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自传

——趣味横生的20世纪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周全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第1章 楔子

第2章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第3章 艰难时期

第4章 柏林：魏玛共和灭亡

第5章 柏林：褐色与红色

第6章 在英伦岛

第7章 剑桥

第8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第9章 身为共产党员

第10章 大战

第11章 冷战

第12章 斯大林与后斯大林时代

第13章 分水岭

第14章 克尼赫特山下

第15章 20世纪60年代

第16章 政治观察者

第二部分

第17章 与历史学家为伍

第18章 在地球村

第三部分

第19章 马赛曲

第20章 从佛朗哥到贝卢斯科尼

第21章 第三世界

第22章 从罗斯福到布什

第23章 尾声

自序

自传作者必须也是自传读者。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诧异，原来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出版了关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论那些通常来说较为杰出或臭名昭彰的人士，早就有别人捉刀帮他们著书立传了。我甚至还没有把许多当代人物所写的、以小说形式加以包装、实则为自传的那些著作计算进来。或许我不应该惊讶才对。反正以写作与沟通为业的人，总是习惯和同类打交道。况且各种文章、访谈、印刷品、录音带甚或录像带，以及与本书相似的著作当中，有惊人的数量是由任教于大学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见我并非特例。

尽管如此，有个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写出自传？更要紧的是，为什么那些与我并无特别关系，甚至在书店看见本书封面以前根本不晓得我的人，会想花心思来阅读它？伦敦的书店当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书店在“传记”这个类别下面，又特别将某些人纳入一个称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类别。套用今天的行话，那叫作“名流”（Celebrities），而我无缘名列其间——“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而闻名遐迩的人士，并且正是他们的名气才使得公众对其生平产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属于那些有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故而得以将自传称作“回忆录”的人。那一类的人物通常不论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颇深，有许多事迹需要记载下来或加以辩护；要不然就是他们与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关系密切，甚至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我从来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或许我的名字会被列入一两个专业领域的历史著作，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史料集，或者出现于某些讨论20世纪英国知识文化界的书籍里面。除此之外，纵使我的名字因为某种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见，一如我父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费心寻觅却无结果），以20世纪为主题的论述也不致出现明显缺漏——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这本书并不是以当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风格来撰写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自说自话，而我既非圣奥古斯丁，也不是卢梭。另一个理由则为，每当自传作者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他在世者的隐私时，难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的感情。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为那属于死后才出版的传记，而非自传所该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对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历史学家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将军们的战功并非依据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来判断的。所有想从凯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姿多彩的性生活来推断其经济学理论的尝试，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我猜想那些喜爱阅读风流韵事传记的读者，将会发现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他们失望。

本书也不是打算为作者的生平提出辩解而写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20世纪，可以去阅读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释、帮自己“出庭辩护”的人所写的自传；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阅读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写的自传。这些类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进行验尸的时候，由死者来冒充验尸官一般。一位知识分子的自传必须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态度与作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传的东西。我相信这本书多少回答了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案例——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霍布斯鲍姆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们做出答复。历史可以评判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实已经大致做出了断语），读者们可以评判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尽管如此，除了出于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心之外，这本书或许还有其他值得被阅读的理由。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目睹了三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事物。或许我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并未留下任何显赫成就（我倒是在纸上留下了不少书面记录），但由于我在16岁时便立志当历史学家，我亲眼目睹并亲耳听闻了其间大多数的事件，并设法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历史。

当我撰写完毕从18世纪末叶至1914年之间的世界历史以后，终于着手探讨我所称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所谓的“亲身参与的观察者”。而这表现于两方面：我个人对那些发生于遥远时空的事件之各种回忆，有助于让年轻读者更加贴近20世纪的历史，同时我的叙述也再次唤醒年长读者本身的回忆。尽管我必须严格遵守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的其他著作，那本书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正是属于极端年代的那种热情——来撰写的，不论是年轻的读者还是年长的读者都曾经如此告诉过我。除此之外，那本书试图以较为深刻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相互交织；我希望对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同时观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种超脱于两者的历史分析。

这也是一本自传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照面；但所依据的并非是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历史不断提供一组变化多端但又总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机会。从这些选择机会里，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按照围绕在他们周遭的世界来创造人生。

就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家的自传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里重要的一环。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来进行观察——也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特别是像我这种凭着直觉随机挑选各种研究主题，最后才将它们整合成为具有前后一贯整体性的历史学者。其他历史学家们或许只在意我书中那些较专业的层面。不过我希望其他人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把它当作一本入门书，通过一段不可能发生于其他世纪的个人人生旅程，来认识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世纪。

正如我的同事，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2]所言：“历史著作是由外部来观察已发生的事件，而自传则是从内在来进行观察。”这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惯用的那种致谢词，而只是纯粹表达感谢和歉意。最需要感谢的人，莫过于我的太太马琳（Marlene）。她陪伴我度过人生大半岁月，阅读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她的丈夫因为努力将过去的事件撰写成书，往往心不在焉、脾气暴躁，有时还灰心丧气，并且生活在古代的时候远比现代来得多；而这一切她都长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来。我也要感谢斯图尔特·普洛菲特[3]这位编辑界的泰斗。这些年来，我曾经向许多人请教过与这本自传有关的问题；其中有几位在我开始动笔之后已相继去世，由于他们的人数过于庞大，以致无法一一列出致谢，但他们都应该知道我表示感谢的理由。

我还必须向马琳和我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本书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原本所想要的那种自传。尽管自从他们进入我的人生，以及我进入他们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但这本书所谈论的大多还是公众的生活，而非个人的私生活。我当然也应该向那些不曾出现于书中的朋友、同事、学生等人致歉——他们原本或许期待会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事迹，或是以较长的篇幅被谈论。

最后，我将本书安排成三个部分。在一篇简短的绪论之后，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编年纪事的顺序，来讨论关于我个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从我有记忆开始（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我无意将之写成直线前进式的编年史。第17和18章叙述我的专业历史学者生涯。第19章到第22章所谈论的，则是那些与我的人生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或地区（我自己的中欧和英国故乡除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这个部分的章节由于涵盖了我和那些国家的全部互动关系，以致无法轻易纳入本书的编年叙事主轴当中，即便它们与主轴略有重合之处。因此我认为最好还是将这些内容单独成章。

伦敦，2002年4月

译注

1 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称作“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将20世纪称作“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前者从法国大革命一直持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者则从“一战”爆发延续至苏联解体。

2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为犹太裔匈牙利女哲学家。她从1986年开始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3 斯图尔特·普洛菲特（Stuart Proffitt）是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被视为当代英国最优秀的政论书籍编辑。

第一部分

第1章

楔子

1994年秋，我正任教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我的妻子马琳则留在伦敦处理信函。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表示收到一封来自汉堡的信函，但那是用德文写的，所以她看不懂。发信人署名“梅莉塔”，这封信需要转寄给我吗？我在汉堡并无熟人，但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知道是谁写信过来，虽然我已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没见过那位署名人了。那只可能是维也纳索伊特别墅（Seutter Villa）的小莉塔——她实际上只比我大一岁左右——写来的。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她在信中写到，无意间在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阅读的《时代周报》上面看见了我的名字。她立刻推断，我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跟她们姐妹一起玩耍的那个艾瑞克。她翻遍自己的相簿，找到了随函附上的那张照片。照片中五个小朋友和他们各自的保姆一起站在别墅露天阶梯看台上，小女孩们头上都戴着花环，或许连我也戴了吧。那五个小孩分别是莉塔、她的妹妹鲁思和伊娃（我们习惯称之为“彼得”的苏西当时尚未出生），以及我和我的妹妹南希。她的父亲在照片背面写下了时间：1922年。莉塔还询问起南希的近况如何。但她怎么可能晓得，小我三岁半的南希早已过世好些年了呢?! 我上次去维也纳的时候，造访了我们从前住过的房子，并拍下一些照片送给南希。当时我还以为，能够共享索伊特别墅生活回忆的人只剩下了她而已。现在往事却重新历历在目。

我也有那张照片。辗转传到我手中的家族相簿里面（我是家中唯一还健在的人，父母和妹妹均已过世），这张来自索伊特别墅的快照是我生平的第二份图像记录，同时是舍妹南希的第一张照片——她于1920年生于维也纳。我在自己的第一张照片中还是小婴儿，躺卧在一个用柳条编成的巨大婴儿车内，身旁没有大人或其他可供辨认的事物。我猜想那张照片应该拍摄于亚历山大港（我在1917年6月出生于该地），以便请当地英国领事馆的职员为我办理出生登记——然而登记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不但把日期搞混，就连姓氏也拼错了。[1]几个不同的英国外交单位分别主管了我父母亲的婚事，还承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亲笔签署特许状。他允许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臣民利奥波德·珀西·霍布斯鲍姆，迎娶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妮莉·格林为妻，而当时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从两国之间冲突的角度来说，我未来的父亲表现出了病态的爱国主义情操，我未来的母亲则对其嗤之以鼻。1915年时英国尚未引进征兵制，但母亲已经明确告诉父亲，万一英国实施征兵制的话，他必须正式登记为“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1]我真巴不得批准他们婚事的人，就是汤姆·斯托帕德《谐谑剧》里面的那位领事主角。[2]我也非常期待，当他们在苏黎世等待格雷爵士放下手头紧迫的工作、拨冗处理其婚礼相关事宜的时候，能够顺便结识当时也待在同一座城市的流亡者，像列宁、乔伊斯，或者哪位创立达达主义的艺术家。可惜他们俩看来未曾有过那样的际遇，而且几乎可确定的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对结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显然更关心自己即将前往卢加诺度蜜月一事。

假如年方18岁的格林小姐，维也纳一个家境尚可的珠宝商三位千金之一，未曾和一个较年长的英国男子——他在他家的八名子女中排行第四，其父为移民至伦敦的犹太裔家具木工——于1913年在亚历山大港相恋的话，我的人生将是何模样呢？格林小姐很可能会嫁给一名来自中欧的中产阶级犹太青年，她未来的小孩则是奥地利人。由于几乎所有年轻奥地利犹太人的最后下场都是移居国外或成为难民，我接下来的人生应该不至于差别很大——那些人多半也都前往英国，在此地上大学并成为学者。但是我将不可能在英国长大成人，更不可能持英国护照来到英国。

我的父母亲无法生活在交战中的英国或奥匈帝国，因而途经罗马和那不勒斯返回亚历山大港。那里是他们最早相遇的地方，也是他们在两国开战前定下婚约的所在。他们都各自有亲戚住在该地：我母亲的舅舅艾伯特在当地开设了一家“新奇百货店”（我还有一张那家商店和员工的照片）；我父亲的哥哥厄尼斯特则替埃及邮政电报局工作，而我便使用了他的名字。[3]（由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都是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素材，我曾将父母亲相识的经过写入我的历史著作，用于导出《帝国的年代》一书之内容。）

战争才刚结束，他们就立刻带着两岁大的儿子移居维也纳。这正是为什么尽管官方资料把我一辈子跟埃及绑在一起，它却不属于我人生一部分的原因。或许除了努扎（Nouzha）动物园关在笼中的小鸟，以及应该是一位希腊裔保姆哼唱过的走调儿歌之外，我对埃及没有丝毫印象和记忆。我从未动过念头打算一探自己出生地的究竟，只晓得那一带叫作体育俱乐部，位于亚历山大市中心通往拉姆勒（Ramleh）的电车路线上。但依据福斯特[4]的记载——他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和我父母亲待在亚历山大港——当地没什么值得谈论的事物。他所撰写的《亚历山大港：历史与旅行指南》一书中，对体育俱乐部有轨电车站的全部描述只是：“邻近赛马场大看台，左侧为海水浴场”。

因此，埃及并不属于我人生的一环。我不晓得生命中的记忆始于何时，但大部分的记忆都无法回溯到两岁时的光景。自从搭乘“赫鲁安”号轮船离开亚历山大港驶往的里雅斯特以后，我就未曾再去过那里。的里雅斯特当时刚被奥地利割让给意大利，但我已经记不得我们抵达时的任何情况了。无论如何，那里是各种语言和种族汇聚之处，城内到处是咖啡馆，船长多如过江之鲫，而且保险业巨擘爵能拉理保险公司的总部也设于此地——该公司的商业帝国很可能就对“中欧”这个概念做出了最佳诠释。80年以后，我在的里雅斯特当地朋友们陪伴下，有机会实地探访这座城市。那些朋友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克劳迪欧·马格利斯[5]这位不凡人物；他让人重新回味起中欧风情，以及认识了那个交融糅合日耳曼、意大利、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的亚德里亚海角落。我的外祖父当年曾来此与我们会合，然后陪我们搭乘南方铁路的火车前往维也纳。维也纳从此成为我展开有意识生命的地点。我们起先与外祖父母共住了几个月，父母亲则利用那段时间寻找自己的公寓。

父亲初抵维也纳的时候，手头存有“硬通货”——当时没有任何货币会比英镑来得强势。在这个货币不断贬值到几乎崩盘的贫困国度，他充满了自信，而且相形之下还颇为富裕。索伊特别墅似乎正是理想的居家选择，它也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让我感觉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任何搭乘火车从西方进入维也纳的人，现在仍会经过索伊特别墅。当火车驶近维也纳西郊的许特多夫–哈金车站时，如果你从右手边的窗户向外张望，就会看到那栋傲然耸立于山腰的宽阔建筑物，以及其厚实高塔之上的四边形圆顶。它是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848——1916）执政后期，由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所兴建的。其范围向下延伸至奥霍夫街，那条马路则顺着昔日皇家狩猎场——莱因策动物园——的围墙往西延伸，然后与一条狭窄的上坡路交会（它那时名叫文岑茨–赫斯巷，现在则称作索伊特巷）。街道的尽头当时还只是一排用茅草搭盖的农舍。

我童年记忆中的索伊特别墅，大半是“Hobsbaum”一家大小共享的那个部分（不管亚历山大港领事馆的职员搞出了什么名堂，那才是我们姓氏的正确拼法）。霍布斯鲍姆家租下了别墅二楼的一间公寓，戈尔德（Gold）一家人则承租我们楼下底层的公寓。我对那里的记忆，主要就是以屋旁的露天阶梯为中心，因为两家人不同世代之间的社交活动大都于此进行。有一条现在回想起来相当陡峭的小径，从这个阶梯看台通往最底下的几座网球场（它们上面现在已经盖了房子）。途中会经过一棵小男孩眼中的大树，但它的枝条其实低得可供我们攀爬。我记得曾向一个小男孩展示过大树的秘密，而他是从德国某个叫作雷克林豪森的地方转来我们学校就读的。我们被要求好好照顾他，因为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陷入困境。除了那棵树和他的家乡——今日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我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他很快就回去了。虽然我还并不晓得此事的意义，但它确实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那个事件就是法国在1923年占领了鲁尔区，而暂时被送离危险家园、由奥地利善心人士予以照料的众多孩童之一，便成为我接触此事件的渠道。（当时全体奥地利人都自视为德国人，要不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和约的一方予以否决，他们早就投票同意加入德国了。）

我至今仍印象鲜明地记得，当初我们如何在楼下某个铺满干草的马厩嬉戏。可是当我上一次和马琳一起访问维也纳的时候，我们虽曾在别墅里里外外仔细搜寻过，还是无法在马厩原来可能所在的位置发现任何东西。说来也奇怪，我对索伊特别墅屋内的事物缺乏记忆，只是隐约记得它既不很明亮，也不很舒适。除了还记得天花板或许很高之外，我完全想不起我们家和戈尔德家公寓内的任何事情。

五个（稍后变成六个）学龄前的儿童——或顶多只是小学低年级生——同在一个园子里玩耍，这是维系两个家庭互动关系的最佳黏合剂。霍布斯鲍姆和戈尔德两家人相处融洽，尽管二者的家世背景大不相同，因为“戈尔德”虽然看起来像是犹太名字，但他们似乎并非犹太人。无论如何，他们继续留在奥地利欣欣向荣，换句话说，那是在希特勒合并奥地利之后的“大德意志国”。戈尔德先生和太太都来自锡格哈茨基兴，下奥地利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戈尔德先生是该地唯一客栈老板兼农场主人的儿子，戈尔德太太则是村中唯一商店（从袜子到农耕用具都卖）店主的女儿。两家人与故乡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家境已经相当宽裕，足以请人为自己绘制肖像。我眼前就摆着一幅复制的黑白双人画像——大约一年以前，仍在世的两位戈尔德女孩之一把它寄给了我。画像上那位相貌严肃、身穿深色日常便服、衣领浆得挺直的绅士，实在无法唤起我的任何回忆。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确实未曾与他有过亲密接触，虽然他曾经向我展示自己在帝国瓦解之前戴过的军官帽，而且他是我所知道唯一真正去过美国的人（他去那里是为了谈生意）。他从那边带了一张留声机唱片回来，而今天我可以确认那首曲子叫作“花生小贩”。除此之外，他还透露当地有一家名叫别克的汽车制造商，但我基于说不出来的理由并不相信会有这种名字。[6]

在另一方面，画中那位貌美而脖子修长、短发向两侧波浪起伏，以神色端庄但不十分自若的目光，搭配袒露的肩膀来观察世界的女士，立刻又栩栩如生地浮现于我的心头。这是因为妈妈们更为频繁地出现于幼儿的生活中。我的母亲妮莉天资聪颖，见过国际世面，并受过教育；而安娜·戈尔德（我们称她为“安琪”）在学校待过的时间不长，对自己的乡下背景始终难以释怀。但她们很快就成为最要好的朋友，而且终其一生未曾改变。依据安娜之女梅莉塔的讲法，妮莉果真是她母亲唯一的闺中密友。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纵使霍布斯鲍姆家族早已不为戈尔德后代子孙所知晓，其照片仍出现于戈尔德夫妇住在维也纳的外孙所保留的家庭相簿中。一位戈尔德家的女孩以几乎和我同样鲜明的方式回忆起，她如何陪伴自己的母亲于家母在世最后几天内前往探病。当时“安琪”哭着对她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妮莉了。”

两个几乎和“短暂的20世纪”一样老迈的人，就这样一起展开了人生，然后在上个世纪既离奇又可怕的世界中，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因此我回顾这漫长一生的时候，以一张照片意外勾起的回忆作为楔子。那张照片同时出现于两个家庭的相簿中，但那两家人缺乏共通之处，唯一的例外是他们的生活曾在20世纪20年代短暂交会于维也纳。在此共同分享儿时回忆的人，一个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和云游四海的历史学者，另一个是退休的女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兼职翻译人，（她对此的说法是：“就跟令堂一样！”）但这些仅仅是两位当事者感兴趣的私事。即便如此，那些回忆也只不过细如游丝，串起了70年之间的广阔时空。其间的人生完全分离、互不关联、不知对方去向，甚至未曾有过一刻想起彼此。这正是生活于20世纪的欧洲人所拥有的特殊经历，他们的人生就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一起。那一段重新发掘的共同童年时光、一份在晚年重新接续起来的关系，生动地描绘出我们所处时代的面貌：荒谬、讽刺、超现实和诡异。那却不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五名幼儿一同凝视照相机10年以后，我的父母亲都去世了。戈尔德先生则成为经济动荡下的牺牲者——1931年的时候，中欧所有的银行几乎都处于倒闭边缘。他带着家人前往波斯，在当地的银行业服务；那是因为该国君主宁可让来自既遥远又战败的帝国的人担任银行家，也不愿动用就在隔邻的危险人物。[7]拍照15年以后，我在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戈尔德家的女孩子们则从位于设拉子[8]的宫殿返回奥地利，而且她们都在那个即将成为希特勒“大德意志国”的地方，分别走上了演艺事业。拍照20年以后，我在英国穿上英军制服；舍妹南希在特立尼达为英国官方检查邮件；莉塔则在我方炸弹轰击下，于战时柏林的“谐星卡巴莱”（Kabarett der Komiker）进行表演。她的观众里面或许有人围捕过我的亲戚，以便把他们送入集中营，而那些亲戚当中说不定有人曾经在索伊特别墅轻轻拍过戈尔德家女孩们的头。又过了五年，我在伦敦被轰炸后的废墟中开始担任教职，那时戈尔德家的双亲均已过世。戈尔德先生很可能死于饥饿，时间是在战败后的被占领时期；戈尔德太太则于战争结束之前被疏散到阿尔卑斯西部山区，结果在那里病逝。

“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国度，但它已经在那些曾生活于该地的人的身上留下了印记。而且它也在那些因为年纪太轻，以致还不认识它的人们身上留下印记——除了通过“传闻”这种方式之外；若是在一个具有历史结构的文明社会里面，大家甚至可套用流行于20世纪末期一种益智游戏的名称，以“打破砂锅问到底”[9]的方式来看待过去。不过，对撰写自传的历史学者而言，其任务不单单是重游故地，更需要将路径标示出来。因为若缺少了这么一份标示清楚的地图，我们怎么有办法在探索人生道路时，从不断变幻的场景中找出沿途的轨迹？怎么有办法晓得为何以及在何时，我们既犹豫不决又步履蹒跚？怎么有办法理解，我们如何在那些与我们的人生相互纠葛、相互依赖的人们中间生活了下来？因为这些事情不仅点亮了个人生活，同时也点亮了整个世界。

所以当我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尝试在崎岖的20世纪旅途中追溯出一条轨迹时，不妨以此作为出发点：80年前，有五个小孩在大人陪伴下，站在维也纳的一个露天看台摆姿势。他们浑然不知（与他们的父母相反），自己身边正围绕着战败解体的帝国与经济崩溃所制造出来的瓦砾堆，而且还没有意识到（其父母也一样），他们将必须在历史上最凶险、变动最剧烈的年代走出自己的路。

译注

1 霍布斯鲍姆家族的姓氏原为“Hobsbaum”，但领事馆出现手写之误，害得作者从此改姓“Hobsbawm”。那名领事馆职员说不定是威尔士人——威尔士语将“U”写成“W”。

2 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 1937—— ）为出生于捷克的犹太裔英国剧作家，是电影《莎翁情史》编剧之一。《谐谑剧》（Travesties）是斯托帕德模仿王尔德《不可儿戏》的风格，完成于1974年的喜剧。剧中主角亨利·卡尔（Henry Carr）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苏黎世领事——他晚年于头脑昏乱之下，回忆起自己在该地与乔伊斯、列宁、达达主义的创始者查拉（Tristan Tzara）等人打交道的经过。

3 作者的全名是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4 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为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著作有《最长的旅程》《窗外有蓝天》《印度之旅》《墨利斯的情人》《小说面面观》等。

5 克劳迪欧·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1939年出生于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作家、翻译家及德语文学教授。马格利斯致力于中欧文化研究，因《多瑙河注》（Danubio）一书而闻名。

6 “别克”（Buick）这个名称用德语读出的话，听起来好像在开玩笑。

7 当时波斯右邻的印度次大陆和左邻的伊拉克都被英国控制。

8 设拉子（Shiraz）是伊朗南部大城，曾为波斯国首都，有“诗歌与玫瑰的城市”之称。

9 “打破砂锅问到底”（Trivial Pursuit）或译为“追根究底”，是1979年出现于加拿大的一种掷骰子棋盘式益智猜谜游戏，游戏中的问题强调“五Ｗ”：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

[1] 本段及以下几段叙述参考了家母1915年5月写给其姐妹的信件。

第2章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我在一个大帝国的贫穷首都度过了童年。自从帝国崩溃以来，那座城市附属于一个面积狭小、乡土味十足、风景美得出奇，但不认为自己应该存在的共和国。除了极少数特例，奥地利人在1918年以后都认为自己应该是德国的一部分，却被那些制定中欧和平规则的强权横加阻挠。我童年时期出现的种种经济困境，更无法强化他们对这第一个“奥地利联邦共和国”的信心。[1]该共和国才刚刚经历过一场革命，在一个由神职人员出面领导的教会反动政府统治下，暂时稳住了局面。[2]该政府的权力基础来自信仰虔诚，或至少也非常保守的乡间居民之选票。它所面临的反对势力，则是受到憎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者；这股敌对势力在维也纳（它不仅是首都，也是联邦共和国的自治州）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且几乎每一个自视为“劳动者”的人都拥护它。除了由政府控制的警察与军队之外，双方都和一些准军事团体有所瓜葛，而那些准军事团体都认为内战只不过暂时中断罢了。奥地利不仅是一个原本就不想存在的国家，它更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

它确实无法存续下去。但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最终下场，在我1931年离开维也纳之后才逐步展开：社会民主党于一场短暂内战后遭到摧毁，支持天主教的总理于纳粹叛乱事件中遭到刺杀，[3]最后希特勒在万众欢呼声中胜利进入维也纳。我一直要等到1960年才旧地重游。那时，同一个国家依旧由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构成同样的两党政体，然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稳定、极为繁荣并维持中立的小共和国，非常满足于——某些人或许会认为是“太过满足于”——自己的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回顾。20世纪20年代时，维也纳中产阶级家庭子弟的童年时光到底是何模样呢？问题在于应如何区分，什么是我们此后新学会的事物、什么是当代人旧有的认知与想法，以及什么是成年人的经验和反应、什么是孩提时代的经验和反应。1917年出生的孩童对20世纪初期事件——战争、崩溃、革命、通货膨胀——所产生的认识，来自大人们的告知；更好的说法是，那是我们无意间从他们谈话中听来的。这些事件在我们父祖辈的心中是如此印象鲜明，而我们对它们所握有的唯一直接证据，却是邮票上不断变换的图案。尽管那未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20世纪20年代，集邮是了解1914年以后欧洲政治史的入门良方。对一个侨居海外的英国男童来说，它呈现出戏剧化的对比：英国邮票上面一直印着乔治五世的头像，其他地方的邮票却不断出现杂乱加盖上去的图样、新的人名和新的货币称呼。另一个与历史直接的关联，就是经济瓦解时期不断更换的硬币和钞票。那时我年纪够大，足以意识到货币单位已从“克朗”改为“先令”和“格罗申”；原本上面印满许多“0”的钞票，现在变成了清爽的纸钞和硬币。此外我还晓得，在“克朗”之前一直都使用“古尔盾”。[4]

尽管哈布斯堡帝国已经消逝，我们仍仰赖它的公共基础设施来过日子。而且有点儿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假装1914年以前的中欧的情况仍继续存在。我母亲一位好友的丈夫——亚历山大·萨纳博士——住在维也纳，但令他太太操心的是，他在多瑙河顺流而下30公里外的一家德语报社工作。至于报社所在的那座城市，我们称之为“普雷斯堡”，匈牙利人把它叫作“波兹索尼”，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之改称“布拉提斯拉瓦”，成为斯洛伐克的首府（今日它是主权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首都）[5] 。除了昔日的匈牙利官员已遭驱离之外，该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尚未采取“种族净化”措施，仍然维持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人口结构，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被西方同化的虔诚喀尔巴阡山犹太人、吉卜赛人等。

那时它尚未真正成为一座由“布拉提斯拉瓦人”居住的斯洛伐克城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城内生活于残存记忆中的百姓依旧认定自己是“普雷斯堡人”。萨纳博士始终搭乘“普雷斯堡线”的电车往返该地，而这条有轨电车路线就从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马路，一直通往普雷斯堡主要大街上的电车交汇站。这条路线启用于1914年春天，当时两座城市还隶属于同一个帝国。它象征着现代科技的成就，继续日复一日行驶下去。著名的“歌剧院列车”情况也很类似：摩拉维亚地区布鲁诺市（Brünn/Brno）有教养的居民很喜欢搭乘这班火车，前往几个小时车程外的维也纳观赏晚场歌剧。我的里夏德舅舅更同时住在维也纳和马瑞安巴德[6]，并在马瑞安巴德开设了一家精品店。当时国界还不难穿越，直到战争摧毁了“普雷斯堡电车路线”跨越多瑙河的大桥为止。这座桥梁的残骸在1996年仍举目可见——当时我正协助制作一个与它有关的电视节目。

维也纳中产阶级所生活的世界——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在市民当中占了很大比例——仍然说着多种语言。过去80年间，来自各地的移民使得维也纳拥有200万人口，成为欧洲大陆从巴黎到列宁格勒（现在称为圣彼得堡）之间仅次于柏林的大都会。我们的亲戚来自，或者当时仍居住于许多不同地点，诸如“毕利兹”（现属波兰）、“喀绍”（现属捷克斯洛伐克），或“格罗斯瓦戴因”（现属罗马尼亚）[1]。我们的食品杂货商人和公寓清洁工几乎一定是捷克人，女佣和保姆也都并非维也纳本地人：我仍然记得一位斯洛文尼亚保姆告诉我的狼人故事。他们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漂泊不定或“远离故土”，这一点与美国的欧洲移民颇有不同。因为对这些待在大陆上的欧洲人而言，只有海洋才会带来分离。他们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于搭乘火车前往非常遥远的地点旅行。就连我那神经兮兮的外婆都认为，出远门探望她住在柏林的女儿没什么大不了。

维也纳是个多种族，但并非多文化的社会。德语是它通用的语言（带着当地腔调）；德意志文化是它的文化（带着当地色彩），也是它接触古代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渠道。我的亲戚们应该能够体会，为何伟大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7]一度陷入激愤：曾经有人要求他迎合20世纪末的口味，把自己维也纳家乡的文化描绘成犹太文化。其实，这里的文化是一种纯粹维也纳式的中产阶级文化，即便其主角有许多犹太人，而且每当他们面对该地特有的反犹主义时，也都清楚自己是犹太人——其中有些人来自摩拉维亚（弗洛伊德与马勒），有些来自加里西亚或布科维纳（约瑟夫·罗特）[8]，甚或来自保加利亚多瑙河畔的鲁塞（艾里亚斯·卡内蒂）[9]。前述做法就仿佛刻意在欧文·柏林[10]的歌曲里，或是在大制片厂时代拍摄的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犹太元素一般，根本是毫无意义的举动。那些都是犹太移民的事业，而他们成功实现的目标，正是要创作出百分之百属于美国风格的音乐和电影。

在一个前帝国首都，身为“高级文化语言”的使用者，孩童们自然而然会认同一种文化优越感，即便那已经不再是政治优越感。捷克人说德语的方式（波希米亚腔）让我们觉得拙劣，因此觉得好笑；对于明显由一堆子音连接起来并让人听得不知所云的捷克语，我们也有着同样感觉。我们虽然不认识意大利人，对他们完全缺乏概念，但还是多少带点儿蔑视地称之为“外劳”。已获解放并被同化的维也纳犹太人提起东欧犹太人时，就仿佛在谈论其他种族的人一般。（我还记得很清楚，有次我向家中一位长辈问了让他尴尬的问题：那些东欧犹太人的姓氏是否与我们相同？如果相同的话，他们到底又有哪些姓氏？因为他们显然跟我们很不一样。）在我看来，这似乎大致说明了奥地利人为何如此乐意被并入希特勒的德国：这么一来就可以恢复他们的政治优越感。但那时我只注意到，我中学同学里面有一两个人支持纳粹。尽管我在文化上跟奥地利人没啥两样，但我毕竟是英国小孩，所以那种情况显然对我并无直接影响。不过它把我带入了政治方面的问题。

由于我年纪轻轻就感染了典型的20世纪激情（此即对政治的献身投入），而且又感染得如此之久，看来有必要探讨一下，其中究竟有多少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童年时光。然而想重现往日情景是件很困难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味的时代，但如同前文所述，发生于广阔世界中的事物，主要是通过无意间听到的成人谈话传到我们这边，而且其含义是小孩子所无法完全领会的。我还记得两次这样的成人谈话，时间大约都在1925年前后。其中之一发生于一家阿尔卑斯山区的疗养院，当时我不知生了什么病被送往该地静养（反正我们小孩子老是容易生病）。我的葛蕾特姨妈同样在那里养病，于是负起照顾我的责任。某天有位女士问道：“托洛茨基究竟是什么人啊？”现在我只隐约记得她是一个母亲模样的中年妇人，但对听到的答案仍然心中暗暗好笑：“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布隆施泰因[11] 的犹太男孩而已。”我们都听说过“俄国革命”那回事，可是又有谁晓得它到底是何名堂？第二次谈话则发生于我的叔父（但也可能是家父）带着我参加运动员集会的时候。此事之所以难忘，是因为我首次看见一位名叫卡托的黑人短跑健将。其间有人针对另一人做出反驳：“你认为目前没有任何地方发生战争，但叙利亚可不是刚好发生叛乱了吗？”

但这又能对我们产生多少意义？我们只晓得不久前有过一场世界大战，那就好像任何出生于1944年的英国男孩，长大以后也都晓得不久前有过一场世界大战一样。对我而言，我有两位英国叔伯参军作战，而我们的邻居戈尔德先生曾向我展示他当军官时戴过的高冠。我最要好的朋友更因为战争变成了孤儿——他的母亲还一直把丈夫的佩剑挂在墙上。但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奥地利人，我所认识的人都不把那场战争当作英雄事件。奥地利的学校甚至对此避而不谈。部分原因在于那涉及另外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国家（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部分理由或许也在于奥地利军队并无太多光荣表现。我一直要等到前往柏林以后，才从曾经当过军官的老师那边领教到，他是多么以自己曾在前线服役为傲。在此之前，我对大战最深刻的印象，来自卡尔·克劳斯《人类的末日》[12] 那部精彩万分的超级写实剧。在它1922年出版以后，家母和葛蕾特姨妈立刻各自买了一本来阅读。我至今仍留有母亲的那一本，并继续不时重读一遍。

除此以外，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又了解多少呢？维也纳学童都认为，大家本来就只能在两个政党之间做出选择——“基督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也称作“红派”）。而依据我们再简单也不过的唯物辩证法，如果你是房东的话，就该把选票投给前者；如果你是房客的话，就该投票支持后者。既然维也纳的居民多半是房客，维也纳理所当然是一座红色城市。但直到1934年内战结束之前，共产党的地位完全无足轻重，以致许多党性最坚强的人士选择去国外发挥所长。他们主要前往德国，那些人里面包括了著名的艾斯勒家的成员：作曲家汉斯、共产国际的党工格哈特，以及他们那位可怕的姐姐艾尔芙丽德——她以“鲁思·费雪”之名著称，曾于短时间内担任过德共领导人。[13]但也有人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埃贡·埃尔温·基希[14] 。（许多年以后，一位名叫格奥尔格·艾斯勒的画家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的父亲就是汉斯·艾斯勒。）我不记得自己曾经留意过格林姐妹朋友圈子内唯一的共产党员——此人的笔名是利奥·拉尼亚[15] 。他当时还很年轻，宣称左拉的小说是他最心爱的书籍，而“欧根·奥涅金”和“斯巴达克思”分别为其在文学上和历史上最崇拜的英雄。我们自己的家庭则当然既非“黑色”亦非“红色”，因为“黑派”是反犹主义者，而“红派”同情工人、不支持我们这个阶级。更何况我们是英国人，那些事情都跟我们扯不上关系。

然而，自从由小学升上中学、由幼儿期进入青春期之后，我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维也纳产生了政治意识，那就跟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同样自然。1930年夏天，母亲在上奥地利州一个叫作魏耶尔的乡村接受肺疾治疗，令群医束手无策。我在该地结识了“哈勒尔·彼得”（我这么称呼他的理由是，官僚主义当道的国家提起人名的时候，总是习惯把“姓”放在“名”的前面），他是我们当地房东的儿子。我们两个一起野外钓鱼和偷闯果园；我本来以为我妹妹也喜欢这种活动，可是她过了许多年以后才告诉我，当初她吓得半死。彼得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所以他当然来自一个红色家庭：那个时代的奥地利，尤其在乡间地区，凡是与农业无关的劳动人口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彼得年纪与我相仿，他尽管看起来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却理所当然认定自己是“红派”。不知怎的，当我向鳟鱼投石头与偷摘苹果之际，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想成为“红派”的一员。

我还记得此前三年的另一个暑假，地点是下奥地利州一个名叫雷腾艾格的村落。那一年对我的个人生活无关痛痒，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当时父亲和往常一样没有跟我们一道出远门，继续留在维也纳工作。但就在1927年夏天，一些曾于骚乱中杀害社会主义者的右派人士获判无罪。维也纳工人愤而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并将位于维也纳旧城区环城大道的司法大厦焚毁。在那次行动中，他们的成员有85人被打死。我的父亲似乎也遭到暴动波及，幸好得以全身而退。我相信大人们一定热烈讨论过那个事件（家母当然更不例外），但我并不能说该事件对我造成了任何冲击。不过我对父亲的另外一件往事可就印象深刻了：故事发生于1908年前往埃及途中，当他搭乘轮船通过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时，恰好发生了梅西纳大地震[16] 。至于1930年暑假真正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观察当地工匠如何在我们住处门外制造一艘小艇，以及我如何独自前往山上的杉树林探险。当时我一直走到一处伐木地点，那边的工人顺手把自己赖以在林间果腹的浓稠谷物粥分了一些给我。前往那边的半路上，我有生以来首度看见一只“大型黑啄木鸟”。它鲜红色羽冠下面有着长达1.5英尺（约0.46米）的身躯，正在敲击林中空地残余的树干，宛如一个发了疯的小隐士独处于寂静的树木之间。

以上种种仍不足以表示，那个待在魏耶尔的夏天让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唯有事后回顾起来，我的童年时代才可看成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在那个时候，游玩与学习、家庭与学校决定了我的生活，就跟它们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维也纳儿童的生活完全没有两样。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几乎都通过那些渠道来到我们身边，或者成为那些渠道的一部分。

构成我大部分生活的两个网络当中，家庭显然是最持久的一个。它较大的成分是一个维也纳家族，也就是我外祖父母那一方的亲戚们；较小的则是英国–奥地利那个部分，其成员包括格林家庭两姐妹（家母及其妹葛蕾特），以及娶了她们的霍布斯鲍姆两兄弟（家父及其弟悉德尼），而且两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定居于维也纳。就学校而言，我们要年满六岁以后才入学。等到入学以后，因为我们不断更换住址，以致我上过两所小学和三所中学，而我的妹妹——她未满10岁便离开了维也纳——也曾经在两所小学念书。在此情况下，来自学校的友谊也就相当短暂。维也纳五所学校的熟人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从我后来的生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另一方面，家庭则是一个持续运作的网络。让它得以维系不坠的原因除了母子之间、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心心相印外，同时也出于经济上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福利国家几乎未曾照顾到中产阶级家庭，但问题是其成员仅有少数人在外面上班领工资。那么到底该由谁来向他们伸出援手呢？当亲戚陷入绝境的时候，即便他们再不被喜爱，其他的亲戚又怎能见死不救呢？这未必是犹太家庭独有的特色，但母亲在维也纳的娘家无疑深深感受到，整个家族——或至少是住在维也纳的男女家族成员——构成了一个整体。我还记得他们不时举办既冗长又无聊的聚会，并且总是一大伙人坐在某家露天咖啡馆摆放在一起的许多圆桌旁边，时而对家族事务做出决议，时而只是在那边闲聊八卦。我们小孩子还有冰激凌可吃，只可惜短暂的快乐无法弥补没完没了的单调乏味。

若说其中有任何独具犹太风味之处，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认定：家族应该是一个跨越国界和海洋的网络，在国与国之间移居属于正常生活的一环，而且对于主要是依靠做买卖为生的犹太家庭来说，自从文明在1914年8月崩溃以来（特别是值此中欧动荡不安的年代），赚钱过活已经变成了没把握的事情。随后的发展更证明了，霍布斯鲍姆–格林的家庭成员当中，没有任何人会比我父母亲更加需要家族体系提供的安全网。尤其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原已不断折磨着我们家的财务危机进而演变成一场灾难。但直到那一刻来临以前——对我个人而言是在11岁出头儿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几乎察觉不出家中的困窘。

在我们所处的年代，就连坐出租车都仿佛是铺张浪费的行为，必须有特别理由才说得过去，即便家境相当宽裕者也不例外。我们家表面上拥有各种必需品（至少我是如此），而且我们做着跟朋友们完全相同的事情。有一天才终于露出破绽，让我感觉到情况有多么艰难。那时我刚升级进入中学（位于费希特纳街的“联邦第十三文科中学”）。担任新年级导师的那位“教授”——中学老师都自动成为“教授先生”，正如同我们从此自动像大人一般被称为“您”，而非像小孩子那样被叫作“你”[17]——发给了我们一份待购图书的清单。地理课所需的书籍是《科岑地图集》[18] ；那本图册版面很大，显然价格不菲。我的母亲于是问道：“这本书很贵，难道你非买不可吗？”假如问题的答案不是那么肯定的话，她询问时的口气不一定会让我感染到危机感。书当然非买不可，母亲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呢？那本书还是买了下来，但此次经历让我觉得家中做出了极大牺牲，而且那种感觉一直延续至今。或许正因为这个理由，那本地图集今天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它已经略嫌破烂，里面写满了初中学生的涂鸦和注记，但依旧是一本很好的地图集，供我不时取出查阅。

或许与我同龄的其他儿童，更能够体会我们在物质上所面临的问题。童年时期的我却不大留意周遭现实环境，而且我不把大人们当成实际生活的一部分，除非他们的活动和兴趣刚好与我出现重叠之处。无论如何，当时我多半时间生活于这么一个世界，那里在现实事物、阅读时的发现，以及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之间缺乏明确界限。不过即便是比较能够冷静看待现实的小孩——例如我的妹妹——也无法看清我们的处境。更何况这种认知根本不属于我们的童年世界。比方说吧，我从来都不晓得父亲从事什么行业。没有人想花工夫向儿童解释这方面的事情，反正我父亲和叔父借以谋生的方式始终让人摸不着头绪。他们的职业难以明确描述出来，跟《快乐家庭》卡片上面的人物大不相同：医生、律师、建筑师、警察、商店经理等等。每当有人问起父亲从事哪个行业的时候，我只能含混地口头或书面表示：“商人”。虽然我心知肚明那是说了等于没说，而且几乎可确定是错误答案。但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说呢？

我们（至少是我）之所以对自家财务状况缺乏认知，有一大半理由必须归咎于我的维也纳家族不想面对现实——错了，那是拒绝面对现实。原因倒不在于他们有意坚守中产阶级破落户的最后防线：打肿脸充胖子。其实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家道中落到了何种地步。例如外婆看见她侄女的盛大排场婚礼以后，曾写信向自己的女儿表示：“当我们正穷困潦倒、沦为无产阶级的时候，此情此景着实令人精神大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难过，因为新郎送给新娘“一枚非常精美昂贵的戒指，而且那是我们家的物件”。但戒指来自以往家境宽裕的年代。外公格林先生历经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一生的积蓄已经严重缩水，现在仅仅相当于“依利翁咖啡屋”一杯咖啡外加一块蛋糕的价钱。他只得重操年轻时代的旧业，再度当一个流动小贩，穿梭于乡间小镇和阿尔卑斯山村之间兜售廉价饰物。奥地利中产阶级人士多半面临相同的窘境。他们因为战争和战后的衰败而陷入贫困，必须勒紧裤带过着比“和平时期”简单许多的生活（“和平时期”指的是1914年以前，1918年之后的一切都不能算是“和平”）。他们发现无钱可用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并一口咬定自己日子过得比工人还要辛苦，因为后者反正早就习惯了那种状况。（后来我在青少年时期开始热烈支持共产主义，而葛蕾特姨妈因为我拒绝接受那种在她眼中不证自明的论点，曾忍不住大摇其头。）格林姐妹的英国丈夫们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好。其中有两个人显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我的父亲与威尔福瑞德·布朗先生——布朗先生是一位相貌英俊的战时被拘留者，后来娶了格林家的大姐（咪咪）。霍布斯鲍姆兄弟当中只有悉德尼叔叔懂得如何经商谋生，但就连他也必须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的时候，从一个已失败计划的废墟跳入另一个同样时运不济的事业。

我的维也纳家族实际上一直认为，不同于1914年以前的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想象，于是逆来顺受地继续按照老办法过日子。如此一来，我的母亲纵使已经付不起食品店的账单——更别说是房租和其他日常开销了——却仍然雇用仆人。只不过那些仆人留下来的时间，都不像海伦·德穆特（她与卡尔·马克思一家人均葬于“海格特公墓”）[19]那般长久。中产阶级女士所面临的典型“仆役问题”，就是必须不断请中介所介绍年轻女子。她们停留的时间通常只有一两个月。其中有些人是罕见的“明珠”，有些人则是手脚不大灵活的乡下姑娘，不但从未见过瓦斯炉，更不晓得电话是什么玩意儿。母亲在1925年首度前往英国，以便照顾住在巴洛因弗内斯[20]、当时生了病的咪咪姨妈。她曾写信向葛蕾特姨妈表示，在那里做家务时的高度效率、冷静自若和有条不紊令她印象深刻（“截然不同于维也纳的犹太家庭……”），但更加令她惊讶的是，这一切竟然不需要佣工就可以办到：“在这里你会发现，女士们凡事都亲自动手，她们自己照顾小孩，甚至自己洗衣服，却仍能保持淑女风度。”[2]

纵使有过那种经验，她还是从未把英国选项认真列入考虑。当她的妹妹抱怨自己在柏林面临财务危机的时候，她以“一个具有破产多年经验者”的身份写信表示：

让我向你提出一个重要建议，而且我极力主张你应该认真加以看待。千万别承认纵使没有女佣你也照样撑得下去！反正时间久了以后，你绝对应付不来没有她们的日子。因此最好的做法还是马上认定，女佣就跟食物或头上的屋顶一样不可或缺。跟损失掉的健康、舒适，尤其是跟你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比较起来，你能够省下来的钱根本不算什么；尤其当事情变得更糟糕以后，你只会更需要女佣。固然不久以前我还考虑过是否该辞退玛莉安，但我无法在圣诞节以前办妥此事；反正为时已晚，况且她的表现始终很好。我之所以考虑辞退她的唯一理由是，一旦她发现我付不起杂货店等等的账单，我会觉得非常羞愧。但我在内心深处十分明白，厚着脸皮把她留下来才是上策。[3]

除了注意到父母亲之间出现争吵以外，我们对这一切都不清楚，甚至完全缺乏理解。他们争吵的次数似乎日益频繁，可是谁家的父母不吵架呢？更何况那发生于中欧冬日冰冷的室内。（话要说回来，假如当时我们住在英国，还处于使用燃烧煤炭的壁炉的时代——那极可能是效率最低的室内加温方式——冷冰冰的房间未必表示我们没钱购买冬季燃料。）

我们家族的物质基础非常不稳固，这连带使得家族内部变得坚实而具有凝聚力，并把整个世界——以及我的生活——划分成两个部分：“里面”和“外面”。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整个家族及家族的好朋友共同构成了（或决定了）实际上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的成员是我所认识的“人物”，而非只是随机出现的服务提供者，不是我们人生舞台上额外的跑龙套角色。（那个世界进而决定了，哪些小孩子将一直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们又将成为哪些小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像戈尔德家的女孩们或萨纳家的女儿都是其中的例子。）我所认识的大人几乎完全来自亲戚里面，否则他们就是我父母和亲戚的朋友。以母亲带着我去求诊的那位牙医师为例，那边的经历固然非常令人难忘，但他从未在我心中留下“人物般”的记忆，因为他并不属于母亲“认识”的人物。换个角度来看，我还记得史特拉瑟尔医生那位“真实的人物”，那想必是因为我们的家庭认识他本人和他家人的缘故。说来也奇怪，直到我待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为止，老师们显然都不属于我眼中由各个单独成人所组成的世界。此外，他们唯有和我建立起个人关系以后，才进而成为“人物”，但那已经是我抵达柏林之后的事情了。

学校完全属于“外面”，而那边缺乏成为“真实人物”的成人，于是“外面”主要是由其他儿童所构成的。不论在“里面”还是“外面”，儿童的世界都是大人所无法真正了解的，正如同我们也不晓得大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在最佳情况下，代沟的双方仍可接受另一方的所作所为，于是出现了“就跟小孩子一样”或者“那是大人才做的事情”之类的讲法。要等到我进入青春期以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壁垒才开始动摇，此时刚好是我待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

两个世界之间当然还是有重合之处。例如我所阅读的文本，尤其是英文读物，多半是大人提供的。有些亲戚更出于好意从伦敦寄来阿瑟·米依[21] 主编的《儿童周报》，但我觉得其内容既无趣又难以理解。反之，我很早就狼吞虎咽地读遍了以鸟类生活和动物生态为题材的德文书；它们都是大人送给我的礼物。小学毕业以后，我更热衷于阅读大人帮我订购、由“宇宙：大自然之友协会”——那是一个以传播科普知识（主要涉及生物学和进化论）为主旨的德国协会——所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带着一起上剧院，观赏一些我们可能会喜欢，而大人们也称许的剧作——席勒的《威廉·退尔》即为其中之一，歌德的《浮士德》却不包括在内。我们也欣赏了19世纪早期维也纳通俗剧作家的作品，例如雷蒙德既迷人又多愁善感的魔幻剧，以及约翰·内斯特罗伊[22] 那位大师极为风趣的喜剧，纵使当时我们还听不懂他的苦涩幽默。我们还跟其他的小学生一起被送去看早场电影，前往今天已不存在的“马克西姆–比欧”电影院。我们观赏了卓别林与杰基·库根[23]合演的短片，并且出人意外地也看了弗里兹·朗[24] 所拍摄的《尼伯龙根》长片。但我在维也纳的经验是：大人从不跟小孩一起上电影院。

除此之外，聪明的孩子会主动从父母或亲戚的书架上找书来看。在家中听到的言论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做出的选择，但也未必如此。反正这两个时代只有在那方面才具有若干共同的口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辈为我们挑选的儿童读物，一般都不被认为是成年人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然而老师们的表现可就不同了。与我们有所往来的所有大人里面，只有他们在意我们这些13岁少年对袖珍版侦探冒险故事的热爱（但反对我们阅读那种东西）。那些书本总是出现相同的英文人名，它们就在我们班级内来回传阅。其中包括《世界大侦探福尔摩斯》（与原著并无关系）、“塞克斯顿·布雷克”系列的《法兰克·艾伦：被剥夺继承权的复仇者》，以及最受大家欢迎的柏林侦探“鲨鱼汤姆”和他的伙伴“彼特强”[25]。“鲨鱼汤姆”的工作基地是柏林市“莫兹街”——凡是读过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26]作品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个街名，但它在维也纳学童心目中就跟《福尔摩斯》书中的“贝克街”一样遥远。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维也纳学童仍然学写老式的哥特字体[27] ，他们在镶着木框的书写板上面涂鸦，接着用小块海绵把字擦掉。由于1918年以后的教科书多半以新引进的罗马字体印出，我们显然也得学会如何阅读这种字体，后来并改用这种写字方式，但我已记不得实际情况。反正当我们从11岁开始接受中学教育的时候，已经掌握了读、写、算等“基本三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小学学会什么，那就比较不清楚了。但小学生活显然相当有趣，因为我只要一回想起那段时光就会出现快乐的感觉，在心中浮现各式各样关于维也纳的故事，以及我们前往市郊具有田园风味的地点寻找树木、花草和动物时的情景。我推测那一切应该都与“乡土学”课程有关，但德文“乡土”（Heimat）一词找不到意思完全吻合的英文字眼，那个教学科目顶多只能翻译成“有关我们故乡的知识”。

现在我发现那其实是不错的历史学家培养教育，因为传统历史上发生于维也纳市区及周围一带的重大事件，变成了维也纳学童认识自己所在地时一并认识的事项。例如“阿斯本”不仅是奥地利人击败拿破仑时的战役名称（距此不远的瓦格兰姆则为奥军惨败之处，但该地不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28]，它还是位于多瑙河对岸、当时仍未并入市区的偏远地带；人们很喜欢前往旧河道在那边留下的牛轭湖游泳，并探访黑貂和水鸟出没的荒野。土耳其人对维也纳进行包围战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则在于土耳其人以“缴获物资”的方式把咖啡引进维也纳，使得我们从此有了咖啡屋。[29]

我们在历史课程上面占了很大便宜，因为奥地利旧帝国时代的官方历史已从我们眼前消失，只剩下了一堆老建筑物和纪念碑，而1918年以后的新奥地利还没有自己的历史。只不过政治上的连贯性促成了一种倾向，以致让学校历史课缩减成一连串制式化的日期、统治者人名和战役名称。就我记忆所及，我童年时期的维也纳学校只庆祝过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老师们自己都晓得，在新的时代就应该有不一样的学校，可是他们还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才对。（当时（1925年），我们学校的歌唱课本上面还写着：“新式教学法之内容尚未完全获得澄清。”）等到进入还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方式的中学以后，我才必须接触《1066年与诸如此类的一切》那种风格的历史[30]。这当然无法令人感觉振奋。德文、地理、拉丁文、希腊文等课程看来更对我的胃口（希腊文是我最后学习的科目，但因为前往英国而必须放弃），不过数学课和物理课则不合乎我的口味，唉！

至于宗教学，那更是不提也罢。在我的印象中，小学时代尚未出现过这方面的困扰，但升上中学以后就不同了。非天主教徒固然获准不必参加班上的宗教课程——他们是路德教派、福音教派，以及零星出现的希腊东正教之信徒，不过主要还是犹太人。留给我们这些少数派的替代性选择，就是前往另一个市区，参加由一位摩根斯特恩小姐及其接任者为犹太人开设的下午班。那实在令人兴味索然。我们不断听人复述《摩西五经》里面的圣经故事[31]，并不断接受口头考问。我还清楚记得，当轮到我回答谁是“雅各布”最重要儿子的时候，我的答案所制造出来的骚动。我想来想去都无法确定那到底是谁，于是做出对“约瑟”不敬的表现，脱口说出：“犹大”（Judah）。毕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全体犹太人（Juden）不都是因为“犹大”而得名的吗？[32]那个答案当然错了。

我也认识了希伯来印刷字体，但学会之后便遗忘殆尽。除此之外，我晓得了犹太人最重要的祈祷词《听啊，以色列》[33]（我们一直使用“阿许肯纳吉”的拼音方式，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强加过来的“塞法尔迪”拼音）[34]。我还掌握了《为何今夜不同于其他夜晚》的片断内容——那是一个在逾越节宗教仪式上问出的问题，并由家中最年幼的男性将答案背诵出来。[35]只不过我们家族里面没有人庆祝逾越节，无人在意安息日和其他的犹太节日，都不遵守犹太教的饮食规范，所以我学来的那些知识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我知道，在圣殿里面应该把头顶遮盖起来，可是我只有参加婚礼或葬礼时才会踏入犹太教堂。我曾经观察一位同学如何祭出全套宗教仪式向上主祈祷，只见他围起祈祷披肩，搬出经文匣和其他物品。但我纯粹是出于局外人的好奇心才看他那么做。除此之外，假如我们家也举行同样仪式的话，每周一小时的学校课程非但多此一举，更无法借此学会所需的相关技能。

我们固然完全不遵从那些生活习俗，但我们依旧晓得自己是谁，而且无法摆脱犹太人的身份。我们毕竟有20万人住在维也纳，占全城人口的10%。大多数维也纳犹太人都冠上了被同化后的名字，但有异于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做法是，他们难得更改自己的姓氏，仍可被辨识为犹太人。我在童年时期更可确定，我所认识的人们当中没有人改信基督教。大致说来，无论在奥地利哈布斯堡还是在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非常成功的犹太家庭都愿意为了社会地位和出任公职而付出代价，放弃自己的信仰改信其他宗教。但自从社会崩溃以后，即便那些家庭也看不出改变宗教信仰的好处何在，更何况格林家从未有过跟他们同样远大的目标。

维也纳犹太人无法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想象成是一批以特殊方式来敬神（或不敬神）的德国人。他们连做梦也想象不到，除了身为许多种族当中的一个族群之外，还能够有任何不同的命运。从来就没有人给过机会，让他们属于一个“国家”，因为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东西存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统辖下的帝国，其奥地利的一半截然不同于匈牙利那一半，奥地利这一半缺乏单一的“国家”及理论上认同该国的“国族”[36] 。于此情况下，让犹太人成为“德国人”已非政治上或民族上的工作，而是文化上的方案。其意义在于走出东欧犹太小镇与犹太教堂的落后和孤立，迈入现代化的世界。例如在居民80%为犹太人的布罗迪[37]（位于加里西亚），城内的耆老曾于多年前向皇帝请愿，希望学校以德语进行教学。思想开通的布罗迪居民并非打算变成畅饮啤酒的条顿人，而是不想跟那些“哈西迪”[38]一样，也拥有能够变出奇迹的“神奇拉比”，以及用意第绪语来钻研《塔木德经》的正统犹太小学男童。正基于同样的理由，父辈或祖父辈来自波兰、捷克及匈牙利腹地的维也纳中产阶级犹太人，才会将自己与东欧犹太人划分得那么清楚。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是由一个维也纳新闻记者所发明的，这是毫不令人意外的事情。最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全体维也纳犹太人都晓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反犹主义的世界，甚至是在一个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街头反犹主义的世界里面。“谢天谢地，不是犹太人干的”，卡尔·克劳斯以这句话作为《人类的末日》那部杰作的开场白，描绘出一个犹太行人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上，听见卖报小贩吆喝斐迪南大公遇刺消息时的即时反应。到了20世纪20年代，能够让人保持乐观的理由甚至更少。大多数百姓都了然于心，当时执政的“基督社会党”反犹太之程度，与其创党者——著名的前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39] ——不相上下。我仍然记得（那时我还未满13岁），当长辈们听到有关1930年德国国会大选的新闻，晓得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之后，心头所出现的惊惧。他们明白其中的含义何在。

简言之，我根本没办法忘记自己是犹太人。虽然我不记得遭遇过针对个人而发的反犹行为，但那是因为英国国籍至少在学校内给了我另一种身份，转移了别人对我犹太身份的注意力。或许我也因为英国人的身份，幸免于陷入犹太民族主义的诱惑，即便当时中欧年轻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复国主义，通常都包含“温和社会主义”或“革命社会主义”的观点。那些中欧犹太人当中的例外，则是亚博廷斯基的追随者，他们曾经从墨索里尼那边得到启发，今日以“利库德党”之名成为以色列执政党[40] 。犹太复国主义当然比较盛行于赫茨尔[41] 的城市，而非在其他地方（例如德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之间：希特勒登场以前，犹太复国主义只能在德国吸收到一些缺乏代表性的边缘人物。至于对家父和悉德尼叔父而言，无论是反犹主义，还是以白蓝二色作为标志的“哈科阿”足球球会[42]，均为令人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尤其当该队迎战客队——英国“博尔顿流浪者”足球队——的时候，他们二人更因为“忠诚度”而陷入两难。但无论如何，绝大多数开明的犹太人或出身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在希特勒当政以前都从未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们仍然缺乏概念，不晓得犹太人即将面临何种危难。没有人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过那些概念。纵使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东欧部分，以及波兰——乌克兰平原某些充满了集体杀害犹太人事件的幽暗角落（那正是维也纳第一代犹太移民的老家），系统化的种族屠杀仍旧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当大难临头之际，老一辈人士和经验老到者便挺身而出，呼吁大家保持低姿态、采取回避行动，并且站对边投靠正确的威权（此即力足以保护犹太人，或许有兴趣这么做，否则至少也有意重建法律与秩序的一方），就算是条件对己方再不公平也无所谓。年轻人与革命派则呼吁进行抵抗，并积极采取自卫行动。年长者晓得，事情迟早总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年轻人心中则梦想着全面的胜利（例如世界革命），可是他们又哪能想象得到，那将是全面的毁灭呢？

那两派人其实都无法想象，一个现代国家竟然将持续扫除境内全部的犹太人——自从1492年西班牙这么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至于集体灭绝犹太人的行动，那就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况且实际上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才着眼于有计划地将犹太人集体迁移出去，前往一个由单一种族所构成的民族国家，并让自己以往的家园“清除了犹太人”（这是套用纳粹的用语）。当人们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甚至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内谈论反犹主义有多么危险的时候，都认为它只不过加剧了犹太人一向承受的痛苦：歧视、不公平待遇、任人宰割，以及强势者于自负与轻蔑之下对弱势者的威胁恫吓，甚或时而果真做出的残暴行为。但他们还没有，而且更不可能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种族灭绝”这个名词在1942年以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对一个明理的英国——维也纳男童而言，在20世纪20年代“身为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况且他从未亲身经历反犹主义，远离了传统犹太教的习俗与信仰，甚至直到进入青春期以后，尚未察觉到自己受过割礼。或许“身为犹太人”这个问题只在一件事上产生影响：我10岁左右的时候，从母亲那边学会一个简单的原则。事情的来由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一定曾经说出（甚或重复表示）自己对一位舅舅的行为所做的负面观察，并称之为“标准的犹太人作风”。她随即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告诉我：“你永远不可以做出这样的表现，或者看起来好像做出了这样的表现，以致让别人觉得你耻于当犹太人。”

从此我努力试着奉行这个原则，虽然这么做的时候，所承受的压力有时令人难耐，尤其是在面对以色列政府之所作所为的时候。家母的原则使得我——很懊悔地——没有宣称自己“无宗教信仰”，虽然在奥地利人人有权于年满13岁之后这么做。这让我一辈子扛起沉重的包袱、拥有一个拗口的姓氏，教人禁不住想把它改成较实用的“霍布森”（Hobson）或“奥斯本”（Osborn）。从今而后，它足以标明我的犹太人身份，并让我出于自愿，成为已故好友艾萨克·多伊彻口中的“非犹太化犹太人”[43]，而非各种宗教出版物或民族主义刊物所指称的“厌弃自我的犹太人”。我对祖传的宗教信仰并无情感上的责任，更遑论是对那个面积狭小、奉行军国主义、在文化上令人失望、在政治上具有侵略性的民族国家——尽管出于种族理由我应当与它团结一致。

我甚至无须摆出世纪更迭之际最时髦的“受难者”姿态，以犹太裔“迫害下的牺牲者”之身份，宣称自己享有独一无二的资格来唤醒世人良知——所凭借的理由就是大浩劫，再加上犹太人于此时代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在世上做出的独特贡献与成就，以及在公共领域内所获得的认可。但“正确”或“错误”、“正义”或“不义”的事物，都既不会在身上佩戴种族标签，也不会在手中挥舞国旗。身为历史学者，我所在乎的是：一个于公元2000年占全球人口0.25%的族群（并且我生而为其中一员），是否有正当理由来宣称自己是“神的选民”或特殊的人群。那种讲法的依据，并非建立于该民族在犹太人隔离区内做了什么，或是在特定领域内做了什么——不论那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受到别人强迫，也不论那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那种讲法的依据，建立于他们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对人类做出的惊人贡献，而且那主要发生在犹太人获准离开，并自愿走出隔离区之后的200年内。[44]

正如同吾友理查德·马林斯特拉斯——他是波兰犹太人、法国抵抗军战士、意第绪文化捍卫者，以及法国首席莎士比亚专家——的著作标题所言，我们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民族”。而最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仍将如此继续下去。但我们不妨发挥想象力来假设一下：万一赫茨尔的梦想不幸变成了事实，那么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落脚于一个小而独立的地域性国家，同时该国不允许生母非犹太人者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对其他人类而言，此事成真的一天将是个坏日子——对犹太人自己来说也一样。

译注

1 奥匈帝国于“一战”末期解体后，新成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在1918年11月宣布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战胜国）加以否决。奥地利被迫独立并改名“奥地利共和国”，是为“第一共和国”；持续到原籍奥地利的希特勒在1938年3月将之并入德国为止。“二战”结束后的奥地利共和国称作“第二共和国”。

2 当时的奥地利总理伊格纳兹·赛珀尔（Ignaz Seipel, 1876——1932）是一位神父；任期：1922——1924, 1926——1929。

3 该总理名叫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ß, 1892——1934），是亲近天主教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农经专家，1932年出任总理后极力抗拒国内要求与德国合并的呼声。他行事专断，除解散国会、禁止各政党外，并废除言论、集会及组党的自由，使奥地利陷入内战。最后奥地利纳粹发动政变，在1934年7月下旬将之射杀于总理府。

4 1892年以前，奥匈帝国的货币单位是“古尔盾”（Gulden），之后改用金本位的“克朗”（Krone）。“克朗”于帝国解体后急剧贬值，奥地利共和国乃进行货币改革，1925年引进“先令”（Schilling）和“格罗申”（Groschen）——格罗申等于百分之一先令，而1先令合10 000旧克朗。奥地利先令一直使用到2001年（但1938年至1945年之间改用“德意志帝国马克”），然后被欧元取代。

5 奥匈帝国战败后，协约国将原属奥地利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地，以及原属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卢森尼亚拼凑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该国始终面临难以化解的复杂民族纠纷，最后捷克和斯洛伐克在1993年1月1日正式分家（“天鹅绒离婚”），成为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6 马里安巴德（Marienbad）位于波希米亚，靠近德国边界，是欧洲著名的矿泉疗养胜地。今日以捷克语称之为“马里安斯克泉”（Ma rián s ké Lá zně）。

7 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 1909——2001）是出生于维也纳、1936年移居伦敦的犹太裔艺术史大师。

8 加里西亚（Galicia）位于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布科维纳（Bukovina）位于喀尔巴阡山东北部，今日分属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为犹太裔奥地利记者及作家，1920年移居柏林，1933年流亡法国，6年后病逝于巴黎。罗特的作品洋溢着对奥匈帝国的怀思之情，于其身后重获世人重视。

9 鲁塞（Russe）位于保加利亚北部。艾里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为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1938年移居英国并取得英国国籍。卡内蒂终生以德文写作，198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0 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 1888——1989）为出生于俄国的犹太裔美国作曲家，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愿上帝保佑美国》和《白色圣诞节》。

11 托洛茨基（Trotsky）是乌克兰犹太人，原名布隆施泰因（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1879——1940）。“托洛茨基”其实是一名帝俄狱吏的姓氏，被那位“职业革命家”使用为护照上的假名和革命时的化名。

12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6）为犹太裔奥地利作家兼新闻记者、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讽刺文学作家之一，以及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欧犹太文人“厌弃犹太人身份”的代表性人物。《人类的末日》是克劳斯以“一战”为背景，完成于1915年至1922年之间的剧本，以二百多个场景呈现出战时众生相。

13 艾斯勒姐弟是出生于德国、成长于维也纳的奥地利人。其中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 1898——1962）是支持工运的著名作曲家，在纳粹上台后移居美国，1948年返回东柏林担任音乐教授，并为民主德国国歌的作曲者。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 1897——1968）是左派记者，1930年前后曾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于纳粹上台后前往美国。后来他当上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掌管全国广电业务。艾尔芙丽德·艾斯勒（Elfriede Eisler, 1895——1961）化名“鲁思·费雪”（Ruth Fischer），为奥地利共产党创党人，1924年担任德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因“极左路线”失宠于斯大林而遭开除党籍。她在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与托洛茨基合作，被苏联缺席审判判处死刑。“二战”爆发后，她逃往美国成为反共人士。美国出现“红色恐慌”时，她在1947年出庭做出不利其弟的证词，导致汉斯被美国驱逐出境、格哈特在美入狱四年。

14 埃贡·埃尔温·基希（Egon Erwin Kisch，1885——1948）出生于奥匈帝国时代的布拉格，是一位以德文从事撰述的犹太裔捷克记者及报告文学作家，有“愤怒的新闻记者”之称。

15 利奥·拉尼亚（Leo Lania）原名赫尔曼（Laszar Herrmann, 1896——1961），为乌克兰犹太裔奥地利左派记者，1921年前往德国发展，成为作家、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在纳粹上台后移居巴黎，战后返回联邦德国。拉尼亚曾于晚年表示，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场革命、四座集中营和五十年的流浪”之后，仍然是乐观主义者。

16 梅西纳位于西西里岛东北角，是岛上第三大城。1908年12月28日该城发生七级大地震并出现海啸，市区几乎完全被毁，居民有六万人丧生。

17 德、奥的传统学制通常为13年，一至四年级为小学，五至十三年级为中学。对小学生的称呼是“你”（du），中学改称“您”（Sie）。讲德语的时候，只有对小孩子或很熟的人才说“你”，否则以“您”相称，以免失礼。

18 科岑（Blasius Kozenn, 1821——1871）是著名的奥地利地图学家。其地图集为奥匈帝国中学标准教材，奥地利至今仍不断发行增订版。

19 海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 1820——1890）17岁成为马克思之妻燕妮娘家的女佣，于燕妮婚后转任马克思的女管家，直到男主人去世为止。她在1883年成为恩格斯的女管家并参与整理马克思遗作，死后葬在伦敦“海格特墓地”（Highgate Cemetery）。

20 巴洛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是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郡的滨海小城。

21 阿瑟·米依（Arthur Mee, 1875——1943）为英国作家、记者和教育学家，因《儿童百科全书》而著称。他并发行了第一份以儿童为对象的报纸——《儿童周报》（Children’s Newspaper）。

22 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 1790——1836）为著名的奥地利演员及剧作家，与内斯特罗伊同为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民间剧场的代表性人物。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 1801——1862）为著名奥地利演员、歌剧演唱家、剧作家和讽刺作家，有“奥地利的莎士比亚”之称。

23 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 1914——1984）为黑白片时代最著名的童星，1921年与卓别林共同演出《寻子遇仙记》（The Kid）而名闻全球。

24 弗里兹·朗（Fritz Lang, 1890——1976）为先后工作于德国和美国的著名奥地利电影导演。

25 塞克斯顿·布雷克（Sexton Blake）是英国连环漫画中的人物（出现于1893——1978），共有4000则以他为主角的侦探故事。“鲨鱼汤姆”（Tom Shark）则为德国《侦探之王》廉价儿童小说系列的主角（出现于1927——1951），至“二战”爆发时已发行553集。其创作者是一位德国通俗女作家，笔名为“彼特强”（Pitt Strong）。

26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1986）为美籍英国作家，曾于魏玛共和时期长住德国。《酒店》这部著名的电影即间接改编自其《柏林故事》短篇小说集。

27 哥特字体即“花体字”（外文报纸标题仍经常使用的字体）。“二战”结束之前的德文书籍通常以哥特字体印出（“德意志字体”）。哥特字体的手写方式与罗马字体极不相同。

28 阿斯本（Aspern）原为维也纳东北市郊的村落（现为维也纳市第二十二区）。1809年5月，卡尔大公率领奥军于阿斯本战役击败拿破仑。瓦格兰姆（Wagram）则是维也纳北方10公里外的小镇。1809年7月，拿破仑在此地大败奥军，迫使奥地利接受停战。

29 土耳其大军曾于1683年第二度包围维也纳。土军败退之后在营帐内留下咖啡豆500大袋。一名曾被土军俘虏的波兰人随即于同一年内开设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屋。

30 “1066年”为决定英国历史发展的一年（诺曼人征服英国）。《1066年与诸如此类的一切》（1066 and All That）是一部反讽作品，1930年出版于英国。书中模仿当时英国历史教科书风格，故意将事实、人物和迷思混为一谈，讽刺英国人不清楚自己的历史。

31 《摩西五经》（Pentateuch）是犹太教的《托拉》（Torah）——《律法书》——相当于《圣经·旧约》的前五章：《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32 雅各布（Jacob）是圣经人物，后来改名“以色列”（意为“与神打斗的人”）。雅各布共有十二个儿子，衍生出犹太人十二支派。犹大（Judah）为第四子，约瑟（Joseph）为第十一子。“Juden”则是德文的“犹太人”。

33 《听啊，以色列》是犹太人每天早课、晚祷时必读的希伯来语经文：“听啊，以色列！上主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其内容包括三段经文，大致相当于《申命记》6:4-9、11:13-21，以及《民数记》15:37-41。

34 《听啊，以色列》传统的拼音为“Shema Yisroel”，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之改成“Shema Yisrael”。阿许肯纳吉（Ashkenazi）亦称德系犹太人或中欧犹太人；塞法尔迪（Sephardi）则是强调基本教义的西班牙系犹太人。

35 逾越节（Passover）纪念犹太人出埃及前夕的遭遇。犹太家庭过逾越节食用特别晚餐时（在3月或4月），长者开口询问：“为何今夜不同于其他夜晚？”（Manishtana?）。最年幼者须回答：“这是献给上主的逾越节祭，当上主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家。”（相当于《出埃及记》12:26-27）。

36 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被拿破仑解散前后，其统治者改称“奥地利皇帝”。拿破仑垮台后，奥地利帝国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主角，1866年被逐出德境。翌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改组“奥匈帝国”，其身份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匈牙利那部分的种族还比较单纯，奥地利那部分则是一个民族汇合。

37 布罗迪（Brody）是一个2万左右人口的城镇，1919年后属于波兰，1945年后属于乌克兰。

38 哈西迪（Hasidim）是一个犹太虔信教派，强调禁欲苦行，充满神秘主义色彩。

39 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 1844——1910）是维也纳市长（1897——1910），其反犹太言论影响了希特勒。

40 亚博廷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 1880——1940）为来自乌克兰的犹太记者、作家及犹太复国运动领袖，曾率军作战于巴勒斯坦。其“修正犹太复国主义”影响了日后以色列右派政党。“利库德党”（Likud Party）或称“联合党”，是以色列各民族主义鹰派政党于1973年组成的联盟。其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自由党”——该党曾被斥为“其组织、行为方式、政治哲学及社会诉求与纳粹和法西斯政党非常类似”。

41 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1904）为出生于布达佩斯、居住于维也纳的奥匈帝国犹太记者和作家。他是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1896年撰写《犹太国》一书，号召犹太人重返以色列故土、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深深影响了日后以色列的建国。

42 “哈科阿”（Hakoah）在希伯来语意为“力量”，是1909年成立于维也纳的犹太体育协会。其足球队曾荣获1925年奥地利全国冠军。奥地利与纳粹德国合并后，“哈科阿”在1941年遭到查禁。

43 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 1907——1967）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为英国犹太裔左派记者及历史学家。多伊彻曾为波兰共产党员，因被打成“托派”而遭开除党籍。他在1939年移居英国，以关于苏联人物及东欧问题的论述闻名。多伊彻曾创造“非犹太化犹太人”（non-Jewish Jew）一词来形容与他志同道合的“犹太人道主义者”（无宗教信仰、反民族主义、同情犹太人，但不满以色列政府）。

44 欧洲犹太人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被迫居住于隔离区，只准从事基督徒嫌肮脏的行业，因此缺乏杰出表现。犹太人在18世纪开始获准走出隔离区、主动融入各地社会之后，才逐渐在全球各国取得惊人成就。作者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那种画地自限、反其道而行的做法。

[1] 我刻意使用了那些地方的德语地名，因为那是我们曾经习惯使用的称呼——虽然在奥匈帝国大多数地区，每个城镇不论大小都有二至三种不同的名称。

[2] 妮莉·格林于1925年3月23日写给其妹葛蕾特的信函。

[3] 妮莉·格林于1928年12月5日写给其妹葛蕾特的信函。

第3章

艰难时期

1929年2月8日星期五，父亲怀着越来越绝望的心情，再度前往城里寻找赚钱或借贷的机会。他在夜幕低垂之际踏上归途，结果于家门外不支倒地。母亲从楼上窗内听见了呻吟声。她打开窗户以后，那年严冬的阿尔卑斯冰冷空气中传来父亲对她的呼唤。父亲在几分钟内就断了气，我推测他应该是死于心脏病发作。父亲去世时年仅48岁。他的骤逝不啻宣判了母亲的死刑。母亲无法原谅自己在丈夫生前最后几个可怕的月份，尤其是在最后几天内，对他的“苛刻待遇”。

父亲过世后，母亲在首次写给姨妈的信中表示，她感觉自己的心已经碎了：

我直到现在还是无法谈论此事。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时的每一句恶言和每一个恶念，今天是多么地像一把利刃不断刺痛我的心。葛蕾特，我实在悔不当初！要是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就绝不至于做出过去那些行为……就算他那时只能再多病一天，我也会好好照顾他，再度对他充满爱意。……最起码我可以陪伴他，不让他孤单地死去。

然而这无法抚平伤痛。

两年半以后，她也抑郁而终，终年只有36岁。我一直认为，她的不断自责和屡屡在寒冬衣衫单薄地前往父亲的墓地，是导致她罹患致命肺疾的主要原因。

丧夫之初的那段可怕日子里，母亲的自我控制已濒临崩溃。但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她以超人般的毅力隐藏了一切，不让孩子们看见自己的伤痛。自从这对年轻夫妻当初带着少量币值稳定的英镑积蓄，从埃及来到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奥地利以后，就未曾有过好日子。我一直想不通，父亲打算如何在一个他连当地语言都讲不好的国家谋生。当然，我更不清楚他去埃及之前，究竟从事何种行业。在埃及，一个仪表端正、口齿伶俐、聪明外向但无高深学识、在运动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二十来岁年轻人，无须大费周章便可在英国侨民区的船运公司或贸易行找到一份差事。父亲或许猜想自己既然身为英国人，这一套在维也纳必定也行得通，尽管此地英国侨民的圈子很小（但他们还是在维也纳组织了好几支足球队）。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印制了列出抬头如下的信纸：“L·珀西·霍布斯鲍姆。维也纳。电报收件代号：‘霍比’（Hobby），电话号码……”1920年的时候，母亲一度还可以写信向她的姐妹表示，我们请了几个仆人，包括厨子和女佣各一名。不过他们几乎都立刻消失了。

情况从此开始急转直下。我们从索伊特别墅迁至邻近的奥伯圣法依特郊区，搬进一栋显然俭朴许多的公寓。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全家只能一直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几乎不晓得该拿什么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我推测正因为这个缘故，母亲开始认真尝试靠写作来赚钱，并为此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但不管她的文学工作为家庭收入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在1928年时已经日益处于灾难边缘，房东在年底下达最后通牒。我们必须费尽唇舌才得以避免家中煤气断供。圣诞节前两天，母亲写信向她的妹妹表示：“今天已经是星期五，我却连一件礼物都还没买。如果珀西明天再不带钱回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新的一年并未出现转机。父亲去世三天前，母亲还向她的妹妹抱怨：家中的处境一天比一天糟糕，房租和电话费都付不出来，而且“我在家里面通常连一个先令也没有”。她始终一筹莫展，不晓得被迫迁出以后，我们全家该前往何处栖身。这就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时所面临的情况，而现在他已经撒手人寰。几天以后，他被安葬于维也纳中央公墓的犹太人墓区。我对他去世经过的唯一记忆，就是妹妹和我在暗夜中被领出自己的房间，半睡半醒走入父母的卧室；接着有人语焉不详地告诉我们，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此外我只记得墓穴封土之前不断向我们身上袭来的刺骨寒风。

或许做儿子的我现在应当进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撰文叙述父亲的生前种种。

这是一个困难得异乎寻常的任务，因为我对父亲几乎毫无记忆。也就是说，我显然早已做出选择，要遗忘自己或许还记得的大多数事情。我仍记得父亲的外貌：他中等身材，肌肉发达，戴着一副无框夹鼻眼镜，黑色头发中分，前额横着一道皱纹。不过就连这点儿印象，也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得自相片，而非来自我自己的回忆。在我心中虚拟的童年家庭相簿内，父亲的影像大概不超过6个，我相信它们全部来自住在“奥伯圣法依特”的那几年：父亲穿着维也纳罕见的苏格兰呢西装；父亲带我去参观一场业余足球赛；父亲参加网球男女混合双打比赛时由我担任球童——地点就在从我们家前往昔日皇家狩猎场莱因策动物园的半路上；父亲哼唱着英国叙事小调；父亲带着我在住家附近山坡散步时所留下短暂而鲜明的画面。

剩下来的其他一两个影像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其中之一是父亲教我打拳，而且显然很不成功（他没有坚持下去）。另一个画面比较特殊，呈现出父亲正在面向“隐居路”的花园内大发雷霆。当时我大概正就读小学高年级，年约9岁或10岁。父亲叫我去拿一把头过来敲钉子，他很可能是打算将一张折叠椅松脱的部分敲紧。那个时期我对史前故事深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正在阅读《穴居儿童》三部曲第一卷的缘故。那本书的作者是松莱特纳尔[1]，讲述两个没有亲戚关系的孤儿，如何在人迹罕至的阿尔卑斯山谷重新过着史前生活——书中除了旧石器时代风貌之外，还看得见奥地利农家生活的影子。我沉迷于他们所处的石器时代，于是制作出一个石器时代的榔头，并很仔细地给它绑上一个木头握把。我将那把榔头交给父亲以后，没料到他竟然暴跳如雷。曾经有人告诉我，父亲从此经常对我大动肝火。实情很可能果真如此，但我早就把这部分的记忆从脑海中删除了。我只能回想起一个与父亲工作有关的画面，此即他某天带了一件未能销售出去的玩意儿回家（他难得推销成功）。那是一块店铺招牌，上面的字眼闪闪发亮，写的可能是某种产品或某家零售店的名称，从街上望去就好像照镜子一般。或许父亲有意跟一位访客讨论这种商品的前景，而那位访客几乎可确定是他的弟弟，因为就我记忆所及，他在维也纳没有自己的朋友。

其他人跟我一样，也记不得任何关于他维也纳朋友的事情。不过我倒晓得父亲年轻时代在伦敦和埃及的一些趣闻逸事，而且那多半涉及他的超强体能和异性缘（尽管如此，我从未听说过一丝有关他对妻子不忠的谣言）。当时每一个伦敦东区的犹太家庭，至少都需要一名俗称可以“出来撑场面”的兄弟，由他挺身对付当地的爱尔兰人。在霍布斯鲍姆家，这就是父亲被赋予的角色。对出身自伦敦东区贫困人家的孩子来说——肌肉发达、身手灵活的犹太少年也包括在内——拳击场是快速取得认可的途径之一，父亲便这么成为非常杰出的拳击手。虽然他始终只打业余，还是有两座奖杯见证了他的成功纪录。那是他在1907年和1908年左右赢得的埃及业余轻量级拳击冠军，他当时的手下败将应该都是占领埃及的英国军人。两座拳击奖杯就摆在我们奥地利家中的书架上，因为那里既无壁炉也没有壁炉架。后来妹妹把它们珍藏于自己的住宅，她对自己心目中的父亲带着深深的仰慕之情，虽然父亲过世时她只有8岁。据说，父亲还曾经救过他差点儿在游泳时溺水的哥哥——厄尼斯特。母亲曾经撰写一本小说，描述一位在1914年以前生活于埃及的少女；小说中有一个半人半神的全能运动员角色，那几乎可确定就是以父亲作为蓝本。

然而父亲在定居维也纳的那些年头儿，却没有成为家族逸闻和趣谈中的人物。他似乎跟岳父母相处不来，与岳母更是明显失和。除此之外，母亲在写给她妹妹的长信里面确实也难得谈起父亲——父亲被提到的次数甚至远远少于他的弟弟悉德尼。无论是父亲的计划、工作和疏失，或者是夫妻俩一起做过哪些事情、去过哪些地方，母亲在信中几乎只字未提。父母亲都过世以后，悉德尼叔父和葛蕾特姨妈的家中难得再谈起父亲，尤其是关于他在维也纳那几年的一切。父亲就仿佛完全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了。

事情的真相是，维也纳的那些年对父亲而言根本是一场灾难。套用母亲的讲法，那是：“充满了忧虑、充满了不幸、充满了失望，最后甚至还以那种方式结束了。”其实，父亲若能够拥有一份收入还稳定、要求不太高的工作，应该可以成为快乐的人、一个迷人的伙伴，而且无论在任何崇尚运动、音乐与生活乐趣的环境中，他都会是个受人喜爱的同伴。可惜对一个家无恒产、缺乏专业技能的人来说，这只适用于大英帝国正式或非正式的海外属地，在战后的维也纳却是不可能的事情。1914年以前，父亲或许还可以在那个已经一去不返的遥远世界，通过岳父家当时繁荣兴旺的商业活动获得一份工作。毕竟照顾女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便他有一点儿“不上道”。可惜在人人自顾不暇的20世纪20年代，父亲只能自求多福。然而我所认识的人们当中，难得有谁像父亲那般不适合在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谋生。结果就是再也没有人相信他，导致父亲几乎完全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去世以后，母亲只能靠着一个念头暂时寻得慰藉：“反正将来的情况不会好转，日子只会越来越糟，而他已经得到解脱。”

除了拳击奖杯、贴着照片的维也纳公交车月票和不少英文书之外，父亲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他收藏的英文书籍多半是德国陶赫尼茨出版社[2]所发行、专供英国以外地区销售的平装本。因此我推测它们应该是在埃及时购买的。我不记得家中在维也纳添购过“陶赫尼茨”，那很可能是因为缺钱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面，那些书籍多半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后期与爱德华七世时期的作品。里面有不少吉卜林[3]笔下的故事（《基姆》却不在其中），我读这些书读得很起劲，但无法理解书中的含义。此外有几本出版于1918年以前、由较不知名作家撰写的旅行和冒险故事，例如一本今日已被遗忘的古典捕鲸小说——《抹香鲸的巡航》。同时还有一些精装本的书籍，其中包括Ｈ·Ｇ·威尔斯[4]的《布莱特林先生看透了》，但我从来就没有把它翻开来看过。最后更有一本厚厚的丁尼生诗选集，它看起来像是礼物或学校的奖品。父亲传授给我的东西就来自这些书籍，它们很可能都经过他特别挑选，或者是刻意选择保存下来的（不论母亲是否曾参与挑选的工作）。他是否为我朗读过丁尼生的《复仇号》呢（“在亚速群岛的弗洛瑞斯岛，理查德·格兰维尔爵士的船正靠岸……”）？[5]那首诗再加上《轻骑兵队的冲锋》《落日与晚星》——当然还有《夏洛特的少女》——都是当时我从丁尼生选集中学会的诗篇。如果父亲为我朗读过的话，那应该是他在知识方面与我唯一有过的直接接触。

尽管与父亲一生有关的文件难得保存下来，我还是拥有一份书面资料。那是他在1921年为自己的弟媳妇在相簿首页写下的自白问答。此类自问自答方式当时仍然流行，或至少在中欧如此。这份记录或许可视为父亲的墓志铭，它是这么写的：

最欣赏的男性特质：强健的体魄

最欣赏的女性特质：忠贞

眼中的快乐是：一切心想事成

眼中的不快乐是：倒霉

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事情：擅长错过机会，不擅长把握机会

最喜爱的科学：无

最偏好的艺术风格：现代艺术

最喜欢的社交生活：我的家庭

最痛恨的事物：现代社会

最欣赏的作家／作曲家：——

最喜欢的书籍和乐器：钢琴最崇拜的小说英雄或历史人物：沃里克伯爵[6]

最喜欢的颜色和花朵：玫瑰

最喜欢的食物和饮料：>——

最喜欢的名字：——

最喜欢的运动：拳击

最爱玩的游戏：桥牌

你生活的方式：安静地

你的性情与主要个人特质：谬误的理想主义者，爱做梦

座右铭：今日事今日毕，不要为明天烦恼。

可是就连这个谦卑的目标，他都无法实现。

父亲的死，让家中处境更加艰困、顿失所依。几天以后，我需要一双新鞋，因为我现有的鞋子抵挡不住那个可怕冬天的严寒。我还记得当我沿着环城大道行走时，两脚冻得发痛让我忍不住哭了出来。结果母亲必须从犹太慈善机构那边替我张罗新鞋。亲戚们也竭力帮忙，然而大家都没有钱。无论如何，母亲唯一同意接受的现金馈赠，就是哈利叔叔从伦敦寄来的10英镑。这个金额帮助不小，再加上出版商预付的稿费和几篇书评的稿酬，母亲认为这凑合起来足够供我们家支撑两个月。

尽管母亲有诸多合理的顾虑，但由于我们无处可去，还是不得不搬回她的娘家。我们三个人挤进那个三房公寓的小边间过夜，而且母亲必须设法赚钱维持生计。母亲一些家境较宽裕的朋友为了顾全她的面子，便假借请我当英语家教的名义来接济我们。我非常确定自己生平赚取的第一笔收入，就是在那几个月里面，替妈妈一位挚友准备报考初中的女儿补习功课所得来的。别人就以这种方式，很有技巧地帮母亲省下了给我的零用钱。我至少还记得一个真正增加我们收入的小学生，她姓帕帕齐安，是一位亚美尼亚商人的女儿。

幸好母亲已经建立起自己在出版界的人脉。她从1924年开始与黎可拉出版社（后来的史派德尔印书馆）有所往来，而且这家维也纳小出版社也发行了她毕生唯一的一部小说。出版社的老板舒尔曼先生非常帮忙，他显然十分肯定母亲的翻译能力。母亲曾经替他翻译过一本小说，那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北欧裔美国中西部作家的作品。现在舒尔曼先生又请她翻译另一本书，并主动提议与母亲建立更加固定的合作关系。我依稀记得舒尔曼先生身材高大，有点儿驼背。母亲在翻译的同时，也向英国和德国期刊出售她所撰写或翻译的英文短篇故事。这固然能够带来若干收入，却远远不足以糊口。（母亲去世以后，咪咪姨妈于一再面临财务窘境的情况下，甚至一度返回维也纳试着销售母亲的遗作。）

最后，她不得不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她凭着优异的英文能力，在总部分别设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亚历山大·罗森贝格公司谋得一职，代理英国纺织产品。母亲独自在家操劳了许多年之后，上班生活变成一大享受，况且她的人缘向来不错。这份工作更让她有机会喘一口气，暂时避开与外婆共同生活于拥挤公寓内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在此之前，她顶多只能借着到咖啡馆待上一小时，享受一点儿属于自己的时间。那时母亲却可以带我前往办公室向同事炫耀，这是我还记得的事情。

1929年底，母亲开始咯血。到了次年4月初，医生宣布她一边的肺部已经萎缩。她人生最后一年半的缓慢死亡之路，是在医院和疗养院内度过的。母亲肺疾的确实病因始终不得而知。尽管诊断出来的结果是当时很常见，而且具有致命性的肺结核，但她的症状并不完全相符。不管她实际上得的是什么病，医药始终无法明显延缓病情恶化。好在她曾经有过一份收入固定的职业，因而被纳入“红色维也纳”[7]的社会保险体系。当时母亲终于体会了那个制度的好处。要是没有它的话，真无法想象该如何支付医疗费用。

母亲病了以后，我们的情况出现巨变。她从此再也无力照顾一个12岁男童和一个9岁女童。但她两个小孩幸运的地方是，悉德尼叔叔终于在1929年春天找到赚大钱的机会——那是按照霍布斯鲍姆与格林家族20世纪20年代的低规格标准。他在“环球影业”柏林分公司谋得一职，尽管那并非铁饭碗，而且业务范围不很明确，但既有收入又可增长见闻。他不但得以实现自己希望参与艺术创作的一贯梦想，更从此有能力与葛蕾特一同负起责任，照顾他哥哥和她姐姐的两个无父孤儿。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卡尔·莱默尔先生[8]创造了我们的未来——他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世界与“环球影业”之缔造者。但那时我必须跟妹妹南希分离。她立刻被接去柏林，我则继续留在维也纳，直到母亲于1931年7月去世为止。

我不知道其中的理由何在。或许悉德尼和葛蕾特觉得，家中一下子多出两个小孩会让他们应付不来。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很难立刻在柏林找到适合的学校，让我从维也纳的中学三年级半路转学过去。很明显的是，母亲在兄妹二人当中确实比较依恋我，而且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想法：既然看样子再也无法继续抚养两个小孩，那么她就必须失去我们。无论如何，母亲一直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最后还是应该去英国接受教育，以地道英国人的身份来开创事业。大多数中欧犹太中产阶级家庭都曾经倾向于把英国理想化，觉得那是一个稳定、强大、枯燥乏味但凡事沉着以对的国家。格林三姐妹也不例外，最确凿的证据就是她们都嫁给了英国人。纵使撇开择偶不谈，母亲也是个热烈得不同凡响的英国迷。她曾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表示，光是想到替老板罗森贝格先生起草的信件已被寄往哈德斯菲尔德[9]，就足以让她对英国兴奋莫名了。母亲坚持我们在家只准说英语，不仅与父亲沟通时如此，对她说话的时候也一样。她会纠正我的英文，并设法提升我的词汇能力，使之超出家中日常沟通的范围。她的梦想是，或许我有朝一日可以在印度行政机构觅得一官半职。若能进入印度林务单位那就更理想了，一则是因为我对鸟类特别感兴趣，同时又可以让我（还有她自己）更加接近她所心仪的《丛林故事》书中天地。

直到父亲去世为止，那些都还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送我去英国的机会现在却突然摆在眼前，因为咪咪姨妈邀请我过去小住——她和丈夫刚刚在兰开夏郡经营了一间小型家庭旅舍，地点就在绍斯波特市郊柏克代尔高尔夫球场附近。我在1928——1929学年度结束后启程，那是我首度前往英国，也是我第一次单独旅行。（我抵达以后，咪咪姨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身边的金钱搜刮一空。因为她经常手头拮据，而当时她的现金流通刚好又处于停滞状态。）母亲有一阵子希望我能够在那边长住下来。她要我打听学校开学的时间，以及“你是否必须补学很多东西，才有办法赶上同年级男生的进度”。她在另外一封来信中表示：“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你接下来打算在秋天怎么做，尤其想知道咪咪阿姨为你拟订了什么样的计划。”她还写道：“为了你好，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英国，而且我确信这也是你自己的愿望。”我无从得知母亲认为那种可能性会有多大，但很明显的是，从来就没有过具体的相关计划。那只是空中楼阁而已，反正既自由任性又老是缺钱的咪咪姨妈，不管有没有她那位一表人才但生财无道的丈夫，都绝不可能为我提供固定歇脚处。于是我在学校假期结束之前回到了维也纳。

当时的我究竟想不想留在英国，或者我对那种可能性抱持什么看法，现在都已经记不得了。不过，造访英格兰、参观伦敦以及认识哈里叔叔和贝拉婶婶，尤其是大我五岁的隆尼堂哥，确实非常令人兴奋。然而我觉得绍斯波特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在温特斯加斯小镇与寄宿房客一起度过的日子更是无聊至极。我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除了记忆中通往伦敦道路两旁绵延不绝的黄灰色砖房，以及发觉兰开夏郡人的英语元音读法跟我们很不一样时所出现的惊讶之外，还有两大发现。其中之一是英国工人家庭子弟特别爱阅读的《巫师》《冒险》等少年周刊——它们跟英国亲戚当初筛选后不时寄到维也纳的刊物很不一样。我如饥似渴、满心欢喜地阅读它们，不但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上面，还搜集了一大堆带回维也纳。（它们并不贵，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一本只要两便士。）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阅读这些以深灰色版面印出的奇幻冒险故事，使得我第一次成为真正的英国人。因为它们至少让我在若干期间内，与大多数同年龄段的英国少年有了相同的沟通方式。

在英国的第二项发现是童子军。世界童军大会当时正好举行于绍斯波特附近，我被带去参观以后立刻着迷起来，还带了一本贝登堡[10]撰写的《童子警探》回家，并且决定要加入童子军团。第二年，我在维也纳实现了这个愿望。当地童子军组织的竞争对手是身穿蓝衫、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组织的“红鹰团”。我曾因为他们壮观的营火活动而有意加入，不过在母亲劝说下打消了那个念头——她认为我年纪还太小，不适合接触到他们背后的马克思主义。于是我在14岁那年首度踏入公共生活时，所参加的并非革命造反活动，而是一场童子军列队游行。其成员主要是维也纳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大阅官则是一个表面上看不出来、实则无可置疑的反犹主义者：当时的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11]。

我成为一名怀抱高度热忱的童子军，还在同班同学当中吸收了一些新队员，尽管野地求生和团体生活都非我所长。在童子军团里面，我结交到从丧父至丧母那段期间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始终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为止。这位朋友于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之后逃往英国，起初在伦敦的阿富汗公使馆担任门房，后来成为医疗技师（我们的童子军小队长则终老于澳大利亚）。假如德国也有贝登堡童子军组织的话，我在母亲去世以后应该也会加入当地的童子军。但那边就是没有，更何况当时除此之外，德国甚至连一支具国际水平的足球队也没有（今天当然很难再这么讲）。那边虽然也有类似奥地利“红鹰团”的各种组织，但它们隶属于一个比较无法振奋人心，并完全不具革命色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阵营因而缺乏竞争者。

我从英国返回维也纳之后那两年内，过着一种奇特的半独立生活。母亲住院后，我不可能继续跟罹患精神疾病、已经残废了一半的外婆住在一起。于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就由维克托·弗里德曼舅公和艾莎舅婆负责照顾我，至少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孩子——比我大几岁的赫尔塔表姐。（赫尔塔的哥哥奥图借住在悉德尼和葛蕾特的柏林家中，照顾我也算是还这个人情。）那个学年度剩下来的时间内，我只得每天乘车，从他们维也纳第七区的公寓前往老城区另一端，到我位于第三区的中学上课。[12]学校正对面就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替自己修建的房子，只不过当时我还不晓得而已。1930年夏天，我和葛蕾特姨妈、南希和彼得堂弟，一同来到上奥地利州恩斯河畔的魏耶尔那个阿尔卑斯山村小住，以便就近探视被送往当地疗养院的母亲。凡是读过托马斯·曼《魔山》那部小说的人都知道，山中空气是肺结核病患的良药，不过它对我母亲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我独自度过了在维也纳上学的最后一年。说得更明确些，我是一个以服务来换取住宿的男童。那时有人找到一位上校军官的遗孀，艾芬贝格太太。她就像许多维也纳上流人士一般，出身波希米亚南部（她来自皮赛克小镇）。她比我小两三岁的儿子刚好想学英文，于是她以补习英文作为交换条件，或许还酌收了少许费用，愿意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由于她住在维也纳郊外的威灵[13]，我不得不在三年内第三度转学，进入位于修道院路的联邦第十八文科中学就读。此际母亲刚好离开了魏耶尔疗养院，被转诊到距威灵不远的一所医院。于是我每星期都去那里探望她。那年冬天，悉德尼叔父和葛蕾特姨妈邀请我到他们家，和妹妹一起过圣诞节。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坐在母亲病榻旁边已是我和家人唯一的固定来往。对母亲而言，我就是她历经了一生的辛劳和梦想之后，最后还伸手可及的唯一寄托。

时至1931年初夏，大人们都十分清楚母亲已经来日无多。葛蕾特不得不赶赴维也纳，并且留了下来。母亲被转入维也纳西郊普尔克斯多夫的一所花园疗养院，我到那边探望她以后就去参加童子军露营活动，结果那成为我们母子的最后一面。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细节，但依然记得母亲憔悴的病容。当时房内还有别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将目光飘向窗外，无意间发现了一只蜡嘴雀。蜡嘴雀的鸟喙强劲有力，可以啄破樱桃核；我一直都在寻找那种鸟，可是之前从来都不曾见过。所以母亲留给我的最后记忆并不哀伤，反而带着意外看见珍禽时的喜悦。

母亲逝世于1931年7月12日，于是我从露营地被叫了回来。葬礼在炎炎夏日举行完毕之后，母亲与父亲安眠于同一座墓穴；我则永远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柏林和妹妹团聚。悉德尼叔父和葛蕾特姨妈，还有他们的儿子——当时才六岁的彼得——从此成为我们的家人。不过母亲的去世，并非我们在那10年内最后一次与亲人永别。

或许现在到了应该稍稍回顾母亲生平的时候。

她是格林三姐妹当中个头最小的一个，也是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一个，但享受生命的天分并不包括在内。母亲长得没有她的妹妹葛蕾特——格林家族之花——那么漂亮大方和仪态自然，也不像她的姐姐咪咪那般叛逆和具有冒险性格。就许多方面而言，她可说是三姐妹当中最传统的一个。母亲18岁时与父亲订婚，而且比姐妹们更早出嫁——据她信中所述，婚前仍保有童贞之身。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维也纳，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腹中还怀了第二个。母亲抵达维也纳的时候，她的姐妹和许多朋友已在未婚及缺乏交往对象的情况下，历尽千辛万苦撑过了巨变和解放、世界大战，以及战争末期的崩溃与革命。但这并不表示母亲完全错过了那场战争。

母亲等待前往瑞士，以便在英国驻苏黎世领事馆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曾于一座军医院担任几个月的自愿护士。她在那里知道了伤员只有想办法躺在铺得完全平坦的床单上，否则会痛得无法忍受（后来她曾经教过我那种特殊的铺床技巧）。某天她为了安慰一名垂死的罗森尼亚士兵[14]，还从一本书中挑选句子读给他听；她发现那些句子翻译自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很轻易就可以把它们恢复成德语。撇开照顾伤员时的辛苦不谈，埃及亚历山大城内的侨民小区尽管充满异国情调，仍可看出那是1914年以前欧洲生活方式的缩影。不过当她重返离开了四年的维也纳之后，却发现生活已经完全走样。

就许多方面而言，她仍停留在1914年以前维也纳中产阶级的老观念。

像我曾经在前面叙述过，家中没有佣工的日子如何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以及她如何惊讶于英国妇女竟然可以没有用人，有办法在自己动手煮饭、做家务的情况下保持淑女风度。她认为已婚女性理应把丈夫和孩子摆在第一位，所以对咪咪姨妈凡事优先考虑自己的作风大不以为然。但母亲未尝因此成为特别成功的妈妈。多年以后，我曾与妹妹交换对儿时的想法并达成共识：我们的父母和许多代替父母照顾过我们的人，其实都不胜任那个角色，他们既无这方面的天赋又缺乏相关训练。他们对此都不十分在行，而且大家没有任何理由来期待他们对此在行。更何况他们自己的父母亲做得也不好。母亲并不打算坦然接受世上的新环境，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她一直等到1924年或1925年才剪掉长发，却因为似乎无人注意到她剪了头发而深感失望。

维也纳的生活难以令她满足，于是母亲曾经在笔记本里写道（标题为“告白”），她心目中的快乐就是“凝视熊熊炉火，心中别无所求”，而且她最喜爱的书就是《安徒生童话集》。在我看来，她并非一个既有效率又热心投入的家庭主妇，更不是管理者的角色。不过她显然从亲自动手做衣服和一再修改衣服当中得到不少乐趣——因为家里预算有限，她必须想办法让不断长高的孩子有衣服可穿。每天与生活搏斗的日子，让她好几次兴起罢工的念头。她曾经写道：“这时我就进城上咖啡馆，在那边想着：‘万一我走了的话……’”她写下那句话的同一天，洗衣店刚好将衣服送回来，可是家里剩下的钱已不够支付洗衣费了，她只能赶赴两个朋友家借钱，不巧她们都出门在外。有时她干脆独自跑去看电影，企图忘却烦恼。否则母亲就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借着埋头写作来麻醉自己，最起码写作还有物质上的好处，可以赚点儿钱贴补家用。在那段时光中，来自好朋友们（包括她妹妹）的情谊，成为母亲极大的精神支柱。而对后者来说，她们也信赖母亲的友情与爱恋，同时对她心生敬意。

说来奇怪的是，母亲并不怎么喜欢阅读当代文学作品。20世纪20年代中期，姨妈在住院的时候问她有什么书值得一读。母亲向她表示，自己那一阵子除了莎士比亚以外几乎未曾看其他的书，而且她已经很久没有逛书店了。

那个时代的中欧，女作家还相当少见，不像英国女性已经在小说界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母亲何时兴起了写作的念头，希望成为作家呢？她什么时候给自己取了“妮莉·荷尔登”这个笔名？1924年时，她已经向黎可拉出版社交付书稿，并至少已完成一本小说的初稿——全书想必是以她自己的经历为背景，讲述了亚历山大港一位少女的故事。黎可拉在1926年出版了这本小说，书名是“伊丽莎白·克里桑提斯”。母亲的另一本小说撰写于父亲过世那段期间，但令她不满的是，出版社反应冷淡并要求她改写一遍，结果那本书从未出版。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母亲有时间继续工作下去，那本书应该早就出来了。可惜今天甚至连手稿都已不知去向。我无从得知，母亲是否曾经认真看待过她为报章杂志撰写的短篇小说。不过有目共睹的是，她对自己在翻译上的专业素养和文字造诣非常自豪，而且她确实有理由这样。

那么她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吗？我等到母亲去世许多年以后才阅读了她的小说——年轻时我因为某种说不出来的理由，始终避开那本书。她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文笔典雅、抒情、和谐，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出来的德文。对一个仰慕卡尔·克劳斯那位文学大师、固定参加其朗读会的维也纳年轻知识分子而言，那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如此，坦白说来我并不认为母亲是第一流的作家。她也写过一些后来已散佚的诗作。我十几岁时曾经读过它们，并且以令葛蕾特姨妈震惊的方式告诉她，我对那些诗篇的评价不高。因为当时我心中的原则就已经是：即便谈论起自己生命中最在意的人物或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自欺欺人。

这一切都是一个垂垂老人的回忆，而且他于公于私仍然秉持这项原则。无论如何，那位影响我一生最深远的人物与我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此处的叙述而出现任何改变。母亲于36岁那年去世，现在的我则已经老得足以当她那时候的祖父了。可是等到我们在冥河彼岸重逢时，应该不会出现一种荒腔走板的情况，以致她将以年轻女子的面貌与我见面，或者我将把她当成年轻女子看待。她始终是我的母亲。我期待她问我在这一生当中做了什么。而我准备告诉她，我至少部分达成了她对我的期盼，并且至少从若干迹象看来，我已经获得了公众的某些肯定。我希望那么告诉她，是因为我相信她听了以后会觉得欣慰。而且我认为，当我如此表示的时候，在诚实的程度上与以赛亚·柏林[15]难分轩轾。他接受了爵士头衔之后习惯做出的辩解是：那么做的理由，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令我毫不怀疑的是，一个可验证的事实为家母带来的喜悦，应该更甚于她在短暂人生最后10年内的任何事物，那个事实是：当初她一心一意想栽培成地道英国人的那个男童，后来被接纳为英国最高官方文化机构的成员[16]。

我想母亲主要是在道德观那方面影响了我。在她卧病的最后阶段，我心中产生推动力，使我绝不愿意伤害她或违逆她的期望。所以即便当她责怪我的表现时，我都百般顺从。我对她一向认真看待，而且我相信，是她的诚实和自尊令我折服。她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为犹太人，但为了取悦于她的母亲，当初她除了一般结婚仪式之外也举行了犹太教婚礼。更何况，如同我在前一章所回忆的，她让我持续正视自己身为犹太人这个事实——这使得别人在难以置信之余，感觉不解与困惑：为何自我否定的态度竟可成为自我认同的基础。或许母亲让我延迟决定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因为她曾经告诉我，即便非常聪明的孩子也需要时间来慎重思考和增广见识，那就好像我们要等到年纪比较大了以后，才会有办法理解某些伟大作家的著作。由于母亲总是对我实话实说，我相信了她的讲法。

不过，即便排除年龄所造成的差距之后，我俩在知识方面还是有不一样的见解。比方说，她非常热衷于“泛欧运动”。那个略嫌保守的运动在一名奥地利贵族——库登霍佛–卡雷尔基伯爵[17]——倡导之下，主张欧洲应拥有单一国体（但将苏联排除在外）。她对此的热忱从未对我产生过感染力，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自由而不具政治色彩的心灵，在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漫游而已。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是，母亲觉得她好朋友葛蕾特·萨那的丈夫，那位遍游各地的亚历山大·萨那先生，写出了非常无趣的文章，因为他所报道的是自己在俄国（极具批判性）、北非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与社会之旅。我对他讲述的采访经验却听得兴致盎然，那无疑也是因为萨那先生非常大方，会把他办公室来自世界各地信件上的邮票送给我。拜这些记忆之赐，1938年剑桥大学提供免费海外旅行的机会给我时，我选择了北非。我对卡尔·克劳斯的仰慕，则很显然受到母亲影响。但她有一次坚持我务必坐在外公外婆家的收音机前面（我不记得我们家中有过收音机），从头到尾听完圣–桑的《参孙与达拉拉》歌剧，结果那个举动让我随后好几年都远离了古典音乐。

我还记得坐在母亲病榻旁边，两个人互相倾听对方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准备长大，而她正准备走向死亡。她很想活下去，并向我表示：“我真希望能够相信那本书上所写的。”她指的书，是一位朋友探病时带给她、由艾迪夫人[18]撰写的《基督教科学会圣经》。我还记得母亲说道：“假如我有了那种信仰的话，它对我的病情说不定会比医生还要来得有效。然而我就是没办法相信它。”母亲去世前不久，曾一度想象自己的身体正在好转，甚至认为有机会康复。有人告诉我，那是标准的回光返照现象。

回顾丧父到丧母之间的那些年头，记忆中浮现的是悲伤、创痛、失落和不安全感。对两个历经此事的孩子来说，那必定会在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迹。实际情况确也如此，像我妹妹显然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走出阴霾，终于摆脱丧父之后不被了解的童年，以及因为持续面对逆境与忧患而忿恨不平的青少年时代。毋庸置疑的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一定也隐藏着那些灰暗岁月所带来的情感上的伤痕。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曾经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那很可能是出于个人的错觉，以致像计算机一般具有“资源回收站”的功能，能够把令人不快或拒绝保留的数据删除，但别人或许有办法事后恢复档案的内容。当然我并不相信这是唯一的解释理由，足以说明为何我在那些年头虽不怎么快乐，却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痛苦。或许那是因为实际发生的事件与我擦身而过，同时我大半时间都生活于真实世界之外。但那并非梦想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好奇、探索、独自阅读、观察、比较和实验的世界。例如我在那段时间内，做出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台自制收音机（使用雪茄烟盒很容易就可以制造矿石收音机）。

虽然我参加童子军那几年至少结交了一位长年的好友，但我和别人的交往并不紧密。每当回想起自己在母亲生前最后一年内的生活，我的脑海只浮现出三个画面。一是独自坐在艾芬贝格夫人花园内的秋千上，试着记住树上黑鸟的歌声，以及它们曲调中的转折。二是接获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辆非常廉价的二手自行车；它曾为我带来只有十几岁青少年才会出现的“没面子”感觉，因为其车身显然经过重新上漆，而且已经严重弯曲。三是某天下午经过一家设有镜面橱窗的商店时，发现了我的脸部从侧面望去是何模样。我的长相果真如此缺乏吸引力吗？尽管依据克雷奇默尔[19]所描绘的三种体型（那是我从“宇宙：大自然之友协会”的一本科普书籍中学来的），我显然属于腓特烈大帝那般的瘦长型，老了以后应该会比较好看，但那种论点一点儿也无法让我感到宽慰。但就跟当时和稍后的许多情况一样，我没有把自己的感觉泄露出去。

在往后的人生岁月中，我难得回想起那段日子。自从1931年离开维也纳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亲的坟墓。1996年，我配合一个电视节目回去探访父母的墓地。节目主题是通过一个中欧儿童的亲身经历，来检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然而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再也无法找到那块墓地，以及母亲生前花了400先令所订购，用于覆盖墓穴的石板。摄影组员拍下了我寻觅墓址时的身影。好在主管维也纳中央公墓犹太人墓园的单位未雨绸缪，预先针对美国观光客可能的需求制作出电子数据库。档案中记录着，曾安葬于该墓穴者计有：利奥波德·珀西·霍布斯鲍姆，卒于1929年2月8日；妮莉·霍布斯鲍姆，卒于1931年7月12日；以及——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的外婆艾妮丝汀娜·格林，卒于1934年。

译注

1 松莱特纳尔（Alois Theodor Sonnleitner, 1869——1939）为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奥地利教育学家及作家，原名特鲁乔尔（Alois Tluchor）。 《穴居儿童》（Die Höhlenkinder）三部曲完成于1918~1920年，为松莱特纳尔的成名作（故事背景为“三十年战争”后的欧洲）。

2 陶赫尼茨（Tauchnitz）为“二战”之前著名的德国出版社，1798年成立于莱比锡，自1841年起因发行平价版的英美文学作品而出名（“陶赫尼茨版”），成为现代平装书的先驱。

3 吉卜林（Joseph R. Kipling, 1865——1936）为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宣扬“白种人的负担”，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其作品常以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为素材，例如1901年的《金姆》（以英俄在中亚较劲为背景的间谍小说），以及1894年的《丛林故事》（森林王子）皆为吉卜林最著名作品。

4 Ｈ·Ｇ·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为英国作家和科幻小说大师。《布莱特林先生看透了》出版于1916年，是威尔斯“一战”时的代表作。该书具有浓厚战争宣传意味（如“杀死德皇”）——威尔斯热烈支持“一战”，曾负责为英国政府进行反德、反中欧宣传。

5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桂冠诗人。《复仇号》为歌颂一艘英国战舰的诗作：1591年时，复仇号（The Revenge）在理查德·格兰维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 1542——1591）指挥下，从亚速尔群岛的弗洛瑞斯岛（Flores），单舰出海迎战53艘西班牙军舰，重创敌舰15艘之后力竭而降，随即沉没于风暴中。

6 沃里克伯爵（Richard Neville, Earl of Warwick, 1428——1471）是英国“玫瑰战争”前期的重要人物，有“国王制造者”之称。1460他击败并俘虏英王亨利六世，拥立爱德华四世为王。10年后又迫使爱德华四世逃亡，让亨利六世暂时复位。翌年他与爱德华四世作战时兵败被杀。

7 “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即1918~1934年之间的维也纳。当时维也纳由“社会民主党”治理，为市民引进了各种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措施（含免费医药及疗养）。

8 卡尔·莱默尔（Carl Laemmle, 1867——1939）为德国犹太人及美国电影工业巨擘，被视为好莱坞的建立者。莱默尔17岁时移民美国，1909年创办了“独立制片公司”。1912年该公司与三家制片公司合并为“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s），由莱默尔担任负责人。

9 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西约克郡，曾以纺织业著称。

10 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 1857——1941）为英国陆军中将，在1907年创立了童子军。

11 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 1872——1956）为基督社会党员，1928~1938年之间担任奥地利总统，直到希特勒合并奥地利为止。

12 第七区在维也纳老城区西部，第三区则在老城区东部。

13 威灵（Währing）位于维也纳西北市郊，现在是维也纳第十八区。

14 从妮莉的角度来看，罗森尼亚士兵是自己人——罗森尼亚在“一战”结束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王国（“一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时重属匈牙利，“二战”以后并入乌克兰）。

15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为犹太裔英国政治哲学家与20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长。他成长于帝俄时代的里加（Riga）和圣彼得堡，1921年举家移居英国，1932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犹太裔教师，1957年获封爵士。

16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院士。

17 库登霍佛–卡雷尔基伯爵（Richard Graf Coudenhove-Kalergi, 1894——1972）是奥地利作家，其父为奥匈帝国驻日大使，其母为日本人。哈布斯堡帝国在他眼中就是具体而微的欧洲。帝国解体后，他试图以泛欧理念取代其多民族国家的传统，1923年出版《泛欧洲》一书，并在维也纳组成“泛欧联盟”。卡雷尔基今日虽被视为欧洲一体化之父，但他无法摆脱保守贵族思想而具有反民主意识，曾于20世纪30年代支持墨索里尼及奥地利法西斯政权。

18 艾迪夫人（Mary Baker Eddy, 1821——1910）为美国非正统教会人士，1879年创立“基督教科学会”，鼓吹广受争议的“信仰疗法”，被主流教会视为异端。该教派于1908年创办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 克雷奇默尔（Johann H. Kretzschmer, 1811——1890）为德国画家和蚀刻师，擅长人物画与风俗画。

第4章

柏林：魏玛共和灭亡

我在1960年首度重返维也纳，离开将近30年后，一切似乎仍未改变。我们住过的房子和读过的学校都还在那里，即便如今看起来显得小了许多。各条街道仍可辨认，就连电车路线的号码和名称也跟从前一样，过去的痕迹依然具体存在。柏林的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我第一次返回柏林的时候，曾经来到威尔默斯多夫区的阿沙芬堡街，伫立于我们昔日住宅大概所处的位置。在地图上面，那条马路依旧从布拉格广场通往巴伐利亚广场。而巴巴洛萨街的起点，应该就正对着我们家公寓大楼的前门，沿着它一路走下去即可抵达我妹妹的学校。然而一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街道两旁固然都还是房子，我却根本不认得它们。那里让我迷惘失落、宛如陷入噩梦一般的情况是，我非但找不到任何熟悉的事物，甚至不知道该向何处走才能够回到往常的去处。我就读过的中学已是一片废墟，它还耸立于格鲁纳瓦德街旁边，但历经战争的摧残早已人去楼空。叔叔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所在地，甚至连地图上都找不到了。那是因为莱比锡广场和波茨坦广场一带的整个地区，恰好是东西柏林之间毁于轰炸的无人地带，它在战争结束后连地名都没有恢复过来。[1]在柏林，往事的具体痕迹，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弹抹除。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不论是冷战时期的两个德国，还是20世纪90年代再统一后的德国，都无意让此地恢复旧观。这座城市身为新创立的“柏林共和国”之首都，正如同冷战时期的西柏林一般，在政府补贴下成为财富与自由价值的橱窗，如今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样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对盖房子不怎么在行，其最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除了“斯大林大道”[2]之外，就是柏林围墙。民主德国也不擅长修复，但曾经竭尽所能来整建柏林市中心非常美丽的旧普鲁士建筑景观——当时它们恰巧位于该国境内。总而言之，我度过生命中最具决定性两个年头儿的那座城市，现在只继续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但这并不表示，魏玛共和末年的柏林建筑艺术值得大书特书。柏林市快速成长于19世纪——更精确地说，那主要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晚期（德语则称之为“威廉时代”[3]）。然而它缺乏维也纳“环城大道”的皇家造型和紧凑的都市风格，也不具备像布达佩斯那般的城区规划。它大致延续了精致的新古典主义路线，但这只涵盖市区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柏林曾经是工业中心，因此尽是这样的景色：在无产阶级聚居的东半部是巨大而简陋的出租楼房，矗立于没有行道树的街道两旁；在绿意盎然、由中产阶级所居住的西半部，则是更讲究装潢和舒适性的公寓。魏玛共和时期的柏林，基本上仍停留于德皇威廉二世时代。它除了面积辽阔之外，很可能是非巴尔干半岛欧洲国家首都当中最不具特色的一个，或许仅次于马德里。无论如何，帝国时代刻意搞出来的纪念性建筑物——例如国会大厦与紧邻其侧的“胜利大道”[4]——不大可能让智力发达的十几岁青少年心生感动。像“胜利大道”就是一条光怪陆离的街道，路旁竖立着32尊历代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的雕像，用于展现军事上的荣耀。那些雕像全部摆出一成不变的姿势，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地站着，反倒成为柏林人不断拿来大开玩笑的素材。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打了胜仗但缺乏幽默感的盟军悉数摧毁。那应该是同盟国灭绝普鲁士[5]的配套措施之一，同时借此让有关普鲁士的一切，在1945年以后永远从德国人的记忆中消失。那些雕像只留下了一件与其本身同样诡异的文学遗产。1953年时，前民主德国官方日报的总编辑鲁道夫·赫恩施塔特[6]受到社会主义统一党整肃。他被指控支持贝利亚[7]——已遭处决的前苏联秘密警察负责人——于是被逐出党内高层，下放到普鲁士国家档案处工作。（在此必须讲句公道话，该政权的恶劣名声固然无可辩驳，但其所谓的“党内叛徒”从未有人遭到处决，纵使于斯大林主义当道的年代也不例外。）赫恩施塔特在那儿以写作自娱，并依据自己发现的档案资料，整理出一部绝妙的讽刺文选：《霍亨索伦的双腿》。书中收录了一批中学生的作文，它们都是某个班级参观那些当时刚建造完毕、用于宣扬普鲁士爱国情操的纪念碑之后，老师迫不及待想进行机会教育而指派给学生的作业。全班学生行文探讨的主题为：“雕像的姿势如何显现出各统治者生前辖下臣民之性格”。所收到的忠君爱国效果显然好得出奇，于是德皇要求将作文呈阅给他本人过目，并亲手挥动御笔加以批改。柏林在魏玛共和时代的作风，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样子。

1931至1933年，我在柏林住了两年。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中产家庭的少年而言，柏林是一个适合在城内四处走动，但不宜驻足凝视的地方。其引人之处在于街道而非建筑物，比方说莫兹街和德皇大道不仅是艾什伍德和埃里希·凯斯特纳[8]的通衢，同时也是我少年时期出入的所在。那些街道在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来自它们往往通向这座城市真正值得缅怀的部分：那些环绕着柏林的湖群与树林，例如格鲁纳瓦德森林以及林间许多狭长的湖泊。柏林是一个相当寒冷的城市，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沿着施拉赫腾湖和克鲁默朗克湖冻结的湖面一路滑下去，来到对面的策伦多夫，那里是通往柏林西郊景色绝美的“万湖”水系之门户。位于柏林市东半部的湖泊则不属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柏林西部是高级住宅区，有钱人家就居住在茂密树木之间的灰色石造豪宅内。对柏林而言并不矛盾的是，格鲁纳瓦德地区最初由当地一个犹太富豪家庭所开发，而且这家人颇以自己悠久的左派政治传统为荣。该传统可追溯到他们一位热衷收藏书籍的祖先：1848年他在巴黎皈依了革命，并买来一本马克思与恩格斯初版的《共产党宣言》[9]。到了我所处的年代，那家人的代表就是罗伯特·库钦斯基先生的儿女们。库钦斯基先生是一位卓越的人口统计学家，1933年以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找到了避难所。他们一家人终生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鲁特·维尔纳[10]。她曾经长年替苏联情报单位从事冒险行动，任务之一就是担任克劳斯·富克斯[11]在英国的联络人。另一位著名人物则为风流倜傥、永远充满希望的于尔根[12]。他是一位才高八斗的经济史学家，极力捍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并将庞大的家族藏书带回东柏林。他逝世时享年93岁，乃其专业领域内的宗师，而且他或许是我所认识的学者当中撰著最多的一位。即便扣除他那本多达42册的巨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状况史》——情况依然如此。他压根儿没有办法停止阅读和写作。由于他们家族照旧拥有西柏林的格鲁纳瓦德地区，他极可能是东柏林最富裕的市民。这个条件使得他除了继续扩大家族藏书外，并每年捐出10万民主德国马克奖助学金，鼓励年轻学者进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拜他所赐，民主德国在经济史这门学问上表现得相当突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体后他还健在，之前他曾不断发表温和的反对意见，但从未惹来麻烦。毕竟其忠诚度无可置疑，更何况他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早于任何民主德国的领导者。

柏林就跟纽约曼哈顿一样（它在魏玛时代很喜欢将自己与后者相提并论），是一个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城市。它缺乏世居于此的本地资产贵族，因而比较欢迎犹太人。（普鲁士宫廷、军方与政府的贵族传统，则无论对任何色彩的中产阶级都不屑一顾。）这座城市对狂言呓语的觉察能力很强，并对社会歧视观点和滥情的民族主义论调保持怀疑态度。尽管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曾经无所不用其极，企图让柏林从“左倾”转而支持希特勒，它始终没有成为一座真心诚意的纳粹城市。柏林与维也纳两地的方言具有不同特征。维也纳上起皇帝下至清道夫，每个人开口讲出来的大致完全是同一种腔调。柏林方言则源自北德平原的“低地德语”，是把讲话的速度提高、加入俏皮话之后演变而成的都市版本。它主要是一种通俗的土话，用于将寻常百姓与大人先生们区隔开来，不过基本上大家都听得懂。柏林土话坚持使用的特殊语法规则虽然在方言中正确无误，对学校所教的德语而言却错得离谱，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它难登大雅之堂。但不难想象的是，我们那所古典学制中学里面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都很喜欢讲柏林土话。那就仿佛巴黎贵族中学的学生都爱使用市内贩夫走卒的俚语一般。而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覆亡后，前东柏林地区的居民以愤懑与骄傲兼而有之的心情，坚持使用“柏林腔”（也就是最土气的方言）。他们有意通过这种做法，把自己跟那些从西边跑到德国这一边来统治他们的人隔开。柏林方言使用一种自信十足、质朴无华、针锋相对的表达方式，我也有样学样热衷于那么说话——只不过我的德语口音直到现在都还泄露出维也纳的背景。纵使今天在街头已经难得听见纯正的柏林方言，但它总能够让我回想起那段不仅塑造了20世纪，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历史性时刻。

我在1931年夏末来到柏林，当时全球经济已告崩溃。我抵达几个星期之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都是世界经济轴心的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与自由贸易。中欧地区则由于美国要求偿还贷款，一场经济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两家大银行在那年夏天倒闭，更使得危机提前引爆。金融风暴未曾对我这个离乡背井的青少年造成太多直接冲击，然而急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德国劳动市场失业率在1932年已高达44%——也波及到我的家人。曾经借住于悉德尼和葛蕾特家中，现仍不时回来拜访的奥图表哥失业了。他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加入共产党，而且他不是唯一那么做的人，因为1932年的时候，德国共产党有85%的党员都是失业者。看见高大英俊、深得女性欢心的奥图表哥，现在佩戴着绣有“青年共产国际”俄文缩写的臂章，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应该是我这辈子真正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奥地利几乎没有那样的政党，所以一般年轻人不会动念加入共产党。这种情况一直要等到1934年奥地利内战结束，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信誉扫地之后才出现改变。

就某种程度而言，全球经济的崩溃只是中产阶级年轻人通过媒体报道所读到的消息，而非直接的亲身经历。不过全球经济危机就好比是一座火山，会在政治上喷发出来。那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因为它主宰了我们的天际线。正如同维苏威火山、埃特纳火山、培雷火山等等[13]真正的火山一般，其不时冒烟的火山锥高高耸立于周边城市上方。它随时可能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爆发，而且从1930年开始，它的象征物就已经让人非常熟悉：红底、白圈、黑色的纳粹“卐”字标记。

凡未曾在中欧经历过20世纪这段“灾难的年代”之人，很难想象何谓生活在一个根本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世界里面。那甚至还不能真正称作“世界”，只能说是一个临时停靠站，一个介于已经死亡的过去和尚未诞生的将来之间的过渡状态。或许除了深陷于革命的俄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地点能够像临终时的魏玛共和国那般，把这种情况展露无遗。

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诞生的时候，没有人真心想要它。即便那些后来接受了它，甚至转而积极支持它的人，顶多也只把它看成是退而求其次的妥协——那至少比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要来得好（若支持者来自温和右派阵营的话），或者至少胜过了普鲁士帝国（若支持者来自温和左派阵营的话）。当时人人心怀疑虑，不知它能否撑过建国最初五年的种种灾难：那个受到德国人不分党派，几乎一致加以谴责的惩罚性和约；极右派势力发动的军事政变与恐怖暗杀行动；极左派势力徒劳无功建立的地方性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失败的暴动；法国出兵强占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尤其是1923年那场令大多数人觉得匪夷所思，纵使以今日标准来看也都无可比拟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共和国曾经在好几年内看似走得下去。马克的币值已趋稳定（它在“一战”以前始终保持稳定，然后从1948年开始再度回稳，一直持续到它消失为止）[14]；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已从战争创伤中复元，重新恢复了活力，就连政治上的稳定也首度变得仿佛触手可及。只可惜它仍然逃不过——而且不可能逃过——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和经济大萧条。1928年时，疯狂的极右派势力已近乎绝迹。那一年国会大选中，希特勒的纳粹党只得到2.5%的选票，其国会席次下降为12席。那甚至还不如最忠诚支持魏玛共和国、势力正日益衰颓的民主党。但纳粹党两年后卷土重来，一举在国会攻占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魏玛共和残存的部分，从此只能通过总统颁布的紧急行政命令来统治。

1930年夏天至1932年2月之间，国会议事的时间加起来总共还不到10个星期。失业率不断攀升之际，各种激进革命势力乃趁势而起：极右派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极左派的共产主义。这就是我1931年夏天抵达柏林时当地所处的状况。

我住进了悉德尼和葛蕾特位于阿沙芬堡街的家，跟南希和时年7岁的堂弟彼得待在一起。那栋公寓是向一位家道中落的老寡妇租来的。我对它的记忆不多，只记得公寓内相当明亮，而且从我的卧房听得见大人们晚上与访客餐桌谈话的内容。悉德尼和葛蕾特过着相当活跃的社交生活，所来往的对象主要为生意上的熟人，以及从维也纳过来拜访或同样定居于柏林的亲戚朋友——那是因为奥地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小又穷，其小场面无法让维也纳人施展交际天分。但我们年龄太小，还无法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当时家里订阅了《福斯日报》[15]，我的姨妈主要是喜欢这份报纸的文艺版，并且经常剪报。令我记忆犹新的则是柏林市的大型电影院，以及电影院外面停放的精美豪华轿车——“迈巴赫”“西斯班诺–瑞士”“伊速达–弗拉西尼”“科德”等等[16]。

我抵达几天以后，悉德尼在南希就读的沙米索小学附近、从公寓步行可达的距离内，替我找到了上学的机会。于是我进入位于舍嫩贝格区的亨利亲王文科中学，及时参加了“上三年级”（Obertertia）的课程。德国的中学与奥地利和英国不同，年级是倒数过来的：中学生从“第六年级”（Sexta）开始读起，最后在“上一年级”（Oberprima）[17]时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我前往剑桥之前的13年求学生涯当中，总共读过7所学校，其中又以待在亨利亲王中学的19个月留下了最深刻的人生印象。对我而言，这段时间的经历使得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处于20世纪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除此以外，当我经历那些事件的时候，感觉上已不再是一个从奥地利过来的孩子（虽然我住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才刚进入青春期），反倒像是刚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正迫不及待以青少年的热情与知识来探索新世界。那种生活经验令我终生难忘。许多年后，一位老朋友把我引荐给当时的联邦德国驻英国大使，君特·冯·哈泽先生[18]。我的名字被说出来以后，他立刻回想起我是他的中学同班同学，而我也马上把他的名字跟课堂上一张熟悉的面孔联想到一起。但我们只同班了短短十几个月，而且几乎可确定的是，在1933年以后的漫长人生中，我们彼此都不曾想起对方。我们只是同学，根本算不上朋友。可是我们曾一起待在那里，共同经历了各自生命当中以及在历史上都无法被遗忘的时代。同样的人名把那段时光重新拉回我们眼前。在我自己毫不起眼的求学阶段，亨利亲王中学就像一座山脊那般巍然挺立。我离开柏林后的最初几年内，在英国的生活却叫人无法提起真正的兴趣。

可是，我的柏林学校果真像事后回忆起来那般，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吗？其实魏玛就像大炮一般，从四面八方轰击一个心中充满期待的14岁男孩。比方说吧，直到今天仍在我心目中代表着“柏林”的一些歌曲，都不是学校教的——例如从那些来自布莱希特与魏尔《三毛钱歌剧》当中的曲调，一直到恩斯特·布许以铜铃般的嗓音所唱出埃里希·魏纳特的《橡皮图章之歌》（失业救济金之歌）。[19]那段期间发生的各种大事，诸如布吕宁政府垮台[20]、1932年的三次全国大选[21]、巴本和施莱歇尔的内阁[22]、希特勒的上台、国会大厦失火这些事情，我也都不是从学校，而是通过街上张贴的号外，以及报纸和家中的期刊所得知的。（但说来奇怪的是，我对收音机新闻报道的记忆，反倒不像在维也纳时那般清楚。）至于那些决定了魏玛风貌并构成魏玛内涵的杰作——马立克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籍——我对它们的记忆则来自西方百货公司的图书部门。[23]那家美妙的百货公司位于陶恩齐恩街，是极少数得以从我少年时代的柏林一直延续至今的事物之一。当时那边摆满了名家作品，例如特拉文、伊利亚·爱伦堡、阿诺德·茨威格，[24]以及风格与之截然不同的托马斯·曼和里昂·福伊希特万格。[25]

那些书籍当中，有许多显然一定是到了我们家再传到我手里的。悉德尼叔叔当时任职于环球影业公司，正在享受人生中难得一见的经济宽裕。他们公司在刘易斯·迈尔斯通[26]执导下，将埃里希·雷马克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搬上银幕，结果成为魏玛文化政策的箭靶。纳粹发动群众示威，要求禁演该片。尤有甚者，公司的老板卡尔·莱默尔“伯伯”果真让《西线无战事》下片——他是好莱坞电影大亨中唯一来自德国的人，而且每年都回德国一次，相当了解当地状况。他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行家可以看得出来，环球影业公司最著名的电影除了《西线无战事》之外，《科学怪人》和《德拉古拉》等恐怖片也都很清楚地呈现出德国表现主义前卫派的风格。

没有人知道悉德尼是怎么进入电影这行的，反正他在1929年前后说动了别人，于是在环球影业谋得一份工作。他的职务并不明确，而且缺乏保障。不过当他还保得住那个饭碗的时候，似乎受到了赏识——尽管他只不过是收到一份来自“卡尔伯伯”的礼物：由其本人亲笔签名的自传。自传的捉刀者名叫约翰·德林克沃特，是一位以英王乔治时代风格进行撰著、今日已被遗忘的英国作家兼二流诗人。（莱默尔在Ｈ·Ｇ·威尔斯拒绝为他作传以后，便找上了德林克沃特。他当然不可能听过那个名字，而他这么做的理由，是有人告诉他那位作家曾写过一本林肯传记。）这本自传于“卖面子”的情况下，总共在英国售出了164本[1]。我们那一本则承受不住霍布斯鲍姆家庭在20世纪的颠沛流离，早已下落不明。

我从来都不晓得，悉德尼在环球影业公司究竟从事何种工作。我的外婆，曾经在一封来信中提到，1931年秋季有人提供机会，让他前往巴黎分公司工作；不过他回绝了，理由是葛蕾特认为孩子们（指的是妹妹和我）尚未适应柏林的新学校。正是这种一时的家庭决定左右了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在1931年去了巴黎，往后又将是什么情况呢？我可以确定悉德尼在环球公司做过的一件工作，就是替北极探险电影《冰山呼救》准备道具和装备。那部片子的男主角是经常在雪原冰山探险片担纲演出的刘易斯·特伦克，以及空战英雄恩斯特·乌德特。[27]乌德特起初只能靠表演飞行特技为生，直到德国重整军备之后，他才在希特勒的空军出任要职。那部电影并请来阿尔弗雷德·魏格纳[28]探险队的队员担任技术顾问。其中一人曾经来到我们家里，向我讲述了有关大陆漂移的理论，以及他在格陵兰冰原全部脚指头冻坏了的经过。悉德尼至少曾有一次亲自把好莱坞电影引进欧洲。说得更明确一点儿，那就是把《科学怪人》推销到波兰市场。那次的行动让他非常得意，其中包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散播谣言（目的在于迎合当时为数众多的犹太百姓）——他表示波里斯·卡洛夫的本名平淡无奇，叫作“普拉特”，而其艺名只不过是把“巴洛克·卡洛夫”[29]略加异教化之后搞出来的结果。悉德尼在波兰应该有若干人脉，因为1932年夏天，他曾一度考虑前往波兰长期任职。他甚至已开始为我们做出行前教育，解说当地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原本打算定居华沙，而他告诉我的信息为：波兰人是一个意气用事的民族，并且自尊心特强，动不动就想跟别人决斗。只不过我始终缺乏机会实地验证他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家庭并没有像学校那般，也在柏林抛锚停泊下来。今天已经一清二楚的事情是，霍布斯鲍姆家庭当时所居住的地点并非柏林，而是一个跨国世界。那个世界还有其他人跟我们一样，不断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寻觅谋生机会，纵使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使之日形困难。我们的根或许在英格兰或维也纳，但柏林只是复杂旅程的中转站，而旅途几乎可以把我们带往苏联以西的任何欧洲地区。在柏林的家甚至还缺少了我在柏林的学校所提供的延续性——我在18个月内总共有过三个不同的住址和两个不同的家庭成员组合。于此情况下，亨利亲王中学[2]便成为我的窗口，供我观察这个陷入危机的世界。

那是一所全面遵循普鲁士保守传统的学校，为了应对学区内中产阶级人口的快速成长而在1890年所创办的。其命名对象乃德皇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亨利亲王是海军要员，这多少说明了为何该校以自己位于“小万湖”湖畔的划船社为傲（以“施普雷瓦尔格风格”[30]制作的划船社船屋模型，1908年曾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它确实令人自豪，因为划船社提供良好训练，出发点与类似的英国团体不同，并未特别着重于竞赛求胜。尤其它提供了极佳机会，使得年长和年幼的学生可在公平条件下一同参加活动。划船社还在限制钓鱼的萨克罗湖那个小湖的岸边取得一片草地，将之昵称为“我们的庄园”。那儿的唯一通路是一条狭窄水道，必须申请特别许可方可前往。社员们经常呼朋引伴一同划船过去，或是周末到那儿聚会；大伙儿谈天说地，仰望夏日晴空，游泳穿越碧波，直到夜幕低垂才返回城内。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能够理解体育社团存在的必要性。有一位老校友——沃尔夫冈·翁格尔博士——负责照顾新进社员的训练活动。他是施潘道医院的内科医生，而据我所知，他在1934年由于种族因素被医院革职，最后他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德国。

一所与军方有所关联的普鲁士学校，免不了会具备基督教精神、强烈的爱国意识及保守色彩。我们这些不符合那种类型的人，无论是天主教徒、犹太人、外国人、和平主义者或左派分子，都感觉自己共同构成了一个少数团体[3]。纵使如此，我们并未感到任何排斥，况且它毕竟不是一所纳粹学校。（我所认识的男同学里面，除了库柏之外，几乎没有人对希特勒或是褐衫队[31]特别感兴趣。库柏异常愚钝，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布兰登堡省党部负责人，曾经为了让学校开除一名文学教师而无所不用其极。他指控那位老师“优待”校内残存的犹太学生，并且以魏玛共和时代的“颓废文学”作为主要教材。此人后来在战争期间成为白俄罗斯占领区声名狼藉的督察长，直到被他当地的爱国情妇暗杀为止。[32]）该校非但不是纳粹学校，而且不管校方是否曾向往过希特勒所许诺的国族复兴远景，最后还是逃不过大整肃。我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不久以后，备受敬爱的校长瓦尔特·夏布伦博士即遭撤换。新政权无法容忍他的政治立场，于是强行指派一名深受师生痛恨的代理校长。平心而论，亨利亲王中学在20世纪30年代算不上是个异议思想的中心，那里却出现了一些发人深省的事件。例如学校穿堂曾经悬挂一幅法朗兹·马尔克的画作《蓝马塔》[33]，后来新校长以那是“颓废艺术”为理由而加以查禁。有一班学生却把它从储藏室抢救出来挂到自己教室里面。备受同学爱戴的数学与科学老师毕恩鲍姆先生遭到解雇时，也曾引起学生出面抗议。他们甚至发动签名请愿，要求校方收回成命。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天，“下一年级”全体学生仍相约前往他位于罗森海姆街的住所探望。（他在柏林一直幸存至1943年，然后与妻子被送上第三十六班“东向运输”专车[34]，那列火车的目的地想必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确实有若干证据显示，当时校方刻意违反当局的政策，仁慈对待了犹太裔学生和老师——至少是当他们还能够留下来的时候。对于像我这种自诩为革命分子的青少年来说（我宁可头戴船员的软便帽也不想戴上学校的鸭舌帽），无论这所中学的政治立场再怎么令人难以接受，它仍然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学校。

这无疑必须归功于校长夏布伦博士（我们称之为“老板”）的个人态度，亦即希特勒政权在他身上发现的魏玛时代在社会上所呈现的可疑倾向与反威权精神。这表现于几个方面，划船社即为其一。其二是强调学生自治，并让学生参与订定惩戒措施。其三则为各班级令人永难忘怀的，在“布兰登堡边区”和“梅克伦堡”[35]郊游，以及在露营地或青年旅舍过夜时所进行的活动。（无怪乎夏布伦博士除了同时有资格教德文、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之外，还发表了一本书名难以从德文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著作：《借远足使青年产生文化成熟度》。）我个人对这位体型矮小、在无框眼镜下面露出锐利眼神、发际线不断后退的校长并无特别好感。况且他参加我们的远足一日游，或是带领全校一起长途旅行的时候，甚至穿着灯笼裤。（但话要说回来，凡是读过《丁丁历险记》[36]的人都晓得，那时欧洲刚好处于灯笼裤的年代。）他看不惯我崇拜卡尔·克劳斯及其《火炬杂志》的做法，并当面向我表示：“那个‘火炬克劳斯’是一名死要面子的饶舌者。”——现在回想起来，其说法并非百分之百没有道理。他还批评我的散文文体，觉得那过于装腔作势。

或许我早就原谅了他，假如当时我已经晓得他爱慕“新即物主义”[37]建筑学的话。他认为其整齐的线条，以及现代文学创作特意表现的简洁风格，共同“呈现出重返新古典主义的迹象”。对于像他这样的古典希腊文老师而言，那正合乎了阿波罗式的高尚精神。他并把路德维希·雷恩[38]那位共产主义者所撰写的《战争》那部小说，视为此种新古典主义的例证。（校长当然跟我们大多数的老师一样，也参加过1914年爆发的大战。）我即便对他不完全具有好感，却非常尊敬他，而且他努力想达成的目标——“终于让真正的现代文学作品进入学校图书馆”——毫无疑问使我获益良多。他实现那个目标的时候，是我来到格鲁纳瓦德街的前一年。

那些藏书有许多本影响了我的一生。例如我在一套大型的当代德国文学作品百科入门当中，发现了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诗作（风格截然不同于他的歌词和剧本）。而且当初正是一位气冲冲的老师要我去上图书馆的——他的名字叫作威利，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当我表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怒不可遏地对我说道：“显然你根本不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东西，赶快去图书馆找些相关资料看看。”他的意见非常正确，于是我照着他的话去做，就这么找到了《共产党宣言》……

至于我究竟在课堂上正式学到些了什么，便没有那么清楚了。我可以确定，教室并非学校经历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但那里能够提供机会来观察和捉弄一些反应不过来的成年人，有时还可以测试他们的自制力与权威性。在我看来，他们多半都仿佛是来自漫画里的德国学校老师：国字脸、挂着一副眼镜、还没秃发的人清一色理平头，而且年纪一大把了——通常已经四十好几或五十出头儿。他们每个人感觉上都像是狂热保守的爱国分子。其中不加掩饰者无疑都是这样的人物，但其余没特别突显出来的大多数人应该也不例外。他们里面又以艾米尔·西蒙老师最接近格奥尔格·格罗斯[39]漫画中的人物。他的希腊文课培养了我们转移焦点的技巧。我们不时在课堂上问道，维拉莫维茨[40]可能会对某一段文字持何看法（这种做法至少可奏效10分钟，让他不断歌颂那位最伟大的德国古典学家）；或者还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鼓励他回想起世界大战时的情景。这么一来，大家就不必再剖析荷马《奥德赛》里面的句子，光是听他在那边唱独角戏，滔滔不绝讲述前线士兵的经历、军官的职责、战后回归秩序的必要性、俄国的野蛮、“十月革命”与“契卡”的恐怖，以及身为列宁忠实卫队的“拉脱维亚步枪兵团”等等。[41]此外他还不忘提醒一下：斯巴达克斯[42]跟那些无知工人想象中的不一样，绝非出身无产阶级，而且他成为奴隶之前其实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过了几十年以后，现在我终于辨认出来，那是20世纪80年代用于为“第三帝国”缓颊的一种论点的前身。按照那种说法，当时必须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可见希特勒时代的恐怖措施非但受人期待，还从红色俄国的恐怖行为那边得到了启发。但据我所知，艾米尔·西蒙并非纳粹，只是一个喜欢回忆起以往“好日子”的德国保守派人物——像他那样的言论，在中产阶级固定聚会的酒馆桌边到处都听得到。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抛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一起拿那位老师大开玩笑，而且对他跟我们同班的儿子深表怜悯。那个苍白瘦弱的男生必须坐在教室前排一次扛起三个包袱：身为艾米尔·西蒙的儿子，当他的学生，并见证我们如何在背后取笑他的父亲。

无论如何，生活实在太有趣了，令人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学校课业。那段时间我的在校成绩不怎么出色。而事情的真相是，老师们跟我这个学生各说各话。在历史课堂上，我除了一学就忘的德国历代皇帝名号和年代之外，完全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那门课程的老师是身材肥短、年纪颇大、绰号叫“小水桶”的鲁班松先生[43]。他讲课时在教室内快步走动，一面用米尺逐一指着我们，一面提出类似这样的要求：“赶快，说出‘捕鸟者亨利’[44]的年代！”现在我晓得，他跟我们一样觉得这种练习枯燥至极。他其实是校内最杰出的学者：写过探讨古希腊“埃留西斯”和“萨莫色雷斯”秘教仪式的专论、替权威性的《保利–维索瓦古典学百科全书》撰稿，而且在“一战”爆发许多年之前，就已经是广受肯定的爱琴海古典考古学家兼纸草古文专家。假如我是在高年级听他讲课的话，说不定会有办法发现他的不凡，因为那时的学校教育已不再着重死背硬记。但直到当时为止，其教学方式所收到的主要功效，就是至少让一个日后的历史学者对历史课失去了兴趣。无怪乎我在柏林求学期间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自我吸收而非通过他人传授。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收获的。

待在柏林那十几个月，让我成为终生的共产党员，或者最起码让我变成这样一种人：假如失去了中学时代即已献身投入的那个政治理念，他的生命将变得空虚而缺乏意义，尽管那个政治理念后来失败得一塌糊涂，而且如同我现在所晓得的，它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会失败。可是对十月革命的梦想依旧留在我的内心深处，就好像被删除的文字一般，正等待专家从计算机硬盘的某个角落重新把它还原出来。我放弃了那个梦想——不对，我拒绝了它——却始终未能忘怀。直到今天，我发现自己仍以宽宏大量的态度来看待与苏联有关的记忆和事物。那是因为我属于把十月革命当作世界希望的那一代人，而苏联国旗上的锤子与镰刀就代表着这个希望。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柏林市的一个中学生变成了共产党员呢？

撰写自传，就是要以之前未曾真正采用过的方式来回顾自我。针对我的案例而言，那就是要刮除四分之三个世纪下来所堆积的“地质沉淀物”，以便重新找到，或者是挖出并重建一个已被埋葬的陌生人。当我回头观察过去的自己、试着了解这个既遥远又陌生的小孩子的时候，我所获得的结论为：要是他生活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中，没有人会预料到他将成为一个政治狂热分子；虽然几乎每位旁观者皆可看出，那个人日后将成为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人类——不论是个人也好，群体也罢——并不怎么感兴趣，而且他对鸟类的兴趣绝对远甚于此。他看起来确实以非比寻常的方式远离了尘世间的事务。没有任何个人的理由足以使他摒弃当时的社会秩序，而且他即便处于中欧反犹主义的氛围下，也从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那是因为他金发蓝眼，同时其身份并非“那个犹太人”，而是“那个英国人”的缘故。身为英国人而在一所德国中学为了《凡尔赛和约》遭受指责，那固然可以是非常讨厌的事情，但还不至于感到人格被贬低了。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校内觉得非常快活，而且那些让我不由自主受到吸引的活动，跟政治一点儿也扯不上关系：文学社、划船社、博物学、全校穿越布兰登堡边区和梅克伦堡的美妙郊游活动，以及在露营地或青年旅舍内，与同学们躺在草垫上兴致勃勃地促膝夜谈。那么我们谈些什么呢？谈话内容从真理的本质到自我的意义、从性到更多的性、从文学到艺术、从玩笑到命运，天南地北无所不包。但我们不谈当前的政治议题，至少就我记忆所及，那些令人难忘的夜晚里没有政治议题。我也不记得曾经和两位最要好的朋友讨论过政治，更遑论是为了政治而出现龃龉。其中之一叫作恩斯特·维默尔，另外一位名叫汉斯–海因茨·施罗德，他是我们班上的诗人，在“二战”期间阵亡于苏联。我无法确定自己跟他们有哪些共同点。我只不过注意到，我们班级在1936年拍摄毕业合照的时候，相片上的23位同学和两位老师当中，仅有四人穿着衣领敞开的衬衫记录下毕业时的模样——其中也包括他们两个。我和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绝非在政治方面。例如其中一人称不上是民族主义者，而我们的共同话题是克里斯蒂安·摩根斯特恩[45]的胡诌诗作，以及一般的世事。另一人则以普鲁士传统方式表达对腓特烈大帝的崇拜。我对此虽不表反对，而且腓特烈大帝在某些方面或许确有值得景仰之处[46]，不过我对他被奉为军人表率的理由则无法苟同。

简言之，若发挥想象力把那段时期的我放入另一个时空——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或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我应该不会如此轻易就一头栽进狂热的世界革命理念。

然而，仅仅从这个想象中的时空转移即可看出，柏林在1931至1933年之间的情况多么令人无法想象。但还是有人继续想象了下去，例如一位流亡海外，名叫弗瑞德·乌尔曼的律师。他在比我大几岁的年纪时就离开了德国，从此拾起画笔将威尔士乡间的荒凉景色绘制成哀伤画作，并以半自传体形式写出一本后来被拍摄成电影的小说——《重逢》[47]。书中刻画出德国南部一所与我们学校相当类似的中学内，一个不知大难将至的犹太男孩和一个“雅利安人”贵族子弟之间的校园友情，在希特勒新政权统治下所承受的剧烈冲击。那种故事情节或许有可能发生于斯图加特市，可是在1931年至1933年之间危机四伏的柏林市，这种对政治完全无知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发生。我们宛如置身于泰坦尼克号邮轮，每个人都知道它即将撞上冰山。唯一不确定之处，就是冰山撞船以后将出现何种情况、谁将出面提供一艘新船。想自外于政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魏玛共和体制内的各个政党甚至连如何操作救生艇都不晓得，我们又怎能支持它们呢？1932年举行总统大选时，那些政党完全缺席。角逐选战者包括了希特勒、共产党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以及那位老迈不堪的帝国时代元帅兴登堡。兴登堡被视为阻挡希特勒上台的唯一希望，因而受到所有非共产党员的共同支持（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就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真正的选择只有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一个英国犹太人的选项，不论是亨利亲王中学传统形式的民族主义，还是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情况都没有两样。我固然可以理解，为何德意志民族主义对其他人产生了吸引力，但共产党只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更何况我来到德国之前，在情感上就已经偏左。

进入1932——1933学年以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深切的感受，晓得自己正处于危机的终极阶段，否则至少也意识到巨变来临在即。1932年那个不祥的年头举行了许多次大选，首先是5月的总统大选[48]，当时魏玛共和体制内的政党已经出局。总统选举之后不久，布吕宁领导的最后一任共和政府就垮台了，把位子让给一小撮贵族反动派[49]。那个由巴本总理领导的团队非但无法掌握国会过半席位，甚至几乎完全不受国会支持，只能仰仗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来治国。新政府上任后立即派出一个小单位的部队，强行解散了普鲁士政府——在此之前，那个德境最大的邦国由“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执政联盟，大致仍维持了民主政体[50]。

巴本试图延揽希特勒入阁，于是撤销新近才颁布的禁止纳粹“冲锋队”穿着他们褐色制服的禁令，而部长们就像绵羊一般乖乖俯首听命。从此以后，纳粹“冲锋队”耀武扬威的游行队伍变成了日常街景。不同党派身穿制服的卫队每天都当街斗殴，光是在7月就有86人死于纳粹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受重伤者更数以百计。希特勒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迫使政府在7月举行大选。纳粹获得了1400万张选票，其国会席次增加至230席，实力只略少于拥护魏玛共和的所有党派之总和（它们包括了社民党、中央党和几已消失不见的各个民主派政党）。共产党则获得500多万张选票，共占89席。魏玛共和至此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为它举办葬礼的方式还有待商榷。然而在总统、军方、反动势力和希特勒（他坚持要总理职位，否则一切免谈）达成协议之前，魏玛共和国的遗体迟迟无法下葬。

这就是那个学年开始时的情况。若说我在柏林第一年的记忆是彩色的话，那么最后6个月的记忆就是色调日趋黯淡的灰色，并带着几抹红色。那样的变化不仅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于我的个人生活。

随着1932年的局势演变，我们在柏林的前景日益蒙上阴霾。我们并没有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却成为“大危机”之下的受难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儿，那是一项新法案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政府打算抑制高失业率，于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做法，强制规定外国制片公司（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外国企业）所聘雇员工当中，德国公民的人数不得少于75%。悉德尼叔叔显然并非不可或缺的员工——至少那是随后发展的最合理解释。波兰的工作机会始终没有下文，到了1932年秋天，悉德尼就连在柏林的饭碗也已经不保。于是他带着葛蕾特和当时才7岁的彼得前往巴塞罗那。至于那是为环球影业出差还是去当地寻觅新的机会，我就说不上来了。但我非常怀疑那边有任何稳定持久的工作机会，否则我们早就全家一起搬过去了。接下来的发展是，我和南希暂时留在柏林继续上学，直到事态明朗为止。位于利希特菲德的花园住宅也随之成为过去——那是我们搬离阿沙芬堡街之后新迁入的高级郊区，隔壁邻居是一位音乐界人士，拥有一座仅供自家使用的豪华小型游泳池。于是我和南希跟着格林家的第三个姐妹一起搬家。那个人就是四海为家的咪咪姨妈，她在不同英国乡下小城的生意已经再三受挫（“债务还没有多到值得宣布破产的地步，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下去。”[4]），现在她也来到柏林，住进了哈伦湖区铁路沿线的一栋分租公寓。而且她在那儿就跟往常一样，也收费招待房客，并且为英国籍的房客上德语课。那个位于选侯大道尽头的城区，就是我们在柏林最后几个月的住处，在此目睹了“第三帝国”的来临。

或许我和妹妹南希在一生当中，只有这么一次共同生活于没有家人照料的情况下。咪咪姨妈向来是左手进右手出，而且从来就没有过照顾小孩的习惯（她自己未曾生育），所以很难算得上是家人。我只能大致猜测出来，柏林最后几个月内缺乏代理父母的那段日子，对南希造成了何种影响。但令我相当确定的是，假如悉德尼和葛蕾特还待在柏林的话，我应该不至于如此积极投入政治活动。我比妹妹大了三岁半，觉得自己必须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因为我们身边已经没有别人了。之前让我担心的倒还不是她该怎么上学，而是自己每天的噩梦：必须骑着一辆让我觉得丢脸的车子，从利希特菲德前往学校上课，而且这种没面子的感觉只会出现在十几岁青少年身上。那是母亲去世不久前送我的生日礼物，一辆重新漆成黑色、车体已经扭曲的二手自行车。（我害怕被别人看到，于是每天都提前半小时抵达校内的车棚，放学以后则刻意待到很晚了才偷偷摸摸骑回家。）

现在，我和妹妹每天结伴上下学。那是因为哈伦湖离威尔默斯多夫颇有一段距离，而且亨利亲王中学几乎就在南希就读的巴巴罗萨学校隔壁。我们想必是一同搭电车往返，但现在我只记得，那年11月初柏林运输业进行四日大罢工的时候，我俩必须在看似走不完的漫漫长路上徒步上下学。我们是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当她过12岁生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她“启蒙”（这是德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向她解说她自称还不晓得的生活现实。她很可能是太过含蓄才没有告诉我，其实她早就晓得那些事情了，更确切地说那是关于女性生理期的部分，因为对一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而言，那无论如何都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也无法说是那几个月的相依为命，让我们这一对历尽人生巨变的兄妹从此更加亲近。理由是我俩除了那些创痛经验外，几乎没有其他共同之处。我对知识的专注以及对人类世界的缺乏兴趣，都在我身上产生了保护作用。妹妹却不然，她的兴趣和生活方式与我不同，况且我的生活正日益受到政治支配。我甚至不清楚她在学校内的情形，也不知道她交了哪些朋友，或者她到底有没有朋友。我只记得，我们或许曾暗中针对咪咪姨妈和那些房客说三道四、晚上一起玩牌，并写信寄往西班牙。我还精心编写了一些故事寄给彼得欣赏，故事内容综合了修·罗夫廷的《怪医杜立德》，以及克里斯蒂安·摩根斯特恩的《鼻行兽》——那是他笔下一种用鼻子走路的哺乳动物。

我们的公寓位于腓特烈斯鲁街，该地在我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片灰暗，否则就是灯光下的画面。这或许是因为那几个月里面，我们白天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的缘故。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坐在客厅，那里摆放着房东留在架上的书籍，让我首度有机会阅读托马斯·曼的《崔斯坦》，以及柯莱特[51]的短篇小说。咪咪姨妈对那种灯下情景再熟悉也不过了，而且她对寄宿房客的生活表现出浓厚兴趣，于是使出自己惯用的社交仪式，通过看手相或其他方式来做出性格分析和算命，并以例证导入有关超自然现象那方面的话题。为了省钱，她会购买整袋装的马铃薯存放于地窖，等到必要时再差遣我下楼取出——这是难得能够深植我心的哈伦湖生活细节之一。但不管再怎么省钱，她的生活始终捉襟见肘。而马铃薯存放太久之后已开始发芽，我们只得很小心地把嫩芽挖掉，当作没这回事。

译注

1 柏林墙正好从莱比锡广场和波茨坦广场中间穿过。1989年底德国统一之前，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死亡地带”。

2 “斯大林大道”为东柏林市中心的样板街道，民主德国建国前名曰“法兰克福大街”，1961年改称“卡尔马克思大道”，沿用至德国统一后。目前正考虑再度称之为“法兰克福大街”。

3 “威廉时代”（Wilhelmine）即德意志帝国（1871——1918），但通常指的是威廉二世统治时期（1890——1918）。

4 “胜利大道”全长750米，由德皇（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于1895年下令兴建，当时不少柏林人讥之为“玩偶大道”。路旁的32座纪念碑在1947年被盟军拆毁。

5 同盟国在1947年2月25日宣布解散普鲁士（面积占德国邦三分之二的最大邦国）。

6 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rnstadt, 1903——1966）是德国左派新闻记者，希特勒上台后工作于苏联。他在1949年成为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总编辑，以及“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3年因党内斗争及东柏林工人起义而被开除党籍。

7 贝利亚（Lavrenty Beria, 1899——1953）为斯大林恶名昭彰的格鲁吉亚同乡，自1938年起担任“人民内政委员”，掌管全苏秘密警察。他在斯大林死后被苏共领导阶层枪毙。

8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 1899——1974）是20世纪德国最著名的作家及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9 《共产党宣言》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指派马克斯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纲领，1848年2月发表于伦敦。

10 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 1907——2000）为库钦斯基之女，德共党员，1930年前往上海为苏联进行地下活动。她在1933年正式成为苏联特工，先后工作于伪满洲国和波兰；1940至1949年之间在英国卧底，成为斯大林最成功的女间谍（军衔为苏联红军上校）。她自1950年起定居民主德国，成为儿童文学作家。

11 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 1911——1988）为德国物理学家，共产党员，以“原子弹间谍”之名走入历史。他1933年移民英国，9年后成为英国公民，1943年起参加美国“曼哈顿计划”。他在1950年以前配合鲁思把英美原子弹机密泄露给苏联，东窗事发之后被英国判刑14年，1959年遭遣返民主德国继续进行研究。

12 于尔根·库钦斯基（Jü r gen Ku c z y n s ki, 1904——1997）为鲁特之兄，在纳粹时代流亡英国，战后成为东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史教授，有“异议人士与快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称。其家中藏书共7万册，是民主德国最大私人图书馆。

13 维苏威火山（Vesuvius）位于意大利西南部，公元前79年毁灭庞贝城。埃特纳火山（Etna）位于西西里岛东部，是欧洲最大的活火山。培雷火山（Mon t Pe lée）位于法属马提尼克岛，1902年摧毁该岛当时的首府。

14 马克在2002年1月1日被欧元取代。

15 《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乃普鲁士最知名的自由派报纸，发刊于1721年。该报于纳粹上台后深受打击，一年之内遭勒令退职的记者多达2000人（含1300位犹太人），最后在1934年3月底停刊。

16 迈巴赫（Maybach）为德国顶级豪华汽车品牌，现属戴姆勒集团。西斯班诺–瑞士（Hispano-Suiza）原为西班牙第一家汽车厂，由一位西班牙银行家和一位瑞士工程师所创立；其法国分公司于1923年独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生产全球最昂贵轿车（法国的“劳斯莱斯”）。伊速达–弗拉西尼（Isotta-Fraschini）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意大利高级轿车。科德（Cord）为美国奥本汽车公司（Auburn Automobile）1937年以前生产的豪华轿车系列。

17 德国五至十三年级为中学。德国旧学制（1964年之前）以倒数方式计算中学年级，分别为：第六（五年级）、第五、第四、下三、上三（九年级）、下二、上二、下一、上一（十三年级）。其数字名称皆为拉丁文。

18 君特·冯·哈泽（Gün t h er von Ha se, 1917—— ）自亨利亲王中学毕业后成为职业军官，“二战”结束后以少校军阶在苏联当了四年战俘。哈泽最后相继担任联邦德国政府发言人、驻英大使（1970——1977）、德国第二电视台总监。

19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为德国左派戏剧大师，1933年起流亡海外，15年后自好莱坞返回民主德国。魏尔（Kurt Weill, 1900——1950）是犹太裔德国作曲家，1933年逃往法国，最后活跃于美国百老汇。《三毛钱歌剧》是布莱希特的三幕剧（英译名为“三便士歌剧”），由魏尔谱曲，1928年首演于柏林。恩斯特·布许（Ernst Busch, 1900——1980）为德国左派歌唱家、演员和导演，卒于民主德国。埃里希·魏纳特（Erich Weinert, 1890——1953）为德国左派讽刺作家及魏玛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发起人，“二战”时曾负责替苏联进行反纳粹宣传工作。

20 布吕宁（Hein ri ch B rüning, 1885——1970）为经济学博士，1930年以少数党党鞭的身份出任总理，仰赖兴登堡总统的特别行政命令来治国，国会则遭架空（“总统内阁制”），1932年5月底失势下台。

21 1932年的三次大选分别为：4月10日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和7月31日及11月6日的国会选举。

22 巴本（Franz von Papen, 1876——1969）为投机取巧的政客，曾在布吕宁下台后担任总理五个月，希特勒上台后又担任了一年半的副总理。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 1882——1934）为性好权谋的将领，可影响兴登堡总统而决定内阁去留，曾于希特勒上台前当了不到两个月的总理。

23 马立克出版社1917年成立于柏林，深具左派色彩。其宗旨在于为平民百姓大量出版廉价而高水平的名家著作，1934年被纳粹政府查禁。“西方百货公司”（KaDeWe）位于柏林舍嫩贝格，是欧陆最大百货公司（面积约等于9个足球场）。该公司于1907年开业，毁于“二战”时期，1950年重新开业至今。

24 特拉文（B. Traven,约1890——1969）是一位在墨西哥以德文写作的谜样作家（本尊可能是一名从魏玛德国脱逃的左派死刑犯）。特拉文的作品多为具社会批判性的冒险小说，电影《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即改编自其作品。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 1891——1967）为著名苏联作家及新闻记者。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968）为犹太裔德国左派作家，于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至巴勒斯坦，1948年返回民主德国。

25 里昂·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为德国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经常以犹太人为写作主题。他在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和美国，卒于洛杉矶。

26 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 1895——1980）为出生于俄国的犹太裔美国电影导演大师和制片人，1930年执导了经典名片《西线无战事》。

27 刘易斯·特伦克（Luis Trenker, 1892——1990）为奥地利登山家、演员、导演和作家。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 1896——1941）为“一战”时德国排名第二的空战英雄（击落62架），以及战后名闻全球的特技飞行家。他在1936年出任纳粹德国空军技术总监，因对高层不满和不堪“不列颠战役”负荷，于1941年11月举枪自尽。当时官方公告为：“乌德特上将于试飞新机种时失事殉职，元首已下令举行国葬。”

28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 1880——1930）为德国气象学家与地球物理学家，是现代大陆漂移说的创立者，1930年第三度率团前往格陵兰探险时不幸丧生。

29 巴洛克（Boruch或Baruch）是一个犹太名字。波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 , 1887——1969）原姓“Pratt”，为英国籍巨星，以扮演恐怖角色著称（如木乃伊和《科学怪人》片中的怪物）。

30 柏林位于施普雷河（Spree）河畔，施普雷瓦尔德（Spreewald）则是柏林市东南方的“桃花源”，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自然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

31 褐色为代表纳粹的颜色，褐衫队则是纳粹的街头打手部队，即“冲锋队”（或译为“突击队”）。

32 那个笨同学的爸爸名叫威廉·库柏（Wilhelm Kube, 1887——1943），1936年以前担任纳粹布兰登堡省党部头目，因贪渎无度而遭撤职。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他重获重用成为白俄罗斯督察长，1943年在明斯克被其苏联清洁妇兼情妇安装于床下的炸弹炸死。

33 法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 1880——1916）为德国“立体派表现主义”画家与“蓝骑士社”大将，喜以动物为创作主体，希望通过它们找回人类失去已久的纯真。马尔克在1916年阵亡于凡尔登，《蓝马塔》创作于他阵亡三年前，为其最重要作品及德国现代艺术指针。纳粹政府在1936／1937年将马尔克贬为“颓废艺术家”并没收其作品。《蓝马塔》之原作遂成为“帝国元帅”赫曼·戈林的私藏，战后下落不明。

34 该次专车于1943年3月12日自柏林出发，翌日抵达奥斯维辛。车上计有犹太男子344人、犹太妇女及儿童620人。其中218名男子与147名女子被留置于集中营，其余599人立刻进了毒气室。

35 布兰登堡边区（Mark Brandenburg）即柏林周围的广大地带，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之边陲。梅克伦堡（Mecklenburg）位于布兰登堡边区西北侧，相当于前民主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带的西半部。

36 《丁丁历险记》为最著名的欧洲漫画系列，曾连载于比利时报纸（1929——1976），已售出2亿册以上。

37 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或称“新客观主义”，乃源自德国、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流派，主张以精确客观方式来掌握对象的具体性。它迥异于表现主义，并深深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

38 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 1889——1979）原名阿诺德·冯·戈尔森瑙（Arnold von Golβenau），为出身贵族家庭的德国左派作家，“一战”时期曾在前线担任军官，战后发表了许多反战小说。

39 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e Grosz, 1893——1959）为德国新即物主义派和达达主义派的讽刺画家，对现代政治漫画影响颇深。他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员，1922年在莫斯科拜访列宁和托落茨基之后，立刻决定退党。格罗斯于1933年正式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去世前一年返回联邦德国定居。

40 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为德国古典语言学大师及荷马研究权威。他曾与哲学家尼采一同在波昂大学修习古典语言学，并与之进行论战。

41 “契卡”是早期苏维埃政府的秘密警察，成立于1917年12月，为克格勃之始祖。“拉脱维亚步枪兵团”原为1915年成立的帝俄战时单位。那些拉脱维亚士兵在1917年投靠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内战时的红军主力部队，协助列宁打下江山。“红色拉脱维亚步枪兵团”后来成为拉脱维亚政府的烫手山芋，不知应如何褒贬。

42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公元前71）为古罗马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导人，被马克思视为“古罗马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言人”。就德国而言，“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于1917年，衍生自极左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在1918年12月底改组成德国共产党。

43 鲁班松（Otto Rubensohn, 1867——1964）为犹太裔德国考古学家和纸草文书学专家，曾于20世纪初在埃及进行田野工作，1939年移居瑞士。

44 “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即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Heinrich I, 876——936），后来成为东法兰克国王（919——936），建立了萨克森王朝。传说他被推举为王时正在野外捕鸟，故得此外号。其子奥托一世于公元962年建立了帝国（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45 克里斯蒂安·摩根斯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 1871——1914）为德国“无厘头”诗人，其名作包括《绞架之歌》和《鼻行兽》。《鼻行兽》（Nasobem）将出现于本章结尾；它曾让一位德国动物学教授童心大发，以假名发表虚构的“鼻行动物”学术专论，以致有人相信世上确有一种用鼻子走路的哺乳动物（老鼠与章鱼的结合体）。

46 20世纪中叶以前，德国学校教育强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大帝）的战功，但他最值得尊敬之处其实在于“开明专制”（其名言为：“统治者是国家的第一公仆”）。

47 弗瑞德·乌尔曼（Fred Uhlman, 1901——1985）为犹太裔德国律师，1933年移居法国，1936年定居英国，从此以绘画维持生计。他在1977年撰写了《重逢》（Reunion）这部小说，1989年被拍摄成电影。

48 此处记忆不尽正确。总统大选日期为3月13日，因为无人过半数（兴登堡的支持率为49.6%），4月10日接着举行第二轮大选，由兴登堡获胜（53%），然后布吕宁内阁于5月30日垮台。

49 巴本内阁（1932年6月1日至12月3日）的11名部长有7人为贵族，时人讥之为“男爵内阁”。

50 普鲁士自1920年起由社民党执政，成为魏玛共和的民主堡垒，但被极右派保守势力视为“赤色堡垒”。1932年7月，兴登堡与巴本派出一个连的部队解散普鲁士政府，纳粹向北德夺权的最大障碍于焉排除。

51 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是20世纪初巴黎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以特立独行著称。

[1] James V. Bryson, My life with Laemmle (Facto Books, London, 1980), pp. 56-57. 德林克沃特对好莱坞实务完全缺乏概念，以致所获得的稿酬，实际上只有莱默尔的代理人获准支付金额的一半。

[2] 以下有关该校的信息大多依据海因兹·施塔尔曼（Heinz Stallmann）私人编撰的《舍嫩贝格区的亨利亲王中学，1890——1945》，以及本人和弗利兹·路斯提希（Fritz Lustig）先生的回忆。

[3] 1929年时，该校学生计有399名新教徒、48名天主教徒、35名犹太人及6名其他类型的学生。

[4] 摘自咪咪·布朗1931年12月3日写给恩妮斯汀·格林的信函。她在信中宣布自己计划离开英国，拟前往地点尚未确定——拉古萨（即“杜布罗夫尼克”）？柏林？

第5章

柏林：褐色与红色

这时我的革命倾向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最先努力让此倾向变得更加明确的人，是一个比我年长、属于社会民主派的男生——格哈特·维腾贝格。我和他一起通过了20世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入门仪式，心血来潮地尝试去阅读与了解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是从第一页开始读起。但这种尝试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并没有持续很久。除此以外，尽管我们俩一直是朋友，我既未受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吸引（它截然不同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也不曾被格哈特的犹太复国主义影响。格哈特在犹太复国主义引导下，于希特勒掌权后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一个“基布兹”[1]。据我所知，后来他返回德国进行救援犹太人的任务，结果半途遭到杀害。（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时当然压倒性地都是社会主义分子，而且多半分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系。）

吸收我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人也比我年长。我已经想不起来当初我们如何取得了联系，但不无可能的是，八成有人告诉过他，校内“下二年级”有个英国人曾经谈到自己的红色理念。就我印象所及，那位鲁道夫（罗尔夫）·雷德尔发色很深、个性阴郁、爱穿皮夹克，而且显然把共产党理想中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干部当作楷模。他与双亲居住在柏林市“弗里德瑙”，我还记得他小房间内的狭窄角落有两三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关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书籍。由于我读过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小说，当时他一定借了几本给我，否则我还能向谁借来那些书呢？其中没有一本能够让人感受到，革命时期的俄国有过特别乌托邦式的人生观。就这方面而言，它们与所有撰写于斯大林时代之前的苏维埃小说并无二致。可是当我开口向罗尔夫表示（我还记得当时的对话），共产主义必然将因为俄罗斯的落后而产生问题时，他马上勃然大怒说道，苏联是不可以批评的。通过他的协助，我买来厚厚一本庆祝十月革命15周年的特刊，它里面有许多文字数据和照片，标题叫作“十五个钢铁步伐”。我仍然拥有这本外观呈质朴灰色、封面由约翰·哈特菲尔德[2]所设计的精装书；书上空白扉页还保留了我用青少年笔迹所写下（当然是以德文书写）、摘录自列宁《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的语句。这本精装书再加上一本已毁损殆半的平装小册子，便成为我献身投入政治的最早记录——那本小册子印出了革命曲调的歌词，名曰“红旗之下的战歌”。

罗尔夫·雷德尔自认为跟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环境格格不入。后来他于自传中声称：自己是在街头加入了“共产党青年联盟”（KJV）的阵营（时间只不过比他招募我的时候早了一年多而已）；令他引以为傲的是，当那个“内战潜伏期”同志们面对警察和身着褐衫的纳粹冲锋队之际，他以街头行动来“证明自己”，因而赢得柏林工人阶级红色青年的接纳[1]。怪的是，当时他并未建议我加入“共产党青年联盟”，反倒劝我参加一个显然比较不具无产阶级色彩、专门为争取中学生而成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SB）。我照做了，而罗尔夫从此走上自己的路。我离开柏林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最后他于1996年去世[3]。

然而我们的生命却很奇怪地纠结在一起。过了许多年，我在一本以“作家与共产主义”为主题的联邦德国著作里面，发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界有位相当显赫的人士，诗人斯提凡·赫尔姆林，本名叫作鲁道夫·雷德尔。后来我从他的自传获悉，当初他是以非法身份留在德国，其家人原本打算送他去剑桥，但他拒绝，结果被关入集中营好几个月。他在1935年前往法国，随即先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军，然后在1946年回到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接着在民主德国展开写作生涯而打响名号。我读了他的作品以后，觉得他是一个好的诗人，却非杰出的诗人。说不定他更适合从事翻译或改写其他诗人的作品，不过他那本简短而具隐喻性的回忆录——《暮色》——倒是备受推崇。换个角度来看，在一个既庸俗又专制的政权底下身为文化界要人[4]，他表现得很好，非但进行抗议、保护别人，还动用自己与昂纳克[5]的友谊来对抗“史塔西”（秘密警察）。他就像是德国古代谚语中所说的“好人未必是好音乐家”，但这句话在此不应被解读为污蔑艺术家的用语，而是对公众人物的赞扬。

某次我大概是因为关心“作家联盟”的缘故，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姆林，顺便询问他是否就是我所认识的雷德尔。结果我收到一封简短回函，表明他就是雷德尔，但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之后我在柏林的朋友们曾向他提起我，但他并未做出响应。反正这两名柏林高中学生如今已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领域，成为左翼文化界知名人物。1932年时二人之间的短暂接触，似乎在1989年以后的民主德国吸引了记者与读者们的注意，而且经常有人向我问及此事。

鲁道夫·雷德尔这段插曲还有一个诡异的后续发展。他过世前不久，一位对赫尔姆林怀有敌意的联邦德国文学侦探——卡尔·柯林诺[6]——追查其公开发表的自传，发现书中内容多属自由发挥，往往只能勉强跟事实扯上关系[2]。例如雷德尔不可能抛弃他那“富裕、有文化、收藏艺术品、爱好音乐，并兼具英德两国背景的高尚资产阶级家庭”，来为工人奋斗。他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人，后来成为无国籍的生意人，娶了一个移民至英国的加里西亚人（她因而拥有英国护照），并曾在通货膨胀的年代一度大发利市，随即又一败涂地。其父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也没有死于集中营，而是在1939年平安抵达伦敦。赫尔姆林本人从未进过集中营，即使是再短的时间也没有。他不曾到过西班牙。没有证据足以显示他曾经为法国抵抗军工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是一种非常有效并令人信服的毁灭性说法，尽管其中明显掺杂了作者本身及某些数据来源的偏颇立场。

雷德尔当然不是自传作者（和女作者）里面的特例，并非只有他打算让自己在世上扮演更具传奇性或更加重要的角色，于是据此修改了人生剧情。但我们如果接受追查者的证据，认为雷德尔1946年回到柏林之前的实际生活——包括学校生活——其实很平凡，更会觉得他把自己的人生美化了。其实雷德尔大多数的时候并非捏造，而是做出修饰或者把自己原本打算做的事情改写成实况。事情的真相是，他确实辞掉了在特拉维夫的工作（但赫尔姆林并未在自传中表示自己曾短暂移居巴勒斯坦），还公开宣布准备加入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他原本大有可能前往西班牙，参加那场几乎称得上是自杀的行动，不过当他即将离开巴勒斯坦的时候，他的太太怀孕了。他的父亲的确在短时间内当过百万富翁、收藏过艺术品，还曾经请马克斯·李伯曼为其妻作画，也请洛维斯·柯林特为自己绘制肖像。[7]更何况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任何来到国外的德国犹太难民于填写表格、回答问卷的时候，都有不少机会来美化过去的经历，而且有许多诱因让人想这么做。

毫无疑问的是，我1932年认识他以前，他已经当了一阵子共产党员，而且一辈子对党效忠，直到共产党随着民主德国覆亡消失为止。此外他还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付出了代价。这一点又以奇特的方式，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结合在一起。因为柯林诺的说法如果正确无误的话，雷德尔之所以被赶出自己的中学，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煽动性的文字，发表于“社会主义学生联盟”1932年1月号的刊物——他不久以后延揽我加入了那个组织，而那份刊物名正言顺就叫作“校园斗争”。假如此事果真在1931至1933年之间发生于亨利亲王中学的话，我无法想象自己居然没听说过它。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先被另外一所高中开除，后来才在1932和1933年之交进入亨利亲王中学。因此我们两人都是校内的过客。我不清楚他是如何及为何离开该校的，但他绝对没有毕业。[8]

在德国或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历史上，我所参加的那个组织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不像其创始人奥尔佳·贝纳里欧[9]那般显赫。这位活力充沛的年轻女性，是慕尼黑一个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1919年昙花一现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结束后，她投身革命，并与一位曾活跃于该“共和国”的年轻老师——奥托·布劳恩——交往了许多年。1928年，她率领一群年轻共产党员冲进柏林法院，把因为叛乱罪而出庭受审的奥托·布劳恩释放出来。两人一起逃之夭夭，从此成为亡命之徒，并加入“共产国际”与苏联红军的行动单位。贝纳里欧来到莫斯科以后，被指派为刘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顾问。普雷斯特斯是一位长年率领反叛军的巴西军官，曾于一场著名的长征中，行军穿越该国的边远蛮荒林区。此时他正准备加入巴西共产党，成为该党领袖。贝纳里欧嫁给了普雷斯特斯，协助他进行筹划工作，并与他联袂参加1935年灾难性的起义行动。结果贝纳里欧遭到逮捕，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的德国。1942年，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遇害。与此同时，奥托·布劳恩已经向东方而非西方发展，成为唯一实际参加中国红军“长征”的欧洲人[10]。后来他退休于东柏林，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回忆录。当我加入“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替世界革命效劳的时候，还不清楚该组织与某些重大战役之间的历史渊源。但我一点也不怀疑，1932年在柏林加入共产党的人，将面对一个充满危险、迫害与动乱的未来。

贝纳里欧投身世界革命时比较不戏剧化的一面，就是号召成立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3]。该联盟似乎发源自新克尔恩，那是柏林工人阶级聚居的市区当中，最深红色的地带之一。当地参加政治组织的社民党与共产党工人阶级子弟，都就读于所谓的“衔接学校”——那类学校得到普鲁士政府资助，让精挑细选出来的孩童皆可接受完整中学教育，最后得参加高中毕业会考。贝纳里欧在1926年来到“新克尔恩”，成为煽动暨宣传部门新进的活跃干部。她鼓励在学年轻共产党员采取类似现有“共产党大学生支部”的做法，也在各衔接学校成立“共产党中学生支部”[4]。由于那些学校的学生来自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因而决定成立一个更广泛的团体来同时涵盖社民党和共产党，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但不可避免的是，自从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共产国际”眼中的“社会法西斯分子”以后，这种团结精神已经所剩无几。“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于是成为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到了1928年，该联盟的势力范围已拓展到柏林红色地区之外，在柏林市的中区和西区（亦即在类似我所就读的那些中产阶级学校），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都设有团队。“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并于此前不久开始发行《校园斗争》那份刊物。

当我在1932年秋天加入的时候，联盟实际上已处于最后挣扎阶段。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危机时期财务援助遭到大幅缩减，使得“衔接学校”日益面临困境，而此类学校依然是“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主要支柱。到了1932年下半年，某些分部或已解散，或只是不定期聚会而已。协调一致的行动已经不再可能。即便在这个联盟的若干稳固据点，例如新克尔恩区的卡尔·马克思中学，1932年底的气氛也是既沮丧又无奈。有些人认为《校园斗争》在1932年5月以后即已停止发行，但我认为这指的是印刷品部分。因为我仍然保存了它发行于此后的一期，而且那显然是由不怎么熟悉复印设备的同志拷贝出来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位于柏林西区的联盟小组并未出现气馁迹象。

我们起先在一位成员父母亲的公寓中召开小组会议，后来则定期集会于哈伦湖附近一家共产党酒馆的密室。德国和法国的草根性工人运动都不怎么节制饮酒，其历史多半是在小酒馆内写下来的。同志们通常在酒吧外边的房间碰面，同时举杯畅饮葡萄酒，或者像是在柏林那般大喝啤酒；较严肃的会议则在密室围绕着桌子举行。大家当然可以在前面房间点酒，然后带入密室饮用，但这种行为不受鼓励。由于我们是个照规矩行事的团体，所以有一位“组织领导”——他是一个姓“沃尔夫海姆”的男生，我想他的教名应该是“瓦尔特”。同时我们还有一位“政治领导”（即政委），他姓“波尔”，我还记得他长得圆嘟嘟的。德国与俄国的各种组织都偏好使用“音节”而非“字母”来缩写，例如“共产国际”（Komintern）、“集体农场”（Kolkhoz）和“古拉格”（Gulag）便是如此；开会时使用一个人的“姓”而非“名”，则可增加会议的正式性。

此外唯一还让我有印象的小组成员，是一个既英俊又时髦的俄国人，名叫根纳地·卜布立克；他穿着俄罗斯罩衫参加会议，他父亲则工作于柏林的一家俄国机构。我相信当时我们一定聊到了不同学校内的情况，以及拟吸收对象或“接触对象”。但是到了1932年尾，国内政局的迫切性未免让一般问题显得微不足道（比方说，俾斯麦中学“下一年级”来了一位反动的老师）。所以政治议题毫无疑问变成了我们谈话内容的主轴，波尔政委并向我们指示应当遵循的“路线”。

那么我们自己的想法如何呢？如今普遍得到接受的观点是，德国共产党于希特勒发迹期间所采取的政策——走的是“共产国际”路线——已经愚蠢到了自杀的地步。该政策所依循的假定是：自从资本主义于20世纪中叶所处的短暂稳定期结束以后，新一波的阶级对抗与革命浪潮正日益迫近；但立场温和的社民党人构成其间最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掌控了绝大多数工人运动团体，使得劳动群众无法在共产党领导下，朝着势在必行的激进路线前进。这些假设原本并非完全不可信，然而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却有另一派看法认为：基于前述理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危险性大于希特勒的崛起，甚至可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那种看法已接近政治上的精神错乱[5]。它实实在在抵触了直觉、常识，以及社民党与共产党劳工（或学童）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两派人马十分明白，他们彼此之间的共同处多过了与纳粹的相通点。

尤有甚者，当我抵达柏林的时候，德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显然是：应该如何阻止希特勒上台掌权。的确，就连最激进派的共产党路线也向现实做出了某种妥协，尽管所采取的只是些空洞不实的做法。例如我们在领口佩戴的并非锤子与镰刀标志，而是“反法西斯”的徽章，借此呼吁同心协力来对抗法西斯主义。但这当然只意味着与工人联合行动，不理会他们那些因权力而腐化，并且背叛了阶级利益的领导人。无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都晓得，仅仅从意大利的案例即可看出，法西斯政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毁灭他们。

保守派分子甚或中间派人士低估了希特勒，以为仅需将他纳入联合政府便可控制大局。社会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却十分明白，想要与国家社会主义妥协或共存，对己对彼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采取了不同方法来削弱纳粹的威胁，然而我们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严重低估了纳粹的危险性。我们认为，如果纳粹执政的话，马上就会被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激进工人阶级推翻，因为这支大军的人数已经多达30万至40万人之多。自从1928年以来，共产党得票率增加的速度不是几乎和纳粹一样快吗？当纳粹的得票率在1932年底下滑时，共产党的得票率不还是继续急遽上升吗？[11]但我们一点儿也不怀疑，直到推翻纳粹以前，法西斯政权的狼群将被松绑，并向我们直扑而来。情况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最初成立的几座集中营，主要就被设计来囚禁共产党人。

关于“共产国际”的疯狂路线，尽管当时已有社会主义者、异议人士或被迫封口的共产党员保持反对立场，但毫无疑问当时还是找得到借口来为之辩护。过了70多年以后，从历史学者后见之明的专业角度来观察，我们已不像20世纪30年代那般乐观，以为仅需联合所有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即可阻止希特勒上台。无论如何，到了1932年，国会已不再可能出现中间偏左的多数派；纵使果真出现了一种具有双重不可能性的情况，结果仍将如此——比方说，共产党竟然愿意加入该阵营，而社会民主党（更遑论是天主教的“中央党”）竟然愿意接纳共产党。魏玛共和国已随着布吕宁总理下台而走上末路。随后进行接管的总统、国防军、各式各样的专制反动势力和工商界人士，原本确有能力阻止希特勒，况且他们绝不至于打算沦落到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那种下场[12]。事实上，1932年夏天选举后，他们确已阻遏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向上窜升的动能。导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些事件，原本并非无法避免。但至此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都不可能对此有所作为。

即便如此，事后回顾起来，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毫无道理可言。但我们可曾对它做出任何批评？当然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所想要的，是既激烈又一劳永逸的改变。纳粹党和共产党都是年青一代的政党，那主要是由于年轻人不排斥着眼于行动、忠诚和激进主义的政策；他们跟那些把政治当作“可行性的艺术”的人不一样，还没有被既卑劣又虚伪的妥协态度所污染。（国家社会主义未曾保留太多的公共领域给妇女发挥。唉，我方阵营虽然热烈支持妇女权益，在那个阶段却只能吸引到杰出女性当中的少数人，无法争取更多妇女投入受到男性主宰的共产运动。）好战的“共产党青年联盟”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马前卒，负责向那些往往态度消极的党内成年领导人施压，迫使他们采取激进的“阶级对抗阶级”策略。纳粹固然是我们在街头的敌人，但警察也一样，更何况柏林警方的高层来自社会民主党，而且其手下曾在1929年国际劳动节当天打死了将近30人。那个事件被德国共产党列为社民党背叛阶级的标志。反正还会有谁尊重魏玛共和国的法律规范与政府体制呢？——它们大致依然维持帝国时代的面貌，只不过没有了德皇而已。

就此而言，我们显然类似1968年时的年轻激进分子，但也有四个主要不同之处。第一，我们并非由激进异议分子组成的少数派团体，而且既不是生活于前所未见的繁荣社会，又缺乏高度稳定的政治体系。1932年时，在经济动荡、政治脆弱的德国，以偏激态度拒绝接受现状的人占了多数。第二个有异于1968年激进学生的地方是，我们不分左派或右派皆非抗议者，而是一场实为革命斗争的政治夺权行动之参与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儿，我们都是纪律严明、旨在垄断国家权力的群众政党。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夺权都是不可或缺的首要步骤。第三，在我们极左派阵营中，知识分子的人数比较少。其中主要的理由是，即便像德国这般拥有完善教育体制的国家，仍有90%以上的年轻人从未接受过中等教育。在年轻知识分子之间，我们左派更是不起眼的少数。高中学生几乎都是右派，虽然他们——例如在我们学校——未必是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那种右派。但在大学生当中，支持希特勒的力量已经强大到恶名昭彰的地步。

第四个差别在于，共产党知识分子不是文化界的异议人士。当时有异于摇滚乐时代之处为，文化上的主要分水岭并非世代之间的隔阂，反而基本上是立场不同者之间的政治冲突。其中的一方支持，另一方则反对纳粹所谓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即认为为期14年的魏玛共和时代是艺术史及科学史上的一个非凡年代）。至少在柏林，我们和长辈共享这种文化，认同斯大林主义时代之前的共产主义。而且当我们明确区分路线“正确”或“错误”的作家与艺术家的时候，还不至于排斥前卫文化界的男女成员——他们公开颂扬“十月革命”，并和德国共产党一样厌恶艾伯特与兴登堡的共和国[13]。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时尚未浮出台面。对布莱希特、“包豪斯”与格奥尔格·格罗斯的爱好，不会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制造鸿沟。但这种爱好确实将右派与一种文化上的“人民阵线”切割开来，而且该阵线所涵盖的范围，从普鲁士与柏林的社民党执政者，一直延伸到最边缘化的无政府主义“波希米亚人”。这种爱好也联结了自由派与左派人士。日后民主德国之所以在节育及堕胎方面制订出远较联邦德国更加自由的法律，主要就是因为德国共产党在魏玛时代一直将堕胎合法化列为推动的主要议题（德国民法禁止堕胎）。我顺手翻阅那本硕果仅存的《校园斗争》，看见里面出现了几位医学界人士的会议通告，而那些人向来以鼓吹性解放著称。

还原我在魏玛共和最后几个月内的经验时，应如何辨别什么是自己当时的记忆、什么是我身为历史学者所了解的东西，以及什么是我针对德国左派当时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进行了一辈子的政治省思与辩论之后，现在所保持的看法？当时从纳粹1932年7月30日选举获胜，直到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总理之间，我对时事的认知主要来自所阅读的《福斯日报》。无论如何，我对那些新闻并未真正做出政治性或批判性的反应，反而表现像是一个浪漫的党派支持者，或仿佛是足球队的拥护者。共和国举行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之前不久，爆发了1932年11月初的柏林运输业大罢工。无论在事发当时或从此以后，它始终是激烈论战的对象。共产党的“革命工会反对派”成功地号召了那次罢工，旨在对抗正统（社会民主派）的工会，并得到纳粹工会组织大力支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希望与工运脱节。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由红褐两派人马临时组成的共同阵线，非但在共和国临终的最后几个星期内制造出负面新闻，而且至今仍被引用来攻击魏玛时代的共产党。该事件充分展现了一个政党的非理性作风：它明明晓得希特勒随时都可能上台组阁，却继续将社会民主党视为主要敌人。这场罢工立即造成的主要效果，或许是帮助共产党在11月6日的国会选举中得票率大增，并使得纳粹的票数猛然下滑，然而这两件事很快都被人遗忘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不记得曾在罢工期间与任何人谈论过相关事宜，或者对此感觉忧心，甚至想到过这方面的问题。这回是“我们自己的”罢工，因此我们当然支持它。我们晓得自己是纳粹的主要敌人，而且是他们主要的眼中钉。因此，指控我们向希特勒伸出援手的说法未免荒谬绝伦。那怎么可能是问题呢？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就连我们这些相信世界革命乃大势所趋的年轻人，也在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内明白——或一定曾经明白过——那时它还不可能发生。我们当然没意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于1932年时，几乎已经衰落到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不过我们相当清楚，自己即将于短期间内面临挫败。况且正在角逐权力的并非我们，而是另有其人。事实上，德国共产党无论就宣传用语或实际战略而言，皆未曾将立刻夺权列入选项。（德共反而正积极准备转入地下活动，尽管后来的结果显示他们一点儿也不够积极：其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于新政权上台几个月后即遭逮捕，并被囚禁于新设立的一所集中营内。）尤有甚者，万一希特勒上台掌权的话，一切可供幻想的空间都将不复存在。那么像我这种自诩的青少年好战派，心中究竟想些什么呢？

当然，一想起我们实质上是个全球性的运动时，便会让我们心中得到宽慰。我们背后已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成功。在更遥远的东方，中国革命正继续向前推进。由于知道正进行着一场“亚洲风暴”（套用自普多夫金[14]那部伟大电影的名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或许比其他人更加重视亚洲。就在那个时候，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安德烈·马尔罗[15]把中国视为革命的典范地区，以及革命者的试练场。或许无足为奇的是，我唯一还记得的当时报纸头条新闻（除了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和国会大厦纵火之类的大事之外），就是有关一艘名叫“七省号”的荷兰战舰，于希特勒上台几天后在爪哇外海叛变的报道。但那并非我们所期待见到的戏剧化起义行动，而是一个迫害事件。我们眼前所浮现的景象——至少在我心中如此——就是冒险犯难、遭到拘捕、抗拒侦讯、挑战逆境。我们为自己虚拟出来的这种理想角色，不到一年以后就由乔吉·季米特洛夫在现实生活上演，那时他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挺身向戈林做出挑战[16]。纵使在此情况下，我们仍因为马克思主义而一直充满自信，以为我们的胜利将记载于未来的历史书籍当中。

我们想象中的景象讲到这里也就够了。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直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几天以前，我不记得自己除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小组会议之外，还参与过任何真正的共产党活动。我无疑和我们全体成员一样，也因为纳粹在11月6日大选遭到重挫，以及我们的惊人进展而精神大振。但令我颇为确定的是，我不了解巴本内阁垮台的意义何在；不清楚希特勒登台前最后一任总理——施莱歇尔将军——领导下的短命新内阁之所作所为；我更不晓得纳粹在12月时所面临的党内危机，而希特勒就在那个时候罢黜了该党第二重要（至少是第二出名）的人物：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尔[17]。在另一方面，褐衫队已日益具有侵略性，并在公权力默许下蓄意采取挑衅策略，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1933年1月25日，德国共产党组织了最后一次的合法示威。天黑以后，群众在柏林街头列队行进了好几个小时，接着前往比罗广场（现称罗莎·卢森堡广场），聚集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共产党总部之前。此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制纳粹“冲锋队”在同一广场的大规模挑衅游行。我参加了那天的示威活动，而且应该是跟“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其他同志一起过去的，但我对他们并无特别印象。

除了性行为之外，还有一项活动能够将肉体经验与强烈情绪结合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于群众高度亢奋之际参加大规模游行。但性行为属于个人层面，游行的本质却是集体行动，而且游行时的高潮可长达数小时，这是有异于性高潮之处（至少对男性而言如此）。换个角度来看，游行和性行为一样，也意味着某些身体的动作——诸如游行、呼口号、唱歌——使得个人融入群体，而这正是集体经验的精髓。那次的经验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纵使我对示威活动的细节已经没有了印象。我只记得一小时接一小时不断持续下去的游行。但与其说是游行，倒不如说是：于严寒中——柏林的冬天很冷——在建筑物（还有警察？）的阴影之间，沿着风雪交加的幽暗街道时而缓步移动时而伫立等待。我不记得看见了红旗和标语，但如果有过任何红旗和标语的话，而且一定有过，它们已经被灰蒙蒙的游行群众所淹没。

我还记得的活动只有唱歌，其间穿插着凝重的沉默。我们唱着一些我最喜欢的歌曲，而且我至今仍保留了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小册子，里面就印出了那些歌词：《国际歌》、歌颂“农民战争”的《盖耶尔的黑色杂牌军》，那首伤感的墓园打油诗《小喇叭手》（据说民主德国领袖埃里希·昂纳克希望在他的丧礼上演奏此曲），那首工运歌曲《迎向朝霞》，和苏联飞行员之歌、汉斯·艾斯勒作曲的《红色的威丁》[18]，以及节奏缓慢、庄严神圣的《兄弟们，走向阳光走向自由》。我们彼此产生了归属感。等到我返回位于哈伦湖的家中时，几乎已处于恍惚状态。当我两年以后在英国陷入孤立时，我检讨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基础，并在日记中以德文写道：这种“集体亢奋”正是其中五个构成要素之一——此外再加上对被剥削者的同情；一个完美而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之美学诉求；辩证唯物主义；有几分类似布雷克[19]幻象中的“新耶路撒冷”，兼之以知识上强烈的“反鄙俗主义”[6]。但是在1933年1月的时候，我并没有分析自己的信念。

五天以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我已经描述过自己读到这则头条新闻时的观感，那时我和妹妹正在从学校回家的半路上。我的眼前至今仍浮现那一幕，宛如置身梦境一般。现在我们晓得，希特勒拒绝采纳保守派有关立刻查禁共产党的建议，部分原因在于，这或许会导致共产党铤而走险发动群众抗争。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不立刻查禁共产党即可强化纳粹的论调：唯有其半军事化的“冲锋队”才能够帮德国阻挡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这么一来，还可以让政权转移当天的纳粹盛大游行活动产生全国性的意义，而非只是具有党派的性质。（德共领导当局宣称，自己曾在1月30日发出指令，要求进行总罢工。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没有人认真相信那种说法。德共当局很可能只是刻意在纸面留下记录，以免给人不战而降的印象。）事实上，“冲锋队”以及当时地位还没那么重要的“黑衫队”，很快就被赋予了“辅助警察”的任务。而且他们尚未得到国家正式授权之前，就已经着手创设自己的集中营。

新政权为了不让任何国会议员有丝毫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于是立即解散国会，并宣布在宪法所允许的最早期限内（3月5日）举行新一轮大选。几天之内，政府就颁布一项很管用的紧急命令来“保护德国百姓”，借此限制新闻自由，并为“保护性拘留”提供法律依据。2月24日当天，纳粹党的“褐衫队”和“黑衫队”等半军事化组织已被征召为“辅助警察”。警方于同日突袭共产党总部，声称查获了大量叛乱物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东西。就在这种情况下，魏玛共和国举办了名义上仍然自由，并且由不同政党进行角逐的最后一场选举。然而在选前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又冒出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件，使得原已不利于反对党派的局面更是雪上加霜。2月27日晚间，国会大厦遭到焚毁。不管那到底是谁做的好事，纳粹立刻大肆利用这个机会。他们所收到的效果十分惊人，以致大多数反法西斯人士都相信那场大火一定出于该党自己的策划[7]。官方第二天就颁布紧急行政命令，取消了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以及个人通信和电话的秘密。那项紧急命令更允许中央政府干预各邦的自治权，借此重建秩序。戈林进而开始围捕共产党员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被拖入临时设置的监狱，遭到拷打和虐待，有一些人甚至遇害。到了4月，仅仅在普鲁士就有25 000人受到“保护性拘留”。

“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所做出的立即反应，或至少与我有关的部分，就是把复印设备搬进我姨妈的公寓。我很喜欢发挥想象力，认定它就是印出最后几期《校园斗争》的那台机器。反正同志们得出的结论为，因为我是英国国民，所承受的风险应该最小，或许警察比较不可能过来突袭我们的公寓。于是我把东西藏在自己床底下，藏了好几个星期。那台如今看似来自洪荒时代的机器就摆在一个褐色大木箱内；使用它的时候必须先在特制的油印蜡纸上打字，然后把蜡纸放置于涂满油墨的渗透性网屏上，而且每一页都必须单独印刷。后来又有人过来把它搬走了。我不认为当我负责保管那台机器的时候，它曾经印出任何东西。理由是，如果真有过任何印刷动作的话，即便我那位不善持家的姨妈也会提出抗议，因为黏腻的油墨一定会在我的卧室内四处喷溅。那台机器就是这副模样。

据推测当时应该使用了一台更有效率的印刷机，来印制我们准备供选举造势使用的传单。我相信参加选战就是我真正从事过的第一个政治工作。同时那也是我涉足典型共产党活动的入门经验：做出一些既无指望又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党要求我们那么做。我们固然无论如何都的确想为选战提供助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借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来展现对共产主义的投入，也就是为党牺牲奉献。比方说，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单独与两名纳粹冲锋队员共乘电车，即便我有充足理由感觉害怕，但依然拒绝遮掩或摘掉共产党徽章。我们不时走进公寓大楼内，从顶楼开始将传单塞入每一间公寓，直到我们气喘吁吁地完成行动，然后走出大门观察是否出现了任何危险迹象。整个过程简直像是在玩西部游戏——我们是印第安人而非美国骑兵队——但其中蕴涵了足够的真实危险，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恐惧和冒险时的紧张刺激。大约一年以后，我在日记中把那种状况描写成：“一种轻飘飘、干着急的紧张感觉，就好像站在一个准备揍你的人面前，等待他出拳动手。”万一某扇打开的门后面冒出一张充满敌意的脸孔，万一有身穿褐色制服的家伙沿着楼梯追赶下来，万一通往马路的出口被堵住了，这时又将发生什么事情？散发德国共产党的竞选传单，那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国会大厦失火以后。投票支持共产党也非儿戏，尽管还是有超过13%的选民在3月5日这么做了。我们有充分理由心生畏惧，因为我们不光是自己冒险而已，同时也可能为父母带来危难。

共产党随即正式遭到查禁，非正式的集中营则变成了官方机构。“达豪”是第一座集中营，而它设立的日期，刚好就是新选出的国会（此时已少了被查禁的共产党）通过《授权法》，自行放弃地将控制权完全交到希特勒政权手中的同一天[20]。到了3月下旬，我和妹妹听说我们即将前往英国——不论悉德尼叔叔在巴塞罗那有过什么样的计划，结果都一筹莫展。希特勒则刚刚宣布将在4月初抵制犹太人的商店。当我向朋友们道别时，我要求其中一人——他很可能就是格哈特·维腾贝格——将与此有关的消息通知我。（他则给了我未来移民巴勒斯坦之后，准备加入的“基布兹”的地址。）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德国。咪咪姨妈也决定再度迁居。她在柏林的冒险事业并不比以往更为成功，况且一旦妹妹和我离开之后，她势必将失去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我记忆中的模糊印象是，南希好像先和葛蕾特与小彼得同住——那是在巴塞罗那吗？——接着他们才共同步上悉德尼与我的后尘来到英国。悉德尼过来接我离开，于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孩子在失根的生活中，走上了另一段迷航之旅。尽管当时我的主要热情是在政治方面，但我仍然对那辆骨架弯曲的旧脚踏车做出安排，刻意让它在霍布斯鲍姆家族打包财物时遗失。它是母亲送我的礼物，却在我青少年时代造成了许多令人不堪的痛苦。

我大约有30年未曾回过柏林，但我从未忘记柏林，而且永远忘不了它。

译注

1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的共同屯垦区，结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场有几分相似。第一个基布兹出现于1910年，今日以色列境内仍有260多个基布兹，每个基布兹的成员在1000人以内。

2 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 1891——1968）为德国达达主义艺术家和共产党员，原名赫兹菲尔特（Helmut Herzfeld），“一战”时刻意改用英式姓名，借此向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提出抗议。他是政治性“摄影蒙太奇”的创始者，于希特勒上台后移居捷克和英国，“二战”后返回民主德国。

3 此处记忆有误，鲁道夫·雷德尔（Rudolf Leder, 1915——1997）去世于1997年4月6日。关于其生平请参阅以下本文关于斯提凡·赫尔姆林（Stephan Hermlin）的说明。

4 赫尔姆林曾在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位居要津，并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

5 昂纳克（Erich Honecker, 1912——1994）自1971年起担任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总书记，并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他在1989年10月18日（柏林墙倒塌三星期前）被迫下台，德国统一前后逃亡至莫斯科，苏联解体后被遣返德国接受审判，因健康不佳在1993年获准流亡智利以至于终老。

6 卡尔·柯林诺（Karl Corino, 1942—— ）为德国文学博士，曾担任联邦德国黑森广播电视台（HR）文学部门主管。柯林诺因揭发历代文学作品窜改事实之处而闻名，有“文学侦探”之称。他在1996年发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论斯提凡·赫尔姆林的神话》一书，引起极大反响。

7 马克斯·李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1935）和洛维斯·柯林特（Lovis Corinth, 1858——1925）均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最著名的德国画家。

8 雷德尔又被亨利亲王中学开除后，于1933至1936年之间在印刷厂担任学徒，接着先后移居巴勒斯坦、法国和瑞士，直到返回民主德国为止。

9 奥尔佳·贝纳里欧（Olga Benario, 1908——1942）为犹太裔德国共产主义革命者，1928年从柏林法院武装劫囚之后潜逃捷克，辗转前往莫斯科。她在1934年与前巴西陆军上尉普雷斯特斯（Luis Carlos Prestes, 1898——1990）共赴巴西发动革命，1935年因行动失败转入地下，翌年遭巴西政府逮捕，于身怀六甲之际遭遣返纳粹德国。她在狱中产下一女后，于1942年被送入毒气室。

10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 1900——1974）为德共干部及苏联特工，1926至1928年入狱，越狱后潜逃至莫斯科。他曾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32年起以共产国际顾问身份任职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文名字为“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行动。李德因作战失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被剥夺领导权，但仍全程参与长征，抵达陕北。他在1939年返回苏联，1954年回到民主德国，曾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11 1932年德国两次国会大选中（7月31日、11月6日），纳粹得票率从37.4%滑落至33.1%，共产党则从14.3%上升至16.9%。

12 兴登堡总统在1月30日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虽然（或许正因为）纳粹于11月大选后已陷入危机。

13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1925）为社会民主党领袖，是兴登堡前任的魏玛共和国总统。

14 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 1893——1953）为苏联大导演和“人民艺术家”，其作品多以历史动荡为背景。

15 安德烈·马尔罗（A n d ré Ma l rau x, 1901——1976）为法国左派作家、冒险家及政治人物，曾担任法国文化部长。

16 乔吉·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882——1949）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曾因国会大厦纵火案在纳粹德国遭到起诉。1933年底他在莱比锡出庭受审，戈林则以“普鲁士总理”身份担任原告代表。季米特洛夫除为自己辩护外并向戈林做出反指控，使得戈林不知所措。他获释后被遣送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总书记（1934——1943），于是他更改路线不再将社民党视为主要敌人。季米特洛夫战后出任保加利亚总理（1946——1949），卒于任内。

17 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尔（Gregor Strasser, 1882——1934）是纳粹创党元老，曾担任宣传部长及组织部长，为该党左派（社会主义派）。纳粹选举受挫后，党内人心不稳。施莱歇尔在11月中旬说服兴登堡让巴本下台，接着自行担任总理；12月初进而打算让斯特拉瑟尔出任副总理，借此分裂纳粹。希特勒立刻强力干预，迫使斯特拉瑟尔放弃一切党内职务。最后希特勒在1934年6月底下令“黑衫队”杀害斯特拉瑟尔及施莱歇尔。

18 “威丁”（Wedding）是柏林市中西部市区，原为亲共工人聚居之处，“一战”以后有“红色的威丁”之称。

19 布雷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为英国神秘主义诗人、画家及铜版画家，宣称天使、先知之类的宗教人物形象经常显现于他的眼前。

20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进行唱名表决，以444票通过希特勒总理提出的临时修宪案（《授权法》），将立法权无限制交给政府，纳粹政权从此不经国会同意直接颁布法律。当天唯有社会民主党的94位议员投下反对票（共产党的81席已遭注销）。

[1] Stephan Hermlin, Abendlicht(Leipzig, 1979), pp. 32, 35, 52.

[2] 卡尔·柯林诺，《自吹自擂的文学作品》，《时代周报》（“Dichtung in eigener Sache”. Die Zeit），1996年10月4日，9——11页。

[3] 我的相关信息来自Felix Krolokowski, Erinnerungen: Kommunistische Schül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对魏玛共和中学生共产运动之回忆），我应该是在1996年前往莱比锡的时候从作者手中得到了这份文字。

[4] “Kopefra”是“Kommunistische Pennäler-Fraktion”的缩写。“Pennäler”（中学生）这个字眼衍生自德国学童俗称的“中学”（Penne）。

[5] 从一个例子即可晓得那种看法多么可笑。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lamiro Togliatti）必须在1933年做出“自我批判”，因为他得出的观察结果为（至少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如此）：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构成“主要危险”。

[6] 1935年3月17日的日记。

[7] 撰写本书的时候，历史学界普遍的看法仍为：一名年轻的荷兰左派人士做出了这个惊人的抗议举动，希望借此号召工人大举起事；国会大厦失火并非纳粹自导自演的戏码。

第6章

在英伦岛

一

抵达英国以后最出乎意料的事情，莫过于伦敦市区的辽阔。当时它仍遥遥高居西方世界的最大城市，宛如一个形状不规则、由街道与建筑物所构成的巨型珊瑚虫，将触手一直延伸至市郊。纵使我以都会区为家生活了70年以后，这座城市的散漫无际仍令我诧异不已。待在英国的最初几年，我不断惊讶于自己在市区里所行经过的漫长距离，而且理所当然似的，我用自行车代步。就南北方向而言，我骑车从“水晶宫”的高地（后来是从艾奇韦尔）前往位于玛丽勒本的学校；就东西方向而言，我开汽车载着叔叔穿梭于依尔福和艾尔沃斯之间，视线却从未摆脱一排又一排的建筑物。[1]

就在这些“天空底下的两万条街道”（才华洋溢但嗜酒如命的共产党作家帕特里克·汉密尔顿曾以此作为小说标题，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他自己的伦敦），霍布斯鲍姆家庭必须设法于某个角落找到立足之地。我们是英王乔治五世的子民，因而——就像我至今仍必须如此提醒记者和其他询问者那般——我们绝非难民或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牺牲者。不过，我们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来自中欧的移民，甚至是暂时性的移民（我们迟至1935年才取回留在柏林的财物）。我们每个人都对移居国感觉陌生，只有悉德尼叔叔是例外，然而他自从大战结束以后就未曾居住于此。除了亲戚之外，我们什么人也不认识。我们甚至还称不上是返国定居的英国海外侨民，因为霍布斯鲍姆家族未来的命运，与1933年以前的情况同样晦暗不明。

全体家族成员离开柏林以后，终于在1933年春天首度团聚在一起。这回的地点是福克斯通[2]，那是咪咪姨妈投入寄宿公寓这个行业以来的诸多营运站之一。它跟许许多多临时歇脚处没有两样，可供20世纪的漂泊者于漫漫旅程中短暂栖身。待在那里的人包括了一位德国女性难民——她曾在有意无意间，表达出自己对一个十几岁瑞士男生的魅力与体格之赞赏，而那个男生显然正准备前往英国某地的学校就读。此外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德国难民，他正在前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农业训练营途中，并试着教了我一些柔道功夫。还有一位名叫萨罗·弗洛尔[3]，来自东欧喀尔巴阡山区的忧郁人物。他因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阿廖钦[4]拒绝接受其挑战而进退两难，只能一边与悉德尼叔叔下棋，一边等待前往莫斯科迎战苏联的米哈伊尔·波维尼克[5]。弗洛尔始终无法登上棋坛的顶峰，但后来还是成为苏联国际象棋界的著名角色。他也是少数并没有因为移居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所统治的苏联，而遭到厄运的人。

晴朗的早晨，我就坐在那边的草地上，透过《金藏集》发现了英国抒情诗，并首次阅读刘易斯·卡罗的《镜中奇缘》。[6]由于当时我已经在伦敦上学，只跟他们全部的人在福克斯东共处了几个星期，同时利用那段时间为了参加“伦敦入学考试”，准备一些从未听过或者相当陌生的科目——它们所使用的，是我昔日一离开家就难得用到的语言。

事实上，除了我和越挫越勇的咪咪姨妈不受影响之外，霍布斯鲍姆–格林家族1933年来到英国一事，结果演变成是他们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汹涌海洋中寻找陆地时，屡试屡败以后又多出的另一次失败尝试。葛蕾特在1936年离开人间，活得只比我母亲稍微久一点儿，逝世时也仅有三十几岁。1939年，悉德尼叔叔起伏不定好几年以后，于50岁时放弃了在英国谋生的念头，带着南希和彼得迁居智利。他在那里再婚，从此一直以圣地亚哥为家。南希则随着战争到来，在南美洲展开了真正的生活，然后在1946年与丈夫维克多·马克西返回英国。但她身为海军军官的妻子，继续于许多年内过着环游四海的日子，最后在梅诺卡岛以退休英国移民者的身份结束了漂泊生涯。彼得在加拿大取得化学工程师资格，大半生担任海外石油公司的主管，后来终老于西班牙。我的前程则因为我决定参加剑桥大学奖学金考试，而在1935年永久安定下来。咪咪姨妈也在同年稍后确立了她的未来。当时她看上南唐斯山谷一个既迷人又受保护的现成地点，而且那里距离布莱顿[7]只有很短的公交车路程。她终于在此地实现了一生的抱负，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场地——实际的做法就是将一些棚架与摊位改建成“老维也纳咖啡屋”。1975年她以82岁高龄在那里去世，死时留着叛逆的红发，并将价值不多的财产遗留给南希与我。这是我们二人从格林家族或霍布斯鲍姆家族继承到的唯一一笔遗产。

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打算一辈子当英国学者的那种人，即便我17岁时就已经期待“我的未来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于教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不在于诗词方面，虽然“稍加练习之后，我应可开发出一种相当过得去的散文文体”）[1]。就精神层面而言，我仍然生活于柏林：那个刚陷入孤立的十几岁男孩，被迫离开了一个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令他感到快乐、可产生归属感的环境。我不断在日记中回忆起老朋友和同志们、昔日校长的建议，以及我留在背后的戏剧化政治经验。这无疑就是我开始用德文写日记的主要理由。因为我不想忘记。1935年中，有位新近移民过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登门造访。她试图争取我加入其团体活动——我猜想该团体的名称叫作“新开始”。她的来访，使我惊觉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地与世隔绝。“简言之，她是我梦想中的‘现代女性’”，同时“她是我曾经在许多个月内所归属过的世界之一环，而且那个世界就活在我的理念背景中，可是现在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2]。

经历过柏林的刺激之后，英国难免显得乏善可陈。伦敦的一切都无法产生昔日那种情绪动能，但其中以截然不同形式出现的例外就是，学中提琴的丹尼斯表哥引领我入门的那个音乐类型。他母亲位于“联邦德国纳姆”[8]的房子，是我们全家在伦敦的第一个落脚处。我们两个人就待在那边的阁楼房间，面前摆着热茶和一罐罐加了很多糖的炼乳（上面写着“婴儿不宜”），一边以青少年的热情进行讨论，一边用手摇上发条的留声机播放那种音乐：热门爵士乐。此际还没有太多与热门爵士乐相关的材料，况且我们面临金钱上的限制，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东西。1933年时最可能被爵士音乐俘虏的那种青少年，几乎都只有能力购买少数几张唱片，更别说是建立自己的收藏了。[3]但无论如何，英国还是已经为本地市场发行了数量够多的唱片：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弗莱彻·亨德森，以及由约翰·哈蒙德制作的贝西·史密斯最新录音。尤其幸运的是，就在一场贸易纠纷——使得美国爵士乐手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无法进入英国——爆发之前不久，所有乐团当中最伟大的一个来到了伦敦：艾灵顿公爵的乐团（我直到今天仍可将其当时的成员名单倒背如流）。艾薇·安德森也就在同一季唱出了《暴风天》。

丹尼斯与我想必获得了家中资助，得以联袂前往狂野的斯特里汉姆[9]，欣赏该乐团在当地一家豪华舞厅通宵达旦的演奏会（“早餐之舞”）。我们二人待在楼上走道畅饮一杯杯啤酒，同时嘲笑楼下缓慢波动、来自伦敦南区的跳舞人群。因为他们只全神贯注于身旁的舞伴，却不去留意那美妙的声响。我们花完最后的零钱以后，就摸黑在破晓时分将近时步行回家，我们的心思飘浮于坚硬的路面上方，从此永远离不开爵士音乐。捷克作家约瑟夫·斯科夫雷克斯基曾经将这种经验描写得比其他人更好[4]，而我就在和他类似的情况下，于十六七岁左右的初恋年龄有了这种“音乐启示录”。但对我而言，它实际上取代了初恋。由于我对自己的外貌感到羞愧，认定我在外观上不具吸引力，以致刻意压抑了肉欲与性冲动。爵士音乐就在此情况下，把无关乎言语、不提出质疑的自然情感，带入了一个原本几乎完全被言语和智力活动所垄断的生活世界。

那时我还料想不到，“爵士音乐爱好者”这个名声让我长大成人后，以出乎意外的方式获益良多。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人生大部分的时刻，对爵士音乐的热情正好标志出一个规模很小、通常自我封闭的团体，那甚至在小众文化品位的圈子内也属于少数派。我生命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这种热情结合了共享此爱好的少数派人士，使之成为一种仿佛地下化的国际“共济会”组织，预备将带着正确暗号找上他们的人，接纳到自己的国度。爵士音乐宛如一把开门钥匙，而我所知道的美国现实大多即得自于此；同时它也让我认识了前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日本、战后的奥地利以及英国迄今不为人知的部分。

我在随后几年内之所以变得高度学术化的原因，是因为我与一对“法律上的父母”同住在一起。他们断然拒绝让其充满激情的16岁孩子，一头栽进他心中所渴望的政治战斗生涯。他们的看法无疑是：对一个显然聪明，而且无法依赖家中金钱的男孩来说，集中精力凭真本事进入大学才是当务之急。他们深信，我年纪太小还不适合加入共产党。[5]基于同样理由，尽管我们全家与支持工党的哈利叔叔团结一致，我也不准加入该党。而我打算加入工党的目的，是为了要颠覆它——这就是后来托洛茨基派政治时代所熟知的“内部渗透”。我现在可以想象当初他们二人面对我的自负与不成熟时，心中一定会出现的感想。当我重新翻阅我1934年时的日记，读到了字里行间亡命之徒般的言论，我不禁感觉畏缩不前，因为我们的家庭那时正深陷危机之中。无怪乎尽管后来禁令逐渐获得松绑，我在随后两年半都过着暂时失去政治激情的生活。如此一来，我专心致志于密集的智力活动和大量的阅读。这件事回想起来仍让我惊讶不已。但这并不表示，英国革命因为有了我或没有了我，而出现很大进展。

由于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年内紧密生活在一起，现在不妨让我回忆一下成为妹妹和我的“新父母”的那两位人士。南希与我都认为他们不太适合胜任这项职务，可是回顾我1934至1935年的日记，我认为我们都低估了两个难关。一是那两位成年人被迫不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移民。二是他们与两个问题孤儿面对面相处时的极度紧张关系。那两名孤儿的破碎生活尚未真正告一段落，而养父母自己又有一个年仅八岁，必须四处漂泊并且总是生病的小男孩。抚养我们这两个孩子绝对是一场噩梦。无论如何，他们搞砸了自己儿子的养育问题，也搞砸了我们兄妹的养育问题。这对我造成的伤害，不像对妹妹来得那么严重。她逐渐展现出坚定的决心，要在成年以后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摆脱青少年时期欧陆型、讲感情、好争辩、重知识的家居环境。情况确也如此，我仍然记得妹妹最心满意足的时候，就是成为传统英国乡下已婚妇女，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伍斯特郡成为保守党活跃人士。

与妹妹不同的地方是，我没有责怪养父母的真正理由。相反地，他们给我的印象并非专制型的人物，反倒像我在18岁生日之前不久所写的，是“悲剧型”的角色。在我眼中，他们是旧体制崩解后的牺牲者（葛蕾特尤其如此），而该体制曾经规范了不同时代之间的关系。维多利亚时期教育小孩的种种规矩已一去不返。那些规矩主张以严厉的方式来管教小孩——虽然多半还没有严厉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对于做父母的人而言，它们是强有力的后盾，但如今却已没有任何东西可用于填补这个空档。而说来吊诡的是，我的观点虽然与妹妹相反，却获致了相似的结论：未来的社会不应该缺乏约定俗成的规矩，以及固定的“期望结构”。我在日记中表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习俗，使之摆脱老旧规矩的缺点，同时维持其原有的优点。”我们甚至可以表示，我发挥了“保守派”共产党员的本能，不像那些造反派或革命派分子，是因为受到一个梦想吸引而走向自己的志业——他们梦想着个人的完全自由，亦即一个没有规矩的社会。

我非常喜欢葛蕾特姨妈，并对她的渊博常识深感敬佩。我喜欢与姨妈谈论关于人生的问题，以及我阅读后的部分心得，就父母与难缠的十几岁孩子之间的关系而言，这是较不常见的现象。除此以外，我认真看待她的意见，就连诸如性与爱情之类我一无所知的话题也不例外。然而，她显然无法取代我的母亲[6]。所以，当我穿越街上的人群时，我会不时盯着别人瞧，然后暂时闭上双眼并对自己说道：“他（她）的眼睛像妈妈。”[7]葛蕾特是格林姐妹当中最年轻、最漂亮、在社会上最成功的一位，她备受两位姐姐疼爱，而且只有她从来不需要自己赚钱。她在自己的生命与家庭中，屡屡面对命运用枪林弹雨进行的粗暴攻击；她却以魅力、同情心和天生的精明作为反击武器，而且显然未曾自怨自艾。当她等待动手术，以便将胃内突然发现的一块“如拳头大”的肿瘤取出时，她写了一封简函向姐姐表示，“悉德尼绝不会相信此事，因为他永远是乐观主义者”——当时是我出发前往剑桥之前的几个月。葛蕾特既非乐观主义者亦非悲观主义者。她一向就事论事，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正确地意识到，她可能明天即将面对死亡。悉德尼带我去当时的汉普斯德综合医院瞻仰她病床上的遗容。今天我往返于贝尔赛斯公园时，多半会经过这个地点——现在已变成了皇家自由医院的停车场。她的遗体也是我所见过的第一具遗体。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尊敬悉德尼，但我不想跟他一样。事实上，他的自怨自艾、喜怒不定让我感到羞愧和轻蔑。其个性反复无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演成严重的多愁善感，二者交互出现：前者是无能的表现，后者则是乞求帮助。由于我们两个人都具备犹太家庭常见的对抗性格（也就是喜欢唱反调），我们在家中的谈话往往非常大声、戏剧性十足而且通常荒谬可笑。我相信对南希而言，悉德尼叔叔绝对像地狱一般恐怖，尤其自从葛蕾特去世之后，他更加失去了稳定性。但幸运的是，当时我年龄已经大了许多，晓得自己即将独立自主。更何况我对他的印象相当鲜明又充满乐趣。我们进行对话，尤其当我们在巴黎长途旅行，由我担任他的司机时更是如此——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已经宽裕到足以买一辆汽车的地步，同时我学会了开车，正好及时通过刚刚引进的驾驶执照考试。悉德尼了解世上的规矩，于是我认真看待他的相关谈话内容并实地进行观察，其中包括男人对于曾经跟他上过床的女人应该闭口不谈。他所提出有关20世纪30年代法国电影界有哪些好片子的信息，都出自行家之口。他还告诉我一些绝不可能从亲生父亲那边学到的东西。就他而言，他则希望我能够补偿他自己生命中不断受挫的愿望。

所罗门·悉德尼·柏克伍德·霍布斯鲍姆叔叔身材矮小，在前额下方戴着夹鼻眼镜，而且是可以垂直折叠的那一种（与我父亲戴的不同）。他是我祖父戴维的儿子当中，唯一专职从商的一位，然而赚钱却非其梦想。他具有推销员的能力，能够对所销售的产品抱有热忱，而且他身上具有保护罩，得以承受顾客不接电话及取消订单时所造成的打击。许多年以后，我在阿瑟·米勒那部精彩的《推销员之死》当中，多方面地看见了他的个性。许多犹太籍父亲智力发达的儿子们想必也曾有过同样体认。虽然悉德尼有过抱负——拿破仑是他最心仪的历史人物，萨克雷《名利场》书中的罗顿·克罗利则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人物——金钱却非引发动机的诱因。

当他待在伦敦东区的年轻岁月中，他的抱负是什么？假如悉德尼晚生了许多年，处于能够靠棋局赚钱，而且在英国人喜欢下棋的年代，他或许得以发挥在国际象棋方面的卓越天赋而有所成。当时对国际象棋高手的需求则使得他前往法国，从西战场前线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圈（也就是破解密码）。他似乎对这方面的事情略有所知，而且在1919至1933年之间，任何像他那般在中欧走动的人，都颇有可能碰到一些涉足情报的工作者。不过，他远离了政治。

他在其他方面虽不具创意，却拥有贫穷犹太人自我培养出来的文化热情，并且喜欢待在有创意的人们所构成的氛围——例如音乐家、剧场演员，特别是电影工作者的圈子。他与葛蕾特在维也纳收藏了略带维多利亚风格的留声机唱片，我通过它们首度听见（往后也多次听到）录音时代肇始之时的伟大古典声乐家——卡鲁索、梅尔巴夫人、泰特拉齐妮——以及主要由威尔第、迈耶贝尔、古诺等人作曲，以意大利语和法语演唱的伟大咏叹调曲目。在生活中，他所接触的音乐人都比较现代。例如罗丝·保利–迪尔森是当时最著名的声乐家，以及克伦培勒在柏林克洛尔歌剧院的首席歌剧女高音，在魏玛时代的音乐界独领风骚。悉德尼叔叔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参与了她的事业，并曾替她网罗到爱塞尔·史密斯夫人（1858——1944）。史密斯夫人是爱德华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以及她那个年代最著名的女性作曲家，而悉德尼在年轻时就已经和她建立起关系。

但只有电影才永远抓住了悉德尼的心。他并不以置身于大人物、财大气粗者、企业冒险家、招摇撞骗者的环境中为满足，即便他在环球影业上班的时候必须认识那些人。他所喜欢的是制片厂楼层的整体环境——创造出世间景象的巨型摄影棚、大舞台周围的小个子犹太裔移民、摄影机、灯光、彩妆和布景。那里到处都沾染了由科技、八卦、波希米亚式的随性与丑闻所构成的氛围。

每当悉德尼前往艾尔沃斯和埃尔斯特[10]的时候，我就开车载他过去。对他而言，那里正是人们接触创意的地方。他返回英国以后重新打入了那个圈子，实际做法就是让一家英国摄影器材公司相信，他凭着自己在电影界的人脉，可成为协助该公司销售库存胶卷的不二人选，以便与“柯达”和“爱克发”等大厂商竞争。结果他用不具竞争力的产品连续打了几年败仗［我曾在日记中写道：“悉德尼叔叔明天要赶赴布达佩斯。乔·巴斯特纳克[11]愤怒地传来一封电报，表示‘塞罗菲林’（Selofilm）显然质量粗劣。”］，最后终于放弃奋斗而再度移民出去。这回他想必是在柏克叔叔的介绍下，拿出了为数不多的资金，将之投资于一家生产厨具的智利小公司。大战接近尾声时，他离开了那个单调乏味但安全无虞的生意。他那么做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昔日的熟人告诉他：新成立的联合国将展开影片拍摄行动，这说不定可以让他发挥所长。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对创意生活的梦想随之成为过去。他在五十好几的时候，因为一个梦想而放弃了原本四平八稳的生活。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过成功圆梦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年头，仍可于欧洲濒临悲剧之际享受幻想，而我也从中获得了若干益处。因为除了流亡人士和激进分子之类的电影业边缘人之外，还有谁能够给他机会呢？于是他在“人民阵线”时代，参与拍摄由法国左派人士资助的政治电影（例如尚·雷诺阿的《马赛曲》），以及政治性的新闻影片。这让我得以坐在挂出党徽的社会党摄影卡车上，观看1936年盛大举行的“国庆日”庆典。悉德尼于西班牙内战时期重新动用自己在西班牙——其实是加泰罗尼亚——的人脉。1937年他从巴塞罗那旅行回来以后，讲述了自己与加泰罗尼亚领袖刘易斯·贡巴尼斯（后来被佛朗哥处决），以及一位名叫艾瑞克·布莱尔[12]的英国上层阶级人士交谈之经过。但那些都是失败的政治主张。我的叔叔虽然与绝大多数出身自贫穷工人阶级家庭的犹太人一样，比较同情左派，但他一心希望远离政党政治。历史的脉络迫使他必须在还能够那么做的时候，通过正在战斗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谋生。这种状况却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二

1933年我所来到的英国，与21世纪初（指2003年）我撰写这本书时的英国，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20世纪的时候，这座岛屿的历史清楚地切割成两半——简言之，分界线就是苏伊士危机与摇滚乐共同造成的冲击。我1933年抵达时还适用于这个国家的各种概括性说法，过了1956年以后几乎已全面失效。就连英国以缺乏效率著称的家庭暖气系统，以及其后遗症之一——无法穿透的“狄更斯式”浓雾——也都不复存在，即便直到1953年为止，那种浓雾仍然不时让伦敦陷入瘫痪。英国已不再是大帝国或全球性的强权，而自从苏伊士事件之后，更不再有人相信它还是世界强权。流行文化则借由创造自己的“二战”抗德英雄来弥补这个挫败。1933年的时候，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英雄行为，而是一座墓园。不过每个人都晓得，跟从前比较起来，“一战”之后，世界地图有更大的部分是以粉红色标出，而且我们是唯一的全球帝国——虽然聪明的帝国主义者早已心知肚明，我们的掌控能力已经远远小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但是英国的肤色仍为白色。1933年时，在巴黎街头远较伦敦更容易找到黑色与褐色的脸孔，而且除了伦敦西区的维拉斯瓦米餐馆之外，几乎还看不见印度餐馆的踪影。其实任何类型的外国人都相当罕见，因为英国并非国际旅游的中心。至少以目前的标准来看，当时英国旅游业的规模还非常小。

一直要等到希特勒与“二战”，才为英国带来了少数的欧陆中产阶级人士。匈牙利籍的乔治·麦克斯曾在《如何当个外国人》那本小书中，很风趣地描述了那批欧陆人士的反应。英国的做法其实刚好与当地百姓的神话相反，实际上是竭尽所能将难民阻挡在外。但不同于麦克斯那个时代的是，下一批匈牙利移民——即1956年、1957年之交的难民——已不可能再把英国描绘成一个“用热水瓶取代性行为”的国度。20世纪50年代时，英国年轻人的性道德观与社会价值感已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但在20世纪30年代还无法想象，伦敦将成为一座充满时尚、乐趣与性滥交的国际都会（不像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摇摆伦敦”）。对异性恋男性来说，当时适合活动的地点是巴黎或法国的“蔚蓝海岸”；同性恋男性眼中的理想地点则是柏林——至少是希特勒上台之前。对女性而言，不论她们属于哪一种类型，在公共领域都受到了更多限制。

1933年时，不列颠仍旧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岛屿，生活中的依据就是不成文但具有强制性的规矩、仪式和新发明的传统：多半是阶级上或性别上的规范，但也有几乎到处用得着的原则，而且它们往往与王室成员有关。剧院及电影院在每一场表演结束后都会演奏国歌，要人们于散场前起立致敬。11月11号“停战日”当天，不论你置身何地，在默哀的那两分钟内都不得开口讲话。“正确的”口音将上层阶级凝聚在一起（但可明确辨识出来的暴发户除外），并确保较低层的阶级做出恭顺行为——不论当事者是否具有阶级意识，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必须如此表现。

这些事情在20世纪30年代都到处可见。但理所当然地并没有人期待它们也适用于海峡另一边，而那道海峡正好把我们与外国人区隔开来。不列颠在任何方面都具有岛屿性格。曾有一位出自高等中产阶级的犹太裔难民医生提出申请，希望入境英国担任仆人（那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而且他打算成为男管家。英国派驻巴黎负责审核证照的官员却毫不迟疑地加以拒绝——无论是否基于人道的考虑。他所写下的批注是：“此事甚为荒谬，因为男管家需要一辈子的经验。”[8]他根本无法想象，非英籍人士也会有能力担任家庭总管。

但就欧陆的标准而言，不列颠仍然是个富甲一方、技术先进、经济发达、制度良好的国家——虽然对一个手头拮据的十几岁男生来说，巴黎毫无疑问让人觉得更有意思。英国火车与地铁的座椅都设有软垫，即便三等车厢也是如此。其城市街道难得出现凹凸不平的石铺路面，就连乡间小道也都是柏油路。新盖好的小型家庭住宅都设有浴室及抽水马桶，每户并拥有自己的花园。大城市近郊出现了数万栋这种房子，但当时难得有人知道那正是一波大规模的建筑热潮。除了富人拥有机动车辆之外，就连大多数的穷人也都有收音机。在另一方面，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当我们短暂居住于艾奇韦尔的“炮台园”，与拥有汽车、畅饮鸡尾酒的中产阶级共同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了大多数英国人主要仍将收入花费于生活上的一般需求，还没有往基本所需之外消费。不列颠距离现代消费社会还有很漫长的路程，对该国青少年而言尤其如此。一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充分就业时期，工作中的青少年才有钱可花，而且父母亲不再需要小孩子帮忙赚钱贴补家用。

幸运的是，对于刚出道的知识分子而言，可立即获得的享受大多也很便宜：例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而且开演之前会有风琴伴随变幻的灯光，从深处向上升起。此外有廉价的二手读物与平装书（新登场的六便士“企鹅丛书”），甚至还有各大报社为了率先突破200万份的发行量门槛，竞相免费赠阅的书籍。我仍然留有萧伯纳的《剧作集》，那是购买六份由工党发行的《每日前锋报》之后的赠品。当时该报曾一度赢得报业间竞赛胜利——但随后的20世纪英国历史发展使得报业盟主变成了《太阳报》，而那份八卦报纸不太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销售量，继续向读者提供古典文学名著。

就连让我们得以自由行动的运输工具也很便宜。例如我们或我们的父母亲都注意到伦敦双层公交车后侧张贴的广告：“下车吧，这辆公交车永远不会归你所有。只要每天省下两个便士，就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事实上，存钱没几个星期以后便可以买来一辆自行车——以我自己为例，我那辆崭新的“鲁吉–惠特沃思”牌自行车花了五六英镑。如果“身体上的行动自如”即为自由之必要条件，那么自行车或许是继古登堡[13]之后最伟大的单一发明，可用来达到马克思眼中完全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境界，同时只有自行车没有显而易见的缺点。其原因在于，自行车骑士是以人类跟得上的速度行进，乘客没有被隔绝在玻璃板后面，因此离开了大自然的光线、空气、声音与味道。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在汽车激增之前，没有什么比骑自行车更适用于探索这个面积中等、景色既令人惊艳又变化多端的国度。

龙尼堂哥与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帐篷、可携式休闲炉和新发明的“马尔斯巧克力棒”[14]——隆尼刻意用法语发音方式，把“马尔斯”（Mars）称作“马赫”（Marr）——共同探访了英格兰南部许多地区的文明之美。在一次值得回忆但进行于冬季的旅途中，我们更发现了威尔士北部的野性美。（在将近60年后，那些吃着“马尔斯巧克力棒”骑自行车的遥远记忆，突然被一个来自拉斯韦加斯的惊人提议重新唤醒。提议者名叫福瑞斯特·马尔斯，当时已高龄八十开外，拥有规模居全球之冠的未上市私人独资公司。他要求我协助他向公众解释自己关于世界的理念，但被我婉言谢绝。看来似乎是因为有一位勤奋好学、与他熟识的年轻女性提出了这项独特构想，让一家可作为教科书范例、顽固守旧、坚如磐石的私人企业，与一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者进行合作。）

1933年的时候，一个刚移民过来的十几岁青少年如何适应了这个既陌生又是故乡的国度？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仿佛是以刘易斯·卡罗笔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方式来到这个地方。为我打开那些窄门和通道的人就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堂兄弟们，而且他们既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唯一与我亲近的朋友。

当时在英国的家人减少了几位。戴维与罗丝·沃布斯特鲍姆已经去世了——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而且无疑是因为一名伦敦东区移民局官员的缘故，使得其姓氏开头的字母变成了“Ｈ”[15]。他们的八个子女当中也有三人过世：路·霍布斯鲍姆（一位乡下演员）、菲尔（他沿袭了家族的木工行业），以及我的父亲。（戴维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我的米莉·戈登堡姑妈——很早即已移民美国，是一个现在分布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宗族之母系大家长。）第四位是我的厄尼斯特（亚隆）

伯父，当初正是他说服我父亲去埃及与他会合。他自己曾服务于埃及的邮政电信局，在我们抵达英国不久以后就过世了，身后留下许多令人回忆起东方生活的铜制饰品与逸事。他还遗留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裔寡妇——她比他更懂得赚钱谋生——以及两个令堂兄弟们感兴趣的迷人女孩。柏克伍德叔叔则有一位威尔士太太和五个小孩，而且他们早已定居智利，虽然他仍与家族保持联系。

最后还剩下希西（莎拉）姑妈与哈里叔叔。前者是小学老师，嫁给一个始终“出差”不在家的丈夫。哈里叔叔则为家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但那只不过是因为家族成员当中只有他能够赚取稳定收入。其实他的进账相当微薄，他在邮局担任电报员，每周支领四英镑左右的薪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外，那里是他一辈子的工作地点。他在“一战”时服役于比利时“伊普尔”战场，后来幸运被调派至意大利前线，因此保住一命。他也是伦敦“佩丁顿区”的工党议员，最后成为该地的第一任工党区长。霍布斯鲍姆家族初抵英国时，是一个贫穷的工匠家庭。我们家族后来跨出了原先位于“白教堂”“斯皮特尔菲尔兹”“沟岸”等地的户籍登记住址[16]。但他们走出去的距离并不远，以致总是停留在英国社会的较低阶层。

尽管如此，我们家族的社会活动范围，仍涵盖了英格兰既广大又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其中一方面包括了罗莎莉表姐（希西姑妈的女儿）所开设的舞蹈班与“谈吐班”，而所谓的“谈吐班”指的是学习以资产阶级腔调来说话的课程，所招收对象为“联邦德国纳姆”郊区望女成凤的母亲们的女儿。在另一方面则包括了哈里·霍布斯鲍姆议员在佩丁顿北区的工党圈子，再加上自学成才的平民知识分子和有志成为艺术家者的天地。后者便是我堂兄弟们出入的场所，那个世界有着供他们举行聚会的“里昂茶馆”或“ABC茶馆”、讨论团体、夜间讲习班，还有设备完善的免费公共图书馆与阅览室。艾伦·雷恩特别针对那个天地，于1936年首度发行供人进行自我教育的杰出平装书系列（“企鹅丛书”），以及学术性的系列（“塘鹅丛书”）。与此同时，维克托·戈兰茨也创立了“左派图书俱乐部”。我的鲁比堂哥（菲尔的儿子）就在那边推出了我们家族为左翼文学做出的第一个贡献：由他——鲁宾·奥斯本——所撰写的《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正是这个天地引领我进入了学校与家庭之外的英国环境。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希西姑妈的儿子丹尼斯。他是个既黝黑又在财力所能负担的范围内讲求时髦的人，过着焦躁不安的生活，而且未能完成学业，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便在没有固定工作的情况下，于音乐界、戏剧界和流行娱乐圈的底层讨生活。但我对英国的认识主要还是通过哈里叔叔的儿子——龙尼。他身材矮小、消瘦结实、有着标准的犹太人长相，当时仍与父母同住在麦达维尔[17]。他一生热爱海洋，“二战”时服役于海军得以一偿宿愿，战后仍不时在黑水河口区[18]驾驶小船，继续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我刚来到英国的时候，龙尼正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某个部门担任杂工，而该馆当时收容了各式各样的“草根思想家”和默不吭声的波希米亚人。龙尼晚上则在摄政街综合技术学院进修，准备参加中等学校学历考试。后来他以一等成绩从伦敦政经学院毕业，这让他得以出任公职，缓缓从科员晋升至部门主管，最后更在劳工部担任高阶行政官员。

我拒绝与近郊的小资产阶级有任何往来，而且我瞧不起那些人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也拥抱这些小资产阶级，所以我免不了也觉得，由哈里叔叔——甚至由他较左倾的儿子所代表的工党运动令人失望，同时让人难以理解。但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是，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地也把英国社会民主派判处火刑。因为哈里叔叔虽然是工党的忠诚拥护者，并捍卫该党来抵御英国共产党的猛烈攻击，但他也认同英国劳工运动的一般共识（或许只有直接受到天主教会影响的人士除外）：不管你对苏联持何看法，它毕竟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哈利叔叔与工党及工会大多数的积极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员固然不表苟同，但认为共产党基本上与工党站在同一边。此外让我无法否认的是，英国工党不同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极少数领导人变节投靠了资产阶级。例如1929年工党内阁的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与两名同僚，在1931年共同加入保守党所谓的“国民联合政府”——该联合政府继续统治英国，直到内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垮台为止。我们怎能以同样方式，将工党内部坚决反对麦克唐纳的主力人士（他们在下议院已沦为50人左右的残余势力），也视为阶级叛徒呢？

在另一方面，若将1926年的总罢工作为着眼对象，工党运动根本就不符合我理想中的“革命无产阶级”观点。但又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因为就某些方面来说，英国的局势显然与德国相近。1929年全球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恐慌与政治混乱，使德国陷入动荡不安。英国的政局同样也受到震撼，无论左派与右派均走向激化，甚至还出现了身着黑衫的法西斯运动，一时之间似乎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如此，英国的结构即便已经稍微动摇，但并没有出现崩溃迹象，而且事实上也从未濒临崩溃边缘。从英国的情况观之，世界革命所需的时间似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假设。况且我认为自己恐怕无法看见世界革命到来，因为按照我日记中的记载，我预期自己活不到40岁（在17岁的时候，就连那个岁数也显得遥不可及）。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也即将发现，除非先击败法西斯主义和打赢世界大战，否则就不会出现世界革命。

三

或许令人觉得奇怪的是，我到现在还难得提起自从我抵达英国，直到我赴剑桥之间就读了三年的学校。我在该校上学的时间，比我在其他国家的任何学校停留的期限都要来得久。那所学校就是圣玛丽勒本文法学校。它位于伦敦中区玛丽勒本路和利森树林的角落，是龙尼堂哥的母校（我赢得了该校的辩论奖杯，因此步上他的后尘）。与亨利亲王中学相同的是，那所文法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并非毁于敌军轰炸，而是被20世纪70年代的意识形态所摧毁（当时是中等学校教育的苦难期）。该校拒绝了上级提出的选项——自我转型为滥收学生的“综合性”学校，或变成私立学校——于是遭到关闭。

那所学校为我提供的教育，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所有的学校一样好，而且我对校内老师满怀无限的感恩之情。但令我始终不解的是，该校竟然无助于我对英国的了解，除了我发现玛丽勒本所有的老师都具有幽默感，与柏林的“教授先生们”有所不同之外（我在日记中特别对此做出了注记）。当时我尚未留意到的事情则为，英国的中学老师或许在社会归类方面属于大学的圈子，可是就智能而言则未必如此。假如我是就读于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中学高年级，教导我的老师将会跟英国老师们很不一样，因为英国的中学老师难得有人是研究人员、学者或未来的学术工作者。他们在各自的中学教学领域内自成一套。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在那里念书的三年期间没有真正交过朋友。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我的旧国家与新国家之间的历史鸿沟实在过于宽阔。按照1932年柏林的标准，来到伦敦简直像是重返童稚期。在1933年至1936年之间的玛丽勒本学校生活里，根本无法进行类似1931年至1933年在亨利亲王中学那种层次的对话。除了与龙尼堂哥之外——当时他已经是大学生了——我一直要等到抵达剑桥以后才得以继续那种对话。这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进入那所中学的头两年内，低估了若干同学虽不显著，但真实存在的激进政治倾向。从我的日记来判断，另一个解释理由只能说是自负。我认为自己在知识上已经达到了老师的程度，而且比其他学生优秀。

我也不喜欢这所学校的社会导向。那是一种夸张版的资产阶级“公学”（但不用寄宿）——校内必须穿戴制服和校帽，设有级长、对立的“院舍”，还有道德说教言论，等等。而我都尽可能与之唱反调。校方则不十分清楚应当如何应付这个不完全遵守纪律、来自中欧的学生，而且他既不晓得板球与橄榄球的规则，又对这两种游戏不感兴趣。但他的年纪太大，迟早必须让他当上级长，而且他的智力过于发达，不得不让他担任校刊——《语文人报》的编辑。校刊除了报道定期举行的体育活动外，也登载了我最初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一些作品，但我已经把它们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唯一的例外是一篇探讨1936年“伦敦超现实主义展览会”的长篇大论——同年稍后我曾在巴黎与一位参展者共度了几个社交夜晚。不管怎么样，校方很快便注意到，我喜欢考试就如同喜欢冰激凌一般，并且颇有机会得到大学奖学金。

让我愿意迁就校内这些表面文章的原因，就是老师们的素质，特别是他们对工作的奉献精神。首先必须一提的是菲利普·韦恩校长（后来他帮“企鹅经典系列”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他第一次与我对谈的时候，就很遗憾地表示学校只能继续教我拉丁文而非希腊文，并将哲学家康德的一卷著作，以及威廉·黑兹利特[19]的文选集塞进我的手中。

该文法学校创立于18世纪90年代，招生对象为玛丽勒本地区家境平凡，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们的子嗣。后来它被伦敦郡议会接管，成为一所文法学校，负责提供伦敦低层中产阶级所需的课程——那个阶层的人士从未打算接受中学程度以上的教育，也不期待自己能够在世上扬名立万。他们后代的子弟却有幸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上大学，可见该校绝非提供第二流的教育。尽管有时候对我们而言，它看起来宛如那些稳居高层者大发慈悲提供的礼物，送给值得领赏的社会次等阶级。

哈洛·卢埃林–史密斯是一位相貌英俊、关系良好、终身未婚的自由党重要台柱。他是英国爱德华七世与乔治五世时代劳工政策制定者之子，也是福利国家的代表性人物。他教导我历史，建议我进入牛津或剑桥，最后自己成为学校的校长。他十分清楚自己出身社会上流：先后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大战时期服役于“苏格兰卫队”。既然他有办法选择在一所不起眼的国立中学教书（该校只有一名老校友为外界所熟悉——伦敦下层中产阶级的诗人杰洛姆·杰洛姆[20]，亦即《三人同舟》一书的作者），那么几乎可确定的是，同样的理由也曾促使他任教于伦敦南区的贫民窟。除了与男孩子一起工作时所产生的吸引力之外，那主要是因为他渴望为弱势者做好事的缘故。他把书借给我看，为了我而动用自己的关系，正确地指点我如何准备牛津剑桥的奖学金考试，告诉我哪些学院适合我就读（牛津的贝里欧学院、剑桥的国王学院），并告诫我在那里与绅士们共处时，必须过着像有钱人般的生活。显然他从来就不觉得，我有潜力成为他那个世界的人。

相似的社会鸿沟也把我们跟一位最有趣的老师区隔开来。他是一位年轻的英国文学系毕业生，从剑桥来到玛丽勒本，并且为乐意听从教诲的学生（我当然如此）带来了理查德兹所撰写的《实用批判》与利维斯等人的伟大著述。[21]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他借给我的《英诗之新平衡》[22]，以及他最仰慕诗人的限量印刷珍藏版。他并敦促我将利维斯任教的学院——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列为我奖学金考试的第三选择（次于“国王学院”，以及因为莫里斯·多布[23]而选择的三一学院）。利维斯“伟大文学评论家”的声誉未能在20世纪里维持下去，而当我进入剑桥大学时，我对利维斯的热情已经冷却下来。但在他的那个世纪，没有任何导师对文学教育产生了比他更深远的影响。他具有惊人的能力，足以启迪未来几代的学校老师，而那些老师也启迪了他们聪明的学生。

在这位麦克林恩老师眼中，英文是一种必须传授给人们的神圣志业。假如他后来没有在战时阵亡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会继续当老师。可以确定的是，他启发了我。我觉得他在许多方面与我相同，最起码是因为他也长着一张外观丑陋、鼻子很大、五官不甚分明的脸孔，再加上角质框架眼镜后面局促不安的褐色眼睛。而且他庞大笨拙的身躯同样有着不大听使唤的手脚，并具有敏感的心灵。唉，我真怀疑如果天假以年的话，他是否也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在那三年里面，玛丽勒本成为我的知识中心——不仅学校如此，同时也包括了几码距离之外，当时那个伦敦自治市（London borough）市政厅里面美妙的公共图书馆。午休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馆内，大量阅读与借阅各方面的书籍（尽管之后我再也没有使用过这间图书馆，但婚姻登记处位于同一栋大楼内；过了许多年后，我在1962年与马琳在此结为夫妻。）我绝非仅仅从学校接受了教育。事实上，我在校内的最后一年（1935年至1936年）主要是通过自修学习的。但是，我亏欠圣玛丽勒本文法学校的地方很多，而且那不光是因为它引领我认识了英国诗篇与散文的精妙之处而已。如果缺乏其教诲与指导，我不晓得一个从未受过英国学校教育、年近16岁时才来到这个国家的男生，怎么会有办法在两年出头儿的时间内赢得剑桥大学奖学金，并且一进入剑桥即可选择至少三个科目来攻读。圣玛丽勒本也帮助了我，走出自从离开柏林之后所来到的无人地带（除却家庭之外），重新回到年轻人必不可缺的天地：一个充满着友情、伙伴关系，团体与私人亲密互动的地方。

四

那个年轻人的智力在三年当中到底长进了多少呢？首先，我在那个阶段所进行的阅读，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阶段更加广泛而全面，在文学方面尤其如此。由于中学考试对专门知识的要求比大学少了很多，遑论是在研究方面，爱好冒险的学生能够有较多时间进行探索（在那种年纪几乎凡事都有待发现）。更何况与欧陆相形之下，英国最高年级的中学生比较不需要花功夫学习——虽然这只不过是因为学生仅须在人文与科学之间选择其一，以致比欧陆少了一半的教学科目。等到进入大学以后，认真看待学位的人就不可能像充满进取心的青少年一般，有那么多时间，能以快速、狼吞虎咽、充满无限好奇心的态度来阅读各方面的书籍。而我究竟如何处理了所有读到的东西呢？

简单的答复就是：我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做诠释，亦即主要着眼于历史方面的解释。对一个充满激情、未加入组织、被迫无所作为的青少年共产党知识分子而言，除此之外没有太多事情可做。由于我离开柏林之初主要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因此我必须先多获得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在那个时候——而且于某种程度内继续如此——汲取自当时唯一能够在大学图书馆外面轻易取得的文字，那就是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赞助出版、有系统地加以分发派送的“古典”著作与选集（并且是在大量津贴下出现的当地译本）。但说来奇怪的是，直到斯大林恶名昭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9年问世之前（其核心部分包含了“辨证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官方手册来阐明苏联共产党与此有关的正统立场。等到这方面的资料出现以后，我热情地加以阅读，并容忍了说教式的简化内容。它相当符合我个人，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英国红色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喜欢以19世纪的概念，将之视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于本地中学与欧陆法国式和德国式的中学不同，哲学并非高年级教育的核心部分，我们未曾以欧陆同年龄学生对哲学的兴趣来探讨马克思，更遑论是具备与他们一样的哲学知识。这很快就使得我的思维方式变得英国化。佩里·安德森所指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即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与柯尔施等人的马克思主义，[24]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从未跨过英伦海峡。我们只惬意于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导正了黑格尔，却懒得去查明他们到底在哪里踩到了痛脚。让马克思主义如此难以令人抗拒的原因，就在于其全面性。“辩证唯物主义”纵使并非“适用于一切事物的理论”，至少也提供了“一切事物的架构”；它将无机与有机的自然界，与人类集体或个人的事务连接起来，并在一个持续变迁的世界中，指点出各种互动关系的本质。

我翻阅自己1934年至1935年的日记时，可以清楚看出日记的作者正预备成为历史学者。当时我特别努力尝试的工作，就是于阅读时运用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诠释法。假如我是在欧陆继续接受教育的话，我这么做的时候八成会采取不同方式——但无论如何，“唯物史观”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尽管条件不利，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成为少数孕育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国家之一。我认为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英国中学第六年级的人文教育缺乏哲学课程，文学因而填补了这个真空。英国马克思派历史学者在刚起步的时候，多半是钻研文学或对文学怀有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后来才转而从事历史分析，诸如克里斯托弗·希尔、维克多·基尔南、莱斯理·莫顿、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以及我自己。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利维斯那位反马克思主义者对许多日后的共产党人产生了惊人影响。而剑桥共产党员所阅读的，正是他所推崇的英国文学作品。

当我尝试对文艺产生理解的时候，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随之继续发展下去。那时萦绕在我心中的还不是传统的宏观历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史观所指出的历史发展方向——依次更替出现的“生产模式”；我所关心的反而是艺术家与艺术（实际上是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本质，或者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来说，就是“上层结构与下层基础之间的关系为何”。在1934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我开始辨识出这是“问题的症结”，并对此产生忧虑，就仿佛一只小狗面对一根巨大的骨头而不知所措。其间我求助于大量杂乱无章的阅读，涉猎的范围包括了心理学与人类学，再加上昔日在欧陆阅读“宇宙：大自然之友协会”的各种出版品，所获得有关生物学、生态学和进化论等方面的知识。

那个理论非常雄心勃勃。我写道：“马克思能够基于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精确分析，为社会主义体制做出预测。若我们对资本主义文学进行精确分析，并考虑一切的情况、所有的脉络与关系之后，一定也可以针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得出相似结论。”我很快就不再对这种整体性的预测进行思考，但我在17岁时向自己提出的这个历史问题，已经永远确立了我成为历史学者后的工作方向。我仍然试图“分析各种（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如何在不同时代决定了诗歌文学（更广泛而言也包括理念）的形式与内容”。反正我所学会的历史已经略多于实际所需，再加上一些“制胜技巧”（gamesmanship，当时还没有发明这种用语），便顺利通过了剑桥的奖学金考试。

五

1936年初，我慎重地做出决定——由于“我活在20世纪，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不沉溺于乐观主义”——从此停止撰写已经写了将近两年的日记。我在最后的一篇日记写道：

天晓得理由何在。或许因为我已经赢得剑桥奖学金，而且若一切进行顺利的话，至少未来三年内可望过着独立的日子。或许因为Ｓ氏（我在奖学金考试中认识了他，此后他成为我终生的朋友）是我自己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而非从别人那边附带认识的对象。……或许因为现在我有一年的时间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工作，而不必顾虑其他（也就是说，直到前往剑桥之前皆如此）。那是因为各种事情看起来对我更有利了吗？还是因为（或许只是假设而已）我将过着比较不那么“二手”的生活？

看来现在该平衡一下我的记述了。我的期望既非情绪用事，亦非自我欺骗。我所采用的是下列方式：

艾瑞克·约翰·厄尼斯特·霍布斯鲍姆是个高大瘦削、摇摇晃晃、样貌丑陋的金发家伙。他现年十八岁半，具有敏捷的领悟力、相当丰富而粗浅的一般常识，以及十足的创意——不论是一般性或理论性的创意皆如此。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爱装模作样的人，而且由于他说服自己相信所装出来的模样，使得其做法更加危险，但有时候收效益彰。他不谈恋爱并显然相当成功地升华了自己的热情，这表现于（但不常发生）他对自然与艺术的着迷享受。他缺乏道德感，并且十分自私自利。有些人认为他极度令人厌恶，有些人喜欢他，而其他人（那是绝大多数）觉得他很可笑。他想当一个革命分子，但迄今仍未表现出组织方面的天分。他希望成为作家，但是缺乏精力与才华来处理创作题材。他不具备足以移山倒海的信念，只是满怀希望。他既爱慕虚荣又自以为是。他是个懦夫。他非常喜欢大自然。他已经忘记了德文。

我就以这种精神状态面对了1936年与剑桥大学。

译注

1 水晶宫（Crystal Palace）在伦敦南部，艾奇韦尔（Edgware）在伦敦西北部，玛丽勒本（Marylebone）在伦敦中央，依尔福（Ilford）在伦敦东部，艾尔沃斯（Isleworth）在伦敦西部。

2 福克斯通（Folkestone）是英国东南部滨海小镇，位于法国加莱地区正对面，今日为英法海底隧道起点。

3 萨罗·弗洛尔（Salo Flohr, 1908——1983）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象棋大师之一，以及当时捷克的“民族英雄”。他是波兰犹太人，“一战”期间因为当地百姓屠杀犹太人而举家逃亡至波希米亚。他在希特勒入侵捷克后移居苏联，1942年成为苏联公民，后卒于莫斯科。

4 阿廖钦（Alexander Alekhine, 1892——1946）为苏联国际象棋大师，以及世界冠军（1927——1935, 1937——1946）。

5 米哈伊尔·波维尼克（Mikhail Botvinnik, 1911——1995）为苏联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和世界冠军（1948——1957, 1958——1960, 1961——1963），年仅14岁时即已击败当时的世界冠军。

6 《金藏集》（Golden Treasury）为初版于1861年的英国抒情诗选。《镜中奇缘》（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续集，初版于1871年。

7 布莱顿（Brighton）是英国南部的海滨度假胜地。

8 联邦德国纳姆（Sydenham）位于伦敦市东南城区。

9 斯特里汉姆（Streatham）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伦敦南区娱乐业中心所在地。

10 艾尔沃斯（Isleworth）位于伦敦西部，埃尔斯特（Elstree）是伦敦北郊的村落，二地都因为摄影棚而出名。

11 乔·巴斯特纳克（Joe Pasternak , 1901——1991）为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美国大导演，1936年开始为“环球影业”工作。

12 艾瑞克·布莱尔（Eric Blai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本名。

13 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1400——1968）为德国印刷业者，在15世纪中叶发明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

14 编者注：这种巧克力是由玛氏公司（Mars, Incoporated）所生产的。这家公司传到福瑞斯特·马尔斯（Forrest Mars）手中时，开发出了最著名的M&M巧克力，据说是因为福瑞斯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看到了包裹糖衣“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给军人方便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后，而有的灵感。现在公司传到他的儿子手中，根据2007年福布斯的评比，他的儿子目前身家高达140亿美元，全球富人排名第46名，美国第19名。

15 戴维与罗丝是作者的祖父母。其家族从东欧移居英国之前的姓氏为“沃布斯特鲍姆”（德语意为“果树”——欧洲犹太人的姓氏多半为德语），因为移民局官员的工作失误变成了“霍布斯鲍姆”（Hobsbaum/Hobsbawm）。

16 这三个地点都位于伦敦东区，而伦敦东区传统上是英国社会底层人士及东欧犹太移民的居住地。“开膛手杰克”悬案即发生于“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带。

17 麦达维尔（Maida Vale）是伦敦西北部的市区。

18 黑水河口区（Blackwater estuary）是英格兰东南部的小海湾。

19 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是英国散文作家，以讽刺性的文字见长。

20 杰洛姆·杰洛姆（Jerome K. Jerome, 1859——1927）为英国幽默作家和剧作家。其《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已被公认为幽默文学的典范作品。

21 理查德兹（I. A. Richards, 1893——1979）和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皆为著名的英国文学评论家。

22 《英诗之新平衡》（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是利维斯发表于1932年的著作。

23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 1900——1976）为著名的左派经济史学家，曾长年任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24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是英裔美国马克思派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曾担任英国《新左派评论》总编辑。卢卡奇（Georg Lu ká c s, 1885——1971）为匈牙利马克思派哲学家及文学评论家。柯尔施（Ka r l Korsch , 1886——1961）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于希特勒上台后流亡美国。

[1] 1934年11月8日至11日的日记。本章有许多内容是以我的日记为依据——我撰写日记的时间开始于1934年4月10日，结束于1936年1月9日。

[2] 1935年6月16日，以及1935年8月17日的日记。

[3] 参见本人对英国爵士乐迷的社会分析——《爵士风情》（The Jazz Scene, London, 1959; New York, 1993）。

[4] 参见Josef Skvorecky, The Bass Saxophone (London, 1978).

[5] 他们幸运的地方是，我与克罗伊登（Croydon）地区共产党支部的首度接触失败了。某天我在《工人日报》发现他们的广告，于是过去拜访，但不巧遇见一小群爱挑剔的同志。那些人虽然兴致勃勃地听我讲述上次柏林共产党示威的经过，却一口咬定希特勒的成功标志着德共的错误，甚至意味着共产国际的错误。我无法反驳他们，但我心中的感想是，如果被一个批评指挥官的单位招募进去，恐非重新加入世界革命大军的最佳方式。况且英国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约在5000人左右，与1932年时的德国共产党相形之下，根本称不上是一支大军。

[6] 1935年6月4日的日记：“今天凑巧读了妈妈1929年写给我的信。她把我叫作‘亲爱的’。这让我感触良多，并有些心神不宁，因为此后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称呼过我了。我甚至试着想象了一下，假如今天有人对我使用这个用语的话，将会是何模样。”

[7] 1935年7月10日的日记。

[8] Louise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2001).引自Neal Ascherson,‘The Remains of der Ta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9 March 2001, p.44.

第7章

剑桥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英国社会，从一个阶级环境转换至另一个阶级环境，也算得上是一种移民方式。而我在1935年赢得剑桥奖学金，便意味着迁徙到一个陌生的新国度——它甚至比我之前住过的那些国家更加令人不熟悉，以致显得格外陌生。其中只有一方面除外：我中断了三年之后，现在终于可以重返政治、继续进行自从离开柏林以来就被迫放弃的那种对话。我抵达剑桥之际已经下定决心，这回一定要加入共产党并投身政治。结果证明，我不是唯一那么打算的人。我所属的时代，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左倾也最激进的一代，而我正好躬逢其盛。与此同时，即便把该校出过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1]等人的时代一并列入考虑，我抵达的时候很可能正值该校历史上的鼎盛期。在那几十年里面，剑桥几乎与英国的科学成就画上了等号。

这两种现象无法完全分割开来：难得有任何时期像20世纪30年代那般，出现了许多保持偏激政治立场的著名自然科学家，而且人数多得不成比例。我在此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剑桥大学于20世纪30年代所获得的科学成就，比剑桥学生的政治激化持续得更久。那些激进学生并未留下许多痕迹，即便在公众记忆中也一样。其例外状况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的一段小插曲——“剑桥间谍事件”[2]。

由于我是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剑桥大学部的共产党学生主角之一，属于冷战时代的本书读者们八成会想提出质疑：我对那些间谍到底知道了多少。我不妨开门见山坦白回答这个问题。是的，我认识其中若干人。不过，直到消息曝光前，我并不晓得他们曾经或正在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五大寇”[3]（布朗特、伯吉斯、凯恩克罗斯、麦克林恩、菲尔比）来自比我更早的学生时代。我的同辈当中并没有人把他们跟共产党联想到一起，但伯吉斯除外[4]，而且我们把他当成叛徒看待。那是因为他在共产党员身份泄底后，刻意伪称自己已经转向右派观点的缘故。我在大战以前跟那些人没有私交，1945年之后也只是与布朗特[5]和伯吉斯二人偶有往来而已。我对他们的认识并非来自政治，而是通过“使徒会”（请参见第11章）、同性恋的朋友们，或者是两次大战之间牛津剑桥的幸存者——例如以赛亚·柏林，而他老是忍不住想谈论与熟人有关的逸闻。

我对伯吉斯的记忆只不过来自“使徒会”的两次年度晚宴。其中一次由他本人在1948年主办，地点是皇家汽车俱乐部（一个诡异得恰到好处的场地）；迈克尔·斯特雷特[6]曾于回忆录中记载了那次餐会，而他正是布朗特试图为苏联招募的对象[1]。另外一次则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我主办的晚宴，地点在索霍区弗里斯街一家经营不久便关门大吉的葡萄牙餐馆。我知道伯吉斯对英国充满乡愁，于是特地针对此次晚宴寄给他一封收件人为“莫斯科，盖伊·伯吉斯”的邀请函。我之所以记得第一次的聚会，是因为伯吉斯要求我们同意，天主教徒由于信奉教条，妨碍了本社团所珍视的思想开明，所以不适合成为“使徒会”的会员。而我还记得第二次的聚会，则是因为伯吉斯一大清早从莫斯科打电话到布鲁姆斯伯里把我叫醒，很遗憾地表示碍难参加晚宴。我猜想（后来也完全确定）我的电话从此以后就遭到窃听了。但他的来电使得当天晚宴大为成功。

至于安东尼·布朗特，假使我跟他很熟的话，就不至于开出一个无情的玩笑，让我直到今天还为之抱歉不已。那是另一次举办于索霍区的“使徒会”晚宴，我在吧台发现他凑巧站在我身旁。当时伯吉斯与麦克林恩[7]刚逃跑不久，于是我随口说出了相当尖酸刻薄的俏皮话——我完全不知道布朗特与盖伊·伯吉斯有着亲密的感情关系。我的言词一定伤到了他，但谁又能够事先晓得呢？他那张瘦长优雅、略嫌高傲的脸孔，唯有在必要时才会露出表情。依据其苏方联络人的说法，布朗特是那伙人当中最强悍的一个。他自律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所以才会有办法在东窗事发那天待在朋友家中，于记者和狗仔队的重重包围下静静核对事证。[8]

我同辈当中成为苏联间谍的那些人，在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都只是学生共产党支部里面的激进分子，也就是说，那99%可以证明他们尚未被吸收进行特务工作。因为按照常理来看，那种工作必须与合法政党的公开活动分开来进行，否则一旦被发现的话，势必会使得党的活动名声败坏。我们知道有那样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知道最好不要问出相关的问题，我们尊重从事那种工作的人，而且我们大多数的人——我当然也是——每当被问及时都会自己一肩扛起。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忠诚度不会因为国界而终止，反而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2]。

结束这个短暂插曲之后，现在让我返回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首先必须晓得的是，该地当时的情况与今日差别很大，纵使二者之间有其延续性存在。

我自从1935年参加奖学金考试以来，就已经与剑桥大学建立起关系。说得更明确一点儿，那指的是国王学院，因为大学本身除了安排我参加学士与博士考试外，一向拒我于千里之外。但在另一方面，我与国王学院的关系始终牢不可破。从1935年起，不分白天或晚上、不分一年四季，也无论在我人生的任何阶段，我都不忘从剑河之上的拱桥，将目光投过绵延不绝的大片后院草坪，欣赏眼前的非凡组合：礼拜堂后侧冷峻而令人难窥堂奥的哥特式建筑结构，以及同样有着18世纪质朴优雅风格的“吉布斯楼”。而且我总是像首次看见时一般，会惊讶得深深吸一口气。没有多少人能够如此幸运。

对于那些获得国王学院奖学金、度过了大学部每一个学期的年轻人而言，待在剑桥就仿佛是一直有广受爱慕的女性公开陪伴，令人嫉妒——你也可以说，那就好像带着波提切利画笔下的“春神”参加所有的派对一样。（20世纪30年代学院内部生活的一面，就比较不那么令人振奋了——例如向“吉普室”[9]的洗涤槽撒尿，因为最靠近的浴室与厕所可能在三个楼层之外，中间还必须穿越天井与地下室。）不过，即便是人数居多的普通大学部学生，他们只需要花一部分时间，在维多利亚式“联排房屋”里面某个偏僻的陋室待上几年，就无法避开剑桥七个世纪的教学生活所形成的庞大力道。一切事物都被设计用于让我们成为传统的支柱，而那个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13世纪。尽管其中某些看起来最古老的表现形式（例如圣诞夜前一天下午举行于国王学院的圣经吟唱仪式），其实都是在我进入学院几年以前才刚刚被发明出来的。（许多年后，这促成了一场专题研讨会，以及一本标题为“传统的发明”的书。）[3]

大学部学生穿着黑色短袍去听课及接受指导，前往学院大厅出席必须参加的集体晚餐，而且天黑以后出门上街时也必须如此打扮（还要戴上帽子），由穿戴更宽大长袍和帽子的学监，在“牛头犬”们的协助下监督其行动。学究们身上罩着飘荡的长袍进入教室，并将四方帽端端正正地放在头顶[4]。领奖学金的学生则于晚餐之前和上课前，在古老的礼拜堂内向站立的众人朗读拉丁文感恩祷词。（国王学院礼拜堂司祭长曾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让我念出了《阿摩司书》里面的一段经文，而那也是《旧约》里面最接近布尔什维克好战分子的文字。）[10]

剑桥的旧传统跟英国公共仪式当中用华丽服饰所呈现的旧传统一样，当然都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呈现出来的，而只是杂乱无章地同时展示出过去的遗物。七个世纪的荣光与传承被用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确信自己的优越性，并告诫我们不可在诱惑下轻易接受改变。（但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收效不彰。）1908年时，康福德那位古典学家曾在一本名叫“学院微观宇宙研究志”的讽刺小册子中，生动描绘了剑桥对政治理论与政治实务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那就是“时机未成熟原则”——不论有人提议该做什么，时机都尚未成熟。这种原则搭配了“顺势而为”的原则以后，更是沛然莫之能御。与那些原则的操作大师们比较起来，我们大学生并没有那么彻底地实践这些原则，但是我们当中后来也成为学究的人，很快就发现了它们的力量。

剑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出现了急剧的改变，以致很难想象此地于20世纪30年代是多么狭隘闭塞，而且纵使在学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中的例外是剑桥在自然科学方面，于国内和国际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除了校内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之外，剑桥拒绝认同社会科学。其人文科目则充其量只是随意拼凑出来的。不管情况看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只要一离开自然科学的领域之后，校内人士就多半对研究工作意兴阑珊，而且没有人对博士之类的高等学位感兴趣。博士学位顶多只被视为德国的怪癖，而且更可能被看成是低层中产阶级的偏好。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剑桥也只有不到400名研究生[5]。它基本上仍旧是年轻男性的终极学府，校内的年轻女性人数更少。该校运作时采取双重标准。若想在剑桥获得一等荣誉学位，或者是为数更少的“星级”一等荣誉学位，那的确非常困难。但难上加难的事情，就是不拿到任何学位——因为“通过考试”，或甚至是等而下之的三等荣誉学位，几乎都是奉送上门的。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经济学学位考试委员会的某次讨论中——我有几年参与了经济史考试的阅卷工作——并非完全出于开玩笑的心态，我们决定任何考生只要晓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别何在，便可通过考试。鉴于这种双重标准的独特性，那种学位被学究们称作“三一学院三等荣誉”。这是因为三一学院——也就是培养了牛顿的学院——大量收容了该类型的年轻人；但在另一方面，三一学院与当时全球同等大小的教育机构比较起来，可能拥有更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与未来得奖人。我抵达剑桥的时候，一位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辛恩已经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生，而另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肯德鲁才正准备展开他第一年的学业。

当时的大学与学院当局一定会对2000年时的剑桥感到讶异与震惊，因为其中充满了“科学园区”以及与全球企业界的商业谈判，同时“剑桥之尖塔所梦想的已非学术，而是利润”[6]。他们自己的剑桥，则是一个质朴内敛、位于东安格利亚边缘的乡间小镇。在缺乏工业的情况下，与其表示该小镇被大学遮住了光彩，倒不如说它已被大学的锋芒所抹杀，并且以古老的方式依赖大学：它为大学提供杂工和仆役、为无法在校舍内部获得房间的大多数年轻学子提供女房东，更为5000名被视为相当有钱的大学部学生提供各种诱因，让他们的花费超出预算。若以日后的标准来衡量，镇上提供外食的场所少得出奇，虽然艺术剧院（那是凯恩斯推动的许多计划之一）才刚刚开幕，而且剧院内已有一家时髦的餐厅开始营业。然而镇上却有10家电影院（对坐在校内晚餐贵宾席的大人物们来说，看电影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以致有一篇名叫“论马克思兄弟们”[11]的文章曾在1938年荣获某项经典著作奖）。

使得剑桥封闭主义更加严重的理由，是因为学究们的生活一直局限于学院高墙之内（不像大学部学生一年只有24个星期待在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单身汉学者，而那在当时还是很常见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得他们许多人走入更广阔的世界——即便有时候只不过是去布雷奇利的密码破解中心服务——但那也是后来的事情。我们感觉得到，其中某些人对于剑桥南方10里罗伊斯顿小镇以外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都只是通过传闻来了解的。事实上，与牛津大学比较起来，剑桥大学出人意外地远离了全国生活的中心。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剑桥不同于牛津，其20世纪的校友没有任何人成为首相。学究们前往度假的诺福克（更何况是位于纽马基特的著名赛马场），都显得比伦敦近了许多。

这就是我所来到的地方，而我出身的家庭从无任何成员上过大学，我毕业的中学则从未将学生送入剑桥。它和我想象中的大学不一样（我在放寒暑假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一所符合我理想中“真正”大学的学校，并经常去那边走动，那就是“伦敦政经学院”）。剑桥奇妙得令人兴奋，但是对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人而言，必须花工夫才有办法适应它。相形之下，我觉得其他每个人在那里都有熟人——可能是兄弟、表兄弟，或者是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学长。校内的学究们甚至还曾经教导过他们的父亲与叔伯辈。我在国王学院结识的终生知交，诺埃尔·安南[12]，将剑桥称作“知识贵族政治”的中心，亦即一个由相互通婚的专业家族所组成、在英国扮演了核心角色的网络。起初我还不晓得这一点，不过国王学院的每一个人很快都可以发觉此现象。那里无论在大学生或学究当中，仍然有许多类似李嘉图、达尔文、赫胥黎、斯特雷奇、特里维廉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再明显也不过的事情就是，英国寄宿学校的“部落习俗”已经深深渗入了剑桥，而主修文科的大学部学生大半仍来自那些学校。像我这种没机会去那里上学的男生，只能阅读一些专门为我们设计出来的杂志，借此对寄宿学校有所认识。例如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学业课程每天下午都会暂停二到三个小时，让那些大男孩去玩游戏或做运动。

现在我却发现，自己身边到处都是伊顿公学（与国王学院有特殊渊源，因为亨利六世国王在1440年同时创办了这两所学校）、拉格比公学、查特豪斯公学、斯托公学的校友，以及一批又一批各大名校的毕业生，但偶尔也有人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公学[13]。为了满足那一大群人的需求，赖德尔与阿米斯公司——它仍然位于大学大圣玛利教堂和评议会会议厅正对面的国王仪仗街——陈列出656种中学、学院、俱乐部与其他团体的领带（必要时还可以帮忙设计），此外备有各式高帽、运动上衣，以及剑桥大学部学生传统上所需的各种其他行头[7]。那里没有级长，但是大学部每周发行的《格兰塔杂志》会在“当权派”这个大标题下面，定期刊出一些被认为重要的人物之特写，其对象包括了主要体育俱乐部和社团的主席。（那些不爱出风头的杂志编辑们则被列入“无名氏”这个不起眼的标题下。）

对大学部新生来说，自己的学院实际上就等于大学。待在国王学院里面，则使得一切事情更加便利。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有权住在院内，他们全体被安置于一个绰号为“下水道”的阴暗角落，因而有机会认识彼此，了解国王学院的老师与学生以及高年级与低年级交往时所习惯的不拘形式的作风。我不敢说自己是非常典型的“国王学院人”（当时该学院的社会地位正如日中天，而且是剑桥的戏剧与音乐中心），也不能说学院曾经特别对我感兴趣。比方说吧，我从未有机会见到该学院最出名的院士——梅纳德·凯恩斯。但无论如何，国王学院既崇尚自由又具包容性，甚至有办法容忍热衷团体游戏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保守分子、革命分子与同性恋者，而且还承受得了那个其貌不扬、来自文法学校的年轻人。

幸运的是，国王学院不受其院长影响，仍然尊重学术，明白自己对资优生所应负起的责任。战争结束后，我在退役一年之内就获得大学讲师职务。这完全归功于我战前的导师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针对我大学部的表现所写出的推荐信——他无可否认是这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大师。由于当初他曾在我申请奖学金时对我进行面试。我猜想也正是因为他的推荐，才使我得以进入国王学院。他年纪比我大了几岁，而且不同于学院惯例，是个已经有家室的人。他是典型的旧式学究，主要的身份是老师，或可称之为个人的家庭教师。其职责就是要帮助“公学”毕业的普通年轻人，在学位考试中获得像样的“二等荣誉”。除此之外，他全神贯注于问出他所谓的“苏格拉底式的问题”。换言之，那就是逼迫他的学生发现，自己在每周报告中所写的或者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做法在我身上非常管用，即便我无法接受他对我撰文风格所做的挑剔评论。我并不十分尊敬他，而且我们彼此交往时保持一定距离，但是他惠我良多。

我与学院内三位认真的历史学者较少接触。他们都是教授，其中两位已不再指导大学部学生。一位是矮小而风趣、学识出众但极端保守的阿德考克，他是古代史教授；另一位是令人敬畏、瘦骨嶙峋的约翰·克拉潘，他刚从经济史讲座退休下来，是剑桥在两次大战之间最难得一见的历史书籍的作者，而且那还是针对一个大题目写出来的巨著：三大册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926——1938）。他喜爱登山，这符合国王学院的精神特质；不过其婚姻状况稳定，同时又严格遵从自己所出身的英格兰北部不信奉英国国教派的传统，这就跟国王学院格格不入了。（没有人能够猜想得到，谢泼德院长[14]与梅纳德·凯恩斯居然也都来自于乡下的浸信会教派。）至于第三位教授，曾经指导过我的约翰·索尔特马什，我只能希望当初从他那边学到了更多东西——因为他难得出版著作，却又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全部倾注到我未曾现身的课堂之中。

1933年至1954年之间主掌学院命运的人，就是谢泼德院长（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但国王学院其实成长得相当令人满意，而且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后盾、赌友以及“使徒会”会友——梅纳德·凯恩斯——在财务方面的精明干练）。谢泼德当时年约55岁，但由于头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完全变白，早就培养出老绅士的特质。他穿着浆得硬邦邦的深色外衣与直挺挺的翼形领衬衫，在学院周围蹒跚而行，向沿路遇到（多半是长相好看的）大学部学生说道：“祝福你，亲爱的男孩。”他每个星期天晚上在院长宿舍开放门户，而且与年轻人一起坐在地板上，假装或果真努力想点燃自己的烟斗，借此营造出热闹的谈话兴致。某天在这样的场合中，我首次遇见了一位内阁大臣。那是一名言辞迂腐、肢体动作夸张的男子，当时内维尔·张伯伦刚刚任命他来协调英国的国防[15]，无怪乎此人完全证实了我对那个由绥靖主义者所组成的政府的一切成见。

大学部学生听院长讲话就好像是欣赏音乐厅明星表演节目，只见他在讲台上上下下，直把演讲厅当成舞台[8]。他不受尊敬，但经常令人心生怜悯，而他想必也怜悯自己。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是个被惯坏的孩子，具有相当骇人的性格。随着年龄增长，那种性格再也无法被他年轻时的魅力、幽默感与自由主义所掩盖；随着年龄增长，他变成了更加热烈的君主主义者。他是古典学的学者，但早就主动放弃了研究工作，而且别人已经不再把他当一回事。身为失败的学者和学院领导人，他积极仇视对学问的追求——他从未担任过“副校长”，虽然即使表现再普通的院长通常都能得到这个职务作为酬庸。国王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或许是剑桥上流社会的中心，却并非一个以学术著称的学院（只有经济学是例外，因为谢巴德无法加以掌控）。他反对科学。“剑桥的国王学院？”哈佛的校长曾经问道，“那里的自然科学不是被上级所鄙弃吗？”我们就读大学部的时候当然还不怎么能够体会，在那老迈善意的假面具背后所隐藏的恶意与丑陋。但话要说回来，尽管他是我一生中真正憎恨过的少数人之一，我还是无法不对其悲惨的晚年感到同情。当时他已经不再是院长，但无法想象国王学院已非其个人风格的延伸，以致在智力明显衰退之际，挑选了在校园舞台上演出的最后角色：就像衣冠不整的李尔王一般站在学院大门口，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做出无声谴责。

其他与我有所接触的院士只剩下了导师、学监和历史系的老师。唐纳德·毕福斯导师是一位高大温和、体型宽阔的先生。他热爱业余戏剧（曾演出“法斯塔夫”[16]一角而脍炙人口），喜欢搜集斯图亚特和乔治王朝时代的玻璃制品，并把那些器皿陈列在他舒适的办公套房内。他就在那里检视年轻人的管教问题，并不时留意行政上的细节。其专业领域是法文，而他与法国保持定期接触的方法，就是在假期与友人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宾利汽车游遍该国的餐馆。他之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出版过有关法国语言或文学的书籍。许多年后，由于他和布朗特的姓氏同样有着五个字母，而且是以Ｂ开头[17]，以致某位记者对一条泄露出来的线索做出错误解释，认为他可能就是那个恶名昭彰、每位报刊主笔都在寻找的“第三号”或“第四号”剑桥间谍。但每一个见过唐纳德·毕福斯的人都认为，把他当成是苏联特务的做法，甚至比另外一种臆测还要来得荒谬。那种臆测在间谍恐慌方兴未艾之际也流行了一阵子，认为另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就是非常知名的庇古教授——他在国王学院担任教职长达57年之久，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而且（与伟大的物理学家汤姆孙一起）被公认是剑桥穿着最差的人。庇古同样终生未娶，但他最起码是一位和平主义者，至少那是当他不探讨经济问题，正在招待聪明、运动型及英俊的年轻学者从他位于湖区的小木屋外出攀岩的时候。

事实上，扣除一个穿凿附会的例外之后，与国王学院学究们有关系的情报圈，是英国而非苏联的特勤组织。“国王学院帮”在阿德考克那位个子矮小、身材圆滚、后来成为古代史教授的人领导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立了英国的破解密码单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17位国王学院的学究被阿德考克招募，替那个更加出名、位于“布雷奇利”的单位工作。其中包括了我大学时代国王学院唯一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亚兰·图灵，在我印象中他是个外貌笨拙、脸色苍白的年轻学者，热衷于今日所谓的“慢跑”。一般认为在剑桥替情报单位找寻人才的那位仁兄——牛津和剑桥大学大多数学院里面至少都有这么一号人物——就是帕特里克·威尔金森学监。他是一位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古典学者，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长长的头上没有几根头发。不知何故，他会让我联想起《金银岛》书中的独脚海盗头子。让每个人惊讶不已的是，他在战后从布雷奇利回来时已经结婚了。他与院长不同，真心诚意为学院及学院成员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他长年负责编撰学院的年度报道，提供完整但有时不够详尽的“国王学院帮”讣闻，报道中毫无例外地列出了每一个人。尽管内容冷僻，这份文件撰写得非常优雅，曾经（而且继续）具有难以估量的社会学宝贵价值。

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已不再特别关注中世纪的大学课题，此即传授某些职业——诸如神职、法律及医药——所需的特殊技能，尽管该校依旧对此提供初步训练。剑桥的宗旨并不在于训练专家（至少在人文科学方面如此），而是要培育出统治阶级的成员。在过去，这项工作奠基于通过古希腊——尤其是古罗马——的经典作品来进行教育；主要的做法则是让年轻人接受艰涩的训练，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来撰写诗文。这项传统一点儿也没有消失。在1935年的甄试中，大约有75人赢得古典科目的奖学金或助学金（相形之下，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则大约各有50人获得奖学金）。他们当然绝大多数来自“公学”，因为像我们那样的文法学校通常都不教希腊文。但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着重于英国的政治与宪政发展）已日益成为全方位“通识教育”的重头戏。选修历史课程的大学部学生因而多达数百人，但他们几乎无人动念要靠历史来维持生计，大概只有打算在学校当老师的人是例外。所以，历史在那时并不是一门对智力提出高要求标准的学科。

剑桥教育的必要训练（自然科学除外），就是撰写用于和导师私下讨论的每周报告，以及参加荣誉学位考试。后者分成两个部分进行，分别举办于为期一年和两年的课程结束之后。上课本身则比较不重要，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在所谓“用于谋生的课程”拿到好分数的学生，协助他们通过荣誉学位考试。好学生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与其去听为时一小时、要求不高的演讲课，倒不如前往优质的学院图书馆、系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待上一小时，反而可以读出更多收获。除了在最后一年所上的“特别科目”之外，我很怀疑自己在第一学期以后，除了去上Ｍ·Ｍ·波斯坦教授开设的经济史课程之外，是否固定去听过其他的演讲课——我曾撰文表示当时课堂上“弥漫复古主义的氛围”[9]，波斯坦讲的课却颇能激发学术智能，以至可以让我那一辈最聪明的历史系学生们在早上9点出门听讲。好学生到了最后可能几乎根本不去上课，但似乎无人在意此事。我们从阅读以及与其他好学生的交谈当中，学到了更多东西。

剑桥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念兹在兹的并非只是获得学位而已，更遑论是优秀的毕业成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充满了许多有趣的事物，而且比其他的成年人享有更多闲暇来做那些事情。像我自己就游刃有余，可以一方面充分准备课业以争取良好的考试成绩，同时又能够积极投入大学的新闻编辑工作，并全程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共产党的活动。而这还没有包括课外聊天、社交生活、剑河泛舟、建立友谊与追求爱情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那边仿佛有时间来做几乎一切事情。或许我只有两件事半途而废，一是没有继续跟令人畏惧的伊丽莎白·希尔教授修习大学的俄语课程（这使得我日后只能在西方世界四海为家），以及不再参加剑桥联合会[18]，而该社团的辩论会被公认是训练未来政治家的场所。我已记不得自己为何决定放弃联合会，虽然我早期的努力曾受到当时会长的鼓励（我后来才发现他是身份未曝光的共产党员），但不参加其活动绝对有助于节省开销。

一到剑桥后，我的政治倾向即已为人所知，于是我立刻应邀加入剑桥的共产党学生支部。最后我成为其书记处的三名成员之一，这也是我所曾担任过的最高政治职务。虽然一位同辈曾在回忆录中错误地声称我在1938年成为“党支部书记”，他却做出了正确的观察，表示我天生就不是领袖人物[10]。但无论如何，党支部两位最有声望的领袖都已经不在了。其中一位是黑发而英俊的约翰·康福德，他的相片出现在剑桥所有先进分子的壁炉架上，他自己则阵亡于西班牙内战。另一位是詹姆斯·克鲁格曼（详见下文），他已经去了巴黎。党支部最显而易见的革命苗圃，就是三一学院修艾尔庭院那一排摆满了海报与传单的房间，其位置就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办公室的正下方。这些房间的共同使用者是麦克·史垂特那位美国人，以及生物化学家修·戈登。尽管如此，三一学院主要是研究生的共产主义中心。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大学部的共产主义据点位于潘布洛克学院——那里只有一位研究员（第一流的德国文学专家罗伊·帕斯卡尔）是学究当中难得一见的共产党员——并收容了一些党内同志。其中包括两位主要的组织者——戴维·斯宾塞、伊弗雷姆·阿尔弗雷德（“兰姆”）·内厄姆。后者是一位矮胖、黝黑，有着大鼻子的自然科学家，身上散发出力量、精力与权威。他是曼彻斯特一位富裕的“塞法尔迪”犹太纺织商人之子，而且被公认是我那一代共产党学生领袖当中能力最强的人。大战爆发后，他以物理学研究生的身份留在剑桥，1941年被唯一一枚落在城内的德国炸弹炸死。

另一位皮特·丘纳曼与“兰姆”·内厄姆截然不同（内厄姆只在左派之间享有名气），是个冲劲十足、说话风趣，而且充满帅气的锡兰（该岛当时还不叫作斯里兰卡）人；他非常阔气地住在潘布洛克学院，是大学社交圈内的重要角色，还担任过剑桥联合会的会长。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很幸运地娶了那位非常迷人、来自维也纳（以及纽南姆学院）的赫蒂·西蒙[19]——我曾经追求赫蒂却始终徒劳无功。（我们毕业以后，皮特与我一起合租了一栋小房子，地点是目前已经不存在的圆教堂街，距离“兰姆”被炸死在里面的房子仅有数码之距。）尽管我们二人都是忠贞的党员，但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预料得到，这位温文儒雅、当初将约翰·贝奇曼的诗作介绍给我的社会名流，竟然下半辈子多半的时间都在担任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全部都期待那位优雅而迷人的莫汉·库马拉曼加拉姆（他来自马德拉斯、伊顿公学和国王学院，也曾担任过剑桥联合会会长，是我们许多人仰慕的朋友），有朝一日将在其祖国印度成为重要人物，而且后来他的确如此[20]。身为印度人，莫汉当然没有正式入党。其他的“殖民地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印度次大陆），情况也一样。我自己很快就与他们特别成立的“殖民地小组”携手合作，而该小组沿袭了故土的传统，先后由一群爱好“第三世界”历史的三一学院历史学者担任领导人。这些年轻的“殖民地共产党员”与其导师不同，并不向往学术生活，尽管最后还是有一两个人走上了那条路。他们期盼在自己的国家效力于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其中又以两名“国王学院人”表现得最好。除了莫汉之外，与他同辈一个年纪较轻的人——那位谦逊无私的“小老弟”英德拉吉特·古普塔——相继出任工会与政治领袖之后，最后在老年时期担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并曾短暂担任该国的内政部长。

当然，党是我主要的热情所在。但即便对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来说，在剑桥还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致无法全心全力从事鼓动、宣传、组织等工作，而且那些事项无论如何皆非我的专长。（最后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意识到，我唯一真正渴望的事业——“职业革命家”的事业，亦即担任党的干部——并不适合由我来进行。于是我退而求其次，以比较妥协的方式来赚取生计。）就某种意义而言，任何事情免不了都与政治有关，不过当时的意义与1968年以后有所不同，尚未达到“个人事务就是政治事务”的地步。我们认为，党并不在意我们的个人需求，只要那不违背党的路线即可。但我们的职责不仅在于获得良好的学位考试成绩，而且还要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我们的工作，其情况正如同政治已经进入了那些登台表演者或大学刊物编辑者的活动当中一样。纵使如此，我只能诚实地表示，我为《格兰塔》那份学生周刊撰稿，最后并参与编辑工作，并非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更何况那份杂志从来就没有太多可让政治施展的空间。如今重新阅读昔日的那几期，我必须悲伤地承认，那称不上是优良刊物，尽管我前任的编辑——查尔斯·温图尔——成功地借此加入毕佛布鲁克勋爵的行列，最后成为伦敦《标准晚报》的主编。事实上，那份刊物相当糟糕，不过我们在它位于“市府广场”的办公室中，一面喝茶、一面谈天说地，享受了美好的时光。尤其他给了我们大好机会来获得免费电影票：投稿者除了希望成为《格兰塔》的编辑之外，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担任电影版的编辑。电影评论工作甚至提供了一个中立的领域，供政治立场不同的朋友联袂参与。例如我在那里认识了年轻时代的阿瑟·施莱辛格[21]，他不论当时或后来都是坚决反共的“新政支持者”。

译注

1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979）为苏格兰理论物理学大师，与牛顿和爱因斯坦齐名。他是电磁理论与统计热力学的奠基者。

2 英国在2003年将“剑桥间谍事件”（Cambridge Spies）拍摄成长达四集的电视影片——《剑桥风云》。

3 “五大寇”的正式名称为“剑桥五人组”（The Cambridge Five），他们都是出身英国上流社会、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共产党员，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之间向苏联提供情报。

4 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 1911——1963）曾在1934年参加亲纳粹组织以掩饰共产党身份。他从剑桥毕业后加入英国“军情五处”（MI5），成为双料间谍。伯吉斯于战后派驻美国，1951年因身份暴露潜逃莫斯科。

5 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 , 1907——1983）为艺术史教授和“剑桥间谍”之一，是伯吉斯的同性恋情人。他于1934年加入苏联特务组织，“二战”时加入英国“军情五处”，成为双料间谍。他在战后兼任英国王室画作典藏官（1945——1972），1956年晋封爵士，1979年因昔日身份暴露而被剥夺一切荣衔。

6 迈克尔·斯特雷特（Michael Straight, 1916——2004）为美国出版人及小说家，20世纪30年代就读剑桥大学时成为共产党员及“使徒会”会员，被布朗特吸收为苏联间谍。斯特雷特于1963年自首，最后导致布朗特身份暴露。

7 麦克林恩（Donald Duart Maclean, 1913——1983）自剑桥毕业后成为英国职业外交官和“军情五处”特务。他同时向苏联传递极机密等级的情报，1951年因为身份曝光，与伯吉斯联袂潜逃苏联。麦克林恩后来在莫斯科成为KGB上校，并获颁红旗勋章。

8 迈克尔·斯特雷特1963年自首后，牵连布朗特身份泄底。但布朗特当时担任王室画作典藏官，英国官方只得哑巴吃黄连，将他曾为苏联间谍一事列为机密。直到1979年才由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披露，打破了长年的禁忌。

9 “吉普室”（gyp room）为剑桥大学内部俚语，指的是学生宿舍内共享的小厨房。

10 《阿摩司书》（Amos）为《十二小先知书》之一，天主教版称之为《亚毛斯书》。其内容有关惩罚与杀戮，例如：“你们将是最先被掳去的人，宴乐享受的日子必要消逝。”或：“你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土地必被人量度瓜分，你自己必死在不洁之地。”

11 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美国无厘头喜剧团体，曾拍摄许多部闹剧电影。《论马克思兄弟们》（De Fratribus Marx）那个标题名称为拉丁文，故意让它显得学术味十足。

12 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 1916——2000）为英国作家与学者，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曾与“五大寇”一同加入“使徒会”。他在“二战”时期服务于英国军情局，以上校军衔退伍，1956年出任国王学院院长。

13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公学”（public school）指的并非“公立中学”，而是私立的贵族寄宿学校。

14 谢泼德（John Tresidder Sheppard, 1881——1968）是国王学院院长，在任时间长达21年（1933——1954）。

15 1936至1940年之间，英国国防大臣的头衔是“国防协调大臣”（Minister for Coordination of Defence）。张伯伦内阁下台后，丘吉尔将之更名为“国防大臣”。

16 法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是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喜剧角色。

17 “布朗特”的英文拼法是“Blunt”，“毕福斯”则为“Beves”。以下“庇古”（Pigou）的情况也很类似。（布朗特的间谍身份在1963年已经暴露，但1979年才被公开，以致其间出现过许多猜测。）

18 “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是一个辩论社，为剑桥大学最大的学生社团，成立于1815年。

19 赫蒂·西蒙（Hedi Simon, 1916——2004）为奥地利犹太富商之女，在剑桥大学修习哲学，以“一等荣誉成绩”毕业。她在1939年嫁给丘纳曼（荷兰裔锡兰人），“二战”时期成为锡兰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她在1946年返回英国并与丘纳曼离婚，嫁给一位奥地利乐评家。

20 莫汉·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后来主管印度航空，并成为部长及甘地夫人的首席顾问，1973年在德里坠机身亡（参见本书第21章）。

21 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1917——2007）亦称“小施莱辛格”，为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

[1] 麦克·史垂特，《长久沉默之后》（After Long Silence），伦敦，1983年。

[2] “亲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界限，切割了所有的社会。……没有任何时期会像当时那般轻视爱国主义——此即国民自动自发对本国政府的忠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就西班牙而言则为内战初起时），至少有10个老牌欧洲国家的政府领导者曾经是叛乱分子、政治流亡者，或最起码是当初认为本国政府不道德、不合法的人。”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伦敦，1995年英文平装版），第144页。

[3] 霍布斯鲍姆与兰杰（编者），《被发明的传统》（E. Hobsbawm and T. H.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Past & Present” Series, 1983）。

[4] 我在此引用了自己于1937年对知名英国文学教授乔治·莱兰斯（George Rylands）所做的描述，见：《格兰塔》（Granta），1937年11月10日。

[5] 见霍华斯《两次大战之间的剑桥》（T. E. B.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he Wars），伦敦，1978年，第172页。

[6] 见2000年3月4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周末杂志，第18页。

[7] 这些数据来自我1937年5月26日发表于《格兰塔》的文字：《剑桥特写：与过去的联系：赖德尔与阿米斯》（Cambridge Cameo: Ties with the Past: Ryder and Amies）。作者为E. J. H. 与J. H. D.（我的朋友杰克·多德）。

[8] 此为我1937年对谢泼德授课情形所做的描述，被引用于前述霍华斯的著作，第162页。

[9] 霍布斯鲍姆，《特里维廉教授的教学》（Professor Trevelyan Lectures），《格兰塔》，1937年10月27日。

[10] 参见亨利·芬斯，《从左读到右：一个人的政治历史》（H.S.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One man’s Political History），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3年，114页。

第8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那些年头无论剑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让人意识到我们正生活于危机的年代。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当时还不严重的学生激进化现象，几乎必定衍生自世界经济危机、1929至1931年之间工党政府的悲惨崩溃，以及不再冒烟并死寂无声的工业地区所进行的各种激情示威行动——大规模失业与贫困已让它们具有“饥饿游行”[1]的性质。1933年以后，学生激进化的现象日益演变成一种运动，旨在对抗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崛起，以及其崛起所必将导致的下一场世界大战。换言之，该运动所抗拒的对象就是胆怯的懦夫、资本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以及未曾做出努力来防堵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历任英国政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尤其是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这无疑是促成社会主义俱乐部惊人发展的背后主要因素：慕尼黑会议在剑桥所产生的效应，就是使得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于一星期之内招募了300名新会员[1]。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已如乌云压顶。战争可以避免吗？若无法避免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表现呢？难道我们必须“为国王与国家”而战，只因为“牛津联合会”在1933年拒绝那么做，以致名声败坏吗？当然不可如此。但我们果真有作战的必要吗？和平主义撕裂了剑桥的左派，或者较贴切的讲法是，它撕裂了杂乱拼凑在一起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反战运动，因为和平主义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热衷于党派政治和政治运动的人士，甚至凌驾于宗教组织之上。1940年法国沦陷后，这种不具政治色彩的和平主义已经消失殆尽，于是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强大影响往往也遭人遗忘。事实上，和平主义乃唯一导致剑桥左派分裂的重要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俱乐部里面，共产党广义的反法西斯团结路线几乎已得到一致支持。其中只有一位重要成员，三一学院的塞缪尔·西尔金[2]，支持工党官方立场。他于是成为宝贵的例证，用于彰显社会主义俱乐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俱乐部”的态度与工党截然不同，因为工党排斥一切有共产党员加入的组织）。

绝大多数情况下，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意味着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剑桥”。但严格按照字义来说，这种讲法并不正确。理由是即便在1939年初，也就是该俱乐部实力臻于巅峰之际，大学部不到5000名学生当中顶多只有1000人成为其会员。而当我在1936年秋天入校就读时，它更只有450名会员[2]。共产党员学生的数目则向来仅仅略多于100人而已。尽管如此，若将家庭出身、社会与政治背景、古老大学的传统习俗，以及西欧与中欧大学生在两次大战之间盛行的右翼政治倾向一并列入考虑，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与剑桥竟然都受到左派主导，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现象。更加不可思议的情况是，除了伦敦政经学院之外，左派在其他任何一所英国高等教育中心都没有那么声势浩大[3]。

更精确的讲法是，剑桥由下而上促成了政治转型。剑桥学究们典型的政治立场无疑属于温和中间路线，而非如同牛津那般极度保守。不过，那里难得有知名人物拥护工党，而共产党学究的人数，更是用一只手的指头就数得出来。甚至连名义上由“剑桥和平委员会”举办的一项不受争议的活动——他们在1938年秋季成功募集了1000英镑（当时那是一大笔钱），以便为西班牙共和派的妇女与孩童购买粮食——也只有少数学究正式出面支持，其中包括两位院长（圣约翰学院与国王学院）、六位教授（只有波斯坦一人来自历史系）、一位以和平主义著称的教会学究，再加上梅纳德·凯恩斯。[4]在自然科学方面，让剑桥走红的人物就是来自两大学术重镇——卡文迪什实验室与生物化学实验室的资浅物理学家和生化学家。但剑桥科学界还是走上了自己的政治路线，由剑桥科学家反战团体来推展活动，而该团体之所以比较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它彰显了政府未能做出适当的防护措施，借以应对下一场战争中的空袭与毒气攻击。一直要等到1938年底，校园内才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离开了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后，使得剑桥左倾的原因则无疑出自大学部学生本身的转变。

哪些人属于“红色剑桥”呢？从人数较少的共产党员那边找出问题的答案，会比社会主义俱乐部更加容易。在“反法西斯主义”和“人民阵线”的时代以前，偶尔会有贵族人士厕身其间，例如那位姓氏非常壮观的“霍维尔–瑟洛–康明–布鲁斯”（他后来成为一位善心的法官；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嬉戏于“查茨沃思”宅邸，不慎打破了公爵拥有的一只巨大东方花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成员来自生活宽裕的专业人士家庭，也有少部分人士来自商业家族和上层中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出身于施莱格尔家族而非威尔考克斯家族（在此套用了佛斯特《此情可问天》那部小说中的人物以便区分）[3]。诺埃尔·安南笔下的“知识贵族”也名列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那位深具领袖魅力的约翰·康福德（他是达尔文的外曾孙），不过他们并非主流。

在我的年代，来自“公学”的成员于红色剑桥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而那时正是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共产党和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数目突然暴增之际。同时几乎可确定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文法学校”毕业生（但苏格兰性质与之类似的学校则否）在共产党所具有的代表性，要高于剑桥大学部学生的整体人数比例，而他们在党内领导阶层的比例当然就更高了。当时担任剑桥学生党部第一常委的人，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清瘦而面有饥色的数学家。他是圣约翰学院的乔治·巴纳德，最后当上了皇家统计学会的会长，并曾于艾赛克斯大学担任教席。我在战后认识了他的妹妹多萝西（韦德伯恩），而她从此成为马琳和我的莫逆之交。稍后同样卓越的还有拉尔夫·罗素[4]，他是出身工人阶级的古典学学生，具有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举止——我们因而仿照共产国际总书记乔吉·季米特洛夫的名字，把他称作“乔吉”。一些“进步学校”（比代尔斯、达廷顿等等）所教导出来的产物，也有可能走上左倾路线，“贵格会”家庭的年轻子弟亦然。

曾经有人宣称，犹太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略嫌高，不过我的印象并非如此。共产主义由于不信仰宗教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剑桥犹太裔学生里面吸收到极少数的人，以致他们主要倾向于自由党和工党。我那一代犹太左派学生若有任何人曾经地位显赫的话，那就是来自南非的奥布里·埃班（阿巴·埃班）[5]，他命中注定将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风云人物，而其犹太复国主义使得他免于受到共产主义诱惑。寥寥无几的犹太裔共产党员则未曾刻意突显自己的犹太身份，直到“国王街”[6]决定我们应该这么做，并且在伦敦成立“犹太小组”（或委员会）为止——我记得当时是1937年。“兰姆”·内厄姆与我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几次犹太小组会议，然后做出结论认为它与我们所致力的工作无甚关联。我只记得在那个委员会首度碰面的伦敦东区共产党员不断讲述一些关于犹太人的笑话（而且非常好笑），但这种做法在剑桥的党部会议中并不常见。

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分析，无疑多少阐明了剑桥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对比，然而它不像另外一个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现象来得那么发人深省。应该不止一位旁观者会同意亨利·芬斯[7]的观察结果：“我（在剑桥）所遇到的全部共产党员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才智过人。”[5]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左派的确在英国一些顶尖的大学里面，吸引了那个时代智力最发达的学生。

虽然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规模大了许多，也充分注意到生活中的社会层面，因而开设了舞蹈班，但俱乐部成员同样具有爱好学问的特质。如此一来它获得了许多大学部社团所缺乏的主要优势，即同时在“格登”与“纽南姆”大量拥有会员。[8]那些女生的激进政治理念固然与男生一样严正，但通常比较不那么沉闷。（我所收到过的第一份情人节礼物，就是由“纽南姆”共产党小组集体赠送的，因为我是她们的政治指导员）。俱乐部的成员都认真学习。例如俱乐部公报曾于1937年大考之前写道：“委员会预祝全体CUSC会员成功通过荣誉学位考试。让我们在学术战线与政治战线同样名列前茅。”[6]俱乐部由研习现代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成员首开其端，组成科系小组来辩论与自己专业有关的问题。1938年底已经有了12个小组，其中甚至包括政治上不被看好的领域，诸如农业、工程与法律。[7]在另一方面，瞧不起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却是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政治意识当中的一环（但这当然不包括剑桥前进分子传统上所从事的活动，例如长途健行与登山）。令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引以为傲的，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员在“剑桥联合会”、戏剧活动及新闻工作方面屡获成功——有一度，联合会的主席、业余戏剧社（校内主要戏剧社团）的社长，以及《格兰塔》的主编都是党员。但我并不记得，俱乐部曾经试图改变校内体育明星的信仰（这个工作无疑难如登天），或者对自己成员在体育或登山方面的成就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在其他方面，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不断以热情和充满希望的自信心来开展活动。当我于耄耋之年回顾自己在剑桥大学部的岁月，禁不住对此深感惊讶，因为当时欧洲（但尚未波及全球）已陷入大灾难之中。

将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政治头条新闻略加摘要总结一下，即可明显发现：从左派的角度来看，它们几乎是不间断的一连串灾难。固然有《及时行乐》[9]那首歌曲告诉我们，大学时代不可忧郁沮丧，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多几分绝望的感觉吗？但我们并未如此。当时情况不同于1945年以后的反核运动，我们不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或许毫无指望的战斗，面对着远非我们力所能敌的对手。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宛如足球队那般组织起来，为了一场接一场的比赛而活下去，必须为每一场比赛做出最佳努力。纯就剑桥而言，我们正在赢得比赛，每一季都表现得比上一季更好。从某些方面来看，左派大学生与大学一同远离了国家的核心，更何况他们还有自行其是的传统。在剑桥党内同志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剑桥学生支部就意味着“党”与“共产国际”。那是因为在大战以前，我们与全国领导中心唯一固定进行的接触，都通过一位平易近人、名叫杰克·科恩的学生组织负责人。我们当然服从他的政治指挥，从不提出质疑。然而他心知肚明，自己身为没有受过太多正规学校教育的工人，而且从东北部工业地带的党务工作转过来与学生们打交道，必须学习许多跟大学有关的东西[10]。

但是，难道我们果真可以忘记，我们所赢得的最伟大胜利——“西班牙周”——恰好是在西班牙共和政府显然穷途末路，实际上已经失去指望的时候？[11]此外，虽然我们构思脚本，说明如何可通过坚定的集体对抗希特勒行动来避免战争，我们却并不真正相信那种讲法。我们打从心底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来临之中，而且我们不期待自己能够活着度过战争。我还记得自己于一个不祥之夜待在旅舍房间内的情形（那应该是在里昂）。当时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方兴未艾，我刚从法属北非漫长的假期学习之旅踏上归途。有关战争或许会在近日内爆发的想法突然袭上我的心头。那意味着我们经常对之提出警告的梦魇——令人无法防备的大规模空袭与漫天毒气——即将成为事实。1939年9月却未曾出现可与此相提并论的歇斯底里状态[12]，因为从慕尼黑协议到入侵波兰的一年时间内，已经让我们习惯了战争的前景。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乐观，乃出于三个理由。首先，我们只有一组敌人——法西斯主义以及那些不愿意对抗它的人（如英国政府）。其次，当时已有真正的战场（西班牙），而我们正置身其间。我们自己的英雄——那位深具领袖魅力的约翰·康福德——已在21岁生日当天阵亡于哥多华前线。事实上，他与其他一两位同学在1936年出国，成为我们当中仅有的直接参战者。其中的怪现象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党的最高决策层级实际上不鼓励招募学生加入“国际纵队”，除非他们具有特殊军事才能。理由是他们在党内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得优良的学位考试成绩，以便将来可为党做出更多贡献。第三，我们自以为已经晓得，一旦旧世界终结之后，新的世界将会是何模样。就这方面而言，我们跟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大错特错。

于是对我们来说，20世纪30年代并不像那位希望幻灭的诗人——奥登笔下所言，是“低俗与不诚实的十年”。在我们眼中，那是崇高事业对抗自己敌人的年代。我们乐在其中，纵使对大多数激进派的剑桥人而言，这个事业并没有占据我们太多时间。而且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拯救世界做出了些许努力，因为那是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避开了不快乐所造成的压力。那种压力今天也让许多人觉得沮丧。他们基于本能，对世事保持着与我们当时完全相同的观感，却无法和我们一样，把感觉转化为行动。”[8]

那么做的时候，我们“将自己的情绪与精力，平均分配于大环境内的公领域和私领域”，换个更妥当的说法，我们未曾在公私领域之间做出严格划分。虽然我们确曾以类似科尔·波特[13]那般的曲调唱出：

让我们消除爱情，

让我们从今表示，

我们所有的情感，

都只是为了工人们。

让我们消除爱情，

直到革命来临时，

在此以前爱情就是，

与布尔什维克无关之物。

只不过，由于已获得解放的男性与女性彼此之间的紧密同志情谊，就是共产党事业的一部分，我们难免不符合上述的期许——纵使剑桥共产党员的私生活（至少是那些较专业的政治人物）似乎已经不像同时代的牛津党员那般多彩多姿。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共产党的精神特质，当然都压倒性地倾向于异性恋，而且事实上除了戏剧圈与国王学院之外，大学部学生普遍都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就连“使徒会”也已经摆脱了爱德华时代的“高级鸡奸”。不过，我们有些人无疑并不像亨利·芬斯那般天真，芬斯曾经宣称：“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同性恋的剑桥共产党员。”但无可讳言的是，在共产国际里面，一个人并不会张扬其“同性恋国际”的会员身份（在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更不会这么做）。反正双方都将此事当成私人事务看待。我至少可以联想起战前在党内结交的两位朋友，而我直到战后才知道他们终身都是同性恋者。

学期与假日之间并无明显分野。学生们并不常在假期打工赚钱，例外情况是帮语言学家担任旅行导游。不过还是会出现零星的补助，其中之一资助了我在1938年前往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进行学习之旅。此外我在1939年给自己放了长假，所凭借的就是编辑《格兰塔》获得的分红，其金额高达大约50英镑。（拜《五月周》[14]出刊之赐，夏季班是最适合担任编辑的时候。每当学期结束后，主编就可以把杂志实际所有人——佛斯特与杰格两位先生拥有的印刷厂——支付了印制、发行费用之后剩余的进账塞入自己口袋。）

大致说来，我自己的假期平均分配于伦敦政经学院和法国之间。伦敦政经学院，或至少是位于荷顿街（奥德维奇区）的主建筑，现在仍可明显看出60年前的模样，甚至连大门左侧的一家点心店都还存在。那家点心店当时叫作“玛莉咖啡屋”，激进的学生运动分子就在此讨论政治或吸收同好。这时通常会有一个孤寂的中欧人士在旁默默观察。他比我们年长许多，看起来仿佛是那些“永远的学生”之一，老是在位于市中心的校园游荡。但他实际上就是那位完全默默无闻、尚未受人重视的诺伯特·埃利亚斯[15]，正准备在瑞士出版其巨著——《文明的进程》。英国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极度漠视中欧犹太裔和反法西斯难民知识分子的杰出学术成就，除非他们恰巧致力于传统上受到认可的领域，例如古典学或物理学。伦敦政经学院很可能是唯一能够向那些人提供栖身之处的所在。但即便是战后，埃利亚斯在这个国家的学术生涯依然微不足道。而诸如卡尔·波兰尼[16]之类的学者，其学术价值要等到他们横渡大西洋之后才受到承认。

我发现伦敦政经学院气氛友善，而其图书馆——当时还设在行政大楼里面——更是个适合工作的地点。校内充满了来自中欧与殖民地的人士，因此显而易见不像剑桥那般闭塞，纵使这只是因为该校致力于诸如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的缘故，而这是剑桥所不感兴趣的项目。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被用于为学校命名的那个专业科目[17]，在当时——而且一向如此——反倒不像在剑桥那般卓然有成。该学系虽然吸引了若干天资非常聪颖的年轻学子，他们毕业后却无法在“荷顿街”获得固定职位。

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环境中一定感觉比较自在，与该校女学生交往时更绝对如此。因为我与当时在那边认识的两位女生建立了一辈子的友情，而且后来还娶了另一位该校的女生，只不过婚姻关系维持得没那么长久罢了。有三位伦敦政经学院与我同辈的共产党学生则成为我终生的朋友：历史学者约翰·萨维尔（当时他还名叫“斯塔玛托普洛斯”[18]，简称“斯塔姆”）、其生活伴侣和日后的妻子康斯坦丝·桑德斯，以及令人动容的詹姆斯·杰弗里斯。杰弗里斯以经济史博士的身份，在战时改行成为邓禄普公司的工厂工人代表会议召集人——后来他重返研究工作，但结果没那么成功，因为他成了冷战时期钳制共产党学者措施下的牺牲品。通过另外一位伦敦政经学院的同辈，使我得以维持（其实是重新建立）与奥地利的关系：那位喜爱运动、头发茂密、魅力十足的人士名叫泰迪·普兰杰，后来在琼·罗宾森的指导下于剑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因为罗宾森教授的路线比伦敦政经学院的罗宾斯和哈耶克更符合泰迪的理念。1934年奥地利的内战结束后，其家人因为抗拒奥地利法西斯政权以致麻烦缠身，于是把他从维也纳送出来避难。战后他抛弃在英国前途大好的事业回到维也纳的废墟，几乎跟全体奥地利共产党员一样，用这种方式结束了流亡英国的生涯。

放暑假时，剑桥学生党部的好战派就来到法国，与詹姆斯·克鲁格曼[19]一起工作。詹姆斯与玛戈·海涅曼[20]共同成为衔接点，将我与在我之前的剑桥共产党英雄时代结合起来。（他们二人直到去世为止都始终是共产党员）。玛戈是我所曾认识过的最不平凡人物之一。她是约翰·康福德最后的真爱，康福德曾在西班牙为她写出了最后一首诗篇，而这首诗从此被收录到名诗选集。她后来成为J·D·贝尔纳[21]的伴侣。通过一辈子的党内同志情谊、示范与建议，或许她是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詹姆斯与约翰是党部认可的共同领导者。对大多数剑桥好战派学生而言，詹姆斯曾经是极具声望的人物，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如此，甚至多少还具有“古鲁大师”（印度教里的“大师”）般的地位。在我看来，与他同时代的共产党学生当中，以他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他毕业后放弃了令人艳羡、非常适合他从事的学术前程，移居巴黎担任“世界学生大会”的书记。那是一个成员来源广泛，但受到党控制的国际学生组织。我记得有次过去和他见面时，曾与雷蒙·吉优[22]不期而遇（吉优是一位法国重量级人士，曾经长年担任“青年共产国际”的总书记）。该组织的运作地点是一间狭小而灰尘密布，设于巴尔扎克式楼梯间后面的办公室，充分表现了“二战”前非官方政治的典型特征。办公室位于一条命名不当，叫作“天堂市”的街道，那是巴黎市第十区一条阴暗的死巷；后来才搬到塞纳河左岸一个像样的地点。其最显著的公开活动，就是定期举办世界性的会议，由剑桥与其他地方的学生自愿前来协助进行筹备工作。我在1937年的会议担任翻译，此次会议正好与盛大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同时举行。那也是“二战”之前最后一次的博览会，而自从艾伯特亲王于1851年开始举办大型博览会以来，博览会就不断带来惊喜。

我不记得詹姆斯在1938年举办的主要活动，因为那年夏天我大多数的时候都在北非旅行。我也无法表示某则报道所说的是事实：依据该报道，詹姆斯曾指派我在1939年复活节假期，组织一场阿拉伯与犹太学生之间的会议，借此建构一个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因为墨索里尼当时刚刚占领了伊斯兰教国家阿尔巴尼亚[9]。整个1939年夏天我则忙于筹备世界学生会议的实务工作，它后来成为此类会议当中最大型的一次，该会正好结束于希特勒入侵波兰以前几天。

除了才智过人和献身政治之外，詹姆斯·克鲁格曼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于其领导伙伴约翰·康福德，缺乏了浪漫风格、英雄主义和色彩缤纷的形象。他戴着眼镜，声音轻柔，拘谨而语带风趣，看起来永远像是准备微笑的样子。他独自住在一个靠近“奥德翁剧院”旁边的旅馆房间。据我所知，他持续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而且终生未婚，但身旁不时围绕着年轻的仰慕者。有人告诉我，他会在亲昵的朋友面前讲黄色笑话，但我向来不是其中一员。他曾经就读于格莱思罕学校，而那里在他的年代培育出不止一位著名的同性恋者[23]，因此他很可能也有断袖之癖，不过从未有人将他与任何形式的性活动联想到一起。他唯一突显出来的嗜好就是收藏书籍——至少是在战后如此，而当时我与他见面的次数比较频繁。其个人的孤僻性格增加了我们，尤其是大多数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所怀有的敬意。那么我们对他所知有多少呢？他从不透露心底话。他唯一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有办法做出既惊人又简单明了的解释，并散发出权威感——直到他被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决裂所摧毁为止。我不记得曾经与詹姆斯在战前的巴黎，利用工作空档进行过许多政治对话。那时我们一群人只是坐在咖啡厅下国际象棋（他很懂得解释为何能够打败我们），否则就是趁着不开会和不操作印刷机的闲暇，在酒吧打几局桌上足球，由犹太人扮演亚洲人。

几乎可确定的是，“世界学生大会”替詹姆斯战时不同凡响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使得他成为英国与铁托游击队打交道时的关键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欧陆国家值得一提的左派学生运动相当罕见。当时欧陆学生典型的政治立场（大学教师则未必如此），就是具有法西斯色彩的右翼民族主义。其中最大的例外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学生，尤以贝尔格莱德大学为然。其领导人之一名叫伊沃（罗罗）·利巴尔[24]，那位日后的游击队核心成员，当时是世界学生大会所熟悉的人物。或许住在莫斯科以西的人（待在开罗的人当然绝对如此[25]），没有任何人会比詹姆斯更明白南斯拉夫共产党里面到底谁是谁，而且晓得该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

斯大林与铁托决裂后，詹姆斯被迫——几乎肯定是受到莫斯科直接施压——做出他自己无法挽回的断交行动，写出一本完全不具公信力和不诚实的书：《从托洛茨基到铁托》。他曾被视为党内领导高层难得一见的优秀知识分子（另一位就是帕尔梅·杜特[26]），这个声誉从此荡然无存。他此后不再冒任何风险、不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不再说任何话，而且即便在小小的英国共产党里面也不再是受重视的人物。党部让他负责教育（由我们那位学生组织工作的老手——杰克·科恩，从旁协助），而他在此表现得非常出色，因为他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他极度聪明而且感触敏锐，不可能觉察不出那些曾在20世纪30年代仰慕过他的人，心中对这位昔日众望所归者的失望与怜悯。他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力量。只有在1975年，才闪现出旧时詹姆斯·克鲁格曼的最后一道光芒。自从1951年伯吉斯与麦克林恩逃奔莫斯科[27]以后，英国情报当局便不断向他示好，暗示他或许终于准备跟别人一样，做出行动来协助英国情报员。其间说不定还有人[28]喻之以利[10]。他非常熟悉英国情报单位（毕竟他在战时曾为其中一员）。可是竟有人认为他可以背叛自己的事业，这样的想法令他大受伤害。他拒绝合作，不久以后去世于伦敦南区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面，屋内堆满了书。

1939年5月至6月之间，即我的大学最后阶段，日子过得相当好。我编辑《格兰塔》，被遴选进入“使徒会”，并在学位考试中得到“星级”一等荣誉，这让我获得了国王学院的研究生奖学金。当时只有一件事令人沮丧：1939年春天，悉德尼叔叔——他已经年纪老得不必再入伍参战——放弃了几年下来在英国的生存奋斗，决定与南希和彼得移民智利，并带着他能够筹集到的几百英镑去那里开创新生活。对我而言，在学位考试前几个星期出远门是不必列入考虑的问题，而且我并不打算于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离开这个国家，更何况当时智利还是一个离欧洲非常遥远的地方。我看着他们在利物浦上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抵达艾奇韦尔，回到韩德尔巷（Handel Close）完全空荡荡的房子。当初我已经把自己的帆布背包留在那里，于是得以睡在地板上度过最后一夜。我曾经在屋内摆放一瓶从老家带过来的上好匈牙利“托凯”（Tokay）葡萄酒，但不知怎地，它在我离开之后已经不知去向。接着我又返回了剑桥。

那年夏天，我利用编辑《格兰塔》的收入，待在巴黎吉霞路一家阴暗但位置不错的旅馆，以便筹备詹姆斯的大型会议。现在我眼前摆着一张当时大会的照片：一群白人（大多来自剑桥）与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混合在一起，并零星出现中东人、远东人士以及一位非洲人。我辨认出其中一位心地善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女孩——她后来参加荷兰抵抗军而遇难。那群已被遗忘的年轻脸孔当中，出现了一位英俊的爪哇人萨恰吉特·苏哥诺。战后他成为重要的印度尼西亚工会领袖，直到1948年共产党在“茉莉芬”起事时遭到杀害为止。站在詹姆斯旁边的人是皮特·丘纳曼，即日后的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哈克萨——未来甘地夫人的幕僚长。此外还有一些西班牙难民，例如小米吉·罗布雷斯和与他一同在印刷机旁边辛勤工作的西班牙共产党员帕布罗·阿兹卡特。照片中更出现了身材矮小、活力充沛的阿容·伯斯[29]的孟加拉国脸孔。那是一场成功的会议，但美中不足的是：会议结束不到两星期后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需要休息一下，于是搭了几天便车前往布列塔尼的孔卡尔诺。我在9月1日打道回府。一位衣着体面但有些心神不宁的法国女士开着跑车，在过了昂热的某个地点顺道载我一程。她问我“听说希特勒已经进军波兰了吗？”我们开车驶入巴黎，停下来找到一台收音机以便获得最新讯息，听广播电台没条理地谈论即将来临的战争。由于这里是法国，很难想象我们未曾停下来共享午餐，但在当天那样人心惶惶的状况下，我不太记得我们是否一起用餐。有些巴黎人已经坐在挤得满满的车子里面与我们反向而行。她让我下车的时候与我互祝好运，然后我前往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银行，跟其他英国人一起排队。一个有着坏脾气并带有明显凹陷下巴的男子排在我前面，他的护照显示出他是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那位作家兼画家。最后我前往“圣拉扎尔火车站”购买前往伦敦的夜车车票（如果还买得到票的话），之前没有太多东西需要打包。

火车上坐满了长腿高挑的金发女郎：她们是来自“疯狂牧羊女游乐厅”（Fo lie s B er g ère）以及“巴黎酒店”的英国舞者，正准备返回位于“莫克姆”（Morecambe）或诺丁汉的家中。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我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了车，于和平最后一天的早晨[30]睡眼惺忪走入阳光普照的伦敦。我在那里已经无家可归，但还记得我是待在萝娜·海伊所拥有或分租的公寓内，度过了和平最后一天的夜晚。她是来自苏格兰的剑桥大学“纽南姆学院”毕业生，即将在伦敦新闻界觅得一职。莫汉·库马拉曼加拉姆刚在返回印度之前告诉她，由于他打算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开拓未来，这使得他不可能带着她一起走。

对我而言，20世纪30年代就这么结束了。

译注

1 通常是指因为失业而导致的示威游行，在此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生于英国的一系列游行。这一系列的游行最早发生于1922年的格拉斯哥，最著名的为1936年从贾罗（Jarrow）游行到伦敦的那一次抗议。

2 塞缪尔·西尔金（Samuel Silkin, 1918——1988）为出身男爵家庭的工党要员，后来担任律师和国会议员。

3 在福斯特《此情可问天》（Howards End）——或译为《霍华德庄园》——那部小说中，施莱格尔（Schlegel）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威尔考克斯（Wilcox）则来自上流社会家庭。

4 拉尔夫·罗素（Ralph Russell，1918——2008）后来成为英国著名的乌尔都语（Urdu）大师，任教于伦敦大学。

5 阿巴·埃班（Abba Eban, 1915——2002）为出生于南非开普敦、毕业于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的中东语言学家。他曾以英军少校的身份任职于巴勒斯坦，而后成为以色列外交官，并长年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长（1966——1974）。

6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英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伦敦“国王街”16号。

7 亨利·芬斯（Henry Ferns, 1913——1992）为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加拿大学者，“二战”时曾担任加拿大总理助理。

8 “格登”（Girton）与“纽南姆”（Newnham）都是剑桥大学的女子学院。

9 《及时行乐》（Gaudeamus igitur）是一首著名的德国大学歌曲，流行于欧洲学府。其歌词为拉丁文，大意是：“让我们及时行乐，因为我们还年轻。欢乐的青年时代结束后，就是痛苦的老年期。然后我们将归尘土所有。”（勃拉姆斯曾将之使用于《大学庆典》序曲）

10 杰克·科恩（Jack Cohen）为科芬特里（Coventry）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人。他是犹太裔专职党工，与两位英国闻人同名同姓——生物学家杰克·科恩，以及特易购（Tesco）的创办人杰克·科恩。他在20世纪30年代负责英国共产党学生的政治教育，20世纪60年代曾将若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为英文。

11 在此“最伟大的胜利”指的是“小小的”英国共产党为了“声援”逐步败退的西班牙共和派，在其国内所举办的“西班牙周”当中，获得的广大反响。但其实当时西班牙共和派已经一败涂地，而且当时正是法西斯主义大获全胜的阶段（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中欧等地）。所以英国共产党也明白，他们自己所提议的各种做法都只是“吹口哨壮胆”而已。

12 这里指的是，一直到“二战”爆发之前，英国人只对空袭警报和毒气攻击有着歇斯底里的焦虑。英国人反而对慕尼黑会议没有产生歇斯底里般的反应，其心情甚至一度和缓下来（故张伯伦还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等到战争果真还是爆发了，英国人也没有歇斯底里，因为他们已经“认”了。另外，可参考哈夫纳《破解希特勒》一书。该书说明，欧洲百姓在“二战”爆发之际做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一战”爆发时。

13 科尔·波特（Cole Porter, 1891——1964）为著名美国作曲家及歌手，写过许多情歌。

14 “五月周”（May Week）在剑桥大学指的是6月上旬——每学年结束于此，并伴随许多庆祝活动。

15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是著名的犹太裔德国社会学家。

16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是出生于维也纳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因反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而出名。

17 伦敦政经学院的英文简称（LSE）意为“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8 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 1916—— ）的父亲是希腊人，姓“斯塔玛托普洛斯”（Stamatopoulos）。其母改嫁后，他改用了继父的姓氏。

19 詹姆斯·克鲁格曼（James Klugmann, 1912——1977）为伦敦犹太富商之子，是最活跃的英国共产党要员和左派作家。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1933年加入共产党并与“剑桥间谍”关系密切；1935年前往巴黎担任世界学生大会的书记；1940年入伍参加英军情报单位，1942年已晋升为“特勤局”（SOE）南斯拉夫部门的少校副主管，于任内偏袒南斯拉夫左派游击队。克鲁格曼在战后致力于英国共产党的理论问题及马克思主义教育。

20 玛戈·海涅曼（Margot Heinemann, 1913——1992）为英国左派作家、戏剧学家及英国共产党领袖之一。

21 贝尔纳（J. D. Bernal, 1901——1971）为爱尔兰裔英国科学家，因“Ｘ光晶体绕射学”而著称。伯纳是英国共产党员，曾于1953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

22 雷蒙·吉优（Raymond Guyot, 1903——1986）为法国共产党领袖，于战后担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3 格莱思罕学校（Greshams’s School）位于英国北诺福克，是具有450年历史的著名公学。克鲁格曼与“剑桥间谍”之一的麦克林恩为该校同学，而麦克林恩即以同性恋而出名。

24 伊沃（罗罗）·利巴尔［Ivo（Lolo Ribar）,1916——1943］为克罗地亚共产党员，自1939年起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书记。他在纳粹德军入侵后组织游击队，于1943年阵亡。

25 詹姆斯·克鲁格曼于战时担任英军“特勤局”南斯拉夫部门的少校副主管。该单位之基地位于埃及开罗。

26 拉贾尼·帕尔梅·杜特（Rajani Palme Dutt, 1896——1974）为印度父亲和瑞典母亲之子，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大师。他曾于“二战”爆发之初担任英共总书记，终生为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坚决反对英共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

27 编者注：这即是非常有名的“剑桥五人组”事件。五位剑桥大学的高才生，在英国情报单位觅得重要位置后，却不断将英美机密泄漏给苏联的KGB。

28 莫京（Yuri Modin）是KGB特工，1944年至1945年之间担任“剑桥间谍”的上级指导员。

29 阿容·伯斯（Arun Bose, 1919——2003）为毕业于剑桥的印度经济学者，曾担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30 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作者于9月2日抵达伦敦，英法两国于9月3日向纳粹德国宣战。

[1] 参见1938年10月18日《剑桥大学俱乐部公报》（Cambridge University Club Bulletin）。

[2] “CUSC的会员人数仍未超过450人”。参见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每周公报（1936年秋季班第二号公报）。

[3] 伦敦政经学院的情况比较无须解释。该校由两位伟大的“费边社”成员——悉德尼与比阿特丽丝·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所创办，致力于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其校长是日后英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者威廉·贝弗利奇（William Beveridge）。校内最优秀和最具领袖魅力的教师，就是拉斯基（H. Laski）与托尼（R. H. Tawney）两位享誉全国的社会主义者。校方的立场简直自然而然被设定为左倾，这是它吸引帝国境内与境外的外国人过来之原因。此左倾立场固然未必是争取英国学生就读的主要理由（这些男女学生多半为第一代获得奖学金的伦敦精英分子，其家庭背景位于工人阶级与下层中产阶级的交界地带），不过他们进入该学院之后，很容易就会受到影响。

[4] 《西班牙周第一号公报》（Spain Week Bulletin No.1），1938年10月（无日期）。

[5] H. S.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One Man’s Politic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 p.116.

[6] 1937年5月25日的《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每周公报》（CUSC Weekly Bulletin）。

[7] 1939年春季的《CUSC科系与学习小组公报》（CUSC Faculty and Study Groups Bulletin, Lent Term, 1939）。

[8] Eric Hobsbawm,‘In Defence of the Thirties’in Jim Philip, John Simpson and Nicholas Snowman (eds), The Best of Granta 1889-1966 (London, 1967), p.119.

[9] H. S.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One Man’s Politic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 p.116.

[10] Yuri Modin, My Five Cambridge Friends (London, 1944), pp.100-101.

第9章

身为共产党员

一

我在193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却一直要等到1936年秋季，进入剑桥就读之后才正式入党。我在党内待了50年。它能够留住我这么久的理由显然属于自传范畴，并不具有一般历史意义。就另一方面而言，共产主义为何吸引了我那个时代许许多多最优秀的男女？身为共产党员一事对我们产生了何种意义？这些问题都是20世纪历史的中心课题。我的朋友安东尼欧·波利托[1]曾对那个世纪做出了最传神的说明：“20世纪最巨大的恶魔之一，就是政治狂热。”

受到这份信仰激励的人们，曾秉持“天下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占不了的堡垒”之信念，确实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列宁抵达“芬兰火车站”[2]不过短短30多年以后，全人类的三分之一，以及易北河至中国沿海之间所有的政府都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苏联本身则击败那个20世纪最为可怖、当初让沙皇俄国化成齑粉的战争机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跃居全球两大超级强国之一。自从伊斯兰教在公元7、8世纪进行征服以来（其进展较为缓慢而且比较不全球化），还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取得的胜利能够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此成就的缔造者，就是一些规模很小（往往相对小型或绝对小型）、自行遴选出来的“先锋党”。共产主义不同于那些在19世纪末叶成形、大多也受到卡尔·马克思理论启发与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本来并未被设计成一种群众运动；共产主义后来之所以变成了群众运动，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就这一点来说，那违反了——而且确确实实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传统的立场是期待每一位自视为“工人”的人，都要认同各个本质上属于工人的政党，而它们的本质通常已经用党名（“工党”）清楚标示出来。对那些人而言，“支持工人的政党”与其说是个人的政治选择，倒不如说是发现个人的“社会定位”，而“社会定位”必定具有某种“公共”意涵。反过来说，即便最不具政治色彩的活动，也充满了人们对自己社会定位的认知。例如在“红色维也纳”各家酒馆密室里面聚会的业余俱乐部（我记得迟至20世纪70年代还在该地看见这种情形），进行休闲活动时不把自己叫作“集邮者”等，而是自称为“集邮的工人”或者是“养鸽子的工人”。

有时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能够看见这样的党派，其中又以战后的意大利最为明显。该国共产党扎根于家族和地方社区，并将旧有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与列宁主义的组织效率相结合，并且加上了天主教会对俗世产生的道德权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即曾于1945年如此表示：“每个家庭都在马克思的照片旁边挂着耶稣基督像。”）在这样的共产党里面，一位住在莫德纳的年轻女姓，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她的党部向帕多瓦党部提出询问，请他们打听该市一名向她大献殷勤的年轻警员是否“当真”（老天爷，结果发现他在帕多瓦已有妻室）[1]。公领域与私领域、个人的提升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此都被认为是密不可分的事情。

但是“共产国际”时代的各国共产党则属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类型，尽管他们宣称（有时倒也正确），自己根源自工人阶级并且为工人的权益代言。他们实际上是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这表示他们必须是一小群，或者是极小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人。参加这样的组织主要出于个人决定，而且无论是邀请“吸收对象”加入共产党的人，还是那些入党的男男女女，都把它看成是一个改变人生的选择。那是一个双重的决定，因为继续留在党内的人必须不断做出抉择，决定不要离开党（至少是在那些不受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退党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事情。对绝大多数曾经入党的人来说，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他们政治生涯当中的一小段插曲。纵使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共产党员还是与“1968时代”不同，他们难得有人宛如参加政治上的“地中海俱乐部”[3]一般，以那种态度走上了革命之路。（附带说明一下：一位曾经是共产党抵抗军成员的年轻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办了“地中海俱乐部”，以之作为供人度假的小型乌托邦。）

乔吉欧·阿门多拉这位“二战”以前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人物，就把他那套文风优美的自传之第一卷命名为“一个人生的选择”。对我们这些在战前——尤其是在1935年以前——成为共产党员的人来说，共产主义的事业确实值得我们奉献自己的生命，而且有些人果真那么做了。这些共产党员彼此之间后来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有些人的党终其一生都是反对党；有些人的党则夺得政权，他们因而必须直接或间接为自己政府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权力未必会让单独的个人腐化，但权力本身的腐化则令人难以抗拒。权力的实际作为——尤其是在危机与战争的年代——就是要求我们做出当身为单独“个人”时所不可以做的事情，并千方百计为那些“不可以做的事情”提出辩解。幸好对于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员而言，我们的党从来就没有大权在握，也从未陷入必须决定他人生死的处境（抗暴行动、集中营等等），问题就简单多了。

这些列宁主义“先锋党”的党员身份，因而意味着深刻的个人选择。但那并非一个抽象的选择。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多数的共产党员而言，入党就是本来已经“左倾”的人继续朝这条路跨出的一步——那些人在某些地区也被称作“反帝国主义者”。若所处的政治环境具有同构型（例如住在纽约的人），跨出这一步当然会比住在得州达拉斯的人来得简单；像某天我就无意间听见一位《纽约客》撰稿人意有所指地向别人表示：“其实我们在这里从来就没有碰到过共产党员。”至于那些来自公认的社会边缘团体、处于国家政治共识之外的人，加入共产党就更简单了。换个角度来看，我这一代人当中固然有着为数众多的“前共产党员”，却不常看见他们有人跳槽到极右派政治阵营。政治幻想破灭的共产党员一般的出路是，如果他们够年轻的话，就加入其他左派政治团体；否则通常在分成几个阶段进行的情况下，变成了好战、反共的冷战自由主义者。但即便在美国，纽约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要等到过了一个时代之后，才抛弃原先对自家人的忠诚度，开门见山宣称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

“不可能跳槽到极右派阵营”的现象在知识分子之间尤其明显，因为他们对社会抱持的看法，普遍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想。正如同右派政治人物所不断抱怨的，这使得知识分子倾向于同情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价值。就连我的朋友以赛亚·伯林也不例外。他虽然基于内心深处对犹太人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努力捍卫（或至少尝试去理解）那些批评启蒙运动的论调，但他还是发现自己无法做出不同于启蒙主义自由派的表现。在德国以外的地区，非宗教范畴内几乎不存在可供右派发挥的知识传统。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段，左派思想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吸引力，显然远非右派思想所能及。即便在一些比较无关理性思考的主要艺术创作领域内，照样流行反法西斯思想。关于这个问题，一位以西蒙·列斯为笔名的杰出比利时汉学家（他在解构毛泽东主义神话方面有着无人可及的记录），做出了精辟简洁的结论：“我们每一位学术界人士，都认得一些从前是共产党员，后来却改变主意的人。但我们有多少人曾经遇见过前法西斯党员？”事情的真相是，不论法西斯知识分子是否在战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人数从来就没有那么多。

这无法表示共产主义吸引了一些类型特殊，具有偏激、独裁或其他“反民主”特质的人。尽管冷战时代有些论述极力指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此种存有政治偏见的社会心理分析不值得我们多花时间讨论。无论如何，自由派对此的看法没有太多根据——他们认为右派或左派的本质都是喜好“极端主义”，使之轻而易举就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英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规模甚小，党内的工人和学生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都属于特例，但他们并无异于常人之处。我在那些入党的剑桥同学身上，找不到使之有别于未入党者的共同个人特质，其中的例外或许在于他们的智力活动比较朝气蓬勃。的确，当我在稍后的年代看见一些昔日同志过着“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成为备受尊敬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虽然他们通常称不上是保守派），有时我忍不住扪心自问：“想想看，我曾经把他和跟他类似的人一同吸收入党！”

比较不令人惊讶的是，加入共产党的工人——至少在英国如此——都非常年轻而且比大多数人更加精力充沛，但他们除此之外都是自己阶级与行业内的典型人物，主要来自工业界、建筑业，在某些地区则来自采矿业。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之间，当工人阶级还无法参加“中学进阶教育证书课程”[4]和高等教育的时候，对聪颖而年轻的学徒或工厂激进分子而言，共产党便成为他们接受政治教育和知识教育的唯一途径。共产党孕育出未来英国工会运动的全国性领袖人物，当然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一批出身工人阶级的杰出干部，而那正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坚持的要求。所以，事实上（完全不同于惯有印象），知识分子起初并未在党的领导阶层扮演重要角色，要等到教育革命来临以后，适龄的青年才有机会通过考试，从工厂进入大学，而且这使得他们得以从政或从事更好的职业，而不光是在共产党内求发展而已。

因此，共产主义的做法并非从“不走极端”的人群当中，挑选出具有“极端主义”性格的对象。政治光谱的左右两个极端，某些时候或许有可能将同一类型的人吸引过来——他们通常比较年轻、天生偏好冒险行动或政治暴力，也就是那些容易对恐怖主义或直接暴力行动产生共鸣者。但尽管如此，说不定自从1968年学生暴乱掀起了街头抗争和小规模武装组织的风潮，并且宣扬“街头战士”的形象之后，才使得兰博之流的人物更容易被争取到极左派那边。无论如何，把革命当成一辈子献身的事业，并不等于通过胡乱进行战斗和冒险来寻求生活上的刺激。

话要说回来，地下活动的传统在各国共产党内确实非常重要。那是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例如在英国），共产党至少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都是“非法政党”。像我那个年代的国际共产运动，就明显具有冒险性十足的生活色彩。不过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讲求的，是“无情的效率”而非浪漫主义，所以并不崇尚银行抢匪或敢死队的文化风格。由于它不信任军人的莽撞行动，因而发明了由“政委”（意即平民）当家做主的军中领导方式。它在理论上敌视个人恐怖主义。像列宁自己就针对一个事件做出了典型的反应。他无法理解为何1916年时，腓特烈·阿德勒[5]那位社会民主党员必须公然射杀奥匈帝国总理，以便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抗议。列宁忍不住问道：假使他以党的书记身份出面动员各地一致进行罢工的话，岂不可以收到更大效果？

我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当中，某些人的生涯应该会让惊悚小说作家大感兴趣，而且这样的案例确实已经发生过。但整体而言，无论他们的秘密活动有多么危险，其动机并非出于暴虎冯河或爱出风头。现在让我比较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其中之一是亚历山大·拉多[6]，“二战”时曾在瑞士担任极重要的苏联间谍网的负责人；他是我唯一认得的大师级间谍，曾与我在布达佩斯共同度过一个有些诡异的圣诞节。另一人则是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名叫亚历山大·富特[7]——如同文献中所描述的，富特显然是英方派来卧底的双重间谍。“富特之所以成为特务，主要并非出于意识形态、金钱收入或爱国主义上的考虑。他靠着间谍工作赚不了几个钱，抽象的政治理念让他感觉厌烦，而当他终于返回英国之后，‘军情五处’并未把他当成爱国者看待。他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2]拉多看起来却不像是渴望有所行动的人，反而比较接近一位安逸的中年商人，天生适合待在中欧的咖啡馆里面享受悠闲。

1960年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斯大林的劳改营度过了几年光阴，受聘至布达佩斯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担任教席，再度从事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行业，成为地理学者和地图制图学家。1918年以来，其政治生涯几度浮沉于地下秘密活动之中，而他总是回归到同样的老本行。无论是进行战斗任务——他曾经组织了武装工人队伍，预备在1923年为德国（胎死腹中的）革命打前锋——或者是经营情报网的时候，他始终不改其志。他毫无疑问享受了自己另一种生活中的惊悚，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他并非为了这个理由才选择过那种生活。他只是做出了不得不做的事情。他曾经向我透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拉科西（前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与独裁者，我们进行对话时此人已被迫退休并流亡苏联）[8]老是问我：‘山大，你何不投入全部时间来当职业革命家？’现在看见了他的下场和我自己的情况，我只能庆幸自己学有专长，而且一直没有把它放弃。”共产党的确不适合浪漫主义者加入。

各国共产党反而专门为有组织的常规工作而设。这是为什么只有区区几千名成员的团体——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越南共产党——在机会成熟时有办法乘势而起、建立政权的原因。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秘诀，并不在于梦想自己将站在街头障碍物后面进行抗争，甚至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可用两个用语加以总结：“决策必须贯彻执行”以及“党的纪律高于一切”。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党内的生活则可说是极尽反对修辞文采之能事。这或许协助创造了那种乏味至极、简直令人厌烦的文化，而当它由党的出版品刊登出来时，就成为晦涩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报告”，而各国共产党便从苏联的实际做法当中把“报告”接收了过来。在歌剧色彩十足的意大利，战后年轻的“红色知识分子”也爱嘲讽忠贞党员坚持在群众大会上采用的传统共产党演讲风格。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这一代人对铿锵有力的演说艺术无动于衷。我们也承认它对公开场合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即便如此，演说并未在我关于共产党的各种记忆里面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的例外，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几个月后于巴黎举行的一场演说，主讲人是“热情之花”[9]。她身穿宽大的黑色寡妇装，在“冬季自行车赛车场”的室内场地，于情绪紧绷所带来的沉寂之下发表演说。尽管听众当中没几个人听得懂西班牙语，我们都确切明白她所欲传达的信息。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通过麦克风缓缓流泻出来的话语——“那些母亲们，还有她们的儿子们”——就像一只又一只深色的信天翁，盘旋于我们头顶。

列宁主义“先锋党”同时结合了纪律、办事效率、绝对的情感认同，以及完全的献身。我可以用一个实例说明此点。1941年时，我们的党内女同志弗蕾迪被一根倒下来的梁柱压得动弹不得。眼看着“二战”时期敌方落在剑桥唯一的一枚炸弹所引发的大火，就要把她烧死，我的朋友泰迪·普兰杰努力抢救她脱险——他住在我位于圆教堂路的昔日小屋里面，距火灾现场只在几步之间。然而他直到消防队员赶过来之前始终徒劳无功，于是说出了下面这则故事：

弗蕾迪尖叫：我的脚，火烧到我的脚了！我死命地劈砍那根梁柱，可是它毫无动静。可怜的弗蕾迪……现在情况不妙，她哭个不停而我一筹莫展。接着我因为绝望和浓烟也流起泪来，累得再也无力举起手中的斧头。这时她高声喊出：我们的党万岁！斯大林万岁……斯大林万岁！最后又喊道：再见了，男生们！再见了，泰迪！[3]

弗蕾迪并没有死，可是两腿从膝盖以下截肢，如此度过了余生。在那个年代，若一位党员把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献给共产党、斯大林或同志们，我们都不会对此感到诧异。（当时外国共产党员对斯大林的一致观点都发自肺腑、未受强迫、因信息有限而无瑕疵。其真诚的程度，与我们大多数人1953年获悉斯大林死讯后的心中哀思不分轩轾。而在他生前，没有任何苏联公民愿意——或胆敢——把他昵称为“乔大叔”，或像意大利人那般称之为“大胡子”。）党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为党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得到的回馈，则是从党那边确认自己已经胜利在望，并且感受到同志情谊。

我们提到它的时候，都用大写字母拼出“党”（Party）那个字。党可以对我们的生命优先性地提出要求，甚至提出唯一真正的要求。党的要求绝对高于一切。我们接受了党的纪律与层级体系。我们承担绝对义务来追随它为我们提出的“路线”，即便在不同意的时候也会这么做。虽然我们必须先做出英雄般的努力来说服自己，相信其在理性与政治上的“正确性”，以便符合要求来“捍卫路线”。那是因为党的做法与法西斯主义不同。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要求是，人们必须自动放弃主体性来效忠领袖的意志（“墨索里尼永远正确”），并且有义务要无条件服从军事化的指挥。共产党则甚至在斯大林治下的巅峰期，仍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上面——至少理论上如此。毕竟，凡事都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且每位共产党员必须学会如何加以运用。无论“路线”再怎么先入为主和不容更改，也必须依据这种分析方法来合理化，并且在党内各个层级加以“讨论”及认可（除非受限于外在环境而无法如此逐步进行）。就在野的共产党而言，由于党员们可以放心遵照古老的左翼传统来进行争论，领导人必须按部就班让自己的论点循序成为官方路线，直到我们再也没有怀疑的空间，晓得该投票支持谁为止——这种程序的术语叫作“耐心解释”（patiently explaining）。投票表决以后，“民主集中制”便做出要求：争论必须让位给团结一致的行动。

于是我们做出了党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在类似英国这样的国家，党不会要求我们采取特别戏剧化的行动。不过党员们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救世界，实际上难免厌烦于党内的例行公事，以及英国工人运动开会时的繁文缛节（主席同志致词、宣读党支部会议记录、财务报告、决议、待吸收对象、书刊销售等等）——议事地点则为私宅或乏善可陈的会议室。但不管党命令什么，我们都听命行事。毕竟在斯大林的恐怖时代，苏联与“共产国际”大多数骨干干部们都心知肚明，万一奉召返回莫斯科的话，自己将面临何种命运。那时假如党命令你抛弃情人或配偶，你也应一概照办。1933年以后，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命令玛格丽特·迈纳特[10]——日后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主编——从巴黎前往英国。伦敦急需人手，但由于知名的德国共产党员不准入境，因此需要一位持有英国护照的同志过去。她二话不说就离弃毕生的挚爱立刻上路（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大致情形）。她再也没有见过他（或许那位情人是“她”？）。此外，一位昔日的囚徒在战后告诉我，本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支付的酬劳，都是以珍贵得令人难以想象的香烟作为代用货币。这表示共产党进行集体反抗行动的能力，厉害到甚至可以变出香烟的地步。

共产党员跟非党员、不打算入党（或重新入党）的人建立认真的关系，那是不可异议的事情。话要说回来，由于党员们的性态度往往相当解放，我们可以假设，并非所有的激进派都完全回避了与政治无关的性行为。但即便是出现于布莱希特那首精彩诗篇《致后生晚辈们》[11]的“共产国际”特工，其漫不经心的性爱关系（“我对爱情并不讲究”）正可作为另一项证据，表明党的工作优先于任何私事。在此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发现自己能够与不可能入党的对象建立起认真关系时，我从那一刻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年轻时代那个全然的共产党员了。

回顾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身为共产党员的情形，很容易即可描述出当时我们的感受与行为，但想对之做出解释却非易事。我无法让昔日的我重活一遍。那些年头的时代景观，早已掩埋在世界历史的瓦砾堆下面。就连我们梦想中的人类美好生活景象（假如果真有过那种景象的话），也早已随着西方国家惊人的财富与先进科技，以及今日大多数男女所享有的各种商品、服务、前景和个人选择，完全遭到淹没。马克思与恩格斯采取了聪明的做法，未曾具体描绘出共产社会究竟是何模样。不过他们针对共产社会下的个人生活所做的少许说明，现在似乎大多已成为事实——但那是在没有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他们对“社会生产关系”做出的预期是，在遥远的未来将出现几可无限供应的充裕物资和奇迹般的科技发展，可是今天那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与其要我在八十几岁的时候解释，当初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变成了共产党员，倒不如让我引用1956年危机之后不久所写下的一段文字，而当时的我比较接近自己年轻时的信念。我写道：纵使是最老于世故的革命志士，也认同那种乌托邦主义或“不可能主义”。“这甚至使得现代革命家于体认一项事实之后也感觉到切肤之痛，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并无法抚平所有的烦恼和悲痛、不快乐的爱情关系或哀伤，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让问题变得可以解决。”而我的观察结论是：“各种革命运动……看来仿佛证明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会发生在革命本身的范围之外。”

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自由、平等，特别是博爱或许一度成真，那是因为参与其中的革命分子，通常是以看待浪漫爱情的方式来面对社会革命。革命志士不仅为自己树立了宛如圣人一般的超高道德标准，并且在行动中身体力行……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团体就是理想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都可以为了共同的福祉而牺牲一切，但不至于迷失自我价值。既然这个理想可以在革命运动中得到实现，为何就不能放诸天下而皆准？

这一回我和米洛凡·吉拉斯[12]一样（他曾经以精彩的文字写出了革命者的心理），也体会到“那些都是教派式的道德观”；但正是那种道德观赋予革命者力量，让他们成为政治变革的引擎[4]。

于两次大战期间和大战之间的阶段，很容易即可在欧洲得出结论，认为只有革命才可以给世界带来前途；旧世界无论如何都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使得共产党的乌托邦主义，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新社会运动的面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它以科学方法针对我们胜利的必然性做出论证，而这项预测已借由全球六分之一土地[13]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进展得到了验证。马克思早已指出，为何之前的人类历史上绝不可能发生此事，以及它为何得以发生于现在、注定发生于现在，而且那确实已经发生了。时至今日，那种必然性的基础——我们所确信的历史发展方向——已经土崩瓦解；崩溃得尤其彻底的信念，就是以为“工业工人阶级”[14]可成为带来改变的主力。但是在“大灾难时期”[15]，那些信念看起来都还稳如泰山。

其次是国际主义。我们的运动适用于全人类，而非只是针对其中任何特定的区块。它代表了一种凌驾于自我、个人与集体之上的理念。在屡见不鲜的案例中，已有起初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年轻犹太人转变成共产党员，那是因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尽管历历在目，但他们只是全体受迫害者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例如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16]曾经撰文叙述，20世纪初期他如何在维也纳转向了社会主义：“我感到相当遗憾，必须放弃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们，不过我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明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必要性。”[5]我在纽约的同僚、哲学家阿格尼丝·海勒，则曾用嘲讽来掩饰事后的悔悟，说明她1947年时如何以18岁的年纪，在一个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工作营信仰了共产主义：

我们生活于群体内，感觉彼此相互归属。我们既不需要金钱，也不需要财富……我不喜欢财富，而今日我以财富为耻。我抛弃了黑市商人、美元投机者、贪婪掠夺者。那不成问题！我宁愿永远忠于贫穷者。我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女孩子，我加入共产党是为了跟穷人在一起[6]。

实际上，民族认同感（或其他基于群体关系或历史背景的认同感）之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共产主义或许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挥了最大影响力，那是因为当地于反抗国家或帝王高压统治的战斗中，还找不到其他有力的竞争对手。以越南的解放者胡志明为例，他在“共产国际”给自己取了“阮爱国”这个化名。而陈平——他曾在马来西亚领导共产党起事并进行丛林游击战，但比较不成功——则原本是一位爱国青年，他后来之所以投向共产主义，是因为对国民党解救中国的能力放弃了希望。当他亲口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一位爱好学术的年迈华裔绅士，样子完全不像是昔日的丛林游击队领袖。而我们会面的场所，是阿西娜俱乐部[17]咖啡厅内显得格格不入的环境。尽管如此，即使是那些起初只追求有限目标的人，即使是那些因为“小我”的失望而放弃了远大梦想的人（例如许多受到斯大林反犹太运动冲击而退党的犹太裔共产党员），共产主义对他们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超越利己主义、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的理念。

但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中，还存在着第三样因素：当他们迈向千禧年的时候，悲剧正在半路上窥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员在大多数反抗运动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那不光是因为他们既有效率又勇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早已随时准备应付最坏状况，例如间谍工作、地下活动、审问侦讯和武装行动。列宁式“先锋党”诞生的时候，正面对着俄国于战时爆发的革命、苏联的内战与饥荒。革命成功之前，共产党员无法期待从自己的社会获得任何奖励。职业革命家们所能期待的命运，就是入狱、流放，而且往往是死亡。“共产国际”的做法有异于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伊斯兰自杀炸弹客，并不怎么崇拜个别的烈士——虽然法国共产党于国家重获自由后喜欢标榜一个事实来争取民心，即他们在反抗德国占领的时期是一个“被枪毙者的党”。共产党员毫无疑问几乎是所有政府眼中的首要敌人。即便少数几个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政府，其态度也没有两样，而我们经常被人提醒，一旦共产党员入狱或被送进集中营以后，将会受到何种待遇。但我们并不把自己当成是受难者或潜在的伤亡者，反而自视为一场无所不在的战争之战斗人员。像布莱希特就在《致后生晚辈们》那首了不起的哀歌中，于20世纪30年代道出了“共产国际”职业革命家的心声：

我进食于战役之间，

在谋杀者当中席地而眠。

军人的特性是刚毅，而我们自己的政治术语正弥漫着那种味道（“绝不妥协”“不屈不挠”“硬如钢铁”“坚如磐石”）。布尔什维克的本质，就是以刚毅——甚至冷酷无情——的态度，于革命之前、之际与之后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是因应时代状况而必须出现的反应。正如同布莱希特在诗中所言：

你们将自洪流中浮起

于我们灭顶之处

请勿忘记

——当你们谈论我们的软弱时——

你们幸免陷入的

黑暗年代

布莱希特那首诗最能够向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产生诉求之处，就在于革命志士被迫做出的刚毅行动：

啊，我们

我们这些希望为仁慈铺路的人

本身就不可能仁慈

当然，当我们认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并未（而且不可能）想到斯大林正强加到苏联人民头上的事物，同时我们不愿意相信少数人告诉我们的传闻或疑点[7]。那就好比没有人能够预料，“二战”期间人类所承受的苦难将严重至何种地步，直到事情发生了为止。无论如何，若有人认为我们是因为昧于事理或掩耳盗铃之故，所以否认自己曾做过的不人道行为，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这都是时代背景所造成的结果。但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不是自由派。自由主义早已失败，而在我们所涉入的全面战争中，没有人在意是否应该限制牺牲者的数目，对敌方或我方的态度皆无不同。反正由于我们自己没有权力，看来也不可能掌权，我们只能期待自己成为囚徒而非狱吏。

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以及类似安得烈·马蒂[18]之流的党干部（他是海明威《战地钟声》书中人物之一），则以自己必须采取“硬如钢铁”的布尔什维克风格为傲。他们对苏联共产党的崇敬自然不在话下，而苏共更结合了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传统与俄罗斯日常生活中的残酷作风，制造出斯大林时代的大杀戮。英国共产党却跟他们不一样，似乎以被虐待狂的和平方式呈现出自己的病理症状。最典型案例就是已故的安德鲁·罗特斯坦（1898——1994）。

安德鲁是一个相当无趣、圆脸、具有小资产阶级作风的人物。他对苏联的一切极尽捍卫之能事。他的父亲是一名比较戏剧化的俄国资深布尔什维克党人（特奥多尔·罗特斯坦[19]），曾经担任苏联外交官，并首开先河写出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工运历史的书籍。有一回我跟安德鲁参加大学教师协会举办的会议，两人被分配到同一间寒气逼人的卧室。我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小心翼翼打开盥洗包和拿出拖鞋的模样。那一次我大概是被指派前往抗议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不当措施，而安德鲁当时在该中心讲授苏联制度，正在争取续聘。他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党元老之一，并显然在俄国享有良好的人际关系。20世纪20年代他在党内位居要津，可是他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抱持反对立场，再加上其尖酸刻薄的习性和缺乏无产阶级意识，于是在1929年至1930年之交遭到整肃。他被迫离开妻儿，独自一人被放逐到莫斯科，党籍也转入苏共。好在他大难不死，很快就被允许重返不列颠，回到英国共产党，但先决条件是他今生今世只准在党内担任地方性的职务。纵使如此，他仍然完全效忠共产党，始终牺牲奉献到底。我对此的观感是，在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眼中，这种为了献身党的事业而接受的考验正好显示出他愿意捍卫无法捍卫的事物。但那并非基督教会的“我信，正因其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反而是一种不断的试炼：“对我提出更多考验吧：身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我没有弱点。”当英国共产党于1991年寿终正寝之后，他以93岁高龄成为后继死硬派小党的第一号党员。

我非常怀疑，我们那一代可有任何人会被罗特斯坦的事迹所感动，因而决定加入共产党或继续留在党内。但我们确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楷模，那就是乔吉·季米特洛夫。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开庭审判时，他独自一人站在纳粹的法庭中力抗赫曼·戈林，以此方式维护了共产主义的名誉，也在意外状况下捍卫了他那弱小但值得骄傲的保加利亚民族。我之所以未在1956年退党，主要原因之一正在于党内曾孕育出像他那般的男性和女性。行文至此，我特别想到一位这样的人物，他在世时几乎默默无闻；今日除了党内同志和一些朋友之外，已经难得有人还记得他。我仍然能够回忆起他的模样：矮小的身材、锐利的目光、愤世嫉俗的神情。那是一个星期日早晨，我们二人在山丘上沿着规划井然的步道，穿越阳光斑驳的维也纳森林。周遭时而出现一些同样正在漫游的熟人，那些白发男女昔日曾在此森林的某个偏僻角落，举办过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者的聚会，最后成为了集中营的幸存者。露天场所向来是奥地利革命志士的工作环境，而那位先生或许就是我最钦佩的人。

1944年8月中旬他写下了自己的遗言，地点在巴黎市郊弗伦监狱第二监区155号囚室，以及第一监区90号囚室：

法朗兹·费尔利希，共产党员

法朗兹·费尔利希，奥地利人

将被处决于1944年8月15日

就在解放前夕？[8]

幸好伊弗雷姆·费尔利希特——我们都晓得他在党内的化名，法朗兹·马瑞克——福星高照，巴黎及时获得解放而救了他一命。他曾于捷克人阿瑟·伦敦[20]领导下，在法国共产党“外籍工人组织”扮演重要角色（阿瑟·伦敦后来成为斯大林大审判的牺牲者），而“外籍工人组织”的西班牙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与其他国籍者，曾经以多得不成比例的方式为法国武装反抗运动做出了惊人的英雄表现。（只看见犹太人成为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人请勿忘记：在犹太人的战斗记录中，曾有7000名犹太裔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员参加西班牙内战、参加“外籍工人组织”，而且他们在其他被占领国也从事过类似的抵抗行动。）法朗兹负责进行的各种工作里面，也包括了对德军进行反宣传。他从未谈起那段期间的经历，只有一次例外，当时我年约10岁的儿子安迪想从他那边知道，抵抗军到底都做些什么事情。他回答说，多半是设法躲开那些想抓你的人，不过他自己有好几次差一点儿就遭到逮捕。

他出生于普热梅希尔（位于今日的乌克兰）[21]，两次大战之间在极度贫困下成长于维也纳——法朗兹曾经表示，他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前从未穿过新的外衣和裤子。15岁那年，他投身犹太复国主义开始走上政治，接着参加了最具马主思主义色彩的犹太复国运动团体“青年近卫军”，转而倾向共产主义。不过他在1934年奥地利内战爆发后才正式入党。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曾经在1931年至1932年之间，于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流浪了好几个月，那是促成他加入共产党的直接原因。他几乎打从一开始就非常专业，得以向那些被派来指导奥地利人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展现出自己在秘密行动方面的不凡天赋。尽管他一再坚称，这种工作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对细节的精确掌握和一丝不苟——简言之，那就是严格的布尔什维克“阴谋规则”——但他二十岁出头时还是享受过工作中浪漫的一面。法朗兹很喜欢回想起，他在维也纳第九区的工作场地就是季米特洛夫昔日的办公室（维也纳向来是共产国际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工作的国际活动中心）。他很快就在维也纳协助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办公室（其党员总共只有300人），并筹备该党参加即将举办的第七届全球大会之相关事宜。接着他受到拔擢，负责掌管非法的奥地利共产党之“党机器”，意即通信、藏匿、偷渡，以及供应与分发文宣数据。最后他更负责全党的煽动宣传活动。无疑正是这个工作，才使得他在德奥合并之后前往巴黎。

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奥地利成为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针对法国写出一本简洁精辟的著作，并主编该党的理论刊物。他在1968年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暂时促成奥共与苏共脱钩，但亲莫斯科派很快便重占上风。马瑞克被驱逐出党，不过继续主编一份名叫“维也纳日志”的独立左派月刊，并与我和其他人合作，共同为朱利奥·埃诺迪[22]策划及编撰一套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史》，这成为他唯一的固定收入。1979年夏天，他死于预料已久的心脏病发作。他去世时依旧是共产党员。

意大利共产党派员参加了他的葬礼。其遗物扣除一些书籍之后，只够装满两个手提箱。

以他高强敏锐的智力与惊人的学识，大可成为一位思想家、作家或卓越的学者。但他做出的选择并非诠释世界的意义，而是要改造世界。假如他生活在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处于另外一个时代，或许能够在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体制下，成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由始至终坚持原本的道路，抗拒了政治生涯结束后出现的各种诱惑，未曾借着文学写作或指导研究生来寻找避难所。就此而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而我们的时代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很糟糕。

二

截至目前，我只写出了一些从未尝到过权力滋味的共产党员。但我也认识一些生活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党员，他们的情况迥然不同，国家带给他们的并非迫害而是特权。那么他们的处境又如何呢？他们是当局者而非旁观者，是执政党而非在野党，而且人民多半都不喜欢他们。警方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的机构。对他们而言，革命带来的光荣未来并非梦想，而是现实。

他们缺乏那些让我们维持高昂斗志的优势，而我们仅需秉持坚定的信念与干净的良心即可迎战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核武器毁灭。他们与我们不同，必须为自己国家在共产主义旗号下的所作所为负责，其中包括了不公不义。这正是赫鲁晓夫1956年的报告特别令他们深受打击的原因[23]。我的熟人当中，有一位流亡海外的捷克改革派共产党员[24]曾经写道：“如果那些暴虐恐怖的行为再也无法用‘历史法则’来当挡箭牌，必须怪罪于斯大林个人的话，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难辞其咎呢？”[9]

我这一生总共出现过三个曾经跨过门槛、接掌政权的共产党时代。一是斯大林时代之前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难得有人活着撑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整肃，他们当中我连一个也不认识；二是曾经缔造或遭遇大变革的人，亦即曾生活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参加了抵抗运动的那一代共产党员；三是成长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代人，而那些政权已在1989年崩溃。最后一个时代的共产党员并无值得叙述之处，因为当他们入党的时候，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国家的游戏规则。对于苏联我也无法置评。那一代苏联党员当中只有一人与我有过真正的私交，虽然他并非苏联人，在重返祖国之前是成长于苏联的第二代外国共产党员。他就是已故的蒂博尔·萨姆埃利——一位匈牙利人。

萨姆埃利是一位聪颖出众、身材矮胖、相貌丑陋、机智风趣的历史学者，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人物之一的侄子。苏联是他成长的地方，其父在那里遭到处决，其母则被驱逐出境。他自己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差点儿饿死，然后——依据他自己的讲法——也依例领教过劳改营的滋味。斯大林死后他返回匈牙利，虽愤世嫉俗却仍为共产党员，并在他所任教大学的历史系担任党的书记。他走的是极端强硬路线，但说来也奇怪，在其任内从未有任何学生或同僚遭到开除或惩罚。然而当我1959年前后首度和他在伦敦见面时，他与最反共的团体取得了直接联系。就跟许多中欧犹太人一样，他也是狂热的英国迷。或许当时他已准备跳船投奔自由。几年以后他果真那么做了，摇身一变成为保守反共刊物的发行人，并且是金斯利·艾米思（Kingsley Amis）那位作家兼酒鬼的腻友。二人反动的程度不分轩轾，他甚至更加滑稽，但显然不像艾米思那般有智慧。就我们彼此的关系而言，我觉得我们非常投缘、相处甚笃，虽然他一定会认为那是我自己的幻觉。当初通过他的安排，我在1960年首度前往匈牙利。但他身为“高干”——我记得他那时应该是大学副校长——对我坚持要求拜访乔治·卢卡奇（Geo r ge Lu ká c s）那位伟大的马克思学派哲学家，显得很不高兴。当时苏联人刚刚允许卢卡奇返回布达佩斯。他在1956年革命时遭到逮捕和流放，此刻却坐在俯瞰多瑙河的套房里，再度像一位地位崇高的古代主教那般，身穿俗人服装大口吸着哈瓦那雪茄。我曾在蒂博尔的公寓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与那位间谍大师[25]共进晚餐。我们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寓，则是他带着妻小（中间曾于加纳任教）离开伦敦机场以后直接前往的地点。当时他已经做出了最后安排，要让全家人永远脱离社会主义。

最后促成他出走的原因并非社会主义恐怖，而是夸张的犬儒主义。萨姆埃利虽然在英国被视为苏联迫害下的受难者，他其实根本从未参加过1956年的革命。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他在大学内重建共产党组织，因而在接下来几年内大展宏图。但那些年头对他非常不幸的发展是：同情1956年运动的人士——亦即大多数共产党籍的知识分子与学者——在卡达尔[26]政府的关爱眼神下悄悄卷土重来。1956年之后快速蹿升的亲苏派因而地位不保。但话要说回来，萨姆埃利无论对1956年的革命幻想还是苏维埃政权，毫无疑问，都同样嗤之以鼻。随后数年内，我继续远离了自己年青时代的共产党世界，并成功抗拒诱惑，未曾公开透露那位“反共人士”1956年时的事迹。那不光是因为我不想让老朋友名誉扫地的缘故，以致未曾重拾老掉牙的政治话题并做出指责。马琳和我都认为，这涉及一个原则问题：有时必须将个人关系与政治观点划分清楚。然而，萨姆埃利尽管是出色的伙伴，而且既魅力十足又机智风趣，我们到头来还是分道扬镳。说不定私人生活根本就无法与公共生活切割开来。

捷克、民主德国和匈牙利的学者，是我在苏联集团内最常接触的共产党员。至于那些政权的主要政治人物，我只跟一两人有过一面之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拉科西手下的末代总理[27]。1956年之后，他以学院派社会学家的身份让自己被回收使用。他四处旅行、保护与当局意见不合者，而且不多讲话，但总会让别人晓得自己的想法：他卸任后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已经素质大为低落。我的朋友当中没有人在共产党政府位居要津，只有伊凡·贝伦德（Ivan Berend）曾被延揽出任匈牙利教育部长，不过他拒绝了。他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曾于共产党当政时期担任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院长。其学术成就于东欧巨变后继续备受肯定，他因而获选担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

我所认得的捷克党员（有一部分结识于他们战前流亡英国的时期），则几乎清一色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其中某些人还跟我的朋友安东宁·黎姆一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政治刊物《文学报》之主编。我们并非因为政治而结缘，反倒是以爵士乐迷的身份，在布拉格的一项庆祝活动上首度见面。但爵士乐就和卡夫卡获得平反一般，都是反对派为了1968年而做出的准备活动。只不过我还不晓得捷克出版拙作《爵士风情》时的政治背景，而在共产党领导时期我只有那本书被翻译成捷克文。1968年后，捷克共产党的改革派往往被迫流亡海外，否则就只能干搬煤或擦窗户之类的工作，假如他们还没有年迈到可以退休的话。某些人的遭遇则类似爱德华·戈尔德斯提克：他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成为“布拉格之春”主角之一，此前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入狱多年。（1996年我们在布拉格与他见面，那是他去世不久前的事情——捷克新政权拒绝承认他曾经遭受迫害。）当东欧巨变以后，像他那样的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再也没有人想要他们了。[28]

我最熟识的匈牙利人，例如伊凡·贝伦德及其长年的老搭档乔治·兰基，他们都太年轻，没来得及赶上战前的政治活动或反抗运动。他们二人于1945年从纳粹集中营回来就读高中，成为改革派共产党员。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彼得·哈纳克的做法则与之不同。1955年时他还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年轻明星，1956年参加革命起事后，变成了强硬的反共人士。但匈牙利在1956年之后的作风，实际上是审慎改革和适度宽容，甚至略带异议色彩。与其他共产党政权比较起来，或许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匈牙利享有最正常的学术生活。那主要应该归功于该国拥有大量学术人才，再加上与移居西方的匈牙利人维持良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支援。一些不涉足政治的最优秀的匈牙利学者，即便在最艰困的处境下也拒绝移民出去。以数学奇才艾狄胥（Erdös）为例，他坚持保留自己的匈牙利护照，同时当他云游世界各地的数学研究机构时，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从不超过几个月，并且将自己全部的家当装在一个行李箱内随身携带。靠着国际数学界的一致支持，他才有办法以一介匹夫之身，在冷战巅峰期做出这种异乎寻常的成就。有一次我和他在剑桥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由于我没办法与他研讨数论，于是问他为何始终想重返布达佩斯。他回答说：“那边有很好的数学氛围。”匈牙利理应如此，因为那边是中欧唯一未曾失去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地方。

在一些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里，例如波兰，与同事和朋友交往时有可能避开共产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不然，那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摆脱民主德国共产党的监控，其国民与外国共产党员的接触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异议人士没有存在的空间，甚至连领导高层所下达的方针也不容怀疑。通过某些渠道再加上语言方面的便利，我发现在民主德国最容易看出，社会主义治下的共产党员身份究竟产生了何种意义。

民主德国共产党员，至少是我所晓得的那些人，过去皆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现在多半仍不改其志。他们或为1933年以前入党的“德国共产党”（KPD）老党员；或为1945年在战争废墟中入党、立志建设新未来的热血青年，例如弗利兹·克莱因——他是魏玛共和时代最受推崇的保守派报纸总编辑之子；或为第二代的共产党员，例如我的朋友西格弗里德·宾格尔是梅克伦堡一位乡下工人之子；或者他们可以和格哈特·希尔佛特一样，在苏联当战俘时改信了共产主义——像他那种人只有办法对威权心悦诚服和矢志效忠，不管那是旧威权还是新威权。（上述人物全部都是历史学家。）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可谓都进行了自我筛选。凡是“怕厨房热”的人早就走了出去：1961年垒起柏林墙之前，那的确易如反掌。

我跟老一辈的骨干党员没有太多直接接触，其中的例外是库钦斯基兄妹等人。此外通过我的画家朋友格奥尔格·艾斯勒，我认识了他那位备受景仰的父亲，汉斯·艾斯勒。汉斯是布莱希特的老搭档，以及民主德国的官方音乐家，我与他见面的地点却是缺乏无产阶级气氛的华尔道夫饭店。汉斯曾经抛妻弃子离开维也纳游走四方，结果辗转经由莫斯科和曼彻斯特又重返维也纳。他的第二任妻子路易斯则被另一名去过莫斯科的资深党员横刀夺爱，此人就是恩斯特·费雪[29]，那位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浪漫主义者。他是哈布斯堡帝国时代一位将军的儿子，“二战”之后成为奥地利文化界与共产党的耀眼明星，直到“布拉格之春”结束后被逐出党外为止。费雪在学术上对我颇有启发，我曾于拙作《革命的年代》之中着墨于此。他们每个人彼此间始终维持着朋友关系，费雪与自己的前妻也不例外——她是一位风姿绰约的波希米亚贵族女子，后来成为苏联特务，其革命事迹可以一直追溯到1921年的德国共产党起事。

艾斯勒家族同时具有莱比锡与维也纳背景，几乎称得上是典型的共产国际家庭。格奥尔格的姑妈埃尔芙丽德（她以“鲁思·费雪”之名走入历史）年轻时代是崇尚爱情自由的共产党员，那些人的作风曾导致列宁对乱搞男女关系（“一杯水主义”）做出批判。几年以后，她跃升为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领导人之一，随即因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政争当中选错了队伍，于是遭到开除党籍而走上流亡躲藏之路。战后她在美国重新现身，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告密举发自己的弟弟格哈特·艾斯勒[30]。格哈特也是落败的德共领导人之一（但表现得没那么激进），曾经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务。他被美国驱逐出境以后，于前往英国途中跳船回到民主德国。他在斯大林主义末期的疯狂浪潮被扣上“涉嫌叛乱”的帽子——但有人宣称他是被指派扮演这个角色——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在公审中适时自我招供。幸好民主德国虽然遭到苏联占领，民主德国政权从未染上斯大林式的谋杀作风（不过这种自我克制难得受人注意），格哈特·艾斯勒从此在民主德国担任较不重要的政治职务度过余生。其职位之一包括了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但每当其侄子问起他的过去经历时，他只是支吾其词。他拒绝撰写回忆录，但假使他写了的话，结果会跟大多数外交官的自传同样毫无意义，原因是他那一代的人都喜欢三缄其口。格哈特在好莱坞度过了流亡美国的生涯，但那里更适合他的弟弟汉斯。汉斯这位身材肥胖、机智风趣、愤世嫉俗的作曲家，在好莱坞比他的老搭档布莱希特更吃得开。尽管如此，他还是回到民主德国并为那个新国家谱出了国歌。

我们几乎不忍苛责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现实、对苏联，尤其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有许多幻想。他们留了下来，被一个僵硬的政治等级体系所控制、所骚扰，而且不时遭到政敌和野心勃勃的后进告发。纵使他们表面上受到公开推崇，却无时无刻不受监视，而负责持续监视他们的，就是一个现代国家所曾拥有过最庞大的秘密警察体系——“史塔西”（国家安全部）。可是他们留了下来。

话要说回来，民主德国的特殊处境使他们比较容易生存下来。民主德国政权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合法性。它起初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而且一辈子也不可能在自由选举中获胜。社会主义统一党之后继政党在今日所真正得到的支持，很可能高于以往得票率总是高达九成八的时代[31]。在此情况下，民主德国共产党员整体而言都严阵以待，更何况他们还受到强邻的威胁与诱惑——比民主德国大上许多的联邦德国。这让原本令党员惊惧不已的措施得到合理化，甚至容许共产党抗拒自由民主。这不禁教人联想起布莱希特的苦涩反讽：政府解散了人民，选出新的人民。而就在1953年6月17日当天，我的朋友弗利兹·克莱因——时年29岁的忠贞共产党员——于工人大暴动之际支持苏联出兵干预，因为他相信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相形之下，在社会方面比较公平，在政治方面更真心反对法西斯。基于类似理由，1961年他也支持建造柏林墙。“我当时的观点，”他写道，“就是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接受那种做法，否则我们不可避免的替代性选择将是：必须抛弃当时仍合情合理、用于建设新社会的实验。”[10]他们顶多只能期待，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能够奏效，而且最后得以将人民争取过来。毋庸置疑的是，最讲理性的民主德国党员多半一方面批评现有体制，同时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是心存希望的改革者。只可惜他们无能为力。入了党的人当然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完全照章行事（对位居要津者而言，那就是向莫斯科做出请示），要不然干脆做出党要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而党的操盘者都是1933年以前入党的老死硬派，否则就是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冷战时代的激情，将东欧各国政权呈现为巨型的恐怖体制和古拉格。其实依据哈佛大学一位历史学者权威性的贴切描述，自从斯大林铁腕的年代消逝之后（斯大林心中游移不定，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民主德国[32]），民主德国的司法体制和镇压系统——若扣除柏林墙死难者的话——“始终很不光彩但比较不血腥”[11]。民主德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庞然大物，所采用的并非恐怖手段，而是不断骚扰、奖励和处罚自己的国民。他们建设中的新社会其实并非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人人有工作和职业；人人在各个阶段都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人人获得医疗服务、社会福利与退休保障；善良的百姓在一个结构严密的共同体内诚实进行日常工作、欢度假日；最高质量的精致文化供人民共享；各种户外休闲与体育活动，而且没有阶级歧视。按照查尔斯·迈尔的讲法，那在全盛时期大致介于“社会主义与安居乐业”之间，亦可称之为“毕德迈尔式[33]的集体主义”[12]。但其不利条件在于——即便除却了一个无法向百姓隐瞒的事实：民主德国远远比不过联邦德国——它被一个高高在上的威权体系强加于百姓，而其情况正类似19世纪严厉的父母与倔强的孩子，或至少是不听话的小孩之间的关系。百姓没有自由，再加上几乎全民主德国各地都接收得到联邦德国电视节目，无所不在的强制措施与新闻检查便更加刺眼和受到怨恨。尽管如此，当那些事情看起来将不断持续下去的时候，百姓都只好忍耐下去。

共产党员因为这一切而受到的影响无异于其他人，或许受害更深。他们的谈话内容不但会被对手或无所不在的“史塔西”密报者记上一笔，若一旦被斥为思想不正确的话，那些顽强而无法服人的高干还会逼迫他们公开自我批判，甚至将他们从国家领导阶层养尊处优的小圈子打入冷宫。降伏异议人士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患得患失，而非不断骚扰。在最恶劣情况下，那些人甚至会被迫流亡或被驱逐到西方国家，像沃尔夫·比尔曼[34]即为其中之一。我还记得有一次曾与格奥尔格·艾斯勒共同前往他位于东柏林一座后院的房间进行拜访，而比尔曼就在那里唱出了当时已让他出名的抗议歌曲。

大多数民主德国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内知识分子，始终都相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他们当中难得发现有人会像苏联移民国外者那般，从改革派共产党员变成了百分之百亲美的冷战斗士。可是他们越来越抑郁寡欢。那么共产党员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或者相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非但明显比不过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根本就行不通呢？

马库斯·沃尔夫[35]那位民主德国谍报工作负责人，让人一眼即可看出其卓越的能力。某次有一家荷兰电视台安排他和我一起在节目中针对冷战进行对谈，因此我认识了他。他向我表示，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做出结论，民主德国的体制将无法继续走下去。纵使如此，他在民主德国的最后一刻仍以改革派共产党员之姿出现——对一位间谍首脑而言，这种态度实属罕见。198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斯·科尔奈已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针对各个苏维埃式经济体的自我矛盾行为做出了经典的剖析。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些经济体显然已经残破不堪。在苏维埃集团内享有些许自由活动空间的国家——波兰与匈牙利——其共产党员很明显地正预备改弦更张。布拉格与东柏林的死硬派政权却顿失所依，他们原本只能期待苏联于必要时出兵干预，但自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之后，那种可能性已不复可寻。无论东欧还是西欧，各国共产党正在衰败之中。苏联自己很快也将解体，一个历史时代已近尾声。

20世纪80年代末期，几乎就在大限来临之际，一位民主德国剧作家写下一出名叫“圆桌武士”的剧本。他们的前途何在？兰斯洛特[36]忍不住表示：“外面的人们已经不想知道关于圣杯和圆桌的事情……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梦想……对人民而言，圆桌舞士只是一帮笨蛋、白痴和罪犯。”

那么他自己还相信有圣杯吗？“我不晓得，”兰斯洛特说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无法说出‘是’或‘不是’……”

他们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圣杯。但亚瑟王的说法——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坚持寻觅圣杯的态度——不是很正确吗？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寻找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

但只是放弃自己了吗？难道人类可以不为自由与正义的理想而活，或者生活在无人为自由与正义奉献生命的环境下？还是说，在人类的生活记忆当中，甚至可以不存在那些曾于20世纪为此理想而奉献了生命的人们？

译注

1 安东尼欧·波利托（Antonio Polito, 1956—— ）为著名的意大利记者，曾任《共和报》（La Repubblica）副总主笔，现为该报驻伦敦特派员。

2 俄国于“一战”末期爆发“二月革命”（1917年3月8日），推翻了沙皇政权。当时列宁正流亡瑞士，他在德国军方安排下，与党内要员搭乘火车穿越德国全境然后绕道北欧，于4月16日抵达首都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重新踏上俄国土地。同年11月7日夜间就爆发了“十月革命”。

3 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是一家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度假中心，由一位“二战”时期参加法国抵抗军的比利时犹太人在1950年所创办。

4 英国学生在5岁时入学，16岁中学六年级毕业后如欲继续升学，必须参加为期两年的“中学进阶教育证书课程”（A-levels），借此取得就读大学的资格。

5 腓特烈·阿德勒（Friedrich Adler, 1879——1960）乃“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要员，“一战”爆发后抗议该党支持参战，在一家高级餐厅射杀总理，并于出庭受审时宣扬反战理念。他被判处18年徒刑，在战争结束前夕获释并成为民族英雄，继续致力于社会民主运动。他于希特勒合并奥地利后流亡海外，“二战”结束后继续秉持奥地利人“一战”后的心态而自视为德国人，以致无法见容于执政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后卒于瑞士。

6 亚历山大·拉多（Alexander Rado, 1899——1981）为犹太裔匈牙利共产党员，“一战”结束后于奥地利及德国攻读地理学，在德国成为著名制图学家。希特勒上台后，他相继流亡巴黎与日内瓦，并在瑞士建立苏联间谍网刺探德国军情（“露西行动”），1944年遭瑞士警方破获而潜逃巴黎，1945年被英军遣返苏联，入“古拉格”劳改10年。斯大林死后，他在1954年获得平反，翌年返回匈牙利担任大学教职。

7 亚历山大·富特（Alexander Foote, 1905——1950年）为英国传奇人物，曾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加入共和军。内战结束后继续为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拉多的无线电操作员，于组织被破获后遭瑞士警方逮捕。“二战”结束后他被遣送苏联，1947年返回英国，写出一本《间谍手册》（A Handbook for Spies）。

8 拉科西（Má t yá s Rá ko si, 1892——1971）为犹太裔匈牙利职业革命家、共产党领袖（1940——1956）和大独裁者，并且是“切香肠策略”（salami tactics）的创始人。他自称为“斯大林在匈牙利最好的学生”，于斯大林死后地位动摇，1956年被赫鲁晓夫流放至吉尔吉斯。拉科西此后未曾重返匈牙利，1962年并遭开除党籍。

9 “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即“百香果花”，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多洛蕾斯·伊巴露丽（Do lo re s I bá r ru ri, 1895——1989）的化名。她以此化名通过报纸及亲赴前线来激励共和军战士，1939年战败后流亡苏联。她自1944年起先后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及党主席，于1975年佛朗哥死后重返故土。她信奉民主价值与社会公义，在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角——西班牙共产党中率先从党章上移除了列宁主义。

10 玛格丽特·迈纳特（Margaret Mynatt, 1907——1977）为“半犹太裔”德国左派新闻记者及文化人，是公开的女同性恋者。

11 《致后生晚辈们》（An die Nachgeborenen）是一首不押韵的长诗（政治诗），道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撰写于布莱希特1934年至1939年流亡丹麦时期，收录在《斯文堡诗集》之中。

12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是成为异议人士的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二号人物，曾撰写《新阶级》一书抨击党内官僚特权阶级。

13 “全球六分之一土地”指的是苏联。

14 “工业工人阶级”原为当时各国共产党寄予厚望的对象。

15 作者在《极端的年代》中，将“一战”爆发至“二战”结束之间的阶段称做“大灾难时期”（Age of Catastrophe）。

16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 1891——1972）为犹太裔奥地利左派记者，1938年移居英国。他是1951年新成立的“第二国际”共同发起人之一。

17 “阿西娜俱乐部”（Athenaeum）是一个1823年创立于伦敦的绅士俱乐部，会员须为“对科学、文学和艺术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绅士”。

18 安得烈·马蒂（A n d ré Ma r t y, 1886——1952）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及“共产国际”要人。他曾于西班牙内战时期指挥“国际纵队”的作战单位，喜好处决己方斗志动摇或党性不坚强者，1952年被法共开除党籍。

19 特奥多尔·罗特斯坦（Theodore Rothstein, 1871——1953）为犹太裔俄国革命家及列宁的老友，1890年流亡英国。他于1920年返国，成为苏联外交官、世界经济暨政治研究所所长、苏联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颁列宁勋章。

20 阿瑟·伦敦（Artur London, 1915——1986）为捷克共产党员，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及法国抵抗军，被逮捕后遭囚禁于纳粹集中营。1948年他返回捷克担任外交次长，三年后因“叛国”遭判处无期徒刑。他在1963年获得平反并移民法国，写出《招供》（L’Aveu）一书。其经历在1970年拍摄成一部名叫“大冤狱”的著名法国电影。

21 普热梅希尔（Przemysl）位于乌克兰与波兰交界处，但实际上是在波兰那一边。

22 朱利奥·埃诺迪（Giulio Einaudi, 1912——1999）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出版家。

23 苏联举行第二十届全国党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发表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于大整肃期间的残暴罪行。

24 那位姆里纳尔先生（Zdenek Mlynaˇr, 1930——1997）曾留学莫斯科攻读法律，为戈尔巴乔夫大学时代的好友。他在“布拉格之春”时期担任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70年遭开除党籍，1977年起被迫流亡奥地利。

25 “那位间谍大师”指的是亚历山大·拉多。

26 卡达尔（Jáno s Ká dá r, 1912——1989）为匈牙利总理（1956——1958, 1961——1965）及共产党领袖（1956——1988）。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革命爆发后，卡达尔于苏联扶植下出任匈牙利领导人。他在外交上追随苏联路线，在内政上则阳奉阴违（“柔性独裁”），并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改善民生（“肉汤共产主义”，亦称“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

27 安德拉斯·赫格居斯（A n d ra s He ge dü s, 1922——1999）为匈牙利总理（1955——1956），被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找来将匈牙利“再斯大林化”。赫格居斯重新推动强制集体化与秘密警察恐怖统治，导致匈牙利爆发抗暴行动（革命）。他流亡苏联两年后以学者身份返国，1973年因“修正主义”（取消了当初的改革开放路线）被开除党籍。

28 爱德华·戈尔德斯提克（E d wa r d Go l d s tü c k er, 1913——2000）为出生于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二战”时期流亡英国，战后返回捷克成为德语文学专家及外交官。1951年因“叛国”及“间谍”等罪名被判处终生监禁，四年后获得平反，并在1968年出任布拉格大学校长，直到苏联坦克开入捷克为止。他随即再度流亡英国，担任比较文学教授，于1990年捷克共产党政权下台后重返布拉格定居。他在国外备受推崇，晚年却在捷克备受歧视。

29 恩斯特·费雪（Ernst Fischer, 1899——1972）为奥地利共产党员及作家，于1934年奥地利内战爆发后流亡莫斯科。费雪在奥地利第二共和成立之初担任教育部长，下台后继续追随斯大林主义。他在1968年改变观点并严词批判“坦克共产主义”，结果被奥地利共产党开除党籍。

30 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可参阅第二章，译注13。

31 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于1990年2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2005年7月改组成“左派党”（Die Linke）。2005年德国国会大选中，该党获得8.7%的选票（在原民主德国地区为16.9%）。

32 斯大林并不反对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区组成一个国家，但先决条件是统一后的德国须为中立国。1954年10月，联邦德国签署《巴黎条约》正式加入北约及西方阵营之后，苏联从此才推动“两国论”。于是民主德国在斯大林死后两年（1955年9月）自苏联手中获得了自主国的地位。

33 毕德迈尔（Biedermier）是德境19世纪上半叶“反动复辟时期”（1815年拿破仑战败至1848年革命爆发之间）生活恬静、不问政治的小市民之泛称。

34 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 1936—— ）是歌曲作家及抒情诗人，1953年为了追寻共产主义理想自汉堡移居民主德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为异议人士。他1976年赴联邦德国巡回演唱时遭民主德国注销国籍，被迫流亡联邦德国。

35 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 1923——2006）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国外情报部门负责人，绰号为“没有脸孔的人”或“间谍中的保罗·纽曼”。沃尔夫为犹太裔德共党员之子，成长于苏联，返回民主德国后负责情报工作长达34年，甚至在联邦德国总理府最高层安插了间谍。沃尔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路线的支持者，1986年以上将军衔主动退休，德国统一后因“叛国罪”被判刑六年，但他在任时民主德国为独立国家，该罪名最后无法成立。

36 兰斯洛特（Lancelot）是英国古代“圆桌武士”传说中的第一勇士。

[1] 亚历山德罗· 贝拉扎伊尔，《团结咖啡屋：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家庭内的公领域与私领域》（Alessandro Bellassai, Il Caffè Dell’ Unità. Pubblico e Privato nella Famiglia Comunista degli Anni 50），《社会与历史》（Società e Storia XXII, No.84, 1999），327-328页。

[2]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Operation Lucy: Most Secret Spy R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0), pp.204-5.

[3] 西奥多·普兰杰，《介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一个修正主义者的告白》（Theodor Prager, Zwischen London und Moskau: Bekenntnisse eines Revisionisten），维也纳，1975年，56~57页。

[4]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Manchester, 1959）, pp.60–62.

[5] Julius Braunthal, In Search of the Millenium (London, 1945), p.39.

[6] Agnes Heller, Der Affe auf dem Fahrrad（《脚踏车上的猢狲》）, (Berlin-Vienna, 1999), pp.91-2.

[7] 在冷战以前，这方面的真实信息相当稀少。至于那些信息受到怀疑的程度，从一位著名中世纪货币学专家整理出来的汇编即可窥其一斑。见：Philip Grierson, Books on Soivet Russia 1917——1942: A Bibliography and a Guide to Reading (London, 1943)。

[8] P. Malvezzi and G. Pirelli, eds., Lettere di Condannati a Morte della Resistenza Europea (《欧洲反抗运动的死刑犯遗书》) (Turin, 1954), pp. 250。书中“费尔利希”（Feuerlich）这个人名应更正为“费尔利希特”（Feuerlicht）。

[9] Zdenek Mlynaˇr, Postscript to Leopold Spira, Kommunismus Adieu: Eine ideologische Autobiographie［《告别共产主义：一本意识形态自传》，(Vienna, 1992), p.158.］那位先生曾在20世纪50年代任职于国家检察署。

[10] Fritz Klein, Drinnen und Draussen, Ein Historiker in der DDR – Erinnerungen［ 《局内与局外，一个民主德国历史学者的回忆录》(Frank-am-Main, 2000)］, p.169, 213.

[11] Charles S. Maier,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崩解：共产主义的危机与民主德国的结束》（Princeton, 1997）］, p.20.

[12] Charles S. Maier,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崩解：共产主义的危机与民主德国的结束》（Princeton, 1997）］，28-29页。

第10章

大战

一

我抵达英国的时候正好赶上开战。我们本来就预料会打仗，而且我们（最起码是我）也害怕战争，不过到了1939年已经不复如此。因为这回我们晓得，自己早已身陷战争之中。首相用他苍老、干涩的声音宣布开战一分钟以后，我们就听见宛如汹涌波涛般响起的警报声。那种声响直到现在，仍让每位“二战”期间的城市居民回想起夜间落下的炸弹。我们周遭甚至环绕着令人无法视而不见的防空设施，例如用波状铁皮搭盖的掩体，以及拴在空中、看起来像是银色牛群的防空气球。现在即使害怕也已经来不及了。对我那一代大多数的年轻人而言，战争爆发就意味着前程骤然遭到冻结。有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我们就在战前的生涯规划与穿上军装后的不可知命运之间漂泊。当下的生活只具有临时性质，甚至必须即兴发挥。我的情况尤其如此。

直到返回英国以前，我都未曾正视家人移民国外所带来的复杂后果。现在我才惊觉到，自己非但不知道何时才会有明确的未来，就连眼前都混沌不清，一个人孤零零地无所适从。家人已经离开，于是我无家可归；一走出剑桥就没有特定地点可去，即便总是有些党内同志和朋友能够提供住宿，而且住在伦敦的亲戚——那位永远可靠的哈里叔叔和家人——始终欢迎我前往造访。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此后三年内每当我来到伦敦时，实际上都过着游牧民族般的生活，时而睡在备用床铺上，时而在贝尔塞斯公园、布鲁姆斯伯里等地的不同公寓打地铺。自从应召入伍以后，我唯一的固定根据地就是国王学院“司钥长”允许我使用，供我堆放一箱箱书籍、文件和其他家当的一个棚子。我一接到召集令就把东西打包。我只能期待它们于战后再度出现，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仿佛做大梦的李伯一般维持原样，让时间静止在1939年。然而现在我却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战争已经开始清空剑桥。由于《格兰塔》昔日的工作人员已四散各地，我请印刷厂暂时停掉这份刊物，正式埋葬了战前剑桥的一个重要成分。我所提议以法属北非为对象的研究专题，现在也失去了意义——即便我仍然有模有样地阅读相关背景资料，并于必要时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冬天，冒着风雪搭便车前往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

尤有甚者，自从1939年秋季变更路线后[1]，那已非我们原先所期待、准备为党的事业而进行的战争。莫斯科完全修改了原先的方针，而那是共产国际与欧洲各国共产党从1935年以来所遵从，并且一直延续至大战爆发之初的路线，直到莫斯科传出新的讯号为止。哈里·波立特[2]拒绝接受这种改变，显示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已经为此公开分裂。更何况新路线的说词——那场战争已不再具有反法西斯意义，而且英法两国与纳粹德国乃一丘之貉——无论在情感上或理智上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新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精髓，不正在于一旦做出了决定，个人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停止争辩吗？而最高当局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不同于1956年危机（见第12章）的地方在于，大多数党员，甚至包括身为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党员，似乎不曾因为莫斯科的决定而立场动摇，纵使有些人于随后两年内退党。我已经不记得，也无法重建自己当时的想法。但1940年我入伍陆军最初几个月内的日记明白呈现出来，我对新路线并无异议。幸好那场“虚假战争”[3]、法国政府立刻针对共产党颁布的禁令，以及英法两国政府于苏联对芬兰展开冬季战争后所做出的反应，使得我们更容易迁就党的新路线，认为西方列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者而已，比较热衷于击败共产主义而非打击希特勒。我还记得在国王学院院长花园的草坪散步时，曾与一位同情西方列强的怀疑论者——数理经济学家戴维·钱珀瑙恩[4]——争论过这个观点。毕竟西线似乎毫无战事，甚至寂静无声，而英国政府唯一想得出来的行动计划，就是派遣西方部队穿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帮助芬兰人打仗。的确，一位绰号叫“耗子”的维克斯同志原本已奉命跟随部队开赴芬兰——他是激进的公学毕业生和大学拳击队候补选手，身材消瘦、动作快速敏捷，看起来更像大型黄鼠狼而不像耗子——但他们刚准备出发时，“苏芬冬季战争”已经结束了。对共产党知识分子而言，芬兰正好是救命符。我曾与雷蒙·威廉斯那位日后的作家、评论家和左派理论大师，共同以该战争为主题写出一本宣传小册子——当时他还是新加入的激进分子，以及大学生党部力争上游的新成员。只可惜那本宣传手册已随着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而不复可寻，现在我连一份复本也找不着了。等到写出那份资料以后，我终于在1940年2月接获召集令。

总结我“二战”个人经验的最佳方法，就是表示战争夺走了我生命中的六年半光阴，其中有六年待在英国陆军。那场仗我打得既不“漂亮”也不“难看”，只是打了一场空仗。我毫无建树，而且没有人期待我有所建树。反正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囊的日子。

虽然我摆明不适合军旅生活，更绝不是当军官的料，但我之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浪费了国家和我自己的时间，主要只能归咎于政治因素。毕竟我拥有一些适用于跟纳粹德国作战的专长，至少我从小使用德语，更何况我是国王学院还算杰出的历史系学生。曾于“一战”时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学院校友，此际正负责为“布雷奇利”密码破解中心招兵买马，而且国王学院已有17位学人前往该处任职。假如他们没想到我的话，那才是怪事一桩。只不过我至少缺乏一项被公认为情报工作必备的才能，那就是填出《泰晤士报》的字谜。身为中欧人士，我从小就没有养成这种习惯，而且对此不感兴趣。我在另一项传统必备才能方面也表现平平，那就是下国际象棋，而悉德尼叔叔当初正凭着它加入了“一战”时的密码破解单位。我固然热爱下棋，但还远远称不上是高手。尽管如此，要是我念大学时没有公然成为布尔什维克主角的话，我应该不至于被留在剑桥，白白等候东安格利亚地区的征兵单位做出决定来。

就另一方面而言，官方的看法或许也起了某种作用。在他们眼中，一个具有如此浓厚欧洲大陆出身背景，而且离开欧陆还不久的人，纵使他本人和父亲都持有英国护照，仍无法被看成是百分之百“真正的”英国人。（这种情结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十分稀松平常，我的导师们大概也那么想。）毕竟大战期间还是有不少党内同志服役于情报单位，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毫不隐瞒自己党员身份的人。反正可以确定的是，我入伍几个星期以后就因为上述理由，被取消了参加师部密码破解训练课程的资格（学员计有军官二人、士官七人、其他军衔者三人）。

“这无关个人表现，但你的妈妈不是英国人，”一位命令我从诺里奇[5]搭火车回剑桥的上尉军官说道，“现在你当然反对他们的体制，不过你一定多少会同情母亲的祖国[6]。这是人之常情，你应该也了解这一点，对不对？”“是的，长官。”他接着表示：“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国籍上的偏见。只要行为正常的话，我对任何国家都无所谓，但德国人现在的行为并不正常。”我同意了他的看法，他则答应推荐我担任翻译工作。后来却完全没有了下文。说来也奇怪，那段时间的遭遇已经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抹除，纵使当时我曾对此有所记载。

我在剑桥的时候是否早就上了情报单位的黑名单？这是我始终无从得知的事情。但1942年中我铁定已经登记在案，那时有一位负责战地安全的士官好心告诉我，我是必须受监视的对象。可能的情况是，我在1940年应召入伍之后即已名列其中。由于身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得安排与党部保持联系，实际做法是每当前往伦敦的时候，就跟“罗比”（罗伯森）碰头。他是个相当肤浅、满脸皱纹、烟不离手、出身工人阶级的全职党工，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当上了干部。我们会面的地点是西中一区或西中二区[7]一个地方狭小、满是灰尘，位于阴暗楼梯间的老旧办公室。像他那样的人物便出没于此，而这些地方很可能会遭到安全单位窃听。

不管从何时开始被建立档案，我显然早已被视为可疑人物，不得接近敏感的地带——例如国外。即便苏联成为英国的盟友、共产党组织开始全力献身于打赢那场仗以后，我照样不得出国。战争期间（实际上是从1939年9月2日直到1946年我首度于战后前往巴黎），我从未离开过大不列颠的土地，那也是我一生中连续未曾穿越陆上或海上国界的最长一段时间。1940年5月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人对我的多重语言能力感兴趣了。有一度我还参加面试，地点是“白厅”[8]特勤单位的办公室，到头来仍然石沉大海。结果我心不甘情不愿地适应了这种想法：我将无缘参与打倒希特勒的行动。

部队长官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头脑过于发达，却在军旅生涯方面极度低能的怪胎时，又该如何是好？因为我会开汽车，于是被征调为驾驶兵。只可惜我无法操作连队上的15英担车[9]、三吨卡车或摩托车，很快又成为缺乏特殊技能的大头兵。应该如何处置这样一号人物呢？我想必被看成是毫无指望的角色。最后五六○皇家野战工兵连还是找出一个摆脱我的方法，把我推荐给“陆军教育团”。由于我们打的是一场全民战争，该单位的名额正在不断急剧扩充。于是我被调遣至韦克菲尔德[10]监狱后面的一栋房子里面，以便接受相关训练。不知何故，我直到现在都还印象鲜明地记得，那时我带了一本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11]过去阅读。我在那边发现了北方“炸鱼排和薯条”的过人之处，从此习惯了那种口味，并与另一位历史学者联袂通过考试——他日后将成为伦敦大学副校长。

我下部队好一阵子以后才被调走，那是1941年初秋，我们换防到威尔士边界附近“瓦伊河畔的海伊”[12]几天以后的事情；整整50年后，我在那一带的布雷肯郡买来一栋小屋，现在就在里面写下了这段文字。调职很可能救了我一命，因为当时部队已奉命前往海外，同时我们在登船之前把假都休完了。而我就跟往常一样，在受到炸弹攻击的伦敦消磨了假日。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将开拔至何处，但中东似乎是最可能的目的地。只不过“第十五东安格利亚师”与所属的五六○皇家野战工兵连并未扬帆驶往中东，反而绕过好望角和蒙巴萨[13]来到新加坡。1942年2月，他们在当地被日军俘虏。随后三年内，凡是保住一条命的人都在缅甸修筑铁路[14]。他们大约有三分之一无法活着回来，而我再也没有见过昔日战友。假如我跟他们一起出发的话，也能够死里逃生吗？没人晓得。但不管怎么样，我要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幸运。

二

我的军中生涯因而可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前一阶段是待在皇家工兵部队的日子，过得有意思多了。其间不出所料，野战工兵连是纯粹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单位，只有少数军官除外。我是当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而且几乎可确定的是，只有我和另一名士兵在阅读报纸的赛马消息之前，会先阅读新闻版面，或者根本不看有关赛马的那几版。这种不寻常的习惯，使我在法国刚崩溃的那几个星期得到一个绰号，叫作“外交山姆”。我这辈子首度发现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而其解放行动将意味着给全世界带来自由，即便我是很不典型的无产阶级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儿，我发现自己所生活的国度是这样的：大多数英国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很少跟自己头顶上的阶级有所交集。在剑桥应召入伍后，更加深了其中的戏剧化对比，因为我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同时生活于那两个世界。值勤完毕以后（主要就是在“帕克公共用地”[15]的绿色草坪出完基本训练后），我就从一个世界移动到另外一个世界，从工人阶级的街道步行走向剑桥大学的中心地带。

军方已安排我跟另一人住在工人区一位老寡妇（班斯达太太）的房子里面。那位同胞叫作伯特·瑟特尔，是来自洛斯托夫特[16]的理发师助手，之前担任过旅馆行李搬运工。我们两个人一起睡在班斯达夫妇从前的大床上，幸好那张床相当宽阔。这并非认识无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入门方式，因为瑟特尔缺乏我在其他战友身上发现的那种社会直觉——他们的社会直觉虽然非常敏锐，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或许这正好解释了英国工会制度的许多现象。我的军中伙伴多半觉得，自己和父辈在1914到1918年之间的处境没有两样，也是穿上了军装的老百姓。他们不认为军旅生涯有何引人之处，也别无所求，一心只希望能够尽快解甲归田。瑟特尔一直以来的梦想却是穿上军装，纵使军装并不能帮他追到自己在“厨师巷”[17]看中的女子（我们的黑话把女孩子都叫作“骚货”）。他已经订婚，其未婚妻是一个17岁的厨娘，每天都写信给他并寄包裹过来，里面装的是当地报纸、《魔法术士》、《漫画剪辑》和美国的连环漫画。

回想起来让我深感惊讶的是，那群年轻工人对集体行动竟具有如此强烈的直觉或传统。他们大多来自制造业，从一般粗工到专业学徒都有，现在因为应召入伍的机缘，聚集在“海陆空军卫生福利机构”所管辖的同一间餐厅或休闲室里面。当时我还不怎么在乎其传统，所留意的反而是他们彷徨不定的心情——那也是我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都不晓得，在需要做出行动的时候应该如何是好，而且我们普遍对威权出现了无力感。虽然如此，每当重新读起那时候的日记，令我印象深刻之处就是他们十分熟悉集体行动的程序，以及那种持续不断、几乎出自本能的战斗精神。他们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表现得非常熟练。当时不是曾有人在某次抗议行动中提议，我们应该去“火车头酒馆”召集一场像样的会议，就跟真正的工会一般，摆出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议事铃和一杯水？

从其他方面来看，无产阶级的经验都相当新鲜。我敢说1940年的时候，没几个“国王学院人”曾有机会操作钻路机。我自己的实际经验则显示，那个工作固然非常累人，但也令人精神大振。工兵单位主要是由专业技工或普通工人所组成，他们多半出身一般制造业和营造业（理由是许多金属工人留在工厂待命，而军方立刻用得着的人手则已调派至其他更专业化的兵种），其老家分布于不列颠各地——诸如黑乡、伦敦、诺丁汉，只有零星数人来自东北部或苏格兰——但主要还是东部几个郡的人，因为我们毕竟是“东安格利亚师”。此外有几名来自剑桥大学的新兵不搭调地置身其间，例如我自己以及诸如伊恩·瓦特之模拟我年长一些的朋友或熟人（瓦特后来成为杰出的文学教授，当时他以英国小说之起源做为主题的著作，已经是马克思主义派学生讨论的对象）。此外也有比我年轻一点儿的人，例如罗纳德·塞尔那位风趣的讽刺画家和《格兰塔》的漫画家。

他们二人都庆获生还，永远在心中留下了日本“古拉格”的烙印。罗纳德跟我待在同一个师的时候，我们偶尔能见面。他已经被一位令人钦佩的女士，当时担任《小人国》责任编辑的凯依·韦布所发掘。《小人国》由一位中欧移民所创办，是一份尺寸袖珍、内容极佳的杂志，颇受我们那一代人欢迎。韦布女士后来嫁给了罗纳德·塞尔（她在大战期间和战后也刊登过几篇我的文章，直到该杂志停刊为止）。罗纳德则成为战后最成功的漫画家之一，这主要必须归功于他构思出《圣三一女校》漫画系列[18]——该校学生是一批最骇人听闻的小女生。不难想象的是，其灵感来自于他所待过的战俘营内专门制造恐怖的小日本人[19]。

整体来说，我当工兵的日子主要都跟英格兰工人生活在一起。其间我虽然不时火冒三丈，但也对他们的正直诚实、厌恶谎言，以及其阶级感、同志爱与互助心产生了永恒的敬意。他们都是好人。我知道共产党员本来就应该信赖无产阶级的美德，而值得庆幸的是，我有机会同时从实务和理论来做到这一点。

希特勒进攻挪威与丹麦之后，战争的的确确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军接着开始横扫那几个低地国，五六○野战工兵连这回果真马上有正事待办。为了预防敌军入侵，我们每天最多可花上14小时来拼凑“东安格利亚”的防御工事，几乎完全与周遭诺福克郡的平民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搬运沙包，并强化城周大型反战车壕的侧壁。那是之前已由民间承包商开挖出来的东西，搞得既外行又笨拙，完全令人怀疑这种壕沟能否挡得住战车。由于我们缺乏反坦克炮之类的装备，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变成埋设地雷，并在各座桥梁上面装置炸药，准备必要时将它们炸毁。时光从春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有了好得出奇的天气来进行这项工作。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自己当时如何以兴高采烈、略带紧张的心情，在大雅尔茅斯城外爬上横跨布莱登水域[20]大桥的主梁。我高高悬挂于蓝天与咸水之间，心中洋溢着每日与炸药、导火线和雷管为伍之际出现的虚幻权力感。我也记得自己如何与三四名弟兄被派遣至偏远的水闸或桥梁，宛如放假般无事可做、懒洋洋等待入侵者现身。万一他们真的过来了，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甚至缺乏像样的武器。除了笨拙的李–恩菲尔德步枪之外，连队上只有六挺刘易斯式轻机枪可供对抗敌机[21]。要是果真面对德国陆军的话，我们恐怕不会表现得像是第一线的劲旅。

德军进攻丹麦、挪威的时候，弟兄们还信心满满，出现了义愤填膺的反应。低地国遭到入侵之后，大家却心情沮丧、意气消沉，甚至弥漫着失败主义[22]——当时政治危机方兴未艾，直到内维尔·张伯伦终于被迫辞职为止。连上唯一的爱尔兰人迈克·弗莱尼根某天忍不住问道：“你们到底算是哪门子的英国兵？”因为他在营房内听到的话题，不外乎“德军显然比我军精良太多了”，以及我们在德国政府统治下的生活将是什么模样。张伯伦的垮台再度振奋了大家的士气，因为他分明就是让众人意气普遍消沉的主要原因。我们那一连显然很欢迎丘吉尔的新政府，当时我曾针对这个怪现象做出记载：英国工人心目中的英雄竟然是丘吉尔、达夫·库珀和艾登[23]，而“那批贵族甚至还称不上是煽动家”。

过了几个星期，让人累断腰的体力劳动和军营内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使得士气再度低落下去。不论丘吉尔那篇著名的广播演说——“我们将在海滩作战”（诺福克的海滩想必也包括在内）——对老百姓产生了何种作用，它发表于我们听不到的时候。事实上，那时我对同胞心情所做的描述是“糟透了”。我们日以继夜地构筑工事，形同被限制在营区和工地内活动（我写道：“最大的享受就是每周冲一次澡”），大家得不到解释、认可或赞赏，更何况我们像低人一等的无名小卒那般被任意差遣。出身中产阶级的新兵梦想着上前线，如此一来就不必再用亮光剂擦拭帽徽，还可以大家待在一起作战。大多数的弟兄们却直截了当做出结论：“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如果战争结束了，我要马上脱身回去当老百姓。”他们真的那么想吗？从他们6月17日获悉法国沦陷后的反应便不难理解，其实并非如此。

我听见那个消息的时候，刚离开我们所防守那座小桥旁边的据点，沿着平坦的马路朝着大雅尔茅斯方向走进附近的一家酒馆。没有任何人怀疑整个事件的含义——英国从此孤立无援了。现在让我引述几个小时以后我在日记中写下的字句：

谁该为此负责？广播电台宣布半小时后，英国人已经问出了这个问题。无论在我听见广播的小酒馆里面、在让我搭便车返回桥边的汽车上，还是在我与两位弟兄共处的帐篷内，都只有一个答案：那是老张伯伦的错。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作孽的人必须为罪过付出某种代价。这种反应发人深省，纵使它或许只出于一时冲动……

有一辆汽车在我们的桥边停了下来。司机戴着眼镜、满嘴假牙，我猜想那是个四处行走的推销员。他问道：“你们从收音机听到消息了吗？”我表示：“我们听到了。”他边摇头边开口表示：“大事不妙，大事不妙。实在是糟糕透顶，恐怖啊！”他把话讲完就驾车离开了。我们朝着他的背影喊出“不管怎样，多谢了”以后，走回河畔、躺在长草丛中，用既缓慢又惊愕的语气谈论那则消息。另外两个人怎么样也无法相信此事已然发生。

我的战友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既不愿接受，也无法想象一种情况：此即战争可能已经结束，或者就要跟希特勒谈和了。（事实上，从我在法国沦陷后写下的直接反应看来，不管1939年9月以后的共产党官方路线如何，我自己也无法接受那种结局。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打算让希特勒获胜。）他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结果，是力战到底打一场败仗，而1940年6月正是最容易打败仗的时刻。当时东安格利亚沿岸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假如希特勒果真不出所料挥军入侵，将没有太多东西能够挡住他的去路。即便每一个对政治现实略有所知者——就连置身东安格利亚沼泽地、只能偶尔读到《每日电讯报》的人也不例外——都晓得英国已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但他们也无法想象自己将会停止作战。丘吉尔正好用言语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想法：既然英国尚未战败，理所当然应该继续战斗下去。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的同胞中并没有人觉得自己具备丘吉尔所说的那种英雄气概。丘吉尔代表的是一般英国小老百姓（也就是类似五六○野战工兵连的那些人），而他们不是了解全面时局的人，所以完全无法想象英国会让步。

我们现在晓得希特勒的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曾这么表示：“元首对英国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困惑不解。”因为他相信自己提出了“合理”条件[1]。当时希特勒看不出入侵和占领英国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再度引述哈尔德的话）：“那对德国完全无益。德国人流血完成的工作只会让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获利。”希特勒实际上已提议让英国保存自己的帝国，而丘吉尔曾于致函罗斯福时指出，那就是要英国当“希特勒帝国的藩属国”[2]。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有一些年轻保守派历史学者进行论战，认为英国不难接受那些条件。假如哈利法克斯勋爵[24]及强大的主和派1940年在保守党占了上风的话，那么不无可能（甚至相当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多数英国人将会追随他们，就好像大多数法国人追随了贝当元帅一般。然而今天回想起我们历史上那个不寻常的时刻，却无人相信那些失败主义者确实有过成功的机会。主和派没有被看成是带来和平的人，反而被当作让国家陷入困境的“罪人”。丘吉尔及工党的内阁成员由于深信可获得广大群众支持，才得以将自己的路线坚持到底。

当时我们对那些事情都一无所知，既不晓得丘吉尔内阁里面有主和派（虽然左派人士已对此产生怀疑），也不知道希特勒的提议与顾虑。幸好希特勒从1940年8月开始大规模空袭英国，并自9月初演变成对伦敦的夜间轰炸，于是我们从一个无计可施只得继续作战下去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意识到自己英雄行为的民族。我们每一个人，就连未曾直接遭到战火波及的人，也都与那些每天在炸弹底下过日子的男男女女守望相助。我们自己虽不至于使用丘吉尔那种说法（“这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但光是想到能够挺身抗拒希特勒，就足以让人心满意足了。

但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呢？在可预见的未来毫无机会反攻欧洲大陆，更别说是打赢这场仗了。从“不列颠战役”直到“东安格利亚师”被送上毁灭为止，我们曾长途跋涉先后驻防于英国的不同地点——从诺福克到伯斯郡[25]，从苏格兰边界到威尔士的沼泽地。只不过五六○野战工兵连在那段期间所做的一切行动，都无法让连队官兵觉得跟对德作战有任何关联，只有1941年是例外状况。那时我们驻防于马西塞特郡[26]，而德军刚好大举轰炸利物浦，于是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出动前往清理废墟。（有一张我头戴钢盔，在利物浦街头饮用好心妇女所提供茶水的照片，大概让我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希特勒除了轰炸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让英国退出战局，但他也不能无所事事。正如同我们现在所晓得的，无法在西方击败英国一事，让他决定转向东方去攻打苏联，这么一来才使得英国重新有了胜算。

无论如何，自1940年夏季起，即便像我这种热情奉献的党内同志也明白一件事：在部队里面不会有任何人听从共产党官方版的反战路线。它已经越来越不合情理，而且自从德军在1941年春天横扫巴尔干半岛之后，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就连党部领导阶层也多半如此），那条路线根本失去了意义。如今我们晓得，斯大林成为脱离现实路线下的主要受害者，他以死脑筋又系统化的方式，拒绝接受大量详尽数据所提供的完全可靠证据。他不肯相信希特勒计划进攻苏联，甚至当德军开始越过苏联边界以后依旧不相信。然而希特勒攻打苏联的可能性早已居高不下，以致就连英国共产党似乎在1941年6月初也已经料及于此，所担心的只是丘吉尔将会做出何种反应。[3]

因此，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之后，无论是不是共产党员，人人都如释重负，觉得有了希望。在我们这个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连级单位，大家更不只是如释重负而已。成长于冷战时期的那几代人很难想象，英国工人甚至工会领袖如何在战前普遍认为，苏联理所当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以及一个致力于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强大势力，而且每个人当然都晓得，苏联可为抵抗希特勒的行动提供不可或缺的助力。固然始终有一些观察家与批评者深怀敌意，但直到冷战来临前，英国工人运动对苏联的主要观感无关乎极权主义、大规模恐怖行动和“古拉格”。党内同志终于在1941年6月松了一口气，不但恢复使用战前的说法，而且又回归到一般英国群众当中。在我的倡议下，五六○工兵连从士官长以降的所有弟兄都在一颗足球上面签名，由我把它送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请他们转交给一个性质类似的红军工兵单位。我记得当时已形同军方报纸的《每日镜报》还刊登了一张相关照片。1941年6月22日以后，宣传多少又重新管用了。

三

不管我对打垮希特勒或者对世界革命做出了多么少的贡献，我待在皇家工兵部队的日子比待在陆军教育团的时候要有趣多了。令人难以摸透的是，传统的陆军到底如何看待陆军教育团这么一个单位——其职责是教导军人一些在当兵时无须晓得的东西，以及讨论一些非军事或完全与军事无关的问题。那个单位之所以受到容忍，是因为团长阿奇·怀特上校乃职业军人，并曾获得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缘故。更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战时服役的士兵之前多半是老百姓，将来也还会是老百姓，所以除了向他们灌输团队忠诚和团队荣誉之外，需要有更多东西来维持士气。但军方不喜欢看见陆军教育团与新成立的陆军时事局（ABCA）挂钩，因为后者每月固定印行小册子来谈论政治话题时，撰稿人看起来很像是工党的同情者。保守派政治人物后来因而指责陆军时事局造成三军士兵立场激化，导致他们在1945年的选举中大量把票投给工党。

但他们未免高估了军中男女成员对特定政治刊物的兴趣。陆军时事局显然只着眼于爱读书的少数人，并没有对整体造成影响。若有任何刊物能够影响士兵们的政治观点——至少是在英国境内或英国势力所及之处——那就是《每日镜报》。它是一份经过精心制作，而且公开同情工党的八卦报纸，比其他任何报纸在军中受到更广泛的阅读和讨论。此外我也无法宣称，自己在促成“英国陆军南方司令部”政治激化这方面，做出了比打垮希特勒那方面更多的贡献。1941年6月以后，党的路线更改为：要打赢这场战争。这促成共产党员与其他每个人结为盟友，但也使得他们有异于一些不受共产党约束并缺乏纪律的左翼人士，变得比较不愿意批评自己的政府。只有在涉及苏联提出的各种事项时才会出现例外状况——像是逼迫罗斯福以及心不甘情不愿的丘吉尔，尽早登陆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舆论界则无须共产党来策动，就已经对红军和斯大林产生了崇拜与热爱。以我在大战期间的岳父为例，他是一位从“冷溪禁卫队”[27]退休下来的士官长，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在1945年投了工党一票），但他喜欢很骄傲地提醒访客，自己长得非常像维辛斯基——那个恶名昭彰、在20世纪30年代帮斯大林搞出司法秀的检察总长[28]。

由于军方不十分清楚该如何处置陆军教育团，像我这样的“指导士官”（团内最低的军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古怪的军中三不管地带。那简直跟随军牧师没有两样，只不过我们没有军官领章，也无须举行由神职人员主持的宗教仪式。我们通常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一组，被分派到各个训练基地或一般营区，要不然就成为缺乏明确功能的野战部队附属人员。我们并不真正隶属于那些负责向我们配发口粮、提供住宿及支付军饷的单位，而且难得有人过来打扰。我们虽然也有武器，但它们完全无关紧要，以致当我终于退伍的时候，没有现成的单位可让我把步枪缴回去。另一方面，不论被派往何处，我总能轻易找到地方来摆放打字机和几本书。我不记得当我暂时附属于禁卫装甲师的时候，曾经有人因为我这个士官的外表而批评我，尽管我的穿着和举止都不符合禁卫装甲师的严格要求。除了指导士官之外，没有任何人会这么轻易就被放过。最起码直到派往国外以前，陆军当局都允许我们过着半独立的生活。陆军教育团将我派遣至英格兰南部的不同地点，而我已经记不得自己从那边前往伦敦的次数有多么频繁。反正到了后来，尤其是当我在1943年春季结婚以后，我几乎每一个周末都待在伦敦。

所以，实际上我越来越像是周末通勤返家的平民了。有时就连日常生活也过得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唯一的差别是我身上穿着军装。服役的最后18个月，我就如此住在格洛斯特，寄宿于爱德华兹太太家中。她是一位亲切的中产阶级女士，始终支持当地的工党国会议员。其客厅挂出一幅中等品质的马蒂斯画作，她的理财顾问在1939年建议她花900英镑把这幅画买来投资，看来那位顾问相当称职。1945年举行国会议员选举的时候，我甚至在当地为工党拉票，结果跟许多人一样很惊讶地发现，才走到住户门口就出人意料地得到热烈支持。我还曾经代表军方，前往位于格洛斯特与切尔滕纳姆之间，就在马路旁边的大型飞机工厂向工人演讲。那家工厂是当地共产党的重要据点，但我发现自己缺乏向群众演说的天分。

无论如何，伦敦是我成年以后真正的居住地。1940年到1941年的空袭时期，我每次休假都从头到尾待在那里，并于夜间步行时发现，唯有通过麻木不仁的宿命论（“炸弹上面要写了你的名字才会炸到你”）才有办法在轰炸之下维持各种日常活动。但我正因为现在能够经常前往伦敦，所以得以在那边过着比较规律和稳定的私人生活。1943年5月，我跟缪丽尔·西曼结了婚。本来我跟她不熟，只晓得她是伦敦政经学院一位非常迷人的共产党女生，当时她却已经在“贸易工业部”上班。我跟她结婚以后就可以宣称，自己曾经名副其实娶了极少数地道伦敦佬当中的一个（“出生于‘圣玛利勒波教堂’钟声所及的范围内”[29]）。那是因为她诞生在“伦敦塔”里面的缘故。她的母亲是一位伦敦塔守卫的女儿，她的父亲则是“冷溪禁卫队”士官长，被派去守护伦敦塔内的珍宝。这段婚姻也协助厘清我战后的前途。由于我娶了一位全职的高级公务员，打完仗以后若不更换研究主题，我就必须让老婆留在伦敦，独自一人在法属北非待上好几年。我与从前的老师波斯坦教授商量以后（当时他也在伦敦担任临时公务员），想到了“费边社”的历史，而有关该社的数据实际上全部都可以在伦敦取得。结果那个题材令人扫兴，接着我自己的婚姻也出了问题，其情况就跟许多其他的战时姻缘并无二致，只不过当时我对此尚无体会而已。幸好我们还没有小孩。

当时促成我跟缪丽尔进一步交往的人，是我在伦敦最要好的两位朋友。其中包括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旧情人玛乔丽，以及她的生活伴侣：泰迪·普兰杰，那位潇洒的经济学家。泰迪是另一位资深的伦敦政经学院红色成员，刚从他一度被流放的地点（加拿大的曼岛）回来——英国政府几乎出于反射动作，把坚决反纳粹的年轻奥地利与德国难民大量送去那里集中管理。他获得剑桥博士学位以后任职于政治经济计划会，若套用今日的讲法，那是一个智库。最后他以忠贞共产党员的身份，在1945年带着另一位太太返回奥地利。无论从职业生涯甚至政治生涯的角度来看，他留在英国都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展。他们伉俪是我那一代学生或同年龄层的人里面，难得能够同时生活和工作于伦敦的夫妻档（我表哥丹尼斯·普雷斯顿的家庭是另一个例外）。那是因为体格强健的男子多半都穿上了军装，而能够留在首都的少数军人主要都是参谋人员和情报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城内却充满了我在大学时代就认得的女性，因为战争为她们提供了多出平时许多的重要工作机会。从年龄、健康状况与性别来看，我们留在伦敦的朋友和同辈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组合。男性跟我一样来去匆匆，只是从外地过来的访客。城内固定的居民则是女性，以及身体太差或年纪太大而不适合当兵的人。但那边另有一批较常固定出现的人物：外国人。而纯粹就与我有关的外国人而言，他们都是口操德语的人，这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因为泰迪·普兰杰把我介绍给“自由奥地利运动”的许多成员认识。由于他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免不了会深深涉入那个组织。

我已经预料自己既然这么闲散又经常前往伦敦，迟早会打入难民的圈子。果不其然，我才一开始在“索尔斯伯里平原”服勤，便跟他们打了照面。那是因为最可能在休息间与图书室看见的人，就是各式各样来自中欧的音乐家、昔日的档案管理员、舞台经理和胸怀大志的经济学家。英国却把他们当成无特殊技能的劳工安插到工兵部队。（经过相当时间以后，他们还是有许多人在军中担任了比较合理的职务。）纵使我跟德国绝对没有情感上的瓜葛，跟奥地利的关系也少得可怜，德文毕竟曾经是我自己的语言。自从1933年离开德国以后，我就在一个无须使用德文的国家竭尽全力不要把它忘了。德文始终是我私底下的语言。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用它写出了好几本厚厚的日记，甚至在战时偶尔撰写日记的时候，我依旧使用德文。英文虽然是我写作时固定使用的语言，但我的国家拒绝让我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中发挥双语专长，这个事实让我更想证明我还会写德文。

1944年时，我果然成为一份德文流亡者周报的自由撰稿人，为它写出了不少文学小品。那份印刷不良的刊物就叫作“报纸”，出资者是英国新闻部。无论那份刊物在政治上或宣传上的目标为何，它都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失望的后台老板等到仗一打完就把它停掉了。不论是流亡海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或者是共产党难民，都一致激烈反对那份刊物。据此可以推断，我事先应该未曾征询过党部的意见，要不然可以换种说法：我认为那份刊物一点儿也不“政治”。我某次不知为何写了一封信给《报纸》的文学版主编彼得·布拉特先生，结果发现其本名为沃尔夫冈·冯·艾因希德。他是一位文化素养极高、面部线条柔和的同性恋者，还是俾斯麦及许多普鲁士将领的亲戚，在1933年以前担任《福斯日报》的文学版主编。他以高度的善意、体谅和友谊与我交往，而且一定也改正了我的德文。战时我们经常在索霍区的小酒馆碰面，但自从他迁回慕尼黑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或许在此适合用这本书来表达个人的谢意：大战的时候除了家人和共产党，他是让我觉得有所亏欠的少数人士之一。

普兰杰引荐我参加的“自由奥地利运动”，则无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比较像一回事。虽然其幕后组织者是共产党（因此运作起来比较有效率），它还是成功动员了一大批并不十分热衷于政治的奥地利难民，其中也包括我住在曼彻斯特的未来岳父。该运动奠基于一个简单而有力的口号：“奥地利人不是德国人。”这个口号与奥地利第一共和国（1918年至1938年）的传统大相径庭。在那个时期，除了极少数残余的哈布斯堡保皇派以及1936年以后的共产党，奥地利各个政党皆保持相反立场，强调自己的国家叫作“德意志奥地利”。而且直到希特勒完成那个工作为止，他们都盼望有朝一日终于能够与德国统一。希特勒1938年3月合并奥地利的行动，因而在意识形态上解除了反对派的武装：卡尔·雷纳[30]那位老资格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他在1945年出任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首任总统），甚至对合并表达了欢迎之意。

共产党员却已逐渐发展出一套有趣的论述，主张在历史甚至文化上将奥地利与德国进行切割。我因为是共产党员和现成的专业历史学者，最后也被他们动员过来。（从1945年4月到1946年退伍之间的这段日子，我为“自由奥地利”的期刊撰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历史论述，这大概也是我最早公开发表的历史著作。）“不是德国人”这种说法，自然对主要为犹太人的奥地利移民社群产生了诉求，只不过他们尽管非常感激和崇拜英国，却发现自己似乎比德裔移民更难融入英国社会。那种说辞也符合盟邦的战后政策，因而使得“奥地利自由运动”——组织最佳的欧陆难民机构——多少受到官方尊重，免除了难民在政治上通常会公开遭遇的许多纷扰。该运动同时更做出不寻常的成功表现，让1938年和1939年“儿童运输行动”[31]营救出来的奥地利儿童及青少年难民，于附属其下的“青年奥地利组织”之内产生归属感和未来观。最后他们带着流亡英国时最温暖的记忆，重新回到了奥地利。有好几位我日后的朋友，尤其是诗人兼翻译家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以及画家格奥尔格·艾斯勒，都出身自这个环境。

与军方若即若离的生活固然乏善可陈，但还是可以让人接受。我在伦敦有了妻子、朋友和一个文化界的圈子，同时结交了伦敦及其他地区人数不多但认真看待爵士乐与蓝调的歌迷，并且向他们学习。这必须归功于我的丹尼斯表哥——他与一份名叫“爵士音乐”的小型期刊有些关联，而那份刊物的读者都是知识分子，多半还是狂热的左派。我在军中实际上比较成功的教育工作之一，就是在多塞特郡乡下替一个“青年战士训练班”安排的爵士音乐课程。为此我经常前往伯恩茅斯借唱片，并且从一位名叫查尔斯·福克斯[32]的学员那边增加了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此外就我记忆所及，虽然我并未正式隶属于任何支党部，仍然有许多政治事务需要讨论，原因是1943年的时候，莫斯科似乎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打上一个大问号。

莫斯科解散了“共产国际”。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同一年举行了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于会中宣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望在战后继续合作下去。美国共产党随即遭到解散。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33]进而宣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开始在同一个世界，找到一条和平共存与携手合作的道路。[4]”假如没有事先跟斯大林沟通过的话，这种论点是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敢公然说出来的。于是英国共产党误以为这是“德黑兰路线”，准备把它作为规划未来的依据。“国王街”确实曾经有人（我推测那只可能是当时的“文化政委”埃米尔·伯恩斯），要求我准备一份备忘录，供他们讨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战后经济发展上的各种可能性。但即便像我们这般矢志效忠、严守纪律的革命志士，也并非人人都能够轻易接受这种“新展望”——纵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解散“共产国际”或许是明智之举；而且我们毫不怀疑，任何人都无法在有生之年看见美国实行社会主义。

反正无足为奇的是，每天所处的这种环境都不断提醒我，我不可能对打赢这场仗做出贡献。没有人打算让我接近任何与打胜仗有关的工作，而且就连再卑微的职务也不例外，即便我的能力与天赋或许可对此目标有所帮助。我列入编制的那一师准备跨海出征了，但我不得随行。我从威特岛的峭壁望得见集结中的舰队，显然正准备开赴法国。我自己却只能在维多利亚女王位于岛上的“奥斯本”行宫，当一个穿军装的观光客，并且去书店买来一本二手书——黑兹利特所撰写的《时代精神》。我自愿前往海外，却没有人理会此事。结果我被派去格洛斯特[34]。值此世界现代史上最紧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关头，看来我也只能缺席了。

然而我还是间接目睹了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尽管我起先并不晓得。我被调遣至格洛斯特市立总医院的军医部门，扮演类似福利官的角色，并负责联络协力的民间医疗机构。军医病房专门治疗重伤人员，而且来自诺曼底的伤员不断增加，其中尤以严重烧烫伤病患为主。那个地方充斥着盘尼西林、输血与植皮、包裹在赛璐玢里面的四肢，以及脸上垂挂像香肠一般的东西走来走去的人。他们都身穿怪异而刺眼的“医院蓝色”病人服，上面别着辨识军人身份的红带子。病房内什么样的人都有，甚至包括了德国人（有一名军官向我解释他不是纳粹，然而他曾向元首个人宣誓效忠），以及意大利人（其中一人躺在病床上阅读史特林堡作品的意大利文翻译，并一直喋喋不休不肯放我离开，虽然我不大听得懂意大利语：他谈的是意大利军官、英国与意大利、意大利的未来、战争，话题无所不包）。但我们当然比较以自己的“盟友”为傲。我曾在一份双周刊内对他们做出报道：有一个来自托伦[35]的波兰人曾经为两支不同的军队作战，他在诺曼底从德军那边开小差，于爱丁堡待了一晚以后又跟波兰人一同返回诺曼底。病房内的样板则是一名矮个子的摩洛哥人。他有着消瘦而颧骨高耸的柏柏尔人脸孔、身上穿着过于宽大的蓝色病人服，通过一个名叫“柯雷诺”的阿尔及利亚籍“自由法国”二等兵的法文翻译与我们沟通，并一再夫子自道述说“阿穆尔·班·穆罕默德那名年轻的法军北非骑兵”在西梅玛特[36]的过人英勇事迹。

军医病房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但这个血腥场所最不寻常之处，却是病患死亡所带给我们的震惊。因为与其说那里是一个悲剧性的场所，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所在。现在让我再引述一下当时写出的文字：

在病房内意外看见只剩下半张脸的伤员，或者是从起火燃烧的坦克车中抢救出来的人，这种日子已成过去。现在不时送入肢体残缺得更可怕的人。我们面对那些人的时候只能够屏住呼吸，深怕自己因为惊惧而在脸上露出排斥的神情。我们休息的时候便冥思凝想，或许那正是马西亚斯[37]被阿波罗处理完毕之后的模样。否则就思索人类的美貌是多么不稳定，因为只要失去下颚以后它就会完全失去平衡。

这种麻木不仁的感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肢体残缺不再是无法挽回的悲剧。整体而言，来到这里的人都晓得，等到他们终于出院时应可大致恢复人形。虽然他们或许（其实是一定）要为此花上好几个月或好几年的功夫。复原过程等于是精密的活体雕刻，其间必须动几十次手术，而病患们在过渡时期的样貌十分荒诞怪异，有时比“看起来很恐怖”还要来得糟糕。但是，他们心中有了希望。他们即将面对的遭遇不再是永远躲藏在家中，而是过着人性化的生活。现在他们躺在食盐水里面，那是因为没有皮肤的缘故；他们相互取笑，是因为晓得会重新长出皮肤来。他们在病房来回走动时，脸上包扎的绷带让他们看起来像斑马，固定器则仿佛香肠一般垂挂在他们脸颊上。

只有在这样一所医院里面，人们才开始体会了“希望”的意义。

那不只是肉体上的希望而已。由于战争已接近尾声、胜利即将到手，到处都洋溢着对未来的希望。以下是我为军人病房发行的双周刊里面的两则新闻稿：

我从前务农，但现在缺了两条腿，不能再下田工作了。皮特斯先生问我打算做什么。我对他说道，既然自己在陆军当过汽车技工，干这一行怎么样？现在我即将前往布里斯托参加训练班……加强自己关于内燃机那方面的知识。等我回到老家以后，就一星期工作45小时，不必被工作紧紧绑住……我相信这是安排伤残士兵重新上路的好办法。

另一篇的内容是：“陆军时事局星期五举办的研讨会将由第九病房的欧文士官负责引言，他将针对‘我准备如何着手进行重建工作’提出构想。”欧文士官从前是泥水工领班，并曾经为自己的工会担任“英国劳工联合会议”代表。他很想知道“其他曾任职于建筑业的病友是否还有别的想法”。战争即将结束，很快即将举行大选（有些病房在发出选票以前就已经吵着要票了），凡事都会变得很不一样。1944年与1945年的时候，还会有谁心中不出现这种想法呢？纵使我们最关心的战后问题免不了还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复员？

那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当战争持续进行的时候，那个问题就跟我服兵役一样，根本无须讨论。兵役是既正常又必要的事情，我不会提出抱怨。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我看来每在军中多待一天就多浪费了一天的时间。1945年，时光已由夏转秋进而入冬，我穿军装的时间眼看即将届满六年，但军方还是没有打发我走路的意思。1946年初，他们竟然出我意料之外要求我下部队出国。他们什么单位不好选，偏偏选了空降部队；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要我去巴勒斯坦。军方大概觉得派我去打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可用于弥补当初没有派我去打德国人。

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犹太裔共产党员基于原则，当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不管我同情、厌恶或忠于哪一方，若让像我这样一个犹太军人陷入犹太人、阿拉伯人与英国人的三边关系之中，情况将充满太多复杂性。所以我首次走了后门。我打电话给国王学院的导师，唐纳德·毕福斯，表示我想离开陆军，恢复1939年时的研究生学籍。他写了几封信给重要人物，表示我亟须返回剑桥，而且那些信件收到了预期效果。1946年2月8日我交出军服，不过保留了防毒面具包，后来发现那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侧背包。我取回自己的便服，并且放了56天退伍假。我在二十八岁半的时候返回伦敦，重新回到了人间。

译注

1 作者在此的说法比较含蓄——纳粹德国与苏联在1939年8月23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希特勒于9月1日入侵波兰西部，斯大林则在9月17日入侵波兰东部，将之并入白俄罗斯与乌克兰。

2 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 1890——1960）为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及斯大林主义者。他在1929年成为英共总书记，1939年因支持英国政府对德宣战被迫下台，1941年至1956年重新出任总书记，于1956年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之后改任有名无实的党主席。

3 英法两国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但双方迟至1940年5月才开始交手，那八个月的空档史称“虚假战争”（Phoney War）。

4 戴维·钱珀瑙恩（David Champernowne, 1912——2000）后来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

5 诺里奇（Norwich）位于东安格利亚地区（East Anglia），是诺福克郡的首府和东英格兰的中心城市。

6 当时奥地利已经与纳粹德国合并。

7 西中一区（WC1）和西中二区（WC2）都是伦敦市中心的邮政编码。此外有“东中”（EC）一至四区。

8 “白厅”（Whitehall）或译为“怀特霍尔”，是伦敦市中心一条主要街道，为许多英国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含国防部）。

9 15英担（15-cwt）等于3/4吨（20英担为1吨）。英担又分成“英制”和“美制”两种。英制1英担为112磅（50公斤左右），美制1英担则为100磅（45公斤左右）。这使得“吨”的定义出现困扰：一英吨大致等于1公吨，1美吨则只有907公斤，故称作“短吨”。

10 韦克菲尔德（Wakefield）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西约克郡。

11 《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是托马斯·曼的小说，撰写于1939年，可视为《少年维特的烦恼》之续集——“绿蒂”（夏绿蒂）为歌德年轻时爱恋的对象，但她已有婚约。书中叙述二人分手四十多年后，绿蒂在魏玛与歌德重逢的故事。

12 “海伊”是一个威尔士小镇，位于瓦伊河河岸，全名为“瓦伊河畔的海伊”（Hay-on-Wye）。该镇以二手书闻名，是全球爱书人的圣地。

13 蒙巴萨（Mombasa）是肯尼亚第二大城和主要海港，当时为英属东非的首府。

14 泰国西部由英军战俘修建的桂河大桥属于缅甸铁路（“死亡铁路”）之一环。

15 “帕克公共用地”（Parker’s Piece）是剑桥市中心附近的一大片平坦草地（“帕克”是古代一个厨师的名字，他有权在那块草地上放牧）。

16 洛斯托夫特（Lowestoft）为东安格利亚海滨小城，是全英国最早看见日出的城镇。

17 厨师巷（Petty Cury）是剑桥市商业区的一条街道（其英文路名源自14世纪的拉丁文名称）。

18 《圣三一女校》（St Trinian's）漫画系列具有浓厚暴力色彩，出现于1946年至1953年之间，曾拍摄成四部电影。1954年拍摄的那一部，中译名叫作“乌龙女校”。

19 罗纳德·塞尔（Ronald Searle, 1920——2011）在“桂河大桥”当奴工时，曾被日军以斧头劈背而一度瘫痪。后来他出版了一本战时漫画集：《前往桂河并活着回来》（To the Kwai and Back）。

20 大雅尔茅斯（Great Yarmouth）为东安格利亚的海滨小城，布莱登水域（Breydon Water）则是大雅尔茅斯城外的河口湿地。

21 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 rifle）和刘易斯式轻机枪（Lewis gun）都是英军在“一战”时的主要装备。

22 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位于东安格利亚正对面。

23 达夫·库珀（Duff Cooper, 1890——1954）曾先后在张伯伦内阁担任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因反对慕尼黑会议而辞职。艾登（Anthony Eden, 1897——1977）为张伯伦及丘吉尔内阁的外交大臣。

24 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是绥靖政策的主角，1938年2月至1940年12月之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任内发生德奥合并、慕尼黑会议、捷克亡国、“二战”爆发等大事。他下台后被外放为驻美大使。

25 伯斯郡（Perthshire）位于苏格兰中部。

26 马西塞特郡（Merseyside）位于英格兰西北海岸，主要城市为利物浦。

27 “冷溪禁卫队”（Coldstream Guards）是英国御林军（禁卫师）的五个步兵团之一（掷弹兵、冷溪、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

28 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 1883——1954）是波兰裔苏联总检察长（1935——1939）及外交部长（1949——1953），乃斯大林进行大整肃时的主角（上演司法秀并提供法律根据）。该检察总长曾留下一句名言：“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29 英国传统的说法是：在圣玛利勒波教堂（St Mary-le-Bow）钟声所及范围内出生的人才是地道的伦敦佬。

30 卡尔·雷纳（Karl Renner, 1870——1950）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于奥匈帝国解体后担任奥地利第一共和国首任总理，并亲自撰写国歌歌词（“德意志奥地利，壮丽的土地，我们爱你……”）。他在战后出任第二共和国首任总统。

31 儿童运输行动（Kindertransport）发生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9月1日之间。在英国犹太组织的安排下，计有将近一万名纳粹德国（含奥地利与捷克）的犹太儿童被营救至英国。

32 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 1921——1991）后来成为英国音乐评论家及作家。

33 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 1891——1973）为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党主席（1930——1945），有“英语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称。他曾撰写《德黑兰》一书，主张和平共存与阶级调和（“白劳德主义”），并于1944年将美国共产党改组成“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结果遭到各国共产党一致挞伐（“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国际共运的叛徒”“投降主义者”“无产阶级公开的敌人”……）。最后他在1945年遭到罢黜，翌年被开除党籍。

34 威特岛（Isle of Wight）位于英国南部。格洛斯特则位于英国西南部，离诺曼底更远。

35 托伦（Torun）德语称之为托恩（Thorn），今日位于波兰中北部，是一座命运多舛的城市。“条顿武士团”在13世纪建立该城，15世纪被波兰并吞。18世纪下半叶波兰遭瓜分后，该城归普鲁士所有。“一战”结束后此地被德国割让给波兰，希特勒占领波兰后该城并入德国，“二战”以后再度并入波兰。

36 西梅玛特（Himeimat）位于埃及北部著名的阿莱曼（El Alamein）“二战”战场附近。

37 马西亚斯（Marsyas）为半人半兽的古希腊神话人物，曾向阿波罗挑战吹笛，结果被吊在树上剥皮而死。

[1] 见伊恩·克肖，《希特勒》（Hitler），伦敦，2001年，卷二，第302页。

[2] 同上，第298页。

[3] 西奥多尔·普兰杰，《介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一个修正主义者的告白》，维也纳，1975年，第59页。

[4] 约瑟夫·斯塔罗宾《危机中的美国共产主义，1943——1957》（Joseph R. Starobin, American Communism in Crisis, 1943-1957），第55页。

第11章

冷战

一

1948年时，东方与西方势力在德国的交界成为冷战最前线。苏联人在4月初切断了西柏林对外的陆上交通[1]，“柏林危机”于焉开始。随后几个月的“柏林空运”期间内，东西双方陷入既危险万分又令人绷紧神经的武力对峙。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无论再怎么微不足道，毕竟是“站在另一边”的人。对我个人而言，冷战开始于1948年5月，那是因为英国外交部通知我，他们碍难批准我接受“英军监管委员会”的邀请，第二度实地参与“再教育”德国人的课程[2]。有种种迹象明白显示，那出于政治上的理由。

大约就在此时不声不响地展开了广泛行动，要将已知的共产党员一律排除于攸关英国公共生活的职务之外。其做法固然既不像美国那般歇斯底里，又没有那么仔细彻底（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共产党员甚或只是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差不多都已经从学院和大学讲台上消失了），可是对英国学术界的共产党员来说，那还是一个很糟糕的年代。公共政策鼓励歧视，而且把我们当作潜在叛徒或真正的卖国贼看待，我们深受上司与同事怀疑。自由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那绝非新鲜事。然而英美两国官方大力资助下的冷战宣传、对斯大林主义的憎恶，以及认为苏联正致力于立即征服世界的看法（此观点未获英国政府支持[1]），都对歇斯底里的态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此之前的政治气氛（至少英国如此），还比较没有那种热过头的现象。当时英国由工党执政，而且国内无人——尤其是已遭挫败的保守党——严重质疑新政府广泛进行的改革措施。大家已经产生共识，认为重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实属不可思议，或至少毋庸再议。1945年时的英国政府无论就选举结果或道德基础而言，均享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尤其不管它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比过去6年内由政府主导的各种战时措施更加具有“革命性”。更何况那些措施为英国百姓带来了胜利，使之于内心深处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在国际上，由英国、苏联与美国共同组成的大同盟打赢了那场战争，而且除了外交单位与情报机关之外，昔日战时盟友之间的摩擦尚未抹除各界对并肩作战的共同记忆[2]。从1945年到1947年，大多数西欧从前的参战国或被占领国，以及东欧非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府里面都有出身自共产党的部长。

男男女女已经解甲归田，或者由战时岗位返回和平时期的平民生活，重新拾起以往的职业与规划，要不然就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长年未曾见面的朋友，如今也再度相逢。他们大多都还活着，因为跟苏联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特别是德国人比较起来，英国那场仗打得轻松多了。1914年爆发的战争令人记忆犹新，而且那名副其实是一场“大战”，当时从军的牛津与剑桥大学生共有四分之一阵亡。这回我所认识或知道的200多名剑桥学生，只有五个或六个人没有从“二战”归来。现在是交流经验的时刻，而且战前的共产党员相互问道：“你还待在党里面吗？”许多战前入过党的学生已不再是共产党员了。

我退伍后最初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伦敦过着奇特的双重生活，每星期有好几天待在剑桥当研究生。但是从1947年2月到1950年9月，我变成了百分之百的伦敦人。我们住在格洛斯特新月街，那是肯顿镇边缘的一个中产阶级小区，位于伦敦战时饱受轰炸、尚未完全改建的东区广大地带之最西端。它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过去，因为当时那里还便宜得出奇，而且交通极为方便——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距离伦敦大学和大英博物馆只有10分钟车程。（在那些日子，我们认得的人都没有汽车。）它尚未成为20世纪50年代一批才智过人的“牛剑”毕业生（事实上“剑”多于“牛”）聚居之处；但等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导生活风格以后，那些人变成了报纸用连环漫画含蓄挖苦的对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冷战年代我在剑桥结交的朋友。格洛斯特新月街在1946年还不是高级区，不过当我应《小人国》杂志的凯依·韦布之邀（此刻她已经嫁给刚从日本“古拉格”归来的漫画家罗纳德·塞尔），写出一篇以“肯顿镇”为题材的软性文章时，却只能假装那里离摄政公园动物园很近，听得见园内传来的狮子吼声。

1947年时，我们迁入一栋像样许多的公寓，其外墙具有18世纪早期的风格，地点在克拉彭公园北侧，坐落于昔日克拉彭教派礼拜堂（一个设有塔楼的谷仓）正对面。我记得曾在屋外看见我伯贝克学院的新同事尼古拉斯·佩夫斯纳，为了撰写其《英国的建筑》那本巨著而在这一带进行勘察，仿佛主考官正在为“过去”评分一般。我在屋内不断进行奋战：与研究员论文兼博士论文的奋战最后大功告成，但与我第一段婚姻的奋战则到头来一败涂地，虽然当时我还不十分清楚其中问题何在。反正事情就这么发生了。15年以后，我与马琳搬家到距该地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栋维多利亚式房子——这回我已非房客，而是有生以来首度成为屋主。

知识界的共产党员或同路人在1947年尚未被边缘化。反之，当英国广播公司具有前瞻性的“第三套节目”开播时，一位名叫彼得·拉斯利特，战前毕业于剑桥、当时负责为之求才的历史学家（他不是共产党员），将我介绍给已经上了年纪、见多识广、重视文化的该台俄语谈话节目制作人安娜（“纽妲”）·卡林。她协助我向麦克风的世界踏出蹒跚的第一步。（当然那还无关紧要，反正听众顶多只有数万人而已。）我在那一年帮她做了几期节目，其中包括很可能是广播电台首度以英语进行的“卡尔·克劳斯”专题讨论。

共产党员仍不难获得教职，包括我在内的若干历史学者已开始任教，或已经教书了好一阵子。我在1947年成为伯贝克学院的讲师，虽然系主任对我的政治立场一清二楚（当他询问学生时，学生们再三向他提出保证，我并没有试着灌输任何东西）。我曾带着当时的妻子一同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她事先向“贸易工业部”请了假，而她那时的职位是部门主管——也就是说，她是公务体系一小群制定政策的精英成员之一。她当然也是共产主义者，并于我们结婚时重新入党。那时我觉得娶一个非共产党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且资深公务员党支部开会的地点，就是我们位于克拉彭的公寓[3]。就我记忆所及，当时她可没有告诉我：为了她自己的公职生涯着想，最好还是不要去布拉格。但10年以后，当我打算把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寓分租一半出去，供一位刚从剑桥转赴财政部工作的朋友居住时，他却很难过地表示：基于我的政治立场，他根本不敢冒这个风险。

就我个人而言，大战的结束甚至令人得以暂时摆脱反共产主义。英国政府在我服役于陆军的6年期间内，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理由都完全拒绝利用我的德文知识，现在却发觉那很有用处。1947年时，有人大概是通过我任职于外交部的战前剑桥旧识，要求我协助他们“再教育”德国人，地点是德国北部“吕内堡原野”的一座昔日皇家狩猎行宫。那里距离东西方占领区的交界只有几公里之遥，火车每天载运数千名旅客和走私者来回穿越该地，而英、苏双方的边防人员只是使个眼神就放他们过去[4]。我们“民主化”团队的成员，至少有一半的人，第二年即已在政治上，甚或在经济上难有“立锥之地”。学员则五花八门，有来自西方占领区的人，甚至还有来自东方占领区的人：那是我首度与留在德国的德国人打交道。我事后记载道，主要成员为犹太人的英国“再教育者”（其实一想到我们从海峡对岸，带着建设民主未来的专利处方来到这些才智之士身边，不觉有些汗颜），未曾在心中出现仇视德国的反应。虽然奥斯维辛和其他的集中营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至少是我个人）并没有像世人今天所期待的那般保持敌意。

当然，那整段时间难免令人心生纳闷。像我即曾写道：“这些看起来那么无辜的人，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事情？”每一个阿许肯纳吉犹太人都有亲戚死于集中营。就我而言，我失去了维克托·弗里德曼舅舅，以及与他一同被运往东方的埃尔莎舅妈——她是一位小个子的塞法尔迪犹太女士[3]，来自法国某地。我也失去了理查德·弗里德曼舅舅和朱莉舅妈，因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位于景色宜人的马里安巴德的精品店。此外我还失去了利希斯特恩阿姨等等。（就大多数奥地利与德国的犹太人而言——东欧犹太人则否——老一代人都死了，但年轻的一代能够及时脱逃。）他们的名字被雕刻于我所见过唯一真正称得上是犹太种族灭绝纪念馆的地点，写在布拉格古老的“旧新犹太教堂”[4]雪白的墙壁上。教堂墙壁环绕着空荡荡的内部空间，墙上从天花板直到地面以一行又一行工整字迹，按照字母顺序写满了死于希特勒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姓名、生卒日期及地点。除了数不胜数的人名之外，其他一无所有。1968年“布拉格之春”不久前，我在那里透过泪光看见了理查德舅舅和朱莉舅妈的名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捷克政府做出惊人决定，以涂油漆抹除所有人名的方式来亵渎那座纪念堂。据悉官方的借口是，不应该在许许多多法西斯受难者当中，单独挑出某个族群特别加以纪念。东欧巨变之后又拖延了一段时间，那些人名才终于恢复原样。

起初我还没有遇见集中营的生还者，例如来自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人。那些生还者当中后来有人成为我的同行与朋友，他们表面上看不出过去经历所留下的痕迹，过了很久以后甚至愿意针对那段日子表示：多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用别人的死亡所换取的。但他们和普利摩·利瓦伊[5]一样，身上其实还是留下标记，其中至少有一人如此——那位友善、风趣、热情的乔治·豪普特[6]。他在罗马尼亚上中学的时候，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在50岁时突然崩溃而亡。不过，坚定的信念与务实的作风，让我们免于从纳粹反犹主义的种族偏见适得其反走向“反条顿主义”。甚至到了后来，我们（我更是如此）所责怪的对象并非德国人，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那尤其是自从我读了第一本认真描述与分析“集中营宇宙”[7]的著作以后，即尤金·科根[8]那本慑人的《SS国家》（1946年出版于法兰克福）。该书的作者为德国人，题材选自一座泯灭人性、严刑拷打并杀害了许多人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但那里主要针对的对象并非犹太人[9]。除此之外，当我们看见联邦德国各城市的情况——广袤无垠、几乎未遭清除的瓦砾堆；于货币改革之前显然已完全崩溃的经济；脸色蜡黄、过着以物易物的生活、拿着一袋袋马铃薯露宿火车站月台的百姓——在在都令人感觉到，不管一般德国人于希特勒统治下做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在1947年正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以他们名义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如同当时我所写下的：“想了解这些男男女女和小孩子们过去8年内的遭遇……空袭、驱离、饥饿等等，并不因难。”任何从苏联战俘营归来，或曾于解放最初几个星期经历过“苏军的行为所造成可怕震撼”的人，都有过可以大书特书的苦日子。但这未必表示苏联人存心拿德国人泄恨，虽然红军士兵们无疑有理由那么做，而且果真那么做了。（“他们什么都不怕，而且他们对未来的展望就是要在柏林施暴和劫掠”[5]。）我们有一位刚离开战俘营的学员（后来他成为最卓越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一[6]）向我解释道：“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并不比对待自己人来得差。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身体比我们坚韧许多的缘故。他们更能够忍受酷寒。当我们待在前线的时候，他们的不畏寒冷令我们惊惧；成为战俘以后，那让我们深受其苦。他们会在严冬把我们载运至中亚大草原，然后说道：盖一座营地，现在开始挖。”

无足为奇的是，德国弥漫着对苏联人的仇恨与畏惧。无论是本地居民或大量的难民（在我们所处的“下萨克森”，难民人数尤其众多[10]），都认为苏联必须为他们的大逃难和大规模遭到驱逐负起责任。1947年时的状况，是一种相当奇特，时而宛如精神分裂般的混杂感觉：胜利者心中对战败者的排斥感、优越感，以及某种敬意，此外还有东西方之间的对比。西边的景象是失控之下的社会崩溃，而“对面”（苏联占领区）的纪律却让人隐约觉得，不但百姓能够进行日常工作，而且黑市交易已受控制。“马歇尔计划”与1948年的货币改革即将改变这一切，但在1947年夏季，英国占领区的舆论仍普遍充满了完全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的空白感。在汉堡听得到有人表示：如果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德国就无法重新建设起来。我自己也能感受那种无助感，我写道：“老实说，在这里待得越久，我就越发沮丧。希望？我一点儿也看不见。”就联邦德国的后来发展而言，这种评断固然大错特错，但1947年时的德国实在让人觉得兴奋不起来。

显然苏联的阴影已让德国局势陷入黑暗，那么一个西方共产党员对苏联又产生了何种观感呢？战后立即与苏联占领区进行的接触，不论直接也好、间接也罢，使得任何幻想都无法存续下去。其情况正如同战后对国际和睦所怀抱的希望（并非只限于共产党员之间而已），已因东西双方在当地的军事与政治摩擦而难以为继。战时流亡伦敦、已遵照共产党指示返国的年轻奥地利难民，正于冬日电车上饥饿人民的臭味之中，重建自己的祖国。他们已经预期将出现各种实务上的困难，却难得有人预料会出现这种普遍的反苏情绪。对曾经生活在苏联占领下的中欧，甚或只是与其实况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们而言，共产党员的身份已不再像战前那么简单了。我们并未失去自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与信心，认为它终将胜过资本主义，而且我们依然坚信共产党的纪律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但是我们（至少是我）的各种希望，此时已接近瓦尔特·本雅明“历史的天使”[7]那种不可避免的悲剧感。但说来矛盾的是，让事情变得比较简单、使得许多人有办法维持旧信仰的因素，就是西方于冷战时期在全球发动的反共产主义十字军运动，而且那比任何事物还要来得有效。

二

不过还是让我重新回到柏林空运时期。由于战时形成的同盟关系已经瓦解，两大超级强国战后合作的希望也随之日益消逝。1947年，西方政府的共产党籍部长开始逐步被排挤出去，而共产党所领导国家的非共产党籍部长也面临同样下场。一个新的“共产国际”——所谓的“共产党情报局”——为了满足纯粹欧洲的需要而被建立起来，并负责发行一份期刊。但纵使以苏联时代最宽松的标准来看，其“不可读性”也凌驾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刊物之上[8]。东欧各国政权起初刻意未被设置成共产主义国家，而是多党政体、实行混合经济的“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现在那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标准专政形式所同化。就西方国家而言，由于对立的态势日益明显，共产党员变成了“第五纵队”。

英国的情况也开始出现变化，但做法比较低调且更具绅士风格。政府机构未曾公开整肃共产党员，然而身份曝光者已被迫离开可接触机密信息的职务。担任高政治敏感度“管理层级”职位的人已被私下告知，他们在公家单位将毫无前途可言，但如果他们选择主动离职的话，事情将不会受到张扬。选择继续留下来的人，终其职业生涯只能僻处一隅，被安插到大型机关专门为那些既不能遭到开除，亦无法被赋予任何责任的人所预留的差事。

大学内部则没有出现真正的整肃。我刚开始任教的伯贝克学院更是特别（至少在1951年一位野心勃勃的新校长到来之前如此），校内师生皆未出现明显的反共迹象。该学院的学生必须在白天赚钱维持生计，一贯的政治传统都偏向左派。在狭小、拥挤但亲切的教师休息室内，氛围可让人感觉出来，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工党选民。支持保守党的人在那里并不常见——我怀疑我的同事和日后的上司道格拉斯·达金即为其中之一。他曾经当过大学教师联盟的地方分部秘书长，并兼职担任注册主任（下设秘书一人），在负责全院学生事务的空档，不忘打打板球和教教书，同时我一到任以后他就把联盟的事宜交给我处理。伯贝克学院除了不保守之外，其最负盛名的教师J·D·贝尔纳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但在自己的系上聘用党员，并且高度认同苏联。贝尔纳是一位晶体学家和全方位的天才（但在音乐上完全无知），结果无法长时间专注于某个领域以争取诺贝尔奖，即便他教出了几个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就连那些因为他忠于苏联而对之心存怀疑的人，也不得不钦佩这名身材短小、头发丛生的男子。他看起来就像是连环漫画里面的样板科学家；走起路来则仿佛刚上岸的水手，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讲法，像是“没有脚指头的帕伯”[11]。他还经常在教师休息室讲述自己担任“联合作战指挥部”科学顾问时的非凡经历，借着一些趣闻来逗我们开心。

毕加索有一次横遭阻挠，不得前往谢菲尔德参加一场由苏联赞助的会议，索性就在贝尔纳位于托林顿广场的寓所墙壁上面画出一幅狂放的壁画，这幅壁画多年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伯贝克学院的标志。那位伟大艺术家不仅认同贝尔纳的共产主义，并且享受着和他同样具有传奇性的齐人之福。但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贝尔纳真诚对待那些受到他吸引的女性，在性别上和智力上都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伴侣。正是这种崇尚男女平等的声誉，才会把那位杰出的罗莎琳·富兰克林[12]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吸引至伯贝克学院，因为她对其他研究DNA双螺旋的男同事（那些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对待她的方式非常不满。虽然大家都晓得她对同事们傲慢的大男人作风极感愤怒，而且认为那种态度不难理解，但至少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对贝尔纳的男性身份和科学家地位都赞誉有加，尽管她还是会取笑系上忠于共产党路线的同事。

我有幸任教于这么一所学院，在它浑然天成的保护伞下面避开了外界的冷战压力。纵使如此，整体的学术环境并不好。据我所知，1948年夏天之前被指派担任教职的共产党员都还留在原位，而且没有人试图解雇他们，除非他们领的是无法续约的短期聘书，不过短期聘书在那些年头还相当罕见。然而在另一方面，我非常清楚从1948年起大约10年内，没有任何身份曝光的共产党员在大学获得职务，已任教的党员则无法升迁。在那10年当中，比方说吧，我屡次被拒绝前往剑桥担任经济史教席——虽然我曾经是该校的经济学学位考试委员。在伦敦，我在1959年以前一直无法升职为高级讲师。即便从前只跟共产党有过几个月关系的人，像是经济史家悉尼·波拉德，也都很不得志。这固然令人沮丧，但还远远不及美国的猎巫行动那般过分。（据我所知，取得任何英国学术职务的任用资格以前，没有人必须出具切结书，与往日的罪过一刀两断。但几年以后伯克利大学向波拉德提供教职时就要求他那么做，而波拉德拒绝接受此种条件。）

说来奇怪的是，英国成人教育的范畴内反倒出现了较多政治整肃。这个领域吸引了许多红色人物，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激进分子，其中又以牛津大学的“校外教学组”特别引人瞩目。托马斯·霍奇金曾经在好几年的时间内主管那个单位，他是英国学术贵族成员之中特别具有魅力的人物（出身自公谊教会），当初在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署”担任副官时，因为加入共产党而被逐出境外——共产党是唯一可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起平坐、互相交朋友的地方。不幸的是，那位可怕的厄尼斯特·贝文[13]提出指控（他除了担任外相之外，当时还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负责人），表示“校外教学组”提供避风港，窝藏了曾在摩里斯汽车公司位于考利的主要厂房煽动罢工的左派激进分子——牛津在那个年代称得上是“考利的拉丁区”[9]。即便如此，牛津也未曾出现对共产党员的大规模整肃。

我们都承认，“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类似1914年以前德国大学排除社民党人之方式，但比较没那么系统化的歧视待遇”[10]其实相当温和，于是集中全力指责美国学术界的麦卡锡主义。当时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发入境签证给伟大的物理学家狄拉克——如果美国的模式也传到英国的话，那就危险了。纵使情况温和，历史学家E·H·卡尔据说曾在1950年非常正确地描述道：“现在很难……以冷静客观的方式来谈论苏联，除非是用一种‘基督教那般含混其词的方式’，否则不是饭碗不保，就是升迁无望。”不管怎么样都毋庸置疑的是，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及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少官方媒体就是这副模样。

共产党知识分子之所以觉得自己是“不断受到骚扰的少数人”，主要并非出于官方或半官方的迫害，而是因为所受到的排斥。我们当然心知肚明并时而握有确凿证据：我们的信件遭到拆阅、我们的电话遭到窃听，而且假如战争果真爆发的话，我们将会遭到拘禁——但愿是关在不列颠群岛某个宜人的小岛上，有许多时间可供阅读和工作。我们对那些事情感觉愤慨，纵使我们无法否认，这是冷战时期合乎逻辑的政府措施。毕竟我们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敌人。冷战自由主义人士的夸夸其辞之所以令人忍无可忍，就在于他们一口咬定全体共产党员都是敌国苏联的间谍，于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共产党员有资格成为知识界的良好成员。

或许友谊可以避开政治纷扰——反正我仍然与莫尼亚·波斯坦保持不错的关系，虽然我晓得他为我写出的每一封求职推荐函都像是毒箭。但若想继续维护友谊，那就不光是必须在社交生活上略做调整而已了。更何况即使是真诚的友谊，也可能因为冷战造成的猜疑而泛出苦味。当我接获第一封来自美国的邀请函时，我预期将会面临一些问题，于是向一位同事兼朋友（当时他是温和的工党支持者）提出询问，是否愿意帮忙写一封信来证明我的学术地位。他说道：“我当然愿意。”但他随即补上一个令我至今难忘的问题，让我一时之间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这当然只是题外话而已，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意思是，这其实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还待在共产党里面吗？”

基于这个缘故，冷战最让我愤慨的记忆并非没有工作，或者信件显然遭到拆阅，而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在1953年把那本书建议给哈钦森出版社（现在它早已湮没于某个横跨大西洋的出版集团之中[14]），供其使用于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简明图书系列——那本小书探讨“工资劳动者的兴起”。我的提议得到了认可，可是当我交稿完毕后，出版社却在某位或某些匿名审稿人的规劝下拒绝出书，据推测那应该与当局有所关联。其理由是该书言论过于偏颇，无法按照现有的合约加以接受。但他们也没有建议应如何修改。经我据理力争之后，出版社终于承认我付出了许多心血，因而提议支付25“基尼”（guinea）[11]安慰金。让我耿耿于怀的事情，并不只是那笔微不足道的金额，更何况纵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也相当于两至三篇书评的稿酬。主要还是因为我已获悉，建议不出版那本书（而且关于那个主题）的高级审稿人，似乎是工党支持者。我对此完全无计可施，气得去咨询我们那位精明的杰克·加斯特律师[15]，准备跟哈钦森对簿公堂。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你或许能够找到人来证明你的学术地位，但他们有办法找来更多人证明你心存偏见。”他的看法正确无误。我始终没有出那本书，即便我曾于其他著作中使用了它的某些部分。在冷战最惹人厌的那个阶段，该事件之所以显得特别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过了几年以后，我当时的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先生[16]征询我的意见之后，出版了一本厚度相同、完全探讨同一主题的书。依据我的看法，那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显然更加引发争议，却被纳入韦登菲尔德向全球发行的图书系列。

就在那种大环境下，乔治·韦登菲尔德（今天他已经是勋爵了）仍于1958年时，决定预付500英镑委托我写一本书，以便收入他开始筹备中的一套卷帙浩繁、迄今尚未全部完成的文明史系列——即便冷战意识形态当时已不再那么寒气逼人，此举依然令人景仰，而且做出这个决定需要相当勇气。那本书最后变成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也就是我19世纪、20世纪四部曲当中的第一部。我因为认同共产党而相当出名，他则是出版商，对于维持良好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并非不感兴趣。因此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不过到底是谁把我推荐给他的呢？由于韦登菲尔德勋爵宣称自己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能做出猜测。我怀疑推荐者一定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塔尔蒙教授[17]，他本来是那本书的首选作者，但因故退出了。塔尔蒙曾与我辩论过民主的本质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我们相互敬重，纵使我们在绝大多数事情上意见相左，尤其是在犹太复国主义那方面。

三

公众反共的最黑暗时期就是朝鲜战争那几年。此刻凑巧也是“剑桥间谍事件”那场连续大戏揭开序幕之际（伯吉斯与麦克林恩在1951年投奔敌营），以及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1950年夏天，我原已出现裂痕的第一段婚姻，终于在令我深受伤害的情况下宣告破裂，并让我连续好几年非常不快活。我离开我们位于克拉彭公园的公寓以后，除了办理离婚手续之外，就再也没有见过缪丽尔[18]。幸好前一年我已经在剑桥取得研究员资格，而且学院才刚交办下去，就帮我在礼拜堂旁边那栋美妙的“吉布斯楼”里面找到了套房（当时那还是可能的事情）。随后五年内，国王学院就是我固定的根据地，不过我继续留在伯贝克教书。有时我搭乘夜班火车赶回剑桥，否则就待在杰克与芭芭拉·提萨德教授夫妇位于克拉彭的住宅，在他们租给我的房间内停留一两个晚上。

无论就政治或个人方面而言，那都是黑暗的年代。但到底什么事情更叫人痛苦呢：是我自己的离婚，还是罗森堡夫妇遭到处决[19]？而后者的遭遇，让许许多多共产党员觉得是自己的个人挫败和悲剧。那两个难以分割的逆境进而融合成一种共同的心情，激发出一定要撑过难关的决心，所凭借的是工作、旅行，甚至政治上的反抗。例如我邀请了因为核间谍事件入狱，刚刚被释放出来的物理学家艾伦·纽恩·梅伊[20]参加国王学院的晚宴。我必须在此补充说明一下：国王学院就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在这方面表现得无懈可击，而剑桥本身也不例外。那时前任剑桥市长兼当地报纸的发行人提出要求，必须解雇一位在教育局担任卫生官员的奥地利难民（希尔德·布洛达），因为她于任内嫁给了艾伦·纽恩·梅伊。结果这个要求遭到无异议驳回——英国毕竟不同于美国。

抚今追昔，我对自己战后在剑桥的岁月有着种种复杂感受。一方面，我并不向往乡村（甚至一个由学究组成的乡村）生活，因为那里的社会关系范围有限，并于某种程度内强迫人们彼此交往。无论现在或过去，我的本质都具备都市性格，而在剑桥既不能隐姓埋名，又无法享有私人生活，除非硬要把自己房间的外门关上——所谓的“闭橡木门谢客”[21]。（在那个年代，无论学生或学究都不关闭住所的外门，除非他们刚好不在剑桥或想借此表示不希望被打扰。）尤有甚者，待在那边的每一天都提醒我一个事实：这所大学不打算要我。我当时或之后所申请的每一个职位，结果都给别人抢去。但我申请那些职务其实只不过是出于荣誉心而已。不管是我自己还是马琳（那是我再婚以后的事情），都不想一辈子住在剑桥，或者是其他以大学为主体的小城镇。在我长年担任访问学者的生涯中，能够让我们真正感觉愉快的地方都是大都会：除了巴黎以外，曼哈顿尤其如此。反正我在剑桥当了6年研究员以后又迁回伦敦，觉得终于重新来到适合自己的天地。

就另一方面而言，学院内的单身汉生涯让我重温了大学时代。当然那已经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活：首先，与我同辈的人成为学究之后早已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再则大学部学生普遍不过问政治，其情况相当令人沮丧。类似我记忆中具有政治意识、让我相处起来感觉自在的学生，现在只有在南亚和中国学生里面才找得到了——幸好他们有不少人就读经济系，并且曾是接受我指导和口试的学生。其中包括年轻时代的A·K·森[22]，他从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毕业以后，来到剑桥三一学院受业于莫里斯·多布与皮耶罗·斯拉法门下，当时就已经充分展现其聪慧。

当上教职人员后免不了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学生生活，也会被大学部的学生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纵使在学风自由的国王学院也是如此。（战前那种温文儒雅的同性相吸氛围，在学院内部仍旧强烈，即便从1952年起已明显转为异性相吸。那是因为有许多公开对女性感兴趣的新生加入了国王学院的主流圈，例如尼尔·阿叙森那位日后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即为其中之一，此外就是年轻人自己从旧风格转向新潮流，例如日后的媒体设计者马克·博克瑟。）不管怎么样，我具备了一项有利条件，让我比较容易接近20世纪50年代男性大学生的生活氛围，但仍与女性有所距离（虽然我在纽南姆学院指导攻读历史与经济的女生，的确有助于拉近与她们的距离）。

我是“使徒会”的成员，因而得以与一些学生维持较密切关系。现在不妨利用此机会，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奇特的剑桥社团：它今天依旧存在并枝繁叶茂，现任的会员仍然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即便其1939年以前的历史目前多半已可公开，而且已退休的成员罕有人继续对自己的使徒身份保密。它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一个小型群体，主要由聪颖的大学部学生或新进的研究生组成，并接纳其他人加入以延续命脉。其存在的目的，是借由每周一次的固定聚会来阅读和讨论会员所撰写的文章。大学部学生是“使徒会”的核心成员，依据该会的定义，他们才真正构成了“社会”。至于那些因为毕业或离开剑桥而走出讨论会的“真实世界”、来到外面“现象世界”的人（由于“长了翅膀”所以被称作“天使”），就必须听从现在还在会内的兄弟们。

我就读大学部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于1939年被遴选进入“剑桥座谈社”[23]。同时中选的还有另一位国王学院学生——日后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的瓦尔特·瓦利希。他是德意志银行董事之子与该银行创办人的后代。其父于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发生以后，先及时将妻子和子女送往国外，接着从柏林搭乘火车前往科隆，自大桥上跃身投入莱茵河中[24]。剑桥大学部学生若能受邀参加那个社团，通常不会有人敬谢不敏，因为就连“革命分子”也喜欢融入那样的传统。更何况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能够与较早期“使徒”的姓名产生关联，而那些人正是19世纪的剑桥风云人物，像是诗人丁尼生、了不起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最伟大的剑桥历史学家梅特兰、哲学家罗素，以及爱德华时代剑桥的荣耀——经济学家凯恩斯、数理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经验主义哲学家摩尔、哲学家怀特海，以及Ｅ·Ｍ·福斯特、鲁伯特·布鲁克等文学大师。唯独19世纪最伟大的剑桥人未尝名列其中，此即基督学院的查尔斯·达尔文。事实上，依据一位美国教授既详尽又深入的研究分析[12]，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使徒会”成员，多半不像上述人士那么伟大。况且想获得学术上（或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必须冒一个风险，那就是让志趣与你不尽相同的朋友觉得乏味，但正由于没有任何“使徒”打算让其他的兄弟觉得乏味，以致有许多人在往后的日子里因为自己辜负了前辈的伟大传统而深受其苦。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与我的获选入会全然无关，即便每一本关于“剑桥间谍事件”的书上都会刊出一张著名的“六使徒”照片，而其中有四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那些年头活跃于使徒会内，这是无足为奇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无论约翰·康福德、詹姆斯·克鲁格曼，还是我那个时代的任何共产党领袖，都没有人成为“使徒”。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究除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一个例外，也无人入会。在那个时候（今日想必亦然），获选加入使徒会的标准无关乎信仰，甚至连才智上的杰出表现也未曾列入考虑，而在于一个人是否具有“使徒风范”——不管那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员们无疑直到今天都还不断对此进行讨论。正因为情况如此，剑桥间谍主要并非通过使徒会招募而来的（安东尼·布朗特的班底除外）：“剑桥五人组”当中，有三个人从未与使徒会产生过关联（菲尔比、麦克林恩、凯恩克罗斯）。

战争使得剑桥大学内的“真实世界”暂时中断，虽然一些担任教师的资深“天使”至少还留下来间歇性地继续活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两名活跃于战前的兄弟返回剑桥当研究生，那就是我自己和已故的马修·霍加特。他是一个黑头发、月亮脸、爱喝酒、研究文学的苏格兰人，或许是我大学时代友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而那时他已经不再是共产党员。“天使们”于1946年举行战后首次年度晚宴聚会时（地点在索霍区的凯特纳饭店），我们二人被委托重组使徒会——其实是我，因为当天他不在场。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实际做法就是招募重返剑桥的战前朋友，以及国王学院交给我指导的学生。当我成为研究员以后，又招募了一个学院内的友人，一位名叫哈里·约翰逊的加拿大经济学家。再加上我负责指导经济系学生的经济史课程，战后的使徒会遂得以延续梅纳德·凯恩斯时代的传统。纵使如此，来自历史系和英文系之类人文科目的学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使徒会骨干，但其中也包括了那位卓尔不群、多才多艺的乔纳森·米勒，而他读的是自然科学[25]。1939年开战之前，他们许多人的出路应该是任职于公家机关；从今以后，他们当中不学经济的人纷纷涌入两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媒体业和大学教职，有些人甚至先后从事这两个行业。女性则一直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被接纳加入使徒会。

小说家Ｅ·Ｍ·福斯特这位仍在世的最著名“使徒”，于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国王学院，一如既往保持对使徒会的忠诚，并提供自己的房舍做为每周六晚上聚会的场所。他只是静静坐在角落——或许他自从年轻时代以来就始终难得开口——倾听年轻兄弟们名副其实“坐在壁炉地毯上”（这是使徒会内部的行话）高谈阔论。如此称呼的理由，是因为烧煤炭的壁炉仍为剑桥用于抵御东部严寒天气的主要防线。福斯特从不率尔操觚，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停止写作，但每当偶尔撰写文章时，仍不厌其烦全力避免给人“老生常谈”或“陈腔滥调”的感觉。他没有自己的家庭，唯一的例外就是一位担任警员的老恋人。我不认为战后的世界能够符合他的期待，让他觉得自在，不过围绕于其身旁的年轻人仍未改变自己的特质，这多少给他带来了慰藉。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一度尝试把20世纪下半叶介绍给福斯特让他了解，于是带着他去欣赏美国单口相声表演者——当时已很难再称之为“喜剧演员”——兰尼·布鲁斯的节目。此人刚好在“创立”（索霍区一家很快便关门大吉的俱乐部）短暂登台，正准备快速迈向自我毁灭[26]。福斯特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十分体贴，只可惜他们两个人的气质截然不同。

曾有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表示，在使徒会成立的第一个世纪，“使徒们特别在乎两样事情，而且对此的态度非常固执强硬。若以不友善的目光观之，那或许显得非常荒谬；在友善的目光下却绝对令人钦佩。一则就是友谊，另一则为学术上的诚实”。[13]对我那个时代的使徒们而言，这两件事依旧为核心价值，纵使参加讨论会的学究们已经上了年纪，可能会为了人际关系，而不那么固守“学术上的诚实”。纵使如此，这两件事依然超脱了年龄与性情所构成的障碍，而我和我的家人，必须感谢那些50年代初期的大学部使徒们（再加上与他们一同结交、通过他们所认识的年轻男女），为我们带来的许许多多持久友谊。

四

我无法表示，20世纪50年代前半段是我个人生命中的快乐时光。我用工作、撰著、思索和教学来填补生活，大学放假时便四处旅行，此外并恪尽职责从事党务工作。幸好我已迁离伦敦，摆脱了伦敦地方党部的工作——为《每日工人报》（1956年后改名《晨星报》）进行组织、募款和销售等业务。我天生对那方面的工作不感兴趣，并且与之情不投意不合。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完全活动于学术机构和知识分子团体之中。

就知识生活来说，那些年头倒还相当不错。大多数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处于心智最敏锐和最具冒险性的阶段，而我刚从军中退役，热切渴望把战时荒废的理想弥补回来，同时刚好还年轻得足以这么做。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授课前的准备工作，更能够让学术人员进行自我教育了。我们在伯贝克学院历史系的师资只有四五个人，负责讲授从古典时代以降的全部历史课程，因此我教课的范围极为广泛，更何况我还有在剑桥指导学生的额外需求。我个人于学术界的前程或许受到了封锁，但在历史学的领域则不然。那些年头发生于历史学家们宽阔天地内的事情，将是另外一章的主题。现在值得在此一提的就是，我从1949年开始为多种专业历史期刊撰稿、参加国际会议，并活跃于英国经济史学会（我于1952年获选进入其理事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从1946年到1956年，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里面持续为自己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我们复制了无数的文件供人进行讨论，并定期举行会议，场地主要是加里波底餐厅楼上的房间（位于“番红花山”[27]），偶尔则在克拉肯威尔绿地当时残破不堪的“马克思屋”[28]。那些只看见2000年人声鼎沸、整修得焕然一新的克拉肯威尔区的人们，绝对无法想象此处的周末街景在50年前是多么空荡、阴冷与灰暗。而狄更斯笔下的浓雾在1953年以前尚未消散，仍仿佛一个浩瀚无垠的黄灰色眼罩那般落到伦敦头上。不过这里或许就是让我们真正成为历史学家的地点。有些人曾经讨论过“这一代马克思主义派历史学家带来的惊人冲击”，而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根本无法想象英国历史学家还会对全球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14]除此之外，这个团体也在1952年孕育出一份相当成功、后来影响深远的历史期刊。然而那份《过去与现在》并非诞生于克拉肯威尔，而是在高尔街环境宜人的伦敦大学学院里面。

“历史学家小组”在1956年，也就是共产主义出现危机的那一年分崩离析。在此之前，我们（我个人绝对如此）始终是忠贞、有纪律的共产党员，并在政治上配合党的路线。“自由世界”广泛推动的反共十字军宣传战，无疑对我们坚定的立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想要维持那样的立场绝非易事。

老天爷晓得，苏联如何让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当然更加沉重，那是因为从1947年开始，他们所献身的信念已沦为基本教义的教条。其中有些只能勉强跟马克思主义扯上关系，而某些东西（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则荒谬绝伦。自从“李森科主义”获得苏联官方认可之后[29]，这便成为剑桥毕业生党支部主要面临的问题，更何况党支部一些（甚至大多数的）资深党员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是否应该和J·B·S·霍尔丹那位伟大的遗传学家一样，因为无法接受谎言而悄悄退党呢？或者要像J·D·贝尔纳那般，尝试以无法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捍卫苏联，以致毁坏了自己的公众形象？还是说他们可以就这么闭上双眼，闷不吭声地一如既往继续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过在其他领域内，斯大林式的异类科学反倒没有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比方说，莫斯科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说”的坚持，就不怎么让共产党籍的心理学家觉得受到束缚。这有一部分是因为英国心理学界倾向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并强烈反对精神分析。但那些都只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而且基于种种因素，并没有真正影响到身为共产党员的英国历史学者，未曾改变其对苏联版共产党史敬而远之的态度。显然我们都不相信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个版本的苏共党史，即便该书的教育方式非常杰出。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更多一般性的问题，纵使把苏联劳改营的恐怖实务撇开不谈（共产党员当时对此所知有限），情况还是一样。

英国共产党员，尤其是剑桥的党员，已于战时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建立了深厚关系。他们怎么看待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的分道扬镳呢？我们曾经非常亲近南斯拉夫共产党。曾有数百名英国年轻人结伴前往南斯拉夫修筑所谓的“青年铁路”，其中最知名的人物就是爱德华·汤普森（当时他尚未成为历史学家，而其兄法兰克的战时基地就在马其顿游击队那边，后来阵亡于协同保加利亚游击队作战之际）。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苏联官方的论调，以致认为铁托必须被驱逐出党，只因为他“长期以来迁就外国情报单位，处心积虑要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我们能够理解，詹姆斯·克鲁格曼是在逼迫之下出面否定铁托，但我们并不相信他。况且他和新近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直到不久以前还告诉我们完全相反的东西，而“共产党情报局”起初就以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作为总部所在地。因此我们晓得克鲁格曼自己也不相信那种说辞。总而言之，我们仍然效忠于莫斯科，那是因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事业可以扣除一个小国的支持（纵使该国具有英雄色彩并令人钦佩），但不能没有斯大林的超级强权来撑腰。

迥异于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不记得曾经有人认真做过尝试，意图强迫党员们为斯大林时代末期一连串很难看的司法秀做出辩解。但这可能只是因为像我这般的知识分子早已放弃努力，不打算再让自己被别人说服了。我们多半对保加利亚全无认识，因此该系列的第一个案例，亦即对特莱伊乔·科斯托夫的公审（他被处决于1949年）[30]，虽让我觉得不舒服，但还不至于过度产生怀疑。匈牙利在1949年秋天对拉斯洛·拉依克的公审[31]，则是另外一回事。起诉书中列出了一些所谓挖共产主义墙脚的“英国情报组织特务人员”（无疑还有合用的自白书可资佐证），其中某些人是我的旧识，例如巴西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那位记者。而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档子事。

巴西尔是一个体格强健而心思敏锐的大汉，刚硬的头发已经灰白，对女性别具慧眼，而且有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妻子。他打过一场所谓“非常精彩”但很不正统的仗。他曾经与南斯拉夫游击队并肩战斗，在平坦而肥沃、靠近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游击战。接着他又前往利古里亚山地加入意大利游击队，并写出一本名为“游击队写照”的杰作来描述那两次经验。（那些经历为他提供了必要训练，以便日后在葡属几内亚和安哥拉的腹地，与非洲解放战士一同长途跋涉。）我们成了朋友，而且一直是朋友。匈牙利方面提出的指控，本身并非完全难以置信。事实上（虽然那时我还不晓得），戴维森当初与其他活动于欧洲大陆的英国记者一样，也曾被秘密情报单位吸收，然后被派往匈牙利。如果他在战时就已经认识拉依克的话，我一点儿也不会对此感觉惊讶。但其中令我心生疑窦之处在于，除了我个人对他所做出的评断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个事实：他的记者生涯随着冷战而江河日下。他离开伦敦《泰晤士报》之后，又因为共产党同路人的身份，被排挤出《新政治家与国家》那份正处于全盛期的中间偏左刊物。此后再也没有人想任用他了。而他当时正准备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开创新局，日后成为受人景仰的非洲历史研究先驱，以及南撒哈拉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的专家，因此匈牙利对他的官方指控其实毫无道理可言。

东欧登场最晚、规模最大的一些司法秀上演于捷克斯洛伐克。那些案例看起来甚至更难令人信服，况且它们和臭名远播、所谓反斯大林的1952年苏联“医生阴谋案”一样，明显具有反犹太色彩[32]。我那一代的学生都认得许多曾经流亡英国的捷克青年。而捷克处决的“叛徒”当中，至少有一人是我们所熟知的对象：奥图·斯林。他娶了那位永远可靠，来自战前“青年和平运动”的玛丽昂·威尔布里厄姆，然后返国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布鲁诺——的市委书记[33]。但这一回就连党部按照惯例替捷克公审提出的官方辩解，也都显得理屈词穷了。

可见像我这样的人之所以留在党内，并非因为对苏联存有许多幻想的缘故，即便我们无疑仍然有着若干幻想。比方说，是我们自己明显轻忽了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措施，直到赫鲁晓夫于1956年对此做出谴责为止。因为关于苏联劳改营的信息在此之前已可大量取得，令人无法轻易忽视，因此类似“就连西方批评家也无法在1956年以前道出该体系之全貌”这种说辞[15]，不足以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除此之外，我们当中已有许多人在1956年以后脱离共产党，那么我们自己为何还是留了下来？

或许伯特兰·罗素的一段人生插曲，最适合用于重温冷战高峰期的氛围——尤其是从“广岛”到“板门店”之间的时期。但那位哲学大师晚年变成了积极的反核运动人士以后，却怎么样也不愿回忆此事。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以后不久，罗素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垄断核武器只不过是暂时的事情。所以美国应该充分把握机会，必要时先发制人对莫斯科进行核攻击。这应可防止在他看来苏联处心积虑已久，并即将展开的征服世界行动；同时他希望借此一举摧毁他眼中那个可怕至极的政权。简言之，最起码针对苏联人民而言，他相信了那句当时众所周知的西方冷战口号：“宁死勿赤”。其实，这句毫无意义的口号反而只适用于其他国家。倘若赤化的情况真的发生，那么非但古巴人、越南人，（万一继续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就连意大利人也不至于“宁可自杀也不愿生活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他们反而应该会被自由世界动武杀死，借以预防“赤化”这种可怕事件来临。（没有任何头脑清醒的人能够期待，英国或美国将会出现集体自杀行动。）

幸运的是，虽然就连白宫也惴惴不安于美国可能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16]，结果并没有人听信罗素的讲法。等到两大超级强国都有能力摧毁对方，让世界大战变成全球集体自杀以后，罗素也改变了自己的心意。但在此之前，百姓们——甚至包括一些认真的政治人物——言谈之间无疑都认为将会有一场带来大灾难的全球战争。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论对站在哪一边的人来说，将为此付出的代价都没有上限。战争，尤其是自从广岛与长崎以来，已让世人习惯于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条人命的损失；那些反对核军备的人，反而被指控有意夺走西方阵营不可或缺的武器。我们也准备让对方付出没有上限的惨痛代价（言及于此，我不免事后感觉懊悔）。虽然我们本身也愿意付出代价，但这不足以成为自我找借口的理由。

就一方面而言，共产主义者认为美国及其盟邦正做出威胁，打算全面摧毁依然遭到围困、易受伤害的苏联，借此遏阻革命势力于击败希特勒和裕仁之后，在全球各地获得的进展。同时共产主义者仍将苏联视为世界革命不可或缺的保证。但从另一方面，对美国及其盟邦而言，苏联不但对全世界构成威胁，更是一个必须加以扬弃的体制。如果苏联不是超级强国的话，凡事都会变得容易许多；如果苏联根本不存在的话，所有的事情还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在我们看来，苏联显然无力为共产主义征服世界。我们有些人更因为苏联无意于此而大失所望。尽管苏联是一个存在着许多严重缺陷的体制——至少西方共产党知识分子就这么认为，纵使他们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它还是完成了不少伟大成就，并继续拥有社会主义的无限潜力。（虽然现在显得不可思议，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即便在不同情苏联人士的眼中，苏联仍非一个摇摇欲坠的笨重经济结构，反倒像是一个生产总值或将超越西方的经济体。）对大多数世人而言，苏联似乎并非各种政体当中最坏的一个，而是对抗西方新旧帝国主义、争取解放时的盟友，并已成为非欧洲式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楷模。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未来，还是那些已去殖民化或正在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权与运动之前途，皆有赖于苏联的存续。纯就共产主义者而言，支持与捍卫苏联仍为国际事务的基本主轴。

于是我们咽下自己的疑问与心中的保留，捍卫了苏联。但实际上，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容易的做法，那就是攻击资本主义阵营——因为它偏袒由老纳粹来治理的联邦德国、舍弃由昔日纳粹集中营囚徒所治理的民主德国，并迫不及待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对抗苏联；因为它偏袒老牌帝国主义势力，舍弃各地的反帝解放运动；因为美国将佛朗哥的西班牙利用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借此对抗那些曾经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人。

即使于此情况下，事情还是很不简单。纯粹在西方当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成问题，但麻烦出自东方施行共产主义的经验，而我很快即将亲眼看见此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已开始在冰帽边缘出现轻微的解冻迹象。1952年，甚至在那个可怕的老头子过世之前，历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已获准带着妻子前来英国短暂进行访问。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进行研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他以“中世纪英国庄园史”这个专题，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学者。我陪着他一同前往大英博物馆，因为他希望再度使用那里巨大的圆形阅览室。我们询问馆员：他能否申请短期阅览证？一位女馆员问他可曾使用过阅览室——他使用过。“啊，”女馆员从档案中找到了他的姓名，说道，“当然没有问题。对了，您还住在托林顿广场吗？”科斯敏斯基听到这句话，心情变得格外激动。几个月以后，在斯大林已死但“后斯大林时代”尚未来临的那个阶段，苏联国家科学院于科斯敏斯基安排下，邀请了一小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前往苏联访问。这是我首度，但非唯一的一次，与“十月革命”之国有了打交道的经验。我并不怎么打算再去那里。那次访问已让我做好准备，去迎接所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生中决定性的转折点，以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时刻。这是下一章的主题：1956年危机。

译注

1 苏联于1948年6月24日（并非“4月初”）切断西柏林对外公路与铁路交通。其导火线为美英法三国占领区（日后的联邦德国）于6月20日片面进行货币改革，引进新的货币（日后的联邦德国马克）。美英法三国占领的西柏林深处苏联占领区境内，美国只得以空中运输来打破封锁。“柏林空运”一直持续至1949年5月，共计出动20万架次运输机（西柏林人将之昵称为“葡萄干轰炸机”），运送了150万公吨物资。

2 1945年纳粹德国败亡至1949年成立东西德国之间，德境最高行政机关为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军组成的“监管委员会”（Control Commission），但苏联抗议美英法准备在德西建国，自1948年3月起不再参加会议。“监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对德国百姓进行再教育——去纳粹化。

3 阿许肯纳吉是德系（中欧与东欧）犹太人；塞法尔迪则为西班牙系犹太人。阿许肯纳吉的语言——意第绪语——和德语相当接近，在语言学上属于西日耳曼语系，而非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所属的闪米语系。

4 “旧新犹太教堂”（Altneuschul）是意第绪语，这个不寻常名称的由来如下：布拉格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有一座“旧犹太教堂”（Altschul）。它被改建以后，叫作“新犹太教堂”（Neuschul）。后来布拉格又新盖了一座犹太教堂，于是原先的“新犹太教堂”改称“旧新犹太教堂”。

5 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 1919——1987）是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小说家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利瓦伊曾以“如果这是一个人”（Se questo è un uo mo）为标题写出一本回忆录，与埃利·维瑟尔《夜》那本名著齐名。

6 乔治·豪普特（Georges Haupt, 1928——1978）为出生于罗马尼亚匈牙利语地区的杰出犹太裔历史学家，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失去全部家人。他在战后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历史，而后成为罗马尼亚史学界要人；1958年移居法国，先后任教于欧美著名大学。

7 “集中营宇宙”（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是普利摩·利瓦伊的用语，表明集中营在“二战”末期已成为一个全面深入国家日常生活的庞杂体系。

8 尤金·科根（Eugen Kogon, 1903——1987）是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与政治学者，因为反纳粹而三度入狱，并于1939年至1945年之间遭囚禁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其《SS国家》（Der SS-Staat）一书今日已成为经典著作——“SS”即纳粹“黑衫队”（Schutzstaffel）。

9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位于魏玛附近，营内死难者约5.6万人，其中1.1万名为犹太人。

10 “下萨克森”（Niedersachsen）位于德国北部，相当于19世纪中叶并入普鲁士的“汉诺威王国”。“二战”结束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苏台德区等地的德国百姓悉数遭到波兰和捷克驱离，总人数约1 000万人（斯大林并吞波兰东半部后，将德国的东普鲁士南半部、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割给波兰作为补偿）。

11 《没有脚指头的帕伯》（The Pobble Who had no Toes）是一首无厘头打油诗，“帕伯”则为诗中失去了所有脚指头的主角（中古英文将“鹅卵石”称作“pobble”）。那首诗的作者是19世纪英国画家爱德华·李尔。

12 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为犹太裔英国物理化学奇才，曾借由Ｘ光晶体绕射法来分析DNA，对发现双螺旋结构（Double Helix）功不可没。罗莎琳不幸于1958年因癌症去世。利用其Ｘ光分析图得出DNA结构的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三人则在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13 厄尼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1881——1951）是英国码头工会要员及工党领袖，曾担任外交大臣（1945——1951）。

14 哈钦森出版社已在20世纪80年代并入兰登书屋（附属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

15 杰克·加斯特（Jack Gaster, 1907——1990）为犹太裔英国律师及人权运动者，是英国共产党的法律顾问；1931年曾在工党创立“革命政策委员会”（RPC），促成若干工党左翼人士加入共产党。

16 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 1919—— ）为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英国出版家。他在德奥合并后移民英国成为记者，1948年创立出版社，1969年成为爵士，1976年晋封男爵。

17 塔尔蒙（Jacob Leib Talmon, 1916——1980）是出生于波兰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以反对马克思主义著称，曾撰有《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

18 缪丽尔（Muriel）“跟别的男人跑了”，1961年与新任丈夫在葡萄牙驾车出事而双双身亡。

19 罗森堡夫妇（Julius & Ethel Rosenberg）为美国犹太裔共产党人，因为“将原子弹机密交给苏联”于1951年遭判处死刑。美国法庭的举措在国际上掀起抗议浪潮，教皇庇护十二世、爱因斯坦、萨特等人皆曾为罗斯堡夫妇请命，但二人仍在1953年被处决于纽约“辛辛监狱”，成为最著名的麦卡锡主义牺牲者。

20 艾伦·纽恩·梅伊（Alan Nunn May, 1911——2003）为共产党籍英国物理学家，因“二战”末期向苏联传递英美两国核子信息而在1946年被判刑10年，1952年获释。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在加纳担任物理教授，卒于剑桥。

21 sported oak，这是剑桥和牛津大学的俚语——校内的老房间通常有两扇门（“内门”和“外门”），外门叫作“橡木”（oak）；外门打开意谓可以见客，关上则表示不想被打扰。“闭门谢客”在校内俚语也称作“sporting the oak”。

22 阿玛蒂亚·森（A. K. Sen, 1933—— ）为出生于西孟加拉国的印度经济学者，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

23 “剑桥座谈社”（Cambridge Conversazione Society）是“使徒会”的别称。

24 “帝国水晶之夜”为1938年11月9日纳粹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德国全境的犹太教堂遭到焚毁、犹太墓园被玷污、犹太人的商店和建筑物则被捣毁——“水晶”指的是满地的碎玻璃。瓦尔特·瓦利希的父亲保罗·瓦利希（Paul Wallich）在绝望之下于两日后投河自尽，结束了一个德国犹太银行家家族的传奇。

25 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 1934—— ）在剑桥攻读自然科学和医学。毕业后成为医师，以及著名的戏剧和歌剧导演。

26 蓝尼·布鲁斯（Lenny Bruce, 1925——1966）为广受争议的美国脱口秀演员及作家，来自一个破碎的纽约家庭，曾因行为不检多次入狱，以致从喜剧演员转型为社会讽刺家，晚年几乎被禁止在全美各州演出。他1966年注射海洛因时死于好莱坞寓所，2003年获得纽约州长“平反”。

27 番红花山（Saffron Hill）是伦敦肯顿镇的一条街道，为19世纪中叶伦敦最恶质的贫民窟之一，以及狄更斯《雾都孤儿》一书的重要场景。

28 克拉肯威尔绿地位于伦敦市中心，乃英格兰历史上激进主义的中心。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便位于此地（地址：37a Clerkenwell Green）。列宁流亡伦敦时，曾于同一栋屋内编辑《火星报》（Iskra）。

29 李森科（Trofim Lysenko, 1898——1976）是恶名昭彰的乌克兰“生物学家”，将其伪科学运用于苏联农业计划，号称可使荒漠变成良田（从未成功）。李森科将孟德尔的基因遗传学斥为“反动学说”，认为只有后天获得的特征才可传给下一代。他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以政治手段迫害学术上的反对者。苏联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清除其遗毒，但苏联生物遗传学已因“李森科主义”走了30多年冤枉路。

30 特莱伊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 1897——1949）为保加利亚副总理及共产党第二号人物，于任内消灭反对党，后来因“帝国主义间谍”及“支持铁托反斯大林”等罪名遭到起诉。其律师于开庭时由于自己替该人“辩护”向法官致歉，并主动要求判处被告极刑。科斯托夫于1949年12月被绞死，全国共牵连数千人遭到整肃。

31 拉斯洛·拉依克（Laszlo Rajk, 1909——1949）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担任内政部长及外交部长，于内政部长任内扑灭反对党、揭发“叛徒”并开始上演司法秀。1949年轮到他自己被打成“铁托分子”和“间谍”而遭公审处决。

32 随着冷战爆发和以色列投靠西方，苏联阵营于1948年展开反犹太运动。1952年11月，捷克当局宣称：公审中发现“叛徒结合犹太复国主义者密谋通过医生毒杀总统”（捷克处决的13名党内要员有11个犹太人）。斯大林旋即于12月向苏共政治局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美国特务。”1953年1月中旬，苏联官方依指示宣布破获“医生阴谋案”：9名克里姆林宫医生（7名为犹太人）“企图以破坏性治疗法谋害苏联党政军要员”。此案株连甚广，受害者多为犹太人。斯大林于3月5日去世后，苏联新政府在一个月内即宣布“医生阴谋案”纯属虚构。

33 奥图·斯林（Otto Sling）是捷克犹太人，玛丽昂（Marion Wilbraham）则为英国“青年和平大会”女秘书。1941年二人结缡于伦敦，战后迁居捷克。1950年10月斯林全家在布鲁诺被捕，奥图两年后遭公审处决（“英国间谍”），玛丽昂系狱两年四个月，其子则入少年感化院。奥图于1963年获得平反，玛丽昂随即携二子返回英国。

[1] 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秘密国家：白厅与冷战》（The Secret State: Whitehall and the Cold War），伦敦，2002年，第一章。

[2] 无论如何，若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曾经立即惹恼英国官方的话，那是因为美国而非苏联的缘故。问题出自华盛顿当局于1946年同意向英国提供贷款之前，开出了许多冷酷无情的条件。见：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卷三（R. Skidelsky, Keynes, vol. III.）。

[3] 党员中包括了伯纳德·弗拉德（Bernard Floud）。情报当局怀疑他是苏联间谍或负责为苏联招募间谍，以致后来他被逼得自杀。（其子罗德里克最先发现他已经身亡。罗德里克是一位经济史家，日后成为我在伯贝克学院的同事，目前担任伦敦市政厅大学校长）。非常讽刺的是，罗德里克曾经告诉我，一位名叫戴维·斯普林霍尔（David Springhall）的共产党干部某次想吸收他成为特务，而罗德里克当场告诉该人，他根本没资格这么做。总而言之，一位曾于战后参加党支部会议的人不大可能是间谍，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者通常都必须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

[4] 我在1947年8月来到该地。抵达当天我估计了一下前往那道“绿色边界”的旅行者人数，出境者大约有500人，入境者有700~800人。当时每日行驶三班火车。

[5] 这是一位英军战俘的讲法。他从位于波兰的战俘营脱逃以后，伴随向前挺进的红军一路作战打了回来。谨在此向伍佛汉普顿的乔治·巴恩斯比（George Barnsby）先生表示谢意。

[6] 他是莱因哈特·科瑟列克教授（Professor Reinhard Koselleck）。

[7] 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英文平装版），189页。

译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是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其笔下“历史的天使”（Engel der Geschichte）将脸朝向过去，在我们看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只看见一场场灾难、废墟连着废墟……

[8] 那份刊物名为《为了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For a Lasting Peace and a People’s Democracy），通用的简称是《为了为了》（“Forfor”）。它在1956年即告停刊。

[9] 约翰逊，“他们还在这里吃很多人吗？很少了，已经非常少了”（R.W. Johnson, Do they eat people here much still? Rarement. Très rarement），《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0年12月14日，第30——31页。霍奇金始终心系第三世界，后来于前往非洲旅行之际放弃了“校外教学组”的职位，在非洲继续拓展自己的工作。他在20世纪60年代返回牛津大学，成为巴利奥尔学院的研究员；马克思派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则同时获选为该院院长。他的遗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延续了家中的传统，曾于1984年与我一同前往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参加比尔扎依特大学（Bir Zeit University）举办的团结活动。

[10] 见“学术自由”，《大学新闻通讯》（University Newsletter），剑桥，1953年11月，2页。我主编了那份总共发行10期的通讯，并撰写了大部分文章。它是由“剑桥共产党部代表一群剑桥毕业生所发行”（亦即由剑桥毕业生共产党支部发行），发刊时间是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

[11] “基尼”是虚拟计价单位，相当于1英镑，却方便店家哄抬价格。英镑改成十进制后，“基尼”随即消失。

“基尼”是1816年以前的英国金币，而后成为与英镑等值的计价单位（当时1英镑合20先令）。但英镑在1844年以前是银本位，由于金银价格的变动，导致“基尼”实际上折合21先令，因此店家喜欢用“基尼”计算售价。1971年英国终于引进十进制，结束了1英镑合20先令、1先令合12便士的怪现象。

[12] 鲁伯诺（W. C. Lubenow），《1820年至1914年的剑桥使徒会：英国知识生活与职业生活中的想象与友谊》（The Cambridge Apostles 1820-1914: Imagination and Friendship in British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Life），剑桥，1998年。

[13] 艾伦·莱恩，“来自壁炉地毯的声音”，《伦敦书评》（Alan Ryan, “The Voice from the Hearth-Rug”, London Review of Books），1999年10月28日，19页。

[14] 汉斯–乌尔里希·魏勒，《20世纪末的历史思想：1945——2000》（HansUlrich Wehler, Historisches Denken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1945–2000），哥丁根，2001年，第29——30页。

[15]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那本首开先河的《大恐怖》一书（The Great Terror），要等到1968年才出版。

[16] 亨尼西，《秘密国家：白厅与冷战》，第30页。

第12章

斯大林与后斯大林时代

一

居住于苏联以外地区的世人当中，我属于真正见过斯大林的少数人之一。只不过我见到的斯大林已不复在世，躺在莫斯科红场巨大陵寝里面的一口玻璃棺材内。他是一个矮个子的人，但即便死了以后，身旁仍然环绕着专制威权的慑人气息。这种对比让他显得比实际身高（约160厘米）还要短小。他和列宁不同的地方在于，列宁仍可供人瞻仰，并且直到现在（2002年）依旧撑过了苏联解体11年以来不断要求把他移出去的呼声；斯大林的遗体则只在里面陈列了相当短的时间——从他过世的1953年到1961年为止。当我在1954年12月看见斯大林的时候，他仍然高高矗立于本国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顶端。此际他还没有真正的接班人，虽然尼基塔·赫鲁晓夫已占据了总书记职位[1]，正准备排除政治异己，并即将于几个月后展开“去斯大林化”，但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莫斯科幕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四名成员，应苏联国家科学院之邀，于1954年至1955年圣诞假期前往参观访问，借此为苏联既艰辛又缓慢的一项工作略尽绵薄之力，协助该国摆脱学术生活上的孤立。同行者计有：那位声名卓著的英国革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拜占庭学家罗伯特·布朗宁、我本人，以及非学院派学者莱斯理·莫顿——他那本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英国人民史》曾获苏联官方背书。罗伯特·布朗宁是苏格兰人，其渊博的学识及语言能力令人赞叹，并曾发表论文探讨不久前刚被破解的克里特岛“线形文字Ｂ”[2]。我们四人当中，或许只有他完全清楚苏联学者与英语著作之间的隔阂。（苏联与法国的联系则从未如此衰退。）由于我们这些访客无人专攻俄国历史，而那理所当然是东道主的真正强项所在，他们在此次交流中的整体获益或许比我们来得多。

我们期望在苏联发现什么呢？我们不必完全依赖国家科学院指派的官方导游和翻译人员，因为同行者当中有两个人懂俄文——克里斯托弗·希尔曾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联待过一年，在当地还有朋友；罗伯特·布朗宁的俄语则显然几乎听不出外国口音。纵使如此，斯大林过世两年后的苏联，甚至再加上此后许多年的时间内，都不是一个可让本地人以俄语和外国人进行非正式沟通的国度。其原因并不在于，受到科学院——它当时在苏联社会享有崇高地位并深具影响力——正式邀请的“代表团”无暇进行私下沟通或自由活动，而是因为那回甚至连消遣娱乐和文化参访的行程，都被用于烘托邀请单位的重要性（说不定也打算借此突显其外国访客的身份）。于是我们只要来到户外以后，双脚就难得有机会真正接触地面，因为我们多半坐车。

简言之，当我们扮演“学术贵宾”这种不寻常角色的时候，几乎可确定比其他来访的外国人士接受了更多文化洗礼，并在一个明显陷入贫困的国家，以令人尴尬的方式获得各种物资与特权。例如我们才刚走下闻名遐迩、夜间从莫斯科驶往列宁格勒的“红箭列车”，就被快速接送至基洛夫剧院，坐在包厢内欣赏儿童芭蕾舞团于午后演出的《天鹅湖》。表演结束时，浑身大汗的首席女舞者——我记得她就是埃拉·谢莱斯特[3]——直接从舞台被引领到包厢介绍给我们认识。我们四个不具特别重要性的外国访客，便在那里短暂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尽管已经时隔将近半个世纪，我只要一回想起正当列宁格勒的儿童们准备回家、乐团团员们（多为犹太人）列队步出乐池之际，她却走过来向我们行屈膝礼的情景，仍会涌现一种奇特的羞愧感。那并非宣扬共产主义的好方法。除此之外，我们难得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人和他们的生活。少数经验之一，就是看见一些可能为战士遗孀的中年妇人，在寒冬街头拖曳石块和清扫瓦砾。

尤有甚者，就连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功夫——“查资料”——都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电话簿、没有地图、没有公共时刻表、没有可供日常查阅的基本信息。当地社会的不切实际令人震撼，其对间谍活动之畏惧已近乎偏执，于是让每日生活所需的信息都变成了国家机密。总而言之，1954年苏联之行时的所见所闻，没有多少是无法在其境外获得的。

不过，该国仍有可观之处。它固然有显而易见的专断独行作风，而且凡事安排得不按常理出牌，但也有莫斯科地铁的惊人成就。莫斯科地铁兴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铁腕统治时期，主其事者是一位传奇性的斯大林主义“硬汉”——拉扎尔·卡冈诺维奇[4]。那是一个未来的城市宫殿之梦，出现在饥饿与贫困的当下环境，然而却成为像钟表一般顺利运行的现代化地下铁路系统。而且有人告诉我，它直到现在都还如此运作[5]。需要做决定和不需做决定的俄国人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于是我们彼此开玩笑说道，这从头发即可辨识出来。负责决策的人，头发直挺挺竖立于头顶，否则就因为操劳而早已脱落；至于无须做决定的人，从额头松软下垂的发丝即可加以辨认。

几乎在上一个时代才摆脱古老农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则呈现出非比寻常的特质。我还记得在莫斯科科学家俱乐部参加除夕晚宴时的情景：大伙儿依惯例不断举杯为和平与友谊敬酒时，有人提议利用举杯之间的空档进行谚语记忆比赛——所使用的并非一般成语，而是话中出现尖锐物品的词组或惯用语，例如“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缝衣针），或“化干戈为玉帛”之类的讲法。我们四名英国访客很快便词穷句绝，苏方参赛者（人人都是著名科学家）却以农村格言争相竞逐，讲出刀具、斧头、镰刀、各种尖锐或用于切割的物品，并说明其功能，直到比赛不得不中断为止。这些都是他们从文盲乡村带过来的民间智慧，而那里毕竟是他们大多数人诞生之处。

对外国共产党知识分子而言，此次旅行固然有趣，但也令人沮丧，因为那边难得遇见像我们这样的人物。在施行“人民民主”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其他欧洲国家，反压迫的共产党员于战后才从受迫害者变成了当权者；苏联却与之不同，在我们抵达时早已长年接受苏共统治，该国的平步青云者不言而喻都是党员，否则至少都听从党意和官方路线。我们在那儿接触的人们当中，或许某些人也是信仰坚定的忠贞共产党员，然而他们所秉持的是对内忠于苏维埃的信念，并不具普世价值。虽然我们希望晤面的那些人，很可能会与我们更加情投意合，但他们若非“可惜因健康问题无法前来莫斯科”“暂时置身高尔基”[6]，就是尚未离开劳改营。当时很容易即可感觉出来——尤其是在撑过了战时围城之苦的列宁格勒——对我们遇见的那些人而言，个人情感因素使得“伟大的祖国保卫战”所产生的意义凌驾于共产主义之上。无论如何，当我迎着冬日美妙光影站在芬兰火车站的时候，我已可确定：自己将永远不会习惯把这座神奇的城市称作“圣彼得堡”[7]，而且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观感不同于国家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接待人员的想法。

我从莫斯科返国以后并未改变政治立场，但觉得意气消沉，而且不打算重游旧地。后来我虽然还是回去了，但都仅仅稍事停留。一次是在1970年出席世界历史学大会，此外就是于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年内，从赫尔辛基过去进行了几次短暂的旅游——我曾经在赫尔辛基一所联合国的机构度过好几个夏天[1]。

1954年至1955年的苏联之行，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后来被称作“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前我虽参加过1947年举办于布拉格的“世界青年大会”，但该国的“人民民主”成立不久，捷克共产党尚未全面掌控政权。该党才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名副其实的多党选举中赢得四成选票，成为遥遥领先其他党派的最大党。而我除了结交一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者之外，一直要等到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才与那些国家展开直接接触。该届党大会导致全球共产运动出现严重危机。1956年4月至5月当我首度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时，虽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攻讦尚未见诸文字，但那时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二

上个世纪的革命运动史上，曾经两度出现“震撼世界的十天”：约翰·里德（John Reed）于其《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当中所描绘的“十月革命”，以及苏共第二十届全国党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至25日）。二者都骤然将革命运动切割成“之前”与“之后”两个不可逆转的阶段。就我记忆所及，在主要意识形态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可与之相提并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十月革命”创造出一个全球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二十届党大会则摧毁了它。

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于列宁的路线之上，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大军。其中央集权、准军事化的指挥中心则位于唯一由无产阶级（即共产党）掌权的国度。它因为与苏联相结合，才得以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运动，而苏联正是那个击溃纳粹德国、于战后跃升为超级强权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一个庞大而落后国家的衰弱政权，转变成超级强国。共产主义事业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全球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解放，皆有赖于苏联的支持，以及该国往往出于勉强的实际保护行动。姑且不论苏联有何缺陷，但该国的存在即已证明社会主义不只是梦想而已。冷战十字军出于反共激情，将全体共产党员视为莫斯科间谍的做法，反而促成他们更紧密地与苏联凝聚在一起。

随着时光消逝，尤其是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那些年头，有效组织起来的左派革命势力差不多都已经认同了各地的共产党，其余派系的社会革命人士或者已被并入，或则已遭清除。尽管共产主义“全球教会”的内部不断出现分裂与异端，但那些反叛团体在遭到整肃、驱逐或诛除之前，都只是局限一隅的敌对势力。1948年铁托的发难才带来与众不同的发展，因为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元首。在1956年初，英国三个托洛茨基派反对团体的成员总数，据估计还不到100人[2]。自从1933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实际上已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主要是因为苏联积极散发“经典”著作的缘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情况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不论他们居于何处或有何异议，“党”都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例如J·P·费尔农这位伟大的法国古典学家在战前是共产党员，但他打从一开始就加入戴高乐的反抗运动，以致背离了当时的共产党路线。他虽以“贝尔蒂埃上校”的化名建立赫赫战功，并获颁“法国解放勋章”，却在战争刚结束时就重新加入共产党，因为他始终是一位革命者。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再以艾萨克·多伊彻这位已故的托洛茨基传记作者为例。他在内心深处是一位壮志难伸的政治领袖，当我在1956年至1957年的共产党危机高峰期首度与他见面时，他就告诉我说：“不管你做什么，千万都别离开共产党。我在1932年让人家把我驱逐出党，从此一直懊悔不已。”但他与我不同，他始终未能甘心接受一个事实：我们自己要等到成为作家之后，才开始具有政治重要性。毕竟共产主义者的事业刚好在于“改造”世界，而非仅仅对之做出诠释而已，不是吗？

三

为什么赫鲁晓夫毫不留情对斯大林做出的谴责，会摧毁了全球共产党员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基础？毕竟有系统的“去斯大林化”进程已持续了两年多，而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将之延续下去而已——即便各国共产党难免怨恨苏联老是喜欢采取突发行动，而且未经事先告知就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必须为相反的政策做出辩护。（例如1955年赫鲁晓夫与铁托的和解，就令同志们火冒三丈，因为他们七年以前几乎在完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为了铁托被逐出“真正的教会”而大声喝彩。）事实上，直到赫鲁晓夫的演说词泄露出去，被包括各地共产党在内的公众获悉之前[8]，第二十届党大会看起来仅仅像是又朝着远离斯大林时代的方向踏出一步，只不过这回的脚步大一点儿罢了。

我认为必须在这里区分一下，此事对各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尤其是已获得政权者），以及一般党员造成了何种冲击。二者当然都履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应尽义务，而“民主集中制”原本或曾有过的若干民主作风事实上已暗中遭到抛弃[3]。况且他们于世界陷入冷战之际，均将莫斯科视为全球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大军之统帅，或许唯有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例外，但即便中共也承认斯大林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领导高层或一般党员，都异乎寻常地从内心流露出对斯大林的真正尊崇，把他看成是共产事业的领袖与化身。斯大林1953年的去世，无疑令共产党员们悲痛逾恒，觉得那是自己的个人损失。这在一般党员身上固然是合情合理的现象，因为斯大林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偶像，象征着穷人的胜利与解放——“那个留着大八字胡的伙伴”说不定哪一天果真会动手，一劳永逸地把富人解决掉。但即便诸如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之类吃过苦头、近距离认识了那位恐怖独裁者的领袖，无疑也保持同样态度。甚至就连真正的受迫害者或幸免于难者也不例外。像莫洛托夫[9]于斯大林过世后继续对他效忠了33年，虽然斯大林于晚年的精神偏执时期逼迫他与妻子离异、逮捕其妻并于审讯后加以流放，还摆明也准备对莫洛托夫本人进行公审。共产国际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安娜·包克尔[10]，则于获悉斯大林死讯后痛哭流涕，虽然她并不喜欢斯大林，甚至对他心怀畏惧；当时她被打成是“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杜鲁门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眼看即将大难临头。（“哭什么，”负责审问她的人开口说道，“要是斯大林还活着的话，你早就连命都没了。”[4]）无怪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事迹及“个人崇拜”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会引发贯穿国际共产社会的震撼浪潮。

在另一方面，虽然在朝或在野的共产党都和自己的领导人一样，既仰慕斯大林又承认苏共的“指导性地位”，但那些党既不符合斯大林对“坚如磐石”的定义，又不纯粹是苏共政策的执行代理人。他们最迟自从1947年以来，都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但那些事情往往具有政治偏见，而且是他们自己（至少是领导阶层大部分的人物）从来都不会想那么做的。当斯大林尚在人间、莫斯科领导阶层和权力中枢还“坚如磐石”的时候，旁人毫无置喙余地。“去斯大林化”的行动却重新开启了之前被关闭的选项，更何况克里姆林宫各领导人的威权显然已今非昔比，并仍须面对斯大林主义旧势力的强烈反扑——这种局面正是因为莫斯科暂时失去了“坚如磐石”统治阶层的缘故。简言之，受苏联控制地区在结构上出现的许多条罅隙，现在已经绽裂开来。苏共二十大结束几个月之后，此事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于波兰与匈牙利，回头进一步加深了各个在野共产党的内部危机。

令各国在野共产党大多数党员深感不安的事情，就是针对斯大林所做出的粗暴无情攻讦并非来自“中产阶级新闻界”。那些报刊登载出来的各种故事——如果有党员阅读它们的话——马上就可以一口咬定是诽谤和谎言，然而攻击却来自莫斯科本身。这个事件叫人无法不正眼看待，却又令忠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不知应如何自处。就连那些“于赫鲁晓夫开口之前即已想当然耳……长年累月对此（那些被揭发事项）怀有强烈疑心的人”[5]也深受震惊。

纵使情况如此，我认为还是不妨如此表示：1956年刚开始的时候，尚无任何在野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曾经认真以为，“去斯大林化”意味着从根本上修正党的角色、目标与历史。他们也未能预料党员即将制造出大麻烦，毕竟那些继续留在党内的人，都已经抗拒了冷战战士的宣传长达10年之久。或许正因为那些领导人过于自信，结果这回再也无法让大多数党员跟着他们一起走。

事后回顾起来，其理由显而易见。没有人告诉我们关于某些事情的真相，而那些事情必将影响到共产党员信念的本质。况且我们看得出来，领导阶层宁可不让我们晓得真相（直到赫鲁晓夫那篇秘密演说的内容被泄露给反共媒体之前，他们都还把我们蒙在鼓里），同时他们摆明有意尽快结束相关的讨论。波兰与匈牙利危机爆发之初，他们仍打算继续否认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做的相关报道。大家可以理解，为何党的组织者觉得这么做会比较方便，然而那既非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正的政治。等到“矢志不渝忠于党”那句老掉牙的口号失效之后，他们马上做出的直觉反应，就是把一切都归咎给那些著名“不稳分子”与“软弱分子”的优柔寡断，而那些人正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内高层从3月一直蹉跎到11月，才终于认清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早已立即看出的事实：那是“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所面临最严重和最危急的时刻”[6]。

的确，自从匈牙利爆发革命、苏联于同年稍后出兵干预以来，就连最盲从和最死忠的党员，都再也找不到合情合理的说辞来否定那种看法。等到党高层终于避开了前所未见的公开反对浪潮，在1957年重新站稳脚步之后，英国共产党已经流失了四分之一的党员、其机关报《每日工人报》三分之一的员工，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残存至今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也多半一去不返。尽管英国共产党此外还损失了几位重要的工会领袖，它仍很快就恢复对国内工业的影响力，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达到了巅峰。

现在很难重新呈现出那一年饱受创伤下的心境，以及我们对之的记忆。1956年起先只出现了一连串较小规模的危机；苏联军队重新征服匈牙利使得危机以骇人听闻的方式达到最高潮；紧接着是长达数月的无谓讨论；最后事态急转直下让我们只能精疲力竭地承认挫败。阿诺德·韦斯克在《大麦鸡汤》那部剧作中，描绘出一个犹太工人阶级家庭如何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历尽艰辛，而这种遭遇最能够让人体会一句话的含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7]。即使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我只要一回想起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紧张，仍然会感觉喉头紧缩。那时我们生活在压力下，月复一月不断面临做出抉择的时刻，不晓得应该针对那个看似攸关我们未来的发展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老朋友们或者唇齿相依，要不然就彼此视如仇寇。此情此景感觉起来就仿佛正沿着山坡碎石堆蹒跚步向致命的岩壁，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却已无法回头。此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全部的人——除了一小群专职党工以外——却必须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正常进行党外的生活与工作，暂时让那些日以继夜主宰着我们的重大事件显得只像是庸人自扰而已。1956年是英国政坛极度戏剧化的一年，但在当年英国共产党员的记忆里面，其他所有的事件都已经遭到淡忘。我们当然曾经动员起来，空前绝后地同时结合了工党与自由党左派，一致对抗“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安东尼·艾登那个说谎的政府[11]，但苏伊士危机未能阻止我们继续昏睡下去。当时的情况或许可简述如下：英国共产党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于政治生活上处于集体精神崩溃的边缘。

让局面变得更糟糕的事情是，规模小得类似一个家族的英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若套用一句来源不明的共产国际评语——是“一个由好朋友们组成的党”。它不同于别国的共产党，在历史上没有过闹翻天的驱逐出党或开除党籍等行动。其领导人缺乏那种特殊的“布尔什维克”持家风格，未曾像法国共产党那般出现过诸如安得烈·马蒂之流残酷自大的恶霸。我们有机会见到党的领导高层并与之攀谈，我们喜欢他们大多数的人，部分党员甚至可体会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批评者当中没有人打算脱党，而党也不希望失去我们。不论日后的政治立场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都以坚贞共产党员的身份撑过了1956年危机。就连那些后来主动退党或被逐出党外的人，多半仍继续保持左派立场。

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会卷入那场危机的旋涡。但我其实早已接近旋涡的中心了，因为我在1956年担任“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主席——那是我一辈子所曾拥有过的少数几个主席头衔之一。历史学家小组几乎立刻以中流砥柱之姿，发言反对党的路线，时间是赫鲁晓夫发表演说后不久、“国王街”的发言人于1956年4月8日向我们传达新路线当天。或许也可以这么表示，事情发生于英国共产党随后召开的党大会上，而党部于会议期间徒劳无功地打算回避一切相关事宜。我们展开了造反行动，历史学家小组并向党部做出两个最戏剧化的挑战。

就第一项挑战而言，克里斯托弗·希尔这位最显赫的小组成员之一，在“党内民主委员会”担任了少数派的报告发言人，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已成为1957年5月党大会上的反对派领袖。到了7月中旬，赫尔大学的约翰·萨维尔与当时在利兹大学校外教学组担任讲师的E·P·汤普森，共同发行了一份从无先例、完全违反党规的党内反对派刊物——《理性者》。（二人离开共产党以后，那份刊物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情者赞助下，在1957年更名为《新理性者》复刊发行。）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武装干预，则激起我们许多人进行第二项挑战，以更加明目张胆的方式违反党的纪律，而且那实际上足以导致开除党籍处分：我们联名发出一封由多数知名历史学者签署的抗议函（包括了那位通常默不作声的莫里斯·多布），由于《每日工人报》拒绝刊出，我们刻意找上非共产党的报纸加以发表[8]。唯有那一代党员才有办法体会，此种违反党纪的举动是多么罪大恶极。许多年后的一个晚上，当我与阿瑟·凯斯特勒[12]在奥地利一家酒馆进行激辩的时候，这封信帮助我让他哑口无言。那天他在酩酊大醉、大发雷霆之际提出质疑：像我这种人可曾针对匈牙利革命做出反抗俄国人的举动？

历史学者曾经一向是党内最生气蓬勃的文化团体，在政治上也特别忠诚。我们为何会抢在作家与科学家们之前，因为承受不住李森科荒谬作风与苏联官方路线的冲击，打从一开始就站在反对的最前线？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除了以单独个人和激进共产党员的身份来面对时局以外，还必须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在斯大林统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那些事情为何遭到了隐瞒，这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问题。至于我们自己党史上一些悬而未决、未受讨论的阶段性问题，也都与莫斯科在斯大林时代做出的各种决定具有直接关联：其中最引人瞩目之处，就是1939年至1941年之间放弃了反法西斯路线。有人便在我们第一次造反的当天，明白说出了我们的政治立场：“为什么我们应该无条件赞同赫鲁晓夫？我们不明就里、我们只能为政策背书——可是历史学者只讲证据。”[9]

这解释了我们为何采取空前绝后的集体行动，在1956年以小组名义干预党务。我们要求获得一部就事论事的党史著作。事后回顾起来，现在我看得出“国王街”急于敷衍那群找麻烦的知识分子——党部仍然把他们当作资产看待——于是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此事。党高层派出的代表是党主席哈里·波立特（我们终其一生都不质疑他的领导地位）、帕尔梅·杜特那位意识形态大师，以及詹姆斯·克鲁格曼。历史学者的发言人则是身为小组主席的我，以及布莱恩·皮尔斯。（布莱恩昔日为研究都铎王朝历史的专家，现在则是杰出的法文和俄文翻译家。他早已对党史中的迷思与隐讳保持批判态度，当时正准备脱离共产党，加入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团体。）

我还记得一些令人沮丧的会议。但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者面对了一个协同一致的阵线。哈里·波立特仰慕斯大林，而且就跟大多数老派领导人一样，既不赞同也不尊敬赫鲁晓夫。他是一位地位崇高的工人阶级领袖，个人魅力凌驾于除了比万[13]以外的任何工党领袖之上，但其锅炉制造工人的出身背景，使得他比比万更加明了工会的内涵。哈里凭借直觉的本能与长年的经验，对党史研究者保持怀疑态度。身为政治人物，他晓得若像验尸官一般检视昔日的纷争——尤其是仍然在世同志之间的私人恩怨——势必将惹出大麻烦来；身为老资格的共产国际党工，他明白有许多事情不可说，而且某些东西最好永远别讲出来。

那时我们还没有人晓得，波立特曾于1937年在莫斯科进行干预，替一位共产国际前任驻英代表及其妻做出辩护——该人刚刚遭到逮捕，而且那可能直接出自斯大林授意。这个勇敢过人的诚实举动，在那段偏执恐怖的日子为他造成了严重困扰。共产国际考虑撤销其党领导人职位，就连公审的脚本也已经草拟妥当。他自己的英国护照和季米特洛夫的援助，才使得他幸免于难，而且那或许也归功于共产国际昔日的组织部门领导干部奥西普·皮亚特涅茨基[14]——皮亚特涅茨基在严刑拷打之下仍顽抗到底，拒绝遵照官方要求做出“招供”来连累那名已被指定的牺牲者[10]。若有人公开披露党史上的这段插曲，难道可为共产运动带来任何好处，即便它无疑能够反映出共产党，尤其是波立特自己的可信度？哈里·波立特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唯一可对本党产生帮助的历史撰述，就是一部具有战斗性的党史，其中记载着所进行过的战役、各种英雄行为、为共产事业做出的牺牲奉献、飘扬的红旗，借此让同志们心中充满骄傲与希望。

帕尔梅·杜特则是一位印度与北欧混血的才智之士。在孟加拉国上流阶层人士当中，他的身材高大得极不寻常。他因为母亲的缘故而属于一个显赫的瑞典家族，例如1986年遇刺身亡、社会党籍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即为其成员之一[11]。杜特与哈里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天生的知识分子和强硬派。许多年前，杜特曾于参加一项会议之后，在我剑桥的小房子内过了一夜。其敏锐思路从此令我钦佩不已，但也让我始终觉得他对真相不感兴趣，只是完全把智力用于替当前“党的路线”做出辩解，并且不在乎那是什么样的路线。但今日我认为自己有欠公允，未曾注意到仍然深藏在他内心某处的理性本能。或许我也未能体会出来，他希望自己死后不只是被当作一个为威权服务的天才诡辩家而已。在他眼中，纯正的共产党史实质上就是党的政策史——换句话说，就是变更路线的历史。这当然一定会涉及批判性的考虑，而且在必要时还必须做出负面评断。可是这么做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吗？他对此表示怀疑。

那么我们的老英雄詹姆斯·克鲁格曼又如何呢？开会时他只是坐在桌子最右边的角落，默然不发一语。他知道我们是对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写出党史并列入那些受争议片段的话，那些问题就不会成为过去。更何况反共学者会把那段历史写出来——不到两年以后，果不其然就出版了这么一本党史著作[12]。但是克鲁格曼缺乏了伟大的俾斯麦所称的那种“道德勇气”（Zivilcourage），那是平民的勇气，截然不同于军人的勇气[15]。他晓得应该怎么做才对，却不敢把想法公开表达出来。（就此而言，其作风类似一位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物——以赛亚·伯林——对以色列的国家政策所保持之态度。）他二话不说就同意接下任务，撰写一部可被接受的官方版英国共产党党史，尽管他明白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12年后，他出版了结束于1924年的第一册。我很不客气地批评他是在浪费时间，不过这并未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13]。他去世前又发表了结束于1927年的第二册，刚好来不及写到最受争议的那些插曲，但他绝不可能再写出更多东西来。写书的同时，他还编辑了《今日马克思主义》，1957年创办的这份刊物是为了拉拢继续留在党内的批评者：它既不怎么鼓励公开的讨论，但也不特别加以劝阻。

四

思及苏共“二十大”对历史全局所造成的影响，我不免为了自己斤斤计较于英国茶壶内的风暴而略感汗颜。波兰工人进行罢工、天主教徒举行示威之后——那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波兰组成了新的共产党政府。其领导人是1949年遭到整肃的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Vladislav Gomulka），不久前才刚刚被释放出狱。（幸好波兰未曾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进行那种事先已安排就绪、到头来让自己颜面尽失的公审和处决，才能够“平反”活人而非一具具的尸体。）当时仍为国际共产运动成员的中共成功劝阻苏联，避免了苏方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紧随其后发生的匈牙利革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6]，而且几乎可确定劫数难逃，因为匈牙利新上台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做过了头儿，已超出苏联所能容忍的限度——例如退出“华沙公约组织”那个东欧军事同盟，并宣布于冷战保持中立。其间的任何事件，更何况是赫鲁晓夫本人，都无法说服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不到两年以后，两大巨头即已分道扬镳。从此出现两个互相敌对的共产主义阵营，但事实上当时几乎全部现有的共产党依然效忠于苏共党中央。20世纪60年代从印度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印度共产党（马）”[17]，它与共产主义本身一样，曾经在印度获得群众广泛支持，尤其“喀拉拉邦”与“西孟加拉邦”更是如此。在喀拉拉的乡间道路，以斯大林照片做为饰物的卡车至今仍不时可见；至于西孟加拉国，其6800万居民截至目前（2002年）为止，已接受了“印共（马）”深得民心的统治长达数十年之久。

在英国，1956年大地震的主要影响，就是让3万名共产党员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并让原已规模不大的极左派势力四分五裂。退出共产党的人士，或许多半从此一声不响地远离了政治激情。（像我这般继续留在党内者，也有不少人做出相同表现。因为我们确信，既然党无法进行改革，在国内就不会有长远的政治未来。）某些人便加入了三个主要的托洛茨基派团体。但那些托派团体之所以声势看涨，主要并非由于共产党员投靠了过来，而是因为坚如磐石的世界共产主义已然全面出现裂痕，同时共产党实际上已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激进的年轻人现在有了不同左派团体可供选择。“历史学家小组”则未能顺利度过危机，而小组内大多尚未因为对斯大林的坏印象而受到牵连的批评者，已开始重新组织起来——换言之，就是试图建立某种“新左派”。

萨维尔与汤普森的《新理性者》（1957——1959），变成了前共产党知识分子的归宿。最后它与《大学与左派评论》合并。后者的创办人是“历史学家小组”昔日最年轻的成员拉斐尔·塞缪尔、另一位前共产党员加布里埃尔·皮尔森，以及两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剑桥年轻激进派独立人士——来自牙买加的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与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那些编辑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两份刊物合并成为《新左派评论》的过程并不平顺，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由一个全新的编辑小组加以接管。其成员为牛津大学已脱离共产党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核心成员则出身自爱尔兰共和国的英格兰–爱尔兰家庭氛围。其领袖为能力惊人的佩里·安德森（时年22岁），而且他也是主要的出资者。新编辑群不同于旧《新左派评论》那些英国小朋友之处在于，其兴趣显然更加国际化、更具理论性，而且比较不自限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政策。虽然该杂志的运行路线已进入了“第四国际”的轨道，但它仍成功演变为新一代盎格鲁–撒克逊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期刊。

就事论事来看，这些“新左派”尽管具备可观的知识创造力，却依然无足轻重。他们未能改革工党（他们对之仍怀有矛盾情结），也无法改革共产党（如同瑞典的做法）。他们没有发展出一个新的左派政党（像丹麦那般），或至少创造出一个能够持续运作的重要组织，更遑论是全国性的领袖人物。汤普森本人后来成为核裁军的代言人而名闻全国，但“核裁军运动”虽为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英国左派运动，并大致创始于共产党危机时期（1958年），可是它与共产党的党内危机完全无关。

从某些方面来看，一段名为“党友咖啡屋”的短暂插曲正好象征着1956年以后，早期“新左派”融合了意识形态、不切实际以及浪漫梦想的行事风格。就跟其他许多事物一样，那家咖啡屋也出自拉斐尔·塞缪尔的个人构想。拉斐尔·塞缪尔跟另一位同样天生浪漫，比他还要富于幻想力的人——爱德华·汤普森——共同成为前共产党知识分子当中最富独创性的影响力量。

凡是认得拉斐尔的人，都对他那段慷慨激昂、被癌症缩短的人生[18]有着完全相同的印象：一张消瘦而热情的脸孔、柔和而机灵的眼神、头顶状若瀑布的深色发丝已随年岁而逐渐稀疏、总是独自一人四下奔波、不论前往何处都带着一个卷帙浩繁的档案夹，并努力从中翻找以便拿出适用的文件。他所曾出版过的著作，全部都是一个浩瀚无垠、无所不包、尚未完成的工作当中之一环。他发现无法在许许多多——主要与英国有关——的美好过去事物之间做出选择，正因为这个理由，他始终未能写出那篇原本该由我来指导的博士论文（我记得其题目是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爱尔兰工人），或者是完成任何其他的工作计划。几乎就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这位彻头彻尾的活跃分子于“拉斯金学院”[19]觅得一职，在多半冷漠的牛津大学教师还看得起塞缪尔，而愿意对他稍微闻问的范围内，负责教导工会成员。他的历史研究既无结构亦无限制。那是一个漫无止境、渊博得非比寻常的知识巡礼，其漫游领域就是芸芸众生的记忆与生活所构成之美景，并伴随着路途中令人惊艳景象所激发出的乍现灵光。

这个满怀憧憬的人生旅途流浪者，可谓完全缺乏行政效率与执行能力。其体内蓄积了爆炸性十足的能量，能够自动自发产生各种构想，更何况他还具备相当惊人的本事，有办法说服别人去实现那些想法。例如《大学与左派评论》即为其中之一；“历史工作坊”运动——《历史工作坊杂志》之起源，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左翼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据点——为其中之二；“党友咖啡屋”则是第三个例子。他有两个世代的东欧犹太裔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背后撑场面，因而梦想以既自由又无拘束的政治创意来取代党内的斯大林极权主义。这么做的时候，有什么地点能够比咖啡屋更适合作为活动中心呢？

不过他心目中的咖啡屋，并非当时林立于伦敦西区小巷内、配备新近流行起来的“佳吉亚意大利蒸汽浓缩咖啡机”的新巴洛克式快餐咖啡厅，而是一家真正的索霍咖啡屋。人们可以在那边商讨理论性的话题、下国际象棋、享用果馅饼，甚至在后面的房间举行政治会议，仿佛回到了欧洲大陆昔日的纯真年代。咖啡屋的收入可用于支付杂志社的开销，而且杂志社的办公室就设在咖啡屋楼上。如此一来，“党友咖啡屋”能够同时展现出政治上和文艺上的新精神。咖啡屋的设计工作则委由当代顶尖年轻建筑师负责进行，而且他们显然会倾心于这项计划。我已经不记得爵士乐是否亦为该梦想的一环，或许使用的是民谣音乐也说不定。为了展现诚意（或许也为了争取老一代人的支持），应该由一些适宜的左翼人士主司其事。结果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被说服加入了董事会。一位身穿粗花呢西装、曾经当过共产党员、在“济慈树林”拥有豪宅的著名建筑师，则是另外一名董事。至于其他的董事我就实在记不起来了，反正拉斐尔从未真正在意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

那个毛躁草率的计划居然能够上路，如今回想起来还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咖啡屋固然创办出来了，但若非英国共产党所谓的“商业支部”（Business Branch）于不久前解散，光凭拉斐尔的推销员天分，是绝不可能筹集到所需金额的。“商业支部”曾经是党的主要收入来源。它直到1956年为止始终是忠贞基本教义派的堡垒，并要求从党部来访的演说者（其实就是当我过去谈话的时候），向他们讲解诸如“1871年巴黎公社”之类的主题。该支部的成员现在早已发迹，其中某些人甚至非常富裕。他们主要为伦敦东区的犹太人，入党于反法西斯主义时代，而斯大林执政末期对苏联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已令他们忍无可忍。不管他们当中到底是谁赞助了“党友咖啡屋”，都应该早就晓得，那绝非一个可以认真看待的生意案。不过拉斐尔那种年轻人专有的乌托邦理念，显然打动了那些中年男士，因为他们自己眼中的道德世界早已支离破碎。拉斐尔不知怎地果真拿到了钱，在索霍区的卡莱尔街买下或租来一栋房子。“党友咖啡屋”便这么成立了，而且从那里可以遥望马克思位于狄恩街的故居。

不过，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注定将以灾难收场。当时流行简约的室内装潢，建筑师们喜欢把东西设计成车站候车室的模样。那种风格吸引了索霍区许多游手好闲、白吃白喝的家伙（反正其他装潢较精致的场所既不欢迎他们上门，也无法对之产生吸引力）；他们偏偏喜欢在晚上过来，市内负责查缉毒品的警察也闻风而至。屋内摆设出价格不菲的大桌子和方正厚实的座椅，它们原本被设计用于鼓励别人在此撰写著作纲要或针对行动策略进行漫长辩论，结果他们的到来缩减了室内可用于创造收入的空间，并降低了收入。总而言之，“党友咖啡屋”的经理人员既不擅长核算现金收入，又不懂得账目管理。结果不管拉斐尔再怎么向脸色越来越难看的董事们做出辩解，表示问题并不存在，那个地方还是在两年以后就关门大吉。我之所以会涉入那个疯狂的事业，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充满了怀旧之情，并渴望维持“前1956年”与“后1956年”不同左派世代之间的联系。纵使下场如此，那个事业命中注定将会失败的程度，未必高于1956年至1957年脱党者所从事的其他政治活动。就跟“党友咖啡屋”一样，1956年“新左派”的各种政治方案现在多半已遭人遗忘。

1956年反而在学术方面留下了更多遗产，其中颇值得一提的就是E·P·汤普森所造成的可观冲击。依据后来《艺术与人文引用文献索引》（1976——1983）的记录，他在该《文献索引》所涵盖的全部领域内，名列百大最常被引用的20世纪作家之林。1956年以前，汤普森在共产党的圈子外面不甚出名。他打完仗回来以后，就长年以党员的身份，在约克郡成为一位才华洋溢、潇洒热情、口齿伶俐的激进主义分子。他在成年教育班的那些学生眼中，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高大瘦长伙伴”，专精于威廉·布雷克的诗作[14]。即便他成为了“历史学家小组”的外围成员，但他起初热烈喜好的对象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文学。1956年的事件才使得他此后主要以历史学家的姿态出现。其成名作就是稍后出版于1963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本厚达848页、像火山一般具有爆发力的史学论述。它立刻被视为一部巨著——甚至专业历史学家亦作此想——并于一夜之间虏获大西洋两岸激进青年读者的心。欧陆的社会学家及社会史家很快步其后尘，尽管该书所涵盖的年代范围短暂得出奇，而且主题局限于英格兰，甚至并未包含整个大不列颠。汤普森摆脱党内基本教义保守派的牢笼之后，得以加入迄今失去归宿的其他左翼思想家所进行的集体辩论。而那些人不分老少，往往也根源于成人教育运动，其中最突出者就是另一位“新左派”的主要角色——雷蒙·威廉斯那位文学家。

E·P·汤普森的确是一位天赋异禀的人物，更何况他还具备极其明显的“明星气质”，无论置身任何场合，其皱纹日增的优美长相都会锁住众人目光焦点。“其作品同时结合了热情与智力，以及诗人、说书者和分析家的才华。在我所认识的历史学家当中，唯有他除了天分、才智、学识和写作能力之外，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天才’。”[15]他的长相、生活与著作都符合浪漫主义时期的天才形象，使得那种气质显得益发耀眼——特别是当他背后有适宜的威尔士山区景色来烘托的时候。[20]

简言之，汤普森是那种一生下来就有仙女纷纷致赠各种礼物的天之骄子，只不过他短缺了两样东西：上天忘记赐给他某种“编辑助理”，以及某种“导向装置”。[21]于是不论他再怎么亲切、迷人、幽默和狂热，总是多少会出现不安全感，并且易受伤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像他的许多其他著作那般，起初只是一本简明教科书的第一章；该书所欲探讨对象其实是1790至1945年之间的英国工运史，谁料到他欲罢不能。《形成》一书使得他暂时成为正统学者，但那种身份与其风格不合，几年以后他便中断自己对18世纪社会进行的惊人研究，转而长年累月与路易·阿尔都塞进行论战——那位已故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曾启发了一些最杰出的左派青年，而汤普森试图削弱其影响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又将全副精力转向反核运动，因而成为全国性的明星级人物。等到他重返历史领域的时候，已经病得再也无法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最后他在1993年逝世于伍斯特郡的家中花园。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位学者放弃撰述而投身反核运动，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与阿尔都塞交手的那段插曲就毫无道理可言了。当时我曾经告诉汤普森，假如放弃自己可望产生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去驳斥一个至迟于10年内就会失去影响力的思想家，那将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果不其然，即便在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内，阿尔都塞的“保鲜期”亦已接近尾声。尽管那时他配合展开了左派的理论争辩，但阿尔都塞之所以知名至今并非因为他是哲学家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悲剧所致。他患有躁郁症，后来杀了自己的妻子[22]。此前他每当狂躁症状发作的时候，行为就已经有些令人困惑，但杀妻之举还是出乎预料。阿尔都塞在那场悲剧发生之前不久来到伦敦，名义上是为了出席伦敦大学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暗地里却是希望说服《今日马克思主义》和我加入某项脱离现实的疯狂活动。其邀请人招待他一个晚上以后，就把他托付给我，由马琳花了整个早上负责照料他。他待在我家的时候，对我们那台寒酸的钢琴极感兴趣，坚持要在本地的乐器行订购一台运往巴黎。轮到下一个招待家庭过来接他的时候，他又立刻被“梅费尔”一家汽车展示间的劳斯莱斯（或者是捷豹？）所吸引，坚持要登门观赏。显然他敏锐的心灵已开始不断飙车，使得其“精神上的摩托车之旅”在致命的高潮撞墙结束。

汤普森实际所处的情况则是，他为了1956年“新左派”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从前加入过共产党的那一代人又都对工党不抱太多期望。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才是汤普森迫切希望保持联系的对象，然而他们走上了他所不乐见的新方向。年轻知识分子难道还会和他（以及雷蒙·威廉斯）一样，也能够感受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道德力量吗？新出现侧重理论的欧陆马克思主义则不合乎其口味，而且他在新的国际学生运动背后发现了“非理性主义”“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作风”等等。他已经置身政治的边缘地带，这让他受到伤害。我相信这就是他将全副热情投入反核运动的原因之一。

我虽然选择继续留在共产党，采取了不同于“历史学家小组”大多数朋友的做法，但我在政治上失去归宿的感觉跟他们并没有基本差异。无论如何，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依然维持原样。党部曾要求我去改变他们，但是我拒绝了。党非常明智地未曾把我驱逐出去，不过那出于他们的决定而非我自己的选择。对我而言，党员身份已不再具有1933年以后的那种意义。我事实上已经把自己循环回收，从激进党员变成了同情者或同路人。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从英国共产党的活跃党员变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精神党员，更何况那个党比较符合我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意大利共产党则对我的善意做出了回报。）

总而言之，我们大家的个人政治活动已不再具有太大意义。我们发挥影响力的方法，就是担任教师、学者、政治作家，或者充其量只是“公众知识分子”。这么做的时候——至少在英国如此——我们的党员身份其实无关紧要，除非打交道的对象恰巧对共产党带有先入为主的感情。如果我们对左翼青年发挥的影响仍可维持不坠，那是由于我们的左派过去、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我们所投身的激进学术，都给了我们今日俗称的“街头信誉”（street cred）。此外那也因为我们将重要的事物作为写作对象，而且他们喜欢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从这些阅读大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分老少都认为，汤普森、雷蒙·威廉斯、霍布斯鲍姆等人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较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人均属于一个由“名人”——一些在学术上享有声誉的思想家与作家——所组成的小型少数派团体，而且他们一概被视为左派。

但问题仍然是，为何我跟许多朋友不一样，尽管心怀异议却还继续留在党内？长时间以来，我必须多次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几乎每一位访问过我的记者都曾经问及此事。在我们这个媒体饱和的年代，臧否人物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抓紧一两个独立特行之处，而我自己的两项特征为：一个喜欢爵士乐的教授，并且待在共产党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我对此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同，只是长短不一罢了[16]。那代表我几十年来对继续留在党内所做的辩解，但未必足以表达出自己当时的感想。尽管现在不可能重建那段时间的感受，但无论是当时或后来，我只要一想象自己或将与若干沦为狂热反共人士的前共产党员为伍，心中就会出现强烈反感。其原因是他们唯有借着刻意把“一个落败的神明”贬为撒旦，才有办法不再继续侍奉他。那样的人物在冷战时期比比皆是。

以历史学家而非传记作者的身份来回顾1956年时的我，我相信有两件事情能够解释我为何继续留在共产党，即便我显然已考虑退党。我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的时候，并非一个待在英伦三岛的年轻英国人，而是一个目睹魏玛共和崩溃的中欧人。等到我入党之际，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仅意谓反抗法西斯主义，同时也表示着世界革命。我仍然属于第一代共产党员的尾端，而对那一代人来说，“十月革命”就是衡量政治宇宙的中心点。

但我们党员彼此的出身背景与生活历史都存有真实的差异性。无论对我或对其他党员来说，那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英国出生长大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基于和中欧人士相同的那种感想而变成共产党员：

如今苍穹已然崩塌，

此时地基已经流失。

其原因为，尽管英国也面临许多问题，然而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但就某些方面而言，我在1935年之前就成为共产党员更加意义十足。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实际入党的时间是1936年，属于反法西斯联盟与“人民阵线”的时代。这直到今天都还继续决定了我政治上的思考路线。但从情感方面来说，身为1932年在柏林皈依共产主义的青少年，有一条几乎切不断的脐带拴住我所属的时代，让我们对世界革命及其根源——十月革命——产生了憧憬，而不计较自己对苏联的怀疑或批评。在我过来的那个地方以及在我所处时代加入此运动的人，比起后来于其他地点入党者更难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依据最后所做的分析，我猜想这就是我留在党内的原因。反正没有人强迫我离开，而主动离开的动机还不够强烈。

但是，若从自传作者而非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也不能忘怀于个人的情绪因素：自尊心。假若摆脱了共产党员身份所造成的障碍，我的事业前途肯定可以改善许多，在美国尤其如此。悄悄退党其实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过我在冷战方兴未艾之际，公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排除万难获得成功——姑且不论“成功”之定义为何——这让我得以获得自我肯定。我无意捍卫这种形式的自我主义，但也无法否定它所产生的力量。总之我在党内留了下来。

译注

1 当时苏共领导人的头衔其实叫作“第一书记”，布利兹涅夫在1966年才将之改称“总书记”。

2 “线形文字Ｂ”是古希腊“迈锡尼文化”的文字，盛行于公元前15年至前12世纪，乃希腊字母之前身。1878年，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挖出刻有这种字母的泥版。1952年，一位英国建筑师破解了“线形文字Ｂ”。

3 埃拉·谢莱斯特（Alla Shelest, 1919——1998）为苏联芭蕾舞界的奇葩，以完美结合舞技与角色著称，1937年至1963年之间担任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团首席女舞者。

4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 1893——1991）为乌克兰犹太裔鞋匠出身的苏共政治局委员，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及“最欣赏的学生”，于是快速升迁。赫鲁晓夫展开“去斯大林化”之后，卡冈诺维奇于1957年被逐出苏共党中央，1961年遭开除党籍。

5 译者20世纪90年代住在莫斯科时，情况确实如此，莫斯科地铁并未因苏联解体而有所改变。

6 “高尔基”现名“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是苏联窝瓦河中游的国防工业中心，在苏联时代不对外国人开放，时而有知名异议人士遭流放于此。

7 列宁格勒曾在“二战”时期被德军包围900天，市内居民死亡约100万人。列宁格勒已于苏联末年（1991年）恢复“一战”爆发前的旧名——圣彼得堡。

8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24日晚间闭幕后，赫鲁晓夫突然在11点半通知大会代表返回克里姆林宫。接着他从午夜至25日凌晨，做出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西方国家于同年5、6月之交已取得复本，美国《纽约时报》在7月5日刊出全文，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从此传遍全球。

9 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 1890——1986）为苏共要员，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1930——1941），以及外交人民委员（1939——1949, 1953——1956），1957年因“反党”被赫鲁晓夫逐出政治局，1964年被开除党籍。

10 安娜·包克尔（Anna Pauker, 1893——1960）为犹太裔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以毒辣著称。她1947年出任外交部长，1952年下台，翌年2月遭到逮捕；即将接受公审时，因斯大林3月突然过世逃过一劫（改判软禁）。

11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1956年介于埃及与英、法、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导火线为埃及在1956年7月将运河收归国有。英国外相艾登先将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比拟成“尼罗河的墨索里尼”，借此挑动国内民族主义以利出兵。以色列于10月底进攻西奈半岛后，英法随即派兵入侵，但因美苏两国的干预不得不草草撤军。

12 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是出生于匈牙利、母语为德语的著名犹太作家，曾在维也纳大学研习科学与心理学。凯斯特勒早年曾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共产党员，“二战”时加入英军并成为英国公民。

13 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 1897——1960）为出身南威尔士矿工家庭的英国工党要人，曾领导威尔士矿工进行大罢工，于“二战”结束后担任卫生大臣及劳工大臣。

14 奥西普·皮亚特涅茨基（Osip Piatnitsky, 1882——1938）是“老布尔什维克”，1898年入党，曾担任“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1923——1937）。斯大林展开大整肃后，他在1937年的苏共中央全会发言反对恐怖镇压及大规模处决，逼得斯大林立即宣布休会并将之逮捕。他基于“共产党员的良心”坚不退让，一个多月后即遭秘密处决。

15 俾斯麦于1847年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言表示：“战场上的勇气是我们共同的美德，但许多受尊敬者缺乏了平民的勇气。”

16 波兰在1956年6月底爆发工人骚动，哥穆尔卡于10月中旬上台并宣布进行改革，此际苏军已在边界进行“演习”准备入侵。波兰危机虽遭化解，却在10月23日引爆匈牙利革命，导致苏联坦克于11月4日开入镇压。

17 “印度共产党（马）”［“CPI（M）”］成立于1964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缩写。

18 著名的犹太裔英国左派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得年62岁（Raphael Samuel, 1934——1996）。

19 拉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为牛津大学的独立学院，供校外社会人士进修。

20 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都在威尔士西北部山区拥有度假小屋（见本书第14章）。

21 霍布斯鲍姆指的是汤普森一本简明的教科书，第一章即写了800多页，其余部分却未完成，以及他忙于杂务而荒废了本业。

22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为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最著名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1940年战败被俘后即罹患躁郁症，1980年症状发作时勒死自己的妻子，此后三年被囚禁于法国的精神病院。

[1] 或许值得在此顺便说明一下，共产党领导时期，我从未有任何著作被翻译成俄文或其他的苏联语文。不过在那个时代，我还是有几本书于柏林围墙倒塌之前，出现了匈牙利文和斯洛维尼亚文这些“现实社会主义”语言的译本，那是相当符合现实政治环境的事情。纵然如此，我那本关于爵士乐的作品还是被翻译成捷克文。

[2] 肯恩·考特兹，“何不重新评估新左派”，见：拉尔夫·米利班德／约翰·萨维尔（编著），《社会主义记录》（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伦敦，1976年，第112页。

[3] 这么一来，英国共产党原本由党员参与“制定决策”的规矩，从此变成党员仅仅有权参加“讨论”而已。

[4] 参见：阿尔多·阿高斯提（Aldo Agosti），《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米兰，1996年。费利克斯·丘耶夫（Felix Tchouev），《同莫洛托夫对话：与斯大林左右手的140次访谈》（Conversations avec Molotov; 140 Entretiens avec le Bras Droit de Staline），巴黎，1995年。罗伯特·利瓦伊（Robert Levy），《安娜·包克尔：一个犹太共产党员的兴衰录》（Anna Pauker: The Rise and Fall of a Jewish Communist），伯克利，2000年。凯文·摩根（K. Morgan），《哈里·波立特》（Harry），曼彻斯特，1993年。

[5] 霍布斯鲍姆的信函，《世界新闻》（World News），1957年1月26日，62页。

[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见：康福思编著（M. Cornforth ed），《反叛者及其志业：A·L·莫顿纪念文集》（Rebels and their Causes: Essays in Honour of A. L. Morton），伦敦，1978年，42页。

[7] 弗朗西斯·贝克特（Francis Becket），《内部敌人：英国共产党兴衰录》（Enemy With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伦敦，1995年，139页。

[8] 该文件之主要内容可在此引述如下：“我们每个人长年以来，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以及工人运动的政治讨论中，致力于宣扬马克思主义理念。因此吾人认为，必须于国际社会主义陷入当前危机之际，负起责任表达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苏联在匈牙利所采取行动之无条件支持，正是英国共产党员于考虑政治问题时，经年累月扭曲事实、文过饰非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我们曾经期盼苏共‘二十大’所进行的揭发，能够使本党高层及报刊产生认知：除非马克思主义理念衍生自我们所居住世界的真相，否则便无法获得英国工运支持。苏联暴露出来的严重犯罪行为和滥权措施，以及迩来波兰、匈牙利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对冒牌共产主义的官僚集团及政治体制所进行之反击，一再显示出：过去十二年内，我们的政治分析乃奠基于谬误的事实呈现。但这并不表示理论已经过时，因为我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性。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倾向如欲获得我国工运支持——况且社会主义的成就已使之具有必然性——我们必须断然否定这种过去。断然否定的对象也包括此邪恶过去之最新结果：本党执行委员会对目前苏联错误政策所做的背书。”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见：康福思，第41页。

[10] 安德鲁·索普（Andrew Thorpe），《英国共产党与莫斯科：1920——1943》（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Moscow 1920——1943），曼彻斯特，2000年，第238~241页。

[11] 另一位成员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斯文·乌里克·帕尔梅（Sven Ulric Palme）教授。我在他推荐下获得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荣誉学位。获颁学位者头上还戴着以实物制成的桂冠，只可惜那顶桂冠后来被我们住在“克拉彭”时的清洁妇顺手丢进了垃圾箱。（瑞典学术界“收集”中年学者的仪式极为隆重，于是那些人士身着深色西装、头戴桂冠，还一杯接一杯畅饮香槟，宛如现代版的恺撒大帝。)

[12] 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英国共产党：一个历史侧影》（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 Historical Profil），伦敦，1958年。

[13] 见拙作《革命分子》（Revolutionaries）第一章“共产党的历史问题”，伦敦，1973年。

[14] 可参考我对他的回忆，见：《英国学术院会报》（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卷九十（1995年），第524——525页。

[15] 见《英国学术院会报》卷九十（1995年），第539页。

[16] 较新说法出现于本人与安东尼欧·波利托合著的《新世纪》（The New Century），伦敦，2000年，第158——161页。

第13章

分水岭

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宛如地震来袭或火山喷发一般，具有显而易见的灾难性。私人生活当中也有类似情况，像前几个章节已经表明了，我的私人生活便出现过一些这样的时刻。如果我们想继续使用地质学比喻的话，那么“分水岭”一词就是对某些时刻的最佳比拟方式。尽管表面上未必发生了很显眼或戏剧化的事件，可是当你穿越一个难以言喻的地带之后，却蓦然发现已将历史上或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抛诸背后。1960年之前与之后的那几年岁月，亦即我四十出头儿或四十好几的时候，便构成了我的人生分水岭。或许那也是西方社会历史与文化历史上的分水岭，就英国而言更绝对如此[1]。看来现在恰逢其时，适合让我在迈上漫漫长路、穿越短暂的20世纪之旅程中暂时歇歇腿，驻足观赏一下风光。

20世纪50年代成为我人生中奇特的过渡期。结束了在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身份以后，我搬回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一个固定住所：一栋空间很大、部分昏暗、堆满书籍和唱片，并且俯瞰托林顿广场的公寓。1962年我再婚之前，那里成为我和一些共产党员或昔日党友相继共同居住的地方，其中包括来自历史学家小组的刘易斯·马克斯与亨利·柯林斯、资深的马克思派文学评论家阿利克·韦斯特，以及一位名叫文森特·吉尔鲍的西班牙流亡者。由于地点位于市中心而且相当宽敞，它也吸引了来自外地和伦敦都会区临时过夜的访客，以及其他来宾。老实说来，住在该地比生活于剑桥的学院里面要有趣多了，纵使我必须撑过最严重的共产主义危机期，以及自己在政治上被刨根的时刻。那里的另一个优点是距离伯贝克学院很近，我得以在必要时利用授课空档步行回家。伦敦真是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这就是我越过分水岭之际的场景。

我的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于那些年里出现了改变，那是相当明显的事情。在当时的世界政治背景下，我认识了一位出生于维也纳、穿着豹纹外套的女孩。我们随即陷入爱河。她刚从联合国干预刚果的行动中无功而返，而我正准备前往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哈瓦那，接着马琳和我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期间结成连理。那是我出版第一批著作三年以后，也是我发表《革命的年代：1789——1848》几个星期之前的事情。在职业生涯方面，我刚开始在国际上获得若干声誉，因此出国时得以前往其他地点旅行，不再局限于法国、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之类我在20世纪50年代惯常活动的范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前往美国和古巴进行学术交流，我还去了拉丁美洲进行实地考察，而且除了前往以色列与印度之外，还重返童年以后就未曾到过的中欧地区。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注意到，我已经不再像自己年幼时期的中欧人那般，随时预料生活中将出现地震般的大灾难。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以“10年”作为时间框架来进行观察，而非像1945年之前是以“年”，甚至以“月”作为计算单位。

但我在下意识中，仍未放弃像我这种潜在难民——无论身为犹太人还是左派分子——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已针对突发经济危机或政治迫害所学会的基本预防措施：备妥一本有效护照；携带立即可敷使用的足够现金，以便随时购买船票前往已选定的避难国；过着可以快速抛弃的生活，并事先大致规划好被迫动身时所应携带的细软。事实上，我与马琳新婚之后不久，就已经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方兴未艾时出国，并已按照上述方式完成相关准备工作。我先做好一些财务上的安排，与马琳约定事态紧急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的地点（我正准备于一二个星期后前往该地），还留给她充足的金钱以便购买船票。尽管如此，即便古巴导弹危机显然攸关全球的生死，我实际上应该并不认为有核武器世界大战将要爆发之忧虑。因为假如我果真那么想过的话，我应该立刻带着马琳一起出发才合乎逻辑，否则至少也应该二人共同远离危险的前线。况且纵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南美洲也几乎不可能成为战场。

此时我发现自己的行动已基于一项假设，那就是世界危机并非源自美国在全球的野心与侵略行动（苏联则因为太弱而无法具有这种野心），而是由于双方的政客及将领都喜欢玩一场危险的核游戏所致——他们固然明白使用核武器就意谓自杀，实际情况却很容易变得失控。如今我们已经晓得，那正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二人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所得到的教训，而且他们都不打算发动战争。简言之，对我个人来说，冷战虽然并未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宣告结束，但其危险性早已大大降低。

凡是结了婚的人就必须做出长期规划，即便所面临的问题纵使想躲也躲不掉。而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迫面对一个问题，当时我因为之前的一段关系而有了一个小孩——我其他小孩的同父异母哥哥乔舒亚。由于他的母亲不愿放弃自己后来的丈夫，使得乔舒亚远离了我的生活投入他人怀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成为安迪和朱莉娅的父亲、初次拥有自己的小汽车，并且开车载着他们前往威尔士北部的度假小屋。此外我在克拉彭一个尚未完全改建开发的地段拥有一栋大房子，首度成为屋主。一位一丝不苟的建筑师朋友把房子分割成两部分以后，由马琳和我，以及那位沉默寡言的艾伦·西利托与他的诗人太太鲁思·芬莱特共同购买下来。

“那个人中了彩票吗，还是怎么来着？”当地的报纸经销商曾经如此向马琳问道，因为艾伦在那个充分就业的年代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一位看起来既健康又体面的小伙子不必跟其他男人一样，早出晚归地上班工作。其实艾伦是个工作狂，情况正与大多数作家没有两样。然而报纸经销商的猜测并不算离谱：毕竟他写出了《周六夜晚与周日早晨》[1]和《长跑者的孤独》。如潮的佳评兼之以中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使得那两本作品成为当代经典名著，以及“中学普通教育证书课程”（O-levels）与“中学进阶教育证书课程”（A-levels）指定用书，持续带来了可观的版税收入。于是艾伦凭靠自己的书本即可度日，不必像其他自由作家那般过着永远忙不完的生活。我却只能为了贪图打字方便而在家中写作，因为我必须搭乘北线地铁前往伯贝克学院上班，入夜之后才得以从那边回来[2]。就另一方面而言，我也始终是个怪胎，因为我懒得从事园艺工作；更何况我有异于那些来自加勒比海、住在从我家前门通往旺兹沃思路一条短街上的电气工人和运输工人，我不把周日早晨花在清洗汽车一事上面。

显然我已经顺利上路，走向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与中产阶级的派头儿。此际除了旅行之外，再也难得出现值得在自传里面大书特书的事情，除非那是发生于作者和其他人脑海中的事件。这也是好几代人以来撰写知识分子传记的作家们，经常会遭遇到的麻烦事。例如不论查尔斯·达尔文的成就有多么崇高，当他一旦结束小猎犬号的旅程并完成终身大事之后，其人生最后40年内的生活就没有太多题材值得报道。人们顶多只能表示“他在肯特郡的‘唐恩小筑’过着乡绅生活”[2]，并对其健康之所以不佳的理由做出种种揣测。那位可敬学者所过的生活并未总是上演与其专业相关的戏码，而他一生中其他各种戏剧化事件就仿佛办公室内的行政事务一般，是唯有直接涉及者才会感兴趣的事情。换言之，尽管家庭生活中不断上演许多戏码，而且当父母亲与十几岁的小孩相互起冲突时更加如此，但是对传记读者这样的第三者来说，他们更在乎的通常是自己家庭中而非别人家里面上演的戏码，反正那些情节都令人熟悉。从这个角度来看，1960年前后那几年不仅构成了我生命中的分水岭，也是这本自传形式上的分水岭。

不过，私人生活总是会融入各种历史环境，其中最强有力的历史环境，就是意想不到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顺境。它蹑手蹑脚来到我这一代人身边，令我们猝不及防，我们当中的社会主义者更未做好准备来迎接资本主义获得惊人成功的时代。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很难忽视这个事实。但我无法表示，当时我们已经看出我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所指称的“黄金年代”。那要等到1973年以后才看得出来，也就是当那个时代已告结束之后。历史学家跟其他每个人一样，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事后有先见之明。但不管怎么样，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经相当明显，我这一代的英国人——也就是那些在大战结束时未满30岁的一般年轻人——发现自己的生活远远优于20世纪30年代所期待的水平。如果我们所属社会阶层的男性成员寄望于“开创前程”，而非只是“去上班”的话（当时女性还难得有此选择），我们开始发现自己表现得比父母那一代更好，有时甚至好出许多，那尤其是当我们比他们通过了更多考试的时候。

话要说回来，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我们这一代的两种人：其一是在战时即已达到职业生涯高峰的人，于战后平民生活相对而来的低潮期时，只能缅怀往日时光。其二则为既有上层阶级的成员，其父母属于一个封闭的团体，早已享尽荣华富贵、特权、威望与专业地位，身为子女的人原本仅需坐享其成即可。当然，他们可以自视为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也走入父辈当初获得了过人成就的领域的话——政治、科学、传统行业等等。可是又有谁不同情那些在父亲阴影下从政的儿子们（温斯顿·丘吉尔和兰道夫·丘吉尔即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3]），或者是那些皇家学会成员或诺贝尔奖得主资质平庸的后代？而我和任何具有剑桥背景的学术工作者一样，都晓得不少这样的例证。

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战后的生活宛如一台自动升降梯，我们无须特别努力即可得到高于期望的收获。就连像我这样的人，虽然职业生涯因为冷战而受到异乎寻常的阻碍，仍然跟着那个时代齐头并进。当然，这也必须归功于历史所带来的好运气，让我在当时学术圈的规模还不大、学者的地位仍很崇高之际加入这个行业。除此之外，边沁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费边社改革者所设立的高标准，使得公务员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以来，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虽然英国的大学教师与欧陆国家不同，并不算是公务员，但他们仍然置身于国家的羽翼下；国家则通过大学为期五年的共同发展计划向他们挹注经费，不过同时也对之进行遥控。因此，只要这个圈子依旧很小、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仍被阻挡在外的话，那么一般大学教师的薪资和地位，理所当然等同于一般管理层级的公务员：虽不致让人富裕得能够满足贪婪欲望，却可过着像样的中产阶级生活。物价也还相当低廉，至少对那些思想先进、打算把子女送入公立学校就读，并且找不到理由不该让子女就读公立学校的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

与工人阶级相较之下，中产阶级从福利国家那边获得了更多好处。和我一样的人于是在那些年拒绝接受医疗保险给付——此做法主要出于原则上的理由，而非像后来那般，是因为对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觉得泄气才不肯投保。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热潮来临之前，房价仍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房屋的增值自然为我们带来了收益。在房价开始飙升的前夕，花不到2万英镑总支出便可在汉普斯德[4]买下一栋“完全保有地产权”的房子；若出售房屋，则可获得7000英镑净利。对年纪轻轻即已结婚并育有子女的人来说，他们无疑必须长年过着相当拮据的生活、租露营车去度假，并借由诸如在学校监考之类的方式来赚外快。但像我这样之前没有小孩、担任大学中层职位、四十好几才再婚的学术工作者，想养家糊口并不成问题。的确，我根本不记得有过任何入不敷出的时候。当这样的问题即将来临之际，与日俱增的版税收入和来自其他文艺活动的外快已可产生舒缓作用。不过在1960年前后，我本薪以外的收入仍相当有限。

大战之前已经成年的那几代人，可以把自己战后的生活拿来与父母亲的生活做比较，也可以把它拿来跟自己战前的期待对照一下。但他们很难发现——尤其每当面对一成不变的家庭生计压力时——自己在西方新富裕社会所处的情况与往日有何不同，而且无论从形式上或程度上来看都是如此。毕竟开门七件事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只不过因为新科技而变得比较简单而已。一旦结婚以后，赚钱养家、照顾小孩、整理庭园、清洁衣物与洗涤碗盘等等，照样占满了一对夫妻大多数的时间与想法。唯有年青一代和脑筋转得快的人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社会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首度有足够金钱来购买想要的东西、有足够时间来做想做的事情，并且让他们得以独立于家庭之外。“青春”就是造成消费社会和西方文化出现革命性转变的秘密因素。摇滚乐的崛起便是其中最戏剧化的例子，摇滚乐几乎完全仰仗青少年与年方二十出头儿的消费群，或者是那些于此年纪即已投身那种音乐的人。1955年摇滚乐刚诞生时，美国的唱片销售总额为2.77亿美元；到了1973年即已超过20亿美元，其中75%至80%来自摇滚乐和类似的音乐。

我当然不属于摇滚乐一代，但很庆幸自己能够躬逢其盛，目睹英国那一代人的诞生。因为随后的发展显示，某种形式的爵士音乐在英国成为老派青年流行音乐与摇滚革命之间的桥梁。我在1955年结束了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身份后，便返回伦敦居住，并以职业化的方式涉足爵士音乐。相较于过去免费住在剑桥，现在我必须在伦敦支付房租，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来赚些外快。大约就在此刻，伦敦文化界面临20世纪50年代所谓愤怒的青年之挑战，觉得应该多留意于爵士音乐，因为那是他们宣泄情绪的渠道。像《观察家报》就聘请了一名愤怒的青年——金斯利·埃米斯——撰写爵士乐评。当时他已开始从左翼青年转变成保守老人，但还没有定型成为日后那个沉溺于俱乐部吧台的反动分子。虽然我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就认为自己比不过那些博学多闻的爵士行家，相当不适合从事爵士乐评工作；不过在我看来，我对这个领域至少了解得跟金斯利·埃米斯一样多，更何况我接触爵士音乐的时间比他久。

于是我毛遂自荐找上了一位出身伦敦政经学院的昔日党内同志诺曼·麦肯齐，当时他正好任职于《新政治家与国家》；我便向他提出建议，表示他们的杂志也应该刊出爵士乐评。那份周刊在总编辑金斯利·马丁的卓越带领下，正处于全盛时期。他自己虽然既不了解爵士音乐又缺乏兴趣，但也看得出来有必要迎合新的文化风潮，至少可以通过每月一次的专栏来这么做。他随即向我做出说明：我为他们撰稿时必须牢记在心，其理想中的标准读者是40岁出头儿的公职人员。接着他把我交给该杂志的文艺版负责人，那位令人钦佩的珍妮特·亚当·史密斯——她几乎清楚一切与文学和登山有关的事宜，而且对各个艺术领域也不例外，但爵士音乐并不包括在内。而我由于不打算把大学教师和爵士乐评的身份混为一谈，于是在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弗朗西斯·牛顿作为笔名。那个名字衍生自少数曾加入共产党的著名爵士乐手之一，弗朗姬·牛顿。他是一位非常杰出但未能成为超级巨星的小号手，曾与比莉·哈乐黛一同为柯摩多尔唱片公司灌录《奇异的果实》[5]那套了不起的专辑。

爵士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音乐类型”，更是“我们所生活社会的一种非凡观点”[3]，况且它还是整个娱乐产业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新政治家与国家》的读者难得有人欣赏过爵士演奏会，或者买过西隆尼斯·蒙克的唱片。不过我还是喜出望外地发现，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是爵士音乐的新黄金时代，那些美国明星乐手因为工会纠纷被阻挡在门外20年以后，现在纷纷重返英伦三岛。于是我撰写稿件的时候，并非仅仅自视为演奏会、唱片和相关书籍的评论员而已，同时也具有历史学者和记者的身份。更幸运的是（或许通过了丹尼斯表哥），我很快就与一家规模虽小，但走在文化尖端的麦吉本与基伊出版社取得接触。它当时的出资人是一位喜怒无常、支持工党的百万富豪——霍华德·塞缪尔，已经出版了几本由汉弗莱·利特尔顿以及科林·麦金尼斯撰写的书籍。前者很可能是唯一出身伊顿公学的爵士乐团团长；后者是一位难以相处、寂寞不堪、深受折磨的20世纪50年代伦敦社会现象发掘者，他十分熟悉并著书介绍了新出现的伦敦黑人移民，以及音乐开始渗入青少年文化之初的情形。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写出一本有关爵士音乐的书。

于是《爵士风情》问世于1959年，也就是我发表第一本历史著作的同一年。那本书颇受欢迎，虽然并未带来多少收入[4]，却鼓励我更有系统性地进一步探索爵士乐坛。此事并不困难，因为某些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便着迷于爵士音乐的人，已投身音乐事业担任经纪人或制作人，像丹尼斯表哥即为其中之一，已然在英国爵士音乐及民谣音乐等范畴内成为顶尖的唱片制作人。其财富确也随着一些在他那边出唱片的艺人而水涨船高，例如罗尼·多尼根的《岩石岛铁路》（那是一首囚犯之歌，最初由伟大的利德贝利灌录），就在1956年的春天火暴。同样幸运的是，当时我还未婚，而且在一所晚上6点钟以后才上课的夜校教书，这让我得以融入组成那个演艺事业的夜猫族之生活韵律。更何况我住在布鲁姆斯伯里，仅需步行10分钟即可抵达西区的任何演出场地。于是我毫不费力地投入自己所习惯扮演的角色，成为“实地参与的观察者”或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爵士圈内人绝非只有青少年。但不论是当时我对“传统爵士”或“斯基夫音乐”[6]的侧写，还是罗杰·梅恩为《爵士风情》第一版所拍摄的插图照片，都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主要激发出了一种“老小孩”的运动。他们是青年文化的一环，对我们这些不论出于何种理由而徘徊于其外围的人来说，那在当时是明显即可观察到的现象。但只有像科林·麦金尼斯那般喜好青少年反叛性格与独立作风的人，才有办法与他们一拍即合。尽管如此，除了一些音乐家和歌手身边的女性明显过着纵欲生活之外，那个运动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反文化。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英国，那种情况尚未发生。

但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青年反文化的许多主要特征，都接收自老一辈爵士乐手——尤其包括了毒品和某些特定生活形态。我曾经将那种生活形态描绘成“一个由黑人（以及白人）职业音乐家所组成的漂泊流浪群体，生活于对外封闭、自给自足，由流行乐手与其他夜间活动者所构成的小小孤岛上”，而那些地方亦可让白日工作者于天黑之后摆脱自己的束缚。这还未必具有日后的反文化意义，其原因在于爵士音乐家几乎具有无限的包容力，可忍受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只不过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现出来而已。爵士圈比较接近“反文化”的现象，必须在其周边地带、支持者及外围仰慕者身上才找得到。例如爵士乐手现任的女朋友们——她们几个小时内即可在街头赚取数百英镑（那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大笔钱），随即前往摩洛哥度度假；例如肯尼斯·泰南之类特意抗拒中产阶级传统价值的人物；又如某些出身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士，他们刻意想展示“社会边缘人”的身份，于是在弗朗西斯·培根那位画家的酒窟狂饮：由缪丽尔·贝尔彻所开设、位于索霍区弗里思街的殖民地俱乐部[7]。

缪丽尔那些多半是同性恋者的酒客其实并不特别偏好爵士乐，不过把我引荐到俱乐部一楼邋遢房间里面的人，却是一位对《爵士风情》称赞有加的书评者。此外在那边颇有机会遇见科林·麦金尼斯，以及乔治·梅利。麦金尼斯虽然盛赞爵士乐，对之并无认识；梅利则是爵士歌手，并且了解爵士乐。梅利属于英国爵士乐坛的外围分子，其成员往往是从中产阶级体面生活脱逃出来的难民，要不然就是一些将自己的音乐与自己在文字世界和图像世界的工作结合起来的人。例如对乐迷而言，乔治·梅利是一位自我解嘲、风格接近音乐厅演奏家的布鲁斯歌手，瓦利·福克斯则是以演奏单簧管出名。在循规蹈矩的世界，他们二人因为共同创作多格漫画而出名：那些极受欢迎的漫画以谑而不虐的方式，讽刺了一些显然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但那个世界当时还没被叫作“媒体世界”。

第三种改变——而且是更容易发现的改变——则为1956年之后在政治环境或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氛围。现在我看得出来，促成改变的新因素就是帝国的终结，但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还无法认清此点。

尽管冷战依然持续进行，不过在西方政府机关外面，公众的反共情绪已开始消退。无论柏林墙受到多么大的谴责，它在1960年以后稳固了两大超级强权帝国在欧洲的疆界，而且双方都不认真以为对方打算越过围墙。但我们仍旧生活在核战争世界末日的乌云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得那种情况迫在眉睫。到了1963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即以此为素材拍摄了《奇爱博士》，但此时它已经变成令人发噱的黑色幽默[8]。英国在1959年单方面发起了“核裁军运动”（CND），这是英国左派所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群众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既无意也无法对美苏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发挥影响力，纵使许多英国人衷心期盼借此为世界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其意图在于摆脱冷战，而更精确的说法或许是：要让英国习惯于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强权国家和世界帝国。（“英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以吓阻苏联攻击”这种论点，根本毫无意义可言。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晓得，当初英国政府制造原子弹的理由与其说是威慑莫斯科，倒不如说是想保住自己的国际地位，并在美国面前维护自己的独立性。）

抚今追昔便可清楚发现，去殖民化所产生的附带效应之一，日益形成了1956年以后的左派政策，而且在英国特别如此，因为有从加勒比海旧帝国殖民地涌入的大量移民。法国第四共和的危机虽与冷战无甚关联，却与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斗争密不可分。我依然记得1958年举行于聚友屋的一场大规模集会，其宗旨在于抗议军事政变结束了法国第四共和；保罗·约翰逊那位慷慨激昂的左翼记者（当时他还是叛逆的左派天主教徒）曾于会中发表演说，把戴高乐将军斥责为下一名法西斯独裁者。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动用酷刑的骇人听闻事件被舆论界广泛披露后，使得国际特赦组织（创立于1961年）成为一个着眼于西方的跨国行动团体，而且其最初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反对东方的侵犯人权行为。

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再加上有色移民涌进英国，种族主义成为左派人士远较以往更加重视的中心课题。而我通过爵士音乐，在1958年发生所谓的诺丁丘——其实是诺丁山——种族骚动之后，与早期的英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关联，此即所谓的“群星支持国际友谊运动”。虽然它并非一个真正的政治行动（即便科林·麦金尼斯曾走遍那一带——那里刚好是他最喜欢落脚之处——在信箱内放置与该活动有关的新闻通报），却成为现代媒体行动的范例，而且就跟许多性质相近的运动一般，于成功打响名号几个月之后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不过这项运动的确动员了不少“明星”，而且那些人主要来自爵士乐坛，其中包括许多英国最富盛名的人物，诸如约翰尼·丹克沃斯、克莱奥·莱恩、汉弗莱·利特尔顿、克里斯·巴伯，以及一些流行音乐歌星。其有力效果则来自于主事者善于炒作新闻、将之送上电视画面的能力，例如1958年由不同族群儿童在电视上演出的圣诞晚会，就是其中极具创意的构想之一。那个运动持续进行的时候，并从能力过人、令人钦佩的克劳迪亚·琼斯[9]那边获得了宝贵的协助。她是一位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美国共产党要员，曾在猎巫年代以“非公民”的身份遭到美国驱逐，从此竭尽心力将党的效率及政治结构引入伦敦西区的加勒比海移民团体，并获得英国共产党支持。这位非凡的女性现在已经不公平地被遗忘，人们或许只记得，当初她共同创办了“诺丁山嘉年华会”那个已不再具有政治意味的年度盛事。

一直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对第三世界的热情才成为鼓舞左派的主要力量，而且它不经意地削弱了西方自由派及社会民主派冷战十字军理论家的声势。但古巴革命已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展现威力，即将为世界革命的图像注入新画面，以致让美国显得像是巨人歌利亚一般，面临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年轻大卫王所进行的顽强反抗。1961年入侵“猪湾”的行动立即招来不满——其立即的程度，与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所引发的反应不相上下——而且不满情绪已从常见的反对党派和陈情团体蔓延出去，远远超出了传统抗议者的范畴。消息见报的当天早上，肯尼斯·泰南沮丧地打电话向我表示：“现在该有所动作了，而且越快越好！可是我们该从何下手呢？”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左派人物，而马琳和我始终挺身为他的政治真诚做出辩护，来驳斥那些指责他故作姿态的人，况且他绝非那种司空见惯的“在台上乱唱高调者”。倘若他真是那种人物的话，就应该晓得自己该装出什么样的表现才对。那时我们按照惯例成立委员会、召集一些固定露面的“可疑分子”来签署抗议函，并组织了一个前往海德公园的游行队伍。我一辈子唯独那一次想不起来到底有哪些人发表了演说，但此次的健忘令我惊喜，因为那一回的示威活动至少在表面上已截然不同于往日的左派游行。捍卫卡斯特罗的呼声则由泰南，或更可能是由他的得力助手克莱夫·古德温（演员、经纪人和活动家）高喊出来，而且这项呼吁动员了许多年轻的男女演员，以及来自时尚经纪公司的年轻女性。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我曾见过最美丽的政治活动。其景象令人赏心悦目，而且最令大家兴奋的事情，就是知道美国的入侵行动当时已遭挫败。

我自己和整个世界便在几乎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滑入了60年代的新氛围。甚至就政治方面而言，尽管我在1956年以后既未决定退党亦未遭开除党籍，我感觉自己不再像昔日的党员那般受到孤立了。对支持新政治运动的那些人来说，政党标签已不再如此重要，不论那是反核、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运动。当一些共产党历史学家在1952年——亦即冷战时期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恶劣年代——创办《过去与现在》那份历史杂志的时候，我们已费心尽力将之规划为一份不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期刊，让它变成史学界“人民阵线”的通用平台。审稿标准不在于撰写者的意识形态管窥之见，而是文章的实质内容。我们迫不及待想扩大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基础，但创刊之初的编辑委员当然仍以共产党员为主，那是因为难得有人胆敢与布尔什维克同桌共坐的缘故。极少数勇于这么做的人（例如A·H·M·琼斯），则通常是已有稳固学术地位的激进英国籍历史学家。杰出的艺术史家鲁道夫·威特考尔实际上遭到警告，不准接受我们的邀请；摩西·芬利那位被剑桥收容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受难者[10]，则要过了10年以后才改变心意开始为我们撰稿。

我们除了急于扩大编辑小组之外，也同样非常希望广邀撰稿者。就第一个目标而言，我们失败了许多年。但归功于我们在年轻学者之间的良好声誉，第二项目标很快就有了较佳的表现。时至1958年，我们终于获得成功。一群即将声名鹊起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历史学家，在劳伦斯·斯通（正准备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和约翰·艾略特爵士（日后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的领导下，对我们的目标产生了共鸣。但当时他们仍觉得难以投效一个昔日的红色机构，因而提议集体加入，但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拿掉刊头会叫人产生意识形态联想的用语：“一份科学性历史杂志”[11]。这个代价可谓惠而不费。他们并不过问我们的政治意见——编辑委员会中实际上已很难再遇见基本教义派的共产党员——而我们也不过问他们的政治立场。从此以后，委员会内部从未出现过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就连一向坚持拒绝将我们刊物纳入馆藏的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也终于做出让步。

于是我的职业生涯与私人生活都在某种程度内变得“正常”，我所处的世界至少看起来已较不危险和较无临时性质（即便我曾做出相反论述），而且绝对是比较繁荣。其中的第一个观察结果已经无法否认，尽管我的学术生涯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拓展。我一直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已经五十好几的时候，才正式获得教席或得到惯常的官方学术认证——各种院士身份、最初的荣誉学位等等。回首前尘往事，我只能将之视为难得的运气，因为事业上最糟糕的状况就是过早登上巅峰，然后在平坦的高原上长途跋涉，或者更加恶劣的情形，甚至莫过于在目前的表现与往昔建立起声誉的杰作之间苟延残喘。正因为我起步得比较晚，而且被阻挠了这么多年，才得以在别人只能期待自己不会江河日下的年龄，继续向前瞻望许多更美好的事物。

至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相当清楚此种稳定情况只是表象而已，纵使其在经济与科技上的大跃进显而易见。但即便如此，对我们这些有幸居住于中欧和西欧的人来说，那些突飞猛进的现象并非幻觉。或许我们尚未充分了解自己的好运气，但我们确实生活于一些受祝福的国度：这个地区内没有战争、无须畏惧将出现社会动乱、大多数人过着富裕的日子、在生活及休闲上享有各种选择，而且在我们父母亲的年代，这种社会安全的程度是除了富豪之外人人遥不可及，是穷人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居住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但我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论点无法适用于地球上的其他地区。更何况20世纪60年代即将呈现出来，这种生活并无法让那些受祝福国度的居民感到满足。

译注

1 《周六夜晚与周日早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或译为《年少莫轻狂》。

2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乃“夜间部”。其拉丁文院训为：“在夜间研讨”（In nocte consilium）。

3 兰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 1911——1968）为英国记者和首相之子，曾受最佳教育（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但在父亲溺爱下一事无成。他“二战”时服役于南斯拉夫，几乎被俘；战后多次参加国会议员选举，每次都落选。

4 汉普斯德（Hampstead）是伦敦市中北部肯顿镇（Camden Town）的高级住宅区。

5 《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是一首控诉美国南方白人在树上吊死黑人的歌曲，首唱于1939年：“南方的树木结着奇异的果实，鲜血沾满枝叶、渗入树根，黑色躯体摆荡于南方微风中，白杨树上垂挂奇异的果实……”作词作曲者埃布尔·米若波尔（Abel Meeropol）为纽约犹太裔教师，于罗森堡夫妇遭处决后主动收养其两名遗孤。

6 斯基夫（Skiffle）是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特殊音乐，又名“噪音爵士乐”或“英国山地摇滚”。

7 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 1927——1980）是广受争议的英国剧评家及剧作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为英国画家，被缪丽尔·贝尔彻“收养为女儿”（培根是男同性恋者），有权在殖民地俱乐部免费饮酒。缪丽尔·贝尔彻（Muriel Belcher, 1908——1978）是殖民地俱乐部的所有人，以特立独行著称。殖民地俱乐部（Colony Room Club）则是只有两个房间的私人俱乐部，为反传统人士群集之处，男性酒客往往被称作“她”。

8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1928——1999）为著名犹太裔美国导演。《奇爱博士》（Doctor Strangelove）又名《我如何学会停止担心并热爱炸弹》，改编自一部名叫“红色警报”的小说。奇爱博士（Dr. Mer k wü r di g lie be）本人为德国核武专家及前纳粹党员，于一名发疯的美国将领擅自出动B–52轰炸机群准备向苏联投掷原子弹时，担任美国总统的幕僚。著名英国喜剧明星彼得·塞勒斯（“粉红豹”）在片中同时饰演了奇爱博士与美国总统。

9 克劳迪亚·琼斯（Claudia Jones, 1915——1964）为出生于特立尼达的黑人女记者，8岁时举家移民至纽约哈林区（但无美国国籍），因从小备受歧视而加入美国共产党，鼓吹黑人人权及女权。她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迫害而入狱三次，健康严重受损，并于1955年被驱逐出境来到英国。1958年爆发诺丁山暴乱之后（加勒比海黑人移民在西伦敦遭种族主义者攻击），她秉持“人们不该被吓跑或进行反击，而应彼此分享文化”的理念，创办英国第一份黑人报纸，并于1959年成为“诺丁山嘉年华会之母”，1964年病逝于伦敦。

10 摩西·芬利（Moses Finley, 1912——1986）为犹太裔美国古代历史学家，麦卡锡主义年代因拒绝做出不利于同事的证词，1952年遭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解聘。芬利从此无法在美国觅得工作，乃移居英国任教于剑桥大学。他在1962年成为英国公民，1971年出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1979年晋封爵士。

11 马克思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

[1] 托尼·古尔德（Tony Gould），《局内人与局外人：科林·麦克内斯的生平与时代》（Insider Outsid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Colin Maclnnes），伦敦，1983年，183页。

[2] 见《世界名人传略》（Chamb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974年版，【达尔文】 。

[3] 弗朗西斯·牛顿，《爵士风情》（伦敦，1959年），导言，1页。

[4] 《爵士风情》于1960年在美国付梓，由一家小型的左派出版社发行。其增订版则于1961年由“企鹅图书”推出，接着法文译本被纳入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编的一个系列，此外并被翻译为意大利语与捷克语。

第14章

克尼赫特山下

1961年，我与伯特兰·罗素以及其他大约1.2万人，在特拉法加广场参加了一场著名的反核静坐示威活动，侥幸未遭警方逮捕。示威结束后不久，我的老朋友、“使徒会”兄弟罗宾·甘迪告诉我说：我看起来压力不小，如果跟着他前往威尔士北部度几天假的话，对我应该会有所帮助。他在当地一座破败的礼拜堂旁边，拥有一栋简朴得近乎原始的小屋，而且他喜欢在那里一边漫步山丘、攀爬岩壁，一边思索有关数理逻辑的问题。在那些年头，英国美妙的小型乡间铁路网尚未废弃，我们仍可于绿树掩映下悠然旅行穿越威尔士中部的心脏地带。一抵达海岸线以后，先转乘不算完全命名失当的“威尔士海岸快速列车”[1]，而后在彭林代德雷斯下车，便来到当时英语人士口中的梅里奥尼思郡[2]。那里是英伦三岛硕果仅存经由公民投票决议，禁止在星期日贩卖酒类或公开饮酒的地区。

罗宾骑在摩托车上，身着惯常穿戴的整套黑色皮衣过来迎接，让我省下了好几英里冤枉路，不必辛苦翻越海岸山脊，接着踏过平坦如桌面的河口沙地——所谓的特雷斯[3]。特雷斯原本是小海湾，直到一位马多克斯先生在19世纪初期建造海堤，将海水排出为止；其旁新建成的港口从此以他来命名，就叫作波特马多克[4]。在马多克斯时代，讲求进步的外来访客曾极力赞扬那项工程，著名诗人雪莱也包括在内。兴建海堤之前，船舶可利用克尼赫特山（Cnicht）[5]外形显眼的三角锥，以之作为地标一直航行至山脚下。“克尼赫特山”（骑士山）这个名字则说明了，其形状令人联想起中世纪的武士头盔。从道路离开特雷斯的地方开始算起，一直缓缓向上延伸至高耸于克尼赫特山麓的克罗伊瑟山谷（Cwm Croesor），这个地带便属于克拉夫王国的领域。此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内，除了我自己之外，我再婚以后还带着马琳与孩子们，于此地消磨了大部分的假日时光。

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与名副其实的缔造者，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6]，是一位高大、正直、慈祥、有着古罗马式鼻梁的老先生。他一成不变地穿着粗花呢外套、马裤与黄色长袜——并且是唯一用这身行头前往伦敦阿西娜俱乐部进行拜访活动的人。当时他已年近八十。对新时代的人来说，他出生长大的英国就跟托尔斯泰时代的俄国一样遥远陌生。而向新时代介绍克拉夫的最佳方法，就是说明一件事：当他在“一战”期间结婚时，其军官同僚问他想要什么样的结婚礼物，他表示希望建造一栋“荒诞的装饰性建筑物”，亦即一座模仿中世纪风格，可以俯瞰海景的小型城堡。结果他真的把房子盖了出来。

人们穿越一扇铁栅门便进入了他的天地。门上漆着克拉夫式的绿色，这也是克拉夫王国各种铁器与木制品固定采用的颜色。[7]其宅邸布隆当努庄园（Plas Brondanw）主入口正对面有一座古意盎然的小山丘，上面布置出美妙的巴洛克式花园。园中以典型克拉夫风格的瓶瓮与拱门构成框架，可让人从中远眺斯诺登峰[8]。走出庄园门外之后，有几百码缓升坡道供人漫步，两旁的树木也是他亲手栽种的。（树木是他热爱的许多事物之一。当他晓得有人提议把通往雄伟的斯托大院[9]的美丽林荫大道出售给土地开发商时，不禁怒从中来，于是将该地改建成一所寄宿学校，并将林荫大道购入以便妥善维护。这或许就是他对建校计划最重要的贡献。）

我们家的孩子很喜欢在那里的塔楼玩耍和攀爬楼梯。楼梯不通往任何地方，但可让人遥望海景，以及远眺海面另一边的荒原沼泽地。荒原后方数英里外，即有“大墨优文山”和“小墨优文山”跃然眼前。它们是克拉夫王国之内的另外两座山头，而且克拉夫就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墨优文”，只可惜他未能从战争中生还。一部以中国为主题的电影曾经来这儿取景，[10]使得克拉夫欣喜万分。但他所喜爱的并非那种类型的怪诞浪漫场面，而是表演活动，更何况还有许多大明星在场。此外可以确定的是，电影公司之所以前往梅里奥尼思郡取景，并不在于那里有一小块地方比英国的任何地点更加适合冒充中国，反而是因为电影明星和摄制人员可以下榻于克拉夫最著名作品的缘故。那就是他最伟大的荒诞建筑群——波特梅里恩村（Portmeirion）。

波特梅里恩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座实物大小、准巴洛克式的玩具城，置身其中就像来到了意大利的蔚蓝海岸。它无论就色彩或其他方面而言都惟妙惟肖，蓦然浮现于遍布杜鹃花的山岩之间，矗立在通往“卡迪根湾”的宽阔灰色河口水道上方。为了支付不断扩建所需的费用，克拉夫将其中一部分兴建成旅馆和度假村——此类设施让那些略具“波希米亚”性格的演艺界人士难以抗拒（但吸引力来自烟火秀而非高尔夫球场）。最后他还勉为其难向一日游游客收取费用，借以支付扩建开销。（他们家的朋友则可以免费出入。）波特梅里恩没有任何东西显得完全真实。尽管其中布满了货真价实、由克拉夫从各地废墟搜罗过来的雕像和建筑装饰，那里的一切事物却都代表着白日梦，甚至还有演化成噩梦的可能。后来一部名叫“囚犯”[11]的英国电视偶像剧系列，选择了波特梅里恩作为场景。剧中有一名卡夫卡式的受难者，发现自己困在一个充满魔法与危险的环境之中，不管怎么样都无法脱逃出去。该剧的制作群也出现了同样感受，于是拍摄17集以后便戛然而止。《囚犯》却争取到广大的观众，直到今天都还不时为他们重播一遍。

克拉夫固然以专业建筑师的身份为傲，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也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天地里面成为无路可逃的牺牲者。身为一个地主家庭的最小的孩子，他必须外出谋生，致力于从小向往、符合其出身背景与性格倾向的建筑事业。他只接受过一个学期的正式训练。为了弥补专业技能的不足，他凭借自己在乡间的根基、热烈的求知精神，以及作为一位英俊而充满魅力、出身上流家庭的年轻人，在“爱德华时代”的周末派对上轻易可建立的人脉——毕竟那是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让他先有机会修筑马厩，接着盖出庄园小屋，而后兴建乡间豪宅的侧厅以及寄宿学校，再来甚至是一整座庞大的爱德华式建筑群：位于布雷肯郡瓦伊河畔的蓝戈依德大宅，而且它至今仍以旅馆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其实他造出来的房子多半规模不大。）波特梅里恩则使得他被冠上“不务正业建筑师”的称号，那是因为柯布西耶与密斯·凡·德·罗那些建筑大师的时代所讲求的，是高度发达的清教徒式专业标准。他一直要等到87岁高龄才正式获得官方褒扬，被晋封为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爵士。

克拉夫其实完全被误解了。对他而言，建筑物如果没有树木、外墙、视野，缺少了通往农庄、小屋或水边的道路，就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他希望创造或设计的并非建筑物，而是一些可供人和谐生活及工作于其中的微型世界。那里由砖石结构、野性十足或经过驯化的风光、从两排树木中间望出去的远景、各式象征物和纪念碑共同组成一个整体，而且当然也可以供游客前来参观瞻仰。由于波特梅里恩不是供人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地方，而是一个休憩的场所、一种“心灵的游戏”——或换种较严肃的讲法，那是对乌托邦的短暂梦想——它并不符合克拉夫的典型作风。他理想中的人物并非路特恩斯[12]，而是赫德隆老爷，也就是托马斯·勒弗·皮考克《赫德隆大宅》那部讽刺小说当中，威尔士荒郊野外一座宅邸的拥有者、积极塑造者和向导。（皮考克是诗人雪莱的挚友，以及风趣的威尔士爱慕者，他所撰写的小说——其实是浮世绘——乃克拉夫王国内的必备读物。）

这种庄园的精髓，便在于特色十足地结合了荒野的自然美、贫瘠穷困，以及居民对视觉美学的不在意——对擅长音乐与文字的威尔士人而言，这毋宁是令人惊讶的现象。尽管克拉夫认为有必要通过适当的象征性砖石建筑与金属制品来美化庄园，同时吸引人注意其激发浪漫想象的潜力，但他创造出来的环境并不着眼于“美丽”，而是让环境呈现自我。其中尤其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它们保持本色。早在20世纪20年代，克拉夫已经发起维护田园景观的运动，借以抗拒“如章鱼般”漫无规划的“土地开发”。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买下了构成其王国的荒凉山坡地、沼泽区与山脉，并尽可能使之保持原貌。虽然他只是手头宽裕而非十分富有，幸好当时那些地方都缺乏实际商业价值，所以“在伦敦每进账十基尼，便足以在山区买下许多亩地”。[1]

的确，克拉夫的王国虽然包罗万象，却并不合乎传统上对“美丽”的定义。它又怎能合乎那种定义呢？此地多半是宛如鬼魅一般、毁坏了两次的乡间多石地带，不但向来贫穷，现在更日趋荒芜。原因是当地一些缺乏经济效益的小型山地农场已经衰颓；巨型采石场虽曾于维多利亚时代向英国营造业提供屋顶用料，暂时舒缓了山区不毛之地的生活困境，如今亦已永远没落。那里名副其实充满了后工业社会的废墟景象。人们从布莱奈费斯蒂尼奥格死寂的巨大板岩矿群向上攀爬，便来到库摩尔辛荒凉如月球表面的废弃采石场，以及红嘴山鸦群聚的简陋工棚。然后可以沿着弃置的铁路轨道，穿越光秃秃的克罗伊瑟山谷一直往下走。那条铁路曾经为现在同样已关闭的克罗伊瑟采石场提供服务，而附属于采石场的诸多小屋之一，便在许多年内成为我们全家的住处。旧铁路从那里顺着一条既荒芜又漫长的坡道继续向下延伸，若是在从前的话，满载石板的车厢就利用重力一路滑行通过特雷斯，最后抵达波特马多克将石板装船运出。克罗伊瑟山谷同时也呈现出后农业时代的废墟景象，其情况正如同当地大诗人R·S·托马斯[13]于其《威尔士山地》一诗中所吟咏的：

苔藓与霉斑密布在冰冷烟囱之上

荨麻不断生长已穿透了屋门裂缝

房舍空荡荡地耸立于楠特埃拉村

浓密太阳光束洒入千疮百孔屋顶

原野已回复至沼泽区的萧条模样

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观光业也只能缓缓开始带来生机。那是因为斯诺登峰虽然从当地举目可见，但斯诺登尼亚（Snowdonia）国家公园最美丽的主要景点（以及各个登山中心），距此仍有数里之遥。往昔每天有200人从兰弗罗森和彭林代德雷斯搭乘火车，沿着狭窄的费斯蒂尼奥格铁路前往布莱奈费斯蒂尼奥格的巨大采石场上工。但那条铁路早已废弃，如今刚刚由一群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加以整修，让观光客心存感激，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无处可去。但我们待在北威尔士的大多数年头里面，铁轨依旧湮没于山坡蔓生的杂草之中，要过了很久以后才终于有火车重新驶回波特马多克。[14]

克拉夫身为自己王国的统治者，花了许多工夫让那些名副其实的废墟可以住人，并设法在人口日减的山坡地上，让空荡荡的墙壁内部重现生机。我们的第一座小屋位于克罗伊瑟石矿村外面已被开挖得光秃秃的山谷，是当地采石场建造于迎风面的四栋工棚之一。那时该地唯一的固定住户，就是深受我们喜爱的奈莉·琼斯。她在邻近的厨房内养育三名生父各异的小孩和一条狗，同时负责替那些几乎同样喧闹的英格兰外来客看门。（克罗伊瑟的村庄本身——称之为小聚落还比较恰当——则即将失去村内唯一的商店兼小邮局。只有当地的小学因为居民不断进行抗争，再加上克拉夫向未婚或遭遗弃的妈妈们提供空房子的做法，才没有跟着关门大吉。）

我们的第二栋小屋则是一座16世纪的废墟。它原本是安维尔家族大宅院的一部分，后来随着18世纪的艰难时光而倾圮。克拉夫于是把旧宅整修起来，提供给一些喜欢浪漫环境而不讲究居住舒适的伦敦人使用。其间他发挥自己的典型作风，保留了一段由三米高的石块筑成的突出石墙，但荒废了几个世纪下来，墙中央已长出一棵高耸的大树。我们因而坚持在租约内增列保护条款，以便应付万一大树被狂风吹倒、将房子大半压毁以后的状况。我怀疑克拉夫领地内凡是住了人的房屋，可曾有任何一栋不是未经他加以新建、修复或改装成适合居住。但无论如何，屋内的住户至少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罕有共通之处的族群：在此拥有第二个家的人或新移居者，以及威尔士本地人。

新移居者为各式各样的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若干放浪不羁的波希米亚人。在某种程度内，他们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威廉斯–埃利斯家庭有所关联。那主要是出于剑桥大学的缘故，因为它也是克拉夫及其已故儿子基多的母校。基多在国王学院的朋友们早已成为布隆当努庄园的常客，其中一人甚至变成了克拉夫的女婿。罗宾·甘迪当初正是通过剑桥的关系而来到这个山谷。每位新移居者都倾向于回去找来自己的朋友、同学、师长与学生，而那些人抵达此地以后，也都逐一被眼前的景观所征服：先是霍布斯鲍姆夫妇，然后多出两个小孩；其次是马琳的哥哥瓦尔特·史瓦兹，再加上妻子与五个小孩；接着是E·P·汤普森和多萝西·汤普森那一对历史学家夫妇，住在墨优文山地势较低的山坡上。此外还有班奈特家族的几位子女——他们的父辈都是英语文学导师及剑桥学术圈的支柱。

一些剑桥大人物的姓名，则早已通过不同方式与克拉夫王国联结在一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住在波特梅里恩半岛；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帕特里克·布雷赫特退休之后，迁居至布隆当努庄园上方不远的一栋昔日度假小屋，地点就在他女儿位于克罗伊瑟的房子附近；李约瑟那位伟大的中国科学史家每逢假日，便固定带着自己的两位女性友人之一前来波特梅里恩村——他的太太想必还留在剑桥家中；长年担任《自然》杂志主编的约翰·马多克斯深深着迷于此地，于是向克拉夫租下一栋位于特雷斯的小屋；我的老师，经济史学家波斯坦，以及其妻辛西娅（凯佩尔）女勋爵则拥有一栋曾经是学校的房子，地点在费斯蒂尼奥格的周边地带。

有人将此氛围称作“威尔士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15]——该用语的创造者为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他是当地一位富有魅力、深具忧郁气息的哲学家，而且正是他把罗素带来这里。这个用语虽不无夸大之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的确在波特梅里恩半岛、克罗伊瑟山谷与费斯蒂尼奥格等地，逐渐形成一种既紧密又活泼的社会生活。北威尔士假期最典型的声响，便是站在门廊上的访客从防水衣抖落雨水、脱下湿淋淋橡胶靴时所发出的噪声。这时他们正准备进入低矮天花板下的农舍来自得其乐或接受款待。由于其中有许多人是靠舞文弄墨糊口，这使得一种打趣的说法于诗意中蕴含了几分实情：每逢无风的克罗伊瑟山谷夜晚，打字机敲击之声始终不绝于耳。

虽然剑桥与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猜想最乐于见到那么多金头脑聚集于当地后山的人，莫过于克拉夫的太太——女作家阿玛贝尔·威廉斯–埃利斯。阿玛贝尔出身自斯特雷奇家族，那个知识分子地主家庭与印度关系久远，与牛津和剑桥均颇有渊源，并积极涉足政治。她担任新闻记者的父亲圣洛·斯特雷奇已经累积了可观的政治资源。她的弟弟约翰·斯特雷奇则一再变更路线，起先追随当时工党激进派寄予厚望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直到那个好色之徒变成英国法西斯领袖为止；接着他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出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他在1940年又与共产党分道扬镳，1945年以后在工党政府成为一名地位突出但不甚成功的阁员。阿玛贝尔自己曾经暗中入党，仍相当怀念共产党还是一个由兄弟姐妹所组成的半地下化战斗组织的日子。她很高兴有我来帮她重温往日回忆，共同闲聊关于同志们的事情。但她欢迎我的最主要理由，或许还是因为把我当作可靠的对谈者，可以一起讨论知识话题的缘故。

于是她经常满怀回忆亲自开车前往我们的小屋，一路上表现出老迈驾驶员的过度小心，以及十分危险的缓慢动作。幸好除了本地居民以外难得有人使用克罗伊瑟的马路，所以交通状况还容许得了像她这样的驾驶。阿玛贝尔对知识的热情，比克拉夫高出了许多。她从小就梦想成为科学家，只可惜这并非她那种出身背景的“女流”所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她从未被送入学校就读。她成为了作家，后来最出名的身份是儿童文学作家，至于她对克拉夫的写作与思维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则按照那一代人惯常的做法，统统归入克拉夫名下。阿玛贝尔绝非悲剧性的人物，她确实享受到生活中的甜蜜与新出现的妇女解放，其中也包括了（表面上）不大介意婚姻出轨的态度——但若非其阶级出身迫使她面对背叛时必须“咬紧上嘴唇”的话，她说不定会大吐苦水。假如有机会的话，她大可成为十足专业的科学家，无怪乎她极力促使自己的一个女儿成为海洋生物学家。

我非常喜欢那位老太太，即便有时我会采取躲避行动，躲开了她的追求知识启发之旅。我们谈论了许多事情，在克拉夫去世以后尤其如此，她在垂暮之年只是等待访客登门造访，一心盼望死亡到来。她未曾提出抱怨，但毫不隐瞒地希望赶快结束独自缠绵病榻、全身病痛躺在一栋潮湿老房子石墙里面的日子。毕竟她活得已经够长久了。[16]我们尽管政治立场团结一致，她却从未因此而向我透露，该如何找到克拉夫王国某处地下工事的入口——“国家艺廊”曾于“二战”期间将珍宝暗藏于此。反正同为共产党员的过去是一回事，而国家机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少数人因为热爱登山而过来之外，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我们这些外地人吸引至威尔士山地呢？那当然并非为了追求安逸的缘故。我们曾一再谴责资本主义将不利的生活条件强加到受剥削的劳动者身上，而我们在自己的威尔士小屋内，便自愿生活于那种条件下。但我们没有任何人——即便中产阶级在20世纪50年代仍过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曾经梦想在伦敦或剑桥的家居环境也忍受那样的生活标准。就连我的内兄瓦尔特·史瓦兹也不例外，虽然他对原始的不舒适生活充满无限热情，因为那意味着居住于接近大自然的健康环境。纵使有共同理由吸引我们过来，但唯有诸如多萝西·韦德伯恩[17]之类既亲密又不畏风雨的朋友们，才有办法经常在帕克农庄[18]与我们共享此地的生活不便与奇妙景观。为了保证回来后的第一个晚上大致能够保持干爽，我们每次离开帕克时，都必须把毛毯和床单全部塞进一个特大号密闭塑料袋。下次再回来时，我们通常得花上二到三天的时间把房子烘干，让它变得勉强适合居住。纵使经过这番处理，除了几个角落以外还是几乎无法保暖，尽管室内有煤油暖炉（这是基本配备，但在户外厕所并不怎么管用），以及供壁炉使用的燃料。至于壁炉燃料，那是一些穿着当地风格服装、状似野外健行者的都市知识分子自行备妥的——旁人可以不时看见他们在自宅后门外面淋着绵绵细雨劈柴。

或许威尔士在生活上对肉体造成的种种不便，正是其吸引力当中的一环。那让我们感觉更亲近大自然，否则至少也因为不断与气候环境和地质状况进行的对抗，为我们带来了满足感。例如我个人对北威尔士最鲜明的回忆，便来自于下列对比：带着我们的两个小孩沿着怪石嶙峋、冰雪覆盖的小径寻找遮蔽处，然后在山壁岩洞内给他们吃巧克力；与罗宾完成长距离健行后，冒着下个不停的滂沱大雨踏上归途，并且攀爬陡峭山壁的羊肠小道——既然羊能够征服它们，一个中年历史学者怎么会办不到呢？尤其美妙的事情，就是漫步、平衡和爬行于克尼赫特山脊西侧阿尔迪自然保护区的陡峭岩壁。为此获得的奖励，就是悠然遥望那些隐藏于山褶之间，既令人熟悉万分却又景象变幻无常的冰冷湖泊。

但那些都只是旅游者的乐趣而已。我们所处的北威尔士角落，也吸引不少外地古怪人士永久或半永久地迁入，而且把他们称作难民也无妨。其中包括自由作家、离开了索霍区的放浪不羁者、通过低收入或不固定收入来寻求心灵救赎的人，以及诡异的无政府主义文人。身为反核运动导师的伯特兰·罗素来到克拉夫王国后，又为这个地区带来许多激进的核裁军运动人士，而且他自己那个不正常家庭[19]的诸多成员尚未包括在内。有一个名叫拉尔夫·舍尼曼的年轻美国激进分子，当时曾对那位老迈哲学家发挥了惊人的影响力。不过他从未成为此地的固定成员，因为他忙于打着罗素的招牌四处呼啸而过，号称准备拯救全世界。帕特·波特尔那位活跃的反核“百人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共同将苏联间谍乔治·布雷克自布里克斯顿监狱营救出来的人，[20]则采取了不同做法。他从那场战役退休下来以后便定居克罗伊瑟，那是因为其昔日的反核战友与革命同志——画家汤姆·金西——打动他前来此地（金西后来成为独一无二、因为无政府主义而出名的猎狐犬专家，但受限于斯诺登尼亚地区的山势，他只能徒步而非骑马猎狐）。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波特尔曾在波特梅里恩组织一场游行，借此感谢罗素拯救了世界——其理由是赫鲁晓夫曾致电回复罗素，公开表示危机已成过去（金西却宣称去函是由他草拟的）。

移入者的社群与当地威尔士人比邻而居，却又与之泾渭分明。非但语言将二者区隔开来，其他的因素甚或还包括了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愈演愈烈的地方分离主义。除了性关系以外，那里难得出现“跨族群”的亲密交情，而且罕有一般乡村习见的敦亲睦邻精神。那种现象使得我们现在迁居至同样遥远甚至更加农业化但使用英语的威尔士中部地区，不觉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对于天生喜欢社交的马琳而言，自从克罗伊瑟的紧张气氛日益恶化以来，她的感觉尤其如此。

当地士绅阶级虽具有强烈的威尔士色彩，但百分之百口操英语（例如威廉斯–埃利斯家族）。外来永久移民的做法与之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习威尔士语。那并非出于沟通上的理由，而是为了迁就当地越来越明显抬头的民族主义意识。在60年代的时候，除了年事极高者或偏远地域的居民，任何威尔士人都重视双语能力。即便在最威尔士化的村落，情况也不例外，因为百姓无论是看电视还是与外地人打交道——包括威尔士境内不讲威尔士语的80%居民在内——都必须使用英语。那的确是威尔士语地区的最根本问题，及其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缘由，而我们所处的地区正是如此。即便少数一些外来者已在语言上完全被同化，但那种情形与伴随着现代文明席卷而来的英语浪潮相较之下，还是不值一提。

对大多数山地居民而言，威尔士语宛如诺亚方舟，可协助他们团结起来抵御洪水。他们既不想改变也无意沟通，而且瞧不起使用“学校威尔士语”的南威尔士人。但与诺亚不同之处为，他们并不期待洪水消退，而只是转身向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处于最艰困的境遇，已经陷入重围、没有希望、永远居于少数。不过某些人却以为找到了解决办法：透过政治性的民族主义手段来强制推行威尔士化，同时焚毁外来入侵者的第二个家园，借此产生吓阻作用。宣称自己明白内情的人士表示，某些积极分子来自克拉夫的王国，虽然那里并非焚屋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因为本地百姓会在自己所认得的夏日固定来此度假的邻居，以及一般英格兰人之间做出区分。尽管乡间地区不像大城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一直保密下去，但警方却从未侦破恐怖分子焚屋事件。

就某些方面来说，克拉夫王国与北威尔士山区一般本地居民失根的程度，与来自英格兰的季节性移民和绝大多数永久移民并无差别——后者迁入的住所，正是遭当地人遗弃的农庄与房舍。就如同一栋盖在逐渐下陷土地上的房子一般，他们的社会基础正在不断破碎之中；但与房子不同的是，社会基础无法重新支撑起来。与世隔绝的环境，再加上诗歌、清教主义和普遍的贫穷，曾经在过去凝聚了这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但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消逝无踪。一栋栋礼拜堂只是空荡荡地耸立着。（我不记得当我们待在克罗伊瑟山谷的那些年头，曾经遇到过任何牧师，除非是出现了特殊情况。例如圣公会牧师R·S·托马斯曾经来到此地一个位于陡坡之上的墓园，以英语为我们的邻居和他的诗人同行托马斯·布莱克本主持葬礼。那里可以远眺斯诺登峰，景象令人难以忘怀。）完全禁酒原本是新教清教徒的戒律，但在热衷婚外情（名义上并无此事）的百姓当中，那种作风已逐渐遭到淡忘。新出现的激进威尔士民族主义之文化场所已非礼拜堂，而是小酒馆——克拉夫创办了一家名叫布隆当努徽章的酒馆，其酒店标志是一个加工精致的美丽金属花环，但这个图样对加瑞格和兰弗罗森的居民不具任何意义，以致他们称之为圈圈酒店。唯一还剩下来的宽厚作风，就是不对私生子说三道四，即便那些当妈妈的人突然多出了婴儿而且再也无法隐瞒的时候，还是不会有人讲话。山腰地带逐渐遭人放弃，百姓已纷纷迁居平地，住进了配备中央暖气系统的国民住宅。现在甚至连金钱也进一步撕裂各个群体——因为从前在使用威尔士语的小区内，财富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真正的有钱人和当权者都已经英格兰化或变得英格兰化，那等于表明他们是外来者，而非贫穷的本地人。

如果从前有过任何身份等级之分的话，那是在宗教或知识方面——牧师（即演说者）、诗人和学者等等，而且任何人都可能享有那些身份。例如一个能够凭借天赋，即兴掌握威尔士韵文复杂抑扬顿挫的邮差；或者像是鲍伯·欧文那位伟大的古文物收藏家、学者和克罗伊瑟之傲，其所收藏的古籍现在是位于阿鲍里斯特威斯的国立威尔士图书馆馆藏之一部分，而他原本是采石场职员。（欧文的儿子与家人，例如图杜尔、盖诺尔，以及他们的孩子鲍伯、艾勒里和刚出生不久的戴扬，从那时到现在都一直是我们在村内的好朋友）。另一种比较不具文化素养，但在当地仍然被人接受而且地位突出的身份，就是非法捕鱼者。那是一个有许多人致力从事并广受赞同的活动，甚至在我们那个时代亦然。某天有位来自旧采石场村落的威尔士友人想带鲑鱼过来给我们当晚餐，于是向每周来此一次的流动鱼贩询问价钱，所获得的答案当然是：“你想买鱼呢，还是要卖鱼？”我们绝不应该被R·S·托马斯的伟大诗句误导，以致把北威尔士山区大多数农民当成无知的蠢汉。威尔士人的阅读和思考大多进行于低矮屋顶下，祖传的设计让屋子结合了最大视野与最佳遮蔽效果，既方便观察靠近过来的陌生人，又可以抵挡狂风暴雨。我们住在克罗伊瑟厄哈弗的邻居埃德加并曾多次向我们解释，当地农民在剪羊毛以前如何配合牧羊犬，集体按照固定程序将山上自由乱窜的羊群驱赶到一起。他们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了解，至少不会输给那位曾受过大学训练，摆出威尔士民族主义者面目，派驻在村内昔日邮局办公室的山林管理员。

我无法判定，克拉夫王国是否即为威尔士山区的典型。但那里是一个既不稳定又不快乐，并暗藏紧张关系的地方。该地呈现出日益滋长的怨恨、敌意与反英格兰情绪，使得人际关系日益倒退，而且这种现象在成人之间比小孩子那边更加自然而然。[2]同时还有其他征兆显示出社会的动荡不安。例如当地百姓口中的“橘衣人”（印度古鲁“巴关”的教派门徒）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到这个山谷后，争取到一些本地威尔士人的支持，而且更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吸引了从英格兰流浪至此的波希米亚人。那显然不光是因为该教派鼓吹通过大量自由性交来获得救赎的缘故。克罗伊瑟虽然是一个适合家庭度假的美妙处所，却不是个快乐的山谷。

等到我1982年从伯贝克退休的时候，我们已经每年前往克拉夫的王国长达几乎20年之久。怡人的山丘，尤其是帕克农庄加上位于其侧的古老宅邸（“大帕克”）、往来的访客、挤满史瓦兹家人的小屋，就是我们生活天地与交友环境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小孩而言尤其如此。由于那里不受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例行公事干扰，在北威尔士所留下的记忆——甚至连地方上与家庭内的争吵也不例外——都特别鲜明地映入眼帘：苏联在1968年入侵布拉格的可怕消息；在没有电话的小屋内接获电报（当时还有那种东西），通知我们咪咪姨妈已经去世；当我们刚步出汽车准备沿着用火把照明的道路，走去参加E·P·汤普森举办的除夕晚宴时，车门被狂风吹得从转轴脱落；我们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圣诞节与多萝西·韦德伯恩一同开车外出野餐之际，途经位于利恩半岛末端的埃布尔达伦；此外还有1976年严重干旱时，帕克那一口继续向我们供水的古井。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那里并不完美，更何况仿佛童子军露营那般不舒适的生活已越来越缺乏吸引力（马琳从来就不曾着迷于此），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更使得我们与威尔士人的关系变质。纵使如此，而且尽管我即将开始每年花四个月的时间待在纽约，我们仍不无可能继续待在克罗伊瑟山谷，直到自己的生命结束为止。

然而，自从克拉夫与阿玛贝尔相继于1978年与1984年去世以后，情况也随之出现改变。克拉夫的外孙接管了庄园，因为其双亲忙于波特梅里恩陶瓷公司的生产与营销工作。他是一名狂热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对外公和外婆搜集过来的剑桥老朽已经不感兴趣，认为那些人占据的房子里面必须重新响起威尔士语，由振兴后的威尔士家庭来居住。总而言之，外来者租约到期后便不予延长。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从此仅与永久居民签订租赁合同。我们只获准每年续约一次，直到他们找到适合的威尔士承租人，或庄园当局筹集了足够资金来修建帕克农庄为止，而且修建后的农庄将不再租给只想在此拥有第二家园的浪漫人士。我们按照那些条件继续停留了一两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也在威尔士寻觅新居，但地点已不再是北威尔士。反正我们的朋友也陆续失去了自己的小屋，而且当时我已经年过古稀，攀登克尼赫特山已不再那么诱人。最后我们在地理环境与政治气候比较温和的波伊斯郡[21]找到了房子。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我站在那边的山丘上还能够远远望见卡德伊德里斯山[22]。

虽然我的女儿依然不时前往那个山谷，但自从我们1991年迁离之后，马琳和我就未曾旧地重游。尽管我再也无意看见那个地方，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它。

译注

1 “威尔士海岸快速列车”（Cambrian Coast Express）行驶于威尔士中北部沿海，使用蒸汽火车头并逐站停靠。

2 “梅里奥尼思”是威尔士旧13郡之一（英语：Merioneth；威尔士语：Meirionnydd），1974年被裁撤。

3 “特雷斯”（traeth），或“德雷斯”（draeth），在威尔士语是“河滩”的意思。例如“彭林代德雷斯”（Penrhyndeudraeth）意为“有两片河口沙滩的海岬”。

4 波特马多克（Portmadoc）自1974年起采用威尔士语拼法，改称“波斯马多格”（Porthmadog）。

5 克尼赫特山的高度为689米，位于英国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有“威尔士的勃朗峰”之称。

6 克拉夫·威廉–埃利斯（Clough Williams-Ellis）这位非典型建筑大师出生于1883年，卒于1978年。

7 克拉夫喜欢将自己“王国”内的对象漆成浅粉绿色。

8 斯诺登峰（Snowdon）高1085米，是威尔士第一高峰。

9 斯托大院（House of Stowe）位于白金汉郡，1923年改建为著名的斯托公学（Stowe School）。

10 那部电影就是著名的《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拍摄于1958年。

11 《囚犯》（The Prisoner）拍摄于1967年，在台湾地区播出时的译名为“无敌情报员续集”。

12 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 1869——1944）为20世纪最著名的英国建筑师，酷爱以奇幻方式结合东西方传统建筑风格，有“新德里的设计者”之称。

13 托马斯（R. S. Thomas, 1913——2000）乃圣公会牧师、威尔士著名诗人及激进民族主义者，以仇视英格兰、抗拒现代文明著称。托马斯虽将英文视为外语，却只能以英文进行写作，1996年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14 费斯蒂尼奥格铁路行驶于波特马多克海港与布莱奈费斯蒂尼奥格山区采石场之间，全长21公里。它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20世纪40年代停驶，20世纪80年代恢复全线通车，成为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的名胜。在维多利亚时代是用马匹将空车厢拉上山头，然后让装满石板的无动力车厢从山上沿着铁轨滑行进入港内。

15 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位于伦敦市中心。1905年至“二战”之间，英国自由主义学者曾在此地组成“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圈”，对英国现代主义思潮产生重大影响。

16 阿玛贝尔（Amabel）也很长寿：克拉夫活了95岁（1883——1978），阿玛贝尔活了90岁（1894——1984）。

17 多萝西·韦德伯恩（Dorothy Wedderburn）为英国工业社会学家，是霍布斯鲍姆夫妇的莫逆之交，她是英国统计学大师乔治·巴纳德的妹妹（参见本书第8章）。

18 帕克（Parc）位于布莱奈费斯蒂尼奥格与波特梅里恩之间的半山腰上，是作者夏日小屋所在地。

19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不断鼓吹性开放、性自由、试婚……其家庭关系极为复杂。

20 此事件为英国历史上最著名与最神秘的越狱案。乔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乃卧底英国军情局的苏联高级间谍，1961年遭判刑42年。波特尔因激进和平运动入狱18个月，在狱中结识了布雷克。波特尔出狱后积极策划营救行动以示抗议，并将无线电对讲机送入监狱与布雷克保持联系。1966年10月22日，波特尔利用囚犯周末晚间观赏电影的机会，将特制绳梯抛入监狱协助布雷克攀墙脱逃，而后将他偷渡至比利时辗转前往东柏林与莫斯科。英国官方对布雷克脱逃的经过一直不明就里。最后波特尔在1988年出面公开谜底，翌年获判无罪。

21 波伊斯郡（Powys）位于威尔士东部及中部，其居民约有三分之一使用威尔士语。作者昔日居住的威尔士西北地区，使用威尔士语的人口则超过三分之二。

22 卡德伊德里斯山（Cader Idris）位于北威尔士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南端，海拔893米。

[1] 理查德·哈斯兰（Richard Haslam）1983年7月21日《乡间生活》（Country Life）的专文，第131页。

[2] 我撰写本章的时候，犬子安迪首度告诉我一个大约发生于70年代的事件。安迪在克罗伊瑟的朋友于两名当地男孩离开之后，向他道歉表示：“那两个人要我狠狠揍你一顿，可是我不想这么做。等那两个人重新露面的时候，你能不能假装被我打过？”纵使如此，他们俩的友情还是因为朋友母亲在农场展现的不友善态度而消逝。

第15章

20世纪60年代

一

1968年5月初，我正好待在巴黎。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在那里举办了一场名曰“马克思与当代科学思想”的大型会议，借此纪念马克思诞生150周年。正如大多数此类的聚会一般，那场会议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让许多学术界人士前往一个宜人的观光胜地进行免费之旅。此外它跟大部分以马克思为主题的会议一样——尤其如果会中出现了一批苏联的意识形态官僚，提出极度烦人、枯燥无趣的论文——容易促使参加者走出会议厅，来到大街上闲逛。可是5月8日、9日和10日的巴黎街头，至少是第五和第六行政区的马路上，到处都挤满了示威学生。马克思周年纪念活动便在纯属巧合的情况下，遇上了大规模巴黎学生反抗运动的最高潮。就在一两天之内，示威游行已不再仅仅是学生暴动，而演变成全国性的工人罢工，导致戴高乐将军的政府陷入重大政治危机。[1]随后几个月内即可看出，“五月事件”俨然成为欧美两大洲学生暴动的“震源”，震波穿透了政治上与意识形态上的疆界，从西方的伯克利和墨西哥城，一直蔓延至东方的华沙、布拉格与贝尔格莱德。

我下笔写出这些字句的时候，正看着一本摄影集，凝视其中有关1968年巴黎那几天的照片，但它们过了30年以后才被集结成册。[2]某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拍摄于马克思纪念会议闭幕当天——我仍然记得拉丁区发生纵火事件之后，催泪瓦斯所散发的刺鼻气味。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事件，则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捕捉到一张拍摄日期不详、呈现出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照片。那次的行动非常壮观，参与其事者主要是未打领带、紧握拳头的男性年轻学子。他们几乎清一色还留着前嬉皮时代中产阶级风味十足的体面短发，其浩大的声势几乎淹没了少数穿插其间的中年人脸孔。但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那些零星出现的中年面庞，因为他们既代表了我所属老一代左派人士与新一代之间的团结，同时也突显出二者的不兼容性。

我还回想起阿尔贝·索布尔那位老朋友和老同志。他是索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当时挺直身子，面容肃穆，身穿学界贤达的深色西装并打着领带，与年纪小得足以当他孩子的年轻人并肩游行——虽然那些人高喊出来的口号，是他以忠贞法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所无法接受的。但像他那般兼具革命传统与共和传统的人，又怎能于面临此种时机之际不“走上街头”呢？

我也记得当时仍为资深党员，1944年巴黎起事时曾在拉丁区指挥抗德行动的尚·普龙托。他告诉我自己是多么激动，因为他在盖–吕萨克街看见了临时赶搭的街头障碍物，而其位置正好就在他1944年设置路障的同一个角落。而且毫无疑问的是，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那里也是路障所在地。若说“贵族应负起社会责任”，那么拥有革命传统的人士也应该当仁不让。

事实上，当时最让我震惊的事情，莫过于当我和几位来此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联欢”的外籍马克思主义者，应邀出席另一场会议时的经历。邀请单位好像是莫里斯·多列士研究所，要不然就是其他附属于法国共产党的学术团体。会议主题是有关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诠释方式，而当我们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在街头游行示威。显然没有人关心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针对此点进行发言以后，会场顿时弥漫一股尴尬气氛。我向在场者提出质疑：我们过来开会时所途经的同一条马路现在出了状况，难道我们果真只能沉默以对吗？难道我们不该至少表达出一般性的支持立场吗？唉，事隔34年之后，我就是拼了老命也回想不起来，当时观感和我一致的人是否曾迫使全体与会者产生羞愧之心，而于会议中联名发表这样的宣言。那看起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1968年的玛格南摄影通讯社影像集里面，另外有一张照片至少部分封存了我当年的心境。（几乎无须我赘述即可晓得，它也出自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之手——那位善于捕捉历史瞬间画面的天才。）照片上出现一名年事已高的中产阶级成员，他将双手交叉于背后，站立凝视巴黎街头一堵贴满海报的墙壁和一扇粗糙不堪的木门。墙上的大海报已从顶端剥落了一半，露出底下的空心砖和一些若隐若现的旧电影海报。那扇木门或许通往某个庭院或建筑工地，门上贴着各式各样的政治海报：有张共产党海报贴在一些宣扬学生力量的文字上面，还有一张被撕掉半截的告示呼吁大家为民主社会而奋斗，借此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那些政治海报上面被涂写出大大的字样，所使用的书写工具是1968革命最基本的配备武器——喷漆罐。涂鸦的文字写着“Jouissez sans entraves”，图像集编辑人员语带含蓄地把它翻译成“全都发泄出来吧”。（但真正的意思是：“尽情享受性高潮吧”。）

我们无法判定，卡蒂埃–布列松镜头中的老市民对巴黎街头的墙壁持何看法，而那些墙壁就是当时学生暴乱的主要受害者与公开目击者。我自己对此却充满了怀疑。任何历史学者都晓得，革命活动会制造出宛如洪水般泛滥的各种用语，让人看出革命的存在：那是口语化的文字，却出现于有文化素养的团体内，而且这些口头用语还被通常不会用文字来表达自我的男男女女大量书写出来。从这项标准来看，1968年5月发生的事件似乎是一场学生革命，然而其用语却记录出一场类型怪异的革命，这是当时每一位观察巴黎街头墙上留言的人皆可发现的情况。

其实1968年最具代表性的海报与涂鸦，并不真正具备“政治”一词传统上所意味的那种政治性，其中的例外是重复对共产党的非难。做出那些斥责的人，想必来自各式各样的左派好战团体与派系，几乎都脱胎自列宁主义派的分离势力。然而一些那种意识形态大人物的名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甚至切·格瓦拉——却难得出现于巴黎的墙壁[3]！他们稍后才会成为徽章和Ｔ恤上面的圣像，被奉为推翻体制的象征。在那些造反派学生的提醒下，理论家们才回忆起早已遭人遗忘的“巴枯宁式无政府主义”。但那些学生的立场其实最接近“情境主义者”[1]，而“情境主义者”的诉求，就是要通过个人关系的改变来促成一场“日常生活的革命”。“情境主义者”的那种革命诉求（再加上其特有的高卢式善于炮制响亮口号之天分），使得那些人成为一个不成熟运动的喉舌——虽然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直到事件爆发以前，除了一个由左翼画家组成的小圈子之外，难得有人听过他们的名字（像我就不曾听过）。从另一方面来看，1968年的各种口号不只是表现出一种非主流反文化而已，即便它们摆明有意吓唬中产阶级（例如“马上要L S D！”[2]）。其真正的意图是“推翻”整个社会，而非仅仅袖手旁观。

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年左派人士而言，1968年5月——甚至整个60年代——不但极度受人欢迎，同时也极度令人困惑。我们使用的词汇似乎与那些学生相同，所说出来的话却不像是同一种语言。尤有甚者，即便参加的是一些同样的事件，我们这些老得足以当那些年轻好战派学生父母的人，所产生的感想却与他们明显不同。战后20年来的岁月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生活于资本主义民主国度的人，社会革命在这些国家是不切实际的政治议题。反正一个人只要年过半百之后，就不会期待每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革命，不管它再怎么声势浩大和紧张刺激。（于是，1968年学生运动不成比例产生的意外政治效应，不免让我们——以及所有的人——相当吃惊，因为它竟然有办法把几位美国总统拉下台，而且让法国总统于暂时保住面子后也落到同样下场。）[3]此外，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历史背景下，同时又年老到亲历了1933年之后各种转变的人而言，任何“革命”——无论它意味着多么强烈的情绪反应——都必须具备政治目标。革命分子企图推翻国内或国外的旧政权，目的在于用新政权来加以取代，借此创造出一个更新更好的社会，或至少为此项工作奠定基础。然而，不管那些年轻人到底是在什么因素的驱使下走上了街头，他们的目的大都不同于此。

不同情他们的观察家，例如雷蒙·阿隆（他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类似1848年在巴黎评论革命的托克维尔），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根本缺乏目标：1968年的事件仅能被理解为一场“集体街头行动剧”“心理剧治疗”或“言语谵妄”，因为它只不过是“大量释放出久遭压抑的情绪”[4]。同情他们的观察家，例如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他率先著书描写那几个不寻常的星期，而且其相关著作仍为最具启发性的书籍之一），则认为他们不言自明的目标，就是要重返1848年以前的那种乌托邦意识形态[5]。但是我们从那些具有“反律法主义”色彩的空泛口号（例如“禁止一切禁止”），未必真正看得出乌托邦的主张。它们很可能仅仅大致表达出那些年轻叛乱者的感觉，无论那是针对政府、师长、父母或者整个宇宙。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理想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不管那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还是其他理想。所表现出来的反而是企图摆脱一切束缚的个人意愿：若有谁宣称自己有权阻止你随心所欲——或基于理性或出于本能——做出想做的事情，那么就必须遭到扬弃。但是当他们寻找共同的徽章来挂到个人衣领上面的时候，所找到的都是左派革命势力的徽章，其理由只不过是因为左派传统始终与反对运动脱离不了关系。

老资格左派人士对那个新运动所出现的自然反应是：“这些家伙还没有学会应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阿兰·图海纳——他完全同情1968年的叛乱者——才会在把他那本书交给我的时候，套用不久前刚在巴黎出版的拙作《原始的叛乱》之法文版书名[6]，于扉页题写道：“这里是一场新叛乱的原始人。”而我撰写该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把历史公道还给一些社会斗争的参与者，诸如盗匪、信奉“千禧年主义”的教派，以及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暴动者。他们或曾受到忽略，甚或遭人蔑视，只因为他们尝试在新成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奋力解决穷人问题，却只能使用一些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并不适当的装备。然而，万一那些“新原始人”所追寻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又该如何是好呢？自从拙作1959年在英国付梓以来，显然是因为书中那些永远的输家引起了热烈回响，才使得我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新左派”当中，获得了比一般共产党员更多的“街头信誉”。尽管如此，当一位任教于美国学运之震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行告诉我，该地知识水平较高的年轻反叛分子以极大热情阅读拙作，因为他们将我笔下的叛乱者视为自己和自己的运动所认同之对象，我还是为此而觉得诧异并略感困惑。

我相继于1967年的反越战运动高峰期前往美国任教，以及1968年现场观察了巴黎的各种事件之后，在1969年以同样令人费解的方式，写出一篇探讨“革命与性”的文章。我在文中指出，若二者之间存在任何关联的话，那都是负面的：统治者让奴隶与穷人不闹事的方法，就是向他们推销性自由。其实当时我大可参照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再补上一句：向他们提供毒品[4]。身为历史学者，我晓得一切革命都各自有一套喧闹的“自由意志主义”风貌。但“就事论事观之，文化上的反叛与文化上的异议都只能算是症状，而非革命的力量”。“相关的事物声势越发浩大”——美国的情况显然正是如此——“我们就越能确信，真正的大事并未发生”[7]。但如果那些“大动作”的目的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甚或并非为了推翻高压统治以及贪腐政权，反而只是硬行摧毁现有社会中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与个人行为方式，那么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只是犯下了错误，以致将60年代的叛乱者，视为左派运动的另一个阶段或另一种模式，那又该如何是好？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大动作”就不表示某种拙劣的革命尝试，反而意味着积极帮另一种革命背书：一场扬弃传统政治的革命，而且主张“个人事务就是政治事务”这个口号，最后就连左派的传统政治也一并废除。30多年后再度回首前尘，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当时我误解了60年代的历史意义。

造成误解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我从1955年开始沉浸于一个由爵士乐手所组成的小天地，而且它多半在夜间活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下班之后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看似已可预见60年代的反抗精神。但那只是错觉而已。实际的情况相当不同。若有任何事物足以象征60年代的话，那就是从50年代下半叶开始征服世界的摇滚乐，而且它立刻在1955年“之前”与“之后”的两个世代之间，开凿出一道深邃鸿沟。

当我和妻子在1967年——亦即“花之力量”的全盛期——前往伯克利与旧金山停留的那几天，便无法对那道代沟视而不见。我们前往“海特–阿什伯里”，拜访了一个曾寄宿我家、帮忙照顾安迪与朱莉亚的荷兰女孩。[5]当时她正在那里“发掘自我”。她平常就像我们见到的荷兰人那般头脑清醒，却觉得该地非常美好并让人看得兴味盎然。然而那里怎么可能成为适合我们的天地呢？我们被带往费尔摩厅，那里的巨大跳舞厅弥漫闪烁灯光和震天声响。我甚至已记不得听到了哪些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乐团。当晚唯一让我觉得还过得去的活动，就是望着摩城唱片旗下的女子乐团之一，以习见的黑人R&B（节奏布鲁斯）方式在舞台上摆动——但那到底是惊艳合唱团，还是至上合唱团呢？[6]或许这并没什么好大惊小怪。那一年若想在旧金山玩得尽兴的话，就必须不断借着某种东西来维持亢奋状态，而且最受喜爱的方式便是嗑迷幻药——但我们可没那么做。我们的确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才得以用最经典的方式来印证一句名言：“如果你有办法记住60年代的任何事物，那么你就不属于那个年代。”

来自爵士世界的人们除了极少数特例外，也都无法理解摇滚乐。爵士乐坛对摇滚乐嗤之以鼻，这种反应就仿佛爵士乐坛一向瞧不起老式舞池乐队和商业乐团所演奏的“米老鼠音乐”。他们蔑视摇滚乐的程度或许尤有过之。因为在其眼中，就连那些演奏最无聊犹太“戒律之子”仪式音乐的人，至少也都还是职业乐手。尽管如此，摇滚乐于短短数年之内就几乎将爵士音乐置于死地。那道代沟实际上已到了无法逾越的地步：其中一代人将滚石乐队奉若神明，另一代人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把黑人的布鲁斯唱腔模仿得还不错罢了——即便双方或许偶尔会对某些人的才华形成共识。（比方说吧，我就相当欣赏披头士，并且承认鲍伯·迪伦在部分歌词中所展现的才华——他原有成为大诗人的潜力，却因为过于懒散或自我陶醉，结果每次顶多只有两三行歌词能够得到缪斯女神眷顾。）反正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我这一代人始终是60年代的陌生人。

即便60年代的某几年内，新摇滚时代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已变得政治化，情况对我们而言依旧如此。他们所使用的行话，听得出来衍生自昔日革命左派的用语，不过那当然与莫斯科的基本教义派共产主义无关——它已经因为斯大林时代的纪录，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不再那么左而信誉扫地。我的朋友和从前的学生希拉·罗博特姆，曾以“一个梦想的承诺”为书名，写出了英国有关20世纪60年代的最佳著作。任何读过那本书的人皆可理解，对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她出生于1943年），在某些年内确实难以区分到底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政治的”。例如“立场左倾的的亚历克西斯·康纳”[7]——我还记得他在伦敦贝斯沃特家中的阴郁沉默模样——启发出“布鲁斯乐团色彩鲜明的悸动性感”[8]。受到他启迪的对象并包括了滚石乐队。该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曾于1968年一场戏剧化的“支持越南团结大游行”后，写下了《街头战士》这首名曲，发表于巴基斯坦裔托洛茨基派健将塔里克·阿里新近创办的《黑侏儒》那份激进刊物（其口号为：“不论巴黎、伦敦、罗马、柏林，我们将战斗，我们将获胜。”）。

在那个时候，“平克弗洛伊德”乐团、“解放辩证法”会议、切·格瓦拉、“中土世界”与迷幻药已经糅合在一起。但这并不表示凡事已变得完全无所谓了。例如一位未来的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曾在当时倡议：讲原则的社会主义男性必须公开采取行动，反对脱衣舞俱乐部在索霍区蔓延开来——实际的做法就是在那些脱衣舞俱乐部门外脱衣抗议。（《新左派评论》的成员之前曾经批评过他，表示他对社会主义的见解“具有食古不化的禁欲主义色彩”。）那些“越来越喜欢穿着灰暗‘战斗服’的左派分子”则忍不住大摇其头，因为当他们披挂整齐前往占领伦敦政经学院的时候，一名怀抱同样热忱赶来参加行动的好战派，“身上穿的竟然是橄榄绿喇叭裤套装，而那是在9月血拼季购买的”[9]。这一切往往与较年长的左派格格不入，尽管英国的年轻激进分子——或许归功于我那一代红色历史学家们——很可能具有比其他人更加强烈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在劳动史方面。

重要的激进分子多半都是我们的熟人，他们通常是我们的街头抗争伙伴、学生或朋友。但我根本懒得去读《黑侏儒》，即便他们曾经向我邀稿，而我当然也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像我这样的人还被年轻人找去参加以越南为主题的时事研讨会。例如1965年的时候，我曾前往牛津大学联合会参加由塔里克·阿里主办的会议，攻击那位极不称职的亨利·卡波特·洛奇[8]——他是昔日美国派驻西贡的老大哥。幸好我任教的学院未曾发生学生占领校园的激烈事件，避免陷入不同时代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但我倒曾经应邀向占领剑桥大学行政中心的群众发表演说，邀请者是他们的领袖之一，我老朋友的儿子。我相信那些学生八成对我的说法感觉失望，因为我告诉他们：天长日久以后，即便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也可能湮没于时间的迷雾之中，像19世纪就是很“贴切”的例子（“贴切”是当时的行话）。

当时我们还无法体会“反文化”的效果竟然如此深远，以致就连极左派政治势力、武装革命分子，以及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恐怖分子，也都受其影响并实际上已成为“反文化”的一环。例如美国“气象员”地下组织得名的灵感，来自于鲍伯·迪伦的一首歌曲。[9]“红军派”[10]（亦即众所周知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则生活于德国式的“反文化”之中，而其成员乃出于自愿采取了不同行为方式的社会局外人。

我那个年龄层的人还不明了，西方学生一代在60年代的想法，其实接近我们昔日的信念（但他们的方式较难被说成是“政治”），此即大家生活于一切都将被改变的时代，因为周遭所有的事物都由于革命而正在出现变化。我们，或者至少是像我这种天生悲观的中年红色分子，早已因为大半生的失望而伤疤累累，无法同意年轻人那种近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可能像他们那般觉得自己“已卷入一场国际性的叛乱狂潮”[10]。（那场叛乱狂潮的附带效应之一，就是带动了一窝蜂全球革命观光旅游的流行。例如我们可以看见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1967年，也就是切·格瓦拉死时、雷吉斯·德布雷[11]正在接受审判之际，不约而同前往玻利维亚会合。）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这场全球性的大规模斗争行动。第三世界确实在20世纪60年代将革命的希望带回第一世界。国际间足以鼓舞人心的两大案例分别是古巴与越南，它们不仅意味着革命的胜利，同时也表示大卫可以击败歌利亚、弱者可以和超级强权相抗衡。“游击队”不但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更俨然成为改变世界不可或缺的锁钥。菲德尔·卡斯特罗手下革命分子的标志是：年轻、长发、络腮胡，以及继承了1848年革命精神的用语（切·格瓦拉那张著名的图像即为其典型），而那一切简直刻意被设计为全球性的象征，用于呈现一个政治浪漫主义的新纪元。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也很难充分理解，1959年1月为何几乎立即震撼了全世界[12]——毕竟在拉丁美洲一个中等大小岛屿的历史上，那并非特别不寻常的事件。矮小瘦弱的越南人却在丛林小径与水稻田中，将了美国庞大的毁灭性武装力量一军。自从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出兵越南以后，就连我这种就事论事的中年人也从未对“到底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有所怀疑。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越南人抗争时的豪情壮志、英雄色彩与悲剧性格那般，既让英语世界的左派人士深受感动，更促成其不同年龄及平日相互敌对的派系团结一致。我在伦敦格洛维诺广场（Grosvenor Square）与同辈人士以及学生会合，然后大家一起走到美国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我与马琳带着我们的小孩参加游行活动，跟其他人一样也在口中高呼“胡——胡——胡志明”。我曾经公开对格瓦拉的游击战略表示怀疑，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它在各地都造成了灾难（参见第21章），但越南始终让我们夫妇二人刻骨铭心。那种感觉纵使于世纪将尽之际依旧存在，而且当马琳与我在河内观察一群瘦小坚毅的老人穿着正式服装，身上挂出战功勋章，穿越树林前往瞻仰胡志明的故居时，我们更是触景生情。当初正是他们代表我们，为我们进行了战斗。

除了参加支持越南的活动之外，我在越战时期与该国并无特别关联，甚至我要等到获胜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才前往越南，并且纯粹是为了度假而已。但就另一方面而言，我跟许多受到古巴革命鼓舞的左翼人士一样，曾于60年代多次前往古巴，于是意外看见了大批四处游走、来自世界各地的左派分子。我在1960年首度前往古巴，当时正是革命获胜不久之后的蜜月期，产生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那时我发现自己凑巧与两位经济学家朋友同进同出。他们代表一个罕见的现象：那种既不认同共产党也不认同反共团体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左倾人士。二人分别为身材高大、讲话慢条斯理、来自新英格兰的保罗·斯威齐，以及保罗·巴兰。由于他们那份饱受围剿的小杂志——《每月评论》——让红旗继续飘扬于冷战时代的美国，二人因此受到卡斯特罗及其昔日马埃斯特拉山游击队员的欢迎。我自己的接触渠道则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那就是具有超强政治适应力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3]。当初他坚持在马埃斯特拉山区与卡斯特罗统一战线，得以在胜利后获得回报。

哈瓦那当时的情况，仍然类似《红男绿女》[14]剧中专门供那些见不得人的观光客摇摆起舞的天堂，洋溢着伦巴乐声与文化上的包容。而整座古巴岛看起来物产也够丰饶，似乎足以让革命政府享受轻松的未来。我们一致认为，该国应可毫不费力喂饱岛上的1 000万居民，并有余裕可供发挥于“自由古巴”（兰姆酒加可乐）、雪茄，以及街角随处可见的美妙小咖啡馆——但等到经济陷入困境之后，它们都消失无踪了。革命获胜18个月后，人民与革命政府之间的蜜月关系依然举目可见。我们在该国旅行的时候，刻意避开手持摄影机的年轻美国激进分子，心中怀抱着一种朦胧的乐观情绪。

1962年我第二次造访古巴时——途经布拉格、香侬与甘德[15]——是陪同一个英国左派代团一起过去的。该团的组成方式相当典型：包括一名工党左翼的国会议员；一些主张单方面裁减核武器的人士；一名顽固而通常忠于共产党路线，对异国艳遇不无兴趣的工会领袖；我这个古怪而激进的颠覆谋反者；一些共产党干部等。一名年纪很轻、讲话很快的非洲人，不知怎地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宣称自己代表西非某地区的某个“青年运动”，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抵达布拉格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直奔捷克外交部，希望找到有意者通过他来资助第三世界的革命工作。之后，古巴人则一口加以回绝，不愿与他产生任何瓜葛。

当时我把他这种人视为那个时代的奇特副产品：一个骗取同情的黑人，正打算利用白人先进分子的无知无识或反帝国主义直觉反应。他是冷战时代诸多“好兵帅克”[16]或无赖汉之一。左倾自由派人士早已熟悉那些人物，有时还让自己被他们剥削——在英国那就是令人极度不快的迈克尔·艾克斯[17]。他在伦敦西区以招摇撞骗者的身份已经有了恶劣开始，当时还处于在未来将惨死于特立尼达绞架的半路上；他一度成为伦敦各个政党都熟识的人物，后来被写入V·S·奈保尔[18]一本辛辣的小说里。这些案例都涉及一个瓦解中的帝国的流离失所者和漂流者，他们当然不像很快就开始向古巴寻求援助的美国黑人激进团体那么引人注目。虽然他们的骗术就跟那名年轻非洲人一样无法取信于人，但其背后却是一场悲剧——必须在异乡的白人之间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而那是连我自己都不怎么喜欢的生活。

就代表团本身而言，我只记得一件事：当格瓦拉代表卡斯特罗，在昔日的希尔顿饭店招待我们用餐时，我充当了他的翻译。（他本人的确长得很像那张著名照片上的模样，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尽管他没有说出任何有趣的话。）不管怎么样，多亏有了阿尔格里埃尔斯·雷翁[19]那位弥足珍贵的人物，我才有机会聆听哈瓦那黑人小区一些美妙的音乐——他是研究非洲裔古巴人秘密帮会与教派的专家，于新政权刚成立的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一职。

我第三次造访古巴则是为了出席一个有点儿奢华的会议，即哈瓦那文化大会——有人称之为“卡斯特罗与欧洲知识分子之间的最后一次勾搭事件”。大会举办于1968年1月，当时正值卡斯特罗与莫斯科关系冷淡的时期，他因此刻意不邀请苏联集团的文化界人物，以及基本教义派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唯独意大利除外，而且该国文化界仍然与共产党携手并进）。他反而找来不同文化领域内特立独行、喜欢唱反调，以及被视为异端的左派人士，其范围之广令人咋舌，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巴黎前卫派政治外围团体大多数老一辈的成员。他们对该届大会最具纪念价值的贡献，就是在一场美术展揭幕的时候，制造出一个艺术性与政治性兼具的“事件”——那些老迈的超现实主义者动手对墨西哥艺术家西凯罗斯[20]进行了人身攻击，因为他曾卷入暗杀托洛茨基的计划。但那次人身攻击到底主要是出于艺术上抑或政治上的理由，就不十分清楚了。奇怪之处为，这回由巴黎拉丁区过气人物所进行的“入侵古巴”行动[21]，与即将横扫巴黎街头的学生造反运动竟然罕有共同之处，甚至还算不上是后者的先发事件。

无论如何，那还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盛典，不过也多少让人沮丧，因为我们看见古巴显然已将自己的经济搞得一团糟。最值得一提的是，这趟古巴之行让我有机会认识那位卓尔不群，当时处于亲卡斯特罗阶段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22]，以及他迷人的俄国妻子马莎。马莎是一个失落的灵魂，最后悲剧性地在伦敦结束了生命[23]。她是苏联处于斯大林主义黑暗时代的产物，因为她的父亲，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正是大恐怖时期的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这意味着，他是个一面喝酒一面完成任务的政府官僚，于1955年自杀之前决定了朋友们的生死存亡。[24]

我不晓得卡斯特罗对这群一拥而入的欧洲怪胎有何打算。但他想必可以和吉安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25]相处得更为融洽。那位留着八字胡、看起来外向好动的人物，不久前刚刚被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驱逐出境。他用一口“只有意大利人才听得懂的西班牙语”告诉古巴人：其欧洲出版商的身份从此结束，而今以后他自视为“全然的反帝国主义斗士”[11]。幸好他创办于1955年的出版社依旧欣欣向荣——其所发行的政治类著作与文学类图书同样出色，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兰佩杜萨[26]的《豹徽》皆初版于此。我不记得是否曾在那次大会上与他见面，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已经和那位激进的年轻千万富翁略有交情，当时他是个慷慨激昂的共产党活跃分子与共产党文化的赞助者。我还记得一个夏天在他米兰办公室内的对话情景。此时1956年至1957年之交的国际共运危机正让人伤透脑筋，他一面与我讨论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何去何从，同时不断打电话跟一个女孩子约时间，以便在亚得里亚海滨的一座古堡共度周末。那一定是他正准备脱离意大利共产党的时候。其异议立场即将带着他走入地下从事武装革命斗争活动。他在青少年时代曾与共产党游击队并肩为革命而战，非但对抗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对抗他自己家族和米兰市布尔乔亚巨富阶层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切·格瓦拉的精神重新唤醒了那些昔日记忆。过了1968年以后，他很快就走入地下——或至少是一个家财万贯、社会地位显赫、出现于国际新闻头条的人物所能走入地下的方式。1972年，他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于非命，当时他正准备炸毁米兰地区塞格拉特市的一座高压电塔。

那次大会还出现了一批颇具魅力的年轻法裔加拿大知识分子。我不知道卡斯特罗是否也认识那批人，但他们的构想无法说服我——其计划是在魁北克森林地带建立新的马埃斯特拉山，认为借此即可推动世界革命的事业。我甚至怀疑古巴会有任何人相信那种打算。过了几年，当我来到蒙特利尔市的时候，我曾试着不断打电话给那些人当中最聪明也最令人产生好感的一位。但始终没有人接电话。这显示出我对当时的风气并未进入状况，因为又过了很久以后我才赫然发现，他想必是民族主义派魁北克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那批人曾经绑架英国驻加拿大贸易专员并勒死了魁北克劳工部长，而且他说不定就是为了交换那名英国外交官获得释放，获准自由前往古巴的人士之一。反正那个年代就是这副模样，就连一些凭借少数民族语言来推动激进民族主义的团体——例如早期的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ETA）——都可以祭出“国际革命”的旗号作为掩护。

二

20世纪60年代末期，年青一代的人（或至少是旧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以及伴随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而新近跃升为中产阶级的群众）一度都觉得自己生活在革命中。那种感觉时而纯粹出于他们打算采取个人的行动来摆脱威权、父母和过去的世界；时而源自各种政治行动、表面上的政治行动——或替代实际行动的故作姿态——所带来的不断日积月累，已近乎性高潮的刺激快感。在1968年那段“闹哄哄的春季和夏季”，那些政治化年轻人的基调看起来固然革命味十足，却是我这一代老左派所无法理解的。况且无论从任何实际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形根本就不具革命性，并且事态还不止于此而已。不妨让我在此引述希拉·罗博特姆的一段话，因为她以最奇妙的感觉方式描绘了当时状况：

个人的感觉已经退居幕后。我两性之间的身体接触只冷不防出现于各次会议之间，却不知怎地不会引发惯常的情感反应。那就仿佛可以随机与人热络起来。外在群众集体活动的能量变得如此强烈，感觉起来简直像是亲密关系的界限已经消融，内在的心醉神迷已经溢满于街头……我因而得以从中窥见，个人的事务如何以一种奇特方式，在一个类似革命的戏剧化事件中遭到泯灭……抚今追昔，革命虽然貌似具有清教徒作风，但实际经历革命的时候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陷入了国际造反行动的旋涡，觉得我们宛如被席卷到已知世界的边缘。[12]

尽管如此，一旦夸夸其词的论调和漫无边际的期盼所共同构成的浓云密雾，化作点点雨水落入日常生活以后，痴狂行为与政治活动、真实力量与“花之力量”、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的差距，再度变得显而易见。耶利哥毕竟不是因为约书亚号角齐鸣才陷落的。[27]政治化的年轻人必须考虑该采取何种实际行动才得以攻占那座城池。由于老一辈和新生代革命分子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主要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方言”，彼此之间表面上的沟通再度成为可能。那尤其是因为各个激进团体放弃了随机而起的含混不清理念，往往又回归至传统上纪律严明的先锋党组织。然而老一辈与年青一代左派分子之间，实际上依然横隔着一道宽阔的鸿沟。在我们所处的那些国家里面，革命根本遥遥无期。对我这一辈的革命分子而言，关键性的问题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不至于发生革命的国家应该何以自处？它们的功能究竟何在？那么在其他国家呢？若是在起义事件可望成功、游击队征服行动仍有实现可能的国度，那么我们——至少是我——仍然会赞同这种做法。

根深蒂固的旧有本能让我们站在任何暴动分子与游击队员那一边，只要他们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不论其内涵是多么愚蠢和站不住脚都无所谓。一直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当我面对了秘鲁光明之路游击队的所作所为之后，我才向自己坦白承认，我根本不希望看见这种左派革命运动获得成功——因为无可否认的是，即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疯狂激进边缘团体眼中，那些人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也古怪得偏离常轨。（幸好越南共产党的善意干涉终结了波尔布特政权的杀戮战场。）或许此种同情反叛分子的心态，只不过是自古以来贫穷百姓“三缄其口”[28]做法的知识分子版本：做出本能反应，不说出有关被政府及军警找麻烦者的事情。或许对我这个《原始的叛乱》和《盗匪》的作者而言，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法不去称赞那些奋战不懈的失败者，即便他们显然错得离谱。在美国，我所同情的对象是“黑豹党”的成员。我赞赏他们的勇气和自尊自重。他们想法单纯的列宁主义令我感动，但我也可以直截了当看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些从1968年大造反的瓦砾堆中浮现出来的叛乱组织，尤其是一些小型武装行动团体，则绝大多数都让我完全无法产生共鸣。拉丁美洲性质与之类似的组织因为所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请参阅第21章），还可以让人用理性的态度表达不同看法，但那些人在欧洲的行动非但毫无道理可言，甚至根本就不具建设性。那种行动当中，唯独魁北克、巴斯克或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或许还具有某种政治可行性，但我强烈反对其政治方案。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绝非民族分离主义者[13]。无论如何，“临时爱尔兰共和军”——诞生于该时期两个最持久的此类分离主义运动之一——根本未曾宣称自己是左派。他们反而在1969年与早已立场左倾的“正规爱尔兰共和军”[29]分道扬镳。

于是我既不同情这些新出现的行动派革命分子，又跟他们没有接触，即便那只是因为自己上了年纪的缘故。反正他们的人数不多。在英国，除了昙花一现、效率不彰的无政府主义“愤怒旅”之外，别无其他革命团体可言。联邦德国的武装行动分子则顶多只有几十个人而已。他们或许只能依赖大约1500名同情者的支持，说不定外加一小撮已经脱离自己国内行动的人；后者转而与一些第三世界叛乱团体（通常为巴勒斯坦人）联手在国际间进行反帝国主义活动。那是我所不了解的世界，但其中的例外是少数几位当时立场非常激进、与他们有所往来的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我与“红色旅”以及意大利其他的类似团体没有往来，而他们或许是欧洲除了“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之外，最令人畏惧的武装行动团体。我相当怀疑，那些团体的积极成员人数是否能够维持在一二百人以上。法国却出于一些我始终搞不懂的理由，似乎未曾自1968年的废墟中诞生出值得一提的左派武装革命团体，尽管比利时在若干年内，出现过一个规模虽小却相当有力的恐怖组织。换个角度来看，假如当年我曾与那些团体有过接触的话，我也不会去过问其所作所为；他们即便认为我的政治立场与之相同，也不会让我晓得他们自己做过哪些事情。

那一切将走向何方？在政治方面，那简直是死路一条。由于革命遥遥无期，1968年的欧洲革命分子只得加入主流的左派政治团体，除非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年轻知识分子（那样的人为数颇多），才会有办法避开政治行动、遁入学术天地——在那个天地中，革命理念无须太多政治实务即可延续下去。1968年一代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不错。我们若将那些任职于公家机关与各种智囊团的人，以及越来越多成为政治人物私人顾问的时代成员也列入观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法国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30]是昔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克·菲舍尔[31]是昔日的街头战士；甚至在托尼·布莱尔首相的“新工党”内阁中，其次要成员不止一人曾为昔日的“滋事者”。只有在意大利，由于当地极左派势力仍维持强烈的独立性，以致主流左派阵营并没有随着1968年的激进青年而再度活跃起来。综观1848年革命以降的每一代知识分子，原本参加革命的人最后注定都会逐步从激进转趋稳健。1968年一代与他们比较起来，在程度上难道会有多寡之分吗？

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才真正使得西方世界改头换面。与1968年比较起来，1965年或许更可证明是20世纪的历史转折点。那一年虽然不具重大政治意义，对法国服装工业来说，却是女用长裤产量首度凌驾于裙子之上的时刻；就罗马天主教会而言，则为接受神职人员训练者的数目开始明显下滑之际。我讲授劳动史课程的时候都会告诉学生们，1889年的码头工人大罢工虽是每一本历史教材都强调的重点，但它实际的重要性，或许还不及英国工业工人群众在1880年到1905年之间某个时间点所做出的一个动作——他们默不作声地把一种头饰当成属于自己阶级的标志：大家都熟悉的鸭舌帽。或许我们可以宣称，20世纪下半叶历史上真正重要的里程碑既非意识形态亦非大学生占领校园，而是蓝色牛仔裤的大行其道。

然而，唉，我不属于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李维斯牌牛仔裤就跟摇滚乐一样，已经大获全胜，变成了年轻人的标记。那时我却早已青春不再。我不怎么认同现代版的“彼得·潘”，亦即那些打算一辈子停留在青春期的成年人；同时我不相信自己会有办法登台演好“最老迈的青少年”这个角色。因此我做出了一项几乎可谓是“原则性”的决定，永远不要穿上这种裤子，而且我确实不曾穿过它。这成为我研究20世纪60年代历史时的障碍：我是个局外人。我笔下的20世纪60年代，就是一个从未穿过牛仔裤的自传作者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译注

1 “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或译为“境遇主义者”，即存在于1957年至1972年之间的“情境主义者国际”（SI）。它是欧洲左翼文人组成的小型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团体，主张推翻现代社会结构（如废除商品、工作、政府组织和等级制度），并喊出诸如“禁止一切禁止”“绝不工作”等激进口号。“情境主义者”的实际成员不过数十人，却因结合了1968年巴黎学会运动而喧腾一时，但其立场不受正统左派政党支持。

2 L S D是“麦角酸二乙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的缩写，乃强烈中枢神经幻觉剂（二级毒品），俗称“迷幻药”“摇脚丸”“一粒沙”“加州阳光”……嬉皮时代直接将之简称为“酸”（Acid）。

3 “几位美国总统”指的是约翰逊总统因不得民心而放弃竞选连任，替代他参选的汉弗莱副总统则被尼克松击败。法国总统指的是戴高乐：1968年5月下旬学运和工运达到高潮时，戴高乐曾出走至联邦德国的法军基地。他确定军方依然效忠后，解散国会并于6月选举中大胜，但来年5月因为公民复决总统扩权一案未能过关而辞职下台。

4 在《美丽新世界》里面，统治者通过性自由和一种叫作“索玛”（Soma）的强力迷幻药来控制人民。

5 “花之力量”（flower power）是嬉皮运动的口号，以花作为非暴力的象征。海特–阿什伯里（Haight-Ashbury）位于旧金山市中心，乃20世纪60年代嬉皮运动及吸毒文化之发源地。

6 摩城唱片（Motown）是芝加哥一家发行灵魂音乐及黑人音乐的唱片公司。惊艳合唱团（The Marvelettes）和至上合唱团（The Supremes）均为摩城唱片旗下著名的黑人女声三重唱。

7 亚历克西斯·康纳（Alexis Korner, 1928——1984）为奥地利与希腊裔英国布鲁斯大师，被誉为“英国布鲁斯之父”。他在1961年成立的乐团深深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的发展，滚石乐队主要成员皆出其门下。

8 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1902——1985）为共和党政治人物，曾任美国驻南越大使（1963——1964, 1965——1967）。其任内发生的大事包括：1963年南越总统吴庭艳死于政变，1965年美国正式出兵越南。

9 “气象员”（The Weathermen）是主要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左派地下组织，以进行炸弹攻击闻名。其组织名称得自鲍伯·迪伦《地下乡愁蓝调》的歌词：“你不需要气象员就可以晓得风向。”

10 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为联邦德国左派恐怖组织（1968——1992）。因其早年的男女领导人巴德尔（Andreas Baader, 1943——1977）及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 1934——1976）而被称作“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

11 雷吉斯·德布雷（Ré gi s De b ra y, 1941—— ）为法国作家、左派革命理论家，切·格瓦拉的革命伙伴。他在玻利维亚遭政府军俘虏，被判刑30年，入狱3年后提前获释，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政治顾问。

12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成功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建立了左派政权。

13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iguez, 1913——1997）为古巴作家、新闻记者与经济学家，曾代表古巴共产党前往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的游击队基地与卡斯特罗进行谈判，促成共产党与后者的“7月26日运动”合流。他在革命成功后历任党政要职，最高官拜至副总理并主导了古巴的外交政策。

14 《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为首演于1950年的纽约百老汇歌舞剧，叙述两名纽约职业赌徒的爱情故事。赌徒之一为了赢得打赌，将一位年轻女传教士骗去哈瓦那共进晚餐，最后却坠入情网而改邪归正。

15 布拉格位于捷克，香侬（Shannon）位于爱尔兰，甘德（Gander）位于加拿大纽芬兰。作者此次从英国前往古巴的飞行路线十分奇特。

16 《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chwejk）是捷克诙谐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šek, 1883——1923）的名著，讲述一名服役于奥匈帝国陆军的捷克“兵油子”在“一战”时期耍宝的故事。

17 迈克尔·艾克斯（Michael X）原名迈克尔·德·弗雷塔斯（Michael de Freitas, 1933——1975），出生于特立尼达，其父为葡萄牙人、其母为黑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伦敦“黑人革命领袖”与“黑人民权运动者”（实则贩毒、经营妓院与赌场），1971年于暴力犯罪后潜逃特立尼达；在特立尼达又于1972年犯下谋杀案，三年后被绞死。

18 V·S·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 ），为出生于特立尼达印度家庭的英国作家，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75年时，他把迈克尔·艾克斯的生平写入一本名叫“游击队”（Guerrillas）的小说。

19 阿尔格里埃尔斯·雷翁（A r ge li er s León, 1918——1991）为古巴音乐学家、作曲家、民俗学家和教育家。

20 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 1896——1974）是墨西哥三大油画家和壁画家之一，终生为共产党员。托洛茨基1937年流亡墨西哥后，西凯罗斯曾涉入暗杀行动（向托洛茨基的住宅射击数百发子弹，但未造成伤害）。

21 这里是指几年前美国曾在猪湾进行过入侵古巴的行动，这回却是由来自巴黎拉丁区的法国左派人士动粗。

22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 ）为著名德国诗人、作家及翻译家。他不满美国的外交政策，于1968年辞去美国教职移居古巴，一直待到70年代中期。他在1967年与苏联文化历史学家玛利亚·马卡洛娃（Maria A. Makarova, 1943——1992）结婚——玛利亚在俄语昵称“马莎”（Masha）。

23 恩岑斯贝格夫妇在1985年离婚。1992年时，马莎因药物过量卒于伦敦，遗体运回莫斯科火化。

24 马莎的双亲皆为著名苏联作家，但其母早已嫁给一位马卡洛夫先生，所以她冠了别人的姓氏。其生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A. Fadeyev, 1901——1956）长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1946——1954）——该职务为部长级。法捷耶夫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逮捕作家的命令通常都经他签字同意。法捷耶夫晚年严重酗酒，于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后失意自杀（死于1956年而非作者所说的1955年）。

25 吉安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 1926——1972），是意大利出版业大亨兼左派恐怖分子，1972年死于米兰郊外一座高压电塔下。意大利官方的说法为：他随身携带的10管炸药提前爆炸。

26 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1896——1957）是出身西西里岛贵族家庭的小说家。《豹徽》（Il Gattopardo）为其遗作，出版于1958年（亦名《浩气盖山河》），讲述意大利统一时期的西西里社会变迁。此处的“豹”指的其实是薮猫（Serval）——有豹纹的非洲山猫（作者家族徽章上的动物图案）。

27 耶利哥（Jericho）位于约旦河西岸，是全球已知最早的城镇遗址。依据《圣经·旧约》，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来到迦南地后，在约书亚（Joshua）领导下于耶利哥进行了第一场主要战役：“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28 此处的“三缄其口”是意大利南部方言（主要为黑手党用语，其标志为三只分别蒙住眼睛、鼻子、嘴巴的猴子），或译为“沉默共谋”。实际含义是不得告密，否则有遭灭口或惩罚之虞。

29 正规爱尔兰共和军（Official IRA）是温和派，已在1972年宣布停火；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则为激进派，继续在北爱尔兰和英国本土发动恐怖攻击。

30 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 1937—— ）为法国社会党政治人物，曾经担任总理（1997——2002）。

31 约施克·菲舍尔（Joschka Fischer, 1948—— ）为德国绿党政治人物，出身自匈牙利德裔家庭及联邦德国激进左派学生运动，曾担任德国外长（1998——2005）。

[1] 关于我当时对“五月事件”的评断，请参见《1968年5月》。该文撰写于同一年稍后，收录于拙作《革命分子》（Revolutionaries），伦敦，1999年以及较早的版本，第24章。

[2] 《玛格南摄影通讯社：1968年玛格南环球影像集》（MAGNUM PHOTOS: 1968 Magnum Throughout the World）, 撰稿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马克·魏茨曼，巴黎，1998年。

[3] 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这个现象，但是伊夫· 帕杰（Yves Pagès）对此却有深刻的见解。经过他编辑之后，五位索邦大学教职员当时收集保存的校内涂鸦被完整记录下来。见《无版权：1968年索邦涂鸦集》（No Copyright. Sorbonne 1968: Graffiti），垂直出版社（Editions Verticales），1998年，第11页。

[4] 引自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复杂的叛乱者》（Sophisticated Rebels），剑桥（麻省）与伦敦，1988年，第6页。

[5] Alain Touraine, 五月学运或者乌托邦共产主义（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Paris, 1968).

[6] 拙作法文版书名为“现代欧洲叛乱活动的原始人”（Les Primitifs de la Révolte dans l’Europe Moderne），巴黎，1966年。

[7] 这篇文章也是拙作《革命分子：现代论文集》（Revolutionaries: Contemporary Essays）的第22章。（伦敦，1973年，后来并陆续出现不同版本。)

[8] Sheila Rowbotham,《一个梦想的承诺》［Promise of a Dream(London, 2000)］, pp.118, 203-4, 208.

[9] Sheila Rowbotham，203页。

[10] Sheila Rowbotham，196页。

[11] 卡尔罗·菲尔特里内利（Carlo Feltrinelli），《老丘八》（Senior Service），米兰，1999年，第314页。

[12] Sheila Rowbotham，前引书，第196页。

[13] 参阅《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1977年。

第16章

政治观察者

一

回顾前尘往事，我不免惊讶于自己在1956年以后的人生当中，是多么难得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尽管我被视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未曾像爱德华·汤普森那般成为核裁军运动的主角，在海德公园向大批群众发表演说；我未曾像皮埃尔·布尔迪厄那般，在巴黎带头进行抗议示威；我也未曾像诺姆·乔姆斯基在2002年所做的那般，主动与一位曾经帮自己出书的土耳其编辑共同出庭应讯，使之免受牢狱之灾。固然我无法跟那些朋友的卓越地位或明星气质相提并论，但纵使在比较不需要名流风范的层面，仍有许多事情值得去做。1968年以后，我甚至未曾在英国共产党那个小党里面，积极涉入介于亲苏联死硬派与欧洲共产主义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其结局就是在1991年摧毁了党），即便我曾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何在。

整体而言，除了到处讲课之外，我的政治活动就是写书和发表文章，尤其是当保罗·巴克那位最具独创性的主编任职于《新社会》的时候为他撰稿。我写作时的身份或为历史学者，或为进行历史思考的新闻记者，并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这让我的作品产生了明显的政治意义，更何况我的专业领域是劳工史。纵使如此，我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所发表的最具政治意味的文字，也都只是间接涉及时事而已。

于是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在英国全国性的政治场景客串演出时，我并未真正做好准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在大约10年的时间内深深卷入了针对工党未来所进行的公共辩论。接着我于保守党政府上台后（结果连续执政了18年）[1]，针砭“撒切尔主义”的本质。我这段时期大部分的著作，后来都收录到两本政论集里面。

那一切都衍生自1978年9月一个无心插柳的事件，起源于英国共产党的理论探讨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所发表的几页文字。该刊随即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80年代的政治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其事者为该刊新上任的主编，一个聪明、秃头、喜欢慢跑、爱观赏摩托车比赛、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以及昔日的大学教师、我的朋友马丁·雅克。《今日马克思主义》刊载了我在马克思年度系列纪念讲座的演讲稿，题目为“工党已停止向前挺进？”。该讲演词无意干预政治，而只是说明我这个马克思派历史学者，针对近百年来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状况做出的观察结果。我的论点是，英国工人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势不可当地崛起（虽然偶有中断），看来现在已经停止。目前未必还能够期待我们曾经为之预测出来的历史命运，即便其理由只是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使得工业无产阶级出现变化、规模相对缩小，并且陷入分裂。如果我那篇演说曾以任何方式涉及政治的话，也只在于向哈罗德·威尔逊手下的工党领导阶层做出抨击（威尔逊曾于1964年至1970年，以及1974年至1976年之间两度担任首相）：他们曾经主导了工人运动在1966年的短暂复兴，却未能认清此事。《工党已停止向前挺进？》一文虽然无关政治，但仍公开提出警告：工人运动已经在70年代末期迎头撞上了大麻烦。

那篇演讲稿的部分内容，立即被肯·吉尔挑出来严词批判。他是英国劳工联合会总理事会的成员，或许也是英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会领导干部，而我针对愈演愈烈的工运本位主义所发表的评论，便成为他特别攻击的对象。因为依据我的看法，工会在70年代日益明显呈现出来的好战性，主要只着眼于己方成员的狭隘经济利益；纵使工会已经受到左派主导，这也未必表示工运已重新向前挺进。相反的是，“对我来说，我们似乎看见工人正日益分裂成各种派系和团体，并且不顾他人而各自追寻己身的经济利益”。在新式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各团体所仰赖的并非罢工对资方造成的潜在损失，而是这些活动可能为公众带来的不便，借此逼迫政府出面解决。就事论事来看，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工人团体之间的潜在摩擦，更可能进而削弱工运的整体凝聚力。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酷爱罢工，而凡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无法不发现工会的好战成性以及工会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1978年和1979年之交的秋冬两季，争端达到了最高点。我由于跟左翼产业工会的政治团体保持相当距离，难免十分惊讶地发现，我那篇演讲稿于接下来的一整年当中，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引发了十分激烈、政治意味十足的论战。那是因为我在无意间碰触到若干非常敏感的神经。随之而来的发展是，我的演讲稿刊出不过几个月后，脆弱且纷争不断的工党政府就在国会大选中惨败，输给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那个强硬派阶级斗士所领导的保守党，这让失败的痛苦更加令人难以承受。等到《今日马克思主义》终于刊出了最后一篇批评我那篇演讲稿的文章，撒切尔时代早已正式登场。再等到在大选前后针对那篇演讲稿进行的辩论被集结成册，由《今日马克思主义》和左页出版社共同赞助出版的时候[1]，工党更已因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出走而告分裂。该党的残余部分则面临了生死存亡关头。

抚今追昔，对左派七拼八凑式大团结的幻想，比工会领袖对权力的妄想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前者在1978年至1981年之间几乎摧毁了工党，后者则从20世纪60年代末叶开始腐蚀了工会。自从1926年的大罢工以来，英国统治阶级便小心翼翼避免和工会正面对抗，也就是不与自视为劳工的大约70%英国人产生冲突。1945年以后的经济黄金时期，甚至使得工业资本家与生俱来的反工会情结随之消退。他们在20年之间对工会要求所做的让步，并没有对利润造成压力。尽管70年代的局势已开始令政治人物与经济学家忧心忡忡，此际却是工会领袖们春风得意的年代：他们已经封锁了工党政府企图限制其权力的计划，并已通过全国性的矿工大罢工两度击败保守党政府。有些工会领袖虽然了解必须对“自由市场式的讨价还价”做出约束，但就连他们与政府谈判“工资政策”时，也发觉自己享有惊人的强势地位。

由此形成的现象是，工会运动光荣的20世纪70年代同时亦为工会左派的繁荣时期。英国共产党虽然规模不大，日益没落，在政治上因为领导阶层的亲莫斯科强硬派和欧洲共产主义派而分裂，并于左派阵营内因为托洛茨基好战派而不胜其扰，但它在70年代的全国工会运动中，或许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其原因是党内有一位能力惊人的工会组织者，柏特·拉姆森[2]（他令人尊敬的太太玛丽安原为约克郡的纺织工人，后来成为业余历史学家，并且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积极支持者）。共产党不仅仅是70年代好战势力的一部分而已。英国劳工联合会议的左翼成员更从该工会组织两位教父级人物那边获得不少助力——工业工人联合会的休·斯坎伦，以及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前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杰克·琼斯——并且主要在拉姆森与肯·吉尔的运筹帷幄下，成功联手反击了威尔逊两任内阁企图翦除其羽翼的尝试。

除此之外，当时势力仍然极为强大的全国矿工联合会，终于在60年代出现了众人期盼已久的权力平衡倾斜。约克郡开始转向左倾，并使得一位少壮派共产党要员（当时他尚未脱党）——阿瑟·斯卡吉尔[3]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除了一向立场稳固、由共产党主导的威尔士与苏格兰这两个堡垒之外，那个位于英格兰东北部、同样牢靠但立场较为温和的堡垒，现在也由左派占了上风。1970年后的15年间，遂成为全国矿业大罢工的辉煌时代——矿业大罢工在1972年与1974年大获全胜，于1984年至1985年陷入灾难。其失败的原因同时来自撒切尔夫人务必要摧毁全国矿工联合会的决心，以及当时其领导人阿瑟·斯卡吉尔的错觉。而我1978年秋天的讲词，恰巧就发表于工会与工党关系最紧张的时刻。

工会在左翼领袖和激进派主导下，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幻觉。那种幻觉又激发出一个更大的幻想，以为左翼社会主义者只需要占领工党，即可控制日后的工党政府。工党左派人士于是跟新入党的“渗透派”革命分子组成同盟，为了展开控制工党的行动而日益合流于极左派卸任部长托尼·班恩的旗帜下。但他们的实力截然不同于工业界的好战派。后者有广大的工会成员做为后盾，而且工会会员的人数当时正处于最高峰。政治界好战派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却是自己在工人当中的选民和党员日益减少，而且那些人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其夺权策略实际上所仰赖的，就是一些小型激进团体在大多数不活跃党员之间攫取工党分支机构的能力，接着通过左派主导之下的工会在党大会进行“全额连记投票”来巩固地盘、决定政治动向，最后即可将更偏激的领袖及政策强加到全党头上。那是一个完全可行的策略，而且它几乎得到了实现。但其中的幻想在于：误以为工党被偏执左翼人士拼凑出来的少数派绑架之后，仍可维持团结、凝聚力量进行选举大战，并推出有力政策来阻挡撒切尔夫人手下的阶级战士发动攻击。可是他们从未认清对方的实力。

这种幻想自然带来了灾难。许多传统上投票支持工党的人——其中有三分之一自视为工人阶级的选民——干脆抛弃工党而把票投给保守党。工党本身则陷入分裂，新组成的社会民主党更与自由党结盟，在许多年内几乎获得了比工党更多的选票。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获胜两年半以后，工党又失去了五分之一的选民，而且无论在任何工人阶级团体都不再获得多数支持，就连在非技术性工人和失业者之间也不例外。虽然保守党政府于1979年大选中也失去了若干选票，依旧于事无补。正如同我当时所写出的：“撒切尔的胜利，乃是工党失败下的副产品。”接着我描述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有些左派人士根本拒绝正视自己所不乐见的事实。”[2]

简言之，工党的未来前途甚或生死存亡，于撒切尔夫人1979年带领保守党获胜后的几年内，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早已把工党一笔勾销，企图以自己和自由党组成的联盟取而代之，更何况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最后将合并成一个党。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某天我前往伦敦北区的肯特什镇，在阿玛蒂亚·森与其妻伊娃·科洛尔尼的家中共进晚餐。他们的邻居比尔·罗杰斯也应邀参加，但因为迟到而致歉。他刚刚与所谓“四人帮”的其他成员举行会谈（罗伊·詹金斯、戴维·欧文、雪莉·威廉斯——他们最后全部都成为上议院议员），并于会中为几个星期后成立的社会民主党草拟了建党宣言。[4]

不少工党中间派与劳动阶层的党员纷纷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其中有些人于工党停止自杀路线之后重返工党。在另一方面，激进左派和许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例如我的老朋友拉尔夫·米利班德（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在托尼·布莱尔首相与戈登·布朗财政大臣的官署成为重要角色）——也把工党一笔勾销，除非工党能够被绑架过来，并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姑且不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有一些朋友对我相当愤慨，因为我指出他们从未认真尝试去打败撒切尔夫人；无论其心中实际想法为何，“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却仿佛是，另一个工党政府，也就是类似我们之前从1945年以来不时有过的那种政府，不但无法令人满意，甚至比非工党政府来得更糟……也就是说，它甚至还比不上唯一的替代选择，亦即撒切尔夫人的政府”。[3]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工党还有救吗？

最后工党得到了救赎，纵使只是险胜而已——在1981年的党大会中，出马竞选工党副党魁的托尼·班恩以些微差距被丹尼斯·希利击败了。然而工党的前途依旧悬而未决，直到工党于1983年国会大选惨败，导致党魁迈克尔·富特下台（他曾于1980年党魁选举中，以左派代言人的身份击败希利），由尼尔·金诺克加以取代为止。金诺克当选党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在一场由外围团体举办的选前会议发表演说（会议的主办者若非费边社，就是《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金诺克也出席了那次会议并为自己带来加分作用，而且以“由衷谢意”在拙作上面签名。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戴维·布伦基特和罗宾·库克也在场。那时他们亦为“非班恩派”的工党左翼人士；当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二人已成为1997年以后的工党政府台柱。就尼尔·金诺克来说，不论他具有何种缺陷，我都热烈支持他竞选党魁，况且他果真成为把工党从偏执派手中拯救出来的领导人。1985年以后，他将具有“好战倾向”的托洛茨基派逐出党外，工党的未来随之转危为安。[5]

那其实是我唯一的一次和尼尔·金诺克见面，即便稍后我曾经为《今日马克思主义》访问过他，并于采访结束后怀疑他具有担任首相的潜力。因此，某些政治记者习惯在随后一二年内把我跟他的名字扯在一起、称呼我为“金诺克的古鲁大师”之做法，未免十分荒谬。但纵使如此还是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对希望拯救工党的人来说，一个从未加入该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名字，竟可在工党挣脱绝境之际变得相当管用：首先，我是极少数预言工党即将陷入大麻烦的人士之一，这让我在整场争议中获得立足之地。其次，知名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当中难得有人像我这般，公然质疑那个绑架接管工党的企图，与该计划的拥护者进行激辩，并且（但愿如此）收到了若干效果[4]。再则，反对偏执派的一方在那段艰难时光觉得我特别有用之处，就是可以引用我的论点做为支援，而党内的激进派多半都晓得——至少经常阅读书籍和期刊者如此——此人长年以来的记录都明白显示他是极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况1980年与1981年修改党章之后，偏执派看样子笃定可在党内获得多数，亦即工党的命运已经交到了他们手中。因此工党的未来端视：是否有办法让足够的左翼积极分子脱离偏执派，借此化解危机——最起码要在关键性的时刻如此办到。[6]

这个化解危机的动作必须由左派人物来进行，那尤其因为1983年以前，最重要的工党党魁替代人选就是丹尼斯·希利的缘故——他担任过国防大臣与财政大臣，他代表着左派所不喜欢的一切事物，他毫不隐瞒自己对大多数左派分子的蔑视，而且他实至名归为自己博得了政治打手的称号。由于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早已远离传统立场而转向右倾，如果今天希利与我重逢的话，我们二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或许会显得比较小；两个老头子或可一同回忆比较美好的过去，以及自从我们初识于英国共产党学生党部以来的不利发展。但就20世纪70年代的标准来看，希利属于工党右派。他在私生活方面是个充满魅力的人物，在两道注册商标似的浓眉下面有着高度发达的智力与文化素养。他写出来的自传能够让人津津有味地当成书来阅读，这是英国政治人物当中难得一见的现象。但身为公众人物的希利虽然比较容易受人尊敬，却不讨人喜欢。与其他任何候选人相形之下，他都绝对可以成为出色许多的政治领袖，可是偏执派却务必要使尽一切手段来摧毁他。当时的情况就是，或许只有一个左派信得过的领导人，才会有办法把工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迈克尔·富特虽然在1980年的工党党魁选举中击败了希利，却不具备党领导人或可能首相人选应有的特质，而且他根本就不应该被选为党魁。不论在过去或现在，他都是个好人。许多年来，他习惯与我在汉普斯德巴士站碰面，然后一同从那里乘车出发，我在大学下车，他则前往下议院或《论坛》杂志社的办公室。那位日渐驼背、穿着非正式服装的老先生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侧面轮廓相当细致，而且喜欢激烈晃动满头的白发。他属于喜欢长途健行的那一代英国知识分子，步行和公共交通工具因而成为他主要的移动方式。由于他只曾在70年代短暂担任过部长职务，公务车并不属于其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富特始终是一位受人真心敬爱的工党政治人物，其道德操守、聪明才智与文学造诣都同样令人仰慕。他有着那种属于电视小荧屏时代出现以前的滔滔口才，可供发挥于大规模群众集会，以及下议院的大庭广众之间：演说时的闪烁眼神、手势，再加上能够传达到最后一排的音量。他是一位高度专业、辩才无碍的记者，尤其擅长指摘不义与反动的情事。他还是一个贪读如饥渴的读者，以及下笔成章、文风不俗的作者，永不吝惜颂扬诸如乔纳森·斯威夫特与威廉·黑兹利特之类他所钦羡的作家。说不定正因为洋溢的热情，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性格，使得他过于缺乏批判性。他所撰写的《安奈林·比万》生平传记（富特继承了那位伟大工党左派领袖的南威尔士下议院席位，后来又传给金诺克），读起来宛如“圣徒言行录”；他所撰写的无数书评——其中有一些也针对拙作——则评论性不足。总之，我实在想不出到底有谁真的不喜欢他。

但就连与富特同辈者及其同僚，都觉得他属于老一辈的人物，简直像是1914年以前那一代的乡下中产阶级分子。而当初正是那些人率先表达反对立场，放弃了传统上对自由党的忠诚转而支持工人的志业。富特并非为权威而生，反倒是天生的反对派，亦即以“护民官”的身份出面为人民对抗统治者的滥权行为。他在工党全部的事业生涯，几乎都是以左派发言人之姿抗拒党高层，但党高层永远可以信赖他对工党运动的完全忠诚——尤其1964年的时候更加如此：当时左派在哈罗德·威尔逊的第一任工党内阁中，以三人之差略居多数。他不是一个擅长搞组织的人。他缺乏诸如阴谋狡诈和幕后交易之类不幸非常有用的才能（正是那些用语让“政客”一词染上污名）。对许多最恶劣政客产生驱动力的自私自利和个人野心，在他身上也付之阙如。因此他担任党魁的三年期间成为一场大灾难。

托尼·班恩那个既善良又诚实，几乎将工党带往毁灭的人，则既充满自我意识又不欠缺个人野心。毕竟他曾耗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全力争取放弃世袭贵族头衔的权利，以便缩短自己的姓名，并在下议院涉足真正的政治。[7]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确非常适合成为自己摆明最想当的人物，那就是工党领导人，并于时机成熟之际出任首相。他长相潇洒，外观年轻异常，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政治就如同打橄榄球或下国际象棋，是一种极为消耗体力的运动——而且口齿伶俐。不论过去或现在，他都属于那种面貌和声音可立即被公众辨认出来的少数人物之一。甚至他所表现出来宛如童子军那般渴望日行一善的风格，作为注册商标的烟斗，喜欢用马克杯喝茶的无产阶级习性，都是吸引人的本钱。尽管班恩过去在政治上并无突出表现，他从70年代开始转向左倾。假如他愿意的话，几乎可确定会有办法将工党团结在一起，带领它走出困顿时光。看样子他迟早会当上党魁，而且我跟许多人一样，一度认为他很可能是那个职务的不二人选——直到他自己前功尽弃为止。我曾经为《今日马克思主义》对他进行了相当长的专访，而且深受打动，尽管我并不完全相信班恩所坚称的事项：在他的眼中，工党必须继续当一个“兼容并蓄的大教堂”。

然而几个月之后即已清楚得无以复加，显示班恩根本就不适合担任那个职务——他已经将自己的政治资本完全押宝给偏执派。1981年1月的一场党内特别会议中，工党实际上已将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左派，至于其细节则已无关紧要。现在事态已经相当明显，唯有班恩自己的政治愚蠢才阻挡了他于短期之内成为工党领袖。在那个时候，任何稍具政治敏感度、看得出工党已经深陷分裂的人，都一定会设法打出“宽大牌”“和解牌”与“团结牌”。班恩却不此之图，反而发出胜利者的信号，要求胜券在握的左派开始进行接管，并于副党魁选举中展现实力，一同拥护他把希利拉下马。虽然没有人确定，安抚路线是否能够阻止社会民主党出走。但无论如何，班恩全面倒向左翼偏执派的做法，已让任何不乐见工党沦为“被边缘化社会主义小礼拜堂”的人士认清一个事实：为了工党的前途，就一定要击败班恩。这个目标终于得到了实现，即便只是险胜而已。托尼·班恩从此退居荣誉职位，坐在冷板凳上致力于捍卫宪法、民主与公民自由，并且宣扬社会主义，但他真正的政治生涯已经画上了句号。

二

当时的情况为，我几乎完全通过《今日马克思主义》来参与政治辩论。没有人料想得到，那份寒酸的月刊——而且它与共产党有所牵连——竟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成为媒体业与政治界的重要读物，并且不光是在左派的圈子内如此而已。就连一些知名的保守党人士，诸如爱德华·希思、迈克尔·赫塞尔廷、彭定康等人，也纷纷为之撰稿或接受其采访。一位毫不同情左派、于1983年当选国会议员的年轻工党政治人物，也宣称自己是那份杂志的固定读者，并且接受了访问：他名叫托尼·布莱尔。大多数当时已打响名号，日后成为工党政府主角的人物，也曾在该刊发表言论，例如戈登·布朗、罗宾·库克、戴维·布隆克特、迈克尔·米彻等人。那份杂志曾受到来自英国共产党死硬派的猛烈抨击（英共本身则即将因为内斗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崩溃而遭到毁灭）。但该党的政治领导乃“布拉格之春”及意大利式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于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向该刊提供政治上与财务上的援助，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在1991年底与共产党和苏联一同寿终正寝为止。

工党陷入危机的那个时代，有关其未来的构想竟然来自一份共产党刊物。而《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主要必须归功于马丁·雅克结合了政治才能与新闻专业，同时也在于他决定开放版面，让明显偏离共产党路线、并非基本教义派老社会主义者的作家们共襄盛举。此外英国传统政治界与知识界于撒切尔时代所陷入近乎全面的混乱，也使得我们从中受惠。中间偏左的一方固然是受到波及的主要对象，但就连保守派也必须探索一个未知的新领域。人们在那个新时代到底必须做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讨论，甚至该在哪里进行讨论呢？《今日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从现有的框架外面来思索上述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该杂志坚称自从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来，“一场向右靠拢的大戏”已让凡事都变得可能（那是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的用语，并借此创造出“撒切尔主义”一词）。一场全新的游戏从此展开，而《今日马克思主义》率先言及于此。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事情。撒切尔时代是20世纪最接近一场政治、社会与文化革命的现象，但所带来的并非好事。那场革命凭借着任何民选政府所能拥有最不受控制和最中央化的权力，在英国动手为一个不神圣的同盟摧毁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该同盟之成员乃肆意追逐最大利益的私营企业，以及专断独行的政府；换言之，那就是贪婪欲望和沙文主义的结合。其动机不仅出于一种合理的信念，希望“从背后踹一脚”来振兴英国经济，反而还源自阶级意识，亦即我所称的“小中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它以同样方式反对传统的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模式（包括了王室与国家既有体制），以及劳工运动。在这个广泛获得成功的努力过程中，传统的英国价值多半遭到抹除，国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这一代大多数人对此的感受应该与一位美国朋友相同——他从马萨诸塞州的大学教职退休下来以后，决定在新世纪移居英国。当他被问起是否怀念美国的时候，他回答说：“远不如怀念我当初首次过来时所见识的英国。”

这个理由实际上正足以说明，为何英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以及越来越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会普遍对撒切尔夫人表达异议，甚至发自肺腑日益对她痛恨不已。其极致就是牛津大学做出一个象征意义十足的决定，拒绝向她颁赠荣誉学位。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撒切尔的意识形态继续向前推进，而其信念为：处理国内公共措施与私人事务的不二法门，就是由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追逐商业目标。撒切尔主义的胜利之所以让人觉得那么苦涩，就是因为其1979年之后的成功并非基于国内舆论的大幅转向，却主要（尽管不完全如此）源自其对手的深陷分裂。在20世纪80年代的选举中，撒切尔并未像美国的罗纳德·里根那般，有一股浪潮将之向上托起。撒切尔的支持者在选民中一直屈居少数。然而我向工党和“自由–社会民主党同盟”做出的呼吁，要求他们进行选举协调工作，否则最起码也要配合反对保守党的选民实施有系统的“战术性投票”[5]，却都（理所当然）被二者当作耳旁风。反倒是选民们最后有了比各党更高明的见识，主动大规模进行战术性投票并收到不错的效果。但令人扼腕的是，无论工党或自由–社会民主党同盟都提不出替代策略，以致撒切尔主义继续成为台面上唯一的方案。到了最后，我们只能期待它终将严重丧失民心，使得任何反对势力均可将之击败——此事果真发生了，但时间是在18年后。我们曾经提出警告，撒切尔革命带来的许多东西恐将证明为无法逆转。就此而言，我们也正确无误。

在纸面上很容易即可实事求是分析全局，并抛开那些“将坚持正视真相者斥为叛徒的怒骂之声”[6]。但实际上这绝非易事，因为我撰文反对的那些人，有许多是我的党内同志（或至少为昔日同志）及朋友。除了我和斯图亚特·霍尔之外，《今日马克思主义》无法持续获得任何“老左派”与地道“新左派”（1956年加入者）著名知识分子的持续支持。《今日马克思主义》氛围之外的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大多对之充满敌意，其中包括了雷蒙·威廉斯、拉尔夫·米利班德等重要角色，以及《新左派评论》的杰出人物。我曾经在工会的大会上遭受严厉谴责，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他们许多人眼中，《今日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意味着背叛了社会主义者的传统理念与政策，更遑论是背叛了托洛茨基派依旧殷切期盼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动阶级战争之际，《今日马克思主义》那条路线看起来甚至像是不忠于横遭践踏的劳工阶级组织。1984年至1985年全国矿工大罢工时的情况尤其如此——它已经促成左派（而且并非只有左派而已）动员一切力量来同仇敌忾。我的路线也受到同样的批评，只不过事态已经十分清楚：工会偏激领导人的妄想、对好战词藻的依赖、工会成员拒绝中途停战讲和的传统做法，都必将使得工会和煤矿小区大祸临头。但是就连我们也缺乏免疫力，仍不免受到该运动声势浩大的自欺欺人言论感染。于是当《今日马克思主义》于大罢工收场后检视残局时，固然多少还能够面对现实，却无法坦然承认所遭受的挫败有多么严重[7]。

的确，这就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整体困境。无论对温和的社会民主改革派，还是对共产党或其他的革命派系而言，一切都已经土崩瓦解。不管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或改革派，我们在分析论述时都曾经相信过，资本主义无法为人类创造出良好的生活条件。资本主义既不合乎正义，更不可能长久支撑下去。与之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或至少是其前身，一个致力于社会公义与全民福祉的社会——将可望取而代之。此事若不发生于今日，也会在未来得到实现。历史的移动方向曾经很明显地让那一天日益接近，其凭借就是公营和民营机构为了广大工薪阶层的利益，或明或暗采取的反资本主义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或许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那个理想。当时甚至连欧洲各保守派政党也都小心翼翼，宣称自己反对资本主义，而美国的政治人物也赞扬各种公共计划。然而时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各种假定看起来都已经缺乏说服力。等到进入80年代之后，传统左派在政治界与知识界同时遭到挫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左派刊物变来变去的话题，主要就围绕着“什么是左派？”打转，而我自己也为此做出了贡献。

说来矛盾的是，这个问题在非共产主义国家反而更加急迫许多。在几乎全部的共产主义国家，自从信誉扫地的“现实社会主义”——即官方所谓唯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崩盘之后，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亦已随之被扫出政治舞台。更何况对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而言，他们有合理理由将自己的希望——有时甚至只是乌托邦式的希望——寄托于陌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因为它显然繁荣许多，而且比他们自己的残破体制来得更有效率。只有在西方和南方，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还继续足以服人，尤其是反对那种日益主宰一切、受到跨国企业厚爱、有经济理论教父和政府在背后撑腰的极端“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

《今日马克思主义》能够看得出来，若有谁一味拒绝承认形势已经急剧改变（“就让懦夫退缩、就让叛徒冷笑，我们将让红旗继续在此飘扬”），其做法固然可在情绪上产生不少吸引力，却完全无济于事。其实这正是为何在工党历史上一直具有辉煌传统（但难得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工党左派，会在1983年以后销声匿迹的原因。它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就另一方面而言，直到1994年托尼·布莱尔成为党魁之前，我们几乎还想象不到会出现“新工党”这种选择，而且我们拒绝以“新工党”作为替代方案。那是因为它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思考逻辑与实际结果，并蓄意放弃了一切能够让中产阶级主力选民联想到工人、工会、国营企业、社会正义、平等之类的东西，更遑论是社会主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改革后的工党，而非穿长裤的撒切尔。但工党在1992年的大选以些微差距未能获胜，使得那种前景成为泡影[8]。在我的政治经历当中，就数那个选举结束之夜最令人悲伤沮丧，而且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

政客们以“不断当选连任”为宗旨的选举政治逻辑，以及1997年以后出现的政府逻辑，联手把我们赶出了“真正的”政治。[9]《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少壮派分子从此跟着权力走。工党重新执政18个月后，马丁·雅克让那份杂志复刊了一期，借此检视新登场的布莱尔时代，结果那些少壮派当中的一员以高高在上之姿，从唐宁街十号撰文向我们——特别是本人和斯图亚特·霍尔——表达轻蔑之意。按照其说法，我们是一批从讲堂来看社会的人，“仿佛站在外面冷眼旁观，缺乏归属感与责任心”，不像是“有办法同时结合批评、愿望与实际政策的知识分子”。简言之，不论我们是否为学界人士，“批评已难敷所需”[8]。政治现实主义者与政府技术官僚的时代已然来临。二者都必须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内，配合市场经济的需求来运作。

此说固然正确。但我们的观点始终是（我自己绝对如此），既然批评“已难敷所需”，其重要性只会更甚于往常。我们之所以批评“新工党”，并非因为它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现实，而是由于它过度采纳自由市场经济基本教义的各种意识形态假定。其中之一更将一切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政治运动连根摧毁，连带危及了工党政府的正当性——那个假定认为：追逐个人利益是有效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唯一方法，亦即管理者要表现得跟生意人一样。

确切说来真正亟待批判的对象，就是新自由主义。一则因为它诉诸工商业人士和各级政府，借此消除他们传统上对工党的疑虑，并找到切入点来讨好中产阶级“摇摆选民”。再则因为新自由主义宣称，自己是一门日益认同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的“科学”（经济学）之权威，并于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受到那门科学的最高权威（诺贝尔经济学奖）无限推崇。结果一直要等到20世纪将尽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才颁发给阿马蒂亚·森，接着再颁给了另一位不属于正统教义派的经济学家——大声疾呼批判“华盛顿共识”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他们之所以终于获奖的理由，据悉是因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评选委员忍无可忍，不满那个原先应该属于科学方面的最高学术殊荣，持续偏袒了特定意识形态。[10]或许经济大泡沫在世纪末（1997年至2001年）的破裂，才终于打跛了市场基本教义的魔咒。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地位之终结已被预告出来，而且这种预告存在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做出预测。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伤害早已罄竹难书。

三

与此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已处于垂死边缘。

不同于冷战的结束与苏维埃帝国的内爆，苏联的终结相对是以慢动作进行，它开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结束于苏联在1991年底正式解体。其间出现过登上报纸头条的戏剧化事件，即是叶利钦站上坦克抗拒1991年8月的流产政变。然而最具关键性的行动却发生于苏联权力中枢的阴暗角落，例如1989年半途放弃五年计划（1986——1992年），便是一个未曾对外公布但动摇国本的决定。此事发生时，我正在联合国大学的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WIDER）观察苏联经济及其演变过程，地点是在环境宜人、实际上用于监视苏联的赫尔辛基。那里距离苏联只有数小时陆路车程，从空中更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它成为我在最后一些关键年头内度过了好几个夏天的地点。假如该地未曾带给我其他收获的话，至少也让我得以领教到西方经济学家灾难性的盲目。他们只是打从那里经过，很舒适地穿梭于机场、跨国连锁旅馆与豪华大轿车之间，正准备以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运作法则把苏联经济拉到右边，表现得就跟任何伊斯兰神学家一样坚定，相信自己拥有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些昔日深受“十月革命”鼓舞者的想法——认为苏联或其跟班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早已灰飞烟灭。但苏联于特定情况下依旧受到认可，这是因为苏联可作为必不可缺的砝码来平衡另一个超级强国，同时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者（尤其是在南非），借此产生更大的道德说服力。莫斯科政权支持了“非洲民族议会”的斗争，几十年下来在看不见成功前景、苏联无法获利的情况下，向之提供财务与军事援助。为殖民地解放运动献身一事，或许就是世界革命精神的最后遗风。事实上，让我免于受到毛泽东主义感染的理由，就是尽管中共于苏中决裂之后发出了国际主义论调，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在我眼中仍具有浓厚国家色彩，甚至是民族主义的色彩。即便我1985年前往那个令人钦佩的国家访问了几个星期之后，此种印象仍未稍减。

我们，或至少是我自己，已经不再抱持太多希望了。我的朋友格奥尔格·艾斯勒还记得，我60年代从古巴回来后，如何开始担心哈瓦那很快就会变得跟索非亚一样。[11]苏联入侵捷克的行动令我记忆犹新，其程度就和别人还清楚记得肯尼迪遇刺身亡那一幕不相上下，使得我无法想象自己还会有办法去布拉格旧地重游。不过，等到我在西方退休以后，是否愿意迁居到类似匈牙利那般相对自由的共产主义国家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对一个老中欧人而言，匈牙利与其蓬勃繁荣的邻国奥地利相较之下，在学术上和文化上更加活跃，并且比较不那么具有乡土味。

20世纪80年代的老牌共产党员与一般左派人士，除了希望苏联成为制衡美国的力量，并借由其存在令全球富豪及统治者心生畏惧，让他们多少必须顾虑到穷人的需求之外，还能够对苏联怀有任何期待吗？再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了。但即便如此，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后，我们仍出现一种奇特的宽慰感，甚至产生一丝希望。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所代表的似乎正是我们那种社会主义。的确，依据我之前的叙述，那就是意大利式的共产主义，或者是布拉格之春时“具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而且我们曾经以为那在苏联已是槁木死灰。说来也奇怪的是，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遭遇了一场非常戏剧化，而且几乎是全面性的挫败悲剧，我们对他的仰慕并未稍减。他固然比任何单独的个人更必须为摧毁苏联负责，但我们亦可表示，他不啻独力扛起责任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核世界大战噩梦，并决定让苏联的东欧附庸国自由出走。事实上，正是他拆除了柏林墙。而我就跟许多西方世界百姓一般，将继续对他衷心感激并给予道义认同。20世纪80年代若有任何画面令我始终难以忘怀的话，那就是纽约西57街一家电器行电视展示墙上的许许多多张戈尔巴乔夫面孔。它们让我突然停下脚步，聆听戈尔巴乔夫向联合国发表演说，心中充满了一种惊讶莫名与如释重负的感觉。

只可惜很快便可看出戈尔巴乔夫即将在国内失败，甚至还可以看出，他与麾下的改革家都过于有勇无谋。我们亦可换一种讲法：他们的年纪还不够大或者见识还不够多，以致无法认清他们所统治世界的本质，因而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或许根本没有人晓得该怎么做。对苏联及其各个民族而言，最好的办法说不定还是让国家继续缓慢地衰败下去，期待另一位较不雄心勃勃、更加着眼于现实的改革者逐步做出改善。像我就曾经在赫尔辛基，针对1991年终结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那场流产政变做出评论：“他选择了通过‘开放’来促成‘改造’，其实应该反其道而行才对。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经济学家，都既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又无法在理论上提供帮助。[9]”苏联就如同一艘满目疮痍的巨大油轮，正朝着礁石撞上前去，于失去船舵的情况下漂向解体[10]。最后它沉入了大海。从短期或中期的角度来看，失败者不仅仅是苏联的人民而已，更包括了全世界的贫苦群众。

“资本主义与有钱人，目前暂时停止了恐惧，”我在1990年写道，

有钱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于不正义与不公平之下享尽荣华的有钱人，除了关心自己以外又何必费神替其他人着想呢？即便他们现在让社会福利遭到腐蚀、让需要社会福利保护的人萎缩下去，他们又有什么政治惩罚好害怕呢？这根本是一个非常坏的社会主义政权从地球上消失后的主要效应。[11]

苏联解体10年以后，此种恐惧或已蓦然重返。那些深信自己乃不可或缺的富人与政府，可能已经再度发现：穷人需要的是让步而非蔑视。但归咎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构弱化与共产主义的没落式微，今日的危险来自理性之敌——此即宗教上与种族上的基本教义派、排外主义；其中也包括法西斯余孽或受到法西斯主义启发的政党，而他们目前正坐在印度、以色列和意大利等国的政府里面。历史的反讽之一，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反共冷战之后，华盛顿政府唯一的敌人们（而且他们事实上已在美国领土杀害美国公民），就是美国自己的极右派狂热，以及“逊尼派”的激进穆斯林好战分子，而“自由世界”曾经为了对抗苏联刻意向后者提供援助。有鉴于罗莎·卢森堡所列出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的二择一选项，这个世界或许将后悔自己曾经决定要对抗社会主义。

译注

1 保守党执政的18年内共有两位首相：撒切尔夫人（1979——1990）和约翰·梅杰（1990——1997）。

2 柏特·拉姆森（Bert Ramelson, 1910——1994）是乌克兰犹太人，原名巴路克·拉米列维奇·门德尔森（Baruch Ramilevich Mendelson）。他成长于加拿大并获得律师资格，于参加西班牙内战后移居英国。“二战”时他曾在北非被德军俘虏，却成功安排集体脱逃；战后在约克郡为英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使得左派于20世纪60和70年代成为英国工会主力。

3 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 1938—— ）为性格火暴、极具争议性的英国工会领袖。他出身约克郡共产党矿工家庭，1962年投效工党。1973年成为约克郡矿工工会领袖并组织罢工，导致保守党希思内阁于翌年下台。斯卡吉尔后来领导全国矿工联合会（1981——2000），1984年发动矿工大罢工而名噪一时。该行动1985年被撒切尔夫人化解后，矿工总工会开始一蹶不振。斯卡吉尔则于1996年脱离工党另组社会主义劳工党。

4 “四人帮”原为工党温和派要员，因不满“托洛茨基派”绑架工党走上极左路线，愤而于1981年1月下旬脱党另组“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88年与自由党合并，改称“自由民主党”（英国第三大党）。“四人帮”的成员后来都继承了贵族头衔（男爵），因而进入上议院。

5 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 1947—— ）来自贫困家庭，天生双目失明，曾于1997年后的布莱尔内阁相继出任教育大臣、内政大臣等职务。罗宾·库克（Robin Cook, 1946——2005）于布莱尔上台后相继担任外交大臣、下议院工党党鞭，2003年反对入侵伊拉克而辞职。金诺克、布伦基特、库克三人皆为工人子弟，是理性左派；托尼·班恩（Tony Benn, 1925—— ）则出身贵族家庭（子爵），其极左路线几乎把工党搞垮。

6 富特（Michael Foot, 1913—— ）1980年当选党魁后（左派），工党于第二年修改选举规定，让工会在党大会享有投票权。班恩认为自己稳操胜券，在同年9月出马挑战现任副党魁希利（右派）。结果工会于最后一刻突然向右转，导致班恩以0.85个百分点落败，从此大势已去。

7 托尼·班恩缩短姓名之前，其全名为“安东尼·尼尔·威吉伍德·班恩，斯坦斯盖特子爵”。当时依据英国传统规矩，可世袭的爵位须由长子继承，继承爵位者进入上议院，不得成为下议院议员。托尼·班恩乃家中次子，原不受此限制，成为最年轻的下议院工党议员。但其兄阵亡于“二战”，35岁时其父去世，班恩被迫继承爵位并必须辞去下院议席。他愤而大力推动修法，促成1963年通过法案允许放弃继承爵位。

8 1992年4月9日举行国会选举前，各方均预估由金诺克领军的工党可望击败梅杰首相领导下的保守党。结果梅杰意外获胜，导致金诺克辞去工党党魁职务。

9 梅杰首相领军的保守党于1997年大选中惨败，由工党的托尼·布莱尔接任首相。

10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 ）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 1943—— ）则于三年后获奖。“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90年为解决拉丁美洲经济危机而提出的十点方案，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或“自由市场基本教义”。其施行结果是热钱涌入、外资得利、本地贫富差距恶化——“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让拉美各国出现“无发展的成长”，更加陷入经济危机。

11 索非亚是保加利亚首都，而保加利亚为冷战时期最依附于苏联的东欧国家之一。

[1] 马丁·雅克与弗朗西斯·马尔赫编著（Martin Jacques and Francis Mulhern, eds），《工党已停止向前挺进？》（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伦敦，1981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理性左派的政治策略》（Politics for a Rational Left），伦敦，1989年。

[2] 我在1983年的英国国会大选后写道：“工党已失去数百万人。”见：《理性左派的政治策略》，第63页。

[3] 《理性左派的政治策略》，第65页。

[4] “工会主义不管再怎么受到先天限制，向来都无法忽略群众因素，那是因为它始终组织着数百万人，并且必须随时动员他们的缘故。但如果只是想为左派绑架工党的话，那么无须诉诸群众即可在短时间内加以完成。纯就理论而言，这个做法可以执行得非常完美……只需要几万名靠得住的社会主义者与工党左翼人士，通过参加大会、做出决议和投下选票即已足够。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幻想在于，以为能够用‘组织’来取代政治。”见：马丁·雅克与弗朗西斯·穆马尔赫（编著），《工党已停止向前挺进？》，伦敦，1981年，第173页。

[5] 我很可能是首先将此名词运用于选战辩论的人。

[6] 《走出蛮荒》（Out of the Wilderness），1987年10月，见：《理性左派的政治策略》，第207页。

[7] 《今日马克思主义》，1985年4月，第21——36页及封面。

[8] 此为杰夫·默根（Geoff Mulgan）之看法，见《今日马克思主义》，1998年11月至12月（特刊），第15——16页。［译注：杰夫·默根（周若刚爵士）当时担任首相办公室唐宁街政策研究室主任］。

[9] 《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社论，1991年9月，第3页。

[10]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英国平装版），第481, 484页。

[11] 见“劫后余生”，布莱克本（编著），《劫后余生，共产主义的失败与社会主义的未来》［“After the Fall” in R.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伦敦，1991年，第122——123页。

第二部分

第17章

与历史学家为伍

在我这一生当中，历史撰述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读者诸君若对这个略嫌专门的主题缺乏兴趣，不妨跳过这一章。但不幸的是，本章的内容一点儿也不像乍看之下那般具有学术性。我们无法摆脱过去，也就是说，无法离开那些记录、诠释、议论和编造过去的人。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生活于其统治下的政府，都被我这个行业的产品所围绕、所淹没。无论是学校教科书里面或者政治人物口中所谈论的过去，还是小说作家、电视节目及影片制作人所使用的素材，到头来都得自历史学家。更何况大多数历史学者（其中包括每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晓得，每当研究过去，甚至是研究遥远过去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想法和所表达的意见也都与当下事物有所关联。无论对一般国民或是对专家而言，了解历史都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英国的幸运之处便在于具备一个强大的传统，那就是有许多专家撰写了既专业又适合大众阅读的著作，例如亚当·斯密、爱德华·吉本、查尔斯·达尔文、梅纳德·凯恩斯等人。历史学家们同样也不应该只是为其他的历史学家著书立说而已。

在我那个时代，英国尚未以系统化方式来传授马克·布洛赫所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我们只得尽可能挑选所需。就读大学部的时候往往需要碰运气，看我们遇见了什么样的人。当我就读于剑桥的那些日子，只有一位老师有办法吸引我固定前往听课（尽管上课时间是早上9点钟），而当时大多数优秀的历史系激进派年轻学子也采取了与我相同的做法。[1]那位令人惊叹的Ｍ·Ｍ·（“莫尼亚”）·波斯坦，刚在不久之前从伦敦政经学院转赴剑桥任教。他满头红发，看起来活像一只活蹦乱跳的大猩猩，要不然就宛如一个幸存下来的尼安德特人（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女性产生非凡魅力），而且他以浓重的俄国口音讲授经济史。剑桥大学当时开设的科目当中，只有经济史能够切合马克思主义者的兴趣。但波斯坦的课程因为具有学术复古情怀，甚至还吸引了像阿瑟·施莱辛格[1]那样的小伙子，尽管施莱辛格坦承自己“缺乏经济史方面的才华（与爱好）”，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他每一堂课都是学术性的知性表演——起先详细阐明各种历史论题，随即一概将之拆解，最后以波斯坦自己的版本加以取代——堪称为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学术圈“岛民心态”的假期。然而剑桥大学历史系本身却以洋洋自得的方式，为那种固步自封的学术圈“岛民心态”提供了特别明显的例证。

除了波斯坦之外，还会有哪一位老师在1936年要求我们阅读刚问世的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当时它甚至尚未在自己国内成名），邀请伟大的马克·布洛赫前来剑桥授课，并言之成理地向我们介绍，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中古史专家？（唉，可惜我除了还记得布洛赫的五短身材外，早已将其授课内容忘得一干二净。）波斯坦虽然激烈反共，剑桥却只有他熟悉马克思、韦伯、桑巴特以及其他的中欧和东欧伟人，同时还能够相当认真地阐述和批评那些人的著作。他固然晓得自己吸引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尽管他驳斥那些人所信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照样欢迎他们成为对抗历史保守主义的盟友。[2]然而在冷战时期，当我仰赖他以博士指导教授的身份为我写推荐函时，他却向每一位相关人士指出我是共产党员，让我无法获得职位。我没办法真正表示他是我的老师，甚至无法表示他是任何人的老师——他从未创立自己的学派，也没有自己的门徒——但他是让我通往更广阔历史天地的桥梁。除此之外，他绝对是两次大战之间英国资深历史讲座教授当中最令人惊讶的角色，或许在任何领域内也是如此：架势十足、充满魅力、荒谬绝伦。

那是因为莫尼亚·波斯坦与一般历史学家略有不同，一辈子都是幻想曲和传奇故事的杜撰者。经过查证以前，我们无法相信他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他如果不晓得一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有关中世纪还是他学生们的绯闻——干脆就自己编故事。由于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很显然也是外来者，其最高的雄心壮志便是要成为局内人，由此产生的幻想也就非比寻常。此外他喜欢以恬不知耻或厚脸皮的态度，说出令人无可奈何的谎言。例如许多年以后当他必须从剑桥讲座退休却又不想那么做的时候，便向校方宣称自己的实际年龄比证件上记载的小了一岁——但是他原属俄国现属罗马尼亚的老家，现在已经不再有他的出生记录。就跟往常一样，他未能取信于人。而大家就跟往常一样，只是摇摇头微笑说道：“那就是莫尼亚。”[2]

就某些方面而言，其最大梦想就是在英国为自己建构一个新的身份——波斯坦于1921年时，从苏俄[3]经由罗马尼亚辗转来到了英国。身为沙皇俄国西南边陲地带的中产阶级犹太青年，其早年经历并无出人意料之外的发展。他曾经就读于敖德萨大学直到革命爆发为止。他欢迎革命的来临，并加入了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该团体成员在立场上唯一的分歧之处，就是有些人打算立即前往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其他人则希望先把世界革命组织起来。莫尼亚属于后者。但是等到内战结束，敌视犹太复国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根基稳固之后，莫尼亚只能锒铛入狱（他宣称自己被囚禁了好几个月），接着获得释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述经历使得苏联官方拒绝他出任英国经济作战部派驻的代表）。

他抵达英国后起先半工半读，随即以中世纪农业史专家的身份，在伦敦政经学院开创自己的前程。他未曾真正隐瞒自己的出身背景，反而使用好几套内容互异的欧陆冒险故事，让世人自行从中选择。那些故事多半暗示他并非犹太人，尽管凡是跟他打过照面的犹太人连一秒钟都不会上当，而且在两次大战之间就连一些非犹太裔的英国人也不例外。但不管怎么样，他获得了成功。凭借过人的才智、荒谬的魅力、外来移民的决心，再加上自己的老师兼第一任妻子所提供的重要助力——她是中世纪经济史家艾琳·鲍尔（1889——1940）——波斯坦终于在自己的新环境登峰造极。他最后晋身为迈克尔·波斯坦爵士，还娶了辛西娅·凯佩尔夫人（“阿尔伯马尔”伯爵的妹妹）为妻。从这个角度观之，其成就大于另一位同样来自东欧的杰出历史学家——那位学识惊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犹太人身份的L·B·纳米尔[4]。后者虽然也获颁爵位，却无法在自己心仪的牛津大学获得讲座教席。

二人之间的明显差异在于，前者是国际级人物并涉足全球性的课题；后者感兴趣的历史专题则主要有关岛内事务。我结识费尔南·布罗代尔之初，他曾经向我问起：“我听闻英国有许多人谈论一位名叫纳米尔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学派。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吗？”无论布罗代尔还是其他的经济史家，都不可能针对波斯坦提出同样问题——即便那只是因为他从1934年开始，负责编辑该领域内一份著名国际刊物（《经济史评论》）的缘故。更何况在英国境外除了极少数的专家，没有人特别在乎纳米尔曾以革命性的方式（当时的看法如此），来研究18世纪英国议会史那个晦涩的主题。所有积极涉入经济史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波斯坦有关中世纪农业史的各项专题非常重要。他们关心那些主题，并且愿意跨出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畛域——从哈佛到东京皆不例外——加入那方面的讨论。经济史不同于针对国家昔日政治所进行的研究，在那些日子具有普世共同的讨论范畴，甚至还有受到公认的架构，可借此评断别人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意义，而无须计较自己是否同意别人的答案。

波斯坦与纳米尔之间的对比，在某些方面象征了一个促成史学行业陷入分裂的主要冲突，也呈现出历史学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主要发展趋势。那是一场论战，参战的一方基于传统假定，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那可以发生于一国之内，也可以出现于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则认为历史就是各种社会与文化在结构上的变迁。一方将历史视为叙事，另一方则将历史视为综合分析。一方认为不可能以偏概全掌握人类过去的事务，另一方却认为触类旁通乃是必要的工作。那场论战由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首开其端，但在我的大学生时代，最出类拔萃的造反派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全部都来自法国：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加上他们透过《年鉴》学报所带动的风潮。

说来矛盾的是，布洛赫与波斯坦所致力的中古史，虽然表面上看来可望对保守派产生诉求，它实际上却激发出独创性的想法来面对过去。就连最守旧的历史学者，也发现无法将中世纪的生活整齐切割成独立区块：政治、经济、宗教或其他任何项目。那几乎迫使人们对当代的各种假设做出比较，并对之进行再思考，同时无意中直接穿越了现代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的疆界。中古史这个专题就像古代史那般——而且或许出于相似的理由——在我有生之年吸引了一批最优秀或最古板的历史学者，即便杰出马克思主义学者钻研古代史的人数多于中古史。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古史的范畴内也出现了许多类似我在伯贝克学院的老板，已故的R·R·达灵顿那样的人物，而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为一名次要的12世纪编年史家出一套全集。结果有一回他显然被我这名年轻讲师的提议给吓坏了。那天我建议他，不妨邀请一位当时客座于学院内的南非籍社会人类学家举办研讨会，这或许可对参与他“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专题的学生们有所帮助。他心中一定想着：那个小子到底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材料呢？

涉入新旧历史学之间的这场论战后，像我这般刚在史学界开拓职业生涯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不免发现自己过于急躁地加入了一个当时规模还很小的专业领域，而且无论就其从业人数或产品数量而言，情况都是如此。一直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旧有大学与新成立大学的急速膨胀，以及“文献”的大量泛滥。纵使在诸如英国和法国之类的国家，或者像经济史那般内容包罗万象的全球性学术领域，几乎每个从业者都晓得彼此，或者将会认识每一个人。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二战”结束后首度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史学机构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权倾一时，因为它们在法西斯主义或其他事物的推波助澜下，已迫使本国的社会科学精英移居国外。有意创新者若想寻得落脚处，顶多就只能在经济史与社会史这个定义宽松的领域内想办法，例如法国和英国的情况便是这样。

不过，战争严重打乱了旧结构，让造反派得以短暂进行实际上的接管。例如那次大会的组织者就是一位《年鉴》的成员——查理·莫拉泽（他很快就会被费尔南·布罗代尔那位不断跃升的明星很客气地逐出那份刊物）。大会的筹备工作走上了非正统的路线，主要由法国人负责进行。协办者包括了几位意大利人，以及一些来自低地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人，再加上几位非典型的英语人士：波斯坦、澳大利亚历史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以及一位马克思主义派的古代史学家。德国人当然缺席，即便那时还不十分清楚该国杰出历史学家卷入纳粹体系的程度究竟有多深。美国的历史学家则成群现身——美国人可曾有过不渴望前往巴黎的时候？——但别人摆明就是不怎么打算向他们征询有关会议筹备的意见。除了一篇以古代史为题的报告，以及一篇临时提出有关得克萨斯的研究（被视为世界史范畴内的边疆史），那些美国人都被排除于主要议程之外。苏联及其附庸国的代表也都缺席——唯一的例外是一名波兰人。他们要等到斯大林死后，才在1955年于意大利举办的下一届国际大会全员到齐。当时在朝鲜战争刚爆发的几个月内，局势显得非常紧张。大会的法国籍主席只能以阴郁口气表示：“本届大会将为日后的历史学家提供重要史料记录，呈现出当今历史学家度过‘二战’危难之后……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的心境。”[3]

我直接涉及的一项创新之举，就是有关社会史的专题讨论——此类题目或许首度出现于任何历史学术会议之中。事实上，那方面的资料当时还为数甚少，最多也只不过涵盖了19与20世纪而已，况且就连筹备人员的心中也不完全明白“社会史”所指究竟为何。其所牵涉的范围，显然多于“工人组织”或“社会主义组织”之类略嫌狭隘的主题，但与此有关的研究之前曾经垄断了“社会史”一词（始作俑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手稿的拥有者——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它应该也攸关劳动群众、社会阶级、社会运动，以及经济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更遑论是“经济实务与政治、司法、宗教及其他现象之间的交互影响”[4]。

令我惊讶的是，我只不过刚刚在学术刊物上面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却赫然发现自己被指派为一场“当代议题”讨论会的主席，负责主持一位跛了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15、16世纪波兰为主题的杰出报告。我猜想一定是波斯坦提名了我，因为其他人不可能那么做。参加我所主持那场讨论会的人，是一个由异常人士及未成名者构成的奇特组合，而且他们即将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了比森斯·比维斯那位从佛朗哥统治下的巴塞罗那过来的孤独访客，他正寻找机会与学术界进行接触，日后将成为本国历史学家的启迪者。此外有自视为马克·布洛赫与费尔南·布罗代尔之代言人、担任《年鉴》秘书的保罗·勒约。另外还有本人，正准备成为《过去与现在》杂志的共同创办者。同时也有一些往往非常优秀的法国研究人员——例如皮耶尔·维拉尔，以及让·莫弗瑞——他们都还在撰写卷帙浩繁的论文，因此尚未融入大学体系。但他们很快就会加入新近由布罗代尔所创立、与索邦大学打对台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现名社会科学高等学院）。那些人里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简言之，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史学界的面貌已开始浮现出来。

须在此注意的关键点是，历史撰述现代派的各路人马尽管意识形态明显不同，并处于冷战所造成的两极化时代，他们却走上同一条路、迎击同样的对手，而且他们对此了然于心。主要说来，他们反对“实证主义”（即那种认为如果你把“事实”弄对，结论自然就会出来的观点），也反对保守派历史学家传统上一面倒向国王、大臣、战役和条约的做法（亦即偏爱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决策高层）。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一种范围更广——或者经过民主化——在方法上更加精密的历史学科。他们希望史学从各种社会科学那边得到滋润（其中特别包括社会人类学）。正基于这个理由，《年鉴》学报的副标题已从“经济与社会史”扩充为“经济、社会、文化”。[5]此外，希特勒垮台15年以后，战后致力于现代化的一代人也开始在德国史学界留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出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旗号。

如同我已经在前面点出的，致力于历史现代化的人士虽已联合起来对抗保守派历史学家，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观点上都缺乏同构型。法国所带来的启发绝非在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法国大革命史，但其牢不可破的根据地是索邦大学，与年鉴学派并无关联。（布罗代尔有一次很遗憾地告诉我，法国史学界在他一生当中的最大困扰，就是其两大巨头——他自己和索邦大学的欧尼斯特·拉布鲁斯——虽为兄弟却无法同心协力。）在另一方面就英国而言，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凸出得非比寻常。而衍生自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内部讨论的《过去与现在》那份刊物，已然成为现代派人士的主要媒体。

战后一代的德国造反派历史学家，主要脱胎于他们在英国和美国做研究的时候。他们倾心于马克斯·韦伯，而非马克思，此为有异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土产的马克思主义之处。但我们承认彼此都是盟友。《过去与现在》并于创刊号中，开宗明义就感谢《年鉴》所带来的启发。年鉴学派的雅克·勒高夫，则将《过去与现在》与他自己的学报相提并论（“我一开始就是贵刊的读者，不但是仰慕者和朋友，而且——如果我可以这么表示的话——几乎还是贵刊的秘密情人”[5]）。而新一代德国历史学家的领军人物显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时代做出的惊人努力”，正是“自从6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学界对世界所造成的冲击”背后之主要因素。[6]

于此阶段，美国史学界——截然不同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间仍然只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事实上，美国史学界与旧大陆并无太多真正的交集，只有美国的欧洲研究者传统上感兴趣的领域除外：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及1933年以后德国流亡人士从欧洲带过去的课题。但欧洲研究者在美国仅仅位居少数，更何况他们身为具国际观的“常春藤联盟”成员，不受国内通常只懂一种语言的历史学家信任。后者专攻美国史，而且他们看待这个主题的态度，与国外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罕有共同之处，唯有黑奴制度是国际间也感兴趣的课题。研究这个主题的年轻美国历史学家虽然即将扬名国际，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只是史学界的非主流。他们当中包括一些战后的美国共产党青年党员，诸如赫伯特·古特曼，表现突出的尤金·基诺维斯，以及昔日全国青年共产党员联盟书记和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才华横溢的罗伯特·福格尔。

说来奇怪的是，就连经济史这个明显具有全球色彩的科目，情况也不例外。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该领域成立国际协会之后，基本上是由布罗代尔与波斯坦二人进行英法共管。美国在历史方面的创新——诸如50年代以商人为着眼点的经济史（“企业家”史）、60年代的“心理史学”（就是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来诠释历史人物），以及更加戏剧性的“计量历史学”（将历史视为回顾过去的，甚至往往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经济计量学）——始终很难横渡大西洋。一直要等到1975年，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历史科学大会才终于在美国召开。据推测那应该是出于外交上的理由，以便对1970年举办于莫斯科的大会产生平衡作用。

整体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传统派历史学家只能于败退之际进行殿后部队作战，无法在史学自由繁荣发展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阻挡现代派向前挺进。或许他们本来还能够进行更有效的抵抗——若非传统历史学派位于德国的中央据点，因为曾卷入国家社会主义而被迫停止运作的话。（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历史学者的处境固然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不过事有凑巧：他们被官方强迫归顺，有些人衷心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反倒比较契合西方现代派，而不接近自己国内传统派——主要为民族主义派——的历史。）1970年的时候，一份名叫“戴达鲁斯”的美国期刊举办了一场乐观的会议（若不称之为“胜利庆祝会”的话），来探讨历史研究的现况。除了一些采取守势的政治史与军事史代言人之外，与会人士主要都属于现代派——英国人、法国人，以及40岁以下的美国人。[7]那些创新者的阵线尽管缺乏同构型，当时却找到了共同的旗帜：“社会史”。同时这面旗帜与60年代政治立场激化、人数不断暴增的大学生群体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社会史”一词含义不清，有时会造成误解，但当时我曾针对“该领域繁茂发展的惊人状况”撰文表示：“目前是成为社会史家的大好时机。就连我们当中从未给自己冠上过这个称号的人，现在也都无意否认自己是社会史家。”[8]

当时有一些理由可以让人心满意足。其中并包括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因素，那就是冷战大致未曾对史学的发展造成干扰。实际上令人惊讶的是，它渗入史学撰述的程度低得出奇——但诸如俄国史与苏联史之类的课题则为明显例外。哈耶克曾于40年代主编了一套名曰“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论文集，其论点为：那些强调工业革命对穷人造成负面影响的历史学家，其实是以系统化的偏见否定了自由企业体制的益处。这个观点促成大学生兴致勃勃地加入激烈论战，当左派也介入以后（即由本人代表共产党历史系学生发言），便出现了所谓的“生活水平辩论”。但我们无法表示，那场从此断断续续进行下去的辩论遵循了意识形态路线。反之，一些爆炸性的主题，例如俄国（尤其是20世纪的俄国）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才当然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纵使相关的辩论只是单边进行而已，因为苏维埃帝国强制推行的正统主义，已让该国历史学家与历史诠释陷入瘫痪。对认真的苏联历史学家而言，最稳当做法就是紧紧抓住古代东方和中世纪的历史，尽管看起来令人动容的是，该国的现代派史家每当窗子似乎打开了一点儿的时候——例如在1956年以及60年代初期[6]——就迫不及待（在可允许范围内）说出自己晓得的真相。我自己则成为一个主要钻研19世纪的历史学者，因为我很快便发现——其实是当我进行一个半途而废的计划，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撰写英国工运史的时候——有鉴于共产党和苏联对20世纪的强烈官方观点，没有人能够写出任何有关1917年以后的东西，而不担心自己会被打成政治异端。我不反对从政治和公众的角度来描写20世纪，但不打算以职业历史学者的身份这么做。于是我的历史结束于1914年6月时的萨拉热窝。[7]

幸好一直到20世纪快结束前，我都不研究“20世纪的历史”[8]，但是那段历史的移动方向与一般历史撰述不同，反而比较像是离开了遥远的过去而趋向当下。“真正的”历史结束于1945年过后不久，但至迟从1914年开始，“刚刚逝去的过去”都属于编年纪事、新闻报道或当代评论的范畴。事实上，由于英国官方档案在好几十年内不对外开放，根本无法以传统历史学家的高标准写出20世纪历史。在大多数国家，甚至连19世纪都尚未完全被历史学术机构消化吸收（只有经济史家除外）。大规模的历史辩论并未以20世纪为对象，虽然政治激进主义，特别是新出现对工运史的热衷，此际已开始让人们注意起那个曾在许多国家被史学界严重忽略的时代。但就连在60年代以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记的撰写者通常是政治人物、严谨的记者、当事人亲友及散文家，而非教授们。纵使情况如此，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裂缝已变得越来越小，那或许是因为许多历史学家曾经直接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

与此同时，西方式的学院派历史主要仍局限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日本。一般而论，它在那些地区之外并不存在、并不发达，或者只是沿着传统路线继续发展。其例外是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例如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少数受到巴黎现代派影响的人士。尤有甚者，学院派历史的主流往往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换用美国喜欢的讲法——主要有关“西方文明”。整个世界进入剑桥学院派的历史以后，变成只是“欧洲的扩张”。除了像查尔斯·博克瑟那样的少数例外，大部分致力于“非西方”事务的人士并非历史学家，而是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当然还有帝国行政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少数历史学家对纯粹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感兴趣，其例外是保持反帝国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学家——例如当时也强烈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历史学家。就剑桥大学而言，一些历史学家相继于共产党学生支部召集了所谓的“殖民地小组”（其成员多半来自南亚）。起先由加拿大历史学家Ｅ·Ｈ·诺曼（1909——1957）负责——他后来成为外交官以及研究日本现代史的先驱，因为承受不住美国“猎巫行动”的压力而在1957年自杀。其继任者是我的老朋友维克多·柯能（1913—— ），他是一位能够用魅力来化解敌意的全方位通才，并熟悉各大洲的事务，还写过有关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专论，翻译过乌尔都语的诗篇。再来的继任者是加拿大人哈利·芬斯，他专精于阿根廷史，于后来的年头变得极端保守。另一位继任者是才智出众、别出心裁和自我毁灭的杰克·加拉格尔（1913——1992），他从未在中午以前起床，后来同时于牛津和剑桥担任帝国史讲座教授。我之所以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产生兴趣，多少也出自我和那个团体的渊源。

随着旧帝国去殖民化以及美国跃升为世界强权，非西方历史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世界史在60年代开始以“全球的历史”之面貌出现，而这个趋势与全球化的积极进展关系密切。来自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一些从当地马克思主义论战脱颖而出的优秀印度学者——却要等到90年代才开始在全球受到认可。世界性帝国的切身利益，再加上美国大学所能获得的惊人资源，使得美国成为新形成的“后欧洲中心论”世界史之中枢，并意外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与期刊。历史观点怎么还会有办法维持原样呢？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上台，更促成英国在60年代初期有系统地开展拉丁美洲研究。其实依据我们当时的理解，那源自肯尼迪总统的华盛顿当局之建议：由于北美专家在那个地区不受信任，让比较受欢迎的英国专家从旁协助会方便许多。（假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个计划已彻底失败，因为拉丁美洲史在英国主要吸引的是青年激进分子。）但无论如何，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余地方的历史继续彼此泾渭分明，其公众事务虽然并行不悖，却难得取得交集。唉！历史仍然主要只是作家与读者眼中一连串的“利基市场”。在我那一代人里面，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曾经尝试将之整合为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史。之所以如此的部分理由，就是历史学几乎完全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框架（主要出于制度上和语言上的因素）。抚今追昔，此种本土主义或许正是我这一代史学的主要弱点所在。

即便如此，人们在1970年前后已可做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假定：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学现代化之战早已胜利。主要的铁道网已经铺设完毕，从此可供历史撰述的列车在上面行驶。但这未必表示现代派（至少不把法国的那些反对“事件史”的研究者算进来的话）就一定会宣扬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独霸地位，甚或贬低政治史的地位，更遑论是思想史与文化史。现代派的成员绝非“简化主义者”。他们固然相信历史学必须进行诠释并做出概括性的论断，但他们也晓得历史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过他们依旧认为，历史学蕴涵着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不论那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历史”或“整合人类一切科学贡献的全球历史”，还是套用我自己的定义（如果我可以这么做的话）——“最广义的历史所探讨之对象为：‘智人’如何，以及为何离开旧石器时代来到了核子时代”[9]。然而不过短短几年之内，形势即已全面改观。

布罗代尔不再主导《年鉴》以后，曾于70年代提出抱怨：那份刊物对优先级失去了感觉，看不出重大事件与琐碎事物之间的差别何在，《年鉴》昔日的主要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过去与现在》的老伙伴们也以同样方式抱怨道：拉斐尔·塞缪尔新近发行的《历史工作坊杂志》（昔日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最后余绪），虽然发现了各式各样让狂热分子感兴趣的小角落，却无意针对它们提出真正的问题。历史探索“可以客观还原过去”之功能，当时尚未受到挑战。那是“后现代主义”风潮出现以后才发生的事情。80年代以前，英国几乎还没有人听过那个名词，而且幸运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开始之初也只对正规的历史撰述造成了轻微伤害。但无论如何，历史撰述已在70年代初期改变了潮流方向。那些认为自己从30年代以来已经打赢大多数战役的人，现在却发现战况转而对己方不利。“结构”走上了下坡路，“文化”则走上了上坡路。或许总结那种转变的最佳方法，就是表示：1945年以后的青年历史学家，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1949年）得到启发。1968年以后对青年历史学家的启示，则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运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完成的精心杰作——《深层游戏：巴厘岛民斗鸡杂记》（1973年）。[10]

其间出现了一个远离“大哉问”式的、不再用历史模式为架构的历史研究之转变，这意味着“从分析模式转向叙事模式”[11]，从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向文化，从还原事实转向还原感觉，从望远镜转向显微镜——其代表作就是意大利青年历史学家卡尔罗·金斯伯格一本影响深远的小部头微观论述[12]，所探讨对象是16世纪一名古怪“弗留利”[9]磨坊主人的世界观。或许这样的转变多少出于知识分子在自己心中，对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保持一种奇特的不信任感，而且此种倾向特别盛行于20世纪将尽之际。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明显看见，学术界已出现从“结构历史”重返“叙事历史”的迹象，或者是重返老式的政治史。至少据我所知，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在过去30年内，未曾于非分析性的叙事历史范畴内，写出一部堪与斯蒂芬·朗西曼的《十字军东征史》相提并论，能够被视为传统派之胜利的杰作。但不管怎么样，1945年后的半个世纪内，有难以胜数的重要事件遭到隐瞒或无人问津，于是让平铺直叙、依据档案资料来填补空档的工作——或“事件史”——得到很大的发挥余地。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些案例便不难理解此事：例如始终藏匿于苏联档案馆，直到90年代才对外开放的浩繁卷帙；冷战的历史；长期以来令官方三缄其口，让公众产生各种迷思的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或者是建国初年的以色列。

60年代末期以前，现代派史学撰述在对抗守旧派的战斗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现代派虽然是一个包含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联盟，但是对现代派霸权的挑战却并非来自右派意识形态阵营。我们这几代形成于1933年至1956年之间的马克思派历史学家，其实已经后继无人——原因并非那些冷战斗士已在各级学校及历史系内取得进展（或许情况恰好相反），而是由于60年代以后的左派一代多半想要不一样的东西。在此必须重新强调一次，这并非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而采取的特别行动。再以法国为例，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实际上享有的独霸地位，于1968年后已告结束，《年鉴》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亦已急剧式微。

就某些方面而言，那些改变至少反映出60年代末期一场特殊的文化革命，其中心点位于各所大学，特别是在艺术与人文方面的科系。但与其称之为知识上的挑战，倒不如说它是情绪上的转变。英国的“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运动，就是新出现的后1968“历史左派”之最典型表征。其宗旨已不怎么在于历史的发现、诠释或解说，而是要求灵感、对历史情境的感同身受与历史诠释的民主化。它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公众如何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日益对过去产生浓厚兴趣，而这使得历史在出版界与电影业有了惊人的突出地位。“历史工作坊”的各种会议促成业余者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工人，以及大批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齐聚一堂，簇拥在睡袋和临时搭设的育婴室旁边。其场面宛如福音大会，尤其是当一些讲台明星以狂热情绪发表演说的时候——例如格温·阿尔夫·威廉斯那位神奇的威尔士历史学家[10]，他是一名矮小黝黑的男子，以绝佳本事控制住自己的口吃来突显讲台演说技巧。第一届英国妇女解放运动大会（马琳曾于我们“新左派”的女性朋友的带领下，前往共襄盛举），也以同样典型的方式，衍生自原本拟举办于60年代末叶的一场“历史工作坊”会议。希拉·罗博特姆曾在大会结束后写出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宣言，并象征意味十足地将该书命名为“隐藏于历史之中”。对这些人而言，与其说历史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倒不如说它是供集体发现自我的工具。或最佳的讲法为：它是一种赢得集体认同的途径。

这种立场的危险之处，无论在过去和现在皆为：它逐渐毁坏了所讨论范畴的普遍性，但那正是一切历史的本质，使历史成为一个学术上与知识上的科目，成为一门科学——同时符合德文与英文（但含义较狭窄）对“科学”之定义。[13]它也逐渐毁坏了守旧派与现代派的共同规矩，此即相信历史研究必须通过逻辑与证据之类受到公认的准则来进行，借此判定事实与虚构，分辨什么站得住脚、什么站不住脚，看出何者为真相、何者出于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然而这一切已经日益受到危害。政治向历史施加的压力——不论那来自旧国家或新国家，旧政权或新政权，各种认同团体，或者一些曾长期封冻于冷战冰帽之下的势力——已在我的一生当中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现代的媒体社会，更已经让“过去”享有空前的显赫地位与市场潜力。历史从未像今日这般遭到人们窜改和发明，但那些人想要的并非真正的过去，而只是一种可以配合其目的的“过去”。今日是历史迷思的黄金时代。专业人士对抗政治、捍卫历史的必要性，如今显得格外迫切。我们责无旁贷。

而且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目前人类在实务工作上所采用的主要依据，就是科技人员用来解决问题的标准（这其实是相当没必要的），于是历史比从前更加成为吾人认识世界时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就在人们对客观存在的过去争论不休之际，历史变迁已经不声不响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分之一，其所涵盖的范畴从宇宙进化论一直延伸至新达尔文主义。事实上，通过分子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古生物学与考古学，人类历史的本身正在改变样貌。它已经被重新置入全球演化，甚或宇宙演化的架构之中。脱氧核糖核酸则已经为那个过程带来革命。现在我们得以明白，“智人”这个物种究竟年轻至何种地步：我们在10万年以前离开了非洲。整体而言，通称的“历史”开始于农业和城市被发明出来之后，那只不过是400个人类世代或1万年左右的事情，只相当于地质时间里一眨眼的工夫。有鉴于人类以戏剧化的方式加快脚步，于此短暂时间内——特别是在最近10个或20个世代——即已控制了大自然，迄今的整部历史可看成是我们这个物种走向不可知未来的爆炸性发展，亦即一种生物社会学上的“超新星”。但愿那不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发展。不过就另一方面而言，我们首度拥有一个适宜的架构可供写作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而且那部全球史可以回复到恰当的中间位置，既不位于人文科学的一方，亦不位于自然科学与数理科学的那一方，但又不与它们格格不入，反而成为二者共同的要素。我真巴不得自己还够年轻，有时间配合撰写这部全球史。

纵使年华不再，但即便在我这个年代担任历史学家也都是一件好事。更何况那令人觉得兴味盎然。我的朋友，已故的皮埃尔·布尔迪厄，曾经在一段谈话中如此叙述自己的学术生涯：

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是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而非学院内的例行公事……于各种形式的学术工作当中，从事社会学家这个行业无疑为我带来快乐，而且那种快乐符合了“快乐”一字的一切定义。[14]

只需要把“社会学家”改成“历史学家”，我就会表示：善哉斯言！

译注

1 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1917——2007），美国当代史学家，也是热衷政治的自由主义者。28岁以《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获普利策奖。1957——1960年推出三大册的《罗斯福时代》（The Age of Roosevelt），史学界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成就。最有名的著作为在肯尼迪死后完成的《一千天》（A Thousand Days）。

2 Ｍ·Ｍ·波斯坦（Michael Moissey Postan, 1899——1981）是来自比萨拉比亚的犹太裔英国中世纪经济史大师。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原属沙俄帝国，“十月革命”后与罗马尼亚合并；“二战”时并入苏联，苏联解体后成为独立的摩尔多瓦共和国（Moldova）。“莫尼亚”（Mounia）那个绰号可能源自俄语“Molniya”一字，意为“闪电”。

3 当时苏联尚未成立（苏联存在的时间是1922年底至1991年底）。

4 纳米尔（L. B. Namier，1888——1960），出生在奥匈帝国，今为波兰境内，1906年移民至英国，最知名的是其有关18世纪英国国会的历史研究，他把国会议员的传记、书信当作素材，开启集体传记（prosopography）的历史研究新法。

5 那份学术刊物创办于1929年，最初名叫“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9年改称“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称“年鉴：经济、社会、文化”，1994年再更名为“年鉴：历史、社会科学”。

6 当时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正处于所谓的“解冻期”。

7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夫人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Sarajevo）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个多月后爆发，20世纪历史从此完全改观。

8 作者直到1994年才写就了以20世纪为范围的《极端的年代》。

9 弗留利（Friuli）即意大利东北部的里雅斯特周边地带，现为意大利五个自治区之一。

10 格温（Gwyn）是威尔士民间传说中精灵世界的国王；阿尔夫（Alf）则为日耳曼神话中的精灵。

[1] 本章随后的主要内容请参见拙作《经济史学会七十五周年省思》，摘自：Pat Haudson (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Essays to Mark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Glasgow, 2001), pp. 136–140。

[2] 相关信息引自齐维·拉兹（Zvi Razi）教授——波斯坦传记之作者。无论是他、已故的以赛亚·伯林，还是席门·阿布拉姆斯基（Chimen Abramsky），都向我提供了关于波斯坦早年的情形。

[3] IX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is 28 Aôut-3 Septembre 1950 （第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巴黎，1950年8月28日至9月3日）, vol. II, ACTES （Paris, 1951）, p.v.

[4] 此为阿姆斯特丹的凡·迪伦（van Dillen）教授之说法，出处同上，第142页。

[5] Jacques Le Goff, Past & Present 100, August 1983, p.15。

[6] Hans-Ulrich Wehler, Historisches Denken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1945——2000 (Göttingen, 2001), pp. 29, 30。

[7]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1971).

法国的与会者均与布罗代尔的帝国有关，包括雅克·勒高夫、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英国的与会者有两人和《过去与现在》有关，即劳伦斯·斯通、摩西·芬利，再加上本人。美国的与会者则多半与普林斯顿大学有所渊源，其中包括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及唯一研究非西方专题、来自哈佛大学的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 Schwarz，即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编者注）。

[8]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1971).

法国的与会者均与布罗代尔的帝国有关，包括雅克·勒高夫、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英国的与会者有两人和《过去与现在》有关，即劳伦斯·斯通、摩西·芬利，再加上本人。美国的与会者则多半与普林斯顿大学有所渊源，其中包括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及唯一研究非西方专题、来自哈佛大学的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 Schwarz，即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编者注）。

[9] 关于布罗代尔，可参考《年鉴》1986年第一期登载的讣闻。本人的论点则请参见拙作《论历史》（On History），伦敦，1997年，第64页。

[10] 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 1973）。

[11] Lawrence Stone,《叙事体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ast & Present 85, November 1979, pp.9, 21.

[12] Carlo Ginzburg,《奶酪与虫》（Il formaggio ed I vermi）（Turin, 1976）。说也奇怪，虽然我曾于该书出版10年之前，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对他另一本更有趣的书——《善行者》（I Benandanti），讲述一个善心女巫接受审判的经过——写下了书评，但《善行者》当时反倒并未受人注意。

[13] 见拙作《论历史》（On History）第21章（伦敦，1997年）。该书初版时的书名为：The Historian Between the Quest for the Universal and the Quest for Identity。

[14] Pierre Bourdieu,《说过的话》（Choses Dites）（Paris, 1987）, p.38.

第18章

在地球村

当了一辈子学者兼作家的自传作者，应该如何描绘自己的职业生涯呢？写作时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在孤寂中于电脑屏幕或纸张之上进行。而当作家们处理其他事务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动笔，但可能也正在为写作搜集资料。就连一些行动派的男性（或女性）从事文学活动时，情况亦无不同。譬如尤利乌斯·恺撒便是如此。征服高卢的经过有许多值得称述之处，而正如同昔日中学生所知道的，恺撒把那些事情说明得非常好[1]。但是他写出《高卢战记》的过程却无人知晓。唯一为人所知的是，伟大的恺撒（据推测）曾经利用做其他更重要工作时的空档，向某个担任秘书的奴隶口述了该书内容。

的确，学者们将大部分工作时间花在例行公事上，诸如教学、研究、开会和考试。从比较高规格的生活标准观之，这些事情都不具冒险性，并且缺乏意想不到的状况。学者们将许多闲暇时间用于和其他的学术界人士交往，但那个物种的单独个体无论再怎么有趣，聚在一起后却总是让人提不起劲。半个世纪以前可以合情合理地宣称，历史学家们的集会——例如各种历史学会举行年度大会时出现的景象——与其他大学教师集会相形之下，更接近于保险公司的行政主管会议。但是自从“1968一代”加入学术圈后，情况已经不复如此。

就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成群出现的话，无疑会让喜欢当老师的人觉得更加有趣。但那主要是因为他们年轻，具备了与年轻有关的一切特质——诸如热忱、激情、希望、天真和不成熟——而非因为一群学生能够让人产生许多期望的缘故。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在我花了大半辈子担任教职的两所学校里面，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它们分别是伦敦大学的伯贝克学院，以及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现名新学院大学）的研究所。这两所学校多少称得上是学术圈的异类，拥有独特的学生成员。

伯贝克学院之前身为成立于1825年的伦敦技工讲习所，它现在仍然是一所夜间部学院，供必须白天赚钱谋生的人们就读。我在英国的教学生涯完全在此度过，原因之一便在于教导那些求学动机格外强烈的男男女女让人乐在其中。他们通常比刚刚从中学毕业的一般大学生年长，因而更加成熟。每周与他们见面的老师必须面对严格的专业考验：该如何让一群人在晚上8点到9点之间，对自己听到的东西提起兴趣来？因为他们结束了整天的工作以后才赶过来上课，或者刚刚在自助餐厅匆匆咽下晚饭来到这里却发现已经上了一两节课，而且等我讲完以后可能还得花一个小时回家。伯贝克是一所好学校，更何况它可以让人学会如何沟通。

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所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它同时结合了非正统性与国际主义。该校的大学部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创办人是一些在教育上、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立场激进的改革者，宗旨在于反叛他们眼中的考试暴政。它发掘了纽约市并不罕见的第一流人才，讲授任何有人想学的科目，从古典哲学到瑜珈无所不包。研究所创立于1933年，向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学术难民提供工作机会，随后又有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的难民陆续前来。它首创纪录成为第一所开设爵士乐课程的学术机构，而且几乎可确定是第一个举办“结构主义”讲座的学校（由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罗曼·雅各布森共同负责）——这两门课都开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经叛道和激进主义为它带来的声誉，吸引了不寻常的美国学生前往就读，甚至从西方国家与拉丁美洲吸引了更加有趣、能力更强的学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还跟一些即将挣脱共产党政权的国家建立起关系。我的课堂上有波兰人、苏联人、保加利亚人与中国人，再加上巴西人、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我一度还计算出，班上的学生来自20个不同国家。由于他们比较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一些特殊的领域，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至少跟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

在其他任何地点应该都找不到更加多姿多彩、更能带来激情的学生成员。

教书与写作的共同本质就是沟通。喜欢写作又爱教书的作家非常幸运，因为这可以让他或她从“热带荒岛”得到解救——我们通常就宛如坐在荒岛上，向不知名地点的不知名收件者撰写消息，然后将消息装入做成书籍形状的瓶子漂洋过海传递出去。身兼教职的作家却可以直接与潜在的读者群对话。在我那个学术时代，讲课可能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方式。而且就许多方面来说，老师在座无虚席的教室里演讲，正仿佛演员在剧院一张张的脸孔前演戏一样，但其中的例外是老师不必熄灯。我们和演员都是表演者，而学生和观众是我们演出的观众。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像讲课那般适时地告诉我们，我们何时正在失去观众的注意力。况且老师的任务更加艰辛，因为他或她总是期待观众可以满载特定的信息与理念而归、将之牢记在心并加以消化，而非只是在听课时出现情绪上的满足感。

尽管如此，优良男女教师的沟通方式，其实也只不过等于任何演员在舞台上的发光发热，此即投射出个性、气质、形象、工作时的心境，并且——如果再加上一点儿运气的话——或许能够与台下某些人激发出火花。借由课堂上的讨论，我们才有办法确定是否已传达出自己真正想讲的东西。这是为何我在担任大学教师的整个生涯当中，喜欢通识课程而非专业科目的理由之一。事实上，我以历史通论为主题的各种著作，若非起源于向学生讲课时的内容，就是在专业科目课堂上测试后所得出的结果。

老师在工作上的满足感，主要来自与学生私下个人之间的交流。但相较于一大群带着笔记本坐在讲堂剧院的男男女女，以及堆积如山、填满了大学教师工作时光的考试卷或期末报告，那种满足感只占了老师事业生涯的很小比例。况且就连那些满足感本身，也只是几乎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当中之一环。如果从上课者的角度来看，一门研讨课或许令人难忘，但若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它看起来却只像是十几二十个人于傍晚时分在身旁书本的陪伴下围桌而坐，讨论一份由班上成员或由外来访客宣读的报告，接着在下课后步行几百码前往酒馆喝上一两杯——这让我联想起自己70年代和80年代在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授课时的情景。若把它当成制作电影的题材，拍摄出来的结果甚至连在艺术表演厅放映的资格都没有。

在学院派自传作家的记忆里，岁月不断向过去延伸，仿佛从山丘远眺一列望不见尽头的火车，正载运货柜穿越美国的原野风光。从事后回顾的角度来看，一节又一节的车厢比较无趣，有趣的是它们所穿越的变幻无常的景色；就我的经历而言，它们等于穿越了位于三大洲的城市与校园（若把美洲算成两个的话，则是四大洲）。但我退休以前多半只是在那些地方短暂停留，例外情况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了一个学期客座教授（1967年），以及有半年的时间在拉丁美洲从事教学与研究（1971年），而且两次都是举家前往。然而带着小孩一起四海为家，并非学者眼中理想的生活方式，更何况那种生活最后会因为他们上学的问题而不得不中断。我从未接受美国大学的长期聘书，以借此测试美国当局的反共底线。每当我忍受不住一些北美名校客座教职的诱惑时，马琳就会投下否决票，因为小镇上的学术生活并不适合她。只有一个那样的地方打破了她的反抗——当时仍位于圣塔莫尼卡的盖蒂中心。对学者来说，那是最类似天堂的地方，1989年我们便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只不过洛杉矶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乡间小镇。后来我自己也不再那么着迷于住在校区的生活，那是因为我有过独自在斯坦福大学消磨一个夏季学期的短暂经验。该校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名列全球六大名校之一，但不幸坐落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那个居住起来无聊透顶的小区。随后许多年内，我始终无法鼓起勇气重返那个了无生气、街头空荡荡的地方，空荡到那里的汽车就停在街上与待在美丽房子内的主人相互对望。

对我们夫妇二人最理想的安排方式，就是在越来越频繁的海外学术之旅中，以不同的大城市为基地，来换换口味。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空中运输革命之后，这已经很容易可以办到了。我们得以穿梭于芬兰和那不勒斯、加拿大和秘鲁、日本和巴西之间。我们的时代让不断在各城市迁徙的“流浪教授”加入国外特派员的行列，乐于回想起地点不断更换，但生活本质大致仍维持原样的日子所带来的喜悦、尴尬与荒诞。我有幸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内，教学和居住于20世纪末全球两大主要文化都市的中心地带：其中之一距离大英博物馆只有一箭之遥；另一地点则是格林威治村，一间位于布莱德雷上方的办公室，而布莱德雷是曼哈顿最典型的爵士俱乐部。（唉！布莱德雷在1996年关门大吉，从此纽约对我来说就变了个样。）

虽然有幸如此，职业生涯与那列火车却未曾以绝对稳定的速率驶过大地。战争延误了我事业起步的时间，冷战严重放慢了我事业的脚步，我的职业生涯则持续在郁闷之中进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来自英国和海外的聘约开始纷至沓来时，之前的状况未免显得古怪，以致普遍被视为可耻[1]。尽管如此，我年过四十才开始出书，而等到可以正式在英国自称为“教授”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好几了。专业人士到达那种年纪之后，多半已像自己和世人所期待的那般，获得了职业生涯的最大成就。我们大多数人处于此阶段时，大有可为的前景和事业成就都已属前尘往事。更确切来说，面临这种境地的人势必将在下半辈子，一直没完没了地迎接“不会比今天更好”的明天。其中的例外就是，穿上用于表扬专业成就或公共荣誉的宽衣博带，但那通常表示得奖者的未来将无法对其过去有所增补了（至少人文学者如此），只能随着年岁缓慢凋零。世界大战与冷战让我免于落入这一切。由于命运的歪打正着，大战与冷战反而将我年轻有为的时代延后至中年期。与此同时，再婚与子女也让我的私人生活有了新的开始。

事实上，只有战争真正拖累了我的事业，但所造成的延误未必多于和我同辈的大多数男性（战争其实改善了英国女性毕业生的未来前景）。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虽然封锁了就业机会与出书合约，但是套用“世纪末”风格的用语，我“在街头”——也就是在活跃的历史学家之间——打从一开始便以认真著称，在非主流青年历史学者的世界更绝对如此。至于在更狭小的马克思主义派历史学者的圈子里面，我显然是蹿升之星。

荣誉心和学术上的自负，让我担忧自己的声誉是否只能靠左派自己人的捧场，抑或我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相对稀少，才会有资格滥竽充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连传统历史学派都替这种公认的“反对派”保留了空缺。那并不表示我在当时或现在，介意自己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而我直到今天还把那个标签挂在自己脖子上，就仿佛剑桥大学交谊厅里面被传来传去的饮料瓶一般，挂上了标签以免学究们将波特酒跟雪利酒搞混。我所在乎的是，年轻历史学者有必要对唯物论的历史诠释投注更多心力，而且跟它当初被诅咒为“极权主义宣传伎俩”的时代比较起来，今天或许更应该这么做，因为在今日就连左派学界也时兴将唯物论的历史诠释弃如敝屣。毕竟我50多年来一直试图说服人们，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内涵多于他们迄今所能想象得到的，若能让一位历史学者的名字与之产生关联而有助其推广，那岂不更好？

让我的虚荣心深感困扰之处，反倒是畏惧只能在一个隔离区内享有声誉，以至于像另一个典型20世纪文化上的隔离区——英国天主教会——里面的重要角色那般，往往发觉自己很难，甚至不可能摆脱这种困境。像G·K·切斯特顿[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因为与教会关系过于密切，结果自己的高超才华久久遭到遮盖，无法被非天主教徒赏识。（没有任何英国作家会像伊塔洛·卡尔维诺那般，梦想自己能够和切斯特顿一样——卡尔维诺曾经表示，自己的志向之一就是要成为“共产党的切斯特顿”。）从友好的评论家那边获得赞誉并非难事。从立场中立或敌对的评论家那边得到好评，才是检验成功与否的不二法门。

从1960年前后变得日益明显的事情是，我已开始在小圈子外面建立起名声。我的第一本书，《原始的叛乱》（1959年），无论在美国历史学者或社会科学家之间都受到欢迎。它在几年之内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我的第二本书，《革命的年代：1789——1848》（1962年），是以广大公众做为写作对象，结果获得了成功。至少它让一位卓越的文学经纪人——身躯厚重、白发苍苍、蓄八字胡、快乐人生的戴维·海厄姆——在印象深刻之余询问我是否有意加入其班底，并定期邀请我前往夏绿蒂街明星餐厅，坐在他靠窗的桌旁共进午餐。当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明星餐厅（菜单大致相同）与那张桌子都还在原位，但已改由另一位文学经纪人与作家的呵护者来经营——之前已在索霍区为自己建立“文学餐厅皇太后”声誉的埃琳娜[3]。我则在那家依然以戴维·海厄姆命名的文学经纪公司内，继续待在老海姆的接任者和我的朋友——布鲁斯·亨特——的羽翼下。历史或许会以导弹般的速度来移动，但仍然维持了某些连贯性。

由于《革命的年代》属于乔治·韦登菲尔德所主编的国际合作图书系列之一环，于是不管那本书得到的评价怎样，也一定很快就会翻译成其他语言。但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七个译本和各种外国版本对我颇有帮助，而且该书在各地均受好评。后来我在1964年发现一个糟糕透顶的西班牙文译本，它却广受西班牙大学内部快速成长的反佛朗哥运动欢迎，那是因为它不同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出版品，可以合法取得。

我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不少著作：其中包括早年所完成的工运历史文选集（《劳动人民》，1964年）；一本探讨18世纪以来英国经济史的作品（《工业与帝国》，1968年）；一篇于苏联终结“布拉格之春”之际在威尔士撰写的小型研究，其内容有关全球各地“罗宾汉们”的迷思与事实（《盗匪》，1969年）；同一年我还跟我的朋友乔治·鲁德共同写出一份比较大型的专题研究报告，来探讨1830年的英国农庄工人起事（《斯温上尉》[4]，1969）。时至1971年，当我终于正式在伦敦大学获得教授头衔的时候，我已经加入了研究院士的行列（至少在美国如此），并开始获得荣誉学位（至少在瑞典如此）。

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在学术上已成为受到尊重与肯定的人物，即便在政治上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在那10年之间有增无减。当时在旁人眼中，我的英国共产党员身份只不过是一位知名历史学者的个人怪癖罢了，而且他是“喷气式客机学者”[5]那个新物种的成员之一。只有美国拒绝忘记霍布斯鲍姆那名颠覆分子，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废止《史密斯法案》[6]以前，我始终不具备取得赴美签证的资格。结果我每次前往美国之前都必须申请“特许状”，申请的频率基本上是每年一次。

我是最著名的英语历史期刊之一的参与创办者，及其编辑理事会的活跃成员，同时我也是一个专业历史学会的理事兼委员会成员。在伦敦进行的研讨课与研究所课程、国内外的博士班研究生，都让我这个新教授忙碌不已。各地纷纷邀请我前往讲课和参加活动，行程不断增加并成倍增长。我待在伯贝克学院的最后一年，已经同时任教于伦敦、巴黎（法国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以及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担任荣誉讲座教授）。这更加令人乐在其中，纵使情况有些荒谬，因为此种飞黄腾达的职业生涯是我之前既未追求也不曾期待过的。不管怎么看，我们在70年代度过一段光辉灿烂、时而超现实的时光，其中也包括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与我的年轻家庭同行），以及在日本（无家人相伴）。并非每一位学者的妻子都有机会带着小孩和录音机，坐上装满家禽的巴士赶赴秘鲁中央山脉30里外的地点，与一位英国人类学家的小孩一起上音乐课。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却只能动作慢吞吞地——他正置身海拔超过4000米的室内——检视一座刚收归国有的大庄园的相关数据，而那些数据即将送往新成立的农业档案保管处。

或许这也说明了，为何我在那10年内虽然发表学术论文，却难得撰写学术专著。事实上我只写出了《资本的年代》（1974年），同时该书让我体会到，自己已在无意间致力于一部浩瀚的19世纪通史。但我那10年内的主要心思，其实是放在规划和撰写同样工程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并由埃诺迪出版社于1978至1982年之间发行于都灵。但该书除了意大利文之外并无其他语言的完整版本，理由是公众对那方面的兴趣已于70年代末期急剧消退。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生产速度又重新加快脚步，这主要归功于纽约和洛杉矶的极佳环境条件。我在1984年出版了一本新的劳工史文集（《劳动世界》，在美国名叫《工人们》），并于1987年出版了19世纪史的第三部分（《帝国的年代：1875——1914》）。此外，我根据应邀讲学时的教材写出了两本书，分别是《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5年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讲课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题材可教的呢？），以及《马赛曲的回响：法国大革命两个世纪后的回顾》——二者均发表于1990年。我还以自己在前几年为《过去与现在》杂志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的内容为基础，共同编辑并撰稿出版了一本书，后来显示它发挥了不寻常的影响力：《传统的发明》（1983年）。当我即将迈入人生第八个十年的时候，我的形象已经是一个既古怪又老迈的史学界闻人——他碰巧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仍然继续全力创作。

事实上，我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愉快环境下（我从1984年以来每年在该校授课一学期），所写出的20世纪史——《极端的年代：1914——1991》（1994年）——无论就销售量或书评反应来看，都是我最成功的一本书。它在全球广受欢迎，横跨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光谱（唯有法国除外），并在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获奖。它同时被翻译为希伯来文与阿拉伯文、繁体与简体的中文、克罗地亚文与塞尔维亚文（我那一代人还称之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7]），以及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时至新世纪的第二年，此书已经发行或即将推出的版本总共涵盖了37种语言。

然而，对于像历史写作这种深深涉及政治的专业来说，不论那是本国的政治还是世界的政治，将二者分开来探讨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做法。我固然和任何处境与我相同的人一般，不喜欢自己被放进马克思主义者的隔离区，但我的历史学者声誉（尤其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销售成绩）却无疑受惠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者名号。说来矛盾的是，除了在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之外，我写的书未能出版于“现实社会主义”的世界。当地的“党义神学家”不知应如何看待这么一名历史学者：其作品无法以“不信仰共产主义者”的名目出版（“当然不行，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仍值得参考”），但也无法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推出，因为他们唯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乃是从其官方基本教义复述出来的讲法。

在西方世界，甚至特别是在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20世纪60年代是我那种历史撰述的大好时光。或者更精确的说法为，那是历史现代派进行结盟的良机，而我曾在上一章谈论过他们的命运。以企鹅出版社当时委托撰写的三大册《英国经济史》为例，其学术顾问是后来晋封爵士的历史学家杰克·普拉姆——他已不再是当初30年代的偏激分子，但或许仍无法忘怀那段时光，结果在他推荐之下，该书的作者分别为Ｍ·Ｍ·波斯坦、克里斯托弗·希尔，以及在下。马克思主义者除非自己愿意，否则就不必继续待在隔离区，而且他们已暂时成为史学主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个新而政治化的知识界左翼派系，正出现于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与各级学校，并积极招募具有激进色彩的人士。这是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那本杰作之所以在60年代胜出的原因，同时也让他实至名归，但却是出人意料地几乎在一夜之间享誉国际。老一辈的教师曾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不断提出抱怨，表示学生们除了那本书以外简直什么书也不读了。我既缺乏汤普森的天分与魅力，更没有他那种销售量，但也写出有关一些类似主题的书籍，以同样的热情吸引了激进的年轻学生读者。

学术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地区，莫过于所谓的第三世界。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反帝国主义，它在那里当然不仅仅是一小群学院少数派身上的标签，而为盛行于年轻知识分子之间的意识形态。我们或许可举巴西为例。该国即便在军政府掌权时期（1964——1985），几乎每一个与左派有关的人士都已经被逐出公共生活之际（如果他们尚未锒铛入狱或被迫流亡海外的话），都还会为了一所新大学的人事安排而向我这种人征询意见。我甚至被邀请过去演讲。那是1975年的事情，当时我前往那所曾向我征询过意见的新大学，参加一场主题不甚明确的历史与社会研讨会，而该校的学生成员以并不令人惊讶的方式激烈敌视政府。那一切都不是意外事件。

新闻媒体以相当不成比例的方式报道了那项地方性的学术活动，其内容大致无误（但《圣保罗州报》将我描写成“出生于爱尔兰”），并刻意强调我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事实上，与我友好的记者曾经告诉我，军政府在70年代中叶已开始略微放松控制，而那整场校园会议正属于抗议运动的一环，想借此测试该政权愿意对自由化容忍至何种程度。那么还有什么更加有效的测试方法，能够比得上公开宣布邀请了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与学术无关的理念同样应该会受到学生大声赞扬（此事确实发生了[2]），并可借此让该项活动广受注意呢？这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巴西人如何以令人敬佩的方式结合道德勇气与智慧，绝不接受独裁统治、绝不停止施压直到刚刚好超出当局所能容忍的上限为止。巴西的将军们固然不像其他某些拉丁美洲将领那般性好杀戮，但其政权已沾满足够的血污，况且囚禁与刑讯的风险确实存在。最后的结果显示，反对派的计算完全正确：军政府愿意让步。

或许不令人惊讶的是，我后来进行写作的时候，很可能从当初自己无意中稍稍参加的反抗巴西军事独裁行动中受惠。但真正令我受惠之处，则来自一个未曾被西方自由派普遍认知的特殊事实：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之间的那个阶段，美国所号称的“自由世界”其实经历了自从法西斯主义崩溃以来最广泛出现的不民主政府，而其典型的形式就是军事政权。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学生们，多半坚决反对了那些政府，纵使极度的恐怖措施令他们有时噤若寒蝉——无论是在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在拉丁美洲那些通常涉有“军事独裁”重嫌的国度，或者是像韩国那样的国家。一旦那些政权稍微释出空间以后，被人们流传阅读的反抗文学作品便明显成为迈向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由于大学是那些国家的非从事商业活动精英接受教育之处（除了美国以外，商学院和企管硕士要等到后来才大行其道），所以在那几十年间，注定将走入政治、公职、学术界、新闻业与其他媒体业的人士当中，已有很高比例的人在大学里熟悉了一些代表着左翼社会思潮与历史思想的人名。而且因为当代具有这种名声的人物不多，于是我们的名字在阅读界变得相当响亮，纵使我们的作品不论是合法流通或盗版发行，数量都颇为有限。民主化以后的发行量当然会高出许多，但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得上巴西，例如我那本20世纪史出版时的销售量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来得多。不过这主要必须归功于刘易斯·史瓦兹那位杰出出版家的鼎力襄助。

如此一来，一位写作者于西方强硬右派政权崛起、衰颓、倒台之际与之后的职业生涯，或可多方面阐明“自由世界”知识界于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换句话说，那就是探讨60年代以降，新一代受教育精英的发迹过程：他们成长于叛逆精神之中，但很快就受到“吸纳” （be coopted）——此为当时的流行用语——或者让自己被吸纳进“体制”内。但我们进行阅读时，亦不可高估那些写作者的重要性。因为其中某些人只不过标志出一时的政治流行风潮或意识形态时尚罢了。例如在60年代末期学生大暴动的那些年头，政治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被陈列于西方世界每一家大学书店——至少我在美国东西两岸，在巴黎、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城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都看见了它们的踪影。（马尔库塞本人晒成古铜色，似乎是喜欢户外活动的类型。那段期间当我在麻省坎布里奇市的朋友家中遇见他时，其模样仿佛是退休的滑雪教练而不像哲学家。）但是仅仅几年后，其作品已经无人问津，只剩下好学的博士班学生渴望从中寻找论题。

那些在某国代表某一政治标签的作家们不一定知道在他们的名号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我本来还不晓得自己在一些国家也有读者，直到1987年访问韩国时才赫然发现，原来我已经有五本书在当地翻译发行（全部都是盗版）。此外若非一位“新学院”的伊朗朋友告诉我，我根本不可能晓得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阿里–阿克巴·梅赫迪安，已于1995年春季在德黑兰翻译出版了《革命的年代》——不过他在“1789——1848”前面加上了“欧洲”一词，“或许是为了方便获得出版许可”。至于在巴西以及阿根廷（它们都是我曾实地前往并有本地朋友的国家），我虽然非常清楚这些书名如何在人群间广为流传，但我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才晓得当地的隐密读者究竟多到何种地步。

那又让我这个马克思主义派的自传作者，进入了一个颇受欢迎的科技与文化领域，此即复印机的爆炸性发展，而且它与西方高等教育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急剧扩张齐头并进。它使得新近大量出炉的老师和学生们，有办法在多半免费的情形下，接触到那些贵得如恶魔般吓人的进口原文学术书刊。要不然的话，那将远远超出他们自己有限财力和图书馆贫乏资源的能力所及范围。我所敬重的西班牙出版家——评论出版社的贡萨罗·庞顿——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分公司曾据此推断，我的作品若以特制的地方版形式推出，应可在当地有所作为。于是我在1998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该版本进行宣传活动，并发现我的年轻读者群规模相当不小，至少是对我的姓名具有正面印象者为数不少。情况相反的是，共产世界有计划地不让复印机出现，长年借此对异议人士的著作设下限制，使读者仅能很费力地通过打字机和复写纸来复印，否则就只能依靠背诵了。

有些作者——但我根本不属于那些人——无疑能够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命运，来追踪共产主义之没落与崩溃在知识层面所产生的意义，并且以类似的方式看出其影响[8]。但有两个原因会使得追踪起来较为困难：一是那些政权瓦解之前，异议文学或甚至是异端作品难得被允许搬上台面。再则无法衡量那些原先不得出版、无法让多数读者看到的作品所产生的冲击（尽管这不表示此类的著作无法以其他方式为人所知）。共产主义的时代结束以后，严肃历史书籍与政治著作的出版工作，则必须仰赖一些善心人士资助，其中包括了可敬的乔治·索罗斯[9]。但这种出版方式不容易让作者晓得，他们的写作对象、潜在读者和实际读者的情况究竟如何。

索罗斯借由自己的基金会和各种慈善行为，几乎独力支撑起苏联以及许多东欧国家的学术与科学活动，使之免于遭受来自所谓“自由市场”的森林大火荼毒。归功于他，我至少有两本书，《极端的年代》和《民族与民族主义》，已经以较少有人使用的一些东欧语言出版——那些小国寡民原本或许永远也找不出理由，为何要耗费巨资进行这方面的翻译工作。更何况那两本书当中的一本（《民族与民族主义》），旨在批判“族群–语言式的”民族主义，而它正是那些新兴小国家的立国基础。因此在地拉那、普里什蒂纳、斯科普里[10]等地的书店里面，恐怕极不可能找到几个真心想接受那种批评的人。但有鉴于整个世界依旧处于“巴别塔”的阴影下[11]，我又如何能做出判断呢？

即便如此，当我面对“巴别塔”所造成的问题时，或许会处理得比大多数说英语的同行们要来得好。至少那是因为我的学术生涯让我不但云游四海，同时必须使用多种语言的缘故。历史学家当然比其他学者更加需要通晓多种语言（唯有语言学家和研究比较文学的学生除外）。其原因是除非钻研纯粹地方性的历史，否则罕有光凭一种语言即可认真加以研究的历史题材，而且就连在国别史大部分的范围内也是如此。我的优势在于双语成长环境、通过交谈而无须正式学习即可掌握一种语言的本事，再加上我的犹太祖先四处迁移于陌生人之间的经验。这让我进行教学的时候，或者偶尔在从事写作、上广播或电视节目时，能够使用许多种不同的语言，纵使并非一直运用自如。这让我的职业生涯比一般人更具国际化色彩，况且还可以让我前往一些国家时更容易得到认同——广播与电视记者伸出麦克风时，可以放心听我用该国的普通话说出若干字眼，有时我甚至可以全程使用当地语言公开演讲和接受电视访问。许多年下来，伯贝克学院的系办公室已逐渐适应一种现象：口音五花八门的外国人登门询问，想知道霍布斯鲍姆教授的研究室在哪里；学院餐厅围绕着我的桌子响起非盎格鲁–萨克逊的语音；以及秘鲁人、墨西哥人、乌拉圭人、孟加拉人，或中东的研究生如何逐渐适应伦敦的生活。纵使那些人未必都是认真的学术工作者。

过去40年来，英语已然成为全球共同的沟通语言，通晓法语（另一种国际语言）的人数则快速递减，以致像我这样的学者已多方面失去了昔日担任翻译者及学术中介者的功能。不过这样的角色在欧洲依旧重要，至少是当那个了不起的单语法国学术时代仍然在世的时候，因为他们（除了那位杰出而不快乐的雷蒙·阿隆是罕见的例外）都既不会讲也看不懂英文。我曾于英国经济史学会战后早期的会议中，替史学大师欧尼斯特·拉布鲁斯担任翻译。（他坚定地告诫我不可喝波尔多白葡萄酒——因为在他眼中波尔多的白葡萄酒配不上任何自尊自重的法国饮者。）况且若不使用法语，我根本不可能与费尔南·布罗代尔建立起任何关系。纵使在60年代中期，已经略通外语的下一个时代开始成气候之际，他们的英语还是讲得很不流利。像法国首席历史学家埃曼纽·勒华拉杜里只需要回忆他首度造访伦敦时的情形，就可以证实此事。来自东欧的学者一度仰仗法文，但他们的学生在90年代前往“新学院”就读时，用英文撰写学期报告已非难事。但即便在今日学者们所居住的地球村里，我们仍必须继续依赖多语能力。任何西方知识分子都可以看清这一点——假如他或她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置身于南京、名古屋或首尔的街道，便会发现自己其实既聋又哑，而且还是文盲。那边总该有人至少会说两种语言吧。

尽管如此，地球村还是真实的，而且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际上已遭消除，学术专业再度恢复至欧洲中世纪时的模样。那就是一个由云游四方——在今日则为穿梭空中——的学者所居住的世界。我推测自己生活于其中已有40年左右的光阴了。此时职业生涯与私人生活的分野变得模糊，或已完全消失。于学术迁徙季节（例如暑期课程结束后）以晚宴招待一些海外访客时的记忆，早已糅合着对圣诞节晚餐的印象。而在圣诞晚餐时，通常会有国内外的朋友来到我们家，暂时忽略或违反了回自家过节的精神，其中例如：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夫妇、阿尔纳多·莫米里亚诺、尤兰达·松阿本德[12]。教授们并非只有在学者之间才找得到朋友，尽管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他们的确有许多朋友来自学术界。马琳与我之所以选择居住在大都会环境的实际理由之一，就是即便伦敦或纽约的大学小区，也不可能大得足以主导当地的社会生活。在另一方面，不论对学术界、媒体业或商业圈而言，与其说地球村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进行接触的场所。其每一位居民都有自己的根，大多数人甚至有永远的根，不论那是在“这里”（管它是伦敦、剑桥、曼哈顿），还是在其他的地方。而且经常会出现的新情况是，他们有许多个不同的根，否则至少也在国内或国外有许多依身之处，像我就季节性地穿梭于伦敦与纽约之间。此外还有夫妻双双就业的配偶，他们在每周工作的那几天被大洲与海洋分隔，只有在周末才能够团圆，甚或更难得见面。

地球村意味着一系列的接触点，供其成员跨越现代全球各地，不断进行“布朗运动”[13]。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例如在参加各种正式会议与座谈会的时候，或者是无意间随机发生于工作日和假日的接触。而“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问题，就点出了我在智利圣地亚哥、韩国首尔和印度迈索尔所过的生活。但这只是地球村内的相逢类型之一而已。其出现的主要形式，便是来去匆匆、孤立无援、驾驶租车时的意外事故、酒吧台，以及可收看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旅馆房间。甚至连经由高度组织化的途径（可称之为商业旅行或公务旅行）所前往的地点，也都并非“地球村”真正所在之处：例如举办于风光明媚地点的学术研讨会——像是科摩湖畔的塞尔贝罗尼别墅、威尼斯水边的奇尼基金会——或者是举行于海滩或高尔夫球场附近的豪华商业聚会。

地球村实际上体现于地方性的人际沟通网之中，将本地的家庭、异乡人与外国人、抵达、预定行程与离开整合在一起。简言之，它主要通过全球各地好客者的网络来运作。那是大多数已婚的学术界人士，以及其他已安定下来的专业人士的基本生活形态。那些来到我们家中的男男女女并非“家人”，但就像家人一般亲密，不论他们来自新德里或佛罗伦萨，或者是前往赫尔辛基或曼哈顿拜访我们。他们是我们这个小型每日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听说过他们，他们也听说过我们，即便我们是通过朋友的介绍而初次见面，那通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相逢。我们有相同的参照标准，并分享同样的新闻与八卦。我们很可能与他们一同来自外地，在一个新环境建立起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新生活——其情况正如同80年代我们在“新学院”最初几年的模样。我们生活在他们当中，他们也生活在我们当中，彼此好像邻居一般。

就我的情况而言，那是一种令人愉悦无比的生活，让人感觉舒适、有旅游做为调剂，并且日渐由马琳与我做伴。其中结合了工作、发现与假日、新事物与老朋友。不过只有当我晓得，生活于贫困中的人民虽然不断面对灾难与死亡，却仍可开怀大笑或至少还讲得出好笑话的时候，我才有勇气表示：生活中充满着许多乐趣。那并非一个具有戏剧化情节的职业生涯，里面缺乏苦难或者是危险与恐惧（除非是在自己心中）。在我所隶属的那个待遇优渥的小团体中，我和其他人同样惊讶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与20世纪各种事实之间的明显矛盾……而那些事实指的正是人类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恐怖事件”[3]。就职业上的成功标准来看，我的生活不能算是无法令人满意，它带给我的个人快乐，超出了我当初的预期。

这就是我年轻时心中想要的生活吗？并非如此。但若后悔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那是毫无意义，甚至相当愚蠢的事情。然而在我内心某处，却有一个小精灵轻声告诉我：“我们不应该为现有的这种世界感到安心惬意。”而当时，身为“人”的我则会说：“重点是，要去改变它。”

译注

1 恺撒的《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一书，传统上是德奥等国文科中学的古典拉丁文教材。

2 G·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为著名的英国作家与记者，在1922年皈依了天主教。天主教徒在英国是受排斥的非主流团体，例如布莱尔首相等到卸任之后才敢改信天主教（虽然其家人均为天主教徒）。本段稍后提到的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则为出生于古巴的著名意大利左派作家。

3 那家伦敦的高级法国–意大利餐馆现在名叫埃琳娜的明星餐厅（Elena’s L’Etoile Restaurant）。

4 “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是一个虚构人物，为1830年英国东南部“斯温暴乱”名义上的领袖。

5 喷气式客机学者指的是空中运输革命出现之后，搭乘喷气式客机穿梭各地的“流浪教授”。

6 《史密斯法案》（Smith Act）通过于1940年，攸关美国的“忠诚考核”。

7 南斯拉夫解体之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 language）是该国的官方语言。但克罗地亚语使用拉丁字母，塞尔维亚语则使用斯拉夫字母。

8 此“类似的方式”指的是复印机也出现了。以译者在莫斯科的经验为例，戈尔巴乔夫引进改革开放之前，复印机在苏联是管制品（此后有条件地开放），等到苏联于1991年解体前后，复印机的时代才正式来临。

9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1930—— ）是匈牙利犹太裔美国投资大师，同时致力于投机与慈善事业。

10 地拉那（Tirana）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普里什蒂纳（Priština）是科索沃的首府；斯科普里（Skopje）是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后二者分离自前南斯拉夫联邦。

11 依据《圣经·旧约·创世记》，天下人的语言原本相同，但于兴建一座通天高塔时导致耶和华不悦，耶和华因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那座高塔遂半途而废，高塔所处的城市从此名叫“巴别”（Babel），就是“变乱”的意思。（见《圣经·旧约》，创11:1–9）。

12 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是英国艺术史家。阿尔纳多·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尤兰达·松阿本德（Yolanda Sonabend）是英国舞台设计师与艺术家。

13 布朗运动（Brownian movement）意谓水中悬浮粒不断进行的无规则运动，乃随机分析基本概念之一。

[1] 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我们的时代》（Our Age），伦敦，1980年，第267页。

[2] 当地《州报》的报道是：“演讲厅内人潮汹涌……结束时响起了绵延不绝的热烈掌声。”《圣保罗州报》（Estado de São Paulo），1975年5月28日。

[3] 胡里奥·卡罗·巴洛哈（Julio Caro Baroja）的讲法，引自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页。

第三部分

第19章

马赛曲

我从193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前往巴黎，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外。那个国家成为我生命的一环长达将近70年，但真正的时间其实更久。那是因为我的母亲早已在家中使用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来教孩子们法文，只不过我们从未读完那厚厚一本精装书。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曾于少女时代，被送入比利时的一所寄宿学校精进法文。我自己则属于欧洲还把法文视为第一外语的最后一代人。纵使度过了漫长的旅游人生之后，我去巴黎的次数很可能仍多于任何其他的外国城市。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巴黎无论在过去或现在始终都是我们法国经验的核心。

我首度邂逅巴黎是在1933年春天，当我从柏林前往英国途中稍事停留的时候。我与叔父一同旅行。他大概还得在柏林做一些最后的安排，而且在巴黎想必也有生意要谈，因为那座城市绝对偏离了前往英国的直接路线，等于是绕道而行[1]。我推测那绝对跟电影生意有关，理由是他后来在巴黎的活动都跟法国电影界有着广泛的关系——那无疑衍生自他往昔为“环球影业”工作的日子，更何况他从前在柏林熟识的一些电影技术人员已经移居至此。

来自我这种家庭背景的男孩，已经注定迟早将前往巴黎，所以我虽然兴奋，却不感觉惊讶。让我兴奋的事情不仅仅是巴黎而已，实际上还包括正准备在一个年轻而穿着体面的中产阶级共产党员陪伴下，通过纳粹的边界检查站。那个人的姓氏好像叫作希尔胥，也为了某些秘而不宣的理由前往法国。我在火车走道上与他结识，并从他那边学会了第一句法文口语——“他X的”。我的叔父在蒙旁希耶旅馆为我们订了房间。那家旅馆位于黎塞留街，地点在法兰西喜剧院和国家图书馆中间，但当时我还没注意到国家图书馆的存在。旅馆的建筑让我认识了30年代法国电梯的基本格局，而且那显然自从第三共和国初年以来就未曾改变过[2]。（叔父后来前往巴黎洽公时，都下榻于比较没那么简朴的旅馆——那是他一生中最乐观的阶段，亦即乔治五世在位的时期[3]。）

那天晚上，也可能是隔天晚上，他带我沿着大林荫大道散步。长长的大马路上排列着咖啡屋，由东边的共和国广场延伸至西边的玛德琳教堂。当时那些街道仍为巴黎主要的散步区，与奥斯曼男爵[4]时代以来的情况没有两样。叔叔对着路旁的站街女郎（当时她们被称作“野鹤”[5]），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一带的红灯区指指点点——那边有一家妓院如今被保存下来做为历史古迹，以免惨遭房地产开发商的毒手。不过，当时我并未走进其中任何一家。要等到好几年以后的某个夜晚，当我跟一名匈牙利共产党员待在城内时，我在一栋那样的建筑里面、在一群赤条条的女士之间、在一张四面环绕着镜子的床上失去了自己的童贞，但我再也想不起该处的地址了。那位匈牙利人，乔吉·亚当[6]，极力敦促我去匈牙利参观，并向我保证当地已婚中产阶级妇女前往巴拉顿湖避暑的目的，就是为了等待像我们这样的小伙子。后来他在斯大林进行整肃的年代入狱，但依旧是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年以后，唯一可供我和他在巴拉顿湖测试其“假说”的已婚妇女，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夫妻二人在那里度过短暂的假期，下榻于匈牙利科学院的客房；那是一栋相当迷人的家庭式建筑，房客可以将这餐的葡萄酒保留到下一餐饮用。

与叔叔散步后的第二天，我独自前往附近的卢浮宫，当时其旁仍矗立着一座非常巨大、状似结婚蛋糕的甘必大纪念碑——它未能撑过德国占领时期和战后的雕像大浩劫（主要是共和时代的雕像遭到拆毁）。《米罗的维纳斯》那尊雕像的尺寸令我印象深刻，让我更肃然起敬的则是《胜利女神像》。我当然也在《蒙娜丽莎》前面驻足，但她并不合乎我的口味。另外一幅画像却很对胃口，那就是马奈的《奥林匹亚》。一个15岁的少男看见画中令人惊讶的裸体女性人物时，或许自然而然会变得呆若木鸡：她正以冷漠的成年人目光向前凝视，在奢华与宁静之中炫耀自我，却显然暂时无意于感官享乐。与那幅大师名作的初次邂逅之所以如此令我难忘，倒不是因为好色的缘故——毕竟整个卢浮宫充满了性感的裸体人物——而是由于这位奇妙的画家对偶发情绪不感兴趣，所在意的是“事实”。若套用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后生晚辈结结巴巴说出来的话语，其兴趣在于“呈现事情的原貌”。首次巴黎之行留给我的记忆，就是《奥林匹亚》。假如我还需要人来帮助我皈依法国的话，马奈便是正确的传教士。

我实际上需要的是信息而非皈依。于随后三年内，我首度必须通过法文考试，而我的信息来自书本与学校老师，其中也包括一位正准备参加高等教师资格证考试或者还在撰写论文的法国知识分子。他难免会认为自己走在法国文化的尖端，并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只有三位当代法国作家值得认真看待，而且他们姓氏开头的字母都是Ｇ——安得烈·纪德、让·纪沃诺、让·季洛杜。我不明白他为何选择了那三人而非另外一个组合，比方说吧，纪德、塞林和马尔罗。

我认真尝试过阅读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那时觉得纪德非常无聊，而且我必须承认现在还是这么觉得。至于让·纪沃诺，当初我在柏林就已经通过《福斯日报》认识了他，因为该报翻译连载了他针对普罗旺斯农民生活所撰写的狂想曲之一。其笔下的什锦锅汇聚了阳光、乡土、热情，以及乡村野兽派风格，深深吸引了我。于是若干年后我搭便车去地中海旅行时，特地绕道前往那位作家在下阿尔卑斯省马诺斯克的住所，以便当面表达敬意（可惜他不在家），并短暂濯足于迪朗斯河湍急而冰冷的流水[7]，因为那条河就是他人生戏剧的见证者。我发现至少还有另一名仰慕者步上了相同的朝圣之旅，那是一个长得不特别吸引人、双亲为波兰移民的年轻女子。她和我一样着迷于纪沃诺的炽热言语，于是我们在那个普罗旺斯的夜晚，洁身自爱地交换了自己对他的意见。我至今仍拥有那个年代他的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从此已经缺乏重读一遍的勇气了。

另一方面，我直到现在都还不时重新阅读让·季洛杜的优雅作品。当时他是法国大众所熟悉的对象，身为一位具有学术倾向的剧作家而广为人知，由伟大演员兼导演路易·茹维演出他的作品。其《特洛伊战争将不会发生》呈现出一种忧郁的观点，认为另一场世界大战终将无法避免；那部作品在30代始终是法国大学生的主要读物之一。他的独白体小说令我佩服，尤其是《齐格飞与利穆桑》书中灿烂如烟火般的场景。该书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致力于探讨法国对法国人以及德国对德国人的意义——二者固然极不兼容，两国文化却具有互补作用。或许这足以解释，为何那本书的作者在法国解放以后，就从该国知识分子的眼中消失了，即便他并非见不得人的维希政府拥护者，也不是通敌者。他卡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进退维谷，就仿佛一个情人同时与两名敌对的爱慕者周旋一般。而我对季洛杜产生好感之处，就在于他有办法当一个热情、真诚、有才智的法国人，同时又热爱德国[8]。我尤其喜欢他拿两国来大开玩笑的时候。

我不需要季洛杜告诉我关于德国人的事情，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首次接触到，并且看见了我的历史学家朋友——理查德·柯布——写得比任何人都好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它正是季洛杜生根的那个法国。我通过季洛杜其如真似幻的小说所认识的法国，并非高级知识分子的法国，尽管季洛杜出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本身就是很好的样本（法国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优越性极度自信，唯有英国出身伊顿公学的人方可与之相提并论）。他的作品介绍我认识了雅各宾式激进派的法国，而且我不久以后就通过第三共和国的喉舌刊物亲自发现了它，它从此成为我在30年代时所认识的法国：《绑鸭报》笔下的共和国[9]。

《绑鸭报》以灰色的四大张版面（情况特殊时则为六大张），刊出评论、笑话和漫画。它没有赞助者、没有补助金、拒绝一切广告，只是自称为“一份于每周三发行的讽刺性报刊”。从敦刻尔克到佩皮尼昂[10]，每星期有50万名大大小小咖啡屋的常客购买这份周报，以致或许只有它真正能够表达出第三共和国的声音。事实上，对任何并非出生长大于那个环境的人来说，该报的语言风格、表现手法、报道范围和假设前提都非常晦涩不清，甚至往往难以理解，否则至少也需要有人帮忙做出许多解说。自从《绑鸭报》于每周一次的“朝廷公报”中，以圣西门公爵撰写《路易十四时代》的那种古典文体来调侃戴高乐将军以后，它对大学毕业生和政治圈内人所产生的吸引力，或许已经大于其原本的读者——例如克洛许梅尔乐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的选民。（克洛许梅尔乐是第三共和时代一个典型的小区，但这样的地方在今日因为手机普及而拆除乡间公用电话的法国，早已不复可见。[1]）

《绑鸭报》及其传统读者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共和国没有左派的敌人。（其他的信条包括了相信自由、平等、博爱和理性；反对教会干政、厌恶战争与军国主义，以及信赖好酒的高尚价值。）该报对政府保持完全的怀疑态度。其30年代的读者普遍认为，自己对有钱人不怀任何幻想：有钱人剥削他们，并且还收买了政府、大多数的政客和记者，导致政府对他们课税过重；政客和记者则试图“把东西塞进大家的脑袋”。尽管《绑鸭报》证实了读者的想法，但该报就和自己的读者一样，实际上并未真正“驳斥”整个体制。其情况类似马瑟·巴纽当时很著名的喜剧《托帕兹》之剧中景象：一位胸怀理想主义的学校校长赫然发现，事业与财富无法通过对共和国的贡献来取得——就连他渴望获颁的国家教育奖，法国棕榈叶学术骑士勋章，对此亦无帮助[2]——贪污腐败并非值得人们发动圣战来打击的对象，只能供人不抱幻想地加以嘲笑。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一位指导我认识另一个法国的人那般，与《绑鸭报》的世界更加格格不入，那就是安布琳·克瓦桑女士。1936年夏天我获得伦敦郡议会奖学金，正准备进入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借住在她位于凡尔赛门附近的公寓。克瓦桑太太是一位具有诺曼人血统的灰发女士。她弹竖琴，阅读古老而保守的《两个世界评论》[11]，而且不赞同我所做的许多事情，其中包括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我从位于拉斯帕依大道的伽里玛租书馆将其作品带进了她的客厅，而我上伽里玛的次数，几乎与前往蒙帕那斯区著名的多姆咖啡屋同样频繁。（伽里玛书店今天还位于同一个街角。）在克瓦桑太太眼中，普鲁斯特写出来的法文很糟糕。在另一方面，她教导我法国饮食的颠扑不破真理，例如肉类与蔬菜不可乱七八糟放在同一个盘子上，应该分开来吃，而且鱼肉必须搭配酒类食用（“少了饮料的鱼是毒药”）。她的社交生活相当贫乏，而且拘泥于形式。尽管她厨艺精湛，但我们恐怕只是互相让对方失望而已。她的法国不是我的法国。

我这一代的年轻男性知识分子非常幸运，有机会亲身经历30年代的法国。（但它提供给同一时代年轻女性的机会显然就狭窄许多。）我在1933年春天首度涉足，并于“二战”爆发之前消磨了大部分夏日时光的法国，让历史学家觉得兴味索然。在政治上，第三共和国正缓步走向坟墓。在文化上，法国主要依赖大战之前积聚的老本过活，而且法国人在1918年以后增添的新东西不多。巴黎画派大部分的重要人物，不论他们来自本国或外国，都是在1914年之前即已完全发展成熟并建立起声誉。诚如一位曾经对拳击、新奥尔良、政治与美食做出最杰出报道的美国记者——A·J·李伯龄——所指出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连法国的烹饪艺术也和巴黎的交际花一样，早已年华老去。

然而这并非我们眼中的情况。毕竟马蒂斯和毕加索都还处于全盛期，而画家雷诺阿的儿子[12]是法国电影界最优秀的天才，每隔一年就会推出一部巨作。我们所看见的不是衰败中的法国，更遑论是那个即将陷入既可悲又可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阶段、让法国人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仍难以坦然面对的国家。我们反而看见了象征着高尚文化与美好生活的法国，而且自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那种形象即已深深烙印于西方知识界。有个著名的笑话表示“好的美国人死后去巴黎”，至今依旧具有相同的说服力（它首次以印刷的形式出现于一本法国知识成就简介的手册特刊，1867年的《巴黎指南》[13]）。而美洲人——无论来自北美、中美或南美——继续将巴黎看成是天堂的时间，的确比其他外国人来得更长。甚至连纳粹德国也无法自外于这种看法。例如一些饱经世故的德国平民和军人，曾经在有关“二战”时期占领法国的回忆录中显示出来：尽管他们身为征服者而相信那些战败者缺乏道德力量，仍于某种程度内感觉自己仿佛是古代置身雅典人之间的罗马人。亲法的外国人士则接受了法国人显然仍牢不可破的自信，认为他们的国家的确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自视为“中央国度”的心态与中国类似，而且只有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同样相信自己毋庸置疑的优越地位。

是什么让我们接受了法国的自我评价？是什么让我们认为，巴黎就某种意义而言依旧是“20世纪的首都”，就像它显然曾经是“19世纪的首都”一样？其实除了绘画与雕刻，以及非凡的法国小说传统之外，法国的高等文化与知性生活并未明显地“冠绝全球”。其他欧洲主要语言的文学，不会让人觉得比不上法国文学。就连狂热的亲法人士也不至于做出强辩，宣称拉伯雷或拉辛优于莎士比亚、歌德、但丁或普希金。法国音乐不管再怎么具有独创性，还是屈居于奥地利音乐之下。法国哲学摆明就是不如德国哲学（至少在具有中欧背景的年轻人眼中如此）。现代法国科学界做出来的顶尖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远逊于英国和1933年以前的德国。法国科技似乎还停留在埃菲尔铁塔与新艺术风格地铁站的时代。就现代化的便利生活而言，除非是为了“坐浴盆”[14]的缘故（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当时对它还很陌生），否则美国和英国的年轻人想必不是因为受到法国卫浴设备吸引，才会纷纷前来住进他们多少还负担得起的那种旅馆。

在相对于文学、哲学、音乐的一般层面里，法国文明的优越性则被视为理所当然。自从伏尔泰以来，法国式的机智已成为西方世界的模范。没有人会怀疑法国女性的服饰与化妆，以及法国的美酒与食物领先全球。法国（异性恋）的性爱方式被认为是最复杂和最具冒险性的。法国在这些地方和其他方面的风格与品味，成为我们那一代人乐意追随的对象。但就连这个做法也是出于习惯成自然，以致把某些从法国精选出来的长处转化成普遍的优越性，并假定该国天生如此。我们固然十分清楚法国在许多方面并不优越，但我们对法国的仰慕，基本上并未受到一个事实影响：我这一代来自北美、中欧和北欧的年轻男女都无法不注意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户外活动方面简直乏善可陈。他们并不怎么打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对独自或团体健行、登山、滑雪、从事体育活动都没有太大兴趣，而且懒得观赏团体比赛，就连足球赛也不例外。在20世纪30年代，对野外感兴趣者似乎仍局限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阵营，其成员从天主教社会主义人士直到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都有。从另一方面来看，该国唯一草根性的运动狂热——专为自行车骑士而设立的环法自行车赛——除了在法国周边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并未广泛引人注意。[3]

在另一方面，法国拥有一项主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它显然愿意将自己的文明提供给任何想要的外国人。那个文明可供我们分享，而且我们接受了它。其理由不光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玷污了德国与意大利文化的缘故——我这一代人可不会梦想前往法西斯统治下的威尼斯或罗马度假。那同时也因为英国文化太过于岛屿性，而美国文化明显属于一个跟我们截然不同的“部落”。对地球上每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而言，现代历史的起点就是法国大革命。那场革命将名望最高、最独一无二的伟大宫廷文化普及于民，同时又让这个以崇尚大国沙文主义而恶名昭彰的民族，向一切愿意普遍接受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和法国语言的人敞开大门。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不仅成为欧洲主要的移民接收国，而且还欢迎全欧各国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异议分子前往避难，尤以1830年和1848年的两次革命期间为然。巴黎当时是国际文化中心，是必须前往一游的地点。要不然的话，20世纪早期又怎么可能出现巴黎画派，成为西班牙、保加利亚、德国、荷兰、意大利和俄国艺术家与拉丁美洲人、挪威人，当然还有法国本地人摩肩接踵之处呢？没有任何国家于“二战”期间的抵抗运动，能够像法国那般深深依赖外国侨民，其中包括了西班牙共和派难民、五花八门的波兰人、意大利人、中欧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共产党“外籍工人组织”里面的犹太人。

前往剑桥求学以前，我自己对巴黎的记忆就是左岸艺廊内的美洲人、待在阁楼中的德国超现实主义者，再加上蒙帕那斯区聚集在多姆咖啡屋桌旁，于贫困潦倒之下正等待受到赏识的俄罗斯与中欧艺术天才。我进入剑桥大学并加入共产党之后对巴黎的记忆，则是在位于竖琴路的巴尔干餐厅与反法西斯中欧人士聚会，以及参加各种国际会议。那些会议中挤满了意大利人、德国人，后来又陆续出现西班牙难民、遭到迫害的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以及各种亚洲革命分子。詹姆斯·克鲁格曼便针对他们而动员了自己在剑桥的忠诚青年拥护者。希特勒不仅促成法国的国际中心地位更甚于前，更使之在1933年至1939年之间成为欧洲文明的最后一个主要避难所，而且由于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它还是唯一幸存的欧洲左派大本营。虽然法国并不欢迎难民及寻求政治庇护者，但它不同于慕尼黑会议之前的英国，它早已习惯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因而并未有系统地试图将他们阻挡在外。除了法国以外，难民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可去，诸如荷比卢三小国、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心不甘情不愿的瑞士，以及布莱希特所前往的丹麦。对不从事政治活动的犹太人而言，就连意大利也是可前往的地点，直到墨索里尼在1938年引进种族主义为止。（但自从大恐怖的年代开始后，斯大林的苏联已不包括在内。）那些国家对受迫害者而言，都只是临时避风港而已。法国却大不相同，是流亡者即便于和平时期也会自愿前往的地方。无论当时或现在看来都理所当然的是，四分五裂的欧洲在完全被打入地狱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庆典——1937年世界博览会——就应该在巴黎举行。否则还会有什么地点可供考虑呢？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并非只有我还记得它同时是一场国际庆典和纯法国的盛会：不只是因为毕加索《格尔尼卡》那幅画作，以及德国和苏联彼此怒目相视的巨大展示馆，同时也因为美好灿烂的法国艺术展的缘故——那是我所曾见过最精彩的艺术展览。

于随后短暂期间内，法国不仅成为文明的庇护所，同时也是希望之地。1934年，当地百姓发挥对人民共和政体的本能（联合起来捍卫共和国、共和国没有左派敌人），并结合了共产国际驻法国共产党代表——那位来自中欧、狂热亲法的“克雷蒙同志”——异乎寻常的现实感，共同设计出一个最佳策略来对抗法西斯主义显然势不可遏的进展。那个策略就是“人民阵线”[4]。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已在1936年2月赢得大选。时至5月，法国的人民阵线也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带来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但共产党还拿不定主意，并未真正入阁）。1936年6月时，法国工人阶级的希望与喜悦不自主地强烈爆发出来，于是出现一股静坐罢工浪潮，但实际上称之为占领工厂反而更加精确。等到我抵达巴黎时，那些既不同凡响又欢乐十足的胜利庆祝活动已近尾声，但随后还是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足以让那一年的7月14日令人永难忘怀。我非常幸运，能够以再理想不过的方式进行观察：我跟法国社会党的新闻影片小组一同坐在卡车上绕行巴黎，拍摄那个伟大的日子。毫无疑问的是，所使用的底片是我叔叔卖给他们的。

对我这个时代的革命青年而言，群众示威所产生的意义，就仿佛教皇亲自主持的弥撒之于虔诚的天主教徒[15]。但1936年举办于共和国广场东侧、纪念昔日攻占巴士底狱的活动，不仅仅是法国左派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行动。（那年难得有人关心举行于中产阶级市区的阅兵大典，以及政府正式举办的其他国庆纪念活动。）整个巴黎的人民几乎都上街游行——其实是漫步于无穷无尽的等待之间——否则便一面观看游行队伍一面欢呼，宛如家人于婚礼结束后向离开的新婚夫妇喝彩一般。红旗与三色旗、领袖人物们、雷诺工厂胜利的男性罢工者代表团、春天百货与老佛爷百货的女性罢工者、行进于自己旗帜下的获得解放的布列塔尼人，以及“北非之星”的绿色旗帜，相继从人行道上密密麻麻的群众面前通过。路旁窗户挤满了人，咖啡店的老板、服务生与顾客亲切热情地挥手致意，甚至还有更加热情鼓掌叫好的妓院全体工作人员。

我难得有几天把自己的心思设定成自动驾驶模式，而那天就是其中之一。我完全凭感觉来体验一切。当晚我们从蒙马特观赏市区上空的烟火。接着我离开晚会现场缓缓步行穿越巴黎，宛如飘浮于云端，途中不晓得经过了多少个街角舞会并停下来喝酒和跳舞。结果我在黎明时分才返回寄宿处。

人民阵线简直专门是为年轻人设计的，因为它在“体育与休闲部”新任次长利奥·拉格朗日的推动下，立法引进了“带薪休假”这个全国性的创举，以及低廉的火车票价。我靠着自己一辈子唯一中过奖的乐透彩券——奖额是165法郎，按1936年的汇率约折合二至三英镑——花钱在比利牛斯山区和朗格多克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背包徒步旅行。于是我成为《拉格朗日法案》的第一批受益者，搭上从奥塞火车站驶往吕松市的夜车。那趟旅行让我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直接接触到当时已经爆发了好几个星期的西班牙内战，它将是另外一章的内容（第20章）。那趟旅行还让我从路上邂逅的一个捷克年轻人那边，学会了如何搭便车。这种旅行方式在当时的欧洲几乎还不为人知，只有少数自由自在的中欧搭便车高手明白个中奥妙，因此搭便车旅行起来非常容易。尤其当我发现如何转移话题，让中产阶级的法国车主不表达自己对莱昂·布鲁姆[16]和共产党的憎恶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如此——那就是适时询问他们对拿破仑的看法，而这个话题可以让他们足足讲上200公里之远。从那时开始，我每年都长途搭便车进行背包之旅，借此增广自己对法国的见闻。

到了“二战”爆发前夕，我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也认为自己非常熟悉巴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对伦敦的认识。我在蒙帕纳斯、万神殿、圣米歇尔桥，以及拉斯帕依大道和雷恩街那一大片地带感觉惬意之程度，凌驾于伦敦市中心任何同样大小的区块之上。我法语讲得相当流利，已经脱离了法国人讲客套话、恭维别人能够把他们的语言说得那么好的阶段。关于法国的政治，我所晓得或者自以为晓得的，就跟对英国政治了解得一样多；我清楚谁的剧团正在“走红”，是茹维、迪兰，抑或皮托耶夫夫妇；我观赏了让·雷诺阿《游戏规则》那部经典电影的首演；模仿电影巨星琼·嘉邦把高卢牌香烟斜叨在嘴角吞云吐雾；我还买来圣茹斯特的著作，以及罗伯斯庇尔演说集[17]。其实我们知道或了解的东西，远远不及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多，但那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对法国的兴趣并非出于学术上、职业上或家庭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巴黎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我们在法国非常自在，而且对法国相当满意。

然而与法国的关系当中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法国人——地道的法国百姓，而非外来移民或长居于此的外国人——几乎都在我们与法国的关系中缺席了。对20世纪30年代旅法的大多数外国人而言，法国人实际扮演的角色主要只是提供服务的人，亦可称之为法国固定场景内的临时演员。一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我的巴黎才成为一个我有法国朋友的城市，可供我经常与法国友人共度时光，同时一如既往与外国访客和外来移民所组成的国际小区打交道。

法国人曾经是——事实上仍然是——一个极度拘泥形式的民族，而他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把个人角色与行事程序规范得非常明确的剧场。我实在无法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还会有哪个国家出现如此一个恶名昭彰的好色哲学家：他虽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模样，却还沿用老套，跪在地上将一朵玫瑰花献给特定的女士。法国人除非已正式表明彼此之间可使用亲昵的称呼，否则仍习惯于日常通信时遵照传统规矩，慎选不同等级的华丽词藻（如“恳请阁下接受本人‘崇高的’/‘最崇高的’/‘最由衷的’敬意”）。希望获选进入法兰西学院或法国学院的人，仍需采取比其他国度更加仪式化的做法，必须于正式宣布自己申请候选之后，以候选人的身份礼貌性地游说拜访每一位评审委员。评选委员做出贡献、协助候选人成功获得学术头衔之后，便联袂出席观礼并欣赏新院士的“礼仪佩剑”——这是一种荣誉和公认的社会责任。

但即便在非正式场合也有应履行的义务。以左倾立场的知识分子为例，他们固然认为以自己的那种身份，彼此之间有义务使用“贝尔维尔式”的字词来交谈[18]。不过在当时——或许如今亦然——若无人做出某种形式的引荐，旁人还是很难打入他们的生活圈。我只有在法国，才需要像前往史学大师欧尼斯特·拉布鲁斯家中拜访那般，行礼如仪在前厅枯坐10分钟（其实我们因为“经济史学会”在英国所举行会议的缘故，早已相知颇深），然后才被请进他的书房，听他用“亲爱的朋友”或“亲爱的同事”之类的用语来向访客致意。身为索邦大学教授，以及昔日莱昂·布鲁姆总理的幕僚长，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权益何在。与我见过面的法国学术巨人当中，似乎唯独让–保罗·萨特完全缺乏那种对自己公共地位的意识。

“平等”本身也非常拘泥于形式。若有较年轻的法国同行主动用“你”（tu）这个字眼来称呼我，如同称呼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或其他精英大学的学长和同期校友一般，那么我才可确定自己已被接纳为同一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不论地位与国籍如何，当然也都习惯自动以“你”相称——或许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员除外——可是当我开始与昔日的共产党籍法国历史学家熟识时，他们多半已经退党。）但这种平等方式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亲密感。由于我无法因为亲密关系而忽略形式，所以，自从费尔南·布罗代尔那位比我年长和显赫许多的伟人正式表示，我们应该用“你”来称呼彼此以后，我与他之间的私人关系就永远变得非常尴尬。我们的对话变得过于困难，就仿佛采用了乔治·培瑞克那种方式，在写小说时不使用“Ｅ”这个字母一般[19]——其原因是往日正式的“您”（vous）已不得使用，可是“你”这个称呼又拒绝从嘴唇脱口而出。我实在无法鼓起勇气，把他当成一个可以不拘小节对待的普通朋友。在我眼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纡尊降贵的师父，而这种角色正是我仰慕他和喜欢他之处（布罗代尔将此角色扮演得尽善尽美）。

在这样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容易就可以进入其地理空间，但若无人引荐或缺乏了可供辨识的暗号，进入其人际空间却非常困难。那种暗号就好比打开号码锁的通关密码，由于目前再也没有传统的大楼门房于晚上或周末观察访客进出，除非晓得了号码否则便无法进入公寓大楼拜访巴黎的朋友们。我自己的通关密码就是共产党，以及我和法国历史学界一个派系的关联。在195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以及通过了会后的发展，各扇大门才从此为我敞开。本书第17章已叙述过那次大会，而我于会中遇见的一些人士，后来在布罗代尔这位伟大的学术巨擘以及他那位了不起的总管——克莱门斯·海勒（1917——2002）——引导之下，共同塑造出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来和索邦大学分庭抗礼。它今天以“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名义继续运作，位于“人文科学之家”那栋黑玻璃大楼里面。布罗代尔与海勒曾经千方百计，在豪华的鲁特提亚大饭店对面成立了这个机构[20]，其原址为“谢尔什–米第监狱”，盖世太保不久前还在那里拷问过犯人。“人文科学之家”这个正式机构的重大创新不仅在于——这必须感谢布罗代尔，特别是海勒的贡献——有系统地尝试让法国人与外国人共聚一堂。尤其重要的是，它承认了不拘礼节与个人对谈的重要性。

这自然有助于我和围绕在布罗代尔身边的历史学家，以及年鉴学派的成员建立起和睦关系，况且除了我在50年代中期结识的布罗代尔这位伟大领袖之外，其他人都尚未成为大师，甚至还没有写出自己的成名作，彼此交往起来自然更加容易。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的事业齐头并进，我们之间的交情亦然——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如此，也就是直到法国学术界于冷战结束后，以令人不解的方式走回冷战时期的反共老路为止。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由学术促成的友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仍未充分发展。而我一直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才与“人文科学之家”“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后来我每年在该校授课一个月），以及“法国学院”建立起密切关系。这主要必须归功于克莱门斯·海勒那位不凡的人物。

克莱门斯是个身材高大、走路摇晃、看起来心不在焉的男子。他讲电话不喜欢超过50秒，稍不留神就会说出夹杂多种语言的大杂烩，堪称为战后欧洲最独树一帜的学术经理人。这种戏剧化的描述方式相当贴切。他的父亲，胡戈·海勒，是一位维也纳的书商和文化企业家，但不幸招惹来卡尔·克劳斯那位大作家的冷嘲热讽。克莱门斯起初在马克思·莱因哈特[21]的戏剧学校上学，接着于希特勒合并奥地利之后被送往美国。战后他以美国官员的身份返回奥地利，成立了声名远播的“萨尔茨堡国际高等教育论坛”[22]，但在美国猎巫行动的排挤下，转赴巴黎开创自己的前程。海勒在巴黎与布罗代尔缔结了异常成功的伙伴关系，并带来中欧流亡者深厚的国际文化色彩、一些有趣而前景看好的学术人才与构想、国际性的组织网络，以及动员美国基金会出资赞助其学术计划。但在法国的那种环境下，他不时被诋毁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幸好一切指责都枉费心机。这位既温暖过人又慷慨异常的先生一辈子热爱音乐与学术。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是我漫长人生中最大的酬报之一。

虽然我在20世纪50年代借由历史学术会议与许多人建立起友谊，不过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才是友谊的中介者。尽管我所遇见的人们当时多半还留在党内，但那些友谊与共产党却无真正关联。法国共产党的抗德地下活动纪录曾经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但该党显然受到一群政治上的“士官长”领导，于是具备相当离奇的本事，有办法先对知识分子进行胁迫然后激起他们的敌意。那不免令我们这些习惯于英共和意共比较温和手段的人士感觉惊讶。然而正如同吾友安东宁·利姆所指出的，法共身为两次大战之间真正的群众政党，它就像捷克共产党一般主动将自己斯大林化，而非在外来的压力下被迫“布尔什维克化”。法国共产党自从1947年转攻为守以后，便撤退到私人的文化天地与政治世界。其负隅抗拒外在诱惑的方式，不禁叫我联想起“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23]时期的天主教会少数派，尤其是英国天主教会所处的情况。（法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既然成长于一个天主教国家，自然会很敏锐地意识到共产党组织与教会组织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法国共产党表现出无产阶级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态度。于是当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法国寻找类似的团体时，我们无法从法国共产党那边得到任何协助。“二战”结束前的共产党需要战斗人员，学术界人士并非它想要的对象。在此前提下，195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固然吸引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些激进派的年轻共产党员却并未出席，例如：弗朗索瓦·孚雷、安妮·克里格尔、亚兰·柏桑松、勒华拉杜里等人。不过他们后来都成为地位崇高、立场反共的历史学家。等到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已处于后共产主义时期了。

事后回顾起来显得相当清楚的是，与其说我的朋友圈子是建立于共产党的基础上，倒不如说那是基于对抵抗运动的共同经验与认同。

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在巴黎的基地，就是亨利·雷蒙与迷人的海伦·贝尔格豪尔位于凯勒曼大道的简朴工人阶级公寓，直到他们的婚姻关系悲剧性地结束为止。放假时我多半会去雷蒙家，并与他们夫妇共同消磨大部分的闲暇时光。我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的许多年内，他们等于是我最亲密的家人。每当他们离开巴黎的时候，我就坐着他们的小汽车一起旅行，前往我们一致认可的地点——罗亚尔河谷、意大利，或随便任何地方。他们待在城内时，我就与他们结伴而行共享市区风光、从“花神”或“黎姆利”之类众所共赏的咖啡厅观看移动的街景，而且坐着等待一些熟识的知识分子上门并与他们在那里度过一天——例如吕西安·高德曼、罗兰·巴特（1915——1980）、埃德加·莫兰等人。他们夫妇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独自待在公寓，把那里当成私人的孤岛使用。公寓的设备虽然简陋，却有海伦火光四射的高昂情绪，以及一件华丽的“吕尔萨”织绣挂毯来加以弥补，不过织绣挂毯后来在财务窘迫时卖掉了。亨利曾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加入抗德地下活动，而那栋公寓正如同他与放荡小说家罗杰·卫扬（1907——1965）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兼社会学家亨利·勒菲弗尔（1901——1991）等人的友谊一样，都是抵抗运动时期的遗产。（我在那栋公寓中被介绍给勒菲弗尔认识。最初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带着我进入雷蒙的公寓，她也具有抵抗运动的背景，而我是在史学大会上认识她的。）

亨利比我年轻几岁，来自奥尔良地区一个他所谓的农民家庭。他曾经发行小册子来出版自己和朋友的诗作，除了搭配海伦绘制的插图之外，并要求我为之写出一篇有关爵士音乐的文章。当时他还任职于刚收归国有不久的铁路公司，接着追随勒菲弗尔钻研社会学与都市生活，最后任教于巴黎艺术学院，于是多少赶上了自己哥哥的成就。其兄安德烈则自始就是一位认真撰写论文的学者，日后成为名闻全球的研究伊斯兰团体的专家，以及法国东方学的中流砥柱。

海伦则同时具备更强烈的国际色彩与戏剧化的巴黎风格。她在大战时期与家人住在巴西，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位画家。凭良心说，她的绘画功夫一向不十分高明。尽管人们不忍心坦白将此事告诉这位非常妩媚迷人的年轻女性，但我猜想以她的聪明才智，不可能注意不到自己的极限，并为此深感痛苦。除了画画之外，她还任职于巴西领事馆以赚钱养活自己。她与经商的波兰裔父亲关系非常紧张；她的哥哥是女装设计界名人，或者最起码是一名率先致力于情色多元文化的漂亮日本模特儿之男友[24]。或许这可以帮忙解释，为何海伦在各百货公司尚未获准销售高级女装品牌的年代，有办法穿着巴尔曼的服饰。她和亨利都是共产党员，隶属于无产阶级所居住的巴黎第十三区的一个党小组。但她起先加入了巴勒斯坦犹太恐怖组织“斯特恩帮”的周边团体，不然至少为其极左派分支的成员。她始终保留了对直接行动的喜好。当“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恐怖活动的时候[25]，她曾经来伦敦拜访我，表示自己正在购买定时器，供左派展开对抗“秘密军队组织”的炸弹攻击行动。我问她在何处可以弄到那些东西。她回答说：“当然是在哈洛兹百货了。”当然啦，否则还有哪里可去呢？

雷蒙家庭往来的人物当中，虽然有些人后来在自己的领域内崭露头角，但那个小圈子主要还是活动于较低层的巴黎左派知识界，即便海伦头头是道地表示自己熟悉高层的一些丑闻、晓得文学奖的八卦消息，知道共产党领导人当中有谁正在失势。那些圈内人阅读《世界报》，有时依旧阅读共产党的《人道报》，但我们所认识的人（有别于聊八卦时谈到的对象），似乎多半都不会被找去联署知识分子针对公共议题发表的宣言——知名“媒体知识分子”在日报和周刊拥有自己固定专栏的年代出现以前，联名发表宣言仍为非常典型的做法。那大致说来仍属于1968年以前的环境，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可看出它正在逐渐崩溃。其中的原因是旧左派已经为了斯大林与阿尔及利亚等问题而四分五裂，再加上法国共产党的保守派日益排斥要求做出改革的人士（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我的共产党员朋友们倾向于脱党加入另外一个小团体，所谓的“社会主义团结党”，等到那条路证明也行不通以后，便全心全意致力于研究或写作。如果他们还想继续留在政治圈的话，就加入老牌的“社会主义党”。由于当时我还不认识一些即将脱胎换骨直接成为狂热反共人士的前共产党员，要不然就只是偶然跟他们碰面而已，所以我无法追踪其政治旅途中的轨迹。

雷蒙夫妇的婚姻破裂，无可避免地改变了我前往巴黎的模式。但无论如何，我1961年以后的人生已在马琳陪伴下完全改观。跟爵士音乐一样，巴黎是我永远的热爱，然而对一个已有妻室、后来还有小孩的中年男子来说，巴黎已经变得跟从前不同了。马琳在法国也有自己的老朋友或新朋友，更何况我们也有共同的朋友，或者是此后一起认识的朋友。除此以外，我在1957年又结交了一对巴黎友人，而且他们直到今天都是我们的莫逆之交：理查德与埃莉斯·马林斯特拉斯。那年雷蒙夫妇与我决定去一个海滨小城度假，而它位于意大利的加尔加诺半岛，亦即从意大利“靴子”伸入亚德里亚海的“马刺”。此事的起因是，亨利于抵抗运动时代即已认识的罗杰·卫扬那位仍为共产党员的作家（亦可说是当时才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一部名叫“法律”的小说，将全书的场景设在该地。

马林斯特拉斯夫妇就待在那里的沙滩上。理查德是个高大、魁梧的金发男子，埃莉斯则是个娇小纤细的黑发女子；他们正在轮调前往突尼斯担任中学老师的半路上。突尼斯当时虽已独立，但在教育方面依旧与法国的学校体系结合在一起。法国知识分子从未像在20世纪50年代那般深深卷入北非事务——当时突尼斯与摩洛哥已经赢得自由，阿尔及利亚人却还在为争取自由而战斗。所以我们有许多话题可谈。但无论如何，从19世纪早期开始，“马格里布”[26]已在法国画家与作家的想象世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思想上也同样地激发了已取得高等教师资格、即将前往该地任教的年轻人。那些年轻教师就是日后的学者，举两个例子来说：在历史学界有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社会学界则为皮埃尔·布尔迪厄。马林斯特拉斯夫妇的学术兴趣却无关地中海或近东，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地区，这在我们之间提供了另一个联结点。理查德后来成为法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泰斗，埃莉斯则在美国史研究上建立起自己的声誉。

二人都出身自波兰犹太裔家庭，很幸运地在战时法国未遭占领的地区幸存下来。理查德16岁时曾在东南部山区参加武装抵抗行动，他回忆起那段经验时表示，自己一生中只有在当时无人注意他是否为犹太人，甚至没有人提起这方面的问题。许多年后，他身为仍然在世、已经老迈不堪的昔日抵抗运动同志当中唯一的学者，应邀在举行于卢瓦尔河谷某地的50周年晚宴上，莫名感动地发表了纪念演说。马林斯特拉斯夫妇当然立场左倾，但马克思主义对之不具吸引力，他们反而以自己是世俗化、获得解放、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为傲——犹太复国主义同样也吸引不了他们。但他们对犹太人身份的看法是同一代法国犹太人当中的异数，或许还越来越是这样。他们的那一代已有大批犹太人从昔日法属北非移居过来，使得法国犹太人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群体，而且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其规模更已超越了旧世界的任何国家。

还有第三种理由，而且是更加学术性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我与巴黎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改变。法国历史学家于《年鉴》学报所进行的工作，与我们在《过去与现在》所做的努力已很明显地汇流在一起。大约从1960年开始，我日益涉入巴黎的学术生活，其中尤以费尔南·布罗代尔新建立的学术帝国为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进而一度以“副研究主任”的头衔，每年都花一点儿时间正式加入有了新校名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之阵容。简言之，从1960年开始，学术行程越来越决定了我——其实是我们——前往巴黎的节奏。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是一起发生的。我与马琳婚后首次前往巴黎时，她对学术界的认识根本连谈都不必谈。布罗代尔夫妇出于合情合理的因素对她深深着迷，于是邀请我们前往其公寓共进午餐。布罗代尔在用餐时永远争取到了她的好感，因为他向马琳提出保证：成为优秀历史学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当一个好丈夫。法国大师们在这种场合讲出来的话当然不必当真，但由于他们懂得如何针对不同场合发表适当的言论，而且在态度上既诚恳又不卑不亢，那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满意。马琳在伦敦则反过来担任女主人，例如招待了应我邀请前来伦敦参加学术会议，然后待在我们家的埃曼纽·勒华拉杜里；或者在几年后招待了路易·阿尔都塞那位哲学家——当时他正处于躁郁症发作期，过了不久便在另一次低潮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就跟其他的学术家庭一样，私人关系与专业关系无法清楚地切割开来。

不同于法国第三共和国，甚至不同于第四共和国的地方是，我在戴高乐时代、继任的戴高乐主义者年代，以及密特朗时期的法国再也不感觉自在了。此时法国新发展出一种夸张的通用俗语，例如政治人物称呼自己的国家为“六角形”、口口声声强调在“法国深处”如何如何，以及为了展现自己的精力而“全方位”赶场。在这个法国里面，巴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都市化中产阶级隔离区，其规模居欧洲之冠。市内街角的酒馆则在周末歇业，因为老巴黎人再也负担不起住在城区的生活开销，尽管他们周一到周五都到巴黎上班。除了市中心因为市场迁出而留下一个大洞，然后由理查德·罗杰斯的“蓬皮杜中心”加以填补之外，整座城市大致尚未面目全非——直到密特朗总统用他庞大如恐龙般的建筑群塞满和包围了巴黎市区为止。（戴高乐将军晓得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安全，所以不屑于通过纪念建筑来设法保存别人对自己的记忆）。巴黎对观光客而言，始终是一座奇妙的城市，但我身为历史学者却很难习惯一个事实：左派在这个“巴黎公社”的发源地已经好景不长，除非右派市政当局的贪污腐败刚好闹出了大丑闻，否则左派只有零星几个人能够当选议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任何住在英国的人都无法不欣赏法国战后现代化的优点，例如利用高速火车（TGV）及完善的都市与城郊大众运输系统，向法国一贯高质量和多元化的食品市场进行运补。

我起初很不情愿地学会如何领略戴高乐将军的伟大，并发展出一种品味来欣赏他的风格。我甚至更加心不甘情不愿地学会如何去尊敬密特朗。他们二人都不可能在第三共和国发迹。他们所出身的环境，在第三共和国时代会（非常正确地）被称作“反动”。戴高乐是右派分子，但对他这个右派人物而言，共和政体——包括共和国的左派——就是他在战后重新创造出来的“法国既定理念”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1793年以后的法国政治人物当中[27]，他率先让自己的法国同时可供君主政体与革命势力挥洒自如。事实上，他想必不怎么介意自己被拿来跟路易十四相提并论。路易十四向臣仆们讲话的方式，应该相当类似戴高乐与一位出版商对话时的情形。有位出版商曾经编纂戴高乐的回忆录，当他坦承自己于1940年至1944年之间有过一段不很“戴高乐主义者”的过去时[28]，那位伟人接口说道（他八成已检视过相关档案）：“那么，您应该曾经在我的那些监狱里面待过。”不论是“我”这个人称代词，还是“那些监狱”这个复数形式，二者都非常戴高乐。[5]

弗朗索瓦·密特朗死后，其模糊不清、错综复杂的事业生涯招来了许多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向左发展的生涯竟然有着毫无断裂的连续性：他起初是战前的极右派分子，接着任职于维希政府、加入抵抗运动，然后在政治上一跃成为改造后的“社会主义党”之缔造者与领导人。该党重新获得了对左派的掌控权，所凭借的并非冷战时期孤立共产党的做法，而是与共产党结盟来为密特朗赢得政权。在第三共和国与第四共和国时期，政治人物改变立场的方向都恰好与密特朗相反。他和戴高乐属于同一个时代——不对，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设计者——那个时代的法国政治不再主要是一场针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的论战，而且当初正是对那场革命的不同记忆撕裂了左派与右派。尽管他们二人都打从骨子里明白，法国大革命对其统治下的法国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就好比美国宪法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一般，但他们还是设计出了那个左右对立的时代。就此而言，他们与那些拥护温和自由主义、无节制的反共主义及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专家比较起来，在做法上要务实多了。后者在法国始终是非典型的少数派，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初期主导了巴黎知识界的风气。

然而，即便我在戴高乐和密特朗的法国感觉不自在，我仍可体会出它与我的法国之间的连贯性：一个来自过去的蓝白红三色“记忆中的山丘”[29]。就某些方面而言，《绑鸭报》的法国尚未消逝。戴高乐与密特朗执政末期的各种丑闻，以及日益滋生的贪污腐败，其实重新为那份周报带来了好运气。

当时知识界的氛围也让我感觉不自在。就跟世上每一位左派人士一样，1968年的造反运动也让我兴奋，但我继续秉持怀疑态度。我固然与法国历史学界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它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是法国社会科学的核心科目，并提供了许多巴黎“学阀”，成为阿蒙与罗特曼二人的写作素材[6]——不过我也在某些方面脱节，未曾接触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许多文化潮流与理论研讨。此外，尽管任何崇拜格诺与培瑞克的人，都无法不对法国知识分子玩文字游戏的传统大表敬佩，但由于法国思想家日益朝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移动，我发现他们已经变得不甚有趣、难以理解，而且无论如何都对历史学家没有多少用处。就连他们的双关语也不再有办法产生吸引力了。

经过1968年短暂风起云涌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不论老一辈或新一辈的左派显然都已经在法国退潮。虽然我对1945年以后的法国共产党向来评价不高，而且我早已认为乔治·马歇掌管下的法共领导阶层是一场灾难，但是眼见昔日法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群众政党已残破至此，只能获得不到4%的选民支持，若说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不会心痛的话，那是违心之言。然而法国还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东西，多半已无法让人感动；若不承认此点的话，那也是同样不诚实的行为。另一方面，许多前左派“学阀”的反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变得日益好战成性与情绪用事，让我跟他们某些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虽然我们相互尊重，有时还喜欢对方，但其中某些我必须在巴黎打交道的对象，不论见面的地点是学术活动或社交场合，他们都会在政治上令人不快，而他们对我的感觉也一样。

由于我维持1956年以来的自有风格，继续当一个知名而非正统，甚至从未在苏联出书的共产党员，结果让一些年轻时代比从前的我更像斯大林主义者，甚至还是毛泽东主义者的人士心怀愤恨，以为我蓄意拒绝跟他们走同样的路。对我来说，更让我反感的事情，就是他们当中一些最能干与最有声望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被冷战的浮夸之词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所吸引。相形之下，勒华拉杜里（他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重要的历史学家）直截了当重返他诺曼人祖先传统的保守主义，反倒不会那么令人气愤。说来矛盾的是，当共产主义政党已经式微、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及其帝国已经崩溃之后，反共产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反而变得益发恶毒，更不用说是歇斯底里了。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他是一位才智极高、深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与政论家——则表现得宛如那个新趋势的“学派大师”，竭尽所能让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改头换面成为对共产主义的学术攻势。几年以后，他在《一个幻想的结束》那本书中所呈现的20世纪历史，就是一个从共产主义危险之梦解放出来的过程。一点儿也不意外的是，我批判了他的观点[7]。如今我已是相当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结果我发现自己在法国左派分子进行困兽之斗的时候，一度担任了他们的急先锋。

这使得情况更进一步复杂下去，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以20世纪为主题的著作《极端的年代》，恰巧发行于孚雷推出那本书之前不久[30]。纵使拙作的价值受到认可，而且在其他国家就连著名的保守派书评家也冷静地加以肯定，它在法国——至少在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学阀眼中——却被看成是一本用于进行政治意识形态论战的作品，旨在对抗反共的自由主义人士。它虽然在学术期刊上面受到讨论（以英文版为对象）但没有被翻译成法文，其表面上的理由是销路必定不广，所以翻译的费用相对过高。那种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该书的其他每一种西方语言版本都颇为畅销。的确，法国学术界在那些年头的自以为是已经奇怪到了这种地步，结果该书虽已使用欧盟各会员国的文字和各种全球性的文化语言（含中文与阿拉伯文）发行，或正在筹备出版当中，却只有法文版于许多年的时间内始终付之阙如。最后它总算于1999年在法国问世，但那必须归功于一位比利时出版商的推动，再加上一份死不悔改的法国左派刊物——《世界外交论衡》——之积极协助。或许自从莱昂内尔·若斯潘于1997年出任总理之后，意识形态的氛围已经有所改变，因为他不像已故的密特朗那般折磨法国左派人士的良心。

书评界对该书的反应相当良好。原有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写出评论的人，此时若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已经化干戈为玉帛。销售的情况也还令人满意，至少有一阵子如此。那本书已被翻译成许多不同国家的语言，但我从散布于法国版图各地收到的陌生读者来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使得一个老态龙钟的亲法人士过了63年以后（1936年的“法国国庆日”，他在一辆新闻摄影卡车上面与法国左派传统展开了恋爱关系），得以在索邦圆形大剧场内，借由另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经历让事情功德圆满。索邦曾经是巴黎唯一的大学，如今已成为一群大学的鼻祖，而当天该校的大剧场内，挤满了应邀前来聆听我新书讨论会的巴黎人。那个巨大场地密密麻麻的来宾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曾经读过我的著作，这似乎证明了出版商拒绝我的时候所一再使用的论点——我的书在这个“六角形”的市场只会“叫好不叫座”。然而有一个事实把观众带进了大礼堂，那就是有某个人——他刚好是我——以坦率、批判、怀疑但不知悔改的方式发表言论，并颇以自己替左派发声为荣，纵使那个左派早已不在乎昔日的党名与正统教义。我在那个活动中喜欢这么想：自己仿佛置身于已突破重围、再度现身的巴黎左派中间，即便它为时非常短暂。

那段插曲适合拿来结束本章有关我一生情缘的叙述。对我这一代人而言，法国依旧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伏尔泰的语言遭到挫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语言在全球获胜之后，我能够对法国人的失落感产生同情心。那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变换，同时也意谓文化上的转型，因为它标志着小众文化的结束。在那个小众文化之中，唯独精英人士才需要国际交流，几乎无人在意他们的语言并未大量使用于全球，或甚至像已经死亡的古典语言一般，根本无人口头使用。我可以理解，昔日握有霸权的法国文化如何撤退到一个六角形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只有“后现代”法国理论家们在美国研究生之间所受到的欢迎，才能够稍稍舒缓窘境，但那些美国研究生并不一直了解他们。这绝非巴黎所想要的，而且巴黎根本无法适应现状，因为世界的其余部分已不再仰望巴黎，不再追随巴黎的领导。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法国从全球性的强权沦落到只具有地方色彩，这是残酷的命运。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却是发现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对此不以为意。但我这一代的欧洲人、拉丁美洲人和中东人对此耿耿于怀。更年轻的一代也应该在乎此事。法国正顽强地进行最后一役来捍卫其语言和文化的全球性地位。这个努力或许终将徒劳无功，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必要的防卫，而且未必注定会失败，此即每一种语言、国家和文化维护自己的独特性，借此抗拒全球化的进程中，对具有多元本质的人类所强行施加的单一化。

译注

1 当时从柏林到伦敦最短的路线，是直接前往比利时坐船而非绕道巴黎。

2 法国在1875年至1940年之间使用“第三共和国”宪法。

3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于1936年1月驾崩。

4 奥斯曼男爵（Ba ron Geo r ge s-Eu gène Hau s s man n, 1809——1991）为德裔法国城市规划师，曾奉拿破仑三世之命推动巴黎新都市计划（1853——1871），决定了现代巴黎的面貌。

5 “野鹤”（grues）隐喻妓女伸长脖子在找男人。

6 乔吉·亚当（Gyorgy Adam, 1909——1970）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师、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与哲学家，在布达佩斯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

7 下阿尔卑斯省（Basses Alpes）位于法国东南部，自1970年起更名为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迪朗斯河（Durance）则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主要河流。

8 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 1882——1944）高中时代的老师为法国最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他就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攻读德国文学，以最高分毕业并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一战”以后他既从事写作又任职于法国外交部。季洛杜在1940年退休，于德国占领法国后专心写作，1944年因食物中毒去世于巴黎。

9 《绑鸭报》（Le Cana r d en chaî né）创办于1915年，是著名的法文讽刺周报。“鸭”在法国俚语有“报纸”之意；“绑”则套用一个法国典故：克里孟梭曾创办一份名曰“自由人”（L'homme libre）的报纸，因故被查禁后愤而更名为“被铁链绑住的人”（L' ho m me en chaî né）。（《绑鸭报》亦有“鸭鸣报”或“侦探鸭”之类的译名。）

10 敦刻尔克（Dunkirk）是法国最北端的城市；佩皮尼昂（Perpignan）则为法国本土最南端的城市。

11 《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创刊于1829年，是欧洲资格最老的杂志之一。海涅、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托克维尔、乔治·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毛姆等人均曾在此发表文章。

12 即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他是理解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法国电影的代表性导演。

13 巴黎在1867年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那则笑话后来出现于王尔德的剧作《无足轻重的女人》：好的美国人死后去巴黎，坏的美国人死后去美国。

14 坐浴盆（bidet）就是安装于抽水马桶旁边、外观与之相似的盥洗设备。

15 作者在此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群众”（mass）与“弥撒”（Mass）的英语发音相同。

16 莱昂·布鲁姆（Léon B lu m, 1872——1950）是犹太裔法国社会党人，曾三度出任总理（1936——1937, 1938, 1946——1947）。

17 圣茹斯特（Saint-Just, 1767——1994）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1758——1994）均为激进的法国雅各宾派人，以及恐怖统治时期的领袖。二人于1794年遭到推翻并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的恐怖阶段随之结束。

18 贝尔维尔（Belleville）意为“美丽城”，原为巴黎东郊采石场工人和酒庄工人居住的村落，1860年并入巴黎，分属该市第十九区和二十区，以治安不佳与脏乱著称。“美丽城”已在20世纪末转型为巴黎第二唐人街。

19 乔治·培瑞克（Georges Perec, 1936——1982）是犹太裔法国作家，其父阵亡于“二战”，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1969年他写出一部名叫“消失”（La Disparition）的小说，全书300页内容完全未出现Ｅ这个字母（包括他自己的姓名在内）。三年以后他发表另一部小说，名曰《归来者们》（Les Revenentes），全书使用的元音只有Ｅ！

20 古罗马人将今日巴黎一带的地方称作“鲁特提亚”（Lutetia）。

21 马克思·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 1873——1943）为犹太裔奥地利演员及戏剧导演，自1905年起担任柏林德意志剧院负责人，将德国戏剧带入崭新境界。莱因哈特并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22 萨尔茨堡国际高等教育论坛（Salzburg Seminar）成立于1947年，有“心灵上的马歇尔计划”之称，现为中欧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其创办人为三位哈佛大学校友，其中之一就是海勒（Clemens Heller, 1917——2002）。

23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One）举行于1869年至1870年之间，因普法战争而中断。

24 那个日本女装模特儿名叫松元弘子，或弘子·贝尔格豪尔（Hiroko Berghauer, 1944—— ），1970年担纲演出了一部法、意两国合作拍摄的著名喜剧片——《床第风云》（Domicile Conjugal）。

25 “秘密军队组织”（O r gani sa tion a r mée se c rè te）为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的法国极右派民兵和恐怖组织，创立于1961年初。

26 马格里布（Maghreb）主要意谓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三个曾遭法国殖民的北非国家。前二者独立于1956年，后者独立于1962年。前述“秘密军队组织”即为法国右派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战斗团体。

27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被送上断头台。

28 “1940年至1944年之间不很‘戴高乐主义者’的过去”，意味该人曾与纳粹德国占领军或维希政府合作。

29 英国BBC于1979年播出一部名叫“蓝色记忆中的山丘”的电视剧。剧中主角为7名扮演7岁小孩的成年人，借此呈现幼时印象的持久性。霍布斯鲍姆将“蓝色”改成“蓝白红三色”以呼应法国国旗的颜色。

30 《极端的年代》英文版初版于1994年，《一个幻想的结束》法文版初版于1995年。

[1] 加布里埃尔·谢瓦里耶（Gabriel Chevallier）撰写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说——《克洛许梅尔乐》——让这个勃艮第小镇的政局永垂不朽。全书序幕是该镇准备引进公共小便池，却引起左右两派争执不休（此为第三共和国另一个典型的生活特征）。

[2] 《托帕兹》从此常在我心，以致多年后法国政府颁赠棕榈叶学术骑士勋章给我时，我只能强忍笑意。

[3] 话要说回来，美国与澳大利亚在30年代崛起之前，法国曾于国际网球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主力球员为“四剑客”——科谢（Cochet）、拉科斯特（Lacoste）、布律尼翁（Brugnon）和博罗特拉（Borotra）——再加上一位当时相当罕见的女性体育明星：苏珊·朗格朗（Suzanne Lenglen）。

[4] 可参见这位非凡人物的传记——安妮·克里格尔与Ｓ·库图瓦（Annie Kriegel and S. Courtois）《欧根·弗里德：法国共产党的大秘密》（Eugen Fried: Le Grand Secret du PCF），巴黎，1997年。

之前已有许多人探讨过莫斯科和巴黎于创建“人民阵线”时的互动关系，但目前看来大致清楚的情况是，“人民阵线”真正的创举——共产党愿意将所谓的“联合阵线”之范围，从社会主义阵营扩充至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阵营，最后甚至纳入一切反法西斯人士——不但起源自法国，而且违反了共产国际的初衷。

[5] 法文原文讲法为：“那么，您应该已经熟悉了我的那些监狱。”这段逸事是那位出版商亲口告诉我的。

[6] 艾尔维· 阿蒙与派屈克· 罗特曼（Hervé Hamon & Patrick Rotman），《学阀：探讨高级知识分子》（Les Intellocrates: Expédition en Haute Intelligentsia），巴黎，1981年，第330页。

[7]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参考拙作《马赛曲的回响：法国大革命两个世纪后的回顾》（Echoes of the Marseillaise: Two Centuries Look B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罗格斯，1990年；以及“历史与幻想”，《八九年的论战》（“Histoireet Illusion” in LeDébat 89），1996年3月14月，第128——138页。

第20章

从佛朗哥到贝卢斯科尼

一

积极进取的小说作家永远不愁缺乏题材。纵使江郎才尽的话，还有家史与自传可写。奋发向上的职业历史学家却没有内在系统来导引他们，告诉自己究竟想探索过去的哪一个部分。于是他们在多半情况下，并不晓得自己的声誉将建立于何处——是都铎王朝、英国革命、17世纪的西班牙，或者是其他领域。他们通常在大学得到一个研究课题、给它起一个标题来获得博士学位（或像是在我那个年代，当牛津剑桥还鄙视那一类头衔的时候，就撰写研究员论文），然后大多数人从此固守自己的“领域”或“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封锁了我原先的企图，让我无法走上这样的一条路。结果我成为历史学者以后的第一本著作——《原始的叛乱》——涉及了之前我未曾多加留意的领域，而且那其实是没有其他人曾经真正探讨过的范畴[1]。该书的主要依据，是我20世纪50年代频繁前往西班牙与意大利旅行时的经历，而那两个国家从此与我的生活和撰述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同于意大利的地方是——有哪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会想去意大利呢？——我在1951年已开始前往西班牙旅行，而且它早就是我生活的一环。甚至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情况即已如此，而内战更使得西班牙成为我那一代每个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管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在1945年以后仍然被其他欧洲人视为一个陌生的国度。在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西班牙依旧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天地，那里的干旱地貌留下了革命、战争与挫败的残影，其间弥漫异国风情——弗拉明戈、响板、斗牛、卡门、唐·荷西、艾斯卡米罗[1]，以及通称的“西班牙味”：唐·吉诃德、荣誉、骄傲与寂静。我的叔叔任职于环球影业时，曾经去过西班牙并在当地认识了一些人。我们家中的不同角落摆放着他多次旅行下来的纪念品：一支沾满干涸血迹的短标枪、一本关于斗牛的书籍、一位身穿军服的老迈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领袖的签名照，以及各式各样的杂物。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地区[2]爆发起义之后，他有位朋友寄了一些附插图的西班牙报刊过来，于是我得以盯着保皇派《Ａ Ｂ Ｃ日报》上面耸动的照片来发挥想象力。接着，1936年夏天一个由许多历史事件构成的诡异组合，让我在佛朗哥将军起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有机会短暂进行实地观察。

当时我已经在巴黎住了三个月，因为伦敦郡议会曾拨出奖助金，供我在进入剑桥大学以前进修法语。7月底某日，我很兴奋地发现自己买来的一张彩券中了奖。奖额其实并不太高，我记得应该是165法郎，约折合2至3英镑而已。幸好法国“人民阵线”新政府不久前引进了“带薪休假”（那是它难得能够延续至今的革新措施之一），而且新设立的“体育与休闲部”还提供超廉价的火车票，让全民皆可享受火车旅行。于是我使用中奖赢得的钱，从奥塞火车站——它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被改建成19世纪法国艺术展览馆——搭车前往比利牛斯山脉，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旅行、下榻于青年旅舍和露营地。那次美妙旅行的半路上，有一位逍遥各地、在大西洋此岸成为搭便车旅行先驱的中欧年轻人，用德语把这种更便捷的廉价行动方式传授给我（“一直走路”，“等车子停下来”）。结果我搭着便车从比利牛斯山靠近大西洋那一端，来到靠近地中海这端的一家青年旅舍。它离西班牙边界不远，对面就是普伊格瑟达那个城镇[3]。

这未免太引诱人了。于是我朝着边界走去，却被一名看守边界的年轻武警赶了回来，因为我没有通行文件。接着我步行约莫一英里路来到下一个关卡，那里的守卫人员未加刁难便放我入境，让我当天有机会在普伊格瑟达四下观望。当时该地其实是一个独立的革命行政区，由无政府主义者当家，其间并夹杂一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我在当地并未看见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的标语——那时两党已合并成单一政党，名曰“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合党”。）当地百姓自然会对一个不请自来、完全陌生的外国人深感兴趣，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反正西班牙跟法国在那个角落搅在一块儿，更何况加泰罗尼亚语刚好介于西班牙语和法语中间。于是我想不起来在沟通上有过问题。那难忘的一天留给我最持久印象的，就是停靠在市区主要广场上的几辆卡车。每当有谁想去打仗的时候，便走到卡车那边。而且有人告诉我，卡车一装满志愿人员就直接开赴前线。许多年以后，我曾经撰文说明此次的经历如下：

“场面固然壮观，但那并非战争”这句名言[4]，或许更适用于当时的状况。其场面虽令人惊叹，但此次经历对我产生的主要影响却是我要过了20年以后才愿意承认，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并非一出下场可悲的闹剧。[2]

事实上，普伊格瑟达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一个正准备迈向战争的小区。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也并非一个满街都是年轻武装民兵的地方，迥然不同于其后几场革命的风格（例如1936年时，西班牙乡间未曾出现身穿军服的年轻女性）。只是较不寻常的场面，那座城镇似乎到处充满了政治、讨论与争辩，人们或成群站立，或拿着报纸坐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边。

不幸的是，当天结束得糟糕透顶。那名年纪很轻、在第一个检查站把我赶回去的无政府主义边防警卫，晚上下班以后看见我在广场上吃喝聊天，立即向他的政委做出检举。我随即接受了颇有礼貌但态度强硬的讯问，负责审讯的人面无笑容，身上穿着类似军装的服饰。我十分确定，他不晓得该如何处理我这号人物——我在那种情况下也不知应如何自处。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力量显然不可任人等闲视之，即便那名不顾劝阻、非法入境的英国青年并未表现出意图危害革命的迹象。我必须承认自己相当紧张，因为我落在一群喜欢乱扣扳机的乌合之众手中，况且他们正努力不懈地想揪出反革命分子。当晚稍后，他们要求我沿着黑漆漆的马路走回法国边界，并有一名武警将枪管直指着我的背部。于是我对西班牙内战的惊鸿一瞥，结束于西班牙共和国将我驱逐出境之时。

那天我到底想在普伊格瑟达做什么？这是历史学者面对自传作者的身份时只能撒手不管的问题。这不光是因为，经过60多年下来的心灵改写之后，我对那天的印象几可确定已经走样。同时更因为即便在事发当天，我穿越边界的目的也不清不楚——如果“目的”一词是正确用语的话。倘若我在当地的停留未曾骤然中断，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依据一般人对西班牙内战的共同记忆来推断，我想必应该考虑过加入共和国的部队，来进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就像其他若干英国年轻人在内战最初几星期内所做的那样。但几乎可确定的是，当我走过去参观革命到底是何模样的时候，心中并无此念头，尽管我和同辈的左派人士并无二致，马上热烈认同了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战斗。那天我到底有没有动念参加作战？我答不上来。即便有办法重建自己当时的感觉，或许我也会想躲到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伞下面[5]。那是因为自从随即成立了“国际纵队”之后[3]，我所提出的任何答案可能都有损自己的信用。假若我未曾考虑参战，为何我不那么考虑？假若我考虑过，那么我为何还是没有参战？假若除了我个人的记忆之外还出现其他资料，那么对此事较不具个人偏见的其他历史学家，又将对霍布斯鲍姆年轻时代于西班牙革命现场的奇特案例得出何种结论？这是用传记来写历史时会出现的问题，或者还更广泛地涉及试图了解人类天性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总而言之，那天我在普伊格瑟达的遭遇已显现出，“假若……将会如何”这种方式的历史是多么无谓，今日的术语却称之为“反事实推论”。我们无法从那些数不胜数的假设前提来选择性地做出推断：假若那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边界警卫未曾在第一座检查站拒绝我入境的话，我随后的生命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或者将不会受到何种影响。我那天的遭遇也显示出，对历史学家更有用的做法还是张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尤其是当他们有幸于正确时刻待在正确地点的时候。普伊格瑟达初步介绍我认识了，并让我永远着迷于“原始的叛乱”之典型温床，亦即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已经在该国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其间最主要的启发来自杰拉德·布瑞南的一本非凡著作——《西班牙迷宫》。该书的第二版于1950年推出后不久，我想必就已经加以阅读。但我已经记不得，阅读的时间究竟是在我首次真正认识西班牙之前，还是之后（比较可能如此）。那一次旅行给我留下的则是：“西班牙对所有晓得她的人所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印象。”[4]我历来的西班牙之行当中，至少有两次是专门为了探索无政府主义传统：一次是在1956年前往卡萨斯维哈斯[6]，那个村庄曾试图于1933年发动自己的世界革命；另一次是在1960年，当时我莫名地探访了一位新近阵亡的无政府主义游击斗士——佛朗西斯科·萨巴特[5]——的足迹。

但我已经无法确定，为何会决定利用1951年复活节假期前往西班牙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学会该国语言，只看得懂内战年代的口号、歌词，以及一些国际通用的意识形态用语。就跟后来待在意大利的时候一样，我必须通过谈话来学习当地语言，并不时求助于一本袖珍字典——在意大利这么做起来比较简单，因为谈话对象主要都使用有修养的意大利语，而西班牙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却难得是学者（假如他们是学者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用法语来沟通。）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很快就能够相当流利但不合文法地说出那两种语言。我抵达巴塞罗那当天晚上就展开学习，地点是帕拉雷罗大道上的新咖啡屋（咖啡外加歌舞，付费五个“比塞塔”）。有一名刚从穆尔西亚过来找工作的泥瓦匠坐在我隔壁，他对着小小舞台上的二流演员指指点点，教会了我诸如“漂亮”“难看”“臃肿”“苗条”“金发”“棕发”，以及其他相关的字眼。

我当时写下的文字[6]显示出来，有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巴塞罗那为了反对提高票价，继3月初成功进行大规模抵制电车行动之后，紧接着又举行大罢工。我返回英国后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期望过高地认为那个行动“打破了被动与观望所构成的硬壳，而那个硬壳——由于西班牙缺乏有效的地下组织——就是佛朗哥今日最大的资产……”[7]但那种评断未免过于乐观，即便该政权显然在50年代下半叶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那时我所认识的反佛朗哥流亡者往往具有共和派的背景，例如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其父仍然被流亡人士承认为一个虚拟共和国的总统，他自己则在后佛朗哥时代出任西班牙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但也有些人属于佛朗哥手下当权派家庭的子弟，其中之一是我的好朋友文森特·吉尔包–利昂。他从自己任职的外交单位直接被关进佛朗哥将军的牢房，出狱后与我同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寓，直到他前往巴黎协助创办伊比利亚斗牛场出版社为止。该出版社偷运入境的各种书籍里面，也包括了修·托马斯首开先河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曾于20世纪60年代深深影响了年轻不满分子迅速茁壮的运动。后来我也是通过文森特才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取得联系。

无论如何，我在1951年首次目睹的巴塞罗那，依旧布满了身穿“野战灰色”制服的武装警察队伍，手持有如鬃毛般直挺挺伸出的步枪和冲锋枪。他们或每隔100多码出现于市中心，要不然就站在工厂大门外，或者是看守宏伟如宫殿般的银行大楼。那些大楼就是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城市闹区街道的标志，仿佛统治者的堡垒支配着饥饿的人民。我在城内待了几天以后，便时而坐火车、时而搭便车，沿着海岸南下来到瓦伦西亚，随即前往穆尔西亚、马德里、瓜达拉哈拉、萨拉戈萨，然后又返回巴塞罗那。

西班牙在50年代早期非常贫穷饥饿，或许比在世者记忆中的任何时期都还要来得饥饿。百姓似乎只能够靠马铃薯、花椰菜和橘子维生。当我待在“塔拉哥纳”观赏位于古罗马废墟之间的淡金黄色美丽大教堂时，我忍不住向自己问道：这座城市在整个历史上可曾有过更艰苦的时刻？西班牙没有舆论。新闻从巴塞罗那传播到西班牙其余部分的途径，就是通过谣言、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沿路叫卖的小贩、卡车司机，以及一些偶尔收听国外广播的人。国内的报刊评论则仅仅做出语焉不详的报导。由于才智之士多半流亡海外，该国的知识生活似乎已遭扼杀（书店内没有多少本“严肃的”西班牙文著作——它们通常翻译自外文，就连西班牙古典作品主要也都是拉丁美洲的版本）。

西班牙很不快乐。无论在咖啡屋、在卡车驾驶室，还是在可怕得难以形容的“邮车”——逐站停靠的廉价慢速火车——人们重复说出来的话都不外乎“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要不然就是“这个国家的百姓比任何地方的人更穷”。在马德里一个招待我住宿的小贩家庭，其女主人更向我表示：“自从普里莫·德里维拉（1923——1930）走了以后[7]，这个国家凡事都一塌糊涂”。西班牙还没有忘记内战，而遭到征服的百姓无论再怎么无力与绝望，仍然未曾改变初衷。可是一旦谈论起这方面的话题时，便屡屡有人表示：“天下没有比内战更糟糕的事情——父亲对抗儿子、兄弟对抗兄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托马斯·霍布斯的一个论点成为佛朗哥西班牙政权的靠山：任何有效的政治秩序胜于没有秩序。尽管其不公平昭然若揭，那个广失民心的政权还是延续了下去（至少在我前往的西班牙东半部如此），主要的理由倒不在于它大权在握并肆意威胁恫吓，而是因为没有人想要另一场内战的缘故。或许佛朗哥根本难以为继，假若美国人和英国人于“二战”末期决定他不该存在下去，并允许主要由西班牙共和派构成的抵抗军从法国南部展开入侵行动的话。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尤有甚者，西班牙是一个被孤立的国度。其沾满血污的政权仍然躲在反现代化势力、因循守旧的天主教会以及闭关自守专制政体的硬壳里面。随后三四十年内让该国改头换面，甚至改变了西班牙人外观的非凡工业化成就，当时几乎尚未起步。除了在同样自我封闭的葡萄牙之外，欧洲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像穆尔西亚那般，与1914年以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偏远城镇无甚差别：数十名身穿黑白两色制服的保姆正在军营士兵注视下，沿着河畔步道看护身旁的小孩；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仍有伴护人陪同在侧；农民与猪贩在市场的咖啡馆讨价还价；观光客的数目只有千百人，而非日后的千百万人。地中海沿岸也还空空如也。当我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安达卢西亚海岸时，心中只会浮现一条尘土飞扬、炽热难耐的空荡荡小径。它坐落于岩石和大海之间，不时可见秃鹰自四面八方从天而降，加入地面上正在从一具骡子或驴子尸体扯出内脏的粗暴同伴的行列。

或许由于尚未出现让世风严重败坏的因素——有钱人在穷人土地上大肆进行的观光活动——才让当时的西班牙人得以维系传统自豪感。那些日子最让我震撼的现象，莫过于看见贫穷的男男女女如何坚持礼尚往来的对等关系：从别人那边接受香烟以后就必须回敬一支；由于无力回报而拒绝从一个显然比较富裕的英国人那边接受白兰地酒，但愿意喝他请的咖啡，因为他们有能力回请。依据我的经验，外籍人士还没有成为当地贫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连我们在1952年来到塞维亚[8]的时候也是如此——那年我曾经与一些学生朋友，乘坐一艘标明为英国籍的帆船停泊于市区，位置就在特里亚那那些还不登大雅之堂酒馆的正对面。

西班牙似乎冰冻于自己的历史中，而且看来还将如此继续下去，于是成为令外界观察者与分析家觉得异常棘手的国度。一成不变的过去——包括最近的过去——表面上已经压倒了各种内在与外在的改变力量，但那些力量其实即将于随后数十年内，让西班牙几乎以更甚于任何欧洲国家的方式，出现既戏剧性又不可逆转的变化。我曾经尝试了解西班牙的历史，但除了确定佛朗哥主义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之外，我找不出线索来判定该国将走向何方。迟至1966年我仍然下笔写道：“资本主义不断在该国受到挫败，而社会革命的遭遇也一样，尽管后者始终具有迫切性并不时爆发出来。”下笔时我还没注意到，那个句子在当时就已经变得多么不合时宜[9]。

假如我在20世纪50年代与反佛朗哥势力，或者与西班牙知识分子有过更密切接触的话，是否能让我产生更多现实感呢？我非常怀疑此点，因为唯一有效的反对党（共产党），当时仍极力抗拒其地下干部从西班牙传出来的信息：佛朗哥政权突然垮台的前景并不存在。至于昔日身为西班牙工运主角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结束后已不再是值得认真看待的势力。但事后回顾起来仍令我惊讶的是，我在20世纪50年代与西班牙知识分子和熟悉政治内幕者的接触有多么贫乏；或者换种讲法，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与新一代西班牙青年学生和学者之间的来往是多么不足。那些人曾经来伦敦拜访我，因为他们听说我立场左倾，要不然就因为他们读过我的书——从1964年开始，拙作已由一些我不晓得的出版社印行，而且往往是相当差劲的译本。但那个现象正好意味着：旧政权面对年轻知识分子大规模展开的文化与政治异议行动，正缓缓逐步陷入衰颓。独裁政权的没落，曾让本书作者在某些历史时刻获益匪浅，西班牙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首开其端。

二

我在1952年的意大利发现之旅，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同于西班牙之行。那主要是因为意大利既不饥饿亦未陷入停滞，甚至生活开销也很低廉。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的每日总支出往往只相当于一英镑，而且我不会像在西班牙那般，看见自称为中产阶级人士穿着有补丁的服装出远门。虽然直到60年代以前，经济奇迹的年代仍未改变一般意大利百姓的生活，而且就连在北部地区也不例外，但蓬勃发展的初步迹象已不时可见：路旁色彩缤纷的现代化加油站已不再只是卖汽油的地方，全功能的高科技蒸汽浓缩咖啡机即将征服全球，成群结队的摩托车骑士已在等待廉价汽车涌入市场。但这并不表示整个意大利，尤其是南部地区和各座岛屿，都正在迈向西方式的“现代社会”。《原始的叛乱》若有单一起源的话，那么全书的滥觞就是1952年在安布罗吉欧·多尼尼教授罗马家中的晚宴。说得更精确一点儿：由于多尼尼一家人坚持平等原则——主人、仆人与客人同桌用餐——那本书其实诞生于晚宴以后的对谈。我的东道主“告诉了我有关托斯卡纳地区的‘拉扎尔教派’，以及意大利南部一些宗派的事情”[8]。

多尼尼教授除了是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之外（并为相当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同时也是宗教史专家。因此他大表赞同地说道，托斯卡纳乡下的一名“弥赛亚”在1878年遇害之后，其追随者如何忍气吞声苦撑到下一个世纪，终于在1948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遇刺受伤后大举起事。他还告诉我，某些乡下党部如何让共产党领导当局深感困扰（1949年至1950年是意大利南部快速激进化的时期），因为他们坚持要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或其他类似教派的信徒遴选为党支部书记，只可惜那些人通常不被看成是担任马克思主义政党干部的好材料。那些打算把盛行于中世纪的想法带入20世纪中叶的信徒，究竟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怎么会把列宁与斯大林的时代，看得仿佛好像也是马丁·路德的时代一般？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截然不同于那些有意争取其支持、借此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运动，那么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为何除了安东尼奥·葛兰西[10]那位杰出的思想家之外，难得有意大利学者注意过他们？

看来意大利充满了他们的足迹。于是我在着迷与感动之下，于随后数年内沿着地中海滨的乡间道路旅行，希望能够发现他们的踪迹。幸运的是，有些人类学家于调查非洲反殖民运动之际，也对类似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曼彻斯特大学的马克斯·格鲁克曼即为其中之一。他具有非比寻常的独创性，而且是一位令人畏惧的学术领袖，不但每周率领系里学生以合乎人类学的举止来为曼联足球队加油，并安排我过去主持三堂演讲讨论课。在我主持那几堂课的过程中，他不但让我（及其学生们）首度观赏玛丽莲·梦露的《七年之痒》，还规定我必须把授课内容扩充成一本书[11]。

我依然记得自己在1953年首度造访西西里岛时，曾受到米开雷·萨拉先生盛情招待。他是阿尔巴尼亚平原[12]的镇长兼议员，而该地自从1893年以来即为左派重镇。那个小镇在1893年还叫作希腊人平原，当时有一位可敬的尼古拉·巴尔巴托医生于镇外遥远山区的金雀花隘口，站在一块岩石上面向当地居民宣扬社会主义福音——那块大石头今天还叫作巴尔巴托石。（米开雷·萨拉出生于那一带附近，年轻时曾经亲耳聆听过从那位使徒口中传出的美妙话语）[9]。不论雨淋还是日晒，是战争、和平或法西斯主义，不少“平原人”从此固定于每年5月1日游行前往该处举办庆祝活动。1947年5月集会时，曾有一个名叫朱瑞安诺的盗匪进行了大屠杀，此事件后来被佛朗西斯科·罗西加以还原，拍摄成《萨瓦多雷·朱瑞安诺》那部精彩的电影[13]。

屠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共产党指派萨拉先生负责这个西西里岛最复杂的地区。萨拉具备了西西里式的务实主义，在年轻时代吸收了不少党员，其中一位名叫朱赛佩·贝尔蒂的巴勒莫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角。由于他运用策略，刻意将社会主义办公室设置在面对妓院出口的一栋公寓内，因而可以笃定地让潜在招募对象于心情松懈之际，乐意接受红色宣传。他并且将这种草根作风与自己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实际政治经验相结合。他曾于政治流亡时期在布鲁克林待了20年，学会了足够的英文，因此当我们共乘镇长座车出游时，萨拉能够一面用英语向我介绍他大量兴建于郊外的砖石结构（“许多人需要工作”），一面向左右两侧的镇民招呼致意（“我知道在这个镇上该向谁问好！”）。

他还向我介绍当地的公墓，但那其实比较像是“史前坟地”，由玛特朗加、斯基洛、巴尔巴托、洛亚卡诺等阿尔巴尼亚家族所包办，再加上其他于15世纪、16世纪移民至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的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家庭。每一块现代的墓碑，不论尺寸大小都陈列出往生者的相片。死者在“平原”始终受到尊敬、不被遗忘。我还看见身穿黑袍的妇女仿佛理所当然一般，默不作声坐在街头，但永远将脸部对准室内的方向。萨拉曾与我一同沿着镇内广场漫步，当他看见行走于广场另一侧的反共人士及黑手党徒时，便停下来以警告的口吻向我说道：“别让这里的任何人晓得你来自英国。此地有些人未必喜欢看见你跟我在一起，因此我已经告诉他们你来自博洛尼亚。”那种说词相当合理：即便在西西里岛上，大家也晓得博洛尼亚是一座红色的城市，而共产党员相互进行拜访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但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整天在一起讲的都是英语！萨拉非常了解当地的居民，并不觉得那构成了问题：“这些家伙哪里会晓得博洛尼亚人讲的是什么话呢？”的确，那在90多年以前——当意大利刚统一后不久——是不争的事实。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于1865年派遣第一批教师过来，向西西里儿童传授但丁时代的意大利语[14]，但当地居民以为他们是英国人。

就这方面而言，直到国家电视台开播为止，西西里岛的情况基本上并未出现太大改变。但即便是其他比较不落后的意大利地区，多少也都还带有第三世界的味道。对大多数该国百姓而言——甚至包括了母语为西西里语、卡拉布里亚语或皮埃蒙特语[15]的双语人士——意大利文实际上是由两种语言所构成的：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以及源自巴洛克时期的书面语言，而后者也就是报纸、书籍以及正式谈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意大利继续保留了古代遗风，甚至该国公众对学者的尊重与依赖亦然。我想不起来在其他欧洲国家，还有谁能够像布鲁诺·特伦汀那般——他出身自一个流亡国外的反法西斯学者家庭——尽管毫不掩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却有资格当上一个主要产业工会的领袖，后来还成为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负责人。

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所认识的意大利又不一样了。1945年以后，来此观光已不会让人感觉良心不安，可以在这个已于喧闹中打破自己法西斯过去的国家，重新享受艺术与乐趣。我有幸获得最佳的向导组合：由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负责筹划；意大利出版家恩佐·柯瑞亚以自己在所有艺术领域内的渊博知识，向其同样热情洋溢的朋友们展示意大利的偏远角落与最驰名的艺术珍宝。况且我难得独自前往意大利，否则就是抵达之后难得没有意大利朋友作陪。自从再婚以来，我的意大利友人又包括了马琳的朋友们，因为我们初次相遇前，她曾经在罗马居住了许多年。此外我还享有一项巨大的优势，此即有一位重要人物替我引荐，用自己的名号为我打开了每一扇左派的大门，并开辟了通往许多其他方向的路径。他就是皮耶罗·斯拉法。

斯拉法早已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套顶级房间内功成名就，并与正对面房间的莫里斯·多布共同编纂了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经典作品集。这位个子矮小、彬彬有礼、头发斑白的先生沉默寡言而且著作不多，但以具有令人敬畏的批判能力著称。斯拉法习惯做幕后工作。虽然他就像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对自己的政治观点讳莫如深，但我们都晓得他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挚友。自从葛兰西于1926年入狱直到1937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是那位共产党领袖与外界的主要联络人，而且他在一位来自银行界的得力朋友协助下，成为保存葛兰西狱中遗稿的负责人。但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假使没有他来配合，葛兰西很可能根本无法写出那些卓越的狱中手稿。其原因是斯拉法（来自都灵市一个富裕的家庭）于葛兰西被捕后，马上在米兰市一家书店替那位狱中人开设了一个无上限的客户账号。他与当时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在大学时代即已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据悉斯拉法曾于战后考虑返回意大利定居，但1948年的选举结果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的同盟遭到惨败。

由于他认识反法西斯阵营内的每一个人——都灵市毕竟曾同时为自由派与共产党反法西斯主义者的首都——斯拉法的名号让我立即在意大利党内知识分子之间得到接受。当时外国共产党员自动被视为兄弟和伙伴，彼此之间的称呼是“你”（tu）而非“您”（lei）。于是当我在罗马打电话给斯拉法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时（当时最资深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德里奥·康提莫里），那位行动缓慢、身材矮胖、专门研究16世纪宗教异端、机智风趣、外貌老于实际年龄的先生，立刻邀请我前往位于特拉斯特维雷区的公寓，与他本人和他正在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妻子（埃玛）同居共处。在他的协助下，我从那里与罗马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取得联系，而他们当时大多还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大致说来，我对意大利的认识——除了风景与艺术史之外——多半来自意大利共产党员，或者是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仍然亲共的意大利人士。我幸运的地方是，我在意大利左翼知识界的朋友们，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实务与理论相结合，而且他们往往兼具观察者与新闻分析家的身份。

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几乎任何旅行于意大利偏远乡间地区的人都会发现，当地居民既喜欢问问题，也愿意回答外国人提出的问题。毕竟那依然是一个讲究面对面口头交流的国度。例如在斯培扎诺–阿尔巴尼斯这样的地方（位于卡拉布里亚地区，科森扎省），少数流传到当地的报纸，还必须由专人为咖啡店、工匠作坊，以及共产党小组内的人员大声朗读出来。迟至1955年，电话机才刚刚在几个月前来到了锦绣圣乔凡尼——中世纪伟大的千禧年主义理论家弗洛拉的约阿基姆修道院长的老家。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陌生人带来了消息，而当地百姓不管喜欢与否也只能体会到，新时代无可避免地已然来临。“事情正在改变”，1955年时不只一次有人在西西里岛告诉我，“我们的习俗正变得跟北部差不多，比方说女人已开始出门抛头露面。我相信到头来我们会变得跟北部人一模一样了。”

当时意大利共产党似乎是通往新时代的主要途径。它有大约200万名党员，得到全国1/4选民的支持，而且每次大选的得票率都不断增加，直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达到巅峰为止——其得票率此刻已逼近34%，几乎与基督教民主党那个永远的执政党打成平手，而且乐观者表示共产党即将超前领先。在社会方面，意大利共产党既涵盖了意大利的各个社会阶层，同时又是一个阶级政党，此情况在它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大本营尤其如此：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也就是一些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科技与商业蓬勃发展，同时行政机关奉公守法的地区。然而意大利共产主义并不等于整个意大利，共产主义在该国只是处于核心地位、以奇妙方式促成文明发展的推手而已。其情况类似英国的“不服从国教派”，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屈居少数。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规模庞大、根基深厚的运动。党干部们口中所称的“共产党人民”，并非仅仅意味着支持共产党的选票，或者是每年延长有效期限一次的党证。意大利共产党定期举办的主要群众集会，名义上是为该党发行的《团结日报》募款（共产党员阅读该报并不比大多数意大利人阅读其他报纸来得勤快），实际上则是定期举行的“金字塔状”民间庆典。金字塔底部是各个乡村及市区，其顶端则为一年一度举办于某个主要城市的“全国团结日”。我跟意大利政治的关联，在1953年开始于波河河畔的一座村落，当时我被描述为“兄弟党的代表”而必须上台致辞，只有老天才晓得我是如何办到的。“团结日”基本上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家庭假日远足活动，届时人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付出金钱，并与老婆、小孩、朋友和值得信赖的领袖共度好时光。据说当第一届“团结日”于那不勒斯举办的时候，那座伟大城市的居民晓得，蜂拥而至的访客并非可以大赚一笔的观光客，而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与“伙伴们”，因而都听从了当地党领导人的呼吁，在24小时内暂时戒掉了自己名闻遐迩的勾当。

“团结日”当然也是一场政治大会。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每当明星级人物过来施展政治演说术时，其演说价值与演讲长度之间具有等比例关系。其演说技巧来自在露天剧场演戏的本事，而忠贞的党员很可能会将其表演视为最伟大的公开娱乐活动。由于“共产党人民”也是意大利除了中产阶级之外，唯一热衷于提升自我和进行阅读的阶层，一些身为先进人士的出版商必须依赖其集会活动（特别是全国性的“团结日”），来创造自己大部分的年销售额，尤其是为了售出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历史著作以及其他知识上的消费者耐用品系列。我的出版商——朱利欧·埃伊瑙迪——基于自己往常对全国市场的判断，选择于1978年大规模举办热那亚“团结日”之际，推出厚达数册的《马克思主义史》（由我和其他人共同编纂）。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在恩里科·贝林格领导下，声势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最高潮，但也在同一时期出人意料地开始没落。不幸的是，正如同意共逐渐走下坡路一般，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也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虽然《马克思主义史》的第一册卖得还不错，但那整套书也只有该册被翻译成英文。即便如此，那一届“团结日”依然是令人难忘的演讲飨宴：它举行于蓝海上方的宽阔露天圆形剧场；在巨大帐篷内，桌上摆满了食物，到处都是家庭派对和相互致意的朋友们；踌躇满志的共产党领袖们（除了沉默寡言的贝林格之外）则在旅馆大厅内谈笑风生。

我非常幸运，有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前共产党员及抵抗运动人士，引领我进入了意大利。其中我所认识的全职政治人物，倾向于保留自己的学者与作家身份：乔治·纳波利塔诺、布鲁诺·特伦汀、身材高大的乔吉欧·阿门多拉，以及身材矮小肥胖、博学多才的艾米利欧·塞瑞尼，他来自罗马最古老的犹太家庭之一（战时曾在罗马遭到德国人拘禁），能够同样匠心独运地下笔写出意大利山水的历史以及利古里亚的史前史。他们当中的学者也倾向于兼具从政者的身份，有几个人还是党的中央委员。其中雷纳托·赞盖里是经济史学家，曾经在意大利最大的“红色”都市——既保持了中世纪美妙风味又具有现代感的博洛尼亚——担任市长时有过杰出成绩。朱利安诺·普洛卡里奥与罗萨里奥·维拉里两位历史学家，则在意大利国会做出魅力十足的表现（维拉里和他的妻子安娜·罗莎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

我一开始就发现自己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相处甚欢，那或许因为他们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友善得足以化解敌意的缘故。例如并非每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物都能够像乔治·纳波利塔诺那般，不声不响地来到剑桥，只为了能够在老迈不堪的皮耶罗·斯拉法临终前紧握其手[16]；或者像他那般于内政部长任内中断自己的工作长达数小时之久，只为了前往热那亚参加别人为我举办的80岁生日庆祝会。我初抵意大利不过几年以后，即已介入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成为1958年1月葛兰西研究大会名义上的赞助人之一和唯一的英国出席者——该项庆典是莫斯科意识形态正统教义的监控者，首度为了正式认可那位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而举办的活动。那也是我和意共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见面的唯一场合。从此我开始亲近意大利共产主义，发现其已故理论大师葛兰西具有奇妙的启发性，而且该党在1956年以后的政治立场仍可被接受。截然不同于英国的是，1956年后的意大利共产党仍然值得加入。

为什么跟意大利人交往起来会这么容易？意大利人与法国人或英国人大为不同，每当他们看见外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事务感兴趣时，就会兴高采烈，觉得受到恭维，甚至得到鼓舞，即便（或许特别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显然跟他们很不一样，要不然就是像我这般意大利语能力颇有问题、对意大利的认识相当肤浅。在我看来，这多少出于外界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认为，意大利人所属的国家虽令人着迷却无须认真看待，而且该国自从1860年统一以来，无论于和平年代或战争时期都表现欠佳。我认为这促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被边缘化与地方化的感觉。意大利人已经认命，相信真正的历史行动、文明中心与学术权威都在国外。自17世纪以降，除了在音乐的范畴外，实际上已无人将意大利视为文化与学术成就的楷模；从19世纪开始，就连意大利歌剧也失去了那种意义。法西斯主义虽然在某种程度内强化了国家认同感，但在尝试治疗意大利人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自卑感之时，却失败得一塌糊涂，更何况未曾做出任何贡献来让意大利文化摆脱地方化的窘境。

后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意大利有感于自己在文化上必须急起直追，只得从国外想办法。因此翻译自外国作者的书籍，在意大利图书市场上的地位依旧比较崇高，这种情况更甚于地位相似的其他任何国家。除此之外，凡是能够得到国外青睐的意大利成就，几乎都会在国内受到颂扬。像朱利奥·埃诺迪便十分清楚该怎么做，于是他迟至1979年都还先在巴黎而非罗马，推出那一部非常了不起、由杰拉塔纳评述的葛兰西《狱中札记》，其做法与他当初先在牛津推出厚达数大册的《意大利史》如出一辙。“巴黎认可”或“牛津背书”之类的标签，依然是在意大利营销那些书籍的不二法门。话要说回来，18世纪以后的意大利文化确实多半只具有地方性的意义，从葛兰西所阅读的书籍和所撰写的内容亦可清楚看出此点。纵使在最佳情况下，除了数学、歌剧以及短时间内令人感兴趣的未来主义等领域之外，国外没有人真正在乎意大利的著作。

或许脱胎自反法西斯运动的意大利共和国所做出最引人瞩目、最出人意料的成就，就是让这一切完全改观。该国于如此进行的时候，更向不怀偏见的外籍人士呈现出他们始终深信不疑的事实，此即意大利人并未失去自己在知识、艺术与商业上的天赋，而且正是这些天赋让意大利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创造出举世艳羡的成就。就某些方面而言，战后的法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法国在1945年以后丧失此前所拥有、长期以来自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霸权，并且事实上已经退居成一个讲法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处；意大利在艺术、科学、工业、设计和生活方式等领域内的声望却不断上升，意大利的形象已从西方文化的边缘移动至中央地带。就连那些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已经出名或受到容忍的天纵奇才——例如罗塞里尼、维斯康提、德西卡等意大利电影界的主角——于墨索里尼垮台以前即已开始活跃，更在抵抗运动成功之后获得解放。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还无人料想得到，国际高级时装业重视米兰与佛罗伦萨的程度，有朝一日将凌驾于巴黎之上。

然而一离开数学与自然科学等完全跨国际的领域，意大利人在想法上便很难摆脱从前的本土性格。那多少是因为意大利大学体系长年以来所进行的抗拒，再加上国家官僚与政治人物联手进行的掌控，以及学术“巨头”们强有力的恩宠体制所产生根深蒂固的交互作用。于是一些商业出版社——诸如“拉特尔扎”“埃诺迪”“菲尔特里内利”——在战后三四十年间对意大利知识生活产生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如同在战后的联邦德国一般，那些出版社大规模替代了尚未重建起来的大学，成为知识界与文化界的动力来源。若有人喜欢使用1989年以后时兴的行话，亦可称之为“公民社会”的喉舌。

那些后法西斯时代意大利文化建筑师当中的贵族，就是我的朋友与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1912——1999）。其父为意大利最卓越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后来更出任意大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本人则在1933年，也就是21岁的时候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于尔后50年内担任负责人。说来不寻常的是，他本身虽然并非才智高超的人物，其领导下的顾问团队却以不凡的方式，将知识、学问、机智、国际文化与文艺创作集结于一身。其中有些人延续了共产党的传统，有些人则承袭“正义与自由团体”的自由社会主义传统，但反法西斯主义和积极的抵抗运动将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多半出身自都灵市冷静而独立的知识界氛围，而且几乎可确定的是，他们在1945年以后的15年内创造出全世界最杰出的出版社。

我刻意使用了“贵族”这个字眼，因为不管朱利奥再怎么同情共产党，其行事风格以及在城市与乡间摆出的华贵威仪，都深具王者风范，否则至少也有小诸侯的模样。即便他在伦敦市汉普斯德的一间起居室做客时，也散发出大人先生般的亲民作风。甚至当他穿着游泳裤待在哈瓦那的沙滩上，仍可让人看出他是大老板级的人物。这种封建精神连带影响到他处理生意债务的态度，甚至旗下的作家也成为他积欠债务的对象，最后他因此而破产。（就另一方面而言，作家们往往会收到几盒来自埃诺迪酒庄的巴罗洛葡萄酒作为新年礼物；那种酒喝起来必须非常讲究，因此埃诺迪酒庄建议于饮用前至少要让它呼吸八个小时。[17]）他像专制君王一般，认为其王国就是自己个人的延伸，到了最后既拒绝听从财务顾问的劝告，更无意考虑出版社于“后朱利奥时代”的未来方向，以致劫数难逃。由于他的出版社声誉卓著，已被视为全国的珍宝，一些意大利反法西斯团体于是不止一次联合出手帮助他免于破产。拯救行动的协调者是了不起的银行家拉斐尔·马提奥里——正是此人在1937年将葛兰西的遗稿藏入银行保险库，直到它们可以通过皮耶罗·斯拉法传给意大利共产党的海外总部为止。但他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了控制权，最后“朱利奥·埃诺迪出版社”于1991年出售给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18]的媒体帝国。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遇见朱利奥。或许那是1997年在热那亚市政府为我举办的80岁生日庆祝会上，当时他已经老迈、忧伤而且不再挺直，他所置身的意大利已经变得和他光荣时代的意大利很不一样了。昔日他曾与伊塔洛·卡尔维诺共同站在陶里亚蒂的灵柩旁边担任荣誉护卫；陶里亚蒂生前则为了表彰其崇高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同情立场，亲自授权埃诺迪出版社发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全部作品。唉！那次与他见面时，就连昔日陶里亚蒂时代的意大利共产党也已经走入绝境。

1952年至1997年之间的意大利，同时结合了剧烈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冰冷的政治僵局。在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个传统穷国的人均汽车拥有率，实际上已高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罗马教皇居住的那个国家已将计划生育与离婚合法化——积极推动计划生育，但对离婚持明显的保留态度。该国已经完全改头换面。然而自从1947年东西方开始对立以来，美国摆明无论于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共产党在意大利掌权，就连通过选举来接管政府也不可以。只要还有苏联和意大利共产党存在，甚至当二者消失了好几年以后，那都一直是华盛顿的基本原则，甚至可称之为“预设的立场”。但同样日益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一个拥有群众基础的共产主义政党无法借由警方镇压或宪法手段来消灭，即便意大利南部乡间的大规模造反行动已在20世纪50年代凋零（让我注意到这也是一种“原始的叛乱”）。结果务实派的“基督教民主党”接受了现状，允许意大利共产党活跃于地方政府、文化界和媒体业。毕竟他们当初和共产党一起创建了意大利共和国。在意大利国内，冷战并非一场零和游戏。

因此，我所来到的意大利以类似日本的方式走向了可预见的未来，不但成为一个极度贪腐、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的政权，并由单一政党掌权（基督教民主党），而美国的否决权更让该党得以有恃无恐永续执政下去。我初抵意大利时曾经注意到，西西里黑手党于“二战”结束之初仍然势单力薄、未受注意并难得被人提起；今日或许比黑手党更加强大的那不勒斯“卡莫拉”，当时则已近乎绝迹[10]。黑手党和“卡莫拉”都是冷战政治体制下的产物。1950年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意大利共和国演变成一个怪模怪样、错综复杂、荒腔走板、时而相当危险的政治机构，已经越来越明显偏离了国民的生活现实。有一则笑话讲到：意大利已显示一国即使没有政府也照样走得下去，因此证明了巴枯宁比马克思正确。但那种讲法严格说来并非事实，因为意大利人花了许多时间来闪避一个在理论上来说十分强大、无所不包并采取干涉主义的政府。意大利人曾经对这种游戏非常在行，而且必须对此非常在行。自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都已经大规模变质，沦为全国性的恩宠体系和收取保护费之类的行径，这令人越来越必须想尽办法，让“政治体”的血液循环经由千百万条微血管绕道通过日益栓塞的动脉。“要修理它”于是成为意大利全国的座右铭，主要凭靠的是“关系”而非纯粹的贿赂。

一边是蓬勃成长、更加自信的公民社会，另一边是政府令人费解的举措；“权力场域”便介于这两样东西中间，覆盖在一重又一重缄默与困惑之下。在权力场既缺乏规章又没有正式结构。那是一个群龙无首、由许多权力中心所构成的综合体，必须在地方或全国的层面相互达成协议：

私下或公开、合法或非法、正式或私下。例如人人都晓得，吉雅尼·阿涅利那位“律师”[19]是全国性的权力中心（他是拥有菲亚特和其他许多企业的那个家族之大家长）。而他自己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尽管没有任何意大利政府敢不买他的账，他还是必须设法与罗马当局取得妥协。他自己的权力场有一部分隐藏于地下，只有在面临类似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危机时，才会一半浮上台面。在那个时期，意大利的政治又回归到歌剧模式或波吉亚[20]模式，其间夹杂着喋喋不休的争辩。但所讨论内容主要并非谁是“精彩的尸体”[11]之凶手，而是幕后有哪些人、他们与那些身份不明但势力庞大的秘密团体有何关联，以及他们如何涉入一个正在暗中酝酿的计划——务必要把意大利共产党阻挡在权力核心外面，必要时不惜发动军事政变来加以遏止。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系统已然崩溃。冷战的结束剥夺了意大利政权唯一的正当性，同时民意促成一场真正的起义行动，借此反对社会党及其总理令人叹为观止的贪婪，于是打破了整个体制。1994年举行的大选中，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和新法西斯党之外，战后意大利的所有政党都被扫出政坛——意共大致还算诚实的名声使自己幸免于难，新法西斯党则同样是永远的反对党。唉！只可惜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别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都已经证明：推翻恶劣的旧政权并非难事，但这未必表示已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政权。

三

自传作者应该如何描述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50多年下来早已成为其夫妻二人生活中的一环？与我们最亲近的人里面，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有一些是意大利人。当我们不想让小孩子听懂的时候，就在家中讲意大利语。意大利一直对我们充满善意，在美丽的地点给予我们友谊，让我们不断发现该国昔日和现在的创造力，尤其它让我们享有生命中罕见的美好时刻，而且那已经超出了任何人在年轻时代的合理想象。意大利为我提供了历史学家所需的题材，该国的读者们则对我的著作非常慷慨。

然而，即便我相信历史学者的身份有助于了解一个国家，我还是不得不扪心自问：为何2002年时贝卢斯科尼先生的意大利，并非我50年前所期待将会出现的国家？我未能看出意大利将走向何方，那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观察有了缺陷、存在着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路上的曲折还无法让人看出来？莫非“消费型社会”之内的民主化，已经加深了一道社会上的鸿沟：鸿沟的一方是由受过高等教育者与知识分子构成的少数派（一些老迈的历史学家站在他们那边），在另一方则是其余的百姓——其阅报率和平均每人购买书籍的支出，少于除了两个最贫穷成员国之外的任何欧盟国家？莫非快速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已经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击败了深谋远虑？

可以确定的是，难得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饱受政变威胁的阶段，于畏惧和紧张之下正确看出大势所趋——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选民支持率在全国各地和各大城市都达到了巅峰。我们未能看出，急剧的工业转型已于意大利经济重心所在的北部地区，对意共的政治影响力造成致命打击：例如菲亚特在都灵市的装配大厅现在变成了每年举办书展的场地。共产党未能认清，它在1968年后已经丧失了自己主要的政治资产，此即之前在意大利左派受到公认的霸主地位，尤其是在整个反对阵营（法西斯主义者除外）所享有的主导性。当时我曾与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书记的乔治·纳波利塔诺，共同撰写了一本小书[12]。书中还未曾预料到，成书那个10年里的最高潮竟是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21]遭到红色旅绑架杀害，而红色旅正是欧洲最可怕的左派恐怖分子组织。

最糟糕的事情却可能是，意大利共产党就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样，已开始失去与共产党人民的接触；但对后者而言，共产党曾经意味着抵抗、解放和社会希望，而且是穷人的捍卫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已有来自都灵市的朋友们告诉我：“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运动。我们已经变得跟别人一样，只是一个坐而言的政党。”但我们又怎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和那些精明而善用媒体资源、坐在（当时已摇摇欲坠的）共产党《团结日报》办公室内打电话的年轻记者讨论政治，就仿佛他们还是当初打游击和致力于解放运动的那一代新闻记者呢？随着干部的年轻化，意大利共产党开始发觉自己的性质已出现改变。它在逐步没落的过程中，随着更改党名同时也放弃了太多原有的伟大价值；当它准备穿越20世纪90年代走向不确定未来的时候，已置身于用植物图案即兴拼凑出来的新党徽之阴影下——橡树和橄榄树。

贝林格去世5年后，柏林墙即告倒塌。意大利共产党抛弃了自己的党徽与传统，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含义不清的“左翼民主党”（昔日各个亲莫斯科老牌共产党于败退后习惯贴上的标签）。党内愤恨不平的反对派则脱党另外创立了“共产重振党”。

于是久而久之已经证明出来，享受意大利比起了解意大利要简单多了。但说来矛盾的是，当共和国陷入危机的时候，享受意大利反而更加容易。从私人的观察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意味着一连串的公开庆典与学术对话——它们或举行于令人百看不厌的美丽地点，或往往是花上几天工夫与朋友们待在罗萨里欧·维拉里与其妻安娜·罗莎位于托斯卡纳的农舍。该地是一个不真实的国度，我们就在那里和朋友们于用罢午餐后，从阳台上伸出身子向下俯瞰瓦多尔恰山谷地区，一面聆听楼上房间内唱机传来卡拉斯所演唱的《圣洁的女神》。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意大利，就是某种公共生活的“归谬法”，处于略带血腥味的“马克思兄弟式”[22]的政治时期。当克拉克西[23]的党羽正四下收买昔日“前进知识分子”之际，生活糜烂的社会党籍部长们挽着刚出道的女明星走出夜总会，其账单则由摇尾乞怜的经理人员代为支付；政府于大地震之后拨出的巨额赈灾款项消失的不知去向；梵蒂冈的财务陷入混乱，因为其银行家们勾结黑手党进行投机，而其中一名银行家不久前被人吊死在伦敦黑修士桥下面；那不勒斯有一位大学教授因为研究成果斐然，在市内一座大厦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帝国，其著作不断受到杰出的同行们推荐，但那些人皆未曾注意到，他的每一本著作都很仔细地逐字翻译自德国的博士论文。

我对那些年头最鲜活的印象，得自一次隔夜来回的罗马之行，而且它具有双重的马克思主义风味。当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邀请我参加一个纪念马克思那位伟人去世一百周年的特别节目，其标题是“与卡尔·马克思共度一晚”。

那是个超现实的场合，然而我很不幸地从未看过该节目，因此错过了由著名古典前卫派女歌唱家凯茜·伯贝里扬演唱的《国际歌》。在一座广阔的RAI（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摄影棚内，有一个精心制作的结构体围绕着用纸浆做成的巨大马克思头像。头像的上端可以活动打开，节目主持人——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便不时从那边抽出大型卡片，上面分别写着“阶级斗争”“辩证法”之类的文字。摄影棚内还搭出一个契诃夫式的俄国乡间度假小屋。我和已故的路西欧·科莱蒂（一位出色的前共产党知识分子）一同坐在小屋的露台上，于小屋从马克思头上浮现出来时，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来阐明“劳动价值理论”。科莱蒂后来支持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但就连他自己在1983年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也无法想象将会发生此等事情。

我不晓得“与卡尔·马克思共度一晚”的其余部分是何模样，因为我已经离开了现场，从那个意大利国营单位一名年轻助理手中领取以现金支付的车马费。她对我做出了这样的提议：“你也晓得不能携带这么多现金出境。我建议你最好把钱塞入行李箱，跟衣服摆在一起。他们绝对懒得去那里翻查。”

我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应可出现某种愉快的感觉。《短暂的世纪》（即《极端的年代》）在意大利获得了可观的成功。在公共事务方面，意大利人民则将全欧洲最贪腐的政府轰下台，彻底摧毁了意大利共和国所有的冷战时期政党。1994年举行国会大选的时候我们正好待在意大利，这回打出“基民党”和“社会党”名号的参选者惨遭挫败，只在总共630个席位中分别获得了32席与15席。可惜那场百姓的胜利因为贝卢斯科尼的右翼联盟获胜而蒙上阴影，即便该联盟的地位当时就已经不稳。对昔日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者而言，特别令人失望（但早已不出乎意料）的事情却是，该党的后继政党未能胜选，因为好不容易终于等到了可望出面主导一个进步民主政府的时刻，左翼政党却力有未逮。于是当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由左派政府治理的时候，意大利迈向新千禧年的方式，却是准备接受自从法西斯政权崩溃以来首度出现的纯右派政府[24]。

对大多数意大利人而言，生活不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奇迹式改善以后，或许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从伊塔洛·卡尔维诺那本奇妙的《看不见的城市》一书当中，能够看出这样的情况吗？那或许是我一生当中（出现的）由意大利人写出来的最伟大的书籍（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而我依然记得卡尔维诺英年早逝之前不久的模样；那天他站在位于罗马市马齐欧原野的自家绿色屋顶阳台，黝黑的脸上挂着一抹神秘微笑，其中充满了睿智与学识。

马可·波罗在那本书里面，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讲述自己旅行经过一些城市时的故事。那些城市或真实存在或纯属虚构或兼而有之。他谈起了“伊律尼”，但那座城市只能从外面看见。它从里面看起来是何模样呢？那并不重要。“伊律尼是一座遥远城市的名字，一旦你走近之后，其模样已经变得不同。”他也提及一些尚未被发现，但已出现于忽必烈帝国地图上的乐土城市：乌托邦，太阳之城。但我们不晓得应如何接近或走入那些城市。皇帝最后问道，那些我们亦已耳熟能详的梦魇城市又如何呢？

马可·波罗：在世者的地狱并非未来的事情；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已经在这里，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狱，在共同的生活中形成。忍耐它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对许多人来说比较简单：接受地狱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直到你再也看不见它在那里为止。第二种方式非常危险，而且需要持续不断地注意与学习：在地狱之内寻找不属于地狱的东西，学会如何把它辨识出来，让它存在下去，给它成长空间。

那可不是我这一代人——包括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内——当初看见刚挣脱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时，会在心中出现的想法。

译注

1 唐·荷西（Don Jo sé）是歌剧《卡门》的男主角，艾斯卡米罗（Escamillo）是《卡门》剧中的斗牛士。

2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为西班牙北部滨海地区，当地左派工人曾于1934年进行革命活动。

3 普伊格瑟达（Puigcerda）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的山区，于内战时期由无政府主义者接管。

4 “场面固然壮观，但那并非战争”（C’est magnifique, mais ce n’est pas la guerre）是一位法国元帅于克里木战地，目睹1854年英军对俄军阵地进行“轻骑兵队的冲锋”（自杀式攻击）之际所下的评语。

5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通过于1791年，其要旨为：不得迫使当事人做出不利于己的证词。

6 卡萨斯维哈斯（Casas Viejas）位于西班牙最南端的安达卢西亚山区，当地居民曾于1933年攻占村内警察局，导致共和国政府派兵进行屠杀。佛朗西斯科·萨巴特（F ran ci s co Sa ba té, 1915——1960）为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自1935年起进行抗暴及反法西斯游击活动，1960年遭佛朗哥政府击毙。）

7 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 1870——1930）为西班牙将领，以及温和而高效率的独裁统治者（1923——1930），1930年被迫下台。他的儿子是西班牙法西斯党（长枪党）之创始人，以及佛朗哥时代的烈士。

8 塞维亚（Sevilla）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首府，以及昔日地理大发现时代出航的基地。

9 佛朗哥时代结束于1975年。

10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为出生于撒丁尼亚的意大利政治学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建党元老。他在1924年出任意共领导人，1926年墨索里尼上台后入狱11年，因病获释后，不久即去世。

11 《原始的叛乱》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初版于1959年。

12 阿尔巴尼亚平原（Piana degli Albanesi）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巴勒莫省，其居民为15、16世纪阿尔巴尼亚难民之后裔（奥斯曼帝国于15世纪攻占了巴尔干半岛）。

13 萨瓦多雷·朱瑞安诺（Salvatore Giuliano, 1922——1950），为著名的西西里“罗宾汉”及地方分离主义者（主张西西里岛加入美国）。1947年5月1日，当左派在金雀花隘口（Portella della Ginestra）集会庆祝时，朱瑞安诺的党羽以机枪扫射十分钟，导致十余人死亡（含四名儿童），三十余人受伤。《萨瓦多雷·朱瑞安诺》那部电影的中译名是《龙头之死》。

14 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化，源自14世纪的但丁。由于但丁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因此他的托斯卡纳方言成为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

15 卡拉布里亚语（Calabrian）是意大利“鞋尖”地区的方言；皮埃蒙特语（Piedmontese）为西北部的方言。

16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1893——1983）那位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去世于1983年。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 1925—— ）为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及共产党要员，曾任内政部长、国会终身议员，于2006年当选意大利共和国第十一任总统，2015年1月于第二个任期内提前辞职。

17 巴罗洛葡萄酒（Barolo wine）是出产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红葡萄酒，有“葡萄酒之王”的称号。但巴罗洛葡萄酒单宁酸含量甚高，开瓶后必须先放置数小时来“柔化”单宁酸，以免口味苦涩。

18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1936—— ）是丑闻不断的意大利财阀及总理（1994——1995, 2001——2005，2008——2011），2013年8月1日，被意大利最高法院终审判决4年监禁；同年11月其参议员资格并被剥夺。

19 吉雅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 1921——2003）是意大利工业家，绰号为“律师”（Avvocato）——他在大学时代修习法律。阿涅利曾为菲亚特（FIAT）集团最大股东，握有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4.4%。

20 波吉亚（Borgia）乃文艺复兴时期活跃于意大利的西班牙贵族家庭，以无所不用其极争权夺利著称。

21 阿尔多·莫罗（Aldo Moro, 1916——1978）为意大利基民党首领，曾五度担任意大利总理（1963——1968, 1974——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主张与共产党和解。但红色旅于1978年3月绑架莫罗，5月加以杀害，然后将其尸体塞入汽车行李箱弃置于基民党与共产党总部中间的路上。

22 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是一个由美籍德国犹太裔四兄弟组成的著名剧团，活跃于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兄弟以歌舞讽刺剧见长，为无厘头喜剧之王。

23 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 1934——2000）为腐败不堪的“社会党”籍意大利总理（1983——1987），曾组成五党联合的右派政府以阻止共产党执政。克拉克西下台后丑闻案爆发，意大利百姓惊觉右翼执政联盟数十年来的严重贪腐，导致各传统政党于1994年大选中悉数遭到唾弃。克拉克西则于法庭在同一年宣判前（共判刑28年）潜逃至突尼斯。

24 自2006年起情况变得相反——意大利由左派统治，总统甚至是前共产党员，德法两国则由右派统治。

[1] 《原始的叛乱：对19与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之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9年。

[2]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革命分子：当代文集》（Revolutionaries: Contemporary Essays），伦敦，1973年，“对无政府主义的省思”，第84页。

[3] 第一批正式的国际志愿军单位，是由意大利的“正义与自由”团体在8月底招募及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国际纵队”成立得更晚。许多最初的外国单位，则是由一些原本准备在巴塞罗那参加“人民奥运会”的外籍人士，在佛朗哥将军开始叛乱之际所成立。约翰·康福德（见第8章）抵达巴塞罗那的时间，应该大致就在我来到边界的时候，接着他于大约一星期后“相当冲动地”决定参军作战。见：彼得·史坦斯基与威廉·亚伯拉罕（Peter Stansky and William Abraham），《边疆之旅》（Journey to the Frontier），伦敦，1966年，第328页。

[4] 杰拉德·布瑞南（Gerald Brenan），《西班牙迷宫：论西班牙内战之社会与政治背景》（The Spanish Labyrinth: An Account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剑桥，1943年，序言。该书的第一版发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致未能引起注意。

[5] 两次旅行的成果分别为《原始的叛乱》第5章，以及《盗匪》第8章（1968年）。

[6] 当时的记载即为本书报道我首次西班牙之行的主要依据。

[7] “佛朗哥已在退潮”，《新政治家与国家》（“Franco in Retreat”,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1951年4月14日，第415页。我返国后写下的这篇文章被描述为“摘录自一名巴塞罗那英国人的笔记簿”。

[8]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1959年版），序言，v页。

[9] 关于这位终生的斗士（1900——1973）以及“巴勒莫共产党联盟最受人敬爱的领袖”之生平，请参见佛朗哥·安德鲁奇与托玛索·戴蒂编著的《意大利劳工运动：传记辞典》（“Sala, Michele” in Franco Andreucci and Tommaso Detti (eds.), Il movimento operaio italiano: dizionario biografic），第四册，罗马，1978年。

[10] “有关黑手党的严肃学术著作大多出现于1890年至1910年之间，现代与此有关的分析论述则相当稀少，令人深感遗憾”，《原始的叛乱》第31页，注释3。

[11] 这是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76年一部电影的标题，改编自第一流西西里作家莱昂纳多·莎沙（Leonardo Sciascia）的一部小说。

[12] 乔治·纳波利塔诺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大利共产党访谈录》（Giorgio Napolitano and Eric Hobsbawm, Intervista sul PCI），巴里，1975年。

第21章

第三世界

一

1962年时，我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资助我前往南美洲旅行，以便针对新近出版的拙作《原始的叛乱》进行相关课题研究。可以预期的是，就现代历史上“原始的叛乱”而言，南美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应该更甚于20世纪中叶的欧洲。在那个年代，许多基金会仍旧向自己资助的旅行者提供头等舱机位，所搭乘航空公司的名称则都标记着已消逝的过去，例如“泛美航空”“巴西泛航”“泛美–基思航空”“环球航空”等等，其中硕果仅存者似乎只剩下了老旧的秘鲁国营航空公司[1]。结果我在1962年与1963年之交的三个月内，做出不符合农民叛乱研究者身份的举动，以头等舱的奢华方式在南美绕了一圈，前往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

首度旅行之后，我相继于许多年内多次前往拉丁美洲的大陆部分，来到墨西哥和其他好几个南美国家。实际上除了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外，我已跑遍南美各国。自从1933年以来，我在英国境外连续停留的最长时间，应该就是1971年花了半年工夫，协同家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之间从事教学、研究与写作的那个阶段。我在那个大陆有许多朋友和学生，并与他们交往了40多年，而且我不完全明白为何拉丁美洲对我特别友善。全世界也唯有在那里，我才不会因为老是遇见卸任、现任或未来的总统而大惊小怪。首开先河在办公室接见我的人，就是精明的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2]。他曾经从总统府阳台指着拉巴斯市中心广场的一根街灯柱告诉我，其前任——瓜尔韦托·比利亚罗埃尔——如何在1946年被一群叛乱的印第安人吊死在那里[3]。

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获得了胜利，尤其自从1961年美国企图在“猪湾”推翻他的行动失败以后，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无不着迷于拉丁美洲，因为社会革命的岩浆显然正在那个大陆沸腾翻滚。尽管这也是吸引我前往那里的因素之一，但我主要的理由却很现实，是出于语言上的缘故。历史学家研究寻常百姓的事迹时，必须有能力与他们进行口头沟通，况且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只有拉丁美洲大多数百姓使用我能够掌握的语言。同时我所关心的并非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为数众多的不知名人物，亦即大约占总人口80%的男性、女性与儿童——他们直到20世纪的最后30年以前，都生活在名义上是白皮肤的人所居住的地带之外。

在我的前半生，这80%的人口对世界一无所知，而外面的世界据估计除了区区数千人之外，对他们几乎同样缺乏认识。最让我这一代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莫过于“第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发现了“第一世界”。由于那些名词都属于冷战时代的用语，我们亦可换一种讲法，那就是各地的穷人开始有机会移居富裕的国家，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但话要说回来，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例外——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我们纵使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也不希望他们过来。这个世界虽然一方面已经做出决定，要让一切用于创造利润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同时却又致力于阻挡一种无疑受到穷人渴望的全球化形式，那就是在富裕国家觅得待遇较佳的工作。我们对20世纪的不人道作风习以为常，早就分不清何谓难民，何谓贩卖人口集团装进棺材船偷运过来的阿富汗与库尔德族移民。而后者其实就跟19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人和俄国犹太人一般，刚发现自己再也不必老死于土生土长的乡村和小镇。

我一生的最初40年却完全不是这副模样。当时语言将人们分隔开来，但此处所指的并非“国”语，而是文盲真正使用的口语，亦即遍布各地、方圆50公里以外几乎就没有人听得懂的方言或土话。教育程度不高，再加上收音机和电视机遥不可及，使得他们除了一两件国际大事外，几乎接触不到我们眼中的“新闻”。迟至20世纪70年代，当我告诉一个墨西哥农夫我是英国人时，他问道：“英国在哪里？”（任何靠口语沟通的社会，就连军队也一样，见到陌生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从哪里来？”）我做出的解释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大概从未想到还有个大西洋。后来他总算把我该面对的范围缩小到自己听过的地方：“那里离俄国很近吗？”我表示“不太远”以后，他就满意了。

当时非白人在“高加索人种”的国家相当罕见，只有非洲裔美国人才是极不寻常的例外。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很少，以致该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将南美洲与中美洲移民合在一起计算，不对国别做出区分。就白人而言，只有一些欧洲殖民者——例如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多半实为西班牙裔）和屯垦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可能生活于人口主要为当地原住民的国度。因此一般白人在平常的日子里，极不可能看见像今日西方大城市那般各色人种杂处的街景。除了非典型的少数人士，不居住于海外的白人难得会认识肤色不同者，更遑论是与之结为朋友。20世纪60年代以前，那些非典型少数派主要来自两个群体：基督徒（包括公谊会在内）以及共产党员。二者分别以不同方式，基于崇尚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出发点而痛恨种族主义。而且他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反帝国主义的实际需求再加上东方爆发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对非白人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这促成我在大学时代加入党内的“殖民地小组”，并吸引我前往北非探索，最后更来到了拉丁美洲。而我们的“殖民地”朋友（我认识的人多半来自南亚），便成为我们进入那个世界的第一道窗口。

等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那些“殖民地”朋友在自己的社会是多么异类。能够就读于剑桥、牛津、伦敦政经学院的人，都是殖民地“本土”百姓精英之中的精英，而且这种现象于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变得益发明显。他们通常比我们富裕。他们是尼赫鲁家族的世交，其中例如伦敦政经学院的Ｐ·Ｎ·哈克萨。他曾在伦敦“樱草山”掩护英迪拉·尼赫鲁与费罗兹·甘地交往，并于印度独立后出任公职，当我1968年前往新德里拜访的时候，他已经是该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4]。那年前往停机坪迎接我的人，则是我在剑桥国王学院的老朋友莫汉·库马拉曼加拉姆；他不久以前还是共产党员，当时主管印度航空公司，后来当上了部长而成为最接近甘地夫人的人物，直到他不幸于1973年飞机失事身亡为止。莫汉的妹妹帕瓦蒂曾经来剑桥看望过他，现在她已经把头发留长，嫁给了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并成为国会议员。他的另一个弟弟跟全家的兄弟姐妹一样，也是伊顿公学毕业生，但那个弟弟不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印度陆军总司令。

来自马德拉斯的库马拉曼加拉姆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家族。亚美达巴德的萨拉拜家族也与之类似，但实际作风不同。他们是虔诚的耆那教徒，绝不杀生，就连再小的动物也不例外。我通过马诺拉玛·萨拉拜认识了他们一家人——她是我第一任太太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好友，后来还请建筑大师柯布西耶为自己设计住宅[5]。他们是古加拉特省支持国大党的商业豪门之一，从纺织业起家然后拓展至高科技领域。文化事业或许是他们最能够让人看见的公开活动范畴，不过有位萨拉拜家人后来却成为印度核武器计划的负责人。

就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个时代而言，好几亿印度人口的事务，不论于公于私、执政或在野，全部都由一个极度英国化、思想现代化的“统治集团”一手包办。其人数约莫10万人，来自受过高等教育（亦即往往非常富裕）的家庭。那些家庭往年曾经替王公效命，也曾经为自由运动而奋斗。这个怪异的组合于一场圣诞晚宴中展露无遗，地点是在眼如铜铃的雷努·查克拉瓦提家中。那时他是共产党籍的国会议员（印度共产党此际尚未分裂），以及加尔各答权倾一时的人物。当晚的餐点由其担任加尔各答俱乐部秘书长的堂兄弟负责提供，而该俱乐部的菜色，显然无异于昔日只有印度仆役才可入内（在里面跑腿）的殖民时代。我们吃完火腿和火鸡以后，接着享用俱乐部准备的印度比尔尼亚菜饭、圣诞节布丁，以及供人咀嚼的槟榔。他们甚至连语言都已经英国化了，有些人在家中使用英语，而且以英文来进行书写与阅读会更加流畅。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里面只有孟加拉国人，或许再加上某些更重视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才会完全以本地语言来过自己的精神生活。像后者的激进年轻子弟，就喜欢吟咏进步诗人以乌尔都语撰写的现代诗，而我的老朋友兼老同志维克托·柯能与拉尔夫·罗素也非常欣赏那些作品。

通过这种个人友谊来了解一个社会的时候，就只能晓得那么多东西，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东西。那些朋友可能已在当地社会扎根太深，反而无法看清当地的奇异特点。反正阶级出身对实际经验造成的隔阂，至少与距离、文化和语言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严重。例如其中一人曾接获党方指派，先后担任加尔各答电车工会和西孟加拉国黄麻业工会的负责人，但他上任之初就跟任何外国人一样，必须学习许多有关加尔各答工人阶级的事务。那个人就是我在国王学院的老朋友兼党同志，已故的英德拉吉特·吉普塔，最后他当上了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并短暂出任印度内政部长。我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奠基于学生时代的反种族主义共产党同志关系，而我希望这段友谊为我带来的平等意识，能够凌驾于对不同肤色、发色、外貌与文化的认知之上。

21世纪的地球村是由商业、科学、技术与大学共组而成，它具有浓厚的多元色彩，或许可使得平等意识不再成为问题——尽管我对此仍表怀疑。大约在1960年以前，某些不同因素强化了西方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一方面那是因为西方除了在少数艺术领域之外，于各方面所获得的强势地位与惊人成就；同时也因为那些普遍被视为较次等的民族，于体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导致西方人在心理上出现了愤慨、压抑及过度的补偿反应，白人男性表现得尤其如此。像以色列犹太人就毫不隐瞒自己对阿拉伯人的蔑视，特别是1987年出现“因提法达抗暴”之前，当时巴勒斯坦人还被迫接受以色列占领其土地。1984年我曾前往约旦河西岸访问，有过相当奇特但发人深省的经验，我被当成是他们犹太人的一员，让我平生仅此一次感觉自己生活于外国的军事统治下。

共产主义极大的优点——尤其经过友谊强化之后——就是大家无法以不平等态度来对待同志。另一个产生帮助的因素，则是少数得天独厚、战前已进入英国大学的有色“殖民地”精英所展示的明显自信。就如同马匹可以感觉到骑士的恐惧那般，人们也可以感觉到对方正预期自己被当成次等人看待。统治阶级及征服者便一直充分利用这种预期心理，让自己高人一等，但我那些战前的“殖民地”朋友们并不打算被当成次等人看待。

直到剑桥大学于1938年补助我前往法属北非旅行为止，我自从孩提时代离开埃及以后，便久久未曾重返当时还不叫作“第三世界”的那个地区。我来到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东部与中部，从海滨一直走到撒哈拉沙漠，但从未前往阿尔及利亚西部与摩洛哥。途中我在荒郊野地遇见一位孤独的法国行政官员，而他愿意与任何受过教育的访客开怀畅谈，让我从此一辈子怀疑乡间的统计数字（他表示：“政府向我索取牲口数目的时候，我就随便打听一下，否则那些牛羊群都会消失到山里面。然后我查询上一回呈报的数目，再填入一个看起来可信的数字就行了。”）我还对卡比利亚地区的山地和人民，以及法国北非学家和伊斯兰学家的才智与博学产生了敬意，即便那些学者多半跟那个年代的英国非洲人类学家一样，分别为自己的帝国服务。我还见到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那个小党的领袖——他在1939年以后被流放至撒哈拉并遇害身亡——但未曾遇见当时最重要的革命领袖，梅萨利·哈吉[6]。

有时我不免心中纳闷，假如我在战后重新研究当初从北非带回来的题目——《法属北非的农业问题》——是否可成为更好的历史学者。我所仰慕的一些人，诸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我的朋友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已故的厄尼斯特·盖尔纳，都曾经在法属北非的工作中获得许多启发。我可以理解为何如此。但假使我果真回头研究那个题目的话，大概难得会有人注意此事。说来相当奇怪的是，反而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望出现不同的情况，那是因为自从帝国结束以来，已经有一整个时代的人遗忘了该地区的历史。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血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再加上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令人失望的表现，都让相关研究领域遭到边缘化。我还附带注意到，1938年时的突尼斯已可看出，最后必将由哈比卜·布尔吉巴担任总统[7]；但同一年在阿尔及利亚却绝对没有人能够预测出来或想象得到，最后解放该国的竟然是“民族解放阵线”。

二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1959年革命，使得一切关于拉丁美洲的事务突然令人兴味盎然起来。当时出现了许多有关该地的谣言，可是美洲以外地区的人们对那里仍然缺乏认识。定居在拉丁美洲的欧洲人（不包括西班牙内战难民和北美人士在内），除了极少数例外，都生活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像我住在智利的亲戚就不与当地人通婚，仍然自视为英国海外侨民或至少是欧洲流亡者。（据我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当地的五位堂兄弟都穿上了英国军装为自己的祖国效命。）这块大陆由于很早即已挣脱殖民地的地位，以致缺乏帝国行政官员大量提供翔实的文献资料——因为那些人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国情以便进行有效统治。海外生意人针对所在国留下的文字记录则说明了，它们几乎完全不适合使用为消息来源；即便英国侨商小区在那个时代成立的一些足球会，后来成为南美洲爱国主义者积极抒发情感的渠道。

那时拉丁美洲与旧大陆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但它离北方那个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强权当然不远。后者虽承认其独立地位，实际上却视之为附庸。两次世界大战为拉丁美洲带来了繁荣。它平安度过了杀戮最惨烈的世纪，在自己境内只爆发过一场短暂的国际战争（1932年至1935年进行于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8]），即便它无法幸免于严重的国内流血事件。那个大洲只有单一宗教，所以迄今都躲过了全球各地由语言、种族和信仰所造成的民族主义大瘟疫。

拉丁美洲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地方。当我1962年首度前往的时候，该大陆正普遍处于充满经济自信的周期，而那种信心源自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它是一个总部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智囊团，在一位阿根廷银行家出面主导下，建议采取按计划实施、获政府赞助、主要为国有的工业化行动，通过进口替代政策来促进经济成长。那个建议看来已经奏效，至少在幅员广大、通货膨胀肆虐，但欣欣向荣的巴西相当管用。当时捷克裔的久谢力诺·库比契克总统为了征服巴西广袤的腹地，在内陆建造了新的首都[9]。新首都的主要设计者是该国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尔。尼迈耶尔为身份已曝光的共产党员，巴西共产党在当地势力庞大，但属非法。他曾经当面告诉我，自己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恩格斯。

拉丁美洲各主要国家也都处于偶尔出现、由文人政府依据宪法来统治的阶段，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实际上除了加勒比海地区之外，老式的土霸王已经蠢蠢欲动。一些隐身幕后、枯燥乏味的军官即将集体建立暴虐政权。当时南美洲唯一出现军事独裁的国家，就是守旧得非比寻常、始终由斯特罗斯纳将军[10]执政的巴拉圭。那是一个对流亡海外的纳粹分子十分友善的龌龊政权，在风光妩媚迷人的国土上主要靠走私为生。格雷安·葛林所撰写的《名誉领事》那部感人作品，即对此做出了非常传神的描述。不过，我或许倾向于委曲求全向该国表达善意，因为巴拉圭是唯一把印第安语言——瓜拉尼语——承认为官方语言的拉丁美洲国家。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几年以后前往该国访问时，发现《巴拉圭社会学杂志》的主编竟然对我的名字相当熟悉，知道我是《原始的叛乱》一书的作者。有哪一个学者能够抗拒在巴拉圭成名的诱惑呢？

一旦发现了南美洲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抗拒该地区的吸引力，尤其如果一开始就接触到巴西人的话。那些国家最显著的现象并非与日俱增的财富严重不均，而是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亦即访问学者所接触的对象——与一般百姓之间的巨大隔阂。当地的学术人士多半来自生活优越或家世“良好”的白人家庭，不但见多识广、遍游各地，而且会说英语并仍然使用法语。他们以第三世界常见的方式（但阿根廷人坚决否认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在自己的大陆共同构成一个最稀薄的社会阶层，因为拉丁美洲于其心目中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实体，不像旧大陆的“欧洲”只是一个人工化的概念。他们若是从政的话，几乎都一定有过流亡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否则就是去过卡斯特罗的古巴；要是继续留在学术界的话，便轮流成为某些跨国机构的一员，地点可能是圣地亚哥、里约热内卢或墨西哥城。由于他们是一个稀薄的阶层，他们若非彼此熟识，至少也都晓得彼此的姓名。1962年时就是那种情况，而像我这样的访客打从一开始即已不断有人介绍，很快建立起新的关系。那些新朋友或许在欧洲声名不彰，在当地却是学界巨擘或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那些人所游走的世界，是对巴黎、纽约和五六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首都都同样熟悉的世界，却与肤色较深、较缺乏良好关系的拉丁美洲人所居住的世界泾渭分明。

在已都市化的“南锥地区”（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境外，平民百姓从乡下涌进人口爆炸的都市贫民窟，把自己在乡间的生活习惯也带了过去。我造访之前的10年期间内，圣保罗市的人口已经翻番。他们侵入城内的山坡地，如同开垦乡间大庄园无人使用的角落那般，先搭盖起遮蔽物和简陋木屋，最后违章建筑变成了正式房舍。其进行的方式就跟在村子里面一样，由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相互动手帮忙，接着于完工以后举行派对表达谢意。圣保罗街头的市场挤满来自东北干旱内陆的大批群众，他们在新建成的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分期付款购买衬衫和牛仔裤，要不然就买来一些歌颂他们家乡地区著名盗匪的廉价画册——当时我也买了几本这样的册子，一直保存至今。

在秘鲁的利马，每天一大早白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就已经用盖楚瓦语[11]向来自山区的印第安移居者播出节目。他们虽然很穷，但是人数已经多得足以支撑一个市集了。伟大的作家、民俗学家兼印第安专家荷西·马利亚·阿格达斯曾带我参观当地一座音乐厅，每逢星期天早晨，来自高地的百姓便在此聆听有关自己乡下老家的歌曲和笑话（“有人来自‘安卡什’吗？让我们帮那些来自‘瓦努科’的小伙子和小姑娘听一听！”）。1962年时简直难以想象，30年以后我会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指导其中一人的儿子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个不寻常的经验，能够与第一代被用文字记录下历史的人共度时光。当时一个来自安第斯山脉高山村落、使用盖楚瓦语的穷小子娶了不识字的太太，后来学会驾驶卡车并加入工会而成为医院的司机，于是为自己的孩子开启新天地。我还保存了当初他寄给我的长信，他以工整的笔迹郑重其事写出自学成功的卡斯提尔拼字法[12]。他的生活用我们的标准来看固然相当艰苦，但是以打零工者、街头小贩和各式各样穷人的尺度观之，他过着上层人士的生活。

迁徙到都市的百姓至少可以让人在街头看见。待在乡下的人民则因为地理上和社会上的距离，与中产阶级——那里面也包括他们自己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出现了双重的隔阂。纵使是非常乐意亲近他们的人，也会发觉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再加上对生活水平的不同期待，都构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外来的专家难得有人真正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即便他们许多人与乡间维持了不错的关系，其中通常也包括一些无所不在、来自一些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

最偏离实际情况的人，莫过于那些依赖当地左派学者或国际媒体，来认识拉丁美洲乡间地区的外国人。当地左派学者往往倾向于将政治宣传和卡斯特罗主义的期盼拿来与信息混为一谈；国际媒体则只能仰仗传送至其各国首都办事处主任的消息。难怪当我首度前往南美洲时，外面所晓得有关当地“农民”的故事（若有人晓得的话），主要都绕着“巴西农民联盟”打转。该运动成立于1955年，其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茹里奥的律师和东北部的地方性政治人物，靠着公开支持卡斯特罗和毛泽东吸引了美国记者的注意。（10年后我遇见了茹里奥，他是一个矮小、哀伤、落魄的流亡者，为了躲避巴西军政府而待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受到一位戏剧性的中欧思想家伊凡·伊利奇[13]保护。）1962年末我在他们位于里约的办公室待了几小时后，即可确定其影响力并未遍及全国，而且显然已开始后继乏力。

在另一方面，两大南美农民起事或乡间骚乱事件，在1962年底以前却几乎无人报道，甚至完全不为外界所知，虽然那是任何观察者抵达几天以后便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它们分别为秘鲁山地与边区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以及哥伦比亚所处的“混乱、内战与地方无政府状态”——自从哥伦比亚著名的民权领袖霍黑·埃列塞尔·盖坦1948年遭到暗杀、引爆内部动乱以后，该国便陷入一场潜在的社会革命[1]。

然而对外面的世界而言，这些事件并非一直遥不可及。秘鲁农民大举占领土地的行动，那时在库斯科达到了最高潮；即便是不阅读当地报纸的观光客，于傍晚时分在高山凛冽稀薄的空气中沿着印加建筑群漫步时，也可以观察到“农民联盟”办公室门外大排长龙、默不作声的印第安男男女女。当时最富戏剧性的农民暴动成功案例，就发生于马丘比丘古迹沿河而下的拉贡文雄省山谷地带。马丘比丘当时已经是南美观光客众所皆知的名胜，只需要从那座伟大的印加遗址搭乘火车行驶几十公里抵达铁路终点站，接着再花几个小时乘坐卡车，即可来到当地的省会基亚班巴[14]。我是率先对暴乱事件做出书面报道的外地人之一。对一个张开双眼进行观察的历史学者而言——更何况他身为社会史家——纵使那些几乎称得上是随机取样的第一印象，也让人顿时眼界大开。其情况颇有几分类似几年以后，我带着8岁的儿子前往波哥大黄金博物馆参观宝藏陈列室时，他所做出的反应。我们又怎能不好好探索一下这个不为人知、在历史上却又相当令人眼熟的星球呢？

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在玻利维亚巨大的街头市场待在一望无际的山坡摊位之间，其旁蹲踞着装饰繁复、头戴圆顶帽的艾马拉族农妇，我那个信念上的转变从此大功告成。由于我无法前往波托西，只得跟另一个暂时落单的外地人（一位法国籍的联合国乡村开发专家），待在拉巴斯[15]的旅馆酒吧共度圣诞节。我们二人举杯对饮交谈，他只是不断开口讲话，讲个没完没了而且情绪激动——他被轮调至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寒冷山村工作以后，总算在归来途中找到一个愿意听他倾诉经验的对象。那个圣诞节在知识和酒精两方面都令人收获良多，但就是少了过节的气氛。

继圣诞节而来的1963年新年，我是在波哥大度过的。拉丁美洲以外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哥伦比亚的存在。这是我的第二大发现。在理论上，该国曾树立了两党代议民主宪政的典范，几乎可以完全免于军事政变及独裁政权。然而1948年以后，它却成为南美洲的杀戮战场。在我抵达的那个阶段，哥伦比亚平均每10万人就有50多人被杀，然而即便这种高死亡率，也早已被20世纪末叶的杀人狂热比了下去[2]。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面前摆放着那时所收集、现在早已泛黄的当地报道。那些剪报让我回想起西班牙文的“集体屠杀”一字，而哥伦比亚记者就使用这个字眼，描述了发生于农场上和公交车乘客之间的一些小规模屠杀事件——这里死了16个，那里死了18个，另外一个地方死了24个。凶手是谁，被杀的人又是谁？“一位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无法提供有关凶手身份的明确信息，因为该行政区（桑坦德省）的那个地带（维瑞达斯）经常出现传统政治派系成员之间的一系列‘仇杀’事件。”那些“传统派系”指的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而加西亚·马尔克斯[16]的读者都晓得，哥伦比亚就连每个婴儿都因为家庭或地域背景，分别效忠于不同党派。开始于1948年、被称作“大暴力”的内战浪潮，若按照官方的说法早就结束了，然而即便在“平静”的1963年仍旧有1.9万人丧命。哥伦比亚不论在当时或后来都只能证明，自由民主架构内的渐进式改革，并非避免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不二法门（其中也包括那些已失败或中途夭折的革命），甚至还不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我发现该国由于未能进行社会革命，结果使得公共生活当中充斥着持续进行、普遍肆虐、无所不在的暴力。

“大暴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究竟所为何来，其实都很不清楚。好在我非常幸运，抵达的时候刚好出版了第一本重要的相关专论[3]。该书作者之一——社会学家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是我的朋友，我通过其引导开始认识了哥伦比亚的问题。当时我很可能特别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大暴力”的主要研究者是一位天主教神父，而且关于“大暴力”社会效应的初步研究报告，不久前才刚由那位非常英俊的年轻神父印行发表。他出身自当初建立哥伦比亚的家族之一，据说曾让许多寡头家族的年轻女性心碎，他就是卡米洛·托雷斯神父[17]。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的是，几年以后拉丁美洲举行主教会议并从此启动社会立场激进的“解放神学”之地点，就是位于哥伦比亚山区的梅德茵那座城市。但它当时仍然以纺织业而非以毒品著称[18]。我曾与卡米洛进行过一些对话，从我当时的笔记看来，我非常认真看待其论点，但他在那个时期距离社会激进主义仍很遥远，要等到三年以后才加入新成立的卡斯特罗式游击队——直到今天都还存在的“国家解放军”。

共产党于“大暴力”期间成立了一些“武装自卫区”或“独立共和国”，收容了主动或被迫逃离保守派——时而也有自由派——杀手集团魔掌的农民。最后它们变成了一个名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游击队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基地。此类“解放区”当中最出名的地点，诸如“特肯达玛”和“苏玛巴斯”，与波哥大的空中直线距离短得惊人[19]。但它们位于高山地带，必须使用骡马才可穿越那些难以通行的漫长山路。至于遍布大型咖啡农庄的“维欧大”一带[20]，那里在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时期已被农民充公，而且地主早就逃之夭夭，所以根本不必打游击。就连军方也对该地敬而远之，于是“维欧大”在一位共产党派去的政治干部监督下（他从前是啤酒厂工人），继续进行一切日常事务，并以和平方式通过一般贸易商将咖啡卖给国际市场。

“苏玛巴斯”的山间地带遂成为自由男女的化外之地，其统治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乡下领袖。那个天赋异禀的农家子弟躲过了英国诗人格雷于其著名诗篇《墓园挽歌》所预示的命运，没有成为“某个缄口而默默无闻的米尔顿……某个不曾害国家流血的克伦威尔”。其原因是那位胡安·德·拉·克鲁斯·瓦列拉先生可既不沉默也不和平。他担任“苏玛巴斯”领导人的生涯相当多彩多姿，既是著名自由人士盖坦的追随者、共产党员、自家农民运动的领袖，以及革命自由主义者，同时又坚定地永远站在小老百姓那一边。发掘他的人是一位不平凡的乡下老师，而那些乡下老师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人类解放运动的真正媒介。后来瓦列拉具备了阅读能力，并成为务实的思考者。他通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来学习政治，随时随地都带着这本书，并将看起来适合他自己情况或当下政局的段落特别标记出来。

我的朋友萝西欧·隆多尼奥在伯贝克学院做研究的时候，曾经写出瓦列拉的传记，她还继承了瓦列拉常带在身边的那本《悲惨世界》以及其他一些文件。至于瓦列拉的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汲取自一位现已遭人遗忘、生前狂热支持苏联的英国神职人员之著作——那位神职人员名叫休利特·约翰逊，曾担任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首席牧师，以致国外每个人难免都误以为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21]。瓦列拉显然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那边拿到了约翰逊的书，而该党对于农业革命的信念深得其心。他早就被公认为有权有势的人物，政府的军队来不了他那个地方，他却坐在国会里面代表自己的地区。苏玛巴斯一直让首都鞭长莫及，即使在他死后也仍然如此。依据萝西欧的报道——她曾经参加瓦列拉的告别式——举行葬礼时曾由他的武装骑兵担任仪仗队。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首次停战谈判，就举行于其地盘的内陆地区。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后来成为拉丁美洲最令人畏惧、延续最久的游击队组织。我首度前往哥伦比亚时它尚未成立，不过其长年的军事领袖佩德罗·安东尼奥·马林（曼努埃尔·马鲁兰达[22]）——另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早已活跃于托利马南部山区，地点就在昔日共产党鼓动农民并展开自卫行动的根据地附近[4]。该组织之所以会诞生，是因为哥伦比亚政府为了对付共产党，于是试验美国军事专家新开发的反游击战术，将其战士逐出了位于马奎塔利亚的大本营[23]。

许多年后，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共产党游击活动的诞生地（专门种植咖啡的“查帕拉尔”自治市[24]），于法国历史学家朋友皮耶尔·吉洛戴（Pi er re Gi l ho dè s）的屋内住了几天——他娶了当地女子并以此为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此时已较往日更加强大，仍然活跃于城外上方的山林地区。从波哥大搭车前往查帕拉尔则很方便，它与外面世界的接触相当频繁，城区颇为繁荣，市中心主要广场上的书报摊甚至还出售《时尚杂志》。骡道和小径依旧沿着陡峭的小峡谷通往山区。当地的景象相当宁静，但谨言慎行的作风免不了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查帕拉尔的农民即将发现罂粟种植业的市场潜力，但我相信当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种植。

我回国以后写道，哥伦比亚正面临“最大型的农民武装动员行动（不论那是游击队、盗匪或自卫团体），其规模乃西半球当代史上所仅见，或许只有墨西哥革命的某些时刻可与之相提并论”[5]。但说来奇怪的是，南美洲内外的当代极左派势力若非忽略了这个事实，否则就是刻意贬低其重要性（极左派势力所有的格瓦拉式游击造反行动都失败得一塌糊涂）。表面上的理由是，那种农民行动跟共产党基本教义派关系密切；实际上却是因为那些从古巴革命获得灵感的人士既不明白，也不想了解为何拉丁美洲的农民会拿起武器来进行抗争。

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候，想当拉丁美洲专家并不困难。卡斯特罗的胜利让公众对拉丁美洲深感兴趣，但当时除了美国之外，新闻媒体和各所大学对那个地区的探讨都乏善可陈。我原本无意专门研究那个地区，尽管我曾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讲授相关课程、为《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撰写相关论述，并且为《原始的叛乱》西班牙文初版译本增添有关秘鲁农民运动和哥伦比亚“大暴力”的附录。此外我曾于1971年在家休假的时候，顺便较仔细地研究了墨西哥与秘鲁的农民问题。我在80年代和90年代继续多次前往拉丁美洲，主要是去秘鲁、墨西哥与哥伦比亚，但偶尔也前往智利——那是在阿连德上台之前和执政时，以及皮诺切特时代结束后[25]。当然，我从未抗拒过拉丁美洲较富戏剧性、更加多彩多姿的地区，纵使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地球上最不利人类生存的地带（例如安第斯山上几乎已超出植物生长线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墨西哥北部矗立着仙人掌的半沙漠地带），以及全球最不适人居的巨大都市（例如墨西哥城与圣保罗）。我这许多年下来结识了一些莫逆之交，例如巴西的加斯帕里扬一家人、秘鲁的巴布罗·马塞拉，以及墨西哥的卡洛斯·富安蒂斯[26]。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和同事后来也变成了朋友。简言之，我永远归附了拉丁美洲。

不过，我从未尝试成为拉丁美洲学家，也不曾如此自许。无论是对达尔文那位生物学家，还是对我这个历史学者而言，拉丁美洲所带来的启发并非局限于某个区域，反倒具有普遍意义。那个大陆是一座历史变迁的实验室，其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而且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颠覆传统公认的真理。该地区的历史进化是以飞快速度推展，实际上在一个人半辈子的时间内即可观察出结果：从刚刚清除森林以便开辟农庄和牧场，发展到农民阶层的覆灭；从全球市场谷物供应者的地位盛极而衰，发展到诸如圣保罗之类巨型超级都会区的爆炸性成长——其外来移民的种族比纽约更加五花八门，有日本人、卡拉布里亚人、叙利亚人、阿根廷心理分析师，甚至有一家餐厅的招牌上面很骄傲地写着“正宗韩式烤肉”。就在10年之内，墨西哥城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库斯科街头的主要景象，也从以往穿着传统服饰的印第安人，变成了穿着现代“乔洛”[27]服装的人们。

即便只是因为拉丁美洲破除了“发达世界”与“第三世界”，以及“现在”与“历史过去”之间的藩篱，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对全球其他地区历史的观点。正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部巨著，能够让每个晓得哥伦比亚的人从神奇之中同时辨识出真实的一面，拉丁美洲也强迫我们，必须从乍看之下难以置信的事物当中找出道理来。它更做出了“反事实推论”永远办不到的事情，为历史形势提供各种真实的替代性结局：鼓舞了劳工运动的右派大老（阿根廷、巴西）；法西斯理论家配合左派矿工联盟发动革命，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玻利维亚）；全球唯一真正废除了军队的国家（哥斯达黎加）；在一个极度腐败的一党国家，其“革命制度党”有系统地从最激进的大学生里面吸收党员（墨西哥）。在那整个地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可以当上总统，而且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往往比犹太人还要成功。

这个异乎寻常的大陆之所以会让欧洲人觉得比较容易接近，是因为其氛围出乎意料地令人感觉熟悉，其情况就仿佛马丘比丘后侧小径旁的野生草莓一般。那不单单是因为，像我这般年纪并熟悉地中海地区的人，会把浩瀚无垠、水面呈赭红色的拉普拉塔河河口湾周围的居民，看成是两三代以来大块吃牛肉的意大利人；也不是因为我们在欧洲即已熟悉当地克里奥尔人的大男人荣誉感、羞耻心、勇气和对朋友的忠诚；更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见惯了各地的寡头社会。（直到年轻的革命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向军政府宣战之前，格雷厄姆·格林于《哈瓦那特派员》一书中描绘得淋漓尽致的社会分层法，至少在某些国家仍未遭到废除——此即“可以被酷刑拷打的”下层阶级，以及“不可被酷刑拷打的”上层阶级。）对欧洲人来说，在距离我们经验世界最遥远的那个大陆，其各种面向已融入历史学家所熟悉的机制，并与之交织在一起。其中包括了天主教会、西班牙殖民体系，以及诸如“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奥古斯特·孔德“人本宗教观”之类的19世纪意识形态派别。这多少同时突显了，甚至以戏剧化方式呈现出拉丁美洲各种奇特的嬗变，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共通之处。拉丁美洲俨然成为比较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乐土。

当我首度发现拉丁美洲的时候，它即将陷入自己在20世纪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处于军事独裁、国家暴力、严刑拷打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种现象在所谓的“自由世界”特别普遍，其严重的程度为希特勒占领欧洲以来所仅见。巴西的将领们在1964年即已攫取政权，到了70年代中期，军人已经统治整个南美洲，只有加勒比海沿岸的几个国家是例外。至于中美洲的各个共和国，除了墨西哥和古巴之外，它们自从50年代就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介入，以及美国所扬言或真正进行的干预，已被稳稳阻挡在民主外面。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难民都集中到西半球少数几个愿意接纳流亡者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与1973年以前的智利），要不然就散居北美与欧洲：巴西人去了法国和英国，阿根廷人去了西班牙，智利人则到处都去。（虽然许多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继续前往古巴，但难得有人真正选择那边做为流亡地点。）

那个“大猩猩的年代”（套用了阿根廷人的讲法），主要为三种因素凑在一起以后的结果。其一是当地进行统治的寡头阶层完全不晓得，该如何应付日益动员起来的城乡下层人口所构成的威胁，以及如何对待那些显然已成功获得支持的激进派民粹政治人物。其二是左派中产阶级青年受到了卡斯特罗鼓舞，认为借由武装游击行动来加速拉丁美洲革命进程的时机已然成熟。其三是华盛顿对共产主义的极度畏惧非但已从古巴革命中被证实，同时更因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国际间的挫折而进一步强化：越战的败绩、石油危机，以及非洲的各种亲苏联革命。

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断断续续前往拉丁美洲访问时，除了同情其革命分子外，自己并涉入那些事务——毕竟这里跟欧洲很不一样，革命非但有其必要，而且可能成功。不过我对当地的极左派也做出了不少批评，对1960年至1967年之间毫无指望、受到古巴鼓舞的游击队美梦更是严词指责[6]。结果我不顾大学校园暴动者的反对声浪，为一些退而求其次的人选做出辩解。我在当时写道：

拉丁美洲在历史上充满各种替代性选择，可供取代社会革命左派。后者虽然广受欢迎，却难得实力强大到足以决定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而拉丁美洲左派的历史扣除罕见的例外状况后……所呈现的风貌便是必须不断做出抉择：究竟应该选择固守成效不彰的纯正党派教义呢，抑或从各种恶形恶状当中找出最佳的替代选择——无论那是文职或军职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派系的中产阶级人士，抑或其他任何人选。那往往也是一部让左派后悔不已的历史，因为他们还来不及与那些政府或运动达成共识，就已经有更坏的东西取代了它们。

我所想到的对象，就是在维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主导下，宣布进行“秘鲁革命”的改革派军事执政团（1969——1976）[28]，我还曾经以既同情又怀疑的态度对之做出报道[7]。该执政团将境内的大庄园收归国有，而且是第一个正视广大印第安人口的秘鲁政府——那些口操盖楚瓦语的印第安人，当时正从安第斯山区涌入海滨、城市和现代世界，准备成为国家的公民。在那个贫穷无助的可怜国家，之前的每一个人都失败了。就连那些在1958年至1963年之间大规模占领农地、为寡头阶级大地主敲响丧钟的农民们也不例外。他们不晓得该如何将大地主埋藏在历史里，而且无人愿意或者是有能力解决土地问题，于是秘鲁的将军们自告奋勇出面效劳。（我必须在此强调：那些将领也失败了，但他们的继任者做得更糟糕。）

我的看法无论在拉丁美洲境内或境外都不受欢迎，因为当时仍流行格瓦拉式的自杀性梦想，以为通过小股游击队在热带偏远地区的行动即可促成革命爆发。这或许可以帮忙解释，为何当我现身于利马（曾有诗人很正确地称之为“恐怖的利马”）圣马科斯大学时，校内学生做出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好。其原因在于，新近从高原移居过来的“乔洛”（西班牙化的印第安人）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所信奉的教条，就是某种形式的毛泽东主义——至少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前如此。他们的毛泽东主义便仿佛农民入伍服役，或者像欧洲大学生“休学一年”那般，都标志着人生进入新阶段时的重大社会事件。

再来看智利，那个拥有最强大共产党、与我兼具个人关系和政治联系的国家，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我父亲的弟弟（柏克伍德叔叔）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定居智利的矿业专家。他和叔母，来自威尔士波伊斯郡“兰乌尔素”的布里奇特·乔治小姐，共同建立了霍布斯鲍姆家族现存的最大分支，并与1932年短命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有过牵连（其领导人是名字很响亮的马尔马杜克·葛洛夫上校）。过了许久以后，我通过智利历史学家克劳迪欧·维利斯的引荐——这回是在伦敦国际事务皇家学院——对拉丁美洲产生了最独特的认识。我遇见了一位显然才智甚高而且非常美丽的女士，并带着她前往剑桥四处参观：她是智利一位杰出社会主义者的妻子，名叫欧坦西亚·阿连德。我第一次前往圣地亚哥的时候，曾在阿连德家中吃过一顿中饭；那时我觉得其丈夫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样子不起眼，是他们伉俪当中较不引人瞩目的一位。但事后证明我低估了那位满脑子民主、既勇敢又可敬的人物：他死于捍卫自己办公室的时候[29]。当其他人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他们待在哪里时，我则记得自己在何处从收音机听见阿连德总统亡故的消息；当时我正参加一场有关工运史的国际会议，从会场可向下俯瞰奥地利的林兹市与多瑙河。

我上一次去智利是在1971年，从秘鲁顺路前往报道第一个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那次的选举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阿连德本人也包括在内[8]。尽管我衷心期盼这个政府能够成功，但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其前景并不看好。抛开自己的好恶，我给它订出的赔率是二比一。此后我一直要等到1998年才重返智利，那时我与阿连德的遗孀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同志们，一起在圣地亚哥观赏电视共享美妙时刻，看着智利电视台播出英国“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做出划时代的裁决，宣布采取不利于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的行动[30]。我未曾和我的智利亲戚分享这个喜悦，因为他们——至少是那些继续住在圣地亚哥的人——都曾经是皮诺切特政权的支持者。

以拉丁美洲左派为主题的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施暴者获胜而变得学术化；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受到美国撑腰的中美洲内战，兼之以南美洲军事政权的退潮，变得更加理论化；最后进而由于共产党式微和苏联解体，变得完全不切实际。或许唯一还值得注意的老派武装游击队革命尝试，就只剩下了“光明之路”。其构想出自秘鲁南部阿亚库乔大学一名偏激的讲师。我在70年代晚期前往秘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展开武装斗争行动。这个游击组织后来做出了古巴梦想家在20世纪60年代打算证明却失败得一塌糊涂的举动，那就是在秘鲁乡间确实可以靠武力来进行政治。但他们同时也呈现出来——至少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而言——这种工作绝对不应该获得成功。事实上，军方已采取惯用的严酷手段把它镇压下去，并且从被“光明之路者”激怒的农民那边得到协助。

不管怎么说，最令人畏惧、最坚不可摧的乡村游击队，还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它继续繁茂茁壮，但是在那个遍地血腥的国家除了迎战政府军之外，还得对付毒枭手下装备精良的枪手，以及大地主残暴的“半军事化组织”。执政于1982年至1986年之间的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欧·贝坦库尔，则是一个以社会为念、未受美国操控的文明保守主义学者（至少他与我对话时给了我这种印象）。他主动倡议与游击队讲和，而且这个政策从此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下去。他立意良善，并至少成功招安了一个名叫“Ｍ 19”、最受知识分子拥护的游击队运动。（波哥大每个政党在过去某一段时间内，都很可能有一二名年轻专业人士曾在山中与那支游击队共处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连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也一度准备遵循宪政游戏规则，于是创造出一个“爱国联盟”，希望让它在选战中发挥左派政党的功能——之前在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夹缝中，从未有任何左派政党能够真正出头儿。该联盟在各大城市的选举结果不佳，再加上他们放下武器之后，其阵营内共有大约2500名乡镇长、民意代表和积极成员在乡间遭到谋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自然就再也不愿意用投票箱来交换枪械。

我曾经在伯贝克学院的餐厅招待过一位他们的活跃成员。当时他正准备参加一项国际会议或刚开完会回来，远离了荒郊野外的香蕉农场，以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乌拉瓦地区，与当地游击队和地方上一些半军事化组织之间的战斗。乌拉瓦距离巴拿马地峡不远，而那位先生曾经在该地推行过法治。我不久以后向朋友打听有关他的消息时，他已经死了。

四

自从我首次乘飞机降落于拉丁美洲的机场以来，那里在40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生了多少事情？众人所预料将会爆发，而且在许多国家确有必要的革命，并未真正出现。革命已遭到本国军方和美国联手绞杀，但其失败也应该怪罪于当地人民的软弱、分裂与无能。现在它再也不会爆发了。自从古巴革命以来，我在现场或从远方观察过的各种政治实验，都未能持续带来不同的结果。

只有两项政治实验看起来或许不同，但它们出现未久，现在下定论还太早。其中的第一项——巴西劳工党——应可温暖每一位老左派心中的皱纹。该党自从1980年创立以来，便不断在全国成长茁壮，其领导者及总统候选人“卢拉”（刘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31]，大概是全球各地唯一当上工党领袖的产业工人。该党是古典群众社会主义工党及工人运动的现代版范例，类似其1914年之前在欧洲出现时的模样。我的钥匙圈上面还挂着它的党徽，借此唤醒自己昔日与今日对它的认同感，以及回忆起我和巴西劳工党及卢拉在一起的时光。那些记忆往往相当感人，有时还令人激动，譬如有关圣保罗汽车工厂和偏远内陆城镇基层活跃党员的故事。同时我也借着党徽来表彰巴西劳工党所珍视的一座大都市——正直、繁荣、反全球化的“南大河州”阿雷格里港——对民主和教育之热忱。他们曾动员市议会来组织一场活动，并由市长亲自主持，让市民于市内高效率有轨电车的隆隆声响中，在市中心主要广场与一位来访的英国历史学者进行露天问答活动。

另一个更加戏剧性的里程碑，则是墨西哥在2000年底结束了70年来始终牢不可破，由革命制度党进行的一党统治。但我怀疑这个里程碑所带来的政治选择，是否将会优于意大利和日本两国选民于20世纪90年代初叶为了摆脱僵化的本国冷战政权所做出的反抗。

显而易见的是，拉丁美洲的政情保持了一贯以来的风貌，其文化生活亦然（例外情况是拉丁美洲各国也卷入了全球高等教育的爆炸性成长）。就世界经济大局而言，即便没有近20年来各种重大危机所造成的打击，拉丁美洲也只是扮演着次要角色。在政治方面，它继续跟往常一样距上帝遥远、离美国很近，因而不至于像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那般相信，美国之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它在全球各地做了许多好事”的缘故[9]。50多年来，新闻记者和学术人士都把世纪性的变迁诠释成一时的政治潮流。但那个地区仍维持了一个世纪以来在大多数时候所处的状态，虽拥有许多部宪法和为数众多的法学专家，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在历史上，当地各国政府都发觉很难掌控国内的动向，而且现在仍是如此。各国统治者试图规避民主选举的逻辑，运用各种手段预防百姓投票出来的结果不合上意，其方法包括通过地方大佬、利益输送、大肆贿赂来进行掌控，并不时出现煽惑群众的“人民之父”或军事统治。这一切至今依旧大行其道。

即便如此，过去40年来我还是看见了一个全面改观的社会。拉丁美洲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三倍，但那个主要依靠农业为生而且地广人稀的大陆，已经失去了大多数农民。农民已迁居至大都市，或者从中美洲移民美国。其规模之大，唯有19世纪爱尔兰或者是斯堪的那维亚的移民潮，甚或类似厄瓜多尔人漂洋过海前往安达卢西亚协助收割的情况能够相提并论。海外移民的侨汇取代了现代化的伟大梦想。廉价的空中旅行和电话通信破坏了地方色彩。我在20世纪90年代观察到的生活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根本无法想象：例如纽约一名来自瓜亚基尔的出租车司机，一半的时间住在美国、一半的时间待在厄瓜多尔，而他的太太在厄瓜多尔经营一家小型印刷厂；例如合法或非法墨西哥移民满载货品的小卡车，从加州或得州驶返“哈利斯科”或“瓦哈卡”欢度假期；例如洛杉矶已然成为一座由中美洲裔政治人物或工会领袖来当家的城市。

大多数拉丁美洲百姓仍然贫困如昔。相对来说，纵使扣除了过去20年来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伤害，他们在2001年其实比20世纪60年代早期更加穷苦。这不仅是由于那些国家贫富不均的现象一飞冲天，而且也因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地位日益低落。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或许名列全球第8，而墨西哥排名16，但两国的平均国民所得分别位居第52与第60名。在全球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排行榜上，巴西始终名列前茅。但如果我们要求拉丁美洲穷人比较一下，自己在新千禧年之初的生活与父母亲的生活有何差别（更遑论是与祖父母那一代进行比较），那么除了少数灾区之外，他们的答案或许多半是：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好。然而在绝大多数的国家，他们很可能也会表示：现在缺乏确定性，而且更加危险。

我无权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讲法。毕竟他们的拉丁美洲，是我在40年前才开始探访、才发现的地方。那也是智利诗人巴布罗·聂鲁达以杰出的巴洛克风格诗篇，于《漫歌集》之中的“马丘比丘之巅”那个章节所描绘的地方。它通过这座死寂绿色印加古城已故的不知名建筑工人，道出了诗人的心声。其结尾是一段祝祷词：

Juan Cortapiedras, hijo de Wiracocha

Juan Comefrio, hijo de la estrella verde

Juan Piedescalzos, nieto de la turquesa

（石匠胡安乃维拉柯查之子，寒食胡安乃绿星之子，赤脚胡安乃绿松石之孙……）

我从英国出发之前曾有人告诉我：“如果你想了解南美洲，就必须去马丘比丘，在那边读这首诗。”那一回我还没有遇见这位身材浑圆的伟大诗人。其天然的创作素材并非高山而是大海，而且他那栋美妙的房子至今依然俯瞰海洋。当我问他想在伦敦参观什么的时候，他只表达一个愿望：希望在格林尼治看见卡提萨尔克号帆船。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不过几天以后，他就心碎而亡。

1962年时，我果真在马丘比丘读了他那首诗，于夕阳西下时分在陡峭的山坡阶梯上，手持购买于智利书店的一本阿根廷平装版。那首长诗是否能够帮助我以历史学者的身份了解南美洲呢？我并不晓得。但是我明白诗人所欲表达的意思，而且知道他心中所牵挂的那些胸膛宽阔、口嚼古柯叶、古铜肤色、沉默无语的男男女女。那些男女必须在安第斯山区的稀薄空气中讨生活，而那里几乎是北极和南极之间最不适宜人居的地方。每当我回想起拉丁美洲的时候，那些人就会浮现于我的心头。或许除了那位诗人之外，我这个历史学者也对他们有所亏欠。

译注

1 泛美航空（Pan AM）破产于1991年；巴西泛航（Panair do Brasil）在1965年被巴西军政府强迫关门；泛美–基思航空（Panagra）在1967年遭到并购；环球航空（TWA）倒闭于2001年。秘鲁航空（A ero p erú）的命运也不佳——该公司债台高筑，已在1999年结束营业。

2 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Victor Paz Estenssoro, 1907——2001）为经济学教授、温和左派革命领袖及改革家，曾三度担任玻利维亚总统（1952——1956, 1960——1964, 1985——1989），1964年一度因军事政变被迫下台。

3 瓜尔韦托·比利亚罗埃尔（Gualberto Villaroel, 1908——1946）为玻利维亚陆军少校，1943年发动政变推翻贪腐政权成为总统，但其改革措施同时招致保守势力反扑与工人反对。不满群众于1946年包围总统府并将之杀害，然后将其尸体抛下阳台悬挂于街灯柱。这位时运不济的改革者今日已被玻利维亚百姓视为英雄和殉道者。

4 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 1912——1960）为印度政治人物及新闻记者，出身波斯裔拜火教家庭。英迪拉·尼赫鲁（Indira Nehru, 1917——1984）即甘地夫人，为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之女，1942年与费罗兹·甘地成亲，被暗杀之前曾担任印度总理（1966——1977, 1980——1984）。Ｐ·Ｎ·哈克萨（P. N. Haksar, 1913——1998）则是总理甘地夫人的幕僚长。

5 那栋房子——萨拉拜大宅（Villa Sarabhai）——位于印度亚美达巴德（Ahmedabad），是柯布西耶的名作之一。

6 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领袖及国旗设计者，曾长年遭法国拘禁。1962年阿国独立后，民族解放阵线查禁其他政党，哈吉被迫流亡法国以至于终老。

7 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 1903——2000）为突尼斯首位总统，任期长达30年（1957——1987）。

8 查科战争（Chaco War）或译为“厦谷战争”，但“查科”并非“谷地”，而是面积65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为争夺此地打了三年仗，结果玻利维亚战败。

9 久谢力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 1902——1976）是母亲为捷克后裔的巴西总统（1956——1961）。巴西于其任内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并迁都至巴西利亚。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后，库比契克曾被迫流亡海外。

10 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 1912——2006）为德裔巴拉圭将领，1948年成为南美洲最年轻的将军。他在1954年发动政变，从此成为巴拉圭总统，1989年于第九届总统任内被军事政变推翻下台，卒于巴西。

11 盖楚瓦语（Quechua）为昔日印加帝国的国语，以及今日秘鲁和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官方语言。

12 卡斯提尔拼字法（Castilian orthography）是标准的西班牙书面文字。

13 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 1926——2002）是无政府主义的奥地利神父及哲学家，其父为克罗地亚人，其母为犹太人。他致力于第三世界的事务，曾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设立一所跨国文化中心（1961——1976）。

14 拉贡文雄（La Conven ción）地处秘鲁南部安地斯山地的库斯科（Cuzco）行政区，为该区13省当中的最大省份。基亚班巴（Quillabamba）是拉贡文雄的省会，与马丘比丘遗址均位于乌鲁班巴（Urubamba）河畔。

15 波托西（Po to sí）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的安第斯山区，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4200米）。西班牙人征服南美之初，波托西曾为主要银矿及南美最大城市。拉巴斯（La Paz）是玻利维亚首都，位于该国西部。

16 加西亚·马尔克斯（Ga b rie l Ga r cía Má r que z, 1928——2014）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7 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1929——1966）是国立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父及讲师，1960年与法尔斯–博尔达共同创立该校的社会学系。托雷斯关心贫穷百姓疾苦，乃“解放神学”的先驱之一，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义结合。他后来加入南美洲第一个游击队组织——“国家解放军”，于首度执行任务时阵亡，成为该组织的烈士。

18 梅德茵（Me de l lín）位于哥伦比亚西北山区，距巴拿马运河不远，为该国第二大城、工业重镇及咖啡交易中心。梅德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全球海洛因交易的基地。

19 特肯达玛（Tequendama）位于哥伦比亚中部，是首都波哥大西南方30公里外的省份；苏玛巴斯（Sumapaz）则为波哥大第20区（面积超过700平方公里、最落后的南部市区）。

20 维欧大（Vio tá）位于特肯达玛省，居民约2.5万人。

21 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 1874——1966）曾担任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首席牧师（Dean, 1931——1963），积极替苏联代言并多次前往苏联访问，获颁“红旗勋章”及“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非英国人往往不清楚其头衔，误以为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某些文献甚至称之为“红色主教”或“红色教长”！

22 佩德罗·安东尼奥·马林（Pedro Antonio Marin, 1930—— ）为南美资深游击队领袖，化名“曼努埃尔·马鲁兰达”（Manuel Marulanda），曾经是一个左派“独立共和国”的要员。哥伦比亚军方于1964年进行围剿后，他化明为暗，在1966年成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美国国务院曾于2006年悬赏500万美元捉拿马鲁兰达。

23 马奎塔利亚（Marquetalia）是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的自治市，共产党曾于“大暴力”期间（1948——1958）组织当地农民成立“马奎塔利亚独立共和国”进行自卫，1964年被政府军攻占（参见译注22）。

24 查帕拉尔（Chaparral）位于托利马南部山区，人口约4万人（托利马是哥伦比亚中西部的省份）。

25 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为智利总统（1970——1973），计划将智利和平过渡至社会主义。但军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以致阿连德死于总统府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为智利将领，1973年9月11日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1974——1990），最后因为智利全民公投否决他继续担任总统而下台。

26 加斯帕里扬（Fernando Gasparian, 1930—— ）是亚美尼亚裔巴西工业家以及杰出的出版家。巴布罗·马塞拉（Pablo Macera）是著名的秘鲁历史学家。卡洛斯·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 1928—— ）是著名的墨西哥小说家。

27 “乔洛”（cholo）意谓西班牙化的南美印第安人，或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共同的后代。

28 维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 1910——1977）来自秘鲁贫困华裔移民家庭，凭着努力从士兵晋升至陆军总司令。他在1968年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无能政府，翌年出任革命政府总统，极力推动改革（如将美国在秘鲁的油田收归国有、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削弱寡头家族势力）。保守派在1975年8月发动政变强迫他从病床上退位。维拉斯科去世后，首都街头有数十万群众护卫其灵柩——他至今仍为最受秘鲁百姓敬仰的总统。

29 皮诺切特的叛军以坦克包围智利总统府，并出动空军进行轰炸时，阿连德总统曾亲自拿起步枪进行抵抗。

30 1998年10月17日，皮诺切特于赴英国就医时遭到逮捕，16个月以后才被英国政府遣返智利。

31 刘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 z I ná cio Lu la da Silva, 1945—— ）曾在2003年至2010年出任巴西总统。

[1]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哥伦比亚的革命情势》，《今日世界》［E. J. Hobsbawm,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n Colombia”, The World Today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3年6月，第248页。

[2] 安德瑞斯·比利亚韦塞斯，《哥伦比亚杀人率的比较统计》（Andres Villaveces, “A Comparative Statistical Note on Homicide Rates in Colombia”），见：伯奎斯特、佩尼亚兰达和桑切斯（编著），《1990至2000年之间的哥伦比亚暴力：交战状态与和平谈判》［Charles Berquist, Ricardo Peñaranda and Gonzalo Sanchez G. (eds.), Violence in Colombia 1990-2000: Waging War and Negotiating Peace］，威明顿，德拉威，2001年，第275——280页。

[3] G·古兹曼主教、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E·乌玛那–路那，《哥伦比亚的大暴力》（Monsignor G. Guzman, Orlando Fals Borda & E. Umana Luna, La Violencia en Colombia），共二册，波哥大，1962年、1964年。

[4] 埃杜阿多· 皮萨罗· 雷翁戈梅兹（Eduardo Pizarro Leongomez），《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1949——1966）；结合各种战斗形式的自卫行动》［Las FARC (1949-1966): De la Autodefensa a la Combinación de Todas las Formas de Lucha］，波哥大，1991年，第57页。

[5]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原始的叛乱》（Rebeldes Primitivos），巴塞罗那，1968年，第226页。

[6] 霍布斯鲍姆，《拉丁美洲的游击队》（Guerrillas in Latin America），见：约翰·萨维尔／拉尔夫·米利班德（编著），《社会主义记录》［J. Saville and R. Miliband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1970年，第51——63页。霍布斯鲍姆，《游击队》（Guerrillas），见：科林·哈定／克里斯多福·罗普（编著）《拉丁美洲书评》卷一［Colin Harding & Christopher Roper (eds.), Latin American Review of Books I］，伦敦，1973年，第79——88页。

[7] 见拙作《秘鲁有何新鲜事》（What’s New in Peru）以及《秘鲁：奇特的“革命”》（Peru: The Peculiar “Revolution”），见：《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70年5月21日及1971年12月16日。

[8] 霍布斯鲍姆，《智利：元年》（Chile: Year One），见《纽约书评》，1971年9月23日。

[9] 此为《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与皮优中心（Pew Center）针对“意见领袖”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见《国际先驱论坛报》，2001年12月20日，第6版。

第22章

从罗斯福到布什

一

若说我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两个国度，亦即自己的国家与法国，那么20世纪西方世界所有的百姓，再加上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在精神上都生活于两个国度——自己的国家和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任何识字的人都见过诸如“好莱坞”和“可口可乐”之类的字眼，而且就连文盲也难得有人没接触过他们的产品。美国不再需要被发现：它已经是我们现实人生的一部分了。

不过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美国并非该国本身，而是一套主要由美国艺术作品传达出来的形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以后，除非是移民美国的人，否则还是只有相当少数的外来客曾经去过美国。更何况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之间，美国官方的政策对移民非常不利。我自己则一直要等到1960年才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前我们是在其他地方遇见北美人士。我首次与当时还没叫作“美国中部”的人打照面，应该是1928年扶轮社在维也纳召开国际年会的时候。我这个具备双语能力的男童被找去担任翻译，但我已经忘记了会中的情形。唯一还记得的就是在“环城大道”一个旅馆大厅内，看见一群衣衫比维也纳人光鲜许多的男性，其中有一位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麻醉师，后来他还很慷慨地寄了一些邮票过来供我收藏。除此之外，我搞不懂扶轮社究竟是做什么的，而官方的解释（“服务精神”）不免让我觉得过于空泛。

我发现很难重新勾勒出一个讲英语的欧洲大陆男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为美国画出的图像。但说来也奇怪，虽然我的叔叔实际上是帮一家好莱坞公司做事，我的美国图像并非来自好莱坞的电影。我们所观赏的汤姆·米克斯主演的西部片不能算数，因为就连小孩子都觉得，美国的生活显然不应该像是那种样子。（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确对美国所知有限。）其实以美国为场景的好莱坞电影并非旨在展示美国本地生活，而是为了呈现出电影观众梦想中的一个不真实国度。如果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话，那就是来自科技与音乐：前者属于臆测，后者则为经验。那是因为我们对科技的了解也得自二手数据。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亲眼看见过装配线，大家只晓得福特汽车是用装配线制造出来的。

在另一方面，美国艺术却直接来到我们身旁。我的母亲和阿姨们跳着“希米舞”与“狐步舞”，我们听到的音乐可以明确判定为美国音乐，即便演出者是英国乐团与英国歌手。收音机和留声机为我们带来了杰尔姆·克恩与格什温的作品。当时一般通称的爵士音乐——以萨克斯风而不用弓弦演奏的切分节奏音乐——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都市中产阶级的休闲音乐。它代表了美国，而美国正象征着现代化、留短发的女性和机器的时代。无怪乎包豪斯建筑学院的员工曾特地跟一支萨克斯风合影留念。于是当我来到英国，在丹尼斯表哥的影响下归顺了爵士音乐以后（而且这回是真刀真枪），那不但为我开启了新的美学经验，更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正仿佛当时刚起步开创事业的阿里斯泰尔·库克（他是我的前辈和《格兰塔》的主编之一），通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这个广播节目成为终身的美国评论家，我也用耳朵发现了美国。

爵士音乐是认识美国很好的入门方式，因为至少就英国的状况而言，其音乐及其社会意义——这种讲法充满了20世纪30年代风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爵士乐迷非但有明确的理由来反对种族歧视并支持黑人（当时他们尚未争取要别人称之为“黑色美国人”，以及之后希望被称作“非洲裔美国人”），同时还狼吞虎咽地汲取任何与爵士音乐沾得上边的美国相关信息：涉及美国的东西难得会跟爵士音乐完全扯不上关系。于是所有的乐迷都收集起各式各样有关美国的点点滴滴，从美国城市、河流及铁路的名称（密尔沃基、宽阔的密苏里河、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公司），一直到帮派首脑和参议员的姓名。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只需要“了解”一些有关美国的事物便不难成名。以丹尼斯·布罗根[1]那位喝酒很凶、后来工作得不很努力的格拉斯哥人为例，他在剑桥大学教政治学，并且是法、美两国问题的专家，却靠着收音机建立起声誉——他是欧洲最早打入媒体业的教授之一。其成名之处并不在于身为针对法国做出深入观察的历史学家，而是因为他说得出美国各州首府的名称，以及欧文·柏林所谱写的每一首歌名。

美国的形象是如此强而有力与无所不包，因而很容易便让人以为，它在我们如今所称的“美国世纪”几乎始终一成不变。但是对我们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留意美国的人来说（尤其是政治立场左倾者），那种形象在某些方面可就变化多端了。最起码的是，我们对美国的观感并未受到嫉妒心主宰。当我们开始想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经济尚未以其财富与生产潜力成为世界各地的成功楷模。于经济大萧条的10年内，我们所看见的不再是《大亨小传》的天地，而为《愤怒的葡萄》的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期，美国已成为恣意追逐利润、不公不义、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和残酷镇压的代名词。然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不但洗刷了那些恶名，还大幅向左转。美国很显然出现了帮助穷人和工会的政府。尤有甚者，罗斯福受到美国大企业的极度憎恨和厉言谴责。也就是说，在我们眼中，那些痛恨他并做出指责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象征着资本主义的邪恶。

“共产国际”当时就跟往常一样，正好深陷于党同伐异的阶段，于是久久未能发现其他每个人早已明显看出的事实，以致对“新政”做出谴责。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就连“共产国际”也终于清醒过来。简言之，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同时认可美国和苏联。年轻的共产党员多半都这么做了，而且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人士也不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当然绝非斯大林同志，不过假如我们是美国人的话，一定会真心诚意投他一票。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能够让我们产生同样的感受。自从我在英国剑桥结识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后，60多年来我们很可能无法在任何政治议题上取得共识，但唯一的例外是：我不论当时或现在都跟他一样欣赏罗斯福。

虽然从剑桥前往大西洋彼岸已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但我在战前从未有机会这么做。等到1945年以后，冷战似乎更让此事变得全无可能。那是因为美国不打算让自己的土地上出现共产党员，更遑论是外国共产党员。身为共产党员，我自然申请不到签证，除非有办法获得“特许状”加以通融。但除非我能够符合其先决条件，被接纳为自由社会的成员（纵使时间再短也无妨），否则照样还是拿不到“特许状”。实际做法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加以唾弃，即便我知道外籍人士无须被迫揭发其他的共产党员。那种公开仪式可不是官样文章。我还记得当初如何与大导演约瑟夫·罗西针对此事进行长谈——他是好莱坞“猎巫行动”的受害者，跟我因为同样热爱比莉·哈乐黛而成为朋友，可是我们之间的友情在那次对谈后便结束了。

他许多年来只能设法在欧洲混口饭吃，尽可能使用假名来拍摄电影，最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有了突破。不仅是他的才华，就连其票房价值也即将受到肯定。然而那个恶名昭彰的问题——“你是否为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始终是他的绊脚石。朋友们和制片人们都建议他，现在不妨回答那个问题。于是他向我问道：该回答吗？那种提问的方式让我觉得，他打算回答了。我不能责怪他，但是我过于诚实，或者过于自命清高，以致无法说出他想听的答案。或许我应该讲出他想要的答案才对，毕竟，是否值得为了施展伟大天分而放弃荣誉与自尊，这个问题绝非稀松平常。我至今仍感受得到他在那个问题背后的苦恼。

幸运的是，我自己从未面临这种两难困境。万一美国方面向我提出那个问题，而我诚实回答以后将不准入境的话，我会选择不去美国。但我当然想去美国，而且让我想去那边的理由多得很。虽然其中的原因之一，只是由于美国学术界纵使在当时环境下，动作还是比保守顽固的英国人快了许多，愿意接纳一个异端分子。

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了前往美国访问的机会，能够来到之前我所认识的那个虚拟世界。我曾于战后举行的早期国际社会学大会上（1956年在阿姆斯特丹，但更可能是1959年在斯特雷萨），认识了经济学家保罗·巴兰。他在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逃难到美国，自称是唯一公开身份以后，还能够任教于美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1]。我跟这位高大、热情、步履蹒跚、目光柔和的先生想必情投意合，因为他邀请我在1960年夏天前往斯坦福大学任教一个学期。我们准备共同撰写一篇论文来批判沃尔特·罗斯托刚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那本书自诩为“反共产主义宣言”，当时还受到不少人谈论。后来我们就在塔霍湖畔的一栋小屋内写出了那篇文章[2]。

那一回多亏美国驻伦敦领事馆对官僚主义缺乏经验，让我很侥幸地避开签证上的困扰，因为他们忘记向我提出那个问题。我前往美国时的身份问题一直要等到1967年，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我过去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才得到永久解决。幸好该校早就经验丰富，不但深谙如何协助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眼中的可疑分子申请签证，并且熟习华盛顿官方的政治运作方式。麻省理工学院及其校长的声望，再加上人人知道该校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得校方有足够分量来坚持，自己有权决定哪些外国人值得邀请、哪些外国人不值得邀请。校内的权力政治促使麻省理工学院动用一切资源，为一名其实并不重要的英国共产党学者办出了特许签证。我虽然得到特许状，但附带条件是每次我打算离开波士顿地区时，都必须向该校负责“照顾”外国人的一位女士事先汇报。于是我向那位非常友善但公事公办的女士问道：“您的意思是，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我就不能在纽约过夜？”她承认那种做法确实荒唐，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干涉我在美国的行动自由了。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初我的签证问题曾经多么让美国当局头痛不已。就跟所有的官僚体系一样，他们起初的反应是沉默与逃避。后来经过一连串越来越令人气急败坏的大西洋两岸电话对谈，我发现了让我的案例变得特别棘手的理由。我的邀请人有一回在越洋电话中问道：“你是否介意我提出一个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你的邀请。你是不是英国共产党主席，或曾经当过党主席？”从这个典型的案例可以看出，情报单位的档案记录如何结合了懒惰（那些探员应该不难查出历任党主席的名字）以及张冠李戴。据我记忆所及，我从1939年开始就未曾担任党内行政职务，连地方党部的层级也不例外。显然有人无法分辨我在党内或党外唯一担任过的主席——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主席（见第12章）——与共产党主席之间的差别。反正麻省理工学院最后击败了移民局。我拿到了特许状。

从那个时刻开始，我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成为过去。既然已有例在先，官僚人员便明白该如何办理了：按照上一回依样画葫芦即可。此后我去美国就不再碰上真正的麻烦，即便起先还是被领事馆负责核发特许状的官员面试了一两次。他会翻阅我的档案，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道“哦，你又去古巴了”，借此证明山姆大叔仍不忘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接着便签发了特许状。我在美国降落时当然不能没有签证，甚至连转机时也不例外，不过日久天长以后，我的签证申请变得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几天之内即可核发下来。发展到了最后，共产党不准入境美国的规定遭到取消，而且英国公民已不再需要赴美签证。

二

于是对我而言，美国在1960年时，从虚拟世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国度。其中的变化如何？在这个国家，我对爵士音乐的爱好——至少是刚开始的时候——比我跟马克思主义者或学界人士的交往来得更加真实许多。那是因为1960年时的情况为：与我同辈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多半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遭到孤立，而我所认识的美国学院派历史学者又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所知有限。在纽约，我可以和《科学与社会》的朋友们讨论“资本累积”以及“封建制度如何演变成资本主义”等问题（《科学与社会》是最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英文学术刊物，而且我曾为之撰稿）。然而他们能够教给我有关纽约的知识，不会多过曼哈顿下层中产阶级犹太人能够教给外层空间访客的东西：哪里买得到好吃的乳制品？哪里有二手书店（当时尚未局限于百老汇和12街交叉口的“斯特兰德书店”）？何谓“布朗博士的芹菜水”[2]？而且他们无法告诉我，美国的“烟熏牛肉”并不等于英国的“腌牛肉”。

我反而从西岸的保罗·巴兰那边知道了更多东西，主要是因为他认识那些工作于“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ILWU）的学者（我想大概是通过他当时的情人，一位住在加州的日本女性）。那个工会在哈里·布里奇斯领导下，成为湾区左派的中流砥柱。该工会将太平洋沿岸从波特兰至圣地亚哥之间全部的港口都组织起来，并且顺便还组织了夏威夷的各种机构。我非常荣幸能够被介绍给布里奇斯本人认识。他是一位身材瘦长、有个鹰钩鼻的英雄人物，曾通过工会迫使太平洋沿岸的雇主一概按照加州条件来雇佣工人。他是天生的硬汉角色，曾经发动两次总罢工来达到上述目的，并且对工会力量和谈判策略都有健全的认识。美国政府视之为“外国危险分子”，好几次打算把他遣送出境，但都被他成功抵挡下来。当时他正心不甘情不愿地领导太平洋沿岸码头工人走向“安乐死”，针对使用货柜轮与油轮等技术来取代人力一事进行谈判，并且为失去工作的工会成员争取优厚的终身退休金。

这个工会的实力依然强大，布里奇斯大半生担任难得让步的美国工会领袖，以澳大利亚口音表达出来的革命信念仍未稍减。他始终梦想发动一场足以令资本主义体制屈服的全球码头工人大罢工，因为在岸边工人的心目中，大洋是各大洲之间的桥梁而非障碍。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海员有很大的兴趣。海员在他眼中都是“烂货”，因为他们没有家庭与固定的小区组织来维系，所以缺乏码头工会成员“脚踏实地”的定力。此外他身为优秀的澳大利亚人，对“英国佬”也无甚好感。他告诉我，自己年轻时代当海员的时候，曾经与伦敦港一名码头工人的女儿在一起。这种经验让他一辈子瞧不起那些卑躬屈膝、自认为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英国工人。

由于那是1960年，所以我们谈起了美国总统大选。当时遭到罗伯特·肯尼迪和联邦调查局围剿的“运输工人工会”（卡车司机）领袖——吉米·霍法[3]——正考虑发动整个工会把票投给尼克松，不支持肯尼迪竞选总统。货运卡车司机的向心力，无论对加州的劳方或资方而言都很重要，可是霍法的声誉非常糟糕。布里奇斯本人则对两大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效忠，觉得霍法做出了投机的选择。我向他问道，霍法是否受到帮派控制？布里奇斯依据自己的经验正色回答说：“他或许跟黑道合作，却是一个腰杆很硬的汉子，而且就我所知他从未出卖过自己的工会成员。他只从大老板那边捞钱，不会揩工人的油。”

从来就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布里奇斯捞钱自肥或出卖工会成员。他和我见面不久以后就去世了，从此旧金山变得越来越不像是布里奇斯和“萨姆·斯佩德”[4]的城市。每当回想起他的时候，我心中都充满了敬意与感动。他的工会当然也认得黑道分子。某天下午，该工会一位后来走入学术界的组织干部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为了协调业务与黑手党谈判的经过。需要谈判的理由是，太平洋沿岸各港口的工会虽然干净，大西洋及墨西哥湾沿岸的工会却受到黑道把持。从其话中看来，与黑手党打交道时应该秉持两项基本假定，而且要明白他们并非法力无边。第一项假定——彼此相互尊重——称得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双方位于海边的活动地点可不是儿童游乐场，而且大家都知道行规，其中最重要的规矩就是你不可以偷鸡摸狗。腰杆很硬的汉子未必彼此信任，但是大家可以好好坐下来谈。第二项假定是，绝不接受黑手党的好处，就连再象征性的小恩小惠也不可收受，否则会自动被解释成愿意建立依附关系。于是每当对方提议，两个工会联盟不妨前往一个宜人地点——例如拉斯维加斯——洽谈攸关共同利益的事务时（比方说选定某一天同时终止合约），都会被委婉但坚定地加以拒绝。

在另一方面，了解黑手党并非法力无边以后，那个熟悉政治内情的红色工会组织便有机会做出威力展示，让黑道对自己刮目相看。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当然并无实权，即便人们可以料想得到，来自夏威夷州的联邦参众议员其实都非常认真看待工会的意见。那个工会所拥有的仅仅是战略、全国性的政治视野、既忠心耿耿又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并且懂得如何在美国国会上运作。同时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从实践经验中得知，黑道的经济眼光短浅、政治视野局限于地方。那位工会组织干部告诉我：“他们只懂得跟市议员和市长办公室打交道。然而，我们有一回却带他们去华盛顿，在国会转了一圈。他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熟人、跟来自全美各地的参众议员打招呼，我们还问他们想不想跟罗斯福的儿子见面。那给了他们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后谈判起来就轻松多了。”这些信息都为我打了预防针，让我不至于轻信美国一般民众和政治老手所渲染出来的黑手党强大声势，及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甚至连其经济实力也遭到夸大，因为按照纽约金融界的标准来看，黑手党家族的财富净值其实相当有限，而且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相关记录——意大利裔美国人在那10年内开始自立门户，美国则受到好莱坞的影响而爱上了那些教父们[3]。此事也让我对美国政治有了逼真写实的初步认识。

这在多大程度内改变了我对美国的观点？就跟大西洋彼岸所有观察美国的人士一样——而且我发现美国知识界某些次文化群体也表现得如此——我深深着迷于帮派分子。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首度大量公开了资料，揭露出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情形，而且那些资料当然也提及黑帮与工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青年左派人士心目中的美国工运史却不强调这一点。）我针对西西里黑手党所进行的研究，则无论如何都让我基于职业上的因素，对其美国分支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对它熟悉到足以写出一篇小型研究报告，来探讨“黑帮的政治经济”，并将之归类为市场经济的衍生物。我的弦外之音完全未被察觉，或许部分的原因是，当时我半开玩笑地把那篇文章寄给一家最古意盎然、既老掉牙又几乎无人阅读的保守党期刊——《季度评论》，而他们二话不说就把文章登了出来[4]。

等到抵达美国的时候，我对那些题材已经相当进入状态（但基于某些不言而喻的理由，我并不清楚肯尼迪家族正在研拟计划，打算通过自己的黑道关系来杀掉卡斯特罗）。尽管如此，当时我的某些基本看法仍然无异于小学生或好莱坞式的道德观，以为“好蛋”（正人君子）会做出好蛋般的表现，因此他们比“坏蛋”（恶棍）要来得好，而且跟坏蛋没有瓜葛，即便他们必须跟坏蛋一起过日子。我虽然已经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生活了那么久，还是宁愿相信事情就是这个样子。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那种想法在遵守法律、政府管事的英伦三岛似乎并非痴人说梦，反而在某种程度内是真实情况。但就美国而言，当地律师人数虽然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那里却既不遵守法律，同时也不是一个承认政府统治的社会，即便我很惊讶地发现美国各级政府都更加热衷于官僚主义。

政治与学术固然将我带往美国，但我还是靠着爵士音乐才感觉出来，自己对这个不寻常国家的真实情况略有所知。像我这种爵士音乐爱好者，大概很难找到能够比1960年更适合前往美国的时刻。不论在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现场享受全套的爵士音乐，而且其范围从依然在世的20世纪20年代老歌手，一直延伸至欧奈·柯尔曼与唐·杰利之类名声响亮、前卫人士当时已可在格林尼治村东郊欣赏其演唱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确，爵士乐坛人士尽管过着自杀性的生活，但除却少数著名的案例之外，陪伴我这一代人长大的伟大乐手都还宝刀未老。尤其当我们聆听孟克匠心独运的曲调，以及“迈尔斯·戴维斯五重奏”超凡脱俗的《里程碑》和《泛布鲁斯调》等专辑时，禁不住觉得20世纪50年代后半段正是爵士音乐的黄金时代（结果亦为其最后的黄金时代）。能够在那些纽约和旧金山的夜晚置身现场，实在是幸福无比的事情，即便对我这个四十来岁的历史学者而言，享受诗人华兹华斯年轻时代的那种天堂，还是未免太迟了一点儿。

爵士音乐其实无法跟左派政治分割开来，纵使20世纪60年代它在学术界的地位就仿佛同性恋一般：那只是某些教师的个人癖好，而非其学术活动之一环。正因为如此，虽然人人都知道，纽约不像美国中部那样可以代表“正宗”的美国，却可能是说服我这种人的最佳地点，让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办法了解这个不寻常的国家，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喜欢上它。整个曼哈顿都鄙视“猎巫行动”，再加上它既是犹太移民的城市，又是学术出版业、戏剧界、流行音乐和唱片业的中心，因而认定不论过去或现在从外面迁居过来的人们当中，理所当然可以出现若干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苹果”市内，只有联邦调查局真正担心某些人士的政治色彩，因为当我来到纽约的时候，那里就连亿万富翁都很可能是民主党员。但说来奇怪的是，爵士音乐对专业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不了太多吸引力，他们在本能上似乎比较喜欢古典音乐和政治民歌。（我还记得一个灾难性的夜晚：那天我带着保罗·巴兰前往旧金山“黑鹰俱乐部”，欣赏迈尔斯·戴维斯的演出。）

我在爵士音乐圈的熟人多半是男性，其中少数例外之一，是一位积极致力于赞助神奇钢琴手埃罗尔·加纳的娱乐界专业女经理人。她曾设法帮我一个大忙，安排我和加纳一起上约翰尼·卡森电视秀，认为可以让我趁机宣传一下自己刚出版的那本爵士乐专著。（我在1960年与美国出版业之间有相当的隔阂——它比英国出版界进步了30年——以致我在四分钟的访谈时间内除了报出书名以外，几乎没有谈到我的那本新书。）那些圈内人就某些方面而言，多半为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男性生活脱逃出来的难民，意图远离那个“人人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年代”，其中只有爵士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星探和制作人约翰·哈蒙德是例外。没有任何外地访客在路边看见了他，例如在“前卫村”爵士俱乐部门外看见他以后，会动念头问出一个曾经有人问过我的问题。那时我和一位朋友站在旧金山“北滩”某个场地的外面，结果有人走过来问道：“对不起，请问你们两位先生是‘比特尼克’吗？”[5]

约翰·哈蒙德首次带我前往哈林区“小天堂”夜总会的时候，当然没有人在门口问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几乎称得上是典型出身自“常春藤联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上层阶级成员：身材高大、留小平头、讲话腔调叫人联想起伊迪丝·华顿小说中的人物——哈蒙德果真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一分子[6]——而且于戏谑中流露出坚毅的神情。但正如同在美国所常见的情形，这不表示他具有特别丰富的幽默感。他并非一个不拘形式、轻露笑脸的人，其情况并不比他昔日的妹夫班尼·古德曼好多少，而古德曼出名的地方是：只需要用冷冰冰的目光瞪一眼就能够让伴奏者冻结起来。哈德蒙一辈子维持了20世纪30年代死硬激进的左派风格，但联邦调查局始终无法证明他是拥有党员证的共产党员。我们若不了解约翰·哈蒙德的话，便无法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爵士音乐史，以及美国历史本身——因为他很可能是30年代“摇摆音乐”风潮最重要的推手。哈德蒙临终的时候，我曾经在病榻旁边问他，自己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发掘了比莉·哈乐黛。

等到我认识哈蒙德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音乐界的中心人物。但像他那般即将协助鲍勃·迪伦开创伟大前程的人，也很难真正被视为昨日之星。另一位昔日纽约爵士音乐爱好者拉尔夫·格利森[7]，则成为我最要好的美国朋友。他不但担任记者，以便与或老或少的各个音乐人物保持接触，同时更以发乎自然、和蔼可亲的性情中人作风，俘虏了他们每个人的心。这位先生的事迹，包括刚发掘了蓝尼·布鲁斯，以及担任伟大的“比博普爵士”小号手迪齐·吉莱斯皮参选美国总统时的竞选经纪人——他们二人都不觉得那完全是开玩笑。格利森是爱尔兰裔纽约人，后来离开纽约担任《圣弗朗西斯科纪事报》的演艺事业及流行乐坛专栏作家。令该报引以为傲的地方是，自己既不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报业集团，同时在那个富裕、很“酷”又相当叛逆的都市里面，拥有对任何事物都不会大惊小怪的专栏作家群。

格利森住在伯克利山坡上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屋内到处是他收藏的唱片、录音带、音乐企划案、各种开本的印刷品，以及通常为年轻人的访客。一切都被他既态度强硬又充满关爱的妻子（珍妮）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把他家当成是逃离“帕洛阿尔托”的避难所，经常开着我拥有的第一辆车子过去。那是1948年份的凯瑟牌汽车，我花了100美元把它买来，然后在夏季学期结束以后，又以50美元的价钱卖给了一位享誉全球的数理逻辑学家。

对音乐和演艺事业而言，1960年时的圣弗朗西斯科湾区虽然僻处边陲，却是一个宝地和好市场。每个人都曾经在城内演奏，但是除了第一波具有自我意识的白人“狄克西兰”爵士音乐之外，难得有东西从那里向外传播出去。圣弗朗西斯科是老资格音乐大师——例如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厄尔·海因斯——定居下来、在既出色又安稳的俱乐部找到公开场地之处。就连埃灵顿公爵也宁愿接受俱乐部的邀约，而不想在圣弗朗西斯科举办大型音乐会。这让我获得令人难忘的机会，能够在1933年以后，首度置身于当初专门为爵士音乐而设的环境中聆听乐团演奏。那是一个饮酒联谊者的场地，其评鉴乐团震撼力的真正方式并非鼓掌叫好，而是桌边谈话蓦然中断后出现的沉寂。

圣弗朗西斯科当时虽然尚未成为同性恋共和国或硅谷的腹地，却已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是美国普遍认可的地点，更何况那里还有美得出奇的海湾景观。它是一座风气自由的城市，虽然其20世纪60年代时的政治立场还不像隔邻的伯克利那般激进，但还是以当地的异议人士为荣（例如哈里·布里奇斯），而且城内即使在那个年代的毒品管制也很松散。按照加州的标准来看，其历史古迹可谓车载斗量，例如拥有当时最著名的唐人街、对《马耳他之鹰》的记忆，并以身为20世纪50年代前卫文学“垮掉的一代”的中心而声名卓著。其时髦高尚的程度，足以令英国剧评家肯尼斯·泰南恭贺我能够前往该地。“该地”指的是“北滩”的百老汇大道一带，而那里仿佛是太平洋滨的“圣杰曼德佩”[8]。我常跟拉尔夫·格利森在城市之光书店对面的花神咖啡馆或恩里科餐厅碰面，每当市内名流漫步经过的时候，就从那边和他们相互打招呼致意。当地的百老汇跟纽约百老汇不一样，人们只是在街头悠然漫步。

过了湾区大桥便是伯克利。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一度把它变成了嬉皮青年和“花之力量”的主要根据地，并如同格利森所言，意外孕育出“除了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演奏者之外，第一批不打算让自己听起来像黑人的美国音乐家”[5]。拉尔夫·格利森自己则成为“海特–阿什伯里”音乐的代言人——其中包括诸如“杰斐逊飞机”和“死之华乐队”之类的乐团——虽然他的性情实在与吸毒团体不合，而且后来还的确戒除吸食大麻。他属于抽烟斗的那个知识分子时代，而且那时我也吸烟斗。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结果在1975年就以58岁的年纪与世长辞。

基于三个理由，格利森成为我通往美国的窗口。首先，他生活于爵士乐这个非主流的音乐天地内，能够见人所未见，掌握住未来事件的脉动。例如他看出黑人贫民区传出的乐声在音调上已有改变，前卫的白人孩子已发现黑人城市布鲁斯在节奏上的劲道，以及预知伯克利学生即将出现的暴乱——这些暴乱在1964年和1968年相继成为全国性与全球性的事件。1960年夏天，这些事情还都没有引起其他人注意。我在伯克利大学各个科系的熟人（更遑论在杰出但沉闷的斯坦福大学），均未曾向我提及或许我会有兴趣参加、由伯克利左派学生举办于那年夏天的周末政治营活动，因为根本无人晓得此事即将发生。格利森虽然与学术界或政治圈没有关联，却对此了然于心，因为学生们愿意和他谈话。这并不表示格利森积极涉入激进政治组织，或者亲近湾区左派的圈子。“共生解放军”反而更接近他的风格：那是圣弗朗西斯科湾区一个怪诞荒谬的千禧年主义团体，他们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事迹（若还有人记得的话），就是当初绑架了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二世的女儿，然后吸收她加入行动。格利森支持并善待了1964年“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的造反派学生，而且相当欣赏那批学生的领袖在群众演说方面的才华和漫无章法的纯真。于是当那名不大善于交际、名叫马里奥·萨维奥的物理系学生被逐出校园后，格利森就把他和他的妻子（或生活伴侣）送来伯贝克学院托付给我，希望我们帮他想想办法。（J·D·贝尔纳的物理系帮了很大的忙，可惜学术生活与科学研究显然皆非其所好，最后萨维奥重返伯克利“电报大街”，生活于咖啡馆与毒品店之间，让自己昔日的荣光伴随左右。）

第二个理由是，格利森在加州最具乌托邦色彩的角落固然也是外来者，却有办法了解当地年轻人的抱负及其文化革命，因而成为了解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最佳入门渠道。此外他虽然绝非幼稚型的人物，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洋溢着无限的热情，甚至对我所不喜欢的摇滚乐团也是如此。这又使得他对未来的时代脉动具有特别敏锐的嗅觉。例如正是他协助一位年轻的追随者创办了摇滚音乐杂志，而且自己从芝加哥布鲁斯歌手马蒂·瓦特斯的一首录音获得灵感，想出了那份杂志的名称——《滚石杂志》。他这个最不会做生意的人，靠着《滚石杂志》以及一家专门发行爵士音乐和偏激讽刺作品的小公司（“幻想唱片公司”），突然发现赚来的钱多得让自己难以适应，于是不时购买威士忌和雪茄烟馈赠给老朋友。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理由是，格利森不论就风格或性情而言，都是只会出现于美国的人物。这使得他有本事让别人更容易理解自己的国家，即便对欧洲人来说，美国文明在某些方面比除了日本文明之外的任何文明都还要来得陌生。他在外国人眼中，具有典型美国式爱憎无常与感情用事兼而有之的作风（但他不会将之表现于口头用语上）。虽然如此，他似乎对美国文化生活三个与生俱来的危险因子具有免疫力：唯我独尊、倾向于挖空心思找出“美国”的意义、理智上的迟钝。诸如“美国价值”和“美国梦”之类大而无当的空话，在他的字典里面都找不到。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私人对话当中还没有出现此类用语。他纯粹就事论事看待美国人，而冠冕堂皇的用语只属于公共生活的范畴，以及受到官方认可的爱国形式。

假如缺少了下列事项的话，我不认为他还会觉得美国式乌托邦完整无缺——例如芝加哥此起彼落的贪污市议员；一两名腰缠万贯、好色成性的电台布道者；若干保持激进异议立场甚至反乌托邦的反文化中心，像我在内华达州雷诺市最大的赌场外面就看见一家名叫“山峦俱乐部”的机构：那里有马匹指南以及符合犹太教规的熟食。换个角度来看，格利森既然居住于全球最大的“平原上的众城”，想必认为上帝不会毁灭这座“索多玛”[9]，因为城内永远找得到足以保护该城不受毁灭的“10个义人”[10]。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拉尔夫·格利森属于那种美国的特产：一个主要由新闻工作者组成的观察家团体。团体内的成员以爱意、鄙视和皱起的眉头来报道自己的国家，其中的佼佼者或许来自1930年至1950年的时代，那刚好也是美国本地歌谣和音乐剧的全盛时期。拉尔夫带着我认识了一些跟他类似的人，而且没有人会比他更适合引荐我认识芝加哥——那个凡是喜欢布鲁斯的人都不能不去的城市。

我从太平洋岸边开着汽车一路东行来到芝加哥，自从“垮掉的一代运动”颂扬这种做法以后，它就被公认为真正美国造反精神的入门仪式。我跟三个作风很不“凯鲁亚克”[11]的斯坦福大学生同行，共同分摊了路上的花销。从欧洲的标准来看，那个由山脉和草原构成的广袤空间相当单调，没有多少景色可供人欣赏，至少尚未吸毒恍神的人会觉得如此。在这种环境下，四个人整天轮流开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一望无际的笔直道路让我昏昏欲睡，差点儿在怀俄明州罗拉米市附近迎面撞上对面来车。芝加哥似乎是我这一辈子所待过最热的地方，尤其待在基督教青年会没有任何降温设备的窄小旅舍房间时，感觉起来更是如此。那座城市在夏季酷暑难当，在冬季寒风刺骨，正好象征着美国人独特的信念，此即外部限制条件存在之目的，就是要让人用科技与金钱来加以克服。但其先决条件是，要有充足理由让人如此大费周章，而与芝加哥有关的理由是贸易与运输。若无外力相助的话，很少有大都市能够像芝加哥这般不适人居。

但不管再怎么大费周章，芝加哥顶多也只能位居全美第二大城市。甚至就爵士音乐而言，虽然芝加哥起初能够将密西西比三角洲的第一流乐手和演唱家网罗过来，因而占尽优势，但最后还是输给了大苹果纽约。在有组织犯罪那方面，芝加哥自从艾尔·卡彭过气以后就不再是龙头老大，即便黑道照样在城内举足轻重。它固然还是城市布鲁斯之都，但“芝加哥布鲁斯”的命运截然不同于城内享誉全球的“儿童摇滚乐”；“芝加哥布鲁斯”只能像福音歌曲一般，属于城南与城西漫无边际、单调乏味、残破不堪的黑人区。它依旧只是南方贫穷移民的音乐艺术，创作于住家附近的酒吧、店铺前面的教堂，甚或街头的露天市场。芝加哥出了一位名列全国政治排行榜的人物——达利市长。他是芝加哥最后一位和最伟大的大佬级领袖，能够保证“库克郡”投票支持民主党提名的任何候选人[12]，对“杰克”·肯尼迪当选总统功不可没。当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芝加哥仍然由他的儿子继续担任市长。

那种大费周章毕竟还是凝聚出芝加哥的地方小区意识。像我就不认为，我所钦佩的斯塔兹·特克尔会有办法在其他城市开创事业。他曾经撰写许多部非凡作品来记录一般百姓的生活，为自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声誉，而最具象征意义的事情是，其第一本著作名叫“分野街：美国”[6]。那是一部匠心独运的芝加哥口述历史集萃，书中出现了70个人的声音，全书标题则源自芝加哥“近北区”一条街道的名称——那里是1960年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市区。委托他写书的人是我的朋友、出版商安德烈·希弗林，并把那本书纳入了一个以“世界的村庄”为主题的图书系列。就某些方面而言，我喜欢这本书的程度，超过了他随后出版的更具雄心壮志、更加闻名、口述者更多的一些作品，像是《艰难时光：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工作》，以及《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口述历史》等等。

我见到特克尔的时候，他48岁，而且就跟往常一样，每天在一家地方电台主持个人广播节目。那个节目有关阅读、音乐评论，以及任何事物，而且特别喜欢进行访问。他独特的天赋，就是有办法让受访者忘记自己正在对麦克风讲话，忘记除了那个身材矮小、如小丑般打着领结的人物之外，还有其他人正在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似乎听得出别人心中的想法，而且似乎对好时光和坏时光都颇有所知。他确实如此，其演艺事业和电视生涯已被“猎巫行动”彻底摧毁。他起先帮芝加哥黑人音乐家进行公关工作——那些人十分清楚何谓偏见——然后在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找到了归宿。那里无须大金主，所以比较不必仰人鼻息。但无论如何，芝加哥人共同的自卫意识抗拒了外地想抢攻报纸头条的人物，自从他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以后，就不再有人用共产党的罪名来打压他了。毕竟，他所隶属的那种小社群存在于每一座大都市，其成员包括了记者、评论人、城市自传作家、各式“酒馆哲学家”兼观察家，而且他们知道谁是自己人。

这是让外国人发现美国的最佳方式吗？我跟拉尔夫·格利森和斯塔兹·特克尔一同认识，或者是通过他们而结交的男男女女，都跟“美国中部”无甚关联。其中包括了深具王者风范的福音歌手玛哈莉雅·杰克逊。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歌唱艺术家之一（斯塔兹·特克尔担任过她的新闻经纪人），而且她不大相信男人，更不怎么相信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而言，宗教不仅是最深刻的信仰、公共的舞台、具有竞争性的艺术，更是可供赚钱的行业。玛哈莉雅是一位生活优越的女性，居住于一栋巨大的中产阶级洋房内，当时她依然生活安定[13]，不断应演艺界之邀公开登台演出，同时结合了自己亲近耶稣的静谧心灵与成功专业演唱者的身份。

那些人当中也包括了像巴克利“爵爷”之类的人物，但当时他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他以夸张的声调结合了维多利亚时代马戏团表演指导者、爵士乐迷、《圣经》背诵者和莎士比亚作品朗读者的风格，使用毫无瑕疵的黑人街头口音[14]，在“号角之门”负责凌晨两点演出的那一场。此外还有像比尔·兰德尔这位住在克利夫兰的先生。他曾经把猫王介绍给北方的听众，除了专职担任电台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还是研究广播史、印第安人以及其他美国事务的业余学者。（至今仍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何克利夫兰那个一望无际、位于伊利湖畔的狭长城市，会在推动摇滚乐这方面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不管怎么样，我通过这些男性和女性所认识的美国绝对不会让人觉得乏味。

美国学术界虽然成就了我在该国40多年的职业经验，却不是那么适合让人认识美国的地方。即便其中的原因只不过在于，大学教师们（亦即居住于小小的本国村或地球村里面的村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过的日子都相差无几。大学生们的生活也大致如此。美国学术界人士轻而易举就可以跟新来乍到者熟悉起来，那是因为地理上的流动性正好是他们生涯结构的一环，而且那也反映于地方上的生活方式。美国男男女女更换居住地点、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的频率远远高过其他国家。更何况除了少数几个显著的特例之外，各大学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区，附属于一些不特别关心学术事务的小型或中型城市。最起码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以前情况都是这样，直到人们发现，信息革命已让各大学成为经济富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带动者。习惯过着大学生活的外来移民，至少在表面上很容易即可融入那些小区——如果他们有办法掌握足够英语的话。反正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英语已在国际间普遍成为人们的第二语言。一位康奈尔大学印度籍物理学家有次告诉我（他的兄弟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如果我在英国担任教席的话，大概会一直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在美国却不会如此，因为这里可以说大家都是外国人。”那些长久存在的小区主要是经由短暂社交的发展模式所构成，其中包括了匆忙发展出来的社交活动、敦亲睦邻作风，以及日常互助关系。但就小区的意义而言，它们无法让人清楚外面发生的许多事情。

回顾40年来访问和旅居美国的经验，我认为自己在当地度过第一个夏天时对美国所产生的认识，就跟往后数十年一样多。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想认识纽约，甚至认识曼哈顿的话，那么就必须住在那里。该住多久呢？从1984年到1997年，我每年都在那里住上四个月。马琳虽然只和我一起度过了三个完整学期，但那已经足以让我们二人觉得自己是纽约人，而不像是过客。我在美国花了许多时间来从事教学，在那边美妙的图书馆阅读，进行写作或欢度好时光，否则就像待在圣塔莫尼卡“盖帝中心”的时候那般，一切携手并进。但是我却只花了几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实地接触来认识美国；假如我是托克维尔，有那么长的时间就已经相当足够；毕竟他在美国旅行九个多月以后，就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且那是曾已有的关于美国的最佳著作。只可惜我不是托克维尔，更何况我对美国感兴趣的地方跟他不一样。

三

若是今天写出来的话，托克维尔的那本书想必会被斥为“反美”，因为他对美国语多批评。美国自从建国以来，就对全世界产生了吸引力和魅力，但也成为遭人责难与非议的对象。不过一直要等到冷战开始以后，才变得主要是从“赞成”或“不赞成”的角度来衡量人们对美国的态度。而且那么做的美国人不仅从自己的同胞当中揪出“非美活动”[15]，在国际间同样如此行事。该项做法以“你支持美国吗？”取代了“你觉得美国怎么样？”那个问题。然而没有其他国家会针对自己提出类似的问答题目。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之后，接着又于2001年9月11日做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宣布自由的志业已重启战端，向另一个邪恶势力展开了殊死战。但由于这一回对敌人的定义不清不楚，导致任何形式对美国及其政策的怀疑，都很可能再度激起愤怒反应。

这种坚持要求获得认同的态度固然毫无道理可言，甚至非常荒谬！然而在国际间不论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都是20世纪最成功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居全球之冠，并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与模式；其创造科技成就的能力举世无双；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连该国的哲学家们，都日益独领风骚；其全球消费文化的霸主地位更显得无人能敌。20世纪结束时，美国已然成为全球硕果仅存的超级强权与帝国。尤有甚者，“美国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最好的一面。”[7]若通过外国移民而非民意测验专家来做意见调查，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对出于被迫或自行决定前往国外的人来说，美国是大多数人最喜欢的目的地，略通英语者当然更绝对如此。像我选择在美国工作，就对此做出了说明。但话要说回来，在美国上班或喜欢住在美国——尤其是喜欢住在纽约——并不表示我打算当美国人，虽然许多美国百姓依旧很难明白这一点。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必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或直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航空运输革命为止那般，必须不断在自己的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更遑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电话通信与电子邮件革命时期。在两个国家或许多个不同国家上班，过着双元或多元文化的生活，早已变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

金钱也不是美国唯一的吸引人之处。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鼓励才干、活力与创新。它还让人重新想起一个古老而没落的传统，那就是学术探索上的自由平等。例如巨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便不同于世上其他的大型图书馆，直到现在仍旧敞开位于第五大道和42街的大门，向任何走进来的人开放馆内瑰宝。但另一方面，这个体制让出局者或“混不下去的人”所付出的代价，在纽约同样显而易见——最起码直到那些人被赶出中产阶级的视线为止，也就是被驱离街头，或者被扫入那个难以言状、囚犯比例高居全球第一的“集中营宇宙”。当我第一次抵达纽约时，包厘街周围还是一大片流浪汉集中地或“贫民窟”；到了20世纪80年代，游民已经更平均地分布于曼哈顿街头。今日在不时可闻的街头手机通话声背后，我仍然听得见从纽约人行道上传来无家可归者或疯疯癫癫者的自言自语声，而他们都来自那座城市从前既不人道又粗暴的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就是人的废弃，而“废弃”（to waste）在该国的黑话正是“杀掉”的意思。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在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形态当中，美国不单单是存在而已，它唯一会达成的事情就是“成功”。美国缺乏集体认同感，其中的例外就是认定自己乃最美好、最伟大的国家，不但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度之上，并且为举世公认的典范。那就仿佛橄榄球教练口中所说的：“胜利不仅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更是事情的全部。”正是这一类的事项，让外国人觉得美国是个非常陌生的国家。某次在新英格兰待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于返国途中举家共度短暂假期，来到一个既贫穷又言语不通的葡萄牙海滨小镇，而我直到现在都还记得那种回到自己文明的感觉。地理因素完全与此无关。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从南美洲归国途中再度前往葡萄牙度过类似的假期，这回却未尝出现摆脱了文化隔阂的感觉。

那些文化差异当中较引人瞩目之处，就是美国人对自己怪癖的认识（只有在美国……），或者至少是他们对自己产生的一种奇特的不确定感。一个让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全心全意想找出答案的问题就是：“何谓美国人？”但我这一代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却难得为类似的问题伤神。在旅美的英国人眼中，国家或个人认同感所带来的困扰，并不像当地学术讨论会里面所讲的那么严重。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特别如此，而且就连那些具备复杂中欧出身背景的英国人也不例外。马琳参加了一次那样的讨论会以后，忍不住向我问道：“他们所谈论的‘认同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1967年抵达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之前，她压根儿就不曾听过那种用语。

外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美国的时候，或许比今日更容易立即意识到美国的怪异之处。因为那时外国学者有许多人尚未融入全球化消费社会，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更加契合了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论，甚至是唯我主义。不论托克维尔时代的情况如何，美国的核心价值已非热爱人人平等，反而变成了反威权、反律法的个人主义，同时却又很奇特地成为一种墨守法规的无政府主义。平等主义的遗风，主要就只剩下了拒绝自愿服从等级式的权威。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何美国每天都在国内或国外，以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相当粗野甚至非常蛮横的方式，动用暴力来决定到底谁该指挥谁。

美国人似乎一心一意只想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但在其他上轨道的国家根本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美国的真实情况无论在当时或今日，都一直是该国创作艺术的主要题材。萦绕在每一个美国创作者心中的梦想，就是要创造出可以全面涵盖美国实况的作品。欧洲没有人动不动就想写出“伟大的英国小说”或“伟大的法国小说”，但美国作家们仍打算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而且现在是厚达数册的大部头），即便他们已不再使用这个术语了。但真正最接近实现这种梦想的人并非作家，而是一个看起来肤浅，却具有惊人持续动能的视觉形象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英国艺术评论家戴维·西尔维斯特曾在纽约说服我相信此人的重要性。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孕育出安迪·沃霍尔那种作品呢？那是极度雄心勃勃、作风独特，而且无止境地以美国生活素材为主题的变奏曲，从浓汤罐头和可口可乐瓶子一直涵盖到美国的神话、梦想、梦魇、英雄和女英雄们。在旧世界的视觉艺术创作传统之中，缺乏类似的事物。然而正如同为了掌握自己国家整体性的美国式创造精神，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尝试那般，沃霍尔的愿望并不在于成功地追寻快乐，不在于追寻美国政界的陈词滥调及心理呓语所指称的“美国梦”。

在我的一生当中，或者最起码在我初抵美国的40多年内，美国到底改变了多少？不断有人告诉我们，纽约不等于美国，而且正如同诗人奥登所说，即便永远不可能变成美国人的人也可以自视为纽约人。像我这种做法的人就确实如此：每年前往同一间公寓，从大厦楼群俯瞰“联合广场”如何逐步翻新，跟同一名阿尔巴尼亚裔的门房打招呼，并且和往年一般与同一名西班牙妇女讨论在家帮佣的事宜——那位女性已经在纽约住了12年，却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学英文。马琳和我跟其他纽约人一样，都会告诉外地过来的访客，自从他们上一次在肯尼迪机场降落以来纽约有了哪些变化，而且今年该去何处用餐。但我们与定居此地的朋友不同——诸如希弗林、考夫曼、卡茨尼尔森、蒂利、克雷默等家庭——除了偶尔举办派对之外，从不在家中宴客。

我类似地道的纽约人，要是城内有什么让人特别喜欢的场所关门了，就会像失去亲友一般难过。我固定在纽约人文研究所与当地知识圈的成员共享午餐时，会彼此交换八卦消息。那些人包括了写作者、出版商、演艺人员、教授以及联合国的员工，而纽约的一大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心灵上的生活并非由学院来主导。简言之，世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与“大苹果”相提并论。然而不管纽约再怎么非典型，它仍只可能存在于美国。即便最具国际风格的纽约市民，例如我们已故的朋友约翰·林登鲍姆，也能够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美国人。他生前是哈林区一所医院的血液学家兼爵士乐迷，有一回被派去孟加拉国参与一项医学研究计划，于是带了许多爵士乐唱片和一个舀冰激凌的勺子前往该国。纽约的犹太人特别多，而且不同于美国大多数地区之处为，纽约有更多人意识到其他世界的存在，但是我身为纽约人所学到的事物，与我对中西部和加州的有限认识之间并不会格格不入，因为它们都属于美国。

说来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人们所称的“脉动”给美国带来的改变，远远少于我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所认识的其他国家。我小时候住过的巴黎、柏林、伦敦与它们在2002年时的情况，根本无从比较。就连维也纳也一样，尽管它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展现昔日荣光的主题公园，打算借此隐藏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转变。甚至连伦敦的轮廓线也变得不同于前，那从我所居住的国会山斜坡上即可看出——国会大厦现在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就巴黎而言，自从蓬皮杜和密特朗二人分别在那里留下自己的记号以后，它也早已今非昔比。纽约虽然经历了与其他城市相同的社会与经济剧变——诸如去工业化、市区改造、大量从第三世界涌入的移民——却让人感觉不到那种变化，甚至让人看不出来。此事相当令人惊讶，因为每一个纽约人都知道，这座城市年年都在改变。像我自己就曾经目睹纽约生活出现根本上的创新，譬如韩国蔬果店、纽约中下阶层人士光顾的金贝尔百货公司结束营业、布莱顿滩变成了小俄罗斯。然而纽约还是纽约，不像伦敦已经不那么伦敦了。就连曼哈顿的轮廓线基本上也跟20世纪30年代大同小异，尤其自从战后最雄心勃勃的添加物——世贸中心——现在已经消失不见，情况更是如此。这种显而易见的稳定性难道是幻觉吗？毕竟美国也是全球人类的一部分，而且人类在1945年以后所面临的变局，比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加深远和快速。美国的变迁之所以在我们眼中显得不那么戏剧化，是因为繁荣的高科技大众消费社会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现身于西欧，而它在美国却早非新鲜事。此外我在1960年前后发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形成一道历史性的鸿沟，将之前与之后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区隔开来。然而对美国来说，20世纪50年代只不过是（或至少看起来仿佛是）20世纪更大更好的版本，而且是美国富裕白人公民已经熟悉了两个世代之久的20世纪，更何况其信心已从大萧条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从外面的世界观之，美国继续沿袭跟从前相同的路线（虽然美国公民已有一部分人——主要为受过大学教育者——开始出现不一样的想法），而且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变得越来越现代化，欧洲观光客所接触到美国生活中的事物开始显得没那么“先进”，甚至还有一点儿相形见绌了。我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开车经过的加州，与60年代时的模样没有太多差别；但是西班牙与西西里的情况可就大不相同。纽约在我一生当中都是个新移民的大都会，伦敦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变得如此。美国这块大地毯的细部虽然出现了变化，而且还在不断改变中，不过其基本花色却一时之间稳定得令人吃惊。

身为历史学者，我知道在这种表面上稳定变化的背后，正进行着大规模的长期性的变迁，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尽管如此，它们却被隐藏起来了。那是由于人们执意抗拒更改美国的公共机构、官方程序、美国式的生活习惯，以及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泛称的“习性”（habitus）或待人接物之道。美国的制度被套上了由一部18世纪宪法织成的紧身衣，再加上两个世纪以来由律师们——亦即合众国的神学家们——宛如注经一般所做出的补充解释，结果在2002年时几乎比世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要僵化许多。美国迄今甚至未能将宪法略加修改，以便意大利裔、犹太裔公民（更遑论是女性）能够当选国家领导人。但这套制度也使得美国政府基本上不需要伟人，甚至无须任何人做出重大决定，因为快速而有效的国家决策——包括总统制定的国策在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至少就其公众生活而言，是一个被设计成以平庸模式来运作的国家。那是因为它必须如此行事，而且它在20世纪富裕和强大得足以这么做。在我一辈子的政治生活当中，只有美国出现过这种情况：三位能干的总统（罗斯福、肯尼迪、尼克松）任期尚未结束，便骤然由既不具资格又无人期待他们当总统的人来取代[16]，可是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未因此而出现明显差别。相信高超政治手腕和伟大个别人物的历史学家，只会觉得美国是个烫手山芋。

这一切都让华盛顿的真实政府蒙上迷雾，而一些大型企业及利益集团的惊人财力，再加上选举程序让人无法辨明国政的实情与日益受到的限制，让局面甚至变得更加不透明化。于此情况下，美国一等苏联解体便不声不响准备成为独霸全球的超级强权。但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其所处的地位在历史上缺乏先例；其政治体系必须迁就“新罕布什尔州初选”[17]所带来的雄心与反应，以及地方上的保护主义；它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况且几乎还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世界太大也太复杂，无法在任何时间内任由单一超级强权来主宰，不论其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有多么强大。世上的胜利者若缺乏恐惧感来加以约束，就会罹患“自大狂”这种职业病。今天没有任何国家约束得了美国。基于这个理由，在我撰写本书的2002年4月，美国的国力庞大得足以——而且显然正在——让世界陷入不安。

我们的问题并非自己正在被美国化。尽管美国化已在文化上与经济上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的其余部分，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的世界在内，迄今仍坚决拒绝追随美国的政治模式与社会模式。这或许是因为，美国并不像其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宪法所宣示的，是一个前后一贯（因而可以输出）、奠基于个人自由的普世原则、可在社会上与政治上成为楷模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美国还远远称不上是可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美国无论再怎么强大和影响力十足，仍然在不断摸索之中，并于巨额财富和公众情绪的扭曲下，笨拙地试图修补各种公私机制，让它们迁就不得更动的1787年宪法条文，来应对立宪时料想不到的现实状况。美国根本难以让人复制，而且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想复制它。自从青春期以来，我在美国度过的时间多于除了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即便如此，我还是庆幸自己的小孩没有成长于美国，而且我属于另外一种文化。然而美国也还是我的一部分。

我们的问题其实在于，美利坚帝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可以用自己的国力来做什么，以及自己权力的极限何在。它只是一味地坚持：不拥护美国的人即为反美人士。这正是生活于“美国世纪”全盛时期的问题所在。我已经高龄八十有五，大概没办法看见问题解决之日来临了。

译注

1 丹尼斯·布罗根（Denis Brogan, 1900——1974），为来自苏格兰的英国历史学家，1939年出任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因为论述美洲的著作而成名，1963年晋封爵士。

2 “布朗博士的芹菜水”（Dr. Brown’s Celery Tonic）是一种芹菜口味的罐装苏打水，主要销售于纽约市。离开纽约以后，它通常只出现于犹太食品店和犹太餐厅。

3 吉米·霍法（Jimmy Hoffa, 1913——1975?）是全美国最大工会——运输工人工会——的领导人（1957——1971），与黑道勾结并广受争议。霍法曾因收受回扣及行贿等罪名被判刑13年，但入狱四年多就被尼克松总统特赦。霍法于1975年企图重新夺回工会领袖宝座，结果在密歇根州一座停车场从人间蒸发。

4 萨姆·斯佩德（Sam Spade）是著名小说《马耳他之鹰》书中的侦探英雄，被视为代表旧金山的人物。

5 比特尼克（Beatnik）为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后，旧金山新闻界发明的字眼，用于嘲讽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movement）的成员，表示他们“不美国化”——“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主要为一些拒绝接受传统社会价值的美国作家。

6 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为荷兰裔美国铁路业及航运业大家族，女作家华顿曾经是他们的房客。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 1910——1987）的母亲出身自该家族。

7 拉尔夫·格利森（Ralph Gleason, 1917——1975）是《滚石杂志》的联合创办人。

8 圣杰曼德佩（Sain t-G er main- de s-P ré s）是巴黎第六区许多著名咖啡馆所在地，曾为存在主义运动的重镇。

9 索多玛（Sodom）是《圣经·旧约》“平原上的众城”（cities of the plain）之一，因“罪恶极重”被上帝以硫磺与火毁灭（见《创世记》第十八与十九章）。

10 上帝曾向亚伯拉罕表示，若在索多玛找得到10个义人，便赦免城内所有的人（创18: 24-32）。

11 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是出身法裔加拿大家庭的美国作家，乃“垮掉的一代”之灵魂人物，曾撰写《在路上》（On The Road）一书。

12 达利（Richard Daley, 1902——1976）来自贫穷爱尔兰移民家庭，1955年出任芝加哥市长，前后长达20年之久，卒于任内。库克郡（Cook County）位于伊利诺伊州东北角，人口超过500万，乃仅次于洛杉矶郡的全美第二大郡，其首府就是芝加哥。

13 玛哈莉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 1911——1972）这位美国最著名福音歌手的演唱生涯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转而投身黑人民权运动。

14 巴克利“爵爷”（Lord Buckley, 1906——1960）这位美国独角戏喜剧大师是白人。

15 此“非美活动”指的是麦卡锡主义时期前后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1938——1975）以及当时某些美国人的歇斯底里反应。

16 那三位不够格的总统分别为杜鲁门、约翰逊和福特。

17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决定总统候选人时，新罕布什尔州是最先举行党内初选的地点。四年一度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New Hampshire primary）因而成为参选人受欢迎程度的试金石。其举行时间通常在1月。

[1] 这种讲法相当接近事实，但并非完全正确。我相当确定的事情是，在我后来任教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其研究所内有些教师也不断宣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2] 巴兰、霍布斯鲍姆，《经济成长的阶段》（P. A. Baran and E. J. Hobsbawm,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见：《KYKLOS》1961年第14期，卷二，第234——242页。

[3] 参见F·扬尼和E·罗伊斯–扬尼（F. Ianni and E. Reuss-Ianni）合著，《家族事业：有组织犯罪中的亲属关系及社会控制》（A Family Business: Kinships and Social Control in Organized Crime），纽约，1972年。

[4] 霍布斯鲍姆，《黑帮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Gangster），见《季度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第604期，1955年4月，第243——256页。

[5] 引自查普尔、加罗法洛（S. Chapple and R. Garofalo），《为摇滚乐花钱：音乐工业的历史与政治》（Rock’n’Roll is Here to Pay: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Music Industry），芝加哥，1977年，第251页。

[6] 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分野街：美国》（Division Street: America），纽约，1967年。

[7] 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新世纪：与安东尼奥·波利托的对话录》（Intervista sul Nuovo Secolo a Cura di Antonio Polito），巴里，1999年，第165页。

第23章

尾声

一

各种传记都随着主角的死亡而画上句点。自传则缺乏这种自然的结局。但无论如何，这本自传的有利之处为，它结束于世界史上一个无可置疑的戏剧性段落，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攻击。或许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人，直接经历了一个料想不到的事件。而我是在伦敦一家医院的电视屏幕上，看见了此事发生的经过。对一个老迈而持怀疑论、出生于俄国革命那一年的历史学者而言，该事件结合了20世纪一切的坏东西：大屠杀、高级但不可靠的科技，而且真实模仿了好莱坞的壮观场景，宣布再度进行一场介于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全球殊死战。舆论界横飞的唾沫淹没了西方世界，一些御用文人则费心寻觅不该使用的字眼，而且不幸找到了它们。

值此美国主导媒体与政治的年代，美国主导权在全球各地所造成的观感与异议产生了放大作用，使得美国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突然出现一道鸿沟，各自以不同方式来解读那个可怕的日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的其他地方只看见了一场特别戏剧性的恐怖袭击行动，而它造成惨重伤亡，并使得美国暂时公开受到羞辱。除此之外，整体形势与冷战结束以来的情况并无差别，绝不至于令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陷入紧张[1]。华盛顿当局却声称“9·11”事件已经改变一切，同时还采取果真改变了一切的措施，宣布自己将独力捍卫世界秩序，并裁定谁是世界秩序的危害者。任何拒绝接受此种立场的人，就是潜在的敌人或真正的敌人。这倒不出人意料，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降，美利坚全球军事帝国的战略思维已为此做出准备，而当初制定这套战略的人，现在即为其执行者。然而“9·11”事件已经证明，我们都生活在只有一个超级强权的世界，而且该强权于苏联解体后终于做出决定，在可预期时间内不让自己的力量受到任何约束，并准备无限制施展自己的力量——虽然除了展现唯我独尊的地位之外，使用此力量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20世纪已告结束，21世纪于昏暗混沌之中揭开了序幕。

没有任何地点比得上医院病床，更适合让遭到拘禁的受苦受难者进行思索，回味一些宛如从奥威尔的小说中狂泻而出的语句和影像。它们就在这个年代泛滥于印刷品和荧幕之上，悉数被设计用于进行欺骗、隐瞒和蒙混，而且受骗者也包括了制作那些文字和画面的人。其所涵盖的范围，从简单的谎言一直延伸到强有力的遁词，而那些东西就被外交大员、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也不例外），拿来规避我们无意或不敢诚实回答的各种公共问题。其所涵盖的范围更从公然撒谎——例如伪称伊拉克拥有威胁世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必须打倒萨达姆[1]（但他无可否认是咎由自取）——一直延伸到更方便拿来合理化美国官方政策的各种借口，因为美国从前也曾经赶走了斯大林主义。我们只需要听听华盛顿的决策者与战略家们私下或公开的意见，即可明白他们今天都在谈论纯粹的权力政治，并厚颜无耻地将建立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工作，呈现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自卫反应：若不摧毁国际恐怖主义的话，这个文明将惨遭难以形容的野蛮暴行蹂躏。反正理所当然的是，在安然公司[2]与美国政府彼此界线模糊不清的那个世界，自欺欺人（最起码是在说谎的那一刻）可以让那些谎话听起来更加令人信服。

当我躺在病床上，身边围绕着各种声音和纸张的时候，我所得出的结论是：2002年时的世界比从前更需要历史学家，尤其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历史学家。或许阅读该行业一名老迈成员毕生的旅途报道，能够帮助年轻人于面对21世纪的晦暗前景之际，除了具备不可或缺的悲观态度外，并拥有较透彻的眼光、得自历史记忆的见识，而且有能力避开当下的狂热激情与政治兜售伎俩。

年龄可对此产生帮助。我由于年纪的缘故，成为统计学上的珍稀。因为据估计在1998年时，全球年届八十以上者共有6600万人，大约只占世界人口的1%。单单凭靠倚老卖老的优势，别人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的历史，却是这个少数族群人生记忆的一部分。对于即将接受高等教育——亦即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或中期——的潜在读者而言，20世纪绝大部分都属于遥远的过去，没有多少东西留存在真实的知觉当中，例外情况是出现于电影或录像里面的历史古装剧，再加上一些出于不同理由，已经成为集体神话的20世纪零碎印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事件在英国所产生的意义。但那些事情多半与生活无关，反而只是应付学校考试该准备的东西。像我依然印象鲜明地记得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掌权的那个寒冷冬日，它在20岁年轻人的眼中却遥不可及。我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结婚，可是那个危机对他们的人生不具实质意义，就连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往往也是如此，因为40岁以下的人当时尚未诞生。对我这种年纪的人而言，那些都属于依时间顺序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之一，决定了我们在大环境下的私人生活。那些事情对他们产生的意义却不一样：在最佳情况下，是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课题；在最坏情况下，只是一些发生于“我的年代之前”、让人不痛不痒的零星事件。

与我同辈分的历史学家就是向导，可带人前往一个重要的昔日领域、一个人们行事风格迥异的国度，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那里。或许我们对自己平生历史的认识，反而比不上一些专门论述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可以运用当时我们——实际上是任何人——都接触不到的文献。即便年岁还没有将记忆力腐蚀殆尽，我们或许也无法完全依赖记忆。更何况若无书面证据佐证的话，记忆中的事物恐怕绝对会错漏百出。但是话要说回来，我们曾经置身现场、明白实际的感觉如何，这种临场感使得我们具有天然免疫力，避免出现不在现场者的时空错乱现象。

生活于20世纪的80多个年头让人自然而然上过一课，明白了政权、帝国及各种体制的变幻无常。我目睹了欧洲各个殖民帝国的彻底消失，尤其是身为其中佼佼者的大英帝国——其疆域之广、威势之隆，都在我的童年时期臻于巅峰，而且当时大英帝国曾率先引进空中轰炸这种新战略，借此在诸如库尔德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维持秩序。我目睹了一些世界强权如何裂解成林立的小国，还看见一个有意延续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国，以及一个打算永远存在下去的革命势力如何走上末路[3]。我大概没办法去经历“美国世纪”的终结了，但我可以笃定地跟人打赌，本书的某些读者将会亲眼看见此事发生。

我们这些老年人已经见识过各种时尚风潮的大起大落。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新形成的政治基本教义和流行观点就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乃唯一选项，“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则与那个社会密不可分，而且它几乎已在世界各地成为标准的政府形式。在1914年以前，那也是不少人曾经相信过的事情，即便情况还不像今日这般普遍。然而在20世纪大多数的时候，那些讲法都显得不大可信，因为资本主义曾看似气数将尽。今天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30年至1960年之间曾有许多头脑清楚的观察家宣称，于历次五年计划主导下的苏联“国家指令式经济体制”，已呈现出一个可在全球替代西方“自由企业”的模式——虽然就连最同情苏联的外国访客，也不难看出当地的模式是多么的原始和缺乏效率。反正当初真正相信“资本主义”那个字眼的人，就跟今天真正相信“共产主义”这个字眼的人一样稀少。头脑清楚的观察家们还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可望超越资本主义[4]。现在我再度发现一个不信任资本主义的时代，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个时代的人，再也不相信我们打算拿来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了。

对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来说，生活于20世纪意味着参加过无与伦比的课程，领教了真正的历史冲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全球的生活状况出现了既快速又彻底的改变，其剧烈程度更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可相提并论的时期。全人类已经集体发射了一艘不寻常的宇宙飞船，进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与文化剧变之轨道。北半球少数几个国家与我同样年迈的人士，就是在发射这艘宇宙飞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历史时刻的第一代人，眼睁睁看着迄今将人们维系于家庭、社群与社会之中的规矩和习俗如何停止运作。如果你想知道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能够告诉你。如果你想走回头路，我们也可以告诉你“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二

年岁促成了这种历史透视法，但我希望自己的生平能够帮助我施展另外一种透视法：冷眼旁观。冷战时期的历史撰述——更遑论是那些推销“全球反恐战争”的江湖郎中——与17世纪“三十年战争”时期历史撰述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我们再也不必选择站在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那一边（贝尔法斯特除外），甚至无须那么认真看待他们的理念。而历史正需要冷眼旁观，不但必须与我们自己的“宗教战争”所带来的激情、非理性、意识形态与畏惧保持距离，同时还需要摆脱更加危险的“认同感”的诱惑。历史研究需要机动性和探勘广大疆域的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具备活动于自己根据地之外的能力。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不可像植物一般无法离开自己的本土与栖息地，因为没有任何单一的栖息地或小环境足以让我们竭尽所能。我们的理想不在于要当雄伟的橡树或红杉，而是要成为以北极与热带为家、飞越半个地球的候鸟。时空错乱与本土作风就是历史研究的两大死罪，二者由于对外地的情况同样无知，纵使阅读的书籍再多、想象的能力再丰富，也很难克服管窥之见。过去的时代始终属于另外一个国度，只有旅行者能够跨越其边界。但除非是过着游牧生活方式的人们，否则“旅行者”的定义就是：离开了自己小区的人。

幸运的是，正如同跟着我来到这里的读者们所熟悉的，我这一辈子都隶属于一些非典型的少数群体。而我打从一开始便享有的巨大优势，源自于古老哈布斯堡帝国的背景。在各个崩溃于20世纪的多语言多民族大帝国当中，明眼人早已预料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国度终将衰颓，并不断对此进行观察，于是为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文献与史料记述。奥地利才智之士有过充裕时间来探讨自己帝国的灭亡与解体，其他的帝国却崩溃得十分突兀（至少以历史的时钟观之正是如此），甚至连像苏联那般显然已病入膏肓的帝国也不例外。或许奥地利人认识到了自己帝国的多语言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比较能够从多元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奥匈帝国的子民同时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氛围和不同的历史时代之中。例如19世纪末叶的摩拉维亚，同时是格雷戈尔·孟德尔的遗传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莱奥什·亚纳切克的歌剧《养女》的场景。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场合，那时我在墨西哥市参加以拉丁美洲农民运动为主题的国际圆桌会议，会中我突然注意到一个事实：评议小组的五名专家当中，有四人出生于维也纳……

除此之外，我还从E·M·福斯特对一位以英语写作的希腊诗人——和我一样也出生于亚历山大港的卡瓦菲——所做的评语中看见了我自己。福斯持认为卡瓦菲“站在稍微偏斜的角度来面对宇宙”。不论对历史学家或摄影大师来说，那都是适合站立的好角度。

我一生中面对的情况多半就是这副模样：出生于埃及而被烙印标签，可是埃及与我一生的历史并无实际关联，我就像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经依附于一些国家并觉得宾至如归，还在其他许多国度实地看见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过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拥有国籍的那个国家，我虽然未必是外人，却都并非纯正的当地人——置身中欧人之间的英国人、英国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不管到哪里都是犹太人（而且在以色列尤其如此）、专家世界之中的反专家、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世界人、一个将政治撰述与学术著作奉献给非知识分子的学术人。尤有甚者，我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共产党员当中的异数，而共产党员在我了解的那些国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数。这一切都让我的私人生活变得复杂，却是历史学家这个行业的宝贵资产。

这一切让人轻而易举就可以抗拒帕斯卡尔所指称的“心中无法用理智来领悟的理由”，亦即在情感上认同某个明显的团体或自己中意的团体。认同感是为了排斥其他人而发，意味着党同伐异。那将会导致灾祸。正因为如此，仅仅为了特定团体的圈内人而撰写的历史（“身份历史”）——只为黑人写出的黑人历史、为同性恋者写出的同志历史、为妇女写出的女性主义历史，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种族历史或民族主义史——都无法成为良好的历史撰述。即便那不仅仅是某个较广义的认同群体之中，一个次级意识形态团体的偏颇政治表达方式，照样无法令人满意。规模再大的“身份团体”也无法遗世而独立，世界不可能仅仅为了迁就它而改变自己，过去的历史也不可能为了它而让自己遭到篡改。

新世纪已然开始，短暂的20世纪仍然余波荡漾，以上的认知因而变得益发紧要。值此旧政权解体、旧政治形式淡出、新国家数目暴增之际，制造新的历史来迎合那些新政权、新国家、新种族运动、新身份团体，俨然已成为全球性的工业活动。在这个刻意被设定为不断与过去进行切割的时代，人们却日益渴望与过去的历史产生连贯性。媒体社会于是发明了自己的版本来投其所好，此即通过售票亭来销售的国家历史、“历代传承”，以及穿着花哨古代服装的主题公园。就连在民主社会当中，虽然已不再有专制势力硬性规定可针对过去和现在发表何种言论，各种利益集团却仍共同发威，借由头条新闻、负面报道、公众的歇斯底里反应来威胁吓阻，强迫别人逃避现实、三缄其口，以及公开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性”。即便时至今日（2002年），君特·格拉斯那位一贯反纳粹、深具道德勇气的德国作家仍然造成了很大的震惊。因为他选择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一艘沉船的悲剧作为小说题材，而那艘船上载满了德国难民，正准备逃避向前挺进的苏联红军[5]。

三

一位历史学家的人生考验在于：当他或她面临一些对自身和世界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事件时，是否能够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一般，坦然针对那些事件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尤其是“假若……将会如何”之类的问题——虽然他们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那些问题无关“真实的”历史，所探讨对象未必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什么事情原本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却并未成真。那些问题影响至今而非仅仅局限于过去，因此对生活于新世纪之初的老老少少都相当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避免，所以有关“一战”是否可避免的问题纯属假设。我们若表示那场战争的惨重伤亡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或者认为假若德皇战胜的话，受到德国影响的欧洲可能优于《凡尔赛和约》的世界（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然而，要是有人问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纵使只是理论上的问题，我也一定无法通过考验。

我能够勉强自己设想一种论点：假若佛朗哥的政变在1936年即获得成功，西班牙应可躲掉内战而改善处境。我也准备很懊恼地让步承认：列宁的共产国际并非那么好的构想。同时我更可毫不迟疑地承认（因为我从来就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奥多尔·赫茨尔的犹太民族国家方案同样不理想，假若他继续留在《新自由日报》担任明星专栏作家的话，反而可以做出更佳表现。可是万一有人要求我接受一个替代性选择：不值得为了击败国家社会主义而牺牲5 000万人、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数之不尽的恐怖事件，那么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苟同。至于美利坚世界帝国的前景，长久下去是无法看好的。当我思及于此并回顾往日大英帝国的纪录时，心中的恐惧多于热烈期待——大英帝国因为本土疆域不大，当初免于陷入妄自尊大的地步。我在这场考验中得到的分数如何？要是分数太低的话，那么这本书对读者的帮助恐怕不大，因为他们已经迈入新的世纪，而且绝大多数还将迎接比作者更长久的人生岁月。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与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自发变得更好。

译注

1 伊拉克狂人“萨达姆·侯塞因”（Saddam Hussein, 1937——2006）。

2 安然（ENRON）原为美国第七大公司，于制造出史上最大商业丑闻后在2001年12月倒闭。“安然”现在已成为重大企业经济犯罪的代名词。

3 “裂解的世界强权”主要指的是奥匈帝国和苏联。“延续千年的德意志帝国”指的是纳粹德国——仅仅持续了12年的希特勒“千年帝国”。“永远存在下去的革命势力”指的是国际共产革命运动。

4 斯大林在1928年引进五年计划后，苏联很快从落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大国，让全球左派士气大振。“二战”结束后，苏联更一度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是美国的两倍。曾有不少西方专家预测：苏联经济将于70年代超越美国经济。这也是赫鲁晓夫说出“我们将会埋葬你们”的理由（此话受到了误解，其原意为：共产主义将令资本主义相形失色）。但苏联经济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陷入停滞，逐步走上崩溃。译者1991年1月（苏联在同年底解体）前往苏联后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何几乎凡事都停顿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

5 该小说的书名为“蟹行”（Im Krebsgang）。作为题材的德国邮轮名叫“威廉·古斯特罗夫”（Wilhelm Gustloff），于纳粹上台12周年当天（1945年1月30日）载运1万余名但泽（Danzig，今波兰的格但斯克）地区的逃难民众出海，结果被苏联潜艇击沉，演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海难事件（罹难者约9000人）。君特·格拉斯（1927.10.16——2015.4.1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另著有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自传体回忆录《剥洋葱》，荣获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4月13日于吕贝克去世。

[1] 请参见本人于此事件发生8年以前，在《极端的年代》（英文平装版）对世界局势做出的总结——第19章“迈入千禧年”，尤其是第558——562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 （英）霍布斯鲍姆著；周全译. —2版.—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1

书名原文：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ISBN 978–7–5086–5319–8

I. ①霍… II. ①霍… ②周… III. ①霍布斯鲍姆，E.（1917~2012）－传记IV. ① K835.61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418号

INTERSTING TIMES by Eric Hobsbawm Original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02

Interesting Times © Bruce Hunter and Christopher Wrigley,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著者：[ 英]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

译者：周全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第1章 楔子

第2章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第3章 艰难时期

第4章 柏林：魏玛共和灭亡

第5章 柏林：褐色与红色

第6章 在英伦岛

第7章 剑桥

第8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第9章 身为共产党员

第10章 大战

第11章 冷战

第12章 斯大林与后斯大林时代

第13章 分水岭

第14章 克尼赫特山下

第15章 20世纪60年代

第16章 政治观察者

第二部分

第17章 与历史学家为伍

第18章 在地球村

第三部分

第19章 马赛曲

第20章 从佛朗哥到贝卢斯科尼

第21章 第三世界

第22章 从罗斯福到布什

第23章 尾声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