两岸是巴黎的老城区，巴黎圣母院（Nôtre Dame）就坐落在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上。河的“左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右边）是索邦大学（Sorbonne）所在的拉丁区（Latin quarter），保存着法兰西民族和共和国英雄骨灰的先贤祠（Panthéon）就坐落于此。无比优雅的卢浮宫，这座世界上最壮观的美术馆，绵延在河的“右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左边）。1911年，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被盗，尚未找回。更远处几乎要看不到的地方是玛莱（Marais）区，曾经是巴黎工人阶级的中心，如今是犹太移民的集中地。再往后，围绕着巴黎北面和东面边缘的一块弧形区域内，是巴黎的平民区（quartiers populaires），巴黎市井生活的一面，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40年前巴黎公社就是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浴血奋战。

1910年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特别提到：“现代巴黎单调的整体外观为人诟病。”[13]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大部分都在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密切监督下经过了重建，拓宽的林荫大道使得路障的建设变得更加困难，还方便了军队的行动。这次重建要求公寓楼的风格和高度必须统一，建设成一个更有整体美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可以宣称这座城市属于他们，而不属于贫穷的手艺人、懒惰的流浪汉和富有的贵族。

然而奥斯曼的工作并没有折损巴黎的魅力，而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壮观。《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感慨道，巴黎的一些地区和意大利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些则是中世纪风格。站在埃菲尔铁塔上观察这座城市，便能够看出这种多样性：

塞纳河上的一队队商船和驳船给人一种海港的错觉，特别是天黑之后。夜里的林荫大道灯火通明，表明这是一座游乐之城，永远都在过节。引人入胜的周边环境，再加上布洛涅、万塞讷（Vincennes）、默东（Meudon）和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森林，为这座诱人的首都城市增添了另一抹丰富多变的魅力，没有谁能够不留遗憾地弃城而去。

埃菲尔铁塔已经屹立了25年，成了法国现代性的雄伟象征，来到巴黎的游客以及世界各地的更多人都能够一眼认出它来。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但后来它被巧妙地改作无线电塔，由此激发了把铁塔作为现代象征的新一轮艺术鉴赏潮流。在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和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画作中，在出生在瑞士的诗人布莱兹·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和出生在意大利的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曾因涉嫌盗窃《蒙娜丽莎》而被短暂拘留）的颂词中，都有它的身影。从1913年7月起，埃菲尔铁塔成了全球的钟塔，“世界的钟表”，这架势自然也让每一个巴黎人感受到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14]埃菲尔铁塔向世界各地发送强力的无线电信号，临近中午的时候一次，午夜时分一次。世界会记得巴黎依旧在，全世界的时钟都要根据这个信号来校准。罗伯特·德劳内一幅油画的落款是：“铁塔致全世界”（La tour à l’univers s’addresse）。

巴黎普世影响力的神话就这样继续着。事实要更加复杂一些，它本身就暗喻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国家，法兰西共和国的号召力将各个地区和各种身份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不久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时区，甚至在法国国内也没有单一的时区。在过去，这倒是无关紧要。在“所有人类活动都在当地钟塔的指引下进行”的世界里，地点决定了时间。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电报和铁路要依照标准时间而不是当地时间，在之前那样一个世界通行的东西，放到现在就显得太落后了。1913年，路易·乌勒维格（Louis Houllevigue）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中指出：“如果按照地方时间来算的话，乘火车从巴黎到布雷斯特（Brest）要比从布雷斯特到巴黎少花54分钟；正午时分从尼斯（Nice）发出的一则新闻到达巴黎的时间是11点40分。”[15]（为了让赶时间的乘客更有余裕，法国火车站的时钟还要慢5分钟，这更是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法国于1891年在巴黎设定了本土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时间。如今加莱和比亚里茨（Biarritz）的时钟显示的是同样的时间。但国际上的时间标准化早已领先一步，从设定国家时间，发展到了校准和设定各个国家时间的固定间隔。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起始点，其他的时区都要参照这个时区。人们将伦敦郊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时间比巴黎慢几分钟。在这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上，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基准是出于实际考量，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时间也必然要取代地方时间。但这同样也是出于安全考量：通过无线电向海上轮船报时，轮船便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1911年，法国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把国家时间调整成比巴黎标准时间慢9分21秒，采用了和格林尼治处于同一经度的诺曼底村庄阿尔让唐（Argentan）的标准时间。巴黎没能让世界采用基于自身地理位置的时间系统，如今却成了世界的定时器。1912年，一场以时间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准备让埃菲尔铁塔发挥新的作用，巴黎也成了新成立的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所在地。[16]

罗伯特·德劳内1910年的作品《埃菲尔铁塔》。法国“生命冲动”的象征、深受当时艺术家喜爱的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到了1913年，铁塔已经被改作无线电塔，向全世界广播巴黎时间。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的普世地位和政治有关：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1789年，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1830年迎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君主制度复辟，巴黎第二次废黜了一位正统派波旁王朝国王，让一位更开明的奥尔良派君主取而代之，把自己塑造成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作家卡尔·路德维希·伯尔内（Karl Ludwig Börne）移居巴黎，称其为19世纪的首都。[17]1848年，发生在法国的另一次革命引发了席卷欧洲的起义风暴，也促使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从巴黎回到了再次成为欧洲革命中心的布鲁塞尔。1871年，巴黎又一次成为政治暴力的中心，激进的巴黎公社同时与德国人和从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的灾难中诞生的新一届保守派法国政府两面作战。在巴黎，国家秩序的重建让一万人牺牲在街垒。另有一万人被就地处死，此外还有数千人被流放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巴黎是一座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偶有暴力，但除了这样的形象以外，巴黎给人的印象是游乐之都——包括违禁的游乐。在漫长的19世纪里，终究是这种印象占了上风：巴黎是典雅与奢华的世俗之城，却也是艺术家和诗人、贫困及其悲剧的浪漫之城。

热情狂放、华丽张扬、标新立异的巴黎波希米亚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直到40年后才在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音乐中成为不朽。[18]到了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奥斯曼男爵如火如荼的城市重建，巴黎放浪不羁和穷奢极欲的名声也传开了，被描述为新巴比伦，或者“欧洲娱乐家”。[19]它是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Olympia）所在的城市，画中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交际花，自信的目光突破画布，注视着巴黎沙龙一众男士中的某一个，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替身顾客。[20]它也是左拉（Zola）的《娜娜》（Nana）中所描述的城市，这部作品记叙了一个轻歌剧少女明星的一生，她勾引男人，最终毁掉了他们，也毁掉了自己。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为这座城市的普世性写下了新的一笔，来自遥远的日本和缅甸的展览品使之成了世界的橱窗。

巴黎公社暂时性地恢复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激进主义之名。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后继政权都曾在巴黎成功建立，但这一次不同，巴黎公社更需要的是遗忘而不是纪念。对于除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只能使人回想起那场灾难。然而巴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人们过得无忧无虑，还增加了酒色娱乐消费。民粹主义从政治转向休闲娱乐。从1870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巴黎的咖啡馆从2.2万家增加到4.2万家。[21]巴黎成了修拉（Seurat）的城市，他画出了《喧嚣舞》（Le Chahut）中在舞厅里故意掀起裙子给管弦乐队和观众看的女郎，还有大碗岛（La Grande Jatte）悠然自得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一个戴着大礼帽的花花公子和情妇一起散步。巴黎也是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和德加（Degas）的城市，后者是雕刻温柔的芭蕾舞女的雕塑家，也是画马戏团、妓院和舞厅的画家。

世纪之初也是巴黎的巅峰时代，这时的巴黎似乎诞生了所有的流行时尚，也接受了所有艺术家的敬意。唯有在巴黎，才能下午参观卢浮宫，晚上听一场轻歌剧，之后如果想要来一场冒险的话，就去还没怎么现代化的蒙马特区，在死老鼠（Rat Mort）舞厅听吉卜赛音乐直到天明，或者加入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露天咖啡馆的平民中。围绕着“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一带，巴黎成了欧洲有钱人和浪荡子的游乐场，他们每到日落时分就要抉择何去何从，是去女神游乐场（Folies Bergère）还是去里彻（Richer）路，去红磨坊（Moulin Rouge）还是去星形广场，这些地方的观众每晚都要换一批，他们把烦恼抛之脑后，也把钱送到同一批歌手和舞者手里。在巴黎也能吃好喝好，例如丽兹（Ritz）酒店的午餐，杜兰德（Durand）餐厅和帕亚尔（Paillard）餐厅的晚餐，事实上现代餐厅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当然巴黎也依旧是性都，不论是直接到城里的众多妓院之一买春，还是通过包养情妇这种更迂回、更微妙的办法。

如果说伦敦是全世界过来投钱的地方，那么巴黎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了全世界过来花钱的地方。人们在伦敦做生意，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从1900年到1913年，在法国首都召开了426次国际会议。相比之下，布鲁塞尔有168次，伦敦有141次，柏林有96次（纽约在这方面比较冷清，只有14次，还比不上挪威首都奥斯陆）。[22]19世纪90年代，德皇贬称巴黎为“世界淫窝”，不过他心里明白，他自己的首都无论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在魅力和国际影响力上还是无法与巴黎相提并论。[23]1900年，巴黎第四次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四次一次比一次成功。1900年的世博会吸引了约5 000万名游客，这个数字比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巴黎因此主张对20世纪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美国人尤其喜爱巴黎，作为美国清教主义及其狭隘商业精神的一剂解药。[24]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乘快速船来到勒阿弗尔（Le Havre），想要为这份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反倒让自己再次陷入爱河。在亨利·詹姆斯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使节》 （The Ambassadors）中，55岁的刘易斯·兰伯特·斯特瑞塞（Lewis Lambert Strether）被派到欧洲，他的任务是将未婚妻的儿子查德（Chad）从巴黎的道德危险中解救出来——查德交往了一位优雅（且年长）的巴黎女朋友。斯特瑞塞反而发现自己被这座城市吸引了，由此在巴黎的城市之光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25]在《使节》发表的那一年，一个富裕、年轻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兄长利奥（Leo）一起移居巴黎。她在他们位于巴黎花街27号（27 rue de Fleurus）的公寓成立了一家知识分子沙龙，墙上挂满了描绘巴黎的当代艺术作品。

来到巴黎的游客就这样为这座城市的神话添砖加瓦，他们自己也成了其中一部分。1913年，一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游客评论道：“巴黎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全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也是全世界黄金的堆积场。”这座城市让她屏息凝神，而伦敦或许除了雾以外并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旦你在这里（巴黎）生活过，醉倒在它的美妙之中，感受到它的神秘气息，迷上它高深莫测的品格和无拘无束的生趣，那么你就永远属于它了。这座城市充满了高贵之美和诱人之魅。你无法定义这种魅力，却能够感受得到——它占据着你的身心。你长吸一口气，它就是那沁人心脾的甘美。你的生活精彩而又紧张，这正是你所期待的，这就是巴黎。[26]

这座革命之城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的巴黎是典型的充满诱惑、刺激和奇观的城市，人们毫无节制地消费它，去感受而不是去理解它：游乐之城，偶有危险。这是一个神话，巴黎人可以自己为之添砖加瓦，和这座城市所做的一样，美化他们自身的世俗气息。

到了1913年，巴黎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的头号招牌：它对世界的吸引力有增无减。巴黎是一件商品，被复制在明信片和海报上，被制作成瓶装香水出售。世界各地开了上千家巴黎咖啡馆，它们渴望重塑真正的法国首都的街头氛围，包括那里的花花公子、穿着体面的闲人、各式各样的流氓犯罪团伙，哪怕只有区区一瞬间。那些到过真正的巴黎的游客，要是不买些强塞进手里的俗气纪念品，就别想脱身。所谓“巴黎的物品”（Article de Paris），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纪念品——而“纪念品”（souvenir）这个词在法语中是“回忆”的意思——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假花或者皮包。

事实上，这些东西更有可能是在巴黎东区批量生产的，而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作坊手工制造的。但这并不重要。正如1 000年以前的圣地遗物，东西的价值一部分在于它的出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它被主人所赋予的意义，以及被骄傲地摆在壁炉架上或者门口上方时受到的崇拜。纪念品当然是暂时的，但这种暂时经过了永恒的点触。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给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寄回了29张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他还订购了一套黑色西装，裤子是黑白格子花纹的，他品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首次体验了双人床。他在日记中写道：“巴黎整座城市都是异乎寻常的美丽、热闹、欢乐、迷人。我感觉这里就是世界之巅，到处都是新鲜有趣的事物。”[27]

但1913年的巴黎比起1900年时那座宏伟的城市，未免显得有些俗气吧？每天早上都有一火车一火车的游客从加莱来到巴黎，准备进行一天忙碌的观光。而产业化的旅游业，以及从中渔利的廉价小贩和骗子，岂能无损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普罗科菲耶夫刚从海尔德街（rue Helder）上的酒店出来，就被一个法国人缠上了，那人卖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打明信片，还“偷偷地向我兜售一捆淫秽图片”。[28]德莱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问那个小贩有没有母亲或姐妹，她们看到这些东西又将做何感想，就这样把小贩赶走了。[29]《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说这些卖卡片的小贩在郊区的火车上危害极大，还告诫女性读者不要经常出入“大道”北边的那些咖啡馆，在那种地方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还有可能被人骚扰。这本书还建议，无论是男性游客还是女性游客，天黑以后都不要去巴黎那些少有人去的地方，要时刻提防“扒手大军和另外一些小流氓，那些人一眼就能认出外地人，特别擅长占外地人不了解情况的便宜”。[30]普罗科菲耶夫的母亲或许不像年轻的儿子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面对巴黎，她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哦，到巴黎了，’我们从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的出口出来时，妈妈说，‘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31]

一些巴黎人担心巴黎是不是正在失去某些魅力和个性。1913年1月的《巴黎人》（Parisia）杂志痛斥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商业化。“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发光牌，这边还要再立一个标杆，远处还新增了一面大广告牌；业主们胆子大了起来，给自己找到了商机，招贴和广告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挑逗。”一名记者这样批评在楼前放广告的风气，这股风气破坏了道路的视觉协调性，完全是为了卑劣的目的而出卖了这条大街。“看阳台上挂着的那些大金字，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向你抛过来的‘媚眼’就像扒手对你的口袋送出的‘秋波’，”激烈的批评继续道，“俗气的电广告牌能把盲人的瞳孔烧坏，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强光吧。”[32]

或许破坏更严重的地方是蒙马特区，这里曾经是巴黎艺术气息与浪漫情怀的熔炉。就在伦敦招待雷蒙·普恩加莱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报道了蒙马特区逐渐的变化。有人写道：“老蒙马特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抽离，很快就会变得只剩下回忆”——

整个四艺（Quat’z’Arts）领域那些穿着肥大的裤子、系着松垮的领带、留着长发、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发现，在这个被遗忘的村子里，最后的避难所也已经处于绝境了，他们不知道眼下要躲到哪里才能求得一份安宁。巴黎正在进犯这座神圣的孤山，而赋予这座孤山个性与魅力的一切都正在消逝。[33]

如今，艺术家们转移了阵地。马蒂斯（Matisse）住进了巴黎西南郊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的一间小资别墅。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长期居住在巴黎，他的画室位于巴黎南部蒙帕纳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对面的舍尔歇街（rue Schoelcher）上。现在的蒙马特区只是一个吸引游客的圈套，对于过去荣耀的拙劣仿制品。

1913年的巴黎仍旧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不过比起1900年，这顶桂冠稍微有点儿松动了。维也纳和慕尼黑，甚至伦敦和柏林，都在撼动法国首都曾经毋庸置疑的主宰地位。然而评论家兼艺术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Jacques-Emile Blanche）写道：“基调仍旧要由法国来定。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就是为了看看我们都制作了些什么，为他们四海一家的理论寻求我们的认可。”[34]巴黎依旧是艺术创新的中心，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从这里诞生。巴黎也依旧是画家举办画展、出售作品的地方。巴黎还是开拓事业或者发起运动的地方。1909年，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在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用法语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宣告了追求速度、新奇和暴力的一场自发的煽动性艺术运动的诞生。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份宣言就登上了一家意大利报纸，只不过声势减弱了不少：

8.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世纪，已经到了天涯海角！……既然我们一定要撞开“不可能”的神秘之门，又有什么好回眸？时间和空间已经死在了昨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了生生不息、无处不在的速度。

9.我们要赞美战争——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会杀人的美好构想、对女性的蔑视。

10.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懦弱作战。[35]

现代艺术不断变化的先锋，即“前卫”这一概念，也是在巴黎形成的。

然而尽管巴黎依旧是文化现代性的裁定者，进行艺术尝试的平台，但它现在的角色一方面是欧洲文化的陈列柜，也就是商店橱窗，另一方面是法国文化的宣传广告。曾经的印象主义是由巴黎人的品位和巴黎的艺术家决定的，而这些新的视觉艺术活动则不然，根本看不出是法国的。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扎根在德国。未来主义倒是在一家巴黎报纸上出现的，但它的领袖是意大利人，以及形式上多少有些不同的俄国人。另一方面，巴黎的戏剧近些年来占领了维也纳、意大利甚至比利时的戏剧季。[36]1913年的一次艺术活动由于性质大胆，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也由此声名远扬，而它本身几乎都是外国元素：那就是《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演出，俄国芭蕾舞演员随着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翩翩起舞，演出所在的剧院也因其日耳曼风格的线条而被批评为“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上的齐柏林飞艇”。[37]

“现在法国人在自家地盘都要待不下去了。”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写道。之所以还让巴黎来宣布对世界艺术的最高裁决，完全是出于习惯。因此与其说巴黎征服了世界，不如说是世界征服了巴黎，殖民于巴黎，使之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布兰奇总结道，巴黎正在迅速成为“欧洲的中央车站”，现在它的原创性和推动力都是外来的。[38]

1913年，尽管法兰西儿女为祖国争得了无数荣誉和至高地位，但法国人得意扬扬、装腔作势的背后，却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在世界博览会的灿烂阳光下，现在对未来的威胁恐怕比10年前更大。1913年，电影《方托马斯》（Fantômas）占领了首都的大银幕。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背景下，电影中的同名反英雄犯下了一件又一件精心设计的罪案。电影海报上的方托马斯戴着大礼帽和面具，犹如幽灵一般占据着血红的天空，睥睨着脚下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只到他的膝盖处。方托马斯暗示着近乎玄秘的现代性力量，日常生活中黑暗神秘的另一面，恶灵不但没有被驱逐，反而以一种更加危险的新形态回归了世界。

由于人们对速度、飞机和汽车顶礼膜拜，对于现代性诸如此类的恐惧得到了些许缓释，但这种恐惧或许涉及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法国与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法国是不是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法国的伟大是事实吗？抑或是一种感官记忆，好似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3年出版了第一卷的伤感小说《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所描写的，小玛德莱娜蛋糕融化在上颚的滋味？说到底，法国是不是正在悄然无声地落后于它的那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

1913年，虚构的犯罪大师方托马斯的幽灵，玄秘的现代性力量的象征，占领了法国的大银幕。

一些人觉得即便只是提出这种问题，就算没到失败主义的程度，也是过于宿命主义了。普恩加莱自己有时也会宣称，谈论法国的衰落就是不爱国的表现。至于衰落的原因，莱昂·都德（Léon Daudet）等极右派作家把目标指向了德国和犹太人的阴谋，让·饶勒斯的国际社会主义也成了另一个靶子。每有10本表明衰落原因的书，其中只有两本是在赞扬法国在爱国联盟和为国献身的精神理念下的光荣复兴。法国的民族主义很激进，是因为它先天虚弱，人们打算利用它来推动复兴，仿佛一个国家的伟大只要有自信便可，而无须决定性的事实。

在一些人看来，关于法国的历史衰落人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以及对于法国的未来人们需要担心的一切，都能在法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中找到答案。雅克·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在意外畅销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明确指出：“所有的法国人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要怎样才能不让法国消失，让法兰西民族继续存在于世？”[39] 贝蒂荣问道，法国拥有全欧洲最优良的农业用地，可为何每平方英里的土地所养活的人口数却不及英国的一半？在过去的30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1 000万，德国增加了1 800万，而法国为何只增加了200万？现在，就连意大利的人口都快要赶上法国了。

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国的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因为大家族容易造成产业集团扩大化），还有法国夫妻的性习惯，特别是“俄南之罪”（Crime of Onan，体外射精或手淫）。此外，贝蒂荣还引证了巴黎的音乐厅——“轻音乐和拙劣、邪恶的副歌”的巢穴——大受欢迎的事实，那些暗示着小家庭更好的戏剧、避孕药的应用，以及他认为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关系的反生育运动。邻国比利时的一名警察局局长曾以涉及淫秽出版物为名，叫停了一场避孕措施教育展，贝蒂荣对此表示称赞。他和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生理学家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一道，成立了全国人口增长联盟（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不知疲倦地游说法国议会采取行动，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不过成效不大）。

事实正如贝蒂荣所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引发了一连串的威胁。为了和德国的兵员数保持一致，法国已经要求更大比例的男性人口服兵役。这实际上也是1913年普恩加莱四处游说，主张把兵役期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以应对德国扩张的原因之一。

往后，这一问题还将变得更加严峻。法国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身体不那么强健的新兵，以及来自殖民地的新兵。这一切都被德国的军事策划者或者他们的助手看在眼里。10年前的一个德国人这样写道：“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40]贝蒂荣问道，军事实力减弱的法国会不会最终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的其他大国瓜分？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在历史上，英国的大规模移民巩固了祖国不列颠与广阔的海外领土，特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这些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然而从法国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移民向来不多，总体人口增长速度慢也是原因之一。贝蒂荣认为这种情况容易削弱殖民扩张的势头，淡化帝国的内部联系。即便是在法兰西帝国的宝石阿尔及利亚，非阿拉伯人口中很多都没有法国血统。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部，讲法语的人数相比于讲德语的人数大幅下降（现已不到后者的一半），这意味着伏尔泰的语言将不再普及，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

阅读贝蒂荣的分析，人们仿佛看到法国在梦游的状态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毁灭。如果没有了愿意为国而战的人民，法国的成就又有何价值？普恩加莱等人认为法国可能会与德国一决高下，甚至是非常有可能，而果真如此的话，法国要拿什么去扳倒德国？或许是信仰？举国团结一心？还是年轻人的爱国精神？

1913年，两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用笔名阿加顿（Agathon）发表了《昨日的青年》（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他们激烈地反驳了将人口统计学视为天命的观念。他们描写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20年，即189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这一代。他们称这一代人与悲观主义、半吊子的父辈们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这年轻一代所受的启发来自行动和牺牲的理想、体育文化和旅行探险，这是天主教信仰的再发现，它取代了上一代人盛行于世纪之初的放荡主义。年轻一代在知识分子界的核心人物是莫里斯·巴雷斯和提出“生命冲动”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年轻一代的倡导者是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和天主教徒、德雷福斯支持者、民族主义者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世界主义”的索邦大学曾经有很多饶勒斯的追随者，而现在民族主义者的人数更多。

马西斯和德·塔尔德解释说，这一代人宁愿到殖民地从军也不愿留在国内享福。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应届毕业生克利普费尔（Klipfell），他报名参军，在摩洛哥服役；另一个是伟大的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外孙欧内斯特·普西卡里（Ernest Pischari），他想要到非洲灌木丛中服役。马西斯和德·塔尔德写道：“在爱国信仰和尚武精神的熏陶下，这些年轻人一旦得到机会，定能成就英雄事业。”[41]他们认为这一代人将会成为法国的救星。

柏林

强力之都

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欧洲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写道：“巴黎曾经风光过，也无疑会继续风光下去。”继而又说：“伦敦满足于走极端保守的路线。”[1]但柏林最辉煌的时期就在眼前。“那里有血性，有希望，还有喜怒无常、贪欲无度的瓦格纳气质。”德莱塞的这番评价恰逢瓦格纳的百年诞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1913年有100多万游客来到柏林，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城市。这座城市包裹在德意志帝国的外表之下，内在却依旧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强市，科学之都，一座炫耀性的城市。游客们的感受丰富多样。一些人眼中的柏林是一座大都市，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具未来和都市气息，更加现代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力量。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大肆张扬着新兴的繁荣，却没有一点儿高雅品位，整个就是一座丑陋、野蛮的城市。在很多人心中，这两种想法是交织在一起的。

柏林的游客中超过1/3是俄国人，他们在这里大概比在祖国呼吸得更自由一些，或许是在柏林身上看到了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半民主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2]第二大游客群体是奥地利人，他们把柏林视为德语区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城市，紧张不安地打量着它。第三大游客群体是美国人，他们往往觉得柏林这座城市至少还是现代化的，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不会久留于此。阿德龙大酒店（Hotel Adlon）的老板忧伤地表示：“他们只在这里住三天，之后就纷纷奔向各个温泉镇……他们在巴黎花的钱是最多的。”[3]

西奥多·德莱塞初到柏林时，正乘着马车，从玻璃和钢铁铸就的、华丽壮观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一路颠簸至绿树成荫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这也是柏林对香榭丽舍大街做出的浮夸回应，前面就是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这里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切，都和美国一样新，甚至更新，也就是德国式的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最有德国味（Deutschiest）的家伙。

法国画家夏尔·于阿尔（Charles Huard）也把同样的风景画成了一捆素描，后来又把这些素描编入一本讲柏林的书中。这本书尖酸刻薄，反映出了法国人对德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缺乏魅力。一个来自柏林的熟人曾经向他保证，菩提树下大街比罗马的克尔索（Corso）大街更漂亮，比巴黎的那些大街和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更贵气。而在他眼里，那“的确是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但种的都是些普通的树，不受待见的栗树和干枯的菩提树；瘦骨嶙峋的马拉着难看的马车……我彻底幻灭了”。[4]在克兰茨勒（Kranzler）糕点铺门前的露台上，于阿尔看到“一个胖子贪婪地舔着勺子”，而人行道上“身材结实、健壮的人们来来往往，神色傲慢，拒人于千里之外”。

来自东方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惊讶于柏林的火车站数量，不确定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柏林的某某站到了，我们应该在这站下车，不对，还要再走一段，于是又到了柏林的某某某站，不对，还没到；最后到了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站，我们得赶紧挤出去，因为火车只停两分钟，之后又要开往柏林的某个站了。”[5]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在凯宾斯基酒店用午餐，吃龙虾，喝香槟，重振精神。他觉得这座城市具有“令人难忘的日耳曼气质”，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贯穿蒂尔加藤（Tiergarten）公园，这座城市中央公园曾经是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国王的狩猎场。他还评论说柏林没有美女，至少都不如让他魂牵梦萦的圣彼得堡姑娘乌姆内卡亚（Umnenkaya）那样迷人。

对于第一次乘坐巴黎、圣彼得堡或维也纳发出的火车来到柏林的游客，1912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专业旅行者的柏林》（Berlin für Kenner）建议他们下了火车以后直奔人群。[6]这本旅行指南的建议是，从腓特烈大街火车站——也就是德莱塞、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下车的那一站——出发很方便，先向南步行至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asse），在这条街上有柏林最壮观的景点之一：韦特海姆（Wertheim）百货，它和A.扬道尔夫公司（A. Jandorf & Co.）、蒂茨（Tietz）以及柏林西边最新建立的Kaufhaus des Westens（简称卡迪威，KaDeWe）是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场。旅行指南对此的解释是：“人们会自发地走进去，然后便立刻陷入柏林生活的疯狂迷乱之中，无法自拔。”韦特海姆的确是一座城中之城，这里不仅可以购物，还有图书馆、美术馆、屋顶花园、照相馆、售票代理处和几家餐厅。一些观察者指出，这一类的百货商场是柏林人身份的熔炉，因为贵族和中产阶级在这些地方混杂在一起，柏林人共同发扬着一种新的炫耀性消费文化。[7]对于百货商场能和柏林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相提并论，成为这座城市的亮点，一些更拘谨的德国人表示愤慨，认为百货商场证实了柏林愈演愈烈的铺张浪费之风，破坏了中产阶级勤俭节约、通过教育提升自我的传统美德，或许还弱化了因正直而闻名的普鲁士风骨。

从韦特海姆出来，沿着莱比锡大街来到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特拉法加广场和星形广场仿佛在柏林合二为一。在这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人潮涌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那就是柏林！”以上是描绘柏林的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和路德维希·迈德纳（Ludwig Meidner）眼中的波茨坦广场，是现代大都市的表现。次年，迈德纳在他的现代城市绘画指导书中这样写道：“一条街道并不是由各种色调构成的，而是风吹过一排排窗户时的呼啸，各种各样的车辆之间奔腾的光束，上千个跃动的球面，零零落落的人和广告，以及嗡鸣的、无形的色彩集合在一起的轰击。”[8]

这就是柏林：色彩缤纷，巨大开阔，以一种卖弄的姿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现代化。柏林这座城市遍布着自动售货机和报刊亭、电话和有轨电车。1895年时，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是伦敦的8倍；到了1911年，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电话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依旧是大英帝国首都的两倍。[9]柏林有轨电车网的总长度相当于从德意志帝国东北的柏林到西南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之间的距离。1913年，柏林最新的一座地铁站——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站投入运营。这年年底，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准备赴任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的新职位。柏林终究还是一座科学之城——而且并不排斥犹太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的总部就设在柏林。

然而在柏林走马观花的游客不太容易看到柏林的另一面，也就是德国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简称AEG）的创始人之子、德国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称之为“工厂城市”（Fabrikstadt）的一面。这些工厂沿着城西的一条条运河和环形铁路而建，围绕着市中心构成了一条从西北到西南的大弧线，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西门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了AEG公司的各个工厂。这是由于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闻名世界的涡轮机和发电机、电报机和电话机的制造者——选择柏林作为大本营，毗邻欧洲最好的几所理工大学以及该行业的众多大客户：德国军队、铁路和邮政。[10]巴黎或许保住了“光之城”的桂冠，而此时的柏林也以“电之都”（Elektropolis）的称号为傲。

美国人沃尔特·库恩（Walt Kuhn）来到柏林，为纽约军械库艺术展寻找欧洲艺术品，他自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活力四射的一面，虽说或许不那么亲切。“这座城市和市民都让人感觉不‘自在’。”他给妻子写信说。[11]他还将柏林的交通与纽约类比：“警察确实是在吓唬人，但你要么跳起来，要么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行进。”

柏林是从一个驻防小镇发展起来的，普鲁士也是军事化社会，这两点依旧体现在这座城市条条框框的拘束感上，试图驯服柏林不安分的一面，把它束缚在普鲁士秩序的枷锁中。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在布洛涅森林和伦敦的公园，人们都可以躺在草坪上，然而到了蒂尔加藤公园，只见精心照料的草坪上立着“禁止”的告示牌。[12]德莱塞这样描述高级官僚的日常状态：

德国的警察戴着锃亮的铜头盔，系着铜腰带；柏林的哨兵穿着灰色长款军大衣，肩上扛着步枪，眼睛藏在高帽投下的阴影里，身后是黑白条纹的岗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落，每一座机关大楼前，都明晃晃地部署着这样的哨兵；德国军方和皇家的汽车在专用车道上高速行驶，前方所有的交通都要清除，官僚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在汽车底杠上耀武扬威地招展着，在你的身边飞掠而过。[13]

戴着钉盔的军官形象是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普鲁士象征，因此有一本英文的柏林旅行指南就选择用它作为封面，在伦敦一家拥挤的书店里，只需远远地一瞥便能心领神会。[14]

在柏林，普鲁士军事起家和军事传统的影响力从未淡去，无论是往日军事胜利的纪念碑，没完没了的阅兵式，柏林公园里的铜管军乐队，还是柏林壮观的中央大街上和高档咖啡馆中穿着奇异制服的军人，包括皇帝本人在内。1906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让服从军令的普鲁士传统变成了一场闹剧。一个身份卑微的鞋匠威廉·福格特（Wilhelm Voigt）穿着一个军官的二手制服，在街上拦下了几名真正的德国士兵，命令他们跟随自己到科佩尼克（Köpenick）市政厅去。到了市政厅，他仅仅凭借着自信，再加上手下的几名士兵做担保，就又从市长手里要来了4 000马克，后来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带着钱跑掉了。他对这身军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非常自信，甚至还在半路上征用了一列火车。福格特被抓到了，最终在1908年被皇帝赦免。威廉皇帝觉得，福格特的这场恶作剧到头来不是恰恰证明柏林已经笼罩在等级观念和遵从权威的意识中了吗？到了1913年，“科佩尼克上尉”已经成了柏林的民间传说。

社会上潜在的军事化也显露出了更加隐晦的迹象。柏林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寓楼群被称为Mietskasernen，字面意思是“出租的兵营”，源于公寓的面积以及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准军事化的特点。在柏林西边的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林区，大清早总能碰见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的一群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所在的童子军社团受到军国主义者威廉皇储的支持，也就是1913年发表战争中的男子气概赞歌的那位。就连万湖（Wannsee）湖畔的公开体操表演都喜欢展示军人般的精准和矫健身姿。1913年6月，新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它将成为191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地，因此，肩负着提高德国奥运会成绩重任的德意志帝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也不出所料地是一名军人——维克多·冯·波德别尔斯基（Victor von Podbielski）将军。[15]

普鲁士邦的条理性在柏林的街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总会有一大批清洁车把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然而对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却更加危险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柏林的公共卫生大为改善。到了1913年，一本英文旅行指南可以这样评价：“柏林的饮用水好极了，特别干净、清爽，而工人阶级竟然更喜欢喝啤酒，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过他们偏偏就是更喜欢喝啤酒。”[16]虽然汉堡在不久前的1892年爆发了一场霍乱，但柏林当局定期使用消毒剂消毒，保障了城市的安全。[17]

无论官僚对于让柏林有效发挥其城市职能起着怎样的作用，无论军队里如何暗流涌动，私人的娱乐消遣总是少不了的。不可能按照某些保守派喜欢的那样，完全让上层来管理社会。瀚蓝斯湖（Halensee）有月亮公园（Luna Park），柏林的任何一家大酒店都有下午五时茶会，洋溢着打情骂俏的氛围。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1913年的探戈热潮也席卷了柏林，尽管皇帝禁止穿军服的军官跳探戈。柏林的素食餐厅（在1902年共有152家）和裸体主义社团甚至好像还带有一丝反主流文化的意味，更不必说柏林的夜生活了。[18]

因为只有到了夜里，这座城市才会卸下伪装，把白天的条条框框换成夜晚的纵情恣肆。《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以一种好似推销的夸张语气评论道：“柏林的夜生活和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是巴黎都不一样，这表明柏林是一座世界城市（Weltstadt）。”[19]这本旅行指南还十分肯定地告诉游客们，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一带以及从菩提树下大街至莫伦大街（Mohrenstrasse）一带，有许许多多的夜总会（Nachtlokalen），打扮入时的柏林人经常光顾这些很晚才打烊的酒吧。“何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呢？”旅行指南建议道，“不用非得在红磨坊或者豪华舞厅（Palais de Danse）喝香槟，摩泽尔（Mosel）葡萄酒或者波尔多（Bordeaux）葡萄酒同样能够让人心满意足。”（德莱塞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他发现在豪华舞厅只能花20马克买一瓶香槟，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一套新西装的1/3。）[20]这些地方离柏林新建的大酒店，比如富丽堂皇的阿德龙大酒店（位于菩提树下大街1号）或者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漫步大道（Esplanade）酒店都不远，相对比较安全些。旅行指南提到了很有用的一点，“可以安心地带着妻子一起去”。夜深以后，还可以到Lindencasino赌场或者至少要营业到凌晨4点的Toni Grünefeld酒吧继续享受夜生活。

此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探险，旅行指南称之为“闲逛之旅”（Bummeltour），把（男性）游客带到更工业化、更脏乱的柏林北部。正因如此，“最好让妻子留在酒店”。这里的夜生活可以一直持续到天亮。到了早上6点钟，人们可能还在星星酒馆（Café Stern）或者埃尔泽塞尔大街（Elsässer Strasse）的Erlanger Krug、歌德或者瓦尔哈拉（Walhalla）这些刚刚开门营业的酒馆，为辉煌灿烂的柏林、至高无上的柏林、酩酊大醉的柏林干杯。柏林估计有两万名妓女，此外还有大概两千名男妓，这个时间也是他们最后的工作时间。[21]（虽然在德国，同性恋是违法的，但柏林却是欧洲的——因此也是世界的——同性恋之都。）在一些清晨营业的酒馆里，把身份证件藏起来才是明智之举，以防警察突袭。不过正如旅行指南得意扬扬的声明所言：“那也是柏林生活！”（Auch das ist Berliner leben!）仿佛在一场柏林之旅中，如果没有跟法律与秩序的捍卫者过过招，就是不完整的。在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的风气下，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早晨回到酒店的外国游客，一路上或许会捕捉到柏林的另一面，都市工人阶级的柏林，也就是拉特瑙所谓的“工厂城市”里的工人们。1913年，巴黎只有不到四成的工人从事工业劳动，而柏林则有六成。[22]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写道：“我们最多只是发现，在清晨五六点钟，我们经过一夜的歌舞或者斗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或者去火车站赶早班车时，他们（工人阶级）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然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便突然闪现在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三两成群，组成一条条长队，迈着轻快的步伐“去上班”。他们大多不发一言，手里拿着劳动工具或者咖啡罐。他们……现在正奔向巨大的摩洛神[1]的怀抱，那就是在6点钟响起汽笛声的工厂。汽笛声宣告了工厂的囚徒们个人生活的结束，重新开始要等到十一二个小时之后，而6点钟的我们已经再一次舒舒服服地爬上了床。[23]

这就是柏林的底层社会，用《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中的话说，是“光鲜奖牌的背面”。在柏林，工会的势力很大，1905年共有22.4万名成员。[24] 1910年，柏林有15万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普鲁士修改选举法，1911年还有20万工人来到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er Park），谴责帝国在摩洛哥的外交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和社会民主在这座城市盛行。柏林的保守派势力也许想要忘记柏林的这个样子，但罢工或者疾病的爆发却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波兰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后又成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记述了三个穷人约瑟夫·盖厄（Joseph Geihe）、卡尔·梅尔希奥（Karl Melchior）和卢西恩·什奇普捷罗夫斯基（Lucian Szczyptierowski）的事例。由于身染怪病，他们从柏林街头卑微的小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产阶级浓厚兴趣与积极关注的对象。“（这三个人）一辈子都未曾让人如此感兴趣”，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而“现在这是多大的荣幸啊！……对于他们胃里的东西，世人一度是全然漠视的，可现在却勤奋地研究了起来，在所有的报纸上高谈阔论”。[25]

所有人都觉得，柏林或许还不像伦敦那样重要，而且过于工业化和粗鲁，远不如巴黎那样迷人，但它前途无量，和今日的上海一样，是一座不容忽略的城市。

19世纪初期的柏林基本上只是一座灰扑扑的驻防小镇，位于普鲁士平原中央，人口刚够20万，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王都，一个德意志北部邦国的人造首都，排场大过实际地位。“普鲁士的首都和普鲁士本身一个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于1814年写道，“这里的建筑和机构与这里的人同样年纪，仅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人就是腓特烈大帝，不过他更喜欢说法语，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柏林，而是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的无忧宫（Sanssouci）度过。[26]

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AEG公司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柏林不只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它本身也是一座工业强市，既是“工厂城市”，也是志存高远的“世界城市”。

然而在1871年，普鲁士首都摇身一变，得到了一个新身份，成了刚刚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自那以后，柏林飞速发展，成了欧洲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渐渐获得了世界城市的称号，正如德国也向往成为世界强国。人们能够充分地感觉到，柏林将会反映出德国本身的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现在这个国家的钢产量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总和，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化学品（用英国轮船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更何况它的电气工程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7]德国的银行家和商人在全世界考察，发现有待占领的市场和有待满足的消费者。他们于1913年在基尔创立了一家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

1913年，柏林的人口已经接近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突破500万只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超过伦敦的600万也不在话下。19世纪的柏林——用老一辈人的话说，叫“老柏林”（Alt Berlin）——与在原地发展起来的这座大都市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座大都市从柏林相对贫穷的中心地区，发展到工业化的北部和东部，再到西部的新区和格鲁内瓦尔德的中产阶级别墅区。拉特瑙在格鲁内瓦尔德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拥有一座极其华丽的别墅，这座别墅与每天为他赚钱的那些工业建筑大相径庭。

为了强调普鲁士在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赋予其庄严的意味，威廉二世皇帝在纪念物和纪念碑上斥下巨资。（德莱塞把由此产生的那些雕像称为“反人类的罪恶”。）[28]柏林当然已经有了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一座富丽堂皇的凯旋柱，顶端是金雕像。在此基础上，皇帝又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的一端建起了一座教堂，纪念他同样也叫威廉皇帝的祖父。这是一座大教堂，他希望有朝一日这座教堂在新教徒中能够具有圣彼得大教堂在天主教徒中那样的地位。威廉皇帝还是考古爱好者，经常去爱奥尼亚海的科孚岛（Corfu）度假，并且有所“发现”。他个人对于德国在古代世界考古宝藏中的收获非常感兴趣，还怂恿著名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把自己贮藏的宝物留给柏林这座城市。1902年，他亲自主持了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新的收藏地落成仪式，后来的帕加马博物馆于1912年动工。[29]他还主持了胜利大道（Victory Avenue）的落成仪式，这是一个雕像公园，雕刻着普鲁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上溯至12世纪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der Bär），不过其中的一些雕像看上去却疑似当代宫廷中的马屁精。

20世纪之初，柏林的各个行政区都遵循皇帝的指示，建造的市政厅塔楼一个比一个高，外观一个比一个华丽，对历史的参考让整座城市有了大杂烩的特征。在新克尔恩（Neukölln）的里克斯多夫（Rixdorf），德国北部的诸多建筑风格融入一座模仿13世纪的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 of Siena）而建的塔楼中，而科佩尼克市政厅（Rathaus）就尝试了这种趋近德国北部的哥特式风格。

数十年过去了，在柏林建起了很多使人想起哥特遗产的市政厅，以及历史英雄纪念碑，但即便如此，柏林这个欧洲首都中的后起之秀，却从未抛弃标新立异的作风。柏林城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艺术评论家卡尔·谢弗勒（Karl Scheffler）有一句绝妙的形容，这座城市被下了“永远在变化，绝不会消停下来”（immerfort zu werden und niemals zu sein）这样一道判决。[30]1899年，身为柏林人的瓦尔特·拉特瑙也承认柏林是暴发户。的确，“柏林是城市中的暴发户，也是暴发户的城市”。[31]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丢脸的。他评论道：“德语中的暴发户指的是白手起家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柏林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只可能成为暴发户，为了跟上城市人口增长，飞快地建房盖楼。（事实上，1911年约有6万名柏林人住在地下室。）[32]很多游客认为柏林更像是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城市。“相比之下，连芝加哥都显得古色古香，”马克·吐温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柏林的大部分看上去像是上个星期才建好的，其余的部分也只能稍微看出一抹更加黯淡的色调，像是有6—8个月的样子。”[33]柏林身上的美国气息挥之不去。1910年，卡尔·谢弗勒进一步指出，柏林不只是像美国，而且还正在美国化，德国其他地区亦受其影响，对此他的态度至少是矛盾的。[34]

土生土长的汉堡人谢弗勒写道，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对于柏林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柏林不是他们的城市，这种感觉与巴伐利亚人对于慕尼黑，或者莱茵兰（Rhineland）人对于科隆的感觉不同。慕尼黑和科隆都曾经是地方的政治活动中心，本身就是重要的城市，而当时的柏林还只是一个名声好一点儿的村庄。有1/5的英格兰人生活在伦敦，1/8的法国人生活在巴黎，而只有1/20的德国人生活在柏林，这些人大多来自德国东部，也就是普鲁士，而不是西部。因此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柏林并不算是自然形成的首都，而是由一批批外来者组成的殖民首都。它处在偏远的易北河东部，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拓荒者”。

最糟糕的是柏林文化生活的矫揉造作，这一点也遭到了谢弗勒的批判：“也只有柏林人可以对歌德不甚了解，却对上一个季度流行的诗人了如指掌。”由于缺乏艺术底蕴，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柏林只好用其他的风格东拼西凑，却只是囫囵吞枣，良莠不分。谢弗勒很欣赏现代主义高雅大方的简洁性，以及哥特风格的中世纪优雅。他建议《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把彼得·贝伦斯最近为AEG公司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收录进去。[35]但他认为柏林的新建筑大多不怎么样。这些建筑透露出的品位很成问题，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筑理念都很混乱，是借过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因此柏林的建筑师们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投下了一片粗陋的阴影——“世界城市的阴影”。

但这片阴影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形式——它和皇帝本人的形象基本一致。谢弗勒写道：“皇帝和现代的柏林人一样，都怀有一种紧张不安的需求，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富有进取精神，奉行乐观主义和物质主义，拥有同样的本能、同样的表现欲、同样变化无常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筑艺术最衰败的时候产生了大兴土木的欲望”。正如同皇帝有意干涉国家美术馆的购置策略，他还打算运用自己身为皇帝的特权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柏林建筑方案，为他认可的工程助推。“但凡是成功的画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造船师，几乎无不蒙受皇帝提出的很多专业意见之恩。”一名英国的宫廷观察者委婉地评论道。[36]柏林就这样带着其统治者的缺点建设了起来。

威廉二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喜欢旅行。他积极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步伐，并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试图表现得自信满满，却很容易陷入一阵阵消沉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中，这也是他那个时代典型德国人的特征。在宫廷生活中，他既可以墨守成规让人敢怒不敢言，又可以是万民拥戴的一缕清风，和诸如犹太船王阿尔贝特·巴林（Albert Ballin）这样的人交好，而皇帝的上一代对于这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他还有另一个爱好：制定规矩。

1913年注定属于皇帝。他29岁时继承父亲腓特烈三世的帝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如今25年过去了。而现在距离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军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威廉皇帝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这样的巧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两个周年纪念合并成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庆典：为他本人，为德国，也为以他为首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一切都反映出了皇帝对于国家政治应该如何运行所持有的极端保守的观念：德意志民族要听从皇帝的领导。

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涉及宪法和德国历史。首先，德意志民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人？从民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日耳曼人，但并不完全是，东部的一些省份以波兰人为主。即便在日耳曼人内部，也有很多分支。由于历史原因，天主教徒对于德意志民族并没有什么归属感，至少普鲁士人是这样看待的。双方都在互相猜忌。帝国也并没有把所有讲德语的人囊括进来：还有很多人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安居乐业。

从宪法的角度讲，虽然皇帝是德国唯一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是奥地利皇帝，不是德国皇帝——但他并不是德国唯一的君主：巴伐利亚还保留着国王，之前其他的王国也都保留着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他们的继任者。这些邦国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权，独立于柏林，因此也就是独立于皇帝。正如谢弗勒所言，这些地方的人民并不需要接受来自施普雷河（Spree）畔的那座城市的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指示。在德国内部，普鲁士邦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力都远胜于其他各邦，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德国宪法和文化上的联邦制相抵触的。普鲁士邦的选举采取的是极不公平的三级投票制，严重偏向富人，因此从根本上保证了保守人士成为多数派。

在帝国的层面上，皇帝的海军与陆军首脑身份给了他一定的军事特权，让他能够沉浸在他喜欢的秩序井然的军事环境中。他负责任命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这给了他双重的授权，增强了他对德国政治制度整体上的影响力。不过皇帝的宰相在帝国事务上也还远远达不到一手遮天的程度。他的所作所为还要受到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尽管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制度保证了保守派人士成为多数派，然而帝国议会的选举权放得更开，赋予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因此议员群体相对不那么听话，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帝国的法律，需要在帝国议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帝国议会理论上可以驳回国家预算，这为议会提供了一个不那么锋利却具有潜在威力的办法来对政府施加影响。虽然威廉皇帝执意要求新的帝国议会大厦入口处刻上“为了德意志统一”（Der deutschen Einheit）的铭文，而不是原本计划的更加自由主义的“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但皇帝的大臣们并不能像对待军队那样，对德国的政治统一发号施令；他们不能诱骗或威胁选民只投票给官员或者保守派，而一旦选举产生了帝国议会，他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37]在1912年的大选中，有超过1/3的德国人民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选出了110人进入议会。在身为帝国首都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主义之都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赢得了3/4的选票。

1913年，德国军队在法国失地阿尔萨斯—洛林的扎本小镇独断专行，导致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辞职。

1913年年底的扎本（萨维尔纳）事件，实实在在地挑战了仅凭皇帝便可决定宰相人选的原则，而这是皇帝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次挑战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驻防小镇扎本的一名军官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Wackes”称呼当地居民，似乎是在煽动手下的士兵，一旦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就杀掉他们，因而激起了民愤。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需对当事军官金特·冯·福斯特纳（Günter von Forstner）少尉做出惩罚，当地人的情绪便会冷静下来。事实上，面对随之而来的民愤，军方独断专行，采用低劣手段控制群情，还使用武力进行威慑。军队的表现很荒唐，当地人以此作为笑柄，立刻遭到了逮捕。柏林的议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萨斯—洛林——实际上还有德国——究竟是谁在统治？是军队还是民政机关？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辞职。虽然他们没能成功——宰相本人拒绝辞职，而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一个波兰的小党派愿意就此事进行投票表决——但挑战已经开始了。议会已经明显有了更加独立的趋势，事实上是反对的趋势。帝国议会显然也愿意对军队的作用提出质疑，因而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德国莫非正在朝着英国那种更纯粹的议会制度发展？

因此当191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帝国臣民内部的观点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都是深受爱戴的皇帝一手造成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皇帝太胆怯，他们建立了诸如泛德意志同盟（Pan-German League）和德意志陆军联盟（German Army League）之类的议会外组织，这些组织不受皇帝控制，然而却在煽动着外交政策方面的公众舆论。甚至连生来就赞同君主制理念的保守派，也觉得皇帝有点儿不够圆滑——他总是盲目自信地发表漫无边际的陈词滥调，在采访中经常会错意，演说技巧也不高明。即使是在这个霍亨索伦王朝之年，《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一位社论作者还是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写皇帝和‘他的’人民，或者德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 [38]

长期以来，威廉皇帝在位期间一直以热衷各类庆祝活动而闻名。一家“左倾”的报纸指出：“德意志帝国必须要忍受仿佛永无止境的官方庆典。这些庆典像电影院里的胶卷一样接二连三地出现。”[39]但是在1913年，对于总觉得自己很受欢迎的皇帝来说，国家、王朝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反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再次尝试提升个人威望，更加坚定自己作为国家统一凝聚力的身份。当他为原本阴郁的皇宫带来一股朝气与时尚，对神气的牛角胡如痴如狂，自己也蓄起这种充满活力的胡子时，他是不是找回了自己1888年即位之初的一丝兴奋之情呢？德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构成、薄弱环节和古代遗风，在一名温和的皇国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中，真的不会被遗忘吗？如果说德国还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至少能让威廉皇帝拥有他的一席之地吧？

和往年一样，1月27日皇帝生日是举国同庆的一天。在皇帝的个人授意下，柏林歌剧院上演了一场喜剧，标志着庆祝活动的开始。（威廉皇帝自诩为音乐评论家以及广义上的油画和雕塑鉴赏家，兴致上来时经常要插一脚进去，要不然就是公开阐述自己对艺术本身的见解。）三天后，皇宫发布了如下公告：

我今年的生日引出了一系列庆典活动，再次将100年前普鲁士王国崛起过程中的各项重大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愿对过去的纪念能够一直有助于提醒当下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祖国的亏欠，激励我们像100年前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把同样的忠诚、奉献和团结精神投注在上帝赐予我们这一代的那些事业上。[40]

在这一年里，皇帝为了参加各项庆典活动走遍了整个德国：他来到了巴伐利亚的凯尔海姆（Kelheim），庆祝巴伐利亚支持德国的度量衡标准（尽管在历史上再次被征服，而且是从巴伐利亚王室的角度来看待的，并不是从更广义的民族觉醒意识角度）。10月，皇帝驾临莱比锡，为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纪念碑揭幕（却缺席了同期在市里举行的工业博览会，让当地的工业界要人大失所望）。在柏林，皇帝不仅要应对5月的皇室婚礼，还在6月出席了格鲁内瓦尔德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落成典礼（为此，皇帝身边的随从尝试策划了一场更加平易近人的庆祝活动，而没有采取约定俗成的军队游行）。6月晚些时候，皇帝还检阅了行业协会游行（Festzug der Innungen），柏林的各个中世纪行业协会向君主致敬。这完全是一场反现代的游行，因此也被社会主义新闻界批评为“中世纪的假面舞会”。[41]一些人无疑是喜欢这种表演的，不过有大批军队拦着他们不让靠近。很多人觉得这种庆典华而不实，和他们生活的现代德国非常不搭调。所以说1913年的这些庆典不仅没有遏制住皇帝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反而可能是适得其反。

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发行的纪念币是一枚塔勒，价值3马克。硬币的正面是国王骑在马背上，士兵们挥舞着剑和枪，下方有“与上帝同在，为了国王和祖国”（Mit Gott für König und Vaterland）的字样，上方是“国王一声令下，全员一往无前”（Der König rief und Alle, Alle kamen）。[42]硬币的背面是一只鹰战胜了一条蛇，以及“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这些文字指的是发生在1813年的事情，据一个世纪后的神话传言讲，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号召人民保家卫国，他们对一个人做出了这番回应（历史记录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些都是小分歧）。这些硬币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德国统一的种子不仅来源于俾斯麦的政治谋略，与王室的积极主动也有很大关系。

100年后，武士国王的概念，一统天下、大显国威的国君，这一切自然吸引着威廉皇帝尚武的一面。威廉皇帝表示自己与军队是为彼此而存在的。他欣赏军队的盛大排场和等级制度——当然站在最高处的是他本人。他对崭新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寄予厚望，感到无比自豪，想要让他的英国表亲另眼相看（尽管这在伦敦明显引发了恐惧）。他对德国国际政策的言论也让人欢欣鼓舞，在他看来这是德国贸易范围的必然结果。对于外交部提出的建设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此在中东地区扩大德国势力的方案，他表示强烈支持。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意向的机会：据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回忆，1913年他去威廉皇帝的办公室拜访，发现办公桌旁的皇帝并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军用鞍上，称这样更有助于“清晰、简明的思考”，之后他穿着一件深绿色军服，佩着一把镀金的猎刀，戴着一顶羽毛装饰的帽子，招呼年轻的亲王乘坐一辆疾驰的轿车去歌剧院。[43]更重要的是，皇帝支持1913年德国进一步扩军，这次扩军也导致法国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他偶尔也会表达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未来必有一战的悲观预想。

但威廉皇帝除了战士的形象——虽然是个绣花枕头般的战士——还兼有和事佬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这两种形象互不相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有什么不对呢？毕竟在1913年时，皇帝见证的不仅是25年的德国经济增长，还有持续了25年的和平。除了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冲突，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德国也每每止步于战争边缘（这也让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非常丧气，认为皇帝懦弱没用，不能胜任真正的普鲁士领袖）。德国人成了国际和平主义的代名词。1913年，皇帝对维也纳采取了强硬干涉，劝阻奥匈帝国不要在巴尔干的混战中越陷越深，虽然维也纳的一些人想要借正在进行的巴尔干战争之机收拾塞尔维亚，防止它把自己国家的斯拉夫人口吸引过去，或者在南面雄霸一方。皇帝自认为是欧洲外交能手，试图左右逢源，不过他的外交官们私下里对他的评价也许并没有这么高。

19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日耳曼学家本杰明·艾德·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提名威廉二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13年，德国内外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文章，称其为“和平皇帝”（Friedenskaiser）。这一年6月，德国和平运动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弗里德（Alfred Fried）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写道：

作为和平人士，他的荣耀堪称伟大，而且还将变得更加伟大，他作为和平英雄青史留名的愿望也必将实现。未来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会让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不安的时代一览无余……这些历史学家会把他称为这个变化过程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会赋予他“伟大的斡旋者”之名。[44]

[1] 摩洛神，《圣经》中以儿童为祭品的火神，比喻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译者注

罗马

教皇的飞机

说到1913年欧洲蒸蒸日上的大国，欧洲人大多会把目光投向柏林。意大利则更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国度，富人和艺术家的游乐园。他们和意大利的没落贵族混在一起，租一座破烂的宫殿，租金还抵不上格鲁内瓦尔德的一栋小房子，或者置身于欧洲的体面人士之中，在威尼斯愉快地度过一个月。人们对意大利的印象是美丽而又贫穷，这两点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而且也是南欧对北欧富裕与活力的反衬。

在傲慢的北欧人的想象里，意大利是一个富有艺术美的国家，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对于这样的旅行者来说，佛罗伦萨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地，至少和罗马是同一个级别的。佛罗伦萨毕竟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的诞生地，美第奇小圣堂（Medici chapel）的所在地，是文艺复兴之城。意大利是自然与人类之美的陈列柜，在这片土地上，歌剧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自然表达——当代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都是意大利人。“我完全相信意大利会让来访者得到真正的净化和升华，”在E. M. 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中，菲利普·赫里顿（Philip Herriton）说，“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校和游乐园。”[1]这种笼统的表述在痴迷于意大利的北欧人身上表现得很典型，正如100多年前的歌德一样。菲利波·马里内蒂等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这些看法。马里内蒂于1909年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发表这份兼具破坏性与煽动性的暴力宣言，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2]

外国人把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描述得无比美妙，却很容易忽略这个国家在当代的影响力。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大陆上，意大利王国当然要排在德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后，然而它却还是在那些国家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诚然，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由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统一，而整个意大利民族也尚未完全融合。一些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或许更忠诚于他们的地方和教派，而不是意大利王国，后者在他们眼里基本上相当于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的扩充，而米兰人也看不起他们的南方同胞，认为他们和自己曾经渴望统治的北非人民一样原始古老、尚未开化。“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写道，“而处境悲惨的那个民族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或者季节性地移民美国或阿根廷。[3]意大利的工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di Torino）和倍耐力（Pirelli），事实上也的确集中在北方。这个国家北方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农民的耕地，很多农民都不识字。福斯特笔下的一个人物写道：“这种地方似乎不可能走出中世纪。”[4]

然而，意大利也正在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欧洲民族帝国。对于1913年的选举，最近提出的选举法将选民范围扩大至800多万意大利人，这个数字比之前翻了一番还多（和法国一样，很久以后才赋予妇女选举权）。很多北欧人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无足轻重、落后混乱的国家组织。对于这些北欧同胞，英国作家理查德·巴戈特（Richard Bagot）写道：

我总是怀疑，在那个国家旅行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同胞们，能否理解他们所见所闻的真正意义，哪怕是最表层？对于意大利在过去50年中的成就，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一丁点儿概念？根据我经常听到的、来自他们的评价和非难，我猜他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如果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英格兰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用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发展至此，以适合这样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建国只有50年的民族，完全是不公平的，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5]

他暗示这些人或许觉得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永远陈旧腐朽、积贫积弱才好，正如他们“为现代罗马人每天的破坏行径而发出愤愤不平的哀号”，或者一旦“有哪座古老的建筑为了满足像罗马这样迅速膨胀的大城市愈发紧迫的需要而被拆除”，就会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6]

1913年1月，刚刚在殖民地打了一场仗的意大利万人部队回到罗马，举行了一次列队游行，他们所属的意大利陆军的规模已经接近于英国。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艘“但丁·阿利吉耶里”号无畏舰，其所属的海军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地中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意大利在非洲拥有殖民地：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在上一年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小规模战争中，意大利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因此又从对方手中得到了利比亚。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飞机，主要用于侦查，但朱利奥·加沃蒂（Giulio Gavotti）中尉出动飞机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投下了炸弹。[7]在亚历山大港长大、襁褓中由苏丹奶妈哺育的菲利波·马里内蒂歌颂战争中的暴力，认为它将意大利与“野蛮”非洲的活力重新结合，同时也肯定了意大利的现代冲力。[8]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乔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认为，正如普法战争促使德国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在利比亚的战争也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重生之路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任何人如果想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就去看看它的陆军和海军吧……海陆空，山地和平原，半岛和岛屿完美地融为一体。肤色白皙、不苟言笑的阿尔卑斯山区战士与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的西西里战士并肩作战，高大的伦巴第掷弹兵与瘦小的撒丁燧发枪手勾肩搭背……看看那些光荣牺牲者和以身负重伤为荣的伤者名单吧：你会觉得自己是在记忆和修正一个地区的地理学问，那里不久之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啊，你们这些为国捐躯的神佑者！……50年前，意大利建国。在这神圣的50周年纪念日上……你们证明了意大利民族也已经铸就。[9]

这类作家都对Italietta嗤之以鼻，这是一个安宁的小意大利的概念，以生活充裕舒适的中产阶级为主，但实质上别有一番情趣。这正是意大利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理想中的国家形态。而这类作家却为意大利描绘出了一片灿烂的未来，作为一个受欧洲兄弟国家尊敬的国家，依然历历在目的昔日罗马帝国合适的继承者。

对于意大利国家命运的这种宏伟构想，激发了意大利在非洲进一步殖民的渴望，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the Battle of Adowa）中，意大利被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这些构想煽动了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那里的一些意大利人梦想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重新成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正如法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怀着复仇主义雄心，意大利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也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让曾经属于意大利但现属法国的城市尼斯回归祖国，还要求意大利名义上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归还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和蒂罗尔（Tyrol）。困难之处在于尼斯人民实际上在50年前的一次公投中就已表示归属法国，这一点却被人忽略了。事实就是法国和奥匈帝国都不太可能未动干戈就把土地割让出去，而这一点也被敷衍过去了。或许这并不重要吧。毕竟一些意大利人想要的恰恰是一场战争。马里内蒂把的里雅斯特形容为“我们美丽的火药桶”（notre belle poudrière）。[10]

所以说虽然意大利并不是1913年欧洲外交的主线，但是在巴尔干外交中却不容忽视，在对于欧洲势力更广义的思虑中也不容小觑。罗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城市地位，如今大国纷纷设立大使馆，这正是在外交领域重拾地位的标志。罗马再也不是只要有游客就好了，虽然他们带来的麻烦无非就是偶尔会向领事打听一个不安分的丈夫的行踪，或者一个被偷的包的下落。得把意大利当回事儿才行。

如果说有哪座城市比巴黎更配得上永恒，那么一定是罗马。这里有着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一切，大多来自城市里的大量遗迹，位于市中心的考古大道（Passeggiata Archeologica）。罗马帝国灭亡后，这座城市也衰落下来，之后又得到了新的角色，作为罗马教会所在地、教皇国（Papal States）首都、罗马天主教所在地。罗马成了神父与修女、教堂与修道院之城，人口照罗马帝国期间的峰值骤减，工业发展停滞，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然而如今的罗马已经是年轻的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洋溢着自由和反教权的气氛，这个新生国家的官僚们也住了进来。1861年，罗马的人口还不到20万，到1913年至少有50万：虽然少于米兰和那不勒斯，更远不及伦敦、巴黎和柏林，却仍算得上是相当惊人的增幅。巴黎始终名声在外，柏林迫切地展示自己的成就，罗马和它们不同，这座城市的地位正在恢复。

尽管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为意大利复兴运动高呼“罗马或死亡”的口号，复兴运动通过战争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但罗马直到10年后才并入意大利王国。那是1870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保卫法国本土，被迫召回用来保护教皇世俗权力的驻军，意大利军队借此良机占领了罗马。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以“首都罗马”（Roma Capitale）之名构思了一些规划方案，目的是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从教皇的飞地转变成一座可以与欧洲其他首都相媲美的城市。古罗马精神（Romanità）重获新生，意大利也超越了考古学书籍和《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登上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闪现着过去与未来的荣耀。[11]

1911年6月举行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纪念碑官方揭幕仪式，标志着意大利宣告统一50周年纪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座巨大的纪念碑由大理石和炫白的石灰石筑成，用来纪念这位率军征服了罗马的国王。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萨科尼（Giuseppe Sacconi）设计的这座纪念碑耸立在罗马的天空中，罗马女神上方屹立着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骑马雕像，更上方是古典装束的16个人物，分别代表意大利的16个地区。这座纪念碑既是在回溯历史，也是在暗示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光辉灿烂的未来——却跟教会全然无关，它的象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选址位于曾经归罗马帝国管辖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以表雄心壮志。它要俯瞰全城。为了得到更壮观的远景，放大视觉上的宏大观感，附近的建筑都被清除掉了。[12]它被称作“祖国的圣坛”，硬是挪用了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义的称谓。事实上，这座纪念碑完全挡住了一座教堂，除了台伯河对面圣伯多禄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穹顶，这面又多了一个焦点。仿佛是要证明新生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性质一样，围绕这次揭幕仪式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一场选美比赛，有300名佳丽竞争“罗马女王”的桂冠。[13]

旧与新。1911年，飞机首次飞掠罗马梵蒂冈上空。

事实上，意大利更加名正言顺的二把手——教皇庇护十世（Pius X）——沿袭了之前历任教皇的传统，拒绝承认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完全合法性，不过比起以前，可能是更加流于形式。庇护十世之前的倒数第二任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9世纪70年代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无法踏出一步。虽然庇护九世和过去400年里的所有教皇一样是意大利人，但他并不为意大利建国而庆祝，反而认为意大利王国侵占了曾经的教皇领地。自那时起，教会和国家在罗马冲突不断，一方是顽固的反教权人士，另一方是倔强的罗马教廷，由教皇无误论的精神信仰支撑着，两方还都有一些狂热的支持者。1899年，在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原址立起了被其处以火刑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这个蓄意挑衅的举动在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导致了一场罗马教廷感召下的骚乱。在1913年以前，罗马教会不允许意大利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选举中投票，因为投票会被看作将合法性授予一个非法政权。直到1913年，通过所谓的《真蒂洛尼条约》（Gentiloni Pact），教皇才将这条禁令部分取缔，而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候选人赢得选举。罗马人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世俗环境中，而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并非像天主教会宣称的那样偏离正道，那么罗马人对这类法令到底有多在乎呢？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几乎所有的罗马人都自认为是天主教徒，然而符合投票资格的人大多投了票。外国的天主教徒或许还能在梵蒂冈感受到半神圣的氛围——就连西奥多·德莱塞这样的美国冷淡教友也很珍惜接近教皇的机会——罗马的上流社会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黑”沙龙，只接纳对教会有政治倾向的人。[14]但比起这些超级保守的狂热信徒，大多数罗马人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没有这么严重的倾向。他们即便出于习惯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欢庆一个个圣人的节日，可对于梵蒂冈的阴谋诡计却是冷嘲热讽，对它的神圣性充满怀疑。“他（罗马人）的座位离舞台太近了，对于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的工作方式再熟悉不过了。”巴戈特写道。[15]

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913年的作品《抽象速度：车已驶过》[Abstract Speed （The Car has Passed ）]。悠闲国度意大利同样也是未来主义之乡。马里内蒂有言道：“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

一些意大利人瞧不起罗马，说它过于老派，沉湎于历史中，腐败堕落，热衷于议会制而不是实际行动。一家民族主义报刊发文指出：“鱼从鱼头开始发臭，意大利从罗马开始腐朽。”[16]马里内蒂作于1912年的诗歌《教皇的飞机》（The Pope’s Aeroplane）具有非凡的未来主义想象，他想象着一架飞机飞越古老与超现代兼具的意大利。在这首诗中，他将罗马视为一座“巨大的鼹鼠丘”，散发着钩心斗角的政治味道，直冲天际。类似的叠句还有不少。虽然意大利政府定都罗马，但罗马的天命并未完成。对于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帮手，比如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面讨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来说，罗马只是经过了重建，却尚未复苏。

然而到了1913年，大多数意大利人和一些游客都已看清了这一点：意大利再也不会充当欧洲历史的牺牲品——四分五裂、战乱不断、任人宰割。意大利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了。那么它会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呢？或许达不到英法的水平，但可以向奥匈帝国看齐，后者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竞争对手，也是欧洲（除瑞士以外）唯一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少数民族的国家。《教皇的飞机》是一首速度与危险的赞歌，在这首诗中，飞机的俯冲和拉升让人头晕眼花，火车在下方的铁轨上蜿蜒蛇行。全诗在马里内蒂对意奥战争的想象中结束，但只是在表达某些更深沉的内容，也就是将意大利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一场战争：

我自由又强大！……

突然之间，我这个意大利人

摆脱了基督教的压迫，

也冲破了天主教的囚禁！……

向维也纳前进！……前进！[17]

维也纳

影与光

意大利王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在阿尔卑斯山丘中的阿迪杰河谷接壤，北面那座城市特伦托的意大利语名字是Trento，德语名字是Trient。16世纪，特伦托因罗马天主教会在这里召开了一场会议而名噪一时。自那以后，这座城市又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只是间或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易主，却总是会回到在风云变幻的欧洲政局中岿然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如今的特伦托，是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广阔无垠、现已寥寥无几的意大利属地中的一块，是皇室的遗存，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异类，而管辖它的是这些国家中最庞大、最具历史感的异类：奥匈帝国。

1909年，特伦托当地的社会主义政党邀请贝尼托·墨索里尼过来一起工作，因此他在这里暂住了一阵子。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南欧和中欧之间一条主干道上的铁路枢纽。它的北边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天然通道——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布伦纳山口的另一边就是奥地利的国土了，那里的人说德语，不过他们的口音和方言会把北德人吓得发抖。

从布伦纳山口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只有几十英里，再往远走几个小时就能到维也纳——那里有圣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霍夫堡皇宫（Hofburg palace）及其现已83岁高龄的主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人们还可以在喜欢的咖啡馆中找到一个钟爱的角落。走近奥匈帝国的首都，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冲出寒冷街道边的双层大门，钻入一间热乎乎的咖啡馆，领班喊着客人的名字，笑脸迎客，微微鞠躬，悄悄吩咐手下的员工准备好客人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段最喜欢喝的咖啡：如果时间还早，就准备kapuziner（柯璐娜啤酒），如果时间不早了，就准备fiaker（加朗姆酒），装在特定的玻璃杯或者咖啡杯里，一如既往，一如将来。

打开1913年的奥匈帝国地图，首先会被它的面积所震撼。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从西边的瑞士一路延伸至东边的黑海，北接德俄两大帝国，南下深入巴尔干半岛。1908年，奥匈帝国更进一步，正式吞并波斯尼亚，这块领土之前已经由维也纳管辖了30年，但在形式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这一事件让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巴尔干国家天然的监护者。对于奥匈帝国的边境来说，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已经近在咫尺，或者说一个炮弹就能打过去。1913年，奥地利的将军们在考虑是否要参与巴尔干战争、是否要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解决掉哈布斯堡王朝家门口的麻烦时，也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推出的奥匈帝国分册中，把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列为便游目的地。）[1]所有这些领土的人口共有5 000万——略多于法国或英国，略少于德意志帝国。在奥匈帝国的广阔腹地上，有湖光山色，葡萄园和渔村，积雪和阳光。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中，波希米亚盛产铁和煤，加利西亚（Galicia）盛产石油，让这片土地能够自给自足。[2]帝国内部既有像德国一样富裕的工业化地区，也有另外一些像俄国一样贫穷的地区。它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帝国对内交易，也对内投资：或许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全世界。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张稍微详细点儿的奥匈帝国地图上——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政治地图——总会看到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或许算不上彻彻底底的分裂，但还是能够体现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内部彼此迥异的本质。《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指出，波希米亚、施蒂利亚（Styria）、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萨尔茨堡、卡尼鄂拉（Carniola）、摩拉维亚（Moravia）、加利西亚、奥属西里西亚（Austrian Silesia）、布科维纳（Bukowina）和匈牙利是左侧通行；卡林西亚（Carinthia）、蒂罗尔、伊斯特拉（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是右侧通行。[3]美国一本关于奥匈帝国的书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4]奥匈帝国的气候学家将帝国称作“自然实验室”。[5]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所说的“世界史实验室”或许更为确切。［1914年，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是称之为“毁灭世界的试验场”。］[6]不论采用哪种政治体制，能够让如此丰富多彩的国度保持统一，都堪称一大奇迹。

奥匈帝国的语言或者民族地图，比如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结果绘制出来的那批地图，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惊人胆大的抽象派画家画出来的油画，挥洒上大量不同的颜色，没有哪个色调特别突出，整体给人的感觉犹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在特伦托附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臣民们说意大利语。从瑞士边界到多瑙河流域的一大长条区域，以及沿着德意志帝国边界的一带，人们说德语。波希米亚内地和布拉格以捷克语为主，但也有其他语言。再往东，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波兰人说波兰语，南面的斯洛伐克人说斯洛伐克语，其中还有一些人说德语。在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最东端，当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说方言的，语言学家把这些方言粗略地归为鲁塞尼亚语（本质上是乌克兰语），而在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在不同语言中有Lviv、Lwów、Lemberg几种写法），波兰语是第一语言。沿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边境顺时针移动，这些地区的居民说的是罗马尼亚语。往布达佩斯方向去，西南方向散布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人，但人口明显是以匈牙利人居多，这些人构成了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的第二大语言群体。最后是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飘扬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头顶上方。

所有这些语言群体对于帝国整体及其内部不同地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群体分散在帝国内部不同的行政体系中，还有一些则多多少少是统一的。一些群体放眼于哈布斯堡王朝国土以外的同胞们：南斯拉夫人（对塞尔维亚），波兰人（对德国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同胞），罗马尼亚人（对罗马尼亚），鲁塞尼亚人（对俄国的乌克兰人，不过这些鲁塞尼亚人并不一定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有泛日耳曼主义的信条，更倾向于德意志帝国而不是奥地利帝国）。另外的群体则完全分布于帝国内部，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匈牙利人。

哈布斯堡王朝疆域的宗教地图也体现出类似的多样性，只不过没那么触目惊心，清晰的线条并不像阴影那么多。奥匈帝国的臣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但不完全是。在匈牙利的一些地方，譬如德布勒森（Debrecen）周边地区，当地人信奉新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在宗教上更亲近俄国人而不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人。与此同时，在说罗马尼亚语的地区，东正教与一位论派正在争夺教派主导权。在波斯尼亚，情况又不一样，为数众多的塞尔维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但少数派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也不容小觑。犹太人社区分布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但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以及首都维也纳。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在法律和医疗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政治地图要简单得多，国家的版图分为两半：按理来说应该是西部的奥地利［依照莱塔河（Leitha）命名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或者简称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或者简称匈牙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仅仅是表象——正因如此才产生了问题。这是因为这种二元体制掩饰不住奥匈帝国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语言和宗教结构。在奥地利，日耳曼人是最大的群体，然而他们也只占总人口的1/3多一点儿。在匈牙利，匈牙利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上，之所以采用二元体制，说到底还是因为某一时刻的软弱，出于皇室自身的生存需要——这一点也暴露无遗。这要追溯到50年前的1867年，当时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很年轻。在前一年中，与哈布斯堡皇室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暴发户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捷克语Sadová）附近进行的克尼格雷茨战役（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中打败了他的军队。在失败的阴影下，弗朗茨·约瑟夫委派撒克逊人博伊斯特男爵（Baron Beust）与帝国的第二大族群——匈牙利人谈判，以防他们像前些年扬言的那样借机彻底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7]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折中，或者说妥协。匈牙利人同意留下，但要求重新制定宪法，坚持要求古老的圣伊斯特万（St. Stephen，匈牙利战士的主保圣人）领地由布达佩斯管辖，不论这些地区的人口现状如何。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两半都有各自的议会，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布达佩斯——而布达佩斯议会则是依照巩固马扎尔（匈牙利）乡村贵族优势地位的制度选举产生的。但这两个部分拥有同一支军队，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和财政系统。除了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外，还有一个由帝国首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它只能在少部分地区行使职能。所有这些政府都效忠于同一位君主——弗朗茨·约瑟夫，然而他本人的地位如今也有所变化：他在奥地利是皇帝，但在匈牙利是国王。因此在1913年，他的统治也是“K. u. k”，“皇帝和国王的”（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这个“和”字是在1867年之后加上去的，意在明确帝国和王国是完全独立的，又属于同一个主体，这个概念对于从小受到圣三位一体的奥秘熏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说得通的。）后来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了一篇小说，关于他长大的那个帝国，他将“K. u. k”称为“卡卡尼国”（Kakania）。[8]弗朗茨·卡夫卡的荒谬感无疑与他所在的布拉格的政治体制有一定关系。

即便是在19世纪60年代，也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完美的折中方案——一开始，这种方案的内容每过十年就要重新谈判，因此这两大实体之间必然会定期发生激烈的争执，雷打不动。但就当时来看，折中是最好的选择。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个人的角度来看，折中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今后是要改的，也许是在帝国军队能够重新编制、打败普鲁士军队、再次登上德意志政治舞台的中心之时。不过，事情并没有照这样发展。至1871年，普鲁士再次获胜，这次的对手是法国，而德意志帝国也就此宣告成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但奥匈帝国却被折中方案牢牢地困住了。1867年的这份协议到了1913年，已经成为写入宪法的既成事实——虽然并不完善，但截至当时，它存在于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皇帝的大多数臣民。

在帝国的层面上，一些人担心二元制对军事备战的影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侄子、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正在为指挥军队的语言问题而发愁，特别是和匈牙利部队打过交道以后，这些人甚至在他面前也只肯讲匈牙利语（这是不符合规定的）。[9]世纪之初，匈牙利人曾要求建立一支独立的匈牙利军队，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驳回。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成了一大顽疾。

帝国的体制必然让国内的各个民族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波兰人已经适应了二元体制，这些年来也涌现出了一些重臣，比起处在德国人和俄国人压迫之下的同胞们，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还趁势在鲁塞尼亚人面前作威作福。相反，捷克人对整个二元体制感到失望，因为它使得匈牙利人凌驾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变成了次等民族：哪里能够承认圣瓦茨拉夫（St. Wenceslas）领地，使之与圣伊斯特万领地平分秋色呢？以捷克人为主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迅速成为帝国的工业重地。这些地区的人口中，40%从事工业劳动，为奥匈帝国生产了大量的铁，还拥有斯柯达这样一个巨大的军工厂。这一切更加强化了捷克人的这种情绪。[10]诚然，捷克人的经济地位正在提升，说捷克语的人拥有的工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的行政语言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究竟是采用德语，还是德捷双语？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从语言族群之间其他的政治分歧中凸显了出来，这意味着维也纳的奥地利议会在1913年已经差不多要靠肢体语言了。允许使用的语言多达10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却没有口译员，所有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只用德语。[11]议会上秩序混乱，人们出言不逊——有时甚至还会打起来。1907年，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选权，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好管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以法令统治。前来参观维也纳议会的游客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瞠目结舌。其中一个来自上奥地利的落魄青年画家阿道夫·希特勒，兴奋地握紧了拳头。[12]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此时正居住在奥属加利西亚，用他的话说，这里“和俄国差不多”。他从克拉科夫的报纸上得知这些情况，此时的他正在为下一次党会做准备，读报是他工作之余的消遣，其间他还会在冬季滑雪，在春季去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s）远足。[13]来自格鲁吉亚的鼓吹者、银行劫匪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f Djugashvili），又名斯大林，（用一个希腊的假名字）被派到维也纳，向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取经，以便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运用在俄国的民族问题上。[14]

在匈牙利王国，匈牙利人推行的是将所有其他民族——特别是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马扎尔化的激进政策，坚决主张独尊马扎尔文化。其他民族纷纷表示抗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没能平息他们的愤怒。克罗地亚人虽然在匈牙利王国中取得了官方自治权，但仍然受到匈牙利人任命的统治者的压迫，并开始寻求与他们的南斯拉夫同胞塞尔维亚人结成某种政治联盟，甚至想要大刀阔斧地重建帝国，将国土一分为三，分别是奥地利、马扎尔和南斯拉夫三个行政区。塞尔维亚人在帝国中的处境是最恶劣的：这个民族被弄得四分五裂，奥地利管辖的达尔马提亚有10万人，匈牙利有50万人，此外理应是自治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Croatia-Slavonia）有65万人，最近得到的波斯尼亚省还有85万人。[15]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关系一直不睦——还曾一度筹备过军事计划，如果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就会实施这些计划，在匈牙利重新确立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16]

所以说，1913年的奥匈帝国是矛盾与过时制度的累积、不同民族与宗教的混合、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的杂烩、王朝统治下的乱局——长期以来，精打细算的联姻，得天独厚的好运，本是权宜之计，后来却变得一发而不可收的折中，一切汇聚在一起，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一些维也纳人，当然还有弗朗茨·斐迪南皇储，可以花上很长时间钻研地图，试图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国家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三方联邦，或许是更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所有民族的联邦，或许是单一制国家——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或者说至少在政治上绕不开强大的反对势力。考虑到全面推行体制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各个地方重新取得平衡是短期之内所能期待的最好的情况了。弗朗茨·斐迪南认为有必要煞煞匈牙利人的威风，并打算力排众议坚持到底，甚至考虑动用武力。或许在他即位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尽管国情无比复杂、千变万化，尽管多年以来国家的完整性一直是如履薄冰、危情不断，然而奥匈帝国仍然像维也纳普拉特（Prater）公园巨大的摩天轮一样转动着。帝国的宪法结构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但到头来总会落在同一个地方。帝国一直转个不停，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就像维也纳摩天轮一样。这好歹也是一种制度，或许算不上有多么辉煌，和奥匈帝国一样只是疲于应付。［19世纪末担任奥地利首相多年的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形容为“让君主国的所有民族保持一种不满的状态，而这种不满情绪要控制得非常稳定、平衡”。］[17]如果政治过于动荡或者过于沉滞，无论是哪一种，人们也都可以选择无视它。斯蒂芬·茨威格后来回忆道：“一个普通的维也纳人拿起晨报，第一眼看过去的不是议会事件或者国际大事，而是剧院的节目单。”[18]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物。

在很多人看来，奥匈帝国最持久的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它的存在本身。这样一个事实岂不是证明了帝国骨子里的韧性？岂不是证明了它的长命是有道理的？甚至还可能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如果奥匈帝国不复存在又将如何？德国来统治？俄国来统治？还是开战？这些选择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除了对少数大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会很乐意与更强大的大哥合作。帝国至少为平稳增长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地区分布不均（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平均收入是以波兰人为主体的加利西亚的三倍）。[19]虽然奥匈帝国以农业为主——1910年，奥地利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匈牙利2/3以上的人口依然在务农——但它正在稳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只不过走的是法国的路子，发展速度要慢于高速工业化的德国。[20]

而帝国通过集中多方力量，不是也打造了大于各个局部相加的整体吗？其成果就是这样一个强国，所有的组成民族，包括匈牙利人在内，想必都不会希望这个国家消失。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维也纳议会中的捷克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于1893年宣称：“我们想要让奥地利继续保持强国地位，但我们也希望奥地利对内同样强大有力。”[21]他谋求的并不是独立，而是改革，即便是在1913年：“我们的……计划并不是为了削弱别人，而是为了增强整体。我们知道，如果整体一无是处，那么我们也都得跟着遭殃。”他说，问题在于改革的进程似乎已经停滞了。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他说，奥地利的政治家就像是吞进了一把雨伞，动弹不得，生怕它什么时候就突然张开了。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像这样岿然不动，说到底也并不算太坏。这对专横跋扈的政府起到了遏制作用。这种状态下的奥匈帝国更像是一座凌乱的大房子，有许多互相连接着的房间，这个地方曾经风光过，在里面闲逛也很愉快。罗伯特·穆齐尔回忆起卡卡尼国：“这里也有一种步调，但并不太快”——

这里的道路上当然也行驶着汽车，但并不太多！这里的人们也准备征服天空，但并不太上心。时不时有船开往南美或东亚，但并不太频繁。人们没有争夺世界市场或世界霸权的野心。这里位于欧洲的正中心，古老的世界轴线交汇之处，“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词语听起来生涩又遥远。人们也有一定的奢侈心，但绝不像法国人那样过分讲究。人们热衷于体育运动，但并不像英国人那样狂热。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却仅够让这个国家在列强中保住倒数第二的位置。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那些最大的城市要小一点儿，但还是远远大于一般的大城市。[22]

因而对于内部骚动不安的奥匈帝国来说，长期以来的危机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但这并非无药可救。正如受人尊敬的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言：

君主，政治家，或许还有各民族的谬误、弱点或者偏见，也许真能再次将这个君主国推向毁灭的边缘；灾难可能意味着崩溃瓦解的预言将要成真；但经过我连续10年的观察和体验——而且是斗争不断、危机重重的10年——对于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哈布斯堡王朝，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能够让它的这个君主国失去在欧洲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它的内部危机往往是发展，而不是衰败的转折点。[23]

1913年，和1813年一样，和1713年一样，一个没有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欧洲简直难以想象，至少在他们的首都维也纳是这样的。当年的一张维也纳图画明信片展现的是上了年纪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佝偻着身体，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签署文件、批准晋升、同意将一位军官从一个卫戍部队调任到另一个。1908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带领一个德国王公贵族代表团访问维也纳，向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活化石——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位60周年道贺。这位老人已经在位太久了。为什么不换人呢？

维也纳早已习惯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戏剧性，这里的人把生活当作舞台，在上面公开练习，构成了维也纳生活的集体神话。往日的辉煌——或者至少是辉煌的残影——让人们在更加纷乱的现在散发出自信的光彩。这座城市的居民扮演着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向他人和自己的表现道贺。每年有1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着浓厚的维也纳怀旧气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24]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Die Fledermaus）是维也纳最受欢迎的一部轻歌剧，于1874年首演，那时的维也纳正在努力摆脱股市崩溃的阴影。如今40年过去了，这部歌剧中的一句话或许恰恰是维也纳真言的最佳诠释：“幸福就是忘却那些不可改变的事实（Glücklich ist, wer vergisst, was doch nicht zu ändern ist）。” [25]

1913年居住在奥匈帝国首都的俄国人列夫·托洛茨基。列宁在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斯大林来到维也纳学习奥匈帝国的民族政策。

列夫·布隆施泰因（Lev Bronstein），又名托洛茨基，这些年一直在维也纳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过着不太稳定的生活。他笔下的维也纳是“对政治和知识的兴趣、对音乐的热爱、四种欧洲语言以及复杂的欧洲关系网的中心”。[26]虽然席勒和歌德的雕像表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日耳曼文化，但帝国的状态使之成为超民族的城市，而人口使之成为多民族的，甚至是富有异域风情的城市。城市里的吉卜赛人和东方犹太人（Ostjuden）表明亚洲不再像将近100年前梅特涅（Metternich）所说的那样，始于维也纳门外——东方恰恰始于圣史蒂芬大教堂的阴影中。

维也纳虽然在欧洲城市中仍有相当地位，但再也不能和伦敦平起平坐了，无论是从政治实力还是单纯作为一个城市来看。1910年，维也纳有200万人口。它或许是欧洲仅次于巴黎的游乐之城。这座城市并不像柏林。与德国首都相比，当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的边缘未免显得有些破败，也没那么刺激。“维也纳没有夜生活，”《维也纳星期一报》（Wiener Montags Journal）发牢骚道，“维也纳人10点钟都睡着了。10点钟大门都锁上了。”这样做是为了省下监管费，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要付给每一栋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看门人一小笔费用。[27]还有一篇文章批评维也纳的灰尘太多，抱怨说“柏林街上一天的人比维也纳一年到头的人还多，反倒更干净”。还有人写道，柏林的百货商场都能被列为旅游景点，反观维也纳的百货商场，完全就是“旧货商场”。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完全承认现在的柏林是真正的强力之都，两大帝国早在1879年（萨多瓦大败之后仅过了13年）就结成的军事同盟中，德国无疑是大哥。

然而大多数维也纳人更喜欢他们自己的城市，喜欢它独特的魅力、瑕疵、特色——这反映出的正是他们自己。柏林一身戎装，维也纳穿着一条华美的长裙。柏林把精力转化成势力的震撼，希望用自身的强大来感染别人，而维也纳给人的感觉更内敛，即便在标榜皇家正统时也可以自嘲一下。卡尔·克劳斯是典型的维也纳讽刺艺术最著名的大师，据说他曾有言：“柏林严肃但并不绝望，维也纳绝望但并不严肃。”[28]斯蒂芬·茨威格写道，维也纳放弃了在欧洲或者世界的政治霸权，转而获得了在艺术领域的至高地位，这也是它进行独特的自我表达的关键。[29]

实际上，柏林规模庞大，人情冷漠，它让个体感觉到自己对于这座城市无关紧要，进而与之疏远。维也纳的宏大更容易掌控，当然也很壮观，却并没有压迫感。（如果说这座城市让一部分游客——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感觉疏远，那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有些人永远无法领会维也纳人轻浮与严肃绝对人性化的结合、一边流泪一边大笑的含义，当然也就无法融入这样的社会。）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两边的宏伟建筑取代了19世纪50年代拆除的城墙，这些建筑富有古色古香的典雅气质，表现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性，远非卡尔·谢弗勒认定的德国首都粗陋的建筑冒险主义可比。

维也纳老城中心的浪漫胜过整个德国首都，而且给人留下了更大的哥特式想象空间。20世纪之初，美国一本关于维也纳的书推荐了这样一场月光之旅：

每一个转弯处都要留意浪漫的美景、微妙的情氛和意料之外的发现。这座城市的一半被黑影吞噬，另一半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中，散发着银闪闪的光泽，仿佛黎明般晶莹剔透。这是玛瑙与蛋白石交相辉映的光彩，女像柱上长胡子的脸笼罩在这之下，仿佛呈现着生灵扭曲的怪相……荒无人烟的街道像银色的缎带一样蜿蜒着，渐渐地，如梦似幻的忧伤情绪悄然袭来，一个人徘徊着，静静地端详这座沉睡在银色天幕之下的城市……[30]

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拥有柏林所没有的东西：传统。维也纳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

只有一座帝都，

只有一个维也纳，

只有一个贼窟，

它的名字叫柏林！[31]

（1913之前的那些年，鉴于维也纳的捷克人口日益增长，后两行歌词被改成了：“外面是维也纳人，里面是波希米亚人！”）[32]

在奥匈帝国首都，传统是自上而下的：宫廷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就是这个帝国运行了68年的节拍器。年初，英国报纸报道称皇帝身体衰弱，结果却是虚惊一场，皇帝只不过是感冒缠身，他的这场感冒比之前的几十年里更加难愈：

皇帝晚8点就寝，早5点起床，克茨尔（Kerzl）医生喜欢在一边看着他吸入蒸汽。那些见到医生在美泉宫后院里穿行的人，却忘了皇帝喜欢早起，还以为医生是仓促之下被召进皇宫的。早上5点钟，医生总是和皇帝在一起，还有中午，皇帝在大长廊走来走去，那里栽了一小片松树林，他享受着树木散发出来的清香。他非常怀念每天抽烟的时光，当咳嗽不见好转时，克茨尔医生不让他抽烟。[33]

皇帝一直在履行帝王之责，一晃60多年过去了，宫廷生活的规律性对皇帝本人来说，或许也算是一种慰藉。失去了妻子（15年前在日内瓦被一个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暗杀）和儿子［1889年和比他年轻很多的情人玛丽·韦切拉（Marie Vetsera）女男爵双双殉情］后，如今他已经近乎生无可恋。皇帝和城堡剧院（Burgtheater）的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Katharina Schratt）交往已久，这种关系对于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奥地利贵族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传递感情，而不是炽热的激情火花。[34]

即便偶有桃色丑闻传出，但宫廷的本质并未曾改变，这让维也纳人心里感到踏实，他们是奥匈帝国的政治旋涡中风平浪静的中心。大多数维也纳人由于出身低微，根本无法参加一场盛大的皇家宴会，这样的事实只是再一次证实了维也纳努力地维护了传统。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谈道：“一个奥地利人身上可能结合了莎士比亚、伽利略、纳尔逊和拉斐尔的特质，但如果他没有祖上四代贵族的出身，就无法在上流社会得到承认。”[35] 50年后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会回答说“完全正确”。他根本不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习惯，他很讨厌电话，他在霍夫堡皇宫点的是煤油灯而不是电灯，他以故步自封为荣，此外他还拘泥于宫廷礼仪——其实是18世纪的宫廷礼仪，沿袭自更古老的16世纪的西班牙宫廷。[36]

1913年，严格遵循传统的皇帝对自己的侄子、假定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很是冷落，因为他娶了地位低下的捷克贵族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这对叔侄二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而德皇威廉二世巧妙地利用了弗朗茨·斐迪南的心理，他邀请大公夫妇与自己和皇后四人共进晚餐，借此强调自己虽然有极端保守的一面，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在广阔的社会中，这些礼仪习惯虽然矫揉造作、形式主义、迂腐保守、近乎无稽之谈，但至少对于某些维也纳居民来说却是一种乐趣。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剧在城堡剧院大受欢迎，导演本人也回访了他，这就表示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了绅士的行列，他对此感到很高兴。[37]

宫廷为一些美术馆和剧院，当然还有歌剧院——宫廷歌剧院（Hofoper）——冠上了皇家的头衔。希特勒画了宫廷歌剧院的很多外景，也曾在歌剧院里对奥地利犹太人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1908年被任命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之前）指挥的瓦格纳歌剧如痴如醉。[38]1913年是瓦格纳的百年诞辰，宫廷歌剧院在魏因加特纳（Weingartner）的指挥下，上演了瓦格纳歌剧的一系列传统剧目。《阿依达》（Aïda）的作曲者威尔第的歌剧并没有特别突出——一大原因就是威尔第的音乐与意大利复兴运动联系过于密切，而正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对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座意大利姊妹城市的控制。[39]

但维也纳的音乐还远不止是皇家的特权——和德皇威廉二世不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就很少去歌剧院，他的爱好显然要更朴素些。音乐也并不是贵族的专利，狩猎才是。音乐倒不如说是维也纳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其中很多是犹太人）而言，但终究还是对于整座城市而言。音乐和戏剧是严肃的。茨威格指出，在维也纳，“低了一个半音”都会被人发现。“作品不单单是在首演时受到专业评论家的指点，”他写道，“还要日复一日地受到全体观众的指点，由于不断对比，侧耳聆听，观众们的耳朵也变得越来越敏锐”：

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气都相当宽松，人们对于不修边幅的作风也都能和和气气地包涵，对于很多违反规则的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对于艺术，他们的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因为这是关系城市荣誉的生死存亡问题。每一位歌手、演员、音乐家，始终要尽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在维也纳，当一个受人爱戴的明星是很美好的，但想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40]

这座城市向来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让那些最伟大的作曲家在贫困中死去，之后又会纪念他们，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个著名的例外，1913年，在他妻子的住宅开了一家纪念他的博物馆。[41]

在这些年里，维也纳共有8个大型交响乐团（包括维也纳医生交响乐团）。有247个男声合唱团，其中包括由杂货商协会、奥塔克灵（Ottakring）啤酒厂的工人、单独的工厂和公司以及事业单位的某些分支机构所组建的合唱团。维也纳商人合唱协会（Wiener Kaufmännischer Gesangverein）在音乐会上演唱韦伯、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奥地利现代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还担任过合唱音乐协会（Chormusikverein）的指挥。］轻歌剧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维也纳人民歌剧院（Volksoper）和约翰·施特劳斯剧院上演——仅仅在1913年一年就有11部新作涌现。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Salomé）没能通过维也纳的审查，因此未能在维也纳上演。相反，《蝙蝠》在宫廷歌剧院大受欢迎，也因此得到了维也纳传统守护者们的祝福。

圆舞曲之城维也纳，严格恪守着传统，在欢乐中衰败，然而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一些问题。维也纳作为文化实验熔炉的角色被淡化了。这是维也纳一个突出的矛盾：这样一个传统的捍卫者竟然也可以是现代性的温床。

维也纳绚烂的外表下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也许维也纳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13年，年过五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每天都要对他的病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进行精神分析；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一书，揭示了个人与集体的神经症。城市风景明信片也可以让维也纳的现代主义者们感到挫败，他们包括卡尔·克劳斯，他每两星期就要在自己的报纸《火炬报》（Die Fackel）上解构感伤主义，还包括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在他看来，维也纳建筑过分注重装饰，因此是颓废的表现，对此他的回应是“装饰就是罪恶”（ornament ist vebrechen）。1910年，路斯将他的这句格言投入实际运用，建造出了著名的、位于米歇尔广场（Michaelerplatz）的“没有眉毛的房子”（Haus ohne Augenbraue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窗户没有装饰性的过梁。（据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因此再也不在皇宫里他最喜欢的那扇窗前远望；希特勒干脆在画中的这个位置画了另外一座房子，就此克服了这座建筑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4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一名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他详细分析了一个阶级、一座城市和一个帝国长期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美国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

现代性甚至还染指了维也纳人心中最神圣的领域——音乐，但也不乏争议。1913年3月31日，阿诺尔德·勋伯格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自己与同一派别的另外两位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作品。贝尔格的《艾腾贝格之歌》（Altenberg Lieder）引发了骚乱，甚至导致警方介入，正如几个月后那场更加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演出在巴黎引发的骚乱。[43]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在写作中大胆直白地谈性说爱，挑战了维也纳社会的伪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他的导师、分离派（Sezession）运动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油画中也有如此直白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犹太钢铁巨头和艺术赞助人之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开始向传统的哲学思想发起挑战。[44]

像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众多领域向既定的文化秩序发起激烈的挑战，并不只是巧合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情况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这个团体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将日耳曼人的“教养”（Bildung，指自我修养）视为人类最高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团体规模极小，是一个彼此联系极为紧密的知识分子阶层。阿诺尔德·勋伯格不仅是作曲家，还是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蓝骑士（Blaue Reiter）的成员。他在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拥有的、自己的作品《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的空白页上写道：“我从你这里学到的东西或许比一个人应该学到的还要多。”[4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阿图尔·施尼茨勒视为知性上的另一个自己。斯蒂芬·茨威格写道：“一个奥地利人可以在咖啡馆了解当下发生的所有国际大事，同时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讨论，除此之外，或许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帮助他培养灵活的头脑和国际视野了。”茨威格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是Café Griensteidl，就在米歇尔广场上阿道夫·路斯的“没有眉毛的房子”隔壁。[46]

但轰轰烈烈的文化领域所具有的这种一致性，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或许也是维也纳特质的产物，既是在反抗这座城市的传统，也反映出维也纳生活中更深邃的潜流。在弗洛伊德笔下，梦是愿望的实现，玩笑是内心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产物：用大笑的表象来掩饰更加黑暗的现实。[47]对于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他笔下最绝妙的描述。

“在欧洲，人们对维也纳的印象是永远的星期天。”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在1906年这样写道。他继而写道：“维也纳是一座翩翩起舞的幸福之城，这里的人民温和无害，有一点儿放纵，不怎么积极，也不怎么能干，但心地善良，维也纳在外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名声。”[48]巴尔表示这只是错觉。他写道，真正的维也纳人“永远在咒骂”，尽管如此，却还是希望“永远得到赞美……他们总是在抱怨，总是在威胁”。巴尔的这本书被帝国当局列为禁书。[49]它太犀利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它说得太对了。

在政治方面，传说中随和宽容的维也纳事实上正在尝试民粹政治，其实是剧场政治，这往往会转变为大众的反犹主义共识。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增加，这些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摆脱贫困，从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俄罗斯帝国远道而来。当时的维也纳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从1867年开始保证他们享有同等权利——以及改善经济状况的条件（不过人们还是把1873年的股市崩溃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新来的东方犹太人在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定居下来，进一步壮大了维也纳历史更悠久且普遍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口。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维也纳的总人口为200万，其中有17.5万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这个比例要低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然而维也纳却酝酿出了一种特别的民粹反犹主义倾向，最开始带头的是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Georg von Schönerer），后来换成了1897—1910年间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

新来的东方犹太人普遍被刻画成兜售廉价商品的小贩，从异国他乡流落至此，穷困潦倒，神秘兮兮。［那些和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已经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有时也这样看待他们，认为这些新来的是一个未开化的团体，显然并不愿意为融入日耳曼文化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而改变他们的服饰、语言或者犹太村庄（shtetl）的传统。］与此同时，维也纳人对城市中那些在商业和职业领域取得了成功的犹太人也很嫉妒。维也纳大学40%的医学院学生、1/4的法学院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新闻记者都是犹太人——当然还有维也纳的很多知识分子，譬如弗洛伊德、马勒、克劳斯和茨威格。[50]卡尔·卢埃格尔不加掩饰地使用“犹太人”作为与“小人物”作对的各种现代性力量的简称。为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添油加醋的，是一个决定性的、自相矛盾的因素：犹太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是犹太人，这一点被当成了证据。1905年的俄国革命爆发后，卡尔·卢埃格尔警告维也纳的犹太人，“我们维也纳人是反犹的”，“犹太人一旦对我们的祖国构成了威胁”，就要毫不留情地收拾他们。[51]

在一些更狂热的维也纳人看来，维也纳犹太人种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合在一起，构成了犹太人企图霸占世界的惊天大阴谋，首当其冲的就是维也纳。虽然这些看法未必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这座城市的大环境中就包括天主教的反犹传统，因此大多数维也纳人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在1913年，维也纳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危险，他们将整个问题看作民粹主义言辞的一次实践。毕竟卢埃格尔也不是一直都在坚决反犹。维也纳被同化的犹太人不仅仅是日耳曼文化忠实的拥护者，还受到法律的保护。斯蒂芬·茨威格不知是忆起了过去，还是记错了过去，总之他这样写道：“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52]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很普遍。

但反犹主义虽然只是维也纳生活的背景，却衍生出了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设想和偏见，这是非常危险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偏见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一些犹太人看来，这表示同化的道路也许是走不通的。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担任《新自由日报》（Neue Freie Presse）杂文版编辑时，曾接收过斯蒂芬·茨威格的手稿，他开始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赫茨尔领导的运动叫作犹太复国运动，遭到了维也纳很多犹太高级知识分子的抨击，因为这看上去像是要放弃同化，拉比们的抨击则是因为它的本质是民族而非宗教的。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愈演愈烈，最终选择了巴勒斯坦作为欧洲犹太人复国的可行之地，鼓励犹太人移民去那里。赫茨尔去世9年之后的1913年9月，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

就在维也纳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月里，还召开了有关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的规模要远大于前者。维也纳救护车队的罗斯纳（Rosner）医生宣读了一篇关于伤口紧急处理的论文。格赖尔（Greil）先生讲述了剧院里安装防火卷帘、把舞台和观众隔离开的重要性。沃特曼（Wortmann）先生谈到了某些更重要、更切身的问题，那就是或许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堪忧。1912年，他告诉来自国内外的听众，维也纳有1 387起自杀事件，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不断飙升”。[53]

1913年的开局与之前那些年毫无二致。1月，伦敦《标准晚报》的开年报道就是关于奥匈帝国的首都，该报之前就已经把这座城市描述成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城市，当时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病态的维也纳年轻人：一家咖啡馆内的三起自杀案”。[54]据报道，三个年龄分别为18岁、17岁和16岁的男孩儿午夜一同前往一家咖啡馆，点了咖啡，加入氰化钾，一饮而尽，几分钟后便倒地抽搐死亡。其中一个男孩儿给父母留了一封信，解释说是由于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另外两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他们三个人却一起照了张相，把相片寄给了各自的父母。还有一个女孩儿应该也收到了这张相片，但据《标准晚报》报道，“这一事件中并不涉及感情问题”。第二天，这件事就从报纸上销声匿迹了。三个人戏剧性的悲惨死亡，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转眼之间就被人遗忘——成了一个统计数字。

而同年晚些时候的另一起自杀事件，却给斯蒂芬·茨威格带来了恐惧的“醒梦”。这本是一起个人事件，却昭示着奥匈帝国如今在道义和政治上的失信，为一片祥和的表象下阴晴不定的氛围推波助澜。[55]那就是生前担任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事件。如果奥匈帝国决定干涉巴尔干半岛的事务，对抗塞尔维亚，那么俄国很可能成为维也纳的军事对手，然而到了1912年，俄国已经完全知晓了奥匈帝国的主要作战计划。计划被窃取了。作为奥匈帝国一大支柱的军队中有内鬼。

这时的雷德尔已经从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职位调到布拉格，担任当地军队指挥官的参谋长。因此他并不知道他的继任者为了找出军队中的间谍而采取的那些非常手段。每天有好几百封可疑信件被拆开检查。其中有一个包裹引起了调查人员的特别注意，收件人是尼孔·尼泽塔斯（Nikon Nizetas），寄出地是东普鲁士的Eydtkuhnen，距俄国边界只有几英里。[56]这个包裹内有6 000奥地利先令，这么大一笔钱竟然放在奥匈帝国的邮局存局侯领。此外它还牵涉一个已知被俄国情报部门使用过的地址。这个包裹到达了位于Fleischmarkt的维也纳邮政总局，之后就一直放在那儿，等待这位神秘的尼泽塔斯先生前来领取。警察部署在附近一座大楼的一个房间里，通过一根电线与邮局保持联系。当尼泽塔斯先生现身时，邮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会按下隐藏按钮，Postgasse10号的电铃就会响起。他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连续蹲守了6个星期。

1913年5月24日，星期六，快到下午5点时，一名灰衣黑帽男子来到邮局，认领尼泽塔斯名下的一个包裹。至于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则是众说纷纭。一说是警察跟丢了尼泽塔斯，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才追上他：有人记下了黑帽男子离开时乘坐的出租车车牌号，过了20分钟，警察正好又碰见这辆出租车，虽然被出租车拉到Kaiserhof咖啡馆的那个乘客已经不在了，但出租车站的一个男孩儿记得有一名符合尼泽塔斯特征描述的男子搭乘另一辆出租车往Klomser酒店去了。另一说是警察自己在出租车后面保持一定距离跟踪着，及时赶到，从出租车司机口中问出了那名乘客的目的地，尼泽塔斯是走去那里的。但所有的版本都一致认为是警察的运气太好了。尼泽塔斯把用来拆邮件的小折刀的刀鞘落在了出租车后排。警察把小折刀的刀鞘带到Klomser酒店，放在接待处，交代接待员说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刀鞘还回来了。尼泽塔斯拿起了刀鞘。尼泽塔斯就是阿尔弗雷德·雷德尔。

雷德尔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原因是俄国人知道了他的同性恋身份，以此敲诈他，就这样过了10年。但他后来也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误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因此也就难以自拔地继续下去。前来认领那把小折刀的刀鞘是他的一大失误，作为一名老练的情报官，他应该知道要站得远远的才行。之后搜查雷德尔在布拉格的公寓时，发现了给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的未写完的情书。斯特凡·霍林卡是陆军中尉，他想要结束这段同性恋关系，雷德尔被捕当天和他争吵过。据说雷德尔每个月给霍林卡大约900克朗。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这样的细节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

雷德尔和军队至少还有保全颜面的可能，只要不把这件事呈上法庭，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件。雷德尔无疑深知自己已经插翅难飞，那天晚上，在警察的监视下，他和一个老朋友共进晚餐。回到酒店后，他的叛国罪被推上了台面。他请求借用一把军用手枪，得到了允许。凌晨1点多，在Klomser酒店附近的鹅卵石街道上，短促地回荡起了一声枪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成了1913年维也纳自杀时间最晚的人。

随后，夜晚重新归于平静。再过几个小时，皇宫就将笼罩在曙光之中，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又要醒来了。有人会把前一天的新闻进行汇总，上报给皇帝，并布置这一天的计划。维也纳摩天轮将要开始转动。哈布斯堡帝国也将继续运作下去。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1913年复活节，沙皇尼古拉二世送给妻子亚历山德拉一件珍贵的礼物：一颗法贝热（Fabergé）彩蛋。彩蛋的外部装饰着华丽的金质双头鹰、皇冠和罗曼诺夫王朝18位男女沙皇精美的微型画像，上至尼古拉的先祖、沙皇米哈伊尔，他成为俄国领袖时正好是300年前。[1]但这颗彩蛋真正的工艺成就在于内部。它里面有一个蓝钢球，分别展示了1613年俄罗斯沙皇国的疆域和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黑海到中亚，从中国边境到普鲁士边境，都能看见双头鹰的标志。总而言之，这些领土组成了陆地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帝国不断扩张，数十年如一日，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最有力的凭据。

这一整年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在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出版沙皇尼古拉的传记，竖立纪念碑，为十字架和圣像赐福，新教堂落成，其中包括圣彼得堡Nikolaevskaya火车站附近那座能容纳4 000名信徒的教堂。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上演了无数次，用来纪念伊凡·苏萨宁（Ivan Susanin）的英勇献身。据说他骗过了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外敌，自己把他们引到隆冬的森林深处，他和那些人都无法逃出生天，从而救了沙皇一命。

在夏季，沙皇尼古拉一家沿着伏尔加河旅行，从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到科斯特罗马（Kostroma）和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这些地方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传说密切相关。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伯爵以政治家的眼光察觉到，河边的民众“兴味索然”，凛冽的寒风之下，来到河边瞻仰沙皇的“盛装打扮、世代务农”的农民寥寥无几。不过在科斯特罗马，有一座罗曼诺夫纪念碑揭幕，这里民众的热情似乎是发自肺腑的：“天气回暖，民众的情绪也跟着暖和了起来。”[2]皇室家族感受到了俄国人民对沙皇表露出来的忠心，这让他们永生难忘：“当我们走过时，匠人和工人们跪地亲吻他的影子。欢呼声震耳欲聋。”[3]在莫斯科，有更多的游行队伍、演说和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意在将俄国与皇家的命运搭在一起，权力的仪式也更多。

同期制作的两部影片囊括了俄国近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段历史几乎等同于罗曼诺夫家族史。生产纪念马克杯、饼干罐、香烟盒，发行沙皇肖像邮票——然而传统主义者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让沙皇的尊容被俄国的邮政局长们玷污。整个帝国大大小小的东正教堂里都在宣读沙皇发布的一份声明，重申沙皇对俄国国民生活发展的担当。在圣彼得堡新建的清真寺中，布哈拉（Bukhara）酋长、希瓦（Khiva）可汗和俄国杜马中的穆斯林议员都会接受这样的教导，“忠君爱国是上帝和先知穆罕默德提出的要求”。[4]

在俄国首都，银行家们把一张100万卢布的支票放在金盘里献给沙皇，这张支票可以在国家银行提现，此举体现出他们在慷慨大方的同时也缺乏想象力。[5]帝国偏远地区的政府官员们也在筹划将更加朴素的贡品寄送给沙皇，以表敬意，同时也以此提醒中央不要忘了他们这些人。西伯利亚西南的城镇托博尔斯克（Tobolsk）一度是俄国的殖民中心，如今却因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而没落，当地人决定派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Dmitri Smirnov）前往俄国首都，向沙皇进献创造奇迹的Abalakskaya圣像复制品。1891年，青年时代的尼古拉曾经向这个圣像祷告。[6]

1913年2月21日的圣彼得堡迎来了3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也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正是在1613年的这一天，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全俄贵族齐聚的缙绅大会（Zemsky Sobor）上被推举为沙皇。他是被推举的，而不是选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关键。按照负责掌管纪念仪式的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说法，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被缙绅大会全员齐心协力地推上了沙皇之位，为了将俄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这在当代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1913年和1613年一样，人们要认识到沙皇与俄国人民之间有着直接且不容改变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玄妙的联合，他充当着人民的父亲、向导、信仰的捍卫者。这种关系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它所暗含的全心全意的忠诚与服从也不容破坏。举例来说，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即杜马——1905年革命爆发后，沙皇被迫召开国家杜马——应当协助君主履行责任，而不是暗中破坏他的专制独裁。尼古拉并不喜欢“皇帝”（Emperor）的头衔，这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国家领袖华而不实的虚名。他更喜欢古老的俄国“沙皇”（Tsar）头衔，它的内涵是拜占庭的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君主与臣民合而为一。[7]

虽然庆典从头到尾遍布着东正教的标志和符号，但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的教会长老们提出的把3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放在7月11日，也就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教堂加冕的日子进行的建议，却遭到了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否决。若是着重强调这个日子，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暗示沙皇的正统地位来源于东正教本身。而沙皇应该被视为东正教的捍卫者，而不是反受其制；他是被上帝和俄国人民选定的，而不是被司铎选定的。

那天上午8点整，从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向阴沉的天空中发射了雷鸣般的21响礼炮。以此为信号，一些游行队伍开始向市中心的喀山大教堂聚集，队伍中大多是宗教人士，但也有前来支援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教堂的钟声响起，军乐队演奏。圣彼得堡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商店拉下门帘，上面装饰着沙皇的肖像、旗帜、双头鹰以及电灯组成的华饰。彼得堡举足轻重的画家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zhinsky）发出了“没品位、太寒酸”的怨言，但大多数人的感受是更加正面的。当地一家报纸《彼得堡公报》（Petersburgskaia gazeta）的记者报道说：“一切看起来都比昨天更光鲜、更美好、更灿烂。”[8]比起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老家寂寥的土路，这样的反差让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颇受震撼。据他描述，街道是“空前的沸腾”，那是当天上午9点，距离主要的典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他匆匆赶到喀山大教堂，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9]

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4 000人缓缓聚集在大教堂内，人声鼎沸。斯米尔诺夫觉得自己被烛火在枝形吊灯、刀剑和金色穗带上的反光“震惊了，闪瞎了眼睛”。《新时报》（Novoe Vremia）的记者也同样受到震撼，描写了“女士们的钻石、勋章和星章、制服上的金银，这一切是多么的耀眼”。[10]斯米尔诺夫在大教堂内找到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可以纵观活动全程，目睹沙皇驾到，现在的他正在翘首以盼。也有人对自己的位置不怎么满意。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Michael Rodzianko）强烈抗议将杜马代表的位置排在沙皇任命的国家评议会成员后面，这好像是在暗示他们处于次要地位。他要求调换位置，最终赢得了这场小型政治斗争的胜利。

随着会众落座，在安提阿牧首（Patriarch of Antioch）的指引下，在来自俄国和其他东正教国家，包括当时正处于巴尔干战争中的塞尔维亚的司铎的支持下，庆祝的礼拜仪式开始了。沙皇一家乘坐敞篷马车，从冬宫出发，沿着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kt）来到喀山大教堂，这是多年以来沙皇与大批民众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不过还是有一支哥萨克骑兵卫队将他围在中间，阻拦人群。斯米尔诺夫这样描述沙皇驾到的场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南面的入口。开门之后，大街上传来热烈的“万岁”欢呼声，向受人爱戴的君主和他的家人致意……随后，陛下进入了教堂——万众期待，万民景仰的陛下……你一直都在全心全意地尊敬他，视其为被上帝选中的那一位，对他怀着最深刻的崇敬和无限的信奉，视其为整个俄国唯一的支柱、捍卫者和希望，俄国的红日（用流行的话说）……[11]

见此情景，司铎热泪盈眶。他后来写道：“有时我会想：我们的价值观真的出错了、弱化了吗？”他回想起之前的那些年，工人动乱，街头抗议示威，1905年的政治革命，对日战争败北，1908年俄国在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这一事件上陷入外交困境，1911年时任首相被暗杀，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还在交战。然而一看到沙皇，看到他的臣民们聚集在喀山大教堂的穹顶之下，四周围绕着神圣教会的圣像，有关俄国团结统一和国家地位的疑虑就全都打消了，仿佛晨雾被太阳的热度驱散。“愁云惨雾都哪儿去了？”他问道，“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据警察估算，圣彼得堡有25万人，也就是将近全城1/10的人口，在公园参加了民众的庆祝活动，群众与温度计上平稳下降的水银柱、酒精的作用和即将举行的庆典之间形成了绝妙的配合。此时的彼得保罗要塞灯火通明，装饰着三幅巨型肖像：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者沙皇米哈伊尔、圣彼得堡的缔造者彼得大帝，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尼古拉二世。[12]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镀金大厅完全笼罩在水晶吊灯发出的光芒中，22岁的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在这里指挥了一场向沙皇致敬的小型音乐会（然而沙皇并不在场），上演的作品必然要包括《为沙皇献身》中的选段——两天之后，整部作品在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上演，皇室家族亲临现场。[13]

当晚7时30分许，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之下，向寒冷澄澈的天空发射的一连串烟花，再次用罗曼诺夫王朝迸发的华美照亮了天空。之后，夜幕再度降临。

俄罗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是领土面积，其次是人口数量，再次是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之下的民族多样性。以上三点都大到不可思议，从沙皇米哈伊尔加冕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主角的300周年庆典这段时间内，以上三点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然而，帝国的面积还有增加的余地。俄罗斯帝国的北方边境是冰封的北冰洋。那里还有更多的岛屿有待发现和探索。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因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而受阻，这场失利让俄国威望扫地，爱国者们很难承受［其中包括沙皇本人，他年轻时曾经周游日本，险些被暗杀，所以一直管日本人叫“猴子”（makaki）］。[14]但这场败仗并不足以成为俄国向满洲和蒙古扩张的永久性障碍，蒙古最近成立了受俄国保护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在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和中东的边陲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和俄国争夺势力的地区，两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势力分布协议。但这两大帝国之间的竞争依然在暗中进行着——彼此都心知肚明，这不可能是外交和军事棋局中的最后一招。最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悬而未决的边境一带笼罩着互相猜忌的气氛——俄国人毕竟支持了巴尔干地区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民族独立运动，这也正是1913年土耳其人的战争对象。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既是基督教正统的所在地，又是地中海的出海口）垂涎已久，而他们可以借保护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名，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央扩张。

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确切人口数仍未可知。但据中央统计局估计，从1897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矛盾重重，沙皇尼古拉颇有个性地将自己的职业归为“地主”——到1913年，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约30%。[15]因此在300周年的这一年，公布出来的数字上升为至少1亿7 513万7 800人，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两倍，比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多。[16]（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乌拉尔山近侧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但仍有约4 500万沙皇子民生活在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那里到北京和东京的距离比到巴黎或伦敦还近。）从这样的人口中产生了一支规模首屈一指的常备军——1913年的兵力大大超过100万——以及丰富的人力储备，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现有的规模。

俄国庞大的人口是众多民族与宗教的混合体，俄罗斯民族本身只占不到一半。再加上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奥匈帝国人称他们为鲁塞尼亚人，而俄罗斯人称他们为小俄罗斯人），总共占据了不到3/4的人口。其余的人口包括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日耳曼人。这些群体中，有些已经被俄罗斯人的社会同化，有些勉强接受了俄罗斯人的优势地位，还有些受到压迫。（俄国的犹太人是又一大难题，他们尚未被视为一个“民族”，法律对他们权利的限制甚至比对另外的沙皇子民更加严苛。）1913年，俄罗斯帝国出版了49种语言的书籍。[17]

俄国是如此庞大，如此丰富多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有多么透彻呢？就连负责管辖帝国某一部分的那些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了解十分有限。19世纪90年代，负责区域事务的一位当地贵族承认：“我们对图拉（Tula）乡村的了解和对非洲中部一样。”[18]罗曼诺夫家族成功地将如此广袤的领土凝聚在一起，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真的统治了俄国吗？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权是不是仅仅在为俄国的重重矛盾、为无人收拾的烂摊子打掩护呢？

在小说《彼得堡》（Petersburg）中，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巧妙地捕捉到了圣彼得堡官僚（chinovniki）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于掌控俄罗斯帝国混乱现状的无能为力。他尖锐地评述道，首先，帝国首都是存在的：

——在地图上：有两个小圆圈，大的套小的，圆心是一个黑点；以这个没有量度的数学意义上的点为开始，它精力充沛地宣告自身的存在；从那个地方，从这个点，如洪水般涌出了一大堆新出版的书籍；从这个看不见的点，飞出了政府通告。[19]

事实上，很多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圣彼得堡当作一个人工城市，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而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俄罗斯的首都。将这座城市描述成近乎幽灵般的幻影，别雷并非首开先河。

这座城市并不是由于处在古代商路的交叉口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沙皇勒令建造的，彼得大帝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芬兰湾边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在那里，波罗的海海风的气息会激励俄国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将他们从俄国教堂焚香的腐臭中解放出来。圣彼得堡因此成了一个独裁者——或者按彼得大帝喜欢的说法，叫作开明君主——绝对权力的象征。这座城市始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彼得大帝愚蠢行为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终于在沼泽地里建起了这样一座城市，古典式的建筑立面完美无瑕。但建造这座城市也是有政治意图的：它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锋，是向世界展示俄国、向俄国展示世界的窗口，这座城市意在主张俄国是欧洲的，且一定是欧洲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强行用作俄国不同版本的未来的口号。

关于俄国首都的一切都显示出其缔造者的西化野心，首先是城市名，采用的是德语中的彼得“堡”（burg）而不是俄语中的彼得“格勒”（grad）。［当地人将他们的城市简称为“彼得”（Piter），这是那位沙皇名字的荷兰语形式，使人想起彼得大帝年轻时在荷兰度过的时光。］这座城市最初的建筑是一座要塞——彼得保罗要塞，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的第一响礼炮就是在这里鸣放的。如今这座要塞已经从军用转变为俄国最森严的监狱——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下诺夫哥罗德等更为古老的俄国城市不同，圣彼得堡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堡垒”（kremlin），而是面朝波澜壮阔的涅瓦河，冬天冰冻的河面成了滑冰场和市场。城市的运河网呈半圆形，从涅瓦河岸向外辐射，使人联想起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布局。彼得大帝年轻时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学习造船的基础知识。圣彼得堡壮观的中央大街涅瓦大街修得笔直，唤起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观念，而不是俄国的灵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码头名为英国码头（English Quay），还有一座岛屿名为新荷兰岛（New Holland）。

圣彼得堡的建筑——海军部大厦、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甚至是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都带有欧洲的影子。城市中一些最雄伟的建筑其实是欧洲建筑师设计的。沙皇的冬宫，以及圣彼得堡其他很多著名的大厦，都是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的作品。城市中有很多雕像也出自外国雕刻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彼得大帝雕像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德国出生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委托法国人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 Maurice Falconet）制作的，她希望彼得堡人能够认可自己继承彼得大帝的衣钵。圣彼得堡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院长路易·雷奥（Louis Réau）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写道：“如果说任何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都必然会仰慕彼得大帝的都城，那么这一定是法国人的功劳，因为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贡献就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多。”[20]

1913年，有些人觉得圣彼得堡来自北方的高贵典雅中带有一丝冷漠，有些过于西化了，具有像雪花一样复杂的对称性，却失去了俄罗斯人的亲切热情。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斯拉夫元素，让人回想起更加悠久的历史。［在离圣彼得堡不远的沙皇村（Tsarskoe Selo），尼古拉二世拥有一个17世纪风格的村庄，那里可以让他在先代中神游。］[21]圣彼得堡文化精英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大·伯努瓦（Alexander Benois）告诉他们，要扯下“亲斯拉夫的尿布”，去发现圣彼得堡独有的美，因为它既有俄罗斯韵味，又有西方色彩，而不要吹毛求疵地认为它不伦不类。[22]他与人合编的《往年》（Starye gody）杂志专注于19世纪的圣彼得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伯努瓦通过与彼得堡剧团经理佳吉列夫等人合作，创办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推出了一套具有古典协调性的建筑语汇，强调开放空间（一些人说不应该有人的存在）和全景。（一些人建议赶走喀山大教堂周围的小商贩，以净化教堂的外观。）1912年，伯努瓦与志同道合的彼得堡人，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保护主义者一道，建立了一座老圣彼得堡博物馆，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古典的整体性免遭俄国其他地方和现代性的侵蚀。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大获全胜。例如很多圣彼得堡人讨厌新建的滴血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Spilled Blood），这座教堂实际上是效仿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而建。1907年，尼古拉二世在36年前祖父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的地点主持了教堂落成仪式。教堂一个个金色的洋葱形圆顶刺穿了圣彼得堡平坦的天际线，提醒人们这里依然是俄国，而不是什么理想化的18世纪欧洲城市。它们与这座城市其他的部分毫不搭调，却完全符合尼古拉对俄国的憧憬。

更重要的是，包括伯努瓦在内，没有人能够阻止圣彼得堡发展壮大——城市在扩张，需要新的住宅、新的办公楼，它正在从贵族宫殿之城逐渐转型为中产阶级之城，从政治城市转型为商业城市，从艺术城市转型为工业城市。到了1913年，圣彼得堡已经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其中有20万工人。这年冬天，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在Nikolaevskaya火车站下车，来到了他33年未曾见过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已经从一国之都转变为欧洲大都市。“我大吃一惊，”他写道，“嘈杂的声音和喧嚣的人流让我感到震耳欲聋。”[23]

随着1913年滚滚向前，对罗曼诺夫王朝庆典活动的回忆也开始褪色。随着300周年庆典的金叶开始凋落，俄罗斯帝国也显露出了错综复杂的真面目，这也是摆在它面前的真正考验——以及形形色色的未来展望。

事情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或许要好于前些年，并且在进一步好转。诚然，大多数俄国人还是比法国公民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更贫穷。但他们的绝对人数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国民产出量是奥匈帝国的两倍，已经超过了法国，增长速度也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快。[24]在俄国的较大城市，欧洲商品的广告牌林立。这难道不是给即将到来的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的预付定金吗？整个1913年，伦敦的《泰晤士报》都在发行以俄国为主题的特别增刊，向外国投资者宣扬俄国的形象。它传达出来的对于俄国未来的经济展望，已经十分清楚了。

1913年，俄国这个巨人并不仅仅活跃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爆炸式发展。1913年有望成为俄国农业的丰收年，农村的收入也在增加。30年来，俄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提高，如今更是在进一步加速增长。帝国的出口品——木材、金属、南高加索的粮食和石油——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涌向四面八方。流入俄国的外资占俄国银行资本的四成，外商在俄国工业，包括电车和火车、矿山、金属加工和发电厂的投资，也占到了四成。[25]在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治是围绕着某几个世界性帝国而巩固的——没有人怀疑俄国是其中之一。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言：“俄罗斯帝国和蒙古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二者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不可估量，因此一个巨大的经济世界……会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 [26]

这一切当然也可能被战争妨碍。在圣彼得堡股票市场买进卖出的证券交易者也许会听到外面传来游行的声音，呼吁俄国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3月，保加利亚的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 Dimitriev）将军在圣彼得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的礼拜仪式，人们为他高唱战意盎然的保加利亚国歌《流淌的马里查河》（Shumi Maritsa）。[27]但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经济的同时，它与最大的政治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俄国的进口总量有一半来自德国，出口总量的1/3流入德国。[28]这对于欧洲整体的政治稳定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科科夫佐夫伯爵在给沙皇的一份被大量报道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外部的和平环境，目的是借此良机将生产力发展到必需的程度。”[29]

倘若发生战争，俄国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的军队已经从1905年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改良了装备和制度。虽然欧洲各个大国的政府对于俄国在1913年的国力莫衷一是——按照一贯的风格，最刻薄的是俄国人自己——但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俄国的国力必将与日俱增。[30]（至于这到底是欧洲的稳定因素，抚平了德国人的战意，还是不稳定因素，诱使俄国在巴尔干或近东地区得寸进尺，依然有待观望。）次年，德国宰相对他的私人秘书透露说：“未来属于俄国。”[31]

首先，对于俄国走上革命道路，当前还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人罢工显然是人们担忧的一大原因，1913年的罢工次数成倍增加。但工人运动并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工人们的要求也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性——他们和格拉斯哥、杜塞尔多夫和米兰的工人一样，要求的是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减少老板的干涉，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革命者对无产阶级的掌控有松动的趋势，如果说他们真的曾经将无产阶级一手掌控的话。圣彼得堡的金属加工工人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批为“工人群众虚构出来的领袖”，指责他们曲解了“工人们的某些判断和决定的含义，基于他们内部考虑，而他们所考虑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工人们的利益和意愿”。[32]与此同时，更大力度的工厂监察也在改善工作环境。推出健康保险，承诺降低工业生活中的风险。俄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合作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报纸传达出一种意气风发的共同文化。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几年前对俄国做出的这番评价，放在1913年依然适用：

有很多未受过训练的记者发表一些不祥的论调，夸大其词，几乎让公众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心灰意冷，然而尽管如此，庄稼依然在生长，民生也依然在发展。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种介于专制与革命之间的中间项正在逐渐形成……不论是否伴随着动乱……各大主要因素正在改变，虽然缓慢，但确确实实是在改变，而俄国也终将走上复兴之路，忠于过去，且自信未来。她远不至于衰落，反而会更有能力参与欧洲的公共事务。[33]

在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没有哪一份期待看起来像是过分自信或者盲目乐观的。” [34]

不过话说回来，俄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依然令人心悸。俄国国内的黑暗势力依然很强大，俄国政府的组织结构依然摇摇欲坠。虽然俄国幅员辽阔，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金叶都可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土地的很大一部分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冬季封冻，夏季化为沼泽，没有公路和铁路，杳无人烟。尽管农村收入有所提高，但农村为数众多的未受教育的贫困人口对国家造成了很大负担。帝国人口的多样性让人叹为观止，但这却增加了施政难度。针对个别民族的拙劣的高压政策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是适得其反，强化了这些民族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对立。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一直怀疑帝国更多地维护了被征服民族而不是俄罗斯本民族的利益。

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俄国这样，生活不稳定，暴力司空见惯，赤裸裸的野蛮。各类事故——火灾、工业事故、矿井崩塌、冰河开裂、道路交通事故、火车事故、电车事故——每天都要随随便便地夺去数十个俄国人的生命。在乡下，虽然农奴制已经废除了50年，但挥之不去的封建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司法审判也就是那么回事，但落实起来倒是粗暴直接：据报道，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由于往将军的马腿之间扔了一根棍子而遭受鞭笞，一个10岁的孩子由于向邻居的院子里扔石头而遭受鞭笞。[35]在城市里，俄国报纸上满是关于足球流氓的报道，人们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既定原则正在崩溃的信号。[36]

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在他们的艺术和诗歌作品中歌颂这种足球流氓精神，表达了惊醒世人、让他们抛下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愿望。1912年，未来主义者发表了一份运动宣言，标题是“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A Slap in the Face of Public Taste）。1913年12月，他们把一部未来主义歌剧搬上了圣彼得堡的月亮公园剧院，剧中的太阳作为启蒙开化的象征，被抓了起来，然后被杀掉了。歌剧创作者中的两位——马秋申（Matiushin）和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想要让世界陷入混乱，粉碎既成的价值观。”[37]“到底是谁更疯狂？”《彼得堡公报》发问道，是未来主义者，还是花了9个卢布就为了“看丑陋的装饰品和一些穿着大号衬衫的怪人，听他们注定招来嘘声和骂声的胡言乱语”的那些人？[38]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圣彼得堡，展示俄国现代性的一扇窗口，而它身后广大的内陆地区尚不发达。

关于流血事件的记忆依然鲜活。1913年2月，300周年庆典期间，沙皇尼古拉步入喀山大教堂，他的脚下正是1901年一群学生被哥萨克士兵砍倒的地方，当时学生们正在庆祝一名政府大臣被暗杀。1905年革命，6万名工人聚集在冬宫门前，他们的领袖是一名佩戴着十字架的司铎，拿着呈递给沙皇的一份忠心耿耿的请愿书，而帝国军队却对着他们乱枪扫射，那一幕距离现在也仅仅过去了8年。去年，西伯利亚的勒拿河附近，罢工的金矿工人也遭到了开枪镇压，死伤数百人。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对俄国犹太人展开集体迫害，政府却袖手旁观，甚至是纵容，这使得俄国乡下成了反犹屠场的代名词。

1905年革命之后，虽然进行了法制改革，但国家依旧保留着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特权，而且往往是强权。警察若是听到了一个他反对的词语，例如“宪法”，就可以驱散一场公众集会。国内移民受到控制，这样的机制对俄国的犹太人尤为残暴，他们被局限在所谓的“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中，只有少数人例外，比如要被归类为妓女的犹太妇女。就连外国人在俄国也得提心吊胆。来到俄国的一名意大利游客路易吉·维拉里（Luigi Villari）描述说：“你来到俄国，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通行证、宪兵、秘密警察、虚无主义小说和西伯利亚。”你会很紧张，“不得不反复核对证件……眼前浮现出俄国监狱的样子，被无所不知的警长刨根问底”。[39]

从很多方面来看，俄国的形象比双头鹰所代表的更瘦弱，虽然爪子锋利，却是有气无力。俄国并不是每个街角都有一名警察——事实上，俄国警察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低于德国和英国。维拉里对俄国边防警卫的忧虑最终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边检就是个笑话。“在这些海关官员眼皮底下，我就算带着整整一箱革命文学作品也能通过。”他写道。[40]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要归因于专制的反复无常，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前者是整个俄国官场的一大特点。俄国的行政结构——多层次，多种管辖权，不同的机构表面上有着同一个目标——好像是专门为了降低效率而存在的。这样一个国家或许足以让人民勉强保持闷闷不乐的顺从，但如果说这就是秩序，那也只是流于表面。现代政府还有更加复杂的任务，比如筹集资金，或者进行战争。面对这种，政府就束手无策了。俄国军队1905年战败的内情中，充斥着种种骇人听闻的、组织计划混乱的实例。

一个人越接近事情的核心，越接近圣彼得堡、杜马和沙皇本人，就越会因俄国面临的挑战，或许可以说是机制而感到沮丧。杜马在波将金（Potemkin）的塔夫利宫召开——这也为俄国政治体制的现实罩上了民主的“波将金门面”[1]。尽管杜马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当然也让民意变得更加难以忽视，但俄国通往真正的立宪议会政府之路并不是一条政治发展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曲径。300周年庆典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沙皇将杜马视为自己的附庸，是顾问性质的，更有很大可能是临时的。杜马本身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而是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力争倒退回更简单的时代的那些人。

沙皇本人的政府理论，正如俄国一位前首相于1912年描述的那样，是非常幼稚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的都是好的；如果人民看不到，那是因为他们是凡夫俗子，而我是上帝选定的。”[41]或许这就是俄国的规矩。“让欧洲夸耀他们的宪法去吧，”深受尼古拉二世宠信的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Vladimir Mescherskii）写道，“全欧洲只有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未来……最高权力需要绝对的权威和自由，因为只有它依然保持着纯洁，没有被腐败的毒药所染指。”[42]然而如果想要沙皇专制走上开明专制而不是古老的独裁道路，那么沙皇本人就必须得是开明的。但尼古拉并不是彼得大帝。众所周知，他智力有限。甚至连相信以沙皇为代表的体制的那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非常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言道，俄国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后一个向沙皇进言的人。很难知晓沙皇真正的想法，也很难预测他会如何行动。“我们的沙皇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日记中坦言，“今天他是右派，明天他会变成什么样却是一个谜。”[43]

他不但拿不准自己的想法，还总想着扰乱别人的工作。一位前任大臣写道，沙皇“非常热衷于密函和小伎俩”，然而实行起来手腕拙劣，必然会让自己陷于“泥坑或血池”之中。[44]最近的例子就是沙皇暗地里与改革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作对。（最终斯托雷平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沙皇接受了俄国西部地方政府改革的提案。）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遭遇暗杀。据说沙皇曾为自己瞎管闲事请求原谅，只是为时已晚。

沙皇的身后又是些什么人呢？有一个罹患血友病的9岁男孩儿，人们看到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惊讶得倒吸一口凉气；有一个弟弟，因违抗沙皇的意愿娶了一个有婚史的平民而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一个出生在德国的妻子，拒绝抛头露面，而当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时，总是紧张得快要崩溃一般；还有“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Rasputin），所谓的“圣人”，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皇宫里作威作福。

年底，乌克兰基辅的一家法院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人们想起了俄国这个国家的一大痼疾，也就是反犹主义的痼疾。在法庭上受审的是犹太职员梅纳海姆·门德尔·贝利斯（Menahem Mendel Beilis），捏造给他的罪名是谋杀当地一名男青年，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血祭。记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写道，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身像之下，一场司法公正的滑稽剧正在上演，“被仇恨、怀疑和谎言所败坏”。[45]证人们遭到威胁，警察满嘴谎言。唯一的“证据”来自当地一名精神病学教授伊万·西科尔斯基（Ivan Sikorskii）的小声陈述，他的证词与他的职业背道而驰。对此，纳博科夫写道：

无论再过多少年，当研究我们这场审判、研究我们公共生活的未来历史学家翻开这些速记报告时……他们将会读到满篇的胡言乱语，在一个精神病学教授立起的科学权威的大旗下、从最低劣的反犹文献资料中找出来的所谓确证。他们会诧异地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样，贝利斯事件也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案例，激起了很多写给报社的读者来信和公众宣传活动，支持与反对兼而有之。很多人自忖，受审的也许并不是贝利斯，而是俄国本身。[46]最后就连特地选出的乌克兰农民陪审团也无法忍受如此的不公，宣告贝利斯无罪。但俄罗斯帝国已经腐朽了。沙皇也一样，人们都觉得他支持俄国的反犹主义，以此号召大家拥护这个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未来对立的政权。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里，皇室依然在圣彼得堡一手遮天。俄国的政治主要围绕着沙皇、他的政府、杜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但皇室家族更愿意在15英里以外的沙皇村生活，那里相比之下更具私密性。想在圣彼得堡看到沙皇，要比在维也纳看到弗朗茨·约瑟夫，或者在柏林看到威廉皇帝更困难，哪像威廉皇帝，一天好几次乘坐汽车从歌剧院飞速赶往皇宫，每次都要穿不一样的制服。沙皇的皇后在圣彼得堡贵族的社交生活中更是完全不见踪影，这对她的名声也有不好的影响。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你或许可以忘掉沙皇，忘掉杜马的嘈杂声，完全融入这座城市本身：它如今已经是一座现代城市，现代性的熔炉，也许正预示着俄国与欧洲其他现代大国并驾齐驱的未来。

虽然圣彼得堡被帝国的各个民族主宰着，尤其是俄罗斯人，但这座城市却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这里有一个热闹的英国侨民区。体面人士之间普遍讲法语，还有一家法语报纸报道法国国内的各类新闻，用法语报道俄国政治，也必然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法国毋庸置疑的伟大。[法国学院开设了关于伏尔泰的课程，《圣彼得堡杂志》（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尼古拉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的头号敌人——拿破仑的文章。]一个由5万人组成的德国人社区拥有至少7座教堂、5个唱诗班、一座剧院和两家日报，他们为此深感自豪。[47]

1913年，身穿制服的仆人和宏伟的宫殿，依然昭示着这座城市的特征——贵族教养、贵族财富。弗拉迪米尔·德·别林斯基（Wladimir de Belinsky）在《圣彼得堡杂志》上撰文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有圣彼得堡这么多的搬运工，他们构成了一个部族，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48]然而在贵族的旧宫殿旁边，是中产阶级的新宫殿。喀山大教堂对面屹立着胜家缝纫机公司俄国分公司，建筑所采用的是巴黎或布达佩斯的现代风格，而不是彼得堡的传统风格。沿着涅瓦大街再往前走一些，是叶利谢耶夫（Elisseeff）熟食店，它的商品宣传采用了法语、德语和俄语。这条街上的广告牌上，从英国茶到法国香水无所不包，刺激着顾客们的购买欲。[49]

多年以后，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报道贝利斯审判的那名记者的儿子——依然能够一口气说出圣彼得堡童年时光里的那些英国商品：

皮尔斯（Pears）皂，干的时候是黑焦油色，用潮湿的手指拿到光下，却仿佛黄宝石一般，人们在晨浴时总是需要它的关照。把英国折叠式浴盆的橡胶下盖打开，里面起泡沫的水流到污水筒里，浴盆的重量也一点点减轻，这种感觉很是愉悦。“我们不能给膏加量，那么我们就给管加长。”英国牙膏如是说。早餐时，汤匙在从伦敦进口的金黄糖浆中转呀转，镀上一层层金灿灿的糖圈，再拿出来往俄罗斯面包黄油上抹开沉甸甸的一大坨。各种让人感到舒适、赏心悦目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商店源源不断地涌来：水果蛋糕、嗅盐、纸牌、画谜、条纹上衣、洁白的网球。[50]

涅瓦大街上，海军部大厦与丰坦卡（Fontanka）运河之间的55座大楼中，有28座带有银行，这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既要储蓄，也要投资。[51]（1913年，普罗科菲耶夫在Nikopol Mariupolsky冶金公司投资了4 000卢布，后来又投资了水泥行业——这两大行业在经济扩张和城市建设的时代很有前途。）[52]

从涅瓦大街快走10分钟就到了阿斯托利亚酒店（Astoria Hotel），圣彼得堡最豪华、最新的酒店，十足的现代化风格，即使放在柏林、斯德哥尔摩或者哥本哈根也不会显得突兀。酒店对面的大楼也同样引人注目，那是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意志帝国新建的大使馆，它的设计师彼得·贝伦斯正是几年前设计了柏林的AEG公司透平机制造车间的那位。虽然大楼的立面张扬地展示着按照圣彼得堡风格设计的古典柱，但这些柱完全没有用圣彼得堡风格的任何装饰加以美化。英国记者乔治·多布森（George Dobson）对这座城市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加劲儿”，加快速度大步迈向现代化。[53]他写道：“不到10年前”——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彼得堡只有两条大街，似乎吸引了所有的人——涅瓦大街和大海大街（Great Morskaia Street）——相当于俄国首都的牛津街和摄政街。如今已经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大街，例如花园大街（Sadovaya Street）和戈罗霍娃街（Gorokohovaya Street），铸造厂大街（Liteyny Prospect）、苏沃洛夫大街（Soovorofsky Prospect）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Voznesensky Prospect）同样也是繁忙拥挤的交通主干道。人们的脚步也加快了，以前，比起其他欧洲首都喧嚣忙碌的人群，他们简直像是在爬。

多布森提到了电影院的普及——1913年圣彼得堡有130家——在电影院里，人们可以观看一部300周年庆典的电影，或者更有可能观看俄国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薇拉·霍洛德纳亚（Vera Kholodnaya）主演的一部关于暗恋的默片。[54]他提到了电灯的普及，特别是在冬天。虽然城市的外围还有很多木制房屋，但在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房屋开始采用砖石结构。他谈到城市中机动车交通的出现，还为往日冬天里雪橇在白雪覆盖的道路上静静驶过的冬寂不再而感到惋惜。他提到有轨电车自1907年开始营运以来，一次可以承载五六十人，渐渐取代了马车。

仰望1913年的圣彼得堡上空，或许会看到更加引人入胜的东西，进一步证明了俄国摆脱过去、跃向未来之路：那就是俄国最新的飞机，四引擎的Grand，其他飞机在它面前只不过是“空中皮艇”。[55]飞机的设计师伊戈尔·西克尔斯基（Igor Sikorsky）是在门德尔·贝利斯事件中提供反犹“证据”的那位基辅教授的儿子，他在接受一家圣彼得堡报纸采访时表示：“虽然起步比别人晚……但我们（俄国）在飞行和建设中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们并没有落后于师傅，而且很快就会超过他们。”美国发明家爱德华·艾奇逊（Edward Acheson）1913年年初曾在圣彼得堡的帝国技术学会（Imperial Technical Society）发表演讲，直截了当地表示“俄国——未来的国度！”[56]

诚然，这座城市里依然有廉租公寓，naemnye kazarmy，这个词从德语的Mietskasernen而来。这座城市里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能不能熬过严酷的冬天都成问题。大多数工人的公寓根本没有自来水，夜晚用推车把排泄物运走。城市中的有轨电车上张贴着红色大字的布告，提醒居民不要饮用生水，要先烧开了再喝。圣彼得堡的死亡率比君士坦丁堡还要高。1908—1909年，约有3万人感染霍乱；1913年，沙皇自己的女儿也感染了霍乱。[57]

但在这样一个正在从古代遗风转向现代的国家，这一切或许只是一座城市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不可避免的成长之痛。当然，其他一些欧洲城市几十年前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但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难道俄国就不能像欧洲的其他地方那样克服这些问题吗？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 ***

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并不像前几届那样成功。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根特虽然有很吸引人的蕾丝店，但它毕竟不是巴黎。世博会的组织者也很倒霉：那年5月，一场大火烧毁了法属印度支那展馆；9月，又有一家德国餐厅起火，火势蔓延开来。但或许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1913年，国际事务和展览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千篇一律。随着展会一次又一次举办，人们对它们的期待值越来越低，并不觉得有多么了不起。国际主义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来所说的，是“正常的、必然的、永恒的，除了在未来的发展进步方面”。[58]

他继而言道，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与文化斗争，垄断、限制、排外，这样的规划会对这片乐土造成破坏，但基本上就像日报一样只供消遣”。当然，不论是在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还是圣彼得堡，这样的规划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版。有大量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报道。同样得到广泛报道的还有相关的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更不必说法国民族主义、意大利殖民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俄国反犹主义。但它们也有争夺报纸版面的竞争对手：皇室婚礼、议会辩论、政治丑闻、社会丑闻、罢工、庆典和周年纪念、银行股价、俄国铁路股票、南非黄金和加拿大小麦。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这个词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真相——争夺地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个来自过去的词语，应该永远留在那里。对于很多人来说，战争只是一个词语。就算真的发生，也通常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交战双方要么是难以置信的英勇，要么是难以想象的懦弱，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比较贫穷，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

同时，世界向欧洲来，从欧洲去，欧洲依旧是世界的中心，在变迁之海上波澜不惊。

[1] 此处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典故。1787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出巡克里米亚途中，波将金为了取悦女皇，在第聂伯河沿岸建立了一批可以移动的假村庄欺骗女皇。“波将金村”也由此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译者注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就职典礼。几个月前，威尔逊对一位友人谈道：“如果我的任期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将是命运的讽刺。”美国金融制度改革是他对内改革的头号任务。

1913年，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旅行需要乘船。人们可以从南安普顿、瑟堡（Cherbourg）或者汉堡乘坐快速汽船出发，渡过北大西洋。还有更多笨重的大船从那不勒斯或者热那亚、的里雅斯特或者阜姆（Fiume）驶向美国。上层甲板上，海风吹拂着那些为了公务或休闲的旅客。下层甲板上的旅客更有可能是移民，尼古丁与汗臭混杂的气味充斥其间。

在海上航行了四五天的时候，一些旅客或许会略微产生恐惧的战栗，因为此时的他们可能已经靠近了前一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那片海域。“泰坦尼克”号带走了大西洋两岸的一大批精英人物——约翰·雅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美国总统的军事助手——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为人知者。但大多航程都平安度过。大西洋航行的安全性也在不断提高。1913年10月，“沃尔图诺河”号（Volturno）汽船着火，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唤来了另外十几艘船只前来营救。

美国人去欧洲做生意，在旧世界观光，或许还会和欧洲贵族家庭联姻。欧洲人来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国政治自由，普通人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发财机会，这些都在吸引着他们。欧洲人对于过去50年里美国惊人的经济发展有数不清的疑问——美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是50年前的六倍。相比之下，英国还不到两倍。“泰坦尼克”号上的遇难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早在1901年就著有《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1913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谜”（The Riddle of America）的文章。[1]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贵族政治家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Paul-Henri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跟随着大约80年前的同胞托克维尔的脚步，往“今日美国”（Les Etat-Unis d’aujourd’hui）题材的著作堆里再添新品。美国的概念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正如美国的产品在欧洲家庭已经屡见不鲜。

前一年匿名发表的小说《行政官菲利普·德鲁》（Philip Dru, Administrator）描绘了不久以后的美国，欧洲的游客若是碰巧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好奇心大增——如果更加详细地品读，或许还会想要下船。这本美国出版的书中有着对美国奇异而荒诞的展望，设想出了这个国家在1920年，第二次内战前夕的样子。他们不会想到，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德鲁得到的纽约地址是“曼德尔大楼”（Mandell House），顺着这条线索就能找到这本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州商人、民主党疏通者、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l House，军衔为荣誉性质的）。只有非常关注美国政坛的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此人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行政官菲利普·德鲁》开篇，同名主人公盛情招待高傲的女朋友格洛丽亚·斯特朗（Gloria Strawn），一边发表对美国近况的看法。他告诉她：“财富已经积累得如此雄厚，以至于少数人将要扼杀多数人，广大群众中酝酿着阴沉、反抗的不满情绪。”[2]美国工业发展造成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城市里的劳动者和农场里的生产者”来说，前途是“黑暗、绝望的”。德鲁解释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美国政治的不景气。美国失去了天生的统治阶级的真正领导——豪斯会把自己和德鲁归为其中的荣誉成员——政治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操纵者和骗子手里。惨烈的结局可想而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财富比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更能目空一切，垄断更牢固……下一场解放人类的大战将会在这个国家打响，打赢。一个文明民族的鲜血和艰苦努力将会改变世界，黯淡了2 000年的伯利恒之星将会再次闪耀出恒久灿烂的光芒。

在这篇小说中，德鲁离开了军队，在纽约定居下来，近距离观察着现代城市生活中严酷、不公的现实。

与此同时，《行政官菲利普·德鲁》的情节也走向了国家的层面。它描写了鬼才参议员塞尔温（Selwyn）操纵的一个政治阴谋是如何呈现的，他利用美国的民主，将人力和财力集中投入在12个关键州每一个选区的区区1 000名中间选民身上，然后想方设法说服、哄骗、贿赂他们投出“正确的”选票。选举就是这样赢的。塞尔温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州长詹姆斯·R.罗克兰（James R. Rockland），作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反过来，罗克兰也运用一流的政治操纵技巧——呈现出造访华盛顿的可能性和高官要职的权力——来吸引关键州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的额外支持。他利用塞尔温关于这些人的信息数据库，能够知道需要拿出多少，拿出什么。

罗克兰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为他带来胜利的阴谋最终却完完全全以尼克松的方式破灭了：塞尔温用来记录私人房间对话的一个声控激活的录音设备，揭露了他败坏美国民主的行径。随着阴谋被公之于众，菲利普·德鲁又重新走到台前，领导了一场反对塞尔温和罗克兰的军队叛乱，这是为了开辟政坛新局面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西部各州纷纷响应。南方痛苦地回想起了之前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名不副实的“重建”时期带给他们的贫困，于是也响应了他。

德鲁在纽约上州的艾尔玛（Elma）取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随后他宣布当选为“共和国行政官”，开始落实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方案：开征联邦所得税，将国家基础工业国有化，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对工业的集中进行更加严格的调控，废除罢工、以推行员工分红制作为回报。并不满足于此的妇女被赋予了投票权，宪法也经过了修改。

对外，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德鲁通过协商谈判，使美国、欧洲和日本达成了一项地缘政治协议。加拿大并入美国，同时美国军队介入墨西哥“拨乱反正”。德鲁向战败的墨西哥人保证，他无意吞并墨西哥或者索要赔款，然而：

……未来我们的国旗将成为你们的国旗，你们将直接受到美国的保护……会设计出一份公平的方案。在此方案中，当前为少数人所有的土地将会为多数人所有。再过一代，站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都将是受过教育的、兴旺发达的、幸福美满的人民。

经过7年的独裁统治，美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德鲁效仿乔治·华盛顿，拒绝终生担任国家首脑。他和格洛丽亚驾船驶入落日余晖。祝福者们“在沉默的悲伤中”看着他们的船消失在太平洋中：“他们心系何方？他们能否回来？所有人都在问，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菲利普·德鲁》也并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作者又深谙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体制中的各方压力，可以说这本书是很具启发性的。1913年3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前夕，豪斯得到了一个在威尔逊政府任职的选择机会。但他和小说中的塞尔温一样，更青睐幕后参谋的角色。

《菲利普·德鲁》的主题正是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主题：这个国家努力度过了充满经济与社会大变革的半个世纪，内部并不安定，国家尚未完整。[3]人们害怕大企业——控制着国家铁路、钢铁厂和华尔街的那些大公司——会压垮美国的事业和精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份恐惧已是老生常谈。欧洲人把新世界看作一股蒸蒸日上的世界力量，而美国人却在回首旧世界，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及移民，不论好赖。内战结束50年后，南方依旧消极对待国家建设。虽然美国的经济如今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工业生产的各项指标上超过了英国，但在政治上，这样的经济实力却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控制。经济管理机制很无力：到了1913年，美国甚至还没有一家中央银行。从一个由小村镇组成的国家，每个村镇都有各自的政治腹地，到一个大城市遍布的国家，相距甚远的各大城市联系紧密，表现出一个统一国家的推动力。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中，美国还只是在半路上。

美国想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国家，有些办法是1913年的任何一名观察者都十分清楚的。这年1月，包裹邮递推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包裹业务，使得爱达荷州博伊西（Boise）的一桩买卖可以被直接运送到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的客户手中。10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手一挥，随即引爆数吨炸药，突破了巴拿马运河最后的阻碍，将北美大陆的东西海岸连接起来。这一年里，在“一个政策——一个系统——普遍服务”的口号下，贝尔电话公司宣传着他们系统的国家建构作用：

电话让通信变得快速、直接，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信息技术打破了距离的屏障……贝尔系统中有750万台电话，连接东西南北，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个大型的邻舍。每天，信息技术把我们拉近2 700万次，以此开发我们的共同利益，促进我们的共同交易，增进我们人民的爱国精神。[4]

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电话直到1915年才打通，但进步的过程——以及铁路的铺设——拉近了美国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世界的距离。[5]

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随着美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大业得以完成，它又将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全球性的和事佬，干涉墨西哥，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和吸引力相结合的方式，将整个北美洲置于自己的荫蔽之下。但1913年的美国还不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全球外交霸主的派头。当年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发现他的大使馆竟然位于一座经过了改造的公寓楼里，要穿过两家廉价商店之间昏暗肮脏的走廊才能进去。很难通过这样的环境看出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然而敏锐的观察者们明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且伴随着人口增长，一部分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美国必将参与更大范围内的事务中去。正如佩奇在给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国际性的博弈中——并不是陷在旧世界的诡计、负担、悲痛和忧伤中，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在通向领导地位和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统治权的道路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在其中，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6]美国再也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安守这份孤立的正直，以一座遥远的“山上的城”[1]自居。未来的美国需要立足于世界，依照全球政治的现实检验它的道德目的：如何以原则的名义、在为国效劳的过程中行使权力，当其他国家未能采取美国为其最大化利益所做出的决定时，又要如何处理。美国作为正在国际秩序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新兴大国，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大西洋对面的欧洲大国一样？美国作为新世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如今它会不会变得更像是旧世界？

美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其他任何强国一样，受到了帝国的诱惑。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美利坚帝国开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形成，从菲律宾到波多黎各。这第一波帝国主义热潮受到了两位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但这项事业是美国的，而不是政党政治的。1901年，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用简明的语言阐述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责任。这份责任并不是给予菲律宾各族人民“全新的美国式自治制度”。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仍处在政治发展童年时代的不发达民族来说，并不是祝福，而是诅咒”。相反，他的国家要担负起的责任，就是给菲律宾人带来一个“政府，以及管辖，这些本身是符合道德的，因此会让他们接受教化，本身是纯粹坚定的，因此会让他们得到提升和稳定，还要引导他们接受正义与自由的基本概念”。[7]

如果说欧洲人对这种感情习以为常，那是因为它来自更博大的帝国文化。多年以来，威尔逊一直随身携带大英帝国的大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如果》（If），叠得整整齐齐，揣在外套口袋里。[8]虽然美国人不喜欢用“帝国”一词来描述他们的海外领地，但他们为持续不断的霸行辩护时所采用的论据，与法国或英国思维正常的帝国主义者们所采用的并没有本质区别。还有一些人不这样看，他们担心美国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帝国，却会迷失自我。美国最著名的杂文大家、曾经是“狂热帝国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建议美国国旗应该为了菲律宾而改动一下，把白色条纹改成黑色，把星星改成骷髅图。[9]

1912年，豪斯发表了《菲利普·德鲁》，而另一边，有四个人在竞争这个半成型、半统一的美国的总统职位。现任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共和党身份参选。他的前一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抛弃了共和党，以进步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由于在竞选游说过程中对一次暗杀行动做出了一贯矫健的反应，得到了“公麋”的绰号。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以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身份参选。担任过一届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以民主党身份参选。爱德华·豪斯已经在为威尔逊效力，在民主党内部帮他争取到了得克萨斯州对他参选的支持。现在他就要看看他选择的这个人能否一路披荆斩棘，问鼎白宫了。

没有人会怀疑，可能获胜的只有两人，威尔逊和罗斯福，而共和党一派明显对威尔逊青睐有加。两人都提出了美国复兴的构想。罗斯福在“新国家主义”的大旗下，主张利用现代世界的推动力为国效劳。一个重新强大起来的国家，将会巧妙地让现代商业贸易的规模和效率所释放出的能量改变方向。而威尔逊主张“新自由”，这是一份内容宽泛的政治宣言，表明了对普通人的扶持和对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涌现出来的工业巨头，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的管控。威尔逊承诺让自由竞争回到市场当中，让希望回到立足于小镇的美国。

对于过去数十年间的经济集中程度，两位候选人均表示赞成，不论是在财富方面，还是就少数人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力而言。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美国的生活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样子了”：

我们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彻彻底底的变化，从顶点跌到了谷底；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我们的生活结构。旧的政治公式并不适用于当前的问题，这些公式现在读起来就像是从被遗忘的时代抽出来的文件。[10]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后的这些情况：是激进的集中式大修，还是将受到新经济阻碍的竞争与主动的传统力量释放出来。

说到底，罗斯福和威尔逊在未来方案上的区别，既有性格因素，也有分析思路上的原因。罗斯福极为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自上而下地改造美国。威尔逊的性格更为保守，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启发。在他看来，罗斯福就像是一个危险的杂耍演员，如若当选，则注定会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威尔逊自己对社会的展望更有组织性，是从他自己出身的奋斗阶级开始，自下而上地实现稳定的复兴。他在竞选游说中表示：“并不是花支撑着根，而是根支撑着花。”

威尔逊谈到罗斯福，说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挑战者，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物，他们（选民）见了他，为他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投给他千百万张选票”。威尔逊自己在公众的眼里，则是“一个模糊的、难以揣摩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观点意见和对学术的痴迷，而不是有着人性特征的血肉之躯”。[11]罗斯福无疑也会赞同，他把威尔逊视为一个守旧、怯懦的保守者，过去的观念根深蒂固。

然而，威尔逊却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实力。他发布了一段非常具有倾向性的竞选影片：《老办法与新办法》（The Old Way and the New）。他在全国巡回演讲中批评官商勾结——以用来保护美国国内特殊利益产业的各项进口关税为代表——表示这种现象“不符合美国的作风”。他抨击“大型、非个人”企业的崛起，认为这是在预示着消灭竞争、把个人变为谄媚的雇员。他警告说，有事业心的中产阶级“在这些过程中饱受压榨，而我们所受的教导称其为繁荣的过程”。美国真正的生命力来自美国各个社区的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已是岌岌可危。他警告说：“如果美国阻挠地方，将会扼杀这个国家。”他宣称：“华尔街的财富总量无法表示美国人民的活力。”

威尔逊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本人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上述这些观念等于是向美国社会的道德秉性提出了挑战。企业的非个人属性具有抹杀人们心中的个人责任概念的风险。这样一个主要由企业来驾驭的美国，会让人忘记在小型社区塑造出来的美国价值观：

……那时的美国渗透在每一个村子、每一条幽谷中，那时的美国在辽阔的大草原展现着她的巨大力量，上至山腰，下至地底，燃遍了事业的星火，富有雄心壮志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工业巨头，而不是受雇于人；想要立业的人们无须遥望远方的城市，只需环顾左邻右舍，他们的信用取决于自身的性格，而不是人脉关系，他们的信用与他们已有和潜在的品质成正比，而不看持有多少股票……[12]

威尔逊就这样把一系列经济问题转化成了一系列道德问题。他自己本来是因对手退出而成了党内领袖，共和党的内部分裂又让他占了选举算法的便宜，如今他却转变为反叛的候选人，成为一场谋求变革的道德运动的领袖。他本人是追求进步的，但提出来的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变化，他的建议是“不能随便拿来一张纸就确定明天的生活要变成什么样”，而是“要把新事物编织进旧事物中”。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社会变化的美国所引发的焦虑，他做出了回应，并且清醒冷静地做出了保证。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拿下了48个州中的40个，这也反映出1912年，也就是《菲利普·德鲁》发表的这一年进入尾声之际的美国民情。1913年年初，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

[1] 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1630年的一次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14节耶稣的登山宝训中关于盐和光的隐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温斯罗普的布道让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是“神的国家”，因为它被比喻成一个“山上光辉的城”，这是美国例外论的早期例子。山上的城此后逐渐成为美国政客的流行语。——译者注

华盛顿特区

共和国、国家、帝国

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宣誓就职。四年前，塔夫脱的就职典礼因为一场暴风雪被迫改在室内进行。四年后，威尔逊可以在室外的美国国会大厦东门廊宣誓，将台下聚集的25万人尽收眼底。

到了这时，总统就职典礼已经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盛会，为国家的公共生活带起节奏，吸引游客到首都去。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旅游观光部门给出了一系列建议，指导游客如何从纽约开车到华盛顿，走连接美国金融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收费道路和泥道，经过费城，但要不惜一切代价绕开巴尔的摩。[1]据《纽约时报》报道，距离总统就职典礼还有几天，华盛顿就已经充满了商业气息。人们可以花20美元入住城里的大酒店，但必须住满5天才行。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上的酒店更贵，高达每晚50美元。游行路线上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的租金也一并上涨。就职典礼当日，蜂拥的人群中夹杂着普林斯顿大学的青年学生，穿着威尔逊母校的代表色——橙色和黑色。前总统塔夫脱，“我们见过的输得最惨、最心平气和、最得人心的总统竞选失败者”，将总统一职交给威尔逊时笑容满面。[2]尽管塔夫脱在大选中屈居第三，但他作为正式的共和党候选人，到底还是分流了足够多的选票，从而阻止了脱党的罗斯福重回白宫。

这座城市从建城之初就注定会让人铭记在心。华盛顿古典风格的建筑和城市雕塑中体现出来的共和美德，以新总统——仅仅是内战以来的第二位民主党总统——就职典礼为代表的国家凝聚力，城市规划展现出来的帝国豪气，每一个方向上的壮美远景，这一切都会让游人深受感染。外地人在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下了火车，便能感受到路易·圣戈当（Louis Saint-Gaudens）的花岗岩雕塑“铁路铺设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Railroading）的凝视。这六座石像位于车站正门入口上方，既表现了美国的现代性——其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代表火，泰勒斯（Thales）代表电——同时又重申了古老的正义价值观，并提醒正在进行城市化的美国，不要忘记田间劳动的价值。在罗马农神刻瑞斯（Ceres）傲然挺立的雕像旁，刻着托马斯·杰斐逊也会赞同的话：“农场。家庭最好的归宿。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文明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天佑。”

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指出，纽约的“异国色彩都快要赶上它的美国风情了”，而华盛顿拥有一项更崇高的使命：

……要成为整个国家威严与宏伟的化身；要成为……万都之都……充分表现出美国观念中的精粹，美国思想中的最开阔、最光明的一面，呈现出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应有的理想形态。[3]

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第一大政治城市，还是联邦政府的私有领域，总统就职典礼给了它大放异彩的机会。

威尔逊站在装饰着美国国旗的国会大厦前，面对彩色灯光下的美国国徽，迎接着楼顶上的观众从上往下的视线，提出要为人们“阐释个中缘由”。“政府发生了变化。”他抑扬顿挫地说。但这只不过是国家需要重新恢复道德目标而显露出的外在迹象。说客们为了“一己私利”败坏了政府。国家是富裕了，但“恶与善并肩而来，腐蚀了太多的纯金”：

我们一直以我国的工业成就为荣，但至今为止仍没有停下来全面细致地计算一下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了多少代价，失去生命的代价、筋疲力尽的代价，所有这些重担和负荷经年累月、冷酷无情地压在男人、女人和儿童身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又付出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代价。

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净化、审议、修整和纠正邪恶，而不损害善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变得纯净、人性化，而不使之弱化、满怀感伤。”威尔逊列举了几项要务：削减进口商品关税；建立国家银行系统，使获得信贷变得更加容易，剥夺资本所有人一手遮天的权力；对限制竞争、浪费国家自然资源的工业体系进行改革；将国家工人的健康纳入法律保护。

威尔逊肩负起了沉重的期望。有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就职典礼不仅是总统的接力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更意味着“往日已逝，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4]几个月前，一名德国记者预测威尔逊不仅会当上“政府首脑，更会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领袖”。在圣彼得堡，一家俄国报纸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如果未来的总统不被险恶的党派势力麻痹了意志和主动权的话，他也许会为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政治诚信时代。”[5]推崇过“新自由”之后，威尔逊现在要做的是实现它。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国际事务。当选之前几天，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家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Edwin Grant Conklin）面前谈道：“如果我上任后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因为我的一切准备都是针对国内问题的。”[6]

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体现了他对政府的理解，以及他在执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演说诚恳而又豪迈。《经济学人》将威尔逊的说服力与之前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进行了对比，相比之下，之前的那些更像是出自“秘书、助理秘书和速记员的笔下”。[7]新总统的演说言简意赅，不像林肯或杰斐逊那样修辞迭出。一位社论作者评论道：“新总统显然明白，总统职务并不是用来佩戴的奖章、用来展示的奖品，而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棘手任务。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对的。”[8]华盛顿也很快便发现，对于美国行政部门首脑和公正不阿的公共利益捍卫者身份，威尔逊是严肃对待的。上任之后的第二个月，华盛顿就再次召集国会，这比惯例和宪法规定的都要提前。寻求晋升为联邦政府任命的职位或者某国大使的那些支持者，发现白宫的大门对他们关上了，让人捉摸不透、看上去不动声色的威尔逊因此得到了“斯芬克斯”的绰号。同年晚些时候，他出席了国会的一场联席会议，亲自发表了一份国情咨文。对于这件事，他的前任们很少会这样亲力亲为。

3月4日当晚并没有举行传统的就职舞会，总统觉得太轻浮了。而他则是来到肖汉姆酒店（Shoreham Hotel），和让他感觉最自在的普林斯顿大学1879届同学共进晚餐。后来他在给一个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你可以肯定的是，星期二晚上我只听从内心的指示，参加79届的晚宴是我在那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9]《菲利普·德鲁》的作者豪斯上校现已成为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心腹，远离公开场合，不过还是同新上任的总统及其内阁一起出席了一场午宴，很多内阁成员都是在豪斯的促成下选出来的。他更愿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旁观这场就职典礼。

夜幕降临，美利坚民族有了新的捍卫者，联邦政府有了新的领袖，华盛顿也有了新的主人。

即便是在1913年，华盛顿也有一个要甩掉的名声。它是出了名的内省。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华盛顿只谈论自己，再无其他。”[10]威尔逊初次会见新闻界的“先生们”时，曾经力劝他们，不要告诉全国人民华盛顿在想什么，而要“告诉华盛顿全国人民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会掌握情况、采取行动，我们会充分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最新民情，这些情况不会过时，也不会腐烂，人们也会开始关注这些，意识到他们必须根据国家的目的、国家的需要来投票，为经过了阐释的国家总体利益投票，只有这条路。[11]

5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威尔逊发表了相关的又一通老生常谈的牢骚。他抱怨道：“城里说客云集，随便往哪个方向扔一块砖头都能砸中一个——虽然你很想扔砖头。”[12]

游说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方面是由于威尔逊主张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的缘故。1913年夏初，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Bill）通过众议院来到了参议院，说客们为了让他们的特定产业继续享有某种关税保护而到处活动。威尔逊“新自由”议程的重头戏——进口关税大幅度下调，开征联邦所得税来弥补损失——险些演变成痛苦的慢性死亡，总统亲自出马干预才得以幸免。

但城里出现了这么多说客，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在18世纪，选择华盛顿而不是费城或纽约作为国家首都，是为了让联邦政府远离各州狭隘的政治生活。因此，随着政治中国家性要素的比重增长，华盛顿自然也变得愈发重要。阿尔弗雷德·莫里斯·洛（Alfred Maurice Low）发表社论称：“美国人民有意无意地成了联邦主义者，而华盛顿则是联邦主义的象征。”[13]

根据洛的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到华盛顿去”。那时的华盛顿是“一个烂泥坑，城市中的邋遢鬼，衣冠不整，四仰八叉，胳膊肘从袖子里露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补丁有多丢人，还傻乎乎地为身上的污垢和不修边幅的外表而自鸣得意呢”。他认为这一切如今已经有所改观。现在度蜜月的人们对华盛顿就像对尼亚加拉瀑布一样青睐。

区区几十年前，政治和社会的“要地”还是各州的首府，它们的特点是没那么多讲究，人们亲切热情，每个人都能够亲自去认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相反，华盛顿是关系疏远的“铁石心肠的后妈”。到了华盛顿，大家的好朋友、以小名相称的普通州议员比尔·琼斯，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本正经的国会议员威廉·琼斯，“只有少数选民认识他……其他人只知道他的名字”。[14]

如今华盛顿正在成为政治要地，将更多的形式规范带入政治之中，让大多数美国人更加了解这座城市，同时也变得更加高贵典雅。过去人们去华盛顿出差，现在人们去华盛顿定居。从内战到1913年之间，以华盛顿为主体的哥伦比亚特区人口翻了两番还多：从7.5万增加到33万多。

之前那个笨手笨脚、蓬头垢面、躺成大字形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出落成一名优雅的世故女子，她以自己的美貌傲视群芳，对自己的权力了然于心。华盛顿，曾经的烂泥坑，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而且是无人愿意唤醒的一段记忆。烂泥和脏雪随着旧风俗和旧观念一并消逝了。宽阔的大街铺得平平整整；宏伟的大道绿树成荫；公共建筑并没有为了美观而牺牲实用性，而是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一流的酒店和餐厅、剧院、商店、还有很多精美的住宅——这一切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首都之一。[15]

华盛顿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它虽然比大多数欧洲首都要小，但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美丽的市容，足以与那些城市平起平坐。法国人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的评价肯定了它的这般地位。在周游美国的途中，他兴高采烈地回想起华盛顿的城市规划是由他的同胞皮埃尔—夏尔·朗方（Pierre-Charles l’Enfant）做出的。他提到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雕像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这位法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还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命名。他称赞道：“创建一座大城市，却将公园或花园的魅力赋予它的街道……这个梦想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大肆盛赞华盛顿女人的优雅，这也反映出了城市本身的美丽和新产生的世俗气息。

我看着她们来来往往，对自身充满肯定，对自身的魅力充满自信，也对这份自信感到满意……啊，世故的美国女人！选举产生的女王，民主制度的贵族，你们的丈夫、父亲和你们的国家要挣多少钱才能一直够你们打扮啊！我们可以肯定这笔钱有一大部分会花在巴黎……[16]

德康斯坦赞美了华盛顿前卫的优雅背后来自欧洲的灵感，但他同时也视其为对华盛顿经久不衰的美国特色的一项挑战。德康斯坦写道，当初定都于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美国会扩张得这么快，以至于华盛顿早已不再是美国人民的地理中心，而是成了东部的边缘地区，与太平洋沿岸相距几千英里。

那么，她（华盛顿）到底要面朝何方呢？是朝向过去，朝向隔海相望的旧世界，还是朝向仅仅是名义上以她为中心的新世界？这相互影响的两个世界，究竟哪一个影响力更大？新世界会染上旧世界的痼疾吗，还是恰恰相反，抵抗住它们的侵蚀呢？[17]

这些观察者忽略的，或者可能刻意无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古典风格的建筑立面和柱廊背后，在对共和主义公平价值的颂扬背后，在深受欧洲影响的华盛顿会将美国欧洲化还是帝国的华盛顿会将世界美国化这一问题背后，华盛顿本质上依然是一座美国南方城市。有1/3的城市居民是黑人，他们基本上是城市人口中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健康状况最差的群体。1913年10月，记者约翰·帕尔默·加维特（John Palmer Gavit）给报社的白人老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of Colored People）的建立者之一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写信说：

华盛顿本质上是一座南方城市；这里占大多数的白人秉持着南方对黑人的观点，来到这里的北方人很快就会反对黑人，比起南方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

教堂巷（Church Alley）。在国会大厦视野所及之处，共和国的承诺仍未兑现。华盛顿特区光鲜的外表之下，依然是一座南方城市。

尽管华盛顿的黑人有不少是在联邦政府中任职的，因此也有发迹的希望，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穷困潦倒的黑人。大约1/5的黑人，也就是1.6万人，生活在城市中卫生条件堪忧的后巷里，站在国会大厦锃亮的白色圆顶下，往往能够看见这些地方。这些人是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韦勒（Charles Frederick Weller）和尤金妮亚·温斯顿·韦勒（Eugenia Winston Weller）笔下“被忽视的邻居”。[19]韦勒夫妇指出，巷子里的居民“与大街和大道两旁的居民没有任何交集”，只有华盛顿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富裕阶层和外来的游客，才有资格端详那一条条宽敞的林荫大道。

通向这些隐蔽居所的是截然不同的蜿蜒道路。多年以来，有本事的人们居住在大道两旁引人注目的住宅中，对于就在他们身后的巷子屋中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无动于衷。一国之都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差距大抵如此。[20]

巷名就体现出了这些意思：“污水桶路”“私酒”，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宪法巷”。近距离观察揭示了这些巷子酝酿出来的社会环境——让人望而生畏的健康状况、轻微犯罪、文盲、不稳定的家庭、对酒精的依赖：

午后，在一个挤满了孩子和大人的小房间里，安妮·萨蒙斯躺在肮脏破烂的长沙发上，虚弱地转动着脑袋，气喘吁吁。她的小婴儿正在焦躁不安地吸吮着肺结核母亲贫瘠的乳房，7岁的孩子哈蒂正在和另外7个小孩子在房间里玩耍。包括6名成人在内，总共有15人一辈子都住在这间小小的四室房屋里，而时不时还有些不正经的房客寄宿在这里。虽然家里的母亲玛丽亚·萨蒙斯是个大美人，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品性，但她的5个成年女儿个个都有私生子女。萨蒙斯太太自己生了16个孩子，夭折了5个。一个儿子进了精神病院。女儿安妮患了肺结核，命不久矣。[21]

所有飞速发展的美国城市和欧洲城市都有贫民窟。在大多数城市中，居民是按照出身聚居的。在巴黎，布列塔尼人聚居在从布列塔尼开来的火车到达的蒙帕纳斯车站附近。在维也纳，犹太人倾向于定居在火车北站（Nordbahnhof）附近的利奥波德城以及一些犹太教堂附近。然而没有哪座城市像华盛顿一样，贫民窟与非贫民窟之间的物质差异如此清楚，贫民窟的种族内涵如此明显。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陋巷问题并不是贫穷的问题，而是另外的问题，而对此应当接受或者忽略：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黑人”，得出的结论要么是那个种族成员的生活条件无关紧要，要么是陋巷生活的罪恶和问题只不过是有色人种固有属性的产物……“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层出不穷的逮捕记录、小屋和陋巷生活的低标准，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 [22]

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至1913年，巷子里的人口有所减少。韦勒夫妇的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溃烂了数十年的社会危机的关注。1912年，一个社会改革家组织星期一晚间俱乐部（Monday Evening Club），发表了一份华盛顿有人居住的巷子清单，意在提醒普通市民注意市内某些区域的情况，这座城市已经被世人拿来当作美国的典型了。总统夫人、出生在南方的埃伦·阿克森·威尔逊（Ellen Axson Wilson），把扫除华盛顿贫民窟作为她的头号社会事务。1914年8月，她在临终时欣慰地得知，宪法规定对国家首都负责的国会，正在加紧通过一项整修陋巷、改善住房的法令——《小巷住宅法》（Alley Dwelling Act）。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的丈夫当选为美国总统，很多人对此喜闻乐见，认为这意味着南方不再是政治荒漠了。自从1865年击中亚伯拉罕·林肯头部的一颗子弹把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推上总统的位置，华盛顿第一次迎来了自家人担任新的统治者。1913年2月，威尔逊就职典礼的前一个月，《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刊登了一篇题为“掌权的南方”（The South in the Saddle）的文章。但伍德罗·威尔逊对待南方以及对待与南方难解难分的种族问题，态度非常不明确。毫无疑问，总统确实来自南方，但真的可以说他是南方人吗？

威尔逊出生于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中的弗吉尼亚州斯汤顿（Staunton, Virginia），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 Georgia）种植棉花的乡下长大。周边的乡村地区有一半人口是黑奴，奥古斯塔有1/3人口是黑奴。1861年内战爆发时，威尔逊只有四岁，他还记得，对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以及这对美国和平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家人在战争中分道扬镳。两个叔叔在联邦军中担任高级军官。他的父亲虽然出生在北方的俄亥俄州，却成为邦联的长老会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出生在英格兰。1909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孩子绝不会忘记童年”，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为我解释什么的地方，就是南方”。[23]

这一切都对他的1912年大选有利。在威尔逊妻子埃伦的出生地，佐治亚州罗马（Rome, Georgia），《论坛先驱报》（Tribune-Herald）的编辑称，这位民主党候选人“身上有着南方人的血性、南方人的骨气、南方人的胆识”。威尔逊在这次选举中总共拿下了40个州，而票数过半的州全部集中在南方。在亚拉巴马州，他得到的选票是第二名的四倍。密西西比州的选民把9成选票投给了他。威尔逊在南方以外也获胜了，但从没有这样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威尔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南方之子——至少在他的选民以充满偏见的眼光看来，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他在国家而不是地区的层面上开展自己的事业。他坚决把自己和妻子的南方口音改掉。他曾在北方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虽然后来又回到南方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就读。1880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时，他还为“邦联的失败”叫好，主张对南方来说“重建的严酷和愚蠢也比无依无靠的独立要好”。[24]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和睦比一个地区的局部利益更重要。他对内战的解释是，南方并非为了保护蓄奴的权利而战，而是为宪法赋予的退出的权利而战。他认为这项权利是合理的，却用错了地方。正如他在《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关于他的那一章节中所言：

南方和北方一样，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正是这一点让战争有了尊严，让悲剧有了双重的动机。但南方为之而战的原则，意味着在变化之中岿然不动；它保守，没有创造性；它逆着时代与命运的潮流……事实证明，北方在物质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她还具有另外一项更大的优势：她是为了联邦，为了一个伟大国家持久的和平、和睦与实力而战。[25]

1913年7月4日，5万名内战老兵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乡下低地，半个世纪前的内战最关键战役之一的战场——葛底斯堡。这次活动的总花销达到10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拨款，但联邦政府和另外几个州的政府也给予了资助。[26]在世的年纪最大的老兵是来自纽约上州112岁高龄的韦斯（Weiss）少校，年纪最小的也有61岁。这次集会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一名记者写道：“这些老兵知道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当今的世人都没有他们了解得透彻），他们决心借这次机会完成对国家最后的效忠，告诉全世界，北方与南方早已冰释前嫌。”[27]“蓝衫军”与“灰衫军”，“北方佬”与“南方佬”，50年前在枪林弹雨中拼得你死我活，如今却在当时的战场上互相拥抱。

威尔逊出席了纪念活动。他向埃伦坦言，自己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身为美国总统的责任感，并不是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一旦身为美国总统，我就再也没有其他身份。”[28]但他不得不出席，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职位，二是他的南方出身。如果他不在葛底斯堡露面，人们会误以为他对战争结果不以为然。

威尔逊在纪念活动上发表了演讲。他赞颂“我们全心全意热爱的这个伟大国家的活力、完善和能力”。他号召人们将战争中的精力运用到维护国内和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大业上。他说，如今“矿井、森林和田野，商店和工厂，都在供应着军需”。[29]

1913年，5万名老兵相聚在葛底斯堡，纪念伟大的内战50周年。“但这个国家达到了建国之初设下的宏大的标准了吗？”美国总统威尔逊问道。

他没有提到奴隶和奴隶制度的字眼儿，一次都没提过。他只在一个场合使用了“种族”一词。他问这个国家“有没有达到建国之初设下的宏大的标准”，这是在暗示美国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标准是笼统的，并不具体，适用于全体美国人，而不是总人口中某个特定的小团体。他重申了“向人类的道德判断发出的朴实呼吁，恳请人们注意，一个为人而不是主人服务的政府如今终于建立起来了”。

威尔逊的这番话本身确实是非常崇高的。这番话是在重复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不久之后就刻在了华盛顿宏伟的纪念堂的石壁上，纪念堂的设计和选址在1913年正式获批。林肯本人在他那场更著名的演说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奴隶制度，而是通过重申“人皆生而平等”这一主张加以暗示。但林肯的演说是在1863年内战进行期间，任何一名听者都明白内战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单就威尔逊的演讲来看，不可能领会到当年的人们为何在葛底斯堡打仗——只知道他们曾经打过仗，而问题现已解决。

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在华盛顿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威尔逊长期以来一直将种族问题作为一大难题。和许多思想开放的男男女女一样，他认为这个问题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次要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就好比人们认为黑人的文明水平较低，却也在缓慢而稳健地提升。一些非裔美国领袖提倡一种类似的渐进主义途径，这些人中包括早年为奴、如今身为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院长的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30]并不是只有美国人认为“白人”文明比其他民族的文明更先进——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地都已是老生常谈了，远不止于这些至高特权的受众所属的国家和民族。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扫除华盛顿陋巷的承诺，体现出了对于不那么幸运的城市居民的某种责任感——尽管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慈善救济的传统，本质上并不是对不公正的激烈抗议。威尔逊和他的妻子一样，对于黑人所处的困境表达了最基本的同情。但他认为这项事业最好交给时间来完成，自己从未打算贸然出手，哪怕只是一项微小的举措。1902年，威尔逊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也邀请了布克·T.华盛顿，但他不能像其他来宾那样和全体教员安排在一起，也不能出席正式晚宴。被问到非裔美国人有没有可能在这所大学学习时，威尔逊回答说：“虽然本校的校规中并没有说不允许黑人入学，但这个地方整体的氛围和传统就是这样，从来没有黑人申请入学，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实际情况中。”[31]直到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才走出了第一个黑人毕业生。

尽管如此，黑人政治领袖们还是在1912年总统大选中支持了威尔逊，而支持那个由林肯领导的、为了废除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甚至不惜打一场内战的共和党的传统，也就此打破。在竞选游说期间，威尔逊对非裔卫理公会（African Methodist Church）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主教说，他们（非裔美国人）可以指望他做到“公平处理”，说“我最真挚的希望就是看到公平贯彻在每一件事情上，并不仅仅是勉强得来，而是慷慨大方、热诚愉快地实现公平”。[32]他说他将会高声反对私刑——这在美国就相当于俄罗斯的那些屠杀——不过又对这番话加以修饰，说宪法并没有赋予他实际干预废止私刑的权力。人们普遍认为威尔逊信仰的长老会教义会让他成为白宫中黑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我们由衷地相信，”一名社论作者在W.E.B.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建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刊《危机》（Crisis）上写道：

即便是面对着模糊到让人困惑的承诺，面对着等级森严、冥顽不化的南方，也最好还是选伍德罗·威尔逊当美国总统，一劳永逸地证明一下，民主党在黑人问题上到底敢不敢民主。[33]

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这一年8月，纽约的联合有色民主（United Colored Democracy）主席罗伯特·N.伍德（Robert N. Wood）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他开篇写道：“流着黑人血统的1 000万人民，对于维护在这个伟大的民主制度中身为公民的权利，怀着合情合理的渴望，为了表达这些人的感受和想法，我本不情愿却迫不得已、恭敬却认真地，就您的政府在我国有色人种状况方面实行的方针向您提出抗议。”[34]他承认威尔逊一直在忙于国家事务。然而他力图使总统意识到，在国会参众两院现已获得了多数党地位、并且充分渗入威尔逊自己的内阁的民主党中，有一些反动分子领导了一场将非裔美国人降为“农奴身份”的运动。要想说服黑人选民放弃“对共和党迷信般的崇敬”向来不容易。除此之外，一个“就连欧洲最低劣的废物都有大把机会”的国家，如今却不给美国的黑人公民机会，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南部各州以种族和平的名义，在所谓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1]的袒护下，在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以外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这里的问题是在联邦政府内部，在华盛顿，在威尔逊的眼皮底下，在他完全有权去整顿的范围内的种族隔离问题。由南方民主党内阁成员掌权的政府各部门，从办公室下手，开始采取隔离制度，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融合。伍德写道：“我们对此感到愤恨，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渴望和白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吃饭，或者和白人共用肥皂和毛巾。”而是因为：

……在我们看来，在喝汤、用肥皂这类事情上实行种族隔离，意味着一场完全剥夺有色人种喝汤用肥皂的权利、将他们彻底赶出美国公务员队伍的运动已经初露端倪。[35]

威尔逊的幕僚长约瑟夫·帕特里克·塔马尔蒂（Joseph Patrick Tumulty）为这封信做了一个备注，建议总统彻底详读。总统或许按他说的做了。但不论他到底有没有时间读这封信，他终究还是没有鼓起精神回复这封信。

几天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三位领袖发表了一份被广泛刊登的公开信，信中对这件事情的陈述毫不含糊。信中指出，“联邦政府此前从未以肤色为由歧视文职员工”。然而现在：

联邦政府将有色人种隔离开来，仿佛仅仅和他们接触一下就会被玷污一样……分派给他们的都是些次要的常规事务，没有凭借个人价值晋升高位的驱动力，而对于本国的全体白人来说，这项权利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那些出生在外国的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子女亦然，他们如今也在进入政府部门。[36]

威尔逊逃避了与黑人领袖就这一问题的会面。他撤回了自己建立种族委员会调查相关问题的承诺。直面种族问题的挑战时，威尔逊没能沉住气，而是大肆斥责那些指责他的人缺乏耐心。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坚持不懈，自行展开调查，并于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随后被送到白宫。[37]对有色人种的冷落有轻有重，例子不计其数。其一，财政部一个叫泰森（Tyson）的会计被降职，调到别的部门。他接受这次调查时说“他被调到别的部门时，像小孩子一样大哭，主要原因并不是被降职，而是由于他觉得把他从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白人同事一起共事了10年甚至更久的办公室调走，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但从本质上讲，种族隔离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而是有系统的，既有种族主义因素，又有经济因素：

就有色人种员工而言，工作中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了。有色人种中为数不多的、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暂时还没有被隔离的那些人，迟早也要离开政府部门，而他们空出来的位置当然要由白人来填补……[38]

一些人辩称种族隔离制度让政府运作得更加顺畅，让不同族群更好地发挥了各自的技术特长。这份报告反驳那些人说，要想“衡量女人和男人的相对能力，最好是坚决要求女人专门从事3K[2]，禁止她们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

威尔逊的高尚情操、对“新自由”的热情、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意愿——这一点在支持削减关税一事上表现得何其明显——并没有在华盛顿的走廊和办公楼内部得到贯彻。他推诿搪塞，视而不见，把这一切推到参议院民主党同僚们的偏见上。美国在这座都城坚持了自己老派的一面。

[1] 吉姆·克劳法是1876—1965年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法。——译者注

[2] 3K（家务劳动）来自德语中的Kinder、Küche、Kirche（子女、厨房、教堂）。——译者注

纽约

大都市

在1913年，如果说华盛顿代表着美国过去未完成的成就，那么纽约就是美国未来暧昧不明的象征。在一些人看来，纽约是美国在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民众心中的灯塔，兑现着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承诺。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纽约的移民人口正在把欧洲的恶习移植到美国的土地上，预示着美国即将走向堕落。

纽约人将这座城市视为美国商业贸易的发电机。1913年，纽约超过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它也已经是美国顶尖的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纽约的财富证明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以及这个国家的实用主义，同时也确保了国家未来的繁荣。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纽约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不仁不义，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是外地创造出来的财富，它像是一个机器，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华尔街金融家的阴谋集团手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来说，从各种意义上讲，纽约就是美国；正如英国记者W. T.斯特德的评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仅仅是纽约的垫脚石”。[1]

纽约和那个时代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一样，存在着诸多弊端：与巨额财富紧密相连的社会剥夺，城市劳动人口拥挤的生存环境，住房不足。纽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名政府官员写道，担任纽约市长是“能够委托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市政官员的最重大的行政任务”。[2]但纽约的腐败也自成一派。

纽约的政府已经成了“笑柄、嘘声和耻辱”，当地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作为纽约的影子政府，下达发放公共契约、买通选民的指示。[3]1913年，在改革派的一腔怒火下，纽约暂时脱离了坦慕尼的控制。前一任市长在1910年遭到暗杀未遂，或许是受到了那次事件挥之不去的影响，他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暴毙身亡，之后一位年轻、生涩的反坦慕尼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但很多人怀疑纽约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改革步伐能否继续下去。“改革派一方是应有的人性，”一个愤世嫉俗却又精明敏锐的观察者写道，“而坦慕尼一方是实际的人性。”[4]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评论道，纽约州级别的清教徒立法者在奥尔巴尼（Albany）正襟危坐，城里的同胞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要由他们说了算，坦慕尼的确是纽约市反抗他们意愿的手段：

到底还是坦慕尼的办法最方便、最容易。对酒吧、赌场、妓院的老板，坦慕尼只有一句话：“每个月给我这么些钱，我就罩着你们。”对于这样的结果，每个人都满意。法律还留在法典中，那是对纽约“道德”一张光鲜的证明书；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因此谁都没有感受到它的不便之处；而不予执行所带来的收入养肥了坦慕尼。

1913年，纽约州自己被卷入了政治丑闻之中。1913年10月，针对前国会议员、现任州长威廉·苏尔策（William Sulzer）违反选举法的弹劾取得了成功。（他真正的罪行可能是拒绝接受坦慕尼下达的任命指令。）但在乱七八糟的纽约政坛，他却在次月通过选举进入了纽约州众议院。

纽约的政治腐败被渲染得世人皆知。人们的理解是，这与城市的道德败坏密切相关。纽约穷人的罪行是很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卖淫、赌博和轻微犯罪。1913年，据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资助的一份报告估算，纽约市有1.5万名妓女，其中很多掌握在移民关系网手里。另外一些报告得出的数字高达这个数字的两倍。著名废奴主义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孙子莱曼·比彻·斯托（Lyman Beecher Stowe）声称，警察自己都已经向腐败妥协了，“对赌博、售酒、卖淫几乎充耳不闻”。[5]这座城市因此为持续不断的伤风败俗创造了条件。

富裕人士的缺陷更加隐晦，但在小镇或者纽约州北部的观察者看来，真实性毫不打折，从国家长期的健康状况来看，或许更加令人担忧：坐享其成而不亲力亲为的倾向、爱财的倾向、自私的倾向。曼哈顿的一名医生约翰·H.格德纳（John H. Girdner）对“纽约病”做出了诊断，这种病会传染，感染着他的纽约同乡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他写道，在极端的病例中，“病人除了赚钱或者满足身体的某些欲望时，从不动用脑灰质来进行思考”。[6]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观察者们担心，这个国家会不会变得更浮华、更贪婪、更个人主义——更像纽约？

有钱人的罪恶是最复杂的，或许也最容易让人把纽约这座城市的形象与不劳而获的特权联系起来：过量财富的新式堕落行为。《纽约时报》对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都市》（The Metropolis）做出了负面评价，嘲笑这本书把城市上层阶级刻画成一场荒谬的“室内装修、兰花、浴缸以及其他巴比伦式奢侈的邪恶特色的狂欢”——却也承认辛克莱很快就会找到愿意相信这些的读者。[7]

纽约，美国资本主义的顶峰，新巴比伦，所有这些形象都来自一个人口、物质和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几十年前，纽约主要是些五六层的建筑物，集中在曼哈顿下城，被两侧的哈德孙河（Hudson）和东河（East River）夹在中间。1867年，只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才有法律禁止家禽家畜上路。[8]之后纽约渐渐扩张，越过曼哈顿岛周围的水域，探入邻居的后院，其间建造了一连串长达一英里的大桥，并于1910年在哈德孙河底开通了一条隧道。1898年，隔水相望的布鲁克林（Brooklyn）、皇后区（Queens）和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也并入这个庞然大物之中。唯有泽西市（Jersey City）依旧保持着独立地位。

然而，纽约并不仅仅是美国贸易与金融的枢纽。它本身也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曼哈顿依然是一大服装制造中心，移民工人蜗居在城市边缘的公寓大楼中，富裕一些的居民则沿着第五大道往中央公园附近的宽敞空间迁居。更重型的工业——精炼厂、造船厂和铁路修理厂——限制在更安全的距离以外，坐落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the Bronx）和史泰登岛。纽约并不满足于为国家的经济生活领跑，还要指点国家的文化品位——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纽约引以为荣的是900家电影院，几座名字取得颇为豪迈的“歌剧”院（其中包括布朗克斯的一座崭新的歌剧院），以及100多座剧院，为“愿意赌一把碰碰运气的新人制作者”时刻敞开大门。[9]结果也有可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一名观察者写道：“纽约漠不关心的那些人和事，依然留在城里，在42街附近，等待着一场静悄悄的小型葬礼。”一座真正大都市的充沛活力让纽约激情四射。对于所有到过纽约的人，以及很多没有到过纽约的人，纽约都会狠狠地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中。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这个时代旅行经历最丰富的人，他在1913年把到达纽约时的情景描述为感觉上的超载。和古往今来的旅行者一样，他惊讶于入境时美国海关和移民局既天真又生硬冒昧的迎接词：“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你是一夫多妻者吗？你是白痴吗？你是否曾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迹象？”[10]刚过了膀大腰圆的共和国神圣卫士这一关，他就融入一首活动、噪音、色彩与商业精神的交响曲之中。

“这里是各色人种的大杂烩，”洛蒂写道，“日本人、留着欧洲发型的中国人、希腊人、黎凡特人、发色浅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在华盛顿的同乡德康斯坦一样，洛蒂也评论了女人的优雅和美丽——“只要她们别不施粉黛地暴露在电灯下就好，因为那样的话会把她们照得像尸体一样惨白”。他看见了“富丽堂皇的商店，玻璃窗后面是长长的货架，和我们这里的林荫大道一样长”。电力在整个城市的普及令他感到诧异，“比我国厉害1 000倍”。但没有电也就没有纽约——空调让愈发庞大的建筑物在夏天里保持凉爽，电力照明照亮了因周围高楼林立而变得阴暗的角落。洛蒂说，纽约“像是在这无数的电流、放射力量和光线的影响下颤动着，噼啪作响——人就好像自己被电到了，一直在那儿颤抖着”。西百老汇（West Broadway）高架铁路下方，除了噪音还是噪音：“奇形怪状的火车车厢里塞满了人，在头顶上方不停地驶过，火星四溅，让人头晕目眩。”“从这里回国以后，”洛蒂感叹道，“会觉得巴黎是一个美好的、古色古香的小地方。”[11]

最重要的是，洛蒂为遍布全市的大型电力照明广告着了迷。对于前一年在时代广场树立起来的电子公告牌，他补充道：

到处都是这些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着，变幻着，一次又一次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字母，在建筑物的正面化作飞流直下的瀑布，或者像紧绷的旗帜一样穿过轨道。但你需要把目光投向空中——虽然在听到地铁的轰鸣时，你会本能地看向地面。只有在空中，在屋顶上方，才能看到光最奢侈的构造物。那里有广告牌，新的消费产品在上面摇曳生姿……雨伞推销员展示了一位用撑开的雨伞打手势的淑女。缝纫用品商人展现出一只大猫，浑身被火黄色的光照亮，弄散了一个红色线团，被乱线缠住了……转眼之间，这些幻象被光描绘出来，变幻，消失，复现，速度非常快，快到让人目不暇接。没有点灯的摩天大楼楼顶躲藏在烟雾之中，有时会亮起一张巨型广告牌，仿佛从天而降，把一个由红色灯光字母组成的名称敲进你的灵魂之中，却又迅速消散，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一个东方（欧洲）人看来，这一切都让人无所适从，甚至有点儿可怕。但这一切又是那么有趣，那么巧妙，我乐在其中，几乎可以说是钦羡。[12]

洛蒂从《纽约时报》的25层大楼俯瞰纽约，称这座城市为“现代主义之都”，说自己对于看到的一切既沉迷又惊恐。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这里看过去，这座城市大到无边无际：视野所及之处，电勾勒出弯弯曲曲的轨迹，颤动，闪烁，发出炫目的光芒，最终在地平线上化为一抹四散的微光，仿若北极光。”[13]

洛蒂错过了几个月后更壮观的一场光宴。1913年4月24日晚七点半，威尔逊总统在白宫按下一个按钮。坐落在东北方向200英里处的世界最高建筑物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顿时沐浴在寒冷夜空闪烁的电光之中。[14]

1910年提出建造伍尔沃斯大厦时，预算是500万美元，计划的高度是625英尺。[15]1913年大厦建成之时，预算和高度都有所增加。大厦的设计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问委托人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Frank Winfield Woolworth），这座高楼到底要建多高，据说伍尔沃斯的回答是“比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高50英尺”。几年前完工的大都会大楼是纽约当时最高的建筑物。[16]吉尔伯特也顺理成章地把他的设计提高到750英尺，之后又提高到792英尺。

伍尔沃斯是遍布全美的一家连锁廉价商店的创始人，他打算让这座大厦成为自家商店永久的广告。[17]（大厅里还有他本人拿着一枚硬币的雕塑，造型颇为怪异。）单就广告效果而言，倒是不枉他的这笔投资。但他还打算让这座大厦本身也成为一次有利可图的投机，办公室的租金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坐拥惹人眼红的地段，华尔街和布鲁克林大桥近在咫尺。背对百老汇的圣保罗礼拜堂（St. Paul’s Chapel），面向伍尔沃斯大厦，右边是市政厅，据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三个世纪以来的纽约建筑中最壮丽的典型。但对于摩天大楼为何能够在纽约市异军突起，卡斯·吉尔伯特给出了最恰当的表述。吉尔伯特解释说，一座摩天大楼就是一台“能让土地生钱的机器”。

对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1913年楼高委员会（Heights of Building Commission）成立，并对此进行调查。据调查，在一年中白昼最短的12月21日，伍尔沃斯大厦和胜家大楼（Singer Building）都在正午投下了超过1 000英尺长的影子。伍尔沃斯大厦曾经向意欲招徕的“律师、金融机构和高级公司”承诺“永远有光照和空气”，然而却拒绝将这些条件给予附近的办公室。公共安全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两年前，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一座10层建筑物最高几层楼的三角内衣工厂发生火灾，导致100多人死亡。自那以后，纽约的工厂车间都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涂写了禁止吸烟的标志。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在高楼中早晚要出事，到时候地面上的消防部门几乎是无能为力。伍尔沃斯大厦落成典礼之前一个月，曼哈顿区长乔治·麦卡内尼（George McAneny）告诉纽约市俱乐部成员，“摩天大楼的时代正在逝去”。他预言在并不算太遥远的未来，会迎来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这座城市再也不会兴建摩天大楼，而当下这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会被视为一桩奇谈”。[18]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摩天大楼会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式建筑，标志着旧世界和新世界城市景观之间的天壤之别。在欧洲，没有哪座建筑物像纽约最高的那几座摩天大楼一样嚣张——虽说欧洲现代主义者引以为傲的埃菲尔铁塔比这些摩天大楼都要高，高到让人头晕眼花的地步。尽管如此，美国的摩天大楼还是吸纳了诸多旧文明的美学，把自己塑造得不那么野蛮。伍尔沃斯大厦前厅的天花板采用了拜占庭式的马赛克，而大理石地板则是从希腊斯基罗斯岛（Skyros）上的一个采石场取得的。大厦是火焰式哥特风格，每个角上都有一座小塔。因此大厦也被称为“商业大教堂”，虽然吉尔伯特本人更愿意向北欧的大型市政厅靠拢，而伍尔沃斯曾建议他的建筑师以伦敦议会大厦新哥特风格的维多利亚塔（Victoria Tower）为样板。纽约第二高的建筑物、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在形式上效仿了威尼斯的圣马可钟楼。［据说大都会人寿保险总裁约翰·R.赫格曼（John R. Hegeman）很欣赏这座钟楼——钟楼在1902年倒塌，又在1908年重建。］[19]

1913年，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伍尔沃斯大厦在纽约落成，它是一座野心勃勃的城市的象征。

适用于摩天大楼，也就适用于其他一切建筑物。不久前建成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效仿了古罗马的卡拉卡拉（Caracalla）浴场。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设计者们曾经在巴黎美术学院留学，他们在全美各地的公共建筑、办公楼和剧院采用立柱、三角楣饰和壁柱，将优美典雅、别具一格的巴黎风格发扬光大。在纽约，1913年落成的中央邮局大楼是最佳范例之一。同年完工的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将美国的效率和规模与欧洲的优雅结合在一起。

新世界在许多方面与旧世界大相径庭。然而受过教育的纽约人一想到文化，特别是高雅文化，就会怀恋起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现代文明的诞生地。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人们心目中或许是20世纪之初美国的高级金融巨头，但论及艺术，曾经在瑞士和德国接受教育的摩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情有独钟。普契尼的歌剧《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于1910年首演，歌剧再现了美国淘金热的情景，深受纽约观众欣赏，当然唱词也是意大利语的。1913年，钢铁大亨威廉·弗里克（William Frick）位于第五大道的住宅开始动工，他一般不会收藏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住宅本身也是以布杂艺术风格建造的，任命的正是设计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那批留学巴黎的建筑师们。）弗里克直到晚年才开始购买美国老乡的作品：1918年，他购买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的一张乔治·华盛顿肖像画，主要是看中了作品的题材而不是画家，1914年，他购买了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的一份作品原稿，这位画家的艺术生涯大多在欧洲度过，绘画也是以欧洲为主题。欧洲是艺术的产地。美国的任务就是去获取。

但一件艺术作品只有在欧洲被美国人买下，运回美国，交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类的公共画廊，才会被美国大众欣赏到，而不是只被少数能够负担得起定期出国休闲旅行的人欣赏到。纽约很富裕，一些上层市民也很有教养。有教养的美国人非常重视艺术为国家磨平棱角的作用——约翰·H.格德纳认为这是治疗“纽约病”的唯一办法。但精英人士的文化教育采用的还是老一套：他们去欧洲，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里泡上几个月，去熟悉伟大的艺术，再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泡上几个月，将美国人认真的欣赏转变为欧洲人文质彬彬的城府。除了通过归国的美国艺术家和一些勇敢的欧洲人，纽约很少能够接触到欧洲主流的当代艺术。

1913年2月，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莱辛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上的军械库举办的国际现代艺术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汇集了1 000多件现代艺术作品，其中很多来自欧洲。前一年秋天，年轻的美国策划人沃尔特·库恩来到科隆、慕尼黑、柏林和巴黎，寻觅合适的欧洲艺术作品，并确保这些作品能够用于这次展览。他努力说服欧洲的画廊，计划在纽约举办的这次展览将会是精彩绝伦的。当库恩向柏林画商卡西雷尔（Cassirer）询问有没有可能把塞尚和凡·高的一些作品带到纽约时，卡西雷尔大声喊道：“Gang und gar ausgeschlossen!”大致翻译过来就是“下辈子也别想”。[20]不过，库恩还是把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席卷一空。与此同时，旅居欧洲的美国人沃尔特·帕克（Walter Pach）也动用他的私人关系，劝诱艺术家和巴黎的画廊把他们的作品卖掉。[21]最终来到大西洋彼岸的那些艺术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出了帕克的私心和人际关系。被洛蒂夸张地称为“现代主义之都”的纽约，如今正要初次接受欧洲当代艺术的洗礼，而且是以真正美国式的规模。

据帕克估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约有10万纽约人前来观看这次国际艺术展，之后展览转移到芝加哥，又到波士顿举办了规模缩水的一场。在美国画家和雕刻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ainters and Sculptors）的赞助下，大部分展位都给了美国艺术家。但前来参观的大多数观众主要还是为了观看此前从未在美国展出的欧洲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完全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毕加索、杜尚、布朗库西、凡·高、塞尚、布拉克、马蒂斯、德加、雷诺阿、高更。在这些艺术家中，现代主义的代表们更有冲击力，特别是立体派。他们朝变形和抽象纵身一跃，脱离了直观的具象艺术，因而抓住了大众的眼球，也招来了评论界的恶评。当然，组织者们也都料到了军械库艺术展可能会引起民愤。事实上，这一点却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会仅仅是一场展览，而是要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甚至是一场革命。

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谢组织者们举办了这样一场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展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这些他所谓的“欧洲极端分子”的艺术癖好。[22]诚然，他曾写过“没有变化就没有生命，畏惧不同的或者陌生的事物就是畏惧生命”。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生命——变化有时也意味着死亡，“退化而不是进化”。他认为军械库艺术展恰恰是这样一个例子。但用这样的哲学思考来对待部分参展的艺术，也许过于严肃了些，他写道：

其中的很多（绘画作品）或许反映出画家们狡猾地运用了从愚蠢中获利的能力，已故的P. T.巴纳姆（P. T. Barnum，马戏团老板）正是用假冒的美人鱼体现出了这一点。有数以千计的人花一笔小钱，来看一只假冒的美人鱼；这类人中有时也会有手头充裕的，来买一张立体主义绘画，或者一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厌恶的畸形裸女图。

大多数专业艺术评论家都同意这种观点。凯尼恩·考克斯（Kenyon Cox）在《哈珀周刊》上声明了他的理念，“艺术和道德一样仍有戒律，艺术和物理一样仍有定律”。[23]他坚信军械库艺术展的艺术不会持久——然而这类艺术危害巨大，会腐蚀大众的品位，诱使一些青年艺术家相信可以通过惹人非议来取得成功，从而不再刻苦学习。他敬告民众：“如果你对这样的垃圾感到反胃，那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食物。”不过他把最刻薄的批评留给了艺术家本身。对于凡·高，考克斯写道：“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连颜料层都涂不匀的拙劣画家用印象派技法进行的实验。”至于罗丹的作品，“精神病和过度膨胀的自尊心到底融合到了什么程度……这很难说”。最后，对于马蒂斯的绘画，“凝视着你的并不是疯狂……而是不怀好意的厚颜无耻”。

其他评论家的斥责没有这么夸张，也更诙谐幽默。《顽童》（Puck）杂志刊登了母鸡下立体主义鸡蛋的图画。[24]一群艺术家信誓旦旦地宣称，“‘滥用’艺术学院”要在“纽约‘盲人’协会”的会堂举办一场展览，他们要“比立体派还立体”，借此嘲讽自命不凡的军械库艺术展。请柬中承诺“这场展览仅限最著名的美国立体派、后印象派、未来派、神经过敏派、精神错乱派和局部麻痹派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参与这次活动的一名艺术家罗伯特·休厄尔（Robert Sewell）说自己打算“把未来派艺术家放到过去式中间”。一些评论家管军械库艺术展叫“畸形艺术”。“要是有人被锁在里面过夜，岂不是太恐怖了？”有记者听见一名观看了展览的观众这样说。[25]但不论报纸上怎么说，这次展览终究还是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一点在纽约是很重要的。3月，展览转移到芝加哥进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还讥讽道：“立体派搬家，几千人哀悼。”

军械库艺术展之后，美国艺术焕然一新。生于意大利的美国人约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前几年在欧洲生活，这次艺术展之后，他画出了自己的第一幅未来主义绘画作品——《科尼岛上光的搏斗》（Battle of Lights, Coney Island）。纽约开始从购买和尊敬欧洲艺术的城市，向最终将超越欧洲艺术的城市过渡。

一些美国人上溯几代是北爱尔兰或者南苏格兰农民出身——威尔逊总统本人就自称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对他们来说，纽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外国人认为纽约是美国的象征，而很多美国人带着些许怀疑，将它视为全国最具外国气息的城市。他们的观点有数字支撑。1910年，第13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纽约有4/5的人口有“外国血统”——要么出生在外国，要么本人出生在美国但父母是外国人。这个比例比其他的大城市都要高。纽约依然是一座美国城市吗，还是说它正在逐渐成为一座搁浅在大西洋错误一岸的欧洲城市呢？

事实上，最近来到纽约的欧洲人对他们在欧洲时的往事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很多人从欧洲来到美国，是为了摆脱艰难、被边缘化和迫害。对于一些人来说——例如爱尔兰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的祖国终究会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他们会回忆和称赞祖国好的一面，忘记祖国的种种弊端。距离偶尔也会简化政治，锐化对与错、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于其他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没有祖国可言的那些人，是因为被有针对性地迫害而不是因为普遍意义上的贫穷而漂洋过海的那些人——欧洲是一笔问题重重的遗产。对于这些移民，特别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美国不仅是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国家，更是他们摆脱世界其他地方的避难所。他们往往被视为最“外国”的群体。然而所有这些群体都认识和锻造了他们的新身份，作为归化的美国公民——犹太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波兰裔美国人——他们开始为美国本身锻造出一个新的身份。

约有200万纽约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在这些人中，每100万人中就有1/4出生在德国或爱尔兰，另有10万人来自英国。他们加入纽约已经十分稳固的社区之中，这些社区的姐妹社区遍布全美各地的市镇和村庄。美国历任总统都有北欧血统——主要是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新教徒血统。对美国而言相对比较新鲜的、在纽约最突出的，则是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的移民的大量涌入。超过30万纽约人出生在意大利。将近80万来自中东欧：俄国、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1870年，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口，占纽约出生在外国的人口的1%；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4。很多是犹太人，与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倍加疏远。1913年，有超过10万名犹太人来到美国。他们大多定居在纽约，为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民族大杂烩再添一笔。[26]

约翰·H.格德纳将纽约描述成一座“巨大的磨坊，每年把来自外界的脑力、体力、金钱和品质作为原料洒在漏斗里”。从这些元素中诞生了“大都市”。英国剧作家、评论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采取了另一种比喻：熔炉。

他1908年的同名戏剧背景设在纽约的一个外围区，于1909年在纽约首演。在犹太人奎克萨诺（Quixano）家里，墙上挂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但同时也是著名反犹主义者瓦格纳的肖像，书柜里放着一本尼采的书，象征着这个家庭中的德语文化。奎克萨诺太太只讲德语。她侄子大卫的双亲在俄国基希讷乌一场反犹的集体迫害中丧生，之后他被带到美国。他更乐于被同化，愿意把美国的理念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洗刷了在欧洲肆虐的宿怨与世仇的地方：

啊，我喜欢去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看着从欧洲开过来的轮船，心里想着，所有那些经过了海上的一路颠簸、已经疲惫不堪的流浪者，和美国最初伸出母亲般的大手迎接我时我的感受是一样的！[27]

在纽约，大卫爱上了俄国东正教移民薇拉（Vera，在俄语中是“真理”的意思）。后来他发现她对基希讷乌很熟悉。再后来，他发现在那场集体迫害中，负责管理该地区的俄国军官正是薇拉关系疏远的父亲雷文达尔（Revendal）男爵——他的那张脸深深地刻在了大卫的噩梦里。在一个为非作歹的美国基督徒昆西·达文波特（Quincy Davenport）的帮助下，雷文达尔来到纽约，企图夺回自己的女儿，劝她不要嫁给一个犹太人。“你们不也对黑人动用私刑、取笑挖苦吗？”雷文达尔向达文波特解释自己对俄国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时这样问道。但就算他过来从中作梗，却还是没能让大卫和薇拉分开。

这部剧的最后一幕发生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大卫和薇拉宣布了结婚的打算——大卫也表达了他对美国的热爱：

是啊，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棕榈与松树，极地与热带，新月与十字架——伟大的炼金术士用他的净化之火将他们融化、熔合！在这里，他们都将团结一致，建立人类共和国，建立神的王国。啊，薇拉，所有民族和种族崇拜、追忆的，罗马与耶路撒冷的荣耀，在所有种族和民族前来劳动和展望的美国的荣耀面前，又算得了什么！[28]

1908年这部剧在华盛顿首演时，西奥多·罗斯福大声叫好：“这部剧很了不起，赞格威尔先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在犹太人新闻界，有些人指责它纵容异族通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种族自杀”。[29]《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头版刊登了赞格威尔与美国企业家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的辩论，大标题是“犹太人应该与基督徒通婚吗？”纽约的各个社区并不太愿意被丢到大卫·奎克萨诺或许会希望的单一熔炉中。

美国的其他地区对此也并不这么待见。在纽约，“上帝正在塑造美国人”，《熔炉》中的奎克萨诺喊道。[30]但当今很多美国人觉得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1911年，由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廉·P.迪林厄姆（William P. Dillingham）担任主席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1卷的报告，深入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美国移民模式。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限制移民的可行之策，作为确保移民的“数量与质量”处在合适范围内的一种手段。其中一个办法是将接收移民限定在部分现存的民族社区之中，从而遏制一波又一波新的移民潮。另一个办法是设立一项读写测试。总体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不能再继续不加限制地接收移民了。

还有些人觉得移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美国最著名的一名医生亨利·史密斯·威廉斯（Henry Smith Williams）报告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移民的文盲率都只有1%，然而却有40%的俄国移民、一半的意大利移民和2/3的葡萄牙移民不识字。[31]纽约州犯罪精神病院中，有将近一半的罪犯出生在国外。引用纽约州冷泉港（Cold Springs Harbor）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主任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的话说：

我们人口中的4%，大多处在最具劳动生产力的年龄，而一场新的瘟疫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能力，更是成为每年要花1亿美元去扶持的负担。全世界很快便会注意到这场瘟疫。但我们已经对犯罪、疾病和堕落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在劫难逃。

威廉斯的态度更加激烈。他认为最近这一波移民潮所造成的结果——“这一大群外国人带来的重担”——对美国的价值观甚至是民主的存续构成了威胁。对移民社区的隔离成了“头领政治”的温床，这种类型的政治在纽约市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世界主义”是不如“美国精神”的。威廉斯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平均智力水平的下降，而国家的经济前景也会因此衰退。他说，如果能让美国人口的平均素质相应提升的话，人口的数量减少1/4也不是什么坏事。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前任干事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以不限制移民为前提，以纽约的世界主义为代表，为美国的未来描绘出了一副更加夸张的景象。他认为南欧移民仅仅是滑坡的开端：

美国对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它却对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或许到1930年时，剩余的机会将不再吸引他们；但契丹人、布哈拉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无疑会将这里视为应许之地。到了1950年，甚至连他们都将对这里的机会嗤之以鼻；但到了那时，人口过剩的印度的小工或许会很乐意拿美国的薪水。到本世纪最后的25年，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在意美国剩下的机会了。到那时，移民自发地停止了，移民神圣权利的教条完成了它的绝唱，老一辈先驱者的血统渐渐淡出了血统混杂、多种语言、多种肤色、阶级崩溃、会把这片大陆变得像中国一样拥挤的人口，那么就立起一座纪念碑吧，上面刻着：“致美国的先驱者，人道主义泛滥、缺乏常识的牺牲者。” [32]

关于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纽约，读到这些，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是美国的卓越先锋，而是对未来情况的一种警告。

1913年3月31日，老纽约最显赫的一位人物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华尔街巨头、一度主宰纽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子孙、美国圣公会的领袖人物、新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旧世界的首都罗马去世。[33]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J. P.摩根的伟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称他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个夸张的说法，但华尔街普遍都是这样认为的。摄影师爱德华·S.柯蒂斯（Edward S. Curtis）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的记录曾经得到过摩根（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他将摩根称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公民”，明显渗透着出于一己之私的奉承意味。[34]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例如《牧师》（The Churchman）、《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和《航海公报》（Nautical Gazette），都给了摩根很高的评价。《美国评中评》（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称他为“金融界的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的前任牧师威廉·博伊德·卡彭特（William Boyd Carpenter）爵士当时正在开往美国的“亚得里亚海”号（Adriatic）轮船上，他深受触动，写下了一首诗纪念摩根：“降旗敬礼，商船队长已经靠岸！”摩根的儿子杰克（Jack）收到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仰慕者和生意伙伴发来的电报：从哈瓦那、墨尔本、伦敦和汉堡。《独立》（Independent）杂志引用一名驻伦敦记者的话说，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摩根是“美国的财富、活力和金融机构的化身”。[35]

摩根去世时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美国也正因最富裕的一部分公民的财富而闻名，而伍德罗·威尔逊的所得税对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者只征收7%，并未对其造成太大的影响。摩根到底有多少财产，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过了整整三年，才对他的财产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估算。结果显示，他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富有（也与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相差甚远），但与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继承人们不相上下。

但摩根的慷慨和他的财富一样，在1913年成了他讣告的主题。大都会博物馆称赞他“与生俱来的伟大人格”——这样的伟大背后，是纽约市最出色的公共收藏增添无数艺术品所需的美元。在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摩根私下里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赠予了一位知名参议员的遗孀。他与这位参议员并无交集，只是听说他没有给遗孀留下任何财产。慈善让活跃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符合。对于摩根这种在19世纪末的道德化世界里发家致富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比赚钱更具美国精神，那就是把钱捐献给他认可的事业或博物馆。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让一个人集绅士、虔诚的基督徒、美国人、资本家、具有欧洲文化修养的人、艺术赞助人、业界巨头、服务于公益事业的人这些身份于一身。这就是富人领导阶层家长式、帝王式作风的典范。据报道，摩根对主教比对总统还尊敬，这一点很有代表性。

摩根的公德心主要表现在他作为国民银行家的非正式身份，以及他在文化上的投入。1907年，美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摩根将华尔街金融人士召集到自家举架颇高的书房中，在欧洲文艺复兴装修风格的注视下，威迫他们为美国市场注入额外的流动资金，从而避免了一场全面金融危机。摩根作为一名艺术收藏家的胃口相当大。他的财产中包括价值280万美元的挂毯、地毯、家具、鼻烟壶和装饰品。仅仅是伦敦的一座房子里，就摆满了大烛台、五斗橱、高脚杯、座钟、彩陶、日本漆盒、瓶饰以及收藏的138块表。[36]但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太多太多献出去的东西。摩根是很多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他那间非同凡响的藏书室，原本是自己的内宅，于1924年向公众开放。“正如他带领美国摆脱了金融地方主义”，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 of New York）评论道，“他还竭尽所能用美好的绘画和书籍教育他的美国同胞”，为他的同胞提供“被它们的美净化”的机会。[37]

1912年年底，摩根因假想中的“金融托拉斯”遭到了国会的盘问。所谓的金融托拉斯是一种交叉持股的制度，少数华尔街银行家能够借此压榨他们的投资者，控制住获取信贷的途径，从而将个人生意的未来凌驾于整个美国之上。对于更民主的信贷获取这一主题，以及华尔街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掠夺性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的总统竞选游说中曾经有过热情洋溢的发言，反对这些做法的路易斯·登比茨·布兰迪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律师也站在威尔逊一方。［1913年，布兰迪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们如何利用这些钱》（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一书中。］在1912年的那场盘问中，摩根表现得从容不迫，反击了那些阴谋论调的问题，宣称自己毫不含糊地拥护美国的自由市场。[38]他收到了很多支持他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奥尔巴尼教区主教。还有一封信祝贺他“驳倒了那个讼棍”，指的是国会委员会中诘问他的人。[39]

但这次经历也让摩根身心俱疲。于是，他去了更具古老内涵的城市旅行。首先是法老的城市开罗。然后到了罗马，他入住的大酒店房间据说是欧洲众位君主在旅途中下榻的，能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他本打算继续旅行至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他最终离开罗马时，是躺在一口棺材里，在一艘前往纽约的轮船上，轮船所属的公司中也有他的一份经济利益。

他去世后，一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完全有资格在世界中心城市（罗马）长眠，让这个世界安静下来，回忆他，谈论他。”[40]罗马从未见证过如此强大有力之人的离去，“新世界的人却恰巧在历史的中心与世长辞”。被一名美国记者问起有关摩根的问题时，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来奥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表达了对他金融天才的钦佩，又补充说：“如果他把那些了不起的才能运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上，那么当这个世界因为失去他而哀悼时，会比现在这样真诚得多。”[41]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特别提到了摩根的财富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反常”，并表示“在这方面，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42]他们和另外一些人遭到了罗马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院长杰西·贝内迪克特·卡特（Jesse Benedict Carter）的指责：“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认为摩根先生是一个‘富人’。不论以何种方式接近过他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把财富也一并带来了。” [43]一些人表示美国进入了“新时代”，而与之相反，卡特坚称这是一个人“浸润在古老传统中的”美德，这就是个人利益的传统。

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要承认的：J. P.摩根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巴黎《费加罗报》写道：“不仅仅是一位显赫的——最显赫的——大金融家辞世了，而是整个制度——金融封建制度——消亡了。”[44]在这之后的1913年里，自诩为美国商业大都会的纽约，自由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

私人银行家们掌管着世界最大产业经济的财务，摩根正是这种体制的代表。为了取代他们的私人运筹，混合而成的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成立了，它相当于一种分散开来的中央银行。在这个系统中，全国各区域设立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它们能够向上汇报当地的信用状况，这种办法使纽约的权力得到了分流。为了让华尔街的意见被普通民众和华盛顿的意见调和，在联邦储备董事会任职的都是政府官员。利率在过去往往会有季节性波动，对农民造成了很大影响，如今一年到头都能够保持平稳。金融恐慌也会更容易得到控制。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从长远来看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尽管在当时未必预测得到。它增强了美国国内财政的稳定性，最终为美元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提供了一个跳板，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而1913年时主宰全球经济的是英镑，几乎没有美元的位置。[45]因此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最终为纽约崭露头角，成为不仅是全国，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之都打下了基础。

摩根去世后两个星期，遗体被运回纽约，棺材上覆盖着美国国旗和月季花。后来当遗体停放在摩根图书馆供人瞻仰时，人们献上了更多的花：德国皇帝用丝带捆扎的一簇棕榈叶，意大利政府的铃兰花圈，维农山庄（Mount Vernon）据说是乔治·华盛顿亲手栽种的一棵树上的棕榈叶。几天后，葬礼在圣公会圣乔治堂（St. 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举行。纽约证券交易所闭市，以表敬意，通常只有总统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之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棺材被抬上驶往康涅狄格州哈特福（Hartford）的专列。在那里，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他的出生地新英格兰坚硬的泥土中。

对于美国来说，J. P.摩根的去世，代表着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时代——脱胎自19世纪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准则——就此终结，这个时代形成了托拉斯、巨头、精英阶层的巨额财富和纽约富豪附庸风雅的风气。如今，国家将在国民经济中扮演更具指导性的角色，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将成为美国的标志，而不是美国精英的兴旺发达，这样一个时代就此开启。1913年是美国一个决定性的拐点，从摩根时代走向福特时代。

底特律

未来样板

卡斯·吉尔伯特庆祝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落成之后，又将全部精力投入美国崛起最为迅速的一座城市的最新一项委托中：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选址位于伍德沃德大街（Woodward Avenue），这是从城市中心通到北部边缘的一条大马路。吉尔伯特设想出了一座古典式白色大理石建筑物，象征着底特律迅速成长、志存高远的各个阶级的学识和涵养。同样是在伍德沃德大街上，一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还矗立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由砖和玻璃建成，但处处彰显着大气，同样也象征着底特律的崛起：这就是福特汽车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工厂，T型车的老家。

到了1913年，底特律已经拥有50万居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自从上次人口普查以来，美国或许没有哪个地方发展得如此迅速。”几年后发行的一本旅行指南宣称。[1]《自由新闻报》（Free Press）上的一则广告为北伍德沃德（North Woodward）地区宣传造势，高呼“底特律正在向北扩张”，并预计到1920年时，城市人口将突破100万，甚至连养鸡场的告示都在和郊区地产的告示争夺版面。[2]

和纽约一样，底特律的人口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很多最近新来的移民，到城里的工厂找工作。“有六座城市”位于底特律的地境之内。[3]来自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的一个“大型殖民地”开始在商业区的一条条街道上发展起来——克林顿（Clinton）、马科姆（Macomb）、门罗（Monroe）和博宾（Beaubien）——不过底特律依然是美国白人最多的大城市。西杰斐逊大街（West Jefferson Avenue）附近“几乎所有的店名都是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东坎菲尔德（East Canfield）是波兰人的大本营。高地公园周围形成了“小罗马尼亚”，但还有几千名罗马尼亚人居住在底特律南部的码头边，该地区曾经一度被法裔加拿大人占领。其他地方还有希腊人或者俄国人的街道，以及塞尔维亚人或者比利时人的城市街区。“尽管外国人普遍都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旅行指南上写道，“但不同的民族还是在从事着不同的行业”：

希腊人是花商和服务生，并且垄断了擦鞋这项业务。西西里人是水果商。其他的意大利人从事体力劳动。叙利亚人也是体力劳动者。比利时人务农，干体力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熟练的技工。外国人是工业世界里最优秀的工人，价值非常大。[4]

在底特律最大的工厂高地公园，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里有“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名来访的记者赞许地写道。这个工厂就是赞格威尔“熔炉”的福特版，量产的不仅有T型车，还有真正美国式的员工：勤奋刻苦，认真负责，收入高，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几年间，在福特公司英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出生在外国的员工们穿着外国服装，进入一口标着“福特英语学校熔炉”的大锅，几分钟后，当他们出来时，身上穿着美国服装，手里挥舞着美国国旗。[5]

创办于1913年的福特英语学校，和福特其他的社会革新一样，在部分程度上属于一种文明开化的利己主义。公司的管理人员注意到，一种通用的语言和高工资、舒适的工作环境、个人纪律标准的执行一样，都能够提高效率和员工留存率。高地公园厂房本身的设计就着眼于传统、阴暗的工业综合体的对立面。场地的规模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单体建筑，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将美国工业建筑的规模和雄心与埃及金字塔相提并论。[6]但在另一位德裔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指示下，巨大的高地公园工厂有3/4的墙壁都是玻璃，为工人增加了自然采光，也让工厂得到了“水晶宫”的别称。[7]建筑的设计和公司的员工培训方案都属于更广义的福特主义社会构想的一部分：不断地加以改进，本着现代科学和传统的美国农庄价值观，亨利·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农庄长大的。福特相信，遵循着这两个原则，高地公园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工厂，底特律也会成为一座成功的样板城市。

底特律的工人有工作，市民当然也有娱乐活动。1913年夏天，城市居民们可以在底特律歌剧院观看《尼禄焚烧罗马城》（Nero Burns Rome）。同年，波兰语的弗雷德罗（Fredro）剧院在Chene街和Kirby街角开张。游客还可以在午夜时分到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水域观光游览，或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去糖岛（Sugar Island）的亭子里跳舞。[8]

底特律的天际线勾勒出对未来的信心。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摩天大楼，一角大厦（the Dime Building），还有四座摩天大楼计划在来年建造。“庞大而又美丽”的密歇根中央车站（Michigan Central Station）傲然耸立在商业区的边缘，是由设计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那些建筑师设计的。[9]密歇根中央车站拥有11条客运列车轨道和一条货运列车轨道，于1913年年底开始运营，这表示尽管未来可能会属于汽车，但现在是属于火车的。旅客可以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市镇或者邻州，或者远至佛罗里达州。因为老火车站的一场大火，这座车站比计划早8天投入运营，这件事被视为高效组织工作的标志，而不是车站将来要被废弃的不祥之兆。当地报纸报道说：“这件事没引起什么大风大浪，2点10分起火，3点30分，由芝加哥始发的貂熊快车（Wolverine Express）驶入16层楼的新总站，3点50分再次驶出……到了晚餐时间，出发列车正常驶出，仿佛已经习惯了好多年一般。”老火车站的时钟停在凌晨2点40分——但底特律已经在继续前进了。

底特律将会成为美国汽车工业毋庸置疑的中心，汽车工业对美国的塑造将会超过其他任何一项产业，这两点都不是必然的。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福特公司在国内还有很多竞争对手：举几个例子，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科尔汽车公司（Cole Motor Company）和国家汽车公司（National Motor Company），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的威利斯—欧弗兰特公司（Willys-Overland Company），芝加哥的宝兰—格兰尼斯（Borland-Grannis），克里夫兰的怀特公司（White Company），纽约州水牛城的皮尔斯—箭头（Pierce Arrow）。一些公司和福特一样生产汽油车，另一些则认为未来是属于电动汽车的。现有的道路通常都保养得不怎么好，汽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行驶，州际旅行就好像前往未知之地探险一般。最早的一批汽车旅馆才刚刚开始出现；州际路线林肯公路（Lincoln Highway）的计划1913年才草拟出来。9月底，美国公路代表大会（American Road Congress）在底特律召开，这相当于承认了底特律在汽车工业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汽车文化开始在中西部各州普及，每千名居民的汽车拥有量是南部的两倍，接近新英格兰的水平。[10]但即便如此，底特律的地位也未必牢不可破。

福特公司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汽车制造商，汽车也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产业。长期以来，底特律与皮草贸易一直密不可分。它还生产香烟、电梯轿厢、画框和家具。9月，底特律全市组织了一场“底特律制造”展览，一直进行到深夜，展品包括一些机械制品和45种型号的汽车。展览的组织者曾纳（Zenner）先生告诉一名记者，这次展览“会让底特律人更好地认识到他们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也会让游客深深地感受到底特律是一座各类企业齐聚的大城市”。[11]在纽约，“你可以同时让人刮胡子、修指甲、擦鞋，自己抽着雪茄、读着报纸”，纽约也为自己赢得了个人便利的浮华之城这一名号。这或许有些不公平，然而底特律向世界呈现的是一座工业厂房的形象，能够着手从事任何工作。[12]福特成功的原因，除了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有就是这些小型企业——创新的试验场，实用工程技术的孵化器，制造汽车所需的全部零件的供应商。从这个决定性的层面来讲的话，并不是亨利·福特成就了底特律，而是底特律成就了亨利·福特。

然而福特拥有从底特律提供给他的有利条件中获利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和维护一个全新市场的先见之明。亨利·福特和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们不同，他设计汽车，不是为了精英，而是为了民众，为了美国小镇上的普通镇民，而不是最能让汽车彰显其地位的那些富裕的城市居民。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在生产强力的重型车——非常适合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游，但开到没有铺柏油的乡间小路上，就很容易陷进泥里。而福特生产的汽车轻便灵活，制造成本和养护成本都更加低廉，也更不容易出故障。T型车就是面向普通人的一款汽车。

推出一款便宜又不容易出故障的汽车，是有商业逻辑在里面的。但这同时也具有道德化的一面，以及最终由汽车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远见。1906年，伍德罗·威尔逊宣称，“在这个国家，汽车是最能散播社会主义情绪的；对于乡下人来说，汽车就是傲慢和财富的具象化，独立而又草率”，以至于每一天、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是车祸新闻。[13]福特试图颠覆汽车的这副形象，使之成为个人赋权和社会责任的象征，而不是财大气粗的象征。福特公司把速度对于撞车时“粉碎性力量”的影响向车主告知，并说明“购买了这款汽车（T型车）的人们更重视安全而不是速度。他们开车并不是为了兜风”。[14]

在世界第一条生产装配线上大量生产福特T型车的高地公园工厂员工们。按照福特主义时间就是金钱的准则，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张照片。

《福特时代》（Ford Times）是面向福特汽车交易商、车主和潜在顾客发放的一本杂志，可以说是流通范围最广的产业出版物，其内容中充满了保守、朴实的智慧。杂志警告说：“从猴子变成人需要100万年，但用不了100万杯酒就能把人变回猴子。”[15]杂志忠告说：“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16]密歇根州的一名女子花5 000美元买了一辆汽车，和她“在牙缝里嵌钻石”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虚荣成了笑柄。[17]福特汽车的陈列室内禁止吸烟，要求销售员衣着朴素，不要打扮成一副自以为是或者花里胡哨的样子。某期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辆福特T型车连上了发电机，让肯塔基州一个乡村社区的电话在停电之后依然可以使用，这表示汽车就好比从前的马车一样，是一个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18]另一期杂志上刊登的故事，是一群女孩子为了给当地教堂的牧师筹钱买一辆T型车，卖出了1 900份日历。[19]

1913年1月发行的《福特时代》上刊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名潜在顾客，具体来说，是一名农夫。这幅画表现了拥有汽车所带来的自由与发展，并且以“更好的道路——更大的农场价值”这个名称，被用于一项旨在改善美国小路路况的活动：

道路旅行如此简单，你进城比之前更加频繁，还时不时地带回来一些东西，让她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之后每个月你都能定期收到报纸杂志……电话公司也更加急切地将线路延伸到路况好的社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地方的业务比边远地区多。于是你也安了电话……很快你就可以在城市商店里买东西，让他们直接送货上门了……如果你们那里的道路未经改善的话，这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个月后，该杂志表示：“每一个决心拥有一辆福特汽车的人，都发表了一份新的独立宣言。”通过所有这一切，亨利·福特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渴望，将现代性所引发的都市焦虑化解为一种更加古老的自我发展信条。[20]

T型车作为满足普通人渴望的实用交通工具，其生产与销售都是大规模的。福特汽车并不是本着手工工艺的理念，一次只生产一辆车，而是以工业效率进行生产，由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员，也就是《福特时代》喜欢称之为“福特人”或者“福特石”的人员进行销售。到了1913年，制造工艺永无止境的创新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条完善的生产线。第一辆T型车原型在底特律Piquette工厂诞生后6年，在比之大得多的高地公园工厂，一次区区9个小时的轮班就能生产出1 000辆车。据福特公司估算，如今它生产的汽车已经占到了美国汽车总量的1/3。[21]按照典型的福特主义原则——时间就是金钱，一张高地公园工厂全体员工1.2万人摆拍的照片，被描述为史上最昂贵的照片，“员工的时间和生产的损失就耗费了好几千美元”。[22]

亨利·福特就这样构想、传道，成了美国大规模生产和至关重要的大规模消费经济的化身。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就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着工匠与发明家之魂，这一点如今在亨利·福特身上得到了验证。因此虽然福特本人最终要比J. P.摩根生前富有得多，但他是美国工业化平易近人的、民粹的民主一面，而摩根则是趾高气扬的、冷漠的贵族一面。亨利·福特或许没有成就底特律，但他的成功促成了底特律的崛起——并且改变了美国。

亨利·福特对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洞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美国人对创新和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执念，源自富有感染力的物质文明信仰。

1913年，全美上上下下都在疯狂追求效率。在国会上，在法庭上，都把工业效率福音书中的一个个信条引作真理。[23]人们为预言家欢呼，认为他们带来了新一轮的美国革命。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声称分析和改进挖洞或盖楼的方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过科学的分析——对于时间和运动的研究，摄影技术和秒表是最基本的需要——可以将制造工艺分解成一系列相似的、能够标准化的步骤。对工业工序中单个步骤的这些快照加以研究和改善，之后随着时间而加速，就会使生产力得到惊人的提高。（在9月的“底特律制造”展中，“运动的展览品”——又名电影——向底特律人展示了单个的商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泰勒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统计有误的。然而这些结论对于当下的管理者很有吸引力，他们坐在那样的位置上，要在手下的工人面前树立起科学的威信。从这些结论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在一些工厂中得到了应用，例如高地公园工厂，并且助长了更宽泛的“发展的合理依据”概念。1913年的美国遍地都是自诩的发明家，他们的轮胎打气泵、活动手铐和自动播种机的专利声明在《科学美国人：实用信息周刊》（Scientific American: The Weekly Journal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上占了整整四页。和泰勒一道，和福特一道，如今照亮工业涅槃之路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上帝。另一位导师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推出了一门关于个人效率的家庭课程，一共只有24课，给一个纽约的地址写信就可以参加。1913年，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目录上刊登了一系列省力设备的广告，从6.95美元的雪松木高速魔术洗衣机——“也许你的邻居也有一台”——到Eckhard电吸尘器，既有直流电又有交流电设计，能够照顾到美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让1913年成为电力之年吧。”《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的一则广告提议，并配有一张单身女性在电灯下、电灶上烹饪的图片。[24]

家庭和工厂的效率都很高，但如今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那么如何让经济保持繁荣呢？答案正如亨利·福特所看到的那样，就是更大规模地消费，创造需求，再由大规模生产来满足。福特汽车公司销售经理N. A.霍金斯（N. A. Hawkins）向听者讲解大规模消费的数学问题时，建议他们“拿出笔来——记下这些数字”。据他推断，美国有1亿人口，2 500万户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500万户买得起新车，而现有车主将来也会换新车。结论：“福特汽车永远不会断了销路——销量一定会增加！”[25]几年后，福特汽车的销量突破了百万大关。亨利·福特对一名崇拜他的听众说：“任何东西达到100万都是很大的一笔。”[26]

但福特的野心并不止于100万，也并不止于美国国内。按照《福特时代》的说法，“全球车”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普及的汽车，在俄国其他地方，“两位大公和19位亲王”也在使用，战争部也正在审查。在中国，为了保护一名政府官员，在T型车的背部架设了一挺机关枪。日本已经被福特公司作为炮兵先头部队的服务文化“征服”了。《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这样描述一辆福特汽车的交付——穿过重重戈壁沙漠，来到蒙古的“活佛”（达赖喇嘛）身边。福特汽车开进了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和新西兰的牧羊场。在一幅漫画上，一个火星人用望远镜观察地球，惊讶地发现地球上挤满了福特T型车。

严格来说，福特本人又一次成为大规模消费的使徒而不是先知。1907年，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n）在著作中将“快乐或过剩经济”称为“文明的新基础”。[27]相对充裕的时代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帕滕写道：“洁净不再是多少有些麻烦的要求，而是在工人自家锃亮的地板上、明亮的窗户上、黑亮的炉子上，在他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边、梳洗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们身上，成为一种不断加深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花里胡哨、既无意义又无用的东西”成为家庭里的宠儿，在当事人和别人眼里都是“优越与成功的标志”。休闲，产生新的渴望——实际上是创造和定义新的渴望——这已经成为一种成长型商业。

对于品位新颖且多样化的大规模消费社会的出现，1913年的西尔斯目录就是一份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更严肃一些的目录末尾部分，西尔斯提供了汽油引擎，各种各样的犁，以及美国农民为美国人的餐桌、以美国人的方式批量生产粮食时，想要或者需要的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对于近来离开乡村的那些人，西尔斯提供了一些再现乡村生活情景的廉价商品，以解乡愁：“返乡”“垂钓”或者“老农庄”。爱国者可以用华盛顿或林肯的碳素画装饰墙壁。用来把设计图烙在木材或皮革上的烙画器材，会让美国人忙活到深夜。

虽然西尔斯在1913年中止了专利药品的销售，因为它无法为这些药品的成分和药效作保，但它还提供其他数百种用来打扮或美化的产品，例如Nu-Life束身衣，一种强迫穿戴者进行深呼吸的男士紧身衣，“打造完美的血液循环，预防衰老”，再例如一种“为下垂或松弛的腹部塑形”的胖人腰带。有骑自行车的人绑在脚踝上的特制橡皮筋，防止儿童长成招风耳的耳盖，30种肥皂，各种不同的雪花膏，Carmichael牌过氧化物雀斑膏，用来染发的Gervaise Graham牌染发剂，用来生发的公主牌生发剂，以及用来脱毛的奇迹无刺激脱毛剂。西尔斯提供20种扑面粉，其中很多起了日文名字，使人想起日本女人的苍白皮肤。至于使用效果，就要照着带有德国银把手、巴黎象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镜子看了。

还有更无聊的，西尔斯提供了24种娃娃（包括因纽特娃娃），三副不同的魔术纸牌，一种有8个键的玩具单簧管，玩具飞机，德国制造的泰迪熊，不同大小的金属战舰，通灵板（又名埃及幸运板），还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华盛顿抗议种族歧视的那年推出了一套“黑人化妆工具”，描述如下：“包括黑色棉织兜帽和逼真的大眼睛，厚厚的红嘴唇和大牙……是化装舞会或者万圣节的不二选择。”

这还没完。有剪枝刀、猎刀、进口的德国刀，还有全套的Wilbert小折刀，其中包括牛仔刀和马具刀。在烟卷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烟草消费方式之前，西尔斯提供了60种烟斗，其中包括雕成流行的匈牙利风格的海泡石烟斗。为满足休闲和居家生活的需要，可以买到小船、窗帘、鱼饵、卷线器和钓竿、吊床、帐篷、狗口套、棒球比赛助威用的号角、大学的三角旗、网球拍、旱冰鞋、计步器，以及诱捕水獭、鹿和害虫的陷阱，名称是例如“必杀”或者“必死无疑的陷阱”之类的。有子弹、斧头、枪托、气步枪、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同时出售的还有布谷鸟钟、念珠、十字架、钢笔、搭配每一块翻领的所有类型的领针、怀表（包括售价17.45美元的州际天文台表）、发报机、可调节的电击器（售价80美分），西屋（Westinghouse）电风扇、电话交换机、双筒望远镜、普通望远镜、汽车护目镜、明信片放映机、各种照相机（包括仅售几美元的一些款式）、节拍器、留声机、吉他、小地毯、连衣裙、西服套装、帽子——以及有48颗星的美国国旗。

一些美国人担忧这样一个基于消费的社会的健康状况，在这一点上和柏林人、巴黎人、维也纳人一样。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提到了“所有人的不幸和多数人的灾难”，这就是一个竞争性消费主义的社会将要带来的后果。伍德罗·威尔逊批判着美国社会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并且当选了总统。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将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生产视为美国对文明的挑战：数量战胜了质量。[28]但到头来美国商业的市场规则完全盖过了对消费主义的担忧。亨利·福特的逻辑就是20世纪经济的逻辑。

消费者理论突然之间传遍全美，也传遍了全世界。早在1901年，W. T.斯特德就曾引用过一个英国人对美国商业正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的一番描述：

一个普通人早上在新英格兰的家里爬出被窝，用“威廉斯”牌肥皂和一把北方产的安全剃须刀刮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短袜外面套上波士顿的靴子，系紧康涅狄格州的背带，把沃尔瑟姆（Waltham）或者沃特伯里（Waterbury）的怀表揣进口袋，坐下来吃早餐。在餐桌上，他对妻子的穿着表示称赞，伊利诺伊州的直身紧身衣很衬马萨诸塞州的衬衫，然后他享用早餐，吃的是北美大草原的面粉做成的面包……巴尔的摩的牡蛎罐头，还有少量堪萨斯城的培根。[29]

在1901年这份对于全球美国化的描述中，这个伦敦人还在继续乘坐有轨电车和美国的电气铁路上下班。12年后，他在天气不好时外出也许会开车，而且很可能开T型车。

伍德罗·威尔逊1906年时还在批判汽车，到了1913年就被收服了，身为美国总统的他会定期在华盛顿周边愉快地开车兜风。他也渐渐开始拥护不断发展的美国商业信条，视其为美国国力的帮手。在亨利·福特的故乡底特律1916年召开的首届世界销售大会（World Salesmanship Congress）上，威尔逊总统对3 000名管理者的讲话，在福特听来应是如音乐般美妙动听：“走出去销售那些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幸福的商品吧，并将它们转变成美国的原则。”[30]

洛杉矶

繁荣！

亨利·福特在T型车上取得的成功还有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稳定的汽油供应。石油供应能够满足突飞猛进的需求到何时，这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在伦敦，当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皇家海军的军舰从燃煤改成燃油时，出租车司机因油价一路飙升而举行了罢工。《经济学人》报道说“全世界的汽车俱乐部联合决定悬赏两万英镑，征集合适的汽油替代品”。[1]英国政府开始进入石油外交时代，最终致使其加大了在中东，特别是波斯的投资。

在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情况则有些不同。1913年前后，美国生产了全世界2/3的石油；在这些石油中，每10桶就有4桶产自加州。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报告称：

不算整个美国的话，单是加州生产的石油就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不算俄国和美国的话，加州的石油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包括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加利西亚、日本和南美在内的世界所有其他地区。[2]

19世纪50年代，石油业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州诞生，而当时的加州才建州10年不到。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产业来说，这样的发展是相当令人瞩目的。洛杉矶直到1893年才有了第一口油井，石油商人爱德华·L.多希尼（Edward L. Doheny）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勘探过堪萨斯州、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石油，当时是他在Patton街和State街角的地下150英尺深处挖到了石油。该地点离市中心非常近，手头拮据的多希尼第一次到这块地时是乘坐有轨电车来的。

洛杉矶城外的石油井架。20年前，第一个在该地区发现石油的爱德华·多希尼乘坐有轨电车来到了这块地。到了1913年，单独一个加州的原油产量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除外）。

然而到了1913年，多希尼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洛杉矶也被建设成了南加州的石油工业之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多希尼的石油事业如今已经延伸到了墨西哥境内，他本人也富甲一方。20年前还在住廉价旅馆的他，如今住在一座装饰着一万朵兰花的豪宅里。1913年，他的妻子埃丝特尔（Estelle）受到一次欧洲长途旅行的启发，请人建造了一间大理石和玻璃舞厅，名为庞贝屋（Pompeian Room），设计者是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3]多希尼还购买了其他的房产，向天主教会捐款，对爱尔兰人的事业慷慨解囊。埃丝特尔·多希尼的社交晚会可以媲美白宫。与此同时，在洛杉矶周边地区，如今已有数百架石油钻机星罗棋布，其中一些探入了太平洋中。凭借石油，加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底特律。但除此之外，加州依然可以笑傲天下：更多的电话、更多的电车轨道、更多的阳光、更多的机会、更光明的未来。

与之前的金矿和廉价农田，以及后来的电影一样，在加州，石油象征着快速致富的希望。“的确，在加州，一些人把宝押在石油上。”自诩为加州石油工业史学家的莱昂内尔·V.雷德帕思（Lionel V. Redpath）在1900年写道。“关于石油生意，”他继续写道，“有些东西让人们罔顾最基本的常识，做着白日梦。”[4]但除了加州，人们还能到哪儿去做白日梦呢？多希尼之类的人能发财，别人就不行吗？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在古老的美利坚新世界，洛杉矶就是那“古老的新福地”。[5]

对于游客来说，洛杉矶周围地区展现的是自然财富向个人成功的转换。“我生活在法国已经足够幸运了，”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写道，“我了解英格兰，牛津或剑桥阴凉的山谷，也迎接过我们阿尔及利亚绿洲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以为我早已麻木”——

然而我注意到美国人用草坪、鲜花和水果铺就了加州最美丽的山谷，并且创造出了……人世间真正与天堂接壤的地方……帕萨迪纳（Pasadena）的每一座别墅都坐落在自己的一片绿毯上；每一座小屋都是独一无二的，掩映在枝繁叶茂的树荫、盛开的玫瑰和蔓生的天竺葵下面……激励人心的美国思想观念，主宰着美国人创建的这些花园。[6]

德康斯坦写道，加州的葡萄酒“并不亚于我们的，而且口感更佳醇厚”。他提议建立一所法国烹饪学校，与加州文化相得益彰。他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精明的土地测量员，在一项工作中接受了土地形式的报酬，如今挖出了石油，他每天都有上千美元入账。

把加州作为机遇之地的观念，一直都有类似的故事为之添枝加叶。加州在美国声名远扬，吸引着来自寒冷的底特律、拥挤的纽约，甚至是太平洋彼岸的移民。在大多数方面，洛杉矶并不是一个特别国际性的城市。虽然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人有3/4来自加州以外，但城市总人口中只有1/5出生在美国以外——这个比重远不及纽约和底特律。这些人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德国，而不是意大利和俄国，更不必说亚洲了。与此同时，加州历史中的墨西哥人时代不但残留在人口中，还烙印在建筑和地名上。

加州人虽然吸引着本国的移民，但长期以来一直畏惧外国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动不动就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华人更喜欢旧金山，而日本移民更喜欢洛杉矶周边地区。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到1910年时，整个洛杉矶县共有8 000名日本人，但当地的政治环境助长了恐惧和偏见，仅仅是神经质的“黄祸”臆想，就能让问题一触即发。“我的邻居是一个日本佬，”一名农民告诉记者：

他家在我家隔壁，占地80英亩。这家伙很机灵。他家里住着一个白人妇女，膝上抱着一个婴儿。那么，这婴儿是什么呢？不是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一个问题的开始——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种族问题。[7]

1913年，位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加州议会预备通过剥夺日本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立法。基于这样做会冒犯亚洲人的感情，还可能如日本外交官坚称的那样违反美国在条约中的承诺，因此华盛顿建议加州不要这样做。《洛杉矶时报》呼吁议员不要忘了常识，就让“日本人活在我们中间，种蔬菜，洗衣服，不受打扰地制作和售卖和服吧”。[8]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被派到撒拉门托进行一次为期5天的谈判，力图通过协商得出一种能够让各方满意又不失体面的方式。尽管布莱恩努力游说，表示反对，但这条法律还是通过了。在公开场合，威尔逊试图低调处理整件事。私下里，总统及其内阁收到了美国海军对于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评估，评估内容令人愕然。“可想而知，”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报告中说，“日本可能会决定——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要和美国开战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忍受持续两年左右的贫困和危难，以此为代价占领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9]

这样的前景并没有影响到这片乐土。随着洛杉矶的繁荣发展，土地价值飞涨，城市向海岸延伸，建筑方向更多的是向外而不是向上，在这一点上与纽约正好相反。空气中弥漫着自信。洛杉矶铁路与太平洋电车“深入了旷野之中，领先而不是落后于人口增长”，公司所有者对于他们的投资做出了这样的解释。[10]《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则广告承诺在The Palisades的投资者会得到200%甚至300%的回报，该地是紧邻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一个滨海开发区，太平洋电车很快就会通到这里，到那时就会有“四条美丽的碎石大道”直通洛杉矶市内。[11]尽管旧金山发展得更加完善，也已从1906年的地震中恢复了元气，正在筹备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但加州的人口中心已经南移。洛杉矶的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的1 500人增加到1913年的将近50万人，人们普遍预测它的人口将在1920年突破百万大关。一些人认为甚至有可能更加提前。据一名记者预测，到1920年，洛杉矶的人口将精确到119万3 086人。[12] 《泰晤士报》的一名社论作者将1938年的洛杉矶想象成“奇迹之城洛杉矶”，“艺术、文化与学问的麦加圣城”，“现代社会的雅典城”。还有一个人更加幽默，画了一座18层的洛杉矶百货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世界各地被废黜的君主。[13]然而虽说加州盛产石油，但洛杉矶却有一种更重要的资源正在变得短缺：水。这座城市的反应也是典型的宏大做派，是在欧文斯河（Owens River）上修引水渠，把水从225英里之外绿意盎然的乡村引到干渴的城市，这段距离相当于从华盛顿到纽约那么远。《泰晤士报》盛赞道：“洛杉矶这座无可匹敌的城市，再一次遭遇并战胜了所谓的不可能”——

为干渴的洛杉矶，“未来、未来的未来”之城引水。

……一条大河愣是被改了道——自从创世之晨上帝之手让山脉和海洋各就各位的那时起就一直存在的河道——并引河水供给当下的洛杉矶人民，以及未来、未来的未来数以百万计的洛杉矶人民。[14]

11月5日，卡塔利娜岛（Catalina Island）乐队演奏着《加州我爱你》 （I Love You, California），星条旗招展，欧文斯河水涌向了这座干渴的城市。[15]上千人翘首以盼。之后在洛杉矶最豪华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酒店举行了一场庆祝宴会。

南边的另一条通道，也就是巴拿马运河，有望为洛杉矶带来新的商路、新的欧洲游客。洛杉矶扩建了深水港，作为应对。1913年5月初，已经有5家航运公司宣布了经停洛杉矶的环球航线，以至于当地一家船运代理商表示：“如果再没有其他公司来的话，那么就是这5家公司独霸这个前景最为乐观的港口、首屈一指的环球贸易通道上的一站。”《洛杉矶时报》继续道：“法国的三色旗、老英格兰的米字旗、日本天皇帝国的旭日旗会快活地飘扬在进港轮船的船尾。”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不但发行了赞美洛杉矶自然资源、气候和繁荣的《今日洛杉矶》（Los Angeles Today）一书，还计划发行一本西班牙语的小册子，面向拉丁美洲市场宣传加州的物产。“这将成为一个契机，”一名记者写道，“借此机会，我们不但希望与南方邻居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还希望与他们保持贸易往来，这会让钱钻进我们的钱包里。”[16]

对于那些怀着宏伟的梦想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阳光与希望并不能化为餐桌上的面包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带有明显的大规模推进主义性质。1913年10月，《洛杉矶记录报》（Los Angeles Record）询问洛杉矶人对城市问题的看法。读者们的回答很有启示意义。“为我们的国家做宣传，散播广告说1913年的人口如何如何，到了1915年又将如何如何，这当然对那些‘大企业’有好处了，”一名读者写信说，“但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广告上写明这样一些统计数字，以表明这些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如饥似渴地找工作，为了维持生活。”另一名读者找出的问题是“工作时间长、薪资低”：

……贪污受贿现象太严重了；没有得到市政所有权是一个错误，主要的目标——为富人铺设一条康庄大道，为穷人铺设一条崎岖小路，所谓的“洛杉矶精神”过时了——（“他有多少钱？我又能从他那里拿走多少钱？”）……你若是就不断更换员工这件事向雇主提问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洛杉矶有很多“流动人口”，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如果能够赚到维生工资的话，就会成为常住人口。[17]

收到了几个星期的类似来信后，1913年11月5日，《记录报》在头版整版做出了总结：“洛杉矶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贪婪，大写的贪婪！”或许《记录报》的记者们也投资了洛杉矶投资公司（Los Angeles Investment Company），这是一家债务融资型房地产公司，与商会联手，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建造廉价平房住宅，吸引新的低收入工人到洛杉矶来。这样的循环模式在加州已经是屡见不鲜，繁荣产生了泡沫，而泡沫最终破裂。1913年年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洛杉矶投资公司的股价从4.50美元暴跌至区区23美分。[18]

不论是购买土地、石油还是柑橘园，都可能让人一夜暴富，或者一贫如洗。洛杉矶这座城市已经唤起了游客、外地人和潜在移民的心中普遍存在的尝新、成功、发达之梦。此时的洛杉矶尚未完全拥有将这些梦想牢牢地捆扎在一起的媒介：电影。洛杉矶还不是好莱坞。1913年，洛杉矶才刚刚走上成为大众娱乐之都的道路，和正在成为汽车之都的底特律相类似，只是后者的步伐迈得稍微远一些。

在过去的15年中，电影在美国蓬勃发展。1910年，全国共有一万家廉价电影院。每星期有2 600万美国人，也就是全国1/5的人口，会去这些被称为“五分钱影院”的地方。[19]（套用亨利·福特的说法，一枚五分镍币或许不算多，但2 600万枚五分镍币就是一笔巨款。）这个国家疯狂地沉浸在电影之中，特别是工人阶级和移民社区。作家奥利维娅·霍华德·邓巴（Olivia Howard Dunbar）写道：“你会纳闷，在这个所谓的繁忙世界中，怎么可能有时间进行如此丰富的娱乐活动——每天将这么多无所事事而且显然并不为此发愁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度过很长一段空闲时间。”[20]喜欢看电影的人有3/4都是男性。

五分钱影院大多放映很短的默片，一部接着一部，完全不考虑连贯性或者题材，只希望观众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来来去去。很多影片都是新闻报道。对于搬上舞台的那些影片，这种形式的娱乐带有一些二维的成分，没有什么叙事结构可言，也没有言语支撑：

……影子士兵队伍被集合在一起操练；12类游行队伍模糊地穿过幕布；外国城市闪现着各自的特色风光；轮船下水，放置奠基石，颁发奖章，还有体现出些许科普的意味的实验室实验，放映这些东西可谓是煞费苦心。

故事情节如果有的话，也大多浅显易懂。要么是“一场口角、一个恶作剧”，要么是“什么人在追逐什么东西”。由于每一部单独的影片都很短，短到只有一两卷胶片，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塑造人物性格。角色必须让观众容易理解，情节也要直来直去：

……在讨厌的女主人和做作的仆人之间的争论中，吵闹的女仆获得了胜利；或者一对很不搭调的情侣在亲热时受到了滑稽可笑的干扰；再或者是喧闹的街头场景，人们打成一团，无辜的人挨了打，而真正的犯事者正从邻近的角落不怀好意地瞄着。

邓巴总结道，对喜欢看电影的人唯一的要求是要有“相当不错的视力”。

1913年，纽约依旧是美国娱乐产业的中心，发展的推动力来自轰动一时的戏剧制作这种商业模式，后来也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但与戏剧不同，电影可以在距离关键市场很远的地方制作。而且加州作为一个制作电影的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气候与阳光的完美结合增加了可以进行拍摄的时长和天数——尽管这同样适用于古巴、得克萨斯州或者佛罗里达州，旧金山也与洛杉矶相差无几，并且发展得更加完善，只是略小一些。多种多样的风光——沙漠、森林、山地——意味着可以在相对比较近的距离内拍摄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日薪仅有一美元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能够完全满足对群众演员的需求。[21]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洛杉矶远离爱打官司的电影专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掌握着电影制作相关专利的托拉斯——而且距离墨西哥只有100英里，如果托拉斯的代表们逼得太紧，还可以很方便地跑到墨西哥避避风头。远离这个机构就意味着更多的创新，随着托拉斯的专利遭到侵蚀，公众的口味朝着更长、更具故事性的影片发展，加州的独立电影人开始在东部的竞争对手面前抢占先机。

这时的电影依然是一种肤浅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洛杉矶的核心产业。《洛杉矶时报》在1913年设想着1938年时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其中并没有电影的份儿，而事实上到了那时，好莱坞将成为电影的代名词。虽然商会很支持在洛杉矶拍电影，但1913年发行的一本大肆渲染洛杉矶经济前景的小册子中并没有提到电影。9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部分为七部分的“电影剧本创作”指南，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洛杉矶满是崭露头角的电影编剧。直到1913年关将至之时，好莱坞的首部故事长片《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白人》（The Squaw Man）才开始拍摄，正值查理·卓别林与洛杉矶的Keystone电影公司签下第一份合同之时。

对于一个以现代性为荣的产业，对于一个以未来为荣的州，或许有点儿讽刺的是，全部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批影片——拍摄于1910年的《在从前的加利福尼亚》（In Old California）和《拉莫娜》（Ramona）——是对往日加州的浪漫化，背景设在1848年美国在美墨战争中战胜墨西哥和1850年加州并入美国之后不久。［对历史的戏剧化成了D. 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拿手好戏，后来他还导演了《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拉莫娜》的主演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在片中饰演剧名角色，影片全长只有17分钟。但在影片中稍加改编的那个故事却是广为人知的。东部人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著作《拉莫娜》出版于1884年，对新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美丽风光的描写和对墨西哥生活的戏剧化让一代读者如痴如醉。

这部小说一面是爱情故事，另一面是悲剧，以南加州某地的牧场剪羊毛的时节作为开篇。西班牙人莫雷诺太太“和她的民族一样，和蔼又懒散”，面对美国统治者的蚕食和要求，她惨淡经营着自己的牧场：

这样的生活美丽如画，比起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海岸所能见到的，这里有更多的伤感和欢乐，更多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更多的浪漫色彩。这种生活的香气依然萦绕于此；工业和发明创造都还没有把它扼杀；它会持续到这个世纪结束——事实上，只要莫雷诺太太这样的房子还立在那里，它就绝对不会无迹可寻。[22]

拉莫娜是被莫雷诺太太的姐姐带到牧场的，她美丽、亲切、善良。她与墨西哥和印第安血统的雇农亚历山德罗相恋。与此同时，莫雷诺太太帅气的儿子费利佩也爱慕着拉莫娜。费利佩穿上父亲莫雷诺将军的仪仗服之后，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穿上这些衣服，”莫雷诺太太对儿子说，“让那些卑鄙的美国狗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之前，先看看墨西哥军官和绅士是什么样的！”莫雷诺太太企图扼杀拉莫娜对亚历山德罗的爱情，她跟拉莫娜讲起信仰的问题，而且人们一直以为拉莫娜有西班牙血统——凭借这一点，她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印第安人。莫雷诺太太还揭秘了拉莫娜真正的出身，她的双亲分别是苏格兰人和加州印第安人。只是拉莫娜无论如何都不为所动。最后莫雷诺太太把拉莫娜关了起来，而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成功地逃了出去。他们逃到一个印第安村子里，但生活得很艰辛。他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罗也变得精神错乱。最终，一个美国人误以为他是偷马贼，开枪打死了他。电影版中，费利佩在拉莫娜哀悼亡夫之时出现，电影就此结束。在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回到了牧场，此时莫雷诺太太已经去世。但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最终在当地的教堂里结为夫妻。

尽管作者对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的刻画带有同情悲悯的笔调，书中的美国人被塑造成反面角色，人们也乐于把《拉莫娜》当成消遣之作，但洛杉矶白人对于回归牧场生活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渴望。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待这座城市的角度来讲，洛杉矶是从那段历史中逃出生天：逃出了19世纪印第安人村的天主教蒙昧主义，奔向了20世纪大都市的欢乐与财富。然而这段历史并未走远，对加州说西班牙语的老一辈人来说依然历历在目，由此突出了洛杉矶的进步，也强调了向未来猛冲的发展轨迹。

与此同时，这段历史也孕育了浪漫传奇，带来了旅游收入。南加州毕竟有相当多的西班牙语地名，比如洛杉矶本身就是1781年西班牙人最初建立的定居点“我们的天使女王”（Nuestra Señora la Reina de los Angeles）的缩写，还有圣莫尼卡，或者州内的要塞。加州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曾经活跃一时，僧侣和神父试图用西班牙语向原住民传教，而如今也只有游客的相机快门才能捕捉到了。别有一番风味的西班牙—墨西哥文化有部分程度上的复苏，却是作为一段古朴的记忆，而不是一项政治规划。在19世纪90年代，花节（Fiesta de las Flores）成为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不过为了迎接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访问而进行了美国化改造。[23] 《拉莫娜》已经撑起了活跃的旅游生意：游客们寻找着拉莫娜结婚和生活过的地方，开开心心地把真实的地点与杰克逊的虚构创作混为一谈。[24]海边的皇家路（El Camino Real）连接着一个个墨西哥时代的传教点，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

在僧侣们离去的地方，很多人把仅仅60年前的加州传教遗迹视为与阿兹特克或者印加文明一样古老的文明：墨西哥人被历史遗弃、被现代超越的往昔。然而过去的那段岁月并没有从建筑记录中完全抹去，也没有从加州文化中彻底删除。当加州人眼巴巴地打量着南方的墨西哥时，那段过去与现在也并非毫无关联。

墨西哥城

门罗的遗产

皇家路这条旅游线路最远到圣迭戈（San Diego）。但冒险家还可以继续驱车南下——深入加州的过去，走近墨西哥动乱的当下。这里是古老的新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地区。1913年，正是在这里，美国权力与原则的矛盾达到了最高潮。

美国与墨西哥具体的国界线很难界定。两国的国界线原则上是由地图上的一条线来定义的：从加州徐徐往东，然后顺着正式建州还不到一年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南部边界，再沿着格兰德河（Rio Grande）蜿蜒而下，直到墨西哥湾。但地图上的线与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对应的。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与墨西哥的蒙特雷（Monterrey）又有多大差别呢？

或许地图上的线无论如何都只是暂时的。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得克萨斯人豪斯上校在小说《菲利普·德鲁》中幻想了墨西哥并入美国之后的未来。这看上去并非痴人说梦。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昭昭天命[1]将得州和加州并入美国的版图，让美国对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的命运负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自然会吞并墨西哥。但即便不去重画这条线，如果墨西哥和美国密切合作，共同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考验，这条线难道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化吗？如果说墨西哥是加州的过去，那么加州岂不是墨西哥的未来？1913年的墨西哥在内战的炮火中分崩离析，由于首都太危险，威尔逊的私人代表躲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渗出南边的国界：

……我们决不能忽视墨西哥劳工与我们国家文明的接触，在边境地区，在我们的学校里，沿着国家铁路线，已经有25年左右的时间了。他们很多人都尝到了个人独立与安全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甜头……他们呼吸的是经过了提纯的20世纪空气。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由于接触到了民主以及环境的力量，他们成了民主主义者……而且墨西哥北方人的民主主义意识越是强烈，就越会憎恨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憎恨老朽的16世纪政治制度……[1]

在20世纪初年，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墨西哥最大的投资方，遥遥领先于墨西哥当地人（同时也领先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美国矿山的领班、工程师、会计和医生都是美国人。最先在洛杉矶发现石油的爱德华·L.多希尼，也是最先在墨西哥生产石油的，地点位于墨西哥湾边上的坦皮科（Tampico）附近的El Ebano。他的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 Petroleum Company）占据着60万英亩的墨西哥土地，已经并入了洛杉矶的公司旗下。[2]在墨西哥，虽然外国人修建的铁路系统如今已经由墨西哥人控制，但它的官方语言依然是英语，主要的铁路线依然是北上的。1906年，美资企业卡纳内阿铜业公司（Cananea Copper Company）发生工人大罢工，亚利桑那州巡警越过比斯比（Bisbee）边境赶来支援，镇压了这次罢工，不过墨西哥当地的州长坚称这些美国人是临时作为墨西哥边境索诺拉州（Sonora）的士兵宣誓就职的，由此减轻了对当地人民族自尊心的打击。

与此同时，当格兰德河南岸的形势不利时，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们也经常逃到北岸避难。从1911年革命开始，墨西哥的反对派频繁从美国国土展开斗争，无论掌控墨西哥城的是哪一个政府。1911年2月，绝对的唯灵论者、地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率领130人，通过埃尔帕索（El Paso）的边防哨所进入墨西哥，目的是推翻自1876年起一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913年3月，爱吃花生糖的革命家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Francisco ‘Pancho’ Villa）也越过这道边境，与马德罗的继任者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交战。据说迪亚斯曾有言道：“可怜的墨西哥啊，与上帝相去甚远，却与美国近在咫尺。”[3]

墨西哥的都城以自己的祖先为傲。城市中巨大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Zócalo），上演过这个国家历史中最戏剧性的片段，它所处的位置正是阿兹特克时代的城市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的主广场。墨西哥城华丽的天主教大教堂——也就是海伦·亨特·杰克逊的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结婚的地方——是由西班牙传教士放置的奠基石，比“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靠岸北美洲早了50年。在国家博物馆中，你可以比较一下墨西哥末代皇帝、出生在维也纳的马西米连诺（Maximilian）的镀金皇家马车，与1867年复辟共和国的功臣“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极为简朴、破旧、共和色彩鲜明的车辆”。[4]在圣卡洛斯学院（Academy of San Carlos），你可以在鲁本斯和提香的画作旁边，凝视费利克斯·帕拉（Felix Parra）画笔下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这位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劫掠中保护印第安人的主教。矗立在城市西边一座小山上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始建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又在1847年被美国军队占领。如今这座城堡是作为一所军事学校以及墨西哥总统的住所：革命前是波费里奥·迪亚斯，革命后是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一到星期日，墨西哥城的达官显贵就会乘着他们的马车登上查普尔特佩克山上的公园——一方面是被别人看见，另一方面，到了黄昏时分，还要反过来欣赏下方平原上他们这座城市的景色。

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随笔作家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Charles Macomb Flandrau）曾断言，去宪法广场观光，最好的时间是早上五六点钟：

稀稀落落几个上工的工人，还有在中央公园（Alameda）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方便的男人，他们身后的这座城市仿佛在温和地沉睡着，这座伟大的、尚未完成的、冷漠无情的首都在梦中微笑着，智慧中略显疲态，好似一个人的面容，而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沉睡时会难得地显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让我们大吃一惊。就在此时，血统混杂的城市人口还没开始蜂拥而出，才应该漫步在公园里，迎接湿漉漉的玫瑰与百合、花市上的栀子花、三色堇与向日葵的第一缕清香，在宏伟的大教堂前的树丛里，不受干扰地聆听历史的啜泣悠悠回响。

但这座城市也在变化。中央公园里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剧院，精致的玻璃幕布由纽约人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设计——他还受托设计了埃丝特尔·多希尼在洛杉矶的舞厅。在城市的正中央，旧式西班牙和墨西哥风格的一组街道正在被更多的现代建筑慢慢地改造着。弗兰德劳评论说，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大城镇中的小城市”。建筑风格带有欧洲的痕迹，但“四周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美国标志、美国产品和美国居民，让人根本判断不出身在何方”。

在1911年革命之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可以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一边读着美资的英文报纸《墨西哥先驱报》（Mexican Herald），一边啜饮着早晨的咖啡，他们也许会觉得墨西哥城跟自己国家没什么两样，或者至少不会有远在异国他乡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很快地辨认出自己的同胞，不论对方是游客还是侨民：

20世纪初的墨西哥城，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虽然你来到韦拉克鲁斯可能已经有两三个星期了，但长鼻子的高个美国人，或者某个相貌带有这些特点的同车乘客，或许还会坐在离你咫尺之遥的地方；如果你开口问的话，一些头一天夜里“到达的人”还会告诉你，他们从水牛城过来只花了四天，或者从圣路易斯过来只花了三天，一路上乘着豪华卧铺车，还有餐车服务。[5]

流连在墨西哥城中心，很容易对20世纪初年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做出错误判断。零星的罢工和地方的动荡并没有威胁到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他的技术官僚支持者们——统称为科学家（científicos）——或者他在国际上的支持者们的核心设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去被称作迪亚斯时代（porfiriato）的30多年，是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的时代：合理化、工业化、教育。国际投资，铁路建设，如今又开采了油田，这些都是墨西哥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过程尚未完成，但路线已经设定好了。1910年9月，波费里奥·迪亚斯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庆祝自己的80岁生日时，很难看出他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同样是在迪亚斯生日的这个月，在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100周年庆祝仪式上，约有10万名墨西哥人来到亮着绿白红三色灯光的宪法广场。[6]大教堂一座塔楼底部的霓虹灯招牌上写着“1810年：解放”（1810: Libertad）；另一座塔楼的招牌上写着“1910年：发展”（1910: Progreso）。

迪亚斯政权非常注意打造墨西哥的国际形象，他们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来报道这次庆祝活动，下令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城当地居民到了宪法广场附近，要把凉鞋换成帮鞋，以此掩饰贫富差距，还慷慨大方地接待了国际上的官方代表团。这样的做法颇见成效。美国代表团领队、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小柯蒂斯·古尔德（Curtis Guild, Jr）特使称迪亚斯为“在世最伟大的美洲人”。[7]

结果这并不是迪亚斯政权的至高荣耀，而是谢幕演出。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了。美国一名调查记者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与墨西哥革命者初次打交道是在洛杉矶的一所监狱里，1910年，他为美国读者写下了一份对迪亚斯时代的激烈控诉。他纠正了墨西哥在美国读者心中作为“我们的姊妹共和国”的形象，他们原本都误以为那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相似，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性情与我们略有不同，比我们稍微穷一点儿，稍微落后一点儿，但还是在享受着共和国法律的保护”。[8]他对于人们“透过车窗”或者通过对墨西哥矿业股票的投机而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形象提出了质疑。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家，贫困、腐败、没有自由。他揭发了尤卡坦（Yucatan）半岛的债务奴役现象，而且更恶劣的是，美国人还在充当帮凶。“解放了自己的黑奴之后，”特纳写道，“山姆大叔就去别的国家蓄奴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迪亚斯的统治无懈可击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我发现这里的人民并不仰慕他们的总统，反对的浪潮虽然一直被军队和秘密警察镇压、遏制，却在上涨至马上就要没过大坝的高度。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墨西哥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场民主革命的边缘；鉴于迪亚斯年事已高，想必命不久矣，革命即使不在他当政期间爆发，也会在他去世之后爆发。

谁也没有完全料到，人群聚集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100周年之后不出一年，迪亚兹就流亡到了巴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成为总统，墨西哥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的第一阶段。

事实上，并没有一场所谓的墨西哥革命。[9]推翻迪亚斯之后，动荡的浪潮反而无所顾忌，有时是被哪个政治人物或者军事长官——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煽动的，有时受到他们的控制，还有时把他们牵连进来。政治不稳定在一部分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动荡：国际投资、物价或者全国各个地区的降雨量的波动起伏。但在迪亚斯统治时代压抑下来的民愤也是一大原因。民愤针对的是农业大庄园（hacienda）制度，这种制度让一些墨西哥人沦落到奴隶的水平，同时却为生活在墨西哥城或者巴黎而并不在当地的庄园主（hacendado）提供了巨额财富。这些庄园主根本不把墨西哥更全面的现代化事业放在心上，经常让迪亚兹的科学家们失望。州代表往往是当地政治掮客的傀儡，他们独断专行的制裁也激起了民愤，典型代表是逃跑法（ley de fuga），它给了政府主管部门处决企图逍遥法外者的权力，而对于这类所谓的企图，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唯一的见证者和审判官。一旦反抗，就走上了穷途末路。

墨西哥的官方名称是墨西合众国，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必然存在着地域差异，这正是革命兴衰起伏的关键。与海伦·亨特·杰克逊在《拉莫娜》中所描写的墨西哥人的加州相类似，真正到了墨西哥，西班牙裔墨西哥人与印第安裔墨西哥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摆在经济竞争之上的是种族偏见。迪亚斯时代曾经试图强迫太平洋沿岸的亚基族（Yaqui）印第安人迁往国土另一侧的尤卡坦半岛，希望能借此镇压他们长期以来的起义，但未能奏效。和任何地方一样，动荡的政局为当地人报仇算账、发泄个人的不满、拥戴和抛弃英雄提供了一个良机，变幻无常的战争命运支配着全局。对于墨西哥的一切，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用当他提出一个关于降雨可能性的简单问题时当地人的回答加以总结：“没有既定规则。”（No hay reglas fijas, señor.） [10]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团结在了一起，那就是对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佬”（yanqui）的猜忌。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之后不出两个月，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得克萨斯州被私刑处死，这一事件在墨西哥城引发了对美国利益的攻击，《墨西哥先驱报》也未能幸免于难。[11]革命之后，对美国人入侵的恐惧一直被用作政治口号，以此表达无论墨西哥城的主宰者是谁，都将给予其政治上的支持。

1911年5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把迪亚斯赶下台，迪亚斯时代就此终结，伴随着街头的抗议，对宪法广场上200名抗议者的屠杀，以及那场灾难过后迪亚斯领导集团的垮台。这位老人匆匆登上一列开往韦拉克鲁斯的慢车，之后乘船去了法国。但“小个子、其貌不扬、非常神经质、总是心烦意乱”的马德罗，是被一场并非由他掌控的起义推举到总统的位置上的。[12]他能够获胜，一方面是依靠个人品质，另一方面是由于迪亚斯的错误——过于相信自己的宣传机关。迪亚斯流亡巴黎——第二年还曾在那里与爱德华·多希尼一起饮茶——而在这之后的10月，马德罗赢得了一场实际上毫无阻力的大选。在这样一个节点，新任总统却没有致力于土地改革，而是用假名发表了一本基于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唯灵论者手册》（Spiritualist Manual）。[13]马德罗既没有力排众议的魄力，又没有力行改革的眼光。结果最致命的一点是，他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

马德罗的总统只当了一年多一点儿。他无力镇压墨西哥中部莫洛雷斯州（Morelos）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起义。马德罗在改革上不作为，导致曾经支持他的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在北部的奇瓦瓦州（Chihuahua）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叛活动。取胜的政治资本很快消耗一空。即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军事化，军队也更加强大，却还是没能重新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结果证明，马德罗并不是墨西哥的救星。

1912年年底，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迪亚斯（Félix Díaz）造反。这场叛乱本身很容易处理，也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小迪亚斯和曾经担任过部长和将军的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被双双关进了监狱。但迪亚斯时代的最高法院介入其中，救了小迪亚斯一命，而右翼分子也在图谋将他和雷耶斯救出监狱。该计划在1913年2月9日实施。波费里奥·迪亚斯曾经的军队首长曼努埃尔·蒙德拉贡（Manuel Mondragón）率军前往关押雷耶斯和迪亚斯的营房。指挥官拒绝将二人交给蒙德拉贡，于是被开枪打死。雷耶斯被带到了宪法广场，他自信会被拥立为新一任总统。但依然效忠于马德罗的军队已经事先收到了通知。雷耶斯和另外400人在宪法广场被乱枪射杀。悲情十日（decena trágica）就此开始。

政府军和迪亚斯的军队在墨西哥城中心陷入了僵持状态。市中心成了战场，尸横遍地。“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资源上投了太多钱，”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一名记者写道，“无政府状态或许不太可能持续很久……但目前很难看出权威的恢复之手会从哪里伸出。”[14]事实上，权威的恢复之手比人们所猜测的更加接近。政变开始当日，马德罗匆匆赶回墨西哥城，试图重振权威。一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过后几分钟，他遇见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韦尔塔知道马德罗的军队指挥官已经负伤，便提出将自己的部队派给总统。马德罗仿佛命中注定一般，接受了他的提议。据后来提交给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份报告称，墨西哥总统之后向人群发表了一通讲话，韦尔塔就在他身边。

韦尔塔表面上全心全意地效忠马德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的协助下，他将权谋玩到了极致。韦尔塔率领的政府军与迪亚斯率领的叛军之间的交战就像是精心策划好的。这是因为事实本就如此。在威尔逊大使的怂恿下，双方一直在磨时间。韦尔塔把忠于马德罗的部队派上前线挨枪子儿，迪亚斯的部队也没有为了驱逐他而动真格。与此同时，威尔逊大使还鼓动墨西哥城的精英人士相信，美国会通过军事入侵的方式即刻恢复秩序。为了抢先一步避免如此耻辱的情况发生，墨西哥的参议员们要求总统辞职。之前还曾向马德罗宣誓效忠的韦尔塔，如今却派自己的手下去国家宫（National Palace）逮捕他。

背叛还在疯狂地继续着。韦尔塔邀请总统的弟弟古斯塔沃·马德罗（Gustavo Madero）到市中心的Gambrinus餐厅共进晚餐。马德罗刚一露面就被逮捕，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被弄瞎了双眼，最终被枪杀。之后让迪亚斯感到诧异的是，韦尔塔表示想要自己当总统，而不是把总统的宝座交给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面对威尔逊大使对这一举动的支持，迪亚斯别无选择，后来只得接受韦尔塔派给他的外交职位。与此同时，外交部长佩德罗·拉斯库赖因（Pedro Lascuráin）说服了对自己弟弟的遭遇浑然不知的马德罗，让他辞去了总统职位。随后总统职位便落到了拉斯库赖因手里，他只当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总统，之后又把总统职位交给了韦尔塔，就这样维持了宪法中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次日的《墨西哥先驱报》头版是“迪亚斯万岁！韦尔塔万岁！”这几个大字：“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15]

虽然人们猜测，韦尔塔曾经向马德罗及其副总统皮诺·苏亚雷斯（Pino Suarez）保证，会将他们安全送出国，但这两个人最终于1913年2月21日被害。误传的版本是，在一次试图营救他们的行动中，两人在一场交火中身亡。逃跑法依旧在。据后来发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一封密件称，马德罗和苏亚雷斯被射杀的地方成了圣坛：“过路人在地面的两块血迹上用石头堆成了一座小丘，在顶端插上了点燃的蜡烛。”[16]

1913年行将结束之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上做了担任总统头一年的报告，概述了他对联邦情况的观察意见。会上的氛围大体上是乐观的，大多是关于国内事务。威尔逊说：“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一片阴云。”接下来，他说：“那片阴云已经在我们的南面现身了，正笼罩在墨西哥上方。”

对于威尔逊来说，墨西哥问题是在他上任当天开始的，那天他收到了韦尔塔的一封电报：“我谨代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且代表我个人，荣幸地对阁下当选贵国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第一要职，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这封电报不太好回复。威尔逊总统还没有准备通过正式的外交往来承认韦尔塔的政变。他准备了一份中立色彩的回复语，几天后发了出去，只是含糊地写了墨西哥墨西哥城的V.韦尔塔将军收：“我对您的诚挚祝贺表示感谢。”[17]

对于一个自称全世界的自由灯塔并且愈发肩负起强国之责的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应对家门口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军人政权，是一个让人左右为难却又无从逃避的问题。怎样比较好呢？是将外交承认的范围覆盖到一个乏善可陈的政权，以期由此迎来政治稳定的局面，还是基于原则拒绝承认该政权，以此为反对派加油助威，却要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扩大化的内战中冒着美国投资者赔钱、美国侨民丧命的风险？怎样更好呢？是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给墨西哥人民带去稳定与自由，还是保持纯粹的中立，避免陷入泥潭的可能性，却要顶着露怂之嫌，任由超出自己掌控的力量来决定墨西哥未来的出路？

1913年4月，豪斯上校透露说，他认为采取军事干涉需要5万兵力，但初步平定下来之后可能还要打游击战。（战争部随后的一份应急方案表明，美国可以在一星期之内派出3 000兵力到韦拉克鲁斯，在一个月之内派出4万兵力——这是远征墨西哥城所需的最小兵力。）5月，威尔逊的助理国务卿力劝美国总统承认韦尔塔政府，认为不予承认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干涉，这与正常的外交惯例背道而驰，只要美国在承认与否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却还无法制止对墨西哥城中政府的武器销售，那么就摆明了是一副虚伪的面目，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18]对于如何权衡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原则，以及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如何去应对个中矛盾，威尔逊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去解决这些困局的总统。

残忍的铁腕军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左）。“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美资的《墨西哥先驱报》编辑这样写道。但无政府状态并没有随着韦尔塔的政变而终结。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意识到美国国力真正的局限之所在的总统，即便是在这个国家的后院。墨西哥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威尔逊一个人在闲暇时间就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解决的那种问题。无论门罗主义说欧洲大国应该撤出西半球如何如何，墨西哥的现状就是其他的玩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他们会根据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算计而采取行动，从而影响到其他任何一方的算计和利益，其中也包括美国。

举例来说，英国准备先行承认韦尔塔政府，这让美国内阁中的一些成员断定，墨西哥的局势实际上就是“英国与美国石油公司之间争夺（墨西哥资源财富）控制权的一场较量”，英资的墨西哥之鹰（Mexican Eagle）石油公司想方设法与多希尼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争夺石油开采权。[19]德国的大战略家对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很感兴趣。[20]来自外界的武器销售有助于决定墨西哥国内各势力的成败。外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是避免不了的。日本正与美国就加州土地所有权法而争论不休，因此很乐意借墨西哥这个机会表现一下，只要日本愿意的话，便可以影响到美国在华盛顿家门口的利益。1913年7月，新任日本驻韦尔塔政权大使安达峰一郎到达墨西哥城，迎接他的是狂热的“日本万岁”欢呼声。几个月后，费利克斯·迪亚斯作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的特使，被派到东京执行一项极具外交色彩的使命。

由于对当地情况缺乏可靠的情报，威尔逊在墨西哥的两难处境进一步恶化。“你可曾知道有哪种情况是被更多的问号包围着的？”1913年5月，威尔逊向新闻界人士抱怨说：

无论何时，只要我正视它，映入眼帘的只有感叹号。它就是一个光怪陆离、不断变化的场景。对于我所面临的情况，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任何一丝确凿的消息。[21]

威尔逊总统并不信赖亨利·莱恩·威尔逊发来的急件，于是便派在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记者威廉·贝亚德·黑尔（William Bayard Hale）去非正式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向自己汇报。黑尔在6月和7月里的报告为这个夏天笼罩上了一层阴霾。报告反复强调了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威尔逊大使已经预测到马德罗会被谋杀，而且大使还把韦尔塔推上了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给他下达的指令。韦尔塔本人则被描述成“一个猿猴一样的老头子……据说嗜酒如命”。不论他的军事背景或政治意图如何，总归是没有恢复国家的稳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依然在南部活跃着。动荡不安的北部如今被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曾经的支持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率领的立宪派控制着。黑尔报告说，墨西哥正在滑向谷底：

任何形式的财产或性命都没有保障。土地荒废，矿井关闭，只有最不可或缺的劳动和贸易还在进行。匪军和政府军在残暴上互不相让，对象却是人民。墨西哥人是野蛮人，在可怕的、极端的暴行中取乐。如今在墨西哥，除了几座主要城市，人命一文不值；开枪射杀平民就像是一种娱乐活动……凌辱女性的现象极其普遍。[22]

抛开这些，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美国的干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

我们除了要做好自己，还是这个大洲秩序与正义的捍卫者；维护这里的人道利益是我们上承天意、与生俱来、无可推卸的责任。文明与人道依赖着我们，且有权依赖我们在这个大洲保护它们……我们更需要的是维护文明，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无力维护文明的政府的形式特权毕恭毕敬。

美国在墨西哥的责任就这么多了：那么，要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呢？黑尔个人并不建议采取军事干涉。埃伦·阿克森·威尔逊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把（所有的）武器都给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从长远来看能省下我们很多麻烦。”[23]

威尔逊选择了一种更具外交色彩的途径。他召回了亨利·莱恩·威尔逊，并且撤了他的职。他派前明尼苏达州州长约翰·林德（John Lind）接替其职，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但林德的任务在墨西哥遭到了挫败。韦尔塔的外交部长费德里科·甘博亚（Federico Gamboa）狡猾地回答林德说，鉴于两国并未交战，美国的和平使命是很奇怪的。他声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为政府所控制，如果美国希望对墨西哥示以真正的友谊，只需“注意不要为那些在国境线另一侧避难、密谋、接受武器与食物的反叛者提供任何物质与金钱援助”。[24]他反对停战的想法，指出“密使先生，土匪没资格谈停战”。最后，他对美国要求进行选举一事表示震惊，因为选举已经计划在10月进行，他还拒绝了美国方面让韦尔塔自己事先放弃参选总统的提议，认为“这一点只能到由墨西哥的民意来决定，到时候通过投票进行表决”。8月底，威尔逊向国会汇报称，林德的使命从一开始就遭到驳回，现在他号召美国人全部撤离墨西哥，宣布对墨西哥武器禁售。9月，约翰·林德与夫人顶着炎热的酷暑，来到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的韦拉克鲁斯。“我承认，我差点儿要放弃希望了。”林德在写给国务卿布莱恩的一封信中说。[25]

在1913年余下的时间里，由于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抉择现已近乎走投无路，且尚未做好下令进行军事干涉的准备，因此在墨西哥内部分崩离析之时，他只得“观察等待”。韦尔塔的政权越来越不稳固，但也许还没到致命的程度。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躲藏在偏远的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州。萨帕塔领导的游击战在墨西哥南部继续进行着，还有以联邦为目标的零星叛乱。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在奇瓦瓦州的大本营，与美国记者一起开展了一次媒体宣传活动，将自己描绘成韦尔塔之外真正的不二选择，塑造出反叛革命者的激进形象。[26]11月，比利亚截获了联邦的一列火车，让火车满载着自己的士兵，直接驶向北部的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出其不意地全歼当地的守备军，占领了这座城市。

日历从1913年翻到了1914年，美国人南望墨西哥，看到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在格兰德河以南的某个地方，新世界的希望似乎已经被旧世界的恶魔挫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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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德鲁》这部小说出版后仅一年多，豪斯上校在书中虚构的很多政治纲领就都成了现实。华盛顿在过去12个月中的活动比之前的12年还多，美国其他地方也被带着走。在经济方面，降低关税，开征所得税。联邦储备系统正在建设中。这一年里，一个漫游美国的旅行者也许不会彻底领悟发生的这一切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一阶段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在苏格兰多诺赫（Dornoch）度过高尔夫假期时，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说：“从1913年的关税法开始，商业霸权转移到了美国手中，这一刻将载入经济史册……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太美好了，让我兴奋不已，结果把高尔夫球直接击出了球洞区，输掉了比赛。” [27]

或许这个国家的风气也有所转变。美国最富裕的公民可能不那么横行霸道了；美国最贫穷的公民可能也对未来多了一点儿信心，尽管快到年底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美国或许略微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运行了，而不是作为各个城市及其区域腹地的集合体。

然而，保持不变的东西却要多得多。《菲利普·德鲁》设想了妇女被赋予投票权的情况——但虽然威尔逊立下了以私人名义表示支持的誓言，这项事业却只是在州的层面上得到了实现，并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从全国范围来看，非裔美国人的处境一直未见起色——在华盛顿甚至还恶化了。豪斯上校将墨西哥拉近美国的幻想被时局一脚踩碎。

最重要的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依旧是一块特立独行、不可侵犯的大陆。的确，世界各地的人们登上这块大陆的海岸，商品与人员从这块大陆的海岸涌向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但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命运独一无二的国家——游离于这个世界的烦恼之外。虽然在他们的晚报上，对近来发生在墨西哥的暴行的报道铺天盖地，但这些事件并没有直接触动普通的美国人。巴尔干战争或者欧洲战争恐慌的新闻，只不过是在强调美国与欧洲隔着深深的大西洋是多么有利。

人们确信美国是无懈可击的，这份自信很少受到冲击，即便有也只是暂时的。1913年5月，英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筹划即将在1915年2月17日举行的英美和平100周年庆典。代表们与前总统罗斯福共进晚餐。在华盛顿，威尔逊总统接见了他们。双方最后一次会面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英美两国的代表们最终采纳的提案是在英语世界默祷5分钟，在英美两地同时由乔治五世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分别为两座纪念碑揭幕，以此作为100周年纪念庆典的标志——从名字不符的1812年战争结束之日开始算起，正好是100年。

在美国作为工业心理学鼻祖之一而广为人知，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心理学院院长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教授，打断了会谈的进程。芒斯特伯格问代表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其他国家普遍盛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大英帝国与美国正在联手，准备与德国开战”。纽约委员会成员查尔斯·皮博迪（Charles Peabody）让他平静了下来。皮博迪说，两国都没有开战的想法。他继续道，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团结在一起，这将会废止战争。在场的每个人都拍手喝彩。[28]

[1]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是19世纪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政治信条，认为美国的开拓者命中注定要实现横贯北美洲、直达太平洋的领土扩张。——译者注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1913年5月，加拿大温尼伯的大英帝国日（Empire Day）庆典。同一天，在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以及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土，均举行了类似的庆典。

1913年的世界地图上，空白区域所剩无几。除了遥远的南北两极附近还留有一些虚线，世界上的大陆块被人们满怀信心地填充着，轮廓也用黑色的粗线条重重地标记出来。人类首次到达南极才过了一年多一点儿，首次到达北极也只是在那之前几年。当下的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在地图绘制学的意义上达到了完整，不同的区域按照统治着它们的王国、共和国或者帝国而上色，一些特定的颜色——尤其是红色和蓝色——突出表示了欧洲几大帝国的疆域。探索的时代即将结束。世界地图体现出了桀骜不驯的自然渐渐为人类以及人类的帝国所驾驭的过程。

自然与人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大多数地图上，锯齿线表示穿越大陆、连接着一个个城市的铁路线，虚线表示漂洋过海、停靠在一个个港口的客船航线。在更专业一些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陆地上和海洋里纵横交错的电报线，经过斐济、连接温哥华与布里斯班，或者经过中大西洋和巴西的岛屿、连接欧洲与拉丁美洲。鲁德亚德·吉卜林曾写过一首赞美诗，赞颂让这个世界因通信而合一的海底电缆：

它们唤醒了永恒之物；它们杀死了时间之父。

在幽暗中携手，与残阳相距甚远。

嘘！当代人的对话逾越了究极的泥滩，

一个新词跑了进来，低语着：“世界一家！”[1]

吉卜林是在暗示时间和距离都已经被杀死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仅仅是驾驭了时间和距离，并没有消除。毕竟通信只是加快了，并不是即时的：当然，信息是以电报员的打字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的，但这仅限于电报站之间，也只有在线路畅通之时才可以。货物在周游世界时要更安全、更便宜，也更能保证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但仅限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所允许的速度。人类的旅行总体来说比过去更迅捷、更容易了，但内部差别很大。旅行仍然可以是一个艰苦又耗时的过程，特别是在某些内陆地区，公路条件很糟，甚至根本没有路，铁路也只是在开发者的眼神中闪现过。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大片区域依然很偏僻，虽说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区域是完全无法涉足的了。

然而这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内部联系也在渐渐增强。当前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些地方是外国旅人或游客、世界另一个角落里生产的产品、外国投资者的现款或者远方某个大城市的政令完全无法触及的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再也不是平行发展，偶有交集。现如今，如果星期二有报道说加拿大的作物收益超乎预期，那么第二天早上就会影响到伦敦的价格，周末就会影响到对俄国小麦的需求。关于战事成败、饥荒、大屠杀、洪水和革命的新闻传播得更迅速、更广泛，人们为之赞不绝口，或者要求立即落实报应。爱尔兰、印度和印度支那民族主义者如今也更容易互相交流、同仇敌忾，他们认为彼此都是相似的群体，投身于共同的斗争中，为的是从伦敦或巴黎的控制中争取到更大的自治权。1913年，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要清楚地表达和维系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了。1905年，日本在海战中战胜俄国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令开罗和加尔各答的人民欢欣鼓舞。1913年，在南非纳塔尔省（Natal），当地的印度居民进行了反对不平等法律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在伦敦激起了热议，在孟买引发了抗议。这是不是象征着某种新事物，一种突生的全球主义，或者甚至像某些人所看到的那样，是全世界道德良知的显现呢？[2]

地球上各个彼此迥异的角落正在被稳定地拉近。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钱的问题。诸如温尼伯、墨尔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的偏远地区之所以能够兴旺起来，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条件：富裕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欧洲需要食物和原材料，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盛产这些资源，并且具有将供求二者相匹配的能力。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和勘探者，他们的希望、梦想与野心，他们对原材料和市场的探索，造就了如今的波斯和中亚、中国和阿根廷、南非和印度的局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在奥属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写道。[3]

但更广阔的世界依然混乱不堪，并不仅仅由资本，由欧洲和美国的需求和口味来决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围绕着欧洲大陆，沿着更不牢靠、更隐晦的轨迹，被各自的历史、各自对周边环境的理解以及渴望与这片大陆建立的联系牵引至不同的方向。它们有自己的腹地，有自己的眼界。欧洲人所认为的边缘地带，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自家后院。地图上，几个帝国鲜明的色彩隐藏了彼此之间以及内部的差异。毕竟帝国，这个在全世界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地方，对于不同的人，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土耳其人说了算的奥斯曼帝国，多教派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可以把帝国视为安全的保障，来自上头的课税，或者仅仅是政治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波斯，帝国意味着夹缝中求生，一边是寻求领土扩张的俄国，另一边是寻求印度安全的英国，波斯帝国就是承载着其他帝国野心与渴望的棋盘。阿尔及利亚形式上是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尚未照此执行，在这里，帝国（对法国人而言）意味着大都会的扩张，法国文化与影响力的扩散，让光明照亮北非的黑暗角落。在印度，帝国的含义又有所不同，是作为一项事业，印度人本身就在活跃地参与其中。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英国对印度的政治发展的一种指导作用。这一切发生在更广阔的大英帝国内部，而整个大英帝国除了某些非常普遍的基本原则以外，在地方关系中见风使舵已成惯用手段，德行这种东西实质上只是偶有闪现。[4]

大英帝国日表面上是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共同的帝国纪念日，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在哪里庆祝，意义都有着微妙的不同。在墨尔本和温尼伯，对于这两座城市以英裔为主体的居民们来说，为帝国屈膝下跪，是再次确认全世界大不列颠人的契约，再次奉行共同防御的信条。在德班，大英帝国日提醒这座城市的英国白人，他们是在政治上占据着优势的少数人，尽管这是个非洲黑人人口远远超过白人的国家，而且即便是在白人势力内部，也还有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一个几年前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们、把他们的家人关押起来、让他们的独立化为泡影的帝国，是毫无忠诚可言的。在孟买，至少对当地的印度精英人士而言，庆祝大英帝国日，是在提醒自己英国对于更大程度自治的承诺，以及在英国统治之下各种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安全、铁路和法制。

在世界各地，对于种族与文明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各民族对于彼此、对于自身在世界所处的位置的看法。某些文明和种族要高于其他的，这种观点对欧洲帝国的存在与习惯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正如法国殖民地官员朱尔·阿尔芒（Jules Harmand）在1910年所言：

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这样的原则和出发点，即种族与文明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属于高级的种族与文明……我们的尊贵地位依赖于那种素质。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权指挥其余的人类。物质影响力只不过是一件工具。[5]

但记述这样一个某些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先进的世界，对于那些设法用优越地位的金箔为自己的政治权力职责镀金的殖民地官员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专属特权。1913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在悲哀地谈论着印度文明的衰落，与此同时却在盛赞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造就的欧洲人的个人素质。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由被同化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所组成的团体——阿尔及利亚青年团（Jeunes Algériens）——认为比起老派的“旧头巾”（vieux turbans）身上的阿拉伯特质，恰恰是他们身上的欧洲特质让他们有资格领导阿尔及利亚。在此基础上，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在中国和日本，很多人看到了西化与现代化甚至可能是政治独立之间的联系，因为获取西方技术难道不是在西方的政治侵蚀中获得自保能力的最好办法吗？

同时，透过种族的棱镜观察世界的习惯也不仅限于欧洲殖民者——虽然他们有时在察觉到的外部或内部威胁面前，是所在的移民社会中“白人纯洁性”最热情的维护者。1913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废除南非迫害印度社区的法律而战时，却对在南非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卡菲尔”（kaffirs）——所受的待遇保持沉默。要说有什么的话，甘地是想要确保白人统治者心中不要把印度人和黑人混为一谈，而是要清清楚楚地区分开。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种族重要性的概念，并认为用设想出来的种族特征来考虑个人是正确的。

因此，在一体化程度与互联性日益加深的全球背景下，围绕着欧洲的中心地位而接合起来的远方世界还有另外的含义：金钱与商品的相遇之地，但同时也意味着人员、思想、希望与恐惧。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1913年5月，秉持着帝国精神的加拿大温尼伯市民正在筹备“帝国盛典”，这场大英帝国的盛大庆典将在新落成的工业局大楼举行。这场为期数日的盛典所创造的收入，将会进入大英帝国女儿团（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Empire）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这个机构是加拿大的一个妇女组织，大约在10年前成立，意在培养女性的加拿大国家意识，对于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印度到南非的世界性帝国——大英帝国，也要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这场盛典由一系列表现帝国各个区域的活人画（tableaux vivants）组成。据《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Manitoba Free Press）报道，有“500名女士、先生、少男少女甚至年幼的小孩子”被迫参加这场表演。[1]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大英帝国及其国旗的意义表现出了庄严的忠诚与热烈的感激”。

第一幅活人画是光彩照人的大不列颠本身，一只手拿着象征英国海上霸权的三叉戟。帝国军队代表在她身后行进，入场时高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相继入场，伴随着民族歌曲、舞蹈和让人一看便知的历史人物形象，可谓是寓教于乐。英格兰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中世纪英格兰之父阿尔弗雷德大帝，以及当代大英帝国之母维多利亚女王也加入其中。苏格兰跳着里尔舞登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与高地巾帼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搭档亮相。威尔士戏剧协会用威尔士语高唱同为英国和加拿大国歌的《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爱尔兰的代表是竖琴师、蕾丝编织者和阿尔斯特的造船工人，唱着《亲爱的小三叶草》（The Dear Little Shamrock）。

加拿大的入场要更隆重些，有数百名扮作枫叶的女孩儿和所有象征着加拿大自治领的人物，其范围和帝国本身一样广阔：因纽特人、皮草贸易商人、种小麦的农民、矿工、牛仔、西北骑警、划独木舟的加拿大人、穿雪鞋的加拿大人、用最大的声音唱着《啊，加拿大》（O Canada）的加拿大人，对国家的爱国心与对帝国的归属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接下来，帝国领地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分别入场，后面是西印度群岛和南非。一名记者写道：“一段祖鲁舞，虽然明显经过了夸张，但无疑是‘非洲最黑暗之处’生活的真实写照。”[2]然后是“加拿大的姊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队伍中的女人戴着徽章，上面大胆地写明“我们可以投票！”（与加拿大自治领的女性形成对比。）新西兰的毛利战士与代表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人物一起入场，之后接替他们登台的是埃及。随后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印度的王子和公主。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海军舰队和商船”以及为之提供燃料的装煤站网络，进一步表现出了大不列颠人遍布全球的势力范围：直布罗陀、马耳他、香港、亚丁、苏伊士、百慕大、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和新加坡。次日报纸的新闻摄影师们拍下的最后一幅画面中，全体演出人员齐聚舞台，把大不列颠围在中间，这意味着对英国的伟大表示肯定——其中也有加拿大的一份。

几天之后的5月23日，曼尼托巴开始入夏，这次轮到温尼伯的学校在大英帝国日庆典中向母国和国王高表忠心。大英帝国日最初由私人发起，受到大英帝国各地民众的支持。比起伦敦，帝国那些最偏远的角落反而庆祝得更为热烈。这一年，英国的米字旗被分发到温尼伯学校的一万名儿童手中。《自由新闻报》表示：“似乎没有什么更能让他们感到自豪和幸福了。”[3]在诺奎（Norquay）学校，当地的圣公会牧师提醒学童们，“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帝国”，伟大体现在人数和面积上，但最重要的是在文明程度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帝国的法律像我们一样完善，”他宣称，“一位国王、一面国旗、一支舰队、一个帝国——以最了不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强大同盟。”[4]

世界另一侧的南半球城市墨尔本，是澳大利亚临时的联邦首都，从这里乘火车和船到温尼伯需要经过温哥华和斐济，历时数星期，但电报电缆和不列颠团结统一的家族纽带把它和温尼伯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澳大利亚的帝国国民也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庆祝大英帝国日。和加拿大一样，活动也围绕着孩子们展开。维多利亚州教育部发出的一则通知上说：“培养学生爱国、尊法、忠君的情操，是在州立学校任职的全体教师的责任……教师们应当时常抓住机会，让孩子们铭记，他们不仅是澳大利亚公民，还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公民。”[5]在这个秋天里，国旗高高飘扬在州立学校的操场上空，孩子们向国王、帝国和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三次欢呼，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第13个年头。当地一家报纸表示，向国旗敬礼是孩子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中最开心的事情（不过更让他们开心的大概是下午不上学）。到了晚上，墨尔本郊区的坎伯维尔（Camberwell）和萨里山（Surrey Hills）会亮起电灯，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是当地的惯例。

墨尔本的《阿尔戈斯》（Argus）提醒读者，大英帝国日真正的意义是对遍布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大洲的最根本的英国特色表示肯定。就这个概念来看，大英帝国不仅有理，而且有情，不仅人多势众，还为个人提供了机会：

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就像在加拿大或者南非一样，都是在自己家。他是那里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而自己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也完全不会折损，他愿意什么时候重新启用都可以。这个世界通行的大英帝国公民身份，让他同时拥有了旧世界与新世界——这样一个人在每一个大洲和众多岛屿上都享有公民权利，无论走到哪里，都代表着一个幅员辽阔、遍及全球的世界强国，几乎每一块土地上空都飘扬着它的国旗，标志着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这样的公民身份本身对于澳大利亚的游客和商人来说，都是一件珍贵的礼物……[6]

《阿尔戈斯》指出，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帝国身份认同应当被视为相互促进而不是对立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帝国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澳大利亚人，或者优秀的加拿大人。”换句话说，为成为英国的自治典范（以及脱离伦敦的直接控制）而奋斗，并不是要质疑帝国的完美典范，而是要以一种更美好的方式向它致敬，就是说大不列颠的各个国家要自由地合作，每个国家都在自己的政策和利益上取得进展，却又被以英国为典范的风俗和文化联结在一起。从最广义上讲，大不列颠各国所组成的这样一个联合体，能够让不列颠不仅存在于英格兰的乡村、威尔士的山地、苏格兰的丘陵，还存在于维多利亚州乡下的灌木丛、曼尼托巴省开阔的农场中一望无际的麦田。可以把墨尔本和温尼伯看作与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一样富有英国气息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和建筑让人回想起建造这两座城市的当地英雄，他们是身在海外的不列颠人，在远隔重洋之地建立着一个新的不列颠。

理论上如此，事实则要更加复杂。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并不仅仅是流放到国外的不列颠人，虽然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与祖国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是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帝国命运的一种觉悟，一方面摆脱英国，一方面再造英国。让澳大利亚人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劳动人民的天堂，比英国更自由、更平等。加拿大人建立了一个大陆国家，几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那么，他们还欠母国什么呢？热爱？忠诚？金钱？人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摆脱了殖民地的身份，并且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与英国的关系进而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另外还有一项变化正在进行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口依然沿袭着不列颠群岛的传统，他们把天主教和新教之争、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会圣统制、阿尔斯特人的奥兰治联盟仪乐队、苏格兰人的自尊、威尔士人的歌谣和另外一些东西一起带到了新的家园。而一些新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新加拿大人来自德国、波兰、乌克兰、俄国或者意大利。1913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达到400 870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而他们的出身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如果放任自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会不会在外表和感觉上变得不再像英国，而成为缩小版的美国式熔炉呢？这样看来，大英帝国日并不只是对帝国身份认同的肯定，还意在创造出这种认同感。

出生在英国的加拿大人斯蒂芬·里科克（Stephen Leacock）声称，自己对加拿大的展望是作为帝国的引擎，而不是附属国。他在1907年写道：“首先我们和英格兰人民都必须认识到加拿大必然的伟大之处。”[7] 里科克表示，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并不是说大话”：

事实很简单。我们600万人站在这儿，身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拥有一块大陆的一半，全能的上帝把西方那富饶的幽静之地托付给了我们……是啊，就这么点儿人，但一直在增长，增长，增长。照这样下去，明天我们就会有1 000万人，到我们孩子的时代就会有2 000万人，到本世纪末就会有1亿人。加里堡（Fort Garry，其实就是温尼伯）在你们父辈的年代还只是一个寨堡，如今已有十几万人，将来会有50万人。对此，你们是怎么想的？

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会是加拿大的世纪，这句话最初是1911年卸任加拿大总理、如今身为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爵士说的。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比加拿大少，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前景没那么乐观，欧洲移民也相对较少——一方面是距离问题，一方面是加拿大的繁荣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还有一方面正如一位游客所言，“因为欧洲时不时地听到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旱灾和商业灾难的传闻”——但澳大利亚同样可以寄希望于未来，作为帝国中一个不断成长的部分，坚定不移地开发广袤的国土，用于农耕和发展。[8]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套用了几乎和劳雷尔说加拿大的那句话一样豪迈的说辞，而且要现实得多：“整块大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独占一块大陆，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但谁来保卫这些新生的国家呢？这些国家会不会反过来保卫英国呢？在南非进行的布尔战争期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队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所做出的贡献，可以在部分程度上回答关于帝国防卫的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奔向1913年的这些年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利益并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都与英国的利益保持一致，比如在贸易或者政治关系上，自然会存在一些分歧。英国本身也不可能提供无限制的安全防御保证，因为要大量投入在世界其他地方，将来要与德国或俄国竞争，甚至在遥远的未来某一时刻还要与日本竞争。因此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渐渐将自己视为志得意满的大不列颠民族的一分子、大不列颠未来的卫士，然而同时或许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他们担心的不仅是英国移民的比例相对不足，说到底，还是担心人口如此稀少、1913年还不到500万居民的澳大利亚大陆，在拥挤的周边环境中，要如何才能一直保持不受侵犯。“日本已经快要挤爆了，”英国旅行家约翰·福斯特·弗雷泽（John Foster Fraser）指出，“（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把过剩的人口送过去……（它）正在东方世界四下观望，把国内政治家们想要让那部分人口去的地方标记出来。”[9]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为军事同盟，这既是承认了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又承认了英国的过度扩张。但这一同盟未必会持久。而如果英国被拖进其他地区的冲突中呢？“澳大利亚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或许会瞥一眼未来，思考一下英国海军在西方海洋里吃败仗的可能性，”福斯特·弗雷泽继续说道，“而这些政治家更应该思考的是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墨尔本，报纸上写满了对亚洲的恐慌。“游牧民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阿尔戈斯》表示，“但今天的我们可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威胁，而在东西方密切接触的边境之地，看守人要本能地打起精神来。”[10]1913年7月，维多利亚州总理威廉·瓦特（William Watt）访问伦敦时，告诉英国听众，澳大利亚渴望建立一个“南太平洋国家”，但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实力削弱，“黄种人就要过来了”。他继续说道，“当前这一代人或许不太能够预见到这样的发展，但这必定是早晚的事，到了那时，激烈搏斗的舞台就会从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11]几天以后，情报部队的C. A.米切尔（C. A. Mitchell）少校在墨尔本发表了一场以澳大利亚国防为主题的公开演讲，进一步渲染了遭受敌国侵犯的前景。[12]墨尔本海外俱乐部（Melbourne Overseas Club）的成立仪式上聚集了澳大利亚各地的政治领袖人物，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团结一致、同志情谊、备战防御”。[13]未来的成员被要求到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帝国拱廊（Empire Arcade）的俱乐部聚会厅里登记。实际上，维多利亚州在1913年已经拥有325家步枪俱乐部，有1.5万名年龄在12—14岁的男孩儿是少年学员团（Junior Cadets）成员，而永久民兵和志愿军也已接近1.7万人，还曾在到访的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面前颇为自豪地炫耀了一把。[14]

在开支更大的海军问题上，澳大利亚联邦几年前在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的带领下咬牙硬上，为本国海军斥巨资购入了一艘旗舰——“澳大利亚”号，以取代那些开走了的英国舰船。

1913年，这艘战列舰及其护航舰离开英国的船坞，驶向新的目的地，途中曾在南非停靠，澳大利亚纳税人的忠诚和牺牲让当地人印象深刻，之后舰队再次起航，横渡印度洋。“长长的灰色舰队冲破晨雾，驶入港口。”10月，《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名记者描写了澳大利亚舰队在1770年库克船长的登陆地点附近靠岸时的情景：

事情完成了。空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里，在他们眼前，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多年以来的梦想——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从而孕育出的梦想——华丽地实现了。事实上，舰队的宗旨并不是完全实现这个梦想，而是开始这个梦想。当他们注目之时，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回头路。这些可怕却又庄严的战争引擎，耀武扬威地经过领导们的眼前时，这个梦想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责任一起，击中了目标。[15]

海军和整个国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要与英国母亲分开，然而又因“遵循同样的传统、保持同样的世态”而依附于它。身为澳大利亚人，同样也是身为大英帝国的人：“从一个光荣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但还是它的一部分。”[16]

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大多数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也同意让加拿大承担起更多的帝国防卫重任。1909年，加拿大保守党议员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提出，现在的加拿大无论愿意与否，都已经“驶入了世界的水域……每一轮风暴都可能遭遇到……每一种危险都可能接触到”，人们也都普遍同意他的观点。[17]“她不能逃避共同的重任，”福斯特警告说，“她不能疏忽共同的义务，她不能无视共同的职责。”和澳大利亚一样，在加拿大，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考虑到了周边那些更强大的国家，以及复杂的地理因素。福斯特认为：“她在东西两面，分别隔着两片浩瀚的大洋，与两个人类活动量巨大的地区遥遥相望。在东方那一面，醒来的3.5亿人正在迎接新生……在另一面，是古老的、广为人知的欧洲各国的人类活动。”[18]至于南面的美国，一些人认为对加拿大的大不列颠认同来说是长期的威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大不列颠的盟友，因为美加两国都以白人为主，而且其中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对面的方向，是“辽阔、寒冷的北方疆域，寂静而又神秘”。和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个地缘政治中心之间也隔着一片广阔的海域，不过就加拿大来说，航程只有几天，而不是好几个星期。福斯特提醒加拿大议会，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既然我们这里听不到炮声，看不见在那边作战的舰船，那么战争就与我们无关了”。[19]

但无论福斯特的口才有多么好，无论他的帝国色彩论证多么有说服力，还是有一些群体直言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也就是认为加拿大有义务为母国而卷入战争的这种思想，而且对于加拿大应该以怎样的实际形式出力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1913年年初，就在温尼伯市民涌入工业局大楼观看帝国盛典时，海防问题已经成为加拿大政坛上最容易制造分裂的问题，伴随着关于不忠的种种责难，还牵涉了宪政合法性的问题。

一些加拿大人认为增加军费开支是用来加重税负的借口，会反过来抑制经济的发展繁荣，而那才是加拿大真正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最好的防卫。另外一些人认为国防上的额外支出更有可能煽动而不是避免战争。“现在这支海军已经比过去的50年甚至100年里还要庞大，要它有什么用呢？”温尼伯的谷物栽培者协会（Grain Growers’ Association）主席、出生在爱尔兰的詹姆斯·斯卡利恩（James Scallion）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一封信中问道。“加拿大人民花好几百万造军舰，难道是要煽动欧洲的军国主义，离间各国之间的关系吗？”[20]在曼尼托巴省首府之外不远处的布兰登（Brandon）召开的年会上，该协会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反对一切海军政策。“他们（谷物栽培者）似乎把所有的公共问题都放在谷粒称上掂量。”一名评论员刻薄地评论说。[21]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是指责大英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由于劳雷尔对伦敦做出了让步，派出加拿大军队参加了布尔战争，布拉萨与他分道扬镳，如今则威胁性地警告人们，一群好战的帝国朋党正在把加拿大拖进未来更血腥的险境中，征兵制已经初露端倪。

但即便是公开承认的帝国主义爱国者，也就是那些认为加拿大海军需要为帝国防卫出力的人，在他们内部，对于如何达到目标也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劳雷尔在说英语的侵略主义者和说法语的抗议者之间制订了一套折中方案，其实就是稍微贡献一些由加拿大人管理的海军，然而双方对此都不满意。布拉萨认为这仍旧是把加拿大赶上了英国战争的贼船；保守党认为这是把一支由英国二手船组成的“劣等海军”留给了加拿大，而那些船原本是要丢进垃圾堆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凭借着颇具帝国色彩的纲领赢得了1911年大选，他反对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赞成更大力度地支援帝国防卫。1913年，他陷入了到底怎样才算更爱国的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中：是立即为英国财政部提供3 500万美元的财力支持，用来建造无畏舰（这是保守党的提案），还是发展加拿大海军（即便这样历时更久，能做的更少，更局限于加拿大海域，在战时以外接受帝国粗略的指挥时也更间接）。

保守党认为他们的策略是必要的，也受到伦敦的欢迎，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家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关于是否应该建造更多的舰船，以及自治领提供直接的财力支持究竟合不合适。加拿大自由党认为保守党的策略相当于又被白厅压制了一回；劳雷尔本人在国会上起立发言，表示“如果我们通过了这条法案，则必将中断，甚至有可能终结自信自立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如今的加拿大”。[22]博登的计划四面受敌，政府也被指责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了欺压议会的手段，这项计划最终流产，无人拥戴，无人痛惜。加拿大在很多人眼里就像是澳大利亚的兄长，因为组成联邦的时间要比后者早34年，如今它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到了1913年年底，澳大利亚已经自豪地建立起了一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致力于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御，以及维护澳大利亚的白人主导权，而加拿大只有一支实力有限的海军，没有面向未来的海军策略，即便加拿大的政治家大多表明了他们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对帝国坚定不移的忠心、对帝国安全防御的担当。

草原之都温尼伯，一座注定光耀世界的城市。至少它的助推者在1913年是这样宣称的。

但这或许正是1913年的海外不列颠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状况，比过去那些年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在大英帝国日那天，无论是温尼伯还是墨尔本，多伦多还是奥克兰，开普敦还是悉尼，都在以同样的方式为帝国欢庆，但帝国统一体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差异，对身份认同、自身利益和义务的意识也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如果信得过曼尼托巴的房地产推手、移民中介人和当地政治家（往往是同一批人）的话，那么温尼伯确确实实是一座未来之城。由于日用品价格、移民、外国投资和苦力劳动都在提升，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加拿大在1913年之前的10年里兴旺发展。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解释从伦敦越过大西洋的资本流动时说：“这个穷亲戚继承了她的遗产。”[23]在加拿大内部，发展最兴旺的是草原地区，在那里，自治领经济成就四大要素的结合最令人心潮澎湃。新的来访者不会抱有任何疑问：温尼伯是一座扶摇直上的城市。

“温尼伯能够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自居。”那个时代一本插图纪念册上的这句话，仅仅是略微有些夸大罢了。[24]这本小册子提醒读者，“仅仅在30年前，”他们脚下的这一地区还是“光秃秃的大草原，只有被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占用的一些简陋房屋，以及20来个富有进取心的移民拓荒者”。真是今非昔比啊。温尼伯不再是一个定居点，而是一座城市；不再是道路尽头，而是交叉路口；不再是穷乡僻壤，而是世界经济的一大转口港，越来越多的谷物源源不断地汇集在这里，然后再散发出去。小册子还起了一个浮夸的名字——“了不起的温尼伯”：

巨大的砖砌、石砌和大理石建筑……取代了为数不多的棚屋，以及里面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居民；同时，铁路和有轨电车的众多线路取代了嘎吱作响的红河车……教堂、学院和一流教育机构充斥于此。自治领和市政公共建筑与其他任何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好几公里长的柏油马路和人造石铺面的人行道，见证了温尼伯市民“向前进”的品格……横贯大陆铁路交通线整个穿城而过。主街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放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25]

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荣耀的归属，也就是实际居住的温尼伯人，人数依然相对较少，1913年只有15万多。［当年的《加拿大报纸目录》（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采用了典型的鼓吹办法，把温尼伯的人口估算得远远超出实际，达到了20.5万。］[26]市区范围达到了14 861英亩，和曼哈顿岛的面积差不多，但这座城市还有着广大的扩张空间。[27]1913年，有轨电车线路延长到了城市外围的St. Vital郊区，当时那里除了一家杂货店、一些稀稀落落的人家和一长排延伸至远方的电线杆以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一座简陋的凯旋门代表St. Vital的入口，上面写着“欢迎”，左右两边小一点儿的拱门上分别用大字写着“繁荣”和“发展”，旁边的两面盾牌上写着“进取心”。[28]温尼伯城中元老们的理念是，只要建起来，人们就会来。

这样的理念到目前为止还算奏效。毕竟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是1900年的三倍，比起1871年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记录下来的241人，或者40年前把这座贫瘠的边陲小镇升格为城市、好借更多钱来进行扩张的1 600名精明的居民，简直是天壤之别。1911年成立的“曼尼托巴百万人口”（Million for Manitoba）联盟，号召更多的移民到加拿大中部平原定居、务农。据1912年的《加拿大年度回顾》（Canadian Annual Review）称，温尼伯早在几年前就已超过了明尼阿波利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谷物中心。[29]1913年，比城里的皇家亚历山德拉酒店（Royal Alexandra Hotel）还要豪华的加里堡酒店（Fort Garry Hotel）开张。明信片也在宣传加里堡酒店200万美元的造价。这一年，温尼伯的土地估价达到了2亿5 940万美元，比1912年增加了1亿美元，是1900年总额的25倍。[30]温尼伯的银行兑现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加。“加拿大西部和北部的土地、森林和矿山呈现出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工业局的一份出版物称，“因此温尼伯的重要性也必定会提升，温尼伯的基础资源也必将得到开发。”[31]“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今天！”一个乐观的温尼伯人在1913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美好的时代。”[32]

温尼伯当时的中心和今天一样，位于货运大道（Portage Avenue）与主街的交汇处。围绕着这个连接点，沿着这两条大街，坐落着温尼伯的主要建筑，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示着这座城市的自信与活力。北面的主街上坐落着联合银行大楼（Union Bank Building），这座12层的摩天大楼即使放在纽约市中心也不会显得突兀。西面的货运大道上坐落着伊顿（Eaton’s）百货大楼，占据了一整片街区，据说雇用了1 000多名员工，堪称一个零售分销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毗邻的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上坐落着温尼伯谷物与农产品交易所（Winnipeg Grain and Produce Exchange）。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之一，谷物的定价参考着英格兰利物浦的批发价，消息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从那边传过来，每天三次。一座电子小麦钟记录着温尼伯这边的价格，每分钟更新。[33]稍远处，曼尼托巴立法大楼（Manitoba Legislative Building）于1913年开始动工，计划建成至少在加拿大范围内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大厦。

在900页厚的《20世纪加拿大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Canada）中，有一批快照被标为“曼尼托巴商界与专业人士代表”，下面的名字显示出英国人在这座城市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34]一个姓“凯利”的人旁边还有两个同姓的。挨着“戴维森”的，有“布莱克”、“罗宾逊”、“普赖尔”、（又一个）“凯利”、“汤姆森”、“霍尔”、“赫德森”和“惠特利”。诸如共济会、猎狐和仪乐队之类的英国特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温尼伯的唯一。这座城市的面貌一直在变化着，和加拿大整个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一样。包括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瑞典在内的13个国家向温尼伯派驻了领事代表。[35]温尼伯的犹太社区非常活跃，有5座犹太教堂，因此城中有一个区域被叫作“耶路撒冷”。城市中还有德国、瑞典和冰岛的基督徒会众。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组成非常多样化，以至于报纸的种类也多到让人惊诧：有4份德语报纸（其中一份的发行量达到了2.1万）、2份匈牙利语周刊、5份面向文化水平极高的冰岛人的报纸、3份面向瑞典人的报纸、波兰语的《天主教公报》（Gazeta Katholicka）以及面向挪威、犹太和乌克兰社区的报纸。[36]出生在德国斯德丁［Stettin，现波兰什切青（Szczecin）］的威廉·莱斯蒂科（William Leistikow）是温尼伯的首富之一，他1913年在美国去世，因此《20世纪加拿大印象》的那批快照中并没有他。

大多数移民都没有莱斯蒂科那样幸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站场被称为北区（North End），敢于到这附近来的游客们面对的是紧紧挤在一起的木屋，没有卫生设备，也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加拿大严冬的防护措施。在这里，人们操着对大多数温尼伯人来说都很陌生的语言：波兰语、意第绪语、俄语、乌克兰语。温尼伯1区是事业有成的精英的聚集地，该区的婴儿死亡率为112‰，然而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站场周围的5区，这个数字高达282‰。[37]詹姆斯·谢弗·伍兹沃思（James Shaver Woodsworth）是工作在北区的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他在1913年5月的《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大体上正面肯定移民的文章，不过他也在文章中发出了一些警告：当新移民成为新公民的时候，会把腐败带入地方政治中，“我们童年时代安宁的加拿大式星期日”将会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喧闹的、欧式作风的豪饮啤酒。[38]然而和大多数市民一样，他还是乐于接受新移民的精气神儿、音乐修养和活泼的生活情趣。“我曾经受邀参加一场欢乐的波兰婚礼，”伍兹沃思回忆道，“看到了一些新奇的、古老的（波兰）民间舞蹈，带着昔日的遗风，还听见了一阵阵爱国乐曲。在他们的（欧洲）老家，异国当局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扑灭这些，却只是徒劳。”[39]“一张张坚毅的脸庞上闪烁着近乎虔诚的热情，”他继续说道，“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将会为我们的加拿大带来荣耀的品质与禀赋。”建设温尼伯的工作就要交给这些男男女女来完成。

这样的繁荣会持续到永远吗？它在1913年时已显颓势。“众所周知，事实是不容改变的，”《自由新闻报》发表社论称，“早晚要面对这些事实……例如事实之一是加拿大西部的小麦生产增速过快，超过了有效市场的吸收能力。”[40]这一点可以作为支持与美国进行互惠自由贸易的论据。由于美国的谷物市场规模巨大，还在不断发展，利物浦甚至整个欧洲都无法与之相较。还有另外的迹象表明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在曼尼托巴省附近的农场干活的薪水，在之前的几年里曾经大幅度上涨，但到了1913年却开始下降。1913年，来到加拿大的移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温尼伯短暂停留，然后便继续西行，前往萨斯卡通（Saskatoon）、卡尔加里（Calgary）或者埃德蒙顿（Edmonton）。这些新的边疆城镇或许就是新的温尼伯。加拿大的谷物最终是会继续从西部流向东部（温尼伯位于铁路线中央），还是越来越多地从西部流向温哥华（在那里用船运往太平洋彼岸）——抑或是完全绕开曼尼托巴省首府，直接南下流入美国呢？

就某些方面而言，墨尔本可以说是温尼伯的前车之鉴。它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新兴城市。它风光的时候也是前途无量。19世纪七八十年代，墨尔本市中心的网格布局正在形成，郊区也开始向外延伸，彼时的这座城市曾经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了不起的墨尔本”。[41]依靠金矿和绵羊发家致富的墨尔本，似乎注定会成为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大不列颠都市，成为世界级的大城市之一。1880年，这座暴发户般的城市主办了一届世博会，在新建的皇家展览馆（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的穹顶之下，一个千人合唱团为这次世博会拉开了序幕。城市人口从1861年的139 916蹿升至1891年人口普查时的将近100万。[42]

之后便是灾难来袭，从繁荣转向破产。1893年的一次银行业崩溃吓跑了城市建设所依赖的英国投资者们。商业萎靡。10年间，墨尔本人口凋敝。在正直的维多利亚州人眼里，悉尼是流放犯定居地、野蛮的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心，而如今它却开始赶超上来。1901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墨尔本仍旧具有微弱优势，理所当然地被宣布为首都，但只是临时的，直到1908年选定了新南威尔士州乡下一处，将这座新的联邦城市立为首都，并于1913年得名堪培拉。19世纪80年代的破产风暴过去20年后，一名英国游客在1913年来到墨尔本，发现它依然可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 Cambridge）前任院长亚历克斯·希尔（Alex Hill）写道：“每个人都跟我们谈起它，给我们讲起那些富家小姐，转眼间变得身无分文，有份佣人的工作干都要谢天谢地。还有那些有钱的男人，沦落到为得到一份商店店员的工作而苦苦哀求，以及各行各业的大批员工，由于很多公司突然倒闭，他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43]

正如墨尔本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世界外缘，情况可以瞬息万变，虽然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却远离其中心。丧失信心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但墨尔本最终还是很快得到了复苏。或许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在经济上不可能垮掉，它依然在农场、矿山和葡萄园所在的内陆地区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并且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以用国内的积蓄为（更稳定的）未来发展提供资金，而无须依赖从国外大量涌入的金钱。联邦将它设为国家的政治首都。到了1913年，头脑发热、不受约束的扩张时期已经结束，因此这座城市又恢复了从容的姿态，人口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但还是非常快，65.1万人口与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相当，比马德里、罗马或者阿姆斯特丹都要多，几乎是华盛顿特区的2倍、温尼伯的4倍。[44]

墨尔本又回来了。在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上，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Library of Victoria）展现着崭新的穹顶。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钢筋混凝土穹顶提醒墨尔本人，他们的城市有着成为世界第一的能力［虽然这个纪录只保持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直到由马克斯·伯格（Max Berg）设计、位于德国布雷斯劳（现波兰弗罗茨瓦夫）的百年厅（Jahrhunderthalle）开放。］[45]在新一辆行驶在圣基尔达路（St. Kilda Road）、穿过城中多条宽街的有轨电车前端，人们安放了一台摄影机，拍出了一部城市宣传片。从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到著名的展览馆，到商业区的高楼大厦，再到澳大利亚对英式赛艇会的回应——雅拉河畔亨利（Henley-on-the-Yarra），这段影片均有收录，并让“了不起的墨尔本”之名重获生机。[46]这座城市找回了一些往日的气魄和冒险的欲望。“它的金融家们一直在为全新的‘繁荣昌盛’做准备。”亚历克斯·希尔写道，他对这个“能屈能伸的国家”的恢复力大为惊叹：

澳大利亚人不愧是一群赌徒！在船上，他们就一直在赌博。一上岸，他们就开始下一些小“赌注”……每个镇上都有赛马场。墨尔本骑师俱乐部（Melbourne Jockey Club）自称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在俱乐部及其周围环境上花费了75万英镑。[47]

1913年11月，在澳大利亚最火的墨尔本杯赛马中，Posinatus夺得第一名，遥遥领先于Belove和Ulva’s Isle。墨尔本的富人和穷人，有的输，有的赢，总赌金达到数万英镑。输赢无所谓，未来总是光明的。欠了债可以还，钱也可以再赚。

最重要的是，墨尔本是一个宜居之地。《阿尔戈斯》指出，“美丽的海港真不错”，但在墨尔本生活要比悉尼便宜，房租和食物都便宜。[48]人们对于墨尔本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颇有微词，但墨尔本的公园比其他城市多，人口密度也远不及新南威尔士州的竞争对手。1913年，墨尔本人的住房、食物和收入都相对较好，娱乐活动也是如此。除了定期吸引数千名观众的体育活动，诸如板球赛和足球赛，墨尔本人还可以观看不计其数的巡回戏剧表演，在海边新开放的月亮公园参加便宜的惊险项目，或者对于那些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空的人来说，花上4个几尼便可以欣赏到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澳大利亚的首次完整演出（英语唱词）。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政党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如此充分地代表工人，能够如此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截至1913年年底，维多利亚州共有134个工资委员会参与了工人最低工资的设定，其中囊括了各种职业，从床架工人到啤酒工人，从制钉工人到守夜人，从面点师到水管工。[49]

雇主们和他们的同盟者发出警告称，工会“擅耍花招，满嘴跑火车”，甚至还“实行专制”。[50]他们抱怨“工团主义思想的散播”，以及破坏性罢工行动的危险趋势，例如这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矿山的僵局。[51]与此同时，工人们也感觉到了各种威胁的存在，努力维护着自身的既有权利。据一些人称，工党之所以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仅仅是为了把女性排挤出工作场所、减少她们与男性的竞争而采取的策略。保持澳大利亚“白化”的欲望，不仅关乎文化独立性，还是为了防止澳大利亚工人被输入的亚洲廉价劳动力（印度人、中国人或日本人）把活抢走。这甚至可以发展到极为荒谬的地步。《阿尔戈斯》报道了西澳大利亚州激烈的工会投诉——在一艘驶向澳大利亚的轮船上，当时的英格兰船医病了，他们竟然聘用了一个斯里兰卡医生。[52]

然而，澳大利亚的工资预期不会永远涨下去：长期的增长要依靠一定规模的移民；专门劳动力的短缺需要得到补足。在政府看来，答案就是要鼓励来自英国的移民——1913年以前，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英国移民要远远超出来到澳大利亚的——政府在辅助不列颠群岛移民计划上的开支增加了两倍。农场工人和家庭佣人的旅费预期将会大幅度下降，从侧面反映出这两种人是维多利亚州最短缺的劳动力。可是到头来这些计划带进来的新移民相对较少，自然也不足以改变州内既有的人口组成状况。和曼尼托巴省不同，那里土生土长的曼尼托巴人为数不多，而维多利亚州大部分人口都是当地出生的——并不仅仅指出生在澳大利亚，而是压根儿就出生在这个州。至于那些在澳大利亚以外出生的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远远超出了人口数量排在下一位的德国人，比例达到了25:1。墨尔本似乎还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它的大不列颠属性。

或者按照一些人更青睐的叫法，称之为盎格鲁—凯尔特属性。1913年来到墨尔本的最新一批移民中，有一位是这座城市新上任的天主教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他自称爱尔兰人，由此几乎可以确定他对于爱尔兰自治——这个在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困扰着英国国会的国内政治问题——所秉持的态度。“爱尔兰人民多年以来仿佛一直在沙漠中穿行。”在1913年3月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面向教堂会众发表了这番讲话。[53]如今，他们已经快要迎来那片乐土了。这些在墨尔本都是政治热点问题。当年早些时候，也就是1月末，在支持自治的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的年度远足活动中，有1 000多名澳大利亚天主教徒乘船南下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就在第二天，奥兰治联盟也在阿斯彭代尔赛马场（Aspendale Racecourse）举行了一场野餐会。人们对他们说，“奥兰治联盟的成员是自由的看门狗”，使出浑身解数，要将阿尔斯特从自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54]

曼尼克斯并不打算当一个沉默寡言的大主教、调解人。他想要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代表在他看来是被蹂躏、被曲解的人民——维多利亚州的爱尔兰人。在墨尔本，爱尔兰人一般来说都要比英格兰或苏格兰出身的人更贫穷，往往被描述成嗜威士忌如命的酒鬼，缺乏教养，不可信任，于是他开始抨击墨尔本官方报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爱尔兰人的敌意。戴着铁面具的丛林大盗奈德·凯利（Ned Kelly）在官方看来是一个冷血杀手，然而在其他人眼里却是一名追求经济公义的战士，维多利亚州人并没有忘记他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他在1880年的一场枪战中身亡，25年后，墨尔本人民观赏到了一部关于他的传说和帮派的故事长片，这是澳大利亚也是全世界的第一部故事片。有爱尔兰罪犯，当然也有爱尔兰法官、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首相。曼尼克斯试图使维多利亚州人回想起爱尔兰人的这些贡献，挑战那些对爱尔兰人的偏见。

他还想要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宗教捍卫者，他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争论涵盖了异教通婚问题（最近在天主教会的压力下变得更加困难了），以及一直以来关于教会与国民教育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争执，这一点与大不列颠世界中的其他地区一样——包括曼尼托巴在内，那里的天主教人口主要是讲法语的，因此又让别人对他们多了一层猜忌。[55]为此，曼尼克斯意欲将墨尔本占总人口1/5到1/4的天主教人口转变成一个强大的选民集团，最终他能够以告解为由，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做法就像是帮派政治一样。世俗观念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企图煽动宗教情绪，很不以为然。曼尼克斯指出，维多利亚州的天主教徒不仅在人们的印象里遭到轻视，警察和法庭也总是没完没了地找他们的麻烦。对此《阿尔戈斯》赤裸裸地警告说：“身居高位者发表不实之词是很危险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很危险。”[56]

在墨尔本，还有一群人几乎从未被人提起，那就是比英国人更早来到这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人们偶尔会把他们当作澳大利亚文化的额外点缀，仿佛古玩一般。更多时候，他们是被人忽视的群体。在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原住民是与其余的人口分开另算的。《维多利亚州年鉴1913—1914》（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中提到，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人口从1851年殖民地建立之初的5 000—15 000，减少到了1913年的区区643人。《年鉴》指出：“这个种族必将消失，虽然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鉴于此，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有好处，却罔顾这样一个事实，最开始正是这些白人通过疾病与斗争，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的减少创造了条件。据澳大利亚史料记载，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时，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后来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1910年的一本历史书《无限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Unlimited）中提到，在“石头与钢铁”之间的较量，也就是落后的原住民社会与使用工业化金属制品的白人之间的斗争中，只可能有“一种结局”，而那场斗争早已结束了。[57]从法律上讲，当白人前来殖民的时候，澳大利亚还是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在1913年的墨尔本，原住民的身影非常罕见，他们的声音更是从未被人听见。

温尼伯的情况有所不同。阿西尼博因（Assiniboine）原住民比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更有存在感，体现在这座城市主要河流的名字甚至城市本身的名字上，以及周边一些乡下地区。在《温尼伯插图纪念册》（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中，大部分是银行大楼、新房屋、熙熙攘攘的街道和丰收的田野的图片，其中还有一张图片旁边标着“西北印第安人”。[58]在18世纪和19世纪，哈德逊湾公司的鼎盛时期，主宰着曼尼托巴省的是一个混血族群——梅蒂人（Métis），他们可是很难对付的。他们在温尼伯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现在，也更野蛮。

参加1913年7月的自治领日（Dominion Day）游行的加拿大老兵中，就包括打击1869—1870年和1885年两次梅蒂人叛乱的那些人。第一次叛乱，缘起于1869年鲁珀特地（Rupert’s Land）——加拿大中部的一大片地区，包括了后来的曼尼托巴省全境以及后来的萨斯喀彻温省与阿尔伯塔省的一部分——被受人敬仰的哈德逊湾公司转让给了新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此举遭到了梅蒂人的抗议。而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这次转让会把他们从这个祖祖辈辈长期生活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地方赶出去，带进更多的外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否定他们的文化与政治习惯。当地一名说法语的梅蒂人领袖路易·里尔（Louis Riel）在红河殖民地组建了临时政府，捍卫梅蒂人的权益。渥太华视其为非法，最终认定为叛国，派军镇压殖民地的叛乱。里尔也被迫逃离。1870年，在叛乱失败后的废墟上，成立了曼尼托巴省。

加拿大政府代表与当地原住民团体后续签订了一些土地条约，条约规定原住民放弃对横贯曼尼托巴的大片土地以及加拿大西北另外一些地区的任何权利，以换得政府承认他们在小部分领地的权利，并为他们适应新环境提供一些援助。但多少年来，路易·里尔和梅蒂人一直是中央政府心头的一根刺。有些人提议赦免里尔。还有些人希望能够收买他，要不然就逼迫他消失，或许可以把他流放到美国（后来他果然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想要把里尔晾在一边也没那么容易。他反而当选了渥太华国会中的曼尼托巴代表，却无法实际履行这一职位。后来，在1885年，精神渐渐错乱的里尔领导了另一场叛乱，这次是在西北地区（现在的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地区）。这次他被捕了，被判叛国罪并处以绞刑。很多加拿大人，特别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包括曼尼托巴省的一些——都在批评这场审判的执行方式，以及判决的严厉。一些人把里尔看作一位传奇英雄，甚至是政治烈士。相反，在说英语的曼尼托巴人看来，里尔是一个叛变的土匪，只会提醒他们，取得该省的控制权还只是在不久以前，而且他们某些同胞的忠心很值得怀疑，因为那些说法语的人似乎很怀念里尔。

1913年，墨尔本和温尼伯的大多数人无疑是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缓慢消失、加拿大原住民实际上的画地为牢以及对梅蒂人叛乱的镇压，认为是大不列颠文化、文明与秩序的传播所要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教训吗？更古老的民族被更新、更具活力的人口所取代、排挤。那不正是开拓的意义所在吗？说到底，这不正是发展——英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吗？在他们看来，原住民对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不列颠体制的不断挑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早先的民族很快就会被同化，消灭，或者遗忘。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方之星

在1913年的外国投资者眼里，有一个目的地未来或许比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更有前途，那就是阿根廷。雷金纳德·劳埃德（Reginald Lloyd）几年前写道：“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所在的卡佩尔厅（Capel Court），阿根廷铁路的名字和印度的一样常见，阿根廷城镇的股份与英国地方的股份公开竞争。”[1]作为世界最大金融市场的宠儿，阿根廷从伦敦借走的钱比澳大利亚还多，吸收的英国投资都快要赶上加拿大了。[2]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迫违约国债，但到了1913年，人们普遍认为在阿根廷身上押宝是十拿九稳的。比索可以兑换成黄金，再加上阿根廷的财政基础已经变得更加稳健，这就让投资者对这个国家基础经济的兴旺繁荣有了充分的信心。在过去的40年里，阿根廷的总人口从200万蹿升至70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从1869年与墨尔本相当的规模，发展到1913年比维多利亚州首府大一倍还多，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向世界市场。[3]

这个国家变化的速度和程度让人眼花缭乱。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还在进口小麦。如今她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国游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岸边大量的谷物升降机，要过很久才能看得见城市本身。从20世纪初到1913年，冷冻牛肉的出货量增加了5倍；这些牛肉被装上巨大的冷冻船，运往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市场。当地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实际上更像是一份稍加伪装的招股说明书，书中推荐游客去参观La Negra屠宰场，感叹一下屠宰与冷冻系统的效率，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和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制造工艺一样令人难忘，堪称现代世界的一大奇迹。[4]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功吸引了很多著名的外宾，法国记者、报纸老板、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就是其中之一。La Negra工厂老板的儿子有一半法国血统，他带领克列孟梭参观了工厂。克列孟梭发现屠宰与冷冻的整个工序都完成得“快到让人费解，以至于我们（肉食）习惯的无辜受害者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装进袋子里准备冷冻了，所有的内脏也都干净利落地装入罐子里了”。[5]

这些冷冻船本身有时也会运送肉类，而在它们旁边，是往返于南安普顿、利物浦、那不勒斯、马赛、热那亚和汉堡航线的客船。[6]意大利航线尤为繁忙，为阿根廷送来了大量的新移民，以及10万名季节性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收获季节过来帮忙，阿根廷的工作做完之后就返回意大利。在陆地上，这个国家的地图显示出一个绵延数万英里的铁路网，从首都向外延伸至内陆的大庄园，阿根廷的大量财富正是从那里产生的。1913年，在离首都更近一些的地方，桃子、梨子、苹果、葡萄和无花果大丰收，如今这一切都可以在采摘后24小时内用汽车和货车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的摊位上。[7]“人们希望能像放电影一样在读者眼前呈现出这幅景象。”对于阿根廷乡下的变化，《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如是说。[8]这个比喻很恰当：以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为对象的任何一张照片，还没冲洗出来就已经过时了。

观察者们一致认为这是1913年才刚开始放映的一部电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内陆地区从殖民地时代落后的粮食生产转变为大规模农耕，明显是得益于同样在温尼伯或墨尔本周围发挥了作用的力量：肥沃土地的有效利用、全球的农产品需求、全球交通的整合。今后的若干年里，这些力量也可以在潘帕斯草原大显身手。当地报纸《标准报》（Standard）指出，科尔多瓦（Cordoba）和圣路易（San Luis）两省有大量的土地，比墨尔本周围的土地便宜，而且“没有兔灾和旱灾”。[9]这样看来，阿根廷最需要的就是钱和人，投资和移民——前者铸造阿根廷的未来，后者让这篇土地上有阿根廷人居住，或许有朝一日人口将会达到一亿。“这个国家的前景真的很美好，”雷金纳德·劳埃德考虑到阿根廷的未来发展时表示，“我们当下还没有概念的世界变迁，或许会损毁阿根廷的一些特色，但只要阿根廷人忠于自身，普通的盛衰兴废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命中注定的稳步前进。”[10]

双子：1913年开始动工的温尼伯曼尼托巴立法大楼。

富有的阿根廷人早已因热烈的爱国精神而闻名于世，他们敢于梦想，在不远的将来，阿根廷之于南美洲，就将好比美国之于北美洲。1913年11月，当西奥多·罗斯福向这颗南方之星致敬时，这个曾经把门罗主义发展成美帝国主义信条的男人意识到，至少对阿根廷来说，美国即便仅仅是在理论上为反对欧洲劫掠而出手保护，也已经是跟不上事态变化了。哥伦布剧院（Teatro Colón）是新建的一座歌剧院，当地人认为可以与欧洲的任何一座剧院相媲美，而罗斯福对聚集在这里的阿根廷上层社会听众恭维道：“你们不需要保护，你们适合去奉行自己的门罗主义。”[11]身为美国前总统的罗斯福承认了阿根廷的伟大，而此时的墨西哥还处在美国干涉的威胁下，所谓的ABC三国——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正要求过问美洲事务，因此这样的承认必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剧院里掌声雷动，回声震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的一名记者写道，“聚集在包厢里的数百位女士纷纷抛出花束和鲜花，以表谢意。”[12]

双子：1906年竣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国民议会宫。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经济奇迹的前沿和中心。这座城市支配着整个国家，容纳了全国1/5的人口。它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无论是作为商业中心——北部的罗萨里奥（Rosario）港处理的国际贸易量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1/6——还是作为政治、文化、行政中心。在外国人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了阿根廷，就如同巴黎代表了法国，或者纽约代表了美国。它的辉煌成了一种国家荣誉。

不久前的1880年，这座城市大多是单层建筑，完全就是一个以主广场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为中心过度发展的西班牙村庄。自那时起，政府花了一小笔钱，对这里进行了改善，委托建造新的建筑，其中包括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国民议会宫，克列孟梭将它同美国国会大厦相提并论。此外还拓宽了城市的街道，将布宜诺斯艾利斯转变成了一座欧式大都市，将世纪之初富丽堂皇的风格与现代工程的支持结合在一起。[13]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了——

这样一座城市，有大码头，私人豪宅，壮观的公共和商业大楼，铺得平平整整、一尘不染的大街，以及多得有些过分的有轨电车；有气派的铁路终点站，每天都有看似无穷无尽的阿根廷财富涌入……有广场和公园，大气磅礴的林荫大道和引人入胜的赛马场……有高档的剧院，极其朴素的教堂，雅致的商店，还有风姿绰约的女人……阿根廷的大都市很容易被人们比作20世纪的巴比伦。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人被她吸引而来，他们下意识地用“伟大”来称呼她，转眼之间便会为她的魅力所倾倒！[14]

1913年12月，这座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这也是南半球的第一条地铁线路。“没有什么能像这种重要的现代城市交通工具一样带来如此的便利……充分地展现出这座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盎格鲁—阿根廷电车公司（Anglo-Argentine Tramways Company）的地方代表在通车典礼上说。[15]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华金·萨穆埃尔·德·安乔雷纳（Joaquín Samuel de Anchorena）继续说：“对于和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纽约这些在城市发展中出类拔萃的典范城市一样巨大的利益，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能够享受的人。”[16]地铁线路的建设者们很快就被派往布鲁塞尔和柏林，做关于这方面的报告。[17]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Porteños，对这座大型港口城市居民的称呼）从小到大早已习惯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欧洲或美国的大城市相提并论。他们的城市面积已经超过了巴黎市中心，人口也快要赶上维也纳了。动物园里的动物种类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丰富，有北极熊、狮子、猎豹、大象、犀牛、长颈鹿和美洲豹。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欧洲大歌剧院和芭蕾舞团越洋巡演所青睐的目的地。罗斯福总统1913年9月在哥伦布剧院发表讲话的几个月前，剧院的舞台地板在“轰动伦敦的俄国舞蹈家”、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杂技表演中嘎吱作响（不过佳吉列夫本人容易晕船，并没有跟着他的芭蕾舞团来到拉丁美洲巡演）。[18]这年早些时候，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vina）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表演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曾经遭到巴黎评论界的恶评。这一次，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将大众喜爱的《天鹅湖》到《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再到惊世骇俗的《牧神的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等一系列剧目，通过按照韦伯、齐尔品（Tcherepnin）、鲍罗丁和舒曼的音乐而编排的芭蕾舞，呈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让他们深深地着了迷。（尼金斯基还在演出间隙抽空结了婚。）除了观众零星的几次吼叫——尼金斯基把演出《舍赫拉查德》时听到的吼声形容为“简直像猿猴一样”——演出被认为是非常出色的，就算没有超过在伦敦或巴黎的演出，至少也毫不逊色。[19]“偌大的剧院里，从正厅前排到顶层楼座，都挤得水泄不通，”《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道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的几场演出之一，“每一处的观众都自发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20]随后的谢幕多达12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不再屈居于欧洲大都市的阴影之下，而是参与到了它们共同的文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它有朝一日会不会和那些城市平起平坐呢？

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一样，阿根廷在形式上并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英国影响力的触角却在钳制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生活。商业语言是英语。大多数阿根廷铁路公司的董事会议室里，绝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是英国人（或者至少是英裔阿根廷人），主席往往也是。阿根廷进口商品的1/3来自英国，包括大量的机械。[21]在阿根廷的投资有3/5来自英国（其中铁路方面的外资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布宜诺斯艾利的英国侨民中，有很多在英资银行当办事员。这一切都反映出了两国建立于很久以前的1825年，并且长期存在的经济伙伴关系。当时的英国放弃了在帝国的层面上直接控制阿根廷人，承认了新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独立，由此换来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初来乍到的英国人，虽然只是一个区区几万人的英国侨民团体中的一员，却能够在这座城市的一些角落找到家的感觉。圣马丁街（Calle San Martín）的凤凰酒店（Phoenix Hotel）自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酒店”。[22]贝尔格拉诺（Belgrano）郊区已经被富裕的英国家庭占领了。码头上的大多数轮船都挂着英国国旗，驾驶这些轮船的也是英国水手，当地人把公共场合醉酒闹事被逮捕的英国人不成比例的数量归咎于此。[23]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在提前几个月就定好了的某些日子里，英国的商人、办事员和医生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7个共济会会所之一秘密集会，这些会所的名称都是阿尔比恩、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南方之星之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数十所英国学校，还有一家英国医院，英国人自然认为这是城里最好的医院，此外还有一家英国俱乐部。哈洛德百货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店将便利与英式风格结合在一起，它的经营正如英语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所言，“给人以家的感觉……没有了商店店员烦琐的干扰，顾客们深以为然”。[24]1913年的大英帝国日庆典，在当地一名英国记者看来，证明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祖国和帝国的那份感情是实实在在的”。[25]

相对于如此之小的一个团体来说，英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体育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板球在这座城市非常受欢迎，吸引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板球队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队在1912年来到这里打巡回赛。而除此之外，英国人雨果·威尔逊（Hugo Wilson）更是在1913年担任阿根廷足球协会主席。近年来，陆续有一些英格兰足球队来访：1904年的南安普顿、1905年的诺丁汉森林、1909年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1912年，斯文登4:1战胜了阿根廷全国冠军圣伊西德罗竞技俱乐部（San Isidro Athletic Club）。水上运动方面，英国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划船俱乐部（Buenos Aires Rowing Club）一枝独秀，连续三年在德国皇帝杯赛上战胜了德国的R. V. Teutonia俱乐部。阿根廷马球的大本营赫灵汉姆俱乐部（Hurlingham Club）于1889年开门纳客，并曾在一段时间内从为其所有的火车站中获利。它为英国运动和社交的结合奠定了基调。

然而除了运动俱乐部、银行和铁路公司以外，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还是掌握在拉丁人手里。以锦衣华服而闻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人，绝大多数是世世代代说西班牙语的阿根廷人。这个小型精英团体包括几千个家庭，他们一直以来居住在市中心的五月广场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几个街区之遥的Barrio Norte。这些人和乡下传说中的高乔人（gaucho）一样，身上承载着阿根廷的传统，从16世纪欧洲人在阿根廷殖民，到贝尔格拉诺和圣马丁领导的独立战争，再到1910年阿根廷独立战争100周年纪念。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地主和保守派政治精英。他们的社交专属地是赛马会（Jockey Club），1882年由一位未来的阿根廷总统所创立。城里的有钱人会在这里用餐，偌大的餐桌上铺着雪白雪白的亚麻桌布，摆着闪闪发亮的银质餐具，他们在餐桌上讨论国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觉得那些事情基本上都由他们说了算。[26]在他们看来，阿根廷理应是他们的国家，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他们的城市。

出生在国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这些人占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劳动年龄男性人口的2/3，相比之下英裔人口显得微不足道。[27]在过去的25年里，有150万意大利人和100多万西班牙人乘船横渡大西洋，来到阿根廷。尽管有不少人对工人在阿根廷实际上拥有的经济机会大失所望（对于投资者则恰恰相反），几年以后就回国了，但还是有很多人留了下来，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边的房子里，或者在市中心拥挤的廉租房里，或者在更偏远地段的低层房屋里。在这些地区，皮埃蒙特人和那不勒斯人，卡斯蒂利亚人和安达卢西亚人混居，仿佛一幅不断变化的拼接画，每条街上说的方言都不一样。到了狂欢节周，当地人和拉丁移民在街上纵情狂欢，而英国人则会拉下百叶窗帘。191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批评狂欢节庆典“喧哗吵闹”且“混乱无序”，并对Tigre Hotel举行的一场威尼斯风格的假面舞会展开了猛烈抨击。[28]《标准报》也对其他地方的活动发出了类似的斥责：

阿根廷报纸自鸣得意地谈到大行其道的所谓“热情”，但不幸的是，在城市的某些地方，这份热情沦为了混乱，特别是独立路（Calle Independencia）在Catamarca的转角，两名男子执意要往路人身上泼水（这在从前是狂欢节期间普遍的习俗）；警察介入，一大群人力挺这些小流氓，连左轮手枪都用上了。两名警察和其他很多人受伤，那名倒霉的警察恐怕是受了致命伤。[29]

报纸暗示类似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英国的城市。民众中还是拉丁人的热情占了上风。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深受法国影响。最能明显体现这一点的是，办公楼都喜欢用法国的布杂艺术风格，不过克列孟梭表示近来“流行起了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极具装饰性，“在无比复杂的交错线条中加入半圆饰和小花饰”。[30]过去的25年里，为了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奉上一众与之相配的、高贵的英雄，城市雕塑匆匆竖立起来，这些雕塑也是以法国风格为主，吸纳了法兰西共和国多得装不下的雕刻家，装点着城市里不计其数的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让人想起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那些，书店里摆放着最新的法国文学作品，百货商店里出售着最新的法国时装。每天早晨，作为梳妆打扮的步骤之一，有闲阶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子会往脖子上拍几下法国香水。对于法国香水，报纸专栏愤怒地表示征税比过去更重了。然后，她会把牛角面包作为早餐。[31]也难怪人们都把布宜诺斯艾利称为“拉丁美洲的巴黎”。有些人说得更夸张。来访的波士顿商会副主席、美国人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在一次晚餐后竟然哗众取宠地反过来说“巴黎是欧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听众自然也很买账。[32]

听到欧洲或美国的游客这样的赞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会感到很欣慰。而来自欧洲国家的游客，比如法国游客，发现阿根廷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由拉丁人所支配的国家，同样会感到欣慰。这里是拉丁世界的未来，贮存着老牌拉丁国家也许会在未来加以利用的影响力。乔治·克列孟梭指出，在阿根廷，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法国人允许自己在经济事务上被别人超过”。但他自我安慰说，法国人仍然保留着“代代相传的道德权威”。[33]阿根廷共和国最初的国徽上有一顶弗里吉亚无边便帽，那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左拉《我控诉》（J’Accuse）的出版商举办了一场以民主为主题的法语讲座，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写道：“法兰西精神乘着优美文字的翅膀飞越大洋，我们为之欢欣鼓舞，并且从中看到了对未来的厚望。”[34]

虽说法国的投资或许赶不上英国，但它可以努力让阿根廷人接受法国的文化权威，通过美学而不是金钱来取得领导权。法国大使在1910年写给巴黎外交部的回信中，详述了他为了给阿根廷方面的评审委员会施加影响，让他们在新一座1810年阿根廷革命中央纪念碑的竞标中选择法国人的投标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座纪念碑将会屹立在五月广场的正中央，那里是城市的心脏、全国瞩目的焦点。在巴黎，人们觉得法国雕塑不仅会证明法国艺术的优越性，还会一直让人想起阿根廷的政治传承，就好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为了提醒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战争也有法国的一份功劳。[35]法国外交部一想到有可能在这场竞标中输给德国，就忧心忡忡。

经过了各种推三阻四，将候选方案从5个扩大到7个之后，阿根廷的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了意大利人加埃塔诺·莫雷蒂（Gaetano Moretti）的设计方案。法国人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拉丁人的胜利。法兰西广场（Plaza Francia）还矗立着另外一座法裔阿根廷人的纪念碑，一个类似于玛丽安娜的人物代表法国，她擎着自由的火炬，带领着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奔向共和主义启蒙，而法国依然自称是共和主义启蒙的化身。

其间，莫雷蒂的方尖碑一年又一年地延期。到了1913年，100周年已经过去了三年，还只有五月广场中央的一些地基，以及下面地铁隧道某些专门的加固措施。[36]

一座未完成的雕塑，或许可以比一个已完工的项目更有说服力地描述1913年的阿根廷民族。阿根廷民族到底是什么？阿根廷民族包括哪些人？很多阿根廷人确确实实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为它的历史，更为他们认为必将光辉灿烂的未来。克列孟梭在游历阿根廷时，谈到了他在那里感受到的“狂热的阿根廷民族主义”，以及国民“与生俱来的侵略主义”。[37]与智利长期不断的斗争，以及与乌拉圭和巴西的竞争，都在为民族主义情绪煽风点火。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所有权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布宜诺斯艾利斯雕塑上的显要位置，以及阿根廷学校里的课本中，都有特定的一段阿根廷历史阅读材料，这是由国家发起的。“对于阿根廷历史，有一种理想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必须要追随它……与之相背离则会被认为是教育的罪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阿根廷有哪位重要人士表现出来的形象不符合死心塌地的爱国者和英雄，就将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罪行。”[38]

然而阿根廷有很多新来的居民，经过了深思熟虑后，决定不要阿根廷公民的身份，他们更愿意在法律上保留自己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国国籍。与把取得国籍认为是成功标志的美国不同，为未来更多更好的机会开路的外国人觉得阿根廷国籍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已经有权拥有土地，自由出行。在很多人看来，国籍只不过是赋予了他们被阿根廷军队征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好是坏还不一定。尽管有一些民族主义者抱怨移民不拿阿根廷国籍，每过一段时间就提出强制移民加入国籍，接受西班牙语培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安排正中很多保守主义者下怀。为什么非要授予国籍，让男性（却不包括女性）获得选举权，像这样画蛇添足地把一种新的成分带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当中呢？外国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直维持外国人的身份。现状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事实上，虽然阿根廷举行选举，但公开选举的过程意味着当权者处在强势的位置，能够保证选民跟着他们的路线走。“政府名义上是共和，”劳埃德在1910年写道，“但选举规则基本上就是一场闹剧，行政权和中欧一样独断专制。”[39]政治继续掌控在精英手里，政治大佬，也就是考迪罗（caudillos），在外省操纵着一切。对于掌权者来说，这样的制度看上去再好不过了。阿根廷就应该自上而下由阿根廷精英来领导。为什么要改变呢？

但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反对派要求改革，偶尔还会出现政局动荡，例如在1892年和1905年，有时还有军队中某些派系的支持。在保守派看来，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危险政治思想，正在和急需的劳工一道从欧洲传入国内。劳工骚乱在1902年的第一次阿根廷总罢工中达到了极点，人们害怕拉普拉塔河沿岸会上演一场暴力的社会革命，对于如何防止这样一场革命则是左右为难。

起初，政府倾向于联合打压的策略，实行戒严，查封反对派的报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均在此列。1902年推出的《居住法》让政府有权将它所认为的外国破坏分子驱逐出境，但罢工和抗议还在继续。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 000间廉租房的租客拒绝交房租。有大批群众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190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长拉蒙·法尔孔（Ramón Falcón）遇刺。1910年，罢工打断了阿根廷革命100周年纪念庆典。恰逢克列孟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哥伦布剧院被丢了一枚炸弹。这样的事情对生意影响很不好，可能会把投资者吓跑。1912年，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ña）总统提出并设法通过了一条新的法令，授予全体男性选举权，实行义务投票和不记名投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只要是基于使政府合法化的选举，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这样做是为了分化对政府不满的激进反对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改革。或许现在的阿根廷国民可以不再自上而下地建设发展，而是自下而上了。

191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光鲜的外表下依然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广大的阿根廷民众，还是外国投资者？“阿根廷真的有描绘得那般光辉灿烂吗？”10月的《先驱报》向读者提问道。[40]

1913年的美国人担心，华尔街金融托拉斯不可一世的力量会为了银行控制下的大公司而压榨普通民众。在阿根廷，当地人抱怨肉类托拉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压低在海外销售的肉价，抬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销售的肉价。“也难怪，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啊，明明居住在这样一片富饶的国土上，可如果能以每公斤1美元—1.5美元的低价从‘卖肉的骨头’[1]那里买到骨多肉少的牛肉和名不副实的牛排，都得谢天谢地了。”一名记者写道。[41]事实证明，对普通的欧洲消费者有利的，未必是对阿根廷当地人有利的。

虽然“阿根廷”这个名字表示白银财富的意思，但生活在阿根廷的很多人都在勉强糊口，根本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贫穷的移民得非常辛苦地奋斗，才能过得比农奴好一点儿。”从澳大利亚继续旅行至阿根廷的约翰·福斯特·弗雷泽写道。[42]还有另外一名作者是环游拉美的英格兰工程师，他也谈及了这一现象，指责“土地垄断、不计后果的财政……（而且）肆无忌惮地透支国家信用，推行让垄断者或私人公司获利的方案，却罔顾民众的利益”。[43]农村的大部分良田都已经为私人大地主所有。和加拿大的移民不同，大多数阿根廷移民到头来是在为别人耕种土地，或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运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居民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的着装打扮光鲜亮丽，为了让外表看上去很优裕。早上五六点钟，他们乘有轨电车上班时，穿的是长外衣，系着领带。但这种向中产阶级的优雅高贵看齐的着装，很快就会被抛弃在码头或者铁路站场，在那里，脏兮兮的工作服更适合眼前这10个小时薪水微薄、艰苦繁重的苦力活。某些保守派似乎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只是外国煽动者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游行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似乎是陷入了困境的社会的产物。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阶级如饥似渴地投注国家彩票，对于他们被阿根廷实际的经济生活慢慢腐蚀了的雄心壮志，彩票也许是最好的替代品。

“先生——”哈里·詹金斯（Harry Jenkings）给《先驱报》写信说，“我在你们的专栏中读到高高在上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时……经常会怀疑，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是否彻底忘记了那句警示箴言……‘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44]让阿根廷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一直闪光固然重要，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气派的大街上所展现的、精英阶层引人注目的财富所发出的耀眼强光，会蒙蔽外来者，让他们浑然不觉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已有累卵之危：

对于我们这些在阿根廷生活了有些年头的人来说，有些东西读起来很让人恼火，比如某某勋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转悠几圈之后，对所见的一切赞不绝口，但与此同时，商人团体正在大声抗议当地的乱政导致船运耽搁，而由于利益相关的纵火犯接二连三的纵火行为，保险公司拒绝为堆积在海关的货物承担责任。再比如某某公爵夫人乘坐汽车从五月大道（Avenida de Mayo）巡游至巴勒莫（Palermo）赛马场之后，表示这个现代黄金国中没有犯罪，没有贫困，简而言之就是没有任何不良因素。听到这些，同样让人感到难受。

仔细读一读报纸，便会发现到处都是暴力和轻微犯罪。对于移民来说，阿根廷的生活比很多人所期望的更艰难。詹金斯警告称，投资者也可能会等来失望：“我认为阿根廷已经到达了极点，它那‘非凡的发展’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从今往后，它将会以算术级数而不是几何级数向前发展。”[45]或许阿根廷作为一个富强国家的命运，就像莫雷蒂的纪念碑一样，终究还是要拖延下去。

詹金斯的这通抨击发表之后，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反驳与支持的声音兼而有之。“满意派”愤怒地回应，表示“在这里谋生的那些人应该是最不可能贬低它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里，每天都有开往其他地区的轮船”。[46]这是拥护者的论调，提醒人们即便情况比报道出来的还要糟糕，但要是公之于众的话，就是在削弱个人自身和他人的利益。一名铁路文员给《先驱报》写信，对詹金斯的看法提出异议，辩称自打离开英国来到这里，自己的财产的确增加了，如今给布里斯托老家的母亲汇去的钱比两个兄弟都多：“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对普通人来说哪里最好吗？”“贪吃者”和“美食家”也在报纸中以更轻松的口吻谈论了阿根廷美食的品质，前者持批评态度，而后者表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菜应有尽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需花上不到5美元，就可以配着波尔多或基安蒂红葡萄酒，把所有这些菜吃个遍。

更悲惨的信件内容出自被困在阿根廷乡下的一名英国女佣安妮·鲁滨逊（Anne Robinson）。“虽然我不太会写信，”她紧张地告诉《先驱报》，“但我不得不多说几句。”[47]“我来到阿根廷时，也是满怀着希望与对那间乡间小屋的憧憬的（这也是每一个家庭佣人的理想），和普通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她写道。结果这个国家却令她大失所望。在英格兰，她在布莱顿海边的一座房子里工作，年收入25英镑，在那个家庭中也拥有合情合理的地位。在那里，她偶然遇见了一个朋友的兄弟，那个人是一个水手，把阿根廷描绘得有声有色，主动提出帮她联系每年出60英镑招聘女佣的一位女士。就这样，她将自己的人生打包进了一个手提箱，远渡重洋。但到了阿根廷，她起初的乐观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她的女主人心地善良，但她抱怨说跟她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个爱尔兰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佣，那个人“脾气暴躁、肮脏龌龊、无知愚昧、懒惰成性”。她的工作很辛苦，到了冬天，乡下的泥土带进房子里，根本擦不干净，在干燥的夏天，灰尘根本杜绝不了。“我每两个星期才能有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从1点到7点，”她写道，“但我又能去哪儿呢？”只能去教堂，或者在镇子上到处走走，但她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时间学，所以备感孤独。她可以自己做衣服，但从欧洲进口的面料太贵，几乎是划不来的：

不，先生，再过6个月以后，如果有哪位女士想在回国途中找一个女仆或者保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很高兴的。我会很乐意为她服务，换取回国的旅费，但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从60英镑的丰厚年薪中存下来的这笔小钱，就得充当回英格兰的旅费，即便只能坐三等舱。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颗南方之星并没有照耀到所有人。

[1] 卖肉的骨头（Bones the Butcher）是一种纸牌游戏快乐家庭（Happy Families）中的角色。——译者注

阿尔及尔

共和国的光辉

1913年，一个法国人会提醒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南端——法律上被认为是法国中央管辖领土、完整且不可分割的那个地区——并不在地中海沿岸，而是在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尔、奥兰（Oran）和君士坦丁三个法国行政省（départements）的南端。这三个省在形式上和诺曼底或普罗旺斯一样，是法国的一部分。出了这些省，在撒哈拉沙漠起伏的沙丘间，才算是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尽头，法兰西殖民帝国由此开始。

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既包括被认为是法兰西共和国组成部分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北方三省，还包括更多的是直接被当作一块殖民地的广大南部地区。与地中海以北的法国实际上的行政制度相比，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管辖确实有几处重要的差别。总督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切事务行使实质性的行政权，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法国总统所拥有的权力。[1]有些层级的政府是不为法国本土所知的，其中包括选举产生的财政委员会（Délégations financières），其决议要拿到巴黎获得批准。尽管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居民，无论是不是欧洲人，都会被认为是法国国民，但大多数非欧洲人（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被完全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并且受制于另一套法律以及另一种（压力更大的）财政制度。这些是与法国本土行政制度的实质性区别，其根源在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是白人领导和控制着为数更多的阿尔及利亚本地人。

但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代表阿尔及尔省、奥兰省和君士坦丁省欧洲居民的议员们，却又与来自里昂、南特和加莱的议员们同席。阿尔及尔小学的门口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字样，与敦刻尔克没什么两样。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法属阿尔及利亚永远都将是法国的，正如法国永远都将是她自己。法兰西共和国的口号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实行情况自相矛盾，而人们认为这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必然的。

80多年前的1830年，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落入法国人手中，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代表侮辱了法国领事，据说是由于这个法国人傲慢无礼，被对方用孔雀羽毛做成的拂尘给打到了，这件事成为法国进犯的借口。自那以后，法国的统治范围不断向南扩张。在1848年，那个以“民族之春”（Springtime of the Nations）之称为人所熟知的欧洲革命之年，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到了1913年，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法国，已经成为北非毋庸置疑的主宰者。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海外扩张的中心，是对在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中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安慰，也是法国的拓殖想要与英国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开疆拓土一争高低的桥头堡。

对于将法属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本身光辉灿烂的扩大部分的这种想法，最自豪的鼓吹者当属每隔几年就会被派去巴黎的法属阿尔及利亚议员，当然他们都是欧洲人。为人强势的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领导着一个利己主义自吹自擂者紧密团结的联盟，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更多投资而进行游说，大声要求增强对巴黎中央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对于那些可能会削弱欧洲人凌驾于阿拉伯人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改革的呼声，则予以驳斥。

鉴于法国国民议会中大多数其他议员很少参与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议会辩论，一般来说，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核心小组在议会上可以挡住任何自由主义性质的批评。但引起政府的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同情。当雷蒙·普恩加莱1913年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时，阿尔及尔的政治领袖们发出了一封电报，祝贺他“这位开明的爱国者、明明确确的共和主义者”，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电报中说：“您在总统任期中，如果没有访问过阿尔及利亚，亲眼看看它洋溢的活力，了解它的正当愿望，见证它的人民为法国及其共和制度孜孜不倦的奉献，未尝不是一种遗憾。”[2]

阿尔及尔港等待出口的葡萄酒桶。1913年，阿尔及利亚在行政上被认为是法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尔在大部分意义上也是一座法国城市。

电报作者晓之以理，说如果总统访问法属阿尔及利亚，便会发现阿尔及利亚温暖阳光下的土地适合开辟出更广阔的殖民地，从法国到阿尔及利亚密密麻麻的海上航线也注定会变得更加密集。他会明白，阿尔及利亚不仅仅是法国的加拿大，或者法国的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法国的印度。对于法国的伟大，这是不可剥夺的一个方面。开发它势在必行，失去它则是不堪设想。

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城市，独占鳌头，拥有13万居民，其中大多是欧洲人。[3]但它同时又是整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陈列柜：大多数游客的目的地，实行统治的主要城市，并且在这里的居民们看来，还是最美丽的城市。阿尔及尔的花园里，紫色的簕杜鹃和白色的木兰花争奇斗艳，公园里种满了橘子树和柠檬树、丝兰和棕榈树，蓝绿色的桉树与耐寒的橄榄树遍布周围的乡村。正是这番自然美景，以及近在咫尺的海上新鲜空气，让阿尔及尔在19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成了欧洲人过冬的热门城市，其中卡尔·马克思也于1882年慕名而来。[4]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很多当地人看来，阿尔及尔还有其他的优点。阿尔及尔的欧洲人口大多是法裔，这一点与阿尔及利亚其他的沿海城镇截然相反。那些地方的欧洲人口中，包括大量意大利、西班牙或者马耳他裔的归化法国人。这一点让阿尔及尔比波尼［Bône，现在的安纳巴（Annaba）］、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现在的斯基克达（Skikda）］和奥兰多了一分优越感。[5]这座城市也是阿尔及利亚城镇中文化最为发达的，拥有自己的大学（1909年成立），自己的市立博物馆（1910年建成），自己的戏剧和音乐会场次。1913年，一个法国交响乐团在阿尔及尔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阿尔及尔竟然上演了贝九！”据说有一个当地人惊呼道，“这简直像是地中海不复存在一般。”[6]与此同时，一名英国女游客称赞这座城市“非常世界主义”，大街上“妙趣横生”。[7]“在有轨电车上，”刚刚从南安普顿坐轮船来到这里的蕾切尔·汉弗莱斯（Rachel Humphreys）写道，“坐在你身边的可能是法国人、德国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美国人，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上，你也许会看到一辆小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怪里怪气的马车，上面坐满了穿白袍、蒙面纱的女人，从农村进城来。”[8]

海边中心区加高的路段，卡诺大道（Boulevard Carnot）和共和国大道（Boulevard de la République）是这座现代城市最为光鲜亮丽的地方，雅致的石砌建筑鳞次栉比，地面上的拱廊错落有致，下方的下坡道通往火车站和港口。在那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一桶又一桶的红酒，正等待装船运往法国本土。到了晚上，人们去那里吃新鲜的虾蟹或者马赛鱼汤（bouillabaisse）。不远处就是公认的城市主广场，总督府广场（Place du Gouvernement）。19世纪阿尔及尔的征服者奥尔良公爵（Duke d’Orléans）的骑马像坐落于此，城里人把它当作一个显眼的汇合地，在这里约见，然后一起去附近的阿波罗咖啡馆（Café Apollon）喝杯咖啡。这座城市黄色和褐色的有轨电车也集结在总督府广场。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人们还可以花几个生丁租一个座位，停下来倾听军乐队的演奏，由此回想起法国的尚武荣光，以及支撑着法国屹立不倒的这支军队。[9]

此外还有别的东西可讲。总督府广场有三面是阴凉的骑楼——商店、咖啡馆和一家大酒店——另一面是一座清真寺，通体雪白的渔场清真寺（Mosquée de la Pêcherie）。这座清真寺提醒人们，阿尔及尔并不完全是迁移到地中海对岸的一座法国地方城市。城市之外是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人数远远超过了450万，相比之下欧洲人仅有72万，其中还包括1870年一起被授予法国国籍的那些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人口并不像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原住民那样，随随便便就可以忽视掉。

比起乡下地区，阿尔及尔市内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更像是陪衬。这里的穆斯林虽然从未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他们只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地区占据优势，那就是旧城区（Casbah）。旧城区曾经是阿尔及尔的全部。如今它仅仅是一座比之前大得多的城市中的阿拉伯区，在这座现代法国城市背后的山丘上居高临下的白色三角形区域。如果说共和国大道是法属阿尔及尔的门面，那么旧城区就是其阿拉伯往昔的堡垒。优雅的现代城市阿尔及尔，背弃了拥挤的阿拉伯旧城区，试图将它遗忘，转而面朝大海。

“老阿尔及尔的小巷构成了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奇异的迷宫，”《若阿纳》（Joanne）旅行指南为法国游客描述着旧城区，提醒他们，“没有哪一条是平坦或者笔直的，都是犬牙交错、迂回曲折、绕圈打转、乱作一团，一会儿是陡峭的上坡，一会儿又冷不丁地来一个近乎垂直的下坡。”[10]蕾切尔·汉弗莱斯和两个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用世界语）进行了一番交流，在他们的带领下快速游览了这座阿拉伯城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想象出这个地区的人们是何等的肮脏，文明是多么的原始，”她后来写道，“‘难闻’一词根本不足以形容我们所遭遇的可怕气味。”[11]最后汉弗莱斯一边走一边用手帕蘸香水捂着鼻子，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注意到旧城区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咖啡馆的热浪之外当街喝咖啡，之后她匆匆前行，回到位于上穆斯塔法（Mustapha-Supérieur）欧洲别墅区迎宾大道（Boulevard Bon-Accueil）的大陆酒店（Hôtel Continental），这是当地《贝德克尔旅行指南》鼎力推荐的一家酒店。[12]

对于一些人来说，旧城区确实带有某种浪漫色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Isabelle Eberhardt）是一个有俄国和德国血统的冒险家，她厌倦了瑞士的生活，到了阿尔及利亚，过着穆斯林的生活。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阿尔及利亚血统的法国水手，有时会充当法国间谍。一个夏天的夜晚，沉溺在阿尔及尔旧城区的她在日记中写道：

社交界和文艺界的那些傻瓜凭什么说阿尔及尔没有一点儿阿拉伯风情？港口和上城区的屋顶上方响起婚礼声的美妙时光便是一例。青白色的屋顶衬托着许多快活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一身粉色或者灰色的打扮，开心地嬉戏玩闹……尽管法国文明带过来的净是些渣滓，也就是妓女和嫖客，但阿尔及尔仍旧是非常优雅迷人的地方。[13]

的确，在20世纪初年，灵感来源于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又流行了起来，最主要的例子是官方主持建造的一所新的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采用的是所谓的“新阿拉伯”（néo-Mauresque）风格。[14]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亨利·克莱因（Henri Klein）在当地创立了老阿尔及尔之友委员会（Comité des amis du vieil Alger），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免遭现代建筑的侵蚀。与此同时，在为突破循规蹈矩的欧洲传统、取得标新立异的成就而寻找灵感的新一代艺术家眼里，北非正变得越来越时髦。北非平整、煞白的房屋成了马蒂斯绘画的主题（虽然他1906年访问阿尔及尔时，认为它“肮脏又丑陋”）。[15]1913年夏天，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与妻子玛塔（Marta）到比斯克拉（Biskra）旅行，用留声机记录阿拉伯音乐，以期从中发现可以在作品中使用的新调性。[16]由于酷热难耐，巴托克不得不缩短这段旅程，打算在1914年回国，而这个计划却被发生在欧洲的事件给打断了。

然而在阿尔及尔，很多法国人觉得至少旧城区配不上这样的艺术认可或者特殊保护。有些人想把它彻底铲平，一了百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欧仁·德·雷东（Eugène de Redon）参与了阿尔及尔近来的开发，他计划在当前旧城区地势较低的一个区域开辟新商业区，遭到了保全主义者的阻挠，据说他对此大喊道：“7月14日路上的历史建筑？!旧城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那些粪坑才对。”[17]他的话很有道理。1909年，斑疹伤寒在旧城区肆虐，隔三岔五还会闹一阵疟疾。死亡在旧城区的窄巷远比在空气流通的上穆斯塔法来得更猖獗。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旧城区根本不是这座城市中一个美丽如画的区域，反倒证明了阿尔及利亚本地人的落后，或者在少数更开明的人看来，法兰西共和国口口声声说要改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的命运，却言而无信，旧城区的这番惨状就是在提示这一点。对一些人而言，旧城区让他们想起了更难受的一个事实——阿尔及利亚的那些现代法国城市依旧是这个国家整体中零星的飞地，很可能成为阿尔及利亚当地的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柏柏尔人泄愤的目标。

1901年，西北的玛格丽特（Margueritte）村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除此之外，在阿尔及利亚，整整40年里没有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反法起义，上一次还是在普法战争期间。然而，对泛伊斯兰主义反叛的恐惧很容易在法国人群体中造成恐慌。1913年，在东北的城市君士坦丁（Constantine），安德烈·塞尔维耶（André Servier）写出了大受欢迎的《未来的危难》（Le Péril de l’avenir），警告称在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民族主义的潮流已经开始在北非各族人民之间蔓延，更不必说在边境另一边的利比亚，意大利军队正逆着当地穆斯林的意愿，确立起新的殖民者身份。[18]类似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出现，都是同样的论调。在法语报纸中，一般性的犯罪一律被扣上“本地人”或者“卡比尔人”的帽子，仿佛是在暗示阿尔及利亚本地人对恶劣犯罪有特别的嗜好，或者对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天赋异禀。[19]1913年之前的三年里，基于有可能在旅程中接触到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阿尔及利亚人的麦加朝圣遭到禁止。1913年，麦加朝圣再度获得批准。当地的法国官员阴阳怪气地问，为何出现了一艘德国轮船搭载朝圣者。[20]

同年，突尼斯的一家剧团在阿尔及尔首演了一部现代阿拉伯戏剧，Najib al-Haddad的《萨拉丁》（Saladin）。[21]该剧的题材带有浓烈的政治气息。萨拉丁是一位伟大的穆斯林领袖，曾经在圣地抗击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他的才略、胆识和胜利者的骑士风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与尊敬。简而言之，他是全体阿拉伯人的英雄。回顾他的一生就是在提醒观众，当年的阿拉伯人曾经是主人而不是臣民。那个时代显然早已远去，不免让人心生苦痛。然而到了1913年，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正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作为本民族历史的参与者，虽然是被法兰西共和国塑造的，也深受其价值观的灌输，但并没有完全对巴黎言听计从，任其摆布。1907年，在阿尔及尔出版的一本书简要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伟人的生平。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明白，这种圣徒传的形式对于国家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自己就喜欢用类似的办法。

与此同时，当面对如何在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之中将少数的欧洲人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事实证明“自由、平等、博爱”这套共和主义永恒的价值观是极具可塑性的。一些共和主义者将同化原则奉为圭臬，理想是将阿尔及利亚人转变为法国公民。他们认为这是法国推行教化的使命。“我就是对全人类团结深信不疑的那种人。”总督吕托（Lutaud）在1913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22]但在吕托看来，如果说这种团结终究会实现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要按法国人的条件，行法国人的方便：

每当一个（当地的）个人从教育和文明中受益，他就离我们更近了一点儿。他可以积少成多，得到和我们同样的权利。这是演进的法则，缓慢却必然、难以察觉但又确凿无疑的转变之法则。当原住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教养时，当他们把某些偏见抛之脑后时，我们就能完全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了。

从阿尔及利亚人的角度看，法国人所承诺的转变，其实基本上是察觉不到的。到了1913年，法律和惯例中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国的属民，却不是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人是有可能成为法国公民的，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很多同胞）会将这种入籍行为视为背教，这样的后果也是需要承受的。1909年之前的10年间，仅有337名阿尔及利亚人成功申请入籍，成为法国公民，另有214人遭到拒绝。[23]与此同时，法国人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全部授予阿尔及利亚人。后者要受到额外的法律约束，穆斯林与法国官员顶嘴，或者按照当地传统在婚礼上鸣枪以示庆祝，都是违法行为，可以进行处罚。仅凭总督的一面之词，就可以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行政拘留，最长可以关押三年。

法律上的不平等同样也存在于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财政安排中。阿尔及利亚人缴纳的财产税和所得税在比例上远远高于欧洲人，仍然被征收所谓的“传统”税，被施加法国早已在大革命期间废除的、半封建性质的徭役。因此阿尔及利亚地主总是连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都不如，渐渐变得债务缠身，或者破产，或者离开土地搬到城里去，这一切都不足为奇。1913年，仍有一半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生活、劳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贫穷，不得已将自己的农田划分成小块，且越划越小。1913年，此时距离卡尔·马克思来到阿尔及利亚疗养已经过了30年，他的信徒罗莎·卢森堡将这个国家举作殖民者进行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头号例子。“在饱经磨难的英属印度之后，”她写道，“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在资本主义殖民史中占据着显要位置。”[24]

阿尔及利亚人虽然为阿尔及利亚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但他们对于这笔钱的去向却没有什么发言权，至于公共设施的提供，情况也可想而知。在农村地区，就算有市长，也都是法国人。在一些市镇，由阿尔及利亚人选出来的席位充其量占到地方议会的1/4。在另外一些市镇，地方委员会中的阿尔及利亚人代表是由法国人任命的，这些幸运的少数人被叫作应声虫（Béni Oui-Oui），因为他们总是完全同意法国人的提案。在阿尔及尔，负责通过整个阿尔及利亚地方预算的财政委员会中，尽管有21名成员是阿拉伯人或卡比尔人，但欧洲人是他们的两倍。此外，法国代表是由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男性普选出来的，而阿尔及利亚代表是由少部分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选出来的，他们的人数不过5 000，其中还包括很多保守派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认为是最容易控制住他们本民族的人。

至于共和国的承诺与阿尔及利亚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任何人只要花上一些时间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实情，就不会看错。然而受过教育的、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正在崛起，准备对这样的差距提出挑战——用法语，直指法国政府。1913年，拥有法国法律博士学位的谢里夫·本哈比勒斯（Chérif Benhabylès）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了文字。他写道：“这份意见是一名阿尔及利亚本地人青年战战兢兢的自白，他在法语课堂上接受教育，深爱法兰西的美名，将自己所受的教育归功于法国的统治，并且视其为真理；他既不想像某些忘恩负义的人一样，对他的恩人们恶语中伤，也不愿对当权者阿谀奉承，溜须拍马。”[25]本哈比勒斯对共和国的批判还没有达到揭它老底的程度。

本哈比勒斯认为，对于法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曾经的强盗国度、海盗大本营建立的秩序，阿尔及利亚人应当心怀感激。然而他接着说：“考虑到一名警官的月薪，穆罕默德·本·阿里，这名热心工作的警探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和尊重，但到了预算上，天平就极度倾向于弗朗索瓦·阿尔贝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平等？”他严厉批评了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认为他们要么保守，要么懒惰，安享因自身地位而得到的靠不住的利益，而不去寻求自我提升，或者为别人谋发展。本哈比勒斯指出，到了晚上，年轻的阿尔及利亚贵族子弟并没有为了成为法国人而学习，而是到单身汉之家去，“在那里拨弄吉他，打牌，大吃软蛋糕，抽大麻，甚至是鸦片，这时会有一个眼圈涂成炭黑的美女，往往是犹太妓女，来照顾其他人”。他继续说道，几条街开外，“啜泣的母亲和妻子正等待着我们的散步者”。（当然，对他们的批评不仅来自自由主义的、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人，还来自他们在宗教上的对立者：追求净化宗教生活的萨拉菲派伊斯兰教信徒，这些人认为法国人和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都腐蚀了他们的宗教生活。）

但本哈比勒斯的主张是，对新的阿尔及利亚精英团体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来说，面前的道路并不是要偏离法国，而是要通过法国，通过他本人就曾从中受益的那些机构：学校和大学。[26]［埃米尔·哈立德（Emir Khaled）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名门望族，在1913年加入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团体。在他看来，这条道路要通过另外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机构：军队。］[27]本哈比勒斯得出的结论是，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所以对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议程颇有微词，从根本上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促动：他们惧怕与阿尔及利亚人在就业和政府开支方面进行竞争。他们在政治上过度恐惧。对泛伊斯兰主义——“几个作家丰富想象力的产物”——的恐惧，不过是用来隐藏这些卑劣动机的烟幕弹。[28]在任何情况下，法国不是都有责任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改革，恪守共和国的价值观吗？事实上，“对一个总是信任自己的儿女，并且肩负着将文化大旗插遍全世界、贯彻在自身历史各个时期的光荣使命的国家，最美好的报偿”不就是改革吗？[29]

与本哈比勒斯的法学博士身份相适应的是，他并没有采取革命的表达方式。他采取的是渐进主义同化的共和主义表达方式，自己则是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不是法国人来表达这些。毕竟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并不是为未来的全体阿尔及利亚人争取完全的政治权利，而是想要让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人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更多地参与治国理政。这是要减轻法律和经济负担，并不是彻底推翻法国的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提出的议程最让人意外的一点是，它竟然如此温和。1908年，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团来到巴黎，向乔治·克列孟梭总理当面陈词。1912年，又有一个代表团重返巴黎，带去了一份差不多是改革宣言的东西呈交给普恩加莱总理。次年，埃米尔·哈立德在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主张采纳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他的阿尔及利亚名门望族身份、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经历和法国教育背景，意味着他能够在传统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共和主义的法国人这两个群体之间左右逢源。在法国知识分子领袖（以及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法国人—本地人联盟（Alliance Franco-indigène）。变革之势愈演愈烈。

1913年，在阿尔及利亚改革中，有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论调或将成真，巴黎则对它越来越敏感，那就是征兵制。

对于是否要将义务兵役制推广到绝大多数并非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群体身上，作为扩充法国军队规模的手段，巴黎政府部门已经考虑了多年。如果处理得当，会把阿尔及利亚从不得不由母国法国的军队镇守的一大消耗，转变为新兵的储备库。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反对这一构想，一方面是注意到了那样做会扰乱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是担心军队会让阿尔及利亚本地人掌握危险的组织技能和军事技能。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也反对扩大兵役，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担心穆斯林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军队中的待遇问题，认为这只是施加在他们和子孙身上的一项额外负担。

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站在了不同的阵营。他们准备接受这一构想，不过是有条件的。如果公民的义务推广到了阿尔及利亚人身上，那么公民的权利不也应当得到扩充吗？把阿尔及利亚人想要的一些东西给他们，以此对他们进行某种形式上的安抚，不仅是公正，更是良政的体现，这岂不是明智之举？他们的策略是将兵役用作杠杆，撬开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组织结构，坚持改革。他们坚信，更让巴黎发愁的，终究还是兵员数量，而不是一小撮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议会代表在所难免的高声抗议。

事情果然如此发展。1912年扩大了义务兵役制，巴黎方面也承诺会继而进行改革。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又将是怎样的改革呢？一如既往，细节和时机才是问题的关键。1913年，就在埃米尔·哈立德在巴黎为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议程造势时，偏偏是法国国民议会中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议员、政治现状的坚定捍卫者欧仁·艾蒂安当上了国防部长。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阿尔及利亚的改革、共和国的承诺、殖民者的私利，这一切又将如何调和呢？北非法兰西共和国的新协议是不是正待达成？还是像过去屡屡发生的那样，改革的承诺终将化为泡影？法兰西共和国会不会在地中海以北真正奉行共和主义，而在地中海以南仅仅做些表面文章？随着1913年落下帷幕，这些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

孟买—德班

帝国的织锦

1912年12月23日，在德里火车站与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红堡（Red Fort）之间的月光集市路（Chandni Chowk Road）上，一颗炸弹投向了英国国王——印度皇帝乔治五世的私人代表、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的象轿（howdah）。“炸弹猛烈爆炸，”后来的官方文件中记录说，“把象轿上正好站在哈丁勋爵身后的随从炸得粉身碎骨，站在哈丁夫人身后的随从也身受重伤。”[1]“夫人阁下所幸安然无恙，”报告继续道，“但哈丁勋爵被炸弹碎片击中，受到了诊断书中所述的伤害。”站在附近的一名男孩儿死亡，几名旁观者受伤。

调查随之展开。据当地犯罪调查局的穆斯林领导Khan Bahadur Sheikh Abdullah报告称，炸弹所使用的主要爆炸物是苦味酸，是从旁遮普国民银行（Punjab National Bank）的办公室投到象轿上的。[2]然而，犯罪者的身份还未能确定。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由英国直接统治，另外一些地区由当地的印度王公（在英国的领导下）统治，整个国家是由印度文官机构中的一小撮英国公务员来掌管，还有少量军队可供差遣（以印度人为主，军官是英国人），以及有限的警力。在一个至少有3亿人口的国家，即便是像这样高调的政治犯罪，能不能解决也要看是否有什么侥幸的线索。说到底，哈丁的印度——又叫英属印度——是从北边的阿富汗和西藏边界一路延伸至南边的锡兰（斯里兰卡）海域，囊括了东边的暹罗（泰国）与西边的伊朗之间的疆域。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是一个逃亡者可以轻易融入的世界。

因此就目前来看，只能把对总督的这次刺杀看作更猛烈的一阵反英活动浪潮中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年里，偶有零星的反英活动，特别是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那里的反英情绪高涨，是由于当局将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省划分成两个行政区的拙劣尝试，所幸这一政策现已撤销。分治方案提出之后，一场对非印度商品的抵制运动——印度语中叫swadeshi，意为自给自足——在短时间内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但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现已变得更像是促进印度经济发展、保护印度传统工艺的一句大众口号，很大一部分印度人和英国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恐怖主义被一些人用作对付英国人的政治武器，但它从未威胁到英国对印度整体的统治。

因此，恐怖主义蔓延到德里自然会引起高度关注。说到底，这座城市被确立为英属印度的新首都，还只是两年前的事。1911年，国王—皇帝乔治五世访问印度，在半封建性质的忠诚展示会德里杜尔巴上，印度王公向他表示了至高无上的敬意。德里由此被视为英国在印度势力的据点和象征，让英国人在公众心中树立起了曾经立足于此的莫卧儿王朝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城市建筑风格的选择能够强化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查尔斯·哈丁主张采用“东方人和欧洲人都感兴趣的”建筑风格时，曾力争这一点。[3]如今，城市甚至还没有完全建成，而它作为英国势力象征的用意，是否已经打了折扣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除了少数政治观点得以表达并且被监控着的印度人以外，印度的民声在1913年是听不见的，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完全受当地环境和事务的支配。[4]而大多数英国人坚信，他们驻扎在印度，是一种文明的善举，受到了当地人的普遍欢迎，他们把铁路和教化带到这个国家，传播秩序的美德、良政的原则。他们所听到的来自印度、关于印度的信息，主要出自那些与印度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比如从印度文官机构中退休的英国文官，或者退伍军官。这些人并不完全像巴黎国民议会中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代表们那样奉行利己主义，却还是自视为最高贵的种姓，一个人上人团体，比印度人本身更了解印度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与此同时，声称为全体印度人发声的印度人团体陷入了分裂。这就是从名称来看颇有雄心壮志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事实上是印度精英人士的组织，有时还会让英国同情者来当主席。[5]温和派只要求在印度内部进行改革，提高印度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地位。“从个人素质来看，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政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这样说英国人，“他们的责任感更强，在工作中有更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知道如何捍卫他们所拥有的各项特权。”[6]从不列颠之狮身上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对于温和派来说，大英帝国依旧是印度自然的归宿。

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把握了。国大党前任领袖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建议更强烈地煽动反英情绪，呼吁采取更迅速的途径，实现更充分的自治。据说提拉克的画像被张贴在孟买的墙壁上。1908年，他被指控煽动骚乱，在孟买的法庭上被判了刑，这件事引发了街头的抗议活动。但到了1913年，提拉克还在监狱里，而自封为印度民意代表的实用派依然在冷静地呼吁改革，他们觉得自身的温和行为让他们完全有资格实行改革。年底，在卡拉奇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集会上，会议主席、穆斯林纳瓦卜·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哈杜尔（Nawab Syed Muhammad Bahadur）感觉到英属印度以及他自身的这个组织所受的压力都有所减轻。“由于人民的明智，同样也由于英国人的政治才能，我们得以安全摆脱印度的动乱，”他对听众说，“这场动乱是在这一时期席卷整个亚洲的、觉醒与动荡之巨浪中的一部分。”[7]从这一点上，他主张“让我们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让进步与团结的力量符合我们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期望而奋斗”。

查尔斯·哈丁在1913年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渐渐康复。当他痊愈之时，印度的事情也回到了混乱的常态：大英帝国的这块宝石之所以落到英国手里，一半是偶然、一半是蓄谋，一半是通过商业利益、一半是通过政府干涉；它是帝国最大的一笔财富，也是最大的软肋；它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英国人声称只能以他们的方式来管理这里的众多民族、种族和宗教，运用技巧，不偏不倚，坚定沉着。几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都有英国人的身影，如今他们已经是印度风貌的一部分了，英属印度的来历反映出了英国势力在全世界的膨胀。“英国与印度的关联随着英国的发展而发展，”威廉·威尔逊·亨特（William Wilson Hunter）在他的《英属印度史》序言中写道，“直到如今它与我们骨肉相连。”[8]

查尔斯·哈丁总督在德里遭遇暗杀。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支点、军事人力的储备、英国商品的市场。

哈丁在德里遭遇暗杀过去几个月后，在印度的入口、1911年国王—皇帝乔治五世前往杜尔巴路上的登陆地、海滨城市孟买的市中心，上演了一场温和派印度人表达忠心的欢迎会。当下的场合是1913年的大英帝国日，和温尼伯或墨尔本一样，孟买也在庆祝，却有着明确的印度风格。“Javer Baug的房屋上装饰着英国国旗……Nar-Narayan寺庙的入口处挂着一张标语牌，上面写着‘印度皇帝和皇后万岁’。”著名孟买历史学家普鲁肖坦·巴尔克里什南·乔希（Purushottam Balkrishna Joshi）在随庆典一同发行的小册子《大英帝国日与我们的义务和责任》（Empire-Day and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这样写道。[9]乔治五世和妻子玛丽王后—皇后的肖像用花冠装饰着。“为负责主持的Karvir的商羯罗大师准备了一个加高的座位，座位上覆盖着神圣的黑羚羊皮，”乔希继续写道，“随着商羯罗大师诵起一段梵语祷告词，庆典开始进行。”

在乔希看来，英国的霸权是有好处的。“英式教育（尤其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五所大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彻底的变革，消除了我们幼稚的偏见，让我们放眼望去，将无限的知识尽收眼底。”至少对于极少数能够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来说是这样的。[10]就此而言，英国人岂不是正在遵循最优秀的婆罗门传统，向人民普及教育和启蒙，感受到他们对印度人的责任，恰似印度贵族对他人的义务？这样看来，英国人和婆罗门在这条探求的道路上岂不是天生的伙伴？他认为，如果没有教育的进步，印度会沦为落后的国家，英国人也会不受待见：

印度会像现在的阿富汗和波斯一样，依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英国人会被视为野蛮人，被人们避开、憎恨，或者如果人们忌惮他们刺刀的力量，对他们采取容忍态度的话，还会把他们看作罗摩的猴子大军的后裔。

从政治上看，在1857年的兵变之后，难道不是英国人带来了秩序？“印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维多利亚女王（首位印度女皇）和她手下那些能干的大臣们的深谋远虑、宽宏大量与政治才能。”乔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又补充说英国人尚未兑现他们在政治事务上对印度人民的所有承诺。“我们并没有要求任何特殊权利或者特别优待，”他对Javer Baug的听众说，“我们恳求，我们真诚地希望，维多利亚女王给我们的郑重承诺能够实现。”但他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一样，建议采取耐心、忠诚、与英国伙伴友好辩论的途径，而不是恐怖主义的鲁莽方式，因为这注定会招惹到英国人，体现出某些人所秉持的印度和印度人无法胜任自治的观点。“印度人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对英国的统治忘恩负义，”乔希表示，“自从英国人踏足这片海岸，就一直在为印度人煞费周章。”

就此观点来看，印度永远欠英国一份恩情债。英国的统治根本不是英国镇压印度人的手段，说到底还是印度自我改进的工具。在这个概念里，英国与印度之间是合作的关系，或许一开始并不平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逐渐趋于极其慷慨大方的平等。近年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将选举产生的60名印度代表引入总督的委员会，印度代表进入省议会，撤销孟加拉分治——岂不是体现了坚定不移的改革之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也许只是犹疑不决的一小步。

诚然，1913年的印度，其民主程度或许还不如法属阿尔及利亚。但话说回来，英国的承诺从未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多。对于委任统治，它提供了法律、教育、良政，而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说实话，欧洲人所理解的民主难道就不会与印度的良政背道而驰吗？英国人难道没有义务保护少数群体——例如穆斯林——不被多数主义原则下的印度教教徒以极大优势压制吗？新成立的穆斯林联盟害怕印度教教徒以数量取胜，他们充分表达了对英国国王的忠诚，继而请求英国的保护。这样一个印度人群体在军队和警察队伍中明显超过了比例——确切来说，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格外忠诚的一个群体——英国人也热情地接受了他们的忠诚。即便英国自由主义者与一些印度同僚——包括1892年在伦敦芬斯伯里中央选区（Finsbury Central）当选英国国会议员的印度人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一道批评大英帝国在印度未经改革的统治，但他们未必都认为放开手脚的民主才是答案。印度的管理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行。

英国人可以声称在印度肩负着历史使命，但谁都不会怀疑英国也因进驻印度而获得了明显的物质和战略利益。道德目的与民族自豪感——以及自身利益——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前总督寇松勋爵在1901年指出，“如果我们失去它，就将立刻沦为三流强国。”[11]印度之所以重要，经济占了一部分原因。1913年，英国的出口依然以棉布类商品一家独大，印度依然是它最大的市场。[12]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发展成了一张贯穿整个国家的巨型铁路网，反过来，印度购买的火车头和火车车厢又占到了英国这类出口商品的1/3。但同样也有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控制了印度，就控制了印度洋，因此也就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航线。同时，控制了印度，对俄国势必进一步支配亚欧大陆的扩张也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此外，印度驻军的人数超过了印度自身防御所需，却是由印度的税收养着，也就是所谓的“本国费”（Home Charges）。倘若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需要支援，印度驻军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额外军事人力储备库。最后，印度的黄金掌握在伦敦手里，补充了英国自身的积累，并确保在印度银本位货币贬值的趋势下，支付给英国的“本国费”不受影响。这里的印度银本位货币贬值是1913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的主题，委员会也得到了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力协助。

1913年，印度被称为帝国的宝石，仿佛仅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小装饰品，让英国的领地锦上添花，当伦敦人为以自身所在地为中心的帝国之庞大而感到自豪时，印度也让英国的国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助长这份自豪感的东西。把印度称作帝国的支点，或许更合适。

对大多数来自欧洲、经苏伊士运河穿过红海、之后出亚丁湾进入印度洋的旅行者来说，他们在印度的头一个靠岸处就是孟买，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1661年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带来了孟买作为嫁妆。

17世纪的孟买曾经是一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一个设防的岛屿港口，沿着印度海岸一路延伸、跨越大洋到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的穆斯林贸易网中的一个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统治下的孟买形态扩大，填海拓地，孟买岛渐渐转变成了一个人工半岛，底气十足地从大陆突入印度洋。1853年，一条铁路线最先把孟买和塔那（Thana）连接起来。往后的那些年里，工程师们将周围各个岛屿连为一体，把孟买向外扩，一直到1912年，Mazagon-Sewri改造让城市的陆地面积增加了583英亩。[13]现如今，在1913年，孟买共有100万居民，比加尔各答少几十万。它既是工业城市，又是商业城市，居住在这里的既有印度最富的人，也有印度最穷的一些人，它是一座国际性的、拥挤的城市，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印度斯坦语的音调交织在一起，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帕西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各得其所。

1854年，连接塔那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的第二年，帕西商人Cowasji Dawar在孟买建立了第一家棉纺厂，由此开辟了为印度人所有、由印度人经营的一项产业。这项产业让孟买成为印度的经济和金融之都。到了1911年，塔塔水电厂（Tata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在洛纳瓦拉（Lonavala）开始运营时，孟买的棉织机已经占到了全国的一半。[14]“在孟买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中，1911年将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名记者洋洋洒洒地写道，赞美着一项“凭借印度人的智慧和印度人的资产而达到现阶段的”发展。[15]“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因她的神奇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篇文章继续写道。但如今情况正在变化：

她（印度）像是一个梦里人。她生活在群星之间。当印度把一车厢的实际生活和学问拴在星星上时，未来的她无疑会比过去更加强大。在下一个世纪里，印度将会在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16]

孟买的确是帝国的城市，然而作为帝国城市，它的存在方式与同样地位的那些城市并不相同：比如德里，建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印度人深刻认识到英国统治者作为莫卧儿王朝继任者的资格，或者加尔各答，那里的商人和实业家中，欧洲人和印度人平分秋色。[17]孟买不会成为一座好高骛远的城市，而是要代表印度实际、商业、现代、高效的一面：那就是未来的印度，自信、开朗。1913年，从孟加拉走出了印度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但同年印度的首部电影Raja Harishchandra却是在孟买首映。“看——皇家猎虎，看——丛林之火”，一家报纸上这部电影的宣传语如是说。[18]孟买的外在环境更是得天独厚。19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建成了宏伟的维多利亚终点站（Victoria Terminus），这是英属印度最大的建筑物。从它的全砖拱门、垛口、哥特式尖顶和怪物形状的滴水嘴来看，它不仅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依稀相似，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向印度北部的撒拉逊风格靠拢。一只英国狮和一只印度虎在入口处迎接来访者，整座建筑物顶端立着一座14英尺高的雕塑，象征着进步。海边的泰姬玛哈酒店（Taj Mahal Hotel）于1903年开张迎客，委托建造这座酒店的是孟买一名举足轻重的帕西商人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孟买的城徽上自称“印度第一城”（Urbs Prima in Indis）。这是孟买居民意欲长久保持下去的一项殊荣。“我的城市毫不吝啬，”出生在孟买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一部脍炙人口的诗集的献词中欢呼道，“因为我出生在她（印度）的城门里/在棕榈树与大海之间/驶向天际的轮船停靠之地。”[19]

走海路过来时，在见到这座城市之前就会有所感觉。“空气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香味，”19世纪末乘船来到这座城市的塞尔维亚Bojidar Karageorgevitch亲王写道，“我们已经在沿着印度的海岸航行了，但依然看不到海岸线，也没有任何标志，唯有这一阵阵温暖的气流，满溢着麝香和胡椒混合出来的那种神秘莫测的芳香。”[20]随后，城市便映入眼帘：

黎明之前，夜色阑珊，暧昧的光亮映出幽暗的景致，灰色和紫色的山峦，山的形状酷似庙宇，其中两座看上去确实像是顶着低矮的塔，仿佛尚未完工。晨雾笼罩了一切；此景必然要在一系列黯淡的色彩中渐变，直到不久之后重现在清澈的玫瑰红光中，正是这光把闪耀的金粉倾泻在宽广的孟买泊地……我们渐渐靠近，在建筑群中看清了哥特式塔楼……在纯洁的亚洲那灼热的光照下苏醒。

对于几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德国人汉斯·冯·柯尼希斯马克伯爵（Count Hans von Koenigsmarck）来说，最先感受到的同样是城市的气味——“混合着麝香、香料和人们在祷告和过节时焚烧的檀木闷燃的气味”。[21]但紧跟着的是城市的色彩：“在这里，人们的肤色展现出了所有的色调，乞丐们五花八门的装扮展现出了调色板上的全部色彩。”作为商品交易城市，有东西要卖和有钱去买的那些人的集合地，孟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强烈的多样性或许正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征：

孟买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风光、街景、人口的多样性。一个人得长出100只眼睛，才能把它那异域风情、光怪陆离的来来往往尽收眼底。这分明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啊！东方，完全是童话般的光辉灿烂，旁边是清醒冷静、条理分明的欧洲；西方单调无趣的陈词滥调，和这么多沉溺于色彩和奇遇的人们来往着。孟买既是泛亚洲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它是一个种族与宗教的熔炉。

在孟买的一条街上，会看到虚弱的人被带去火化，以期有助于消灭这座城市周期性爆发的一阵阵瘟疫。在其他地方，或许是城市最大的居民区、俯瞰巴克湾（Back Bay）的马拉巴山（Malabar Hill），会看到帕西的百万富翁乘车出行。“人身上的脓包与热带植物的芬芳混合成这里特有的味道，有谁会分辨不出呢？”[22]

斯蒂芬·埃德华兹（Stephen Edwardes）是一位对孟买的振兴颇有研究的业余历史学家，1913年时担任这座城市的警察局长，他声称“世界上各个城市街头来来往往的人潮中，当属挤满了孟买街头的人潮最具生气，最为丰富多彩”：

在这里，梅蒙（Memon）与和卓（Khoja）女子穿着绿色和金色或者粉色和黄色的衬衫长裤，戴着深蓝色的面纱，带着穿彩虹色的孩子们游荡。来自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教徒打扮得有模有样，穿着柔软的棉布衣裳，包着整洁的彩色头巾；古吉拉特人戴着红帽子，穿着贴身的白衣服；喀奇的水手是昔日海盗的后代，有着硬朗的五官和古铜色的面容……穿着卡其色的英国士兵；来自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和波斯混血商人，穿着阿拉伯或古波斯服装，包着带红边的黑头巾……信德族人穿着有许多纽扣的马甲；来自非洲的黑人裹着带条纹的围腰布，在街头缓缓而行，每当看到什么新鲜事物时，总会惊奇地驻足；还有穿着孟买伊斯兰服装、戴着红色土耳其毯帽的黑人；留辫子的中国人；最新潮欧式打扮的日本人；穿着英国夹克、包着宽松头巾的马来人；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穿着羊毛华达呢的布哈拉人，取道从麦加返回他们在中亚的家乡。[23]

埃德华兹或许会焦急地思忖，这就是他要维护秩序的城市。这项任务并不简单，需要在各个社区之间维持长久的平衡，每一个社区都有各自的利益、节日、传统和历史上的过节，这一切从乡村的广阔空间聚集到了孟买的邻里街坊。这座城市的生活被压迫得让人窒息。根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孟买有3/4的人口居住在四五层楼高的廉租公寓中的单间。市政府有时会盖一些采光和通风更好的新楼，但往往由于房租太贵，招不来租客，要么就是到头来这些更大、更通风的屋子里住进去的人比计划入住人数还要多。[24]1893年，在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社区暴乱中，有80人丧生。五年后的1898年，一支暴虐的搜查队在搜寻一名隐瞒病情的瘟疫病人时，与愤怒的人群发生对峙，他们向人群开枪，反过来激发了人们对欧洲人的袭击。1904年，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请愿下，传统的逊尼派街头乐队庆祝伊斯兰历正月节日被禁止。什叶派随后又斥责逊尼派“喧哗吵闹、不守规矩的游行队伍”亵渎宗教，“用嗓子和手鼓制造巨大的噪音……摆出下流至极的姿态和手势，将身体暴露在男男女女众目睽睽之下”。[25]1911年，当警察局长埃德华兹试图给街头乐队指定一条行进路线时，有20人死在了警察的枪口下。正如他在别处所描述的那样，街头乐队就是“原住民精神信仰中的喧嚣和吵闹”的体现。[26]

这座城市最美的全景要到孟买岛一个岬角南端的马拉巴山山脊去欣赏。在这里能够看到城市的全貌，从宽敞的新花园和公园，到拥挤的老城，帝国宏伟的行政大楼，还有稍远处为孟买的帕西精英赚取财富的棉纺厂。1908年的《帝国地名辞典》（Imperial Gazetteer）描述道：“夜里站在山脊上，俯瞰着Chaupati海滩的棕榈丛，从巴克湾到Rajabai钟楼［位于新哥特风格的孟买大学校园内，由设计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建筑师吉尔伯特·斯科特（Gilbert Scott）设计］、秘书处（Secretariat）、Colaba灯塔的一大片区域，陆地边缘的整条弧线上点缀着一串连绵不断的光链，是名副其实的‘女王的项链’。”[27]孟买老城就坐落在下方的海湾另一端。左边是“工业区，有高大的烟囱群和厂房屋顶”，是工厂主们大量财富的来源，工人们对创造出这些财富的条件提出抗议，举行罢工，影响力越来越大。[28]1913年，孟买工厂主协会（Bombay Mill Owners’ Association）主席杰汉吉尔·博曼吉·珀蒂（Jehangir Bomanji Petit）预见到，印度会被和欧洲一样的趋势所影响。他表示：“这座城市的工人如今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29]

汉斯·冯·柯尼希斯马克探寻着孟买建筑物中的英国印迹。“从一开始你就会发现，这座大都市是老英格兰的女儿。”他以德国人的自信口吻写道。[30]当然，总督府上方飞扬着英国国旗。1913年的《撒克孟买名录》（Thacker’s Bombay Directory）列出的2 398辆汽车中，价值连城的注册号01落在英国上尉G.H.休伊特（G. H. Hewett）名下，紧随其后的瓜廖尔（Gwalior）土邦王也只得将就用02、03、04号。[31]与此同时，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建筑很多都是由英国建筑师负责的。但是这座城市的英国韵味在大多数领域都比较淡。城中两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苏格兰人约翰·贝格（John Begg）和乔治·威特（George Wittet），刻意采用没有英国味的印度—撒拉逊风格，设计了孟买近年来建造的两座最宏伟的建筑：邮政总局和西印度威尔士亲王博物馆。[32]

孟买最具英国风情的地点，无疑是位于阿波罗码头（Apollo Bunder，一个海滨散步场所）的皇家孟买游艇俱乐部（Royal Bombay Yacht Club）。每到星期五下午，这里就挤满了印度的英国侨民，一边等待来自英国的邮轮，一边聆听衣着整齐的英国军乐队在俱乐部花园里演奏。刚刚结束阿尔及尔冒险之旅的蕾切尔·汉弗莱斯坦言：“要想消磨掉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很难找到比游艇俱乐部更有乐趣的地方了，这里完全是英国人的天下，绝对不允许有色人种入内。”[33]《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编辑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彭德（John Alfred Spender）写道：“把灯光全部调暗，在昏暗的光线下，（从孟买游艇俱乐部）看到的风景和普利茅斯高地（Plymouth Hoe，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没什么两样。”来到印度参加1911年德里杜尔巴的斯彭德继续道：“暮色迅速消融，电灯上的花彩把100张茶桌照耀得光怪陆离，一支出色的军乐队奏起了《参孙与大利拉》（Samson and Delilah）中的音乐。”[34]“当你置身此地，”他接着说，“你会忘记身后那座庞大、酷热、瘴气缭绕的城市。”他竟是这样写的：

（你）会对孟买英国男女的快活、聪明、美貌和礼仪发出赞叹。不论平民或是军人，他们显然是一个强大、独立、美丽的种族，带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威严。[35]

然而这份威严，至少在斯彭德看来，并不是炫耀出来的：

你听不到有人说大话；事实上，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诱使他们（英国军人和文官）中的任何人说起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职责。他们似乎将自己身在此处、身负其责视为理所应当。你最先得到的突出印象是，他们都对治理非常感兴趣，根本没人对占有感兴趣。因此，孟买虽然是被外国人统治着，却能让你强烈地感受到它明显是属于自己的，事实上它是一座真正的印度城市，与通常意义上的英国殖民地相去甚远。[36]

在很多方面，孟买确实更具印度而不是英国色彩，与阿尔及尔恰恰相反，后者的法国色彩盖过了阿尔及利亚的。如果说印度的上层人士被英国人的俱乐部排斥，那也不要紧，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1886年，帕西人创立了他们自己的体育俱乐部。1892年，一个穆斯林体育俱乐部得到了一块土地；两年后，一个印度教体育俱乐部也得到了一块土地。1912年，欧洲人、帕西人、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这四大社区之间举行了首届板球四角赛。或许孟买的上层市民不会在彼此的家里或者俱乐部里见面，但至少可以相会在板球场上。

板球赛场外，孟买的各个社区还在争相做慈善。这项竞赛的胜者无疑是帕西名流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爵士，孟买首位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世袭爵位）的印度人。吉吉博伊及其继承者在全市的医院和火庙的名字上都有所体现，更不必说孟买的艺术学校了，印度英国人的杰出代表鲁德亚德·吉卜林之父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就曾经在这所学校教建筑。截至1913年，另有7名孟买人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以表彰他们对当地的重大贡献：帕西社区中有两人，巴格达犹太人沙逊（Sassoon）家族中有三人，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中各有一人。[37]正是帕西人、穆斯林、印度教教徒和犹太人社区中的这些重要人物，左右着负责城市改造的孟买城市改建信托基金（Bombay City Improvement Trust）。孟买印度人社区中具有影响力的领袖时而会通过在城市中集会，或者给相关的政府官员写信轰炸的方式，参与讨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印度人现状，或者对于印度穆斯林来说，还会关心英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在孟买的男男女女看来，他们的城市并不在英属印度的边缘，而是立于更广大的印度人世界的中央。

1913年，印度人不仅关心着马德拉斯、迈索尔（Mysore）或者加尔各答的事态，还关心着印度洋彼岸新成立的南非联邦纳塔尔省的德班。

1912年，国大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莱在南非待了将近一个月，行程非常紧凑，从开普敦到金伯利钻石矿、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和纳塔尔，与包括杜省中华公会（Transvaal Chinese Association）、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及其政府班子在内的众多人会面。德班和孟买一样，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非大多数印度人的所在地。戈卡莱来到德班时，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是犹太人市长F. C. 霍兰德（F. C. Hollander）。随着火车驶入装饰着英国国旗的站台，当地的印度女孩儿唱起了印度国歌《母亲，向您致敬》（Vande Mataram）。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份报告记录称：“外面候着四匹乳白色的马，装饰着粉色康乃馨、绿色叶丛、黄色和红色的缎带……数千名印度人涌上街头，一路上欢呼声连绵不断。”[38]有一个人始终在戈卡莱身旁，时而发言回应他的话，时而对他表示欢迎，时而提醒听众戈卡莱的鼎鼎大名，甚至暗示说如果他生为英国人，定会成为首相，如果他生为美国人，定会成为总统。这个人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接受了英国教育的一名律师。由于为人诚实正直，以及始终以文雅的方式给当局添堵，他在南非名望颇高。

甘地曾经与俄国作家、《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通信。他往来于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托尔斯泰农场和纳塔尔的菲尼克斯（Phoenix）之间，先是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印度人辩护，后来又为他们的权利摇旗呐喊，成了当地的知名人物。他总是穿着一身英国郡县律师的细条纹西装，干净利落。戈卡莱此行对甘地个人来说是极大的成功，证明他的工作在印度得到了承认，也证明了印度人在自身帝国中的地位这个范围更大的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同样也是甘地实现个人成就的时机：1912年年底，甘地陪同戈卡莱前往达累斯萨拉姆，送他乘船回国，这是甘地在成年后第一次穿上印度服装。[39]

戈卡莱1912年来访时，德班是一座多灰却又美丽的英国前哨阵地，与毗邻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争夺南非生意的港城，内陆地区的人们来到印度洋暖脚的海滨度假胜地。那个时代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来自德班的美好祝愿”，印着当地白人在海里游玩的场景，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更衣小屋。德拉肯斯堡山脉包围着城市的北边和西边，高高耸立在海滨平原之上。这里气候温和，几乎每天都沐浴着阳光。在很多人看来，未来的南非必然会受到财富与权势的眷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事实上也垄断了钻石的生产。对于一个已经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兴旺且注定会和加拿大人一样繁盛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自然资源基础还不够吗？在德班的海滩上，倒也可以容许南非白人在某一片刻忘记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口与政治现实：脆弱、分裂、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不久前的1910年，南非联邦由四块英国殖民地适时合并而成。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和政治传统各不相同，有相对自由主义的、说英语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也有布尔至上主义者的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在那里，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布尔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那是阿非利卡人站稳脚跟的一步。英国国会通过了南非联邦的宪法，希望其种族内涵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该宪法只允许“欧洲血统的英国国民（们）”拥有众议院席位和非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席位。[40]在开普，省级选举的选举权理论上是不论种族的，但实际上基于教育和财富的选举资格早已将绝大多数非欧洲居民拒之门外。支配着南非大部分其他地区的选举权具有种族排他性，并且依然保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这就是让阿非利卡人加入这个新的民族国家而付出的代价。1910年，布尔人总理路易斯·博塔组阁寄希望于这届政府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家政府，减少阿非利卡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分歧。然而，这并不容易。布尔民族主义者巴里·赫尔佐格（Barry Hertzog）对于开普的种族自由主义思想，对于南非联邦从属于英国的地位，都是同样的反感。1913年年初，他脱离了博塔政府，并威胁称要让政府垮台。历史、种族和土地为南非的政治注入了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南非联邦会以当前的形式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纳塔尔就像是一个局外人，曾经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如今是南非一个较小的省，德班是纳塔尔最大的城市。这里白人统治者的人数不及印度移民，相比于南非的其他地区，他们的人数也比非洲原住民少太多。在纳塔尔，白人与其他人的比例是1:10。相比之下，自由邦是1:2，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开普是1:3。[41]德班的纳塔尔白人形成了强烈的英国身份认同，与原住民祖鲁人、阿非利卡人，也逐渐与德班的印度人划清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抵消人数上的劣势。城市的白人人口中，有1/3出生在英国。他们在这座城市中修建英国花园，铸造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1899年，南非重要的英国殖民地官员米尔纳（Milner）勋爵将纳塔尔形容为“英格兰一个安全可靠的前哨阵地，像阿尔斯特一样忠心耿耿”。[42]1910年，亚热带的非洲城市德班回敬了这句赞美——新的市政厅完工，几乎和6 000英里外的北爱尔兰瓦灰色天空下、傲然挺立在贝尔法斯特的那座市政厅一模一样。1913年，“新西兰”号（New Zealand）巡洋舰到访德班，提醒人们即使是英国最小的自治领，也能够为帝国的防卫和统一做出一些贡献。这件事大大增强了这座城市属于英国的自豪感。

无论德班的纳塔尔白人希望展现给世界，也展现给自身一个怎样的形象，这座城市和周围乡村的经济财富却并不仅仅是吃苦耐劳的白人移民者与大自然搏斗的结果。远不仅如此。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1911年，印度契约劳工——或者按白人的叫法，称为“苦力”劳工——不断涌入纳塔尔殖民地，在沿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后来又到纳塔尔北部的煤田和铁路工作。是这些工人为纳塔尔的发展注入了大部分的力量，在南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些劳工的契约期一开始不过几年而已，但很多印度人在契约期满后，放弃了以自由身回到印度的机会，选择留在南非当家庭佣人，当工人，或者种植蔬菜水果。一些人去了德兰士瓦的矿上，大部分人留在了纳塔尔。一些在自由市场中入不敷出的人，又签下了新的契约合同，回到甘蔗种植园或者矿上工作，没有书面允许禁止离开工作场所两英里之外。[43]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印度契约劳工人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的“自由”移民，他们也由此将贸易网络从毛里求斯扩大到了非洲南部。古吉拉特商人在德班市中心开店，为他们在当地的印度客户进口大米和印度酥油，也在印度和英国之间进行更广泛的贸易。1908年，他们在德班成立了一家印度人商会，被城市中的白人商人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44]在白人看来，对于纳塔尔资源的开发，印度人曾经是“答案”，如今却成了“问题”，给白人的经济主导权画上了一个问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同样会对白人的文化和政治主导权构成威胁。

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纳塔尔白人有了殖民地自治作为工具——让伦敦更难对当地事务发号施令——并开始鼓励没有契约在身的印度人再次迁居。他们允许当地官员随意决定是否颁发贸易许可证，这让印度商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他们还剥夺了未来的纳塔尔印度人的选举权，向契约期满没有回国的印度人征收3英镑的年度税。[45]英国政府收到请愿，要政府出面保护被这些变数危及的纳塔尔印度人的权利，维护英国国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也是印度人最初来到非洲南部并能够留在这里所依据的原则。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印度人群体中民怨沸腾，印度政府迫于压力，威胁称要将前往纳塔尔的契约劳工输出一并取消，试图以此向对方施压。然而，纳塔尔政府依旧我行我素。1906年，纳塔尔对祖鲁人骚乱采取武力镇压，造成3 000名祖鲁人死亡，相比之下白人的死亡人数是24人，其中有18名军人，因此温斯顿·丘吉尔将纳塔尔殖民地称为“大英帝国的流氓”。[46]印度人受到的待遇，尽管完全算不上苛刻，但也遭到了类似的批评，迫使纳塔尔政府调整对印度人的政策，更改法律措辞，来安抚伦敦方面的敏感神经，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目标或者结果。纳塔尔的印度人明白他们身为英国国民的历史性权利，当地的精英人士明确有力地为他们辩护，身在印度的盟友也在为他们说话。他们成了帝国的一大著名案例，这反映出了帝国织锦一般的复杂，以及南非的帝国原则与地方实际之间的鸿沟。

戈卡莱来访时，南非印度人的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精心设计的地方和国家法律，自认为负有保护“白人的”纳塔尔之责的小官吏一贯的做法，都是歧视他们的。在德班，印度人的愤怒特别指向了移民官员，那些人按照自己对规定的诠释而进行工作，正如南非一位政治人物所言，是“卑贱的小独裁者”，目的明显是为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刁难移民。[47]由于戈卡莱的这次访问，人们对情况的改善又多了几分期待。但事实上并没有改善。“科尔伯恩—史密斯先生（Colborne-Smith，首席移民官）是那种冷酷无情、阴阳怪气的类型，”南非印度人社区的代言人《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评论说，“他似乎认为，博塔将军向戈卡莱阁下承诺未来南非移民法的执行会变得更加人道，这是一个笑话，意思是截然相反的。”[48]

1913年2月，写给《纳塔尔使者》（Natal Mercury）的一封信，让读者注意到了近来发生的12岁儿童艾哈迈德·科特瓦（Ahmed Kotwal）事件。尽管艾哈迈德携有纳塔尔居住证明，却一开始就被拒绝在德班登岸，理由是他的印度商人父亲此时正在周游欧洲和美国，并不在纳塔尔。他很快乘来时的“边境总督”号（Markgraf）轮船被遣返回印度，没有时间寻求法庭禁制令。这位波拉克（Polak）先生发问道：“如果是欧洲血统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儿，像这些无人可以代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印度人一样，遭到了这般可耻、严酷的非人道行为，纳塔尔人民难道不会起义反抗吗？”[49]报纸的编辑在社论版刊登了这一事件，询问德里或孟买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此事：

如果是其他强国的国民遭受了这些所谓的辛酸苦难，一定会酿成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印度人民的耿耿忠心，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待遇，我们的官员做梦都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处治享受着外国国旗庇护的人们，对此印度人民又做何感想呢？[50]

接着，在3月，又有法院下了判决，按照印度习俗结成的婚姻在南非不予承认，因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即便事实上绝大部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婚姻都是一夫一妻的。《印度舆论》控诉道：“事实上，它（法院判决）是在宣布，一名穆斯林的妻子出了省就回不来了，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夫多妻者，即便他只有一个妻子。”[51]“在后一种情况下，”报纸讽刺道，“他被称为一夫一妻制的一夫多妻者。”内政部长扬·史末资（Jan Smuts）用不敬的布尔俚语形容伊斯兰教徒的离婚，表示他们离婚只需男人让妻子滚蛋。这件事让印度人的愤怒火上浇油。

在这种法律限制和专制行政的背景下，1913年年中，一部新的移民法在南非议会得到了通过。这部法律给了政府官员——归根结底是内政部长——更加广泛的权力，对于被认为在经济意义上不受欢迎，或者更广义上讲，“生活标准或习惯”与国家的发展不相称的任何群体，他们都有权拒绝其移民南非。排斥亚洲移民的意图已经是公认的了。“我们一致认为，不受限制的亚洲移民是无法容忍的，无论他们是否为英国国民。”《纳塔尔使者》发表社论，解释说不想让“一种处于文明低级阶段的外来成分无限制地增加，同时社会特征又能将大批亚洲人同普通欧洲人区别开来”。[52]

尽管针对印度移民的控制违反了大英帝国的一条关键性原则——英国国民自由迁移——南非的很多印度人还是准备勉强接受下来，只要承认他们现有的权利即可。但法律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官员们得到了这么多无条件的权力，人们无权上诉，往往就会出现不公正的情况（《纳塔尔使者》自己都在控诉这种“不计后果的独断”）。[53]事实上，南非联邦的各个省份都在通过其他方式限制着印度人的迁移和定居，例如印度人从纳塔尔到德兰士瓦，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就是违法。这也进一步为民愤打下了基础。在这一切的背后，人们怀疑移民法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政府会不会收紧限制，直到连定居下来的印度人如果短时间内不在的话，也会被剥夺生活在南非的最基本的权利，或者被划分到新的安置区去。

对于这部移民法的出台，甘地指责南非政府“背信弃义”。[54]他主张进行一场消极抵抗运动以示反对，说不定还会更有力地推动3英镑税的废除。事到如今，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格外强烈，鉴于戈卡莱1912年来访时，认为已经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承诺，会取消这项税。然而一年过去了，这项税还写在法典中。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南非印度人的斗士。1912年，他在成年后第一次穿上印度传统服装。

这已经不是甘地第一次发现被南非政府欺骗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被称为“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抵抗策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了。几年前，在德兰士瓦，甘地就曾抗议对印度人新增的一项登记要求，这项要求很可能预示着将来对印度人的进一步控制。甘地提出了大规模罢工的方针，说服当地的印度人在他的带领下，在约翰内斯堡的帝国剧院集会。在随后与德兰士瓦政府以及扬·史末资的谈判中，甘地似乎得到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印度人将自愿注册，这项法律也将撤销。但这项法律并没有从法典中被撤销。印度人纷纷烧毁登记卡。甘地带领一支游行队伍从纳塔尔来到德兰士瓦，这也违反了法律。他遭到逮捕，被关进了监狱。

这一次，他的对手又是时任南非内政部长的史末资。和甘地一样，他也是一名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然而也曾经是布尔人将军。在某些方面，现在的甘地更有实力了，他所反对的不仅是一项法律、一个象征、一件麻烦事，而是3英镑税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政负担，它迫使许多印度人的契约劳动一期又一期地延续下去。此外，身在印度的印度人民也站在他这边，因戈卡莱遭到欺骗而义愤填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南非印度人都相信消极抵抗会奏效。“在德兰士瓦，很多之前供应战争物资的、举足轻重的印度商人，都对这场运动袖手旁观，”《纳塔尔使者》在10月初表示，“而在纳塔尔，很多之前参与这场斗争中的人，如今却置身事外。”[55]

还有一件可以利用的武器：罢工。1913年10月，纳塔尔北部煤矿的数千名印度工人被顺利地召集了起来。当下的关键问题是时间。罢工者对煤矿老板不断施压，希望能够说服政府改变主意，他们能够坚持罢多久呢？甘地在印度矿工集会上发言，身边是他的盟友坦比·奈多（Thambi Naidoo）和C.R.奈多（C. R. Naidoo），他号召矿工们不要复工。但这样的策略也有局限。受影响最大的是最贫穷的那些人，他们拿不到工资，还得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不能指望他们一直这样罢工下去。甘地试图在矿工们决心动摇、罢工气数已尽之前，强行与当局对峙，威胁称要采取更激进的手段：从纳塔尔游行至德兰士瓦，而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穿过这两个省的边界是违法的。他希望这样会迫使政府做出回应，不论是把他们带到谈判桌前，还是迫使他们把游行者关起来，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招来印度、伦敦以及南非自由派各方更强烈的批评。游行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起初规模较小，但最后发展到了数千人之多。

但游行者穿过边界进入德兰士瓦时，史末资的回应并不是把他们抓起来，而是选择按兵不动。他坚信这场罢工终究会自生自灭，他更愿意伺机而动。这一招很狡猾，虽然有印度方面的汇款支持罢工者，也就是当前的游行者，但由于当地印度人社团资源不足，供给他们食物的开销每况愈下。甘地由于贸然行事，已经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中遭到了批评。如今，消极抵抗策略完全有可能失败，甘地也完全有可能作为一名失败的煽动者被人们记住。最终，甘地再次遭到逮捕，又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

然而到了1913年11月，情况又有了变化，这一次是对甘地有利的。纳塔尔南部的印度农业工人也罢工了。这次罢工在某些方面要比煤矿罢工更严重，涉及的工人是后者的数倍。甘蔗种植园的情况尤为严峻。一整年的收成岌岌可危，这可不是仅仅损失几个星期的产量而已，雇主们没有现成的替代劳动力来做这些工作。随着经济损失不断攀升，《印度舆论》劝告工厂主不要妄图破坏罢工，而是要“看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联合起来向政府强烈呼吁，不要投入更多的警力，而是要立即停止征收这项税”。[56]消费者开始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纳塔尔白人间谣言四起，说怀恨在心的黑人工人正在等待时机出手（不过甘地本人非常注意把印度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否认曾经拉拢那些“卡菲尔人”一起罢工）。[57]或许一场广泛的起义斗争即将到来。

然而南非政府蓄意不作为的姿态遭受的最后一击，却并不是来自南非国内，而是来自印度。现已从前一年的暗杀事件中完全康复的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担心印度国内对于纳塔尔局势的愤怒舆论会破坏印度的稳定，决定亲自出马。哈丁被迫为一个印度侨民团体出面，公开批评了大英帝国的一名同僚，在这件事情上迈出了意义非凡的一步，他还要求在南非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纳塔尔的3英镑税以及印度人的其他冤情。《印度舆论》赞许道：“南非的印度人团体对哈丁勋爵感激不尽，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知这样的态度会被人怨恨，自己也会遭到（南非一些人的）非难。”[58]这件事让史末资陷入了困窘；在南非的一些人看来，这是外人在无凭无据地干涉他们国内的事务，事实上伦敦的《经济学人》把哈丁的干涉定性为“最高级别的违宪行为”。[59]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折中解决的机会。1913年12月，史末资竭尽所能地展现了风度，接受了委员会的想法，期待这将有效促进3英镑税的废除，事实上是在次年废除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消极抵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即使到了1913年年底，对于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仍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非暴力不合作”获得了胜利。

此时的德班又重新陷入印度人政治觉悟的背景中，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的争论也卷土重来，并且伴随着南非白人关心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原住民”问题。然而，甘地的声望现已树立起来。在一个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团体中度过了20年后，如今他打算回到拥有3亿人口的印度，带着记忆中依然鲜活的、在南非吸取的经验教训，经受了考验的政治行动原则，以及双重的使命感。

1913年年关将至之时，南非的印度人有理由庆祝。然而在南非，比他们庞大得多的非洲黑人群体，却在绝望之井中越陷越深。甘地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苦痛。恰恰相反，记忆中的1913年被打上了一个黑暗的标记，因为不平等更深刻地写在了法律中，他们的机会被剥夺，种族隔离成为法律强制的现实，南非黑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榨。“南非原住民在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是奴隶，却在生他养他的祖国沦为了贱民。”几年后，所罗门·采基肖·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这样写道。他选择的这个日子是当年《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通过的日子，这部法律严重限制了南非黑人购买土地。[60]

南非联邦成立之前很久的时候，南非黑人就一直是南非白人政治的中心。非洲黑人在数量上明显占多数，因此白人工人担心，如果黑人成为熟练劳动力的话，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价格就会被削低，而且其他的白人也担心黑人有可能掌握统治权，或许是通过暴乱的方式。和澳大利亚不同，南非白人普遍承认，南非黑人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但至于白人对南非黑人负有的责任范围，这份责任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可以赋予他们何等程度的政治权利，在这些事情上都存在着分歧。在开普省，如果一名黑人农场主足够富裕、足够有文化，就可以在省级选举中投票。在南非的其他地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黑人可以是农场工人，甚至可以是地主，但就是不能投票。

布尔战争，至少在英国人眼里，是为了在南非强化英国人的利益和原则而进行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原住民权利的保护。然而在讲和时，英国人也承认，选举权的问题，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问题，都要留给未来的南非政府来解决，仅仅是开普现有的投票者得到了特别豁免。因此当南非联邦于1910年成立时，伦敦并没有坚决要求不论种族的选举权。“没有荣誉的联邦是一个国家所能遭受的最严重的危险。”开普殖民地前总理威廉·施赖纳（William Schreiner）大声疾呼，极力主张倘若非欧洲人在其他方面达到了和欧洲人同样的标准，就不应否定他们在国家选举中的投票权。[61]然而施赖纳的呼吁在南非国内被投票否决，在伦敦也遭受挫折，最终还是失败了。南非联邦是作为一个宪法上不平等的国家登上世界国家舞台的，一些人拥有民主，另外一些人只有专制。

至于如何应对原住民的“难题”，在这个宽泛的问题上，简直是乱作一团。理论上倒是可以将黑人和白人完全隔离，但实际上完全行不通。政府委派的莱格登委员会（Lagden Commission）在1905年提出了部分领土隔离的办法，将省级隔离的零散实践提升至国家的层面。在一些人看来，允许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团体在不同的土地上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是一种进步的构想，这样能够避免欧洲文明被部落本能所玷污，也可以让非洲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速度发展，很可能无须同欧洲的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竞争。[62]另外一些人将种族隔离视为欧洲人教化非洲人的失职，或者说干脆就是开倒车，背离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朝向了更碎化、更狭隘的视角。土地在任何地方都是核心问题。几年前，在纳塔尔，一个土地委员会将最适合耕种的土地判给了白人，把较差的土地留给非洲人，指望他们依靠这些土地交出当地沉重的人头税。（1906年，祖鲁人从拒绝交税开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暴动。）在德兰士瓦和其他地方，白人农民听闻黑人购买的土地增加，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事实上，在德兰士瓦，黑人拥有的土地不到5%，在奥兰治自由邦更是不到2%（相比之下，开普是9%，纳塔尔超过30%）。[63]奥兰治自由邦现已从法律上剥夺了黑人购买土地的资格，这里的阿非利卡人担心黑人“占地者”不断蚕食，通过付给白人农场主租金，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逐渐改变本省的人口结构。来自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民族主义者巴里·赫尔佐格，在脱离博塔政府之前，曾经肩负着制定南非联邦原住民政策的重任。果不其然，他提出的方法就是拒绝同化，实行最为严厉的种族隔离。

前一年成立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终究为非洲的多数人群体发声了。它反对完全的种族隔离，不仅因为不公平，还因为这对在黑人劳工身上获益的白人也没有好处，而且还阻碍了黑人本身的发展。大会主席约翰·杜布（John Dube）牧师，曾经在德班以北、距离甘地在Phoenix的居留地几英里远的地方建立了Ohlange原住民工业学校，他在《纳塔尔使者》上主张“种族隔离制度或许非常适合野蛮和黑暗当道的时代……但它过去有，现在依然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本质上与一切教化和基督教信仰对立”。[64]他继续说道：“时代变了，风俗习惯也必须随之而改变。我们原住民需要白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教导、培养和示范，我们将难以立足和兴旺。”[65]

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用主义的。这意味着身为非洲人并不可耻。“我们的黑皮肤是造物主的馈赠，”杜布写道，“就我们自身来说，并不会用其他什么颜色来代替它。”他对于种族隔离实际上的后果并没有心存幻想；占多数的非洲人不会获得良田，只有贫瘠的零碎土地：

……更有可能的是，你们希望把原住民驱赶到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你们自己都看不上的酷热地区；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弃儿，大概是因为你们觉得他们已经是无依无靠、无力反抗了。我用了“驱赶”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当前定居在（纳塔尔）省的百万原住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毫无怨言、毫无异议，愿意响应你们的要求。有感情的人类，与被他们称为、被他们视为出生地和家园的那个亲切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神圣纽带不会那么容易被切断。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原住民愿意搬迁，除非采用强制手段。但如果你们在如此不道德的行为上滥用权力，那对我们来说着实是一堂悲哀的实物教学课，我们会为这样一个声称被基督的精神和教导所指引的民族而感到羞耻。[66]

但这件事无论道德与否，在政治观点上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立的。巴里·赫尔佐格既已脱离博塔政府，奥兰治自由邦的政治人物便也威胁称要自行其道。出于安抚这些人的需要，南非政府于1913年4月在议会上提出了《原住民土地法案》，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依照了赫尔佐格提出的大纲。它允许黑人购买的土地仅占南非联邦领土面积的7%（且禁止白人购买同一区域的土地），将“占地”立为非法，从而迫使黑人在白人的农场以雇工而不是佃户的身份工作。该法案呈上参议院时，在一名被认为对非洲人利益友好的部长的监督下，对其做出了一番更改——开普几乎得到了完全的豁免，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一些条款也被中止——之后获得了通过。种族隔离急速推行，不平等加剧，不公平造就了这部土地法。据《纳塔尔使者》报道，数千名原住民甚至在该法律尚未通过时就集会反对，报纸还对德班的安全表示担忧。[67]后来随着法律生效，该报对被勒令“离开家园——可能是祖父辈、曾祖父辈生活的家园——并且每年为被强迫流放的这份恩典交钱”的非洲人寄予了同情。[68]“如果地位对调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乐于接受呢？”报纸的编辑反问道。[69]

1913年6月底，由于现有的租借权到期，对新法律一无所知的黑人农民想要续约。一些同样不了解情况的白人农民也接受了。普拉杰写道：“直到他们去登记新的租借权时，政府法律官员才道出残酷的实情——禁止为无地的原住民提供住所。”[70]他继续说道，南非黑人“这才意识到眼下的情况”——南非离他们自己的国家又远了一些，也许它再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英国统治下的孟买不同，当地各界印度人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牢牢占据着主体地位，对他们国家未来的方向也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反观英国统治下的纳塔尔原住民，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被毫不客气地贬为了三等公民。

德黑兰

在外国的眼皮底下

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在遥远的2 0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让人闻风丧胆的国家。波斯帝国包括土耳其、埃及沿海地区以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到了1913年，波斯帝国已经衰微。这个国家的地势——夹在波斯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高加索山脉、阿富汗和印度洋之间——曾经被用作波斯征服邻国的跳板，而如今它的地理位置却使其成为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各方列强觊觎的对象，其中英国和俄国尤甚。这些国家将波斯视为各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带，未来的商品市场。

波斯国内的经济发展早已陷入停滞。它的内部政治形势很可悲。1913年7月，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从当代的角度对这个国家做了一番描述：

一个国家，减去一个国王——没错，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减去一个摄政王，因为他长期在欧洲旅行；减去一个议会，因为议会已经被废除了；再减去一个政府，因为可以说没有什么政府存在；没有军队，只有强盗团伙……也没有钱，除了能够从英国和俄国榨出的那些……[1]

在过去的几年里，1906年的立宪革命，以及内战、国际阴谋和外国的军事干预，重创了这个国家。正如寇松在1913年所言，如今这个国家正处于完全任人宰割的状态，主权的遮羞布几乎快要遮不住国家的未来由外国人决定的事实了：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间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四分五裂的内阁、15岁的少年国王以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司其职的摄政王。既如此，波斯便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一份对于往日辉煌的记忆，跨入了20世纪。但只有这些就够了吗？

艾哈迈德·沙·卡扎尔。一名英国外交官在1913年写道，自从波斯摄政王前往欧洲，“（伊朗国王）陛下就毫无作为，只是虚度光阴，狂吃甜食”。

在波斯首都德黑兰，政府对未来的路线一片茫然，国家之船漏洞百出，失去了航向。1913年5月的一份英国外交急件中说，自从去年摄政王前往欧洲，“（伊朗国王）陛下就毫无作为，只是虚度光阴，狂吃甜食”，不仅吃成了青春期肥胖，也让这个国家的政治走上了下坡路。[2]这份急件还报告说，伊朗国王的朝臣们不去鼓励他治国理政，反倒更愿意“鼓励他游手好闲”，“向他灌输这样的观念，认为声色犬马远比才识学问更令人向往”。两个月过去了，摄政王依然缺席，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在当前的波斯政局中，有很多托词和借口。”驻德黑兰的英国公使在发回伦敦的信中坚定地写道。[3]“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还可以运作下去。”他继续写道。然而政府却还在运作，“就像是一艘挪亚方舟之类的交通工具，在拉什特（Resht）和德黑兰之间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运载着不幸的旅人”。

那条路的尽头就是德黑兰，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个破落国家的破落首都。“想要舒服的话，就不要去德黑兰旅游！”这是欧洲侨民多萝西·德·瓦尔泽（Dorothy de Warzée）给出的忠告。[4]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情况比起更加现代化的孟买或者阿尔及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那些城市布局紧凑，采用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即便是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也呈现出熙熙攘攘、蒸蒸日上的面貌。反观德黑兰，则散发着一种大势已去、凋零黯淡的辉煌。它在开阔地带散乱地绵延数英里。未经铺砌的宽阔道路在未经打理的漂亮花园间穿过，被摇摇欲坠的墙壁隔绝在公众的视野之外。用委婉的话说，这座城市曾经风光过。

德黑兰老城周围环绕着防御墙，墙上开着14扇砌成彩色的城门，还有一条护城河。但是到了1913年，护城河已经沦为城市的垃圾场。德·瓦尔泽写道：“所有的动物尸体都被丢到这条护城河里；中午时分，流浪狗围在这些遗骸旁边，开开心心地饱餐一顿，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虽然市内一些地区已经用上了电灯，但夜晚的德黑兰却还是一座黑暗又危险的城市，只能被“一些煤油灯发出的幽光”照亮些许，而且“对那些初来乍到、点着微弱的光亮、粗心大意地走路或开车的人来说，完全是凶多吉少”。

到了白天，这座城市染上了稍微明亮一些的色调，大街上挤满了小贩和商人，茶馆开门营业，泥砖拿到外面去晒，女人在街上洗衣服，男人在街头理发摊剪头发，而且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还要把头发染成红色、黑色或者棕色，来掩盖年龄的印记。“德黑兰没有老人，”德·瓦尔泽指出，“因为比国王更智慧是不礼貌的表现。”[5]有变戏法的，还有戴面具的，带着驯服的熊和猴子，和乞丐争夺人们的注意力，而乞丐们则是“比意大利的同行还惨”。他们用畸形的四肢、身上的伤痕和皮肤病来证明自己贫困、不幸、值得施舍，而施舍是全体穆斯林的责任。巴扎就坐落在这一切的中心：

巴扎就是一个小世界；它像一条加盖了屋顶的巨型隧道，总是很凉爽，几乎透不进光。它是所有阴谋诡计的中心，一家巨大的俱乐部，其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巴扎诞生了所有能够策划出的祸端、所有的传闻，无论是荒诞不经还是真实可信……所有的罪犯一旦到了巴扎就安全了，因为在这里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巴扎就像一个大蜂窝，不计其数的地下室和阴暗的小巷，通往更阴暗的、犹如洞窟一般的院落或房屋入口，而且总有一个出口隐藏在后面某处，只有当地人才能在这座迷宫中穿行；外国人往往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没有人来引导，就只好原路返回。[6]

在巴扎容易迷路，但对于1913年有耐心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还得要讨价还价。为了应对这个贸易闭塞、周围农村也陷入困局的国家飞涨的物价，一个个家庭都在变卖传家宝，可以是一件精致的珠宝首饰，或者一块法国手表。在俄国人把持着的北部，情况大体上还算是相当稳定。南部则是人人自危。据寇松在上议院发言称，那里土匪横行，出自孟买、准备运到波斯中部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的一箱茶叶，原本要船运至波斯湾，之后再陆运至伊斯法罕，如今却很可能沿着阿拉伯半岛绕半圈，通过苏伊士运河，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在巴统（Batumi）进入俄国，之后经过巴库南下至伊斯法罕：总共要绕上几千英里路。这样一来，与外界的每一桩交易都要增加时间和成本，因此农村的不稳定就要由首都和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埋单。

寇松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国家非常了解。他曾经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游历波斯，并于1892年发表了两卷本的《波斯与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7]他意欲使这部书成为这个国家的权威记述，他无疑还坚信20年后这部书依然会保持这一地位。“英国读者的自然观完全建立在西方的环境中，很难让他们了解眼前这极度的反差。”寇松写道：

欧洲的山脉大多是蓝色或紫色；在波斯，山脉是火红色、棕土色，或者葬礼般的黄褐色。欧洲的田地，如果不是覆盖着绿油油的青草或庄稼，就是翻耕出来的深红色腐殖质土。在波斯，田地和棕色荒漠唯一的区别就是灌溉渠干涸的渠床。典型的英国村庄有着各自独立的小屋，往往很别致，在古老的树林中若隐若现。典型的波斯村庄聚集着一堆肮脏的泥棚，粗陋的轮廓线条不是垂直就是水平，挤作一团，被倾圮的泥墙保护着……平整的河岸间没有河流流淌，石子上也没有溪水潺潺。你要么被水沫纷飞的湍流挡住去路，要么涉过刚够把马蹄沾湿的涓涓细流。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山区，有名副其实的沙漠，有沃土，也有薄田，然而到了1913年，德黑兰以外的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一条铁路线。有一些适合车辆通行的道路，大多集中在波斯北部，从德黑兰北接阿塞拜疆省，东到马什哈德（Mashhad），也通往波斯中部的库姆（Qom）和伊斯法罕。“剩下的道路是商队或者骡子走的小道，自古以来就有，”英国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在当时的报告中总结道，“波斯大多数道路的特点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崎岖的山路，铺着圆石和松散、粗粝的石头，以及光滑的岩石，狭窄的隘道，陡峭的坡度。”[8]这样的景观增强了地方对部落的忠诚，与强力的中央政府相抗衡，并且为武装抢劫团伙提供了完美的藏身处。可以说他们是闹事者、土匪或者勇士，这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也可以说他们是叛乱分子、歹徒或者圣战者，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属的团体。在这类地区，正义可以总结为宗教部门打着正义的旗号惩罚冒犯宗教的行为；民政部门负责裁决其他一切事情，他们从过去的布告、当地的风俗、沙里亚法或者单纯的实用主义观念中汲取灵感。[9]秩序往往要靠力量来维持，而且是人格的力量。在波斯的偏远地区，伊朗国王也许会像太阳一样遥远，欧洲则如同更远处的星辰。流行病、旱灾和饥荒已经是家常便饭。

总之这里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扮演着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角色，即便有一些接受了欧美文学和政治思潮洗礼的女性，如今更加强烈地为她们不公平的地位而感到愤怒。“唉！”前伊朗国王之女、出生在后宫里的塔杰·萨尔塔那（Taj al-Saltana）写道，“波斯女人一向是与牲口和野兽为伴”——

她们绝望的一生在监狱中度过，被辛酸、严酷的煎熬碾成碎末。与此同时，她们也在通过报纸了解远方的情况。报纸上报道说，欧洲妇女参政论者站了出来，坚决要求她们的权利：普遍选举权、在议会上投票的权利、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她们正在不断取得成功。在美国，她们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全面确立，她们还在坚决果断地进行斗争。伦敦和巴黎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到欧洲去，见一见这些谋求自由的女士啊！我要对她们说：“……看一看亚洲吧。好好看看这些房屋，三五米高的墙壁，唯一的入口就是由一名门卫把守的一扇门。” [10]

波斯的妇女代表无法参加1913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nternational Women’s Suffrage Alliance）大会，便以电报代替。尽管如此，会议录中还是提到了她们。时任主席、美国人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夫人强调称：“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波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现代的自由要素正缓慢但坚定地将人民推向教化与自尊。”[11]查普曼·卡特指责近来的外国干涉进一步阻碍了波斯的政治改革进程，从而也破坏了女性提高自身地位的希望，这里的外国指的是俄国和英国。

波斯的人口不仅以性别来划分，事实上，作为一个语言和民族意义上的族群，波斯人本身仅占全国约1 200万总人口的一半。[12]另有250万人说阿塞拜疆语。还有20万马赞德兰人生活在土地肥沃的里海沿岸。此外，非波斯人的部落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包括西部的库尔德人，南部波斯湾一端的阿拉伯人，东南部的俾路支人，西南部的卡什加人，以及波斯湾和德黑兰之间的重要政治活动者巴赫蒂亚里人。除了这些，还有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小民族，包括阿富汗人、土库曼人、哈扎拉人、巴瑟丽人、塔吉克人——还有说突厥语的卡扎尔人，伊朗国王本身就出身于这个民族。举国上下都由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发挥着类似于黏合剂的作用，否则国家大计将变得迥然不同，波斯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位政要，也都要受到什叶派宗教领袖的监督。但还有至少10万名巴哈伊教徒在暗中活动（他们被什叶派教士认为是受到外国势力煽动的阴谋异端分子，被国王认为是危险的社会改革者）。在亚兹德（Yazd）、设拉子（Shiraz）、德黑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犹太人社区，以及少数琐罗亚斯德教徒，也就是掌控着孟买经济贸易的帕西人的祖先。还有一些亚述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统治者都要面对的窘境，维也纳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必会感同身受。

专制的古代波斯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这样的制度下，伊朗国王名义上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拥有伊斯兰宗教制裁权，又与卡扎尔皇冠和波斯国旗上的狮子与太阳所象征的、更古老的波斯荣耀联系在一起。19世纪90年代，寇松发现伊朗国王受到的赞美像附近积雪盖顶的山脉一样崇高，但比起作为真正的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作为往日辉煌的一个象征。即便是尚未受到20世纪的冲击时，国王下达的文书能传出首都多远，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权利理论上是无限的，实际上却处处受限。地方长官或许是通过家庭纽带，通过荣誉头衔，或者通过天花乱坠、坚不可摧的效忠誓言，与他产生了关联，但找不出有哪一个现代的官僚机构能执行他的意志。外交部往各个欧洲主要首都城市派遣公使的同时，也在波斯国内的省会安插官员，据说是为了监督地方长官。对于这一点，很难称之为强大的中央机关的标志。

这些都是治理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笔一挥就得到解决，无论伊朗国王是否受到宪法的约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行政改革，政治文化的改变，还需要一个太平时期，让改革在此期间生根发芽。然而波斯的近代历史中，只有断断续续的改革和难得一见的太平。欧洲国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除了借钱给政府，而正是这一点让政府债务缠身。俄国有时会积极策划反对波斯复兴，它更愿意看到一个虚弱的而不是强大的邻居。波斯最终的结果就是积贫积弱，被异议削弱，或者按照美国人威廉·摩根·舒斯特（William Morgan Shuster）喜欢用的说法，叫作慢性扼杀。1911年，舒斯特曾经短期受聘为波斯财政顾问，直到在俄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找到了自己和波斯复兴的阻力之所在。1912年回到美国后，他用自创的一个忧伤的对句，作为对这段岁月的书面记录的开场白。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首挽歌：“时间的推移冲淡了某些痛苦，却加深了波斯人不公命运的痛苦。”[13]

19世纪90年代，寇松在波斯期间，波斯也曾有过现代化的动向，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现代化的必要性。统治波斯将近50年直到1896年遇刺的纳赛尔丁·沙（Nasser al-Din Shah），曾经游历欧洲，并且为他所观察到的发展进步而着迷。但回到德黑兰之后，这种迷恋并没有转化为波斯持续的现代化，反而消散在国王对新事物强烈而短暂的热情之中。“他不断地着手推行一些新的方案或者创意，当他的异想天开得到了满足之后，这些东西就被忽略了，或者可以到期了。”寇松写道：

上星期还是煤气灯，下星期就换成了电灯。现在是参谋学院，不久之后就是军队医院。今天穿起了俄国的制服，而昨天的波斯湾上还开着德国的军舰。今年发布了一道新的军令，又承诺明年发布一部新的法典。这些绝妙的方案全都无疾而终，王宫储藏室里坏掉的机械装置和丢弃的小摆设，还没有政府机关文件格里半途而废的改革和彻彻底底的惨败塞得满。[14]

但天时和地利都不在波斯这边。

外国商人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许权，起初很不正规，但增速迅猛。1872年，伊朗国王与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英国商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Paul Julius de Reuter）男爵达成协议，几乎是将国家的一切交到了后者手中。在当地的商人和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国王也有所收敛。[15]两年后，德国人获得的修建大不里士（Tabriz）至焦勒法（Julfa）铁路的特许权，也以类似的方式流产。1890年，英国人获得的烟草特许权在大不里士和德黑兰遭到了抗议，也引发了全国性的抵制烟草运动——同样也导致这项特许权被撤销，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长期的欠债导致债台高筑，债务又造成了更大的商业影响力和更多的特许权，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被独家授予纸币发行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家俄国银行——贷款银行［Banque des Prêts，后来的波斯贴现银行（Banque d’Escompte de Perse）］——也成立了，代表俄国的商业利益，从波斯的累累负债中索取利息。航运业和渔业的权力之争刺激着外交活动。石油开采特许权在波斯南部授予了英国人，在北部授予了俄国人。波斯军队中最为训练有素的一支部队，是俄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士兵。20世纪初，寇松担任印度总督时，波斯的战略意义对于英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言自明的。英国连接亚洲的电报线已经贯穿了波斯全境。几十年来，俄国的南部边境向南翻过了高加索山，囊括了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吞并这些地区之后又开拓了巴库的油田，因此必然会侵犯到波斯自古以来的势力和利益范围。波斯陷入了日趋紧张的不利境地。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批评国王及其政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德黑兰下了一场钢尖箭雨。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al al-Din ‘Afghani’）是一名出生在波斯的知识分子，曾经广泛游历印度、阿富汗和欧洲，强烈反对英国，极力鼓吹泛伊斯兰复兴。他在1891年因过于危险的论调而被驱逐出波斯。[16]1892年，他用纸笔进行了复仇，批评伊朗国王的政权是暴政，将这个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它：

波斯，太阳的国度；椰枣、石榴、大麦和小麦的国度；波斯，她的煤矿无人开采；她丰富的铁无人冶炼；还有丰富的铜和绿松石；她的原油井；她可耕的土地如此肥沃，以至于丰收的春天过去后，只得用最快的速度刨土、收割；她所谓的沙漠，只需把灌溉工程修复即可。这样的波斯，难道是她的错吗？但这一切都毁弃了，荒废了，败坏了，被诅咒了。[17]

1896年，纳赛尔丁·沙被阿富汗尼的一名信徒刺杀。但一位国王之死并不一定会让这个国家时来运转。纳赛尔丁·沙的继任者穆扎法尔丁·沙（Muzaffar al-Din Shah）无法将波斯从麻木中唤醒，也无法摆脱英国和俄国的双重夹击。

就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事态的进展加快了，接二连三的政治阴谋、进军、撤退和动乱让人不知所措，时局的迂回曲折胜过巴扎的羊肠小道，死胡同和意想不到的开阔地也更多。与之相称的是，1905年的那场动乱正是在巴扎商人中间兴起的。店主、学生和宗教领袖在德黑兰联合，要求解雇波斯海关的比利时领导。他们的要求通过电报传遍全国，为民众的积怨火上浇油，引发了持续到次年夏天的一连串集会游行和落空的承诺。在有可能对德黑兰的重要部队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国王被迫接受条件，设立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即议会，负责制定宪法。旧政权垮台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很快完成。1906年的倒数第二天，穆扎法尔丁·沙承认了新宪法；1907年年初，国王去世，其继任者穆罕默德·阿里·沙（Muhammad Ali Shah）也被迫承认了新宪法。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转机。波斯一家报纸的编辑写道，经历了一段“在八个月的时空中凝聚了千年”的旅程之后，波斯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宪政干谷”。[18]但如果说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革命的话，对于不同的人，它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一个出于对旧政权的愤怒而暂时结成的联盟，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议会制政府的基础。真正的政治事务大多存在于议会之外，透明度依然非常低，人情和部落关系对它的作用，与党派或原则不相上下。

议会本身就分成两派，一派是保守派，将推翻国王的专制政府视为宗教权威复辟、外国势力撤出的开始，另一派是激进派，视其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以及更全面的西化进程的出发点。保守派批评激进派过于激进，想要削弱什叶派教义和宗教领袖们的传统地位。外国势力并没有出手相助，而是更愿意划定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罔顾波斯人的意愿，签订了《英俄条约》。该条约就双方各自的商业势力范围达成了一致，彼此之间不得干涉，从而限制了英俄两国在波斯的竞争，但并未完全冻结。宪政当即成为一纸空文。

穆罕默德·阿里·沙感觉到了重新树立至尊地位的良机，遂于1908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让这个国家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他还招来俄国人当帮手，让他们介入国家北部。革命的未来命悬一线，国家群情激奋。直到1909年，才依靠幸运、变化无常的政治联盟和巴赫蒂亚里部落的军事组织，重新树立了议会的权力。国王被迫流亡，在未来不干涉波斯事务的条件下，可以得到一笔津贴。但新的战线让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分化压倒了其他各个派系、部落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化。新议会是在比之前更广泛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因此也更为保守。据报道，现已是前任的国王从最初流亡敖德萨开始，就一直在环游欧洲，为回到波斯卷土重来谋求支持。在德黑兰，取代他王位的，是他12岁的儿子艾哈迈德。“对波斯来说，从眼前这错综复杂的局势发展出一个相当稳定、有序的政府，这样的前景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舒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

这时便轮到美国人舒斯特来救场了。他的改革方案包括重新安排政府财政，在一支新的财政宪兵队的支援下进行征税；除此之外，最近还建立了一支由瑞典人指挥的国家宪兵队，作为一股新军事力量的核心来平衡哥萨克人。从这些改革方案中隐约看到了希望。如果能够重新建立秩序，外国军队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国家的财政能够站稳脚跟，宪政会不会成功呢？这样的希望砸在了地方寸步不让、外国利益、政治局势恶化这几块大石头上。1911年，穆罕默德·阿里·沙把军火武器藏在标有“矿泉水”的箱子里，从俄国一路走来，进入波斯北部，最后一次试图重夺王位。[20]在德黑兰，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沙庆祝着自己的生日，刚从征服北极点的探险中归来的皮里（Peary）海军上将，通过舒斯特的助理凯恩斯（Cairns）先生，将一根独角鲸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国王。舒斯特报告称：“国王艾哈迈德·沙从未见过凯恩斯先生，由于翻译造成的某种误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误以为是凯恩斯先生发现了北极点，还亲自献上了独角鲸牙。”[21]至于艾哈迈德·沙被告知这一误会时有何反应，史料中并无记载。

与此同时，俄国人正在反对舒斯特方案的方方面面，因为这妨碍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向波斯派军以表态度，提出了一堆要求，并下了要求解雇舒斯特的最后通牒。（英国人一贯是采取阻力最小的办法，最终也支持了俄国的立场。）议会拒绝了最后通牒，但由于德黑兰处在俄国人的直接威胁之下，由内阁所领导的另一场政变推翻了议会的决定，议会解散，此时的巴赫蒂亚里部落军正在解散这个他们几年前还曾力图恢复的机构。宪法得以保留，但立宪的时机已过。

到了1913年年底，局势恢复了些许，但仅仅是略微恢复。在外省，在德黑兰，腐败都是变本加厉。在曾经是舒斯特眼中钉的新任财政顾问莫纳尔（Mornard）的管理下，国家的财政稳定了下来，但也仅仅是到了能够充分支持外国利益的程度。旅居欧洲的摄政王回国，新一届内阁正在组阁。新的议会选举预期将在未来的数日或数星期之内进行，不过派驻波斯的英国外交官评论说“并没有外在的迹象”表明正在筹划这种可能性。[22]为年少的艾哈迈德·沙举行正式的加冕礼究竟合不合适，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他还太小，少不更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国家需要的恰恰是一位经过了加冕的国王，而不是围绕着摄政王而展开的政治活动。

波斯作为一个实际上的独立国家，是不是像寇松在当年早些时候评论的那样，已经被掏空了呢？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构想、野心、口号、希望和恐惧、国内外的敌人，这乱糟糟的一堆；波斯的国家认同感或许得到了加强，却没有将它具象化的办法；北部被俄国人控制，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南部的强盗团伙一到春天就出动，直到冬天降临才离去。

一直以来，波斯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人们心中更加突出了，特别是在担心海上霸权旁落并为此寻觅解决办法的英国人心中，那就是石油。

英国人对波斯石油的商业性勘探早在10年前就已开始，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被授予了在波斯南部省份寻找石油的特许权。然而石油勘探的重要性只是最近才开始大增，缘起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议让石油成为皇家海军未来的燃料，因为比起煤来可以让舰船的航行速度更快，航行范围更大，燃料补给所需的时间更短、人力更少，并且有可能让这一切很轻松地在海上完成，无须再到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英国装煤站去。[23]正像批评者们积极指出的那样，丘吉尔策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要以合理的代价得到这些燃料，不能在危急时刻被迫给出高不可攀的价格，比如很可能要与敌国直接竞价。眼下英国国内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但石油则不然。石油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而它的储量相对来说是丰富还是贫乏，尚未经过证明。《经济学人》酸溜溜地评论说：“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太聪明了，甚至看不出如果用几乎被我们（英国人）垄断的动力煤，去换我们极度缺乏的石油燃料，英国就是在为她的舰队和纳税人再次制造障碍。”[24]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要求皇家海军以石油代替煤作为燃料，1913年，他在确保波斯对海军的石油供应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石油地缘政治的时代。

波斯只能是未来英国石油的几大来源地之一。正如1913年7月丘吉尔在下议院所言：“我们决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品质、一个过程、一个国家、一个伙伴、一条路线、一块油田。石油的安全可靠在于多样性，而且只在于多样性。”[25]但波斯是一个特例。世界上其他的石油供应绝大多数在俄国，或者美国，或者掌握在国际财团手里，它们带有强烈非英国元素，这一点在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身上得到了体现，虽然其业务立足于伦敦，董事也大多是英国人。（当然，墨西哥可以用来代替波斯，但这个国家远在大西洋彼岸，自身还有一堆政治问题。）

然而在波斯西南部，被授予特许权的威廉·诺克斯·达西于1908年发现了石油。在此之后，完全属于英国人的经营活动迅速涌现。英国投放在德黑兰和地方上的外交援助，在1913年时名为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很久之后更名为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该公司对于整个石油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在地方上，英国暗中与Muhammerah（在波斯语中为Khorramshahr）地方上的阿拉伯权贵Sheikh Khaz’al缔结了政治支持保证书，以便让英国的商业利益或多或少可以完全绕开波斯中部当局，将修建管道和炼油厂所需的基础设施运进来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26]英国已经在波斯湾沿岸的其他地点建立起了一系列牢靠的地方关系，海军部认为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地方也可能有石油。1910年，Sheikh Khaz’al因功被授予印度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1913年，英波石油公司表示，如果不能得到更具财力的地位，将更有可能无法生产出它的特许权所对应的资源，要不然就会陷入价格战，与其他一些营销运作更广泛的财团竞争，最终被它们收购。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1912年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是大部分由外国人出资的一个财团，被提名为潜在的买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倘若英波石油公司能够与海军部和印度政府达成某种金融交易，给公司未来长期的保障，那么公司就能够以实惠的价格与它们签订石油的远期合同。英国重要的石油供应源也会变得安全可靠。从煤转向石油所带来的战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海军部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方案，本质上是把英国政府变成了商家的战略伙伴，这样的结果并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海军部是必须要争取过来的，无论是通过英波石油公司，通过丘吉尔本人，还是通过他一手策划的正面评价的分量，这其中就包括现代皇家海军之父费舍尔（Fisher）海军元帅给出的正面评价。然而，这项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1913年秋，派出了由前海军情报处主任、海军少将埃德蒙·斯莱德（Edmond Slade）爵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他们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波斯湾沿岸的巴林、科威特，在波斯西南部沿卡伦河（Karun River）而上，来到Maidan i-Naphtun和白油泉（White Oil Springs），检查岩石结构，估算生产能力，与现场的地质学家沟通。他们于1913年10月23日到达Muhammerah，庆祝了当地的新年，并于1914年1月底回国。

他们回到伦敦，赞不绝口。波斯似乎完全符合英国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波斯将从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一个被誉为英国和印度商品市场的国家、英国电报线的一条路径，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外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产。从1913年起，波斯的历史将会与世界力量一个新的方面——石油——纠缠在一起，这个国家再也无法像逃避传说般的历史或者窘迫的现在一样，逃避这样一种命运。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1913年即将结束之时，圣地接待了两位从天而降的游客。

前一位是法国飞行员朱尔·韦德里纳（Jules Védrines），他是飞机这个新领域的老手。作为1911年巴黎—马德里空中竞速赛冠军，他正在参加一场艰苦卓绝的、终点为开罗的空中竞速赛，飞越了欧洲，从托鲁斯（Taurus）山脉上空飞越土耳其，正在飞向地中海东岸。1913年12月底，他成为首位在巴勒斯坦的崎岖地面着陆的飞行员。韦德里纳在滨海平原着陆的过程中，损坏了起落装置，被迫在此地留宿。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再次起飞，在雅法（Jaffa）进行了短暂的飞行表演之后，继续沿着海岸飞向开罗。

排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同胞马克·博尼耶（Marc Bonnier）。博尼耶认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赶超，便决定成为首位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行员。最终他在耶路撒冷旧城（Old City）以南约一英里的地点着陆。他们两人的着陆为法国人的空中霸主地位上了一道双保险，证明至少在某些领域内，法国人的才能、技术和英雄气概依旧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筹。法国人在圣地当地人心中威望大增，常驻当地的德国外交官愤愤不平地报告称，“法兰西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他还补充道，若不是那些法国外交官不争气，“办公室里永远不见人，整天睡大觉，根本不办事——除了跟妓女办事”，法国人的威望可能还会更高。[1]而后博尼耶再次起飞，离开地面，用人类未曾有过的视角看向这座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

1913年，第一架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机。当地的土耳其地方长官要协调外国在圣地的多方利益，同时还要遏制城市中占多数的犹太人与周边乡村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竞争，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1913年的耶路撒冷并不在任何一条主要商路上，也没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虽然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的确切数量，但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座大城市，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万，犹太人（其中很多并不是奥斯曼帝国公民）大约占到一半左右，基督教徒（大多是阿拉伯人）有1/4多一点儿，穆斯林略少于1/4。这些人全都生活在更广阔的、以阿拉伯人为绝对主体的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本身人口稀少，散布着近期才出现的一些犹太侨民区。[2]耶路撒冷的市长都是阿拉伯人，出身于巴勒斯坦传统的名门望族，特别是侯赛尼家族（the Husseinis）和哈立迪家族（the Khalidis）。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偏远的行政区，或者叫桑贾克（sancak）。这座城市对于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作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圣城的象征意义。这三重宗教传统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并且在当代影响着国际上对这座城市的兴趣。

在1913年，远在天边的统治者们意识到，这座三种宗教并存的城市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奥斯曼帝国城市。它的象征性力量过于强大，外国人的存在非常明显，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也极为强烈。60年前，俄国人以有权进入基督教遗址为借口，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50年前，法国为了保护马龙派基督徒出兵干涉黎巴嫩，而保护基督徒依然为俄国在土耳其东部和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借口。未来的耶路撒冷又怎会摆脱这样的必然结果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40年里，奥斯曼帝国在这一行政区的长官，又名穆塔萨勒夫（mutassarif）——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并不向该区所属的上一级行政省［习惯上称为叙利亚维拉耶（vilayet）］当局汇报，而是直接向整个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汇报。[3]耶路撒冷是一块宝地，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政治问题，微妙又棘手。

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高规格访问耶路撒冷，并主持了路德会救赎主堂（Church of the Redeemer）的献堂仪式。站在这座教堂的塔楼上，可以俯视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事实上就在脚下，建在据说是耶稣基督升天的地点。下了一座小山，再爬上另一座，在圣殿山（Temple Mount）上，耸立着金灿灿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Al Aqsa Mosque）：据说前者建在天地相接之石的正上方，也就是亚当被创造出来的地点；后者是排在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一度是全体穆斯林祷告的方向。西墙（Western Wall）坐落在视野之外，圣殿山的一面，是古老的犹太圣殿仅存的遗迹，上帝的住所，大约在1 800多年前被罗马人所毁。[4]这样一座具有如此精神力量的城市，又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呢？

据奥斯曼帝国穆塔萨勒夫之女塞尔玛·埃克雷姆（Selma Ekrem）回忆，1906年父亲初到耶路撒冷时，上门的访客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向他表示坚定不移的忠诚和永不磨灭的友谊。[5]第一位来访者是法国领事，时间是晚上9点30分，他自称是“长官最好的朋友”，从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传出了圣墓、伯利恒、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之类的词语。之后来访的是俄国人——“我父亲的一个新朋友，他带来了多少友谊的证据啊！”在他之后是意大利领事——“长官难道还能找到更好、更公正无私的朋友吗？”几个小时过去了，黎明将至，这时来了一位亚美尼亚教会代表，之后又来了一位希腊正教会代表，两人都向奥斯曼帝国表示忠心。但访客的队伍并没有止步：

1点40分，来了一个怪人，穿着奇装异服，脸颊两边垂着两团卷毛。他冷淡、拘谨，却又客客气气的。他是外国犹太人代表，并不向土耳其人称臣。

最后，可怜的长官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他们是外国犹太人，却是耶路撒冷最公正无私、最沉默寡言的民族。

到了3点，又来了另外一名犹太人。这位老人留着长胡须，那双眼睛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但态度亲切和蔼，油嘴滑舌。他是土耳其犹太人代表。

“阁下，”他开口道，“请留心那个刚刚从这里离开的犹太人，您只需相信您卑微的奴仆。”

4点，我的父亲终于得以解脱，上床就寝。但他睡得着吗？黎明时分，他还醒着。他来到窗前。映入他眼帘的这座城市多么辉煌壮丽，古老的要塞，一座座教堂，还有奥马尔清真寺（Omar’s mosque）和圣墓教堂的两大穹顶。房屋全部由石头砌成，周围围绕着橄榄树丛。阳光反射在宏伟的莫斯科教堂的镀金塔楼上，洒下一道金光，照耀全城。

“哎，”我的父亲叹息道，“要是我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么多朋友就好了。”[6]

塞尔玛·埃克雷姆还记得与母亲的一番谈话，她和她的姐妹，像那些好奇的、少年老成的孩子一样，试图解开耶路撒冷的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分化之谜。她们追问母亲，为何穆斯林承认耶稣为先知，而基督徒却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母亲气恼地回答：“这说明他们（基督徒）有偏见。”[7]这类问题或许是太复杂了，无法进一步解释。

然而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从小到大对彼此的宗教已经非常了解，知道什么样的钟声、什么样的队伍特指哪一个宗派的哪一种节假日。毕竟这类事件是耶路撒冷永恒的节奏。人们也可以享受到世俗的快乐，例如夏天大家一起到城外小山的橄榄树荫下野餐。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都会去Bi’r Ayyub观赏湍流的春水。瓦西夫·雅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儿，这些年来在耶路撒冷长大，就读于一所教授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学校，师从当地一名法基赫（faqih，伊斯兰教法学家）学习《古兰经》，后来他成了一名歌手，有时还会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演唱。他将自己的歌手生涯归因于通过《古兰经》学习掌握的古典阿拉伯语。[8]音乐本身就是这座城市的通用语言。雅哈里耶记得自己在夏夜里闲逛，和耶路撒冷的人们一起聚集在奥地利招待所（Austrian Hospice）门前的街角，聆听歌手兼乌德琴（oud）演奏家穆罕默德·阿希克（Muhammad al-Ashiq）的演出，人们“喝着果汁和咖啡，抽着水烟（argileh），一动不动，完全陶醉在音乐声中”。[9]

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和往常一样，在1913年的耶路撒冷街头摩肩接踵。当然，他们彼此之间的怀疑比过去更严重。毕竟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伊舒夫（Yishuv）——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通过怀有宗教动机的犹太人的内部迁移，还通过被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新的世俗哲学所激励的一些人的迁移，其政治野心和含义目前尚不明确。在巴勒斯坦，有一座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城——特拉维夫。那里散布着越过万水千山而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的定居点。犹太人新开始的购地行为，几十年里一直争议不断，阿拉伯报纸热烈地讨论、辩论、（主要是）批评这一现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愿意出售的阿拉伯卖家和有组织的犹太买家想方设法钻奥斯曼帝国规章制度的空子，因此犹太人的殖民过程也继续稳步推进着。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件事对未来的真正意义都是未知的。阿拉伯人忧虑的呼声还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大规模冲突。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座开放城市的传统要远比在新的郊区更为突出。不同的聚居区犬牙交错，而不是被某条特定的巷子或街道截然划开。在城里的咖啡馆，不同社区的代表们可以共同等待一名奥斯曼帝国官员答复请愿，签署文件，或者发放许可，与摆着臭脸的奥斯曼帝国官僚打交道的经历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了审查制度，发行了更多的报纸，帝国的政治形态似乎变得更宽松了；在那之后，咖啡馆成了政治讨论或辩论的场所。一些人主张阿拉伯人应在当今的奥斯曼帝国享有更大的自治权，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作为他们的盟友，另外一些人认为，拥有奥斯曼帝国公民身份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统治，还有一些人认为犹太移民正在暗中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新一届政府制止不力，很可能是欠了犹太人的债。在香料市场的Seraii咖啡馆，类似的对话在一棵大桑树下进行。[10]在Qalonia咖啡馆，点点头就能把来客引到后面的赌博区。

这座城市自始至终都处在现代化进程和扩张之中。阿拉伯人市长侯赛因·侯赛尼（Hussein al-Husseini）实施了铺设耶路撒冷街道的方案，受到了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广泛支持。［1914年的市长改选被塞法迪犹太人报纸《自由报》（Ha-Herut）称为当年市议会选举中“仅有的一线光明”。］[11]有轨电车即将开通。旧城的城墙外，正在建设新的郊区，扩展旧的郊区：百倍之地（Mea Shearim）和回想摩西（Yemin Moshe）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郊区，Musrara和Sheikh Jarrah则是富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青睐的新建的郊区。对于来自中产阶级阿拉伯家庭的小男孩儿雅哈里耶来说，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现代：

（1904年）夏天，我们围坐在低矮的桌边享用正餐。食物盛在珐琅锌盘中。那一年，我们不再用产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木勺吃饭，而是改用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生锈的铜勺。1906年，我的父亲为我的兄弟姐妹们每人购置了一张单人铁床，于是我们也抛弃了睡在地板上的习惯。过去每天晚上都要把一张张床垫放到几面墙之间，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劳烦了，真是开心。[12]

雅哈里耶回忆起见到法国圣母院（Notre Dame de France）的独臂看门人点亮这座建筑物的电灯——雅哈里耶称其为耶路撒冷最先通电的建筑——他还惊讶地发现，“一眨眼的工夫”，这个地方就从完全的黑暗变得亮如白昼。[13]

耶路撒冷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断变化，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从未改变：在三种宗教的加持下，完好无损的独特精神和绝无仅有的气质。在过去的岁月里，这座城市曾经被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可即便是奥斯曼人，也只是这个地方的监督者，尽管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到1913年时已经持续了将近400年。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家族和宗教无谓的争斗，或者即便是现代的冲击，比起耶路撒冷，这个精神与灵魂的永恒国度，全世界共同的遗产，又算得了什么呢？

耶路撒冷是欧洲和美国基督徒心中的朝圣之城。这座在一两代人之前还只有最坚韧、最积极的人们才能到达的城市，如今已经是每年数万人的目的地。城市中的朝圣者、朝圣物品——木质十字架、圣人文身、珠绣圣母、念珠、圣像——以及当地的小贩和向导，利用朝圣者的虔诚和轻信，到处榨取几个皮阿斯特（piastres）。

旅行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当地人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个基督教团体，每一个欧洲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独有的教堂、旅馆或者旅游团——这是一种以民族、语言和习俗来划分的单一信仰。不同的国家甚至还经营各自的邮政业务，避开了奥斯曼帝国的电报业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那是一个间谍网，会把通信内容传回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在耶路撒冷市郊建起了一座大院，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大教堂、医院和三家招待所，尼古拉二世身边那个寻欢作乐的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曾于1911年来访。[14]奥地利招待所坐落在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附近的苦路（Via Dolorosa），装修给人的感觉犹如在萨尔茨堡城外的山坡上，装点着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胡子肖像——1896年访问耶路撒冷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首位到访的天主教在位君主——还有他妻子的肖像，让人感到亲切。路德会救赎主堂为树立了德国的标杆，威廉二世意在借此促进德国在圣地重新确立大国地位，还有1910年才献堂的德国天主教圣母升天修道院与之平分秋色。最后自然是各个教派的代表——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教会，他们全都主张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并且就各自的权利争论不休。

“一旦有了朝圣的想法，朝圣就已经开始了，”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在自己1912年圣城之旅的记述中开篇言道，“一旦开始，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朝向耶路撒冷的一步。”[15]格雷厄姆的旅程是在500名俄国东正教农民的陪伴下进行的，他自己也伪装成了农民。他是中途加入他们的，从君士坦丁堡横渡地中海。在这场伴随着狂风暴雨的旅途中，他们乘坐的那艘小船还没有泰晤士河上的轮船大，却拥挤得多。两星期后，朝圣者们终于安然无虞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雅法一家希腊修道院铺着稻草的地板上过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发。有钱的搭火车，没钱的就要准备走上好一段路。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城：

我们所有人都在自言自语般低声祈祷，成群结队地穿过耶路撒冷的一条条街道；每个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样子，一个跟着一个，像从远处赶过来的牲口一般；但事实上却很兴奋、狂热、焦急难耐，就像那些熬夜到很晚只为迎接久别的父亲回家的孩子一样。[16]

格雷厄姆认识到，朝圣行为本身是一种精神上的、平等的体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此建立起一个教派。“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与他人做比较或者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写道，“尽管一些人富，一些人穷；一些人有文化，一些人是文盲；一些人干净卫生，穿着新衣，光着脚，他们觉得必须要脱下靴子，因为他们脚下的地是神圣的；而另外一些人甚至连洗脸的概念都没有。”在本国非常重视的等级观念，到了耶路撒冷，就会在单一的共同信仰中忘却。一些人感慨万千，另外一些人纵酒狂欢。据一名俄国朝圣者说，只有犹太人会在睡梦中度过复活节午夜，午夜过后，朝圣之旅就沦为了唱歌，拥抱，“山羊胡和络腮胡纠缠在一起”，举行盛宴，畅饮阿拉伯小贩前几天带过来的酒：

我所见到的每一名僧侣和牧师都向我们打招呼道：“基督复活了！”我们回答“是的，他复活了！”并互相亲吻。喧闹喜庆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斋戒结束，人们会喝掉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和arakha，这无疑会让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震惊。醉醺醺的歌舞也会被认为与耶稣的信念格格不入。但我不明白。在我看来，这只是在表达真正的快乐……一想到他们一路走来的朝圣之旅，最终来到了美好的复活节早晨，每一名朝圣者的心中都有些东西融化了。当他们瞧见天上的某物时，脸上闪耀着异象的光辉，仿若临终之人的面容中闪现的一抹微光。[17]

除了精力旺盛的俄国人，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其他地区更苦行的朝圣者以外，还有游客。格雷厄姆若有所思地说，扮成俄国朝圣者的他，与一个带着柯达相机、给路过的自己拍照的德国人，是多么不一样——毫无疑问，那个德国人回国后，一定会给亲朋好友看那张照片，以为照片中的是一名真正的俄国农民。这样的他，与美国和英国的游客又是多么不一样，“他们好几百人，有阿拉伯向导和红宝书相伴”，双手紧紧地攥着外套防小偷。[18]格雷厄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被发现，但他却认出了几个英国人。路过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行社办公室时，他和一名俄国朝圣者在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儿面前停了下来，她正穿着“当地人的”服装——“一件古老的、鲜红的刺绣，可以在化装舞会上代表巴比伦”——在相机前摆出甜美的造型拍照片，比围观的人群高出一头。这就是耶路撒冷，比起朝圣之旅的目的地，更像是异国风情的背景板，也是那些依稀记得的《圣经》故事的舞台。

1913年，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朝圣者，或许也和当地的阿拉伯和犹太居民一样，成为耶路撒冷的组成部分，后者中的一些人上溯几代都在耶路撒冷生活。而欧洲和美国的朝圣者，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暂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常驻，实际上已经对这座城市的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虽然只是游客，但他们的游览表现出了对这座城市及其意义更深刻的、持久的归属。他们的出现证实了耶路撒冷同样属于他们。

当然，也有一些朝圣者留了下来，由此发展出了所谓的美国殖民地（American Colony）。几十年前，来自芝加哥的斯帕福德（Spafford）家族和千禧年派基督徒开始兴建这块殖民地，后来又有改宗者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来自拉姆安拉（Ramallah）的塞法迪犹太人雅各布·埃利亚胡（Jacob Eliahu）。之后到了1896年，又有大量的瑞典福音派新教徒加入。[19]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徒杂居的美国殖民地成了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自己织桌布，烤面包，在星期日组织唱赞美诗，还组建了文学俱乐部、合唱团和乐队。圣诞节成了城里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外国人赠送礼物的节日。斯帕福德家族的一名成员回忆道：

艾哈迈德·埃芬迪（Ahmed Effendi）送来了一只羊，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送来了一篮大米，耶路撒冷市长也送来了一篮大米，侯赛因（Hussain）送来了两只火鸡，费迪·埃芬迪·阿拉米（Faidi Effendi al Alami）送来了两只鸭子、两只鹅和四篮柑橘。还有别人（我不记得名字了）送给我们四盘buklaway（阿拉伯甜食），一盘geribi（类似于苏格兰酥饼），一盘mamoul和一盘“Karabidj Halab”［阿勒颇（Aleppo）的奶油甜品，一种美味的甜食］。苏莱曼（Suliman）送来了一大盘装饰圣诞树的糖果。巴尔当斯佩热（Baldensperger）先生送来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我记不住了。[20]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升起了星条旗，然而当地的美国领事表示抗议，认为殖民地是一场骗局，并与之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21]有一次，伊迪丝·斯帕福德（Edith Spafford）还打扮成自由女神像，摆拍了一张照片，庆祝这个日子。到了1913年，起初只是作为少数福音派新教徒的宗教事业的那些行当，如今已经具有了扩大的家族产业特征：印制明信片，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接受委托提供摄影服务，委托方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和《国家地理》杂志。[22]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就有一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殖民地的故事。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拉斯·蓬图斯·阿诺尔德松（Klas Pontus Arnoldson）几年前访问殖民地，之后在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之魂”（Jerusalem själ）的书。

犹太移民对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命运和耶路撒冷桑贾克现有的阿拉伯人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在1913年还并不清楚。

重建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依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梦想。尽管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已经开始增加，奥斯曼帝国当局对他们的管控也是三心二意，相当无力，但犹太复国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本质上只是犹太人内部的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世界上全体犹太人的明确代表。如果说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认识到了家园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以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发展进步，不用再害怕那些无尽的迫害与怠慢，像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或门德尔·贝利斯所遭受的那样，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犹太复国事业意味着犹太人背弃了被欧洲社会同化的承诺，重新把自己孤立了起来——不去放开眼界，反而把视野变得狭隘。犹太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西欧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在各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东欧和俄国犹太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中的一些仿佛刚刚走出中世纪，更不必说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了。即便是在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对于实现犹太人家园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家园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存在，也都存在着分歧。

这些问题原本并不明显，直到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犹太复国事业必然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某个地区。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中并未特指巴勒斯坦。而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虽然回答了这个核心问题，但在那之后还有其他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犹太人家园是否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以犹太人为主体，或者说假如犹太人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占多数的话，犹太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在这样的家园，宗教是否应该发挥强大的作用，还是说宗教更应该由一种与时俱进的世俗身份来定义，更集中于大学和歌剧院，而不是犹太会堂？犹太人是否应该学习阿拉伯语，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传统被抹杀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容易进行购买土地的协商谈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是否只能雇用犹太人耕种土地，还是说也可以雇用阿拉伯人，并可以借此加深经济互赖和社会同化的程度？说到底，在这样的家园，阿拉伯人会不会安于同犹太人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像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从犹太移民带到巴勒斯坦的经济投资和技术支持中获益？还是说他们会心怀不满，成为犹太人的竞争对手，向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缓慢迁移，或者出现更令人担心的情况，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去？在更广义的政治背景下，在奥斯曼帝国，一个犹太人家园能够争取或者说应当争取多大的自治权？而作为一项政治实践活动，建立犹太人家园这条路，是通过君士坦丁堡，还是通过柏林、巴黎、维也纳和伦敦？

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家园中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赫茨尔于1898年访问耶路撒冷，希望能够说服正在巡游的德皇倾帝王之威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宏伟构想，然而他发现这座城市很狭小，不卫生，遍布着黑暗角落，笼罩着神秘主义——几乎无法实现他建设一个自信、自由、进步、现代的犹太国的设想。几年后，他写出了一篇未来主义小说，描绘了1923年时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标题也取得很贴切，叫作“新故土”（Altneuland）。他想象中的国家中枢是北部城市海法（Haifa），而不是耶路撒冷。由此看来，虽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耶路撒冷理所应当是以色列家园（Eretz Israel）的中心，因为它毕竟是最神圣的犹太人遗址所在地，而且也是一座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还有更多人认可耶路撒冷的象征性力量，可以用来为犹太复国事业筹款，然而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基本上并不把这座城市当成唯一的活动地点，甚至不把它作为活动中心。[23]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领袖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将办公室设在雅法海岸边的Bustrus街上。他与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总部通信，用的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

1913年，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巴勒斯坦代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充当助推器：确保欧洲犹太人继续支持这项事业，确保以一种积极的势头向前冲，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些不堪一击的定居点。在维也纳，他们展示了犹太人定居点的地图和犹太人在新家园土地上的照片，甚至还播放了一段影片。最终为这份冲劲注入新活力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买下的一块地上建立一所犹太人大学的呼声。正如一名代表所言，这所大学将成为“锡安山（Mount Zion）新的圣地”。[24]

多年以来，虽然奥斯曼帝国试图禁止外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阻止他们定居，控制移民，限制犹太游客在该地区停留的时间，但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这块土地、这份事业的决心和狡猾，这些政策并不怎么奏效。土地可以用不同的名字购买，新来的移民也可以消失在现有的人口中，或者干脆由留着他们国籍的那些个国家的领事官员宣布死亡，几年后奇迹般地再次活着现身。[25]面对法律和行政上的障碍，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有时候必须来阴的。从雅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办公室传到柏林总部的信息是用初级密码写出来的。1913年，已经以犹太人名义购买的土地用“上海”来指代。[26]如果犹太人面对着一块土地的报价，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手购买，传到柏林的信息将会带有一个描述慢速音乐的词语：“柔板”。如果时间不够，就会用另外一个词语：“快板”。犹太人大学项目的代号是Kunstwerk，德语中的“艺术品”一词。特拉维夫是Stadtpass（城市通票）。购买土地的竞争者是Stickluft，表示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敌人是Sticksto（氮），友人是Stiefsohn（继子）。

然而，当年11月一封寄回柏林的信中写道：“殖民的速度太慢了。”[27]信中还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得到比现有的多至少10万杜纳亩（奥斯曼帝国面积单位）的土地。”钱和政治支持总是越多越好。1913年12月，柏林方面让鲁平特别关照一个德国基督徒的儿子，此人在中国服完了兵役，现在希望去中东见识见识。“我们并不认识克鲁夫特（Kruft）博士本人，对他的了解和基督一样少，”柏林办公室写道，“但我们很重视那些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基督徒，为他们提供自行判断那里的利害关系的机会。”[28]

与此同时，对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情况，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更大范围的中东阿拉伯人并不会一直拥有同样的利益。奥斯曼人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秩序，防止耶路撒冷的时局成为外国进一步干涉的借口，以及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眼下阻止犹太移民几乎算不上什么存在的问题，只要移民不会酿成一场犹太人政治独立运动。无论如何，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口平衡的担忧，都已经被困扰着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问题冲淡了。1913年，君士坦丁堡面临着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难题：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本身。奥斯曼帝国在几年前把利比亚输给了意大利人，如今帝国在欧洲的历史领地也眼看着就要落到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希腊人所组成的强硬联盟手里。它需要朋友，特别是有钱的朋友。犹太人的支持是很有用的。

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人的情况也与之相似，1913年时，对于新兴的泛阿拉伯政治觉悟而言，这些地区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激励着阿拉伯精英人士的政治事业，要比耶路撒冷桑贾克的局势宽泛得多，不论其象征意义有几分。他们力争在奥斯曼帝国的运转中取得更有分量的地位，如果无法实现的话，就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他们希望看到经济加速发展。犹太移民和犹太人的政治支持事实上也许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泛阿拉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能谈成吗？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负责人维克多·雅各布森（Victor Jacobson）在1913年提议：“我们工作计划中的第一项应当是与阿拉伯人达成协议。”[29]同年6月，在巴黎参加第一届阿拉伯人代表大会（Arab Congress）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沙米·霍赫贝格（Sami Hochberg）的犹太人，他是君士坦丁堡一家法语报纸《土耳其青年》（Le Jeune Turc）的编辑。[30]

一些阿拉伯人和一些奥斯曼人更担心犹太复国主义，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和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也以越来越尖锐的口吻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带来的难题，引起人们注意到有关犹太人购买土地或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特殊事件。一些文章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驳。摩洛哥犹太人希蒙·穆瓦亚尔（Shimon Moyal）在贝鲁特接受训练成了一名医生，之前曾经在开罗生活。他在1913年成立了一个被称为HaMagen的组织，力图驳斥阿拉伯报刊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文章，并把这类文章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31]但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手段，这本身就意味着互相猜疑的氛围正在恶化，论战愈演愈烈。鲁平也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膨胀很让人担心。“如果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他在1913年年初给柏林中央办公室写信说，“那么我们或许就要面临再也无法用钱来化解的阻力了。”[32]

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审查制度，阿拉伯世界的报纸印刷量随即上升，表达和传播不满情绪变得更加容易。1911年，纳吉布·纳萨尔（Najib Nassar）出版了一本阿拉伯语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目标与意义》（Zionism: Its History, Objectives and Importance）。他称赞赫茨尔的行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其政治成就，并奉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通过金融和政治组织做出相应的回应。他问道：“在悲剧和痛苦中煎熬了数个世纪的我们，为何不成为真正的人，走上自由之路，为我们的祖产、为我们自己而活，避免祖先们曾经用鲜血得来的国家得而复失、把祖先和子孙后代的那些诅咒降临在我们身上？”[33] 鲁希·哈立迪（Ruhi Khalidi）出身于耶路撒冷名门望族，现已当选为奥斯曼帝国议会代表，他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唤醒其他代表。1913年，在他去世前，正要完成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他在书中详细回顾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概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以及对当下的阿拉伯人民提出的挑战。

这年夏天，发生在雷霍沃特（Rehovot）犹太人定居点与Zarnuqa阿拉伯村之间一条路上的争吵演变成了枪战，使得局势进入白热化。[34]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邻村的阿拉伯人从定居点偷东西被逮到，还袭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们的犹太守卫。阿拉伯人声称问题源于犹太人定居点的军事化，那些定居点的治安被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自卫组织HaShomer（守卫者）接管了。据称有一名典型的过于狂热的犹太守卫污蔑阿拉伯人偷窃，为了防止暴力行为，他被缴了械。路上的这一事件发生后，场面立刻混乱起来，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定居者和Zarnuqa的阿拉伯村民都想着要去营救各自遭受围攻的亲族，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一名犹太人定居者在随后的交战中中枪，但得以幸存；一名阿拉伯村民受了致命伤。几天后，雷霍沃特的一名犹太守卫被谋杀。嫌疑人遭到逮捕。双方都请求奥斯曼帝国当局、各自的社区和全世界在这一案件上为他们主持公道。“但凡是聪明、公正之人，绝不会相信这项把犹太农民刻画成煽动者的可恶指控。”鲁平（用法语）给奥斯曼帝国耶路撒冷长官写信说。[35]他声称，在过去，阿拉伯人犯下的暴力和偷窃都已经得到了宽恕：“被毁掉的几千棵树，风华正茂之年丧生的人命，被夺走的几百只牲畜，被偷走或者抢走的水果。”但宽恕是有底线的。他写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改善我们的安全状况，而不会忍气吞声，也不会向那些袭击和掠夺我们的人屈服。”[36]

近些年来，在圣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连续不断的大小事件累积了起来，这一事件是不是也算其中之一呢？这件事会不会被人们遗忘，在奥斯曼帝国当局的文件堆里接灰呢？还是说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事情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局面？是年11月，巴勒斯坦当地一家阿拉伯报纸《巴勒斯坦报》（Falastin）发表了一首诗歌，诋毁犹太人，恳请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采取行动：

犹太人，叮当作响的金币之子，莫再欺骗；

我们不会上你们的当，把我们的国家卖掉！

我们还有气节，

怎会把国家乖乖交到你们手上？

怎会做这样自损的事情？

犹太人，最弱小、最卑鄙的民族，

正与我们就我们的土地讨价还价；

我们怎能继续视而不见？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也有的是钱。

当权者，统治者，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在烦恼些什么？

是时候觉醒，是时候察觉了！

不能这样掉以轻心，

不能再继续忍耐下去！[37]

*** ***

1913年12月，一艘艘轮船从欧洲起航，将新移民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被派去调查波斯石油潜力的英国海军考察团返回伦敦。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阿尔及尔和巴黎之间穿梭往来。已在南非成名的甘地考虑回到印度。在基辅，犹太职员门德尔·贝利斯为自己未曾犯下的谋杀罪而遭到监禁、迫害、妖魔化之后，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准备去新的国度寻找新的生活。

再见，基辅，永别了，我的故乡，永别了，与我相依相伴的朋友们！我要离开这里，去祖先们的土地，去圣地。那曾经富饶的土地，对我来说永远那么亲切。我要将灵与肉安息在以色列家园。[38]

第二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至少对贝利斯来说，咒语是会成真的。

实际上是在新年前夜，贝利斯半夜乘马车离开基辅，在乡村小镇卡扎京（Kozyatyn）与妻儿会合，再乘火车疾驰驶过乌克兰西部冰天雪地的乡野，到达奥匈帝国边境的皮德沃洛奇西克（Podvolochisk）。他穿过边境之后便前往伦贝格（现利沃夫），之后是维也纳，再往后是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贝利斯虽然想方设法隐藏身份，但一路上他的秘密还是不可避免地曝了光。这个戴眼镜的人毫不起眼，对他的审判和之后的无罪宣判让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蒙羞，好奇的围观群众都想一睹他的真容。

1913年已经逝去，1914年接踵而来。在新年最初的几天里，贝利斯乘坐的轮船先是停泊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之后又到了海法。“以色列家园让我备感振奋。”后来贝利斯热情地写道，他或许是同时以宣传者和日记作者的双重身份写下这句话的。他继续说道：以色列“给了我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大自然本身，以及人民的生活，都激发了我的活力和对生活的渴望。我们离开基辅时，天很冷，大雪封地。这里的一切绿意盎然，还有温暖的阳光。这是巴勒斯坦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万物欣欣向荣，山丘和田野被植被覆盖着。这样的环境我永远享受不够。我要拿出很多时间漫步闲逛，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39]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慷慨大方的欢迎。据他回忆，在海法上岸时，当地一名阿拉伯酋长派来车马为他效劳，还执意要亲自骑马走在前面，作为他的仪仗队，在土路上南行。犹太人社区自然是更加热情地欢迎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疯狂庆祝，把特拉维夫打扮成了王子驾临般的场面。”1914年2月，德国驻雅法领事给柏林的德国宰相写信说。[40]

贝利斯虽已来到圣地，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圣城。虽然西墙是将他从监狱中释放的祈祷声最热烈的地方，但他却推迟了西墙之行。他指出，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很多地方也有人为他祈祷。无论如何，特拉维夫和雅法的活动安排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宴会和欢迎会，对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殖民地的访问，还有游客、新来的移民和当地人——既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完没了的握手请求。

然而在4月，贝利斯赶在逾越节之前来到了内陆。他下榻在雅法门旁边一家舒适的酒店，在家人和追随者的陪同下，逐一参观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医院和慈善机构。最终，他来到了西墙。赫茨尔对这里很失望，认为在这样一个“丑恶、悲惨、混乱、赤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涌现出深刻的情感。[41]而贝利斯的感情五味杂陈，团体中的其他人情难自抑：

我再一次体验到了犹太人大流散，也再一次感受到了自身的悲伤。我站在西墙前沉思着，突然听见一阵哭声。我转过身来，只见我们一行人中的H.伯林（H. Berlin）正在哭泣。他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任何犹太人特征，这样一个人竟会哭泣，实在是出乎意料。他本应该完全脱离了犹太教。他的女儿是一名医生，甚至连一句意第绪语都不会说，却哭得歇斯底里。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步要走。来自基辅的工厂主管、犹太人贝利斯，登上圣殿山，在巴勒斯坦当地一名阿拉伯向导的引领下，获准进入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参观。虽然去年在巴勒斯坦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样的善意依然可以存在。骰子尚未掷出。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一名美国评论员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

纵观历史，横览世界，大国崛起于无名，征服世界的广阔疆域，抑或将迥异的区域融合成泱泱大帝国。罗马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领导的马其顿人、中世纪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蒙古人、中国古代历朝、奥斯曼土耳其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如今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全都经历过辉煌。这些帝国中，有些延续了数世纪，还有些只维持了几十年，甚至区区几年，与它们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一样，除了恐惧，再没有任何更长久的因素能够维持它们的存在。

对于1913年任何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而言，这似乎正是历史的节律：帝国兴盛，衰落，诞生，死亡。那些似乎一度举世无敌的大帝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时能够充分察觉到它们的困境，有时又完全意识不到——都可能是在走向辉煌的薄暮。在那以后，黄昏自然会降临在它们身上，将它们的成就付诸历史。（不列颠人之所以这么仔细地研究罗马帝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想要了解如何效仿它的成就，如何避免走上它的末路。）另外一些帝国无疑会兴盛并取而代之，或许是在某些至今仍名不见经传之人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历史的偶然事件、优越的地理条件、出色的领导才能或者科技创新，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开疆拓土的位置上。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微光所预示的并不是本民族帝国时代的黄昏，而是黎明。

1898年，英国政坛泰斗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对帝国兴衰这番经典的描述做出了一种现代的、达尔文主义的修改。他所描述的世界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他所谓的“活着”与“垂死”的大国。一类是那些“实力逐年增强、财富增加、领土扩大、国家组织趋于完善”的大国。[1]由于这类大国采用现代世界的科技——铁路、军备的进步等——它们变得更强大，更发达，手中集结着更大的权势。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在于未来。另一类是那些“垂死”的大国，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如今已经成为历史：

几十年过去，它们变得更加衰弱、贫穷，能够托付信任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越来越少，显然气数将尽，却还异常顽固地坚持着它们所拥有的生活方式。[2]

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适者生存”不但适用于自然界，同样适用于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自满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各国政治领袖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在索尔兹伯里的分类中，他们的国家属于哪一类？第二，如果他们的国家分在了不好的一类，衰落是不可避免，还是说可以积极地实施现代化方案从而实现逆转？第三，现代化仅仅意味着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还是说同样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改革？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吗？

按照索尔兹伯里的定义来看，1913年，德意志帝国和美国显然是“活着”的大国，注定要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俄罗斯帝国则没有定论，尽管大多数时事评论员会把它也归类为“活着”的大国，一些人还认为俄国必然会是20世纪横贯欧亚的庞然大物。对于另外一些欧洲帝国——奥匈帝国，甚至法兰西帝国——前景就不那么清楚了。除了这些，在更广阔的世界上，还有两个古老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正处于快速而又不定的过渡期。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个帝国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另一些人却在它们身上看到了重生的骚动。第三个非欧洲帝国是日本，它在太平洋战胜了俄罗斯帝国，这是前几代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果，自那时起，它以令人惊讶的姿态跻身强国之列，正在飞速崛起。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帝国——大英帝国——正面临着逐年紧迫的一系列问题。当下正是英国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伦敦正沉浸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荣耀之中。然而，这样的时刻会持续多久犹未可知。英国也在走下坡路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美国一名世界观光旅行家伊丽莎白·肯德尔（Elizabeth Kendall）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3]在索尔兹伯里的那个年代，1898年，情况更为简单。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垂死的大国”。曾经兵临遥远的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到了20世纪伊始，却已经沦为一只生满疥癣的野兽，被战争、分裂和缓慢的经济发展侵蚀削弱。19世纪20年代，希腊王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承认了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1878年，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获得自治，英国人也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人。19世纪80年代，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地埃及，已经被牢牢锁定为伦敦的势力范围。整个19世纪，所有欧洲大国的人口都在增加，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却减少到了刚刚2 000万，其中大多数是文盲。英国一天的产煤量比奥斯曼帝国一年还多，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里程还不及巴西和比利时，仅为印度的1/10。[4]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安排实质上是外包给了外国银行家。

要说中国的话，1898年的状况更加糟糕。在过去的50年里，外国人已经把相对于科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转变成了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水路沿岸的贸易特许权——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在北京，清朝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本已脆弱不堪，饱受常年不休的地方叛乱和经常性的饥荒洪灾所困扰，如今则更加岌岌可危。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外国势力不断渗透，中国完全无法追寻一种适应自身需求的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势力范围，在帝国边疆遭到侵占。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控制了外满洲的一块地区，打通了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一座俄国城市，这座城市随后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1880年，法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占领了毗邻的印度支那城市河内和海防。（1884年，中法之间进行的一场海战在几分钟时间内摧毁了中国的一整支舰队，而法国的代价仅为5人死亡。）英国人把缅甸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并对在西藏的地位提出要求。1895年，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附庸国民族的日本人，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结果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索取了巨额赔款，将台湾并入他们的殖民统治中，并正式确立朝鲜的支配者为日本，而不是清朝。

在中国内外，很多人都想知道，在这样一个有着故步自封的漫长历史、当权者专注于阻止各种可能对其地位造成损害的社会或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国文明到底有没有能力从内部复苏。很多人质疑中国到底会不会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幸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思想家都读过达尔文及其自然选择理论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国重要的维新派理论家严复，就曾把托马斯·赫胥黎的作品翻译成中文。）1898年，巴黎一家杂志刊登了一张漫画，画中是一位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的先生，拱着眉毛，留着大辫子（又叫辫发），耷拉着八字胡，下巴胡子稀少，举着双手，神色惊恐，因为用大字写着“中国”的一块大蛋糕正在被瓜分。[5]威廉二世皇帝坚定地落下刀，分走自己的一块；他身边是维多利亚女王，珠光宝气的手指划出了英国的那份；俄国的尼古拉二世面露饥渴，正在考虑自己的国家要怎么选，法兰西共和国的女性化身玛丽安娜则在一旁观看。在另一边，一个武士刀已出鞘的日本武士正在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幕。这幅画描绘了对中国的争夺，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对于中国的地位，更恰当的比喻或许是仍在被清朝的代理人所执行的一种古老酷刑：凌迟。

15年后的1913年，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都还没有脱离困境。两国都经历了更严重的战败、失地、任强国宰割的政治屈辱。（1913年，奥斯曼帝国正在进行战争，为的是在欧洲保留哪怕一个微小的立足之地。）但两国又都经历了山呼海啸般的国内政治转变，虽然一开始造成了局势的动荡，却促进着更长期的复兴展望。在君士坦丁堡，1908年，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一部分，恢复了宪政，带来了希望——奥斯曼帝国如今将会依靠内部改革，依靠年青一代政治领袖的活力重整旗鼓。在北京，清朝的小皇帝不再深居紫禁城皇宫的高墙之内统治国家，在前任将军袁世凯的执掌下，共和政府的体制已经开始有了眉目。如果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强力的中央政府——1913年，无政府状态和民间动乱席卷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度非常大——那么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犹未可知。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强力）政府的掌控下，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保卫疆土，抵御侵略……一个西化的中国，拥有国内的资源财富和众多人口，迟早会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斗争中的主宰因素。[6]

他提问道：“当这样一个中国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时，会发生什么？”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一种遥远却不再难以想象的展望。正是对它的这种恐惧，激发了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灵感，让他在1913年写出了风靡一时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傅满洲博士之谜》（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描述了古老的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技相结合的危险幻想。

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还是病夫——但未必是永远。从1898年到1913年，区区10多年间，两国都从缓慢、持续、显然不可避免的衰落期，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更加变幻莫测的新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它们或许能够以更牢固、更适合、更体面的姿态留在世界大国之列。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改革家都满怀钦佩地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帝国，那个效仿并赶超了西方、似乎已经掌握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生存与发展的秘诀的国家：日本。

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孤立的岛国，每一名日本武士的公职就是杀掉任何可能出现在日本海岸的外国人。在日本，官方的锁国政策被视为一种国民信仰。然而，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开放。这在部分程度上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断入侵所造成的结果：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rry）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开着军舰驶入日本，用汽船震慑了日本人，并要求大大超出了一贯授予外国商人的贸易权利。但日本的开放逐渐成了日本领导人制定的文明开化政策，他们明白西方军事技术在平息国内政治纷争中的用处，认识到现代化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的关键。

向西方开放的过程起初还是试探性的，犹疑不决，但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加速。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日本帝国首次在一场国际博览会上建立国家馆，这也引起了西方人对日本艺术和设计的一阵狂热。不久之后的1868年，被传统的半封建军事独裁政体，也就是幕府（bakufu）——世袭的将军（shogun）在江户（东京）发号施令，而京都的天皇仅仅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之后，日本天皇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恢复。末代将军被迫提前退任（不过直到1913年才去世）。本质为贵族战士阶级的武士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执掌政治权力，史称“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这也成了国运的转折点。虽然最初表现为回归更古老的政治形式，并伴随着重新发掘日本本国的美德和宗教、以取代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和儒学的势头，但明治维新实际上为日本由国家领导的加速西化打下了基础。锁国政策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一些被用作学校教材的书籍，例如福泽谕吉1869年的著作《世界国尽》（Introduction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赞颂了西方的先进文明。[7]1871年，在岩仓具视的带领下，由50名政府高官组成的考察团被派往世界各地进行细致彻底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找出外国科学技术和组织制度的最佳榜样。他们在美国度过了205天（部分是由于考察团中的一些成员需要返回日本，取得足够的外交国书），在英国度过了122天，在普鲁士度过了23天，还顺道访问了巴黎、伯尔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

官员们受到了鼓舞。“从180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考察团的一名成员在日记中写道。[8]换句话说，日本没有理由不去迎头赶上。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开始为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打基础。1889年，日本通过了一部宪法，设立议会。日本贵族改头换面，在形象上越来越向英国贵族靠拢。

经过了25年来的政治、工业和经济改革，日本在1894—1895年间进行的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中国，表明日本在当时已经领先中国这个亚洲邻国到了何种程度。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被用于进一步的海军扩张，铁路建设，以及1901年日本最早一批大型炼钢厂的建立。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并且开始期待让世界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一家报纸充满希望地声称，从这时起，西方将会“用我们的自称来称呼我们：日本（Nippon），为日出之意，外国报纸中再也不会有Japan或‘日本佬’（Japs）这些词语”。[9]1902年，世界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同意与日本结盟。两年后，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战争以日本举世震惊的胜利结束，这是一个亚洲大国首次如此彻底地羞辱了一个欧洲大国。虽然日本无法像对待中国那样，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事实上，这场战争把日本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虽然在美国从中斡旋的和会上，日本仅仅得到了微不足道的领土——重新得到旅顺，这是日本10年前从中国夺去、之后在和平谈判中屈服于西方压力被迫放弃的地区——但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改变。凭借着教育、节俭精神、经济转型、军事力量和政治决心，1913年的日本已经跻身于大国之列。

明治时代成就了如此的辉煌。但随着1912年天皇驾崩，其子大正天皇继位，关乎日本未来存在的另外一些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日本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民主国家，还是保留传统的寡头政治属性？日本社会是要成为西方式的消费社会以满足个人需求，还是要使个人服务于集体、民族和国家？外国对日本的尊重达到了日本人的期待吗，还是说在西方种族主义的作用下，西方俱乐部永远不会完全接受日本？在亚洲，日本是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欧式殖民大国，还是说注定要唤醒其他亚洲国家，引领一场泛亚洲的复兴？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英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太阳依旧在发光——但英国的前景真的和上一代人时一样光辉灿烂吗？英国势力是否在慢慢衰落呢？太阳是否正开始落下呢？1913年英国空前的繁荣，大英帝国的霸权，伦敦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八面威风的中心地位，这些都很难与相对的衰落沾上边。但只要匆匆翻阅一下年鉴或者报纸，都足以确定以下事实：英国不再是一家独大；美国人比他们更有钱，德国人比他们更具生产力。

整体来看，大英帝国依然极其强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在继续兴旺发展。印度也是欣欣向荣。大英帝国的人口远远超出其他任何帝国。但帝国的国防问题，也是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治谈判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帝国长期的完整性，并不仅仅是几句争论就能够保证的。英国自身在帝国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英国一度是大英帝国的引擎室，是这只猛兽带动生产的心脏。但如今的英国岂不是越来越像是一间董事会议厅，投资、做决定，本质上却是在以其他人的劳动，以过去的收益为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不会连这样的地位也将不保，英国会不会成为不列颠传统的贮藏室，成为海外不列颠人——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南非——返璞归真的理想乡，承载着他们对于绿野幽谷共同的回忆？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鲁德亚德·吉卜林用一首带有警示意味的诗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方——

炮火在沙丘和海角沦陷——

看啊，我们昨日的辉煌

像尼尼微和推罗一样消散！

万邦的审判者，请饶恕我们吧，

让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永志不忘！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衰落也在所难免。15年后，这样的警告已经深深植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1911年，《退场赞美诗》被谱成音乐，于当年在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行的帝国节日（Festival of Empire）闭幕式上演出。[10]帝王加冕礼的盛况如今却染上了悲壮的色彩。

英国本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和海外局势一样，是很多报纸专栏、酒吧聊天、高校辩论中讨论的对象。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走上街头，反对男性主宰的英国政治文化，要求选举权。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工会也威胁要切断英国的食物供应，虽然它们各行其是。最重要的是，英国这一代人的政治中最容易造成分裂的问题——爱尔兰自治——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遭到了阿尔斯特街头武装志愿军的反抗。英国依旧是一个“活着”的大国吗，还是已经在分界线上的某处，从好的一类跌到另一类中了呢？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1913年，君士坦丁堡城——古时称拜占庭，现代土耳其人称为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生命中的第26个世纪。这座城市由希腊人建立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处战略要地上，最初是作为一座贸易城市繁荣起来的。后来到了公元330年，当时的伦敦还不过是罗马人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一座营地，而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东都。哥伦布到达北美之前50年，即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从那时起，这座城市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统治着它的皇帝也一下子成了势力强大的统治者——他统治的这个帝国在鼎盛时期囊括了北非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全境，以及西南欧的一大部分——同时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尽管自中世纪的全盛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大幅度削弱，但他们依然统治着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圣城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朝圣者去这些地方朝圣，往往都要经过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向东延伸至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和波斯，南至红海沿岸，北至黑海沿岸，在西方还保留着欧洲的小小一角，仅此而已。

土耳其诗人陶菲克·菲克雷特（Tevfik Fikret）将君士坦丁堡比喻成一名妓女，然而她却依然在吸引着游客和100多万名居民：

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船只。君士坦丁堡是出地中海的门户，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各个邻国都十分眼馋。1912—1913年，保加利亚军队向城市范围内推进了几英里。

老朽的拜占庭，迷人的老糊涂

阅遍千人的寡居处女

你清新魅人的美貌，依然艳压群芳

望向你的眼神之中，依然爱慕流淌[1]

对于一座在街头上演过大屠杀（仅仅五年前，1万名亚美尼亚人在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中丧生），经常遭受把一个个木屋居住区整个烧毁的火灾，还伴随着周期性的地震，却幸存至今的城市，这种自相矛盾的描述恰到好处。即便是在衰弱的晚年，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依然受到不同宗教和民族群体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社区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也依然是外邦人垂涎的对象——特别是俄国人——那些人把它视为基督教正统合理合法的所在地，憎恨奥斯曼帝国扼守着流经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这条水路战略要道，这个从黑海出地中海的门户。

“三次得名的城市，人类共同遗产的宝石。”德国旅行作家赫尔曼·巴尔特（Hermann Barth）狂吟道。他指的是同一座城市，希腊人依然称之为拜占庭，其他基督徒（以及外国游客）大多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而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2]君士坦丁堡是各种人群的家园，他们都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对于各自在这里的相应地位也都非常敏感，这一点和耶路撒冷相类似，那里的统治者是土耳其人，但犹太人、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外国基督徒都能与那座城市产生共鸣。身为一个奥斯曼人，从最全面、最具政治意义的角度讲，就是要理解和赞颂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作为一个更宏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个人自身的背景如何。但在1913年，作为一个真正的奥斯曼人，无论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还是希腊人，都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在很多人看来，奥斯曼帝国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领土处在重围之下，“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与奥斯曼主义的传统遗产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多民族、多宗教的君士坦丁堡，到底是民族与民族主义时代的一个时代错误，还是像奥匈帝国一样，象征着社区之间和谐与合作的可能性？

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的各个社区——希腊人、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会接管城市中的一些地区，举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庆典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开斋节，在三天的庆祝时间里，城里的穆斯林——大多是土耳其人，但也有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纷纷涌上街头，走亲访友，交换礼物——甜品和烟草，帝国的瓷器工艺品和香水。宗教性的庆祝活动很快成为世俗娱乐的借口，所谓节日，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内地的乡村集市或者法国的村庄节日：“手动的旋转木马，船型秋千，女孩子们更柔缓的秋千……有很多论据可以反驳吉卜林先生和他那套‘东方就是东方’的理论。”[3]是城市咖啡馆中的卡拉格兹（Karagöz）皮影戏更具土耳其特色，是面向粗俗观众的粗俗娱乐。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会迎来穆斯林的第二大节日，纪念易卜拉欣献祭自己的儿子易斯马仪（并不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以撒）。庆祝方式是仪式性的宰羊，在节日之前的几星期里，会有很多羊被船运至君士坦丁堡，咩咩的羊叫声盖过了城市一贯的喧嚣声、众犬的吠声以及宣礼员召唤教众做礼拜的呼声。

但走上街头过节的不仅是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城中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多是来自大不里士、说土耳其语的波斯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遇难，这也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分歧之所在。据一名美国评论员回忆，“一群可怕的白衣男子，嘶哑地吟唱着，挥舞着血淋淋的刀剑，往剃光了的头上砍”，冬日的雪花在他们半裸的身体周围打着转。[4]基督教历法中最重要的是复活节，庆祝这个节日的是希腊人，他们代表着1913年将近1/4的君士坦丁堡居民，还有亚美尼亚人，他们占总人口的1/10。（19世纪90年代的社区冲突让亚美尼亚人所占比重大幅度缩减，自那以后，库尔德人取代了亚美尼亚人，垄断了城市街头的搬运工作，但城市的精英市民中还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店主、建筑师、政府官员，甚至还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的军火生意。）[5]

这些庆祝活动也可能演变成喧闹事件。1909年，英国侨民玛丽·波因特（Mary Poynter）在日记中写道，希腊东正教徒庆祝复活节，活动内容包括“向天开枪，向犹大像开枪……造成数人死亡，还有若干人受伤”。[6]基督教其他节日的庆祝活动相对内敛些：在一月早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可以看见希腊东正教的圣水祝福仪式，参加的“在浴缸中颤抖的凡人们”，正伺机将地方主教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一个镀金的木十字架拿回来。[7]1912年年底，希腊人安静地送走了享年78岁的约阿希姆（Joachim）牧首，街道上排列着“黑色的桅杆……杆上挂着黑底的旌旗，旗中央是白色的十字架，所有的房屋都装饰着黑白相间的花圈或花环”。[8]

新年又是一个更好的寻欢作乐的机会，虽然穆斯林大多不以为意，但几千名波斯人会庆祝他们的新年，也就是所谓的诺鲁孜节（Nowruz），而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也会在一月不同的日子里庆祝新年。1913年开年第一天，在附近的Sainte Marie Draperis教堂做过弥撒之后，奥匈帝国大使帕拉维奇尼（Pallavicini）侯爵在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在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人们向邦帕尔（Bompard）大使及其夫人致敬。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大使夫人被誉为“法兰西女性美德”的化身。[9]

据当地官员估算，除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城中的大量外国人，这座城市还有大约5.2万名犹太人。[10]这些人中有两名野心勃勃的青年法学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的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他们穿着深色欧式西装和笔挺的白衬衫，戴着土耳其毡帽，融入城市的背景之中。

君士坦丁堡城熙熙攘攘的中心并不是广场或者宫殿，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叫作金角湾（Golden Horn）的水湾——以及金角湾上横跨城市两个半边的加拉塔大桥。

金角湾南岸是老城区斯坦布尔（Stamboul），大多数城市本地人、巴扎、古老（当时已经废弃）的托普卡珀（Topkapi）皇宫、城里主要的清真寺［包括曾经作为教堂存在了11个世纪的阿亚索菲亚（Ayasofya）清真寺］也都在这一区域。金角湾北岸是加拉达（Galata）区，以及佩拉（Pera）区［现称贝伊奥卢（Beyoğlu）］。加拉达和佩拉是六七世纪前由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建立的，深受君士坦丁堡外国人的喜爱，以至于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将佩拉称为“异邦人之地”（Frengistan）。沿着码头稍往远走，同样有皇家在19世纪兴建的几座新的皇宫：首先是欧化的多尔玛巴赫切（Dolmabahçe）宫，其次是契拉昂（Çirağan）宫，最后是耶尔德兹（Yildiz）宫殿建筑群，它位于高墙之中稍微向内的地方，有自己的水电供给，自己的后宫——对于它的建造者、妄想狂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苏丹来说，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

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向游客推荐的君士坦丁堡最佳位置，就在古老的加拉塔大桥上，在这里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的全貌、各个民族以及他们的活动尽收眼底：

身穿白色长袍、腰带上别着手枪的阿尔巴尼亚人，与身披羊皮衣的鞑靼人擦肩而过；华服盛装的土耳其导游在两队骆驼之间穿行；一辆套着阿拉伯战马的马车，紧跟在阿拉伯皇子的侍从身后辚辚驶过，上面堆满了某个土耳其家庭的奇珍异宝。步行的穆斯林女人，戴面纱的女奴，小红帽下一头飘逸长发的希腊女人，披着黑色长斗篷的马耳他女人，穿着古老民族服装的犹太女人，裹着五颜六色的开罗披肩的黑人女子，浑身上下一袭黑衣、来自特拉布宗（Trebizond）的亚美尼亚女人……这是一张千变万化的镶嵌画，种族、服饰与宗教的万花筒……沉重的脚步声连绵不断，喧嚣不止，嘶哑喉音的低语，让人费解的感叹，间或有法语或意大利语单词传入耳畔，仿佛一道道光线穿透浓厚的黑暗。[11]

20世纪伊始，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古桥进行加固的提案起初遭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拒绝，理由是海平面的众多商店可能会成为一大战略要地，反抗他不得人心的政权。然而最终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支持下，建起了一座新的、更宽的铁桥，横跨金角湾。这座桥在1912年完工。[12]

在德·亚米契斯对加拉塔大桥的景色做出这番精彩描述之后的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继续着从一等强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并列——沦为二等强国的态势，名义上还是独立的，但显然已经堕入了“垂死”之列。奥斯曼帝国就自身领土的主权，向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做出了让步，那就是名如其分的治外法权，它将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置于各自大使馆的保护之下。在19世纪中，受到这种保护的奥斯曼帝国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让外国势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之间形成了恒久的利害关系。1838年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项贸易政策。1875年，由于拖欠外债，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国内的财政安排让与实质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奥斯曼帝国公债银行（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后者在1911年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奥斯曼帝国自己的财政部。[13]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引进英国顾问支援现代化建设，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也任命德国军人作为顾问。但这个国家却避开了更彻底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到底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被瓜分，原因在于有太多强国对于潜在的战利品存在利益冲突。这个帝国依靠借来的钱维系着，但最重要的是，时间也是借来的。

1876—1909年在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被奥斯曼帝国的很多维新派视为部分问题之所在。苏丹即位伊始，就向有心改革的官员群体——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宪政，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的行政专制制度。但这番尝试并未持续太久。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停止实行宪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老一套统治手段。苏丹的秘密警察特务令人闻风丧胆，经常关押政治犯，再把钥匙扔掉，以此强化苏丹的统治。在接下来的30年里，阿卜杜勒—哈米德主宰着这样一个政权，虽然偶尔也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保守的恐怖独裁。

很多奥斯曼人都因政权对新闻界的限制而气恼，并且担心奥斯曼帝国正在逐渐衰弱下去——内因与外因兼而有之。1889年，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一群年轻的、有心改革的政府官员、军人和医生——主要是土耳其人，但也有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受过良好教育但主要是中等阶级人士——成立了一个组织，最开始不过是奥斯曼维新派的一个秘密讨论小组。[14]组织成员手按《古兰经》和一把左轮手枪，发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大业，并自称统一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但外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奥斯曼党的继承者。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中，就包括萨洛尼卡（Salonica）的邮政工人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t），以及驻扎在同一城市的下级军官伊斯麦尔·恩维尔（Ismail Enver）。他们的年轻被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证明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一反奥斯曼人智慧与年龄成正比的旧观念。到了20世纪初，这个讨论小组已经赢得了军队各部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在马其顿地区。它已经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心目标，首先是恢复宪法，其次是复兴奥斯曼帝国。至于这场复兴要如何实现，则是众说纷纭。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答案在于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到后来，有几个人甚至考虑效仿奥匈帝国，建立一个邦联制的土耳其—阿拉伯帝国。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化要依靠一个经过改良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在这一阶段，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其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灰心丧气的奥斯曼帝国爱国者。

他们对西方世界抱着羡慕和学习的态度——然而最终目标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列强欺辱。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总指挥部位于巴黎，开罗和日内瓦发挥着次要作用，然而萨洛尼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一座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杂居的城市——成了前沿作战基地。（这座城市也是后来的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诞生地。）另外一些人认为，至少从短期看来，与德意志帝国结盟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战略必要。至于要效仿的模范，或许日本是最合适的：这个国家利用西方科技实现了现代化，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独特文化中的精华（此外还与大英帝国结盟）。青年土耳其党人表示，奥斯曼帝国正在成为“近东的日本”。[15]他们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呢？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恢复宪法，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6月中旬，忠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部队开始从马其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威胁称要武力占领这座城市。7月初，派来与之对抗的军队司令官谢姆西·帕夏（Ş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统一进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暗杀。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自己军队的忠诚没有把握，于是决定知难而退，恢复宪法。长达30年的暴政理论上结束了。

在君士坦丁堡，这条消息让人们欢欣鼓舞。“屋里屋外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声”，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特务神奇地消失了，报纸（此前的审查极其严格，禁止撰写关于政治事务真实状况的文章）供不应求，价格也翻了一番。当轮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沿岸各地的城镇居民纷纷欢呼。[16]

宪法的恢复伴随着政治犯的释放，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遭受阿卜杜勒—哈米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将宪法的恢复视为他们权利的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把他们在帝国内部的经济力量，转变成在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在他们之中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岂不是朝着实现“伟大理想”——说希腊语的全体人民重新统一成单一的希腊人国家——迈出了第一步？）土耳其女性现身街头庆祝，期待以阿卜杜勒—哈米德为首的皇室批准的男性沙文主义法典（例如穆斯林女性不许在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能够放宽一些。帝国各地都在号召进行新议会选举，这也为君士坦丁堡更多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一个借口。玛丽·波因特描述了从投票站到记票房的一队人马，他们把投票箱像圣物一样携带着：

……领头的总是一支乐队，骑兵部队，还有马车队，车上挤满了盛装的土耳其小姑娘，跟在后面的是步行的民众，他们挥舞着星月旗和神圣的绿色旗，（当乐队没在演奏时）全体高唱新的爱国歌曲《祖国》（Vatan）……土耳其女性也随着队伍行进，往往为数众多。盖满了鲜花的投票箱，被热情的群众高高举起。[17]

选举产生的288名代表中，有147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7名阿尔巴尼亚人、26名希腊人、14名亚美尼亚人、10名斯拉夫人和4名犹太人。[18]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阿卜杜勒—哈米德虽是被迫更换了他手下的大维齐尔[1]，并且同意进行选举，但他依然是苏丹。君士坦丁堡的时局引发了政治动荡，另外一些人借机行事：保加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斐迪南（Ferdinand）成为沙皇（后来降格为国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克里特并入希腊。保守派反对随着宪法的恢复而来的社会改革。1909年4月，在政权更替中失去了地位的那些人，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队打着伊斯兰教和恢复沙里亚法的旗号，实施了这场政变，很多青年土耳其党人被迫逃离君士坦丁堡。

反革命政变并没有持续太久。忠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支所谓的“解救军”（Army of Deliverance）回到了首都，想要用武力夺回首都。“步兵迅疾的步伐、骑兵的奔袭、炮车向人行道开炮的轰鸣”，在本地人和外国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醒着他们，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基础终究还是军队。[19]君士坦丁堡的战事暂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市拉下了卷帘门，定期往返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停住了，却还随着大海的波涛起起伏伏。交火之地的建筑物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其中就包括波斯大使官邸——“当子弹和弹壳在他的门前呼啸而过时，他一定以为自己身在波斯”，一个当地人评论说。[20]但对这座城市来说，比物质损失更严重的是政治后果。如今，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打了起来，正在互相杀害。青年土耳其党人认识到，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可以利用伊斯兰教来对付他们。

至少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在了。1909年4月29日下午2时45分，这位苏丹首次登上帝国的火车，开始在国内流亡，他的目的地是敌人的总部萨洛尼卡。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几个月前，相比耶尔德兹宫，“还是西藏更容易到达”。[21]如今这座宫殿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吸引着人们前来仔细检查一个耻辱政权留下的遗骸，门口有一辆汽车可以载着游客到处游览，只需一小笔钱。曾经由400人照料的花园，很快便沦为无人管理的状态。庭院里散落着巨大的保险柜，柜门大敞四开，里面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据说有的是被军队搜刮走了，另外的珠宝于1911年被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巴黎卖掉了）。[22]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将军率领解救军进驻君士坦丁堡，也因此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一篇以英语发表的报道描述了苏丹在耶尔德兹宫的卧室，那里和他离开的那天早上别无二致：

一条柔软的土耳其棉被胡乱地堆在长沙发上……还有约莫六个柔软的丝绸垫子。近旁的一把长椅上，搭着一条白色的睡袍和一条绣着字母“A”的腰带，这两件很可能是苏丹最宠爱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埃芬迪（Abdurrahman Effendi）的。在耶尔德兹宫最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和父亲在一起。在苏丹的床边，有一个放咖啡杯的小托架，或者更可能是放一把左轮手枪。房间一角的壁凹中，有一个洗脸架和水盆，藏在一面漆屏风后面。长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大幅日本卷轴，上面画着一只鸟，我认为应该是鹰。[23]

新一任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过着平静的生活，去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做礼拜，并且眼下正小心翼翼地避免有任何政治牵扯。

大约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随着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权，议会通过了数十项议案，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很多都试图扼杀反革命政变的萌芽：废除奴隶贸易，恢复宪法（以巩固议会统治），通过法律树立新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公众集会，（首次）允许向非穆斯林征兵，防止罢工。[24] G. F.阿博特（G. F. Abbott）描述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聊天时的话题，那些地方“曾经是胡思乱想的圣殿”，如今却被一个词占领了：变化，说的不是天气，而是部长。[25]或许是首次起草了一项可靠的预算，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开支仅为奥匈帝国的1/4，俄罗斯帝国的1/6。[26]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在1910年时已经开始奏效，税收增加了，尽管还是低于政府开支的水平。消防和警察系统也进行了整改。奥斯曼帝国最终是否正在接受它所需要的、改革的休克疗法呢？

自始至终，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在变化。“电灯和电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道上正在铺路，”玛丽·波因特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写道，“那些狗似乎也快要消失不见了。”（事实上是被转移到一个岛上集中处理了。）[27]城市喜迎新一批外国游客，他们是来看看青年土耳其党究竟忙活了些什么：其中包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安德烈·纪德和列夫·托洛茨基。[28]阿博特写道：“表面上看，君士坦丁堡依然是那座有着宏伟的清真寺、乱糟糟的宫殿和肮脏街道的大城市，但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改变了。”[29]

这句话说得太大了。奥斯曼帝国不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君士坦丁堡仅靠在边边角角收拾收拾，任命一位新的市长，或者杀狗，是不会变得像伦敦、柏林或者维也纳一样的。这种事情需要时间。君士坦丁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管它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在缓慢地变化着。在他们离开很久之后，它还会继续变化下去。但君士坦丁堡只可能以一种庄重的步调变化，它的历史渊源甚至比奥斯曼人还要古老，更不必说那些突然发迹的新政治领袖。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这才是适合它的步调。

1913年，金角湾南岸的老城斯坦布尔，依然是一个极其破烂的地方。英国作家罗伯特·希琴斯（Robert Hichens）将它描述为“一座木头和大理石堆砌的城市，满是灰尘，脆弱的房屋看上去像是用一个晚上匆匆建成的，随时都可能散架”。除此之外，还有“宏伟的清真寺，拥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历代苏丹无比壮观的巨型纪念碑”。[30]对斯坦布尔的居民来说，祖祖辈辈的生生死死都没什么差别，他们对每一块凹凸不平的铺路石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扇大门的嘎吱声都耳熟能详，当地的清真寺，或者教堂，或者土耳其浴场（hamam），全都离得很近。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斯坦布尔是一处秘境，是东方的起点。他们徜徉在拥挤的街头，迷路，为之陶醉——或者是厌恶。

斯坦布尔老城大多未经规划，尽管在19世纪中曾经多次尝试城市改革，但普遍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街道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淡水只能不定时地由水泵和泉水供应，码头边的臭鱼味挥散不去，鸽子绕着清真寺的院子飞来飞去。当地的土耳其人用残羹剩饭喂狗，这些狗凶猛地守卫着它们各自的一块块领地，至于它们究竟是东方污秽的象征，还是幸运的护身符，则要看人们从什么角度想了。对于一些把皮埃尔·洛蒂最新的书抱在怀里的游客来说，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本身就能够激起美丽与悲剧的奇思妙想，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成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旋转不停的托钵僧，或者后宫的土耳其佳丽和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女子。对于另外一些游客来说，斯坦布尔狭窄弯曲的街道意味着封闭的中世纪思维，更多地体现了东方神秘主义而不是现代科学，意味着一个离深不见底的野蛮仅仅一小步之遥的民族。想要取代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习惯，仅凭一两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的雄心壮志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希琴斯漫步在斯坦布尔，发现是城市的一种历史感在指引着他的行进：“斯坦布尔，它见证过多少，经历过多少啊！”[31]其他人则更多地被它的衰落所感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名英国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Ellis Ashmead-Bartlett）1912年前来报道巴尔干战争，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被自然指定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却被人类变成了邪恶、腐朽与流血的渊薮”：

……这座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望去，仿佛是紫色山坡上挂满了大理石的梦境，近距离观察，却只见一堆摇摇欲坠的房屋，乱七八糟，无可救药，墙壁颓败坍塌，沿着没铺好的陡峭街道而建，疲惫的马在这些街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美丽的清真寺零星可见，从一种陈旧的信仰花哨的垃圾堆中高高窜出。土耳其人自从1453年侵入这座城市，就没有做过任何有建设性的美化工作。他们仅仅是给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安上了宣礼塔，或者效仿希腊建筑风格建起一座座俗丽的清真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是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的衰败。[32]

1913年11月底，新任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后，他参观了大巴扎（Grand Bazaar）。在返回大使官邸途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简洁明了的判断：“非常古怪。” [33]

相比之下，佩拉颇为现代化，对欧美人来说也更为熟悉。外国使馆集中在这里，英国使馆占据着海面上方小山顶的一大块古典风格的街区。外资银行也在这里。［其中一家银行，奥斯曼银行（Ottoman Bank），在1896年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团体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占领，他们威胁称如果得不到更大的自由，就要炸掉银行及其外国员工，这件事闹得很大。］西方科技创新往往也是最先传入佩拉：1856年城市的第一批煤气灯，1895年城市的第一部电影，以及1875年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这项工程在地下从加拉达码头沿岸一直挖掘到佩拉山顶，命名为“隧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佩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两侧，以及与之相连的大街小巷里，分布着君士坦丁堡的欧式酒吧、舞厅和商店——意大利马戏场、法国剧院、德国市场（Pazar Alman）百货公司，还有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里的导购员会用法语报出价格。在这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349家经销店中的一家，你可以买到一台胜家缝纫机，还会有人教你如何使用这台机器追赶最新的巴黎时尚。[34]母亲可以购买包装上用英语和法语做宣传的罐装雀巢浓缩牛奶，因为这种牛奶能够防止霍乱和本地牛奶中的掺杂。在玻璃窗后面的陈列中，或者在高高的商店货架上的堆积物中，人们还可以找到罗曼诺夫皇室委托制造的俄国Treugolnik胶套鞋，曼彻斯特生产的“巴黎”围巾，或者带着长缨的亮红色土耳其毯帽（不过就当时的时代来看，在奥匈帝国的某家工厂或者奥斯曼帝国首都方圆100英里之内生产，都是有可能的）。

在佩拉，可以见到城里的法国、德国或俄国家庭女教师。这种趋势遭到了保守派穆斯林的批评，他们担心穆斯林家庭会聘用这些基督徒女子。[35]这座城市必然有一个部分是奥斯曼人去喝酒、买外国报纸或者外国书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1913年正在索菲亚担任奥斯曼帝国驻外武官，他在休假时也会来到佩拉，练习法语，展现舞蹈才华。[36]侨民和具有西方思想的本地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中学，这所学校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在区内占据了很大面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均可在这里接受教育。最近这一地区有一项扩建工程，是意大利僧侣经营的帕多瓦的圣安多尼罗马天主教堂，1912年才刚刚完工，与主街有一小段距离。城里的一流酒店全部集中在佩拉——其中包括佩拉宫（Pera Palace）酒店——还有那些二流酒店，例如Khedival Palace、Hotel de Saint Pétersbourg和亚美尼亚人名下的Hotel Tokatliyan。[37]

一些人认为佩拉浮夸的西式现代性很无聊。罗伯特·希琴斯抱怨这里的“咖啡馆闪耀的玻璃，狡猾又放肆的眼神永远在透过它打量着外面的行人”，还有“从欧洲二流音乐厅走出来的那些自命不凡、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们的肤色在电灯下像鬼一样苍白。[38]美国人哈里·格里斯沃尔德·德怀特（Harry Griswold Dwight）担心“西方文明致命的同化力”正在把这座城市转交给“德国情侣（Liebespaar）、英国老处女、执意要让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一模一样的美国母女”。[39] G. F.阿博特嘲笑“伪欧洲文明浮夸的平庸……异域一切令人厌恶的事物，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飞快地把东方变成一张悲喜交加的西方巨幅讽刺画”。[40]

的确，不只是有文化的西方人觉得佩拉完全是赝品。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şa）事先提醒一个外国熟人，佩拉呈现出来的奥斯曼帝国整体印象是完全失真的。他说：“你从这里透过望远镜观察伊斯坦布尔，但你使用的望远镜一直是歪的。”[41]对于那些装欧洲人装得比真欧洲人还像的同胞，土耳其人是会暗自发笑的。作家艾哈迈德·拉西姆（Ahmed Rasim）就曾讽刺这样一个土耳其人的做作：

……在意念中去过巴黎，在精神中经过维也纳，瞥一眼柏林，看过意大利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朝伦敦方向遗憾地叹了口气，在旅行指南中读到过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的情况，然而事实上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伊兹密尔（Izmir，在土耳其西部），在飞檐下走来走去。[42]

但这真的只是笑料吗？西方习俗入侵佩拉、进而影响整座城市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有害的，甚至危险的成分？“不要小看自行车，”拉西姆写道，“它有很多弊端。”[43]例如可以利用它来盗窃商品，引诱成年女性和年轻姑娘。对于穿着暴露的游泳衣公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这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习惯，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也颇有微词，因为土耳其人就算真的要下水，也宁愿在竹围的严密保护下，洗男女分开的海水土耳其浴。一些人注意到了过去几年里奥斯曼女性着装的变化，甚至是走路姿势的变化，从慢悠悠的步伐变成了轻快、自信的欧式步伐——他们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击中了穆斯林社会的要害，因为这表示女性正在从她们的男主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太危险了。这要止步于何处呢？

1906年，年轻的土耳其女子泽伊内·阿农（Zeyneb Hanoum）怀揣着对更大的西方自由的梦想，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对她人生的束缚。在那里，她被“关在玻璃笼子里，包裹在原棉中”。[44]她广泛游历，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度过了6个月。然而，阿农最终还是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她发现西方并不一定比东方更优越，只是有着不同的弊端：愚钝、贪婪、暴力、自私。她总结道：“怂恿那些东方人到西方去，不出几年，他们就会沦落成和那些吸收着病态文学、沉湎于酒精、可怜堕落的西方人一样，这是多么危险啊。”[45] 阿农体验过西方，觉得它很做作；佩拉则是君士坦丁堡中心西式做作的象征。

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数十年间，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范·米林根（Alexander van Millingen）记录下了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并不都是往好的方向。[46]他在20世纪初写道，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特色或许稍微有些淡化了。西方科技的进占，让东方的神秘黯然失色。19世纪70年代，德·亚米契斯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路人服饰，奥斯曼专家一看便知穿戴者的民族和宗教，而那些服饰正在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欧式打扮所取代：“当下的风尚是‘无拘无束’ 。” [47]为传统的土耳其家庭增添一丝神秘、为家里的女人挡住入侵者视线的格子屏风，正在被威尼斯式百叶窗所取代。“站在大道上便利地点的马群，可以把你载到几步之遥的街上，或者路途遥远的地区，”范·米林根忧郁地写道，“可它们已经让位于出租汽车站，以及一条贯穿加拉达山的隧道。”[48]在19世纪40年代还是孩子的那些老人，可能会记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一艘轮船；如今，这样的轮船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挤掉了过去那些不怎么结实却很雅致的轻舟。过去，欧洲的邮件从的里雅斯特走海路需要一个星期，从马赛每个月有三班邮轮，而如今每天都有火车运送邮件，邮资也很低：

那年（1888年）8月14日，聚集在斯坦布尔的火车站［锡尔凯吉（Sirkeci）车站，海峡对面是亚洲线的终点站海达尔帕夏（Haydarpaşa）车站］、目睹从奥地利首都开来的第一列火车的人们，或许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知之甚少。但这里是君士坦丁堡与西方世界的接入点。如今的主宰是新思想、新时尚，不管是好是坏。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缺点，很快就会变为一场旧梦。[49]

1913年，这座古老城市的缺点或许还存在着——但是在范·米林根眼里，大概也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部分。

现在，加拉塔大桥上有了新的行进队伍：土耳其军队，其中很多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他们正要去击退几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巴尔干军队——还有难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村镇，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暴力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边境事务的一部分。在穆斯林与基督徒混居的阿尔巴尼亚省，奥斯曼帝国当局与地方叛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叛乱大多是关于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和征兵，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对于阿尔巴尼亚学校应采用哪种文字体系的争论。[50]低级的抢劫和军事报复愈演愈烈，成了巴尔干民间传说的素材。英国旅行家伊迪丝·德拉姆（Edith Durham）在1909年的著作《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中，引用了一首典型的热情洋溢的巴尔干歌谣：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重拾欢乐与苦难——

倘若它起火刮风或者下雪又如何？

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回到这里，活人也许明天就会死亡，

心口被洞穿，或者头部中一枪——

回到这里，热情澎湃，慷慨激昂——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51]

埃迪尔内（Edirne）的英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的傲然身姿。青年土耳其党人寻求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为的是更好地保卫国家。

但最近的一轮国际战争正在威胁着奥斯曼帝国，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国内的政治优势地位，这轮战争并不是在一直麻烦不断的巴尔干地区开始的，而是在人烟稀少的北非。1911年，意大利人入侵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利比亚，希望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胜利，抹去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1896年一支意大利部队在此战役中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回忆，奠定意大利的强国之位。正如他们所愿，很快便占领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奥斯曼人无法通过陆路增援利比亚，因为英国人拒绝他们经过埃及，也无法通过海路增援，因此不得不略施诡计。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伪装成平民，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抗。这样的反抗绝不可能把意大利军队驱逐出沿海地带，却阻止了他们占领内陆地区。为了试探和逼迫奥斯曼帝国政府讲和，意大利军队做出了回应，于1912年夏占领了爱琴海中离土耳其海岸很近的十二群岛（Dodecanese）。这件事在君士坦丁堡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奥斯曼帝国议会暂停工作，而青年土耳其党人最近才以种种手段重新赢得了多数席位。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被排挤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以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观点而闻名的新一任大维齐尔走马上任。

1912年10月，奥斯曼帝国终于同意割让利比亚。作为交换，意大利人承诺从十二群岛撤出。然而到了这时，帝国已经是腹背受敌，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组结成了松散的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在巴尔干地区展开了攻势。[52]和利比亚的冲突相比，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利比亚，奥斯曼人是为面子而战。在巴尔干，他们是为同胞的家园，有时也是为自己的家园而战。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声嘶力竭地欢呼，挥舞着手帕，为奔赴前线的土耳其军队送行。一名土耳其士兵向美国记者展示了塞在子弹带里的牧笛：“上战场就是这样，他说——如同参加婚礼一样。”[53]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遭到了血洗。巴尔干同盟的推进速度很快。1912年11月，萨洛尼卡落入希腊人手中（次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被一名希腊人刺杀，这件事貌似有利，实则不利）。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也被围困。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伤兵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里挤满了新的居民；办公楼和大使馆成为临时医院，英国医生和法国护士照料着土耳其伤员。［玛丽·波因特的日记和外语报纸中，都有很多关于劳瑟夫人（Lady Lowther）的战争救济委员会的记载。］还爆发了霍乱。

快要到年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军队曾经一度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几英里，他们的飞机在前方侦查，想要看看这座城市的宣礼塔，估量一下奥斯曼人在恰塔尔贾（Çatalca）周围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欧洲列强的军舰已经准备就绪，一旦有必要保护它们的公民，就会让舰上的士兵冲进城市。人们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匆匆离去。市郊的墓地成了他们的露营地。“在那里，生者向死者寻求庇护，”波因特写道，“1203年想要攻陷一座基督教城市的十字军，以及1453年那个阳光明媚的5月攻陷拜占庭的土耳其人，都曾在那里安营扎寨”——

南下的（保加利亚）军队现已离我们这么近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是会从我们属于欧洲的城区进入城市，还是会经过这么多难民临时安顿的柏树墓地？……他们会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弥撒吗？……我们几天之内就将知晓。真是好一阵等待啊！虽然他们告诉我们危险，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害怕。[54]

1913年年初，在国内已经失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自作主张，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政府通过欧洲列强在背后撑腰的一纸合约割让埃迪尔内。1913年1月23日，一群青年土耳其党官员闯入正在召开的内阁会议，枪杀了战争部长，迫使大维齐尔辞职。新一届内阁成立。与巴尔干同盟的战火几乎是立刻重燃了起来。

对于巴尔干战争的是是非非，外国人意见不一。一些人同情土耳其人。皮埃尔·洛蒂认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并发问道，如果埃迪尔内被巴尔干国家的基督徒军队占领，将会发生什么。他警告说：“满脸大胡子的胜利者的鞋靴玷污了塞利姆二世（Selim II）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以及寺中的葬礼亭，之后就会开始抢掠、强奸、杀人。”[55]（有人提议用这位法国作家的名字给君士坦丁堡的一条路命名，事实上后来果然有一条路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还有更多的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无动于衷。英国殖民地官员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认为，巴尔干战争为他所谓的“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途径。[56]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会是一项文明的进步。“纯种的土耳其人是很愚蠢的。”他这样写道，声称他们的建筑师、医生、金融家和海军上将全都来自被他们征服的那些民族，而不是他们本民族。

更多的西方人是透过自己国家利益的棱镜，去看待巴尔干的时局和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俄国人对奥斯曼帝国没什么好感，但他们并不想让保加利亚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他们的考虑是，如果说要有哪个欧洲大国来控制这座城市，那么应当是俄国人自己。同样地，奥匈帝国人与奥斯曼帝国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他们担心这场战争会让塞尔维亚和黑山实力壮大，成为在巴尔干地区与自己的国家相抗衡的一道斯拉夫屏障，他们还想确保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斯库台（Scutari）落到阿尔巴尼亚人手中（正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涉）。德国人与奥斯曼帝国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关系，他们想要确保自身地位不被连累。英国人过去一直担心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如今他们担忧的是，倘若由于基督教徒入侵，伊斯兰哈里发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那么印度可能会出乱子。［事实的确如此，印度的穆斯林已经在为奥斯曼帝国的救济工作积极捐款，甚至发布了一条伊斯兰教令（fatwa）号召抵制欧洲商品。］[57]

随着1913年3月埃迪尔内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巴尔干的局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了。列强急欲争取某种和平解决协议，最终在5月迫使交战各方签订了《伦敦条约》，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伦敦条约》上的墨迹还未干，新的战争计划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巴尔干同盟一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方便而结合，而非出自热爱，如今正在瓦解。虽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获得了多到令人震惊的领土，可它们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分一杯羹。到了6月，保加利亚人已经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打了起来。奥斯曼人看到了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但至少埃迪尔内还是可以夺回来的。7月，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保加利亚人被赶出了这座城市，最终，青年土耳其党军队领袖伊斯麦尔·恩维尔（现称恩维尔·帕夏）可以宣告一场奥斯曼人的胜利了。《伦敦条约》匆匆修改，以反映局势的变化——现在它变成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埃迪尔内的占领。

这一系列的战争血腥凶残，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前线。这次冲突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留下深深的伤疤。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区，穆斯林被迫改宗，经过了洒圣水和象征性地吃香肠，才算完成。[58]当埃迪尔内陷落时，奥斯曼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孤岛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抬手能够到的树皮全都被撕下来充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莱昂·夏基（Leon Sciaky）后来将1913年确定为大批犹太人从这座城市向外移民的开始，很多人都移居至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角落——巴勒斯坦。[59]这一年，他参观了偏远的乡下地区，回想起“甚至都没有犬吠声迎接我们的到来……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停留在往昔，如今的这里一片沉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的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战败一方的人口焚烧村子，大批离去，这在巴尔干所有的战争和暴动中，都是已成常态的传统。”[60]让人沮丧的是，这类冲突总是周而复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遭遇转而施加在他人身上。”尽管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溃败得太快，来不及犯下太多残忍的暴行，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有机会报复的。在Kirka村，曾经屠杀了当地穆斯林的东方希腊人反遭屠杀。[61]

夺回了埃迪尔内，奥迪曼帝国的荣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重掌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如果和平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面对大幅度衰落但或许更容易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现在就可以转过身来面对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了。1913年9月，统一进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帝国行政和经济改革方案，并表示该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政党，向西方的政治正常化看齐。

为了保证比以前小了一些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和人口之后，如今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安排必然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帝国的阿拉伯人，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免遭分裂的诱惑。1914年4月，政府首次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省份的法庭上使用阿拉伯语，并且在学校里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62]次月，奥斯曼军队中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提议称，帝国或许应当迁都到阿勒颇，他认为这项举措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但在1913年，一名阿拉伯人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此举体现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正在泰然自若地处事，几乎不被国家的胜败所左右”。[63]人民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贸易也正在恢复。（《经济学人》表示，这座城市如果变成自由港，将会得到很大提升。）君士坦丁堡位于Silahtarağa的第一座发电站正在建设中。有轨电车已经开始通电，先从城市的加拉达区的几条线路着手进行。推出电话业务的工作也在进行着，来年将建成至少12个电话局。[64]12月，让俄国人颇为懊恼的是，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受奥斯曼帝国政府邀请，率领一个由4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规模远超过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协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了。1913年是困顿之年，但并不绝望，作为奥斯曼疆域漫长历史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长期以来与帝国唱反调的历史潮流最终开始倾向于它的时机，这一年会因此被人铭记吗？

[1] 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的职务。——译者注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据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良（Alphonse Favier）描述，站在城墙上看这座城市，一些外国人将这个景象巧妙地比喻为“一盘菠菜里夹杂着些许蛋黄”。[1]“除了树还是树，别的什么都没有，”樊国良解释说，“只有几座宫殿和塔的黄瓦屋顶穿透这片绿色。”直到1860年，外国人才获准沿着城墙走动——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项权利。清朝做出这番让步，是希望借此缓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对其他事项的要求。20世纪初，城墙被认为是游客或新迁入者的最佳观景地之一，可以由此领略这座城市的规模，捕捉到城市布局中的某些元素，这种布局满载着权力的象征和中华帝国及其清王朝的儒家理想。（即使到了今天，现代北京城的布局虽然经过了极大的扩张，但本质上还是沿袭着皇城的四方形布局。）

然而从城墙看到的景色并不是北京最美的一面。那份殊荣向来只是一个人的专属，他就是皇帝。唯有通过皇帝的眼睛，从名如其分的紫禁城一端的假山上一个凉亭望去，这座城市才能显现出特有的威仪。[2]北京的这一块地方，被一条护城河和三道墙保护着，与外界隔开。每一道墙都代表着皇帝与人民之间的界线——兼有原则上和事实上的意义。城中之城，道道围墙，重重世界：这就是帝都北京的秩序。

紫禁城是宫廷和在宫廷中任职的太监们的专用之地，包含在较大的皇城之内，贵族和高官可以在皇城居住，再一道城墙之外便是内城，内城是城里的旗人（驻军）的基地。1903年到访的美国游客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写道：“风俗习惯从这‘内部’汹涌而出，脉冲向中国的其他地方，仿佛血液从心脏流出，通过上千条动脉，直到帝国最边境。”[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最终得到了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的权利，自那以来，北京城中的小型外国人群体开始在外国使馆区居住。这一地区五脏俱全，有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这里的尖塔和西式建筑打破了帝都北京的建筑协调性。在这之外坐落着外城，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北京物质意义上的秩序终于开始瓦解成乱糟糟的低矮胡同，漂亮的四合院隐藏在厚重的木门之后，泥泞的小路上垃圾遍地，未经铺砌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力车和猪，还有来自戈壁沙漠的蒙古骆驼和中国北方的矮马。

凯瑟琳·卡尔1903年的北京之行，既是公务，也是游玩。她被聘请为慈禧太后画肖像，用于在来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卡尔对于中国宫廷生活的初次体验并不是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方向几英里外的颐和园：

在等候室整理了一番过后，我们出去，见到了宫廷的总管太监，他领着我们来到了一身红色的宫轿前，每台有六个人来抬。我们坐在轿子上，经过（帝后专用的）御路门，从左边的一个门进入，来到了天子住所之一的一个神圣地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殿的墙内！我们还没来得及领略周围的环境，就被他们抬着，迅速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庭院和花园，最终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正方形庭院。庭院里摆满了一盆盆奇花异草，种满了赏心悦目、茁壮成长的灌木。轿夫们把我们的轿子放在这里，我们走下轿子，在众太监前前后后的簇拥下穿过庭院。眼前是宫殿的大玻璃门，闪耀着巨大的红色“寿”字，静静地向后摇开，我们终于来到了中国皇太后殿下的王座室！[4]

和慈禧太后最初的交谈中，她对这幅画像提出了诸多条件，之后便回去更衣，再次出来时，她“一身黄袍，上面织着颜色逼真的紫藤蔓图案，绣着大量的珍珠”。她的指甲留得很长，这是时尚的表现，一只手上戴着翡翠制成的指甲套，另一只手上戴着镶嵌红宝石和珍珠的黄金指甲套。“我的心都在颤抖！”卡尔坦言道，“我要画的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她那神秘莫测的双眼犀利地盯着我，也让我心乱如麻。”就在这时，王座室内总共85座钟同时敲响了11下，“吉时已到！我拿起炭笔，在大中国皇太后第一幅画像的画布上，挥下了第一笔”。[5]

卡尔有充分的理由颤抖。慈禧太后拥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她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0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作为儿子同治皇帝的摄政者统治国家。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打破了满族人的传统，立3岁的侄子光绪为皇帝，也因此继续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光绪皇帝成年。他成年之后，在1898年试图通过大量的西式改革与慈禧决裂，诡计多端的皇太后完全将他排挤掉，再次恢复了自己在王座背后的实权。

但慈禧并不只有冷酷无情、玩弄权术的名声。她对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声名在外，这是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运动造成的结果。1903年凯瑟琳·卡尔开始为她画像时，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对外国人的屠杀——以及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即使到了10年后的1913年，那场起义运动及其后果也并不比“9·11”恐怖袭击事件距离当下的我们更遥远。对于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误解，那是一面生动鲜活、不容忽视的背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源头比较模糊，一开始是山东省的一系列洪旱灾害将农民们逼到了绝境，但逐渐发展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的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由义和拳松散地领导，这个团体由一群狂热崇拜着的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所组成，他们发扬战无不胜的信念，为各种毫不相关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排外性质的聚焦点。在西方，该团体被称为拳民（Boxers），指的是他们对武术的热爱。在190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农村地区的传教士们陆陆续续向北京陈情，汇报说拳民对西方表现出来的一切进行可怕的攻击，特别是针对中国基督徒。义和团认为他们进行西方的宗教活动，扰乱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秩序。樊国良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对中国文明好的一面——优美的瓷器、乐器、漂亮的灯笼、精致的丝绸——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可他对于中国暴民暴乱的残忍和野蛮，或者倘若义和团进入北京可能引起的后果，却并没有心存幻想。[6]大多数外国人更为乐观——一旦义和团接近首都，那么慈禧当然会镇压这场暴乱吧？

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她深信义和团的愤怒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不是清朝，而西方联军认为应当占领清朝在大沽的一座要塞，他们声称是为了在动荡时期更好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也让她颇为气愤。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慈禧不但没有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或者劝他们不要损害西方人的利益，反而给外国公使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次日下午4点之前撤出北京，否则后果自负。一场农民叛乱，演变成了一场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性的起义。外国公使与外界联系的电报线被切断，如今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冒险逃到空旷的乡野，想方设法到达海边，天晓得有什么办法，而且很可能要遭遇一大群义和团起义者，要么就碰碰运气，留在使馆区，用有限的武器——手枪、几架机枪、一台大炮——进行防御，或许还要面对慈禧太后自己的军队。

全盘考虑之后，很容易就排除了第一条行动路线，完全是从道义的角度选择了第二种。“试想一下，这队人马从巨大的北京城逃出来（倘若他们选择了第一种），那将成何体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伦诺克斯·辛博森（Lenox Simpson）写道：

……我们1 000名白人，一大群中国当地的基督徒跟在我们身后，请求我们不要抛弃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你觉得我们能在前面逃跑，任凭义和团和野蛮的军人进行一场恃强凌弱的屠杀，每时每刻都在清剿后方的掉队者和手无寸铁的人民吗？绝对不能！[7]

事实上，这番算计一方面是想要保护中国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保。在使馆区，外国人至少还能寄希望于电报线被切断之前就已经召唤过的军队会在短时间内赶来。一旦出了使馆区，谁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情况？

于是他们不顾外国使馆的外交领导们最初的提议，选择了破釜沉舟的坚守。和任何冲突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既有英雄气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柴五郎中佐——也有绝望的恐惧，外国使馆区将要失守的威胁挥之不去，他们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遭到严刑拷打，慢慢等死。[8]伦敦的报纸已经准备好并且提前发布了外国使馆区重要人物的讣告。事实上，这场围攻让使馆区11个国家的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展现了他们的智谋和韧性。所有合适的物品都被熔铸成子弹，在古玩店找到的一台古董大炮被除去了灰尘，派上了用场，外国使馆区的骡马很快就作为人类的食物而牺牲——使馆区的中国基督徒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恩惠——最新款的时装也被撕成一片一片，用来制作沙袋，或者为伤员包扎。

在7月中旬，似乎一度实现了非正式的停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慈禧太后身边的各个派系开始质疑这样打下去是否明智，因为对手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然而到了7月底，停火的表象荡然无存。战斗重新开始，双方都在乱射。在外国使馆区，没有人知道下一场袭击将会发生在何时何地，那或许将是他们无法击退的一场袭击。

然而7月中旬的暂时停战，让被围困的西方人得到了一些消息：现在他们知道，外面正在组织一支增援部队。8月初，这支两万人的部队向北京进发。这支国际联军由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分遣队组成，由一名普鲁士陆军元帅担任总司令，为纪念第一名被杀的欧洲人——德国公使冯·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etteler）。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到恼火的是，最先进入北京的竟然是英国人指挥的英属印度部队，缠着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受到了幸存的外国人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欢迎。辛博森回忆起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爬上一面墙，扑面而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印度的气味！”[9]在濒临绝境之时夺取了胜利，西方人的刚毅在逆境中取得了胜利。也难怪义和团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占据了这么多头条，不断涌现出与之相关的书籍、回忆录，甚至单独一部电影。

突破了这重围困，周围的大屠杀也就暴露无遗了。几天以后，穿行在北京城的英国作家亨利·萨维奇·兰多尔（Henry Savage Landor），遇见了一个母亲，她一边啜泣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脸庞，哀求他回答自己，这个孩子最有可能是被西方人的炮弹片炸死的。兰多尔还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太监吊在横梁上，身体上布满了严刑拷打的痕迹。在一个院子里，他碰见了一堆被砍掉的脑袋。在远处的一条小巷里，他发现三个大人和三个小孩儿靠着一面墙被吊起来绞死。“光线并不适合拍照，因为尸体都在阴影处。”他写道。[10]但他还是拍了一张照片。“鉴于尸体的腐烂状态，”他继续道，“我并没有长时间曝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义和团杀害中国基督徒，外国军队的纵队也各自施加报复行为——俄国人在满洲，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天津。那一年早些时候，德国士兵动身前往中国时，威廉二世皇帝激励他们道：“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1 000年后也不敢瞧不起德国人。”[11]他们听了皇帝的话。不久前签订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确立了战争法，可人们认为它并不适用。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这一事件是镇压半殖民地的一场叛乱，而不是文明国度之间的一场战争。

英国和平主义哲学家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中，通过“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这个角色之口探讨了中国的这一事件。他写道，义和团或许“野蛮残忍”，但西方的军队，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又如何呢？

1901年，义和团运动遭到国际干涉之后，北京的美国水兵。

问问从北京一直到海边那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吧；问问被杀害的男人、被凌辱的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吧；问问与犯罪者已经合而为一、难解难分的无罪者吧；我们在走投无路之下揭竿而起，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而你们以暴制暴，却未曾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们所报之仇，正是自己的不公所造成的结果，问问爱世人的基督，你们宣誓要服侍的基督，让他来评判究竟孰是孰非吧。[12]

在伦敦、旧金山或者柏林，这番诉求很难触动太多人的心。在那些地方，关于义和团暴行的传闻传到了西方人耳朵里，而他们已经对种族战争的概念习以为常了——1887年，澳大利亚劳动联盟（Australian Labour Federation）的创立者写了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而且也将当地充斥着大烟馆、三合会和堕落白人女子的唐人街，与疾病、毒品和犯罪联系在一起。[13]（早在19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的华人的风俗习惯，对美国构成了所谓的威胁，导致华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国籍。）认定偏见向来要比质疑偏见更容易。

北京的暴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耻辱。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外国军队进驻中国首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被外国军队放过的紫禁城，这次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和几年后君士坦丁堡耶尔德兹宫中的苏丹卧室一样，中国皇帝的卧室也让人格外感兴趣。无处不在的皮埃尔·洛蒂，和法国水兵一起涌入北京，他提到了据说皇帝正在学习弹奏的一架钢琴，一台播放中国乐曲的八音盒，还有一张御黄色的丝绸床垫，皇帝留下来的压痕还在。“他那深不可测小脑袋得有多么混乱啊，”洛蒂沉思道——

……三重围墙的宫殿，甚至被侵入了最深处的秘境；贵为天子的他，被赶出了二十代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外人难以企及的家园；他被迫逃亡，逃亡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平民的）视线里……甚至还要哀求，还得等待！……[14]

洛蒂离开时，听见身后有人用浓重的加斯科尼（Gascony）乡下口音的法语欢呼道：“哟，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下咱们可以说在中国皇帝的龙床上打过滚儿了！”抢掠现象非常普遍，金银财宝塞满了一个个士兵的大衣和背包——或者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馆。

虽然有命令禁止记者到场，但亨利·萨维奇·兰多尔还是设法靠嘴皮子功夫，陪同俄国的连纳维奇（Linevitch）将军加入了紫禁城的联军胜利游行队伍。［结果他发现自己并非唯一一个溜进去的记者：长期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通信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已经在里面了。］英国炮兵鸣放21响礼炮，用萨维奇·兰多尔的话说：“魔咒已破。事已至此。天子们保持了500年神圣的地方，两秒钟就遭到了洋鬼子的亵渎。”他离开时，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虽然表面上恭顺，甚至卑躬屈膝，但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无动于衷的面容流露出仇恨与轻蔑的神情。”这种轻蔑让人难以忘记。大约一年后，当紫禁城再次交到慈禧太后手中时，中国屈辱史的最后时期在《辛丑条约》中开始了：一笔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在1940年还清，为西方死难者树立纪念牌坊，允许国际军队永久驻守北京外国使馆区，禁止中国进口军火。1903年，冯·克林德男爵的纪念牌坊在北京落成，德国士兵列队经过。

凯瑟琳·卡尔认为，慈禧太后将回到北京紫禁城的时间一直推迟到最后一刻，甚至等到颐和园一直生着火的炉子都无法继续保持足以让人居住的温度，都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紫禁城是中国最神圣的场所，是满族人的正座，那么它现在也是一个被玷污的王朝被玷污的象征。

在外国人数十年的掠夺中，中国的缺陷被痛苦地揭露了出来，如今外国士兵更是已经侵入了紫禁城，如何才能克服这个缺陷呢？

卡尔身在北京的那一年，曾经为光绪皇帝1898年那场注定失败的改革进言的梁启超，正身在美国。和日渐壮大的中国维新派一样，梁启超旅居国外，并且从国外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曾经将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译成中文，还翻译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作的严复，年轻时曾在英格兰生活，就读于伦敦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推翻清王朝的领袖人物之一、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夏威夷长大，在香港学医，并且经常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旅行（在欧洲时，他和几十年前的马克思一样，喜欢泡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

和严复、孙中山一样，梁启超也坚信，为了理解中国的缺陷，为中国的复兴打下基础，将目光投向国境线以外是势在必行的。在纽约，他设法安排了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一次短暂约见，后者向他提出了以下这条价值连城的建议：“任何一次投机的结果都取决于事先的准备。”在芝加哥大学，梁启超对图书馆施行信誉制度的效果感到惊诧。

即使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着眼点相对较小的比较，也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梁启超提到，虽然中国的商店几乎一直营业，而美国的商店每到星期日就要关门，但美国的店主更富裕。[15]他总结了每七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在中国，只要是百人以上的聚会，必然伴随着噪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然而在美国的剧院里或者音乐会上，观众们都很安静。中国人讲话声音很大，经常打断对方，然而美国人的讲话方式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而且很少打断别人。梁启超的观察甚至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走路姿态的差异：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16]

这些观察结论合在一起，就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纸诉状。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让中国人成为“族人，而不是公民”，怀着村落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项创新，1899年首次出现在汉语中——他们能够接受专制，却无法享受自由，缺乏设立自身民族目标的能力。这些根本的差异，被千年帝国史固守着，抑制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自卫能力。为了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中国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国族：正如法国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9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是一群通过“当下的共同意志——对于过去共同完成的伟业和未来继续完成更多伟业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个体。[17]20世纪初，报纸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办，幅员辽阔的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作为记者执笔撰文，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进程。

但梁启超认为，只有经过相当于一次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毛泽东也是梁启超的崇拜者之一，当年他还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自称将这位大师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梁启超表示：

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鲁索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8]

并不是所有人都怀着这样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西方政体，需要让专制统治来帮衬。然而中国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政府对定期发生的天灾应对不力，如今紫禁城又在1900年被外国人占领，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清朝——至少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是强弩之末。义和团曾经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晚了呢？[19]（建立了清朝的满族人，说到底不也是外族人吗？）人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宪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考虑得更远：中国需要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共和国。1905年，孙中山将全部的反清运动集中在一个总组织下进行，那就是同盟会。1906—1908年，同盟会在中国南方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是在1898年提出的，但慈禧太后再次凌驾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上，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为迎合《辛丑条约》中提出的部分要求，清政府于1901年正式设立外务部。（因此中国的外交官——此前一直被公然蔑视，从事的是为传统所不齿的职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了。这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在外国人所掌控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认可，但同样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那样的秩序中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古老的科举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围绕着中国古典典籍的考试，自古以来一直是选拔帝国官吏的基础，在1905年遭到废除——原则上是为了拓宽选拔官吏的渠道。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另外又设立了邮传部。陆军经历了一次缓慢的改革过程，采用了西式制服和军礼，废除了一些传统的刑罚，至少是原则上。1906年设立了法部，寄希望于中国的法律体制改革能够削弱外国列强的一贯论调——认为中国制度不完善，因此中国的国民必须只能受制于他们外国的司法制度。

这些行政改革本身是相当彻底的，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但与之相伴的政治改革可能影响更为深远。清政府召集了一个高官考察团，前去考察立宪改革的措施，这一方面是为了转移人民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重申中央对地方各省已经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控制权。几个月前在北京火车站逃过了一场刺杀的考察团成员，于1906年1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带回来的有关宪政的建议，后来被慈禧太后和朝廷接受。1908年，清政府宣布将在1917年实现完全宪政。这年晚些时候，慈禧太后逝世——长期饱受折磨的光绪皇帝比慈禧早一日驾崩，当时还在被实实在在地软禁着——大权转移到年幼的新皇帝溥仪身边的满族摄政者手中，这又让宫廷中的权力之争进行了一段时间。1909年10月，全国各省谘议局选举，所依据的选举资格确保了精英的主导地位。1910年，他们逼迫清政府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年底之前在北京成立临时国民大会。

与此同时，中国清政府也着手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一大顽疾：鸦片。1839年，英国与清朝首次动武，事实上是为了维护贩卖印度鸦片的英国商人的所谓“权利”。20世纪伊始，地方的反对鸦片运动——和美国的禁烟运动相类似——席卷了整个中国，人们羞辱瘾君子，关闭大烟馆，烧毁吸毒工具。[20]如今北京决定出手，打算完全扑灭国内对鸦片的需求，对瘾君子以死刑相威胁，号召英国人在道德层面上予以协助，反对鸦片，并大幅度提高鸦片关税。1907年，英国通过了一项制度，将会缩减来自印度的鸦片出口，在10年的时间里每年减少10%。英国的政策规定了一项条件：必须证明中国当地的禁烟运动确实有效果，因为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印度的鸦片供应和中国当地的鸦片供应完全可以互相替代。1909年，由美国发起的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召开，全体欧洲大国均有代表参加，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波斯、葡萄牙（当时有澳门这块殖民地）、缅甸和荷兰（当时控制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中国代表多方论证了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还预先计划了意在对外国人的商业本能施加影响的一步行动，指出中国的贫困是烟瘾造成的，对外国商业前景的损害要比贸易额本身严重得多。[21]

伴随着这一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沿海地区和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应外国列强的要求而进行的，它们希望借此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力（并且有利于动乱局势中的部队调遣）。在西方股权的资助下，铁路建设焕发新生。（1900—1905年铺设的铁轨，是1896—1899年的10倍。）[22]早在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就从欧洲经哈尔滨和奉天一路通到了上海。1905年，京汉铁路完工，连通了北京和中国中部的武汉。1902—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翻了一番：英国遥遥领先，之后依次是俄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23] （日本投资额的变化格外突出，1902年只有区区100万美元，过了10年多一点，竟达到2亿多美元。）《中国年鉴1913》（The China Year Book 1913）中提到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的稳定增长——有2/5的船是英国的，将近1/4是日本的，1/5是中国的。[24]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通商口岸。上海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经营着一家油桶厂。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在汉口、上海和满洲的牛庄（营口）设有工厂。据说中国有31座城市用上了电灯。

起初遭到清政府反对的北京到巴黎汽车赛，于1907年从北京启程。次年，距离外国军队从天津打到北京解放外国使馆区还不到10年，荷兰人亨利·博雷尔（Henri Borel）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走完了同一条路线。“我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有所耳闻，”他写道，“但我未曾想到会乘坐一列最新式的豪华列车，以现代的方式来到帝国之都……我以前就是这样去尼斯和维也纳的。”[25]到达北京之后，博雷尔发现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 Lits）聘用的经理即使到了蒙特卡洛或者奥斯坦德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卧室里配有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我到北京来，是为了这个吗？我不禁苦笑。北京已经这么先进了？我原本期待来到中国的神秘之都，结果却发现自己下榻的是一家巴黎饭店。”[26]

无论博雷尔的经历如何，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年来，真正即将成为大都市的中国城市，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几乎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年复一年地蒸蒸日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商业之都，并没有受到清朝的拖累，是上海象征着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外国人依然在这一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海引领什么潮流，中国的其他地区就必然要跟上。

和北京不同，那里城墙上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古老的传统与儒家的秩序精神，而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是一座变化的城市，随时准备采用新的技术创新，或者吸纳新的舞蹈形式。上海的第一家电话公司成立于1881年，从1883年开始，主要街道就亮起了电灯，1896年放映了第一部电影，1902年出现了第一辆汽车（和日本首都东京大约是同一时间，而日本要比中国先进得多）。[27]上海的印刷所生产印刷的书籍、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比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要多——1913年的上海有73家中文报纸和25家外文报纸，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外文报纸总共只有52家。[28]因为上海的文艺生活——抑或是夜生活——非常丰富，因此得到了“东方巴黎”的称号。中国其他地区的大烟馆都被关闭了，而上海公共租界的那些大烟馆不归清政府管辖，一直开到了1910年（在那之后，上海的鸦片店又继续开了7年）。

相比于数百年底蕴的古都北京，上海更像一个暴发户，是通商口岸制度的产物——实际上是其典型代表。其他很多通商口岸的经济依然落后，派驻当地的外国列强领事代表有时甚至是城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上海和它们不一样，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城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44年，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有44艘外国船只入港。1855年的入港船只数量是当年的10倍。[29]1908年，插图丰富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记录了上海港永无休止的繁忙景象：

从吴淞口到上海大约有13英里，江面上船来船往……补给船、驳船、中国帆船、舢板，不论潮起潮落，永远往来不断。看中国人驾驶那些看上去很笨重又装了很多东西的船只的技巧，是颇有趣味的一件事……离上海的靠岸地点还很远时，江岸上就开始呈现出繁忙的一面，一座座棉纺厂、缫丝厂、船坞、码头、货栈（仓库），让人应接不暇。[30]

到1913年为止，上海收取的关税占到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将近1/3。[31]中国各地都在兴建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是由上海的银行出资，股份也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交易。上海的一名中国评论员指出，在上海，“人们只关心金银的价值，却不懂雅俗的来由”。[32]北京的外国侨民也会发出类似的讽刺，他们瞧不起上海外侨，认为那是一群没有教养的外国人，亲力亲为做生意，而身在北京的他们自己则沉湎于中国文明的永恒之中。[33]

北京的中心是城墙和城壕所包围的紫禁城，而上海最著名的地点在外滩，位于宽阔的黄浦江一侧，面朝世界。外滩（the Bund）这个词来源于印地语单词band，是堤岸的意思。上海主要的酒店、银行，上海西方男士的社交俱乐部，都坐落在外滩。[34]这里也是海关大楼的所在地，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长期担任中国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大楼奇特的设计也反映出了他的国籍：这是一座都铎风格的建筑，顶部是一座四面钟楼，会敲响威斯敏斯特钟声。（赫德于1911年去世，几年后，外滩树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塑。）外滩的很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兴建起来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于1897年建成。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租界的商业和社交生活中心”——不久前刚刚扩建完毕。[35]新楼在建时，好在有德国总会（Concordia Club）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的活动场所，德国总会是1904年由年轻的普鲁士阿达尔贝特王子（Prince Adalbert of Prussia）为之奠基的。

在上海，世界主义已成惯例。当时一份传教士报告所描绘的南京路，展现出来的国际多样性甚至远胜于伦敦的街道：

走在路上的有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俄国人，肥胖的德国人，或许还会撞到小个子的日本军官，他的神态完全说明了他自认为是征服者民族的一员……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坐着西方的马车，瘦骨嶙峋的美国人坐着东方的人力车……上海的人行道太窄了，一个法国人想要脱帽致敬，却把帽子招呼在了一个仪表堂堂、穿着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喉音颇重的德语和伦敦腔的俚语此起彼伏……[36]

在1913年，上海庆祝了德皇威廉二世在位25周年，也庆祝了美国独立日和法国巴士底日。[37]《中国年鉴1913》中的广告吸引了见多识广的国际客户。和平饭店的广告表示，他们的员工能够说“所有的主要语言”。[38]另一则汇丰银行的广告，列举了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并承诺提供全球性的银行业务，以方便那些周游世界的客户。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在北京，外国使馆区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像一座堡垒一样防御着，机枪随时待命，然而在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这里完全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只看人数的话，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整个上海的中国人口大约在100万上下，按照《中国年鉴1913》的记录，公共租界仅有13 346名外国人——其中包括4 465名英国人、3 361名日本人、1 495名葡萄牙人、940名美国人、317名俄国人、113名丹麦人、83名土耳其人、49名波斯人、11名埃及人、7名巴西人。[39]但在公共租界（以及独立的、由法国人管理的法租界），当家做主的是这些外国人。中国居民交了大部分的税，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在上海工部局投票的、坐镇的，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出生在上海、国籍为英国的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人。执法者也是他们这些人，正因如此，1905年西方法官与中国谳员之间发生的冲突演化成了骚乱。这些人还掌握着地方警察，其中包括中国人尤其憎恶的一支印度巡捕分队，外国志愿兵有时会煞有介事地穿着制服在街上巡逻，一旦他们需要的话，印度巡捕分队便会提供后备力量。

此外，上海的外国人区域也在扩张。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在1898年面积翻了一番。进一步扩张的脚步并未停下。事实上，这一切已经预先考虑好了：向北筑路，一直修到了闸北区，起草的地图上也把这个区涂成红色。[40]1913年，当地中外当局之间对于闸北的未来争论不休，英国驻沪领事在写给英国驻北京大使的急件中说，这“对计划中的谈判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41]然而19世纪90年代曾经让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有恍若巴黎街角之感的法租界，却能够在接下来的1914年实现扩张。[42]上海向来都有教会学校，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创办的，中国孩子可以在这些学校里接受基督教和西化教育：例如1861年创办的清心女中（Mary Farnham Girl’s School，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圣方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罗马天主教会），1881年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美国圣公会），1897年创办的晏摩氏女中（Eliza Yates Memorial School，美南浸信会）。[43]如今，随着外国人举家迁往上海——而不是只有男人才来——外国孩子的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在上海公共租界巡逻的一名英国警官。

公共租界的社交生活，正如西德莫尔在世纪之初所言，“正式、严格、细致、奢侈”。和外滩的上海总会相类似，静安寺路也有一家乡下总会（Country Club），这里“既属于男士，也属于女士，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夏季的网球、下午茶舞会、戏剧演出和冬季的舞会而聚在一起”。[44]从上海逆流而上，有“世界上最好的野鸡射猎场”——这也许正是钻上海警方空子的一名苏格兰殖民地官员想要的。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游艇俱乐部、划船俱乐部、板球俱乐部、棒球俱乐部、花展、上海室内游泳俱乐部，把周末花在这些地方似乎都说得通。英格兰人可以在城市周围广阔的平地上带着猎犬打猎，自然很开心。1913年年底，正在进行世界巡回赛的棒球队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即将来到上海，这让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望眼欲穿。[45]

对于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生活在上海，特别是公共租界，就是生活在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外国势力渗透，前途一片大好。在上海，最先摒弃了传统的妇女缠足习惯。在上海，中国人的大辫子，隶属于清朝的象征，剪断得最为干脆。然而在这座城市，中国人的赤贫与戴着大礼帽的西方人巨大的财富并存，中国人被视为二等居民。

《北华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3年1月的两篇文章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论点是上海的税收大多是中国人交的，所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中应该有中国人代表，而其中一篇文章反驳了这一论点，表示“他们来到租界居住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的人数可并不表示他们对这里的情况不满意”。[46]次日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人力车夫每天只能挣30分，为了能拉到活，要价比电车还低这一问题。“有些苦力偶尔能从游客和水手身上赚到一笔，这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该报的一名记者写道，“然而同样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饿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爱马的人经过了一番劳苦奔波之后，一定会去马厩看看，确保自己的马儿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喂养……但是上海的人力车夫呢，跑了一英里上下，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就拿这个星期上海的天气来说，他要在烂泥和冷冰冰的雨水里拉车往前走，收了钱，之后就没人记得了。他实际上属于普通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一个阶层，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能够照顾好自己，如果考虑一下他的情况，就会发现上述这些事实总算能让人安心一点儿。但事实是他的身体会渐渐垮掉，终有一天会像被遗弃的野狗一样死去。[47]

1913年，卫理公会一本以中文出版的指南书《上海中国人须知》（What the Chinese in Shanghai Ought to Know），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外乡”，说明了乘坐有轨电车、在餐厅用餐甚至逛公园的相关规定：

上海共有四座公园，其中三座是面向西方人的，一座是面向中国人的。其中一座西方人公园位于黄浦江边，在工作日里有黑人音乐家演出。中国人不得入内，除非有西方人陪同。狗和自行车严禁入内。[48]

但上海即便在内部功能方面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却无法游离于周围这个国家的混乱政局之外。上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仅仅服从于供应与需求、贸易与金融、美元与银两的法则。公共租界不归清政府管辖，这使得它成为逃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天然的避风港。上海港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此对它的控制对历届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上海向外来影响敞开大门，不断接纳新的来客，吸收新的思想。这座城市的活力让传统主义者心有顾虑，同时也吸引着各类改革者和革命者。1905年圣彼得堡的革命，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中国最先得到这些消息的就是上海，这里的讨论也最为激烈，显然与这个国家自身的政治轨道有关。如果说中国要发生充分的政治革命，那么上海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势必会首当其冲，无论他们愿不愿意。

有2 000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终结于一记重击，并伴随着一声啜泣。这记重击发生在1911年10月的汉口俄租界，中国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工厂，因为无意间丢掉的一支烟而意外引起爆炸。清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已经被革命者严重渗透的当地军队，不得不加快进行早有计划的起义。这声啜泣发生在1912年2月的北京，宣布6岁的皇帝溥仪正式退位。相应地，革命政府承诺让清朝皇族的财富继续私有，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每年拨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津贴，供皇室维持数个世纪以来早已习惯了的排场。

身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在早餐时从一家美国报纸上得知了武汉爆炸和随后起义的消息。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先去了欧洲，劝说英国和法国，中国国内若有冲突的话，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也不要继续给予清政府财政支持。1911年11月，上海宣布脱离清朝，圣诞节当天，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旗帜飘扬在上海的屋顶上方，还举行了剪辫子仪式。外国军舰下锚停泊。一星期后，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南京。这座中国古都，在19世纪中期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总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16票通过的结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皇帝和大总统并存了几个星期。最终，中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北洋军的指挥官们，用一封函件封印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北洋军中，最近被任命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政府，指挥官们建议走共和路线。根据事先的约定，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并向南京参议院通告了他的“私见”，认为袁世凯“必能尽忠民国”，他还力劝他们，“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一名美国评论员评论道：“似有华盛顿之风范。”[49]

人们认为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是自信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这也许是一个高尚的决定，很可能由此避免了中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外国的掠夺。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袁世凯事实上是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的人物，并且得到了最具战斗力的军队的强力支持，也在确保外国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承认。为此，他任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为自己的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连中文都不会说。他还接受了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代表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建议——临时大总统身边应当有一名美国法学教授，负责起草中国的新宪法。这几招都相当精明。1913年5月，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到北京。

尽管此时的中国正在为1912年12月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但袁世凯绝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后来回忆，前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曾经告诉他，袁世凯“没有自由政治的概念，（而且）完全是个人专权”。[50]“当你来到北京的高墙之内，一定要小心，”伍廷芳提醒芮恩施，“那里一片死气沉沉。人们似乎已经屈于淫威，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似乎没有人站起来反抗那股力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12年，新任临时大总统成功地抵制了事先约定好的、从北京迁都至南京的方案，那会让他远离自己的大本营，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北方尚未完全平定下来。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认为北京才是值得信任的城市——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则不然，至于骚乱之都、现代大都市上海，则更加靠不住。

为了在1912年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争取胜利，孙中山组建了一支新的政党——国民党（通称KMT），由30岁的宋教仁领导。（曾经上书光绪帝、传播中华民族思想的政论家梁启超，领导着另外一个政党：进步党。）1913年1月，选举结果公布之时，国民党明显赢得了中国4 000万选民中大部分的支持。最终，在新一届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赢得了269个席位。中国似乎朝着大众民主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新一届代表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很年轻。代表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曾经留学日本、英国或美国。[51]

1913年年初，王庆钧（音）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了让美国读者相信，所有西方大国目前为止都坚决拒绝承认的、焕然一新的中国，如今是时候在外交上获得承认了，这篇文章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一些人的喜悦：

数亿中国人用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现代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我们挣脱了帝制的枷锁，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绝对的理性和空前的宽容。我们在短到令人咋舌的4个月时间里，没有流其他革命1%的鲜血，就把这个泱泱大国从拥有4 000年历史的帝国，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我们挺身而出，张开双手，敞开心胸，想要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我们只要求世界允许我们加入这一行列。我们为我们的中华民国寻求承认，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52]

另外一些人显然更加存疑。埃德蒙·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就是其中的一员，生活在北京的他，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中国通。巴恪思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发表了慈禧太后宫廷中一名高官的私密日记——在20世纪70年代被证明是技艺高超的伪作。他指责西方人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太天真了。他在1913年与前《泰晤士报》记者、活跃于上海社交界的约翰·奥特维·布兰德（John Otway Bland）合著的书中，称这一切为新瓶装旧酒。民国是不会长久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也就是从清朝王权屈辱地垮台、新生的中国树立权威以来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关注着远东局势的人们，一定会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普遍存在的、近乎全体一致的舆论感触颇深。舆论认为，共和政体的确立，让中国经历了突然、过激的转变；人民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彻底的改变……[53]

他写道，研究历史的学生对于“这种乌托邦谬论永恒的生命力”很熟悉。他认为真相多少有些出入：

中国和印度、波斯、土耳其（照这样看来，还包括日本）一样，在国民生活这片深海的水面上，迅速瓦解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新的结构也正在形成；但民众的社会状况，他们自治能力的欠缺，还停留在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南欧的阶段。

据他预测，传统和权威——“王位和宫廷”——会以某种形式复出，而这其实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最为有利。

这一年的时局似乎证明了他的观点。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乘火车，欲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之际，遭遇刺杀，身中两枪。虽然被送往医院，但还是于两天后伤重不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很快便被逮捕。但人们大多怀疑行刺命令是极高的高层下达的：甚至可能是大总统袁世凯本人。“某个过于热诚的袁世凯支持者，以为策划这样一桩罪案有助于大总统的事业，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美国驻上海的一名外交官这样写道，而没有把话说死。[54]宋教仁自从1912年的竞选活动以来就经常表示，国民党怀疑大总统真正的目的是完全将国会抛开，行皇帝之实，只缺一个名分，而这桩罪案证实了国民党的怀疑。孙中山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且因认识到了自身军力薄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两人就开始互相攻击。在上海，共和派威胁称，宋教仁之死将会引起“比法国大革命更可怕的恐怖统治作为复仇”。[55]这座城市也成了“密谋”的“暴风眼”。[56]

1913年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国会开幕典礼沉闷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北华日报》报道，“太阳照耀，乐队奏乐，恭维的演说词一波接一波”。但总的来说是“虎头蛇尾”。[57]袁世凯借口担心自己遭到刺杀，并未到场。选举产生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没有到场。到场者的着装也并不是“旧时中国人典型的大块亮色”，而是选择了郑重、正式的西式服装：黑礼服大衣和大礼帽。[58]随着事情的进行，一份通知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间传阅开来，告诉他们，预计有几百名外国人要来观看，所以务必要“保持仪态端庄，举止优雅……这样才能博得外国人的尊重，赢得外国人的友谊”。[59]整个事件似乎更多的是关乎挽救颜面，而不是拯救中国。

外国列强依然在承受着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的压力。一些人认为，他们终究还是不能确定事态会如何发展。这年早些时候，一名美国外交官汇报了他的一名法国同僚无望的观点：“他的政府对于中国现政府的稳定性没有信心……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60]无论如何，外国列强尚未得到它们想要从北京得到的东西——过早地承认相当于放弃了一项外交筹码。俄国人不仅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贸易特许权，还坚持要求中国完全尊重蒙古1911年（在俄国指示下）的独立宣言。英国人想要保证西藏自治。日本人想要确认在满洲的经济优势。自始至终，就借给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外国列强一直纠结在各种谈判中——与中国的谈判，还有彼此间的谈判。至少在这些谈判全部结束之前，最好还是先不予承认。这就是外国的外交逻辑。

发回华盛顿的报告全面揭露了列强之间卑鄙的讨论内容。所有这些国家都想方设法让本国人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美国代表曾一度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同意接纳一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英国人进入负责管理盐税的办公室，那是中国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然而，俄国代表“迫不及待地予以强烈反对”：

他说他的政府在盐政上的利益是列强中最大的，因为在（自1901年以来的）庚子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他说英国人已经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法国人已经掌握了邮政，在陆军部也有军事顾问；日本人和德国人也都担任了职位……但俄国人却一无所有。[61]

日本人同意支持美国的提案，但前提是其他各国要“在道义上支持”日本进一步得到另外一些尚未明确的职位。这下德国人又不干了。既然之前所讨论的那名德国人已经参与了盐税管理，就不应该再占德国的名额：德国也要求一个额外的职位。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终于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尽管孙中山和国民党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临时大总统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这份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的银行并没有参与这份借款。新当选的威尔逊总统公开表示，终结所谓的“金元外交”，并开始实行基于原则的新外交政策。（美国退出谈判时，《北华日报》指责威尔逊放弃中国，任其听天由命，中国反倒会被瓜分得更严重，因为列强的谈判桌上没有美国为中国出头了。）[62]

美国并非与中国的时局毫无利害关系。事实远非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对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展望，无论看起来多么离谱，一直得到广大美国人的共鸣。4月，中国第一届国会开幕之前，民众请求美国基督徒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祈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有钱赚，美国企业已经征服了欧洲，如今更可以征服亚洲，用啤酒、汽车、缝纫机或者美国工厂将来可以批量生产出来的其他什么玩意儿，对这些商品的潜在消费几乎是大到无法想象的。美国商人B.阿特伍德·鲁滨逊（B. Atwood Robinson）在1913年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情况：

在那些需求不断增长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快速增长的商品中，要提到以下这些：服装、鞋靴、棉毛织品、自行车、钟表、帽子、手套、袜子、缝纫用品和内衣裤、留声机、摄影和光学设备、电灯、机器、铁路和电力设备、汽车、五金和建筑材料……因此，现在正是牢牢站稳脚跟、建立商业关系的时候，中国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时代即将到来，这将会让我们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重。[63]

无论是在表明原则的欲望驱使下，还是为了支持一个共和国伙伴与西方帝国相抗衡，还是为了给未来的商业关系打下一个友好的基础——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总之，在5月，美国成为主要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不过还是比巴西晚了几个星期。那年春天，巴西的国旗就曾在北京的街道上短暂地飘扬了一段时间，显得很怪异。英国、日本、俄国和法国直到10月才承认中华民国。

在那时，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梦想已经被袁世凯铁腕独裁统治的现实所取代。那年夏天，一些省份宣布脱离北京自治，围绕着中国的兵工厂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在被认为是最支持国民党事业的城市之一上海，袁世凯的政府军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军之间发生了零星的战斗。外国士兵准备守卫这座城市。外国记者写下了扣人心弦的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的功勋，并且用“二次革命”这个崇高的称谓来指代这一系列事件。[64]但二次革命并没有真正在多地展开，而是处处遭到镇压。在上海，它对城市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抑制。待到年末回首时，它对城市的贸易也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英国外交部关于上海贸易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开展了禁烟活动，但烟草的进口量还是有所增加。这份报告还明智地补充说：“商人，即便是在上海，也无法指望像在伦敦、巴黎或柏林一样，把生命和人身安全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中国，隔三岔五就会遇到生命危险。”[65]

9月，效忠于袁世凯的军队进驻南京，并且背弃了先前的承诺，攻克南京之后便开始了“肆意杀人、抢掠、强暴……胜利之军肆无忌惮的娱乐消遣”。[66]在所谓的“南京事件”中，有少量日本平民被杀，日本人的财产被毁——日本军队则在1937年以恶劣千万倍的手段重演了这一幕。为此，东京的舆论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其他各国旋即担心日本会站在国民党一方，进行更直接的干涉，况且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留学日本。但日本政府保持了克制，即使东京的民众并没有克制。

国民党被击溃。10月，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国会经过数轮投票，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任期5年，直至1918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实际上也休会了。孙中山逃往日本。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要用权威取代试验，用秩序取代革命。

在发回伦敦的年终报告中，英国公使直言不讳。“孙中山及其南方同盟会中的支持者彻底失信于人，”他写道，“当前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足以凭借突出的个人能力真正撼动大总统的地位。”[67]经威尔逊总统核准，被派到中国协助起草新共和宪法的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古德诺，1914年年初在美国满怀失落地写道：“新生的中国已经失控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旧思想当下正处于优势地位，遵循西方路线通过一部宪法的前景，可能还要向后拖25年左右；事实上，这样一部宪法可能永远都不会通过。”[68]

但另一方面，正如旧中国的当权者一向坚持的，也正如上海很多商人所赞成的那样，中国需要的是强力政府，而中国也许已经离它越来越近了。《北华日报》表示中国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已经进行了一场向着集中和巩固权力的运动，公众舆论也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安定了。”[69]该报的读者们确信，中国拥有“极强的恢复力”。中国会比大多数国家更快地从政治骚乱中恢复过来。

那么，古老帝国的心脏——北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1913年早些时候，两年前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的隆裕太后薨逝，有一名澳大利亚人在《悉尼先驱晨报》撰文描述了葬礼之日当晚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日落时分的天色柔化成暮色，迅速将这座伟大的古城投入夜色之中，模糊了宫殿庙宇、宝塔神龛，强烈的悲怆也在人们心中潜滋暗长。正在逝去的一切留下来的记忆，为地平线上方的紫雾增添了一分忧郁；悲观之时，人们怀疑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当下陷于贫穷与困境之中、奋斗不息的中国，会不会将早先的东方荣耀化为西方文明甚至是西方帝国的光辉与暗影；但忧郁随着夜晚逝去，人们很快便感受到新一个春日的萌动；树木绿意更浓，初放的美丽花朵让陈旧的灰色背景充满了精致之美，人们意识到当下正是这个伟大、古老民族的生命之春。中国的命运比财富或军力更强大，有朝一日，它可能会让这些新芽长成怒放的花朵，把中国变成东方最灿烂的文明国度。[70]

前皇帝溥仪这时已经7岁了，依然居住在紫禁城，他或许对这段短暂生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此时清朝的权力重任已经易主。继任者袁世凯乘着一辆汽车，在这座城市里兜兜转转。中国，这个曾经的也是未来的大国，已经开始从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1913年11月10日临近中午时，大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上演了远东地区自1905年的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来最壮观的海军力量展示。这次展示是为了庆祝日本完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那场震惊世界的胜利颠覆了之前盛行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必定赢得战争——其他人都要输。时隔8年，日本海军的这次展示，也许是意在安抚这个被海军军费开支带来的高税收压得喘不过气的民族，让他们对未来一些年里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充满信心——在本身就是退役海军大将的山本权兵卫首相的领导下——并展示最近从英格兰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的维克斯（Vickers）船厂驶来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金刚”号超无畏级巡洋战列舰。[1]

当天上午7点，大正天皇在首相、外交大臣和其他大臣的陪同下，乘专列从东京的新桥火车站出发，抵达横须贺海岸。100名海军军官和城里的全体小学生迎接天皇的到来，彩旗招展，铜管乐队奏乐，人们手中挥舞着国旗。[2]后来，天皇及其随从人员站在“香取”号战舰的甲板上，观看28艘军舰和27艘驱逐舰的演习。在东京湾周围的多个其他地点，通过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这些战舰一会儿并列航行，之后突然转为新的编队，最终排成一列经过“香取”号。难怪一些人将日本称为远东的英国，这个岛上强国把海军放在国防的核心位置。

海军大将出身的山本首相有理由为自己管理的这支日本海军感到骄傲。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只有德国舰队以及规模小得多的奥匈帝国舰队发展速度比日本快，后者的总吨位从1900年的18.7万吨——刚刚到美国的一半，不足英国的1/5——发展到如今的70万吨——美国海军的2/3，英国皇家海军（依然是全球海军力量的基准）的1/4还多。[3]事实上，正是日本海军的实力，让日本吸引了大英帝国与之结盟。由于有了远东这个盟友的存在，英国便能够将皇家海军的舰船重新指派到竞争激烈的欧洲海域去。

“金刚”号的武器——35.6厘米炮8座，15.2厘米炮16座，53厘米鱼雷发射管8门——在当地的报纸上大幅宣传。[4]事实是这样的，虽然金刚级战列舰中的第一艘“金刚”号是在英国建造的，但同型的“雾岛”号于12月在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下水。在那之后不久，第三艘“榛名”号也在神户的川崎造船所下水。新的舰船意味着新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新的税收——这在目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考虑。抛开“金刚”号不谈，日本海军的10艘新船中有9艘是在本国建造的，这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同时也提醒着人们，日本虽然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农业国，但这个国家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技术。[5]毕竟日本最早的大型钢铁厂在1901年方才开工生产。

那天上午唯一让人失望的是，藤濑中尉驾驶美国制造的柯蒂斯（Curtiss）水上飞机，在大雾中迷失了航向，在100米高度飞掠“香取”号，却没有完成当天的全部任务。尽管如此，对于日本的实力和现代化，人们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印象。“雄伟壮观，振奋人心。”《日本时报》（Japan Times）派去报道这一事件的一名记者写道。[6]他继续道，“入夜后，这番宏伟壮观的景象更加熠熠生辉，明亮的电力照明分外迷人，照亮了一艘艘军舰”，也闪烁在东京湾的深水中。一个50年前还对世界其他地方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如今已经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本身也是一个帝国。当时有一首校歌是这样唱的：“从北方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还有朝鲜和日本全境，这就是大君统治的国度，旭日旗飘扬在5 000万同胞的头顶上。”[7]

如今的日本，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它的势力将会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张伯伦（Chamberlain）和梅森（Mason）在1913年版的《日本旅行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Japan）中指出，4月是游览东京的最佳时节。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座东亚人口最多的城市会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花园”，盛开的樱花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梦幻般的粉色华盖笼罩着全城的公园，其中最著名的是上野公园。[8]“无论是（巴黎的布洛涅）森林、（佛罗伦萨的）Cascine公园，还是（柏林的）蒂尔加藤公园，都比不上星期日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

西方的沙皇和皇帝们可能会很羡慕这位东方的统治者，他的臣民们动辄数千人聚在一起，不是去投掷炸弹、为面包或财富分配而参与暴乱，而是去爱恋这些樱花树，为它们写下赞美的诗篇……衣衫褴褛的乞丐如痴如醉地凝望着仿佛带有仙气的樱花树，王公贵族和内阁大臣也来参观这些作为名胜的小树丛。[9]

随着古老的江户——封建大名和武士阶级的娱乐之都，变成了现代的东京，一个官僚政治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东京如诗如画的美景也在过去的50年里黯淡消逝。但种在新的林荫大道上和公园里的樱花树还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美丽。东京市长尾崎行雄1912年访问美国时，代表日本帝国之都送给美利坚合众国之都几千棵樱花树作为礼物，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是采纳了西德莫尔几年前的建议，以和东京相同的方式来美化华盛顿特区。或许美国人会借此认为日本不仅强大，更是一个高雅文明、富有精致之美的国家。或许随着樱花的盛开，太平洋地区这两个蒸蒸日上的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将蓬勃发展。

东京的近代历史如同云霄飞车一般。1868年明治维新前夕，以幕府命名的江户人口已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西方大都市伦敦。天皇居住在京都，江户生活围绕着将军和武士、幕府和大名、茶室和寺庙、集市和艺妓馆而展开。将军退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江户的人口有所减少。大名及其家臣纷纷离开这座城市，也掏空了城市的经济生活。江户笼罩在往日的阴霾中，到处是废弃的建筑。虽然在1868年改名为东京（“东方的京城”），新建的靖国神社——供奉因支持和反对明治维新而战死者——也选址于此，但明治维新之后的数年间，江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角色尚不明确。天皇本人更愿意巡游日本，并不想永远居住在东京。东京的新皇宫在之前将军所居住的江户城旧址上建造，19世纪80年代末才最终落成。明治天皇分别在1872年、1876年、1878年、1880年、1881年和1885年进行了所谓的“巡幸”，出现在人民面前，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因崇拜天皇的职能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而不是因地方上忠于单个氏族或区域而四分五裂的国家。东京想知道天皇在一次次的长途旅行中，是否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城市。直到1890年，东京的人口才超过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19世纪60年代，东京闹市区的地价曾经一度每英亩不到30日元——30年过去后，当年买地的人都成了富豪。[10]

1913年的东京已经远远超过了幕府将军的都城，人口达到200万，之后又迅速突破这个数字。东京的人口如今已经明显多于日本国内的老对手大阪和京都，在亚洲首屈一指，和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相当。日本知识分子横井时敬在1907年有言：“眼下正是城市的时代，对于那些有学问的、寻求荣誉的人，想要赚钱或者出卖劳动力的人——一大群人涌向城市，仿佛头脑发热一般。”[11]从1888年到1913年，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翻了一番——不过仍然远低于英格兰、德国和美国的水平。[12]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城市与现代性联系了起来，是破坏性势力的交汇之地，商业化的象征，对金钱的推崇凌驾于美之上，重视成功甚于荣誉。乡村依然是日本人民的神话世界，但城市才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场地。每年有数万名新移民从日本的乡下地区来到东京，扎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的中心，这正是日本的发展方向，而发展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期，至少对于日本人自己而言。

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屋敷（大名的宅邸）被推倒，腾出地方建造更适应现代需求的公共建筑，”张伯伦和梅森写道，“半空中到处都有电报网、电话线和电灯线。”古老的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车以及越来越多的电车和汽油动力的汽车。外交官约瑟夫·亨利·朗福德（Joseph Henry Longford）写道，东京夜里的街道上，从前常有“在妓院或者客栈花天酒地一番的武士，醉醺醺地走出来，手里握着可怕的武士刀”，而现在则是“和皮卡迪利大街一样熙熙攘攘，一样安全”。[13]城市里那些从前在夜里一片漆黑的地方，如今也被照亮了。从前平房木屋间的窄巷，如今至少在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换成了砖砌建筑间的宽阔大道，即使放在斯德哥尔摩或者墨尔本郊区也不会显得突兀。（在丸之内，三菱公司买下的一块旧练兵场被重新开发，建成的区域通称“一丁伦敦”。）[14]

在不久前的19世纪80年代，东京还没有外国人酒店，大多数外国人安顿在横滨。为了招待首都的来宾，专门建造了一座鹿鸣馆，采用了日本人认为极尽西方之风雅的风格，但外国人觉得俗不可耐，是对西方的拙劣模仿。（皮埃尔·洛蒂和一名陆军军官的15岁女儿伴着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跳着华尔兹，形容这个地方倒像是“某个海滨胜地的赌场”。）[15]1913年时的鹿鸣馆，作为官方的招待会馆，早已不再需要了，变成了日本贵族的私人会所。有一些外国人常住东京。游客会到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住宿，这家大饭店和世界主要大都市的那些很像。在丸之内，一座仿造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的新火车站正在建设中。[16]东京甚至还有自己的12层摩天大楼——浅草区的凌云阁。在夜里，整座大楼像一棵圣诞树一样被点亮，日本的第一台升降机能够把观光客带上8楼。朗福德的结论是：“拿今日的东京与往日的江户相比较，就好比拿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伦敦与查理二世时代的伦敦相比较。”[17]这是在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写道。

东京市中心的西化改造，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达到一些改革家最初想要的效果。19世纪70年代，岩仓具视的环球考察团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见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东京难道不应该同样让欧美游客印象深刻吗？将东京整体改造成西方大都市的宏大计划已经起草了，首先是受到了奥斯曼男爵主持的巴黎改造的启发。19世纪80年代，外交大臣井上馨推行了德国建筑师威廉·伯克曼（Wilhelm Böckman）和赫尔曼·恩德（Hermann Ende）的计划，要把东京变成一座拥有仪式大道的大城市。[18]东京是帝国的都城——本质上是作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物而运作的——现在难道不应该重建这座城市，展现出帝国日益壮大的势力和荣耀吗？

但无论这些计划在绘图板上多么辉煌，真正实施起来却要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和19世纪晚期另外一些发展中的城市不同，东京已经覆盖了一大片区域。江户毕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此新的开发必然要拆除现有的建筑物，也许会遭到房主和居民的反对。然后还有小小的财政问题。在铁路建设和军力发展开支的沉重负担下，政府已经无力自掏腰包全方位进行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了。因此，到头来城市建筑的改造更像是见缝插针，一个区一个区地进行着。火灾、洪水、地震（例如1894年的那场）往往是改造的帮手，但只能靠这些来断断续续地摧毁城市中的部分地区。发生这类灾害时，政府要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无论是忽略还是侵占地方利益。

银座的经历正是如此。1872年2月，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一地区的3 000座建筑物。大火用了6天才扑灭，在此期间，高级官员们提出了重建计划，要建造更宽的马路、人行道和砖砌建筑。[19]但直到1888年才颁布覆盖全城的法令——准备拓宽315条街道，建造新的桥梁、公园，为城中死者建造新的火葬场和墓地——而由于20世纪初财政上的限制，这条法令终究还是打了折扣。[20]轻重缓急随着时间而改变。19世纪90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向城市中引入净水，这被认为是减少霍乱爆发的最好办法。1900年以后，重心又转移到了建造有轨电车上，这也戳到了东京4.6万名人力车夫的痛处，他们认为新的交通工具断了他们的生计。[21]接下来的10年里，在城市延伸开来的现代布局中，已经铺设了100英里长的电车轨道，终于到了解决城市住宅区排水问题的时候了，有些住宅区还在用水桶和马车对付着。

1913年的东京，亚洲和西方杂糅的大都市。

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和任何宏大计划一样，在时机和权宜的驱使下，1913年所谓的“高城”，也就是皇宫西北方向的山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座日美欧杂糅的城市。在这里，内阁部门位于日比谷公园附近新的政府办公区。在这里，东京的富裕市民居住在日式风格的拥有大门和门廊的房屋中。在这里，集中了大多数让外国游客感到宾至如归的设施。《日本旅行手册》中提到，从新桥站坐人力车，5分钟到达帝国饭店，10分钟到达东京俱乐部（Tokyo Club）和美国大使馆，18分钟到达英国大使馆。三越百货供应欧美主题商品在日本的变更版。内务省大楼看上去完全和欧洲任何一座首都城市的司法部一样宏伟、庄严——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将沉甸甸的国家权力深深烙印在国民和外国人心中。

但并非整个东京都是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改造的。即便在那些表面上是欧洲或美国风格的区域，实际情况也多少有些不同。井上十吉在1910年的《东京生活》（Home Life in Tokyo）中说，故乡相对来说并未被触及。“环球旅行者们建议亲朋好友尽早来这个国家旅行，因为担心不出几年，旧日本就将不复存在，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在书中解释说：“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女性是国民生活中最主要的保守要素。在她们的势力范围内，传统依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22]漫不经心的欧美游客不太可能会看到这些，他们想象中的城市内部和表面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虽然东京较新的区域的确与过去大相径庭，但昔日那个低层建筑物云集的江户——以及当地的居民，江户人——依然扎根在新东京，或许地处偏僻，但从未走远。

“低城”下町位于皇宫的东南方向，历史上是城市的贫民区，面积较大，各色人等混杂，边界模糊。虽然经常被洪水和火灾蹂躏，最近的是1910年的大洪水和1911年的一场火灾，但该地区大部分都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在下町的核心区域，关于旧江户的记忆还保留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间，那里的神社和寺庙星罗棋布，江户人从300年前建城之初就一直去参拜。下町是歌舞伎的诞生地。在下町，木版画艺术日益精湛。在下町，依然会庆祝江户的传统节日，女子依然穿着日式服装，而不是现代的欧式服装。在这里，商店临街而开，没有人行道。无论城市中央商务区和政府办公区多么宏伟壮观，很多人还是觉得东京之魂依然在这里，在这些木屋间。它们或许建得不如银座的砖砌建筑那样结实，但更有传统韵味，更具日本特色。

东京的工匠和商人依然居住在下町中心区，此外还有那些安土重迁的贵族。日本经济转型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特别是东部：那就是东京的8万名工厂工人。[23]虽然横滨的工业化程度远胜于东京，出海方便，还有空旷的平地可以用来建工厂，但东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依然受到了工业崛起的影响。在隅田川另一边的本所，坐落着札幌啤酒厂和一连串规模小得多的工厂，从电镀厂到橡胶轮胎制造厂。这里的条件很差，薪水很低，工作任期也短。直到1911年，日本才通过了第一部法律，为这类工作场所设定了适当的规范。1913年，在富士气纺公司（Fuji Gas Spinning Company）生活和工作的百余名女工出现了斑疹伤寒的症状。[24]同年，小说家德田秋声发表了一部小说，背景设定在本所，描述了一名从良妓女的一生。小说取了一个独特的标题——“烂”。在东京下町更加工业化的地区，日常生活的现状让政府颇为苦恼。城市居民的不满很可能引发政治问题，政府对此忧心忡忡，有时会试图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便利手段，将民众的精力从对政府的直接批评上转移开来。但外国人喜欢围着旅行指南上的寺庙、神社和茶室转，不太可能看到这些地区。

至少在名气上，更为人所知的是吉原，下町古老的花柳街，向来是允许卖淫的，西方人对此感到震惊又着迷，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虽然江户已经成为历史，但东京与旧江户的激情放浪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吉原，却得以幸存。有人说，这些年来，吉原也失去了几分诗意。“游女堕落成了寡然无味的粉笔画，”日本作家小山内薫控诉道，“时髦的客人也换成了穿着夹克衫和橡胶靴、梳着平头的工人，以及卖艺的乐师。”[25]妓院如今要接受卫生检查和政府管理，吉原的旧风貌黯然失色，浮华也大打折扣。小山内薫还抱怨说，更要命的是，吉原作为一个寻欢作乐之地的吸引力也已经不复存在：

江户的剧作家总是把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吉原，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腰缠万贯的大名，家喻户晓的勇士，专挑贵族宅邸下手的江洋大盗，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吉原。因此，当需要一场邂逅时，显然要发生在吉原。没有哪个剧作家会愚蠢到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吉原来发挥这些作用。大门口啤酒馆灯光下的偶遇，最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两个人之间，一人操着北方农村口音，戴着一顶家里人做的帽子，另外一人是他的叔叔，进城向农商务省请愿。

但那或许也是现代化的一种，也是未来的迹象：东京不如江户时代那样引人入胜，却成了一座更加与时俱进的城市，不再属于吟游诗人，而是被工薪族和报纸淹没，洋溢着的不再是轻语呢喃的情话，而是口号标语和新闻头条、股票报道和海军表演。

“成功！”是明治时代的一句口号——而按照任何一项现代标准来看，日本都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横须贺海军表演显示了这一点，繁忙的横滨港和银座商店橱窗里的待售商品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时，这个国家还没有骄傲自满的气氛，不过还是可以稍微停下来享受一下劳动果实。日本变得现代化了，变得强大了，甚至变得富裕了——但这一切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外国的尊重、国内的稳定，甚至丰裕的物质财富。1913年的日本戾气颇重：为国家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却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相当敏感，对于任何贫乏的迹象都很在意，对古老的政治等级制度的质疑比以往更加积极。

一些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天皇的离世。在日本崛起这戏剧性的40年里充当守护神的明治天皇，在去年，也就是1912年7月刚刚驾崩，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天皇之死对东京的直接影响相当巨大，却只是暂时性的：商店拉下卷帘，剧院取消演出，经济活动暂停，以示尊敬。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震撼。自1868年起，在这个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明治天皇曾经一直是全民称赞的焦点，在国民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安抚人心的角色。天皇不仅为一个时代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明治，即“向明而治”之意——还是这个时代的化身。他的继任者大正天皇，并不像父亲一样被国民所迷信。在国家需要保证发展方向时，年轻的大正天皇，身为使国民团结一心的象征，比起治国理政，更出名的是花天酒地的作风。他的身边也许围绕着一些熟悉的人——其中包括1913年年初的首相桂太郎公爵——但这一点似乎更加证实了天皇本身的弱势和寡头政权的彰显，并没有使国民对政权的活力和意向产生信心。1913年是全新的大正时代的第一年。但这个时代会带来什么呢？

大正皇太子。1912年，他继承父位，登基为日本天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采用西方技术，成为一大强国。

明治时代关于开明政府带动的西化和现代化的记事已经完成了使命。过去的口号不能无限地循环利用。不能永远指望旧日的忠诚。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日本，当下需要去适应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切。1913年年初，日本深陷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围绕着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是应当继续由1889年宪法掩护下的政治寡头来执政——首相，例如桂太郎，是由“元老”，也就是日本非选举产生的资深政治家实际决定的——还是应当采用真正的大众民主政体，由国会议员做出最终决定，无论情况多么难以驾驭？

明治时代的首相名义上是由天皇任命的，他们大多是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商议之后决定的，情况遇到困难时，经常会轮番上阵。按照政治礼遇的要求，首相决不能遭受惨败的困窘，而是要以退职的方式保全颜面——最有可能的是几年之后复出。即使是在1889年宪法设立国会之后，这样的首相也并不操心政党问题，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其实是瞧不起政党的。但尽管如此，政党依然出现了。事实上，因为国会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党派的支持逐渐成为任何一届有影响力的内阁的政治必需品，无论这是不是元老们想要看到的。随着大正天皇1912年即位，旧的政治结构，无论是被文化习惯定义的，还是被宪法严密地定义的，都虚位以待各方角逐。1913年年初，新的政党政治和旧的寡头政治之间，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已经箭在弦上。

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内阁驳回了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造成陆军大臣辞职。按照日本的法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都必须是现役武官，这也使得陆海两军在内阁中心有着重要影响力。当下没有帝国军官愿意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因此陷入困境，实质上是被挟持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的政治寡头桂太郎公爵——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军事指挥官、日俄战争期间的首相——第三次出任首相，他说服天皇使议会休会，直到他重获议会支持为止。诋毁他的人们声称，这是让天皇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以专横、无礼的态度对待议会。“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说忠诚和爱国，好像那是他们的专利一样，”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国会上发言，批评桂太郎及其盟友，“但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

他们躲在天皇身后，埋伏以待政敌。他们把天皇当作挡箭牌，把诏敕（圣旨）当作子弹肃清政敌！[26]

民众聚集起来，抗议桂太郎的政治手腕，反对他们眼里的政治寡头狂妄自大地操纵日本政治。民众的愤怒最终激化为暴力。1913年2月的一天，东京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支持政府的《都新闻》报社遭到袭击和焚烧，两名男子被保护《日本时报》报社的警察踩在脚下，一名运输工人被人从被围困的《国民新闻》报社一间办公室开枪射杀，另一名运输工人肩膀受伤。警察抽出来的刺刀“在黑暗中闪着寒光”。[27]警察局也遭到了袭击，消防车被扔石头，电车停在轨道上。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桂太郎被迫辞职。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取代了他的位置——或许并没有向议会选举的首相迈出实打实的一步，却有力地证明了政治寡头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那么，这会不会成为危机四伏、抗议不断的大正时代政治的一种新模式呢？

在某些方面，日本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是越来越艰难了。“总听人说日本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在在发回伦敦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几年之内就有可能赚够养老钱的‘美好的旧时光’已经逝去，永不复回。”[28]日俄战争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根据那场极具争议的、美国背后操纵的和会中的协议，日本未能获得赔款——日本已经欠下了大笔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债。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尤其使大日本帝国海军得到了大幅度扩张，而除此之外，财政紧缩才是当下的风气。明治天皇在生命最后的10年里一直在力劝他的人民节俭。自1897年以来，税收提高了两倍。[29]

更糟糕的是，日本虽然在数十年间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为了加入西方国家的顶尖梯队而奋斗，但那个团体似乎越来越齐心协力反对日本加入。很多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鉴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敬。然而到了国外，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被外国人看不起，就像在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的那部喜歌剧[1]中一样，要不然就是被描述为对西方文明典范的致命威胁，而西方文明正是日本想要学习的对象。弱小的日本显然是可笑的，但强大的日本立刻变成了“黄祸”存在的头号证据。日本会不会永远陷在东西方之间的真空地带，不被允许以平等的地位融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永远被分在东方国家之类，在这些国家中怀着优越感，而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尊重它？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究竟应该向西还是向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日本独立的道路已经标明了：向西。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我们的基本假设可以总结为两个字：‘脱亚’”——

我们最好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与西方国家为伍。至于如何对待中国和朝鲜，无须因其恰好与我们为邻而给予特殊待遇。我们仅仅是效仿西方人的方式对待它们。近墨者黑。我们仅仅是将亚洲的恶友从思想中抹去。[30]

20世纪伊始，人们对这种世界观产生了诸多疑问。杰出的日本知识分子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中犀利地主张：“亚洲是一体的。”[31]冈仓天心1902年在加尔各答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并经常与泰戈尔身边的孟加拉知识分子通信。在通信中，冈仓天心成为亚洲内部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代言人。[32]他主张亚洲文化与西方有别，政治统一是必需的。“喜马拉雅山脉将亚洲分隔开来，”他气势恢宏地写道，“但这道积雪的屏障却一刻也无法阻断对‘终极’和‘普世’的宽广大爱，这是每一个亚洲民族的思想传承。”正是这种普世意识区分了亚洲人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洋民族，喜欢围绕着个人，寻求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目标”——冈仓天心作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馆的馆长，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这些民族。冈仓天心表示，亚洲传统与理想是日本自身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赞美，而不是去贬低——或者取代。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京成为政治泛亚洲主义的中心：越南民族主义者和中国共和主义者与日本学生往来密切，提醒彼此西方对文明、现代性和政治控制权都没有垄断权。但日本是如何适应的呢？说到底，一方面日本如今已是东亚的殖民强国，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享有租界，并且和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样，积极维护获得的每一项权利，或许更甚。另一方面，日本有时会选择用亚洲解放或者泛亚洲发展的措辞，对其殖民行为进行包装。“让人遗憾的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对台湾先进的治理显示出了与生俱来的种族能力，会招致‘黄祸’的呼声，”日本的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为反殖民主义的期刊《非洲时报与东方评论》（African Times and Orient Review）撰文写道，“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大声说，‘白祸’当然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33]与此同时，英国驻日本的外交官也承认，在日本人的管辖下，相比在大韩帝国时代，朝鲜人“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不过“有时还是能够分辨出一种剥削而非控制的趋向”。这当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却体现了日本在亚洲殖民中固有的矛盾性。[34]

1913年，两个特定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了日本在世界秩序中颇为微妙的位置。第一件发生在4月，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日本移民在州内拥有土地。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简直是一记耳光。有可能受到这项法律影响的在美国的日本人数量相对较少。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就有一项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已经在那边生活的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拿不到美国国籍。但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言，如今的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加州这项法律本身的详细内容——他坚称自己身为一个联邦国家的总统，无权对其做出改变——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认为这项法律所反映出的美国人在大方向上的态度，证实了“我们觉得他们（日本人）与我们（美国人）不在同一水平线上”。[35]在日本人看来，加州的土地法是公然的非难，而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它触及了一个人的自尊心”，威尔逊指出——这对日本人的愤怒给出了解释，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和社会迅速展开行动，反对加州提出的这项法律。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正式提出外交抗议。日本密使被派往加州，直接陈述东京的立场。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和京都的商会向美国商会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电报，敦促他们游说加州立法机关，以免给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一些人求助于国际法或者美国公正平等的传统，但无济于事。包括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内的一些人，以直接报复相威胁，例如拒绝参加筹备中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或者联合抵制加州港口，转而投向西雅图。[36]在华盛顿，海军部向总统报告称，战争很可能发生。

但事情并没有轻松解决。事实上，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广为传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于加州土地法的争议迅速成为国际上人们关注和评论的话题。前任澳大利亚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在对纽约的一次访问中，表达了自己对加州的支持：他表示澳大利亚再也不想像美国西海岸一样让亚洲人肆虐了。[37]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另外一些外国报纸上，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展开了辩论，这充分暴露出了很多西方人的感受，认为日本人并不是和他们真正平等的对象，现在不是，或许永远都不是，还对日本人融入“文明”社会的能力妄加评判。反过来，重要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在其报纸上发起了打倒“白阀”的运动，所谓“白阀”指的是白人的飞扬跋扈。[38]在京都一场被大量报道的演讲中，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瓒次郎博士列举了白人的如下特征：

1.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算人类，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是低级的造物。2.白人极其自私。他们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却执意给予他们认为是下等人的那些人不合理的待遇。3.白人充满了种族优越感和狂妄自负。他们得寸进尺。对他们每让一步，都是囤积了一份羞辱。4.白人走极端。论伟大，论卑鄙，他们都超过了日本人。5.白人拜金，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是一切事物的关键。[39]

政界元老大隈重信伯爵警告称，加州这项法律背后的种族偏见意味着“即使当前的动荡被成功地平定下来，类似性质的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40]但日本因此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接受西方的偏见，尽最大可能承受下来吗？日本要永远被轻视吗？

这还没完。因为从某些方面来看，加州土地法最糟糕的地方并不是对日本人区别对待，而是未能将日本人与其他的亚洲人区别对待。“将日本人归为蒙古人（中国人）一类……而前者正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自然伤害到了他们的感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横山教授在《洛杉矶时报》上解释说。[41]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著有一些关于现代日本的知名著作，他宣称加州法律把日本人和“蒙古人”归为一类是“荒谬的”，人们对于后者，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本能的生理性厌恶”。[42]他表示，日本人与中国人按人种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否则要如何解释日本超群绝伦的成功呢？

日本感觉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是很脆弱的，这一点后来在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那是在中国短暂的所谓“二次革命”期间，在南京的日本人遭到劫掠，还有几名日本国民被杀害。虽然日本人的死亡数字相对较小——最初仅有3人——但日本国旗被焚烧，日本帝国被侮辱，日本人社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在日本国内，据报道，公众舆论“充满愤慨”。[43]随之而来的是愤怒的示威运动。据《日本时报》称，中国人比“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更恶劣，他们积极吸收欧洲人长期以来的偏见，并且在东亚的大环境中亲身实践。中国政府军表现得像“土匪”一般。“一群狼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一名记者写道，“一群老虎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44]这一次，大隈重信伯爵的心境似乎不再是那样以和为贵了。“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外交的轻视所造成的，”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首先应当占领中国的战略要地，然后与中国政府继续交涉。”据说日本陆军是支持的，视之为一个机会，用来证明陆军人员和装备的价值，重申其在日本军队中更重要的地位。

随着南京的局势恶化——中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此时足以够得上是“这个文明时代不可原谅的罪行”，也证明了中国人的野蛮——一些日本人的愤怒转向了他们自己的政府。[45] 据报道，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博士曾经极力主张，在南京事件中“我们决不能以暴易暴”。他在位于灵南坂町31号的住所外遭到伏击。[46]根据外务省的官方声明，“出现了两名男子……一名男子从后面抓住他，另一名男子用一把匕首刺中他的腹部和大腿，然后逃跑”。

之后的星期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场两万人的集会，这里曾经是练兵场，近些年来成了拥护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的理想场所。1905年，民众正是在这里举行集会，抗议民族主义者认为无法接受的日俄战争和平条款。那场抗议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骚乱，有数百人受伤，数人死亡。如今到了1913年，人们又在这里发表了谴责外务省的演讲，分发了一项决议的五万份拷贝，要求日本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在演讲台上更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中，有一名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日本时报》报道称。“当她登台时，人们用‘勇敢的姑娘！’‘激励我们吧！’‘新女性！’之类的话语为她欢呼鼓劲，”《日本时报》继续写道——

在众人的嗡嗡声中，她提高了音量，用这番爱国主义的谴责为自己的演讲做结:“拯救和补偿我们身在中国的同胞，是我们大正时代的女性对这个国家的责任。”[47]

之后一群人包围了外务省，想要“采访”外交大臣。多亏有大批警察在场，再加上外务省铁门的阻拦，人们才没能攻进来。几天后，在明治剧场举行的一场集会威胁称，民众集会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政府改变政策，或者政府自己垮台。[48]

1913年秋，上野公园的树已经光秃，旧秩序的主宰者桂太郎公爵逝世。据传桂太郎的遗言是“尾崎行雄杀了我”，这指的是当年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上受到的谴责。[49]“桂太郎公爵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卓越、最成功的军人政治家之一。”《日本时报》表示。[50]日本国家建构的英雄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逝去了。桂太郎的死讯传到英国，人们以礼相待，虽然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亲德的，这几乎是赤裸裸的事实。在科学的国度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神经病学家、解剖学家爱德华·查尔斯·斯皮茨卡（Edward Charles Spitzka）的一封来信，信中探讨了报道所称的桂太郎公爵的脑重量，以及关于日本民族的传闻。斯皮茨卡指出，桂太郎的脑重量为1 600克，在死后测量了脑重量的108位杰出人物中排名第16位。[51]这对日本的未来是一个好兆头，斯皮茨卡写道：

……日本人的脑重量比同等身材的欧洲人更大，就这一方面来看，也可能会比同等身材的其他民族更大。这些事实对于这个进步民族的学识、工业和资质具有重要意义。

桂太郎之死象征着一代人的离去，以及与这一代人相关的定局的破灭。在他从1848年到1913年的生命跨度中，日本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也伴随着现代性必然要带来的一切矛盾。生在半封建制度下的桂太郎，死在一个民族国家。他出生之时，正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日本为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而担忧。他死亡之时，太阳已经在日本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升起，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它对四周充满警惕，其他国家也对它满心怀疑。日本这个强国究竟要走向何方？日本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因素，是西方秩序的一环——还是会成为一股扩张主义势力？日本的崛起会不会仅仅是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觉醒——亚洲的觉醒？

[1] 此处指两人完成于1885年的喜歌剧《日本天皇》（The Mikado; or, The Town of Titipu）。——译者注

伦敦

天际之外

“公元2013年的大英帝国会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标准晚报》在1913年向伦敦的读者提问道。[1]它的回答是，这个国家当然不会是一个凭武力统一的帝国，而最有可能是“在一个共同的元首领导下的自治州联盟”。加拿大将会有一亿人口（据《标准晚报》推测），而盎格鲁—撒克逊联邦的首都也许会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处。到2013年，印度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治的实体——但也有可能不会。英国自身也许会再次成为一个农业国家，本土人口于1950年达到顶峰：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帝国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整个民族对于其发源地的热爱与崇敬，也一定会保护这里免遭异族侵犯，这里的纪念碑和古迹会成为无数海外朝圣者的目的地，他们会自豪地瞻仰祖先的作品，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自由、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引以为傲的地位，都应归功于他们的祖先！

这是对于未来英国让人心向神往的想象——像是某种大不列颠主题公园，或者帝国圣坛——也是对于21世纪大英帝国的奇思妙想：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但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甚至连首都都迁移了。

1913年的伦敦依然如日中天。但太阳的下沉不再像从前那样难以想象。帝国不再被视为一种被上帝赐予英国人、赐予这片土地天生继承人的权利。这个帝国经历了百年扩张，几乎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且不费吹灰之力。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帝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很可能倍加困难的时期。[2]虽然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似乎是痴人说梦，但这并非毫无可能。“正在庆祝特拉法加海战100周年的大英帝国，还会迎来庆祝200周年的那一刻吗？”1905年，拥护帝国的《展望》（Outlook）杂志编辑詹姆斯·路易斯·加文（James Louis Garvin）写道。“这是一个追根究底的问题，”他继续道，“虽然麻醉性的乐观主义是当前的潮流，但民族本能认识到答案是绝不是预料之中的肯定。”[3]

在很多人看来，警钟早在十几年前的布尔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敲响了。那场战争，用简单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一场困局。几年来，人口相当之少的布尔人定居者，让强大的英国陆军陷入远方的漫长斗争中，伤亡数以万计，还损失了不少钱，这才赢得战争。如果说在南非大草原上对付一群荷兰农民就已经对帝国造成了军事上的压力，那么假如有朝一日，英国需要应对自身其他零散领土的防御问题，到底将如何是好呢？国际的流动虽然加强了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却也让遍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英帝国变得格外脆弱：真的可以指望英国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同时作战并且取胜吗？正因如此，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这在10年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这次结盟让英国可以把海军集中在欧洲，或许还可以开始让自身的国际地位长期回升。同年，借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之机，召开了殖民地会议。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会上的发言，与英国相对衰落的挑战和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疲惫的巨人在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下踉踉跄跄。”[4]巨人依然是巨人，却被成功所带来的结果消耗掉了。

但使英国本土的民意受到冲击的，并不仅仅是布尔战争流血伤财的代价，这样的代价让一些人相信英国需要加倍努力地进行帝国改革，让另外一些人相信老态龙钟的帝国大势已去。还有这场战争如何进行的问题。例如人们认为，对布尔人家庭的拘留政策，难以实现将南非全境纳入英国统治下的目标，同时也辜负了英国通过控制带去和平、文明与英国制度的世界性历史使命。从更根本上讲，是这场战争为何进行的问题。1902年，经济学家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他的帝国研究中认为，目前来说，帝国主义背后的动力既不是对传播文明的追求，也不是道德改良运动，而是金融：“金融是……帝国引擎的调节器，调节能量，掌握运行。”[5]帝国主义不会让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利益均等，它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是“国家生活追求私利的卑劣选择，这种对私利的追求符合饕餮贪欲，也符合一个国家从早期物竞生存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强权统治欲望”。1913年的英国人大多将帝国视为道德的造物，或者说仅仅是一桩事实，是英国优越性活生生的证据，而不会像霍布森一样去分析。不过如果说布尔战争是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产物，有很多英国人根本不愿意看到它。

对于认为帝国体现着英国之伟大的人来说，当前帝国的复兴是理想的、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刻不容缓。但对于如何去实现，他们意见不一。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所谓的“圆桌”成员，这是一个自封的殖民地官员精英团体，脱胎自帝国公务员米尔纳勋爵的“幼儿园”[1]——来说，正式、广泛的帝国内部结构改革是关键所在。这可能需要建立某种帝国联邦，甚至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帝国议会，在那里详细讨论战略意义上的帝国事务，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绝大多数的辩论、关注和时间必然要留给英国本土的事务。[6]

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种构想持怀疑态度。正如世纪之初，英国人理查德·杰布（Richard Jebb）在一次游历帝国的过程中所发现的：

有一种设想强调“英格兰的扩张”或者“更大的不列颠”这样的措辞，建议采用熟悉的联邦原则，认为这是更紧密的联盟的合理形态，但无论是天生的感情倾向，还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际发展趋势，都无法为这种设想正名。概括来讲，可以说事实上人们对共同国籍的意识完全没有得到强化，而是截然相反。换句话说，帝国联邦的基础不但没有得到扩张和巩固，反而正在消融。[7]

这种帝国联邦的基础，也许真的正在被向着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的历史潮流所腐蚀，这种潮流很可能让英国民族性的特殊纽带被与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联系所替代。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一些英国政治家提出关税改革，撤销英国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构想出一个帝国贸易集团，试图以此强化帝国的经济纽带。[8]

事实上，到1913年为止，帝国最伟大的创新是建立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以及自1910年以来的南非联邦。自治领在一些政治事务上依赖于伦敦的指导，但并不受伦敦的控制。除了殖民地总理偶尔的聚会——最近的两次都在伦敦，分别是1907年和1911年——帝国政府涉及自治领的问题时，要化为帝国内部各个不平衡的地区之间连续不断的协商谈判，伦敦有时采取哄骗的办法，有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却极少实际拍板定音，因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宪法所不允许的。1913年关于加拿大的帝国防卫的辩论，或者同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对南非印度人政策的公开批评，都是帝国通常运作方式的实例——作为拥有不同利益和志向的政治实体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而不是一个垂直管理的阶级组织。在1913年一本名为“大不列颠问题”（The Britannic Question）的书中，理查德·杰布图解了大英帝国可能的四种结构，有“殖民属地”（现在看来已经是过去式了），有“大不列颠联盟”（杰布青睐的选择，本质上是由自治的“大不列颠”国家所组成的一个自由联盟），还有“帝国联邦”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种族不平等的，另一种是种族平等的——后一种意味着印度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平起平坐）。[9]最终会选择哪条路并不清楚——也许混搭，也许一条都不选。

一些局外人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帝国开支超过国家财力的那一天是有可能到来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累维（Elie Halévy）写道。[10]但在阿累维看来，这些是其他帝国才有的问题。而改革却可以将英国的清算日向后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帝国主义（给英国人）带来的困难或危险，为什么要比北美人、俄国人或者日本人——如果说日本人确实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更多呢？那些推动了工商业集中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同样推动了军事和政治集中：20世纪将会是帝国的世纪。

另外一些人想象出了更加可怕却也不失合理的情况。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大英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号称将于100年后的2005年在东京出版发行，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当前的印度被俄国统治，南非被德国统治，埃及取得了独立，加拿大并入美国，当前的澳大利亚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据推测，出版这本小册子是要点化日本帝国战略专家，书中所描写的未来英国提供了一个研究衰落帝国的案例，也许它终究还是灭亡了：

正如巴比伦和亚述留给我们的遗址、埃及的金字塔、迦太基的女王、罗马的法律，英国也将莎士比亚和世界性的语言留给了后人。当这些遗产犹存之时，人类会以英国的历史为鉴，英国衰亡的经历会提醒那些现存的帝国，一些经常存在的微妙影响力会催生衰败的萌芽，让世界霸权易主。[11]

关键的“微妙影响力”被列举如下：乡村地区城市的兴起，英国人航海技术的丧失，精致奢华之风的发展，文学品位的匮乏，英国人体格的衰弱，国家宗教生活的衰退，错误的教育体制，最后还有大英帝国自卫能力的缺失。所有这些问题在1905年都已存在。把这些问题往后推延一个世纪，稍加想象便可得出结论，大英帝国并没有十足的保证可以永世长存。它衰亡的种子早已埋下。腐烂也许已经开始了。

对于1913年的很多伦敦人来说，腐烂似乎已经明晃晃地开始了，体现在劳资纠纷、保障妇女投票权的激进运动，以及帝国所有这些问题中最古老、政治难度最大的爱尔兰问题上。对于时间充裕的帝国主义者来说，将大英帝国的未来结构大理论化是一种颇有趣味的室内游戏，但爱尔兰的局势更加直接地威胁到了大英帝国的完整。就在伦敦，在劳工和妇女参政论者身上均有体现的战斗精神的崛起，被另外一些人描绘成对英国的稳定甚至是安全的公然挑战。罗马帝国是从内部、从罗马城自身开始堕落的，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大英帝国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事态，很难与都柏林的抗议游行，国会议事厅被打碎的窗户，或者伦敦码头的罢工威胁相提并论。

伦敦很富有，也很有权力。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指挥者，城市里那些一身黑色西装的办事员将全球金融掌握在手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伦敦的伟大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以它为首的英国政体的改革需要。至关重要的一项政治改革已经通过了，即《1911年国会法案》，由此古老的、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失去了对下议院支持的法案的无限否决权。对于一个最近一位贵族首相还只是在区区10年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巨变，也是民主赶超特权的标志，无论是好是坏。但对于爱尔兰政治改革、对于社会变革、对于男女更加平等的需求却并未止步于此。英国人不再满足于仅仅接受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想要更多。

一个海外大帝国的存在并没有解决英国国内的问题。在一些案例中，如今的帝国反倒是放大和接替了这些问题。英国把以新教与天主教之争为形式的爱尔兰各派推向了澳大利亚，印度民族主义者从爱尔兰的例子中得到了启发，英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也可以指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大英帝国社会中妇女已经获得投票权的例子。妇女参政论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妇女可以在帝国外围投票，却不可以在帝国中心投票？为什么在帝国某一地区被赋予的政治自由，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没有？大英帝国的自相矛盾，从很多方面来说正是其兴盛的秘密，如今却掉过头来与之为敌。

爱尔兰自治问题——组建都柏林议会，赋予爱尔兰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英国国会兜兜转转了很多年。在1801年以前，一直存在着一个以英国君主为首的爱尔兰议会；那一年，爱尔兰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夺回权力的愿望。对于很多爱尔兰新教徒和很多英国人来说，这个话题仿佛一剂政治毒药，事实上它与16、17世纪英国作为一个与天主教欧洲对阵的新教实体而诞生的这段史话关系密切。这个问题充满了情感因素，饱含着对天主教徒不忠的控诉，以及对背信弃义、两面三刀、违背承诺的反控诉。在爱尔兰漫长的历史中，上一个世纪显然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光明的世纪。自始至终，爱尔兰的人口都在不断减少。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加剧了这一趋势。很多爱尔兰人移民海外，在美国东海岸安家落户，却从未忘记大西洋彼岸那些同胞的艰难生活。

爱尔兰的情况在近期得到了改善。近些年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受教育机会扩大。佃农变得更加富裕（不过是以雇农为代价的）。191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爱尔兰的人口减少是有记录以来最缓慢的。[12]但民族主义已经覆水难收。与此同时，爱尔兰自治依然受阻。爱尔兰和英国之间有太多的恩怨情仇，如今他们根本无法在同一屋檐下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缺点了如指掌，彼此之间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然而友好的离婚，甚至是试验性的分居，都会遭到一些英国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帝国解体的第一步，是向天主教压力屈服、出卖爱尔兰新教徒的表现。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有两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上提出。其一于1886年被保守党国会议员投票否决，未能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其二于1893年被保守党贵族投票否决，未能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1913年，距离上一次失败已有20年。但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依然派出了70多名爱尔兰国会议员前往英国国会。他们身边还坐着8名反对宗派主义的一切为了爱尔兰党（All-for-Ireland）党员，这个党支持爱尔兰自治，然而对于本地天主教代替新教占据优势持谨慎态度。爱尔兰国会议员对于国会中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政坛，他们是一股扰乱性的、只关心单一问题的力量，可是他们对过去的控诉天经地义，对未来的抱负也合情合理。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致力于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尽管必然有很多保守党党员反对这一点，但人们认为保守党党员提出另一种建设性措施也并非不可能，或许是采用联邦制度，一些人寻求以此作为未来帝国整体的结构。[13]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些更广泛的问题上，都是英国保守党的天然伙伴。他们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雷德蒙本人也曾公开表示反对妇女参政。保守党会不会容忍爱尔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呢？然而保守党最终还是恢复了过去咄咄逼人的姿态，选择了全力反对，试图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一次选举。

对于伦敦政府——保守党的支点、自治派的噩梦——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阿尔斯特。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强烈反对都柏林的统治。在阿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担心被南部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统治。在他们看来，那些天主教徒对罗马比对伦敦还忠诚。历史性的宗派对立已经是北爱尔兰日常生活中公认的事实，被宗教和政治领袖恰到好处的空话和信仰煽动起来时，就会一触即发。当伦敦的自由党政府提出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时，新教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国会议员、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成了阿尔斯特民愤的掌控者和代言人。

在1912年里，一条新的自治法案在国会上几经波折，虽然在上议院被投票否决，却在下议院再次通过。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在贝尔法斯特城外的一场复活节教堂礼拜上，被新教的阿尔斯特地区显而易见的团结深深地震撼了，他对自治的谴责也越来越严厉。7月，他将自由党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宣布“我想象不出，对于阿尔斯特能够进行的反抗，有什么是我不应该准备支持的”，其中包括武力，还补充说他觉得“绝大多数英国人民”也会支持这种观点。[14]这一席话说得很硬。英国反对党领袖实际上是对英国合法当局的决策提出了质疑。9月，卡尔森组织了阿尔斯特庄严同盟及盟约（Ulster’s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签名活动。他将建立都柏林议会的方案形容为一场阴谋，并向签名者保证，假如真的组建了这样一个议会，必将拒绝承认。鲁德亚德·吉卜林写下了一首颇具煽动性的诗支持阿尔斯特，警告人们黑暗力量正在释放，预示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黑暗的危急时刻降临

眼看着我们被出卖给

我们曾经反抗的

所有的邪恶力量。

英格兰的所作所为

释放出叛乱、劫掠、仇恨、

压迫、罪恶和贪婪

来支配我们的命运

……

我们祖先洒下的鲜血，

我们的爱，我们的艰难困苦，

被当作我们的罪过

不过是勒紧了我们的枷锁。

在帝国的眼前，

叛徒为自己索价。

还需要更多的谎言吗？

我们是牺牲品啊。

我们知道，战争酝酿在

所有和平的家园，

我们知道，地狱是为了迎接

不信仰天主教的人

恐怖、威胁、畏惧

弥漫在集市、家庭和旷野

我们知道，归根结底，

如果屈服就将毁灭。[15]

但尽管如此，自治法案还是缓慢前行，走进了1913年。“世界变化得很慢，然而毕竟还是在变化。”那年1月，支持自治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发表社论称。[16]“毫无疑问，不出一两天，上议院的发言人就会告诉我们，帝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该报继续写道，它预期上议院反对该法案。然而按照1911年通过的国会法案的规定，上议院的反对阻止不了自治法案最终生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治法案将在国会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拖延，并且将于1914年成为法律。”

所以说1913年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三方僵局。统一运动打算动用武力，抵抗他们所认为的都柏林议会的劫掠。四面楚歌的英国政府在下议院没有获得多数，正致力于组建都柏林议会。而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支持阿尔斯特脱离自治的运作。各方均认识到了这个僵局的成因，但谁也没有办法，或者可能是没有意愿去打破僵局。英国和爱尔兰血腥的联盟就这样开始滑向血腥的分离，不排除发生内战。有些人认为很有可能发生。

*** ***

伦敦人至少还可以自我安慰，如果关于自治的争论上升到暴力，最有可能发生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街头，而不是伦敦金融城、伦敦东区或者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伦敦即使受到影响，也是间接的影响。

至于劳工的战斗精神，情况就不一样了。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劳资纠纷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矿井、铁路和码头。尽管工党在国会上——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选区选出来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国会议员——在工人阶级市镇的街道上、在工厂里代表着工人的利益，然而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更加激进的工会。伦敦，尤其是伦敦的码头，在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中，都必然要成为主战场。而伦敦还依赖英国其他地区的燃料，依赖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食物供应，在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战略领域，都无法指望不受延长罢工所带来的物质后果的影响。

工会战斗精神的表达方式也助长了这种恐惧。1911年，在一次波及伦敦港的交通罢工期间，有一份宣言被送交政府部门，里面写着：

你们明白，交通工人掌握着国家工业地位的命脉，我们也掌握着食物供应。如果船主和码头公司仍然执意与全国的码头工人作对，那么我们将会进入一种战争状态……饥饿和贫困把码头工人和船舶工人逼到采取当前的对策，你们无论是出动警察、军队、骑警，还是谋杀，都别想避免灾难降临在这个国家……[17]

那年夏天，时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召集军队，前往东伦敦和国内其他一些城市街头。丘吉尔之前虽然对工会表示同情，但如今却将“秩序”奉为当下的行为准则。这次事件之后，他在国会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决主张：

我确定下议院会明白，大港口实际关闭，再加上铁路业务瘫痪，这对广大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是外敌封锁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18]

英国工会主义者汤姆·曼（Tom Mann）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在澳大利亚为工会摇旗呐喊。1912年，他因写了一篇劝士兵不要朝罢工者开枪的文章而被判入狱，理由是煽动兵变。同年，他颇具煽动力的同僚本·蒂利特（Ben Tillett）带领码头工人唱起了一首激进歌曲，将矛头对准了伦敦港务局主席：“他该死，他该死。”[19]蒂利特将下议院称为“富人的杜马”，引申自革命之后的俄国议会，这似乎证实了他要采取议会外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他虽然是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创始成员，如今却加入了更加偏左的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3年，国会通过了《工会法》，允许工会向政党捐款——之前是被法院判为禁止的——以期劳工的战斗精神就此化为工党在议会上更加实际的目标。但伦敦人的日子依然过得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下一场罢工、下一次产业停顿又会到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很难说。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伦敦人来说，相比于劳资纠纷，他们更关心的是妇女参政运动锋芒毕露的战斗精神，当然这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更加显而易见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妇女投票权问题上进行了10年甚至更久的内斗。家庭和政党出现分化，基本的礼仪也受到了考验。这样的冲突制造了受害者，也造就了殉难者。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在伦敦街头明晃晃地不断进行着——在街角与警察的混战，招展的横幅，高声要求妇女投票权，或者斥之为令人讨厌的煽动行为，促进妇女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对她们造成伤害。有将近1 000名妇女参政论者入狱，也有少数人身亡。[20]到目前为止，她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多少成果。

正常的政治程序似乎已经受阻。在国会上，很多代表支持某种意义上的妇女参政——在原则上、广义上，作为大势所趋的一种理念。妇女参政法案经常会被个别国会议员提出，并且获得下议院的支持。但要让个人提出的妇女参政法案有机会成为法律，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提供议会时间。一般来说，政府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即便法案真的拿到国会上讨论了，在通过之前还会有其他一些障碍。妇女参政权无论怎么调整，总是有弊端——爱尔兰议员也许会认为这是在占用讨论爱尔兰自治的时间，继而投出反对票，自由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参政，基于只有有钱的妇女才被授予投票权，这正中保守党人下怀，而保守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投票权，因为这据信会损害家庭生活。和爱尔兰自治不同，国会上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常设的爱尔兰议员核心小组，他们愿意为自己特定的事业投票、游说，但妇女参政却是一个政治孤儿，支持者众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

在争论中，私利问题伪装成原则问题，反之亦然。赋予妇女投票权，应该和男性投票权在同样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女性选民的人数就将超过男性选民）吗？选举权应该更加受限吗？1913年5月，一名个人议员提出的法案再次选择了限制措施，对于女性选民资格的要求远远多于男性选民。发起者称，该法案制订了一条“让人进退两难”的路线。[21]倘若成为法律，那么在达到一定年龄的英国妇女中，可以得到投票权的将不会超过1/10。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人觉得太多了。身为自由党的首相本人就曾在一次争论中发言，指出部分选举权纯属无稽之谈，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接下来反对任何条件下的妇女投票权。他对神圣的（男性）民主卫士说：“民主的目标是消除专制、消除人为的区分。”但在这件事情上行不通：

民主对于由自然创造、由经验支持的区分，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对于议院今晚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其要点与核心，那就是：如果在政治上赋予妇女选举权，那么我们的政治结构会得到强化吗，我们的立法会更受尊敬吗，我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会变得充实吗，我们的礼仪标准——说到礼仪，我要把古老的骑士美德，殷勤礼貌，以及两性之间的互相依靠、互相信任都包括进来——这个标准会得到提高和升华吗？[22]

阿斯奎斯将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抛给了妇女参政拥护者，从而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阿斯奎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持相反的观点。500万劳动妇女为什么不能对她们的工作环境产生影响呢？主张不能赋予妇女投票权，因为在国家军队服役的只有男人，所以只有男人对国家的安全负有终极责任，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无论是从公正、逻辑、情理甚至私利的角度”，格雷都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妇女参政。[23]但他的漂亮话并没有带动同僚们的投票。1913年5月6日，大多数自由党和工党国会议员，以及一些保守党议员，对赋予少数妇女投票权投了赞成票。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爱尔兰议员渴望获得更多自由的是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妻子，并且认为妇女参政运动扰乱了他们自己更高尚的宏伟大业，因此也投了反对票。站在他们这边的不仅有首相，还有他最受争议的一名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这种性质的僵持在国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好斗的妇女参政论者开始采用一种不同的策略，与女性从事国家政治的文雅形式，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游园会相去甚远。5月6日晚，一枚装在芥末罐里的炸弹，被放置在伦敦正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伦敦主教座位下，预备在午夜时分爆炸。“只是电开关的方向钮反了，这才避免了这个定时炸弹爆炸。”《每日纪事报》次日报道称。[24]“致力于做这种恶事的人，甚至往往连做都做不对。”次日晚间的布道，主教在感谢上帝拯救大教堂免遭炸弹之后，伶牙俐齿地评论道。

这次袭击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伦敦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巧言还击时，一名妇女参政论者正准备烧毁富勒姆（Fulham）的一座板球馆，往草皮上洒酸。一张宣称对此负责的明信片上写道：“当男人光明正大地给女人投票时，要允许他们安详地玩他们自己的游戏。”仅仅在5月的头两个星期之内，就有新闻报道称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密谋炸毁伦敦的造船厂，一名国会议员在兰开夏（Lancashire）的宅邸被火烧毁，一些邮箱遭到破坏，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发现一个标有“硝化甘油、危险”的牛皮纸包，都柏林帝国剧院发现一枚含有50颗子弹的炸弹。[25]伦敦的游客会发现伦敦塔、国家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汉普顿宫全都部分关闭或者完全关闭，肯辛顿宫窗板紧闭，防备着可能的袭击。大英博物馆虽然照常开放，但安保也已升级。《每日图片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百夫长”的来信，信中提议由当地的义务警员团体组成最后一道防线。“让义务警员找出她们（妇女参政论者），把她们记下来，”他建议。[26]

激进行为实属绝望之举，这种绝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有让支持者避而远之，进一步加深与对手之间隔阂的风险呢？在对手们看来，这即便不是恐怖主义，也是敲诈勒索。妇女参政论者成功地制造了恐惧和嫌恶，但她们真的能够借此实现她们确定的目标吗？《经济学人》的回答是不能。它认为战斗精神的后果是“热心者变得麻木，麻木者变成强烈反对者”。这项事业也因此受挫。早就已经倾向于反对妇女参政的人们便会主张，战斗精神证明了他们的论点，女人的政治活动“疯狂激烈、无法无天”，与男人稳重、理智的深思熟虑截然相反。[27]不应允许一个传染另一个。编辑们指出，倘若选举法案在这样暴力的氛围中获得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不满岂不是也会觉得直接行动才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妇女参政论者充其量是纵火，而其他人——“也许就在阿尔斯特”——会不会严重到杀人的程度？[28]

几星期后，《每日快报》得出结论，就连那道门槛如今也已经被跨过去了。该报编辑发表社论，评论了在艾普森德比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赛马前的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他们谴责戴维森的意图是“杀人”，很可能夺走两条人命，即使不是三条人命。（而到头来只有戴维森自己身亡。）[29]该报警告称，妇女参政论者做得太过火了：“也许1913年的德比惨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女权的希望都将是真正的致命性打击。”戴维森为之付出生命的，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战斗事业，该联盟的杂志《妇女参政论者》（The Suffragette）可能要比《每日快报》更有说服力。杂志封面上的戴维森被画成天使。下面写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30]这是高尚的思想，高尚的事业，为了平等的信念，为了一个人的伙伴，为了一个人的自由而牺牲的理想：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理想。然而到了1913年年底，相对于年初，妇女与获得投票权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议会行动已经走不通了。议会外行动也到了这步田地吗？

还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呢？“妇女参政权将会踩着阿斯奎斯先生的尸体通过，”英国犹太人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1913年11月写道，“这是为数不多的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确定的事情。”[31]他虽然不赞同整体上的激进策略，却情不自禁地钦佩基层战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们被人扔石头，被人打，被按到饮马池里，被猥亵，和酒鬼小偷一起关在三等监狱里，被判处劳役刑，通过管泵进食。”他写道。她们迫使国家不得不诉诸暴力，对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进行强制喂食。之后她们又迫使国家采取了一种“猫捉老鼠”政策，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旦病倒，就会被释放，待到恢复之后再重新关押起来。他主张：“由于食物短缺而死在南极冰天雪地里的斯科特船长，其实并没有绝食抗议的首创者、虚弱的华莱士—邓洛普（Wallace-Dunlop）小姐那般英勇，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奢侈品，对她望眼欲穿，而她却一直忍受着饥饿。”

妇女参政论者为她们这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终将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一年没有，那么也许就是在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毕竟进步是可以被放慢的——却无法被阻止。

*** ***

克拉伦斯·鲁克（Clarence Rook）在1913年12月31日的《每日纪事报》上写道：“在这个年关，世界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时刻，日历、年鉴、时间表、参考书，一下子都成了废品，甚至连便笺纸最上面的日期也必须改掉。把信头上的年份从1913改到1914，意识到距离自己的长眠又近了一年，这种感觉让人心头一紧。[32]

1913年结束之际，伦敦的各大报纸纷纷回顾这一年，酒吧和酒店里挤满了在圣诞季寻欢作乐的人，他们展望着未来。

伦敦市长告诉《标准晚报》的读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世界商业中心伦敦能够不断繁荣下去”。[33]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也写下了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让英国与欧洲之间通上火车的雄心壮志。英国喜剧作家弗朗西斯·伯南德（Francis Burnand）爵士写道，他希望“约翰牛可以看清爱尔兰和印度的局势，不要与它们产生纠纷”。运动员、政治家德斯伯勒（Desborough）勋爵最大的心愿是“纪律”，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则是希望授予妇女投票权。伦敦百货公司老板H.戈登·塞尔弗里奇（H. Gordon Selfridge）先生回复《标准晚报》说：“如果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在1914年，贸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发展出更宽广的思路、更辽阔的眼界、更宏大的理想。”

“尽管我们面前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但这个繁荣的小王国的居民没有任何理由不欢度圣诞佳节。”[34]1913年全年的财政状况都很紧张。股票价格不像前几年那样走高，实际情况已经是“残酷无情、一成不变的价格下跌”。巴尔干战争抑制了经济乐观主义，欧洲大陆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也同样如此。欧洲的局势依然令人担忧，但英德友谊突飞猛进，人们对此反应热烈。全世界的公众舆论都被认为是和平的。《经济学人》报道称，“德国帝国议会和法国议会，美国国会以及全国各个政治商业协会通过的无数决议，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向着和平。受内战影响，墨西哥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报道中还提到了中国的新政府“困难重重”。然而美国降低关税，必将加快全球经济的步伐。总而言之，结论就是“随着海外政治形势好转，我们应当在明年夏天到来之前，设法让财政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

也有更尖酸一些的评论。《每日图片报》虽然对欧洲的和平从巴尔干战争风暴中幸免于难表示喜闻乐见，却认为墨西哥和中东的问题极其令人担心。该报指出，“走上另一条路的机会遍地都是”，不过1913年“还是让我们免遭末日大决战”。[35]但对于1914年：“无论望向何方，映入眼帘的都是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不断地膨胀着。那份恶意越来越值得警惕，阻碍着工业的轮子，挥霍着和平的果实。让我们祈祷新年快乐吧！”

“这一切终将走向何方？”另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就这一整年军费开支的增长提出批评，并问道。[36]他表示：“并不需要预言的天分就可以预言到，这项疯狂的军费开支竞赛将会以灾难做结。”能够阻止这种疯狂行径的，唯有人民本身：“在贵族和金权政治明显失败的地方，民主是迟早会成功的。愿民主统治早日萌生！”

《每日纪事报》的印刷厂正在年底之前赶工，排字工人把这一年最后一首诗的字母排好顺序，之后才出门融入伦敦的寒夜，空气中还弥漫着烤栗子的味道。今夜，他们会欢庆，将1913年付诸历史，迎来崭新的一年——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亲友，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帝国、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世界中心的心脏地带：

我不哀悼你的逝去，也没有织起泪帘，

当你被历史的阴影埋没：

我只是叹息道——上帝啊，请让明年

比上一年更加富饶丰硕

我不哀悼你枯萎的玫瑰，也不哀悼

对一点生存空间望眼欲穿的时日；

玫瑰会再度绽放，而我也可以祈祷

这至高无上的恩典时刻再度降至。

那么就付诸那些承载着记忆的灰暗

不可侵犯，但并不哀悼。你在我身上

感觉不到惜别的重担；

我转身迎接应至之年的曙光。

午夜钟声敲响，1913年落幕。时间进入1914年。

[1] “幼儿园”是从第二次布尔战争到南非联邦建立这段时间，在以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为首的南非公务员系统中任职的英国人群体。——译者注

尾声

1913之后

1914年，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在这四年中——在佛兰德斯的淤泥里，在阿尔卑斯山，在东线前沿，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人努力尝试杀死另外一些人，有时是关系国家存亡，有时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理想，有时是因为命令，有时是因为死亡和杀戮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几百万人丧生，另外的伤者也未必比他们更幸运。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在炮弹的轰击中化为齑粉。家庭被拆散。人性凝视着深渊，深渊深处黑暗扭曲的人性倒影回以凝视。

尽管军事冲突的残暴行径集中在欧洲，大多数战斗人员也是欧洲人，但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海战在南大西洋和北海展开。最初的中立国，例如美国和巴西，航运都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在东非的群山中，在波斯高原上，“一战”中的小冲突也在各个大国之间上演着。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全世界并肩作战。阿尔及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同法国人并肩作战。新生的中华民国为赢得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派出了数万名中国劳工去欧洲挖战壕。美国人1914年还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于1916年选出了在宣言中承诺和平的伍德罗·威尔逊连任总统，然而却还是在次年参战，将大量部队和资源派往西线，这样的速度只有凭美国的规模和编制才有能力实现。在东线，来自俄罗斯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被派往前线，为沙皇和祖国而牺牲。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占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界被日本人侵占。战争初期，德国间谍曾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们举起的伊斯兰圣战旗帜，会在中东和印度引起一场反对英国利益的穆斯林起义。[1]最终还是英国间谍更胜一筹，他们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化为了从南翼攻破君士坦丁堡的武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之中的敌人，当奥斯曼帝国四面楚歌、开始解体之时，这些亚美尼亚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战争所到之处，疾病无不随之而来。

1918年，战火熄灭。英德混血知识分子、1913年泛欧洲贵族阶层的典型人物哈里·凯斯勒从前线服役归来，回到了位于德国西部魏玛的家：

老马车夫正在车站等候。我的狗欣喜若狂地迎接我。经过了几年如此惨烈的事态，我的房子似乎奇迹般地并没有什么变化：崭新、明亮，在白昼的最后时刻，犹如睡美人被灿烂的光芒照亮；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画作，摆放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德语书的书架，马约尔（Maillol，法国雕塑家）的大小雕塑，他作品中丰腴、健壮的女人，美丽的裸体青年……这一切仿佛静止在了1913年，很多人曾经来到过这里，如今却已与世长辞、失踪、失散，或者成了敌人，可他们仿佛都还可以回来，欧洲生活还会在断裂之处重新开始。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庙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些褪色的信物和记忆……我找到了邓南遮（d’Annunzio，意大利诗人、民族主义者）的一份题字，克劳德·阿内（Claude Anet，法国作家）从伊斯法罕带回来的波斯香烟，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法国画家）的幼子洗礼的礼物，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年的一张节目单，上面还有尼金斯基的照片……[2]

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凯斯勒深知，枝形吊灯上的灰尘可以拂去，1913年的会话也可以神奇地继续，但舞厅的电闸开关再也拉不回去了。战争留下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太深了。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特别是欧洲，已经被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改变了。在各个地方，甚至是“一战”的战胜国，过去的政治文化都遭到了挑战。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1913年还曾以那样隆重的盛典庆祝登基25周年，如今却被迫流亡荷兰。德意志帝国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战争直接导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柏林和巴伐利亚被极右翼军队返回的营部镇压，迫不得已为即将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劳。德国首都从柏林迁至凯斯勒宁静的故乡魏玛。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德国中产阶级遭受了几乎和战争本身不相上下的第二道创伤，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他们的积蓄。很多德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输掉战争——毕竟1918年停战协议生效之时，德国军队还在法国的国土上——只是德国政治家输掉了和约。巴黎和会上，德国新的主人公们承认了战争责任，承担了巨额赔款，并且接受了意在将除俄国之外最大的欧陆强国削减至地缘政治中的小角色的一系列措施。

奥匈帝国的命运同样悲惨。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奥匈帝国很好地支撑了下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却在战争结束之时轰然解体。哈布斯堡王朝历经数世纪拼凑起来的领土，被凡尔赛宫的和事佬们划分出了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民族构成比之前更加单一，但领土也相应地缩小了）和奥地利（几乎全民说德语，却被禁止与北方的德国表亲合并）。宏伟的帝国之都维也纳，作为一个中欧小国过于庞大的首都，开始了新生。身为哈布斯堡王朝臣民的维也纳人，早已习惯将这片土地视为不可剥夺的遗产，而这个国家如今只剩下这片土地中的一小部分。东欧的地图也经过了重画，波兰被邻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后，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南斯拉夫从巴尔干的泥淖中诞生，把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单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的古老梦魇变成了现实。

与此同时，在东面，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被卷入了深渊之中。俄国国内发生动乱，西线作战尚未结束就被迫退出“一战”，在1917年接二连三的革命中磕磕绊绊，之后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沙皇一家被枪决。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格勒（圣彼得堡1914年之后的名字）。外国势力介入，试图牵制住布尔什维克。1919年，“一战”的战胜国在凡尔赛宫会晤，欲签订和平条款，而1913年无可置疑的列强之一——俄国，甚至都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然而在内战中，有很多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到处乱窜，寻求西方在内战中支持他们这一方）。[3]相反，日本却派了代表参加。

在几年的时间里，俄国又将恢复伟岸的身姿，这次不再是古老的沙皇帝国，而是苏联。然而，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一战”结束之时，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处在英法的政治势力或直接控制下，伦敦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耶路撒冷终极的主人。在土耳其的核心地区，为抗击入侵的希腊军队，新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于1923年结束，土耳其和希腊人口大量流动，希腊城市士麦那（Smyrna）发生大火，两国之间结下了世仇。

相对于1913年的世界面貌，欧洲势力群的这些变化是一次相当重大的突破。但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变化仅仅昭示着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文明优越性的主张，纷纷开始丧失。如果说“一战”证明了一件事，难道不是曾经被拥立为世界上最进步、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其实不过是金玉其外的野蛮？中国知识分子严复曾有言道：“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4]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高声自问，作为曾经极具吸引力的世界中心、海外投资的外国资本的主要来源，欧洲会不会最终成为区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说法，“亚洲大陆的一个小海角”。[5]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这一主题写下了一部颇受欢迎的伪历史著作，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书名取得很简单，就叫“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的确，伦敦和巴黎依旧是“一战”后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事实上，由于被国际联盟授予了准殖民地性质的委任统治地，这两个帝国控制下的领土还扩张了几分。但这并不是说情况回到了1913年的局面。战争腐蚀了欧洲文明的可靠性。英国和法国为了保卫宗主国，对帝国武装力量的依赖性暴露无遗。载入《凡尔赛和约》的国家自决原则，虽未很快应用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却标志着从今往后被视为世界秩序基本单位的是国家而不是帝国。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动乱的烈火燃遍了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爱尔兰于1922年成为英国君主治下一个独立的自治领。世界受到欧洲帝国的支配——也因此接受了欧洲文明——这样的模式已经开始松动了。

唯有日本和美国通过“一战”变得比1913年更强大、更富裕、更有影响力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确定了它的大国地位，作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但巴黎和会上国际信誉最好的是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英国在战争期间大把大把地砸钱，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国外投资和黄金储备大幅度缩减，而美国则不然，战争抬高了它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上的地位。对于在军事上决定战争的胜负，威尔逊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想要让美国在和平时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不但没有领导世界，反而撤出了世界舞台。威尔逊总统做了很多工作，才成立了国际联盟，确保这个新的组织不会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而是会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美国参议院却投票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提高了贸易关税。新的移民限制开始实行，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维持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民族构成。国内政策先于对外政策。

欧洲作为全球体系核心的地位弱化了，美国又无法也不愿掌握领导权，1913年很多必然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其中就包括对日益高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期待。“一战”之前，国际主义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它本身却成了一项事业。[6]战前金融秩序的核心，金本位，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确立起来，伦敦也试图再次打造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如1913年时那样。但有太多黄金现已外流到大西洋彼岸，伦敦的货币霸权，以及由此而来的作为世界金融事务指挥官的可靠性，都打了折扣。更糟糕的是，各个国家以战前的汇率重新恢复金本位，而这样的汇率不再反映各国真正的经济和金融地位，这相当于是迫使这些国家穿上不再合身的金融紧身衣，于是金本位被视为一种造成经济风险而非实现金融稳定的机制。1931年，面对经济大萧条，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它所意味着的经济互赖原则，被经济自给自足的渴望所取代，结果就是全球贸易直到1970年才达到1913年时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1913年时将世界织成一张人际关系网的全球移民流动，也被“一战”打断。战争之后，移民流动缩减。

无论如何，1913年的世界已经逝去。

*** ***

“我们的今日与昨日、前日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烧毁了。”在20世纪40年代初，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战前维也纳回忆录中写道，他将那个时代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7]

1913年的世界，对于那些未曾了解，甚至一些曾经了解过它的人来说，终究还是成了一种梦境，一个觉醒前时代的象征，一座回不去的伊甸园。在欧洲，对“一战”的纪念，不仅体现在遍布整个大陆城乡的献给死者的纪念碑上，还存在于出版发行的战争日记、战后很久写下的回忆录和虚构的战争记述中，其中这些虚构的战争记述的作者，有的甚至在他们描述的事件发生之时还没有出生。[8]个人的战争回忆已经沦为一代人的集体悲剧，一个现已无法触及的世界的集体灾难。对于20世纪50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来说，这场战争正是俄国堕入当时那个黑暗年代的起因：“现在我认为一切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跟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全部灾难，都要归咎于那场战争。”[9]

鉴于自那以后俄国遭遇的灾难，战前的世界似乎是一段更坦率、更道德的时代：

我对童年时代记忆犹新。我依然记得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和平观念是众所公认的。讲道理是理所当然的，依照良心行事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上的是很罕见的例外情况。谋杀发生在戏剧中、报纸上、侦探故事里，而不在日常生活中。

之后，我们从这种安宁、纯净、从容的生活方式，突入了血与泪，集体疯狂，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合法的、有报酬的屠杀这一野蛮行径之中。

对也好，错也罢，这就是现在的我们在文化上所看到的形象，距离1913年的世界——一个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世界、秩序与太平的世界、不知不觉中与20世纪史无前例的灾难搭上了边的世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个形象里充满了悲怆与诗意，充满了沉静地走向命运的人物，时光的表面上暗影摇曳。它让1913年有了一段可以提醒今日我们的来生——一部失落时光的寓言。但它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以全新的视角思考我们自身的时代，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不把它作为预料中的必然，或者预设的事件经过，而是作为我们尚未建设的未来。

注释

导论

[1] F. W. Hirst, The Six Panics, and Other Essays, 1913

[2] Hamburg-American Line, Girdling the Globe: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Palatial Steamship ‘Cleveland’, 1911

[3] 这里仅举出知名度较高的和最近的几例：Fritz Fischer, Griff,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62; Eckart Keh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Hans-Ulrich Wehler, ed., 1965; A. J. P. Taylor, War by Timetable, 1969;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4;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1998;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11;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2012

[4] Jack Beatty, The Lost History of 1914: How the Great War was not Inevitable, 2011

[5] Op. cit. (1998), Ferguson

[6] 对于战争本身的记述或战争的各个方面，参见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05; Norma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1998

[7] 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1997

[8] Op. cit., Clark

[9] Barbara W.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1966

[10] Michael S. Neiberg, Dance of the Furies: Europe an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2011

[11]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1913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0)

[12]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5 bis 1514, 1824

[13]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987

[14] 有很多重要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全球化的主题，以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史”。这里仅选取一些：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2004;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2009;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 Gary S. Magee and Andrew S. Thompson, eds.,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2010; 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 trans. Sorcha O’Hagan, 2010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2006);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2011

[15] G. P. Gooch, History of Our Time, 1885–1911, 1912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1] Commandant Renier, L’Oeuvre civilisatrice au Congo. Héroisme et patriotisme des Belges, 1913

[2]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1998

[3] Quoted in M. Puel de Lobel, 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 de Gand, 1913, 1914

[4] The New York Times, 28 August 1913, 7 September 1913

[5] Laird McLeod Easton, The Red Cou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Kessler, 2002

[6]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1983

[7] Ronald Storrs, 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 1972

[8] Thomas Mann, Tod in Venedig, 1912

[9] Michael S. Neiberg, Dance of the Furies: Europe an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2011

[10] Stefan Zweig, The World of Yesterday, English edition, 1943

[11] Barbara W.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1966

[12] Op. cit., McLeod Easton

[13] Futurist Manifesto, 1909

[14]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1886, quoted in Stefan Elbe, ‘“Labyrinths of the future”: Nietzsche’s genealogy of Europe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7, no. 1, 2002

[15] Lilliane Brion-Guerry, ed., L’année 1913: Les formes esthétiques de l’œuvre d’art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vols 1 and 2, 1971; vol. 3, 1973

[16] Quoted in David Blackbourn, ‘“As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as man and wife”: Cultural Contacts and Transfers’, in Dominik Geppert and Robert Gerwarth, eds., Wilhelmine Germany and Edwardian Britain: Essays on Cultural Affinity, 2008

[17] Romain Rolland, Jean Christophe, ten volumes, 1904–1912

[18] Quoted in E. Malcolm Carroll, French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Affairs, 1870–1914, 1931

[19] The Daily Graphic, 22 May 1913

[20] Ibid.

[21] The Daily Graphic, 23 May 1913

[22] The Daily Graphic, 22 May 1913

[23] The Daily Graphic, 24 May 1913

[24] The Duke of Windsor, A King’s Story, 1951 (reprinted 1998)

[25] Frie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trans. Allen Powles, 1912 (original in German)

[26] Quoted in Charles. F. Horne, Source Records of the Great War, 1923

[27] The Daily Graphic, 24 May 1913

[28] The Daily Chronicle, 25 May 1913

伦敦

[1] Ford Maddox Hueffer, The Soul of London: A Survey of a Modern City, 1905

[2]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February 1913

[3] F. O. Mathiessen and K. B. Murdock, eds., The Notebooks of Henry James, 1947 (entry from 1881)

[4] Karl Baedeker, London und Umgebung: Handbuch für Reisende, 1912

[5] The Economist, 24 May 1913

[6]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1902

[7] Humayun Ansari, The Infidel Within: The History of Muslims in Britain, 1800 to the Present, 2004

[8]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Imperial Cities: overlapping territories, intertwined histories’,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eds.,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1999

[9] The Evening Standard, 1 January 1913

[10] The Fortnightly Review, August 1913

[11] Daily Express, 25 July 1913

[12] Op. cit., Baedeker (1912)

[13] Jan Rüger, ‘Revisiting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3, 2011

[14] The Daily Chronicle, 13 May 1913

[15] Dominik Geppert, ‘“The foul-visaged anti-Christ of journalism”?: The Popular Press between Warmonger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ominik Geppert and Robert Gerwarth, eds., Wilhelmine Germany and Edwardian Britain: Essays on Cultural Affinity, 2008

[16] Daily Mail, 17 June 1913, quoted in Virginia Cowles, 1913: An End and a Beginning, 1967

[17] Anthony Phillips, ed., Sergey Prokofiev Diaries: Prodigous Youth, 1907–1914, 2006

[18] Ramanujaswami, N., My Trip to England, 1912

[19] Theodore Dreiser, Traveller at Forty, 1913

[20] John Robert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

[21]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February 1913

[22] Dennis Hardy, ‘From Garden Cities to New Towns: Campaigning for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in Stephen V. Ward, ed., Garden C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92

[23] Ellis T. Powell, The Mechanism of the City: An Analytical Survey of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City of London, 1910

[24] The Economist, 12 April 1913

[25] Op. cit., Powell

[26] E. M. Forster, Howard’s End, 1910

[27]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28] David Kynaston, City of London: The History, 1815–2000, 2011

[29]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30] Quoted in op. cit., Kynaston

[31] The Economist, 1 January 1913

[32] League of Nations statistics quoted in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1988

[33]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34] John Dunning and Sarianna Lund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nd edition, 2008

[35] Charles Feinstein, ‘Britain’s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1913’,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3, no. 2, 1990

[36] Gary B. Magee and Andrew S. Thompson,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2010

[37] Quoted in op. cit., Kynaston

[38] Ibid.

[39] Quoted in Jean-Louis Robert, ‘Paris, London and Berlin on the Eve of War’, in Jay Winter and Jean-Louis Robert, eds., Capital Cities at War: Paris, London, Berlin, 1914–1919, 1997

[40] M. Pember Reeves, 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 2nd edition, 1914

[41] Quoted in ibid.

[42] Thomas Holmes, London’s Underworld, 2nd edition, 1913

[43] Jérôme de Wiel, ‘Austria-Hungary, France, Germany and the Irish Crisis from 1899 to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2006, quoted in Jack Beatty, The Lost History of 1914: How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not Inevitable, 2012

[44] The Daily Graphic, 25 June 1913

[45] Ibid.

[46] Laird McLeod Easton, The Red Cou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Kessler, 2002

[47] The Economist, 28 June 1913

巴黎

[1] Op. cit., Dreiser

[2] J. F. V. Keiger, Raymond Poincaré, 1997

[3] Michael E. Nolan, The Inverted Mirror: Mythologizing the Enemy in France and Germany, 1898–1914, 2006

[4] David Clay Large, Berlin, 2000

[5] Op. cit., Neiberg

[6] Quoted in op. cit., Malcolm Carroll

[7] David Schoenbaum, Zabern 1913: Consensus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1982

[8] Maurice Barrès, La terre et les morts: Sur quelles réalités fonder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 1899

[9] Owen Chadwick, A History of the Popes, 1830–1914, 1998

[10] Quoted in Robert Gildea,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The French, 1799–1914, 2008

[11] Eric Deroo, ‘Mourir: L’appel à l’Empire’, in Pascal Blanchard and Sandrine Lemaire, Culture Coloniale: La France conquise par son empire, 1871–1931, 2003

[12] Op. cit., Ramunajaswami

[13] Karl Baedeker, Paris and its Environs: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1910

[14] L. Houllevigue, ‘Le problème de l’heure’, La Revue de Paris, August 1913

[15] Ibid.

[16]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1983

[17] Patrice Higonnet, Paris: Capital of the World,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2002

[18] Henri Murger, Scènes de la vie Bohème, 1851

[19] Claire Hancock, ‘Capitale du Plaisir: The Remaking of Imperial Paris’, in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eds.,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1999

[20] Otto Friedrich, Olympia: Paris in the Age of Manet, 1992

[21] Op. cit., Gildea

[22] Detlef Briesen, ‘Weltmetropole Berlin?’, in Gerhard Brunn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Metropolis Berlin: Berlin as deutsche Hauptstadt im Vergleich europäischer Hauptstädte 1871–1939, 1992

[23] Op. cit., Clay Large

[24] David McCullough, The Greater Journey: Americans in Paris, 2011

[25] Henry James, The Ambassadors, 1903

[26] Adelaide Mack, Magnetic Paris, 1913

[27] Op. cit., Phillips

[28] Ibid.

[29] Op. cit., Dreiser

[30] Op. cit., Baedeker (1910)

[31] Op. cit., Phillips

[32] Op. cit., Guerry

[33] The Daily Graphic, 26 June 1913

[34] Jacques-Emile Blanche in La Revue de Paris, December 1913

[35] Le Figaro, 20 February 1909

[36] 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1989

[37] Liliane Brion-Guerry, ‘L’évolution des formes structurales dans l’architecture des années 1910–1914’, in op. cit., Guerry

[38] Op. cit., Blanche

[39] Jacques Bertillon, La dépopulation de la France: Ses conséquences – Ses causes – Mesures à prendre pour la combattre, 1911

[40] Op. cit., Beatty

[41] ‘Agathon’ (Henri Massis and Alfred de Tarde), 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Le goût de l’action, la foi patriotique, une renaissance Catholique, le réalisme politique, 1919 edition (first edition 1913)

柏林

[1] Op. cit., Dreiser

[2] Op. cit., Clay Large

[3] Baron Beyens, Deux Années à Berlin, 1912–1914, 1931

[4] Charles Huard, Berlin Comme je l’ai Vu, 1907

[5] Op. cit., Phillips

[6] Berlin für Kenner, 1912, quoted in Jürgen Schutte and Peter Sprengel, Die Berliner Moderne, 1885–1914, 1987

[7] Warren G. Breckman, ‘Disciplining Consumption: The Debate about Luxury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14’,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4, no. 3, 1991

[8] Quoted in Charles W. Huxthausen, ‘“A New Beauty”: Ernst Ludwig Kirchner’s Images of Berlin’, in Charles W. Huxthausen and Heidrun Suhr, eds., Berlin: Culture and Metropolis, 1990

[9]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13

[10] Peter Hall, ‘The Pioneer Technopolis: Berlin 1840–1930’, in Peter Hall, Cities in Civilization, 1998

[11]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AASI), Walter Kuhn and Kuhn family papers, letters from Walter Kuhn, Series 1/Box 1, Berlin, October 1912

[12] Op. cit., Beyens

[13] Op. cit., Dreiser

[14] Edith Siepen, Peeps at Great Cities: Berlin, 1911

[15] William Durick, ‘Berlin 1916’, in John E. Findling and Kimberly D. Pelle,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2004

[16] Op. cit., Sieper

[17] Richard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987

[18] Gottfried Korff and Reinhard Rürup, Berlin, Berlin : die Ausstellung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1987

[19] Quoted in op. cit., Schutte and Sprengel

[20] Op. cit., Dreiser

[21] Op. cit., Clay Large

[22] Op. cit., Robert

[23] Werner Sombart, Das Proletariat: Bilder und Studien, 1906, quoted in Joachin Schlör, Nights in the Big City: Paris, Berlin, London, 1840–1930, 1998

[24] Op. cit., Korff and Rürup

[25] Rosa Luxemburg, Im Asyl, 1912, quoted in op. cit., Schutte and Sprengel

[26] Madame de Staël, De l’Allemagne, 1810

[27]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1988

[28] Op. cit., Dreiser

[29] Op. cit., Clay Large

[30] Karl Scheffler, Berlin: Ein Stadtschicksal, 1910

[31] Walter Rathenau, ‘Die Schönste Stadt der Welt’, Die Zukunft 26, 1899, quoted in op. cit., Schutte and Sprengel

[32] Op. cit., Robert

[33] Chicago Daily Tribune, 3 April 1892

[34] Karl Scheffler, Berlin: Ein Stadtschicksal, 1910

[35] Karl Scheffler, Die Architektur der Großstadt, 1913

[36] Anne Topham, Memories of the Kaiser’s Court, 1913

[37] Op. cit., Clay Large

[38] Bernd Sösemann, ‘Hollow-sounding Jubilees: Forms and Effects of Public Self-display in Wilhelmine Germany’, in Annika Mombauer and Wilhelm Deist, eds., The Kaiser: New Research on Wilhelm II’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 2003

[39] Ibid.

[40] Quoted in Jeffrey R. Smith, ‘The Monarchy versus the Nation: The “Festive Year” 1913 in Wilhelmine Germany’,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2, 2000

[41] Ibid.

[42] Op. cit., Beyens

[43] Op. cit., Duke of Windsor

[44] The New York Times, 8 June 1913

罗马

[1] E. M. Forster,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

[2] Futurist Manifesto, 1909

[3] Quoted in Christopher Duggan, The Force of Destiny: 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2008

[4] Op. cit., Forster (1905)

[5] Richard Bagot, My Italian Year, 1911

[6] Ibid.

[7] Michael Paris, ‘The First Air Wars: North Africa and the Balkans, 1911–1913’,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6, no. 1, 1991

[8] Filippo Marinetti, Le Bataille de Tripoli, 1911

[9] Quoted in op. cit., Duggan

[10] Filippo Marinetti, Le Monoplan du Pape, 1912

[11] David Atkinson, Denis Cosgrove and Anna Notaro, ‘Empire in modern Rome: shaping and remembering an imperial city, 1870–1911’, in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eds.,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1999

[12] David Atkinson and Denis Cosgrove, ‘Urban Rhetoric and Embodied Identities: City, Nation, and Empire at the Vittorio Emanuele II Monument in Rome, 1870–1945’,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8, no. 1, 1998

[13] Op. cit., Duggan

[14] Op. cit., Dreiser

[15] Op. cit., Bagot

[16] Quoted in op. cit., Duggan

[17] Op. cit., Marinetti

维也纳

[1] Karl Baedeker, Austria-Hungary, with excursions to Cetinje, Belgrade, and Bucharest, 1911

[2] Alison Fleig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2005

[3] Ibid.

[4] Archibald R. Colquhon and Ethel Colquhon, The Whirlpool of Europe: Austria-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1907

[5] Deborah R. Coen, ‘Climate and Circulation in Imperial Austr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2, December 2010

[6] Henry Schnitzler, ‘ “Gay Vienna”: Myth and Real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5, no. 1, 1954

[7] Gordon Brook-Shepherd,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1996

[8]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 Sophie Wilkins and Burton Pike, 199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between 1930 and 1942)

[9] Op. cit., Brook-Shepherd

[10] John W. Mas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1867–1918, 1985

[11]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Portrait of the Tyrant as a Young Man, 2010 (first published 1999)

[12] Ibid.

[13]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2000

[14] Frederic Morton, Thunder at Twilight: Vienna 1913/1914, 1989

[15] Op. cit., Mason

[16] Op. cit., Kennedy

[17] Op. cit., Brook-Shepherd

[18] Op. cit., Zweig

[19] Op. cit., Mason

[20] David F. Good, ‘Stagnation and ‘Take-Off’ in Austria, 1873–1913’,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7, no. 1, 1974

[21] H. Gordon Skilling, Masaryk: Against the Current, 1882–1914, 1994

[22] Op. cit., Musil

[23] Henry Wickham Steed, The Habsburg Monarchy, 1913

[24] Jill Steward, ‘The Potemkin City: Tourist Images of Late Imperial Vienna’, in op. cit., Driver and Gilbert

[25] Op. cit., Schnitzler

[26] Op. cit., Morton; Leon Trotsky, My Life: 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 English translation, 1960

[27] Juliane Mikloetzky, ‘Die Wiener Sicht auf Berlin, 1870–1934’, in Gerhard Brunn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Metropolis Berlin: Berlin as deutsche Hauptstadt im Vergleich europäischer Hauptstädte 1871–1939, 1992

[28] Op. cit., Schnitzler

[29] Op. cit., Zweig

[30] Maria Hornor Lansdale, Vienna and the Viennese, 1902

[31] Dominique Jameux, ‘Le goût musical dans un centre de haute tradition: Vienne en 1913’, in Lilliane Brion-Guerry, ed., L’année 1913: Les formes esthétiques de l’œuvre d’art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vol. 1, 1971

[32] Op. cit., Hamann

[33] The Economist, 11 January 1913

[34] Op. cit., Brook-Shepherd

[35] Virginio Gayda, Modern Austria: Her Racial and Social Problems, 1915, quoted in op. cit., Cowles

[36] Allan Janik and Stephen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1973

[37] Op. cit., Zweig

[38] Op. cit., Hamann

[39] Op. cit., Jameux

[40] Op. cit., Zweig

[41] Op. cit., Jameux

[42] Op. cit., Mason; op. cit., Hamann

[43] Op. cit., Jameux

[44] Op. cit., Janik and Toulmin

[45] Ibid.

[46] Op. cit., Zweig

[47] Carl E. Schorske, ‘Politics and Patricide in Freud’s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 no. 2, 1973

[48] Hermann Bahr, Wien, 1906

[49] Op. cit., Schnitzler

[50] Op. cit., Hamann

[51] Ibid.

[52] Op. cit., Zweig

[53]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2753, October 1913

[54] London Standard, 1 January 1913

[55] Op. cit., Zweig

[56] Georg Markus, Der Fall Redl: mit unveröffentlichten Geheimdokumenten zur folgenschwersten Spionage-Affaire des Jahrhunderts, 1985

圣彼得堡

[1] Richard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Abdication of Nicholas II, 2006

[2] Harold H. Fisher and Laura Matveev, Out of My Past: Memoirs of Count Kokovstov, 1935

[3] Quoted in Robert K. Massie, Nicholas and Alexandra, 1967

[4] Robert D. Crews, For Prophet and Tsar: Islam and Empire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2006

[5] Petersburgskaia gazeta, 23 February 1913

[6] Dmitri Smirnov, ‘Moia poezdka na Romanovskie prazdnestva v S Petersburg’, Tobol’skie eparkhial’nye vedemosti, no. 11, 1913

[7]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1997

[8] Petersburgskaia gazeta, 22 February 1913

[9] Op. cit., Smirnov

[10] Quoted in op. cit., Wortman

[11] Op. cit., Smirnov

[12] Op. cit., Figes

[13] Op. cit., Phillips

[14] Op. cit., Figes

[15] Ibid.

[16] Wayne Dowler, Russia in 1913, 2010

[17] Ibid.

[18] Op. cit., Figes

[19] Andrei Bely, Petersburg, trans. David McDuff,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serial form in 1913–1914; and in book form in 1916)

[20] Louis Réau, Saint-Pétersbourg, 1913

[21] Op. cit., Figes

[22] Katerina Clark, Petersburg, Crucibl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1995

[23] Op. cit., Smirnov

[24] Op. cit., Dowler

[25] Ibid.

[26]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27] Petersburgskaia gazeta, 17 and 19 March 1913

[28] Op. cit., Dowler

[29] The Economist, 16 August 1913

[30]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3, 1987

[31] Ibid.

[32] Op. cit., Dowler

[33] Bernard Pares, Russia and Reform, 1907

[34] Quoted in op. cit., Figes

[35] Darkest Russia, 26 March 1913

[36] Mark D. Steinberg, Petersburg: Fin de Siècle, 2011

[37] Quoted in Nina Gurianova, The Aesthetics of Anarchy: Art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Russian Avant-Garde, 2012

[38] Petersburgskaia gazeta, 3 December 1913

[39] Luigi Villari, Russia under a Great Shadow, 1905

[40] Ibid.

[41] Sergey Witte,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 (Russian text completed 1912)

[42] Mikhail Loukianov, ‘Conservatives and “Renewed Russia” 1907–1914’, Slavic Review, vol. 61, no. 4, 2002

[43] Ibid.

[44] Op. cit., Witte

[45] Vestnik Evropy, December 1913

[46] Zoza Szajkowski, ‘The Impact of the Beilis Case on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vol. 31, 1963; Hans Rogger, ‘The Beilis Case: Anti-Semitism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II’, Slavic Review, vol. 25, no. 4, 1966

[47] Anders Henriksson, ‘Nationalist,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The St. Petersburg Germans’, Russian Review, vol. 52, no. 3, 1993

[48] 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 14 July 1913

[49] Sally West, ‘The Material Promised Land: Advertising’s Modern Agenda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Russian Review, vol. 57, no. 3, 1998

[50]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1966 (2000 edition consulted)

[51] Solomon Volkov, Saint Petersburg: A Cultural History, 1996

[52] Op. cit., Phillips

[53] George Dobson, St Petersburg, 1910

[54] Op. cit., Dowler

[55] Birzheye vedomosti, no. 174, July 1913

[56] Petrogradskaie gazeta, January 1913

[57] Op. cit., Figes

[5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1919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1] William Thomas Stea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1901; Guglielmo Ferrero, ‘The Riddle of America’, The Atlantic, November 1913

[2] Edward Mandell House, Philip Dru, Administrator: A Story of Tomorrow, 1920–1935, 1912

[3] Jackson Lears, Rebirth of a Na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1877–1920, 2009; Alan Valentine, 1913: America Between Two Worlds, 1962

[4] 例如Scientific American, 20 September 1913

[5] The New York Times, 26 January 1915

[6] Burton J. Hendrick,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ter H. Page, 1924

[7] Woodrow Wilson,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The Atlantic, March 1901

[8] John Milton Cooper, Jr., Woodrow Wilson: A Biography, 2009

[9] ‘Red hot imperialist’ from the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5, 1900; 对星条旗的建议出自North American Review, February 1901

[10]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Arthur S. Link, ed., 1956（初版于1913年，根据1912年的竞选演讲整理而成）

[11] Ibid.

[12] Ibid.

华盛顿特区

[1] The New York Times, 2 March 1913

[2] Harper’s Weekly, 11 January 1913

[3] National Geographic, June 1913

[4] Harper’s Weekly, 8 March 1913

[5] Both German and Russian comment from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January 1913

[6] Op. cit., Cooper, p. 182

[7] The Economist, 8 March 1913

[8] Harper’s Weekly, 8 March 1913

[9] Woodrow Wilso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7 March 1913

[10]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Scene, 1907

[11] Op. cit., Wilson papers, 22 March 1913

[12] Op. cit., Wilson papers, 26 May 1913

[13] Harper’s Weekly, 22 February 1913

[14] Ibid.

[15] Ibid.

[16] Paul-Henri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1913

[17] Ibid.

[18] Op. cit., Wilson papers, 1 October 1913

[19] Charles Frederick Weller and Eugenia Winston Weller, Neglected Neighbors: Stories of Life in the Alleys, Tenements and Shanties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1909

[20] Ibid.

[21] Ibid.

[22] Ibid.

[23] Cited in 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The American as Southerne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36, no. 1, 1970

[24] Ibid.

[25] Ibid.

[26]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August 1913

[27] Ibid.

[28] Op. cit., Wilson papers, 28 June 1913

[29] Op. cit., Wilson papers, 4 July 1913

[30] Gary Gerst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of Woodrow Wilson’, in John Milton Cooper Jr, ed., Reconsidering Woodrow Wilson: Progressivism, Internationalism, War and Peace, 2008

[31] Op. cit., Cooper

[32] Henry Blumenthal, ‘Woodrow Wilson and the Race Questio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48, no. 1, January 1963

[33] Nancy J. Weiss, ‘The Negro and the New Freedom: Fighting Wilsonian Segreg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4, no. 1, March 1969

[34] Op. cit., Wilson papers, 5 August 1913

[35] Ibid.

[36] Op. cit., Wilson papers, 15 August 1913

[37] Op. cit., Wilson papers, October 14 1913（虽然这份报告在9月完成，但显然是在下个月才递交到白宫的）

[38] Ibid.

纽约

[1] W. T. Stead, Satan’s Invisible World Displayed or, Despairing Democracy: A Study of Greater New York, 1898

[2] Henry Bruèr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October 1913

[3] Op. cit., Stead (1898)

[4] Harper’s Weekly, 27 December 1913

[5] Lyman Beecher Stowe, ‘Vice, Crime and the New York Polic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July 1913

[6] John H. Girdner, Newyorkitis, 1901

[7] The New York Times, 14 March 1908

[8] Mark Girouard, Cities & People: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85

[9] Harper’s Weekly, September 6 1913

[10] L’Illustration, 31 May 1913 (author’s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French – had been published in The Century Magazine in February and March 1913)

[11] Ibid.

[12] Ibid.

[13] As repor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23 February 1913 (the diary entry referred to was for 30 September the previous year)

[14] The New York Times, 25 April 1913

[15] Sarah Bradford Landau and Carl W. Condit, Rise of the New York Skyscraper, 1865–1913, 1996 and following

[16] ‘Mr FW Woolworth’s Story’, World’s Work, 25 April 1913

[17] Op. cit., Girouard, p.322

[18] Keith D. Revell, ‘Regulating the Landscape: Real Estate Values, City Planning, and the 1916 Zoning Ordinance’, in David Ward and Oliver Zunz, eds., The Landscape of Modernity: New York City, 1900–1940, 1992, p.30

[19] Across the country a Campanile tower was under construction in 1913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AASI), Walter Kuhn and Kuhn family papers, letters from Walter Kuhn, series 1/box 1, Berlin, October 1912

[21] Laurette E. McCarthy, ‘The “Truths” about the Armory Show: Walter Pach’s Side of the Story’,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 vol. 44, nos 3–4, 2004; Milton W. Brown, The Story of the Armory Show, 1963

[22] The Outlook, 29 March 1913

[23] Harper’s Weekly, 15 March 1913

[24] Op. cit., Walter Kuhn archives, series 1/box 2

[25] Evening Mail, 15 March 1913

[26] Moses Rischin, The Promised City: New York’s Jews, 1870–1914, 1962

[27]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1909

[28] Ibid.

[29] Meri-Jane Rochelson, A Jew in the Public Arena: The Career of Israel Zangwill, 2008, p. 182

[30] Op. cit., Zangwill

[31] Henry Smith Williams, Harper’s Weekly, 26 July 1913

[32] Ibid.

[33] Most of the sources for this section are from the J. P. Morgan archives, held in the J. P. Morgan library in New York City, particularly series 1, subseries A.

[34]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J. P. Morgan archives

[35] The Independent, 3 April 1913

[36] J. P. Morgan archives, series 1, subseries B

[37] J. P Morgan archives, series 1, subseries A

[38] J. P. Morgan’s Testimony: The Justification of Wall Street, 1912/1913

[39] J. P. Morgan archives, series 1, subseries B

[40] 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April 1 1913

[41] Quoted in The Philadelphia Record, April 1 1913

[42] Ibid.

[43] J. P. Morgan archive, series 1, subseries A

[44] Le Figaro, 1 April 1913

[45] J. Lawrence Broz,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Incentives and the Domestic Free-Rider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1, 1999

底特律

[1] Guide to Detroit, 1916, Henry Ford Archives

[2] Detroit Free Press, 7 September 1913

[3] Op. cit., Guide to Detroit, 1916

[4] Ibid.

[5] Henry Ford Archives, photographic print P.P. 7227, 4 July 1917

[6] Quoted in Jean-Louis Cohen, Scenes of the World to Come: Europe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 1893–1960, 1995

[7] Clarence Hooker, Life in the Shadows of the Crystal Palace, 1910–1927: Ford Workers in the Model T Era, 1997

[8] Detroit Free Press, 13 August 1913

[9] Detroit Free Press, 30 December 1913

[10] Ford Times, August 1913

[11] Detroit Free Press, 8 September 1913

[12] Harper’s Weekly, 22 February 1913

[13] Quoted in op. cit., Valentine

[14] Ford Times, May and August 1913

[15] Ford Times, October 1913

[16] Ford Times, February 1913

[17] Ford Times, October 1913

[18] Ford Times, June 1913

[19] Ford Times, March 1913

[20] Steven Watts, The People’s Tycoon: Henry Ford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2005

[21] Robert Casey, The Model T: A Centennial History, 2008; Ford Times, January 1913

[22] Ford Times, September 1913

[23] Charles R. Morris, The Tycoons: How Andrew Carnegie, John D. Rockefeller, Jay Gould , and J. P. Morgan Invented the American Supereconomy, 2005

[24]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 1913

[25] Ford Times, September 1913

[26] Quoted in op. cit., Watts

[27] Simon Nelson Patten, A New Basis for Civilization, 1907

[28] Op. cit., Ferrero

[29] Op. cit., Stead (1901)

[30] The New York Times, 11 July 1916

洛杉矶

[1]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2] Quoted i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October 1913

[3] Margaret Leslie Davis, Dark Side of Fortune: Triumph and Scandal in the Life of Oil Tycoon Edward L. Doheny, 1998

[4] Lionel V. Redpath, Petroleum in California: A Concise and Reliable History of the Oil Industry of the State, 1900

[5] John Steven McGroarty, quoted in William 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The Rise of Los Angeles and the Remaking of its Mexican Past, 2004

[6] Op. cit.,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

[7] Harper’s Weekly, 7 June 1913

[8] Los Angeles Times, 20 April 1913

[9] Op. cit., Wilson papers, 13 May 1913

[10] Quoted in Robert M. Fogelson, The Fragmented Metropolis: Los Angeles, 1850–1930, 1967 (reprinted 1993)

[11] Los Angeles Times, 1 January 1913

[12] Ibid.

[13] Ibid.

[14] Los Angeles Times, 5 November 1913

[15] Catherine Mulholland, William Mulholland and the Rise of Los Angeles, 2000

[16] Los Angeles Times, 11 May 1913

[17] Los Angeles Record, 20 October 1913

[18] Kim Hernandez, ‘The “Bungalow Boom”: The Working-Class Housing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Los Angeles’,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no. 92, Winter 2010/2011

[19] Peter Hall, ‘The Dream Factory: Los Angeles, 1910–1945’, in Peter Hall, Cities in Civilization, 1998

[20] Harper’s Weekly, 18 January 1913

[21] Los Angeles Record, 22 October 1913

[22] Helen Hunt Jackson, Ramona: A Story, 1911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4)

[23] Phoebe S. Kropp, California Vieja: Culture and Memory in a Modern American Place, 2006

[24] George Wharton James, Through Ramona’s Country, 1909

墨西哥城

[1] Report from John Lind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 in op. cit., Wilson papers, 19 September 1913

[2] Jonathan C. Brown, Oil and Revolution in Mexico, 1993

[3] Quoted in Frank McLynn, Villa and Zapata: A Biograph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2000

[4] Charles Macomb Flandrau, Viva Mexico!, 1908

[5] Emil Harry Blichfeldt, A Mexican Journey, 1912

[6] Michael J. Gonzales, ‘Imagining Mexico in 1910: Visions of the Patria in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no. 39, 2007

[7] Quoted in ibid.

[8] John Kenneth Turner, Barbarous Mexico, 1911

[9] John Foran, ‘Reinventing the Mexican Revolution: The Competing Paradigms of Alan Knight and John Mason Hart’,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3, no. 4, 1996

[10] Op. cit., Flandrau, 1908

[11] Frederick C. Turner, ‘Anti-Americanism in Mexico: 1910–1913’,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4, 1967

[12] Report from William Bayard Hale to Woodrow Wilson, in op. cit., Wilson papers, 18 June 1913

[13] Op. cit., McLynn

[14] The Economist, 15 February 1913

[15] Quoted in Jerry W. Knudson, ‘The Mexican Herald: Outpost of Empire, 1895–191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3, 2001

[16] Report by William Bayard Hale to Wilson, op. cit., Wilson papers, 18 June 1913

[17] Op. cit., Wilson papers, 7 March 1913

[18] Note from John Bassett Moor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p. cit., Wilson papers, 14 May 1913

[19] Op. cit., Wilson papers, 18 April 1913

[20] Holger H. Herwig and Christon I. Archer, ‘Global Gambit: A German General Staff Assessment of Mexican Affairs’, Estudios Mexicanos, vol. 1, no. 2, 1985

[21] Op. cit., Wilson papers, 26 May 1913

[22] Op. cit., Wilson papers, 8 July 1913

[23] Op. cit., Wilson papers, 24 July 1913

[24] Note from Federico Gamboa, op. cit., Wilson papers, 16 August 1913

[25] Letter from John Lind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 op. cit., Wilson papers, 19 September 1913

[26] Op. cit., Beatty

[27] Letter from Walter Hines Page to Wilson, op. cit., Wilson papers, 12 September 1913

[28] The Daily Chronicle, 8 May 1913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1] Rudyard Kipling, Rudyard Kipling’s Verse, 1885–1932, 1934 (the poem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96)

[2] Christopher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2004

[3] V. I. Lenin, The 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 1913

[4] Kwasi Kwarteng, Ghosts of Empire: Britain’s Leg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 2011

[5] Quoted in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温尼伯—墨尔本

[1] Manitoba Free Press, 16 May 1913

[2] Ibid.

[3] Manitoba Free Press, 24 May 1913

[4] Ibid.

[5] The Argus, 14 May 1913

[6] The Argus, 24 May 1913

[7] Quoted in Carl Berg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1884–1914: A Conflict in Canadian Thought, 1969

[8] John Foster Fraser, Austral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1911

[9] Ibid.

[10] The Argus, 28 June 1913

[11] The Argus, 1 July 1913

[12] The Argus, 11 July 1913

[13] The Argus, 12 July 1913

[14] Victorian Yearbook 1913–1914, 1914; The Argus, 20 September 1913

[15] Sydney Morning Herald, October 6 1913

[16] Ibid.

[17] Quoted in op. cit., Berger

[18] Ibid.

[19] Ibid.

[20] Manitoba Free Press, 7 January 1913

[21] Manitoba Free Press, 19 February 1913

[22] Manitoba Free Press, 7 May 1913

[23] Quoted in D. C. M. Platt, ‘Canada and Argentina: The first preference of the British investor, 1904–1914’,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13, no. 3, 1985

[24] 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 Manitoba, 1905

[25] Ibid.

[26] 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 1913

[27] Alan F. G. Artibise, ‘Booste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irie Cities, 1871–1913’, in Alan Artibise, ed., Town and City: Aspects of Western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 1981

[28] Photograph Archives of Manitoba, Winnipeg

[29] Alan F. J. Artibise, ed., Gateway City: Documents on the City of Winnipeg, 1873–1913, 1979

[30] Op. cit., Artibise (1981)

[31] Quoted in op. cit., Artibise (1979)

[32] Manitoba Free Press, 20 May 1913

[33] Jim Blanchard, Winnipeg 1912, 2005

[34] Henry J. Boam,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Canad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14

[35] Scalon’s Guide to Winnipeg, 1913

[36] The 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 1913

[37] Op. cit., Artibise (1979)

[38] Manitoba Free Press, 30 May 1913; J. M. Bumsted, Dictionary of Manitoba Biography, 1999

[39] Manitoba Free Press, 31 May 1913

[40] Manitoba Free Press, 3 January 1913

[41] Graeme Davi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Marvellous Melbourne, 1978

[42] 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 1914

[43] Alex Hill, Round the British Empire, 1913

[44] 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 1914

[45] Miles Lewis, ‘The Dome’, La Trobe Library Journal, no. 72, 2003

[46] 影片Marvellous Melbourne: Queen City of the South可以在www.archive.org观看

[47] Op. cit., Hill

[48] The Argus, 29 April 1913

[49] 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 1914

[50] The Argus, 13 December 1913; The Argus, 23 October 1913

[51] The Argus, 22 November 1913

[52] The Argus, 22 August 1913

[53] The Argus, 31 March 1913

[54] The Argus, 28 January 1913

[55] Geoffrey Blainey, A History of Victoria, 2006

[56] The Argus, 18 November 1913

[57] Edwin J. Brady, Australia Unlimited, 1910

[58] 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 Manitoba, 190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 Reginald Lloy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Argentin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10

[2] Op. cit., Platt

[3] Carlos F. Díaz Alejandro,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1970

[4] Albert B. Martinez, Baedeker de la République argentine, 1913

[5] Georges Clemenceau, South America Today: A Study of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 Argentina, Uruguay and Brazil, 1911

[6] C. Knick Harley, ‘The World Food Economy and Pre-World War I Argentina’, in S. N. Broadberry and N. F. R. Crafts, Britai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92

[7] Buenos Aires Herald, 6 February 1913

[8] Op. cit., Martinez

[9] Quoted in op. cit., Martinez

[10] Op. cit., Lloyd

[11] Buenos Aires Herald, 13 November 1913

[12] Ibid.

[13] Op. cit., Clemenceau

[14] Op. cit., Lloyd

[15] The Standard (Buenos Aires), 4 December 1913

[16] Ibid.

[17] Buenos Aires Herald, 25 December 1913

[18] Buenos Aires Herald, 12 September 1913; John Fraser, ‘The Diaghilev Ballet in South America: Footnotes to Nijinsky, Part One’, Dance Chronicle, vol. 5, no. 1, 1982

[19] Quoted in op. cit., Fraser

[20] Buenos Aires Herald, 5 October 1913

[21] Op. cit., Díaz Alejandro

[22] The English Address Book of British and North American Residents, Business Houses, Institutions, etc. – Argentine Republic, 1913

[23] Buenos Aires Herald, 8 May 1913

[24] Buenos Aires Herald, 12 February 1913

[25] Buenos Aires Herald, 24 May 1913

[26] Leandro Losada, ‘Sociabilidad, distinción y alta sociedad en Buenos Aires: Los clubes sociales de la elite porteña (1880–1930)’,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45, no. 180, 2006

[27] James R. Scobie, ‘Buenos Aires as a Commercial-Bureaucratic City, 1880–1910: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s Orient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4, 1972

[28] Buenos Aires Herald, 31 January 1913

[29] Standard (Buenos Aires), 6 February 1913

[30] Op. cit., Clemenceau

[31] J. P. Daughton, ‘When Argentina was “French”: Rethinking Cultural Poltiics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Belle-Époque Buenos Air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0, no. 4, 2008; Buenos Aires Herald, 8 February 8 1913

[32] Buenos Aires Herald, 28 January 1913

[33] Georges Clemenceau, South America Today: A Study of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 Argentina, Uruguay and Brazil, 1911

[34] Ibid.

[35] Op. cit., Daughton

[36] Luis Tosoni, ‘Gaetano Moretti et su obsesión americana’, lecture given to the Instituto de Arte Americano e Investigaciones Estéticas, Buenos Aires, 26 September 2008

[37] Op. cit., Clemenceau

[38] Buenos Aires Herald, 6 March 1913

[39] Op. cit., Lloyd

[40] Buenos Aires Herald, 3 October 1913

[41] Buenos Aires Herald, 13 April 1913

[42] John Foster Fraser, The Amazing Argentine: A New Land of Enterprise, 1914

[43] C. Reginald Enock, The Republics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Their Resources, Industries, Sociology and Future, 1913

[44] Ibid.

[45] Ibid.

[46] Buenos Aires Herald, 5 October 1913

[47] Buenos Aires Herald, 10 October 1913

阿尔及尔

[1]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2005

[2] L’Afrique française, January 1913

[3] Jean-Jacques Jordi and Jean-Louis Planche, ‘1860–1930: 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construction de la France’, in Jean-Jacques Jordi and Jean-Louis Planche, Alger 1860–1939: Le modèle ambigu du triomphe colonial, 1999

[4] Jean-Jacques Jordi and Pierre Enckell, ‘Le temps des hiverneurs’, in op. cit., Jordi and Planche

[5] Gilbert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La guerre du 1914–1918 et le premier quart du XXe siècle, 1981

[6] Quoted in op. cit., Meynier

[7] Rachel Humphreys, Algiers, the Sahara and the Nile, 1913

[8] Ibid.

[9] Guides Joanne, Algérie et Tunisie, 1905

[10] Ibid.

[11] Op. cit., Humphreys

[12] Karl Baedeker, The Mediterranean: Seaports and Sea Routes, including Madeira, the Canary Islands, the Coast of Morocco, Algeria and Tunisia, 1911

[13] Quoted in Ursula Kingsmill Hart, Two Ladies of Colonial Algeria: The Lives and Times of Aurelie Picard and Isabelle Eberhardt, 1987

[14] Xavier Malverti, ‘Entre orientalisme et mouvement moderne’, in op. cit., Jordi and Planche

[15] Op. cit., Meynier

[16] Kirsty K. Riggs, ‘Bartok in the Desert: Challenges to a European Conducting Research in North Afric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usical Quarterly, vol. 90, no. 1, 2007

[17] Quoted in op. cit., Meynier

[18] André Servier, Le Nationalisme Musulman en Egypte, en Tunisie, en Algérie: Le Péril de l’avenir, 1913

[19] Op. cit., Meynier

[20] Ibid.

[21] Ibid.

[22] Ibid.

[23] Op. cit., Ruedy

[24]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2003 (first published as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in 1913)

[25] Chérif Benhabylès, L’Algérie française vue par un indigène, 1914

[26] Belkacem Saadallah, ‘The Rise of the Algerian Elite, 1900–1914’,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 1967

[27] Ahmed Koulakssis and Gilbert Meynier, L’Emir Khaled, Premier za’îm?: Identité algérienne et colonialisme français, 1987

[28] Op. cit., Benhabylès

[29] Ibid.

孟买—德班

[1] Attempt upon the Life of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 Genera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tate Entry into Delhi, 23rd December 1912, India Office archives, L/PJ/6/1216, file 183

[2] Ibid.

[3] Quoted in Thomas R. Metcalf, An Imperial Vision: Indian Architecture and Britain’s Raj, 1989

[4] Lawrence James,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1997

[5] Gordon Johnson,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Indian nationalism: Bombay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973

[6] Quoted in op. cit., James

[7] Report of the 28th INC, Karachi, December 1913, India Office archives, L/PJ/6/1341, file 5311

[8] William Wilson Hunter,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two volumes, 1899, vol. 1

[9] Rao Bahadur P.B. Joshi, Empire-Day and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1913

[10] Ibid.

[11] Quoted in Dennis Judd, The Lion and the Ti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Raj, 1600–1947, 2004

[12] D. K. Fieldhouse, ‘The Metropolitan Economics of Empire’, in Judith M. Brown and Willia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9

[13] W. R. S. Sharpe, Bombay: The Gateway of India, 1930

[14] S. M. Rutnagur, ed.., Electricity in Indi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Tata Hydro-Electric Project, with notes on the mill industry and the progress of electric drive in Indian factories, 1912

[15] The Indian Witness (Calcutta), quoted in ibid.

[16] Ibid.

[17] Prashant Kidambi, The Making of an Indian Metropolis: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Culture in Bombay, 1890–1920, 2007

[18] Suresh Chabria, ed., Light of Asia: Indian Silent Cinema, 1912–1934, 1994

[19] Rudyard Kipling, The Seven Seas, 1896

[20] Bojidar Karageorgevitch, Enchanted India, 1899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21] Count Hans von Koenigsmarck, A German Staff Officer in India: Being the Impressions of an Officer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of his Travels through the Peninsula, trans. P. H. Oakley Williams, 1909

[22] Ibid.

[23] S. M. Edwardes, By-Ways of Bombay, 1912

[24] Op. cit., Kidambi

[25] Ibid.

[26] Ibid.; op. cit., Edwardes

[27] Quoted in R. P. Karkaria, ed., The Charm of Bombay: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in Praise of the First City in India, 1915

[28] Ibid.

[29] Quoted in S. B. Upadhyay, Dissension and Unity: The Origins of Workers’ Solidarity in the Cotton Mills of Bombay, 1875–1918, 1990

[30] Op. cit., Koenigsmarck

[31] Thacker’s Bombay Directory, 1913

[32] Christopher W. London, ‘Edwardian Architects of Bombay: George Wittet and John Begg’, in C. London, ed., Architecture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India, 1994

[33] Rachel Humphreys, Travels East of Suez, 1915

[34] J. A. Spender, The Indian Scene, 1912

[35] Ibid.

[36] Ibid.

[37] Preeti Chopra, A Joint Enterprise: Indian Elites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Bombay, 2011

[38] Honourable Mr G. K. Gokhale’s Visit to South Africa, special edition of Indian Opinion, 1912

[39] Quoted in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2006

[40] South Africa Act, 1909

[41] South African Census, 1911

[42] John Lambert, ‘“The Last Outpost”: The Natalians, South Afric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Robert Bickers, ed., Settlers and Expatriates: Britons over the Seas, 2010

[43] Maureen Swan, ‘The 1913 Natal Indian Strik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2, 1984

[44] Goolam Vahed, ‘Passengers, Partnerships and Promissory Notes: Gujurati Traders in Colonial Natal, 1870–192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no. 3, 2005

[45] Robert A. Huttenback, ‘Indians in South Africa, 1860–1914: The British Philosophy on Trial’,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1, no. 319, 1966

[46] Quoted in Ronald Hyam, ‘African Interests and the South Africa Act, 1908–1910’, in Peter Henshaw, ed., The Lion and the Springbok: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 since the Boer War, 2003

[47] Quoted in Natal Mercury, 11 April 1913

[48] Indian Opinion, 8 February 1913

[49] Natal Mercury, 14 February 1913

[50] Ibid.

[51] Indian Opinion, 8 October 1913

[52] Natal Mercury, 9 May 1913

[53] Ibid.

[54] Natal Mercury, 20 June 1913

[55] Natal Mercury, 7 October 1913

[56] Indian Opinion, 13 November 1913

[57] Natal Mercury, 28 October 1913

[58] Indian Opinion, 10 December 1913

[59] The Economist, 6 December 1913

[60] Solomon Tseshkisko Plaatje,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and since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Boer Rebellion, 1916

[61] Quoted in Martin Meredith, Diamonds, Gold and War: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 2007

[62] Harvey M. Feinberg, ‘The 1913 Natives Land Act in South Africa: Politics, Race, and Segreg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6, no. 1, 1993

[63] Ibid.

[64] A National Symposium: Essays on South African Subjects by South African Writers (pamphlet of articl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atal Mercury in November 1912)

[65] Ibid.

[66] Ibid.

[67] Natal Mercury, 6 June 1913

[68] Natal Mercury, 18 July 1913

[69] Ibid.

[70] Op. cit., Plaatje

德黑兰

[1] Hansard, 28 July 1913

[2] R. Jarman, ed., Iran: Political Diaries, 1881–1965, vol. 3, 1997, May 12 1913

[3] Op. cit., Jarman (1997), July 8 1913

[4] Dorothy de Warzée, Peeps into Persia, 1913

[5] Ibid.

[6] Ibid.

[7]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1892

[8] Military Handbooks of Arabia, 1913–1917, vol. 1: Strategical Study of Persia and the Persia Gulf, 1913, 1998

[9] Ervand Abrahamian, A History of Modern Iran, 2008

[10] Taj al-Saltanah, Crowning Anguish: Memoirs of a Persian Princess from the Harem to Modernity, 1884–1936, Abbas Amanat, ed., trans. Anna Vanzan and Amin Neshati, 1993

[11] Colliers, 2 August 1913

[12] Ibid.

[13] W. Morgan Shuster, The Strangling of Persia: Story of the European Diplomacy and Oriental Intrigue at Resulted in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welve Million Mohammadans, A Personal Narrative, 1912

[14] Op. cit., Curzon

[15] Firoozeh Kashani-Sabet, Frontier Fictions: Shaping the Iranian Nation, 1804–1946, 2000

[16] Michael Axworthy, Iran: Empire of the Mind: A History from Zoroaster to the Present Day, 2008

[17] Quoted in op. cit., Kashani-Sabet

[18] Ibid.

[19] Op. cit., Shuster

[20] 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vol. 2, 1930

[21] Ibid.

[22] Op. cit., Jarman (1997), 23 December 1913

[23] Marian Kent, Moguls and Mandarins: Oil,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40, 1993

[24] The Economist, 26 July 1913

[25] Hansard, 17 July 1913

[26] Denis Wright, The Persians Amongst the English: Episodes in Anglo-Persian History, 1985; Ronald W. Ferrier,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1982

耶路撒冷

[1] Israel State Archives, (ISA), German consular note, 443/7, December 1913

[2] Roberto Mazza, Jerusalem: From the Ottomans to the British, 2009

[3] Ibid.

[4] Simon Sebag Montefiore,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2011

[5] Quoted in ‘Selma Ekrem – Jerusalem 1908: In the Household of the Ottoman Governor’, Jerusalem Quarterly 50, 2012 (extracts taken from Selma Ekrem’s memoirs printed in Turkey in 1931)

[6] Ibid.

[7] Ibid.

[8] Salim Tamari, ‘Jerusalem’s Ottoman Modernity: The Times and Lives of Wasif Jawariyyeh’, Jerusalem Quarterly 9, 2000

[9] Wasif Jawhariyyeh, Al Quds Al Othaminyah Fi Al Mutbakrat Al Jawharriyeh, Issam Nassar and Salim Tamari, eds., 2001

[10] Salim Tamari, ‘The Vagabond Café and Jerusalem’s Prince of Idleness’, Jerusalem Quarterly 19, 2003

[11] Abigail Jacobson, ‘Alternative Voices in Late Ottoman Palestine: A Historical Note’, Jerusalem Quarterly 21, 2004

[12] Op. cit., Tamari (2000)

[13] Op. cit., Jawhariyyeh

[14] Op. cit., Sebag-Montefiore

[15] Stephen Graham, With the Russian Pilgrims to Jerusalem, 1913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Helga Dudman and Ruth Kark, The American Colony: Scenes from a Jerusalem Saga, 1998

[20] Bertha Spafford Vester, Our Jerusalem: An American Family in the Holy City, 1881–1949, 1951

[21] Op. cit., Dudman and Kark

[22] Ibid.

[23] Sufian Abu Zaida, ‘‘A Miserable Provincial Town’: The Zionist Approach to Jerusalem from 1897–1937’, Jerusalem Quarterly 32, 2007

[24] Amy Dockser Marcus, Jerusalem 1913: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2007

[25] Ibid.

[26] Central Zionist Archive (CZA), L2/27

[27] CZA, L2/26/3

[28] Ibid.

[29] Quoted in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1976

[30] Ibid.

[31] Op. cit., Jacobson

[32] CZA, L2/26/3, letter dated 26 January 1913

[33] Ibid.

[34] Op. cit., Dockser Marcus

[35] CZA, L2/26/3

[36] Ibid.

[37] Quoted in op. cit., Mandel

[38] Mendel Beilis, The Story of My Sufferings, trans. Harrison Goldberg, 1926

[39] Ibid.

[40] ISA 415/10, German consular note, February 1913

[41] Theodor Herzl, The Diaries of eodor Herzl, Martin Lowenthal, ed., 1978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1] The New York Times, 18 May 1898; op. cit., Kennedy

[2] Ibid.

[3] Elizabeth Kendall, A Wayfarer in China, 1913

[4]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2010

[5] Le Petit Journal, 16 January 1898

[6] Anon., China as it Really Is, 1912

[7] Marius B.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2002

[8] Quoted in ibid.

[9] Quoted in 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1985

[10] Peter H. Hoffenberg, An Empire on Display: English, Indian, and Australian Exhibitions from the Crystal Palace to the Great War, 2001

君士坦丁堡

[1] Quoted in Ebru Boyar and Kate Fleet, 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 2010

[2] Hermann Barth, Constantinople, 1906 (French version; original German published in 1901)

[3] H. G. Dwight, Constantinople Old and New, 1915

[4] Ibid.

[5] Stanford J. Shaw, ‘The Ottoman Census System and Population, 1831–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9, no. 3, 1978; Servet Mutlu, ‘Late Ottoman Population and its Ethnic Distribution’, Turkish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25, 2003; Philip Mansel,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3, 1995

[6] Mary Poynter, When Turkey was Turkey, 1921

[7] Op. cit., Dwight

[8] Ibid.

[9] Levant Herald and Eastern Express, 2 January 1913

[10] Op. cit., Shaw

[11] Edmondo de Amicis, Constantinople, trans. Maria Horner, 189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talian in 1877)

[12] Zeynep Çelik, The Remaking of Istanbul: Portrait of an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6

[13] 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 1969

[14] Op. cit., Zürcher

[15] Renée Worringer, ‘“Sick man of Europe” or “Japan of the Near East?”: Constructing Ottoman Modernity in the Hamidian and Young Turk Er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6, no. 2, 2004

[16] Op. cit., Poynter

[17] Ibid.

[18] Op. cit., Ahmad

[19] Op. cit., Poynter

[20] Ibid.

[21] Ibid.

[22] Op. cit., Mansel

[23] Francis McCullagh, The Fall of Abd-Ul-Hamid, 1910

[24] Op. cit., Ahmad

[25] G. F. Abbott, Turkey in Transition, 1909

[26] Op. cit., Zürcher

[27] Op. cit., Poynter

[28] Op. cit., Mansel

[29] Op. cit., Abbott

[30] Robert Hichens, The Near East, 1913

[31] Ibid.

[32] Ellis Ashmead-Bartlett, With the Turks in Thrace, 1913

[33] Henry Morgenthau,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on the Bosphorus: The Diaries of Ambassador Morgenthau 1913–1916, compiled by Ara Sarafian, 2004

[34] This and following from advertisements in the Levant Herald and Eastern Express, 6 and 9 January 1913

[35] Op. cit., Boyar and Fleet

[36] Andrew Mango, Atatürk, 1999

[37] Karl Baedeker, Konstantinopel und das Westliche Kleinasien, 1905

[38] Op. cit., Hichens

[39] Op. cit., Dwight

[40] Op. cit., Abbott

[41] Quoted in op. cit., Boyar and Fleet

[42] Ibid.

[43] Ibid.

[44] Zeyneb Hanoum, A Turkish Woman’s European Impressions, 1913

[45] Ibid.

[46] Alexander van Millingen, Constantinople, 1906

[47] Ibid.

[48] Ibid.

[49] Ibid.

[50] Nicola Guy, The Birth of Albania: Ethnic Nationalism, the Great Power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Emergence of Albanian Independence, 2012

[51] Quoted in Edith Durham, High Albania, 1909

[52] Richard C. Hall,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Prelude to the First World War, 2000

[53] Op. cit., Dwight

[54] Op. cit., Poynter

[55] Pierre Loti, Turquie Agonisante, 1913

[56]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March 1913

[57] Azmi Özcan, Pan-Islamism: Indian Muslims, the Ottomans and Britain, 1997

[58] Justin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1996

[59] Leon Sciaky, Farewell to Salonica: City at the Crossroads, 2007

[60]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 1914

[61] Op. cit., McCarthy

[62]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a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1997

[63] The Economist, 5 July 1913

[64] Murat Gül,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sation of a City, 2009

北京—上海

[1] Alphonse Favier, 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902

[2]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2003

[3] Katharine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1905

[4] Ibid.

[5] Ibid.

[6] Julia Boyd, A Dance with the Dragon: 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 2012

[7] B. L. Putnam Weale, Indiscreet Letter from Peking, 1907

[8] Op. cit., Boyd

[9] Op. cit., Putnam Weale

[10] A. Henry Savage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two volumes., 1901, vol. 2

[11] Op. cit., Bickers

[12] Anon.,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6th impression, 1904

[13] 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2011

[14] Pierre Loti,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2

[15] Quoted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ourcebook, 1993

[16] Ibid.

[17]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zation, 2005

[18] Quoted in op. cit., Ebrey

[19] Op. cit., Bickers

[20] Op. cit., Lovell

[21]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 190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09

[22]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1999

[23] Ibid.

[24] H. T. Montague Bell and H. G. W. Woodhead, The China Year Book 1913, 1913

[25] Henri Borel, The New China: A Traveller’s Impressions, 1912

[26] Ibid.

[27]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28

[28] Op. cit., Bell and Woodhead

[29] Op. cit., Spence

[30]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08

[31] Op. cit., Bell and Woodhead

[32]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99

[33] Op. cit., Lovell

[34] Christian Henriot, ‘The Shanghai Bund in myth and history: an essay through textual and visual source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 4, no. 1, 2010

[35] Op. cit., Wright

[36] Op. cit., Hanchao

[37] Op. cit., Bickers

[38] Op. cit., Bell and Woodhead

[39] Ibid.

[40] Op. cit., Bickers

[41] Robert L. Jarman, Eed., 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 British Governmental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 vol. 11, 2008 (report dated 23 January 1913)

[42] Eliza Ruhamah Scidmore, Westward to the Far East: A Guide to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China and Japan with a Note on Korea, 1900

[43] Op. cit., Hawks Pott

[44] Op. cit., Scidmore

[45] James E. Elfers, The Tour to End All Tours: The Story of Major League Baseball’s 1913–1914 World Tour, 2003

[46]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2 January 1913

[4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3 January 1913

[48] Quoted in Catherine Yeh,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2006

[49] Frederick McCormick, The Flowery Republic, 1913

[50]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22

[51] P’eng-yuan Chang and Andrew J. Nath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2, 1978

[52] Ching Chun Wang, The Atlantic, January 1913

[53] 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1914

[54] US National Archives, RG84/350/2/4 – 175, note, consular archives for Shanghai, 1 April 1913

[55] Ibid.

[56] Op. cit., US National Archives, 11 April 1913

[5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9 April 1913

[58] Note from Chargé d’Affaires Williams, op. cit., US National Archives, 11 April 1913

[59] Op. cit., Guoqi

[60] Op. cit., US National Archives, 25 February 1913

[61] Ibid.

[62]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9 March 1913

[63] B. Atwood Robinson, ‘America’s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vol. 3, no. 4, April 1913

[64] St. Piero Rudig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13: My Adventures of the Fighting around Shanghai, the Arsenal, Woosung Forts, 1914

[65] ‘Report for the Year 1913 on the Trade of Shanghai’, in op. cit., Jarman (2008)

[66] Robert L. Jarman,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vol. 1, 2001, letter to Foreign Secretary, L/PS/11/65 P4217/1913, 12 September 1913

[67] Ibid., annual report from Sir John Jordan, FO 495/229, 23 January 1914

[68] Jedidiah Kroncke, ‘An Early Trage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Frank Goodnow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acific Rim Law and Policy Journal, no. 533, 2012

[6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9 December 1913

[70] Sydney Morning Herald, 7 June 1913

东京

[1] J. Charles Schencking, ‘The politics of pragmatism and pageantry: selling a national navy at the elite and local level in Japan, 1890–1913’, in Sandra Wilson, ed.,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 2002

[2] Ibid.; The Japan Times, 11 November 1913

[3] Op. cit., Kennedy

[4] The Japan Times, 6 November 1913

[5] Op. cit., Jansen

[6] The Japan Times, 11 November 1913

[7] Op. cit., Gluck

[8] Basil Hall Chamberlain and W. B. Mason,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Japan, 1913

[9] Eliza Rumahah Scidmore, Jinriksha Days in Japan, 1900 edition

[10] Jukichi Inouye, Home Life in Japan, 1910

[11] Quoted in op. cit., Gluck

[12] Op. cit., Gluck

[13] Joseph Henry Longford, The Evolution of New Japan, 1913

[14] André Sorensen,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 Cities and planning from Edo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2

[15] Pierre Loti, Japoneries d’Automne, 1889

[16] Stephen Manssfield, Tokyo: A Cultural History, 2009

[17] Op. cit., Longford

[18] Op. cit., Sorensen

[19] Ibid.

[20] Ibid.

[21] Jukichi Inouye, Home Life in Japan, 1910

[22] Op. cit., Jukichi Inouye

[23] Op. cit., Gluck

[24] Sally Ann Hastings, Neighborhood and Nation in Tokyo, 1905–1937, 1995

[25] Quoted in Edward Seidensticker, 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 1867–1923, 1983

[26] Ozaki Yukio, The Autobiography of Ozaki Yukio: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Japan, trans. Fujiko Hara, 2001

[27] The Japan Times, 11 February 1913

[28] R. L. Jarman, ed., Japan: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906–1970, vol. 4: Economic Reports, 1913–1926, 2002

[29] Op. cit., Gluck

[30] Quoted in David John Lu, Jap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two volumes, 1997, vol. 2

[31] Okakura Kakuzo, The Ideals of the East, 1903

[32] Rustom Bharucha, Another Asia: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Okakura Tenshin, 2006

[33] Africa Times and Orient Review, February 1913

[34] Op. cit., Jarman (2002), vol. 1: Political Reports, 1906–1922

[35] Op. cit., Wilson papers, 19 May 1913

[36] The Japan Times, 17 April 1913

[37]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f Racial Equality, 2008

[38] Ibid.

[39] Japan Weekly Chronicle, quoted in Africa Times and Orient Review, June 1913

[40] The Japan Times, 13 April 1913

[41] Los Angeles Times, 21 April 1913

[42]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Japanese Nation in Evolution: Steps in the Progress of a Great People, 1907; William Elliot Griffi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Japanese Mongolian?’,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97, no. 691, June 1913

[43] The Japan Times, 5 September 1913

[44] Ibid.

[45] The Japan Times, 6 September 1913

[46] The Japan Times, 7 September 1913

[47] The Japan Times, 9 September 1913

[48] The Japan Times, 11 September 1913

[49] Op. cit., Ozaki

[50] The Japan Times, 12 October 1913

[51] The New York Times, 20 November 1913

伦敦

[1] The Evening Standard, 2 January 2 1913

[2] Ronald Hyam,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Edwardian Era’, in Judith M. Brown and Wm. Roger Louis, eds.,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9

[3] James Louis Garvin, ‘The Maintenance of Empire: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Power’,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 A Series of Essays on Imperial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by Various Writers, 1905

[4]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1988

[5]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1902

[6] Simon J. Potter, ‘Richard Jebb, John S. Ewart and the Round Table, 1898–1926’,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CXXII, no. 495, 2007; John E. Kendle,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1975

[7] Richard Jebb, Studies in Colonial Nationalism, 1905

[8] Op. cit., Friedberg

[9] Richard Jebb, The Britannic Question: A Survey of Alternatives, 1913

[10] Elie Halévy, L’Angleterre et son Empire, 1905

[11] An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A brief account of those caus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our late Ally, together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Roman Empires, 1905

[12] Deirdre McMahon, ‘Ireland and the Empire-Commonwealth, 1900–1948’, in op. cit., Brown and Roger Louis

[13] Jeremy Smith, ‘Bluff, Bluster and Brinkmanship: Andrew Bonar Law and the Third Home Rule Bil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6, no. 1, 1993

[14] Quoted in Alan Megaghey, ‘“God will defend the right”: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opposition to home rule’, in David George Boyce and Alan O’Day, Defenders of the Union: A Survey of British and Irish Unionism since 1801, 2000

[15] Rudyard Kipling, The Years Between, 1919 (poem from 1912)

[16] Daily Chronicle, 17 January 1913

[17] Quoted in Jonathan Scheer, Ben Tillet: Portrait of a Labour Leader, 1982

[18]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quoted in Chris Wrigley, ‘Churchill and the Trade Un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1, 2001

[19] Op. cit., Schneer

[20] Andrew Rosen, Rise Up Women! The Militant Campaign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1903-1914, 1974, quoted in Krista Cowman ‘“Incipient Toryism”?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and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03–1914’,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issue 53, 2002

[21] Hansard, 5 May 1913

[22] Ibid.

[23] Ibid.

[24] The Daily Chronicle, 8 May 1913

[25] The Daily Chronicle, 3, 6 and 14 May 1913

[26] The Daily Graphic, 10 May 1913

[27] The Economist, 1 February 1913

[28] The Economist, 10 May 1913

[29] Daily Express, 5 June 1913

[30] The Suffragette, 13 June 1913

[31] The English Review, November 1913

[32] The Daily Chronicle, 31 December 1913

[33] The Evening Standard, 29 December 1913

[34] The Economist, 27 December 1913

[35] The Daily Graphic, 31 December 1913

[36] The Daily Chronicle, 26 December 1913

尾声

[1] 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2010

[2] Harry Kessler, Das Tagebuch, 1880–1937, vol. 4, 2004

[3]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2001

[4]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1983

[5] Paul Valéry, The Crisis of the Mind, 1919

[6]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2007

[7] Stefan Zweig, The World of Yesterday, English edition, 1943

[8]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9] Boris Pasternak, Dr. Zhivago, trans. Max Hayward and Manya Harari, 1958

致谢

本书是出于爱好而写。写书的构想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酝酿多年，但也离不开其他很多人的悉心指导、智慧学识和调查研究，这才有了现在呈献给各位的这部作品。

经历了开始的几次失败之后，ICM的珍妮弗·乔尔（Jennifer Joel）和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的梅利莎·皮芒泰尔（Melissa Pimentel）帮助我把脑中的构想落实在纸上。威尔·苏尔金（Will Sulkin）以及之后的斯图尔特·威廉斯（Stuart Williams）在鲍利海出版社（Bodley Head）买下了这本书，莉萨·考夫曼（Lisa Kaufman）为Public Affairs买下了这本书。能够与依然支持优质、严肃的非虚构图书的两家优秀出版机构再次合作，是非常美好的经历。起初，鲍利海出版社方面是凯·佩德勒（Kay Peddle）在负责。后来，是杰玛·韦恩（Gemma Wain）和我一起坚守在写作和制作这本书的战壕里——但愿没有因此患上什么炮弹休克症。我非常感谢她专业的指导、偶尔的规劝、不可思议的冷静和宽容。没有她的劳动，也就没有这本书的存在。克里斯·波特（Kris Potter）设计的封面非常棒。伯尼斯·戴维森（Bernice Davison）的审稿让书中的文字趋于完善（如果还有错误，那么很遗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安娜·考林（Anna Cowling）负责制作。鲍利海出版社的埃玛·扬（Emma Young）和索菲·米切尔（Sophie Mitchell），Public Affairs的热姆·莱费尔（Jaime Leifer）负责向大众和我们的媒体朋友推广这本书。我非常幸运，能够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的（一个近乎完整的）休假年里，完成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写作，特别要感谢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伯尼斯·李（Bernice Lee）以及我单位的同事，他们在我缺席的时候依然全体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我背着巨大的历史债务，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在参考书目和注释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但有一些，如果不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话，也许就错过了。历史方向的职业造就了伟大的研究者、伟大的辩论家、伟大的作家。我坚信，历史的价值在于让当代可以以史为鉴，历史需要有说服力的阐释者。已故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令人敬畏的叙述技巧，已故的托尼·朱特（Tony Judt）的人道精神，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层出不穷、引人入胜的作品，诺曼·斯通（Norman Stone）的历史性阐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纯粹的热忱，总能让我深受启发。

记得有一年暑假，当时的我着实太年轻，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然而我读到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并开始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能够为我们自身的时代开启的种种展望，以及关于权力和政治真正的大问题。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将历史视角带入当下的能力，以及解读历史的现代视角，全都饱含着智慧，这对于如何将历史的思维框架渗透到我们对当代政治、利益和民族的理解当中，起到了一种模范作用。如果英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做这样的事，定能成为同类中最有说服力、最优雅的一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我非常幸运地接受了马丁·康韦（Martin Conway）——他的一面墙上一直有一张凯末尔的黑白照片——罗伯特·吉尔德（Robert Gildea）、卡佳·安德烈耶夫（Katya Andreyev）、鲁思·哈里斯（Ruth Harris）、简·帕尔默夫斯基（Jan Palmowski）、克里斯托弗·黑格（Christopher Haigh）、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和W. E. S.托马斯（W. E. S. Thomas）的教导。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或许是我最做过的最能让头脑兴奋的一件事。

我们有时会读到这样的历史书，书中闪耀着洞见和智慧，是权威之作，或者是巨作——譬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调停者》（Peacemakers）、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帝国计划》（The Empire Project）、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以至于自己失去了亲自去尝试的胆量。这部作品，必然要比上述这些作品更加主观。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作品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一种不同的框架，但愿也能将读者引至历史研究的茂林中。

我还要感谢一些人，在为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给予了我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在科林达（Colindale）的英国国家图书馆报纸阅览室花时间钻研关于1913年某个特定城市的报纸，查阅外交和其他一些文件，还是以另外的方式。能力超群的安格斯·麦克拉伦（Angus McLaren）帮助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德班进行研究（还有无比复杂的图片工作），里阿农·埃文斯—扬（Rhiannon Evans-Young）一页又一页地查阅关于墨尔本和温尼伯的报纸，乔治·莫尔（George Moore）从君士坦丁堡下手，并帮助我认真处理有关日本政治的问题，思维缜密的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承担起了关于上海、北京和东京的相关工作。非常感谢胡戈·瑟维斯（Hugo Service）和马丁·康韦请众位历史学家过来帮助我。学习突厥语言的过程中，托马斯·韦尔斯福特（Thomas Welsford）指引我去读塔杰·萨尔塔诺什（Taj al-Saltanah）的《最大的痛苦》（Crowning Anguish）。在洛杉矶，沃尔特·多明格斯（Walter Dominguez）为我道出了威廉·德弗雷尔（William Deverell）的Whitewashed Adobe和菲比·克罗普（Phoebe Kropp）的引人入胜之作California Vieja。塔利亚·肯尼迪（Thalia Kennedy）博士帮忙查阅关于德黑兰和孟买的文件，她对印度—撒拉逊风格别具慧眼，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发掘遗珠。（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一封英国外交函件中形容艾哈迈德沙·卡扎尔的，这句话正是她找到的。）在汤米·维德（Tommy Wide）的介绍下，阿尔及尔的斯科特·利德尔（Scott Liddle）帮忙把瓦西夫·雅哈里耶的日记节选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为了进入圣彼得堡古色古香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玛丽亚·米列瓦（Maria Mileeva）博士帮助我填写必要的表格，盖章，之后又为我详细解释1913年俄国报纸上的内容，这些报纸的原件现在依然可供阅览。她发现了来自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的回忆录，弄丢了，之后又找到了。在伦敦的一家酒吧里，我最先把整本书的大概告诉了玛莎（Masha）。她在考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积极从事欧洲和苏联艺术史的研究工作，还能为我自己的项目贡献出一份热情。她的精力都是从哪儿来的，我还没有弄清楚。玛莎是我在本书上的战友。她自始至终都在用爱支持我。

虽然最后面的部分是我从亚利桑那州威肯堡（Wickenburg）的一家汽车旅馆传回鲍利海出版社的，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在位于墨尔本林梅·里吉斯（Lyme Regis）的姐妹家中，以及英国国家图书馆——一个伟大的机构，绝佳的工作环境——写下的。我在那里度过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已经把它当成另外一个家了（有点儿担忧呢）。但我同样从其他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受益良多，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帮了很大忙，让这些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耶路撒冷的中央犹太复国主义者档案（Central Zionist Archives）、以色列国家档案馆（Israel State Archives）和耶路撒冷研究中心（Center for Jerusalem Studies），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纽约市的摩根图书馆档案（Morgan Library Archive）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美国艺术档案馆（Archives of American Art）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密歇根州迪尔伯恩（Dearborn）的本森·福特研究中心（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洛杉矶公共图书馆（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温尼伯的马尼托巴档案馆（Archives of Manitoba），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以及非同凡响的资源网站www.archive.org——可以在网站上观看《哈里什昌德拉国王》（Raja Harishchandra，印度1913年的第一部故事片），阅读那个时代大量旅游书的电子版——这一切对我写作这本书帮助很大。这些机构所代表的知识与记忆的组织和传播，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此外，我还非常幸运，拥有一群了不起的朋友，他们所做的各种有意思的事情给我以启迪，与他们谈论这本书也非常融洽——其中一些人是BL的常客，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参加The Last Word——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他们心中有数，而我列举不完，但请允许我列举其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比“一些”还多一些：亚历克斯·布格哈特（Alex Burghart）和埃尔米奥娜·埃尔（Hermione Eyre）、特雷莎·德拉斯—弗朗西斯（Teresa Drace-Francis）和罗纳德·格罗弗（Ronald Grover）、埃德·塞布利纳（Ed Sebline）和西塞莉·费尔（Cicely Fell）、雅基·克莱因（Jacky Klein）、亚历克斯·冯·通泽尔曼（Alex von Tunzelmann）、列奥·汤姆林（Leo Tomlin）和萨拉·布赖斯（Sarah Bryce）、安娜·摩根（Anna Morgan）、朱迪·弗拉德马克（Judy Fladmark）、措埃·弗勒德（Zoe Flood）、迈克尔·肖（Michael Shaw）、安德鲁·哈罗普（Andrew Harrop）、马修·莫里森（Matthew Morrison）、诺雷恩·卡恩（Naureen Khan）、尼克（Nick）和贝尔·戴维斯（Bel Davis）、亨利·希钦斯（Henry Hitchings）、塔纳兹·贝尼萨德尔（Tannaz Banisadre）、马亚·梅勒（Maya Mailer）和丹·韦克斯勒（Dan Vexler）、贾斯珀·戈德曼（Jasper Goldman）、艾利森（Alison）和杰米·卡彭特（Jamie Carpenter）、阿利萨·德卡博内尔（Alissa de Carbonnel）、达里奥·土伯恩（Dario Thuburn）、玛丽亚·桑切斯（Maria Sanchez）、塞韦里内·休伯特（Séverine Hubert）、雷吉·奥滕（Reg Otten）、奥雷莉·范德普特（Aurélie Vandeputte）和理查德·奥斯曼（Richard Osman）、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尼娜·霍布森（Nina Hobson）、维多利亚·德梅尼（Victoria de Menil）、迈克尔·拜尔斯（Michael Byers）、乔安娜（Joanna）和罗布·格雷（Rob Gray）、詹姆斯（James）和卡米拉·史密斯（Camilla Smith）、菲比（Phoebe）和里克·克莱（Ric Clay）、卡罗琳·布恩（Caroline Boon）、MK和哈密什·吉尔德（Hamish Gilder）、詹姆斯·斯基德莫尔（James Skidmore）、罗布·利沃尔（Rob Lilwall）、乔伊·布吕尼阿斯卡（Joey Bryniarska）、达夫纳·乔威尔（Daphna Jowell）、胡戈·瑟维斯（Hugo Service）和安尼塔·赫里尔（Anita Hurrell）、亚历克斯·赫里尔（Alex Hurrell）和克莱米·弗兰克斯（Clemmie Franks）、维多利亚·麦凯（Victoria Mackay）、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维多利亚·埃利斯（Victoria Elles）、索菲（Sophie）和伊恩·欧文（Ian Irvine）、安娜（Anna）和迈克·帕尔默（Mike Palmer）、埃玛·卡斯塔尼奥（Emma Castagno）、亚历克斯·纳什（Alex Nash）、阿利克斯·达夫（Alix Duff）、托比·斯通（Toby Stone）、埃斯拉·布卢特（Esra Bulut）、佩林（Pelin）和汤姆·勒夫（Tom Luff）、加利亚·雷比茨卡亚（Galia Rybitskaya）、娜塔莎·怀特（Natasha White）、尼克·德梅斯特（Nick de Mestre）、杰西（Jesse）和莉萨·法恩斯托克（Lisa Fahnestock）、阿莱纳·米列瓦（Alena Mileeva）、尼娜·布斯洛瓦（Nina Butslova）、埃玛·科特查（Hema Kotecha）、威尔·麦克纳马拉（Will MacNamara）和娜奥米·伍德（Naomi Wood）。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母亲亚历山德拉（Alexandra）2010年去世之前，我和她详细探讨了这本书。她对这个构想非常热衷——她对大多数好玩、有趣、与众不同的事物都是这样。我希望她会为最终成果感到满意。我想她会的。我最亲爱的姐妹克洛艾（Chloe）和她的丈夫JB——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外甥女和外甥，吉纳维芙（Genevieve）和西奥（Theo）——自始至终都很了不起。还有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支持我的，我的叔叔约翰·埃默森（John Emmerson），以及罗伯特（Robert）和皮尔约·加德纳（Pirjo Gardiner），他们的公寓是安宁、高雅、文明的避风港。但我最深切的感谢要留给我的父亲。他把这本书里里外外读了个遍，我想他对这本书的认识已经超过了我。他似乎从未厌倦过一章又一章、一稿又一稿的审读工作——也可能是装作没有厌倦吧，至少他伪装得很好。我爱他，尊敬他，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著；杨楠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9

（见识丛书）

书名原文: 1913，In Search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Great War

ISBN 978-7-5086-7571-8

Ⅰ. ①1… Ⅱ. ①查… ②杨… Ⅲ. ①世界史－研究 Ⅳ.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1598号

1913，一战前的世界

著者：［英］查尔斯·埃默森

译者：杨楠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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