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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 译者：郭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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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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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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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一

电话中的嗓音似乎既刺耳又专横，但我没听清它在说什么——部分原因是我依然半睡半醒，还有部分原因是我把话筒拿反了。我拙手笨脚地转过话筒，咕哝了一声。

“你听见了吗？我说了我是克莱德·安姆尼，那位律师。”

“克莱德·安姆尼，那位律师。我以为叫这名字的律师有好几个。”

“你就是马洛，对不对？”

“对。我猜也是。”我瞅了瞅腕表。凌晨六点半，不是我状态最好的时辰。

“少跟我放肆，年轻人。”

“抱歉，安姆尼先生。但我可不是什么年轻人。我老了，人很累，而且一点咖啡都还没喝。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先生？”

“我要你八点钟去接‘超级酋长’号[1]，在乘客中认出一个姑娘，然后跟踪她，直到她在什么地方登记入住为止，然后你要立即向我汇报。清楚了吗？”

“不行。”

“为啥不行？”他厉声问。

“我掌握的信息不够，没法确定我可以接这案子。”

“我可是克莱德·安姆——”

“少来这套，”我打断了他的话，“没准我要犯歇斯底里了。你把基本情况告诉我就成。也许另找一个侦探对你更合适。我向来不是干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料。”

“哦。我的秘书弗米利耶小姐会在半小时内到你的办公室。她会把必需的信息带给你。她办事非常有效率。我希望你也是。”

“等吃完早餐我会更有效率。让她到这里来，好吗？”

“这里是哪里？”

我把我在亚卡大道上的住址报给了他，然后告诉他怎么让她找到这里。

“非常好。”他口气勉强地说，“不过，有件事我要你牢牢记清楚。那个姑娘不能知道有人在跟踪她。这非常重要。我正在给华盛顿一家非常有势力的律师事务所办事。弗米利耶小姐会预付一些开销费用，再预付一笔二百五十元的服务费给你。我希望你办事效率高一些。别再浪费时间讲废话了。”

“我会尽力而为，安姆尼先生。”

他挂断了。我挣扎起床，冲淋浴，刮胡须，喝咖啡，刚把鼻子埋进第三杯咖啡里，这时门铃响了。

“我是弗米利耶小姐，安姆尼先生的秘书。”她用一种相当俗气的口吻说。

“请进。”

她真像一只洋娃娃。她身穿一件白色束带雨衣，没戴帽子，留着一头精心呵护的淡金色秀发，脚上是一双搭配雨衣的短筒女靴，手里拿着一把塑料折叠伞。她那对蓝灰色的眼眸直瞪着我，仿佛我刚才吐出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我帮她脱掉雨衣。她身上香气四溢。她有一双——就我目前所能确定的——并不难看的腿。她穿着夜用透明长袜。我相当专注地盯着它们，尤其是当她跷起双腿，拿出一支香烟要点的时候。

“克里斯汀·迪奥。”她看穿了我那昭然透亮的心思，便说，“我从不穿别的。[2]请给我来个火。”

“今天你就多穿了不少嘛。”我说，一边为她点燃打火机。

“我不太喜欢一大早就打情骂俏。”

“那什么时候对你合适呢，弗米利耶小姐？”

她相当刻薄地冲我笑了笑，然后翻了一下手提包，扔给我一只马尼拉纸信封，“我想你会在这里面找到你需要的一切。”

“嗯——并非一切都有吧。”

“赶快干活去，你这蠢货。我已经把你打听清楚了。你以为安姆尼先生凭什么挑中你？他才没呢。选你的人是我。还有，别再盯着我的腿看了。”

我打开信封。信封里装着另一只封好的信封和两张为我开具的支票。一张，面额二百五十元，上面标着“预付金，用于预付专业服务费”。另一张的面额是二百元，上面标着“预付给菲利普·马洛的必需开销”。

“你要把开销明细报给我，要详细确切的名目。”弗米利耶小姐说，“还有，你得自己掏钱买酒喝。”

另一只信封我没拆——时机未到。“我对这案子一无所知，安姆尼凭什么认为我会接？”

“你会接的。我们不会要你做任何坏事。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还有什么好处？”

“哦，这个嘛，也许在某个下雨天的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喝上一杯，商量商量，等我不那么忙的时候。”

“你说服我了。”

我打开另一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姑娘的照片。从她的姿势里流露出一份天然的自在感，或者那是因为她面对镜头经验丰富。照片上，她有一头微暗的秀发，原本可能是红色的，还有一个光洁宽阔的额头，严肃的双眸，高耸的颧骨，由于紧张而微微张大的鼻孔，以及一张不会泄露任何事情的嘴。这是一副如工笔画般细密精致、近乎紧绷的面容，显得郁郁寡欢。

“翻过来。”弗米利耶小姐说。

照片背面是清晰打印的文字材料。

“姓名：埃莉诺·金。身高五英尺四英寸。年龄约二十九岁。头发为深红褐色，浓密，自然卷曲。腰板直挺，嗓音低沉清晰，穿着讲究但不过分。妆容保守。无明显疤痕。典型特征：进入室内时习惯转动眼珠而不是扭头。紧张时会抓挠右手掌心。左撇子，但善于掩饰。打网球爱打快球，游泳和跳水姿势优美，酒量大。无前科，但有照片存档。”

“进过局子。”我说，一边抬头看了看弗米利耶小姐。

“除了上面这些信息，别的我什么都没有。照着你的指示去做就行了。”

“没有夫姓，弗米利耶小姐。像这样一个二十九岁的大美女，几乎可以肯定是已经结过婚的。材料里却一点儿也没有提及结婚戒指或其他任何首饰。这让我觉得奇怪。”

她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最好去联合车站[3]奇你的怪吧。你的时间不多了。”她站起身。我帮她穿上那件白色雨衣，然后打开房门。

“你自己开车来的？”

“对。”她出了门，走到一半又回过头，“你身上有一点我挺喜欢。你不会动手动脚。而且你风度不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动手动脚——那种把戏简直烂透了。”

“你身上还有一点我不太喜欢。猜猜是什么。”

“抱歉。不知道——我只晓得有人讨厌我活在世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跟着她走下台阶，为她打开车门。这是一辆便宜货，一部“弗利特伍德”型号的凯迪拉克牌轿车。[4]她飞快地点点头，然后驱车滑下山坡。

我回屋上楼，往一只旅行袋里塞了几样东西，以防万一。

[1]“超级酋长”号（the Super Chief）：往返于洛杉矶与芝加哥的超级豪华列车，因高档的配置和优质的服务而深受好莱坞明星们的青睐，曾获得“明星列车”的美誉。该列车现已更名为“西南酋长”号（the Southwest Chief）。——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逐一标注）

[2]此句原文“I never wear anything else”，也可按字面意思理解为“（除了长袜）我从不穿其他任何东西”，故下段中马洛会有暗含挑逗性的回应。

[3]联合车站（the Union Station）：即洛杉矶联合车站。该车站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都会圈内的铁路总站，也是南加州地区最重要的铁路枢纽。“超级酋长”号列车即在此站停靠。

[4]实际上，“弗利特伍德”型号的凯迪拉克牌轿车是一款价格昂贵的经典至尊车型，代表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豪华轿车的最高品质和形象，它一直是各国政要和显赫家族出入重要场所的首选车型之一。

二

事情非常简单。“超级酋长”号准点进站，几乎一如既往，而目标就像一只穿着小礼服的袋鼠那样好认。除了一本平装书以外，她身上什么也没有带，遇到第一个垃圾桶时，她便扔掉了那本书。她坐下来盯着地板。她是一个不快活的姑娘，绝对是。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向书架走去。她什么书也没挑就离开了，瞥了眼墙上的大钟，然后把自己关进一间电话亭里。她往投币孔里塞了一把银币，然后和某人通起电话。她的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她挂上电话，走到杂志架前，挑了一本《纽约客》，又看看自己的手表，然后坐下开始阅读。

她身穿一件午夜蓝色的定制套装，从脖颈处露出一件白衬衫，翻领上有一只宝石蓝色的别针，很可能与她的耳环是相配套的，要是我能看清她的耳朵就好说了。她的头发呈暗红色。她看起来和照片上很像，只是身材比我预想的更高一点。她那顶深蓝色的丝带帽上垂下一截短短的面纱。她戴着手套。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穿过车站拱门，门外有几辆出租车在等着接客。她向左边的咖啡馆张望了一阵，转身又走进主候车厅，朝杂货店、报摊、问询台和坐在干净木质长椅上的人们瞥了几眼。售票窗口有的开着，有的关上了。她对它们不感兴趣。她重新坐下，抬头望着那面大钟。她脱下右手手套给腕表对时，那只腕表是一件没镶珠宝、朴实无华的纯铂金小玩意儿。我暗自拿弗米利耶小姐和她比了比。这个姑娘看样子既不温柔也不拘谨，更不古板，但她却让弗米利耶相形之下显得像个拉客的妓女。

这一次她也没坐多久。她站起身开始溜达。她走进庭院，又折返回来，进了那家杂货店，在书报架前待了一阵。有两件事很明显：第一，如果有人要来见她，那么约定的时间肯定不是火车进站的时间；第二，她看上去像是在两趟列车之间等候换车。她走进了咖啡馆。她在一张塑料桌面的餐桌前坐下，看了看桌上的菜单，然后便开始读她的杂志。一个女服务员走了过来，带着那杯必然会上的冰水，还有菜单。目标下了单。女服务员走开了，目标继续读杂志。时间大概是九点一刻。

我穿过拱门走出车站，来到一个搬运工面前，他正等在第一辆出租车旁边。“你给‘超级酋长’号干活？”我问他。

“嗯。算是吧。”他瞥了瞥我拿在指间把玩的那一块钱钞票，兴趣不怎么大。

“我正在等华盛顿—圣迭戈直达车厢上的某个人。有人下过车吗？”

“你是说下了车不再上，取完行李那样儿的？”

我点点头。

他想了想，一边用那对机警的栗色眼睛打量着我。“有一个乘客下车了，”他终于开口道，“你那朋友长啥样儿？”

我描述了一个男人的相貌。一个有点像爱德华·阿诺德[1]的家伙。搬运工摇摇头。

“没法帮你，先生。下车那家伙根本不长那模样。你朋友很可能还在火车上。他们没必要下车。直达车厢会被拉到七十四号站台去。十一点半离开这儿。那趟火车还没准备好咧。”

“谢啦。”说完，我把那一块钱给了他。目标的行李还在火车上，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我回到咖啡馆，透过玻璃墙壁朝里张望。

目标还在读杂志，一边心不在焉地享用着咖啡和一个蜗形面包卷。我走进一间电话亭，给我熟识的一家车行打了电话，嘱咐他们，如果到中午我没再打来，就请他们派人把我的车开回去。这种事他们经常做，手里都有一把备用钥匙了。我出门来到车前，取出自己的旅行袋，把它放进一个收费二十五美分的寄存柜。在巨大的候车厅里，我买了一张开往圣迭戈的往返车票，然后小跑着重新赶回咖啡馆。

目标还在原地，但已不是孤身一人。有个男人坐在桌前，正笑着对她说话，只消看一眼就能明白，她认识这个人，并为此感到懊恼。他是一个加州佬，这一点从他脚上那双深红色平底拖鞋的鞋尖，身上那件淡黄色的粗布运动夹克，以及夹克下那件纽扣扣紧、没系领带的棕黄格子衬衫上就能看出来。他大约高六英尺一英寸，体型苗条，有一张瘦削、傲慢的脸和满满一口大牙。他正在手里搓弄一张纸片。

他胸前口袋里的黄手帕像一小簇水仙花似的伸出来。有件事就像蒸馏水一样透明。那姑娘不想让他待在那儿。

他继续说话，一边揉着那张纸片。最后他耸耸肩，从座位上站起身。他探身过去，用一根指尖滑过她的脸颊。她猛地往后一缩。接着，他把那张揉皱的纸片摊开，小心翼翼地放到她面前。他等待着，露出满脸笑意。

她的视线往下移动，速度异常缓慢。她死死地盯着那张纸片。她的手一动，想抓住它，但他的手动作更快。他把纸片收进了口袋里，脸上依然笑眯眯的。接着，他取出一个带有打孔纸页的袖珍笔记本，用一支带夹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撕下那一页，放在她面前。那一页纸她可以留着。她拿起它，读完它，把它放进钱包里。最后，她凝视着他。再到最后，她朝他绽出了笑容。我猜，她肯定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做到的。他探身过去，拍拍她的手，随即离开餐桌，走了出去。

他把自己关进一间电话亭，拨通电话，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走出来，给自己找了一个搬运工，和搬运工一起来到一个寄存柜前。他从柜子里取出一只浅牡蛎白的手提箱和一只相同颜色的旅行过夜用小手提箱。搬运工拎着它们穿过一道道房门来到停车场，跟着他走近一部光亮时髦、涂成双色的“路霸”型别克敞篷车——这种型号的敞篷车带有坚硬的金属顶盖，根本没法敞篷。搬运工将行李装进车，放在倾斜的座椅后面，收了他的钱，离开了。这个穿运动外套、带着黄手帕的家伙钻进车里，将车倒出停车位，接着刹住车，停了一阵子，戴上墨镜，点燃一支香烟。随后他就开走了。我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然后走回车站里。

接下来的那一个钟头感觉有三个钟头那么长。那个姑娘离开了咖啡馆，在候车厅里读她的杂志。她的心思根本不在杂志上。她不停地往回翻页，看她已经读过什么。有段时间里，她根本就没在读，只是捧着杂志，眼神空洞地注视着。我买了一份早间版晚报，躲在报纸后监视着她，心里掂量着自己收获的信息。没有任何信息是确凿的事实。这只不过是在帮助我消磨时间罢了。

那个刚才和她坐在桌前的家伙，之前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因为他带着行李。他也许和她坐的是同一趟列车，而且他可能就是从她所在的车厢下车的那位乘客。她的态度让情况显得相当明朗：她不想让他待在身边；而他的想法是：这实在是太糟糕了，但如果她朝他那张纸片瞥上一眼，她就会改变主意。很明显，她的确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下车以后，而他们本可以在下车前就更加隐秘地悄悄做完此事，所以由此可以推断出，在火车上时，他手里还没有那张纸片。

就在这时，那个姑娘突然起身走到报摊前，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香烟。她撕开包装盒，点上了一支。她吸烟的姿势笨拙难看，似乎她对此还很不习惯，而就在她吸烟的同时，她的态度好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轻浮艳俗、冷酷生硬，仿佛她出于某种目的，正在故意丑化自己。我望了望墙上的时钟：十点四十七分。我继续思索起来。

那张揉皱的纸片看着像是剪报。她曾想把它抢过来，他却不让她如愿。后来，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些什么，递给她看，而她凝视了他一会儿，随即露出了微笑。结论就是：这个梦中情人在她身上抓住了什么把柄，而她不得不假装自己喜欢这件事。

下一个要点是，他之前离开过车站，去了别的什么地方，可能是去取汽车，可能是去找那张剪报，也可能是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不担心她会抛下他跑掉，而这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当时他并没有抖出自己掌握的全部信息，而是透露了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不太确定。得去核实一下嘛。不过现在，在向她亮出自己的底牌之后，他已经带好行李，开着一辆别克轿车离开了。因此，他不再担心自己会丢掉她。不管把他们牵扯到一起的是什么事情，这种羁绊都强大到足以继续缠住他们。

十一点零五分，我把所有这些想法统统扔到窗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假设。我毫无进展。十一点十分，站内公共广播响起，十一号铁轨上的第七十四号站台现在准备接受前往圣安娜、欧申赛德、德尔马和圣迭戈的乘客。[2]一大群人离开了候车厅，那个姑娘也在其中。另一大群人已经在过检票口了。我注视着她通过，然后回到电话亭。我投进一角银币，拨打了克莱德·安姆尼办公室的电话。

弗米利耶小姐接了电话，她只报出了座机号码。

“我是马洛。安姆尼先生在吗？”

她一本正经地说：“很抱歉，安姆尼先生正在出庭。我能为您留言吗？”

“我已接触目标，马上要坐火车去圣迭戈，或者是中间的某个车站。现在还说不准。”

“谢谢您。还有其他消息吗？”

“有，今天阳光不错，我们的朋友不像在流亡逃窜，倒像你一样坦坦荡荡。车站里有家咖啡馆，里面有堵玻璃墙正对着车站大厅，她就在那儿吃了早餐。刚才她和另外一百五十个人坐在候车厅里。而她本可以待在那趟火车上，藏得无影无踪的。”

“我都记下来了，谢谢您。我会尽快转达安姆尼先生。这么说，对于她要去哪里，您还没有确凿的想法咯？”

“我有一个确凿的想法。那就是：你对我隐瞒了一些事。”

她的口气陡然一变。肯定是有人刚刚离开了办公室。“听着，伙计，你是被雇来干活的。最好干你的活去，而且要干得漂亮。在这座城市里，克莱德·安姆尼可是一个能搅起滔天洪水的大人物。”

“谁说要水了，美人儿？我会直接拿啤酒开灌。你要是给我点鼓励的话，我也许能奏出更中听的音乐来。”

“你会拿到报酬的，私家侦探先生——前提是如果你肯去干活的话。否则你就甭想。听清楚了吗？”

“这真是你对我说过最好听的话，亲爱的。再见吧。”

“听着，马洛，”她突然急切地说，“刚才我不是故意要对你说难听话。这桩案子对克莱德·安姆尼非常重要。如果他搞砸了，他可能会损失一个非常宝贵的客户。我刚才只是嗓门大了点儿而已。”

“我喜欢你这样，弗米利耶。你的大嗓门会对我的潜意识起作用。方便时我再打过来。”

我挂断电话，穿过检票口，走下斜坡道，经过差不多从这里到文图拉[3]那么遥远的距离才到达十一号铁轨。然后我爬上火车，进入一节硬座车厢，那里已经充满了飘荡的烟气，对你的喉咙十分友善，而且几乎永远会为你留下一片舒服完好的肺叶。我拿起烟斗，塞好烟叶点燃，加入到吞云吐雾的行列中。

火车启程出站，慢吞吞地穿过车站庭院和东洛杉矶背后的郊区地带，速度稍稍加快，然后在圣安娜市停了第一站。目标没有下车。在欧申赛德和德尔马也是如此。在圣迭戈，我飞快地跳下车厢，拦下一辆出租车，然后在那座带有古代西班牙建筑风格的车站外等了八分钟，等着搬运工们把行李扛出来。接着，那个姑娘也出来了。

她没坐出租车。她穿过街道绕过街角，走向一家“任君行”租车公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又出来了，一脸沮丧。没有驾照就没法在“任君行”租车。我还以为她知道这个呢。

这一次她上了出租车，车子绕了一个U字形的弯，开始向北行驶。我的车也一样。在向司机说明跟踪任务时，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这种事儿书里才有，先生。在达戈[4]，我们可不搞这一套。”

我递给他一张五块钱的钞票，还有我的钱夹，里面是我那张长四英寸、宽二点五英寸的侦探执照影印件。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对两样东西都是。他抬起头，望着街区。

“好吧，但我要汇报一下，”他说，“车辆调度员可能会通知警察局。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伙计。”

“听起来这座城市才是我该住的地方，”我说，“还有，你已经弄丢了人家的行踪。那个司机在两个街区前就向左拐了。”

司机把钱夹递还给我。“还弄丢了我的左眼咧，”他简洁地回了一句，“你以为我这部双向无线电话是干吗用的？”他拿起它开始讲话。

他在阿什街左转，上了101号公路，我们汇入车流之中，以四十英里的时速缓缓前行。我盯着他的后脑勺。

“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司机扭过头对我说，“这五块钱是小费，对吧？”

“没错。为什么说我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那个乘客要去埃斯梅拉达。那个城镇在北面，离这儿大概有十二英里远，就在海滩边上。目的地是一家名叫‘朗齐奥·戴斯坎萨多’的联合酒店，除非人家中途改主意——就算这样，也会有人通知我。那个名字在西班牙语里就是‘放轻松’、‘别紧张’的意思。”

“见鬼，那我根本就不需要坐出租车呀。”我说。

“你总得为这项服务买单嘛，先生。我们又不是卖食品杂货，你想退就退。”

“你是墨西哥人？”

“我们不这么叫自己，先生。我们管自己叫‘西班牙裔美国人’。我们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我们中间有些人几乎不再会讲西班牙语了。”

“真是太可惜了，”我说，“那可是一门非常优美的语言。”

他转过头，朝我咧嘴一笑。“你说得对啊，朋友。我非常赞同你的话。”[5]

我们继续开往托兰斯海滩，过了海滩后便转向岬角。司机时不时地对着无线电话讲话。他稍微转过头，刚好转到能和我说话的角度，重新开口道：

“你是不想让他们看见你吧？”

“另外那个司机呢？他会不会告诉乘客，她被人跟踪了？”

“他自个儿都还不知道咧。所以我才问你嘛。”

“超过他们，如果可以的话，赶在他们之前到酒店。我再加你五块钱。”

“小菜一碟。他甚至都不会发现我。我可以过会儿再去笑他，让他给我来瓶特卡特[6]。”

我们经过一座小型购物中心，接着道路变宽了，沿途一边的房子看上去价格不菲，但都是老房子，而另一边的房子看上去非常新，同样也不便宜。道路又变窄了，我们来到了一块限速二十五英里的区域。司机往右一转，蜿蜒穿过几条狭窄的街道，闯过一个停车标志，我还没来得及判断出我们正去往何处，汽车便已在一条坡道上向下滑行，驶入一道峡谷，左面的太平洋波光粼粼，远处是一片宽阔的浅滩，上面设置了两个救生站，坐落在开放的铁塔上。下到谷底，司机正要转弯驶进大门，我阻止了他。有一块大招牌，绿底金字，上头写着：朗齐奥·戴斯坎萨多。

“把车藏起来，”我说，“我要确认一下。”

他掉头开回公路上，飞快地驶过那堵灰泥墙壁的尽头，然后转进远处的一条狭窄曲折的道路，停住了。一棵扭曲多节、树干分裂的桉树遮在我们头顶。我下了出租车，戴上墨镜，漫步走上公路，斜靠在一辆印有某个加油站名字的鲜红色吉普车上。一辆出租车从山坡上开下来，拐进了朗齐奥·戴斯坎萨多酒店。三分钟过去了。那辆出租车空着驶出来，掉头开回山坡上。我回到司机身边。

“423号出租车，”我说，“号码对得上吗？”

“对啦。现在还要干吗？”

“我们等着。酒店的格局是什么样子？”

“都是带车库的平房。有的装一辆车，有的装两辆。办公室在前面下边的一栋小别墅里。淡季跟旺季的生意差得很远。现在这里不景气。很可能在打半价，空房也多。”

“我们再等五分钟。然后我进旅馆登记，放行李，再找辆车租。”

他说这不难。在埃斯梅拉达有三个地方出租汽车，计时的和计程的，什么牌子的车都有。

我们等了那五分钟。现在时间刚过三点。我已经饥肠辘辘，饿得连狗粮都想偷吃了。

我跟司机结了账，目送他离开，然后穿过公路，走进酒店办公室。

[1]爱德华·阿诺德（Edward Arnold，1890—1956）：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好莱坞著名性格演员之一，善于扮演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和历史人物。参演的代表影片有《浮生若梦》《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双雄喋血》《黑夜煞星》等。

[2]圣安娜（Santa Ana）、欧申赛德（Oceanside）、德尔马（Del Mar）和圣迭戈（San Diego）均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城市。

[3]文图拉（Ventur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位于洛杉矶市西北部约六十英里处，濒临太平洋。

[4]达戈（Dago）：圣迭戈市（San Diego）的地方性俚语称呼。

[5]此处的上下两句对话，原文均为西班牙语。

[6]特卡特（Tecate）：墨西哥著名啤酒品牌，诞生于1943年。

三

我将一只胳膊肘礼貌地撑在柜台上，越过柜台看着那个打着圆点领结、满面春风的年轻接待员。从他身上，我又朝站在靠近侧墙的用户交换机前的那个姑娘看过去。她是那种喜欢户外生活的姑娘，化着明艳的彩妆，一头颜色略深的金色秀发扎成马尾辫，在她那颗脑袋瓜后面伸出来。不过，她有一双温柔美丽的大眼睛，每当看向那个接待员时，它们便熠熠生辉。我又回头看那小伙子，将一句骂娘话憋回嗓子眼里。用户交换机前的姑娘来回晃荡着马尾辫，也将视线投在我身上。

“我很高兴能为您展示我们现有的空房，马洛先生，”小伙子礼貌地说，“如果您决定住下来的话，您可以稍后再登记。您大概要住多长时间？”

“只要和她住的时间一样长就好，”我说，“那个穿蓝色套装的姑娘。她刚刚登过记。用的哪个名字我不清楚。”

他和交换机姑娘都盯着我看。两人的脸上带着同样的表情——怀疑加好奇。在这幅光景下，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表演下去。但这一招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用。全世界里没有一家城市酒店能行得通。在这儿倒有可能奏效。这最主要是因为我压根就不在乎。

“你们不喜欢这样，是不是？”我问。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至少你很坦诚。”

“我已经受够了小心翼翼的日子。我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了。你们注意到她左手的无名指了吗？”

“啊，没有，我没注意到。”他看看交换机姑娘。她摇摇头，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

“没有婚戒，”我说，“再也没有了。全完了。全毁了。所有那些年月——啊，见它的鬼去吧。我已经一路跟着她从——唉，管它从哪儿呢。她甚至都不肯和我说话。我在这儿干吗？把自己弄得像个该死的傻瓜。”我飞快地转过身，擤了擤鼻子。我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我最好还是上别的地方去。”我边说边转回身。

“你想和好，她却不愿意。”交换机姑娘轻声说。

“是的。”

“我很同情您，”小伙子说，“但是您知道这儿的规矩，马洛先生。酒店营业要特别小心。这样的情况能导致任何事发生——甚至是枪杀案。”

“枪杀案？”我惊讶地看着他，“好心的上帝啊，有人会做出那种事情？”

他把两臂撑在桌面上。“请问您打算怎么办，马洛先生？”

“我打算待在她身边——万一她需要我呢。我不会找她说话。我甚至不会去敲她的房门。不过她会知道我在这里，她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会等她。我会一直等着她。”

这一招正中姑娘下怀。我已经成功在望了。我慢慢地深吸了一口气，向胜利进军。“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带她过来那人的模样。”我说。

“没人带她过来——除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接待员说。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我的意思。

交换机姑娘露出一丝微笑。“他不是那个意思，杰克。他是说那个替她订房的人。”

杰克说：“我差不多也猜到了，露西尔。我没那么笨。”他突然从桌上拿起一张卡片放在我面前。一张订房登记卡。角落上倾斜地写着拉里·米切尔这个名字。一种十分不同的笔迹在恰当的位置上签着：贝蒂·梅菲尔德（小姐），纽约州西查塔姆镇。然后在左上角，仍然是用拉里·米切尔的笔迹填着日期、时间、房价和号码。

“你真是太好心了，”我说，“这么说，她改回她的娘家姓了。当然，这是合法的。”

“任何名字都是合法的，只要不是存心诈骗。您想住在她隔壁吗？”

我睁大了双眼。或许它们还亮了一下。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尽力让它们灼灼闪光。

“听着，”我说，“你们真是对我太好了。但是你们不能这么做。我不会去惹任何麻烦，但谁也说不准。如果我惹上了麻烦，你们就要丢饭碗了。”

“没关系，”他说，“总有一天我得学习长进嘛。我看您这个人不坏。只要别跟任何人说就行。”他从笔筒里取出钢笔递给我。我签了名，留了一个地址：纽约市东61号大街。

杰克看了一眼。“那儿离中央公园很近，对吧？”他随意地问。

“三条街再过去一点，”我说，“在列克星敦大道和第三大道中间。”

他点了点头。他知道那个地方。我顺利过关。他伸手去拿钥匙。

“我想先把行李放在这儿，”我说，“然后去找点吃的，或许再去租辆汽车。你们能帮我把行李放进房间里吗？”

没问题。他可以轻易帮我办到。他把我领到外面，抬起手指向一片小树林。只见一幢幢小别墅被木板上下覆盖，白墙绿瓦。它们都有带栏杆的走廊。他透过树丛给我指出我的房间。我向他道过谢。他正要走回办公室，这时我说：“听着，还有一件事。她知道后也许会马上退房。”

他微微一笑。“当然。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马洛先生。许多客人只住一晚或两晚——除了在夏天。我们不指望酒店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客满。”

他继续前行，走进了办公室别墅，然后我听见那个姑娘对他说：“他挺讨人喜欢，杰克——但你不该那样做。”

我也听见了他的回答。“我讨厌那个叫米切尔的家伙——就算他是老板的朋友也一样。”

四

房间还算凑合。这里有普通的硬质沙发床，没铺坐垫的座椅，一张靠着正面墙壁的书桌，一个带内置箱柜的步入式衣帽间，一间装着好莱坞式浴缸的浴室，里面盥洗池上方的浴镜旁安装有剃须照明用的霓虹灯，另外还有一个小厨房间，里面摆着一台冰箱和一只白色火炉——是一式三组的电炉。洗碗槽上方的壁橱里摆放着足够多的餐碟和餐具。我取了一些冰块，拿出手提箱里自带的酒瓶，给自己调了杯酒，浅呷一口，然后坐在一张椅子里侧耳倾听，任凭窗户关紧，百叶窗遮得室内漆黑一片。我没听到隔壁有任何声音，随后我听到了马桶的冲水声。目标就在屋内。我喝完酒，抽了根烟，审视着隔开两个房间的那面墙上的供暖设备。它由一个金属盒子里的两只长条形磨砂灯管组成。它看起来不像能释放多少热量，不过，在衣帽间里还有一台插电式暖风机，上面带着一个恒温器和一个三相插头，电压是220伏。我把那台壁挂式电暖器上的镀铬格栅卸下来，然后旋转拧出那两只磨砂灯管。我从手提箱里掏出一副医用听诊器，贴在金属底座上监听。如果隔壁也有一个相似的供暖设备（而我几乎可以肯定那里会有），那么这两个房间就只隔着一块金属嵌板和一些绝缘材料——很可能只是纸一样的薄薄一层。

好几分钟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接着我听到有人在拨电话。监听效果十分完美。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接埃斯梅拉达4-1499。”

这是一个从容冷静的声音，音调中等，除了夹着几分倦意，从中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这是我跟踪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一阵漫长的停顿，接着她说：“请接拉里·米切尔先生。”

又是一阵停顿，不过这次时间短些。随后：“我是贝蒂·梅菲尔德，在朗齐奥·戴斯坎赛多酒店。”她把“戴斯坎萨多”里的“萨”字念错了。随后：“贝蒂·梅菲尔德，我刚才说过。拜托别犯傻了。你还想让我给你拼字母不成？”

电话另一头在说着什么。她侧耳聆听。过了一会儿，她说：“在12C号套房。你应该知道。是你订的房间……哦。我明白……嗯，好吧。我会待在这里。”

她挂断了电话。寂静。完全寂静。然后，那个声音缓慢而空洞地说：“贝蒂·梅菲尔德，贝蒂·梅菲尔德，贝蒂·梅菲尔德。可怜的贝蒂啊。你以前曾经是一个好姑娘呢——在很久以前。”

此时，我正席地而坐，背靠墙壁，屁股下垫着一个带条纹的软垫。我小心地站起身，将听诊器搁在软垫上，然后走到沙发床边，躺在上面。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到了。她正在那儿等他，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她到这里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他肯定穿着一双绉布底的鞋子，因为直到隔壁房门上的电铃响起，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另外，他也没有开车上山来这栋别墅。我翻身下床坐在地上，拿起听诊器继续工作。

她打开房门，他进了屋，我可以想象出他说话时脸上的笑容。“你好，贝蒂。我相信，贝蒂·梅菲尔德是你的本名。我喜欢这名字。”

“这是我的本名。”她关上门。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看你还算聪明，想到把名字改了。不过你行李上的那些首字母是怎么回事？”

我讨厌他的话音，一如我讨厌他的笑声。那个声音高亢而兴奋，近乎洋溢着狡诈奸猾的好心情。虽说不上是嘲讽讥笑，但也很接近了。这让我咬紧了牙关。

“我猜，”她干巴巴地说，“你一开始注意到的就是这个。”

“不，宝贝儿。我一开始注意到的是你。其次是你手指上有戒痕，却没有戴结婚戒指。然后才是那些首字母。”

“别叫我‘宝贝儿’，你这敲竹杠的贱人渣。”她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无声怒意说道。

他丝毫不为所动。“我也许是个敲竹杠的，亲爱的，不过”——又一阵自负狂妄的咯咯笑声——“我可一点儿不贱哦。”

她在走动，很可能是要离他远点。“你要来一杯吗？我看见你随身带了一瓶酒。”

“没准它会让我欲火焚身哦。”

“你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让我担心，米切尔先生，”姑娘冷冷地说，“你那张大嘴巴。你话说得太多，而且还相当自恋。我们最好先彼此了解一下。我喜欢埃斯梅拉达。我以前来过这儿，而且一直很想再来。你住在这里，而你又正好在那趟送我来这儿的火车上，这纯粹就算我倒霉。最倒霉的是你居然还认出了我。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我倒了霉运。”

“对我来说却是交上了好运，亲爱的。”他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说。

“也许，”她说，“只要你别让人家压力太大了。如果你那样做，这份好运就会在你眼皮子底下化为泡影。”

一阵短暂的沉寂。我在想象中可以看到，他们正四目相对。他的笑容可能变得有点紧张起来，但并不厉害。

“我要做的，”他轻轻地说，“只是拿起话筒给圣迭戈的报社打个电话。你想出风头？我可以替你张罗。”

“我到这里来，就是要躲开风头。”她痛苦地说。

他放声大笑。“当然了，一个老得都快散架的糊涂法官让你躲过了一劫，在联邦中唯一的那个州——我都查过了——只有在那儿，在陪审团判决之后还有可能改判。你已经更名改姓两次了。要是你的故事在这里上了报纸——那个故事还挺不赖呢，亲爱的——我猜你就又得更名改姓，继续远走他乡。有点儿疲于奔命，是不是啊？”

“所以我才会来这里，”她说，“所以你才会在这里。你想要多少钱？我明白，这笔钱只不过算是定金罢了。”

“我有提到过钱吗？”

“你会提的，”她说，“还有，你说话要小点声。”

“这一整幢别墅都是你的，亲爱的。进来之前我绕它走了一圈。门都关着，窗户也是，百叶窗全拉着，车库也都是空的。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还可以去办公室里核实一下。我在这儿有很多朋友——你需要认识的人，让你生活得舒适的人。外人很难打入这座城镇的社交圈子。如果你只是站在圈外朝里面观望，那么这座城镇就乏味得要命。”

“你是怎么打入的呢，米切尔先生？”

“我老爸在多伦多是个大人物。我们俩相处得不太好，他也不让我在家附近转悠。不过他毕竟是我老爸，而且他说话还是蛮管用的，尽管掏钱叫我滚蛋的人就是他。”

她没有回应。她的脚步声走开了。我听到她在厨房里发出了一些声响，听上去像是在从制冰托盘里取冰块。一阵流动的水声响起，然后脚步声又回来了。

“我自己也想来上一杯，”她说，“或许我刚才对你的态度有些粗鲁。我累了。”

“当然，”他沉稳地说，“你累了。”一下停顿，“好吧，等你感到不累的时候再说。我看今晚七点半左右在‘玻璃屋’见好了。我会过来接你。那里吃饭很不错。还可以跳舞。安静。私密高档，如果这对你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归海滩俱乐部所有。除非他们认识你，否则他们不会给你留座。我在那儿有很多朋友。”

“价格不菲？”她问。

“有一点儿。哦，对了——这倒提醒我了。在我收到每月寄来的支票以前，你可以给我几块钱现钞。”他笑了起来，“我真让自己吃惊啊。最后我还真的提到钱了。”

“就几块钱？”

“几百块会更好。”

“我身上只有六十块——除非我现在能开个账户，或者拿几张旅行支票换现。”

“你可以去办公室里换现，宝贝儿。”

“我知道。这是五十块。我可不想把你给惯坏了，米切尔先生。”

“叫我拉里就行。对我好点儿嘛。”

“我该这么叫吗？”她的声音变了，带着一丝引诱的味道。我可以想象出在他脸上慢慢浮现的得意微笑。接着，我从一片寂静中猜测，他已经抓住了她，而她任他抓牢。最后她的声音有点含混起来，说：“够了，拉里。现在听话，快走吧。七点半我会准备好的。”

“再来一下我就走。”

不一会儿，门打开了，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清。我起身走近窗户，透过百叶窗的板条缝隙小心地向外窥探。一棵高高的大树上亮起一盏泛光灯。树下，我看见他悠然离去，走上那道斜坡，消失不见了。我回到电暖器的嵌板旁边继续监听，一时什么动静也没听见，而我心里也不确定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

快速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拉开抽屉的动静，上锁的啪嗒声，掀起的盖子撞在什么东西上发出的闷声。

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我把那两根长条形磨砂灯管拧回电暖器里，将格栅装回原位，然后把听诊器放回手提箱中。傍晚开始变冷了。我套上夹克衫，站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夜色渐浓，没有亮灯。我只是站在那里，思前想后。我可以现在去打电话汇报，到那时她可能已经上路，钻进另一辆出租车，前去搭乘另一趟火车或航班或去另外一个目的地了。她可以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不过，如果华盛顿那边的大人物足够重视的话，总会有一个探子在车站里等着跟踪她。总会有像拉里·米切尔这样的人或是一个记性好的记者。总会有一丁点细小的古怪之处引人注意，也总会有人注意到它。你无法逃离自己。

我正在为一些自己讨厌的人干着鬼鬼祟祟的廉价活计，不过——当你出力干活时不都是这个样子嘛，老兄。他们付钱，你去挖粪[1]。只不过这一次，我可是能尝到粪味了。她看上去不像是荡妇，也不像是骗子。这仅仅意味着一点：比起摆出一副骗子脸或是荡妇相，这样的她做起骗子或荡妇来或许可以更成功。

[1]原文“dig the dirt”意为“揭露别人的丑事”。此处与后一句有呼应，故采用直译。

五

我打开房门，径直走到隔壁门前，摁下那只小电铃。房内悄无动静。一丝脚步声也没有。接着，传出一下卡在凹槽里的链锁的咔嗒声，门打开了几英寸的缝隙，透出光亮却毫无人影。说话声从房门背后响起：“是谁？”

“我能问你借勺糖吗？”

“我这里没糖。”

“好吧，那么在我的支票送来之前，给我几块钱现钞，怎么样？”

一阵更长久的沉默。随后，门被拉开到链锁允许的程度，她的脸挤进缝隙，一双被阴影遮蔽的眼眸朝外凝视着我。它们就像黑暗中的两汪水潭。树上高高的泛光灯射出的光线斜照在上面，微微闪烁。

“你是谁？”

“我是你隔壁的邻居。刚才我正在打盹，被说话声吵醒了。那些声音说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很好奇。”

“上别的地方好奇去。”

“我可以这么做，金太太——抱歉，梅菲尔德小姐——不过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想让我这么做。”

她没动，眼神也没动摇。我从烟盒里晃荡出一支烟，试图用大拇指推开我的芝宝打火机盖子，转动打火齿轮。你应该用单手就可以搞定。你也能办到，但过程就有点令人尴尬了。最终我搞定了它，点着了香烟，打个哈欠，然后从鼻子里喷出烟气。

“再说一遍，你要做什么？”她问。

“要是严格按照规矩来的话，我应该给洛杉矶打电话，向派我来的当事人做汇报。也许你能说服我打消这个念头。”

“上帝啊！”她激动地说，“一下午就碰上两个。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这么走运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一无所知。我觉得我是被人当成笨蛋耍了，不过我也吃不准。”

“等一下。”她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她没离开多久。链锁从屋内的凹槽里抽出，房门打开了。

我缓缓步入房间，她则向后退去，与我保持距离。“你刚才听到了多少？还有，请把门关上。”

我用肩膀顶上房门，倚住门板。

“只听到一场相当不愉快的谈话的尾巴。这里的墙壁就像舞蹈演员的钱夹一样单薄。”

“你是干表演这行的？”

“恰恰相反。我干的是躲猫猫的行当。我叫菲利普·马洛。你之前见过我。”

“是吗？”她踩着碎步，谨慎地从我面前挪开，来到她打开的手提箱旁。她斜靠在一张椅子的扶手上。“在哪儿？”

“洛杉矶联合车站。我们在等着换火车，你和我。我对你感兴趣。我对你和米切尔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他是叫这个名字，没错吧？当时我什么也没听到，看到的也不多，因为我在咖啡馆外面。”

“那么是什么让你感兴趣了，你这可爱的大东西？”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一部分原因了。另一点让我感兴趣的原因是，在你和他谈完之后，你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看到了你设法改变自己。那是非常刻意的举动。你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轻浮、冷硬而时髦的美人儿。为什么？”

“那我之前是什么样子？”

“一个善良、文静、有教养的姑娘。”

“那个是装出来的，”她说，“另一副模样才是我的本来面目。而这一面你还没有完全领教过呢。”她从身边抓起了一把小型自动手枪。

我瞅了它一眼。“哦，枪啊！”我说，“少拿枪来吓唬我。我一辈子都在跟它们打交道。一开始，我玩的是德林杰手枪，单发填弹，就是河船上的赌棍们喜欢带的那种。等长大一些后，我逐渐玩上了轻型运动步枪，然后是一杆.303口径的打靶步枪，还有其他的枪。我曾在开阔地带从九百码的射程外干翻过一头公牛。我说明一下，怕你不知道，从九百码外看过去，整个目标只有一张邮票大小。”

“很有趣的职业。”她说。

“枪从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说，“它们不过是一块幕布，拉开后马上就会看到第二幕糟糕的戏码。”

她浅浅一笑，把枪转移到左手上。她用右手抓紧衬衫的衣领边缘，一个迅速果断的动作之后，衬衫被撕开了，一直拉扯到腰际。

“接下来，”她说，“但不用着急，我会把枪像这样拿回手上”——她把枪放回右手上，却握着枪管——“用枪托给我的面颊狠狠来一下。我要弄个漂亮的瘀伤。”

“然后呢，”我说，“你就拿枪摆出恰当的姿势，拉开保险，扣动扳机，而那时候我刚好浏览完体育版面上的标题栏。”

“你连冲过房间中央都来不及。”

我跷起大腿向后一靠，从椅子旁的桌面上拿起那只绿色烟灰缸，在膝盖上放平，然后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夹住我正在抽的那支香烟。

“我根本就不会冲过房间。我会像这样坐在这里，既舒服又轻松。”

“但已经半死不活了，”她说，“我开枪很准，而且这里可没有九百码那么远。”

“然后你就得向警察兜售你的故事，说明我是怎么试图攻击你，而你又是怎么自卫的。”

她一把将枪扔回手提箱，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听起来很真诚，其中确实带着被逗乐的味道。“对不起，”她说，“你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脑门被子弹穿了个洞，而我还要去解释为了保住贞洁我是怎么朝你开枪的——这个场面真让我有点头晕。”

她跌坐在一张椅子里，向前倾下身，用一只手托住下巴，手肘撑着膝盖。她脸庞紧绷，显得十分疲惫，那头茂密的暗红色秀发搭在脸侧，像一个框架，这使得她的脸显得比实际上要小一些。

“你到底要对我干什么，马洛先生？或者是不是应该这样问——我要为你做些什么当作回报，这样你才能什么事都不干？”

“埃莉诺·金是谁？她在华盛顿特区是做什么的？她为什么要在途中改名换姓，而且拿掉她手提箱上的首字母？这一切零零碎碎的事你都可以告诉我。很可能你不会乐意。”

“哦，我不知道。搬运工从我的行李上拿掉了那些首字母。我告诉他，我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现在离婚了，有权恢复我出嫁前的名字。伊丽莎白，或是贝蒂·梅菲尔德。我说的有可能都是真话，不是吗？”

“是的。但这没有解释米切尔的事情。”

她往后一靠，放松下来。她的目光保持着警惕。“只不过是我在路上碰见的一个熟人。他当时在火车上。”

我点点头。“不过，他是开自己的车到这儿来的。他替你预订了这里的房间。这儿的人对他没有好感，但显然他和某个很有势力的人物是朋友。”

“一个在火车或轮船上认识的熟人，有时关系会发展得非常快。”她说。

“看来的确如此。他甚至感化了你，让你借给了他一笔款子。发展得非常快啊。而我的第一印象是你并没有那么在乎他。”

“好吧，”她说，“那又怎样？但实际上，我爱他爱得发疯。”她翻过手背，低头端详着自己的手掌。“是谁雇了你，马洛先生，又是为了什么？”

“一个洛杉矶的律师，遵照来自东海岸那边的指示办事。我奉命跟踪你，确认你在某地的行踪。我这么做了。不过现在你已经准备搬走了。我又得从头再来。”

“但我已经知道你在跟踪我了，”她机敏地说，“因此，以后你要继续执行任务会更困难。你是一个私家侦探吧，我猜。”

我说是的。刚才我已经把香烟掐灭了。我把烟灰缸放回桌上，站起身来。

“对我来说是更困难些，但外面还有很多其他人呢，梅菲尔德小姐。”

“哦，我敢肯定是这样，所有那些和善的小男人。其中有几个甚至还更干净些。”

“警方没有搜寻你的下落。他们要抓住你很容易。你坐的火车已经被人发现了。我甚至还拿到了你的一张照片和一段描述说明。但米切尔却可以让你乖乖地听从吩咐。钱并不是他想要得到的一切。”

我觉得她的面颊微微泛出了红晕，不过灯光现在并没有直射在她的脸上。“也许是这样，”她说，“也许我并不在乎。”

“你在乎。”

她突然站起身，走到我近前。“你干这行挣的钱不多，对不对？”

我点点头。我们现在已经靠得非常近了。

“那么，要你从这里出去，把你见过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得付多少？”

“从这儿出去，我分文不取。至于其他的么，我得去打份报告。”

“多少？”她说话的口气似乎是来真的，“我能付一笔可观的聘用定金给你。你们是这么叫的吧，我听说过。一个比敲诈动听得多的字眼。”

“这不是一回事。”

“它可以是。相信我，它可以就是那么回事——甚至对某些律师和医生而言也一样。我碰巧知道。”

“真够倒霉的，不是吗？”

“才不是呢，大侦探。我是这世上最走运的姑娘。我还活着。”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别把这件事捅出去。”

“哈，真没想到啊，”她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说，“一个有良心顾虑的私家探子。跟那些海鸥说去吧，老兄。在我身上这只不过是些五彩纸屑罢了。现在赶紧滚吧，私家大侦探马洛先生，去打你那个急着要拨的电话吧。我可不碍你的事儿。”

她动身朝门口走去，但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让她顺势转了个圈。扯开的衬衫下没有暴露出任何令人惊叹的赤裸胴体，只有某些部位的肌肤和一部分胸罩。你在海滩上会看到更多，比这多得多，但是你不会透过一件撕裂的衬衫看到。

我的眼神肯定有点不太正经，因为她突然弯起手指，试图用手爪挠我。

“我可不是发情的母狗，”她咬牙切齿地说，“把你的臭爪子从我身上拿开。”

我抓住她的另一只手腕，开始将她拉近。她企图用膝盖顶我的下身，但这时她已经靠得太近了。接着，她身子一软，向后仰起头，闭上了眼睛。她的双唇微启，弯成一条饱含嘲讽的弧线。这是一个凉爽的傍晚，在水边或许还会感到寒意。但在这里我不觉得冷。

过了一会儿，她用叹息般的声音告诉我，她得梳妆打扮前去赴宴。

我说：“嗯哼。”

又过了一会儿，她说，从上一次有男人解开她的胸罩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缓缓地转向两张沙发床中的一张。它们都有粉红和银白相间的条纹外罩。这些你注意到的细小的古怪之处呵。

她的眼睛睁开了，带着一丝疑惑。我审视着它们，一次看一只，因为我靠得太近，没法全部看清楚。它们看起来十分般配。

“亲爱的，”她温柔地说，“你实在是太可爱了，可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我帮她封上了嘴。好像有把钥匙从外面滑进了门锁里，但我当时没怎么仔细留意。门锁发出咔哒一声，房门打开了，拉里·米切尔先生走了进来。

我们猛然分开。我转过身，只见他紧盯着我，眼角低垂，身高六英尺一英寸，显得强壮、精瘦而结实。

“我刚才想到去办公室检查一下，”他开口道，几乎心不在焉，“12B号套房今天下午租出去了，就在你进来入住后不久。我隐约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里现在有很多空房可选。于是我借来了备用钥匙。这个肌肉发达的大块头是谁，宝贝儿？”

“她告诉过你不要叫她‘宝贝儿’，记得吗？”

即使这句话对他产生了影响，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他攥紧一只骨节突出的拳头，在体侧轻轻地翻转过来。

姑娘开口了：“他是个私家侦探，名叫马洛。有人雇他来跟踪我。”

“他跟踪你就得跟得那么近？看样子我打断了一段美好的友谊啊。”

她从我身边猛缩回去，从手提箱里抓起那把手枪。“我们正在谈钱的事。”她对他说。

“这永远是个错误。”米切尔说。他脸色泛红，双眼异常明亮。“特别是在那个位置上。你不需要拿枪，亲爱的。”

他冲我使出一记右直拳，速度非常快，弹性也不错。我迎着那一拳侧身闪避，动作迅捷，冷静机智。然而，右拳并不是他的杀手锏。他也是左撇子。我应该在洛杉矶联合车站就发觉这一点的。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从不放过一丁点细节。我的右勾拳没能打中他，他的左勾拳却没有落空。

这一拳打得我头直往后仰。我一时失去了平衡，他趁机从侧面冲过去，从姑娘手里夺过了那把枪。它仿佛在空中跳了一支舞，然后在他的左手上安顿下来。

“放松点，”他说，“我知道这话听上去有点老掉牙，但我可以在你身上钻个洞，再拍拍屁股走人。我真的做得到。”

“好吧，”我粗着嗓门说，“一天五十块还不能让我卖命吃枪子儿。得出七十五块才够。”

“请转身。我很高兴能看看你的钱夹。”

我朝他猛扑过去，连人带枪抓住。只有过度恐慌才会让他开枪，而他正在主场上，没有任何恐慌的必要。不过，那个姑娘可能心里没底。我从眼角里模模糊糊地瞅到，她伸出手，朝桌上的威士忌酒瓶摸去。

我从侧面钳住了米切尔的脖子。他张口狂吠。他击中了我身上的某处，不过那并不重要。我出的拳更狠，可是它没能帮我赢下那块腕表，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一头军骡在我的后脑勺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飞过一片黑暗的海洋，越飞越远，身体越缩越小，最后在一片火海中爆炸，化为齑粉。

六

第一个感觉是，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向，我会失声痛哭。第二个感觉是，这个房间对我的脑袋来说实在是太小了。从我的脑前到脑后长路漫漫，脑袋两侧也遥遥相隔，尽管如此左右太阳穴依然遥相呼应，你唱我和般地突突跳个不停。如今，距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第三个感觉是，附近某处有种哀诉般的嗡嗡噪声一直响个不停。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感觉是，冰水正顺着我的后背流淌。一张沙发床的外罩证明我之前一直是脸朝下躺着的，如果我还有张脸的话。我轻轻地翻过身，坐起来，一阵咯噔作响的杂音传入耳鼓，然后砰地一下消失了。咯噔作响和砰然发声的是一条打结的毛巾，里面裹满了正在消融的冰块。有个特别爱我的人把它们放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有个不太爱我的人在我脑袋后面狠狠地砸了一下。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人都有喜怒哀乐嘛。

我从地上爬起来，赶紧伸手摸向臀部。钱夹还在我的左裤袋里，但扣子已经被解开了。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没丢任何东西。它已将其中的信息拱手让出，不过那也不再是什么秘密。我的手提箱打开着，立在沙发床脚边的置物架上。这么说，我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了。

我伸手拿起一面镜子，看了看那张脸。它瞅着还挺熟悉的。我走到门前把门打开。嗡嗡的噪声变得更响了。在我正前方，一个胖男人正倚靠栏杆站着。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男人，身上虽然胖，却不显得松弛。他戴着眼镜，一顶暗淡的灰色毡帽下有一对大耳朵。他的大衣衣领竖起。他的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从他脑袋两侧冒出的头发是蓝灰色的。他看上去很有耐力。大多数胖子都有。从我身后敞开的房门里透出的灯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回来。他嘴里叼着一根小烟斗，是被人们称作“玩具斗牛犬”的那种。我还有点昏昏然，但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心烦。

“晚上好。”他说。

“你有什么事吗？”

“在找一个人。不是你。”

“这里就我一个。”

“好，”他说，“谢了。”他转身背对着我，将肚皮靠在走廊的栏杆上。

我顺着走廊朝那个嗡嗡声走去。12C号套房房门大开，灯火通明，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女人正在使用一台真空吸尘器，噪声就是这么来的。

我走进房内，四下环视了一遍。那个女人关掉吸尘器，瞪了我一眼。“你有什么事吗？”

“梅菲尔德小姐在哪儿？”

她摇摇头。

“就是住在这间套房里的女士。”我说。

“哦，那位呀。她退房了。半小时前，”她重新打开吸尘器，“你最好去办公室问问。”她在噪声中扯着嗓门大喊，“这间套房要换客人。”

我向后伸出手关上房门。我顺着吸尘器那条黑蛇一般的电线来到墙边，一把扯掉了插头。穿绿色制服的女人生气地瞪着我。我上前递给她一张一块钱的钞票。她看上去气消了些。

“我只想打个电话。”我说。

“你自己房间里不是有电话吗？”

“别多想了，”我说，“一块钱买个方便。”

我走到电话边，拿起话筒。一个姑娘的声音说：“这里是办公室。请问您需要什么？”

“我是马洛。现在我很不高兴。”

“啊？……哦，对了，是马洛先生。我们能为您做什么吗？”

“她走了。我甚至都没机会跟她说句话。”

“哦，我很抱歉，马洛先生。”她听上去很诚恳。“是的，她离开了。我们没办法——”

“她说去哪儿了吗？”

“她付完账就走了，先生。相当突然。根本没有留下新地址。”

“和米切尔一起？”

“我很抱歉，先生。我没看见有人和她一起。”

“你肯定看见了什么。她是怎么走的？”

“坐出租车。我恐怕——”

“好吧。谢谢你。”我回到了自己的套房里。

那个中等身材的胖男人正跷着二郎腿，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椅子里。

“谢谢你登门拜访，”我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能帮你吗？”

“你可以告诉我拉里·米切尔在哪儿。”

“拉里·米切尔？”我仔细地想了想，“我认识他吗？”

他打开一只钱夹，抽出一张名片。他费力地站起身，将名片递给我。名片上面写着：戈布尔和格林，私家侦探，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普鲁登斯大楼310室。

“你的工作肯定很有意思，戈布尔先生。”

“别跟我开玩笑，老兄。我可是很容易上火的。”

“好啊。就让我们看看你上火的样子。你会干什么呢——咬你的小胡子吗？”

“我没留小胡子，笨蛋。”

“你可以留上一副啊。我可以等你。”

这一次他飞快地站起身，动作比刚才快很多。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一支手枪突然从他手心中冒出来。“你以前尝过挨枪柄砸的滋味吗，笨蛋？”

“赶紧滚开。你让我心烦。糨糊脑子的笨蛋总是惹我心烦。”

他的手颤抖起来，脸色也变得通红。他随即把枪收回腋下的手枪套里，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我跟你还没完。”他扭过头朝我大吼一句。

我让他这一回。不值得跟他计较。

七

过了一会儿，我下楼前往办公室。

“唉，失败了，”我说，“你们俩有谁碰巧注意到带她走的出租车司机是谁吗？”

“是乔·哈姆斯，”姑娘立即说，“在格兰德大街中央有个出租车停靠点，你在那里应该能找到他。或者你可以给电话公司办公室打电话。那家伙人挺好的。他还曾经追过我一次呢。”

“结果在从这里到帕索罗布尔斯[1]的路上追丢了。”接待员小伙子冷笑一声。

“哦，这我可不知道。你当时好像并不在场啊。”

“是啊，”他叹了口气，“你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就为了能攒够钱买幢房子安个家。可等你攒够了钱，你的姑娘已经和另外十五个男人玩过了。”

“这个姑娘可没有，”我说，“她只是在逗你呢。每次看你的时候她都容光焕发。”

我走了出去，留下他们俩朝彼此露出微笑。

和大多数小镇一样，埃斯梅拉达也有一条主街，在街道两边，商业场所朝两个方向缓缓流动，延伸出一个街区左右的距离，然后分为几条街道，一下子就变成了住宅小区。不过，和大多数加州小镇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假门面，没有粗制滥造的廉价广告牌，没有免下车的汉堡店，没有雪茄铺或台球房，也没有在门口晃悠的街头混混。坐落在格兰德大街上的商铺，要么店面老旧狭小，但并不俗气花哨，要么装有平板玻璃、不锈钢前门和色彩鲜艳明快的霓虹灯，显得颇为现代。在埃斯梅拉达，并不是每个人都兴旺发达，并不是每个人都幸福快乐，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开着凯迪拉克、捷豹或莱利牌轿车；不过，这里的富裕人群明显占有非常高的比例，销售奢侈品的商店就和贝弗利希尔斯[2]的那些商店一样整洁昂贵，而且风格朴实得多。另外还有一点小小的差异。在埃斯梅拉达，老房子仍然显得清爽干净，有时还流露出古色古香的味道。在其他那些小镇里，老房子仅仅就是破房子而已。

我把汽车停在街区中部，电话公司办公室就在我的正前方。它当然已经关门了，但入口设在后面，而出于风格的考虑，那块壁凹的宝贵空间被故意牺牲掉，改成了两个深绿色的电话亭，仿佛是两座哨岗。街对面有一辆色泽暗淡的米黄色出租车，呈对角线斜停在路缘旁涂成红色长条的停车位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坐在车中读报纸。我穿过街道向他走去。

“你是乔·哈姆斯？”

他摇摇头。“他过会儿就回来，你要坐车吗？”

“不用，谢谢。”

我从他身边走开，朝一扇商店橱窗里观望。窗内有一件棕色和米黄色相间的花格子运动衫，让我想起了拉里·米切尔。胡桃色的镂花皮鞋、进口的粗花呢大衣、领带——两条或三条，还有与之配套的衬衫，都陈列在宽敞的空间里。店面外的上方挂着一个曾经轰动一时的运动员的名字。那个名字用花体字写就，浮刻在一块作为背景的红杉木匾上，还涂上了色彩。

刺耳的铃声从一部电话中响起，那个出租车司机从车里出来，穿过人行道去接听。他说了几句，挂上电话，钻进出租车，从停车位里倒车离开了。等他走后，在一分钟的时间里，街道上空无一物。接着，两辆汽车从街道上经过；然后，一个长相好看、穿着讲究的黑人男孩和他俊俏可爱的女友顺着街区漫步走来，两人一边往橱窗里张望一边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一个穿着酒店行李员绿色制服的墨西哥人，开着某人的克莱斯勒纽约客轿车[3]——这辆车也有可能就是他的，谁知道呢——沿街驶来，在杂货店前停下，他走进店里，出来时手上带着一条香烟。他回头朝那家酒店开去。

另一辆带有“埃斯梅拉达出租汽车公司”名号的米黄色出租车转过街角，滑进红色停车位。一个体格健硕的壮汉戴着厚厚的眼镜下了车，他查看了一下墙上的电话，然后回到出租车里，从后视镜后面抽出一本杂志。

我溜达上前向他询问，结果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他没穿外套，两只袖子都卷到了胳膊肘上，尽管现在天气还没热到能穿比基尼。

“对。我就是乔·哈姆斯。”他往嘴里塞了根香烟，然后用一只郎森打火机点燃。

“下边儿朗齐奥·戴斯坎萨多酒店里的露西尔说，你也许能为我提供一点信息。”我斜倚在他的车上，向他摆出一副大大的、温暖的笑脸。我还不如去踢一脚路边石呢。

“关于什么的信息？”

“今天傍晚，你从他们那儿的一栋别墅里接了一单生意。房间号是12C。乘客是一个身材高挑、体型姣好的红头发姑娘。她叫贝蒂·梅菲尔德，不过她很可能没告诉你这个。”

“大多数时候他们只告诉我要去哪里。挺奇怪的，不是吗？”他朝挡风玻璃吐出一大口烟雾，看着它弥散开来，在车厢里四处飘浮。“怎么一回事？”

“我女朋友跑掉了。我们有一点小争执。都是我的错。我想告诉她我很抱歉。”

“你女朋友家住哪儿？”

“离这儿很远。”

他没有取下香烟，而是直接用小拇指弹了弹，抖掉上面的烟灰。

“有可能这是她算计好的。有可能她不想让你知道她的去向。有可能这样是算你走运。你们在这个镇上的酒店里未婚同居，他们可以拿这个罪名逮捕你。我要承认，那可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

“也有可能我是个骗子。”说完，我从钱夹里掏出一张名片。他看完后还给了我。

“好多了，”他说道，“这样就好多了。不过，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我开这辆出租车可不仅仅是去练肌肉的。”

“五块钱有兴趣不？还是说这样也违反了规定？”

“我老头子管着这家公司。要是我骗他，他会大动肝火。并不是我不爱钱。”

墙上的电话响了。他钻出汽车，跨出三大步跑过去接。我就站在原地没动，咬紧嘴唇。他讲完又回来，钻进车里，往方向盘后一坐，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得开工了，”他说，“抱歉。我大概有点迟到了。刚从德尔马赶回来，有趟七点四十七分开往洛杉矶的火车在那儿临时停靠。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会到那儿去。”

他发动引擎，然后探出车窗，把烟扔在街道上。

我说：“谢谢。”

“谢什么？”他倒好车便开走了。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和距离都对得上。从这儿到德尔马有十二英里。将某人载到德尔马，在铁路站点把他或她放下车，然后掉头开回来，约莫需要一个小时。他用自己的方式把信息告诉了我。除非话里有话，否则他大可不必对我讲这些。

我望着他消失在视线之外，然后穿过大街，来到电话公司办公室门外的电话亭前。我让亭门开着，投入一角银币，拨了那个大大的0。

“我想给西洛杉矶打电话，对方付费，请帮我转接，”我给了接线员一个布拉德肖[4]的电话号码，“双方直接通话，找克莱德·安姆尼先生。我叫马洛，在埃斯梅拉达镇4-2673公用电话上。”

她接通他的时间比我向她说明的时间要短得多。他急促地接起电话。

“是马洛吗？现在差不多该是你做汇报的时候了。好——你说吧。”

“我在圣迭戈。我跟丢她了。她趁我打盹的时候悄悄溜掉了。”

“我就知道自己挑了个聪明的家伙。”他不高兴地说。

“情况没有听起来那么糟，安姆尼先生。她去哪儿了我心里大致有数。”

“对我来说‘大致有数’可不够好啊。我雇用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能严格按照我的指示去做。你刚才说的‘大致有数’是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稍微告诉我一点，安姆尼先生？为了赶上那趟火车，这份差事我未免接得太快了些。你的秘书给了我一大堆性格资料，有用的信息却少得可怜。你也愿意让我高高兴兴地为你办事吧，安姆尼先生？”

“我以为弗米利耶小姐把该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他嘟囔着抱怨道，“我在执行华盛顿一家很有势力的律师事务所的要求。他们的委托人目前希望将身份保密。你要做的就是跟踪当事人，看她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而所谓停下来的地方，我指的不是洗手间或者汉堡店。我指的是一家酒店，公寓大楼，或者也许是她认识的人住的地方。事情就是这样。你还想要多简单？”

“我要的不是简单，安姆尼先生。我要的是背景资料。这个姑娘是谁，她来自什么地方，她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以至于有必要派我去跟踪她。”

“有必要？”他对我吼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由你来决定做事有没有必要？找到那个姑娘，盯牢她，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她的下落。还有，要是你还想拿钱，你最好他妈的手脚利索点。我等你到明天早上十点。过了那时候，我就另外安排找人。”

“好的，安姆尼先生。”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还有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正在四处闲逛呢。刚才我被威士忌酒瓶砸了一下脑袋。”

“是吗，那可太糟了，”他刻薄地说，“我猜你先把瓶里的酒喝光了。”

“哦，事情本来还可以更糟糕，安姆尼先生。被砸脑袋的人本来可能是你。我明早十点左右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别担心，人是不会跟丢的。这儿还有两个帮忙的呢。其中一个当地小伙子叫米切尔，另外一个是从堪萨斯市来的私家侦探，叫戈布尔。他带着把枪。好了，晚安，安姆尼先生。”

“等等！”他大叫一声，“等一下！你什么意思——还有两个侦探？”

“你问我什么意思？我才是问你的那个人。看样子你只分到了一部分差事。”

“等一下！你先别挂！”一阵沉默。然后他用平稳镇静的声音对我说话，口气不再咄咄逼人。“明天一早我就会联系华盛顿，马洛。如果我刚才对你扯嗓门了，我向你道歉。现在看来，我可能会得到授权，掌握一些关于这案子的更多信息。”

“好。”

“如果你想再联系我，就打到我这儿来。随时都行。任何时间都可以。”

“好。”

“那么，晚安。”他挂上了电话。

我将话筒放回挂钩上，深吸了一口气。我的头还在隐隐作痛，但晕厥感已经消失了。我吸了一口凉爽的夜风，风中掺杂着海上的雾气。我推开电话亭门走了出去，望着街对面。我刚来时那个待在停车位上的老家伙又开了回来。我溜达过街，问他去“玻璃屋”怎么走，那是米切尔曾经许诺要带贝蒂·梅菲尔德共进晚餐的地方——不管她愿不愿意。他告诉了我，我谢过他，重新穿过空荡荡的街道，爬进我那辆租来的汽车，沿着原路返回。

梅菲尔德小姐依然有可能匆匆赶上了那趟七点四十七分开往洛杉矶或某个中途小站的火车。但她更有可能根本没上火车。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客到车站后，是不会等在那里看乘客上火车的。拉里·米切尔没那么容易动摇。如果他握有她足够多的把柄，能让她去埃斯梅拉达，那么他也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将她留在那里。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和行动任务。他不知道缘由，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如果他还有半点头脑——而我相信他的头脑远远不止半点——他就会想到，只要是出租车载她走，我就能够查到她的行踪。我做出的第一个猜测是，之前他已经开车去过德尔马，将他那辆大号别克轿车停在某个隐蔽的地方，在那儿等着她的出租车开过来并卸下行李。等出租车掉头往回开以后，他就会把她接上自己的车，重新开回埃斯梅拉达。我做出的第二个猜测是，她不会向他透露任何他还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一名来自洛杉矶的私家侦探，一些不知名的秘密当事人雇用我跟踪她，我依照指令行事，然后因为试图和她靠得太近而犯了错误。这会让他心烦，因为这就意味着上场的现在不止他一个人了。不过，如果他手上掌握的把柄信息——不管那是什么——是来自一份新闻剪报的话，他就别指望能一辈子不让别人知道。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足够的耐心，假以时日，任何人都可以把这桩旧事给挖出来。不论是谁，但他有足够的理由雇用私家侦探，说不定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反过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他对贝蒂·梅菲尔德打的什么主意，捞钱或者骗色甚或想来个人财两得，他都必须速战速决。

我沿着峡谷下行，开出三分之一英里远，看到在一小块装着灯泡照明的标识牌上，有一根箭头指向海边，上面还用书写体写着“玻璃屋”。公路蜿蜒朝下，路面两旁的悬崖上有许多房屋，从窗户内洋溢出温暖的灯光，屋外是修整过的花园、灰泥砌成的墙壁，墙上按照墨西哥传统风格镶嵌着一两块大卵石或墙砖，还嵌有少许瓷片。

我开下最后一道山冈的最后一处弯道，野生海草的气息充盈着我的鼻腔，“玻璃屋”的灯火被雾气掩映，膨胀成一团琥珀色的明亮光晕，缥缈的舞曲音乐声穿过平整的停车场隐约传来。我停好车，看不见的大海几乎就在我的脚下发出阵阵咆哮。这里没有管理员。你只要锁好车门走进屋里就行。

只有二十来辆车，不会更多。我在它们中间巡视了一遍。至少有一个直觉上的猜测得到了印证。那辆“路霸”型硬顶别克轿车的车牌号和我口袋里的一模一样。它几乎就停在入口处，在它旁边紧靠入口处的是一辆浅绿色和象牙色相间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车上装有牡蛎白色的真皮座椅，一条格子呢旅行便毯被扔在前车座上以保持座位干燥，还有汽车商所能想到的所有那些小玩意，包括两架带有反射镜的大型聚光灯，一根足够在金枪鱼捕捞船上使用的超长收音机天线，一个可折叠的镀铬行李架——如果你想长途旅行并一路保持气派，就可以用它来支援后备厢；一块遮阳板，一组棱形反射镜，用来采集被那块遮阳板挡住的交通信号灯光；一台收音机，上面的旋钮多得都赶得上电气控制台了；一只点烟器，只要你把烟往上一放，它就会给你点火，还有其他那些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面对它们，我不由得寻思，还要再过多久他们才会往这辆车上安装雷达、录音器材、酒吧和防空炮台。

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一支带夹袖珍手电筒的灯光中看见的。我将手电筒移向放驾照的位置，只见车主名叫克拉克·布兰登，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埃斯梅拉达镇的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

[1]帕索罗布尔斯（Paso Robles）：城市名，位于洛杉矶北部，以温泉和盛产葡萄酒闻名。

[2]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Hills）：一译“贝弗利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好莱坞影星集居地。

[3]克莱斯勒纽约客轿车（Chrysler New Yorker）：由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设计的一款经典豪华轿车，1939年问世，至1996年停产。

[4]布拉德肖（Bradshaw）：美国东北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八

入口处的大厅位于顶楼，俯瞰着酒吧和一间餐室，它们分为上下两层。一条铺有地毯的弯曲楼道向下延伸通往吧台。除了那个衣帽间管理员姑娘和一个电话亭里的老年员工以外，楼上没有别人，那个老头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你们最好谁都别跟我开玩笑。

我走下楼梯来到酒吧，挤进一处狭小弯曲的空间，从这里可以将舞池一览无余。这幢建筑有一面是一扇巨大的玻璃窗。窗外除了雾气什么也没有，不过，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当月亮低垂在水面上，那会是一幅美好的景致。有一个墨西哥三人组乐队正在演奏那种墨西哥乐队一直演奏的音乐。不管他们演奏什么，听起来都是一个样。他们总是唱同一首歌，唱歌时总会发出美妙的开元音，伴有反复冗长、甜蜜动人的轻快旋律，而唱歌的人总是操着一把吉他，滔滔不绝地诉说着爱情、我的心以及一位极难打动的“琳达”女士，而且他永远留着太长太油腻的头发，当他不唱那些爱情玩意儿时，他看上去能够在一条小巷里用刀子干净利落地干出点事儿来。

舞池里有六对舞伴正在四下热舞，带着一股患关节炎的守夜人那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劲头。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脸贴着脸跳舞，如果“跳舞”这个字眼合适的话。男人们身穿白色小礼服，姑娘们眨着明亮的双眸，嘴唇如红宝石般鲜艳，露出打网球或高尔夫球练就的结实肌肉。有一对舞伴没有贴着脸跳舞。那个男人喝得酩酊大醉，没法跟上舞步节拍，那个姑娘则忙于躲闪，避免自己的轻舞鞋被男人踩上，无暇分心他顾。我不必担心把贝蒂·梅菲尔德小姐跟丢了。她就在那里，和米切尔在一起，只是远远谈不上高兴罢了。米切尔咧着嘴巴，正在呲牙狞笑，他的脸上一片通红，油光闪亮，而他的两眼露出那种呆滞迟钝的目光。贝蒂扭着头，在不扭断自己脖子的前提下，尽可能离他远远的。很明显，她已经彻底受够了这位拉里·米切尔先生。

一个穿着绿色短夹克和侧滚绿边白长裤的墨西哥侍者走了过来，我点了一杯双份的吉布森鸡尾酒，又问他我能否来一份总会三明治[1]。他说：“好的，先生。”[2]他对我灿烂一笑，然后便走开了。

音乐停住，响起一阵杂乱的鼓掌声。乐队深受感动，马上奏起另一支曲子。一个黑头发的侍者领班在餐桌之间走来走去，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巡回剧团里的赫伯特·马歇尔[3]，四处展露他那副亲切的笑脸，还时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停下脚步，擦拭一只苹果。然后他拉开一张椅子，坐在一个高大英俊的爱尔兰人对面，那个人的头发中间泛出缕缕灰色，显得恰到好处。他似乎是孤身一人。他穿一件黑色小礼服，翻领上别着一朵褐红色康乃馨。如果你不跟他作对的话，他似乎还是一个挺和善的家伙。在那样的距离外，在那样的光线下，除了一点以外，我没法从观察中得知更多：如果你真的要和他作对，你最好身材高大、手脚利索、坚韧冷酷，而且要抢占上风。

领班朝前倾身，对他说了些什么，接着两人便同时向米切尔和梅菲尔德小姐望去。领班一脸关切的样子，大人物则露出不怎么在乎的表情。领班站起身离开了。大人物掏出一根香烟塞进烟嘴，一个侍者点燃打火机凑了上去，好像他整个晚上都在等待这一机会。大人物头也不抬地说了声“谢谢”。

我的酒端了上来，我抓起酒杯，张口便喝。音乐停止，并就此打住。跳舞的舞伴们一对对分开，回到各自的餐桌前。拉里·米切尔仍然抓着贝蒂不放。他还在咧嘴狞笑。然后他开始把她拉近。他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脑后。她试图挣开他。他更加用力地拉她，并低下他那张通红的面庞贴在她的脸上。她奋力挣扎，但对她来说，他实在太强壮了。他又在她脸上啃了几口。她踢了他一脚。他猛地抬起头，面露怒容。

“放开我，你这醉鬼！”她说话气喘吁吁，咬字却仍旧清晰。

他的脸上露出一副粗鄙的表情。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劲大得足以在她身上留下淤青，然后他慢慢用力，把女人硬拉过来，紧贴着他的身体，就这样搂着她。众人专注地看着，却没有人动弹。

“肿摸啦，宝贝儿，你不爱老爹了吗？”他扯着嗓门粗声问她。

我没看见她用膝盖对他做了什么，不过我猜得到，而这一下弄疼了他。他一把推开她，整张脸扭曲成野人般的狰狞模样。接着他挥起手臂，冲着她的嘴角，用手掌和手背来回扇她耳光。她的肌肤顿时泛出了血色。

她纹丝不动。接着，她用整个酒吧都听得见的声音清楚缓慢地说：“下次你再干出这种事，米切尔先生——请务必记得穿好防弹背心。”

她转身走开。他呆立在原处。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怒气，我说不上来。领班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对他耳语了几句，还挑起眉头以示询问。

米切尔垂下双眼，看了看这个男人。然后他二话不说，拔脚就走，几乎要与他迎面相撞，领班只好一个踉跄，闪出道来。米切尔追着贝蒂，半路上还撞到了一个坐在椅子里的男人，但他也没停下来道歉。贝蒂这会儿在正对着玻璃墙的一张餐桌前坐了下来，邻桌就是那个穿黑色小礼服的大人物。他看了看她。他又看了看米切尔。他从嘴里取出烟嘴，瞧了一眼。他的脸上毫无表情。

米切尔走到桌前。“你弄疼我了，亲爱的。”他粗声喊道，“弄疼我可是很糟糕的。明白吗？非常糟糕。你要对我道歉吗？”

她站起身，从椅背上抓起一件外衣，面对着他。

“要我付账吗，米切尔先生——还是你打算拿我借你的钱去付？”

他朝后挥起一只手，准备再往她脸上扇一巴掌。她没有动。邻桌的男人动了。他一下子轻快地站起身走过来，一把抓住米切尔的手腕。

“放轻松，拉里。你喝多了。”他的嗓音沉着冷静，几乎带点被逗乐的感觉。

米切尔猛地挣开他的手腕，转过身来：“这儿没你的事，布兰登。”

“开心点儿，小老弟。我无意介入。但你最好别再对这位女士动手了，他们不会经常把客人从这里扔出去——不过这种事也是可以发生的。”

米切尔恼怒地大笑起来：“你怎么就不他妈的滚远一点呢，先生？”

大人物缓缓地说：“放松点儿，拉里，我说过了。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米切尔对他怒目而视。“行啊，待会儿再见吧。”他用愠怒阴沉的声音说。他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越晚越好。”他半转过身，补了一句。然后他就出去了——摇摇晃晃地，但动作很快，他的眼中空无一物。

布兰登只是站在那里。那个姑娘只是站在那里。她看上去不是很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看着他。他也看看她。他露出笑意，仅仅显示出礼貌与随和，绝无引诱的意味。她没有回以微笑。

“我能为你效劳吗？”他问，“搭个便车？”接着他半转过头，“喂，卡尔。”

领班立即走了过来。

“不用结账，”布兰登说，“你知道，在有些情况下——”

“拜托，”姑娘突然口气尖锐地说，“我不想让别人替我付账。”

他慢慢地摇摇头。“这是我们酒店的规矩，”他说，“与我个人无关。不过我能送你一杯酒吗？”

她又看了他一会儿。他的表情依然淡定自在。“送？”她问。

他礼貌地笑了笑。“好吧，是端给你——如果你肯赏脸落座的话。”

这一次，他拉出自己餐桌前的那张座椅。她坐下了。就在那一瞬间，连一秒钟都没提前，领班朝乐队打了个手势，他们立即开始演奏另一支乐曲。

克拉克·布兰登先生看起来就是那种不用抬高嗓门便能呼风唤雨的人物。

过了一会儿，我的总会三明治送来了。它绝不值得吹嘘，但还能吃。我吃掉了它。我又逗留了半个小时。布兰登和那姑娘似乎相处得颇为融洽。两个人都很安静。不久他们便去跳舞了。我随即离开，坐进外面的汽车里，抽起烟来。她可能已经看见我了，尽管她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我知道米切尔没看见我。他刚才转身上楼时动作太快，人也被愤怒遮蔽了双眼，看不见任何东西。

十点半左右，布兰登带她走了出来，他们钻进了那辆收起顶篷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我跟着那辆车，没有试图隐蔽自己，因为他们走的那条路是人们返回埃斯梅拉达镇中心的必经之路。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布兰登把车开下斜坡，朝车库开去。

只有一件事情要查了。我在路边的停车位上泊好车，穿过酒店大堂，来到接通房间内线的电话机前。

“请接梅菲尔德小姐。贝蒂·梅菲尔德。”

“请稍等。”——片刻的停顿——“哦，是的，她刚刚登记入住。我马上为您接通房间，先生。”

又是一阵停顿，比刚才的时间长很多。

“很抱歉，梅菲尔德小姐房间里的电话无人接听。”

我谢过接线员，挂上了电话。我飞快地离开了那里，以免她和布兰登下楼进入大堂时，我会撞见他们。

我回到自己租来的那辆车上，沿着峡谷穿透迷雾，一路开往朗齐奥·戴斯坎萨多。办公室所在的别墅好像上了锁，里面空无一人。别墅外，一团朦胧的灯光照亮了夜间服务铃的位置所在。我摸黑开到12C号套房前，将车停进车库，然后打着呵欠，一路走进我的房间。屋内又冷又湿，叫人难受。有人进来过，拿走了那张沙发床上的条纹外罩，还去掉了相配的枕套。

我脱掉衣服，将自己那颗长满鬈发的脑袋搁在枕头上，开始睡觉。

[1]总会三明治（club sandwich）：通常为三片烤面包，中间夹鸡肉或火腿或熏肉和生菜、番茄及色拉酱。

[2]此句对话原文为西班牙语。

[3]赫伯特·马歇尔（Herbert Marshall，1890—1966）：英国著名演员，年轻时在伦敦为一个巡回剧团当业务经理，随后参加戏剧演出，1927年在英国初登电影银幕，1932年前往美国好莱坞继续电影表演生涯，共出演影片50余部，代表作有《秘密花园》《天堂里的烦恼》《面纱》等。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好莱坞著名女星们几乎都同他有过合作。

九

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将我惊醒。声音非常轻，却一直响个不停。我的感觉是，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十分缓慢地逐渐穿透我的梦境。我翻过身，聆听动静。有人试着拧了拧门把手，随后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我瞥了一眼自己的腕表。微弱的磷光显示出，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我双脚落地站起身，移向我的手提箱，弯腰从箱子里掏出手枪。我走到房门前，把它拉开了一条缝。

一个穿着宽松长裤的黑乎乎的人影站在外面。好像还披着风衣。头上还缠系着一条黑色围巾。是个女人。

“你想干什么？”

“让我进来——快点。一盏灯都别开。”

原来是贝蒂·梅菲尔德。我拉开房门，她像一缕雾气悄然滑进屋里。我关上门。我伸手抓起浴袍拉到自己身上。

“外头还有人吗？”我问，“隔壁房间是空的。”

“不。就我一个。”她靠着墙，急促地喘息着。我拙手笨脚地从外套里摸出一只袖珍手电筒，用一束细小的光对着四周晃了一圈，找到了电暖器开关。我把这束细小的光线照在她脸上。她眨巴着眼睛避开，抬起一只手遮挡。我把光束射向地面，顺着光走到窗前，将两扇窗户都关紧，再拉下百叶窗，将叶片旋拢。接着我才走回去，拧亮了台灯。

她倒吸了口气，随后沉默无语。她仍然斜倚着墙壁。她看起来似乎需要喝上一杯。我走出客厅来到小厨房间，往玻璃杯里倒了点威士忌，然后将杯子递给她。她摇手把它拨开，随即又改了主意，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这种一如既往的机械反应，在其他人也这样时会变得十分无趣。然后，我只是坐在原处，盯住她，等待着。

我们的目光越过虚无的鸿沟撞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她缓缓地把手伸进风衣上倾斜的口袋里，掏出了那把枪。

“哦，不，”我说，“别再来那套了。”

她低头看着那把枪。她的嘴唇抽搐不已。她没把枪指向任何地方。她将自己推离墙壁，穿过房间，把枪搁在我的肘边。

“我见过它，”我说，“咱们是老朋友了。上次我看到它时，它还在米切尔手里。所以——”

“所以我当时才把你敲昏。我怕他会朝你开枪。”

“那就会搞砸他的全部计划——不管那些计划是什么。”

“好吧，可我不能确定。我很抱歉。很抱歉我打了你。”

“谢谢那些冰块。”我说。

“你不看看这把枪吗？”

“我已经看过了。”

“我是从卡萨酒店一路走过来的。我现在住那儿。我——今天下午才搬过去。”

“我知道。你坐出租车去德尔马火车站，想赶上一趟夜班列车，然后米切尔在那里截住了你，开车带你回来。你们共进晚餐，一起跳舞，后来还闹了点小别扭。一个叫克拉克·布兰登的男人开着他的敞篷汽车送你回了那家酒店。”

她瞪着我。“我没看见你在那儿。”她终于开口说，声音听起来像是若有所思。

“我当时就在酒吧里。当你和米切尔在一起时，你正忙着挨耳光，并警告他下次来访前要穿上防弹背心。后来你坐在布兰登的桌子旁边时背对着我。我在你离开之前就动身了，在外面等着。”

“我开始觉得你的确是个侦探了。”她轻声说。她的目光又飘向那把枪。“他从未把枪还给我，”她说，“当然我没法证明。”

“那意思是，你希望能够证明。”

“这也许会帮上点忙。这也很可能帮不了我太多。等他们查出我的身份就不会了。我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坐下，别再磨牙了。”

她慢慢地移向一把椅子，在边缘坐下，向前倾身。她凝视着地板。

“我知道有些事情得查个水落石出，”我说，“因为米切尔已经查到了。所以我也可以查出来——如果我去试一把的话。只要他们知道有事可查，任何人都能查得出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别人雇我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跟踪和做汇报。”

她飞快地抬起头。“你已经这么做了？”

“我做过汇报，”开口前我停顿了一下，“当时我跟丢了。我提到了圣迭戈。不管怎么说，他从接线员嘴里也能知道这个。”

“你跟丢了，”她干巴巴地重复道，“不管那人是谁，他肯定很器重你。”接着，她咬咬嘴唇：“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那么说的。我正在想办法对某件事做出决定。”

“不用着急，慢慢来，”我说，“现在才凌晨三点二十呢。”

“你在嘲笑我。”

我望向墙壁上的电暖器。它什么动静也没有，但屋里的寒意似乎有所减弱，至少没有变得更冷。我决定自己也需要来上一杯，便走出客厅来到厨房，倒了一点酒。我把酒杯放下，又多倒了一些，然后回到房中。

现在她手上拿着一只人造革材质的小皮夹。她把它亮给我看。

“我这里有五千块的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每张面值都是一百。五千块能让你干上多长时间，马洛？”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我思索着，露出一副法官似的公正表情。“假设按照正常情况下的支出速度，这笔钱可以雇我全职干上好几个月。前提是，如果我碰巧有空接生意的话。”

她拿那只小皮夹在座椅扶手上轻拍几下。我能看见她的另一只手几乎要把自己的膝盖骨扯下来了。

“你可以接下这桩生意，”她说，“而且这还只是一笔定金。我出得起大价钱。我手上的钱多得你连做梦都想不到。我的前夫曾经很富有，富有得都叫人觉着可怜。我从他身上捞了足足五十万。”

她换上一副冰冷生硬的嘲讽表情，还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适应它。

“我接手的话，不用干掉任何人吧？”

“你不用干掉任何人。”

“我不喜欢你说这话的口气。”

我从侧面看了看那把枪，到现在为止，我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它。她可是大半夜里从卡萨酒店一路走来，把它带给我的。我没必要碰它。我盯着它看。我弯下腰来嗅了嗅它。我还是没必要碰它，但我知道我马上就会这么做了。

“那颗子弹在谁身上？”我问她。房间里的寒气渗进我的血液里。它像冰水一样流动着。

“只有一颗子弹？你怎么知道的？”

我拿起了枪。我滑出弹夹，看了一眼，又滑回去。它在枪托里发出啪的一声。

“好吧，也可能是两颗，”我说，“弹夹里有六颗。这把枪一次可以装七颗。你可以先往枪膛里上好一颗子弹，然后再往弹夹里补填一颗。当然，你也可以把所有子弹都打光，然后再往弹夹里装六颗。”

“我们这只是在随便聊聊，不是吗？”她缓缓地说，“这件事我们谁都不太想挑明。”

“好吧。他在哪儿？”

“在我房间阳台上的一张躺椅里。那一侧所有的房间都带阳台。它们中间有坚实的混凝土墙，而那些端墙——在客房或套房之间，就是说——都是朝外倾斜的。我猜，一个高空作业工人或者登山运动员有可能绕过其中一堵，但背负重物的话就不可能了。我住在十二楼。再往上，除了顶楼的地板以外，什么也没有。”她停下话头，皱了皱眉毛，然后用刚才一直紧压着膝盖的那只手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姿势。“这听起来一定感觉有点老套，”她接着说，“他只有进了我的房间才能到那儿去。可我没让他进我房间。”

“但你确定他已经死了？”

“相当确定。他死透了。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的。我不知道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听见任何声音。我的确是被某种动静吵醒的。但那根本不像是枪声。不管怎样，他当时已经死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吵醒了我。我没有立即起床。我只是躺在那儿，想着事情。我再也睡不着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就开灯起床，在周围走来走去，还抽了支烟。接着，我注意到，雾气散了，月光倾洒进来。不是照在楼下的地面上，而是洒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当我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时，我还能看见楼下依然弥漫着雾气。真是冷得要命。星星看上去很大。我就在那堵墙边站着，站了好一会儿，而在此之前我甚至都没看见他。我猜这听起来挺老套——或者不像是真的。我无法想象警察会认真听我说这些话——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而以后呢——好吧，姑且就这么说吧。我连一丁点儿的机会都没有了——除非有人能帮我。”

我站起身，一口干掉酒杯里剩下的威士忌，然后向她走去。

“让我来告诉你两三件事。首先，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不同寻常。你不是冷酷无情，但你表现得也太冷静了。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歇斯底里，什么都没有。你听天由命了。其次，我听到了今天下午你和米切尔之间的全部对话。我把那些灯管取了出来”——我指了指那台壁挂式电暖器——“然后用听诊器贴着后面的那块隔板听。米切尔在你身上抓住的把柄就是你的身份，而这把柄如果上了报纸，就会迫使你重新改名换姓，躲到另外一座小镇上去。你说过，你是这世上最走运的姑娘，因为你还活着。如今一个男人死在你的阳台上，被你的枪所杀，而那个男人当然就是米切尔。对不对？”

她点点头。“没错，是拉里。”

“而你却说你没有杀他。你又说警察甚至从一开始就很难相信你的话。之后就更不会了。我的猜测是，你以前进去过。”

她依旧抬头看着我。她缓缓地站起身。我们的脸贴得很近，我们死死地盯住对方的眼睛。没有任何意味。

“五十万可是一笔大数目，马洛。你没那么难收买。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地方能让你我过上好日子。在里约[1]，沿着海岸线有许多高层公寓，我们可以住在其中一幢公寓里。我不知道那种生活能持续多久，但事情永远可以安排，你不觉得吗？”

我说：“你可真是个百变女郎。现在你就像个江洋大盗的女姘头。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相当有教养的小淑女。你不喜欢像米切尔那样的梦中情人跟你求欢。然后你给自己买了包烟，抽了一根，那样子就好像它跟你有仇似的。然后你又让他搂着你——在你到这儿住下来之后。然后你当着我的面把衬衫扯破，哈哈哈，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就像帕克大街上的小宝贝儿在土豪大款打道回府之后的表现。然后你又任由我搂抱你。然后你拿威士忌酒瓶砸了我的脑袋。现在你又扯什么到里约去过好日子。等我早上醒来，睡在枕边的你又会是哪一个你呢？”

“我先付五千块定金。接下去还有更多。警察连没用过的牙签都不会给你。如果你改主意了，就给我打电话。”

“为了这五千块，我要做些什么？”

她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刚才渡过了一场危机。“酒店几乎就在悬崖边上。在墙脚处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非常窄。悬崖下面就是岩石和大海。现在又快要涨潮了。我的阳台就在它们的正上方。”

我点点头。“有消防楼梯吗？”

“有，在车库里。起点正好在地下室的电梯平台旁边，离车库地面只有两三级台阶。但要爬上去很难，得花不少时间。”

“为了五千块，要我穿潜水服上去我都乐意。你是从酒店大堂出来的？”

“从消防楼梯。车库里有个整晚值夜班的，不过他在一辆车上睡着了。”

“你说过米切尔躺在一张躺椅上。有没有流很多血？”

她畏缩起来。“我——我没注意。我想肯定是有的。”

“你没注意？你凑上前时，近得都能发现他已经死了，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的。他哪里中了枪？”

“我哪儿也没看到。肯定是在他身子下面。”

“当时枪在哪儿？”

“在走廊地板上——就在他的手边。”

“是哪只手？”

她微微睁大了眼睛。“这有关系吗？我也不知道是哪只手。他有点像横躺在躺椅上，脑袋悬在一边，双腿悬在另一边。我们有必要一直说这些吗？”

“好吧，”我说，“我对这附近的潮汐和洋流一点都不懂。他也许上午就会被冲上海滩，又也许两个星期都不会出现。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得把事情办成。如果时间过得很久，他们甚至有可能不会发现他中过枪。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他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有。这一片海域里有嫞鱼[2]，还有其他的东西。”

“能把事情说得叫人恶心，你可真够绝的。”她说。

“唉，谁让我开了个好头呢。我还在想，会不会有自杀的可能性。要是那样，我们还得把枪放回去。他是左撇子，你知道。所以我刚才想弄清是哪只手。”

“哦。对啊，他是左撇子。你说得没错。但那不是自杀。那个满脸傻笑、自鸣得意的绅士是不会自杀的。”

“人家说，一个男人有时会干掉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就不会是他自己？”

“这个家伙可不会，”她简洁而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十分幸运的话，他们很可能会以为他是自己从阳台上摔下去的。天晓得，他当时已经喝得够高的了。而到那时候我已经身在南美洲。我的护照仍然有效。”

“你护照上用的是什么名字？”

她伸出双手，用指尖划过我的脸颊。“你很快就会知道我的一切。别不耐烦。你会知道我身上所有那些亲密的隐私。你就不能等上一小会儿吗？”

“行。先和那些美国运通旅行支票开始亲密接触吧。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两个小时，要等雾气消散就更久了，我们还有时间。我去换衣服，你去签支票。”

我把手伸进外套，拿出一支自来水笔给她。她在台灯旁坐下，开始在支票上签下她的第二个名字。她的舌尖在齿间若隐若现。她缓慢而小心地写着。她写下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梅菲尔德。

这么说，她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就计划好要换名字了。我一边更衣一边寻思，她是否真的傻到那种地步，居然以为我会帮她处理一具尸体。

我端起酒杯走出客厅，朝小厨房间走去，顺手带上了那把枪。我任由弹簧门自己合上，然后把枪和弹夹滑进那只火炉上的蒸锅下方的托盘里。我冲洗了一下杯子，然后把它们擦干。我又回到客厅里，匆匆地换上衣服。她甚至连瞧都没瞧我一眼。

她继续签支票。等她签完，我接过皮夹，将支票拿在手上一张张翻看，确认签名无误。这一大笔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把皮夹塞进口袋，关掉台灯，然后朝门口走去。我打开房门时，她已靠在我身边。她紧紧地靠在我身边。

“偷偷溜出去，”我说，“我会在公路上接你，就在篱笆尽头那儿。”

她面朝我，微微向我倾身。“我能相信你吗？”她柔声问道。

“在某种程度上。”

“至少你很坦诚。要是我们没能处理掉它会怎样？要是有人报告听到枪声，要是他已经被人发现，要是我们走进屋去却发现那里已经挤满了警察呢？”

我只是站在原地，直视着她的面庞，没有回答。

“就让我猜猜看吧，”她异常轻柔缓慢地说，“你会立即出卖我。然后你就别想得到那五千块了。那些支票会比旧报纸还不值钱。你连一张都不敢兑现。”

我仍然一言未发。

“你这个浑蛋。”她没有抬高调门，连半个音高都没有，“为什么我偏偏还要来找你？”

我用双手捧起她的脸蛋，在她的唇上留下轻轻一吻。她一把将我推开。

“不是因为这个，”她说，“绝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件小事情。这件事真的非常小，一点也不重要，我知道的。我曾经不得不在交了学费后才弄明白这一点。从专家教师那里。漫长、艰难、痛苦的课程，很多很多的课程。只是我真的碰巧没有杀他。”

“也许我会相信你。”

“不信就算了，”她说，“其他人谁也不会。”她转身溜过走廊，爬下楼梯。她飞快地穿过树丛。三十英尺开外，雾气隐没了她的身影。

我锁好房门，钻进租来的汽车，将它开下寂静无声的车道，经过房门紧闭的酒店办公室，只见灯光还照在那只夜间服务铃上。整个地方都在沉睡，不过，有几辆卡车正轰隆隆地穿过峡谷向上爬坡，它们满载着一座城镇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资，运输着建材、油料以及那些带着挂车和没带挂车的大型封闭式汽车。这些卡车开着防雾灯，正缓慢而吃力地沿着上山的公路行驶。

在大门外五十码远的地方，她从篱笆尽头的阴影中走出，爬进我的车里。我切换开关，打亮了我的前车灯。海面上的某个地方，一声雾号正在长鸣。头顶清朗的天空中，一组来自北岛[3]的喷气飞机编队划破苍穹，发出一阵尖厉的啸音，一段咝咝的喷气声，还有一下冲破音障的爆鸣声，没等我从仪表板下拿打火机点根香烟，它们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个姑娘一动不动地端坐在我身旁，两眼直视前方，一声不响。她不是在看雾气，也不是在看我们紧随其后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她什么都没有看进去。她只是坐在那里，姿势僵硬，由于绝望而变得冷酷无情，就像一个正在走向绞刑架的死囚。

或许就是这么回事；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她就是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碰到的最出色的抢镜演员。

[1]里约（Rio）：巴西东南部滨海城市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1960年以前为巴西首都。

[2]嫞鱼（barracuda）：一种凶猛的掠食性热带海鱼，类似梭鱼，有带尖牙的突出下颚，体型可长至两米，是长成后可能危害人类的一种可怕鱼类。

[3]北岛（North Island）：位于圣迭戈市，是美国圣迭戈海军基地的一部分，设有海军航空站。

十

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坐落在悬崖的边缘，位于一片约七英亩见方的草地和花坛的中部，在遮阳的那一面有一座中央庭院，一堵玻璃幕墙后面摆放着几张餐桌，还有一条搭着凉棚的走道穿过中庭通向入口。庭院一侧有家酒吧，另一侧有家咖啡馆，而在酒店两端是柏油路面的停车场，被六英尺高的开花灌木丛树篱遮住了一部分。停车场里泊着几辆车。悬崖下吹来的又湿又咸的海风对铬的侵蚀很厉害，但有些人就是懒得把车开进地下车库。

我把车停在了靠近车库坡道的一处停车位里，大海的波涛声离我非常近，你可以感觉到飞溅的浪花，嗅闻它的气息，品尝它的滋味。我们钻出汽车，朝车库入口走去。一条往上抬升的狭窄小径紧贴在坡道旁。一块指示牌悬挂在车库入口的中间，上面写着：“下坡时请挂低速挡。请预先鸣笛。”姑娘一把抓紧我的手臂，拉住了我。

“我要从大厅进去。我已经累得没法爬楼梯了。”

“行啊。反正不违法。你的房间号是多少？”

“1224。万一我们被逮到了怎么办？”

“逮到我们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把——把它翻过阳台墙壁扔下去。或是运到别的什么地方。”

“我会被绑在柱子上，脚下是座蚂蚁山。你的话我就不知道了。要看你还有多少罪证在他们手上。”

“你怎么能在早餐前说这种恶心人的话？”

她转身快速走开。我开始沿坡道下去。它就像所有地下车库的坡道一样绕了个弯，接着，我可以看见一个充当办公室的小玻璃间，里面悬挂着一盏吊灯。再往下走几步，我便能瞧见里面空无一人。我竖起耳朵，想听听有没有人正在弄车的响动，洗车平台上的冲水声，脚步声，口哨声，任何一丁点儿能透露出守夜人在哪里、在干吗的动静。在地下车库里，你确实连一丝异常微弱的动静都能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继续往下走，走到几乎跟办公室天花板平行的高度。这时，我弯下腰，可以看见几级浅浅的台阶朝上通往地下室电梯间。那里有一扇门，门上标着“通往电梯”。门上镶有玻璃嵌板，我能看见里面透出的灯光，但其他东西就看不到了。

我又走了三步，猛然僵住。那个守夜人正直愣愣地盯着我。他坐在一辆帕卡德[1]大轿车的后座里。灯光映在他的脸上，他戴着眼镜，从镜片上反射回来的光线相当刺眼。他舒服地倚靠在车子的角落里。我站在原地等他行动。他一动不动。他的脑袋枕在汽车靠垫上。他的嘴张开着。我必须知道他为什么不动弹。他可能只是在装睡，待我走出视线以外才会行动。等到那时候，他就会冲过去打电话，通知酒店办公室。

随后，我又觉得这个念头很傻。他应该是直到傍晚才过来上班的，他不可能知道所有客人的长相。停车场坡道边的那条小径本来就是给人走的。现在将近凌晨四点了。不出一个小时，天就要放亮了。没有哪个酒店小偷会在这么晚的时候上门。

我径直朝那辆帕卡德轿车走去，透过车窗往里看他。车门关得死死的，所有的车窗都合上了。男人没有动弹。我伸手去抓车门把手，试着静悄悄地打开车门。他仍然一动不动。他看上去是一个肤色很浅的男人。他好像还在熟睡当中，甚至在我打开车门之前，我就能听见他的鼾声。随后，它扑面而来——一股如蜂蜜般甜美的上好大麻的浓重臭味。这家伙早就不省人事了，他正在宁静谷中神游，在那里，时间放缓，陷入停滞，整个世界是一片色彩和乐声。从现在开始的几个小时里，即使警察不过来抓捕他，把他雪藏起来，他也什么事都干不了。

我重新关好车门，走到那扇镶玻璃嵌板的门前。我穿过去，踏入一个空荡荡的小电梯间，脚下是坚硬的混凝土地板，面前是两扇空白无物的电梯门，在它们旁边，在更近处一堵厚重的房门外，就是消防楼梯。我推开门，开始爬楼。我爬得很慢。十二层楼加一层地下室，可是有不少级台阶呢。每经过一道防火门，我就记一次数，因为门上没有标楼层号码。它们又厚重又坚固，而且和台阶一样都是混凝土的灰色。等我拉开通往十二楼走廊的那道门，我已经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悄悄来到1224号房间的门前，试了一下门把手。它上着锁，但几乎立即就打开了，仿佛她一直在门后等着我。我进了门，走过她身边，重重地瘫倒在一张椅子里，等待呼吸平稳下来。这是一个宽敞通风的房间，带有法式落地窗，窗外便是阳台。那张双人床似乎有人睡过，或者也可能是故意弄成那样的。椅子上七零八落地挂着几件衣服，梳妆台上摆放着盥洗用品，另外还有行李。这个房间一天大概要二十块钱，单人住宿。

她将房门中的弹簧锁拧好。“有什么麻烦吗？”

“守夜人成了废物，连眼睛都不管用了。像小猫咪一样无害。”我从椅子里挣起身来，开始穿过客厅走向那扇法式落地窗。

“等一下！”她尖叫起来。我回头看看她。“没用的，”她说，“没有人能做到。”

我站在原地，等她说完。

“我还是报警吧，”她说，“不管那对我意味着什么。”

“真是个好主意，”我说，“为什么我们之前从没想到过呢？”

“你最好赶紧走，”她说，“没必要把你也卷进来。”

我一声没吭。我紧盯着她的眼睛。她几乎睁不开它们了。这要么是姗姗来迟的休克症状，要么是因为某种药物引起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刚才吃了两粒安眠药，”她猜到了我的想法，便开口说道，“我只是今晚再也受不了任何麻烦了。离开这里吧。求求你了。等我醒过来，我会打电话叫房间服务。待服务员一到，我就会想法子让他去阳台上，然后他就会发现——不管他会发现什么。而我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她咬字越来越含糊。她抖抖身子，用力搓揉自己的太阳穴。“钱的事情我很抱歉。你得把它还给我，不是吗？”

我朝她走近几步。“因为如果我不还，你就会告诉他们整个故事？”

“我也不得已啊。”她昏沉沉地说，“不然我要怎么做呢？他们一定会套出我的话。我——我太疲惫了，再也招架不住了。”

我抓紧她的手臂，摇晃着她。她的脑袋摆来摆去。“你真的确定你只吃了两粒？”

她眨着眼睛用力睁开。“是啊。我吃药从来不超过两粒。”

“那你听好。我要到外面去看看他。然后我会回朗齐奥。你的钱我先留着。你的枪也在我手上。也许他们追查不到我这里来——醒醒！听我说完！”她的脑袋又朝两边摇来晃去了。她猛地直起身体，两只眼睛也瞪大了，不过它们看起来既呆滞黯淡又孤僻冷漠。“听着。他们如果没法追查到你，那么也肯定没法追查到我头上。我在给一个律师办事，我的任务就是跟踪你。旅行支票和那把枪会去它们该去的地方。还有，你编给警察的故事连一枚木头做的五分钱假币都不值。它只会帮着害你上绞架。明白了吗？”

“明……明白，”她说，“我一点儿也不……不在乎。”

“这可不是你在说话。是安眠药的缘故。”

她向前倒下，我扶住她，带她走到床前。她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我脱下她的鞋，铺开一条毛毯给她盖上，将她裹进毛毯里。她立刻沉沉地睡去了。她开始打起鼾来。我走进浴室四处摸索，在架子上找到了一瓶宁比泰[2]。它几乎是满的。瓶上写着处方号码和日期。日期是一个月前，药店在巴尔的摩。我把药瓶里的黄色胶囊统统倒进掌心里，数了数。有四十七粒，差不多把药瓶装满了。当人们用安眠药自杀时，他们会一口气整瓶吞掉——除非他们会掉几粒在地上，而他们几乎永远都会在地上掉几粒。我把药倒回瓶里，又将瓶子塞进口袋。

我折返回去，又看了看她。房间里很冷。我打开电暖器，调到适宜的温度。最后，我终于打开了那扇法式落地窗，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外面冷得要命。这座阳台大约有十二英尺乘十四英尺见方，前部有一道三十英寸高的护墙，从那儿延伸出一排低矮的铁栏杆。你要跳下去还算简单，但你从这里意外摔下去就不可能了。阳台上有两张带填充靠垫的铝制露天躺椅，还有两只相同款式的扶手椅。与左邻隔开的那面墙就像她告诉我的那样朝外突出。我觉得，要是没有攀爬用具，甚至连一个高空作业工人都没办法绕过这面突出的墙身。阳台另一端的墙壁垂直升起，连着某处的边缘，那里肯定是楼顶上的一块露台。

两张躺椅上哪一张都没有尸体，阳台地板上也没有，哪儿都没有。我仔细检查着它们，看是否有血迹留下。没有血迹。阳台上没有任何血迹。我沿着安全护墙走了一圈。没有血迹。墙头上没有任何物体托举翻越的痕迹。我抵住墙壁站着，伸手抓住铁栏，将身子尽可能地往外探。我朝下方张望，看到自己正对着地面上的那道围墙。墙边生长着灌木丛，然后是一片狭长的草坪，接着是一条石板小径，继而又是一片狭长的草坪，再往后是一堵厚实的篱笆，周围生长着更多的灌木。我估算了一下距离。从这个高度上目测距离并不容易，但我敢说，阳台离悬崖肯定至少有三十五英尺远。篱笆外，海水拍打着半淹没的岩石，泛起一片奶油般的白沫。

粗略猜测一下，拉里·米切尔大概比我高半英寸，体重却比我轻十五磅左右。能把一具一百七十五磅重的尸体抛过栏杆，远远扔进外面的大海里——这种人还没有诞生呢。如果说一个姑娘家没意识到这一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几乎不可能而已，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大概还是有的。

我打开法式落地窗，穿进去，关好它，然后走过房间，站在那张床前。她依旧沉眠不醒。她仍然鼾声如故。我用手背轻触她的脸颊。潮乎乎的。她微微挪动，莺语呢喃。然后她叹息一声，又将头埋入枕中。没有鼾声，没有深度昏迷，没有不省人事，因此服药没有过量。

她总算跟我说了一次实话，而对其他的事情，她还是讳莫如深。

我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里找到了她的皮包。它的背面有一个拉链口袋。我把她的那沓旅行支票放进去，然后检查其中的物品，寻找信息。拉链口袋中有一些挺括的纸币、一张圣菲县[3]的列车时刻表、那只先前放车票的小皮夹、火车票的票根，以及普尔曼式豪华列车的订座单据。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迭戈，她一直住在第十九节车厢的E号卧房里。没有信件，没有任何东西能确认她的身份。大概是被锁在行李箱里了。皮包里则主要都是些女人携带的物品：口红、粉盒、零钱包、几枚银币，还有几把钥匙，跟一只黄铜做的小老虎挂在一个钥匙圈上。一包看起来装得满满的香烟，封口却已经打开了。一片火柴纸板，上面的火柴只用了一根。三条没有绣上姓名首字母的手帕，一小包指甲砂锉，一柄美甲表皮刀，还有某些描眉用品，一把装在皮套里的发梳，一个装指甲油的小圆罐，一本小型通讯簿。我急切地抓起那本通讯簿。里面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用过。皮包里还有一副镶金边的墨镜，装在一只眼镜盒里，盒子上没有名字；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的小铅笔，总共就这些了。我把皮包放回当初我找到它的地方。我走到桌前，拿了一张酒店的信纸和一只信封。

我用酒店里的钢笔写道：“亲爱的贝蒂：非常抱歉，我还不能死呢。明天再跟你解释。拉里。”

我将纸条装进信封里封好，在信封上写下贝蒂·梅菲尔德小姐的名字，然后把信丢在地上，扮成像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样子。

我打开门，走出去，关好门，回到消防楼梯上，然后大喊一声：“见鬼去吧！”再摁铃叫电梯。电梯没来。我又摁一次，而且摁住不放。电梯终于上来了，一个睡眼惺忪的墨西哥小伙子打开电梯门，冲着我打了个哈欠，然后朝我抱歉地咧嘴一笑。我也咧咧嘴，回以微笑，但什么都没说。

面对电梯的柜台前空无一人。那个墨西哥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我还没走出六步远，他就又睡着了。每个人都昏昏欲睡，只有马洛除外。他夜以继日地干活，甚至连费用都不收。

我驱车开回朗齐奥·戴斯坎萨多，在那儿也没瞧见有人醒着。我眼巴巴地瞅着床铺，却还继续收拾行李——把贝蒂的枪压在最下层——拿十二块钱放进一只信封，出去时将信封连同我的房间钥匙一起塞进了办公室的门缝下面。

我把车开到圣迭戈，还掉了租来的汽车，在车站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早饭。七点十五分，我坐上一列挂有两节车厢的内燃机车，一路马不停蹄地直接赶往洛杉矶，刚好在早上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冲了个澡，又吃了一顿早餐，还一边浏览了早间报纸。大约十一点钟，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克莱德·安姆尼先生，那位律师。

他亲自接了电话。弗米利耶小姐可能还没起床。

“我是马洛。我在家里。现在我能过来一趟吗？”

“你找到她了？”

“没错。你给华盛顿打过电话了吗？”

“她在哪儿？”

“我想当面告诉你。你给华盛顿打过电话没？”

“我要你先告诉我情况。今天我会非常忙。”他的嗓音尖厉刺耳，缺乏魅力。

“我半小时内就到。”我赶紧挂机，然后给我那辆奥兹[4]所在的地方打电话。

[1]帕卡德（Packard）：美国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著名的豪华汽车生产商。

[2]宁比泰（Nembutal）：戊巴比妥钠（Pelltobarbitalum Natricum）的商标名，是一种安眠和镇静药物。

[3]圣菲县（Santa Fe）：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的一个县，县治及州首府是圣菲市。该名出自西班牙语，意为“神圣的信仰”。

[4]奥兹（Olds）：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的简称，美国著名汽车品牌名。

十一

像克莱德·安姆尼这样的办公室几乎到处都有。墙上镶着用蜂窝胶合板制成的方形嵌板，从适宜的角度彼此拼接，营造出一种方格棋盘般的效果。室内采用间接照明，地毯覆满整个房间，家具涂为浅色，座椅十分舒适，而收费则很可能高得离谱。金属窗框朝外打开，大楼背后有一块面积虽小却整洁干净的停车场，每个车位旁都摆着一块白板，上面涂写着车主的姓名。出于某种原因，克莱德·安姆尼的车位居然还空着，于是，我便把车停了进去。或许他有一个专人司机送他到办公室。这栋建筑有四层楼，外观崭新，里面全是医生和律师的办公室。

我进门时，弗米利耶小姐正在梳理自己那头淡金色的秀发，以便为辛苦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我觉得她今天的穿着看起来比上回逊色一些。她放下小手镜，往嘴里塞了一支香烟。

“好啊，好啊。‘硬汉’先生亲自登门了。请问您来这里有何贵干？”

“安姆尼在等我。”

“你该叫他‘安姆尼先生’，老兄。”

“你该叫我‘小兄弟’，丫头。”

她立刻火冒三丈。“别叫我‘丫头’，你这个卑贱的探子！”

“那你就别管我叫‘老兄’，你这个无比高贵的秘书。今天晚上你要干吗？可别告诉我你又要跟四个水手一起出门鬼混。”

她两眼周围的皮肤变得更加惨白。她的手蜷成一只爪子，抓住了一块镇纸。她差一点就把它朝我扔过来了。“你这狗娘养的！”她略显尖锐地说。随后，她在通话机上摁了一个开关，待对方回应后，她说：“马洛先生到了，安姆尼先生。”

接着，她往后一靠，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我有些朋友能把你砍成小肉块，小得让你得爬上活梯才能穿鞋。”

“以前就有人想对我干这种事儿，”我说，“还费了不少力气。不过，努力不代表有天分。”

突然间，我们俩都忍不住大笑起来。门开了，安姆尼探出面孔。他点点下巴示意我进去，视线却停留在那个金发姑娘身上。

我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他关上门，坐回那张巨大的半圆形办公桌后面，覆有绿色皮革面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一摞摞重要文件。他是一个短小精悍的男人，衣着非常讲究，双腿长得太短，鼻子显得太长，头发过于稀疏。他有一双晶莹的棕色眼睛，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这让他看起来十分值得信任。

“你在跟我的秘书调情？”他问我，声音一点儿也不平静。

“不。我们只是在彼此说笑罢了。”

我在顾客椅上坐下，几乎可以说是有礼貌地望着他。

“我倒觉得她像是气疯了。”他蹲坐在那张执行副总裁规格的座椅里，露出一副强硬的表情。

“她已经排好了未来三个星期的约会，”我说，“我可没法等那么久。”

“当心点儿，马洛。死了这条心吧。她是私人财产。她才不会给你任何机会。她可不只是个可爱的花瓶，她的头脑也冰雪聪明。”

“你的意思是她‘还会’打字和速记？”

“什么叫‘还会’？”他顿时面红耳赤，“我已经听够了你的废话。你给我当心着点儿就好。千万当心。我在这座城里很有势力，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现在快给我汇报情况，少废话，讲重点。”

“你跟华盛顿那边谈过了吗？”

“你不必管我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我只要你到目前为止的跟踪报告。剩下的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姓金的女孩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伸手拿起了一支削尖的铅笔和一个干净的便笺本，都是上好的货色。随后他又放下铅笔，从一只黑银色相间的保温壶中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我们来做个交易，”我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找她，然后我就告诉你她在哪儿。”

“你是我的雇员，”他吼道，“我不需要告诉你任何事。”他的态度依然很强硬，但已经开始有点软化了。

“要我乐意我才肯做你的雇员，安姆尼先生。支票没有兑现，合同也没有签。”

“你已经接下案子了。定金你都收了。”

“弗米利耶小姐给了我一张二百五十块的支票作定金，还给了我二百块当开销。但我没去银行兑现它们。它们还在这儿。”我从钱夹里抽出那两张支票，放在他身前的桌面上，“你最好先留着它们，等你想好自己要找的是侦探还是马屁精，也等我想好自己是得了一份差事还是被人忽悠得两眼一抹黑再说吧。”

他垂头盯着那两张支票。他很不高兴。“你已经花过钱了。”他慢吞吞地说。

“没关系，安姆尼先生。我还有一些积蓄——那些开销也都可以扣税。我玩得也挺开心。”

“你可真够固执的，马洛。”

“也许吧，但我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我不会接这份差事。我告诉过你，那个姑娘正遭人勒索。你在华盛顿的那些朋友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她是个骗子，那也没关系。但是我必须知道真相。而且有人给我出了更高的价码，你根本比不过。”

“为了多赚点儿钱，你就愿意见风转舵？”他愤愤地说，“那可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我大笑起来。“现在你倒和我谈起职业道德了。也许我们之间开始有点进展了。”

他从盒子里抽出一支烟，用一只大肚子打火机点燃，那只打火机也很高级，跟那只保温壶和那支铅笔挺般配。

“我还是不喜欢你的态度，”他低声咆哮道，“到昨天为止，我了解的事情不比你多。我想当然地以为，一家在华盛顿颇有声誉的律师事务所不会请我去做任何违反法律职业道德的事情。如果那个女孩犯了事，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逮住她，既然没有，我就猜测可能是某种内部纠纷——一个离家出走的妻子或女儿，或者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不情愿合作的证人，已经置身于司法管辖权之外，法院没法再强制传唤她。所有这些都只是猜测。到了今天早上，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他起身走到大窗户前面，动手调整百叶窗叶片的角度，避免阳光直射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站在那儿抽烟，朝窗外远眺，接着又走回桌边重新坐下。

“今天早上，”他继续慢吞吞地说，一边皱起眉头，露出深思熟虑的表情，“我和我在华盛顿的同行谈过，我被告知，那姑娘原来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人物身边的机要秘书——对方没有透露那位要人的姓名——而她从他的私人档案中偷走了一些很重要而且具有危险性的文件，然后潜逃了。那些文件如果被曝光，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大损失。对方没告诉我会怎么造成损失。也许他一直在纳税申报表上造假。这年头什么事都有。”

“她拿了那些东西去勒索他？”

安姆尼点点头。“那是自然而然的推测。否则拿走那些文件对她没好处。那位委托人，我们姑且叫他A先生吧，当时没有意识到那姑娘已经离开，直到她已经身在另一州之后才明白过来。然后他查阅了自己的档案，结果发现有些材料不翼而飞了。他不太想去找警方。他指望着那姑娘跑到足够远的地方，感到自己安全了以后，会开始和他谈判，为归还那些材料狠狠敲他一笔竹杠。他想盯牢她的下落，并且让她蒙在鼓里，然后突然出现，打她个措手不及，特别是要赶在她联系上某个厉害的律师，让他制定出一套方案能让她安全逃避诉讼之前，而对此我得遗憾地说一句，厉害的律师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你却告诉我有人在勒索她。你有什么根据吗？”

“如果你的故事站得住脚，那么可能他也有把柄能搅黄她的好戏，”我说，“也许他知道一些事情，可以把她牢牢控制住，不用再打开另一只糖果盒去引诱她。”

“你说如果故事站得住脚，”他厉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故事就像一只水槽过滤网那样漏洞百出。我看你是被人耍了，安姆尼先生。像你提到的那些重要文件，一个人会把它们放在哪里保管——假如他真有必要去保管它们的话？肯定不是一个秘书能拿得到的地方。而且，除非他是在她逃走之前就丢了那些材料，否则他又怎么能一路派人跟踪她到车站呢？其次，虽然她买的是一张去加利福尼亚的火车票，但她也可以在中途任何一个地方下车。所以车上必须有人盯着她，而如果有了这么一个人，那还干吗要我在这里候她？再次，按照你的说法，这份差事是一家关系网遍布全国的大型事务所安排下来的。将任务冒险交付给一个人去做，这实在是愚蠢。昨天我就跟丢了她。我可能还会再一次跟丢她。在任何广阔地区执行一件普通的跟踪任务，最起码要安排六个侦探，而且我就是这个意思——最起码要六个。在一座真正的大城市里，则需要十二个人。一个侦探必须要吃、要睡，还要换衬衫。如果他是开车尾随跟踪，他还必须带个人手，这样他才能在找停车位时放下搭档继续跟踪。百货商场和酒店也许会有六个出口。可是这个姑娘所做的全部事情不过是在洛杉矶联合车站当着所有人的面晃悠了三小时。而你在华盛顿的那些朋友所做的全部事情不过是给你寄来一张照片，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就回去看电视了。”

“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还有其他的吗？”他现在摆出了一张扑克脸。

“还有一点儿。为什么——如果她没料到自己会被跟踪的话——为什么她要改名换姓？如果她的确料到自己会被人跟踪，那为什么她又要暴露自己，让别人这么容易就跟上她？我告诉过你，还有两个家伙也在跟踪她。一个是从堪萨斯市来的私家侦探，名叫戈布尔。昨天他也在埃斯梅拉达。他很清楚要去哪儿找。是谁告诉他的？为了跟踪她，我还得贿赂出租车司机，让他用无线电设备查出她坐的出租车要开到哪儿去，这样我才不至于跟丢她。所以说你们为什么要雇我呢？”

“我们会说到这个，”安姆尼敷衍着，“你说还有一个人在跟踪她，另外那个人是谁？”

“一个名叫米切尔的花花公子。他在当地居住。他在火车上遇到了那姑娘。他给她在埃斯梅拉达预订了一间套房。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这样”——我伸出两根手指触在一起——“只不过，她对他是恨之入骨。他掌握了关于她的一些事情，她也因此而害怕他。他掌握的事情就是她是谁，她来自哪里，她曾经出过什么事，以及她为什么试图要用另一个名字隐藏自己。我偷听到的话足以让我知道这些事情，但还不够让我掌握确切的信息。”

安姆尼刻薄地说：“火车上当然有人盯着那姑娘。你以为你在跟白痴打交道吗？你不过就是个诱饵——用来找出她有没有任何同谋。出于你的声誉——虽然不怎么样——我曾指望你能足够卖力，好让她注意到你。我猜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明饵’吧。”

“当然知道。‘明饵’要故意让目标发觉他，然后甩掉他，这样当目标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另一个人就能继续跟踪目标。”

“你就是那只‘明饵’，”他傲慢地朝我呲牙一笑，“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她在哪儿呢。”

我不想告诉他，但我心里清楚，我不得不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算是接下了这项任务，而我把他的钱退还给他，只是为了能从他嘴里逼出一点信息罢了。

我伸手越过桌面，拿起了那张二百五十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我拿走，就当接下这件案子的全部费用了，连同开销一并在内。她在埃斯梅拉达的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用贝蒂·梅菲尔德这个名字登记。她还身揣巨款。不过，你那家神通广大的律师事务所当然是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

我站起身。“谢谢你让我兜了一圈风，安姆尼先生。”

我走出屋子，关上房门。弗米利耶小姐从一份杂志上抬起头。我听见从她桌子里的某个地方传出一下模糊的咔嗒声。

“很抱歉，我刚才对你有点粗鲁。”我说，“昨晚我没睡够。”

“别提了。就当我们扯平了。再这样多练习几次，我没准会喜欢上你呢。你那种下流劲儿还挺可爱的。”

“谢谢。”我边说边向门口走去。我可不想说她看起来一副饥渴难耐的样子，不过要得到她似乎也不难，肯定不会比取得通用汽车公司的控股权更难。

我转过身把门关上。

“我猜今晚是不会下雨了，对不对？我们之前好像商量过要去喝上一杯，在某个下雨天的傍晚。如果你不那么忙的话。”

她抛给我一副被逗乐似的愉悦表情。“去哪儿？”

“由你定。”

“要我去接你吗？”

“你可真是太好了。那辆‘弗利特伍德’也许能提升我的信用状况。”

“我想的其实不是那个。”

“我也不是。”

“或许六点半左右吧。我会好好整理一下我的尼龙丝袜。”

“我正希望你会呢。”

我们的视线交汇在一起。我匆匆走出门去。

十二

六点三十分，“弗利特伍德”轰鸣着开到了我家的前门外，我打开房门，她迈上了台阶。她没戴帽子。她穿着一件肉色大衣，衣领朝上翻起，紧贴着她的淡金色秀发。她站在客厅中央，朝四周随意地打量了一下。接着，她以轻盈优美的动作脱下那件大衣，把它扔在沙发床上，坐了下来。

“我没指望你真的会来。”我说。

“不。你是那种腼腆类型的人。你很清楚我会来。我要威士忌加苏打，如果你这里有的话。”

“我有。”

我把酒水带给她，然后坐在她身旁，但还没有近到能产生什么暧昧的含义。我们轻轻碰杯，开始喝酒。

“想不想去罗曼诺夫餐厅吃晚饭？”

“然后做什么？”

“你住在哪儿？”

“西洛杉矶。我有一栋房子，在一条安静古老的街道上。它恰好归我自己。我刚才问你然后做什么，记得吗？”

“那得由你来决定，理所当然。”

“我还以为你是硬汉一条哪。你的意思是，我不用为我的晚餐付账喽？”

“跟我开这种玩笑，我应该扇你一耳光才对。”

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越过眼镜边框凝视着我。

“就当你刚才扇过好了。我们彼此之间有点小误会。罗曼诺夫餐厅可以等上一阵子，对吧？”

“我们可以先去西洛杉矶试试看。”

“为什么不在这里？”

“我猜这会让你离我而去。我在这里曾做过一场梦，一年半以前。这里依然保留着它的一点残片。我想让它继续留在这里。”

她飞快地站起身，一把抓起大衣。我勉强帮她穿上了它。

“对不起，”我说，“我应该之前就告诉你的。”她猛然扭过身，将脸贴近我的面庞，但我没有碰她。

“就因为你曾经做过一场梦，而且继续保留着它，你就向我道歉？我也做过许多梦，可我的那些梦都死了。我连继续保留它们的勇气都没有。”

“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曾经有过一个女人。她很富有。她以为她想要嫁给我。那是不可能的。我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但是我有回忆。”

“我们走吧，”她静静地说，“让我们把那段回忆继续留在这里。我只希望我也曾经有过一段值得怀念的回忆。”

在我们迈下台阶朝那辆凯迪拉克轿车走去的路上，我还是没有碰她。她开车开得非常漂亮。一个女人一旦成为了真正娴熟的司机，她就会近乎完美。

十三

那栋房子坐落在一条蜿蜒幽静的街道上，在圣文森特大街和日落大道中间。它距离街口很远，有一条长长的车道，入口设在房屋后面，正前方还有一小块天井。她打开门锁，点亮整座房子里的电灯，然后一言不发就消失在屋里。客厅里陈设着搭配合宜的家具，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我站在原地等待，直到她拿着两只高脚酒杯回来。她已经脱掉了大衣。

“你是结过婚的，当然了。”我说。

“没维持多久。我从中得到了这栋房子和一些钱，但我不是要通过这场婚姻捞到什么。他是个好人，可我们彼此并不合适。现在他死了——飞机失事——他是个喷气飞机驾驶员。这种事情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我知道从这儿到圣迭戈的路上有个地方，那里住的都是飞行员的遗孀。”

我呷了一口酒，把酒杯放下。

我从她手中拿过酒杯，也把它放下。

“记得昨天早上你对我说别再盯着你的腿看吗？”

“我好像还记得。”

“现在阻止我试试。”

我搂住她，她无言地投入我怀中。我抱起她，带着她，不知怎么的就找到了卧室。我将她放在床上。我一点一点地剥起她的衣裙，直到我能看见两段白嫩的大腿根，在她那双裹着尼龙丝袜的修长美腿的上方。突然，她伸手拉住我的脑袋，让我紧贴在她的胸前。

“禽兽！能把光线调暗一点吗？”

我走到门前，关上房内的灯。从走廊上依然透入少许暗淡的光线。我转过身，只见她立于床边，浑身赤裸，如同刚从爱琴海中诞生的阿芙洛狄忒。她骄傲地站在那里，毫无忸怩或挑逗之态。

“该死的，”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地为女孩子宽衣解带。如今呢，趁你还在手忙脚乱地解衣领扣子，她都已经脱光衣服躺在床上等你了。”

“好啊，解你那该死的衣领扣子吧。”

她把床罩往后拉开，在床上平躺下来，毫不遮掩自己裸露的胴体。她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裸体女人，对自己完全没有感到一丝羞耻。

“对我的腿满足吗？”她问。

我没有回答。

“昨天早晨，”她说着，有点像在说梦话，“我说过，你有一点我很喜欢——你不会动手动脚——但还有一点让我不喜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你当时没让我像现在这样做。”

“你当时的态度不像是在鼓励我。”

“你应该是个嗅觉灵敏的侦探才对。现在请关掉所有的灯吧。”

很快，她在黑暗中开口了：“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她用的是那种非常特别的音调，只有一个女人在那些特别的时刻才会用。随后是一阵缓慢温柔的放松，一阵平静，一阵沉寂。

“对我的腿还满足吗？”她像说梦话似的问我。

“没有哪个男人会满足。它们会让他魂牵梦绕，不管他和你做多少次爱。”

“你这个坏蛋。你这个十足的大坏蛋。靠过来一点。”

她把头枕在我的肩上，我们现在已经靠得非常近了。

“我不爱你。”她说。

“你干吗要爱我呢？但我们还是别再挑剔这个了。有一些时刻是无可比拟的——即使它们只有片刻工夫。”

我感觉她正紧紧地、温暖地贴着我。她充满生气的身体起伏有致。她美丽的双臂紧紧地搂住我不放。

接着，黑暗中再次响起那温柔含混的叫声，之后又是一阵舒缓的平静。

“我恨你，”她说，她的芳唇紧贴在我的嘴上，“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完美不会出现两次，而在我们身上它到来得太快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你了，而且我也不想和你见面。这种事要不就长长久久，要不就宁可当它从未发生过。”

“你现在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妓女，见过生活中太多的阴暗面了。”

“你也是。我们两个都错了。这样做没有用。吻我，再用力点。”

突然间，她从床上消失了，几乎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没有一点动作。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的灯亮了，她穿着一件长睡袍站在房门口。

“再见。”她冷静地说，“我去给你叫出租车。你到门外去等。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安姆尼呢？”

“他是个既可怜又没种的蠢货。他需要有人去拍他马屁，让他自我膨胀，给他一种权力欲和征服感。我满足他。女人的身子没那么神圣，完全可以被人利用——尤其是当她在情场上已经失意的时候。”

她不见了。我起身穿好衣服，临走前又听了一会儿。我没听到任何动静。我大声叫唤，但没有人回应。我走到屋前的人行道上，这时，那辆叫来的出租车刚好停住。我回头望去。房子看上去漆黑一片。

没有人住在那里。这一切都只是幻梦。除了有人曾打电话叫来那辆出租车。我钻进汽车，被车载回了家。

十四

我离开洛杉矶，直接开上如今绕过欧申赛德的那条高速公路。我有时间整理一下思路了。

在洛杉矶和欧申赛德之间，有一条十八英里长、六车道分隔行驶的高速公路，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点缀着一些粉身碎骨、表皮脱落、已遭废弃的汽车，它们被抛在高高的公路坡堤下，锈成破铜烂铁，直到它们被人拖走为止。于是，我开始思索自己为什么要回埃斯梅拉达。这桩案子整个儿都不对劲，而且反正它也不关我的事了。私家侦探经常会碰到出钱太少却又想得到太多信息的委托人。你要么能得到信息，要么得不到，这得看情况。酬劳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有时你不仅会得到委托人需要的信息，还会知道太多其他的事情，包括一个关于阳台上有具尸体的故事，而当你赶去查看时，尸体却不在那里。常识说，回家去吧，忘掉这件事，反正也没钱拿。常识总是开口太晚。常识就是那个放马后炮的家伙，他告诉你，你在上个星期就应该把刹车换成新的，否则你这个星期就不会把车头撞烂了。常识就是那个周一早上的四分卫橄榄球员，如果他之前随队上场，本来就可以赢下那场球赛。但他从未上场。他只是高高地坐在观众看台上，屁股口袋里还塞着一只扁酒瓶。常识就是那个穿灰色套装的小个子男人，在算钱时从来不犯错。可是他算的永远都是别人的钱。

在岔路口，我沿着下坡开进峡谷，最后回到了朗齐奥·戴斯坎萨多。杰克和露西尔在他们平时的老位置上。我放下手提箱，倾身斜靠在柜台前。

“我留下的零钱数目对不对？”

“对的，谢谢您。”杰克说，“现在您想要回那个房间，我猜。”

“如果可以的话。”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您是侦探？”

“哦，这算什么问题。”我对他露齿一笑，“侦探怎么会告诉别人自己是侦探呢？你平时也是看电视的，不是吗？”

“我有机会时才看。在这里不怎么看。”

“电视上的侦探总是很好认的。他从来不摘帽子。关于拉里·米切尔你知道些什么吗？”

“不知道。”杰克生硬地说，“他是布兰登的一个朋友。布兰登先生拥有这块地盘。”

露西尔兴奋地问：“乔·哈姆斯一切都好吗？”

“是的，谢谢。”

“那你有没有——”

“嗯哼。”

“闭嘴，小家伙。”杰克简短地说。他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把钥匙推过柜台。“露西尔过的日子挺无聊，马洛先生。她被困在这里了，跟我和一部用户交换机待在一起。还有一枚丁点儿大的钻戒——它太小了，我都羞于送出手去。但是一个男人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他爱一个姑娘，他就想让这份爱呈现在她的手指上。”

露西尔举起她的左手四处翻转，好让那颗小石头闪闪发亮。“我讨厌它，”她说，“就像我讨厌阳光、夏日、明星和满月一样。我就是这样讨厌它。”

我拿起钥匙和手提箱，离开了他们。再听一句，我就要爱上我自己了。我甚至也许会送自己一枚小小的、朴实无华的钻戒戴上。

十五

从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1224号房间的内线电话里没有传来任何回应。我走向前台。一个表情僵硬的接待员正在整理信件。他们总是在整理信件。

“梅菲尔德小姐在这里登记入住，是不是？”我问。

他先把一封信放进信箱，然后才回我的话。“是的，先生。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知道她的房间号。她没接我电话。你今天看到她了吗？”

他稍稍对我产生了一点关注，但我仍然不动声色。“我想没有。”他扭头瞥了一眼，“她的钥匙不在这儿。您要给她留言吗？”

“我有点担心她。她昨晚就不太舒服。也许她正在上面，病得没办法接电话。我是她的一个朋友。我的名字叫马洛。”

他上下打量着我。他的眼睛里透出几分精明。他走到在出纳室方向的一座屏风后面，和某人说了几句话。不多久他就走了回来。他面带微笑。

“我想梅菲尔德小姐并没有生病，马洛先生。她点过一份丰盛的早餐，午餐也吃了很多。她还接过好几个电话。”

“多谢，”我说，“我要给她留言。就写我的名字，还有我稍后会再打过来。”

“她可能正在外边的花园里散步，或是在下面的海滩上，”他说，“我们这里有一片温暖的海滩，被一道防波堤很好地保护着。”他朝身后的时钟瞥了一眼：“如果是的话，她也不会在那儿待很久。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

“谢谢。我会再回来。”

进入酒店大厅得先上三级台阶，再经过一道拱门。有些人在大厅里只是闲坐，这些酒店休息室的忠实坐客，通常都上了年纪，一般都腰缠万贯，往往除了瞪起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人群之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就以那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两位神情严肃、烫发染成淡紫色的老夫人正在和一幅巨型拼图较劲，那幅拼图被放置在一张特别定制的大号纸牌桌上。更远一点的地方，一场凯纳斯特纸牌戏[1]正在进行——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女人身上缀满钻石，就像许多冰块，足以给莫哈维沙漠[2]降温，而她的脸上还涂满脂粉，多得足够去粉刷一艘游艇。两个女人都叼着长长的过滤嘴抽烟。和她们在一起的那两个男人表情阴郁，一脸疲惫，很可能是因为签支票签得太累了。再远一点，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坐在能透过玻璃朝外远眺的位子上，手牵着手。那个姑娘的手上戴着一块钻石、一块祖母绿宝石和一枚结婚戒指，她不时地用指尖抚摸它们。她看上去有点神志恍惚。

我出门穿过酒吧，在花园里四处探寻。我沿着那条穿越悬崖顶部的小路行走，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昨晚我在贝蒂·梅菲尔德的阳台上俯身朝下张望的那处地点。我能认出那里是因为那面墙陡峭的倾斜角度。

那片海滨浴场和那道弧形的小防波堤有一百码长。从悬崖上可以沿着台阶走下去。人们在沙滩上四下躺着。有些人穿着泳衣或者泳裤，有些人则只是坐在毯子上。小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尖声叫唤。贝蒂·梅菲尔德不在这片海滩上。

我重新走回旅馆，在休息室里坐下。

我坐着抽烟。我走到报摊前，买了一份晚报，浏览一遍后就把它扔掉了。我溜达到柜台旁。我的留言还待在1224号信箱里。我走向内线电话，打电话找米切尔。没有回应。我很抱歉。米切尔先生没有接电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接待员说你想见我。马洛先生——”她说，“你就是马洛先生吗？”

她看上去娇嫩欲滴，就像一朵晨间的玫瑰。她穿着一条深绿色的宽松长裤，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绿色风衣，还围着一条宽松的佩斯利[3]涡旋纹花呢披肩。她那头秀发上缠着一条发带，显出一副像被风儿吹起的迷人效果。

侍者领班站在六英尺开外的地方，正竖起耳朵听着。我说：“是梅菲尔德小姐吗？”

“我是梅菲尔德小姐。”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您现在有空去看那块地产吗？”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腕表。“是——是的，我想可以，”她说，“我应该去换件衣服，很快就好，不过——嗯，没关系。”

“这边请，梅菲尔德小姐。”

她走到我身边。我们穿过酒店大厅。我在那里开始感到自在起来。贝蒂·梅菲尔德满怀恶意地朝那两个玩拼图的老女人瞥了一眼。

“我恨酒店，”她说，“十五年后再回这里，你会发现同样的人还是坐在同样的位子上。”

“是的，梅菲尔德小姐。你认识一个叫克莱德·安姆尼的人吗？”

她摇摇头。“我应该认识他吗？”

“海伦·弗米利耶？罗斯·戈布尔？”

她又摇了摇头。

“想喝点什么吗？”

“现在不想，谢谢。”

我们走出酒吧，一路经过步道来到汽车旁。我为她打开那辆奥兹车的车门。我把车倒出停车位，然后径直驶上格兰德大街，朝山上开去。她将鼻梁上那副镶金边的墨镜往下滑了滑。“我发现那些旅行支票了，”她说，“你真是个古怪的侦探。”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她的那瓶安眠药。“昨晚我有点被你吓着了，”我说，“我数过这些，但我不知道瓶子里原来一开始有多少。你说你吃了两粒。我可吃不准你会不会一激动就吞了一大把下去。”

她接过瓶子塞进自己的风衣里。“昨晚我喝得有点多。酒精加上安眠药真是一个糟糕的搭配。我好像是晕过去了。仅此而已。”

“当时我可不敢确定。那玩意儿至少要吃三十五格令[4]才能致人死命。即便如此，死亡过程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我那会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处境。你当时的脉搏和呼吸似乎都很正常，但也许稍后它们就会不正常了。如果我叫了医生，我难免要作一大堆解释。若是查出你服药过量，就算你终于醒过来了，医生还是会去通报重案组的那帮小子。所有的自杀企图他们都会追查。但假设我当时猜错了，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开车了。到时我又会在哪儿待着呢？”

“这只是个念头，”她说，“我不会为一个念头而担惊受怕。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人是谁？”

“克莱德·安姆尼就是雇我来跟踪你的那个律师——他遵照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指示办事。海伦·弗米利耶是他的秘书。罗斯·戈布尔是堪萨斯市的一个私家侦探，他说他正在试图找到米切尔。”我对她描述了一下他。

她的面庞变得冷硬如石。“米切尔？他为什么会对拉里感兴趣？”

我在四号大街与格兰德大街的拐角处停下来，等一个坐电动轮椅的老傻瓜以四英里的时速往左转。埃斯梅拉达到处都是这种该死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找拉里·米切尔？”她痛苦地问，“人们就不能彼此相安无事各管各的吗？”

“别告诉我任何事，”我说，“只要继续问我一些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就行。这对我的自卑心理有好处。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没有更多工作要做。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很简单。我对那五千块的旅行支票又感兴趣了。”

“在下个路口往左转，”她说，“我们就可以进山里去了。从那上面看风景蛮不错。另外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

“让它们见鬼去吧。”我说。

“而且上面还很安静。”她从夹在仪表板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它。

“这是两天里的第二支了。”我说，“你抽得挺凶嘛。昨天晚上我也数过你的香烟。还有你的火柴。我检查了你的口袋。当我和像那家伙一样的骗子搅在一起时，我就会有点爱多管闲事。尤其是在委托人不省人事，留下我收拾残局的时候。”

她扭头盯着我。“肯定是安眠药和酒精害的，”她说，“我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对劲儿。”

“在朗齐奥·戴斯坎萨多的时候，你的状态可是好得很哪。你就像长着铁石心肠一样。我们要飞往里约，去过奢华的日子。显然还会生活在罪恶感中。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那具尸体处理掉。多让人扫兴啊！没有尸体。”

她依然盯着我，但我这时还得小心开车。我在一条林荫大道上停住，然后左转。我沿着另一条末端封闭的街道行驶，老式有轨电车的轨道还留在街面上。

“从那块招牌旁边左转上山。往下走是去学校的路。”

“是谁开的枪，又是为了什么？”

她用双手掌根按住她的左右太阳穴。“我猜肯定是我干的。我当时肯定是发了疯。它在哪儿？”

“那把枪？它很安全。万一你的梦境变成现实，我可能不得不把它交出去当证据。”

我们现在正在爬坡。我调整指针，让奥兹车保持在三挡行驶。她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她四下打量着浅色真皮座椅和车里的那些小配件。

“你怎么开得起这么贵的车？你挣的钱不多，不是吗？”

“汽车现在都很贵，甚至连所谓的‘便宜货’也是。你不妨买一辆经开的车。我曾经在哪里读到过，说一个探子应该永远开一辆不起眼的普通黑色汽车，这样谁也不会注意。那家伙以前从未去过洛杉矶。在洛杉矶要引人侧目，你就得开一辆肉粉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顶上带有一座日光浴室，还有三个漂亮姑娘在晒日光浴。”

她咯咯一笑。

“此外，”我费劲地继续这个话题，“这也是很好的广告。也许我曾梦想过要去里约。我可以把它高价卖掉，再买辆便宜的新车。在货轮上花不了多少运费。”

她叹了口气。“哦，别再拿那个取笑我了。我今天心情不好。”

“看到你男朋友没？”

她僵坐着一动不动。“拉里？”

“你还有其他的人？”

“嗯——你也许是指克拉克·布兰登，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他。昨天晚上拉里醉得很厉害。不——我没看见他。也许他还在睡觉。”

“他不接电话。”

道路分岔了。一条白线向左弯曲。我继续直行，没有任何特定的理由。我们驶过高坡上几幢老旧的西班牙式建筑，另一边的山坡下是一些风格非常现代的房屋。公路经过它们，向右拐出一个大弯。这里的路面看上去很新。公路开到了尽头，前面是一小片空地和一个环形交叉口。有两座大房子隔着环形交叉口彼此相对。它们用了不少玻璃砖[5]作装饰，面朝大海的窗户上安装着绿色玻璃。这片风景实在是太美了。我足足看了三秒钟。我把车停靠在公路尽头的路边石旁，关闭汽车发动机，坐在那里。我们大概在一千英尺高的地方，整座城市在我们面前铺开，就像一张呈四十五度角拍摄的航空照片。

“他可能病了，”我说，“他可能有事出去了。他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

“我告诉过你——”她开始颤抖。我从她手上接过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我摇起车窗，用一条胳膊环抱住她的肩膀，拉近她的脑袋，让她靠在我的肩头。她很柔弱，毫不反抗；可她依然在颤抖。

“你是个让我感觉很舒服的男人，”她说，“但不要逼迫我。”

“储物箱里有一品脱啤酒。想来一口不？”

“好的。”

我拿出酒瓶，用单手和牙齿费劲地拉松了瓶口的铁环。我用双膝夹紧酒瓶，拔下了瓶盖。我把瓶口凑到她的唇边。她啜饮几口，打了个冷战。我把瓶盖重新盖好，将酒瓶放在一边。

“我讨厌从瓶子里喝酒。”她说。

“是啊。多没教养。我不是要向你求爱，贝蒂。我很担心。有什么想让我帮你做的事情吗？”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口了，嗓音平稳镇定：“比如呢？你可以把那些支票拿回去。它们是你的了。我已经把它们给你了。”

“没有人会像那样子给别人五千块。这毫无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大老远从洛杉矶赶回来。今天一早我就开车到那儿去了。没有人会对像我这样的人甜言蜜语，说自己身上有五十万，并主动邀请我去里约，还提供一处装满奢侈物品的豪华家居。任何人——不管是喝醉的还是清醒的——都不会那样做：就因为她梦见一个死人躺在她的阳台上，所以就要我赶紧四处行动，把他扔进大海里处理掉。等我把事情搞定以后，你又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呢——趁你在做梦的时候握住你的手吗？”

她推开我，朝车内远处的角落里靠去。“好吧，我是个骗子。我一直都是个骗子。”

我朝后视镜里瞥了一眼。一辆黑色小汽车拐进了我们身后的道路，停了下来。我看不出里面是谁或者有什么东西。接着，它猛地朝右转向，蹭着路边石往后倒，又沿着来时的原路开走了。某个家伙开错了道，发现这条路是个死胡同。

“当我沿着那些该死的消防楼梯往上爬时，”我继续道，“你吞下了安眠药，然后佯装成困得要死的样子，而过了一会儿，你真的就睡着了——我猜情况就是这样。没关系。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没有尸体。没有血迹。如果当时他在那里，我也许能设法把他从墙上翻过去。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做到，如果你了解如何托举重物的话。但就算是六头训练有素的大象也无法把他抛出那么远，能让他落进海里。从那儿到围墙有三十五英尺，你得把他扔出那么远去才能让他飞过墙头。按照我的估计，像一具男尸那样重的物体，必须至少扔出五十英尺远才能确保他飞过去。”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骗子。”

“可你还没告诉我是为什么。让我们严肃一点吧。假设有一个男人死在了你的阳台上。你会要我怎么帮你？背着他爬下消防楼梯，把他塞进汽车，一路开进森林里的某个地方，然后把他埋起来？当周围陈尸累累的时候，你真的必须偶尔相信别人一次。”

“你拿了我的钱，”她语气平淡地说，“你还向我献过殷勤。”

“只有那样做，我才可能知道是谁发了疯。”

“你发现了真相。你应该觉得满意才对。”

“我什么也没发现——甚至连你是谁都没弄清楚。”

她恼火了。“我告诉过你，当时我神志不清，”她急匆匆地说，“担心，害怕，酒精，安眠药——为什么你就不能放过我呢？我说过我会把那笔钱还给你。你还想要得到什么？”

“我拿那笔钱干吗用？”

“你拿去就是了，”现在她朝我嚷了起来，“就这么回事儿。拿上它走人。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好律师。”

“你这话简直是自相矛盾，”她嘲笑道，“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就不会去当律师。”

“没错。从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出来，你曾经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早晚我会查出真相，要么是从你身上，要么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但我现在对你还是很认真的。你遇上麻烦了。不管米切尔出了什么事，实际上，你已经惹上够多麻烦了，必须去找律师证明自己的清白。你换过名字，因此你有苦衷；米切尔找你敲竹杠，因此他有动机；一帮华盛顿的事务所律师正在搜寻你，因此他们有目的。而他们的委托人也有理由委托他们去搜寻你的下落。”

我打住话头，在刚刚开始变暗的暮色中紧盯着她，想尽可能看清她的表情。山下，大海开始转成宝石般的天蓝色，不知为何，它却未能让我联想起弗米利耶小姐的双眸。一群南飞的海鸥排成还算紧凑的队伍，却不是北岛熟悉的那种紧密规整的战机队形。从洛杉矶飞来的夜间航班越过海岸下降，可以看见左右两舷的灯光，机身下的警示灯闪闪发亮，它忽而转向海面飞去，又绕了一个慵懒的圆弧，这才降落在林德伯格机场[6]内。

“原来你只是一个坏律师的托儿啊，”她咬牙切齿地说，又从我的烟盒里抓起一支烟。

“我倒觉得他不是个很坏的人。他只是对工作过于尽心罢了。但那不是重点。你对他只要贴点小钱就行。重点在于某种叫作‘拒绝泄漏内情权’的东西。一个有执照的侦探并没有这种权利。而对一个律师而言，只要他是在维护聘请自己的委托人的利益，他就会拥有这份特权。如果这个律师雇用一名侦探工作以确保那些利益，那么这名侦探也会享有那种特权。这是他能得到那种特权的唯一途径。”

“你很清楚你能用那特权干什么，”她说，“特别是雇你监视我的人正好是个律师。”

我从她手里拿过香烟，呼呼地抽了两口，又还回去。

“没关系，贝蒂。我对你已经没有用了。忘记我曾试着帮助你吧。”

“说得好听，但那只是因为你想从我身上多捞几笔。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我也不想要你这该死的烟。”她把烟扔出窗外，“带我回旅馆去。”

我钻出汽车，朝烟头跺了几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山区，不能这样扔烟头，”我告诉她，“即使现在不是干燥的季节。”我钻回车里，扭动车钥匙，摁下发动机的点火按钮。我倒车转弯，重新驶上那条弯路，开向那个岔路口。在白色实线转向的上坡处，停着一辆小汽车。车里灯光全无。它有可能是空的。

我猛打方向盘，掉转车头朝我开来的原路行驶，同时轻快地打开奥兹车前部的远光灯。在我转向时，两道光束扫过那辆车。一顶帽子赶紧遮在一张脸上，但动作不够快，未能掩住堪萨斯市的罗斯·戈布尔先生的那副眼镜、那张肥厚宽大的脸庞和那对突出的招风耳。

灯光扫过那辆车后，我沿着一条漫长的坡道向山下行驶，转了好几个平缓的弯弯。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但我心里清楚，附近所有的道路或早或晚都会到达海边。山脚下有一个丁字形的三岔路口。我转向右边，驶过几条狭窄的街道，然后开上了那条林荫大道，再向右转一次。现在我正开往埃斯梅拉达的主城区。

她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直到我抵达酒店时才重新开口。我刚把汽车停稳，她就飞快地跳出了车外。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拿钱。”

“我们被人跟踪了。”我说。

“什么？——”她顿时僵住了，头微微偏向一侧。

“小汽车。你没注意到他，除非你看见了我在山顶转弯时用车灯扫过他。”

“他是谁？”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我怎么知道？他肯定从这里就开始跟踪我们了，所以他还会回到这儿来。莫非他是个警察？”

她回了我一眼，纹丝未动，仿佛僵住了一般。她缓缓地迈出一步，随即朝我猛冲过来，好像要伸手抓挠我的脸颊。她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试图摇动我的身躯。她的呼吸声像哨音一样尖厉。

“带我离开这儿。带我离开这儿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去哪儿都行。把我藏起来。给我一点太平日子吧。去一个没有人能跟踪我、纠缠我、威胁我的地方。他发誓会对我这么做。他会追着我一直追到大地尽头，到太平洋最偏僻的岛屿——”

“到最高耸山峦的巅峰，到最孤独荒漠的深处，”我说，“某个人肯定在念一本老掉牙的旧书呢。”

她垂下双臂，任它们无力地悬在体侧。

“你的同情心比放高利贷的浑蛋多不了多少。”

“我哪儿也不会带你去，”我说，“不管是什么事情在折磨你，你都要留在这里面对它。”

我转身钻进车里。等我回头再看时，她正迈着大步飞快地走着，离酒吧门口只有一半的距离了。

[1]凯纳斯特纸牌戏（canasta）：一种需要两副纸牌、供二至六人玩的纸牌游戏，始于乌拉圭，在20世纪40年代风靡整个拉丁美洲。1950年，凯纳斯特纸牌迅速风靡美国，至今依然非常流行。

[2]莫哈维沙漠（the Mojave Desert）：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不毛之地，以莫哈维族印第安人的名字命名，地跨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

[3]佩斯利（Paisley）：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城镇，位于格拉斯哥市的西面。自18世纪早期以来，它就是一个纺织中心。以该城名字命名的涡旋花纹，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然后传入波斯和印度，并成为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种特色织物图案。18世纪中叶，拿破仑在远征埃及途中，把带有这种纹样的克什米尔披肩作为纪念品带回法国，随即风靡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不久后便传入英国。自19世纪起，佩斯利镇以运用涡旋花纹制成的羊绒披肩而闻名，世人便将这种涡旋花纹以该城名字命名为“佩斯利花纹”。

[4]格令（grain）：英美制中最小的重量单位，最初是指一粒大麦（grain）的重量。一格令等于64.8毫克。

[5]玻璃砖（glass brick）：用透明或彩色玻璃料压制成形的块状或空心盒状、体形较大的玻璃制品，一般用于装修比较高档的场所，发明于1929年。

[6]林德伯格机场：圣迭戈国际机场的别名，以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命名，位于距圣迭戈市中心商业区约三英里远的西北方。

十六

如果我还有任何理智，我就会拎起手提箱打道回府，把有关她的事情统统忘掉。等她对自己正在哪出好戏中的哪一幕里扮演哪个角色打定主意时，很可能我要采取任何行动就已经太晚了，或许除了因为在邮局里闲逛而遭到拘捕。

我等待着，抽了一支烟。戈布尔和他那辆脏兮兮的小破车应该会随时出现，悄悄地溜进一处停车位里。他不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跟上我们的，而且，由于他知道了那么多的事情，他跟踪我们不会有其他目的，只有可能是想查出我们去过哪里。

他没有露面。我抽完那支烟，把它扔出车外，然后倒车开出去。正当我转出车道朝城里驶去的时候，我在街对面看见了他的车，靠左停在路边石旁。我继续前行，在那条林荫大道前右转，慢悠悠地开着，这样他就不会因为车跟不上我而气得发飙了。沿着这条街走一英里左右，有一个名叫“美食家”的餐厅。它有低矮的天花板，一道用来将街道隔开的红色砖墙，还有一间酒吧。入口在侧面。我停好车后便走了进去。这里还没有生意。酒保正在和侍者领班聊天，而那个领班甚至连小礼服都没穿。他身旁有一张高高的桌子，用来摆放预约名册。名册是打开的，里面写着一列人名，夜间晚些时候会用到。不过现在时间尚早。我可以找张桌子坐下。

餐厅被一道矮墙隔为两半，厅里用蜡烛照明，光线暗淡。三十个人在此就餐便会让这里显得拥挤。领班把我随意安置在一个角落里，为我点亮蜡烛。我说我想要一杯双份的吉布森鸡尾酒[1]。一个侍者走上前来，准备端走桌上另一边的餐具。我让他先别动，有个朋友可能会过来与我聚餐。我审视着菜单，它几乎就像这家餐厅一样大。如果我感兴趣的话，我本来可以就着手电筒翻翻它。这几乎是我见过的最昏暗的餐厅了。就算你妈妈坐在邻桌，你也有可能认不出她。

吉布森鸡尾酒送到。我隐约能分辨出酒杯的形状，杯子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我尝了尝，味道不算太坏。就在这时，戈布尔悄悄地滑进了我对面的座位上。在我目力所能及的视线中，他的外表几乎和前天时一模一样。我继续凝神阅读那份菜单。他们真该用布莱叶盲文打印它。

戈布尔伸手越过桌面，抓起我的那杯冰水，张口便喝。“你跟那小妞混得咋样咧？”他漫不经心地问。

“没有任何进展。为什么问这个？”

“那你俩跑山上干啥子去了？”

“我本来以为也许我们可以拥吻亲热一下。她心情不好。你关心这些干吗？我以为你要找的是一个叫米切尔的家伙。”

“真是非常搞笑。一个叫米切尔的家伙。从没听说过他，我相信你这么说过。”

“在那以后我听说过了。我还见过他。他当时喝醉了。烂醉如泥。他在一个地方差点被人扔出去。”

“非常搞笑，”戈布尔说，他语带嘲讽，“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他名字的？”

“因为有人就是这样叫他的。那实在是太搞笑了，是不是啊？”

他冷笑一声。“我告诉过你，别挡我的道儿。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我查过你的来历。”

我点燃一支香烟，然后朝他脸上喷了一口。“滚你妈的蛋。”

“嘴硬，哼，”他嗤笑一声，“比你壮实的家伙我以前都大卸八块过。”

“报上两个名儿来听听。”

他俯身越过桌面，但就在这时，那个侍者正好过来了。

“我要波旁威士忌加纯净水，”戈布尔告诉他，“要陈年的真货。甭给我上那种酒吧里的威士忌。你也甭想愚弄我。我喝得出来。水要用瓶装水。这块儿城里的水难喝得要命。”

那个侍者只是盯着他。

“我再来一杯双份的，”我说，一边把我的酒杯推上前。

“今晚有啥好吃的？”戈布尔想知道，“我向来懒得去看这些广告牌。”他用一根手指不屑一顾地弹着菜单。

“今天的特色菜是肉糕[2]。”侍者不悦地说。

“不就是肉丁大杂烩加上一根土豆肉卷么，”戈布尔说，“那就来肉糕吧。”

侍者看了我一眼。我说肉糕我也挺喜欢。侍者走开了。戈布尔先朝身后飞快地瞥了一眼，又瞅了瞅两边，这才再次俯身越过桌面。

“你的好运气到头了，伙计，”他兴高采烈地说，“你已经逃不掉了。”

“真是太糟糕了，”我说，“逃不掉什么？”

“你的好运气真的到头了，伙计。非常糟糕啊。不知是时运不济了还是咋的。抓鲍鱼的渔夫——那些穿青蛙脚蹼、戴橡皮面罩的家伙中的一个——在一块岩石下头卡住了。”

“鲍鱼渔夫卡在岩石下头？”一股寒意沿着我的背脊升起。当那个侍者端着酒水过来时，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伸手抓起杯子的冲动。

“非常搞笑啊，伙计。”

“你要再敢说一遍，我就砸烂你那该死的眼镜。”我低声咆哮道。

他端起他的酒啜饮一口，细细品味，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又点点头。

“我来这儿是为了挣钱，”他沉吟道，“我可绝不想惹麻烦。要是惹出麻烦来，人就没法挣钱了。人可以不弄脏自己的手就挣到钱。懂我的意思吗？”

“对你来说，这倒很可能是一种新体验，”我说，“两方面都是。刚才你说的鲍鱼渔夫是怎么回事？”我努力想控制自己的声音，却觉得很费劲。

他往后一靠。我的眼睛现在适应了这片昏暗。我能看见他那张胖脸上露出一副被逗乐的表情。

“开个玩笑而已嘛，”他说，“我不认识什么鲍鱼渔夫。只不过昨天晚上我学会了如何念‘鲍鱼’这个词。我还是不清楚那是啥玩意儿。不过事情就是有点搞笑。我找不到米切尔了。”

“他就住在酒店里。”我又喝了一点酒，不算太多。现在不是放纵的时候。

“我也知道他就住在酒店里，伙计。我所不知道的是他现在人在哪儿。他么（没）在房间里。酒店里的人也么（没）见着他在附近。我本以为，你跟你那小妞或许会知道点儿什么。”

“那个姑娘神经错乱了，”我说，“别把她牵扯进来。在埃斯梅拉达，人们不会说‘么见着’。这种堪萨斯市的方言对这里的公共道德简直是一种冒犯。”

“得了吧，老兄。我就算想要别人教我怎么说英语，也不会去找一个叫花子样的加州探子。”他扭头大喊起来，“服务员！”

几张挂着厌恶表情的脸朝他看去。侍者过了一会儿才出现，站在那里，表情跟那几个客人一样难看。

“再来一杯。”戈布尔说，手指朝酒杯弹了两下。

“您不必对我大喊大叫。”侍者说。他拿走了杯子。

“我想要人伺候的时候，”戈布尔冲着他的背影吠道，“你们就得伺候我。”

“但愿你喜欢甲醇的味道。”我告诉戈布尔。

“我本来可以跟你好好相处的，”戈布尔满不在乎地说，“要是你长点脑子的话。”

“而且要是你还能讲点礼貌，个子再高上六英寸，有一张不一样的脸蛋和另外一个名字，举止也表现得不那么狂妄自大的话。[3]”

“少废话，回到米切尔身上。”他轻快地说，“还有你想在山上泡的那个漂亮妞儿。”

“米切尔是她在火车上遇见的。他对她的影响就像你对我的影响一样。他让她心里升起一团熊熊欲火，拼命想朝相反的方向旅行。”

我在浪费时间。这家伙简直是刀枪不入，脸皮厚得就和我的高曾祖父一样。

“这么说，”他冷笑道，“米切尔在她眼里只是一个火车上遇到的家伙，在对他有所了解后，她就不喜欢他了。所以她就抛弃了米切尔又找上了你？你刚好就在周围，真方便啊。”

侍者端来了食物。他潇洒地一挥手臂，美食便摆在我们眼前：蔬菜，沙拉，包在餐巾里的滚烫肉卷。

“要咖啡吗？”

我说我想过会儿再喝。戈布尔说他要，并想知道他的酒在哪儿。侍者说，酒正在端来的路上——他的语调暗示出，这酒会送得很慢。戈布尔尝了一口肉糕，面露惊讶之色。“见鬼，不赖嘛，”他说，“客人这么少，我还以为这地方要倒闭呢。”

“看看你的手表，”我说，“这里要到很晚才有人活动。像这种城镇就是这个样子。而且，现在也不是旅游旺季。”

“很晚就对了，”他说，嘴里还一边咀嚼着，“非常非常晚。有时候要到深夜两三点呢。人们那时候才出门拜访亲朋好友。你住在朗齐奥酒店里吧，伙计？”

我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伙计？我一干起活儿来就会干到好晚。”

我什么也没说。

他抹抹嘴巴。“刚才我说到有人卡在岩石下头，你好像有点不自在。莫非是我看错了？”

我没有搭理他。

“行啊，死不开口，”戈布尔冷笑道，“我本以为，我们也许能一起干点小生意。你体格很壮，也挺能挨揍。可是你什么都不懂。你缺少干我这笔生意所要的东西。在我来的地方，你必须有点脑子才能混得下去。在这儿，你只需要把肤色晒黑，再忘记扣上衣领扣子就行了。”

“有话就给我直说。”我从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他吃东西很快，尽管他同时也说了不少话。他把盘子从面前推开，喝了几口咖啡，然后从马甲里掏出一根牙签。

“这是一个富裕的城镇，伙计，”他慢吞吞地说，“我研究过它。我下了工夫去了解它。我和许多人谈论过它。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这个美丽的绿色国度里，[4]金钱并非万能的地方只剩下几处，这儿就是其中之一。在埃斯梅拉达，你必须是某个圈子里的人，否则你就什么也不是。如果你想进入某个圈子，被周围的人问候，跟那些上流人士套近乎，你就必须先有一定的阶级地位。在堪萨斯市，有个家伙从非法买卖里捞了五百万。他购置产业，分散投资，大兴土木，建造了城里最好的几幢豪宅。但他不是海滩俱乐部的成员，因为没有人请他加入。于是，他买下了它。他们知道他的身份，他们在举办筹款活动时会狠狠讹他一笔，他有下人伺候，他自己支付账单，他是一个信誉可靠的好公民。他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客人却都来自城外的穷乡僻壤，要不然就是一些乞丐、废物，一些常见的人渣，你永远能看见他们围着钱打转。而城里的那些上流人士呢？在他们眼里，他不过是个黑鬼罢了。”

这是一番漫长的演说。作这番演说时，他若无其事地瞥了我几眼，朝餐厅周围瞅了一圈，然后舒舒服服地往后靠在座椅上，剔起牙缝。

“他肯定难过死了，”我说，“他们是怎么发现他的钱从哪儿来的？”

戈布尔倾身越过小餐桌。“财政部有个大人物，他每年春天都到这里度假。他碰巧看见了‘钱’先生，而且对其底细一清二楚。话就是从他那儿传开的。你以为‘钱’先生就不会为此难过得要死么？你不了解这些地痞流氓，他们自己挣了那么多黑心钱，然后又装成正派的体面人物。他的心里在淌血啊，伙计。他发现，有些东西他用大捆大捆的钞票都买不到，这简直快要把他逼疯了。”

“你是怎么发现所有这些事情的？”

“我很聪明。我四处奔走。我挖得出底细。”

“只有一件事除外。”我说。

“哪一件？”

“就算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

侍者走了过来，端上戈布尔那杯迟到的酒，然后收走了盘子。他递上菜单。

“我从不吃甜点，”戈布尔说，“滚开。”

侍者盯着那根牙签。他伸手上前，敏捷地把它从戈布尔指间弹了出来。“这里有洗手间，老兄。”他说。他把那根牙签扔进烟灰缸里，然后撤走了烟灰缸。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戈布尔对我说，“阶级地位。”

我告诉侍者，我想要一杯巧克力圣代冰激凌和一些咖啡。“把账单交给这位先生吧。”我补上一句。

“乐意效劳。”侍者说。戈布尔露出一脸厌恶的表情。侍者飘然离去。我倾身越过桌面，轻言细语地开口了：

“你是我这两天以来碰到的头号大骗子。另外我还遇到了几个美女。我认为，你对米切尔根本就没兴趣。依我看，你之前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直到昨天你有了主意，想拿他做幌子。你是被人派来监视一个姑娘的，而且我知道是谁派了你——不是雇用你的人，而是指使你做这件事的人。我知道她为什么受到监视，我也知道如何破解困局，让她不再被人盯梢。要是你手里还有什么好牌，你最好现在就赶紧亮出来。明天恐怕就太晚了。”

他推开椅子，站起身。他在桌上丢下一张折过的、皱巴巴的纸币。他冷冷地俯视着我，上下打量着。

“大嘴巴，小脑瓜，”他说，“省省你这些废话吧，等星期四收垃圾的人来了，说给他们听去。你啥子都不明白，伙计。我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他走开了，头冲着前面，显出一副挑衅的样子。

我把手伸过去，从桌上捡起戈布尔扔下的那张折过的、皱巴巴的纸币。如我所料，只有一块钱。那辆小破汽车在下山时才能冲到时速四十五英里，任何开它的家伙都会在小酒馆里吃饭。在那儿，一顿八角五分的晚饭就已经算是狂野周六夜晚的豪华大餐了。

侍者悄悄地走过来，砰地一下把账单扔给我。我付了账，并将戈布尔的那一块钱留在他的盘子里。

“谢谢，”侍者说，“那家伙是你非常亲密的朋友，嗯？”

“关键词在于‘亲密’[5]二字。”我说。

“那家伙也许很穷，”侍者宽容地说，“在这个镇上，最妙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们在这儿工作，却负担不起这里的生活。”

当我离开时，餐厅里的顾客已有二十人，嘈杂的人声开始从低矮的天花板上反弹而下。

[1]吉布森鸡尾酒（Gibson）：一款著名的开胃鸡尾酒，因美国著名插图画家查尔斯·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而得名。19世纪90年代，吉布森用插图创作了一组性感迷人的美国女孩形象，她们有着饱满的胸部、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臀部，迅速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时尚偶像，因而被称作“吉布森女孩”。吉布森鸡尾酒由此应运而生。在这款鸡尾酒中，有两个醋渍的葱头，用小棒串起，放入杯中或置于杯沿上，代表“吉布森女孩”的两只乳房。下文中，马洛所说的杯子里的东西即指那两个葱头。

[2]肉糕（meat loaf）：用牛肉糜（或各种肉和其它成分混合的肉糜）堆成或模制的菜肴，通常烤制而成。

[3]此处原文为“and didn’t act as if you thought you could lick your weight in frog spawn”，字面意思是“不要表现得自以为能打败和你体重相同的青蛙卵”。英语中有一句形容人顽强厉害的短语“able to lick his weight in wildcats”（能打败和你体重相同的许多只野猫），马洛将短语中凶狠好斗的“野猫”（wildcats）换成完全无害的“青蛙卵”（frog spawn），暗含对戈布尔的嘲讽挖苦之意，但戈布尔显然不为所动，故马洛会有后面对他的评价。

[4]此处的“绿色”一词也可能是指美元钞票上的绿色。

[5]这是一句双关。“亲密”的英文单词为close，而这个词同时也有“吝啬”的含义。

十七

通往车库的下行坡道看起来与凌晨四点时别无二致，不过，当我转过弯道时，我能听见一阵沙沙的溅水声。玻璃间办公室里空荡荡的。有人正在什么地方洗车，但那不会是管理员。我走到通往电梯间的门前，打开它，不让它关上。我身后办公室里的蜂鸣器响了起来。我关上门，站在门外等待，只见一个穿白色长外套、身形瘦削的男子转过角落朝我走近。他戴着眼镜，皮肤呈冷燕麦粥色，凹陷的双眼中流露出一丝疲惫。他的面庞有点儿蒙古人的味道，有点儿“国境以南的人”[1]的味道，有点儿印度人的味道，还有点儿肤色更深的人的味道。一头黑发在他那窄小的脑袋上显得沉闷单调。

“您要取车吗，先生？请问您贵姓？”

“米切尔先生的车在这里吗，就是那辆双色的硬顶别克轿车？”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的两只眼皮垂了下去。之前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米切尔先生今天一早开车出去了。”

“有多早？”

他伸手去摸夹在口袋上的铅笔，口袋上用红线织着酒店的名字，铅笔就夹在那个名字上。他取出铅笔，看了它一眼。

“就在七点钟以前。我七点下班。”

“你是工作十二个小时轮一次班？现在七点才刚过呢。”

他把铅笔放回口袋里。“我八小时轮一次，不过我们轮流换班。”

“哦。你是从昨晚十一点干到今天早上七点咯。”

“没错，”他越过我的肩头，望着远处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下班了。”

我掏出一包香烟，递给他一根。

他摇摇头。

“我只能在办公室里抽烟。”

“或者在帕卡德轿车的后座上。”

他的右手蜷曲起来，仿佛握着一把刀的刀柄。

“你的补给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来点什么？”

他瞪着我。

“你应该问‘什么补给’才对。”我告诉他。

他没答话。

“而我就会说，我指的不是烟草，”我高兴地接着说，“是用蜂蜜加工处理过的玩意儿。”

我们的视线交汇在一起，锁定对方。终于，他轻声开口问：“你是毒贩？”

“你清醒得倒蛮快的嘛，要是你今早七点真开动了的话。依我看，你应该会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才对。你脑袋里肯定有个闹钟——就像埃迪·阿卡罗[2]一样。”

“埃迪·阿卡罗，”他重复道，“哦，是啊，那个骑师，他脑袋里有个闹钟，对不对？”

“大家都这么说。”

“我们也许能做笔交易，”他冷冷地说，“你开价多少？”

办公室里的蜂鸣器响了起来。我刚才在潜意识中隐约听到了电梯在竖井里滑动的声响。电梯门开了，我之前在酒店大厅里看见的那一对牵着手的夫妇走了过来。姑娘穿着一件女式晚礼服，而小伙子身穿一件小礼服。他们并肩站着，看起来就像两个偷偷亲嘴被抓到的小孩。管理员瞥了他们一眼，离去片刻，一辆汽车发动，驶了回来。那是一辆崭新的克莱斯勒折篷轿车。小伙子把姑娘小心地扶进车里，仿佛她已然怀有身孕。管理员站在一边，把着车门。小伙子绕过车身，向他致谢，然后钻进汽车。

“从这里到‘玻璃屋’是不是很远？”他怯生生地问。

“不远，先生。”管理员告诉了他们如何前往那里。

小伙子露出微笑，向管理员道谢。接着，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张一块钱的钞票，递给管理员。

“您本来可以叫我把车开到酒店入口附近的，普雷斯顿先生。您只需要打一个电话下来就行。”

“噢，谢谢你，不过这样也挺好的。”小伙子飞快地说。他发动汽车，小心地爬上坡道。克莱斯勒轰鸣着驶出视野，消失不见了。

“蜜月中的新婚夫妻，”我说，“他们很甜蜜。他们只是不想被人盯着罢了。”

管理员重新站在我面前，他的眼神依然无精打采。

“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甜蜜可言。”我补了一句。

“如果你是警察，就给我看看证件。”

“你以为我是个警察？”

“你是个好管闲事的浑蛋。”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音调都完全没有改变。它冻结在降B调上。强尼·单调[3]。

“我都是。”我表示同意，“我是一名私家侦探。昨晚我跟踪某人来到这里。你当时就在那边的一辆帕卡德轿车里”——我指了指——“我走过去打开车门，闻到了你抽的大麻烟味。哪怕我当时从这里开走四辆凯迪拉克，你也不会翻身醒过来。不过那是你的事情。”

“开今天的价，”他说，“我不跟你争辩昨晚的事。”

“米切尔是独自离开的？”

他点点头。

“没带行李？”

“九件行李。我帮他抬上车的。他退了房。满意了？”

“你跟办公室核实过？”

“他有账单。都结清了，还有收据。”

“当然。带着那么一大堆行李，自然得有一个行李员跟着他。”

“是电梯服务员。七点半以前没有行李员。我抽大麻时大概是夜里一点钟。”

“哪个电梯服务员？”

“一个墨西哥小伙子，我们叫他奇科。”

“你不是墨西哥人？”

“我一部分是中国人，一部分是夏威夷人，一部分是菲律宾人，还有一部分是黑鬼。你要是我的话，准会恨死自己。”

“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你到底是怎么瞒过别人的？我是指那些大麻。”

他朝四周扫了一眼。“我只有在感觉情绪特别低落时才抽。这他妈关你什么事？他妈的关别人什么事？没准我会被逮到，丢掉一份糟糕透顶的工作。没准我会被扔进监狱。没准我这辈子已经在蹲监狱，成天背着一间牢房，在里面混日子。满意了吗？”他现在话说得太多了。情绪不稳定的人就是这样。刚才还惜字如金，下一刻就喋喋不休。他用低沉而充满倦意的声音继续自己的独白。

“我不是在冲任何人发火。我要过日子。我要吃饭。有时我还睡觉。啥时候你过来转转，来看看我吧。我住在泼顿巷上的一幢小木屋里，地方又破又小，而那条街巷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胡同。我就住在埃斯梅拉达五金公司后面。厕所在一间小棚子里。我在厨房里洗澡，就在铁皮水槽边上洗。我在一张弹簧都坏了的破沙发上睡觉。那儿所有的东西都用了有二十年。这是个有钱人的城镇。过来看看我呀。我可是住在一块有钱人的地产上。”

“你关于米切尔的故事里少了一样东西。”我说。

“哪样东西？”

“真相。”

“我会去沙发底下找找看。它可能已经有点积灰了。”

上面传来一辆汽车驶入坡道的刺耳噪声。他转过身，而我则穿过通往电梯间的门，摁下电梯按铃。他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家伙，这个管理员，非常古怪。不过，也有点意思。此外，还有点悲哀。悲哀者中的一员，失落者中的一员。

电梯过了很久才来，在它抵达前，我的身边多了一个等电梯的同伴。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仪表堂堂，健康强壮，男性，名叫克拉克·布兰登。他穿着一件防风皮革大衣，风衣下面是一件厚重的蓝色翻领毛衣，一条破旧的贝德福德灯芯绒马裤，还有一双野外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在荒郊野外才会穿的长筒皮靴，用束带系紧。他看起来就像一支钻井队的队长老大。不出一小时，他就会身着一套小礼服出现在“玻璃屋”，摆出一副酒吧老大的气派，对此我毫不怀疑，况且他可能本来就是呢。拥有大把的钞票，拥有健康的体魄，还拥有大量的时间去获得这两样东西；而且，不管他去哪儿，他都会成为那里的主人。

他瞥了我一眼。电梯抵达时，他让我先走进轿厢。电梯服务员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点头致意。我们都在酒店大堂下了电梯。布兰登穿过大堂，走到前台，接待员——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新人——朝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并递给他一沓信件。布兰登倚在柜台一端，将信封一只接一只地撕开，然后把它们扔进身边的一只废纸篓里。大部分信件的下场都一样。我身边有个放旅游小册子的陈列架。我拿起一本小册子，点了支烟，仔细地看起来。

有一封信引起了布兰登的兴趣。他读了好几遍。我能看出来，那是一封手写的短信笺，而且写在酒店的信纸上，但我也只能看出这么多了，除非我越过他的肩头去偷窥。他拿着信站在那儿。接着，他蹲下身，从废纸篓里拾起那只信封。他审视着它。他把信塞进口袋里，沿着柜台走过去。他把信封交给接待员。

“这是有人亲自送来的。你有没有碰巧看到留下它的人是谁？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人。”

接待员看了看信封，点点头。“有，布兰登先生，是一个男人在我刚上班时留下的。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胖子。穿灰色西装和轻大衣，戴灰色毡帽。不像是本地人。模样有点寒酸。一个小人物。”

“他说过要找我吗？”

“没有，先生。只是让我把便条放进您的信箱里。有什么不对吗，布兰登先生？”

“他看着像个傻瓜吗？”

接待员摇摇头。“他看起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像个小人物。”

布兰登咯咯一笑。“他想封我做摩门教的主教，让我出五十块钱。很显然，这家伙是个疯子。”他从柜台上拿起那只信封，把它装进口袋。他正要转身，接着又问：“你有没有看见拉里·米切尔？”

“自从上班后我就没见过他，布兰登先生。不过，那也只有两个小时。”

“谢谢。”

布兰登走向电梯，进了轿厢。这次他乘的是另一部。电梯服务员堆出满脸笑容，向布兰登说了些什么。布兰登没答理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电梯门嗖地一下合上时，那孩子一脸伤心。布兰登皱着眉头。当他皱起眉头时，他就没那么英俊了。

我把旅游小册子放回陈列架上，向前台走去。接待员兴趣寥寥地瞥了我一眼。他的眼神说，我没有在他那里登过记。“什么事，先生？”

他是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举止优雅得体。

“我刚刚本来想问一下米切尔先生在不在，但我已经听到你说的话了。”

“内线电话在那边，”他抬抬下巴指向电话，“接线员会帮你连线。”

“我对此表示怀疑。”

“什么意思？”

我拉开我的夹克衫，伸手去取我的袖珍信件夹。我可以看见，当接待员瞅到我胳膊下那把手枪的圆形枪托时，他的眼神顿时呆住了。我拿出了袖珍信件夹，抽出一张名片。

“方不方便让我见见你们的大堂经理？如果你们有的话。”

他接过名片，读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请在大厅里坐一下，马洛先生。”

“谢谢。”

还没等我从柜台前完全转过身，他便抓起了前台上的电话。我穿过拱门，在靠墙处坐下，从那里我可以望见前台。我没等太久。

那个男人有一副硬挺的腰板和一张硬挺的脸庞，一身永远也晒不黑的肤色，只会在泛红后又重新变得苍白。他的头几乎梳成了一个大背头，头发大部分都是略带红色的金发。他站在拱门下，缓缓地将大厅扫视了一遍。他看我时并没有比别人多看一眼。接着，他走过来，在我身旁的椅子里坐下。他身穿一套棕色西装，系着一个棕黄相间的领结。他的衣着十分得体。他的脸颊两侧的上方长着细细的金色鬓毛。一缕灰色夹杂在金发之间，流露出一丝优雅的味道。

“我叫杰沃南，”他说，眼睛没有看我，“我知道你是谁。我口袋里有你名片。你有什么事？”

“有个叫米切尔的男人，我正在找他。拉里·米切尔。”

“你在找他，为什么？”

“公事。我找他不行吗？”

“没人说不行。他出城去了。今天一早就走了。”

“我听说了。我有点不太明白。他昨天才回到这里。坐‘超级酋长’号。在洛杉矶，他取了自己的车，一路开过来。而且，他已经破产了。他不得不找人借款去付饭钱。他和一个姑娘在‘玻璃屋’吃晚饭。他喝得烂醉——或者也许是装的。这让他从账单中脱了身。”

“他在这里可以签支票赊账。”杰沃南冷淡地说。他的双眼一直扫视着大厅，就好像他期望看见那些凯纳斯特纸牌戏的玩家中有人会突然拔枪干掉牌友，或者那两位在巨型拼图前的老夫人中有一人会突然开始抓扯头发。他的脸上只有两副表情——冷硬，以及更加冷硬。“米切尔先生在埃斯梅拉达很出名。”

“出名，却不受欢迎。”我说。

他转过头，冷冷地瞪了我一眼：“我是这里的副经理，马洛先生。我还身兼保安主任。我不能和你讨论本酒店客人的声誉好坏。”

“你用不着。我了解情况。我四处去打听过。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言行举止。昨天晚上他向某人敲竹杠，拿到了足够多的数目，可以离开这座城市。他把行李都带走了，这是我打听到的情报。”

“是谁给你这条情报的？”问这句话时，他的表情显得很强硬。

我没有回答，试图以此让自己也显得强硬有力。“除此以外，我再给你三点猜测，”我说，“第一，昨天晚上他的床没有睡过；第二，今天某个时辰，有人曾向办公室报告，他的房间已经打扫完毕；第三，你们这里值夜班的员工中，有人今晚不会露面了。没有人帮忙的话，米切尔不可能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搬出去。”

杰沃南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缓缓地扫视了大厅一圈。“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就是名片上写着的人？谁都可以印名片。”

我取出钱夹，从中抽出一小张我的侦探执照的复印件，递给他。他只瞥了一眼就还给了我。我把它收了起来。

“我们自己有组织来对付那些逃账的家伙，”他说，“这种事时有发生——在任何酒店里都是。我们不用你帮忙。而且，我们也不喜欢大厅里有枪出现。接待员看见你的枪了。其他人也能看见。九个月前，有人曾在这里行凶抢劫。有个劫犯死掉了。我开枪打死的。”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我说，“吓得我好几天都提心吊胆的。”

“你只读到了其中一部分。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损失了四五千块的生意。客人成打成打地退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是故意让接待员看到枪托的。我一整天都在打听米切尔的下落，得到的却全是闪烁其词。如果那个男人退了房，为何不直说？谁都没必要告诉我他欠了账。”

“没人说他欠账。他的账单，马洛先生，已经全部结清了。所以，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退了房这件事还得保密。”

他一脸轻蔑之色。“也没人这么说。你耳朵真不好使。我说过他出城旅行去了。我说过他的账单已经全部付清了。我没说过他带了多少行李。我没说过他已经退了房。我也没说过他带走的是他所有的行李。你从所有这些里面到底想得出什么结论？”

“是谁替他付清了账单？”

他的脸微微泛红起来：“听着，老兄，我告诉过你是他自己付的。亲自付的，就在昨晚，全部付清了，而且还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我对你一直很耐心。现在该你告诉我一些事情了。你在打什么主意？”

“我没打什么主意。刚才你已经说服我了。我只是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要预付一个星期的房钱。”

杰沃南浅笑起来——那丝笑意非常浅，可以管它叫作一笔微笑金额的首期付款。“听着，马洛，我在军情部门干过五年。我一眼就能看穿某人——比如就像我们正在说起的那个家伙。他预付房钱是想讨好我们，因为我们对此会更开心。这样做能够稳定关系。”

“他以前也预付过房钱？”

“该死的！……”

“小心点儿，”我打断他说，“那位拿拐杖的老绅士对你的反应很感兴趣。”

他望向大厅中央，只见一个瘦削、年迈、全无血色的男人，坐在一张十分低矮的圆背垫椅上，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撑着下巴，而那双手则撑在一根拐杖的弯柄上。他朝着我们的方向张望，眼皮连眨都不眨。

“哦，他呀，”杰沃南说，“他根本看不到这么远。他已经八十岁了。”

他站起身面对我。“好吧，你守口如瓶，”他轻声说，“你是个私家侦探，你受人委托，有命在身。我唯一的兴趣就是保护好这家酒店。下次把枪留在家里。如果你有问题，来找我就行。不要怀疑我的帮助。要是传出一些流言蜚语来，我们可不会高兴。如果我向当地警察暗示说你是个讨厌的麻烦鬼，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你可不会客气。”

“临走前，我能在酒吧里喝一杯吗？”

“先扣好你的夹克衫。”

“在军情部门待的那五年让你经验丰富啊。”我抬头看着他，钦佩地说。

“对付你应该够用了。”他简单地点点头，然后穿过拱门漫步离去，腰杆笔挺，垂肩挺胸，下巴收紧，一个硬朗、精瘦、四肢匀称的男人。一个精明熟练的老手。他已经摸透了我——从我名片上印的所有信息中把我给摸透了。

接着，我注意到，坐在矮椅上的那个老头从拐杖弯柄上抬起一只戴手套的手，弯起一根手指朝我示意。我用一根手指指着自己的胸口，用眼神发出疑问。他点点头，于是我便走了过去。

他上了年纪，没错，但离衰老虚弱、昏聩眼花还远得很呢。他的白发梳成了整齐干净的分头，鼻子又长又尖、布满血丝，一双黯淡的蓝眼珠依然锐利有神，眼睑却无力地耷拉在眼睛上方。一只耳朵里塞着助听器的塑料按钮，呈灰粉红色，和他耳朵的颜色很接近。他手上戴着的绒面革手套在腕口处翻折起来。他穿着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外面套着灰色的鞋罩。

“拉把椅子过来，年轻人。”他的嗓音又细又干，如竹叶般沙沙作响。

我在他身旁坐下。他眯起眼睛看着我，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我们这位了不起的杰沃南先生曾在军情部门待过五年，这一点他肯定已经告诉你了。”

“没错，先生。在陆军的反情报队[4]，其中一个分支机构。”

“‘军情部门’这个短语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荒谬[5]。这么说，你想知道米切尔先生是怎么付掉账单的？”

我盯着他。我朝那个助听器瞅了一眼。他拍了拍胸前的口袋。“在他们发明这些玩意儿很久以前，我的耳朵就聋了。拜一个在篱笆前鬼鬼祟祟的猎人所赐。是我自己的错。我想抓住他，下手却太早了。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我可见不得自己戴个耳喇叭，于是我就去学了读唇术。下了一番苦功才学会的。”

“关于米切尔呢，先生？”

“我们会说到他。不要着急。”他抬起头点了点。

一个声音说：“晚上好，克拉伦登先生。”一个行李员从他身边经过，朝酒吧走去。克拉伦登的目光跟随着他。

“别理那家伙，”他说，“他是个拉皮条的。我已经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待在世界各地的酒店里，在酒店大堂内，在休息室和酒吧中，在门廊、露台和华丽的花园里。在我的家族里，我比所有人都长寿。我会继续这样当个废物、好管闲事下去，直到有一天，我被人用担架抬着送进一家医院，待在某个舒适通风的僻静房间里为止。那些穿着上浆白大褂的可怕女护士会来服侍我。我的病床会被人用手摇转轮升起来，降下去。端来的托盘上是那种难吃的医院伙食，一点爱意都没有。我要频繁地去测脉搏、量体温，在我累得想睡觉时也得这样做。我会躺在那儿，听她们浆硬的衣裙的沙沙声，橡胶鞋底踩在无菌地板上的模糊声，还要看医生的笑脸，体味那种无声无息的恐怖。不久以后，他们就会在我的身上搭起氧气帐，在我那张小小的白色病床周围拉起屏风，而我就会在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做世界上任何人都不用做两次的那桩事儿。”

他缓缓地转过头，看着我。“很显然，我说得太多了。先生，你的名字是？”

“菲利普·马洛。”

“我是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我属于从前人们所称道的那个‘上层阶级’。格罗顿，哈佛，海德堡，索邦。[6]我甚至还在乌普萨拉[7]待过一年。我也记不清是为什么了。毫无疑问，那是为了让我习惯去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这么说，你是一名私家侦探。你瞧，我总算把话题岔开，说到除我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了。”

“是的，先生。”

“你之前应该来找我要情报的。不过，当然了，你之前也不可能知道这个。”

我摇摇头。我点上一支烟，先递给亨利·克拉伦登先生。他含糊地点点头，拒绝了我的好意。

“不过，马洛先生，有件事你应该肯定之前就明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座豪华酒店里，总会有半打悠闲懒散的老家伙，男女都有，他们坐在周围，就像猫头鹰似的盯着。他们会看，他们会听，他们会交流想法，他们对任何人的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好做，因为在所有让人感到无聊的生活方式中，酒店生活是最了无生气的。不消说，我现在也同样让你感到无聊吧。”

“我更想听您讲讲米切尔，先生。至少今晚是这样，克拉伦登先生。”

“当然了。我自我中心，荒唐可笑，还像个女学生似的叽叽喳喳。你留意到那边儿那个健美端庄、正在玩凯纳斯特纸牌的黑发女人没有？就是戴了太多首饰、眼镜上有厚厚的金丝镶边的那个？”

他没用手去指，甚至连看都没看。但我在人群中找到了她。她有一股美人迟暮的风韵，而且她看上去有点冷硬。她就是那个浑身“冰块”、满脸“涂料”的人。

“她的名字叫玛戈·韦斯特。她离过七次婚。她手里有大把的钞票，长相也还算不错，可她就是没办法留住一个男人。她做得太过了。不过，她也不是个傻瓜。她会跟米切尔那样的男人谈情说爱，她会给他金钱并为他支付账单，但是她绝对不会下嫁给他。昨晚他们吵了一架。不管怎样，我相信她可能还是替他付了账。以前她经常这么做。”

“我以为他每个月都会从多伦多的父亲那里收到一张支票呢。不够他花的，对吧？”

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投给我一丝嘲讽的微笑。“我亲爱的朋友，米切尔在多伦多根本就没父亲。没有人每个月寄支票给他。他靠女人过活。这就是他要住在像这样一家酒店里的原因。在豪华酒店里，总会有几个身家阔绰、芳心寂寞的女人。她也许不漂亮，也不太年轻，但她还有其他方面的魅力。在埃斯梅拉达的淡季，也就是大概从德尔马赛马会结束到一月中旬这段日子，在这里能捞到的好处非常少。这时候，米切尔一般就喜欢出门旅行——如果手头宽裕，他会去马约卡岛[8]或者瑞士；如果手头不阔绰，他就去佛罗里达或是加勒比群岛中的一座小岛。今年他不走运。我听说他最远只到了华盛顿。”

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我面无表情，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模样，显得我只不过是一个年纪尚轻的家伙（从他的标准来看），对一位喜欢说话的老绅士非常礼貌罢了。

“好吧，”我说，“她替他付了酒店账单，也许是这样。但她为什么还要预付一个星期的房钱呢？”

他将一只戴手套的手搭在另一只手上。他歪了歪自己的手杖，身体也随之倾斜。他低头紧盯着地毯上的图案。最后，他一咬牙关。他已经想明白这个问题了。他重新直起身子。

“那笔钱应该是遣散费，”他干巴巴地说，“是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可挽回的结局。韦斯特太太，就像那句俗话说的，已经‘忍无可忍’了。另外，在米切尔的女伴队伍里，昨天又来了一个新人，一个暗红色头发的姑娘。是栗红色，不是火红色，也不是草莓红。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有点不寻常。两个人似乎都比较紧张。”

“米切尔会勒索女人吗？”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连襁褓里的婴儿都能下手。靠女人过活的男人总是在勒索她们，尽管他们也许不会用到‘勒索’这个字眼。要是他能亲手摸到她们的哪怕一张票子，他还会从她们那里偷钱。米切尔用玛戈·韦斯特的名字伪造过两张支票。他们的感情就此告吹了。毫无疑问，她有的是支票。但是除了守着它们以外，她什么事也不会做。”

“克拉伦登先生，我非常尊敬您，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上一句：您究竟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

“她都告诉我了。她曾趴在我的肩头上哭泣，”他望向那个健美端庄的黑发女人，说，“这会儿她的样子不错，看起来就像是我在这里编瞎话。但不管怎样，我说的是事实。”

“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他的面庞扭曲起来，呲牙咧嘴，露出一脸相当可怕的狰狞笑容。“是我考虑不周啊。我倒是挺想自己把玛戈·韦斯特娶走的。这样就会打破旧套路。到了这把年纪，一点极小的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开心，比如，一只蜂鸟，一朵鹤望兰[9]开花的奇特方式。为什么在其生长过程中，鹤望兰的花苞在某个节点会转向一侧垂直生长？为什么花苞会那么缓慢地逐步绽放？为什么花朵总是会按照一定的精准次序慢慢成形，于是，未开放的花苞尖端状如鸟喙，和蓝色橘色的花瓣一起，长成一朵鹤望兰？到底是哪个奇怪的神明创造了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而他也许原本能让这个世界更简单呢？他是无所不能的吗？他是如何做到无所不能的？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几乎全部由无辜的生命承担。当母兔和它的幼崽们被雪貂逼在洞穴里，为什么它会将孩子们护在身后，情愿牺牲自己，让天敌撕碎它的喉咙？为什么？再过两星期，它甚至根本就认不出它们来。你相信上帝吗，年轻人？”

这真是转了一个大圈子，不过看情形，我必须绕这道弯。“如果您是指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严格遵循世界运转之道规划万事万物的上帝，那我可不信。”

“但你应该信，马洛先生。这是一份莫大的安慰啊。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我们必须死去，化为尘土。也许对个人而言，那就是一切，也许又不是。关于来世，存在着许多严肃的争议。我想，要是让我在天堂跟一个刚果侏儒或中国苦力，或者黎凡特[10]的地毯贩子，或好莱坞制片人住在一起，那我可真的不会乐意。我是个势利鬼，我猜，而上述评论本身也很鄙俗。我也无法想象，天堂是由一个我们这里称之为‘上帝’的人物所管辖的，他和蔼可亲，还蓄着一把长长的白胡须。这些都是极其幼稚的心灵所持有的愚蠢观念。然而，你不能去质疑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论它们显得有多蠢。当然了，我没有任何权利相信自己一定会进天堂。事实上，它听起来相当无趣。另一方面，我又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在受洗之前就不幸夭折的婴儿，会和一个雇佣杀手，或一名纳粹死亡营指挥官，或一位政治局委员待在地狱的同一层？多奇怪啊，虽然人类是一头肮脏的小野兽，但他最卓越的抱负，还有他最高尚的行动，他伟大无私的英雄主义情怀，他那日复一日生活在严酷世界里的持久勇气——这些东西，竟然比他在这个地球上承受的命运要好得多，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总得设法让这件事合乎情理才对吧。别跟我说什么荣誉心只是一种化学反应，或者一个人愿为另一人献出生命的举动只是在遵从一种行为范式之类的话。上帝对一只中毒痉挛的猫咪在广告牌后孤独死去会开心吗？上帝对生活残酷无情、唯有适者方可生存的状况会高兴吗？适者又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哦，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上帝真的像字面意义上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他根本就不会自找麻烦，创造出这样一个宇宙来。没有失败的可能性就不会有成功，没有艺术材料的顽强抵抗，艺术就不会诞生。容我冒昧揣测一番：上帝也会有事事不顺的倒霉日子，而上帝面对的可是漫漫长日——这算不算是亵渎神明？”

“您是一位智者，克拉伦登先生。您刚才说过几句关于打破旧套路的话。”

他淡淡一笑：“你以为我陷进自己的长篇大论里找不着北了。不，先生，我没有。一个像韦斯特太太那样的女人，几乎总会嫁给这么几类人——佯装高雅的婚姻淘金汉，留连鬓胡的探戈舞蹈家，皮肤白皙、肌肉健美的滑雪教练，家道中落的法兰西与意大利贵族，以及虚有其表的中东小王子，一个比一个差劲。在最不济的情况下，她甚至会嫁给像米切尔那样的男人。要是跟我结婚，虽然她是嫁给了一个单调乏味的老东西，但至少她嫁的是一位绅士。”

“对。”

他咯咯地笑道：“这个单字表明，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有点话多讨人嫌了。我不怪你。好吧，马洛先生，为什么你会对米切尔感兴趣？不过，我猜你不能告诉我原因。”

“没错，先生，我不能说。我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刚刚回来就这么匆忙地离开？谁替他付了账单？还有，如果是韦斯特太太或是像克拉克·布兰登那样的某个有钱朋友替他付的，那又有什么必要再为他预付一个星期的房钱？”

他那对稀疏的细眉挑了起来。“布兰登只消打个电话就能轻松地为米切尔的银行账户作担保。韦斯特太太恐怕更乐意直接把钱给他，让他自己去付账。但先预付一个星期？我们的杰沃南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说？你觉得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米切尔身上出了什么事，而酒店不想让外人知道。那种事也许会造成某些他们讨厌的负面影响。”

“比方说？”

“我指的是像自杀和谋杀这样的事。这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你留意过吗，当一家大型酒店里有客人跳窗自杀后，人们几乎从不会提这家酒店的名字？那永远都是一家坐落在市中心或是商业区里的酒店，或者是一家远近闻名的高级酒店。而且，如果那是一个相当高档的地方，你在大堂里就永远看不到任何警察，不管楼上发生过什么。”

他的视线转向一边，我也跟着他望过去。刚才玩凯纳斯特纸牌戏的那桌人，这会儿开始散伙了。那个花枝招展、“冰块”加身，名叫玛戈·韦斯特的冷女人，跟其中一个男伴漫步离开，朝酒吧走去，她口中叼着的烟嘴向外翘起，好似船首的一根斜桅。

“然后呢？”

“那么，”我说，一边竭力稳住自己，“如果米切尔在酒店记录中保留了他的房间，不管他住的是哪一间房——”

“418，”克拉伦登平静地插嘴道，“靠海那边。淡季时要十四块一天，旺季则要十八块。”

“对一个穷困潦倒的家伙来说，那可不算便宜。不过，让我们这么说吧，他还是订了这个房间。这样一来，不管实际上发生过什么，在酒店记录里，他都只是外出离开了几天而已。昨天深夜他还醉醺醺的，难闻得像只臭鼬，今天凌晨七点前后，他就取出了自己的汽车，往车里装好了行李。挑这个时辰走人，真他妈莫名其妙。”

克拉伦登把背往后一靠，让戴着手套的双手无力地垂放下来。我能看得出，他开始感到疲惫了。“如果事情真像你想的那样，那酒店的人不是该更希望让你以为，他离开后就不会回来了吗？然后你就得上别处去找他。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找的人确实是他的话。”

我直面他黯淡的眼神。他咧嘴一笑。

“我感觉你有点不太对劲，马洛先生。我喋喋不休，却不是只为了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无论如何，我听声音都很不自然。说话让我有个机会去观察别人，这样也不会显得粗鲁无礼。我观察过你。我的直觉——如果这个字眼正确的话——告诉我，你对米切尔的兴趣和你的真实意图并不怎么相干。否则，你也不会对这件事如此开诚布公了。”

“嗯——啊。可能是吧。”我说。在一段流畅清晰的散文段落中，这是一处糟糕的败笔。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本应让我心生感激才对。可我现在连一句该死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现在你走吧，”他说，“我累了。我要上楼回我房间里躺一小会儿。很高兴见到你，马洛先生。”他慢慢站起身，用手杖稳住身体。他费了不少力气。我在他身旁站了起来。

“我从不跟人握手，”他说，“我的手很难看，叫人讨厌。我戴手套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晚安。如果我们没机会再见，那就祝你好运。”

他离开了，慢慢地走着，脑袋挺得笔直。我能看出来，走路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大厅前往拱门的两级台阶，他得先迈一步后迈一脚地往上爬，中间还要停顿休息片刻。他总是先将右脚跨出去。那根手杖在他的身体左侧重重地往下压。他穿过拱门出去了，我注视着他朝一部电梯挪动。我可以断定，这位亨利·克拉伦登四世先生是一个相当圆滑的家伙。

我一路溜达进了酒吧。玛戈·韦斯特太太正和刚才玩凯纳斯特纸牌戏的男伴之一坐在琥珀色的昏黄暗影中。侍者正在为他们摆酒具。我没太在意他们，因为在远处靠墙的小卡座里，有个我更熟悉的人。孑然一身。

她还穿着同样那身衣服，只有那条发带除外，她已经把它从头发上解开了，这会儿它正松散地挂在她的脸颊周围。

我俯身落座。侍者走上前来，我点好酒水。他走开了。从看不见的留声机里传出的音乐品味庸俗，带着迎合讨好的味道。

她微微一笑。“很抱歉，上次我对你发脾气了，”她说，“我太失礼了。”

“没关系。当时是我活该。”

“你来这里是为了找我吗？”

“也不算是。”

“那你是——哦，我忘了。”她伸手拿起皮包，将它放在腿上。她在里面胡乱翻了一阵，拿出一样小东西，越过桌子递给了我。那是一个装旅行支票的小皮夹，但对她的手掌来说还不够小，没法藏得下。“我答应过要给你这些。”

“不用。”

“拿去，你这傻瓜！我可不想让服务员看见。”

我接过那沓旅行支票，让它滑入自己的口袋。我把手伸进外套里面的口袋，从中掏出一小本收据簿。我先填好存根联，然后在收据上写下：“兹收到加利福尼亚州埃斯梅拉达镇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的贝蒂·梅菲尔德小姐所付总额五千元的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每张面额一百元，已经物主连署；该款项仍归物主所有，随时可供取用，直至物主与本人（即署名者）商定费用，且署名者同意接受物主雇用。”

我在这段冗长的废话后面签好名字，然后把收据簿拿给她看。

“你看一遍，然后在左下角签上你的名字。”

她接过收据簿，将它凑近灯光。

“你真让我觉得不耐烦，”她说，“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我想证明的是：我很诚实，而且你也这么想。”

她接过我递出的钢笔，签好字，然后把那玩意还给了我。我撕下收据正本，交到她手里。我放好了收据。

侍者走了过来，在我面前放下酒杯。他没等我们付小费。贝蒂朝他摇摇头。他走开了。

“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找到拉里？”

“好吧。你找到拉里了吗，马洛先生？”

“没有。他从酒店溜走了。他在四楼有个房间，跟你那间位于同一侧。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在你下面那间。他拿了九件行李，全塞进了他那辆别克轿车里。有个在酒店里四处偷窥的家伙，名字叫杰沃南——他自称是副经理兼保安主任——他对米切尔结清账单，甚至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感到很满意。他一点也不担心。当然，他不喜欢我。”

“还有人会喜欢你？”

“你就喜欢——我值五千块呢。”

“哦，你个白痴。你觉得米切尔还会回来吗？”

“我刚才跟你说过，他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

她静静地呷了一口酒。“没错，你说过了。不过，那也可能有别的什么意思。”

“肯定的。就随便说说啊，打个比方，我可以这么讲，可能是那种意思——他根本没有付账，而是另外某个人替他付的。而且，那另外某个人需要时间去做某些事情——比如，把昨晚在你阳台上出现的那具尸体处理掉。前提是，如果当时的确有具尸体的话。”

“哦，别说了！”

她喝干那杯酒，掐灭烟头，丢下我和账单，起身便走。我结了账，随即穿过大厅，脑子里也想不出为什么。也许纯粹是凭着直觉在行事吧。接着，我看见戈布尔进了电梯。他似乎神情紧张。转身时他与我视线相错，或者好像是那样，但他没露出一丝认识我的迹象。电梯上楼了。

我走出酒店，钻进自己的汽车，一路开回朗齐奥·戴斯坎萨多。进屋后，我躺倒在沙发上，开始小睡。忙碌的一天啊。或许如果我休息一下，清一清脑子，我就能稍微弄明白一点自己手上的事情。

[1]“国境以南的人”（south-of-the-border）：此处应指墨西哥人，因墨西哥位于美国国境以南而得此称谓。1939年，由美国著名演员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1907—1998）主演的西部片《国境以南》（South of the Border）及其同名主题曲曾风靡一时，故事背景即发生在墨西哥。

[2]埃迪·阿卡罗（Eddie Arcaro，1916—1997）：美国著名赛马骑师，是历史上唯一在肯塔基赛马会上五次获胜的骑师，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骑师之一”。他早年的参赛生涯艰难坎坷，屡战屡败，因此在纽约长岛居住时，曾让妻子手持钟表，训练自己在脑中计时，估测赛马奔跑速度，从而掌握比赛节奏。这一绝技帮助他在1944年的美国贝尔蒙特赛马会上夺冠，因而被媒体称作“脑袋里有个闹钟”的人，从此他在美国家喻户晓。

[3]强尼·单调（Johnny One-Note）：出自1937年百老汇音乐剧《娃娃从军记》中的一首同名歌曲，讲的是一位只唱一个调子的歌唱家。

[4]反情报队（CIC, 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前期美国陆军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源自美国陆军于1917年组建的“情报警察部队”（CIP, Corps of Intelligence Police）。

[5]“军情”（Military Intelligence）中的“情报”（Intelligence）一词又有“智慧”的含义。老人这里是在讽刺军队与智慧不沾边。

[6]格罗顿（Groton）为美国著名中学，其余三者分别为美国、德国和法国的世界著名大学。

[7]此处指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该校坐落在瑞典中部城市乌普萨拉市，是世界百强大学之一，始建于1477年，也是瑞典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早建立的大学。

[8]马约卡岛（Majorca）：西班牙的巴利亚利群岛的最大岛屿，位于地中海西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

[9]鹤望兰（strelitzia）：又名“天堂鸟花”或“极乐鸟花”，原产南非，因形似仙鹤昂首远望而得名。

[10]黎凡特（Levant）：该词源于拉丁语，意即“东方”，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广义上包括从希腊经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到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十八

一小时后，我把车停在了那家五金店的门口。它并不是埃斯梅拉达镇唯一的五金店，但只有它靠着那条名叫泼顿巷的小街。我向东走去，一边数着商店。到街角处为止，共有七家店铺，全带着平板玻璃和镀铬边框，闪闪发亮。街角上有一家服装店，橱窗里摆着几具人偶，还有一些围巾、手套和人造珠宝饰品，都陈列在照明灯下。没有标价。我绕过街角，转向南行。粗壮的桉树在人行道上茂盛生长。它们的枝条低垂下来，树干显得既坚硬又沉重，和在洛杉矶周围生长的那些高大脆弱的玩意截然不同。泼顿巷远端的角落里，有一家汽车代理行。我沿着它光秃秃的高墙行走，一路上，视线扫过残破的板条箱、成堆的硬纸盒、垃圾桶、积满尘埃的停车位、雅致美观的后院。我清点着楼房的数目。这么做很简单。没有任何问题。一座小木屋的小窗户里亮着一盏灯，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是某人简朴的家。小屋前面有一道木质门廊，带着一截断栏杆。栏杆上曾经刷过油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商铺将它吞并之前。曾几何时，这里甚至或许还有一座花园。屋顶上的木瓦已经弯翘变形。前门门板上泛出脏兮兮的芥末黄色。窗户关得死死的，需要用水管才能冲洗干净。几块玻璃后面挂着一副旧遮阳卷帘的残骸。两级台阶朝上伸向门廊，但只有一级台阶上还有踏步板。小屋的后面，在通往五金店的装卸平台的半路上，有一座以前大概是户外旱厕的简陋建筑。但我能看见，一根水管从下沉倾斜的墙面中穿进去。有钱人改造的设施，安装在有钱人的地产上。一座孤零零的贫民窟。

我跨过那级只剩下一个坑的台阶，敲响房门。这里没装门铃。无人回应。我试着拧了拧门把手。无人给门上锁。我推开它，走了进去。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屋里会发现什么叫人恶心的东西。

一盏旧台灯在灯座上弯成钩状，纸糊的灯罩破损开裂，里面的灯泡还亮着。屋里有一张沙发，上面搁着一条脏毯子。还有一把旧藤椅，一张波士顿摇椅，以及一张盖着污迹斑斑的油布的桌子。桌面上，在一只咖啡杯旁，一份西班牙文报纸《日报》打开着，还有一只塞满烟蒂的茶托、一个脏盘子和一台小型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放着音乐。乐曲结束后，一个男人开始用西班牙语飞快地念起一则广告。我关掉了它。沉寂降临，仿佛一袋羽毛轻轻飘落。接着，从一扇半掩的门的背后，传出一只闹钟滴答走动的声响。然后是小铁链的碰撞声，扑扇翅膀的吵闹声，一个沙哑的嗓音突然喊道：“是谁？是谁？是谁？”[1]紧接着响起一阵像群猴发怒时的吱吱乱叫声。然后又是沉寂。

房间角落上方挂着一只大笼子，一只鹦鹉在里面瞪着圆眼珠恼怒地看着我。它在栖木上侧身移动，挪到尽可能远的一端。

“你好啊，朋友。”我说。

鹦鹉爆发出一阵尖厉的狂笑。

“张嘴时小心点儿，老兄。”我说。

鹦鹉横着身子走到栖木的另一端，在一只白色的杯子里啄了啄，然后轻蔑地抖落鸟喙上的燕麦片。另一只杯子里装着水。它跟燕麦片混成了一团糊糊。

“我敢打赌，你甚至没受过卫生训练。”我说。

鹦鹉死死地盯着我，拖着爪子挪来挪去。它扭过头，用另一只眼睛继续盯着我。接着，它向前倾身，尾羽一抖，用行动证明我是对的。

“笨蛋！”它嘶喊道，“滚出去！”

屋子里的某处，水珠正从漏水的龙头里滴落下来。闹钟滴答作响。鹦鹉放开嗓子模仿着滴答声。

我说：“挺漂亮的嘛，小鹦哥儿。”

“你个婊子养的浑蛋。”鹦鹉回敬道。

我朝它冷笑一声，然后推开那扇半掩着的房门，走进了应该算是厨房的地带。水槽前面，地板上的油地毡已经磨穿，透过它能看见底下的厚木板。这里有一座带三个炉口、锈迹斑斑的煤气炉，一张开放式的橱架，上面摆着几只碟子和那个闹钟，角落里的支撑物上有一个用铆钉固定住的热水箱，古董级的款式，没有安全阀，所以很容易爆炸。房间里有一道狭窄的后门，关着，一把钥匙插在锁孔里，还有唯一的一扇窗户，也锁着。一只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灯泡上方的天花板四处开裂，被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弄得污渍斑斑。在我身后，那只鹦鹉漫无目的地在栖木上拖着爪子挪动，偶尔发出一下无聊的沙哑嘶叫。

镀锌的滴水板上放着一小截黑色的橡皮管，旁边是一支玻璃材质的皮下注射器，柱塞推到了顶部。水槽里还有三只又细又长的空玻璃管，小软木塞丢在一边。这种管子我以前见过。

我打开后门，踏入门外的场地，朝那个改装的简易厕所走去。它的屋顶倾斜着，正面约有八英尺高，背面则不到六英尺。门是朝外开的，里面的空间太小，没法往里开。房门已经上了锁，但门锁老旧不堪。在我面前，它没有抵抗多久。

男人粗糙的脚趾几乎碰到了地面。他的脑袋悬在高处的黑暗之中，距离撑起房梁的那根四寸宽二尺厚的木料只有几英寸远。他悬吊在一根黑色的电线上，很可能是一段电灯线。他两只脚的脚趾都朝下点向地面，仿佛他是想踮起脚尖站立。他那条土黄色牛仔裤上磨损的翻边在他脚后跟下方垂着。我伸手触碰他，花了足够长的时间确认，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冰冷，再放他下来已经毫无意义。

他下定了赴死的决心，非常确定。他站在自家厨房的水槽边，用橡皮管子绕着胳膊缠住打结，然后握紧拳头，让青筋暴跳出来，再将一整管吗啡打进了自己的血管。既然所有三只玻璃管都是空的，不难猜到，其中至少有一只应该是满的。他不可能打得不够剂量。接着，他放下注射器，解开打结的橡皮管。像这样直接打一针吗啡到血管里，要不了多久就会见效。然后他走出房间来到厕所，站在椅子上，用电线绕住自己的脖子。到那时，他应该已经头晕目眩了。他只是站在那里等待着，直到他的双膝松软无力，身体的重量解决了余下的问题。他什么也不会知道。当时他应该已经陷入长眠。

我在他面前掩上了门。我没有再回屋里去。当我沿着路边朝泼顿巷——那条美观气派的住宅街——走去时，棚屋里的那只鹦鹉听见了我的动静，尖叫起来：“是谁？是谁？是谁？”

是谁呢？谁也不是，朋友。不过是黑夜里的一下脚步声罢了。

我静静地走着，离开了这里。

[1]此处及后文中鹦鹉所说的话均为西班牙语。

十九

我静静地走着，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我心里清楚，最终我会在何处止步。我一直都清楚。在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我走回格兰德大街，钻进我的车，漫无目的地绕了几条街区，然后像往常一样，把汽车停在酒吧门口附近的车位里。钻出车门时，我看到了停在旁边的那辆车。是戈布尔的那辆黑色小破车。他简直像邦迪创可贴一样黏人。

换作其他时候，我会绞尽脑汁地想弄清他的意图，可现在，我有一个更糟糕的问题要处理。我得去找警察报案，告诉他们有人上吊自杀了。但我真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为什么去他家？因为，如果他所言不虚的话，他曾经见到米切尔一早离开。那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我自己正在找米切尔。我想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谈。谈什么？至此，我的回答必然会指向贝蒂·梅菲尔德，我得解释她是谁，来自哪里，为什么要更名改姓，以前在华盛顿或者弗吉尼亚州或者其他任何什么地方出过什么事情，以至她要逃离那里。

我口袋里还装着她那沓五千元的旅行支票，而她甚至连我名义上的委托人都算不上。我被困住了，彻彻底底地。

我走到悬崖边缘，倾听海浪拍岸的涛声。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浪花在海湾外撞碎时偶尔闪烁出的微光。海湾里，波浪不会碎裂，它们彬彬有礼地轻轻滑入，就像商店里的巡视员那样。稍后会有一轮明月当空，但它现在还没有登记入住呢。

有人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我一样在遥望大海。是个女人。我等她动弹。当她动起来时，我就会知道自己是否认识她。世上没有哪两个人会以相同的方式行动，正如世上没有哪两组指纹可以完全匹配。

我点上一支烟，让打火机的光亮照在我脸上。她走到了我的身边。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到处跟着我？”

“你是我的委托人。我正试着保护你。也许在我过七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有人会告诉我是为了什么。”

“我没请你来保护我。我也不是你的委托人。你干吗不回家去——如果你有家的话——别再惹人烦了好不好？”

“你是我的委托人——你已经付了我五千块。拿了钱我就得去做点事——即使这点事只不过是蓄蓄小胡子。”

“你真让人受不了。我给你这笔钱就是想让自己一个人待着。真受不了你。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最让我讨厌的家伙。以前我还遇上过几个好人呢。”

“里约的那幢高层豪华公寓住宅又是怎么回事？在那里，我会穿着一身丝绸睡衣休闲度日，把玩你那头性感撩人的长发，而管家则会为我们摆上韦奇伍德瓷器和乔治王时代的银器，同时露出略显狡猾的微笑，做着那些优雅的姿势，就像一个娘炮发型师在银幕明星周围飞来飞去那样，不是吗？”

“噢，闭嘴！”

“开价不太靠谱，嗯？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罢了，或者，恐怕连那个都算不上。那些甜言蜜语只是花招，为了让我宰割自己的睡眠时间，急匆匆地四处寻找根本不在那里的尸体而已。”

“就从来没有人给你的鼻梁狠狠来上一拳吗？”

“常有的事，但有时候我会让他们打偏。”

我一把抓紧她。她试图从我手中挣脱，但没用指甲来掐我。我亲了她的头顶。突然间，她朝我贴近，抱紧了我，抬起她的面庞。

“好啊。来亲我吧，如果这能让你多少感到满意的话。我猜，你巴不得现在身边就有一张床。”

“我是个好人。”

“别自欺欺人了。你是个肮脏卑鄙的探子。来亲我啊。”

我亲了她。趁我的嘴贴在她嘴边，我开口说：“今晚他上吊自杀了。”

她浑身一抖，猛地从我身边弹开。“谁？”她用几乎无法耳闻的声音问。

“在这里值夜班的车库管理员。你可能从来没见过他。他在服用墨斯卡灵[1]，抽毒烟，吸大麻。但在今晚，他给自己打满吗啡，然后在他棚屋后面的厕所里上吊了。他住在泼顿巷，那条巷子就在格兰德大街后面。”

她这会儿在发抖。她倚靠在我的身上，仿佛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她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阵沙哑的嘀咕声。

“就是他告诉我，米切尔今天一大早带着九件行李离开了。当时我还有点信不过他。他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于是，我傍晚就想过去再和他多聊一会儿。而现在，我必须去找警察，告诉他们这个情况。我该怎么跟他们说才能不提到米切尔，还有不提到你的头上呢？”

“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别把我扯进去，”她轻声说道，“我会给你更多的钱。你想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给我的钱已经超过了我应得的数目。我想要的不是钱。我是想弄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你以前肯定听说过‘职业道德’这个东西吧。我的身上还沾着它的一点残屑。现在你是我的委托人吗？”

“是的。我投降。到头来他们所有人都得向你投降，不是吗？”

“才不是呢。我经常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装旅行支票的小皮夹，打开袖珍手电筒照着支票，然后从中撕下了五张。我重新折好皮夹，把它递给她。“我收下这五百块。这样一来就合法了。现在告诉我事情的全部经过。”

“不。你根本没必要对任何人说起那个人的事。”

“不，我得去。我必须现在就去警察局报案。我必须这么做。现在我脑子里编不出什么故事能瞒过他们，三分钟之内就会被他们识破。接着，收好你这些该死的支票——要是你再拿它们往我手里塞，小心我抽你屁股。”

她一把抓过皮夹，向酒店飞奔而去，消失在黑暗中。我只是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一个该死的傻瓜。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不过最后，我把五张支票塞进口袋，疲惫不堪地回到车上，发动引擎，开往那个我清楚自己必须去的地方。

[1]墨斯卡灵（mescaline，简称mesca）：学名三甲氧苯乙胺，是一种效果强烈的致幻剂型毒品，从生长在墨西哥北部与美国西南部干旱地带的一种仙人掌的种子、花球中提取，故又称“仙人球毒碱”。

二十

有个经营小汽车旅馆、名叫弗雷德·波普的人，以前曾跟我谈起过他对埃斯梅拉达镇的看法。他上了年纪，喜欢聊天，听他说话总会让我有点收获。最不太可能帮上忙的那些人，有时会抖落出一两件事情，而这些事对我的工作却意义重大。

“俺待这块儿有三十年了，”他说，“上这儿来的时候，俺还得着干哮喘。这会儿俺倒得上湿哮喘了。俺记得，以前这镇子上特安静，老多狗都睡大马路中间儿，你就得停下车——要是你有辆车开的话——出来把它们推一边儿去。那帮畜生只会冲你翘嘴角儿，动都懒得动。星期天那光景就跟你已经埋土里似的。所有门都关得像银行保险库那么严实。去格兰德大街上走一遭，你会像停尸间里的死鬼，屁大点儿乐子都找不到。你甚至连包烟都没法买。到处都静得要命，老鼠捻须你都能听见。俺跟俺那老伴——她已经死了有十五年了——以前在俺们贴悬崖那条街的小房子里，一边玩克里比奇牌[1]，一边竖起耳朵听，没准就有啥乐呵事儿呢——比方有个老家伙拄根拐棍出来散步啥的。俺不清楚是赫尔维格一家子想让这镇子变成现在这样，还是赫尔维格老头子为了使坏才故意这么做的。那些年里他也不住在这儿啊。他是个搞农具生意的大人物。”

“更有可能的是，”我说，“他这个人够聪明，知道像埃斯梅拉达这样的地方会变成一桩包赚不赔的投资买卖。”

“没准儿吧，”弗雷德·波普说，“不管咋的，他几乎把这镇子翻了个个儿。又过了不久，他就搬过来住了——山上那些刷过灰泥、屋顶还盖层瓦片的豪华住宅，其中有一座就是他的。相当时髦。他家有带阳台的花园、大块的绿草坪和开花的矮树，还有用锻铁铸造的大门——从意大利进口的，俺听说，还有用亚利桑那大卵石铺的小路，而且他不止这么一个花园，有六个哪。他的地儿也够大，能让邻居们都离他远远的。他一天要喝上两瓶烈酒，俺还听说他是个很难应付的主顾。他有个女儿，帕特里夏·赫尔维格小姐。她以前就是个真正的小甜心，到现在都还是。

“到那时候，埃斯梅拉达已经开始慢慢住人进来了。一开始有很多老女人跟她们老伴——俺跟你讲，那阵子做‘白事儿’生意真是相当红火，因为那些病恹恹的老头一死，就被他们亲爱的寡妇老伴花钱埋了。那些该死的女人个个长命百岁。俺老伴却没有。”

他顿了一下，将头别开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说。

“那时候，从圣迭戈到这儿已经通了有轨电车，但镇上还是静悄悄的——实在是太静了。几乎没多少人生在这块儿。人们觉着生孩子这事儿有点太下流了。可战争改变了一切。如今俺们这儿有干粗活儿的汉子，有穿牛仔裤和脏衬衫上学的小混混，有搞艺术的，有乡村俱乐部里的醉鬼，还有那些个小礼品铺子，里边儿卖你一只不咋地的高球杯就要八块五毛。俺们这儿还开了许多餐厅和烟酒杂货店，但俺们还没有广告牌、弹子房或是不用下车就能吃饭看电影的地儿。去年，他们想在公园里装个投币望远镜。镇议会的议员们叫得那个山响咧，你真该好好听听。不消说，他们枪毙了那个提案，可打那以后，这地儿就再也不是什么‘鸟类庇护所’了。俺们有了像贝弗利希尔斯那样的时髦商店。还有帕特里夏小姐，她像只水獭似的，把一辈子都花在为这座城镇添砖加瓦上。赫尔维格五年前死掉了。那些医生跟他说，他必须控制自己的酒量，否则他连一年的工夫都活不过。他把医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说，要是他不能想啥时候喝就啥时候喝，比如早上、中午或者晚上，那他就不喝，如果他再沾一滴酒，他就不得好死。他戒了酒——结果不出一年就死了。

“那些大夫因为这件事闹出了大笑话——他们总是犯像这样的糗事儿——而俺猜啊，赫尔维格小姐也因为他们而弄出了名。甭管咋的，他们都从医院里被踢出去了，这么一来，他们就没法在埃斯梅拉达混下去了。反正根本无所谓的啦。俺们这儿大概还有六十个医生呢。这个镇上有很多赫尔维格家的人，有的嫁了人改了姓，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还是一家子。有的很有钱，有的得干活糊口。俺猜，赫尔维格小姐比大多数人干得都勤快。她现在都八十六了，可人还是像骡子一样倔。她不嚼烟草，不喝酒，不抽烟，不骂脏话，也不化妆。她给城里盖了医院、私立学校、图书馆、艺术中心、公共网球场，还有上帝才知道的其他那些东西。而她还是在开一辆跑了三十年的劳斯莱斯，雇人载着她开，那破车就跟瑞士手表一样吵死人。这儿的市长跟某个赫尔维格家的人住得很近，都在山脚下，两步路就到。俺猜啊，连市政中心都是她出钱盖的，然后她又把它卖给了市政府，一块钱就卖了。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当然，俺们这儿也有犹太人，不过让俺跟你讲点事儿。有人说，要是你不留神的话，犹太人就会狠狠地宰你一刀，偷走你的钱财。那全是胡扯。犹太人就是喜欢做买卖；他爱做生意，但他只会在表面上耍硬罢了。骨子里，犹太商人一般都很好打交道。他有人情味儿。要是你想找那种冷血痞子扒你的皮，现在俺们这儿倒还真有一帮这样的家伙。他们会连你的骨头都一块儿剔干净，然后还要叫你再付一笔服务费。他们会抢走你死咬在牙齿中间的最后一块钱，然后瞪着你，倒好像这块钱是你从他们身上偷的。”

[1]克里比奇牌（cribbage）：一种二至四人玩的纸牌戏，用插在有孔的计分板上的小钉计分，首先获得一百二十一分或先完成两圈记录为正的玩家即可获胜。

二十一

在赫尔维格街和奥克特街的拐角处，有一座带着现代派风格的长条形建筑，警察局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停好车，走进警察局，心里还在盘算该如何讲述我的故事，同时我也清楚，自己现在是非说不可了。

办公室很小，却非常干净，桌前的值班警察穿着一件衬衫，上面有两道笔挺的褶痕，而他的警服似乎在十分钟前刚刚熨过。一组六只扩音器挂在墙上，正在播放全县各地的警察和治安官的汇报。桌上有一块倾斜的名牌，上面写着值班警察的名字：格利戴尔。他就像所有其他警察那样看了我一眼，等待着。

“先生，您有什么事吗？”他的嗓音平静悦耳，那副严于律己的神情，是你在最恪尽职守的警察脸上所能看到的那种。

“我必须前来报告一起死亡事件。在格兰德大街的五金店后面，一条名叫泼顿巷的小巷里有间棚屋，一个男人正吊在一个像是简易厕所的地方。他死了。完全没有救了。”

“请问您的姓名是？”他已经摁下了通话按钮。

“菲利普·马洛。我是一名洛杉矶的私家侦探。”

“您留意过那地方的门牌号吗？”

“我没看到有什么门牌号。但它就在埃斯梅拉达五金公司背后。”

“呼叫救护车，紧急情况，”他对着麦克风说，“疑似自杀事件，地点是埃斯梅拉达五金公司后面的小屋。一名男子吊在屋子后面的厕所里。”

他抬头看着我：“您知道他的姓名吗？”

我摇摇头：“不过，他是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的车库夜间管理员。”

他在一本记事簿里飞快地翻了几页。“我们认识他。有吸食大麻的前科记录。不晓得他是怎么保住差事的，但也许他现在已经戒了，像他这种劳力在这儿挺缺。”

一名身材高大、面若磐石的警督进了办公室，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随即又走了出去。一辆汽车发动了。

值班警察在一部小型用户交换机上轻快地摁下一个按钮。“警监，我是值班台的格利戴尔。有位菲利普·马洛先生刚才报告在泼顿巷里发生一起死亡事件。救护车已经出动。格林警督正在路上。有两部巡逻警车在现场附近。”

他听了一会儿指示，然后看着我，说：“亚历山德罗警监想和您谈谈，马洛先生。请沿着走廊过去，在右边的最后一扇门。”

在我穿过旋转门之前，他又对着麦克风说起话来。

右边最后那扇门上有两个名字。亚历山德罗警监的名牌紧钉在木门上，格林警督的名牌则插在一个可替换的夹板上。门半开着，我于是敲敲门，走了进去。

坐在桌前的男人衣着整洁干净，和那名值班警察一样。他正拿着放大镜端详一张卡片，身旁有一台录音机传出皱巴巴的、令人不悦的声音，讲述着某个枯燥乏味的故事。这位警监身高约六英尺三英寸，有一头浓厚的黑发和一身干净的橄榄色皮肤。他的警帽就放在旁边的办公桌上。他抬起头，关掉录音机，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卡片。

“请坐，马洛先生。”

我坐下了。他一言不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他有一双相当柔和的棕色眼睛，但他的嘴唇线条却不柔和。

“我知道，你认识卡萨酒店的杰沃南少校。”

“我跟他打过交道，警长。我们算不上亲密的朋友。”

他淡淡一笑。“那是很难指望。他可不喜欢私家侦探在酒店里盘问他。他以前曾在陆军反情报队干过。我们现在都还称他‘少校’。这是我待过的最他妈讲礼貌的城镇。在这里，我们就是他妈的一群好好先生，但再怎么说，我们都还是警察。现在来谈谈这个塞费里诺·张的事情？”

“原来他叫这名字。我还不知道呢。”

“没错。我们认识他。我能问一下，你来埃斯梅拉达做什么吗？”

“我受雇于洛杉矶市的一位律师克莱德·安姆尼，他要我去接‘超级酋长’号并跟踪一名目标人物，直到该人在某地落脚。我没有被告知原因，但安姆尼先生说，他是在为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办事，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为什么。我接了这份差事，因为只要你不去妨碍对方，跟踪别人就不犯法。那个人最后停在了埃斯梅拉达。我又回到洛杉矶，想查清楚整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查不出来，于是我就拿走了我觉着合理的一笔酬劳——两百五十块钱，去抵我自己的开销。安姆尼先生对我不是很高兴。”

亚历山德罗警长点了点头。“这没有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在这里，或者你和塞费里诺·张有什么关系。此外，既然你已经不为安姆尼先生工作了，除非你受雇于别的律师，否则你就没有特权。”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歇口气儿再说，警监。我发现有个男人在勒索，或者说是企图勒索我跟踪的对象，那个男人名叫拉里·米切尔。他平时住在卡萨酒店，或者说他曾经在那儿住过。我一直想联系上他，但我手上唯一的情报来自于杰沃南少校和这个塞费里诺·张。杰沃南说米切尔已经退了房，结清了账单，还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塞费里诺·张告诉我，米切尔今天早上七点钟带着九件行李离开了。张当时的举动有点古怪，所以我才想再找他谈谈。”

“你怎么知道他住哪儿的？”

“是他告诉我的。他是个满腹牢骚的家伙。他说自己住在一块有钱人的地产上，对那里没被维护好他好像很生气。”

“解释不够好啊，马洛。”

“好吧，当时我使了点手段。他在吸大麻。我假装是个毒贩。干我这一行的，偶尔总得去骗骗人。”

“这样就好些了。不过还是缺了点什么。你的委托人的姓名——如果你知道的话。”

“这个能保密吗？”

“看情况。我们从不泄露被勒索人的姓名，除非他们要出庭。但如果这个人以前犯过罪或是被控告有罪，或者是为了逃避指控而越过州界的话，那么我作为执法人员就有义务汇报她目前的下落和她正在使用的名字。”

“她？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那干吗还问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逃跑。她不肯告诉我。我只知道她现在有麻烦，人还很害怕，而不知怎么的，米切尔清楚她的底细，能逼得她投降认输。”

他把手伸进抽屉，动作流畅地摸出一支烟。他把烟塞进嘴里，却没有点燃。

他又沉着地看了我一眼。

“好吧，马洛。这件事我暂时先放一放。不过，你要是挖到任何线索，必须到我这儿来通报一声。”

我站起身。他也起身并伸出手来。

“我们并不强硬。我们只是有份工作要做而已。别对杰沃南太凶。拥有那酒店的家伙在这块儿很有势力。”

“谢谢你，警长。我会尽力当个乖小孩——甚至在杰沃南面前也是。”

我沿着走廊返回。原先那名警察还坐在值班台前。他朝我点头示意。我走出警察局，步入夜色中，钻进自己的汽车。我坐在驾驶座上，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我不太习惯警察对我这么客气，就好像我还有权利活下去似的。我呆坐在那儿，这时，那名值班警察从大门里探出头来叫道，亚历山德罗警监想再见我一下。

我走回亚历山德罗警监的办公室，他正在接电话。他朝顾客椅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然后继续听电话，一边飞快地做笔记，看着像是新闻记者常用的速记法。过了一会儿，他说：“非常感谢。我们再联系。”

他往后一靠，用手指轻敲桌面，皱起了眉头。

“刚才从埃斯孔迪多[1]的治安分局那里传来一份报告。米切尔的车被找到了——很明显是遭人丢弃的。我想，你也许有兴趣知道。”

“是的，警监。车在哪儿？”

“离这里大概二十英里，在通往359号高速公路的一条乡间公路上，不过一般人不会走那条路上高速。那地方叫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除了裸露的岩层、荒芜的土地和一道干涸的河床，那儿什么也没有。我知道那个地方。今天上午，一个名叫盖茨的牧场主开着小卡车从那儿经过，他想找些大卵石拿去砌墙。经过时，他看到公路边停着一辆双色硬顶别克轿车。当时他对那辆别克车没怎么在意，但他注意到，那辆车完好无损，所以是有人把它停在那儿的。

“今天晚些时候，下午四点钟左右，盖茨又开回去装运另一车石头。那辆别克车还在原地。这回他停下车去看了一下。锁里没插钥匙，车门也没上锁。汽车没有任何受损的痕迹。不管怎样，盖茨还是抄下了车牌号和登记证上的姓名地址。等他回到牧场后，他给埃斯孔迪多的治安分局打了电话。那儿的警察当然知道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其中一个警察前去查看那辆轿车。干干净净。那个警察还设法打开了后备厢。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只备用轮胎和几件工具。于是，他又返回埃斯孔迪多，给这里打来了电话。我刚才就是在一直和他通话。”

我点燃一支香烟，又递了一支给亚历山德罗警长。他摇摇头。

“有什么头绪吗，马洛？”

“不会比你多。”

“不管怎样，说来听听。”

“如果米切尔出于某种理由必须人间蒸发，而他也有朋友愿意接他的话——对这个朋友，这里没有任何人清楚他的底细——他大可以把汽车存进车库。那样就不会让任何人生疑，也不会引起车库管理人员的好奇心。他们不过就是存放了一辆车而已。米切尔的行李应该也早就放在他朋友的汽车里。”

“所以说？”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说，米切尔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带着他那九件行李——在一条异常荒凉、人迹罕至的公路上消失了。”

“说下去。”他的嗓音现在变得刺耳起来，流露出一丝紧张不安。我站起身。

“别恐吓我，亚历山德罗警监。我什么事都没犯。到目前为止，你对我一直很通情达理。请你不要以为我和米切尔的失踪有任何干系。我之前不清楚——到现在也还是不清楚他抓住了我的委托人什么把柄。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孤独寂寞、饱受惊吓、郁郁寡欢的姑娘。等我查清楚原因——如果我真能查出原因的话，我要么会告诉你，要么不会。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就只好把各种罪名一股脑地往我头上掀。这种事又不是头一回发生在我身上。我不会出卖别人——即使对那些好警察也是一样。”

“希望事情不会落到那步田地，马洛。希望如此。”

“我也这么希望，警长。还有，谢谢你刚才一直那样对我。”

我顺着走廊返回，朝值班台前的值班警察点头示意，然后再次钻进了汽车。我感觉自己老了二十岁。

我明白——而且我他妈的相当确定，亚历山德罗警监心里也清楚——米切尔已经死了。他不是自己开车去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的，有人开着他的车去了那里，他的尸首则横躺在车后座的地板上。

对于这件事而言，没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了。有些事情就是事实，它们存在于统计数字中，在白纸黑字间，在录音磁带上，显而易见。还有一些事情之所以就是事实，是因为它们必须成为事实，否则就再也没有其他说法能合乎情理了。

[1]埃斯孔迪多（Escondid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迭戈县中西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圣迭戈市北面，该地盛产葡萄和柑橘。

二十二

这个念头，如同夜里突然响起的一声尖叫，实际上却无声无息。这种情况，几乎永远发生在夜里，因为暗夜时分正是危险之际。不过，以前在大白天，它也曾发生在我的身上——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清醒时刻，我会突然知道一些我根本无从知道的事情。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多年经验、长期的紧张，还有在目前的情况下，像斗牛士所说的那种“关键时刻”[1]突然又确凿地降临了。

根本没有其他理由，没有任何能说得通的理由。但我仍然把车开到朗齐奥·戴斯坎萨多酒店的入口对面，关灯熄火，然后沿着山坡向下滑行了约五十码，再用力拉起手刹。

我上坡走向酒店办公室。夜间服务铃上映着一点微光，但办公室已经关门了。现在才十点半。我绕到后面，从容地在树林中穿行。我意外地发现了两辆停泊的汽车。其中一辆是从赫兹租车公司[2]租来的，像停车收费器里的一枚五分钱镍币那样普通，没有任何车主的信息，不过，我弯下腰后，还是能看到车牌号。这辆车旁边就是戈布尔的那辆黑色小破车。似乎不久前它还停在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现在它却跑这儿来了。

我继续穿过树林，直到我站在自己房间下面。房内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动静。我异常缓慢地走上几级台阶，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倾听。有一阵工夫，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我听到一阵被压抑的呜咽声——一个男人的呜咽声，不是女人的。然后是一阵尖细低沉的咯咯轻笑。再后来则好像是一声重击。而后又归于沉寂。

我沿着台阶退回去，穿过树林走到汽车旁。我打开后备厢，取出一根撬胎棒。我像刚才那样小心地回到房前——这次甚至更加小心了。我又听了一阵。死寂。悄然无声。唯有夜间的静谧。我从口袋里摸出袖珍手电筒打开，朝窗户轻晃一下，然后从门前悄悄地滑开。几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门开了一条缝。

我用肩头狠狠地撞上去，轰地一下撞开了房门。门后的男人跌跌撞撞地直往后退，然后狂笑起来。暗淡的光线中，我看见他的手枪闪过一丝微光。我操起撬胎棒砸碎了他的手腕。他厉声惨叫。我又砸碎了他的另一只手腕。我听到了手枪落地的声音。

我向后伸手摁下开关，打开了电灯。我又一脚把门踢上。

他脸色惨白，一头红发，两只眼睛死气沉沉。他的脸因为疼痛而扭曲变形，但他的双眼依然了无生气。尽管受了伤，他仍是死硬不改。

“你的狗命保不了多久了，臭小子。”他说。

“你的狗命根本就保不住了。给我滚开。”

他挣扎着笑出声来。

“趁你还有两条狗腿在，”我说，“弯膝盖跪下，趴地上——脸朝下——如果你还想留张好脸的话。”

他本想啐我唾沫，但他的喉咙呛住了。他缓缓地屈膝跪下，伸出双臂。现在他开始呻吟起来。突然间他就垮了下去。像他这种人，拿一副事先做好的纸牌耍老千时，就他妈的特别强硬。而他们也从来不知道其他耍老千的法子。

戈布尔躺在床上。他的脸上伤痕累累，遍布淤青，变得一团糟。他的鼻梁骨也被打断了。他不省人事，呼吸沉重得仿佛被人勒了个半死。

红头发的家伙还昏迷着，他的手枪就躺在身边的地板上。我抽出他的腰带，将他的脚踝绑在一起。然后，我翻过他的身体，仔细搜查他的口袋。他有一只钱包，里面装着六百七十块钱，一张署名理查德·哈维斯特的驾照，以及圣迭戈一家小旅馆的地址。他的皮夹里装着二十来家银行的编号支票，还有一大把信用卡，但没有持枪许可证。

我丢下他，任他躺在那里，自己下楼朝办公室走去。我摁住夜间服务铃的按钮，一直摁着。过了一会儿，一个身影从黑暗中走下楼来。是杰克，他穿着浴袍和睡裤。我手上还拿着那根撬胎棒。

他看起来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马洛先生？”

“哦，没事。只不过有个小流氓躲在我房间里，等着想干掉我。另外还有一个人被揍得稀巴烂，放倒在我床上。根本没啥。也许，这种事情在这里蛮平常的。”

“我这就报警。”

“你真是太好心了，杰克。你瞧，我还活得好好的。知道你们该对这地方做什么吗？把它改造成宠物医院。”

他打开门锁，进了办公室。听到他开始向警察报告，我便回房间去了。红头发的家伙挺有种的。他已经挣扎着靠墙坐了起来。他的双眼依然死气沉沉，嘴角扭曲着，咧出一脸狞笑。我走近床头，俯下身去。戈布尔睁开了眼睛。

“我搞砸了，”他轻声说，“我没自己以为的那么厉害。在这行儿我混不下去了。”

“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钻进了圈套。没啥好抱怨的。这家伙是个杀手。我很走运。我还在喘气。他逼我开到这里。他打晕我，把我捆起来，然后离开了一会儿。”

“肯定是另外有人带他走的，戈布尔。你的车旁边停着一辆租来的车。如果他之前就把车停在了卡萨酒店那边，那他又怎么回去取车呢？”

戈布尔缓缓地转过头，注视着我。“我以为自己是个聪明的家伙。我得到了教训，明白不是这么回事了。现在我只想回堪萨斯市。小人物没法打赢大人物——永远都不可能。我猜是你救了我的命。”

就在这时，警察赶到了。

首先是两个开巡逻警车的年轻小伙。他们端庄、帅气，神情严肃，身上的制服向来整洁干净，还永远摆着一副扑克脸。接着是一名态度强硬的大块头警督。他自称霍尔兹曼德警督，是正在值勤的巡逻队长。他瞅了红发男子一眼，然后走近床边。

“叫救护车。”他扭过头简洁地说。

一个警察出门，朝警车走去。霍尔兹曼德警督在戈布尔面前弯下腰，问：“想告诉我吗？”

“红头发那家伙揍了我。他抢了我的钱。在卡萨酒店用枪顶着我。逼我开车带他来这儿。然后他又揍了我一顿。”

“为什么？”

戈布尔叹息一声，脑袋在枕头上变得松弛下来。他要么是再度陷入了昏迷，要么就是在装模作样。霍尔兹曼德警督直起身，继而转向我问：“你的故事呢？”

“我什么故事也没有，警督。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今晚和我一起吃过晚饭。我们之前见过几面。他说他是堪萨斯市的一名私家侦探。我一直不清楚他来这里做什么。”

“那这个呢？”霍尔兹曼德警官朝红发男子随便打了个手势。那个家伙还在咧嘴傻笑，看着有点不太自然，像犯了癫痫一样。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我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带着枪在这里等我。”

“那根撬胎棒是你的？”

“没错，警督。”

刚才那个警察回来了。他走进房间，朝霍尔兹曼德警督点点头，说：“在路上。”

“所以，你随身带着撬胎棒，”霍尔兹曼德警督冷冷地说，“为什么？”

“这么说吧，我只是突然有种预感，觉得有人会在这里等着干掉我。”

“让我们试试这个说法好了：你没有什么预感，你早就知道有人在等你，而且你还知道更多内情。”

“还是让我们试试这个说法吧。你可不能管我叫骗子，除非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还有，你不能因为肩上有三道杠就冲我摆出一副该死的凶样儿。[3]再让我们多试一些说法好了。这家伙可能是个打手，但他的两只手腕都断了。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警督？他永远别想再拿枪了。”

“那我们要以故意伤害罪指控你。”

“随你的便，警督。”

这时，救护车开来了。他们先把戈布尔抬了出去，然后实习医生给红发男子的两只手腕装上了临时夹板。他们解开了他脚踝上绑着的腰带。他看着我，哈哈大笑。

“下一次，老弟，我会想出点儿新花样——不过你干得不赖。真的不赖。”

他出去了。救护车的车门砰地关紧，轰鸣的警笛声渐渐远去。霍尔兹曼德警督这会儿也坐了下来，摘下头上的帽子。他擦了擦额头。

“我们再试一次，”他平静地说，“从头开始。就当作我们不讨厌对方，只是想互相了解一下。可以吗？”

“好的，警督。可以。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关键时刻”（the moment of truth）：原义指西班牙斗牛士在比赛最后阶段击杀斗牛的那一瞬间。Truth意为“真理”、“真相”，故该短语的字面意思是“真理之刻”、“真相时刻”。此处似有双关之意。

[2]赫兹租车公司（The Hertz Corporation）：美国一家经营汽车租赁的大型跨国集团。最早创立于1918年，后于1923年由约翰·赫兹（John D. Hertz，1879—1961）收购并更名，1953年正式更名为“赫兹租车公司”。该公司现隶属于赫兹国际控股公司（Hertz Global Holdings, Inc.）旗下。

[3]在美国，警督佩戴的肩章上有三道V形条纹。

二十三

最后，我又回到了警察局。亚历山德罗警监已经走了。我不得不再为霍尔兹曼德警督做一份口供。

“一根撬胎棒，嗯？”他若有所思地说，“先生，你这把运气赌得挺险。趁你朝他挥棒的工夫，他开枪干掉你四次都绰绰有余。”

“我看未必，警督。我用门狠狠地撞了他。我也没有把棒子抡圆了再砸。而且，或许他根本没打算朝我开枪。我猜，是有人找他干这一票的。”

他们又盘问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放了我。时间已经太晚了，在这种时候，除了上床睡觉，什么事都做不成，和人联系也不适合。不管怎样，我还是走到电话公司办公室，在两座干净的户外电话亭中挑了一座，把自己关在里头，拨通了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的电话。

“请接梅菲尔德小姐。贝蒂·梅菲尔德小姐。1224号房间。”

“时间这么晚了，我不能给房客打电话。”

“怎么？你的手腕被人砸断了吗？”今晚我可是个十足的坏小孩。“如果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你以为我会打电话过来吗？”

他拨了过去。接电话时，她听起来昏昏欲睡。

“我是马洛。出了大麻烦。你是要我去你那儿，还是你到我这儿来？”

“啊？什么样的麻烦？”

“你就听我这一次吧。要我到停车场去接你吗？”

“我马上穿衣服。给我一点时间。”

我走出电话亭，驱车前往卡萨酒店。当我正在抽第三支烟，心里想着最好能喝上一杯的时候，她飞快地走近，悄无声息地来到车前，钻进车里。

“我不明白你这都是怎么回事。”她刚开口，但我立即打断了她的话头。

“只有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今晚你就得把事情跟我讲清楚。你也别再费神去发火了。这一招对我不管用了。”

我猛地发动汽车引擎，沿着寂静的街道一路疾驰，然后开下山坡，驶进了朗齐奥·戴斯坎萨多酒店，最后在树丛下停好车。她一声不吭地钻出汽车。我打开房门的门锁，点亮屋里的电灯。

“喝点东西？”

“好的。”

“你吃过药吗？”

“如果你是指安眠药的话，今天晚上我没吃。我刚才和克拉克出去了，喝了不少香槟酒。每次这样做都会让我犯困。”

我倒了两杯酒，递给她一杯。我坐下来，仰着头休息。

“抱歉，”我说，“我有点累了。每隔两三天就有这么一次，我必须坐下来歇会儿。这个缺点我一直想克服，但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米切尔死了。”

她倒抽一口气，噎在喉咙里，手也颤抖起来。她的脸色可能也变得苍白了。我说不准。

“死了？”她的声音细若游丝。“死了？”

“哦，得了吧你。就像林肯说的，你可以欺骗所有侦探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侦探一世，但你不可能——”

“闭嘴！赶紧给我闭嘴！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只不过是一个拼命想为你帮上点忙的家伙，经验够丰富，也很理解你。我很清楚你正陷在某种麻烦中间。我想帮你从中脱身，你却一点都不领情。”

“米切尔死了。”她嗓音低沉，气喘吁吁地说，“我不是故意对你发火的。他死在哪儿了？”

“有人发现他的轿车被抛弃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在离这里大概二十英里远的内陆，一条人迹罕至的公路上。一个叫作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的地方。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他的车里什么也没有，找不到任何行李。就是一辆空车，被停放在几乎无人涉足的公路边上。”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酒，然后吞了一大口。“你刚才说的是他死了。”

“事情仿佛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可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你还跑到这儿来，拿里约的高楼公寓来劝诱我帮你处理掉他的尸体。”

“但那时并没有——我是说，我当时肯定是做梦梦见——”

“女士，那天夜里，你凌晨三点跑过来找我，整个人近乎休克。你对我描述了他所在的位置，还有他躺在你那座小阳台上的躺椅里的情形。于是，我就跟你回了酒店，爬消防楼梯，一路上小心翼翼，保持着让我这份职业闻名遐迩的无限谨慎。结果呢，根本就没有米切尔，而你却躺在你的小床上，抱着你那一小瓶安眠药睡着了。”

“你就接着装吧，”她冲我喊道，“我知道你有多爱这套把戏。你当时怎么不抱着我一起睡啊？或许——我本来可以不用吃安眠药呢。”

“我们一次只说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首先，你当时上这儿来，嘴里讲的都是实话。米切尔是死在了你房间的阳台上。但是，趁你跑到这里骗我上当的工夫，有人从那儿移走了米切尔的尸体，把他弄进了楼下他自己的汽车里，并收拾好他的行李带了下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去做。不只是要花时间。这么做还需要一个了不起的好理由才对。现在问题来了：谁会干出这种事情——目的只是为了让你避免难堪，不用向警察报告在你的阳台上有一具男尸呢？”

“哦，闭嘴！”她把酒一饮而尽，将杯子搁在旁边，“我累了。你介意让我躺在你的床上吗？”

“只要你把衣服脱了，我就不会介意。”

“行啊——我会脱的。你忙活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个，对不对？”

“恐怕你不会喜欢那张床。戈布尔今晚在那上头被人揍了个半死——揍他的人是个职业杀手，名叫理查德·哈维斯特。他真的很凶残。你还记得戈布尔，对吗？就是那天晚上开辆黑色小破车，跟踪我们一路上山的那个胖子。”

“我不认识什么戈布尔。我也不认识什么理查德·哈维斯特。你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事的？他们刚才就在这里——在你的房间里？”

“那个杀手是在等着干掉我。在听说米切尔那辆车的事情以后，我的心里就产生了某种预感。每一位将军和其他那些大人物都有预感，凭什么我就不能有？诀窍就在于弄清楚什么时候跟着它采取行动。今晚我很走运——或者说昨晚也是。我跟着直觉采取了行动。他手上有枪，但我手上也有一根撬胎棒。”

“你可真是条打不垮的壮汉哪，”她挖苦道，“我才不在乎那张床呢。现在就叫我脱吗？”

我走上前，一把将她猛地拎起来，使劲摇晃她。“别再胡闹了，贝蒂。就算我想占有你那漂亮的白净身子，我也不会挑你做我委托人的时候下手。我想知道你在怕什么。如果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我又他妈的怎么去帮你？只有你能告诉我真相。”

她倒在我的怀里，开始抽泣起来。

女人拥有的防卫手段少之又少，但她们一使出自己仅有的杀手锏，就必然会创造奇迹。

我紧紧地抱住她。“你尽可以哭啊，叫啊，抽鼻子掉眼泪，贝蒂。尽情地哭吧，我很有耐心。要不是我——哎，该死的，要不是我——”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紧紧地贴着我，浑身颤抖不已。她抬起脸庞，将我的脑袋往下拉，直到我吻上她的芳唇。

“你有过别的女人吗？”她轻声问，话语萦绕在我的齿间。

“以前有过。”

“但你有过某个非常特别的女人吗？”

“曾经有一个，维持了一阵子。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占有我吧。我是你的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占有我吧。”

二十四

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糊里糊涂地睁开眼睛。贝蒂正紧紧地搂抱着我，让我几乎无法动弹。我轻轻地移开她的胳膊，直到自己能自由行动。她依然沉眠不醒。

我钻出被窝，抓起一件浴袍穿在身上，然后走到房门前。我没有开门。

“怎么回事？我在睡觉呢。”

“亚历山德罗警监让你马上去办公室一趟。快开门。”

“抱歉，现在不行。我得先去刮胡子、冲个澡什么的。”

“快开门。我是格林警督。”

“抱歉，警督。我就是不能开。不过等我搞定以后，我马上就过去。”

“你房间里有女人？”

“警督，像这样的问题也未免太过分了。我会赶过去的。”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沿着门廊下去了。我听见有人大笑起来。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说：“这家伙真是有钱。我倒想知道，他不上班的时候会干些什么。”

我听见警车开走了。我走进浴室，冲澡，剃须，穿好衣服。贝蒂还紧紧地抱着枕头不放。我草草写了张便条，放在我的枕头上。“警察来找我。我必须过去。你知道我的车停哪儿。钥匙在这里。”

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锁好门，然后找到那辆从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汽车。我知道钥匙会留在车里。像理查德·哈维斯特这种货色根本就不在乎钥匙。他们随身带着好几串，用来开各种各样的车子。

亚历山德罗警监看起来和昨天毫无二致。他会一直这样保持下去。有个男人和他在一起。那是一个上了年纪、表情冷硬的男人，一双眼睛令人生厌。

亚历山德罗警监点点头，示意我坐到老位子上。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在我面前放下一杯咖啡。出门时，他咧着嘴，朝我会心一笑。

“马洛，这位是亨利·坎伯兰先生，来自卡罗来纳州的韦斯特菲尔德镇。是北卡罗来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但他终归还是找上门来了。他说，贝蒂·梅菲尔德谋杀了他的儿子。”

我什么也没说。我也的确无话可说。我呷了一口咖啡，还太烫，不过味道挺好。

“想为我们做点补充吗，坎伯兰先生？”

“他是谁？”他的嗓音尖厉刺耳，就像他的表情一样锋芒毕露。

“他是一名私家侦探，叫菲利普·马洛。他住在洛杉矶，正在外出工作。贝蒂·梅菲尔德是他的委托人，所以他才会在这里。看起来，你对梅菲尔德小姐的看法比他的更激烈。”

“我对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看法，警监，”我说，“我只是喜欢偶尔和她亲热一下。这让我感觉得到了安慰。”

“你喜欢从女杀人犯那里得到安慰？”坎伯兰冲我厉声吠道。

“好吧，我不知道她以前是个谋杀犯，坎伯兰先生。这件事我现在才听说。您愿意解释一下吗？”

“这个自称贝蒂·梅菲尔德的女人——梅菲尔德是她的娘家姓——曾是我儿李·坎伯兰的妻子。我一直不赞成他们结婚。这是在战争时期发生的又一桩蠢事。我儿子在战争中弄断了脖子，必须戴上颈托来保护他的脊柱。有一天晚上，她拿掉了他脖子上的颈托，对他冷嘲热讽，直到他忍不住朝她扑过去。不幸的是，自从回家以后，我儿子就一直喝酒喝得很凶，他们之间也曾经吵过好几次。他摔倒了，从床上跌下来。我进房间时发现，她正在试着重新把颈托戴回他的脖子上。他已经死了。”

我看了亚历山德罗警监一眼。“这些话在录音吗，警监？”

他点了点头。“一字不漏。”

“好吧，坎伯兰先生。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那是当然。我在韦斯特菲尔德镇很有势力。我掌握着银行、主流报纸和大部分的工厂。镇上的人都是我朋友。我的儿媳被捕入狱，以谋杀罪名受审，最后陪审团判决她有罪。”

“陪审团成员都是镇上的人吗，坎伯兰先生？”

“没错。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不知道，先生。不过，这听起来像是你在镇上一手遮天。”

“少跟我放肆，年轻人。”

“抱歉，先生。您能接着说完吗？”

“我们州有一条特殊的法律，我相信在别的几个司法辖区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向法官自动申请直接判决被告无罪，不经过陪审团裁定，然后法官会自动驳回这份申请。在我们州，法官有权力在陪审团的裁定出来后推翻结果，保留自己的判决。那个法官真是老糊涂了。他保留了自己的判决。当陪审团裁定她有罪后，他发表了一番冗长的讲话，宣称陪审团没能考虑到我儿子在醉酒愠怒的情况下，有可能自己从脖子上取下颈托去威胁他妻子。他说，在生活充满痛苦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说，陪审团也没能考虑到，我儿媳当时有可能就像她供称的那样，是想把颈托重新装回我儿的脖子上。他宣布判决无效，并释放了被告。

“当时我就告诉她，是她谋杀了我的儿子，我会让她在这个世上无处安身，我说到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

我看了警监一眼，只见他凝神直视，不为所动。我说：“坎伯兰先生，不管你自己心里怎么判决，李·坎伯兰夫人，也就是我认识的贝蒂·梅菲尔德，已经受过审判并被宣告无罪。你一直口口声声说她是凶手，这已经构成了毁谤。你付她一百万，这件事就了结了。”

他哈哈大笑，笑声听上去近乎怪异。“你这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乡巴佬，”他几乎尖叫起来，“换作在我的地盘上，你会被当成流浪汉关进监狱。”

“那就付个一百二十五万吧，”我说，“我可没有你的前儿媳那么金贵。”

坎伯兰转向亚历山德罗警长。“怎么回事？”他厉声吠道，“你们这伙人全都是无赖吗？”

“你正在对一名警官说话，坎伯兰先生。”

“我他妈的才不管你是个什么东西呢，”坎伯兰怒不可遏地说，“无赖警察多了去了。”

“在你管他们叫无赖之前——最好能有点真凭实据。”亚历山德罗警长说，他几乎有点被逗乐了。接着，他点燃一支烟，喷了一口，透过烟气露出一丝微笑。

“放松点儿，坎伯兰先生。你有心脏病。我对你的病情预断不太乐观。情绪激动会对你非常不利。我以前曾经学过医。可不知怎么的，我却当上了警察。我猜，是战争打断了我的人生轨迹。”

坎伯兰站起身来。几丝唾液沾在他的下巴上。他从喉咙里发出一下低沉的响动。“你还没听到最后一段儿呢。”他咆哮道。

亚历山德罗点点头。“干警察这一行儿，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不会听到任何事情的最后一段儿。总会有太多的问题遗留下来。你倒是想让我怎么做呢？仅仅因为你是北卡罗来纳州韦斯特菲尔德镇的一个大人物，我就要去逮捕一个已经受过审判、被无罪释放的人吗？”

“我警告过她，我不会给她一丝安宁，”坎伯兰恼怒地说，“我会追着她，直到世界尽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她是什么货色呢，坎伯兰先生？”

“一个杀人犯。她杀了我儿子，又被一个蠢蛋法官给放了——她就是这么个东西！”

亚历山德罗警监站起身，挺直了六英尺三英寸的身板。“滚开，老兄，”他冷冰冰地说，“你惹恼我了。我这辈子遇见过各种各样的无赖。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些穷困愚钝的毛孩子。这还是我头一回见识到，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居然像个十五岁的小混混一样愚蠢邪恶。也许你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韦斯特菲尔德镇的确是呼风唤雨，或者是你自以为如此而已。但在我管辖的这个镇子里，你连根香烟屁股都捞不到。趁我还没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你，赶紧给我滚蛋。”

坎伯兰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前，胡乱摸索着门把手，其实房门早已敞开。亚历山德罗盯着他的背影离去。他缓缓地坐下了。

“刚才你可真够强硬的，警监。”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难过。如果我说的话能让他反省一下自己——哦，算了，见他的鬼去吧！”

“他这种人可不会。我能走了吗？”

“可以。戈布尔不会提出指控。他今天就回堪萨斯市。我们会在这个理查德·哈维斯特身上挖一挖，不过，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把他抓起来关一阵子，又会有一百个像他那样的货色去干同样的差事。”

“我该拿贝蒂·梅菲尔德怎么办？”

“我隐约觉得你已经‘办’过她了，”他说，一脸扑克牌表情。

“在没弄清米切尔出了什么事之前，我可不会那么做。”我也就像他一样不动声色。

“我只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警察是不会管的。”

我站起身。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那种心照不宣的眼神。我出门离去了。

二十五

她还在熟睡。我进门的声音没有吵醒她。她睡觉时像一个小姑娘，悄无声息，脸上平和安详。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点燃一支烟，出门走进了厨房。酒店管理部门提供了美观大方、壁薄如纸、从廉价商店买来的铝制咖啡滤壶，等我把咖啡放进去过滤之后，我又回屋坐在床上。之前我离开时留下的那张便条仍然和我的汽车钥匙一起搁在枕头上。

我轻柔地摇晃着她，她睁开眼睛，眨了几眨。

“什么时候了？”她一边问，一边张开自己光裸的双臂，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上帝啊，我睡得像块木头那么沉。”

“该是你起来梳妆打扮的时候了。我泡了些咖啡。刚才我出门去了趟警察局——他们要求我去的。你公公在这座城里，坎伯兰夫人。”

她猛地挺起身，屏息凝视着我。

“在亚历山德罗警监那儿，他彻底碰了壁，警长把他赶走了。他没法伤害你。你之所以害怕全是因为这个，对吗？”

“他有没有说——说过在韦斯特菲尔德发生的事情？”

“他上这儿来说的就是这件事。他真是疯够了，竟然自己往自己身上抹黑。而且那又怎么样呢？你没做过，不是吗？像他们说的那样做过？”

“我没有。”她双眸如炬，对我炯炯放光。

“即使你做过也无所谓了——就现在来看。不过，昨天晚上你没告诉我，这让我非常不痛快。米切尔是怎么知道的？”

“他只是恰好人在那里，或是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天哪，报纸对那件事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好几个星期。他要认出我并不难。这里的报纸难道就没有登过吗？”

“应该也有过，但可能只是从不同寻常的法律判案角度去报道的。即使有，我也没看到。这会儿咖啡应该滤好了。你喜欢怎么喝？”

“黑咖啡就好。不要放糖。”

“好吧。我这里糖和奶油都没有。你以前为什么自称埃莉诺·金？算了，不必回答我。我犯糊涂了。坎伯兰那个老家伙肯定知道你结婚前的名字。”

我走出卧室进入厨房，取下滤壶上的盖子，为我们俩各倒了一杯咖啡。我把她的那杯端给了她。我端着自己那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们目光相对，彼此又成了陌路。

她把杯子放在一边。“味道还不错。你介不介意把目光移开，好让我收拾一下自己？”

“当然不介意。”我从桌上取下一本平装书，假装读起来。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私家侦探的故事，他眼里所谓的劲爆场景不过是一个女人吊死在淋浴喷头下面，浑身一丝不挂，带有受过折磨的痕迹。看到这里，贝蒂已经进了浴室。由于手边上没有垃圾桶，我便把书扔进了废纸篓。接着，我开始思索：这世上有两种可以与之做爱的女人，一种女人会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她们绝顶风流，放荡不羁，以至对袒露自己的胴体毫不在意；还有一种女人，她们很有自我意识，总是想稍微遮掩一点。我记得，在阿纳托尔·法郎士写的一个故事里，有个姑娘坚持要在做爱时把长袜脱下来。穿着它们做爱让她感觉自己像个妓女。她说得没错。

当贝蒂从浴室里出来时，她看上去就像一朵初次绽放的新鲜玫瑰，她的妆容完美无瑕，她的双眸闪闪发亮，每一根秀发都梳得恰到好处。

“你愿意送我回酒店吗？我想和克拉克谈谈。”

“你爱上他了？”

“我曾以为自己爱上了你。”

“它就像夜里响起的一声尖叫，”我说，“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我们都别把它想得太复杂。外面厨房里还有咖啡。”

“不用了，谢谢。吃早餐之前我不想再喝了。你以前从来没有恋爱过吗？我的意思是，你对一个女人爱得够深，想和她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都厮守在一起？”

“我们走吧。”

“一个像你这样冷硬的人，怎么会如此温文儒雅呢？”她好奇地问。

“如果我不冷硬，我就活不到今天。如果我连温文儒雅都做不到，我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我拿起她的外套，和她一起出了房间，朝我的汽车走去。返回酒店的路上，她一言不语。等我们到达酒店，我把车滑进如今我已熟悉的那座停车场里之后，我便从衣兜里掏出那五张折叠好的旅行支票，把它们递给她。

“我们一直推来推去的，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说，“它们都要坏了。”

她看了它们一眼，却没有收下。“我以为这是你的报酬。”她口气相当尖锐地说，

“别争了，贝蒂。你非常清楚，我不能从你这里拿钱。”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

“什么也不因为。我就是不能拿。仅此而已。我什么事情都没帮你做成。以后你打算怎么办？你想去什么地方？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我还不知道。我会想出来的。”

“你爱上布兰登了吗？”

“也许。”

“他以前是个诈骗犯。他雇了一名职业杀手去恐吓戈布尔。那个杀手还准备干掉我。你真的能爱上那种男人？”

“女人爱上的是男人，不是他的身份。而且他可能还没那个意思。”

“再见了，贝蒂。我能做的都做了，可还是不够多。”

她缓缓地伸出手，接过了支票。“我想你是发疯了。我觉得你是我碰到过的最疯狂的人。”她钻出汽车，飞快地走远了，一如既往。

二十六

我等了一会儿，好让她有时间走过大厅上楼回房，然后我自己也走进大厅，用内线电话打给克拉克·布兰登先生。杰沃南走过来，朝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却什么也没说。

一个男人接起电话回应了我。是他的声音，没错。

“布兰登先生，你不认识我，虽然我们有天上午曾坐过同一部电梯。我的名字叫菲利普·马洛。我是一名从洛杉矶来的私家侦探，也是梅菲尔德小姐的朋友。如果你能给我时间的话，我想和你聊一小会儿。”

“我好像听说过你的事情，马洛。但我正准备出门。我们今晚六点左右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想赶回洛杉矶去了，布兰登先生。我不会耽误你太久。”

“好吧，”他不情愿地说，“你上来吧。”

他打开房门，只见一个健硕、高大、异常强壮的男人站在我面前，状态绝佳，态度既不强硬也不柔和。他没有主动和我握手。他往旁边一站，我便进了房间。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布兰登先生？”

“当然。为什么问这个？”

“我不想让其他任何人听见我要说的话。”

“那你就说吧，有事快讲。”

他坐进一张椅子里，双脚搭在一只软垫凳上。他啪的一声打着一只金色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金嘴香烟。好一个大人物。

“我起初到这里来，是遵照洛杉矶一名律师的指示跟踪梅菲尔德小姐，查出她落脚的地点，然后汇报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踪她，那个律师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他是在为华盛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办事。是华盛顿特区。”

“所以你就跟踪了她。那又怎样？”

“她便和拉里·米切尔碰上了头，或者是他找上她的。他手上握着她的一些把柄。”

“他经常握着女人的把柄，很多女人，”布兰登冷冷地说，“他擅长干这个。”

“他再也干不了了，不是吗？”

他用空洞冰冷的眼神瞪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再也干不了任何事情了。他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听说他已经离开酒店，开自己的车走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没问我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

“听着，马洛，”他带着傲慢的姿势弹掉香烟上的烟灰，“这也许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要说就说跟我相关的事，不然就滚出去。”

“在这里，我也和一个名叫戈布尔的人有了点牵扯，如果‘牵扯’这个字眼合适的话。他说他是堪萨斯市的一名私家侦探，身上还有张名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戈布尔把我惹得很烦。他一直到处跟踪我。他总是跟我说起米切尔。我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后来有一天，你在酒店前台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我看见你把信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还向接待员询问是谁留了那封信。那个接待员也不清楚。你甚至还从废纸篓里拣出了空信封来看。而当你坐电梯上楼的时候，你的脸色很不好看。”

布兰登看起来开始有点焦躁不安了。他的嗓音变得尖锐起来。

“你似乎有点太多管闲事了，私家侦探先生。这一点你想过吗？”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要是不多管闲事，我又靠什么去谋生呢？”

“趁你现在还有腿可以走路，你最好赶紧给我走人。”

我冲他大笑起来，这让他火冒三丈。他猛地站起来，几个大步便走到我面前。

“听着，臭小子。在这座城镇里，我是个相当有势力的大人物。我可不会听任你这样的二流探子摆布。滚出去！”

“你不想听剩下的部分吗？”

“我说了，给我滚出去！”

我站起身。“抱歉。我本打算和你私下解决这件事。你别以为我是想敲你竹杠——像戈布尔那样。我不会做出那种事的。但是，如果你现在赶我走——不听我把话说完——我就去找亚历山德罗警监。他会听我讲的。”

他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一丝古怪的狰狞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

“这么说，他会听你讲的。那又怎么样？我只消打一通电话就能让他调走。”

“哦，不。这一招对亚历山德罗警监不管用。他可不是软蛋。今天早上，他对亨利·坎伯兰的态度就很强硬，而亨利·坎伯兰可不习惯有人跟他来硬的，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如此。他只用了几句侮辱人的话就把坎伯兰治得服服帖帖。你以为你能把那家伙赶走吗？跟他斗，你能活下来就算是走运了。”

“老天啊，”他说，一边还在狞笑，“我以前认识过几个像你这样的家伙。我在这里生活得太久，现在肯定是忘记外边儿还有几条硬汉了。好吧，我听你说。”

他坐回椅子上，从烟盒里又取出一支金嘴香烟，点燃了它。“来一根？”

“不用了，谢谢。理查德·哈维斯特这小子——我认为你选择他是个错误。他干起活儿来可不够好。”

“他压根儿就不行啊，马洛。压根儿就不行。只不过是个廉价的虐待狂罢了。这就是你跟外边儿失去联络的后果。你会丧失自己的判断力。他本来可以不动手就把戈布尔吓成白痴。结果，后来他又把戈布尔带到你的住处去了——真是笑死人了！好一个外行的杀手！现在你看看他，什么事儿都干不好了。他以后也许会去卖铅笔。你要不要喝一杯？”

“我不是来跟你谈这些的，布兰登。让我把话说完。在午夜时分——就是我和贝蒂·梅菲尔德开始接触，也是你把米切尔从‘玻璃屋’轰走的那天夜里（我得补充一句，那件事你干得非常漂亮）——贝蒂赶到了我在朗齐奥·戴斯坎萨多酒店的住处。我相信，那家酒店也是你的产业之一。她对我说，米切尔死在了她阳台上的一张躺椅里。她主动提出要给我巨大的好处，只要我愿意帮她处理尸体。我赶到这里，发现她的阳台上根本没有什么死人。第二天上午，这家酒店的车库夜间管理员告诉我，米切尔已经带着九件行李开车走掉了，他已经结了账，还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保留自己的房间。就在同一天，他的汽车被人发现抛弃在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里。没有行李，也没有米切尔。”

布兰登恶狠狠地瞪着我，却没有吭声。

“贝蒂·梅菲尔德为什么不敢告诉我她心里怕的是什么呢？因为她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韦斯特菲尔德镇受过审，罪名是谋杀她的丈夫。后来，法官推翻了谋杀判决，他在那个州有这种特权，并行使了它。可是，她的公公亨利·坎伯兰对她放话说，无论她走到哪儿，他都会追着她，让她永无宁日。如今，她在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发现了一具男尸。如果警方进行调查，她的来历就会全部暴露。她对此很害怕，很迷惘。她觉得自己不可能第二次交上好运。毕竟，她曾经被陪审团定过罪。”

布兰登轻声说：“他的脖子折断了。他是从我这个楼顶露台的端墙上摔下去的。她不可能事先就弄断他的脖子。到外面来。我指给你看。”

我们走出房间，来到宽宽敞敞、洒满阳光的露台上。布兰登大步朝端墙走去，我把头探出端墙朝下张望，只见正下方就是贝蒂·梅菲尔德的阳台上摆着的一张躺椅。

“这堵墙不是很高，”我说，“没法确保安全。”

“我同意，”布兰登平静地说，“现在假设一下，当时他就像这样站着”——他背朝墙壁站立，墙头的高度差不多只到他的大腿中间，而米切尔也是高个子——“并且逼迫贝蒂走近，好让他抓住她，然后她用力推了他一把，结果他就摔了下去。摔下去时，他的姿势——纯粹出于巧合——恰好使他的脖子折断了。这正是她丈夫的死法。现在你还会因为那个姑娘惊慌失措而去责备她吗？”

“我想我不会责备任何人，布兰登。甚至对你也不会。”

他从墙边踱开，远眺大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

“只有一件事除外，”我说，“那就是你设法抛掉了米切尔的尸体。”

“嘿，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办得到啊？”

“除了做别的事情以外，你还是一名渔夫。我敢打赌，就在这间套房里面，你藏着一根又长又坚韧的钓索。你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你可以下到贝蒂的阳台上，你可以把钓索绑在米切尔的胳膊下面，你也有力气把他吊下去，放在灌木丛后面的空地上。然后，你就拿着之前从米切尔口袋里找出来的钥匙，进入他的房间，收拾好他所有的行李，然后搬到楼下的车库里，或者是坐电梯，或者是爬消防楼梯下去。做完这些需要来回跑三趟。对你来说这不算什么。然后你就把他的轿车开出了车库。你很可能早就知道值夜班的管理员是个瘾君子，而且如果他知道你了解他的底细，他就不敢说出口。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车库管理员在时间上自然是撒了谎。接着，你就开车来到离米切尔的尸体尽可能近的地方，把他塞进车里，然后一路开到了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

布兰登苦笑起来。“这么说，我是开着一辆车，装着九件行李，跟一个死人待在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里咯。那我又怎么离开那里呢？”

“坐直升飞机。”

“谁会去开它呢？”

“你自己。警察现在还没怎么去调查直升飞机，但他们很快就会了，因为开直升飞机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你可以预先做好安排，让别人先把一架直升飞机开到洛斯彭尼亚斯基多峡谷里，然后派人过去把飞行员接走。一个像你这样地位显赫的人，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布兰登。”

“然后又怎么样？”

“你把米切尔的尸体和行李都装上直升飞机，然后飞到外海上，让直升飞机在靠近海面的低空中盘旋。接着，你就可以把尸体和行李都扔进海里，再驾驶直升飞机飞回原来停放的位置。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

布兰登声音沙哑地笑了起来——沙哑得过了头。笑声中包含着勉强的意味。

“你认为我会傻到为一个初次见面的女人做这些事吗？”

“哦，不。再想想吧，布兰登先生。你这样做是为了你自己。你忘了还有戈布尔。戈布尔是从堪萨斯市来的。你不也是吗？”

“是又怎样？”

“没啥。故事到此结束。但戈布尔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兜风。他也不是在寻找米切尔，除非他早就认识那家伙，他们两人一合计，觉得自己挖到了一座金矿。这座金矿就是你。可是米切尔死了，戈布尔便想单独干下去，他这只小老鼠是在跟一头大老虎作对。但你想不想解释一下，米切尔是怎么从你的露台上摔下去的？你想不想让人调查你的背景来历？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事实会让警方推断，是你把米切尔从墙边推下去的？即使他们没法证明这一点，但从今往后，你在埃斯梅拉达还怎么混呢？”

他慢慢地走到露台远端的尽头，又折返过来。他站在我面前，脸上完全没有表情。

“我本来可以派人除掉你，马洛。但奇怪的是，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似乎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所以你把我难倒了。除了干掉你，我没有别的防卫手段。米切尔是个最最下流的人渣，他总是勒索女人。你的推断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但我不会为此而后悔。相信我，我可能也会为了贝蒂·梅菲尔德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有可能的。我不指望你会信，但这是有可能的。现在，我们做笔交易吧。你要多少？”

“什么多少？”

“让你不去找警察的封口费。”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关系，我分文不要。我只想弄明白事情的经过。我的推断是不是基本准确？”

“完全准确，马洛。再准确不过了。他们仍然有可能找上我。”

“也许。好吧，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来烦你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要回洛杉矶去。也许会有人给我一份廉价的差事。我总得生活下去，不是吗？”

“能跟你握个手吗？”

“不能。你雇了一名杀手。这样一来，你就不是个能跟我握手的朋友了。要不是我当时有种预感，今天我可能已经死了。”

“我没想让他去杀人。”

“但人是你雇的。再见。”

二十七

我走出电梯，杰沃南似乎正在等我。“到酒吧里来，”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进了酒吧，在这个时段，里面还很安静。我们在靠角落的座位里坐下。杰沃南平静地说：“你觉得我是个浑蛋，是不是？”

“不。你有份工作。我也有份工作。我的工作惹恼了你。你也对我不信任。我不会因此就觉得你是浑蛋。”

“我是想保护好这家酒店。你又是想保护谁？”

“我从来都不清楚。通常，等我弄明白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能四处瞎碰乱撞，把自己弄得人人讨厌。有些时候我也很不称职。”

“我听说了——从亚历山德罗警监那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像这样一桩案子你能挣多少钱？”

“好吧，这次的情况有点特殊，少校。实际上，我一分钱都没挣到。”

“酒店这里会付你五千块——作为你维护酒店利益的酬劳。”

“酒店这里，指的就是克拉克·布兰登先生吧。”

“我想是这样。他是这儿的老板。”

“这几个字听上去挺不错——五千块。听起来非常不错。我会在回洛杉矶的路上再回味一番。”我站起身。

“我要把支票寄到哪里，马洛？”

“警察救助基金会一定很乐意收下它。干警察这一行挣不了多少钱。当他们遇上困难时，必须去找基金会借钱周转。没错，我觉得警察救助基金会肯定会非常感激你。”

“但你不要？”

“你曾经是陆军反情报队的少校，肯定有不少机会去收受贿赂。可现在你依然在工作。我想我该走了。”

“听着，马洛。你这是在犯傻。我要告诉你——”

“说给你自个儿听吧，杰沃南。你还有一批忠实的听众呢。祝你好运。”

我走出酒吧，钻进自己的汽车。我驱车来到朗齐奥·戴斯坎萨多酒店，取出自己的行李，然后去办公室结账。杰克与露西尔在他们平时的老位置上。露西尔对我露出了微笑。

杰克说：“您不用结账，马洛先生。上面已经交待过我了。对于昨天夜里的事情，我们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对不对？”

“账单上本来是多少钱？”

“不多。大概十二块五毛。”

我拿出钱搁在柜台上。杰克看了一眼，皱起眉头说：“我说过您不用结账的，马洛先生。”

“为什么不用？房间是我住的。”

“布兰登先生他——”

“有些人永远不会学习长进，对不对？很高兴认识你们二位。请你给这笔钱开张收据。它能扣税。”

二十八

在回洛杉矶的途中，我把车速一直控制在九十迈以内。好吧，也许偶尔有那么几秒钟，我打到了一百。回到丝兰大道上后，我先将那辆奥兹挤进车库，然后去拨弄信箱。啥也没有，一如既往。我爬上一段长长的红木阶梯，打开了自己的房门。一切都是老样子。屋子里空气闷浊，光线暗淡，像往常一样毫无人气。我开了两扇窗户，在厨房里调了一杯酒。我在沙发上坐下，两眼盯着墙壁。不管我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我终究要回到这里。在一幢无谓的屋子里，在一个无谓的房间中，面对着一堵空荡荡的墙壁。

我把酒杯放在边桌上，没去碰它。对这份孤独空虚而言，酒精绝不是解药。什么都救不了我，只有那颗无欲无求、冰冷坚硬的铁石之心才行。

电话铃声开始响起。我接起听筒，懒懒地说：“我是马洛。”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没错。”

“有一个巴黎来的电话一直在找您，马洛先生。稍后我再给您回电。”

我慢慢地放下听筒，觉得自己的手有点发抖。开车开得太快了吧，或者是因为睡眠不足。

电话在十五分钟后打来了。“从巴黎给您来电的用户正在线上，先生。如果您遇到任何问题，请和您的接线员联系。”

“我是琳达，琳达·洛林。你还记得我，对吗，亲爱的？”

“我怎么会忘呢？”

“你最近怎么样？”

“累啊——像往常一样。刚从一桩特别棘手的案子里脱身。你怎么样？”

“寂寞。因为你而寂寞。我想忘了你。但我做不到。我们共度的那个良宵多美好啊。”

“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而且只有一个晚上。你认为我该说什么？”

“我一直对你忠贞不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男人。可我只为你守身如玉。”

“我可没有为你守身，琳达。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知道你希望我对你忠贞。”

“我没有那个意思。现在我也不这么想。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我想求你和我结婚。你以前说过，我们的婚姻怕是连六个月都维持不了。但我们为何不给它一次机会？谁知道呢——也许它会持续一辈子。我求你了。一个女人必须怎样做才能得到她想要的男人呢？”

“我不知道，我甚至弄不明白，女人怎么会知道自己想要哪个男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你是个富有的女人，习惯了受人骄纵宠溺。我是一个为了谋生疲于奔命的老苦工，未来难以预料，而你父亲很可能会让我连那个难以预料的未来都没法拥有。”

“你不怕我父亲。你谁也不怕。你只是怕结婚。等我父亲看到你，他就会明白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在里茨饭店。我马上给你寄一张机票过去。”

我笑了。“你要给我寄机票过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让我寄机票给你吧。这样一来，你还有时间回心转意。”

“可是，亲爱的，我不需要你给我寄机票啊。我有——”

“当然了。你有的是钱，买五百张机票都没问题。不过，这一张机票可是我买的。要么你就收下，要么你就别过来了。”

“我会过来，亲爱的。我会过来。用你的双臂抱紧我，紧紧地抱住我吧。我不想占有你。没人会占有你。我只想爱你。”

“我在这儿等你。我一直都在。”

“抱紧我。”

听筒里传来咔嗒一声，接着是一阵嘟嘟嘟的声音，然后线路就断了。

我伸手去拿酒杯。我环顾着空房间——现在，这里已经不再是空荡荡的了。屋子里多了一个声音，还有一名身材窈窕的可爱女子。卧室里的枕头上浮现出了一袭黑发。空气中隐约飘着一股柔和的幽香，散发自一个紧紧贴住你的女人，她的芳唇温软柔顺，双眸微闭，眼神迷离。

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我接起听筒，说：“喂？”

“我是克莱德·安姆尼，那位律师。我好像还没从你那里收到任何令人满意的报告。我花钱雇你可不是让你自娱自乐的。我要求你立刻向我确切完整地汇报你的行动。我要求详细全面地了解清楚，自从你回埃斯梅拉达以后，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去享受了一点清静的乐趣——花我自己的钱。”

他抬高嗓门，厉声大叫起来：“我要求你马上给我一份完整的报告，不然我会叫人吊销你的侦探执照。”

“我有个建议送给你，安姆尼先生。你干吗不给我滚远点儿？见你的鬼去吧！”

当我挂断电话时，听筒里还在传出安姆尼气急败坏的低吼。电话刚刚挂上，马上又开始响起铃声。

我几乎听不见它。空气里充盈着美妙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