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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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金满楼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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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中日甲午战争 —— 研究　K25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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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金满楼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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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4.06.10

更新时间：201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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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115-2650-2

出版时间：2015

目　录

序

楔子　一个琉球使者的非正常死亡

第一章　东亚的宁静结束了

1.黑船来袭：炮舰下的开国

2.跨海取经：“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3.尊王攘夷：激进派引来了四国联军

4.王政复古：挟天子，打将军

5.天皇气魄：让朝廷成为朝廷

6.西南战争：集权运动的最后余波

第二章　洋务自强vs明治维新

1.国门再破：叶名琛的忍与僧格林沁的莽

2.千年变局：改弦更张方能救国安邦

3.军工初创：造枪、造炮、造船

4.教育得失：同文馆风波

5.漂洋出海：同样是出洋，结果不一样

6.取媚洋人：靠拢还得有行动

7.殖产兴业：明治维新的成功密码

8.侵华三调：军国怪兽初长成

第三章　琉球、朝鲜与海权

1.日军侵台：妥协没有好结果

2.海防塞防：谁是最危险的敌人

3.海外孤国：眼睁睁看着琉球被吞并

4.壬午兵变：第一次朝鲜事件

5.甲申政变：第二次朝鲜事件

6.看家护院：慈禧太后的格局观

7.长崎事件：北洋水兵的洋斗殴

8.猛虎在山：虚张声势吓不倒人

第四章　决战甲午

1.东学党乱：事情正在起变化

2.丰岛海战：日军打响了第一炮

3.平壤惊雷：雨夜溃奔三百里

4.决战时刻：黄海血战波涛涌

5.鏖战辽东：兵败如山倒

6.威海沦陷：北洋舰队覆没记

7.英雄狗熊：甲午战争中的众生相

第五章　战后之痛

1.春帆楼外：李鸿章的外交荣辱

2.台湾余波：就此沦落五十年

3.列强账单：辽东半岛后事如何

4.甲午赔款：巨金养虎终噬己

余论　中国为什么战败与战败以后

附录

参考书目

序

徐焰

今年又是中国的甲午年，恰值中日关系紧张的多事之秋，研究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在当下正形成一股热潮。遥想当年，日本对外首战获胜捞到崛起的“第一桶金”，中国则进一步沦陷于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甲午耻、犹未雪，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夏热血青年心头的恨事。

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从一方面看，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大灾难；从另一方面看，此次败绩又极大地推动了我们这个古国的觉醒和进步。这正是回顾历史时应掌握的两分法。

日转强、中衰弱，战前理念已确定结局

对甲午之败，一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国人发过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国家或民族的主导观念又与其伴生。在19世纪中叶，中日同样面临着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命运，但理念的差异，却导致这两个东方大国走上了一弱一强不同的道路。

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在日本人多少有些诧异的目光下来到日本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却树立着一座由明治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日本人对强手入侵本国，不但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了文明进步，值得本国努力学习。我深深感到，这一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中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笔者也曾去参观过。里面讲的，主要还是介绍侵略者的“入侵”和我们的“抵抗”。这固然是对的，不过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便说过：“英国在印度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同样，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日本的大门时，带来的也是两个使命、两个机会。结果日本以投机取巧（主要是利用美英对抗俄国的矛盾去当打手），和维新变法的方式，避开破坏而抓住了建设机会。中国清王朝挨了英、法的打却仍冥顽不灵，只买些西洋枪炮而不做政治、军事体制变革，在洋务运动三十年间白白丢掉了建设的机遇期。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和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对比，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便勿庸龟卜。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控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做深入的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千年沉梦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为师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也带来最大的觉醒。梁启超便总结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身的缺陷。日本作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附庸而恰恰相当于一个影子，国人考察东洋三岛的崛起就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从唐代到宋代，日本对华以仰视的态度大力学习，却有三点不学——不采用科举制度，上层较务实；宫廷无太监，内耗相对少；家产行“长子继承制”不搞均分，贵族子弟奋斗精神强。从经济政策看，中国自古便有两条不如日本——中国单一重农，日本农商并重；中国重陆轻海，日本海陆并重。日本有这些传统强项，在明治维新后便激发出对外开放并重视争夺海权；中国的传统弱项，在西方打开国门和被迫搞洋务时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古老农耕民族的保守封闭及在此社会基础上滋生的东方专制主义，长期阻碍了民族的复兴。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大多还迷信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后，先进的中国人才心悦诚服地向外学习，而且首先向日本学习。20世纪初，几万国内学子赴东洋留学，其中既包括国民党多数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经日本转手传到了华夏大地，日语还成为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汇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变法、革命乃至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以日本为坐标而进行的。

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抗日与学日相互交织，中华民族才走向了复兴。历史上的中强日弱，自甲午后变成日强中弱；目前又由“两强并立”转向中强日弱。这正是历经沧桑的人间正道！

注重“国民性”研究，明确本民族奋斗方向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特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以简单泛用的阶级分析法代替了民族性研究，如提到日本侵华便说只是统治者的责任，讲起中国战败也只骂腐朽的当政者无能，“人民”的一切总是好的。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甲午战争便可知道，日本民众绝大多数是狂热支持侵华的；中国不仅清廷无能，百姓也是萎靡不振。分析社会问题讲阶级性固然重要，不过民族特性也不容忽视，而且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矛盾时民族共同点往往超越阶级性。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不少教科书中只讲民族优长而忌讳提及短处，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和平，强调以礼服人，没有对外扩张侵略的文化传统，这是历史的优点并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不过，我们民族也存在一些不良的文化基因，如保守封闭、重农抑商，拘泥于大陆而轻视海洋。甲午战争的失败若从深层次分析，不仅慈禧太后、李鸿章和众多官员有责任，整个民族的传统病弱也充分暴露出来。正视和改变这些不良的基因，需要社会环境的整体改造。后来几十年的中国革命暴风骤雨荡涤了众多污垢，才迎来国家的新生。

今天的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研究甲午战争史已不能再搞简单类比，而要探寻历史规律。通过深入地研究当年中日两国军事较量所暴露出的我们民族的积弊，并认清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特点，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深化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领域的改革，这也是研究甲午战争史所能具有的现实意义。

金满楼的这本《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较完整地叙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尤其是对中日两国的对比研究和阐述，史实充分，脉络清晰，颇见功力，值得一读。

是为序。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少将，著名军事史专家）

楔子　一个琉球使者的非正常死亡

1879年10月，三名衣衫褴褛的海外客匍匐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痛哭不已，情极可怜，引起了众多过路人的围观。他们是谁呢？原来是做了“亡国奴”的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他们在国王尚泰被日本人掳走后，历经千辛万苦前来母邦求援，以求“尽逐日兵出境”。但在他们的痛苦哀号声中，母邦却无能为力，事后只能发给他们三百两银子作为川资，让他们设法自行回去。

求助无望下，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在悲愤中自戕，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醒母国的关注。殉国前，林世功留下一份“以死乞师”的遗书，其大意是：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随同进贡正使耳目官毛精长等改装入都，叠次匍叩宪辕，号乞赐救。泣念奉王命抵闽告急已历三年，敝国惨遭日人益肆鸱张，宗社成墟，国王世子见执东行，百姓受其暴虐。今晋京守侯，又逾一载，仍复未克济事，何以为臣？主辱国亡，皆由功等不能痛哭请救所致。如今唯有以死泣请王爷暨大人俯准，传召驻京倭使，谕之以大义，威之以声灵，妥为筹办，还我君王，复我国都，以全臣机节，则功虽死无憾矣……

林世功生于1842年，士族出身，1868年被琉球国王选拔到北京国子监留学。四年后，学成归国的林世功被任命为国学大师匠，继而被提选为世子尚典的教读师傅。1876年，在琉球国王与世子相继被日本掳为人质后，林世功与另一位密使向德宏来到福州请求救援，但陈情并未取得效果。三年后，日本吞并琉球，林世功与毛精长等人前往北京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援，但清廷对此无能为力。绝望之余，林世功将陈情书提交给总理衙门后，即于当年11月20日自尽身亡，时年38岁。

临终前，林世功留下两首绝命诗，一曰：“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二曰：“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林世功的慷慨赴死让朝中官员唏嘘不已，一些人自发组织起来，并捐赠白银二百两将其葬于京郊通州的张家湾。

与林世功同行的使者向德宏，其妻是尚育王的女儿兼城翁主（即尚泰王之姐），他曾在天津数次见到李鸿章，并在提交的咨文明确指出：日方称琉球国王是日本人后裔、琉球是日本藩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琉球有自己的神教，各种风俗仪式也都是沿袭中国礼仪；琉球通用中文，而且有自己的语言，日本之举，实为侵吞无异……

1885年7月，向德宏再次向李鸿章提交请愿书，其中称：“若复任日本横行，彼将谓天朝置敝国于度外。数百年国脉，从是而斩，其祸尚忍言哉！……为此沥情再甲相府，呼号泣血，恳求老中堂恩怜惨情，迅赐奏明皇上，严申天讨，将琉球日人尽逐出境，敝国主得归宗社，亡而复存……敝国上自国主，下至人民，生生世世，感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矣！……”

文末，向德宏坚决表示：“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但是，由于当时的北洋水师尚未成规模，这些琉球遗民的泣血陈情最终未能得到清廷官方的响应。对于向德宏，李鸿章私下里评价很高，称其“忠贞坚忍”，较“申包胥有过之而无不及”，“仁贤可敬，孤忠可悯。”但他当时能做的，也不过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以免被跟踪而来的日本浪人所刺杀。1891年，49岁的向德宏在悲愤交加中客死福州琉球馆。曾任清廷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感慨之余，专门写了一首诗悼念其事迹：“波臣流转哭涂穷，独自徘徊说故宫。中有丹书有金印，蛮花仙蝶粉墙红。”随着向德宏等人的相继去世，琉球的“复国运动”也就日渐消沉，并最终湮灭于历史的尘烟之中。

林世功、向德宏的遗民故事尚有后话。十余年后，名士文廷式在笔记《闻尘偶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甲午战争期间，有民众向官府告发，说南城外羊肉胡同有个姓谢的人，鬼鬼祟祟，样子不像是中国人，倒像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后某官员派人前去缉拿，并从其屋中搜到一些来往书信。检视之后，却发现此人并非什么日本奸细，而是已在京师流寓十二年的琉球使团成员。尽管他每年都会上呈表文，但地方官员不肯为之上达天听；在京期间，其旅费全靠琉球遗民资助，窘迫异常，形同流离失所，其遭遇实在可悲可叹。

昔日之琉球，即今日之冲绳。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以吞并琉球始，以美军占领冲绳终，而其中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侵扰，又以甲午年的巨创为烈。于今距甲午战争已120周年，抚今追昔，其悲其痛，又何独当年的琉球遗民？

第一章　东亚的宁静结束了

1.黑船来袭：炮舰下的开国

1853年，虎门销烟的气息与英国舰队的硝烟早已散尽，东亚的海面上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就在这年的7月8日（日历嘉永六年六月三日），在日本江户湾的浦贺近海，四艘夹杂着滚滚黑烟的大黑船突然从遥远的海面上直驶而来。此情此景，令岸上的人初而目瞪口呆，继而慌作一团。

当时的日本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如晚清诗人、后来的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其《樱花歌》中描绘的：“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日本一直孤悬于海岛之上，与世无争。但这次的“黑船事件”，最终改变了近代日本的历史走向。

四艘大黑船是美国培理准将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其中两艘蒸汽舰、两艘风帆舰，为首的旗舰“萨斯奎汉那”排水量2450吨，另有蒸汽驱逐舰“密西西比号”1692吨，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萨拉托加号”也都在千吨左右。全舰队共有大炮65门，比江户湾所有的岸防炮还要多出一倍有余。[1]与此相对应的，由于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禁造大船，他们当时最大的船也不过百余吨。这次的“黑船”来袭，在当地人的眼里就像是“山一样的庞然怪物”，加上舰体乌黑的神秘观感、炮口森严的沉默威势，日本人乍然间见到这四艘巨船，其震惊程度不亚于地球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撞见了外星人的星河舰队。

“黑船”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湾沿岸彻夜燃着火把，江户城内更是一片混乱。武士们忙着备战，平民们急于逃难，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更多的人拥进神社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在此紧张情绪下，江户城的商店大多关门歇业，就连妓院都被勒令关闭。据时人记载，“黑船”来袭的消息引得江户至京都一带流言四起，“一犬吠实，万犬吠虚。四舰五百兵之美国人，至江户市则成十舰五千兵。及至京都，更盛传军舰百艘，士兵十万。……喧喧扰扰，浮说百出，人心纷乱，恰如鼎沸。”[2]

要说日方对此事件一无所知也说不过去。因为早在一年前，长崎的荷兰商人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口信告知了幕府，并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半信半疑，认为这不过是“例行恫吓”，直到这次“黑船”真的来临，他们才算是如梦初醒。

经过一夜的喧嚣，浦贺奉行所（当地市政机关）的官员们派出一群巡查小舟将巨大“黑船”团团围住。但“黑船”根本不把这些小船放在眼里，他们不顾拦阻，直闯幕府划定的“进入即开炮”的禁区线。打又打不过、拦又拦不住的无奈之下，奉行所的翻译慌忙中用不生不熟的英语喊了一嗓子：“我会说荷兰话！”大黑船这才停了下来，双方开始接触。

不过，培理并没有打算把美国总统授予的国书交给低级的日本奉行所官员，他也不想绕到指定的开放港口长崎去递交，当然，除非万不得已，他也不会对日方动武。据说，培理曾将两面白旗交给日本人，其大意是：你们可以选择开火，但若是打不过想停战的话，届时这两面白旗就可以派上用场了……[3]

据美国舰队翻译、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的记载，培理舰队先到的香港，之后经琉球北赴日本。由于听说卫三畏会日语，所以坚持邀请他一同前往。卫三畏曾这样描绘双方的初步接触：“我们刚一抛锚，浦贺当局就采取了警戒措施，派了12艘满载士兵的船企图来包围我们。经过一番谈判，我们只允许他们派两三个官员到船上来，但我们拒绝和他们谈任何实质性的重要问题，而是让他们回去，并找一个高级官员来接受致江户当权者的一封信。”[4]

对美国舰队的无礼与蛮横，日本官员感到既愤怒又惧怕，但他们终究离开了，之后派来四艘装满了武士的大船。那些人身强力壮，几乎赤身裸体，并不断发出野蛮的叫嚣声。样子看起来挺吓人，但日本武士们还是不敢接近美国船。卫三畏也认为，那一定是装满了大炮的巨型战舰起到了作用。到了晚上，美国舰队发射了四枚烟火弹，并向空中开炮，日本人更是被美国人的盛大声势搞得不知所措。

卫三畏记载说，次日一大早，浦贺所的最高官员来到船上，他在询问了美国舰队的来意后故作恫吓：你们这些个洋人，不去长崎而跑到这里，这是违反日本法律的！你们应当知道，我们日本的法律，是如何如何的严厉……美国人则答复他说，我们伟大的美国总统派要员给日本天皇送一封信，美国的法律也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5]

听了这话，日本人总算松了口气，但他们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搞这么大动静就是为了送一封信？！在美方的坚持下，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会说荷兰语的日本人前来交涉。对此，卫三畏也松了口气，因为他虽然在广州呆了20年时间，但之前只是跟几个文化程度相当差的日本水手学过一点日语，而且已经有七八年没有练习了。

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虽然不会说日语，日本人也不会说英语，但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7月14日，在一个名叫久里滨的小村庄里，双方举行了信函交接仪式。那一天的场面很大，美国舰队共派出400人（50名军官、50名乐师、112名海军陆战队员，其他均为海员），全体人员全副武装，枪上弹，剑在手，保持高度警戒。日本方面也不示弱，他们派了50名官员和一支1500人的军队，另外还有数千闻讯赶来的围观者。对于美国人及黑船所有的一切，日本人都感到十分新奇，就连美国水兵喝剩丢弃的啤酒瓶子，他们也都奋不顾身的跳入海中将其捞起。在他们看来，这些啤酒瓶就如同月光宝盒一般稀有而神秘。

据卫三畏的观察，双方在交接仪式上都表现得举止得体，秩序井然，但除交接信函外再无其他内容。而这样的经历对日本官员来说似乎并不愉快，他们都直挺挺地坐在一种轻便的折凳上，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仿佛在接受审判一样一本正经。在卫三畏看来，日本人的衣服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味不高，比中国人的长袍差远了。[6]

美国东印度舰队在江户湾呆了一星期后，由原路经琉球返航上海。离开前，培理话含杀机地告诉日本官员，对于美国总统的信函与要求要好生琢磨——特别要善待在日本海域停靠或失事的美国船只——在明年春天作出答复还不迟，因为他那时将率一支实力更强大的舰队前来听取答复。不过，若是日方不能合理对待美方要求的话，届时怕是不免要诉诸武力了。

1854年2月，培理果然率领九艘战舰（几乎是美国海军的四分之一）和上千兵力再次来到江户湾。这一次，他们没有停在浦贺而是直接开到了离江户只有15英里的海面。双方开始会谈后，日本人竭力建议美国接受以长崎为通商口岸的要求，并保证他们将善待因海难而流落日本的美国水手，同时答应为停靠日本海岸的美国船只提供给养包括煤炭供应。但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是，培理拿出中美《望厦条约》的文本，要求立即开放五个通商港口，否则的话，将“诉诸更大的武力，提出更严厉的条件。”[7]

第二次江户之行中，卫三畏又请了另一位中文翻译（第一次也有个名叫老谢的翻译，不过他在途中病死了），这就是广东商人罗森。罗森的来历不是很清楚，不过从记载上看，他会英语，很可能是基督徒，他的职业或许是茶叶或生丝买办，之前写过一本《南京纪事》，说明他经历过太平军之乱，曾在上海一带呆过。这一次，罗森主要是作为卫三畏的中文助手而来，因为不管是在琉球还是日本，双方用中文笔谈都堪称顺畅无阻。

对这次的日本之行，罗森在《日本日记》一书中有颇多记载，如日方的防备，“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第二天，插着一面蓝白旗的日本官艇将数名日本官员送上美国军舰，罗森观察他们的模样，则“阔衣大袖，腰佩双刀，束髻，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锦裤外套至腰”，言语虽然不同，但可与之笔谈，并称“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云云。

颇有喜剧性的是，美方人员住进公馆后，日方又以馈赠之名送来200多包玉米（每包重200多斤），并派来90多位裸身“肥人”（即相扑），一人两三包地举着，将这些东西送到海边，完事后又令他们举行相扑表演，以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8]

谈判立约过程中，卫三畏与罗森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当时有个名叫明笃并爱好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他对罗森帮助洋人的做法很是不解：“您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正宗语言，去学外国人的语言呢？这不是孟子说的，‘下乔木而入幽谷’，弃明投暗吗？”罗森用诗歌回答了他：“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皆比邻”，其眼界倒很是开阔。在日本期间，罗森至少为日本友人题写了上千扇面，可见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之大。

罗森曾上岸游览，发现日本较中国远为开放，“稠人广众，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避嫌者。每见外方人，男女则趋而争看。双刀人至，则走离两旁。”“双刀人”即日本武士，罗森发现其社会等级森严，走在大街上，“百姓卑躬，敬畏官长。人民肃穆，膝跪路旁。”由此，罗森认为，天朝的治安大不如日本，“夫一方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之略，各有其能矣。”至于日本食物，罗森则肯定地说，“万不及于中国。”[9]

1854年3月12日，德川幕府代表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又名《日美和亲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下田、箱馆（后来的函馆）为通商口岸；允许美国船只入港增补燃料、食品；日本应救助美国漂流而来的捕鲸渔民；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据卫三畏记载，“举行签字仪式时，日方特使带来了三份日文本的条约，一份荷兰文译本，还有一份中文译本。我们则带来了荷兰文和中文译本各一份，英文译本三份。”关于给予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据卫三畏自己说，是出自他的建议，而他又是从中法《黄埔条约》中得到的启示。最后签字前，双方核实中文译本时发现一方的译本多了一个字，于是将之擦去不提。由此或许可以看出，中文在日美签约时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

日美这次达成和平协议，和培理的个人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培理曾在美国-墨西哥战争中担任舰队司令，并在海战中首先使用蒸汽战舰而被誉为“蒸汽军舰之父”。据卫三畏之子卫斐列的评价，培理将军有着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才干，是执行此项特殊任务的最佳人选。他才思敏捷、眼光锐利，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曾指挥过海军、陆军，这使他深谙军事指挥和谈判之道。在与东方国家的官员周旋时，他表现得既耐心又严厉，既高贵又强硬，其间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10]

美国成功敲开日本的大门后，西洋各国也都闻风而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英国、俄国、荷兰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6年秋，曾任中国宁波领事的哈里斯调任美国驻日总领事，他于1858年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尔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强迫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这五国条约即日本近代史上的“安政条约”[11]，其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以代替下田，增开长崎、新瀉、兵库、大阪及江户为通商口岸；五国在开放地享有居留权；五国有领事裁判权；改变关税税率需双方协商；外国货币可在日本流通，日本金银及相关货币可出口。1866年，日本又被迫同英、法、美、荷签订《改税议定书》，其中将进出口税一律定为5%。在此前后，因为“攘夷”运动的影响，英法等列强又取得在通商口岸的驻兵权、警备权和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力。至此，日本已陷入了同中国一样的命运。

“黑船事件”后，日本有首狂歌（诙谐短歌，类似于打油诗）在民间不胫而走：“四杯上喜选，终夜难入眠；四只蒸汽船，惊破太平梦。”“上喜选”是日本名茶，在日语中与“蒸汽船”同音，狂歌大意是，喝了四杯上喜选，一夜难眠；来了四只蒸汽船（实为二蒸二帆），不但一夕数惊，百年太平之梦也就此终结了。[12]

或许有读者要问，既然英国在1842年就打开了中国国门，法国、美国也都接踵而至，那欧美列强为何不顺道将日本国门也一并打开？说起来，也不是列强对日本有什么“特殊优待”，归根结底是对日本没兴趣。正如后来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说的，“和日本开展贸易对我们来说是不必要的，日本的茶和绢虽然优质，但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能得到。日本的煤炭虽然有用，但价格过高。日本的金属虽然丰富，但死死抱住不愿出售……最重要的是，它的市场太小，位置又太远，我们制造业因对其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将不足以弥补为保护贸易而派遣小舰队所需要的经费。”

弄了半天，与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无人问津”的原因，竟然是欧洲列强看不上他们。不过美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首先与日本打交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捕鲸。在石油技术远未成熟的19世纪，由鲸鱼身上提炼而得的鲸油或许是当时最好的工业润滑油。据1846年的统计，全球900艘捕鲸船中，有735艘属于美国，仅“黑船事件”的那一年，美国人就在太平洋上至少捕获了8000头鲸鱼。正因为频繁的捕鲸活动，美国才迫切希望在太平洋彼岸建立一个补给站及海难救济所，而当时的日本成为了最佳选择（因为地理与资源的缘故，琉球成为次选）。事实上，在培理转交的美国国书中，其中的三条要求就有两项是关于捕鲸船的。

当然，“黑船事件”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屈辱，至少在后来的日本人眼里不是。接触之前，“黑船”看起来确实很可怕，但交涉完成之后，美国人同样带来了各种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礼物——摩尔斯码电报机、百科全书、蒸汽机模型和早期的照相机（但签约时，双方都使用的是画师现场绘图，中国人罗森也被画了进去）。

据卫三畏的记载，为向日本人展示科技的有用性，培理使团特意搭建了一条小型铁轨，当模型小火车冒着白烟飞奔起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至于电报，日本人“看来可能太神秘了，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远不如玉米粉碎机和脱谷机受人欢迎”。最具轰动效应的是科尔特最新发明的手枪，“人人都想得到一支”，但因为携带的数量有限，只送出了12支。

对美国来说，敲开日本的国门或许是他们海洋版“西进运动”的终点，但对日本来说，“黑船来袭”却成为了他们走向世界的起点。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这一事件的主导者，日本人非但没有把培理当作可恶的侵略者，反而将其视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后来，日本人在横须贺市建了一座培理公园，并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每年的7月9日，横须贺都会举行盛大的“开国祭”，以此纪念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

[1]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3]张承志：《敬重与惜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3页。

[4]（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5]（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6]（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7]（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8]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页。

[9]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页。

[10]（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11]“安政”为日本孝明天皇的年号。

[12]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页。

2.跨海取经：“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1862年6月13日，正当清军与太平军在上海郊区激战正酣之时，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商船悄悄驶进了黄浦江。从17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这是派往中国的第一艘日本官方考察船，禁闭了二百多年的中日关系，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千岁丸”原本是一艘名叫“阿米斯得号”的英国货客两用船，船重256吨，载重358吨。这艘三桅木质帆船于1855年建造于英国山大兰岛，1860年后定期往返于上海至长崎，英国船主在这一航线上收益颇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幕府用34000美元（合日本银币3万两）将之买下，并以“可用千年之船”的寓意将之改名为“千岁丸”。[1]

日本开口通商后，幕府急于知道中国是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在出发前，考察团即拟定了需要调查的26个问题，其中包括：西洋人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及对策、清廷对耶稣教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否向缔约国派遣使臣、中国与西洋的贸易种类及货币兑换率、中日贸易的可能性与前景，等等。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调查地，一则便于航行，二来也是因为上海开埠较早，西洋人聚集最多，来上海一趟可以更好地了解国际外交惯例和贸易规则。

明朝至清朝前期，中日间的民间贸易原本繁荣，航行也堪称顺利。从江浙出发，顺风三日（一般十日）即可达长崎。当时的“唐人船”（日本惯称中国人为唐人）通常趁秋风东渡日本，他们在长崎贸易后，次年春天才扬帆返国。贸易品类上，日本主要输出刀剑、铜铁等，中国则以生丝、药材为主。但是，在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执政后，日本人海外航渡被定死罪，由此中日间的交往日渐稀少，官方更是断绝往来。而在中国方面，更是没把日本这个海外岛国放在眼里，以至于统治者及士绅阶层将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几乎要全然忘记。乾隆年间就有这么个事，当时全国查禁私钱，无意中在沿海某地发现一枚“宽永通宝”的钱币，朝廷一时大为震惊，以为这是要谋朝叛逆、建号铸钱，随后急令各省大吏严查，弄得“守令仓皇，莫知所措”。其实呢，“宽永”只是日本天皇的年号，而天朝上下竟无一人得知。[2]

再说“千岁丸”。一切准备妥当后，考察团于当年5月27日从长崎出海。由于日方人员缺乏航海经验，之前的英国船长和十四名船员仍留在船上继续服务。考察团一行总共五十一人，其中包括幕府委任的幕吏根立助七郎与长崎地方官员沼间平六郎等八名官员，随行的还有七名中西文翻译、医生和书记员，三名长崎商人，各藩藩主派出的武士与随员，外加一位以“货主”名义请来的荷兰商人，全船共计六十七人。

除考察团外，“千岁丸”还装载了一些货物，主要有昆布（海带）、煎海鼠、干鲍等海产品及人参、五倍子等药材，另外还有漆器、莳绘、甲斐绢等手工艺品及石炭（煤）等矿产品，其中以煤炭（250吨）和人参（5000斤）为大宗商品。日方的意思，主要想通过货物买卖冲抵考察的费用，但考察团不便明言贸易，所以才另请了一个荷兰商人作遮掩之用。

开航后的第二天，海上突然刮起暴风雨，掀起数丈波涛，船几乎要倾覆，狂风吹得风帆作响，几乎要把桅杆吹断。大风大浪之下，很多成员都因晕船而呕吐，船上一片狼藉。之后的几天，倒是风平浪静，但船速缓慢，直到6月1日看到水鸟飞翔，众人才大起欢呼，知目的地将至。经过近七天的航行，“千岁丸”最终于6月2日凌晨抵达吴淞口，“北岸烟雨茫茫，不可望及。江流之大，足可惊人”。初到中国即见到浩瀚宽广的长江出海口，让那些见惯了小河小川的日本武士们大为惊叹。次日，“千岁丸”由汽船拖曳进入黄浦江。进入上海港时，“千岁丸”前桅挂荷兰三色旗，中桅悬英国米字旗，后桅才是日本太阳旗。为方便计，船最后停在了法租界荷兰驻沪领事馆的附近江岸，成员们下船投宿邻近的宏记旅馆。

考察团除盐泽彦次郎曾于1860年访美外，其他人都是首次出游国外。这次来到大上海，其所见所闻，都让他们大开眼界。后来在“倒幕运动”中大放异彩的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在其《航海日录》中记载：“早上来了条蒸汽船为我们引航，然后逆黄浦江上行。两岸的民家风景看起来和我邦没什么两样。但到了上海港后，那里停泊着数千艘欧洲各国的商船和军舰，船上的桅杆仿佛森林一般填满了港湾。陆上的各国商行排起来有数百米长，粉壁千尺，殆如城阁，那种气派，真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入夜后，两岸灯影，光景如昼。”

大村藩武士峰洁则是这样描述的：“远远望去，各国商船约有600多艘密集在一起，船上高耸的桅杆好似那冬季荒山上的林子一般。其中，蒸汽船有五六十艘，最大的两艘分属英法两国，长100多米，都是备有50门大炮的蒸汽军舰。”

其他人看到的也大多如此，如佐贺藩的纳富介次郎说的，“黄浦江上停泊的外国船上百艘，其中军舰十多艘。更有上千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简直是不计其数。众多的桅杆好像万顷麻田一样多。”锅田三郎右卫门的随从名仓予何人则描绘说，“西方各国商船好像梳子齿一样整齐地停在那里，十分壮观。以前就听说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桅杆林立，密集得连前方的景色都无法看到。数万艘船舶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形成了近八公里的长列。上海港的繁荣，连我国的大阪港也无法与其媲美。”

意犹未尽之下，尾张高须藩的武士日比野辉宽月还做了首诗，其大意是：“岸上各国的商行彼此相连，港里停泊的船只数不胜数，南面桅杆林立看不到尽头。‘千岁丸’在各国船舶间穿插行驶，终于在离岸两里的地方抛锚停船。黄浦江面好像被大小船只涂抹了一般，岸上的房屋密密麻麻地并列着，简直太繁荣了。”

1862年的上海，城市建设还刚刚起步，但外滩一带的楼房和江面上桅樯林立、千帆竞发的繁荣景象，已足以让这些初来乍到者感到惊叹不已。考察团所住的旅馆就在黄浦江边，“前面的大道宽十六七米，沿着黄浦江一直延续下去。这里自从洋人居住以来，建起了很多新的房屋，新修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也很宽阔，看起来市容干净整齐”；“大都会的上海，人群滚滚，人与人之间好像连缝隙都没有一样。上海码头上，装卸的货物更是混杂在一起，十分繁闹。”这里描绘的，就是当时外滩的景象。

上海开埠以后，城区分为租界、华界（当时的上海县城），日本考察团立刻看出了其中的天壤之别，特别在卫生方面。在他们眼中，租界的道路分割合理，街面也很清洁，但华界则“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每街门悬街名，酒店茶肆，与我邦大同小异，唯恐臭气之甚而已。”上海旧街巷狭隘污秽或许难免，加上太平军引发的难民大量涌入，当时的上海乱象丛生，而这一幕正好被一向好干净的日本人所看到，由此见诸笔端，不免有些骇人了。

稍事休息后，考察团于6月5日前往上海道台衙门拜访。让他们感到新奇的是，道台吴煦出迎前，辕门外还放了三声礼炮（中国官场规矩）。进去坐定后，吴道台命茶点招待，宾主双方就近年中日贸易衰退及振兴之法交换了意见，并着重讨论了关税、日本官铜出口、日清间缔结通商条约及通商规则等问题。会谈中，细心的日本人发现佣人们在撤席时将残余果点窃入衣袋，甚至偷喝残酒，其后在记录中大发“呜呼，野哉，卑哉”之感叹。[3]

拜访结束后，考察团顺便游览街市，这些可就热闹了。旧时代日本武士的打扮，和全真教的牛鼻子道人倒有几分接近之处，由于其和服、发髻与中土大不一样，加上武士有佩双刀的习惯，本地人见后十分稀奇，“围观的人聚集起来，那场景好像以前西洋妇人刚到日本时一样，拥挤到连走路都走不开的程度”；“市井的人们为了看我们，数百人走出门来聚集在我们前后左右，不管当差的如何制止，他们也毫无惧色。”

除与上海道台及各国领事会谈应酬外，考察团的成员经常在租界内外散步、参观、购物，尤其在搜购图书方面最为用心。为此，他们几乎跑遍了上海的大小书肆，并购买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有些书买不到，他们就设法借来抄写，如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天理要论》《太平诏书》《资政新篇》等书都是手抄。

日本武士的中国文化程度都比较高，他们到上海后，与中国士子进行笔谈交流基本没有障碍。由于是邻邦，宾主双方相处得都比较友好，甚至还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不过，因为文化的差异，有时也会爆发冲突，如某次一位名叫施谓南的儒生到考察团住处拜访会津藩武士林三郎，在为其题写扇面时，诗中用了“蛮王纳贡”等语，林三郎见后勃然大怒，他把扇子扔在地上：“我神国天皇万古一系，万邦莫比，你竟然将他与北虏王相提并论。你这个可恨的腐朽儒生，好生失礼！”施谓南见其发怒，只好站起道歉，并将句子删去。

由于考察团成员大多是武士出身，他们对当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事最有兴趣。“千岁丸”到达之时，正好李秀成率太平军围攻青浦、松江，战场离上海只有十余里，可以听到隆隆炮声，看到西面火焰映天，这些都被记在了考察团成员的日记当中。

当时守卫上海的除洋枪队外，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在中国朋友的帮忙下，日本武士们得以进入淮军军营参观。对军事颇有研究的名仓予何人看完淮军的枪炮训练后，曾作如下描述，“长炮自前排左右发放，发放终，既自内面退于后列，装火药。……小铳发放既终，枪手进，有单一入枪者，亦有横排入枪者。”对此，高杉晋作则不以为然地评论说：“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

无可否认，当时淮军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过渡阶段，“大多数部队相当落后，有的刀矛等冷兵器竟占五成以上”；“阵法、兵制，都以戚继光为法。”前文提到的那位名叫峰洁的下层武士，他在目睹了清军的装备与士气后，曾大言不惭地表示：“今之清人，徒以其众多之兵而自夸，却弗知已显衰弱之耻。今至上海兵营而观其状，见其兵卒皆弊衣垢面，徒跣露头，羸弱无力，皆状若乞丐，未见一勇士。若如此，则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征彼，则可横扫清国。”[4]

事实上，“千岁丸”进港第一刻就发现，吴淞炮台有台无炮，完全是一座“对外国人不设防”的城市。等到入城参观后，对军事防务极为敏感的武士们很快就察觉到，上海防务多由英法军队承担，而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也都掌握在西洋人手中。纳富介次郎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他在城内闲逛，夕阳落山准备返回时，城门已经关闭，无法通过。守门的法国兵见他们是日本人，就打开城门放他们过去。当地人见状也想趁机过城，但被法兵制止。这时，从城外来了个坐轿子的官员，他不顾法国人的阻止也想进城，法国兵竟然拿起木棒就打，最终没让他通过。目睹了这一幕后，纳富介次郎不免感叹道：“唉，清朝竟然衰退到如此的地步！”同行的佐贺藩武士、后来的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也感慨地说，“上海城门为西洋人把守，自国人却不能自由出入，这固然是贼乱所致，但何以让西洋人如此势盛？我可怜唐人。支那的衰微可见也！”[5]

对于洋人在上海的飞扬跋扈和中国人的低三下四，日本武士们感到既悲哀又愤怒，“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还有一次，他们去孔庙参观，却发现“贼变以来，英人居之变为阵营，庙堂中兵卒枕铳炮卧，观之实不堪慨感也！英人为支那防贼，故支那迁圣孔子像他处，使英人居此云。”

从笔谈情况看，日本考察团成员早年大多浸染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但上海的亲历亲闻让他们对中国“圣贤之邦”的美好想象完全破碎了。在与儒生的交谈中，日本武士们发现中国之所以文弱，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只重文试、不重武技”，而读书人又“只注意空文，而实用知识很少研习”。由此，“清国风习，文弱流衍，遂至夷蛮恃力而至。此万邦之殷鉴。”[6]

某次，高杉晋作与当地儒生就程朱理学与西方科技的话题产生争论，儒生说：“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钩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障。”高杉晋作则反驳道：“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究其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辩到最后，高杉晋作用一句话总结：“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对于西洋的强权与中国的衰微，高杉晋作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武备，“清朝不知道防止外敌入侵的海防策略，其证据是，清朝没有制造过不把万里波涛放在眼里的强大军舰和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对此，名仓予何人也有同感，他进一步认为：“夫今以清国之弱兵，且以旧来之拙劣火器，与西虏战而亦有取胜之时，何况以本朝武勇之兵，采用西虏之猖獗并军舰之制，此所谓如虎添翼，则西虏之猖獗不足深忧也。”

冯天瑜先生曾在《“千岁丸”上海行》一书中说，“清国内政外交的衰败，引发了来访日本藩士对往昔尊崇的中国产生藐视心理，这使深蕴于武士文化之中的对外扩张性得以发酵。”名仓予何人的这段话，为这一结论做了切实的注脚。回国后，武士峰洁曾对这次的考察作一总结：“窥一斑知全豹，名医把手脉知心腹之病。清国病在腹心，其面目、四体均有表现，一指一肤也是外在形式。我们在上海一处，可以推断十八省之大概。当今上海形势，内有长贼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其情形可哀，可大堪叹息。”[7]

按原计划，考察团本想再去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考察，但因为贸易不顺、经费不足而取消。8月10日，“千岁丸”在上海停泊了两个月后返航回国。之后，日方又派遣了三次考察团，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如这一次。

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遣唐使来华是为了学习先进的唐文化，那么“千岁丸”的这次中国之行，则是在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东亚情势下的一次“自救”反应。通过这次的考察，日本武士们既看到了西洋人所主导的租界新气象，同时也看到东西文化、新旧文明的交融与冲突。回国途中，面对滚滚波涛，他们或许在沉思：西潮东来，势不可挡，唇亡齿寒、辅车相依的“文化母邦”中国已是如此模样——日本怎么办，又将走向何方？

[1]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2]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页。

[3]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第118页。

[4]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3页。

[5]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4页。

[6]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8页。

[7]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8页。

3.尊王攘夷：激进派引来了四国联军

“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法，欲舍我短学彼长。”

这首《无题诗》，是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在上海考察回国后所做。他刚一回到长崎，就将“学彼之长”的想法付诸实践，在尚未请示本藩藩主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与荷兰商人草签了购买军舰的协定。但很不幸的是，他的先斩后奏被藩里否决，一时传为笑柄。

高杉晋作是长州藩（今山口县）藩士高杉春树的长子，1839年生人。他早年在汉学塾学习，后拜在松下村塾吉田松阴的门下。吉田松阴是幕府末期的知名论者，他本人又是幕末另一位数一数二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高徒，当时除吉田松阴外，求教于象山门下的还有坂本龙马、胜海舟等知名人物。

佐久间象山是松代藩（今长野县）藩士，早年聪慧异常，未及而立之年即成为国内公认的朱子学家，汉学功底极其深厚。1839年，佐久间象山在江户设立私塾“象山书院”，一时门徒云集。更难能可贵的是，佐久间象山在得知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后，敏锐地意识到东亚变局将至，其兴趣随而转向了“兰学”。

所谓“兰学”，指的是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只开放长崎供中国与荷兰商人前来贸易（如同清廷只开放广州同洋人贸易），当时通过荷兰人传播的西方科技文化，被日本统称为“兰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佐久间象山在数学、火炮等方面取得不俗的造诣，并首先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而这也是后来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之滥觞。

佐久间象山说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的是儒学仍为东亚之本，但在技术、技艺方面，则应向西方学习。1853年“黑船事件”后，在佩里第二次率舰队来日本时，佐久间象山与弟子吉田松阴在惊叹之余竟有非常之举，他们趁人不备偷偷爬上美国军舰，企图前往美国一探究竟。但是，他们的行踪被美国水手发现而被遣送下船，师徒二人也被幕府加以拘禁，以示惩罚。

被释放后，吉田松阴回到长州家乡开办“松下私塾”，广招门徒。和佐久间象山不同的是，吉田松阴是激烈的“尊皇反幕”派，他不但要求日本“开国”，而且希望“掀起一阵大风”，将“颓败如老屋”般的幕府刮倒，以实现富国强兵，保护“三千年独立不羁之日本”。在此激进主张下，松下私塾招来了一大批的俊杰，除前文提到的高杉晋作外，后来在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中大放异彩的知名人物如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也都是松门受教之人。

不过，吉田松阴的激烈主张也给自己招来了祸端。这事还得从“黑船事件”说起。就在培理与幕府交涉过程中，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突然死去，因为继任者的问题，其手下大名及臣属们大起冲突。原来，德川家庆当时只有一个儿子德川家定，但家定天生残疾（似为脑损伤性麻痹），一些人反对其继任将军之位而主张由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一桥庆喜（即后来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当时出嗣为一桥藩藩主）继任，理由是德川齐昭不但是德川近支，而且庆喜之母（登栖川宫织仁亲王第九女美宫吉子）之姐为德川家庆的正室。但是，“一桥派”的主张遭到重视支系的“南纪派”的强烈反对，这一派人不但政治保守，而且打算在家定去世后（其不会有子嗣是可以想象的）推举纪州藩主德川家茂为继任将军，其理由是，德川家茂是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之孙，从血缘上说更适合继任将军之位。

争斗的结果，以“南纪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德川家定继任为第十三代将军。1858年4月，代表旧大名势力的“南纪派”彦根藩（今滋贺县）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日本幕府统治，将军以下统领全国政务的为大老与老中，后者为常设职位，前者非常设，有些类似于中国的宰相）。而就在当年8月，德川家定去世（无子嗣），第十四代将军的继任问题加上当时商讨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问题再度引发“一桥派”与“南纪派”的冲突。

井伊直弼是一手段强硬的枭雄式人物，在他的主导下，“南纪派”拥戴德川家茂为第十四代将军，并断然决定缔结和约。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引起了“一桥派”的强烈反对，而其对外妥协也招致国内“尊王攘夷派”武士的极大反感，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幕府统治由此陷入了动荡之中。

在这场反对运动中，吉田松阴的表现无疑是突出的。早在开国之初，吉田松阴面对内外夹击的危局即忧心忡忡地表示：“今坐待万国商船，不出数年，国家疲弊，民有菜色，涂有饿殍，流民蜂起，以至奸雄煽之，黠夷乘之，此余所虑也。”幕府擅签和约后，吉田松阴更是公开著文抨击，称幕府“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须尊大义讨灭诛戮之。”[1]

面对反对运动，井伊直弼仍旧施展铁腕手段，毫不相让。1859年3月后，井伊直弼大肆镇压反对派，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主松平庆永及一批幕臣、上层武士被处以提前退休、流放等处分，而另外一些激烈派约百余人被用竹笼送往江户投入大牢，其中有四分之一被迫令剖腹自杀或直接处死，其中就包括了知名的“尊攘”志士吉田松阴及桥本佐内等人，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安政大狱”（“安政”是天皇年号）。

吉田松阴的死并不奇怪，因为长州的松下村塾本身就是“尊攘”志士们的主要据点。在“安政大狱”爆发前，吉田松阴曾与门徒们一起策划反对幕府和暗杀高级官吏的计划，他们的首要目标放在了前来京都逮捕“尊攘”志土及压迫勤王公卿的幕府阁老间部拴胜及其爪牙内藤正绳身上，但计划未经实施，吉田松阴即被捕入狱，后在江户奉行所的审讯下，井伊直弼亲自将原判的流放罪改为死罪，并于当年10月27日将其斩首。吉田松阴就刑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尾寺新之允等学生痛哭之余，将其尸首归葬小原回向院（1863年由久扳玄瑞、高杉晋作等学生将之移葬茬原郡若林村）。

“安政大狱”引起了“一桥派”和“尊攘”志士们的极大愤怒。1860年3月24日上午，来自水户藩和萨摩藩的18名武士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对井伊直弼发动突然袭击，尽管有60名卫士的保护，但突袭的武士们仍将井伊直弼的人头砍下，这就是所谓的“樱田门事件”。

对内强硬、对外妥协的大老井伊直弼被杀后，幕府高压统治一度缓和，但由“攘夷”思想引发的排外风潮却在这一胜利之下突然兴盛了起来。开国之初，日本人对洋人还只是好奇，如1858年随同英国额尔金使团前来日本签约的舰长霍斯本的记载，当时他们在街上走时，“所到之处，大街小巷的人们都一起蜂拥而来，兴奋不已。……正在洗澡的男人和女人们忘记了赤身裸体，身上还涂着肥皂或类似的东西，都拥到大门口来……场面混乱无序，有人大笑，有人像看怪物似的盯着我们瞧。”[2]

横滨开口通商后，随着洋人的不断增多，当地民众开始反感这些人的存在。当外国人走到街上时，引来的不仅是围观，可能还有石头。小孩们也常跟着他们的后面，大声喊：“洋鬼子！傻洋鬼子！”[3]再后来，“尊攘”派武士们不断袭击洋人，他们的口号是，“见了夷狄就一刀斩死”，发展到最后，斩杀对象扩展到与洋人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和崇洋媚外的日本官员。在之后一两年中，分别有英国人、俄国人、荷兰人甚至中国人（因为穿西装的缘故）近十人无端被杀。

1861年1月，“尊攘”志士刺杀美国公使馆翻译官休斯肯；同年7月，水户藩14名“攘夷派”脱藩浪士（武士脱藩后成为日本浪人）袭击位于江户东禅寺的英国公使馆并计划刺杀英国公使阿礼国，这次的突袭，造成英国使馆书记官和驻长崎领事重伤，阿礼国本人则侥幸逃走，史称“第一次东禅寺事件”。1862年的几乎同一时间，负责东禅寺公使馆警备的松本藩士伊藤军兵卫突然斩杀2名英国士兵，此即“第二次东禅寺事件”。公使馆事件风波未平，当年9月又发生日本武士斩杀英国人的“生麦事件”。

“生麦事件”的过程是这样，萨摩藩主岛津忠义之父岛津久光及其仪仗护卫队在前往江户的途中，走到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东海道上时，有四个骑马的英国人在一旁观看，由于仪仗护卫队有七百人之多，占满了整条道路，不知是因为马受了惊吓还是英国人嫌日方队列走得太慢而想从中穿过，总而言之，双方发生冲突，日本武士当场拔刀杀了其中一个英国人，并重伤另外二人。据说，被杀的这位英国人，就是原“千岁丸”的船长理查森。[4]

“生麦事件”后，日本的排外运动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外国人甚至和外国有关系的日本人，都有可能被“尊攘”派武士们袭击（类似的场景，和1900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颇有些类似）。对于这一系列的事端，列强方面也极为愤怒，他们一再向幕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凶、赔款并切实保护公使馆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安全。

在列强与“尊皇攘夷”运动的夹击下，一时没了主张的幕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而就在幕府宣布声明的当天晚上（1863年6月25日），长州藩“尊攘派”武士突然炮击了正在通过日本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彭布罗克号”；7月8日与11日，又相继炮击了法国通讯船“建昌号”与荷兰军舰“梅迪萨号”。攘夷之势，一时大盛。

在这一排外风潮中，高杉晋作与久坂玄瑞（两人号称“松门双璧”）的表现极为突出。1863年初，高杉晋作与久坂玄瑞等11人歃血盟誓，策划袭击洋人。1月31日，高杉晋作亲率13人将英国公使馆位于江户品川御殿山正在施工的新馆纵火烧毁，而当年6月的炮击事件，即以久坂玄瑞为中心的所谓“光明寺党人”所为。

列强当然也不是好欺负的。7月16日，美国军舰“怀俄明号”撞沉长州藩三艘军舰并猛烈轰击长州藩炮台，下关海峡被封锁；7月20日，法国东洋舰队也派出旗舰“塞米拉米斯号”和“唐克雷德号”前来报复，并派250名海军陆战队占领了长州的前田、坛浦等处炮台，一路上还放火焚烧了大量民宅。在美、法的猛烈进攻下，长州藩的武士们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因实力悬殊而一败涂地。

而在这时，由于萨摩藩拒绝了关于“生麦事件”的赔款与惩凶要求，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巴库也于1863年7月率七艘军舰开进鹿儿岛湾。8月15日，英国舰队与萨摩藩炮台相互炮击，一时炮声隆隆，战况极为激烈。让英国人没想到的是，萨摩藩的战争准备非常充分，尽管英国舰队摧毁了其炮台、蒸汽船、军工厂并烧毁了大半个鹿儿岛街，但英国方面的损失也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军舰重伤一艘，中度伤害两艘，包含舰长、副舰长在内共死伤63人，而日方死伤者仅17人。事后，英方自我辩解说，这次的炮战不尽理想主要是因为开战时暴风雨将临，舰队摇晃严重，因而火炮命中率很低，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正好是萨摩守军经常操练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开炮击中英舰的炮手大山岩即后来的第一位日军元帅，而为大山岩搬运炮弹的助手中，则有“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及在甲午海战、日俄海战中横行一时的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

长州方面，在惨痛的失败面前，藩主毛利决定起用高杉晋作，并令其驻守下关。高杉晋作受命后，一方面摒弃了那些一向锦衣玉食、既无体力又无智力的中上层武士，一方面又打破平民不能为“正兵”（武士的特权）的限制而从农民、市民中挑选了一些勇敢有志之士，之后加上一批下级武士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即所谓“奇兵队”。“奇兵队”的服装、武器、训练全部效仿西洋，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已是日本第一支新式军队。仅一年多时间，“奇兵队”迅速扩张至四千多人，并带动了其他一些士庶混杂的民众武装如“力士队”“先锋队”“八幡队”的纷纷出现。这些武装力量也都由高杉晋作统一指挥，即所谓“诸队”。

“奇兵队”在有了一定实力后，一些“尊攘派”志士们产生了急躁情绪。1864年7月，亲幕府的武士组织“新选组”制造“池田屋事件”，他们袭击并消灭了聚集在京都的“尊攘派”地下组织，这事大大激怒了“奇兵队”。事后，久坂玄瑞与真木和泉不顾高杉晋作的劝阻而率领两千余“奇兵队”进军京都，并打算将亲幕府的保守势力驱逐出京。

8月20日，长州“奇兵队”开始攻击京都皇宫蛤御门，在与守门的会津兵激战之时，埋伏在侧面的萨摩兵突然发动袭击，长州兵大败之余，久坂玄瑞、真木和泉等人被杀或自杀，史称“禁门之变”。当时的高杉晋作则因为放弃向藩主报告的义务而被判为脱藩罪，由此在牢狱中躲过一劫。

这时，上次在“鹿儿岛炮击”中未占到便宜的英国舰队纠集美、法、荷三国组成联合舰队来到下关。四国联军共17艘军舰、3艘联络船、288门大炮及5019名士兵，在英国东洋舰队司令库巴的指挥下，于1864年9月5日猛烈攻击下关，并将炮台全部摧毁，长州兵一时兵败如山倒。

而在这时，幕府方面借“禁门之变”宣布讨伐长州，讨伐军由尾张藩主德川庆胜率领，共计6藩15万兵力前来进攻。内外交困之下，高杉晋作极力说服长州藩主与四国联军讲和，双方于9月14日签订《下关协定》，保证今后优待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并供给所需的煤、水和粮食，另外赔偿军费300万美元并承诺不再新建和修复炮台。

另一方面，长州藩内的保守势力借幕府大兵压境的时机解除了“尊攘派”武士的权力，三名参与“禁门之变”的领袖人物被处死，高杉晋作逃亡，第一次征长战役不战而终。连连失败之下，正准备亡命筑前的高杉晋作决定放手一搏，他秘密潜回下关联络“诸队”，准备以武力夺取藩政。1865年1月28日，高杉晋作动员伊藤博文的“力士队”迅速攻占下关伊崎会所，并夺取大量武器弹药与军费。2月1日，高杉晋作指挥“诸队”将长州藩保守势力一举歼灭于绘堂，由此夺取了藩政主导权。

之后，高杉晋作大力推行藩内改革，先后设立“用所役国政方”（统领政务），“海军兴隆用挂”（负责海军建设），下关“越荷方头人座”（负责关税贸易）等，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开港贸易”的三项方针指引下，长州藩转危为安，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看到长州方面的急剧变化后，幕府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后于1866年1月再次兴起“征长之战”。但是，在土佐藩的坂本龙马等人的仲介下，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与第一次“征长之战”的主力萨摩藩达成盟约，双方决定共同倒幕。

1866年6月，作为全藩军事统帅兼任海军总督的高杉晋作在新买的军舰“丙辰丸”上亲自指挥了大岛和小仓反击战，将幕府舰队与陆军全线击退，第二次“征长之战”无疾而终。指挥作战中，高杉晋作曾吟诗一首：“赫赫东藩八万兵，袭来屯在浪华城；我曹快死果何日，笑待四邻闻炮声。”其心中快意，跃然纸上。

很不幸运的是，就在倒幕战争的胜利曙光依稀在望之时，高杉晋作本人却因肺结核而于1867年5月17日突然病逝，当时还不到而立之年。辞世前，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留下了一句未说完的谶语：“让这无趣的世界变得有趣吧……”此时，倒幕战争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日本的历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1]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第32页。

[2]（日）渡边京一：《看日本：逝去的面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日）渡边京一：《看日本：逝去的面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4]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页。

4.王政复古：挟天子，打将军

鲁丝·本尼迪克特曾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提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培理将军打开日本国门时，压根就没有想到将军背后还有一位天皇。1858年与日本谈判通商条约时，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也是靠自己才发现日本竟然还有位天皇。

幕府时期，日本天皇制与将军制是一对极其微妙但又事关重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代表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天皇并不掌握实权而是将政权委托给征夷大将军掌管，不管这种所谓的“委托”是否真的存在，但历代将军都实行尊奉天皇的政策，绝没有将其废黜的打算。

由此，日本国内就形成了两套平行的体系，一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所谓朝廷系统，其以京都为中心，大约有130多家公卿；一是手握实权的将军体系，其以江户为中心，手下有270多家大名，对日本进行实质性的统治。名义上说，天皇与公卿的地位很高，但以事实论，则属于绝对的清贵阶层，财富有限，权力小得可怜。

以统辖范围为例，朝廷领地只有10万石，其中归天皇的3万石，还比不过一个小藩主。天皇不富裕，手下的公卿在经济上就更是捉襟见肘，据说孝明天皇某次兴致来了想画画，却买不起宣纸；公卿们穷得没办法，只好通过画纸扇、做纸花来换钱补贴家用。后成为明治元勋的岩仓具视，竟然在家里公然抽赌，因为幕吏是不能进入公卿家的。[1]幕府之所以要如此苛待天皇、公卿，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埋头学问书艺，以远离政治，免得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对此，天皇、公卿们当然不能满意，而西方列强带来的危机也给他们带来了机会。1846年，天皇破天荒地主动向幕府下达谕旨，称对“外国船只来日”表示“甚为挂念”，要求幕府“妥善筹策，使神州无恙”。这次的谕旨用词虽然比较委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数百年来天皇干预政务的第一遭。

1853年“黑船事件”后，或许出于推卸责任的考虑，幕府老中向天皇报告并询问是否进行“祈祷”。祈祷是天皇的职责与特权，朝廷人士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随后答应天皇往“七社七寺祈祷”。之后，1858年幕府与列强缔结通商条约时，朝廷方面提出要求，这些条约的签订，必须得到天皇的敕许。天皇对内政的介入，让原本就因将军继嗣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斗的幕府政治更加混乱。

天皇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幕府对外妥协与软弱，另一方面则是幕府外长期存在的反对力量，而这又与将军体制的历史及统治方式有关。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期），除将军外，领地1万石以上的藩主被称为大名，当时共有270多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军是国内最大的大名，他不仅拥有最多的领地（占全国四分之一，年获大米700万石）、最多的军队（约8万兵力），而且还直辖最富庶、商业最繁荣的三大都市（江户、大阪、京都），就连长崎的对外贸易，也被其一手垄断。

将军以下则是大名，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亲藩”大名，这是德川氏的族人，领地封在近畿附近，幕末时共23家，其中以“御三家”之称的尾张、纪伊、水户藩最为重要；二是“谱代”大名，这些是早年跟随德川家康征战四方的忠心家臣及关原之战前就归顺的藩主，“谱代”即嫡系之意，这一类多为小藩，共145家，领地多在5万石以下，但幕府中的要职多由他们担任；第三类即“外样”大名，所谓“外样”，实为“非嫡系”之意，指的是那些在“关原之战”[2]后投降归顺但仍不能取得幕府信任的大名，这类大名有百余家，其中20万石以上的14家，30万石以上的9家，而且这9家都分布在日本西部和西南部相对偏远的地区，如前文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

幕府时期的统治，历史上通常称之为“幕藩体制”，即由幕府和藩镇共同管理国家。这种体制，和西周时期及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些类似（即分封制，王权薄弱而地方权力较大，将军权力只达到地方大名一级）。和同时期的中国不同的是，大名虽然臣服于将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他们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换言之，有些“国中之国”的意思。

为控制手下的大名，幕府以“参谒将军”的名义，规定地方大名们定期轮流到江户居住一段时间，而为了防止他们背叛，各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建造住宅，供其妻儿子女长期留住（实为人质），这种制度，即所谓“参勤交代”（参觐交替）制。对将军来说，“参勤交代”制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将大名及亲属扣为人质，一方面又消耗了其财力和精力，因为这样一来，大名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领地，其他时间不是呆在江户，就是往返于江户的路上。除“参勤交代”制外，将军还有一种手段对付地方大名，那就是“手传普请”。“手传普请”的字面意思是帮助政府搞工程，实际上是将军看到哪个藩富裕了、实力强了，就有意指派他们去承担水利、建筑等重大工程，目的就是把他们弄得财尽民穷。一般来说，这一手段特别针对那些“外样”大名。

“外样”大名之所以被将军嫉仇，一则是他们归顺晚（甚至有些不情愿），二来也是他们的实力相对雄厚，如大名中领地最多的三个藩：加贺藩领地102万石、萨摩藩77万石、仙台藩62万石。其他的大藩如土佐藩49万石，佐贺藩35万石，前文提到的长州藩领地40万石，为第九大藩。

由于经常被幕府监控排挤，“外样”大名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也是“尊王攘夷”运动在长州、土佐和萨摩等西南诸藩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另外，西南诸藩反抗升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开国年代，地处西北、西南偏远地区反而有利于与外界接触，从而获得新的信息、技术特别是武器，由此加强了与幕府对抗的资本。

大名之外，“幕藩体制”还设有家臣等级。和中国基本类似的是，当时的日本国民也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不过中国的“士”指的是士绅阶层，而日本的“士”则是武士阶层。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士绅阶层主要是通过读书应考获得功名及官位而形成的一个知识及官僚半官僚阶层，它是一个相对流动的阶层；而日本武士则主要通过世袭，其阶层相对封闭（有些类似于清朝的旗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士绅与武士的“文、武”之别极为明显，前者重在文教，而后者重于军事（同时也垄断文化）。这种精英阶层的气质与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近代国运。

武士阶层也存在等级差序，主要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上级武士俸禄有三百石之多，而最低的武士只有五石。江户年代，武士阶层的日子大体上稳定、平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丁滋生，加上幕府统治不可避免的颓败化、腐败化及核心统治阶层的利益固化，幕末武士特别是下层武士从藩主处获得的俸禄越来越少，生存状况日坏一日（这点和清朝后期的旗人情况极为类似），一些武士甚至到了“恨主如仇敌”的地步。在丧失了上升空间、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下层武士难免对“幕藩体制”心怀不满并迫切希望打破现状，由此，“尊王攘夷”也就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选择。

1866年8月，将军德川家茂在第二次征伐长州之战中病死于大阪的大本营，“一桥派”的德川庆喜嗣位。之后不到半年，孝明天皇突然于1867年1月暴病身亡（有说是死于天花，也有说是被公卿岩仓具视毒死），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明治天皇。新将军的嗣位与相对保守的老天皇去世，加上1866年3月萨摩藩与长州藩已达成共同倒幕的协议，推翻“幕藩体制”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萨摩藩的实力一直强于长州，而且是第一次“征长之战”的主力，这次突然调转枪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期待的“公武合体”希望落空所致。所谓“公武合体”，本义是通过借用朝廷（公）权威，迫使幕府（武）让“外样”大名参与幕政，以实现朝廷、幕府、各藩的大联合，以共同对付内外危机。但幕府在“参勤交代”制上做出有限让步后（隔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之后又很快恢复了原制度，这让萨摩等藩极为不满，由此走向与长州联合、坚定倒幕的关键一步。

1867年10月，萨、长两藩进一步达成出兵倒幕的协定，安艺藩也随后加入。11月，在公卿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的主导下，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两藩下达讨幕密敕，当月萨、长、安三藩即发兵京都，拉开了倒幕战争的大幕。

在倒幕派和改革派公卿的眼中，天皇年幼，正好利用，控制了朝廷，即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掌握主动。私下里，他们称天皇为“玉”，即可操纵、利用的一种权威，如后来的“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说的：“举兵之前，我们先掌握住‘玉’，是千载一时的大事。万一被他们夺去，四方志士壮士，无论如何坚决，都会心慌意乱，呈瓦解之势。”[3]

为更好地控制天皇，萨摩藩武士西乡隆盛于1868年1月3日指挥已进入京都的萨、长、安三藩藩兵占领皇宫各门发动政变，并将亲幕派势力一举清除。随后，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归政天皇，并责令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萨、长、安三藩发兵之后，幕府看到形势不对，之前曾宣布向天皇“奉还大政”，但其用意不过是缓兵之计，等到弄假成真并被要求实质性地“辞官纳地”后，德川庆喜退无可退，之后以大阪为中心，纠集亲幕府各藩向京都发起进攻。

战争是倒幕派所期待的，他们不怕幕府来打，而怕幕府不打。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维新三杰”的另两位）就曾表示：“二百余年太平旧习污染了人心，一旦动起干戈，反使天下耳目一新，中原弥定，构成盛举。决然一战，乃是死中求活的着眼点，最为紧要之务。”尽管倒幕军在兵力上要远少于幕府军，但就质量而言，则后者为劣。在高杉晋作时期，长州藩就已实行军事改革，建立了一支以奇兵队、诸队为主力的新军，而萨摩藩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组建了以小铳队、城下队和外城队为主力的新式队伍。更重要的是，萨、长军队都装备了大量从西方进口的新式枪炮，这才是他们战力得到迅速提升的关键所在。当然，此时的幕府军也不是手持竹刀的中世纪军队，在德川庆喜上台后，其聘请了法国教官并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新陆军，不过，由于军官始终由世袭武士担任，这支军队在战斗力与士气方面要落于下风。

日本毕竟国小，1月尚未过完，双方军队就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短兵相接，主力决战。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仅有五千兵力的倒幕军在此战中一举击溃数倍于己的幕府军。事后，倒幕军参谋、事实上的最高指挥西乡隆盛难掩欣喜地赞赏道：“3日到6日（此为日本历，公历为1868年1月27日至30日），没有后退一步，没有一点失败。如此彻底大胜的军队，实在未曾有过。”

大败之余，正在大阪指挥作战的德川庆喜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就丧失了战斗意志。仅过了一天，德川庆喜即抛下素有“金城汤池”之称的大阪和军队，同老中板仓胜静、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等乘旗舰“开阳”号逃回江户。主帅既逃，大阪城中的残余幕府军也随即哄然而散。

京畿之战胜利后，倒幕派一不做二不休，随即发布“征讨庆喜令”，宣布撤掉德川庆喜的一切职务，没收其领地为朝廷领地，同时剥夺会津、桑名等佐幕派的领地和官职。为获得欧美各国的承认，明治政府又派使者向各国公使面交国书，其主要申明：从今以后，天皇亲裁内外政事，过去“大君”（将军）缔结的条约，现以天皇的名义继承。对此，各国在保持表面中立的同时，分别支持萨、长藩与幕府的英、法两国却在暗中角力（目的是出售军火和寻求在日本的影响力）。

3月后，倒幕派组建了号称5万兵马的东征军，栖川宫炽仁亲王被任命为东征大总督，西乡隆盛等人为参谋。出征前，天皇亲自授予锦旗、节刀，祝东征军旗开得胜，凯旋而归。之后，东征军果然进展神速，“佐幕双璧”之一的桑名藩不战而降，德川氏发祥地骏河也很快落入倒幕军之手。

4月底，东征军陆续包围江户。在此情势下，幕府内部也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在幕府重臣胜海舟的力劝之下，德川庆喜最终决定开城纳降，东征军兵不血刃，和平接收江户。至此，倒幕战争大局已定，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亡（清廷统治时间为268年，极接近）。至于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则前往水户、静冈幽居，仍给领地70万石（后改封德川家达）。经此失败，德川庆喜不再过问政治，最后于1913年以77岁高龄去世（也是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

幕府统治覆亡后，日本的内战并未结束。江户开城时，原幕府步兵奉行大鸟圭介率两千精兵逃往另一佐幕强藩会津藩，而其藩主松平容保也不甘心失败，他逃回领地后整军备武，改革兵制，准备和倒幕军决一死战。这时，东北诸藩如陆奥、出羽、越后藩等不希望卷入战火，也不想接受新政府，后来干脆成立了“反萨同盟”，宣布要“清君侧”并扫除“伪官军”。由此，倒幕军继续进军东北，一路上势如破竹，最后连最顽固的松平容保也不得不开城投降。东北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之时，原幕府海军总裁榎本武扬、幕府老中板仓胜静等幕府遗臣率“开阳”等八艘残余军舰及仙台藩兵4000余人从品川湾逃脱，驶向虾夷（北海道）宣布独立，倒幕军直至1869年6月才将其残余势力一一扫除。从起兵到最后胜利，倒幕战争共历时一年半，由于1868年为戊辰年，这次的战争在日本史上也被称为“戊辰战争”。

通过这场内战，倒幕派最终消灭了持续近700年的“幕藩体制”，这为日本的实质性统一及走向近代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论功行赏，近水楼台先得月，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武士们掌握了明治政府的实权，这些野心勃勃的“尊攘派志士”们，又将把日本带向何方呢？

[1]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关原大战指的是1600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前，与丰臣派系大名的最后决战。

[3]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5.天皇气魄：让朝廷成为朝廷

1868年10月，天皇睦仁改年号“明治”，次年4月迁都江户，改名东京。“明治”一词取于《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所谓“向明而治”，即天子黎明即起而听政，取“奋发有为”之意。

当时的日本新政府无疑是年轻而生气勃勃的，未满二十的睦仁天皇自不待言，风头正劲、掌握中枢的“维新三杰”也都在三四十岁（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他们迫切希望将日本带上轨道，“脱从前之弊习，使圣德光耀万国，置天下于富岳之安（富岳即富士山）。”

为此，新政府特于1868年4月6日在京都紫宸殿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由睦仁天皇在公卿、诸侯、群臣面前亲自宣布“五条誓约”，即：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同日，天皇又向全国发布“宸翰”（亲笔谕示），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之后，类似的字眼反复出现，什么“与万国对峙”“与万国并驰”“耀国威于海外”“在东洋大放光辉”“经略进取万国”，等等，气魄雄壮，口气相当不小。

但话说回来，日本毕竟不是什么大国、强国，当他们与欧美列强打交道时，更是深刻而痛楚地意识到这点。大久保利通就曾说，“东下之后（指迁都），当地实况，多有见闻。英国公使辱我重臣，愚之如孩提”。1871年，当大久保利通与井上馨希望修改有害日本主权的条约时，欧美列强却一口回绝，木户孝允听说后也只能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彼之所欲尽与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1]

能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关键还是看自己是不是争气。当时的日本，虽然在中央层面上已经完成集权统一，但在地方上，却仍旧是幕府时期的一盘散沙，一些藩主依然故步自封，拥藩自重，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有鉴于此，木户孝允们认为，当前之计，必须加强天皇政权（即中央之权），使“朝廷成为朝廷”。而要做到如此，就必须改革藩政，实现中央到地方上真正的政令统一。

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的努力下，萨摩藩主岛津忠义、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土佐藩主山内丰范、佐贺藩主锅岛直大于1869年3月向天皇奏请“奉还版籍”，其中曰：“方今大政新复，亲理政务，实千载一时之机，不可有其名而无其实。……臣等所居即天子之土，臣等所牧即天子之民，安能私有乎？今谨收集版籍奉上，愿朝廷处置。其应予者予之，其应夺者夺之。凡列藩之封土，更宜下诏改定。而后，自制度典刑军旅之政，乃至戎服器械之制，皆应出自朝廷，天下之事不分大小，皆应使其归于一途，然而名实相得，始可与海外各国并立。”

四强藩表态后，其他藩主不敢怠慢，他们也都纷纷上表奏请“奉还版籍”。所谓“版籍”，“版”者“土地”，“籍”者“人民”，但藩主们的表态只是象征性的，真实的用意还是希望“列藩之封土，更宜下诏改定”，也就是说，由天皇再改封一次。

木户孝允们当然没那么傻，他们好不容易才骗得藩主们上奏，岂能让他们轻易脱钩。1869年7月，明治政府顺水推舟，宣布听从“奉还版籍”的奏请，各藩藩主（包括那些并没有上请的）此后改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各藩执政、参政改为大参事、少参事，以切实贯彻中央政府发布的各项方针政策。

之后，木户孝允们一不做二不休，决定趁热打铁，实行统一的第二步：废藩置县。为此，明治政府于1871年4月发布命令，要求萨摩、长州、土佐三藩提供步、骑、炮兵一万人进京，以组成天皇的御林军。以此作为后盾，明治政府突然于当年8月底将在东京的56名旧藩主（藩知事）召至宫中，并当场宣读了“废藩置县”的诏令。

由于之前没有透露一点风声，各藩主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听后真是如“雷霆下击，人人相顾无言”。此后，各藩主不再任藩知事而全部迁居东京，向政府领取禄米。这次的“废藩置县”，其地方区划最初设3府（东京、京都、大阪）302县，后改为3府72县，最终于1888年确定为3府43县（外加北海道）。由此，明治政府完成了地方统一的关键一步。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重大的变革，难道那些藩主特别是西南强藩竟然毫无抵抗，这么容易就束手就擒？对此，笔者恰好以为，正是西南强藩的带头作用，才使得“废藩置县”得以顺利推行。岛津久光（萨摩藩主岛津忠义之父，实际掌握藩政）就曾对另一位藩主说，在上请“奉还版籍”时，他是希望朝廷重新将藩地分封给各藩主的，并“曾将此意示知大久保与西乡，他们诚恳地表示遵行，因此放心”。但是，结果却“与我的希望相反，但是没有办法，至今还觉得遗憾”[2]。

从这句话来看，好像是萨摩各藩藩主上了大久保等人的当，但实际上又是如何呢？诚然，大久保、西乡隆盛等人确实耍了手腕，一步步诱使各藩藩主走向统一，但就大势而言，萨摩、长州等藩藩主也未必不希望国家强大，毕竟在尊王攘夷、倒幕战争等问题上，他们都与藩士们有共同的认识。另外，当时很多藩的财政基本陷于破产，既然政府答应承担他们的债务并保障他们的地位与生活，那这些藩主也就没有太多的怨言。至于萨摩、长州等藩，在他们那些掌握了朝政的藩士的作用下，这些藩主得到远比其他各藩更优厚的补偿（后来的“秩禄处分”中，萨摩藩主分得公债132万日元，长州藩主110万日元，均为年利5厘），那似乎也没必要去出头为难政府，因为权衡下来，反抗的成本更高，恐怕得不偿失；更何况，新政府由自己的藩士掌握，于己终归是有利的。

萨摩、长州等藩主既然是如此态度，其他各藩当然只能唯其马首是瞻。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治政府的“废藩置县”改革竟然无声无息，没有激起一丝一毫的反抗，这也算是“天照大神”独叨异数了。值此改革之时，正陪同岩仓具视访美的伊藤博文就曾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欧洲废除封建制度需要进行长时期的战争，而日本滴血未流、一弹未发，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其言辞之得意，溢于言表。

大名的问题解决后，武士的家禄与出路问题再度成为明治政府棘手的大麻烦。据粗略统计，明治初年的日本武士阶层大约40万户，武士及家属189万人，占人口总数（约3300万）的十六分之一。[3]明治以前，各藩武士与藩主是家臣与主君的关系，家臣为主君效命，主君给家臣俸禄（又称秩禄或家禄），两者是从属关系。江户时期没什么大的争战，武士们虽说没有上战场为主君卖命的机会，但维持藩主统治乃至地方安全，没有武士们恐怕也大大不行（如清末旗兵，当成野战军使用当然不现实，但可以作为武警部队用以维护地方治安，所以也不完全是吃白食）。

幕府时期的日本武士是有特权的，他们不但垄断了军事权，而且地位上高于农、工、商三者。武士特权中，有一项特别值得一提，即“斩免责”。所谓“斩免责”，指的是上级武士对下级武士，及武士对农民、町人，如后者有“无礼行为”的话，即可斩杀之而不承担责任。但说老实话，究竟什么才算“无礼行为”，也没有明文规定，若是哪个武士不高兴了，一般人在路上挡了他的道，或者鞠躬不到位，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无礼”而惨遭杀戮的命运。这大概就是广东商人罗森所观察到的，日本人见“双刀人”（即武士）至即赶紧趋避的原因了。

1869年“版籍奉还”后，明治政府废除原公卿、大名的称号而将之改称“华族”，武士则一律改称“士族”。同时，武士的依附关系由各藩转到明治政府，俸禄也由后者发放。1871年，政府又准许平民（农、工、商）与华族、士族通婚。一年后，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实行三年义务兵役制，武士的军事垄断权被打破。1876年3月，政府再颁“废刀令”，武士佩刀的特权被废除。

当时的舆论，也经常攻击武士阶层，称他们“佩双刀，称武士，不事生产，厚颜不知羞耻。”配刀（一般是两把，长刀和短刀）曾是武士的象征与荣誉，甚至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随着热兵器的普及，长长的日本刀不但显得累赘，而且有些滑稽可笑了。对那些处于变革时期的武士来说，废刀、通婚哪怕是征兵令，这些都还不是最致命的，最核心最要命的，是生计、是俸禄，这才是关系到一家老小吃喝拉撒的生存问题（这点与清末旗兵遭遇的问题离奇地相似）。

家禄问题对武士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但对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来说同样如此，因为这项支出已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以1871-1872年度的财政决算为例，当年岁入5045万日元，岁出5733万日元，其中以士族为主的“家禄”支出就达到1607万日元，占岁出总额的30%；而作为新政府财政最大来源的贡租（每年为2005万日元），仅家禄一项，就几乎将其蠢食殆尽。[4]

考虑到日本发展的长远大计，明治政府决定对武士家禄问题分三个阶段解决，第一是限定或削减家禄的数量，削减幅度在三分之一左右；第二是搞“秩禄奉还”，由政府借外债提供补偿金买断家禄。据统计，从1873年底到1875年中，要求“奉还家禄”的武士约占士族总数的三分之一，明治政府为此支付现金1932万元，仅此一项就将募集的外债全部用光。不过，政府的这笔生意还是合算的，因为他们每年可因此减少250万日元的支出。

第三阶段即实行金禄制，以货币代替禄米支付家禄，之后以公债赎买家禄，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经充分的酝酿与准备，明治政府于1876年8月宣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按此条例，家禄额为1000日元以上者一次发给6-7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5分；100-1000日元者一次发给7至10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6分；20-100日元者一次发给10-13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7分；以上公债之零头，均以10分利支付现金；自发给后的第6年起，抽签偿还公债本金，30年内还清。

说白了，这次的“秩禄处分”其实就是对士族家禄的一次性地赎买。据大藏省统计，接受金禄公债的华族、士族约31万人，政府为此授给公债约17382万日元、现金73万日元，几乎相当于当时财政收入的4倍。[5]

利用公债赎买家禄看起来很圆满，但实际情况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当然，这种分化早而有之）。以之前的藩主为例，他们都是高额公债领取者，虽然每年的利息所得比之前的家禄减少了五分之三甚至三分之二，但他们现在不需要考虑之前各种乱七八糟的政务，而且利息所得不但能维持他们的上层生活，更能以此为投资，使公债转化为资本，成为大资本家、大实业家。但是，对那些人数众多的下级武士来说，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之前，这些人困窘得没办法时，还可以去向原主君求助（终归要让他们活下去），现在公债赎买了，完全被推向社会，告贷无门，而大多数人靠公债的利息是不能维持生活的。据统计，当时日本民间下层的生活费每人每年约25日元，一家四口的话就是100日元，而下层武士领取的公债平均在415日元左右，年得利息仅29日元，一人的生活尚且不足，如何养家糊口？

明治政府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他们鼓励武士们转换思路，“把刀剑换成算盘”，将公债抵押换取资本经营其他实业。但是，武士们舞刀弄枪可以，让他们去搞小本经营，却是大大的不行。尝试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十个有九个亏本、破产，“武士商法”（即指武士经营商业）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笑话。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说的，武士们“向来不惯拿算盘，不惯说谎话，不惯向人低头的武人，一旦和那些‘町人’去竞争，没有不失败的。维新后的武士，有许许多多，陷入沦落的悲境，都是这个缘故”[6]。更多的情况是，武士们在生计催迫下而不得不将公债贱卖，而这些资本最终又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武士们成了日本原始资本积累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也在想方设法为武士们找出路，如提供政府职位、教育及警察岗位、派遣留学等等。但这些毕竟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一部分，多数武士仍无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穷困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或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牺牲品（这是后话了）。插句题外话，下岗再就业一向是社会难题，难免造成社会动荡，清末旗兵即是如此。清末新政时，清廷学习日本经验，从1908年开始拟以10年为限，以赎买方式解散，但尚未完全实施即革命爆发，旗人生计问题在民国更为窘迫，这点和日本武士的问题是极其类似的。当然，同样有一部分武士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被如此宰割，特别是那些曾参加倒幕战争的武士们，他们原本希望新政权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甚至重整业已衰败的“武家政治”，但之后的现实如此残酷，非但工作没了，连自杀的工具也没了（废刀令），武士们的愤懑可想而知，于是他们起而造反了。

1874年后，日本发生了一连串的士族叛乱，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当年2月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说老实话，江藤本人非但不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反而是确立日本近代法律制度基础的功勋重臣，他的很多政见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但是，他所依恃的团体，迫使他最终走向了政府的反面。最终，起事失败，昔日的倒幕功臣江藤新平也被处斩，枭首示众。1876年10月，更是同时发生三起叛乱。九州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又称“神风连”）袭击县府，打死县令，是为“神风连之乱”；同时，九州福冈士族与本州北部荻士族群起响应，是为“秋月之乱”和“荻之乱”。这一系列的武士叛乱，最终导致了日本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内战——西南战争。

[1]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2]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3]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4]（日）日本大藏省：《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4卷，第43页。

[5]（日）日本大藏省：《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8卷，第475页。

[6]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6.西南战争：集权运动的最后余波

德川幕府末期，冈山某位名叫香川正一的下级武士在日记中写道：他年轻时，全家吃的饭都是大麦加大米，一碟蔬菜或豆腐，然后是味噌汤，一个月最多有四到五顿鱼吃。某次去祖母家吃了一次纯粹的大米饭，以至于一直念念不忘，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同时期的另一位武士也写道，他日常吃的包括汤、泡菜和茶渍（即茶泡饭），如果某顿饭有豆腐、煮蔬菜、一个鸡蛋或一些廉价的鱼，都会让他感觉吃得很好了。[1]

等到明治政府实行“秩禄处分”后，像这样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武士们真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士族叛乱。武士们的窘境与决裂，最终把一位大人物也给卷了进去，这就是在倒幕战争和明治维新初期名声显赫的大将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出生于萨摩藩一位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受严格的武士训练和文化教育，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某年灾荒，郡长迫田要求藩主减免年贡而不准，后在役所门上写道：“虫子呀虫子，不要去咬断草根。如果草根断掉的话，大家就一起枯萎了（大意）！”之后即愤然辞职。这一事件，给西乡隆盛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由于出身下层，西乡隆盛对底层人民抱有同情之心，他经常跟随郡长巡视农村，由此通晓农政。岛津齐彬继为萨摩藩主后，西乡隆盛曾上书请求减轻农民负担，此举得到前者的赏识并称赞其为“萨摩之宝”。之后，西乡隆盛成为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并随同前往江户学习并参与藩政。

在岛津齐彬的影响下，西乡隆盛逐渐成为小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并在之后的“尊王攘夷”运动中崭露头角。但不巧的是，识拔他的藩主岛津齐彬突然于1858年暴病而疫，西乡闻讯，一度打算为恩主殉死，后经友人月照的劝导才打消此念，并立誓继承齐彬遗志，推动幕政改革。当年9月，幕府大老井伊制造“安政大狱”，西乡隆盛与月照逃出京城，但回到鹿儿岛后，却被新藩主勒令离开萨摩藩。绝望之下，西乡与月照船行至锦江湾时相抱投海自尽，以殉旧主。但意想不到的是，西乡最后被人救起，而月照却魂归大洋。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继任藩主岛津忠义（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并不喜欢西乡隆盛，一度还将之流放奄美大岛。直到1862年，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下，西乡隆盛才得以返回萨摩藩。当时，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因而在1864年幕府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之后，在与长州志士接触后，西乡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后来不但拒绝参与第二次征长之战，反而与长州藩结成了倒幕联盟。

1868年1月，西乡隆盛指挥萨摩、长州等藩武士把守宫门，发动宫廷政变。在随后讨论是否征伐德川庆喜时，一些大名发生动摇，最后还是西乡隆盛当机立断，他拔出怀中短刀，大喝道：“能决今日事者，唯此剑耳！”这下，还在犹豫中的众人不敢再行争辩，“讨幕”诏令才得以下达。

倒幕战争中，西乡隆盛名义上只是参谋，但因为讨幕军以萨摩藩兵为主，因而实际的统帅即西乡隆盛。经过一年半的征伐，幕府统治最终被彻底推翻，战绩显赫的西乡隆盛受封两千石，授正三位。功成名就后，正值不惑之年的西乡隆盛却于1870年1月辞职返乡，后任藩内大参事之职。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是，西乡隆盛为何非要辞归故里，而不留在京城大展抱负？对此，西乡隆盛不欲多辩，只用宋代陈龙川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这也是他的座右铭。

不过，西乡隆盛并没有在家乡呆多久，因为明治政府刚刚开张，亟须他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威望的人来推进各项改革。1871年，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力劝下，西乡隆盛回到京城并相继担任政府参议、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等职。在“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项新政中，大久保、西乡、木户孝允这“维新三杰”相互配合，并最终完成伟业。

但是，在处理士族的问题上，西乡隆盛最终与大久保等人分道扬镳，而其中的导火线则是“征韩论”。明治维新后，正如戴季陶说的，“武士的世袭财产，被中央剥夺了。武士职务上的特权，被征兵令打消了。知识上的特权，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那些武士既失去了世袭的财产，又失去了世袭的职业。”为解决国内士族的出路，西乡隆盛等人主张入侵朝鲜，他们认为，“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而大久保等人认为“日本国内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如贸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等问题及外国干涉而失败。[2]政争过程中，大久保等人四方游说并搞了些阴谋诡计，征韩之议最终被强行打了下去。

在政客们的算计下，落败的西乡隆盛愤然辞职并从京城出走。这次的事件在当时震动很大，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和副岛种臣四参议及近卫军中300多名骨干也随即辞职，一时被称为“明治六年的政变”。

西乡隆盛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有这样一则故事，说在倒幕运动时，坂本龙马和西乡隆盛一起议事，每次见面，西乡隆盛总觉得坂本龙马的谈话都不一样。有一回，他忍不住对坂本龙马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坂本龙马则笑道：“不是这样的。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见西乡隆盛连连摇头，坂本龙马又说：“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不幸而言中。

1873年11月，回到家乡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办起了“私学校”，大量招收学员。至此，不管西乡隆盛的本意如何，他在事实上已走上了与政府对抗角力的不归路。在那些失意武士的眼里，西乡隆盛就是旧时代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大救星”，因为在鹿儿岛上，武士们依旧可以佩刀，一切有害于武士利益的政策，鹿儿岛也一概不执行。为此，“西乡隆盛起兵造反”的流言四起，“京中为之数惊”，而那些政敌们也不断将谣言作为抵制西乡复出的手段，双方的对立情绪，一触即发。

就在这一节骨眼上，政府密令将鹿儿岛境内由原萨摩藩兴建的兵工厂、军火库及造船厂储存的武器弹药运往大阪。正当政府的人趁夜行动时，私学校的学生们发现了他们的异常举动，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整个鹿儿岛沸腾了，学生们随即袭击并占领了军火库，政府的人也被他们扣押。

在此之前，鹿儿岛上就一直传闻大久保派出“东京狮子”（政府间谍）前来刺杀西乡隆盛，尽管西乡本人并不相信，但等到学生哄抢军火的事件发生后，正在乡间打猎的他也不免勃然而起：“大事休矣！彼等取弹药何为？！”

1877年2月6日，西乡隆盛返回鹿儿岛私学校总部，并召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村田新八等骨干商讨应变之策。会上，原“倒幕军”骨干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人慷慨陈词，主张立即起兵推翻现政府；村田新八等人则反对鲁莽行事，两派人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到了撸袖动拳的地步。最后，争论中未发一言的西乡隆盛缓缓站起身，他扫视全场一圈后，一字一句地道：“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起兵之事，由此终成定局。

“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助。百千穷鬼吾何谓，脱出人间虎豹群。”从狩猎地赶回私学校总部时，西乡隆盛写下这首诗，其时已决定起兵。西乡一向认为，自己与武士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因此也只能选择与武士们一致的行动。在其心目中，政府里的那些新贵无异于政治暴发户和独裁者，特别在对待士族问题上，更是令其无法容忍。倒幕战争后，西乡隆盛曾这样批评政府对待武士们的政策，说他们“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曾同样主张“征韩论”的江藤新平，后因士族问题造反而被政府枭首示众，这给了西乡隆盛很大刺激，由此下定决心，要将这些“虎豹群”一般的新权贵驱逐干净，重建一个新的政府。

东京方面也很快知道私学校学生夺取弹药的事件，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西乡隆盛如此之快即决定起兵。作为政府中的主脑人物，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几次想要亲自去鹿儿岛劝说西乡，但都被众人拦下。最后，政府派出海军大辅、西乡的表妹夫川村纯义为特使前往鹿儿岛，但此时的鹿儿岛早已如癫似狂，川村连西乡的面都没见上就被赶了回来。得知此信后，木户孝允叹息道：“西乡隆盛终于也出来了，究为何事也？总之遗憾万千，令人长叹之极。然则亡也罢、杀也罢，毫无遗憾。”

2月6日，西乡隆盛将私学校总部改为萨军本营，分部为分营。15日，西乡隆盛打出“新政厚德”的旗号，宣布起兵。当日正值九州南部多年罕见的大雪，西乡隆盛佩长刀，着陆军大将服，随炮队一起出发。一路上，各藩失意武士纷纷赶来投奔，兵力很快达到3万人。政府这边，也于2月19日发布诏令讨伐“鹿儿岛暴徒”，栖川恭亲王被任命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为总指挥，共征调5万兵力前往九州镇压。

由于时逢大雪，西乡军跋涉艰难，甚至有人在行军中冻死，但总的说来，士气仍然高昂。萨摩武士们历来忠贞勇猛，他们很少使用骑兵，但有着惊人的机动力，每逢征召的消息传来，他们就会立刻拿起武器，如细流汇向大河般奔向战场。在此之前，他们曾跟着自己的领袖奔往丰后与关原，去挑战时代的最强者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这一次，他们又踏着积雪，随同最后的“武士守护者”西乡隆盛一起奔赴新的战场。进军熊本的途中，前敌总指挥桐野利秋在开道时捡起路边的一支竹杖，他一边敲击面前的积雪，一边大声喝道：“青竹一支，便可压倒熊本！”如此气魄，就是萨摩武士们的精神传统。

2月22日，西乡军开始强攻熊本。城内，谷干城、桦山资纪所率的政府军沉着应战，未落下风。而就在当天晚上，由东京开来的政府援军先头部队也已抵达熊本城外，先锋官不是别人，正在后来被日本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

当然，此时的乃木希典还只是个青涩小将，而且一开始就被西乡军痛击，所部被歼大半。混乱中，连天皇所赐军旗也一并丢失，狼狈之状，令乃木终生引以为耻。话虽如此，熊本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修建的要塞坚固无比，西乡军围攻多日，战斗惨烈，但最终未能攻克。某政府军军官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战况：“无数尸体倒在土垒前后，贼兵基本都是中弹身亡。他们的服装有陆军旧制服、海军服，有人穿着花纹细筒裤，把下摆扎起来。死状各不相同，有人身中破裂弹血肉横飞，有人头颅碎烂，脑浆迸在外面，惨状难以用笔墨形容。”由于久攻不下，西乡军后来只好解围而去。而在这时，政府军方面由西乡堂弟、陆军中将大山岩率两个旅团赶来增援，形势立刻发生逆转，政府军以高濑为基地，由北向南对山鹿、田原阪、吉次越三地发动进攻，而西乡军则以三地为中心，进行艰苦的防守战。

尽管在武器、兵员、后勤各方面都处于劣势，但西乡军凭借顽强而勇猛的精神继续与政府军对峙，并时不时地发动肉搏式突袭。在最激烈的“田原阪之战”中，双方在这一狭窄的丘陵地带反复争夺，双方指挥官都下达了“退后者格杀勿论”的严令，田原阪上一时血流成河，尸骨遍野，几成人间地狱。据统计，在半个月的田原坂会战中，政府军投入11000人，其中战死1766人，伤2399人，合计4165人；西乡军投入9000人，战死1200人，伤2100人，合计3300人。双方的损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四成。

3月19日，就在“田原阪之战”进入尾声时，政府军又编成“背后冲击军”从熊本以南登陆。次日，政府军在大雨滂沱中攻陷田原阪。至此，西乡军腹背受敌，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失败境地。而在此时，西乡军的将领伤损半数，兵力也仅剩下8千人。眼见大势已去，西乡隆盛为避免更多伤亡，决定解散全军。

“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在政府军的围剿下，西乡隆盛和不肯离去的亲信武士们披荆斩棘，在山岭溪涧中迂回穿行，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鹿儿岛，但一路尾随的政府军也跟踪而至。9月23日，在政府军下达最后通牒后，西乡遣散仆人，后者临行前问：可要带些什么给夫人和孩子？西乡交给他两把武士刀。仆人提醒说，还有两万多块钱是否带回去给夫人和孩子，他们日子过得很辛苦。西乡大怒：此皆私学校之钱，如何可动用！

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发动总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最后的武士们要么死于枪弹，要么负伤后剖腹自尽，残余的则簇拥在西乡的周围顽强后撤。在政府军的追赶下，西乡隆盛身中两弹，伏于路边不能再行。最后时刻，身躯庞大的西乡隆盛仰视身边的别府晋介（桐野利秋的表弟），说：“动手吧，阿晋，就在这里了。”别府含泪，挥刀斩下了西乡的首级。之后，其他将领如村田新八、桐野利秋等人也都纷纷战死或自刃，完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演出。得知西乡隆盛战死后，据说明治天皇沉默了良久，说：“朕不记得，有下过杀死他的命令吗？”下面的人报告说，西乡是自杀。天皇听后长叹一声：“他有功。”12年后，由于民间同情声浪甚高，西乡隆盛被追赠正三位之官阶，后又在东京上野公园为其树立铜像，供世人瞻仰。早前，在听说西乡隆盛决意造反后，大久保利通曾毫不含糊地表示：“实为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无可非议。”战后，大久保利通请人为西乡隆盛立传，说：“他既是我的畏友，又是我的信友。从私情上说，也不想和他有隔阂。我尽力劝说西乡，不让他西归（鹿儿岛），但他总是说不想干了，然后离去。于是演出了去年的惨剧，真是太遗憾了！”言罢，大久保也不免掩面而泣。

历史就是历史，与道德无关，与美学无关。四个月前，木户孝允病死；八个月后，政府首脑、指挥平叛战争的大久保利通被西乡派武士刺死。“三杰”之死，都与西南战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戴季陶曾说，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然而大多数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厉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要走向新生，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必须被扫清，西南战争或说士族造反，其实就是这三部曲的最后余波。政府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近代日本集权运动的最终定型。在西乡隆盛死后，再无大规模的士族暴动发生，那些满怀怨愤的旧武士们，其不满只能通过零星的暗杀活动发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旧势力终究要被新时代一扫而空。

“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最为个性鲜明。他热情洋溢，嫉恶如仇，常有非常之举。然而，在个人生活上，西乡隆盛却十分俭朴。每次政府开会议事，西乡都是自带饭盒，而大久保和木户孝允则“非美食不可”。有一次，西乡隆盛与同僚在太政官府吃午饭，西乡的便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里面是两个用竹皮夹着的饭团，还有一点咸菜而已。吃饭时，一个饭团不慎落在地上，西乡俯下身，捡起饭团吹掉灰尘，仍像平常一样吃掉。

在部下面前，西乡隆盛一向和蔼可亲，从不假以颜色。在东京任职时，西乡每月工资500日元，但他通常只用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架子上。曾有人回忆说，“一天我去拜访西乡大人，正谈话间，来了一伙士兵，请求西乡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西乡大人一边笑着，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就在那边架子上，随便拿吧。’士兵们看来也是正人君子，每人从工资袋中拿走一二日元，道谢后便离开。”

[1]（美）苏珊·B.韩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0页。

[2]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第242页。

[3]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第二章　洋务自强vs明治维新

1.国门再破：叶名琛的忍与僧格林沁的莽

1844年7月，美国专使顾盛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条约签订后，美方向清廷代表耆英赠送了几座火炮模型和一批军事书籍。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可能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但耆英的反应让他们很是出乎意料，因为后者非但对此毫无兴趣，反而拉着远方来客的手连连说，他已相信，“中国的和平已经确保无疑了！”[1]

耆英的乐观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海疆无事，一切重归太平，那场并不愉快的战争似乎烟消云散，上至朝廷，下至士绅，无人提起也无人愿意提起。就连当年的“主战派”林则徐，也不无遗憾地认为：“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亦大书‘免谈国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和平固然可贵，但绝不是一厢情愿所能换来的。1854年，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突然收到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发来的一份照会，其中声称：援引《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中英双方应在12年后再行修约（到期时间正是本年），请清廷方面做好准备。对此，叶名琛感到惊诧莫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早在一年前，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就给前任驻华公使文翰发出训令，要求后者在次年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1854年2月，克拉兰敦再次给新任驻华公使包令下达训令，其中对修约要求作出具体指示：（1）争取中国沿海及内地全部开放；（2）鸦片贸易合法化；（3）争取英国公使驻京。

按说，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都没有关于修约的任何规定，但糟糕的是，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里都明明白白地写着“12年后可再行谈判修约”。而援引中英《虎门条约》里所谓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任何一国在中国所取得的权利，其他国家都可以一体均沾。由此，英国也认定自己同样拥有了美、法的修约权。如此推算，中英《南京条约》系1842年签订，那么12年后（即1854年），英国人就可以向清廷提出谈判修约了。

鸦片战争后，两广总督被赋予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责，其非但兼管五口通商事务，而且整个清王朝的外事均交其负责。换言之，两广总督相当于当时的外交部长，所有涉及洋人洋务的交涉，均由其先行接待办理。

考虑再三后，叶名琛指定双方在广州城外仁信栈房会面，但包令对城外会面的安排并不满意（因为其照会包含了进入广州城的要求）。随后，包令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在那里，他遇上了同样带有修约要求的美国公使麦莲，两人随后一起访问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修约”问题，应南下与两广总督商议。

其实在首次照会叶名琛之后，清廷早已得知英国的修约要求，但对于类似“派公使驻京”的“无理”要求，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简直是不需要任何思考。在他们的想象中，互派公使就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而且他们还不肯下跪！这让天下臣民如何看待，天朝之君又情以何堪？

英国当然不肯就此轻易罢休。1856年，英方又联合法、美两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私下里，他们或许对这一新提法大发议论：什么互派使节？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唉，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这下，英国人可真火了。他们想起了当年小斯当东（乾隆年间曾随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后于嘉庆年间担任阿美士德使团副使）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非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要让天朝彻底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要知道，从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可惜的是，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在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亚罗号”事件爆发了。“亚罗号（Arrow）”本是一艘毫不起眼的小商船，它的船主和水手都是中国人，但它曾在英国殖民者管辖下的香港注册过，由此引发了争端。值得一提的是，“亚罗号”曾被海盗掳获过，尔后与这些汪洋大盗们产生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1856年10月，广东水师以缉拿海盗的名义登上这艘神秘之船并当场扣押了两名海盗及另外十名有嫌疑的船员。但这一正常的公务活动遭到了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的强烈抗议，理由是：清方在执法时无视船方的抗辩而悍然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此举对“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大英帝国构成了“极大的侮辱”。历史的有意思就在于，“亚罗号”被缉拿时，它的登记恰好已经过期，而船上所谓的“英国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当时船上只有信号旗。如果英方说的“扯旗”举动确实存在的话，那“被侮辱”的也只是信号旗。如果说“亚罗号”非要与英国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它的船长肯尼迪是个货真价实的英国人，正是他回到广州后向巴夏礼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恼人场景。

作为英国的驻华领事，巴夏礼的确有责任去保护他的同胞肯尼迪船长，但就“亚罗号”而言，它的船主与船属国均与英国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巴夏礼的抗议更像是一种“无礼闹三分”的莫名之举。当然，“亚罗号”与肯尼迪船长并不是巴夏礼的关注焦点，他的真实用意是要借此来推动“入城与修约”这盘更大的棋局。10月14日，英国舰队掳去中方的一艘官船作为报复；一周后，英军又在司令西马糜厘的率领下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历史上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史学界也将这场战争称为“修约战争”，但鉴于“鸦片贸易合法化”是修约要求之一并在后来得到确认，称之为“鸦片战争”也不为过）。

三个月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英中冲突》的社论文章，其中颇为直接地指出：“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而在另一篇题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文章中，马克思更是把叶名琛描绘成一个“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的中国官员，他极有礼貌地答复了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而英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过于激动甚至是不怀好意的。

英国人选择的进攻时机对叶名琛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他当时无兵可派——他的兵力都在广东与江西、福建交界的边境上防备或与举义的农民军交战中；而且他也没有钱——库银早已被几年前因太平军所引发的平叛内战中消耗殆尽。在逆江而上的英国舰队面前，广州也无险可守，说它是个不设防城市，也不过分。

在英国人汹汹气势下，叶名琛的表现还算镇定。当英国舰队越过虎门并炮轰广州东郊炮台时，正在监阅武秀才们乡试比武的叶名琛不为所动，他交代属下官员：“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炮台，叶名琛仍照常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其属官被英国人的隆隆炮声吓得心惊肉跳，只好托词“风大，难马射”，请求早点收围，叶名琛这才回到督署。

在无兵无饷的窘迫境地下，叶名琛只有一个办法对付英国人：关闭粤海关，停止中外贸易。但在次日，英军即炮击广州，炮弹甚至射入督署，吓得衙役师爷们四处逃窜，唯独叶名琛端坐二堂，处之泰然。作为反击，叶名琛再次祭出“人民战争”的法宝，他通告全城，号召军民们对侵略军“格杀勿论”，并宣布杀敌一名“赏银三十大元”。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叶名琛还不忘幽默一把，他给美、法等国领事发去照会，宣布“无暇保护贵国民人”，如果战争中有所损失，“惟向英国巴领事官是问，勒令伊赔偿也”。

在叶名琛的主力部队远离广州城时，英国军队的突袭是易见成效的。叶名琛临时招募的壮勇，使用的武器是如此的窳劣，火药枪、大刀长矛乃至沙石等，以至于英国公使包令轻蔑地嘲讽道：“以野蛮时代的武器与兵法，同当今昌明的科学所发明的各种武器及首屈一指的海陆作战战略相抗争，其结果只有一个”。包令没有说结果是什么，但言及于此，何待明说。英国军舰在炮击广州时，没有遭到哪怕是一颗炮弹的回击，只有在英军侵入广州城时，清军士兵才有机会反击并杀死了128名侵略者。

广州城破后，叶名琛以前往文庙拈香为借口避居旧城巡抚衙门，总督衙署则被英国人占领。好在英军兵力有限，他们并没有统治全城的能力，在广州乡勇的袭扰下，英军撤出广州，退往虎门等待后援部队。而这时，印度发生大起义，后援部队被中途调走，叶名琛顺利收复广州，恢复了之前的统治。

印度起义被平后，叶名琛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1857年9月下旬，英国专使额尔金来到香港，在其背后，除实力强大的英军外，还有因“马神甫事件”纠集而来的法军。在与法、美两国协调后，额尔金给叶名琛送来照会，其中简洁了当地提出了三项要求：入城、赔款、修约，限十日内答复。

英法联军的剑拔弩张令广州全城震动，但叶名琛仍认为其不过是虚张声势：“彼无能为也，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在彼中，动作我先知之，彼穷蹙甚矣。”有人请求“往敌船一探，或可转圜”，叶名琛即怒斥：“如有官绅士庶敢赴洋船议事者，我即指名奏参”。

司马懿曾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馀二事，但有降与死耳。”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大举进攻，炮弹再度射入督署，叶名琛依旧镇定，还在从容地捡拾文件，有人劝他赶紧避走，他且安慰说，“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次日，英法联军破城涌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及广东巡抚柏贵甩开叶名琛与侵略者媾和，而叶名琛仍旧避居旧城。直到一周后，他终于被忍无可忍的英军抓走了。

叶名琛被俘后，当时有一联讽刺说：“霜降风高，天下难容老叶；宵雨暗入，人家争怨初春”。“老叶”“初春”，指的是叶名琛的父亲叶志铣（字初春）。据说，叶名琛在总督衙门里为父亲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譬如他曾告诉属官“过十五日即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因此，当时又有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3]

对于叶名琛一而再、再而三的谬举，晚清名士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的文章中给了他这样一个评价：“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之后，叶名琛被俘往印度加尔各答，后在自带的食物吃完后，绝食而亡。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死于异国的封疆大臣。

再说英法联军，其在攻陷广州后继续北上，并一路攻取大沽口。此刻，在太平军与英法联军的双重打击下，清廷已是风雨飘摇，不得已派出钦差大臣佳良、花沙纳前往天津与英法谈判，并全盘接受了对方的修约要求。随后，俄、美两国也及时赶来分享成果，这就是1858年清廷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几乎就在同时，日本也与英法美等国签订“安政条约”，欧美列强们跑了一趟东亚，做了两国生意。

按说这事算是了结，但第二年（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却突然节外生枝，以至酿成大祸。当年6月18日，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额尔金之弟）率领16艘战船来到天津白河口，美国公使华若翰及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随后赶到。6月22日，曾一举歼灭太平北伐军的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其北塘上岸，由陆路进京换约，并不准携带武器。在此指示下，美国公使华若翰照办，并顺利入京换约。

但是，英法两国挟上年的胜利之威，坚持要走水路至天津，态度极为跋扈。为阻止英法舰队上行，清军在白河放置了三道竹障，其中一道被英国舰队挑衅性地拆除。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英国舰队及一艘法国军舰再次派船拆除第二道竹障，由此爆发一场恶战。

据僧格林沁报告，战事是因为英国舰队“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战斗打响后，法国舰队也前来增援，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大沽口炮台已经得到大大的增强。在清军的打击下，两国舰队惨败而归。事后统计，这次的大沽口之战共击沉英国军舰4艘，击伤6艘，上千名英法军队伤亡过半（主要是英军），战果不可不谓辉煌，堪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对外战争的首次大胜。喜讯传开后，就连曾国藩也在写给友人郭嵩焘的信中说：“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4]

郭嵩焘是咸丰皇帝派往僧格林沁处襄助军务的谋士，在他看来，本次看似大胜，实则取祸之道。原因是，“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虽然这次侥幸获胜，但从长远看，英法兵力远在中国之上，“战无了局”。换言之，以当时清廷的实力，应付国内的叛乱已经够呛，根本不可能同时应付两场战争。与其对列强寻衅而多事，倒不如先消灭太平军、捻军这两个心腹之患，再徐图自强。

郭嵩焘的观点，在大胜之余的僧格林沁听来未免有些忠言逆耳了。在僧王眼中，这些洋夷也不过尔尔，对付他们应“力求控御之方，申明大义，振起国威”，若“一味迁就，益将轻视中国”。特别在剿灭太平北伐军后，僧格林沁更是信心爆棚，他曾大言不惭地对人说：“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5]

事情闹大后，英法组成了一支两万五千人的联军，于1860年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这一次，英军带来了最新型的阿姆斯特朗野战炮，法军则带来了吃水只有5英尺的炮舰，足以在浅水横行。当年8月，英法舰队聚集173艘各类舰艇，陆续向天津大沽口逼近。此后的战局几乎没有悬念，僧格林沁所部清军一败于大沽口，二败于八里桥，在阿姆斯特朗野战炮的轰击下，三万铁骑，连同清廷严防死守的“夷夏之防”，最终在炮口下灰飞烟灭。

在英法联军即将破城的前夕，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避难，并于次年驾崩于此，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之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辛酉政变”，夺取政权，而在此之前，奕已代表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屈辱媾和。

20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没有惊醒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共鸣。20年后，“天朝”再一次尝到“夷人”的苦头并见识了洋人落地开花炸弹的威力后，不得不考虑“师夷长技”了。由此，新的统治者上台后又将把中国带往何方呢？

[1]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6页。

[2]林则徐：《软尘私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册，第529页。

[3]（澳）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4]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9页。

[5]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50页，第52页。

2.千年变局：改弦更张方能救国安邦

同治初年，总理衙门相继收到两位老外的上书，一名《局外旁观论》，一名《新议论略》，作者都是英国人，前为总税务司赫德，后为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个文件收齐后，随即奉上谕交各省督抚详加讨论，由此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首先是湖广总督官文回奏，斥其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接着江西巡抚刘坤一严重表态，称“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及广东巡抚蒋益澧则合奏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能变，洋人教导听不得。当时正在办理福州船政局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不好明言反对变法与洋务，只说西方造船术确实了得，但洋枪就未必见佳，至于那些电报玩意儿，“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适用”。

按说，这些都是打过太平军、见过大场面、既非保守也不顽固的高级官员，究竟这两老外说了什么，以至惹得他们如此火冒三丈呢？原来，为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两位友人很是渲染了中国的种种问题与弊端，并奉劝清廷在新时期下应该如何如何。用八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而具体又有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二友”批评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不肯与外邦平等相处，“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因处理对外关系不当，以致纠纷四起，屡屡失和，酿成战端；而其背后的原因呢，实则“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其次，“二友”批评中国官场腐败，社会溃烂：官员则“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则“取于民者多，上输于国者少”；军队则“拉弓举石，只讲架势，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士人们则“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无论文武，不分上下，全部一塌糊涂，“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长此以往，以致“最驯顺之百姓”，也“处处不服变乱。”

其三，“二友”警告中国，“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反观中国，“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如今，“英国已在缅甸，离云南不远；法国已在安南，离广西不远”；俄国与中国万里连疆，“可虑者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如不急图改变，恐怕“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一旦真的不幸，“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

其四，情况既已如此危急，那中国应该怎么办？“二友”认为，“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换言之，中国要想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文末，“二友”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都应及时办起，这样既有利于中国，也有益于外邦，“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也。”

赫德、威妥玛对中国实情的揭露与描述，可谓淋漓尽致、入骨三分，可回头想来，却又句句是实，并无半分捏造。就算最后的建议，也是中肯实在，勉励有加，绝非虚情假意。只是，真话难听、忠言逆耳，中国人一向好面子，两位“友人”的劝导，难免给人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厌烦感，由此天朝大员们不爱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话说回来，英法联军之役后，中国对洋夷的看法也不是没有半点变化。如恭亲王奕，他在与英法谈判过程中即认识到，列强只是“不愿以属国自居”，其“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而且，这些人“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

当时朝中同意奕看法的大臣也不少。如之前坚决主战的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也在条约签订后认为，洋人“火器胜于中国，能及远而有准”，其“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后成为京中名士的李慈铭，此时初到北京，他观察一番后也认为，夷人“以数万里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溃丧不复能师，使意在土地，则燕蓟既在手中，当早有变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请期，惟和是议。”由此，奕等意识到，英法夷人也并非“性同犬羊”，他们并无占土夺民的企图而以商利为重，“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对此，曾国藩也曾对幕僚宾友说，洋人入京后，“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伐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在他看来，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作为儒家精英，曾国藩能有此认识，实属可贵。

咸丰十年（1860年）末，奕等人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其中提出了颇具开创性的观点：“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在奕等人看来，以通商谋利为目标的英法列强只是“肢体之患”，不足深虑；俄国有侵吞国土的野心，值得高度警惕，乃“肘腋之忧”；当下最棘手的，莫过于发、捻内乱，这才是朝廷的“心腹之患”。在区分威胁的大小远近后，奕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与层次：“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折子最后，奕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等。接奏后，咸丰颁发上谕予以批准，但在原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事务”前加了“通商”二字。对此，奕再次上奏，称通商事宜已有上海、天津两处南北通商大臣驻扎专理，总理衙门在京不便遥控；更要紧的是，洋人虽然惟利是图，但“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借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必滋疑虑。”因此，奕坚决要求去掉“通商”二字。考虑再三后，咸丰同意了奕的奏请，“通商”二字被拿去。由此，在内阁六部、军机处之外，清廷中央机构又多了一专门的外事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咸丰驾崩并辛酉政变后，身为皇叔的奕既是“议政王”又兼任首席军机，这为其实现新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早在咸丰尚在世时，奕即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首次提出“自强”口号：“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同为重臣的大学士文祥也认为，目前虽然“中外和好”，但此局面“非信约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总视中国之自强为定准”，只有“自强”，才是抵御外侮唯一有效手段。

奕说的“练兵”，不再是之前的“鸟枪弓箭”而是“添习火器”，而后者指的显然是洋枪洋炮。为此，奕要求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派大员训练京兵，而后者对此也颇为积极，并表示：购买外洋船炮实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且“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两次鸦片战争乃至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处于沿海及战争前线的地方大员、统兵将领们对洋枪洋炮可谓有十分直观的了解，如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曾无比艳羡地谈起“洋枪洋炮”的威力：“洋兵数千，枪炮并发，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后其受邀参观英法军舰，“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威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羡慕嫉妒恨之余，李鸿章的自信还是有的，“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则可敛手。”

在见识了列强的厉害后，李鸿章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吁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是啊，欧美各国都在飞速前进，世界呈现扁平化趋势，中国要想走出中古时代，唯有酌度时势，变法自强，才是正道。

近代中国常被形容成“保守排外”，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历史。其实国人一向现实主义，讲究实用，或退一步说，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之所以排斥西洋，很大程度上是未能见识新事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以李鸿章为例，其五万多淮军到1865年末时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请来外国军官，淮军训练也都采用西法。其后，淮军战斗力突飞猛进，效果立竿见影，李鸿章也不无得意地夸耀：“敝军枪炮最多而精”，“是以所向披靡”。正是依靠这些西洋武器和操法，湘淮军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及捻军。是啊，洋鬼子是洋鬼子，但洋枪洋炮是好东西，不服不行。学习西方，并不可耻！

太平军、捻军的起义与夷人东来让奕、曾李等人意识到，旧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李鸿章说的，百十年来，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在“华夷混一局势已成”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也非想象中的火种蛮荒，其“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现实如此严峻，装看不见、搞“鸵鸟政策”，实在无济于事。对那些仍企图驱赶洋人的昏诞言论，李鸿章毫不客气地予以指斥：“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15世纪后，在达·伽马、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的冒险与努力下，东西新航线陆续开辟，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已经无可阻挡。特别在十九世纪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陆续进入应用阶段，以蒸汽机为核心而带动的各项工业如煤炭、钢铁、冶金、纺织、航运、铁路乃至军火（枪、炮、舰）等等，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谙熟中西实学的晚清名士王韬说的，如今的年代，刀矛一变为枪炮，舟船一变为轮舶，车马一变为火车，拒绝还是融入，这已经不能再成为一个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舰队仍以风帆动力为主，仅有一艘蒸汽战舰（排水量仅660吨的“复仇神号”炮舰）及东印度公司派来的四艘蒸汽动力运输船（其驱动方式均为明轮而非后来的螺旋桨）。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舰队都已变成蒸汽动力为主而风帆动力退居其次。从风帆年代到蒸汽年代，欧洲舰队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间，中国又在干什么？退一步说，从华夷隔绝到世界连为一体，从闭关自守到开关互市，这种变局对中国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害？如果兼而有之，究竟是福大于祸，还是害大于利？对此问题，一些先进的知识士绅给出了答案，如王韬即表示：“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列强东来，“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欲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王韬的话很明白，变局之变，祸福利害兼而有之，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关键还在自己如何处理把握。最好的方式，是自己积极主动地争取与融入，变法自强，否则“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今日中外大势，唯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1]1864年春，借恭亲王奕询问外国火器事宜的机会，李鸿章回复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牍函，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新思维”。文中，李鸿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李鸿章继而指出，英法列强之所以强大，原因是对技艺的重视，“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反观中国，儒者自归儒者，匠人仍属匠人，最优秀的人才都读书应试去了，匠人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制器之艺如何能有进步？而外国设专利制度，“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技艺由此精益求精。一言而蔽之，尊重科学。

可惜的是，尽管李鸿章已经意识到技艺、人才与科研的重要性，但最终还是走向了追求速成的现实主义。如其牍函之末说的：“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之后，恭亲王奕领衔总理衙门各大臣上奏，其中明确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总结而言，太平军、捻军的起义平息后，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僚在面对西夷东来的大变局时，其策略同样为八个字，即“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与赫德、威妥玛说的“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几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和戎”未必是友谊（“戎”字本身就是贬义词），如李鸿章说的，“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和日本相比，其诚意及用心已是大打折扣。以此心态，向西方学习又能学到几分程度呢？

[1]王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版，第291、292页，第42页。

3.军工初创：造枪、造炮、造船

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广州吃了大败仗的“靖逆将军”奕山曾提议停造旧式师船而改造西洋战舰，道光皇帝对此颇为欣赏，并令奕山将图样交福建、江苏、浙江三省官员参考。然而，改造西洋船遇到颇多技术难题，内地工匠不得其法。当地方官员请示是否从澳门雇佣洋匠时，道光皇帝立刻警觉起来，他是宁可不要西洋火轮船，也不能让这些危险的“夷匠”进入内地。1843年，两广总督耆英进贡了一把西洋新式击发枪，一向爱打鸟枪的道光是爱不释手，但对于耆英的仿造提议，他却颇有自知之明，称“必成望洋之叹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这才痛下决心向西方学习，而其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制造枪炮。由此，近代中国兵工产业的鼻祖——安庆军械所横空出世。

1861年底，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其中包括火药局、子弹局、枪炮局，其中分工明确：火药局专事炸炮、火药；子弹局生产炮弹、群子；枪炮局制造劈山炮、抬炮、小炮。安庆军械所最初专为制造枪炮而设，但在与太平军的征战过程中，曾国藩看到往来长江的西方轮船在江上乘风破浪，来去如飞，此情此景，令其大为震动，安庆军械所由此新设一所（内军械所）从事造船业务。

曾国藩最初的本意是希望通过买船仿造的方式求得先进技术，即构成后“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只要国人“智者尽心，劳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随着徐寿、华衡芳等专家的加盟，安庆军械所跨越了买船仿造的阶段而直接进入试造阶段，由此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木壳轮船。

以当时国内的造船技术，要造出一艘三四十米甚至五六十米的大木船并非难事，但西方轮船和传统木船的主要区别在于动力，而其核心技术又在于蒸汽机。因此，徐寿、华衡芳等人首先从动力变革入手，并于1862年7月研制出第一台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蒸汽机。据记载，该机以锌类合金制造，汽缸直径1.7寸，引擎转速每分钟240转，曾国藩观后大为满意：“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

蒸汽机试制成功后，徐寿、华衡芳等人再接再厉，之后又于当年底试造了一艘长约三丈不到的小火轮。不过，这艘小火轮似乎不是那么成功，据上海《字林西报》报道，其试航时“仅能行驶一华里，即因蒸汽耗尽而完全停顿”。徐寿、华衡芳等人并未因此气馁，他们在查明原因后立即重新设计制造了蒸汽机汽锅，并对轮船船身进行了改进。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艘自制的木质轮船于1864年1月28日在安庆成功下水试航。当日，由轮船委员蔡国祥亲自驾驶，曾国藩受邀在船头督看。江面航行约八九里后，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按曾国藩“放大、续造”的指示，徐寿、华衡芳等人之后又造出了一艘新船（即“黄鹄”号），并于1866年4月在南京下关举行公开试航。这次的试航很成功，一直跟踪关注中国造船业的《字林西报》也为之赞叹，连称“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

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起点，安庆军械所以手工制造为主，其生产过程中不曾使用西方机器，也不曾聘用洋人。尽管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但毕竟起点太低，规模太小，一味地简单仿制，完全跟不上世界工业的潮流。这时，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来的容闳在军械所另一专家李善兰的引荐下进入了曾国藩的视野。

据容闳的回忆，他在1863年初次见到曾国藩时，后者先是给他看相，然后认定他能带兵，并准备让他在手下做一军官。但是，容闳对带兵打仗并不感兴趣，他最初的愿望是在中国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不过这一计划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遥远，于是在友人李善兰、徐寿等人的建议下，他向曾国藩提出设立“机器母厂”的设想。

所谓“机器母厂”，用容闳的话来说就是，“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换言之，设立枪炮厂在战争年代固然是一时之需，但从长远看，发展普通工业特别是机器厂更为重要，有了能生产车床、钻机等基本机器的母厂，即可次第生产枪炮、钟表、农具等，若无此基础，其他专业性工厂将成为无本之源。[1]

曾国藩对容闳的见解深以为然，随后拨银68000两交给容闳，令其赴美购买机器设备。1863年10月，容闳从上海出发，经新加坡、苏伊士地峡至英国伦敦，之后于1864年春横渡大西洋抵达纽约。当时的美国，南北战争仍在进行当中，局势很不安定，容闳一番努力后，最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所购机器于1865年运抵上海。

容闳返回上海时，太平军已被剿灭，安庆内军械所也随曾国藩迁往南京并与苏州制炮局合并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容闳所购机器到达上海后，曾国藩命徐寿前往接收，原苏州制炮局的一部分机器随同带往上海，以组建一个更大的军工实体，这就是李鸿章所建的江南制造总局。太平天国战争中，湘淮军（包括太平军）的洋枪全靠进口，用费浩繁，这让主管财政方面的官员们感到头痛不已。安庆军械所设立后，由于严重缺乏机器，枪炮多为手工修造，这远远不能满足湘淮军的军需要求。因此，大规模仿制生产国外洋枪以充实国内军队即成为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后的主要任务，这也算是中国最早的“进口替代”战略。

和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洋务方面的思路更新、气魄更大，师生有如青蓝之比。据其所述，其手下淮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万余颗，粗细洋火药十数万斤，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采买，陆续供支”。除此外，“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所需的器械子弹，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故须就近设局制造”，“臣军所向，则以此为命脉关系。”[2]

正因为枪炮子弹的供应对战场胜负是“命脉”关系，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之前已先后设立三个洋炮局，即韩殿甲洋炮局、马格里洋炮局和丁日昌洋炮局。在此基础上，李鸿章首令上海海关道丁日昌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实为一船厂），初步奠定制造局的基础。等苏州制炮局的机器及容闳所购机器到沪后，加上李鸿章自办的洋炮局及旗记铁厂，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当时整个远东规模最大的机器厂了。

旗记铁厂原在虹口，因制造军火具有一定危险性而遭到外方的反对，加上厂址规模有限，如欲继续扩大，必须找一更为广阔的滨江之所，以备造船之用。多方考察后，李鸿章最终选择上海县城以南、濒临黄浦江的高昌庙一带，制造局最初圈地70亩，后陆续扩大到400余亩，此即后来江南造船厂之原址。

高昌庙建于宋朝年间，1867年制造局搬来后，小庙迁出另建，地名则沿用未改。正所谓“神佛谢幕，机器登场”，数十年后，以制造局为中心，高昌庙一带工厂林立，学堂并集，铁路港口，货运繁忙，工人日夜川流不息，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工业梦开始的地方。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江南制造总局已有工人3千余人，房屋2千余间，分厂16所，其中包括机器局、木工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枪子厂、炮弹厂、炼钢厂、熟铁厂、栗药厂、铜引厂、无烟药厂、铸铜铁厂和两个黑药厂。经二十多年的发展，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军工厂，就连容闳所构想的“机器母厂”，也最终变成了现实。

除生产车间及分厂之外，江南制造总局同时还附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和工艺学堂，以翻译西文书籍、培养技术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局绝非单纯的军工企业而是集军工、科研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产学研联合体（当然，程度高低应另当别论）。在经费上，江南制造总局得到了官方的充分保证，其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并由清廷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

经费的充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产量的不断增长。据统计，从1867年至1911年的45年间，江南制造总局共生产各种火炮1075门，各种枪支76000余支，黑色火药233万公斤，栗色火药52万公斤，无烟火药17万公斤，各种枪弹9370万发，各种炮弹166万发；水雷、地雷1519个。[3]作为远东超大型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对于当时中国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的提升作用显而易见。

枪炮之外，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也同样引人关注。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第一艘兵舰下水，曾国藩将之命名为“恬吉”（取“四海恬波、厂务安吉”之意，后因光绪皇帝载湉继位，为避其名讳而更名为“惠吉”）。“恬吉”号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共耗银8万两。当月，“恬吉”号自吴淞口出发，抵舟山而返；9月又上驶江宁，曾国藩亲自登舰视察并命其驶至采石矶，显示其航海性能相当不错。

“恬吉”之后，江南制造总局几乎每年都有一艘新船下水，其中包括“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等兵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2年下水的第五艘兵舰“海晏”号（原名“镇安”），在1930年代江南造船所自制的“平海”轻巡洋舰诞生之前，它是中国国产的最大军用舰船，其船身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12节，火炮26门，共耗银35万两。美中不足的是，包括次年下水的同级舰“驭远”号在内，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均为木肋兵舰，从军事学角度来说，都属于无防护的巡洋舰，这与当时世界海军方兴未艾的铁甲舰已有了不小的差距。

1870年代，各国海军竞争激烈，铁甲舰拥有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装甲，其战斗力、威慑力不言而喻。为此，江南制造总局在1875年试验生产过一艘名为“金瓯”的小军舰，这艘小军舰倒可以算是铁甲舰，但其排水量只有200吨，系外方指导下用局内富余进口钢材所造成。客观地说，“金瓯”号并不算成功，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之后十年中，江南制造总局在造船方面再无发展，直到1885年“保民”号下水。可惜的是，这艘造价22万两、排水量1500吨的巡洋舰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之后，直到清廷覆亡，江南制造总局再也没有生产过像样的兵舰。

相对而言，福州船政局在造船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1868年1月，在法人日意格的监督下，福州船政局开工建造第一艘轮船，即次年6月下水的“万年清”号。之后，“湄云”“福星”“伏波”三船陆续下水。以上四船轮机均购自外洋。从第五艘船“安澜”开始，轮机由船厂自己制造。但总的说来，1874年前所造的15艘船大多马力小、载重量少、船速慢、炮位不多且不大，而且全为木质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船属成熟但已过时的外国旧型式，在当时只能算是军事运输舰而很难用于海上作战，只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舰队的舰只水平相当（换言之，落后二十年）。

1874年后，日意格等人合同期满，福州船政局开始自行设计，舰船也由木壳变为钢铁壳为主。从1875年下水的“艺新”号开始，福州船政局在之后的二十年中共造成船只19艘，其中有铁胁兵船和铁胁巡海快船（即巡洋舰），并自造复式轮机，技术水平日见提高。其中，1877年造成的“威远”号及同时期的“超武”号均为铁胁兵舰，“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照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

1883年，由船政学堂毕业生自行制造“开济”号下水，这是一艘2400匹马力的铁胁快船，载重量2200吨，时速15海里。对此，督办船政黎兆棠曾欣喜地说，该船“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其“制件之精良，算配之合法”，悉皆制造学生参照“外洋最新、最上、最便捷之法而损益之，尤为各船所不可及。”之后，船政局又造成2400马力的“寰泰”“镜清”两快船，“其制法之精密，船机之稳快，又远过于‘开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这是福州船政局独立建造的第一艘大型钢甲舰。“平远”号排水量2150吨，尽管在马力、速度、机件等方面未达到预期的先进水平，但有了这一成功经验，福州船政局相继建造钢甲船多艘，技术不断进步。之后，“平远”号被编入北洋水师，并在甲午海战中表现颇为出色。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工业进步也是如此。尽管与欧美同时期的造船水平相比仍落后很多，但江南制造总局与福州船政局的进步和意义不应轻易否定。只是，由于钢铁工业的严重滞后，轮船的样式性能、功用成本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弊端，两局的造船业务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如李鸿章指出的，江南制造总局造的兵舰样子看上去像模像样，但船非铁甲，能安放的舰炮也有限，远谈不上船坚炮利；以船速论，一些兵舰还赶不上商船，平日巡防尚可，一旦遇上战事，也只能运粮草兵员，真刀真枪的海上交战是完全不能指望的。类似的观点在朝中与各省大员中颇为盛行，最终促使清廷在铁甲舰问题上倾向于“买”而不是“造”，这无疑严重打击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军工造船业。

造船业务上存在的问题同样在枪炮生产中存在。如江南制造局以英国步枪、马枪为仿制对象，但所仿之枪系旧式单响前膛枪，技术很快落后，产量也很有限。从1867年到1873年，江南制造总局共造枪6477枝，只占同时期购入枪支的二十分之一。[4] 1870年普法战争后，欧美各国大多以后装线膛枪取代了前装线膛枪。由此，制造局于1871年后开始试造美国林明敦枪（后膛枪），局里还特意从美国购买了相关机器并雇佣洋匠4人。经反复试验后，制造局所仿制的枪支终于能够批量生产，其产品不但在外形上和林明敦枪完全一样，性能上也相差无几。

一味的仿制当然不是办法。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军火技术突飞猛进，枪型也是日新月异，制造局仿制成功的林明敦枪再次面临被淘汰的边缘，等大规模配备给清军时，早已是“中下之品”且“有走火之弊”，一些部队甚至拒绝领用，导致局中大量积压枪支至万余杆。

最令人遗憾的是，仿造二十多年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中国的步枪，而同时期的日本在1880年就发明了适合本国人体型的村田步枪，并于1888年成为全军统一的标准化配备，由此给枪支修理及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891年，日本发明了下濑火药，次年又创制了47毫米速射炮和朱式鱼雷。国内大名鼎鼎的步枪品牌“汉阳造”，则已是甲午后湖北枪炮厂的产物，并很快又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造枪不景气，大炮的生产也不尽如人意。最初的10年，制造局以生产前膛小口径炮为主；1878年后，火炮生产向后膛炮及重炮发展，其仿造对象主要是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并一度生产过800磅（指炮弹规格）阿姆斯特朗全钢后膛炮4门，这也是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口径最大的全钢后膛炮。1892年后，制造局开始生产速射炮，并从原来的架退式火炮发展到管退式火炮。之后，又开始仿造德国克虏伯大炮，并获得成功。

总的说来，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工艺和欧洲水平一直保持一二十年的差距，由于摸索的时间过长，这严重影响了大炮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量的提升。对此，李鸿章很是不满并指责制造局所造铜炮数量太少，质量太差，不得已而“下令多进口后门钢炮，以备急需。”

弹药方面，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早期采用机器生产西式黑色火药和无烟火药的工厂，产量也不算低，但总体来说，有些力有未逮。据记载，制造局发展之初，每天能够生产子弹5000颗，之后产量稳步增长至八九万颗，看来似乎不错，但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军事需要。李鸿章也曾私下承认，制造局所产弹药用来应付平时操练有余，用来备战则大大不足。

制造局对这些问题也不是毫无作为，如在关键原材料的供给问题上，一度从英国购买了高炉等设备试办炼钢厂，并于1891年后开始仿效西法炼制纯钢，到1897年时，年产可达2000吨。但遗憾的是，由于原料昂贵、成本太高，加之产量太低、质量太差而无法满足制造枪炮的需要等种种因素，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总体而言，江南制造总局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机器设备简陋、技术人员水平有限、创新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种种原因，最终在关键节点上未能获得突破。以厂址论，制造局距煤铁产地很远，而枪炮弹药要耗费大量的煤铁原料，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煤铁难以及时供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量的提升。

再如管理问题，局中章程松散，人员冗杂，生产糜工费料，出入款项也是混乱不堪，这给一些人从中舞弊肥私提供了大好机会。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自成立到清廷覆亡的46年中，制造局竟连换了19名总办。甲午战争后，张之洞一度接管制造局，他就表示：“江南局积弊，在于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另外，最初兴办的军火企业所用工人多为军人，这些人完全按照军队模式进行管理，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且没有报酬。管理人员又都是官僚，没有市场观念，产品也不投放市场而是直接调拨给各军队。船政局生产的船只也是如此，建成的舰艇完全无偿调拨给福建水师和各省水师，“并不索取原价分文”。由此，企业既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也缺乏创新及提高产量、质量的动力。

据统计，洋务新政三十年中共创办34个制造军火和船舰的军工局厂（到1894年仍存25家），投入经费5700万两，其中江南制造总局花费1400万两，福州船政局花费1300万两。但在这种非市场模式下，效率低得惊人。以林明敦枪为例，从美国购买一杆只需12两白银，而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则在24两左右，天津机器局的成本更是高达40两。由于质量不过关，加上造买成本相差太大，多数枪炮不得不停止生产。[5]

造船方面也同样如此。尽管在大小、航速、火炮等方面都远远不如，但制造费用却远高于欧美，因为船上所用的轮机、器件甚至包括绳索、木料等都全靠进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日本比中国更早向西方学习造船技术，但在1880年前，其造船水平和规模都不如福建船政局。之后，日本迅速赶超，不仅造船数远远超过中国，而且还能造三千吨的新式巡洋舰和四千吨的铁甲舰。后来日本舰队“三景舰”之一的“桥立”号，即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的产物。

除江南制造总局外，其他各省也设立军火工厂23家（甲午前仍有14家），但多为试造而少有成熟量产。其中，金陵机器局一度专门造炮，天津机器局专门造火药子弹（淮军行营制造局也专门造子弹），但遗憾的是，其水平仍旧有限。举例而言，在李鸿章大量引进德国克虏伯大炮后，天津机器局却只能造枪药，而不会造炮药，因为造炮药还需另购机器（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缺乏开花弹即与此有关）。

洋务新政时期的这些军工企业，其落后原因当然很多，如领导者的眼光、缺乏雄心、洋专家水平有限、未能掌握关键技术（如炼制钢铁、子弹打火技术等）。但最重要的是，没有相应的教育体系、研发体系，投入与时间不够，每次都是等到欧美产品成熟了才仿造，由此一直落后于世界，也就是必然结果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教训，可谓深刻，足以警醒世人。

甲午战争前，某外国观察家看到金陵机器局仍在制造后膛抬枪、2磅后膛炮、1磅快炮及各项炮弹、步枪子弹后，忍不住评价说：“中国总办和官吏们似乎不了解他们在制造什么、为什么制造。机器是现代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无用的军需物品。……看到他们高兴而努力地制造一些很费钱而又无用的军需物品，真让人心中感到凄怆。”不过，让那些官员们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尽管这些军火、舰艇远逊于欧美甚至日本，但“御外侮不足”而“制中土有余”，也算是对朝廷有个交代了！[6]

[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2]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9页。

[3]孙晔飞、陈娜：《江南制造局：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鼻祖》，《当代海军》2006年2月。

[4]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79页。

[5]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85页，第1535页，1537页。

[6]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4页，第1257页。

4.教育得失：同文馆风波

中国古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光年间各军工企业的不尽如人意，无疑与现代科技文化人才的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回忆录中说，他有一次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但后者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1]

李提摩太是晚清知名传教士，后于庚子年后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的前身），他说的这次谈话大概发生在1886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这时离洋务新政已经二十多年了。当然，李提摩太的讲述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从李鸿章的早期言论看，他对教育的看法未必如此（后期有所变化另当别论）。

早在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牍函中即指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在当时崇尚科举、鄙薄工商的社会氛围下，这一建议无疑有些惊世骇俗了。之后，李鸿章又在论机器局事中再度阐发其观点：“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议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可见，当时的李鸿章也不完全是那般的急功近利。

在西强东弱的局势下，清廷也试图有所作为。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即为一例。开办之初，同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其最初设想不过是培养翻译以助对外交涉。孰料恭亲王奕4年后的一个奏折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

奕重视洋务众所周知，他见京师同文馆经办数年未见成效，而当时又急缺洋务人才，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将京师同文馆的职能由外语教学（英、法文为主）转换为语言与洋务并重，以更快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

奕乃皇族出身，他对旗人子弟的素质习性素有了解，因而所提办法就是从生源中入手，以便捷的方式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奏折中，奕提出京师同文馆陆续增设天文算学馆、化学馆等新馆，今后的学员将从正途人员中选取，范围是年龄30岁以下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

奏折公布后，立刻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御史张盛藻随后上疏抗议：“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天文算法、营造器械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简直就是儒林中的奇耻大辱。

张盛藻的贸然上奏遭到奕的驳斥。为表示对天文算学馆的重视，清廷任命了三品京堂、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大臣，而之前的官员都是低级官员，馆内的教习甚至只是月俸八两的八品以下官员。鉴于朝中的保守势力暗潮涌动，奕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进行解释：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

奕说的不无道理，但他在奏折中犯了一个更为致命的冒进错误，那就是把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对象进一步扩大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理由是这些人“学问素优”而“差使较简”，如果让他们参与学习必然事半功倍。由此，奕的提议招来了保守势力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而这一次担当大旗的，是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

倭仁系道光朝进士出身，曾历任大理寺卿、工部尚书等要职，其思想保守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真有学问，时有“理学大师”之名，颇受士林中人的景仰。倭仁对西学很不以为然，对那些主张洋务的官员也很看不惯，譬如外国公使驻京后，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通常会到各国使馆去拜年，既是尽地主之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朝廷大员中，唯独倭仁从来不去拜会外国人。

实际上，一开始就跳出来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御史张盛藻即倭仁门生，前一次上奏是否是出于倭仁的授意不得而知，但就观点而言，两人是一致的。这一次，倭仁亲自出马，他在上奏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的观点与曾国藩颇为接近，后者曾在一篇名为《原才》的文章中指出，少数道德完善的人可以榜样的力量改革社会习俗，正如他的那句名言，“夫为战者，在于人而不在于器也”。倭仁的奏折披露后，守旧派士大夫们立刻将此奉为经典，广为传诵。

不过，倭仁的奏折也不是没有纰漏，那就是这一句：“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抓住这句话，说倭仁既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有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故意上奏朝廷，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或许是一种有意的戏弄，慈禧太后颇为默契地批准了奕的建议，并让倭仁随即到总理衙门任职并主管京师同文馆。

原本大义凛然的倭仁这下陷入了被动，他哪里知道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没办法，倭大学士只好反复称病，拒不就任。等被捉弄得差不多了，慈禧太后才下令免去其任命，倭仁听后长出了一口气，“为之额手称庆”。

老夫子虽被暂时击退，但这场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位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为此，奕曾不乏愤怒地指出：“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众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者也。”

光禄寺卿于凌辰也认为：“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

自诩国内懂洋务惟“区区一人”的郭嵩焘当时闲居乡里，他在冷眼旁观了这次争论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看来，双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于道，一无所见”。特别是奕派，郭嵩焘的批评更加严厉，认为其原奏立言悖谬，“无一语不足喷饭”，而其所奏章程，“阅之不胜骇叹”。郭的理由是，奕的办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倾向，“以洋人所授之业为升阶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争趋，君子之所深耻”，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试”的办法，是用“督教童蒙”的方式来对待“翰、詹事清贵人员”，这无疑是一种侮辱。更为不智的是，折中称“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这无异于以“讲叙利禄之名”诱导，为标榜“重气节而轻名利”的士人所不耻。

同为帝师的翁同龢虽也保守，但对于这场风波的无厘头颇为不屑并讽之为“朝堂水火，专为口舌相争”。在他的日记里，翁同龢记录了一副嘲讽同文馆的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好事的士大夫们挖出“同文馆”的“同文”二字，说它“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更有人指责奕的创议引诱儒生为鬼子门徒，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大体而言，当时的一般士人对西方科技可谓懵懵懂懂甚至是一无所知。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在《论夷务疏》中提出的高论即足以令人喷饭：“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机器船局，效而愈拙。”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文馆风波”并非奕与倭仁的个人政争，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战。在这场风波中，因参与的人都是朝中重臣，其争论的效应也由此扩大数倍。就学说而言，倭仁之见仍为传统的治国观点，其对列强的压迫及千年之变局的到来浑然不觉或有意视而不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奕的方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对付倭仁的办法上，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有耍小聪明之嫌。

事实上，奕建议同文馆从“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甚至从“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中选取学员的做法，不仅急功近利，而且冒进过甚。这些读书人功名已高，多数人盼官心切，科学素养和培养前途几乎无从谈起。最好的办法，是从秀才中考取人才，并在各省普设新政学堂，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西方科学教育和研究，假以时日，循序渐进，或能有所成就。如此一场乱辩，洋务派没有在舆论上真正把保守主义驳倒（甚至让更多士人加入了反对阵营），由此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形成学习大潮。就此而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赢家，两败俱伤之下，国势依旧沉沦。

由于招不到好学员，京师同文馆对馆内学生待遇极优。京师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对当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颇详。据他回忆，当时馆中伙食好得不得了：平时吃饭，六人一桌，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海，却增加一个火锅，还分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三种，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吃不够还可再添。当时的正阳楼饭馆也不过如此。更绝的是，非但学生如此，就算有熟人来，也可以留饭，随意点菜，一文钱都不用花。

但就这样，同文馆仍招生不畅。据齐如山回忆，“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在汉人一方面，政府无法控制，招学生太费事，于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2]

相比于同时期的另外两所学校，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尽管地位更高，但成绩上并不出色。同文馆之所以难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但吸走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就连同文馆学员也难免受到影响，甚至有再行投入科考者。如后来中进士、点翰林的汪凤藻即江南制造局下译学馆出身，而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后留学英国大翻译家严复也先后参加过几次科考，可惜均以失败而告终。

京师同文馆的萎靡不振，与奕、倭仁当年的那场争论无疑是密切相关的。但可惜的是，这场无谓的争论未能确立同文馆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错失了它的目标。京师同文馆原本应该发展成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直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它的贡献与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是极不相称的。然而这又是谁的过错呢？

以识字率而言，晚清时期不能说高但也不算低，但和数十万乃至百万计的村塾、书院相比，同光时期所办的新学堂只能说是屈指可数。除前文提到的同文三校（语言类为主）外，当时所办的西学馆不到十家（金陵算学馆、湖北方言及自强学堂、川东洋学馆、台湾西学堂、吉林表正书院、珲春翻译俄文书院），其他新学堂则大多为军事类。除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所办学堂外，李鸿章所办的北洋系学堂有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电报、水雷、鱼雷、枪炮、医学堂等。南洋系也办有江南水师学堂、金陵同文电学馆、江南水雷学堂，广东则有实学博学馆及水陆师学堂、水雷鱼雷学堂、电报学堂，加上海军衙门所办的昆明湖水师学堂，全国的洋务学堂加起来也不过30余所（其中还有短期办学的）。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与中国同时期的新学堂数量之少、成效之低相比，日本的教育成就堪称显而易见。“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曾说，“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惟真正在于教育而已”。这一结论，也是岩仓具视考察团在欧美游历后的共识。1872年，按“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并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

按此计划，日本分八个大学区，每学区设置一个大学；每个大学区又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又分为120个小学区，设小学一所。如此，全国共有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0所（由于脱离实际，计划后来有所修改）。学制发布第二年，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1879年，小学达28025所；1883年，小学在校生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升至61%；1900年后，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又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入学率已接近98%。[3]

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说：“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四十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曾有人说，“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文部省来全面领导教育改革事业，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建立起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而且在经费上给予充足的保证。如1885年，教育投入占到国民收入的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更是超过国民收入总额的2%。

明治天皇在《五条誓文》中说，“求知识于世界”，实行新教育是国家振兴的关键，也是关乎国运的系统性工程。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实行“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欧美成功经验的启示下，其中又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三者相辅相成，循序配套推进。在基础教育取得成效之时，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迎来了黄金时期。

据统计，从1878-1895年，日本共培养出23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期间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及各类专门学校118所。反观中国，直到1895年才创立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而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当时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大学。至于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革新，还得等到清末新政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两者差距接近30年。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效果却迥然相异。除派遣军事留学生外（船政局学生如刘步蟾等，还有武备学堂学生如段祺瑞等），清廷从1872年始分四批共派出120名幼童赴美求学。按原规划，幼童们应在美国学习15年并完成大学学业。但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未能继续执行。1881年，在大多数人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情况下，留美幼童被全部撤回，当时只有2人从耶鲁大学毕业（詹天佑和欧阳庚），而另外38人时已进入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萨尔理工学院等院校学习。日本这边，从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先后向英、法、德等国派出近五百名留学生（均为士族出身），以学习制造、驾驶、矿冶、铁路、桥梁等专门技艺，后来这些人大都学成回国。

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大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也同样发展迅速，工部省、内务省等多部门均大力兴办实业学校，帝国大学内也都增设技术性科系。曾任文部大臣的日本近代教育家滨尾新即表示：“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

各类人才的培养显著增强了日本的科技力量，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如1879年开工的京都至大津的铁路、1880年下水的“盘城”号军舰、1890年建成的琵琶湖水利工程及水力发电厂，均为日本自行设计建造。明治维新推行20年后，国内各大企业均大量聘用国内毕业生或留学生，而相应的国外专家陆续被取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近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的近代化，教育上的超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超越。从明治维新乃至当下，日本无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1]（美）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2]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5.漂洋出海：同样是出洋，结果不一样

1865年9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国完婚，行前向总理衙门提议带一官员前往欧洲游历，以增博海外见识。对此，恭亲王奕倒很是赞同，但他对赫德的推荐人选不满意，原因是此人年事已高，而且并非总署官员。这就是在赫德手下办理文案的正白旗人、退职县令斌椿。

斌椿曾在山西、江西等地做过知县，退职后经人推荐前往海关总税务司帮办文案，因办事妥帖，很合赫德的心意，这也是后者推荐他前往的主要原因。但是，恭亲王奕的想法却是希望赫德带上几个总理衙门章京前往欧洲观摩学习，以助于办理外交。在他看来，斌椿当时已经62岁，即便去了也无大用。

但让奕感到意料不及的是，当时在总理衙门充任章京的官员多为六部郎中或主事之类，对这趟差事他们是既避又畏，没一人敢出来答应。无奈之下，奕只好同意赫德提议，并要求他带上几名同文馆学生一同前往。

相比而言，老县令斌椿倒还有些魄力。据其自述，他之所以乐于跟赫德出洋，一则他喜好远游，“九州曾历七”，愿“采风至列邦”；其次，他乐结“西儒”，并与美国驻京使馆参赞卫廉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人交游甚广。至此，“赫德观光考察团”一事遂成定局。

据《赫德日记》记载，为壮其行色，斌椿被清廷授予三品衔，任“观光团”副总办（总办当然是赫德），随员包括其子广英（或为照顾老父考虑）及同文馆学生德明、凤仪、彦惠四人，其中已考取九品官的德明、凤仪赏六品顶戴，未考官的彦惠赏七品；此外，赏斌椿治装费三百两，其他人各两百两。为方便出行，斌椿等人还带有6名仆役，加上赫德的随身仆人，共计12名中国人参加这次的欧洲巡游。[1]

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人自京启程，在天津会合赫德后前往上海。在沪盘桓数日后，一行人换乘法国大轮船“拉布得内号”经香港、过南海、印度洋前往欧洲。由于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掘，考察团经红海沿火车路至地中海换船，经过近两个月的航程才抵达法国马赛。到马赛后，赫德因要回国完婚而脱团先行，之后行程由随团担任英、法文翻译的广州税务司包腊（Edward C.M.owra）及芝罘（烟台）海关税务司德善（Emile de Camps）负责。德善、包腊两人都会流利的中文（包腊后来翻译《红楼梦》及《苏东坡诗》，可见其华文造诣），对此次考察作用甚大。

奕在请求派员出洋考察的奏折中说：“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总理衙门在斌椿考察团启程前即明确要求，令其将“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如此，法国马赛即为赴欧考察的第一站。据斌椿的记载，其地“街市繁盛，楼宇皆六七层。雕栏画槛，高列云霄。……街巷相连，市肆灯火密如繁星。”马赛的繁华景象，让斌椿等人大开眼界。当晚，斌椿等人入住一家七层楼高并配有自动升降梯的酒店，上上下下，轻松自如，西洋技艺，果然名不虚传。之后，斌椿一行人乘坐火车前往巴黎。据其描述，每趟火车“一行五十辆或六十辆不等，咸以铁环联之。第一车系蓄火机……第二车载煤，随行添用。第三车沿途刊印新闻纸，携带信文。后则一、二、三等客车。再则行李货物。”如此具体的描述后，斌椿还意犹未尽地赋诗一首：“宛然筑室在中途，行止随心妙转枢；六轮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劳八驾驱？”

法国之行结束后，斌椿等人来到英国并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事后，英国女王还特意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举办了一次宫廷舞会。在英国期间，斌椿一行人参观了造船、钢铁、纺织等工矿企业，收获颇丰。在伦敦，斌椿拍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摄人影入镜，以药汁印出纸上，千百本无不毕肖也。”而拖着辫子的斌椿等人出现在伦敦街市上时，“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前后追随”。此情此景，和中国人看黄头发、蓝眼珠的洋人如出一辙。

从法国马赛开始，斌椿考察团的欧洲之行共计三个半月，期间游历11国，以英国时间最长（38天），其次为法国（32天），其他如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只是短暂逗留，走马观花而已。8月19日，斌椿一行仍自法国马赛返航，并于11月中旬回到国内。事后，斌椿写有《乘槎笔记》及诗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随员德明撰有《航海述奇》等，这些考察笔记（或说游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在各国的种种见闻。

从年龄上看，斌椿考察团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斌椿年逾花甲，而德明等人却未及弱冠，老的老，少的少，一老携四雏，如此考察，效果当然不会太大。事实上，斌椿在四年后就去世了，其他人因资历太浅的缘故，也大都无所作为。至于他们写下的那些作品，时人少有问津，或将之视为海外猎奇之作，仅此而已。大陆国家民众对海洋的惧怕，不愿出国，不敢出国，风气依旧。

一年后，清廷再次派出一支使团前往欧美，这就是所谓“蒲安臣使团”。1867年底，美国公使蒲安臣卸任前曾表示，今后中国若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他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他为使相同。奕听后突发奇想，随后向朝廷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奕称中外“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外，派外国人为使臣可避免中外礼仪的无谓纠葛，“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为达到练兵的效果，奕又派出两名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各赏加二品顶戴）为中方领队，带领随员、译员（多为同文馆学生）等三十余人一同出国访问学习。这次的随团翻译，法文仍为德善，英文则换成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旧金山，之后取道巴拿马前往华盛顿、纽约等市。出洋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一面黄龙旗，“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宣示中国主权的第一面非正式国旗了。

当年6月，蒲安臣一行抵达华盛顿后，先后受到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及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在美期间，蒲安臣带领使团多处发表演讲，并大力鼓吹维持中国的自主与独立并以平等姿态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中西合作”政策。7月28日，蒲安臣还代表中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可派外交人员和劳工前往美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和留学等。这一条约，事实上是蒲安臣自作主张，但清廷并未因此而否认该条约的合法性。

之后，蒲安臣使团再次横渡大西洋前往欧洲。当年9月，使团抵达伦敦并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之后一段时间里，蒲安臣带领使团成员分别访问英国各地及其官员，以增进中英间的了解与友好关系。1869年1月，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并得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接见。使团在法国呆了半年时间后，又前往柏林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会谈，并签署了相关条约。之后，蒲安臣率使团前往俄国。尽管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但因为当时中俄矛盾重重，俄国之行不仅天气寒冷，而且交涉颇为困难。例如，蒲安臣一再声明代表中国来与沙俄交涉，但亚历山大二世在会谈中有意回避实质性问题而故意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

这时，意外之事发生了。或因为一路上舟车劳顿，或许是俄罗斯的严寒，蒲安臣在与沙皇会面后即一病不起，后被诊断为急性肺炎。仅一周时间，蒲安臣即在圣彼得堡因病去世。病重期间，蒲安臣仍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的发展，唯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蒲安臣“因公”殉职后，清廷大加褒扬并追授其一品官衔，发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之后，志刚等人继续与俄方交涉，但仍以无果而终。俄国之行结束后，使团又相继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使团才返回到上海，期间出访11国，历时两年八个月。出访结束后，志刚等人也留下了一些考察笔记，如《初使泰西纪》（志刚）、《使西述略》（孙家谷）、《欧美环游记》（张德彝）等。

“蒲安臣使团”是清廷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在“洋钦差”的带队和搀扶下，晚清官员们首次集体出洋，在走向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其摇摇晃晃、小心翼翼之状，完全可以想象。虽说是情势所迫，但外国人担任中国使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由此事例也可看出奕等人对国际外交的懵懂与隔膜。

反观日本，在走出国门的问题上则要勇敢开放得多了。早在明治维新前，幕府即已开放造船并聘请荷兰人教习航海术，并组织有洋枪队等。1858年，幕府设立“外国奉行”，负责管理与外国的交涉事务，这比总理衙门还要早三年。之后，幕府又于1860年2月派遣以“外国奉行”新见正兴为正使的使节团乘美舰“波哈丹号”访问美国，以完成《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换约工作；在美方的指导下，胜海舟等驾驶幕府军舰“咸临丸”首次横渡太平洋，后为明治时期知名思想家的福泽谕吉也在这条船上。尔后，萨摩等西南雄藩也都纷纷派遣武士前往欧美取经，如长州藩即于1863年5月秘密派遣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五名年轻武士从横滨赴英国留学。[2]

倒幕战争胜利后，明治政府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道路问题上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正如大久保利通说的，“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这种事业大体已完成。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政务上应施何种方略？外交上应以何为标准？”

1869年，在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的建议下，明治政府决定派出一个高规格的使团前往欧美考察其文明与制度，为日本的发展提供参照。由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也即将到期，明治政府也想通过这次的访问修改之前的不平等条款，并争取与各国重新议定关税。这就是对日本近代史影响至深的“岩仓具视考察团”。

岩仓具视是当时政府的“右大臣”（协调行政统一的政府副首脑），考察团成立后被天皇特命为全权大使，其他成员则包括“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使团成员共48人，另有随行的留学生59人（其中女留学生5人）。其规格之高，阵容之大，为日本史上罕有。

1871年12月，岩仓具视考察团从横滨出发，首往美国。按计划，考察团行程为6个月，但随着考察范围的不断扩大，最终延长至1年9个月，并前后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德、俄等12个主要西方国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考察团广泛接触了各国政要及各阶层人物，并对西方议会、法院、工厂、矿山、港口、兵营、学校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与学习。在繁荣而强盛的西方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面前，时以留学生身份随同考察的日本民主主义者中江兆民忍不住感慨地说：“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首访美国时，考察团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被美方无情拒绝，而英国更是提出比现行条约更苛刻的修约方案，法、比、德等国在这些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无奈之下，考察团只得放下修约的要求而将重点转移到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之上。

作为资源缺乏的岛国，自然条件相似的英国成了考察团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四个多月的行程中，考察团成员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其形势、位置与我国无异，故此国之人每称日本为东洋国，但以营业力而论，其悬殊亦甚。”

19世纪的大英帝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当时正是最强大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英国雄厚的工业实力也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久保在写给国内的信中即无比羡慕地说：“到任何地方参观，均不见有地上的产品，只有煤和铁而已。制成品皆由他国输入，然后再输往他国。工厂的盛况早有耳闻，此次考察方信名不虚传。到处黑烟漫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的富强原因了。”[3]

与中国考察团不同的是，日本考察团绝不是蜻蜓点水般的观光游历，而是亲闻亲历，“访农牧于野，览工艺于都，察贸易于市”，口问笔录，明察暗访，不仅记录了欧美各国的繁荣境况，而且深刻反思了东西方差距的原因所在。回国后，负责记录工作的“权少史”久米邦武根据考察团成员的日记、书信、游记等资料编写了《美欧回览实记》一书。该书于1878年出版，共5编100卷，篇幅达2110页。书经印出后，立即被抢购一空，后来再版再印，一直畅销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欧回览实记》是日本“求知识于世界”的生动记录，也为之后明治维新的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板。

岩仓具视考察团回国后，其成员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受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出洋考察人员大多备受冷落，以致默默无闻，黯然而终。被忽视还算是好的，更有出洋的外交人员被误解、被攻击、被诬蔑，种种不堪，形同凌辱，如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即为其中一例。

1876年，由于“马嘉理案”的缘故，清廷起用闲置已久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并顺致歉意。行前，朝中清流议论纷纷，其中有人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讽联大意是，郭嵩焘曾为翰林学士，做过地方大员，好好的读书种子、朝中清贵，如今却跑到蛮夷之邦赔礼道歉，实在是可悲可惜可叹。

在英国期间，郭嵩焘将其所见所闻逐日详记，后辑为一书寄回国内，并呈请总理衙门刊刻，以广博士人之见闻。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本名为《使西纪程》的书刊刻后，竟然激起了满朝士大夫的极大公愤，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使西纪程》最终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原因无他，只因郭嵩焘在书中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仅此而已！

之后，郭嵩焘又被他亲自选定的副手刘锡鸿秘密告发，后者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是“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是“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就这样鸡毛蒜皮并完全符合国际礼仪的小事，竟然被刘锡鸿之流指责为“汉奸”，理由很简单，竟然将天朝与外国平起平坐，实属大不敬。之后，刘锡鸿又密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在一片舆论恶浪中，心力交瘁的郭嵩焘只得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此情此景，真可谓：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甲午年后，梁启超在比较中日不同的发展道路时说：“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观光是观光，购物是购物，学习是学习，三者不宜混淆也无法混淆。等到清廷真正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并真心打算向西方学习时，历史的时针已经拨到了1905年，即“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清末新政时期了。而此时，距辛亥年的枪声尚有几年？

[1]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2]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页。

[3]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6.取媚洋人：靠拢还得有行动

1879年，在企图改约失败后，新上任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向政府提议，建造一栋豪华欧式迎宾馆用以招待欧美宾客，在博得列强好感的基础上，再行改约计划。1883年，历时3年、耗费巨资的“鹿鸣馆”落成，这也是日本官方第一座大型西式园林建筑。此后，日本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富商经常带着小姐、太太们在这里大摆酒宴或举办晚会、舞会，有时甚至笙歌不绝，彻夜狂欢。

1887年与列强改约谈判期间，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多次在鹿鸣馆和首相官邸举行各种社交活动。某次，伊藤博文在官邸举办化装舞会，应邀而来的各国外交官及宾客有400多人出席。为给众人助兴，伊藤博文不惜以首相之尊而扮成“威尼斯商人”，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则扮成“奇兵队”队员，内大臣三条实美的夫人扮作乡下姑娘，外务卿井上馨也当场献演曲艺节目。这一晚，种种不堪、庸俗与浅薄激怒了众多无缘与会的京城中人，有骂他们“烛光冲天、丝毫不顾重税下沦为饿鬼的苍生”的，有抨击其“贵族式的欧化”的，也有嘲讽晚会“羡杀、笑杀、惊杀、恼杀了整个首都”的，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日本近代史上有一个名词叫“鹿鸣馆时代”，即官方主动提倡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文化全部“西化”的年代，而最热衷于此的政要莫过于前面那位主角伊藤博文。据说，伊藤博文并不信仰基督教，但他没事却常常往教堂里跑，目的无他：以示“开化”耳。

伊藤博文如此表现并不奇怪。早在美国考察期间，即由他主笔撰写了明治政府之后的一个工作要点：“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此精神指导下，明治政府不仅颁布法令移风易俗，而且日本天皇及政府官员也都带头示范，令西方文明之风强行吹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此前，日本男子留长发挽成大髻，貌似道长模样，武士还佩双刀；而日本少女喜欢往脸上刷白粉，已婚妇女则染黑牙甚至有剃眉的做法，这些稀奇古怪的风俗，和中国的男辫子、女小脚颇有得一比。

明治维新后，城里人变化最快，他们剃掉长发换成西式短发分头（有的连胡子也模仿洋人），加上各式礼帽和西洋伞，新派人物们常在街头招摇过市，顾盼自雄。那些不懂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在此影响下，城里女人们也很快焕然一新，明治皇后1873年即以真眉毛和未涂黑的牙齿示人。到19世纪末，城里已很难看到旧时长发，不过传统风格在乡间仍盘踞多年。[1]

戴季陶清末时留学日本。据其观察，当时的乡下农夫和藩主武士虽说早已脱离了主从关系，但老一辈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老百姓们依旧“伏道郊迎”，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直到二三十年后，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的人没有直接受过封建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到这个时候，封建观念才渐渐淡泊下来。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2]社会风俗的演化也是如此。就像清末开始的剪辫与放足运动，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偏远地区仍有留长辫者，缠足在西北地区更是普遍化，以致延安时期仍在颁布禁止缠足的命令。

服装的变化最容易观察，也让日本换了个新模样。明治维新后，政府官员、公务员、教员等全部规定改穿西装（尽管他们回到家中仍穿传统和服），军队和学校也都改穿西式制服。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到面目一新。不过，对于日本的这些新变化，中国的士人们却很不以为然。1875年森有礼与李鸿章的一番对话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原为萨摩藩士之子的森有礼无疑是典型的新派西化人物，他未及弱冠即远赴英伦求学，后又往美国继续攻读。学成归国后，森有礼于1870年就任日本驻美公使，之后又回国担任过外交大丞、外务少辅等职。1875年12月，被日本派为驻华公使的森有礼前往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在讨论朝鲜问题之余谈起中西文化的差异，三十出头的森有礼一番高论，让年过半百的李鸿章感到很是不快。

会谈中，李鸿章问：“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很是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李鸿章听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微微一笑：“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这时，日本使馆代办郑永宁代为回答说：“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李鸿章很是不以为然，他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道：“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国旧有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禆益不少。”李鸿章反驳说：“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说：“如我国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摇头道：“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森有礼说：“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象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听了森有礼这一大段话，李鸿章微微有些怒意：“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坦然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为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话不投机之下，李鸿章断然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也没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哼了一声，强调道：“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3]

日本改变的还不仅仅是发型和服装。在饮食方面，随着西方人的大量涌入，其西式糕点、啤酒、葡萄酒、咖啡、面包、冰水、各种清凉饮料以及西菜等也在日本开始大行其道。明治后的官厅、公署、学校、银行、工厂等，也都大量采用西式造法。随着自来水管、瓦斯灯等的陆续铺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福泽渝吉曾这样描绘当时日本国民学习西洋文明的热情：“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者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福泽渝吉是明治时期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早在1873年，他即与森有礼、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人组织了一个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一年后，“明六社”会员发展到30多人，他们都是当时日本最新潮的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的名流，其中尤以福泽渝吉影响最大，其鼓吹文明开化的著作《劝学篇》甚至被当作小学课本和民众读本而广为流传。

当然，服装发型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只是表面，日本对铁路、电报等西方事物的快速引进，才真正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西化。1872年夏，日本从品川（在东京）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正式通车；20年后，日本铁路里程超过3千公里，电报线达6千公里；到1903年，每天有15000人出入于东京涉谷的火车站，而在这时，电车早已在东京街市上叮当作响了。[4]

日本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堪称毫不迟疑。1882年，爱迪生电力公司在纽约创立世界首家发电厂后，仅过了5年，日本也有了自己的民用电；1895年，京都引进了日本第一辆电车，此时距美国里士满的世界第一辆电车仅晚8年。不仅如此，日本还发明了本国特色的“东洋车”，此即民国后风行上海、北京的黄包车（人力车），大大丰富了东亚的公共交通方式。

由于人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有一个既畏又憎的过程，但“攘夷运动”结束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新的排外风潮，反而在各行业大量引入外国专家，其中尤以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及负责教育的文部省外聘专家最多。据统计，仅1868-1875年间，日本外聘专家即达到2497人次，其中以1875年为最多（约530人）。

为吸引优秀的外国人才来日本服务，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很高的待遇。以薪俸为例，当时日本职位最高的太政官，其月薪不过800日元，一般的部长月薪只有500日元，而外籍专家月薪通常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专家甚至高达2000日元。[5]

当然，一向精明的日本人很快就收回了成本。据大隈重信的回忆，日本在1870年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时，“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火车司机，皆用外国人”；仅过了8年，在修筑京都至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开始自主设计；再过几年，日本铁路上“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从向西方学习到完全掌握铁路设计建造技术，日本仅花了十来年的功夫。而在其他行业上，也莫不如此。到19世纪80年代后，在日外国专家逐渐减少，各行业充当大任的都换成了本国人。

1889年，英国著名诗人爱德温来日本访问，他在欢迎宴会上盛赞日本景色宜人、艺术精致、民风淳朴，这些本来都是奉承话，但让大诗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表示不满，原因是：爱德温只赞扬日本的传统与艺术而丝毫没有提及日本在产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进步，而后者才是日本人最希望听到的。[6]

说白了，当时日本舆论最珍视的其实是“西化”程度，如果能得到西方人的正视与承认，那他们就更加开心而自信了。事实上，日本人在追求西化的路上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有人以为西装革履外加阿Q所畏惧的那根“文明棍”、或如新妇女们打着阳伞夹着书本就是文明开化了——有的人甚至进了屋还打着伞。培理率黑船来日本时，日本人将美国人赠送的牛肉随手丢进海里。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却认为不吃牛肉简直不能算文明，甚至有人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地吃起了牛肉火锅。[7]

当然，和日本相比，清廷在对待西方事物问题上不但可笑而且畏缩，有时简直就是猥琐。1875年，由于云南“马嘉理”一案的缘故，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中国式”的推诿与抗拒火冒三丈，他大骂总理衙门官员，“自咸丰十一年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了一岁！”[8]

同光时期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严肃而又最荒唐可笑的莫过于下跪问题。当然，这是从乾隆末年马嘎尔尼使团就闹下的毛病。就因为马嘎尔尼不肯下跪，乾隆对其“深为不惬”，英国使团的这次出访也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5年后，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同样因为拒行三跪九叩礼而被“即日遣回”。两次风波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便成了中外交涉的大难题。

今夕何夕，乾隆时的中国尚可与英国相捋，但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欧美后，中外岂能与乾隆时相提并论？因换约问题而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到了这份上，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即留京收拾残局的恭亲王奕）一事耿耿于怀，即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清帝而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好在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不断长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地“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其所在国的侨民们在皇帝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后，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经四个多月的反复交涉后，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地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年7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此处有个细节颇值注意，按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显然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说，1858年他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天津条约》的谈判时，清朝代表耆英建议列维廉预先排练下接旨仪式，但被后者拒绝了。耆英说：“您得下跪受书。”列维廉答道：“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耆英说：“皇上就是上帝！”丁韪良认为，世界上最重礼仪的国家莫过于中国，“圣人垂裳而天下治”，即通过繁琐隆重的礼仪来使得臣民们对皇帝产生一种宗教性的敬畏。从这个角度上说，礼仪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工具，并被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日本国门初开之时也同样存在东西礼仪冲突问题。1868年3月，英国公使帕克斯在谒见天皇的路上突遭两名刺客袭击，前导的兵士被打伤。惊吓之余，帕克斯被迫中止了觐见。后来查明，刺客之所以要行刺，主要原因是愤慨于外夷参朝而不遵古礼，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绳手事件”。但是，日本并未因这一事件而中断西化的进程，在1869年后，日本设立外务省并开始向各国派遣常驻使臣与领事官。反观中国，因为清廷高层数十年的认识隔膜与引导不当，最终在庚子年走入排外风潮的死胡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当时看来，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急切之态让人感觉有些刻意取媚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最终取得了成果。1888年2月，井上馨因在改约谈判中让步太大而被迫辞职，大隈重信出任外相。之后，日本于1889年相继与美、德、俄签订新约，与英国的改约谈判也成功在望。但是，国内舆论仍认为让步过大，以至大隈重信于当年10月在外务省大门被激进的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突掷炸弹而炸断右腿，后者则在皇宫前剖腹自杀。

这一事件后，日本与英国的改约谈判再次搁浅。直到1891年，俄国决定开工建造西伯利亚铁路，感到远东地位受到威胁的英国才一改之前的态度而变得积极起来。对此，日本方面也是心领神会，有意识地利用英俄矛盾来推动改约谈判。而英国也希望借助崛起的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势头，双方一拍而合，后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废除了治外法权，多数商品的关税率也改由日本自定。之后，其他各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新约。1911年，日本再次与欧美各国签订新约，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彻底摆脱了开国后不平等、受歧视的国际地位。

中日国运，远非一次战争所能造就。早在1861年，郭嵩焘即沉痛地说：“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怕、诈、蛮、蠢”四字，说尽了办理夷务的晚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名琛之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轻易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抚今追昔，百年后的人们或许会追问：当年的那些官员与精英们，为何就不能摒弃愚蠢的蛮干而认真学习了解国际规则与惯例，并以此来处理中外关系呢？究竟难在何处？

[1]（美）苏珊·B.韩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2页。

[2]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3]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63页。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73页。

[4]（美）苏珊·B.韩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5页。

[5]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6]（日）渡边京一：《看日本：逝去的面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7]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8]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页。

7.殖产兴业：明治维新的成功密码

戴季陶曾说了这么个故事：日本东北有个名叫南部的藩国，藩里有个名叫村井茂兵卫的豪商，他是尾去泽铜山矿权的所有者，后因一桩借款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按当时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据反而让贷款人写一个凭条藩主，曰“奉内借”，即“奉内府所借”的意思。当然，这是为藩主体面考虑，凭字据还钱的效力还是有的。废藩置县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了。这时，井上馨做了大藏大辅，他却故意装起糊涂，非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不理。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突然将尾去泽铜山标卖，而买主不是别人，正是井上馨的部下冈田平藏。村井当然不服，于是提起诉讼，案子落到司法卿江藤新平手里，后者很是不平，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但是，由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等人的极力袒护，案子办不下去，江藤新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后来被逼辞职。之后，江藤起兵反抗政府失败，反对他的人将其枭首传示各郡，子孙也就此凋落。至于尾去泽铜山则由井上馨做主卖给了三菱，这对后者当然是件大宝贝，对其早期发展促进极大。[1]

事实上，明治政府给三菱的远不止一座矿山。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原是土佐藩下级武士，他在倒幕时期充当了“尊王攘夷派”的金主，因为其立场鲜明、投资正确，当然是明治政府的功臣。明治维新后，岩崎弥太郎买下几艘小轮船，在此基础上创办三菱商会，因为和政府权贵们关系密切，三菱扮演的其实是“红顶商人”的角色。如1874年日军侵台时，三菱即一度承担运输工作，而台湾事毕后，明治政府将其他13艘轮船也一并拨给了三菱。

1875年，三菱的竞争对手、半官半民的日本邮政轮船会社因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在大久保利通的建议下，明治政府其所属的15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并决议在15年内每年拨给三菱25万日元的“航线补助金”。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拥有36艘轮船的三菱会社一跃成为日本“海运之王”。当然，明治政府并不是白帮助三菱，在之后的朝鲜“江华岛事件”及“西南战争”中，三菱都为之承担军事运输任务，并赢取了大笔利润。“西南战争”结束后，三菱属下的轮船升至61艘，职工达2100多人。

为将外国轮船公司挤出日本，三菱会社在政府支持下大幅降低票价和运费，如横滨到长崎间的上等船票原为30日元，三菱一下降到8日元。在此拼命态势下，美国太平洋游船公司不得不退出竞争，并将4艘轮船连带往上海的航线也都转让给了三菱。之后，三菱又对大英轮船公司发动猛烈攻势，迫使后者退出从横滨到上海的航线。当然，三菱之所以敢如此不顾血本地恶性竞争，实际上都是明治政府在背后撑腰，后者在此期间为三菱提供了81万美元的低息贷款。

除航运业外，三菱会社还在银行、造船厂、炼铁厂等方面不断拓展业务，最终成为了日本实业界的领军者。和三菱类似的，还有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企业都是明治时期通过政府的扶持而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并相继成为身份暧昧不明的“政商”、财阀，之后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殖产兴业初期，明治政府以扶植官营企业为主，其中大藏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工部省负责矿山、工场和铁路三大部门，内务省则负责农畜牧业。

1870年，日本成立工部省并接收了原属旧幕藩下的一批工厂、矿山（军工企业除外）。在此基础上，工部省开始推行殖产兴业计划，并开办了造船、制铁、电信等一系列官营企业。1873年岩仓具视考察团回国后，在他建议下，明治政府设立内务省以统一经济政策，并将原分属大藏、司法、工部三省的劝业机构一律归并到内务省，内务卿则由大久保利通担任，大藏卿大隈重信、工部卿伊藤博文为其左右手。

1874年，大久保利通主持制定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但寻其根源，无不依靠政府官员诱导鼓励之力。”

在此精神指导下，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最开始时，新旧企业均以官营为主，民间既缺乏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信心。当然，行政力量的介入能让官营企业开个好头，打下基础，但其官僚习气同样给企业造成不可克服的弊病，正如日本邮政轮船会社的倒闭，其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大久保利通下定决心甩掉那些成为财政负担的官营企业，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厚殖民产，振兴民业”上去。可惜的是，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人刺死，壮志未酬，好在伊藤博文继承其遗志，将“出售官营企业、促进民间资本”的政策执行到底。1880年11月，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联手整顿财政，并决定将军工、铁道、电讯以外的官营企业全部不计成本地对外出售，此即“官业下放令”。

“官业下放令”的颁布，标志着明治初期的殖产兴业开始以官营为主转入大力扶植并保护民间资本的新阶段。1882年至1893年间，明治政府出售的官营企业主要有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他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大多不到原投资额一半甚至四分之一不到，价款可以缓付，在之后25年至55年内不计利息，简直就是白送。

举例而言，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的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一折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25年分期支付8万日元的方式卖给了西村，等等。[2]换言之，日本后来的这些“巨无霸”企业，如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其“第一桶金”无不来自于此。

同样是航运业，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可就没这份幸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欧美列强处于一个相对长的和平时期，中外贸易也由此快速发展，如1864年的进出口总量即超过1亿两海关银。特别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到中国的航线大为缩短，更多的欧洲商品涌入中国，由此带来的航运也日渐繁荣。从1861年美商在华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一些原以远洋运输为主的外国轮船公司也逐渐涉足中国沿海及内河运输，中国利权大量流失。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筹建轮船招商局，此议得到清廷的批准并由户部借制钱20万串（合银10万两），“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同年12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并以经营长江及沿海航运为主（上海至天津），其最初的运营方针以“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后在商董的力争下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

轮船招商局名为“招商”，但由于官方色彩浓厚，加上漕粮运输被政府压价，利润不高，因而初期招股并不乐观。1873年，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受命主管招商局事务，后者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否则，“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在此“商办”方针下，轮船招商局1874年招股47万两白银。

轮船招商局成立不久，旗昌轮船公司因轮船老化加上美国内战结束想重返国内市场而决定出售。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轮船招商局于1877年以222万两（其中198万两为官银）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船只数量由12艘迅速增加至33艘，接近中外轮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

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后，各国在华轮船公司随即展开恶性竞争，其中尤以英国太古、怡和等洋商“忌之益深，极力跌价倾轧”。在此时期，轮船招商局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与扶助，如在业务上，不但有漕运运输量的保证，而且“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官方贷款同时宽限还本并缓缴利息。

在清廷支持下，太古、怡和公司的降价恶性竞争非但未能压垮招商局，反而让自己损失惨重，不得已于1878年签订“齐价合同”，各方休战。自此，招商局不仅与太古、怡和成三分天下之势，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一方。但就在招商局如日中天之际，唐廷枢被调往天津开平煤矿，盛宣怀接手招商局。这一时期，招商局再次经历大改组，新的用人及理财章程大大削弱了普通股东权利，“官督商办”体制被重新确立，官方色彩大大增强。由此，官府常向招商局安插私人，干涉局务，甚至时时伸手，仅甲午年慈禧“万寿庆典”，招商局就不得不进贡了白银5万两。

李鸿章曾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干早图大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贪交富，以弱敌强，未省不终受其敝者”。从这一角度上说，洋务新政后期以“求富”为目标，官方除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外，还创办了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但由于官方求利心切，加上管理体制严重滞后，冗员靡费惊人，这些企业最终都未能有大成就。

当然，日本明治时期“殖产兴业”政策的成功，绝不是对官营企业简单地“一卖了之”即可完成，其中又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即地税改革与银行的创办。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其主要内容为：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地券；由地券持有人向政府以货币形式纳税；税率为地价的3%，另附加1%的地方税。这一改革，不仅从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私有权并使得土地资本化，而且解除了原土地所有制下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从此获得了耕种或迁居的自由。

当然，对农民来说，地税还是比较重的，和之前年贡相差无几甚至更多（地价的3%约合年产的30%至40%，即相当于十税三至四）。为此，日本农民多次拿起竹枪发动起义，仅明治前十年，万人以上的农民起义就有25次，最终迫使政府将地税降至2.5%，地方税也做出相应降低，这才将局势应付过去。[3]但总的来说，地税改革解放了农民，并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外，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降低了税收成本，明治政府由此获得了一大笔稳定的财政收入。在之后数十年间，地税既是明治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也是各项投资乃至支持民间资本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对日本的工业化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不仅是公共财政，明治政府在金融制度上也堪称目光长远。在西方经验的引导下，明治政府清理了幕府时代留下的混乱货币体制，并于1872年开始成立国立银行发行货币与公债，此举不仅促进了资金的融通，而且还通过金融工具缓解了明治维新初期的财政危机。为配合对士族的“秩禄处分”并解决士族的出路问题，明治政府还鼓励持有公债的士族创办国立银行。为此，内务卿、大藏卿联名训令地方官，要求各地保护并奖励国立银行的创建。

之后，手中握有大量禄券或国债的士族纷纷申请投资创建银行（其中尤以旧藩主为多）。到1879年，日本银行已增至153家。如此一来，近3万士族约1300万日元的金禄公债变成了银行资本（或其他实业投资），原本无所事事的士族也有了新出路而不至于心怀怨恨。当然，明治维新时期也屡屡发生通货膨胀及部分银行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兼并的现象，但金融资本的壮大及其体系的完善，对日本工业化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

反观清廷，其对近代西方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缺乏足够的认知与了解，对银行及相应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完全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及地方政府才引进西方机器铸造标准化银币、铜币（以获得相应的铸币税），至于成立银行、发行纸币与国债等运用信用工具的做法，都是清廷覆亡前几年才有的尝试。

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洋务派约创办了60家近代企业，总投资额约5300万两银子；而同时期日本共创办5600多家公司，总投资额达2.89亿日元（当时日元为银元，约合0.72两白银），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4]如此数字对比，自然高下立见。郑观应曾在《商务叹》中这样评价当时的官办企业，“名为保商实病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事实上，中日官方几乎同时、同样扮演两国近代工业“助产婆”的角色，但日方及时退出而中方却霸住不放，以致这些官办企业死气沉沉，若不是靠垄断特权保护的话，恐怕早已破产关门。在对待民间资本的态度上，中日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日本是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扶持，而中国却是商人有钱也不敢轻易办公司；即使办了，由于资金、融资渠道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在洋商和垄断官办企业面前也力量很小，缺乏竞争力。

当然，重农轻商、资金多投向土地的传统及商品经济薄弱的大环境对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也造成了极大障碍。美国学者苏珊·B.韩利在《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即提到，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商品经济有较好的基础；尽管自给自足的农民仍占多数，但即使在偏远的村落，也可以买到图书、家具、糖果、鲜鱼、头饰及各种小奢侈品。[5]相对良好的商品经济基础，大概也是明治维新能够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除此外，日本人对商业道德的重视也不容忽视。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就曾说过，“公益与私利是同一的。公益即是私利，私利能生公益。不能带来公益的私利，不是真正的私利。”涩泽荣一曾长期担任第一国立银行行长、东京商法会议所和商业会议所的主要领导人，作为日本“合本会社”（即股份公司）的首创者，他一生中曾参与创办五百多家企业，包括著名的大阪纺织会社、日本铁道会社等。

涩泽荣一最著名的是“论语加算盘”理念。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40余年来，“自问这期间我没有违背过《论语》，也不曾拨错过算盘。不管怎么说，我的银行也有着相当高的成就，不失为东京头号大银行。因此我有资格说，《论语》和算盘完全一致。”对商业诚信的重视，由此带来对职责的担当及对技艺的精益求精，这无疑是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精神内涵。相比而言，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在这一方面却未免有些相形见绌了。

从长远看，明治政府在日本经济的起步阶段将经营不善的官营企业廉价出售，并通过“补助金”等方式大力扶持民间资本，这一做法是极明智而划算的。因为此举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为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这些新兴部门又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据统计，从1895至1899年间，工商税、消费税、所得税总计已占到日本总税收的35%左右，比改革初期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6]

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之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基本完成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的工业化；十年后（日俄战争前），日本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工业化。短短30年间，日本完成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并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家，其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国人岂能不汗颜哉。

[1]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2]弘治等：《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3]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4]张海鹏：《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

[5]（美）苏珊·B.韩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页。

[6]刘济勇、张楠：《财政视角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侵华三调：军国怪兽初长成

1840年6月，荷兰人把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带到了日本，这一旷古奇变同样引起了幕府的高度警惕，其首席老中水野忠邦即说，“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之后，幕府废除1825年以来的“外国船驱逐令”而代之以“供给燃料淡水令”，只要外国船有要求，就可供应燃料、淡水和食品，以防止与列强发生冲突。

鸦片战争结束后，日本诗人梁川星岩写了一首名为《咏鸦片战史》的汉诗：“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所谓“大东”，即日本也。在对中外大势考察一番后，兼通汉学与兰学的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也认为，中国之败，败在“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干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在他看来，“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之大经纶不可。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引力之实理等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及至蒸汽船、电磁体、电报机等创制，实属巧夺造化之工，情况变得惊人”。

列强东来后，中日两国同样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就危机应对而言，后者更为敏感。以魏源所编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为例，其在国内默默无闻，乏人问津，而传入日本后却是热销不止，供不应求，几成洛阳纸贵之势。佐久间象山即兴奋地说：“予与魏氏，各生异地，未能相见。观察时势，同于此年著书。但所见略暗合，何等奇哉。可称海外之同志也。”据统计，《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翻刻版本达22种之多，其他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也都大受欢迎。1862年，得知《海国图志》在中国竟然绝版后，随“千岁丸”来上海考察的高杉晋作不禁感慨地说，清国“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渡岁月。……故由此而至衰微也。”[1]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借《咏英法联军陷北京》一诗痛斥对外妥协的德川幕府，“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之后，中国的内乱（太平军、捻军）及在英法之役中的惨败引起了日本国内的极大兴趣，各种“对清策论”扑面而来，热闹非凡。不过，总的说来只有两种，一是主张联络中国共同对付西洋的，即所谓“和清论”；另一种则是主张趁机侵占割取中国领土的，即所谓“征清论”。

日本的“征清论”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日本战国年代，一代豪强丰臣秀吉即提出假道朝鲜，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岛国之民而怀抱问鼎中原之志，这种气魄，当然不失为东亚豪杰。可惜的是，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均被中朝联手击败，最后政权也被德川家康所夺去。但不管怎么说，丰臣的“遗志”大概算是日本最早的“大陆政策”了。

两百多年过去后，幕末狂士、兰学家佐藤渊信再次提出“宇内混同论”，这比丰臣秀吉的“征韩侵华”志向又膨胀了几倍，说什么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本”；“世界皆为皇国郡县，万国君长悉为臣仆”。要实现如此大志，“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故皇国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支那”。如此，“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说到这里，佐藤渊信也忍不住自我陶醉了一把：“噫！造物主恩宠皇大御国，真无以复加矣！”

日本国门开放后，亲眼见识了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日本人总算明白，世界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在列强不可挑战的情况下，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转而提出，“与美俄言和既成定局，我方决不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宜严守章程，敦厚信义，其间养蓄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为补偿”；“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有台湾、吕宋诸岛（菲律宾）”。在此影响下，土佐藩士桥本左内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后来，大概因为霸气外露的缘故，两人都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了。

日本这个国家有个“优点”，那就是一向信奉强者并奉行“跟着强者走”的策略，且从不以此为耻，这恐怕是自尊又自大的中华帝国所做不到的。由此，只认拳头的大小软硬，不讲道理的是非曲直，日本这种所谓的“武家社会”也最易滋生军国主义。经数百年的传承因袭，日本的武士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其头脑中的“武士道”精神和“军事立国”的“武国思想”却依旧残存，即便风气开通的倒幕维新派志士也不例外。

以“征韩论”为例，最早提出这一倡议的并不是西乡隆盛，而是他的对头木户孝允、大木乔任等人。大木乔任曾撰文说，世界各国中唯有俄国是最可怕、最能妨害日本的大陆发展；日本如要在大陆发展，就应该与俄国同盟，届时中国的领土可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为赞成，并于1868年12月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其中即明白宣示：“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在其看来，所谓“脱亚”，即脱原亚洲之羊圈而入欧美之豺狼群也。如此，既可免为案上鱼肉，又可抢得一杯羹，岂不美哉？自己还没有强大，就打算仿效强者去欺凌弱者，日本这点倒是学得很快。

当然，以上侵略扩张思想都是日本书生们的纸上之见，真正有操作性的政策与计划还得由职业军人来制定。丰臣秀吉之后，曾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的山县有朋成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集大成者。山县青年时参加过长州藩的军事改革并亲身经历了倒幕战争，明治维新后又先后担任兵部少辅、大辅，并一度做到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也正是他，首先提出了日本“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新思维。

1882年8月，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作为日本的假想敌国并与日本相对抗的，是中国。因此，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这是日本首次提出以中国为“假想敌”。八年后，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其一是防守“主权线”，即日本国土不容侵犯；其二是维护“利益线”，即“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之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之地位”。

那么，如何维护“利益线”呢？山县有朋提出，“各国之所为又不利于我者，我有责任排除之，不得已时则用强力以贯彻我意志。”山县有朋发表这段政论的背景是俄国计划兴修西伯利亚铁路，他担心铁路一旦修成，则俄国人自俄都出发，“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日，即是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为防止俄国势力南下东亚进而威胁日本的安全，山县有朋认为，除夺取朝鲜、满洲外，别无他策。这一观念，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年代，几乎贯穿了整个日本近代史。

除此外，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于1887年2月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征讨清国策》。这一策论，是日本参谋本部（首任本部长即山县有朋）两次派遣谍报人员前往中国秘密侦察后形成的，几乎就是后来臭名昭彰的“田中奏折”思想的前版（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征讨清国策》中，小川又次毫不掩饰地说：“若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屹于万国，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清人虽愚蠢不决，但受此屡战屡败刺激，对需培养实力已稍有感悟，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为强国，但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以当前形势看，20年后可能完备。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

小川又次还说：“清国人民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外国，他们傲慢自大，对天下形势毫不知情，这帮无知愚昧的人民，大多不知爱国是何物。像清国这样缺乏忠君爱国精神的国家，再加上财政赤字严重，可谓积弊已极。对待这种国家，必须来点硬的，况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我国现在最要紧的，莫过于研究进攻清国的方略，以便在灭清国后使我国国运隆盛。”

对于中国的军事，小川又次认为：“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余……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万元，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于军备之上则不见利益，只是养活海陆军之防勇、练军四十万之兵力而已”；倒是有一种称作“勇”的士兵（即湘淮勇营），“每当有事，则必首当其冲，几乎布于十八省之内。”此外，《征讨清国策》中还对中国旅顺口、山海关、大沽、吴淞等港口及炮台的方位、地形等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在日方无孔不入的情报收集中，清廷几无军事秘密可言。

作战计划中，小川又次提出，最理想的莫过于日本海军击败北洋水师，之后陆军攻取北京并擒获中国皇帝，以此肢解中国，让满人退回满洲，扶持其为傀儡；汉人则奉明朝后裔在黄河以南建立王国；西藏、青海归达赖统治；蒙古为北方各部落之长，新疆、甘肃裂为小国。如此，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台湾及长江两岸之地都归入日本疆土，其他则划为七八个小国，附属于日本。[2]

从后来的历史看，小川又次说的绝不是天方夜谭般的呓语，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即企图攻取京城，战后则霸占朝鲜并割占澎湖台湾、辽东半岛（未遂）；辛亥年中，又利用革命党分裂中国，令外蒙独立，新疆、西藏接近于半独立，各省则军阀混战，一直处于分裂半分裂的状态。此后，在中国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日本趁机上下其手并悍然发动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扶持“伪满洲国”，之后又策动“华北自治”，“七七事变”后诱导汪精卫投日并建立“汪伪政权”。若非国际大势的逆转，小川又次的图谋几乎成功。

光有扩张思想和计划还远远不够。为此，山县有朋等人不断鼓动政府增加军费、扩张军队，并迅速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戴季陶曾说，“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它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决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而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3]

简而言之，明治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军工、军制与军队发展。先说军工。早在幕藩时期，幕府已采用西式技术制造火炮，如1853年在江户设立“大筒铸立场”以生产小型铜炮；开国后，幕府先后向法国、美国进口了大量设备并建立关口“铸铁所”、“火炮制造场”、长崎制铁所、神户海军造船所和江户船厂。

1864年后，“尊王攘夷”运动加上与列强冲突而惨败的缘故，幕府与各藩纷纷加强了对西方军火技术的引进，如幕府从美荷英法等国进口数百台机器，建起了横滨制铁所及横须贺制铁所两个大型船厂。与此同时，佐贺、萨摩、水户等藩也从荷兰等国进口机器并设立“精炼所”、“机械所”、造船厂等。

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接管了原幕府及各藩的军工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与扩并，如关口制造所被改为东京炮兵工厂，横须贺制铁所被改为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后者在1871年已设有炼钢、炼铁、铸造、船台、船渠等分厂，并拥有机器116种，各种熔炉、铸炉50座，工人近一千人。1880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造出了本国人员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军舰“磐城”号。另外，长崎制铁所被改为大阪炮兵工厂，石川岛造船所改为海军兵工厂，并合并了原萨摩藩的鹿儿岛造船所。

明治时期提倡的三大政策，除“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外，其所谓“富国强兵”最后变成了“强兵富国”。不可否认，部分军工厂也曾为民用工业服务，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了采矿机及生产工具、为爱知纱厂等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机，大阪炮兵工厂为大阪纱厂生产了机床、齿轮等。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日本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有着明显的军事烙印，尤其在机械、造船、钢铁等行业更是如此。据统计，1884年陆军省所属军工企业的职工人数是工部省所属工厂人数的9倍，马力则是3.5倍，很多民用工业都直接或间接的依存于军事订货。

军工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军队的扩张。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取消武士的军事特权而改从平民中征集兵员以建立一支常备军，这也是日本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开始。明治维新初期，日方先采用法国、后采用德国兵制打造本国陆军，海军则采用英国军制，武器装备倒是英美德法各国都有，唯独军服是法式的（羽毛、帽缨、纽扣之类零碎很多的那种，华而不实）。之后，日本又仿效欧洲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常备军、第一后备军（战时补充兵力，每年回营集训一次）、第二后备军（全国总动员时的预备兵力），通过这种方式，战时可用的潜在兵力膨胀了两到三倍。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扩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和1个联队的屯田兵（即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1884年，在朝鲜“甲申政变”失利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扩张能力的征兵体制，其中将全国分为7个军管区（平时为师团），各军管区置镇台，师管区置营所，与府县相对应，以维持其管区内的治安并担任守备计划、军队管理、壮丁征募等工作。1886年11月，日本制定《警备队条例》并在对马海峡设置警备队。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完成，陆军拥有7个师团，现役兵5.3万人，后备军25.6万人，军队完全近代化。至于海军方面，也同样不甘落后，后叙。

日本军备与军队的扩张，其关键还在于财政的优先保障。正如戴季陶说的，日本统治分配的基础完全是根据军国的利害（需要）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的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4]从数字上看，在十九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通常占到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其中1890年为2045万日元，1892年后因为其加速购舰、造舰，军费迅速攀升为3455万日元，接近其财政支出的30%。[5]

军制方面，日本于1869年2月改革官制，设兵部省统辖陆海军务。3年后，兵部省被陆军省和海军省取代。1878年12月，陆军省参谋局被改组并扩大为单独的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查、参谋等事务。1893年，日本设立军令部，此为海军军令机关。同年，设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训练。以上五个军事机构（即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均直属天皇，统称“日本军部”。

军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的中心支柱，其成员主要为倒幕起家的原萨摩、长州两藩藩士所形成的“萨长派”军政官僚。而其中又有藩阀之别，大体而言，原萨摩藩士控制海军，原长州藩士控制陆军。陆海军关系上，两者是并列关系（即使设立战时大本营也是如此），不过前者起主导作用。其中，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和陆军大臣被称为“陆军三长官”，后来又形成惯例，后继内阁的陆军大臣须由三长官推荐，否则内阁即无法成立。

日本民权主义者中江兆民曾说，明治时期（乃至二战前）的日本政治结构是“一身多头的怪物”，其多头分权、相互牵制，但又权力偏重（军事），制约失衡。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但总理大臣没有统辖各大臣的权力，各大臣也无连带责任而直接对天皇负责。内阁也不掌握军令权，但凡军队调动、作战的军令事项，内阁无权干涉而由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上奏天皇裁决后，直接下达内阁的海陆军大臣，责令执行。

在此机制下，议会权力之小自不必说，内阁也是残缺不全，十分脆弱。唯独军方力量十分强大，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由此，军部可以操纵内阁却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天皇），其唯一有求于内阁、议会的，只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后者反对，军部也可以搞垮内阁相威胁（让陆海军大臣辞职），或利用天皇权威迫使其让步。如果以上方法还办不到，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来迫使内阁议会承认既定事实（如之后“九一八事变”等）。由此，日本实际上成了“二重政府”“二重外交”，内阁是一套，军部另搞一套，而且通常是军部牵着内阁的鼻子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军部的特权地位与其军国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它有意让议会无力、内阁偏瘫，以实现其“与万国对峙”的立国目标。反观当时的清廷体制，名义上专制集权，实际上是“大社会、小政府”，不但集权有限、财力有限，行政及各方面能力都极为有限，徒有大国之名，而这也是清末新政及后来统治者极力加强中央集权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基本政治逻辑。

军部之外，日本还有两类能左右政局的力量，一是枢密院，二是所谓“元老”。枢密院成立于1888年，其枢密顾问官均由天皇任命，通常为40岁以上、长期效力而忠心不二的文武臣僚。按明治宪法规定，枢密院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有关宪法的草拟和解释、戒严令的发布及对外条约等重大问题的咨询，均由其负责。此外，国会通过的决议，也必须交其审议同意。枢密院开会时，天皇往往会亲临听政，但只听不言，并通常按枢密院意见作出裁决。可见，枢密院名义上是咨询机构，实际上是超越于内阁、议会之上的官僚大本营。

此外，1889年后由天皇敇封的所谓“元老”，也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人都是明治维新的开国元勋，如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桂太郎、黑田清隆、西乡从道、大山岩、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他们的职责是发生内阁更迭时，负责向天皇推荐后继的总理大臣。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阁政治即为元老政治。另外，专门掌管皇室事务的宫内省，其所设内大臣作为天皇身边的亲近顾问，对政局的影响也很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以军事为重心，而军部的核心与灵魂实为日本天皇。众所周知，倒幕前的日本天皇形同隐退，当权者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在明治维新后使用各种手段对天皇进行神化，如推行神道国教化，即把天照大神编述为日本国祖，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自开天辟地即为日本之主；一尺地，一个人民，皆为天皇之所有。再如，让天皇走出玉帘，巡幸各地。诸如此类，乐此不彼。

为了神化天皇，日本统治者还厉行“忠君爱国”的洗脑教育。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就非常热衷教育敇语，他曾赤裸裸地表示，要想在战争中取胜，“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而所谓“敇语”教育，即每逢庆祝日、大祭日等典礼，全体师生都必须对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山呼万岁，之后由校长奉读“敇语”，全体人员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仪式中，又奏响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歌，以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如此反复洗脑，国民无不入其彀中。此外，对军人的洗脑更加严格，其在军队中一再强调“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应“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行奴隶之忠诚，这也是日本军人在战败时拒不投降而常剖腹以谢天皇的缘故。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1889年日本颁布的所谓“明治宪法”。在英美考察一圈后，岩仓具视考察团认为其政治制度不适合日本国情，如大久保利通即说，民主政体可在美国、瑞士等国实行，但对“习惯旧习，盲崇宿弊之国民”则不适用；木户孝允也认为，日本“未达到文明之化”，“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

考察团到达德国后，认为其情况“与日本酷似”，木户孝允即断言，日本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德国模式引起木户孝允等人的注意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先后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通过战争完成国家统一后成为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而且，德国宪法规定德皇拥有无上大权，只是一个“以议会粉饰门面、按官僚制度组织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国家。”此外，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与日本也颇为接近，容克贵族与武士阶层有相通之处。1882年，伊藤博文再次率考察团赴德国考察宪法，柏林大学法学专家格奈斯特献议日本尽力缩小议会权限而加强君权与行政权。最终，日本决定参照普鲁士制定日本宪法，开“立宪”制度。

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其中规定“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统帅权于一身。颇值玩味的是，日本国民当天被要求热烈庆祝，但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宪法究竟是什么内容。次年，日本成立国会，其中又分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任议员”组成；众议院由具备一定财产资格、年满25周岁的男子选举组成。日本国会的职责为审议预算、咨询和表决内阁决定（但内阁首相对天皇而不对议会负责），其召开、休会和解散均由天皇决定。至于被称为“臣民”的日本国民，虽享有信仰、言论和集会等自由权利，但这些权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于不妨碍安宁秩序之义务限度内”才能享有，实际上徒有其表。

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明治维新时期的终结，而由此建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实际上是神权专制与立宪主义相嫁接的国家体制。和德国一样，日本的所谓“立宪”，实际上是一种“伪宪政”。或者说，日本、德国只是“有宪法的国家”，但完全不是什么“宪政国家”。宪政国家的几个基本要素，如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精神、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等等，日德两国无一符合。如果把日德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也称作是“民主宪政国家”，那几乎是民主的悲剧、宪政的坟墓和自由的灾难。

当然，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来，明治时期的日本国民也不是没有追求过民主自由，但可悲的是，这些民权主义者后来大都成了国权主义者，并加入了支持对朝鲜与中国开战的大合唱。甲午战争爆发前，贵族院、众议院的议员们全体一致地通过战争预算案，并立即表决通过“征清案”。刁诡的是，日本议会可以为其他事吵闹不休，但战争问题上却是出奇地举国一致。除幸德秋水等极少数人外，其他如舆论界乃至教育、演艺界人士都是如此狂热，并一步步将国民引入战争漩涡。至于幸德秋水这些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则于1910年被明治政府借“大逆事件”给处死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十年的明治维新，其实质就是日本的军国化过程。今日尚有人认为日本是靠制度、靠宪政才战胜中国的，那可真是南辕北辙，完全哭错了坟头。

随同培理访问日本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曾认为，“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6]

日本开国后，曾在长崎海军讲习所任教两年的荷兰教官卡廷迪克在其回国前感叹，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但今后将遭遇不可预知的灾难。他确信，他给这个国家带去的文明胜于日本，但这种文明是否会带来幸福，却是一个未知数。如此问题，卡廷迪克不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当然也不知道，但历史终究会给出它应有的答案。[7]

[1]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

[2]陈斌：《李鸿章：甲午之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3]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4]戴季陶等：《日本人四书：日本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5]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孙仁宗：《速兴骤亡的帝国：日本》，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6]（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7]（日）渡边京一：《看日本：逝去的面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第三章　琉球、朝鲜与海权

1.日军侵台：妥协没有好结果

1871年12月，两艘琉球贡船在回国途中遭遇飓风而漂流至台湾南部，其中一艘名为“八重山”的获救，45名船员被当地官府送至台湾府城；另一艘名为“太平山”的漂至台湾南部北瑶湾触礁沉没，3人淹死，其余66人登岸后，有54人被原住民高士佛部落杀害，剩余12人被营救至府城，后均被送回琉球。

事隔近两年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一行人来北京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在与总理衙门大臣的会见中，日方却出人意料地提出琉球船员被杀之事，并要求清廷给出说法，否则即要向台南“吐蕃”兴师问罪。总理衙门官员对此惊诧莫名，当值大臣毛昶熙即表示：“琉球乃我朝藩属，琉球人自生番处逃出后，我朝命官予以救恤并已送还本国，这事与贵国人又有何相干呢？”日方听后力辩琉球乃是日本藩属，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眼见讹诈无效，日方代表柳原前光话锋一转，十分狡猾地问：“既然贵国官吏说对琉民曾加救恤，那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的生番又曾做何处置？”毛昶熙尚未明白此问玄机即信口答道：“台湾番民有‘生、熟’两种，已服我朝王化的为‘熟番’，已设府县治理；未服王化的为‘生番’，暂置之化外，未加治理。正如贵国之虾夷，美国之红番，不服王化的情况，各国也都有之。”柳原前光听后立即抓住话柄：“既然贵大臣说‘生番’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那么‘生番’害人而贵国不治的话，本国将要问罪岛人。”事后，总理衙门立即将上述情况通报给李鸿章，后者听后也是大觉离奇，说日本人真是“力小谋大”，如此滋扰，究竟是何用意？

自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李鸿章也不是第一次与日本人打交道了。副岛种臣在前往北京前，就在天津与李鸿章举行了中日《修好条约》的换约仪式，但期间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要交涉琉民被杀一事的口风。相反，由于副岛种臣提及要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并希望中国能共同合作努力，李鸿章还一度对其表示好感。孰料日本人到北京后，却又突然闹出这么一杠子事。

要说起来，李鸿章接触的首个日本外交官并非他人，正是前文提到的柳原前光。1870年9月，时为日本外务权大丞的柳原前光来天津请见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看到这里，有读者或许会问，日本请求订约通商，为何不前往北京与总理衙门打交道，而要先去拜会李鸿章呢？

原来，清廷实行开口通商后，其心目中仍以“天下共主”自居而对列强蔑之为传统“狄夷”，就算在英法联军之役中吃了大败仗，其“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感依旧很强。加上洋人不肯下跪，不遵守天朝礼仪，清廷于是先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后又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但凡有涉及洋人的夷务，由地方上先行处置，目的就是将夷人阻止于海口，免得洋人入京，冲击天朝仪制。换言之，这是一种外交上的有意“降格”，以满足“天朝上国”那可怜而虚幻的满足感与安全感。

如此一来，列强与中国有所交涉的话，往往要先通过南、北洋通商大臣而不能直达北京，其中又以后者为重。在担任北洋大臣近30年时间里，李鸿章并非清廷的外交部长，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外交部长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大清国外交”，名实不符而又不伦不类，加上总理衙门与南、北洋通商大臣相互牵扯，其效能与功用无疑大打折扣。

李鸿章上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后，柳原前光来天津商讨与日本的通商立约问题。首次会面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汇报说，柳原前光看上去还算恭谨，并说日本被逼开国通商，“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且“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最好能“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李鸿章建议，日本不同于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其“援例而来”，尚可与之签订商约，但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照同欧美列强。换言之，日本只是“普通国家”，不能享受清廷给予列强的“屈辱”特权。

1871年7月，日本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到天津商谈立约问题。谈判中，伊达宗城企图尽废前稿而参照英法等国与清廷的通商条约，并选择有利于日本的条款另立新约，此举让李鸿章感到十分不快。另外，伊达宗城在会谈中“翘然自负”、盛气凌人，这更让李鸿章大为反感，于是严词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最后，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约》18条、《通商章程》33款并附两国海关税则。由于这次的外交活动未能达到日方要求，伊达宗城回国后即被免职。

几次接触下来，李鸿章对日本的看法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且均被列强压迫，最好乘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如“拒之太甚”，势必让日本倒向列强，于中国有害无益。再者，日本“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加上该国最近“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不小；如我不自强的话，“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不过总的说来，李鸿章对中日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在他看来，日本毕竟是小国，国土、人口、资源均有限，至少在短期内没有进犯中国的能力，如今“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但让老李没想到的是，日本人的变脸比三月天还快，新签的条约墨迹未干，柳原前光即于1872年5月再次奉命出使中国，要求修改前约。

对此，李鸿章大为不满，他开始是拒不相见，继而面加驳斥，坚持两国条约刚刚签订，“断不能遽然悔改”；“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日本“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由于李鸿章态度强硬、力拒所求，柳原最终无功而返，含恨而去。

不过话说回来，中日《修好条约》也确有很多莫名可笑之处，如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自由进入对方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都是“互不平等”条款哪。由此可见，当时中日双方对国际事务相当陌生，国际法水准也很有限，这些条款貌似合理，其实都是为彼此方便起见罢了。

几次交锋下来，李鸿章算是知道了日本人的善变与狡狯，不过鉴于日本的实力，他还是有些大意。在收到总理衙门关于日本企图借琉球船员生事的通报后，李鸿章仍认为，日本力有不逮，断无能为，最终恐怕还是以讲和为止。之前，李鸿章曾听某兵船管带吴世忠说，“番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既然英美尚且拿那些生番没办法，那日本人恐怕同样无能为力。何况，“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再者，就算日本敢于动兵挑衅，我泱泱大国，“又何畏此小国！”

可惜的是，李鸿章这次又误判了。1874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同时设“台湾番地事务局”，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侵台活动正式启动。对此，清廷并非毫无所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即首先将巴夏礼（时任英国驻日公使）传来的消息转告总理衙门，之后其他外交渠道也证明了日本将对台湾有所动作，但这些信息均未引起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的重视。

对于日本企图占领台湾的企图，西方列强纷纷表示反对，日本政府犹豫之余，向西乡从道发出“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电报。但是，西乡从道却回电说“军兵气势高昂，势不可挡”，随后于5月7日擅自下令起航，日军分乘3艘军舰从长崎出发，经三天的航行在台湾南部琅峤登陆，由此拉开了侵台的序幕。之后，日军又加派运兵船一艘，增兵至三千余人。

到达台湾后，日军借口为琉球人复仇而大肆烧杀，期间杀台民，毁村落，无恶不作。攻占牡丹社后，西乡从道以龟山为基地，开始修军营、建医院、造桥梁、开荒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说到这里，本次事件有些细节需简单介绍一下：一是本次事件被称为“牡丹社事件”，其实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杀害琉球人是高士佛部落，而日军却以“牡丹社”为报复对象；二是被杀的琉球人并非一般船民而是琉球官员和商人等，两艘贡船也确实是前往日本进贡（或说贸易），因为当时的琉球实际上是“两属”关系，即既对中国称臣，又向日本萨摩藩进贡；三是当时台湾原住民与汉人关系颇为对立，琉球人的被杀，据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服饰接近汉人所致。

为争取列强的谅解，日本对出兵台湾一事打出两个幌子：（1）琉球是日本藩属，出兵是为琉球难民报仇；（2）台湾番地为无主地，出兵不算侵略中国。关于第二个说法，日本实际上是故意混淆玩弄国际法上的“属人法”与“属地法”原则，一方面，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官员称“化外之民不易治理”为借口悍然出兵，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化外”岂能等同于“无主”），企图浑水摸鱼，将侵占行为合法化、事实化。

在这场闹剧中，美籍法国人李仙得起到了极坏的作用。李仙得原是法国望族出身，后与美籍女士结婚并赴美定居，曾在南北战争中表现卓越。1866年底，李仙得被任命为美国驻厦门领事（同时兼任台湾领事）。次年3月，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前往烟台的途中同样因飓风而在台湾南部沉没，除一名华人水手侥幸逃脱外，其他船员均被附近生番所杀。

身为美国领事的李仙得当然有义务去调查水手遭难之事，但交涉过程中，清廷地方官屡屡推脱责任，说什么“生番乃化外之民”，不愿管也管不了。无奈之下，李仙得只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前往台湾，并与诸生番部落建立直接联系。事后，李仙得对清廷恶感倍增，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培理也曾有此建议）。在其提议被否决后，李仙得转而支持日本，他认为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合与生番人交战，与其让他国“领有”台湾，不如让日本“领有”，这样更符合美国利益。后来，李仙得干脆辞去美国领事之职而成为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专职顾问，并为日军侵台直接出谋划策。

当然，李仙得的案例也可看出，清廷地方官员在对外事务方面未免苟且而颟顸，就像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谈起国土所有时就说这是我“固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而有事交涉、要解决问题时，却又说那是“化外之地”，实在管不了，百般推卸责任。如此这般，两套标准，如何让外人心服口服。

至于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之心也是由来已久。早在江户年代，其记载台湾事务的文献如西川如见的《增补华夷通商考》、新井白石的《外国通信事略》、古屋野意春的《万国一览图说》、箕作玉海的《坤舆图识》等，都只说台湾是中国的属国而有意模糊其领土概念。至于一般日本人，其对台湾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于流行的歌舞伎剧《国姓爷合战》，这是一个关于郑成功为“反清复明”而请求德川幕府派遣援兵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本身即有一半的日本血统（郑母为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从殖民了37年的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意义重大，如果台湾被荷兰人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占据并以此为前哨的话，近代东亚恐怕将永无宁日。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成功不仅是中国的英雄，也可以说是中日共享的英雄。

话题有些扯远了。再说日军侵入台湾后，清廷大为震惊，一面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一面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稍后，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也全部归其调遣。

受命后，沈葆桢于6月14日率同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船政洋监督日益格等人分乘“安澜”“伏波”“飞云”号三舰前往台湾，随后“扬武”“振威”等舰也开往澎湖，并调来三艘货船运送军队及军火赴台。同时，李鸿章也紧急调集原驻徐州的武毅铭军唐定奎部十三营6500名淮军迅速入台，并从天津、上海各机器局急调军火枪炮增援台湾。

日军侵台事发后，李鸿章是又气又急，他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愤怒地说：“日本自九年（即1870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呴呴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彼既兴师登岸，其办法亦不外喻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

6月19日，沈葆桢命潘霨、夏献纶、日益格等乘舰前往琅峤与西乡从道交涉退兵，但会谈三次，毫无结果。而在这时，日军因为台民顽强抵抗，战事不利；又值夏季酷热，士兵不服水土，疫病流行，一时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听说中国将持续向台湾增兵的消息后，军力、国力均有限的日本不免有些信心动摇，随后派出柳原前光前来中国议和。

再次见到柳原前光后，李鸿章可谓气不打一处来。他在会谈中嬉笑怒骂，厉声诟诘，并斥责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和好”。由于太生气，李鸿章甚至不等翻译而取案上纸笔直书道：“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在李鸿章的斥责之下，柳原前光开始还强词夺理，最终被驳得无理可说，只得一味躲闪支吾，但仍强调中国不惩办杀人的生番，日本才不得不出兵云云。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我不办？且生番所杀系统球人而非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说到气愤处，李鸿章厉声责问：“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1]

柳原前光交涉不成，只得怏怏而退。10月后，日本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华谈判，但因为中日两国都好面子，谈判数次仍无果僵持。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斡旋下，大久保终于道出实情：“我方因此次事件造成的死伤很重，所耗经费也很大，此后如与中国继续谈判，只要对我政府有所满足，对人民有所交代，则虽依照中国政府要求，就是撤兵，亦无不可。”换言之，退兵并无不可，但“须有名目”，面子上过得去而“不致空手而回。”之后，大久保向中方提出索赔“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二百万两，不能再减。”

对此，清廷方面认为要价太高而严加拒绝，谈判再次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大久保利通只好再次找到威妥玛斡旋，希望洋大人向中方转告其大意：“补偿金额可以商量，但日本此举耗费莫大，惩罚了凶番，修建了道路，建立了兵营，这些都将归清国所有，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如我方撤兵，清国以皇帝恩赐之名来进行补偿，实在出于意料之外，不能接受；现在的条件已经是我一人之独断，清国如果仍拒绝，将绝我复命之路。”

在威妥玛的居间调停下，中日双方于1874年10月底正式签订《北京专条》，其中并未提及琉球而只是含糊地说日方此次出兵，“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在另定的附件《会议凭单》中，双方约定清廷对“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给予“抚恤银”10万两，日本军队于12月20日前全部撤回，其在台湾所修道路与所建房屋，则由清廷给银40万两作为补偿。

这次的日军侵台事件，双方各退一步，妥协告终。从日方来看，整个侵台之役前后历时7个月，动兵3千余名（其中战死12人，病死561人），支出军费771万余元，而从中国所获不过50万两白银，表面上看来得不偿失，但在《会议凭单》中，实际上又迫使清廷默认了其对琉球的保护权，这点无疑为之后的吞并琉球埋下了祸根。反观清廷这边，双方并未交战而以补偿50万两的代价迫使日军退出台湾，堪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应注意的是，清廷不动干戈、“息事宁人”的背后原因，恐怕还在于本国海军的力量不够强大所致。

台事结束后，李鸿章犹为愤愤不平，他在写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说，“今乃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若自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糜费，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愤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

话是说得真不错，但天朝士大夫的毛病就在于，时过境迁，事毕则忘，一旦雨过天晴，仍旧文恬武嬉，所谓“前车之鉴、卧薪尝胆、一洗前耻”之类，均抛诸脑后矣。

[1]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2.海防塞防：谁是最危险的敌人

侵台失败后，日本看到了建设海军的重要性，次年即向英国订造了3艘军舰，即“扶桑”号（水线带装甲舰，排水量3717吨）、“金刚”号、“比睿”号（后两舰均为铁骨木壳，排水量2250吨），加上之前幕藩时期买下的“龙骧”、“日进”等舰，其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中国水师。

对此，李鸿章也曾感慨地说，日本国小而志气不小，“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舰、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

从时机上说，日本借琉球船员事件发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中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西北边患。在内地连续发生太平军、捻军起义及陕甘回乱之际，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也率雇佣军于1865年侵入新疆南部，并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1871年后，阿古柏又相继攻占吐鲁番、乌鲁木齐、鄯善等地，一时气焰甚嚣尘上，新疆只剩下少数清军退据塔城、乌苏一线艰难固守，等待内地派大军前来救援。这时，沙俄也抓住机会趁火打劫，他们以“代中国守土”“回乱平定，中国威令能达伊犁之后即行撤军”的名义侵占伊犁，边疆危机由此愈演愈烈。

东南海疆与西北边疆同时告急，兵财两力均告有限的清廷不得不在海防塞防与孰先孰后的问题上立即作出抉择。1874年11月，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加以讨论。同月，正在广东家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其中提出设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海军以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的建议。之后，清廷将这两个文件分发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并限一月内复奏。

丁日昌的意见是，俄人“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而倭寇则“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显然后者威胁更大，海防更为紧迫。浙江巡抚杨昌濬、两江总督李宗羲也都认为，台湾为中国防海之要地，“此倭人所以垂涎也”，日本较俄国人更为可怕。

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西北边防更为紧要，“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只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山东巡抚丁宝桢也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如今俄国西据我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此中国之强敌也”，由此“东南海防”宜“渐次筹办”为妥。此外，盛京将军都兴阿、江苏巡抚吴元炳还提出，俄国对东北有觊觎之心，不可不防；通政使于凌辰也同样奏称，“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东北”。廷议中，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也都倾向于塞防优先。

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则有意调和海防、塞防，他表示：“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殛求整顿，一旦生变，更形棘手。”但是，他又认为：“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错关而守；今则内蒙古皆臣也，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如果任其进入蒙古诸部，京师必将腹背受敌，“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在这场大争论中，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意见无疑最为重要。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奏章一向简短的李鸿章这次破例写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呈上，其大意是：中国历代边防多在西北，国家强弱、客主之势也都取决于此。如今时代不同了，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列国兵舰往来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收归版图，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实在是不值得。何况，新疆北邻俄国，南接英属印度，即使勉图恢复，将来也断不能久守。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但海疆不防的话，则成心腹之大患，京畿为之动摇，长江财赋奥区也恐失去。如此，何轻何重，一望而知。

李鸿章认为，“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他主张，防线设在甘肃边境，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招抚伊犁等地“回乾”，准其自立部落，奉中国为正朔即可；“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应加以裁减，将停撤之饷移作海防之饷。否则，大清国就这么点兵力与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对于李鸿章的主张，陕甘总督左宗棠气得肺都要炸了。本来呢，陕甘不属滨江沿海地区，左宗棠也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加上当时威望正隆，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筹议。之后，左宗棠在回奏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新疆资源丰富，粮产充足，而且盛产瓜果；牧场上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荒谬至极，说是聚宝之盆也不为过。

接着，左宗棠进一步分析说，西北自古就是中华重地，周、秦、汉、唐之强盛，都是因为掌握了西北，而其衰落也都是因为先失掉了西北。就本朝而言，自从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因此，从战略上说，要拱卫京师就必须先保住蒙古；要保住蒙古就必须保住新疆，“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左宗棠还特别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左宗棠也不是一味强调塞防而忽视海防（否则之前也不会力主建立福州船政局了），其最终意见是，“总观中国形胜，东为海防，西为塞防，二者并重，岂可偏废。”只是，在时机上，列强还不至于在沿海挑起战争，而西边军情却是急如星火，几成燃眉，塞防停兵节饷对“海防未必有益”，而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左宗棠奏章上达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数大臣都被其浩然正气所钦服，就连原“海防”论者也觉得左宗棠说的句句在理，无可争论。据说，大学士文祥读完奏章后击节赞叹：“季高（左宗棠的字）不愧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议论之精，堪称当今第一人。”

左宗棠的忠诚与决断最终打动了慈禧太后，清廷随后颁布上谕，宣布“海防、塞防并重”。1875年5月，左宗棠被派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准备开进新疆平乱。

早在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时，左宗棠已十分警觉，他写信给正在休假的部将刘锦棠，让他假满后立刻募练数千湘勇准备西行。1873年，左宗棠最终平定回乱，此时他已年届六十且疾病缠身，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但看到朝廷当时派往新疆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根本无力解决西北危难后，左宗棠毅然向清政府请缨，敦促清廷立刻对新疆用兵。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出了玉门关，关外大都是戈壁沙漠，粮草、水源非常重要。出征前，左宗棠加紧筹运粮饷，并对出征军队进行整编，用新买的西式火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威力巨大的开花炮，这在后来的攻城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最后，出征大军整编成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作战部队，兵力六万余人，刘锦棠被委派总理行营营务，负责前线指挥之责。经缜密的分析和周全的准备，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即先拿下北疆，随后进军南疆。

临行前，左宗棠特为自己打了一具棺材，以示抬棺出征、马革裹尸、不复河山绝不回还之意。出征后，左宗棠令湘军将士在河西走廊沿途遍插榆柳，数十年后，“自肃州（酒泉）以西至玉门，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时人称为“左公柳”。

1876年4月，左宗棠将行营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到肃州（今酒泉），就近指挥收复南北疆之战。张曜部先行进入新疆屯军哈密，金顺部屯军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一带，为进攻乌鲁木齐做准备。随后，左宗棠令主力刘锦棠部分批出嘉峪关，取道哈密后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张曜部则固守哈密，以防范敌人从吐鲁番东犯，抄了清军的后路。

得悉清军西进后，阿古柏赶忙由阿克苏奔至托克逊，召集党羽们部署防御。最后，以刚投奔过来的回乱首领白彦虎和新疆叛党马人得两个伪军驻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另又派兵力防守胜金台、鄯善一线。阿古柏以为清军会南下进攻，因而将主力两万多人都布置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以分兵把守顽抗。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刘锦棠和金顺所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避开大道，直奔小道，声东击西，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阿古柏本以为清军大部队会走大道，但左宗棠和刘锦棠等人考虑到大道虽速度快，但供水困难，小道则水源充足，乘其不备，倒有奇兵制胜的效果。

由于没料到清军来得如此之快，白彦虎、马人得等人顿时慌了手脚，很快被刘锦棠所部扫清乌鲁木齐的外围据点。随后，清军逼近乌鲁木齐，并用开花大炮将白彦虎、马人得等叛军打得仓皇南逃，乌鲁木齐被一举收复。

随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部驻守乌鲁木齐，继续清剿阿古柏方面残敌，并以主力之势震慑其不敢北犯；在刘锦棠所部的屏护下，左宗棠又命金顺率部继续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的守敌听说乌鲁木齐已被清军收复后，大都闻风溃逃。

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双方暂停了军事行动，刘锦棠等便在天山北路筹集粮草，整练军队。经一个冬天的休整，左宗棠于1877年4月命清军对阿古柏匪军展开强大攻势：主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打达坂城；张曜部从哈密出发西进；记名提督叫煺彪部从巴里坤出发，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合，一起进军辟展和吐鲁番。

刘锦棠部的湘军子弟果然非同凡响，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达坂城，毙敌三千，迅疾破城。随后刘锦棠又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自己则率主力直捣托克逊，阿古柏次子海古拉见清军来势汹汹，随即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也连克胜金台、鄯善等地，逃到吐鲁番的白彦虎守敌望风西窜，马人得见逃无可逃，只好率部投降。至此，南疆门户洞开，平定全疆指日可待。

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的阿古柏于1877年5月下旬在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当年秋，经短暂休整后，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力，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这时，饱受阿古柏荼毒之苦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义。10月，刘锦棠率部驰骋2000余里，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

最后的残敌，困守在剩余的南疆西四城：莎车、英吉沙、和田及喀什噶尔。大军当前，他们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固守喀什噶尔汉城等待清军救援。刘锦棠得到消息后，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莎车、英吉沙三城。遭此毁灭性打击后，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人逃入俄境，了却残生。

1878年1月2日，清军总兵董福祥攻克和田，阿古柏残余势力被彻底荡平。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平定。在此兵威之下，俄国最终于1881年与清廷达成协议，由中方付“代守伊犁”兵费900万卢布（约合银500万两），俄交回伊犁，困扰清廷十余年的西北边疆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左宗棠西征的胜利成果堪称来之不易。据估计，整个西征与塞防的军费支出近八千万两，相当于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而当时西征军的粮草基地，“陕西、山西、河南大饥，赤地数千里”，“灾区之广，饥民之多，实二百年来所仅见”，这就是近代史上的“丁戌奇灾”。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清廷依然保证了西征前线将士的粮饷供应，实属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虽说“两防”并重，但实际操作中是做不到的，由此留下一个隐患，那就是原本该用于海防的经费，被转移给了西征。从数字上看，从1875至1894年的20年间，海防经费约4200万两，只达到西征与塞防的一半，而后者只持续了10年。[1]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1878年即拥有“扶桑”号铁甲舰时，中国直到1881年才拥有了两艘撞击型巡洋舰（即“扬威”“超勇”两舰），而此时距离日本吞并琉球已过去2年了。

客观上说，“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没有完全一边倒，其所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表面上看，这像是军饷之争，其背后也难免夹杂着湘、淮系的利益之争。或许因为“左胜而李败”的缘故，后代史家对这场争论多“是左而非李”，一些论者甚至将“海防与塞防之争”说成“爱国与卖国之争”“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大是大非之争”，这对于李鸿章等“海防派”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

归根结底，李鸿章的观点还在于区分“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正如左宗棠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海防论者”的评价：“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此论堪称公道，真正是朝士之体、大臣之风，绝非浪得虚名。

在这次的“塞防、海防”之争中，另有一个离奇的论调需稍提一下，那就是清廷诸大臣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看法。大学士文祥即认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换言之，文祥一方面担心日本强大后为中国外患，另一方面又认为明治维新不会成功，届时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外流，以致明末倭乱再现。

与文祥同样看法的大臣还不少，如丁日昌即说，日本人以为变法就是“更正朔，易衣冠”，未免“为识者所窃笑”；江西巡抚刘坤一则搬出历史典故，说明治天皇学的是赵武灵王，其改革不过是因为“财尽民愁”，如此急功近利，对百姓任意盘剥，势必“亡可立待”。日本亡国倒也罢了，就怕“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在其眼中，日本的前景实在太惨了。

福建巡抚王凯泰也不看好明治维新。他认为，日本政令一向操之于将军，其国“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相比而言，李鸿章的看法还算是切合实际。他在奏折中指出，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也就是说，明治初期因废除武士特权而引发了一系列叛乱，但最终仍会平息。但是，日本“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很大程度上，清廷诸大臣都把倒幕战争看成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所谓“明治维新”必将带来混乱，成功的概率不高。在此认识基础上，清廷在对日问题上出现一系列严重误判，并导致中日两国的近代走向截然不同，也就势所必然了。

[1]周育民：《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3.海外孤国：眼睁睁看着琉球被吞并

从地图上看，琉球群岛像一把弯曲的胡子散布于东海。《隋书·流求传》中即将之称为“流虬”，颇为形象地描绘了它的地理形状。琉球距中国浙江、福建沿海并不遥远，中国古代出海打鱼的渔民对这个海外大岛也多有提及，只是岛名因各朝更替而有所变化，或作流求，或作琉球，《元史》中也称之为“瑠求”的。

元朝末年，琉球群岛形成北山、中山和南山三个独立王国。洪武五年（1372年）时，明太祖派杨戴出使琉球，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琉球也由此成为明朝的藩国。1429年，中山国统一南北两岛，中山王巴志于次年被明宣宗正式册封为琉球王并赐为“尚”姓。此后，这种藩属关系一直保持到清朝。

在日本势力的介入下，琉球与明清的藩属关系也出现过一定的波折。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派兵三千入侵琉球，尽管琉球人奋力抵抗，但终因承平日久加上武器粗劣而败在凶猛的萨摩武士刀下，国王尚宁和众多大臣也被掳往萨摩藩，两年后才得以返回本岛。被放回前，萨摩藩强迫尚宁王签订《掟十五条》，从贸易、税制等方面对琉球进行了严密控制。此后，琉球不仅要向萨摩藩纳贡，而且还需向江户幕府派遣使节。不仅如此，萨摩藩还割占了与论岛以北的半数琉球领土，包括重要的砂糖产地奄美大岛。

清朝成立后，琉球于顺治十年（1653年）遣使来中国朝贡；次年，琉球国王再遣贡使并请求给予新封号。当时的顺治皇帝应允其要求，将琉球王册封为尚质王并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馀俱留闽待命。”

由于国土极为狭小、资源极其有限，琉球无法像其他大陆国家一样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因而海外贸易成为其生存中重要一环。好在其地理环境相对有利，琉球从事的有些类似于“转口贸易”，其船只往来于那霸与福州之间，同时还北上日本、朝鲜，南下安南（越南）、吕宋（菲律宾）、暹罗（泰国）、亚齐、爪哇（印尼）、马六甲等南洋群岛；贸易方式大体是将日本的白银、漆器、刀剑等卖给中国，之后又将中国的药材、瓷器、锦缎等转售到日本、朝鲜，并将东南亚、印度乃至阿拉伯半岛的犀角、苏木、香料、锡、糖、象牙、乳香、龙涎香等销售到东亚三国（中、日、朝）。

正因为有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琉球才获得了大量的物资供应（相当于锁国状态下的中国“外贸总代理”）。但是，琉球国土窄小，人口稀少，它同样需要日本作为销售市场。换言之，没有中国，琉球就没有货源；没有日本，琉球没处销货。正如《清史稿·琉球传》中说的，“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又贡舟许鬻贩各货，免征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赀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一个贸易中转国的琉球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也是势所必然。

事实上，萨摩藩控制琉球后，为继续获得与中国贸易的利益而仍承认琉球为中国的属国，中、日、琉三国由此发展出一种复杂的“两属体制”（有些类似于“一仆二主”），就像琉球的首里城，其“两属体制”的特征即表现为：正殿前的北殿为红墙，用于接待中国使臣；南殿墙壁为原木色，用于接待萨摩使臣。为防止中国发现琉球被日本控制，每逢中国册封使到琉球时，萨摩藩人通常躲藏起来，并禁止此期间使用假名、和歌、宽永通宝（日币）而令琉球人改穿唐服。由于古代航运条件的限制，清廷未必知道（也未必不知道）琉球的“两属关系”，但至少没有对此进行深究，琉球的“两属关系”也就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福州是当时琉球人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也是最主要的对华贸易港口，就连福州本地，也有人为之“代售球商之货”。按顺治年的《敕琉球诏》，琉球两年一贡，但只许正副使二员及从人十五名入京，其余人等均留闽待命。说白了，这种古代藩属关系下的所谓“进贡”，从中国方面来说是琉球表示臣服，但对后者来说，更大的利益在于换货贸易，何况其受到的赏赐往往比贡物要丰厚得多（小国顺势而存，没有太多的自尊包袱）。

除表示臣服与贸易外，琉球还派有王室亲族及大臣子弟前往北京、福州学习，其中入京都国子监的称“唐监生”；留福州学习的称“勤学人”。对这些琉球留学生，清廷及福建地方都给予了良好的礼遇，不仅吃住免费，而且发给四季衣物，连带来的仆从也一体均沾。如留学生不幸在中国病故，清廷通常赐银百两，“交礼官择近京地葬之，并以二百两赡恤其家。”除留学生外，琉球商人、水手等也会在福州逗留并形成特殊的居留地。

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地处东亚要冲的琉球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如1854年培理到达琉球后，即与之签署了《琉美修好条约》，那霸由此开港。

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员被杀生事，后又乘着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及中国海军还不够强大之时加快了吞并琉球的进程，这就是所谓的“琉球处分”。

早在1871年日本实行“废藩置县”时，琉球即被划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的管辖范围。1872年，日本又单方面宣布废琉球国而设琉球藩，国王尚泰被封为“琉球藩王”，列为“华族”。1875年，日本以“替琉球讨伐生番”的名义将琉球三司官池城安规等召至东京，要求其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停止向清廷朝贡并不再接受清廷的册封、之后琉球的外交事务均由日本外务省负责等。由于担心失去贸易利益并冒触犯中国的风险，琉球三司官拒绝了日本的提议而要求仍按传统习惯行事。

在日本的一再威逼之下，琉球一边遣使说理，一边派人到中国乞援。1877年4月，琉球国王密遣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陈情，告以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中国之事。经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后，清廷颁下谕旨，称“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借端生事，抑或另有别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

1877年底，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随即就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之事展开交涉。这时，琉球官吏也分别拜会驻东京的英、美、荷兰等国公使，以争取西方列强的同情与支持。日本政府得知后，随即对琉球藩吏下驱逐令，禁止他们继续在东京停留。受此侮辱，琉球官吏“全都面露愤然之色”，并赴日本官员私邸发泄他们的不满。

对于中方的抗议，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借口何如璋的照会“言辞激烈”而屡屡纠缠不休，不予正面回复。事实上，何如璋的照会不过是一说理帖子，其大意是：“查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之无可并。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成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琉球事我，尤为恭顺。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所有一切典礼，载在《大清会典》《礼部则例》及历届册封琉球使所著《中山传信录》等书，即球人所作《中山史略》《球阳志》，并贵国人近刻《琉球志》，皆明载之。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这段是梳理琉球的历史。

接着，何如璋又称：“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窃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自应遵守不渝，此贵国之所知也。今若欺陵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琉球虽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断断难以屈从。”

让何如璋有些意外的是，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居然抓住“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数句斥责之语大做文章，其死缠烂打，非要何如璋做出解释，以借此回避“琉球归属”的真问题。

对于何如璋的强硬态度，李鸿章颇有些不以为然。之前，何如璋曾给李寄过一函，其中明确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势必灭琉球而后快；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中国此时决非用兵之时，即虑日人，亦我天恩宽大，必不因弹丸之地，张挞伐之威。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之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即终无了期，而日人有所顾忌，球人借以苟延，所获亦多。失此不言，日人既灭琉球，练之为兵，驱之为寇，转恐边患无已时。”

李鸿章接信后，在复函中痛斥日本“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餂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如今，竟“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但话虽如此，李鸿章又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瘛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在写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书信中，李鸿章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狭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

交涉无果下，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上中下”三策：一是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二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三是外交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总理衙门在征求李鸿章意见时，后者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暂时可用第三策应付。

有心保护而力有未逮，清廷的妥协主要还是因为海军刚刚起步，外购军舰尚在询价当中，无力承担起对琉球的保护责任，当时只能对日本采取外交羁绊的办法。事实上，1877年至1878年的日本政局也极为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在萨摩藩发起叛乱（即“西南战争”），次年明治重臣大久保利通又被刺死，颇有些自顾不暇。可惜的是，清廷当时连一艘巡洋舰都没有，因而也就未能抓住这短暂的机遇。

1879年3月，日本处分官松田道之率领随员、警官及士兵六百余人来到琉球，随后在首里城强行宣布“废藩置县令”，曰：“琉球藩旧服王化，实赖复育之德；今乃恃恩挟嫌，不恭使命，是盖舟程远隔，见闻有限所致。朕一视同仁，不深谴既往之罪。兹废该藩，移置尚泰东京府下，赐以第宅。且以尚健、尚弼置于华族之列，俱置籍东京府，着所司奉行。”

之后，琉球国王尚泰被抓到东京软禁，琉球群岛也被日本鹿儿岛县与新设置的冲绳县一分为二：北部数岛并入鹿儿岛县，余下诸岛则成立新的冲绳县。为淡化琉球人的民族意识并使其忘却本国历史，日方将中山大岛改为了Okinawa（即冲绳）。至此，维持了四百余年的琉球王国事实上被亡国而成为了日本的冲绳县，这就是所谓的“琉球处分”。

作为琉球的宗主国，清廷始终不承认日本吞并琉球的事实并向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和抗议。由于琉球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后来李鸿章邀请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压力之下，日本外务省于1880年派遣竹添进一来华，并向中方提出：“中国于西洋各商，使均得入内地贸易，而我商民独不得同其例，是疑于厚彼而薄我。……中国大臣果以大局为念，须听我商民入中国内地，懋迁有无，一如西人，则我亦可以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

日方提出的办法是，将琉球群岛三分，北部归属日本，南部即宫古、石桓、八重山群岛在内的先岛群岛（当时已为日本控制）归中国，中间的琉球主岛仍划为日本之冲绳。但是，日本提出“分岛”的条件是，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日本人“内地通商”的规定并给予日本与英美等国一样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

而在这时，中俄因伊犁问题也在展开谈判，其间日俄交乘，情状危机四伏。谈判期间，俄国派出一支由2艘铁甲舰、13艘巡洋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开赴远东，并在长崎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日本煤。由于担心日俄勾结起来对付中国，总理衙门一度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并与之草拟了《球案条约》。

对于日本的“分岛改约”建议，清廷内部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朝中清流们最为积极，右庶子陈宝琛即认为，改约不宜轻许，球案不宜遽结，日本存心狡诈，所谓联日制俄，并不可靠；左庶子张之洞则主张先应允改约而联日制俄，待俄事定后，再行保护琉球并不惜与日本绝交备战。在此情况下，清廷密谕李鸿章，以听取其看法。

之后，李鸿章上《琉案宜缓务充折》，其主要观点有三：其一、《中日通商章程》断不能改，原因是，西方列强的特权已属无奈，让日本等同享受形同战败；至于日本内地通商的要求，李鸿章认为，西洋人内地通商积弊甚多，何况日本人贪利无耻，一旦开放，难保与民争利，有前代倭寇之忧，其患无穷。其二、“分岛”方案操作上不可行。因为所分之岛地瘠产微，岛民食用尚且不足，如在其岛上另立政权，不但岛民不服，且为日本灭亡琉球“分谤”，令列强侧目。再者，“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且道里辽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换言之，即便宫古、八重山等岛划给中国，中国也未必能守住，反而增加极大的成本和无尽的麻烦，这与之前的藩属关系、“名义臣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三，李鸿章赞同陈宝琛对日俄关系的看法，他同样认为，联日只是外围的助势，未必有制俄的效果，当时的关键还在于中俄问题的解决，“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换言之，如果俄事不了，就算“多让于倭”，日本也“不能助我以拒俄”。

由此，李鸿章主张对日本的《拟稿》采取拖延战术，等待中俄谈判结果的明朗化。而在日方这边，因其急于骗取中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曾多次催问正式签约事宜，但最终因为中俄在伊犁问题上达成妥协，总理衙门拒绝在日方拟就的《拟稿》上签字，日本公使宍户玑只得悻悻离京而去，以示决裂。此后，琉球群岛主权归属一案也就此搁置，最终未能了结。

直到中国甲午战败后，日本从《马关条约》里割占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琉球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1901年，琉球最后一位国王尚泰在日本去世，琉球遗民的“复国运动”也日渐失去向心力和号召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琉球王国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作为一个国名的“琉球”也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925年，诗人闻一多在《七子之歌·台湾》中用痛彻的诗句写道：“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雄。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很显然，诗人把琉球当成了台湾的附属群岛。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只能保有其本土四岛及其他由盟军确认的小岛，其他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由此，台澎归还中国，朝鲜获得解放，但琉球的地位却未能得到明确的处置。二战后，琉球和钓鱼岛均被美国所占领。1947年4月，根据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托统治岛屿的协定》，这两处交由美国“托管”。

1972年，美国与日本私下达成《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的“施政权”交还日本，而与琉球同时被交的，还有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按《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委托管辖原则，美国无权擅自处置琉球的主权归属，而日本从美国手中接收琉球群岛，也同样缺乏国际法理依据。美日两国间这种形同“私相授受”的做法，既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难以得到二战期间同盟国家的共同认可。对此，中国大陆不予承认，台湾当局也从没有承认过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拥有权。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列屿，由5个无人小岛与3个岩礁组成，总面积6.5平方公里。最大岛称钓鱼台，面积四点五平方公里，散布在北纬25。40′到26。及东经123。到124。34′之间。列屿位于台湾东北方的东海中，南距基隆102海里，北距冲绳首府那霸为230海里，距最近的中、日领土（含无人岛）则各为九十海里。该列屿位于黑潮流经之处，并与台湾属同一季风走廊，来往台湾甚为方便，去往琉球甚为不便。明清两朝赴琉球之册封使，钓鱼岛为必经之航线。钓鱼岛位于东海大陆礁层边缘，为台湾北部大屯山、观音山脉延伸入海底之凸出部分，往东与冲绳海槽（历史上所称的“黑水沟”）相隔。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次提到钓鱼岛为中国所有，如最早的《顺风相送》（1403年）、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郑舜功《日本一鉴》（1556年）等、郑若曾《万里海防图》（1561年）、胡宗宪《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1562年）、黄淑璥《台湾使槎录》（1722）、乾隆年《台湾府志》、蔡铎《中山世语》、蒋友仁《坤舆全图》（1767年）、官修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1863年）等。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从舟山群岛（大陈岛）撤退时，也一度驻扎在钓鱼台。数百年来，台湾渔民一向在钓鱼台水域捕鱼或避风，这些事实都不是日本所能抵赖的。

4.壬午兵变：第一次朝鲜事件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说，中国原本也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等。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等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自古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哉？”[1]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宗藩体制源于传统儒家的宗法理念，而其中又因中华帝国的实力长期压倒四邻而不断强化。与提倡“平等”的近代西方外交体系所不同的是，中国各朝帝王乃至国民都有一种唯我独尊的自骄自傲意识，其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将周边国家或地区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威以畏之，德以服之，利以惠之，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的，“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

如蒋廷黻先生所说，中国的传统宗藩体制在明清时期后日趋稳固而成熟，但好景不长的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东南的琉球不用说，南边的越南、缅甸被英法渗透，外蒙和西北边疆危机都有俄国人在背后怂恿，就连守卫东北藩篱的朝鲜，也同样岌岌可危。

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极为密切。公元7世纪时，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繁。后在唐朝帮助下，新罗于公元676年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及至明清时期，两国关系更为紧密。

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日本豪强丰臣秀吉于明朝万历年间两次派兵侵入朝鲜，几乎将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军队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入朝救援，两国合兵，苦战一场才算打退日本人的进攻，这就是历史上的“壬辰战争”。入清以后，朝鲜一直是清廷最为重视的头等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昇卒后无嗣，遂由李氏第二十一代国王英祖之后李昰应的次子李熙继位。由于李熙当时仅12岁，朝政由其生父李昰应辅佐，称“大院君”（与摄政王地位相当）。大院君执政时，行闭关锁国政策，他处死法国传教士、迫害天主教徒，并在汉城等地树“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和则战；主和者卖国之贼，戒我万年子孙”。排外守旧，一望即知。

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王妃闵氏在族人的帮助下，逐步夺取了朝政。和大院君相反，闵氏是个相对开明的新派人物，其主张仿效日本实行改革，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由此，朝鲜小朝廷也就形成新、旧两党，彼此争权夺利。

朝鲜的新旧之争不仅是内部的权争，更多是来自外部的压力。1875年秋，日本兵舰在朝鲜釜山、江华岛一带海面以测绘为名，行挑衅之实，朝鲜炮台遂开炮轰击，日朝进入半交战状态。鉴于朝鲜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日本于当年底派驻公使森有礼到华，企图借此事件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

和“琉球事件”一样，清廷官员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在日方的逼问下，只得含糊表示：“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方听后正中下怀，于是抓住话柄一再纠缠，并坚称朝鲜为独立国。之后，中日两国只要一遇到朝鲜问题，就首先纠缠于朝鲜究竟是“属国”还是“独立国”，直到甲午年后，这一问题才算了结。

表面上看，所谓“属国”，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宗藩概念；而所谓“独立国”，套用的是西方外交用语。若以文明进步论，后人或许会觉得日本说的似乎有些道理，以为日本步西方之后尘，胜于中国之陈腐守旧。但抛开其“平等”的表象，日本的所谓“文明之外交”，实则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精髓而已。

以森有礼与李鸿章的谈话为例。当谈到国际条约时，森有礼即赤裸裸地表示：“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答：“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谈到朝鲜问题时，森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说：“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问：“为什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2]

见识了日本“新一代”外交官的这般“高论”后，李鸿章也只能摇头叹息。事后，李鸿章以长者姿态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的八字忠告送给森有礼，但后者作何感想，却不得而知了。

事后，清廷也意识到，传统的中朝关系已不能适应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于是开始介入并主导朝鲜外交事务。1876年春，朝鲜和日本签订《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之后，朝鲜在清廷引导下打开国门，并相继与美、英、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通商条约。就像中国的“洋务新政”一样，朝鲜随后也开始实行“开化自强”，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其内政并竭力培植亲日势力，而这又大大加剧了本就严重对立的朝鲜“新、旧之争”。

1880年，“闵妃派”借军制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并在裁汰由大院君首创的“亲军营”的同时，又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由于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要好于旧军，由此也引起了后者的极大不满。1882年7月23日，为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朝鲜当局向欠饷已十三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但由于饷米中掺杂砂石糠皮，不堪食用，士兵们愤怒之下将主管粮库的官员好一顿痛打。兵曹判书（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得知后，下令逮捕带头闹事之人，孰料此举引发了更大风潮，更多的士兵冲进捕盗厅将被捕士兵释放，随后又闯入军械库抢夺武器，有些人还前往退位的大院君处诉说冤情。

大院君对闵妃一派人的不满由来已久，于是他温言抚慰乱兵的同时又煽风点火，暗示裁汰旧军、停发粮饷乃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致。变兵听后更是激愤异常，随即前往攻打日本使馆，并将日本教官及领议政大臣李最应、闵谦镐等“闵妃派”高官杀死。混乱当中，变兵一度冲击王宫搜捕闵妃，后者吓得扮成宫女逃走，一时韩京大乱，政局陷于瘫痪。无奈之下，国王李熙只得请出大院君，以收拾乱局。大院君复出后，立即宣布恢复旧军制并发放所欠军饷，一场兵变暂告平息。[3]

“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立刻派出水陆兵舰护送花房义质前往朝鲜讨要说法。而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廷方面也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军队入朝平乱，以避免日本借机生事，扩大其在朝鲜的影响力。

7月29日，清廷即发布上谕，称“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着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当时由于李鸿章丁忧在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暂由另一位淮系大将张树声代理，清廷一方面命李鸿章回任，另一方面令张树声布置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预备船只，准备入朝。

8月9日，丁汝昌与北洋营务处道员马建忠等人率新从英国购回的撞击巡洋舰“超勇”号、“扬威”号及铁肋兵舰“威远”号自烟台赶赴朝鲜，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随行向导。次日，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港时，日本军舰“金刚”号已经先行抵达。在此紧急情况下，丁、马二人均认为，如中国稍存观望而不急图戡定的话，势必其患无穷，一旦变乱蔓延而清军不动，日本必将以重兵自行查办，并以定乱有功，任意索取。

之后，丁汝昌命“超勇”管带林泰曾、“扬威”管带邓世昌坚守仁川，本人则乘“威远”号急返国内，并请求清廷速作决断，派兵增援。8月17日，提督吴长庆奉清廷之命率六营庆军约4500人自登州先后出发，丁汝昌随行。在“威远”等舰的护送下，清军运兵船于20日抵达朝鲜，而在此时，仁川港内已停有日本兵舰七艘并驻扎陆军一营，庆军不得不改在距仁川七十里的南阳海口登陆。

按之前制定的计划，吴长庆于8月26日晚诱捕了被视为“祸首”的大院君，之后由丁汝昌马不停蹄地将之押送至“登瀛洲”号，次日即开船回国。大院君被拘后，先是被送至天津，后由回任的李鸿章安排软禁于保定旧清河道署。与此同时，握有兵权的大院君长子李载冕也被马建忠用同样的方法控制。29日，在国王李熙的授意下，入朝清军对朝鲜乱兵大行剿捕并擒获百余人，其中最为凶悍的十名乱兵被立即处死，局势最终得以稳定。

在日本这边，尽管比清廷更早的派出兵船，但其内部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其中山县有朋、黑田清隆及副岛种臣等人主张使用武力，对朝鲜开战，山县有朋还以代理陆军卿的身份对熊本镇台及东京镇台发出了战备命令。但是，在外务卿井上馨等人的意见下，明治政府最终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取和平解决之方针。花房义质在陆海军的护卫下重返汉城时，日本外务省即指示其在尽可能避免开战的前提下向朝鲜问责，以外交谈判的方式获取最大利益。至于武力的限度，日本当局的训令是：“派遣海陆军兵前往不为开战之事，只为护卫使臣及保护我人民之目的。……若激徒之势尚强盛，或于仁川前往京城途中招致彼攻击，军队指挥官可临机处分，其处分之责惟止于防御。”

而在清廷这边，尽管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内政，但同时也采取了回避与日方冲突的态度。在此微妙关系下，中日两国军队虽几乎同时出现在朝鲜，但彼此都保持克制而未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当然，日军不敢轻举妄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入朝清军的兵力远超日军，而北洋水师新购的“超勇”“扬威”两舰亦可压服当时泊于仁川港的日本军舰。

日本最初的用意是希望与朝鲜直接交涉，从而避开清廷的干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入朝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大院君势力，国王李熙与闵妃的统治得以重新恢复。在实力不及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也就不敢轻易动武，多方衡量下来，只能放弃最初打算“令朝鲜将巨济岛和松岛让与日本”等无理要求，日朝双方于8月30日签订《济物浦条约》（及续约），朝鲜向日本谢罪并赔偿50万元损失，日军同时获得了驻扎并保卫使馆的权力，“壬午兵变”算是初步了结。

老实不客气地说，日本在这次事件中还是有些吃亏的。首先是使馆无端被毁、人员无端被杀；接着明明出兵在前，却又被清军抢了先手并完全掌控局势，其自1876年《修好条规》后苦心经营的局面由此大受挫折。之后，清廷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其中明确申明对朝鲜的“宗主权”，这让日本所致力营造的“朝鲜是独立国”的假象被无情揭破。就连新任驻朝公使的竹添进一郎，他在写给井上馨的“机密信”中也不无苦涩地说，“此章程实为清国政府制定，朝鲜国王并无谈判之权。其‘主属’名分，不言自明”。

或许是歪打正着，“壬午兵变”的意外事件实际上大大加强了清廷在朝鲜的地位。平乱后，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的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

在朝期间，吴长庆的心腹幕僚、后来的状元郎张謇提出“朝鲜善后六策”，其主要内容是：援汉例将朝鲜废为郡县；或援周例在朝鲜设立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本则三道出师，归复琉球。策成后，由吴长庆提交张树声参考，但旋因李鸿章回任而斥之为多事，此议遂寝。不过，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却将之带至北京并交给五六清流密友传视，以致引发潘祖荫、翁同龢等大佬乃至慈禧太后的注意。不过，最终因为李鸿章等人的反对，所谓议论无疾而终。[4]

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清廷的实力而欲将朝鲜“收为郡县”，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其他列强态度如何尚且不说，就说一向不甘屈居中国之下的日本，其对朝鲜虎视眈眈而又新遭大败，又如何会轻易罢休呢？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8页。此版本所引与蒋之原文略有删改。

[2]范福潮：《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4]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6页。

5.甲申政变：第二次朝鲜事件

“壬午兵变”后，清廷包括李鸿章等大员都心里清楚，日本绝不会在在朝鲜问题上轻易服输，一旦有机会，势必会再度挑起事端。果不其然，仅隔了两年，日本就趁着中法爆发战争的时机突然制造“甲申政变”。但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政变几乎就要成功之时，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磅人物横空出世，并干脆利落地埋葬了日本人策划已久的图谋。那么，这位在最终时刻扭转乾坤的人是谁呢，说起来大名鼎鼎，28年后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也。

1883年12月，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爆发冲突，远道来袭的法国舰队不但骚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而且还企图仿效当年英法联军之役北上威胁京津。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于次年5月命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国驻防，中日在朝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时，朝鲜亲日派也是蠢蠢欲动，企图借此良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彻底倒向日本。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朝鲜小朝廷也是一样。就其政治势力而言，“壬午兵变”中被消灭的是以大院君为代表的守旧派，但在之后选择怎样的维新道路问题上，朝鲜内部又分化为亲华派和亲日派。“壬午兵变”后，由于清军扶持了闵妃一派，这派人也就倒向了清廷，是为朝鲜小朝廷的主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日本的暗中扶持下，一批年轻的新派官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就是以金玉均、朴泳孝和洪英植等人为中坚力量的“开化党人”。

“开化党人”大多与日方关系密切，他们在游历日本并看到明治维新的成绩后，对朝鲜的沉闷状况不免感到极为不满，由此滋生“亲日背华”之心。日本的发展让“开化党人”艳羡不已，金玉均等人于是纷纷提出“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可惜的是，这些人当时年纪还轻，实力也有限，只能在他们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如邮政等新部门）推行改革。

“开化党人”的壮大与国王李熙也有一定关系。在闵妃影响下，李熙也是个新派人物，他喜欢西方玩意，爱听外国新闻，朴泳孝于是投其所好，不断借进宫的机会为他讲述各国形势和制度，并趁机力陈变法自强的重要性，由此获得了李熙的好感与信任。不过，朴泳孝的小把戏很快被那些实权派看穿，他们在感到权力受到威胁后，于是想尽办法要将朴泳孝等人调离汉城，以此分化架空“开化党人”。在此期间，双方明争暗斗，不亦乐乎。

1884年11月，李鸿章接到一份来自朝鲜的密报，其中称：“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1]

写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袁世凯的身世。他系官宦家庭出身，其叔祖父袁甲三进士出身，后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官至漕运总督。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也都考中进士，与这支相比，袁世凯的祖父与父亲就要逊色多了，不过其叔父袁保庆也中了举人并放过江宁盐法道的肥缺，后来袁世凯过继到袁保庆的名下抚养，跟着出去见了不少世面。

袁保庆后在南京任上因病去世，袁世凯只好回到老家。这时，回乡探亲的堂叔袁保恒见他尚有可造之相，于是将其带到北京，希望他能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可惜的是，袁保恒虽是个饱学的翰林，但在其严格教导下，袁世凯考了两次乡试仍名落孙山。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观察一番后也认为，袁世凯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羞愤之余，袁世凯将之前所做诗文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

考虑再三后，袁世凯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22岁的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原来，在当年镇压太平军时，吴长庆和袁保庆曾结为生死之交，后者突然病逝后，也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到登州不久，吴长庆即命袁世凯拜在幕僚张謇门下学习，想让他来年继续参加科考。但是，袁世凯实在不是做八股文的料，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而在另一边，袁世凯处理起军务来却是如鱼得水，井井有条，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乃至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及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年代，袁世凯的投笔从戎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1882年“壬午兵变”后，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入朝。据《容庵弟子记》中说，到达朝鲜后，因日舰已占据仁川港，为防止中日舰队发生意外，水师提督丁汝昌命另寻他处登陆。到南阳海口后，袁世凯随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赤足而行，在沙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登岸时，袁世凯两足破裂，丁汝昌半取笑半夸赞地对小袁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吴长庆遂将整顿军纪之事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得到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某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徒步往查，带兵搜捕一昼夜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袁世凯对清兵吸食鸦片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其所杀的。由于手段泼辣，敢作敢为，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很快崭露头角，并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壬午兵变”后，袁世凯按淮军模式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新军，朝鲜上下大为慑服，袁本人也由此获清廷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5月，吴长庆奉李鸿章之命率正营3营回国驻防，留副营3营交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同时又札委袁世凯担任庆军营务处总理兼领庆字营。论资历，吴兆有、张光前跟随吴长庆多年并已是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但论决断与眼光，暮气深重、才能平庸的吴兆有、张光前则远不如袁世凯。毕竟老袁（当时还是小袁）是乱世之枭雄嘛。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前文提到的那份报告，袁世凯对当时朝鲜的紧张局势及“开化党人”的蠢蠢欲动已有所察觉。不出所料的是，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朝鲜“开化党人”即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策划下突然发起宫廷政变，多名重臣被杀，时称“甲申政变”。

1884年12月4日晚，时任邮局总办的“开化党人”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各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也应邀出席。正当众人觥筹交盏之时，“开化党人”按事前的计划在外面放火，等到不明内情的宾客们出来察看情况时，早已埋伏在厅外的杀手们一拥而上，将亲华派大臣、朝鲜禁卫大将军闵泳翊等人乱刀砍倒。刀光剑影中，众宾客吓得狼奔豚突，场面极为混乱。

之后，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趁乱涌进皇宫，并谎称清军作乱，闵泳翊被砍死，朝鲜国王李熙与闵妃惊恐之下，只好按金玉均的唆使写下“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随后让朴泳孝拿着敕书去见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由其带日兵入宫护卫。之后，整个王宫被日军与“开化党人”所掌握的新军控制，国王李熙、闵妃和王子也被迁到了景佑宫。

当晚，金玉均等人矫诏将亲华派大臣闵台镐（闵妃堂兄）、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六人传召入宫。正所谓，“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一时间是来一个杀一个，新派人物手段之毒辣，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而在这时，因故未能赴宴的袁世凯听到陈树棠带回的消息后感到有些不对，随即率兵两百前往邮局，但那里早已是空无一人。之后，袁世凯在穆麟德处找到被砍伤的闵泳翊，但后者也搞不清到底什么状况，只说“开化党人要杀我”，其他一概不知。

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袁世凯再次带兵前往朝鲜王宫，但此时宫门已经关闭，不断有韩国军队前来护卫。等到5日上午，“开化党人”已完全控制局面并宣布成立新政府，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均担任重要职务。之后，金玉均等人又以国王的名义通知各外国使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似乎就此落下了帷幕。

到这时，袁世凯等人才算明白这一事变的真相。但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与中方关系密切的朝鲜主要大臣在当晚都已被残杀。在此危急形势下，袁世凯主张立做决断，断然反击；吴兆有、张光前则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陈树棠也认为，现在朝鲜国王的情况不明，没有国王的敕令，出兵师出无名，而且会引发日本乃至列强的不满。

由于当时汉城到天津尚未铺设电报线，向李鸿章禀告事变的最快方式是用军舰将消息带到旅顺，然后拍发电报到天津。但即使如此，李鸿章还要请示清廷，中枢大臣们还需要商议，这一来二往，中间耽搁个四五天乃至七八天都是正常的。由此，等清廷方面的指示到后，以逸待劳的“开化党人”恐怕早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6日上午，金玉均等人发布新政纲，其中明确宣布仿效日本。这下，就算是再愚钝的民众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汉城一时人人心惶惶，举国皆惊。喘息暂定后，金允植、南廷哲等幸免于难的亲华派大臣纷纷来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清军出兵勤王；皇宫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久也用密函报告了宫内的最新动向。但到这时，吴兆有等人仍旧犹豫不决，其间两次向国王发去信函请求带兵入卫，但两次都被拒绝；之后，向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致函也没有收到一丝回音。至此，情况已十分明显，这次的政变系“开化党人”与日方一手操控，国王也完全被其控制。

眼见时机稍纵即逝，袁世凯主张立即行动，迅速入宫戡乱，但吴兆有等人仍主张等待清廷的命令。为打消众人的顾虑，袁世凯慨然承诺：“如因挑起争端而获罪，我一身担当，决不牵连诸位”。在此奋勇请缨下，吴兆有等人这才勉强答应，袁世凯随即联络之前他所编练的朝鲜新军，约定一同入宫。

随后，清军兵分三路，左路由吴兆有带领，入宣仁门；右路由张光前率领，负责策应；中路由袁世凯自带，入敦化门，与其一起行动的还有朝鲜新军左、右营。或许以为制造政变已经成功、一切恢复正常的假象，“开化党人”当天并未关闭宫门，这给了袁世凯等人以可乘之机。直到清军冲入宫内后，双方才发生激烈枪战，混乱当中，闵妃及王子趁机逃出宫外，投奔了清军大营。而袁世凯率清军攻至景佑宫时，国王已被转移，此时日军和“开化党人”控制的朝军也开始进行反扑，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这时，数百名曾受袁世凯训练的朝鲜新军突然倒戈，并随清军一起进攻日军，形势立刻发生逆转。眼看败局已定，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慌忙中率日军撤回日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也随同逃奔，一路上还被民众追打，狼狈不堪。但在此时，国王李熙仍被洪英植等“开化党人”控制并逃至宫外北庙暂避。

由于国王仍下落不明，袁世凯等人焦灼万分之下发布重金悬赏，以打探国王的消息。直到当天深夜，清军才最终发现国王的下落，洪英植等人因为阻挡国王前往清军大营而当场被杀。7日，在袁世凯的主导下，朝鲜国王召回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人，重新组织新政府；次日，又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也就在当天，竹添进一郎为逃避责任而自己将使馆烧毁（以制造类似于“壬午兵变”中的假象），之后率残余日军及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逃往仁川领事馆躲避。

“甲申政变”的过程无疑充满了戏剧性，袁世凯也由此一战成名。这也可以说是他个人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日本人和“开化党人”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即将到手的胜利居然会被袁世凯在最后一分钟翻盘。事实上，双方的兵力相当，日方和“开化党人”的手里还握有国王这张王牌，但其失着在于，竟然弃宫门而不守，局势动摇时又弃国王而不顾，结果是一败涂地，无可挽回。

政变之前，竹添进一郎曾将计划报告日本政府，但后者因法国欲据夺台湾而未予批准。换言之，无论竹添进一郎还是袁世凯，双方都是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如果失败，势必承担极其严重的责任。最终，竹添进一郎等人在个人意志上完全输给了袁世凯，他完全低估了清军反击的决心与意志，最终才会全盘皆输。

而在另一边，李鸿章与清廷接到朝鲜政变的消息后，当时也是一筹莫展，直到9天后才发出谕旨，令其“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孰料没过两天，袁世凯镇压政变成功的消息传来，清廷上下喜笑颜开，李鸿章也是大为兴奋，对袁世凯大加褒奖，提携有加。当年，吴长庆因病去世于金州，袁世凯随后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袁世凯不过26岁。

政变的事算结束了，但中日之间的纠缠还没有结束。1884年底，井上馨受命前往朝鲜交涉，双方在回避“甲申政变”责任的前提下签订了《汉城条约》，朝方以“致谢”“抚恤”的名义赔偿了日本损失。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到天津，就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与李鸿章展开谈判。会谈中，伊藤博文首先提出两项议题：一是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是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并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对此，李鸿章一口拒绝并声称朝鲜乃中国属国，为之平乱本系义务，他国无权干涉，中国官兵也无错之有。伊藤博文力辩朝鲜乃独立国，本次事变，日本不能置身事外。双方就此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会谈每每在朝鲜究竟是“藩属”还是“独立国”的问题上，双方徒然争辩，毫无进展。由于中方丝毫不肯让步，伊藤博文遂以罢谈回国相要挟。李鸿章听后，遂厉声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结束，伊藤博文见时机已失，只得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最终，清廷作出一定的让步，双方于当年4月18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其中约定：两国同时撤兵，互不追究责任；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日两国均不派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

多数论者都认为，本次和约的最后一条削弱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并为日本在甲午年挑起战争留下了缺口。此论当然是马后之言，毕竟条文只是条文，它约束不了原本就不打算遵守它的人，如森有礼所言，“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是以，纠结于此，实属无益。

倒是谈判双方对彼此的评价颇有些意思，如李鸿章称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伊藤博文则在回国后表示，若说“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十年后，因为甲午和谈的缘故，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再次重逢于日本马关。此时，日本全胜，中国惨败，敌强我弱，主客易位。此情此景，李鸿章心中作何感想，又有谁人知？

[1]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6.看家护院：慈禧太后的格局观

话说大清帝国的第一支海军，乃是首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买回的六艘炮舰。谁知买回来后，李泰国这小子居然勾结舰队司令、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企图将舰队控制在自己手中。清廷一怒之下，舰队连同李泰国都不要了，这下倒是便宜了他的老乡赫德，后者由此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上足足坐了近半个世纪。

李泰国被解雇后，六艘炮舰及两艘辅助舰也在香港拍卖，其中两艘卖给了日本萨摩藩，两艘卖给了印度，三艘卖给埃及。这一买一卖，加上来回开支及拍卖费用等等，清廷为此支付126万两银子而只收回56万两不到，其余银子通通打了水漂，算是交了学费。这就是1863年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清廷的第一支海军这样夭折其实也不奇怪，毕竟中国人刚刚打开国门，对国际事务不熟悉，和洋人打交道也没有经验，难免吃亏上当被蒙骗。之后，恭亲王奕及曾左李沈等中兴诸臣对建设海军兴趣未减，如曾国藩鼓励徐寿、华蘅芳等试造轮船，然后依次放大；左宗棠更是明白提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欲防海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自述称，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即关注“夷情”，“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在他看来，洋人倚仗坚船利炮，“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一旦战争爆发，“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在“造还是买”的问题上，左宗棠对“夺彼族之所恃”很有信心，他认为，“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1]由此，福州船政局不但造船，而且系统地培养造船及驾驶人才。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左宗棠及后来的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可谓居功至伟。不过话虽如此，在开国日浅的前提下，左、沈等人的眼光毕竟有限，其所雇用的洋监督也未必高明，福州船政局后来建造的所谓“军舰”，实则多为欧美所淘汰的木壳兵轮，船轻炮少，不堪出战。及至1884年马尾之战，在法国铁甲舰的横扫之下，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殆尽。不过这倒也好，原由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一大批海军人才被李鸿章趁机收入囊中并成为日后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由此有了用武之地。

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触动清廷大搞海军的，是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一向被瞧不起的日本从外国买了几艘军舰后，居然也敢侵犯大清帝国，这一事件令清廷上下大为震惊。在之后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军分区设防、统一指挥”的主张，即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这就是后来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及广东水师的最初构想；至于福建水师，则负责福建与台湾海域。

1875年5月，清廷令沈葆祯、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并决定从海关及厘金收入中每年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由二洋分解使用。400万听起来很多，但通常只能拿到一半，对毫无基础而又费时耗力的海军建设来说，未免有些杯水车薪。为此，深知海军建设重要性、迫切性的南洋大臣沈褒帧认为，一洋尚且不足，何况两洋并举；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先发展北洋水师，等其实力雄厚后，再“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由此，沈葆桢发扬风格，让北洋水师优先发展。

随着琉球问题的扩大化，中国海疆危机日益严重。之后，购买铁甲舰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丁日昌即大声疾呼，“日本倾国之力构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此刺激下，北洋水师的建设大大提速。1879年11月，李鸿章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四艘蚊炮船相继回国；两年后，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超勇”及另两艘蚊炮船“镇中”“镇边”也先后回国。在此基础上，李鸿章向清廷奏请由原淮军提督、老部下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赫德在英国所定购的军舰存在种种缺陷，如蚊炮船价格虽廉（每船15万两白银），但船小炮大，只能守台不能出海作战；造价共65万两白银的“扬威”“超勇”两舰看似不错，但又规格偏低，不能担当舰队主力。之后，李鸿章将目光转向质量相当而价格更廉的德国船厂。1880年12月，驻德公使李凤苞及江南制造总局专家徐建寅（徐寿之子）受李鸿章委托与德国伏尔铿船厂签订了一份总金额高达340万两白银的造舰合同，这就是后来的“定远”“镇远”两舰。之后，北洋水师又向该厂订购了一艘穹甲巡洋舰（即“济远”号），造价68万两白银。

为保证造舰的质量，李鸿章特派原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并兼具留洋经验的刘步蟾、魏翰、陈兆翱、郑清濂4人驻厂监造，同时派管轮学生陆麟清率工匠领头黄带、林祥光、陈和庆等10人驻厂随同学习，以期船成学成。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下水；1882年11月，第二艘铁甲舰“镇远”下水；1883年12月，穹甲巡洋舰“济远”号下水。这三艘军舰本应在1884年交付中国，但因为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中立的缘故，三舰延迟至1885年11月才抵达天津。

1885年后，李鸿章再次向英德两国订购了4艘巡洋舰，这就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致远”“靖远”两舰，造价170万两白银；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的“经远”“来远”两舰，造价174万两白银。1887年，李鸿章令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4人出洋接船；当年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同时抵返天津。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回国，北洋水师基本成军。

光有船没有人，当然也不行。这些气势恢弘的铁甲大兵舰，绝不是小米加步枪那么简单，也远胜于那些进口的开花大炮。好在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而其中的佼佼者如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在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被公派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等留学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各大船厂实习，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海归派，完完全全的国际化人才。

当然，在英国留学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日本舰队“浪速”号舰长、后在日俄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东乡平八郎，也同样出身于格林威治，算是严复、刘步蟾、林永升等人的同学，而其他舰长，也大都有留学欧洲的经验。和北洋水师大同小异的，日本舰队的军舰也大都是购自英法德国，也是国际化的产物。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协办。购舰活动日渐结束后，北洋水师又耗费巨资兴建海军基地，这就是后来的威海卫与旅顺军港。1886年5月，在当红太监李莲英的陪同下，醇亲王奕譞亲至旅顺检阅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五舰与南洋水师“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合操，效果颇佳。值得一提的是，南洋水师原本还有“澄庆”“驭远”两艘国产军舰，但均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击沉于浙江象山。

在“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相继回国，威海卫、旅顺两港建设也日趋完工时，清廷于1888年12月正式公布《北洋海军章程》。至此，北洋水师的漫漫成军路终于告一段落（以下改称北洋舰队）。此时，北洋舰队计有“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铁甲舰（排水量达7200吨）和“济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五艘快速巡洋舰（排水量在2000吨到3000吨之间），加上早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千吨级的撞击型巡洋舰和国产近海防御性战舰“平远”舰，还有6艘炮舰及鱼雷艇队、练习舰、运输船等，全舰队的排水量4万余吨，官兵近4千人。据国外军事年鉴统计，成军后的北洋舰队位列世界海军前八，而当时日本海军全部吨位及海战潜力仅排名第十六位。遥想当年，每次北洋舰队出海操练时，那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各国海军都为之侧目。

但令人扼腕的是，北洋舰队1888年初具规模后，由于当权者的战略误判，权贵们把持下的海军衙门在甲午年前竟未给再北洋舰队添购过一舰一炮。更有甚者，在1892年中日局势已相当紧张之时，主管拨款的户部宣布为慈禧太后万寿筹款而停购舰艇两年。很不幸，北洋舰队成了当时政治斗争和错误战略的牺牲品。

就在海军衙门刚建立时，清流主将、号称“翰林四谏”之一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即上奏指责李鸿章独擅海军大权，他称北洋舰队“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以御敌则不足，挟之以自重则有余”。其言语之毒辣，句句要人性命。好在当时清廷还算清醒，欲出风头的黄体芳反而被连降两级。但可悲的是，朝内外清议反而对其称颂有加，认为他敢打“大老虎”，这让做实事的人如何不心寒。

皇权森严之下，擅权谋逆之诬足以让任何重臣胆战心惊。事实上，黄体芳的突然发难并非偶然，朝廷各派系对李鸿章的仇视和警惕也绝非仅此一例。譬如，对北洋舰队最为致命的是户部下达的禁止外购军械令，而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又与李鸿章有着难解难分的私人恩怨。原来，太平天国战争中，翁同龢的长兄、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被曾国藩弹劾“纵贼、失城”等大罪，以致翁同书褫职戍边，其父翁心存一气身亡。而这弹章，正出自李鸿章的手笔。切齿大恨之下，翁同龢岂能咽下这口恶气。由此，无论李鸿章搞海军还是修铁路，处处遭到翁同龢的掣肘，“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据说，甲午海战失败后，慈禧太后令翁同龢急赴天津询问对策。李鸿章见了翁同龢后怒目相视，好半天才说：“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说：“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恨恨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一时语塞。[2]

1891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看到户部下发的“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的命令后，顿足叹道：“人方惎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诚所谓，关键时刻掉链子，在日本如此虎视之下，清廷停止在海军上的竞赛无异于挖坑自埋，悔所不及。如此，用私人恩怨或清廷对李鸿章的疑忌来解释这一关系国运的重大问题当然过于表面化，而清廷海军建设之所以出现小富即安、目光短浅的问题，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决策层（尤以慈禧太后及李鸿章为主）对北洋舰队定位失误，这才是致命而无可挽回的。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曾说，“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只要能建立一支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即可夺敌之所长。魏源也认为，“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可惜的是，这种海军发展观过于超前，因中西实力过于悬殊而终成望洋之叹。之后，魏源也只能将其观点改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海防、塞防”之争后，各大员各抒己见，而其中又以李鸿章的意见最为重要。作为北洋舰队当家人乃至中国海军的代表，李鸿章认为：中国从奉天至广东沿海的两万里海疆可分为三部分，“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由此，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3]

李鸿章的这种论调深得清廷之心，而这也是北洋舰队乃至旅顺、威海及大沽海军基地优先获得大量资源的根本原因了。换言之，北洋舰队与威海卫、旅顺两军港“势成犄角、互为声援”，其主要用途是扼守渤海通路，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守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一言而辟之，看家护院，防止类似英法联军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1875年，郑观应在《论水师》一文中首先提出海军应取攻势战略，“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大队水师在海上“冲突控驶”，以“争雄于域外”。这一见解卓然超群，可惜当时未有响应者。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刚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其中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这一观点倒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如内阁学士梅启照即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候补道王之春也说：“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

由于有助于购舰活动，李鸿章对这些言论颇为赞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他本人的海防思维。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李鸿章即提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着为活着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所谓“堂奥”，即厅堂内室，意思是化外洋为内海，扩大防御半径，但仍没有出海决战、争当海上霸主的意思。

大体而言，李鸿章的海防格局观还是“固守海口”的保守战略，并没有比魏源进步多少。正如他三个时期的代表言论：海防初起时，“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舰队成军后，“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甲午战争爆发前，仍认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4]

反观日本这边，其早期对制海权的认识同样不足。如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即表示：“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直到后来，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

日本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山本权兵卫的意见也很快受到高度重视，海军发展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当务之急”。从这一层面上说，日本从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利益为目标，并以中国为“第一假想敌国”。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由此，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即使像奕、曾国藩、李鸿章这样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的中兴大臣，“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这一观点，把近代落后的责任全推在慈禧太后身上，虽说未必公平，但至少在北洋舰队的覆亡问题上，后者确实难逃其责。

康有为曾说：“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其弟子梁启超也说，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由此，“三千万”之说流传甚广。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之事一向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笔难以厘清的糊涂账。学者们的考证也出入极大，最少说300万，最多说8000万，一般认为在2000万到3000万，还有600万、1000万之说，一直没有定论。[5]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其挪用经费必然巨大，且对海军发展影响至大。归根结底，慈禧太后是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否则的话，不要说去挪用本就有限的海军经费，就说一堂堂大清帝国，一支海军如何够用呢？

海军从来就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十九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主流是以武力开拓市场甚至强占殖民地。清廷昧于世界大势，坐视邻国以侵略性的姿态突然崛起，这无疑是为后来的半个世纪埋下了祸根。正因为老太后（或说清廷）对北洋舰队的战略定位是“看家护院”而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这支舰队去远洋作战，这种浅尝辄止的妇人心态决定了北洋舰队最终的失败命运。正因为战略上的不重视，才有停止购舰的愚蠢短视之举，并最终酿成了割让大片国土、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最具讽刺的是，清廷拿得出赔偿的巨款，却拿不出继续发展海军的钱，女人与孺子当国，可悲可叹。

甲午年前，有人从日本回来，说日本天皇为省下钱来建设海军而每天只吃一顿饭，这一“谣言”被京城中传为笑谈，群众们都说，“唉，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唐德刚也在《晚清三十年》中说，日本为了搞海军，国防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军舰，甚至全民捐款，连明治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

和慈禧太后比，日本太后实在太穷了。可是，北洋舰队停购新舰而在昆明湖里大办“海军学堂”之日，正是日本舰队高速发展之时。仅1889年后，日本就购买了9艘最新型的快速战舰，并配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海疆陆防的隆隆炮声中，慈禧太后仍在皇宫与颐和园搞她的六十寿诞而不惜万金，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以移作军费时，老太后愤怒地喊道：“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虽说这只是小说家言，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甲午年的那出历史悲喜剧。

[1]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0页。

[2]胡思敏：《国闻备乘》，第36页。

[3]张富强：《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4]张鸿福：《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5]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2页。

7.长崎事件：北洋水兵的洋斗殴

1886年7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及总教习琅威理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巡防操演。之后，“超勇”“扬威”两舰前往海参崴待命，以接回当时参加中俄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官员吴大澂；余下四舰则由丁汝昌率领前往日本长崎进行修理维护。

之所以要前往长崎，主要是因为旅顺军港尚未完工，而当时亚洲只有长崎才有供巨舰维修的大船坞。当然，由于中日因琉球、朝鲜等问题多有龉龃甚至悬案未结，李鸿章此次派出“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慑吓阻”之意。

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颇有些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而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镇远”号也确实非同凡响，二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220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2座复合平卧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马力，航速14.5节（“镇远”舰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装甲总重为1461吨，煤柜载煤量700吨，编制329至363人。

两舰的主要武器为：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4门、克虏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4门、37毫米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毫米、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该舰管带为总兵衔（仅次于提督）。这两艘主力铁甲舰回国后，北洋舰队立刻鸟枪换炮，一举成为“远东第一舰队”。

8月1日，北洋四舰抵达长崎港，立刻在当地引发了轰动。在两艘威风凛凛的巨舰面前，前来观看的日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真是把眼也看红了，把脸也看绿了，把心也看得烧起来了，其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可以想象，多数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复杂到可以用“百味杂陈”来形容，那种“羡慕、恐惧、愤懑、嫉妒、仇恨、震惊、自惭形秽、怒火中烧”的感觉，是相当的不是滋味。

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一向复杂而矛盾，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一向有“学生对老师”的心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相比于故步自封的大清国，他们在心理上难免有傲视之意。但是，这次北洋舰队的来访，对他们的心理打击太大了。

日本原本也闭关锁国，像中国开放广州“十三行”一样，日本也只开放长崎作为贸易的窗口，因而中国人在长崎做生意已有一定的历史。但是，这些被限制在一定地域的中国人常被日本警察欺凌，这次北洋舰队的到来算是给了他们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对此，日本警察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按国际惯例，常年漂在海上、数月不见大陆的水手或水兵们，上岸后总是喜欢发泄胡闹，北洋舰队也不例外。或许是因为听了同胞的诉苦，或者是因为枯燥的海上生活后引发的放纵，一些上岸醉酒的北洋水兵，“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日本人语），以至于日本警察也只能给他们让路。“我已侮彼，彼亦侮我”，双方的情绪对立日益严重。

8月13日，舰队放假一天，水兵们借机上岸购物，其中有几个水兵跑到当地妓院，结果捅下大娄子。据说，当时因为妓院宾客盈门，生意好得不得了，这几个中国小伙在排队等候时，有个声称是VIP（或是会员）的日本客人不经排队便径直入内，这下惹出事端。一番争执后，水兵们与妓院老板大打出手，砸坏了人家的玻璃和家具，结果把警察给召来，但北洋水兵人多势众，赶来平息事端的日本警察反被打成重伤。

由于情形比较混乱，当时的《长崎快报》是这样报道的：“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

总而言之，在当日事件中，一名日本警察重伤（后死亡）、一名中国水兵轻伤。事情后来都交由中国驻长崎领事处理，但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吃了亏，断然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此事发生后，提督丁汝昌严饬水兵不许滋事，不许上岸，因而14日那天彼此相安无事，事态似乎得到了平息。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气氛里，15日却发生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

15日下午，北洋水兵被许可上岸购物消遣，当天上岸者有四五百人之多。这些人当时主要集中在华人街一带的餐馆或商店里，浑然不知危险已一步步在向他们靠近。傍晚时分，数百名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各街道两头堵住，突然持刀追杀那些在街上游逛的北洋水兵，混乱中一些本地人也从楼上浇沸水、掷石块，有的甚至也拿着刀棍参与混战。

由于猝不及防，加上没有携带武器，北洋水兵们这次吃了大亏。事后统计，在这次冲突中，北洋水兵当场死亡5名（事后因重伤又死亡3名），40多人受伤；日本警察也被打死1名，受伤者30名，另外有多名当地日本人负伤。

根据日方制作的《长崎港清舰水兵喧斗事件》的验伤报告，北洋水兵受刀伤的37人，日方为14名，而双方撞伤与打伤的数字基本接近，前者分别为6人，后者北洋水兵7名，日方9名。北洋水兵的刀伤大多集中在背后，可见当日被追杀的情形。毫无疑问，这是一起赤裸裸的、有预谋的报复行动。

据《申报》驻长崎访事人（即记者）的报道分析，“华兵与日人启衅之由，盖……日本巡捕向来轻视华人”，13日的事件本不是什么大事，结果酿成一死一伤的冲突。日本人吃亏后，心存谋害之心，14日就暗中联络并集合了包括士兵和当地浪人在内的数百人，并由日本警察局配发武器，图谋在次日对中国水手进行报复。

8月17日，驻日公使徐承祖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称“昨日我水手登岸，八点钟有日本巡查多人近前挑衅；又有数百名将各街巷之两头堵塞，逢兵便砍；并有日民千余，各持兵刃乱杀……日本人预存害心，千数百人以刀砍，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我兵无预防，散于各街头，购物者皆徒手，故吃大亏……”

日本外务省则诡辩称：“本月十三日夜，支那水兵对我人民逞凶，我巡查迅速前往制止，支那水兵以刀砍伤我巡查，支那兵亦有微伤。十五日，支那水兵上岸，人数众多，至下午八时，突有一名支那兵，欲摘取巡逻于广马场巡查之制帽。此时，忽有百余名水兵纷然冲出，聚众殴打，遂打死巡查一名……近旁人民携带防身武器，冲向水兵，杀伤多名……”

日方的说法显然不值一辩，将责任推给连是谁都不知道的所谓日本“人民”，其用意无非掩盖那些策划并制造这场事件的日本警察，以免引起更严重的外交冲突。毕竟，警察是公职人员，而所谓“人民”，责任不好追究且不说，又上哪找去？

为防止事件升级和密谋外泄，日本外务省在22日成立新闻检查科，命令长崎、大阪、兵库和其他府县的各家报刊在报道“长崎事件”时，必须事先交新闻检查科审稿，以禁止刊登辱骂中国的言辞与涉及机密的报道。

“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一边给北洋士兵护短，一边大为愤怒地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其中不无威胁地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在之前，总教习琅威理也建议立刻对日本宣战，炮轰长崎作为报复。

事后，日方随即对冲绳和对马的战备情况进行调查，而冲绳县知事立刻带领几十名警察踏上归途（因中日间的“琉球案”仍旧悬而未决）。尽管一些日本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要求政府“不屈服于任何恫吓或压力”，但毕竟底气不足。

当时日本虽说已经变法维新，但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十来年间便完全改变，何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尽管日本人对“顽固保守”的中国报以蔑视，但中国毕竟是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这种历史阴影并不容易抹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及军力仍高于日本，仅就海军而言，日本只有3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而北洋舰队光7000吨级的铁甲舰就有两艘，其他巡洋舰、炮舰、运输舰等，其数量和质量也远在日本之上。

但到最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还是冷静下来，因为当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财政困难，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动员军队。如因“长崎事件”向日本宣战，势必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再者，中日两国毕竟一衣带水，当时也没有后来那样极端对立，开战于人于己都未必是好事。在此前提下，中日双方最后决定以外交和法律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折冲下，中日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称“争斗事件原为语言不通，彼此误解，遂致互斗死伤”；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两国司法部门根据本国法律，各自斟酌处办，互不干预”；最后，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元，士兵7名31500元，致残6名15000元），中国赔给日本15500元（其中警部1名6000元，巡查1名4500元，致残2名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这事算是和平了结，双方互让一步，彼此体面下台。

从赔款上来看，中国似乎赢得了这场外交谈判，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只赔款不惩凶，也不追究背后的阴谋，显然日本占了大便宜。事后，李鸿章也颇有些悻悻然地说：“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老实不客气地说，李鸿章派北洋四舰去长崎确实有些“炫耀武力”的意思，但老李没想到的是，北洋舰队的两艘巨舰对日本人的民族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经过这次事件，日本的反华仇华情绪进一步高涨，从军国主义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北洋舰队充满了敌意。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酒后滋事，竟然还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在此情绪鼓动下，“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日本海军的首要目标和口号。就连当时的日本小孩，他们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有意煽惑下，日本的反华情绪很快变成了赶超北洋舰队的动力。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否就此毫无悬念地恶化下去呢？这倒也不尽然。1891年5月，俄国皇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前往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仪式，由于绕的是海路，因而他顺道前往东亚国家参观访问。到中国后，俄国皇太子受到盛情接待，一行人先到广东，之后由邓世昌率“致远”号等军舰一路护送到江苏，随后又沿长江往内地游历。

中国之行结束后，俄国皇太子又前往日本访问，日方也是极尽殷勤，一路上好生款待。谁知越是这样，就越容易忙中出错。5月11日，日方安排皇太子一行前往滋贺县大津名胜琵琶湖参观时，途中一名负责保卫工作的日本警察突然拔出军刀，向“保护对象”的头上狠狠砍去，好在同游的希腊王子反应敏捷，用随身携带的手杖奋力挡住，并与其他警察一起制服了凶手，皇太子只在头部留下一道9厘米的伤口而已。这就是所谓的“琵琶湖事件”。

事后，惊魂未定的俄国皇太子中断访日行程，国际舆论也纷纷指责日本“野蛮而不开化”。这时，沙皇更是扬言，如日本不能给予满意答复的话，届时将不惜兵戎相见。强邻恫吓下，日本政府被吓得要死，它最为担心的是俄国以此事件为借口发动讨伐战争，届时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对俄国在东亚的扩张是又怕又恨，那位名叫津田三藏的日本警察后来也供述称，其刺杀动机是认为俄国是日本的大敌，所以要乘此机会为国除害。

由于担心俄国借机报复，明治天皇先是派出御医看访，后又亲赴俄国军舰慰问，日本政府也反复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俄方道歉，并承诺严惩凶手，为皇太子出气。这些还不够，日本政府还下令国内各庙宇、教会为皇太子尽快痊愈而祈祷；在电报“寸字寸金”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慰问电竟如雪花般飘来，多达一万多封。更有甚者，日本千叶县一位名叫畠山勇子的女子在京都府厅前留下道歉遗书后刺喉自尽，以此向俄方谢罪，事情是越搞越不像话。

最后，刺客津田三藏被日本地方法院从速判处无期徒刑，而俄方在日本一浪接一浪的赔罪声中，虽有心发难，但最终还是隐忍未发。之后，俄国皇太子在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仪式后，很快又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其进军东亚的步伐大大加快。

在向俄国示好而未被理睬的情况下，感到势单力薄的日本再度邀请北洋舰队访日，以改善中日关系并试探“联中制俄”的可能性。同年7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前往日本访问，日方对此极为重视并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北洋舰队编队进入横滨港时，日本军舰鸣21响礼炮迎接，其他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则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港内礼炮齐鸣，此起彼伏，蔚为壮观。

之后，日本新闻界也稍稍收敛了之前一贯敌视并轻视中国的口吻，如《时事新报》即报道称，北洋舰队“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东京朝日新闻》也以“清国水兵之现象”为题报道说，“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1]

对于北洋舰队的此次来访，日方可谓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欢迎，各种场合都有意营造“中日友好”的气氛。在日期间，明治天皇还特地在东京接见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及随行各管带，礼仪非常隆重。

之后，日本外务省等方面也纷纷举办游园会、招待会，以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及水兵。期间，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设专宴招待丁汝昌一行人，宾主相谈甚欢。觥觚交错间，颇感于日方盛情的丁汝昌发表即席讲话，大意是，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2]对此，日方人员听后也是若有所思。

回国前，丁汝昌也在“定远”旗舰上举行答谢招待会，邀请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一方面展示了北洋舰队的威容，一方面也表示中日两国乃“同文共域之邦”，“交谊日亲”。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舰回访天津，中日关系似有向好的转机。

但是，随着俄太子被刺危机的化解，日本“萨长派”政客与军人们又蠢蠢欲动起来。如山县有朋即认为，俄国扩张南下，日俄难免一战，而中国虚弱依旧，短时间难有起色；因此，日本“应在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准备获取权益。……到那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与其坐待中国强大，然后与之携手抗俄，倒不如早点寻找机会发动对清战争，夺取朝鲜乃至满洲为战略缓冲地，为日俄决战之先手。由此，日本的军备扩张更是进一步轰然前行了。

[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2页。

[2]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2页。

8.猛虎在山：虚张声势吓不倒人

1891年7月，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在参观来访的“定远”号后，不无苦涩地说，舰上“巨炮4门，直径1尺，长25尺，当时我国所未有”，“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近代中日海军的发展，说白了就是一部相互竞争史。客观地说，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其对海权要敏感一些，最初水平也相对更高一些。如其开国后，胜海舟等人即在美方人员的帮助下，有过驾驶幕府军舰“咸临丸”横渡太平洋的壮举。之后，幕府及萨摩等藩也都纷纷购买西洋军舰并着力培养海军人才。但总的说来，日本有意识、有系统地发展海军还是明治维新后的事。

1870年，日本兵部省提出一个为期20年、建造200艘军舰的海军发展计划。由于目标过于庞大，实非当时日本国力所能承受，最终作罢。3年后，日本海军卿胜海舟再次提出一个为期18年、建造104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其中包括26艘铁甲舰、14艘大型舰、32艘中型舰、16艘小型舰、16艘运输船，但同样因财政困难而夭折。

1874年侵台之战中，日本靠着幕藩时代的几艘旧舰船就敢前往台湾冒险，后遭到清廷的大举反击才意识到本国海军严重不足，于是次年向英国订购了3艘军舰，这就是后来的“扶桑”“金刚”“比睿”3舰。值得一提的是“扶桑”号铁甲舰，其排水量3717吨，航速13节，装有240毫米克虏伯炮4门，170毫米克虏伯炮2门，这一铁甲舰在当时东亚仅此一艘，无疑给日本吞并琉球增加了不少的底气。

与此同时，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也开始尝试自造军舰，其中包括“清辉”“天城”与“磐城”3舰。但是，这3艘军舰均非铁甲而大体是欧美被淘汰的兵轮，和福建船政局所造军舰倒有些类似，因而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日本购买铁甲舰并吞并琉球的事件大大刺激了清廷，北洋水师随后也大举向英、德两国订造军舰。1881年后，随着“扬威”“超勇”等军舰的回国，日本在朝鲜“壬午兵变”及之后“甲申政变”中无法与海陆军均处于优势的清军对抗，中日在朝冲突以妥协告终。

事后，继任海军卿的川村纯义对日本海军的状况深感忧虑，他于1881底提出一个5年计划，提议每年新建3艘军舰、20年建造60舰，但这一计划未被采纳。1年后，川村纯义感到“东洋形势已非昔比”，于是又拟定了一个8年计划，将新建军舰数量减为32艘，其中5艘大型舰、15艘中小型舰、12艘鱼雷舰，建造费用2664万日元。经再次上奏后，明治天皇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决定从酿酒、烟草等行业中新增的750万日元税收里每年拨出300万专款用于扩张海军，这也是日本首次将军舰建造费单独列编。此外，海军省也每年从定额经费中拨出33万日元，以凑足之前所设定的2664万日元预算之数。

之后，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浪速”与“高千穗”两舰相继于1885年回国，这两艘巡洋舰排水量约3700吨，设计上与北洋舰队的“扬威”“超勇”舰有些渊源，可视为后者的放大版。在此期间，正当日本按部就班地实施其计划时，中国从英德两国订造的军舰相继回国，北洋舰队实力大增，特别是“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更是在东亚水域横行一时，无可匹敌，这一现实不免让日本人感到既嫉又恨，不去不快。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长崎时发生的水兵斗殴事件更是大大刺激了日本，令其决定加速追赶中国海军。

“长崎事件”结案不到一个月，明治天皇即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以身作则，拨出内帑30万日元作为海军补助金。没多久，明治天皇再次发布敕谕，决定在之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屡屡发表演说，呼吁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踊跃捐钱捐物。之后，在舆论界的不断鼓噪下，在对“定远”“镇远”的愤恨声中，日本的这场“献金”热潮在半年间即筹集了200多万日元，这些钱全部用于订造新军舰。

由于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是1878年建成的“扶桑”号铁甲舰，其排水量仅为“定远”号的一半，老式八角炮房内配备的4门240毫米炮也无法穿透“定远”号厚达250-356毫米的装甲，日本之后决定重金打造3艘专门的海防舰，这就是后来的“三景舰”——“严岛”“松岛”及“桥立”号（取名来自“日本三景”之宫城县松岛、京都府天桥立、广岛县严岛）。此外，根据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的海军扩张计划，日本将在10年内建造54艘舰艇，总排水量达到66300吨。

说老实话，各国海军都是靠钱堆出来的，日本也不例外。为实现其海军扩张计划，天皇、官员和老百姓的那点捐献当然远远不够。为此，日本于1886年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以满足1886-1888年度的造舰预算。这笔费用，也被称为海军“别途费”（即“特别费”）。经多方物色，日本最终选定法国工程师白劳易来主持设计建造“三景舰”。白劳易于1840年出生在法国南希，1885年后由海军卿川村纯义聘请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横须贺海军造船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曾为日本设计“高雄”号与“八重山”号两艘无防护巡洋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舰都是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其中“高雄”号排水量1770吨，是日本第一艘采用钢骨铁皮结构的军舰，代表了日本当时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八重山”号则马力大、航速高，是日本第一艘通报舰并兼作鱼雷艇母舰，舰上可装载5艘鱼雷艇的补给品。

接到新任务后，白劳易与日本助手们开始设计专门克制“定、镇”两舰的海防舰。最初，白劳易打算设计为6000吨级的一等海防舰，但由于受建造经费的制约，最后改为吨位稍小而费用较廉的二等海防舰。由于在防护上无法与“定、镇”两舰抗衡，白劳易决定装备更大威力的火炮来加以对抗，这就是所谓“320毫米巨炮”，即通过更长的身管以达到足以穿透“定、镇”两舰装甲的炮弹速度。“三景舰”中，“严岛”“松岛”均在法国制造，后于1892年返回日本；“桥立”号则由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这不仅代表了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一大突破，同时也证明日本军舰的制造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

“三景舰”竣工后，立刻作为主力舰编入日本海军现役，“松岛”号还充当了舰队旗舰。不过，尽管当时日本国民对“三景舰”的建成感到欢欣鼓舞并充满了种种希望，但三舰缺陷也很明显，因为其排水量只有4200吨左右，比较起来还是炮大舰小，开炮后舰体明显晃动，导致瞄准、转动十分困难；加上其装甲薄弱，也有人将之讥为“手持利刃的赤身裸体兵”。之后的甲午海战也证明，“三景舰”并未发挥大的作用。

1890年，继西乡从道担任海军大臣的桦山资纪提出新的海军计划，即在此后7年间建造12万吨舰艇。内阁会议经讨论后压缩了上述造舰议案，决定在1891年后的5年中建造包括2艘巡洋舰在内的5艘军舰。在“三景舰”建造的同时，日本从英国订造的“千代田”号巡洋舰（排水量2439吨）也于1891年回到日本。1893年，由英国工程师设计、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的“秋津洲”号竣工，排水量3150吨。

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吉野”号系英国设计师威廉·怀特爵士设计，阿姆斯特朗埃尓斯维克工厂建造。该舰于1893年建成，据说本为中国海军订造，后因经费问题而转售日本（似不确）。“吉野”舰是当时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其航速高达23节，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快舰”，并装备了阿姆斯特朗兵工厂最新设计的速射炮。“吉野”号回国后，立即成为日本舰队的中坚主力。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北洋舰队曾长期占据优势，但就在甲午战前的五六年中，由于清廷停止购舰而日本海军加速购舰、造舰，这一进一退之间，双方的差距被迅速拉平。据《德意志海军年鉴》统计，1887年中国海军总吨位69000吨，日本海军为39000吨，差距明显。但在1888年后的6年间，日本添置了大小军舰12艘，新增海军吨位近18000吨，而北洋舰队未添一舰一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一线主力舰13艘，总吨位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的总吨位（不到30000吨）。更要命的是，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购、新造军舰，舰龄短，航速快，性能先进，其火炮数量、火炮口径、射击速度和弹药威力等方面均超越了北洋舰队舰艇。

在指挥机构上，日本海军军令部于1893年制定作战条例，之后又建立“战时大本营”体制，以便战时统一指挥（后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即其产物），而反观清廷这边，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等互不统属，相互牵制，完全没有形成合力。甲午前，中国四支舰队的排水量约8万吨，但除了北洋舰队拥有铁甲舰和大型巡洋舰能够出海作战外，其他三支舰队虽说舰艇数量不少，但多为陈旧小舰，不堪出战。如福建水师不过4艘小炮舰、6艘辅助舰和1艘鱼雷艇，南洋水师虽说有6艘巡洋舰，但舰体老化严重，航速迟缓，而广东水师虽然号称有30艘舰艇，但除了广甲、广乙、广丙三舰排水量约千余吨外，其他都是数百吨的小炮舰或辅助舰，而且很多是木壳船，根本不可能用于作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军队的士气与精神面貌、水兵的训练水平与将领指挥能力等诸多方面，甲午前的中日海军远不是什么旗鼓相当，而是差距很大。此外，从“桥立”号和“秋津洲”号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造船（包括修船）水平及船坞水准都远远超过了中国。至此，北洋舰队成军时“世界排名前八”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

回想1885年清廷创立海军衙门时，日方深为恐惧，而原外务卿副岛种臣却力排众议，他表示：“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此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不幸而言中。

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这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而刁诡的是，每逢老太后整寿，一向多事（如1874年同治驾崩、1884年中法战争，1904日俄战争）。这年年初，为给慈禧太后祝寿，皇宫与颐和园都修缮一新，不说穷奢极欲，至少也是大事铺张。当年5月，正是北洋舰队的三年大阅之期，南洋水师之“南琛”等6舰、广东水师之“广甲”等3舰也前来会操，30多艘军舰组成混合舰队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操练一圈，历时半月，声势一时无两。

校阅结束后，李鸿章上奏清廷，先说了一大段的成绩，最后却颇为忧心忡忡地表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1]

会操刚一结束，朝鲜东学党即揭旗举事，之后朝事日益糜烂，一发而不可收拾。当年7月，清廷意识到中日“将有决裂之势”而要求李鸿章预作准备时，后者奏复称，北洋舰队“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此外，兵饷、兵力恐都不足。

这一答复，显然出乎中枢意料之外，清廷随后将密谕以五百里加急的形式送至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己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着即逐一详细复奏！”

关于北洋舰队，李鸿章作如下答复：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迅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清廷立刻批准了北洋舰队的购舰要求，但此刻为时已晚，就算添购速射炮以临时救急，也很快因开战而无法备办。1894年7月4日，也就是李鸿章回奏清廷的同时，提督丁汝昌致电李鸿章，请求率战舰深入日本军舰密布的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看后很是不以为然，他含讥带讽地回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而已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谓不弱否？”[2]

一直以来，李鸿章只是将北洋舰队看作一支防御性的战略威慑力量，如其后来奏折中说的：“但令游弋北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但是，纸老虎毕竟是纸老虎，对中国内情洞察至微的日本人如何会轻易上当呢？历史的悲剧，从来就不是一天炼成的。

话说1885年醇亲王奕譞检阅海军时，从大沽到旅顺，从旅顺到威海，一路上龙旗飘扬，战舰如云，好一派威风场面。检阅毕，一行人乘“海晏”号回程至蓬莱庙岛海面时，忽见海市蜃楼，瑰丽多姿，光彩夺目，随行人员都向醇亲王贺喜，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祥瑞，乃皇朝永固之兆。醇亲王本人也很高兴，并命随行画师将之绘录上呈。[3]但是，事后也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暗示着清廷海防不过是海市蜃楼，如浮水烟云，美而易收，并不可恃。世事难料，幻假而真，或有一言兴邦，或有一语成谶，但不管是谶语还是幻象，甲午年的大考终于要来了。

[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页。

[2]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第四章　决战甲午

1.东学党乱：事情正在起变化

就算没有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甲午年也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当年3月，原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在上海被刺死。事后，刺客洪钟宇及金玉均遗体均被移交朝方。让世人大跌眼镜的是，朝鲜小朝廷竟将死者戮尸枭首，大卸八块，而刺客洪钟宇非但没治罪，反而封官晋爵，褒奖有加。

自“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即流亡日本，尽管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等民间意见领袖都对其抱有同情态度，但日本官方却是日渐冷淡，并以“保护”名义将之流放小笠原群岛，后又一度将其监禁于北海道札幌。之后，对日本大失所望的金玉均转而倡导中、日、朝三国合作，并打算经上海前往天津拜访李鸿章，以改善与中方关系。这时，刺客洪钟宇出现了。洪钟宇不是别人，正是在“甲申政变”中被杀的著名“开化党人”洪英植之子。[1]政变发生前，洪钟宇被父亲送到法国留学，后因无法回国而流落欧美各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洪钟宇被朝鲜小朝廷派出的人看上，之后以允准返国并加以重用为诱饵，令其前去伺机铲除金玉钧。

要说起来，洪钟宇其实是个投机分子，他去日本最初是抱着“脚踏两只船”的目的，即金玉均得到日本支持并有可能推翻朝鲜小朝廷的话，他就投靠金；如没有可能的话，就刺杀之，以此作为回国邀功晋爵的筹码。

洪钟宇到日本后，因为是故人之子，加上洪本人会多国语言，的确是个人才，金玉均当然对之毫无怀疑而信任有加。这时，另一个由朝方派出的杀手李逸稷也成功打入了金玉均的圈子，并负责刺杀另一位流亡的“开化党人”朴泳孝，双方一合计，决定同时动手。

1894年3月27日，洪钟宇随金玉钧等人乘“西京丸”号轮船来到上海，随后入住日本人所开的东和洋行。次日下午，金玉均被洪钟宇开枪刺死。在朝鲜小朝廷的要求下，中方派军舰“威靖”号将洪钟宇及金玉钧尸体送回。戮尸事件后，日方特别是右翼团体大为愤怒，随后举行了多场纪念金玉均的大规模集会，并叫嚣要对朝鲜与中国进行报复。玄洋社头目的野半介即信誓旦旦地说，金玉均的死肯定是清国人搞的诡计，军舰送回尸体即为明证，“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国耻，我们的口号是讨伐清韩暴虐政府，进行吊唁作战！”

对于玄洋社们的愤激，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不以为然，他认为，“为一亡命政客之横死而发动复仇战，终究是不可能的”，如日本要发动惩罚战争，就必须等待更好的机会。如其所愿的是，机会很快就来了，这就是紧随其后的“东学党之乱”。

话说西潮东来后，东亚人是被搞得七荤八素，前有洪秀全借“拜上帝教”起事，后有义和团民“扶清灭洋”，中间还有朝鲜东学党“反洋斥倭”，次次均与洋人有关，次次都是大事，次次都把中国害得很惨。这个朝鲜的“东学党”，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反其道而行之，其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以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在盲目排外方面堪称义和团大师兄的领路人。不过，无论是东学党、拜上帝教还是义和团，本质是相通的，那就是造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起义从来就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如当时的民谣传唱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小朝廷也是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正所谓，常在火山口，哪有不烧身？

早在1893年，因朝鲜南部遭遇灾荒的缘故，东学党已经开始间间断断地小规模起事，“东学道”二代教主崔时亨甚至率徒众潜入汉城，并公开要求为一代教主崔济愚（于1864年被处死）伸冤。与此同时，各国公使馆外也贴满了“驱逐倭洋”的标语，令汉城的“外国友人们”大为惊恐。为尽到宗主国的责任，在朝的“监国大员”袁世凯请求李鸿章派军舰前往仁川。李鸿章先是派出“靖远”“来远”两舰，之后又派“济远”“经远”前去替换。

在北洋军舰的威势下，汉城一带局势初定，但南部却是风潮迭起，特别在“东学道”地方领袖全琫准的率领下，起义队伍一下发展到数万人。眼看情况不对，朝鲜小朝廷派出上千京兵乘“平远”号军舰及“苍龙”号运兵船从海路进击。官军最初旗开得胜，孰料后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被设伏的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几近全军覆没。当年6月1日，全琫准起义军一举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由于全州是李氏王朝的起源地，朝鲜小王朝大为震惊但又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只能厚着脸皮向清廷求援。

说到这里，却要补充一下日本“放火者”天佑侠的秘密勾当。4月上旬，“东学党”尚未大起之时，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即派人到釜山收集有关起义的情报。5月后，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受命组织了一支名为“天佑侠”的谍报团打入“东学党”内部，目的是改变朝鲜人的反日情绪，并设法在中日之间挑起争端，以便为日军入朝制造借口。川上操六还特别强调，金玉均的遇刺说明日中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想迅速解决时局，就需要一个点火者。一旦大火燃起，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大日本皇军将立刻赶赴现场，进入攻击阵位”；至于“天佑侠”的任务，就是“为帝国出兵朝鲜制造借口，要设法怂恿清国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之乱，巧妙地把清国政府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之中！”

在“天佑侠”的帮助下，全琫准率领起义军一举打败朝鲜官军，“放火”任务顺利完成。之后，按日本军部的命令，这支“纵火队”又改为谍报队，一方面不断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引诱“东学党”投入反清战争，为日本介入局势制造条件。

再说清廷这边，收到朝鲜小朝廷的求援后，即命李鸿章妥为处理。李鸿章随后发电报给袁世凯，询问朝鲜局势究竟如何。6月3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称全罗道一带“民习凶悍，素称难治”，且距汉城仅四百余里，如“任其北窜，恐京畿骚动，所损匪细”。据他了解，朝鲜各军未经战阵，恐只能护卫都会而无力平乱。因此，他的意见是，朝鲜壬午、甲申两次内乱都是靠中国军队平定，这次恐怕还要出兵，以为“将来捍卫之计”。对于李鸿章所关注的日本方面动向，袁世凯则报告说，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濬曾与之会晤，“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收到袁世凯的报告后，李鸿章有些放心了。6月6日，在“超勇”号的护送下，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首批清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9日，清军于牙山登陆，随后即投入朝方在全州的招讨行动。

看到清军出兵了，日本方面很是松了口气。早在驻日公使汪凤藻奉命照会日方前，川上操六等人已经制定了出兵方策，认为：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胜；这些兵力到达汉城而一战即胜，清国必然求和；如清国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则讲和的成立将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并先派去一个混成旅团”。最狂妄的是，他们讨论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动战争和如何取胜”。[2]

6月5日，也就是汪凤藻照会日本的前一天，日本参谋本部已经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决定“动员第五师团之一部编成一个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派往朝鲜”。6月7日，即收到汪凤藻照会的次日，日本外务省立即照复称，贵国所谓“保护属邦”，本国从未承认；根据《天津条约》，本国也将出兵朝鲜。也就在这一天，在“保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下，日本海军陆战队400余人乘“八重山”号军舰向朝鲜先行出发。

得知大鸟圭介带兵赴朝后，汪凤藻这才感到大事不妙。不久前，汪凤藻还向李鸿章报告说，日本议会正在为倒阁之事吵闹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孰料，正当汪凤藻打算看东邻搞“议会政治”的笑话时，日本军方却把他给蒙在了鼓里。

作为驻日公使，汪凤藻对日本军方的动向一无所知当然有失职之嫌，但这事也不能完全怪在他头上。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即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这次的出兵计划，“因属外交和军事机密，社会人士自然无从臆测。反对派不知政府的计划已经到如此程度，因而不断在其机关报上，或派人到处游说，鼓吹向朝鲜出兵为当前的急务，并猛烈攻击政府的因循误事，以暗泄解散议会的余愤。”最可悲的是，那些平素反对政府的政党政客们在战争问题上同样是不甘落后，他们“不断鼓动舆论，极力扩大战争气氛”，而这就是所谓的日本“宪政”。[3]从经济上来看，日本军政界企图借朝鲜变乱发动战争并不奇怪。1890年后，日本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各地不断出现“米粮暴动”，经济陷入危机；而且这时，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反对党也不断对政府提出强烈批评，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因此，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摆脱困境并向国外转嫁危机。

日本急于霸占朝鲜也有另外一种考量，那就是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远大于朝鲜对中国的意义。在中国看来，朝鲜更多是政治意义上的藩属国象征，以满足天朝可怜的虚荣感。但对日本来说，朝鲜却是事关重大，有着切身的经济利益。早在明治维新前，朝鲜就一直是日本最重要的大米供应国；而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商业急速发展，由此也很快遇到了原料和市场问题。最初，日本尝试向中国发展，但受到《天津条约》的种种限制，日本资本完全敌不过那些享受在华特权（如设厂、关税等）的欧美企业。由此，打开并控制朝鲜成为日本经济扩张的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用武力将中国从朝鲜驱逐出去。

回到前面的话题。在大鸟圭介率海军陆战队离开日本后，日军大岛混成旅团先遣部队1500余人随后于6月8日向朝鲜进发，并于12日仁川登陆后马不停蹄地开进了汉城。而在这时，朝鲜起义军已经退出全州，局势日趋平静。在此情况下，朝鲜小朝廷先后照会中日两国，要求双方同时撤军。对此，李鸿章满口答应，但日方却极为蛮横地拒绝了，其理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再者，日本不信任中国，害怕再次受到“欺骗”。

不仅如此，日本还进一步向朝鲜增兵。6月16日，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3千余日军抵达仁川，同时还载有大批军火。至此，日本已有8艘军舰、5千陆军驻扎朝鲜，而此时驻屯牙山的清军仅2千余人，日本兵力是清军的两倍以上，而且还占据了仁川、汉城等战略要津。很明显，日本这次是吸取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的教训而决意控制朝鲜，并伺机将中方势力驱逐出去。

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欧美列强有意出面调停，以促使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这时绝口不提撤兵之事，反而抛出了所谓“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按这一方案，朝鲜将在中日监督下实行改革，而改革内容完全是日方一手拟定，一言以蔽之，将朝鲜完全“日本化”。日本之举，其实是打着“文明开化”的幌子来堵住列强的嘴，同时以此来激怒清廷，制造决裂的机会。

事实上，在大鸟圭介赴朝鲜之前，陆奥宗光已下达明确指示：“我们虽然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平稳的最终结局，但是我国必须恢复前两次遭到损害的声誉。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最重要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

据日本《时事新闻》事后的报道，大鸟圭介是这样描述当时之事的：“我询问陆奥的意向，不料他却与我等所见一致，想借此机会把清国打败。我兴奋喜悦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此时，我向送行的陆奥说，这次我不想生还了。陆奥挥洒着热泪说，你死了，我一定把你遗骨运回日本，好好干吧！”

到达汉城后，大鸟圭介发现当地局势安定，外方对日本如此大做文章有所不满，由此向陆奥宗光请示，是否将部分兵力撤回待命。但是，这一建议被陆奥宗光坚决否定了，在后者看来，“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4]

7月后，在朝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陆奥宗光更是直接向大鸟圭介发出指令：“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为此，刚从汉城回国的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受命立即返回朝鲜，并负责向大鸟圭介传达陆奥宗光的密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5]

在日方步步紧逼特别是日军的包围下，先前风光无限的袁世凯也只能徒呼奈何。他向李鸿章发电报称，“日本图韩，蓄意已久，恐非口舌能了，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事机已迫，乞宪度迅赐施行。”驻屯牙山而已成绝地的清军将领聂士成也上书李鸿章请示：朝廷之计究竟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与日本决一雌雄？如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即可撤回；如要与日本决战，应立刻调派大军入朝，否则时机稍纵即逝，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敢于在这时发难，其实也是看准了中方不敢轻易在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诞之年大动干戈，由此才会肆无忌惮。对此，李鸿章无奈，袁世凯更是坐困愁城，惊恐不安。事实上，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日本人对他是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如任由日军不断增兵而中方毫无对策，非但汉城将沦为日本人的天下，恐怕连他本人也难逃日军魔掌。

为此，袁世凯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断向李鸿章发电报，要求撤旗回国，免为日人所困。但是，此时的李鸿章仍寄托于列强调停，一再严令袁世凯留在朝鲜继续斡旋，以待事机转折。7月5日，袁世凯见事态已如此急迫，急电李鸿章称：“日兵万人，分守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其志甚奢。……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定不肯空返，欲寻衅，何患无隙？叶军居牙山，势不能接济。……若以牙军与日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乞速裁度！”

在李鸿章未答复的情况下，袁世凯再发急电：“凯在此已无办法，徒受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绍仪）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嫉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乞速示！”[6]

在给李鸿章连连发电的同时，袁世凯又给津海关道盛宣怀发去密电，企图借李鸿章身边的这个大红人为之说情：“盛大人：密。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乞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

袁世凯的密电可谓粗俗而直白，但话糙理不糙，说白了就这么回事。看到这里，就算再愚钝的人也该明白，此刻的“袁大监国”真是走投无路，没辙了。但是，李鸿章对此未予置评，而只是将电报转给总理衙门，最后由朝廷下旨：袁世凯与各国驻朝使臣熟悉，在彼可互通消息，“著毋庸调回”。这下，袁世凯是急火攻心，连夜发起了高烧，彻底躺倒不干了。

事后也有人说，袁世凯是为了逃避战争责任而故意装病，以此逃离朝鲜危地，这一说法似乎略欠公道。7月9日，袁世凯再次给李鸿章发去电报，称“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同日，代理袁世凯事务的唐绍仪也向李鸿章发电，称现在汉城两署办公，只余二员，今闻南北进兵，均已逃去，无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已难料理；如今袁道（即袁世凯）病得很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至极，留在汉城恐怕九死一生，如此人才可用，如弃之不顾的话，未免可惜，云云。

最初，李鸿章对袁世凯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很不以为然，他不表态而转由清廷下旨，其实就是一种态度。这一次，在袁世凯的求救与唐绍仪的说情下，老李总算动了恻隐之心，并就调回袁世凯一事与总理衙门商议，最终于7月15日得到朝廷旨意，“袁世凯著准其调回”。得到这个电报后，袁世凯真是如蒙大赦，连夜打点行装逃离汉城。据说，一路上还有日本间谍企图刺杀袁世凯，最后还是靠唐绍仪于夜半时分拿着两枪两刀并乘双马将之送到江边上船，这才逃过一劫的。[7]

据王伯恭《蜷庐随笔》中说，事后恭亲王奕曾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后者叹道：“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默然而罢。从事理上说，袁世凯或有误报之嫌，但不应负决策失误之责，李鸿章此对不失为大臣之体。

袁世凯前脚刚回国，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即于7月19日向朝方提出四条要求：一是允许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的军用电线；二是为日军修建兵营；三是让朝鲜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四是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并限令22日前答复。

规定的期限一过，朝方没有答复，日军即于7月23日清晨闯入王宫，朝鲜国王李熙被劫持。之后，1886年被释放回国的大院君被“重新出山”，用以组织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新政府”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这正是日本人所处心积虑、迫切需要的。

[1]另一种说法是，洪钟宇只是洪英植的同宗，并非父子关系。

[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3页。

[3]（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页，第9页。

[4]（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页。

[5]（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9页。

[6]刘忆江：《李鸿章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7]刘忆江：《李鸿章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2.丰岛海战：日军打响了第一炮

在日本人的一再逼迫下，清廷真是忍无可忍，随后谕令李鸿章立刻备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时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慑于朝廷的严责，加上日本完全关闭了外交谈判的大门，李鸿章只得于7月中旬派兵入朝增援。

最初，入援平壤的计划还算比较顺利，记名提督卫汝贵率盛军6000人由大沽口登船、总兵马玉昆率毅军2000人由旅顺登船，分别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另外，总兵左宝贵率奉军及聂桂林的靖边军约6000人、副都统丰升阿率练军1500人也渡鸭绿江入朝，四路大军于8月上旬分别进驻平壤。

陆路进发的同时，为增援牙山的叶志超部，李鸿章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2500人，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前往牙山。为防不测，又调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由于牙山登陆困难，三船同时到达的话，一时间难以同时上岸，于是三船分批出发，“爱仁”号最先，“飞鲸”号次之，“高升”号最后。

殊不知，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早已潜藏在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家中，他通过贿赂获得了大量情报，“高升”号的出发时间即被石川伍一提前告知了日军（案发后，石川伍一和刘树芬两人均被斩首）。日军大本营获得情报后，立即派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开始寻找清军运兵船的踪迹。

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一路巡游查找，并于清晨时分到达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这一天，正好晴朗无云，海上能见度高，便于瞭望。突然间，日舰见丰岛方向有两艘军舰喷烟而来，不一会，便看清迎面而来的正是“济远”和“广乙”两舰。

原来，护送任务的指挥官、“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领三舰将“爱仁”号和“飞鲸”号安全护送到朝鲜牙山后，由于“威远”号系国产的老旧舰艇，航速较慢，于是方伯谦令其先期返航，等“爱仁”号和“飞鲸”号上的清军士兵大体登岸后，这才率领“济远”舰和“广乙”舰沿途返回，准备去接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没想到的是，两舰刚一出牙山湾，就和日本第一游击队的三舰迎头撞上。

上午7时45分，“吉野”号气势汹汹地奔上前去，首先向“济远”号发炮。“济远”见来者不善，随后也奋勇发炮回击。听到炮声后，“秋津洲”号立刻赶来参战，并于7时55分开始向“济远”号开炮。而在此时，“浪速”号也迅速靠近，三舰同时炮击“济远”，日方期待已久的战争，终于打响了。

当时双方的实力差距相当悬殊。日本三舰共拥有30门炮，其中速射炮22门，而“济远”“广乙”两舰只有旧后膛炮共5门，速射炮一门都没有；敌舰速度都在18节以上，“吉野”号甚至达到23节，而“济远”号只有15节；“广乙”号只是一艘鱼雷巡洋舰，战斗力很弱；从军舰的排水量上看，日舰均在3000吨以上，其中“吉野”号达4200吨，而“济远”号是2300吨，“广乙”号只有1000吨。

刚一接战，日本三舰即聚攻“济远”，炮弹密如雨下，“济远”以一敌三，频频发炮还击，并击中“吉野”号右舷侧，击毁舢板数只并贯穿其钢甲，只可惜炮弹没能爆炸，“吉野”号侥幸逃过一劫。

眼见“济远”舰形势危急，随行的“广乙”号也赶上前来助战。但是，“广乙”号火力太弱，在“浪速”和“秋津洲”两舰合击下，很快就身中两弹，船身歪斜。所幸当时战斗激烈，海面上硝烟弥漫，“广乙”号借机转舵向东躲避，并回击了追赶的“浪速”号一炮，击穿其左舷钢甲后坏其锚机。日舰见“广乙”号已经丧失战斗力，便停止追击，三舰再度围攻“济远”号。

“广乙”号撤退后，驰到朝鲜西海岸搁浅，管带林国祥见舰体受伤严重，随后下令放火焚船，以免资敌。之后，林国祥率残部登陆到牙山，准备与叶志超部会合。但到牙山后，叶志超部已经撤往平壤，林国祥等人后在英方的保护下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

“广乙”号撤出战斗后，“济远”号更是势单力薄，人员伤亡也很严重，当时已有57人死伤，其中大副、二副均已英勇阵亡。无奈之下，方伯谦指挥“济远”号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而日本三舰穷追不舍，力图要打沉“济远”。这时，也不知道管带方伯谦是怎么想的，他命令挂出白旗，以示投降，但仍令“济远”疾驶不已。

这时，“浪速”号已经迫近，并用舰首炮猛力攻击。据目击者称，“济远”号又在白旗之上加挂日本旗，“浪速”见状便挂出信号，命“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但让日本人搞不明白的是，“济远”虽挂出停航标示，但仍旧在全速撤退。在此情况下，紧跟的“吉野”号再次加速追赶，当两舰相距约2000米时，“吉野”号用右舷炮猛击“济远”，而“济远”号也突然用尾炮对准“吉野”连发4炮，其中3炮打中。被击伤后，“吉野”号不敢继续追击而掉头回航，“济远”由此逃过一劫。事后论功行赏，发炮者，水手王国成是也。

有人也许要问，不是还有两艘日本军舰吗？原来，在日本三舰追击“济远”时，西方海面突然又来了两艘船，这就是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和运输武器饷银的炮舰“操江”号。“高升”号从塘沽起航后前往牙山，在驶近丰岛时，正好与“操江”号不期而遇，于是二船临时结伴同行。当“济远”号正同日本舰队激战之时，“高升”号与“操江”号正好经过作战海域，其中“高升”号正好从“浪速”右舷通过。

“高升号”是商船，“操江”号是运输舰，两艘船都没有战斗力，这下形势危急了。“济远”号本有护卫之责，但在三艘日本军舰追赶下，它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办法去保护“高升”号和“操江”号呢？

无奈之下，“济远”舰只好一边继续撤退、一边打信号旗告诉“高升”号和“操江”号，情况危急，让它们赶紧自行逃避。这时，日本三舰也很快发现了“高升”号和“操江”号，日舰指挥官在经旗语商议后，决定分开追击：“吉野”舰继续追击“济远”舰，“浪速”舰拦截“高升”号，“秋津洲”则追赶“操江”号。

“浪速”舰长名叫东乡平八郎，此人曾留学英国，回国后历任日本舰队多艘军舰舰长，作风一向凶狠毒辣。这时，航速飞快的“浪速”号追赶商船“高升”号，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轻而易举。很快，“浪速”号便迫近“高升”号，东乡平八郎命舰上所有大炮都摆出战斗态势，并用右舷炮对准“高升”号船身，意在将“高升”号俘虏。“高升”号本不是战斗船只，于是很快落入“浪速”舰的完全控制之中。

随后，日本人放下一只小艇驶近“高升”号，由几名携带枪械的日本海军军官登船，要求检查“高升”号的执照。“高升”号的英国船长高惠悌赶紧出示执照，并提醒日本军官，“高升”号乃是英国商船，请勿轻举妄动。日本人对此毫不理会，他掷回执照，当即宣布“高升”号已经被俘，必须跟“浪速”舰而去。高惠悌见日本人丝毫不讲道理，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日本军官听到后，便回到“浪速”并挂出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

日本人离船后，船上的清军士兵们也隐隐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当“高升”号准备随“浪速”舰而去时，船上顿时陷入了骚动。在仁字军营务处帮带高善继的带领下，清军将士们冲进船长室，并对高惠悌拔刀怒喝：“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

在清军士兵的鼎沸声中，英国船长高惠悌无奈地摊开手，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洋文，大意是“局势危险，不照日本人的要求去做的话，整个船都会被击毁……”因为语言不通，帮带高善继派人将同船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找来，并让他告诉船长高惠悌：“中国士兵宁愿死，也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这时，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日本人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由于高惠悌不肯合作，清军士兵遂将其扣押，并不准任何人离船。“浪速”号见“高升”号半天没有动静，随后又派艇过来，要求跟随“浪速”号而去。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汉纳根前去交涉说：“船上的士兵不许船长服从你们的命令，他们要坚持回原来出发的海口去，船长没办法说服他们。”

这时，高惠悌也过来说：“请告诉你们的舰长，说中国人拒绝‘高升’号当作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船，离开中国海港时中日并未宣战，我们出发时还是和平时期。……就算已经宣战，让这些中国人返回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日本人哼哼了两声，便驾艇回舰。此时，双方交涉已有三个小时。中午12时30分，“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命挂出信号旗：“欧洲人立刻离船！”可当时清军士兵已将船上小艇全部看管，船上的洋人也无法离船。

这时，“浪速”开始向前迫近“高升”号，并树起红旗，绕巡一周。下午1时左右，东乡平八郎悍然下令：开炮！“浪速”号随即用6门右舷炮对准“高升”号一阵猛轰。在日舰炮火的连番轰击下，清军将士只能用步枪进行还击。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全部沉没。

当时，正好另一艘中国雇佣的运兵船“飞鲸”号从牙山返航经过，目击了“浪速”击沉“高升”号的全过程。据“飞鲸”号船主瓦连的描述，“当午后一点钟时，该兵船即向商船开炮，该商船上汤气烟即滚上。此时，本船与该商船相离约五英里，当即转舵向南行，以避炮火。日本兵船向该商船放炮约十五、六响，其船即开始下沉。当沉时系船头先沉，船尾向上，该船忽翻转四十五度，即全沉下，桅杆复直立出水四十英尺，时潮水甚小，至一点半钟时即全不见。”

让人震惊的是，日本人对那些已经落水的中国士兵也不放过，他们用快炮一直射击了很长时间，这完全是一场极为野蛮的海上屠杀！当时，“高升”号共装有北塘防军官兵1116人，另有74名船上工作人员。其中，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大车、二车、三车共7人是英国人；舵工3名是菲律宾人；其余船员64名，多为广东、福建、浙江籍人和少数菲律宾人，这些人全部落入水中。

“高升”号沉没后，附近观战的法舰“利安门”号救出42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112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回87人。此外，通永练军左营士兵李裕发、冯玉山二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名士兵靠凫水漂到孤岛，像鲁滨孙一样在岛上呆了40多天才获救。如此算来，“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除245人获救外，其余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

“高升”号的船上工作人员中，船长高惠悌、大副田泼林及舵工泽里斯塔3人被日舰“浪速”号放小船救走；舵工欧利爱脱及水手二人被法舰“利安门”号捞起；德舰“伊力达斯”号也救回了水手6人。德国专家汉纳根大概练过铁人三项，居然自己游到了岸边，后来被德舰救走。如此，“高升”号74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人得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及船员57名，全部葬身海底。

再说“操江”号。日舰“秋津洲”于下午1时50分追上“操江”号，并放空炮一响，命其立刻停驶。“操江”号对此并不理会，而仍旧加速西驶。追至距“操江”号数百米时，“秋津洲”号发实弹警告立刻停船。“操江”号本是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一艘木质旧式炮船，舰龄超过20年，航速慢，火力弱，当时已被改作运输舰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当时船上包括管带王永发在内，官兵共82人。

眼看逃无可逃，管带王永发慌乱间正准备自尽殉国，但被外国专家丹麦人弥伦斯劝住。在后者的建议下，王永发在樯头上悬挂白旗，表示投降。随后，王永发又将一些重要文件投入炉中焚毁，正准备将船上20万两饷银投到海中时，“秋津洲”号已派船靠近，20余名日本兵手持枪械，悍然登船。

日本兵上船后，立刻将船上所有人拘禁在后舱，并把王永发押上“秋津洲”号。随后，在“秋津洲”的胁迫下，“操江”号被押送到日本佐世保港。非常恶劣的是，被俘清军官兵上岸后受到严重的凌辱，日本人在码头放气钟摇铃、吹号筒，吆喝着让当地居民全来观看，并将这些被俘的清军官兵分作二排并行，押着游街后才收入监牢。

“操江”号被俘的83人中，除丹麦人弥伦斯在当年8月5日被释放外，其余人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被遣返回国。另外，“操江”号运载的20万两饷银及20门大炮、3000枝步枪及大量弹药，全部为日军所得。

丰岛海战后，也有人说方伯谦其实是逃将，而其所谓击伤敌舰的“捷报”，纯属捏造。由于传闻甚广，李鸿章也觉得此事过于蹊跷而曾责问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但后者考虑到方伯谦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能够“保船”而归，也属不易，于是有意袒护。事已如此，李鸿章也就不再深究。殊不知，也就是这位方伯谦，在之后的黄海大战更有出格之举，后叙。

3.平壤惊雷：雨夜溃奔三百里

丰岛海战爆发后，清廷于7月30日宣布日本首先开衅，驻日使馆及领事馆官员全部下旗回国，同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和领事馆。同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其盼望战争的急切心情，昭然若揭。

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本宣战。而在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宣布对大清帝国宣战，两国就此进入战争状态。随后，欧美各国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列强们幸灾乐祸，都很乐意看到东亚两个大国相争的热闹场面。

就在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日军四千余人从汉城出发，开始对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当时的情况是，在“爱仁”号及“飞鲸”号运送的援军到后，总兵力接近4000人，但由于“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这不仅让牙山清军损失了近千人的劲旅，士气受到了很大影响。日军南下后，牙山清军一分为二，总兵聂士成率2000人进驻牙山东北约20公里的成欢驿进行布防，以防止日军南下偷袭。7月29日凌晨，南下日军的先头部队逼近成欢驿附近的安城渡，由于地形不熟而误入一片沼泽地，结果遭到了清军的伏击。猝不及防之下，日军被打死打伤不少，但由于日军在人数和武器上占据优势，最终仍突破了清军防卫前沿，进而攻至成欢驿的主防线。

日军在火炮方面优势明显，当他们看到聂士成的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时，便集中炮火猛轰清军右翼。双方激战两小时后，清军抵抗不住，右翼防线宣告失守。之后，日军两路夹攻，聂士成只得放弃成欢防线，率众突围至牙山与叶志超部主力会合。

“成欢之战”后，叶志超看到清军实力与日军相差甚远，与聂士成商议后，决定放弃牙山而率主力从朝鲜东海岸绕道北上，以防被日军围歼。之后，牙山清军渡过汉江和大同江，在酷暑中行军20多天、行程2000余里后，最终于8月下旬到达平壤，与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等路大军会合。此时，清军在平壤的兵力约15000人。

说到这里，却有必要说一下清朝军队的吊桅之处。按说，八旗、绿营是兵部管辖的国家常备军，其人数众多并消耗了大部分的军事经费。但这些部队却完全不能用来打仗而充其量只能算是地方维稳部队。事实上，即使对付像太平军、捻军这样的大股起义军，他们也是无能为力。之所以保留这些所谓“军队”，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是旗人（绿营也接近于世袭兵），为养活他们而养活他们。

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在剿灭太平军与捻军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湘淮军，这些部队都是招募而成，不称“兵”而称“勇”。也就是说，“兵”是国家法定的，“勇”是临时招募的。但当时支撑国家军事力量的，却不是那些经制兵而是那些被称为“临时工”部队的湘淮勇营，后者的战斗力也远胜过前者。太平军、捻军被剿灭后，湘军大部分被解散，而李鸿章的淮军得以保留。经过30年洋务新政的洗礼，这些部队大都换上了新式枪械，但营制、训练、后勤、参谋等方面，却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

如此说来，尽管当时清廷号称有百万大军，但扣掉近60万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只有40万左右。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约5万人，其中有一半以上须驻防如旅顺、威海等炮台要塞，并不能随意调动。这次派遣到朝鲜的军队，几乎接近于李鸿章所能抽调的机动兵力的一半。

反观日本这边，据1894年上海《德国新报》的报道，日本常备军加上预备役等，可用兵力达21万人，“其操练一切系仿用德国兵法，与德国劲旅无殊。……该国若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将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1]

而根据英国海军情报处的估计，“和平时期，日本军队的战斗兵力总共约75000人，但战争时期可激增到25万人。其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步兵已装备机动连发步枪，据说可与欧洲的任何枪支相媲美。野战军拥有240门大炮，属克虏伯系列但做了些许改进。大多数军官都毕业于帝国军校。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他们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从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对于日本军队，英国海军情报处则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随时能战。他们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民族热情高。他们的运输、医疗措施组织有力、行之有效。”在英国人看来，“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如果说中国想要有取胜的希望，除大幅度拖延战争时间并及时按欧洲标准编练新军外，别无其他可能。[2]

另外，根据赫德从朝鲜元山等口税务司的情报，日军在后勤方面也远胜于清军。如釜山税务司来函称，“倭船运马300匹、挑夫1500名进口，又运来米面并干木柴酒等件甚多，前往高（丽）之内地备用。又雇高丽挑夫甚多，并多给工价，颇得高丽民心。日本所来挑夫，每兵一名随带挑夫三名，此等挑夫皆有各项技艺，且皆系营内期满之备兵。”汉城税务司也来函称，日本“兵丁随带应用物件无一不备，且均系练成之兵。其粮食有人专管，军火亦有人专管，即随营医院亦有人专管。事事皆已齐备，无一缺少。”[3]

成欢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这一仗也基本验证了外方对中日军队的评估。此战结束后，日本解除了南部的后顾之忧，由此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平壤了。事实上，就在李鸿章向平壤调派军队的同时，日本也不断向朝鲜增派部队。9月上旬，进入朝鲜的日军接近两万，在第五师团长野津贯道的率领下，先锋部队16000人已进抵平壤城外。9月15日，日军分四路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再说守卫平壤的清军，平时各将领互不统属，各军分驻一处，战时也没有联合指挥机制，甚至连联席会议都难得开一次。直到日军发起进攻前，各将领才推叶志超为统帅，而推选后者的原因，也仅仅因为叶志超是老资格并见识过日军而已！

好汉不提当年勇。话说叶志超年轻时也确是一员淮军猛将，他上阵凶猛，个性暴烈，当年干的就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但是，因为多年不打仗，如今是师老兵疲，叶与大多数湘淮军宿将一样，早已是吃得膘肥体壮，人送绰号“叶大呆子”。像叶志超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当时的清军将领大多为行伍出身，靠在镇压农民起义及剿平匪乱中依次升迁，但随着同光时期的日渐升平，那些将领也就日渐富态衰老，中法之战中勉强战胜法军，大概是这批将领最后的余光乍现了。

听说日军来攻，叶志超害怕平壤的后路被日军从海上登陆后切断，随后又分兵数千驻守在安州、肃州和义州三地。想法固然不错，但这使得驻守平壤的清军人数减少到不足一万人，在日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平壤的防守又失去了几分胜算。

不过，叶志超这次倒是判断对了，日军后来果然在元山登陆，抄袭了平壤后路。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逼平壤，并于当天凌晨发起总攻击。战役首先在平壤南战场打响，日军前队进至大同江南岸名叫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阵地时，双方立刻枪炮齐鸣，展开激战。

进攻船桥里的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约3600人；防守的清军是马玉昆的毅军和卫汝贵的盛军各一个营约2000人，虽然在人数上大大低于进攻的日军，但清军早有准备，让日军吃了点苦头。

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记》对船桥里之战作如下描绘：“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昆剽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

船桥里之战从凌晨打到下午2点半，日军将校以下战死140名，伤290名，可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指挥官大岛见日军弹药用尽，全军饥肠辘辘，只得下令撤离战场。

同日上午8点，日军中将野津道贯率日军第五师团约5400人在大同江上游渡江后到达城西的普通江，随后发动进攻。从地形上看，平壤城三面是石头城墙，一面临着大同江，易守难攻，防守的清军依据坚固的堡垒，一时枪炮对射，硝烟弥漫，日军的进攻大都无功而返。不过，清军骑兵的反攻也在日军步炮兵的配合射击下损失很大，只得退回堡垒固守。这时，日军也不敢贸然渡江，当天双方在此形成胶着状态。

平壤城北则集结了日军近一半的兵力，其中又分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兵力约7800人，是日军进攻的主战场。守卫在此的清军有左宝贵的奉军三个营约1500人，江自康的仁字两营四哨约1400人，人数上远低于进攻的日军。

15日拂晓，日军两支队分成东西两路，向平壤城北玄武门发动钳形攻势。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清军发动了猛攻。清军将士虽奋不顾身，顽强抵抗，但在日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城外堡垒一一被破。

随后，日军又兵分三路，攻击牡丹台。牡丹台是平壤的制高点，日军对此势在必得，而清军也决不敢大意。当时由李鸿章紧急拨给的13响连发毛瑟枪在此派上用场，奉军用这一新式武器给予日军很大的杀伤。但是，由于日本炮火完全压倒了清军，牡丹台最终宣告失守。这时，玄武门上督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随即决心以死报国。在此之前，左宝贵因心力交瘁而突发中风，右边身体麻木，几不能动。危急关头，左宝贵为鼓舞士气而换上御赐黄马褂，戴上顶戴花翎，一路挣扎着走上前线，并亲燃大炮向敌轰击，以此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

但是，由于日军在兵力、炮火等方面均占据优势，玄武门最终被攻破。随后，日军蜂拥而入，双方在壁垒中展开了白刃战。激战中，左宝贵身中两弹，但仍坚持指挥作战。后来，日军的攻击更加猛烈，霰弹对准玄武门连发，左宝贵不幸被霰弹击中，当胸而亡。

左宝贵系回族将领，早年跟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剿捻，后又隶属于李鸿章门下，多年战功而累升为总兵。这次的平壤之战中，左宝贵衣朝服而奋勇捐躯于玄武门上，光绪皇帝为之悼念说：“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王蕲新也在《为左忠壮公书衣冠墓门坊》里说：“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左之捐躯，可谓壮哉千古。

此时，清军仍旧固守平壤内城，在平壤西、南两处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是，玄武门的失守和左宝贵的战死，加上后勤方面的混乱与低效，平壤清军的粮草与枪弹已难以支持大规模的作战。有鉴于此，叶志超紧急召集各军统领，提议放弃平壤，退守国内，以免被日军包围全歼。当时除马玉昆提出反对外，各将领皆以为然，叶志超遂下令清军连夜撤离平壤。

当晚，天气突变，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至。滂沱大雨中，清军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整个撤退过程毫无秩序，乱成一团。虽然叶志超先前已密传各营，要求轻装持械，乘夜北退，但命令过于匆忙，又毫无组织性，清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比守卫平壤时远大得多的损失。原来，日军早已料到清军必将北撤，于是派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埋伏于甑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果不其然，当晚到翌日拂晓，漫无秩序的清兵络绎不绝冲出平壤内城，向北奔去。茫茫夜色中，刺耳的枪炮声时时响起，既有日军的伏击，也有清军自己的误击，甚至黑夜中不分敌友，自相残杀。

夜色终于退去，天色渐亮，第二天日军巡阅战场，只见二三百步间，清兵的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其状惨不可言。据统计，在这个可怕的夜晚，清军死亡竟高达1500人之多，另外还有600多人被俘。一个轻率的命令，一次无组织的撤退，清军一个晚上丧失了近五个营的兵力。

9月16日清晨，日军进入平壤后发现，城内清军已消失得一干二净，而城内丢弃的武器、弹药、粮饷等，遍地狼藉，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至此，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朝鲜全境均落入日军手中，几乎与日本参谋本部及外方的预测一模一样。

“三十六计莫如走，人马奔腾相践蹂。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再说叶志超等人，带领残兵败将，一路上草木皆兵，雨夜狂奔三百里，退回中国境内。平壤失守后，朝廷震怒，“叶大呆子”后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另一名主要将领卫汝贵则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加上所部军纪败坏、纵兵抢掠而被斩决。

卫汝贵是淮军宿将，多年不打仗，援朝时已经年过六旬。据说，其妻曾寄信给他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诚守妇诫，言听计从，遇敌则逃。后来日本人获得此信，一时传为笑柄，并在教科书上加以引用，以戒国人。

[1]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七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2]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8页。

[3]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五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页。

4.决战时刻：黄海血战波涛涌

一百多年前，大清帝国耗费巨资打造了一支前所未有的铁甲舰队，它曾经辉煌一时，由此也承载了当时乃至后人过高的期望。很多年后，当人们提起这支舰队时，过苛的指责使得大多数人只记取了他们的惨痛覆灭而对他们曾经的英勇与牺牲只字不提。这是历史的不幸和势利，也是历史的残酷与不公道。

话说历史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没有一次战争不是由武器决定的。而在武器差异巨大的前提下，也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够靠士气决定。对于只有一次机会的海战来说，尤其如此。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

从总吨位看，双方参战军舰均为12艘，日本联合舰队的总排水量约4万吨，北洋舰队约3万5千吨，两者相差不大。但仔细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微妙的差别，即北洋舰队除“定远”“镇远”外都是3000吨级以下小舰，而日本联合舰队虽无巨舰，但其中接近或超过4000吨级的就有8艘。因此，就整体而言，日本联合舰队在舰体与排水量上占据优势。

从航速上看，由于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后即再无外购新军舰，因而舰队普遍存在舰龄长、速度慢的弱点；反观日本联合舰队，其主力舰多为1888年后新购或新造的军舰，因而在平均航速上，日本联合舰队以16节对14节，总功率则73000马力对46000马力，北洋舰队处于明显劣势。

除舰龄较长外，导致北洋舰队整体航速慢的原因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一是中国海岸线漫长，北洋舰队执行宣示主权、保护商民的任务繁重，由此带来过于沉重的损耗；二是为北洋军舰提供动力的蒸汽机锅炉老化严重，按说10年以上的战舰本应更换锅炉，但因为停购军械令而只能自己修补；三是舰队所用煤炭劣质。当时北洋舰队由开平煤矿供应燃煤，其所产煤炭以五槽煤最好，八槽煤最差。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平煤矿的主管人张翼（醇亲王奕譞亲信）将五槽煤出口外销，而主要将八槽煤提供给北洋舰队（或因其经费有限、无法及时结账的缘故），即使丁汝昌为之翻脸并威胁要上告，张翼也毫无畏惧。

由此，为军舰提供动力的锅炉本身就老化，烧劣质煤更加剧这一状况；劣质煤本就燃烧不充分，因而锅炉功率更低，航速即更慢（（考虑到锅炉与燃煤的因素，北洋舰队的平均航速可能比14节还要低）。而且，劣质煤释放大量黑烟，敌方舰队很早就能发现北洋舰队，在战斗准备上从容镇定，时间充裕，由此又多了一项优势。

舰炮方面，北洋舰队的大口径炮与日本联合舰队相差无几，而且“定、镇”两舰的主炮口径压倒日本联合舰队；但在速射炮方面，后者却远远压倒北洋舰队。从技术上说，北洋舰队所用舰炮为滑轮架退式大炮，每打一发炮弹，机器须缓冲后坐力后才能慢慢复位，复位后由人力操纵炮管归位，才能再瞄准打第二发炮弹。日本联合舰队使用的速射炮就大不一样了，其用带有液压弹簧装置的复进机取代了笨重的上、下炮架，火炮发射后，连接在炮管上的复进机会自动将炮管恢复原位，大大节省了复位、再装填的时间。[1]

另外，当时日本军舰已开始使用火炮自动瞄准仪，而北洋舰队仍在使用六分仪瞄准。前者只需在镜头中瞄准目标，而后者须以天体或其他物体为参照物，分别测算出敌我的经纬度，再通过公式计算出敌我距离，再发射炮弹。如此一来，发射速度就更慢了，这大概就是唐德刚说的“乌龟对鲨鱼”（指装甲、航速）、“五分钟一发对一分钟五发”吧！

此外，最要命的还是炮弹问题。当时北洋舰队多使用实心弹（穿甲弹），而日本联合舰队多用爆破弹，两者杀伤力完全不一样。最初，北洋军舰回国时曾随舰带回一批爆破弹，但数量有限，而且存放时间过长，质量堪虞。尽管如此，舰队仍视之若珍宝，因为停购军械令以来，炮弹不能进口，而负责提供舰弹的天津机器局又没有生产舰用爆破弹的能力。

电影《甲午风云》中有个炮弹弹头倒出砂土的镜头，通常被认为是军队腐败的证据，不过这倒是流传已久的误解。当时的炮弹分两种，一是实心弹，一是爆破弹，前者是几个世纪以来长期通用的弹种，用以打击舰艇水线附近以导致敌舰大量进水，其弹头填充砂土等物属正常工艺。不过，随着近代军事工艺的不断进步，在北洋舰队成军期间，威力更大的爆破弹迅速取代实心弹，而这又与火药技术的发展大有关系。

最早的炸药通常被称为“黑色火药”，出现于中国唐朝，后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入欧洲。1771年，英国人沃尔夫首次合成了苦味酸，也就是所谓的“黄色炸药”。1863年，德国化学家勃兰德发明了TNT炸药。1884年，法国化学家维埃利发明“无烟火药”，由此促进了连发火器的诞生。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下濑雅允于1891年研制出苦味酸炸药（又称“下濑火药”），其灵敏度及燃烧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据卢毓英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的描述，“下濑火药”威力极大，“超勇”“扬威”两舰中弹后“烈焰腾空”，“盖敌人火药甚异，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于扑灭。”而反观北洋舰队这边，仍在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发射时产生呛人烟雾的黑色火药。此外，天津机器局所产炮弹在质量上也不过关，如“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埅战后指出的，“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泡汤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

对以上种种情况与问题，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及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等海军将领们岂能不知？他们看着对手的急速发展，何尝不是忧心如焚。但朝廷政治的复杂性和腐朽性，连上司李鸿章都搞不定，何况是他们呢？

也有人说，既然明知北洋舰队实力不济，那为何不像日本一样搞联合舰队，集中全国的舰艇合为一军？话虽不错，当时除北洋舰队外，还有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且不说各省督抚未必愿意将属下的海军调拨给李鸿章；就算是愿意，这三支海军的军舰吨位过小且多为旧舰，本身实力极弱，如李鸿章说的，“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最终，只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相对较新、尚能出战的军舰加入北洋舰队，而这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乃李鸿章之长兄所致。由此，甲午年也只能“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了。

附：以下为黄海海战中双方舰队的配置情况：

1.日本联合舰队的配备情况：

第一游击队：

本队第一群阵：

本队第二群阵：

本队右侧：

2.北洋舰队的配备情况：

另外6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最后仍回到海战上来。在日军逼近平壤的同时，日本舰队集中了“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12艘主力舰和巡洋舰等，也在极力寻求与北洋舰队主力决战。而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上下也时刻警惕。据当时舰上的美国专家马吉芬说，“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

9月17日上午，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任务完成后，突然发现西南方向大东沟海面有几簇黑烟，了望后判定为来袭的日本舰队。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准备战斗，为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北洋舰队以“犄角雁行”小队阵型迎敌，其中以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致远”“靖远”“济远”“广甲”在左；“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在右，舰队形成一个扁V字形，向日舰的一字阵拦腰冲去。

中午12时50分，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定远”号为震慑敌舰而首开巨炮，炮弹落在“吉野”舰舷左100米处，海水四溅，声势惊人。十秒钟后，“镇远”也向敌舰开炮。三分钟后，日舰开始发炮还击，霎时间，双方各舰百炮轰鸣，大东沟海面一时间硝烟弥漫，海水为之沸腾。由此，这场为世界所震惊的海上鏖战，终于正式打响了。

速度最快的日舰第一游击队本是攻击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但见两舰来势凶猛，便突然向左大转弯，以斜线加速从“定远”“镇远”之前夺路而进，直扑北洋舰队的右翼“超勇”“扬威”二舰。“超勇”“扬威”二舰奋勇抵抗，并击中“吉野”和“高千穗”数炮，击毙击伤敌人数十人，但两舰本是小舰，船龄长，速度慢，火力与防御能力都很差，最终不敌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

半小时后，“超勇”“扬威”二舰中弹累累，船上燃起大火，“超勇”不久即沉入海中。“超勇”管带黄建勋坠水后，我方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以援之，黄建勋推绳不就，自沉于海。随后，“扬威”号在敌舰的轮番轰击下全船尽毁，船上65人被己方鱼雷艇救起，管带林履中在弃船时，奋然蹈海，以身殉国。

与此同时，北洋舰队的其他诸舰也与日本各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开战不久，在飞桥上督战的提督丁汝昌摔成重伤，但为鼓舞士气，他坚拒不退，并坐在甲板过道之侧，督战到底。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定远”舰主炮第一次射击时就震塌了其年久失修的舰桥，导致丁汝昌开战即跌成重伤，舰队失去指挥，以此证明北洋之腐朽。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事实上，飞桥根本就不在其主炮正上方。

不过，由于日舰炮弹打断了“定远”舰前桅杆，导致北洋旗舰无法用信号旗指挥，局面颇为不利。鉴于主帅受伤，“定远”管带刘步蟾随后代为指挥，表现极为英勇出色。没多久，“定远”便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一炮塔，毁其大炮，伤其炮手，日舰畏惧之下，不敢继续正面对峙而急转舵向左逃避。

此时，日舰“比睿”因老旧速慢而脱离日本本队，正好与“定远”“靖远”两舰正面相遇，逃无可逃，被左右攻击，其间被“定远”巨炮击中，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差点被俘虏。之后，在速射炮连射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但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只得挂出“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小号的日本炮舰“赤城”号也遭到同样命运。在北洋舰队左翼诸舰猛击下，“赤城”中弹累累，死伤甚众。当时，“定远”巨炮击中“赤城”舰桥右侧，当场打死其舰长坂元八郎太。“赤城”见状，慌忙转舵驶逃，但又被尾追的“来远”屡屡击中，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最后，“赤城”勉强逃出作战海域，也宣布报销。

由此看来，开战后的第一阶段，双方势均力敌，北洋舰队沉两艘、日本舰队重伤两艘，损失情况大体相当。从损失情况来看，都是因为船龄、吨位和速度的问题所导致，似与指挥及队形无关。唯一可惜的是，击中敌舰的多为实心弹，如果是“下濑火药”的话，“比睿”“赤城”两舰可能当即爆炸沉没，黄海海战的结局或为之改变（至少也不至于如此难看）。

此时，在大东沟港口负责保护登陆的“平远”“广丙”两舰听到炮声后，随后召集港内的鱼雷艇也赶来参战。进入作战海域后，“平远”号恰好经过“松岛”左侧，它随即发炮击中后者的中央水雷室，当场击毙敌发射手4名。据日方记载，“该乱弹在穿过中央水雷室时，使舰内各室发生猛烈震动，硝烟弥漫，人近咫尺难以辨认，令人窒息。发射管员4名因窒息而死，血肉喷溅在衣服上，凄惨可见”。不过，“松岛”号毕竟是日本旗舰，很快发炮还击，并引起“平远”号船上火灾。为扑灭大火，“平远”暂时驰离战场，“广丙”也随之驶避。

随后，北洋舰队又击中日舰“西京丸”（临时改装的武装商船），导致其甲板渗水，舵机损坏，“西京丸”用人力舵才勉强得以航行。不久，北洋舰队的“福龙”号鱼雷艇迫近向其发射鱼雷，“西京丸”躲避不及，船上督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惊呼：“我事毕矣！”孰料，当后者以为就此完蛋时，谁知因相距过近，鱼雷从舰下穿水而过，“西京丸”这才侥幸逃脱。

海战爆发不久，负责运送中国军队的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正好从作战海域附近经过，船员们记载了当时的激烈战况：“一团团又大又浓的黑烟，没有风把它吹散；透过烟雾，那些巨大的战舰摇摇晃晃的样子隐隐呈现，难以分辨清楚，它们犹如许多发怒的巨龙在喷吐火焰；此外还有几艘军舰也在燃烧，因为它们已经中炮着火；而压倒一切的是大炮声震人心弦，如同雷电交加，响声不绝……”

此时，日舰第一游击队依旧凶猛。激战中，“定远”舰前部的军医院忽被日舰“扶桑号”一炮击中，由于“下濑火药”强大的燃爆能力，舰内大量木制构件和家具被燃起大火浓烟，火势极为猛烈，几乎让“定远”舰无法继续作战。

日本舰队见后，立即群起向“定远”号扑来。危急关头，为给己方旗舰争取扑灭大火的时间，“镇远”“致远”两舰急忙上前掩护。当时“致远”号以一对四，打至枪炮几尽，舰受重伤。“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见“吉野”横行无忌，危害巨大，当即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挫灭敌焰。正当两舰迫近、敌人惊呼逃避时，“致远”不幸被敌方鱼雷击中，全舰沉没。邓世昌落海后，其爱犬凫到身边，“衔其臂不令溺”，邓世昌用力按爱犬入水，与舰同沉，意在殉国。这一天，正好是邓世昌的45岁生日。

“致远”沉没后，左翼的“济远”“广甲”二舰处境孤危，“济远”也是累中敌炮，伤亡惨重。慌乱之中，早就被吓破胆的管带方伯谦竟挂“本舰已受重伤之旗”脱离战场，“广甲”也随之而逃。事后，“济远”半夜遁回旅顺，“广甲”则驶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管带吴敬荣下令纵火，船员全部登岸（后来的大总统黎元洪即在其中）。黄海大战后，丁汝昌派舰将之炸毁，以免资敌。

“济远”逃走后，“吉野”等四艘日舰死死咬住“经远”不放。在管带林永升的率领下，“经远”以一敌四，顽强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林永升在炮战中“突中敌弹，脑裂阵亡”，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先后战死殉国。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经远”舰将士仍坚守岗位，继续开炮击敌，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200余人，除16人外，全部壮烈殉国。

此时，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而日本舰队尚有9艘战舰，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双方舰队随后分为两拨厮杀，日舰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五舰死缠“定远”和“镇远”；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则专攻“靖远”和“来远”两舰，力图击沉两舰后全军合力围攻“定远”“镇远”，全歼北洋舰队。此时，北洋舰队形势极其危急！

面对日本四舰的围攻，“靖远”“来远”二舰临时结成姊妹舰，彼此互相依持，虽然都已中弹数百，但仍顽强作战，后为修补漏洞和扑灭烈火，两舰冲出包围，驶至大鹿岛附近占据有利地势，背靠浅滩，并用舰首重炮对准尾追而来的日本四舰，敌舰也无可奈何。

在最开始的作战海域，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和“镇远”两舰还在同日舰本队五舰激战。“定远”和“镇远”配合默契，在两舰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的指挥下，舰上官兵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最终顶住了日本五舰的猖狂进攻。战至下午三时半，“镇远”号主炮击中“松岛”左舷下甲板，轰然爆炸，“松岛”舰体倾斜，烈焰冲天，当场杀死杀伤敌方84人。“松岛”被击中后，基本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

下午五时，“靖远”和“来远”扑灭大火并恢复战斗力后，并召集“广丙”诸舰及鱼雷艇归队，北洋舰队声势益振，战至下午五时半，海面上落日将沉，浓烟四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见本队各舰多已受伤，又怕北洋舰队的鱼雷艇袭击，随即下令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尾追数海里后，因日舰开足马力逃走，一时难以追赶，便也转舵回航。

鏖战近五个小时，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最终以日军先撤出战场而宣告结束。此时，海面上暮色苍茫，残阳如血，海风吹来的，尽是刺鼻的硝烟和死亡的气息。

黄海海战规模巨大，时间持久，北洋舰队在此役中被击沉5艘，日本舰队则被重创5艘，北洋舰队的损失要远大于日本舰队。战后，李鸿章上报清廷并指出其中的失败原因：“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迅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积极。”

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也认为：“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可叹的是，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命令下“保船”避战，虽说是无奈之举，但客观上将海上主动权拱手让人。但是，这到底是李鸿章之错呢，还是五年不备战之错，后人自有公论。

[1]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5.鏖战辽东：兵败如山倒

中日两国相互宣战后，清廷方面的作战计划是调派陆军立足平壤，随后南下驱逐日军；同时，以北洋舰队扼守渤海湾口，对陆军进驻朝鲜起掩护作用，整个作战计划主要以陆军为主。日本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与清军反其道而行之，其以海战为基础，视海战结果决定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具体就是：

1.如海战失败、中国取得制海权，则增派陆军固守已占朝鲜地区，并击退清军进攻。2.如海战胜败未分，则由陆军将清军驱逐出朝鲜，以完全控制朝鲜。

3.如海战获胜，则由海军护送陆军在中国登陆，寻求清军主力决战，迫使清廷投降。

很显然，日方战略计划更周全，而从后来的战争进程看，黄海海战勉强算胜败未分，但北洋舰队主动退出制海权的争夺，实际上给了日本实施第三个方案的极好机会。至于清廷这边，其所仰仗的淮军等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在日军的打击下，这些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一败涂地，后人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平壤失手，黄海失利，李鸿章脸上无光，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换现在该引咎辞职了）。皇帝和主战清流们虽然心里恨得牙痒痒，但没老李又不行，只好就坡下驴，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惩罚。

从黄海大战的结果看，日本可采取第二策，也可以采取第三策，因为北洋舰队虽然损失较大，但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基本完好无损，加上剩余的舰艇，对日本舰队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日本舰队在执行护送运兵任务时，更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清廷陆军的疲弱不堪和连战连败大大激发了日本大本营的勃勃野心，并最终促使日本采取第三策：彻底消灭北洋舰队以消除日本隐患，派陆军进攻中国本土，迫使清廷投降。经过短暂的休整，日军于9月底向朝鲜北边的义州进发。半个月后，日军在义州集结完毕。义州的对面，隔着鸭绿江，就是中国的九连城了。

明朝后期，日本豪强丰臣秀吉曾侵略朝鲜并占领过平壤（1592年“文禄之役”），但就此止步，再没往北去。因此，日军这次进驻义州打破了这一纪录，难怪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心情激动，他在进抵鸭绿江畔后不由吟诗一首：“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隔江相望的，是人称“白发将军”的宋庆和旗人将领依克唐阿所率的淮军和镇边军，加上从平壤撤退的部队，总兵力约3万人。在日军的虎视眈眈之下，这些部队沿着鸭绿江布防几十里，正焦急又无奈地困守九连城。

现代战争中，很少有不成功的登陆，海防和江防都是靠不住的。鸭绿江防线太长，3万兵力根本防不胜防，而一旦分兵，反而更加危险。战争的关键，还在于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于两军主力的对决。可叹的是，大清帝国当时的军队体制，仍停留或稍高于30年前打太平军的水平，既没有大本营，也没有参谋部，指挥上也是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加上后勤没有保障，训练水平低下；当兵只为军饷，将领多数昏聩无能。这样的军队，打打农民起义军还可以，论起近代大兵团指挥作战，就完全干瞪眼了。由此，在训练有素的日本近代陆军面前，不败简直就没有道理。

当年10月24日，日军选择安平河口渡过鸭绿江，首度冲进中国国土。次日凌晨，日本工兵营又在另一处架起一座150米的浮桥，在浓雾的掩护下，日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鸭绿江，随后杀奔九连城的外围阵地虎山。

经短暂的战斗，日军夺取虎山并在山下露营一夜，次日向九连城进拔。最初，日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本以为在九连城会有一场大战、恶战，孰料来到城前，只见浓雾四起，城中悄无声息，诡异非常。山县有朋熟读中国兵书，见此架势不免心头一惊，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心想，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城计”？！

这时，日军探子来报，说城内已经不见清军。山县有朋不信，心想定有埋伏，于是下令炮兵向城内开炮。放了十几炮后，只见城中鸟雀惊起乱飞，却无人烟反应。山县有朋还是不放心，再次派人去城内打探，最后确定清军已撤走，才令日军进城。

原来，在听说日军已经渡过鸭绿江后，清军大为惊恐，军心大乱，随即急匆匆地放弃九连城，退守凤凰城。日军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随后就开始进军凤凰城。之后，又有侦探来报，说凤凰城内已无清军，山县有朋听后，这次却下令急速进军，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凤凰城。在此之前，宋庆和依克唐阿所率之军，早已逃之夭夭。由此，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黄海海战后，日本开始组织第二军，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旅顺和大连。行前，日本天皇亲自为日军将领大山岩、乃木希典等人饮酒送行，并赠以骏马名刀。乃木希典当时已是少将，他激动得眼泪哗哗流，当场赋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洞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呵，好大的口气！

在第一军渡过鸭绿江的同日，日本第二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选择了海滩宽阔且为沙底的花园口登陆。[1]当天早上七点，残夜刚刚褪去，海面上雾气尚未消散，日本第一批运兵船到达花园口，在发现清军并未设防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命令本队及第一、第二游击队停泊在远海严密监视，以防北洋舰队突然来袭；第三、第四游击队停泊在靠近花园口的海面，掩护陆军登陆。另外，伊东祐亨又让航速快的“秋津洲”和“浪速”二舰分别驶往威海卫和旅顺口，以监视北洋舰队的行动。

在运兵和登陆时，日军对实力尚存的北洋舰队仍十分忌惮，因运兵船毫无战斗能力，一旦发生交战，损失一艘也是不可承受的。但让日方感到有些吃惊的是，北洋舰队方面没有丝毫动静。之后，日本第二军25000人在11月1日登陆完毕，随即杀向金州。

金州城是个古城，也是辽东半岛的咽喉所在，当时由徐邦道的拱卫军和连顺的捷胜营防守，兵力远比日军单薄。好在金州有着高大稳固的城墙，负责守卫的拱卫军和捷胜营士兵在城墙上通过城垛枪眼向日军不断射击，并用仅有的几门行营炮不时发炮轰击。但是，日军的炮兵更为凶猛，他们用大炮轰开城墙，金州城最终被攻破，徐邦道与连顺率余部从西门和南门突围而出。

旅顺半岛为渤海咽喉，而金州城是旅顺口的门户，金州一失，旅顺也就危险了。徐邦道和连顺撤出后，路上遇到从大连湾赶来救援的清军赵怀业部。眼见金州已经不保，三个统领一合计，觉得剩余部队守卫大连湾也没有把握，倒不如直接撤往旅顺，会合那里的兵力再做打算。于是，日军在占领金州后，很快又兵不血刃的占领大连湾。说来惭愧，大连湾本有多座德国专家汉纳根所设计建造的坚固炮台，清军撤退后，大量德制枪炮被日军轻易获得，实在可惜而可悲。

黄海大战后，受损严重的“定远”“镇远”“靖远”和“来远”等舰正在旅顺船坞中日夜赶班抢修（这也是日军登陆而北洋舰队并未动作的原因之一）。得知日军花园口登陆后，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旅顺乃水师口岸，一旦船坞有失，舰队断不可全毁。”在此指令下，丁汝昌于11月7日（即日军攻占大连湾时）率北洋舰队剩余舰艇离开旅顺危地，驶回威海卫。

说来讽刺的是，大连湾失手的这一天，正好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老太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筹备数年并耗费上千万两银子的万寿庆典，计划中应该是喜庆的高潮，但最后还是被小日本的隆隆炮声给扫了兴致。

大连湾失手后，日军随后进攻当时号称“东亚第一堡垒”的旅顺口。旅顺口背靠群山，主要山峰上都有炮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中法战争后，清廷决心打造帝国海军，当时的旅顺就定位为海军船坞基地。战争之前，时人评价威海与旅顺时说，“铁打的旅顺，纸糊的刘公”（即刘公岛，指威海卫）。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旅顺保卫战不到一个礼拜便全部失陷。这一点，就连日本人也没有料到。

据说，在进攻旅顺前，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曾召集各将佐开会商讨进攻事宜。会前，其副官预先编制了一份500人的敢死队名册，山地元治看后将之退回，说：“旅顺要塞，难以攻打，这点人数不够”。副官听后便又增加500人，山地元治看后，仍摇头说：“不够，不够”。直到将敢死队人数增至1500人，山地元治这才点头认可。

在山地元治看来，守卫旅顺的清军虽然实力不济，但其对旅顺的险要地形及众多的炮台还是颇为忌惮。但最终的结果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远远不及开始制定的敢死队人数，和10年后日俄战争时期血腥的旅顺争夺战完全不能相比。

对于旅、大的失陷，很大程度上是清廷对困难估计不足。当时本就不应抽调防御旅、大的主力部队毅军和铭军去分兵把守鸭绿江防线，结果犯了兵家之大忌，两处皆失。另外，旅顺的防守依旧是各军互不统属，而守军多为没有经验的新兵，虽在开始的土城子迎击战里打得不错，挫败了日军的锋芒，但对大局无事于补。最终，尽管徐邦道等部清军拼死奋战，战场上大炮齐鸣，硝烟弥漫天地，但旅顺口仍旧被很快攻陷。

令全世界震惊的是，日军攻占旅顺口后兽性大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整整持续了4天，共杀害两万余人。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只有36人，这也是日军为驱使他们掩埋尸体而留下的。这些人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免死。

当时英国《泰晤土报》根据其本国武官和记者的消息报道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为清军运送军火的美国货轮“哥伦布”号船员、英国人艾伦当时被困于旅顺口，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惨状：“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

对甲午年的中日之战，欧美列强也报以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酷似于当年的普法战争，一方是老大帝国，另一方是新起之秀。至少在“旅顺大屠杀”前，国际舆论更偏向日本，因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好学生、好榜样，而大清帝国却是个硬邦邦的臭石头。因此，他们倒是期望日本来修理修理这个骄傲的“老大帝国”，好让清廷走上“正道”！

但在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后，美国《世界》杂志愤怒地谴责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于今，日本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其他各国舆论也都纷纷指责日军残忍野蛮，应追究相应的战争责任，其中尤以俄国言论最为激烈。在此情况下，日本方面不惜重金，派驻外人员偷偷摸摸地收买英美等国主要报纸，以此下作手段来争取世界舆论。

进攻旅大的同时，山县有朋提出了《征清三策》：一策从海路进至山海关，到直隶进行大决战；二策是向旅顺进击，攻取辽东半岛；三策是北进攻取奉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再三后认为，山县的第一策如果成功，中国可能陷于无政府状态，到时没有谈判对手，日本又没能力控制整个中国，列强肯定要干涉；而二策、三策则因为天气和补给的困难也被一一否决。由此，大本营指令山县有朋冬季宿营，来年再战。

得知自己的三策都被否决后，一贯独断专行的山县有朋老脸很是挂不住。气急之下，他自作主张，下令进攻海城。天皇得知后龙颜大怒，随即将山县有朋召回换帅。之后，野津贯道接替山县有朋为司令官，九连城的日军随即兵分两路，向北、东两个方向进攻奉天（今沈阳），但在东路摩天岭，日军遭到聂士成部队游击战术的困扰，被阻两个多月，损失严重，最后只得放弃进攻。

辽阳东路受挫后，日军在当年12月又从安东出发，准备攻占海城。当时的北方已是严寒季节，天寒地冻，日军士兵只能踏着冰雪在风雪中行军，很多人的鞋被磨破，双脚鲜血淋漓，一些人被冻死冻伤。更为严重的是，日军有的部队甚至没有冬装，在漫天风雪中依旧穿着夏服裙，吃着冻成冰坨的米饭和梅干，在雪地里瑟缩着身子行军。入夜时分，天寒雪降，马鸣萧萧，日军各营往往燎火烛天，彻夜不熄。可怕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日本人还保持了顽强的战斗力，这实在需要国人深思和反省了。唉，你说当时的日本人这么矮，席地而坐，吃着冷饭团，如何就能打败中国呢？

海城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海城若失，日军就可以北窥辽阳、奉天，西进牛庄、营口，关系到关外锦州诸城的安危。宋庆得报后不敢怠慢，决定立刻救援海城。但是，防守辽东的清军兵力分散，加上后勤保障跟不上，一些部队难免纵兵为害，军纪败坏。之后，士气低落的清军刚一接敌即闻风而溃，结果海城于12月13日失陷。

自知责任重大的宋庆随后组织辽东诸军准备收复海城，日军间谍探得情报后，两军在缸瓦寨发生激战。这次，宋庆所部还算挣面子，英勇顽强，不轻露屈挠之色。此役日军投入兵力约4500人，伤亡近400人。清军投入兵力5000人，伤亡约500人，是整个甲午战争陆路打得最好的一个战役。

由于李鸿章的淮军在这次战争中屡屡受挫，真是狼狈至极，死相难看，朝中清流们不免一片鼓噪，清廷也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决定起用湘中宿将。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主动请缨，提请率湘军北上，左宗棠旧部魏光焘、曾国荃旧部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也得令募兵北援。随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规复失地。但可惜的是，清廷的军队都是一个路子，启用这些人更不见成效。从1895年1月开始，清军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四次反攻海城，均以失败而告终。

之后，中日两军又在大平山展开激战，日军在付出伤亡四百多人的重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大平山。由此，日军展开了辽南战役，准备夺取牛庄和营口。3月4日，一万多日军猛攻牛庄，魏光焘的武威军和李光久的老湘军五千多人奋死抵抗并展开巷战，在杀伤大量日军后撤出，牛庄被占领。3月7日，日军又趁势攻占了营口。

日军占领营口后，随即开始了田庄台之役，这是本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战。田庄台位于营口北面，既是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也是通向锦州、山海关的必经之路，当地有居民两万多人。清军当时集结了关外的所有精锐兵力，合计七十营二万余人，作最后一搏。

日军也动用了主力部队两万人，在优势炮火的支持下攻破清军防线，并突入市区。鉴于牛庄巷战的教训，日军司令野津道贯下令将田庄台纵火烧毁。当夜，西北风呼呼猛刮，劲风卷着雪花，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次日早上，原本繁华的市镇被化为一片焦土，众多田庄台的居民和未撤退的清军全部葬身火海。由此，辽南所有城镇要塞，都已被日军占领，大清帝国的湘淮诸军，锐气尽丧，已无心再战。

由此或可看出，大清帝国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种种问题，绝不是靠换将所能解决的。海军姑且不说，日本的近代陆军已将湘淮军体制下的清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战略战术，还有指挥参谋、军队营制、训练水平、后勤保障等等，清军根本就无法和日本近代陆军对抗。毋庸置疑，不管是湘军体系还是淮军体系，都该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了。

甲午战争后，一个新的军队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新军，其中又以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部队（即后来的北洋军）为代表。清末新军是中国近代陆军的真正开始，但历史的讽刺就在于，清廷本指望大练新军以苟延残喘，但在辛亥革命中，帝国却将因之而更早地灭亡，由此还开创了军阀混战的新时代。这一切，与甲午年的战事又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1]花园口位于今大连市庄河县西南，距金州80公里。

6.威海沦陷：北洋舰队覆没记

山东半岛的东北端是威海，辽东半岛的南端是旅顺，两地遥相对峙，两两相望，人称“渤海锁钥”，环拱渤海湾。威海地势险要，两岸高山耸立，港湾中间有刘公岛坐镇，从风水上说颇具“二龙戏珠”之形貌，加上港湾周围礁石岛屿星罗棋布，堪称“形势天然、鬼工神造”。作为北洋舰队的军港，威海内有水师机械厂、鱼雷厂等，外有众多炮台并安装有大量进口的克虏伯大炮，按说是易守而难攻的。

旅顺激战时，北洋舰队撤回威海，但很不走运的是，巨舰“镇远”号入港时不慎触礁受伤，以至无法出海作战，这也让姊妹舰“定远”号的威力大减。为此，“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自责过度，心情忧愤之下竟自杀身亡，痛哉！

当时威海港内，还剩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七艘战舰（多艘有伤），加上“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炮舰，还有“康济”“威远”两艘练习舰及十多艘鱼雷艇，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剩余实力所在。后来，李鸿章向清廷申请南洋水师来援，但遭到东南地方主义保护的阻挠而不了了之。

撤回威海后，丁汝昌请求调派天津的三十六营新军来防守威海卫的后路，但朝廷认为京畿安全更重要，多次驳回其请求。在战舰不能出海作战的情况下，丁汝昌等人提出了“水陆相依”的防御计划，以军舰和炮台互相依辅，只要陆路不失手，威海港无恙，北洋舰队也就能保存下来。

这个计划，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后人常谴责其“一味保船”“消极避战”，似不公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水陆相依”防御计划未必不好，但其前提是，威海陆路得守得住。纵观整个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其实是一败再败的陆军。事实上，只要陆军守得住，即使放弃朝鲜，日军又如何能攻入中国境内呢？

从海防图上看，威海港是一个内凹的天然良港，港湾正中是刘公岛，北洋舰队入港后，一般停靠在刘公岛后的铁码头附近。威海湾的两边是南北帮炮台，与刘公岛一起扼守南北出海口。为护卫港内舰艇，南北岸和刘公岛先后修建了二十五座炮台，各炮台使用的大炮全部从国外进口，其中大都是德国克虏伯工厂和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先进大炮。

但让丁汝昌最为担心的是，这些进口大炮庞大而复杂，而守卫炮台的士兵平时操练机会不多，最近又征募了不少新兵，这些守军大都谈不上什么实战经验，倘若日军来攻的话，一旦陆路炮台失守，日军调转炮口，那港内军舰就可能成为本国炮台炮击的活靶子了。不幸而言中。1895年后，日本并没有收手的打算。从各种情报看，日军对消灭北洋舰队是势在必得，登陆山东作战也无非早晚。为此，原广西巡抚李秉衡调任山东后，想尽办法将威海一带的总兵力增加到3万人。但由于日本军舰四处游弋，难以判定日军的登陆地点，李秉衡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按“猴子掷飞镖”理论，像买股票一样分兵把守几处最有可能的登陆点。1895年1月20日，日军最终选择荣成湾登陆。这一天，大雪满天，朔风劈耳，日军的登陆活动共进行了5天，全军3万余人和3800匹战马全部登陆上岸。在进军威海的途中，由于清军分散各地，日军虽遭到多次小规模阻击，但每次战斗，日方兵力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因而很快就攻到了威海卫。

当时守卫威海的清军，有戴宗骞的北岸守军4000余人、刘超佩的南岸守军3000余人和张文宣（李鸿章外甥）在刘公岛上的北洋护军2000人。到达威海后，日军首先向南岸炮台发起猛攻，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攻占了威海南岸所有炮台。日军之前准备充分，早已备好炮台的修配零件，并用修好的部分大炮轰击港内舰艇，但遭到了“定远”“济远”“来远”等舰和刘公岛上的炮台猛烈回击，在击毁了日军所控制的数座炮台后，日军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值得一提的是，在攻下摩天岭炮台后，日军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在与记者合影时被北洋舰队的舰炮击中，这位在进攻辽东半岛和旅顺大屠杀中杀害无数中国人的日本少将，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被击毙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佐。

攻下南帮炮台的次日，日军随后占领威海卫城。当天夜里，北岸炮台的清兵哗变溃散，主将戴宗骞无力阻止，羞愧无奈之下，自尽身亡。为防止日军利用北岸炮台，心急如焚的丁汝昌派敢死队火速前去把北岸炮台和弹药库全部炸毁。至此，威海周边均落入敌手，丁汝昌的担忧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北洋舰队几成瓮中之鳖。这期间，正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春节，在被重重围困中，北洋舰队的将士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

在南岸炮台的助攻下，日本舰队列队对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发起进攻，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战。炮战第一天，日舰“筑紫”和“葛城”号被击伤，被迫退走。强攻无效之下，日军决定在夜间用鱼雷艇偷袭。威海港内本有用大铁索连接的沉雷、浮雷、电雷等各种水雷组成的“拦坝”，但后来日军用一艘鱼雷艇冒险破坏了其中一段，随后多艘日本鱼雷艇潜入港内，大放鱼雷，等被发现时，旗舰“定远”号已中两枚鱼雷，导致舰底进水，舰身倾斜，不得已驶向刘公岛沙滩上搁浅，才免于沉入港中。当夜的反击中，日本两艘鱼雷艇也被击得粉碎。

这一晚，无疑是漫长的。当晚“夜气沉沉，星斗满天，暝色蔽海”，沉闷的爆炸声和水兵的喊叫声，不时在港口附近响起。天亮后，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用望远镜一看，见“定远”号受伤搁浅，心头大喜，随即下令全力进攻。当日，双方又展开激烈炮战，你来我往，互有伤亡，日本舰队仍旧无法接近港口。之后，日军鱼雷艇再次乘夜偷袭，“来远”“威远”二舰中招沉没，其中“来远”号更是被炸了底朝天。后查明，两舰管带均出游，不在舰上。

2月7日清晨，日本海陆军再次发起总攻，北洋舰队和岛上守军奋勇还击，击伤日本“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四舰。但在这时，一幕闹剧发生了，中方十多艘鱼雷艇突然借“出击”之名加速驶出，北洋舰队顿时阵脚大乱。原来，丁汝昌见日军鱼雷艇屡次夜袭成功，于是也派己方鱼雷艇前去袭击日舰。不料管带王平、蔡廷干等人认为死守无益，竟密谋趁机逃跑。结果，这些鱼雷艇在慌乱当中不是触礁搁浅，就是被日本舰队捕获，反被日军用来攻击北洋舰队。这真像黄遵宪《东沟行》中说的，“人言船坚不如快，有器无人终委敌！”

鱼雷艇的逃跑，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当日，北洋防军依据日岛、刘公岛和北洋舰队的残余军舰仍不停反击，并将日舰“扶桑”“筑紫”击伤。只可惜，日岛炮台在当天的战斗中受到重创而无法继续战斗，清军只得放弃日岛炮台而专守刘公岛。

2月8日，日军在炮战中击沉“靖远”舰，管带叶祖跬拒不离舰，欲与之同殉，船上水手拼死将之救出。当天夜里，日军用汽艇携带大量炸药一举炸毁了400米长的水雷拦坝。此后，日本鱼雷艇可以随意出入威海港，北洋舰队陷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人心不稳，士气大挫，援军又迟迟不到，一些护军士兵及水手登岸鼓噪，甚至鸣枪过市，声言要向提督丁汝昌讨条生路。一时间，刘公岛陷入了混乱。无奈之下，丁汝昌只得耐心抚慰士兵，说只要坚守到11日，必有救兵前来接应。

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丁汝昌与刘步蟾下令将受伤搁浅的“定远”和“镇远”两舰炸毁。10日下午，在万分痛苦之下，刘步蟾亲自率领水雷营士兵，带着棉火药、水雷等上了搁浅的“定远”舰。当士兵们已在舰上主要部位装上火药后，刘步蟾仍徘徊在指挥舱里，迟迟不肯下命令。而此时，丁汝昌一直在海军公所里等待那一声巨响，但等了很久都没有听到，于是策马赶来。舰上的刘步蟾看见丁汝昌前来，只得忍住心中巨大的悲痛，对士兵下令：“炸船！”

“定远”号，当时的“亚洲第一巨舰”，从竣工下水至今，第一次出现了人去船空、一片死寂的景象。其巨大的钢铁身躯，遍体鳞伤，锈迹斑斑，四处是烈火灼烧的烙痕。在冬日的阳光下，“定远”像一个失血过多的战场伤兵，坚毅、苍白而疲惫，它微微倾侧着，沉默地搁浅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滩上，桅杆上的黄龙旗依旧在寒风中飘展。

唯一不变的是，即使受到巨创，“定远”舰依然是那样的庄严巍峨，那样的气势宏伟。其粗大的主炮炮管，似乎还在默默等候着炮手的下一个发射口令；它残破的桅杆和烟囱，依然傲视蓝天，等待下一次的扬帆大海。

唯一消失的，是舰上那些曾经生龙活虎的身影，那些生机勃勃的声音，当年琅威理的英文喝令声，水手们雄壮的号子声，炮手们搬运炮弹的叫喊声；甚至，士兵们因为犯错而被鞭打的责骂声。这一切的一切，连同记忆一起，都随着一声巨响，在丁汝昌、刘步蟾和他们的将士们面前，被彻底地轰散。

在将“定远”舰彻底炸毁后，刘步蟾独自一人去看望了移居在岛上各处的“定远”舰官兵。在和将士们一一作别后，刘步蟾于当晚吞服鸦片，自杀殉国。吞服鸦片自杀，一时间是不容易死的，对刘步蟾来说，这该是个怎样的夜晚啊。也许，他在回想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的美好时光；青年时和严复、林泰曾等同学在英国海校学习的坎坷岁月；还有回国后当上北洋舰队旗舰管带、正踌躇满志地想一展帝国海军雄风的梦想吧。

可如今，梦想破碎，一代海军英才，就此陨灭！

刘步蟾的殉国，实现了他生前“苟丧舰，当自裁”的诺言。主持山东军务的李秉衡也不无沉痛地评价说，“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看来，北洋舰队的大部分管带，都是英雄儿女，没有孬种。

此时，日本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虽然其中极尽诱降之能事，但也不乏警醒语句，姑录几段：“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对于国势的兴衰，胜利者当然可以旁观者清，但对于失败者，这种劝慰又是何等的心酸？毁船前夜，一些洋员和清军将领及官员等见势不可为，也纷纷私下商议投降之事。最后，洋员泰莱、克尔克和炮兵教习瑞乃尔出面劝丁汝昌投降，但被后者断然拒绝。瑞乃尔劝丁汝昌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炮台，徒手降敌，计较得。”

丁汝昌下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但诸将不应。11日，是丁汝昌答应坚守的最后一天。当晚，丁汝昌接到烟台来的密信说“全力冲出”，知道援军已彻底无望。无计可施之下，丁汝昌提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突围，以求冲出几艘军舰，但此议无人响应。

此时的威海，已经人心涣散，没人服从命令。丁汝昌几次派人去将“镇远”号击沉，最终无人动手。当夜，阶下很多水陆兵勇，哭求丁军门放一条生路，丁汝昌见状也是心如刀绞。当天深夜，万念俱灰之下的丁汝昌生服鸦片自杀，辗转到清晨，才痛苦地死去。同晚，护军统领张文宣和“镇远”继任管带杨用霖也先后自尽殉国。

值得一提的是，杨用霖并没有像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三人一样用鸦片自杀，他用军人的壮烈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据后来的水兵说，杨用霖是用长枪对准了自己的喉咙，用脚掰动扳机自杀的，当时场面非常惨烈，鲜血从鼻孔汩汩而下，滴满了杨用霖的整个胸襟，背后的窗户也溅满了血浆。令人沉痛的是，杨用霖的这一枪，也是威海保卫战中的最后一枪。十年前，北洋舰队樯橹如云、旌旗当空的时候，谁又曾想到这样惨烈的结局？

比这个结局更惨痛的，是岛上洋员和道台牛昶昞在丁汝昌殉国后假借其名义起草投降书进行乞降。2月12日，一艘打着白旗的炮舰驰往日本舰队，由“广丙”号管带程璧光作为代表前去送投降书，持续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至此结束。

据说，牛道台在投降过程中向伊东祐亨提出一个“不情之请”，说程璧光的“广丙”舰原属广东水师，因去年演习而暂调北洋。如今“广甲”和“广乙”两舰已经沉坏，广东水师三舰只剩“广丙”一舰而已。广东水师本不关今日之事，若沉坏其全舰，程军使回去后对两广总督难以交代。所以，还望日方将此舰放回，云云。牛昶昞的要求，自然遭到伊东祐亨的斥责与拒绝。此事传开后，在日本一时被传为奇闻。

2月17日，日本舰队放礼炮21响，高悬军旗驶入威海收编北洋舰队余舰和炮台等。之后，“镇远”“济远”“平远”“广丙”及“镇东”等10舰降下大清龙旗，被收归日本舰队。为表示对丁汝昌等殉国将领的敬意，伊东祐亭下令将练习船“康济”舰解除武装后交还，用以载运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

“回视龙旗无孑遗，海波索索悲风悲。”当天午后，“康济”舰升火起航，离开刘公岛。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在日本舰队的注视下，“康济”舰凄然离开威海湾，向烟台驶去。伴着六名殉国将领的灵柩，船上这些战后余生的海陆兵勇和洋员皆默然无语。在痛苦的沉默中，汽笛的哀鸣听来更加刺耳。此刻，栏外冷雨潇潇，白浪滔天，诸人万般滋味，凄凄惨惨。由此，曾经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灭。

“镇远”舰被日军掳去后编入日本舰队，成为日本海军第一艘铁甲战列舰，参加过在神户举行的海军大校阅，服役日本海军17年，直至1912年4月被拆解出售。令人痛恨的是，“镇远”舰所遗铁锚、锚链被日方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以此羞辱中国人。日本侵华战争中战败后，钟汉波将军以联络官身份赴日，用二战期间被日军掳去的中国商船“飞星”“隆顺”号将“镇远”舰遗物接运回国，一雪甲午之耻。

至于“济远”舰，曾随日本海军参加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并于当年11月30日被俄水雷炸沉于洋头洼海域，距旅顺西海岸一点九浬，水深四十六米。上世纪80年代后，经过有关部门的探摸打捞，共出水前主炮、主桅杆、主锚、绞车、吊艇架等文物计300余件，经保护处理，现陈列于山东威海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供人们参观凭吊。

7.英雄狗熊：甲午战争中的众生相

话说黄海大战结束后，“定远”诸舰悬挂红旗返回旅顺，以示血战而归。事后，临阵脱逃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被逮下狱。看在多年同学的份上，“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想与“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联名为之说情，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一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于大局何？”最终，方伯谦被军前正法。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毕业生。后与刘步蟾等人一起被公派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北洋舰队成军后任“济远”号管带。据军中洋员回忆，方伯谦喜欢表现，好议论，在军中属于比较活跃的将领。另外，方伯谦私生活上也很会享受，北洋舰队所到之处如烟台、威海、福州等都建有寓所，而且每处都纳有妾侍，这与独居军舰、军旅生涯中仅回过3次家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

方伯谦的生活态度与其个性有关，同时与北洋舰队的待遇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其年薪接近4千两白银，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不多见的。仕途上，方伯谦也是春风得意，尽管比不上学业更优秀的刘步蟾、林泰曾，但在同期学员中毕竟稳居舰队管带之职，其在战争爆发前还屡次上条陈给李鸿章，奏请速添快船，改善装备，将舰队聚零为整，“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可见其见识并不算差。[2]而且，当时方伯谦能与李鸿章直接往来，足以证明其在舰队中的地位。

至少在丰岛海战前，方伯谦的表现还算正常。有推测说，“济远”号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脑部中弹，脑浆鲜血喷了旁边的方伯谦一身，后者由此失魂落魄，似乎跟变了个人似的。更离奇的是，有多位目击者证明，方伯谦率“济远”号西撤时，除挂白旗外还悬挂了日本国旗。或许有人要问，其日本旗从何而来？怎么会想到携带日本旗呢？

悬挂他国国旗以迷惑对手的战术，日本舰队也采用过，如其军舰即挂过英国旗，开战前才换成本国国旗。但是，提前准备并悬挂敌国国旗，就未免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当然，在以一敌三的不利局面下，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毕竟率“济远”号全身而退，保船而归，挂旗或逃跑之事也就没有被深究。孰料在黄海大战中，方伯谦竟然不顾大局，率舰先行脱逃，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国法所容、为军法所宥。

事后，李鸿章在参奏逃将时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可笑的是，方伯谦竟以为自己是总兵衔，而清朝历史上极少有处死总兵的先例，自认不过革职而为之心存侥幸。直到清廷命令下来，方伯谦这才痛哭流涕，追悔莫及。这时，他还设法央求毅军老将宋庆为之求情，后者冷冷道：“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自我操，则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重误国家大事耶！”当年9月24日，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处斩，时年42岁。

方伯谦被正法后，曾有人以《冤海述闻》为之喊冤。多年以后，其后人仍有为之鸣屈的。尽管在细节与动机上可能有些许出入，但总体而言，方伯谦之案事实清楚，处刑得当，算不得冤案。若说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可能更冤一些。

黄海大战中有一种说法，“定远”主炮首发巨炮时，舰桥因年久失修而被震塌，丁汝昌因此被摔成重伤。但真正的事实是，日舰击中“定远”后，丁汝昌的左腿被破碎的甲板压住，炮弹引发的大火将其烧伤。尽管如此，重伤后的丁汝昌仍坐在主炮后方的甲板上，以此鼓舞全舰将士们的士气。舰上洋员泰勒即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则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同样受伤的泰勒“用半通之华语及英语，互相勉力。终乃与作表示同情，崇敬，且钦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尤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处地位之可哀。”

很多人认为，丁汝昌是骑兵出身，没有海军经验，让他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个错误，是李鸿章为控制海军而任用私人所致。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对丁汝昌本人来说未必公道。当然，海军是高技术兵种，非经长时间的学习训练不能胜任，但当时的中国海军属初创时期，又上哪里找具有海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呢？对那些学堂出身、毫无军事经验的年轻将领，李鸿章又如何能放心得下？毕竟，没有经历过战阵的军校生，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军人，像方伯谦这样的不就很快垮掉了吗？持平而论，以知识相对欠缺但有实际战争经验的丁汝昌为北洋舰队提督，只能说是相对不坏的过渡性选择，如过分苛求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

北洋舰队覆灭后，丁汝昌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海战失败的替罪羊，死后也不得安生。当丁汝昌的灵柩被运到烟台后，李鸿章上奏朝廷，称其“誓以必死，孤忠惨烈，极可悯伤。恳将丁汝昌所得处分开复，以示大公”。并请求朝廷将丁汝昌和刘步蟾、张文宣同等从优赐恤。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却上奏朝廷说：“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由此，刘步蟾、张文宣等人都获得朝廷优恤，而对丁汝昌的谕旨却成了“毋庸议恤”，刑部还下令将丁汝昌的棺柩加上三道铜箍捆锁，棺材和铜箍都用黑漆涂抹，以示戴罪。

对此，很多正直之士都为之不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威海、荣城、烟台、旅顺沿海绅士商民，京外官梁世烺、刘宗汉、潘庆澜等300多人，甘肃提督姜桂题、浙江按察使王仁宝等10人，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直隶候补道曾兆锟等114人，都先后呈请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丁汝昌伸雪。袁世凯据以入奏，称其“始终艰难委曲之情，亦为天下中外所共谅”。后来，连大学士孙家鼐也奏请为丁汝昌昭雪。

荒草凄凄几度秋，丁汝昌的灵柩一放就是十几年。直至1910年，清廷为筹办海军，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奏请为丁汝昌平反，朝廷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为名批准其奏请，将丁汝昌开复已故前北洋舰队提督原衔，以示昭雪。由此，丁汝昌的灵柩才得以解除铜箍，入土为安。

死了的人不能放过，活着的人也不好受。被“康济”舰送至烟台后，北洋舰队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等人被遣回原籍，听候朝廷发落。不久，朝廷发布谕旨，将这些人和牛道台等岛上官员全部革职，听候查办。再后来，除“康济”舰改缺为差外，清廷干脆将北洋舰队的所有武职，从提督到总兵，从千总到把总，彻底裁撤。换言之，北洋舰队在编制上已被一笔勾销。当时在北洋舰队中担任二管轮的黎元洪，也是在这时弃海登岸并改投老领导张之洞门下，由此飞黄腾达并当上民国大总统的。

自此以后，北洋舰队便永远地成为了历史。那支曾经龙旗飘扬的舰队，那些雄视亚洲的军舰，那些勇敢英武的舰长，那群忠诚活泼的水兵，都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和这支舰队一起消失的，则是国人曾经的舰队梦和强国梦。如今，梦想破碎，痛彻心扉！

几乎所有的海战，都是以一方的全军覆没作为结果，而惨痛的失败足以让人忘掉那些海军军人们曾经战斗的英勇。在残酷的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将士们曾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以至于战死或者自杀殉国的将领竟占到高级指挥官的半数以上，这在整个世界海军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北洋水师这一切的奋战和牺牲，在世人的眼中，他们仍旧没有资格说“虽败犹荣”这四个字。

北洋舰队14名管带中，“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和“扬威”管带林履中，均在黄海大战中壮烈殉国。四人中，除“经远”管带林永升当场阵亡外，其他三名管带都是座舰沉后不顾救援而决意与舰同亡。“镇远”管带林泰曾则因座舰不慎受伤而自责过度，自杀身亡。“定远”管带刘步蟾是在炸毁自己座船后，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自杀身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山穷水尽之下，生服鸦片自杀。同晚，护军统领张文宣也以同样方式自尽殉国。之后，“镇远”号继任管带杨永霖用步枪自殉。帝国的海军精华，一时俱去。这是何等的惨烈！

硝烟散去，遥想当年，丁汝昌于1891年率“定远”“镇远”等6舰访问日本时，后来晋见天皇，备受礼遇，而刘步蟾等人的英国海校同学东乡平八郎只能叨陪末座，很是灰溜溜的。之后，东乡平八郎应邀上舰参观，见船上水兵竟在两尊主炮炮筒上晾晒衣裤（姑且存疑），如此藐视武装，不觉心中暗自冷笑，回去后告诉同僚，说北洋舰队不足为惧。

1886年，北洋舰队在黄海上进行第一次大操时，比两位海军大臣醇亲王奕澴和李鸿章更重要的“检阅官”，居然是下面没有东西的太监李莲英。如此说来，在神圣的主炮炮筒上晾晒衣裤，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这般体制，夫庸何言？

说到这封建王权体制，要碰到开明有为之君，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晚清数朝偏偏运气太差，皇帝不是早死就是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由此把持权位几十年，在其治理下，大清帝国一步步滑入深渊。

光绪皇帝亲政后，老太后仍抓权不放，加上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在权力移交过程中，隐然形成帝后两党之争。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皇帝也开始变得自主而逆反。他自知为一国之君，当奋发有为，特别在状元老师翁同龢的教导下，也颇想做一个明君圣主。

但是，光绪皇帝从小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虽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但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不甚了了。而其身边的主要大臣，如最重要的军机处却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诺诺；额勒和布，沉默寡言；太后身边的红人孙毓汶，以迎合为能事。

甲午战争中，翁同龢及其帝党、还有朝中清流们无疑起到关键作用。但是，翁同龢本人不谙军事也从未做过外任官，更不要说统兵打仗、有过战争经验。其他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也都如此。就是这些人，却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战而浑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险。在他们眼中，清军打败日本这个“蕞尔小邦”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北洋舰队耗费重金，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光绪皇帝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被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细查道光、咸丰和光绪祖孙三人分别应对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时候，发现其心态如出一辙：“开战之初，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缩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

正因为如此，小皇帝才不断辱骂那七十多岁的李鸿章，逼迫老李立刻率领他那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开战前，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两天后，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传懿旨亦主战”，并给李鸿章发去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现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时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旅顺吃紧后，小皇帝大光其火，“前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亲自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定远’等船，迄今尚未修好，不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甚痛恨！‘定远’‘来远’等为该军制胜利器，著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正法！”

北洋舰队被围困在威海卫后，小皇帝又下令：“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

小皇帝火气很大，但他哪里知道，北洋舰队在军舰减少、多数军舰有伤的情况下，乘间出击恐怕是加速死亡，而断贼归路，又如何断起？

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其翰林出身而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中以军事起家，之后又经办洋务练兵多年，堪称洋务新政时期的第一重臣。对于本国及日本的军事力量，李鸿章心知肚明而不敢轻易言战。据《蜷庐随笔》中所载，翁同龢的小门生王伯恭曾向老师“力谏主战之非”，后者讽其书生胆小，王为之力辩：“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龢不以为然：“今北洋海陆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王说：“知己而不知彼，安能取胜”。翁同龢最后一句道破天机：就是让北洋海陆军上阵，“以为整顿地也”。

这段随笔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不过翁同龢与李鸿章几十年的恩怨倒是世人皆知。如真像王伯恭说的那样，李鸿章不欲战而翁师傅偏要他战，甚至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那未免有些无知而自私，殊非大臣之体。毕竟，个人恩怨事小，祸国事太大了！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确实有些愤青（清流派本就是些愤青嘛）。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固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连自己几斤几两都搞不清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则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甲午期间，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得意门生、新科状元张謇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些这个味道。诚如当年戈登的逆耳忠言，中国不能战而好战者，皆当斩也！

据说，中兴重臣恭亲王奕临死前，光绪帝亲往探视。当问起“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时，老皇叔坚决不提翁同龢。小皇帝等不及了，问：“如今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恭亲王挣扎着起身，大声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恭亲王阅人无数，老于世故，如此大的反应，应有一定道理。

从一开始，对中日内情深有所知的李鸿章就知道打起仗来凶多吉少，如其自言：“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之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百般周旋，企图借列强调停而和平解决，能不打就尽量不打，以为中国争取自强的时间。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痛则通，不痛则不痛，不惨败一次，如何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又如何会幡然醒悟，奋起直追呢？更何况，后面更多的是那些“痛了还不通”、瞎走冤枉路的主儿！

战后，面对千夫所指，李鸿章曾愤懑地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致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3]

为帮李鸿章避避风头，清廷于1896年派其访问欧美。在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会面时，后者揶揄老李只会打内战、不会打外仗。李鸿章听后，渭然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

在中国呆了半辈子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冷眼旁观了数十年后倒说了几句明白话：“中国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睡着了。”拿破仑也说，“中国是头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世界都会为之震惊”。话音未落，拿破仑又补了一句：“幸好它一直没有醒来”。是啊，古老的中国，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醒来呢？

[1]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2]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3]陈斌：《李鸿章：甲午之殇》，第16页。

第五章　战后之痛

1.春帆楼外：李鸿章的外交荣辱

1895年后，清廷败局既定。这时，朝中主战派们个个缄口不言。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讨论战事，“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由于害怕日军继续进军，清廷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屈膝求和。

早在1894年11月，李鸿章曾派其洋务专家、原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打探议和的可能性，但日方以德璀琳并非中国大员为由拒绝谈判。12月后，清廷又派张荫恒、邵友濂为代表前往日本议和，但日方又嫌其品阶不高、并非朝廷重臣而不肯开谈，其言下之意，议和非李鸿章不能为也。这时，美使函告李鸿章并转告日本来电说：“中国除非先偿兵费，并允许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画押全权，则使臣可毋庸前往”。

3月14日，迎着潇潇春雨，李鸿章受命从天津启程，带着曾任驻日公使的嗣子李经方及随员马建忠、伍廷芳等人，驰往东洋岛国。19日，李鸿章一行人抵达日本下关（今山口县）。到后次日，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开始谈判。

下关亦称马关，位于日本本州最南端。春帆楼建在一小丘上，为当地著名风景区，以河豚宴而闻名。当时，春帆楼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日方准备非常充分，并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亲自主持谈判。

1885年，李鸿章即与伊藤博文打过交道，当时因清军在朝鲜平叛并伤及日人，但那次因中方已控制局势，伊藤博文未能讨得便宜，反而在会场上领教了李鸿章的盛气凌人之态。这次就不同了，日方在战争中大获全胜，李鸿章作为失败国代表，难免低声下气，受制于人。为缓和气氛，李鸿章开诚布公地说：“你我东亚两国，最为邻近，同文同种，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也未必于有益贵国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

想起之前忍气吞声的受辱经过，伊藤博文不免心中冷笑，表面却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李鸿章叹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也深知我国必须改变方能自立。”

首次会见中，尽管李鸿章想尽力表现出恢弘的气度，但作为战败者，仍难以掩盖尴尬艰难的处境。事后，陆奥宗光评论说：“李鸿章高谈阔论，目的不过是想借此博取同情，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罢了。”

此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心酸自知。

21日，双方举行第1次谈判，伊藤博文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为质，占领期间由大清支付日军军费。李鸿章听后大惊，连呼：“过苛，过苛！”这三地乃北京之咽喉，当时尚在清军手中，如果日军占领这三地，万一谈判破裂，日军就可以迅速进攻并拿下北京，这个条件实在太离谱。

李鸿章强按心头怒火，说：“我之来此，实系诚心讲和，我国家亦同此心。乃甫议停战，贵国先要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系北京门户，请贵国之兵不必往攻此处；否则，京师震动，我国难堪，本大臣亦难以为情。”

李鸿章想用中国的规矩，讲情面，给面子，奈何伊藤博文一点面子不给，并限定于3天内做出答复。英国人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日本人当时以英国人为师为友，在国家利益上，根本不讲什么情面，国人用这个思维去处理国际事务，岂不贻笑大方？

停战要款告知北京后，朝廷大震，光绪也为之动容。和朝廷商议后，李鸿章决定暂时搁置停战问题，先谈议和条款。在24日的第3次会谈中，中方要求日方出示和款，伊藤博文答应次日交阅，但在会谈中却不经意地提起台湾，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原来，日本在谈判中拒绝李鸿章的停战提议，乃是处心积虑地想夺取台湾。就在前一天（23日晨），日本舰队已派兵在澎湖登陆并于两日后占领了澎湖，为侵占台湾做好准备。

正当日本人意得志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让日方措手不及。

24日下午，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时，日本人听说大名鼎鼎的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经过，就像现在粉丝见明星一样，都争着前来观看，一时间街道各处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正当李鸿章的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时，突然一个日本壮汉暴起跃出，直奔轿前，黑手按住轿夫肩膀。轿夫大吃一惊，慌忙停住。该暴徒乘机掏出手枪，对准老李面上猛开了一枪，枪弹当下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顿时满脸是血。老李当时还算镇静，手掩创口，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行赶入引接寺旅馆，到了旅馆之后才厥倒在地，不省人事。

后查明，这个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郡马县大北岛人氏，无业青年一枚。此人是个日本“爱国”粪青，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的严重洗脑，成天生活在帝国幻想中变得歇斯底里。之前，小山丰太郎认为李鸿章是日本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曾有计划赴天津行刺，但因买不起船票而无果。这次李鸿章来日本，机会难得，才有此暴行。但小山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爱国行为”拍到政府的马脚上，后来这小子被山口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哭都来不及。

李鸿章被刺一事，让日本政府很是被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最后，天皇也被惊动，并急派御医前往护理，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为防止再出现意外，日方还特别沿着春帆楼左侧山腰间修了一条专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这就是著名的“李鸿章道”，今日犹存。

尽管日本人做了各种努力示好，但消息披露后，世界舆论还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国大都谴责日本并进而同情中国，纷纷表示不能坐视，其中尤以俄国为甚。由于自己理亏和担心列强干涉，日本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实行无条件停战，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

4月2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并限三日内答复。其和约底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

四、中国再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在各口岸可以自由通商设厂。

李鸿章接阅日方的和约底稿后，再次崩溃。他虽然早就料到日本人心不足蛇吞象，但绝没料到日本人野心如此之大，甚于英法十倍。

日方约稿电告总理衙门后，朝廷展开激辩，但口舌相争，毫无结果。李鸿章见期限已到，而清廷复电未到，只得自行拟了一个长篇说帖，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日本其余三项要求都进行了驳斥：

一、割地一项，“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若“徒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

二、赔款一项，“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

三、通商一项，“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

陆奥宗光拿着李鸿章的说帖去见伊藤博文，后者读毕大为光火，说：“如果不先加以彻底的反驳，使其迷梦觉醒，恍然悔悟，则对方终不能了解现在彼我之地位，将续作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苟我不指出其论点的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陆奥宗光也同样认为：“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

为此，伊藤博文特邀新任全权大臣李经方谈话，其间恫吓说：“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小李被这么一吓，当下就没了主意，赶忙说：“回去与父商议后，再行提出答案。但答案万一不能使日本全权大臣满意时，希望不因此招致日本全权大臣之盛怒，以致谈判破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是以诸事皆请海涵。”[1]

这活脱脱就是跪地求饶了。

4月9日，李经方提出修正案，同意割让辽东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四地，以及澎湖列岛，赔款要求减至一亿两。几经折争，日方坚不松口，伤势未愈的李鸿章考虑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强起亲自与会。在10日举行的第4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假意慰问几句，会谈随后开始。姑将辩论简要记录如下：

（一）

伊：“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难道不准分辩？”

伊：“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即以此已译三端开议。第一，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钜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钜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债。洋债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中国请尔为首相，何如？”

伊：“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无可减矣。”

（二）

李：“既得地税，尚要赔款，将如之何？”

伊：“无法。”

李：“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三）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四）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钜，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伊：“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减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

李：“不许我驳否？”

伊：“驳只管驳，但如我也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墩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运出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

（五）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亦有居民；日本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至此，李鸿章起席与伊藤博文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头说“不能再减”，双方遂散。

李鸿章将谈判结果报上去后，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由此，马关条约大局已定。4天后，双方进行了第5次谈判。再录几段谈判记录。

（一）

李：“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

伊：“此战后之约，非如平常交涉。”

李：“讲和即当彼此相让，尔办事太狠。”

伊：“此非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效，不得不尔。”

（二）

伊：“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台湾交接。”

李：“一月之限过促，总署与我远隔台湾，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国派台湾巡抚与日本大员即在台湾议明交接章程，其时换约后两国和好，何事不可互商？”

伊：“一月足矣。”

李：“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尚未下咽，饥甚。”

李：“两万万足可疗饥，换约后尚需请旨派员，一月之期甚促。”

伊：“可写一月内，奉旨派员云云。”

春帆楼外，冷雨潇潇。这次谈判时间长达五个小时，老李说得口干舌燥，但日方丝毫不肯让步。晚上七时半谈判结束，李鸿章走出春帆楼时，已是一个无边的黑夜。千古骂名，岂能得脱？

最后议定的《马关条约》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可在各口岸自由通商设厂。

《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翰林院83人和内阁官员上百人联名上奏反对和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人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此时，正好北京举行会试，各省举人大为激愤，会推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变法”三策，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也是维新变法之发端。

只可怜光绪小皇帝这几日焦灼万状，思前想后，“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在海军已覆、陆战不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光绪皇帝只得在5月2日批准了和约。和约批准后，光绪皇帝深感上愧祖宗，下慊国人，随后在5月11日下罪己诏：“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皇帝要老百姓体谅，可谁去体谅那些老百姓呢？

甲午前一年（1893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擢文华殿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这年又正值李鸿章七十寿辰，慈禧太后赐“调鼎凝厘”匾额，并亲笔书写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人臣礼遇，莫过于此。此时的李鸿章，真可谓红极一时，风光无限，达到了人生事业与声誉的最巅峰。

仅过了两年，李鸿章便从权力与声誉的顶峰上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回国后，李鸿章心里清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骂名。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甲午年的悲惨往事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李鸿章说了几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就是练兵和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2]

作为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倒腾的那些瓶瓶罐罐，最后被东洋小鬼子打了个七零八落，呜呼哀哉！诚然，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造了；洋人也请了；兵工厂、造铁厂、织布局、同文馆、船政局、总理衙门，还有北洋、南洋水师，都搞了，看起来也像模像样。可惜，那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而已！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李鸿章也只得承认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也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罢了。

正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如不从根本体制机能上着手，即使洋务搞得再好，北洋舰队看起来再强大，终究不过是“裱糊”而已，经不起风吹雨打。由此，戊戌变法也就开始酝酿起来了。

[1]（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7页。

[2]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1页。

2.台湾余波：就此沦落五十年

“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马关谈判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出后，“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群情激愤之下，台湾民众誓不臣倭，愤怒的人群拥入官署，要求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民做主，撤回《马关条约》。

彰化县绅民更是在县署门前公开贴出大字报，大骂李鸿章等人：“我台民之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对于此等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台北民众更是直接采取行动，不但鸣锣罢市，并集会宣布所有台湾饷银均不得运出，制造局也不准停工，以随时准备进行抗日。另外，他们还发布檄文，宣布“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决不束手就擒，甘做亡国奴。

当时恰逢北京举行会试，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上书，其中台湾举子更是群情汹涌，抗议清廷“弃地界仇”。汪春源即在上书中沉痛指出：“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台湾进士、前工部主事丘逢甲也上书质问：“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唯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但是，所有的这些抗议都归于无效。按清廷的政策，台湾百姓愿意内渡的，大陆接收；两年内，没有内渡的即成为日本治下之属民。之后，总理衙门复电台湾巡抚唐景崧：“割让台湾，朝廷实在万不得已。如今日人仍据辽东、威海，京师危在旦夕。台湾岛孤悬海外，终难以长久据守。不可因一时义愤，而不顾种种患害。”

此电传出，台湾全岛，哭声震天。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心酸不已，两月之内反复陈电朝廷达二十余次，恳求朝廷再想办法，切不可轻易割台。电文中，唐景崧甚至责问朝廷：“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唯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

面对“几千万口交腾”的反对声浪，清廷也曾电谕李鸿章“再行熟查情形，详筹挽回万一之法”，看事情有无转机的余地。李鸿章转伊藤博文电文说，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起程赴台，并有意无意地提醒说：“此处（台湾）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

清廷当然心知肚明，如果再开战端的话，麻烦就大了。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清廷最后以和议已成，无法更改，只一味地催促唐景崧等台省文武官员早日内渡，不要影响大局，更担心台湾民众生事惹怒日本而导致日军再度进攻。

“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台湾民众知道割台之事已成定局、无法挽回后，以前工部主事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连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台湾自保之计。5月5日，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集会于台北筹防局，请唐景崧暂掌台湾政事。清廷得知后，急令唐景崧“着急开缺，来京觐见”，其他官员也赶紧内渡，免生事端。

在此情况下，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集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任台湾义军统领，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会后，台湾绅民紧急铸造国玺金印一颗，上书：“民主国之宝印”。同时，又仿造大清的青龙旗制作了长方形的“蓝地黄虎”旗，旗帜图案“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表示臣服于故国。

5月25日上午，在丘逢甲的带领下，台北绅民数千人敲锣打鼓，拥至巡抚衙门，丘逢甲等人捧着民主总统金印和国旗，唐景崧则身穿朝服走出抚衙，望阙九叩首后，北面接过金印和国旗，受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随后大哭而入；紧接着，“台湾民主国”改号为“永清”，即“永远隶于大清”之意。

当日，唐景崧致电清廷及各省官员，正式宣告“台湾民主国”成立，电文说：“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镇守台南的帮办军务刘永福也发布公告：“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变异，为人所不忍闻见，何怪我台民发指眦裂，誓与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诏，而为自立之国。本帮办以为，誓师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惨淡经营，何难徐销倭焰。为此示仰军民人等，须知同心戮力，自可转危为安。”

但是，由于清廷命令在台官员全部返回大陆，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人先后率领部分营兵离台，在台清军除刘永福所部完整外，其他均已残缺不全。为此，台湾民众自发组织了义军，以补兵力之不足。其中，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有十营义勇，吴汤兴作为台湾府台军统领也统领了六营义勇。后来，刘永福任命简成功为义军统领，也统有十一营义勇，以协防台南。

这里特别介绍一下丘逢甲。丘逢甲又名仓海，台湾陷落后常自称“海东遗民”。丘之曾祖在乾隆年间举家来到台湾，定居于彰化县翁仔社。丘逢甲从小就胸怀大志，“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后中进士，并钦点工部主事虞衡司。不过，丘逢甲对在朝廷中做官没有兴趣，不久即告假还乡，在台中府衡文书院讲学。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以为台湾孤悬海上，日本觊觎已久，曾对友人长叹道：“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不幸而言中。

日本这边，就在烟台换约后的第三天（1895年5月10日），日本政府立刻将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并任命其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以尽快武力占领台湾。之后，桦山资纪亲率总督府直属部队及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的日本近卫师团3万余人直扑台湾。

6月3日，日军攻下基隆。次日，日军再下狮球岭，扫清台北外围。这时，唐景崧见势不可为，匆忙间改换衣服，其小妾也改穿男服，一家人杂入乱民中，逃到了台北的德国洋行，并于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匆匆内渡厦门。由此，一度在中法战争中风起云涌的唐景崧偃旗息鼓，最后客死广州。

之后，日军星夜进兵台北。6月7日，台北全城沦陷。随后，北白川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据时人记载，“日军大队人马到后，到处占人民房，抢掠鸡牛，搜夺军器。很多台北百姓不堪侵扰，只得扶老携幼、蔽海而浮开始大逃亡，就连一些妓女和乞丐，也都间杂其中”。“战后的台北，风云惨淡，到了晚上，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如有听到敲门声，住在附近的居民家庭都心惊肉跳，以为日本兵前来骚扰，其骇异的情形，可以想象！”

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组织所谓的“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这一天，被日本政府称为“始政纪念日”。此时，台北后路就剩下丘逢甲所率的一支义军，并很快被日军击破，丘逢甲只身逃脱，藏于民间。在日军的严加缉捕下，丘逢甲只得离开台湾内渡。临行前，他写下《离台诗》六首，其中有两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面对故乡的沦陷，其心中的愤懑和痛苦，又有谁知？

日军攻占台北后，随即南下进攻新竹。新竹原名竹堑，清初时隶属嘉义，后被划入彰化。1888年台湾建省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新竹被划为二县，南部叫苗栗，北部仍称新竹。二县人口众多，并且多为福建和广东一带的移民，由此该地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强悍。乡民听说日军要南侵后，纷纷自行组织义军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其中，以苗栗生员吴汤兴、塾师徐骧等人为突出代表。在台北陷落后，各路义军纷纷在新竹会合，加上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栋军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等清军，新竹城内一时间旌旗招展，人马遍野，城内的抗日力量接近万人，颇为可观。

“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吴汤兴原籍广东，其与丘逢甲是远亲，后者在台北组织抗敌时，吴汤兴也受命在当地募集义军。台北被日军占领后，吴汤兴率队北上新竹城，正好和各路义军及清军诸营不期而会。由于吴汤兴在当地小有名气，后被公推为抗日义军总统领。由于这些义军大都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常称之为“新苗军”。

此前，台湾知府黎景嵩也在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招募兵勇，后组成“新楚军”，副将杨载云被任命为统领。这时，刘永福派吴彭年率七百“黑旗军”北上支援，三军遂联合起来，以共同打击南下的日军。

8月上旬，日军开始发动进攻。尽管义军奋勇抵抗，但日军的炮火凶猛，很快宣告不支，统领杨载云战死，“新楚军”和“新苗军”改由吴彭年统领。之后，刘永福再派“黑旗军”王得标、刘得胜、孔宪盈、李士炳四营及旱雷营孔搏一营来到彰化，义军士气为之一振。

由于彰化城小，无险可守，义军遂将防守重点放在了城外的八卦山炮台。后来，日军以六个中队的兵力将八卦山三面包围。守卫炮台的将士们奋力抵抗，“新苗军”首领吴汤兴更是在枪林弹雨中来回指挥，最后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在炮台之巅。

吴汤兴牺牲后，八卦山守军伤亡殆尽，渐渐不支，徐骧只得率余部走后山突围而去。督战的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知道八卦山已陷敌手，便亲率“黑旗军”三百人前去夺回。但日军居高临下，在山上猛放排炮。“黑旗军”伤亡惨重，吴彭年身中数弹，依旧奋力向前，最终战死于八卦山麓。

吴彭年殉国后，“黑旗军”猛将王德标仍率部和日军作殊死的战斗，尽管当时他已经身受多处创伤，但一直率部坚守不退，直到八卦山上火起，探哨报告说彰化城已经失陷，才被左右强行挟走撤退。

彰化的失陷，意味着台北和台中地区都落入日军手中。攻下彰化的当日，北白川能久亲王兴致勃勃的登上八卦山炮台，见台湾府城一览无余，心中乐不可支，以为立刻挥师南进，一举攻下刘永福“黑旗军”所守卫的台南，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想到这里，北白川能久亲王得意地赋诗一首，说什么“旭光将被台南地，歼彼渠魁安万生”，其骄狂之态，可谓惟妙惟肖。

不过，北白川能久亲王高兴得太早了点。进入台中后，日军因患病和抗日民众袭击而导致的伤亡人数迅速增加，仅9月份就有4千多人得了霍乱、痢疾、脚气等各种乱七八糟的病，几乎占到整个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的三分之一。据日本文献记载，“彰城设野战医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多在）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愈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籍。行军困难，于此可见一斑。”

再说唐景崧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集会商议，决定公举刘永福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但后者坚决不受。不久，台南绅民又铸了一颗总统印送来，刘永福执意不收印，说：“送印大可不必，也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想尽办法打败倭寇，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日本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此前，两江总督张之洞来电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刘永福接电后十分激动，认为局势可能有所变化，后来还和台南文武百余人集会并歃血同盟，发誓共保台湾，并向民众发布告说救兵将至，台南人民听到后，一时间欢声如雷。

但是，所谓的俄国干涉最后证明只是一厢情愿，而内地一些督抚答应的救援也迟迟没能兑现。刘永福曾多次派人回大陆拜见两江、浙闽、两广、直隶等总督，请求他们的援助，但都因为朝廷严旨禁运粮械济台的政策限制而无功而返。就连当时对援台最积极的张之洞，最后也在朝廷的严诘之下改变了态度，任刘永福在电报里一再苦苦求助，最终还是爱莫能助。

下面试录两封刘永福当时致张之洞的求援告急电报，以见刘永福当时锥心刻骨的困窘心情：8月19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8月22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8月25日，张之洞复电刘永福：“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意在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10月2日，刘永福派易顺鼎回厦门商借兵械，张之洞答复说：“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易顺鼎见事无可为，不禁长叹一声：“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日军占领彰化后，8月底即攻占了台中诸城，并开始进逼台南。这时，桦山资纪给刘永福发来劝降书，劝其听从清廷的旨意，放弃抵抗；要是刘永福愿意内渡的话，他将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刘永福接信后，复书桦山资纪并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黑旗军”要和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

日军劝降不成，便决定加大进攻的力度，并从本土抽调了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2万余人增援。10月后，日军以4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当月9日，日军进攻嘉义县，驻守嘉义的“黑旗军”猛将王德标派士兵埋设地雷直达日营，炸死炸伤不少日军。日军惊恐之下，用巨炮猛轰嘉义城墙，王德标被迫率部退守曾文溪，而这已是台南府城最后一道防线了。

曾文溪位于台南以北30里，溪南岸有一长堤，高一丈多，北岸为沙地，此处的地势有利于防守，刘永福打算在这里率领“黑旗军”进行最后的抗御。当时“黑旗军”和义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曾文溪集合，刘永福命总兵柏正材统率全军，兼统王德标与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总兵力约4千余人。

10月19日，大批日军开始向曾文溪前进，双方在此展开最后的殊死奋战。在大炮的掩护下，日本兵一步步接近“黑旗军”阵地，由于力量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的阵地相继被攻克，将士们最后只能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义军统领徐骧率先锋营与敌步战，拚杀在前，不幸头部中弹，血流满面，仍旧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但最终仍倒地不支，英勇殉国。

曾文溪之战中，“黑旗军”与义军均损失惨重，总兵柏正材阵亡，王德标下落不明。事实上，此役已是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台南府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此时的刘永福，这位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抗法英雄，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眼看外援无望，粮饷告罄，曾文溪之战又遭沉重打击，正如时人所说，“即使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想到这里，刘永福不禁仰天悲呼：“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这时，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再次贻书诱降刘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

为防止落入敌手受辱，刘永福和其子刘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决定趁夜出走，后搭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前往厦门。未及开船，即有日本兵拿着刘永福的画像前来搜寻，幸好船员将刘藏在水泡舱中，才没有被发现。“爹利士”号快到厦门时，日本兵舰又追来，命停船检查，日本兵上船后一通搜查，还是没有发现其踪迹。原来，刘永福曾是“爹利士”号船长的救命恩人，被后者冒险藏到了锅炉房。

刘永福孤军守台南数月，最后失败内渡，世人都对之表示理解和敬重。后来，刘永福曾写过两首《别台诗》，其中一首为：

流落天涯四月天，樽前相对泪涓涓。师亡黄海中原乱，约到马关故土捐。

四百万人供仆妾，六千里地属腥膻。今朝绝域环同哭，共吊沉沦甲午年。

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各地义军在崇山峻岭中仍不时向日军发动袭击。在侵略台湾的五个多月里，日军共有3万多人死伤或罹病，其中死4600人，包括日军近卫师团长和第二旅团长均死于台湾。事实上，台湾抗战的悲壮失败，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真正结束。

日本侵占全台后，将台湾视为最好的“殖民试验地”。1896年3月，日本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建立了总督独裁的殖民统治。此后，日本在台统治持续了近50年，直到二战结束，台湾才回归祖国怀抱。

割台一年后，有位诗人越过海峡，东望故土，写下了一首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潜；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愤怒出诗人，曾经“刺血三上书”的丘逢甲所写的这首《春愁》，悲怆了半个世纪，台湾才回到祖国的身边。如今，一湾浅浅的海峡，还隔断着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如果我们要找历史原因的话，日本侵台的这段历史难逃干系。

3.列强账单：辽东半岛后事如何

日本在马关谈判中的狮子大开口，让西方列强们很是惊诧莫名。3月下旬，得到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立即上奏沙皇，称“日本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日人在占领南满以后，决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另一个奏文中，他又赤裸裸地表示：“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了便利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

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俄国人企图借日本人削弱中国，因而对东亚两国之争不免幸灾乐祸。甚至到战争后期，沙俄政府还公然向日本表示：“俄国对于日本占领台湾，当无何等障碍”，目的就是将日本的矛头引向南进，为自己在远东的扩张提供便利。但俄国人没想到的是，小小日本，野心竟如此之大，如任由其占据南满，那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远东的作用将大为逊色，并极可能切断其对东方侵略的出路，进而剥夺俄国南下扩张的机会。

《马关条约》已成后，俄方暴跳如雷。在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沙皇身边的红人、财政大臣维特声称：“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应坚决声明，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的全部归并日本”。因此，维特提议，最好现在就对日本采取积极行动。

但是，俄国当时在远东尚无海军基地（旅大即其觊觎目标），陆路则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竣工，运兵与后勤均成问题，如单独和日本开战的话，似无把握。不过，好在俄国与法国结为同盟，后者当时正与德国紧张对峙，需要沙俄在东线牵制德国力量，加之法国本身也有扩大在远东殖民利益的愿望，因而很快同意与沙俄“共同行动”。

鉴于俄、法两国声音还不够大，俄国又想把英、德两国也拉进来。可惜的是，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野心，英国人可谓“洞烛其奸”，其声称“没有理由干涉和谈”并明确表示不参加这个临时组织。在英国人看来，“马关条约对于英国更有利，因为新埠口的开放和更巨大便利的让与将给国际贸易带来好处，而且日本的胜利将阻碍俄国政策在满洲和朝鲜的进展。”出乎俄国意料的是，德国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原来，德国因长期的分裂而被耽误多年，在其完成统一并迅速崛起后，世界各殖民地已被基本瓜分殆尽。面对自己强大的实力和少得可怜的殖民地，巨大的落差让德国人心怀不满，正唯恐天下不乱。因此，德国人收到俄国的建议后立刻满口答应，其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借此“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另一方面也可伺机在中国“取得一个地区作为军事基地”。

《马关条约》签字当天，沙俄立即向德、法正式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如日本不接受此劝告，则由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之后，德皇威廉二世首先下令各派一艘装甲舰和巡洋舰前往东洋。

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国公使约好一起到日本外务省送备忘录。俄国公使的备忘录称：“俄国政府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发生障碍。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三国公使特别声明，限日本15天内作出答复。

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患肺结核请假休养去了，外务次官林董听了这几个大胡子洋人的话，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作答。见日本人还没明白什么意思，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进而警告说，日本要是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怕会招致冲突；而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更是恫吓说：“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

光说不练是不行的。为给日本增加点压力，俄国命令其太平洋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并在神户和烟台各聚泊数舰，炫耀武力。另外，俄国将在东西伯利亚的5万兵力全部集中到海参崴待命，做出一副要开战的架势。德、法两国的军舰也在黄海频繁活动，大搞紧张气氛，仿佛战争马上就要爆发。

这下，日本人慌了手脚，伊藤博文赶紧提请在广岛举行御前会议。经数夜的苦思冥想，伊藤博文会上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断然拒绝俄、德、法三国要求；

二、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该会议处理；

三、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

对于第一策，日方实在没有把握，光俄国人就够他们喝一壶了。伊藤博文自己也说：“俄国舰队有12万吨，而我方军舰连缴获的都算上才8万吨。不仅吨数不及，而且我舰在一年间连续奔波于海上，大部分受了伤。况且，他们还有4艘铁甲舰，如用来切断我之后勤供应，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仗。”

但对于第三种方案，日本人又心有不甘。于是决定暂从第二种方案，即召开国际会议来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得知后坚决反对第三方案，认为这将导致问题复杂化，说不定中国会挟洋自重，乘机不批准条约，使得《马关条约》成为一纸空文，这万一弄不好，到嘴的鸭子可就飞了。

陆奥宗光的意思是，先拖一拖，摸清三国特别是俄国真实意图再做决定。于是，陆奥宗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答复俄国公使，其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对于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外，完全放弃。但日本与中国商议后，当以相当款项作为放弃领土之报酬。在中国完全履行其媾和条约上之义务以前，须占领上述土地作为担保。”同时，日本又向德、法两国送了同样的备忘录。

但是，俄国人不是傻子，日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变相地永久占领自己看中的金旅地区，岂能随意松口答应？在与德、法两国商量后，俄国人认为“日本占有旅顺口于事有碍，须坚持最初之劝告，决不动摇。”随后，俄方照会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对其提议很不满意。为此，沙俄还暗中唆使清廷迟延对条约的批准，以进一步对日本施加压力。

这时，日本想拉拢英、美、意三国组成反干涉的联合阵线，但英、美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它们没什么重大利益可言，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得不偿失，代价太大，因而对日本的拉拢也无动于衷。

照会以后，俄、德、法三国公使不断到日本外务省催促其作出答复。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对日本外务次官林董说：“希望日本政府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制造新的困难，与三国对抗。”法国公使哈尔曼也说：“日本在伪装的局外人的好意冲昏头脑之前，应该三思！”言外之意，是警告日本人别想用“拖下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在俄、德、法三国的“淫威”之下，玩尽心思的陆奥宗光才算明白，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自己在国际事务上声音的高低，日本“如无以武力一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而且，要是不满足三国要求的话，“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1]

5月4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联合会议决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次日，陆奥宗光本着“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原则，电告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宣布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公使这才乐呵呵地表示非常满意。

但是，归还辽东半岛是有条件的。随后，俄、德、法三国又同日本就交还辽东半岛的条件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当时德、法认为，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乃是对俄、德、法三国的让步，而并非对中国让步，因此，日本不能对中国提要求。俄国也认为，即使要求赔款也不能过多，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两为宜。

最初，日本提出中国需赔偿白银一亿两赎回辽东半岛，经过清廷的力辩和三国的反对，日本后又主动降为五千万两。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最后以三千万两“成交”，日本还提出必须在三个月内交清，随后日本军队才从辽东半岛撤回。

之后，清军按约定陆续收回海城、凤凰城、岫岩和旅顺、金州、大连湾。1895年底，辽东半岛全部收复。可怜又可悲的是，在这场精彩的“三国干涉还辽”大戏中，清廷只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小角色。

俄国人出了力，当然得要有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前往俄国访问，期间签订《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修建一条穿过东北的大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日本要是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的话，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换言之，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同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基本情况，认为胶州湾是一个安全的停泊点，附近有煤矿地层，气候凉爽，而且容易设防，费用简省，最宜于建筑海军基地。随后，曾任天津领事的德璀琳也向德国方面指出，胶州湾港口优越，港内宜于挖泥，无需顾虑新泥沙的淤积，有利于船坞与码头的设置；其腹地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易于筑路，易于进出华北，胶州堪为一条抵京铁路的良好终点；在体质与智力方面，当地居民是中国最优秀的；当地气候也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

蒂尔皮茨的报告与德璀琳的建议很快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1896年底，德国做出占领胶州湾的决定并制定了一个占领计划。与此同时，德国公使海靖奉命向清廷明确提出要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但被清廷所拒绝。德国对此并不死心，1897年2月17日，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宣布德皇已决定要占领胶州湾，“俾一俟时期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

由于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895年曾声称取得了在胶州湾的冬季停泊权，德国公使海靖1896年到任后即首先拜访了俄国公使喀西尼，并向他透露了德国欲占胶州湾的意图。1897年8月，德皇访问沙俄时也就胶州湾问题同沙皇交换了意见，以摸清沙俄对此事的态度。令德皇满意的是，沙俄对胶州湾的要求并不认真，并向其透露了俄国欲在北中国另觅海港（旅、大）。沙皇表示，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的要求，那俄国就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

1897年11月1日，山东爆发“巨野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皇认为的“天赐良机”终于到来了。之后，德皇再次电询俄国的态度，沙皇于次日回电：“（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海港仅在1895.1896年间暂时地属于我们”。由此，德国放心大胆的开始行动了。

1897年11月13日，也就是教案发生后的第12天，德国舰队强占胶州湾。次年3月，清廷在德国的胁迫下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并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人也立刻派军舰驶入旅顺口，并派出2千海军陆战队登陆。1898年3月，俄国强迫清廷签订《中俄旅、大租借条约》，其中规定，“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有足为可恃之地”，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25年。由此，费尽重金打造的旅、大军港也就此落入了俄国人之手。

眼见德、俄两国相继得手，法国也按捺不住了。1898年4月，法国强迫清廷租借广州湾，租期99年。同月，日本也要求清廷保证不将福建省内任何地方让给或租给他国。换言之，福建成为日本的保护范围。

在此情况下，大英帝国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与日方协调后，胁迫清廷允诺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作为对俄国占有旅、大的一个平衡。1898年5月，在清廷将《马关条约》的最后一笔赔款付清后，日军从威海卫撤军。接受仪式上，英国人也同时参与，并在升起中国旗后，又悬挂英国旗，以示威海卫“名花有主”。同年7月，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其中特别规定，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的期间相同。

1890年，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出版《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海权论”一时甚嚣海外，海军以“赤裸裸的武力”保护世界市场成为当时列强的共识。很显然，德国的强盗做法非但使中国成为这种所谓“海权论”的不幸牺牲品，同时也引发了列强强占、强租中国港口及土地的严重事件。在“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下，中国于1898年爆发了一场激烈而短暂的变法，并在变法失败、守旧派大获全胜后引发了庚子年更大的灾难。这一切，无疑都是“连锁反应”。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清廷表现极为软弱，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力量的对比。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意识到国内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中国海防已是门户洞开，任何海上强国都可以任意敲开这个昔日“天朝上国”的大门。

而在日本这边，其对俄国的“虎口夺食”引以为奇耻大辱，伺机要报这一箭之仇。1904年，日俄爆发战争，战场仍为辽东半岛。战争最后以俄国战败而告终，后者将所有权益转移到日本名下。在这次战争中，清廷“不幸”又做了一次“相公”，期间还划出战区，宣告“中立”，供他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诚可谓恬不知耻矣。

一战爆发后，日本也没有忘记当年德国给自己的羞辱，趁着德国无法分身之际，于1914年突然宣布对德宣战并出兵占领了中国的青岛。“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已在青岛和山东半岛经营了近20年时间，而此举又在数年后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至深的五四运动。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军国主义下的日本终究撑不了多久。二战结束后，其获得的所有侵略权益，全部都乖乖吐了出来。但是，它给那些受害国和本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又何处可以抹平呢？

[1]（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5页。

4.甲午赔款：巨金养虎终噬己

甲午赔款通常认为是2亿两白银，外加赎辽费3千万两，但实际情况远比2亿3千万两要复杂得多。早在马关谈判前，日本国内就大造舆论，其中还不惜造谣，说什么“据来自中国的可靠消息，中国议和大臣已接到谕旨，准备支付战争赔款在5到7亿两白银，另外还准备了2千万两用以抚恤战死日军遗属”，云云。这些谣言流传之广，以致一些外国驻日使节都信以为真，如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即向外交大臣金伯利报告说，日本将向中国提出不少于5亿美元（折银6亿多两）的巨额赔款；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将向中国索款20亿法郎（折银5亿两）。

当然，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如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即致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建议向中国索款1亿英镑（折银6亿两），其中一半为生金，另一半为银币，分10年偿清；而主管日本财政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就更狠，其竭力主张索要赔款10亿两白银，恨不能一口将中国全部吞下。

但是，考虑到清廷的承受能力，如索赔太狠的话，一方面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此搞垮清廷，到时牛奶没喝着，奶牛给先逼死了，鸡飞蛋打，对日本也没什么好处。经周密的算计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最终提出预案：向中国索款3亿两白银，首次交付1亿两，其后4年每年交付5百万两，年息5%。考虑到谈判过程的复杂性，日方又制定了另一个方案，即将索款降为2亿两。日本的谈判策略是，先力争第一方案；如行不通，即确保第二方案，决不再让步。

1895年4月，双方就赔款问题展开谈判，日本首先抛出第一方案，即清廷向日本赔偿军费3亿两白银；为确保到款，日军还须继续占领奉天和威海卫，“所有军队暂行占守一切需费，应由清国支办”。对此，李鸿章颇为吃惊，其在说帖中特别指出四点：第一、此次战争中国并非首先开衅之人，战端已开之后，中国亦并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似不当责令中国赔偿兵费，即使赔款亦只应算至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认明朝鲜自主之日止，过此不应多索；第二、日本所拟索的军费，非中国财力所能承担，必须大加删减；第三、日本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划出扣除；第四，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1]

李鸿章的这一答复算是有理有节，但日方的态度却极为强蛮。4月6日，日方给李鸿章送去照会，其中盛气凌人地表示：贵大臣应对约案给予明确答复，不要拿国内情事来叹苦经，扯这些没用的，日方不感兴趣；“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之诺与否。”[2]

之后，李鸿章命李经方对日方提案提出一项修正案，其中将赔款减为1亿两白银，并不计利息。日方见后大为恼火，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抛出第二方案，即索赔2亿两。日方之所以如此，一则是要价太高会引起列强干涉；二是李鸿章的遇刺正受到国际舆论的抨击；三是通过破译中国使团与北京的来往电文，得知李鸿章不敢在第一方案上做主而可能罢议回国。为避免更多波折，尽快落袋为安，日方这才从3亿两退到了2亿两，但至此坚决不再让步了。

十九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索取战争赔款也就成为国际惯例。如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被迫向普鲁士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战争简直就等同于一项国际大买卖。事实上，战胜国对战败国索取高额赔款的恶习延续到一战后更是愈演愈烈，德国法西斯的崛起并最终引发二战，与德国无法承受一战后的巨额赔款即有密切关联。当然，这是后话了。

既然是“买卖”，那就有个成本核算问题。通常来说，确定战争赔款数额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战胜国在战争中的军费支出，如李鸿章指出的，“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

那么，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究竟支出了多少军费呢？根据日方的两项军事预算案（即1894年10月日本第七届临时议会通过的临时军事费1.5亿日元和募集军事公债1亿日元的决议），其军费支出大约在2.5亿日元（当时1日元约合白银0.72两，即1.8亿两银）。

但是，如此估算并不准确，首先是1亿日元的公债并未全部售出，后据日方公布的结果，公债总共认购了7600万日元；其次，临时军费预算中的实际收入和实际支出也不能等同，按战后日本公布的临时军费决算结果，其实际收入款为2.25亿日元。如此，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支出为2亿日元，似乎可以成立。

不过，历史学者、甲午战争研究专家戚其章先生认为，这一结论仍不准确，其理由是：日本军费收支决算包含了其对澎湖与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而日本利用马关谈判之机抢先攻占澎湖，其用兵费用不应列入所应统计的军费支出之内；至于日本进攻台湾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和换约之后，将其用兵费用作为这次战争的军费支出更是没有任何道理。由此，戚先生认为，日本从开战到马关议和时的军费支出必定要低于2亿日元这个数目。[3]

事实上，李鸿章对日本的军费支出也有一大体估计，他指出：“查兵端未开之先，日本大藏省计存现洋三十兆元，中间计用多少作为兵费，外人虽未确知，今姑将全数作为兵费而论。迨兵端既开，日本复借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作为兵费。……东京英字新报云：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销售，其八十兆元股票虽经售出而银洋究未收齐等语。此外尚有民间报效之数如大藏省存款、所借国债等项统共合算，日本与中国用兵之费迄今似必不能过一百五十兆之数。”换言之，李鸿章认为日本军费支出应在1.5亿日元以下，即折合白银1亿两，这也是清廷所能接受的赔款条件。

由于日方提出的赔款数额比中方的底线翻了一倍，李鸿章一时无法复命。经请示后，清廷一方面不允李鸿章回国，一方面又要求其勉力申说，务必在2亿两的基础上大幅削减。但正如日方所说，此时日本是战胜国，中国是战败国，一个战败国，在谈判桌上又能如何硬气？别说削减，就算李鸿章提出在第一次付款后余款不计利息的要求，也被日方严加拒绝。

4月11日，日方下最后通牒，限李鸿章在4日内作出最终答复。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得电告国内请示办法，清廷对此也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最终只能答复说，“前所谕各节（即要求勉力削减之令），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谈判大局遂定。

4月15日下午，中日双方再次展开谈判，李鸿章仍做最后努力，但日方坚不松口。据陆奥宗光的回忆，“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但是，这一切都未能感化日方，“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唯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由于日方早已破译中方使馆的电报并对李鸿章与清廷的底牌一清二楚，由此，日方的坚不让步，几乎毫无悬念。陆奥宗光也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李鸿章在谈判中的举动，“如从其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处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4]诚可谓“猫捉老鼠”的莫大讽刺。

按《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赔偿日军费本2亿两白银，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另外，中国还需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也由中国支付，每年50万白银。

如此计算的话，从1895年到1902年，中国将向日本支付赔款及利息近2.5亿两。签字结束后，陆奥宗光即无比兴奋地说：“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上亿元的大数字。现在，一想到有3.5亿日元的巨款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个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根据《马关条约》的另约规定，中国若在3年内全数交清赔款的话可免付利息，已交利息也可扣除；由此，日本也将从威海卫撤兵并免去一笔驻军费。考虑到这笔赔款相当于清廷3年的财政收入，如在3年内交清赔款的话可以节省2100多万两利息及200万两威海驻军费。因此，清廷决定在1898年5月前将全部赔款还清，即分4次付清赔款而不是正约规定的8次。为此，清廷通过三次对外大借款，又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戚其章先生的研究，日方在库平银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中“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此外，日方又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加上战争期间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及金银货币等，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由此，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共获得约3.4亿两白银（约合4.8亿日元），几乎相当于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正因为如此，春帆楼前有块石碑，上面就刻写着这样一句话：“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那么，日本又是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赔款的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大头是军费，小头是发展工业，剩余的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的一般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天皇之前的捐助可谓是一本万利，真真做了笔好“投资”！

甲午赔款对日本影响至深的是，借此契机实行了金本位制。甲午前，中日两国均实行银本位制，而欧美国家则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从1873年起，国际银价不断下跌，到1894年已经下跌了一半多，这使得日元（包括中国银两）处于不断的贬值与波动之中，对日本国内物价、国际贸易与引进外资等均产生不利影响。由于甲午赔款均用英镑支付，日本由此获得了约3800万英镑（存储于英格兰银行）。当时的英镑与黄金挂钩，是十九世纪国际贸易中最为坚挺的货币，而早在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货币条例》时，日本已打算采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在此契机下，日本用这笔英镑储备，于1897年推行金本位制改革，由此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加速了国内的工业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

以八幡制铁所为例，这是日本“二战”前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1897年开创时的启动资金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同时依赖中国本溪、开滦的煤及汉冶萍公司的铁矿石）。八幡制铁所1901年建成开工后，头年产出就占到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这既是日本钢铁国产化的开始，同时也大大推动了日本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倍受诟病的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也承认，“与纺织等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发展较迟。而重工业的投资来自于下关条约的赔偿金。没有这些钢铁，就不可能有造船业的发展，日俄战争后1万吨以上的造船自然也不可能”，于是“日本也有了产业革命”。

甲午战争后，沙俄通过“三国干涉还辽”强占了中国的旅、大，并将触角深入到朝鲜内部，几至于取代了原清廷在朝鲜的地位。对此，日本是恨得牙痒痒，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1896年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计划，其陆军由战前7个师团扩充为13个师团，平时兵力由5万人增至15万人，战时兵力由约20万人骤增至60万人；海军则在原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的基础上，计划10年内增加舰艇92艘，其中战列舰、大巡洋舰各4艘。[5]

事实上，日本海军在这10年中的发展比计划中还要更进一步。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筹划下，日本舰队如变魔术般完成了“六六舰队”的配置。所谓“六六舰队”，即以6艘战列舰加6艘装甲巡洋舰为舰队核心的常备舰队，其中战列舰分别为“朝日”号（15200吨，英制）、“三笠”号（15200吨，英制）、“初濑”号（15000吨，英制）、“敷岛”号（14850吨，英制）、“富士”号（12500吨，英制）、“八岛”号（12500吨，英制）；6艘装甲巡洋舰“浅间”号（英制）、“常磐”号（英制）、“出云”号（英制）、“磐手”号（英制）、“八云”号（德制）、“吾妻”号（法制）也都在9000吨级以上。这样一来，甲午战争中俘获的7000吨级的“镇远”号简直就不值一提而被划入了二线舰艇。1903年，日本又从意大利购入“日进”“春日”号两艘装甲舰；另外，这10年中日本还增加了8艘防护巡洋舰，最终在日俄战争前将海军舰艇总吨位增加到20万吨。[6]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廷当年的眼光是何其狭隘。

据事后统计，日本对中国甲午赔款的使用分配如下：62.8%用作军备扩张，21.9%用作临时军费，其余部分作用皇家费用和教育等基金。换言之，与军备有关的开支占到了全部赔款额的85%左右，而从1896年到1902年，日本的陆海军扩张费中陆军为5400余万日元，海军为12500余万日元，两项合计17900余万日元，基本接近于日本向中国多索取的军费。[7]很难想象，日本如果没有这部分赔款的话，如何能在短短十年内迅速壮大其军事实力，并最终在1904年一举击败俄国。

更可怕的还不仅于此。日俄战争后，日本军事工业再度飞跃式发展，制造能力成倍增长。之前，日本钢炮完全依赖进口，八幡制铁所急速发展后，其在1910年后枪炮基本实现自给；而海军造舰方面更是取得惊人的进步，1907年海军吴工厂建成排水量13750吨的巡洋舰“筑波”号，1910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成19350吨的“萨摩”号。1911年向英国订造最先进的超级无畏巡洋舰“金刚”号（27500吨）后，日本于3年后即仿照了同类型的军舰3艘。此后，日本不再向外国订造大型军舰。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与强盛，为日本迈向军事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要追根溯源的话，无疑与甲午战争及其赔款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通过甲午年的这场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才尝到了对外扩张的甜头，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亚洲各国及本国拖入了漫长的战争深渊，给各国人民及本国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如果说要反思的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1]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6页。

[3]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3页。

[5]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6]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83页。

[7]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见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第869页。

余论　中国为什么战败与战败以后

近代史叙述上有一误区，即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其实更接近明治维新的是清末新政，后者才是中国版的“明治维新”。但就甲午战争而言，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才有意义，因为在这场决定中日国运的大战中，日本全然战胜而中国全面失败，结局惨痛，令国人难以释怀。百十年来，后人也许要问，同样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国门，同样在屈辱条约下向西方学习，同样的努力、同样的时间段，为何结果会如此不同呢？

一、向西方学习：追随战略与有距离接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似乎重归太平。上至朝廷，下至士绅，无人提起也无人愿意提起那场并不愉快的战争，就连当年的风云人物林则徐也不无遗憾地认为：“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

20年后，随“千岁丸”来沪考察的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得知《海国图志》竟在中国绝版后，不禁感慨地说，清国“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渡岁月。……故由此而至衰微也。”《海国图志》系魏源在鸦片战争后为警示国人而编写，孰料国内乏人问津，传入日本后却热销不止，几成洛阳纸贵之势。据统计，《海国图志》在日本的翻刻版本达22种之多，其他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也都大受欢迎。

日本打开国门始于1853年“黑船事件”，比中国晚12年。此前，日本同样闭关锁国而只在长崎开了一个窗口，允许中国与荷兰商人来往贸易（类似于广州十三行）。列强东来后，这一局面最终被美国打破，英、法、俄等国纷至沓来，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

同样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两国的危机应对却是迥然相异。在萨摩、长州等藩下层武士的努力下，幕府统治被迅速推翻。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分裂后，新生的明治政府在建立集权统治后所迸发的雄心和能力，与中国的秦汉之例可以类比（这一因素通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立国之初，明治天皇即将“求知识于世界”写入“五条誓约”，在内力与外力的交融之下，日本开始了三十年持续不懈的西化强国进程。

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其文化具有原生性与稳定性，因而对西洋文化反应迟钝，转型缓慢；而日本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一向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其文化是次生的、易变的，因而对西洋文化反应敏锐，转型也更为快捷。[1]

或许因为日本一直都在向别国学习，没有历史的包袱和负担，所以其失败后能迅速调整角色并转而向更强者学习；而中国则有太多的骄傲与自尊（或说傲慢与自大），失败后往往转化为所谓的“阿Q”精神或说“鸵鸟心态”，动辄自称“礼仪之邦、天朝上国”，就像阿Q说的，“咱祖上也阔过！”就算挨打了，还要说，“儿子打老子！”

心里未必真服气，由此也不会认真对待。从“一鸦”到“二鸦”的近20年里正是西方科技文化诸方面突飞猛进之时，以战舰为例，1840年英国舰队仍以风帆动力为主，但到1860年，英法联军全换成了蒸汽战舰。对此，中国方面却是浑然不觉。

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1861年，胡林翼调集大军合围安庆后，其率幕僚登山以察地势时，“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此后，每当有人谈起洋人洋务时，胡林翼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已，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数月后，胡林翼薨于军中。

胡林翼是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大臣，为何西洋轮船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震动？说白了，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重大分野，“迅如奔马，疾如飘风”的江上之轮，是农业社会根本不可想象也无法做到的。睿智如胡林翼已经看到，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对于新时代他们却一无所知。如此，如何能怡然自得？！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李鸿章的这段话无疑揭破了中国之痼习，但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又究竟学了什么呢？造船、造枪、造炮，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事实证明，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其他选择。

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三十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枝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同时期的日本已设计出适合日本人使用的春田步枪，并以此为标准枪械配给部队。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而同时期的日本人发明了杀伤力极大的“下濑火药”并在黄海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造船、修船等等，起步更早的中国都一一被日本甩在了后面。

“坚船利炮”是西方给中日两国的第一印象，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中，军工并不是第一位而教育才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教育才能让一个国家焕然一新。洋务新政初期，恭亲王奕企图将京师同文馆发展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其建议从举人优贡甚至翰林编修等高级别士人中选取学员的做法，未免急功近利并引起轩然大波。在守旧派的狙击下，这场无谓的争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之后，中国科举依旧，陈腐的学习内容让中国与时代越走越远。

反观日本，明治初即颁布《学制令》并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1895年时，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已达61%；1900年实行小学免收学费后，入学率很快升至98%。在长期而系统的努力下，日本各类人才的培养显著增强了其科技力量，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换言之，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

如果教育改革是明治维新的灵魂的话，那么殖产兴业就是日本崛起的基础。如中国的洋务新政，明治政府最初也兴办了很多官营企业，但之后极果断地将非军工类企业全部廉价出售，这一做法减轻了财政负担，同时也为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后者不但增强了日本国力，同时也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官办企业，死气沉沉，效率低下，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一个农业社会，如何能对抗工业社会呢？很大程度上说，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制度、实力）、又厌之（人种、文化）。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

开国之初，中日两国都多次派出使团前往西方国家考察访问，如1866年后清廷相继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由于考察人员品阶太低加上清廷重视不够（关键还是对西方文明不以为然），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同一时期，日本也派出高级别的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回国后，考察团成员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并之后明治维新的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板。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过程，而为追求所谓的“文明开化”，日本官员几乎到了取媚洋人的地步。1887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官邸举办化装舞会，其不惜以首相之尊扮成“威尼斯商人”，其他大臣也扮成“奇兵队”之类，这一晚，闹得是满城风雨，“羡杀、笑杀、惊杀、恼杀了整个首都”。这一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映照了日本的所谓“鹿鸣馆时代”（即官方主动提倡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文化全部“西化”的年代）。

相比于日本的做法，清廷显然要“自尊”许多。由于洋人不肯遵守天朝礼仪下跪，清朝统治者一直拒绝接见外国使节，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后，在外方反复交涉下，清廷才不得不答应外国使节觐见皇帝。按双方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比通常的“三鞠躬礼”多了两次，算是挽回一点面子。由此可以想象，一个连外交使节都不愿接见的国家，如何能指望它跟上世界潮流并完成民族的复兴呢？

二、误判大局：和平年代还是丛林社会？

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说苑》中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源于中国人本质上是文弱的，如孔夫子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必去其一的话，首先拿掉的就是“足兵”，即军备。之后，桑原骘藏又讲了这样一个笑话：1907年荷兰召开第二次万国和平大会，在讨论战争开始后是否要通知对方时，中国代表发言说，发动战争前应通知对方，但如果对方不愿应战，该如何处理？就像我们中国，从来没有交战的意思，但总是被迫卷入战争。今后，即使接到宣战通知，我们也不打算应战，对这种情况，应该制订必要的规定与程序。

中国代表的话引起了满堂哄笑。桑原骘藏却以为，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然后他们并不好战。比起那些强悍好战的民族来，中国人的个性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当今社会是民族竞争、武力征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人很容易沦为时代的牺牲品。”[2]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明朝后期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尽管中国拥有装备精良、可轻易征服临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是国王和他的人民，都不曾想到要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

近代中国为何文治风气浓厚？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明清后中国地域够大，无扩张的欲望；二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文官集团强大；三是清廷与蒙古结盟后，解除了长期困扰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问题，由此中国处于长期的和平，无大的征战。在这种氛围下，“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不但兵员素质差，武将和文官也是天壤之别，整个社会重文轻武。

按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估算，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2.3%，欧洲占24.9%；到1820年，中国GDP更是升至世界比例的32.9%，换言之，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欧美国家的总和。保罗·肯尼迪也在《大国的兴衰》中测算了各国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其中1860年时，中国与英国比例相当（分别为19.7%与19.9%），但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到1880年，英国制造业比例上升为22.9%，中国下降为12.5%，同时期的美国上升为14.7%，到1900年，美国比例上升为23.6%，英国下降为18.5%，中国继续下降为6.2%，而日本持续保持在2%至3%的水平。[3]从统计数字上看，近代中国未必没有进步，但因为没有别国速度快，因而相对退步了。

当然，GDP和制造业产量只是一个衡量标准，麦迪森与保罗·肯尼迪的测算方法有也各种争论，但从总量上看，近代中国似乎并没有那么差（即使在1900年，中国的总量也是日本的一倍以上），这与其落后挨打的近代形象似乎形成悖论。保罗·肯尼迪的看法是，财富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并保护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但一个国家把它的资源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创造财富时，从长远看，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4]

肯尼迪的话有两层意思：军国主义国家（如德、日）将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与扩张，获得的财富往往被巨大风险与代价抵消，并最终陷入困境；同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不能将财富适当的转化为军事力量，那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被打败的往往是富国。

战争不是目的而必要的手段，爱好和平不是坏事，但保卫不了和平那一定坏事。由此，对时代与大局的判断，对国民财富消耗比例的调整尤为重要。通常来说，战略资源可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其中硬力量包括：1.军力，包括常备军、后备军的兵力、战斗力及战时能动员的军事力量；2.军工，除武器装备外，也包括支援战争的能源、钢铁、食品等民用生产力；3.国防科研能力，4.国防财政支援能力。软力量则包括外交、经济、外交、对外宣传、文化等非军事方面的能力。[5]

国家战略通常可分为发展战略（对内，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与安全战略（对外，国防外交等），而后者又主要包括四个因素，即界定利益（核心、重要、一般）、威胁（长期、中期、短期）、资源、策略（目标是什么，手段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甲午年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清廷的战略误判，因为朝鲜对于中国来说是一般利益，但对日本来说却是重要利益。战争的结果是，清廷不但失去一般利益（朝鲜），连核心利益（割让台湾）也被伤及。此外，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使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国家虽大、人口虽多、资源虽丰富，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日本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成“第一假想敌国”，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安全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由此，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明治政府的安全战略来自于其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正如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说的，“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决不可信，……既不可恃，亦不足守。”此诚为弱肉强食之十九世纪的“至理名言”。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李鸿章也认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从来御侮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冯、李的看法只能说是国防安全认识但还没有达到安全战略的层面，因为其缺乏明确的目标及系统的计划与手段。从洋务新政的实际情况看，枪炮会造了——仿照；军队换装了——营制还是中世纪，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

坐视敌人强大，这是当政者无法推卸的责任；知道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更改，这种历史的定数和无奈，恐怕是李鸿章们心中最大的痛苦和折磨。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认为，中兴大臣如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并非对国际毫无认识，但“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后者的才智，“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把近代落后的责任全推给慈禧太后，这一观点未免失于简单，但至少在海防问题上，慈禧太后难逃其责，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其挪用海军经费，更重要的是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老太后的眼中，北洋舰队不过是看家护院而从没有到海上决战的念头，如此，半支舰队就足够，还与日本搞什么军备竞赛呢？

三、模糊的东邻：不知己，也不知彼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说，“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为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借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6]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其主要关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其最初两版均无日本的介绍，直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才增加《日本岛国录》，而其内容又大部分抄自徐继畲《灜环志略》，其中错误颇多。首任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其用8年时间写成了40卷的巨著《日本国志》，可惜的是，此书于1890年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问世。后来有人说，假如这本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人所知的话，战争也许就不会爆发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千百年来奉为经典之古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清廷决策者真知道甲午前中日军事力量对比的话，这场仗或许真不会打了。战争爆发后，外方评论大多对中国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据事后解密的日本参谋本部军事档案，其对战前中国陆军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甚至详细到了有多少马、有多少枪的地步；而对于中国海军的了解，详细到炮弹什么规格、鱼雷艇定员多少等等。[7]这些情报，都是日本参谋本部多年来派遣间谍前往中国秘密搜集的，而反观中国这边，对日本军事状况几乎一无所知，特别是那些逼迫李鸿章开战的帝党清流们，更以为清军打败日本这个“蕞尔小邦”简直易如反掌，耗费重金、打造多年的北洋舰队，此时正好可以大展神威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当时的清廷，确实号称有百万大军，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日军的战斗力远在后者之上。结果，清军一败涂地，一溃千里，即使日军攻破北京，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语。

至于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也早已是昨日黄花。不错，北洋舰队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

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最终被赶鸭子上架，一败于丰岛，二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输得心服口服、毫无脾气。

中华人心皆腐败，吃透中国国情的一直是日本人。间谍宗方小太郎即说，中国“有治国之法无治理之人”，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即使有个别清廉高洁之士，也不容于时流；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8]如是，日本轻视中国甚至不把中国当对手，而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则在战后将日本当仇敌而不是对手，战前与战后，还是对东邻毫不了解。甚至到了今天，国人对日本的感觉同样如此，正如网上一些仇日的过激言论，更接近于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心理。最让人担忧的是，在这种群体不理性的氛围下，认识与了解近邻竟成不易之事。如国人继续无知无谓地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知识就是力量，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四、胜败得失：军国主义害人害己

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后，国际舆论抨击其为“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此评可谓一语中的。明治维新乃至二战前，日本没有学到西方文明的精髓与精神，得到的不过是些皮毛与筋骨。

明治维新以倒幕战争为发端，以集权运动为前提，以明治宪法为终结，但贯彻其始终的，则是以军工、军制、军队为核心内容的军国主义。如戴季陶说的，“军国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上也完全是根据军国的需要而不是国民经济的需要。由此，日本军备与军队的扩张，不但获得了最好的资源，而且还得到了财政的优先保障。以有限的资源而最大效率地转化为军事力量，这大概就是日本在甲午年乃至之后的侵华战争中屡次战胜中国的直接原因了。

日本民权主义者中江兆民曾说，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结构是“一身多头的怪物”，尽管其颁布了明治宪法，但由此建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却是一种神权专制与立宪主义相嫁接的军国体制。其中，被统称为“日本军部”的五大军事机构（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均直属天皇，在此机制下，议会权力之小自不必说，内阁也是残缺不全，十分脆弱，唯独军方力量十分强大，这也是日本政治中最肆无忌惮的势力。

近代日本滋生军国主义并不奇怪。正如《菊与刀》中说的，菊代表天皇，刀代表武士道，日本人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冲突，既有刀又有菊，有时自卑（耻感）有时自大（军国主义扩张），有时彬彬有礼，有时狂暴不羁，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好斗又温和，既忠心耿耿有时又背信弃义……。经数百年的传承因袭，日本武士阶级虽然在明治维新中被消灭了，但其头脑中的“武士道”精神和“军事立国”的“武国思想”却依旧残存，即便风气开通的倒幕维新派志士也不例外。

日本是传统的“武家社会”，只认拳头的大小软硬，不讲道理的是非曲直，即便是见识过西洋文明的岩仓具视，也同样蔑视国际公法，其将“主张公法论者”蔑称为“嗜洋成癖”；而木户孝允也同样认为，万国公法不可信，不过是“侵夺弱国之工具也”。[9]

“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正因为明治当局信奉强权政治，此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对外战争中肯定自己，并不断以外来资源的注入为动力，最终膨胀为东亚乃至令世界侧目的赫赫强国。但正如前文说的“肯尼迪悖论”，通过侵略扩张所获得的财富最终会被巨大风险与代价抵消，从甲午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不但给邻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本国人民也并无福祉可言。

据日本官方的统计，十九世纪末日本入伍兵的平均身高为162厘米，之后每10年约增长一厘米，而当时的军人精挑细选，理应超过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10]换言之，到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兵平均身高也不过165厘米（同时期美军平均身高在173厘米），难怪中国人称其为“东洋矮子”。但在二战后，日本国民的平均身高快速增长，据报道已超过中国国民的平均身高。由此可见，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并没有使其国民获得太多好处，特别在二战期间，日本军费占到国民总收入一半以上，而只有17%用于民生。在军国主义的压榨下，日本国民不得不勒紧裤带支持对外扩张，而自己却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日本军国主义最奇怪的逻辑在于，其自以为扩张是正义的，东亚人应该接受以日本为主导的共荣圈（而浑然不认为共荣圈的等级制是他国无法接受的），他们甚至不认为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只要能赶走白人）。如此，强大的意义何在？如果只是给本国与他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那工业革命、产业革新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没有道德与信义的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正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辩护时，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准则。[11]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生存，你资源有限，但也不能建立在践踏剥夺他人、他国生存的基础上。

1916年，当日本利用“一战”良机而大获发展时，印度诗人泰戈尔对此予以高度赞扬，称“东方日本已经走到了最前面，它给全亚洲灌注了希望”，如破晓的太阳“势必重新照亮全世界。”但诗人错了，错得离谱。二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耗尽了所有的资源，最终轰然崩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亡。如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说的，“日本拿它的一切去冒险，结果丢掉了一切。八十年来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化为尘烟。有史以来，日本土地上第一次想起了外国征服者的脚步声。”历史的讽刺在于，日本以“黑船事件”开国，其军国主义以吞并琉球开始，最终以美军占领冲绳为结束。

在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的连续打击下，日薄西山的清廷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寿终正寝。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覆亡。同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年代结束。死前，深受尿毒症病痛折磨的明治天皇常喃喃自语：“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

明治天皇说这些话，或许是病痛之故，但更多的是对日本乃至东亚未来风云莫测的担忧。与日俄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相比，甲午战争的规模小得可怜，但对失败后的中国人却是刺激极大，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说的，“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慢侮，侵削若刲羊缚豚，坐受剥削，耻即甚矣，理亦难解”。正因为如此，这种因强大反差而导致的伤痛，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后人们都对此难以释怀。

沈葆桢曾说，“天下事多坏于因循，而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鲁莽，则其祸更烈”。从某种程度上说，甲午的战败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之先河，因为战败，所以着急，结果是越急越乱，越乱越坏，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总会在激进主义的干扰下选择一条最糟糕的路，而这一切，和甲午年的战败有着莫大的关系。

盛世易毁，居安思危。至少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如何稳定并保持这种局面并力求变得更好、更强，是所有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事实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需要过分的急躁，如能摸准时代的脉搏，及时迎头赶上，同样具备后发优势。作为战略而言，首先要摸准时代，究竟是弱肉强食还是和平年代，什么样的山头唱什么样的歌才是正道。毕竟，爱好和平、不打仗是好事，但前提是能打、打得赢、不惧人打，所谓“有所恃，恃人不敢犯也”。

[1]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页。

[2]（美）何天爵等：《五书中国人》，哈尔滨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244页。

[3]（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4]（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5]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6]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0页。

[7]戚其章：《中日战争》第七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8页-408页。

[8]雪珥：《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9]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10]（美）苏珊·B.韩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5页，第176页。

[11]鲁丝·本尼迪克特等：《日本人四书》，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附录

一、甲午前后中日大事记

1840年

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

8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1844年

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

10月，中法签订《黄埔条约》。

1851年

1月，太平军起义爆发。

1853年

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

7月，佩里率美国舰队至江户，要求日本打开国门。

1854年

3月，日美签订条约，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函馆两港。

10月，日英签订条约，日本向英国开放长崎、函馆两港。

1856年

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1858年

5月，中俄签订《瑷珲条约》。

6月，中国与俄、英、美、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

8月，日本与荷、日、英三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月，将军德川家定去世，德川家茂继位。

10月，日本与法国签订通商条约。

10月，幕府大老井伊制造“安政大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人被处死，西乡隆盛逃回萨摩藩。

1860年

3月，“樱田门事变”，幕府大老井伊被刺杀。

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

1861年

1月，总理衙门成立。

1862年

6月，日本“千岁丸”来上海考察。

1863年

6月，长州藩在下关海峡炮轰美国商船、法荷军舰，史称“下关事件”。

8月，英国军舰同萨摩藩交战，史称“萨英战争”。

1864年

4月，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失败。

9月，英、美、法、荷四国炮轰下关，长州被迫签订《下关协定》。

1865年

1月，长州起义，实行军制改革。

1866年

3月，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缔结萨长讨幕同盟。

3月，斌椿考察团出洋。

7月，幕府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战争。

8月，将军德川家茂病死于大阪，德川庆喜嗣位。

8月，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后由沈葆桢接任。

1867年

1月，孝明天皇暴病身亡。

2月，明治天皇即位。

10月，萨摩、长州达成出兵倒幕协议。

1868年

1月，天皇睦仁发布“王政复古令”，责令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同月，倒幕战争爆发。

2月，蒲安臣使团出洋访问。

5月，德川庆喜开城纳降，倒幕大局已定。

10月，天皇睦仁改年号为“明治”。

1869年

2月，明治政府改革官制，设兵部省统辖陆海军务。

4月，日本迁都江户，改名东京。

6月，倒幕军攻克幕府最后残余地北海道函馆，倒幕战争结束。

7月，明治政府宣布“版籍奉还”，改革藩制。

1871年

8月，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

9月，中日签订《修好条约》。

12月，岩仓具视使团考察欧美。

12月，琉球贡船遇飓风漂流至台湾南部，船员被原住民所杀。

1872年

5月，柳原前光要求修改前约。

1873年

1月，明治政府发布征兵令。

1874年

5月，日军入侵台湾

10月，中日签订《北京专条》。

1875年

7月，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关系。

1876年

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3月，明治政府颁布“废刀令”。

8月，明治政府宣布“秩禄处分”，用金禄公债抵偿士族俸禄。

1877年

2月，西乡隆盛起兵造反，史称“西南战争”。

12月，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任。

1879年

4月，日本吞并琉球并宣布为冲绳县。

1880年

8月，日本就琉球问题提出“分岛改约方案”。

1882年

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

1884年

12月，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

1885年

3月，福泽渝吉发表《脱亚论》。

4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

10月，清廷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

1886年

8月，北洋水师访问日本，突发“长崎事件”。

1888年

12月，清廷公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舰队正式成军。

1891年

5月，俄国皇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日本遇刺，史称“琵琶湖事件”。

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舰队。

6月，户部宣布停购船械2年。

7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横滨、长崎。

1892年

7月，汪凤藻被任命为驻日公使。

1894年

3月28日，金玉均上海遇刺。

6月1日，全琫准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

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兵，并解散众议院。

6月6日，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1500人前往朝鲜，9日牙山登陆。

6月7日，中日两国相互照会出兵朝鲜。

6月8日，日军先头部队向仁川进发。

6月16日，日军第二批部队仁川登陆。

6月22日，日本外相向中国公使递交第一次绝交书。

7月16日，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扶持大院君执政。

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偷袭“济远”、“广乙”二舰，击沉“高升”号运兵船。

8月1日，中日两国相互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战。

9月16日，日军攻占平壤，清军全线溃败，退回鸭绿江中国一侧。

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主力决战。

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同日，第二军辽东花园口登陆。

11月6日，金州失守。

11月7日，日军攻占大连湾。同日，北洋舰队撤出旅顺，驶回威海卫。

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随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旅顺大屠杀”。

1895年

1月20日，日军于山东荣成湾登陆，随后进攻威海。

2月12日，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向日本海军投降。

2月19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和谈全权代表。

3月23日，日军侵占澎湖列岛。

3月24日，日人小山六之助行刺李鸿章。

3月30日，中日签订停战条约。

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对日进行干涉。

5月4日，日本放弃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

5月10日，原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被任命为台湾总督。

5月29日，日军在台湾北部登陆。

10月21日，台南陷落，日本占领台湾。

1896年

6月，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

1897年

11月，德国借“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

1898年

3月，德国租借胶州湾。同月，俄国租借旅大。

4月，法国租借广州湾。

7月，英国租借威海卫。

1900年

6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

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1901年

9月，清廷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

1902年

1月，日英签订同盟条约（第一次英日同盟）。

1904年

2月，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

8月，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签字。

9月，日俄签订《朴次茅斯条约》。

9月，清廷废除科举制，随后兴起留学日本潮。

1906年

1月，清廷派宪政考察团考察日本、欧美。

9月，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11月，南满铁路公司成立。

1908年

8月，清廷批准《宪法大纲》，定九年预备立宪期。

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载沣为摄政王。

1910年

8月，日本正式吞并朝鲜。

1911年

10月，武昌起义爆发。

11月，第三次英日同盟签字。

1912年

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覆亡。

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年代结束。

二、中日舰队情况表

1.北洋舰队主要舰艇情况表

“定远”舰（主力铁甲舰）：

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了两艘军舰，即后来的“定远”“镇远”两舰。两舰为同级姊妹舰，由伏尔铿船厂总工程师鲁道夫.哈克设计，母型为德国“萨克森”级铁甲舰，炮台布置参考英国“英弗莱息白”号铁甲舰，集中了两者的优点，号称“全球第一等铁甲舰”。两舰共耗银340万两，李鸿章亲自为其命名并选派刘步蟾、魏瀚等人驻厂监造。

“定远”和“镇远”二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220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2座复合平卧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马力，航速14.5节（“镇远”舰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配有照度为8千支烛光与2万支烛光的探照灯各1具，由3台发电机（“镇远”舰为2台发电机）提供70千瓦的电力；装甲总重为1461吨，铁甲堡长度43.5米，铁甲堡水线上装甲厚14英寸（355.6毫米）、水线下装甲厚12英寸（304.8毫米）、主炮露炮台装甲厚304毫米，炮罩厚15毫米，司令塔装甲厚203毫米，煤柜载煤量700吨（最大载煤量1000吨），编制329至363人。按《北洋海军章程》，该舰管带为总兵衔（北洋舰队的职级如下：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两舰主要武器为4门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分左右2座双联装露炮台，水压动力，每门炮管重31.5吨，25倍口径）、克虏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门（露炮台式，首尾各一门，每门炮管重4.77吨，35倍口径）、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4门、37毫米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毫米、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两舷各1具、舰尾1具，备有21枚鱼雷）。

“定远”舰于1881年12月18日下水，“镇远”舰于1882年11月28日下水；二舰与“济远”舰同批建造，本应于1884年交付中国，但因中法战争爆发而未能按时交舰。1885年战争结束后，“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于当年10月由德国水兵驾驶护送到天津大沽口交付。后来，“定远”舰被定为北洋舰队旗舰。

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大战中，“定远”和“镇远”为北洋舰队中坚力量，两舰中弹不下千发，仍在战场上坚拒不退，并最终迫使日本舰队首先撤出战场。颇遗憾的是，尽管“定远”和“镇远”两舰的抗击打能力令世界海军为之震惊，但终因海战经验不足、弹药匮乏而未能在此次海战中充分发挥其战斗力。威海保卫战中，“定远”舰继续参战。1895年2月4日，“定远”舰被深夜偷袭的日军鱼雷艇击伤，最终搁浅刘公岛浅滩。后因战事恶化，丁汝昌于2月10日命令将其炸毁，以免资敌。“定远”舰自毁当晚，管带刘步蟾殉国自杀。

“镇远”舰（主力铁甲舰）：

“镇远”与“定远”是姊妹舰，舰体规模、技术指标和武器情况基本相同，只是“镇远”舰马力稍大，为7200匹；航速稍快，为15.4节。黄海大战中，“镇远”舰主炮直接命中日本舰队旗舰“松岛”舰，使其丧失战斗力而被迫退出战场。

1894年11月14日，“镇远”舰在进入威海港时因浮标被风推移而不慎触礁受伤，加之旅顺船坞被日军攻占导致无处修理，“镇远”舰虽经抢救但终因伤势太重而无法出海作战，管带林泰曾为此负疚过重，于次日晚上含恨自尽。

威海保卫战后期，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镇远”舰继任管带杨用霖随之殉国。1895年2月17日，“镇远”舰被编入日本舰队，列入一等铁甲战列舰。为羞辱中国人，日本舰队仍将之命名为“镇远”。后来，“镇远”舰参加过日本侵略台湾战役及日俄大海战等战事，1911年4月1日除籍，1912年4月6日出售拆解，所遗铁锚、铁链被日本政府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以此羞辱中国人。抗战胜利后，“镇远”舰遗物于1947年由招商局“飞星”和“隆顺”号轮船分两批接回祖国。

“济远”舰（穹甲巡洋舰）：

“济远”舰与“定远”“镇远”为同批生产，由驻德公使李凤苞于1883年2月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造价白银68万两。“济远”舰由伏尔铿船厂总工程师鲁道夫·哈克设计，母型参考了德国的装甲蚊子船Wespe号，是德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穹甲巡洋舰。“济远”舰于1883年12月1日下水，1885年与“定远”和“镇远”两舰一同回国。

“济远”舰本计划为“定远”级的第3艘铁甲舰，后因经费短缺而改为穹甲巡洋舰。“济远”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排水量2440吨（回国时测为2300吨），正常载煤230吨，最大载煤300吨，动力为2座复合式蒸汽机，4座圆式燃煤锅炉，双轴推进，主机功率2800马力，航速16.5节（一说是15节）。

“济远”舰装甲甲板（穹甲）由25.4毫米钢质和50.8毫米的铁质装甲层复合而成，可抵御大口径火炮的轰击，主炮露炮台装甲厚254毫米，炮罩及司令塔装甲厚38.1毫米，编制为180至202人，按《北洋海军章程》，该舰管带为副将衔。

“济远”舰主要武器为双联装210毫米克虏伯前主炮1座（炮座为露炮台式，每门炮重13.5吨，35倍口径，现存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克虏伯150毫米后主炮1门（现存旅顺万忠墓纪念馆）、47毫米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2门（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37毫米哈乞开斯单管炮9门、15吋鱼雷发射管4具、舰载鱼雷艇2艘（即“中甲”和“中乙”号），后加配金陵机器局造铜炮4门。

1894年7月25日，“济远”舰与“广乙”舰在护送运兵船的回途中，在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和“秋津洲”三舰，日舰不宣而战。“济远”舰因寡不敌众而败退西撤，后用尾炮将“吉野”舰击伤而得以撤回旅顺。海战过程中，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和运输舰“操江”号路过作战海域，“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击沉；“操江”号被“秋津洲”俘获。

黄海大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因先行撤退、扰乱军心而在旅顺被正法，原“广乙”舰管带林国祥继任管带。威海保卫战失败后，“济远”舰被编入日本舰队，参加过侵台战役，后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触雷沉没。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单位曾打捞出“济远”舰的武器、舰材等部分遗物（包括“济远”舰的150毫米克虏伯舰尾炮）。

“经远”舰（装甲巡洋舰）：

“经远”与“来远”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两舰造价白银174万两。“经远”与“来远”为同级姊妹舰，原为“济远”级战舰的后续舰，后经驻德公使许景澄的力争改为装甲巡洋舰。两舰均由伏尔铿公司总工程师鲁道夫.哈克设计，该舰为德国造舰史上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之始。

“经远”与“来远”舰长82.4米、宽11.99米、吃水5.11米、排水量2900吨、动力为2座卧式3胀往复式蒸汽机、4座圆式燃煤锅炉（每座重38吨），双轴推进，功率4400马力、航速16节、载煤量320到350吨，水线带装甲厚9.5至5.1寸，装甲甲板厚3寸（倾斜处）/1.5寸（平坦处），炮座装甲厚8寸，炮盾厚1.5寸，司令塔装甲厚6寸。全舰编制202至270人，按《北洋海军章程》，该级舰管带为副将衔。

两舰的主要武器为双联克虏伯210毫米前主炮1座（35倍口径）、1880年式克虏伯150毫米炮2门（35倍口径）、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2门、47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40毫米哈乞开斯炮1门、37毫米5管哈乞开斯炮5门、14吋鱼雷发射管4具（3具可转动，另外1具为固定式水下鱼雷发射管，位于舰艏撞角下方）。

“经远”舰于1887年1月3日下水，同年9月12日与“来远”舰到达英国会合“致远”“靖远”两舰后一同回国，12月10日到达厦门加入北洋舰队。1894年黄海大战中，在管带林永升的率领下，“经远”舰力战沉没，包括管带林永升在内的舰上官兵大多殉国身亡。

“来远”舰（装甲巡洋舰）：

“来远”舰和“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于1887年3月25日下水，其舰体规模、技术指标和武器情况基本相同。1894年黄海大战中，“来远”舰在激战中燃起大火，后与“靖远”舰撤往浅滩扑灭大火后，回转战场。“来远”舰在大火中受损严重，甲板几乎烧光，但还是开回了旅顺进行修理。威海保卫战中，“来远”舰被入港偷袭的日本鱼雷艇击沉。

“致远”舰（穹甲巡洋舰）：

“致远”与“靖远”为同级舰，由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两舰造价170万两白银，由英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威廉.怀特爵士设计。按李鸿章的计划，“致远”与“靖远”为“济远”级的同型后续舰，后在曾纪泽的坚持下而改为英式穹甲巡洋舰设计。“致远”舰于1886年9月29日下水，1887年7月23日建成。同年11月，在外聘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的率领下，“致远”舰和“靖远”舰会合德国建造的“经远”“来远”两舰一起抵达天津大沽。

“致远”舰和“靖远”舰为北洋舰队中航速最快的战舰，舰长76.2米、宽11.58米、吃水4.57米、排水量2300吨、动力为2座卧式3胀往复蒸汽机，4座高式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5500马力（航试时测得6892马力，采用强压通风时可以达到7500马力），航速18.5节，正常载煤200吨（最大载煤量520吨），续航力6000海里/10节，装甲甲板厚3吋（倾斜处）/2吋（平坦处），司令塔装甲厚3吋，火炮炮盾厚2吋，全舰编制204至260人。按《北洋海军章程》，该级舰管带为副将衔。

两舰主要武器为克虏伯210毫米主炮3门（舰首2门双联装、舰尾1门，35倍口径，克虏伯炮管、阿姆斯特朗炮架，每门炮备弹50发，射速1发/2.5分钟），阿姆斯特朗152毫米副炮两门（每门炮管重4.065吨），57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8门，47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6门、11毫米10管格林机关炮4门（其中1门现存日本长崎“三笠”纪念舰公园），18吋鱼雷发射管4具（军舰艏艉各1具，司令塔前部下方舷侧水线附近各1具）。

黄海大战中，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被敌弹击中引发大火，在被日本舰队围攻的危急情势下，“致远”舰在管带邓世昌的率领下冲至“定远”舰前，挡住日本舰队的猛烈进攻，为“定远”舰扑灭大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激战中，“致远”舰受伤严重，枪弹几尽，管带邓世昌下令直冲日本舰队速度最快且最猖狂的“吉野”舰，以图撞沉敌舰，挫灭敌人凶焰，不意为敌人击中鱼雷发射管引发爆炸（也有说击中锅炉后爆炸的）而沉没，邓世昌与舰上官兵大都殉国身亡。

“靖远”舰（穹甲巡洋舰）：

“靖远”为“致远”的同级姊妹舰，于1886年12月14日下水，1887年7月9日建成，同年11月与“经远”“来远”“致远”三舰一起返回中国天津大沽，并充当了临时旗舰。

黄海大战中，“靖远”舰在管带叶祖珪的率领下英勇作战，在被日本军舰围攻的情况下，“靖远”舰和“来远”舰临时结成姊妹舰，共同抗敌，后为扑灭舰上烈火和修补漏洞，两舰冲出包围圈，退往大鹿岛附近海域浅滩，以舰首重炮对敌，尾随追击的日本舰队亦无可奈何。扑灭大火后，“靖远”舰升起指挥旗，召集余舰赶回战场。

威海保卫战中，“靖远”舰与北洋舰队的其它舰艇一起承担了威海口的防御任务。“定远”舰被鱼雷击中搁浅后，丁汝昌将提督旗移至“靖远”舰。1895年2月9日，“靖远”舰在日岛附近抗敌时被击中沉没，管带叶祖珪和丁汝昌落水后意在殉国，后被水手拼死救起。次日，为避免“靖远”舰被日军利用，丁汝昌下令将“靖远”舰彻底击沉。

“超勇”“扬威”舰（撞击巡洋舰，又称“碰快船”）：

“超勇”与“扬威”二舰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造价共计65万两银，由乔治.伦道尓设计，船体部分由英国米切尔船厂建造。“扬威”与“超勇”属同级舰，舰长64米、宽9.75米、吃水4.57米、正常排水量1380吨、满载排水量1542吨、动力为2座霍索恩公司生产的卧式往复蒸汽机，6座圆式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2600马力、航速16节、续航能力5000海里/8节，煤舱正常载煤250吨，最大载煤量300吨。“超勇”“扬威”二舰舰身为木质外包钢板、甲板装甲0.27吋，炮塔装甲1吋，司令塔装甲0.5吋，舰艏水线下11英尺处装有撞角，全舰编制137至140人。按《北洋海军章程》，管带为参将衔。两舰主要武器为阿姆斯特朗10吋主炮2门（26倍口径）、阿姆斯特朗40磅副炮4门（22倍口径）、阿姆斯特朗9磅舢板炮2门、11毫米10管格林机关炮4门、4管诺典费尔德炮2门。

“超勇”舰于1880年10月14日下水，“扬威”于1881年1月29日下水，两舰于1881年11月交付中国，是北洋水师最早的巡洋舰。在中国定购这两舰后，日本也跟风向智利转购了一艘同级舰“筑紫”，意图抗衡北洋水师。黄海大战中，“超勇”“扬威”两舰因服役时间长，航速慢，舰体严重老化，舰身防御能力较弱，虽在激战中表现英勇，但终究不敌日本第一游击队，两舰在开战之初便陆续重伤沉没，两舰管带及舰上官兵大多殉国身亡。

“平远”舰（近海防御铁甲舰）：

“平远”舰系在参考了法国设计师白劳易设计的“柯袭德”“士迪克十”和“飞礼则唐”3艘近海防御军舰基础上由福州船政局设计制造出的第29艘舰船，也是中国的第一艘全钢甲军舰，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平远”舰由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船政学堂毕业生监造，1886年12月7日开工，1888年1月29日下水，1889年5月15日竣工，最初名为“龙威”舰。1889年10月4日，该舰开赴上海与北洋舰队会合，总查琅威理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遂于1890年5月将之调归北洋舰队并更名为“平远”舰。

“平远”舰长59.99米、宽12.19米，舰艏吃水4.19米、舰艉吃水4.4米，主匡面积76.88平方米，正常排水量2150吨、满载排水量2640吨，动力为2座福州船政局自造的三膨胀往复卧式蒸汽机、4座圆形高式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2400马力、航速10.5节、煤舱容量350吨、装甲甲板厚2寸、水线带装甲厚9.4寸、炮座及司令塔装甲厚5寸、炮盾厚1.5寸，编制202人。按《北洋海军章程》，管带为都司衔。

“平远”舰主要武器为克虏伯260毫米前主炮1门（35倍口径）、克虏伯150毫米副炮2门、57毫米哈乞开斯炮2门、47毫米单管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毫米5管哈乞开斯机关炮4门、18寸鱼雷发射管4具。

黄海大战中，“平远”舰与“广丙”舰因执行陆军登陆的警戒任务，在激战爆发后才带领另外四艘鱼雷艇匆匆赶到战场。在管带李和的率领下，“平远”舰表现勇猛，前主炮击中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并击坏在其主炮后穿过中央鱼雷室杀伤其鱼雷兵。随后，“平远”舰又击中“松岛”舰的姊妹舰“严岛”舰，击毙敌军4人。“平远”舰作为国产军舰，当年李鸿章对其颇为藐视（其管带品级可以看出），一直未能列入一线战舰，但从黄海大战中的表现看，“平远”舰作战时间短，但战绩却令人刮目相看。威海保卫战后，“平远”舰被日军俘获，后在1904年的日俄海战中，于9月18日在旅顺口外触雷沉没。

2.日本舰队主要舰艇情况表

本队四舰：“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

“松岛”“严岛”“桥立”为三艘同级穹甲巡洋舰，由法国工程师白劳易设计，其中“松岛”和“严岛”舰在法国地中海船厂建造。“松岛”舰建造于1888年2月17日，1890年1月22日下水，1891年3月建成。“严岛”舰于1888年1月7日开工，1889年7月11日下水，1891年8月建成。在法国建造“松岛”和“严岛”二舰的同时，采用同样设计的另外一艘军舰“桥立”号于1888年8月6日在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并于1891年3月24日下水，1894年6月完工。

“松岛”级舰的正常排水量4278吨，舰长89.9米，宽15.4米，吃水6米，正常载煤405吨，最大载煤量670吨，主机为2座卧式3汽缸往复式蒸汽机，6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主机功率5400马力，航速16节，续航力6000海里/10节，轮机部外侧装甲厚125毫米，炮塔装甲厚300毫米，炮塔顶盖装甲厚100毫米，装甲防御甲板厚50毫米，编制360人，“松岛”舰识别线为黄色，“严岛”为黑色，“桥立”为红色。

“松岛”级舰的主要武器为法国造320毫米38倍口径加纳主炮1门（采用露炮台设计，用于对付“定远”舰和“镇远”舰厚达355毫米的铁甲，其中“松岛”的主炮布置在军舰后部），120毫米4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11门（“松岛”舰为12门），47毫米重型哈乞开斯速射炮6门（“松岛”舰5门），47毫米轻型哈乞开斯速射炮12门（“松岛”舰10门），8毫米5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1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4具。

“松岛”级三艘军舰是日本政府慑于北洋水师“定远”“镇远”2舰威力、为应付二舰的铁甲巨炮而造，原定计划建造4艘（各有2艘主炮向前和先后，使用时将主炮向前和向后的军舰搭配编队），后更改为3艘。因3艘军舰分别用日本三个著名景点的名称命名（松岛、严岛神社、天桥立），因而也被称为“三景舰”。甲午战争中，“松岛”舰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甲午战争时期，“松岛”舰长尾本知道（海军大佐），“严岛”舰长横尾道昱（海军大佐），“桥立”舰长日高壮之丞（海军大佐）。三舰均参加黄海大战，海战中原本为对付“定远”级军舰而设计的320毫米口径巨炮故障频发，未发挥作用，但舰上装备的大量120毫米速射炮给中国舰队带来巨大损伤，三舰均参加了进攻威海卫的战役。

“千代田”舰为装甲巡洋舰，由英国J.Brown工厂建造，设计上属法式巡洋舰，于1888年12月4日开工，1890年6月3日下水，1890年12月建成，1891年4月回日本，是日本海军历史上第二艘采用“千代田”舰名的军舰。

“千代田”舰的正常排水量2439吨，舰长92米，宽13米，吃水4.3米，装甲甲板厚25至38毫米，水线带装甲厚92毫米，正常载煤240吨，最大载煤420吨，主机采用2座立式3汽缸三胀往复式蒸汽机，燃煤锅炉6座，功率5678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9节，编制350人。其主要武器为120毫米4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10门，47毫米重型哈乞开斯速射炮14门，8毫米5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3门，360毫米水上鱼雷发射管3具。“千代田”舰参加黄海大战和威海卫之战，海战中曾被击中3弹，舰长内田正敏（海军大佐）。

第一游击队四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

“吉野”舰属防护巡洋舰，由英国设计师威廉.怀特爵士设计，阿姆斯特朗埃尓斯维克工厂建造。该舰于1892年1月3日开工，1892年12月20日下水，1893年9月30日建成。由于“吉野”舰由英国海军造船处设计，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其使用新型的蒸汽机，航速高达23节，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快舰”，并装备了阿姆斯特朗兵工厂最新设计的速射炮。建成后，立即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中坚主力。

“吉野”舰正常排水量为4216吨，舰长109.7米，宽14.2米，吃水5.2米，装甲甲板厚115毫米（倾斜部）、45毫米（平坦部），炮盾厚115毫米；正常载煤400吨，最大载煤1000吨，主机采用2座立式4汽缸3胀往复式蒸汽机，燃煤锅炉12座，功率15900匹马力，双轴推进，航速23节，续航力4000海里/10节，编制360人，舰体识别线黑色。“吉野”舰的主要武器为152毫米4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4门，120毫米4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8门，47毫米重哈乞开斯速射炮22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5具。

甲午战争爆发后，“吉野”成为日本舰队对付中国海军的急先锋，其先后参加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之后，“吉野”舰又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吉野”舰在执行任务时由于大雾被相邻的日本军舰“春日”撞沉。甲午战争时期，其舰长为河原要一（海军大佐）。

“浪速”舰和“高千穗”舰同属防护巡洋舰，由英国设计师威廉.怀特设计，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浪速”与“高千穗”舰在舰型设计上与北洋水师的“扬威”“超勇”两舰有一定的渊源。“浪速”舰于1884年3月27日开工，1885年3月18日下水，1885年12月1日建成。“高千穗”舰则于1884年4月10日开工，1885年5月16日下水，1886年3月26日建成。二舰的正常排水量为3709吨，舰长91.4米，宽14.1米，吃水5.8米，装备2座往复式蒸汽机，6座燃煤锅炉，正常载煤量350吨，最大载煤量800吨，双轴推进，功率7604马力，航速18节。装甲甲板厚50-75毫米，轮机部外侧装甲厚76毫米，炮塔顶及舰桥装甲厚37毫米，编制357人。“浪速”舰识别线为黑色，“高千穗”舰为红色。“浪速”舰和“高千穗”舰的主要武器为260毫米35倍口径的克虏伯主炮2门，150毫米35倍口径的克虏伯炮6门，47毫米重型哈乞开斯速射炮6门，25毫米四联装诺典费尔德机关炮10门，11毫米10管格林炮4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4具。

甲午战争中，“浪速”舰在丰岛海战中击沉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随后二舰均参加了黄海大战和威海卫之战。“浪速”舰于1912年7月26日在前往北海道途中的千岛群岛抚岛海面触礁沉没；“高千穗”舰则在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中于10月17日被德国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沉没。甲午战争期间，“浪速”舰长为东乡平八郎（海军大佐），“高千穗”舰长为野村贞（海军大佐）。

“秋津洲”舰属穹甲巡洋舰，由英国工程师设计，在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制造。该舰于1890年3月开工建造，1892年7月6日下水，1894年3月31日建成。“秋津洲”舰正常排水量3150吨，舰长91.8米，宽13.1米，吃水5.3米，主机为2座卧式3汽缸3胀往复式蒸汽机，燃煤锅炉4座，双轴推进，主机功率8400马力，航速19节，装甲甲板厚38毫米，炮盾厚115毫米，标准载煤490吨，最大载煤800吨，编制304人。“秋津洲”舰的主要武器为152毫米40倍口径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4门，120毫米40倍口径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6门，47毫米重型哈乞开斯速射炮8门，8毫米5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4具。“秋津洲”舰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甲午战争期间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少佐）。

第二游击队四舰：“扶桑”“比睿”“金刚”“高雄”

“扶桑”舰为二等船腰炮房铁甲舰，由英国Samuda Bros船厂建造。该舰于1875年开工，1877年4月14日下水，1878年1月建成。“扶桑”舰长67.1米，宽14.6米，吃水5.5米，正常排水量3717吨，动力系统为2座蒸汽机，4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主机功率3500马力，航速13节，标准载煤360吨，续航力4500海里/10节，水线装甲带厚100至231毫米，炮房装甲厚200毫米，编制377人。“扶桑”舰的主要武器为240毫米20倍径的克虏伯主炮4门，170毫米25倍径的克虏伯炮4门，75毫米克虏伯炮6门，25毫米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至7门，11毫米5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2门，360毫米水上鱼雷发射管2具。“扶桑”舰建造时采用机帆并用的动力推进方式，是当时亚洲国家最强大的军舰。“扶桑”舰的建成大大刺激了并推动了中国的铁甲舰计划。1891年，“扶桑”舰进行现代化改装后撤去帆索装置。甲午战争中，“扶桑”舰参加了黄海大战和威海卫之战。1897年10月29日该舰在爱媛县长滨冲停泊时，由于锚索断裂造成漂移，与“松岛”舰相撞后舰腹部进水沉没，后经过打捞出水后修复，并参加了日俄战争，1909年退役。甲午战争期间舰长新井有贡（海军大佐）。

“比睿”舰和“金刚”舰为同级二等船旁列炮铁甲舰，其中“比睿”舰由英国赫文船厂建造，1875年9月24日开工，1877年6月12日下水，1878年3月建成。“金刚”舰由英国Earles船厂于1875年9月开工，1877年4月下水，1878年1月建成。

“比睿”和“金刚”二舰属于早期的二等铁甲舰，铁胁木壳，外装装甲，正常排水量2250吨，舰长67.1米，宽12.5米，吃水5.3米，水线带装甲厚88至137毫米，标准载煤330吨（“比睿”为340吨），主机为卧式2汽缸往复式蒸汽机1座，燃煤锅炉6座，功率2035匹马力（“比睿”为2270匹马力），单轴推进，航速13.7节（“比睿”13节），编制286人。二舰的主要武器为170毫米克虏伯炮3门，150毫米克虏伯炮6门，80毫米克虏伯炮2门，75毫米克虏伯炮2门，25毫米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门，11毫米诺典费尔德机关炮2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2具（“比睿”舰为1具）。

“比睿”和“金刚”二舰是日本在1874年的台湾事件中因深感海军实力不如当时的中国而下决心定造的（由此又刺激了中国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二舰属于旧式船旁列炮铁甲舰，都参加了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战和威海卫之战。甲午战争期间，“比睿”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金刚”舰长为有马新一。

“高雄”舰属于无防护巡洋舰，由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制造，1886年10月30日开工，1888年10月15日下水，1889年11月16日完工。“高雄”舰钢胁铁壳，是日本第一艘采用钢骨铁皮结构的军舰，代表了日本当时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其排水量1770吨，舰长70米，宽10.4米，吃水4米，载煤300吨，主机采用卧式2汽缸蒸汽机2座，燃煤锅炉5座，功率2300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5节，全舰编制222人。“高雄”舰的主要武器为150毫米克虏伯炮4门，120毫米克虏伯炮1门，75毫米克虏伯炮1门，25毫米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6门，双联装机关炮2门，360毫米水上鱼雷发射管2具。“高雄”舰在甲午战争时参加了威海卫之战。

第三游击队五舰：“海门”“天龙”“大和”“武藏”“葛城”

“海门”舰为无防护巡洋舰，由日本横须贺造船所制造。该舰于1877年8月开工，1882年9月下水，1884年3月3日建成，是日本第一艘采用国产轮机的军舰。“海门”舰体为木质，排水量1381吨，舰长64.3米，宽9.8米，吃水5米，载煤180吨，主机采用1座卧式2汽缸往复式蒸汽机，功率1250马力，航速12节，编制230人。“海门”舰的主要武器为170毫米克虏伯炮1门，120毫米克虏伯炮6门，75毫米克虏伯炮1门，25毫米4联诺典费尓德机关炮4门，15毫米5联机关炮4门。甲午战争中，“海门”舰在黄海海战时担任朝鲜海域巡视任务，并参加了随后的威海卫之战。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大连湾南三山岛水域执行扫雷任务而触雷沉没。甲午战争期间舰长柴三矢八。

“天龙”舰为无防护巡洋舰，由日本横须贺造船所建造。该舰于1878年2月9日开工，1883年8月18日下水，1885年3月5日建成，该舰是“海门”舰的放大版，建成后因其重心过高，深海航行十分危险，所以又将水线以上加高。“天龙”舰舰身木质，正常排水量1358吨，满载排水量1547吨，舰长67.4米，宽9.8米，吃水5米，煤舱容量256吨，主机为水平2汽缸往复式蒸汽机1座，燃煤锅炉4座，功率1260马力，单轴推进，采用机帆混合动力，航速12节，编制214人。“天龙”舰的主要武器为170毫米克虏伯炮1门，150毫米炮1门，120毫米炮4门，75毫米炮1门，25毫米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门。甲午战争时，“天龙”舰参加威海卫之战，舰长世良田亮。

“大和”“武藏”和“葛城”为无防护巡洋舰，三舰同级，由“海门”和“天龙”两舰的设计改进而来。“葛城”和“武藏”二舰由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其中“葛城”舰于1882年12月开工，1885年3月31日下水，1887年10月建成；“武藏”舰于1884年10月开工，1886年3月30日下水，1888年2月9日建成。“大和”舰则由日本小野滨海军造船厂于1887年11月16日建成。

“大和”“武藏”和“葛城”三舰的舰体均为铁胁木壳，正常排水量1502吨，舰长61.4米，宽10.7米，吃水4.6米，标准载煤145吨，主机采用1座卧式2汽缸往复式蒸汽机，6座燃煤锅炉，功率1600马力，单轴推进，航速13节，编制230人，舰船识别线“葛城”为黄色，“大和”为黑色，“武藏”为红色。三舰的主要武器为170毫米克虏伯炮2门，120毫米克虏伯炮5门（“大和”“武藏”为2门），75毫米克虏伯炮1门，25毫米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门，11毫米3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2门。三舰均在甲午战争中参加了威海卫之战，其中“葛城”舰的舰长为小田亨，“大和”舰的舰长为舟木炼太郎。

第四游击队五舰：“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

“筑紫”舰为撞击巡洋舰，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所制造，和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两舰为同级姊妹舰。“筑紫”舰最初由智利海军订造，于1879年10月2日开工，1880年8月11日下水，1881年完工。北洋水师的“超勇”和“扬威”舰在1881年建成回国后，日本海军于1883年从智利手中转购得该舰。“筑紫”舰体为木质外包钢板，排水量1350吨、舰长64米、宽9.8米、吃水4.1米、动力为2座往复式蒸汽机，双轴推进，功率2887匹马力、航速16.4节，载煤300吨，编制177人。其主要武器为250毫米阿姆斯特朗主炮2门，120毫米阿姆斯特朗副炮4门，9磅炮2门，1磅哈乞开斯机关炮4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2具。甲午战争期间，“筑紫”舰参加了威海卫之战，舰长三善克己。

“摩耶”“鸟海”“爱宕”和“赤城”四舰为同级炮舰。其中“摩耶”和“赤城”二舰为日本小野滨海军造船厂建造，“摩耶”于1885年5月开工，1886年8月18日下水，1887年10月完工；“赤城”开工于1886年6月，1888年8月下水，1890年7月完工；“鸟海”由石川岛造船所建造，1885年12月开工，1887年9月20日下水，1888年10月完工；“爱宕”由横须贺海军造船厂承建，1886年7月开工，1887年6月下水，1889年5月完工。四舰的舰长51米，宽8.2米，吃水2.95米，正常排水量622吨，载煤60吨，主机功率963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0节，编制104人。其主要武器为120毫米旧式后膛炮4门、47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6门（重型4门，轻型2门）。

“摩耶”“鸟海”“爱宕”三舰在甲午战争时参加了威海卫之战。“赤城”舰甲午战争中参加了黄海海战，在海战中被击中30弹，死11人伤17人，其中舰长坂元八郎太也被击毙。1904年日俄战争中在旅顺外海浓雾中将“大岛”舰撞沉。1911年除籍后改为商船，1945年9月遇台风沉没，次年被打捞起来又在濑户内海触雷沉没，1951年再次被打捞起来，最后于1953年在大阪解体。

“大岛”炮舰为日本小野滨造船厂建造，属于“爱宕”级的改进型，1889年8月开工建造，1891年9月下水，1892年3月31日建成。该舰的舰身为钢质，排水量640吨，舰长53.5米，宽8米，吃水2.7米，载煤140吨，主机采用立式三胀往复蒸汽机，功率1217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3节，编制130人。其主要武器为120毫米速射炮4门，47毫米机关炮5门。“大岛”炮舰在甲午战争时参加了威海卫之战，日俄战争中被“赤城”舰撞沉。

另：“西京丸”为代用巡洋舰，原为日本邮船公司商船，后因日本军令部长桦山资纪随联合舰队出海观战，为乘坐舒适计，将“西京丸”临时征用加装火炮作为座舰。“西京丸”的排水量2913吨，387匹马力，航速12节。其主要武器装备为120毫米速射炮1门，47毫米机关炮2门，57毫米机关炮1门。

“八重山”舰为无防护巡洋舰，由法国设计师白劳易设计，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1887年6月开工建造，1889年3月下水，1890年3月15日建成。该舰的排水量为1584吨，舰长96.9米，宽10.5米，吃水4米，载煤350吨，轮机功率5630匹马力，航速20.7节。其装甲机舱上部甲板厚12毫米，编制200人。“八重山”舰的主要武器为120毫米炮3门，47毫米速射炮8门，450毫米鱼雷发射管2具。该舰由于马力大、航速高，为日本第一艘通报舰，兼作鱼雷艇母舰，舰上可装载5艘鱼雷艇的补给品。甲午战争中，“八重山”舰参加了威海卫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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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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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6.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1-1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

47.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48.安然：《台湾民众抗日史》，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

49.张炜主编：《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0.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51.林声主编：《甲午战争图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2.龟井兹明：《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3.范福潮：《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4.王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5.胡思敏：《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版。

56.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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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楔子　一个琉球使者的非正常死亡

第一章　东亚的宁静结束了

1.黑船来袭：炮舰下的开国

2.跨海取经：“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3.尊王攘夷：激进派引来了四国联军

4.王政复古：挟天子，打将军

5.天皇气魄：让朝廷成为朝廷

6.西南战争：集权运动的最后余波

第二章　洋务自强vs明治维新

1.国门再破：叶名琛的忍与僧格林沁的莽

2.千年变局：改弦更张方能救国安邦

3.军工初创：造枪、造炮、造船

4.教育得失：同文馆风波

5.漂洋出海：同样是出洋，结果不一样

6.取媚洋人：靠拢还得有行动

7.殖产兴业：明治维新的成功密码

8.侵华三调：军国怪兽初长成

第三章　琉球、朝鲜与海权

1.日军侵台：妥协没有好结果

2.海防塞防：谁是最危险的敌人

3.海外孤国：眼睁睁看着琉球被吞并

4.壬午兵变：第一次朝鲜事件

5.甲申政变：第二次朝鲜事件

6.看家护院：慈禧太后的格局观

7.长崎事件：北洋水兵的洋斗殴

8.猛虎在山：虚张声势吓不倒人

第四章　决战甲午

1.东学党乱：事情正在起变化

2.丰岛海战：日军打响了第一炮

3.平壤惊雷：雨夜溃奔三百里

4.决战时刻：黄海血战波涛涌

5.鏖战辽东：兵败如山倒

6.威海沦陷：北洋舰队覆没记

7.英雄狗熊：甲午战争中的众生相

第五章　战后之痛

1.春帆楼外：李鸿章的外交荣辱

2.台湾余波：就此沦落五十年

3.列强账单：辽东半岛后事如何

4.甲午赔款：巨金养虎终噬己

余论　中国为什么战败与战败以后

附录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