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评曾国藩：“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換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蒋介石以“足为吾人之师资”评曾国藩：“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己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李鸿章以“坚如金石，重如山岳”评曾国藩：“公治军，谋定后动，折而不挠，坚如金石，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出，皆遵守约束不变……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陚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

左宗棠以“知人明，谋国忠”评曾国藩：“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梁启超以“曾文正集，不可不曰三复也”评曾国藩：“曾文正公，近曰样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曰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党不欲澄淸天下则己，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饯基博以“戌马仓皇，不废文亊”评曾国藩：“……其在军也，终曰凝然.奏牍书札，无不躬兔。危城之中，益诵书史。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日危疑麻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居官治军，粹然懦者；戌马仓皇.不废文事。”

前 言

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在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蓄养着大批有才学的食客。如“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就是平原君的食客。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科举取士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衰落下去了。明末清初，幕府制度一度复兴，但就其性质而言，指的是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从中下层士人中聘请有才能的人人府署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用人制度。受聘人幕的人称之为“幕宾”、“幕僚”、“幕友”、“馆宾”、“西客”或统称为“师爷”。幕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置，而是逐渐扩展对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一切事务的解决。从而，幕府实际上行使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幕僚所起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

的确，曾国藩幕府不仅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记载，著名幕僚达83人；但另据统计，曾幕人才实际上超过400人以上。在这一庞大的幕僚群体中，尽管各人在幕时间不尽一致，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谋划策者（包括来去自由，不常驻曾幕者），二是带兵打仗者，三是负责秘书事务者，四是担任后勤供需工作者，五是办理吏治者，六是办理外交、军工等洋务事业者，七是办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者。由此可见，曾国藩幕府中各色人才都有，堪称为当时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出自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才。单就政界官员而言，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任职道府州县者则更多。曾国藩去世后，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十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知州、知府等不计其数。曾幕盛况之空前，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将其称之为“神州第一幕府”，并非虚言。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曾幕如此空前的盛况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人进行过考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有人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迫使满清中央朝廷不得不将军权、财权和行政人事权下移，为曾幕盛况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和条件。有人说，曾国藩的地位和权力超出他人，在士林中声誉和地位的特别，则是其幕府人才济济的主观原因。这些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并未点明问题的关键所在。窃以为，形成曾幕空前兴盛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曾国藩本人对幕僚的知人善用，对幕僚的培植和造就。换言之，是曾国藩的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主导作用。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处在同一时代环境条件下的诸多“中兴名臣”、封疆大吏，他们的幕府状况为何比曾幕稍逊一筹。

早在京城做官时，曾国藩就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人才多寡好坏，关系到国家兴替盛衰，“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他认为，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而其风气正与否，则“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己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他认为，人才好坏兴衰是从政治军的重要基础。不仅人才与行政的关系非常密切，“用人、行政，两者自古皆相提并论”；而且，人才与治军的关系密不可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在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总结，形成了一套识人、育人和用人的方法，为幕府人才群体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曾国藩的识人之道，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德才兼备的全才是不容易的，但其德不得不讲^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所强调的“德”，并非全指程朱理学家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也不只是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空泛层面，而是注重虚实结合、体用互补，将道德操守与经世济民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提倡“忠义血性”，即是为了增强幕僚的政治素质。他强调“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其中所讲的“朴实廉介”，就是他常常说的“乡气”。因为，乡气重的人“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具有“劳苦忍辱”的可贵品格。正是由于曾国藩对人的道德操守的严格要求，所以在其众多幕僚中，出现了不少既有德又有才的人才。譬如，罗泽南出身寒微，人生坎坷不平，却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被曾国藩树为做人的榜样。

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尽管曾氏强调人才的道德操守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一个人的才学能力；相反，他对各类人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那些能够驾驭全局或者独当一面的人才，要求他们做到“勤、恕、廉、明”。他在批牍中指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对于军事人才，他对之要求更为详尽。堪当将帅者，须符合“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四个条件；堪当营官者，也必须具备“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四种素质。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虽对一个人的才能要求很高，但在实践中从不求全责备，凡有一技之长的，都乐于使用。而对那些无德又无才的人，则坚决摈弃不用。有关曾氏识别一个人的才学大小、德才多寡方面的例子较多。他认为,左宗棠虽恃才傲物，为盛德所累，但终究是个驾驭全局或能独当一面之才。从而，在左氏危难之际聘为幕僚，且很快让其独当一面。章寿麟虽救过曾国藩的命，但曾国藩深知其人才能平平，故始终未予重用。据方宗诚记述，曾经有个浙江人因上书受到曾国藩的好评，委任为营官，但不久发现此人既无德又无才，立即予以革退。

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和志趣。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可以通过观察其举止言行得出判断，然后做到针对性地予以任用。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将其神化到迷信的程度，乃至于有一个出版社在无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重印了一部叫做《冰鉴》的相书，作者署名为曾国藩。对此，我曾在《文史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冰鉴〉的作者系曾国藩吗》的小文予以质疑。我的理由是，遍查《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批文及书信等文字，尽管不时有对某某人相貌、言行的眉批，但无一处提到《冰鉴》的写作，所以我的结论是：曾国藩可能阅读过《冰鉴》之类的相书，但不能断定此书作者就是曾国藩。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曾国藩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的了解而推断其人的学识才能、人品爱好的好坏、多寡，的确有其高明之处。如果将此视为曾国藩善于看相算命的一个依据，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曾国藩是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等结合起来加以认识的。况且，一个人一时的一言一行并不能代表其自身的整体素质，而是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曾国藩在方宗诚于1864年问及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鲍超等人何以能成就功名的原因时做了回答：我只不过在实践中能够看到这些人“忠勇勤朴”，才各有选择地予以重用罢了。有人说我能够先知先觉，这是不可信的。应当说，曾国藩在这里是实话实说。

尽管曾国藩渴望能够得到德才兼备的全才，但他明确认识到“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在天下众生之中，“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导之东向东，导之西向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从而，他非常讲究培养人才的方法。这种方法概括说来，则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转移风气，用以陶冶人才。而其转移风气的途径，在于家庭、师友及士林群体。就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而言，“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为此，他以身作则，对子弟们不厌其烦地加以劝导教诲，留下厚厚两大册计120余万言的家训，不仅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影响到他众多的幕僚。在这方面，彭玉麟受其影响最为突出。据《清代四名人家书》记载说，彭氏一整套“齐家”理论与“修身”主旨紧密结合而付诸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曾氏家庭教育观对其影响至深。他不仅大段引用曾国藩的话语来教训子弟行正学好，而且将其落实到治家的具体行动之中。其弟分离20年后相见，染上吸食鸦片烟之习，彭氏限其戒绝再见；其子为独苗，花花公子习气颇重，调至军营后仍不思悔改，最终被斩首。所有这些，均是对曾国藩说的“治家贵严，严则出孝子”的认同。就师友对人才的指导帮助而言，曾国藩认为“古之君子其载道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者有所阶而进。”他本人既是军政统帅，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受业的生徒。他在给主持江南制造局的幕僚丁日昌的书信中指出：局中各员譬如弟子一般，阁下及藩师者甓如私塾老师，希望能对他们“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就士林群体对人才的影响而言，曾氏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如他在就任直隶总督之后，为了使吏治得到厘正，特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勉励学人士子为转移社会风气作贡献。他特别提醒人们，社会风气无常定之格，紧“随人事而变迁”。所以，先行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为了促成这种风气的迅速转变，他专折奏调钱鼎铭、陈鼐、游智开、吴汝纶、薛福成、方宗诚、李兴锐、赵烈文、金如澜、陈兰彬等幕僚到直隶，或“藉其廉勤爱士之风，与此间诸良吏互相砥砺”·，或“以其劬劳之素，稍变此间逸惰之习”。事实上，无论是在两湖和江西，还是在江浙和安徽，他曾利用创设书院、刊刻先哲书籍等形式，为转移社会风气做过许多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既造就了幕僚的才学，又使当地风气逐渐得到改变。

二是对人才施以殷勤教诲。曾国藩深感无现成人才可用，所以他对幕僚的教育培养非常重视。对于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加以调教，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方法，加以开导启迪，正如薛福成所言：“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在曾幕中，因曾国藩殷勤教诲而成才的人很多，李鸿章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针对李鸿章初入幕时傲慢习气颇重的情况，曾氏在耐心开导的同时予以严格要求。曾国藩长期养成了早起吃早饭的习惯，爱睡懒觉的李鸿章很不适应，加之恃才傲物，根本不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为了治一治李鸿章的这一毛病，曾国藩每天吃早饭时总要等到李氏来后才开饭，连续多日李鸿章的毛病依然如故在一次早餐中，曾氏对又是迟到的李鸿章说：“少荃，既人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毕，拂袖而去。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为这点小事而大动肝火。从此反省自己的言行，逐渐改正了以前的毛病，不仅懒惰之习没有了，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几分谦和，最终成为一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

三是宏奖以育人才。曾国藩认识到，高明的人自尊心强，耻居人后，勉之以忠可以为忠，勉之以廉可以为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斤斤计较，管得太严则有所畏惧，管得太松则懒散堕落。从而，他将“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人生的一乐事。这就是说，他很重视对人才的鼓励、表扬，以此培养其上进心、积极奋发的精神，很少对人一味加以苛责、批评，防止其人丧失信心而感到自卑无能。在曾幕400余人中，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曾国藩的荐奖，有的甚至一奖再奖，不数年间连升几级者大有人在。尤须指出的是，曾国藩宏奖举荐幕僚，不分远近亲疏、出身髙低，只要有才能就一定加以奖荐。譬如著名幕僚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原本出身低微，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兴名臣”，便与曾氏对他们的表扬、激励和荐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是对人才严格要求，有过必罚，不论亲疏。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从而，他对于那些违反营规或不能履行军令状的人，从不心慈手软，严格按照军法处置。幕僚李元度被参劾去职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李元度很有才学，且救过曾国藩的命，但他身上存在着文人好大言的毛病。1860年10月，曾国藩命他率兵防守安徽徽州。在他临行前，曾国藩与其约法五章，其中第一条就是戒浮。但李元度把曾国藩的告诫不当做一回事，未作切实准备即轻易进兵，结果全军覆灭，本人则逗留他处不立即回营禀报一切。曾国藩于是撕开情面，甚至与李鸿章为此事闹得师徒反目也在所不惜，直至把李元度严参革职为止。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曾国藩不讲朋友情意，而是考虑到李元度人才难得，缺点错误不责其改正，既对李本人无益处，也对幕府人才的造就不利。事后证明，李元度能够理解曾国藩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曾李二人亲密关系如故，且结成亲家之好。

相对于识人、育人而言，曾国藩对于任用人才的方法更为讲究。其具体内容包括“取之欲其广”和“用之欲其慎”这两个方面。简言之，可以将其概括成“广收慎用”四个字。“广收”就是不拘身份，“官绅并重”，尊卑并用；不分区域，多方收罗，“江楚并用”；不分才能大小，虽一艺一技，罔不甄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平时很注重对人才的访察、荐举、督责，经常“料理官车，摘由备查”，“圈点京报”，以获得广泛的人才信息，然后择其“朴实廉介”者收罗之。从幕僚人幕的经过可见，曾国藩延揽人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他过去在湘、在京时学友，如罗泽南、陈士杰、吴敏树、刘蓉、郭嵩焘等；有的是由朋友推荐而来的，如方宗诚、唐训方等；有的是因诗文受知于曾国藩，如张裕钊、何栻、黎庶昌、钱泰吉、李士棻等；有的因上书献计献策而招聘入幕，如李元度、薛福成、丁日昌、汪士铎、李鹤章、屈蟠等；有的由他人之幕转人，如左宗棠、郭崑焘、吴坤修、莫友芝、李鸿裔等；有的师事曾国藩，早年就被发现为人才，如李瀚章、李鸿章、邓辅纶、吴汝给、洪汝奎等；有的则是在直接对话，从言谈举止中招聘而来，如容闳、向师棣、罗萱、汪宗沂等；有的因军政才识受知于曾国藩，如彭玉麟、杨岳斌等；更多的人则是在各地访闻而知有一技之长学识出众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蓉镜、倪文蔚、戴望、刘翰清、方骏谟等。尽管这些人在出身、功名、才能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作为一个幕僚群体，则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本意所在。从这些人的籍贯分布情况来看，除了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几个重点省区以外，还有江西、湖北、广东、贵州、广西、四川、福建、直隶等省区。这也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用意十分突出。相对于传统的重出身、门第和资历的封建用人政策而言，曾国藩的这一广收博纳的用人方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u它为幕府人才的形成，为幕僚才华的施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慎用”，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他所说的“慎用”，主要是针对“广收”而言的。“慎用”与“广收”紧密联系，成为曾国藩用人方法的两个侧面。关于用其所长，尽其所长的问题，他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室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作比喻，批评用人不当的错误，强调“器使而适宜”对于任用人才的重要性。他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尽力将其付诸实践。大量事实说明，曾国藩对于何处何人都能接纳，从不怠慢轻侮他人，无论是一技一艺或是出身低微的人，他都能虚心接纳，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安置，发挥其所长。关于量才录用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即是应做到知人善用、因量器使。他在实践中感到，一个人如果使用得当，“当其时，当其事”，那么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也能起到“神奇之效”；相反,如果使用不当，那么就会导致人才浪费，即使十分优秀的人才也将“钽焐而终无成”。在多年的从政治军实践中，曾国藩始终坚持这一慎用人才的基本原则。即使是与他有生死之交或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也不是无原则、无标准地予以保举、提拔或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违反军令的人，不管是谁，也从不姑息迁就，而是秉公从处，该降级的降级，该査办的査办。当然，曾国藩明确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用人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髙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根据幕府中不同人才的特长恰如其分地使用。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荐举其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统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就让他们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他深知李瀚章、郭崑焘、李桓等有理财之能，就让他们担负筹集军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绝、薛福成、黎庶昌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业；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刘翰清等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张文虎、莫友芝等为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书院诸务，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系经世之才，但不懂做官门道，就留在身边出谋划策，或在离幕后继续保持联系，听取有益建议；他深知王阖运等才学高迈，但无意做官，不惯约束，就听其来去自由，保持密切联系；他深知鲍超等有勇少谋，就让他们冲锋陷阵，很少让其参与决策；等等。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幕僚的任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真正做到了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予以合适安排，极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但曾国藩做到了，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毋庸置疑，曾国藩幕府空前盛况的形成，是他独特人才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结果。本书将以几位著名曾氏幕僚生平事功为主线，重点叙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紧密关系。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第一章“薪尽火传”——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两进曾国藩幕府

发迹上海滩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

适时应势而督直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思想的实践和弘扬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章“奇男子”——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

“墨绖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

“芒鞋徒步”七百里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彭郎夺得小姑回”

血战九狱洲定合围金陵之势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

第三章“孤独的先行者”——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

早年的科途奋斗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

粤抚任上的是是非非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章“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

“力耕读书”十年功

初次出山显奇才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第五章“笑谈都与圣贤邻”——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少负奇才”

“海内论义我最先”

刘、曾两家喜结姻亲

“赛诸葛”名扬巴蜀

巡抚关中遗恨多

“遂初园”内耕耘勤

第六章“良师益友”——最受曾国藩敬重的湘军儒将罗泽南

“读书明大义”

力助曾国藩“出师东征”

花园一战“塔、罗齐名”

回援武汉勤远略

联姻续友情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上）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下）

第七章“患难相从”——曾国藩发誓“三不忘”的李元度

“大器早成”

“追随忧患日”

“带勇非其所长”

“发愤著书”立说

“缔婚姻而申永好”

第八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称道不已的洋务实干家丁日昌

人幕前的不凡经历

苏松太道时期的特殊表现

从两淮盐运使到江苏藩司

以洋务实干家著称于世的方面大员

在经营台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有关丁日昌的是是非非

第九章“香火缘深”——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

“拔贡”做官

总理湘军后路粮台

报销兼转运局总理

主办江西牙厘

襄办广东厘务

主政湖湘

从巡抚江浙到总督湖广

附录一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

附录二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

>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薪尽火传”

——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影晌最为重大、权势最为显赫者，当为李鸿章。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此，时人已清楚地意识到，如“淮系湘出”、“湘淮一家”之类广泛流传的口碑,即道出了曾、李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李鸿章本人也自称不仅为曾国藩门下“传教习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的确，李鸿章谨守曾国藩的谆谆教导，在实现“修身、齐家”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信条方面，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充分具体^他在曾国藩的维护“纲常名教”这面大旗的驱使之下，残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为延续大清王朝60多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曾国藩的“主和”外交理论加以实践和发扬，特别是对曾国藩倡导的“师夷智”以“自立”、“自强”的洋务新政，加以全面继承和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曾氏事业的忠实传人。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先代本姓许，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因心庄无子而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这样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同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

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谨守“处家恭俭”之祖训，从最初“清贫无田”渐积至拥有200多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乏政治靠山，也就常常受到他人的欺凌。到了李鸿章曾祖父李椿时，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又是县学习武的生员。他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之后，便不再存有功名进取的想法，退居乡间尽心督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虽然他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尽管家里人口众多，经济负担较重，但他仍坚持“耕读”之本，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子弟的督教课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于1802年。八岁的时候，李文安与哥哥李文球一同受业于李龙桥先生。由于他“少年时多病”，到13岁时只读过《毛诗》等粗浅之书，而且还不能背诵下来，所以他的父亲让他回到家中跟着长兄李文煜继续读书。李文煜本来就是教书先生，对自己的弟弟当然格外的尽心，要求也非常严格。这样，天资“中下”的李文安，就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遏制邪欲，专心攻读，做学问的根底在这八年中初步奠定下来。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饱学之士为师，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的技巧。但自1825年开始，他一连几次参加江南乡试，结果都是败兴而归，1834年，李文安终于考中举人，四年后又成为戊戌科进士，朝考人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

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是合肥处士李洪谟的女儿，一位典型的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有六男二女，家庭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节勤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读书学习的条件。因此，李鸿章兄弟对母亲非常孝顺，终身不忘其抚育教养之恩。李鸿章兄弟六人，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或是科途中式，当上大官；或是经商发迹，成为当地首富。李鸿章的两个妹妹略知诗书，她们的丈夫一为富商一为官僚。

李鸿章生长在上述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其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诸多因素，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经济状况的拮据，使得李鸿章过早地懂得生活的艰辛；政治地位的低下，促使李鸿章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意识；较为浓厚的家庭文化传统素质，又为李鸿章创造了着意功名的良好文化氛围。正是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并且，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又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李鸿章自六岁发蒙，在父亲所开家馆中度过了六年的家学生活。1835年起，因其父李文安连续几年赴京会考，李鸿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此外，他还曾受教于名师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这三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1840年即18岁那年他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此时的李鸿章，因才华初露，故自信心很强。他在1842年写的《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中表示要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

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1]

字里行间尽情流露出诗人锐意进取，要作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少年得志的“大丈夫”。1843年，李鸿章经过又三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函催鸿章入京，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在北上入京之时，李鸿章作了《人都》诗十首以抒情怀，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丈夫双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2]

此诗集中反映出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书生科考夺魁的决心^抵达京城后，李鸿章并未被这里繁华富贵的情景所吸引，而是思绪专一，静心学业，并执子侄礼拜见了父亲李文安的进士同年曾国藩。自此，他在曾国藩的指导下学习经学和应付科考的八股文技巧。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中试第48名举人。随后，由曾国藩推荐到翰林院学士何仲高处，一面教授何公子读书，一面准备参加会试。同时，他又加人了由曾国藩担任社长的各地参加科考文人所组织的文社。通过这个文社，李鸿章既与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常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在这几年时间里，李鸿章在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又着意“习制科举之文”。1847年，他吸取1845年会试不中的经验教训，严格按照科考要求作准备，终于考中二甲第13名进士，朝考后点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三年期满，李鸿章于1850年因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类似现今中央一级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李鸿章

在做翰林、任纂修、协修期间，李鸿章利用工作之便，潜心经史之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他在给李凤章的家书中说：“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3]与此同时，他也喜好时艺文字，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等人一样，反对雕章琢句、内容空泛的文风，而对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著称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则赞赏不已，把这种文体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对此作出具体解释说：出水的芙蓉光华夺目，无论在何时都显现出当初的本色；苍松翠柏看似平常，但百年之内，也不会凋谢衰败。从这一观点出发，李鸿章特别推崇唐代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和北宋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这两篇文章，认为前者“气盛”，后者“言之非常痛快”。进而，他写作了《文以载道》一文，初步阐述其“文以载道”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发前人之未发，讲的实际上是有关古圣先贤立功、立言、立德的通行道理，是古代经典书籍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诗》、《书》、《礼》、《易》、《春秋》、《乐经》这几部儒家经典，都是记载传递儒家思想体系的书籍，后人对之加以遵循阐发，为文虽因时势不同而有文体上的变更，但在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他反复强调，文章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李鸿章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文论观，除了与他生长在榈城派文论的故乡有关，还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等人“文以载道”学术观对其影响分不开。

总之，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走的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即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之路。这条路，就是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励自己。这样，也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维护，对封建王朝的忠诚。李鸿章在这条道路上拼搏奋进的结果说明，他是胜利者，是佼佼者。本来，这是一条传统的路、一条稳妥的路，无论时势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迭，走这条路是没有风险的。然而，历史下行至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情形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后10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遭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来文化的挑战，儒家文化首次面对着一个无法应付的新局势。与此相适应，正当李鸿章按照预定模式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之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把他推上了另一条人生轨迹。

[1] 《李鸿章全集》第9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2] 《李鸿章全集》第9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3] 成晓军主编：《宰相家训》，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生于末世运偏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以自然经济体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财富，致使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1]加之，封建官僚地主趁火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致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连年的水旱灾害，如雪上加霜，把劳苦大众逼到无以为生的境地。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等势力入侵的刺激下，显得异常尖锐起来。全国各地自鸦片战争后十多年间相继发生大小不一的起义和暴动，终于1851年1月汇聚成为农民起义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仅仅两年多时间，以洪秀全为首领的太平军势力如滾滾江流一泻千里，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被外患搅得心神不定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纷纷调兵遣将，前挡后堵，终究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利用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并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吏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3月，刑部左侍郎安徽旌德人呂贤基奉命回籍担任团练大臣。临行之前，他奏准李鸿章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对此，年轻气盛的李鸿章没有半点犹豫，欣然应命离京。李鸿章此举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当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他那办事衙门的高墙之内，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促使他本能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他要维护清王朝，忠于封建君主，加入到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行列中去。

然而，回到家乡以后的客观现实并非李鸿章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顺当。当时的安徽是阶级搏斗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势力的威胁，内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就封建地方统治集团而言，尽管在各地均出现了团练，但各派势力互不统属，内部矛盾十分突出。手中无权无势、无兵无饷，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李鸿章，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心中顿有“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感觉。就这样，他怀着万般无奈的心境，进人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的幕府。这时，因安徽境内的捻军在太平天国势力的影响下显得非常活跃，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设法阻止其与太平军联合之事作为重要任务来对待。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参与了周天爵镇压捻军的两次大的战役。首先，兴兵进“剿”陆遐龄起义。陆遐龄系安徽定远荒陂桥旗杆村（今属长丰县沛河乡）人，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涉案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年2月，被攻占安庆的太平军解救出狱之后，他奉命返回家乡定远组织当地群众起兵响应，不久竖起“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的旗枳，聚众万余，打击土豪劣绅，抗拒清军。又与夏金书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约期大举”，南北呼应，声势较为浩大。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奉命率团练百余人前往夏村，采取突袭手段先将夏金书捕杀，并借机“增立东北乡团防”，以堵塞陆遐龄义军南下的通道。随后，李鸿章与弟弟李鹤章督率团练随同周天爵转战寿州东乡、定远荒陂村等处，将陆遐龄起义军尽数予以镇压。其次，兴兵进“剿”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据《重修安徽通志》第102卷记载，捻军首领陈学曾、纪黑壮等聚众4000余人于颍州之王市集，官军多次进“剿”均未成功，最终被周天爵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督同堵“剿”却获得胜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支捻军势力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明确的政治目标，且未能与太平军紧密配合，表面看起来人多势众，实则战斗力不强，所以这两次战役李鸿章轻易取胜，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1853年5月初，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到新任巡抚李嘉端幕府协办团练。此时，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从扬州进入安徽境内，16日占领滁州，18日攻占临淮关，直逼凤阳城。28日，胡以晃部太平军西征部队又开进安徽省境。6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致使李嘉端等部清军陷人了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境。尽管北伐太平军势力按既定方针不久放弃亳州继续北伐入豫，而西征太平军却据安庆军事重镇作为大本营。在此后四个月的时间里，西征太平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以求稳定南京东北门户局势，并为北伐太平军解除后顾之忧而深入华北腹地创造条件。为了阻止西征太平军北上夺取庐州，李嘉端急忙派遣张印渠和李鸿章分率团勇驻守集贤关、运漕镇、东关一带。李鸿章负责驻守的运漕镇和东关一带，既是巢湖、庐州等地的重要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因此，西征太平军以一部全力攻占运漕镇，迫使李鸿章部不得不退防东关。然而，因西征太平军发动此役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故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即转移他处，李鸿章不仅未遭全军覆灭，反而受到清政府六品顶戴的嘉奖。不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奉洪秀全之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军战事，在皖北采取了改守为攻的战略，分兵进取集贤关、桐城等地。11月，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部攻占舒城等地，协办团练大臣吕贤基所属团勇被歼除殆尽，吕本人投水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得率所部团勇退守合肥冈子集。12月，太平军重兵合围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湘军中一员勇猛儒将，曾国藩的至交好友。曾国藩曾分别致书江忠源和李鸿章，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在给江忠源的书信中他明确指出：“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安徽境内“剿匪”，除了湘勇之外，还“有李少荃团练之勇，亦尚足资捍卫，想卓栽定以为然也”。[2]在这里，曾国藩把稳定安徽局势作为重大进取之策看待，考虑到江忠源势单力薄，故希望江忠源能够把李鸿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其“有用之才”。与此同时，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希望他为国家计，为自身计，在训练好团勇的同时，实心扶助江忠源经营安徽以成就大业。他首先指出，曾与江忠源论及绿营等官军积习已重，无法应付太平军攻势，“须尽募新勇，……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此时，江忠源“开府贵乡，知必以此意与足下熟计”。也就是说，希望李鸿章首先帮助江忠源将治军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进而，曾国藩在表扬李鸿章练勇有法的基础上，“务望更加训练，束以戚氏之法”。表示来年湘军大部队开进皖境之后，拟与李鸿章部“合成一军，将士一气，万众一心，一洗向日营伍之陋习”[3]。然而，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无法冲破太平军严密防线前往援救，稍后尽管李鸿章随各路援兵进扎庐州城外，但因将士不和，各军无法统一行动，更因西征太平军势力强盛，庐州终于1854年1月间被太平军攻占，江忠源被迫投水自尽，李鸿章也只好率勇北撤。数年之后，李鸿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感到既负老师之托，又对江忠源未能尽力相助，遗憾不已。

庐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淸政府改派福济继任安黴巡抚，谕令另一满族将领和春密切合作，力挽皖北危局。

由于李鸿章同福济系师生关系，所以他被召入福济幕府，所部团勇亦归其辖制。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因太平军傾全力予以固守，庐州城内军民密切配合，并得到援军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源源接济，多次主动出击，从而使得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法收复这一军事要地。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强攻庐州的原有部署，先攻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通道。进而，李鸿章主动请缨，于1855年2月率兵向含山进发。由于曾国藩的湘军在两湖、江西等地全力反扑，牵制了太平军主力部队，李鸿章乘机夺占含山、巢县两城。随后，经过半年时间的充分准备，李鸿章部正式向庐州发起围攻。因驰援庐州的石达开太平军部奉命回援湖北，李鸿章等部兵勇于11月间将庐州从太平军手中夺回。通过这次战役，李鸿章博得了善于用兵的名声，并由福济奏准给予道员虚衔。夺占庐州后，巡抚福济从东南和西南兵分两路进犯太平军防区。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巢县、和州、东关等地战役，但因太平军势力强盛，加之封建官场互相倾轧、妒忌之风盛行，使得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郁郁不得志，心绪冷落到了极点，但他牢记其父李文安临终遗训，决心忍辱负重，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到底。

然而，更为沉重的打击又一次等待着李鸿章。1856年4月至6月间，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和江北大营，乘胜对安徽省境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在各路清军纷纷溃败之际，李鸿章作孤注一掷之举，率兵主动反攻，结果大败而归。9月，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阶段。李鸿章在福济、和春部署的各路兵勇配合下，率部进占巢县、和州、东关等地，因功赏加按察使衔^1857年2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协同作战，在安徽北部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连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团勇被击溃，在极度仓皇之中他带着家眷逃亡。1858年7月，安徽巡抚福济被免职；8月，太平军陈玉成部复占庐州，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这次，李鸿章完全失去信心，只得带着母亲李氏和几个弟弟逃往江苏镇江，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综观李鸿章在这五年多时间里，或是团练，或是做幕僚，或是亲临战场，总体说来是失多得少，败多胜少。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结局，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讲，太平军、捻军在安徽的形势高涨，使得清军和团勇疲于奔命，无法主动应战，加之各任安徽巡抚和将帅懦弱无能，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不仅得不到正常的扶持和提携，相反官场中互相倾轧、彼此拆台的风气浓厚，使得他处处受制。就主观而言，李鸿章手中无兵无权，加之缺乏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好猛战”、“浪战”，只能充当“号召练勇、劝借军饱”的角色。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五年多的军幕生涯，为李鸿章后来独当一面从政治军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两进曾国藩慕府

正当李鸿章感到极度失望之时，他的老师曾国藩着意拉了他一把。曾国藩自1854年2月率湘军出战以后，至1858年10月将大营移驻江西建昌（今南城）。当时，安徽战事对湘军极为不利，李续宾和曾国华等几位得力干将相继被太平军击毙，军情异常紧迫，急需“才志之士”辅佐^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人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异常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譬如他恃才傲物，心高气盛，日常生活很散漫。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很重视修身养性，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懶散成性，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开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慢慢养成了每天早睡早起和饭食有规律的好习惯。据吴永所著《庚子西狩丛谈》一书记载李鸿章的一段话说：“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臆朦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1]由此可见，曾国藩从日常小事着眼尽力培养人的道德修养这一思想作风，对李鸿章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李鸿章人曾国藩幕府不久，就被派去皖北编练马队，但他考虑到此地形势险恶,与在南昌的长兄李瀚章经过慎重商议后给曾国藩去信表示难于应命。曾国藩在复信中劝勉说：“此次招勇五百，但试淮南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不特少荃不敢自信，即仆亦茫无把握也。……贤昆仲不必遽以任事之难为虑。”[2]话已说到这个地步，李鸿章只得勉为其难。后来，因当时太平军在皖北的势力十分活跃，此事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859年3月，为了全力对付福建境内的太平军，曾国藩将湘军大营移驻赣中抚州。因军务紧迫，急需帮手，他接连写信给李鸿章兄弟，希望李鸿章“速赴大营，以慰驰系”；“少泉何日来营，深以为盼”[3]。在老师的多次催促下，李鸿章于是年4月中旬从南昌迅速赶赴抚州大营。为了援助张运兰部老湘营，全力保住景德镇这一湘军据点，曾国藩经慎重筹划后，于6月间决定派李鸿章协同曾国荃所部湘军5000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但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自有推卸之意。曾国藩对其反复加以劝导勉励说：“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于其间。”[4]就在此时，清政府旨令曾国藩率军入四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国藩对此差事很不情愿^李鸿章得知个中缘由，立即函请督办皖南军务大臣张芾奏留曾国藩仍留江西统筹全局，未获批准后他与曾国藩不得不由赣经鄂入川，但行至武穴地界时，接到湖广总督官文传来“会剿皖贼”的旨令。是年9月，李鸿章随曾国藩先赴黄州会晤湖北巡抚胡林翼，随后抵达武昌拜谒湖广总督官文，商定分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重点目标则是夺取军事重镇安庆。〗1月，清政府授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遗缺，曾国藩在向李瀚章去信祝贺之外，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即奏留李鸿章继续留居幕府“赞襄”军务，自黄州东下于12月中旬驻军安徽宿松，与陈兵太湖和潜山一带的太平军陈玉成部相对峙。

1860年5月间，重新组建起来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相继覆灭后，曾国藩的湘军成为与太平军相对抗的主力部队。6月初，清政府授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为了尽速稳定皖境局势，曾国藩将大营移驻安徽祁门，又调张运兰、左宗棠、李元度诸军配合进兵。祁门地处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岳环抱，如果久守待援，则是用兵之大忌。曾国藩以为只要占领了四周制高点，分兵扼守要路，就可以高枕无忧。李鸿章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在这种地方驻兵有可能陷人“绝境”，应当趁早转移他处，选择有利地形，得以进退自如。曾国藩固执己见，任凭李鸿章如何苦谏也不改变主意，差点闹到师生翻脸的地步。是年10月，南路西征太平军各部合力攻占宁国、徽州等地，并“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法”，曾国藩的大本营陷人险境，一连三个月粮草通道被阻，形势万分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得移军休宁，试图突围至徽州，以便浙江方面的军需能够顺利到达。可是，由于太平军攻势强大，湘军军心涣散，八营兵勇四散奔溃，幸亏曾国荃在安庆方面对太平军发起强大攻势，胡林翼在太湖方面加以策应，加之鲍超等军拼命抵抗，才使得曾国藩最终脱离险境。

通过这次用兵，曾国藩更加感到李鸿章是个人才，在军政方面的大事主动征求李的意见。譬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谕令曾国藩迅速拨兵北上“勤王”时，曾国藩立即召集文武僚属商议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绝大多数人主张派兵北援，唯有李鸿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洋人军事势力强大，北援“勤王”已经成为一句空话。湘军关系到天下大局安危，一举一动必须慎重从事。然而，怎么向朝廷作一个圆满的交代呢？李鸿章主张可以提出按兵不动的请求，而且对湘军士兵不要显露出半点北援的意向，这样才能稳住军心，等待时机变化再作决定。这一次，曾国藩毫不犹豫地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上奏表示鲍超因人地生疏，不便北援，可以由他本人和胡林翼两人中酌准一人进京“勤王”，但要等到谕旨定夺后才能付诸行动，实际上这是采取拖延敷衍的态度。结果如李鸿章所预料，是年11月便接到中外“和议”已成，不需派兵北援的谕旨。这件事后，曾国藩更加器重李鸿章了。

然而，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师生情谊虽愈益亲密，但因是否重处李元度的问题两人发生分歧，使他不得不离开曾国藩幕府。

早在曾国藩移大营于安徽祁门时，便将徽州方面的防务全权委托于李元度，反复叮嘱他要坚壁自守，不得轻易出战。可是，当1860年9月间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部前来攻城时，李元度却把曾国藩的嘱咐置于脑后，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所属6000多人不是伤亡，就是逃散，徽州被太平军轻易夺占。事后李元度又不经报告允准，私自徘徊浙赣边境多时，后来虽回到祁门曾国藩大营，不久又只身离去。曾国藩对此悔恨交加，一气之下拟奏朝廷请斩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患难之交不可不留情面，于是拉上幕友陈鼐去当面劝说曾国藩，声称“老师如果一定要劾奏李次青（即李元度），门生实在不能拟稿”。曾国藩生气地回答说:“我自己拟稿。”李鸿章态度也很坚决，“这样的话，门生只得告辞回家，不能侍奉老师了”，曾国藩更加生气地说：“听你自便！”事至如此地步，李鸿章不得不离开曾国藩幕府，到南昌他哥哥李瀚章家中闲住了半年多时间。

对于李鸿章的离去，曾国藩虽然一度感到气愤，如他在日记中曾对李得出了“此人难与共患难”的结论，但他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觉得李鸿章确实“才干出众”，是一块好材料，加之因胡林翼从中反复开导说项，便于1861年初主动与李鸿章取得联系，希望他协助其兄担当南昌城守重任，以抗抵西征太平军势力之发展。李鸿章也在静下心来之后，深念师生情谊，直接写信或由胡林翼转劝曾国藩及早从祁门移军，先肃清西征太平宰再图他处。但李鸿章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很难一下子拉下脸面主动回到曾国藩身边。在此期间，他曾想自立门户领兵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于是去信直言劝阻，希望他还是立足湘军门下多加磨炼为妙。他说：“少荃欲自行带勇数千，恐非所宜。”理由是，你李鸿章在“平日不能常常教练，临敌又不能身先士卒，或与邓廉访之宝、志二军，耆中丞（指时任广东巡抚的耆龄——笔者注）之彰、奇二营规模相似，有统之名，无统之实，必难得力”，建议他“不如求选将材，假以事权，犹可少收将伯之助”。如果你李鸿章“急于治军，可一面通禀敝处与毓、翟二公，一面缄商左季翁（即左宗棠）、郭意城，请其赞成此事也”。[5]尽管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鸿章不宜在此时独当一面领军，但李仍无意迅速回到曾国藩的身边，甚至写信给进士同年沈葆桢征询是否可以到福建赴任道员之缺。沈在回信中加以劝说：福建方面的事情糟糕到了极点，你到那里去做官则是徒自枉费了自己的才能。另一同年郭嵩焘说得更为恳切：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国藩先生还有谁是可以依靠的人？即使你感到有不称心如意的地方，最终也必定只能依赖他的提携才能功成名就。曾国藩在是年6月25日复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大营相助：“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6]李鸿章不好再作推辞，只好欣然应命从南昌驰赴安庆，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再次进入曾幕，标志着李、曾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更为亲密的时期。对曾国藩而言，李鸿章的到来犹如生病多时的臂膀得到康复，因而对李倚重有加；李鸿章则视曾国藩是他漫长黑夜里的指路明灯，从此忠心服膺不移，从个人修养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都得到了这位老师的着意栽培。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

发迹上海滩

1861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诉联手发动“祺祥政变”，取得清政府的实际大权，此后为了尽速平定“内乱”，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列强妥协退让，以求得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一方面继续依靠汉族地主武装，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各省军务大权，并节制自巡抚、提督以下各员。然而，湘军尽管于是年9月重新夺占了军事重镇安庆，但在江浙方面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情形显得很糟糕。这是因为，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役失利以后，采取了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新战略，自攻占绍兴后又破杭州，随后军锋直指上海，攻占其外围奉贤、南汇、川沙等地，从而使得江苏全省震动，封建官僚士绅惶惶不可终日，尤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反动势力汇聚之地，官僚士绅们经过反复商议，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一面通过湖北盐巡道顾文杉向江苏巡抚薛焕、团练大臣庞钟潞建议，请他们尽速派人到安徽向曾国藩求援。是年11月8日，由上海道吴煦筹银20万两，雇用外国轮船，派遣钱鼎铭和厉学潮等人以苏浙乡绅名义，顺长江到达安庆，向曾国藩等递呈沪绅公启私函，请求拨兵沪上。当时曾国藩顾虑重重，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他以为，上海同安徽“地处遥远”，一旦发生紧急之事，声援也就很难相通，因为湘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防剿”皖境太平军；况且，湘军兵力有限，无法抽调多佘兵勇赴沪。钱鼎铭等人深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红人，转而专门拜晤了李鸿章，希望他出面做做曾国藩的工作。李鸿章毕竟不是湘军统帅，所以没有曾国藩那么多顾虑，痛快地答应了钱鼎铭等人的请求，多方劝说曾国藩立即分兵助守上海。对此，我们从曾国藩是月下旬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与此同时，大学士、常熟人翁心存顾念家乡之危也向清政府上奏，建议转饬曾国藩迅速拨兵援救苏浙和上海等江南要地。清政府于是颁发谕旨，急令曾国藩速遺大军东下江南，以慰“乡民”之望。至此，曾国藩只得痛下决心拨兵援沪。起初，他想以曾国荃在湖南新募之_人带到安徽前线接防，而把原驻安徽的老兵8000人开进江苏下游，以保卫上海的安全。进而，他又改变主意，决定由曾国荃为主帅，以李鸿章、黄翼升为辅助。然而，曾国荃在书信中表示不愿援救上海的理由：“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1]，实则为了进取金陵以占头功。这样，曾国藩不得不派李鸿章作为援助上海的人选。《清代名人轶事》一书中记载：李鸿章在受命之后，没有半点难色，而是“欣然以肃清自任”。曾国藩看到李鸿章有这种担当重任的心志后，笑着对他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唯此间少一臂助。奈何！”[2]

然而，李鸿章手中没有可以直接控制和指挥的一兵一卒，曾国藩的湘军因全力防“剿”各地，没有多余兵力可供调拨。于是，曾国藩在是年12月让李鸿章先行回安徽招募淮勇，用以组建援沪之师。据曾国藩在《复李瀚章》的书信中说：“苏省官绅屡来乞师，许以明春筹拨万人，赴镇江、上海一带相机防剿，已与令弟少荃商定于二月间督带东下。”[3]

李鸿章即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条件下，着手组建继湘军之后晚清另一支地主武装淮军的；这是李鸿章独掌兵权和政治生涯上升到一个新台阶的起点。

李鸿章奉命回到安徽老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感到“立即募练”新勇收效不速，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是年12月，他给自己的学生、庐州团练首领潘鼎新去信，详尽告知此番回皖是奉曾国藩大帅之令而来，希望潘率领团勇应约从军，并请其联络张树声等当地团练首领采取一致行动。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正式组建了拥有5_多人的军事力量，当时称为淮勇，即淮军^1862年2月下旬，李鸿章率淮勇陆续开抵安庆北门城外驻扎，曾国藩亲临各营视察，感到人数虽众，但缺乏训练，有待磨炼;李鸿章心中也有数，对临阵出战是否有必胜把握感到不踏实。于是，经与曾国藩商议,决定从湘军中陆续调拨八个营补充淮军。这样，李鸿章所能统辖的军队达到13个营，即原募淮勇五个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从湘军中补充而来的八个营：曾国藩的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作为李鸿章的亲兵；曾国荃的“开”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两营；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质槐统带的“垣”字营。至此，淮军组建工作正式完成。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李鸿章最初所统辖的这支军事力量，名义上称为淮军，实则湘军占了很大成分，所以时人称“湘淮一家”或‘‘淮系湘出”是有道理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其中体现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关照之情是异常深厚的。

淮军既已组成，如何从安庆开拔到上海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从安庆到上海，中间隔着太平军控制的中心地区南京等地。李鸿章与曾国藩经过仔细筹划，最后决定“由水路东下，直赴上海％是年4月开始，淮军13营乘江浙官绅雇用的英国轮船由安庆顺江东下，躲过太平军的视线，分批到达上海。根据当时全力防“剿”太平军为急务的实情，曾国藩在李鸿章临别之前反复加以叮咛，希望他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同时，又针对李鸿章身上存在的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等缺点，特以“深沉”二字相劝勉，殷切期望他在实践中成熟老练起来。好友如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劝，沈葆桢、李桓则以“勿急躁”相规诫。对于师友提出的忠告之言，李鸿章表示要牢记在心，不负厚望。

1862年4月6日，李鸿章率淮勇2(X)0余人乘轮船由皖启行，于8月抵达上海。曾国藩得知消息，立即去信以“平安迅速”、“至以为慰”相鼓励。一个星期后，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全面提出了他到上海以后的初步感受以及有关内政外交事务如何处措的想法，请老师指示机宜。此信主要涉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李鸿章感到，处于十里洋场之上海，“最难者洋务”。他认为，久与洋人打交道的吴煦、杨坊及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只有巡抚薛焕“尚持大体”。面对这种局势，要处理好中外关系，实在是“措置难当”，所以他提出由曾国藩出面才能解决问题，即“须推吾师主持其事”。二是李鸿章感到上海号称财富聚集之地，但每月厘税所得仅“二十余万”，中外所驻军队又多，从而军饷来源是个难题，除将来据实向朝廷“胪陈收支大数”外，求曾国藩“便中声叙以靖浮言”。三是李鸿章感到独当一面，任务艰巨，急需贤才充当帮手。由于上海关道吴煦与洋人交涉，“挟以自固”，必须有“识大体者”担任此职才可成就大业。李鸿章认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为最”。如果将来以郭嵩焘担任此职，由吴煦“专署藩司管粮台”，等到郭赴任后“鸿章再带兵赴镇”，这样就可以做到“根本固而气脉较通”。进而，他恳切地向曾国藩征求意见：“师意如以为然，奉旨后则附奏更请吾师手函敦促筠公速来救我。”最后，李鸿章表示领兵上海，一切将以曾国藩成法为遵循模式，打算翻刻营制营规广泛散发驻沪各军，翻刻《劝诫浅语》广泛散发各级官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广泛散发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则幸甚矣”[4]。曾国藩在一个星期后，对李鸿章在信中所提各条予以回复，发表了详尽的意见。综合起来说，曾国藩复信內容主要反映在如何对待洋人和治理军队这两个方面。关于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告诫李鸿章：“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对于这几个字，他作出具体解释说；“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至于李鸿章要求曾国藩主持之说，曾氏表示“亦不敢辞”，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只是以于“夷情”了解甚微“为大虑”。关于如何治理军队的问题，曾国藩明确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坏营劣勇不可不裁，民怨夷谤俱可不顾，但须忖量撤去之勇万一滋事，吾力足以制之否耳”。反复叮瞩，你李鸿章现在所统率的车队，”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希望他好生把军队的纪律和技艺训练好，不要轻易出队作战，即使洋人讥笑你、官绅恳请你、朝廷责怪你，一概可以推到我曾国藩身上。至于翻刻散发营制、营规以及《爱民歌》、《劝诫浅语》之类治军文告、宣传品，可从“外面说去”，不可从“骨里用功”。理由很简单，“少一分播扬标榜，即多一分真实蕴蓄也”。此外，关于奏调郭嵩焘替换吴煦上海关道之职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断不可换。”这是因为，你李鸿章初到上海，根基不稳，不可贸然将地头蛇一脚踢开。更为重要的是，郭嵩焘是个做学问的人，不是“繁剧之才”，如果委任上海关道重职，“决不相宜”。你李鸿章急需得力帮手，我曾国藩看得很清楚。怎么办呢？曾国藩建议李鸿章不要将郭嵩焘一步到位，“奏以道员归苏提补，而先署苏臬”。这样，就可使郭嵩焘“得清闲之缺以安其身，收切磋之益以助阁下，庶几进退裕如”。等到郭嵩焘来安徽后，“赴沪一行，再议进止”。希望李鸿章不要“冒昧一奏”，以免“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5]。再过半个月，曾国藩因对李鸿章独当一面坐镇上海不甚放心，又在复函中加以告诫说：“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与洋人交接则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_它处则不可。”希望李鸿章掌握好分寸，不要惹来麻烦，对待洋人“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他直言指出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毛病,--向近于“傲慢”，而“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真正有“风骨”、有志气的人，则须做到“内足自立，外无所求”[6]。李鸿章表示对曾国藩的诸多教诲之言要“懔遵不移”，切实照办，“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以副荩念”。唯有郭嵩焘出山之事，因“亟需帮手，冒昧将筠仙附荐臬司粮道，两缺或得其一。敬恳我师切致筠公速来，少缓当专缄奉迎”[7]。对此，曾国藩后来作了让步，反过来多方劝说郭嵩焘迅速出山视事，成为李鸿章一位得力的助手。

在率淮军进驻上海的半年多时间里，李鸿章遵照曾国藩的敦敦教导，结合自身所处实情，重点进行了整军扩军、筹集军饷、整饬吏治、在外交上利用洋人势力以为我用等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仅清政府对他予以重用，于1862年4月25日命他署理江苏巡抚，七个月后改为实授，就连西方列强也对他刮目相看，千方百计想与他拉上关系。面对李鸿章的迅速发迹，曾国藩喜不自禁，但高兴之余又很担心这位门生忘乎所以不能修道到底，从而自是年5月至12月间屡屡去函加以耐心开导告诫。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有才识，是个难得人才，但最不放心的是他对人流露出的傲慢之情。如在《复李瀚章》的书信中指出：“少荃此次赴沪，机缘尚属顺遂。惟渠接见宾僚武弁，眉宇之际，颇近傲慢。其莅事亦多高明之象，少肫恳之情。”[8]这种傲慢之情既不利于治军从政，也不利于与洋人打交道。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规劝李鸿章：“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不宜学王公初莅浙任、薛公初莅苏任规模；宜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信中所说胡文忠、左季翁，即指胡林翼、左宗棠，他们在担任巡抚之职后，实心处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信中所说王公、薛公即王有龄、薛焕，他们在担任巡抚之职后，追求气派，徒事空浮，不讲实效，政声不佳。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作为督抚大员，来不得半点虚假造作，尤其是对于所属文武僚吏，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才能上不负君恩，下不负民望。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所统领的这支军队，就其营官而言“志气甚好”，在战守这个问题上说，则除了程学启外“皆太生疏”。即使是作为统帅的李鸿章，也对出阵作战等事不甚熟悉，经验不足，根基不深，“即阁下早岁在巢县带勇，亦等儿戏，难当大敌'怎么办呢？曾国藩反复要求李鸿章在一年之内“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才有希望使“淮勇皆成劲旅”，否则“淮勇万不能有成”。总之，在大难未平之际，“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9]。至于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忠、信、笃、敬”这四个字是法宝，任何时候谨守这一法宝，就不会出多大差错。他在给李鸿章的书信中，或是询问“洋兵近状何如”，或是叮嘱其“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并遍嘱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作为封疆将帅之人，“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只有这样做，才不会被洋人所欺凌，也不至于闹出乱子来，“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10]。李鸿章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也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将曾国藩对他的殷切期望之情和谆谆告诫之言，体会颇深并且尽力落实到行动上；同时，他本人由此逐渐成熟起来，为他日后位居首辅提供了资本。据统计，在初到上海七个月时间里，李鸿章与曾国藩函牍往还非常密切，发出的重要信件达到101封，其中写给曾国藩的就有44封。“李由此而获得的指导、教诲也极其可贵。……更重要的是曾的大力支持和合作，使李鸿章能够应付自如。李的成功若缺少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有曾做后盾，不仅上可顶清廷，下还可压群僚”。[11]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上海秩序初定之后，李鸿章按照曾国藩的部署，为肃清江浙、底定金陵，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这个最终目的而继续努力。1862年10月，正当曾国藩兵围南京，李秀成奉命由苏州回援的关键时刻，李鸿章与英法侵略军和白齐文的常胜军攻占了浙江嘉定。不久，他又率军激战四江口，迫使太平军谭绍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苏州。自是年底至次年5月，李鸿章先是派人打人太平军制造内乱，继则分兵齐进攻占太仓重镇，迫使李秀成部不得不放弃原定“进北攻南”计划，赶紧回援苏州。1863年6月，李鸿章与曾国藩筹商全局，决定采取兵分南北中三路，“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根本”的方略，展开了全面合围苏州的庞大攻势。自7月和9月分别切断苏杭陆路通道、攻占江阴之后，于11月间向苏州太平军守军发起进攻，经月佘激战，终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外围这一最后军事据点加以摧毁。此时，曾国荃等湘军主力正与太平军在金陵近郊展开生死争夺战。曾国藩为了成全其弟曾国荃欲占头功的心愿，接连去信给李鸿章，希望他从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予以全力支助：“金陵危急异常，……特此奉商，可否即饬程镇酌带两三千人回顾金陵，助舍弟成此一篑之功？”苏州、杭州先后攻克，“大局不为不顺”，但金陵“洪、忠两酋坚忍异常”，加之湘军粮饷奇缺，沈裸桢又奏留江西厘金一半，致使“人心愈觉皇皇”，在此关键时刻，“敬求阁下大力主持”,先在饷项方面全力扶助，“于四万之外加拨四万，并解金陵，支此危局”。[12]李鸿章不负曾国藩所望，除在饷糈方面对曾国荃部予以及时接济之外，在军事上采取主动的战略部署，攻占无锡重镇之后，又于1864年5月攻占常州。本来，天京决战在即，李鸿章可以全力深入进击了，但他害怕分“功”而使湘军不满，除派遣淮军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顺波等27营援攻天京之外，本人及淮军主力仍旧驻防天京外围。7月，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天京陷落而最终失败。事后，清廷“论功行赏”，晋封李鸿章为一等毅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至此，李鸿章从一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踏着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挤进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个人的“奋争”和老师曾国藩的栽培、提携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领兵上海特定环境为他在政治上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条件，又为他后来成为主持清政府内政、外交数十年的显赫人物积累了资本。同时，又由于李鸿章在这时期与洋人打交道较多，对西方文化接触较早，从而为他开展以“求强”、“求富”为最终目的的洋务运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

[2] 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4] 《李鸿章全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5] 以上引文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7] 《李鸿章全集》第5册。

[8]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9] 《曾同藩全集·书信》四。

[10] 《曾同藩全集·书信》四。

[11] 史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

[12] 《曾同藩全集·书信》六，岳麓书社1994年版。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

在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朝廷内外同庆“胜利”之际，对政治气味异常敏感而又老成世故的曾国藩，越来越觉察到，清朝政府对他并不放心：以满族正白旗出身的官文为钦差大臣把守武昌这十九省通衢之地，控据长江上游，监视湘军动向，以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中下游，以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交，虎视南京，就是明显证据。攻占金陵之后，朝廷在表面上虽对湘淮军将领颁授崇爵，频加赏赉，而猜嫌之意随之加深。在野方面，金陵城破，各地逐鹿巨魁，又多谣传捕获忠王李秀成乃系伪冒；在朝方面，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获取钱财无算，因而有御史贾铎之弹劾，朝廷则借题发挥，饬谕曾国藩追查实情，以示警戒。曾国藩面对这一危殆局势，经过反复掂量，决定急流勇退，避开锋芒，保住晚节。但他并非平庸之辈，表面上大刀阔斧地进行裁撤湘军的工作，实地却以移花接木手段，将淮军推上前台以堵住世人之口。为了使李鸿章理解其心愿，尽力配合湘军裁撤、淮军继起之举，曾国藩多次去信，屡屡陈说自己的真实意图所在。在刚刚夺占南京之后，曾国藩向李鸿章明确表示：“既钦阁下之忠荩闳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两个月后，他又强调裁湘留淮的重要以及湘军拟裁计划：“唯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销，力不足以制捻，将来勘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顷舍弟沅甫部下已裁撤万人。国藩拟于今冬明春共撤四五万人'但苦于经费没有着落，希望李鸿章予以配合。然而，李鸿章也想作点姿态，打算裁撤一部分淮军。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国藩立即去信予以劝止：“鄂中兵事日坏，珂乡难望安枕，贵部留以龛定两淮，切勿轻议裁汰。”[1]于是，李鸿章听从曾国藩的意见，在切实整顿加强淮军的同时，尽力从经费上支持其师裁撤湘军的工作，使他的老师平安避开--次常人难以招架的政治风波。

正当曾国藩为裁撤湘军之事告一段落，心绪稍微安宁之际，因僧格林沁“剿”捻无方兵败身亡，清政府于1865年5月谕令曾国藩火速督军北上，统辖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军务。然而，鉴于僧格林沁败亡的教训，更因湘军大部已被裁撤，手中可以直接控制的军队不多，曾国藩不敢贸然应命。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详述其不能“迅速”出师的理由：一是手下只有湘军3_多人，必须重新招募，训练一支部队，还需几个月的时间。二是捻军大部分是骑兵，善于流动作战，湘军则是步兵，不能与之对阵。这就需要组建马队，加以训练，也需几个月的时间。三是捻军活动于黄河两岸，要对付他们就必须扼守黄河天险，这就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黄河水师，而在短时间内是不能成功的。鉴于军情紧迫，清政府严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身份赶赴“剿”捻前线，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事已至此，曾国藩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加之李鸿章从旁加以积极鼓动，只好勉为其难，应命启行。但与李鸿章约定，由李调拨淮军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部主力33营，归其指挥调遣。派潘鼎新所部淮军十营渡海赴天津设防；刘秉璋部淮军十营移“剿”中原。与此同时，由李鸿章在后方全力经营“剿”捻各军武器弹药和锏糈的供给。曾国藩特意嘱咐李鸿章，趁生产枪炮的有利时机，将轮船制造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组建江南制造总局，以为洋务自强新政之张本。他反复强调制造轮船，“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金陵军械所即请阁下裁撤，归并上海之铁厂”。[2]

然而，曾国藩此次出师“剿”捻，虽先后调集了八万军队，但其中湘军只有二万人，而淮军则有六万人，且装备有先进的洋枪洋炮，还有独立的炮兵部队。淮军虽系湘军而出，但只服从李鸿章的指挥，曾国藩实际上无法随意加以调度。半年后，曾国藩在信函中明确指出：淮军队伍整齐，器械精良，是湘军各部不能比拟的，但“骄矜轻敌之心蓮之甚坚，又于圣人临事好谋之训不甚厝意，欲抑之则恐馁其气'因此，他请李鸿章“善为劝诫，俾诸统将皆沈慎好谋，而气不少减则妙矣。”[3]为了尽快结束“剿”捻这一倒霉的差事，曾国藩从公私两个方面对李鸿章晓以大义，希望他能精诚合作到底：“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目下淮、湘诸军剿捻，颇似秀才考经策两场之时，视之无关得失，潦草塞责。若非仆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复堪问！”因此，“吾二人视剿捻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4]。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指责李鸿章合作不力，而是鉴于精力不支，且对淮军的指挥调遣不能像对湘军那样得心应手，害怕大局一坏无法收拾，故先给李鸿章吹吹风，希望他来到“剿”捻前台挑起重任，早日向朝廷交差。1866年底，曾国藩在朝廷的屡屡指责和言官弹劾面前，再无信心支撑“剿”捻局面，于是向朝廷称病请求开缺“钦差大臣”职务，改由李鸿章担当“剿”捻主帅。此时，清政府深知只有换马易人，才能尽速把捻军起义镇压下去，也就很爽快地颁谕曾国藩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老于世故的曾国藩看到朝廷如此态度，思忖起来感到既惭愧又害怕，自然地考虑起自己未来的出路问题。他左思右想，很是为难。要么回籍，要么驻京，但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在表面上，他想呆在徐州一边养病，一边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一旦“剿”捻有了起色，则可挽回一点面子。在内心深处，他倒愿意回任江督，名正言顺而又实实在在地为李鸿章做做后勤工作。摸透了曾国藩心境的李鸿章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上奏朝廷要求曾国藩务必回任两江总督，声称如果曾国藩不回任两江，在前线“剿”捻的湘、淮各军军饷银秣的供应就很难得到保障。是年12月12日，清政府只得谕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本任，实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朝廷谕旨下达之后，曾国藩在面子上感到不好受，在给李鸿章的复函中说：“回任金陵，于国藩私计甚便，唯作星使则告病甚重，回金陵则痊愈甚速，此非取巧而何？纵能瞒过千万人，岂能不为一二有识笑？且不能多见宾客，多阅文牍，此自知最明，亦阁下所深知者。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恋此一官，致损物望？”因此，他向李鸿章表白，现在虽奏明在徐州接受江督大印，但在三个月后我一定会奏请开缺，“从此不居极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当然，在目下危难之际，你李鸿章既然已替换我奔赴前敌，“仆在徐州必将后路妥为照料”。[5]不久，李鸿章赴徐州坐镇全权指挥“剿”捻军务，曾国藩即回任两江总督，在后方全力筹措饷糈军火。1867年2月，清政府改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留前线督“剿”捻军。此时，曾国藩在静心调养之余,屡屡去信告诫李鸿章，希望他花大气力整饬军队，激扬士气，尤其在驾驭将士方面多下工夫：“军中不可无保举，而保小胜、伪胜者，则大胜、真胜者必不服。吾辈驭将，唯此等处最难权衡精当。仆耳目短而不确，公宜力争此着。”[6]

李鸿章在负责“剿”捻全权之初，仍然采用了曾国藩分段把守的老办法对付捻军，其分路部署为：由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负责扼守运河、沙河一带；由李鹤章率部自河南朱仙镇经汴梁至黄河一带掘壕而守；由刘铭传、潘鼎新率部在淮水一带修筑长墙700里，与运河防线相连接。由于李鸿章的这一制捻策略并未超出曾国藩所定的框架，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东捻军凭借其精锐骑兵以及流动作战的灵活战术，纵横驰骋，长驱直人两河流域各地，弄得湘淮军疲于奔命，且在1867年春间先后击毙彭毓桔、葛承霖、刘启福等湘、淮军悍将后，于6月又突破李鸿章设置的运河防线，挺进山东泰安，逼近登州、清州、莱州。为此，清政府在严词指斥李鸿章用兵无方的同时，谕令其从归德移驻济宁。不得已，李鸿章采纳刘铭传的建议，修筑长墙于运河之西，扼守胶莱河通道，企图把捻军逼退至海边一隅围而歼之。这次，李鸿章的计划又落空了。捻军避实就虚，由淮河西渡，向安丘、临朐南行，突袭江淮地区，使得李鸿章的胶莱防线不能发生任何作用。针对李鸿章“剿”捻接连失败的实情，清政府颁旨将其交部议处，责令率部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在这关键时刻，曾国藩立即致函李鸿章，希望他忍辱负重，振作精神，力争扭转败局：“捻窜运东，大局日坏，恐言路不仅纠弹丁公（丁日昌），抑或波及阁下，尚望忍辱负重，徐徐图之。……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鉴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7]又以自身阅历反复开导李鸿章，人一生碰到不顺畅的事多矣，尤其是在军事棘手之际，舆论指摘之时，更应沉着坚定，将这几件事情把握处置好：一是严束士兵遵守纪律，不能发生骚扰之事，给世人树立一个良好印象。二是向朝廷奏报军情“不可讳饰”，这样才能进退自如D三是对各军指挥调度有条有理，“不可散a”。只要尽力做到这三条，就可减少失误，成就大业，“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8]。在曾国藩的安慰、鼓励和具体指导之下，李鸿章对“剿”捻战略战术作了重新部署。在坚持扼守运河的原有用兵方针的基础上，调遣安徽巡抚英翰手下万余人防守仰化集，湖北巡抚曾国荃手下万余人扼守靳口至亨济阐，张树声等部5000人驻防齐河，浙军5000人驻守六塘河，另有鲁军和一部分淮军防守运河中段。东捻军在李鸿章这种严密防堵围截之下，虽经数次突围以图西进，但因长期流动作战得不到休整，战斗力大为下降，内部又发生叛乱，终于1867年12月全军覆灭。至此，李鸿章才着实松了一口气。

然而，因西捻军势力活跃于直隶境内，并于1867年12月下旬攻人卢沟桥附近，严重威胁着北京安全，李鸿章未遵谕旨迅速拨兵“勤王”而遭到革去双眼花翎，限期戴罪立功的处分。对于朝廷的谕令，李鸿章尽管内心极为不满，但他无法抗拒，只得率师至山东与直隶交界地方德州驻扎，形成与左宗棠驻扎保定之师对西捻军的合围之势。1868年4月，左宗棠率部将西捻军追逼入山东境内，清政府根据奕沂的建议，谕令李鸿章在一个月之内将西捻军攻灭于海边以赎前罪。李鸿章经过与曾国藩反复函商，仍旧采取以长墙为依托扼守运河的战术，分遣各部淮军堵“剿”黄河、运河通道，经过连续16昼夜的围追堵截，于是年7月将西捻军击败。事后，清政府论功行赏，不仅取消李鸿章原受处分，且于8月加恩授予其协办大学士之职，赏太子太保衔。9月，李鸿章奉命入京朝觐，慈禧又赐给他在紫禁城骑马的殊荣。在京城逗留月余之后，李鸿章于11月下旬到达南京，与曾国藩、马新贻、丁日昌等人连日商议裁减淮军及统筹大局事宜。1869年2月下旬，李鸿章自安庆抵达武昌，正式就任湖广总督。

李鸿章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短短四年多时间，-跃而至与曾国藩地位相等的行列，主要原因在于他手中拥有一支比湘军更有势力的淮军，在“剿”捻过程中最终显示出其他军事力量无法替代的重要性^尽管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对此不敢吹嘘，故作姿态说什么他替代曾为“剿”捻主帅，是为完成老师未竟之业，绝对不是为了趁此升官发财:“鸿章自从幕府，不爱官爵，函丈（专用为弟子对老师的敬称。——笔者注）尚能亮其素心。此次出告奋勇，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贪天之功幸告厥成，谓可长揖归田矣。”[9]但是，在内忧外患并至而又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有军则有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李鸿章的权势能够在几年间发展到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同等显赫的地步，除了曾国藩对他的全力扶持之外，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依靠淮军的强大势力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为清政府所谓“同治中兴”局面的到来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岳麓书社1994年版。

[2]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簏书社1994年版。

[3]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簏书社1994年版。

[4]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簏书社1994年版。

[5]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簏书社1994年版。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

[7]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

[8]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

[9] 《李鸿章全集》第五册。

适时应势而督直

李鸿章在正式莅任湖广总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经与曾国藩等反复筹商，将淮军病弱裁汰三万多人，留下精锐分别驻扎直隶、山东、江苏等重镇之外，亲率郭松林步兵五个营、周盛传步兵九个营以及马兵三个营、亲兵枪炮两个营至武昌。正当李鸿章在湖广总督任上准备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军事整顿的时候，太平军、捻军等大规模起义被镇压下去的中国社会秩序并非风平浪静，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若隐若现，接连不断，清政府不得不依靠李鸿章这样的最有实力的人物来担任继续平定天下的工作。因此，在李鸿章担任湖广总督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先是奉命赴四川查办吴棠被参案件，继则又被谕令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当他以种种理由迟迟未去贵州之际，转而被调赴陕西配合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这一系列的差事是李鸿章最为讨厌的，尤其是援陕之举，使他的内心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负责西北军务全权的左宗棠并不欢迎他插手，而且两人之间的关系历来就不怎么融洽。这样，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之际怀着“作壁上观”[1]的心情，交卸湖广总督之职后三个来月才慢悠悠地于1870年7月25日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此时，直隶总督曾国藩正在为奉旨查办“天津教案”而感到左右为难。因此，刚刚到达西安的李鸿章，很快接到老师的信函：“其教堂迷拐一节，实难保其必无。唯教堂无可对质，洋人此时亦断不肯自认理亏，不如出以浑含，使彼有可转圜之地。将来办结此案，或应于行教条约酌添数事，教堂听地方官稽查，不知能否办到。”[2]曾国藩在征求李鸿章对此案如何处置的看法的同时，希望李做好准备，万一谈判破裂，则以武力做后盾，不致事事受到列强牵制而丧失中华更多利权。李鸿章在是年8月12日给曾国藩的复信中也感到此案下手较难：“将欲迁就和局，断难尽厌所求。若欲慑以兵威，又非虚声可制。筹思再四，善处两难。吾师身在局中，幸逐渐维持，勿遽诿退，以负众望。”但他明确表示，要以实力准备来配合曾国藩的谈判：“鸿章忝膺师旅，虽仓促疲乏之际未足当劲敌而操胜券，唯士气尚不甚怯，积愤之余或可一战，须俟抵直后从容筹布，静待和议成否，函丈指挥而已。”[3]两个星期后，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先诉未能迅结津案的苦衷，认为朝旨严斥之词是“不能深知此中之委曲”；继则指出法、英、俄等列强虽彼此间存在着矛盾，但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又彼此勾结，狼狈相依”，故津案处理甚为棘手，只能相机行事，尽量做到中外两全，不致惹来更大的麻烦。至于李鸿章拟调淮军驻扎直境雄县、景州、交河等地之举，曾国藩建议他“先取远势，相机移近”，不可操之过急，因为“目下暂无战事”发生。总之，等李鸿章来到保定后，再“筹度进止'最后，曾国藩从接手查办津案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西方列强贪得无厌，中国又积弱已久，从而深为大淸王朝的前途担忧，将来的外患比内优更难对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李鸿章，“将来致御外侮，事事须另起炉锤，岂能尽恃当时剿办粤匪之人，以为后日制御洋人之用？又岂可恃长江之水师移为大海之用？”希望李鸿章把目光看得远一些，挺身担当“巨艰”，为中国的“自立”、“自强”再立功勋[4]。就在此时，发生了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遭人刺杀的案件。清政府感到，既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如人意，南京为东南重地，需要在此处有根基的人坐镇才能平安无事，即于8月29日颁旨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

当清政府颁发谕旨之时，李鸿章正在直隶井陉途中，于是快马加鞭在一个星期后正式到达保定，但未立即去天津从曾国藩手中接受总督关防大印。他所考虑的是害怕因津案受牵连过深，想等曾国藩对这一案件作一个初步了结之后再去接任。如他在9月9曰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尽管我已经到达省城保定，但旅途劳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更为重要的是老师还没有将津案凶犯定罪完毕，我从中间插一杠子，将来会有诸多麻烦：“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难将因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5]曾国藩很理解李鸿章的良苦用心，随即复信表明态度：“目下中外责望全归鄙人，台从虽限前抵津，尚不致稍损令望。”[6]至于到天津“会同拿犯”，则不免要与我一起遭到清议指摘。为了给李鸿章扫除障碍，曾国藩在四天后火速奏结津案第一批人犯，拟定正法者15名，充军和徒刑者21名。9月20日，李鸿章从保定到达天津，于30日正式莅任直隶总督之职。

李鸿章在接任直隶总督之初，最重要的-件事是将“天津教案”彻底了结。当时，已有舆论对曾国藩加以指摘，但李鸿章“不畏清议”，认为曾国藩的基本办案方针是没有多大过错的。在将张光藻等第一批人犯或是充军或是正法的基础上，又于10月7日奏结第二批人犯，正法五名，发配四名。随后，他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主持之下，分别向法、英、意、比、俄等国赔偿损失和死者抚恤银计约50万两，并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天津教案”办妥之后，李鸿章于11月12日奉旨以直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一个月后，他给远在南京的曾国藩去信，扬谈有关对付洋人的感想，并且要求老师在“勤远略”方面坚持起倡率作用。他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唯练兵制器，相去太远……吾师弟（“弟”字此处作副词，“尽管”、“但且”之意）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7]曾国藩则在1871年1月的复信中，就对外主和必遭清议指责这个问题慷慨陈词一番，希望李鸿章不要学他瞻前顾后而给自己增添烦恼：“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学识远见的人，尽管知道“战不可恃”，但也不敢“壹意主和”，原因在于怕“群情懈弛”，不能有“隐图自强之志”。我之所以在办理津案过程中“大蒙讥垢”，且本人“亦悔恨者”，也是由于这个缘故。[8]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李二人之间尽管书信往返不如从前，但一直为派幼童出洋留学、兴造军火轮舟等事密切配合，向朝廷力争不止。如曾国藩在1871年5月间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就派遺留学生事发表了具体意见，希望李为此坚持到底：“幼童赴洋学习之说，前令荔秋（指陈兰彬）用余二人名拟函商之总署(即总理衙门）……兼延汉文教师本嫌其赘，然于事亦无所损^将来挑选之际，或写或作，而试一二，必须略通汉文乃可人选。到洋以后但重专习洋技，不复兼攻汉业。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也。”[9]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李鸿章不负曾国藩之托，坚持定见，顶住压力，为促成此举作出了不懈努力。1872年3月初，他给不久即离开人世的曾国藩去信，告知“募人出洋未尽事宜一折”已于一个星期前递呈总理衙门转奏，不久将会有好消息。进而，李鸿章就“兴造轮船兵船”一事碰到的阻力问题，请曾国藩“力持定见”，使之早日得到解决，他本人则会义不容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然而，就在李鸿章仰赖曾国藩做后盾，欲大展宏图之际，传来了恩师于1872年3月12日溘然长逝的消息。为公为私，李鸿章均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在《复英西林宫保》的书信中怀着难以言状的悲痛心情指出：曾国藩候相仙逝，“老成凋谢，中外震惊。弟与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其支持，噩耗乍传，忧悸欲绝。……大乱时人才辈出，今四方渐平，日益枯落，夜阑依斗，辄用愀然。”[10]在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唁函中更是尽情追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师生之情：“鸿章从游几三卜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每忆吾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及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表示要将老师一生所存文稿、日记、奏疏等整理成册，希望曾纪泽等“及时收集，酌请名手选校，鸿章当任梨枣（指木刻书版）之役'至于有关老师行述、年谱等，“并祈早为编订，转寄史馆诸君，撮叙人传”[11]。随后，李鸿章分别致书薛福成等曾氏门人，希望他们为整理曾国藩遗集、弘扬其宏伟志向多做X作。他自己则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曾国藩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

李鸿章的确没有辜负曾国藩对他的殷切期望，自此至1901年11月去世这前后30年间，尽管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多变，内外矛盾重重，形势异常险恶，但他始终位极人臣，成为封建统治核心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人们无时不在咒骂他、贬低他，但当时中外诸多重大事务的交涉处置，哪一件也离不开他。

[1] 《李鸿章全集》第5册。

[2]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

[3] 《李鸿章全集》第5册£,

[4] 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5] 《李鸿章全集》第5册。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7] 《李鸿章全集》第5册。

[8] 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9] 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10] 《李鸿章全集》第5册。

[11] 《李鸿章全集》第5册。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

思想的实践和弘扬

在晚清外交史上，李鸿章从总体上推行了一条对外主和的路线，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受到国人的严词谴责。造成李鸿章具有这一思想理论和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他的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当时认识到，“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外患”益深，其势力已经逐渐深入中国各地，而大清王朝积弱日久，一时实难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他认为，中国要对付“数十国联成一气”的西方世界，急需自己想方设法自立自强。而要自立自强，并非一朝一夕空言所能达到，所以只有在“坚守和约”、“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同时，对洋人予以“忠信笃敬'以这个基本准则去感化洋人，维持“和局”，以争取时间使中国尽快自立自强。进而，曾国藩根据中外共同对付太平军的事例，认为“洋兵对待我们中国兵敬让加礼”、“词意和顺”，所以中国应当抓住这“最好机括”，对洋人也讲“忠信笃敬”。这就形成了曾国藩的对外主和的基本方针。作为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当然不会放过对这位得意门生在这方面的教导和熏陶。如前所述，早在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前后这段时间，几乎在每一封书信中都要询及“洋人近来气象如何”，“洋人近来如何？不至于恼羞变怒否”这类问题。针对李鸿章待人流露出傲慢之气，反复叮嘱他处在与洋人打交道的前沿，更应小心谨慎，对洋人一定要示以谦和，一定要讲究信任，不能有半点虚骄之情表现于言行之中。如何实现对外主和，争取一段和平安静的环境以图中国的自立自强呢?曾国藩特别告诫李鸿章，这就是对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坚守不移”。这“坚守”二字的本意，包含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用“制约而拒之”来对付彼族的“不守约而侵占”，维护条约之外的民族权益不致丧失过多；二是在条约制度下显示出对西方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自觉确认。因此，这一坚守条约的思想，本身就体现了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推诚相与”，讲究“信义”、“笃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并赋予了自觉确认和间接“抵制”的双重成分。

由于这种以抗争为辅助，以妥协退让为主体的外交思想，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基本特点，反映了这一特定时代环境所赋予的基本属性，烙上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鲜明印记，所以它在社会性质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整个晚清时期，也就自然地对一部分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曾国藩得意门生的李鸿章，由于“从游几三十年”，与曾国藩的关系最深又最亲切，从而对其对外“主和”思想的理解更深，且在实践中的阐发有可能更加明显突出。对此，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同吴永详细交谈中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泛指少数民族），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没有差错，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1]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对外“主和”的思想对李鸿章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当然，李鸿章的“主和”外交理论与实践又因时代环境与曾国藩在世时有所不同，所以又体现出固有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他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从总体上、从实质深处却与曾国藩在生时定下的基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说来，李鸿章对曾国藩“主和”外交思想的实践和弘扬，可以概括成“待客”、“守约”、“了事”、“和好”这八个字。

何谓“待客”呢？李鸿章认为，在西方列强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侵吞中华民族利权，中国又积弱不振，无法与之相抗衡之际，不如主动“开关纳客”，对那些闯进城乡各地的“文明使者”统统以礼“接待”，尚可维持现状，获得一段和平时间来自立自强。为了论证“待客”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用儒家“柔远”的古训作为依据，要求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待西方列强中的“客人”，才能显示出“天朝上国”的气魄和度量。为了说服守旧派士大夫的对立情绪，李鸿章与曾国藩一样多方引证《周礼》中的“以时入宾，则协其礼”的正确性，要求国人依据儒家所说的“夷狄之君不能行中国之礼”的道理，对西方列强不必拘守中国传统的封建“体制”，而应采取各种形式热情“待客”。尽管李鸿章对于那些在中国有明显劣迹的西方人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表现出不那么“友好”，如在对待阿思本舰队的问题上，他与曾国藩密切配合，抵制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使其未能得逞，维护了民族利权；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李鸿章坚持了一条对洋人友好相待的妥协退让的方针。这一“待客”理论的实质是，既混淆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基本差异性，又模糊了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民族矛盾的严重性。这不仅反映出李鸿章与曾国藩一样，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缺乏深层认识，而且认为某些侵略行径也是合理合法的，不仅不要加以反对，反而应当尽力加以保护。

晚年李鸿章

何谓“守约”呢？对于自中英《南京条约》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虽也承认这些条约是“由胁逼而成的”，各条款大多违背了“万国通例”，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权；但他出于为“内须变法”争得环境条件这样一种心理，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应当坚持曾国藩所定的对外“诚信”的原则，不要轻易更违条约之规，做到坚守“和约”。他在接待外国公使时，曾公开解释“和约”的意思，称“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简言之，李鸿章表示要接受“约束”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来换取洋人对中国的“和气”，保持数十年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来实现自立自强。出于这个目的，他反复劝说清廷：“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尽管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李鸿章身上具有的国际公法方面的素养，而且在积弱不振的近代中国，要想求得西方列强改变已定条约的不合理性内容，实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是，在签订新约之时，不作最大努力争取，事先宣扬妥协退让的论调，在守约的前提下俯首就范，以再订不平等条约来满足西方列强的贪欲，则将“守约”中某些合理性成分也一起拋弃掉了。

何谓“了事”呢？李鸿章对此的解释是：面对西方列强的贪婪欲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了事”。然而，如何才能使那些远道而来的西方“客人”“了事”而去呢？李鸿章对其办法作了形象的说明：譬如西方人索取一个酒杯，我们不是公开给他们，而是暗中转给他们一把酒壶；西方人索取一把汤勺，我们不是公开给他们，而是暗中转给他们一口大碗。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李鸿章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大多以“了事”而沾沾自喜。如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马嘉理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他明知英国侵略者在整个事件中“不独有违条约，而且显然违背了万国公法”，所提要求又是“大半案件之事”，但为了“了事”，为了“外敦和好”，李鸿章只得逆来顺受，始终“腼颜忍忿，曲与周旋”，最终以签订《烟台条约》了结这一中外要案。又如，在中法战争过程中，李鸿章从一开始就主张“了事”，认为法国侵略越南，与中国无关，不要掺和进去自找麻烦。正当中法军民积极抗战，致使法国总理茹费理下台，形势极为有利的关键时刻，李鸿章立即跑到中法交涉之前台，主动表示和好，最终以胜求和“了事”，实则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新的损失，带来了更多的危害。

何谓“和好”呢？李鸿章认为，与西方列强“和好”是大局，是根本。但是，由于他高估了敌人，看轻了自己，所以对“和好”大局的形成和维持，缺乏必要的原则和方式方法。误以为在列强侵略面前，尽力“忍辱负重”、“坚持和议，不先开衅”，不同洋人撕破脸皮，即使洋人先向我们开火，也要做到不轻易“还手”，这样，洋人就没法“下台”了。实际上，这是用封建主义来理解资本主义，是用传统的中国封建道德的推己及人之义以周旋交际于资本主义诸国之间。在这一错位的思维观念指导之下，李鸿章看不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无法认清中国战败的原因所在。以为中外争端的发生，所谓“和好大局”的破裂，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结果，从而建议清政府发布谕旨，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和好”、“友邦”之意铭记在心，并且严厉镇压人民群众各种形式的反侵略言行，以免触怒洋人，妨碍最关紧要的中外“和局”。然而，其结果不仅无法保持和局，而且将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了受人欺凌的灾难境地。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国与国之间打交道，有时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最终还是要归于和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实现“和”，在什么样条件下实现“和”。如果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作出某些临时让步和妥协，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李鸿章以损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代价的“和”，则在实质上违背了“和”的本意。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

的继承和发展

就整个晚清洋务派而言，无论是举办洋务的影响之巨大还是时间之久长，谁也没有超过李鸿章；但对洋务“自强新政”起倡率作用的主要不是李鸿章，而是他的老师曾

国藩。

曾国藩能够成为晚清洋务“自强新政”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首先在于他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有了新的认识，即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种认识来源于曾国藩与洋人打交道较多而又较直接，来源于对大清王朝前途的关注和担忧。自点翰林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这20年间，曾国藩对西方列强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随着出山领军与太平军转战各地，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民族危机意识逐渐深化，认识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1]从而，他在奏折中提醒清廷，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结束，和局虽成，条款虽立，但再也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了，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对付洋人，中国如何“自立”、“自强”的问题了。这是因为，他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从太平军手中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2]。确实“惊心动魄”[3]。换言之，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对“船炮”的表层认识，已经成为切实感受。因此，他对于洋人的畏惧心理逐渐产生并深化起来，得出了“不怕柴狗子（湖南土话，指野狗、狼），只怕洋鬼子”[4]的结论，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祸福，而又带着钻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优悸”不已[5]。在曾国藩的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于是，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通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皮付变局，“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6]，才能产生效果。这种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在曾国藩身上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功用的积极肯定上。因为，在他心目中，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饬力；所以，从避害角度而言，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在这一思维的驱使下，他率先于1861年主持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组织人力仿照西洋之式制造轮船等，其立脚点即是为了使中华据为己有“见惯而不惊”，使英、法等西方列强“渐失其所恃”[7]。当时湘军正倾全力猛攻安庆，没有一个人比曾国藩更直接地处于同太平天国为敌的地位。但是，他更担忧的是西方列强。认为只有师法洋人，才能摆脱危机，求得民族自存的权利。进而，因制造引发对制器之器的探求；制器之器则须本于专门之学，于是又将翻译西方有用之书提上议事日程。他在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基础上，于1867年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从而为晚清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提供了一定条件。大规模开展洋务“自强新政”急需各方面的洋务人才，于是他在奏设外语学堂的同时，努力争取奏派幼童出洋留学，开启近代教育新风尚之先河。与此同时，为了防范外敌从海上入侵，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把海防当作“第一大事”来抓[8]。曾先后数次奏请清政府在建立新式水师的基础上加速近代海军建设，提出了外海水师拟建吴淞、天津和南澳三个基地的整体设想，实则为近代海军建设描绘出了一个宏伟蓝图。所有这一切，李鸿章均参与其中。从而在曾国藩的引导、鼓励、扶持和提携之下，他不仅在洋务理论上不断成熟和深化，而且在洋务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成为曾国藩之后洋务“自强新政”的旗手，被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倚为长城。

自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在痛悼恩师的同时，决心继承其遗志，将其事业发扬光大。首先，他就曾国藩在世时开创的军工建设、海防建设和派遣留学生等重大洋务“自强新政”加以完善和深化，使其在实践上来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如有关派幼童赴欧美留学之事，李鸿章在1872年5月下旬给朋友的书信中表示：“募选子弟出洋肄业一事，文正师持议甚坚，及吾身敢不卒业。”[9]尽管在最终促成此事时阻力重重，但李鸿章没有灰心，没有退却，独力支撑，备尝艰辛。是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幼童从上海登轮，迎着滔滔海浪，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了探索西学的艰苦历程Q李鸿章终于完成了曾国藩的遗愿！随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幼童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按计划全部派往美国留学。又如，在有关近代中国海防建设的问题上，李鸿章亦是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极尽艰辛。李鸿章在丁日昌的配合下创建近代海军，基本上是按照曾国藩当年设计的框架进行的。1875年5月30日，经连续几年的积极争取，终于得到清政府允准，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曾国藩所制订的近代中国海防建设规划正式付诸实施并有了新的发展。至1888年，李鸿章主持筹建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一支可观的舰队。与此同时，先后建立了旅顺.、威海卫等海军基地；创建了天津水师学堂、威海等地武备和鱼雷学堂等培育、训练海军人才的专门化学堂。此外，近代中国海军的建制章程、经费来源等也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之下初具规模。

随着洋务实践的加深，李鸿章在对“西洋长技”、“自强之术”的认识上，也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把目光由“坚船利炮”的狭窄范围逐渐扩展到西方近代大机器生产的领域，从而自曾国藩逝世后的19世纪70年代初，又提出了以富求强的“师夷长技”以为我用的整体方针，把“国计军谋”同列为长期建设方略，开始了中国工业的全面近代化。在继续上述军工生产企业的同时，相继兴办了中国轮船航运、矿山、铁路、电报、棉纺等民用企业，将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自强新政”推进到全面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李鸿章所碰到的阻力和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当时，朝廷内言官的清议和弹劾之风盛极一时。当李鸿章举办机器大工业时，守旧派士大夫就攻击说，中国的“礼义廉耻，大本大原”被丢弃掉了。李鸿章提倡商务、“商战”时，守旧派士大夫就攻击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要重视那些狡猾的商人”。李鸿章筹议借洋款修筑铁路时，守旧派士大夫则把它说成是“假外援以窥神器”等等。面对强大的阻力，李鸿章没有丝毫畏惧，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不尚空谈”，只知以实心办实事，取得了洋务“自强新政”方面的明显成效：其一，创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对抵御外侮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二，创立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三，建立了中国的轮船公司、铁路和电报公司，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事业的近代化；其四，派遣留学生，设立翻译馆和各种专门化学校，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造就出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中日甲午战争后，为什么会有许多从事或倾向洋务运动的人转向变法维新呢？这一方面说明洋务运动只是在经济领域中的一次初级改革，而变法维新则是这一改革的继续与深化，并认识到了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的重要性；另·方面，变法维新之所以能形成风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时30多年的洋务“自强新政”已使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发展，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了物质条件。不管人们对这场“自强新政”运动怎样地加以指责和否定，客观事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运动，很有可能中国的近代化事业还要推迟几十年。毋庸讳言，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举办洋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存在诸多缺陷而导致其最终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性质，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启迪：人类文明是全球性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艰难曲折、充满着斗争的。只有主动开放，国家民族才有出路；但这种开放应当是在正确认识自己、估价他人的基础上进行。这是晚淸洋务“自强新政”和它的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给人们留下的历史教训。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丨.994年版。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3]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

[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6]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7]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

[8]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岳簏书社1986年版e

[9] 《李鸿章全集》第5册。

第二章 “奇男子”

一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列为湖湘四大名臣而受到人们的刮目相看。在众多的曾国藩幕僚中，彭玉麟始终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且被视作为“奇男子”、“伟丈夫”，原因就在于他在对传统官僚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的实践上，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独特形象：

在农民起义的烽烟遍及大半个中国之际，他应曾国藩之召“墨絰从戎”，出生人死,玩命疆场，为延续大清王朝60余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淡泊名利，谨守出山时立下的“不要官，不要钱”的誓言，终身辞官不受达十多次，抱定“以寒士来亦以寒士去”的信念，将俸禄之银尽数充作公用，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其清廉程度之显明是不多见的；

他为人处事讲求实效，直率刚正不事阿奉，嫉恶如仇不稍假让，锄强扶弱，为民请命，从而贪官污吏、地痞恶棍畏他如老鼠见猫，平民百姓则把他呼之为“彭青天”；

他治家极严，对不肖子弟决不姑息放纵，其弟20年后相见，染上鸦片烟毒，杖责之后限其彻底戒绝，否则不认手足之情；其子违犯军法，照律论斩不贷。

这些都是彭玉麟自身“修道”的结果，同时又与曾国藩对其着意栽培陶冶不无关系。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县人，1816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梁园镇其父任职的巡检司署。彭氏先人世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至明洪熙年间有以进士官于衡阳者，“始迁于衡”，定居于该县查江，以朴谨为法，以耕读为本，生息繁衍于南岳衡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彭玉麟的父亲先后担任过怀宁三桥巡检、合肥梁园镇巡检之类的小官，精明能干，善于缉捕不法之徒。李瀚章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曾为其作传，推崇为“皖中循吏之最”。彭玉麟的母亲王氏，系浙江山阴读书人家之女子。据说她不仅长得漂亮，又知书达理，远近前来做媒者络绎不绝；但她心性高傲，对男方一个也看不上，所以在她快30岁时还待字闺中，直至有人介绍彭玉麟的父亲与她见面后，才一见倾心，主动亲近。她看重的是彭父一表人才，且谈吐清雅，举止稳健庄重，认为是一个有才有德的伟男子，从而很快与之结为恩爱夫妻。

彭玉麟少年时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这是因为，他的舅父当时亦在安徽游幕谋生，膝下无子，故外祖母、舅父母把他视为掌上明珠，百般爱护。后来他在《闻舅氏讣诗以哭之》中把这段甥舅之情倾注于字里行间：“十二年前惜别时，渭阳情重泪如丝；那知后会生无日，麵唱今为薤露词。……伯道无儿更可哀，一生事业尽成灰;高堂白发龙钟甚，应许尔甥迎养来。”[1]彭玉麟的外祖母年轻守寡，晚年有一养女名竹婊。她虽出生于贫苦人家，但聪明伶俐，处事果断，为人富有感情。在名分上，她虽是彭玉麟的长辈，但实际年龄比彭玉麟大不了几岁。两人年龄的接近，使其在兴趣和爱好方面都有可能存在着一致性，纯贞的感情也就如同亲姐弟，又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因此,这位竹嫔姨在彭玉麟的舅父去世后，与养母一同被彭玉麟接到衡阳定居，两年后养母去世，她则出嫁到夫家，又两年因难产身亡。彭玉鱗对于这位从小与其嬉笑玩耍、感情甚笃的竹嫔姨的不幸去世，从内心上表示出深深的依恋之情。他在《挽竹嫔姨氏》的诗作中说：“月冷璇闺惨素帷，无端生死理难窥。伤心怕读桃花句，讦语空留梧叶诗。恩意旧时承密勿，音容此日恸长辞。酒浆和泪营斋奠，滴下泉台知未知。”[2]据此，自彭玉麟作古以来，不少文人墨客在所作笔记或小说中大肆加以引申发挥，动情描写彭玉麟与这位竹嫔姨的伤心恋史。笔者认为，尽管这些作品所述情节带有很大虚构成分，但彭玉麟确有可能对这位竹嫔姨产生过恋情。这从他所作许多诗句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根据。如他在《感怀》诗作中所说：

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繇。黄家山里冬青树，一道花墙万古愁。

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盛镜之器——笔者注）缘。惜别惺惺情缱绻，关怀事事意缠绵。抚今思昔增悲哽，无限心伤听杜鹃[3]。

在这两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彭玉麟深深怀念在外祖母家与这位竹嫔姨朝夕相处的美好岁月，而且可以明显看出他在内心深处对这位竹嫔姨隐藏着一种无法抹去的依恋和思念之情。联系到彭玉麟与夫人邹氏感情不洽，“无房室之欢”，更加可以看出彭玉麟这位刚烈汉子却有着一种常人无法比拟的“儿女情长”的性格。

彭玉麟

1831年即彭玉麟16岁的时候，他随双亲告别外祖母等亲人回到家乡衡阳查江为祖母吊丧。查江与南岳衡山距离很近，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处所。然而，自然界的一切并未给第一次回到家乡的彭玉麟带来什么生活的新鲜感。除了对远离千里外的竹嫔姨等亲人的思念之外，家中变故给彭玉鱗造成的艰难生活环境，迫使他迅速成熟起来，为他日后的人生情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彭玉麟家本来有祖田百亩，因其父久在外边做小官，田地全被亲族非法霸占，一家人于是不得不住在三间旧屋里。为此，彭玉麟的父亲气病交加，不久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这种严酷的现实生活，深深刺激着青年彭玉麟。他在《感事》一首中说：“薄宦严君（指父亲——笔者注）二十年，皖江淝水汲清泉。空遗旧产三间屋，难起新炊一灶烟。慈母箱存衣上线，他人囊饱俸余钱。乌衣巷口斜阳冷，安得王孙癡叔贤。”[4]更有甚者，非法霸占彭家田地的人，害怕日后有反复，不时制造事端来欺辱彭玉麟孤儿寡母，使其俯首屈服。一天，彭玉麟的胞弟玉麒在水塘边玩耍，早已潜伏在塘岸竹林里的无赖之徒突然窜出，将玉麒推入水塘，幸亏有人救起免死。随后这个无赖之徒又纠聚一伙人反而来到彭玉麟家告状，说彭玉麟的弟弟没有教养。这样，无赖之徒的鄙劣行径终于激起了族人的愤怒，责令其归还彭玉麟家田地“十分之二”及“屋一椽'夺田者虽迫于公义不得不退回一部分田地，但对彭玉麟家的怨恨之情“益甚”，早晚“伺隙侵辱”。面对这种境况，彭玉麟的母亲王氏把他们兄弟二人叫到眼前，流着泪告诫他们，查江老家不可再住，希望他们远出避祸，“努力自立成人而后相见”。于是，彭玉麟遵母命，来到衡阳著名的石鼓书院读书。我们从他写作的《避难》一诗可以看出其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优愁：“拜别慈亲涕泗沱，一枝秃管任奔波。旁求愿献冲霄剑，外侮惊操入室戈。白粲囊空愁落寞，青云梯远怕蹉跎。弋人欲扼鹏飞路，石鼓山头避网罗。”[5]由于彭玉麟在安徽时已上过几年私塾，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根底，加之他专心致志，勤敏好学，所以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甚得先生的器重和同学的钦佩。然而，书院经费不足，每月发给入学者的生活费用往往不能维持温饱，于是经济拮据的彭玉麟不得不人衡阳协标（军队官名）门下充当书识的工作，“兼试书院”，所得月饷除自己生活所需外略有节余，即把母亲王氏接到身边，其弟玉麒则远走他乡，不知消息。衡州知府浙江人高人鉴，以发现人才为己任。一天，他有公事来到衡阳协标衙署，见到茶几下面彭玉麟所送的文书稿子“字体奇秀”，认为写稿人日后必“当大贵”，询问协标知写稿人系彭玉麟，即召至厅堂相见。见面之后，高人鉴看到彭玉麟气宇轩昂，心中大喜，嘱其常去他的衙署。随后，正式收彭玉麟为弟子，亲自督教他读书学习，耐心开导指点，使其学业大有长进。次年，学使陈坛奉命来到衡州主持府学生员的考试,赞赏彭玉麟的试文写得好，认为他前程不可限量，将来必成“国士”。于是，彭玉麟的才名一时传遍“郡县'他在读书深造的同时，兼作协标的家庭教师。

然而，不宁静的外部环境，很快就打乱了彭玉麟原有的生活进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量的军费支出以及战后的巨额赔款，都一起强加在人民头上。五口通商，关税协定，外国商品自由地、H益增多地倾销中国，鸦片输入则逐年激增。这一切，都使得白银如流水般涌人外国人的腰包，银贵钱贱的现象特别严重。加之，封建官僚地主趁火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致使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得无数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落他方，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生存，下层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向封建统治者展开反抗和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的两广、湖南和云贵等地屡有发生，单就彭玉麟的家乡湖南而言，就有1842年在武冈爆发的曾如炷领导的阻止米谷外运的斗争；1847年爆发的道州李魔旺与官军的对抗以及雷再浩领导的新宁瑶民起义；1849年耒阳杨大鹏等千余人的抗粮起义，尤其是同年爆发的李沅发起义，坚持半年之久，转战湘桂黔边境十佘州县，影晌几乎遍及南中国。此时的彭玉麟虽然无官一身轻，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因他与衡阳协标的特殊关系，所以很自然地参与了这场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斗争。

李沅发，湖南新宁县人，曾参加过1847年爆发的雷再浩起义。1849年夏，新宁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水灾，谷价昂贵，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李沅发乘机发动贫苦群众，创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收集雷再浩余部，积极准备起义。不久，代理新宁知县万鼎恩将会众杨倡实等人捕拿人狱。鉴于情况危急，李沅发等按约于U月27日进城劫狱，正式举起义旗。12月初，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并组建成五个营，由李沅发负总责，统一指挥行动。湖南地方官吏于是惊恐万分，立即调集永州、长沙、衡州、辰沅等道各协标营兵，在各地团练武装的配合下，前往新宁镇压义军[6]。在前后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彭玉麟作为协标的书识随军从征，转战于湘、桂、黔三省边境地区，表现出了特殊的胆识和踏实办事精神，赢得士兵的好感。如他在随军追剿义军至贵州、广西边境时，奉令赴广西省会桂林受取进展方略，返回途中随行的两个士兵因病不能继续前进，彭玉麟害怕贻误战机，遂克服重重险阻，单骑回到军营，圆满完成了任务。然而，两军相战，深受战祸之苦的却是老百姓。这种情形，对于初次经历战事的彭玉鱗来说，在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创伤。他在《军次藕团马路口战场》的诗作中说：“霏霏阴雨鼓声衰，天地为愁草木悲。碧血满山空战垒，黄沙扑面阉征旗。烟消灰烬人无屋，月冷风寒鬼护尸。不识阿谁丧家犬，空余瘦骨守荒基。”[7]在这里，诗人表示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对战争的极大厌恶。进而，他在《大破金峰岭生擒逆首李沅发》诗作中又有“灭尽攙枪始朝食，书生从此卸戎装”[8]的话语。

由于清政府调集了湖北、湖南、广西、贵州诸省兵力，对起义军采取分进合击和紧缩包围圈的战术，使得李沅发起义终于1850年5月遭到失败。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因功受到上司的嘉奖。湖广总督裕泰见衔名列生员，误以为彭玉鱗系武生出身，故奏补为临武营外委，赏蓝翎。衡阳协标想为其更请保赏为训守之职，但被彭玉麟谢辞。他的理由是，年轻学浅，不堪人师，报效国家则来日方长，此时还是潜心学业、服侍慈母更切实际。他在《叙功以蓝翎训导列荐章愧学浅年轻不敢为人师力辞即以自励》诗中说：

生来毛羽不曾丰，敢望高飞到上穹。

学戍未能施化雨，才疏尚赖坐春风^；

功名自信匡衡薄，世路谁云阮籍穷。

留得英雄真面目，再勤王事建奇功。[9]

彭玉麟自军营返回家乡衡阳后，在潜心学业的同时，为生活所迫，曾应商人杨子春之请，前往耒阳代为经营其典当铺生意。此时，湖南一带饥民特多，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可能与自身贫寒的经历有关，彭玉麟对贫苦民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他曾自作主张把当铺钱财赈济饥民，借贷给他人者明确宣布不取利息。不久，湖南一带民众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纷纷组织起来采取劫富济贫的行动D耒阳典当铺主人杨子春坐卧不安，以为其钱财必定被“土寇”洗劫一空。结果出乎意料，那些平常受彭玉麟恩惠的人，竟未对典当铺实行“打劫”而加以保护，使得彭玉麟能够从容收回资本“还报主家'事 后，人们对彭玉麟的胆识、才能和求实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 《彭玉麟集》中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2] 《彭玉麟集》中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3] 《彭玉麟集》中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4] 《彭玉麟集》中册。

[5] 《彭玉麟集》中册。

[6] 以上史实参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彭玉麟集》中册。

[8] 《彭玉麟集》中册。

[9] 《彭玉麟集》中册。

“墨绖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

1851年1月，酝酿已久的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于广西桂平县紫金山麓金田村。随即克永安、攻桂林、破全州，连下道州、郴州，继而合围长沙，取益阳、岳州，进湖北，据汉阳、汉口，占武昌，以百万之师顺江东下，夺九江、安庆、芜湖，只两年多时间便定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相对峙的农民政权,使得大清王朝处于极度的风雨飘摇之中。从而，竭尽全力镇压农民起义，稳住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也就成为19世纪50~奶年代官僚士大夫政治生活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然而，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初期，尽管皇帝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但昔日威震天下的八旗和绿营兵因为长期养尊处优，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而日益废弛和衰败，再也无法对付兵锋正盛的太平军。于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凭借其在本乡本土的封建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与官军一起对付太平军，并为此在南北一些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吏为督办团练大臣。

曾在京城做官12年之久，因母丧于1852年回到家乡湖南湘乡守制的曾国藩，即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起初，他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后在好友郭嵩焘等人的劝说之下，才于1853年初应诏赴长沙组练团勇，是年冬又移居衡州着手组建水陆各师。曾国藩一到达衡州，就到处访求才学之士，用以辅佐自己的事业。当时，彭玉麟的人品和才干已经闻名于湘中南一带，自然也就成为曾国藩物色的对象。就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曾国藩在当时也多次顾请彭玉麟成为他麾下一员。但彭玉麟起初因母丧不久，尚处于极度悲痛之中，故未爽快应命出山。这一实情我们可以从他在诗文所作题解中得知：“道光三十年，予于新宁凯旋，笔耕足以养母。咸丰初，遭先慈（指死去的母亲）大故，万念皆灰，功名事业澹如也。时洪杨烽火遍东南，曾湘乡读礼家居，来吾衡兴师讨贼，屡见召，因出建义旗焉。”[1]曾国藩对彭玉麟晓以大义，反复劝说现今家乡秩序极不安静，父子兄弟不能相保，何况孤身一人能长时间呆在父母墓前安然守制吗？国家有难，天下危在旦夕，血性男儿就应在这危难之际抛开个人的一切来尽忠、尽责。在曾国藩的至诚劝说之下，彭玉麟最终应命出山；但他与曾国藩约定：功成必身退，“不要官，不要钱”。曾国藩知道彭玉麟是个难得的人才，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彭玉麟深知，此时出山，与前次不一样，任重而道远，自己的才学能否完成“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心中没有把握，唯有勤勉从事，方能不负曾国藩对他所寄予的厚望。他在《墨绖从戎》一诗中，尽情倾泻出这样一种心境：“满地干戈冷阵云，一腔热血喷斜曛。黄巾肯使长流毒，墨绖何妨再策勋^弹铗悲歌休作客，请缨投笔又从军。愧予胸少阴符术，唯尽丹忱夙夜勤。”[2]彭玉麟应召入曾国藩幕府后，除了起草有关文稿之外，主要负责编练水师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紧张艰苦的努力，湘军水师于1854年春正式建成，拥有辎重炮船120只，辎重民船100只，士兵5_人，分为十营，由彭玉麟、杨载福、成名标、诸殿元、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分别担任各营统领。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湘军水师十营营官中有九人系新提拔之武员，唯彭玉麟是文员，故曾国藩特别倚重他，如军事进止方略均与其预先商议筹谋。如《清史稿》指出：“其九营多武员，白事悉倚玉麟，隐主全军，草创规制多所赞画。”[3]湘军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有彭玉麟这样的人为统领而组建起来的水师，确是最为重要之处。湘军水师练成之后，彭玉麟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创立水军为肃清长江收复金陵计》的诗说：“长江不许大王雄，王浚楼船要建功。十万鸦军驱虎豹，三千犀甲奋貔熊^旌旗尚带潇湘日，鼓角先清淮海风。戎马书生无智略，全凭忠愤格苍穹。”[4]

太平军自1853年3月定都南京后一个多月，立即组成北伐和西征两支军队。西征军初由胡以晃、赖汉英率领，共计万人自南京开拔西进，后由石达开任主帅，兵分两路,直指皖北和湖北。1854年2月初，以锐利之师再次攻占湘北重镇岳州、宁乡、湘阴等地，从西、北两面严重威胁着湖南省会长沙。此时仍然坐镇衡州的曾国藩，眼见朝廷的诏令一道又一道下达，前方告急的消息频频传来，经过仔细筹划，正式决定于1854年2月下旬挥师北进。然而，新近练成的湘军水陆各师由于缺乏实战经脸，在是年3月与太平军作战期间虽曾一度夺得岳州，但陆师王蠡部大败于临湘羊楼司，水师亦损失战船辎重船数十艘，从而使得岳州重新被太平军夺占。于是，湘军水陆各师大部退守省城长沙，只彭玉麟部水师暂时留防洞庭湖水面，处于与太平军对阵的前沿。怀着懊丧的心情撤防长沙的湘军主帅曾国藩，深念彭玉麟人才难得，为其孤军留防前敌惴惴不安，甚至流着眼泪哀叹，彭玉麟性命一定难保。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彭玉麟所部安然无恙地返还长沙，曾国藩大喜过望，自此对彭玉鱗愈加器重，倚为水师长城。

太平军自1854年4月上旬重新夺占岳州后，石贞祥、林绍璋部遵照石达开的指示，乘胜挥师南进，于4月中旬攻占距长沙城北仅50里的靖港，下旬石贞祥部驻靖港，林绍璋则率部又先后攻占宁乡、湘潭，对长沙形成了一种北、西、南三面的包围。与此同时，在太平军势力的影响之下，湖南及两广各地的会党势力重新活跃起来。面对这种危殆局势，湖南地方统治集团乱了阵脚，以儒生领兵的湘军主帅曾国藩怀着十分焦虑的心情召集湘军各路将领商议进止方略，以图迅速扭转危局。在当时，许多人主张先夺回靖港，曾国藩从援助湖北着想，也认为如能击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上援助武汉，不主张先攻湘潭而遭受退避自保的指责。但左宗棠、陈士杰等人则主张先取湘潭，才能争取主动权。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说，陈士杰还先后找到彭玉麟和杨载福定议约攻湘潭以保长沙的策略。最后，曾国藩召集水师十营官征求意见，众皆推举彭玉麟为首，主持攻击湘潭的具体计划。大约在4月26日，彭玉麟统率湘军水师五营及一部分陆师，由湘江而上进击湘潭。

此时，林绍璋部太平军在湘潭城北修建木城、木栅，用以阻遏敌军于陆路反扑；同时又收船只数百，编为水营，用以扼守江面。当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驶抵湘潭城外江面之时，湘军陆师塔齐布、周凤山部已先期自宁乡进军到达湘潭，与太平军接战互有胜负。彭玉麟自进抵湘潭城外时，见到湘军水师有备，“连樯十里”，必定有一场恶战。但他忧虑的还在于太平军水营战船上堆有许多财物，一旦获胜，水勇势必贪图掳获之物而丧失最终取胜的战斗力，所以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亲率一营攻“中屯”，即现今湘潭沿江第十二总地方，适时纵火将船只与财物一齐焚毁，其他诸营则从首尾前往进击。27日，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营在湘江江面上展开激战。一时间，湘江水面上下数里间炮火纷飞，杀声震耳，战斗持续了两昼夜之久。由于太平军水营战船多系临时编练而成的民船，不仅速度慢，而且旋转不迅速，故被湘军水师抢据上游，趁江面大风之势纵火焚烧，伤亡惨重。林绍璋不得不率余部于29日迅速集中残留之船只，趁风上驶，丁30日抵达下摄司，又遭到彭玉麟部湘军水师的追截，最终弃船登陆，仍由间道折回城内。5月1日黎明，当太平军从西北城垣沿梯而下准备突围时，又遭到早有准备的湘军水陆各军的猛攻，城门被砍开。太平军一面迎战，一面设法分道突围。林绍璋率太平军主力由湘江西岸回靖港，经湘阴、岳州东下；另一部分太平军则退防渌口、醴陵后，转道江西折回湖北通城。

湘潭之役，对于敌对双方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役。就湘军而言，此役不仅为曾国藩在湘北败绩作了弥补，使省城长沙转危为安，更重要的是，湘军由此变被动为主动，得以水陆乘胜而下湖北，继而推进到江西。就太平军而言，此役不仅令西征军士气大减，而且失去了一个全歼湘军、巩固西线的大好机会，西征军从此不得不转入战略退却阶段。在湘潭战役中湘军之所以取得胜利，尽管由于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有指挥失措的原因，但从湘军内部说来，彭玉麟等作为水陆各军尤其是水师临时统帅，指挥调度有方，且有严束士兵抢掠之举，确是一个主要的因素D彭玉鱗本人在《克复湘潭》一诗中，既叙述了此役的激烈场面，更为本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无比自豪。他说：“贼兵阵列气如虹，驶入蛇腰得进攻。炮震雷鸣湘水沸，旗开风利楚江通。万艘已尽乌云黑，一火重烧赤壁红。为语衡阳诸弟子，从今努力建奇功。”[5]进而，还须指出的是，湘潭之役湘军的胜利，不仅使全军将士对彭玉麟的儒将风度刮目相看，而且他的实战才能和临场计谋更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

就在彭玉麟等人率领湘军水师从长沙开拔进发湘潭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在长沙县乡团士绅的鼓动下，放弃率军后援湘潭的既定方针，转而率水陆各军向靖港进发，于4月28日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事先，李元度极力加以劝阻，认为湘军主力已赴湘潭，靖港太平军防备比湘潭更为坚固，“但宜坚守，勿轻动”。但曾国藩不听劝阻，执意攻靖港。结果不出李元度所料，曾国藩羞愧交加，三次投水欲自尽，均被李元度和章寿麟救起。狼狈回到长沙后，曾国藩还想杀身成仁。当其遗嘱、遗疏拟具之后，接到湘潭方面获胜的消息，才暂时稳下心思，出而视事。曾国藩得知，湘潭方面湘军之所以取得胜利，彭玉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从而他奏准清廷，给予彭玉麟知县的官职并赏蓝翎的荣誉。当然，彭玉麟对于知县之官职是不感兴趣的，因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初衷转而掠夺功名以求自保，固对朝廷的任命予以辞谢。但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尚未完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效力的本能又驱使着他义无反顾，继续追随主帅曾国藩与农民起义军为敌而玩命疆场。

[1] 《彭玉麟集》中册。

[2] 《彭玉麟集》中册。

[3] 《清史稿》第39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彭玉麟集》中册。

[5] 《彭玉麟集》中册。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

如前所述，太平军西征军自湘潭之役受挫后，尽数退守湘北和鄂南地区以求发展。然而，这些地区属港汊纵横之地，尤其是百里洞庭湖的广阔水面适合于水战。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援救武汉就必须首先扫清湘北水面，而要扫清水面，非水师不能竟其功，所以他在湘潭之役后对湘军水师进行了一段短暂的实力整顿。曾国藩为何要实力整顿水师呢？这是因为，新近组建起来的湘军，虽然在营官的选取，兵士的招募，以及操练、编制等方面均有别于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但毕竟是一支缺乏严格训练、经受实战不多的军队。在靖港兵败的现实中，曾国藩已经看出了它的弱点。他在家书中明确指出：水师营中临阵逃脱的人不少，“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即使是在湘潭之役中，水师各营虽有彭玉麟的事先防范，临战期间不至发生抢劫钱财而自离营伍的事情，但在获胜之后仍有人只知“抢分贼赃”，“登岸逃归”。所以，他作出结论说：“湘勇之丧心妹良，已可概见。”[1]这种现象的产生，促使曾国藩下定决心对湘军进行整顿。他的基本方针是：凡是溃散之勇兵坚决不许重归营伍，溃散之后而又归来的营官、哨长也一概不予启用。经过整顿，湘军水陆各师仅留下5000多人^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授命彭玉麟等人按照要求招募新勇补充各营，同时调回罗泽南、李续宾等部至长沙D经过整顿补充起来的湘军水陆共计万余人，进行了认真的技艺操练和精神训导，纪律性和实战能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奏准广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率所部水勇400人、炮100尊，广西升用道员李孟群率所部水勇1000人，另有广西保升同知夏銮所部、广西保升道员褚汝航所部共约2000多人，一齐汇集到长沙，与湘军水陆各师合作一起，共有两万多人，势力迅速增强。为了补充湘军的战船装备，又在衡阳、湘潭、长沙分设船厂，除了修理旧船之外，续造新船60多艘，“皆精坚可爱，比去年者好得三倍。”[2]

一切准备就绪后，曾国藩于1854年7月上旬分遣湘军水陆各师进击湘北重镇岳州。彭玉麟与杨载福等奉令先率所部打前阵，塔布齐、罗泽南部陆师掩护其他各水营依湘江东下。湘军水师先头部队抵达岳州后，由彭玉麟部从君山、杨载福部从雷公湖，张两翼形成包抄之势，但太平军据南津要地不主动出战。后经湘军水师以小船入港，引得太平军水营主力出港迎战，彭玉麟、杨载福即率湘军水师主力猛扑，烧太平军水营船只100余艘、夺获小船数十只，迫使太平军不得不于当天晚上撤出南津据点。过了五天，太平军组织反攻，再度被湘军水师击败，退据雷鼓台严阵以待。随后湘军水师进攻受挫，正拟于傍晚时分撤退时，杨载福对彭玉麟说，敌军有十倍于我之兵船，要想攻此坚垒，非冒死出奇不可，即自乘三板船冒着炮火直趋而进，彭玉麟亦紧随其后，虽其右肘中弹，疼痛异常，但他在此时已杀红了眼，不頋一切冲入太平军船队，放火先烧其坐船，使得太平军阵脚顿乱，溃散而去。8月上旬，湘军水师后续部队开至，陈辉龙等自恃船多械足，又因多次交战获胜养成一种骄气，在未作详尽谋划的情况下，统率所部及夏銮、褚汝航所部水勇轻进由太平军秋官正丞相曾天养镇守的重要战略要地城陵矶。正当湘军水师船队开至城陵矶时，突然风势大作，两广兵勇之船遂被大风横吹而下，相互拥挤一团，无法伸展开来。太平军水营战船趁机四面包抄，击毙陈辉龙、褚汝航、夏銮等人，毁其船数十艘。彭玉麟等先是坐江观战，继则率三板船冲入救援，不仅无法挽回失败的结果，反而仅得单舸而返。自此之后，曾国藩不再要求朝廷援派外省水师统领，而将湘军水师交由彭玉麟、杨载福全权统辖。8月11日，太平军水营统帅曾天养经过仔细分析敌我双方形势，决定率全军将士3000人舍舟登陆，准备据险安营。然而，就在此时由塔齐布率领的湘军陆师尽数开至，两军展开了激战。由于曾天养部太平军未及立稳脚跟，广大将士从心理上和军需供给上均未做好准备，加之塔齐布为清军悍将，又有彭玉麟等水师的协同作战，其结果太平军大败，损失将士800余人，主帅曾天养力战阵亡，余部不得不退守武昌。至此，岳州及湘北湘鄂通道被湘军占据。

岳州所属地区各战役获胜，奠定了湘军进援湖北的基础。这其中湘军水师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彭玉麟深感战争无情，前途艰险，人生安危无法自主，静夜思索起来不得不使人忧愁满怀。他在《克复岳州》·一诗中尽情抒发内心深处这种催人忧愁的心境：

城隅高耸岳阳楼，电扫雪轰浊雾收。

满地赤巾抛髑鑣，一天红日耀兜鍪。

自恝鸡肋非援臂，已见龙泉断虎头。

终夜枕戈听刁斗，哀鸣声里不胜愁。[3]

然而，既然已经置身行伍，个人进止及祸福安危也就不能自主。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忠君观念和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不时驱使着彭玉麟出生人死、玩命疆场而不反愧。

自湘军攻占城陵矶之后，清朝嗲府为迅速夺回武昌重镇，统筹部署各路兵马同时并进，由署湖广总督杨霈率军自京山、孝感从西北方向进军汉阳，由魁玉、杨昌泗部从襄阳水路进逼汉口，并令荆州将军官文率军从调弦口协助北路进击，由曾国藩率湘军水陆从南路围攻武昌。1854年9月下旬，彭玉麟等湘军水师在曾国藩的亲自指挥下，一路顺风未及接大仗即扼扎金口，于10月12日与魁玉、杨昌泗等军胜利会师，随即水陆并进，将武昌形成包围之势。当时，武昌城外建有太平军许多营垒，彭玉麟向曾国藩献计，先当渡江烧毁太平军指挥机关，得到允准后即率水师自塘角至青山，冒着太平军猛烈的炮火拼力向前，尽数摧髮沿江太平军营垒，迫使武昌城內太平军不得不迅速撤离，汉口、汉阳城内太平军在各路清军的围攻之下也只好立即转移他处。前后20来天时间，湘军在其他官军的协助下，先后攻占武汉三镇。太平军西征军苦心经营的武汉战略要地，就这样被以曾国藩的湘军为主体的官军重新夺回。

湘军之所以迅速夺回武汉三镇，其客观原因在于太平军武昌守将黄再兴、石凤魁等人事先不太明了军情，未能做好决战的准备，事至则缺乏必胜的信心，结果一战即溃，纷纷后导致大批船只被清军获为己有，许多太平军士兵惨死在清军的屠刀之下。从主观原因来说，清军形成南北包围之势，不仅人多势众，而且粮草充足，下定了非夺回武汉三镇不可的决心，尤其是不久前在岳州屡次获胜的湘军水师，士气正旺，锐不可当。作为水师新任全权统帅的彭玉麟、杨载福，勇猛好战的气势很自然地感染着广大士兵为之亡命疆场而在所不惜^正如彭玉麟在《攻克武汉》一诗中说：

战舰雷奔汉水滨，级横决荡靖烟尘。

龟蛇山扫萑苻穴，鹦鹉洲回草木春。

黄鹤不归楼已毁，白鸥无恙性长驯。

荆襄云梦初收复，遍野哀鸿惨难民。[4]·

在这里，尽管诗人对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表示同情之心，但更多的则是叙说两军对垒的艰难和获胜后的喜悦。

太平军自失武汉之后，遵照东王杨秀清的指令，由燕王秦日纲前往田家镇全权主持布防，黄再兴、石凤魁则被锁拿赴天京。同时，杨秀清还给秦日纲送去木輝五座，用以加强抵御能力经过20余天的紧张准备，秦日纲对田家镇一带军事防御作了这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在田家镇到蕲州长江北岸40里地方，沿岸构筑土城，多安炮位；二是自田家镇横过半壁山江面，横置铁锁两道，相距约十数丈，在铁锁之下又排列小划数10支，以枪炮加以保护；三是在地势险峻的半壁山上建立五个营垒，引湖水为壕沟。正因为作了这样严密的防御措施，所以当湘军前来进犯时，两军在田家镇进行了长达十天的恶战。

湘军自攻占武汉后，兵分三路水陆东进。罗泽南、塔齐布部陆师于1854年11月20日开始，在田家镇对岸的半壁山下与太平军秦日纲部首先交战，结果太平军失利，被迫退守山上。23日，由于韦志俊、石镇仑、韦以德率援军赶到，遂与秦日纲联合反攻，鏖战竟日，石镇仑、韦以德力战身亡，半壁山被湘军陆军占据。与此同时，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的湘军水师，则在蕲州与太平军陈玉成部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陈玉成在此处布防严密，使得湘军水师屡攻不得其果，无法按预定计划速围田家镇。11月27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等人的建议下，采取了避开蕲州，绕越太平军北上舟城，顺流直进田家镇的战略，配合已在半壁山获胜的湘军陆师，全力攻击太平军拦江铁索这一难关。彭玉麟与杨载福、罗泽南、塔齐布根据侦察而得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后，决定将湘军水师分为四队，而各队攻击的具体任务有侧重。第一队担负着毁坏太平军拦江铁索任务，其船只尽数卸去大炮装置，士兵手持大斧，船上装有碳炉，并遵彭玉麟指令，目不仰视，顺流疾进至太平军筏下，砍断锁缆后任务即算完成；第二队负责攻击太平军战船，拟由彭玉麟亲自率领作为第一队的后援，并以其密集炮火掩护第一队行动；第三队在第一队将铁索砍断后，由杨载福率领迅速开船冲向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船只；第四队则担负守卫后方辎重船队、防止太平军突然袭击的任务。12月2日半夜时分，湘军陆师向半壁山太平军发起攻击，水师第一队皆系小队迅速冲至太平军筏下，彭玉麟率领第二队立即集中炮火加以掩护攻击，将太平军护索小船击沉。此时，由铁工出身的湘军水师哨官孙昌凯指挥士兵鼓吹早已点燃的火炉，并用巨锅盛油脂置于船上，将铁锁环链烧熔砍断，太平军将士惊愕不已，紛纷后撤^早已安排就绪的杨载福则率湘军水师第二队抢先赶至武穴，截断太平军船队的归路，然后溯江而上，与彭玉麟部形成上下夹击之势，于是太平军大批船只被纵火焚毁殆尽，太平军伤亡惨重。次日，秦日纲、韦志俊率太平军余部自田家镇退往黄梅，23日又退据宿松、太湖等处。与此同时，驻守蕲州的陈玉成、曾凤传闻田家镇败绩，亦率部弃城东撤。

此次田家镇一役，对于太平军与湘军来说，关系均十分重要。就太平军而言，从此失掉了九江、安庆赖以依靠的屏障，尤其是水营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在短短七八个月时间里，太平军水营自湘潭到田家镇，万余艘船只几乎被湘军焚毁殆尽。进而，水营的失利，对陆军战斗力的牵制力是很明显的。这种结果，使得太平军西征的计划再次受挫。就湘军而言，自出省作战以来连克武汉三镇和田家镇诸要地，接连受到清政府指责的曾国藩，终于有了向朝廷邀功的资本。他在奏折中认为，此后“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太平军船只也“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5]。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一手组建起来的湘军从此产生了为清王朝建功立业的信心。尤其是水师统领彭玉麟等人及其广大士兵在田家镇之役中的表现，使他认识到，欲与太平军血战到底并且获最终的成功，单靠陆师还不能达到目的，水师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从而，他在《官军大破田家镇贼摺》中，重点叙述湘军水师的战斗场面，并且特意表彰“彭玉麟将夺获之船烧尽，禁贪息争，纪律尤严，应请记名以知府用，并赏加勇号”；“杨载福彻底追贼，劳苦无比，应请记名以副将用，仍加总兵衔”[6]。的确，彭玉麟与杨载福等人在田家镇之役中，表现了异常勇猛凶悍的气魄，且反映出统筹全局的韬略，是曾国藩不可多得的军事助手。彭玉麟本人在《破田家镇半壁山及横江铁链》一诗中，也无不自豪地流露出在此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虎穴躬探趁暮霞，亲军小队不鸣笳[7]。刀山剑树尸横插，肉饼骸浆贼乱爬。半壁江流沈铁锁，三军凯奏唱铜琶。机樯卅里看林立，一炬灰飞走电蛇。”[8]然而，经过田家镇战役之后，湘军水师士兵无形之中产生了不可一世的骄气，很快在随后的九江之战中得到了体现^对于这一点，彭玉麟在此时虽然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但并未估计到它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3] 《彭玉麟集》中册。

[4] 《彭玉麟集》中册。

[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

[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

[7] 在此句后彭玉麟作注解说：“先一日黄昏后，率小队密探半壁山横江铁链，面授机宜。”

[8] 《彭玉麟集》中册。

“芒鞋徒步”七百里

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湘军自田家镇之役获胜后，继续追击正在后撤的太平军，彭玉麟所率领的水师在罗泽南等陆师配合下于1854年12月17日攻陷广济，23日又攻占太平军重要据点黄梅县城。随后，曾国藩为了尽速攻占九江，派湘军陆师由黄梅南进，水师由蕲州东进。然而，湘军长驱直进的消息传到太平军首都天京后，东王杨秀清急令石达开、罗大纲等自田家镇失陷后立即赶赴西部前线，与陈玉成等将领合并经营九江、湖口两地的防御事宜。石达开等在分析敌我实情后认识到，要战胜湘军就必须首先制伏其水师。他们在九江、湖口所作的具体军事措施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坚守据点，尽量不与湘军举行决战，分别由林启容守九江，罗大纲守湖口之西岸梅家洲，石达开坐镇湖口县城。二是采取拖的办法，寻机歼灭湘军水师战船舢板。三是一旦掌握主动权后，诱军深入，各个击破湘军有生力量。鉴于黄梅失守的教训，太平军严密封锁消息，等待着敌人步步上钩。的确，曾国藩在屡次获胜之后，过分看轻了太平军的力量，急欲攻占九江、湖口，用以实现“克复安庆，直捣金陵”的预定目标。殊不知，等待他的却是惨败的结局。

1855年1月13日，湘军罗泽南等陆师以锐利之气占领小池口，9日渡江，13日扎营九江大东门外之四里坡；彭玉麟等水师亦同时停泊于九江附近江面，形成水陆夹击的军事态势。清中央朝廷为了促成湘军尽快攻下九江，派湖广总督杨霈率兵进据广济，派副将王国才率部4_人驻守黄梅，派按察使胡林翼率兵2_人自咸宁东出瑞昌，以操九江太平军后路。并且在谕旨中明确宣布，全鄂各路官军均归曾国藩统一指挥。29日，彭玉麟等湘军水师因接连在小池口、湖口获胜，遂产生轻敌冒进的心理，120多艘轻便战船载着水勇2000多人，如入无人之境而浩浩荡荡驶入鄱阳湖内D此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太平军水营将士突然奋勇四出，立即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置大炮，将一部分湘军水师封锁在湖内。是日夜晚，太平军小划寻机驶人湘军船队，在岸边陆军的有力配合下，相继抛掷火球、火罐等引火之物，一举焚毁湘军水师大战船九艘、中战船30艘。尽管彭玉麟等拼全力指挥，终因太平军攻势强大，湘军水勇心惊胆战，无心恋战，纷纷四散逃命，彭玉麟不得不率领余下的笨重船只，退据上游。从此之后，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为内湖和外江两个部分。在内湖者虽有轻巧的战船舢板，在外江者虽有快蟹、长龙，但因不能彼此配合，无法施展其能。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很自然地使太平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湘军水师战斗力的发挥也就从根本上受到牵制。对此，曾国藩在数年之后所撰《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一文中，还不无哀叹地指出：“官军深入彭蠡之内，贼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于是水师有外江内湖之分，内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骧然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始终之意）不得合并。”[1]为了扭转被动局势，曾国藩在急召养病于武穴的杨载福统领原有那部分水师的同时，又将胡林翼、罗泽南等陆师调回用以加强攻击力量。然而，就在罗泽南等回防的当天晚上，即2月11日夜晚，湘军水师再次受到太平军致命性的袭击。是夜三更时分，石达开、罗大纲、林启容等率太平军将士，各以轻舟数十只入江，趁着月色阴暗、江面漆黑之便飞速冲入湘军水师船队施以火攻。顿时，湘军水师“各哨慌乱，挂帆上驶”；“辎重丧失，不复成军”[2]。就连曾国藩的坐船亦被太平军俘虏，管驾官刘成槐、李子成被击毙，曾在坐船上的文案全部丢失。面对惨败的局势，曾国藩感到绝望之极，欲投水自尽，被左右全力救起，送人罗泽南陆师军营。在众将一番劝慰之后，才打消了自尽的念头。在两军激战的混乱之际，彭玉麟为救已被太平军卡在湖内的部将萧捷之，曾拼死力予以相救，亦无济于事，只得率余部退据新堤。

太平军在湖口和九江取得对于湘军水师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兵分东、中、西三路发起了战略性反攻。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连下黄梅、广济、蕲州、黄州、兴国、通山、崇阳、通城等地，于1855年2月23日重新占领汉阳，且对武昌发起攻击。此时，清朝廷慌了手脚，严令曾国藩派兵回救武汉。然而，尽管曾国藩分派胡林翼、王国才陆师和彭玉麟、李孟群水师回救武汉，但最终不能挽回失败的结局。4月3日，太平军秦日纲部一路势如破竹第三次攻占武昌。至此，湖北大片土地控制在太平军手中。

针对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内外两部分，且势力受到严重削弱的实情，彭玉麟遵照曾国藩的指令，率外江水师驻扎新堤和金口一带，建有船厂一座，在修复旧船的同时赶造新船。随后，又从湖南新募水勇与原有之水勇合为3000人，在战船和武器装备方面重新加以配置，战斗力有所增强。7月间，杨载福率领一批战船和新募水勇2000人由湖南岳州赶到金口，与彭玉麟所部分扎一处。这样，湘军外、江水师又达到十营计5000余人之众，基本恢复了九江战前的规模。此时，太平军为了彻底切断湘军饷道，多次从汉口向紊山发起攻击，坐镇湖北的清军将领胡林翼于是约请彭玉麟部水师配合行动。8月21日，彭玉麟率湘军水师舢板小战船自金口启程前进，胡林翼则率4000人自金口渡江北上。24日，太平军分五路出击，胡林翼亦分五路迎战，两军接战后太平军败退。为了占据蔡甸，胡林翼率军进逼，彭玉鱗则督率湘军水师由沌口经澜泥港等地挺进。在湘军水陆各师的合攻下，太平军被迫退出蔡甸。27日,湘军水陆齐进至距汉阳十余里的高庙。随即，彭玉麟率水师分别攻占汉水北岸宗关和南岸慈渡庵石城，将太平军逼退至五显庙。此地为太平军坚固据点，战船快蟹、长龙、舢板均聚泊于石卡之下，形势十分险要。彭玉麟督率所部水师多次猛攻不下，遂改遣左右两个小队急桨而进，冲卡过垒，直至汉水口，斩断横江铁索浮桥，将太平军水营辎重船只300余尽数焚毁。随后登岸，又将太平军铸炮局五所、火药局六处烧掉，迫使太平军一度撤出汉口镇。28日，彭玉麟率湘军水师进击汉阳南岸嘴、晴川阁一带，摧毁太平军木城两座。31日，彭玉麟与杨载福分遣所部湘军水师驶出外江同赴下游，焚毁太平军战船200余艘。五天后，彭玉麟等自沙口移军沌口，以图再进武昌、汉阳。然而，太平军自河口失守后，即在武昌和汉阳临江处所，多设大炮，以快蟹、长龙横截中流严阵以待。当彭玉麟、杨载福水师船队驶近时，被太平军万炮齐发，击沉舢板多只，被击毙官兵200多人。彭玉麟坐船桅杆被轰折，船翻之后彭本人落水，在万分危难之际，杨载福见死不救，飞速而去，成发翔飞驾舢板相救才保住性命。事后，胡林翼在调和彭、杨关系的同时，疏奏彭玉麟“忠、勇冠军，胆识沉毅”[3]。清政府则以道员记名来加以嘉奖。随后，彭玉麟请假获准回湖南衡阳老家养病。

然而，就在彭玉麟回到湖南的1855年10月下旬，石达开挥师攻人江西腹地，仅仅半年的时间，江西省13府中的8个府、40余县相继被攻占，曾国藩坐困南昌，岌岌可危，于是急召彭玉麟往助，专治内湖水师。彭玉麟在湘得到曾国藩的信函之后，立即准备前往救援。当时，湖南至南昌的通道袁州和瑞州已被太平军占领，“水陆道绝”，众人建议彭玉麟由广东绕道福建、浙江广信，但需100天才能到达南昌。彭玉麟动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江西危急旦夕，赴之犹憾不及，义不可图自全。”于是，改装易服，仅带随从数人前往。行前，他对随从说：如果遇到敌人，你们可以自行离去，不要顾及我之安危。起初，彭玉麟伪装成做生意的人，说一口安徽话，徒步700余里竟然没有被太平军发觉。及至到了要出太平军管辖的边境时，得知稽查极严，随从中有两人胆怯离去，彭玉麟则穿一身破旧衣服，怀揣一只吃饭的碗，活像一位游子乞食的人，竟然蒙混出境，平安到达曾国藩设在南昌的大营之中。随即着手整顿湘军内湖水师，编为十营，配置战船600余麻，认真加以挺练后，配合陆师转战于吉安、袁州、瑞州等江西省境数十州县，使得曾国藩在江西的军事力量迅速得以加强。过了两个月后的1856年4月下旬，曾国藩在奏请简派彭玉麟统领宁国水师的同时，对彭的人品和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彭玉麟管带水师多年，“身经数百战，艰险备尝”。1855年冬天，江西各府州县“倶陷于贼，湖南、北音问不通。该道带炮船在鄂，由贼中间道来江，徒步七百里”，以解江西之危，整理内湖水师卓有成效，“分攻各域”屡立战功，“其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4]；在《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一文中，他特意对彭玉麟这种“以义赴难”的精神作出表彰：“彭公之芝鞋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仿佛？安乐之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与。”[5]自此以后，曾国藩更加倚重彭玉麟，大小战略方针几乎均与其事先或函商、或面议；彭玉麟则把曾国藩视为师长，始终以弟子、幕僚的身份忠心服膺曾国藩，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而牢不可破。

从彭玉麟不顾自身安危徒步700里赴援江西这一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能够以一儒生而领兵数十万，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替清王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湘军之所以有别于清朝原有的八旗、绿营兵，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像彭玉麟这样的有胆识、有才学，勇于任事，讲朋友义气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儒将。细究彭玉麟的人品才学，不仅源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来源于有突出特色的湖湘文化。就湖湘文化的内涵而言，它那种突出的积极人世、勇于任事、重义轻利等精神色彩，自明末清初以后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而这一切在经世致用这种学风的驱使下又不断弘扬起来了。当然，共性中有个性，一般中有特殊，彭玉麟自身的早年生活经历以及个人的学识修养，也就使得他在实践湖湘文化精神方面表现得更加充分而突出。

[1] 《曾国藩全集.诗文》。

[2]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3]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5] 《曾国藩全集.诗文》。

“彭郎夺得小姑回”

正当彭玉麟奉曾国藩之命来到江西统领湘军内湖水师，配合陆师艰难转战各地之时,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分裂，使得其元气大伤，给予湘军以战略反攻的机会。就湖北方面的形势而言，在胡林翼和李续宾统一指挥下，湘军乘机攻占武汉，并经黄州、大冶、兴国而移兵支助江西，于1857年初进抵九江城外；就江西方面的形势而言，由于彭玉麟的到来，湘军水师战斗力有所加强，水陆密切配合，很快形成对瑞州、临江、吉安的围攻之势。然而，就在湘军拟对九江太平军发起战略反攻之际，曾国藩丁父忧不得不于1857年8月中旬离营回籍奔丧。尽管湘军军中缺主帅，但彭玉麟、杨载福等水师实力配合其陆师，先后发起了对湖口和九江的攻击战。

湖口自太平军占据以来数年间，在林启容等著名将领的部署之下，用铁索横江，置战船数百只，石钟山之上列巨炮把守来路。湖口对岸梅家洲亦筑有坚固城墙，数万株杨柳环绕于周围，由著名将领黄文金镇守。针对这种情况，湘军作了充分的准备，筑有长濠30多里，深两丈，宽三丈五尺，形成对湖口外围军事据点的攻防自如之势。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军虽然在湖口地方建有坚固工事，派有重兵把守，但整个江西军事势力因石达开率精锐数万“独树一帜”出走，受到严重削弱。1857年10月2日，湘军水陆配合攻占小池口之后，彭玉麟约请杨载福会攻湖口，将水师分为三路以进。起初，湘军水师受到太平军强烈炮火的轰击，几次冲锋均无结果，反而损伤战船十余只。此时，有人劝彭玉麟不要强攻冒进以减少伤亡，有人更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驱赶士卒出人炮火中，徒死无益，不符兵法。彭玉麟则流着眼泪动情地对众人说：湘军水陆用兵已有五年，精锐忠勇之士为国捐躯以千数计，湖南、江西等省人民饱受战祸之苦，失去性命者不计其数，每当我想到此，恨不能即刻以死相报，从而“此险不破，万不令将士独死，亦不能使怯者独生！”[1]众人感奋不已，誓将性命置之度外。彭玉麟则身先士卒，“鼓棹赴之”，终于冲破太平军严密防线，与外江水师船队合为一体。随即，李续宾等湘军陆师从城背山猛冲而下接应夹攻，太平军伤亡惨重，余部纷纷后撤，彭玉麟乘胜夺占湖口重要军事据点小姑山。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湘军终于是月26日重新占领湖口，使九江太平军失去了一个重要军事屏障。

湘军最终攻占湖口，尽管与彭玉麟的勇猛凶悍精神分不开，湘军水师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重的。正如彭玉麟在所作《攻克湖口》的诗句中描绘说：“破人梅洲毁敌营，双钟犄角势随倾。江湖襟带收天险，将士熊罴与虎争。十里岸红焚巨舰，两山血赤夺坚城。将军洞腹殊堪惨，罗拜（围绕着下拜）忠骸尽失声。”[2]然而，对于彭玉麟来说，此次湖口之战尽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这次战役的获胜是来之不易的。当他自1856年1月历尽千辛万苦应曾国藩之助来到江西之后，内湖水师的整顿、筹集锏粮的艰难有倍于在战场上的冲锋陷阵。因为在这半年时间里，曾国藩已离开军营回到湖南奔丧守制，治军筹饷等一切均靠彭玉麟自身去谋划处断，其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关于这一点，连在家乡的曾国藩也多次在书信中表示愧对彭玉麟。因为他约彭玉麟到江西，自己却不能在军营中给予彭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从朋友情谊而言他总觉得对不起彭玉麟。当然，湖口的重新夺占，尤其是内湖和外江水师得以合并，使彭玉麟感到十分高兴，诗兴不禁大发，并戏题于小姑山悬崖峭壁之上。此诗题目为《攻克彭泽夺回小姑山要隘》，其内容曰：“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十万貔貅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3]此诗突出体现出彭玉麟风流蕴藉、不斤斤于吞吐规仿而又气势宏远、别具旨趣的胸襟和情怀。

彭玉麟等攻占湖口之后，立即水陆配合，乘胜合围九江。此处系太平军著名将领林启荣尽心经营达六年之久的坚垒，但因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势力的削弱，且从饷粮方面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供给，士兵生活异常艰苦，武器弹药也相当缺乏；相反，湘军由于占据战略主动地位，在半年多时间里逐渐加强了实力，从而在1858年5月中旬发起了对九江的总攻击。尽管林启荣等太平军广大将士英勇抗战，终因寡不敌众，一万七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从彭玉麟所作《攻克九江屠城》一诗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太平军将士浴血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另一方面湘军的残忍程度则是令人发指的。他在诗中说：“隧道潜通屡破谋，我军水陆用深筹。活围寇垒虽三月，死守浔城已七秋。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4]

九江的战略地位十分显要。就太平军而言，它是安徽、江西两省的门户，既被损失，即使得在江西的军事形势更加紧张，而且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军事据点安庆也就呈现出极大的危险；就湘军而言，攻占九江之后，既可以水面为依托，在陆师的配合下发挥水师的重要作用，为实力经营湖北，肃清长江以及收复江西失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最终合围安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清史稿》第39册。

[2] 《彭玉麟集》中册。

[3] 《彭玉麟集》中册。

[4] 《彭玉麟集》中册。

血战九湫洲定合围金陵之势

就在湘军连占湖口、九江等要地的同时，石达开率领的20万大军相继攻下浙江大片土地。清政府于是接受胡林翼提出的起复曾国藩带兵赴援浙江的建议，谕令曾国藩立即动身赴军营效力。1858年7月17日，曾国藩从湘乡老家启程，开始了再次墨绖从戎的历程。此时，彭玉麟与杨载福正全力经营自九江至湖北省城一带的善后工作，为全力合围安庆作准备。曾国藩沿途经过长沙、岳州、武昌，然后顺江东下，于8月中旬抵达阳罗镇，受到彭玉麟的远道相迎。在这半个月重聚的日子里，两人尽情倾吐别后思念之情，且对未来的军事大计作了分析筹划。曾国藩此次重新出山，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湘军饷糈的供给转运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从而宣布成立湖口报销局兼转运局，总理拟由李瀚章担任，在李未到任之前，由彭玉麟兼管；此外，曾国藩的爱女曾纪纯聘予郭嵩焘的儿子郭依永为妻的事，也请彭玉麟等做主，具体操持订婚事宜[1]。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对彭玉麟是何等的器重！

然而，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定于一二年内迅速攻下金陵“以靖天下”之际，经过洪秀全的多方努力而使太平天国内部团结，领导力量一度得到改变，一些年轻勇猛的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等被委以重任，使得军事力量很快得到增强。1858年8月，李秀成于安徽揪阳召众将集议，约期会战，同解天京之围。是月下旬，在攻占庐州后随即东进，于9月下旬将滁州乌衣渡清军击败，接着乘胜追击至浦口，大破清军江北大营，使天京之围得以解除。在江西境内，太平军则从福建挥师而进江西腹地，兵锋直指赣东北，湖口等地重新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曾国藩在大肆调兵遣将，穷于应付太平军进攻的同时，嘱彭玉麟拼死力保住湖口水陆阵地，同时兼顾江西、湖北以及安徽等省水陆防守事宜，彭玉麟曾多次建议曾国藩应当尽量发挥各将帅的主观能动性，不要过于控制而使其疑怨丛生。曾国藩表示虚心接受，对各统领要做到“各用其长而尽之”；对于身边的亲兵，“此后宜加意区别”。[2]在实际行动上，彭玉麟不负所望，率所部湘军水师经过艰难奋战，最终保住湖口。同时，又在饷粮方面尽力援解支助曾国藩大营，使其感激不已，认为是“张罗本家者也”[3]。

然而，曾国藩自1858年7月再度出山至1859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在军事上并未取得多大的建树，其内心是非常不痛快的。他在同胡林翼等人反复商议之后明确认识到，要尽速拿下金陵，就必须首先夺取安庆，否则是很难成其大功的。所以，他不顾清廷的严词谴责，竟然抗旨不从，执意坚持“两利相形，当取其当”的原则，以实现其从赣北进击皖南，从鄂东进击皖北，然后由上海直取金陵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湘军水师精锐进窥安庆。平心而论，曾国藩的这个战略方针是符合实际的。尽管从曾国藩自身而言，进规安庆，可以尽快摆脱在江西的困境；但从大局而言，这个战略方针是曾国藩从权衡敌对双方实情，并且吸取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一批人的有益建议而形成的，比起那些身居京城，不明了军事实情的皇帝和他身边的廷臣们来，其见识也就要深远得多。

安庆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湘军和太平天国首要人物来说，在当时都清醒地认识到它对金陵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人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大局，将来即为光复金陵之张本。”[4]当时主持太平天国内政外交大权的洪仁圩也认识到：“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5]在实际行动上，敌对双方都为夺占安庆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湘军自1858年5月攻占九江之后，就在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的部署之下，将安庆作为下一步进攻的主要目标，曾兵分两路以陆师为主进窥安庆:一路由李续宾为首率陆师攻下安庆外围重镇桐城、舒城等地，一路由都兴阿部陆师与彭玉麟、杨载福部水师合作攻占集贤关而迫近安庆北门^太平军则自是年11月获得三河镇大捷之后，更加紧对于此地的军事防御工作。

尽管湘军早已在1858年夏秋就开始了对于安庆的进扰，但正式有组织有部署的攻击计划则是由胡林翼最先提出来的，即兵分三路同时并进：由都兴阿部陆师与彭玉麟等水师沿江直取安庆为箄一路；由曾国藩率军自太湖以攻桐城为第二路；由胡林翼率部从英山直取六合等地为第三路。由于袁甲三为顾及自身在淮北的压力，奏准清廷谕令曾国藩与胡林翼从全局考虑，对这个行动计划作些调整。于是，曾国藩经与胡林翼等反复筹商后，重新部署进攻安庆的计划分为四路实施：第一路以曾国藩为主帅，由宿松、石碑会同彭玉麟、杨载福水师，共两万余人以取安庆；第二路以多隆阿，鲍超为统领共计一万五千余人，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此两路水陆并进，循江而下。第三路以胡林翼为主帅，“先驻楚皖之交，调度诸军，兼筹转运”，然后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第四路以李续宜为统领，由商城、固始进攻庐州[6]。随后，以曾国藩为主帅的湘军水陆各师与多隆阿、鲍超等为统领的陆师汇合于太湖城外。面对湘军大兵压境之势，陈玉成为保守湖北通向安庆的要道太湖，立即于1860年1月率军前往救援，曾扎营70余座，想从外对湘军造成包围之势。时已移居英山的胡林翼得此消息后，迅速派遣金国琛等万余人抄袭太平军后路，为鲍超率湘军陆师突围反攻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湘军水陆的拼力攻击之下,陈玉成被迫于2月16日连夜撤离太湖阵地。随后，湘军又乘胜夺得潜山，形成了对安庆的长达一年半时间之久的围攻之势。是年6月，彭玉麟、杨载福等又联络太平军叛将韦志俊部攻陷枞阳镇，使得安庆城内太平军将士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危险境地。

彭玉麟手迹

为了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造成的危局，且为了分散湘军兵力，解安庆之围，天王洪秀全等接受洪仁矸的建议，在全力摧垮清江南大营之后，分兵湘军极度空虚的大后方江西、湖北。1860年4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太平军将士从天京启程，先后克复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中旬直逼武昌城下。与此同时，由李秀成率领的另一支太平军则攻占进围江西建昌等地。在胡林翼的请求下，彭玉麟与李续宜奉曾国藩之命率水陆两军于是年底迅即回救江西、湖北大后方。在此期间，彭玉麟率水师与陆师互相配合，先是与太平军黄文金部激战于湖口等地，最终击退太平军进攻，死守湖口这一通往安庆的水道要镇。对此，曾国藩在给彭玉麟的书信中多次予以肯定和赞扬：“此次黄文金誓以死力夺我湖口，麾下督率水师，登陴固守，保全危城，实属非常之功。”并且反复告诫其拼力守住湖口和景德镇以利大局：“湖口守城事宜，仍须阁下主持。主要守住湖口、景镇两处，余皆不甚要紧。”[7]随后，彭玉鳞遵照曾国藩的嘱托：“万一狗逆扑安庆之背，则速办多船，由下泥阪渡鲍军过江”；“武汉为吾辈水陆各军之根本。……惟仗希庵（李续宜字号）与阁下水陆救全武汉”[8]。彭玉麟与李续宜密切合作，于1861年春天先后攻占被太平军再度收复的孝感、天门、应城、黄州、德安等地，确保武汉的安全而使安庆合围之势未尝松懈。尽管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江西、湖北等地不达预期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出面阻挠所致，但彭玉麟在这一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不仅曾国藩对其赞许不已，就连清朝政府也看在眼里，谕令其担任安徽巡抚的职务。虽然彭玉麟举出种种理由加以坚辞，最终还是被提升为水师提督。

在湖北和江西大后方局势得到缓解后，曾国藩为了对付已于1861年4月下旬放弃会师武昌，转而回援安庆的陈玉成部太平军，并且尽速攻下安庆而进围金陵，随即调遣彭玉麟回师皖境，在湘军水陆合力攻占安庆外围军事据点太湖之后，又于是年8月中旬函请彭玉麟到自己的身边协助一切：“务请阁下速来东流等处，帮我照料一切，至要！至要！”[9]此时，在曾国藩的眼里，彭玉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左右手，军政大计无不与之事先筹商，关系发展到了既是师生又是幕友的密切程度。从此期间曾彭二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彭玉麟本人从内心深处视曾国藩为难得的师长；曾国藩则在反复推辞的同时，从各方面对彭玉麟加以关怀爱护：“阁下英侠盖世，愚劣本不足以为师；纵以师论，督抚于师前亦不称‘禀’，……阁下纵过执妫歉，而国家体式不可违也，特此奉商，以后望勿再施。”[10]这种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师友之情，在曾国藩与众多幕僚的关系中是不多见的。

早在1861年8月中旬曾国藩函请彭玉麟速至东流协助一切之前的5月和6月间，湘军水陆并进相继攻占赤冈岭、集贤关等太平军营垒，彻底断绝了安庆城中太平军对外联络的通道。是年8月中下旬，由陈玉成为主帅的第四次回援安庆的太平军虽曾一度攻破湘军重围，但最终因彭玉麟等湘军水师截断了援城通道，粮镝无法按期运进，致使城内太平军饥寒交迫，战斗力大大削弱。不过一个星期，湘军水陆各师乘安庆城内太平军粮饷无以为继之际，以地雷轰倒北门城垣，越濠人城。可怜已经饥疲力竭的一万六千余太平军将士，奋起血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湘军攻下安庆之后，随即人城进行了残忍的报复性烧杀。这一点，就连彭玉麟本人也感叹不已。他在《攻克安庆省城》一诗中说：“操江厂外耀弓旌，肉薄同登破此城。十载练潭容贼有，一朝皖水庆功成。釜中余炙有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灰烬如来庵尚在，卅年难慰渭阳情。”[11]前几句尽述当时战斗之激烈以及战后的惨状，后两句则述及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很难抹去诗人对故地、故人的思念之情。

攻占安庆之后，彭玉麟与曾国荃等水陆配合，沿江东下，兵锋直指太平天国首都金陵。自1861年10月中旬始，彭、曾等湘军水陆各师在十天之内相继攻陷泥汊港、神塘河、无为州、运漕镇、东关等沿江城镇和军事要地，前军逼近巢县，与金陵外围太平军隔河相持。11月初，曾国荃回湖南招募新勇，湘军合围金陵的阵势则主要由彭玉麟负责主持。1862年3月下旬，曾国藩将新招之勇开赴前线，向太平军重新发起攻击。5月18曰，彭玉麟与曾国荃部会合，采用突袭手法攻占太平府后，乘胜接连夺得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板桥、秣陵关、大胜关等沿江军事要地，军锋直逼金陵城下。31日，曾国荃等陆师驻扎雨花台，彭玉麟等水师进据护城河口。然而，曾国藩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主张对金陵实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严格告诫曾国荃、彭玉麟不要轻举妄动，统筹兵力寻机发起总攻击。而在太平军方面来说，面对兵临城下的危殆局势，李秀成等多次召开会议，决定暂时放弃对上海等地的进攻而将主力回救天京。具体部署为三路进兵：北路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领其主力进援天京；中路由陈坤书为主帅，率军进攻芜湖、金柱关，扼断湘军粮草运输通道；南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军进攻宁国，用以牵制湘军的增援部队。9月14日，各路太平军开始按计划回援天京。李秀成率领的北路援军自苏州西上，取道宜兴、溧阳，至东坝汇合后，再兵分两路同时对株陵关和雨花台湘军发起攻击。自10月13日至11月26日这40多天的时间里，驻扎雨花台的曾国莶军营受到太平军猛烈炮火的轰击。期间，曾国藩多次去函彭玉麟，将防守芜湖、金柱关这一水路通道的任务主要交给彭玉麟，并请其与陆师紧密配合，力保金陵合围之势不至在太平军的攻击下前功尽弃。如他在信函中反复指出：“务请督率水师力保金柱关、芜湖二处。”[12]“贼势浩大，军宜团聚不宜分散。……望督饬各营专防上游”；“水师以保全江防为主”。[13]彭玉麟不负所望，调度有方，指挥得宜，使曾国藩感到非常高兴:“厚庵（杨载福字号）不在上游，赖阁下督率各军，运筹决胜，至慰至慰。”[14]正是在诸如彭玉麟等湘军将领的拼力坚守之下，太平军北路虽给予曾国荃部湘军以沉重打击，南路亦于10月下旬攻占宁国县城，使得鲍超部湘军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但中路军却在彭玉麟为首的湘军水师攻击之下遭到失败，未能达到切断湘军粮道的预期目的。加之，由于英法侵略军在公开干涉中国内政，乘机夺据嘉定等地而使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形势发生危急，李秀成等不得不于11月26日主动撤退，从而宣告救援天京的战斗失败。

当李秀成率太平军撤出金陵外围雨花台阵地之际，曾国藩亦嘱其弟曾国荃率军立即后撤至太湖沿岸，以防太平军去而复来而使湘军归路断绝。同时，又嘱彭玉麟等部湘军水师后撤至金柱关、西梁山一带，以控制上下游水路畅通无阻。曾国荃不管曾国藩如何劝说，就是坚持不肯撤兵；彭玉麟等立即听从号令，迅速渡江而撤，严密防守水路各要隘。曾国藩在信函中对彭玉麟的行动感到满意的同时，进而指示具体机宜：“只要玉溪、西梁两处不失，大江上下民船往来无碍，大局总可支持。”并令其“选派好营好哨”至这两处，“协同陆师坚守，至恳至恳”；至于湖北防务，则“祈阁下与为、竹、杏、云熟商进兵之法，俾贼不得一意上犯”[15]。彭玉麟对于曾国藩的这一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予以实行，于1863年5月上中旬相继攻占东关、铜城阐、巢县等地后，又与鲍超部湘军陆师合作在6月中下旬先后攻占江浦、浦口D紧接着，彭玉麟等部水师在鲍超陆师的协助下，进攻太平军坚固堡垒九狱洲。曾国藩在当时针对鲍超一军“素无纪律，积习难返”的实情，故将进攻九袱洲的重任全权陚予彭玉麟：“而九狱洲一隘，专归水师设法进剿，全赖阁下与厚庵合力运筹，破此要隘。”[16]的确，九'狀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平军在此经营12年之久，筑有营垒数十座，“外作大城，众舟环之，与江宁相犄角”[17]。彭玉麟经过与杨载福反复筹商后，于6月28日发起总攻击。其具体部署是：先夺占外围据点，然后乘胜捣其腹心。彭玉麟坐镇上游，分遣南北两队作为主攻力量，即南队向下关，北队向草鞋峡；杨载福则负责指挥对下游燕子矶的攻击。水师获胜之后，陆师则兵分三队,主要任务是“掘洲埂攻中关”，配置舢板环洲而阵。但遭到守城太平军的英勇抵御，向前推进一步都很艰难。彭玉麟亲督水陆各师轮番夜攻，并选勇猛之士从火丛中强行登岸，经过两昼夜血战，终于攻占九狱洲，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而无生存者。从彭玉麟所作《夜破金陵对江九袱洲》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两军对战的场面是非常激烈的：“铁垒铜城敌焰高，揉身肉薄夺深宵。烘天火鹞红千里，炙地金蛇赤万条。九袱雄关收此夜，一江险要得今朝。纵横壕堑填尸满，十二年纔孽毒销。”[18]九狱洲一战是自田家镇以来最激烈的一战，“较之往年诸大战，辛苦倍之”[19]。九狱洲的失守，对太平天国说来关系极为重要，从此以后天京与下游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粮食供给来源被彻底切断;而对湘军来说，最终实现攻陷天京的目标也就不需要多花时间了。对此，曾国藩在书信中欣喜地指出：“从此江路肃清，如喉中去鲠”；金陵“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绝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只要水次之接济断得千净，不过数月，城必可克，不待合围如安庆之久也。”[20]由此可见，九狱洲一战湘军获胜，为全面合围金陵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 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

[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1] 《彭玉麟集》中册。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994年版。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994年版。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994年版。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17] 《清史稿》第39册。

[18] 《彭玉麟集》中册。

[1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

自湘军攻下九袱洲，形成对金陵的合围之势后，也就决定了太平天国失败的结果。然而，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并非庸碌之辈，他们率领英勇顽强的太平军将士作了最后的努力。为了缓解天京的压力，太平军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地奋起抗战，将湘军合围金陵的注意力加以牵制。于是，曾国藩急令彭玉鱗先后转战江苏以及安徽等地，配合陆师相继攻占青阳、高淳、东坎等军事要地。随后，因杨载福奉命专顾江西军事，彭玉麟则专统湘军水师，全力配合曾国荃等陆师围攻金陵。曾国藩在1864年6月间给彭玉麟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攻剿金陵，诚非陆师奋力不为之功，水师亦断不可少^水师以断江西之接济，截北岸之援贼，陆师则开花炮与地道并举，而辅以苏军洋枪骁队，当可济事。”[1]1864年7月19日，尽管最终直接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是曾国荃的湘军，但彭玉麟等水师尽力扫清江路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故在彭玉麟会同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奏报金陵被克复的消息后，清廷特意赏给彭玉麟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加太子太保衔；曾国藩多次在奏折和书信中对彭玉麟在攻克金陵过程中的功绩予以肯定和赞扬。

就彭玉麟本人来说，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成就大功，但在欣喜之余却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厌弃功名、解甲归田的念头。他在《喜收复金陵二首》的长诗中很明显地流露出这种心境：

皇仁帝德颂遐昌，上将威宣日月光。前事傀成还侥敗，今朝擒贼竟擒王。东南半壁天无恙，淮海双清浪不扬。屈指国殇三百万，功成回忆转心伤。

血战长江十五年，一朝拨乱见青天。三吴城郭收新版，六代江山复旧阡。甲胄已怜生虺蝨，兜鍪岂望换貂蝉。书生喜了出山愿，敢乞残骸归种田[2]。

促成彭玉麟厌弃军政生活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他对湘军的残忍以及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无数灾难开始产生了反感。曾国荃的湘军陆师在攻下金陵之后，随即实行残酷的烧、杀、淫、掠之举D对此，彭玉麟较为不满，认为曾国荃身为统帅，应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所以，他曾在书信中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把曾国莶抓杀以谢天下。曾国藩当然不会同意彭玉麟的请求，在复函中尽力为之加以辩护：“阁下于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逆，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恨之若是?来示谓国藩将兵则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3]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曾、彭二人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谊。曾国藩恳请彭玉麟不要急于引退，在辅助其稳定地方秩序，裁撤湘军的同时，为创立《长江水师章程》而尽责尽力。如在是年8月下旬给彭玉麟的信函中，曾国藩诚恳地表示：“阁下志抗浮云，敝躜轩冕，十年前已深知雅尚。待大局初定，长江水师位置就绪，即听阁下长揖还山，……断不强为羁留，致负宿约。”[4]次月，又托付彭玉麟：“其长江水师提督所辖，上至岳州，下至崇明，旁及两湖三江之湖荡河汊，何处立营汛，何处创立衙署，开设船厂，均须阁下周历巡察，不能专驻安庆，兼顾陆路。”[5]从此时起，彭玉麟一边就医治病，一边察看长江各地情形，着手草拟《长江水师章程》。1865年3月中旬，在曾国藩的催促下，彭玉麟终于次月间将《章程》草稿送交审定。曾国藩回信给彭玉麟，表示要认真加以核改，并请沿江督抚提出意见修订后再行会奏朝廷。然而，就在是年5月间，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于山东曹州高褛寨，6月初清廷急令曾国藩交卸两江总督之职，率各军迅赴山东一带剿捻。尽管曾国藩对此一差事极不愿意，但朝廷谕旨不得不勉强遵循。这样一来，就使得《长江水师章程》修订之事一直延续至1866年初才最终完结。在这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曾国藩与彭玉麟或书信咨商，或当面议决，对《长江水师章程》逐条逐句交换了详细的修订意见。如曾国藩在给彭玉麟的书信中指出：“《长江水师章程》，在洪泽湖中细阅一遍，知阁下用心良苦。惟船与官皆太多，必干部驳，且眼中诸将均难胜此重任”，“提督养廉，尊意请加一倍，而鄙意则加两倍，此外则皆已核减。凡减处皆再三斟酌，一则恐干部驳，二则恐将来营规日坏，处咎于初议者之官太多，饷太优也。其与尊意不合处，尚求详示”；“《长江水师章程》内，尊拟添设炮台一条，思深虑远，鄙人亦尝筹及再思。……千、把各与书识一条，事属可行。副、参、游出缺全归长江提督遴补一条，恐不可行。”[6]通过反复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吸收了李鸿章等人的看法之后，由曾国藩和彭玉麟两人主持的《长江水师章程》，于1866年2月13B以曾国藩、彭玉麟、吴棠、刘郇膏、乔松年、刘坤一、郑敦谨、李瀚章联衔形式会奏清中央朝廷，得谕旨“着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妥议具奏”[7].

这个《长江水师章程》共计议定事宜30条，营制24条。其事宜包括：长江水师提督衙署建于太平府、立行署于岳州、提督有单衔奏事的权力；长江共立六标，分设太平、岳州、汉阳、湖口、瓜州、狼山各地，共辖24营；长江与各省水面设防各有专责，即长江水师主要负责主流江防，不负责各省所属江河湖汊的防务；副将、参将、游击之官设立衙署，以稍离城市闹区为宜，都司以下之官不设立衙署；24营共置战船774只，都司于本船之外另有打仗舢板之船，兵数一万二千余人；自提督至千把总各官以次分别配置书吏一至四人不等；长江水师兵丁粮额“暂从其优”，等到军务大定之后酌情稍减。此外，还就饷项出人报销、哨官出缺遴补、设弹药局、船厂、操练技艺等事，都作了明文规定。尤其是对于约束士兵的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曾、彭等人在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长江水师“旧日营规甚严，近来日就松懈。今立为经制水师，应申明定规三条决不可犯者”。一是不准登岸居住，二是不准吸食鸦片烟，三是不准聚众赌博。如有犯者，即严惩不贷。其营制包括：即在岳州、汉阳、湖口、瓜州、狼山镇各设总兵一员，太平府设立提督坐镇于此，共计新设岳州镇标四营，汉阳镇标四营，湖口镇标五营，提标五营，瓜州镇标四营，添设狼山镇标两营、内设副将六营，参将七营，游击十一营[8]。创设这个《长江水师章程》就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之举。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应当说是比较完备适宜的。但曾、彭二人都对此战战兢兢，胸中没有踏实把握。如曾国藩在《复彭玉麟》的书信中指出：“吾两人定长江永远章程，纵不能保将来常常整齐，但求当吾之世江面无纷纷抢劫之案，水营无沓沓昏惰之习，即为至幸。”[9]从而，在实际行动上彭玉麟奉命勤巡长江水师、严格约束水师士兵，一经发现有不法之徒，即加以重惩而不稍示宽容。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将在后面章节加以专述。

至于长江水师经费问题，曾国藩与彭玉麟经过仔细考虑清政府财源枯竭的实情后，奏请以长江厘金税收充用，不要户部拨归常款。起初，因军务尚未大定，饷需浩繁，加之淮盐销路不通，从而使得长江水师的经费非常困难。彭玉麟勉为其难，“议定捆盐自卖”，所得厘税供水师月饷。随着太平军余部和捻军主力相继被镇压，长江通道已定，曾国藩与彭玉麟商定后设立“三省督销局”，由彭主持招商领票，发行盐票数百张，最终使得长江水师有了稳定充足的军饷可以支领，且有“余银及票本巨万”。彭玉麟深知此一款项来之不易，除自己不取分文之外，严格控制经费的使用。以五分之一收取利息，以助水师公费和“外患仓促之需”，其他则分别解助云南和贵州军饷20万两，十万两用于本县学额，“而以盐票犒诸将有大功者”[10]。

此《长江水师章程》自军机大臣与兵部经约半年时间的反复讨论筹商之后，得谕旨约为六卷，作为定例颁布实行。1867年底，彭玉麟与曾国藩等又奉到谕旨，奏补长江水师所设各缺。他们二人经过四个来月的反复商议，于1868年4月上旬上奏朝廷，除按长江水师所设官职拣员奏补外，考虑到前之所定章程付诸实施后仍有不完善的地方，故将“未尽事宜续议十条”作为补充。在《拟补长江水师各缺并续陈未尽事宜摺》中明确指出，办理长江水师是新生事物，无成法可循，亦无一成不变之制，“大抵屡试屡变，渐推渐广”，所以“新旧所拟事宜四十条，皆就习惯者而著为令典，在目下，已不敢谓立法之善，将来时移事异，更恐有窒碍难行之处”。鉴于此，他们不敢说这个章程已经很完善了，暂“愿数十年后，滨江之督、抚、提、镇随时损益，以补今日之缺疏；遇事讲求，以冀将才之辈出，庶几有举不废，历久常新，则臣等所祷祀以求者也。”[11]其续拟事宜十条包括：颁发关防条记、酌留厘卡充饷、裁撤水勇R期、派船巡查私盐、酌定枪械旗帜，更换缺额官阶、议裁旧日额缺、各省督抚节制、核定疏防处分、各营轮流更调。从其所补事宜具体内容看，对原拟章程未及考虑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补充，与原拟事宜30条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有关长江水师建设的总体蓝图与具体规章。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创举，且对近代中国海防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1868年4月彭玉麟协助曾国藩参照西洋之法对原有《长江水师章程》作了新的补充之后，他们又在随后提出了建立外海水师三阃即江浙建于吴淞、直鲁建于天津、闽粤建于南澳，备轮船若干，专泊洋面的整体设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创建长江水师是筹建近代中国海军的先声。后来，李鸿章等人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近代化的中国海军，就是按照彭玉麟、曾国藩这个《长江水师章程》的基本蓝图而加以完善起来的。如何评价彭玉麟与曾国藩等人在建立长江新式水师和筹设近代中国海军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呢？我们认为，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在镇压和防范“内患”的过程中起了恶劣的作用，具有维护淸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的性质。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对“自强御夷”理论在实践上的重要体现，加强江防、海防建设包含有抵御“外侮”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对不对内，而在于是否在对内的同时又对外，并且在“内乱”暂息之后，立足于“自强”抵拒“外侮”。而彭玉麟、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建立长江新式水师，筹设近代海军的举动，就明显地体现了“侮外”的性质和民族意识。

[1]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2] 《彭玉麟集》中册。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7] 《曾国藩全集·奏折》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

[8] 《曾国藩全集·奏折》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0] 《清史稿》第39册。

[11]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

彭玉麟在应曾国藩“三顾茅庐”之请“墨绖从戎”之初，就曾有约在先：“不要官，不要钱”，平定天下之后即“解甲归田”，回复为民。他时刻谨守着这一初衷，一生辞官不受达十次之多，朝廷屡次不准开缺，对其优奖有加无减，所寄厚望超过一般人臣。然而，在太平军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之际，彭玉麟虽屡不接受朝廷的任命，但出于其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本能，他并未撒手离而是尽心统率湘军水师转战各地，迭立战功^1861年，湖北巡抚胡林翼病逝于军中，清廷谕令李续宜继任湖北巡抚，根据彭玉麟的战功和才能则授以他安徽巡抚的重任。但彭玉麟坚决加以推辞，其理由是：自身才疏学浅，出山之初并非为了高官厚禄，只不过为治乱“平天下”是臣子之职责的大义所驱使而出生人死于疆场。但一省巡抚为地方大员，有节制文武之权，镇抚军民之责,一旦措置不当，则上负朝廷，下误苍生，所以他坚请朝廷收回成命。当然，“内乱”尚未平息，金陵正系合围之关键时刻，他表示愿继续统率湘军水师，用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一意办贼，努力前驱”。曾国藩也为其说明坚辞不受的理由，建议清廷改授李续宜代署安徽巡抚，改任彭玉麟为水师提督。然而，清廷考虑到彭玉麟统领水师兼有节制镇将的职责，既改任为提督，则系武职却不足以统率地方文武各员，故又于1862年授予彭玉麟兵部右侍郎之职，充分体现了清廷对其所倚之重。

1864年初秋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彭玉麟正式萌发了功成身退的念头。但在曾国藩的坚请之下，他为肃清江面、维持战后大局着想才未立即离去。次年，清廷任命彭玉麟为漕运总督之职。此时的漕运总督除具有管理漕粮的取齐、上缴和监押运输，督促南方各省通过运河向京师输送粮食的职责外，还有节制江北镇道各级官吏的权力。一般人对此求之不得，但彭玉麟则无意于此，坚辞不受。他在《辞署漕督并请开兵部侍郎缺折》中从三个方面阐述其理由说：东南各省转运漕粮，关系十分重大，“臣于斯事全未谙究，何可冒昧尝试，贻误京储？”这是坚辞漕督的理由之一。就目下情形而言，漕督责任虽然重大，但较之于1861年坚辞安徽巡抚，“则有劳逸之别，难易之分”，如果今日受任漕督，则会使人感到有“辞劳而就逸，舍难而就易”之嫌。这样一来既是变易功成身退之初衷，又会“贻讥于物议”。这是他坚辞漕督的理由之二。从军十数年来，饱受伤病之苦，精力日衰，尤法担当重任。这是他坚辞漕督的理由之三。更为重要的是，彭玉麟对当初“墨绖从戎”，未及按期守制而耿耿于怀，“祖宗邱墓，祭扫阙如，抱恨在心，时时隐痛”。早就打算等到水师一切事务安置完毕，即“乞身修墓，结庐其旁，稍赎十余年罪疚'然而，在金陵尚未攻占之前自不敢顾及此事；大功告成之后，又因“金陵新复”，裁撤各营兵勇之事非常棘手，不得不帮同曾国藩实心办理，所以“未敢恝然引去”。现今局势稳定，长江水师已粗立条目，“即可与沿江各督抚会同具奏”，所以他恳请朝廷不仅收回漕督成命，而且开去兵部侍郎之缺。当然，他向朝廷表示不会立即归隐山林，“容将营中各事料理清楚，再行具折请旨回籍。”[1]此折递上之后，清廷仍命按期赴任，彭玉麟再度请旨坚辞并托曾国藩从中说明情由，才得到谕旨：“情辞恳挚，出于至诚。彭玉麟着准其开漕运总督署缺，所有长江水师善后应办事宜，仍着该侍郎妥为料理。”[2]如前所述，自此至1868年6月这三年多时间里，彭玉麟与曾国藩等人尽心尽力拟订长江水师的建制以及办理具体事务，从而彭玉麟在是年7月中旬递上《请开缺回籍补守制折》，恳切陈述坚请开缺的心怀。首先，他向朝廷据实汇报办理长江水师之事基本就绪，佘则可由新任提督黄翼升全权善后，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紧接着，他在再次陈述补制尽孝的理由后指出，“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今贼已灭而不归，近于贪位。长江既设水师提督，责有攸司，臣犹在此，似乎恋权。”进而，他反复强调说：“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而退无义”，目前正值中兴之际，“宜扶树道教，整肃纲纪，以振起人心”，我彭玉麟不想“伤朝廷之雅化”，而要为世人作出一个功成身退、言而有信的榜样。况且，一个人的才智“用久则竭”，如不及时“藏其短”，必定要导致失其所长。自古以来，往往有这样的人，他们在起初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陨越贻讥”，这固然是他们的才能平平，但其精力逐渐衰竭、力不从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后，他婉转提醒朝廷不要再持成命而不成人之美-“臣每读史至此，窃叹其人不知善藏其短，又惜当日朝廷不能善全其长。”[3]是年8月上旬，清廷终于颁发谕旨允准彭玉麟开缺回籍补行守制，但要求他在“终制后即行来京陛见，听候谕旨”。尽管朝廷并未最终同意彭玉麟从此回归山林，但终于获得有可能不要专当重任的机会了。对此，彭玉麟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的高兴。然而，好事多磨，正当彭玉麟整装待归之际，接到朝廷暂缓回籍的谕旨，令其将妥善交接长江水师汛地及密保文武人才等。又过了半年多时间，彭玉麟将应办之事妥善处理之后，终于1869年春间启程返湘。

临行之际，彭玉麟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人世间的诸多事例说明，一个从外表上刚正不阿、办事精明果断的人，往往在自身深处隐藏着丰富的情感，“菩萨心肠”的一面又体现得很充分。彭玉麟显然属于这一类。离开家乡多年，时刻怀念死去的亲人，挂牵着儿孙亲友，向往着家乡的秀丽风光；然而，在军营前后16年，此刻追忆着那些与他出生入死于疆场的将士形象，回想着兵锋所及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景，思念着与曾国藩这就尽情流露这种复杂的心境。

养疴何处闭柴门，欲觅山深别一村[4]。北阙恩慚新雨露，南丰力挽旧乾坤[5]。双瞳青失悲亲泪，右臂红留战血痕[6]。贱子久衰秋日柳，不堪零落近黄昏。[7]

一瓣心香荅上苍，天公许我整归装。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輳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仔肩谢去身轻便，诗酒难忘旧日狂。[8]

良医曾就古杭州，难把膏肓痼疾瘳。扶病龙钟行旧部，巡军勉励建新猷。忍辞父老江南北，淹滞时光岁夏秋。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9]

这组《述怀》诗作成之后，彭玉麟曾请人专送曾国藩指正。远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在复函中对其大加赞赏说：“篇中好山佳水，狎鸥随鹤等句，原非有心招隐，而朗吟一过，回首南望，如读《逍遥游》矣。”进而，针对彭玉麟在诗中流露出恋恋不舍、心事沉重的情感，曾国藩对之加以细细开导：“阋沧桑之大劫，问松菊于故庐，与曩昔朋旧寻某丘某水，钓游之踪心旷而神怡，尚有何物沉疴能相纠缠？”[10]

1869年8月，彭玉麟正式回到离别16年的故乡衡阳，随即作草楼三间，布衣青鞋，时往母墓及查江家庙祭吊。在这期间，他以一“布衣”身份平居乡间，不复过问地方政事，深得地方官民的钦敬和爱戴。补制期满之后，亲手种树灌园，菜蔬之物自足而有余。曾国藩得知彭玉麟清廉节俭有素，但考虑到他回乡之时所带银钱不多，特去信加以询问抚慰说：“阁下归装，白金、青蚨各止二千之数。以一半为修墓、葺屋、应酬亲故之用，以一半为支持生计、供具衣食之用，皆恐不足敷衍。尊体多病，自奉虽极俭薄，而乡里告贷者多，至有素未识而闻风而来者。台端性好施与，此区区者安足供其挥霍耶？”然而，曾国藩深知彭玉麟的性格，不好提出寄赠银两以助，只能劝其多多保养身体为要：“尊恙以避嚣习静为要药，修墓事毕，仍宜随时调摄。遇事有不称意者，善自排遣，勿过烦恼也J[11]在这里，体现出曾国藩对彭玉麟这位亲信幕僚和得力爱将的拳拳关怀之情。而就彭玉麟来说，尽管在乡间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但不时思念着远在北国的曾国藩。早在1869年1月上旬曾国藩奉旨赴直隶总督之任时，彭玉麟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连续十多天送行，每天形影不离，促膝相谈，尽诉别离之情D曾国藩在日记中详尽记载最终与彭玉麟等作别的情景：“五更三点起。黎明，与雪琴、调甫、健飞三君作别，三人皆涕泗交流，余亦凄然不忍离也。”[12]1871年5月初，因天津教案办理过柔而遭讥议的曾国藩刚刚回任两江总督四个来月，远在湖南乡间的彭玉麟深深眷念着这位老师的身心健康，曾专函告知拟有速赴金陵之举。曾国藩在复函中加以劝止说：“买舟东下之说，尽可不必。将来桑梓相去甚近，会晤之日正长。尊体苟未全臻康复，切勿跋涉远行，致增劳刺也。”[13]由此可见，两人间这种手足般的情谊是何等的深厚挚诚！

就在这时，长江水师因承平多日，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清廷于是在1872年颁旨促彭玉麟巡视长江，对之全力加以整顿。彭玉麟自岳州启程之后，沿途举劾营哨官180余人，将水师提督之职荐以李成谋代之。彭玉麟自筑草褛三间于杭州西湖，取名为“退省庵”。每次巡阅长江事毕之后，居此度日，使得长江水师纪律大有改观，势力日渐增强。1881年，淸廷任命彭玉麟为两江总督，他仍力辞不受。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彭玉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欣然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督办军务，调兵遣将，实力设防，使法国侵略军最终不能踏上广东省境一步。1885年军务结束之后，遵旨扶病巡阅长江，至1888年病势加重才获准开缺回到家乡衡阳就医疗治。1890年4月，终因病人膏肓，溘然长逝，享年75岁。

[1] 《彭玉麟集》上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2] 《彭玉麟集》上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3] 《彭玉麟集》上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4] 彭玉麟老家旧屋因多年失修已毁塌。

[5] 指曾国藩为清朝效力的功绩。

[6] 据彭玉麟在诗中作夹注说：“先人祠墓祭祀阚如，清夜流泪，目多昏蒙，右偏手腿三次受重伤。”

[7] 《彭玉麟集》中册。

[8] 《彭玉麟集》中册。

[9] 《彭玉麟集》中册。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12]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

在封建社会，“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一起构成了传统士大夫一种终身追求的人生信条。自幼接受过封建正统教育的彭玉麟，自然朝着这样一种人生目标而不断迈进。如前所述，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彭玉麟数十年的所作所为，完全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在“修身齐家”方面也为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们作出了榜样，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例证。应当指出的是，彭玉鱗在“修身齐家”的实践上，既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特色，又与曾国藩对他的影响分不开。

就“修身”而言，尽管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彭玉麟可能与曾国藩有点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自我克制性，或者有点理学家的味道。如他在早年做京官时，能够直抒己见，甚至在奏折中犯颜直陈咸丰皇帝的过错，古大臣伉直遗风体现得比较明显；但他在中年以后接触官场实情之时，这种耿直的性格也就自然而然地隐藏起来。这其中虽然有出于协调各方关系，尽力保护自己的因素在内，但总使人感觉到多少有点虚伪做作，说得好听一点有一种迫不得已的味道。又如，曾国藩的功名心比较突出，职位越高在为人处事上也就越是战战兢兢，尽力克制自己，不敢招来麻烦，从而在攻陷金陵之后，虽然窥见到朝廷对自己并不放心，千方百计对其防范、牵制的实情后，仍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在实际行动上还要做出让朝廷、让世人无猜忌之心的事情来。彭玉鱗在这些方面一般都无顾忌，想说就说，想干就干，刚直不阿，丝毫不存在什么瞻前顾后的心理。这一点，可能是他与曾国藩有所区别的地方。然而，两人在忠君爱国，自奉俭约、严于律己、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利等自身修养方面，却有许多共同点。在相互间影响、补充的基础上，彭玉麟在某些方面受到曾国藩的帮助、指点还是相当深厚的。譬如，他在50岁以前由于性格刚直，与人交接往往不太注意方法，曾国藩在书信中对他屡次加以开导点拨，使之在晚年有所改变。正如王闾运在给彭玉麟所作《行状》中指出：“五十以前有气陵之者必胜之而后已，其后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敛抑，诱接文士尤能折节。”这是彭玉麟在自身修养方面受曾国藩影响较为明显的地方。

概言之，彭玉麟在“修身”方面最为显著之处，除了刚正不阿、讲求实际之外，还体现在他澹泊名利这个问题上。无意功名、多次辞官不受这一点已经作了叙说，此处重点就他自奉清廉、不贪图钱财这个问题作些考察。彭玉麟有一句名言叫做“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这与他在应曾国藩之约立下的“不要官，不要钱”的誓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弘扬。他在奏折中也反复表白：“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1]事实的确如此^彭玉麟尽管做了大官，但在他1869年春允准回籍补制之时，原有的几间破屋已经不复存在，随后不管是在衡阳还是在杭州，均只草楼三间作为栖身之所。这比起当时那些大多数湘淮军将领相继于家乡建造高宅深院以作炫耀之资来，彭玉麟的俭朴廉洁之形象不能不令人钦敬三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彭玉麟奉命经营长江水师之后，万余人的兵饷全由他负责规划盐税及长江厘金税作为来源。在十多年时间里，他亲自主持筹谋，造册征收，其手下未曾有中饱私囊、侵吞公款的事情发生，相反在维持军饷的正常支领之外，尚盈余60多万两。与此同时，他本人的养廉银亦分文不取，单就1862—1866年，清廷授予他兵部右侍郎职务而言，应得养廉银两万多两，尽数捐作军需之用。曾国藩在奏折中特意对彭玉麟捐助军需、不邀奖叙的心境作了说明：“臣查彭玉麟带兵十余年，治军极严，士心畏爱，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钱。今因军饷支绌，愿将应得养廉银两悉数报捐，由各该省提充军饷，不敢仰邀议叙，实属淡于荣利，公而忘私。”[2]此后20余年间，彭玉麟对各项养廉银仍不取分文，积至40万两后又尽数充公之用。他对自己的俸禄也是省吃俭用，从不乱花，积存至5000两后放在一个典铺生息，本人只取其利息维持正常生计，最终将其充作衡阳等地书院之费。中法战争爆发，彭玉麟奉命帮办广东军务期间，当地绅民曾捐输17万两以助军饷，他婉转加以谢绝。在他离开广东之时，广东士绅又集资成金排签署各人姓名于上送给彭玉麟，亦被拒绝，“且戒其奢”，所受绣字之物则转赠“海幢寺中”。时人对彭玉麟这种清廉的风范评价说：“昔诸葛公在军，虽无私积，尚仰给予公。刚直则并此倶无矣”，真“有英杰所不能为者”[3]。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这是因为，在一般封建官吏眼中，份外之钱不敢多要，但正常的俸禄和养廉之银受之无愧，是取之有道的；至于那些贪官污吏，则极尽中饱私囊之能事，想方设法捞取钱财以肥一己之私。相比之下，彭玉麟的“不要官，不要钱”，或“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的清廉精神，则体现了他自身修养的成功所在。

常言说得好：“清官难理家务事。”家务事中，督教子弟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痛、难以下手的大问题。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大凡都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然而，一般官宦人家的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鸟和懒蛇。饱览经史的彭玉麟，自然懂得家庭教育的艰难。从而，他对“齐家”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在曾国藩家庭教育观的影响之下独具特色。

众所周知，曾国藩的家教观尽管从根本上体现了封建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但他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出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且在实践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曾纪泽和曾纪鸿作为清末“正牌高干子弟”，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衙内”和大少爷，相反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一个是有成就的诗人和数学家。在曾家孙辈、曾孙辈以及后世传人中，还出了曾广钧、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抡、曾昭燸、曾宪植、曾厚熙这样的著名诗人、教育家、艺术家乃至中共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彭玉麟作为曾国藩的亲密幕僚和情同手足的朋友，不仅与之常常讨论治家理论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上对其家教观揣摸颇深，效法可谓急切而实际。

在督教子弟读书做人方面，彭玉麟对曾国藩的一整套主张表示非常赞同。他告诫子弟说，读书的目的有进德和修业两个重要的内容。进德指的就是：“以诚正修齐为归宿”；修业指的就是：“以自卫为正鹄”[4]。读书首先就是为了学到做好人的道理，而不应专意为掠取功名读死书、死读书。“吾所望于族中子弟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以自慰^……闱墨试帖，趋时之技艺，必固求之抑末矣。”[5]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所学的东西太多了，但人生就是那么几十个春秋，不可能面面倶到，应当择其大者、远者而学：“西汉迄今，儒生各趋一途，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互相诋毁，吾则专主义理，以为学问在乎修齐，修齐在乎经史，经史之习学，但当研究义理，专一而不给。”[6]所以要讲究方法，从专精二字上下工夫，才能真正学到身性道义之学。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指出：“余前遇曾帅，尝语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后勿求博杂，当求专一”；殷切期望其弟，“务必打起精神，专攻一经，专治一学，随时随地，以艺多不养身自勉，以曾帅掘井太多为炯戒”[7]。与此同时，彭玉麟反复告诫家中子弟。不要将读书视作就是为了做官，也不应拼命为做官而做官。当然，既然做了官，就必须做一个好官，要在世上留个好名声。然而，处此乱世做武官难，做文官更难。他认为，在这方面曾国藩作出了榜样：“湘乡亦从此出身，为湖南出色文人”，如果彭家子弟一旦当了官，就应当像曾国藩那样“鉴于兵戈扰攘之世，以治虐救民为念者，不当于武事藐视之，拼命报国即在此，练胆安民亦在此。”[8]总之，做武官也好，做文官也好，都应当作一个好官，不应做贪官、庸官、害民之官。他在家书中明确表示：“为官视民若鱼肉而吾为刀俎者，直可杀。余巡查江南,必廉访吏治，有贪婪枉法者，未尝稍事姑息，黜者应黜，诛者应诛。自问不为包孝肃(指包拯），亦当为李清献。”[9]在整饬家庭方面，彭玉麟认为首先应该落实到一个严字之上。他说：“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10]推而及至于治军、从政，亦无不如此。当然，父兄对子弟、上级对下级严格要求，自身必须在言行方面为子弟、为下属作出榜样，才能使子弟、使下属潜移默化，不致当面服服帖帖，背地另行其道。他说：“严父之于子，慎始克终，主将之于勇，杜微防渐。其敬畏之道，又非以身作则不为功。”[11]本着这一思想观点，他坚持每天早起，从日常起居生活、细微琐事为将士作出表率。进而，彭玉麟认为曾国藩提出的要使家世永不衰败，须教子弟戒奢、骄、怠，守谦、勤、廉、俭，用以为居家、做官、立身处世之本的主张，是“圣人之言”。彭玉麟认为，人生一世，不过衣食住三者必不可少，只要有吃、有穿、有住、保持一般水准就行了，“何必衣必锦绣，食必膏粱，起造高大房屋，美轮美奂矣。”[12]特别是处于乱世之际，不应拼命捞取钱贱，更不应挥霍滥用：“要钱多何用？心劳日拙最可鄙。”钱是万恶之源，钱多则可引来奢骄之气。要钱用，要维持生计，必须靠子弟、儿孙自己勤奋所挣，切不可靠父祖辈佘荫遗泽了却人生。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吾望子孙贤能，不望金钱富饶。子孙不肖，积衣、积谷、积粮、积钱、积产、积书，都无用处。彼见钱多，不知艰难撙节，游荡骄轶，反而害渠一生。每见富家子弟读书，但求虚饰而不知实际，造就者少。惟贫窭者吃得苦中苦，孜孜兀兀，反多成就。故对子弟，切戒奢侈。要钱用，必须自己筹划，勿为分利而为生利者[13]他思念彭氏一门“素清贫”，今“虽致高位”，但家中子弟切不可‘‘忘情于敝袍”。他反复解释这个奢字的含意以及奢风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颐指气使，饱食暖衣而无所事者”。从而，他严求子弟只许用“小婢一人”服侍老人，余则不许多用，以戎其奢。且用仆人要平等待之，不可任意打骂怒斥，以戒其骄。因为，那些仆人“亦人子，以贫而来依，不宜妄加呼叱”。如仆人有差错，则应“温喻之，蒲鞭示责，仁者为之”。如能做到这样，“彼未必不乐为之用”[14]。彭玉麟在与曾国藩密切交往的过程中，多次讨论过慊、廉、勤三字如何在家庭教育中贯彻落实的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前日与曾帅往复讨论行慊于心之道。”“慊”字的含意，不外乎是曾国藩所说的“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他将这三个字引申其义说：“清字曰无贪无竟，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15]。他特别劝诫其子弟，一定要终身谨守曾国藩这个“慊”字，尽力做到“居上位而不骄耳”。至于对廉、俭等字的实践问题，彭玉麟要求其子弟以曾国藩为法式：“湘乡位尊，犹不敢染仕宦之习气，其于饮食起居，日尚守寒素之家风。极俭，亦可也，略丰，亦可也3太丰，我不敢也。此等处可见其廉，可见其朴。”[16]他尤其强调指出，在这些问题上全靠子弟自觉去体会去实行，父兄在其中只能起一种诱导的作用，绝对不可能包办代替，“希圣希贤，及自由主也”[17]。

以上可见，彭玉麟的“齐家”理论是与“修身”这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体现了彭玉麟督教子弟的一片良苦用心，并且形成了自身的固有特色，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曾国藩家庭教育观对其影响是至深至远的。然而，彭玉麟在具体行动上又是如何严格落实这一“齐家”理论的？兹引两则例证，用以说明这个问题。

彭玉麟的胞弟彭玉麒，早年因家境贫寒亦因族人欺侮，被迫远离家乡而经商陕西、河南一带，兄弟二人不通音讯达20年之久，及至清廷任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之后，玉麒从“邸钞识其名”，历尽千辛万苦于1864年转道来到彭玉麟军营。相见之后，兄弟二人抱头痛哭，尽诉别离之念。这从彭玉麟所作《贼平后，喜少皋胞弟归来》一诗中可以看到其深挚的手足之情：“雁序分飞二十年，中间踪迹两茫然。池塘水草添新梦，伯仲壎篪（两种古乐器，喻兄弟和睦）续旧缘。秦岭路因烽火隔，秣陵月为弟兄圆。鹡鸽往事伤回首（鹡鸽两种鸟，喻兄弟往事伤回首），话到酸辛泪自涟。”[18]随后，兄弟二人同吃同住，饱享亲人团聚之乐然而，彭玉麒因久游各地，不免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烟的恶习。此时，彭玉麟正在军中大张旗鼓地实行严禁吸食鸦片烟的法令。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彭玉麟之后，他愤怒至极，立即将胞弟杖责数十，且将其赶出自己的住处，限令戒绝烟瘾后再来相见。彭玉麒感愧自恨，终以其惊人的毅力，坚持卧床三天三夜，后居然彻底戒绝了恶习，以后也未复发^考虑到彭玉麒懂得经商的本领，彭玉麟让他专做食盐生意，所得盈利尽数抚恤贫困之民。后来，他花钱捐了一个道员的官衔，又因其兄立功卓著的关系被清廷加恩任命为府县一级的实官。临上任之前，彭玉麟特借用曾国藩对李元度立下的五条规约，赠与彭玉麒：“李次青赴徽州，帅尝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大言者。曰戒谦，谓退让逾恒，恐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令朝暮更之可鄙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吾弟荣膺宰令，无所赠与，即借兹五约用作官箴。”[19]此后，他又常常去信训导其弟，诸如救济灾民之事要落到实处，为官清正廉洁不贪赃枉法，不谋私利，等等。事事处处，现身说法，寄意深厚而又关怀备至。

彭玉麟的独生儿子由于从小生长在湖南乡下，母亲邹氏对其溺爱有加，从而小小年纪养成了一种公子儿哥的种种不良习气。彭玉鱗先是屡屡去信加以多方诱导，譬如当他发现其子“性日疏懶，乃不知作家书”，就现身说法告诫其“骨肉之情何其疏”，回忆自己小时候在石鼓书院读书，时刻盼望有母亲大人的家书到来，“不敢云孝，第觉挚爱之心盎然也'并且以曾国藩的“宁求缺于一生，而求全于堂上”的话语，反复嘱咐其子时时“记诵之”。譬如，当他了解到其子擅自做主大修旧屋，用钱至2000串之多的情况后，感到非常气愤：“小子狂妄，使予赧愧。窃念汝祖母在日，必不能任汝妄为，此亦汝毋姑息之弊也。”譬如，当他得知其子在乡间盛气凌人，不把本县父母官放在眼里的情况后，立即去信加以严格约束：“汝于本邑父母官当敬礼之，不宜频数出人衙署。贤，不必汝赞，恐世揶揄其标榜。不贤，不必汝诋，惹民之阿附。……公务不可以与闻也。”[20]等等。然而，一个人从小形成的恶习，是很难迅速改正过来的。针对这种情况，大约在1867年春天，彭玉麟不得不把其子从老家接来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亲自加以管束。对此，曾国藩特地去信劝其动之以情，不要过于严厉：“世兄远来就傅，藉以朝夕相亲，进学亦自有时，毋庸过于督责。”[21]也许是学好千日难，学坏一日易，用湖南俗语说即是“鸡蛋煮熟没得变了”；也许是父子关系太亲近、太密切，父亲殷切期望太迫切，方法有欠缺，儿子顽劣成性，我行我素，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从而，彭玉麟能够统率千军万马，却不能彻底制服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被彭玉麟呼之为“荣儿”的彭公子来到父亲身边后，不仅没有痛改前非，反而私抽鸦片烟，并且到离湖口镇十里远的锡堡地方嫖娼宿妓、赌钱打牌、胡作非为，影响极坏，这对治军极严的彭玉麟来说，既感到羞耻又愤怒不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彭玉麟终于作出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将亲生儿子按军律论斩。人世间有什么还胜过父子间骨肉相连的亲情呢？彭玉麟也是人，不是神。对于儿子的死，他既感到无限的悲伤，又为自己能用理智战胜私情而问心无愧，且把失子的悲伤之情转化到对侄子和孙子辈的循循诱导之中。他在给侄儿的家书中说：“吾衰，幸及见侄之奋翮云霄，……汝兄未能替吾得力，但看孙儿。……汝父育民得仁声，宜其有后也。”[22]在给自己亲孙子的家书中，彭玉麟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说：“汝父以不羁之性，误军令而论斩。吾宗有后，血胤在尔。汝父少不学，督率过严辄跃弛，余切诫之，以其凶终恐覆吾祚。今幸老朽可保首领而令名未为渠伤，足可慰己。汝年虽稚，有跨灶（指子胜于父)之誉。……吾祖孙间，何不可曲致其情，乃类孔氏道不垂伯鲤而及子思耶？今后但求汝不应科举，不习刀马，隐于穷荒，读破万卷书为通儒，于愿已奢。缅怀杀戒，令吾倥忡。”[23]这段引文译成白语的大意是：“你的父亲因为有不服管束的性格，以致延误军令而被斩首。我们彭家有后代的话，血脉后嗣就在于你了。你的父亲少年时候不认真学习，督率过严他就放荡不当一回事，我对他之所以恺切加以告诫，是担心他凶狠之性最终恐怕会倾覆我的福气。今天有幸在我年纪老了之时，还可以保全一身使得名声没有被他损伤，这是足可欣慰的事情。你的年纪虽然还幼稚，但有子胜于父之誉。……我和你祖孙俩人之间，何不婉转给与其情，像孔子那样把他的思想体系不传给他的儿子伯鲤而传及他的孙子子思呢？今后但求你不要去应试科举，不要去学习刀剑弓马，隐居于穷乡僻壤，读破万卷书，做一个了解古今事理的通儒，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我的心愿已经太高了。追想斩杀你父亲时的情景，令我内心实在感到忧愁不安。”笔者述及至此，不禁对彭玉麟这样一位封建社会的官僚士大夫产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相信读者诸君亦会有同感。在人世间，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是无时不存在的，一般人在理论上觉得容易，在实践上却很难有合适的结果。彭玉麟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自然无可置疑的做到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曾国藩以督教子弟获得完全成功而使后人刮目相看的话，彭玉麟则以治家极严著称于世而受到人们的敬佩和仰慕。这两者的客观效果尽管有所不同。但其“齐家”内容和深层目的却是一致的。

[1] 《彭玉麟集》上册

[2]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

[3] 欧阳昱：《见闻琐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

[4] 成晓军主编：《名臣家训》，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1936年铅印本。

[6]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7]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8]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9]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0]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1]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2]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3]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4]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5]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6]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7]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18] 《彭玉麟集》中册。

[19]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20]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22]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23]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

第三章“孤独的先行者”

一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

郭嵩焘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虽曾带过兵、打过仗，但其特长在于为他人献计献策，充当谋士；他虽曾几次做官，担任过巡抚和出使大臣之类的方面大员，但终究不是“繁剧之才”，几度出山，几度罢官，以其“著述之才”了其余生；他曾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但最后却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一位不受欢迎、不被理解的人物；他为人耿直，不事假让，与一般人趣味不相投，与儿女亲家左宗棠也闹得很僵，只有曾国藩才是他心目中最为佩服的人。

郭嵩焘特有的个人生活经历、我行我素的不羁性格，尤其是那种超越时人的学识和才华，决定了他悲剧式的人生格局。然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言行，尽管使他在生前死后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但他那种忧时愤世的“孤独的先行者”的进取精神，又引发人们对他人生遭遇的同情和钦敬。这是因为，中国走向世界是必然的趋势，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郭嵩焘在当时那样一种特定文化环境和条件下,能够以敏锐的目光来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优劣长短，进而为了中国的自立自强，勇敢地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朝廷政教”的全面主张，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早年的科途奋斗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曰“养知书屋”，故学者又称他为养知先生。1818年，他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城一个农商世家。曾祖父郭熊，字梦兼，号望湖，贡生出身，善于积累钱财，致“家巨富”，常常“施贷于人”，但无一般商人那种奸诈吝惜的习气，所贷给人的银钱，“不刻期，不责息”。家中子弟往往担心他对告贷者过于宽弛，害怕到时老本都收不回来，曾经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为此，郭熊把他们召集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一个人碰到缓急的事情是常有的。我们家既然生活有余，那么借贷给人家以应缓急之用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还可以取得利息，这就感到满足了，何必逼着人家按期归缴本息呢？正因为郭熊具有这种宽厚为人、诚信处事的品性，郭氏家业不仅没有破败，相反越来越富裕，“诸偿者闻而争相先，而息反赢”[1]。

郭嵩焘的祖父郭世遵，廪膳生（秀才）。虽家世殷富，但为人慷慨好施舍，“或日费数十万钱无所惜”。据吴敏树所作《郭氏家传》一文记载说：湘阴县令曾向郭世遵“贷重金”，最终无力偿还，但他并不放在心头，从而其仗义疏财的美名传遍远近，受到乡人的敬重。

郭嵩焘的父亲郭家彪，字春坊，是过继给郭世遵为嗣的。他继承养父的家业，继续做着收租和经营贷款业的行当，为人好善乐施，亲朋故旧前来借贷，“每盈其意”。甚至他人之间有借贷之事发生，也请郭家彪“一言为质”，及至期限一到，往往“责偿于君”，他却没有半点怨言。他虽“富甲一邑”，但自奉俭约，“布衣粝食，萧然自得”。他曾花费臣资，广泛储存中草药，自寻常草药以至“丹砂、钟乳”等“诸奇珍物”无所不蓄，“盖亦无所不施”，病者踵门求乞，手剂与之，尤其是对于那些穷苦的乡邻病人，不仅无偿施子药剂，而且派人送钱送物前往探视问候，以致于在他死后，“里人刘氏言之，涕泗交颐也”[2]

郭嵩焘的母亲张氏，生长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自幼接受过传统的家庭教育。自嫁到郭家之后，相夫教子，尽赍尽力，将一个大家庭的内务整理得井井有条，“上尉下荐,内外融融”。据曾国藩在《湘阴郭府君曁张安人墓志铭》一文中记载：郭世遵在过继郭家彪之前，曾将郭家暾过继为子，并且已成家生子，但郭家暾不久患病身亡。因此，张氏与郭嵩焘的父亲成婚之后，既要好生侍奉严厉的婆婆，又要照顾年轻守寡的嫂子和她的儿女，其主持家务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忍辱负重，“恭以事严姑而卑以承姒妇”，各方面的关系均处理得很好，受到远亲近邻的交口称赞，“睹其诸子贵盛，皆颔首叹以为宜”[3]。

家庭出身尽管对一个人的人生兴趣不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文化氛围，自然对郭嵩焘日后能够接触新思想、新事物，淡泊名利，为人正直，在不同程度上要产生一定的影响。

尽管郭嵩焘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人都没有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也没有成为著名的学者，但他的父亲郭家彪还是有意把“生而颖异”的郭嵩焘兄弟送去多读些书，极想有朝一卩1功成名就，为郭氏光宗耀祖。于是，郭嵩焘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由于他聪明好学，进取心非常强烈，17岁的时候便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生员。然而，小小的湘阴县城已经满足不了郭嵩焘求知的欲望了，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之下，他于18岁那年考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继续深造。时任岳麓书院山长者为安仁人欧阳厚均，是一位中过进士做过京官的饱学之士，42岁时以母老告归，主讲岳麓书院前后达27年之久。他严格按照岳麓书院历年来所形成的教学传统，总结先哲的办学经验，“以培养人才为务”。郭嵩焘自进入岳麓书院就读之后，深受湖湘实学风尚的激励，更加发愤用功，学业大有长进。在这期间，他广泛交友，先后结识了魏源、陶澍、刘蓉、曾国藩、左宗棠等朋友，尤其与曾国藩、刘蓉的关系至深，“欣然联欢为昆弟交”[4]，“切剷以道义'[5]在这期间，郭嵩焘身上所体现出的刻苦自励、质直好义以及对人讲究忠诫信守的风格与品性，深为曾国藩、刘蓉所钦佩。然而，郭、曾、刘三人虽然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但在人生趣旨上又有所不同^曾国藩与刘蓉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传统的建功立业式的人物，而郭嵩焘的兴趣则专注于词翰之美，一心想做一个真才实学的著述家。针对这种情况，刘蓉在一封书信中以曾国藩为榜样对郭嵩焘加以规劝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做得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但我对你所期望的不仅仅于此。尽管刘蓉的规劝之言未能改变郭嵩焘的人生志趣，但在岳麓书院学习的这段日子里，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相互间建立起来的友情始终没有动摇过，尤其是他对于曾国藩这位在生活上、学问上、事业上的良师益友的钦敬之情，一直体现得十分充分显著。就曾国藩而言，对于这位比自己小七岁的郭嵩焘在学识才华和为人处世方面的独特气质和品性，从内心深处表示出赞赏之情，为交上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无比的欣慰，自此之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彼此理解支持，帮助鼓励，胜过亲兄弟。

郭嵩焘

1837年，郭嵩焘考中举人。次年，他与曾国藩一同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榜发之后，他却名落孙山，垂头丧气地回到湘阴老家，加之年幼的四弟因病身亡，他的心绪更加优郁不安。好友曾国藩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考中进士，趼身于科途最高阶梯。曾国藩在无比高兴的同时，自然想到落第的郭嵩焘和另一好友刘蓉。《寄怀刘孟蓉》一首有这样感怀的诗句：“可怜郭生贤，日夜依我闼。三子展殷勤，五旬恣猖獗。自从有两仪，无此好曰月。决渠东西流，人事有蹉跌。当时别江干，悬知我久阔。……嗟哉趣岂殊，所处良不一。坦荡观皇途，转侧思家室。永怀素心人，悠悠难具述。”[6]在这里，曾国藩深深怀念三人朝夕相处的美好时日，尽情倾吐对两位好朋友的思念之情。与此同时，他在《又赠靖仙一幅》的诗作中反映出同样的心境：“人生有乖隔，咫尺成关山。我心百日转，从来输石顽。日吾语戴侯，君在张李间。为君画新竹，幽淡不容攀。”[7]。由此可见,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的志趣有异，个性特征也不一样，但两人在岳麓书院这段日子里建立起来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1839年，郭嵩焘准备再次人京参加会试。次年1月下旬，好友曾国藩为了激励郭嵩焘认真对待此次考试，趁由湘乡动身拟赴京城入翰林院的机会，途中特地到湘阴县城看望郭嵩焘。两人见面尽诉衷情之后，曾国藩不顾旅途劳顿，在当天晚上细细阅读了郭嵩焘近作散文二篇、骈体文一篇、诗数十首，一一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意见，认为郭氏学业“甚有进境，可畏也”[8]。曾国藩先行赴京之后，郭嵩焘踌躇满志，作好了一切准备。不久，他告别家人北上人京。临行时，他赠诗给两个弟弟以抒情怀：“老亲念行役，暗泣倚幽闼。首先问归期，不复计穷达。功名夙所存，私爱岂能夺！……拭泪语两弟：守耕虑无烦。一顷或难谋，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傥忆，何为复走奔？穷年席不暖，欲挂声先吞。”[9]然而，是年发榜，郭嵩焘又未实现目标，心绪极度不佳。此时，对科举考试感到心灰意冷的郭嵩焘，经友人介绍，应聘入新任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一边充当幕僚，一边继续科考之业。在这期间，正逢鸦片战争发生之时，尽管郭嵩焘对浙江防务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但中国战败的结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摆在这位年轻人的面前，他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1842年夏，郭嵩焘离开罗文俊幕府回到家乡湘阴，次年又入辰州知府张晓峰麾下，相与讨论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对中国以外的事情日益关注。

1844年春，郭嵩焘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早在年前，他就写信告知曾国藩这个消息。为了使好友能有充分的准备应考，曾国藩预先为其订好住处，吃饭和学习条件则由曾家全面提供。据曾国藩在是年3月中旬的家书中说：“郭筠仙现尚未到，余已为赁本胡同关帝庙房，使渠在庙中住，在余家火食[10]是年4月初，郭嵩焘终于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京城，受到曾国藩的盛情接待，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据曾国藩所作《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所描述说：“忆君别我东南行，挽袖牵裾事如昨^五年奔走存骨皮，龟坼砚田了无获。时时音问相照临，语言虽甘意绪恶。岂知今日还相逢，席地帷天共一酌。”[11]自此至次年6月这400多天的时间里，郭嵩焘在生活上和学业上得到曾国藩无微不至的关怀，相互切磋学问，拜师访友，畅谈人生，其乐融融。据曾国藩的日记所记载，在这期间，他们几乎天天要坐到一起谈一谈，并且郭嵩焘所作诗文不时受到曾国藩的亲自批点，提髙很快。5月下旬，郭嵩焘会试落第，心绪不无抑郁，曾国藩对之加以多方开导，鼓励其总结经验教训，留在京城参加第二年的恩科会试。然而，尽管郭嵩焘越发加意用功，次年考试仍旧名落孙山。于是，郭嵩焘为了迎接两年后的再一次会试，决定南返家乡。临别之时，曾国藩特意撰写《送郭筠仙南归序》对其着意鼓励的同时，寄予殷切的希望。文中首先交代写作此文的目的是-“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已两试于礼部，留京师，主子余。促膝而语者四百余日，乃得尽窥其藏。……将别，于是为道其深，附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忠效焉。”紧接着，他细心开导郭嵩焘应当具有远大的志向，不要斤斤计较一时之得失，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具有真才实学。而你郭嵩焘不是一般的人才，将来必定能成大器：“若筠仙躬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人焉既深，而其外犹若钮牾而不安其所成者与？……其器愈大，就之愈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进而，他勉励郭嵩焘“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如果自以为是，不再奋斗前进，那么就会一事无成，“非余之所敢知也”。[12]

郭嵩焘牢牢记住曾国藩这段肺腑之言，经过两年时间的拼搏，在1847年第五次赴京应考。这次仍吃住在曾国藩家中达几个月之久，终于金榜题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总之，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能够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照顾是分不开的。郭嵩焘从内心深处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

正因为郭嵩焘与曾国藩之间有着上述这样一种亲如兄弟的交情，所以曾国藩最终出山与郭嵩焘劝说有极大关系。而当湘军初成经费紧绌之时，郭嵩焘为之奔走各地，尽力筹集军饷。等等。进而，由于有着坚实的友情基础，郭嵩焘与曾国藩成为儿女亲家也就无需他人说合了。

[1] 《郭嵩涛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2] 《曾国藩全集.诗文》。

[3] 《曾国藩全集.诗文》。

[4]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5] 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6] 《曾国藩全集*诗文》。

[7] 《曾国藩全集*诗文》。

[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9] 《郭嵩焘诗文集》。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11] 《曾国藩全集·诗文》。

[12] 《曾国藩全集·诗文》。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

郭嵩焘人翰林院不久，因父丧于1850年2月离开京城回到湘阴老家守制。不到一年，酝酿已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贵平县金田村，随即以破竹之势进军两湖、三江等地，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强烈的冲击，朝廷内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当时，尽管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但因八旗和绿营兵由于长期养尊处优，与清朝其他统治机构一样，也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而日益废弛和衰败，不堪一击。譬如，有一个满族出身的将官叫胜保，与太平军作战每战必败，每败却以必胜闻，所以时人送他个“败保”的绰号。不得已，清朝政府极力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凭借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与清军一起对付太平军，并为此在南方一些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吏为督办团练大臣。因母丧于1852年9月上旬回到家乡守制的曾国藩，则被任命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与此同时，清政府鼓励那些在籍京官无论职位高低，都应以各种形式协助地方督抚大员共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抵制太平军势力的继续扩展。从而，尚在湖南家乡未及赴京到翰林院报到的郭嵩焘，在阶级搏斗的政治风云的刺激之下，也就自然地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

此时，担任湖南巡抚要职的是张亮基。他是江苏铜山人，曾在云南担任过知府、按察使等职。当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他连忙函请昔日好友胡林翼迅速率兵回救湖南，并请其推荐贤才辅助他的事业。胡林翼于是把晓畅军事的左宗棠推荐给张亮基充当幕僚，并函促左宗棠迅速出山。与此同时，与左宗棠一起避居湘阴青山梓木洞的郭嵩焘以同乡好友的身份力劝左宗棠不必再有犹豫，应当乘时而出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据左宗棠事后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述及：“甫十余R，忽枉张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应，而江岷樵（即江忠源）自长沙以书来劝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谓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比见石公于围城中，握手如旧，干以数策，立见施行，自此留置幕中，不复令其还山，而仆亦遂为幕中人矣。”[1]最终，左宗棠下定决心立即启程，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隆隆炮火声中进人长沙城，成为张亮基的重要幕僚，出谋划策“主军事”，为阻止太平军强攻长沙的预定计划不能实现，最终迫使太平军不得不绕道益阳直捣武汉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的最终应命出山，也与郭嵩焘的极力劝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当清廷任命他为湖南督办团练大臣，巡抚张亮基多次函请他立即出而任事之际，他并不打算应命，曾草拟一疏恳请准其在家终制。缮就未发，得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陷，人心大乱；郭嵩焘于此则受张亮基之托亲自到湘乡力劝曾氏为保卫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即出山治事。他对曾国藩说：“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2]加之，刘蓉也以至交好友的身份力劝曾国藩以国事为重，不必坚守成法犹豫不决。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视事^然而，他与郭嵩焘、刘蓉约定，请他们二人辅助他的事业，郭、刘当即应允，但不求保举，不求钱财。关于这一史事过程，在郭嵩焘《自叙》中得到反映：曾国藩奉命充当江西考试官，因母丧回湘乡守制，当时太平军正在发起对长沙城的攻围之势，不久曾国藩被朝廷任命为帮办湖南团练大臣。长沙解围之后，“嵩焘驰吊文正公家”，到达湘乡县城后在县令朱石翘的关照之下，“为发官夫两班”，行程100多里于夜半抵达曾国藩家。此时，曾国藩“已具疏力辞”帮办团练大臣之职，并且致函巡抚张亮基，力陈不能应命出力的理由，“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我郭嵩焘见到这种情况后，“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觉得郭嵩焘的话有理，教导曾国藩应以国事为重，于是曾国藩“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3]曾国藩在所作书信中也明确谈及：“前信写就，还拟专人送至省城，请张抚台代为发摺”，但接张亮基巡抚来信，得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云仙亦于十五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二十一日抵省”。[4]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尽管郭嵩焘的主要兴趣在做学问上，但并非对“治国平天下”的事毫无兴趣。相反，当阶级矛盾激化之时，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本能驱使他产生积极人世的举动，这也是一般封建士大夫共有的特点。

当曾国藩于1853年初应命出山至省城长沙视事之时，郭嵩焘实践相约出山之言，与刘蓉一起辅助曾国藩训练兵勇以及策划维持湖南地方秩序的方略，显示出高超的献计献策的幕僚才能。曾国藩自应i召赴长沙之后，确定了以“练兵'“清匪”同时并举的方针。为了稳定湖南及邻省地方封建统治秩序，他又把“剿办土匪”作为主要事务来对待。他的这一基本方针很快得到江忠源、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极力赞同，在分遣兵勇前往镇压湖南境内会党起义之外，还应江忠源之请，派其带兵赴江西进剿会党和太平军势力。随后，因江忠源在江西的军事行动受阻，曾国藩又将罗泽南所练湘勇1200人，由湘乡知县朱孙贻统领于1853年7月下旬赴援江西。此时的郭嵩焘极想亲临作战前线一显身手，亦与朱孙贻同行。然而，江西境内太平军势力非常活跃，凭借众多船只，往来于饶、瑞两州之间，控制着长沙及内湖江路，使得援助江西的湘勇无法行动。郭嵩焘与江忠源困守章江门，心中异常焦急。一天，他们抓到一个太平军士兵，讯得太平军倚赖船队而拒官军的实情后，郭嵩焘即向江忠源建议：江西东南均为水面，太平军占据江路，而湘勇以陆师进击，当然无济于事，只有赶造战船，编练水师，才能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之险，克敌制胜才有可能。江忠源对于郭嵩焘的建议表示赞赏，当即嘱其拟疏具奏朝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各造长龙快蟹船20艘，广东购置大炮千尊，配给各船之用。考虑到造船费工费时，不能应一时之急，郭嵩焘又建议江忠源赶造一批巨筏，每筏载兵勇数百，“列炮其上，与陆军夹岸冲击贼船，应仓促之急。”[5]筏成之后，尽管因太平军已撤离而去，当时未派上用场；但在后来防守湖口时，却起了重要作用。郭嵩焘拟具的奏折很快得到清政府的谕准实行，张亮基担任湖广总督时“依此议造船二十号”，曾国藩到衡州“以造备水军自任，遂以成肃清江路之功，实由此疏发其端也”[6]。后来，郭嵩焘自江西归湘后，曾亲自到衡州与曾国藩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并向曾推荐黄冕担任编练湘军水师息指挥。我们认为，清军起初与太平军作战总打败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支与太平军相抗衡的水师；而曾国藩的湘军能够在短短几年内扭转失败的局势，最终合围金陵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其湘军水师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个角度说，郭嵩焘发议创立湘军水师，则体现出自身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其幕僚的角色扮演得相当出色。为此，郭嵩焘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是年11月被破例提升为翰林院编修。

1853年9月，自江西之围解除之后，江忠源率军回援湖北，不久授安徽巡抚之职，郭嵩焘则离营归家。此时，太平军势力兴盛于安徽等地。曾国藩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多次去信给郭嵩焘，劝其与左宗棠早日复出任事，积极支持江忠源规划皖境军事。他在是年11月下旬给郭嵩焘的书信中恳切劝导说：我明明知道左宗棠这次归来，决计不复出山，然而左宗棠及你我三人，都与江忠源是至交好友，就应当在他“将握兵柄”之时，鼎力相助，“一以为友朋之私谊，一以筹天下之大局”。他请郭嵩焘不仅自己复出，还应“扯高臾（指左宗棠）以就道”[7]。次年1月间，江忠源兵败安徽庐州投水身亡。此时，曾国藩正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陆之师，为筹措经费之事伤透了脑筋。恰好，郭嵩焘曾向他建议仿照雷以诫在江浙一带成例举办厘捐来筹措军饷。于是，他急切希望郭嵩焘能立即复出担当这个重任，以助一臂之力。针对郭嵩焘不肯复出的心态，曾国藩在1854年2月下旬给郭嵩焘的复信中慷慨陈词加以多方劝说：人们之所以信服江忠源，在于他的忠义之性、勇于任事的品格。你郭嵩焘身为人臣，“又以戎事受知，擢职编修”，较之于江忠源1851年以丁忧之候补知县而“慷慨从戎”，受到朝廷的恩遇是够多够重的了。现今你郭嵩焘却“漠然置身事外，若于国事无与”，不肯到长沙与我共事，只在湘阴与我一见相别，实在有点不妥。我害怕你“自处失当，远背于大义而不自知也”，所以恳切劝你再度出山。当然，你的复出并非为了我曾国藩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义，自有名教之责任。其应竭力报国，盖不当以仆之死生为断，而当以己身之死生为断”。所以，我从“治国平天下”的大义出发，准备专折奏准朝廷，“请足下专办湖南捐输”。曾国藩声明，之所以托此重任，“亦取君所优为者付之，不欲劳君以远征而近君以危地”。希望郭嵩焘不要再有托词，立即动身前往湘潭“赶办劝捐事件”。最后，曾国藩诚恳表示，如果能够凭借你郭嵩焘的才力，“逐县督劝捐输，济一二月之锏，则不特下走感赖，二万军士实食君德”，倘若你郭嵩焘仍然不复出山，“此后更不以书相强矣”。[8]在曾国藩的一再敦促之下，郭嵩焘终于1854年2月间应约复出，充当曾国藩湘军的后勤部长，以举办厘金为主，捐输为辅，东奔西走，为积极筹集经费起了重要作用。3月，曾国藩正式向朝廷递呈《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请于湖南、江西、四川这三个省份中分别选定合适人员专办此事，湖南则由郭嵩焘、夏廷樾担任。郭嵩焘的弟弟郭崑焘也在曾国藩的恳请之下，亲手经营湖南厘金局事务，成为曾国藩幕府一位重要的幕僚。然而，湘军人数陡增，浩繁经费不是湖南一省厘捐所能应付得了的。于是，郭嵩焘在1855年底奉曾国藩之命前往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筹办盐务，设卡收抽盐税，以补湘军饷糈之乏。

1856年2月17日，郭嵩焘与周腾虎等到达浙江省城杭州，拟与浙江巡抚何桂清、留浙侍郎万青黎协商浙盐运销具体事项。起初，他并未急于与何桂清当面商定要事，而是在拜访友朋的同时，先给何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书信。在此信中，他首先实言相告：“区区远来之意，实欲上借声威，要求一二同志，筹所以裕饷之源，使涤帅（曾国藩）一军得蒙庥荫，以图不匮。”接着，他向何桂淸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迅即与曾国藩函商会奏浙盐运销之法作为定章；二是恳请迅拨款项接济湘军，以救燃眉之急。3月11日，郭嵩焘一行经过一个星期的跋涉，从杭州抵达上海，随即为浙盐运销及接济湘军款项等问题写信给万青黎，请其在何桂清面前说情，促成其事。当郭嵩焘离开杭州时，浙江盐局祝伟曾经提出以浙省运盐抵拨江西饷糈的看法，不想直接拨给款项。郭嵩焘觉得这样一来，湘军饷糈之事仍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窃念彼间需饷极殷，若俟往返函商，徒费时日。”尽管何桂清表示要实心实意接济湘军，但祝伟的主意一出，就有可能使何桂清改变原来的打算。从而，他恳求万青黎在面见何桂清时，“曲述彼都求助之意，以速其援手，而托位西、伯英诸君转告祝君，拨盐之议似宜缓商。”[9]后来，万青黎未负所托，促成何桂清以大局为重，数次动拨款项接济湘军，为曾国藩解决了一大困难。

郭嵩焘一行在上海逗留十来天之后，又前往江苏境内广泛接交各方人士，在游览各地名胜的同时，商议筹集湘军饷糈的问题。1856年4月12日，他们从苏州启程于15日返回杭州城住了20余天。在这期间，有一位朋友与他谈论厘金之害极大。他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征收厘金之举不仅没有害处，相反高妙得很：“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者，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义也。”[10]这一理论当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立场上来阐述的，最终加重的还是老百姓的负担。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于1857年谕令全国普遍办理厘捐，极大限度地压榨人民的血汗，以满足其大量的军费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郭嵩焘的商人家庭环境对他追求营利的思维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856年5月4日，郭嵩焘一行从杭州启程，于6月4日正式返回江西湘军大营，受到曾国藩等人的热烈欢迎。因为在此时，曾国藩深为军事上的不利、饷源的涸竭、人才的匮乏而苦恼不已，尽管郭嵩焘为其筹款只能应一时之急，远远满足不了湘军浩繁军费所需，但是在他危难之际，好朋友郭嵩焘是尽心尽力的，而且郭嵩焘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又可就军政、粮饱等问题彼此交换看法，为他渡过难关而助一臂之力。所以，曾国藩对郭嵩焘的亲近、信任程度是一般人所不及的。然而，郭嵩焘在湘军大营待了三个来月后，执意离营归家，于是年9月回到湘阴，结束了正规的曾幕生涯。

[1] 转见郭振镛：《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

[2] 朱孔彰：《中兴将帅別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3] 转见郭振镛：《湘军志平议》。

[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5] 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

[6] 《郭嵩涛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9]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

1856年12月，在湘阴老家休息了三个月的郭嵩焘，奉旨赴京担任翰林院编修之职。一到达京城，郭嵩焘就与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老朋友陈孚恩过从甚密。陈孚恩（?一1866)，字子鹤，江西新城（今黎川）人。拔贡出身。因依附朝廷重臣穆彰阿，肃顺，仕途一帆风顺，历官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早在郭嵩焘与江忠源于1853年率湘勇援剿江西太平军期间，丁忧在籍守制的陈孚恩与郭嵩焘“同居围城两月有余，朝夕会议，相待至为优渥”[1]。在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朋友之情，自然是比较持久的。所以，当郭嵩焘到达翰林院就职之后，陈孚恩即向他的后台老板、御前大臣、权倾一时的肃顺极力推荐郭嵩焘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肃顺虽是满族重臣，但无一般满人轻视汉人的恶习，主张重用汉人，以发挥其治政才能。恰好，陈孚恩极力引荐郭嵩焘才学出众，肃顺于是将其收为幕宾。就这样，郭嵩焘成为肃顺跟前的红人，得有机会广交友朋，了解到朝廷内部许多实情。尽管郭嵩焘考中进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已有十来年，但因父丧及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得他未能立即按照正常的翰苑道路走下去，从而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实情少有了解。现今终于有机会交结各方面的人物，有机会接触朝廷内部的一切，起初他的心情是充满新鲜感的。然而，随着所见所闻的增多，慢慢地在他的心中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东南各地狼烟滚滚，清军与太平军的阶级大搏斗正在进行，而京城的达官贵人们却仍然醉生梦死，“酒席宴会，转胜往时”。在一派歌舞升平的表象后面，京城重地盗贼横行，秩序极不稳定，抢劫粮仓、钱局之事时有所闻。更使他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咸丰皇帝作为一国之主，口里喊着要“破格求贤”，实际上却表里有异，言行不一，正如他在日记中描述的:“近时朝局，高官厚禄忽然丛集一人之身，有似破格求贤者。然大抵因其人之时运，其贤与否则固不计也。”从而数年以来，每岁一定有二三人“骤跻显位”，但无一人能够“副民望者”。相反，对于那些有功劳、有才能的人，朝廷虽也见到，但最终弃置不用，致使“人才日益销歇”。他认为，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朝廷政治，是“自古未有之朝局也”[2]。随着对朝廷实情了解的增多，生性耿直的郭嵩焘也就在思想言行上日益表示出对现实的不满，毫不隐讳地倾吐自己的不同看法。即使是对于肃顺这样一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前辈重臣，他也要直言评论一番。如他在《上陈尚书》的信函中，对肃顺以严为政的做法表示不满说：肃顺的才能是很不错的。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排除积弊、振兴朝政，但自古以来，“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要使朝政有起色，人心牢固而不涣散，则“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3]平心而论，清朝政治腐败，虽与肃顺以严治政而不务实际有一定关系，但这是封建末世在外来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冲击下必然出现的衰败景象这个大气候、大环境所决定的，单凭一二人之力是无法挽救得了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郭嵩焘对肃顺本人好恶之感是否得当，而是明显地体现了这位有学识有才能的正直之士，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评判现实中的一切，其最终目的则是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利益，不致在“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夹击之下带来灭顶之灾。

总之，郭嵩焘这种超群的学识和敏锐目光以及耿直的性格，在京城视事这几年时间就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了，随着对中外情形了解的加深，这一特点也就更加突出，从而决定了他的不被人理解、不受人欢迎的“孤独的先行者”的人生悲剧式的归宿。

正当郭嵩焘对翰苑生活感到苦闷厌恶的时刻，由于肃顺的关系，他数次受到咸丰皇帝的接见。

1858年8月31日，郭嵩焘第一次受到咸丰皇帝的召见。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威严是至髙无上的，所以一个人如能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将是非常光荣的事情。郭嵩焘当时在内心上也有这种感觉。然而，在召对过程中，咸丰皇帝只是询问一些有关籍贯、年龄、经历之类不重要的事情。当然，对于郭嵩焘与湘军有关的一些细节，咸丰皇帝还是问得比较集中的。此次召对过程中，双方心目中均留有一定的印象。咸丰皇帝对郭嵩焘的沉着对答以及学识才华多少产生了好感；郭嵩焘则对皇帝的印象是，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事后，当朋友问及召对时的心情如何时，郭嵩焘不作思索地谈了自己的感受，自古以来那些见了皇帝诚惶诚恐的人，无非是怕奏对失措而遭到贬官降职，这是一个私字在作怪。我郭嵩焘对功名富贵看得很淡，所以不怕贬官，“贬官于我何损？内重者外自轻，一切无所计量，所以能藐富者。”我“幸是看得功名轻，犹能据实陈奏，不似他人一语便了”[4]。郭嵩焘的这一无私无畏的气质，可能就是咸丰皇帝对他的第一次印象。

1859年1月5日，郭嵩焘受到咸丰皇帝第二次召见。这次由于事先有陈孚恩在皇帝面前的推荐，说郭嵩焘与何秋涛二人“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5]。咸丰皇帝有意考察郭嵩焘究竟是否真有“谋士”才能。

咸丰问：“汝在营是带勇，是幕府参议？”

郭嵩焘答：“三年上，江西省城被围，曾带勇二千赴援，以后只在幕府。”

咸丰问：“汝看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

郭嵩焘答：“天下大局，督抚与将帅并重。已失之城池，责将帅收复，未失之土地，责督抚保全，大局始有转机。”

咸丰问：“究竟从何处下手？”

郭嵩焘答：“据臣愚见，仍当以讲求吏治为本。”

咸丰问：“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

郭嵩焘在对咸丰加以一番恭维之后，试探性做了回答说：“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随皇上以为转移。”

咸丰又问：“如何便能转移？”

郭嵩焘胸有成竹地答道：“不过认真两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进而，他借机对胡林翼、罗泽南、王鑫、李续宾等大批湘军将领加以推崇，指出如能依靠这类办事认真的人，天下大局就有“转移”的希望。

郭嵩焘的这番话对于当时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搅得心神不定、日思夜想大清王朝安危的咸丰皇帝来说，是一剂难得的定心药方，从而他对郭嵩焘的才学进一步有了深入的了解，当天即下谕旨：“翰林院编修着在南书房行走。”[6]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尽管在南书房行走的人没有实权，但有机会接近皇帝和一批朝廷重臣，其地位不可低估。郭嵩焘成为“天子近臣”之后，内心是感到非常高兴的。数年后，他还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流露出对已故的咸丰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永远不能忘怀。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则特地写了一封长信，对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提醒他尽力收敛锋芒，好自为之。

这次召见的当晚，郭嵩焘即拟具谢恩折稿，于次日清晨亲自递呈给咸丰皇帝。谢恩折递过之后，郭嵩焘与僧格林沁等人一起受到皇帝的再次召见。咸丰特意关照郭嵩焘：你在南书房行走做些笔墨方面的事情不会很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随后，咸丰询问郭嵩焘看过哪些古代兵书、史书等事之后，重点打听了有关左宗棠的一些情况。此时，左宗棠作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尚无正式官衔。但关于左宗棠的才气咸丰皇帝却早有所闻，自然也就想了解左的详细情况。

咸丰问：“汝可识左宗棠？”

郭嵩焘答：“自小相识。”

咸丰问：“自然有书信来往？”

郭嵩焘答：“有信来往。”

咸丰嘱咐郭嵩焘：你给左宗棠去信时，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要他尽心尽力为我办事。左宗棠之所以不肯出来办事，是何原因？想必是功名心淡薄所致。

郭嵩焘马上解释说：左宗棠自认为赋性刚直，不能与世人合拍，所以不肯出山。湖南巡抚骆秉章办事认真，与左宗棠性情合得来，“彼此亦不能相离”。

咸丰问：“左宗棠才千何如？”

郭嵩焘乘机推荐说：“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咸丰又问：“闻渠尚想会试郭嵩焘答：“有此语。”

咸丰对郭嵩焘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渠有如许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

郭嵩焘答道：“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论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7]这次召见，实为左宗棠后来得到朝廷重用打下了基础。

就在1859年1月受到咸丰皇帝的再次召见的过程中，郭嵩焘曾当面接到谕旨：“汝可常与僧格林沁谈谈军务。”当郭嵩焘表示一向佩服僧格林沁时，咸丰马上交代说:“汝与他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不要认错此意。”[8]由此可见，咸丰对郭嵩焘的信任程度是很深的了。此时，僧格林沁正负责天津海防，咸丰皇帝特地派郭嵩焘与其合作。三天后，僧格林沁邀约郭嵩焘商议有关“练兵、筹饷、制器械”方面的事务。一个月后，郭嵩焘由僧格林沁正式奏准随同办理天津防务。随后，郭嵩焘通过多方考察，在奏折中详尽阐发其海防和御夷之道，主张速选船舰以扼天津“海口之冲，而补陆军之不及”。咸丰皇帝在是年2月26日的召见中指出：“汝所论造船事宜，此非旦夕可行，当徐图之耳。”郭嵩焘尽管婉转坚持要钫范外夷入侵就必须造就炮船才能济事的意见，“他从水里来，亦须从水里防备他为是”，但皇帝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谁也不能不从，所以郭嵩焘只得说：“此原为经久之计。”[9]当咸丰皇帝询问他“尚有不能形之笔墨”的话要说时，郭嵩焘的耿直性格马上显露出来：“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他不管皇帝愿不愿意听，话锋一转又对人才问题直抒己见：“即如人才，岂是能一见即定他为将才、为名臣，亦多是朝廷立一个主意鞭策之。人人晓得朝廷志向，自然跟着这一路来，久之积成风习，便觉气象光昌。故总须是朝廷立个榜样才好。”[10]在这里，郭嵩焘已经委曲指陈君民上下隔阂、人才使用不当的错误，作为一国之主的咸丰皇帝自然也有责任。他之所以有此大胆之言，除了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咸丰皇帝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反感，但从内心深处对这番逆耳之言是感到不那么舒服的。

是年2月28日，郭嵩焘按预定计划启程赴天津，正式与僧格林沁合作共事。僧格林沁虽是蒙古人，但因他的父亲是嘉庆皇帝的额驸，本人又被晋封为亲王，可谓权倾一时。郭嵩焘虽在起初对僧格林沁钦敬有加，但随着对天津防务和中外实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两人之间在气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早在是年初僧格林沁回京过春节时，他向郭嵩焘问到：“东豫捻匪，天津防务，二者办理孰宜？”郭不假思索地答道：“捻匪腹心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而言，无效可纪，不宜任。”[11]这种主张对抗击外夷的僧格林沁来说，自然是不太愿意接受的。

到达天津之后没有几天，郭嵩焘在与友人谈论如何对付英法联军的问题上明确表示：“不幸而战而败，如何收束?幸而胜，如何为持久之计？彻始彻终，通盘筹算，然后斟酌一办法，请之朝廷。临时小小变通，大局筹办总不外此，所谓有算胜无算也。今朝廷议和议战，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自古外夷之患，未有若今日者。”[12]此时，英法侵略者执意要求进京就《天津条约》换约，咸丰皇帝对此束手无措，顾虑重重。面对这种情形，一向好强的僧格林沁凭着对朝廷的一腔热血，坚决主张以武力煞一煞洋人的威风。郭嵩焘则继续坚持己见，认为“以天下势论之，海口用兵与否，终竞无定局，似亦不宜过有所费也”。[13]这就明确反映出他不主张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备。随后他十多次慷慨陈词，反复劝说僧格林沁不要轻易动武，“以为今时意在阻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元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J但郭对僧格林沁的劝说，最终无济于事，“为书数策，终不能用”。[14]在《复方子听》的信函中，他不无忧虑地指陈僧格林沁等人是不识大体、不谙世情，即使一时能侥幸取胜，最终还是要失败的：“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15]真可浩叹。

平心而论，尽管郭嵩焘对洋人存有幻想，甚至产生过错误的看法，但他主张国与国之间打交道主要的是运用好国际公法，利用它来互相牵制，即使要动武，也要经过通盘筹划，选择时机，绝对不能盲目一战，或者忽战忽和，带来后患无穷。郭嵩焘的这一“循理”外交，反映他在对外交涉中的独立见解。这种外交，可以说是国际冲突中弱国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大沽之战最终失败，咸丰皇帝等被迫移驾热河，尽管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但僧格林沁之类大臣的虚骄自用，对世事茫然无知，致使战与和都举措失当，也是值得后人总结借鉴的。郭嵩焘的建议并不是不可采择，只是当权者没有这个识量而已。正如郭嵩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在日记中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尽管招祸的直接原因在于僧格林沁举措失当，但在实际上是“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我郭嵩焘虽对“夷务交涉甚浅”，但比较注意考求古今事势“以推知夷人之情状”，自以为对于中外交涉之道比较内行，“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16]

当是年6月25日大沽一战取得胜利，朝廷内外一片欢呼声中，唯有郭嵩焘保持冷静的态度。如他在给好友曾国藩的书信中就明确指出：“天津之役，人皆分美及鄙人，而独引以为忧。”[17]结果，到了1860年9月下旬，也就是离大沽之战胜利一年半时间后，郭嵩焘所忧虑的事发生了。经过充分准备的英法联军，终于击溃了僧格林沁在天津的防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于次月下旬老老实实地履行换约手续。

尽管郭嵩焘与僧格林沁合不来，一般大臣们也对他不太欢迎，但这并未冲淡咸丰皇帝对郭嵩焘的好感。1859年10月，也就是在大沽之战取得胜利一个月之后，郭嵩焘受命前往山东访察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有无作弊的实情，谕旨明令由僧格林沁派员协理。郭嵩焘满以为可以远离僧格林沁不致再受窝囊气，但僧格林沁存心想治一治郭嵩焘，派其心腹李湘棻同行为会办。这就预示着郭嵩焘山东之行凶多吉少，同时也决定着他与僧格林沁的缘分将要画一个句号了。郭嵩焘从心理上已作好了准备，明知此行必多坎坷，但自视不凡的一贯作风，驱使着他一定要替朝廷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在前往山东途中，他坚持不受任何礼物，也“不住公馆，不受饮食”，决心做一个清白的朝廷钦差。经过实地考察之后，郭嵩焘感觉到山东沿海各县的税收的确出现了问题，在正税之外，贪污受贿的现象相当严重^于是，他决心大刀阔斧地加以整顿，在查清积弊了结旧案的同时，妥定章程，严杜随意征收税银之事发生。然而，此举无形之中侵犯了各地官绅的利益，抱怨纷纷，李湘棻又借机火上浇油，致使福山县商民聚众殴毁厘金局，打死绅董萧铭卣[18]。是年12月30日，僧格林沁据此为词上了一份弹劾郭嵩焘的奏折；次年1月初，咸丰皇帝颁发谕旨将郭嵩焘“交部议处”。面对朝廷要加以处分的境况，郭嵩焘内心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怕丢乌纱帽，感到悲愤不已的是，他辛辛苦苦为朝廷卖力，不图名不图利，换来的却是一纸牵强附会的纠弹之词，“语语侵及鄙人，而多为琐屑谬妄之词”。[19]更有甚者，返京途中那些势利的地方官们，一改先前那副善拍马屁的德性，对他不理不睬，深深地刺痛着他好胜要强的心灵，情不自禁地书一绝于壁上：“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20]

从而，尽管郭嵩焘回到京城之后，朝廷只给予他“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而且咸丰皇帝对他仍存好感，令他回南书房行走；但是，他已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加深了对官场腐败的厌恶之情，决心告假还乡做他的学问去，“天下任事之难，亦略得之阅历，有退焉自沮而已。”[21]是年3月，郭嵩焘以病为由奏请回籍就医，5月下旬怀着忧郁的心情踏上了南返故乡的旅途。

[1] 《玉池老人自叙》，光绪十几年（1893)长沙郭氏刻本。

[2]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3] 《郭嵩焘诗文集》。

[4]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5]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6]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7]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8]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9]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10]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11] 《玉池老人自叙》。

[12]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13]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14]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15] 《郭嵩焘诗文集》。

[16] 《郭嵩焘诗文集》。

[17] 《陶凤楼藏名贤手札》，湖南省图书馆藏。

[18] 此段史实参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郭嵩焘日记》一。

[20] 《郭嵩焘日记》一。

[21] 《郭嵩焘日记》一。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

尽管郭嵩焘是带着忧郁的心绪离开北京城的，但沿途走走停停，慢慢悠悠花了两个来月时间才回到老家湘阴。途经各地，历史悠久的名胜吉迹，令人流连忘返的田园风光，使他心旷神怡，暂时忘却了自身的苦恼。回到湘阴老家后，亲朋好友的来来往往，又使他感到无官一身轻，亲情和友谊在此时是多么的重要！老友曾国藩、刘蓉、胡林翼、李续宜、曾国荃等或来信或派专人前往湘阴，希望他能出而治事，赞襄一切。尤其是曾国藩，多次去信给郭嵩焘，或是情词恳切，或是晓以大义，是坚请又是激将，甚或婉转予以批评开导说：你郭嵩焘短短几年间，多次受到皇上的召对，又曾付以重托参与天津防务，“请无不听，劾无不行”。现在你居然轻松而出，但皇恩浩荡，怎么也不应当忘却。“当兹国步愈艰，似宜反躬自责，报礼之轻，未可尤人而存浩名之意。”[1]但郭嵩焘留意已定，不为老友苦劝所动。曾国藩深知郭嵩焘的性格，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是很难有挽回余地的，所以不时与郭保持通信往来，虚心请教有关中外交涉之方略：“国藩所处之位，渐虞与彼族（指西人）交涉，请阁下详悉指示：所谓康庄者安在？荆棘者又安在？可以不战者安在？战而胜与胜负皆无悔者又安在？祈告我浅显之情，无故作深妙之语，至要至荷！”[2]对此，郭嵩焘当然毫无保留地一一做了回答。这两年，郭嵩焘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发奋做学问中度过的。即使是在1860年春夏间，曾国藩与胡林翼等正在实现分兵三路向皖南进军的计划，遭到陈玉成等太平军的英勇抵抗，于是年底至次年初形成敌对双方激烈争夺安庆的紧急时刻，郭嵩焘也感到：“某于涤生、咏之两公，旧交至谊，值所处艰难险阻，义当一往视。而窥宫保（清代不立太子，以太子太保、少保为高级官员的虚衔，对加有太子少保衔者，习惯上尊称为宫保。——笔者注）之意，必欲以仕进相强，遂忍不一往。”[3]然而，对于湖南巡抚毛鸿宾请他主持编撰《湖南褒忠录》一书，郭嵩焘最终还是没有推辞。1861年底，他从家乡赶赴省城长沙，组织一帮人具体讨论有关《湖南褒忠录》编写原则、体例等事宜。众人各抒己见，一时无法取得统一的看法，郭嵩焘则综合各家看法，认为编撰此书原则与体例，大约有这样两个方面应当加以贯彻:“一则表彰湖南人物，为后代史氏之征也。……一则著书必求证实。”[4]随后，他把这一原则、体例写信向曾国藩征求意见。曾国藩经过仔细考虑，在复信中直言相告：“来示商订《湖南褒忠录》体例，称引书目，鄙人所未见者十而七八焉，乌足与讨论前载，折衷一是？”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且提醒郭嵩焘不要简单从事，以免惹来麻烦。他说：“惟念世变方滋，乱靡有定，楚军之起，时盛时衰，金陵未破，遽尔编纂巨册,如方略馆臣之例，倘其卷土重来，全局翻覆，一言振矜，叛者九国，功或竟亏于一篑，书亦贻笑于方家。”曾国藩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但为了不拂老朋友的一片热心，最终提出：“鄙意姑取死事诸人各作一传，存其崖略，以殉难之先后为次第，稍备遗忘。待大功果成，然后发凡起例，整齐画一，固非难事。”[5]后来，郭嵩焘虚心接受了这个中肯意见，在罗汝怀的实心协助下，采访与太平军作战阵亡及为清廷珣节人事，将书目改定为《湖南褒忠录初稿》，内容分殉阵、殉城、殉防、殉劳、殉团、殉职、外纪、殉员八个门类，收录与湖南有关之将吏、绅勇、妇女等人姓氏事迹，其中罗泽南、李续宾、江忠源、塔齐布、向荣等重要人物，则系以传状。书稿编撰成功之后，未及立即印行，1872年由新任湖南巡抚王文韶主持厘定付梓。除此之外；郭嵩焘还凭兴趣所向，曾主持修订郭氏族谱，编撰罗泽南等人年谱或整理文集，成果均较突出。做学问之类文字功夫，本来就是郭嵩焘的拿手好戏，从而他并不为这些工作而感到烦恼，相反从写作中得到的慰藉之情是无法以言语来表达的，加之儿孙满堂，又使他饱享着天伦之乐。

然而，就在郭嵩焘尽情品味着清静宁谧的书斋情趣时，中国朝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861年11月上旬，影响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祺祥政变发生，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实际上掌握了清政府的实权。为了稳定政变后的阵脚，慈禧和议政王奕沂经过合计，决定在亲善西方列强的同时，进一步重用湘军势力，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职位上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等分别被任命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各省的巡抚，成为威靂一方的大员。是年冬，郭嵩焘的进士同年、至交好友李鸿章被曾国藩派赴安徽募兵，于1862年春夏间正式编练成淮军。当他担任江苏巡抚之后，甚感独当一面，责任重大，急需得力助手方可成就大业。于是，他想到了闲居在湖南家乡的好朋友郭嵩焘，打算奏准他替代吴煦的苏松太道一职。3月中旬，李鸿章给曾国藩去信征求意见。曾国藩在复函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断不可换J他的理由是：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若任以沪关，决不相宜。”你李鸿章如果对他“挚爱迫求”的话，或者可以先“奏以道员归苏提补，而先署苏臬”比较合适。这样就可使郭嵩焘能够“得清闲之缺以安其身”，同时又可“收切磋之益之助阁下”。“否则暂不出奏，待渠到皖后，赴沪一行，再议进止。”如果你李鸿章在与郭嵩焘分别16年之久，并不完全了解实情而“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就会“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6]李鸿章最终尽管坚持保荐之议，但还是多少听取了曾国藩的意见，没有立即把吴煦换掉，改荐郭嵩焘替代杨坊担任苏松粮道的职务。

是年5月28日，清廷正式颁旨任命郭嵩焘为苏松粮道。在此之前，曾国藩就把李鸿章的意思转告了郭嵩焘，希望他作好再度出山的心理准备：“台旆何日东来？千万早临。少荃望公一至上海，且云当奏请也。”[7]郭嵩焘在书信中则请求曾国藩对李鸿章做工作，不要强人所难，把他再往火坑里推：“少荃中丞奏调之议，万求渝之。”[8]然而，曾国藩并不反对郭嵩焘再度出山，极愿让其发挥谋士的才能。所以，他在复信中劝说郭嵩焘，即使不想立即当官治事，“亦可来皖、吴，淞、沪遨游一周。”轮船来往迅速，往复不过十来天，“亦天下之至快也”。再过十余天，曾国藩对此事的态度更为明确，坚请郭嵩焘不要再作推辞，赶快就任新职。在复信中，曾国藩对郭嵩焘说：倘若还有什么牢骚要发，则“请来安庆于鄙人乎骚之，或更有应发之毛包，请至上海于少荃乎包之”。希望不要“坚伏湘上，牢其所牢而毛其所毛也'进而，他提醒郭嵩焘，“庚申三月之退，微嫌草草，有涿州撕状之风。此次果强起乎，尚不失为待价而沽；如终潜乎，亦当另谋。善刀而藏，无徒漫尔已也。”[9]过了一个星期，曾国藩又在书信中劝导郭嵩焘：就任苏松粮道之职，“非仅答少荃饥渴之求。一身之出处，亦自宜起讫分明，不宜似庚春之草草也。”[10]与此同时，李鸿章、刘蓉、曾国荃、阎敬铭等相继函促郭嵩焘立即履任，以不负众望。但郭嵩焘深知自己不是一块做官的料，从内心深处实在不愿应命出山。他在《复李眉生》的书信中首先指出：“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盖以夷务为忧。”接着，他坦言自己不愿出山的苦衷：“兄之不愿海道，非谓海道之烦难也。……今时天下之烦，有如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名自见，就之可也。”但我郭嵩焘“生平之志不在申韩，而出言行终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于申韩而亦不可得，故不愿也”[11]。言下之意是，我郭嵩焘志向远大，不愿停留于战国时申不害、韩非两人的学识之上而想超过他们，而就我现今的学识言之，还比不上申、韩二人，所以不想过早复出而折磨自己。在《复潘伯寅》的书信中，郭嵩焘反复表白不愿做官的心境说：从前我也相信君子之道，为人处世只求问心无愧，至于成败毁誉则在所不计。然而，既然出而当官任事，则会身不由己。我郭嵩焘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进而在位，无益于邱山，退而野处，无损于培楼”，为何要当官治事，瞻前顾后，自己束缚自己呢？死去的咸丰皇帝对我郭嵩焘“知遇至深，苟被召命，义无可辞。今此愿毕矣”。曾国藩领军日久，“嵩焘常在戎幕”，他对我的品性、才识了解颇深，“而不一奏请，知非鄙意之所存”。针对曾国荃、刘蓉极力劝他复出的急切心理，郭嵩焘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不愿做官、不能做官的理由。在《与曾沅甫》的书信中动情地说：西方各国驻中国领事官，地位虽然低下，但他们却与中国督抚大员平起平坐,“其视道员，草芥耳”。我郭嵩焘有什么所求的呢？难道非得到上海去营得一官半职而使洋人对我轻视无礼吗？如果你曾国荃等好朋友一定要“以仕宦相迫”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让我招募千人为一军，依附于湘军大营以“自效”。其次，则让我追随曾国藩左右“品棋谈笑，余非所能堪也”[12]。在《与刘霞仙》的书信中直言表示：我郭嵩焘涉世多年，我的学识才能胸中有数，人们对我赞誉之处有可能言过其实，人们对我毁陷之处则未必就是那么回事。我的学识才能决定我“可以为知县，而断不可以为府道”。有良好品德和才识的人立身成名，自然是由命运所注定了的，希望你刘蓉不要再强我所难[13]。郭嵩焘与李鸿章既是进士同年，又是至交好友，他从内心深处感谢李鸿章对他的好意举荐，但他在《与李少荃中丞》一信中阐述其不愿复出做官的四条理由：一是精力有限，“不足与任事”。在这时事艰难之际，自知才学有限，精力不足，强而治事则对国家最终没有什么好处，“是以决计引退，期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二是“质性之隘，不足与处世”。他自知性格偏急，很少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加之嫉恶如仇，心直口快，不少假让，从而不复出做官“以之自守，差为无害于人”。三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他“不足与审几”。他深深感到，“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而要改变天生之性又是不可能的。四是“才品之异，不足与共功”。他自认为才学人品与常人不一样，也就是曾国藩对他所评价的“非繁剧之才”，所以他要有自知之明，不愿混迹于官场而遭人议论。鉴于这几条理由，郭嵩焘恳请李鸿章再行具奏，以使朝廷收回成命[14]。过了三个月，郭嵩焘在好友的继续苦劝之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于是年8月25日正式离湘启程赴任。

郭嵩焘自1862年8月25日从湘阴启程之后，并未径赴上海，而是沿湖北、江西水道先去安庆与曾国藩一晤。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是年9月7日到达安庆湘军大营。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郭嵩焘与曾国藩几乎形影不离，或是倾吐知心之语，或是结伴游览当地名胜古迹。针对郭嵩焘不时流露出不想久临官场的心情，曾国藩以老大哥的身份与其作过详细的筹划。据曾国藩在《复郭崑焘》一信中透露说：“令兄筠仙亲家至此，屡就商出处之宜”，反复考虑还是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卒以斯世滔滔，出固莫知所届，处亦难以自由”。但在谋议未定之际，李鸿章从上海派专船到安庆相迎，郭嵩焘即于是年10月3日“解维东下，杜伯升从此俯首缰锁矣”[15]。如前所述，曾国藩虽不反对郭嵩焘复出，但他不赞同郭独当一面担任“繁剧”之职，此处隐约显露出曾国藩对这位儿女亲家、至交好友之前途的几分担忧之情。

然而，郭嵩焘是一位实心办事、勇于担当重任的人。尽管他不愿意复出，但一旦出山，且是作为好朋友李鸿章身边的一位助手，他就暂时忘却了对做官的厌恶之情，尽力发挥自己的学识和才能，深得曾、李等人的好慼，为之奏准于半年后擢升为两淮盐运使要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嵩焘的主要业绩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维护清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倡减苏松太一带赋税，用以缓和当地阶级矛盾。江苏所属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尽管是江南财陚聚集的重点地区，但因多年战争不断，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集团均把这一带作为获取饷糈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苏松太一带自然地隐伏着比他处更易引燃的干柴枯草。时任李鸿章幕僚的吴县人冯桂芬多次同郭嵩焘谈起此事，深惧处置不宜就有可能因赋税沉重而引发官逼民反之举。郭嵩焘完全同意冯桂芬的看法，正在思索挽救之法的时候，李鸿章以缺饱紧迫，嘱咐郭嵩焘按照田亩增加赋税之额。绅士吴云等表示坚决反对，郭嵩焘也认为不能采取此法来加速阶级矛盾的激化。经过多方了解实情并加以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不仅不增加赋税，相反应当减少赋税的建议^后经李鸿章与曾国藩协商联衔上奏，于1863年7月9日正式奉旨准议减苏松太三府粮赋，从而为江南农村经济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很快复苏提供了一定条件[16]。

第二，采取强硬措施整顿两淮厘务，为湘淮军饷糈来源解决了一个难题。当时，数十万湘淮军正在合围金陵，并且转战各地。由于多年战争，民穷财尽，清政府又无力支付浩大军费开支，主要靠湘淮军自筹。曾国藩、李鸿章为此伤透了脑筋，曾利用各种方式征收赋税，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鸿章提出的按亩增征苏松太等地赋税的建议又被郭嵩焘等人据理否定。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郭嵩焘坚决主张从厘金中设法加以筹措^他在担任两淮盐运使之后，在曾、李的合力支持下，对盐务采取了两方面的整顿措施：一是整顿淮盐课税规章，二是对四川、广东流入两淮地区的私盐征收重税。在此之前，两淮盐税收入存在着许多弊端，不仅绅商巧取豪夺，营私舞弊，偷税漏税现象异常严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吏为了小集团利益，不顾规章，私自行盐收税，对本应调拨的军饷则迟迟拖欠不缴，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有辖制之权，却也无可奈何。针对这种情况，郭嵩焘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向各地明确宣布严格禁止贪污和私销食盐，且首先对专横跋扈不服约束的江南提督李世忠开刀，“截其盐，并没其船”。与此同时，他写信给曾国藩、李鸿章商议，“于各口岸督销淮盐，渐复引地之旧”；“于淮引地面，重税邻私”[17]。曾国藩觉得要使“商贾不贩轻本之川私、粵私，而贩重本之淮盐”，要使“小民不食贱价之川私、粤私，而食贵价之淮盐”，尚欠稳妥，会行不通,“虽杀之而有所不行”[18]。后来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一时想不出周全之法，郭嵩焘又一意坚持己见，最终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允为订定章程，强制推行此法。郭嵩焘是个有性格的人，他在章程尚未订定之前就已经采取强硬手段推行此法了。曾国藩不得不表示赞同：“凡邻盐入我淮引地面，每斤取钱十文，处处蛮字为主，打字向前，庶可夺回一二引地销售淮盐。”[19]在《复郭嵩焘》的书信中也明确表示：“西岸盐务，业经办定，大致皆本尊裁（指郭嵩焘）所定，更改无多。”[20]尽管由于强制推行此法，引起了不法官绅的怨恨，而且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但却又实实在在地为湘淮军筹措了一笔巨大的资金。据曾永玲统计，郭嵩焘在两淮盐运使任上虽只两个来月，但不仅解清了所欠之款，而且使库存尚余200多万两。对此，李鸿章也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高兴地指出：“淮盐经筠仙整饬，月销引数倍增，上下游厘饷顿旺。闻江、鄂口岸添派督销大员，师门当不终穷也。”[21]曾国藩原先担心的“筠仙之力能禁止之邻私，他人之力不能禁汉口、吴域之邻私”的后果并未发生，从而使他感到郭嵩焘是一个有胆识、能办实事的人才[22]。

第三，利用有利的人际关系，使自己的洋务思想得到了初步实施。早在1856—1858年期间，郭嵩焘就在上海等地感受到西方科技文化的高明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通过与洋人打交道，郭嵩焘更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赞赏。此次再度出山，来到当时中外交往之中心上海等地，他的西方观又得到了深化：中国有许多地方比不上西方，应当采取虚心的态度予以学习。恰好，李鸿章不仅是他的同年好友，而且也是一位热心洋务的人。于是，郭嵩焘毫不隐讳地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在上海和广州仿照北京成例创设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促成李鸿章终于1863年3月间先后奏准成立了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在当时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讳言洋务，一般洋务派人士眼光也只盯住西方科技的19世纪60年代初，郭嵩焘就看到了培养外语人才的必要性，并且在实际行动上促成李鸿章创设此类学校，不能不说他看问题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特点。随着时势的推移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多，这种洋务观又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3] 《郭嵩涛诗文集》。

[4] 《郭嵩涛诗文集》。

[5]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7]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8] 《郭嵩焘诗文集》。

[9]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11] 《郭嵩焘诗文集》。

[12] 《郭嵩焘诗文集》。

[13] 《郭嵩焘诗文集》。

[14] 《郭嵩焘诗文集》。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16] 参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

[17]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18]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1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21] 《李鸿章全集》第5册。

[22] 此段史实除注明出处外，重点参考曾永玲《郭嵩焘大传》。

粵抚任上的是是非非

正当郭嵩焘在两淮盐运使上意欲宏图再展之际，由于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又对郭嵩焘极力推荐，1863年8月13日，郭被清政府任命为署理广东巡抚之职。毛鸿宾（？—1867),字寅庵，又字翊云、寄云，号菊隐，山东历城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1847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1853年回乡举办团练，先后担任过湖北荆宜施道，次年调安襄郧荆道。1860年先后任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1861年升署湖南巡抚，1863年7月因阻击道经湖南境内的石达开部太平军有功，由曾国藩全力推荐而擢升两广总督。毛鸿宾知道郭嵩焘是个人才，且因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所以在自弓赴任两广总督时援引郭嵩焘抚粤。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心情当然是高兴的。尽管两淮盐务改革还有许多善后事务要做，如他在《复郭嵩焘》一信中表示：“正拟复商整顿鹾务，连提数纲，而亲家已拜粤之命，两淮替人未知谁属，癸甲等纲永不能提矣。”[1]但他从长远利益着想，认为郭嵩焘抚粤可以利用广东经济发达的条件，为湘军筹集更多的饷糈，如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说：“毛、郭（指毛鸿宾、郭嵩焘）同省，粤厘当有起色。”[2]从而，他鼓励郭嵩焘放心大胆赴新任，不要顾念两淮盐务善后，“阁下经手各详，均已批发照准、大概规模略定。”[3]当事者郭嵩焘的心境如何？此时，他并未如从前那样坚辞不受，而是马上作出反响，尚未正式履任就急不可待地递上《缕陈广东大概情形疏》，提出了振兴军事、整顿吏治、清理厘务的计划，表示要“与督臣细心体察，力求整饬。区区驽钝之力，不敢复有顾惜”[4]。郭嵩焘乐意抚粤，除了他想借此机会证实自己的治政才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凭借广东这一富庶之区的有利条件，尽力为曾国藩解决饷糈的困难。因为，就在这时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厘饷之事闹得很不痛快。郭嵩焘在日记中认为，沈葆桢不顾师生情谊，“是以背公负义而有所不辞”。我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定要在粤抚任上为其分担优愁，以释“沈郁”之情。

1863年10月13日，郭嵩焘正式启程，于23日抵达广东省城广州。札调各有关人员迅速赴任的同时，针对广东厘捐混乱的实情，与毛鸿宾联衔上奏清廷，“除已经设立官厂之处无事更张外，其余水陆各要隘，有应行添设厘卡者，查明酌量添设，其外府州县未经举办之处，亦拟次第开办。”他们认为，从前地方秩序不稳定，现今各路“次第戡定”，不法之徒都不敢轻举抗拒，“果能逐渐推行”此法，应当“不患其终无起色”[5]。然而，此法自然触犯了广东当地绅民的切身利益，加之在推行过程中各级中下层官吏不仅不讲究方法，相反趁机中饱私囊，所以各种弊端丛生，甚至发生了“逼毙人命'“差役有越屋”的事情。为此，郭嵩焘曾当面责令有关官吏立即予以纠正，但用新法征收厘捐之事还得坚决实行。他在日记中记载说：“接见文武吏五班。以论捐输事，斥论各官人所为，所以误事，其失小；所以坏乱人心风俗，其失大。”[6]然而，广东地方官吏唯利是图者居多，他们不仅没有设法调和事端，相反暗地与不法绅商串通，处处与督抚为难，以致发展到有人弹劾郭嵩焘、毛鸿宾“一味勒捐”。奏章递到朝廷，清廷于1864年8月颁旨予以严词斥责，郭、毛二人虽不敢当面抗旨批驳，但内心愤愤不平之气是显而易见的。不久，他们联衔递上《广东军需紧急谨率同各官捐廉助饷疏》，用以抒发其对朝廷的一丝不满之情。他们首先阐述“捐廉助饷”的理由是：增兵集勇，经费浩繁，而“粵省劝捐之案，至再至三，民力已极疲乏，难期踊跃，多方激励，总无起色'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只有“由官先捐廉俸，以为倡率，俾绅民咸知观感，或可资振作而济急需。兹臣毛鸿宾捐养廉银六千两，臣郭嵩焘捐养廉银四千两”，此外学政王»、粵海关监督毓清以及藩、臬、运司，粮道、府县等官按照官位高低“各量力助捐”，总计“捐输廉银九万五千两”[7]。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郭、毛此举是针对朝廷轻信“浮言”而发的。但郭、毛等广东官吏省吃俭用捐输廉俸之银，朝廷又不得不故作姿态表示要“加恩将毛鸿宾等交部从优叙议”。不明事理的毛鸿宾未能看破朝廷的真实意图，随后未经郭嵩焘完全赞同又以督抚名义会奏清廷，请准将所得的奖励“移奖子弟”。但换来的回报却是一纸“责职留任”的处分，严斥其“所见甚为卑陋，毛鸿宾、郭嵩焘前次所捐银两即行发还，并撤销从优议叙交部议处”。这样一来，就使得郭嵩焘对毛鸿宾的怨恨之情愈来愈烈。

检诸《郭嵩焘奏稿》一书中有关办理广东捐输的奏折，虽是督抚会衔，但郭嵩焘对其所奏内容是有异议的。如他在《沥陈广东厘务情理疏》所加后记中说：“此折有极中竅要者，有绝非情实者。鄙人为之条其文义。所手定者，三£百余字而已”；在《复陈广东大概情形疏》所作后记中说：“此次原稿，畅论粤东情事，至为详实。……争之再四，始得将办理盗案始末略一申叙，而意仍主于回护”；在《前后办理捐输情形片》所作后记中说：“此疏原稿持论甚明畅。寄云尚书有意解释谣镑之言，间加改易，已觉未安，末段欲正造谣之罪，至于设法侦缉，与捕盗无异，则尤失政体也'[8]

由此可见，郭嵩焘明确指认广东厘捐之事办出了乱子，主要责任在于毛鸿宾。到头来又要受到朝廷责职议处的窝囊气，心里真不是滋味。从而，他对毛鸿宾的无能，对毛鸿宾的固执己见，对毛鸿宾轻信幕友之言的种种不满，与其在有关军务、政务问题上同毛鸿宾产生的分歧联系在一起，逐渐失去应有的理智而变成意气用事。

毛鸿宾自恃是总督，郭嵩焘又由他一手提拔上来，也就以上司自居，不太倾听郭的意见，并且在有关“剿匪”的奏折问题上，虽大多为郭嵩焘所拟具，不仅许多内容擅自做了改动，而且竟然不署郭的名衔。郭嵩焘对此感到很气愤，认为“身膺疆寄，而所供者仅一幕友之职”，[9]即使有关督抚会衔的奏折，毛鸿宾也未与郭嵩焘取得一致意见就递呈朝廷，致使郭对毛很有意见。在《请变通办理盗案片》所作后记中，郭嵩焘指出：“此鄙人初至首议整顿之事，寄云尚书乃假手幕友徐灏为之，而诡称所自具草。鄙人不敢违其意，略就字句之间改定百余字。而于盗贼源流本末，与办理缓急轻重之宜，绝未一叙及，至今为憾^在《石逆佘党窜扰粤境经调到楚军将首逆擒获正法余匪分别剿抚疏》所作后记中，郭嵩焘说：“克复信宜一案，寄云尚书单衔具奏，属予点定奏稿。予疑督抚同城，例得列名。尚书曰：‘广东向例独不。’尔时予莅任才三日耳，嗣是凡有奏案，皆用督辕单衔，予为主筹画、司章奏，自同幕府而已。”但郭嵩焘特意检查30年以来案卷，知历来上奏都是督抚联衔，从而不无气愤地感到：“尚书强横自擅，··….种种陵藉，多出意表，大抵成于娼嫉之一念为多，而终以不悟其非。”[10]由于对毛鸿宾的成见越来越深，尽管郭嵩焘起初还能有所忍耐“不与计较”，随后也就闹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乃至于郭在《革职留任谢恩疏》所作后记中特意指出：“此疏实碍难着笔，而私衷愤郁之气，又不能不稍自明。与此曹（这个人——笔者注）共事，公私交受其累，为之拊膺浩叹而已。”[11]只是到了1865年3月，毛鸿宾因在湘抚任内对藩司有失察之责而被清政府革职回籍后，郭、毛之间的矛盾才告结束。

对于郭、毛之间的是是非非，曾国藩在《复郭嵩焘》的书信中对郭婉转提出了批评：“初不料二公龃龉一至于此！”1860年时保升你郭嵩焘为江苏藩司，但你始终不肯到祁门大营来，胡林翼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当时，湘军正倾全力合围安庆，胡林翼和我均处在心力交瘁之际，你的不肯任事，对于胡林翼来说，是“忘大德而思小怨”。你郭嵩焘受毛鸿宾荐举才担任粤抚，毛对你郭是有恩的，即使他有许多对不住你的地方，也应记住他对你的恩德，不应“是非无定，爱憎翻覆”[12]平心而论，郭嵩焘文人习气较重，性格耿直急躁，不太讲究方法，官场经验不足，就他与毛鸿宾私交而言，尤其是从自身严格要求来说，曾国藩对他的委婉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毛鸿宾也有责任，不尊重郭嵩焘的正确意见，总以上司自居，且才识低下，以致处事不周，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又牵连到郭嵩焘。就这点而言，郭嵩焘与毛鸿宾闹到不欢而散，两人均有责任。

郭嵩焘手迹

自1865年3月毛鸿宾革职回籍后，广州将军瑞麟继任两广总督。瑞麟(1—1874),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历官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等。1853年以户部侍郎奉命率兵从僧格林沁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1858年奉命筹防天津杨村，1860年淸政府与英法联军议和后随僧格林沁前往山东镇压捻军，兵败被召回京，1861年奉命主管神机营事务，1863年调任广州将军。从瑞麟的经历可以看出，郭嵩焘碰到的新任总督，是一个不好打交道的满族官吏，并且预示着他在粵抚任上的结局是因多吉少的。总的说来，在郭嵩焘的眼里，瑞麟不学无术，却又瞧不起汉族官吏；贪而昏庸，却又气盛得很。郭嵩焘在这期间的日,记中，这样描绘瑞麟：“瑞公一见洋人，倒地便拜”，是一个十足的软骨头。然而，瑞麟自恃其满洲贵族的地位，把郭嵩焘不放在眼里，直视为幕友，只让其拟具奏稿，一切大事独断专行，从不与郭商量。郭嵩焘虽在表面上一再忍耐，但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很是窝囊：“渠之视我若外人，与其幕友相为朋党，势不可与处”；“忝居封疆之寄，专为公司章奏，……又多为所裁抑，岂惟道不能行，并言亦不能尽”，有关政务、军务的正确意见，瑞麟总是不愿意听取，从而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譬如，在处理中外交涉的事件上，瑞麟昏昧无知，却又不听郭嵩焘的劝告，致使“洋人往复驳诘，无词以应之。此后香港捕盗门径，永以杜塞矣”[13]。面对这种处境，郭嵩焘再也无法容忍，牛脾气一上来，谁也无法扭转。在当时，一般汉人官吏对满族官吏总是俯首听命，不敢有半点得罪。郭嵩焘则不然^他不怕人家说他刚与前任总督毛鸿宾闹得不可开交，现今又与一个满族总督关系处理不融洽，仍然直率从事、没有半点阿奉之举。为了一抒胸中之气，郭嵩焘将自己的感受写信给好朋友曾国藩，表示在位一天尽一天责任，大不了辞官不干。曾国藩在复信中加以开导说：“石角藤枝何处不有？公昔在京，于诸老多所许可，与仆异趣。近年莅外，于诸公多所龃龉，又似与仆昔日同符。不知后世复有为吾辈辨蚤晚异同否？”[14]但曾国藩还是劝郭嵩焘继续忍耐，以待时机而退，不要意气用事f留下被人指摘的把柄：“时事尚未可知，若其风尘不靖，林下岂得安枕？如果大段肃清，则扶杖课农者，恐当先耦耕者而往”，适时而退未尝不可[15]。

然而，郭嵩焘最终辞去粵抚之职，却与左宗棠对他的多次弹劾有直接关系。左宗棠与郭嵩焘既是同乡，又是儿女亲家，本来，两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很好，但因两人都是有个性的人，所以谁也不服谁。当郭嵩焘就任粤抚时，左宗棠已是闽浙总督。1865年5月下旬，太平军余部汪海洋、李世贤等在左宗棠全力进“剿”之下被迫转入广东境内。郭嵩焘很想凭藉自己之力将太平军扑灭，但总督瑞麟不采纳他的建议，致使广东军事一再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淸廷旨令左宗棠赴广东督师，闽、粤、赣三省军务归其节制。郭嵩焘不愿受左宗棠节制，自身军队又无法与左军配合作战，结果导致军事上的惨败。于是，左宗棠顾不得儿女亲家的情分，于是年10月26日上奏弹劾郭嵩焘、瑞麟无能，要求以李鸿章、蒋益澧替代广东督抚。过了十来天，左宗棠再次弹劾郭嵩焘等谎报军情，致使太平军余部最终未能“剿”灭。加之，郭嵩焘随后根本不理睬左宗棠提出的由广东方面代购米柴，代雇搬运夫、赶造炮船等要求，从而又促使左于1866年1月中旬第三次弹劾郭，指名请准浙江布政使蒋益澧代署粤抚。2月上旬，人粤太平军余部在左宗棠的全力部署下被击散，此时郭嵩焘拟率军奔赴前线，遭到左的拒绝。为了将郭彻底击垮，左宗棠于3月6日第四次弹劾郭嵩焘和瑞麟，建议朝廷把广东督抚一锅端掉。至此，清廷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同意郭嵩焘的请求，于是年5月14日颁发谕旨准其解职，到京另候简用。

对于郭嵩焘的去职，曾国藩看得很坦然，认为是件好事。他在《复郭嵩焘》一信中说：“论雅怀之久郁，则与其在位而忧煎，诚不如去位之解脱；论公道之难明，则是非淆乱，歧路又歧几不知荆凡（指楚国与凡国，比喻存亡无定。）之孰存，臧榖之孰善。要之世变方滋，任重道远，早日谢事，即少一日之咎责，慎母介介为也”；“观公在位之曰，无一日好怀，良有难自遣者。若论时事多艰，焦头烂额，救过不暇，则霞仙（指刘蓉）之留，未必不为吝；公之去，未必不为吉也”[16]郭嵩焘自己也认为，“一日去官而身为轻，固知非功名中人也”[17]。去官对郭嵩焘来说，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但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有过错，怨恨的是毛鸿宾的无能，瑞麟的专横，更怨恨左宗棠的无情无义。进而，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督抚同城的弊端所致。所以，他在离任之前写信同曾国藩交换意见，拟就所见上奏清廷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后，他拟具《请酌量变通督抚同城一条疏》，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变通的理由：“历来同城督抚，互怀猜忌，相为敌雠（指仇敌），独于公事，一切雍容坐视，以求免于嫌怨……督抚同城，则贤者永不得有为，中材亦因以自废。”从而，他建议朝廷“急宜变通”[18]。然而，清朝沿袭明制，实行督抚同城，目的是为了使地方大吏彼此牵制，相互监督，不至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而损及中央专制政权的地位，所以直至1905年这个政制才有了变更。我们认为，促成郭嵩焘去职的更直接而具体的原因，正如曾永玲在《郭嵩焘大传》中所分析的，主要在于郭嵩焘不懂得当官的要领：一是对上司不懂得恭敬以待，有不同意见则不讲究方法，更无一般官吏那种处事圆滑、敷衍、欺骗的习气，从而没有多少人出来为他说话。二是办事太急躁，锋芒太盛，触犯了广东地方官吏的利益而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他刚刚上任不久，就先后把一批不称职的地方官吏统统革除掉。这些人都是官油子，是地头蛇，难免不趁机兴风作浪，给郭嵩焘的工作造成诸多麻烦。三是不顾广东绅士反对，一律严行“劝捐'结果使得地方官与士绅相互勾结，“民怨沸腾”。郭嵩焘对之不是采取区别主次、软硬结合的措施来安定地方秩序，而是一味强行惩处，最终形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过于自信又缺乏做官的诀窍，自恃才高又不讲究处事方法，是导致郭嵩焘官场再次碰壁的重要因素。至于左宗棠对他的多次弹劾，只不过成为加速他解职的直接原因而已。

[1]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3]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4] 《郭嵩焘奏稿》。

[5] 《郭嵩焘奏稿》。

[6]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郭嵩焘奏稿》。

[8] 《郭嵩焘奏稿》。

[9]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10] 参见《郭嵩焘奏稿》。

[11] 参见《郭嵩焘奏稿》。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3] 《郭嵩焘奏稿》。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17] 《郭嵩焘奏稿》。

[18] 《郭嵩焘奏稿》。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

1866年6月16日，郭嵩焘正式交卸粤抚事务后，于7月2日启程归湘。离开广州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自己的叔父，告知此次罢官归家心安理得，不是贪官而是清官：在广东三年巡抚任上，所得到“惟养廉及韶关经费，外无别款”。养廉银虽有数千两，但所余不多。“至于仆从规费，已多裁革，馈遗一无所受，此人所共知。侄之节省，由于性出。”出外做客的公服，间有添制，“而居常衣服，一袭家居之日，未尝更制”[1]。是否如此清廉，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与一般督抚大员相比较，郭嵩焘返湘之时只有26只船装运行李，已经是不错的了。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郭嵩焘一行于8月14日终于回到湘阴老家。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亲朋戚友及地方官吏前来拜访者几乎络绎不绝。这使他感到异常烦恼不安：“人客日相缠扰，颇厌其烦，而意外之来顾者尤多，惟有奉身以避之而已。”[2]幸好过了几个月之后，人们见他没有复出做官的迹象，也就没有更多的人来打扰了。这是因为，在1867年春间，清廷复授郭嵩焘为两淮盐运使，遭到他的坚决辞却。没有更多的人再来奉承他，吹捧他，他倒图个清闲自在。对于郭嵩焘的最终解职，好友曾国藩为其愤愤不平，但郭嵩焘却坦然处之，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自此至1875年复出这几年里，除了一度执掌长沙城南书院之外，郭嵩焘基本上是在湘阴老家打发时光，或是会客著书，或是敦促仆役种地、养鱼，自有一番别样的趣味。然而，在这期间国事、家事对他的种种困扰，无时不撞击着他那本已忧愤难平的心灵。

检诸这几年间郭嵩焘所作日记留下的文字可以看出，他虽身居官场之外，但其心却无时无刻不牵念着国家政治的好坏得失^尽管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已被血腥镇压，出现了统治阶级吹嘘的所谓“同治中兴”局面，但郭嵩焘从友人口中和阅读报刊所了解的情形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在日记中都一一记载下来，并且发表了独特见解^他深深忧虑封建统治者们沉沉昏醉于中兴喜庆之中无所醒悟，不思励精图治，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办点儿实事，从而感叹不已：“默察天下大局，万不足与有为，无它，无人而已矣。举朝昏庸，而能遏截天下之人才，以大力持之，所以为可伤也。”[3]可能是郭嵩焘闲居乡问，与下层民众接触较多之故，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老百姓“受屈日深”，生活艰难之外，他更多地预感到阶级矛盾又有逐渐上升之势，且有可能发展到无法解决的境地：“乱机已兆，无可为斡旋之计也。诸公又一以悠忽处之，祸至无日矣。”[4]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的湘军将领们，“住宅之工雅，器具之精丽”，“皆极一时之盛”[5]，与那些下层民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却又无时不受贪官污吏的欺侮、剥削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人祸不断的同时，干旱、洪涝等天灾紧随而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郭嵩焘在日记中认真细致地作了记载。同治五年九月初十日：“周桂坞及镐丞同至。沔阳州流民千人至荷叶塘，其头民三十二人索饭一顿而去”；同治六年九月初九曰：“沔阳州流民百人至荷叶塘求饭，遣杨瑞堂往晓譬之”；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五日：“沅甫并传示霞老信，知湘乡廿六都、三五都又有蠢动之信。人心之浮动极矣”；同治七年八月十七日：“湖南乱机之伏久矣，心优此二年必不免水旱之灾”；同治九年九月十三日：“湘潭凤凰山股匪起，戕朱亭县丞”；同治九年十月十一日：“昨闻道州失守之信，询之力臣，始知为广东窜扰股匪，醴陵……石笋冲、尹山、风洞、门村等处，尚有匪徒屯聚劫掠。严湖、马迹等处，则闻伏匪数千，方思动也”；同治十年三月初八日：“张力臣见示营报，茶陵、安仁交界界首地方，有李鼎俊之子小名陈奶子，又号大明，在永兴县天塘赞聚众称乱，有大帽小旗等事。永兴十五都、十七都均有会匪砍伐竹竿，并有赴梆州会齐起事之说。……又安仁县坪上地方有会匪开旗招勇，……有云欲至荼陵州廿五都掳粮者。人数万余，飘忽四出。衡山之潭坎及江华、耒阳各县，均有聚众抢劫情事”[6]。尽管他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立场上来对待这些“乱民”、“匪徒”的一举一动，但他深深感到“乱机狂逞”，当道者却“专以粉饰猜忌为酿乱之资”，这是最可怕又最可叹的事情。

进而，朝廷在内政外交上表现出的抉择、一般官僚士大夫身上反映出的思想言行，更使郭嵩焘感到忧虑不安。对于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郭嵩焘虽未直接参与论战，但他在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关“专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这一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嵩焘发表自己的意见指出：科举正途不一定有人才，而人才也不一定出身于科举正途。他主张，只要是真正懂得天文、算学，不论他的出身资历怎样，就不必经过考试而可以破格录用：“以学习三年为期，其能有成，量能而授之官，无成者罢归。”[7]他深知，那些朝廷大员并不懂得选取人才的重要性，且无诚意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廷旨忽申饬，忽传谕各衙门，终不一加处断。”原因何在呢？“其意以是周旋洋人，又周旋士大夫，并无意考求实际。”[8]对于-般官僚士大夫在天津教案及其结局问题上所体现出的种种心态，郭嵩焘亦以敏锐的目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严格信守条约，力保中外“和局'不要轻易动武。“愚民”无知，一概仇视洋人，无须深究，但作为官吏者，则应因势利导，不能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情，更不能有意煽动愚民仇洋。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加以诋毁，原因在于不谙中外实情，在于对中国的事情不负责任。他在给友人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深为曾国藩鸣不平。他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之所以舆论大哗，“无他，用其鼠目寸光、谿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J这样的风气，未尝不是一般官僚士大夫率先倡发，“而遂至无可挽救，终归于祸乱贼杀而巳。伤哉！”[9]在给沈葆桢的书信中指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如果说有过错的话，在于他“不明立科条，分别从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与教民两无猜嫌”。至于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结局，“则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那些对他使劲加以诋毁的人，并不知道津案的全过程，就信口开河乱说一气，“道之不明，而意气之激以不得其平，则亦何词不可逞，何罪不可诬哉总之，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并无根本上的过错。至于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清议，对国家对民族并无益处，为此他不得不感到忧虑。

国事如此之值得忧虑，家事又如何？在1868—1872年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郭嵩焘先后失去了六位亲人。这其中儿子郭依永和爱妾邹夫人的病逝，对他的打击特别沉重。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系郭嵩焘长子，为陈夫人所生，自幼聪慧过人，诗文书法均佳，很受父亲的钟爱。他是曾国藩四女婿，其诗作甚得岳父的好评:“依永之诗，嵯峨萧瑟，如秋声夜起，万汇伤怀；又如阅尽陵谷千变，了知身世之无足控转者。”[10]从而，对于郭依永的病逝，郭嵩焘与曾国藩均感到异常的悲痛。他在日记中不无哀愁地记载说：除夕之夜，“追忆亡儿，惟独坐涕零而已。”前几日，邹夫人强忍悲痛，百般张罗，“必欲解年猪，其立言以谓一切照常办理，而其用意则在以是宽我之心，不知徒以重予心之悲也。”这是因为，每年“解年猪、谢土神”，都是依永全力操持，“今独余身自为部署而已，欲无悲怆得乎？”[11]字里行间，渗透着郭嵩焘对爱子的一片思念之情。曾国藩对郭依永的早逝亦感到无限的悲伤：“衰龄而哭子，仁慧而不寿，皆人世所谓不幸。”特地撰写《郭依永墓志铭》一文，“述吾所闻，为之铭辞以质幽遐，亦塞筠仙之悲。”他力劝郭嵩焘节哀，应当为有这样才华横溢的儿子而感到欣慰：“览依永之诗篇，似多见道之词。”我们作为长辈，作为尚在人世的长者，应当知天畏命，使“存者抑情而复礼，逝者奠魄而永绥”。[12]好友加亲家对他的开导，使他破碎的心境稍许得到了慰藉。然而四个月之后，丧子之痛刚刚缓解，他心爱的邹夫人却撒手人寰。邹氏1856年被郭嵩焘纳为妾，1860年陈夫人逝世后被郭视为正室，两人相亲相爱，感情笃深。邹夫人的病逝，对郭嵩焘的打击无疑如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说：邹夫人物故，“伤怆万状，吾将何以堪哉”[13]。为了表示对邹夫人之死的悲痛之情，他不仅为之请来和尚念经超度,而且写了一篇情意真切的祭文。

总之，家中变故多端，已使郭嵩焘感到心力交瘁，乃至于不知不觉中相信迷信之说：“眼跳二十余日不止，向来有此必出事故。丙寅在粤如是，而有左季高之倾轧。去岁如是，而家难不可言矣。”[14]加之，两年后好友曾国藩离开人世，使他那孤独的心灵又增添了几分忧郁之情。由此可见，罢官归乡的这几年对郭嵩焘来说日子是过得很艰难的了。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加速对外扩张，分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步伐日益加快，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朝政府，其虚弱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中国成了各列强侵掠的重点目标，边疆危机普遍出现，从而，对外交涉事务日益增多，清政府也日益感到洋务人才的严重匮乏。以“精通洋务”著称于世的郭嵩焘，在好友李鸿章极力推荐下，于1874年7月21R奉谕旨进京陛见，商讨国是。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郭嵩焘于是年12月7日启程北上，途经岳阳、汉阳、安庆、扬州以及山东、直隶等地，于1875年2月4日抵达京城。此次，由于李鸿章事先告知拟荐举他担任处理洋务的有关职务，所以他没有什么推辞就乐意再度出山^然而，郭嵩焘满怀信心等了一个多月，清廷却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使之职。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因英国人侵云南而发生了“马嘉理案”。随后中英交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多时间，最终清政府于1876年9月13日被迫让步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就在中英交涉期间，郭嵩焘于北京动身前往福建途中，于1875年8月27日奉到谕旨改任出使英国大臣赴英“道歉”。于是，他不得不兼程回返，在11月底赶到京城，12月1日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理衙门行走。5日，递上《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戕杀重案析》，明确指控云贵总督岑毓英“以肃清云南全省之功，自恃强武，并不一研考事理，深求善处之方”。作为封疆大吏，“尤非士大夫虚持议论者可比”，要求清政府督饬李瀚章查明事件始末，“据实推求，期使功罪各不相掩，以服洋人之心”，并且建议将岑毓英“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15]。然而，当时一般官僚士大夫都不主张严惩岑毓英，郭嵩焘的这一奏折无异于死水潭中落下一块巨石，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攻击。几年后，郭嵩焘在此折所作后记中指出：“鄙人横遭訾毁，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所据为罪状者，即此疏也。”他认为，在当时之所以受到舆论的诋毁，原因在于人才缺乏，“士大夫太无学识”[16]。平心而论，尽管郭嵩焘在“马嘉理案”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如他一味反对武装抵抗外国侵略，将当时发生的各种中外交涉事件的起因都说成是中国人愚昧无知，盲目虚骄不明事理的结果;但他所提出的西方各国“讲求三代宾客之礼，而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的主张[17],则比他同时代人的思想水平高出一筹，不应当像当时顽固、守旧派士大夫攻击郭嵩焘那样，予以全盘否定。

在举国上下一片咒骂声中，郭嵩焘有点打退堂鼓了。他一再向朝廷请病假，想回湖南老家养病。但慈禧太后先后于1876年3月4日和9月6日召见郭嵩焘，一再加以开导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18]话已说到这个地步，郭嵩焘再也无法推辞了。是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30余人，“为洋人所促，冒雨登舟”[19],踏上了艰难的出使之路。

早在郭嵩焘出使英国之前的1876年11月2日，清廷谕令他将对外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和经济等情况如实记载，并随时咨送总署。郭嵩焘对此没有打半点折扣，老老实实地将赴英途中50多天间的所见所闻加以记载，于到达伦敦不久整理成册，取名为《使西纪程》，邮寄回国。在该书中，郭嵩焘分别记述途经新加坡、越南、暹罗、波斯、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埃及、摩洛哥、英国等18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情况，原系二卷，现收人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郭嵩焘日记》中。总理衙门认为《使西纪程》可以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一种参考资料，将其刊印公之于世。

不料，守旧派士大夫阅过此书之后，再也按捺不住恐惧、仇视的心理，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纷纷予以口诛笔伐。1877年7月21日，编修何金寿上疏严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郭嵩焘在随后所上《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中也谈到：“近闻编修何金寿参折内直谓大清无此子，是视臣罪为天地所不容，万古所不赦。”[20]名士李慈铭在所作《越缦堂国事日记》中，对《使西纪程》大肆加以指斥：“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对此“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他对郭嵩焘赞赏西学的思想观点表示出大惑不解之情：“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在这里，李慈铭不仅大骂郭嵩焘，而且将刊印《使西纪程》的总理衙门大臣也附带一起加以攻击。更有甚者，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于是年12月15日上奏清廷，指认《使西纪程》“谬轾滋多”，为免留毒于世，贻害国人，要求将郭嵩焘迅速撤任回国予以查办。在顽固守旧氛围的影响之下，清政府不仅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继续流行；而且，一些朝廷大臣也使劲怂恿副使刘锡鸿等与郭嵩焘作对，致使其正常的外交工作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

就今天的观点看来，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所述内容并未见得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在当时看来就有点“离经叛道”了。首先，他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前人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错误，却不被人理解。如他指出，“亚丁与阿拉伯地势相连”，徐建寅的《瀛环志略》一书“误为一岛'应予纠正；红海宽约500里，“时见岛屿不著之图经”，《瀛环志略》仅著“马苏阿一岛，阿拉伯属地也”[21]也应予以纠正。此外，他不仅详尽记载了沿途诸国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将各国的宗教信仰以及风俗民俗等情况作了描述。这本来是属于纯学术性、资料性的记述，但在一般中国守旧派士大夫眼中也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了。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导致中国人坐井观天、盲目虚骄、狂妄无知到了极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华帝国大门被英国的大炮轰开之后，他们面对逐渐而来的西方文化，在恐惧的同时予以一概拒绝，即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将其视作为“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加以否定，“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22]所以，当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反映出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时，人们从感情上也就无法接受3其次，《使西纪程》对于外部世界的某些真实情形的赞赏，引起了守旧派官僚士大夫的更大不满。如他在参观香港监狱后有感而发：“节度整齐可观”，全无内地“秽恶之气”，且认为“西洋法度，务在公平，无所歧视，此间监牢收系各国人民之有罪者，亦一体视之”；在波斯湾，他亲眼见到数百船只进出港口，有条不紊，且闻各国船均有规定班次，每年预定计划，从而发出感叹：“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初到伦敦，给他留下的是“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阐阏（指市肆）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23]尽管郭嵩焘在此处只是作了真实的记载，并不能说明他对西方世界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但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传统观念仍占据着相当市场的19世纪中后期，自然为舆论所不能容忍的了。

当然，郭嵩焘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胆怯退却之心，而是在实地接触西方文化之后，以其特有的胆识和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对西方科技和“朝廷政教”同时予以学习的主张。在叙述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郭嵩焘西方观产生的根源所在。我们认为，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促发郭嵩焘了解、认同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源（1794—1854)，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他比郭嵩焘年长24岁，但却同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又是前后科进士，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情是极其深厚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的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以甲兵止甲兵”。郭嵩焘对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主张表示赞赏，曾经深有感触地指出^“魏氏此书，……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皆验。读书多而见事明，反复相寻，而理势之所趋，终必循其径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数也，而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岂非学问之效然与！”[24]针对人们使劲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郭嵩焘反复推明魏源其说，以唤醒国人放眼世界，了解西方，赶超西方，强盛国家民族，要求国人积极实践魏源的主张：“默深先生喜经世之略，其为学淹博贯通，无所不窥，而务出己意，耻蹈袭前人。……先生所著书流传海内，人知宝贵之。”[25]他本人在这方面身体力行，早在出使之前就迈开可喜的一步。如他在〗856—1858年这两年间，先后阅读过《数学启蒙》，《遐迩贯珍》、《朔方备乘》、《海国图志》新增本，《癸巳类稿》、《镜镜诠痴》、《发明西洋各国通例》、《行兵战守论》、《管船事宜论》等译自西人所撰或由中国人所撰有关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并且利用替湘军筹集军饷的机会，曾在上海拜访了英、法和大西洋国（葡萄牙）的领事，参观了“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了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会见了伟烈亚力和艾约瑟等外国名儒。同治初年，他又在上海和广东进一步了解西方实情后，感到洋人“兵精而器利”，西方电报“直夺天地造化之巧”，“足以称雄中国”[26]。随后十余年间，他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促发之下，在对西方科技予以认同的基础上转而主张“循习西洋政教”。1875年，郭嵩焘参与清廷内部有关洋务方针大争论，撰写了一个《条议海防事宜》的奏折，初步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他在批评洋务派徒袭西方科技的错误后指出：“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27]这是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本即“朝廷政教”，末即“商贾”，造船制器则“又末中之一节也”。要使中国摆脱受人欺侮的困境，就须对“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这一基本观点的产生既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为他出使英、法期间系统深入了解西方，进而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的思想言行的阐扬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从而，当他面对国人的谩骂和《使西纪程》毁版这一严酷现实之时，泰然处之，没有向环境屈服：“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28]在出使两年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西学，全面考察了以“买阿尔”（民选市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了解了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初步比较了中西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观念的差异，等等。从而，他的西方观显得更加系统和深刻。

郭嵩焘明确肯定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远胜于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他通过对英国议会制度的多方考察，认为它是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根源所在。他在日记中说：英国所实行的以议会制度为特征的民主政治，重视君民相互依存，“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指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佘年终以不敝”。在这种议会制度民主政治之下，为人才的兴起、学问的传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终成为“立国之本也”[29]。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了两千多年，真正值得赞扬并且能与今天的西方民主制相比美者，只是在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而“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30]。原因就在于这种制度严重束缚了民众智慧的发挥，而君主则视国家为一己之物。西方国家不是这样，“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在它们国家，“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这就是它们实行民主制，所设议政院，“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a执政党虽不断替换，但其政局稳定，国势日有起色，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风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31]这种君民共举国政的民主风气，自然要比中国君主一人说了算的专制恶习要优越。进而，郭嵩焘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实行的这种民主政治之所以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要优越，就在于它体现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他在日记中记载自己的看法说：“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这就是说，西方国家坚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享受特权，“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将中国两千年来的“德治”实即人治，与西方的法治作一比较，两者的优长劣短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中国“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个人纵然有超常的才能，但也不能长久坚持下去，“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西洋的君民共治，由于发挥了群体的力量，所以能够“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最后，他以忧虑不安的心情提醒当道诸公，如果中国不思改变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不将封建专制政体加以适当的变更，就有可能在更深程度上遭到以法治立国的西方列强的欺凌，大清王朝的前途也就很难预料：西方各国“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32]。与此同时，郭嵩焘在肯定西方民主制度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先进的基础上，对中西两种“人心风俗”即社会风气作了初步比较，认为“实事求是”是西洋社会风气纯正的根本所在，“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专以大言自欺”则是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深层根源所在。

郭嵩焘上述对于西方民主制度和“人心风俗”的肯定和赞扬，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而他对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批评和某些否定，则是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层部分作了深人的比较之后的一种较为客观现实的判断。由于具有这样一种比较全面的中西文化观，所以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洋务自强新政毫不客气地作了批评，认为它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将西方的“朝廷政教”拒之于门外的做法丝毫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就嵩焘所见，凡名为知洋务者，粗知其情势而已，无通知其本末者”[33]；“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而其制造等科技则是末中一节也。明确指出西学有体也有用，有本也有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34]在这里，他对洋务自强新政的虚伪性、落后性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进而触及对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某些否定和拋弃，这样使得他把自己推到了与顽固守旧派乃至一般洋务派人士相对立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郭嵩焘本身虽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他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从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郭嵩焘的思想和主张自然被看成是“用夷变夏”，不仅不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相反遭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围攻和打击，最终于1879年1月31日怀着一种“孤独的先行者”的心境被迫离任回国。

自此至1891年7月18日去世，尽管郭嵩焘在身心上受到巨大的打击，但从未对旧势力妥协和屈服，“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大无畏精神批评国事，抨击洋务自强新政的诸多弊端。尽管这种做法招致人们对他的更加不理解，不同情，他并未消沉下去，而是以著书立说、研究学术来充实自己。据统计，在这罢官归乡的13年间，郭嵩焘潜心写成了《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订正朱子家礼》、《周易释例》等多部学术著作，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所著《礼记质疑》一书，学术价值颇高，钱基博如此评价说：该书“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悍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国藩之瑰伟，亦异刘蓉之畅发。……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35]

[1] 《郭嵩焘诗文集》。

[2]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3]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4]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5]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6]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7]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8]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9]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叛社1980年版。

[10] 《郭嵩焘诗文集。

[11] 《曾国藩全集·诗文》。

[12]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c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

[14]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15]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16] 《郭嵩焘奏稿》。

[17] 《郭嵩焘奏稿》。

[18] 《郭嵩焘奏稿》。

[19]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20]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21] 《郭嵩焘奏稿》。

[22]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23] 《郭嵩焘诗文集》。

[24]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25] 《郭嵩焘诗文集。

[26] 《郭嵩焘诗文集。

[27] 《郭嵩焘日记》第二卷。

[28] 《郭嵩焘奏稿》。

[29] 《中和月刊》第1卷，第12期。

[30]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31]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32]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33] 《郭嵩焘诗文集》。

[34]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35]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由于郭嵩焘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对中西文化之间的比较和选择，均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其思想言行与传统观念、礼制之间的不合拍，不仅规定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归宿，而且使得他成为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郭嵩焘在世之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般主战派、顽固守旧派骂他是“卖国贼”、民族“败类”，讥讽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1]。就连他的家乡湖南士绅也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在他从海外罢官归乡之时直接指陈其“勾通洋人”而将揭贴“张之通衢”，以示惩儆。一般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也对他表示反感，如刘坤一斥责其“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2]友朋中也大都劝他不要再谈洋务，只有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人对他的心迹予以理解，称赞其“服官中外，历著勤劳，……至其政绩学术，学绝可传。”在郭嵩焘死后20多年间，尽管维新派人士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他的历史地位，如谭嗣同称他是一位“精解洋务”的人[3]；梁启超把他与魏源、曾纪泽等同称为中国首先讲求西学的人[4]，但是，从一般士大夫到官方，对郭嵩焘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慈禧在守旧派人士的鼓动下，曾以“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5]为由，不让国史馆为其立传，且不予赐谥。义和团运动期间，甚至还有人上奏清廷，“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由此可见，在整个晚清时期，人们对郭嵩焘的评价不仅存在分歧意见，而且持否定态度者占据主流。

民国以后，由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增多了，所以对郭嵩焘的评价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赵尔巽主撰的《清史稿》中的郭嵩焘传，对其生平事功作了较多肯定；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仍对郭嵩焘给予了较髙评价，认为他是清咸丰、同治和光绪年间最了解西学的人之一，且为其坎坷遭遇鸣不平。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人们对郭嵩焘的人生经历给予了诸多同情，有人还对他在外交上的贡献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中认为，郭嵩焘提出的“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的主张是超时代的议论，从而把郭称之为晚清时代最开明的一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人物被不加区别地受到否定和批判，有关郭嵩焘的评价当然也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日益向前迈进，以及政治上和学术上宽松气氛的日益活跃，对于郭嵩焘功过是非的探讨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之一。人们利用公开出版的第一手资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力图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持肯定论者认为，郭嵩焘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取法西方政治制度，要求商民自办民族企业等，已使他不同于持“中体西用”论的洋务派官僚士大夫，而是一位值得肯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6]尽管郭嵩焘有过不少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却无碍于他作为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的历史地位[7]；郭嵩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也是第一位从实践意义上亲自到海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封建士大大，是开风气之先的爱国者[8]；郭嵩焘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9]。持否定论者认为，郭嵩焘“为虎作伥”、“在政治、外交上仰李鸿章的鼻息”、“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是一个“崇洋卖国”者[10]；郭嵩焘不仅“是地道的‘买办外交官’，而且是最具有半殖民地洋奴性的典型人物，我们不能因为谴责郭嵩焘的人多属颟顸的顽固派，就认为郭是爱国者”[11]。

我们认为，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是造成上述分歧的关键所在。持否定论者主要用区分爱国与卖国的道德标准（如认为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来评价郭嵩焘的思想言行，明显地存在着片面性，无法实事求是地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使用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是不太科学的。它忽略了从经济人手分析考察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忽略了近代中国从完整的封建社会迈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当时的中国走向世界是必然的，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忽略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性，尽管西方文化是伴随着侵略者的武力和经济势力输人进来，同中国传统文化必定要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最终因其具有的先进性，从而又存在着与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的一致性。忽略了这几点而以单纯的道德标准来对郭嵩焘这样具有超时代意识的人物进行评价，其结论也就很难令人信服。

笔者认为，持肯定论者运用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民主化、国民素质三维综合标准，将郭嵩焘放在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作分析考察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通过冷静而客观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郭嵩焘确实有许多高于同辈的地方：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不畏人言、勇于开风气之先的迸取精神，还在于他提倡全面学习西方科技和管理方法，主张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用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还在于他对西方“朝廷政教”即政治制度等的赞扬，实际上就是提倡民主和民权，反对封建专制和君权；还在于他提出的废科举、引进西法实行新式教育的主张，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国人摆脱“天朝上国”的夜郎自大心理的束缚，用以实现人的近代化。尽管郭嵩焘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这是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他在比较选择中西文化、追求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的超前意识，表明他是一位在总体上值得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

[1] 《清季外交史料》，第11卷。

[2] 《刘坤一遗集》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996年版。

[5] 《清实录》第5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熊月之：《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7] 钟叔河：《论郭嵩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8] 吴祖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9] 王兴国：《郭嵩焘与湖湘文化》，《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0] 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 马春庆：《郭嵩焘思想评论》，《文史哲》1987年第4期。

第四章“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左宗棠在40岁后之所以官运亨通，数年间先后担任巡抚、总督之类要职，最终拜相封侯，成为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举荐他“襄办军务”，成为曾幕一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然而，他与曾国藩在许多重大军政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来往疏远，以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左宗棠与曾国藩是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D进而，因左宗棠为人心直口快且在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国藩则处世圓融、城府较深且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太软弱而遭世人谴责，所以人们在评价曾左关系问题上不是强调政治得失好坏，就是重视个人处世哲学的是非曲直，而将曾左矛盾的责任全部推到曾国藩一人身上，认为他们二人之间不存在真挚的师友之情。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表面，而未了解其实质所在。左宗棠尽管在许多军政问题上与曾国藩意见相左，但始终把曾国藩作为一位难得的老师和朋友来对待；曾国藩虽然觉得左宗棠锋芒太露、为人处世不甚讲究方法，但他始终认为左宗棠才识出众，胸怀坦荡，是一位难交而又必须相交的朋友。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左家锻一个家境寒素的耕读之家。

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字孔时，一字仁乡，县学生员，以孝义著称乡里。家庭经济尽管拮据，但他从未放松学业，著有《存塾文稿》多卷。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国子监生，以教书为业，在族中享有较高声誉，曾倡设族仓备荒，灾歉之年族人赖以不饥。其为人处世之德行，据贺熙龄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一文中叙述：左斐中对自己及家人要求极严，“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是一位修身、齐家颇有成就的“寒儒”。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膳生。家中虽有田数亩，年收租谷48担，但因人口众多，往往人不敷出，左观澜只得长年在长沙等地当塾师，以求“修脯”之资来弥补家人生活的不足。即使如此，家庭经济仍是每况愈下，生活艰难异常。对此，左宗棠后来在给长子左孝威的家书中无限悲伤地叙述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因奶水不足，请不起奶娘，母亲不得不“嚼米为汁”喂养我，以至于我日夜啼哭不止而“跻突出”，直至老年发胖，“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如闻其声也。”[1]因此，左观澜终身为一家人衣食奔波不巳，身体状况不佳，在5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左宗棠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式贤妻良母。她生有三男二女，丈夫长期教馆在外，她克服重重困难，担当起操持家务、养育儿女的重任。由于家庭生活艰苦，劳累过度，先左宗棠父亲三年而去世。

左宗棠的大哥左宗械，字伯敏，一字瑟卿，县学廪膳生。因自幼体弱多病，于1827年28岁时就过早离开了人世。二哥左宗植，字仲基，一字景乔，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诗词、古文均有造诣，尤其精于天文之学。据《湘明县图志》记载其生平说：左宗植“以诗古文自豪，有湖南四杰之称”，其他三人即邵阳人魏源、郴州人陈起诗、益阳人汤鹏。他在天文研究方面，著有《开元古经》行世。他治学较为严谨，不人云亦云，不轻易发表议论。据左宗棠在后来刻印左宗植诗文所作序言中说：“兄诗尚朴忌巧，务苦吟；为古文辞，先根柢，后枝叶，蕲进于作述之林，视时流少当意者”；“兄不轻为人言，或有言，余亦未能遽省也。……学求心得不尚荀同，尝各持所见相辩难，得失未析辄断断然(争辩的样子——笔者注）。”[2]左宗植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对从政也有高超的见解。他在担任内阁中书期间，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军机大臣祁隽藻所采纳。在对朝廷用人得失以及荐举贤才方面的见解和主张，十分明显的体现出他的学识和才能出众。如在由谁领兵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朝廷最初决定由大学士赛尚阿出面，但左宗植表示反对，极言曾国藩“足当大任”。后来的情形证明，左宗植的看法完全正确。此外，左宗植还极力举荐过江忠源等人。他在1852年夏辞官归湘之后，除一度出任衡阳石鼓书院讲席外，大部分时间隐居山村，读书著述，或交游于缙绅名儒之间，或操持家事，课读子侄，为左宗棠在外从政治军解除了后顾之忧。1872年，左宗植病逝于湘阴老家，终年69岁。

左宗棠出生时，其父母已过而立之年，祖父母则年近80，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所以一家人对他疼爱有加。尽管家境贫寒，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世代遗传下来的耕读家风，促使祖父和父亲对左宗棠在接受封建传统教育方面一刻也未放松。左宗棠四岁时，祖父左人锦就教他读书、识字。第二年，左宗棠一家移居省城长沙，他在父亲的塾馆中开始接受比较严格系统的蒙学教育。由于他生而聪颖，悟性特强，深得祖父的喜爱。六岁时，祖父去世，他就在父亲的督教下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1820年，左宗棠刚满九岁，就学作制艺文章。尽管父亲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但他读得非常轻松，“日诵所授书毕，即跳踉嬉戏。”[3]此后五六年间，大哥左宗械、二哥左宗植先后中了秀才，左宗棠不敢怠慢，越发用功，于15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童子试。次年，他参加府试名列第二。本来，因他的成绩最佳，知府张锡谦拟以第一名录取，后因一考生年老，遂被屈置第二名。不久，因其母病重未能按期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试而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左宗棠在继续学习科考应试技巧的同时，注意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当他在书铺买得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方舆纪要》之后，细心加以阅读，并写出心得体会，“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4]。别人讥笑他读这类书无用，“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5]。但他不以为然，坚持走自己的路。1830年父亲左观澜病逝后，家庭经济状况更加不佳，但左宗棠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益发刻苦自励。此时，以编纂《皇朝经世文编》著称于世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母忧回到长沙，左宗棠随即拜贺为师。他不仅从贺家借阅所藏公私图书进行研究，而且与贺切磋学术，两人间建立起深厚的师友情谊。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深造，二哥左宗植则客游武昌。兄弟二人通过商议，将仅有的几十亩土地尽数分给侄子左世延一家维持生计。这样，左宗棠几乎缺乏生活来源，只得靠“书院膏火以佐食”。此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亦因丁母优从湖北学政任上辞归担任城南书院山长，左宗棠因此成为贺熙龄的得意门生。

左宗堂

贺熙龄（1788—1846)，字光甫，号庶农。嘉庆迸士。历官河南道御史、湖北学政等。他在御史任内，奏请缉捕滨湖盗贼，查禁私垸，端正士习，惩诬告，严究讼师胥役作奸;陈盐务河工积弊，条上苗疆九事等，均奉旨推行。自1830年底丁母优回籍后，前后主持长沙城南书院达八年之久，且倡立湘水校经堂，为培养人才、弘扬湖湘文化中实学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o左宗棠很敬重贺熙龄的人品和学识，贺熙龄则赏识左宗棠的独立精神和锐意迸取的气质。在十余年时间里，左宗棠从贺熙龄那里不仅学习有关应付科举考试的技巧，而且深受其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后来，左宗棠在《答贺仲肃（熙龄）书》中说:“天下无不信吾师为善人，然仁厚之心，介慎之守，诚一之行，知之而尽者盖亦鲜焉。兄十数年所得于吾师者，多在语言事迹之外，窃谓稍稍受益者，亦即在此。每思吾师，不觉泪之承睫也。”[6]贺熙龄对左宗棠作出的评价是：“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7]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相互钦慕的牢固情谊，尽管二人之间年龄悬殊，但贺熙龄在1846年临终之前，决定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将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左宗棠的长子左孝威为妻。据左宗棠在《冢妇贺氏圹志》一文中说：“贺氏为吾乡贤御史、吾师庶农先生讳熙龄季女。道光二十六年孝威生，师闻喜甚，谓是宜婿吾女。”[8]贺熙龄死后，由黄雨田、丁叙忠、罗泽南出面，“以师遗命，遂盟婿焉。”[9]贺氏女儿自1861年与左孝威成婚后，侍奉高堂，相夫教子，体现出大家闺秀的良好教养，没有辜负贺熙龄的殷切期望。33岁时，她因病身亡。左宗棠为此感到极大的悲伤，赞其“至性所犮，非由思也”；叹其“家庭多故，乃所悲也”。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丁叙忠和湘军儒将的罗泽南并结交为好朋友。

1832年春，左宗棠为参加本省乡试捐资取得监生名分。是年秋乡试完毕，他名列“搜遗”之首，被录取为湖南第18名举人，“解首”即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中举以后，左宗棠与周诒端完婚。周氏系湘潭一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很有才学，著有《饰性斋遗稿》，计古体诗四首，近体诗131首。当与周诒端结婚时，因左家无钱举办婚事，左宗棠不得不入赘周家当上门女婿。尽管他为此事感到面子上不好过，但周氏对其百般体贴慰抚，且在新婚燕尔不久，即将嫁妆变卖，资助他于是年冬天束装北上京城，准备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使其心情略有好转。然而，会试结果，左宗棠名落孙山，不得不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湘潭，借岳母家西屋就居，继续攻读科举之业。1835年，左宗棠再次赴京应试，结果因湖南额满，“易中他省卷”，只被挑取为“誊录”。他看不起这个功名，毅然南归，仍居湘潭岳家，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自学生涯，且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联语，以激励自己的志向。两年后，左宗棠为生活所迫，离开湘潭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尽管收人微薄，待遇极低，但他认真执教，一丝不苟，“凡诸生晋谒，各给日记一本，令其工课随时注载。日人，头门下钥，即查阅工课。如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将本课除去，膏火加与潜心攻苦之人。”[10]他在严格督教生徒的同时，继续准备参加会试。1837年春，左宗棠鼓足勇气第三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至此，他对科举考试完全失去兴趣，“绝意进取”，下决心“长为农夫没世。”[11]在离足南返途中，左宗棠特意绕道到达南京拜访两江总督陶澍。早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他与陶澍“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陶澍器重左宗棠的真才实学，并未因左会试落第而看不起他，对其百般开导，鼓励他将经世致用之学发扬光大。

[1] 《左宗堂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

[2] 《左宗堂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

[3]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4] 罗正钩：《左宗棠年谱》，岳簏书社丨983年版。

[5] 罗正钩：《左宗棠年谱》，岳簏书社丨983年版。

[6] 《左宗棠全集》第丨0册，岳簏书社1996年版Q

[7] 贺熙龄：《寒香馆文钞》第2卷，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8]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9]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10]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11]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力耕读书”十年功

左宗棠自1838年冬绝弃科考至1852年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约出山视事这十多年时间里，一边自学，一边从事耕作，比较系统地对于经世致用之学在理论上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且有着初步的实践。

在研习经世致用之学的理论方面，左宗棠或是同当时提倡这一学术的主要代表人物陶澍、林则徐、贺熙龄、胡林翼等有所接触，当面论教，或是对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魏源、龚自珍、姚莹以及清初学者顾炎武等人的著述加以研读，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鉴别，逐渐形成其理论体系。

早在应付科举考试的时间里，左宗棠就对国计民生问题表示出极大关注，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就魏源协助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过重点研读，“丹黄殆遍”，即一一作过圈点札记。1833年，当他首次赴京参加会试，沿途了解到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之后，怀着忧虑的心情写下《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有“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1]的诗句。又在试毕南归后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示要用十余年时间，对经世致用之学加以切实讲求：“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2]1836年，他在第二次赴京会试归湘后，考虑到了解山川形胜知识非常重要，从而花了很大精力来研读地理之学，且亲手绘制过新的地图。1838年，他曾手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行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在抄录、研读有关地理学书籍的过程中，左宗棠善于独立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见解。据他在给老师贺熙龄的书信中表示：“宗棠近仍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3]对于清初学者齐召南所撰《水道提纲》这部影响较大的学术专著，左宗棠勇于问难，敢于挑战，通过细心研读，认为其中错误颇多，“不可一一”。从而，他带着这些问题于1840—1847年在陶澍老家安化教其子陶桄读书这八年的时间里，利用陶家所藏书籍，“博观纵览，取《图书集成》中《康熙舆图》并《乾隆内府舆图》，悉心考究，以订正昔年所绘舆图脱误”，且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学功底，尤其是对于中国各边防地势有着清晰的了解。的确，在陶澍家设馆授徒这几年时间里，是左宗棠较为系统研习经世致用之学的理论的重要时期。陶澍是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时期一位重要的经世派代表人物。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受到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人的实心帮助，在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左宗棠对其早已钦敬不已。陶澍家藏有大量本朝文献，左宗棠在督教陶公子读书的同时，得有机会通览有关经世典籍，实际学问于是大有长进。胡林翼在《致程*采》的书信中对左宗棠作出评价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文毅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当为近日楚材第一。”[4]从而，左宗棠能够对于现实时势表示出极度的关注之情，并且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左宗棠多次写信给贺熙龄畅谈“战守机宜”。他在给贺熙龄的书信中表示，要想扭转战争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洞察国政之“病源所在”，做到以“攻达为先”。[5]然而，满清政权已病人膏肓，左宗棠的正确建议是无法被采纳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对此，左宗棠感到忧愤不已，决计“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从此时起，他对经世致用之学的研习用功更勤，利用一切机会与当时讲求这一学问的贤达之士广泛接触。这其中，胡林翼的学识和人品对左宗棠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他作为理学经世派人物，鄙视和反对理学庸儒泥古不化、不切实际的空谈和迂腐，重视学问和事功的密切结合，主张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岁，两人于1833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相识，“一见定交……每风雨联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唏嘘太息，引为深忧。”[6]对于现实密切关注的共同兴趣，使得俩人间有可能心心相通，加之胡是陶澍的女婿，左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这一特殊关系又使得他们成为至交好友。1841年，胡林翼因丁父忧回到益阳老家守制，左宗棠得有机会与他常常畅谈“古今大政”等经世致用之学。1845年，陶澍夫人逝世，胡林翼回益阳会葬，左宗棠与之“晤谈十日而别”，在治学与做人方面受到胡林翼的真心开导帮助。据左氏《上贺庶农先生》书信中指出：“润之前在此会葬，盘桓十日而别，深信宗棠相与之诚，而以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宗棠戒，切中弊病，为之欣服不已。”[7]后来，左宗棠不仅在研习经世致用之学方面继续受到胡林翼的帮助，而且在从政治军等许多问题得到胡林翼的指点扶植。左宗棠尽管为人处世不太讲究方法，但他是一个重道义、讲感情的人，胡林翼对他的关照帮助之情一日未能忘怀,当胡氏1861年病逝之后，他写了一篇情谊真切的《祭胡文忠公文》，其中说：“交公弱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8]

在左宗棠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有林则徐。左宗棠比林则徐小27岁，但他从陶澍、胡林翼、贺熙龄等师友交往的过程中，对林则徐在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言行有所了解，且从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表现中更加感到林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由衷地称其为“天人”。1848年，时任林则徐下属官的贵州安顺知府胡林翼曾举荐左宗棠入林的幕府，左称因家事不能应召赴任，但他对林则徐的学识、才能和人品表示出钦敬之情，在1849年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说：“自十数年來，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即林则徐——笔者注）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云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9]字里行间，尽情透露出左宗棠对林则徐倾心国事的无限钦慕与爱戴。就林则徐而言，他从陶澍、胡林翼等人口中也对左宗棠的学识和人品有所了解，认为左是一位难得的经世之才。因而，当他于1849年12月下旬因病奏准回乡养病途经长沙时，特派专人至湘阴遨约左宗棠一谈。1850年1月3日，左宗棠欣然应约来到长沙于湘江舟中拜见神交已久的林则徐。俩人均感相见恨晚，“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褛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10]林则徐通过与左宗棠交谈，对其才识赞赏不已，“一见倾倒，诧为绝时奇才”；“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11]林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特别关注祖国边陲的建设，他自知年迈体衰，无法有更大作为，所以他与左宗棠谈论最多的是祖国边防的问题，且将重任托付给左宗棠，希望他日后有机会来完成其未竟之业。据左宗棠在《答刘毅斋书》中回忆说：“忆三十年前弟曾与林文忠公谈及西域时务，文忠言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3言及道光十九年洋务遣戍时，曾于伊拉里克及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蒇，已经伊犁布将军彦泰奏增赋额二十余万两，而已旋蒙恩旨人关，颇以未竟其事为恨。”[12]又在《答张朗斋书》中说：“吐鲁番产粮素多，辖境伊拉里克水利曾经林文忠修治，记升科有案。文忠谈过，南八城如一律照苏、松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弟当时微询崖略，未暇致详。”[13]左宗棠之所以在后来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注重西北边陲建设，毅然抬棺征西，抵抗沙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与林则徐此次交谈有密切关系。文中所提到的刘毅斋即追随左宗棠进军新疆且担任新疆首任巡抚的刘锦棠。他在左宗棠的支持鼓励下，为完成林则徐未竟之业作出了极大努力，在建设新疆的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总之，此次与林则徐晤谈，对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化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学态度服膺不已，视林为忘年之交。因而，当林则徐1850年11月病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途中之后，左宗棠表示出无限惋惜、悲伤之情，曾撰挽联一副寄托其哀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14]这副名联，后来书刻在福州林文忠公祠堂。

此外，左宗棠对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言行，也表示出钦佩敬仰的心情，从他们的著作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系。

在十余年时间里，左宗棠不仅全面研习经世之学，而且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他后来治军从政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1843年，左宗棠从教学的薪金中聚积而成900两白银，在湘阴老家东乡柳庄买田70亩，于第二年秋天举家由湘潭周宅迁至新居，“此为有家之始”。每当他自安化陶家休假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极意讲求蚕事”的主要用意，并非为了一身一家之温饱，而是为了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总结一套农耕方法，为一乡一邑之人作出榜样。从而，他下了很大力气阅读许多有关农耕方面的著述，并且以其实际经验所得，写成《朴存阁农书》一部。1846年，左宗棠在尽力经营农田的同时，重视发展茶叶、桑竹等副业生产，“以尽地力”。据他在《上贺庶农先生书》中说：“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春行之，闻甚良，惜细雇辈尚未能尽如其意也。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15]1849年，湖南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左宗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设馆省城长沙，其学生除了女婿陶桄之外，还有黄瑜、黄上达、黄济、周开锡等富家子弟。他在开馆授徒的同时，仍致力对家乡粮林木茶桑鱼等农业副业生产的关注和悉心指导，注意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这其中值得一书的是，左宗棠将自己的经世实践渗人周围社会，在与乡人合力“捐赈”的同时与族人“积谷以备荒”，即与现今的社会互助事业差不多。这一举措，在1849年的大灾过程中收到了实际效果，大批饥民由此免于死亡，为稳定湘阴等地社会秩序起过一定作用。1850年，他进而创设“仁风团义仓，手订规约，以要久远”。这些举措，不仅体现出左宗棠关心民众疾苦的可贵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一个人的一生，在35岁左右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前后十来年时间里，人的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聚成可以说是最关键的。而左宗棠在1838—1852年出山视事这十余年间，尽力钻研经世致用之学，且将其运用于实践过程，取得了初步效果，从而为其后来治军从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2]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3]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4] 《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

[5]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6] 《湘军人物年谱》（一），岳簏书社1987年版。

[7]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8]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9]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10]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11] 《胡林翼集》二。

[12] 《左宗棠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

[13] 《左宗棠全集》第1.2册。

[14]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15]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初次出山显奇才

正当左宗棠为生计所迫设馆长沙授徒，且就近顾及湘阴老家农事之际，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自1851年1月金田举义之后，于1852年夏秋间长驱直趋湖南。继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鉴于湖南危殆局势，决定广招贤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熟知左宗棠人品才学的胡林翼于是将其在张亮基面前极力加以推荐：“前举衡湘之士七人，……内有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夹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1]此时的左宗棠为避战火，已举家迁至白水洞，“诛茅筑室”以图自保。加之，他对于湖南地方政府的真实态度未能清楚了解，所以当张亮基派人至湘阴请其出山治事时，他没有立即应命。针对这种情况，张亮基听从胡林翼等人的建议，随后数次派人敦请左宗棠不要再犹豫。好友胡林翼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书信，告知张亮基“思君如饥渴”，是真心实意请你左宗棠在关键时刻为朝廷出力，“中丞肝胆血性，一时无两”，是林则徐式的人物。跟随这样的人办事，是你左宗棠“立功立业”的绝好机会，“设先生屈己以救楚人，所补犹大，所失犹小”。如果你不乘机而出助一臂之力，那么湖南全局糜烂，你左宗棠也无法幸免于深山之中。领兵设防长沙城下的江忠源以及同居白水洞山中的好友郭嵩焘、郭崑焘兄弟等，亦面劝或函促左宗棠不要再推辞。张亮基的诚心相邀，好友的反复劝说，使得左宗棠终于决定应聘出山。是年10月上旬，左宗棠随张亮基入居长沙城内，被张“一以兵事任之”[2]。从此，这位自比诸葛的左宗棠，为张亮基多方出谋划策，其经世致用之才得以尽情发挥。

当左宗棠应聘进入张亮基幕府时，尽管进攻湖南省城长沙的太平军先头部队主将萧朝贵不幸牺牲，但军威正盛的太平军按照预定的战略决策，集中大部人马于1852年10月13日即左宗棠人居长沙一个星期后相继抵达城南门外有关军事要地，准备与清军决一死战。然而，太平军北阻攻城，西滨湘江，东有和春、江忠源部清军，南有赛尚阿等部援敌，所居形势十分不利。晓畅军机的左宗棠自然看到了太平军的这一弱点，从而向张亮基建议：“贼背水面城，援师既扼其东北，已自趋绝地。惟西路之要在土墙头、龙回潭。贼时过江掠食。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3]张亮基等觉得左宗棠的建议很有见地，匆忙遣调总兵常存、马龙部清军西渡湘江。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杨秀清并非无能之辈，他们为了扭转不利局势，于是月17日决定由石达开率部横渡湘江，抢先控制西岸鱼网市等要地和江中水陆洲即现在的橘子洲，且在湘江水面上搭造浮桥，东西声张联络31日，向荣率3000余清军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络通道，结果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损失惨重。此时，左宗棠本想促张亮基实施“河西合围之策”，因太平军主力攻城正急，无法西顾，只得全力死守城池。经过两个多月的严防死守，终于迫使军需供给困难的太平军不得不主动撤围北上，绕道宁乡、益阳、岳州入湖北。

太平军势力尽管已经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但湘省哥老会势力在太平军影响下一度显得异常活跃起来。这对湖南地方当局来说，是必须引起注意的事情。左宗棠协助张亮基多方筹谋，调兵遣将，迅速将会党起义镇压下去。这其中，浏阳征义堂起义的被镇压，突出地体现了左宗棠的谋士才干^这就是说，在1853年1月下旬至2月初清军对于浏阳征义堂起义的镇压，其直接执行者虽是江忠源，但具体谋划者却是左宗棠。左宗棠暗地授计于江忠源，不问征义堂与非征义堂，只问为“匪”与不为“匪”，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以尽速平定“暴乱”。结果，江忠源只用了12天的时间，就把这次会党起义镇压下去。事后，左宗棠为此次暗地谋划指挥感到沾沾自喜，在《与周夫人》的书信中说：“我与中丞密谋办之，通省司道以下无一知者。大约此事不甚十分为难，能趁此剿灭，消除肘腋之患始好^不然，外寇方张，内寇复起，则更难措手矣。”[4]据《左宗棠年谱》转引郭嵩焘《养知书屋札记》材料亦得到证实：“江忠源平‘征义堂’，实受方略于左宗棠，发谋决策者皆宗棠任之，张亮基受成而已。”由此可见，左宗棠才干当然受到了张亮基等人的赏识。

就在此时，太平军以破竹之势先后攻占汉阳、武昌等湖北重镇，清中央朝廷大为震惊，在纷纷调兵遣将的同时，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组织“团练”，因丁母忧在籍守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1853年1月29日，曾国藩在好友郭嵩焘、刘蓉等人的反复劝说之下来到湖南省城长沙。左宗棠与曾国藩会面之后，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曾氏“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5]与曾国藩一起来到长沙的还有罗泽南、王鑫等著名湘军将领。正当左宗棠打算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士君子”共同经营湖南之际，张亮基于2月上旬奉调担任湖广总督之职，左宗棠于是随同前往武昌。这是因为，太平军作出战略决策，放弃武昌转而沿长江而下，占江西、攻安庆，目标直指金陵。为了保持武昌这“九省冲衢”的重要地位，清中央朝廷一方面以张亮基坚守武汉三镇，另一方面则命两江总督陆建瀛率兵自金陵西上加以防堵，企图阻止太平军势力向东发展。2月下旬，左宗棠随张亮基抵达武昌。像在湖南一样，张亮基对左宗棠异常信任，诸如“修城郭，筹兵食，通商贾，恤难民，治土匪”以及“批答咨奏”等一切事宜，均全权委予处理。左宗棠则不负张亮基知遇之恩，实心用事，毫无怨言。据他在给师友的书信中也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然我亦劳累难堪矣。”[6]然而，湖北局势虽暂时有所稳定，但江南地区的情况却很糟糕。太平军长驱东人、于是年3月中下旬攻占金陵并建立起农民政权后，相继开展北伐、西征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用以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势力。由赖汉英、石凤魁等率领的西征军自1853年6月3日从天京出发后，至月底相继攻占安庆、彭泽、湖口、南康、吴城镇，兵锋直抵南昌城下，江西形势顿时告急，左宗棠于是随同张亮基亲赴黄州，设防田家镇，全力阻止太平军势力回占湖北。担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则奉命援救江西，在郭嵩焘的协助下与太平军进行艰苦的搏斗。在这期间，左宗棠辅佐张亮基经营湖北，曾国藩等坐镇湖南，江忠源、郭嵩焘进援江西。他们各自的才能虽有侧重，但彼此间常有书信来往，相互支持鼓励，与满族官员互不买账，“胜则邀功，败则倭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左宗棠、江忠源离开湖南齐集武昌的时候，曾国藩即去信希望他们精诫合作，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挽回危局：“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7]左宗棠虽恃才自傲，看不起别人，但此时他对曾国藩的才学和人品钦佩有加，很多话是听得进去的。如前所述，江忠源、郭嵩焘提出的建置战船以扼控长江水面，与太平军水营相抗衡的建议，由曾国藩转托左宗棠在张亮基面前劝说，最终上奏清廷允准得到实施[8]。

1853年9月下旬，在清军的全力抵御下，西征太平军放弃围攻南昌的计划转而进击九江，江西地方紧张秩序一度有所缓解。为了全力阻止太平军势力回攻武汉三镇，清廷将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由未赴任的闽浙总督吴文锫继任湖广总督。无意赴山东的左宗棠于10月初辞职离鄂，25日回到湘阴老家白水洞继续过着隐居的生活。

[1] 《胡林翼集》二。

[2] 《左宗棠年谱》。

[3] 转见《左宗棠年谱》。

[4]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5]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6]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

就在左宗棠回到家乡的时候，西征太平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相继攻占九江、田家镇、黄州、汉口、汉阳，全力进击皖北，帮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尽，清廷即调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与此同时，北伐太平军亦进抵离保定只有60华里的张登镇，半个月后又攻占天津附近的静海县，全国震动，封建统治集团慌了手脚。尽管左宗棠隐归在乡，但对时局日坏深为忧虑不安，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金陵、镇江、扬州三城，竟未克复，北窜之贼，闻又由晋人燕，大局直不堪问，如何，如何！”[1]然而，左宗棠毕竟是一位不轻易受人控制的人。当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几次派人携带亲笔书信敦请出山时，他没有立即答应。好友曾国藩曾去函劝其出山专练一军赴援江忠源，左宗棠也未动心。他还想等待机会，适时复出。形势发展却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西征太平军自是年底攻占安徽重镇庐州之后，至次年春，再度回师湖北，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并继续南下，相继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湘北水陆要地，形成对湖南省城长沙的强大攻势。据说当西征太平军攻下湘阴县城后，曾准备入山搜索左宗棠。他在《与夏憩亭观察书》中说:“弟居距县城五十余里，当贼踞县城之时，游氛四出，风谣迭起，从贼中脱出者并言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2]此时的左宗棠再也无法安心待在乡下了，但却没有立即应召入湘抚之幕。是年4月，已练成水陆湘军一万七千余人的曾国藩正拟出师湘北，又函邀左宗棠共图大业，但左还是没有爽快答应。他在《与夏憩亭观察书》中表示：“漆公正人，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仰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3]为了自身及一家人性命安全，左宗棠只得带领100名湘勇，护送家眷亲属出走岳家湘潭。然而，西征太平军已先一天占领此地，左宗棠只得把家眷送去辰山避难，自己则带着女婿陶桄去了省城长沙。巡抚骆秉章得知左宗棠到达长沙的消息后，立即召见他，“极力挽留”。这样，左宗棠才“允人署襄办”,开始了为期六年之久的第二次幕府生涯。

此时，湖南省城长沙已岌岌可危，处于太平军重兵包围之中。曾国藩虽练成湘军，但无实战经验，于是召集紧急会议，商讨进军方略。绝大部分人主张先从湘江北上，进击靖港太平军驻地，曾本人也持这种态度，唯独左宗棠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只有先收复长沙西南重镇湘潭，解除后顾之忧，才能全力挥师北进直捣太平军湘北根据地。曾国藩最终作出让步，由原拟赴援宁乡的塔齐布部陆师，与彭玉麟、杨载福等水师五营配合攻湘潭；自己则率湘军主力进攻靖港。结果不出左宗棠所料，在4月28日的靖港一战中，曾国藩出师不利，遭到惨败后羞愤不已，欲投水自尽，幸被左右救起，才收拾残部退回长沙。次日早上，左宗棠在湘江船上会见“气息仅属”狼狈不堪的曾国藩，代其收点战余船只、军械及火药等，并劝其“事尚可为，速死非义”[4]。恰好湘潭方面湘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传来，加之有左宗棠的继续劝说开导，曾国藩才从靖港惨败的阴影中重新振作起来。通过此事，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识愈加钦重，左宗棠在湖南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湘军在湘潭战役中的胜利，增强了曾国藩等人的信心。通过三个多月的筹划调度，湘军与湘清军密切配合，终于将西征太平军逼出湖南退居武昌等地。至是年秋初，湖南之危已基本解除。

然而，正当曾国藩筹谋出湘援鄂之际.左宗棠萌发了辞职归隐的念头。其原因可能是骆秉章对他还不太信任，从而深深刺痛了他那颗生性好强的自尊心^据他在《答郭筠仙侍郎》中说：“弟自入居湘幕及扬历中外，……骆文忠初犹未能尽信，-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5]通过好友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人的多方劝导，尤其是巡抚骆秉章对他的“推诫委心.所计画无不从，得尽所为”，才最终决定“乃复勉留”[6]，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才学D他在《与周汝充书》中叙述其留任湘幕的理由说：“世局日艰，兄昼夜搰搰无少休息，徒以吁公、涤公拳拳之故，不能抽身。”[7]从此以后，左宗棠甚感骆秉章、曾国藩等对他的知遇之情至深，为稳定湘军大后方湖南的局势尽心尽力，其经世之才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在此期间，左宗棠除真心辅助骆秉章稳定湖南局势外，利用其合法有利的条件，着意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出境作战给予了全力支持。这种支持最突出的表现，是左宗棠在军事上积极出谋划策，调兵遣将，使曾国藩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854年7月下旬，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各营展开了进援湖北的军事攻势，于10月中旬占领武昌，1855年1月上旬进抵九江城外，调集一万五千余人的兵力拟与太平军决-死战。然而，善于用兵的西征太平军统帅石达开鉴于九江的重要，事先亦作了较为周密的防御部署。对此，因湘军节节取胜而头脑有点飘飘然的曾国藩并未认真对待。左宗棠多次致函提醒曾国藩等人，切戒轻敌麻痹思想的产生，但最终未能引起高度重视。结果在是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的湖口战役中，湘军遭到惨败，曾国藩的座船亦被太平军缴获。曾国藩只身逃人罗泽南大营之后，于愤愧之余又想寻短见，被罗泽南等人劝止。随后，湘军在太平军的反击之下，被迫分割为四：水师一部开抵上游进行整修，一部困居鄱阳湖内，彭玉麟与杨载福两支水师相距数百里不能会合；陆师塔齐布部继续围攻九江，罗泽南部调赴赣东，两支部队也相距数百里，信息难通。但曾国藩为了扭转败局，坐镇南昌，一面设置局厂、添造炮船，一面调兵遣将，层层设防。是年10月，清廷以武汉战事紧张，令曾国藩从江西把罗泽南部陆师调援湖北。11月，石达开见江西清军兵力空虚，即以一部分兵力留防武昌，亲率主力进军江西，不到四个月时间，至1856年2月，相继占领赣省50余州县,将曾国藩打得龟缩在南昌城内惶惶不可终日，发出了“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8]为了解救曾国藩，左宗棠向巡抚骆秉章建议，分三路援救江西：一路由鄉县、茶陵进攻吉安；一路由浏阳、醴陵进攻袁州；一路由平江进攻义宁，直捣瑞州。“否则，节节搜剿，步步顾后，旷日持久，贼得益为之备”，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当会不可设想。骆秉章虽然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因湖南兵力不敷分布，只得先期于是年2月28日任命刘长佑为总统，兵分两路从长沙出发进援江西。在随后三四个月时间里，湖北巡抚胡林翼派遣同知曾国华等为统帅，率4000人自武昌拔营由通城人援瑞昌；闽浙总督王懿德，派遺副将张从龙率2600人助攻建昌（今江西南城县）；副将周凤山部2000余人合同知曾国荃部2000人，在左宗棠的部署下由万载、萍乡合取安福，以攻吉安；杨载福与李续宾水陆配合，攻抵九江城下。至此，曾国藩除统辖原在江西兵勇之外，另有湖南、湖北、福建援军水陆两万余人，分别从四个方向对太平军占领的袁州、瑞州、九江、建昌、吉安发起围攻。这一战略合围计划，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的意见实施的。就太平军而言，当时投入江西战场的兵力达七八万之众，较之曾国藩所统辖的各路清军，在兵力上仍占优势。但是，由于发生“天京内讧”，统帅石达开奉命回朝辅政，江西前线不仅兵力逐渐减少，而且缺乏统筹指挥，这就为湘军发动全面反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进而，石达幵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安庆，别树-一帜，随后虽与江西清军进行过激战，但为保存实力起见，于1858年3月率部由江西进入浙江，后又由浙江进入福建，转战赣湘后人四川，致使湘军得有喘息之机。至1858年9月下旬，太平军所据江西各府县城池全部被湘军攻占。

在这期间，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到湖南一年又四个月，江西湘军战事实际上由左宗棠遥制。如在1857年春夏之交，王鑫、刘长佑等援赣湘军因战线拉得过长，处于被动地位的关键时刻，左宗棠立即提出“以守为战”的策略，很快扭转了局势。石达开部自1858年3月由江西转人浙江之后，左宗棠从全局出发又曾函请胡林翼代筹“保浙之计”。有关此类军事进止方略，均在实践上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这除了明显反映左宗棠与太平军为敌的政治倾向之外，更集中地体现了他特殊的军事才能。

与此同时，左宗棠采用多种途径筹集饷糈，为解决曾国藩湘军的给养费尽心机。在1858年之前，湘军饷糈主要来源湖南。而在当时，“湖南一贫弱之区，支五省兵事，羽檄交驰，兵饷两绌。”[9]为圆满解决这一难题，左宗棠可谓“瘁尽心力”。针对湖南实情，他经过反复思考，向骆秉章提出了“柚厘减漕”的建议，来达到极大限度地筹聚钱财的目的。厘金之法并非左宗棠创举，1854年由太常寺卿雷以诫倡办于扬州仙女庙，后经清廷批准在全国普遍推广。曾国藩居兵江西时，委托郭嵩焘、李瀚章等在湖南设立军需局加以征收。左宗棠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极力加以扶植赞助。进而，他在1856年5月起，仿照扬州成例，“榷商贾货厘，准货值率百分取二”，由黄冕试办于常德取得成效后，推行于全省各地，“设总局省城，知府裕麟总之，以转输于军需局”[10]。为了使征厘之事畅行无阻，特“分设师船练勇以卫护商旅”；为免奸邪之人借机浑水摸鱼，中饱私囊，“仿刘晏委用士流之意，招致廉朴士绅，佐官董理，一除衙署关务旧气。”[11]并指示经理之人将税厘收支情况，按月“榜示通衢”，以示公正。据《骆文忠公自订年谱》记载，当时全省“每年共得厘金或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湖南兵饷始觉稍舒”。如此巨额厘税的征收，遭殃的自然是下层民众，但对做客他乡“嗷嗷待哺”的湘军来说，关系十分重大。

在减漕征税方面，左宗棠力排众议，反复劝说巡抚骆秉章果断实行。据《骆文忠公自订年谱》记述，当时湖南赋税征收方式十分混乱，由于府县官吏从中滥征敛聚，民间负担沉重，加之银价飞涨，“农民以钱易银完纳，暗增一倍有余之数'这样一来，不仅农民怨声载道，“群情汹汹”，而且，一些地主豪绅也意见纷纷。1854年，湘潭举人周焕南“赴藩司呈求核定征收章程，被押发县”。11月，周焕南又到长沙递呈禀帖，“自愿地丁每两加四钱，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助军需，又加银四钱，帮县费用”。尽管周焕南提出这种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官府无休止的加派，促使“法定”赋税之外的附加额项稳定化，但左宗棠觉得这样既可照常征赋，又可防止各级官吏层层侵吞而实际收入增加，从而不頋一些官吏的激烈反对，促成骆秉章采纳了周焕南的建议，先在湘潭试办，随后长沙、善化乃至全省普遍推广。此法实行，立见成效，湖南每年可以增加“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12]对此，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不无得意地指出：“利国仍在利民，中丞减漕一事，即其明验。损丁书之人以益国，而于民又甚便，何不可为？推此，则各省应办之事尚多矣。”[13]的确，推行此项赋税改革，不仅可以避免因强征滥收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紧张，而且为从根本上解决湘军饷糈的困难开辟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随后，湖北、江西等省也仿照推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以上可见，左宗棠在治军从政方面的才干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幕僚，但因巡抚骆秉章对他的百般信赖，其才学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封建统治秩序大乱之际，左宗棠的这种与农民起义为敌，尽力维护满清统治的才干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与左宗棠相识或不相识的封建高级官员，如御史宗稷辰、湖北巡抚胡林翼以及郭嵩焘、曾国藩等利用不同方式相继在咸丰皇帝面前举荐他的才学超人，希望朝廷能够对他予以重用。从而，咸丰皇帝不仅谕令湖南巡抚骆秉章对左宗棠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而且凡是遇到两湖赴京去的官吏都要打听左宗棠的人品和才学。后来，左宗棠在《与孝威》的家书中感慨不已地思念朝廷对他的知遇之恩：“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14]

然而，正当左宗棠意气风发，准备进一步大显身手的时候，一起“樊燮案”差点把他弄得身败名裂。此案原委是：樊燮当时为湖南永州镇总兵，一介武夫，不学无才，人品极坏，贪劣成性，同城员弁兵丁对他怨声载道。湖南巡抚骆秉章对其劣迹早有所闻，在1858年赴京陛见时趁机弹劾其“私役兵弁，乘坐扁舆”，并言将访闻的各种劣迹查有实据后再行参奏。随后，骆派专人到永州查得证据，再次指控樊燮私自从军饷中挪用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于是，清廷于1859年5月间将樊燮革职查办。但他不服，竟相继向湖广总督官文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为“劣幕'原来，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赴岳州，碰巧骆秉章正在此地巡视。黄知府于是向骆秉章顺便汇报地方政务及社会秩序方面的情况。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樊燮却捏控诬告黄知府同左宗棠一起陷害他。这一冤假错案竟然引起了清中央朝廷的重视，即下旨交“湖广总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官文得旨后，查出骆秉章奏折系左宗棠所出，便要把左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重罪。

此案的发生，有其深层的政治原因^正如杨东梁所指出的：“实质上它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官僚的矛盾。一方面，左宗棠专权独断，不知顾忌，引起了官文等高级满族官员的不满；另一方面，湘军的兴起和汉族地主的得势，也使得-些满洲贵族深感不安。他们抓住一个仅具幕僚身份的左宗棠大做文章，实际是要给掌握两湖军政大权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等汉族官僚一点颜色看（这些人都与左宗棠有密切关系）。”[15]骆秉章在自订年谱中说：“嗣有人唆耸樊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知府黄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以图陷害。”[16]左宗棠本人在《与刘岘庄书》中也说：“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作之事，容易辩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志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谄，固早在意中。”[17]尽管对手来头很大，一般官员不敢“诵其冤者”，但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等既出于与左宗棠的友情，又为湘系集团利益计，利用各种形式同官文等作了抗争，最终由骆秉章出面转请在南书房行走的郭嵩焘联络王闾运先后向重臣肃顺及侍读学士潘祖荫求援。潘在奏折中为左宗棠辩护说：湘军立功本省，援救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尽管这与巡抚骆秉章调度有方不无关系，但其大政方略“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功劳不可磨灭，“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由于左宗棠生性刚直，不事阿奉，疾恶如仇，不稍假让，所以一些不肖官员对他怀恨在心，故意中伤诬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官文身为湖广总督，轻信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从而建议朝廷对此案作慎重处置。“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18]与此同时，肃顺在咸丰皇帝面前极力称赞左宗棠“赞画军谋，选著成数”；“人才难得，自当爱惜”[19]。咸丰皇帝于是改变了主意，谕令曾国藩等据实奏报。官文见咸丰皇帝有意起用左宗棠，便见风使舵，“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20]。这样，左宗棠才避免了一场人为之祸。

[1]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2]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3]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4]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5] 《左宗棠全集》第12册。

[6] 《左宗棠年谱》。

[7]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8]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9] 《左宗棠年谱》。

[10] 《左宗棠年谱》。

[11] 《左宗棠年谱》。

[12] 王阇运：《湘军志.筹铜篇》，岳麓书社1983年版。

[13]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14] 《左宗棠全集》第〖3册。

[15] 杨东梁：《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 转见《左宗棠年谱》。

[17]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18] 转见《左宗棠年谱》。

[19] 《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 《薛福成选集》。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

通过“樊燮案”，左宗棠深感官场险恶，且因自己的个性和趣旨与众不同，“气质粗骇，不能随俗俯仰，尤难人格”[1]。从而决定“奉身暂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860年1月12日，他辞去湘幕，决定赴北京参加“万寿恩科”考试。尽管好友王柏心语重心长地劝他正确对待外间的是是非非，还是以投奔胡林翼或曾国藩更为现实，不应在此时“因微言而消极退隐”，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作隐退才是正着，但左宗棠还是执意北上一试。2月，他从长沙启程北上踏雪而行，于3月18日抵达荆州，24日抵达襄阳。安襄荆道毛鸿宾转给他一封胡林翼劝其停止北行的密函，反复提醒他，湖广总督官文对你蓄意陷害，“蜚语满都中”，如果前往北京，必将自投罗网，劝其“入涤老营，暂栖羁羽”[2]。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为了自身出处不得不听从胡林翼的建议投奔曾国藩。他在给李续宜的书信中表示：“将就涤老（即曾国藩一一笔者注）及麾下作一小营官，学战自效。”[3]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全力进攻太湖、潜山等地，咸丰皇帝考虑到左宗棠人才难得，谕令征询曾国藩是否可以起用左的意见。曾国藩尽管对左宗棠恃才傲物、为人处世不讲究方法不怎么赞同，且就左宗棠对他于1858年丁父忧不等朝廷批准就匆忙返回故里吊丧之举所给予的批评有所不满，但他对左宗棠的才学、能力有个正确全面的估价，且考虑到湘军出师外省与太平军为敌，左宗棠给予他的帮助十分巨大，决心在左处于危难之际着意拉他一把。他在给朝廷的复奏中明确表态：“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4]因此，当左宗棠于4月8日至5月17日在宿松会晤曾国藩时，已获悉曾对他的友好态度，打算就此进入曾国藩幕府。就在此时，他突然接到家信，知长子孝威病重，不得不于6月2日启程回湘料理家事。经过20余夫行程，左宗棠抵达

长沙三天后的6月23日，接到朝廷给予他“以四品京堂后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旨。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曾国藩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军务。曾氏甚感责任重大，急需左宗棠帮他一把。于是，当左宗棠刚刚离开安徽返归长沙途中，即去函嘱托不要等到廷旨即在湖南招募新军，希望他在儿子病情有所好转之后，“即求枉驾东来，商办一切”[5]。在接到清廷下达左宗棠“襄办军务”谕令的当天，曾国藩又给左宗棠去信提出建议：“请阁下自统五千人，或霞仙（指刘蓉）统之，不知其说可行否？”与此同时又告知左宗棠，他打算在一周后从宿松移营至安庆筹划一切，希望左在两三个月内来到自己的身边[6]。

左宗堂手迹

从这段时间曾国藩给左宗棠和其他湘军要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左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对左是否最终“屈就幕府”没有足够的把握，从而在对左本人反复加以劝说的同时，函托友朋对左多做工作。如在《复郭崑焘》的信中说：“鄙人共有三事奉托阁下，阙一不可。……二曰季公无论能统一军与否，无论能久住与否，总须来敝处一行”；在《复骆秉章》信中说：“季公如不能久留敝处，亦求来敝营-行，规模稍定，仍可去住自如，侍断不敢强羁”[7]。其实，就左宗棠而言，他内心是非常感激曾国藩在危难之际拉了他一把的。就在回到长沙之时，左宗棠即着手大举招兵买马。他参照老湘营的营制，兼采曾国藩湘军营制，将应募而成的湘勇、桂勇组建为四个营，每营500人，四个总哨，每哨320人，又以精壮200人为亲兵部队，供临阵冲堵之用。此外，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1400人，加上火勇、长夫，全军共计5804人，以王开化总理全军营务，刘典、杨昌濬副之；老湘营一部则由王开琳为统领。不到一个月时间，左宗棠在故友王鑫两个弟弟的全力协助之下，将新募之军先后集中于长沙城外校场和金盆岭等地加以紧张操练。按照左宗棠原来的计划只想招募2500人左右，但曾国藩要他一下子招练5000人，自觉“频年戎募，未曾亲历战阵，临时调度，恐不足恃”[8]。从而，他打算请刘蓉出面募练一半，自己负责募练一半。然而，刘蓉此时不想出山相助。对此，左宗棠在《答刘霞仙》的书信中加以多方开导并予婉言批评说：“老弟向来诸事从容，大得人急我缓之诀。……时局至此，廷命募带六千，东南安危所系。”曾国藩新受两江总督重任，你刘蓉作为他的至交好友，“以公义、私情论之，万无推诿之理”。在平时，朋友们都“以公谊望公”，而现今你却甩手不理，“此事却是朝命，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为公设想，真是大难耳”[9]。然而，不管左宗棠如何劝说、激将，刘蓉“固执谦节”，就是不动心。没办法，左宗棠只得改变计划，新募组建成的这支“楚军”由他亲自统率。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表示：“弟当亲率以行，从公学战耳。”[10]正当左宗棠紧锣密鼓操练“楚军”之时，因石达开部太平军转战广西、贵州，且有可能进人四川，清廷于是决定改派左宗棠到四川去督办军务，以图扭转西南战局。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后，估计左宗棠可能会应命去四川，故在《复胡林翼》的书信中指出：“左季公事，若待渠信来再定，则复奏太迟；若迳行先奏，则当请其入蜀。”其理由是：就左宗棠才能而言，“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况且，我们在奏折中都已极力推荐左能“独当一面”，“既对曰可矣，则当令其速了蜀之小事，而后再谋吴之长局”，才是最佳办法。所以，我曾国藩尽管急需左宗棠辅助，但从大局出发，从公理而言，左宗棠“皆宜人蜀'不要过分为我曾国藩需人求才而考虑。最后，曾国藩请胡林翼做主复奏朝廷，左宗棠是去四川还是来江浙，“二者俱可，侍无意必也”[11]。此时的左宗棠，头脑非常清楚，新练的这支“楚军”到四川去绝对成不了气候，只有在曾国藩等人的身边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才学，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目的。所以，他立即给胡林翼去信，请其“致意涤公，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之所以“襄涤军事或能办者”，是由于“彼此相知有素”，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学；而“督蜀军事必不能办者”，是由于“彼此不相习”，有可能再度遭到小人的陷害。同时，又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表示：“以现在大局言之，吴越急而蜀尚缓；以宗棠私计言之，依人不如从公之乐。”[12]对于左宗棠这一明确表态，曾国藩从内心感到无比的高兴。在《复胡林翼》的书信中说：“季公来皖，则湖南各新军及次青、春霆、凯章等，皆精神百倍，几可与公之皖北比盛”；在《复左宗棠》的信函中表示：“敬悉台从愿共事于皖南，不欲独入蜀中，至慰至幸”[13]。随即递上《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折》，陈述恳留左宗棠的理由是：“前奉谕旨，命左宗棠襄办军务，该员感激图报，闻诏之日，即在湘募练五千余人，选择甚严，巨细必躬，专俟秋间成军，率以东下。今若改东师以西行，则臣国藩顿少一支劲旅，恐不足当皖南之逆氛。”而左宗棠如果独当一面赴川，人地生疏，不会收到预定的效果。从而，“合无吁恳圣恩，俯念臣国藩襄助需人，仍令左宗棠督勇来皖”[14]。与此同时，胡林翼等亦奏请清廷收回成命，让左宗棠辅助曾国藩，早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业。清廷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要求之下，终于决定维持原议，改派骆秉章顶替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当自身去向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后，左宗棠即给曾国藩去信表示：“入蜀不如来吴，大疏措辞运意，为鄙人增身价，为夫已留地步，极有斟酌。”同时，他又派人将《楚军营制》先期送给曾，“呈请教益'曾国藩则为最终把左宗棠争取到自己的幕府之中而欣慰不已。如在《复官文》一信中说：“国藩得此将伯之助，可以髙枕无忧”；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季公军营，人才毕集，皖南实大有为之地，将来必有可观”[15]。此时，各路湘军正在苏、浙、皖、赣等地与太平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形势异常严峻，曾国藩于是去函左宗棠，希望他“即日东来”，务必于一个月内赶到，“同心努力，共谋此事”，“敝处并无才辨之士，专望台端早至，弟与阁下安危得失之局，均系乎此”。仅隔三天，曾国藩怀着焦急的心情再次致函左宗棠，“贵军日内募练何如？务求早日启程，以八月赶至皖南为荷'并且告知左，拟请他驻扎宁国，兼顾广德、池州防务，还可“监造水师，为规复芜湖、东坝之用”[16]。在随后20多天时间里，曾国藩与左宗棠信函来往频繁，就有关营制、行军路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切准备就绪后，左宗棠终于1860年9月22日率军自长沙启行，开赴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江、皖战场。因曾国藩当时坐镇祁门，左宗棠于是取道江西而进，打算与其会晤并商议湘军整体作战方略。

1860年9月，太平军于天京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南北一起行动，开展第二次西征，以解安庆之围，且计划于1861年春各路会师于湖北省会武昌。针对这种局势，曾国藩在得知左军已于10月上旬进抵萍乡途次后，立即指示进军方略，希望左宗棠率军前往乐平，到时或由景德镇赴祁门，或由婺源赴徽州^当得知左军可于10月10日进抵章门后，曾国藩又去信给左宗棠，告知有几条途径可赴安徽，“阁下若从水路来，应请暂扎景德镇；若从陆路来，或扎乐平，或扎景德镇，请酌”[17]。一个星期后，曾国藩飞檄调遣左军由江西南昌东进驰援安徽，因此时太平军正以全力围攻安庆。再过一个星期，曾国藩在去信提醒左宗棠不要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希望能够做到新老兵勇结合的同时，考虑到英法联军已攻陷天津大沽炮台，严重威胁北京的安全，奏请率兵北上“勤王”，打算与左宗棠同行，因为他本人对“兵事本无所解，又近来心血日亏，思不能人，此等大举，尤不可无贤智者与共艰危”[18]。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是多么的看重。11月2H，左宗棠率部进驻赣东北重地景德镇。此时，尽管皖境形势异常紧张，但曾国藩更担忧的是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威胁，所以屡屡致函左宗棠作好“北援”的准备，但最好能早日会晤于祁门，以图从长计议，妥善处理“平贼”与“御外”的关系问题。他在信中对左宗棠说：“卫畿辅、保江西、规皖吴三者，请阁下统筹合计，即在乐平裁定，开单请示为要。”希望左宗棠不要过分谦让，“以延时日，千万千万”。然而，随着太平军势力不断集中皖境，湘军处境危急的局势愈益形成，曾国藩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对于是否北上“勤王”，觉得没有把握，从而改变原来的主意，打算如得朝廷允准北援，则请左宗棠“留江以南，力保江西以图皖南”，二人暂时分遒扬镳；如果不需北援京师，则请左宗棠在扎营乐平之后，前来祁门与他“熟商大局”。面对曾国藩这种情同手足般的倾心相与，左宗棠感动不已，决心鼎力相助，.大干一场。在给长子孝威的书信中说：“涤公于我亲信，毫无间言。……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19]左宗棠通过分析敌我双方对峙于江西境内的实情，拨一部前往广信迎击来自广东的农民起义军；一部进军德兴、婺源等地，用以巩固景德镇驻地外围局势。经过一个来月艰苦细致的布防之后，左宗棠终于是年12月9日亲自来到祁门湘军大营会晤曾国藩。在前后七天时间里，曾左二人无话不谈，气氛异常融洽。当然，谈得最多而又最重要的还是有关湘军军事攻防大计的问题。二人会晤之后，曾国藩仍驻祁门，左宗棠则坐镇景德镇。然而，自12月中旬至下旬这20余天间，太平军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各路并进，先后攻占彭泽、浮梁等地；忠王李秀成主力则进抵婺源，形成对祁门湘军大营三面包围之势，左宗棠坐镇之景德镇则成为屏障祁门西南门户的一条重要通道^曾国藩在万分焦急的同时，纷纷调兵遣将配合左宗棠布防，要求他全力保住此地，且婉转告戒左宗棠灵活运用有关用兵原则：“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动者，则气必衰减；凡攻垒，一扑再扑，而人不动者，则气必衰减。阁下结营得地，依山凭河，敬求坚守数日，待两路贼匪猛扑一二次，巍然不动，然后贼情毕露，形见势绌，然后鲍公以马步七千人赴镇会剿，必可得手。”[20]不到一个星期，曾国藩仍不放心景德镇设防，特意致函左宗棠，希望他根据实情用兵“无以鄙言为意”。因为，“战事如鸡之伏卵，如妇之产子，气机惟己独知之，非他人所能遥度也”[21]。左宗棠当然知道景德镇所居重要地位，“此地为江省前门，涤公祁门后户，倘有疏失，不堪设想。”[22]从而，立即下令各军回防景德镇，经过一个多月的严防死守，终于迫使太平军未能在赣北站稳脚跟而退走他处。根据左宗棠坚守景德镇的特殊表现，曾国藩于1861年1月8日上奏清廷为其表功，“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清廷回旨，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23]在此之前，浙江巡抚曾奏请以左宗棠“督办浙中军务”。清廷旨询曾国藩，如果“徽、宁可少此军则令赴浙”，曾国藩当然不肯答应。左宗棠也表示要在此时着意帮助曾国藩。他在家书中说：“涤（指曾国藩；)必不放我，我亦不肯倍涤也。”[24]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在家书和给友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对左宗棠的人品和才学给予了较高评价。

1861年2月至3月间，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等为配合陈玉成、林绍璋等围攻安庆的军事行动，分别直下吉安、婺源，攻人江西腹地，受到左宗棠湘军的拼命抵抗。4月中下旬，左宗棠率部与太平军激战于乐平，采取开挖地道、引水塞堰等措施，迫使李世贤率余部太平军由赣东北转道进入浙江西部c此战获胜，对于曾国藩说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祁门后路的巩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安枕而卧。”[25]在此之前，针对左宗棠于“大处调度”不怎么周详，似有轻敌思想苗头，曾国藩在《复左宗棠》一信中反复提醒左加以认真对待，指出“一着之错，全局皆输”，希望将军事调度详细计划切实加以落实。左宗棠尽管恃才傲物，一般听不见别人的意见，但大敌当前，他还是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作了认真的部署，最终打贏这一次决定全局的胜仗D事后，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函中高兴地指出：“左帅此次破侍(指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十余万众，厥功甚伟。”[26]随后左宗棠率部由德兴南下进抵广信，6月中旬为对付太平军黄文金部对饶州府境的进攻，又由广信回到景德镇进行防堵，于6月底夺占皖南重镇建德。7月上旬，除留一部驻守景德镇外，左宗棠亲率4000人移驻皖南婺源。根据左的战功，曾国藩奏请清廷将左以正三品太常寺卿头衔由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

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扼江淮之吭，当吴楚之冲”的重镇安庆，使得清军与太平军的整体战局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与此同时，由于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而取得了清政府统治实权，曾国藩等汉族地方督抚大员更加受到重用。11月20日，曾国藩受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提、镇以下官员均归节制。曾国藩的下一步军事目标即是全力组织对天京的合围，但此时的浙江却呈现出十分危急的局势。李世贤部太平军自是年4月中下旬在江西乐平被左宗棠湘军击败之后，分南、北、中三路转进浙境，至7月中下旬，即已占领浙江大部分地区。随后，李秀成又率大军自江西入浙，与李世贤密切配合，至是年底占领浙江省会杭州，迫使巡抚王有龄自杀，布政使林福祥等则成为太平军俘虏。浙江不仅是江南富庶之地，且与太平军安福省连成一体，对合围太平天国首都将会带来诸多不利，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湘系集团重要人物均主张反攻浙江,清中央朝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左宗棠帮办浙江军务。曾国藩便乘机奏荐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据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书信中说：“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进而，他反复嘱咐左宗棠，要收复浙江就必须先固江西“以为行军之根本”。为了配合左宗棠规复浙江，曾国藩决定在稳定皖境局势的同时，“一面飞檄衢防文武坚守郡城，以后由敝处发饷，归尊处调度；一面奏请将蒋芗泉调擢浙江两司，带兵五千前来，为阁下指臂之助”[27]1862年1月23日，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2月2日，又任命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

尽管此时左宗棠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但他之所以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靠的不是“正途入仕”，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未能中进士的举人。他的才学，他所处的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客观环境，尤其是曾国藩对他的多次上奏保荐，才是他赖以功成名就的原因。所以，左宗棠对朝廷给予他的殊荣，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是感慨万千，无法忘记的，决心在全力抚浙的同时，紧密配合曾国藩经营“东南大局”，仍然发挥作为曾国藩的幕僚或助手的作用。

在以往，论者们一般认为左宗棠就任浙抚后则脱离了曾国藩的幕府，把他在曾幕的时间最多计算为一年多一点。笔者认为，这个看法不太准确，左宗棠自1862年1月担任浙江巡抚起，至1863年5月受任闽浙总督时止这一年半时间，仍是曾国藩幕府成员。这是因为：一方面，清廷明令浙江巡抚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统制；另一方面，左宗棠在这段时间与曾国藩照常函商有关军事大计，曾国藩在许多问题上依旧对其予以整体调度指导。

[1]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2]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3]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6]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7]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8]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0]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

[17]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8]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9]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22]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24]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2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2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1863年5月，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全权节制闽、浙两省军务，取得了与曾国藩平列的地位。次年7月中旬，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左宗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成为世人刮目相看的“中兴名臣”。从此时起至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这段时间里，左宗棠与曾国藩不通音信达八年之久。不庸讳言，曾、左二人的关系在此期间相当疏远，意见分歧逐渐升级，且由暗地转为公开化。然而’两人所争者主要是国事，诸如用兵方略、饱糈分拨以及举劾官员等方面。由于各自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条件有异，加之左宗棠个性刚直，不太讲究策略，曾国藩则外柔内刚，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买谁的账。值得指出的是，曾、左二人所争者不仅主要是“公家之事”，而且相互间的批评基本出自于肺腑之言，纯洁真挚的情感不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兹就如下四件事为例，用以分析梳理出曾、左二人间“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内在实质所在。

第一件事是在曾国藩1857年丁父忧期间不等朝旨回复即急速归籍治丧这个问题上，左宗棠以其特有的耿直性格，对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曾国藩则对左宗棠给予他的批评有所不满。左宗棠批评曾国藩的理由是，未得朝廷回旨允准即先行离开战事正在紧张进行的军营，于理不合。原来，曾国藩在是年3月6日得到其父去世的消息后，于11日即奏报丁忧开缺，因奔丧心情异常迫切，未等谕旨回复即于16日踏上了回籍奔丧的路途。对此，左宗棠在给曾国藩的亲笔书信中直言批评说：“具审老兄于匆遽奔丧，亦有不能无疑者。然既已请旨，则只应一听朝命而已^……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随后，曾国藩不想匆匆复出，--直在家守制了一年多时间才重新回到江西大营。左宗棠又去信提出自己的看法：你曾国藩不但“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而且“既已戴星而归，则已成事不说；既不俟命而归，岂复可不俟命而出？”[1]这是一错再错，是对朝廷不忠、对朋友不义的表现。与此同时，左宗棠与友朋通信时也坚持己见，抓住此事不放，对曾国藩的举动予以直言批评。曾国藩则针锋相对，表示不完全赞同左宗棠对他的批评。正如左宗棠在给刘峙衡、胡林翼等人的书信中指出：“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此公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2]。平心而论，曾、左二人所争均有一定道理。左宗棠强调的是忠孝不能两全，在朝命未下之前应当服从于一个忠字，所侧重的是理；曾国藩则强调其已奏请朝廷，时间迟早均会得到批准，此时所注重的是一个孝字，一个情字。第二年夏重新出山之时，曾国藩路过长沙，主动拜访左宗棠，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12个字为联，求其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事后，左宗棠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讲究方法也作了自我批评。他在信中情意恳切地说：“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回想数年以来，“每遇优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毙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3]应当说，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可贵的高姿态。结果此事并未影响到曾、左二人间的关系，相反在许多重大军政问题上彼此配合默契。

第二件事是有关李元度应否严参的问题。1860—1862年，李元度先后三次受到曾国藩的参劾。曾国藩尽管感到有点对不住李元度，但始终认为应当公私分明，为严肃军纪不得不这样做。左宗棠不同意曾国藩严劾李元度的理由，除了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应念其情谊之外，更重要的是认为曾国藩在用兵方略上与李元度兵败颇有关系。因为，在杭州失守之前，曾国藩曾指示左宗棠“舍浙保赣”，李元度从湖南率“安越军”到达浙、赣边境后，曾奉命归左宗棠节制调遣。左曾就“舍浙保赣”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反对意见，曾国藩没有予以全面采纳。所以，杭州失守、浙江巡抚王有龄兵败身亡，实际责任应当由曾国藩本人担当，不该把李元度作为替罪羊将其往绝路上推。曾国藩奏劾李元度的理由也很明确：李元度既有文人好大言的习气，又想另立门户、不听调遣而“有意逗留”的错误。如他在1862年3月弹劾李元度的奏折中说：李元度自1860年徽州失守案被参劾之后，不静候审讯，擅自回到湖南募勇赴浙归巡抚王有龄调遣。进而，在率“安越军”赴援杭州途中又“节节逗留”。这是李元度“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更有甚者，李元度治军“一味宽纵，多用亲族子弟，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4]。因此，曾国藩认为只有对李元度加以严厉惩办，才能肃军纪以同心齐力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后来，清廷谕令左宗棠全权处理李元度被参一案。左宗棠等湘系将领经过多方努力，尽力为李元度说话，使其从轻处罚。曾国藩则顺水推舟，不再坚持严惩，表示愿听左宗棠一手处置。他在《复左宗棠》一信中，针对左宗棠对他的批评表明其心迹说：“次青（指李元度）之事，弟亦何能无耿耿？”但他重申，李元度“其脱御未清，遽尔赴浙，渠自不得无亏”。于公于理，不得不加以严参。而回想与李元度的私交之情，“乃由吾三次参劾革职，吾亦安能无疚？”因此，李元度究竟如何处置，“均听阁下卓裁酌夺”[5]。因李元度一案引发的曾、左二人间的不快，尽管没有影响到他们同心合力镇压太平军的这个根本大局，但已表明二人间的裂缝已经进一步升级。尽管从实质上说，对待李元度是否应当严参的问题，反映的是如何用兵治军、用人如何宽严适度的“公家之事”，但却体现了曾、左二人为人处世等个性特征的差异性。

第三件事是有关厘税征收的问题。经历过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冲击的清王朝，国库空虚，经济凋敝，已经无力承担浩繁军饷支出。因而，自1858年以后曾国藩湘军的饷糈筹措主要依赖于湘、鄂、赣三省的厘税。至1862年秋冬间，正当湘军全力合围金陵的重要时刻，长江粮道被太平军切断，加之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盛行，使得湘军在军事上和饷糈供给上均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然而，江西巡抚沈葆桢竟不顾师生情谊，于是年10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湘军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多两，随后又先后两次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曾国藩在与沈葆桢作抗争的同时，考虑到左宗棠已任闽浙总督，奏请将原来供应左军的婺源、景德镇、河口等的厘税归为安徽、江苏等地湘军调拨分用。进而，又奏请两淮盐税“止论辖地不论引地”加以征收，用来解决饷糈紧缺的困难。当时，左宗棠虽督抚闽浙富庶之地，但因多年战祸不断，民穷财尽，很难应付浩繁饷糈的需求。他在《与徐树人》的书信中怀着十分焦虑的心情说：“饷事直不可问。晏同甫自权粤督后，即停粤厘不解。曾节相又以弟兼闽、浙，可用闽饷，即索还景德镇、河口及婺、乐之厘。用兵日久，各省均以饷绌为苦，亦无怪其然。”[6]尽管他对曾国藩索要婺源、景德镇、河口等地厘税有所不满，但他还是能够理解曾国藩的苦衷，没有像沈葆桢那样闹到绝情的地步。为了解决自身军饷的困难，左宗棠移粮台于浙江衢州，变更厘税征收章程，在温州设局行销食盐的同时，奏留宁波新关税以“资军食”，尽力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当然，他对曾国藩的“止论辖地不论引地”，试图把两淮盐厘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很有意见，曾亲笔去信予以辩论：“淮南之盐行销淮南引地，于义为正,大咨以止论辖地不论引地为言，而引鄂、湘之收淮厘证之，鄙怀窃有未喻。”在安庆尚未收复之前，“其浸灌鄂、湘之盐多从淮北而来。否则，贼中之物，故鄂、湘得抽其厘”。然而，仍以四川、广东所销私盐占多数，“淮南北不过偶有其事”，你曾国藩于今担任两江总督，大权在握，又当克复安庆、江路畅通之际，“专两淮之利，整顿固有鹾纲，收复淮南引地以资军食”，湖南、湖北怎么能够与你来争盐厘之利？你从自身利益出发，只强调辖地之理，而不顾及引地之情，难道不是授人以柄吗？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批驳、质问，曾国藩尽管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和争辩，但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不同意见，显然是日后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就表面看来，这是曾、左二人为自身利益而争，在实质上，所争者是集团利益，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尽速平定“内乱”。

第四件事是有关金陵合围、用兵方略的问题。左宗棠与曾国藩发生意见分歧，闹到朝廷，最终使得矛盾加深。曾国藩用兵的--个重要特点是注意对战争全局的筹谋，稳扎稳打，不轻易进兵。自1861年9月上旬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筹划进攻天京。他采取了“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稳健用兵方针，“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劳无功而溃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7]所以，湘军自攻占安庆后五个来月，才于1862年春开始对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根据地发起全面攻势。是年5月底，曾国荃部水陆两万余人进抵天京城下，曾国藩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优虑重重，反复劝说曾国荃退兵，不要陷人孤军无援的境地。这是因为，当时湘军的几支主力部队都很难对曾国荃起到支援策应的作用：左宗棠部远在浙江，鲍超部被阻于宁国，多隆阿部正被调往陕西途中。应当说，曾国藩的稳健用兵方针是有道理的。果然，曾国藩的顾虑并非多余。随后，太平天国发动了十三王回救天京的行动。双方大战于10月中旬开始，至11月下旬，历时约50天。本来，20余万太平军势力有可能击败曾国荃的湘军，只因李秀成决策失误，才使得曾国荃部湘军侥幸获胜。1863年春，李秀成部太平军又采取了“进北攻南”的战役方针，试图通过对安徽、江苏等地进兵，牵制湘军势力，以减轻天京压力。曾国藩对于太平军此次用兵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不急于增兵天京合围，而是重点设防皖南地区，以巩固湘军大后方。9月，鲍超部湘军自芜湖进攻南陵，江忠义部湘军进攻青阳，皖南决战在即，曾国藩于是函请左宗棠火速派兵自浙江入安徽会师。但左宗棠认为，皖南太平军势力已经成不了大气候，在湘军的大兵压境之下，有可能转入浙江境内，如果会师皖南，浙江就会空虚，围攻杭州的计划就要落空。从而，他不仅没有听从曾国藩会师皖南的调度，相反将尚在皖境的刘典一军和王开琳一军迅速调防皖浙边境绩溪等地。据他在回复曾国藩的书信中申述其不能应约“会剿”的理由时说：青阳之围已解，太平军入江西之势就会减轻；鲍超之军西上，则太平军由广德入江苏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这样一来，浙江境内就有可能成为太平军进攻的重点，“浙师除皖南两支外，皆并力东趋，势难回顾。”所以，我主张“饬老湘移驻歙、休之交。克庵（指李续宜）全军渐次东指，务令绝其入浙之踪，未暇过岭会剿％况且，鲍超和江忠义之军军势正盛，“亦无须浙师之助，自当以截其入浙为正”[8]。

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用兵过于求稳的特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曾国藩尽管对左不及时“会师”之举表示不满，但因事后证实左对太平军必然进入浙江的估计是正确的，也就没有耿耿于怀，且于是年10月下旬在给左宗棠的复函中承认：“所示‘度贼所必至，甫到急击，不宜过于迟回’，正中此间诸军之弊。”[9]随后，湘军加紧了围攻金陵的步伐。自李秀成部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无果撤兵之后，李鸿章的淮军挥师西进，先后攻占无锡、苏州等城，西则指向江苏常州，南则指向浙江嘉兴。1864年初，太平军李世贤部居溧阳，与句容、广德的兄弟部队互相配合，阻断了湘淮军在江苏、浙江、安徽边境的通道^面对这种军事形势，左宗棠先后三次向曾国藩提出建议，应当把李鸿章的淮军抽一部进攻安徽广德，不要把兵力全力集中于常州、嘉兴等地。曾国藩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太平军在皖南的势力还相当兴盛，假若分军攻广德，那么就有可能迫使太平军进人江西而使湘军大后方受到威胁。两人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左宗棠上奏清廷，在阐述己见的同时批评曾国藩用兵方略的失误他的理由是，金陵城内太平军已成惊弓之鸟、久困之兽，急求出逃之路。而李世贤现居句容、溧阳、广德，金陵城内太平军有可能通过这条路线突围。因此，我曾三次函商曾国藩，指出“远防不如近剿，请其注意广德”，以切断太平军突围之路。但曾国藩“以无大支游击之师”为由，拒绝采纳这个建议。现在，尽管他正在布置皖南、江西防兵，“固为老成之见，然贼知我以坚守为主，必不攻；各将以坚守为事，必不战”。倘若太平军舍城不攻，从间道“疾驰而过”，恐怕“调拨尾追亦有所不及”。如果厚集兵力，扼守广德、建平、东坝，与李鸿章淮军连成一体，那么攻陷金陵之功指日可成[10].不久，尽管金陵城内太平军未能从句容等通道突围而去，但广德之太平军由宁国攻陷绩溪，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分析是正确的。当曾国藩在给左宗棠书信中婉转作了自我批评后，左宗棠仍胸存怨恨之情，对曾的军事才能越来越看不起，曾、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益加深。

1864年7月湘淮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左宗棠借曾国藩奏报军情有误，对曾展开口诛笔伐。原来，曾国藩因不明实情，入告朝廷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中（事实上洪已逃出未死），左宗棠得知真相后上奏清廷加以纠正。曾国藩怀疑左宗棠是有意张皇，亦上疏加以争辩。左宗棠毫不相让，再疏争其事，辞气激昂，近似攻击。10月25日，幼天王在江西被擒，真相大白，左宗棠又借此对曾国藩大加指责，这就使得一向以容忍著称的曾国藩不仅在面子上感到难堪，而且在内心上觉得只有对左宗棠敬而远之，才能避免更多不快。从此，两人不通音信达八年之久。

毋庸讳言，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存在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表现得相当突出。然而，揆诸史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意见分歧反映的是有关“公事”、“国事”之争，主要不是无谓的个人意气之争。进而，这种矛盾和争辩，并不深刻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友谊。曾国藩在生之时，尽管两人在攻陷天京后多年不通音信，但在许多重大军政问题上不仅不声不响地予以支持，而且在公开或暗地场合对对方的优长劳绩加以肯定。如左宗棠奉旨与李鸿章会师“剿捻”之后，曾国藩坐镇两江，不仅对李鸿章部给养加以积极支持，而且对左宗棠部同一对待。捻军被镇压后，清廷论功赏拔刘松山，左宗棠则上疏肯定曾国藩倾力支助的劳绩说：这次荡平“巨股”，平心而言，实因曾国藩“足其军食以相待”，为此我左宗棠不得不“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这时，曾国藩因“剿捻”无功而解钦差大臣之职，正是声望受到时人指摘的时刻，左宗棠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诚为难得。曾国藩在晚年常与幕僚谈及左宗棠，认为他与已去世的胡林翼两人均无能力担当起西征的重任，左宗棠实在是天下第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些事例说明，左、曾二人之交，是君子之交；左、曾二人之争，亦是君子之争。正如左宗棠在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后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致致赙四百金，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钽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11]1878年，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托左宗棠向人借钱，在给左孝宽的家书中，左宗棠再次表明其与曾国藩的友谊、与曾国藩所争的实质：“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栗诫（即纪鸿——笔者注）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12]后来，在所作《铜官慼旧图·序》一文中，左宗棠又词切意深地说:“余与公交有年，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及莅两江，距公之亡十有余年，于公所为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谅与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即夬心之安，则可告之己亦可告之公也。”[13]这里不仅清楚地反映出左、曾之争的由来和实质所在，而且表明左宗棠的人品学识，决定他始终是曾国藩的一位难得的可畏可交的朋友。

[1]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2]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3]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4]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5年版。

[5]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6] 《左宗堂全集》第10册。

[7]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8] 《左宗棠全集》第10册。

[9]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10] 《左宗棠年谱》。

[11]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12] 《左宗棠全集》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

[13] 《左宗棠全集》第13册。

第五章“笑谈都与圣贤邻”

——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曾国藩一生有两位以文字订交，且关系始终最为密切的幕府大员、儿女亲家，一位是前述之郭嵩焘，一位便是本章所要叙述的刘蓉。

刘蓉比曾国藩小五岁，早年对科举之业没有多大兴趣，自然比锐意科途，中迸士、点翰林、做京官，一路扶摇直上的曾国藩影响要小得多，但他为学务求实际，才华出众，人品又好，从而受到曾国藩的爱戴钦佩，两人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真挚的师友关系。正如曾国藩在《刘母谭孺人墓志铭》一文中说：“幸得内交于当世通才硕学、仁君子，不为不多。而莫夙于里中刘蓉孟蓉，谊亦莫隆焉。”[1]正因为刘、曾二人间具有这样一种道义之情、学术之交、师生之谊，所以在曾国藩犹豫不决是否应旨领兵的关键时刻，受刘蓉与郭嵩焘以“治国平天下”之大义相规劝，才最终出山视事；与此同时，刘、郭二人则以义应约，双双成为曾幕重要谋士，辅佐之才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后来刘蓉与郭嵩焘均独当一面，抚镇一方，与曾国藩也很难朝夕相处，但他们三人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互倾心声，交流感情，不是兄弟胜过兄弟。揆诸史料可见，刘蓉与曾国藩之间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学术上的相互切磋问难，彼此补充促进，这就使得双方在晚年心绪不佳的环境中，从内心深处平添了几分常人无法品尝、体味到的融融之趣。

[1] 《曾国藩全集.诗文》。

“少负奇才”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乐善里^其父刘振宗，虽未取得过显赫功名，但是一位“恢奇有才识”的饱学之士，蛰居乡间却有胸怀天下之志，对世事人情看得比较透彻。1845年前后，曾国藩正在翰林院做官，西方列强虽已入侵中国，引起了淸朝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些变化，但国内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总爆发的地步，刘振宗却独具见识地对当时与刘蓉一起问学的曾国莶说：“天下之乱已兆，无有能堪此者。其吾涤生乎？君与湘阴郭君（指郭嵩焘——笔者注）及吾家阿蓉，皆中兴之资也。”[1]从后来这几个人的情况可知，刘振宗的预见得到了证实。1853年初曾国藩奉旨出山赴长沙督练湘勇之时，刘振宗又以大义促刘蓉辅佐曾国藩，并送另一个儿子刘蕃从军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敌。刘振宗身上体现出的这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积极人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刘蓉的人生旨趣所向。

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愁衣食，从小聪明好学，但他生性自负，不肯随从时俗以应科举。科举致仕，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正统知识分子赖以建立功名的一条道路。因刘蓉的父亲比较尊重儿子的选择，不强制其读死书，重视的是真才实学，从而刘蓉在30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得秀才。然而，刘蓉讲求学问与现实生活问题的有机结合，注意通过治学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用以充实自己的才学，增长“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之敝，不乐贬道以求仕进”，[2]其实际学识已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1834年，刘蓉游学于长沙岳麓学院，结识了正在这里深造的曾国藩和郭嵩焘，相见之后三人甚感意气相投、志趣相同，遂拜帖订交为挚友。据黎庶昌的《曾国藩年谱》道光十四年一条记载说-“是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又据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说：刘、曾、郭“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靡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怀着无限思念之情给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寄去诗作一首说：“清晨采黄鞠，薄莫不盈撷。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日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3]次年，曾国藩回到故乡后，特意到刘蓉家里去看望他，勉励其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四年后，当他在京城收到刘蓉给他的书信，见其学业大有长进，在极度兴奋之佘以刘蓉进业之速来规约自己勤奋治学。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4]与此同时，曾国藩致书刘蓉，初步阐发其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希望好友对此提出有益的意见。在此信一开头，曾国藩就向刘蓉表白，我今天与你讨论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丨”进而，他向刘蓉明确表示要调和汉学与宋学之争，兼取二者之长，将文以载道、文道并重之学发扬光大，“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5]在寄给刘蓉的诗作中，则集苏东坡句为联以赠，“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且希望他能在科途上奋进一番。通过书信往返，两人之间的友谊更趋深化，对双方学术主旨也了解更多。此时，刘蓉虽是一位尚未中秀才的“草野之民”，但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却对他的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

1844年秋天，当曾国藩得知其弟曾国荃想跟刘蓉一起做伴读书的消息后，在给几位弟弟的书信中首先表示“此意甚佳”。认为刘蓉“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如果他的“言语容止、规模气象”都好的话，“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进而，又提醒诸弟不要急于科名一途，关键在于有人品有才学，“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6]在这里，曾国藩不是以功名有无、高低来看待刘蓉，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就刘蓉本人而言，对科举应试之事仍然看得很淡薄，在与曾国藩的书信往返中受到启发激励，对于学术方面的兴趣比从前更加浓厚，带着问题深入钻研先王之学，对汉、宋二学的优长劣短作了比较梳理，然后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信给曾国藩交换意见。从这期间刘、曾二人往返信件内容可知，刘蓉侧重于对宋学的推崇，而对汉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曾国藩则主张对汉、宋二学兼采博收，调和之意比较明显。据曾国藩在1835年《答刘蓉》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切磋学术的基本内容所在。他首先肯定刘蓉“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指王阳明——笔者注）之非，甚盛甚盛”，进而说明迟迟未及复信的原因是“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害怕见笑于好友，经过多方考察研究圣贤之学后，今天才决定回复这封信，重点对于仁义之说，“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即阐述一个大概，希望能得到你刘蓉的批评指正。曾国藩明确指出，“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要做到格物诚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古圣先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从而，曾氏主张应将宋学与汉学的优长吸取过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远大志向是：“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他反复称道刘蓉对学术的钻研精神实在可嘉，“今足下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蕪，甚盛甚盛”，同时又希望他能不偏执一途，把眼光放得更加开阔一些，广泛吸取各家学说之优长，用以丰富自己的学识。这样，虽未取得显赫功名，亦有可能成为一位千古传颂的大儒。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而刘蓉的“奇才”之名，通过曾国藩在友朋中的大力宣传，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1850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为“养晦堂'曾国藩得此消息后即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7]曾国藩对刘蓉学术主旨和人生志趣的中肯评价，进一步扩大了刘在士大夫阶层的声望。从而，湘乡知县朱孙诒认为刘蓉是位了不起的人才，特地嘱咐刘的父亲督促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取得功名。这样，一向讲究孝友之学的刘蓉，不得不于1851年遵父命参加县试，举为首名，始补县学生员。此时，刘蓉已经35岁了。随后，因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南中国大地，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客观环境既规定了刘蓉不可能安坐书斋专心致力于治学，也决定了刘蓉不可能继续朝着正规的科举之途向前迈进。

[1] 《郭嵩焘诗文集》。

[2] 《郭嵩焘诗文集》。

[3] 《曾国藩全集·诗文》。

[4]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7] 《曾国藩全集·诗文》。

“海内论义我最先”

1872年春曾国藩病逝，刘蓉曾挥泪作挽歌百首，其中第三首说：“海内论义我最先，从容文洒记岁年。可怜鹤发支离叟，志向人间哭逝川。”[1]此处所说的一个“义”字，突出地体现在刘蓉劝曾国藩“墨绖从戎”和应曾国藩之约人其幕府的事例之中。

1852年夏秋间，太平军以破竹之势先后进兵湖南及省城长沙。闲居乡间的刘蓉从维持封建统治的本能信念出发，与罗泽南等人在湘乡设立团练局用以自卫。此时，因丁母优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正一意守制以尽孝思，尚未投身练团自卫的行列，从而刘蓉数次去信希望他迅速赴局主持一切。对此，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书信中首先说明之所以迟迟未能“赴局陪诸君子之后者”的原因，一是安葬完母亲之后，数月间孝服在身，不便“缟素而人公门”；二是“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而本人对这两者均不在行，“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进而，他向刘蓉表示，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是大义之责，决无袖手旁观之理，打算在百日之后亲赴县城，“一则叩谢石樵先生（指时任湘乡知县朱孙诒)枉吊敝庐之劳，一则到局与诸君子商榷，以明同舟共济之义。”尽管他当时对于团局章程一无所知，但他建议刘蓉等人，切实注意“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不宜分”。在城内设一总局，选敢死之士400人即可应付事变，另在湘潭、宁乡两县交界处所多设探报，有事即可随时派兵前往镇压。曾国藩的这些建议，后来多被县令朱孙诒等采纳。

1852年12月下旬，太平军相继占领汉阳和汉口，清中央朝廷慌了手脚，于次年1月8日颁旨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事务。是月21日，曾国藩正式奉到廷寄谕旨，此时武昌已被太平军攻占。接到朝廷旨令之后，曾国藩考虑再三，草疏恳请在家终制，并拟具呈湖南巡抚张亮基代奏u缮就未发，适逢张亮基派专人持函恳请其立即出山视事，好友郭嵩焘亦到湘乡曾家当面力劝“出保桑梓'刘蓉则在给曾国藩的一封长信中，希望他以“救治乱”为己任，不应仅“托文采庇身”。该信首先指出，道丧而文敝，能够得到有才能的人“起而振之”，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而，这只不过是“士君子”不得志的时候之所作所为罢了。你曾国藩“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托文采以庇身”，那么政纲就会不问；如果仅“藉诗酒以娛日”，那么吏事就会不修。这样一种陋习代代相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希望你曾国藩不要再蹈袭覆辙，应将圣贤之学落实到行动之中。“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无歉然于怀也。”你曾国藩“具有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其才识足以任天下大事，希望你“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庶几近之”。你常常所说的“规永叔（欧阳修）、子赡（苏轼）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韩愈）、鲁直（黄庭坚）词华以自豪”，则是天下无事、太平盛世所要做的，“非当今之所急”。你所坚守的“不爱钱”，“不惜死”的处世态度，如果仅以此表白自己的心志是可以的，然而“若以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那就未免流于肤浅了。这是因为，“大臣之道”不仅自己要有“廉介之操'更重要的在于以自身的学识和人格去吸引、去动员、去驱使天下“智勇才辩之士”自觉加人“治国平天下”的行列，为之拼却性命而在所不惜。

曾国藩觉得刘蓉所说很有道理，于是消除顾虑，1853年1月25日从湘乡启行赴长沙。

在此前后，罗泽南、江卑源、王鑫等好友率领团勇纷纷开至省城，与之共商大计。然而，在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曾国藩系书生出身，手中无直接可资调动的一兵一卒，更因绿营兵将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曾国藩看在眼里，处处与之为难。在这助手异常缺乏之际，曾国藩自然想到了至交好友刘蓉和郭嵩焘。因此时刘、郭二人均不在自己身边，刘随曾至长沙没有多久即因病回到湘乡老家，郭则随江忠源转战江西三个月后亦回到湘阴去了。曾国藩于是怀着求人急切之心于是年11月写信给刘蓉说：“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郭嵩焘此时“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这是因为，天下大乱已到了极点，我已奉命而出，唯独你刘蓉和郭嵩焘能够晏然无所事事吗？希望你刘蓉立即出山相助[2]。同时，又致信郭嵩焘应约以当重任。话已说到这个地步，刘蓉和郭嵩焘无由可辞，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锏等大政方针。但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务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3]曾国藩深知刘蓉与郭嵩焘的脾性，只好答应，但嘱咐管理银钱所的主计说：“郭、刘二君，吾兄弟交，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4]然而,刘、郭二人随曾国藩数年谨守初衷，从未支取过一文钱。对此，曾国藩深感不安。在1856年致刘蓉的书信中不无感慨地提到此事：“乃者凡在敝军人员，一技半职，皆得月分禄养，薄沾微润。惟吾弟与云仙不议月俸，出比龙见，而蜕若蝉清。盖国藩不欲以职事累两君，亦不以荣禄相酬。使两君得遂其来往自由之身，此鄙人之微意。而吾弟与云仙所默喻，而便安之者也。”[5]1855年秋，刘蓉独领一军配合罗泽南先后攻下湖北崇阳、通城等重镇，曾国藩据其功想举荐刘蓉，当即遭到刘的反对。曾国藩说:“此亦古人之常，且幕客皆叙劳，君何得独不尔邪？”刘蓉却说：“汉代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盖踵战国余习，非友道之正。士各有志，奚必以此相强？”[6]曾国藩只好尊重刘蓉的意见，以后再没有直接举荐过他。曾国藩之所以能统率数十万大军，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最终将势力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身边聚集了诸如刘蓉等一大批军政人才。这些人淡泊名利，讲究道义信守，注重人品学识的修养和弘扬。这对于在封建纲常伦理秩序大乱的环境下，维系社会人心风俗的纯净与稳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刘蓉被曾国藩“挟持”再度出山之后[7]，先是遵曾氏之嘱到达长沙助王鑫整顿湘乡练勇，随后来到衡州与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共商操练湘军水陆各营事宜。1854年2月25日，刘蓉随曾国藩率领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水陆各营同时并进长沙，于3月间一度夺得湘北重镇岳州，4月上旬兵败折回长沙。月底，组织靖港、湘潭战役，湘潭虽获胜，靖港方面却输得很惨。随后，刘蓉助曾国藩在长沙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留下精锐5000多人。进而，在调回罗泽南、李续宾部至长沙的同时，又令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使湘军很快扩展到一万来人，加上从广东、广西奏调而来的水陆各营共计达两万之众，“规模重整，军容复壮”[8]。经过切实休整之后，曾国藩与刘蓉等决定以水师为依托，于是年7月下旬向岳州太平军驻地再次发起攻击，最终占领岳州，迫使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省境。随后，遵照清廷指令，湘军准备越境援鄂直捣武昌。刘蓉因家中有事回湘乡一段时间后，于9月间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湘军先后攻占武昌、汉阳，10月下旬分三路东进江西、安徽。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于1855年2月上旬兵临九江城下。九江为太平军重点设防之地，湘军因而遭到惨败，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文案全失”[9]，连咸丰皇帝奖赏给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为此羞愧交加，投水欲寻自尽，被左右救起之后，又想策马赴敌以死，被刘蓉、罗泽南等力劝乃止。[10]自此之后，湘军势力被迫分割成四个部分：水师分成内湖、外江两支而不能会合，塔齐布、罗泽南部陆师分驻九江和江西腹地。刘蓉随曾国藩大营驻南康、南昌一带。此时，曾国藩因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心绪极度不佳。幸有刘蓉陪伴左右，“夷险共之”，才减去几丝忧愁。是年7月，太平军在湖北的军事方案基本实现之后，从湖北东南部回师江西，一举占领义宁（今江西修水县），对坐镇南昌的曾国藩造成紧逼之势。9月中旬，罗泽南亲至南康（今江西于都）会晤曾国藩、刘蓉于座船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想规取安徽、江苏，就必须首先复占武昌；要复占武昌，就必须首先控制上游之势，同时江西方面的压力也有可能得到缓解。他提醒曾国藩，如果被动株守江西，等于束手待毙。进而，他请求允许自己率军从义宁出发，进攻崇阳、通城，增援武昌；如果得手，则挥师东下，进击九江，使内湖、外江两支水师声息相通。曾国藩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并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宝勇1500人交罗泽南统制。

刘蓉很不放心曾国藩的安全，对曾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从容回答：‘‘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罗泽南临别之时，刘蓉与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不无忧虑地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对曰：“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则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无可奈何地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随即，三人“相与叹息而别”[11]。此时，太平军方面也组织大批力量援助武汉，前锋以锐不可当之势先后击败李孟群、胡林翼等部清军^于是，罗泽南重新部署援鄂之师。一直待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也自告奋勇加入远征的行列。部署妥当的这支援鄂湘军分为左中右三支主力：罗泽南领中营，刘蓉领左营，李续宾领右营，另有普承尧、彭三元所领宝勇营，合计5_余人，于是年10月上旬从义宁向西挺进，至11月下旬，先后攻占崇阳、通城、羊楼司等地，随后向蒲圻发起攻击。此战异常激烈，刘蓉的弟弟刘蕃力战身亡。

还在两军战于羊褛司之时，刘蓉的弟弟刘蕃从2000里之外的湖南来到前线看望兄长。蒲圻之战时，刘蕃也从其兄加入战斗，被太平军发枪击中腹部倒地，刘蓉将其扶回营地，返归阵地。是0傍晚战斗结束，湘军攻占蒲圻县城。当刘蓉返回营地后，见其弟已奄奄一息，抚之大哭。刘蕃却劝慰他说：哥哥你不要悲伤，这是命中注定了的，说完气绝。弟弟的死，深深刺痛了刘蓉的心。此后他回到湘乡老家，无意复出。尽管此时形势异常危急，正是需人支撑之际，但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归去不仅没有怨言，反而感到无比的惭愧，曾特意撰写了《刘君季霞墓志铭》一文，对刘蕃的人品学识加以充分肯定，且在1856年3月间给刘蓉的书信中，就刘蓉对他所给予的诸多支持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信中指出：自从我得到季霞殉难的消息，“寸心伤悼，惘惘如有所失。”如果不是为了我曾国藩，你刘蓉一定不会“羁滞军中至二年之久”；如果不是为了来看望你刘蓉，季霞弟也一定不会长途跋涉来到千里之外的湖北。因此，“季霞之逝，吾弟累之也，实国藩累之也。”这样一来，就使得你刘蓉“上无以慰老亲，下无以全友爱”，我曾国藩感到“负疚神明，夫复何辞”。你刘蓉真是正人君子，坚守出山之约，不领军中一文钱，不受我对你的保举，相反“艰难相从，寒暑跼蹐于拖罟暗舱之中，又以力战陨丧爱弟”，你的人品，你的才识，怎能不令我钦佩敬仰呢？最后，他希望刘蓉能够重新回到前线辅助一切：“吾弟应诏而出，万不可以少缓，……滕望台旆，悠悠我思。”[12]从曾国藩这段感情充沛的文字可以看出，刘蓉之所以应约出而相助，是出于对朋友的道义之情。本来，刘蓉一介秀才，并无官守之责，完全可以深藏山中专心读书做学问，但他深明大义，念朋友交情，应约出山，且不图报酬，不求保举，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不容易的。刘蓉出而辅佐曾国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但其封建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现得也是十分突出的。

[1] 刘蓉：《养晦堂诗文集》，光绪三年长沙思贤讲舍版。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3]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4]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6] 转见《刘蓉力辞曾文正荐章》，《清朝野史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D

[7] 《曾国藩全集·诗文》。

[8]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10]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11]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刘、曾两家喜结姻亲

自1855年冬离开曾国藩大营回到家乡之后，刘蓉因丧弟之痛深深刺激着心灵，甚感行兵打仗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决心蛰居深山，在侍奉高堂、督教子侄的同时，专心做点学问。从而，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多次邀请，始终没有答应，甚至于清中央朝廷颁旨转令他父亲刘振宗做他的工作，也未引起他的心动。就这样，直至1860年进入胳秉章幕府这前后五年时间里，刘蓉基本上是在湘乡老家过着读书做学问的日子。

在1857年3月中旬至次年7月这一年多时间里，刘蓉同回籍守制的曾国藩有机会密切交往。两人或是书信往返，切磋学问；或是互至对方家中促膝交谈，共叙友情；或是一同游览名胜古迹，尽情欣赏家乡的秀丽风光。自然，他们讨论问题的内容更多的是有关学术的问题。曾国藩是个注重礼典的人，一向对徐乾学的《读礼通考》、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等礼学名著服膺不已。自从先年居家守制以来，“日取二书，昕夕研校，读之数反”[1].形成了对“礼学”的更加深刻的认识D1858年2月中旬，他针对刘蓉寄来的诗文所反映出的学术观点，结合自己学习的体会，在给刘蓉的书信中谈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他在书信中首先对刘蓉游记两首作了评论：“以义理言则多精当，以文字言终少强劲之气。”也就是说，肯定刘蓉所作游记的内容精当，指出其文字功夫尚有改进的必要。进而，他对道与文的关系问题作了阐述：自孔孟以后，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横渠的《正蒙》这两部著作，“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韩愈的《原道》、朱熹的《大学序》等“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为了改变这种只做学问不管世事人情的状况，曾国藩明确指出：我的着法是，要想阐发弘扬义理之学，就应当效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要想学习作文，就应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他以清代学者方望溪为例，指出他之所以“不得人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辄妄施批点，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最后，曾国藩又表示，“然各有本师，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2]随后，曾国藩亲自拜访刘蓉，在他家里住了两天，“畅谈忘倦”，毫无保留地讨论了共同关心的宋学与汉学之争的问题。是年4月26日至5月6日，刘蓉陪叔父刘镜湖亲赴曾宅，看望病中的曾国藩。刘镜湖是位有名的老中医，所以为曾国藩“先用开痰之剂，旋服解郁之方，日有效验”。在这半个来月时间里，刘、曾二人无话不谈，纯洁真挚的师友之情久久难以忘怀，也不时流露于曾国藩在此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之中。

是年6月底，湘军全力规取安黴，前线军情异常紧迫4清廷颁旨促曾国藩立即服阕视军。原想久住家乡的曾国藩在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的急催之下，不得不作再度出山的打算。这一次，他终于说动好友刘蓉与之同行。7月20日，刘蓉随同曾国藩及郭意城、曾纪泽从湘乡县城启行，于22日到达省城长沙。次日，刘、曾二人与胳秉章、左宗棠、郭意城、王人瑞等会商军事，札调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湘军，由江西抚州等地拔营进驻铅山县河口镇。曾、刘等人则于29日从长沙由水路东下，途经岳州，至8月3日抵达武昌。在武昌逗留十来天中，刘蓉随曾国藩游览了附近名胜，更多的是与胡林翼等会商军谋。刘蓉此时的心情异常舒畅，对有关用兵方略、粮草筹措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获得胡、曾二人的采纳。11月，刘蓉随曾国藩一行从武昌启程由水路向九江进发。途中，刘、曾二人在众多师友的撮合之下，决定了两家联姻的这件大事。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自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一年来尚未续弦。刘蓉出于对老友曾国藩的情谊，主动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纪泽作继室。曾国藩当然感到非常高兴，不顾旅途劳累和军情紧迫，于1858年8月14日特请彭玉麟、唐训方做媒，正式订下这门亲事[3]。—个黄花闺女给人家做继室，这在重名声、讲礼节的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由此足见刘蓉与曾国藩的交情非同寻常。这不仅反映出刘蓉对曾纪泽人品和学识的厚爱，更突出地表现了刘蓉与曾国藩的友谊之深。刘蓉的女儿后来与丈夫曾纪泽及家人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很受曾家人的尊重。她先后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在曾纪泽1890年去世后，她严格督教儿女们行正学好，为继承曾、刘二家传统家风起了重要作用。

刘、曾二人将儿女亲事定下以后，曾国藩继续东进，于是年8月底重新回到南昌湘军大营，刘蓉则折转返回湘乡老家，一来专心侍奉重病在身的老父亲，二来为女儿与曾纪泽婚事的操办作准备。关于儿女婚事的操办，曾国藩拜托其弟曾国潢与刘蓉协商处理，在给刘蓉的书信中指出：“道义之交，不必多拘，仪文以简为妙。”[4]1859年10月22日，曾纪泽夫妇的婚礼在荷叶黄金堂隆重举行。远在南昌的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高兴，在12月28日复刘蓉的书信中说，两个月以来，你刘蓉又娶儿媳，又嫁女儿，“喜事重叠”，希望此事能博得你老父的欢心，同时也能使你多年忧郁的心绪得到些许安慰。

一个月后，刘蓉父亲逝世的消息传到曾国藩那里后，他怀着极度忧虑的心情写信给刘蓉：“阁下至行醇笃，回迈时流，哀毁灭性，良用远忧”[5]。希望他从悲伤的情感中解脱出来。

[1]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3]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赛诸葛”名扬巴蜀

1860年1月下旬，左宗棠因樊燮案的影响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辞职，推荐刘蓉代理他的职位。此时，刘蓉尽管从丧父的悲伤之中已经回复过来，也有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但担心自己秉性耿直，才识有限，没有爽快表示答应，也未完全予以拒绝。如他在写给左宗棠的书信中说：你左宗棠辅助骆秉章幕数年，功在桑梓，虽然人们对你议论纷纷，但人间自有公论^你老兄引退之时推荐我出山，但我害怕才识浅陋，“不达时识”，连累你的知人之明。如果我写信给你表辞退，又怕由此而引起你的误解。

6月，左宗棠受命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随即在湖南招募新勇以作赴援江西的准备。先初，曾国藩函嘱左宗棠募练新勇5000人，以一半由左统领，另外一半则请刘蓉统领。曾、左二人同时写信给刘蓉，希望他出山相助。但刘蓉坚决加以拒绝，自以为不是带兵作战之材，只能为人出出主意、当当参谋。对此，曾国藩在是年7月给刘蓉的书信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其时左季翁适奉襄办军务之命，因咨请募勇五千，而商及阁下共图斯举。……顷接左、郭诸书，闻阁下深闭固拒，果无意于横目之民。”他从友情出发，盛情邀请刘蓉同郭嵩焘，“来营一叙”，表示“或久或暂，听两君之自为谋，决不相强”[1]。

曾国藩认为，让刘蓉老待在乡间不是个办法，他的才识没有发挥太可惜。然而，如强行让他“为统领恐其不耐劳”；举荐他当地方官，因是“亲家例须回避”，便打算劝胡林翼从中帮忙[2]。正当曾国藩为刘蓉出处紧张筹谋之际，传来了清廷命刘蓉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参赞军事的谕旨。这次，刘蓉没有再作推托，欣然应命出山。

此时，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影响的云南人蓝大顺、李永和自1859年在家乡昭通揭举义旗之后，进入四川省境，占领自贡盐场及附近州县，人数发展到30余万，活动地区达50余州县。1860年下半年，清廷曾先后拟派曾国藩、左宗棠坐镇四川，因东南地区军事紧迫作罢。是年底，骆秉章受命人川，于次年担任四川总督，全力镇压蓝、李农民起义军。刘蓉随同前往，为其出谋剁策，忠心辅佐；骆秉章则对刘信任不疑，有关选将练兵、整饬吏治等事均言听计从，使其才识得到充分发挥。

为了尽速平定全蜀，刘蓉通过分析当时所赴形势，向骆秉章提出了集中兵力镇压蓝大顺、李永和部农民起义军的建议^据吴棠在《陈已故督臣功绩疏》中叙述，刘蓉随骆秉章人川之时，“滇匪李永和巨股居青神，而分股窜扰眉州、嘉定、雅邛、叙泸等处；”“蓝潮鼎巨股由潼川窜攻绵州，而分股窜扰江油、彰明、绵竹、安县、梓潼各属。”此外，“何与顺、张国富、何鸿蚁等分扰川东、川南各州县，……全属几无完土，楚军节节进剿，先殄何兴顺股匪于定远县，遂由顺庆进扎潼川”。至此，刘蓉提出了全盘用兵方略：他认为，“贼股虽多而强悍无过李、蓝二酋，能除此二酋，则余贼不足平”。与此相适应，“用兵次第，又宜先解绵州城围以收聚歼之功，然后鼓行而南，以成破竹之势。”[3]经过三四个月的具体实施，刘蓉的这个用兵方略产生了初步效果，因功授四川布政使职。按清制，布政使的职责是专管一省财赋、地方官考缋等事。从而，刘蓉紧紧围绕镇压农民起义这个军事斗争的中心，悉心“筹画军储，遣撤游勇”，体现了突出的从政才能。至1862年春，李永和、蓝大顺部农民起义军被基本镇压下去。然而，就在刘蓉协同骆秉章全力进击李、蓝农民起义军的紧张时刻，石达开部太平军于1861年10月下旬竖起远征四川的旗帜，次年2月中旬进抵四川境内，队伍得到进一步扩大。刘蓉与骆秉章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

四川是清王朝的大后方，咸丰皇帝旨令不许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境内，一旦进人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聚而歼之”或驱逐出境。骆秉章遵照清廷的这一指令精神，在奏请邻近各省派兵援助的同时，与刘蓉反复商讨军事大计。刘蓉针对石达开部太平军主力由冕宁出发，走小路经大桥、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向北推进的进兵方略，“禀商胳秉章驰往雅州一带，自督诸军遏其前面，密调各土司截其后。”[4]骆秉章采纳了刘蓉的建议，依托大渡河布防：由总兵唐友耕等部驻大渡河北安庆坝至万工汛段；买通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扼守松林河，以防太平军取道进攻泸定桥；又买通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士兵截断越嶺北上的各大路口，迫使石达开进入山间小道，并担负截断石达开退路的任务。且在化林坪、泸定桥、打箭炉一线部署了机动兵力[5]。石达开部太平军在清军层层设防、前堵后追的用兵方针进逼之下，显得步步被动，且因缺乏群众基础，在军需给养上得不到及时补充，陷人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境地。面对湍急的大渡河和清军的层层围堵，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安三军”，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要以一己性命成全余部的生存之望。经过与前来“诱降”的清参将杨应刚的一番谈判，于6月13B带上五岁的幼子石定忠，偕同宰辅曾仕和、恩承韦普成、中丞黄再忠等人，与清将杨应刚同赴清将唐友耕大营。

然而，敌对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是不会讲信用的，清军在石达开“舍命以安三军”的举动形成后，于19日夜将太平军余部2_余人残酷杀害于大树堡寺庙之内。几天后,石达开被押解至成都，囚禁在科甲巷臬台衙门的大牢之中。临刑之前，石达开大义凜然,视死如归，令胳秉章、刘蓉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刘蓉在给友人的书信或奏折中，多次反映出这种心情说：石达开具有大丈夫气魄，言行不亢不卑，无丝毫贪生怕死之气，临刑之际，“神色怡然”，确属难得。刘蓉能对石达开作出这样的评价，湖湘实学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是比较明显的。

尽管石达开部全军覆灭于大渡河畔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如他置太平天国根本大局于不顾，拥兵自重搞分裂，尤其是最终选定民富地险、易守难攻的四川为进兵目标，在李、蓝农民起义军被镇压后缺乏赖以支助的群众基础等等；但是，刘蓉在全盘筹划实施围攻石达开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吴棠指出：“计自楚师至蜀，前后不过二年，滇逆、粤逆大小各股次第荡平，不留余孽，全川肃清，固由骆秉章调度有方，知人善任，而军中机宜，多由刘蓉亲自指画，绩殊伟矣。”[6]应当说，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刘蓉在四川前后两年的所作所为，初步显示出他的独当一面的治事才能，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理论识见，在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同时也反映出其固有的个性特征，戒浮务实的处世作风。正如郭嵩焘在《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一文中指出：“公性沉毅，而阔达开朗，倾诚与人，一无隐饰。至其临大敌，决大计，从容淡定，内断之心，人莫测公所为，相顾惊疑。事定，乃大服。”[7]“倾诚与人，一无隐饰”的个性，很可能是刘蓉后来遭到小人陷害的主要原因；善于筹谋，遇事从容应付，坚决果断的风格，则是他的政声、官声为时人所推崇的依据所在。特别是他在镇压石达开部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军谋与才识，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誉。他的“赛诸葛”的名声传遍巴蜀大地，川中士民一直“乐道不置”[8]。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3] 陈跋：《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

[4] 陈跋：《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

[5] 参见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陈鼓：《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

[7] 《郭嵩焘诗文集》。

[8] 陈搜：《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

巡抚关中遗恨多

1863年7月，湖广总督官文鉴于刘蓉在四川的表现，根据胡林翼以前的多次举荐，专折上奏清廷，说刘蓉“晓畅戎机，勇于任事”，底定滇、川，功绩卓著，应令其“独当一面，俾资展布”。如蒙恩准，则请令其“督办陕南军务”，与荆州将军多隆阿“各张一帜”，以收朝廷“绥靖边疆”之功。8月，清廷颁旨命刘蓉督办陕南军务，不久授以陕西巡抚重任^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心中感到非常高兴，但因相距遥远，讯息不灵,传闻陕甘敌势正盛，官军出师不利，即致书刘蓉：“但闻开府秦中，使节未行而前敌诸军败挫，汉中沦陷，旌潇暂驻巴州，待新军四集，由宁、羌节节进剿，口耳遥传，粗得梗概而已”[1]，希望他认真对待，好自为之。

刘蓉奉命巡抚陕西之初，所处形势异常复杂。陕甘一带回民起义军和捻军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之下，势力非常活跃，转战各地，对西北边陲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危机。加之，陕西连年天灾，老百姓饱受兵祸和饥饿的苦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激烈。刘蓉接篆任事之后，在全力部署军事，对回民起义军和捻军进行讨伐的同时，大力整饬吏治，革除弊政，“以凤邠道黄辅展精于吏事，使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开治”，触犯了一些不法官吏的利益，从而对其恶意中伤，企圈把他赶出陝西。1865年夏，编修蔡寿祺上奏朝廷，指控刘蓉以钱财攀附权贵而获得提拔晋升，清廷即派罗惇衍、瑞常两尚书前往查办。刘蓉淡泊名利，无意做官，自然对蔡寿祺的不实之词表示愤恨不已。他在专折中辩白说：蔡寿祺纯属挟私报复，恶意中伤。因为蔡曾在四川自刻关防，擅自征调乡勇，聚众横行。我刘蓉曾明确宣布对其加以驱逐，所以他怀恨在心，才罗织造词来陷害我。进而，刘蓉就自己的经历对蔡寿祺指控的“夤缘贿进”这几个字给予了严词批驳。他说：凡是攀附权贵，拉关系往上爬的人，一定是操守不佳，品质败坏，名利之心异常浓厚。我刘蓉自幼不太用心科举，一向淡泊功名富贵，“志安贫贱”。应好友曾国藩之邀出而“襄其军事”，又与罗泽南等领兵转战赣、鄂各地，弟刘蕃殒命疆场，且老父多病，于是解甲归田，以耕读为业。咸丰十年底由胡林翼举荐，奉旨以知府归部铨选，赏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随后擢补陕西巡抚。而蔡寿祺不顾事实，制造攀附权贵以求升官的谎言，肆意对我加以诋毁，实在可恶可恨。我刘蓉“起自草茅，未趋朝阙，于皇上左右亲贵之臣，未尝有一面之识；政府枢密之地，未尝有一信之达”。这是朝廷大臣乃至皇上、皇太后所一清二楚的，“夤缘之镑，将何自来？”敬乞皇上严加查察，推究根由，如果我刘蓉确有攀附权贵、以求升官的情事，“即请严治臣罪”。反之，如果皇上听信蔡寿祺之言而不对他严加惩治的话，那么就让我刘蓉解甲归田算了。

本来，刘蓉在奏折中申述的理由是符合事实的；但语词激烈，愤激之气显露于字里行间，尤其是最后提出解甲归田的要求，在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晚清专制时代，自然使朝廷感到不舒服。所以，在刘蓉的奏折递上之后，清廷立即颁旨对他加以批评：“朝廷听言，必期详审。刘蓉既被指参，岂能不加讯问？转致大臣名节，无由共白。今刘蓉折内有请归田等语，词气失平，殊属非是。黜陟进退，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自便。刘蓉所请，著毋庸议。”[2]对于刘蓉被参一事，曾国藩表示出深深的同情。他了解刘蓉的人品和学识,绝对不是蔡寿祺所毁i旁的那样一种小人。至于刘蓉想从此退出官场，曾国藩则有自己的看法。在《复刘蓉》一信中指出：“功成身退，足见介石之贞。”然而，皇上对你的期望正大，百姓对你的希望正切，恐怕不能被得到批准。你今年尚只50来岁，据说头发胡须都变白了，可见操心太多，希望注意节劳[3]。在日记中，曾国藩写道：“见刘霞仙（指刘蓉)所作辨蔡寿祺诬劾一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4]但当他得知朝廷正派瑞常、罗惇衍查办此案后，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在给曾国荃、曾国潢的家书中无限感慨地说：“闻钦差到山西，实系至陕查办霞仙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宦海真可畏耳。”[5]

曾国藩的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不久，御史陈廷经奏参刘蓉放言高论，狂妄自大，请旨对其严加惩治，以为大臣轻视朝廷者戒。从而，清廷在命骆秉章据实奏复刘蓉所参蔡寿祺在川招摇筹款的同时，给予刘蓉以降调的处分。对此5曾国藩不仅大骂陈廷经“颠倒黑白，令人愤悒”[6]；同时，对朝廷给予刘蓉的处分表示出不满情绪：“邸报中见霞仙以本年复奏一疏降调，如此名奏议而反以获遣，颇不可解”[7]；“霞仙得降调处分。其辩诬一疏，不愧名作，不料竟以获咎，可慨耳！”[8]

可喜的是，瑞常、罗惇衍二人经过实地调查，对刘蓉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加之陕甘总督杨岳斌又代陕民奏留刘蓉，清廷复下谕旨恢复刘蓉陕西巡抚之职。刘蓉本人对此结局尽管稍感欣慰，但无意官场之心日趋强烈，在奏请开缺不成之后只得勉强任事。对于刘蓉官复原职之事，曾国藩的心情则不一样。在给曾国荃、曾国潢的书信中说：“霞仙仍为陕抚，不失旧物。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9];“进退大吏伤易，余深以为虑”。然而，刘蓉最终官复原职，“朝廷择善而从，不肯坚执自用，即恭邸（指恭亲王奕沂——笔者注）大波亦不久即平，是非究不颠倒。沅弟（指曾国荃）自以再出为是，下次再详论也。”[10]1866年2月中旬，他又专函刘蓉开导其放展胸怀，与杨岳斌等同心协力将陕甘的事情处理好。他说：去年“惊波迭起，洞心骇耳”，最终能够“从容出险，不陨厥问，良以为慰你刘蓉虽处艰窘之境，但据说与杨岳斌配合得很好，此外还会有什么事情使你感到不偷快呢？

为了感谢好友对自己的一片关切之情，刘蓉在给曾国藩的长信中尽抒情怀的同时,送去《石经》一书，计邡套^尽管两人当时的心境都不怎么愉快，刘蓉无故被人纠参，曾国藩则因“剿捻”无功受到清议的讥评，但他们始终对学问情有独钟，或是书信往返,探讨学术问题，或是互赠喜爱的书籍，为对方提供治学的条件。

清廷之所以出尔反尔，在很短时间内将刘蓉降调，又开复原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陕甘回民起义军势力强盛，湘淮军主力正投入镇压捻军战场，所以不得不暂时利用刘蓉为其卖命。而刘蓉经过这次参案的剌激，一心只想开缺回籍做他的学问去。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促使他不得不早作退计，即当时所率湘军暮气已重，纪律松弛，很难驾驭得当，一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1866年春发生的兰州兵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曾国藩对刘蓉当时所处的困境，表示极大的关切。他一方面劝导刘蓉不要再为被参之事耿耿于怀，希望他以“读书、知人、晓事”加以“猛省而精求之”，忠心国事而不要为个人得失进退做过多的考虑。另一方面，他提醒刘蓉对兰州兵变这件事加以特别重视，“兹事关系极大”，但又最难着手，“陇若麋烂，秦亦齿寒，系念曷已！”[11]然而，尽管刘蓉与陕甘总督杨岳斌全力筹划部署，终究应付不了秩序已乱的局势，清廷于是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将乔松年调任陝西巡抚，但仍命刘蓉留陕督办军务。对此，曾国藩不仅不感到惋惜，相反认为这对刘蓉来说是件大好事，在家书中指出“殊为可羡”[12]。

刘蓉本人从内心也感到无比欣慰；但督办军务的担子并不轻松。为了尽快稳定陕甘局势，刘蓉奏调曾国藩手下大将赵春霆部赴援。此时，曾国藩因“剿捻”不力奏请养病，正在交卸钦差大臣事务，无力尽心筹议赴援，从而引起刘蓉对他的不理解。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阐述其迟迟未能赴援陕甘的原因时说：“春霆奉旨入秦，霞仙亦催之甚速。然米粮子药运送万难，且恐士卒滋事溃变，已批令毋庸赴秦，又函令不必奏事。”并告知刘蓉对此事大动肝火，“霞仙有一信来，峻辞诃责，至比我为杨嗣昌，此后不复愿与通信矣。原函抄寄弟阅。”[13]1866年12月上旬，曾国藩又特意专函刘蓉，首先说明迟迟未能应命派霆军援陕的原因：“以捻匪人秦，嘱派霆军西援。公义私情，均不容辞。”只是据说陕西米粮奇贵，有钱无市，从而“将士视为畏途”，不肯前往。我本人也考虑到“霆军素乏纪律，入闽者有上杭阙米之哗，赴甘者有金口弃舟之变”，害怕一旦缺少粮食，立即就有可能发生变故，“不欲奏令入秦，反为阁下之累。”加之，赵春霆本人也不愿赴援陕西，原因有这几点：一是害怕米粮无出；二是害怕“剿回牵连入甘”；三是害怕归“左帅调度”。每个人“各有隐衷，不能不曲为体贴”。这其中缺少粮食“尤为切肤之痛，故于公牍中酌参活笔，到万分为难之处，听其中途折回，盖亦不得已而出于此”。他反复提醒刘蓉不要意气用事，乔松年虽已到任，“阁下似尚不能脱然回籍”。因为你刘蓉仍有督办军务之责，与我曾国藩奉旨开去钦差大臣不同[14]。

1867年3月初，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书信中再次说明赵春霆部湘军迟迟未能进兵陕西的苦衷：“逮二十以后五日无回窜之说，乃决计调霆军援秦。未调之前，迟延半月而始能定策；既调之后，迁延月余而迄未成行，仆与春霆皆不能无咎，而秦中米粮极艰，兵勇视为畏途，亦势有不敢遽前者，想亮之也。”[15]此时，刘蓉已受到朝廷革职回籍的处分。这是因为，陕西境内回民起义军主力虽转人甘肃省境活动，但张宗禹部西捻军由河南进人陕西。新任陕西巡抚乔松年虽于1866年11月正式到达西安，但刘蓉与他未能取得密切合作，两人在许多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相互纠缠，弄得朝野皆知。这就为西捻军的长驱人陕提供了条件。刘蓉先是率军死守华阳，受挫之后于12月间为阻止西捻军进逼西安，率军设防西安门户灞桥。他向曾国藩十万火急请求派霆军赴援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没想到曾自身难保，赵春霆又不愿赴援。西捻军见灑桥有湘军重兵防守，遂折走蓝田，迫使刘蓉仓皇东进D接着，西捻军又转而西上进扑西安。刘蓉求战心切，在未作悉心筹划的情况下，率湘军30营孤军回击^1867年1月下旬，在灞桥十里坡地方遭到西捻军马队的包围，几乎全军覆灭。

平心而论，刘蓉兵败瀟桥的主要原因，不在他调度无方，用兵不当，也不在于曾国藩未能及时赴援，而在于捻军势力正盛，在于清中央政权总体策划不周，尤其是在对于调动刘蓉积极性方面存在许多失误。大敌当前，让一个人地生疏的乔松年抚陕，又不协调两人之间的关系，兵败的结局也就自然而然了。

《清史稿》对刘蓉的评语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这一评价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从“优于谋略”这一点说，除他给曾国藩、骆秉章出谋划策收到积极效果外，他在去职归里之前，还向左宗棠提出经营陕甘的六条建议：一是应当尽力解决粮饷运输的困难；二是先在陕境立定脚跟，辟地屯田，然后再出兵西征新疆；三是“办贼当以陕西为根本”；四是用兵须“严阵以待”，不要四面出击；五是迸剿甘肃回民，必先“肃清陇东，次捣河狄”；六是“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襄助”[16]。

应当说这是刘蓉通过对陕甘实际情形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得出的整体方略，是很有眼光的。所以，左宗棠后来在进军陕甘时，基本上采纳了刘蓉的意见。然而，文人固有的自负和刘蓉本人性格的执拗，使得他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很难扮演独当一面的角色，只能起副手或幕僚之类的作用。

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去官归乡感到惋惜，并由此联想到：“大约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17]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件好事，可以省却官场中许多烦恼^他在日记中说：“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幸。”[18]

就刘蓉本人而言，去官归乡之愿终能实现，感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尽管因小人陷害、朝廷昏庸，致使自身抱负未能全面而完美地体现出来，在陕西的几年间留下了诸多扼腕叹息的遗恨，但他能做到出处进退，不失气节。兹从《养晦堂诗集》中录出他去职之时所写的几首诗作，以证其品性气节之高雅超群。

还山篇{搴寄曾濠生相闥}

十年心血旄头落，百战威声虎口来。狼烟扫尽狐狸走，雄藩初对姑苏开。只夺金印大如斗，焉知华发霜成堆。勋名富责定何有，太空云物浮崔嵬。不见古来公侯著绩处，但余高冢埋苍苔。健儿战骨绾秋草，霸国雄略沉荒台。功成名遂身不退，劬劳鞅掌胡为哉。南岳巍巍固天纵，岩柄要得幽人共。武乡尽瘁事何成，邱侯还山身更重。深山猿鹤自来宾，满腹甲兵欲安用。息肩目放桔槔闲，投戈永谢蛮触哄。……题诗远寄多髯公，唤起黄州春一梦。

将别西安漫吟

迢递关河走病翁，天涯漂泊逐飞蓬。人亡人得蕉中鹿，年去年来塞上鸿。汗马功名归昨梦，莼鲈心事向秋风。故山猿鹤如相怨，月冷霜凄蕙帐空。

九月还山

旧曰吹笙客，翩然控鹤还。故交多白叟，不老只青山。松壑如相待，蓬庐好在闲。归怀何淡宕，忧乐两无关。

长沙夜爾筠甚{寄怀曾濠生驊筠仙}

半夜西风卷敗荷，定王台畔雨声多。无边别憾惊秋早，纵得重逢奈老何。短笛摧残江上梦，一樽潦倒渭城歌。茫茫身世吾何似，要把青衫换钓蓑[19]。

在这里，诗人没有因革职归山而不平，没有对功名富贵流露出依恋之情，而是胸襟坦荡，直面人生，不为优乐所累，反映出深沉的学识涵养，以及特有的人品气质。

[1]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2] 刘蓉：《刘中丞奏议》，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4]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6]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7]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6]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17] 《曾同藩全集*家书》二。

[1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

[19] 《湘雅摭残》，岳麓书社1988年版。

“遂初园”内耕耘勤

刘蓉是一位对程朱理学有浓厚兴趣的人，一切思想言行力求以程朱义理为准绳。“在官，与人以礼进退，不以得失毁誉为意。”[1]自1867年春夏之交去官归乡之后，在总结自己去官的原因时说：“志几于道，而行之有弗达，学不足也。天下之变无方，而吾心之知有间。及是时勤吾学焉，可矣。”[2]他将自己的书斋改名为“遂初园”，意即我刘蓉的初衷不在于做官，不在于功名富贵，而在于读书做学问，今天既已去官，就应安心做学问，以尽力实现我最初的愿望。在这一思想动因激励之下，他“足不出庭户七年，其志意渊然求古圣贤所以治其身以及天下，不几于化不止也”[3]。

在《遂初园落成》一诗中，刘蓉抒其志怀说：“二顷曾无负郭田，一囊剩有买山钱^划开松岛新烟月，占得桃源小洞天。笠泽渔樵无俗子，淮南鸡犬是神仙。人间福地谁消得，只让王维住辋川。”在《山居感兴》一诗中说：“物外得安宅，花间敞竹轩。春风如欲语，旧梦了无痕。”[4]与此同时，他多次致书曾国藩叙谈自己做学问的心得，满足于家乡优雅的田园风光，丝毫没有流露出对自身遭遇的忧郁之情，表现出一位学者谈笑人生的广阔胸怀。

已经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遥远的北国得知好友刘蓉超然物外、静心问学、督教子侄、安享天伦之乐的消息后，真是感慨万千，羡慕不已，特意于1870年2月写给刘蓉一封长信，详谈有关学术问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无法实现自己对学问予以深刻研究的愿望，希望刘蓉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在信中，曾国藩首先对刘蓉有志于学术的精神大加赞赏：“敬悉兴居康胜，勤学不倦，所居疑在蓬岛之间，置身若在周秦以前。”如果不是淡泊名利，“观物深窈，玩希声而友前哲”，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你刘蓉具备了这种素质、这种志趣、这种心境，从而“研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昏。”真是好得很，好得很！我对你钦佩不已！进而，曾国藩就自己对礼的研究兴趣和无法深入进行的问题，向刘蓉作了坦诚的交谈。我曾国藩对于《礼经》也曾作过初步研究，但因“官事繁冗，莫竟其业”。我之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未能取得突出成果，原因还有几方面：一是研究礼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祭，研究祭最重要的是研究天地祖宗，而有关“郊祀裸献之节，宗庙时享之议，久失其传”，我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进行系统深入的了解，其心得体会也就无法达到应有的境界。二是我对于古代“律吕乐舞茫无所解”，而对于“历算之学有关于制器、审音者亦终身未及问津”，年迈体衰，无法再在这些方面下工夫，为之深深感到羞愧不已。“夫不明古乐，终不能研究古礼，国藩之私憾也。郊庙祭仪及军礼等残阙无征，千古之公憾也D”这是我曾国藩“用以自沮而不达者也”。既然对于古礼情有独钟，自己又无法取得成果，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老友刘蓉的身上。他说：我对于婚、丧、祭之三礼，“亦颇思损益《涑水书仪》、《紫阳家礼》，撰订一编，以为宗族乡党行习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礼俗之中”，最终未能“从容为之”，这也是我放弃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不能取得突出成果的表现所在。你刘蓉现今“山居静笃”，有志于研究《礼经发微》、《或问》等书，“何不先取此三礼撰著鸿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在这基础之上，曾国藩提醒刘蓉，古来一切贤豪之士所可贵的不仅在于他们“直博稽成宪而已”，也在于他们能够“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你刘蓉在来信中所说要使古人的学术“苟协于中”，当然可以；但我认为，对于“时俗”也应当尽力使其如此，即继承传统，立足当世，吸取古今各家之长而融为一体。

针对刘蓉在来信中提出的“文章欲追欧阳公辈而与之并，而志愿有大于此者将决然而弃去”的观点，曾国藩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牵涉到刘、曾二人对于道与文的不同学术见解：刘蓉侧重于对道的阐扬，认为一个人对道的理解很深，其文就会自然而然的做得好；曾国藩则认为，道与文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分而为二，文章做得好坏对于道德的阐发传递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阐明自己“道与文而并学之”的观点，曾国藩回顾了历代学者在道与文的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指出“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朱熹所作《读唐志》一文认定欧阳修只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可见其批评韩愈、欧阳修“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是很尖锐激烈的。我曾国藩认为，欧阳修“之意盖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与言为不足贵，且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皆为可悲”。这一观点实际上与朱熹批评韩愈先文后道、批评“永嘉之学偏重事功”是-回事。曾国藩明确表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自从周公以后，只有孔孟能做到‘‘道与文俱至”。我们这些人如果要效法孔孟，就必须“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尽管这其中有可能出现“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的问题，这就要看各人“性之所近”了。假如一个人秉性资质实在不足与言文则另当别论，而像你刘蓉这样既聪明又刻苦自励的人，“又何为舍此而他求哉”？你所主张的“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的观点，恐怕最终不一定是“笃论”，希望引起注意。最后，曾国藩为自己学术成果甚微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和优伤：“仆昔亦有意于作者之林，悠悠岁月，从不操笔为文，去年偶作罗忠节、李忠武兄弟诸碑，则心如废井，冗蔓无似，乃智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见矣。少壮真当努力，光阴迈往，悔其可追？”“南望故乡，恨不能屏弃百事，从阁下一豁襟抱也。”[5]从曾国藩复刘蓉这封长信内容可见，两人对学术的兴趣是十分浓厚的；而且，平等探讨相互促进的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刘蓉在晚年闭门治学不复再度出山做官，但他并非做死学问，而是把治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为达到传道救世的目的进行艰苦的努力。针对“天下将帅，十九湖湘”的局面，尤其是湘乡人功名日盛、风气日敝的现象，刘蓉怀着优虑的心情告诫人们说（已译成白话文——笔者注）：

我们家乡風尚一向号称淳朴，农民辛勤耕作，读书人以廉洁自律。所以自军兴以来，文官武将，崛起于田野乡村，以能为国家出力而感到自豪。然而，转徙各地时间一长，侥幸的心理也就产生。他们以为利禄容易获得，于是竞相追求繁华；改变着淳朴憨厚的传统风气，而都趋向热闹的场面。乡村里每当有矛盾纠纷发生，不问是非曲直只论权势大小，乃至于双方到县衙去打官司，也是以权势大小为准絶。这样一来，有权有势者恃以横行，无权无势者也想方设法借助于有力之绅士以张其气焰而求得一腔。这就是民风日下，人心败坏的原因所在。20余年来，因太平天国势力活跃于东南各省，“举凡衣冠文物，竞逐纷华之国，无不残破。”那些大家世族所遗留下来的，巨贾豪商所积累的，无不荡为灰烬，化为飞烟。子女分离，乞食于道路，生活极为艰难。唯独湖南一省晏然无恙，我们家乡的人因此进升于名位之列，广积金钱，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从前那些凿井耕田、杀牛屠狗的下等人，都以“高牙大纛、美衣华屋”沾沾自喜于乡里。这些人究竟有何功德在人，理应享受这种优待以长保富贵而没有后灾呢？聪明的人能够看到灾祸尚未萌发就会釆取措施加以杜绝。这是因为，凡是无功而享受厚报，无德而致大位，都是聪明的人所视为不祥之兆而深自警惕的。况且各省均罹于难，我们湘乡人独蒙其休吗！天道忌盈，物极必反，如不对此加以“惕厉修省”，遵循“持盈保泰之思”，恐怕“暑往寒来”，时间一长，“福过灾生”a从前之“膺祉蒙休”，风光无比，没有哪个地方所能超过；将来“遭殃罹祸”，亦会比他省更为惨烈。这是古今“盈虚消息之常理”，并非如佛家“因果报应之谈”。每当我以此同友朋款款相谈之时，他们当面表示同意，事后则斥笑我为迂腐之谈。人心陷溺到了如此程度，怎么办怎么办！[6]

在这里，刘蓉不像一般人那样为湘军的武功大唱颂歌，而是敏锐地揭示出人心风俗之所以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所在。他能独具慧心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除了其晚年蛰居家乡，有机会耳闻目睹现实生活的诸多表现而感触较深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以其湖湘实学精神贯穿到学术理论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思考之中，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加实际、更加深刻。

步人晚年的刘蓉与曾国藩，尽管彼此难得一见，书信往返也不如从前，但却集中到一个主题就是畅论学术见解，交换治学心得，为后人研究晚清思想文化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史实。相对来说，曾国藩因应付繁重的政务，无暇做专深学问，而刘蓉则有时间、有条件做学问，路数越来越老道，见解越来越深刻，成果也越来越突出。

1871年12月下旬，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善遭到舆论谴责而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在复刘蓉的书信中，他一方面申述办理津案之艰难，另一方面对刘蓉在学术上的日益长进表示钦敬不已。关于办理天津教案遭谤的原因，曾国藩向刘蓉申述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问题上，舆论界出现了论“理”和论“势”两种倾向。论“理”的人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显皇之耻而作义民之气”；论“势”的人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人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他坦诚承认，“鄙人为言势者所感，以致办理过柔。镑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7]。对于刘蓉的学术成就，曾国藩在作出中肯评价的同时，表示出深深的敬慕之情。他在信中说，你的儿子给我捎来“尊著古文及诗各一册，文则如秋云之拿空，如山钟之摇暮，穆然意远，油然理顺”，差不多有曾子固等大家风采；“诗亦洒落劲健，旷逸无俦。”庄子“称技进乎道，居则道而进乎技与？爱玩不释，聊一及之，以明虽衰而夙好未全损云”[8]。我们知道，曾国藩平生对诗和散文情有独钟，用功颇勤，造诣也较深，联想到十余年前他指出刘蓉作文不够老练的缺陷，此时却给予高度评价，并非客套之语，而是说明刘蓉晚年确在学术上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对此，我们从后世学者对刘蓉的评价也可以得到佐证：“观其持论不徇风气，知制行不为诡随矣。论文不持宗派之说，而为文章条达疏畅，如己意之所欲出，其源盖出于苏轼云。”[9]应当说，这是刘蓉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原因所在，也是维系他与曾国藩数十年交往的深层原因之一。

1872年，刘蓉得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的消息后，感到无比的悲伤，先后作祭文、挽诗来悼念这位好朋友，尽情倾吐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深情厚谊。其在《哭曾漆生太傅十二首》的最末一首说：“十载湖山隔笑谈，一棺长逝更何堪。鹃啼尽日穷千唤，雁序何年复两骖。故垒秋风悲渭北，短床春雨梦江南。精魂应是骑箕尾，夜夜怆怀望斗龛。”在作《挽歌百首》中，他如实回顾了两人间同甘共苦、彼此理解支持的往事，其中突出地向世人再现了两人道义之交、学术之交的闪光之点。如第三首说：“海内论义我最先，从容文洒记岁年。可怜鹤发支离叟，志向人间哭逝川”；第十一首说：“坡诗殊妙得天然，行里殷勤寄一联。今日吞声成死别，从谁掘地乃黄泉”；第十五首说：“幕府三年共短檠，一床风雨孤独情。惊心夜半船头角，吹作苍凉出塞声”；第十七首说：“道义盟心结契真，论交从昔薄雷陈。世情只羡弹冠客，王贡何尝是伟人”；第七十九首说:“金石论交镂肺肝，旧盟犹在未应寒。回头忆得酸辛语，更展音书百过看”；第八十首说:“万里神交迹转疏，百年磨我费三书。而今永断南来雁，留得精魂人梦无”；最末一首说:“暮哭朝歌泪作团，哀些晨曲写心酸。沅湘他日先贤传，莫作诗家隽语看。”[10]

也许因对好友曾国藩去世的过度伤感，刘蓉从此一病不起，一年后也溘然长逝于湘乡“遂初园”，走完了57年的坎坷不平的富有学术气息的人生历程。

[1] 《郭嵩焘诗文集》。

[2] 《郭嵩焘诗文集》。

[3] 《郭嵩焘诗文集》。

[4] 《湘雅摭残》。

[5]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6]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7]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8]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9]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10] 《养晦堂诗文集》。

第六章“良师益友”

——最受曾国藩敬重的湘军儒将罗泽南

曾国藩本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居京为官时，对军事虽曾作过理论上的探讨，但无实际经验可言。然而，他却能领兵数十万，转战数万里，将纵横大半个中国、绵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究其原因，在于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志趣相同，讲道义，重信守，有才识，舍身忘利，视死如归的同乡、同学和朋友，得到了这些人的鼎力相助而渡过了一次次的艰难困苦，最终成就“中兴”大业。在这些人中，对于曾国藩初期治军用兵、底定事业基础所起作用最为突出的则是湘军儒将罗泽南。

罗泽南比曾国藩年长三岁，虽未取得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但在出山之前就已声名远扬，学术成就颇为瞩目。他出身贫寒，但能做到“读书明大义”，不受自身境遇的影响而刻苦自励，表现出一种极为强烈的人世精神。他是湘勇的创始人之一，其弟子大都为湘军悍将，且成为曾国藩的爱将，不可多得的左右手。更为重要的是，罗泽南长于治军，优于谋略，是曾国藩从1853年初“墨绖从戎”至1856年坐困南昌这段艰难岁月中同甘共苦、心心相通的兄长和朋友。在罗泽南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曾国藩为稳定军心而秘不发丧，可见罗在湘军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读书明大义”

罗泽南，字仲岳，号梅杰，1808年1月（清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出生于湖南湘乡善庆乡新林里（今石牛乡湾洲村）。因所居之地名罗山，峰峦罗列，故自号罗山。

罗泽南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主要靠其母和祖父抚养成人。祖父罗拱诗，字六艺，是一位勤劳朴实而又非常重视送儿孙读书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罗泽南四五岁的时候，祖父就教他读书识字，六岁时正式进人叔父的私塾中开始接受系统的蒙学教育。他聪颖好学，深得祖父的钟爱，十岁时“出外就傅'尽管无力交学费，而且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年近七旬的祖父含辛茹苦、想方设法坚持让罗泽南读书。据罗泽南后来回忆说：我在十岁时出外拜师受学，“家业零落，四壁萧然”，甚至于穷得揭不开锅盖，但祖父大人一听到我读书之声，“则拈须自喜，饥寒倶忘”。我在私塾中吃饭得不到保障时，祖父就经常“典衣质物易食食之”。他的一件布袍曾人典铺六七次，都是为了使我能安心读书的缘故。“得米无远近，必亲送之馆。”祖父大人曾经对我说：“吾之以汝读书者，欲汝明大义、识纲常，不坠先人清德耳。”[1]由此可见，祖父罗拱诗对青少年时期罗泽南的人生志趣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1830年夏，罗拱诗去世，年已23岁的罗泽南感到无比的悲伤。他对这位不到30岁就失去夫人、单身50年一直未续娶的可敬可爱的祖父在世时的亲切教诲，一刻也不敢忘怀：“人生天地间，必有以复吾性，尽吾伦，而后无忝于所生。先大父（即祖父——笔者注）清苦自励，日以读书明伦相期望，其所以贻我子孙者良厚，予小子悠悠忽忽，不能砥砺身心，有负先人之彝训，其罪何为缕数。每一追思，未尝不为之泣涕痛悔Z[2]正是在祖父罗拱诗这种殷切遗愿的激励之下，罗泽南朝着预定的人生目标奋进不止。

罗泽南的母亲萧氏，是湘乡一位读书人的女子，稍读诗书且接受过传统礼教的熏陶，“性纯厚，家贫，夙夜勤苦，孝以奉翁”。每当罗泽南从塾馆回家夜读时，她就用燃烧的糠米或松香的光纺纱织布，陪伴着儿子刻苦学习。她不仅对罗泽南读书学习抓得很紧，而且非常重视其人品操守的陶铸D“课子女整饬有法，先生每自馆归，取先正格言及古人行事之可法者示之曰：‘此皆汝外祖之所以语我者，汝志之勿忘。’”[3]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的缘故，萧氏在41岁的时候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尽管罗泽南从小学习刻苦，天资聪颖，但他“为文即不求与时合”，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和对义理的发挥，“每于世道人心”摅写透辟”，不太注意传统制艺文字的外在形式，所以他曾七次应童子试均名落孙山。因家境贫寒，他不得不在19岁的时候出外设馆授徒，同时继续苦攻科考之业。先后肄业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及长沙城南书院，且借在这些书院附近设馆授徒以养家糊口。尽管罗泽南在33岁的时候才中秀才，43岁时才由秀才举为“孝廉方正”，步入做官的阶梯，但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刻苦学习的自立精神，他所获得的丰厚学术成果，他在各地书院学习时所结交的诸多师友，以及他设馆授学所培养出的大批弟子，使得他的学识和人品远近扬名，受到士人们的钦敬和爱戴。

有人说，罗泽南是湘军将领中第一“苦命人”。这话一点不假。他不仅家境贫寒，而且命运之神似乎与他特意过不去，十年之中先后失去11位亲人，尤其是三个儿子的夭折，对他的打击是异常的沉重。1832年，他的次子和长子在三个月之内先后病亡。在所作《哭儿诗》中，他怀着极度悲怆的心情说：“夜台有伴兄随弟，妆镜无心母哭儿。药岂伤人疑有误，德难宜子只增悲。”[4]1835年夏秋之交，湖南发生罕见的旱灾，瘟疫流行：罗泽南从长沙参加省试后徒步赶回湘乡，夜半叩门，听到呻吟声，才知侄儿“日方病剧”；又听到夫人哭声凄惨之声撕人心肺，才知第三子兆杰已于两天前离开了人世。此时，罗泽南饥饿难忍，“问夫人索米为坎，启盎视之，无一米之存。”转而见夫人因“连哭三子丧明”，第二天侄儿亦气绝身亡。家中发生的接连不断的变故，对罗泽南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后来，他回忆这段艰难的生活历程说：“吾年十九，训蒙糊口。遭家不造，大故频加。先母殁，越五年大父（指祖父）又弃世。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妻以三丧子故，伤甚，两目俱盲，耳又重听。吾亦善病，潦倒坎坷，几无安日。奔走衣食之余，窃自乘夜读书，冀成先志^所居穷僻，师承无人，萤灯烛火，夜以继日，盖留心词章者有年。”[5]生活的穷困潦倒，亲人的相继失去，就常人来说是无法承受得了的，但罗泽南承受住了。他通过读书学习，寻找到了一种支撑人生信念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曾国藩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一文中对他作出的评价：“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6]我们从罗泽南所作诗文中亦可看到他正视现实生活的超常气质，如《罗山吟》一诗中说：“家住罗山第几曲，破屋三间白云覆。翠带翻风草叶长，暧声喧晓禽言熟。夜深雨露响丁东，梦里糟床郁奇馥。起来高旭照庭除，春暧朦胧犹未足。”[7]正是在这种人生信念、这种积极入世精神的支持下，罗泽南没有向困难低头，更加刻苦自励扎扎实实做学问，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

罗泽南

他所遗留在世的重要学术著作有《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大都是在一边设馆授徒，一边应付科考的过程中挤时间写作而成的。如1827年他在授徒的同时，即着手写作《常言》(后改名为《人极衍义》）一书，且将研究古代经典之学的心得体会逐一笔记下来，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据他自己叙述其治学历程说：“予迩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乃益叹大父之训为不可及。今年馆陈氏尚友山房，正昔年大父携米送吾读书处也。课读之暇，披览旧典，心有所得，随笔之于书，名曰‘常言’，非敢以为窥大道之奥。亦以书吾所见，不自忘焉尔。”[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罗泽南不是单为应付科考而读书。他读书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净化自身言行，为了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所在。正如曾国藩所评价的，“公之学，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静以研几，于是乎宗张子（张载）而著《西铭讲义》一卷，宗周子（周敦颐）而著《人极衍义》一卷。幼仪不慎，则居敬无基；异说不辨，则谬以千里。于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学韵语》一卷、《姚江学辨》二卷。严义利之闲，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百家述作，靡不研讨。于是乎有《读孟子札记》二卷、《周易本义衍言》若干卷、诗文集八卷。其为说虽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尝不同归也J[9]当然，罗泽南能够取得突出的学术成果，与他同师友间彼此切磋、相互帮助激励密不可分。1838年，罗泽南结识了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的同乡学者刘蓉。在相互研讨《大学》明新之道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从此书信往来不断，“彼此规劝，考求先圣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时人咸倾慕焉。”[10]1840—1851年间，罗泽南先是读书长沙城南书院，随后相继担任贺修龄、贺长龄、左辉春等著名学者的家庭教师，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学术问题，尤其是理学大师唐鉴当时亦家居长沙，罗泽南“往语学问，甚洽，过从无虚日”，受到启发颇大，学业日有长进。他的重要学术著作《周易本义衍言》、《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小学韵语》等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作完成的。

在信息传递手段极为低下的晚清社会，人们对某一学者的学术主旨的了解自然没有舆论工具极为发达的当今社会这么迅速，但士人之间主动交流学术的风气是比较浓厚的。罗泽南的人品和学识，通过同师友间的相互交流，已在湘乡乃至全省士人中迅速传播开来。远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亦对其倾慕已久。1844年，当他得知两个弟弟在罗泽南门下问学的消息后，异常高兴。他在家书中叮嘱说：“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11]也许是由于曾国华、曾国荃均为自己门生这层关系，罗泽南对曾国藩的了解更加深刻。为了帮助曾国藩忠于国事，做好官，罗泽南去信给曾国藩提醒说：“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这就是说，对皇帝、对朝廷有看法而不敢直抒己见的人，是由于保乌纱帽这个私心在起作用；即使能够发表意见，如果只说轻的不说重的，只讲次要的不讲主要的，那么这种“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的人，实际上并没深究学问。曾国藩非常赞赏罗泽南的这一观点，且已付诸实际了。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烽烟骤起的局势，曾国藩担心清中央朝廷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针对当权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的状况，曾国藩于1851年4月上疏朝廷，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尽管这个奏折的语词还比较温和，但他说出了一般廷臣不敢说的话。从而，曾国藩在复罗泽南的书信中说：“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学道未深，过分激直。阅七日而春介轩廉访来京，递到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万里神交。其真不可解者耶。”[12]两人间人生志趣、学术主旨的相同，由此可见一斑。

可能与罗泽南的提醒有关，曾国藩针对此次上奏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前线军事失利消息不断传来的严重局势，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壮着胆子于是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大体有如下几个要点：一是批评咸丰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妥；二是批评咸丰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批评咸丰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是，饰非拒谏。此疏递上之后，险些遭到杀头之祸，幸亏祁禽藻、季昌芝等为之求情才免于获罪。从此，罗泽南对曾国藩的胆识和学识有了更深入了解，两人间的朋友之谊、兄弟之情显得更加真切而深刻。

[1] 《湘军人物年谱》（一）。

[2] 转见《湘军人物年谱》（一）。

[3] 转见《湘军人物年谱》（一）。

[4] 《湘军人物年谱》（一）。

[5] 《湘军人物年谱》（一）。

[6] 《曾国藩全集·诗文》。

[7] 《湘雅樜残》。

[8] 《湘军人物年谱》（一）。

[9] 《曾国藩全集·诗文》。

[10] 《湘军人物年谱》（一）。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力助曾国藩“出师东征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自1852年6月上旬从广西进入湘南之后，至9月上旬兵临长沙城下，湖南封建地方统治集团慌了手脚，湘乡县令朱孙诒鉴于罗泽南的影响和才识，将他召至县城，与刘蓉等募练乡勇用以自卫。罗泽南作为湘乡团练主持者，“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勖以忠义，纪律肃然”[1],使湘乡团勇势力在湖南各县团勇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巡抚张亮基的重视，并被奏保“以训导归部铨选'1853年

）初，曾国藩奉命以帮办团练大臣身份至长沙视事。与此同时，罗泽南与王鑫亦应巡抚张亮基之召率湘乡团勇进驻省城。

曾国藩尽管是朝廷任命的督办团练大臣，但他对军事不内行，练团之事主要依靠罗泽南忠心辅助，两人精诚合作，“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使湘勇势力有所扩展，曾国藩的地位也逐渐得到稳定。为了全力维持湖南地方封建统治秩序，曾国藩与张亮基等曾派罗泽南率军前往桂东、衡山一带镇压小规模农民起义，因功“以知县用”。是年7月，因太平天国西征军以主力进击江西，发起围攻南昌的战役，应江忠源和郭嵩焘之请，曾国藩、张亮基派罗泽南率湘勇2000余人飞速赴援江西，经过三个来月的拼死战斗最终保住南昌，迫使太平天国西征军撤围北上。随后，罗又率师“回剿茶陵、攸县等处”，于是年11月回到省城长沙。此时，曾国藩正在衡州训练湘军。得知罗泽南返湘的消息，他给罗去信希望其迅速到衡州面商东征大计，以副朝廷殷切之望。在此信中，曾国藩向罗泽南申述；募练湘军水陆各营，“约同志君子大兴义旅之举”，动议于我与王鑫往来之书信，且得到江忠源、朱孙诒等人的支持，“怂恿以成斯举”。江忠源在书信中曾提出建议，希望能得到你罗泽南和王鑫的帮助。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罗泽南“抱道自笃，又亲闱已老，不知肯出而共此艰难否？”心中实在没有把握。因为，今年你率军有援江之行，是我再三劝说才有这个结果。“此次破釜东征，未知肯惠然一出否？”不知江忠源有书信给你谈到这个问题没有？我认为，“阁下之行止，于此事极有关系，乞早为定计，以书见告”,以便我能入奏朝廷。如果你罗泽南不想长途远征，“亦乞为我料理一切，断不可置身局外。”进而，曾国藩拜托罗泽南协调他与王塞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出师东征的具体问题上，曾、王二人产生了意见分歧：王鑫主张“率师急行，专由陆路”，曾国藩主张“明春始发，水陆并备”；王鑫想独自统率湘勇3000人，“一手经理”，不受他人牵制，曾国藩则坚持“划开数营，各立营官”，统一调遣；对于新招之湘勇，曾国藩认为“多有可汰”，王鑫则认为“业经亲选，无可再拣”；在具体进军目标上，王鑫想趁“援鄂之行，乘势东下，一气呵成”，曾国藩则认为，援鄂是短期目标，“与此后之长征，截分两事”。曾国藩虚心请教罗泽南“细察四者不合之故，而必求此后诸事合一之道”，希望罗能与刘蓉、郭嵩焘、王鑫一起进行仔细商议谋划，“匡我不逮”。最后，他情词恳切地请求罗泽南“慷慨长征”，继续相助。认为这不仅可以“慰岷樵（指江忠源）饥渴之望”，而且是“天下之公幸也”[2]。在这大是大非面前，“读书明大义”的罗泽南当然不会有半点含糊。他不仅欣然答应“率师远征”，而且于是年底到达衡州，协助曾国藩改定湘军陆营营制。湘军陆营建制以队为基础。曾国藩在练兵衡州之初，规定每队十人，另什长一人，伙勇一人；队上为哨，每哨八队；哨上为营，每营四哨，另设亲兵六队。1853年底至1854年初，曾国藩在罗泽南的协助下，对这个营制作了一些调整变更：各哨增加长夫，减少用作战的正勇去从事运输、搭棚、挖壕等工作，使原来每营360人增加到500人。这个编制，从作战角度而言，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使用；从对军队的节制看，由于采用了“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的选拔方法，“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3]改定后的湘军兵勇待遇比绿营兵优厚。1853年底，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正式制定湘军粮饷章程，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50两，办公银150两，夫价银60两，共计2的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通通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分别是：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这种特别优厚的待遇，无疑将极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尤其是那些士绅、文生从军的积极性。

—切筹划妥当之后，曾国藩正式决定于1854年2月25日率领湘军水陆各营一万七千余人浩择荡荡开进省城长沙，开始其“出师东征”的战略行动。本来，罗泽南拟与曾国藩同行，因衡州、湘潭等地发生会党起义，加之这两处系湘军水陆各营建造之地，曾国藩决定由罗泽南暂时留守湖南，一方面负责肃清地方秩序，一方面为湘军饷糈、军械的筹划担当一切。然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加上曾本人调度无方，所以在是年3—5月间与太平军的初战过程中，诸多弊端迅速显现出来，尽管获得湘潭战役的胜利，但始终未能迈出湖南一步，从而，曾国藩受到朝廷的批评。不过，通过岳州、靖港、湘潭之役，使曾国藩认识到有全力整顿湘军的必要。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罗泽南不仅应召将所部从衡州开至长沙，而且倾全力协助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其基本原则是：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为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打下了基础。此时，清廷罢免了“株守无能”、谎报战功的鲍起豹的官职，起用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塔齐布为提督统辖湖南全省水陆各营。

值得注意的是，罗泽南这时尽管只是湘军陆师中的一个统领，但其部下兵卒大部系、老湘勇，无论从实战经验还是从组织纪律而言，均是湘军陆师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加之其部下将官大都是他的门生，不仅人品操守出众，而且勇猛善战，深受曾国藩的钟爱。随后的情况很快表明，罗泽南在湘军中的优势地位是十分突出的，为帮助曾国藩渡过一个个难关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1] 《湘军人物年谱》（一）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3] 王定安《湘军记》。

花园一战“塔、罗齐名”

经过整顿后的湘军水陆各营共计两万余人，自1854年7月下旬攻占湘北重镇岳州之后长驱疾进，目标直指武汉。自8月上旬至9月中旬，罗泽南与塔齐布密切配合，相继攻占城陵矶、崇阳等重镇，然后兵临武汉城郊。太平军石凤魁、黄再兴等部则倾全力防守武昌，迫使罗泽南等湘军陆师屯驻江夏之纸坊地方而不能继续前进一步。早在攻占城陵矶后，曾国藩就考虑到反攻武昌是一场恶战，从而制订了湘军水陆会师纸坊的行止方略。10月7日，罗泽南与塔齐布、李续宾、李杏春、罗嘉亮、萧启江等登上纸坊制高点八分山，“审度形势，绘图志进攻方略。”三天后，曾国藩召集水陆诸将于纸坊集议进攻武昌的具体方案。罗泽南在此次会议上充分发表意见，受到曾国藩等人的重视和赞赏,其“晓畅兵机，善于筹谋”的才识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会议一开始，罗泽南将预先绘制的地图高挂墙头，指着重要关隘不慌不忙地指出，从纸坊到武昌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兵：一是“出洪山大路”，一是“沿江出花园”。太平军主力聚集于花园地方，如果湘军从洪山一路进攻武昌，“前临坚城，仰攻不下，花园之贼得以袭我后路，非长策。”认为只有全力进攻花园坚垒获胜，然后乘势扫清鲇鱼套等太平军据点，武昌才有可能收复。当然，在全力进攻花园的同时，也须分兵“出洪山以防贼之反窜”。与会者对这个行动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久久未能决定下来。罗泽南最终表示：“花园贼多且强，某请任其难者。”于是，曾国藩决定以罗泽南率军“出花园”，塔齐布率军“出洪山”。

10月11日，罗泽南率部向花园太平军据点发起攻击。但花园是一座坚垒，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太平军深知此处之重要，建立营盘三座：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三座营盘之外分别掘有长壕，宽二丈，深一丈多，由江通湖，引水灌壕。里面以树木为栅，垫筑土、沙、枪、炮排列，深沟高垒，防守异常严密。战斗首先由湘军水师打响,遭到太平军密集炮火的回击，不能前进一步。罗泽南立即作出部署，将所部分为三路进击：由李续宾、萧启江部攻江边太平军营垒；他本人与李杏春、罗嘉亮攻湖边太平军营垒；唐训方等部从中路攻堤上太平军营垒。罗泽南身先士卒，镇定自若指挥于枪林弹雨之中，经过一整天激战，最终将花园太平军大营攻破。次日，又挥师进击鲇鱼套。至10月14日，湘军水陆各师终于将武昌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湘军之所以能夺占武昌，尽管有太平军内部的原因，如当时统辖武昌鲂守事务的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是一个刚愎自用、不懂军事的人，又拒绝与前来援助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真心合作，致使整个武昌防务不严密，士兵战斗力低下，给湘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然而，曾国藩与罗泽南等在战前作出的基本战略方针则是切合实际的。如杨载福、彭玉麟率领的湘军水师主攻江西境内，起到了牵制一部分太平军力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罗泽南善于用兵，敢于攻坚，且与塔齐布精诚合作，显现出特殊的军事才能。正如曾国藩在《谢恩仍辞署鄂抚摺》中指出：“武汉克复，有提督塔齐布之忠奋，有李孟群、罗泽南之谋略，有杨载福、萧捷三等之勇鸷，故能将士用命，迅克坚城。”[1]花园一战，为湘军攻占武昌创造了坚实基础。

罗泽南的功绩是十分突出的。其善于谋略，敢于攻坚的名声在湘军广大将士中很快传播开来，“塔、罗齐名”的说法不仅在曾国藩的奏折、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到，而且在清中央朝廷和地方督抚大员中也予以认同。根据罗泽南在攻占武昌过程中的表现，曾国藩在保奏中说：“候选知府罗泽南、候选知县李续宾，自州拔营东下，常在各营之前，途中力战，七次大胜，攻克花园坚垒，制贼之命。”建议将罗泽南记名以道员用，李续宾以直隶州选用。、不到半个月，清廷颁发谕旨，批准曾国藩的请求，补授罗泽南为浙江宁绍道台。

湘军自攻占武昌之后，按照曾国藩的东征计划，水陆并进直指江西湖口、九江。罗泽南与塔齐布密切合作，指挥陆师于1854年10月下旬至12月间，相继攻占兴国、广济、黄梅等地，次年1月上旬进抵九江城下。九江是太平军全力设防之地。石达开、罗大纲等已奉命率援军先期进驻该地，作了认真的部署设防。鉴于湘军水师战斗力极强的特点，石达开的具体措施是坚守据点，由林启荣守九江，罗大纲守湖口西岸之梅家洲，石本人亲率所部守东岸湖口县城，坚壁高垒尽量避免与湘军决战。果不出石达开所谋算，湘军一与太平军接战就感到碰上了硬钉子，不仅遭到九江城内太平军猛烈炮火的回击，而且不时受到梅家洲、姑塘等处太平军的袭击。针对这种军情，罗泽南建议避开九江太平军，“先绝其外援”。于是，曾国藩决定留塔齐布围攻九江，罗泽南率部移扎湖口县之盔山，用以阻塞湖口太平军上援九江的通道，“且图攻破梅家洲贼垒，以镒九江之背”。然而，按照这个计划环攻十余日，九江城内太平军坚闭固守，不与迎战，湘军消耗巨大。对于太平军的用兵原则，尤其是九江守将林启荣的军事才识，罗泽南不禁表示出钦佩之情：“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尤一小垒耳。而贼坚壁以老我师，静若无人，夜无更柝号火。我军一至城下，则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启荣之善守，贼中一将才也！而使之作贼以终，亦可伤哉！”[2]罗泽南能对林启荣作出这样的评价，本身就体现了他丰富的军事才识。正在曾国藩、罗泽南等为无法攻占九江而焦虑万分之际，石达开经过与湘军进行的20多天的相持后，为了调动湘军就范，故意撤去湖口守兵，诱湘军水师深入，于1855年1月发起对湘军水师的围攻战役，迫使其分成内湖外江两支，从此不能配合作战，战斗力无法得到发挥。2月11日夜，石达开、罗大纲、林启荣等自九江以轻舟30余艘偷袭九江湘军水师大营，焚烧了曾国藩的座船，杀了他的管驾官刘成槐、李子成等，缴获全部文案。曾国藩在惊慌之余，飞檄罗泽南回援保驾。罗泽南曾想全力攻占九江附近之小池口，终因太平军势力强盛而未达目的。

正当湘军在九江、湖口诸役大伤元气之际，坐镇九江的石达开乘势由秦日纲、陈玉成、韦俊等兵分三路长驱西征。经过十多天艰苦奋战，北路太平军由小池口出发，相继攻占黄梅、广济；中路太平军由九江出发，连克蕲州、黄州，直逼武昌；南路太平军由富池口渡江，先后攻占兴国、通山、崇阳、通城，逼近武昌。1855年2月23日，陈玉成部太平军重占汉阳；4月3日，秦日纲部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面对这一局势，罗泽南扼腕叹息不已。他认为九江北岸清军势力厚于南岸，由于湖广总督杨霈昏庸无能，不战自溃，所以武昌很快陷人太平军之手。他在军暇之际坚持写作的《周易附说》杀青，掩卷沉思，联系客观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在致刘蓉的书信中说：“《易》者，忧患之书。今于忧患时读之，尤亲切而有味也。”[3]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之下，罗泽南倾心辅助曾国藩惨淡经营，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在九江久攻不下，武昌又复失守的严峻形势下，曾国藩决定移湘军大营于江西省城南昌，用以“坚扼中段，保全此军”[4]。曾国藩经与江西巡抚陈启迈商议，于1855年4月上旬檄调罗泽南部陆师援攻饶州，九江围攻之事则由塔齐布担当^4月14日，罗泽南自九江拔营而进，至南昌与曾国藩面筹用兵方略后，将所部分成三营行动：即由李续宾任右营，蒋益澧任左营，自率中营，同时并进。至7月中旬，经历三个多月时间，先后克复弋阳、广信、德兴、景德镇等地。此时，罗泽南认为景德镇系广信、饶州之门户，决定以此为据点，控制徽州、宁国形势，为规取江、浙两省提供条件。然而，因湖北崇阳、通城一带会党势力进入江西义宁，巡抚陈启迈速调都司吴廷光部前往镇压，省城南昌也就显得极度空虚。曾国藩于是急调罗泽南部回驻省垣以卫根本，另派李元度部湘军2000余人赴援义宁。7月18日，罗泽南奉命回抵南昌。在是否由罗泽南部进攻义宁的问题上，曾国藩与陈启迈产生了意见分歧：陈要罗泽南援攻义宁，曾则主张罗泽南暂驻南昌，以配合湘军在湖口的战斗就罗泽南与曾国藩的关系而言，是江西巡抚陈启迈所远远不能比的。但罗泽南从大局着眼，不太赞同曾国藩的被动困守南昌的意见。他的理由是：今日湘军之忧不在湖口之难复，而在湖口之难守。因为太平军上踞武汉，下踞金陵，相为犄角，连为一体。逼近江面的湖口要地，是太平军一定要争的；而湘军如果夺得湖口，就必须分兵死守。这样一来，与敌军相持无已，不是长久之策。为今之计，当以复武汉为要；而义宁当江、鄂之要冲，尤为江西腹心之患，必须以急攻义宁为规复武汉之根本，于大局才有裨益[5]。曾国藩经仔细考虑，觉得罗泽南的意见不仅有道理，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从而同意罗率诸营进攻义宁。

8月17—27日这十余天中，罗泽南率所部与太平军拼死厮杀，充分显示他的胆识和用兵谋略。24日，罗泽南扎营棋盘岭后不忙于对太平军发起攻击，而是实地考察地形地势，以求争取主动。先遣探报侦知人义宁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由棋盘岭经杭口过双井，可攻州城之西门摆，属于正道；一条由棋盘岭经乾坑过小南岭、鳌岭，可攻州城之西门，属于间道。由于南岭、鳌岭山高路险，太平军无重兵据守，以为湘军必走正道，主动聚集于杭口，以图阻截湘军进攻之路。罗泽南在举人李炎的协助下，潜登小南岭瞭望形势，得出结论认为：鳌岭为义宁城屏障，太平军驻守此地则杭口一路可以间道横截；湘军驻守此地则可以俯瞰全城，居高以临下。暗喜太平军主力集中于杭口，鳌岭可以乘虚而人。于是，他让人放出风声，说明天湘军将进攻杭口，暗地却派李续宾等部径趋鳌岭。进占鳌岭之后，罗泽南命各部深沟高垒以自固。8月26日，太平军四五万人分五路直扑鳌岭，罗泽南传令各营不得轻举妄动，“待贼近逼营前而后分路进攻，庶足以致其命。”结果，太平军依仗其人多势众，浩浩荡荡进入湘军埋伏圈，遭到重大伤亡。是役，罗泽南以“二千余之众，毙贼六七千人，出奇制胜，所向无前，贼气大挫，所在惊优元固志”。[6]次日，罗泽南率部对义宁城发起总攻，迫使太平军于傍晚弃城他往。事后，曾国藩上奏清廷，力陈罗泽南“专善察看山势，迂道数十里，力争鳌岭要隘，杀贼之多，与去年半壁山相等。前此克复广信府，此次克复州城，并关系数省大局，为功甚伟，可否准加布政司衔，出自天恩。”[7]不久，清廷根据曾国藩的保荐，诏加罗泽南以布政司衔。

在1854年7月湘军出境作战至1855年8月这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赖以依靠的湘军陆师统领主要是塔齐布和罗泽南。塔以勇猛敢战著称，罗泽南则以善于用兵见长。相对来说，罗在曾国藩坐困南昌的艰难时刻，率兵转战各地，时而远征，时而保驾，对曾的帮助是十分巨大的。而在1855年8月底塔齐布病逝于九江之后，罗泽南更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幕僚，一位左右局势的湘军主将。

[1]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2] 《湘军人物年谱》（一）。

[3] 《湘军人物年谱》（一）。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5] 《湘军人物年谱》（一）。

[6] 《湘军人物年谱》（一）。

[7]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回援武汉勤远略

1855年秋冬，以石达开为首的西征太平军势力同时活跃于鄂赣两省，迫使湘军疲于应付，无法继续东进安徽和江浙等地。从而，如何扭转鄂、赣两省被动局势，成为湘军统帅和有关该两省地方督抚的一个难题D此时，满清八旗、绿营已不堪一击，战斗力极其低下，而新兴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力量也相对有限，在湖南新募的兵勇又因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迅速地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这样，在塔齐布死后成为湘军陆师主将的罗泽南，也就变得异常的重要。于是年4月中旬新任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为了全力收复武汉，曾多次组织对太平军的进攻，但屡战屡败，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他在派鲍超回湖南招募新勇的同时，上奏清廷对曾国藩分兵攻打九江、湖口的举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九江、湖口江面无湘军水师，即使长时间加以围攻，太平军仍可往来自便，不如并力从“湖南、北节节打通，乃可水陆东下，合于九江”。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罗泽南的支援是不能成功的。他请求清廷颁旨促曾国藩派罗泽南一军，并配以精兵一二千名，迅速由湖南边界来鄂会剿，如果仍旧株守九江，“而贼势之横出旁轶，蔓延上游，似于大局无补。”曾国藩则因湘军水师被切断成内湖与外江两个部分后，陆师统领塔齐布又病逝于军中，能够倚为长城的是罗泽南，为了给自己挽回在江西被动挨打的面子，同时尽速打开东征皖、苏、浙的新局面，他不想让罗泽南回援武汉，多次拒绝了胡林翼的要求。这时，既然朝廷也把是否派罗泽南回援武汉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那么他就得征求罗泽南本人的意见了。如前所述，罗泽南是一位善谋远略的儒将，也是一位顾大局而又务实的人，从而在攻占义宁之后即给曾国藩去信，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指出：武昌为东南要害所在，必须从太平军手上重新夺回。而崇阳、通城、兴国、大冶均为太平军占领区域，湖南、江西均受到牵制，所以只有兵援武昌才是远策。他的具体理由是，长江要害有这几个方面：一曰荆州。它西连巴、蜀，南并常、澧，自古以为重镇；一曰岳州。它是湖南的门户，地位不可忽略；一曰武昌。它是江、汉之水所由汇合处所，“四冲争战之地，东南数省之关键也”；一曰九江。它是江西的门户，地位十分重要。这四个方面也是太平军所必须力争的。现今湘军虽与太平军相持于九江，但“贼已上据武昌”，长江的关键已丧失。崇阳、通城一带“群盗如毛”，江西的武宁、义宁，湖南的平江、临湘、巴陵，“均无安枕之日。”所以，“欲制九江之俞，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人。”为今之计，只有“率南康水师与浔城陆师，合力以攻湖口，横踞大江，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通城、通山、崇阳、兴国之贼，乘胜合攻武昌”才是上策。一旦武昌收复，“外江水陆之师沿江直下，与内湖水陆之师相为联络，九江可不攻自下，兵家之势固然也。”随后，罗泽南又到湖口亲自察看地形后，单骑赴南康曾国藩大营，指出李元度所说的湖口“旦夕可图克复”的大言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石钟山贼垒凭高而坚，外江水路尚为贼据”，湖口很难迅速攻占，统筹东南大局，“必平崇、通，复武汉，以成建瓴之势，天下事乃可以有为。”[1]罗泽南对大局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此时的曾国藩不得不对回援武汉的问题作出认真的考虑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尽管从内心上不同意罗泽南离他远去，但为全局计不得不决定派罗驰援武汉。为了促成罗泽南早成大功，抽调塔齐布遗部参将彭三元、都司普承尧等部宝勇1500余人，归其节制调遣。又应刘蓉之请，协同罗泽南而行。

在是年10月1日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陈述了他与罗泽南定计回援武汉的经过：“窃臣前于提臣塔齐布沦逝后，即飞函至义宁，令罗泽南来营面商大局。罗泽南得信，由义宁之杭口直至南康，连日熟商剿办事宜，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罗泽南亦具禀数千言，规画详明，慨然以援鄂为己任，遂决定回剿武汉之计。”[2]在家书中，曾国藩陈述了之所以同意罗泽南回援武汉的原因时说：“罗山一军，定计由崇、通以进剿武汉。胳中丞奏调罗军回剿湖南境内，余令其扫荡崇、通一带，则巴陵、平江皆安，即所以固湘省门户之锁钥也。由崇、通以捣武汉，则有裨于大局，不仅保全桑梓,年内仍可来南康、湖口与余军会合。”[3]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对罗泽南的援鄂之举不无感慨地说：“咸丰五年，余率水陆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忧回籍，寸心以此为大憾事。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中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4]也许是为了减轻南昌外围太平军势力对曾国藩的威胁，也许是为了通过实际事例来使曾国藩加深对于回援武汉之举的认识程度，罗泽南在赴援湖北之前，曾组织南康一带的湘军水陆各营，对湖口、梅家洲发起过--次攻击战，但因黄文金等部太平军势力强大，湘军不仅未能获胜，反而损失战船20多只。于是，罗泽南再次到达南康，叮嘱曾国藩在他率兵回援武汉之后必须做到：“湖口水陆官军但当坚守”，不宜主动出击，以免“顿兵损威”，坚持等到“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曾国藩牢牢记住罗泽南对他的嘱咐，在后来一段时间里，未敢轻易组织对九江、湖口的反击。

1855年10月7日，罗泽南与刘蓉、李续宾统率湘军5_来人，自义宁杭口誓师启行，向武汉方向进击，沿途攻陷崇阳、通城、蒲圻、咸宁等城，于12月25日到达武昌城外纸坊，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大营会合。随即与胡林翼前往湘军水师统领之一的杨岳斌大营所在地金口共商用兵机宜。1856年1月5日，按照金口会议方略，罗泽南与胡林翼分路进兵武昌：罗率湘军三营从东路驻营洪山南岗；胡率所部及普承尧、唐训方诸营由中路驻营武昌南面之堤上；九溪营兵从西路驻营金口为犄角，兼护水师行动。是月底，各路湘军同时并进，扫清武昌外围太平军据点，迫使太平军转入防守阶段，“贼自此绥甚，拥城自固，不敢出队矣。”[5]2月中旬，罗泽南部驻扎武昌城东之洪山，胡林翼部驻扎武昌城南之五里墩，湖广总督官文为了策应武昌方面的军事斗争，亦派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等领兵沿汉水南下，进逼汉阳，形成了对武昌合围的军事形势。然而，在江西方面由于石达幵的全力指挥，太平军相继占领了八个府50余个州县的地盘，曾国藩的处境异常危急。他虽频频向清政府告急，请求湖南派援兵至江西为他解危，无奈湖南援兵久久未能成行。于是，他去信给罗泽南，希望能早日攻下武汉，回兵救援江西。在2月18日给罗的书信中，曾国藩带着商量的口气说：我曾国藩为江西一省考虑，则“深望阁下之来援”；为大局考虑，“又甚不愿阁下之回援。”原因何在？“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攻；善用兵者亦然。”现今江西的形势，可谓“棋危劫急”，如果你罗泽南仍从通城、义宁回援的话，那么武汉即使能够克复，“恐败贼从而回窜”。我深知，长江北岸既无重兵把守，则外江之水师万无东下之理，内湖之水师终无出江的希望。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请探确湖南实情，如果有援师立即开赴江西，那么你就不必回援。我认为，解救江西危局有三个方案可行：一是你罗泽南克复武汉后，由长江北岸迅速东下，湖南援江之师由袁州横出，这是上策；二是湖南援师不成，等你罗泽南克复武汉后回剿江西之瑞、临等地，这是中策；三是湖南无兵可援江西，武汉又不能克复，由你罗泽南“屯兵鄂渚”，我则亲率青山、湖口陆师驰援腹地，与周凤山一军夹击，“此则近于下策而亦不能不出此者也。”[6]然而，到3月下旬，太平军势力步步逼近南昌，曾国藩在奏调罗泽南的同时，先后五次派人或去函促其回援江西。罗泽南在分析鄂、赣两省局势之后，于3月30日回函曾国藩，陈述其暂不能回援的理由：今年之围攻武昌，与去年之围攻九江，所处形势不同。去年围攻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即南岸东路之湖口，西路之瑞昌、兴国，皆非我有也。”即使九江能够攻下，也是一座孤城罢了。今年围攻武昌，“北岸为我有，南岸为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为我有”，所未合围者只下游一面江路罢了。我们已派李续宾、刘峙衡扎营窑湾，切断太平军青山陆路之粮草供给；杨岳斌亦已“料理水师下泊樊口”，切断太平军水路之粮草供给。我估计武昌城内太平军很难长期坚守，等到水师“一炬之后”，大功即可告成，这样回援江西就很容易了。如果克复武昌的计划一时不能实现，则派李续宾、刘峙衡与普承尧等率军由武昌攻大冶、兴国，“乘此入江境，以复武宁，俟麾下之命”，我罗泽南则仍率所部驻洪山与太平军相对峙。“天假之缘，武汉克复，当与大营会于浔城；或一时不能得手，亦必与此城相终始。”他最终提醒曾国藩：“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自灰其壮志也。”[7]当然，罗泽南深知曾国藩处境异常险恶，“念曾公艰危，义同生死”，极想尽速攻陷武昌，实现湘军水陆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浔阳的目标，从而督战攻城益急。

然而，武昌是太平军必争之地，自1856年春武昌守将韦俊得到九江、黄州、大冶、兴国等地太平军的增援之后，士气倍增，守城之志愈来愈强。经过几天的筹划，武昌太平军转人战略大反攻，于4月5日分路出城：一支从大东门出队，为万余人，“偃旗息鼓，疾趋扑营”；一支从小东门出队，以御湘军接应小龟山之师；一支从中和门出队，为数两万余人。汉阳据地太平军亦过江攻胡林翼堤上大营，对湘军形成“彼此牵制，不能相救”之势。罗泽南陆续派遣李续宾、蒋益澧、唐训方等分兵应战，亲率一军从洪山出击。太平军佯装败退，罗泽南不知是计，一直追杀至武昌城下。忽然，隐伏在宾阳门内的太平军精兵万余人直冲罗军，将其阵脚打乱。罗泽南策马当先，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但因太平军人多势众，炮火密集，罗军陷人了绝境。可能是罗泽南已杀红了眼，罗部曾三次被太平军击退，三次又组织进攻，没有后退之意。在激战之中，罗泽南的右额被火枪击中，流血不止，仍“踞坐指挥”。随后归营，头痛剧烈，“危坐不眠，与在营诸将议攻城方略。”4月10日，病情加重，忽睁大眼睛示意索纸笔，仰卧床头书写说：“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蚩氓”；“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次日，“气喘神散”已不可救，恰好胡林翼赶来探视，罗泽南缓缓睁开眼睛握着胡的手说：武汉为自古用兵之地，太平军一定会死守，如果湘军不力战，有可能荆州、襄樊、岳州、常德一带“均无干净土矣”。12日，汗出不止，气息奄奄，自知不久于人世，他握着胡林翼的手说：“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与李续宾好为撑持。”[8]说完，闭目断气，时年49岁。

罗泽南死后，胡林翼上奏清廷，奉旨对其优加抚恤，准照巡抚阵亡例办理丧事，且于湖南本籍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专祠，“以慰忠魂”[9]。遵照罗泽南的遗嘱，胡林翼将其部由李续宾统领，且在继续攻打武昌的同时，将刘腾鸿、普承尧、吴坤修等4000人交前来搬救兵的曾国华开赴江西。后来这支部队为帮助曾国藩渡过难关，起了重要的作用。李续宾则与胡林翼等密切合作，终于1856年12月19日攻占武昌，实现了罗泽南的遗愿而为扭转湘军不利战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湘军人物年谱》（一）。

[2]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4]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5] 《湘军人物年谱》（一）。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7] 《湘军人物年谱》（一）。

[8] 《湘军人物年谱》（一）。

[9] 《湘军人物年谱》（一）。

联姻续友情

曾国藩对于罗泽南的去世不仅感到无限的悲伤，同时又从内心上觉得后悔不已，认为是自己先后五次促其回援而导致的结果。为了纪念这位良师益友，曾国藩特意为罗泽南写了碑铭，赞赏其“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而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其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积者夙也，非天幸也”。[1]他常将罗泽南的遗著加以阅读品味，在日记中对其学说表示出倾慕之情：“夜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2]就其学识与人生实践相结合而言，罗泽南被曾国藩称之为“豪杰之士”则是符合实际的。正如钱基博所指出：“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兵，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自来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而罗泽南则不一样，他“义勇愤发，本之问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3]。这正是对曾国藩将罗泽南称之为“豪杰之士”的最好注脚。

为了延续与罗泽南在生时结下的深厚情谊，曾国藩在罗去世半年多时间，就想到与罗家联姻。然而，好事多磨，中间出现了小小的变故。据曾国藩在1857年2月给曾国潢的书信中说：“余去年有一信，言第三女许罗山之次子，敬其父大人主其事^……惟余去冬至九江晤李迪庵（指李续宾），知罗山生前曾与订姻，以李女配罗子，业已当面说定，虽未过庚书，而迪庵此时断不肯食言。……余之第三女即另行择婚，望弟详禀父大人，可将此事中辍。纵已过女庚，亦可取还。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4]后来，曾国藩第三女儿曾纪琛与罗泽南次子罗允吉的婚事终于正式定了下来。1862年5月，两人婚礼由曾国潢主持操办完毕。曾国藩与罗泽南之间的深厚情谊由此延续到了下一代。

[1] 《曾国藩全集·诗文》。

[2]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3]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上）

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有别于满清八旗、绿营兵，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拥有一大批“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忠义血性、勇于任事的“死党”。他们是一些有学识、有功名的读书人，同时又能上马杀贼，视死如归的所谓儒将。就初期湘军这些儒将而言，大都属于罗泽南的门生或弟子。正如曾国藩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一文中指出：“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指出：罗泽南的“著籍弟子数十人，同县王鑫及李氏续宾、续宜兄弟尤显名”；郭嵩焘在《罗忠节公墓志铭》一文中指出-“门人王公鑫、李公杏春、李公续宜、刘公典、杨公昌浚数十人从问儒生性理之学，后皆为名将。”后来，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成为曾国藩非常器重的爱将或军政助手。所以，我们在此谨以王鑫、李续宾为例，对其思想言行作点简略介绍，用以说明罗泽南对他们的影响至深，且从一个侧面来理解罗泽南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王鑫，字璞山，号四愿居士，1825年2月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耕读之家。祖父王璨，字之海，县学附生，“笃厚好施，为乡里所敬重”。父亲王宗麓，字旭庵，“积学有盛德”。王鑫带兵在外时，他去函加以告诫：“屡胜必骄，杀戮毋妄”；且嘱其不要因思亲而“分讨贼之心”。由此可见，王鑫的父亲是一位读书重礼的乡村小知识分子。王鑫的母亲贺氏，是一位有教养的女性。她在王鑫3岁时就教以简单的经传之学，为他人塾读书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王鑫应命出山领军时，“倚门语送曰：‘儿勉力为之，切勿以我二人为念，是即儿之孝矣。’”[1]从而可以看出，王鑫的母亲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王鑫有兄弟三人，哥哥王勋，字人树，积功官至布政使衔湖北补用道；弟弟王开仍，字心牧，官中书科中书，即担任过内阁中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的官职。

王鑫五岁人塾读书，先生为叔父王犀轩。由于他记性特好，悟性特强，深得先生的喜爱。七岁时，乡中有考中举人者，父亲对他开玩笑说：“孺子亦慕此乎？”即你想不想像别人一样读书中举。王鑫回答说：这种事是强求不得的，唯使天下人均受到我的好处,才是我的心愿。父亲对儿子的远大志向感到惊异不已，于是愈加钟爱，好生培育。王鑫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愈加发愤攻读，很少嬉戏游玩。十岁时，父亲到塾馆中去探视，见其他小孩在课余尽情玩耍，唯独自己的儿子“兀坐不出'手中捧着一部《通鉴纲目》“诵览不辍”。王鑫读到圣君贤相处则喜形于色，读到奸臣贼子处则忧郁不快。父亲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儿子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小小年纪就“能辨忠奸，识治乱”[2]。将来必定是一个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在十四五岁间，王鑫学习的自觉性更强，有时甚至“危坐终日”读书不止，把鞋子脱掉，拋弃至几丈外的距离，强制自己专心致志，别无旁骛。曾书数语于墙壁曰：“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又常大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3]18岁起，王鑫一面自攻举业，一面设馆授徒。20岁那年，湘乡发生洪灾，王家房屋被冲毁，“家益贫困”，仍开馆教徒，“不沾沾于章句，为学规大旨，以端品行、正心术为切要。”[4]1848年，王鑫补县学生员，恰好罗泽南家居讲学，于是拜为师。随后，与词乡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杨昌浚、李续宾等从罗泽南问学，“以正学相紙砺”。1850年秋初，王鑫从罗泽南与郭嵩焘、刘蓉会晤于省城长沙。次年9月，王鑫到长沙参加乡试回乡，时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占据永安，在知县朱孙诒的支持下“倡行团练保伍之法”，着手组织湖南县治区域内最早的一支团练武装。乡人对于书生言治兵打仗不以为然，大都感到惊异，把他视作狂妄之徒。但王鑫“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上说下教，将之以诚”。他耐心细致地对那些不理解的人做说服工作：“团者，团拢一气，尔我相救，生死相顾，此之谓‘团’。练则练器械，练武艺，练阵法，尤要练胆，而练胆必练心。胆有大有小，心则人同此心。人人欲保全身家性命，非杀贼不能自保，而非练器械、练阵法，不能杀贼，所以要‘练’。”然而，一人的力量能起到多大作用？“盗贼则先晡聚多人，非大众随心，同心共死，互相保，不能自保，所以要团。非编民甲、清宵小，内奸不清，则外寇乘，所以非保伍，则团练亦无用。”起初，因无办团经验，困难重重，但王鑫凭着一股百折不挠之气，奔走各地，不辞辛劳，使其事初有头绪。1852年5月，太平军入湖南道州等地，王鑫上书朱孙诒，“请练民兵”，得到支持后“以意创为营制号令，日夜与罗泽南束伍选士，

亲教之步伐技击，摄衣登台，陈说大义，声容慷慨，而湘勇自此始”。[5]湘军起自于湘勇，不仅后人持此议，而且时人就作出了肯定，如湖南巡抚骆秉章及督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在奏折中就比较详尽地向朝廷陈述了湘勇的由来和王鑫、罗泽南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太平军先后攻占郴州、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后，进围省城长沙，湖南地方封建统治集团慌了手脚，王鑫与罗泽南率团勇驻守县北马托埔。11月底，太平军撤围长沙转攻益阳，“传闻寇窜宁乡”，因宁乡与湘乡毗邻，王鑫、罗泽南则奉命移防雷家铺，以为“县城声援”。此时，共领湘乡团勇者还有罗信南、刘蓉、谢邦翰、潘鸿焘、易良幹、杨昌浚、杨虎臣、罗信东、康祖成等。这些均系王鑫的朋友和同学，又大都为罗泽南的得意门生。其间，王鑫曾多次请缨“出境杀贼”，“大吏以练丁应守县境，防窜越，不许”[6]。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南巡抚害怕其返回人湘，即调王鑫、罗泽南、罗信南所部湘勇设防长沙，与同时到达省城的督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讲求训练之法”。是年2—5月，王鑫与刘长佑等奉命镇压耒阳、衡山等处会党起义，积功以知县用。6月，江西会党势力逼近湖南桂东，王蠡与罗泽南率部前往设防。随后，太平军西征军进围南昌，罗泽南奉命赴援，王鑫则率部设防郴州，以阻广西天地会众进入湖南，因功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此时，王鑫身体不适，又“见时事日艰，思告归，力于学”。当他得知罗泽南援南昌失利，昔日同学罗信东、谢邦翰、易良幹、罗镇南等战死疆场的消息后，不禁“仰天泣曰：‘本所以出者，期与同志共灭贼耳。今若此，忍言归乎[7]于是，上书骆秉章进陈郴州、桂东善后四策，请允增募湘勇，“援江雪耻”，又“约乡人往杀贼”。10月，率部至衡州与曾国藩会商招募新勇之事。王鑫力主招募一万人，曾国藩认为将王部增募至3000人就行了。于是，两人意见不合，闹得很不愉快。王鑫性格耿直，脾气不好，固执己见；曾国藩怀疑王“不为用”，“又以言大而夸，持之不固，发之不慎，气骄已盈，必以偾军也，下令汰为七百人。”此时，好朋友左宗棠充当巡抚幕僚，认为“其兵可用，乃仍所募三千四百人，留不汰”。王鑫于是“即募即练，以铁瓦缚士卒足，习超距；以重械勒士卒运，练臂力^习步伐，演阵式，无日不申儆所部，三令五申，而讲明分合之法，蕲于阵势变化，行伍不乱，乃可以少胜多，以静制动。”进而，重新改定勇制，撰《练勇刍言》，包括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几个部分，尤其注重于练胆、练心。“又以意为阵法，撰《阵法新编》。其书变通古人成法，务于以定持变，以整暇胜剽悍，诏偏演之。”[8]由此可见，王鑫熟谙古代兵法，且能因时因地加以变通。其军事学识的由来，除了自身刻苦钻研、结合实践不断形成特色之外，还在于他的老师罗泽南也是一位很懂兵法的儒将，与受其影响有很大关系。

当时，曾国藩正在衡州练兵，虽与王鑫不合，但湘军军制的形成受王氏《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就是说，曾国藩在表面上虽与王鑫保持一段距离，在暗地却借用吸取了王氏有关军事思想。这一点，在当时许多记载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如王定安《湘军记·水陆营制篇》说：“湘军初兴，王鑫、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阵，深沟高垒，与贼相拒。曾文正采其说而立营制，楚师之强，莫与京矣”；胡发琅在《信游脞记》中对王盡的军事思想在创建湘军中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中兴名将，人但知罗忠节泽南、忠武塔齐布暨江忠烈忠源三君鼎立，而不知智勇兼绝，足与三君方驾者，有王壮武鑫。中兴之军，莫不用曾文正营制，独壮武否，著有《练勇刍言》一卷，故诸将颇怪之。诸将立功显地，而壮武始终转战湖南、江西山县中，又不幸早卒，故知之者寡耳。”[9]由于左宗棠与王鑫脾性合得来，所以他在治军、用兵方面受到王的影响是比较深的。除了1861年左奉命帮办军务编练新军吸取王鑫所定营制的长处之外，在后来出兵西征时，凡是王的部属尽数委用，“而以鑫从弟开化领营务处，行军布阵，一依鑫规。”又以提督刘松山为大将，“盖以勇丁从募而隶者焉。”刘善用“城墙、梅花、大鹏诸阵以角悍回，虽突骑万千，坚不能入。迨其布阵方圆，平锐迭用，得占人静如山、动如水之意，盖鑫之遗教也”。由此可见，王鑫的用兵方略对左宗棠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治军方面，王鑫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他常向部属说：“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孔子言：‘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子路，勇者也；其治兵也，有勇必使之知方。五霸尤圣门之所羞称，然晋文用其民，必先教之；而子犯谆谆然以民为未知义、知礼、知信为惧。”夏商周三代以后，“节制之师尚多，仁义之师绝少。”到了今天，则节制之师也不存在了。“呜呼，练且不讲，训于何有？”从而，他在带兵过程中，常教士卒习字读书，“日课《四书》、《孝经》，以义理反复训谕，而引论经史大义，譬晓耸切，听者潸然泪下。”一到晚上，就将营门紧闭，只听得见“刁斗之声与讽诵声相间也”。出阵作战之前，他就手捧地图，召集各将官环地而坐，“为言敌军出入何路，我师奇正孰出，揣情审势，人人献议，而相诘难，各尽其意，然后定谋。谋之既定,然后部分诸人，各专其任。有不如议，则罚无贷。纪律之严，诸将莫及也。”[10]曾国藩自知难以驾驭王鑫，但又认为他是一个将才，于是，在即将挥师东征时，致书湖南巡抚骆秉章，希望能支持王鑫，让其才识得到发挥：“璞山之勇，若归我督带，即须受我节制，此一定之理。……既不能受节制，自难带以同行。今日大局糜烂，侍岂复挟长恃势，苛人小节以自尊？又岂复妒才忌功，不挟健者以自卫？惟一将不受节制，则他将相效，又成离心离德之象，故遂决计不带也。”[11]因此，在1854年6月曾国藩在率整顿后的湘军出境作战时，罗泽南与大军同行，王鑫则助骆秉章设防湖南。直至1856年底，王鑫所部千余人转战湘、粤、桂、黔边境，为安定湘军大后方湖南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俾北出湘军得以尽力征战，无反顾之虞，则鑫之力也”。

王鑫尽管在军谋上与曾国藩不合，但为人堂堂正正，对曾国藩的才识表示出赞赏之情，在曾氏被困江西的危难之际伸出友谊之手，予以全力支持。1857年初，因曾国藩在江西屡有败绩，受到朝廷的责难，王鑫即致书胡林翼说：“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而刚正之性，不可屈挠。其行之通塞，系世之否泰。彼己之子，固亦无如之何耳。”随后又去信给曾国藩主动讲和，俩人之间的关系和好如初。在信中，王鑫推心置腹地指出：我生平读书论古，了解到那些圣贤豪杰之人，有时与志同道合者不免仍有矛盾，自负“昂藏傲岸之概，不肯降心”。这是有良好品行的人所说的固执己见，学识狭窄得很，“而所亏者多也。乃匆匆焉而躬自蹈之，不亦伤哉！”我王鑫受知于你曾国藩，“甚于壬子之冬，而极于癸丑之秋。”我与你的关系疏远，开始于加募营兵之初，深化于我兵败岳州之后，“其中离合远近之故，未始非彼苍之默为颠倒位置。而疏狂之罪，在而无可辞矣。”数年以来，我匆匆转战于湖南各地，要想求得当初在衡州与你亲密相处之一天而不可得。“呜呼，茫茫天壤，同志几人？”忠心相交，知己朋友有几个？“此鑫所以情不自禁，而欲一献言于阁下之前者也。”[12]多么诚恳的语言，多么真挚的情感！足见王_的人品与学识，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随后，因曾国藩丁父忧回籍守制，江西湘军处境更趋危殆之时，左宗棠代骆秉章上奏清廷，认为石达开部太平军不好对付，“非王鑫一军不足制之”。王鑫于是奏旨率精锐3000人赴援江西，表示要“持之以小心，出之以多算。严申号令，明示赏罚，屡胜而气不敢骄，无贼而备不敢弛。禁骚扰以收民心，作忠义以邀天眷，让功能以和诸将。以此众战，其有济乎！”[13]1857年4一8月，王鑫转战江西，大小数十战，从一个侧面牵制着石达开部太平军的兵力。本来，王鑫入援江西时已感身体不适，在三四个月的南征北战中疲于奔命，抵抗力低下，遂感热疾，医治无效，于1857年9月病逝乐安军营，年仅33岁。

王鑫去世后，所部称为老湘营。曾国藩自1858年7月重返江西大营后，依老湘营之力转战江西、安徽等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这支老湘营，又随左宗棠征西，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王鑫善于治军，“好整以暇”，无日不督促士卒读书，自己亦无日不读书。他受老师罗泽南的影响，尤其喜好《周易》，“玩辞观象，窃叹人事之变迁，不外阴阳之消长，泰否之乘，剥复之运，其理甚著，而其己甚微。”认为自古以来，治乱兴亡之迹，均不出这个道理。每当兵败失利，王鑫则自我反省“胸中绝少宁静之致”，常常自我叹息，这是由于平时养心养气未能用功的缘故。从而，痛F决心要求自己加强修养，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璞山以治心之学治兵，克已之学克敌^知兵事以气为主，而多方养之，俾发而下泄，故其劳烈遂至于此。”[14]毫无疑问，王鑫是一位很有个性特征的湘军将领；同时，他也是在学识和军事才能方面十分突出的罗泽南的一位得意门生。

[1] 《湘军人物年谱》（一）。

[2] 《湘军人物年谱》（一）。

[3] 《湘军人物年谱》（一）。

[4] 《湘军人物年谱》（一）。

[5]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6] 《湘军人物年谱》（一）。

[7] 《湘军人物年谱》（一）。

[8]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9] 《湘军人物年谱》（一）。

[10]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12]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13]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14]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下）

李续宾是湘军将领中更具特色的一个人物。他不仅是罗泽南的得意门生，在罗死后统领其军，建功立业，显赫一时；而且，他是曾国藩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之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的儿女亲家。

李续宾，号迪庵，字如九，又字克惠，1818年6月（清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比较富裕的世代耕读之家。祖父李白诗，字书作，居乡有贤德，“济人利物，如恐弗及”，也就是说乐于帮助别人。父亲李登胜，字振庭，岁贡生，“工近体诗，精书法。”家境富裕，慷慨好施，“尤重有道安贫之士，亦教授门徒以为乐。”[1]李续宾有兄弟五人：大哥李续宦，字克宣，候选从九品；二哥李续家，字毅庵，秀才出身，乡试落第后“绝意进取”而经商；三哥李续宽，字北冈，以办团练有功“授主事分部补用”；弟弟李续宜，字希庵，县学生员，从李续宾应征人伍，官至湖北巡抚。李续宾生活在这样一种不愁衣食，有着家学传统的家庭环境之中，自然比他的老师罗泽南要优越得多。他七岁始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毛诗》、《尚书》、《周易》等经传之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蒙学基础。同时，他的身体很强壮，11岁时身高已超过四尺，“有奇力，胜百斤重任。”12岁时，拜族人李白适为师，又与同乡王勋即王鑫的哥哥结交为好友，“约岁往还，互证所学。”自此至1.6岁前这四年时间，李续宾一面在先生的指教下攻读科举之业，一面与王勋、彭昌保等学骑射、练拳棒。1833年，因其父多年生病，医药费开支浩繁，“又以好客及施予，家乃日贫”。李续宾的几个哥哥于是“发愤服贾”（即拼命经商赚钱），他则一手主持家政，空闲时间他坚持自学经传，苦练书法。1836年，李续宾〗9岁时到县城交纳赋税，恰逢县令考录武童，好友王勋向县令推荐其善射，“一试而冠群”，但李续宾无意于此，“归曰：‘吾不欲以此求名也’”，即我不想以此来求取功名。次年，罗泽南设馆授徒，影响遍及远近，李续宾与王勋“相约执贽其门”，拜为老师，均因家事不能脱身，未及入馆受学，但常往罗馆问学。直至1847年，正式人罗馆就学，师生情谊在平等切磋学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1848年9月，李续宾的父亲李振庭60大寿之时，罗泽南率门人及朋友王勋、王鑫、杨昌浚、刘蓉、钟近衡、李杏春等数人登门祝贺，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在乡间一时传为美谈，“此次群贤毕至，实为罕见之盛会”，亦足见罗泽南与李续宾的师生关系不同寻常。更为可喜者，刘蓉“以其女许字公长子辉斋”，钟近衡则“以其女许字公次子健斋”，李、刘、钟三位好友从此结为儿女亲家。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金田村后，“寇警日迫，乡人惧”，李续宾即着手在家乡举办团练以镇定人心。撰写《孙子兵法易解》，以《孙子》为主，以《左传》、《国策》、《通鉴》证其义，化成通俗文字，供办团之人讲习之用。与此同时，他与好友王勋相互商议团练之事，且提出“以正人心为主，以固人心为先”作为治团的宗旨来对待。次年，因太平军进人湖南，封建地方秩序受到极大冲击，李续宾与其师罗泽南等率团练设防本境，受到县令朱孙诒的嘉奖。1853年初，李又随罗赴长沙忠心协助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此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兵一卒，纯系一介书生，因此心地高傲的王鑫看不起曾，对他不尊重。尽管李续宾与王鑫是好友，但他还是对王直言指出：“师克在和，但于事有济，奚睱竞此豪末？且彼朝使，亦所以尊上也。”意即领兵打仗在于相互团结友爱，才能对事情有利，哪有什么空闲工夫来计较不干紧要的是是非非呢？况且,曾国藩是朝廷指派在籍督办团练的大臣，就此而言也应当对他加以尊重才是。李续宾的人品，自此在曾国藩心目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1854年夏，李续宾随罗泽南助曾国藩出师东征，转战湖北、江西各地，先后攻占20多座城池，因功擢知府，以道员记名。1856年4月罗泽南去世，李续宾遵遗命统领其军，正值曾国华遵父命前往湖北为曾国藩搬救兵，于是分拨普承尧等部随曾国华赴援江西，自己则与胡林翼密切合作继续攻打武昌。大约在此时，李续宾以两岁的女儿订聘给曾国华1岁的儿子，待15年后正式成亲。据《清史稿》记述说，曾国华“与李续宾姻家，招佐军事”，于1858年5月攻占九江三个月后，曾主动提出充当李的助手“愿留襄军事”。次月，李、曾二人奉命率所部进规安徽庐州（今合肥），相继攻占潜山、太湖、桐城、舒城等地。因太平军重兵驻守通往庐州的要道三河镇，“外列九垒，凭河设险”，李续宾决定于11月间兵分三路强攻此险。曾国华头脑比较清醒，认为已留兵守各城，“兵分益少”，以寡敌众，这是兵家所忌的事情，“时与续宾深语，并告书曾国藩”，但李续宾为早日实现攻安徽“以守湖北”的战略方针，执意冒险强攻。由于是孤军轻进，后援断绝，加之陈玉成、李世贤部太平军十万之众，连营十余里迎战，李、曾所部湘军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此时，“诸将议退守桐城，续宾不可”，一意急攻，初战不利。又有人劝其先事突围，然后再图进取，但李续宾坚持己见说：“军兴九年，皆以退走损国威、长贼志，予当血战，多杀一贼，即为民多除一害。”结果全军覆灭，李续宾本人及曾国华、李续焘等文武官弁死者数十人。李续宾等败亡，不仅使曾国藩感到失去了几位得力的大将，而且因湘军士卒阵亡近6_人，甚觉士气大伤，为之忧虑不已。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表现突出的儒将。他早年从罗泽南问学期间，因受师风影响而取法宋明理学之义，且运用到做人、处世、治事等人生实践之中。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小心谨慎，力戒文人好发高论、空论的习气，他对人说：“事由心定，毋张皇”；在从政治军方面，他“独守师法”，突出反映出儒将的气质和风度。湘军编制首先由罗泽南略仿明代军事家戚继光之法，行之既久，一般人都想改弦更张，唯有李续宾独有见解：“立法者但求大段安善，行法者当于小处弥缝。”针对太平军流动作战的特点，李续宾一反常规采取以动制胜之法。他曾致书给王鑫阐述其采取此法的理由和好处：“贼军飘忽变动，无不活着；我军为贼牵制，总是滞着。若不变计，平贼无日。某以为围城堵隘之兵，固可静不可动。但贼善于乘虚，长于攻瑕，多方误我以入彼之彀中。我亦明知而不能不人者，则以我军别无一支足以流动活泼，电掣风行以预先扼击而制彼之计也。然则非别立常动之兵不为功。而兵常动，专击窜贼援贼，乍至便迎头速剿，既败则拦尾猛追，务使虚无可乘，瑕无可攻^夫静驻之兵，既得以制贼死守之命；而常动之军，因贼乃动，动之以机者也。有时无事而闲暇，则较静驻之而更静。相机而动，维吾之所欲为，然而致人而不致于人。”[2]尽管李续宾在这一大段文字中讲的是兵法方面的内容，但却反映出他讲求实际的辨证作风，且与其师罗泽南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是很相似的。

从实际事例看来，由于李续宾采取了这种“以动制胜”的用兵方略，具有“以少击众，霆奋鸷捷，务制敌先”的特点，从而使得“天京内讧”后的太平军将领碰上了一个强硬的对手。还须指出的是，李续宾的明显特点是讲究一个“诚”字，并且以身作则用诚的内涵去感发、激励其士卒。他常自叹息说：天下本来无难事，只怕“心以为难”，处此乱世之时，要救世、要匡时，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做到“心诚”和“计决”，反之则无补于天下大局。因此，出身于罗泽南门下的众多湘军将领中，李续宾号称为“专以救败为务，疾击争先”，实则是以诫为出发点，又以诚为归宿的一个为清廷死力卖命的典型人物。

李续宾战死三河镇之后，曾国藩感到痛惜不已。为了表彰李的学识、人品和劳绩，在1859年2月的《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折》中，他详细陈述其生平行谊，指出可资效法者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为人稳重果断，“默然深藏，初不预作激烈自许之言。然忠果之色，见于眉间。远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节之不苟”；二是自奉清廉，救他人之所急，“李续宾统营既多，历年已久，节省赢余及廉俸至数万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备军中非常之需”，且“皆量力济人，不忍他军饥而己军独饱”；三是治军有方，能顾全大局，“用兵以和为贵，用勇以严为贵。……驭下极宽，终年不见愠色。而弁勇有罪，往往挥涕而手刃之。”“至于临阵之际，专以救败为务，以顾全大局为先。”“江楚诸军，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李续宾。”鉴于此，曾国藩建议朝廷准将李续宾“跻中兴福将之列”[3]。清廷复旨，李续宾照总督例抚恤。随后，曾国藩还撰写了《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这就是说，罗泽南是湘军的创始人，而发扬光大者则是李续宾。李与罗之间的师生关系，在湘军创建及其征战各地这个问题上表现的是十分明显的。最后，他在铭文中既对李续宾与罗泽南的师生关系作了阐述，又对李续宾给予他的帮助之情作了肯定，其中说：“罗公讲学，远绍洛闽；公分其绪，抠衣恂恂。出而御寇，戎马艰辛；人而问道，克己求仁。……遣将分兵，助我东征。择良而予，出以至诚。四分五剖，精锐星散；自携部曲，疲羸居半。损己济物，近古无伦。终焉师熠，以仁殒身。”[4]其大意是：罗泽南讲学乡里，继承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李续宾理解、领会他的思想学说，做到了小心谨慎、循序而进。其外在表现为带兵打仗，南北转战，历尽艰辛；其内在的表现为探寻合适的治世、救世的途径和方法，加强自身修养而去求得对别人友爱、同情的本领和才能。……在我最艰难的时刻，是你李续宾遣将分兵赴援江西，鼎力帮助我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大业。你真正做到了精良之兵将给予他人，出自一片对人的至诚之心。你自己的势力却从此四分五裂，精锐尽失；所部兵力，老弱病残者居半。你这种以损失自己的利益而帮助他人的精神，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从而，你最终寡不敌众全军覆灭，以身殉仁，实现了学问与事功的完满结合。这种评价，就李续宾与罗泽南、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而言，李续宾自身的言行而言，应当说是符合事实依据的。

从上述王鑫、李续宾生平思想言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不仅是湘军中的重要儒将，而且作为罗泽南的入室弟子，他们的人生旨趣，他们的学问与事功，均与罗泽南对他们的影响有关。除王、李二人之外，湘军将领中如刘典、刘松山等或系罗泽南嫡传弟子，或系罗泽南的再传弟子，“其用兵皆守师法”；李续宜官至安徽巡抚，早年与兄李续宾“同受业罗公，以躬行不逮为耻”；蒋益澧积功至广东巡抚、闽浙总督，“在军与士卒同甘苦，守其师说”；刘腾鸿“师事罗山”，平生疾恶如仇，“行军纪律极严，卒取民一鸭，立斩以徇”；钟近衡“师事罗山，与闻宋儒饬躬克己之绪”；易良幹耻学问无成而拜罗泽南为师，行军用兵“一守师法”等等。因篇幅有限，无法详述，亦难以将此数十人生平一-介绍^在这数十人中，绝大多数战死疆场，体现出儒将特有的气质与风采，为满清八旗、绿营将官所不及。曾国藩曾叹息说：湘中子弟敢深入，虽败犹荣，官兵不如也。

最后，让我们引用李肖聃著《湘学略》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本章的写作内容：“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事罗山。大儒平乱之效，湘中讲学之风，皆自罗山而大著。……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罗山之力为多。儒门出将，书生知兵，较其功烈，近古未有也。”[5]揆诸史料可以证实，这个评价是可信的。

[1] 《湘军人物年谱》（一）。

[2]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3]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4] 《曾国藩全集.诗文》。

[5] 李肖聃：《湘学略》，岳簏书社1985年版。

第七章“患难相从”

——曾国藩发誓“三不忘”的李元度

曾国藩以知人明、善用人著称于世。因此，凡是被他荐举过的人一般都能发挥其专长，为“中兴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凡是被参劾过的人，众人一般无异议，他本人也不感到内疚。唯独对于李元度的参劾，曾国藩总觉得心中不安，常自悔恨不已，甚至要以联姻来弥补内心的愧疚之情。更有意思的是，作为曾国藩的亲密学生和生死相依的朋友,彭玉麟、李鸿章、李续宾、鲍超等人敢于撕破脸面与老师“唱对台戏”，拼尽全力为李元度作保说情，清中央朝廷最终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是什么原因引起曾国藩对李元度内疚不已，促使彭玉麟等人为其作保说情呢？揆诸史料，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李元度忠心耿耿追随曾国藩于患难之中，为其出谋划策，辛劳不辞，艰苦不避，师生情谊异常深厚，其勇于任事的精神，不仅受到曾国藩的赞扬,而且引起幕友们对他的钦敬和爱戴。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李元度执著的治学精神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人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从很大程度上为其不善带兵打仗找到注脚，怜才爱才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曾国藩是这样，李元度的同僚们更是这样。本章所要重点叙述的，即是有关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有关李元度的学识和才华的由来与表现。

“大器早成”

李元度，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1821年（清道光元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一个家世悠久却又已经衰落的耕读之家。据李元度所作《天岳李氏谱序》一文记述：“吾族系出（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恪”，后来迁移至江西建昌，再后来由建昌移居平江，元朝时先后定居田坪、长庆洪桥，“是为天岳族之别祖。”[1]

李元度的祖父李家庚，字振飏，号星垣。他自幼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长阨于有司，遂援例就从九品职”，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一意督课子弟。长子传郊早逝，次子中秀才后第二年亦病逝，遭受丧子之痛的李家庚于是蛰居乡间，“足不人城市垂三十年，视一切宠辱升沉得丧泊如也。”由于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病逝，加之长媳、两孙女先后死去，“婚嫁医药丧葬费”浩繁，所以家境日趋贫寒，但他没有向困难低头，强忍悲痛担负起维持家计和教育孙儿的重任，同时坚持读书做学问，终年84岁。李家庚“笃孝友，泊于世缘，无妄念，兄弟白首无间言。自奉约而好减食铺丐者”。为人平和，处世乐观，身体健壮，“耳聪目明，平生不曳杖，畜驯犬二，手饲之。晚年好与儿童牧竖嬉,或角棋为笑乐。”八十寿辰时，曾做诗四章为自己贺寿，又自撰墓志铭，“所言皆约己反身语，诫子孙以读书植德为归。”[2]

李元度的祖母徐氏，是平江县一位读书人家的女子。长子、长媳病逝之时，孙儿一个只三岁，一个只两岁，“每中夜失乳，乳媪不时至，泣呱呱，则繦负达旦，圈豚行，含糕饵哺之。”从而，沉重的家庭负担，致使她头发尽白。两个儿子先后病逝，对她的刺激更为严重，两只眼睛几乎哭瞎，“遂得咯血疾”。女儿结婚后，受到婆母的虐待，她又为女儿忧虑不已。因此，家人怕她悲伤过度，在女儿去世七年后还不敢告诉她，故在临终之际“犹喃喃念阿女，冀握手一诀，于是元功泣告曰，‘姑没已七年矣，不敢以闻者，虑伤大母心也大母摇手，泪如雨，哽咽不能声”，随即气绝而亡。徐氏实心操持家务，不大关心外间的事情，但对私塾先生特别尊重，对那些好学后生称道不已。自李元度到私塾读书之日起，她就循循诱导，多方鼓励其发奋读书：“日抚摩至再，令背诵所受书,无一字龃齬则大喜。”曾经流着眼泪对李元度说：“吾忧郁半生，尔父游郡庠始一开口笑，踰年遽舍我去”，孙儿你他日中得科举的时候，恐怕我已看不到了，你当在我坟前告诉我，以使我在九泉之下为你感到高兴。年幼的李元度“颇知其言之悲，相对泣”。徐氏为人厚道，对儿媳平等相待，关怀有加。李元度的父亲早死，母亲年轻守寡；徐氏善解人意，每到严冬寒夜，就要到儿媳房里来坐一坐，烧着柴火侃侃而谈，“语皆关伦纪”，婆媳感情融洽无间，给幼小的李元度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3]。

李元度的父亲李仲宋，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很刻苦。有感于其父“积学未遇”，下决心“奋于科名为亲慰”，每当读书归家，“仍闭特室”，手捧书本，“夜中旦不寐”。平时远离游手好闲之辈，益自苦读不止，“忘寒暑昼夜以求之”，因此劳累过度“得咯血疾”，但不告诉家人。据李元度回忆说，父亲去世时，他虽只四岁，但在伊伊学语的时候就常偎依在父亲膝下，初受读书学习的道理：“儿方学语，忽指楹联问曰，此何字？形乃类笔架。告之曰：‘山字也。’则又别指曰：‘彼两山字从何音？’”父亲则耐心细致地一一加以解说。这样，一个月后，李元度竟能“识字二千有奇'李仲宋通过刻苦攻读，终于在27岁的时候中得秀才，且“拔冠郡县”，受到学使祁宵藻的赏识。由于用功过度，咯血病症加重，一年后即不治身亡。临终之前，含着眼泪对李元度的母亲说:我不仅不能服侍父母大人到老，反而给他们留下了悲伤优愁之苦，不孝是很大的了。希望你在我死后丧事从简，替我好生敬奉高堂，善抚幼儿成人。

李元度的母亲喻氏，因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对其生平加以详述，但从有关记载可知，她与丈夫结婚之时，兄嫂都已去世，八年后丈夫又去世，上要侍奉公婆，下要照顾幼子及侄儿、侄女，一家人的衣食之事，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有幸的是婆婆体贴她，公公尊重她，因而活到70多岁才寿终正寝。

从上可见，李元度出生在这样一个缺少父爱，但有祖爱、母爱的呵护滋润，家庭多故、经济状况不佳，但有着浓郁文化传统氛围陶冶的特殊家庭，为他少年早成、自立自强、锐意科名、刻苦攻读精神的产生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他在18岁时中秀才，23岁时中举人，尽管后来参加会试未中，但其科途奋斗是比较顺畅的，早慧的名声已在远近学人士子中传为美谈。他在担任黔阳县教谕期间，多方鼓励年轻学士刻苦攻读，且曾到各塾馆作实地指导，亲自讲课。与此同时，他发愤著书立说，写过许多具有独特见解的学术文章，其学识深受知府张振之的赏识。

李元度

1850年，李元度以幕僚身份随张振之来到淸朝陪都奉天（即沈阳）。在这里，他有机会遍览历代皇朝典籍，对历史和现实的许多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研究，使自己的学识和才能有了迅速的提高。据郭嵩焘在《李次青六十寿序》一文中说：李元度“从张振之府丞莅奉天，揽边关形胜。陪都锁钥之重，以关东天下根本，朴厚纯古，蓄积至深，而东南民气凋敝，悍健椎理为奸，乱机数动，慨然怀澄清天下之思”[4]。为人当幕僚即现在的秘书，不仅要能抄抄写写，而且要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李元度通过这段时间的幕僚生涯，既利用其有利的条件广泛阅览历代典籍，专心深入做学问，又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实际，其胸怀识见自然比一般人要高远宽广得多。加之，他的家庭出身和特殊的生活经历，又促使他比一般年轻人要成熟得早，讲道义、重情谊的品行和气质能够得到人们的钦敬和爱戴；同时，其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不在乎成败得失的我行我素的特定个性色彩十分浓厚，决定他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对其沉浮不定，坎坷多舛的人生命运将发生重要的影响。

[1] 《天岳山馆文钞》第29卷，光绪四年（1878)文光堂版。

[2] 《天岳山馆文钞》第14卷。

[3] 《天岳山馆文钞》第14卷。

[4] 《郭嵩焘文集》。

追随忧患日

1853年1月，曾国藩奉命出山至长沙担任督办湖南团练大臣。“慨然怀澄天下之思”的李元度甚感阶级大搏斗的局势已经形成，要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求得封建统治秩序的恢复，非有“大英雄”出而力挽狂澜不可。对于曾国藩的学识和才能，李元度早有所闻。尤其是曾国藩在1851年前后几次上奏，给李元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他对曾国藩的出山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趁机化名罗江布衣，上书大谈兵略战守机宜。曾国藩在读过这封洋洋数千言的上书后，对上书人的识见和才学赞赏不已。曾国藩是一位求才若渴的人，立即派人四处寻找这位“罗江布衣”。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断定上书是其所为。起初，李元度没有道出真情，曾国藩则笑着对他说：“是非李君莫办矣”，也就是说，非你李元度是写不出这样的书信，提不出这样的见解的。在召见过程中，曾国藩更加了解到李元度博通经史，是个难得的人才，“遂留参军事”。可是，李元度还有点犹豫，借口回平江老家安顿家人，别离而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元度并未应约人曾幕，甚至于1853年10月路过长沙也未去拜晤曾国藩。所以，曾国藩于1854年1月5日去信李元度，满怀深情地表白，自从与你李元度别后数月，我曾国藩非常想念你。进而，他告知李元度：自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湖南局势发生急变，处于非常危殆的境地。更为可虑的是，江西、安徽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朝廷已颁旨速率湘军前往援助。在这“艰难呼吸之际”，我作为朝廷命官，有什么理由不赴汤蹈火呢？“唯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希望有更多的能人鼎力相助。前次，你李元度托名“罗江布衣”在给我的上书中曾表示，“愿执鞭镫以效驰驱，断不思纸上空谈，置身事外。”今天，我在需人相助之际，相信你李元度“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1]。然而，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候，李元度已赴郴州谋事去了。所以，当他不久接到李的来信，得知10月间将过衡州的消息后，又于1854年2月下旬复信给李元度，首先对李路过衡州而不见，表示“良不可解”，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同时，他恳请李元度“即日束装来衡，筹商一切”。即使“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经曾国藩三番五次的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下定决心于一个月后带所部兵勇从郴州火速赶到衡州。从此，李元度正式人曾幕,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逐渐建立起来。

曾国藩本人并不长于打仗，所以凡属他自己临阵的时候，一般是吃败仗，尤其是率湘军转战湘、鄂、皖、赣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一方面因太平军势力处于兴盛时期，一方面湘军水陆各师缺乏实战磨炼，曾国藩的处境极为艰难，只是到了1860年以后情况才发生好转。正是在极为艰难的日子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左右，扶助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正如曾国藩1857年在给李元度的书信中说：“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又在复李元度母亲的书信中说：“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浔郡之败，次青耻之，恨贴身尚无劲旅，亟欲招勇，自行训练，以护卫国藩之身。斯二者，皆国藩所镂骨铭心者也。”[2]李元度则在哭曾国藩的五言律诗中有“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的动人记述。从这些可信的史实中能够看到，曾、李二人间的情谊是多么真挚、多么感人！

1854年2月下旬，曾国藩在清中央朝廷的一再催促之下，率领湘军水陆一万七千余人正式出师东征，在与太平军经过几个回合的遭遇战后，一度夺得湘北重镇岳州。然而，因初次出战的湘军水师缺乏临阵经验，加之洞庭湖面北风大作、波涛汹涌，所以在太平军水营的猛攻面前，湘勇顿时慌了手脚，溺死者不计其数，损失战船、辎重船数十艘。紧接着，王鑫部湘军陆师大败于临湘羊褛司，太平军乘势于4月初对岳州发起了攻击，曾国藩被迫退师回省自保。岳州之役后，由石贞祥、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占距长沙城北仅50里的靖港，4月24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90里的湘潭。与此同时，湘东南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与之毗邻的两广边境会党势力更趋活跃，“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设想。”[3]此时，湖南封建地方当局慌了手脚，曾国藩于是召集众将计议用兵方略。会议的中心论点，集中在军锋先指靖港还是湘潭的问题。曾国藩在同意塔齐布、彭玉麟率湘军水陆主力进攻湘潭的同时，临时改变主意拟率水师大小战船40多艘，陆勇8(H)多人向靖港迸发。他的理由是“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他认为，如能夺占靖港，便可沿江北上援鄂，好向朝廷有个交代。对此，李元度的头脑比较冷静。他力劝曾国藩不要感情用事，轻举妄动；“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但曾国藩主意已定，任何人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就连李元度、章寿麟请求同行，曾国藩起初也不同意，且将写好的一份遗疏托李元度在他死后交由湖南巡抚代陈，一份遗嘱由李元度转交给他的几个弟弟[4].由此可见，初次出道领军的曾国藩，书生意气颇为浓厚，不顾客观情况的制约，为了取悦于朝廷而作孤注一掷的努力，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窥透曾国藩心迹的李元度与陈士杰暗地商议，事先安排幕友章寿麟隐藏在曾国藩座船船尾，情急之时阻止曾国藩寻短见。结果，曾国藩兵败如山倒，羞愧之际欲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拼命拖拉也无济于事。正当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章寿麟从座船后舱跳了出来，将他强拉上岸^见曾国藩寻死之意未绝，章寿麟信口编言安其心：“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李元度则开导曾国藩，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因一时败绩而失去立功建业的远大抱负。这样，曾国藩才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回到长沙城郊南湖港。

靖港兵败的消息传到长沙后，对曾国藩早就怀嫉恨心理的布政使徐有壬和按察使陶思培趁机发难，打算弹劾曾国藩，并且罢撤湘勇，因巡抚骆秉章坚决反对才作罢。但省城内外，官府上下出现指责曾国藩无能的-片呼声，“为通省所鄙夷”。他回想起数月以来，湘军所遭到的冷遇，尤其靖港兵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5]。尤其使他伤心的是，即使是一些昔日的好友，有的也借故不肯与其共事而“引嫌避怨”，远离而去，“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6]从而，曾国藩的心绪悲观到了极点，密令其弟曾国葆替他买好棺材，准备再一次自杀。

恰好在这时，湘军在湘潭方面获胜的消息传来，才使他破碎的心灵得到稍许慰藉。患难之际见真情，李元度不仅自岳州、靖港兵败以来不离曾国藩左右，而且反复开导他、鼓励他不要悲观丧气：尽管打了败仗，但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塔齐布、罗泽南等治陆师，杨载福、彭玉麟等治水师，“足可倚恃”。且曾指着左右诸将对曾国藩说：“此一辈人支持天下有余。”[7]这既使曾国藩增强了重新振作的信心，又使曾国藩不得不佩服李元度的见识远大、才学出众。不出李元度所料，因湘军在湘潭之役中的胜利，局势很快出现了转机。靖港太平军主动撤退，长沙之围宣告解除。这样，曾国藩在经历了十天的心神不安后，终于是年5月8日静下心来上奏请罪，称有三谬：“臣先时未能奏请大员帮同管带，又未尝多调文武员弁分布各营”，乃致其“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以致溃散，其谬一也”；“但知轻进之利，不预为退败之地，其谬二也”；“驱未经战阵之勇，骤当百战凶悍之贼，一营稍挫，全军气夺，非真勇不可用，乃臣不善调习而试用之故，其谬三也”。并且总结其致谬的原因在于：“微臣自憾虚有讨贼之志，毫无用兵之才，孤愤有余，智略不足。”从而，他“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示大公”。[8]十天后，朝廷颁发谕旨：“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姑念湘军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戴罪自效。”[9]值得注意的是，“即行革职”的处分，表明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务已经没有了，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他的专折上奏的权力被剥夺了。这是朝廷对曾国藩的最大惩罚，也是曾国藩感到最为伤心的事情。因为，失去专折上奏的权益，意味着亲近朝廷的路子被阻断。作为曾国藩亲信的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的严重性，出于为曾国藩也为自己着想的心理，自作主张拟订了一份为曾国藩力争“专折上奏”的疏章，然后送呈给曾国藩征求意见。曾国藩深知此举事关重大，弄不好将引来杀身之祸，从而表示犹豫不决。李元度对曾推心置腹地予以开导说：假如不争得此项权利，他人说三道四，甚或恶意中伤，到时皇上轻信流言，而我们自己又无权加以辩白，后果将不堪设想。曾国藩则说出自己的苦衷：这个问题的利害所在，我难道不懂得？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于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要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但李元度坚持己见，且以受死赴难担当，曾国藩在感动之余只好同意试试看[10].随后，李元度参考曾国藩的意见，将原稿反复斟酌修改，以“单衔专折奏事”为题，突出军情变化万端，“必须随时奏报”[11]为主旨，密封专送朝廷。也许是考虑到八旗、绿营兵的无能，曾国藩的湘军是维护封建统治，平定“内乱”的唯一依赖的对象，清中央朝廷不仅没有对此奏折表示恼怒，反而破格予以允准。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超人胆识和才学更加钦佩，对其信任的程度也越来越加深，与李元度同吃、同住，无话不谈，一般奏疏和信函均委托李预先起草，幕中一般事务由其全权处理。与此同时，李元度由曾国藩保奏为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正式步入官员的行列。从而，他对曾国藩的感激爱戴之情也就日趋深厚。

曾国藩在对湘军作了一番整顿之后，于1854年6月率领水陆各营两万余人开始了第二次东征，至年底这半年时间，先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占岳州、武昌、田家镇、广济、黄梅等要地。然而，曾国藩为了执行清廷“克复安庆，直捣金陵”的指令，不得不硬着头皮派北路塔齐布部陆师进援安徽，这样一来就使得兵力相对分散，形不成坚而有力的拳头，加之水师滞留上游未能与罗泽南部陆师迅速会合。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曾国藩却一心想早日攻占九江，用以作为扼控鄂、皖、赣诸省水路通道。九江是太平军着力经营的堡垒，石达开奉命增援，做好了一切防御准备。1855年1月底，湘军水师在小胜之后冒险突进，120多艘轻便战船贸然驶入鄱阳湖内。不料，埋伏在两侧的太平军将士一齐冲出，迅速设垒筑卡，将湘军水师截断为外江与内湖两个部分。十天后，太平军又乘胜对湘军船队发起火攻，焚其战船100余艘，就连曾国藩的座船以及文案均成为战利品。曾国藩在羞愧之余，再次投水欲自尽。李元度在情急之中，拼死力将曾救起抱过了江，送人罗泽南大营，且与幕友一起做曾国藩的思想工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苦劝他不要再寻短见。于是，曾国藩勉强打起精神，留塔齐布部继续围攻九江后，在李元度、罗泽南等人的护卫下移大营于南昌附近之南康。

在南康，曾国藩为了东山再起，着手整顿湘军水陆各师。当时，曾国藩的心绪糟糕到了极点。有些幕僚巳经离他而去，身边的部队也不多。据史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书分析，幕僚远离他而去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曾国藩不被清廷重视，跟着他前程堪忧；二是因曾国藩屡遭失败，一些人对他事业是否成功缺乏信心；三是因南昌处于江西腹地，随时受到太平军的威胁，弄不好会与曾国藩同归于尽。我们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当然，留下来的幕僚与曾国藩的关系均非同一般。所以，曾国藩将大家请到一起重点分析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失败的原因，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尽速扭转被动局面。鉴于与李元度的亲密关系以及李元度的超人才学，曾国藩点明让他首先发言。李元度经过深思熟虑，敞开胸怀畅谈己见：老师你率师东征，沿途攻城略地，气势旺盛得很。然而，自长沙出兵以来半年多时间，经历了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大挫折，幸而屡蹶复振，不至于大局败坏。依我看来，此中原因，不在于老师你不知兵。曾国藩沉住气，恳请李元度就这个问题深入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李元度凭着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大胆陈言：岳州之败，水陆各师尚未集中而遇到大风被阻于洞庭湖，太平军觉察到我军的不利，即大股加以围攻，这次失败可以说是老天之意，于理于势均注定为此结局。靖港之败就不同了。我军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这是策略上的失误所致。九江湖口之败，情形更为严重。我军三板大船轻易驶入湖心，太平军趁机切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于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况且，我军出战之时不为退路考虑，这是行军用兵之大忌。犯了这样的错误，失败的结局也就是必然的了。应当说，李元度对曾国藩这几次用兵失误原因的分析是十分中肯而深刻的。尤其是靖港之败和湖口之败，主要责任在于曾国藩不顾客观实情，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一心为了向朝廷报功而导致求胜心切，失败之后又想以自杀来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实际上是对全军将士不负责任的表现。

尽管李元度的话听起来使人感到有点不舒服，但曾国藩不仅没有对李元度的直率表示恼怒，反而当着众人的面夸奖李元度的话句句在理。从此以后，曾国藩用兵讲究一个“稳”字，一个“退”字。他在与罗泽南的书信中以棋喻战说：“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姘，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12]在家书中，他屡次告诫曾国荃要着着蔵慎，下稳慎棋，要做到“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13]等等。由于在军事理论上有了这个转变和深化，在用兵实践上也就逐渐减少了失误。对于这一点，曾国藩从内心非常感激李元度对他的直言批评和帮助，认为李才识深厚，熟读兵书且能注意与军事实践相结合。

自1855年8月底塔齐布病逝于军中之后，曾国藩所能依靠的湘军陆师主要是罗泽南等部，水师因被太平军截为内湖外江两支，能与曾国藩息息相通的只有彭玉麟等部，因此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本系为曾国藩专“司奏摺信缄”的李元度，早在1855年2月间就主动请求“招平江勇自行统率”，用以护卫曾国藩的生命安全，分散牵制一部分太平军势力。起初，曾国藩极力加以劝阻，后见李元度态度坚决，让其招练千人，“在国藩身边护卫耳”。随后，李元度将其部扩充至3000人，先后转战南康、湖口等地，虽只打过几次胜仗，败绩较为突出，但从一个侧面减轻了太平军围攻南昌的压力。李元度为一纯粹书生，在饷糈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他率领3000士卒转战赣东北，出生入死于艰难困苦之中，体现出誓与太平军为敌，效忠朝廷，为曾国藩分担忧愁的积极人世精神。对此，江西巡抚陈启迈曾上疏称赞其“以三千被饥之卒，当悍贼数万，自有战争，未之前闻”。曾国藩在书信中、家书中、奏折中、日记中，更多次提到李元度在这方面的劳缋以及使他难以忘怀的支助之情。如在复李元度之母的信中情意深长地说：李元度虽独领一军征战各地，不能在我身边时时伴随，但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江西东路，未必不赖此一军。事久论定，公道自明。”[14]在给曾国潢的书信中说：“李次青在抚州大小三十余战，小挫二三次，余俱获胜。虽未克复府城，而东路十余州县赖以保全。”[15]1857年3月，曾国藩在丁父忧回籍吊丧之前，去信给李元度，情真意切地说：“年来相从最久者，惟阁下尝尽千辛万苦，不堪回首一一细思。”“惟足下系因国藩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弃。今国藩迫于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实深愧负。”尤其让曾国藩不能忘记的是，李元度一军所需饷项并未给他带来多少麻烦。因为，在“出师东征”后困居南昌之时，朝廷没有固定的军饷供给，曾国藩只得向各地长官强装笑脸化缘。因此，他起初只让李元度招练1000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饷项困难的考虑。后来，李元度扩招至3000人，曾国藩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得明确告诉李元度，饷项问题要自行解决。李深知曾的苦衷，在欠饷20万两的情况下，想出增加学额让捐生捐钱以弥补军饷奇缺的办法。曾国藩在1858年7月再次出山后的9月间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对李元度的这一绝招作出充分肯定：“次青一军欠饷二十万，断难弥补。次青乃设一绝妙之法，捐十万两请增广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又捐五万两请增广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原因是，1853年朝廷有新的规定，捐银一万两者，除“各该捐生家给予应得议叙外，其本县准加文武学额各一名”。1857年春天，湖南办理损输加额一案，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醴陵等地各加学额十名，但湘乡加三名，平江加一名。原因是湘乡仅捐三万两，平江仅捐一万两，为数太少。“次青以此项应得之口粮银出捐，加县学十名、府学五名”，真可以在学宫前享受香火，流芳百世了。兵勇们在得知可以立碑于学宫的消息后，也都很愿意做这件事。因此，我认为这件事如能办成，“诚为美举”。弟弟你的兵营中现在欠饷多少？如果积欠至七八万以上，则可以“与各哨弁勇熟商，令其捐出'你如能办成此事，亦可在学宫前享受香火，流芳百世。你的军营中如果“不能捐出许多，则或倡捐二三万”，我再劝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等人各捐若干万两，“凑成七万之数,亦可办成此事，不让次青专美于平江也。”[16]

笔者认为，曾国藩在这里不仅仅在于对李元度才能的肯定。更有一层深意是，李元度出于对曾国藩的深厚情谊，在曾氏处境危难之际，不仅带兵作战，甘受风险磨炼，忠心实意护卫其生命安全，而且想方设法自筹饷糈赖以维系军心，减轻曾国藩的负担，为其渡过困境作出了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元度自人曾幕起就是曾国藩处理公牍信函的一个好帮手，中间虽曾自领一军转战各地，但在大政方针的策划方面均少不了李元度的参谋。曾国藩自1858年7月复出后，李元度又回到曾幕干他的老行当，为体弱多病的曾国藩省去了不少心血。对此，曾国藩在《致沅弟》一信中说：我因多年用心过度，又兼肝气郁抑，目光昏花，幸亏近来得到“次青（即李元度）、意城（即许振祎）、仙屏(即郭崑焘）三人相助为理，凡公牍信缄，我心中所欲达，三人者之笔下皆能达之，稍觉舒畅”。然而，李元度被我劝其从军多年未及回家看望老母一次，很有“假归之意”，因军情紧迫，我不得不“强留之”。实际上，李元度的要求并不过分，“五年未归，思母极切，亦至情耳。”所以，希望弟弟你“速归速出”，“以便放次青归去过年”。如果你“目下不克速归，到家后不克速出”，那么就请祢来营小住20天，以便“次青得于九月归省亦好”[17]。

从这段文字可见，自幼失去父亲的李元度，并无兄弟姊妹，可以说母子之情是特别深厚的，然而他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驱使之下，不仅应曾国藩之约“出师东征”，而且为鼎力帮助其渡过难关，在五年时间里未及回家探亲一次，真是难能可贵。因此，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家书中对李元度的人品及李元度与他的私交表示念念不忘：“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18]应当说，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这一评价，既符合客观实际，又是出于内心的肺腑之言。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4] 章寿麟：《铜官感旧集》，宣统二年（1910)长沙刻本。

[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7] 《郭嵩焘诗文集》。

[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10] 参见史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

[11]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1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1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带勇非其所长”

我们知道，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人善于充当谋士，很难胜任统帅之才；有的人熟读兵书，又在军谋方面很有专长，但一旦自己具体带兵打仗，其才能也就很难施展出来。李元度就是这样的人。别看他为曾国藩处理“奏牍信缄”之事井井有条，在总结岳州、靖港、湖口等役失败的原因时说得头头是道，然而他在具体带兵打仗方面却不在行，不仅吃败仗较多，而且在军队素质的治理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尽管有曾国藩耐心细致地指导告诫，最终还是收效不大。我们从曾国藩于1855—1861年给李元度的诸多信函中可以看到，李氏“带勇实非所长”，而曾对他的指导帮助则是真心实意的。

1855年8月中旬，李元度拟率平江勇东渡作战，曾国藩感到极不放心，特意以“数事谆嘱”其千万牢记：一是“扎营宜深沟髙垒”；二是“哨探严明”；三是“禀报详实”;四是“痛除客气”。尤其最后两点，曾国藩诫恳指出李元度的缺点。关于禀报军情要做到切实无误的问题，曾国藩是针对李元度“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的毛病而言的，指出事先不切实弄清楚，事后声言也就已经晚了，“以后禀报军情，务须至实至详。”关于“痛除客气”的问题，曾国藩针对李元度对“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的情况未加体察而言的，希望以后切实加以“痛戒”[1]。是年10月中旬，曾国藩在给李元度书信中指出：“吾弟每有调遣，其大者常与鄙见不符，小者却多相合，以后当彼此精思，归于一是耳。”过了两个月，曾国藩针对李元度在治军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从而建议李元度，“赏罚之权，不妨专属哨官，收录之时，不妨兼用他籍。”这是因为，哨官如果用任得当，手下之军就有可能练成劲旅；相反，如果把权力揽在自己一人手中，就有可能发生“偏蔽”而把事情弄糟，致使军队素质不高，战斗力降低。

李元度对于曾国藩的谆谆教诲之言，并未产生反感，在内心上也想融会落实到行动上，但由于他在治军方面的才能实在欠缺，所以很难尽速改掉自己的缺点，部队中缺乏纪律、彼此不和等毛病愈加突出。因此，曾国藩在1856年5—9月这半年时间里，在给李元度的书信中痛切陈言、反复开导：“足下纪律太宽，吾时时以为虑。”这是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与外县人恐怕会发生“衅隙”，即使是平江本县人“恐其冒上亡等，酿成事端”。我去年对你多次加以告诫，仍未引起你的注意，希望“闲中务一检阅”。你李元度“忠勇内蕴，迈往无前”，但“猛进有余，好谋不足”。殷切希望李元度做三国时期名将陆抗善于用兵，“气未用而预筹之”，不要学无才无能、鲁莽从事的知瑶（春秋时期晋国大臣，因“贪而愎”兵败被杀），“气已竭而复振之”。针对李军纪律松弛的情况，曾国藩特意叮嘱李元度“将拙作《得胜歌》与营官、哨官讲求而力行之”。是年9月，曾国藩又对李元度的平江勇作出全面评价，认为长处有两个方面，即“赌博、鸦片之积习不深”，且“多劲健能战之士”，短处集中到一点就是“不知上下之分，难于约束”。明确指出，要“存其长而惩其短”，只在李元度“一心一手，非他人所能为力矣”，希望李切实总结治军之经验教训，把平江勇练成一支攻能战、退能守的劲旅。应当说，曾国藩对平江勇的优长劣短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其中有关平江勇“不知上下之分，难于约束”的分析，确是点到了痛处，作为统领的李元度自然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就客观原因而言，在仓促之际招募而来的兵勇，其整体素质参差不一，难于约束也是很自然的。但显而易见，李元度才能不在治军，不在带兵打败，而在为他人出谋划策，加之文人习气太重，既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又无时间精力来痛下决心治军。曾国藩为帮助李元度尽快提高治军才能花费了臣大心血，可惜的是，由于李元度实在不是带兵之才，曾国藩对他的许多教诲之言所起作用也就不大，最终造成兵败徽州而受到曾国藩参劾的后果。

1860年5月初，清军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击溃，至是月底先后有张国梁、和春、徐有壬等地方督抚大员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兵败自杀。太平军于是乘胜攻占苏州、常州，获得江苏战场上的主动权，同时向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于5月31日上奏苏南“军情万分危急”，请求清朝颁旨催曾国藩率师东下“援苏保浙”。自6月7—8日，清廷连下八道谕旨促曾国藩迅速出兵援助苏、浙，并给予他两江总督实职，以便节制各路清军。但曾国藩另有打算，没有立即执行清廷的命令,在《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中明确拒绝立即赴援下游的理由说:“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要想最终收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2]此时的清中央朝廷无其他可以依赖之兵，只得默认曾国藩的抗旨不救。当然，江浙为两江总督辖地，曾国藩自然要将其局势安危纳入通筹事宜的范围之内。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之后，为“求立脚之根本”，“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决定在皖南摆开新的战场,兵分三路而进：第一路由池州进规芜湖，与杨载福、彭玉麟之水师就近联络；第二路由“祁门至旌、太，进图溧阳”，与张芾、周天受等军就近联络；第三路分防广信、玉山，以至衢州，与张玉良、王有龄等军就近联络。这个三路进兵方略，构成了全面援浙的阵势。针对湘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他在奏调张运兰、王梅村等部从湖南郴州就近人赣的同时，奏请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词“襄办军务”；奏请已回到自己幕府的李元度再募平江勇3000人，与早已由饶廷选统带的平江旧勇合为一军，防堵广信、玉山、衢州沿线，以固江西东部[3]。是年8月28日，曾国藩会同安徽巡抚翁同书奏请李元度以按察史衔新授浙江温处道调补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职务。在奏折中，曾国藩称颂李元度“血诚果毅，练达戎机，每遇艰危之际，独能贞固不摇，前在江西，迭著战功，皖南地势，讲求亦熟”。[4]由此可见，尽管曾国藩对李元度在用兵治军方面提出过许多批评和建议，但对其勇于任事的精神钦佩不已，且对此次全面进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9月21日，李元度奉命来到祁门大营会晤曾国藩，两人连日促膝交心，无话不谈。26日，曾国藩提醒李元度，“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又戒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侮也。”[5]28日，在李元度动身赴徽州之前，曾国藩特与他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6]然而，李元度没有牢牢记住曾国藩告诫之言，导致治军无方，用兵失误，加之太平军李世贤等部势不可挡，所以在10月3日两军交战于丛山关之后，李元度贸然分兵防御，结果遭到太平军的痛击，尽管曾国藩迅速调派鲍超、张运兰、李续宜等部前往赴援，仍是无济于事，一个星期后几乎全军覆灭。让曾国藩感到气愤的是，李元度不仅事中不听“切勿轻易分兵”的嘱咐，而且在兵败之后不及时回祁门大营禀报实情。当时，曾国藩大营所在地祁门已处于太平军包围的危险境地，但他在心中老是惦记着李元度的安危，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说：“夜二更，闻徽州于廿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次日，因“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7]。直至在19日接到李元度的书信，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但使他感到恼火的是，李在信中还在说大话，“犹多怙过饰非之辞”，联想起1856年“平江勇焚杀辰勇二百余，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从而发出“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的感叹。在家书中，他明确指出李元度“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8]。

这样，曾国藩在因徽州失守自请交部议处的同时，痛下决心参劾李元度。本来，曾国藩在奏折中要严参李元度，只因李鸿章等坚决反对才删改了过激之词，认为“徽州之陷，皖南道李元度躁扰愎谏，暨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辞。……相应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9]李鸿章等人为何不主张对李元度严参呢？理由是，李元度虽有轻易分兵的错误，但太平军势力强大，无法扭转败局，况且李与曾是患难之交，即使过错严重也应讲点情面。而曾国藩为何主张严参李元度呢？最主要的理由在于，李元度不仅不听劝告，对部下一味放纵，致使兵勇纪律松弛，指挥不灵，还要夸夸其谈，过头话说得太多，用兵无方却自以为是，所以他要治一治李元度的傲气、锐气、书生气，同时也为自己驻军祁门之误作点掩饰，好向朝廷作个交代。在当时，曾国藩认为他对李元度的严参是绝对正确的，但因幕僚反对而不得不删改语词，所以在内心上感到忧郁不已：“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10]有的学者认为，曾国藩之所以不顾朋僚的劝阻，“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一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孤悬，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困守祁门达数月之久，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立成泡影，连自己也时时有性命之虞”；二是当“曾国藩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才难得，着即査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是什么滋味，曾国藩自然是深可体会到的。”所以说，曾国藩“一意孤行，定要参李元度，使他被革职拿问”，“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一股脑倾泻在李元度身上，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来掩盖自己4筹划未密’之过，曲折地表达自己对清廷的不满。”[11]我们认为，这个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曾国藩要参李元度的主要原因所在I、类似驻守祁门失误也好，受到朝廷指责也好，对曾国藩说来不止一次，没有必要把患难相依的李元度作为替罪羊。如前所述，关键的问题还是对李元度屡屡不听劝诫，且在兵败后徘徊浙赣边界20余天才露面，且“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12]表示愤恨，所以恨铁不成钢的曾国藩决心对李元度惩罚一番，以出出胸中的怨气，同时以儆其他湘军将领。

然而，李元度对曾国藩给予他的警告没有过分介意，在向湘军粮台索还欠饷后，不经请示即回到老家平江，招募8000人取名为“安越军”，先在湘北、鄂南、赣东北等地抗拒太平军。1861年舂，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奏调李元度援浙，廷旨准为所请。是年6月，李元度因率部于义宁等处作战有功，被胡林翼、官文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不久又因攻克奉新、瑞州等地而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赏加布政使衔。10月，李元度领兵人浙，接受奉命节制援浙诸军的左宗棠指挥。此时，太平军李世贤、李秀成部巳先后撤离赣东北和鄂南，分兵进图浙江，于是月27日占领萧山，11月1曰占领绍兴，5日合围杭州。在杭州岌岌可危之时，江西局势也十分紧张，从而曾国藩特意嘱咐左宗棠“舍浙保赣”以求根本再图发展，李元度的“安越军”也就始终游离于浙赣边境未及开赴杭州前线，这样就使得呼救无援的王有龄兵败自杀，杭州于29日被太平军攻占。可能是因为前次对李元度未能严劾耿耿于怀，更因李我行我素，没有把曾国藩对他的警告放在心上，转而向浙江巡抚王有龄靠拢,曾国藩于是缺乏理智，借杭州失败之机于1862年3月下旬对李元度狠狠地参了一折。其理由：一是认为李元度本系革职拿问之员，应当老老实实立功赎罪，但他“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进而,不经请示允准，“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二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前在湖北、江西打仗，多系“冒禀邀功”，并无实在胜迹。三是李元度自率新勇于7月到达江西后“节节逗留”，于10月才抵达衢州，任凭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李元度治军“一味宽纵，多用亲族子弟，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13]。从而，他指控李元度“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要求朝廷革去李元度在是年春由左宗棠先后奏准所受盐运使兼布政使、按察使职务,且将“安越军”尽数遣散[14]。此摺递上三个来月，曾国藩觉得余恨未消，于6月中旬又将李元度与陈由立、郑魁士一起再次加以密参。重申李元度自“徽州获咎以后，王有龄锐意招之赴浙。李元度不候讯结，轻于去就。厥后迁延数月，卒不能救浙江之危”。进而，将李与陈、郑共同的罪过归结为：“私行远扬”、“朝秦暮楚”、“子智自雄，见异思迁”，实际上又“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叛于本国，断难忠于他帮”[15]。这些罪过，等于在政治上把李元度判了死刑。

幸有左宗棠、李鸿章上奏为其斡旋，清廷才在谕旨中没有将李元度一棍子打死，“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以观后效。”[16]随后，又因彭玉麟、李续宜、鲍超、沈葆桢等担保说情，李元度才得以赦免回籍，正式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军幕生涯。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2]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3]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7]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1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11] 易孟醇：《曾国藩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13]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14]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15]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发愦著书”立说

李元度虽未走上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中了举人之后就从政做官，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治学这一条道路，在传统的“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抱负中，他最钟情的是“立言”这一条，所以在军书傍午、戎马倥偬之际，他仍是痴心不改，这可能就是他精力分散，带兵作战老吃败仗的一个原因所在。正如曾国藩指出的：“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1]从诸多材料记载可知，李元度对治学的确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1862年罢职归里后，朋友们均为他受到严参而愤愤不平，但他不为自身荣辱、处境难易所影晌，僻居山村潜心做学问，不分白天黑夜、寒暑冷热，执著追求不止。常人因丢官而耿耿于怀，忧郁不乐，但李元度却因做学问有了寄托，甚感有此难得的机会侍奉老母、督教儿孙，心满意足，不复他求了。1865年，因贵州发生苗民、教军和号军起义，李元度被起复原官“任黔南军事”。起初，李元度不想再度出山，因他的《国朝先正事略》一书正处于杀青阶段，后在曾国藩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成行。曾国藩在书信中劝说：“闻阁下率师入龄已否遄发？远追孟明匪懈之风，终策冯异桑榆之效，惟愿如尊函所言，黔事粗定，顺风回帆，以慰高年倚闾之望，是所切祝。贵军饷项，小泉当宽为预备，不至如昔年之穷苦异常：[2]此段的大意是：我听说你要率领湘军去贵州，是否已经开拔？此次你再度出山,远追春秋时秦国大将孟明视历尽挫折最终获胜而归的遗风，最终促成如东汉大将冯异晚年立就功业的效果，我唯愿如你在书信中所说的，等贵州军事粗定之后，即急流勇退，以慰年迈的母亲和亲朋戚友对你的厚望，这是我所要特别预祝你的a至于赴黔湘军的饷糈问题，我会叮嘱李瀚章为你预为筹划，再不会像从前在江西等地那样让你穷苦异常了。当然，曾国藩没有忘记李元度在著书立说，特意叮囑：“大撰《先正事略》刊成后，愿得先睹为快。”[3]

1866年4月，李元度率领新募之平江勇2000人，随各路清军开入贵州。两年间，先后攻陷苗、号军村寨900余座，因功授云南按察使，最终因钟情著述与上司闹得不愉快而开缺回籍，继续做他的学问。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应好友彭玉鳞之邀赴广东办理防务，次年7月补贵州按察使，虽奏陈筹防筹饷之策，建议改江南漕运为折色，仿洋法修筑炮台；建议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以防日、法等国侵人；将湖北、广东、云南等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尽撤；在国外华侨寄居之地，设立公使或领事之职等，体现出杰出的学识和才能，但一刻也未淡漠做学问的兴趣。据粗略估计，.李元度1887年去世前共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及主纂同治《平江县志》等。

面对这一系列著述，人们不得不对李元度钦敬有加：“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曾国藩在奏折中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尤其是对李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推崇不已：“次青被蜀帅所劾，闻已引疾谢事，不知果还长沙否？渠所著《国朝先正事略》，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顷得渠函，寄所著《先正事略》索序，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4]。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说：“次青提兵四省，屡厥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5]翻开这部厚厚两大册、计110余万字的《国朝先正事略》，我们就可感觉到曾国藩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它不仅在综合性的清代人物传记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颇为明显，而且表明李元度的刻苦治学精神和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

《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初稿系李元度在1862—1865年罢官这段日子里写成，最终定稿刊成于即将赴贵州军营之时。据李氏在《自序》中说：“元度山居多暇，遍阅本朝人文集，遇伟人事迹，辄手录之，积久成《先正事略》”，“每空山月上，一灯荧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巨公才人节士联挖掎裳，亲承其謦欽，而上下其议论也；如临泰、华、嵩、衡，黄河瀚海之高深，莫测其颠委也；如罗列商彝周鼎，天球宠璧，古光出几案，莫敢逼视也。昔归震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无奇节伟行，以发摅其文章之气。今元度放废归田，得网罗散失以成此编，可谓极尚友之乐矣。”又说：“稿甫脱，.适奉于役黔东之命，以两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弃之也，爰付诸剞劂氏。”[6]由此可见，李元度写作此书时已经完全进人境界，且其付出了巨大心血。该书的写作目的，据李元度表白：“清朝开国二百余年，名卿巨儒、鸿达魁垒之士，应运而起者，不可殚数。其讦谟政绩，具在国史，类非草野之士所能窥，而其遗闻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见于诸家文集中，特未有荟萃成书，以备掌故，而为征文考献之助者耳。”[7]该书共计60卷，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个大类，为清朝同治以前的1108人立传。其体裁具有独特之处：一是叙述当代事迹，与一般史书体例不同，“即专主扬善”，“所录皆粹然纯诣”；二是对清代名儒“不分门户、渊源所在，各以类从”，不存任何学术偏见；三是每篇文中对传主的著述大都详列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之搜讨”。总之，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该书取材范围广泛，记叙征引详尽，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资料，至今仍具研究价值。

在曾国藩的诸多幕僚和湘军将领中，李元度与郭嵩焘、刘蓉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均是曾国藩的好友，满腹经纶，善于为他人出谋划策，但具体从政治军并不内行，很难胜任专事--方之大员，即不是统帅之才、当官之才。他们均对学术研究表示出浓厚的情趣，执著追求，痴心不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均是坎坷多舛，充满着艰难险阻。他们都多次受到贬官、罢职，没有能在仕途上最终走完人生的历程，但在罢职归乡后忘却一切忧愁烦恼，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取得了十分突出的学术成果。但相对于郭嵩焘、刘蓉而言，李元度的情况又有点特殊。他随曾国藩的时间最长，充当幕僚最久，从而对曾氏生平行谊了解最深，受其影响更大。正如郭嵩焘指出：“文正公学行武功，震耀一时。君从事最久，受知亦最深，规模气象，仿佛近之，亦惟其文之足自显著以扬于无穷也。”进而，由于李元度的官职、地位没有郭嵩焘、刘蓉那样位居巡抚以上大员，最终也只是一个省的按察使、布政使而已，这样就使得他有更充裕的时间来著书立说、专心做学问：“君独以栖迟林麓，奉亲著书，极孝友文章之乐，为诸公所不能逮。”正因为如此，人们并未因李元度在“事功”方面的不足而看不起他，相反对他的著述之才表示出无比钦敬的态度：“夫君既善以自处，而天所以待之者又甚厚无穷，则其所以流传今之人，固不仅在区区事功之末也已。”[8]我们知道，曾国藩多次说到平生“三耻”，其中一耻即是认为自己的一生因从政做官、带兵打仗占去绝大部分精力，无闲安下心来做学问，临终前没有一部专深的学术著作问世，为此感到“耻”，感到“愧”，从而当他得知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欣然提笔为之作序，赞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认为该书可以“藏之名山，副上秘闻，允垂无穷”[9]。在这里，曾国藩从内心深处对李元度的“著述之才”作了充分肯定。应当说，这个评价是符合李元度本人实际的。

[1] 《曾国藩全集·诗文》。

[2]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3]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5] 《曾国藩全集·诗文》。

[6] 《国朝先正事略·自序》，岳麓书社1991年版。

[7] 《国朝先正事略·自序》。

[8] 《郭嵩焘文集》。

[9]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缔婚姻而申永好”

李元度宦海沉浮、职位升降多变，既反映出他是一位有争议又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同时体现了他是一位难得之才。曾国藩虽然对李元度身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多次加以批评告诫，甚至严参其官职，但这并不影响到曾、李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不说明曾对李的全面评价。曾国藩主要感到李元度不是带兵打仗的人，文人习气颇重，而不是对李人品的厌恶。相反，他无时不为弹劾李元度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念念不忘李元度在关键时刻相助的真挚情谊，故想方设法子以补救。其补救的具体内容之一即是联结婚姻，以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同时减少一份对李元度的愧疚之情而使内心得到些许安慰C,

如前所述，早在1857年3月丁父忧离开江西大营回到湘乡老家之后，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书信中就曾表示“三不忘”。为了谨守“三不忘”，他决定与李元度联姻。在是年11月间致李元度母亲的书信中明确表示：“闻次青（即李元度）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1]1858年3月，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对李元度的人品才学作了一番称赞之后指出，“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J去年腊月曾派韩升到平江看望李太夫人，“又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两家儿女无相当者，将来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与之订婚。兄信已许之矣。”过了三个月，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明要与李元度缔结婚姻的理由和心迹：“余前与次青约请两家订为婚姻，以申永好。渠二子皆已定聘，余许以渠若于三年之内续生男子，即以弟本年生女许之。当复信之时，未曾与弟往返函商，亦因弟与温、季两弟子日皆佩服次青之为人也。兹特奉告，望弟莞允。”[2]是年10月，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书信中重申：“联姻之约，前诺未忘，时哉！时哉！努力做人，明岁当与足下索侄女婿耳。”[3]由于与李元度正式缔结儿女婚姻，所以曾国藩在后来对李元度的严参而产生的内疚之情也就日益加深。与此相适应，他对自己缺乏理智的过激之举，也就能够很快加以反省，尽力作出弥补的行动。在刚刚参劾李元度的奏折递上不久，曾国藩就在日记中写道：“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念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评评，觉有不安。”[4]面对两个弟弟在参劾李元度问题上表示出的不同意见，曾国藩怀着内疚的心情在家书中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5]。在给彭玉麟的书信中，曾国藩也多次提到愧对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6]“仆自甲子以来，尝悔昔年参劾次青为太过，又以剿捻无功，引为愧憾。今大功出于少帅（指李鸿章），而次青光复旧物，箧有传书。曩日同袍不至菀枯悬殊，似鄙人两端愧悔，渐可以少减矣。”[7]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次青光复归物，箧有传书”，即指1866年李元度官复原职赴贵州，且有《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行世。应当指出的是，李元度之所以能够官复原职、被朝廷重新起用，与曾国藩为弥补内疚之心而对他的多次保举有一定关系。1864年9月中旬，就在湘军攻下金陵后两个月，曾国藩向朝廷递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说：“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因1860年徽州之败和1861年援浙不力而受到我的严词参劾，奉旨革职。“臣虽知公论谓臣太严，而内省尚不甚疚。所最疚者，当咸丰六年之春，臣部陆军败于樟树，江西糜烂，赖李元度力战抚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优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此一疚也。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惟战阵非其所长。咸丰五年自请带勇，十年夏间臣又强之带勇，用违其才，致令身名倶裂。文宗有李元度失衄可惜、人才难得之叹，皆臣不善器使之过。此又一疚也。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髙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8]从而，他建议朝廷重新使用李元度。1868年9月，曾国藩更在参劾李元度密折抄件后，写下一段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亦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9]这既表明曾国藩知错改错的坦荡胸怀，又反映出对李元度这位患难相从的姻亲从内心深处的悔疚之情。

就李元度说来，面对曾国藩的主动联姻，面对曾国藩的悔疚之情，从思想言行上始终视曾国藩为良师益友。尽管他甚感自己“饱经忧患”、坎坷多舛，但没有把原因归咎于曾国藩对他的参劾，而是从自身去寻找原因，认为是“时艰世格，力不从心”所致。当湘军于1864年7月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不久，僻居乡间的李元度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曾国藩去了一封长信祝贺说：“元度僻处山中，躬耕养亲，时事未尝过问，七月初始闻金陵大功告蒇，举十数年负螭逋寇，草雉而禽弥之无遗种，不禁喜跃不自己。”过了一个月，我又得知老师你“晋秩宫太保，爵通候”，这在今人中是不多见的。我认为，“富贵不足异，所异者夫子自倡义讨贼以来，备阅险艰，精诚贯金石，如水之万折必东，如火之自星星以迄燎原而上烛霄汉，如涉大海者茫无津涯，而忽诞登于岸，上纡宵旰忧勤，绵宗社灵长之祚，下泄神人之愤，拯数百万生灵于水深火热中而使之苏息。此诚中兴闲气所钟，君国安危所系，而不徒以副见慕之徒之心，允宜胙土分茅，埙笹带砺，与国咸休，永永无极。……元度昔侍几席，荷以古义相督，闻大功之成，听于下风，窃自增气，谨胪述历朝武功及元勋世臣与吾乡先正之垂名竹帛者，以见夫子之蔚为功宗，实足超前轶后，而推本于天地人之交相为应，以著其非偶然，而望益洪远谟，不辞流壤，识诚而致行之，以兴建长利，广属风教，为国家厚根本。”[10]此信长达三千余字，“博引繁称，铺张扬厉”，一反常人“谨守常格”之思路，“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规于颂，深得古人赠言之旨。”[11]在这里，李元度不是简单吹捧曾国藩的丰功伟绩，而是将其与古人作比较，烘托出曾氏之所以“超前轶后”的独特之处，足见他超人的才学与人品气质。从此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元度没有因自己曾经出生人死、立下汗马功劳，现今削职为民未及封赏而对曾国藩存有丝毫怨恨之情，其淡泊名利、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胸襟是很明显的。尽管曾国藩对李元度念念“三不忘”、“二疚”，但李元度却认为这是曾国藩正人君子之大家风度的表现，从而在内心上为有这样一位难得的师友、亲家而感到欣慰不已。在曾国藩六十大寿之际，他写了--·篇感情真挚的序文，极力称颂曾氏道德文章，“尤以扶植人才为任，不使一夫或屈，实能兼三不朽而有之。”特意申明，“此非阿好之言，天下古今之公言也。”[12]曾国藩去世后，李元度为失去一位难得的师友和姻亲而感到极度悲伤，在含泪写的《祭太傅曾文正公文》中说：“呜呼！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我实公负，羊鹤毵耗^匪我异趣，赋命则穷。时艰势格，力不心从。公犹亮我，曲宥微惊。腾章昭雪，引疚在躬。不惜自贬，以拯予侗。”[13]这段话的大意是：呜呼!生我者是我的父亲，知我者是你曾国藩。曾公你之对于我，就像地一样扩展，像海一样宽容。我实在有负于你，因为我自己无能。不是我的意趣不同，而是上天赋予我的命运就是困厄。时局艰难，威势被阻，力不从心。然而你尚且谅解我，婉转宽免使我略微痛快。并用显明的奏章为我昭雪，把内心所有的痛苦都引向你自己。不惜自己请求贬级，以拯救我的通达正直。

有人认为，李元度这种反求诸己的精神是好的，但他却没有去探寻更隐蔽的人事瓜葛，甚至对曾国藩的“腾章昭雪”还感激涕零，实在是李元度未及深入思考个中原因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个评价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参劾尽管有点过头，且有意气用事之嫌，但从公理、国法和军法而言，曾国藩又不得不这样做，况且他不仅在公开场合更在私下作了深刻反省，主动联姻，以其实际行动对李元度作了弥补。这就说明，曾国藩不是在玩权术，假情假意表示悔疚。正因为这样，李元度对曾国藩最终流露出的感激之情也是出自内心，毫无半点装腔作势的感觉。这是符合两人交谊的客观实际的。从而，两家联姻成为现实也就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曾国藩原来打算让李元度与曾国荃结为儿女亲家，但因李元度与曾国荃的儿女年龄相差悬殊，所以最终由曾纪泽的抚子、曾纪鸿的第四个儿子曾广铨与李元度的女儿成为连理。尽管李元度未与曾国藩兄弟辈成为儿女亲家，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以申永好”的梦终于圆了。由此，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愧疚之情终可以得到缓解了。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4]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8]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9]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10] 《天岳山馆文钞》第31卷。

[11] 《清朝野史大观》。

[12] 《天岳山馆文钞》第三十一卷。

[13] 《天岳山馆文钞》第三十一卷。

第八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曾国藩称道不已的洋务实干家丁日昌

在曾国藩的幕僚中，后来有许多人成为显赫一时的洋务派。他们都是在曾国藩的影响和扶植之下，或是在洋务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或是在洋务实践上取得显著的成就，而丁日昌，堪称其中的代表。

丁日昌在政治生涯潦倒失意之时知遇于曾国藩，在其举荐提拔之下先后担任苏藩、苏抚等要职，长时间作为曾国藩幕僚或下属，在从政治事尤其是在“师夷智”以“自立”、“自强”方面受到亲切教诲和诸多影响，从而为推动曾氏所开创的洋务事业的深入进行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曾国藩和一般洋务大员而独具特色^然而，由于丁日昌在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选择等问题上，均走在同时代一般人的前列，所以他与郭嵩焘一样，在生前和死后成为一位不被人理解、不受人欢迎的悲剧式人物，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顽固守旧势力斥之为“用夷变夏”的“丁鬼奴”。

入幕前的不凡经历

丁曰昌，字雨生，又作禹生。1823年（道光三年）出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乡一个小商人的家庭。在他13岁的时候，经营药店的父亲因病去世，“赖母黄氏樵苏纺织，勉维生计。”[1]尽管家道中落，生活较为拮据，但母亲黄氏想方设法让儿子读书识字，接受传统私塾教育。起初，丁日昌随设馆授徒的叔兄课读四书五经等经史之学。因他聪明灵敏，又刻苦用功，被人誉为“神童”。

1843年，在经过十数年的寒窗苦读之后，丁日昌考中秀才，一年后因成绩优异而补廪贡生，受到较为优厚的生活资助。时任惠潮嘉道的李璋煜是一位爱才、重才的官吏，见到丁日昌的文章做得好，视之为“不世奇才”，将其聘为幕僚^随后，丁日昌相继被地方官聘为幕僚。他在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于公余之暇，考察当地山川形势，风土沿革，以及民政得失，用为治事参考。”[2]这几年的幕游生涯，为丁日昌后来从政治事积累了经验。

1854年，潮州一带会党势力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日趋活跃，由吴忠恕率领下发起了对潮州城的围攻。丁日昌临危不乱，尽心辅助惠潮嘉道实力防堵，“屡出奇计”，最终“生擒匪首”，守住城池。1857年，丁由廪贡生而任瓊州府学训导。不久，因在潮州所立军功“选授江西万安县知县”[3]。尽管丁日昌担任此一官职也属正途出身，但他既非举人亦非进士，几年间就得到知县实职，可见其才学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企及的。

万安系赣南腹地，相对说来比较富庶，但因清军刚刚将其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所以丁日昌履任之际，正当战争创伤累累，遍地疮痍，饥民流散，地方秩序极不稳定。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丁日昌没有灰心，没有失望，没有退縮，而是首先从清理讼案入手，尽量使得地方吏治清明，社会风气有所恢复。进而，又尽力复兴文教，力图从根本上扭转人心和风俗。当时，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瀚章担任赣南道台，曾在奏折中对丁日昌的治事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丁是一位难得的牧令官。当地老百姓也感到丁日昌不仅办事公正，而且是一位不多见的清官。随后，因粤中大吏奏调，丁日昌奉旨回籍处理对外交涉事宜一段时间，于1860年再度担任万安知县，不久调任庐陵知县。

庐陵属于吉安府辖，当时正处于李秀成部太平军进击之区。尽管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全境的形势有所好转，但因面临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集中兵力以自保，所以对于地处赣南的庐陵也就鞭长莫及，无法重点照顾到了。面对李秀成部太平军大军压境之势，驻防吉安的湘军副将李金扬部一触即溃；丁日昌与知府曾泳所募之防勇，也因力量单薄，根本无法与太平军相抗衡。1860年4月19日，太平军自吉水渡过赣江，于20日占领吉安府。幸亏李秀成部太平军的主要进击目标不在赣南而在武汉，所以在攻占吉安府之后随即挥师北上，连占瑞安（今高安）、奉新、新昌、武宁，30日占义宁，6月上旬分兵三路进人湖北境内，才使得丁日昌等于吉安府城失陷两日后重新收复。情况汇报到朝廷后，谕示失土本应论斩，但念前后不到三天即收复，故将丁日昌从宽革职以示惩儆。平心而论，吉安府的丢失，并非丁等防守不力，实在是由于太平军势力太强大了。清廷对他的惩罚，似有杀鸡给猴子看的意思。

丁日昌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时丁日昌尚为一廉洁之吏，身边除有残存之书籍外，别无一值钱之物。加之，朝廷谕令追赔所失之物，从而丁及其家属连返归故乡的路资也无法筹措。当时，曾国藩正以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的身份节制江南军务，大营驻扎在东流（安徽南部，今东至县）地方。穷困潦倒的丁日昌久闻曾国藩注重人才的大名，于是携带预先拟订好的进军方略前往东流拜见曾国藩，果然得到曾的赏识，被聘为幕僚。为了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之恩，丁日昌针对当时江西省实情，认为“欲图久远之计，在于整饬吏治，疏通民心风俗”，从而上书曾国藩，提出了“求实用，久职守，禁文饰，厚民风，留有余，氓畛域，均肥瘠，正根本，清粮额，奋独断等要纲”。进而指出，要转变江西一省吏治，关键在于革除丁漕之弊，杜绝官吏中饱私囊的根源。这些切中利弊的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肯定和赏识。在《批前署江西庐陵县知县丁日昌禀江西省丁漕利弊情形》中，曾国藩写道：“据禀各条，不独于丁漕利弊确切指陈，且于江西省各州县衙门积习疏剔明畅，足见该令素日留心吏治，实事求是，殊可嘉奖。”[4]随后，丁日昌受命与江西各州县在皖省之官吏，共同商订出简化漕粮征收章程、裁除浮收陋习、丁漕减价与州县摊捐应裁应留办法等，均被曾国藩参酌施行。

根据丁日昌的表现，清廷于1862年允照曾国藩奏荐，开复丁的原官。从此之后，丁日昌在曾国藩的亲切教诲和多方关照之下，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新起点。换言之，加人曾国藩幕府，成为丁日昌人生旅程的一大转折。这个转折，为丁日昌地位的升迁、抱负的实施、才能的发挥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

[2]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3]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4] 《曾国藩全集，批续》，岳麓书社1994年版。

苏松太道时期的特殊表现

丁日昌在人曾幕后的所作所为，不仅使曾国藩对他器重有加，而且令同僚刮目相看。李鸿章、曾国荃等争相欲罗织其为幕僚。这是因为，李鸿章当时正统领淮军于上海，独当一面，需要有才能的人来加以辅助；曾国筌则正全力组织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合围，需要帮手料理一切。然而，尽管李、曾二人均曾向曾国藩提出借调丁H昌为幕僚的请求，但丁日昌不想离开曾国藩大营而事新主。据曾国藩致曾国荃的书信中说：“丁雨生笔下条畅，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愿去，恐亦不能至弟处，碍难对少荃也：[1]丁日昌未能在此时成为李鸿章或曾国荃的幕僚，他本人不甚愿意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就曾国藩的内心深处而言，他对丁日昌的安排自有考虑。因为在这时，湘军饷糈的紧缺成为一个大问题。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广东经济比较发达，派人赴该省筹措饱糈是当务之急。4月，曾国藩奏派大员一人赴广东督办厘务，以接济苏、浙、皖各省湘军军饷，并由湘军大营选派贤能之士随同前往办理。不久，清廷允照所请，派左副都御史晏端书赴广东全权主持。6月上旬，曾国藩递上《拟派办理广东厘金各员片》，请派黄冕、李瀚章、赵焕卿、蔡应嵩等“即日驰赴韶关，创议规条，部署一切”；请派颜培薰、丁日昌、陶庆仍等“随同前往，分赴各卡，妥立章程”。曾国藩强调：“抽厘经始之际，诸事纷繁，必须廉正明千、熟悉厘务之员，随同办理。”所以，他所奏派的这几个人“类皆才识闳远、条理精详”，足以担当重任[2]。7月中旬，曾国藩在《复丁日昌》的信函中嘱咐说：等李瀚章交卸公务之后，“即祈赶紧人粤”。因为晏端书“于节前抵沪，目下计已到粤”。进而，他肯定丁日昌有关筹款的建议，“具征才大心细”。希望丁对于“何利何弊”的问题，能与“同局诸君子随时商办”。最后，他反复开导丁日昌，不要以为自己的家乡在广东而存任何頋虑，“至谓属在桑梓，不宜经手银钱，处膏不润，自有公论，望勿过虑”[3]。

丁日昌奉命到达广东之后，因当地督抚奏调，以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协助高州广东提督崑寿筹划职守并督办火器等事务之中，妥善解决了卓兴和方耀两支防军间的矛盾，终将持续多年活跃于高州-·带的陈金缸、郑金、刘超等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深得两广总督毛鸿宾的称赞。毛氏认为方、卓二人矛盾的化解，全凭丁日昌“开陈大义、力为排解”之功；且指出丁氏不仅“以火器见长”，而且是“学术湛深，才识出众”的难得的人才[4]。与此同时，丁日昌在火器制造方面也卓有成就，所造大小硼炮、大小硼炮子在镇压陈金缸等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丁日昌的“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声誉骤起。

1863年春，领兵上海独当一面的李鸿章再次奏调丁日昌赴沪主持制造枪炮事。于是，丁氏奉旨离粵到达上海倒设专造短炸炮（即田鸡炮）局，为李鸿章所部淮军攻克苏州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他在协助李鸿章裁减控制常胜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治事才能，深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曾氏在给丁的书信中说：“裁遣常胜军，固由李中丞至诚感格，而其中法言巽语，宽严兼济，全仗长才妥为经画。”[5]李鸿章则在奏折中对丁日昌的才学多有推崇嘉许之词，且于1864年6月间奏准其担任苏松太道的重要职务。7月，丁日昌正式上任治事。此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虽被攻陷，但封建统治秩序仍不稳定，上海等地中外交涉事务日趋频繁，紧接而来的有关湘军裁减问题显得异常棘手，所以丁氏的苏松太道一职，远较一般巡道、守道要艰巨得多。从而，曾国藩在对丁日昌予以祝贺的同时，希望他勇当重任，尤其是在裁减湘军方面竭尽全力：“务恳任劳任怨，期于如数而速到。盖多撤万人，则每月省饷六万，……祈阁下竭力以图，弟亦即有信求李宫保(李鸿章）也。”[6]两个月后，曾国藩又在复丁日昌的信函中急切指出：广东“兵事方殷”,决定留一半厘饷以应急需，但湘军各营旧欠之饷不能偿还，新欠之饷又不断增加，所以“必多裁兵勇，而后可节饷需；必筹捐巨款，而后可裁兵勇”。从而，他请丁日昌“揆度苏沪物力，究竟可助济敝处若干？请卓裁约略见示”。总之，“目前急需之款二十余万，所短尚多。闽海关续报之四万，尊处月额之四万，敬求赶催速解。”[7]随后，曾国藩又告知丁日昌，“已于十月二十二日奏明广东厘金全归本省”，希望能鼎力相助渡过难关。

丁日昌不愧为理财能手，在曾国藩为裁减湘军伤透脑筋之际，利用各种关系从经营上源源不断地予以解济，为其顺利地解决好湘军善后事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丁日昌竭尽全力协助李鸿章妥善处理有关常胜军遣散的善后工作。

如前所述，丁在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态度鲜明，坚决支持李鸿章对其控制并最终予以遣散的主张。当1864年5月间对常胜军施行遺散计划时，因巴夏礼和外国侨民的强烈要求，李鸿章曾作出让步，先酌留炮队600名，委派副将罗荣光管带，留用外国军官11名帮同教练；留存枪队300名，由副将李恒嵩管带，留用外国军官一名任教练。此外，巴夏礼还提出增拔营伍的要求，由外国人充当教练以补常胜军之缺。对此，李鸿章采取了拖延应付的办法，即在同意外人教练的同时尽力避免英国人来干预。然而，是年10月，受李鸿章委托担任常胜军教练的戈登即将返国，巴夏礼于是向李鸿章提出派英籍军官哲贝任凤凰山营伍总教习，增募3_人保卫上海等处的强硬要求。李鸿章揆度当时实情，在暂时答应巴夏礼的同时，派丁日昌与各有关方面议立具体实施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磋商，丁日昌与戈登、巴夏礼、淮军统领潘鼎新等议订出“延请英国军官教练凤凰山营伍章程”共计13款，“得使外力干涉大为减少”[8]。1865年6月，因“剿捻”形势日趋紧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调凤凰山一军北上援剿捻军，丁日昌趁此机会据所定章程向巴夏礼交涉，将余在榜管带之炮队一营调发北上，而将凤凰山原防由候补知府赵宗道招募新军代替。恰好在这时，总教练哲贝奉调回英国，丁日昌于是果断地作出决定，委任该营二等教练温斯坦立为总教练，基本断绝了英国在中国土地上继续控制武装的企图。尽管继巴夏礼之后担任上海领事职务的马安表示坚决反对，但丁日昌始终没有让步。此外，对于驻扎在上海高昌庙的法国军官任教练的另一营新式武装，丁日昌首先对其军纪严加整饬，继则于1865年6月间委派候补知县冯宝圻为该营管带，将这支部队归由中国人掌握。

丁日昌在任苏松太道约15个月时间里，其主要精力投人到了对内政事务的整理之上，总体说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认真审理讼案。尽管丁日昌担任巡道一职并非直接亲民之官，但他充分利用自己有对刑名钱谷的按核之权，首先为清理所积讼案花了很大气力，以求通过对讼案的秉公处断而使民心吏治有所改观。在积存众多的讼案中，丁日昌决定从重案、大案入手为他案的了结作出一个榜样。上海县武生王建隆具控监生翁兆璜等乘乱烧抢以及李观从贼等案,就很有典型D这个案件自1861年4月呈诉，至1864年秋前后经历三年多时间，涉及乡民数人，且引起反控，前任道台久久不作处理，以至案情复杂，无辜受牵连者不少。丁日昌上任之后，立即调集案卷，经仔细查证，传集原被吿双方，迅速作出清结：王建隆“其为土豪乡棍，存心罗织，已无疑义。姑念其业经悔罪，愿具切结，准免深究。此后，若再到处逞刁，即行照例严办”；翁兆璜等“本非安分之人，掌责以示薄惩”。至于其他涉及的“一干人证，概行省释，着令各安农业，永远不许因讼，并取具名遵结附卷外，理合将案详结”[9]。与此同时，丁日昌对于地方吏治的整饬给予了髙度重视。他特别注意州县书差衙役等行为是否端正，对于那些残害百姓的贪劣之员毫不留情地加以严惩。譬如，松江府南汇县监生唐锡铸受人诬控被押身亡一案，地方官员因受书差贿赂，迟迟不作处理，经唐母上控，丁日昌迅即查明原委，将私押之书差衙役沈瑞等“概行斥革”[10]。以此案为例，丁曰昌郑重其事地札行通属各府厅州县，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胥役乃殃民之蠢。”百姓深受胥役之害，只得“诉其情于官”。本来s州县官因与百姓关系密切，所以应当为民请命，严惩害民之“蠹”。然而，各州、县书吏差役往往收受他人钱财，遇有词讼，“以金钱之多寡，而决定其胜负，串通内外，吓诈乡愚”。从而，他告诫各州县：“试思有父母斯民之责，必有忍一夫不获之心。凡受民间词讼，立予批办集讯完案，至远勿过三曰。重者刑罚，轻即释放，毋庸管押班房，严禁私押情弊，以杜向来蠹役积习。”他特别提醒各州、县官吏，“所谓清慎勤三者，尤当官之急务。”以后如再出现州县书差衙役等虐民之事，必将“尽法惩办，以重民命而肃地方”。针对所属州、县驻防营勇纪律松弛、鱼肉乡民的情况，丁日昌特就营勇扰民案件严加查办。如白莲泾卡巡船因追赶卡民船而将农民朱振发杀伤淹毙一案，上海县令仅以该卡委员方步霄所乘巡船水手徐四一人为凶犯塞责了事，丁日昌通过查证本案情节，断定此案凶犯绝非徐四一人，从而将该案再行发交上海县重行审断。在《禀请严办白莲泾卡巡船因追捐迫命由》中，他向江苏巡抚申述其意见说：“伏思朱振发因卖豆饼溉田，即使逃捐，情亦可原。该巡丁先则不问捐款，而抢其身上银钱，继则推令下水；迨朱振发自水中冒起攀船求活，该巡丁竟敢连砍三刀，必使毙命而后巳。农民何辜？罹此凶惨。跟人钱宝及水手胡淮和等同系督巡，同在一船，岂能诿不知情？”[11]从而，这起本已由上海县定拟将徐四充当替罪羊草草了结之案，在丁日昌的亲自干预之下，自委员方步霄及其以下一干人犯均分别受到严惩。通过这几件事，丁日昌的治政才能得到充分体现，物望攸归，官民同声叫好，曾国藩更觉得丁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对他予以肯定的评价。

其二，为恢复上海地方封建统治秩序作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上海不是太平军长期经营的根据地，但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是各地难民汇聚的处所，同时因它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华洋混处，情形十分复杂，不仅流氓地痞势力很活跃，而且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被裁，许多散兵游勇和游手好闲的人来到此地，造成社会秩序的极不稳定Q丁日昌自接任苏松太道一职后，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先后捕杀和重惩“不法之徒”达100多人，遣送回籍者8000余人。这其中确有一些不法之徒，但相当一部分人为穷苦百姓和广东、福建籍小刀会会众，明显体现出了丁日昌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本性，但就其本身职责而言，却又反映出丁氏果断的治事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丁日昌没有体现出丝毫媚外的情绪，相反，他对外国流氓的胡作非为行径采取了同样严厉的手段。正如吕实强在《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一书中说：因外国匪徒和流氓“往往与中国流氓匪徒勾结，益增社会危害”，所以丁日昌为彻底安靖地方，“恩威并用，照会上海各国领事，列举洋匪抢掠之案，提出遣返回国之途，并愿首倡捐款，由华商筹集三千银元，作为遣返路费。如此仍有洋匪滋事，则中国民人即行自卫，当场格杀勿论我们从《丁禹生政书》一书所收人的《照会各国领事遣流氓回国由》、《禁止洋泾浜赌场禀》、《与法国领事论禁赌书》等文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丁日昌对不法洋人的强硬立场，与当时一般媚外官吏惧怕洋人的言行形成对照^对此，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书信中作了充分肯定：“洋泾浜向为盗薮，此次擒斩多名，办理甚好。”[12]

其三，为转移人心风俗竭尽全力。由于上海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影响之下，传统的人心风俗逐渐发生着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享乐观、道德情操观在一部分人身上得到体现^这本来是一种代表时代演变规律的新风尚，但丁日昌站在维护传统封建道统的立场上，对其加以否定，并尽力采取措施，试图遏阻这一演变趋势的更深发展，以使变化着的上海人心风俗转移到封建伦常为主体的轨道上去。当然，丁日昌在转移人心风俗这个问题上，并非一味维护旧有传统，在有关禁止奢华、改革书院教育等方面，不仅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反映出某种新观念、新举措。在禁止奢华方面，丁日昌在发布的文告中恳切加以劝说，希望官民对此风一长的严重危害性引起特别重视：“照得苏、松所属毗连海娇，地大物博，商贾通行，俗尚骄盈，风成颓靡。一宴客也，山珍海错，浪费金钱；一服饰也，锦衣狐裘，下逮舆隶；以至嫁娶丧葬，事事越礼从侈。”[13]在大难初平之际，这种风气如果任其延续下去，后果则不堪设想。从而，他郑重告诫官民：“嗣后一切服食起居，务各崇尚俭约，力改前辙。倘仍习焉不察，此则法所必惩。”[14]由此可见，丁日昌之所以要严禁奢华的目的，则是为了在所属范围内使官民“咸安古风”，最终形成一种“省日用以恤贫苦，亲邻人而怀其惠，循本分而召和平”的社会风气。尽管在西方物质文明输入日渐增多，西方人生活方式对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官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丁日昌所希望的那样一种“咸安古风”并未成为现实，相反在江浙一带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上海，新的生活风尚愈益明显，奢华之风在一部分绅民当中以其迅猛的势力向前发展，但丁氏为关心民间疾苦，为转移风俗人心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改革旧式书院教育方面，丁日昌也尽其所能作了努力。要转移人心风俗，关键在于人的素质的陶冶培育。在当时，丁氏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而，他从培育人才人手对其做了有益的尝试。在《谕诸生留心有用之学》的文告中指出，一般学人士子在严格的科举考试的规范下，在功名利禄的驱使和吸引下，寒窗苦读十数年甚或数十年，对传统的四书文题八股文程式揣摩颇深，而对于策论却不能“深合理法，洞中时机”，实在不利于培育有用之才。他反复强调考试策论文的目的是“原欲使各士子本经史为根柢，按时势以立言，一展生平抱负，足觇他日经给”。针对上海等地学人士子轻视策论文的状况，丁日昌重申其必要性说：“盖闻三代以下取士以策论为最古，汉代贤良对策，董仲舒、公孙宏，登高第，称大儒，融会天人之际，贯通古今之故，达于政体，明于治术，由此其选也。国家功令乡试，第三场策论，原与四书文、经文并重”，但“无如士子积习相沿，名为空策，视为无足重轻，殊失在上者造就人才之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将策论文中“稍有可观者'从优奖赏，以示鼓励，并郑重声明，“嗣后，月课四书题文外，如有策题，毋得畏难不作，亦无得任意涂抹”，如果有人胆敢视之为空文，“定不录取”，殷切希望“各士子努力自爱，崇尚实学，勉为有用才”。[15]在实际行动上，丁日昌以身作则，捐出养廉银创办龙门书院，确定其课程，“以经史策论性理为主，尤重笃实躬行”。先生对于学生于读书行事均有日记，“以资考核策勉”。尽管该书院筹办不久丁氏即升任两淮盐运使，但后任苏松太道应宝时“一直维持建校宗旨”，先后聘请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等担任该院山长。在龙门书院的影响下，又有由沈秉成创办的沽经精舍，在办学宗旨方面沿袭龙门书院的一切，培养出了一批有用之才[16]。尽管丁日昌在书院教育方面的改革之举，从主体上仍未能超出适应封建科举考试的范畴，但其重视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精神，以及倡导廉俭、禁止奢华之风是值得肯定的。

其四，在一般对外交涉事件中力求坚持民族立场。上海作为中外通商的一个前沿阵地，一般对外交涉事件远较其他地区要复杂得多。因此，丁日昌在苏松太道期间，肩上所负的担子异常繁重。由于中国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在当时有关对外交涉的问题的处理不仅缺乏前例可循，而且传统的华夷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稍有不妥就要遭到舆论的谴责。面对这种局势，丁日昌经过反复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即谨守条约尽力减少国家民族利权的损失，争取一段和平时间来实行自立自强。同时，以条约为依据，限制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防止其掠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值得指出的是，丁氏这一外交思想的形成，与曾国藩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检诸曾国藩在这期间与丁日昌的往返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是比较突出的。如在1864年12月中旬《复丁日昌》一信中，曾国藩在肯定其擒斩外国流氓“办理甚好”的同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丁日昌：“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如果“稍涉欺饰，为其所窥，则以后虽千言之实，不能换回一次之虚”，希望丁日昌对“渐”、“恒”二字“终持之”[17]。以后，在具体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曾国藩还不时对丁日昌给予了多方指导；丁日昌在实际行动上，也基本上谨守着曾国藩对他的教诲。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以条约为凭，禁止外国小轮船航行中国内河。在丁日昌担任苏松太道之前，因浙江嘉兴、湖州一带被太平军所控制，为使前往采买丝绸制品的上海外商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致受到损害，清朝政府不得不允许外商以小轮船驶往本不属于通商口岸的嘉、湖等地。丁日昌履任之后，认为此事不载在条约，必须对之加以禁止。当他从会防局翻译的《北华捷报》于1864年底刊载的新闻中得知，有英商亨利依所属新建小轮船“啰伶丹”号定于礼拜六上午10点钟在上海虹口码头启船开往苏州进行搭客营业，计划在两天后启程返回的消息后，立即照会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及英领事巴夏礼和各国领事表示坚决反对。他在《照会各国不准小轮船入内地》的文告中阐述其坚决反对的理由时说：中英《天津条约》第47款曾明确规定，“英商船只独在约内准开通商各口贸易，如到别处沿海地方私做买卖，即将船货入官”。苏州并非通商口岸，而“啰伶丹”轮船不经批准擅自“揽装搭客”，即是“私做买卖”的明证，“实属有违定章”，明确表示“嗣后不准再用小火轮驶人内地”[18]。尽管巴夏礼等强词夺理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但丁日昌态度非常强硬，于《照会马领事禁小轮船》的文函中指出：英怡和洋行等所属小轮船不听劝禁，仍私自行驶内河，“实属故违定章”。从而，严重警告英领事等，“如后次该船仍复抗违，直驶内河，本道断不能一宽再宽。”在给李鸿章的禀函中，他首先陈述了禁阻外国小轮船行驶内河的理由，继则汇报了巴夏礼等或是袒护外国商船的违禁行为，或是亲自来署“哓哓辩论，势甚汹汹”的全过程、恳切希望李鸿章“将上海禁阻小轮船原委，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查核辩论阻止”。最后，他反复提醒李鸿章，如果允许外国小轮船行驶内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方面，外国小轮船装运货物，“来往既迅速逾常，价值复便宜实甚”，不仅可以“漏厘漏税”，而且可以挤垮江浙一带航运业，造成大批舵X、水手失业，“强者必思铤而走险；弱者必致转于沟壑。”另一方面，外国小轮船行驶内河各地，“险要情伪，皆所周知。万一变出意外，岂不束手听其所为耶？”从而，他恳求李鸿章对巴夏礼等人“折之以理，使彼不得再生觊觎。并祈将一切情形密致总署，千万不可松口”。除此之外，丁日昌在强行将宁波英国犯事轮船充公、严查英国轮船在沈家门犯事情形的同时，照会巴夏礼，批驳其袒护英商船主的种种违法行为。在《驳巴领事轮船仍须充公照会》中，丁日昌运用其初步了解和掌握到的国际公法知识，理直气壮地阐述了禁止外国小轮船行驶内河以及将不听劝阻的违法轮船充公的正义立场。他明确指出，英国莫古利轮船主扁敦犯有抢夺、伤毙人命之罪，“自应解赴香港听候讯办”，但所有“要证华人”，应归浙江中国官办理。你巴夏礼等提出的将“见证华人”一并解赴香港的要求，“不特有违条约，且将来内地人民犯事，有须外国人质证者，贵领事亦未必允将外国人解赴内地质证之理。”进而，他以中英《天津条约》第47款内容为据，指控英国商人并未按约做公平买卖，而是将船上所雇中国人“抢夺杀害”，显然“系做不公道之生意'根据条约的意思，外国商船只准在通商口岸“做公道之买卖”，“又入别口，岂有不将该船只人官之理？”此后，尽管又有法国领事等禀请驻京公使从中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加压力，但在李鸿章与丁日昌的抵制下，外国小轮船驶入中国内河这一违背条约的行径始终未能得到清政府的认可。

第二，以条约为凭，拒绝外国人擅设电线的要求。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起，西方列强力图从中国通商口岸向内地伸展其侵略魔爪。为了扩大对华侵略利权，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地掠夺和经济控制，及时掌握中国市场信息和政治风云的变幻，西方列强一再叫嚣，要在中国架设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采取一切卑鄙手段，或是诱导启发，虚声恫吓；或是反复交涉，死缠硬磨；或是擅自行为，斩而不奏。早在1858年冬天，上海英商就曾致函《北华捷报》要求将海底电线由印度伸展至香港和上海，进而延伸到北京。1862年，驻京沙俄公使把留捷克在俄国东方电线展设到西伯利亚之时，便向清政府提出从恰克图展线经北京到天津的要求。1864年8月，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在驻京公使卜鲁斯先年向清政府提出架设电线要求后，曾致函丁日昌，请由上海至吴淞口间安设电线，并要求派员前往实地勘查，确定路线，谕令各处加以保护。丁日昌曾派委候补知事葛绳孝前往实地考察，且以“事不可行，即须据实禀复，不可稍涉迁就”相嘱咐。后据葛绳孝如实禀复，丁日昌即以“此事为从来所未有，和约所不载”为由，拒绝了英国架设电线的请求，并禀请李鸿章“将难以允办情形饬令不必再作是想，庶可永断葛藤”。丁日昌的这一态度，正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意，同时与李鸿章的意见相吻合。但英领事巴夏礼仍不死心，多次向丁日昌提出要求，并言：“设令洋商竟自硬行设立电线，地方官又将如何？”丁日昌针锋相对予以回驳，在照会中指出：“至于中外交涉事件，凡载在条约者皆可通行；其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所不准之事。谅领事熟谙条约,无俟赘陈。”当他得知英商利富行主等不听劝阻，将擅自架设浦东电线的消息后，即嘱署川沙厅同知何光纶、上海县令王宗濂等召集民众加以阻拦，如外商不先行知会，强行自设电线的话，民众可以乘夜将木杆尽数拔去。1865年6月底，上海民众在丁日昌的支持下，一夜之间将英商在浦东各地竖立的220多根电线杆全部拔去，其余尚未竖起的17根电线杆也被搬到他处^针对英国驻沪代理領事马安要求严查速办所谓“凶犯”的照会，丁日昌复照严词加以驳斥，终于使得外国商人擅自架设电线的目的未能达到。尽管丁日昌在外国人架设电线这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对其支持不无关系，但处于中外交涉前沿阵地的丁日昌，固有的民族情感、爱国立场对其思想言行的影响和驱使也是不可忽略的。

除了上述两例以外，丁日昌坚持以条约为凭的外交理论与实践，还反映在拒绝华商请求增加外商货税、禁止外国人在上海城区购买房地、禁止外国人在上海设立赌局等方面。

总之，丁日昌在苏松太道一年多时间里，在有关维持上海地方秩序和处理中外交涉事务的问题上，反映出了十分突出的治事才能，尤其在对外交涉方面，体现出了固有的民族立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在这期间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曾国藩的充分肯定：“阁下在沪勒缴吴淞炮台之地契，驱逐上海城内之#兵，拔去浦东之电气线，停止内驶之小轮船,禁绝洋泾浜之赌规、桶租，裁革会防局之夫价、杂费一切已成之局，奋臂力争，著有明效。”[19]应当说，曾国藩对丁日昌的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1]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2]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3]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4] 参见《毛尚书奏稿》卷十，宣统元年（1909)版。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8]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9] 《丁禹生致书》上，香港志豪印刷公司1987年版。

[10] 《丁禹生致书》上，香港志豪印刷公司1987年版。

[11] 《丁禹生政书》上。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3] 《丁禹生政书》上。

[14] 《丁禹生政书》上。

[15] 《丁禹生政书》上。

[16]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1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8] 《丁禹生政书》上。

[19]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从两淮盐运使到江苏藩司

1865年春，安徽、河南一带捻军势力异常活跃，于5月间将僧格林沁击毙于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清廷于是慌了手脚，急命曾国藩督师剿捻，而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之职。关于李鸿章所遗江苏巡抚之缺，清廷起初打算以丁日昌为替补之员。当朝廷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时，曾氏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丁日昌尽管熟习洋务，且有突出才能，但“资格太浅，物望未浮”，而江苏地处中外交涉之前沿，没有“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官吏的升迁讲究的是资格，重视的是“循资渐进”。所以，曾国藩主张对丁日昌“少为回翔，多经磨炼”，以使其“不至见妒于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视乎疆吏”[1]。清廷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遂于1865年秋天任命丁日昌为两淮盐运使。在此之前，丁日昌身体不适，打算请假回广东老家疗养。曾国藩在是年5月底给丁日昌的书信中加以劝说，希望丁好生保养身体，“任重道远”，不要产生“退志”。8月20日，又在《复丁日昌》的信函中坦言相劝。他首先肯定丁日昌在苏松太道任上一年多时间里，“自强为体，精勤为用，以蕲合乎渐、恒二义。劳心劳力，迥异寻常。”继而，他奉劝丁氏如果在三四个月后，“玉躬康胜，似不必坚意引退。”他的理由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外交涉事件不断增多，“正烦经画”；二是朝廷对你丁日昌“恩眷方隆，物望允翕”，应当“强台之直上”，而不应“弱水之引回”；三是你丁日昌的老母侍奉在上海，辞官归乡之后，“两袖清风”，与其罢官而重操幕游之业，不如“在任而犹得循陔之乐”。曾国藩最后提醒丁日昌，“公义私情，尚宜三思”[2]。可能因曾国藩说得人情人理，丁日昌终于打消了辞官归乡的念头，于1865年11月莅任两淮盐运使之职。当得知丁日昌履任的消息后，曾国藩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高兴。在去信予以祝贺的同时，特意提醒丁日昌：我所订立的两淮盐务章程实行了几年时间，为国家增加税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兴兵“剿捻”之后，许多人都主张对其加以变更。李鸿章“坚持旧章，似甚相安”。你丁日昌“接篆以后，计必有献策改章者”，但我提醒你“慎听酌裁”，不要轻易加以改变。正当此信写就即将发出之时，曾国藩接到了丁日昌的来信，谈到有关两淮盐务问题。曾氏认为，丁氏所提出的五项措施，具体而切合实际，“与敝疏适相符合”。他高度赞扬丁才识出众，希望其“勉蓄光辉，终增位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日昌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尽管其中有半年时间奉调赴广东处理英领事进入潮州城的问题，但他以其力所能及为整理两淮盐务的工作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淮历来为中国重要产盐销盐区域，晚清时期由于战事频繁，清政府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统率数十万大军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更是从一个侧面依赖淮盐盐税对军队的支撑。所以，于“剿捻”军事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担任两淮盐运使的丁H昌，不仅要按期上缴国家税款，而且要尽力支助湘、淮军的军饷，可见其责任十分重大。

前文提到，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曾经对两淮盐务进行了改革，希望丁日昌对有关改章者的意见“慎听酌裁”。但丁日昌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对曾国藩有关两淮票法所作改订的几种办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为缺陷客观存在，必须加以变更。他在《淮南总略》中指出，曾国藩所订验资、减折、掣籤三法“只可权宜一时，而不能行诸久远'其具体理由是：验资的目的是为了杜绝虚估，但商人为利欲所驱使，千方百计染指于此，一些皮包公司纷纷凑热闹，转手图利。而且，一些人为了求得更多的引额，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方借贷，重利先出而成本暗增，验资之法实在不利于商品流通。至于减折之法则系按照请数之多寡来决减数之盈亏。但得到引少的人，抱怨日深，加之减多减少并无定章，所以局员乘机徇私舞弊，种种不法行为也就发生。还有掣籤之法，不是桉照实际情况而定“开纲之期”，往往造成“劳逸苦乐不均”和“掣在前边而银未备齐，掣在后边而船先雇定”等难于预期的弊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丁日昌决定对曾国藩所定两淮盐务章程加以整顿变更。其具体办法是暂行“闭纲”，对已经认领之商人，令督销局査明姓名，认真落实销出一票，除完应缴的厘税之外，令其缴纳下一次票据之税，持赴扬州接办，不准任何人多请，亦不准任何人少运。丁日昌认为，实行此法有多项优点：一是那些贩运食盐的人只须一付成本，就可在前盐售出之后接运后盐，官方获利也就更快更多。二是商贩们感到便利后，就会情愿预缴厘税，官方不怕有税收短缺之虞。三是按照销一票之盐即给一票之引的办法长期实行下去，就不会存在滞运或缺货的问题。四是制度既定，且利多弊少，这样就可“循规而行”，使得原设各口岸招商局重冗机构可以废弃而达到节省费用的目的。五是暂时控制销售势头，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以求于盐务立基业，作长远发展的打算[3]。

丁日昌的这一建议，首先得到曾国藩的肯定和赞扬。是年底，曾氏在给丁氏的复信中说：“承示淮鹾利弊，洒洒数千言，至为详悉。”尤其是你所说的“局外之论，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亲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顾物力之盈虚；议变法者，不计善后之繁重”这几句话“尤中肯綮”。进而，曾国藩就丁日昌对两淮盐务存在三种弊端的分析，以及为杜绝弊端而采取的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于改道瓜洲等地之盐均须雇船装运送六濠口交卸的问题，曾国藩觉得“再三审定，尚属害少利多”，希望丁日昌不要轻易加以更改。他很理解丁日昌所顾虑的洋商可能乘机“侵我利权”，但他又提醒丁日昌：“鄙意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条约无洋人运盐的款目，从而洋商本来就无从觊覦中华利权的理由。“若彼不守约而侵占，我不执约而拒之，则六濠可侵，仪征亦可侵也。”因此，要拒绝洋商侵占淮盐之利，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盐道改不改，而在于以条约为依据，“令其移至镇江，均归南岸与北岸盐务码头。”这样一来，“界限既清，乃无夹杂”，比起汉口之盐船、洋船共同停泊于长江北岸的情况则有所区别。当然，曾国藩表示“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他相信丁日昌能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其取舍之法。最后他坦诚提醒说：你丁日昌“精思锐入”，看问题常常有独特的见解，但有一个毛病就是“求之太深”，处事急于求成，求完满，这样不太好。希望丁日昌在对待洋商是否按条约所载运销食盐的问题上再往返商量，“折中一是”，处理得更妥帖一些”[4]。随后，丁日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多方支持鼓励之下，对有关两淮盐务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对于经营盐务的用人规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他在《两淮甄别章程》中提出了五条办法：一是甄别以一年为期限，分四次考试，每三个月进行一次。重点考试在两淮盐运司署中听差的人员，兼及考试在外卡和海州、通州、泰州等地的人员。二是将考试成绩列为超等、特等、一等及不合格者几个等级。对于超等之人，“察其品行才具，果堪造就，先予酌委”；对于不合格者，三个月后第二次开考再试，如仍不合格，且在第四次考试中不合格者，则不予差委。三是每次试题“不拘于成格”，可以灵活多样，“准其各抒所长”而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四是对凡被录取的人员，均按等级增加薪水以示优待。五是对那些在规定应试期三个月之内不到的人员，即行撤除差委[5]。什么事都要由人去干，丁日昌在对两淮盐务的整顿过程中由于首先抓住了用人这一关键性问题，所以盐务大有起色，淮盐销路大增，盐课收入随之倍加。然而，正当丁日昌准备大张旗鼓继续将两淮盐务的改革推行下去之际，传来朝廷拟令其赴广东潮州处理英领入城问题。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曾国藩在《复丁日昌》的信函中充分肯定丁在两淮盐务整顿中作出的贡献：“两淮鹾务，自阁下履任以来，节次整顿，渐有端绪。凡修堤浚坞，驳船排档，清查濘辙，甄劾场员，莫不悉心澄汰，井井有条，每年可多出额产至二三十万引，实属大有效。”你在来信中表示要暂时留在扬州，稍迟两个月再去潮州，“甚善甚善。”如能做到这样，则就请对河道整修疏通，“场灶积弊”等事多加注意。总之，“无论速行迟行，此二事者求阁下引为己任，无少推倭为望”[6]。随后，丁日昌虽奉旨到潮州处理英领事人城问题约半年时间，但他自是年秋天返回两淮盐运使任后至次年初升任江苏藩司前后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着两淮盐务事项，其业绩多次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称道。1866年2月，清廷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的推举和丁日昌本人的表现，谕令其升任江苏藩司，专管一省的财赋、地方官考绩等事。在此之前的1月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奉旨暂回两江总督任，仍驻徐州负责“剿捻”后路粮草、兵源的供给。考虑到两江中外交涉事务重大，特奏请朝廷以刚刚从广东返回两淮盐运使任上的丁日昌“暂行护理通商钦差大臣关防”。清廷的答复是：“丁日昌系该督所属，即着责成该员妥办中外交涉事件，仍留该督统率，毋庸令其护理关防。”[7]不久，丁日昌升任江苏藩司的谕令颁发，曾国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说：“接奉部文，李小泉授江苏巡抚而暂署楚督，刘韫斋授湖南巡抚，丁雨生授江苏藩司。从此诸事可以顺手，而沅弟亦安其位，为之喜慰。”[8]李小泉即李鸿章，刘韫斋即刘崐，丁禹生即丁日昌，三人均系曾国藩门生或幕僚，关系非同寻常；而沅弟即曾国荃，自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曾一度受到朝野舆论的打击，此时也被调任湖北巡抚，帮办“剿捻”军务。这些亲近下属各得其位，对于因“剿捻”无功而闷闷不乐的曾国藩来说，自然可以感到稍许安慰了。朝廷的谕旨虽已在1866年2月颁发，但丁日昌正式就任江苏藩司之职则是在是年4月间。原因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正倾全力“剿捻”，丁日昌则为筹集饷糈对苏州等地厘金进行实力整顿，不能迅即赴新任。为此，曾国藩在《新授江苏藩司丁日昌因公请准暂缓陛见片》中说：丁日昌“补授江苏布政使，例应具摺谢恩，恭请陛见。帷苏州厘务等项，为剿捻各军之饷源，必须实力整顿，方有起色”。一旦事有头绪，我将“饬令速赴新任。一面力筹厘务，接济要饷，一面帮办洋务。俾臣得资指臂之助，而李鸿章亦无后顾之虞”[9]。

丁日昌自1866年4月上任藩司至1867年1月升任江苏巡抚，在藩司职位上总计九个来月，其主要业绩在于吏治、理财和洋务三个方面。其中，治吏与理财是丁日昌比较内行的事情，藩司的职位则为他进一步施展这两个方面的才能提供了合法而有利的条件。

据《丁禹生政书》所载，丁日昌在江苏藩司任上为了吏治的澄清和财政税收的复苏作出过艰苦的努力，先后颁发有关讼案清结、禁止书吏丁役中饱私囊、考核官吏、减免捐税以及转移人心风俗方面的许多文告、章程等，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受到曾国藩的肯定和称赞。1867年5月间，曾国藩在《复丁日昌》的信函中指出：“承示十条，新政之美，志识之远，心术之厚，均堪佩慰。”为了帮助丁日昌把事情处理得更完美一些，曾国藩对丁氏所示十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裁革平余银两“并裁填衙之常规、节寿之门包”，虽触及不法官吏的切身利益，但将“各省数百年之积习一扫而空”，实属难得之举。同时，他又提醒丁日昌：“惟尊署月人仅四万余两，断不敷用，自应仿照雨亭之例，另筹津贴之款，俟酌定数目，再行饬知。”进而，幕府人员的薪水“俱不可少”。只有适当增加开支，才能调动他人积极性，避免事必躬亲面面顾及，“腾出精神，以图虚静而谋大事。”关于丁日昌提出的“被挠较深之州县，仍准议免议缓”，对于那些“元气渐复之区”，则“不准减征”的措施，曾国藩认为是“察吏最要关键”而加肯定。针对丁日昌长于治吏严于治吏的特点，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加以提醒说：对于下属之员，“请专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师生殷鉴气象。”这样一来，他们才“乐于亲近”，你丁日昌本人也将“无孤立无与之叹，而德量益宏矣”。对于丁日昌所说的整顿厘卡，“不望兴利，但期除弊”的意见，曾国藩认为“最为扼要”。进而，他指出丁日昌“耳目之长，心思之密，冠绝时贤”，建议在以后整顿厘务时，以“勤教卡员，严查司事”为主。至于商人照章完厘的问题，一般都遵纪守法，“可宽者宜稍崇宽大。”最后，曾国藩坦诚表示，“以上各条，均就尊见微加参酌”，此外如禁止官吏擅受钱财，严惩“司书之需索”等均关系重大，相信丁日昌能妥善处理。总之，“阁下志迈识正，不难力追古人，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则人皆感其乐育，而于己之善德善身，两有裨益。”[10]有关丁日昌在江苏藩司任上理财的思路和实际事任问题,曾国藩也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平等的帮助和点拨。自从1867年6月至年底这段时间，曾氏多次同丁氏书信往返，共同切磋商议。如对于丁日昌所进行的“清粮垦荒”的工作,曾国藩在肯定其“诚为要务”的同时，提醒说：“然下手实不易易。”原因是，那些负责垦荒的人员往往有“分肥蒙混”的劣迹，必须“撤参一二，以儆其余”。他特别嘱咐丁日昌：“此等处未可稍事姑息，将来另定劝奖章程，仍须先遴贤员，徐议良法。”关于对丁日昌实行的沙船增价的举措，曾国藩嘱其“取之漕折四分，务求有着，方不失信于商人”[11]。对于丁日昌为整顿田亩捐税实行的办法，曾国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亩捐半输国课，并济民艰；立法圆通，措办得体”。这件本为复杂而又弊端丛生的工作经过你丁日昌之手，“便将别有私图之事，变为不失公忠之道，手敏心灵，实深嘉慰。”“亩捐利弊一经搜剔，遂觉改观，比去岁多至二十余万串，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先行借款办米，不受粟贵之伤，实为公私两裨。”[12]

曾国藩对于丁日昌的如此评价并非夸大溢扬之词。在担任苏藩职务这一段时间里，丁日昌的治吏理财才能确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成效有目共睹。不仅在改变江苏全省官场恶风、扭转官吏作风方面卓有成效，而旦在理财方面成果突出，为缓源接济“剿捻”前线军饷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书信中指出：“阁下于前敌饷需，费尽苦心，百计经营”；“今岁荷承大力，前敌饷项八关、九关均已有着，闻沪关六成项下，尚可匀拨十万，则明岁头关亦有着矣。”[13]由于丁日昌政绩突出，清廷考虑到江苏全省的重要地位，遂于1868年1月任命其担任巡抚的职务。在此之前，丁日昌因在苏藩任上实心办事，致使身体每况愈下，所以当他在1867年底得知有可能让其升任苏抚的消息后，就产生了请假养病的念头。对此，曾国藩在书信中加以开导说^你丁日昌实心任事，耗神耗力，“致令玉体失调，此心殊抱不安。”据说你打算在漕务结束，军饷起解之后就要请假调理身心，就私情而论，“亦何忍重违其情？”只是江苏全省事务繁重，弊端丛出，“阁下在位，属僚有所畏惮。求一替人，实不易得。”你如果像我一样尽量少见宾客，“勉强卧治则可，请假交印则不可。尚望以时节宜，斟酌出之。”[14]可见，丁日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3] 参见《丁禹生致书》下，香港志濠印刷公司1987年版。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5] 《丁禹生政书》下。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7]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

[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以洋务实干家著称于世的方面大员

自1868年1月至1878年5月这10年间，丁日昌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等方面大员。这是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他的思想言行最突出地表现在洋务事业之中。与曾国藩等人一样，丁日昌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列强侵华的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这个问题上。然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丁日昌产生的危机感，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治吏、理财等方面，英国对华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他心目中唤起的只是类似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较多了解，尤其身处中西交接的前沿阵地江浙一带，丁B昌对洋人入侵中国所造成的危殆局势的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也就陡然增加。他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家室、弊人畜在须臾之际。”[1]他痛斥“洋人梯航日广”，认为处此境地“势难闭关使绝”[2]。从而，他提醒当道“诸君子”再不要做那“太平盛世”的美梦了，还是多关心一下现实的问题为妙。这就说明，丁日昌的忧惧感不断发展和深化，并已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基于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上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奏折、公牍中均有所流露。在分析中国边疆形势后，丁日昌认为中国已处于强敌环伺之中，痛感“自古外患急于陆者恒缓于水，从未有水陆交通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3]。应当指出，丁日昌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不是那种西方文化源于中国之说，或称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比较清楚地说明，丁日昌能正视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这一客观现实。进而，他认识到这种侵凌和威胁正在或将会继续深人中国腹地，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已经在经济上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中国海洋之利已为洋人所占，丝茶之利岌岌乎又有錬吞之势，近年淮盐获利颇厚，难保不生觊觎之心。”[4]进而，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上，丁日昌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多次指出：“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拙。”[5]“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6]通过考察史事，他分析“中国何以求委屈羁縻，辄追维以前所以致此之由，与后此所以制之之术”[7]。他一再提醒清廷：“和议不可长恃，自强必须早计”，如“日本立意窥伺中国，数年之后必将与我开畔”。由于丁日昌的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经典中直接引申而来，而是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上的呼唤，所以它便首次比较有力地冲破了原有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抵拒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且面对冷峻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依据眼前的现实，丁曰昌认识到对付洋人而沿用“古方”，已经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认为，洋人能对中国多方挟制，皆因“船坚炮利”，从而得出结论：中外交涉“每恨徒以口舌相争”，虽“其势不能暂出于此”，但必须另求他法，才有可能挽大局于危难之境。在丁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这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出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而且异常迫切的事情。所以，丁日昌在国内大规模农民起义风暴暂告平息之后，认为应当尽量避免与外国军事侵略作正面对抗，必须切实致力于“自立”、“自强”。他在奏折中说：“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8]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心腹之患”已暂告消除，最为担忧的则是西方列强。从而，他主张取敌所长“以为利于我”，制造枪炮轮船“以驱虎狼”。这是丁日昌心目中避害价值观念的真实反映，体现出讲求实效的功利主义性质。由这一文化心态而产生形成的洋务思想指导下，丁日昌积极参与或主持过一系列洋务自强新政，为促使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迈进作出了积极贡献。

综观丁日昌的洋务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较为广泛，简言之，最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参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自从1862年4月统率淮军抵达上海之后，在与外国侵略军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只有多用洋人军火武装淮军才能尽快制服太平军。先是通过李瀚章就近从香港购买西方新式枪炮，并在实践中产生了突出的效果。然而，战事频繁，所需弹药用量甚巨，全向外国购买则从经费而言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李鸿章在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的影响和曾氏的支持下，决定自行设厂制造枪炮。1863年9月，被时称为“熟谙洋务”的丁日昌，被李鸿章专折奏请由广东来到上海，与韩殿甲和英人马格里等分别主持“炸炮三局”。这三个炸炮局中，以马格里、刘佐禹主持之局最为先进，使用西洋机器，雇用洋匠，配以中国各色工匠帮同工作。丁曰昌和韩殿甲分别主持的炸炮局，都不雇用洋人，只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铸造炸炮。据吕实强著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一书统计，这三局每月可造一万多发炮弹，其中大部分用于淮军各营与太平军作战，其余则拨济湘军曾国荃部。由于新式炮弹的杀伤力明显体现出来，所以李鸿章在1865年署理两江总督之后，将在苏州设立的洋炮局移至南京改称金陵制造局，对设备加以改进后使其规模扩大。但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李鸿章考虑“师夷智以勤远略”的大政方针，丁日昌是他的好朋友，自然看透了他的心迹。于是,他在1864年9月间向李鸿章递上一份密禀，提出了早已积存于胸中的创办大型兵工厂,在生产枪炮的同时制造轮船的建议。在密禀中，丁日昌以其坦诚的心怀、急切的言词告诉李鸿章：自古以来，中国所以能自强者，大约在于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现今西方人趁中国多事之秋，百般挟制，我们这些负有重任的人怎能不熟思自强之策！而自强之策何在?这就是仿照西人成例，制造“坚船利炮”。我们既然设有洋炮局，并且卓有成效，只是制造轮船的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何不趁此太平军初平，中外通商尚无矛盾之时，筹措经费，建立制造夹板火轮船厂用以自立、自强？李鸿章非常欣赏丁日昌的建议，即致函总理衙门提出自己的打算，并将丁日昌的密禀一同附上。

不久，总理衙门函复李鸿章，充分肯定丁日昌的建议“识议闳远，迥非睹之目前可比，足为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且明确表示积极支持李鸿章的设厂造船的打算，“其一切章程及如何筹划经费之处，统由阁下通盘核计入告。”[9]接到总理衙门的复函之后，李鸿章决定由丁日昌具体负责船厂的筹办事宜。恰好在1865年初，受曾国藩之托赴美国购办“制器之器”的容闳连同首批机器已返回到上海，丁日昌于是写信给在“剿捻”前线的李鸿章，上海虹口有一个外国人办的铁厂，能修造大炮、枪支及轮船，经营者愿意出售，但要十万两银子。李鸿章感到这是个特好的机会，只是经费拮据，颇感为难。丁日昌实心任事，勉为其难。他多次与洋商交涉，希望能减价，但一时没有结果。正好有个充任过海关道翻译的人叫唐国华，曾被革职，愿意拿出现银四万两赎罪，以促成此事。丁日昌本人则从江海关拨借两万两，合同唐国华的四万两，先将该厂所存之必需物料予以收购。于是，李鸿章上奏清廷允准，在曾国藩的协助下把容闳从国外购买的机器以及原在上海的洋炮局中的两个局合并成了江南制造总局，地址设在现今上海虹口区九龙路、溧阳路沿江一带，其具体局务则由丁日昌负责综理^根据当时实情，丁日昌很快拟订出该局经营章程，其内容包括：将原有洋匠留用八人，匠目科尔统负全局工程技术之责，并拟选中国人随其学习，如技艺能与洋人相等者，就可以得到与洋人一样的薪水，如能再行精通，则可提升为匠目；令匠目赶紧研制尚未完备之洋枪制造之器，同时计划继续购求制造火药机器工料，“俾早日完成洋枪与弹药之一贯工作”；按照既定方针，尽力创造条件，使该局逐步实现自行制造轮船的目标；就现有机器式样仿造一部运往天津，“以备京营官弁就近学习”，但须宽以时日；鉴于虹口地处繁华之区，不利工匠矢志自立，加之房租昂贵，故局址将另觅他地迁移。对于这个局务章程，李鸿章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奏请实行。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的原意，江南制造总局包括制造各种机器，但限于财力，则以制造军械为主，修造轮船为辅。具体说来，该局分为这样几个分厂：一是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和修理船舶的船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此外，还附设翻译馆译述出版外国书籍。全局占地700余亩，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大型的综合工厂。1867年夏，在丁日昌的具体操持下，该局从虹口迁移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后来，该局发展到13个分厂，工作母机达662台，厂房25CX)多间，工人、职员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3592人。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江南制造局的创办及其经营虽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关照分不开，但丁日昌在这其中付出的巨大辛劳是十分重要的。有鉴于此，朝廷中的一些官员曾建议饬丁日昌速解先进火炮至直隶，并拣谙练火器人员北上支援，以应付因捻军起义而被打乱的直隶统治秩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则致函总理衙门，请奏饬李鸿章调遣凤凰山之洋枪队及“多带上海丁道所制之开花炮”。清廷于是颁发谕旨，饬李鸿章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复。在复奏中，李鸿章虽同意调拨凤凰山洋枪队北上，但不赞同将丁日昌调赴直隶。他的理由是，“剿捻”粮饷的筹措和军火的制造拨运，均离不开丁日昌的主持。清廷考虑到“剿捻”事关重大，只得听从李鸿章的意见，让丁日昌担任江苏巡抚要职，与两江总鲁曾国藩共同协助“剿捻”大后方一切事务。由此可见，丁H昌在江南制造局创办以及初步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实心关注和积极参与海防建设。有关海防建设的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而提出的重要课题。两次鸦片战争改变了历代边防多在祖国西北的状况，东南沿海疆域成为近代中国国防要地，原来那种“华洋隔绝之天下”的局势，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从而赋予海防问题以近代的意义和全新的内容。这就是说，对外防御的对象已不再是历史上的周边少数民族以及如明代那样散股的倭寇和海盗，而是日益向外扩展殖民市场、力图按照预定设想称霸全球的资本主义列强。与此同时，海防问题已不再是只涉及东南沿海安全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地位和民族发展前途这一全局性问题了。进而，海防建设也不再是增加旧式“风篷”和“孤矢”，而是中国向西方学习“长技”，实现“自立”、“自强”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和海防基地。这又是由北洋和南洋水师发展而来的。近代中国的海防建设虽由曾国藩发其端，由李鸿章实际主持而不断付诸实施，但丁日昌在这其中无论是海防理论，还是他在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具体实践中，均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前所述，早在1866年曾国藩就与彭玉麟专折奏请朝廷，建立新式水师作为预筹近代中国海军的第一步。因此，当丁日昌于1867年在预筹修约条款中提出建立三洋海军的设想后，立即受到曾氏的赞扬。正是在曾国藩的肯定和鼓励之下，丁日昌于次年拟订出《海洋水师章程》。1868年3月上旬，曾国藩在一封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特意嘱咐说:“至江苏水师，重在外海，昨已与阁下详晰言之，顷有复总理衙门一函，并原信倶抄呈台览。请阁下就近察看询访，详议章程，以凭会奏。”[10]一个月以后，曾国藩又在信函中提醒丁日昌：“外海水师极为当务之急。……其外海水师改定章程，亦请阁下于两月内核定见示。”[11]从而，在曾国藩的一再嘱咐之下，丁日昌很快改订出《海洋水师章程》供曾氏上奏朝廷。针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客观形势，为适应近代化轮船、海军的需要,丁日昌根据中国沿海海域的条件，将新式海防建设划分为北、东、南三个区域：北洋海军驻天津，辖直隶、盛京、山东海面；东洋海军驻吴淞，辖江苏、浙江海面；南洋海军驻南澳，辖福建、广东海面。总设大兵轮六号，水炮船十号，三洋共计48号。每洋各设一提督，三提督半年会哨一次，“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裁汰旧式师船，“沿海一切艇船可以废弃不用”，以所节省的经费供给这48号轮船之用。这个方案是对曾国藩有关水师建设方案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曾国藩在是年5月下旬的信函中对丁日昌的这一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外海水师，阁下统筹全局，拟建三阃。”体现了“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的特点。至于你回复总理衙门函件两封，我读过之后感到“深得要领”。然而由于丁日昌的这个方案存在着某些缺陷，如他虽一再强调了三洋海军要相互联络，统一指挥，但并未为此制定出合理可行的制度来加以保证，更因清廷缺乏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经费的紧绌，所以这个方案在当时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和采纳实施。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因西方列强的屡屡挑衅，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日本“逼于东南”，俄国则“环于西北”，“外警之迭起环生，几乎每年都有”。时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把视线投向对外关系，筹办海防、创建新式海军的问题也就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74年，日本公然出兵侵犯台湾，并轻易地向中国勒索到军费50万两。蕞尔岛国竟使“天朝上国”尊严扫地，清廷上下于是议论纷纷，要求加强海防建设。是年11月上旬，总理衙门向光绪和慈禧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诸项办法，请交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讨论。19日，丁日昌将其在江苏巡抚任上先后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和《海防条议》加以上奏。清中央朝廷于是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条陈交沿江沿海各督抚大员以及“留心洋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详细筹议，限在一个月之内复奏。在有关督抚的复奏中，虽然原则上承认“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但因思想认识水平的差异和各人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所以在具体主张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塞防论者左宗棠，批评丁日昌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不妥，即“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闻警可以迎敌。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经常查巡，自然有安稳无事之势。如果划分三洋，各专责成，则各自畛域攸分而贻误战机”。况且，三洋海军提督互不统属，与沿江沿海各督抚又不通信息，缺乏联络节制之情，所以很难收到实效。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则充分支持丁日昌的主张。在肯定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意见的同时，又补充提出各洋海军都必须拥有大铁甲船两艘,做到一处有事，六只船舰相互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剩余的船舰依附其间，使其声势较为壮观。随后，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你给我的议复总理衙门六条大稿，披读再三，逐条都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我的奏折相同，而在筹集锏精条陈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铁路，在用人条陈内推及农商受害，需停止实职捐输等事，则是我心中想说而未敢尽情吐露的。今天得到你的淋漓大笔写成的折稿，感到发挥尽极周照完备，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咋舌惊异，但稍知洋务的人怎能不击节叹赏呢？

1875年初，总理衙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形势和国力专折上奏，提出了这样几方面的建议：第一，加强海防，筹建海军。考虑到财力有限，只可量力择要筹议，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等财力渐渐充足，就一化为三，择要分等”，并请“简派分段督办海防事务大臣两员，专理其事”。第二，请派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饬令通盘筹划，力图进取，以固塞防”。第三，将开办海防以筹饷作为第一要事对待。拟请将粤海、潮州等关四成洋税以及江苏、浙江等省厘金，每年约400万两，分解两位督办海防事宜的大臣总收应用。这个专折得到了绝大多数王公大臣的赞同，光绪皇帝于是在是年5月30日发布上谕，正式任命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议。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以及提拨饱需、整顿各类税收之处，均归其细心经理。”

就这样，有识之士十来年奔走呼吁的海防建设，终于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在这其间，尽管曾国藩的开创之功不可灭，与李鸿章的鼎力争取也有密切关系，但丁日昌在具体规划构建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第三，首倡轮船航运之议以拒洋人水上侵略。尽管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最终由李鸿章主持开办，但丁日昌的首倡之功不可低估。早在1864年担任苏松太道职务期间，丁日昌针对当时因外轮充斥中国江河而被推到衰败境地之航运业实情，与捐厘总局同仁商议后会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自办航运。随后，他又单独密禀李鸿章，补充说明其对自办航运的看法，指出必须配合商业，争回贸易利权。李鸿章于是10月间上奏一折一片，奉旨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则以金陵新复，沿海尚未肃清，英使正以洋兵协助防守海口，兵费不足为理由对此加以否决。1865年初，总理衙门在丁日昌、李鸿章的再次要求之后，行文上海通商大臣与福建、广东各督抚、将军等酌议章程，将中国自办轮船航运业的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年夏天，闽浙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瑞麟拟订出一份章程，但与丁日昌的构想相去较远。于是，总理衙门转嘱总税务司赫德重行酌拟。赫德奉命参照丁日昌的意见，将拟订的章程于9月中旬呈递总理衙门。三年后，经过多方论证，尤其是曾国藩、李鸿章以及丁日昌、容闳等人的积极争取，终于1867年9月间由曾国藩奉旨正式公布《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但此事为中国前所未有，许多人疑虑不已，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陈种种困难，故而利用漕运以开辟华人创办轮船航运业之途径又告中断。此后三年多时间里，丁日昌始终为开创轮船航运业积极呼吁不止。如他在1869年夏赴京陛见期间和返任途中，利用各种方式陈述己见，希望早日实现中国人自办轮船航运业的理想。一个月后，他以苏抚身份札行苏松太道杜文澜、淞沪厘捐总局道员刘含芳、江南制造局道员冯焕光等就江西巡抚刘秉璋咨询漕粮筹运的问题妥筹详复。在札件中，他明确指出：“东卫等船，日就衰微，势难振之使起。为将来长久之计，舍设立轮船公司一层，此外别无他法。”[12]在丁日昌矢志不渝地呼吁并在实践上为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开启风气的同时，进步思想家们配合李鸿章、沈葆桢、丁曰昌等督抚大员的言行，也在呐喊助威，要求清政府速办中国航运公司。王韬曾撰文指出：西洋各国用武力帮助其商人，他们得利越多，对中国危害越大^洋人能到中国来做生意，我们却无法到外国去，这样如何能使中国的利权归还中国呢？办法之一就是创办中国的轮船航运业。郑观应也极力主张：外国人如此喧宾夺主，中国应当将他们的轮船一律作价收买，使长江航运的利益全部归中国人所得。1872年上半年，内阁学士宋晋却借口制造船舰浪费钱财太多而成就太少为由，上奏朝廷主张停止轮船的制造。清政府则鉴于轮船航运业在江南和天津等地试办所体现出的重要性，以及制造船舰在海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李鸿章等人的力争之下，终于是年秋颁旨允准举办轮船招商局。自8月始，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办，于】2月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至此为止，由丁日昌首倡的这一新生事物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四，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尽管曾国藩于1868年8月从两江调任直隶总督，曾、丁二人相距遥远，但彼此之间师生之情并未因此淡化，而是通过书信返往而得到日益深化。此时，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目疾加剧，右眼几乎失明。丁日昌对于老师的健康惦记不已，在书信中屡次劝其加紧医治，好生保养，且亲自推荐名中医为其诊病开方。故曾国藩多次在家书和给他人的信函中，谈及丁日昌对他的一片真情。同时，又屡次叮嘱丁日昌在转移江南社会风俗、制造枪炮轮船、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尽职尽力，尤其在对外交涉中谨慎从事，争取时间自立、自强。他在《致丁日昌》信函中说：“练兵自强，实不容以再缓，……至造办轮舟，练海上之水师，详定长江、太湖营制，练内地江河之水师，二者不可偏废。......机局事绪烦多，宜得一人主政，曾与李相（指李鸿章）商及。顷接来函，已拟推阁下就近主持，请勿过事推让。”至于天津教案如何处置得好一点的问题，“阁下熟习夷情，长于抵制，卓见所及，尚望剖晰示知，是为至荷。”[13]由此可见，丁日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所以，当天津教案的处理陷于困境之际，曾国藩立即想到了丁日昌。这是因为，曾国藩自1870年6月奉旨前往天津查办教案后，内遭清议派士大夫的舆论干扰，外受英法等列强的武力威胁，进行异常缓慢，且旧疾复发，几至卧床不起。于是，他在奏请朝廷调李鸿章部淮军做战争准备的同时，请将丁日昌从江苏调来协助一切。是年7月260，清政府允从曾国藩所请，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并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前往会办。

丁日昌手迹

丁日昌自接到朝廷谕旨，立即做好动身准备，并先行上奏发表自己对于津案的意见。他明确指出：“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总体说来，中国应当作好实战准备，否则会丧失更多更大的利权。“彼若决计用兵，定以上海为后路。……可否饬调李鸿章统兵，由江东下以示。彼若无理要挟}则由上海捣其后路。”进而，他坦诚提醒清朝最高统治者，不要为舆论所左右而在和战问题上动摇不定-“自古以来，往往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14]当得知丁日昌即将来津的消息后，曾国藩的精神有所好转。他在家书中表示：“奉旨外派丁雨生、内派毛旭初来津会办，并带李少荃带兵入直。”如果法国等“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15]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到了身心均疲的地步，只想等丁日昌、李鸿章来了以后，“余责日分，或可回省也。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16]8月20日，丁日昌日夜兼程抵达天津，立即与曾国藩、毛昶熙（即毛旭初）等会商决定办案方针：在严饬天津府县火速查办“因犯”的同时，尽量做到“虚抵多而实抵少”，决不接受列强提出对天津府县官予以正法的要求。六天后，丁日昌等到清廷有关答复丁前所奏内容的谕旨，明确表示不同意“评理”的意见，要求对外妥协退让，尽速了结此案。谕旨指出：“丁日昌奏，议抵议偿之后，而彼犹要求无厌，似可邀齐各国公使与之评理，所见亦是。惟此次杀毙者，除法国外，尚有俄、英、比、意等国之人，早成连横之势，且未将为有滋事及下手之人讯明议抵，不但不能与之评理，即议赔一层亦难论及。”进而严词教训曾国藩：“仍当严饬丁寿昌等先将真正凶犯赶紧尽数缉拿，会同毛规熙、丁日昌、成林悉心研讯，按律分别惩办，断不可再有迟愈。”[17]此后20多天时间里，丁日昌与曾国藩几乎无日不在为天津教案的了结而会商。同时，为了使曾氏目疾有所好转，丁日昌以重价从苏州买来空青为其治病，使得曾国藩感动不已。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书信中，曾国藩动情地描述其心境说：“丁雨帅以空青为治目神药，用重价在苏州购得一具，专丁取来，特以见治，厚意可感。”这种药“视之黑石，大如鸡卵，摇之中作水响。据云一石可医七八盲人，只要瞳仁尚存，眼未封闭者均可复明，但须有良医曾经阅历者乃能取出点注。应否另配他药，渠拟再到苏州请医来治。”[18]9月16日，曾、丁集天津道及府、县官员“议定来日定各犯清供，廿三日出奏，至未初方散”。次日，“公定各凶犯清单，商订良久始定。”[19]至此，天津教案在丁日昌的协助下，曾国藩上奏朝廷作了一个交代，拟“正法凶犯”15人，拟办军流徒刑21人，尚有已获待审与正在缉捕者20多人。赔款事宜也经总理衙门分别与法、英、俄等国公使议商有了初步头绪。

此时，丁日昌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因之奏请返回江苏，曾国藩本人也多次提出休假养病的请求，得到朝廷的谕旨拟让其回任两江总督。但他考虑津案虽有初步结果，而李鸿章尚未正式接手，故上奏朝廷饬丁日昌等到李鸿章来到天津再行南返。他在奏折中充分肯定丁日昌在处理津案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说：“江苏抚臣丁日昌来津以后，与臣会办教案，激励文武各员缉凶审供，广询博采，雷厉风行，不令稍涉怠缓，振兴鼓舞，动合机宜，足以补臣迟钝之衍。现在津案未结，该抚本难遽行回任。……合无仰恳天恩，准令丁日昌俟李鸿章到津后，即行南下回任，于南北大局均有裨益。”[20]然奏折发出没几天，李鸿章即从山东来到天津，所以，心急如焚的丁日昌于一个星期后即离津返苏。临行之前，他力劝曾国藩不要看书写字，不要多看公文。9月30日，曾国藩亦交卸直隶总督印务，但按照清廷的旨意与李鸿章将天津教案彻底结案，改定正法者20人，军徒者25人。10月17日，曾国藩从天津启程赴京陛见，打算返任两江总督。11月下旬，正在返任途中的曾国藩得知丁母病逝的消息，立即发去唁函表示哀悼。同时，他为丁日昌将循例回籍守制不能在他身边效力而感到忧心沉重：“衰龄多病，全恃阁下综理一切，鄙人坐享其成，稍以藏拙。今台端读礼去职，国藩目疾日深，便若怅怅无相，诸事必致陨越。至如交涉外洋、经营沪厂、更改水师等事，尤赖阁下精心远虑，反复筹商，庶免后咎。兹则茫然失措，恐干大戾。”[21]曾国藩对于丁日昌的倚重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

第五，力促电线之架设。丁日昌自1873年冬守制期满后，并未立即担任实职。直至1875年6月才奉旨前往天津帮同李鸿章商办事务始，到1878年5月获准退休，前后三年时间，相继担任过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要职，其事业仍与洋务新政有密切关系。创办近代化电话、电报等通讯服务事业，既是洋务自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关键性的一步。然而，它与修建铁路等科技事业一样，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阻碍下，显得步履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对华侵略利权，一再提出在中国架设电线、铺设铁道、行驶轮船等要求。但在当时，无论是与洋人接触较少的边远省区督抚，还是同洋人打交道较多的李鸿章、崇厚等人，都众口一词表示反对架设电线、修造铁路。187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改换手法，先从沿海入手来攫取中国对外电讯权利。是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买通H本政府，从海参崴向东，将海底电线延伸到长崎、横滨等地，最终目的就是将电线展伸到中国海岸。随后，它们拼凑了一个“大北中日电报公司”，开始在香港至上海、上海至长崎、长崎至海参崴间架设海底电线。与此同时，英国东方电报公司从英国设置海底电线到印度之后，另外成立了一个“大东电报公司”，准备从印度南境展延水线，经槟榔屿、新加坡和西贡，直达香港。两年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喳哩向上海道提出从上海到苏州，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由南京到北京架设电线的要求，清政府对此持基本拒绝的态度。中国人主动认识到电信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则是因边疆危机和对外交涉的频繁造成的。1874年3月下旬，日本侵略军3000余人侵入中国台湾，清政府谕令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兵船前往增援。沈在实践中认识到，电信对于传递军情的极端重要性，由原来的怀疑态度转变到积极主张兴办。他在是年4月底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了电报对于台湾防务的重要，主张从福州经厦门到台湾架设电线。鉴于台湾及沿海各地防务的需要，清政府于这年6月颁旨允准沈葆桢的请求。因沈不久离开福州前往台湾，电线架设之事则由福州将军文煜和闽浙总督李鹤年主持。此时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于6月上旬获得敷设由福州到罗星塔间电线的允许，一月底即告完成。8月，文煜等又同意大北公司建造由福州至厦门间电线，具体条件是同柱架设两条电线，一条由该公司经营，另一条由福州官府专用。大北公司同意了这个要求，即行开始修建。但因俄公使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履行俄人有在中国首先架设电线的承诺，这样，文煜等只好遵循总理衙门答复俄使的基本原则，即此项电线均由中国官府为之经理，一切费用也由中国官府发给，并未允准外国人举办的原则，与大北公司交涉，将所有已建电线收购为己有。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于1875年8月间由郭嵩焘同大北公司议定，福州马尾间电线按照原价4000元卖归中国，福州厦门间电线仍由大北公司承造，竣工后由中国验收管理，由中国付给X料费等。但是，因李鹤年等缺乏自营电线的决心，更因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此项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恰好在此时，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福建巡抚王凯泰病故，于是清廷让丁日昌于是年9月继任福州船政大臣，]2月兼任福建巡抚。这样，由中国人自办电线的重任落到了丁日昌的肩上。

丁日昌上任伊始，即将兴办电线一事作为其政绩中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当时摆在丁曰昌面前是两种选择：~-是任其继续延期，但因有合同在先，每年须付给大北电报公司7000余元；二是按照合同兴工，守旧官吏煽动西姓阻挠，有可能误伤洋人而带来诸多麻烦。通过反复权衡，丁日昌决定将大北电报公司电线设备全行购买过来，然后选择聪颖艺童，聘请外国教师教习，将洋字全部改为汉字，计划在一年半时间后做到不受洋人限制，全由中国人自办。这个方案得到文煜、李鹤年的赞同后，丁日昌开始与大北电报公司进行新的谈判。1876年2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新任驻华总办哈伦也抵达福州后，即向丁日昌表示，如果仍不按照合同办理，就要赴京向总理衙门提出严重交涉，态度比较强硬。丁日昌镇定自若，对哈伦也的言词予以反驳。经过针锋相对的辩论，哈伦也同意让步，即中国可以将电线购回自办，但必须聘请大北电报公司的洋匠二人来教习中国艺童，等到一定时机再由中国人照原定的福州至厦门的线路进行兴办。丁日昌表示洋教习可以聘请，但对于电线是否架设，究竟架设何处的问题，大北电报公司无权过问，只能由中国做主。3月初，丁日昌指派唐廷枢等与哈伦也进行多次磋商，于是月中旬订立《抹销原立合同续立条款》八条，及以换文方式订立《通商局延请丹国电线公司教习学生条款》。关于废除原立合同的条款内容是：原立合同撤销后，所有福建省购买大北电报公司电线设备、房屋等，分期交福建通商局查收，其尚未付出之款于本年5月底前付清；福州至厦门间电线，中国允准大北电报公司提出的不另请他国之人帮助兴办的要求；福州至廈门间电线，如果由中国人自办，“倘准商民使用，即准与该公司现成之海线通递,彼此不得高抬价格”，关于大北电报公司教习中国艺童的问题，双方议定只准一年，一年期满后或留或裁，“任由中国大宪自主”。该条款基本体现了中国自立自主的原则。关于聘请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洋匠教习中国艺童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由中国方面决定聘请大北电报公司酌拨电线教习三人，包括总教习一人，分帮教习二人，共同教习中国艺童40人。洋教习如不称职，中国方面则有权转请大北电报公司查明更调；洋教习任期一年，月薪looo元，期满解聘，不另给费用；由大北电报公司另派洋匠一人，教习中国人机器修理技术一至两个月[22]。至此，喊了多年的电线兴办之事终于在丁日昌的力争之下有了一个初步开端，即福州至马尾间的短途电线已从洋人手中收回自办。

然而，兴办电报、电话之事毕竟为中国人前所未闻，原计划兴办的福州至厦门间长达500多里的电线，则在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经费紧绌的影响之下显得困难重重。但丁日昌是位事业心很强的官员，决心冲破阻力艰难迈步向前。正当他于是年底赴台湾筹办防务之时，还将兴办电线列入台湾建设的规划之中，福建所办之电报学堂则于期开办。尽管在不久以后，丁日昌因病回籍休养，未能将兴办电线之事进行到底，但其开创之功是应当肯定的。此后，李鸿章大张旗鼓地创设天津电报局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由有关地方督抚主持架设的各地电线，不能不说与丁日昌首倡电讯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所及，仅是丁日昌洋务活动中最突出的地方。其实，他的洋务思想和实践包含了较为广阔的内容，诸如首倡保护华侨之议，开启中国“侨务”观念之先河，建议清廷派人至华侨聚集之地，对海外华侨加以保护和联络；对信奉天主教和耶稣教的国内罪犯,坚决主张按中国法律予以惩办，反对外国教会千涉中国司法等等，足以说明丁日昌是一位有个性的洋务实干家。坚持“以条约为凭”，但又不失其民族意识；反对外国侵略，却又不失其有理有节。总之，不管是在洋务理论的阐述上，还是在具体洋务活动中，丁曰昌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曾国藩洋务思想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曾国藩。这是时代环境促使的结果，也是丁氏个人经历、个性特征以及学识才能所决定了的。

[1] 丁日昌：《海防条议》，载敦怀书屋版《海防要览》。

[2] 《丁禹生政书》下。

[3] 丁日昌：《海防条议》，

[4] 《丁禹生政书》下。

[5] 《丁禹生政书》下。

[6] 丁日昌：《海防条议》。

[7] 《丁禹生政书》上。

[8] 《丁禹生政书》下。

[9] 《海防档。机器局》，台北1957年版。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12] 《丁禹生政书》下。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14] 《丁禹生政书》下。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

[18]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9]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

[20]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22] 参见《海防档·电线》。

在经营台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不仅有着丰富的水产和矿藏等资源，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成为祖国大陆沿海七省之天然屏障。从而，自明朝以来不断有日本人、荷兰人企图染指台湾。可是，由于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历来不重视海防，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台湾的重要地位未能引起朝廷的足够注意。直至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才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在这些有识之士中，丁日昌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早在1868年，丁日昌就在向曾国藩呈递了《海洋水师章程》，将台湾作为建立南洋防务的中心来看待。在1874年的《海防条议》中，他不仅倡议在台湾驻泊军舰，用以作为东南海防的枢纽，而且对台湾的具体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设想。1876年4月正式就任福建巡抚之职后，他立即将经营台湾纳入治政范围之内。因为当时清廷规定，福建巡抚必须冬春驻台，以示对台湾的重视。综而言之，丁日昌自1876年12月入台，至次年5月因病离台，前后虽只有半年时间，就巡抚任上而言前后也不到两年时间，但在建设台湾问题上，据吕实强在《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一书中概括，主要体现在吏治、营武、海防和洋务几个方面，且取得可喜的成效。丁日昌之所以将建设台湾的重点放在这几个方面，是由于他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才作出的决断。

关于整顿台湾吏治的问题，丁日昌曾多次上奏朝廷，激切指陈台湾吏治腐败到了极点，真正能为民请命.、洁身自好的官吏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官吏不是昏庸无能，就是贪劣成性，从而使得“百姓怨毒已深，无可控诉，往往铤而走脸，酿成大变'[1]针对这种情况，丁日昌决定大刀阔斧地整饬台湾吏治。1876年春，当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不久，就对纵兵勇挠害百姓且视公务为儿戏私自释放要犯的彰化县令朱幹隆奏请革职查办。随后，又通过确查证据，相继将噶玛兰厅通判洪熙涛、嘉义县令杨宝吾等奏请查办。针对各地税契陋规严重，严钫台湾道府将各厅县税契陋规全行裁革，并以巡抚衙门名义出示晓谕加以禁止。当丁日昌亲赴台湾访查到台湾县役林陞遇事讹诈勒索钱财，百姓对其无不切齿痛恨的情况后，立即批饬台湾道夏献纶亲自提讯林，获得真凭实据，“即予杖毙”。与此同时，丁日昌以台湾县白鹫卿任职十佘年，听任差役胡作非为而无任何惩罚措施，即以“实属不胜首要之职”为辞，将其奏准撤任。经过丁日昌的严厉整顿，台湾吏治开始出现转机，一些不法官吏不得不有所收敛，甚至不得不放弃官职。对此，当时的上海《北华捷报》和英国驻台湾代理领事费理德在商务报告中均作了报导[2]。与此同时，丁日昌又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对台湾赋税的征收办法作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对叛逆田产租谷征收的核实，二是免除若干繁琐税目的征收。在《请核实征额片》中，丁氏从实际出发，对从前台湾府属抄没翁云宽、林爽文等各案逆产每年租谷额变价五万多两银子，全用以供给台湾、澎湖各营兵勇饷糈的规定作了变通。他认为，由于多年来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原有田亩数额大为减少，额定银两征收十分困难，乃至于引起佃户因交不起租子而逃亡，加之不法官吏乘机讹索，从而导致阶级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减轻百姓负担，缓和阶级矛盾，丁日昌专折奏请“嗣后即由各厅、县征收折解府库，并将缺征田额逐一厘查，如系塌坍拋荒实在无着者，详请豁除；其在近年*行抄封的有凭据可查者,准由地方官，传的户亲自领由，不许书差绅董从中舞弊；若有新垦匿报以及欺隐侵占，淸出分别归补。”[3]这一变更措施，不仅为缓和阶级斗争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丁日昌从政做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核实逆产租谷征收数额的同时，丁氏针对台湾府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实情，对之进行整顿。在《台湾府属杂饷征收苦累情形疏》中，丁日昌激切指出：“查杂饷名目繁多，……析及秋毫，吏役藉此勒索横征，穷民苦累实甚。且所征杂饷傭户、渔民均去来无定，官役不能尽悉底蕴，则必须熟悉之土豪出为包揽，先须于地方官预纳承充之费，然后垄断浮收，餓糠及米，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D”从而奏准清廷，“除番社所输鹿皮及小米犹有任上作贡遗意，暨民间塭饷，蔗车、糖蕪，其弊尚易厘剔，应仍其旧外，所有港、潭等项杂饷，……均应豁免以除民累J至于因此短少之税收，则以开发台岛兴利作补偿：“台湾近年出产茶叶、樟脑等项厘金关税均属新政，较之此起杂恼多至数倍；而台北现议筹开矿务，则地利更可扩兴。”[4]与一般贪官污吏不顾民众死活，千方百计巧取豪夺的劣行相比较，丁日昌对于不合理租税的裁除，显示其为民请命的一面。

在有关台湾营伍的整顿问题上，丁曰昌尽其所能做了许多X作。在丁日昌担任闽抚期间，除了原有的八旗、绿营兵勇已经腐败不堪之外，即使新式地主武装湘军等也日益失去其朝气而大部分被裁撤，进驻台湾的营兵不仅数量显得单薄，更因天高皇帝远，管束十分困难.致使台湾岛兵勇纪律松弛、战斗力低下^早在初任闽抚时，丁日昌就曾会同闽浙总督文煜对台湾营兵状况作了详细的分析，计划有所裁撤。当他亲临台岛了解到军队的实情后，就曾多次奏劾各级营官数十人，其中如参将黄得桂、黄金升，都司何积祖、陈光华，副将郝富有、王盛舂，管带朱名登等，或因虚报兵额、多占勇粮，或因听任部属为非作歹，扰害百姓，或因吸食、贩卖鸦片，得到革职、降级、正法等处罚。尽管一些人对丁日昌不满甚或恨得咬牙切齿，但谁也不得不对其敬畏三分。其结果，驻台军营的积习得到改变，士兵战斗力有所加强。

对于台湾海防建设的问题，丁日昌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担任闽抚之初，他向清廷提出了购买铁甲舰、练水雷车，建新式炮台、练洋枪队等建议。到达台湾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奏请购置中等铁甲舰二三只以及水雷、大炮、快枪等，打算预练新式军队二三十营，并请饬李鸿章拨借格林炮20尊，克鹿卜炮20尊，配备子药之水雷十具，请饬沈葆桢拨借克鹿卜、博洪两式40磅至120镑子之大小炮各六七尊，以及格林炮20尊。尽管这个要求基本上得到清中央朝廷的允准，但因财力严重不足，大都不能落到实处。后来，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或是上奏朝廷陈述己见，或是利用各种关系与有关地方督抚大员积极磋商，希望能得到实力支持，即使在辞官居乡之后，仍不忘情于台湾的海防建设。

在有关丁日昌与台湾洋务自强新政的关系问题上，最值得一书的是对铁路的兴建所提出的诸多建议和对矿产开发的实际行动。早在《海防条议》中，丁日昌就提出铁路“尤将来之所不能不设”的意见。在1876年12月即将赴台之前，他为在台湾兴建铁路专折向清廷提出了具体计划。经过考察台湾情形之后，为了整体建设台湾，他向朝廷递上陈述有关兴建铁路与开发矿产之必要性、重要性的奏折，认为台湾铁路建成后，既可活跃经济，有利于整体开发建设，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还在于文报通达、军队调遣，内可稳定社会秩序，外可抵御外敌入侵。针对顽固守旧势力的有关建造铁路而引发的奇谈怪论，他逐条进行了驳斥。有人认为，兴建铁路“必致伤人庐墓，百姓怨嗟”丁日昌指出，这种论调愚昧无知，不知台湾空地较多，修路并不会妨碍到田地和房屋的实情。至于有碍风水之说，一般百姓“并不深信”，即使有顾虑，只要向他们说明道理，也就不成问题。有人认为，铁路运行后用煤很多，将来煤尽铁路则会成为废物。丁日昌指出这一说法的错误，是不知台北地区盛产煤炭，可以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缘故。有人认为，开办铁路，费用浩繁，不如将有限资金投入台湾防务建设。丁日昌指出，台湾防务固然重要，但铁路的兴建是与防务相统一的，况且铁路可以起到防务与税利双收的作用。有人认为，修建铁路时取法洋人，将来容易被洋人据为己有。丁日昌指出，修造台湾铁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立、自强。尽管一开始不能离开洋人的指导，但终究要做到自行修造、自行管理。况且，铁路与轮船-样，“轮船可行则铁路可行”[5]。

丁日昌的正确建议，很快得到洋务大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赞同，总理衙门于是奏饬丁日昌审度地势，妥速筹策^然而，清廷在谕旨中并未从根本上指拨修路款项，只是同意将从前奏定给予南北洋海防经费中应给南洋款项中拨出一大部分作为兴造台湾铁路经费之用。实际上，这一款项很难落到实处。此外，还有由闽省自筹、举借外债以及向富商劝捐。但闽省自筹则因地方财政每年上缴国库之负担很沉重，加之闽浙总督何璟对丁日昌的主张不以为然，所以这个办法也难收到实效。至于向外人借款造路的问题，既因时人顾虑重重，从感情上不容易接受，又因洋款厘息太重，这个办法也是纸上谈兵而已。只有向富商劝捐一法，稍有成效。如林维源、林维让兄弟，曾捐出50万元作为兴办开发路矿的费用。但相对于修路所需巨款而言，这点经费远远解决不了问题。就这样，丁日昌有关兴办台湾铁路的建议，在守旧势力的阻挠和经费严重缺乏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之下，未能付诸于实践。尽管如此，他在铁路问题上体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关注台湾开发建设的爱国热忱，不仅影响他的同时代人，而且给后人以理性的启迪。

相对于台湾铁路兴造而言，丁日昌在台湾矿产的开发上其成效显得更为实际一些。前已详述，丁日昌是一位著名的洋务实干家。从而，他在专职福建巡抚之初，就对台湾矿产开发的计划作了较为周密的考虑。针对沈葆桢任上有为基隆煤矿所订外国先迸机器和聘请外国技术人员之举，即与李鸿章等会奏派任福州船政局总监、布政使衔广东题奏道叶文澜主持此煤矿一切事务。与此同时，又奏请将左宗棠于1863年遵旨封闭的台湾硫磺矿“弛禁开工，或由官设厂，或向民买收”。磺油即煤油则“必先有熟悉其事者购小机器，雇洋工开钻试验，但使工本之外略有贏余，即可举行”，“拟请旨专派叶文澜驻台湾督办煤矿等件，以专责成，仍饬地方官会同妥办，以免掣肘。”[6]当他按例于1876年冬从福州移驻台湾之后，就对基隆煤矿作了实地考察，并指派叶文澜对当地硫磺、煤油等矿产进行认真勘探。次年初，他在叶文澜勘查的基础上，专折上奏清廷，就台湾全岛矿产分布及拟销售的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在奏折中，丁日昌特别强调说：“如果使用机器开采，且对各矿同时并举，那么费用不过百万，将来收效不可估量。处此海上无事之时，应当迅速开矿以获大利，否则战争爆发后，不仅无所得，而且防务也将大受损害。”[7]由于当时全国洋务运动正处于“自强”与“求富”两相并举的阶段，更因台湾的地位在时人心目中有所提高，所以丁日昌此折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和允准，有关开发台湾矿产的事业也就步人实践阶段。在丁日昌的鼓励和主持之下，是年4月间台湾官办煤矿所产之煤和煤油，不仅质量优良，而且数量可观。丁日昌上奏朝廷，得旨由其转饬叶文澜“悉心讲求，广为开采，以裕利源”。至此，台湾矿务事业初见成效。可惜的是，丁日昌不久即离职回籍，台湾矿产也就未能在他的主持下加以大规模的开发。

上述可见，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关注台湾并且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台湾加以全面开发建设的地方督抚大员。尽管因客观环境条件的诸多制约，如时人对台湾的地位不予重视，经费严重紧缺等，使得丁日昌的全面开发台湾的计划未能整体施展开来，某些计划虽已开始实施也未能彻底进行下去，但是他在有关台湾开发建设问题上表现出的超前意识，体现出了敏锐的眼光、务实的作凤，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大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1] 《丁禹生政书》下。

[2] 吕实强：《丁曰昌与自强运动》。

[3] 《丁禹生政书》下。

[4] 《丁禹生政书》下。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

[6] 《丁禹生政书》下。

[7] 《洋务运动》二。

有关丁日昌的是是非非

丁曰昌自1878年5月辞官归乡至1882年去世这几年间，尽管朝廷对他有总督衔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节制水师，随后又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任命，但他均未应命出山，而是在家乡“絜园”度过其大部分的时间，过着半耕半读式的生活。然而，作为一位有才识、有事业心的官吏，丁日昌在隐居期间并未放弃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之情。訾如有关募捐救赈华北等地灾荒、处理乌石山教案、对海防及外交事务的建言等，丁日昌均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思想言行是与他的爱国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同他不满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平生抱负未能如期施展实施而坚请辞职又不甘寂寞的心理状态不可分离。

大凡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往往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丁日昌也不例外。

丁日昌在世之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曾国藩称赞他是一位难得的洋务实干家，多次予以保举和提拔。李鸿章认为丁氏“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冠绝流辈”。沈葆桢称赞其“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讲求洋务罕有出其右者”。王韬把他当作“一代伟人”，引为“生平第一知己”。郭嵩焘认为在兴办洋务方面，丁日昌“能致其精”。容闳对丁氏更是极力推崇，认为其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从而引为“志同道合者”。与此相反，顽固守旧势力则对丁曰昌恨之人骨，多方加以责难攻讦。如王家璧指控丁氏“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1]，将其诋毁为“丁鬼奴”，且与宋代奸相秦桧相比拟[2]。于凌辰则大骂丁日昌等“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3]。甚至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人还上奏清廷“请戮郭嵩焘、丁曰昌之尸以谢天下”[4]。

我们认为，晚清时期之所以在丁日昌的评价问题上出现这种根本对立的意见，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如何认识西方，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选择中西文化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尽管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逐渐输人到中国，引发了有识之士们对其中的某些成分采取了主动认识和学习的态度，但因长期闭关自守，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更因中西两种文化属于不同体系，其融合、交流的过程必然是缓慢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仍然不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和西方文化的进步，而对任何吸取外来的新观念、新思想，即使是科学技术也加以使劲反对，洋务实干家丁日昌在其思想言行中表现出的一系列超前的意识，自然成为顽固守旧势力极力攻击的对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丁日昌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未能得到人们客观公正的评判，也就容易理解了。

如何从总体上给予丁日昌一生的功过是非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丁氏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近20年来，人们之所以对丁日昌的一生有了新的认识，可能与丁氏主要是一位洋务实干家有关。在关于他的总体评价问题上，并未出现像对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人评价时出现那样大的分歧意见，而是对其一生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丁日昌是洋务运动中一位颇有作为的“实干家”[5]；有的学者认为，丁是一位“洋务千将”[6]；有的学者把他称之为“政治家”[7]、“富有革新精神的爱国政治家和“实干家”[8]。等等。

我们认为上述对于丁日昌的总体评价问题作出基本肯定的观点，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依据翔实史料，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丁日昌仕宦20余年，可以说其思想言行是与洋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他遗留在世的大量奏疏、文牍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政治生涯的基本轨迹。在洋务派群体中，丁日昌是一位较早感受到时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并且提出应变之方的人物。他在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指出：“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更辙”[9]，“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10]从而，他明确主张学习西方，从仿造枪炮开始“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11]此外，他还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并力求付诸于实践，如积极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兴建中国矿冶业；成立大银行，发展中国金融业；设立电报公司，促进中国通讯的兴起；设立轮船招商局，发展中国航运业，以及对建设台湾提出的整体规划等。丁日昌的这些主张和建议，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促进人们中西文化观的转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丁日昌与同时代人物相比，在吏治、洋务、外交、国防、教育、社会风俗的转变诸方面均卓有建树，在许多方面走在一般洋务派的前列。

丁日昌的政治生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地度过的，他参与了众多的外交活动，与外国人打交道最早也最具体，所以有关丁日昌外交思想和活动的评价问题，不仅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在讨论之中产生了不同意见之间的明显分歧。

首先出现争议的是，关于丁日昌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问题。丁氏对外交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按照条约办事。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丁日昌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外交活动，其抵制侵略、维护主权的性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吴福环指出，承认不平等条约，信守条约中的条款，坚持按照条约办理外交,是丁日昌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所具有的对外妥协与抵制侵略、维护主权这两方面是同时存在的，虽在个别时候以妥协性为主，但纵观他办理对外交涉的所有活动和一生的全部言论，可以说抵制侵略、维护主权仍是其外交的主导方面杨宗亮认为，丁日昌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应肯定他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为捍卫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1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丁日昌的按条约办事的指导思想，其投降卖国的性质是其主导方面。持这一观点最有代表性者是邓亦兵。理由是，按照条约处理对外交涉，实际上是首先投降一步，然后再论其他。尽管丁日昌出于爱国意愿办理交涉，争得点滴利权，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没有摆脱投降、卖国的结果。投降卖国是洋务派的本质，也是洋务派思想的主导方面[13]。吴忠民也认为，丁日昌有关对外交涉的言论是比较软弱的，侵略者的胃口从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Q我方愈软，它就愈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直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为止[14]。

应该说，前一种意见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这是因为，自古弱国无外交。西方列强用鸦片炮舰轰开大清帝国的国门后，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从此被迫开埠通商，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1年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开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批开明士大夫逐渐改变传统的“夷夏”观主张只有了解西方法律和尽力运用国际公法，才能在对外交涉中避免上当受骗。对此，郭嵩焘、曾纪泽等驻外大使深有体会。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洋人在华势力正炽，清朝国势每况愈下，即使懂得外交，也不能顺利解决根本问题。在对外交涉中，要避免招致更大的损失,唯有以大局为重，遵循既有条约，与列强据理力争，挽回一些已失利益或者防止损失更多更大的利益。如前所述，丁日昌在洋人麇集的上海任职期间，是当时办理对外交涉较多的地方大员之一。用丁日昌本人在《海防条议》中的话说，上海“华洋杂处，抚辑綦难”，洋人“性情反复，变诈多端'而对这种局势，他感到“古来中国所以能自强者，大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方今中外互市，彼实窥我有事之秋，多方挟制，近虽大难克平,而元气未复”，从而“驭远之法”应当是：“内则力图整顿，不可徒托空言，外则虚与委蛇，不必稍涉虚骄，不唯与泰西各国开诫布公，示之以信，即日本亦宜暂事羁縻，使目前不致决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方面按照条约所载，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作出暂时的让步，用以换取一段和平安宁的环境来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他以条约为凭据理力争，严禁外国人于上海城内购置房地，严禁外国轮船在非通商口岸航行，严禁外国人擅自架设电线、修造铁路等等。与此同时，他以条约为凭，拒绝华商请禁洋商开设花行，或令洋商花行缴纳厘捐的要求，严禁潮州民众抵制英领事入城的举动，平息福州民众反对洋人租买乌石山房地建造教堂的斗争等等。进而,对于条约上未载之事，丁日昌则竭尽全力限制洋人的种种要求。如坚决收回被占上海等地宫庙城门，禁绝洋泾浜赌场，改革高昌庙洋枪队口粮、营制而派中国官员加以管理。这就是他所常说的：“有关体制者，必当力争，无碍大局者，量为答应。”[15]由此可见，丁日昌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并非一意投降卖国。相反，他坚持按照条约办事，确实为中国争回了许多权益。至于按照条约办事所反映出的对外妥协性、被动性的一面，既是阶级局限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国国势衰微在其身上的反映。况且，这种妥协性和被动性在丁日昌整个外交实践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他之所以坚持按照条约办事的最初动因，则是为了保持和局，争取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洋务自强新政。

其次，有关丁日昌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基本态度问题，成为学术界评价丁氏外交活动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丁日昌是应曾国藩奏准从江苏巡抚任上，临时来到直隶协助其处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的。尽管他不是该案处理的主要负责人，但因这一事件的结局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看法。吴忠民认为，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的原则是“一意主抚”，其具体办法是：“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再以重金赔偿。这是一件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尽管丁曰昌等人也知道，“和议不可长恃，自强必须早计”，但是，他们毕竟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同广大人民是对立的，而且对外国侵略者又抱有幻想。这就决定了他们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16]。从而，将其作为认定丁日昌对外妥协投降的一个重要依据对待。范海泉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丁日昌对天津教案的态度是明朗的。他虽然不能不执行清政府既定的“主抚”对外方针，但反对“一意主抚”，并有在与洋人决裂后进行武装抵抗的思想准备。而且，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他有着一系列敏锐建议。丁日昌虽曾提出“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但其出发点是“虚抵多而实抵少”，基本原则是“理所能允之事，先为认真妥办，然后理所不允之事，方可与之力持”。由此，范海泉得出结论：若说丁日昌这样一个“素有捍御外洋之志”，且为洋人“恨之切齿”的人是“鬼奴”、“买办”，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17]。

丁日昌曾经指出：“天主、耶稣各教传人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然亦不能任听作奸犯科，以致事机决裂，不可收拾。”天主教“虽其本心并非为恶”，但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且往往袒护教民，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从而导致民众“仇教”的情绪日益高涨。即使如“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后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无间言，耶稣教人亦不以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盖缘天津莠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之’之愤。”[18]在这里，丁日昌将天主教与耶稣教区别开来，且客观实在地将传教士的作恶与教民的附恶归结为导致民众反洋教斗争不断兴起的原因，看不出任何投降卖国、为侵略者辩护的迹象。他在受命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明确指出：“天津民教互哄一案，在法领事凶戾成性，固属祸由自取。”[19]那些目击官长被洋人放枪而聚众奋殴的天津民众，则事出有因，不能不谓之出于“公愤”，“虽事关中外大局，不能不按法议抵”，但应“分别有因无因，情节重者尽法偿抵，情节轻者酌从宽减”，并在事后“分别抚恤”[20]。由此可见，丁日昌在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后提出的处理办法，绝非“投降卖国”、“一意主抚”所能解释得了的。当对侵略者作了较大让步之后，丁日昌上奏清廷，提出在“议抵议偿之后，而彼尤要求无厌，似可邀齐各国公使与之评理”的建议。尽管这个建议被清廷以西方各国有可能联手作难，到时，不但不能与之评理，即议赔一层亦难论及为由加以否决，谕令其迅速“按律分别惩办，断不可再有迟逾”。这样，就使得丁日昌最终不得不遵旨从事。但这恰恰反映出在他身上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尚未泯灭。

因此，我们认为丁日昌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体现出的基本思想言行，就总体而言，既未完全丧失民族情感，一味对外妥协投降，又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带有运用国际公法处理中外争端的理智精神。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8卷。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

[4] 《清鉴》下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5] 《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6] 《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7] 《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8] 《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

[9] 丁日昌：《抚吴公牍》上，宣统元年（1909)南洋官书局版。

[10] 《海防档.机器局》。

[11] 《海防档.机器局》。

[12] 《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13] 《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

[14] 《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5] 《海防档·福州船厂》

[16] 《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7] 《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

[18] 《丁禹生政书》下。

[19] 《丁禹生政书》下。

[20] 《丁禹生政书》下。

第九章“香火缘深”

——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

1866年5月上旬，曾国藩在复李瀚章的书信中谈到，曾、李二家之间的关系犹如“香火缘深”，希望李氏倾全力出兵援黔，尽速平定贵州苗民军、号军起义。尽管在当时，曾氏是借其贵州籍幕僚的评语道出这种关系的，实则曾国藩在书信中、日记中多次提到这种关系。的确，曾国藩与李氏一家的关系非同寻常。不仅李瀚章兄弟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而且李瀚章兄弟六人中就有四人做过曾国藩的幕僚；不仅二弟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而且李瀚章本人曾正式拜曾国藩为师，三弟李鹤章更在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的儿女亲家。

我们知道，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依凭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政治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协调。在实现政治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协调的过程中，中国人非常讲究亲情、友情，非常重视构建姻亲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因为，一个有抱负的官僚士大夫，在其锐意学做“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完人的旅途上，在其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志向中，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扶持，离不开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积聚和利用。就曾国藩与李瀚章兄弟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结果而言，李瀚章和二弟李鸿章做到了总督以上的大官，其他三个弟弟或做官或经商，可谓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李氏一门称得上是显赫一时，让世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这其中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曾国藩对李氏兄弟的点拨、关爱、扶持、荐举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

李鸿章曾自称不仅为曾国藩门下“传教习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的忠实继承人。李瀚章之所以在曾国藩去世不久即主编出版《曾文正公全集》，李鹤章之所以成为曾国藩儿子曾纪泽的儿女亲家，就在于李氏兄弟有感于曾国藩对于李氏一门的知遇之恩，为曾.、李二家“香火缘深”境界的延伸所作的理论诠释和行为张显。曾国藩能够以一介书生而统兵数十万，最终成就封建士大夫所向往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完人形象，这其中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李瀚章、李鸿章等兄弟的忠心辅助之功不可忽略，尤其是在清王朝经济困窘，无力统一划拨湘、

淮军数十万大军饷糈的情况下，李瀚章前后十余年总理湘、淮军粮饷，称职而圆满地充当起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则为曾、李二家“香火缘深”关系的形成提供了事实依据。

“拔贡”做官

李瀚章1821年（清道光元年）生，本名章锐，字敏旃，号筱荃，也叫小泉、筱泉，晚年自号钝叟，安徽合肥人。祖籍江西湖口，本姓许。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因心庄无子，而将迎溪次子慎所过继为嗣，于是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

尽管到了李瀚章的高祖李士俊时，已积聚200多亩土地，谨守着耕读传家的古训，但直到李瀚章的父亲李文安1838年考中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记名御史，合肥李氏一门才真正成为当地望族。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人都认识到，读书是为了做官，要做官就必须读书。从而，父亲李文安在读书做官这条道路上的成功，很自然地激励着李瀚章兄弟的人生志趣。然而，李瀚章有兄弟六人，还有两个妹妹，人口众多，家庭经济在其父考中进士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是相当拮据的。作为长子，李瀚章在父亲攻读举业和任职京城期间，挑起了侍奉祖父，照顾弟妹的家庭重担，这就自然地影响到他攻读举业的成效，几次乡试均是扫兴而归。当然，并非李瀚章资质愚纯、基础不扎实，主要在于他缺乏集中时间掌握制艺技巧。实际上，李瀚章读书认真刻苦，家学基础比较扎实，曾在父亲所开家馆中接受严格的家学教育，之后又师从堂伯父等有名塾师，接受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他在1849年选为拔贡，朝考获得一等的优异成缋，就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拔贡是贡生中的一种。按规定，那些读书秀才本隶属于本府、州、县学，如果经过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肄业的人，即不属于本府、州、县学，而被称之为贡生。清朝科举制度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贡生名目分为六种:每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的人为岁贡；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的人为优贡；遇到皇室庆典而加贡入选的人为恩贡；每12年一次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的人为拔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乡试录取名额外列入备取的为副贡。这五者为正途，不经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的人为例贡，不属于正途。清制规定每12年，凡逢酉年，就有“拔贡”的考试。1849年恰逢酉年，李瀚章因朝考成绩为一等，可以直接封官任职。就这样，李瀚章跳过了乡试（举人考试）这个台阶，凭其深厚的学识跻身于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而且不需像其弟李鸿章那样进入翰林院深造就可直接从政做官。这是清王朝选拔官吏的特殊形式，李瀚章成为了幸运儿。

可能由于父亲李文安为曾国藩的进士同年，弟弟李鸿章三年前就已经成为曾国藩的门生，也可能由于曾国藩在京城的影响不管文名还是官级品位，受到李瀚章钦慕的缘故，更因为曾国藩此时担任礼部左侍郎，可能是参与“拔贡”朝考的考官或阅读大臣，故李瀚章继其弟李鸿章后成为了曾国藩的门生。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李瀚章“出公门下”[1]。指的可能就是这个依据。如前所述，姻亲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是促成一位有志向、有抱负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功名双收的重要因素之一。李瀚章的发迹，与他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受到老师的扶持、关爱、荐举关系极为密切；而曾国藩事业的成功，的确又与李瀚章、李鸿章等门生对他的忠心辅助、密切配合和死力卖命紧紧相连。曾、李二家“香火缘深”之情，在李瀚章“拔贡”做官这一侧面上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 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

总理湘军后路粮台

1851年，李瀚章奉旨署理湖南永定县知县，次年改署益阳县知县，未及上任即因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进攻长沙，遵巡抚骆秉璋之命坚守长沙城南门天心阁要地，因功获六品衔奖励而赴益阳县任。1853年，改署善化县知县。此时，曾国藩在好友郭嵩焘等人的劝说下“夺情出山”，奉旨担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尽管曾国藩饱读经史，又在京城先后任职过礼部、吏部、兵部、刑部等部，但他缺乏地方军政实践。为了尽快稳定地方秩序，他对湖南各地农民暴动或起义，采取了一律严厉镇压的手段，被时人冠以“曾剃头”的恶名。同时，他又与湖南地方官尤其是与地方绿营将领的关系弄得比较紧张。对此，李瀚章“上书于公，劝以缓刑，公未从也”[1]。尽管李瀚章给曾国藩的“上书”我们未能见到，但据1853年4月上旬曾国藩给李瀚章的复函告诉我们：尽管曾氏肯定李瀚章“所论甚中要害”，同时表示“足下进言之意甚厚，生当三复铭佩也”，但此时的曾国藩书生意气颇为浓厚，固执己见的性格十分突出，并未真正接受李瀚章的劝告。他的理由是：“生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2]，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3]虽然李瀚章的劝告之言没有引起曾国藩的重视，但从中我们感觉到二人之间师生关系非同寻常。在中国古代，一般说来，学生对先生的尊重就像儿子对父亲那样言听计从，不可有半点怀疑或批评。然而，已有一定地方从政实践经验的李瀚章，正因为视曾国藩如自己的父亲那样加以关心、扶助，所以才对老师直言提醒，只不过曾国藩未能体味到学生的深层用意所在罢了。不久，曾国藩由于在长沙碰到的麻烦越来越多，不得不移居衡州练兵。

然而，在衡州虽可独居一处专心练兵，但练兵经费非常短缺，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曾国藩“别树一帜”练就“劲旅”的计划。如他在1853年】1月下旬给李瀚章的书信中诉苦说：“仆在衡极力劝捐，总无起色，所入皆钱，尚不满万。各邑绅士来衡，殷殷相助，奈乡间自乏此物，莫可如何。将欲放手一办，辄复以此阻败，只恼人耳。”[4]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通过各种关系动员其好友和学生们，扩大劝捐范围。李瀚章则利用他在湖南任职县令的有利条件，为解决曾国藩训练湘军所需经费碰到的困难尽心尽力。到了1854年春曾国藩正式出师东征时，由于所筹经费逐渐增多，水陆两支湘军约一万七千人，每月饷银八万两左右，不仅筹款事务繁重，而且收支事务极为复杂。于是，曾国藩专折奏派夏廷越、郭嵩焘、黄赞汤、朱孙诒、胡兴仁、李惺等分赴各地劝捐的同时，委用李瀚章掌管湘军饷银收支事务。是年8月，湘军从湖南岳州开赴湖北。考虑到越境作战，粮饷等后勤供给仍需由湖南解决，曾国藩决定“于长沙设立后路粮台，派湖南即用道裕麟、湖北记名道厉云官司其事。其水陆行营收支事务，则李瀚章及江南同知郑德其主之”[5]。是年10月，又在汉口设立转运局，委用礼部员外郎胡大任主司其事。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奏调胡林翼援鄂，担任按察使职，目的则是为了全力肃清鄂境，为日后进军赣、皖，直捣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开辟募兵添勇、筹集饷糈的一个重要根据地。由于各路兵马汇聚湖北，饷糈供给在李瀚章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得到保障，从而只用了半年多时间，湖北一省基本上处于湘军控制的范围之内。自1854年底始，湘军水陆主要兵力开赴江西九江、湖口等地，与太平军展开了长达二三年之久的生死搏战。遵照清中央朝廷下达的“曾国藩等既定直捣金陵之计，即着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6]的指令，曾国藩为了全面主持江西军务，于1855年2月中旬将在九江设立的大营转居江西省城附近南康，“于南昌设立后路粮台，派礼部员外郎甘晋及李瀚章司其事。”[7]然而，因太平军在江西九江、湖口经营有年，又因湘军水师装备和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在1855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湘军始终未能控制住江西战场的主动权。面对这一尴尬局势，曾国藩在上奏朝廷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对李瀚章等人在后勤供需方面所起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如他对李瀚章在1854年和〗855年这两年间，主管湘军后勤供需工作是这样评价的：“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瀚章，自去岁办理粮台，每于艰难挫折之际，逶迤经营，不激不随；今年在江西与礼部主事甘晋应付各路军需，亦能权衡缓急，毫无浪费。”[8]据此，李瀚章被清廷任命为知府，并被赏戴花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是年5月初李瀚章受命总理在南昌所设的湘军后路粮台之后的次月，他的父亲李文安病逝。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本应回籍守制，以尽孝思；但因当时江西军务紧迫，后勤饷糈供给关系到湘军的生死存亡，所以一向重视礼（理）学经世的曾国藩在多方安抚李瀚章兄弟的同时，专折奏请朝廷准允李瀚章“夺情”治事，以全力保障湘军后勤供需的正常运转。尽管李瀚章因不能固籍为父亲治丧守制，内心感到不安和优伤，但他最终听从了曾国藩的请求，尽心任事如前。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李瀚章称得上是一位既讲私情又能忠于国事、顾全大局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正是有了李瀚章这样一大批知书达理、重视私情友谊的幕僚和朋友的实心辅助，才能最终成就“中兴”大业；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将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能够在内忧外患同时踵至的局势下延长60余年的寿命，正是有了李瀚章这样一大批忠义血性死力为之卖命效劳的忠臣烈士。

1857年初，南昌湘军后路粮台并入江西省局。不久，曾国藩丁父忧奏准回籍守制，李瀚章亦于此时交卸粮台事务，允准回籍补制。关于南昌湘军后路粮台撤销归并入江西省局的时间，贾熟村所撰《李瀚章》小传及史林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均认为是在1856年，而且把曾国藩守制的时间写作为1856年。据《曾国藩全集·奏稿》载：“六年十二月撤毁粮台，自七年正月起，归并江西省局司道办理。”[9]咸丰六年十二月即1857年1月，十二月三十日即1月30日左右。况且，1857年2月，湘军后路粮台才正式并入江西省局，李瀚章自粮台撤销后还需一段时间办理交接手续，曾国藩在奏稿中提到的“六年十二月撤毁”，“七年正月起，归并江西省局”，正好是一个月左右时间。《李瀚章列传》则说：“六年曾国藩以礼去官，湘军粮台归并江西省局，瀚章亦回籍终制。”[10]贾熟村之《李瀚章》小传可能以此认定李瀚章回籍终制时间为1856年，而《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一书可能又沿袭贾熟村的《李鸿章》小传之误。曾国藩回籍守制和李瀚章回籍终制的时间，应纠正为1857年春。

[1] 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

[2] 屠伯：指宰杀牲畜的能手，多用以比喻滥杀人的酷吏。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5] 《蒈国藩全集*奏稿》二。

[6] 转见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

[7]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10] 李经畲编：《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李瀚章列传》，清光绪三十二年石印。

报销兼转运局总理

李瀚章在1857年春交卸完南昌湘军后路粮台事务后即赶回家乡庐州，为其父补行守制之礼大约一年多时间尽管在此期间，安徽巡抚福济奏留李瀚章办理团防捐务，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老家实行守制之礼。1858年7月，安徽巡抚福济兵败被免职；次月，太平军陈玉成部复占庐州，将李瀚章的祖宅“焚毁一空”。于是，李瀚章与李鸿章等几个弟弟们侍奉母亲李氏逃往江苏镇江暂住，不久即被安徽新任巡抚翁同书奏准帮办军务。

此时，回籍守制一年期满的曾国藩在朝廷数道谕旨催促之下再次出山治事。通过一年多时间在家乡安心守制、读书，仔细反思总结自1854年春出师东征，转战湘、鄂、赣、皖各地之经验教训，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扩大筹饱途径和范围，才能有效保障人数日渐增多的湘军的战斗力。从而，他在奏办各地厘捐征收机构的同时，决定对早几年粮饷征收支销事务有个了断，一方面对朝廷有个交代，另一方面告诉世人我曾国藩在钱财使用问题上是清白的。1858年7月28日，曾国藩在奏报应命复出启程日期的第二天，即致书李瀚章详细阐述军政方略，并特意敦请李瀚章复出相助。曾国藩陈述此次应命复出在于不敢“仍拘礼经，坐视君父之急而不之赴”的理由之后告知李瀚章，已在湖北省城与胡林翼等人妥商数事：一是水陆两军密切配合，分路进击苏、浙、赣、皖，“大抵鄙队与迪庵两军，一东一西，皆以厚、雪水师为中路枢机”。二是湘军粮台拟设九江、湖口等处，其后路“皆在湖北，其根本皆在湖南”。他认为这样安排，为的是“使皖军、浙军与水师息息相通”。三是明确告知李瀚章，已专札邀约其“即日动身趱赴湖口，一则办理从前报销事件，一则吾弟居中，专司转运诸事”。曾国藩特意提醒李瀚章责任重大，千万不要推却：因为“往来函牍、粮台”由你李瀚章细心转运处理，“不特张小山、魏召亭、邓少卿诸人得所依归”，而且我曾国藩亲自主持的援浙之军，扬岳斌、彭玉麟统帅的水师，李续宾率领的援皖之军，“三路皆可联络一气，由阁下常通消息也。”[1]由此可知，曾国藩此次复出已作好了“宏图大展”的准备，即以湖南、湖北为后方根据地，重点经营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与此同时，吸取从前水陆之师配合不紧密的教训，注重安徽、浙江等地陆师“与水师息息相通”。而全军后勤供需重任则由李瀚章担当，起到“往来函牍、粮台”转运有序的双重作用。从而，曾国藩在书信中表示：“务祈迅速前来，千万之祷！”[2]其实，早在十天前曾国藩就专札邀请李瀚章担任此职，后来考虑到送信之人辗转需时，“无差可派”，才将这封于十天后所写的书信“先行飞递”[3]，让李瀚章作好重新入幕的准备。此时，李鸿章及家眷已从江苏镇江移居江西奉新。而李瀚章可能因安徽局势有所稳定，应新任巡抚翁同书之命仍回原籍帮办军务。为了使李瀚章任职报销局总理和负责转运工作能够名正言顺，曾国藩于是年9月18日附奏朝廷，允准将李瀚章调赴他的大营。在《调李瀚章来营片》中，曾国藩充分肯定李瀚章从前在湘军大营综理粮台，“内方正而外圆适，办事结实周详，甚属得力J派其办理湘军历年报销事务，最为合适不过。清中央朝廷应允曾国藩所请，明降谕旨，命新任安徽巡抚翁同书转饬“李瀚章迅赴湖口水营设立总局，办理报销事件”[4]。实际上，在李瀚章未赴任之前的1858年8月26日，曾国藩已正式组建了湖口报销局兼转运局机构。他在日记中明确记载说：总理为李筱泉，“未到以前，雪琴兼管。”[5]李筱泉即李瀚章，雪琴即彭玉麟。是年10月19日，李瀚章正式到达江西湖口，“李公瀚章由庐州应调来营”[6]，开始其紧张的军费报销筹备工作。自此至1859年1月19日这四个多月时间里，李瀚章追随在曾国藩身边，一方面为湖口报销局的开办做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在参与湘军军谋的同时负责军需转运工作。故曾氏在日记中提到：“与筱泉等议湖北事”[7]，“夜与筱泉、意城谈，作《爱民歌》未毕”[8]；“旋与筱泉、仙屏久谈，困倦殊甚。灯后，又就筱泉、仙屏一谈”[9]；“是日午初，李筱泉回江西省城”[10]。大约在1858年底，曾国藩考虑到江西省城南昌有利于转运赣、皖、浙、闽等省军需，决定在设湖口报销转运局的同时组建吴城报销转运局，李瀚章则坐镇南昌调度一切，所以曾国藩在日记中有“李筱泉回江西省城”的记载。1859年初，湘军与太平军分别在赣、闽、皖、浙等省展开生死搏战，曾国藩更关心的是后勤供需能否得到足够的保障。如他在1859年2月19日回复李瀚章的书信中急切指出：“所有存省之饷银四万金，望即委解来营，以应急用。营中军火亦不多，已咨请江省发红抬枪二百杆，火药二万金，便中并望催发为荷！”[11]此信写就未发，又附信一封切嘱李瀚章赶解万斤火药送交老湖营，“火球及大炮之群子皆所急需，望是速解来。饷银则起早解来。至要至要。”[12]当然，军营报销事务也不能耽搁，故曾国藩在信中询问：“吴城开局荣行，已定何期？”[13]为了不负曾国藩殷切期望之情，李瀚章在尽心湘军需转运的同时，加紧了吴城报销局开办事宜的步伐。1859年2月28日，吳城报销局正式开局办事。得此消息，曾国藩在复李瀚章的书信中给予了充分肯定：“吴城于二十六日开局甚善。”[14]

1859年3月，为了全力对付转战福建境内之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将湘军大营从建昌移至抚州。他在嘱咐李瀚章尽力筹转军需的同时，多次提到报销事务妥善处置的问题。由于自1853年至1857年间，湘军军费一直未能按照户部要求予以及时奏报结算，曾国藩心中总感到不踏实，生怕别人说闲话。从而，曾国藩致函李瀚章，提出了奏销往年军费的基本原则：“报销之局，以速为妙，止要部费说妥，尽可不干驳诘；纵其驳诘，亦易以奏咨了之，不必过于畏慎。”[15]早在1858年初《酌拟报销大概规模摺》中，曾国藩就向朝廷预先声明：李瀚章等人“并非总理，本无专责。自始至终，皆系穷境。劝捐挪垫，委曲维持。或因败挫迸散奔走于危地，或因空乏屡屡受侮于弁兵。廉谨将事，艰苦备尝”。纵使有什么账目不清的问题发生，也不关李瀚章等人的事。况且，湘军大败于九江时，饷船被烧，文卷遗失的事是客观存在的。他向朝廷明确表示：“将来如有款目不符，着赔追缴之处，皆系臣一身承认，不与该六员相干。”[16]有了曾国藩的打气鼓劲，李瀚章充分发挥其理财智慧，充分调动报销局人员的积极性，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1859年12月上旬使各报销清册有了基本定型。得此消息，曾国藩欣慰不已，在给李瀚章的书信中说：“报销事件承阁下与诸君悉力钩稽，并日而图，本月即可蒇事，欢慰无既。此案清厘就绪，以后更易为功，鄙人梦境亦觉恬适。冬杪腊初，当可把袂畅叙，一豁积郁。”[17]此段引文译成白话文的大意是：湘军军费报销的事情，有劳你李瀚章与局中各位能人全力以赴，认真查对汇总，数月以来连续工作，到这个月就可以完工了，我为此感到高兴愉快的心情是无法以言语来形容的。湘军军费报销的事情能够有个交代，以后的事情做起来就会更加容易产生效果，我曾国藩睡觉做梦时也会觉得称心如意。今年春节前后，我们应当可以挽着衣袖开怀畅饮一番，散去积聚在胸中的郁忧之气了。从这段文字的内容可以看出，湘军军费报销之事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李瀚章为之主持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实在是对曾国藩倾心支持辅助的表现。所以，就在是年11月间，趁湘军攻陷景德镇、浮梁县城褒奖有功人员之机，曾国藩奏准朝廷，李瀚章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湖南尽先补用，实际上专门负责湘军军费报销事务和转运湘军军需事务。就在前--个月，李瀚章的弟弟李鸿章则由曾国藩奏保简授福建延津邵道之职，也未实地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幕府中充当亲信幕僚，协助曾国藩处理军政要务。此时，李瀚章兄弟六人中已有四人在曾国藩幕中任事，而李瀚章本人和弟弟李鸿章则做到道台一级的高级官职。其中原因，既与曾国藩对李氏兄弟的关爱、培育和荐举、提携有很大关系，又与李瀚章、李鸿章二人的能力、才识和实心用事联系在一起。如李瀚章在重义曾幕这一年多时间里，专司报销事务和军需转运事务，成绩突出，理应受到提拔晋升。

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扎

李瀚章的学识才能的确没有让曾国藩失望。就在1860年春曾国藩全力经营安徽，并奏派左宗棠帮办军务，专营浙江之际，李瀚章已于是年3月间将历年湘军军费报销清册整理完毕，曾国藩即在复函中给予充分肯定：“报销册添写三分，亦殊不易。”同时，他为了巩固湖南大后方，保证兵源和锏糈的供给，嘱咐李瀚章在“将报销事料理”妥善后，“托伯符、小山、伴山诸公阁下及早回湘，庶纾鄙怀。”[18]经过一个多月的仔细核定，曾国藩于是年6月间专折奏陈历年军费，分作三批报销。他在奏折指出：“窃臣自咸丰三年即次钦奉谕旨，办理军务。所有水陆两营军需报销，因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总局相交涉，恐有00难清，经臣酌拟报销大概规模分为数款，……于咸丰七年十二月内在籍具摺，先行奉明在案。九年驻军江西，设局办理报销，臣督同承办各员，逐款稽核。”第一批报销之案“按照军需例案，造具简明总册、分目细册'选派专人送呈户部，“伏气皇上圣鉴，敕部核销施行”[19]。此时，曾国藩已受命担任两江总督之职，朝廷对他倚重有加，况且由李瀚章主持完工的报销清册也无明显不妥，从而湘军军需第一批报销之案虽未获得中央朝廷的谕旨回复，但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认可。1864年9月，在湘、淮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的一二个月时间内，清中央朝廷则明降谕旨，不再追问湘军第二、第三批报销案的问题，这使曾国藩感到意外的同时，不得不感到皇恩浩荡。如他在给李瀚章的书信中说：“各路军营免办报销，近日皇恩浩荡，此皆尤为出人意表。敝处头批报销虽已入奏，尚未了结，二三批及十年以后各案全未办动。闻此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将愈，感激涕零。因阁下经手多年，特将部文行知，以慰廑念。”[20]在这里，曾国藩因湘军军费报销问题一直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尽管这是清中央朝廷面对客观现实，对曾国藩特予开恩的表现，但第一批报销清册基本没有出现什么纰漏，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说，李瀚章在促成这一结局的过程中所起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6] 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

[7]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9]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1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17]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8]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主办江西牙厘

就在李瀚章主持湘军历年军费报销事务基本就绪的I860年6月21日，曾国藩根据当时全力经营安徽的局势，决定对筹兵筹饷的方式方法加以调整，即在《拟设江西总办粮台及牙厘总局片》中明确指出：“目下苏、常新失，遍地贼氛，几无下手之处，自应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1]考虑到从前“均系自设粮台，自办报销，既无“地方之责”，又有可能出现账目不清的弊端，所以“拟札委江西藩司总办粮台，仍添委道府数员，帮同办理”。又考虑到“江西岁入之款，除钱漕外，专恃牙税厘金”，所以，他同江西巡抚毓科反复磋商后决定，“仿照湖南章程，牙厘另设一局，遴委道府大员专管，不归作藩司收款。”此后江西钱漕所得税款，“应归抚臣经收，以发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之饷”；而江西牙厘税款，则“归臣设局经收，以发出境征兵之饷”[2]。在得到朝廷谕允后，曾国藩又于是年7月5曰附奏，请准李瀚章“改归江西以道员遇缺开单请简”，配合署江西藩司督粮道李桓专办江西牙厘。在此附奏中，曾国藩对李瀚章的人品和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员“廉正朴诫，吏事精核”。自1853年“调赴臣营，襄办粮台”，兼办转运，“七载以来，宠辱不惊，夷险一致”。而且，李瀚章对江西情形熟悉,派其“办理通省牙厘事务，可期渐有起色”[3]。清中央朝廷很快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于是年8月任命李瀚章为江西吉南赣宁道职务，尽心办理江西牙厘，为日渐增多的湘军筹集饷糈。

李瀚章为了报答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很快接受任务，就有关牙厘事务条例与李桓进行了详细研究，送呈曾国藩审批。曾国藩认为“推究慰贴，至为妥善”。但他特别嘱咐李瀚章注意：“今虽以官抽济饷，仍须带几分卖买交易气象，不宜多涉官气。”这是因为，“牙贴尤卖买场中鄙琐之事，尤不可经衙门人手。”[4]也就是说，纯用行政强制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了理解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我们不妨将牙厘名目作点阐述。如前所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期，清朝政府财政税收非常紧张，湘军之类新兴产生的地方武装，其军饷来源得不到保障。从而，湘军筹饷的办法大体有三种：即办捐输、运饷盐、兴厘金。厘金之制由帮办扬州军备的雷以诫于1853年在里下河地区仙女庙、邵伯等乡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随后东南各省依照实行，1857年又由胜保奏准在全国各省一律办理。因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百分之一税款，名抽厘，也称“厘捐”，实属变相的捐输。至于“牙厘”名目，则是厘金中一个重要部分，指的是对能吃的物品进行征税的意思。曾国藩很明白，如米、盐、油等食物老百姓每日不可缺少，对其抽税，已经是一种额外负担，而且牵涉到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不能凭借其权力强行征收，否则会引起不可收拾的麻烦。因此，曾国藩在写这封书信后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反复叮嘱李瀚章必须处理好牙厘局的用人问题，特别强调对局员做到“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收”和“广”指的是特指厘局人员必须是来自五湖四海，不要局限于某省某地或亲戚朋友；“用”和“慎”指的是在局员的使用上必须做到小心谨慎，“不必遽授以事”，要注重人品和才能。对此，曾国藩具体指出：“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5]这一观点，与曾国藩的整体人才观是一致的。针对厘金局开办一个来月时间收效不是很明显的现实，曾国藩于1860年8月下旬写信给李瀚章，指出收效不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夏末秋初“向系商贾减歇之月”；二是赣南等地战乱频仍，秩序极不稳定，生意衰落。他在安慰李瀚章等到“九月以后，生理日旺，必有可观”的同时，认为“日下总以求才为第一义”。特别嘱咐李瀚章将“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及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等语，“时时留心”，体察落实到行动之中。这就是说，曾国藩首先注重的是用人的问题，用人问题解决好了，厘务必有起色。他还特别告诉李瀚章，有我曾国藩撑腰做主，你李瀚章尽可放手办理厘务，“凡与户部及邻省关涉饷项，大费唇舌者，仆当分任其怨，尽可会咨会奏。”[6]十天后，曾国藩又给李桓和李瀚章去信，询问“两君物色得人否？”继续反复强调识人、用人的重要性，集中而具体地阐述他的人才观：“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大体而言，世间的人约有两个类型，一个类型的人是官气较多，另一个类型的人是乡气较多。他认为，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他们做事，很难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概言之，这种类型的人虚骄自傲，怕吃苦，不务实。他认为，乡气多的人“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踏实，不谨慎，做一件事还没有个头绪就弊端丛生，“物议先腾”。这两种人各有优长更各有劣短，相比较而言“乡气”重的人比“官气”重的人，使用起来效果会好一些。曾国藩在信末明确表示，人才是培养而成的，很少有体用兼备的全才，“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尽力培养造就出较多的“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才。他语重心长地希望李瀚章和李桓在办理牙厘事务中“仿此格式”，去识别、使用、培养和荐举有用人才[7]。过了四天，曾国藩专函肯定李瀚章对旧有厘捐章程进行改革的同时，在叮嘱其推行新章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的同时，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厘务人员的委用问题，“采访宜多，委用宜慎”，最终达到“用绅之利，而去其弊”的目的，也即实践“官绅参用”的理念。针对李瀚章是以实授赣南道台的身份办理厘金事宜，鼓励其坚持主见，敢作敢为。特意提醒李瀚章：一个人为人处事，如果对待“公事知而不言，坐视成败，自非所宜”。尽管李瀚章在当时并非“知而不言，坐视成败”，但他担心李瀚章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或者过分客气，畏手缩脚，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李瀚章：“阁下今既补赣南实缺，尤可不必过分客气，凡正语、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有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8]由于曾国藩认识到经营牙厘事务关系到湘军饷糈来源之存亡，“不可不慎之于始”[9]。所以，他对于用人问题看得非常重要。他明确告诉李瀚章和李桓：“牙厘之事，目下纵不甚旺,不足为虑，但求经理得人。”[10]他对李瀚章反复陈述用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些“高明”的人自尊心比较强，“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就应当在待遇上不妨“稍优”，在言语上对他们多加鼓励“夸许”。这样一来，就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从办理厘金事务来说，“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至于“小卡分局不乏算细人员，宜用来信之说”[11]。自此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瀚章遵循曾国藩的教导，利用其担任赣南道职务的便利条件，实际上独当一面办理厘金事务，为解决数十万湘军缺钱少物之类燃眉之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曾国藩在1861年致李瀚章的多封书信中经常提到：“饷项久亏，欠至五六个月不等。张欠四，沅与朱、唐欠五，鲍欠四月半，左欠月馀。务乞阁下从上游设法以大批解济，千万之恳！”[12]“承解饷两批，恰济眉急，此后尚望设法筹解。欠饷太久，实难支持。”[13]“饷银三万恰济眉急。军士将进庐江、无为，不能成行，得此款可以拔营矣。”[14]“现批俟鲍军肃清江西后即行进攻宁国，多军肃清湖北后即行进攻庐州，不知饷项果能接济，不误师行否。”[15]1861年是曾国藩补授两江总督后，统率水陆各军转战赣、皖、浙、苏等省最为艰难的一年，也是为形成金陵合围之势最为重要的一年。数十万大军军需供给浩繁，饷糈筹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瀚章作为曾国藩的亲信幕僚，的确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殷切期望，在全力筹措军饷、办理厘金事务的过程中，不仅办理得法，成效显著，而且“以善解燃眉之急”著称于世。对此，曾国藩在1861年12月间给李瀚章的书信中指出-“鑛厘渐旺，阁下悉心筹画，得以源源接济，慰甚。”[16]寥寥数语，道出几层重要意思：一是肯定李瀚章办理赣南厘务卓有成效；二是肯定这是李瀚章“悉心和筹画”的结果；三是肯定李瀚章用这笔钱源源不断地接济湘军，功不可灭；四是我曾国藩对你李瀚章的才能和学识感到无比欣慰。

在此，还有必要对江西厘金事务的整体情况作点介绍。1860年夏，曾国藩向朝廷奏准由署江西藩司兼督粮道李桓与李瀚章以道员身份共同办理江西全省牙厘事务。到了是年冬，根据江西全省实际情况，又将牙厘局分为两局，“下游南、抚、建、广、饶、九、南七属为省局”，由李桓主持经理；“上游袁、临、瑞、吉、南、赣、宁七属为赣局”，由李瀚章主持经理。本来，下游区域相较于上游区域而言，经济相对发达，离品交流相对活跃，办理厘金所入款项自应相对容易，但因李桓作为粮台总办兼管厘局，“漫不经心，玩视饷务”，不仅“近数月以来，总台解数寥寥，……每月七府厘金不满一万，殊不可解”，而且在办理厘金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引起了商民的不满。从而，曾国藩在《江西厘金整理情形片》中向朝廷明确表示：“臣访闻江省商民，近日颇多怨言，究竟厘金虽已加抽，营饷未得实济。”原因就在于李桓“漫不经心，玩视饷务”。此次“姑免参办”，但在数月以后，“如仍前玩泄，即当从严参奏，并提讯经手员役，以惩积弊。”[17]相比之下，如前所述，李瀚章在办理厘务过程中实心用事，办理得法，成效显著。究其原因，既在于李瀚章的学识、才能出众，也在于李瀚章对曾国藩的辅助、支持之情超过一般幕僚或朋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曾、李两家“香火缘深”的具体体现。

[1]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2]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3]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17] 以上引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五。

襄办广东厘务

尽管因李瀚章在赣南办理厘务卓有成效，为湘军后勤供给解决了一部分困难，但因1862年春李鸿章淮军的组建，饷糈供给越来越成为曾国藩日夜苦思、寝食难安的问题。加之，新任江西巡抚沈葆桢不顾师生情面，擅自截留漕折，专用于本省防务，以前约定接济湘军之饷项，每月五万余两也被尽数截留。随后，又因九江开埠对外通商，即新设海关征税专款专用。这样一来，与水运船货厘金征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因此，长江来往货物原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设卡抽厘之饷源，而此项厘金收人向来不在江西巡抚接济湘军厘金之内。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闹到朝廷。结果，朝廷旨令户部覆奏，户部竟两掣其平y议准此项厘金税收半留江西，半归湘军。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在日记中表示：“因户部奏江西厘务半归本省，心中郁闷殊甚”[1]；“心中因饷事十分懊恼，而又念兵事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2]；“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则以饷项太絀，……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尤著，亦为可惧。”[3]经过反复掂量，曾国藩在不得不向让沈葆桢让步的同时，于1862年6月间奏准由晏端书为广东办理厘务大臣，李瀚章等九人前往广东随同分卡办理，收取厘金税收以补充湘淮军军饷严重不足。曾国藩在奏折中陈述派遣李瀚章等九人为帮办的理由时说：“抽厘经始之际，诸事纷繁，必须廉正明干、熟悉厘务之员，随同办理。”他认为，这九个人“类皆才识闳远，条理精详”[4]堪以担当抽厘重任。

在曾国藩的最初打算中，广东经济相对发达，奏办广东厘金既是不得已之举，也可借此解决湘淮军经费极度短缺的困难，“惟饷项支绌异常，雪琴与霆、沅三军各欠发九个月、十个月不等”[5]，只有想方设法筹集饷项才能有望稳定军心，促成对金陵全面合围之势。曾国藩内心明白，时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耆龄是不好打交道的人，所以他特意在书信中告诉李瀚章，之所以请你李瀚章赴粤随同帮办，在于“藉内正外和之度，经纬一切。庶几条理井然而又宜民宜人，且宜于上游诸座”。他又告诉李瀚章，此行时间不会很长，“计往返各一月，留粤三月，即可综理就绪”[6]，你就可以返回赣南任旧职。李瀚章是个明白人，深知此行责任重大，关系到湘淮军的生死存亡，从而不敢丝毫怠慢,迅速安排赣南事务，火速离赣赴粤。曾国藩在得知李瀚章已于1862年10月下旬抵达广州，并且将办厘章程作了规划的消息后，感到十分高兴。他在是年11月上旬给李瀚章的书信中充分肯定：“粤厘经始之初，极烦擘画。现已明定章程，有条不紊，以闳才润色其间，计当蒸蒸日上。”[7]然而，当他得知“将来办成，每月不过十馀万金”的消息后，“殊失所望”。因为，在他的预先设想中，广东是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商品流通范围广阔而活跃，每月几十万金的厘捐收人应当不会成问題。尽管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耆龄不好打交道，但他自认为派李瀚章这样一位“内正外和”的“办厘老手”从中周旋，而且又派黄冕、赵焕卿、蔡应嵩、颜培*、丁日昌、陶庆、吴赞成、蒋志章等资历较深、能力较强的精干之员帮同办理，应当会达到预期目的的。曾国藩深深感到，奏办粤厘,实在不容易，“前此上存阻挠，下怀观望”，已经看出阻力重重的迹象，但他开导李瀚章，凡事应当作最大努力，要有“凡凤波之来，静以待之，从容捩舵，涉险不惊”的精神准备，湖南东征局开办之初“浮议沸腾，几至停歇，今则安之若素，且觉事事应手”[8]，这就是坚持到底的结果。李瀚章遵循曾国藩的教诲，为扩大收厘来源作了种种努力，但过了两个来月，收效仍不理想，写信向曾国藩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在1863年1月间复李瀚章的信中指出：“所论粤厘三事，自系实情。”认为“理财之道，只能因利为利，岂能强无为有？”[9]此时，曾国藩已对粤厘办理之事失去了信心，但他仍未彻底放弃，还想坚持三个月，如果三个月后“每月不满二十万金”，则“厘金仍归地方经理”。原因是“所得太少，不宜虚负专利之名，且与星使体制、现办局面，均觉分量不称”。从而，曾国藩囑咐李瀚章不动声色，“留心察度”[10]，作出最后努力再说。再过四个多月，当曾国藩得知粤厘局面仍未有多大改观的实情后，于1863年6月中旬去信李瀚章，不主张粤厘仍归地方办理的意见，“鄙人虚负专利之名，迄无救贫之实，情殊不甘。”[11]因为，就在是年初给晏端书的书信中指出，湘淮军饷糈紧缺异常，人数增加了三万左右，“每月须增饷银十八九万，而来源并未稍增，思之寒心。除粤厘外，别无可以生发者。”[12]他明确告诉李瀚章不要轻易放弃努力，已经复商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劳崇光，不仅不可截留广东厘金税收，而且“须力求扩充”。向劳崇光等人建议，“从惩土豪之包抗”和“惩绅富之阻挠”这两个方面入手，“非每月办至十六万金，誓不歇手。”他近似固执地告诉李瀚章：“虽阁下屡函称难臻此数，而鄙人赊望曾未少减。”因为“渴思吞海，饥思舐天，痴人往往有也”[13]。过了两天，曾国藩觉得前信所言意犹未尽，又在致李瀚章的书信中强调：广东厘务想要有起色，就必须从前信说的“惩土豪之包抗”和“惩绅富之阻挠”下手，即使弄到“民怨沸腾，台谏弹劾”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进而，他征求李瀚章的意见，能否从黄冕三人中“派一二人赴粤，果于厘务另有生发否”[14]？希望李瀚章“审量见示”。然而，曾国藩在广东厘金办理这个问题上，只是一厢情愿的“固执'尽管李瀚章等人尽了最大努力，但因广东地方督抚本位主义十分突出，更因地方官绅士民更多地顾及的是自身的利益，所以从1862年6月至1863年8月这一年多时间里，广东办厘成效始终不如预先设想。面对这种状况，曾国藩在被迫奏停广东抽厘的同时，极力举荐好友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李瀚章担任广东按察使，试图由广东自办厘税，改变从广东寻找饷源的方式。他在1863年10月初给李瀚章的书信中指出：有关粵厘分成的问题，已与劳崇光等议定，“以三成留济本省，以七成解济皖、浙”，等到毛鸿宾、郭嵩焘等新任督、抚到粤后“再行商定”[15]。曾国藩满怀信心地认为，毛鸿宾、郭嵩焘“两贤相处”，又得到你李瀚章的辅助，张凯章、任星元等“分治军事”，从此之后“江、粤不啻一家矣”[16]。他在家书中也充满信心地指出：“毛、郭（按：指毛鸿宾、郭嵩焘）同省，粤厘当有起色。”然而，这次曾国藩的预期设想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一是毛鸿宾、郭嵩焘二人对于广东地方实情不十分明了，以为采取强制措施加强军政干预，不法之徒就不敢轻易抗拒，“果能逐渐推行”此法，应当“不患其终无起色”[17]。但是，此法自然触犯了广东地方绅民的切身利益，处处与督、抚为难，甚至发展到有人弹劾毛鸿宾、郭嵩焘“一味勒捐”。二是毛鸿宾才能平庸，碰到问题时自恃是总督大员，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很少商量处事；郭嵩焘则性急情躁，碰到问题又不够冷静，所以督、抚二人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自然又给予劣绅奸吏从中拨弄是非、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对于广东地方实情，李瀚章倒看得很清楚，对于广东厘务缺乏足够的信心，总想引退卸事。李鸿章在致罗椒生的书信中谈到：“家兄筹办粤厘，甫经就绪，即欲引退。”原因在于“粵中吏治民风，换回不易”[18]。又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筱兄来信，粤东大府欲分留厘饷四成，兼以该省官场风气固殊，意忽忽不乐，欲于年底引疾。”[19]既非李瀚章才能有限，也非李瀚章不愿为曾国藩排优解难，实由于广东地方势力太强，唯利是图者较多。尽管李瀚章在广东办厘这个问题上收效不如曾国藩所预计之多，但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忠心支持曾国藩，为湘淮军最终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也在曾国藩的洋务自强新政中起过一定作用。如在1863年底，曾国藩就曾致函李瀚章，“无论粤厘旺否，速拨二万金”，作为容闳旅费，促成赴欧洲采买西方机器之举，“烦阁下加意凑办，不误今冬出洋之期，是为至要！”[20]对此，李瀚章想方设法尽力照办。在粤这几年间，李瀚章为粤厘始终不能有大起色而感到郁闷，引退之心不时流露于家书之中，可是他深知曾国藩的处境艰难，力所能及地从饷项和枪炮购买方面接济湘淮军，为减轻曾国藩在饷糈方面的巨大压力作出了一定贡献。正因为如此，当1864年7月190湘淮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清中央朝廷论功行赏，李瀚章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

[1]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2]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4]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

[5]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17] 《郭嵩焘奏稿》。

[18] 《李鸿章全集》第5册。

[19] 《李鸿章全集》第5册。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

主政湖湘

尽管坚持14年之久，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内乱”已被平息下去，但太平军余部仍活跃于福建、广东和四川等地，河南、山东等地捻军起义声势增大,陕甘等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起义接连不断，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尖锐激烈。从而，满清中央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等“中兴名臣”为其继续卖命效劳，所以在清同治初年间，东南诸省军政要职基本是由曾国藩的幕僚们担任，而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俩则分别出任江苏巡抚和湖南巡抚。对于李瀚章在数年间即成为一省最高长官，尤其是主政湖湘，曾国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1865年5月给李瀚章的书信中说：“前闻拜命开府吾湘，曷任欣忭！”他认为，李瀚章兄弟“名位倶隆，德门之庆如川方增”；对于李瀚章在“来书”中“犹以盛满为惧”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足征冲怀谦抱，持福之源，益深企慰丨”[1]就李瀚章而言，深感自1851年署任湖南永定县知县到1865年3月出任湖南巡抚，升迁之速，虽有机遇在其中，但最关键的还是老师曾国藩对他的扶植、提携和荐举起了作用，从而在主政湖湘这前后两年间，为继续报答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尽心经营湖南，为曾国藩排忧解难做了许多工作。概括起来说，这些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是积极配合曾国藩妥善处理湖南东征局撤销事宜。湖南东征局成立于1861年。此时，湘军正全力经营赣、皖、浙等地，以求尽快形成合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势。然而，数十万大军饷糈筹措非常困难，曾国藩不得不设立特殊形式的湖南东征局，在收取厘金税的基础上再抽半厘以充军饷：“湖南东征一局，系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每货至卡，如本省抽一两者，另抽东局五钱；本省抽百文者，另抽东局五十文。”曾国藩也承认，这样的抽厘形式“为各省所未有，实与重征无异。自设局以至于今，已满五年，商贾疲困，民怨沸腾。臣危困时所重有赖者在此，臣数年来最疚心者亦在此。”[2]然而，经曾国藩三次奏请撤销此局后，不少人表示反对意见，尤其是时任陕甘总督的杨岳斌考虑到，西征饷糈筹措困难，生怕湖南东征局一撤，军饷来源不继，从而希望暂缓撤销此局。对此，曾国藩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的主张，也得到了李瀚章等人的支持。为了顾及西征饷需之急，李瀚章建议曾国藩在撤销湖南东征局机构的同时，另设一名目筹措西征军饷。曾国藩在复函李瀚章时表示：“尊意东征局”半厘，另立名目，归本省办理，与鄙见不谋而合。至于杨岳斌请改东征局为西征局之奏，我已去信表示：“81接台函寄示改设西征局疏稿，此较之各省三成之说略有把握。然国藩前用东局之银，寸心实甚抱歉。早经订定，金陵克复即停该局，万难失信于桑梓。”至于西征军饷来源问题，可以“另立名目，酌留数卡，按月收取万金解送台端。”[3]我之所以坚持要撤销湖南东征局，就在于“东征局设立五年，于敝处胜古迹有扶危安倾之功，惠莫大焉。而鄙人侥幸成功，使父母之邦困于征输，寸心抱歉，较之用各省之饷而尤甚”。更为重要的是，“广东、江西之厘皆停”，而在厘金之外又抽半厘之湖南东征局抽厘不停，“实无以对故乡父老”。从而，他希望李瀚章理解其苦衷，“务求大力与鄙人合谋，裁停东局，至感至荷！”[4]为了支持西征军饷，曾国藩主张在“东局向来旺收之处，另立名目酌留数卡，按月收取万金解充甘饷”，其他的款项则“酌添本省之厘，以济尊处之用，均听卓裁办理”[5]。一个月以后，曾国藩又在给李瀚章的书信中反复提到：“东征局实不能不停。”理由是：“各省皆抽厘一分，独湖南于本省一分之外，添抽东征--分，业已行之数年，商民急盼停止，望眼久穿。及今不停，永无了期。”[6]不仅老百姓对我曾国藩和黄冕等人怨恨不断，而且我已“奏停广东江西之厘，而独不停东征之厘，何以对故乡父老？”实际上，我已“但参一活笔”也即根据客观现实作了灵活处理，“于本省厘金之中，择其货之可以加抽者酌量加抽，以为协甘之需。”同时，湖南“如有最急之需，即可就此中通融提用”[7]。由于曾国藩态度坚决，且在善后问题的考虑上合情合理，李瀚章始终没有表示异议，全力配合曾国藩此举得以平稳实施。1865年6月17日，曾国藩正式向清中央朝廷递呈《裁撤湖南东征局片》，十天后得廷寄谕旨：“东征局务，即着照曾国藩所请，将局卡概行停止。”[8]然而，尽管湖南东征局已被撤销，西征军饷来源也有着落，但还是有人表示异议。对此种议论，曾国藩在是年10月11日给李瀚章的书信中表示：“各省视吾湘为不涸之源，以东征局为道旁之井，鄙人早已及此，是以坚持停撤东厘之议。”希望李瀚章不要去理会外间的闲言碎语：“乃外间谓东厘非湖南素有之资，喧宾夺主，可厌亦复可哂。”[9]在湖南东征局裁撤过程中，作为一省最高长官的李瀚章，其态度是否坚决，至关重要。李瀚章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积极配合的态度，说明他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至深至亲。事实证明，这是毫无疑义的。

二是遵循曾国藩指令，妥善处理霆军哗变事件。自湘、淮军攻陷金陵不久，曾国藩即着手考虑裁撤湘军的问题。关于曾国藩在攻陷金陵后主动裁撤湘军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同的观点作了分析考察。最近，洪均先生在《湘军三次屠城考论》一文中指出：“分赃不勻也加深了将领间的矛盾，军队的凝聚力消亡殆尽，曾国荃为争夺利益即先后与彭玉麟、鲍超、多隆阿等人发生矛盾”；所以，“曾国藩于攻破南京后，立刻奏撤湘军，除了打消清廷的猜忌外，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曾国荃部的种种混乱状况，害怕其重蹈李续宾覆辙”[10]。笔者认为，洪均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综而言之，曾国藩在攻陷金陵后主动裁撤湘军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的确是为了消除满清中央朝廷的猜忌之心。在1864年7月19日湘、淮军攻陷金陵后，满清中央朝廷不仅没有屨行咸丰皇帝临终前留下的“攻克金陵者王”的遗言，反而怂恿一些御用官吏制造罪据，纷纷参劾湘军将领，用以控制住尾大不掉的局势。同时，在军事上设置三大防线作为压抑湘军的具体措施-以满族正白旗出身的官文为钦差大臣防守武昌，控据长江中上游，监视湘军的动向；以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形胜；以僧格林沁屯兵赣、鄂边境，扼制金陵。名为防止太平军流窜，实为牵制湘军北进。一旦湘军露出反叛端倪，各处防军便可形成四面包围之势。满清中央朝廷的计谋，自然被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所识破。早在金陵合围之势形成前的1862年，他就反复提醒曾国荃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而招来杀身之祸：“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11]“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12]事实上，在湘、淮军攻陷金陵后单曾国荃部湘军就达十万之众，这是满清中央朝廷最为顾忌的。从而，曾国藩清楚地认识到，主动裁撤湘军就可打消满清中央朝廷的猜忌之心。

其二，湘军自身开始蜕变是促使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的一个重要原因。罗尔纲对这种蜕变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将士厌苦行间；二是将士沾染官场习气；三是缺额严重;四是骚扰民间之事时有发生；五是将士中不少人以军营为传舍，任意离营的现象屡见不鲜；六是重蹈八旗、绿营兵败不相救的覆辙。更使曾国藩感到不安的是，哥老会势力开始在湘军中蔓延。面对湘军素质的蜕变，尤其是人会结盟现象的增多，曾国藩痛下决心主动裁撤湘军，用以保全湘军大节，保全他本人及所有“功臣”们的富贵平安。

其三，曾国藩本人修养身心的人生哲学，也是促成其主动裁撤湘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国藩特别注重“刚柔互用”的功夫，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13]。遵循这一立身赴世原则，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及家人，官位愈高，权势愈大，就愈要讲究谦和退让，就愈要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常存冰渊惴惴之念。正是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之术的成功运用，促使他能够主动裁撤湘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保全既得权势，避免兔死狗烹悲剧的发生。

其四，保境安民的乡土意识，从一个侧面影响到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的行为。我们知道，曾国藩最初以保境守土的政治目标，作为操练湘军的基本动力；以崇尚实学、修身立行为号召，吸引和激励湖湘学人士子通力合作，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很明显，民风习尚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文化背景，深深渗透于曾国藩及湘军将士之中。曾国藩之所以果断裁撤湘军，确有为国家、社会和湖湘地域的稳定而考虑的因素。如他在给黄锡彤的书信中指出：“示及吾湘‘空虚已极，精华已尽’等语，优深思远。然欲保全桑梓，总以使贼不人境为上策。……弟所以令扬、鲍、周军全力援江，即所以内顾吾湘也。”[14]这种为湖湘地域安全的诸多思考，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保乡守土意识的集中反映。进而，曾国藩清楚地认识到，他本人及其湘军将士们的军功战绩，给乡人带来的诸多荣耀和树立的地域性圣哲形象，对于湖湘士人的精神激励以及“道德人格”的模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值得格外珍惜爱护。从而，尽管裁撤湘军有可能激起兵变，但在保境守土意识的驱使下，曾国藩果断裁撤湘军，尽力做到“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露”[15]。还须指出的是，从保境守土意识扩展到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能够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称道。

其五，主动裁撤湘军，扶持和补充淮军，可以收到“以淮代湘”、移花接木的实际效果。“淮系湘出”、“湘淮一家”，这是时人广泛传诵的口头禅。1861年，李鸿章遵照曾国藩的旨意创建淮军，“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16]，不数年间，淮军成为曾国藩统率下的另一支重要武装。在湘、淮军攻陷金陵之后，曾国藩权衡利弊得失，明确认识到，将大部分湘军裁撤掉，让淮军出头露面，就可用淮军作为自己的保护工具，即使出现危难情急之事，淮军也会对朝廷产生牵制作用。正如《水窗春呓》作者指出：曾国藩“处功名之际，志存退让，自以年力就衰，诸事推与肃毅（按：指李鸿章），其用事殆作退步计耳”[17]。事实上，满清中央朝廷在“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情境之下，对于“以淮代湘”之举也是能够接受的。换言之，认可淮军的发展壮大，既可继续利用淮军和湘军为其镇压捻军、抵御外侮卖命捐躯，又可给曾国藩在裁撤湘军留一条后路。

然而，裁撤湘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碰到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不仅军饷拖欠太多，而且裁撤安置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曾国藩在1865年7月下旬至年底，多次在给李瀚章的书信中提到：“前复尊处一咨，欠饷尚四百五十馀万”[18]；“国藩老态日增，常以久疲之勇，积欠之饷为虑。”[19]他殷切希望李瀚章为其排忧解难，T方百计筹措款项，将遣撤之湘军作个妥善安置：“仰仗贤昆仲大力小心，就单中所指，或可代我料理，至以为荷”[20]；“敝处勇丁，一年以来撤去七万之多，不为不快”，此外“本可不必全裁”，但“老勇皆困倦思归，请阁下审时度势，苟欠饷渐有着落，即于今冬裁撤，实可消患无穷”[21]；“刘、朱、朱等军裁撤，淸欠之法，节后闻可举办，甚好甚好”[22]；“朱云岩一至长沙，务恳饬局将欠饷速为结清。刘、朱三军亦恳次第裁撤，至以为荷。”[23]李瀚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利用其巡抚身份，在湘军安置方面，尤其是经费的筹措方面，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对此，曾国藩在书信中给予了充分肯定：“吾湘仰叨樾荫，瑞雪应时，合属宁谧，戍卒归农，亦均安静，至以为慰”[24]；“南云、芳圃、云岩三军遣撤就绪，地方安谧，至为欣慰”[25]。当然，在裁撤湘军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不少麻烦。其中，因饷项紧缺引发的哗变之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出现叛乱，引起了地方秩序的混乱。霆军哗变就是一例。

霆军，因统领鲍超字春霆而有此名称。鲍超原系向荣部属，1854年调充曾国藩湘军水师哨长。1856年9月，在胡林翼的支持下以湘勇为基础，编练霆军约三千人，后扩充至一万四千人，胡林翼死后属曾国藩直接统辖。霆军主要将领有宋国永、娄云庆、孙开华、谭胜达、曹志忠、高占魁、萝天贵、唐仁廉、黄正清等。霆军统领鲍超虽不是湖南人，属有勇少谋之辈，但对曾国藩忠心耿耿；霆军在湘军中除曾国荃部外，是少有的几支劲旅之一。曾国藩在着手裁撤湘军时，并未把霆军纳人首批裁撤计划之内，因他当时正以钦差大臣身份负责围剿捻军的战斗，霆军则被调防湖北与河南、安徽交界之地。由于饷糈供给特别紧缺，加之统领鲍超生病不能及时协调部下关系，霆军于1865年冬春间发生哗变，先后在湖北咸宁、崇阳、通城等地“劫掠，势甚猖獗，驿路梗阻”[26]，并曾进人攸县、安仁等湘东地区，给湘、鄂、赣边境地方秩序造成了混乱。面对霆军叛乱，李瀚章丝毫不敢懈怠，在曾国藩的授意之下遵照朝廷指令，自1865年5月至7月间，先后调兵遣将围追堵截霆军叛卒。如派臬司赵焕联、副将张义贵、知府刘德谦、臬司陈士杰和已革臬司李元度等，分头防堵或进剿平江、浏阳、茶陵、安仁、攸县、郴州等地，并咨请江西巡抚孙长绂调臬司席宝田率部设防江西吉安等地。至1865年6月中下旬，霆军叛乱最终平息。随后，曾国藩多次致函李瀚章妥善处理霆军善后事宜。如在1867年7月16日的书信中说：有关霆军遣留事宜，告示及遣撤的布告已经发出，后来考虑到所撤“谭、唐、杨、曾四分统，独谭、唐于示檄中提出重加录用，以慰其心，而杨、曾未经提出，未免向隅'于是，曾国藩叮嘱李瀚章密切注意动向，并从中做些安抚工作：“不知此二人虽不满意，尚不生变否？阁下能设法斡旋否？”[27]过了半年左右，经过李瀚章的多方协调，终于将霆军主要将领作了妥善安排。曾国藩在1868年1月中旬的书信中指出：“尊处所拟二条，皆因娄军赴东，鄂军留鄂，娄军改支江西协饷，邓军改支两湖局饷，故不得不逐条划清。”他向李瀚章明确表示：“该二军以后即算鄂军，请阁下悉心经理，仆即不复过问。”[28]至此，霆军裁撤安置之事总算有了一个较满意的结果，李瀚章为曾国藩了结此一桩心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在曾国藩的鼓励、遥控之下越境迸剿贵州苗民军和号军，为稳定剿捻后勤供给大后方之一的湖南社会秩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李瀚章担任湖南巡抚之初，曾国藩即受命以钦差大臣身份负责进剿捻军事宜。在此时，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等部活跃于福建等地，大有进军两湖之势，贵州苗民军、号军起义声势浩大，地处贵州和湖南边界湘西一带处处告急。曾国藩深知湖南局势的稳定，对于剿捻大局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从湖南筹集饷糈，另一方面可以从湖南补募兵力。所以，他反复开导李瀚章面对复杂的客观形势，在调兵遣将平息霆军叛乱的同时，在重兵设防湘东阻断太平军入湘之路的同时，应当主动越境进剿贵州苗民军、号军起义。他在1866年5月间给李瀚章的书信中鼓励说：“此间滇黔宾僚，皆仰阁下大力主持，造福于西南之赤子，并以鄙人与尊处香火缘深，屡求敝处奏咨加函，专责阁下肩此艰巨。此虽黔人之私愿，亦即天下之公义也。”[29]曾国藩在此处所说的“滇、黔宾僚”，实际上指的是当时在曾幕中任职的贵州独山人莫友芝、莫祥芝兄弟，贵州遵义人黎庶昌。最后一段话所说的“此虽黔人之私愿，亦即天下之公义”，则是曾国藩提醒李瀚章越境进剿苗民军、号军既是你李瀚章担任巡抚的职责所在，也是你李瀚章再立新功、建新德的机会所在。与此同时，曾国藩对于李瀚章想借进剿苗民军、号军起义的机会，让李元度获得朝廷重新重用的做法，表示出不同意见。他在书信中仍然坚持五年前的观点：“次青才优学赡，用兵实非其所长。”他批评李瀚章:“阁下劝令入黔，似非所以爱之，恐适足以累之。”如果要使李元度回复原官，“贤昆仲与贱兄弟皆可设法疏荐，何必定趋兵之危途与黔之苦地？”现在李元度赴黔已成事实，“无可换回”，但我建议你李瀚章“即须按期给饷，比诸军稍优，以弥补鄙人昔年之缺憾”[30]。李瀚章当然理解曾国藩的一片良苦用心所在，在后来的确对李元度部的饷糈供应给予了优待。对此，曾国藩在是年7月7日给李瀚章的书信中充分肯定说：周洪印、兆琛和李元度军“三路人黔，次青（按：李元度字次青）之饷尊处独力认办，甚善。渠行粮无缺，妥赴戎机，不致再願，则鄙怀亦为一慰”[31]。后来，李元度被开复臬司原官，因功授按察使职。这是曾国藩所希望的，更是李瀚章促成的结果。

对于越境进剿苗民军、号军起义之事，李瀚章在曾国藩的鼓励之下给予了高度重视。还在1865年冬，就派总兵周洪印率部进剿湘西晃州、沅州，立解黔东南铜仁之围。在这个基础上，又于1866年春先后奏派新任贵州布政使兆琛暂缓赴任，专办贵州军务，与湘军配合，统一行动；奏派李元度由锏仁进击思南、石阡之号军，兆琛、周洪印由思州、天柱进击清江、台拱之苗民军，然后会合诸军汀继攻占荆竹园、波洞等地[32]。尽管贵州苗民军、号军起义直至1873年才最终被镇压下去，但是与由李瀚章任职湖南巡抚期间协锏出兵打下的基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 以上引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8] 《曾国藩全集·奏稿》八。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0] 《光明曰报》2008年3月23日第7版。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16] 徐凌霄等：《凌霄一士随笔》。

[17] 欧阳兆熊等：《水窗春呓》卷上。

[1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1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

[25]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26] 《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

[27]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28]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29]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30]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31] 《曾国藩全集·书信》八。

[32] 此段史实分别参见《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及《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

从巡抚江浙到总督湖广

1866年底，满清中央朝廷针对进*捻军的局势愈益紧张严峻，相应对东南各地督抚职位作了调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替曾国藩钦差大臣职务专办剿捻事宜，江苏巡抚由李瀚章接任并署任湖广总督，刘崐接任湖南巡抚，丁日昌担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荃则因李瀚章未及到任苏抚专驻湖北而在1867年冬因病准允开缺。清中央朝廷的这个人事安排，主要是想依靠湘、淮集团重心人物全力对付捻军，尽速平定捻军起义。对此，曾国藩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高兴。如在给李瀚章的书信中指出：我已奉旨回任两江总督。本来，我考虑到“洋务、盐政、吏治、厘饷四者，关系甚重，自揣精力已衰，实不能兼营并顾”，想向朝廷“奏请阁下相助为理”，没想到我的奏折尚未拟定，就得到“阁下已调抚江苏，雨生升授苏藩”的谕旨，足见朝廷苦心安排的深意所在。尽管你李瀚章因要坐镇两湖，处理急办之事而不能立即赴任苏抚，但我这里有丁日昌相助，“于苏州之吏治、厘务，必能竭力经营，不误饷需。”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壹意办贼”。我坚信：“江楚皖豫心志相孚，血脉贯通，从此军务其有起色乎！”[1]曾国藩的这个愿望是很迫切的。因为，自1865年春至1866年底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奉命负责剿捻全权，但因淮军将士毕竟是李鸿章的心腹，一般只听命于李鸿章，曾国藩则很难对他们指挥调遣,所以曾国藩是带着剿捻无功的羞愧心情回任两江总督的，他很希望李鸿章、李瀚章兄弟等人为他挽回一点面子。

捻军尽管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前早就存在，但自1864年7月后，太平军余部遵王赖文光与张宗禹、任化邦部捻军联合抗清，运用新的流动战术，并逐渐易步为骑，使捻军变为一支约十万人的骑兵武装。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分为东西两部，以张宗禹和张禹爵为首的一军赴西北，“往联回众”，称之为西捻军；以赖文光和任化邦为首的一军，留在中原继续活动，称之为东捻军。东捻军在鄂、豫、皖、鲁之间转战数千里，成为清中央王朝寝食难安的心腹之患，从而，为了尽快消除这一心腹之患，满清中央朝廷启用李鸿章主持剿捻军事，要求各地督抚大员全力配合。李鸿章最初仍然沿用曾国藩的分段把守的老办法对付捻军，结果损兵折将，捻军声势不断壮大，受到朝廷的严词指责。1867年夏秋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安慰、鼓励下，对剿捻战略战术作了重新部署，最终于是年12月将东捻军镇压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李瀚章起的配合作用不可低估。是年6月，针对东捻军任柱、赖文光等部自湖北枣阳挺进河南之势，李瀚章与曾国荃商议速派总兵宋国永等率部跟踪追击，分兵驻防黄安（按：今红安）、麻城、随州（按：今随县），配合各州县实行坚壁清野之法。如他在《鄂省防守情形并北岸坚壁清野折》中指出：“臣等严饬各属于有寨之处切实加修，无堡之区赶紧添筑”；“臣等复思坚壁之法，固责民出力自卫，然必官为经理，未事之前给以守具，临警之际调兵救护，事平之后准其择优保奖，作其能守之气而坚其固守之心”[2]。是年7月，东捻军进入山东登州等地，为了配合李鸿章实施倒守运河之计，李瀚章又先后派遺谭仁芳、刘维桢等部援助济宁等地，“并饬湖北军需局筹凑该二军一月饷银八万馀两。”[3]与此同时，因西捻军张宗禹等部活跃于陕西渭北一带，大有回师东进与东捻军会合之势，河南荆紫关要隘告急，李瀚章即派提督姜玉顺率部援守，“以防张逆回窜”。为了解决“武员带勇出境，采卖米粮往往与地方官绅难期呼应灵动”的问题，李瀚章派遣候补道“王开福同往荆紫关照料该军营务，以期声气联络”，并且责令“总局司道，毋论何款，先凑解姜玉顺口粮银四万两，以利速行”[4]

1868年1月，浙江巡抚马新贻调任闽浙总督，李瀚章继任浙江巡抚，丁日昌接替李澈章江苏巡抚之职。在巡抚浙江前后两年时间里，最初半年间李瀚章经常到两江总督衙署看望曾国藩，续叙师生情谊。1868年8月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李瀚章仍保持着与曾国藩的书信联系，征求老师在有关大政方针方面的指导意见。如他在议定浙江省新漕海运规则14条奏准施行之前，在江苏苏州、镇江、常州等五府盐销改由官府经办程章12条奏准施行之前，都征求过曾国藩的意见。

1870年1月，李瀚章奉命调署湖广总督，9月正式担任实职。在这期间，他与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遵旨复奏长江水师整顿情形。早在裁撤湘军的同时，曾国藩就与彭玉麟着手拟订《长江水师章程》，于1866年初最终修订定稿，是年2月13日以曾国藩、彭玉麟、吴棠、刘郇膏、乔松年、刘坤一、郑敦谨、李瀚章联衔形式会奏满清中央朝廷，得谕旨“着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妥议具奏”[5]经过军机大臣与兵部约半年左右时间反复商议，奏准颁行。1868年4月，曾国藩与彭玉麟又遵旨对原拟章程未及考虑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补充，与原拟事宜30条合为一体，形成了更为完善的长江水师建设的总体方案和具体规章。然而，长江水师之设为新生事物，其总体方案和具体规章的实施存在着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是有关严肃军纪、约束将士的问题不是短时期就能解决得好的，诸如任意设卡抽厘、巧取豪夺、打架斗殴等情事时有发生。李瀚章与黄翼升针对这一实情，奉旨对长江中下游各汛水师状况作了调查了解、分析考察后，拟订整顿方案，奏准实行。如他在奏折中指出：“臣等窃思长江水师最关紧要，原定分汛巡防章程，立法本极周备。惟是江路绵长，地方辽阔，诚恐耳目难周，日久生懈^通过与黄翼升“和衷商榷，力为整顿”，明确要求“各营凡遇水兵病故革退，必须慎选精壮勤妥之人考补足额，不准以游勇及老弱滥行充数”。同时，严格“督饬各该将备严明纪律，认真操练巡逻，务使远近声势联络，宵小无从窃发，以安行旅而资防御”[6]。通过这次实力整顿，加之彭玉麟以钦差大臣身份每两年严格巡视一次，长江水师纪律逐渐有了明显好转。

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因处理这次教案的结局受到舆论谴责，怀着忧郁的心情于是年9月回任两江总督。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加亲信幕僚，李瀚章经常去信加以开导，希望老师多加保重身体。1871年6月18日，李瀚章专程自北京绕道金陵看望曾国藩，“李公瀚章出都，过金陵见公”[7]，使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心情得到些许安慰^是年7月下旬，李瀚章就淮盐行销湖北荆州一带的具体办法写信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则在复函中指出：“盐务者，本系官与民争利之事”，如果不重视打击私盐，就会形成“悉听民之所为”的局面，“在官将全无利矣”[8]。然而，就在李餘章准备在淮盐官销之事奉到部文后继续请教曾国藩的意见时，于1872年3月中旬传来了曾国藩病逝的消息。

得知曾国藩逝世的消息后，李瀚章感到无比悲伤。回想起自己步人仕途20年来，每一步升迁都与曾国藩对他的扶持、提携、举荐有关，现今他最敬重、最亲近的人离他而去，极度忧郁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两个月后，李瀚章终于从极度悲伤的情境中清醒过来，奏请在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他在奏折中指出：两江总督何璟在奏折中“所陈曾国藩劳迹并其立身行政诸大端，均甚切当。叙咸丰十年以后军事，亦极详明。惟自咸丰初创立水陆二军，率以东征及历年在鄂在江艰危拮据情形，尚有未尽”。原因在于何璟作为曾国藩的幕僚，时间是在1860年以后。“臣咸丰三年署善化县任内经曾国藩檄调从军，前后近十年，知之较悉。”[9]所以，他要把曾国藩在1860年以前的思想言行作些补充。进而，李瀚章充分肯定曾国藩“其大端则在以人事君，晋接士类能决其人之贤事，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皆乐为之用。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10]。应当说，李瀚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这一符合实际的评价，来源于李瀚章对曾国藩生平行谊的具体了解，来源于师生二人“香火缘深”的真实感受。四年后的1876年，李瀚章主编的《曾文正公全集》167卷，由长沙传忠书局出版发行。该书作为曾国藩逝世后最早的一部曾国藩全集，百余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曾国藩和湘军、太平军与捻军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通过诙书的出版发行，曾国藩的思想学说、生平行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宣传，这是李瀚章对曾国藩知遇之恩的最好回报，也是曾、李二家“香火缘深”实情得以延续的最好见证。

自曾国藩去世后至1899年这20多年间，李瀚章先后担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漕运总督等职，其中有近十年时间在原籍过着赋闲生活。《清史稿》对李瀚章的评语是:“情简静，更事久，习知民情伪，务与休息。”[11]这就是说，李瀚章虽不是一位敢想敢干、锋芒外露的官僚，但因久居官场，又很了解社会实情，所以他又是一位老于世故的官僚。这一点，可能与曾国藩为人处世的风格对他的影响具有一定关系。

[1] 以上引文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九。

[2] 《合肥李勤格公（瀚章）政书》。

[3] 《合肥李勤格公（瀚章）政书》。

[4] 《合肥李勤格公（瀚章）政书》。

[5] 《曾国藩全集.奏稿》八。

[6] 以上引文《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

[7] 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

[8]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9] 《合肥李勤恪公（瀚章）致书》。

[10] 《合肥李勤恪公（瀚章）致书》。

[1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四十一册。

附录一 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

〔说明〕据初步统计，先后充任曾国藩幕僚者不下400人。此处以姓氏笔画为序，在介绍重要幕僚的生平过程中，突出与幕主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本辑录所据资料来源于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及各种传记，为了节省篇幅，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二至三画

丁杰生卒年及籍贯不详。约在1861年12月曾国藩成立安庆内军械所时受聘入幕，专事试制炸弹。据曾国藩1863年2月的日记中记述说：“已刻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随后，丁杰几次赴金陵城外曾国荃营中了解新铸炸炮的实战效果，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所制炸弹在湘军最终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中起了很大作用。1864年9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即选道用赏加按察使衔。1865年江南制造局创设后，丁杰仍在局中任事。出幕时间待考。

丁应南字石舫、石汸，生卒年不详，湖南湘乡人。大约在1857年初人曾幕，负责办理湘军支应事宜。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出山领兵时，出任江西支应局委员。不久，支应局撤销，改任南昌递文所事务。据曾国藩在是年10月中旬的日记中记载说：“于江西省城设立递文所，派胡蔚之、丁石汸经理。”因办事精明能千，于1839年11月中旬由曾国藩奏保以五品衔训导遇缺即选。其理由是：“该员筹解军火器械数年，均无遗误。”出幕时间待考。

丁蕕士生卒年不详，湖南湘乡人。1858年8月入幕，充任湘军行营巡捕兼管内军械所事宜。据曾国藩在是年8月中旬的日记中记载说，随身各员文巡捕有丁蔼士、刘曾撰等三人，军械所有丁蔼士、王澧、李勉亭三人。乂在是年10月底的日记中记载说：“派丁蔼士综理军械，计火药、油、烛，用夫四十七名，铅子、火绳，用夫廿名。”出幕时间待考。

卜宗铨字春岩，生卒年不详，湖南人。1858年8月由人推荐入曾幕，作为随员委办银钱所，并与李兴锐等作为行营机动人员兼理粮台事务。据曾国藩在是年7月中旬《复李如信》中说：“所荐卜春岩、李勉亭二君，自去岁闻抑斋推许，即已心仪。兹复承阁下见推，谬以鄙人可共功名，且感且愧。祈即令二君即日遄发，趱程赴鄂。”出幕时间待考。

万方田字少村，生卒年不详，湖北黄州人。诸生出身。曾在胡林翼等军中担任低级文职，约在1860年人曾幕。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训导遇缺即选”；1867年1月，奏保以即选知县“赏加同知衔”。据曾氏奏折所知，在随同其“剿捻”期间被委办银钱所事宜，且有劳绩。出幕时间待考^

万启琛字篪轩，生卒年不详，江西丰城人。监生出身。1854年入曾幕，委办江西劝捐事宜。1855年4月下旬，由曾国藩奏准以候补道身份与南昌知府史谔办理江西全省盐运事宜。8月，补授湖北粮储道，由曾国藩奏准仍留江西“樟树镇总局协理盐饷事件”。1856年，奉命赴浙江负责招商、督运事宜，随后经浙抚晏端书奏留浙江差委。1860年2月，由曾国藩奏调回江西会商饷盐章程，不久奉旨留在江西办理团练。1861年9月，经曾国藩奏赴安庆湘军大营，委办安黴牙厘总局。12月，由曾国藩奏准“留于苏、皖两省以道员请旨简放”，署理安黴按察使，全权负责善后事宜。1863年3月，补授安徽按察使实职。4月，任江苏布政使。因安黴军务紧张，由曾国藩代奏恳辞江苏布政使，奉旨仍留安徽“办理牙厘，兼管盐务”。1864年1月，改授江宁布政使，暂留安徽办理厘金兼管善后事宜。4月，受命赴泰州设局劝捐军饷，用以全力支助围攻金陵之曾国荃部湘军。据曾国藩在《复万启琛》书信中说：“北岸厘金，闻各卡办法，或未能事事核实。……即日当派员赴泰收捐，请阁下主持一切。”事竣后于10月正式赴任江宁布政使，专办扬州粮台。1865年3月底，因粮台“一并裁撤”，改以江宁布政使身份兼办报销局事务，至10月初“开缺谢事”，不再任职江宁布政使，移居扬州经理“粮台报销”，不久归隐山林。

万启琛既是曾幕中一位能干的幕僚，又在十来年的时间里，与曾国藩的关系十分密切，交情特深。

四画

王勋字人树，生卒年不详，湖南湘乡人，湘军儒将王鑫之胞兄。1852年与王鑫等在家乡举办团练，次年初随罗泽南等赴长沙，协助曾国藩训练湘勇，随后在王鑫军营中出力。1858年7月入曾幕，由曾国藩奏调至江西，“与李元度会办营务处”，因功“以道员归于湖北补用”。1859年1月因故离幕返乡，不久出而领军，与西征太平军转战湖南一带。1860年6月，曾国藩多次札调其入幕办理湘军营务，但未应命出山。蛰居湘乡期

间，于1866年曾禀请曾国藩咨商湖南巡抚李瀚章通行湘乡城寨之事，未得允准，由此与曾国藩关系逐渐疏远。

王必达字霞轩，生卒年不详，广西桂林人。举人出身。曾任江西建昌县知县、饶州府知府。1860年7月人曾幕，任南昌后路粮台提调。1864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江西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并赏戴花翎。”1868年7月，南昌后路粮台撤销后离幕。

王延长字少岩，江苏江宁人。进士出身。大约在1858年8月间以南城县令入幕，委办行营粮台银钱所。1861年10月调赴安庆，经理湘军行营粮台兼理银钱所事务。1865年底转办安庆报销总局，经手办理1857年2月至1865年6月军费报销事宜。1868年11月报销事竣，该局撤销，被曾国藩调人江宁报销总局，办理1865年6月起湘、淮军“剿捻”军费报销事宜，曾氏调任直隶总督后仍受其嘱托，直至此事了结。

王延长作为曾国藩的进士同年，早在翰林院期间两人经常往来，关系较为密切。曾国藩于1858年7月第二次出山至江西时，王延长为其重领湘军密切配合。此后数年，他不仅在办理营务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在许多重大军事进止方略上发表过许多有益的建议。据曾国藩在1863年9月的日记中说：“傍夕至幕府一谈，与王少岩议金陵进兵事。”由此可见，王延长既是曾国藩幕府中一位有才识的幕僚，又是一位关系密切的同学和朋友。

王定安（1834—？）字鼎丞，湖北东湖人。举人出身。1861年奉旨以知县简用，1862年指捐江西试用知县。1865年10月间，由人推荐给时在徐州主持“剿捻”军务的曾国藩，在幕中秘书处任事，从此二人之间结下了较为深厚的情意。1868年6月，曾国藩在即将赴任直隶总督之时将其奏保署理江西崑山知县。1870年9月，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后，王定安返回曾幕，仍事秘书处。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后，王定安入曾国荃幕，前后达十多年时间。官至安徽庐凤道台。

王定安才识出众，深得曾国藩赏识。如1865年11月，曾国藩在《复贺寿慈》的信中说：“鼎丞器识闳雅，已令随营练习1866年6月初，在《复邓传密》信中说：“王鼎丞大令现在敝处，清才宏识，足征赏识不谬。”与此同时，曾国藩对王定安着意栽培，在诗文方面多有指点调教。自然，王定安对老师给予他的恩泽一刻未能忘怀。因王阊运作《湘军志》对曾氏兄弟多有微词，且所述湘军战事又多不实处，惹恼了湘军多数将领，故王定安在曾国荃的授意之下，毅然担当起写作《湘军记》的重任。他根据在曾国藩、曾国莶幕中掌握的材料，加上左宗棠、刘锦堂邮书材料百数十卷，以及刘锦棠、刘长佑府中所存奏章等，于1889年写成《湘军记》一书。全书约26万字，分为20篇，比较完整系统地记述了湘军38年的史事。该书文采虽不及《湘军志》，但内容较为翔实可靠。在此之前，王定安还人湖南传忠书局，参与主持编辑《曾文正公全集》，在校勘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据曾国荃于1873年在《鸣原堂论文序》中特意交代：“今岁王君鼎丞来湘编

公遗书，因出此篇，属其校雠付梓。”王定安本人也在《鸿原堂论文后序》中说：“右《鸣原堂论文》两卷，吾师湘乡曾文正公选汉唐以来迄于国朝名臣奏疏十七首。论述义法，以治其弟沅甫宫保者。宫保出示定安，命校雠刊之。”由此可见，在弘扬曾国藩事功与学术方面，王定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香倬字子云，生卒年不详，湖南衡阳人。约在1859年底入曾幕，委办行营文案，直至曾国藩逝世前仍在幕中。在曾国藩的多次奏保下，历任训导、知县、知州等官职。由于王香倬在幕时间较长，所以同曾国藩的关系较为亲密。如在1866年11月下旬，正当曾国藩因为“剿捻”无功即将回任两江总督时，心情极度不佳，曾连日与王香倬倾谈心声。据曾国藩在1866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夜间，心绪抑郁，茫然若无所向。阅《明史》卢象升等传。旋默坐，不作一事。二更后与王子云一谈。三点睡，四更四点醒。”

王阖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室名湘绮褛，人称湘绮先生，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早年就学长沙城南书院，熟读经史，与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攸县龙汝霖结兰陵词社，号称“湘中五子”。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王阖运考中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文誉。1859年，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后应聘到户部尚书、御前大臣肃顺家当教师，与严咸、黄瀚仙、李榕、邓弥之、邓保之合称为“肃门湖南六子”。肃顺被杀后，王闾运曾撰《祺祥故事》为其辩解。

王闾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但他对曾国藩的学识和才能佩服不已，认为在国家多事之秋，只有曾国藩这样的人才能收拾局面。所以，早在曾国藩领兵出省至鄂境作战之时，就曾入曾幕向其出谋划策。曾国藩深知王阃运的脾气，故未委任专职，听其出人自主；王阖运则不愿久居曾幕受其约束，将曾国藩视为前辈和朋友。1858年7月间，正当曾国藩第二次出山，从湘乡老家启程人湘潭县城时，王闾运趁机前往拜晤，“语及人浙宜从皖南徽州进兵，不宜从玉山入”。半年后，王闾运为参加来年会试，特地绕道至江西曾国藩大营，两人就湘军进止方略连日作了长谈。1860年7月，他再入曾幕，呆了两个月时间，有关军谋、学术等问题，向曾国藩倾吐己见或虚心请教。1864年11月和1865年底，王阖运曾向曾国藩提出过“拥兵自重”的建议，受到否决之后周游各地讲学。先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校经书院、衡山船山书院。1871年10月，王阖运再次会试落第，在南归途中碰上曾国藩在徐州阅兵，于是陪同曾国藩同游徐州、镇江等地，且将所著《桂阳州记》、《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等呈请曾国藩指教。故《曾国藩全集·诗文》中有《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其中“探箧出新编，照坐光如电。说《易》烛大幽，笺《书》祛众眩”之语，则是对王闾运学识的肯定。

王阖运怀才自负，又是一位力追古贤的仿古派。曾国藩去世两年之后，曾国荃考虑到王闾运的才学和与曾国藩的师生加朋友的关系，决定请他撰写一部表彰曾国藩和湘军功绩的《湘军志》。经过七年时间的写作，王闾运将书稿送到了曾国荃手里，结果因直书太露且有关史实有误，引起了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愤怒。王闾运则认为，他并非要恶意中伤曾国藩，相反他对曾国藩是尊重的，所以该书于1885年还是刻板印行于世。从此之后，他一意从事讲学。1902年，曾主讲南昌高等学堂，返湘后授徒湘绮楼中，前后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如谭延闾、杨度、曾广钧等都是他的门徒。

王阖运满腹经纶，总想一展“帝王之学”。尽管他书生习气颇重，且玩世不恭，但在这种表象下却深藏着一颗积极参与政治的炽热之心。从而，一些督抚大员常常借助他的才学和名望，清廷也特意对他加以拉拢。1906年，得湖南巡抚岑春萱保奏，授翰林院检讨，随后加侍读衔。1914年6月，被袁世凯任命为清史馆馆长，后因察袁氏有帝制自为之心，乃挂印离京，回家乡湘绮楼，于1916年10月病逝，终年85岁。

王阖运学识宏博，宗今文经学，以致用为主。诗文模拟汉魏六朝，名震海内，为当时拟古派所推重。著有《湘军志》、《湘绮褛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尚书笺》、《春秋公羊传笺》等，并辑有《八代诗选》、《唐代七言诗选》等数十种。主纂光绪《湘潭县志》，时称名志。

王家璧（1814—1883)字孝凤，又字月卿，湖北武昌人。1844年中进士，与曾国藩有交往，在《曾国藩全集·诗文》中有《送王孝凤之云南即题其尊人松菊图》。曾国藩在1866年6月的奏折中说：“臣于道光年间在京供职，见其孝行笃挚，即深器之。”1854年，王家璧奉命在家乡举办团练，且为湘军筹集军饷，因功以兵部主事升任候补员外郎。1857年入胡林翼幕，委办捐厘事宜，1859年回归兵部任职。1860年3月，应曾国荃之请为其弟书写哀辞，受到曾国藩交口称赞：“字秀劲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贤子弟，为之欣然。”1862年3月上旬，奉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9月正式人安庆湘军大营，委办营务处，次年春丁优回籍。1866年12月，复入曾幕，仍办营务处。据曾国藩在《复朱兰》书信中说：“孝凤业已到营办理营务，堪以告慰。”1867年6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不久发交左宗棠军营差委，入陕甘多年。1871年回京供职，授太常寺少卿，随后改授顺天府府丞。1877年3月，任奉天府学政，两年后因故降三级调用，旋授鸿胪寺少卿。1883年病逝。

王家璧在从政治事之余坚持做学问，著有《狄云行馆偶刊》、《周易集注》、《洪范通易说》、《老子注》、《南华经注》等。

王鸿训字子蕃，生卒年及籍贯不详，懂中医之术，系曾国藩进士同年。1860年4月，正当湘军拟全力合围安庆之际，曾国藩专函远在四川做官的王鸿训前来襄助军务：“数年以来，常思与足下一见。关山修阻，会合无缘。尊府近况何似？如能远游四方，则请速惠复音D敝处飞咨曾卓如制军，调足下来敝营襄办军务。如有不避艰险，为足下所深知，愿从军者，亦可邀以同来。”后来，王鸿训因故未能应邀而行。1863年7月，由曾国藩奏调以训导入曾幕。半年以后，由曾氏奏保“以知县留于江苏尽先补用，并加同知 衔”。1865年6月，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王鸿训因故离幕，至1867年3月曾氏返任两江总督后，重新人幕。据曾国藩日记记载，约在1872年3月之前王鸿训一直在幕中。

王敬恩（？-1861)字福波，籍贯不详。举人出身。1859年底，以安徽祁门县训导人曾幕，委办文案，因功获准为候选知州，1861年底病故于幕中。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因王敬恩“家无人照料丧事，故往吊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国藩于1862年3月特专疏《奏请王敬恩恤片》，要求“照军营病故例议恤”。其理由是，王敬恩在署祁门县教谕任内，“经臣调营委办文案，旋以随营两载，感受风霜积劳病故”，贡献突出，如能照军营病故例议恤，则可表示优异之情而激励众人为国出力。

王瑞征字芝圃，生卒年及籍贯不详。约在1859年入曾幕，委办文案。1861年以从九品奏保“以府经县丞遇缺即选”，并赏戴蓝翎。在湘淮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王瑞征又随曾国藩转战“剿捻”前线。1866年初，由曾国藩奏保以直隶州知州留于湖北遇缺即补。离幕时间待考。

王嵩龄生卒年不详，江西湖口人。生员出身，大约在1854年夏秋间入曾幕，赞画军事，其才识受到曾的赞赏：“该员等赞画军事，每具特识，临阵亦能奋往”，故至1860年夏天，先后被奏保为教谕、县丞等官职。出幕时间待考。

仇善培字煦醇，生卒年及籍贯不详。生员出身。约在1865年夏入曾幕，委办文案，随同曾国藩北上“剿捻”。1866年初，由曾氏奏保以县丞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1868年8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仇善培随同前往仍负文案之责。出幕时间待考。

文辅清生卒年不详，湖南湘乡人。大约在1856年随曾国荃部湘军赴授江西，帮办吉字营军务，次年秋因病回乡医治。据曾国藩在1857年10月下旬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十三日未刻文辅清来家，病势甚重，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似是瘟疫之征。两耳已聋，昏迷不醒，间作谵语，皆掂记营中。余将弟已赴营、省城可筹半饷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嘱其静心养病，不必挂念营务，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渠亦即放心。”由这段话可以看出：文辅清曾在曾国荃处任事，此时因病回湘乡，但曾国荃处理父丧之后已回江西前线，曾国藩则仍在家里守制。1860年7月，文辅清入曾幕，委办江西厘金，直至1865年10月底才离幕。从这几年曾国藩写下的日记中看，文辅清是其身边一位比较重要的幕僚，许多事情都有参议的资格。如曾国藩在1866年6月下旬的日记中说：“又至昭忠祠，与舫仙、辅清、伊卿等商捐银，以谋该祠垂久之计以后可能在江西等地做官，颇有政声，唯身体健康不佳。据曾国藩于1871年3月给丁日昌的书信中说到：“承示文辅清居官洁己爱民，舆情甚愜……辅清操守严谨，治事精到，仆前亦深知之。”但他本人考虑到身体不好，已向江西巡抚刘坤一禀请辞退。不到两个月，曾国藩又函告丁日昌，“文辅清事前已函商岘庄（指刘坤一）中丞，如得辅卿乞退之牍，请其慰留而奖励之。”究竟后来文辅清是否应命留官，官至何等级，何时辞官归乡，则有待考证。

方宗诚（1818—1887)字存之，号柏堂，又号西眉山人，安徽桐城人。诸生出身。1853年底，太平军攻占桐城时，方宗城避居城外山中度过五年多读书做学问的生活，于1859年春入山东布政使吴廷栋幕，教其两孙读书。是年冬，随吴廷栋至保定，仍充任幕僚。1861年2月，由吴廷栋推荐给曾国藩，从保定赴安庆，因路途受阻滞留开封，人河南巡抚严树森幕。不久，到达安庆湘军大营，面见曾国藩，旋返严幕。曾国藩在1862年春分别给吴廷栋、彭玉麟的书信中流露出对方宗诚的赞赏之情：“方存之到皖相访，结契颇深，与朴庵、子傯、琴西、虎臣诸人亦均以古谊相许与，日内仍赴鄂幕。渠与渭帅（指严树森）要约甚笃，敝处尚未便挽留”；“方君桐城人，学有渊源，好善若渴，……国藩本拟留方君在幕中，因严中丞要约甚坚，难以挽留。”半年之后，严树森调离河南，方宗诚则于1863年春正式入曾幕，任职采访忠义局，奉委主撰《两江忠义录》等。1864年12月，以内阁中书衔遇缺即选训导由曾国藩奏保“以知县留于江苏尽先补用”。1865年5月至1866年12月，随曾国藩北上“剿捻”，充任贴身幕僚之一，有关军谋大计无不参与。曾国藩于1868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在《略陈直隶应办事宜并请酌调人才酌拨银两折》中说：方宗诚等“随臣营多年，素讲爱民之道。……熟于宋贤之书，拟调至直隶，冀吏治稍泽以儒术”。1869年2月得旨，方宗诚等“着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方在办理书启、赞画大计的同时，问学于曾国藩，著述不断。1870年2月下旬，曾国藩在给张裕钊的信中说：“此间惟存之常有述作，挚甫（指吴汝纶）亦不多作J1870年9月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方宗诚则留在直隶，由李鸿章奏保担任枣强县知县。得此消息，曾氏在书信中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特意嘱咐“到官后有无棘手之处，尚祈示之”。方宗诚在直隶做官九年,颇有政声，曾以“卓异引见'受到朝廷的嘉奖^1880年底去职后，定居安庆以著述为业，直至1887年病逝。

方宗诚著述宏富，以对宋明理学的渊博学问和精湛的古文知名于世，并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主要著作有：《柏堂经说》、《柏堂集》、《柏堂读书笔记》以及《柏堂师友记》等。

方骏谟（1816—1879)字元征，江苏阳湖人。监生出身。1860年12月下旬，由曾国藩奏保“阅历戎行”，以求“廓其闻见”。1863年2月在安庆入曾幕，受命与刘瀚清负责绘制长江地图。据曾国藩在《遵旨绘呈安徽地掘并长江图说折》中说：“至长江数千里，近来中外交争，关系最重，自应另绘一图，均由臣衙门办理。旋经札派分发补用知府刘翰清、选用县丞方骏谟综理其事。”经过一年半时间，至1864年8月，长江地图绘制完毕。9月，人曾幕秘书处专司草拟函稿等事。由于才识倶佳，许多建议被曾国藩采纳。如曾氏在1864年的日记中记载说：“方元征呈递说〔帖〕，极言三条密折及僧邸密片不可轻递，因与幕府诸君商定本日不递。”方骏谟之子方子舸是一位有名的地球模型制造专家，受到曾国藩的精心扶植栽培。1865年5月，方骏谟随曾国藩北上“剿捻”，因功以“直隶州知州补用”。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方骏谟离曾幕赴徐州吴世雄幕总管厘金事务，仍为湘军粮饷供应事出力。

方翊元字子白，生卒年不详，湖北人。诸生出身。大约在1854年冬人曾幕，委任采编所副总纂，1855年春赴南康湘军大营，被曾国藩于是年底奏保“以训导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其奏保理由为：“该生等办事忠实，不辞劳瘁。”1857年3月离幕，但一直与曾国藩保持联系。1860年4月，曾氏去信给方翊元，希望能尽速回到幕府：“顷奉惠书，并诗二章，深情古韵，如载幽人之至性以出。闻台从已至英山，即祈翩然枉驾来宿松敝营。”不久，方翊元应约再次人曾幕。1862年7月，由曾国藩奏保酌委署理和州知府。当时，曾国荃极想延揽人幕，但曾国藩在家书中表示：“方子白谨厚朴实，或有裨于弟，而无佻薄难近之态，弟若欲延之，则另派员署和州也。”最终，方翊元还是按期赴任和州知府之职，未及人曾国荃幕府。

邓辅纶（1828—1893)字弥之，湖南武冈人。贡生出身。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与王阖运交情颇深。1851年，以助饷叙内阁中书。太平军建都金陵之后，邓辅纶以贡生助父邓仁堃防守江西省城南昌。1854年人曾幕，参与军务。1859年3月，因捐造战船由曾国藩奏准“以道员不论双单月指省浙江分发补用”，于4月初离幕赴任，次年兵败免官，从此专意学术与授徒，曾主持金陵书院。著有《白香亭诗文集》等。

五画

甘晋（？一1862)字子大，江西奉新人。进士出身。1855年以礼部主事经曾国藩奏调入幕，与李瀚章综理南昌后路粮台。1857年初，南昌后路粮台撤销，曾国藩丁父忧回籍守制，甘晋离幕。因曾国藩离幵江西回湖南的时间很急促，未及为甘晋“料理前程”而感不安。在1858年1月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就中如刘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对之有愧。……甘系余请主管粮台，委曲成全，劳怨兼任，而余以丁优遽归，未能为渠料理前程。”1859年2月，甘晋应约复人曾幕，委办吴城报销局事宜。据曾国藩在是年4月上旬给甘晋的书信中说：“报销局事，以速为妙，切不可迟。即有小误，或干驳诘，亦可设法补救也。”1860年5月初，由曾国藩奏保“赏给四品卿衔，俟服阕后，送部引见，听候简用”。是年6月吴城报销局裁撤后，被曾国藩委办营务处，1862年10月病逝于军营^次年初，由曾国藩奏准，照军营病故人员例，以四品卿衔礼部员外郎予以抚恤。

甘绍盘字愚亭、玉亭，生卒年不详，安徽桐城人。诸生出身。大约在1861年入曾幕，次年夏受命专派舒城放赈事宜。据曾国藩在给李续宜的书信中说：“桐城北路放赈，派钟泰、沈贤绍、甘绍盘三人”，而钟、沈二人系新委之人。1862年夏，委办江西厘务，1866年9月由曾国藩奏准“以知县留于江苏遇缺即补”。1869年因海运出力奏准“着俟补缺后以直隶州补用”，次年4月报捐同知衔。1872年2月，曾国藩在《遵照新章甄别同

知直隶州知州等官折》中，对甘绍盘给予出具评语说：“同知衔升用直隶州候补知县甘绍盘，精果耐劳，堪以繁缺留省补用。”

左楷字樵犀，生卒年不详，湖南长沙人。举人出身。1855年，以直隶州州判加州同衔人曾幕，奉命协助刘于浔统领江西水师，先后转战丰城、抚州等地，于1858年奏准升任同知直隶州，是年1〗月战死于景德镇。

厉云官字伯符，生卒年不详，江苏仪征人。1853年，以湖南清泉县知县入曾幕，委办发审局事务。1854年8月，委办湘军后路粮台。是年10月，曾国藩在《遵旨汇保出力员弁兵勇第三折》中称赞厉云官：“提调军械、火器等事务，解运军火至三十余万斤之多，毫无贻误”，将其保奏“以知府仍归湖南补用”。11月，再次肯定厉云官等负责后路粮台，“均能设法预筹，……实属勉力供支，无误要需。”1855年11月，厉云官经胡林翼等奏调，总理湘军水陆各军粮台事务，因功补湘北记名道。1858年7月，受曾国藩札委经管湖北转运局，次年11月奏保“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曾国藩等在《特保贤才请旨记名简放折》中说：“该员勤慎廉明，每月军饷三十余万两，出人勾稽，丝毫不苟，加以采办制造，昼夜辛勤。自留鄂以来，历五年如一日。”1861年授湖北荆宜施道，正式离开曾幕。1862—1863年，先后担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

史念祖（？一1910)字绳之，江苏江都人。生员出身。早年以捐资通判从乔松年、英翰“剿捻”，于1869年2月累功授山西按察使，4月与直隶按察使张树声对调。曾国藩奉旨察看后复奏，留张树声办理直隶积案，令史念祖在幕中学习法律知识，增强司法实践，谓其“心地明白，器局开展”，可“陶成大器”。1870年9月，由曾国藩奏准简放甘肃安肃道，仍带记名按察使原官。〖872年奉调甘肃，委办左宗棠军营粮饷。1877年2月升甘肃按察使；1881年2月奉召人京；1884年9月授云南按察使；1887年11月迁贵州布政使；1889年\1月改云南布政使；1895年升广西巡抚，不久赴奉天主持发赈事务，督东三省盐务及财政事宜，1897年10月去官。著有《俞俞斋文稿初集》、《俞俞斋诗稿初集等》。

史致鄂（？-1864)字士良，江苏溧阳人。进士出身。1854年由江西广信知府调至南昌府，次年5月由曾国藩奏准协理浙盐行销江西事务，兼署江西盐法道，不久丁忧去官留于江西襄办军务。1859年调赴浙江归巡抚王有龄差委，1862年经曾国藩推荐为左宗棠经办玉山转运粮台事宜，不久署理宁绍台道，为英法洋枪队筹集军饷。1864年，因筹饷有功赏加按察使衔。

叶宝树（？-1871)字晋卿，籍贯不详。1858年8月人曾幕，委办湖口报销转运局，专司水师支应事宜。1859年11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州判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县丞。1860年4月，再次以“运解军火，不辞劳瘁”为由，奏保以州判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奏折中对其加以保举：“州判叶宝树，请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1871年7月因病去世。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出门至叶观察家吊丧。观察名宝树，字晋卿，昨日已刻去世。”

冯卓怀字树堂，生卒年不详，湖南长沙人。清道光十九年解元（乡试第一名），大挑（会试三次不中的举人中拣选有才识者）二等，得教谕之职。冯卓怀在京时，与曾国藩交情颇深，共同讲求修身养性之学。1824年，在继续科考的同时，受聘当曾纪泽的老师。1853年8月入曾幕，协助曾国藩练兵于长沙。据曾氏《与罗泽南郭嵩焘》书信中说:“舍季弟现扎高峰寺，树堂现来同住。”9月随曾国藩至衡州练兵，不久离去。1854年，受命专驻宝庆为湘军劝捐筹饷^据曾国藩在是年12月的家书中说：“冯树堂前有信来，要功牌一百张，兹亦交萌亭带归。望澄弟专差送至宝庆，妥交树堂为要。”又据曾国藩在1860年3月所呈《恭缴余剩部照折》中说：“臣国藩于咸丰四年奏颁空白执照，以一千张交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转发在籍候选知府黄廷瓒、候选教谕冯卓怀等，劝捐填用。”随后担任四川万县知县，1859年报捐知府。1860年12月中旬经曾国藩奏调重新人幕。据曾氏在是年6月下旬给冯卓怀的书信中说：“以阁下治蜀，为朋辈中成效之最著者，故备公牍，相邀台驾，速来吴越，将伯之助，至切至恳。”7月上旬，曾国藩在奏折中以冯卓怀“爱民敬事，明干耐劳，从前襄理臣军，深为得力”为由，将其调至祁门大营，委派巡察碉堡。因在有关军谋方面与曾国藩意见不合，于1861年3月愤而离幕，此后毛鸿宾、郭嵩焘等先后邀请入幕，均未应命出山。尽管冯卓怀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闹得不欢而散，但事后两人均作了自我批评，关系和好如初。曾国藩逝世，冯卓怀还专程赴湘乡为曾国藩选择墓地。

冯羧光（1830*—1878)字竹渔，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1859年12月入曾幕，委办书启等事务。1860年底奉派赴广东购买洋枪、洋炮，克服经费等困难，出色完成任务,其才能受到曾国藩的赞赏。据曾国藩在1861年下半年分别致李瀚章、李鸿章的书信中说：“冯竹渔精细耐劳，可敬可佩！”“冯竹渔精细耐劳，如此苦心经营，天下有何不可办之事！”考虑到经费困难和路途遥远，上海又有洋枪、洋炮可以购买，曾国藩于,1862年2月致函冯悛光：“望台旆速归，商办一切。”大约在是年4月间，冯悛光返回曾幕，专驻上海购买洋枪、洋炮及筹设上海铁厂事宜。10月，暂离曾幕赴新疆处理父丧。1865年6月，由曾国藩奏调回上海开设铁厂并主持江南制造局事宜。据曾国藩在《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说：“同治四年五月，……派委知府冯悛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曾国藩在是年6月下旬给冯悛光的书信中勉励说：“会办铁厂，……振刷国耻，恢廓远漠，将在于斯。阁下精思造微，果力洞的，当无不成之事也。”由于经营不善，尤其账目混乱，冯悛光遭到舆论的攻击。曾国藩在1870年9月返任两江总督之后，极力为之挽回。在另派委员进局监办以杜他人饥谤之口的同时，嘱冯悛光“迅办销册”。并且表示，如果款项确有亏空，“仆愿代为担承，总之早清为是。”在1871年12月给李鸿章的书信中，曾国藩肯定冯悛光“才具开展，于机器洋学亦颇洞晰原委”，因此应尽力加以保护。所以，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多方关照、保护之下，冯悛光将江南制造局局务移交李兴锐之后，改任苏松太道之职。

六画

成名标(?一1862)湖南湘乡人。1853年12月上旬，由曾国藩从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咨调，以岳州营水师守备至衡州入曾幕，委办造船事宜，因功保升都司。1854年2月，曾国藩率湘军北进，衡州船厂事竣裁撤，成名标改赴长沙船厂，仍负责监造船只。是年10月上旬，浮开款项被曾国藩奏参革职，仍留幕任事。1860年下旬，奉命赴广东购买船炮。7月初，经曾国藩奏准开复都司原官，其理由是：成名标“数载以来，当差颇知愧奋'是年冬路过韶关时，被广东巡抚耆龄以“夹带私盐”为由将其押扣，1862年病死于押所。对此，曾国藩在1861年5月给杨岳斌的书信中说：“成名标此次再出，本欲力为扶植，以酬其创始之劳。···…耆中丞由江西调粤，疑鄙人有密劾之举，怀嫌太深。此次以修怨于敝处，而借成、李、黎三人以泄其私忿，敝处虽有咨往，恐非徒无益，而又甚之耳。水师购炮，大事也；睚眦嫌疑，小隙也；夹带私盐，亦小眚也。因小故而误大事，疆吏之居心如此，言之慨然。”又在1862年8月下旬给晏端书的信函中明言：“耆帅与弟向无意气不洽之处。九年调任粵抚，弟所奏江西全省肃清，或以功非己出，怏怏颇有左迁之感。……至十年冬，弟派都司成名标、李长清、黎登照赴粤购炮，路过韶关，耆帅借查出私盐为名，竟将三员解省羁押。成名标业经押毙，李长清、黎登照至今幽絷三年未放。”

成蓉镜字美卿，生卒年不详，江苏宝应人。生员出身。约在1865年人曾幕，任职金陵书局，在刊刻传统经籍和译述西方科技书籍方面起过一定作用。1872年离曾幕，官至知县。

任伊字棣香，生卒年不详，江苏宜兴人。贡生出身。约在1860年人曾幕，委办书启等事宜。1868年8月离幕。1870年9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重新入幕。曾国藩在1871年1月的日记中记载：“因教读师潘撷珊将归，是日具酒席小宴。同席为幕中钱子密、任棣香、陈小浦诸君，申未始散。”直至曾国藩于1872年3月逝世之前，任伊与薛福成等均在幕中。

朱孔彰（1842—1919)原名孔阳，字仲武，晚号圣和老人，江苏苏州人。举人出身。i860年谒曾国藩于湘军祁门大营，被留营读书，不久奉命襄校江南官书局。因文才出众，颇受曾国藩器重。1865年冬，曾国藩在日记中连日记载批阅朱孔彰所寄诗文，且专复一长信与之讨论转注之学。此后，朱孔彰相继主持淮南书局、江楚编辑局、江南通志局等，且执教于蒙城书院、存古学堂。在曾幕及曾氏去世后，注意收集咸丰、同治以来名臣将帅事迹，参以目击耳闻，撰成《中兴将帅别传》一书，将曾国藩、胡林翼等200余人分别立传加以叙述。光绪中期，先后应刘坤一聘主修《两淮盐法志》、应冯煦聘主修《凤阳府志》，民国初年曾应淸史馆聘，撰传稿数十篇。著作尚有《三朝闻见录》、《说文重文笺》、《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古注汇辑》等。

朱孙诒（？一1879)字石翘，江西清江人。捐资为刑部主事，改发湖南，先后担任宁乡、长沙、湘乡知县。1852年初，与罗泽南、王鑫、刘蓉、李续宜、李续宾等人举办湘乡团勇。是年底，奉湖南巡抚张亮基札调，与罗泽南、王鑫等率湘乡练勇三营转战湘潭等地，进驻省城长沙，成为曾国藩湘军最基础的一支力量。1853年7月，受曾国藩、骆秉章等派遺，与夏廷樾、江忠淑等率领30CX)湘勇赴援江西省城南昌，因功保升郴州知州。1859年2月，曾国藩率湘军自衡州出师“东征”，朱孙诒被派为陆路营务处委员，转战宁乡、湘阴等地。后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离幕，于1856年经骆秉章奏保由宝庆知府以道员记名。1860年赏加按察使衔，次年奉调赴四川，为骆秉章总理营务。1862年改任浙江盐运使，仍留四川襄办军务，又因与骆秉章意见不合引疾辞幕。朱孙诒同曾国藩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在任用湘军将领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据曾国藩在1865年12月的家书中提到，刘蓉恢复原官表明朱孙诒的目的未能达到：“霞仙仍为陕抚，不失旧物。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朱石翘之伎俩终不得一逞耳。”

朱品隆字云岩，湖南湘乡人^自1854年2月至1858年7月，随李续宾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等地，先后担任过外委、把总、千总、副将等武职^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领军时，朱品隆由李续宾调拨至曾国藩行营作为亲兵用，曾国藩将其委派主管营务。1861年4月，鉴于军事紧张，曾国藩派朱品隆驻防皖南，仍以亲信对待，随时加以遥控指挥，先后奏保至浙江衢州镇总兵，并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

朱唐洲生卒年不详，湖南湘乡人。原为曾国荃部下总兵官。1871年7月下旬入曾幕，一个月后委办营务处事宜。据曾国藩在是年8月13日家书中说：“朱唐洲、欧阳仲诫先后到此，尚无位置。”9月11日则说：“江境兵勇太少，缓急无可倚恃^现令章合才招湘勇三千东来，派朱唐洲、李健斋为营务处，梅照庵为支应委员。薪水则朱六十金，李、梅各四十金，略为位置三人。”

向师棣（1835—1865)字伯常，湖南溆浦人。诸生出身。1862年5月，由严仙舫推荐至安庆入曾幕，先在行营粮台银钱所办理支应事宜，后又襄办营务处，1863年11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知县发往江苏补用，仍留曾幕。1865年6月随曾国藩北上“剿捻”，专治文书。是年12月，因感受风寒成疾，医治无效去世。向师棣才识出众，深受曾国藩器重。1866年2月中旬，曾国藩在《向师棣在营病故请准从优议恤片》中，对向师棣在幕中经历给予肯定说：“厥后在营襄事，未遽服官。”1865年6月“随臣北征，驻扎徐州，佐治军书，昼夜辛勤，在营感受寒湿，又因积劳成疾，于十一月十八日病故”，请照在营病故例从优议恤。又撰挽联一副以示哀悼：“与舒严并称溆浦三贤，同蹶妙年千里足；念吴楚尚有高堂二老，可怜教子九原心。”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无锡人。生员出身。1861年11月在安庆入曾幕，任职内军械所，委办木壳小轮船的试制工作。是年12月，曾国藩在《保奏周腾虎等片》中认为，华蘅芳等“研精器数，博涉多通”，请准让其“阅历戎行，廓其闻见'1862年5月中旬，曾国藩实地观看华蘅芳等所造炸弹后，对其人大加赞赏。8月上旬，又实地观看华蘅芳与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64年10月，安庆内军械所由安庆迁往金陵，华蘅芳随同前往，仍从事轮船等制造工作。1865年6月调赴上海，参加江南制造局的筹建事务。1866年1月，由曾国藩保奏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1867年5月，参与江南制造局迁厂扩建及机器安装和调运工作。1868年8月后离曾幕，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事西学译刊与研究。先后主讲上海格致书院、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和两湖书院达20年之久，为近代中国造就了不少数学专门人才。官至直隶州知州。著译有《行素轩算学》、《代数术》、《金石识别》、《地学浅释》、《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决疑数学》等。

刘于浔字养素，生卒年不详，江西南昌人。进士出身[1]。1855年1月，以在籍知府入曾幕，委办江西船厂，3月奉命创立江西水师，于是年秋随曾国藩扎泊南康（今江西南康县），后因湘东农民起事，移至樟树镇防堵。1856年4月，由曾国藩保奏以补用知府“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其保奏理由是：“该员综理江军水师，不辞劳瘁，调度悉协机宜。”1857年1月，又由曾氏以“道员刘于浔，自督带水军以来，劝捐供支，不尽取之官帑。战则身先，功则归人。军心民心，乐为效命”为由，奏保其“赏加巴图鲁名号”。1861年秋，奉曾国藩命撤去所部陆军以“专办水师”。1862年1月，由甘肃要肃道迁甘肃按察使，曾国藩奏请暂缓赴任，谕准其仍留江西。10月，受曾氏委派与孙长绂主持江西牙厘总局。具体分工，据曾国藩在《江西厘金整顿情形片》中说，孙长绂“常以驻局，力图整顿，重定规条”；刘于浔负责“访察商情”，“商民有无怨言，亦由刘于浔按月禀报臣处”。1864年11月，因病免去甘肃按察使职，仍与曾国藩保持一定联系。

刘世墀（？一1868)字彤阶，湖北汉阳人。生员出身。1854年入曾幕，与罗萱被委襄办营务，兼管支发银钱，核收捐款等事宜。1855年2月，奏保以训导归部尽先选用。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领兵之后，刘世墀于1859年12月在宿松复人曾幕，仍管银钱等事。1860年4月，曾国藩以“协剿勤能，不避锋镝”为由，奏保其“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1862年5月，署理安徽芜湖县知县。次年3月，丁忧离任回籍守制，“旋因军务需人”，于1864年2月由曾国藩扎调再度入幕，任职江西盐务督销总局。是年秋，奏保“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安徽补用”。刘世墀系曾国藩好友刘传莹侄儿，才识俱佳，

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江苏仪征人。举人出身。刘毓崧之长子。1867年10月刘毓崧去世后，刘寿曾受聘人曾幕。承父志任职金陵编书局，专司图书校勘，直至曾国藩去世前一段时间仍在幕中。著有《春秋五十凡例表》、《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芝云杂记》等。官至记名知县。

刘建德字馨室，广东人。1853年7月由曾国藩以升用同知署湖南石门县知县人曾幕，负责审案局案件审理事务。旋以升用知府、凤凰厅同知署理湘潭县知县。1854年4月，因失城被议革职，不久“督带乡勇，随同官军克复县城”。9月下旬，经曾国藩奏准恢复原官，委督船工。据曾国藩在奏折中申述恢复其原官的理由说：“查该员弁等官声尚好，且系有用之才，是以调赴行营。”1855年2月，曾国藩将其奏保“以同知留于原省补用”，认为刘建德“监造战船，勤敏干练，核实报销，自捐制钱一千串，接济要工”，理应请准恢复原官，免缴捐款。1860年3月，刘建德应约于宿松再次人曾幕，委办营务处。1861年7月，被曾国藩保奏“以道员仍留湖北补用”，是年10月后离幕。

刘曾撰字咏如，生卒年及籍贯不详。1858年8月人曾幕，委任行营文巡捕之职。1860年4月，曾国藩奏保其“临阵有胆，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归湖南尽先补用”。6月上旬，曾国藩派其筹办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初，委办湘军吉字营粮饷供给事务。1865年6月，赴任湖南辰州府知府。

刘瑞芬（1827—1892)字芝田，安黴贵池人。诸生出身。1861年夏，以献时务策受曾国藩赏识入幕。1862年4月，由曾国藩派赴李鸿章所领湘、淮军大营，负责军需供给，随后主管军械转运局、松沪厘金局，奏保担任候补道员加布政使衔。1876年任两淮盐运使，次年授苏松太道。1882年3月擢江西按察使，次年11月迁江西布政使。1885年7月出使英国，建议清廷先自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以杜沙俄染指，允准所请。是年11月，兼任俄国公使。1887年，兼驻法、意、比等国公使。次年，中印为西藏问题发生争端，刘瑞芬据理力争，使得英国入侵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1889年归国，授广东巡抚，两年后赴任，1892年死于任所。著有《养云山庄全集》刊行于世。

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号松崖，江苏仪征人。监生出身。早年曾助其父刘文淇编校《舆地纪胜》、《旧唐书》等，且在扬州运同郭沛霖家教授诸子数年。1863年12月，在安庆人曾幕，次年5月委办金陵书局，且常与曾国藩切磋考据之学。校勘古籍多种，其中，刊行之《船山遗书》附有刘氏所撰校勘记两卷。1867年10月因病去世。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尚书旧疏考证》、《周易旧疏考证》、《王船山年谱》及《通义堂文集》等。

刘翰清字开生，生卒年不详，江苏武进人。著名经学家刘逢禄之孙，善地理之学和医术。1861年12月下旬，曾国藩以“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为由，奏准“饬下各省抚臣访求”，将避战乱远走山东等地的刘翰清等“咨遣前来”。1862年11月，刘翰清应调赴安庆人曾幕，负责草拟函牍、奏稿事务。1864年1月，奉曾国藩之命与方骏谟等绘制安徽全省及长江地图，7月事竣仍司旧职。据曾国藩在是年9月的《遵旨给呈安徽地图并长江图说折》中汇报说：“札派分发补用知府刘翰清、选用县丞方骏谟综理其事。该二员淹雅详慎，会同地方官细查”，按期完成任务。1865年7月，随曾国藩北上“剿捻”，委派草拟奏章等事。大约在1866年底，遵曾国藩之嘱绘制江苏各府州地图，至1868年秋初完工。曾国藩在是年10月的日记中，肯定刘翰清所绘“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新图”，为“中国自有地图以来，以此为最精矣”。1870年11月，离曾幕两年时间的刘翰清，重新人幕。1871年8月前后，担任上海预备学校校长，专事培训赴美留学生的工作，直至曾国藩病逝之前，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官至道台。一度出使俄国，任参赞。著有《历人解》等书。

许振祎(?—1899)字仙屏，江西奉新人。进士出身。1853年人曾幕，委办书启、奏咨。1856年离幕，与邓辅纶等领军与太平军转战于江西进贤、东乡等地。1858年8月重新入曾幕，委办书启等事务。1859年12月，江西乡试中举，仍留幕中任职并继续坚持科考之业。1863年6月，会试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871年7月任陕甘学政，不久丁父忧辞官归乡，与曾国藩保持着密切联系。1876年充国史馆纂修、武英殿纂修等。1882年任河南彰卫怀道。1885年7月，任河南按察使。1886年7月，迁江宁布政使。1890年3月，任东河河道总督，清除河工积弊卓有成效。1896年1月，任广东巡抚，主张停止厘金，节用民力。1898年，因广东、云南、湖北三省巡抚裁撤，奉调内用，不久请假归乡，于次年病逝。著有《治炜集》、《许文敏公督河奏议》等。

孙长绂字小山，生卒年不详，湖北枣阳人。进士出身。1862年10月，由曾国藩奏准以署盐巡道入幕，派委常驻江西牙厘局专司月报，“力图整顿，重定规章”。1863年9月，任江西布政使，次年1月由曾国藩出具考语：“该司血性过人，和平稳练”，委派总理江西牙厘总局兼江西总粮台。1865年底，奉命会同安徽布政使主持安庆报销总局，办理自1857年2月至1865年6月湘军军费报销事宜。1867年4月离幕。

孙衣言（1814—1894)字琴西，又字劭闻，浙江瑞安人。1850年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散馆后由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并授翰林院侍讲。1858年7月，简放安徽安庆府知府。1859年10月，因病开缺调理。1863年3月，由曾国藩奏调入幕，委办营务。1864年3月，署理庐凤颖道。1870年9月后，以署江宁布政使受曾国藩委派会同江苏藩司主持江宁报销总局，办理“剿捻”期间湘淮军军费报销事宜。1871年4月，由曾国藩奏准署理江宁盐巡道。次年1月，由曾氏以“学识闳通，办事果决，绝无依违赡顾之习”为由奏准实授。1872年12月，迁安徽按察使。著有《逊学斋诗文钞》等。

七画

李桓（1827—1892)字叔虎，号黻堂，湖南湘阴人。生员出身。1855年，以荫生得道员衔拨发江西，署广饶九南兵备道。1856年3月，兼署江西按察使，旋改任督粮道。1860年6月，由曾国藩奏准会同李瀚章办理江西牙厘事务而人幕。1861年12月，经曾国藩奏保署理江西布政使，“总办粮台”。1862年10月，因江西厘金收入日减，被曾国藩以“漫不经心，玩视饷务”为由加以弹劾，免去掌管江西牙厘总局和总粮台的实权。1863年春，调任陕西布政使，称病不肯赴任，于9月免职，返湘变卖家产成军，名楚军义胜营。1864年，受到降三级处分，不久由李瀚章以其捐助巨饷有功奏准赏还二品顶戴。晚年专心著述。辑有《国朝耆献类征》、《国朝贤媛类征》，著有《宝韦斋类稿》、《三山归擢小景》等。

李榕字申夫，生卒年不详，四川剑州人^进士出身。1859年2月，由曾国藩奏调军营差遣，升员外郎。是年7月，正式入幕，委办营务，不久委办安庆善后总局事务。1861年12月，署江宁盐巡道，仍驻安庆办理善后总局。据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请准“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助”。1862年秋，奉命募督标钧字营赴援安徽、江西等地。1863年11月，补授浙江盐运使。次年4月，由曾国藩奏准仍留皖南军营带兵。1865年5月，返回曾幕委办草拟文件事务。6月，随曾国藩北上“剿捻”。1866年8月，任湖北按察使。1867年11月，任湖南布政使D1869年2月，因劝捐助饷事得罪湘省士绅而被劾革职，晚年寄居浙江巡抚梅启照处。著有《十三峰书屋全集》^

李士棻（1821—1885)字芋仙，四川忠州人。进士出身。以善做诗为曾国藩所赏识，唯心地高傲，狂士意气颇浓。1861年8月，应约在东流（今安徽东至县）入曾幕，“随营差委吏事”。曾国藩作《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对李的前程寄予厚望。1862年署理江西彭泽知县，1864年12月，由曾氏奏保以同知直隶州仍留江西补用。1865年6月后离曾幕，先后署理临川等县知县。因钱粮亏空被劾，更因心直口快，缺少做官的门道而罢官。曾国藩在1871年6月给李士棻的书信中恳切指出：“惟阁下天真烂漫，一切居官处事，往往径行直遂，未能化去圭角，以是颇多龃龉。”终因与世俗之士不合而再未做官，穷困潦倒了却一生。著有《天瘦阁诗半集》。

李光久（？-1900)字健斋，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李续宾之子。1858年钦赐举人出身，引见后赏工部员外郎，又“兼袭二等世职，并为男爵”。由于其父李续宾与曾国藩关系甚密之故，受到特别关照。1867年12月，李光久来到曾国藩幕府后，曾氏对其诗文等欣赏有加，甚感“欣慰之至”。1868年1月初，李光久赴京参加会试，由曾国>藩派人送至黄河以北。1871年8月，李光久前往金陵两江总督衙门，正式入曾幕，委办营务，12月间离去，积功至江南候补道。1895年2月，统率老湘营，随湖南巡抚吴大澂北上授辽，驻防田庄台和牛庄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1899年，补授苏松太道，不久升任浙江按察使，奉命统辖浙省马步36营驻防宁波，以御意大利海军侵扰。1900年病逝于军中。著有《誓师要言》等。

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诸生出身。1853年在籍举办团练，授浏阳教谕之职。1858年8月，应召入曾幕，委办粮台事务。1859年，由曾国藩奏保以知县遇缺即选。1861年5月，总管祁门粮台。12月，旨准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安徽补用，并赏给五品封典。1862年11月，赏戴花翎。1864年12月，以知府仍留安徽补用。1865年12月，委派安庆报销总局，负责自1857年2月至1864年7月湘军军费报销事宜。1867年3月，报销事务告竣后奉办大通招商局。1868年9月，由曾国藩以“该员血性过人，精卓耐苦”为由奏准“着候补缺后以道员用”。1869年2月，经曾国藩专折奏调赴直隶委办赈济等事务。1870年2—5月，奉命赴直隶南部办理赈务，“厘剔弊端，涓滴归公”，因功补直隶大名府知府。7月，随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负责发审局事宜。11月随曾国藩返归两江总督衙署，委办营务处，协助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营制初章。1871年11月，奉曾国藩命人江南制造局，替代冯悛光主持局务。1872年，奉命随鸿胪寺卿邓承修査勘中越边界。次年任驻日本公使，未赴任。1874年应李鸿章之邀，办理北洋海防支应局事宜。1889年任津海关道，1895年任天津道，旋调山东东海关道。1896年任长芦盐运使。1897年3月迁福建按察使，两年后任广西布政使。1900年10月，升江西巡抚，浚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等，颇有政绩。1902年8月，署理广东巡抚，次年3月任闽浙总督。1904年8月调任两江总督，10月病逝。著有《李兴锐日记》。

李兴锐是跟随曾国藩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幕僚之一。曾国藩在奏折中对李兴锐的才识人品作过高度评价：该员“自军营相从至今十有四年，前后一辙，实属不可多得之才”，“随臣军营多年，最耐劳苦，遇惠可及民者，毅然为之，可决其必作循吏”。李兴锐则在曾国藩去世后，撰写挽联以寄托对老师的一片钦敬之情：“翊地仗元臣，蓦地神仙惊帝梦；任贤真宰相，普天桃李哭春风。”

李传黻字佛生，生卒年不详，湖北汉阳人。拔贡生出身。系曾国藩主持朝考时考生。江苏候补知府。1868年底，因在诗文上师事张裕钊而至直隶入曾幕，委办文案等事。1870年9月，由曾国藩推荐给继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充任幕僚。据曾国藩在是年9月给曾纪泽的书信中言：“李佛生难带之南行，当力荐之荃相耳。”李传黻虽患眼疾，但颇有办事才能，深得李鸿章的重视。官居卢龙县知县实职。著有《读有书山馆诗文集》。

李作士（？—1864)字少山、嘯山，出身及籍贯不详。1855年，在署江西新淦县任内遭失守革职处分。1860年2月，在安徽宿松入曾幕。是年4月，由曾国藩以“此次调营以来，从事行间，备历艰险”为由，奏准开复试用知县原职。6月下旬，委办安庆银钱支应所，主管曾国荃一军粮锏供给事宜。1861年7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同知直隶州遇缺即补”。是年9月，为配合曾国荃部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率银钱支应所移居大通、无为等地。1862年6月，曾国荃军驻扎金陵外围要地雨花台，李作士奉命将银钱支应所安置在两条大船上，停泊于大胜关附近江面，专门负责供应围攻天京的吉字等营粮饷。因功升至盐运使衔江西补用道。1864年8月病逝于营中。曾国藩亲往吊丧，并于1866年4月奏准将李作士“照原衔原职在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

李宗羲（？一1884)字雨亭，四川开县人。进士出身。历任英山、婺源、太平知县，1853年奉命赴庐州军营督运粮械。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领兵后扎调其人幕，委办行营军械所和营务处事务。1859年，由曾国藩奏保为安徽候补知府。1862年2月，经湖北巡抚严树森奏调办理汉口转运局。1863年初，由曾国藩委派赴四川万县设局购米，供应湘军。是年3月，调回湖北负责沙市米局事务。不久，委办汉口转运局。1864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道员归于两江尽先补用”，奉命全权办理江北厘全局兼办盐务。1865年2月，由曾国藩奏委署理两淮盐运使。4月，升安徽按察使；9月升江宁布政使。由曾国藩奏准，暂留军营办理盐、厘各事务。11月，赴江宁布政使任，但仍兼办北征粮台事宜。1869年5月离开曾幕，6月升任山西巡抚。1873年2月，任职两江总督。1874年8月，兼署江苏巡抚。1875年因病开缺回籍。1880年，奉旨进京，因衰病未及成行，四年后病故。

李沛苍字笏生，生卒年不详，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1854年12月，经曾国藩奏准以已革贵池县知县身份随同何桂珍赴九江入曾幕，委办发审局事务。1856年9月，经曾国藩奏准撤销革职处分，仍留幕中当差。据曾氏在奏折中说：“臣伏查该革员两载以来，于发审事件，研鞫精详，不辞劳瘁，实为营中得力之人。合无仰恩天恩，免其治罪，留营当差，俾臣得收臂指之助。”1858年8月，复入曾幕，委办行营发审所，负责其审理军营案件^约在1859年夏因病辞幕归籍。

李昭庆（1835—1873)又名章昭，字子明，又字眉叔，号幼荃。安徽合肥人。监生出身。李鸿章幼弟。大约在1860年初人曾幕，讲求兵法。1862年秋，奉命统率湘军五营，驻防安徽无为、庐江等地。1865年9月，由曾国藩委派总理“剿捻”之湘、淮军营务处事宜，并负责编练马、步新军。1866年12月离幕。后随李鸿章“剿捻”，累功授记名盐运使职。1868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请起用李昭庆，不久辞归。1873年7月，因忧郁不得志而病逝于天津。著有《补拙斋诗文集》。

李朝斌（？一1894)字资堂，湖南长沙人c1854年初，由曾国藩从长沙协标扎调至衡州，入湘军水师充当哨官。是年12月，因功以把总尽先补用。1855年2月，又以千总遇缺即补。1862年2月，曾国藩以李朝斌“自臣设立水师即隶部下，身经百战”为由，奏保为总兵之职。6月，又奏保其“遇有提督缺出，请旨简放”。奉曾国藩命筹设太湖水师，于次年成军配合淮军进剿上海等地。1863年夏，与淮军和“洋枪队”会攻苏州，因功授江南提督实职。1866年，移驻苏州，继设经制水师，移驻松江，助曾国藩、彭玉麟制订长江水师章程。随后数年，屡出海巡缉，操练南洋水师，为巩固江防作出过贡献。1878年，奉旨节制外洋兵轮。不久，以病归乡。

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诸生出身。自1852年起移居上海达八年之久，曾与英国人伟烈亚力等合作续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九卷。1859年，应聘入江苏巡抚徐有壬幕。1862年5月，在安庆入曾幕，参与内军械所轮船、炸弹制造等事务。1864年5月，供职于编书局。1868年8月，由郭嵩焘推荐人京，充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户部郎中等职。著有《四元解》、《对数探源》、《方圆探微》、《孤矢启秘》等书；译著有《几何原本》、《重学》、《圆锥曲线》、《谈天》、《代数学》、《代数积拾级》、《植物学》等多种。

李善兰作为晚清时期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受到曾国藩父子优礼相待。其译著《几何原本》，由曾国藩捐资、曾纪泽作序予以出版。曾纪泽为该书所作序文，曾经曾国藩亲自审订。据曾国藩在1865年9月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泽儿前寄到之《几何原本序》尽可用得，即由壬叔处照刊，不必待批改也。”

李鸿裔（1820—1897)字眉生，别号香岩，晚号苏邻。四川中江人。举人出身。1851年捐资为兵部主事，与曾国藩相识并建立密切关系，1860年入胡林翼幕，才能出众，深受曾、胡赏识。1861年9月胡林翼去世后，于12月下旬转入曾幕，委办奏疏草拟等事，参与重要谋划。据曾国藩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至眉生等处，详论应否疏辞协办之命，众议以为宜受协办，而坚辞节制四省之权，不可同时并辞，近于矫情钓誉，灯时定计”；“傍夕与柯小泉、李眉生等商明日出题试书院甄别，因令幕府各拟一题，余择其一”；“约李眉生来久谈，商派人至许湾办厘事”；“与眉生、子密商本日摺片，榷议良久”；“与李申夫、李眉生熟商本日应发密片事件。”等等。1862年3月下旬，曾国藩特意记载与曾国荃谈论对李鸿裔才识的印象：“沅弟极服眉生卓识迈伦，余平日见其大雅不群，亦料其必有过人之识，特未深谈耳。”是年11月，李鸿裔由曾国藩奏保“以同知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并赏加知府衔。1864年6月，又“以知府尽先选用，并赏加道衔”。是年7月下旬，协助曾国藩审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不久，委办金陵善后局，主管工程。1865年6月下旬，署理江安粮道，次年补授江苏徐海道，仍留幕中，总办“剿捻”各军营务，兼管徐州粮台。1867年3月，补授江苏按察使，次年8月患耳疾辞免，留居苏州养病。直至曾国藩逝世前，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1870年5月下旬，专程赴直隶总督衙署拜晤曾国藩。其“身体之弱，家运之衰”，使曾国藩“言之欲涕”，特撰《赠李眉生》诗，以抒感慨之情。1885年9月，病休多年的李鸿裔离开人世。著有《苏邻遗诗》、《髯仙诗舫遗稿》。

李鹤章（1825—1881)字仙济，号继泉、季荃，别号浮槎山人。安徽合肥人。1853年3月，随同父兄在家乡合肥举办团练。5月，随其兄李鸿章会合户部主事王正谊部援攻凤阳一带太平军。1854年初，随李鸿章投奔安徽巡抚福济幕中，奉命率领团练攻占庐州，因功授同州之职。1858年8月，庐州被太平军占据，李鹤章随李鸿章带着母亲和妻儿逃至江苏镇江。1859年1月，投奔到曾国藩幕府。1861年随同湘军作战，攻占宪湖、安庆，由曾国藩奏保升知县，并赏戴花翎。1862年初，李鹤章独当一面率部先后与太平军激战于上海北新泾、四江口等处，并招降常熟太平军将领钱森仁部，因功赏给知州之职，并赐四品衔。1863年秋，升为知府，随后又以道员记名。1864年夏，授甘肃甘凉道。因不愿赴甘肃上任，经曾国藩奏请开缺，襄办“剿捻”行营事务。不久，以伤疾交作，回籍休养。1879年，因捐助山西赈金，授赏二品衔。1881年底，病故于合肥家中。李鹤章是曾纪泽的儿女亲家，其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曾广璇为妻。

杜文澜（1815—1881)字小舫，浙江嘉兴人。生员出身。1850年，随湖广总督裕泰镇压李沅发起义。随后数年，先后任海州分司运判、候补知府等职。1863年5月人曾幕，委办湖北盐务督销局。1867年12月，代理江宁布政使。1868年1月，由曾国藩奏派筹建“军营官绅昭忠三祠”。是年4月，由曾氏专折奏准补授江宁布政使实职。1877年，以吸食鸦片烟为两江总督沈葆桢劾罢。著有《平定粵匪纪略》、《江南北大营纪事》、《初学史论合编》、《自订年谱》、《古谣谚》等。

杨文会（1837—1911)字仙山，安黴石埭人。其父杨朴庵，系曾国藩进士同年。1863年应曾国藩之聘入幕，委办谷米局。次年，回籍归葬其父。1865年重入曾幕，先后在工程局、筹防局任职^1866年离幕居金陵，专事佛学研究，创办刻经处。据曾国藩在1871年1月的日记中记述：“杨文会送所刻《佛经》数种，略一翻阅，全不能人。”1878年，随曾纪泽出游欧洲，赴英、法等国考察政教及天主教诸学，并购得大量科学仪器而归。1886年，随刘芝田游英国，考察政治、制造等学，1889年归国。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大乘起信论》。1907年，于金陵刻经处创设佛教学校——祗洹精舍，两年后因经费不足停办。1910年，于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1911年秋病逝，享年75岁。著有《杨仁山居士遗集》、《等不等杂观录》等。

杨岳斌（1822—1890)原名载福，字厚庵，因避同治帝讳，于1862年8月更名岳斌。湖南长沙人。行伍出身^1853年在衡州以千总应调人曾幕，充任湘军水师右营营官，后与彭玉麟共领湘军水师，并称“彭杨”。1854年2月，随曾国藩出省东征，参与攻占湘潭、岳州、嘉鱼、武汉等各次战役，因功奏保至常德营副将并加总兵衔。此后，升郧阳镇总兵。1856年，合陆师占武汉，又参与夺武昌县、黄州、蕲州战役，加提督衔。1857年，受曾国藩回籍奔丧前之重托，与彭玉麟等攻下湖口，使原被困于鄱阳湖内水师得与外江水师会合，授福建陆路提督。1858年5月，与李续宾合攻九江。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领军，杨岳斌、彭玉麟等信心倍增，仍视其为主帅、幕主。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伦比。”自是年11月李续宾战死于三河镇后，杨岳斌与彭玉麟、李续宜成为曾国藩身边最亲近之僚属，有关军谋大计均参与其中。如曾国藩在与曾国荃的家书中多次提到有关重大军事进止问题，均与杨岳斌往返协商，听取意见。1864年，因镇压江西、皖南太平军及攻占太平军首都天京有功，授陕甘总督，并加太子少保衔^1865年7月，离开曾幕赴陕甘总督任，仍与曾国藩保持密切联系。是年底，奏留曾国藩好友刘蓉为陕抚，使曾氏感到欣慰不已。1875年，杨岳斌受命与彭玉麟整顿长江水师，屡请罢归。1883年，奉命会办福建军务。次年，复命至江南帮办军务。1885年，率师赴台湾，以同法国签订和约而请归。1890年8月，病死于原籍。

吴大廷（1824—1877)字彤云，又字桐云，晚号小酉腴山馆主人，湖南沅陵人。举人出身。1852年2月，在沈阳人奉天府丞张锑幕府。1855年7月，选授内阁中书。1857年4月，充方略馆分校。7月，人顺天府尹梁同新幕府。1858年3月，充国史馆分校。1861年3月，奉调入安徽巡抚李续宜军营差委。12月，奉旨以员外郎在安徽补用。大约在1862年初人曾幕，参与军谋大计之策划等。据曾国藩在是年3—10月间日记多处记载：“吴桐云送诗古文三册，殷殷请教，殊渐无以答其意”；请吴彤云出开考试题，“帮看经解各卷”；“唐中丞与吴彤云、叶介唐来久谈，议救金陵并皖北设防之事。”等等。8月中旬，吴彤云患疟疾，以为将不久于人世，还将后事拜托曾国藩处理：“旋接吴彤云信，系十六夜四更所写，因疟病垂危，以书托余照料后事，大约刻其诗文集及周恤妻子，及衣不必丰美等语。”是年11月，吴身体复原应聘入安徽巡抚唐训方幕，主办军需、奏章、文案等事宜，并兼理临淮湘军营务。1863年5月，授候补道。9月，辞归原籍。1865年2月，奉调至福州人闽浙总督左宗棠幕府，会办福建全省军需厘税局务。5月，补授福建盐法道实职。1866年10月，迁台湾兵备道，旋赏二品顶戴。在任期间，整饬吏治，抵御外来侵扰，以政绩突出加按察使衔。1868年11月，因病辞官回籍调养。1869年5月，应聘入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府，委办驻陕湘军饷糈供给，一个月后经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调襄理船政事务。约在1870年春夏之交辞去，7月间复人直隶总督曾国藩幕，协助处理天津教案。10月，经曾国藩奏派入江南制造局，专管轮船操练事宜。至曾国藩去世之前，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并于1871年冬陪同曾氏出省城至徐州阅兵。1876年8月，奉派兼办松沪厘捐总局。1878年1月，病逝于上海。著有《小酉腴山馆诗文集》等。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其父吴元甲，以诸生举孝廉方正。曾国藩赏其学行高迈，特聘为家庭教师。吴汝纶自幼随父学经史诗文及科举之业，文名早著。1864年赴南京应江南乡试，中第九名举人。1864年人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曾国藩奇其文，延聘入幕，委办秘书处等事宜。据曾氏在是年日记中说：“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又在1869年5月的奏折中说：吴“自乙丑告假出京，即随臣徐州、济宁、周家口军营襄办营务”。1867年，在克复黄陂案内由曾国藩奏保赏加内阁侍讲衔。1868年8月，吴汝纶随曾国藩至直隶。1869年5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直隶州归直隶补用。次年，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1871年任直隶深州知州。1873年4月，丁父忧去官。1874年6月，人江苏巡抚张树声幕府。1876年，应聘入李鸿章幕府。1879年10月，署理天津知府。1881年，补授直隶冀州知州。1889年辞官从教，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1901年辞该院教职，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2年6月，自请赴日本考察政治，10月归国，11月回安徽创办桐城学堂。1903年2月，病逝于桐城故居。

吴汝纶作为曾国藩、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常参与幕中机要，曾、李奏疏多出自其手。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文法崇桐城，气势纵肆。著有《桐城吴先生全书》、《桐城吴先生日记》等。

吴坤修（1816—1872)字竹庄，江西新建人。监生出身。1849年，参与镇压湖南李沅发起义，以县丞补用。1852年，以长沙城守有功升候补知县。1853年冬，在长沙人曾幕。随后，曾国藩练兵衡州，吴专司水师军械，1854年2月，随曾国藩东征湘北、湖北等地，兼办审案局事宜。1855年2月，由曾氏奏“留于湖南以同知用”。据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该员随营发审局案件，盘诘奸细，日夜辛勤，现在江西内河办理水师营务处，接济粮饷、军械，最为出力。”不久，丁忧离幕。1856年，由湖北巡抚胡林翼札派统带彪字营，随刘腾鸿赴授江西。1857年2月，由曾国藩奏保授广东南韶连道，仍留营办理军务。1864年1月，又奏保以盐运使衔记名道员“赏加布政使衔”。1865年9月，授安徽按察使职。1866年署理安徽布政使，两年后实授D1872年〗1月病逝。

何璟（？-1888)字小宋，广东香山人。进士出身。1857年授江南监察御史，1861年10月任安徽庐凤道。1863年8月，在安庆入曾幕，任安庆湘军行营营务处总办。1864年2月，由曾国藩奏保署理安黴按察使，奉命与安徽布政使马新贻等会同审理江西南康知县石昌猷“袒匪杀良”一案Q曾氏在奏保何璟的理由中说：该员“精细练达，勤求庶务，堪以递署”。是年10月，实授安徽按察使，一个月以后兼署安徽布政使。奉命会同江西布政使孙长绂主持安庆报销总局，办理自1857年2月至1865年6月湘军军费报销事宜。在1865年2月的《年终密考折》中，曾国藩充分肯定何璟“精细稳练，遇事悉心讲求，勤劬罔懈”。只是“局量稍隘，或失之苛细”。从而，在是年4月间，将其奏保担任湖北布政使之职。1869年9月，改任山西布政使。1870年8月，升任福建巡抚，不久改任山西巡抚。1871年10月，改任江苏巡抚。恰逢曾国藩在1872年3月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何璟即以巡抚列名专折奏陈曾国藩生平事迹，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何璟奉旨署理两江总督，11月忧免。1876年10月，任闽浙总督，旋兼署福州将军^1884年8月，由于在中法战争期间“临事昏庸”遭弹劾去职。四年后病逝。

何应祺字镜海，生卒年不详，湖南善化人^大约在1858年底于江西建昌（今南城）人曾幕，先在秘书处负责草拟函、札、批件，后转营务处任职，并参与军谋大计之策划，以及与曾氏相互切磋学术与事功结合之理。据曾国藩在1859年一年中日记记载说：“中饭后见客，何镜海谈论尚有条理”；“夜与何镜海久谈救援湖南一节，又景德镇添兵一节，令其审处熟计”;“未初，见何镜海，与之鬯论时贤，因言傲为凶德，骄为败征。镜海诵王阳明言丹朱（帝尧之子，无才能）、商均（舜之子，无才能）亦不过一‘傲’字”；“与何镜海谈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何镜海上条陈数事:第一言须派统领，第二言选勇猛者为选（先）锋”，等等。1860—1865年，何应祺受曾国藩委派，人湖南东征局为湘军征厘筹饷。其间，被曾氏于1864年10月下旬奏保由即选知府“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并赏加盐运使衔”。曾国藩自1870年9月回任两江总督后，何应祺仍以幕僚身份与曾氏密切来往，协助处理有关事务。著有《守默斋遗集》等书。

汪士铎（1802—1889)字梅村，号悔翁，江苏江宁人。举人出身。早年受家学影响，阅读过大量理学典籍。因家贫，曾几度辍学去铺店当学徒，但仍坚持自学。自1821年起数年间，他用大部分时间执教于私塾或富人之家塾。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汪士铎困于城中大半年时间，至年底才设法逃出至安徽绩溪山中。此后五年间，以教授私塾为生。1859年2月，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至武昌入其幕府，奉委主持编纂《读史兵略》一书。汪在著书、编书的同时，常常就有关政务和兵事问题献计于胡林翼。当曾国藩困守祁门之时，汪也曾向其提出过许多建议，大都被曾采纳。1861年9月初，湘军攻占安庆后，汪士铎又向胡林翼和曾国藩分别建议争取太平军的某些将领，并提出最终收复南京的多项战略方针。胡林翼去世后，汪士铎于1862年5月入曾幕。1864年5月，受聘入编书局（9月后定名为金陵书局），与张文虎等担任校勘古籍之责。此后一直供职于该书局，至曾国藩1972年3月去世之前，两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好朋友,而汪士铎先后担任过曾、胡二人的幕僚，所以在胡氏去世后他为之著书弘扬其学术与事功，曾氏去世后又怀着钦敬的心情撰有祭文和挽联，尽情述说对曾氏的知遇之恩。作为一位学者，汪士铎著有《乙丙日记》、《南北史补注》、《胡文忠公抚鄂记》、《汪梅村先生集》等；编撰有新版《江宁府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等。鉴于其学术成就及学术地位，汪在晚年被诏赐国子监监丞衔。

沈葆桢（1820—1879)原名振宗，字幼丹，福建侯官人。进士出身。1847年中进士，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1854年升御史，数次奏陈国事，名声骤起。1856年年初，简放江西九江知府，入曾幕。不久，改授广信知府，两个月后为筹饷暂离广信^因太平军围攻广信，形势危急异常，沈葆桢嘱其妻林普晴（林则徐之女）以其情辞感人函求邻府救援，得以保住危城。曾国藩据此奏保沈葆桢为候补道员。据曾国藩在1856年9月的奏折中说：“两年以来，江西连陷数十郡县，皆因守土者先怀去志。惟汪报闰守赣州，沈德桢守广信，独能申明大义，裨益全局。”随后，沈被实授为江西九江道，并受曾委派兼湘军粮台事宜，负责转解两湖、江西等地协济湘军之饷银、军火的工作。1859年6月，沈葆桢赴九江道本任。不久，告假辞官归乡。i860年6月，曾国藩专折奏请起用，其理由是：“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请准调到江西，“仍办理广信防务，节制在防文武。”8月，奉旨准令“前赴江西听候曾国藩差委。并降旨将该员补授吉南赣宁道员缺”。后因沈葆桢申述“亲老多病，家无次丁，未能远离”，“仍准其终养开缺％1861年11月，又因曾国藩奏请，朝廷谕令沈“迅赴曾国藩军营，听候该大臣酌量奏请简用”。1862年1月，经曾国藩奏保简授江西巡抚。1865年6月，丁母忧回籍守制。1867年，由左宗棠奏荐任福建船政大臣。1870年丁父忧，解任回籍。1874年，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办理台湾防务，兼理各国事务大臣。〖875年5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芦海防。1879年病逝。

沈葆桢与曾国藩虽有师生之谊，但在有关江西厘金使用问题上，两人闹得关系很紧张。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方衰竭，连年战争所需开支繁重，双方都有情可原。另一方面，与沈氏个性特征有关，即不善于圆通转寰之术所致。著有《沈文肃公政书》等行世。

张文虎（1808—1885)字晡山，江苏南汇人。贡生出身,精通算术之法，兼及经学、小学的研究。1863年7月上旬，由李善兰推荐至安庆入曾幕。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又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1864年5月，由曾国藩委派至编书局（9月后定名为金陵书局）任校勘，直至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之前，一直在该书局工作，为保存中国古籍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作出过一定贡献。著有《覆瓿集》。

张秉钧字小山，生卒年及籍贯不详。1854年3月人曾幕，任粮台委员，协助李瀚章负责湘军饷糈的筹措和供给工作^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之后，张秉钧复入曾幕，委办湖口报销转运局。1860年6月后，转入湘军行营粮台任职，先后驻扎景德镇、东流等地，经理军械、弹药等物件的转运，直至1865年夏曾国藩北上“剿捻”去幕。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举人出身。其祖父辈均以文闻名于世。1850年，张氏以举人身份赴京人内阁中书。时，曾国藩为阅卷官，其文受到曾的赏识。张即拜曾为业师，学问日有长进。1852年下半年，张裕钊离京返乡，时往曾幕居住，送诗文请曾国藩批点。据曾氏在1858年8月至1861年冬天的日记中屡屡记载说：“夜批张廉卿古文毕”；“张廉卿于午刻及夜间来船痛谈古文，喜吾学问之有同志者，忻慰无已”；“廉卿近日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临别依依，余亦笃爱，不忍舍去”。等等。1861年12月，张在曾的多次邀约下赴安庆入曾国藩幕府，遵师命-面讲学培育人才，-面悉心钻研古文之学。与此同时，也为曾国藩做些公文写作方面的事情。张裕钊自知不适宜从政做官，所以在曾国藩两度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只接受主持江宁等书院的工作。曾氏去世后，张则先后出任湖北、直隶、陕西等地书院的院长，培养出朱铭盘、查燕绪、孙葆田、张骞等许多有用人才。

由于曾、张二人对古文的共同爱好，彼此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曾国藩破例为张裕钊的祖父和父亲分别撰写墓表和墓志铭，就很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张裕钊没有辜负曾国藩对他的期望之情，不仅古文做得好，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而且著述宏富，成就卓然，著有《濂亭文集》、《濂亭遗稿》及主纂有《高淳县志》等。

张德坚字石朋，生卒年及籍贯不详。原系湖北巡抚衙门巡捕。自1853年2月起,随巡抚吴文镕至堵城，乔装成太平军士兵，探获各种文籍，并访问逃亡绅民、被俘太平军及清军官兵，编成《贼情集要》一书。1854年9月湘军攻占武昌后，张德坚请刘蓉转交该书由曾国藩批阅。11月，曾国藩在武昌行营设立采编所，召张德坚人幕，令其复纂该书。1855年2月，为避太平军，与采编所人员移居湖南省城长沙，8月间纂成《贼情汇纂》，送呈曾国藩审阅。该书分“剧贼姓名”、“伪官制”、“伪军制”、“伪礼制”、“伪文告”、“贼教”、“贼粮”、“贼数”、杂载诸类，又分50佘子目，凡文告、印信、服饰、旗帜等，均绘图说明。记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物等颇详，但说误较多。该书编成后，张德坚即往南康曾幕。为了嘉奖张德坚编纂《贼情汇纂》之功，曾国藩在1856年12月中旬将其以湖北遇缺即补经历县丞奏保，“以知县归于湖北遇缺即补'大约在1857年春离曾幕。1866年2月，张德坚复人曾幕，委办盐务总局文案事宜，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离幕。

陈艾（1811—1897)字虎臣，安徽石埭人。贡生出身。大约在1860年夏至祁门入曾幕，起初负责文案等事务。8月，两江采访忠义局成立，委派为该局委员。前后6年时间，采访得两江忠义达30余案，受到曾国藩的高度赞赏。期间，于1861年7月由曾氏奏保“以知县归于江苏补用，并加五品衔”；1864年12月，又奏保“以同知直隶州归部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与此同时，在学业上常常受到曾国藩的指点。据曾氏在日记中说：“见客五次，内陈虎臣来，与论用功读书须当下动手，不可稍有等待”；“与陈虎臣论老庄自然之道'等等。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陈艾以母老辞归养亲。

陈鼐字作梅，生卒年不详，江苏溧阳人。进士出身。1859年12月中旬应召至宿松人曾幕，任职于秘书处，后又委办粮台事务。据曾国藩在是年八月初五日和初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拟派人至江苏接陈作梅来营”；“派戈什哈朱长彪往溧阳迎接陈作梅，寄途费银百两。李少泉亦派一家丁同去。巳初起行。”十一月十九日又记载：“陈作梅自江南来营。”陈鼐系一饱学之士，是与曾国藩相处时间较长、关系密切的亲信幕僚之一。据曾氏在I860年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他与陈鼐常常讨论从政治事、处世为人、读书做学问方面的问题：“夜与作梅久谈，言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傍夕与作梅鬯谈古文之法，及人心并无悔锢之意，难以挽回天意云云^作梅深以为然，相与欷戲久之”。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而牢固的师生之情、朋友之谊，所以陈鼐敢向曾国藩直言，曾国藩也能虚心接受陈鼐的意见。1860年10月，在有关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上，曾国藩与幕僚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陈鼐虽未能像李鸿章那样负气离幕，但能直抒己见，批评曾国藩的不妥。据曾氏在日记中说：“作梅写一说帖，极言劾次青摺不宜太重。旋请之面谈，渠复再三婉陈，因将奏稿中删去数句”；“傍夕与作梅久谈^作梅言，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于为善云云^盖风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各不是也”。由此可见，陈既敢于直言，曾则有大家度量和风范。陈鼐虽曾在这期间先后作过胡林翼、李续宜、李鸿章的幕僚，但在曾幕时间最长。1868年8月，曾国藩在调任直隶总督后，即于次年2月中旬专折奏调陈鼐到直隶。他的理由是，陈鼐在暮中“赞画军务，动中竅要”，“近年办理粮台，论事务持大体，观人尤具特识。”所以，将他调到直隶，可以“匡臣不逮”。陈鼐到达直隶后，在协助曾国藩顿饬吏治、清理积案、处理教案等方面出过不少主意。1870年9月曾国藩在返任两江总督时，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两人联衔奏保陈鼐补授清河道实缺。1872年10月，陈鼐因连遭三个儿子夭折的打击病逝于任所。

陈士杰（1825—1893)字隽永，湖南桂阳人。贡生出身。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1849年以拔贡生选取户部小京官。1851年丁父忧辞归，次年在籍募练团勇，并镇压县境农民起义。1854年2月，应召人曾幕，参谋军事，随后兼理粮台事务。是年4月曾国藩兵败靖港后，在进图岳州还是湘潭的问题上，陈士杰力主图谋湘潭，结果大获胜仗，因功授主事^1855年春，得曾国藩批准回籍专治团练以镇压桂阳、郴州等地农民起义，升员外郎并赏戴花翎。1859年春夏，因率兵遏阻石达开进兵湘南而升知府，不久因援守蓝山、嘉禾、宁远有功升道员。1862年1月，曾国藩以“所部桂勇，精悍得力”为由奏保为江苏按察使。陈以家乡不靖，上书辞却。1865年，因镇压何名彪等农民起义有功加布政使衔。1871年，授山东按察使，因丁母忧于1875年才赴任。1880年升山西布政使，次年升浙江巡抚。1883年1月调任山东巡抚，因治理河工疏于察弊引起舆论不满，1886年6月奉召进京，以病乞休，七年后病逝于家乡桂阳。

陈方坦字筱浦，生卒年不详，浙江海宁人。生员出身。1863年11月入曾幕，专司草拟与盐务有关的咨、札、函、奏等事务。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载：“幕中新请·〜友，专营盐务，名陈方坦，号厶△，本日来署，因往一鬯谈。”1864年12月，由曾氏奏保“以训导选用，并赏加五品衔”。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后离幕，1870年9月后复入幕，直至1872年3月仍在幕中。官至何等级，待考。

陈兰彬（？一1895)字荔秋，广东吴川人。进士出身。1858年，以刑部主事经两广总督黄宗汉奏调至广东办理洋务事宜。I860年，回原籍吴川等地举办团练，将陈金刚农民起义镇压，赏加四品街。1863年4月，随调任直隶总督刘长佑北上，入京补授原官。1865年6月，奉旨发往直隶差遣委用，因丁忧延至次年10月到直。但“军务已简，又经奏咨，仍回刑部当差'1869年2月中旬，由曾国藩奏调入幕，先后委办讼案和赈济灾民等事务。据曾国藩在奏折中申述其理由说：“该员学优识正，练达时务，拟仍带至直隶襄办一切。”1870年7月，随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10月经曾氏专折奏调返回江南。他的理由是：“该员实心孤诣，智深勇沈，历练既久，敛抑才气，而精悍坚卓，不避险艰，实有任重致远之志认为陈兰彬长于广东，“留心兵事，若令延揽将材，于轮船操练事宜，必有裨益。……该员系奉旨交臣差遣之员，此次仍拟带至江南，于目前操练轮船，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划”。1871年8月，陈氏由曾国藩领衔奏准担任上海驻美中国留学生局正监督。1872年春，与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9月，奉旨前往古巴调査华工受虐情形。1874年冬应召回国，协助总理衙门大臣议订古巴招工章程。1875年12月，以候补三品京堂军机章京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首任公使。1876年8月，担任太常寺卿出使美国。1878年3月，改宗人府府承，仍驻美国。1879年9月，迁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因担任驻美公使未及赴任。后与容闳在留学生管理方面矛盾激化，于1881年6月回国，结束长达六年之久的驻外生涯。1882年4月，任总理衙门大臣，9月署兵部右侍郎，次年11月署礼部左侍郎。1884年8月去职，9月因病乞休，1.0年后病死于原籍。著有《使美纪略》、《治河刍言》、《诗经札记》、《泛槎诗草》等书。

陈宝箴（1831—19CK))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早年从其父陈伟琳举办乡团抵拒太平军，后充湘军将领易佩坤幕僚，以募粮有功叙知府，不久人曾幕，委办义宁州厘卡事宜。1864年10月，由曾国藩奏保由选用知县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安徽补用”。1882年9月任浙江按察使，1870年7月降级使用。1890年11月，由湖南巡抚王文韶奏保复授湖北按察使。1894年11月，升直隶布政使。1895年8月，因愤《马关条约》签订，上疏痛陈利害得失，由荣禄荐保升湖南巡抚。在任期间，以湖南开化为己任，整饬吏治，振兴矿务，创设电报、轮船、枪弹、制造等新式工业，开办湖南时务学堂，创办《湘报》，大力支持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发生后，受到“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后，举家移居江西南昌，筑室西山，闭门谢客。1900年，优郁不乐而病逝于家中。

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浙江仁和人。举人出身。1841年充内阁中书，1845年供职于军机处，1846年为户部主事，1848年任刑部员外郎。1853年，因直言遭贬出京，赴山东济宁河道衙门供职，次年夏革职回归故里潜心著述。在京期间，与曾国藩交谊特深，常在一起切磋学术。1855年5月，受曾国藩之托，联络浙江、江西两省士绅协同办理浙盐行销江西事宜，为湘军筹集饷资。8月，又奉曾命赴江西会商饷盐事务。1859年，因组织团练有功恢复原官衔。1861年12月底，太平军攻占杭州，自杀身亡。1865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奏称邵氏死难实情，谕准入祀杭州昭忠祠，其长子邵顺年授云骑尉世职。为了表彰邵懿辰这位朋友和幕僚的生平行谊、学术与事功，曾国藩曾为之亲撰墓志铭。1865年间写成一铭，感到不满意，又于1868年重写。据曾氏在1868年12月的日记中记载说：“将另写邵位西墓志，自画格子一张，写楷书百余字。余与位西交深，而悯其死之惨，乃写渠墓志，辄不称意，殊惘惘也”；“写邵位西墓志铭约得七百字，至一更四点写毕。客来如织，忽写忽停，又墨冻殊甚，申正以后正大雪，故写完甚不称意。余作此铭，凡写二次，聊以报故人耳。”邵懿辰的确是一位值得曾国藩钦敬的著名学者，先后著有《礼经通论》、《忱行录》、《半岩庐遗文》、《半岩庐遗诗》等。

八画

林源恩（？一1856)字秀三，四川达州人。举人出身。1851年，授湖南平江知县。1853年，奉命举办团练维持本境社会秩序。1854年3月，率平江勇随曾国藩转战鄂、赣。1855年舂人曾幕，委办粮台事务。12月，赴南昌统带新募平江勇。1856年11月，在抚州被太平军歼毙^事后，由曾国藩奏请以补用同知直隶州“赏加道衔”，照道员例抚恤。

范泰亨（？一1864)字云吉，四川隆昌人。曾任刑部员外郎，1861年5月丁忧回籍守制。1863年舂，经湖北巡抚严树森奏调赴鄂差委。8月，由曾国藩咨调至安徽入幕，先在安庆湘军行营办理案件，年底“派往江西会办总粮台及牙厘事务％1864年1月初，由曾氏奏保授江西吉安府知府，先于奉命之日病故。事后，曾国藩专折奏请“按本衔敕部照军营立功病故例，从优议恤”。在奏折中，曾氏对其称赞说：“伏查该故员范泰亨,器职深稳，综贯庶事，能冀艰巨之任。”

欧阳兆熊字晓岑，生卒年不详，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以才略自负，又工诗古文。与同县罗汝怀共同搜集王船山遗书，未及刊刻即毁于火灾。1835年，曾国藩第一次会试落第归湘路过湘潭，病于旅舍，欧阳兆熊谙医理，留居旅店月余为其治病，两人遂成为布衣之交。曾氏初练湘军时广求人才，但欧阳兆熊始终未及出山相助。1860年，曾国藩困守祁门，需人迫切，接连函请赴祁门行营商榷军谋大计。次年3月下旬至祁门人曾幕，谋划大计兼拟文件。10月初，与赵烈文前往武昌为胡林翼诊病，“因便还家”。胡已故，欧阳氏即回原籍。1863年5月重返曾幕，担任出谋划策的角色。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欧阳晓岑搬至寓中，与之同饮久谈J次年，奉曾国藩之命主持编书局事务。直至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为止，始终未受曾国藩保荐，但在1864年、1865年、1870年和1871年春，大部分时间在曾幕度过，或是与之围祺，或是与之饮酒赋诗，或是与之切磋学问、讨论军政大计。著有《四柏山房文集》、《兵法集览》等书。

罗萱（1827—1869)字伯宜，湖南湘潭人。诸生出身。1853年，从父亲罗汝怀之意弃文就武，参与团练事宜。1854年8月，在岳州入曾幕，掌书记之职。1856年，曾国藩坐困南昌，罗萱受命办理营务，并于是年4月募勇3000人自成一军进攻建昌，图解南昌之围，无果。不久，又奉命援助李元度进攻抚州。7月，与刘腾鸿、曾国华等军合攻瑞州，由曾国藩奏保“以知县用”。1857年3月，曾国藩丁忧回籍守制，罗萱亦离幕归湘。开学馆，办教育，且致力于诗文。1859年夏，奉湖南巡抚骆秉章命在籍举办团练。1860年，应总兵刘培元和族兄罗逢元之邀共谋军事。1863年舂，应郭嵩焘之邀人幕，不久辞归。是年夏，助知府刘德谦治威震军，因功授同知加知府衔。1868年11月，人黄润昌幕任文案，兼办营务，随往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因功以同知直隶州用加知府衔„1869年3月，被苗民起义军击毙于黄平。1871年6月，曾国藩为其作墓志铭，对其怀志不展惋惜不已。著有《寥花斋诗存》、《仪郑堂文集注》、《粤游日记》等。

周学浚字缦云，生卒年不详，浙江乌程人。进士出身。1862年5月中旬人曾幕，次年11月底担任曾纪鸿、王兴韵、罗兆升的老师。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因周缦云来上学，次儿纪鸿、外甥王兴韵、女婿罗兆升三人从之肄业，已刻行礼。”与此同时，扶助曾国藩治理江南文教事业。据曾氏日记载，自1864年11月至1865年初，有关书吏考试和书脘考试等事，均由周氏帮助料理：“是日考试本衙门书吏，请周缦云点名监考”;“请缦云与倪豹岑及幕府诸君阅书院卷”。1865年4月，出任江宁尊经书院山长，仍兼曾幕幕僚，直至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时为止。据曾氏日记记载：“复周缦云信，拟定书局章程”；“至幕府与周缦云久谈”；“昨口课书院，本口请缦云等阅卷”;“初二日课题‘揖所\‘与立’两节。已请缦云等评定甲乙，余稍复视前列而已”；“写信与缦云，言书局事，约四百字”。等等。周学浚不仅在培养人才方面卓有成就，而且主编有《苏州府志》等。

周腾虎（1816—1862)字锼甫，江苏阳湖人。进士出身。1853年秋，助雷以诫创办厘全之制，为清军江北大营筹集饷糈。1855年夏应召入曾幕，委办湘军粮饷事宜。‘1856年1月，奉曾国藩之命与郭嵩焘赴浙江“张罗成本，以运饷盐”，接济湘军军饷，不久回籍。1861年12月下旬，由曾氏专折奏保赴营差遣，次年1月中旬复人幕。据曾国藩在《加欧阳兆熊片》中说：“周®甫住此近一月，因事暂赴上海，日内当挈眷西来。”1862年5月上旬，奉派赴上海购买轮船枪炮。一个月后，两次遭到他人纠参，曾国藩在《复李鸿章》的书信中，希望能在查实情节的基础上，尽量对周氏予以关照：“锼甫两次挂名，究竟在沪如何招摇，乞示及。……两次指斥之人，似亦不能一一惩究，择其劣绩尤著者严劾一二，以儆其余。请细心察访见告，无漏吞舟而诛及虾蛭也！”是年8月，周锼甫忧郁攻心病逝于上海。曾国藩念及旧情，对周氏去世深表惋惜^在日记中记载说:“接少荃上海信，知周锼甫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又在《复李鸿章》书信中，希望能对其后事加以妥善处理:“请阁下在沪助其后事，而鄙人在皖恤其眷口。”周腾虎在曾国藩幕中，常与曾讨论切磋学术，且懂医理，著有《餐芍华馆遗文》。

屈蟠（1816—1863)字文珍，又字见田，江西湖口人。诸生出身。1855年，随李元度防守贵溪。1856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县丞归部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1858年春夏，随福兴援攻衢州。是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领兵江西后应召入幕。曾氏在日记中记其为：“营官，屈蟠知县，湖口人。”旋奉命独领一军防守湖口。11月中旬，由曾氏奏保“免选知县，以同州知直隶州不入班次，遇缺即选，并加知府衔”。1859年冬，曾氏驻宿松组攻太湖，屈蟠奉命往援，不久又防守广信。1860年5月初，由曾国藩奏保“免选本班，以道员选用”。其理由是，屈蟠“督勇冲锋，战功卓著。”此时，曾国藩本拟派屈蟠防守湖口，后因李元度拟带赴浙，即由其援浙。1863年，病卒于军中。

金吴澜字鹭卿，生卒年不详，浙江人。曾在江苏巡抚丁日昌处当差，熟悉洋务,且善理狱讼，以知府衔署理江苏溧阳知县。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金吴澜丁忧回籍守制。次年2月，由曾氏专折奏调入直，“专令清厘滞狱”。是年5月，金氏正式到达直隶人曾幕治事。1870年3月，曾国藩以“该员金吴澜经臣奏调来直，专派稽核清讼月报，并查对各州县押犯悬牌等事，悉心考察，认真经理”为由，“拟请给予随带加二级”奖励。1871年3月，曾国藩为金吴澜的前程起见，在直隶清讼事宜告一段落之后，又专折奏调其回江苏补用。其基本理由是：金吴澜在直隶任事一年有余，“始终留臣署内当差，不但未经署事，并未禀报到省候补。该员前在江苏委办洋务，颇能通知时事，现当一仍回江苏归原班补用。”

庞际云（？一1884)字省三，直隶宁津（今属山东）人。进士出身。1846年考觉罗官学教习和1850年考国子监学正时，其试卷均为曾国藩阅批，又曾任曾纪泽等老师数年，故与曾氏既有师生情谊，又有朋友之关系。1852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土，散馆改刑部主事。曾国藩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对庞氏倚重有加。1857年捐升知府，1862年“以知府遇缺即选”D1863年11月，“奉旨以道员遇缺即选”。1864年4月，应召至安庆入曾幕，负责草拟奏稿等事务。据曾氏在日记中说：“庞省三际云来鬯谈，昔年京师在余宅教读者也”；“至幕中与庞省三久谈，眉生亦在座'等等。7月，委派江宁善后局。8月，奉命与李鸿章等负责审办李秀成，并充监斩官。9月，由曾国藩专折奏保为江宁盐巡道，仍兼办江宁善后局。在奏折中，曾氏认为“该员廉明耐劳，治事精细，堪以委令署理。”1865年1月，实授江宁盐巡道并署两淮盐运使D1880年，任湖北按察使。1881年，任湖南布政使。1884年3月，署理湖南巡抚^1885年4月，改任广东布政使，次月任云南布政使，不久病卒于任所。著有《十五芝山房文集》等书。

九画

柯钺（？一1864)字小泉，安徽歙县人。举人出身。1861年11月以选授刑部主事入曾幕，委办书启及草拟奏章等事宜。1862年11月，由曾国藩奏保以五品衔刑部候补主事“赏加四品卿衔”。1864年8月，因操劳过度加之父亲病故忧郁相加而死于幕中。1865年1月，曾国藩专折为柯钺奏请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抚恤。其理由是：柯钺入幕以来“殚心兵事，昼夜劳勤，每治军书，动中竅要，数年来颇资臂助。……以儒生从戎，劬学能行，清正不阿，皆为时辈所推服”。

胡大任字莲舫，生卒年不详，湖北监利人。进士出身。系曾国藩同年好友。1853年，奉旨以礼部主事回籍帮办团练。1854年9月入曾幕，随军办理团练，并先后在新堤和荆州等地劝捐筹饷，“安定民心，接济军火，历艰险而不渝。”10月，奉命经办汉口劝捐分局，11月兼办汉口转运局。1855年3月后转人胡林翼幕，在新堤、金口等地为湘军劝捐，并在荆州、沙市等地设牙厘局，征集厘金以济军锏。1856年1月中旬，由曾国藩等奏保以“办厘有功请仍以四品京堂遇缺开列在前”。不久，复入曾幕，先后在吴城、湖口等地报销局办理报销事宜。1860年6月，报销局事竣回京供职，旋因病回籍调养。1863年8月，曾国藩咨请两广总督毛鸿宾奏调到广东，接替李瀚章等主持广东厘金事务，以七成解往曾国藩军营。1865年1月，回京供职。3月，由曾国藩奏准仍以四品京堂遇缺简用。1867年12月，任河南按察使。1868年8月，任山西布政使。1869年9月，因办事“废弛因循”遭勒令休致处分，回籍度日以终。

胡心庠字蔚云，生卒年不详，江西人。大约在1856年底入曾幕，委办书启，次年初专办支应事宜。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后，胡氏于9月复人曾幕，委办江西支应局事务。10月，支应局撤销，委办南昌递文所，专司文报传递的工作。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于江西省城设立递文所，派胡蔚云、丁石汸经理。”随后，又被委办吴城、湖口报销局事宜。据曾氏在1863年3月下旬的日记中说：“胡心庠自吴城来见，谈颇久,是日即留在舟次共饭二顿。”1864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同知直隶州仍留江西以知县于江西补用，并加同知衔”。

赵烈文（？一1893)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监生出身。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著有《江水论》、《幽栖集》、《登楼集》等。赵烈文自幼接受传统教育，但三应乡试不中，终以监生不复仕进，专心钻研有用之学。大约在1856年1月入曾幕，不久因故离幕回籍。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专折奏调赴军营，称其“博览群书，留心时事”，可堪造就。入曾幕后，委办涉外咨、札、函、奏等事务。据曾氏在奏折中陈述，赵烈文“自咸丰十一年经臣奏调来营差遣，饬赴金陵军营襄办一切，积功保至知县'1863年6月，委派至雨花台湘军大营专司草拟奏疏，由曾国荃保荐“发往江苏以知县用'1864年9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直隶州仍留浙江补用”，旋即返回曾幕，仍司旧职。1865年6月，曾国藩因北上“剿捻”，令赵烈文赴浙江候补官职，但赵即正式拜曾为师，闲居原籍直至1867年5月再入曾幕。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赵烈文暂离曾幕。1869年2月，曾氏专折奏准将其调至直隶入幕。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赵烈文“随臣营多年，素讲爱民之道”，又“熟于史学”，拟调到直隶，“冀吏治释泽以儒术”。11月，署理磁州直隶州知州，不久实授。1871年6月，离任回保定。1872年2月，署理易州知州，6月实授。1875年10月去职归籍，不复出，直至1893年7月去世。著有《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常州诸儒事略》等。

恽世临字次山，生卒年不详，江苏阳湖人。进士出身。散馆授吏部主事，简放外任。1860年7月人曾幕，受委与黄冕等负责筹创湖南东征筹饷局。1863年1月，曾国藩以“综核精密，条理秩然”为由，将其奏保任湖南布政使，仍为湘军筹措军饷^是年6月，升任湖南巡抚，以其主要精力经营湖南东征筹饷局。1865年3月，因人指控有劣迹而受到降四级处分。

洪汝奎（1824—1887)字莲舫，号琴西，湖北沔阳人。举人出身。因1847年考取觉罗官学汉教习时，曾国藩为阅卷官，即有师生之谊。1860年6月离京南归时，由曾氏推荐入胡林翼幕^1861年11月，至安庆入曾幕，委办文案，且常向曾氏问学，两人关系特深。据曾国藩在1862年5月中旬日记中记载：“与洪琴西论《易经》有圣人之道四，而朱子专重‘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似未得当。”是年6月由曾氏奏保“以知县留于江苏尽先补用，并赏加知州衔”。旋即派委综理行营银钱所支应事宜。1863年12月，又奉命经理皖南劝农局。1864年10月，随曾幕人员至江宁，仍司文案等事务。是年12月中旬，由曾国藩奏保“以同知直隶州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加知府衔”。1865年6月曾国藩北上“剿捻”，洪汝奎奉命办理江宁东南保甲局事务，不久调西南保甲局任事。】.866年4月，入李鸿章幕专办金陵北征粮台，经理收支报销事务。1869年2月，主持由北征粮台改名而来的军需总局局务，并兼理江宁编书局事宜。1875年2月，由两江总督李宗羲委派办理金陵报销总局事务。1880年11月，任广东盐运使，不久改任两淮盐运使，1881年12月离任。1882年2月，以失察罪革职，发往军台赎罪，年底释归。1886年12月，由两广总督张之洞调办广东善后局，旋病逝于任所。

十画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傯，号部亭，贵州独山人。举人出身。其父莫与俦，1799年迸士，1808年起担任贵州遵义府教授多年。莫友芝为莫与俦九个儿子中的第五个。早年随父读书，1831年中举。此后，几次赴京会试均落第，在书肆结识曾国藩，订交成好友。曾国藩诗文集中有《送奠友芝》篇章，称其“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匝双。万书薄其服，廿载幽穷乡”。1859年12月下旬，又在为莫友芝父莫与俦所作墓表中称赞其“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1860年截取知县，鉴于时局动荡不安，谢绝做官，入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奉命专司《读史兵略》的核刻工作。1861年8月，至安徽东流入曾幕。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莫子傯来，久谈二时许，即在此便饭。子傯名友芝，贵州独山人，道光二十七年在京城相遇于书肆，旋与刘菽云相友善。自此别十五年，中间通书问一二次而已。……学问淹博，操行不苟，畏友也。”起初，莫友芝在幕中主要参与军谋大计策划，同时协助做些文化教育的工作。如曾氏在1862年6—8月间的日记记载：“请莫子傯、吴彤云阅卷，即余初六日出题课委员者，共卷六十九本”；“莫子傯、吴彤云来帮看经解各卷”，等等。1864年初，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书局，莫友芝参与其中。后安庆书局更名为金陵书局，莫氏仍担任校勘工作。1865年，该书局刊行《船山遗书》，同时还再版了几部经书和正史书籍。从此之后，莫友芝为挽救三套《四库全书》失散的卷秩，游历东南各地寻觅不遗余力。1871年10月，在前往扬州鉴赏古籍珍本、善本的途中，病逝于兴化。著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邬亭知见传本书目》、《遵义府志》、《部亭遗诗》、《郢亭遗文》、《韵学源流》等。

莫祥芝（1827—1889)字善征，晚号拙髯，贵州独山人。莫友芝胞弟。早年因参与镇压贵州农民起义，以县丞分发湖南候补。1854年2月，在衡州入曾幕，委以测绘地图之责。1859年冬，奉曾国藩命暂行代理怀宁知县。1860年4月下旬，曾国藩以“该员帮办营务，久历艰辛，临战亦有定力”为由，奏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归湖南补用”。是年11月，因被曾国荃弹劾，由曾国藩专折奏请革职。其理由是：莫祥芝代理怀宁知县之初“颇著风厉”，但逐渐“色厉内荏，初任则诛戮伪职，厥后仍以伪职为爪牙”，“显系借兵差之名，以为肥私之地，实属含混取巧。”应请“即行革职，仍调回大营差委，以观后效”。返回曾幕后，相继委办行营粮台军械所、祁门粮台银钱所事宜。1864年6月，由曾国藩专折奏准仍归湖南以县丞降补，留于军营差遣委用。通过调查了解，曾氏认为尽管莫祥芝的情况没有原参折所言“借兵差之名，以为肥私之地”那么严重，而是有人“捏名诬控”，但他本人“高自标置，是己非人，以致营中讥议，部民含怨”。“自获咎以来，修省惕厉，日臻稳慎”，表现不错，故应准其“以县丞降补”。12月中旬，又经曾氏奏保“留于江苏俟知县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府升用”。随后，相继担任过六合、上海等地知县及太仓直隶州知州的职务。

夏廷樾字憩亭，生卒年不详，江西新建人。1853年7月，奉曾国藩等人之命与朱孙诒等统率湘乡、新宁团勇赴援南昌江忠源之师，9月归湘。1854年3月中旬，由曾国藩奏调入幕，委办湖南劝捐事务，接济湘军军饷。5月，由四川盐茶道迁四川按察使，7月又迁湖北布政使，仍留湖南专事劝捐。8月初，经曾国藩专折奏留总理行营粮台。曾氏在奏折中特意陈述：“查有新授湖北藩司夏廷樾，品正才优，精明干练，熟悉两湖情形。现值贼氛梗沮，无从到任，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令该藩司经理行营粮台，暂驻岳郡。将来克复武昌，前往新任，仍令兼司粮台，以资接济。”1856年11月，又由曾国藩奏请与黄冕负责湖南、江西两省劝捐事务。出幕时间不详，据曾国藩日记载，1858年间夏廷樾仍在长沙办理捐输事宜。

倪文蔚（？一1890)字豹岑，安徽望江人。进士出身。1861年，入河南巡抚严树森幕，襄办营务。1862年，严树森调任湖北巡抚，倪文蔚“随营差遣委用”。1863年初，以刑部郎中入曾幕，委办善后局事宜。大约在1864年9月后主讲江宁书院，兼做曾幕幕僚，直至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之前，仍在幕中。据曾国藩在1867年的日记中记载：“请庞省三、倪豹岑来阅书院甄别之文”；“庞省三、倪豹岑先后来代阅课卷”，等等。1868年12月，曾国藩从江宁动身赴保定之时，倪豹岑为之送行，两人作了长谈。官至广东巡抚。

徐寿（1818—1884)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诸生出身。对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均有专深研究。1853年在籍举办团练。大约存1861年11月入曾幕,任职于安庆内军械所，与华蘅芳等主司船炮等试造工作。1863年11月木壳小轮船试制成功，曾国藩亲自观看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2月，由曾氏奏保“以主簿归部选用'1865年6月，奉曾命至上海参加江南制造局的筹建工作。1867年，参与主持江南制造局局址迁移及厂房扩建、机器安装和调试的工作。1868年转人江南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工作，与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等通力合作，译成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书籍数百种。1874年底，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创办，并出任董事，负责书院的管理工作。在此期间，与傅兰雅合作，进行化学试验的演示，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形成、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著译之书主要有《化学鉴原》、《机器发轫》、《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艺知新》、《法律医学》等。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徐寿之子。大约在1861年11月，与徐寿一同入曾幕，任职于安庆内军械所，参与木壳小火轮船“黄鹄号”的试制工作。1865年奉曾国藩之命与其父赴上海，参与江南制造局的筹建工作。1874年底，与其父和传教士傅兰雅等创办上海格致书院，参与翻译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1875年奉调至济南，协助山东巡抚丁宝桢筹办山东机器局。1878年，任驻德使馆参赞,赴英、法等国考察。1886年会办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1898年后调湖北，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倚重，总办全省营务，督办保安火药局。1901年，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殉职。官至候补道员。著译有《造船全书》、《兵法新书》、《欧游杂录》、《运规约指》等。

钱应溥（？一1902)字子密，又字葆慎，晚号闲静老人，浙江嘉兴人。拔贡生出身。1862年5月，在安庆入曾幕，“佐治奏章、参赞戎机”。1864年9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原刑部主事“赏加五品卿衔，并赏戴花翎”。1867年1月，又经曾氏专折奏保“赏加四品卿衔并予三品封典”。在奏折中，曾国藩特意陈明：“察其器识闳通，久欲登诸荐牍，共济时艰”，只因钱应溥家有老母，“不愿扬历仕途”，故“在营五年之久，仅于攻克金陵案内奏保一次”。而“上年随臣北征，驰驱数省，艰险不辞，情形尤熟，实为臣营不可多得之才”。的确，钱应溥系曾幕中时间呆得最长的幕僚之一，前后约十年之久，与曾国藩的师生之情、幕友之谊最深。

1889年5月，钱应溥由太仆寺少卿迁太常寺卿，8月改宗人府府丞。1890年12月，迁礼部右侍郎，改任左侍郎。1895年7月，人值军机处。1896年11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1897年8月，改任工部尚书，1898年6月病免。直至1902年去世，未及复出任事。

钱鼎铭（1824—1875)字新之，号调甫，江苏太仓人。举人出身。其父钱宝琛曾任湖北巡抚3因一度从其父在籍举办团练有功，授训导。1861年11月，受上海官绅委派赴安庆向曾国藩请求授兵，“涕泣诚恳，感动行路。”1862年春，筹饷银18万两，带轮船七艘赴安庆迎接湘、淮军至上海设防。此后有关李鸿章所部米粮、炮械，“悉办转运”，均由钱氏“悉心综理”。1864年4月入曾幕，委办上海劝捐事宜。1867年初，为了全力支持曾国藩“北征剿捻”，受李鸿章委派负责清江转运局事务。随后，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剿捻”大臣的角色，钱鼎铭在曾氏的调度之下，仍事清江转运局。前后四年，“数万人军食、器械供支，……调度曲当，才大心细，堪膺重任”。1869年2月，经曾国藩专折奏调至直隶“襄办一切”。先办清讼事宜，随后办理直隶南部赈灾。10月，补授大顺广道道台,12月迁直隶按察使。1870年9月，任直隶布政使。1871年12月，升任河南巡抚。1875年6月病卒于任所。著有《钱敏肃公奏疏》等。

凌焕（1821—1874)字晓岚，安徽定远人。举人出身。1850年10月考取学正，受知于阅卷官曾国藩，遂拜曾氏为师。约在1853年，上书曾国藩言兵事计12条，受到赞赏。1862年4月入李鸿章幕，委办文案，并兼理淮军后路粮台。1864年秋入曾幕，任职于秘书处。1865年6月曾国藩北上“剿捻”，凌焕又转入李幕。1866年12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凌氏复入曾幕。1868年12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凌未随往；1870年9月曾氏回任两江总督后，凌焕又入曾幕，直至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仍在幕中。此后，凌焕专意钻研佛学，多次谢绝李鸿章、李宗羲等人保荐的官职，终以病困交加于1874年11月去世。著有《古今车制考》、《鸿雪丛谈》、《篆学指南》等书。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1847年毕业于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年归国后至香港，担任过翻译，并经营过茶叶。1856年到达上海，先后任职于海关和洋行等部门。1860年，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参观访问，向洪仁圩提出七条建议，未被采纳后离去。1863年秋至安庆入曾幕，向曾国藩提出购买“制器之器”以创设机器制造厂的建议。11月，奉曾氏之命赴美国购买机器，于1865年11月回国。1867年1月，经曾国藩专折奏保“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在奏折中，曾氏充分肯定容闳的才识和此次出洋购买机器的劳绩说：“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当，应予奖励，以昭激劝。”随后，人江苏巡抚丁日昌幕，建议并经曾国藩批准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1868年，通过丁日昌向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提出条陈，建议组织华股合资汽船公司、选派青年出国留学、开矿产和筑铁路、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词讼等。1870年夏，随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教案，担任译员之责。其间，又促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幼童赴美国留学的建议，得到认可。1871年8月，由曾国藩呈递《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在此前后李鸿章、丁日昌也分别上奏提出相同的请求，最终得旨由陈兰彬、容闳为“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监督1872年8月，与陈兰彬率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9月，奉命前往古巴调查华工遭受虐待的情况。1875年6月，由李鸿章推荐担任钦差副使常驻美国管理留美学生事务，直至1881年清政府中途撤回全部官费留美学生为止。1882—1894年，侨居美国达12年之久。1895年回国后，先后在张之洞、刘坤一衙署做过对外交涉的事情。1898年，积极参与维新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甚密。戊戌政变发生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张园国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容闳遭到清政府的通缉，逃亡香港。1902年赴美国定居。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电邀其回国任职，因年事已高未及回国即去世。著有《西学东渐记》一书，其中对于曾国藩的学识、才能和人格评述特高。

郭桕荫（？一1884)字弥广，号远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任甘肃甘凉道。1843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奉旨以御史稽查该案，未能纠劾举发，受革职处分，不久赏主事，回籍执掌书院。1853年在籍会办团练，以攻克厦门、驻防延平有功授郎中。1862年送京引见，交骆秉章、曾国藩察看差委，遂人曾幕。据曾氏在日记中说：“郭远堂前辈柏荫以壬辰翰林，因库案革职，旋赏主事，回籍掌教鳌峰书院近二十年。本年奉召进京引见，奉旨发至余营差委，本日鬯谈颇久。”1863年4月授苏松粮道，1864年i月迁江苏按察使^1866年5月，迁江苏布政使、护理巡抚。在任期间，疏请核减苏松常镇太各属漕额，并修浚太仓浏河；又会同浙江巡抚马新贻缉捕江、浙交界之枪船。1867年11月，授湖北巡抚。1868年1月，兼署湖广总督。1869年2月，免兼署湖广总督。1873年底，因病开缺。

郭崑焘（1823—1882)字仲毅，号意诫，晚号樗叟，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之弟^举人出身。1852年6月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1853年春夏转入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赞襄军务，并筹设厘金、盐荣二局，为曾国藩湘军筹饷。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坚请其入幕D据曾氏在日记中记载：“同行者刘孟容、郭意诚及儿子纪泽”；“旋与左季高、刘霞仙、王人瑞、郭意诚诸公商定，调各支兵勇开单，又开各项分职及应用船只单”。到达南昌之后，郭崑焘被委以专管公牍之职。12月底，离幕归湘。据曾氏日记载：“与意诚夜谈渠归去事。”其后一年多时间里，郭崑焘任职于湖南巡抚衙门。1860年6月湖南东征局成立后，复入曾幕办理厘金事务。1865年6月，湖南东征局撤销后离幕。1866年11月，人湖南巡抚刘崑幕赞襄军务，次年辞归。郭崑焘虽多次被保荐官职，终至内阁中书，四品卿衔，但一直辞不就任。晚年专意著述，不复出山。著有《云卧山庄诗集》、《云卧山庄尺牍》、《云卧山庄家训》、《说文经字正谊》等书。

涂宗濂（1811—1894)字朗轩，安徽六安人，举人出身。1854年在籍举办团练，1856年2月以攻占舒城有功赏戴花翎。1862年5月，以知县分发江苏候补。12月道经安庆，由曾国藩以“该员朴实果毅，能耐劳苦”为由，专折奏准“留营差委”而入幕，委办谷米局。1864年6月，由曾氏奏保以直隶州知州于江苏候补。10月，委办金陵保甲巡防总局Q1865年1月，署理江宁知府。2月，曾国藩在《年终密考摺》中对其评价说：“该员廉正朴实，能识大体，臣于二年十一月曾经密保一次。再加历练，必为东南循吏。”1869年7月，升任苏松太道。1871年8月，升任湖南按察使赏加布政使衔。1874年1月，补授湖南布政使。1876年4月，升任广西巡抚，次年12月改任河南巡抚。1881年9月改任湖南巡抚，次年4月迁湖广总督，旋病免归籍。

十一至十二画

黄冕（1795—1870)字服周，号南坡，湖南长沙人。1815年，任两淮盐运使。1825年起，历任江都、上元、元和、上海等县知县，太仓州知州，常州、镇江知府。1841年10月，人两江总督裕谦幕，率部在余姚海口抗击英国侵略军，旋以裕谦掏难事被浙江巡抚刘韵珂参劾，奉旨谪戍新疆伊犁。1844年获赦召还，经林则徐奏留凉州。1846年回到江南，又因整顿漕务不善被劾，回到原籍长沙闲居。1833年初，曾国藩来到长沙募练湘勇，遂召黄冕入幕，在赞画军谋的同时，为之筹措军饷、铸造土炮等器械。1854年初，献多造悔艇之策，促成湘军水师的创设。1856年1月，由曾国藩奏保“交军机处记名以知府用，并赏戴花翎”。不久，任吉安府知府，组建吉字军，与曾国荃分任军事和饷事之责。旋因吉安失守，被劾革职。1859年11月，由曾国藩奏保开复知府原职，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1860年秋，受曾国藩、骆秉章委任与郑元壁等主持湖南东征筹饷局事务。1863年1月，经曾氏奏保授云南迤东道，因年老体衰辞任。10月，由曾氏奏留两江差委，调赴安庆行营，“经理江、楚海运，并筹办米盐互市事宜。”大约在1864年4月，盐务事竣，仍回长沙办理东征筹锏局事务。1865年1月，由曾国藩奏准离局休养。据曾氏在奏折中说：黄冕“自上年九月间经臣奏留苏皖差委。旋以差竣，仍回湖南办理东征厘局。……该员任事最勇，苟可勉力支持，断不至托病辞劳”。应准其“开云南迤东道缺，并准销各局差使，令其安心调理，以示体恤”。直至1870年去世前，一直未再出而任事。为了表彰黄冕为湘军筹饷的功绩，曾国藩在其去世后特撰挽联一副说：“伟人事业无恒蹊，任侠而作循良，榷算而平祸乱；晚岁林泉有至乐，真率以娱耆旧，经纶以付儿孙。”

黄赞汤（1805—1869)字莘农，江西庐陵（今吉安）人。进士出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福建学政。1853年丁忧回籍，次年3月由曾国藩专折奏调人幕，委办捐输事宜。5月，奏委其与万青藜主持江西樟树镇劝捐总局专司饷盐事务。1857年11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1859年4月，出任东河河道总督。1860年11月，兼署河南巡抚D1862年8月，担任广东巡抚，为曾国藩开办广东厘金以济湘军军饷。1863年7月奉旨人京，后以病归里。

梅启照字筱岩，又字小岩，生卒年不详，江西南昌人。进士出身。1861年6月，在安庆入曾幕，参与军谋。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梅小岩移入营内，与之谈片时。……傍夕在后院久坐，与梅小岩鬯谈。”1861年11月，因英国商船从江宁欲达汉口，途经安庆被扣留，引起英水师提督李泰国遣兵船至安庆，要求与曾国藩当面交涉事件的发生，梅启照与曾国荃、李鸿章受曾国藩委托，亲至英国军舰，与该舰舰长妥善交涉成功。1867年12月，由长芦盐运使迁广东按察使。1870年9月，曾国藩从直隶回任两江总督后，梅启照复入幕。1871年2月，奉命与洪汝奎等会审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直至1872年3月曾国藩逝世为止，梅启照仍在幕中。1877年3月，升任浙江巡抚。1880年10月授内阁学士，1881年5月迁兵部右侍郎，9月调任东河河道总督。1883年3月，遭革职处分，以后不复做官。

萧世本（1834—1887)字廉甫，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1868年，以办理北京西城粥厂议叙员外郎。1869年4月，改捐知县，又因在皖省捐输，改加知州衔。6月，“在京铜局报捐分发指省直隶试用知县。”8月，“到省察看”，入曾国藩幕。1870年7月，随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由曾氏以该员“抗志前哲，有体有用，精明练达，不避险艰，试之盘错之区，必能培养民气”为由，奏准署理天津知县。10月，奏准实授。1871年丁父优回籍守制，1875年复授天津知县。随后至1887年去世前，历官清苑知县、遵化直隶州知州、广平知府、正定知府等。

勒方锜字少仲，生卒年不详，江西新建人。贡生出身。1861年12月入曾幕，委办文案等事宜。1864年5月，受命以候选道员身份与按察使何璟等会办江西南康知县石昌猷“袒匪杀良”一案。7月，参与会审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案。9月，由曾国藩奏保“以道员留于江苏遇缺即补，并赏戴花翎”。11月，因事离幕。1870年9月曾国藩从直隶返任两江总督，勒方锜于11月间复入幕，任事于秘书处。1875年，补授江苏按察使。1877年12月，升任广西布政使。1879年5月，升任福建巡抚。1881年5月，调任贵州巡抚。9月，改任东河河道总督，因病去官。

章寿麟（1832—1887)字价人，湖南长沙人。1853年夏秋间随舅父彭嘉玉入曾幕，充任小委员。1854年4月底，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欲寻自尽，章寿麟奋力救起。不久，离幕赴前线军营。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领兵后，章寿麟于10月下旬复入曾幕，委任为监印委员。11月中旬，由曾国藩奏保“以府经历县丞仍归安徽遇缺即补”。1859年11月，奏保“以知县仍归安徽补用”。1864年9月，又奏保“以直隶州知州仍留安徽补用，并赏加知府衔，赏戴花翎”。曾国藩去世后，章寿麟于1876年重过靖港时，绘《铜官感旧图》并作《自记》广泛征题，既抒优·郁不得志之怀，又以是而显其名。1881年人左宗棠幕，曾任泰州知州。

屠楷字晋卿，生卒年不详，安徽宣城人。贡生出身。1863年2月人曾幕，委办草拟奏疏等事宜。1864年12月，经曾国藩奏保由补用知县“以同知直隶州留于江苏遇缺即补，并加知府衔”。大约在1866年底离幕，以后经历不详。

彭嘉玉字笛仙，生卒年不详，湖南长沙人。1853年夏秋间人曾幕，负参议军事之责。1854年5月后离幕赴前线军营，1864年10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知县留于安徽归候补班前补用”。1865年6月在江宁复人幕，委办江宁粮台，专司“剿捻”各军饷糈供支。12月，奉命人安庆报销总局，帮同李兴锐等办理1857年2月至1865年6月间军费报销事宜。1868年冬该局裁撤离幕，未随曾国藩去直隶。

程桓生字尚斋，生卒年不详，安徽歙县人。贡生出身。1853年夏署理广西桂平县知县加同知衔，因“疏防土匪”受到革职处分。1854年9月，由曾国藩札调入幕，委办草拟咨、札、函、奏等事务。12月，曾氏以“该员综理营务，昼夜半劳，督催出队，屡次获胜”为由，将其奏保“以直隶州补用”。1861年12月，又奏保“以道员仍留广西补用”。1863年9月，委派总管江西盐务督销局事务。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补用道赏戴花翎，并加按察使衔。1865年8月，补授江西盐法道并兼分巡南瑞临道道员。1867年3月，迁两淮盐运使，主持两淮盐务并兼理江北厘金局，全力筹饷支助“剿捻”之湘淮军。大约在1868年9月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后正式离幕。

程鸿诏字伯粤，生卒年不详，安徽黟县人。举人出身。1861年1月，在安庆入曾幕，委办书启等事宜。1862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同知直隶州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1864年12月，奏保“以知府用，并赏加道衔”。1867年1月，奏保“以知府分发省份补用，并赏给三品封典”。大约在1868年8月后离幕。

游智开（1816—1900)字子代，湖南新化人。举人出身。1862年，经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人幕中委办厘金。1865年署理和州知州，随后相继担任无为、泗州知州。1869年2月，经曾国藩专折奏调至直隶，认为其“治行为两江第一”，拟调人幕“籍其廉勤爱士之风，与此间诸良吏互相舐砺”D1870年9月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后留直，由李鸿章遵曾氏之嘱将其奏保署理深州知州，后补授滦州知州。1872年，升任永平知府。1880年，由李鸿章奏保升任永定河道。1885年4月，授四川按察使。1888年迁广东布政使，署理广东巡抚，1890年5月因病乞休。1895年9月，复授广西布政使，1899年2月病免归乡，次年卒。

十三画以上

雷维翰字西垣，生卒年不详，江西铅山人。1858年9月，为了转运湘军米粮、军，曾国藩将丁优在籍之原任湖北荆宜施道职务的雷维翰奏调人幕，委办江西广信、铅山粮台事务，“由该道督同地方官委解赴营，源源挤济。”随后，粮台撤销，改办行营粮台事宜。1859年11月，由曾国藩奏保“赏戴花翎”。18仅)年4月下旬，又以“屡于攻剿吃紧之时，督饷赴营，协赞戎机，帮同战守，不避艰险”为由，奏保“赏戴花翎”。何时离幕待考。

褚汝航（？一1854)字一帆，广东人。原系广西候补知府。1853年12月奉调至衡州入曾幕，任命为专办水师委员。1854年1月，由曾国藩派赴湘潭设立船厂，监造战船。据曾氏在给吴文锑的书信中说：“有广西奏明来楚之委员褚太守汝航，亦尚明白，昨已札饬至湘潭分局办船。”1854年2月曾国藩率湘军自衡州出师“东征”时，委任褚汝航综理水师营务处事宜。是年8月4日，曾氏以褚汝航“综理营务，谋定后战，胆识过人”为由，奏保“免补知府，以道员归部尽先选用”。8月9日，又奏保其“赏加运司衔”。就在当天湘军水师大败于岳州附近城陵矶水面，褚汝航“落水掏难”。8月14日，曾国藩专折奏请将褚汝航照道员并加运司衔议恤。

蔡应嵩字少彭，生卒年不详，广东人。1861年8月以署理赣州知府人曾幕，委办籁州厘务。12月，经曾国藩奏保“以道员尽先补用”。1862年6月，由曾国藩奏调与李瀚章等赴广东韶关“创议规条，部署一切”以开办厘金，为湘军筹集军饷。1863年9月下旬，由曾氏奏调回江西，仍署赣州知府并兼理赣州牙厘局。离幕时间及以后经历不详。

蔡锦育字芥舟，生卒年不详，广东惠州人。监生出身。1855年人曾幕，委办吴城饷盐事宜。1856年随沈葆桢赴广信，开办厘金局于铅山县河口镇。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后复人幕，仍办厘金，全力支助湘军饷糈。1859年11月中旬，由曾氏奏保“以知府仍留江西遇缺即补”。1860年4月下旬，曾国藩以“该员数年筹济军饷，不辞劳瘁，于攻剿景镇吃紧时，设法运解，殚竭心力，与亲冒矢石者无异”为由，奏保“以知府仍留江西遇缺即补”。1861年12月，奏保“以道员记名，遇缺请旨简放”。1863年4月，实授广饶九道。1864年10月，又以“刚正不阿，实力办事，筹助军饷，不避嫌怨”为由，奏请赏戴花翎。在1865年2月的《年终密考摺»中，曾国藩对蔡锦青作出评语：“署江西饶九道蔡锦青，……精明稳练，与洋人交际不激不随。”何时离幕及以后经历不详。

谭鳌（？—1865)籍贯不详。1853年底在衡州入曾幕，襄办水师事务。1863年在安庆复入幕。1864年10月后，委办江宁保甲局。1865年3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知县留于江苏尽先补用”。1865年6月，随曾氏北上“剿捻”，管理行营军械，“支应制造，丝毫不荀，尚属得力之员。”是年9月4日，随曾国藩船队航行至安徽临淮附近江面遇大风，船翻人亡。1866年9月上旬，曾氏专折奏准以补用知县“照阵亡例从优议恤”。

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贡生出身。早年从著名学者郑珍和莫友芝学，后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1862年进京条陈时政见解，受到左都御史李棠阶赏识，清廷亦嘉其言，赏给知县发往曾国藩军营差委。1863年4月至安庆入曾幕，委派善后局专司稽查保甲事务。1864年7月，委办江宁善后事宜。是年12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直隶知州尽先补用”。1865年6月，随曾氏北上“剿捻”，专司草拟奏折、批札等事务。1866年10月丁母忧请准回籍守制，曾国藩嘱其“百日后仍回营襄办营务”。1867年1月，由曾氏奏保“以直隶州知州归于本省遇缺即补”。是年10月重回曾幕。1868年10月，曾国藩专折奏请将黎庶昌留于江苏以直隶州知州补用，不必随同赴直隶。在奏折中，曾氏对黎庶昌的才识给予了高度评价：“臣査黎庶昌自到营以来，先后六年，未尝去臣左右。北征以后，追随臣幕，与之朝夕晤对，察看该员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该员系特旨差委人员，既无经手事件，不必随臣前赴直隶，亦无须补行引见，应即归于江苏听候补用。”黎庶昌在曾幕数年间，常常受到曾国藩在治学做人方面的殷切指点，诸如“黎莼斋来，与之言志以帅气，器以养志之道”等文字，多见诸于曾国藩日记之中。同时，曾氏还亲自为黎庶昌的父亲写了一篇墓志铭。所以，当曾国藩在1868年12月间动身赴直隶之时，黎庶昌等为之送行，“多依恋不舍之情”。据曾氏日记载：“万篪轩、李眉生、黎莼斋尤为惓惓，余亦黯然不忍别也。”黎庶昌离曾幕后，在1870—1871年间曾历署吴江、青浦等县知县。1876年以三等参赞随郭嵩焘出使欧洲，先后担任中国驻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参赞。1881年4月，以道员任出使日本大臣。1884午9月丁忧回国，1887年8月复任出使日本大臣，1890年8月任满回国。1891年补授川东兵备道，兼重新新关监督之职。1895年春告病还乡，两年后病死。

黎庶昌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论文推衍曾国藩之说，尊崇桐城派。著有《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曾文正公年谱》等；编刻有《续古文辞类纂》、《古逸丛书》等，

黎福畴（？-1862)字寿民，湖南湘潭人。进士出身。1852年，以主事分发吏部文选司，后改直隶藁城知县，父卒扶柩绕道回湘守制。大约在1853年冬入曾幕，委办粮台事务c1857年分发安徽候补。约在1860年12月至宿松复入曾幕，委办审案局事宜。1861年7月，由曾国藩奏保“以直隶州知州仍留安黴补用”。1862年8月，署理宁国知府，并兼署泾县知县。在任三个月后，染疫死于任所。1863年1月，曾国藩专折奏准“照原职原衔在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议恤”。并曾撰挽联一副以示哀悼-“四十年忧患饱经，叹白发早生，襟韵真如古井水；二千石（官名，郎将、郡守和知府均属此官职——笔者注）谋猷初试，只丹心不死，精魂长绕敬亭山。”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副贡生出身。幼时苦读经书，后因时势剌激，决意弃八股试帜之学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1858年，因做官湖南的父亲薛湘去世，为处理其后事而在湘呆过一年多时间。1865年6月，曾国藩北上“剿捻”途中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之《上曾侯书》，往宝应附近曾氏座船献书。曾国藩读罢《上曾侯书》，击节称赞不已，遂延聘入幕，委办咨、奏、书启等事务。1866年1月，由曾氏奏保“以同知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自此至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前这六年多时间，薛福成一直充任幕僚，被奏保为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任职苏州书局两年多时间。1875年上半年赴部引见，途中撰〈〈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达万余言，受到朝野重视。是年秋冬，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委办文案并献计献策。1876年参与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由李氏奏保以知府用。1881年，署理直隶宣化知府。1884年初夏，补授浙江宁绍台道1888年10月，授湖南按察使。1889年5月，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意、英、法、比诸国大臣。1890年10月授光禄寺卿；1891年7月改太常寺卿，9月改大理寺卿；1892年9月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均留大使任a1893年3月任满回国，于次年6月底到达上海染疾不起，7月中旬去世。

薛福成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在论文风格上深受曾国藩的影响，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著有《庸庵全集》、《庸庵笔记》、《出使四国日记》等。

魏栋字召亭，生卒年不详，湖南人。约在1854年入曾幕，委办湘军水师粮饷事务。1856年1月，经曾国藩以该员“在营最久，熟谙营务，始终勤奋”为由，奏保以知县回湖北补用。1858年7月曾氏第二次夺情领军后，魏栋于8月中旬复入幕，充任湖口报销、转运局委员。1860年4月下旬，曾氏以该员“管理粮饷，数载勤劳，始终不懈”为由赏加知府衔。1861年12月，奏保“以知府仍归湖北”遇缺尽先补用。1864年1月，奏保“免补知府，以道员仍归湖北补用”。1868年10月，曾国藩以魏栋“自随营襄事以来，洁己奉公，实心实力”为由，奏保赏加布政使衔。大约在此时离幕，但曾国藩自1870年冬回任两江总督后，在日记中仍对魏栋有记载。

魏濂字柳南，生卒年不详，湖南衡阳人。大约在1858年8月入曾幕，办理粮饷转运事务。1859年11月，由曾国藩奏保以候补知县“赏加同知衔'1860年4月下旬,又以该员“转解粮饷、备历艰辛”为由，保奏其“赏加同知衔”。1862年12月，奏保“赏加运同衔”。1864年9月，奏其“免补本班，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江西知府缺出，请旨简放”。出幕时间不详，但曾国藩在1865年5月的日记中对魏瀛仍有记载。

[1]一般书籍误以刘于浔系举人出身，此处据曾国藩在同治十年十一月初七日日记订正：“刘养素同年于浔自江西来晤，谈尤久。”为官有声名，故当曾氏于1868年10月上旬得知刘氏病危及去世消息后，“深以为虑”，“心怀焦闷之至”，一整天“不能治事”。

附录二 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

中国幕府制度源远流长，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朝末年，经历了2600多年的历史。“幕府”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人莫府，为士卒费。”据后世学者考释，“莫”、“幕”古字相通，“莫府”即“幕府”。但最初的幕府，仅指将帅治所。随着时势的变迁,幕府的涵义逐渐演变成封建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收养、安置才学门客的场所，其职能则不断演变成协助幕主处理各项文、武事务的参谋处和秘书班子。两宋至明代中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科举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幕府制度一度走向衰落。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幕府制度再度兴盛，特别是在晚清时期更具有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其中,尤以曾国藩幕最有典型意义，最具代表性。

百余年来，人们对曾国藩幕府的研究给予了密切关注，成果众多。最早对“曾幕”作记载的是薛福成的《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以下简称“薛文”）。该文将“曾幕”幕僚分为四大类型，共计83人。尽管人数统计不全面，且未作详尽分析评判，但该文是最早叙述曾国藩幕府构成情况的文献资料。1935年5月24日，《大公报》副刊《史地周刊》刊发由张荫麟、李鼎芳合撰之《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一文，开创了“曾幕”研究之先河。1947年，李鼎芳出版了专著《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此书1985年由岳麓书社重印）。完全可以说，李鼎芳为曾国藩幕府研究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曾国藩幕府问题的研究与对曽国藩整体研究一样，长时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20世纪50至80年代这数十年间，竟无一篇专论曾国藩幕府的文章发表。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人，尤其是伴随而来的学术氛围的逐渐宽松，曾国藩幕府研究也进人了成果众多的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专门研究曾国藩幕府的书籍有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史林的《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成晓军的《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_年版，2(X)2年台湾出版繁体版），李志茗的《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有一章专论“曾幕”），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专论文章达到十篇以上：张九洲的《曾国藩幕府简论》，王继平的《略论曾国藩幕府》，朱谐汉的《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朱东安的《关于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陶用舒的《曾国藩和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群体》，王澧华的《曾国藩的拟奏幕友》，成晓军的《试论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张湛彬的《曾国藩的人才观及其幕府评析》，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演变特色与影响》，陈铁军的《晚清幕府的特点和影响——试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为例》等等，均已公幵发表，从不同角度就曾国藩幕府问题进行了分析考察。此外，张敏的《晚清的幕府与官僚制度》、刘悦斌的《晚清幕府制度论略》、刘大可的《湘军幕府与晚清政治体制》、尚小明的《浅论李鸿章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王向英的《略论张之洞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黎仁凯的《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等文章，均涉及了曾国藩幕府的研究。

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的继续深人，本文拟对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现状作一总结，并对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曾国藩慕府规模问题研究述评

曾国藩幕府的规模，即究竟“曾幕”幕僚人数达到多少的问题，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由于“曾幕”延续了20年之久，且幕僚进出流动性较大，要确切统计“曾幕”规模诚为一大难题。因此，百余年有关曾国藩幕府规模问题的研究，成为曾国藩研究中一个重要话题，不仅学者们对此加以了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了从政做官者的极大兴趣。

薛福成作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最早将“曾幕”人数罗列为83人。他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将“曾幕”幕僚划分为四大类型：“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22人；“邂逅人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不责于公事者”26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13人[1]。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公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也有百人左右。”[2]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认为，曾国藩幕府的人数当不下一百人。他在“薛文”基础上增加了八人，即黄冕、胡大任、张德坚、沈葆桢、庞际云、欧阳兆熊、容闳、薛福成[3]。李鼎芳在“薛文”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有限资料，较为详尽地考证了“曾幕”89名幕僚的出身、奏用经过、荐举时间等，并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有关章节中，对大部分幕僚生平作了简介。该书比“薛文”多出六人，他们分别是：薛福成、汪宗沂、林源恩、左楷、屈蟠、林长春[4]。值得指出的是，薛、罗、李三人有关“曾幕”幕僚人数的统计差异不大，罗、李二人则基本是沿袭了薛福成的观点。至于容闳的计算，虽较他人有所发展，但未能将“曾幕”具体幕僚一一点出。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资料不足外，还牵涉到对“曾幕”幕僚取认标准的问题。这就是说，“曾幕”幕僚是否仅仅局限于在曾国藩身边出谋划策、草拟文件及办理书启、文案的人员，是否还应包括在各机构办事的人员即所谓“委员”以及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将领呢？同时，那些虽未领取薪水，又未常驻“曾幕”任职的来去自由、却不时献计献策的人员，是否应当包括在内呢？我们认为，这些人员都应当包括在内，都可视作曾国藩的幕僚。不管在幕时间长短，也不管出幕后身价作为大小，均应一视同仁，不可偏注一途。薛福成也好，李鼎芳、罗尔纲也好，之所以将“曾幕”幕僚人数取定在90人以下，显然其选取标准是不合适的。薛氏曾明确指出，对那些“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5]。同时，他把一大批湘军将领（实与曾国藩关系密切，时常参与戎机者）从曾国藩幕府中排除出去，还有一批筹集军需饷械、采集情报、主持科技文化建设的人,如为湘军造炮筹饷的黄冕、办理厘金事务的胡大任、采编《贼情汇纂》的张德坚、参与机要的沈葆桢、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专心洋务实践的容闳、徐建寅及薛氏本人等，都被排除在曾国藩幕府之外^这就明显地渉及了幕僚选取标准的问题。正因为这个选取标准存在问题，从而也就很难全面反映曾国藩幕府规模的真实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曾国藩研究的不断深人，尤其是党和政府把对人才的重视提到了关系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对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或民众都对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成效产生了极大兴趣。从而，有关曾国藩幕府人员构成情况的研究，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专题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专题研究，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薛福成、李鼎芳、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全面，容闳的200人之说也未能反映全貌。不管是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史林的《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成晓军的《曾国藩的幕僚们》，还是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李志茗的《晚清四大幕府》等专著，以及黎仁凯等人的文章，都基本上认为“曾幕”幕僚达400人左右。然而，在具体人数的选取上又存在着差异性。臂如，史林把王闾运、罗泽南收入，而且主张将俞樾等人也纳人“曾幕”，但朱东安却把王阊运、罗泽南、俞樾等人排除在“曾幕”之外。这一差异，实际上仍然牵涉到幕僚选取标准不一的问题。我们认为，朱东安的观点欠妥。这是因为，幕主与幕僚之所以形成主幕关系，并不限于常驻幕府并有固定任职。只要幕僚为幕主出谋划策，并与幕主保持频繁接触和书信往来，那么这一幕主与幕僚的关系就正式确定下来了。王闾运虽然没有在“曾幕”担任固定职务，也未领取任何报酬，但他曾多次向曾国藩献计献策，有些还是重要计策。如在1858年7月间，正当曾国藩第二次奉命夺情出山，从湘乡老家启程途经湘潭县城时，王阖运乘机前往曾氏旅居之处，共同商议进兵徽州以人浙的重大军事方略：“是日王壬秋来会，语及入浙宜从皖南徽宁进兵，不宜从玉山人。”[6]半年后，王氏又亲至江西曾国藩大营，与曾氏就湘军进止方略进行连日商谈。据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十二月上旬（1859年1月上旬）间日记记载：“夜与壬秋谈”；“饭后与壬秋叙谈……与少荃、壬秋谈至三更”；“饭后与筱泉、壬秋等久谈……旋与壬秋谈至三更”[7]。1860年7月，王闾运到曾国藩大营呆了两个月时间，与曾氏切磋学术的同时共同讨论军谋大计[8]。由此可见，如将王闾运排除在曾幕之外则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俞樾的情况与王阊运差不多。他同曾国藩不仅经常讨论学术问题，而且曾以弟子礼视曾国藩。俞樾与彭玉麟的关系特别密切，后来成了隔代亲家。因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俞樾经常出入“曾幕”，对曾国藩的影响颇大。至于罗泽南，尽管比曾国藩年长三岁，又是湘乡团练倒办人之一，虽然他的功名地位比曾国藩低，但是在曾国藩最初练兵建军时，尤其在湘军营制的制度和士兵训练上的不少建议被曾氏采纳。在罗于1854年2月随同曾国藩出师东征至1856年4月战死疆场这段时间里，曾国藩有关军谋大计几乎都有他的策划之功。从而，曾国藩在罗泽南死后特意与其联姻,其女曾纪琛嫁予罗的次子罗允吉为妻。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王、俞、罗不仅是曾国藩的幕僚，而且是高级幕僚，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幕僚。

二、曾国藩幕府人才延揽途径问题研究述评

曾国藩幕府之所以规模庞大，阵容壮观，人才辈出，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曾氏独特的延揽幕僚的途径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李鼎芳将曾国藩延揽幕府人才的途径归纳为四大类型：一是于出军时偕出而人幕者；二是其才为曾国藩看重，在京供职时特疏奏调入幕者；三是建军功于乡里，足以付干城之寄而被曾国藩招致人幕者；四是以书招延而人幕者[9]。李鼎芳的观点值得基本肯定，但因史料不足，且无前人重要成果为借鉴，故其划分方法亦有不足：一是分法较笼统，不够具体明了。如收留降革人员、候补人员就未列人，曾国藩的一些亲朋戚友亦未收入进来。二是对某些幕僚的分类出现了错误。如郭嵩焘不应属于奏调入幕之列，而应划归为“出军时偕出者”行列。因为郭嵩焘在曾国藩出师东征前，就已为其建军练军出谋划策，奔走各方不遗余力。郭嵩焘是曾国藩的至交好友，曾在曾国藩是否应命出山募练湘勇犹豫不决时，亲自到湘乡促曾氏下决心出山。当时，曾国藩对郭嵩焘、刘蓉两位好朋友提出与他一同出来视事的请求，郭、刘二人痛快应约，但明确表示：“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10]而方宗诚、李兴锐不属于“以书招延而集者”，李鼎芳却将他们列人这一类，实属不妥。因为，方宗诚是由曾国藩的好朋友吴廷栋推荐入幕的，李兴锐则是由李竹浯等推荐入幕的。

朱东安经过对“曾幕”421名幕僚生平事迹初步考究后认为，曾国藩延揽幕僚的途径有十种类型：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门生故吏；亲自物色；慕名投效；他人推荐；收留降革人员；朝廷分发候补人员；原胡林翼幕僚；其他[11]。李志茗则将曾国藩延揽幕府人才的途径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罗致人才的方法；二是幕僚的来源。他将前者为分四个小类：主动延访；奏调入幕；请人推荐；被动敦聘。后者分为六小类：至亲好友；原胡林翼幕僚；门生故吏；降职人员；截留清廷新任或候补官员；亲朋子弟[12]。刘建强则主张将曾国藩延揽幕府人才的途径分为五大类：亲自物色；请人推荐；毛遂自荐；收留降职人员；截留清廷新任或候补官员[13]。

我们认为，李志茗的划分比朱东安的划分更为科学。这是因为，朱东安对史料的挖掘和梳理尽管下了很大功夫，其列举的众多“曾幕”幕僚生平事迹具有开拓之功，是对李鼎芳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但其十种途径的划分有缺点。一是存在交叉重复之嫌；二是缺乏具体性和准确性。李志茗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类，十个小类，既使“曾幕”幕僚入幕途径更加清晰明了，又克服了朱东安的-些缺陷。醬如，李志茗将“亲自物色”这一小类细分为主动延访与奏调人幕两项，更具科学性。因为奏调入幕是有清以来所未有，为曾国藩所独创。进而，奏调入幕是导致晚清督抚权力扩大的表现之一，意义相当深远。李志茗的这一划分，独辟蹊径，实在是对朱先生观点的一个补充和发展。李志茗不仅在划分方法上更有科学性，而且经过对史料的多方搜集和细心梳理，在朱先生的基础上对“曾幕”幕僚人数作了增补。如在请人推荐项中，增加了龚孝拱、陈兰彬；在亲朋友子弟项中，增加了杨文会；在收留降职人员项中，增加了刘建德、林周培、秦豫基、刘文焕、赵启昀；在截留清廷新任或候补官员项中增加了甘晋、万启琛、倪文蔚、蔡家馨；在原胡林翼幕僚项中，增加了张裕钊。而其主动延访与奏调入幕两项中的幕僚名单，则为作者所独创。我们完全同意李志茗的这一观点。因为，这样的划分法和对“曾幕”幕僚入幕途径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曾幕”幕僚生平事迹的初步了解，有利于我们对“曾幕’’人才群体有一个完整认识，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较准确地了解晚清人才任用途径的演变与咸丰、同治期间特定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较全面深人地了解曾国藩去世后清朝官吏任免制度的变化和清中央集权不断分散下移的原因所在.

三、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影晌问题研究述评

有关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问题，近百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考察。民国时期，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蒋星德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何贻焜的《曾国藩评传》、王德亮的《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以及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书，虽未专辟章节论及这个问题，但在论及曾国藩和湘军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时，都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肯定了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发生变化的深远影响。这其中，尤以蒋星德和王德亮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蒋氏认为，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学诸方面。就政治影响而言，“曾国藩的成功，给满清延长了60年的皇祚，同时也给满清政府以自信。……所以太平天国扑灭后，曾、左、李等都身居要职，手握大权，汉臣得到清廷的重要位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14]我们知道，湘军能够获得“成功”，曾国藩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他身边的众多幕僚在他人格感化下，学识和才能的感化激励下，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曾、左、李之所以“身居要职，手握大权，汉臣得到清廷的重要位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是既成事实，而且是有清以来前所未有的事实。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中央朝廷权力的下移，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本是清朝政府不愿意的事情，但时势所迫，不得不下移。这当然是曾国藩及其幕僚合力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王德亮的《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虽然政治评骘的痕迹异常浓厚，主要是借肯定曾国藩而为蒋介石独裁统治大造舆论，但他认为曾国藩尽管为维系清政府统治作出了贡献，但正是他及其幕僚们的努力，一方面镇压了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将汉民族思想潜埋于人们头脑之中，与辛亥革命最终结束清政府260多年来的统治，其关系非常密切。笔者认为，王德亮的这一观点，显然存在问题。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努力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当然，曾国藩及其幕僚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迫使清中央集权制削弱，在开展洋务运动过程中对于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引进，尤其是洋务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间接或直接的基础，以及大批湘军士兵遣散之后加人秘密会社哥老会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革命的深人提供了阶级基础。总之，晚清中央集权的削弱也好，新思想、新观念在洋务运动中的引进也好，洋务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也好，湘军士兵加入哥老会最终成为清王朝覆亡的掘墓人之一也好,虽然不是曾国藩及其幕僚们的本意，但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进程在辛亥革命时期形成的现实结局，君主专制让位于民主共和，则是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从一个侧面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的历史必然。

如前所述，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学术氛围的逐渐宽松，有关曾国藩幕府问题的研究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少专论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著作，专论曾国藩幕府的著作和文章，均从不同角度论及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的问题。经过统计梳理，我们认为学者们在两个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一是曾国藩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延长清王朝数十年的寿命作出了贡献；二是造成了满汉权力的再分配，导致清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这一观点由朱东安倡发，不少学者加以认同。但随着研究的深人，史料的发掘，视野的开阔，学术界在朱东安观点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朱谐汉认为，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是“曾幕”幕僚向上层社会流动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第一个影响与朱东安等人的观点没什么区别，而第二个影响则与朱东安的观点显然有差异。朱东安等人强调的是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朱谐汉强调的是“曾幕”幕僚跻身上层社会，不仅使得汉人权力和地位加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皇权和满洲贵族的权力。我们认为，尽管朱谐汉的观点不太全面，但至少是对朱东安等人观点的修正和补充。

李志茗认为，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维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二是造成了督抚专权局面的形成和满汉权力格局的再分配；三是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四是为晚清造就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15]。李先生的观点，从总体上说有道理，但在“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仅仅考察了曾国藩的洋务实践活动，而未论及洋务实践活动与晚清政局演变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将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纳人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的一个内容加以对待，至少在分析上存在牵强附会之嫌。刘建强在基本继承朱谐汉观点的同时，其对“导致了满汉权力格局的再调整”这个问题的分析并未深人触及，给人留下了遗憾。

我们认为，不管是旧中国学者的观点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的观点，虽然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无实质性区别，只不过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在总体吸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影响，存在着这样几个既相互联系又具特色内涵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对晚清人才培养的逐渐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知道,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国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读书做官是封建士人的正统之路。这条道路,就是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一整套伦理纲常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封建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目标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约束自己，激励自己。只有具备这样的素质才能做官，做大官，但要具备这样的素质，就必须读书，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替，走这条道路是唯一稳妥之路。然而，历史下行到了清咸丰、同治年间即19世纪50至70年代，这条科举取士、读书做官的道路在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的构成及其实践活动中发生了一定变化。尽管在“曾幕”幕僚中，绝大部分人走的也是读书做官的道路，有的取得了进士功名，有的取得了举人功名，有的取得了秀才功名，但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读书人出身或者功名相当低下，他们却获得了重要官职，有的还成为专主一方的大员。如刘瑞芬诸生出身，后来出使法、意、比等国公使，官至巡抚；李兴锐亦系诸生出身，后来官至巡抚、总督；杨岳斌系行伍出身，后官至巡抚、总督；彭玉麟系诸生出身，后官至巡抚、兵部尚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曾国藩、李鸿章等实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不仅曾国藩幕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举办洋务而获得功名和官职，更为重要的是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的诞生，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这些人才大都获得各级政府机构中主持内政外交的官职；由曾国藩生前鼎力促成的留美学生的派遣，归国以后这些留学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担任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或军队、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官职。

人才培养模式与官吏选取方式紧密相连；什么样的人才，具有怎样素质的官吏，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结构，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形成。

第二，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的形成以及实际功效，对晚清官吏任免制度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有关官吏任免尤其是官吏的任用问题上，清王朝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严密完整的制度。如无功名者一般不能做官，越级提拔官吏一般是不允许的，汉族官吏很少能够跻身中央朝廷，地方督抚一般由满族官员担任，地方督抚虽能荐举官员但无权直接控制人事大权，等等。到了曾国藩的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从《曾国藩全集·奏稿》中可知，曾国藩举荐的官员朝廷几乎是一概允准，不打任何折扣。有的“曾幕”幕僚尽管获得了重要官职，但时常为自己科名不高感到深深遗憾，清中央朝廷则赏赐给进士、举人等名分而加以安抚，左宗棠等人就是如此。还有不少“曾幕”幕僚后裔有不需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世袭功名的优待，可以直接做官，有的甚至官职较高。这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加之西方列强的侵入，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客观现实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在官吏的任免问题上作出调整，否则没有人为它卖命效力。

作为政治体制中重要内容之一的官吏任免制度，一直是支撑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到了19世纪50至70年代却被迫发生了变化。这其中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该衙门成立于1861年，在晚清官制改革中的开创性意义不可否定。首先，总理衙门在实践中尽力按照西方外交原则处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各项关系，并且促成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常驻外国，使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次，总理衙门对洋务运动的开展所起的扶植作用是相当大的。完全可以说，总理衙门在对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更乃至官吏任免制度的改革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幕府中不少幕僚不仅在总理衙门行走，而且直接派驻英、法、俄等国担任重要使节，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刘瑞芬等分别担任过英、法、意、俄、比、日等国家的公使。因总理衙门的扶持和护翼而开展起来的洋务运动，有一大批“曾幕”幕僚主持或参与其中，担任了大小不一的官职。如丁H昌担任了江苏巡抚；李鸿章官至军机大臣；容闳为西方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被委任管理留美学生的要职；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著名科学家，都获得过大小不一的官职；吴汝纶作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相继任职保定莲池书院和京师大学堂，等等。由此可见，“曾幕”幕僚不仅任职人数众多，而且涉及清朝内政外交，涉及中央朝廷和地方各政府机构。其中外交官员的产生，与曾国藩等人开展洋务运动的实践直接联系在一起D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深入，就不会有大量外交官吏的任命；而大量外交官职的产生，就直接影响到晚清官吏任免制度的改革，影响到晚清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的演变。换言之，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的形成和实际功效的产生，直接影响到晚清官吏任免制度的变更；而晚清官吏任免制度的变更，又与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三，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的形成对晚清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特点就是皇权和中央集权的不可动摇性，尤其是满洲贵族统治下的有清一代更为突出。一方面，因明末清初西方文化的传入，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变化，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商品意识已经开始呈现出新的动向，这使封建统治者感到害怕而不得不采取对外闭关、对内压制专权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在清初呈现出表面上的所谓“康乾盛世”，但这是病人行将死亡前的一种回光返照，封建专制制度已病入膏肓，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虚弱的本质已经无法支撑表面的繁荣，从而各种文字狱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而在思想文化上对“异端邪说”的清剿，严密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言行，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中央集权专制政体越来越强化，直至道光、咸丰年间更是如此。这样一来，不仅满人为主体的地方督抚权力有限；而且汉人在中央至地方各级政权中拥有的权力微乎其微。然而，中央朝廷集权越是强化，满洲贵族的权力越是加大，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激烈，国势也就越来越衰弱。封建中央集权的人为强化，导致其不思变革，愈益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圈子而不知外部世界的一切，也就越来越拉大了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生，就根本原因而言，则是满清封建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造成的结果。当然，这种情况在曾国藩及其幕僚群体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很自然地发生了变化。此处略举几例加以补充说明。例一，曾国藩在1854年初出师东征之初即有靖港之败，结果遭到朝廷革去礼部侍郎职务的处分。按照清朝惯例，革职的官员不得有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曾国藩被剥夺了专奏权，意味着他既无权调遣湘军，又无权直接向朝廷发表意见。在这关键时刻，曾国藩听从亲信幕僚李元度建议冒死上了一个力争专奏权的奏折。奏折递上之后，尽管曾国藩终日恐慌不安，感到因多吉少，但此时的清政府正要依靠曾氏等人为其卖命，不得不谕旨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权。应当说，这是清中央朝廷打破常规给予曾国藩的特权，昔日君权至上，中央集权至上，今日已在曾国藩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

例二，自曾国藩1854年初出师东征至1857年间，统率湘军转战江西、湖北等地，并曾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和汉阳等重镇，功劳可谓多多，但仍无地方实权。于是，他在1857年间先后递上《报丁父忧折》及《沥陈办理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明确向朝廷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的要求。咸丰皇帝很清楚曾国藩是在向朝廷分权，当然是不能轻易答应的。但为了安抚曾国藩，又不得不给予署理湖北巡抚的虚衔，迟至1860年6月在湘军与太平军决战安庆之际，曾国藩及其湘军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愈益明显，才正式任命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实职，节制两江所属军政事务。在此前后，不少曾国藩的幕僚相应获得巡抚、道员、提督等军政实权或虚衔，清中央朝廷集权制不断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也就在这时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一步。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单就政界官员而言，曾国藩在世时，他的幕僚官至三品及以上者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则不计其数。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后，又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者十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等不计其数。这就明显地说明，清中央集权制的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这一状况，已在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身上成为了现实。

第四，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的形成及其实际功效，对促进晚清军权与政权的紧密结合，官员武权化倾向不断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军权与政权的关系尽管在封建朝代历来就存在，但军权应当服从于政权，更不能左右政权或代替政权，清前期和中期基本上把握了这个原则。至于官员武权化指的是有军权就有当官的机会、当官的权力，在晚清时期甚或民国初年这种情况是十分突出的。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基本定型，则是在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身上得到首先体现的。在“曾幕”400多名幕僚中，绝大部分都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立下军功或手握军权才不断升迁的。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大批读书人如在正常情况下寒窗苦读猎取功名的可能性、读书做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科举取士人数有限，而且提升的机会是不多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官位，并且升迁特快，官位特高，既与镇压农民起义的特定军事环境有关，更与曾国藩等人手握军权，有资本向朝廷讨价还价，朝廷不得不依赖他们为其效力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此之后，儒生不能领兵的局面被打破了，汉人一般不能领军、从政的局面被打破了。尤其是在国势日衰、内忧外患不断的晚清时期，有军则有权，有军权就有官权，军权与政权的结合越来越明显。曾国藩之所以在1864年攻占南京之后主动裁撤湘军时，把李鸿章的淮军推上去，并选取湘军精锐数营参入淮军，就有移花接木、暗地保存军权的深意所在。通过李鸿章既保存了军权，通过军权又可以举荐提拔官员，军权影响到官权的同时，又影响清政府地方政权乃至于中央朝廷的内政外交^曾国藩、李鸿章之后的袁世凯以及民国初年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懂得有军则有权，有军权则有官权的道理，实则是从曾国藩及其幕僚的实践中总结吸取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论述，限于篇幅，也就不多作分析了。

此外，有关曾国藩幕府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幕府的异同问题，曾国藩与幕僚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问题，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学界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因其争议不大，在此不做专题述评。（说明：此文与崔志远合撰，收入《曾国藩与近代中国》一书，岳麓书社2007年版）

[1] 《薛福成选集》，第213—215页。

[2]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4页。

[3]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60页。

[4]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8—19页。

[5] 《薛福成选集》，第215页。

[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244页。

[7] 《曾国藩全集-H记》一，第333—334页。

[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10~530页。

[9]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30页。

[10]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页。

[11] 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9页。

[12] 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48页。

[13] 刘建强：《曾国藩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3页。

[14] 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8—219页。

[15] 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第155—166页。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版。

李鸿章 《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彭玉麟 《彭玉麟集》，岳麓书社2003年版。

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

曾国荃 《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2006年版。

刘  蓉 《养晦堂诗文集》，光绪三年长沙思贤讲舍印行。

李元度 《天岳山馆文钞》，光绪四年文光堂刻本。

李光度 《国朝先正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版。

胡林翼 《胡林翼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

丁日昌 《丁禹生政书》，香港志濠印刷公司1987年版。

毛鸿宾 《毛尚书奏稿》，宣统元年刻本。

罗泽南 《罗忠节公遗集》，同治二年长沙刻本。

李经畲 《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光绪三十二年石印。

吴  永 《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

葛虚存 《清代名人轶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

王定安 《曾国藩事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王定安 《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

赵尔巽等《淸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欧阳昱 《见闻琐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王先谦 《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郭振墉 《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

朱孔彰 《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刘坤一 《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印鸾章 《清鉴》，中国书店1985年版。

罗正钧 《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

黎庶昌 《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

王闾运 《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

陈  強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

李肖聃 《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

章寿麟 《铜官感旧集》，宣统二年长沙石印本。

薛福成 《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清朝野史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湘雅摭残》，岳麓书社1988年版。

《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宝荪 《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

《双峰文史》第5辑（内刊）。

吕实强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

易孟醇 《曾国藩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杨东梁 《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董蔡时 《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张一文 《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朱东安 《曾国藩幕府研究》，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

史  林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

成晓军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成晓军 《名人评曾国藩》，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李鼎芳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

李志茗 《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刘建强 《曾国藩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曾永玲 《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后 记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极具争议性质的人物。他是满清封建王朝的维护者，是一位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封建官僚士大夫。然而，他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在守旧的同时又主张幵新，倡发洋务自强新政，实践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他的思想言行内涵丰富，尤其是家庭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功效，人才理论及其实际效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政治偏见，依据可信资料进行分析考察就会发现,在曾国藩思想言行中的不少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某些优秀成分，时至今日仍具启迪参考价值。譬如，他所主张的读书做官首先应当学会做人；他所主张的咬牙励志、愈挫愈坚，积极奋发向上的人生理念；他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解决“修身”和“齐家”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格形象；他所主张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四者缺一不可的观点；他所主张的“知人善用”，人才由陶冶造就而成的观点；他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守旧氛围下，“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制造，第一个水师（近代海军前身）章程的制订，第一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均在他的主持之下获得成功。所有这些，在带有封建统治阶级固有印记的同时，又体现出时代的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明显痕迹。由于曾国藩是一位有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所以在对他思想言行功过是非进行评判时，要求我们首先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在研究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我认为，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具极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就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进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别看历史学很难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与历史和历史学存在着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联系。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

中国和前天的中国的继续；曾国藩及其所处的近代中国，就是昨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人的历史。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及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恐怕就是历史连续性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就要求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研究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不景气，图书出版不景气的客观现实面前，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素质条件。第一个素质条件指的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我们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要求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某种经济诱惑所左右，尽力扎实地做学问；要求我们依据史实说话，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要求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前人负责，对今人负责，对后人负责。等等。第二个素质条件指的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史学界相当一部分人不以为然。有人总以为这样不是做专深学问，总认为自己写的文章和书别人看不懂才是做专深学问；有人则板着脸孔，视史学大众化、普及化为离经叛道，是不务正业，指斥其登不得大雅之堂、毫无学问可言。我认为，这些人犯了一个不是错误的错误，即人为地把研究历史与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对立起来了，没有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效所在。人生苦短，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你做学问除了自身生存所需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更多人提供点什么精神的东西，让更多的人从你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某些启发和借鉴。这样，你的生活才有意义。尽管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都去做古人所向往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形象，但最起码的一点是，你生活在这个世上有人能从你那里获得某种启犮和借鉴，这就是你最能引以为自信、自豪的生活动力吧。当然，现今学界也有少数人写书写文章动机不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者有之；东拼西凑，不做认真研究者有之；过分迎合出版商意愿，不用注释或少用注释，结果引来非议者有之D这些人与那些自以为做专深学问的人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把服务大众、服务社会而产生的大众化、普及化成果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实际上，史学大众化、普及成果如果能做到通俗中见高雅，平淡中见专深，你的成果就会被他人认可，就会有更多的读者面，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要做到通俗中见高雅，平淡中见专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其中，关系到作者的思考分析能力，综合知识运用能力，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等。尽管理论上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并不容易，让我们在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驱使之下尽力而为吧！

现在，让我们回复到这篇后记的直接主题上来。屈指算来，我涉足曾国藩研究领域已有20多年了，写作出版过多部有关曾国藩研究的书籍，自知真正有影响的成果不多，但我敢说我的某一个观点都是通过阅读第一手资料，经过独立思考得来的。而且，我在追求做“通俗中见高雅、平淡中见专深”学问的路途上，在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尝试性的步伐。《曾国藩的幕僚们》之书即是一例。该书接受任务开始构思写作于1997年，2000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后，得到了读者的厚爱。不仅有关

著作和论文将其作为重点参考书目列出，而且由台湾捷幼出版社用繁体版出版发行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方出版中心又于2007年出版修订再版本。此次应团结出版社之约，以《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书名出版，让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但在高兴之余，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坚持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增写《“香火缘深”——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作为第九章，以示我对该专题的研究没有止步；二是对原书某些文字核对错误做了订正，且将引文资料注明最新版本；三是附录《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僚研究述评》一文，用以帮助读者了解此一专题研究现状。《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以研究曾国藩人才思想的实践过程及其效果为主题，旨在为当今从政做官者以及一切关注人才问题的人们，从一个侧面提供某些启发和借鉴。尽管曾国藩和他的时代已成为了历史的陈迹，曾国藩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时代的痕迹，但我衷心期盼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获得某些启发和借鉴。同时，我衷心期盼学界同仁和热心读者对书中错误之处加以批评指正。

成晓军2008年8月于惠州学院困知书屋

图书在版编目（C1P）数据

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成晓军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214-512-2

I.风…Ⅱ.成…Ⅲ.政治人物-评传一中国一淸后期IV.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8933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4号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888065244790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w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联：北京市达利天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三河小窝头装订厂

开本：170x230(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420千字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80214-512-2/K.503

定价：39.8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薪尽火传” ——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两进曾国藩慕府

发迹上海滩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

适时应势而督直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 思想的实践和弘扬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 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章 “奇男子” 一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

“墨绖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

“芒鞋徒步”七百里 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彭郎夺得小姑回”

血战九湫洲定合围金陵之势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

第三章“孤独的先行者” 一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

早年的科途奋斗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

粵抚任上的是是非非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章“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

“力耕读书”十年功

初次出山显奇才

“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第五章“笑谈都与圣贤邻” ——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少负奇才”

“海内论义我最先”

刘、曾两家喜结姻亲

“赛诸葛”名扬巴蜀

巡抚关中遗恨多

“遂初园”内耕耘勤

第六章“良师益友” ——最受曾国藩敬重的湘军儒将罗泽南

“读书明大义”

力助曾国藩“出师东征

花园一战“塔、罗齐名”

回援武汉勤远略

联姻续友情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上）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下）

第七章“患难相从” ——曾国藩发誓“三不忘”的李元度

“大器早成”

追随忧患日

“带勇非其所长”

“发愦著书”立说

“缔婚姻而申永好”

第八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曾国藩称道不已的洋务实干家丁日昌

入幕前的不凡经历

苏松太道时期的特殊表现

从两淮盐运使到江苏藩司

以洋务实干家著称于世的方面大员

在经营台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有关丁日昌的是是非非

第九章“香火缘深” ——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

“拔贡”做官

总理湘军后路粮台

报销兼转运局总理

主办江西牙厘

襄办广东厘务

主政湖湘

从巡抚江浙到总督湖广

附录一 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

附录二 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图书在版编目（C1P}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