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沈渭滨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75-2093-6

Ⅰ.①道… Ⅱ.①沈… Ⅲ.①禁烟运动—研究—中国—清代 Ⅳ.①K253.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3138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道光十九年

——从禁烟到战争

著者 沈渭滨

项目编辑 许静 姚之均

特约编辑 朱笛颖 陈雷

审读编辑 朱茜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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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32开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28千字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093-6/K·402

定价 4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谨以此书

纪念恩师陈旭麓先生逝世二十六周年

——沈渭滨

道光帝（1782—1850年）

道光帝使用的印章

- 导论：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说起

- 第一章 世变前的众生相

- 1-1 官吏和贵胄

- 1-2 皇帝与枢臣

- 1-3 都门士大夫

- 第二章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

- 2-1 “风起于青萍之末”

- 2-2 从海禁到闭关

- 2-3 公行制度和防范章程

- 第三章 西方的敲门行径

- 3-1 英国：敲门的急先锋

- 3-2 正当贸易的困境

- 3-3 律劳卑事件

- 第四章 鸦片：黑色的毒流

- 4-1 汹涌而来的毒品

- 4-2 伶仃洋走私制度

- 4-3 耗财伤身莫此为甚

- 第五章 大清帝国的反应

- 5-1 嘉道年间的禁烟

- 5-2 “禁”还是“弛”

- 5-3 道光皇帝的决心

- 第六章 林则徐广东禁烟

- 6-1 虎门销烟

- 6-2 具结与反具结

- 6-3 交凶与反交凶

- 第七章 义律挑起武装冲突

- 7-1 九龙之战

- 7-2 澳门谈判

- 7-3 穿鼻海战

- 第八章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 8-1 侵华舆论的形成

- 8-2 搜集情报 策划战争

- 8-3 英国政府出兵

- 后记

- 补记

导论：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说起

道光二十年（1840）前的中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性社会，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有如一具小心地保存在密闭棺材中的木乃伊。

封闭性原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特点，不独中国为然。因为小农经济生产的社会性极其有限，生产和流通过程无需广泛的社会联系；生产技术按传统方式在家族内部甚至更狭小的范围内世代相传，有着浓厚的保守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所以，东西方的中世纪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当长时间的独立发展阶段，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自古代起就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形成为希腊罗马、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等区域性的文化圈。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几千年人文历史的积淀，直到鸦片战争前仍处于闭目塞听的混沌状态，封闭性远比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国家强烈。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不同于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是它的典型写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世界；一个自然村落无异于一个社会。这样的经济生活，养成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安于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从事生产劳动，不思迁徙、安居乐业的保守心态，不像海洋国家的民族那样乐于冒险、着眼于开发。中国农民虽不像欧洲庄园制中的农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具有相对的人身自由，但却世代附着于土地，仰其资给，不能须臾或离。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使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又造成了经济生活的充分自给性。加上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厚，气候各别，水源众多，给封建经济提供了无须依赖别国的条件。“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乾隆帝答英王乔治三世的勅谕中这段话，撇开天朝自大观念，确实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经济生活的自给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机制。清代的皇帝拥有比历代帝王更大的权力：自古以来作为牵制君权的相权，到清代已不复存在，内阁形同虚设，大学士只是荣衔；分割内阁权力的非常设性的中央机构军机处，自雍正七年设立起沿而不废，虽号称总揽全国军机要政，但却无丝毫权力，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完全是皇帝的附庸，没有任何行政上的独立性，大小官吏的升降罢斥，一兵一将的征戍调动，全都集权于皇帝一人，任何一级官吏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任何一件政事；朕即法律，皇帝的旨意可以直贯任何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而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西欧则不同，君主的权力不仅为诸侯所分割，而且为发达的城邦所侵蚀。有的国家，如统一前的德国，君主的权力远不如拥有实力的诸侯；中世纪的法国，君主的权力受教会势力所制约，虽然作为世俗领袖的君主，名义上也是宗教领袖。至于教廷和朝廷在国家中形成两条垂直的权力系统，互为牵制，共同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中比比皆是。欧洲国家的这种权力分割和宗教世俗间的互为制约，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机制效应，所以欧洲君主的威权，即使在中世纪也不能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基础上的宗族结合。同一血缘的宗族，构成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大系统，从同宗中分离出来的各支，又各自以家庭为细胞组成一个子系统，通过每一家庭的生殖繁衍，子系统又逐渐形成为大系统，使同宗变成复杂而庞大的血缘集团。每个血缘集团虽然可以互通婚嫁，但严格实行以男性为血缘中心的原则，妇女在其中只承担繁衍后代、操持家务的职能，没有决定任何宗族事务的权力与地位；每个支系统又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使各支之间保持着严格的血缘等级秩序，从而把同宗的复杂关系凝固在宗法制度的网络结构内。所以，每个宗族，对内血缘相亲、守望相助，对外保守排他、壁垒分明，严重的以至于械斗仇杀，世代保持着血亲复仇的敌对情绪。这种以同宗相系的宗法制度，具有坚牢难破的凝聚力和陈陈相因的保守性，起着管络和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是故，封建社会中的家谱、族谱，都要追溯到同宗的最早祖先，年代久远；有的则不惜攀比古代名门望族，寻找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作为始祖，这种谱谍学中常见的攀比现象，正反映了宗族成员追求血缘网络结构中所占层次地位的共同心态，而其背后则隐藏着社会结构的保守封闭特点。国家作为协调宗族组合的机关，实际上是血缘集团间利益和相互关系的最高仲裁者。皇帝以君权神授的天子身份，做了全社会的最高家长。依靠宗法制度，君主专制与家长专制扭结了起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融合为一个互为依傍的整体。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群的分野不是以阶级关系结成利益各别、政治态度有异的社会集团，而是以职业不同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在物质利益和血亲关系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以后者去调整前者，又以前者去屈就后者。世俗间的血缘宗法关系被奉为人际关系的亲疏准则，从而将社会群体最本质的阶级分野蒙上了厚重的雾瘴，所以，长期来中国人的阶级意识极为模糊。虽然鸦片战争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代不乏人，农民造反也此起彼伏，但全都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阶级对抗，卷入者是一个庞杂的人群，不具明确的统一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未卷入者无论是统治集团中人还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百姓，对之都视为“无君无父”的犯上作乱。

西欧国家虽也注重血缘关系，贵族家庭对血统纯正的苛细要求几至可笑的程度，但整个社会却主要不依血缘而依经济利益相维系，社会群体的等级划分明确。统一前的德国，存在着诸侯、低级贵族（骑士）、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这些等级；17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中，除了王室、贵族、农民等古老等级外，还从贵族中分裂出新贵族，即主要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从中小工商业者中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明显地由三个社会等级构成：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平民、工人和农民构成了第三等级。血亲关系被现实的物质的阶级利益所冲淡，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

中国的封建文化，自西汉以来渐成以儒学为核心的大一统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异质文化可以与之匹敌。虽然，有过东方的佛教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先后以强弱不等的程度传到中土，但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溶解，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后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抵制排斥，难以立足生根，只有由西方传教士挟带来的点滴零星的西方近代古典数学，曾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涉及面仍很有限。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异质文化的抵拒性，构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矛盾性格，使它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在自身封闭曲线中运动，它也有变化发展，但只是内向性的学派争斗和自身的流变。在学派的争斗中，儒学因受统治阶级的扶持和提倡而得以定为一尊；在儒学的自身流变中，每一个重大流派的出现，因其吸收了非儒学派的有益成分而使儒学整体趋于更精致、更完善。道统代代相传，赓续不绝。它也有外向传播，但不仅区域不广，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辐射，没有产生过双向或多向的文化对流。从严格意义说，中国未能掀起一个如同西欧那样超国界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使邻近的亚洲和遥远的欧洲产生强大的中国文化漩流。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它的物化便是义礼教化，即糅合着天人合一、宗法和等级制度的纲常名教，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核心，它抹杀了人的个性发展，要求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做君主和皇上的驯服工具，民本主义始终未能孕育出近代的民主主义；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重商主义从未成为它的价值取向，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理论依据，它抹杀了功利主义的滋长，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家文化的方法论是中庸，作为一种无所进取的处世哲学，它抹杀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和开拓性，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协调人世间的不平等关系；儒家文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虽然也讲变易，但把三代之治的大同理想，奉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这一切，构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文化功能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紧密结合，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

清代的闭关锁国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的严格意义上的闭关措施，虽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海盗行径有间接关系，但直接导因则是西方来华贸易的商船有舍粤北上的趋向，使统治者担心一旦深入内地，于“民风土俗”大有干系。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事洪仁辉驾船直抵大沽口，闯入被清王朝视为京畿要地的心脏地区，更加强了清王朝防范汉人和洋人相互勾结的意向。正如马克思所分析：“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2]

闭关政策与清初的海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海禁主要是对内防止沿海人民与抗清的郑成功政权相结纳，闭关主要是从清朝狭隘的种族利益出发的；海禁因其对内，所以规定沿海三十到五十里“片帆不得下海”，闭关因其对外，所以作了许多限制性的具体规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防范章程，但两者都是以隔绝于外部世界的联系为主要手段。

闭关政策是荒唐的，但又是合乎统治者逻辑的。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特殊封闭性为它提供了物质和思想的依据，即使从历史上看，它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明洪武七年（1374），就曾把全国仅有的三个对外贸易港口——即通日本的宁波、通琉球的泉州和通南洋诸国的广州——给封闭了，撤消了上述三个市舶司，直到永乐元年（1403）复置，前后二十九年；明嘉靖元年（1522），又因西方海盗商人的骚扰，罢浙江、福建两市舶使，接着封港，只留广州一处，到嘉靖八年（1529）复置，前后七年多；清初实行海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55）废止，前后近二十年。所以，乾隆帝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的做法，只是续了前朝前代的旧例而已。一个国家，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种既荒唐又合逻辑的矛盾举措，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在天朝自大观念支配下的封建统治者，根本没有近代国家的外交观念，把自己视为“奄有四海”的天子，视各国为藩属或蛮夷。所以清王朝在国家机构里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两广总督被授予管理西方来华贸易商人的全权。在重义轻利观念熏陶下，统治者也没有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概念，开关互市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宣扬国威，把来华贸易的国家一概视为向化输诚的朝贡者，把出口丝茶大黄作为救夷人之命的赐赍。一旦自我感觉有内外勾煽的潜在威胁或外夷越轨而“屡教不改”，便动辄封舱闭关，“稍予薄惩”。所以，闭关政策虽有微弱的自卫意识，本质上则是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支撑下一项愚昧落后的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之时，尤其显出它的顽固和愚蠢。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这种强固的封闭型结构，使得中国自身产生的异化力量冲不开这个三百六十度的封闭曲线。中国几千年来仍在封建社会踏步不前。

首先，经济方面虽然商品经济较以往有所发展并对自然经济坚土有所冲顶，但封建经济凭借政权力量的保护，严重压抑了商品生产的发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二百多年中始终未能发育成参天大树。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只是自然经济沧海中的一粟，就其自身的行程而言，还仅仅处于由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阶段，只有在若干发达的传统手工业部门，才有一定数量的手工工场。因而，当时还没有出现如同西欧中世纪后期那样的市民等级，商人列为四民之末，商业作为贱业而遭社会歧视，封建经济仍然一统天下。

其次，思想文化领域里虽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闪光，但批判者使用的只是从封建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思想武器。他们用儒家学说中的民贵君轻思想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把三代禅让奉为政治体制的楷模；用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影射清朝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鼓吹狭隘的种族主义以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用赞美井田制、均田制反对土地兼并，主张耕者有其田；用以血缘为基础把全国人重新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的办法，去改变现存的社会结构；用鼓励民间私富的主张反对重农抑商政策。一句话，“药方只贩古时丹”。在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这些思想主张不但未能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而且批判者本人有的被残酷迫害，著作毁版；有的无可奈何地退居书斋，埋首古纸堆中；有的则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学术思想界“万马齐喑”。

再次，阶级斗争领域里虽有连绵不断的大小民变和由秘密结社领导的反清起义，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强弱不等的冲击，但领导者既提不出符合社会前进的口号、纲领，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使用的无非是千百年来沿用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反清复明”口号，结果免不了被各个击破的悲惨命运。封建统治者仍做着万世长存的好梦。

所有这一切的内部冲击力，不是太小，就是太旧，都不足以突破旧物的临界限度而使中国社会发生新的质变，使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时代性转折。

鸦片战争前的历史表明，要冲破中国社会坚硬的封闭结构，光有内部的矛盾斗争不仅艰难，而且不可能。它需要借助外力，即借助一种比中国封建制度先进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使自身的各种新因素得到滋润成长。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并正在对古老的中国进行冲击。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封闭起来、独立发展，缓慢地壮大封建主义的异化力量而使自己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正驾着炮舰在古老的东方横冲直撞。正如列宁所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3]中国就是在资本主义用血和火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得到了改造，这是一个充满着屈辱、痛苦、被迫的过程，却又是个注定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中国的编年史上，发生鸦片战争的道光二十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的年代。它划开了中国历史的古代和近代，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但是，它的前兆，却在道光十九年（1839）就已呈现。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势力，利用罪恶的鸦片走私和坚船利炮，撞击中国封闭着的大门，利用中国的禁烟挑起战争。从而直接导致了道光二十年（1840）对中国公然发动侵略战争。

因此，研究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的历史，对了解鸦片战争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它可以向世人昭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总是通过落后国家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海外市场的开拓，殖民地制度的形成，对于被开拓者、殖民地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痛苦和蒙难的过程，当它们原有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血火洗礼中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动时，它们也就被迫逐步地走出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获得了通往世界的机会。所以，落后国家在时代大变动中发生趋同时代潮流的历史性大转折，取得社会进步与价值观的更新，往往是在一种被扭曲了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正义和非正义，进步与反动在历史大潮中的辩证法。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在表达自己的民族义愤时，保持着历史学家的冷静态度和睿智的观察力。

[1] 王先谦：《东华录》乾隆朝，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3]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第一章 世变前的众生相

道光帝生活像

1-1 官吏和贵胄

道光十九年（1839）是大清帝国第六代皇帝、年号道光的爱新觉罗·旻宁登基接位的第19个年头。这一年道光皇帝59岁。朝廷内外，自年初起就忙着为万岁爷的60大寿积极准备，届时好热烈隆重地庆贺一番。

可是，万岁爷的心思全不在万寿庆典上。

即位以来，他苦撑着祖宗留下的基业，虽不能像列祖列宗那样雄才大略，把王朝调治得繁荣昌盛、中外咸服，但也算是兢兢业业，没有丝毫的怠惰偷闲。无奈登基以来不但未能有所建树，反而内则贵胄骄恣、官吏贪贿、民变频生，国运一天天地衰微，连表面上维持太平景象都感到困难；外而夷人狡诈思逞、滋事不断，尤其是勾串行商偷贩鸦片，致使神州白银流向外洋，吸毒百姓形疲神伤。虽说历代禁令不断，但收效甚微，以至上年不得不特简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严厉禁烟。一年来广东捷报频传，收缴并销毁了洋烟270余万斤，可是夷人不但未肯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而且不断寻衅闹事，殴毙村民，拒不交凶，甚至公然炮轰广东师船，挑起边衅。结果如何，尚不可逆料。里里外外发生的不愉快事情实在太多，使皇帝对庆典一事颇感索然寡味。

这年十二月，王朝中央政府官员的一件贪污受贿案被揭了出来，给喜庆的气氛平添了一个不祥的预兆。不仅是皇帝本人对此深为愤懑，而且使朝内大员人人自危，深恐有所牵连。

作案者是工部管理陵寝修建工程筹备库的四品衔郎中，名叫庆玉，被参劾藏匿总理工程处的公文长达8个月之久；又伙同郎中明吉、员外郎色钦、魁安，伪造开支名目，长期冒领银两，并私自收受直隶遵化州（今河北省遵化县）的批解租银。案件奏到朝廷，道光皇帝龙颜震怒，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严办案犯，以为贪贿者戒。

工部是清王朝中央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一。其职责包括筹办物件、营造建筑、山泽采捕、陶冶器用、公私水事、鼓铸宝泉、军火军装制备、道路关梁设施，以及修建皇帝陵寝、办理百官王宫坟茔制度、审计海苇煤课等等，是一个有钱、有物、有权的中央政府机构。筹备库是工部下属总理陵寝工程处的一个仓储，专管工程处所需的各种物资，设在清东陵所在地遵化马兰峪。郎中庆玉是该库的最高首长，职衔四品。管理库所在地马兰峪北倚长城，是一块面积颇大的山间盆地。它的西北即著名的马兰关，关外有牵马岭与此相犄角。由此向东，经31个关口而至大喜峰口，是古来兵家必争的要隘。作为清王朝的陵寝重地，马兰峪内有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孝庄文皇后陵墓，称昭西陵；有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和他的两个皇后即孝康章皇后、孝献端敬皇后的陵寝，称孝陵；有顺治帝后妃和女儿的墓地，称孝东陵；有圣祖康熙帝玄烨和他的后妃陵园，称景陵。此外，还有康熙帝的两个皇贵妃即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的太妃园寝；有高宗乾隆帝弘历和他的两个皇后、三个皇贵妃的裕陵以及乾隆帝妃嫔的裕妃园寝。其规模之大，建筑之多，远远超过了设在易县西梁各庄附近的西陵[1]为了保卫陵寝，清政府特在马兰峪设总兵驻守，称马兰镇总兵，品级为正二品。管理库既然在马兰镇总兵的辖区内，庆玉一案，理所当然地由马兰镇总兵官琦琛参揭上奏。

这个案件，分明是庆玉利用职权，知法犯法，而且发生在中央政府部门的属下机构，庆玉又是负责提供修建陵寝工程物资的管理员司，是可忍孰不可忍。道光帝决心严加追究，杀一儆百。十二月初八日（1840年1月12日），皇帝给军机大臣下达谕旨：

谕军机大臣等：据琦琛奏，管库司员隐匿公文、侵吞帑项一折，已明降谕旨，派文蔚驰驿前往会同查办矣。此案庆玉将总理工程处印文藏匿八月之久，长领银两，造入开除项下，又私自收受遵化州批解租银；并另片访闻该员种种不法情事，殊属可恶！管理筹备库四品衔郎中庆玉著即革职拏问，派琦琛亲赴该员家内严密查抄，毋许走漏风声，致有藏匿寄顿。所有扶同徇隐之郎中明吉，员外郎色钦、魁安，著俟文蔚到时会同审讯。该总兵自请察议之处，俟定案时再降谕旨[2]

这道上谕，意在审讯追查。案犯庆玉革职抄家，同案犯明吉、色钦、魁安等一同受审，由工部侍郎文蔚会同马兰镇总兵琦琛共同审理。文蔚当时除担任工部左侍郎外，还代理户部（相当今中央财政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是一名理财专家。皇帝派他去主持审讯，不仅是因为庆玉系工部属员，而且也是为了处理案件中可能涉及的复杂的财政细节。奏报此案的总兵琦琛，因是案犯供职地区的主官，有失察之过，皇帝命他参与案件审理并主持抄家，同时带上一笔：是否给他处分，要等定案时视情节决定。

琦琛接旨后自不敢玩忽拖延，立即着手调查庆玉的财产。很快查明庆玉在京中有乾元寺住房一处，庆祥绸缎铺一座及广立木厂一处；在马兰峪的住家富丽堂皇，台阶用白玉，装修多用楠木，屋内有行宫陈设字画并更衣殿陈设；所盖房间颇似行宫款式，有连座九间十檩大房，白玉刻字对联，金漆装修等件，均属违例。此外还查出了庆玉其他劣迹，如以修理库房名目支银370两，但库房至今未修；骑马押运石料大车时，竟违制从陵寝前的五孔桥行走，并将门框碰坏；庆玉的儿孙房内藏有鸦片烟具等[3]

但是，当琦琛带人查抄细软钱财时，发现案犯已将家产转移。事关重大，琦琛当即贴出布告，勒令窝藏者主动出首。结果，庆玉的部下翼长西林、内管领广运、文志、章京富勒欢、丽淳等纷纷自首，交出所藏各物。此事奏到朝廷，皇帝立颁严谕：追查通风报讯者；对主动自首的西林等人，上谕以尚知畏法，免于革职查抄，但即行解任受审；其他未自首者，一经查出，必予严惩。上谕宣布将参与分散财物又吸食鸦片的庆玉之子副内管领魁明、孙子主事恒龄、侄子员外郎魁安著一并革职，与此案有牵连的生员孙缙及家丁、车夫等拘捕严讯；同时，命步军统领衙门对庆玉在京的房产铺厂分别查抄[4]

到月底，审讯有了初步结果：通风报讯的是户部主事全孚，但此事牵涉到工部尚书陈官俊。全孚是户部参与陵寝工程的一名低级官员，由工部尚书陈官俊随带办事。由于全孚是庆玉的亲家，又是好友，庆玉案发后，陈官俊曾传询过他。事后，全孚便暗中报讯，使庆玉能抢在琦琛动手抄家之先，把家财分散寄存于属下官员、差役家中。

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皇帝谕令定郡王步军统领载铨传讯全孚；命陈官俊明白回奏。陈在具奏中措词含混，空洞无实，皇帝深为不满，下令陈官俊解任、听候传讯，并警告他必须据实交代，若再含混，必当革职严讯，事件既然涉及到部堂大员，原来参与办案的总兵琦琛便显得资望不够。于是皇帝解除了他的办案职任，命其将全案解京，交定郡王载铨主持严审；又命文蔚将已经查出的物件查明封固、开单呈览，并切查有无其他收留寄顿之处，若有不实不尽，一经发觉，惟文蔚是问[5]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40年1月30日），案件初步查明，工部尚书陈官俊与本案无关，但有过失。他在传询户部主事全孚时，尚不知朝廷已下旨要对庆玉抄家，但他猜测此案极有抄家可能，并在言谈中对全孚作了暗示。全孚将陈之虚词错当实事，立即通风报讯。陈官俊因有这层难言之隐，所以两次具供都含混掩饰，直到上谕严加申斥，才不得不据实交代。于是，皇帝以臆断失检、有失大臣之体，将陈官俊革职；全孚有心泄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对事先未能查报的工部有关员司，也分别给予议处[6]

不久，案犯庆玉在审讯中供出马兰镇总兵琦琛也曾收受过属员贿赂的银米马匹。皇帝命将琦琛解任，交定郡王载铨审讯。琦琛对庆玉指控供认不讳。皇帝姑念琦琛参揭了积年巨蠹庆玉的贪贿罪行，决定从宽处理，仅将琦琛革职，免于刑事处分。[7]庆玉作为本案主犯，著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其子内管领魁明，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8]至此，这场震惊朝野的管库司员贪贿案总算了结。

庆玉一案，只是道光皇帝登基以来基本查清的少数大案之一。明知有问题而因官官相护查不清的案件比比皆是。以各地仓库亏空案为例，近几年来，各省州县申报仓库亏空层见叠出，动辄盈千累万，但当朝廷一经下令查办，督抚往往以因公挪用为词，搪塞弥缝。皇帝明知个中原委，在地方大员为免于牵连而为劣员开脱，以图将就了事。对此，皇帝曾在道光十七年六月下了一道辞义恳切的上谕，希望各地督抚体谅国家大局，感知受恩深重，应该激发天良，秉公确查，不讲情面，严参属员贪污劣迹。上谕告诫：倘若狃于积习，一味因循而置国家仓库钱粮于不顾，将来一经查出，定将严惩，万无倖邀宽典之理。可是，谕旨下达后竟成一纸具文。三年来，各地依然故我，仅盐课一项，至本年累计历年短缺拖欠达2940余万两之多[9]而各地州县及盐政监督、司道等，仍一味掩饰，延宕不完。凡此种种，良可嗟叹。

事实上，清王朝吏治败坏，早在号称“康乾盛世”的乾隆末叶已日见昭彰，迨至嘉道年间已无可掩饰。时人对此多有指斥，私议所在，一是官吏贪鄙可憎，全不以国计民生为职志。“赋钦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10]有人指出：“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11]贪贿敛财、祸国殃民，确是衰世时代政治败坏的重要特征。二是官场黑暗，苟且因循成风。京官惟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结，它非所知；谀媚而外，苟且弥缝、因循成例，不思革新进取。于是，圆融谦恭成为做官的诀窍。曾居枢垣长达15年之久的大学士曹振镛，自称做官要诀在多磕头、少说话[12]时人指出今“天下之大病，不外一个吏字，尤不外一个例字，而实不外一个利字[13]语多辛辣，鞭辟入里，活灵地道出了官场黑暗腐败的根本所在。三是人才窒息，万马齐喑。封建社会的政治，本质上是人治。人才的好恶多寡，往往被视为政治修明与否的尺度，所以历来把人才辈出作为治世的根本。嘉道年间，人材不兴，有人直率地说，那时不但君子少，即使是“小人”也很少，而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14]嫉贤妒才，求治自然不可得，朝野充满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15]的大小官僚。食禄保位，不思兴革，思想凝固，闭目塞听，好似一团混沌。

清王朝已经从顶峰滑坡，衰世征兆日益暴露。有识之士，瞻前顾后，心寒神慄。但朝野不少人却仍昏昏然地把衰世当作盛世，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豪饮征歌为乐；宗室王公更挟妓弹唱，出入僧庙茶馆，行为放纵，令人不堪。朝廷曾屡颁禁令，要他们自重自爱，然而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自道光十八年以来，这类伤风败俗的行径屡见发生。先是惇亲王绵恺藏匿优伶，又将部库领出官俸银罚扣抵补私亏。东山事发后，绵恺被交付宗人府严加议处。接着，查出贝勒奕绮赴尼庵唱曲，并与人在庵内打斗逞狠，也被按例交宗人府议处，上谕再严加痛斥。不久，又揭出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常去广真僧庙中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则带同妓女赴庙内唱曲。这般王公贵胄把高贵的身份完全抛在脑后，呼朋引类、争风吃醋、赛富斗财、沉溺声色，一时闹得朝野嚣然。皇帝为此下严旨查办，务期各得其咎。结果，庄亲王奕窦被革去王爵，辅国公溥喜革去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绵顺革去公爵。[16]涉及此案的一批司员，也获严处：内务府郎中文亮、笔帖式通桂，以祝贺广真生日为名，挟妓赴庙弹唱，迨经拿获，又假报名姓，企图混矒脱身；理藩院郎中松杰，已在保送副都统之列，不知自爱，参与致送广真生辰香资，并容妓女在屋唱曲。上谕著将文亮、通桂、松杰等统予革职，发往热河效力赎罪[17]

处罚不能说不重，但收效却微乎其微。王公贵胄们在风头稍过之后，故态复萌，仍寻欢作乐，闹得乌烟瘴气。当时京师养鸟赛胜、斗蟋蟀成风。据时人笔记所载：斗蟋蟀规矩，以24盆为一桌，多者可达数十桌。每斗之前，必秤蟋蟀身材，悬殊者不斗。凡养虫之家，都有专人保管调理，称为“蛐蛐把式”。[18]下至百姓，上自贵戚，无不养虫斗胜，嗜虫成风。道光十九年，查出三等侍卫宗室瑞珠，以现任职官开设茶馆，并在馆内设蟋蟀盆聚赌抽头；镇国将军宗室惠恩，不仅听任家人聚赌蟋蟀，而且亲赴茶馆赌斗，又查出上年已获严谴的贝勒奕绮，不思悔改，以显爵之身，辄赴茶场唱曲。皇帝接到奏劾后，既忧且怒，将首犯瑞珠发往盛京，交盛京将军严加管束；贝勒奕绮革爵，责打40大板，并着宗人府随时察看，永远不许出门；惠恩交部议处。

宗室王公、八旗子弟早已被奢靡腐化的生活浸泡得气短骨酥、卑劣鄙陋，“万世一系”的王朝根基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不能不使道光皇帝生出无穷的感叹和深深的忧虑。

[1] 清代帝王陵寝共两处，一为京师以东的马兰峪，称东陵；一为京师以西的易县，称西陵。到清王朝覆灭，东陵共葬5个皇帝，即顺治帝、康熙帝、乾隆帝、咸丰帝、同治帝，分别称孝陵、景陵、裕陵、定陵、惠陵。此外，西太后那拉氏死后也葬在东陵，称定东陵。西陵共葬4个皇帝，即雍正帝（泰陵）、嘉庆帝（昌陵）、道光帝（慕陵）、光绪帝（崇陵）。两处中，以东陵规模为大，且建筑奢华。

[2] 《清实录》道光朝，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1171页。

[3] 《清实录》道光朝，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1174页。

[4] 《清实录》道光朝，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1177页。

[5] 《清实录》道光朝，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1178、1180～1182、1184页。

[6] 《清实录》道光朝，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1185～1186页。

[7] 同上书，卷三三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八册，第7页。

[8] 同上书，卷三三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八册，第18页。

[9] 《清实录》道光朝，卷二九八，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629～630页。

[10] 刘蓉：《致某官书》，《养晦堂文集》卷三。

[11] 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胪书》，《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页。

[12]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13] 鲁一同：《潘先生行状》，《通甫类稿》卷下。

[14]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15]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页。

[16] 《清实录》道光朝，卷三一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七册，第894页。

[17] 同上书，第889页。

[18] 崇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1-2 皇帝与枢臣

平心而论，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

他是嘉庆皇帝颙琰的次子。乾隆四十七年（1782）生于撷芬殿中所。像大多数帝王之子一样，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深宫中度过的。除了读书，对于满洲传统的骑射有过较好的训练。10岁那年，随祖父乾隆皇帝到威逊格尔皇家围场行猎时，曾亲手发箭射杀过一头鹿。乾隆帝为之大喜，亲赐黄马褂、花翎。因为这位英武风雅的乾隆爷在12岁那年也曾经随侍祖父康熙皇帝围猎，用火枪轰毙过一头因负伤而野性大发的熊，而备受康熙爷的赞赏。所以，当乾隆帝见幼孙旻宁居然弓马娴熟、不乏家风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事后，乾隆帝赋诗记事，盛赞孙子的英武聪慧。诗曰：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

诗句把自己年少的情况和小孙子连了起来，赞扬了旻宁比自己更幼小时即已能开弓射鹿，希望子孙永遵家法，慎于仪刑，以期帝业万世一系。

幼年获鹿对旻宁承继大统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的哥哥在出生不久还来不及命名时就夭折了，他以老二而成了事实上的老大，但他还有三个弟弟。在皇帝一言九鼎的时代，父皇喜欢谁，谁就能不顾嫡长继承的老例而做皇储，所以即使是老大，也不保证将来必定能继位称帝。通过这次行围的考验，旻宁获得了祖父乾隆皇帝的欢心，这对当时还未登基接位的父亲是一种无形的宣告和有形的表示，意味着将来父亲称帝后不能随便更改祖父欢喜并中意的孙子的地位。果然，旻宁18岁时，父皇嘉庆帝遵循建储家法，亲书他的名字，缄藏盒，他成了储君。

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白莲教支派天理教发动反清起义，其中一支得太监策应攻入皇宫。时当32岁的旻宁临危不惧，在养心殿南首亲持鸟枪轰毙了两名造反者。事平后嘉庆帝异常欣慰，封他为智亲王。他并不骄功，在谢恩时老实承认：“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不矜不伐，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他39岁时，嘉庆帝殡天。人到中年的旻宁继位，以明年为道光元年，成了清朝第六代皇帝，也是清代史上唯一嫡出的皇帝。“道光”二字，典出《晋书·汝南王亮传》：“有晋郁兴，载粟藩翰，分茅锡瑞，道光恒典”。意思是说：晋朝的勃兴，装载着累累的谷米，保卫国家的重臣，分封疆土，赐给瑞祥，道德的光辉，永垂典籍。起这样一个年号，意味着旻宁希望自己能像祖宗那样，使国家繁荣昌盛，臣君一心，纲常礼义永垂后世。

他确实很想有所作为，但却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文治武功。接位十九年来，唯一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是平定了天山脚下的叛乱。中国的西北边疆，一直是沙俄觊觎的对象。与新疆毗连的浩罕汗国，在沙俄的支持下，成了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结集武装力量、分裂祖国的阴谋策源地。自清初以来，连年烽火不断，成了清王朝的头痛问题。道光帝登基不久，伊斯兰教白山教派后裔张格尔，即趁机谋叛。道光四年（1824），张格尔由浩罕率军攻入新疆乌鲁克尔卡伦，清军接战失利，领兵官死难，边疆告警。道光皇帝调兵遣将，命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部进剿，开始了西北用兵。经五年征战，易几多将领，终于在道光八年平定了张格尔武装叛乱。为此，道光帝特遣官告祭太庙、社稷，以慰先帝在天之灵；并在午门举行极为隆重的献俘礼；又亲自廷讯张格尔。事后，将40位有功大臣及4位军机大臣，图像紫光阁。次年，派出钦差大臣，率使团赴新疆抚众宣威，进一步密切了中央政府与新疆的关系。

他追慕历代圣君的恭俭宽仁，身体力行，堪称清代节俭之君。当他接位接受百官朝贺时，一反以往必得大事铺张、臣下歌颂功德的一套仪礼，以父皇过世不久，宣布“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表现了谦俭图治的决心。当年阴历四月初一恰逢日全蚀，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当时，日全蚀现象常被作为帝王的瑞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是要大书特书一番的。他却颁谕旨，说不必宣付史馆，表示要“与内外臣工共图上理[1]，以此自勖自勉。道光十年（1830），是他50虚岁的“万寿节”，他下诏免去了筳宴庆祝的铺张。传说他平时穿着的套裤，膝盖处穿破后，便缀补一块圆绸再用，俗称“打掌”。某日，他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发觉曹也穿着打掌的套裤，便问：你打掌需花多少银子？曹对曰：需三钱。他闻后感叹地说：外间做工实在便宜，内务府打掌需银五两[2]

对祖宗，他极表孺慕之诚，几乎每年都要谒东、西陵。他知道每次叩谒祭奠都得兴师动众，行经地方要张罗接驾，办差人员也会从中捞取好处。对此，他每次起驾都要颁发谕旨，免去经过地方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额赋，也算是对当地百姓的一种补偿。他在位期间，几乎每年每月都要给受灾地区蠲缓额赋、发放赈米和贷给籽种口粮。从《清史稿》本纪中看，这一项几乎成了他当政时最主要的政绩。虽然，其他皇帝也有类似的措施，但在次数、救灾地域上都不能与他在位时期相比。中国一些灾害频仍、经济落后的地区，如淮北、苏北、湖北西北部、河南、甘肃、山西、陕西、山东等，往往一年数得救灾之惠；所施对象，除农民、贫民外，受水灾的盐场灶户，驻扎灾区的旗绿营兵丁、屯田的军民等等，皆在其列。当然，受惠者绝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得益，因为赈、贷、给三项，历来是胥吏和办差人员的肥缺，层层克扣，真正到达灾区，必然大打折扣。但在君权绝对的年代，任何官员决不至于敢冒违旨的风险，应赈不赈、应贷不贷、应给不给。所以，经过七折八扣的救济粮，虽属杯水车薪，但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多少有所补益。

他曾多次下诏命臣工直言，表示要“广开忠谏”，希望臣下“务当不避嫌怨，于民生国计用人行政阙失，仍随时据实直陈，以资采纳”。道光十五年（1835），擢拔敢于直谏的司员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任京卿，作为活跃言路的表示。为了保护言官不受打击报复，据说他每次将条陈弹劾的奏章发交部议时，往往裁去具奏者职衔姓名及摺尾所署年月，甚至只取其中所需的部分，裁去前后文字，使王公大臣们不知奏者是谁，而无法对被参者打击报复。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保护，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的性格和心态。

尽管道光帝勤政图治，何如他从父皇手里接管的是一个日渐衰败了的王朝。对着摆在面前的烂摊子，他既缺乏祖宗顺治帝、康熙帝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有雍正帝、乾隆帝那样英武而有作为。他是个有图治之心而无回天之力的皇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滑坡，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但要让他糊糊涂涂地过日子，则心犹未甘。于是只好靠勤谨守成来自我安慰。据说，他每日每夜都需批阅高可数尺的题本，直到69岁的高龄还躬亲庶政，力疾视事。他的这种心情，最为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所理解，曹振镛也就成了皇帝的股肱之臣。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历乾、嘉二朝，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颇受先帝赏识。乾隆帝说他“声名甚好”，嘉庆帝赞他克尽孝道。他曾在嘉庆帝六次谒陵、五次木兰秋狝时，被指派为留京办事、综理朝政。道光皇帝甫告接位，即下诏选拔他为军机大臣。不久，又任为武英殿大学士，成了军机与内阁的首领。他历事三朝，对官场中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内幕，了然于心；也深知宰辅位虽崇而责最重，与皇帝经常相处，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唯一办法，就是小心谨慎、明哲保身。他猜透了道光帝中年继位、求治图稳的心思，更加实心办事、不露锋芒，韬晦谦恭、因循成例。所以，他守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政方针。在西北用兵的几年中，他确实与皇帝同忧，殚精竭诚，深得皇帝的赞许。张格尔叛乱平定后，4名军机图像紫光阁，第一名就是他。皇帝所做的像赞和序文中，称他“公正慎勤，班联领袖，尤能殚心据实，巨细无遗，……克勤克慎，首掌丝纶[3]。从此，他备受帝宠，成为皇帝深可依赖的首揆。作为王朝的行政、机务首领大臣，他以历官数十年的经验，把朝政弄得四平八稳，没有出过大乱子、大差错。就此而言，正投合道光皇帝想留得英主好名声的心态，但同时也养成了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圆融谦恭的吏风。据说，某年皇帝大考翰詹，出的诗题是“巢林棲一枝”，应考的翰林、詹事们都不知出处。曹振镛在军机处入值时对同僚们说，此句出在左太冲的《咏史》中，便一口气把全诗背了出来。左太冲名思，太冲是其字，西晋著名文学家、诗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其名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咏史》诗八首，借古讽今，措词命字淳朴而风雅，一时脍炙人口。道光帝阅完考卷，对应考者的无知极为震怒，以为翰林词臣也无学乃尔，准备重考一次。第二天召见曹振镛，问诗题出处，曹说不知出在何处，道光帝叹息地说，连你也不知，无怪若辈也，决定不再重考了。军机大臣们得到消息后深为惊讶，问曹振镛：昨天你还背诵全诗，不失一字，为什么今天对皇上说不知出处呢？曹笑笑说：我只是偶然知道此题的出处，若皇上再以其他题目问我，我怎能一一回答呢？[4]这件事，为曹振镛写传的作者认为他是“虚怀若谷”，其实，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圆融谦恭、和同弥缝的做官诀窍。

从道光元年起的十五年中，他曾三任学政，四典乡会试。按当时科举制度的惯例，凡新进举人、进士，都以主考官为恩师，敬礼有加。不少乡、会试的考官，也往往乘机广招门生、培植私党，借以或使学派流传，或得扩充官场实力。但曹振镛却不屑为此，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5]不搞结党营私，自是公正清廉的作风，但取士只要遵循八股程式，不要有真才实学的淹博之士，便扼杀了优秀人才；专注于文章的小疵，更使士子谨小慎微，加重了原有的酸腐气。所以，在他身后，有人直斥他“拘牵文义，挑剔细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又说“自曹振镛在枢府，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等。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海内承风，殿体书直成泥塑。士习阘茸，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6]这种说法似太多感情色彩，比较客观的倒是《清史稿》上的一段话：“守成之世，治尚综核，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意思很清楚，曹振镛这种为政作风，太重细故，而不求整体，作为一个守成之世的枢臣，不能除弊去衰，是很不胜任的。那么，以不能胜任的大臣居枢垣长达十五年，而且深得帝宠，则道光皇帝的择贤能力也可想见了。

道光十五年（1835），曹振镛以81岁高龄病逝于京师。道光帝闻讯震悼，声泪俱下。不仅颁发上谕悼念，而且宣布要亲临祭奠，并谥以“文正”。清代文官大员以“文正”谥号为最崇尊难得。道光十五年之前，清王朝一共只给了汤斌、刘统勋、朱珪三人以“文正”的谥号。汤斌是著名理学家，朱珪以学问著称。曹振镛竟以因循成法而得此谥，京师士大夫为之哗然，公开指责他“不文不正”。其实，在清王朝衰世败象日露的情势下，道光皇帝随着年事渐高，早已失去了登基之初的雄心和锐气，只要保住祖宗的基业，不出乱子，就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曹振镛的因循成例，正投合他的心理。

曹振镛一死，谁堪首席之任便成了问题。原有的四名军机大臣中，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孚，食禄保位、老弱多病，本人又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乘调整军机班子的机会，成全了他，让他解甲归田。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鼎，精于理财，长于河工，品学兼优，但太尚气节、敢于直谏而不留情面，似乎不对皇帝求稳怕乱的胃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穆彰阿，既做过七年的内务府大臣，是皇室的总管家，又先后在中央各部担任过侍郎、尚书，并入值南书房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有从政和管理的经验。比较之下，以他为首席军机，似更合适。但他曾因积压重要奏章而被先帝降职严处过。况且，军机班子中还有一位虽入值不久，却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的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所以道光帝决定以潘世恩继曹振镛之后担任首席军机大臣。

潘世恩是江苏英县人，当年已是68岁的老人了。他学问很好，少年得志。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一甲第一名的身份，选入翰林院任修撰。当时，权臣和珅见他年纪轻轻中了状元，才望出众，准备招致门下。潘世恩却“谢不与通”，得罪了这位权势显赫的皇帝宠臣。于是，和珅借机给他穿小鞋，不让他得到按例升迁的机会，把提升他的奏本故意扣押了六个月。直到嘉庆帝亲政、罢免了和珅之后，他才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件事在京师士大夫中传为美谈，认为他不趋炎附势，很有清高气节。从此，他备受嘉庆帝眷顾，竟至一岁三迁，累官至户部尚书。嘉庆十七年（1812），他以母死乞归，在家守孝。嗣后，又以父亲老病乞养，以示孝心，加以恰巧儿子中举，他便具疏向皇帝谢恩兼请假。按朝廷规矩，凡丁忧的大员，必须在除服之后回京，若有要事请假，也应到京后经皇帝批准才能返归乡里。潘世恩未亲诣京师，违反了规定，被降职处分，由部长（尚书）降为副部长（侍郎）。但皇帝鉴其孝思可嘉，仍然允许他在家服侍老父，终养天年。他便居家十载，不与政事。直到道光七年（1827）父丧服阙，才回京补了个吏部侍郎。以后，逐步升迁，到1833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不久，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所以，尽管他入值军机时间不长，却是个历事三朝、德高望重的老资格大臣。道光皇帝在痛失股肱之后，让他作为首席军机，在同行中是摆得平的。

然而，此公也是一个“以顺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7]的食禄保位的官僚，与文孚在军机时不相伯仲。干了一年，实在不行，道光帝不得不把穆彰阿调任首席军机，而让潘世恩继续留在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到1840年，军机大臣的班子形成了“三老三新”的结构：三个老军机是穆彰阿、潘世恩和王鼎；两个新军机，一个是去年入值的刑部尚书隆文（是年2月调任户部尚书），另一个是学习入值的宗人府丞、三品顶戴何汝霖。无论从品级、资望上说，这套班子明显是穆、潘、王三驾马车在开动。挥鞭子的当然是道光皇帝，马首则是穆彰阿。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他与道光皇帝同年出生，道光十九年也是59岁。在三驾马车中，他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王鼎小12岁；比潘世恩小14岁，又是潘世恩在翰林院任侍讲学士时的教习门生。师生之谊，使他和潘世恩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王鼎作为三个老军机之一，显得既乏同调，又无奥援，完全处在一种少数者的尴尬位置上。

自道光十七年起，直到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逝世止，穆彰阿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长达十四年，担任文华殿大学士长达十三年，其当国之久、受宠之深，足可与曹振镛相垺。但他的为人和品格，却令人齿冷。这可从咸丰元年他被继位才10个月的咸丰皇帝革职永不叙用的诏书中，见其大要。诏书列数穆彰阿之罪有：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有害于己、必欲陷之，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肆行无忌，遇事模棱、其心阴险[8]显然，这是一个大奸若忠、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

道光朝两代枢臣，一个苟且因循、拘守绳墨，一个保位贪荣、弥缝迎合，不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个中原因，实在与清朝统治者的驭人术有直接关系。1850年，曾国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说：

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于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甚，以柔糜为恭。[9]曾国藩这段话，撇开其为皇帝的歌颂之词，确实不失为是有清一代人才与政治之间因果关系的客观观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镛死后，横挑竖拣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军机、内阁领袖的位置上，恩宠有加，固与穆小忠小信、贪位保荣的品格不无关系，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着惟求守成又颟顸自大、渴为英主又乏才干、虚骄刚愎又无主见的矛盾心态，也不至于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镛、穆彰阿之能久居枢垣、长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与才具背反的结果，也是乾嘉以来政局日非的必然产物。否则，怎么会去了曹又来了个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时，皇帝与枢臣既是这种状况，应付通常情况尚属勉强，那么，一旦非常之变来临，清王朝这个最高决策集团又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册，第621页。

[2]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补缀套裤》，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页。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三十二《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8 册，第2481页。

[4] 《续碑传集》卷二，第18～19页。见《清碑传合集》三，上册，上海书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页。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06页。

[6]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镛之误清》，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3页。

[7]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潘穆》，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11页。

[8]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17页。

[9]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称《曾国藩全集》）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3 都门士大夫

皇帝只求守成，枢臣不图进取，王朝的内囊兜底翻了上来，而且谁也无力控制住它日渐衰败的趋势。对此，那些长期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号称人文荟萃之区的京师士大夫们，有何表现？

中国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教导，“士志于道”，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把澄清天下做了自己的职志。按理，面对国运衰败应该有积极作为，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验之于嘉道年间的事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颓风衰运，既可使良知未泯者为之奋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梦死。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养成了人心风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间，京师士大夫们依然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唱诗结社之风，不减当年之盛。京师中几家著名的饭庄如观音寺路北的福兴居、煤市街西之万兴居、大栅栏内的同兴居等，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设宴豪饮，艳诗丽词咏唱不[1]；稍稍风雅者，则于天朗气清之日，邀三五同好，携仆役小厮，悠游于陶然亭、西山等僻静处，小酌清谈，海阔天空，吟诗联句，评说短长，国事、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则四出钻营，或投帖拜入某相门下，或备礼巴结侍郎上司，捞取功名利禄，好托庇荫而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则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草菅人命，“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2]成了社会的一群蛀虫。

士习贱恶，人欲横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学的士大夫们标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常以讲学的形式，相互砥砺，力图用诚意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人时任太常寺卿的唐和翰林院侍读学士蒙古正红旗人倭仁，最为人望。

唐字镜海，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浙江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知府、安徽宁池太广道、山西按察使、浙江和江宁布政使。为官清正，为学宗尚洛、闽诸贤，尤其推崇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以为传道之首。著有《学案小识》，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道光十九年内召为太常寺卿，甫到京师，因其学问人望立即成为研求理学的京卿大夫所推重，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其考问学业。后来，湘乡曾国藩也参与其间，以唐为师，学习程朱之学。那时唐已经60多岁，皓首童颜，宛若天仙。他主张学问应精研一经，然后才能旁及其他；读书首先应读《朱子全书》，因为义理之道尽在其中；为人应讲求气节，而修养之法全在时时内省，所以必须每天按时静坐，闭门思过，狠抓私欲的一闪念，痛自刻责；平时应将各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过失记出，以便警鉴。这一套源自于思孟学派的“慎独”功夫，在唐手里发展为“研几”和做札记的方法，作为日课，以达到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目的。当时，学得最好、最受唐器重的，就是倭仁。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嘉庆九年（1804）生于河南。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他最笃信唐的教学方法，“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3]用作自我反省的借鉴，导向道德的最高境界。他认为“研几工夫最紧要”，若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4]正因为他力图把修身养性和读书结合起来，经年不辍，成了咸同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和同治的帝师。

唐、倭仁等人，面对国运日蹙、文人无行的严峻形势，力图通过诚意修身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把学术、心术、治术联为一体，这较之那些苟且偷生和士林中的卑劣者，无疑有着较高的德行和操守，不失为都门士大夫中难得的一群。但他们太注重自我修养，拘泥于闭门思过，空谈性理，不免流于疏阔迂腐。结果，“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5]“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然无所得”，[6]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套，距离他们期望的修、齐、治、平目标实在太远了。

与理学家的空疏不同，汉学家们则埋首古纸堆中，皓首穷经，潜心考据，虽说对整理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因为仅仅“疏剔字句小节，不能旁通其大义”，结果是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同样对国计民生没有多大裨益。

对于每况愈下的国势和厌厌无生气的政局，最敏感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自励的文人士夫。他们大都是出生在乾隆朝末期50岁上下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有功名无实职的士子，有的是朝内供职的中下级官员，也有在朝外身居要职的地方大员。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抱负，即主张“明道救世”，通经致用。

“明道救世”的主张，原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揭橥的。他认为通经硕儒必须注意“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学的目的即在于探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国计民生问题，“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求太平，此吾辈之任也[7]他表明自己为文的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8]所以极力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9]把“明道救世”解释为先儒经典中原有之义，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和手段，以实践儒者“救民于水火之心”。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对此无不大加弘扬，并以此自励。如龚自珍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说法，指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0]把道、学、治三者结合了起来。包世臣认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11]因而自少即“慨然深究天下利病”。汤鹏鉴于社会日趋贫乏，主张“医贫”、“尚变”，所作《浮邱子》一书都四十万言，“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12]集中表达了他的经济主张。魏源则善于以史为鉴，对军屯、漕运、盐政、水利等尤为注意。道光五年曾协助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成为清代著名的经世论者。徐松注意于西域水道及新疆建置、钱粮，兵籍的研究；他的学生沈垚则精于山川地学，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书，被时人誉为“遐荒万里在目前矣[13]梁廷枬对海防事务及粤海关沿革的研究，成了当时知夷情的主要代表者。此外，黄爵滋、姚莹、张际亮、张穆、何秋涛、张维屏、鲁一同等等，莫不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大都是力图挽救清王朝困境，倡言变法图治以拯民于水火的改革家。他们虽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无共同商定的政治纲领，但在学术上相互探求，政治上相互奥援，思想上灵犀相通，无形中形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力量，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这些主张改革、提倡明道救世的士大夫，因其身份、地位、境遇的不同，大体而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政治家型，如湖广总督林则徐、福建巡抚吴文镕、广西巡抚梁章钜、贵州巡抚贺长龄和前两江总督陶澍等，他们虽也研讨学问，且有所发挥，但侧重点在行不在言，往往以其地方大员的身份推行其关心国计民生的主张，躬亲实行，取得了良好的官声和政绩。另一种属学者型，如上举姚莹、包世臣、张际亮、徐松、沈垚、汤鹏、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等，这类人物虽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且有改革方案，但或因官卑职小，或因仕途失意，无法实现所持主张，因而侧重于言论文章，著书立说，影响着思想界风气的转移。前一类型，以林则徐、陶澍为翘楚；后一类型，实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其中，尤以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最为京师士大夫推重。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世代书香的官宦世家。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有《吟臞山房诗》传世。父亲龚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攻古文经学，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诸书。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工诗能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自小受母亲文学熏陶，七岁时已熟读吴梅村诗、方百川遗文、宋左彝《学古集》，尤对吴梅村诗心不能舍。吴梅村名伟业，字骏公，梅村是其号，江苏太仓人。他是明末遗民，参加过复社，以诗文名于世。因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政见不合，辞官归隐。清初，在顺治帝福临的胁迫利诱下，降清出仕，授秘书院（翰林院前身之一）侍讲，充任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圣训》纂修官。两年后，他借口母病还乡，就此不再回京，终老故里。降清的经历虽非出自自愿，时间也不长，但他始终深引为耻，曾在诗作中不无痛悔地写道：“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又道：“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充满了艾怨和怀旧的凄凉郁结。他的诗取法盛唐诸大家及稍后的元稹、白居易，号称“娄东派”。诗作中常反映民生疾苦、吏治昏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龚自珍的母亲以吴梅村诗，作为儿子的文学启蒙，一首首口授，一句句讲解，使童年的龚自珍在学习平仄音韵之余，渐渐懂得了诗与生活的相互关联，对他长成后关心民瘼，讽议时政，影响至大。他一生鲠直豪迈，不忌时讳，或许就是儿时对吴梅村那种痛悔失节的愤恨之情，从相反方面悟性的结果。

从12岁起，龚自珍在外祖父段玉裁的亲自教授下，学习《说文解字》，开始了“以经说字，以字说经”[14]的古文经学训练。他一面研习八股制艺，以备科举仕进；一面孜孜于目录、校雠、掌故、金石之学。睱时，常吟诗填词，寄情于诗文之间。他的诗，在20岁左右时已渐渐形成奇倔傲岸、负志慷慨的风格。段玉裁评为“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尤其对他的词赞誉颇高，称其“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盌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15]中国的文人，在评说同调者的诗文时，往往有溢美过誉之词，这或许是儒者宽大为仁、明乎中庸的不自觉流露，但若联系到段玉裁自恃甚高、轻易不赞人语的性格和龚自珍诗文的特色，那么，这位老儒的评论，不单是对于外孙的爱怜奖掖，而且是确切地看出了龚自珍诗文中闪烁着耀眼的光点。

28岁那年，龚自珍应恩科会试未能中式，但却有幸从师于礼部主事、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刘逢禄，字申受，江苏常州人，那年44岁，比龚自珍大16岁，正是学问和人生经验成熟的时期。像龚自珍一样，他自小也受到外祖父、清代今文经学开创者庄存与的熏陶。逢禄治经依东汉学者何休所著《春秋公羊解诂》为本，创通条例，贯串群经，被目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与古文经学派对儒学经典注重训诂、考订不同，复兴的今文经学派注重于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他们认定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六经》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和致治之道。其微言大义实是万世治国的准则，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义正如此。对此，惟有汉代儒者才真正体察孔子维世立教之意，尊信《六经》为治世之学。是故，汉武帝崇尊儒术，罢黜百家，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为据；公卿士夫无不通一艺以上。自汉以后，其道不彰，以致尊孔子为虚名，视经学为故事，不知孔学真谛之所在。经学因之不明，孔教由此不尊，更有甚者以至于疑经非圣，罪莫大焉[16]所以，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派，以西汉博士的裔孙自居，以能遵循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伏生、董仲舒之家法为准的，以着力阐发《六经》的微言大义、求治国救世之道为己任。今文学家的上述看法、做法，与古文经学家把孔子视为述而不作的祖师，把《六经》看做经过孔子删改整理的古代史料书，把治经的精力放在“名物训诂”上致力于考订，大相径庭。由于两派对儒学经典的性质见解不同，治经的方法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形成了门户森严的学术派别。龚自珍从师刘逢禄，就学派的师承说，固属于今文经学的营垒，但因自小受古文经学的熏风，所以，他治经虽主今文，以《公羊》经义发挥政见，但不坚守门户而时时杂以古文家说，是一个不纯粹的今文家。[17]学术上的兼容并包、互取所长，不仅使他既免了古文家的繁琐，又不具今文家的狂诞，而且使他规锲六籍，笼罩百家，明达时务，深得儒学“明道救世”的真谛。所以，他的文章善于以经经世，以史为鉴，在汪洋恣肆中别具渊懿朴茂的风格，显得深窈简核，犀利凝重，一时成为都门士大夫仰羡追慕的风范。在他周围，团聚了当时京师中一批最优秀的人材，如黄爵滋（树斋）、徐宝善（廉峰）、潘曾莹（星斋）、潘德与（研辅）、汤鹏（海秋）、魏源（默深）等等，多达十四五人。[18]他们中有研究理学的，有研究汉学的，有主张今文经学的，有擅长训诂文字的，但全都不囿家法束缚而以经世为务。共同的目标和宗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在公务之余、闲暇之时，常以文诗会友，谈论政情文艺；或集会于沂水三官庙中花之寺幽径，在欣赏那布满于“之”字形路径旁的铁梗海棠之余，讨论历代兴亡治乱的得失，研求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嗟叹国运民生之维艰。在这半是闲情、半是学术的活动中，龚自珍不仅常常作为发起人和召集者，而且往往是“自由论坛”的健将，“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19]他那愤世嫉俗的情绪与振聋发聩的言论，每每使同游者为之倾倒。

尽管龚自珍学问精深，才思过人，但在八股取仕的束缚下，在道光以来科举只重字体是否端正、墨色是否浓厚的馆阁体的陋习下，他的科场很不顺遂，仕途尤为坎坷。他19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27岁应浙江乡试中举后，直到38岁才会试中试，殿试列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前后几近二十年。科场耗去了大半生岁月，而官场则磨白了两鬓青丝。自21岁以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后，到29岁任内阁中书，此后十余年不得升迁，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46岁时才任礼部主事，二十多年来依旧是一介小京官。

仕途的坎坷，世道的不公，给他以深深的刺激。他的青年时代正当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嘉道年间，政局日渐败坏，官场弊端显露，社会贫富不均，士习贱恶可憎，这一切使青年龚自珍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失落导向追求，参与出自“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这两条正是中国士大夫的本色，于是，他将胸中的郁结和朝思夕虑的改革方案凝聚为一篇篇犀利尖刻的政论散文，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对封建衰世和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嘉庆十九年（1814），23岁的龚自珍开始抨击弊政、呼唤改革，写出了一组四篇文章，总题《明良论》，从吏治、士习、资历、重权四个方面援古论今，讽咏时病。

《明良论》的第一篇，专论吏治清明和官吏收入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朝内大员们聚在一起，不谈政事文艺，朝外官吏宴游时，不谈地方设施利弊。大家都在谈论自家的土地是否肥瘠，家具置办够不够，讨债鬼上门是如何不体面等等，内外大小臣工“俱思全躯保室家而不复有所作为”，原因不在于他们对朝廷无知遇之心，而在于贫累之故。造成贫累的原因则是官吏的俸给太微薄，于是便产生了官员贪贿黩货的不法行为，有的则沦为市井之流。他援引史书记载，指出春秋时代的贤相周公，“未尝不富”；唐、宋之俸制，“皆数倍于近世”，而目下连资历很深的尚书、侍郎也“无千金之产”，其下的僚属更可想而知。由此，他提出：“诚使内而部院大臣、百执事，外而督抚司道守令，皆不必自顾其身与家，则虽有庸下小人，当饱食之暇，亦必以其余智筹及法度、民之疾苦”[20]一句话，他主张提高俸给以免除官员的身家之忧，才能谈得上发挥他们忧国利民的才智。

清代文官的俸给确实并不丰厚。按《大清会典》所载，文官实行一年支俸制度，称为“岁俸”。俸由银、米两项构成，俸银按官员品级支给，俸米则以正俸银一两支米一斛计算。清代品官的每岁正俸银是：一品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5两，从九品及“未入流”31两。凡京官，例支双俸；若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则加倍支给俸米。按这一制度，一个位至大学士的一品文职官员，其正俸银按京官支双俸的规定，每岁得银360两；其俸米按加倍支给的规定，每岁得米360斛。以区区之数要在一年内供自己花销、打点已属不易，再要养家糊口就更显困难了。所以，不少大员或依靠手中的权力，或利用消息灵通的条件，收受门生、故旧、属下的各种例敬，作为经常性的补充收入；卑下者则勒索贪贿，不一而足；那些小京官们，例敬不丰，收入不厚，常常靠亲朋资助，或借债度日。明乎此，对于清代官场的种种黑暗也就可以理解了。龚自珍有感于斯，才会提出“厚薪养廉”的改革主张，发出了“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虽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则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的责难。诚然，用厚薪养廉的办法能否改良吏风、清明政治，大可疑问，但他看到了弊端，积极寻求医治之方，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篇是针砭士风之作。小京官的仕宦生涯，使他对士大夫们食禄贪位、阿谀苟且的心态看得很透，并进而思考士习好恶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他从士风是世风的映照这一观念出发，认为士不知耻是国之大耻，而历观当代的士大夫，自其入仕之日、始进之年起能知耻的已经极少了。“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益工”，官做得愈久，锐气愈减；资望愈崇隆，任职愈接近皇上，马屁工夫愈巧妙，要他们像古之大臣那样巍然岸然以师傅自处，则“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朝廷中的政务官员们，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它非所知；平时又不读书，自以为早晚办公已经够贤、够辛苦了，哪有时间去读书？没有实职的闲官们，只知写字作诗，虽读了些书，但不知书中大义，认为只要一天在任便有一天的尊荣，即使因病退休，也只把希望寄托在子孙的功名上，只要他们成为遇事退缩畏葸的老成，不要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两种人，惟知揣摩皇帝的意图，如蒙皇上色笑、得赐食，便扬扬自得地向家眷、门生夸耀；一旦遇皇上不高兴，则叩头抢地而出，别求可以获宠的办法。这种人难道是真心敬畏吗？万一国家有缓急，他们必然会像鸠燕那样纷纷飞跑了。朝廷上下的士大夫都处于无耻的水火之中，还像什么国家？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无以作朝廷之气的缘故。他认为要使士大夫能作朝廷之气，必先教育他们“知耻”。他列举了《礼记·中庸篇》的内容和郭槐说燕王、贾谊谏汉文帝、朱元璋训诫臣下的典故，说明君主对臣下的态度是个关键，“主上之遇大臣如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只有礼遇而不是役使，才能使臣下报之以高尚的节操。“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很明显，龚自珍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当时都门士大夫的种种无耻的行径，而且率直地抨击了君臣关系上的不合理制度，以此作为改变士习贱恶的方法。

《明良论》之三，批评用人制度中的论资排辈陋规。他认为“用人论资格”不但扼杀了英才，而且也使官吏不思进取、贪位保荣，变得“奄然而无有生气”。他说，一个读书人的进身之日，按中等速度计算约在30岁左右，然后需要花35年才能官至一品，最快也得30年。这样，自30岁进身做到宰辅、一品大员时，人已老矣，精力衰矣，再有德望也因岁月消磨而变得退葸尸位，“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那些资历未深者，虽辛劳勤勉也没有位置安排他们。这种论资排辈，要鼓励勇往者，惩戒玩恋者，绝乎庸者侥幸之心，解智勇者束缚之怨，岂不难哉？至于要想得到能建大业、陈大计的英才更困难了。想当初那些刚入仕做官的人，自不免有过慷慨激昂，谁都想有所表现，但一限资格，便一个个丧失了初时的生气，变得苟且因循了。“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

《明良论》之四，主张朝廷给臣下以“重权”，才能使君臣共图千秋大业。他认为皇帝管臣子应只问其治理的效果，而不必计较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理，即乾纲独断，“总其大端而已”；内外大臣有了必要的权力才能保障有效的管理。“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为此，他建议朝廷应仿效古代之法，改变以往“一切琐碎牵制之术”。应该“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亲总其大纲大纪，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以所当从”，才能“救今日束缚之病”。他指出：用古法矫枉而不过正，没有弊端，“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一言以蔽之，他把清明良好政治的出现，寄希望于“更法”，认为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则万世屹立不败之谋，实定于此”。

《明良论》作为龚自珍以经世家姿态援古论今的最初尝试，奠定了他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革之方的基本思路。自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到道光十三年（1833）42岁以前，接连写下了《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西域置行省议》、《五经大义始终答问》、《大誓答问》、《农宗》及《农宗答问》等百数十篇散文，有的直接议论政情政局，揭露封建衰世和抨击社会贫富不齐，批判官僚体制的弊病；有的以论学形式论政，倡言更法，阐发“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思想。其中《农宗》篇则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方案，成为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时期中的第一个乌托邦方案。

《农宗篇》阐述的主张，是以宗法血缘关系来重新组合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其办法是把全社会的人群按宗法制度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大宗有田百亩，以闲民五人为大宗佃种土地；小宗、群宗有田25亩，以闲民一人为之佃耕，使之形成“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和谐社会机制[21]他并希望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发展竞争，积累私有财产，因而不主张限田。他说：“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三代之季，化家为国之主，由广田以起也”。[22]有人问：既立农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将乱，则如何？他回答说：“此亡国之所惧也，兴王之所资也。”并援引孟子所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于四海[23]来证明不限田之可行。意思是说，不限田说引起的分化和天下大乱，不须害怕。只有亡国之君才怕天下大乱，企图有所作为的君王正好利用它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因为孟子说过，为政之道只要不得罪于巨室（即他所设计的大宗），凡是有势力的家族所追求的，必然会使一国之人学习而追求，一国所追求的，天下也会跟着追求。这是一种真正有影响的德化教育。

显然，龚自珍的社会改造方案仍脱不了类似三代之治农村公社的空想，但他主张在这个未来社会中，既按规定分配一定数额的土地，又放手让各宗之间展开竞争，不怕土地发生再分配，不怕引起分化而出现乱世。这种貌似矛盾实质包含着要求发展私有财富的思辨，正是当时社会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因为大家过着统一模式的经济生活，必然会丧失进取和缺乏生机。鼓励追求，人人追求，不一定会引起大乱，财富的总量也不会减少只会加增。这种辩证的看法，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社会发展的脉搏。中国社会不是需要田园牧歌式的经济体制，而是需要通过竞争发展资本主义。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历时二百多年之久而无法形成参天大树的清代中后期的龚自珍，不能不为之触动和思考，正如他在《农宗篇》开首所说，这是他“渊渊夜思”的结果。说他讴歌资本主义，那么他的思想明显是为补封建制度的缺陷，他是个补天派；说他是维护封建制度，那么他的社会设计方案中，明显地流露了要求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思想。这就是新旧交替时代，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交叉点上的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矛盾惶遽的心态。他是带着时代特征给予那时的思想家以特有的两重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对旧事物的无情批判和对新事物的朦胧希望，使龚自珍的思想在当时都门士大夫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那尖锐深刻的政论性散文，连同充满激情、关注民生的大量诗词，一反乾嘉以来流行于文坛中脱离现实、追求格律神韵的文诗风格，把时人的视野引向探究时弊和关注政治的方面，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并为尔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的生成，尽了前驱的作用。

尽管龚自珍有报国之心，所提的改革主张都渊源于古已有之的典章制度，然而人微言轻，在因循苟且的衰世，根本不受朝廷的注意，更谈不上采纳。30岁那年，他向房师、时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觉罗宝兴上书，详论天山南路的地理形势及加强屯戍的重要，主张善待当地回族人民，加强汉回亲睦，并将所撰《西域置行省议》的抄本附呈，结果这些建议都被搁置。道光九年（1829）38岁，又上书大学士，“言内阁故事当循者有六事，寝不行”。41岁时，大学士富俊五度拜访，向他求教兴革之策，他“手陈当世急务八条”。当富俊读到其中汰冗滥一条时，便面有难色，认为难以实行，建议终不得采用。道光十八年47岁时，他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堂官上书言事，详论礼部四司政体何者宜沿，何者宜革，洋洋三千言，结果又未被采纳。真是纵有满腹古方，无权无势复无用；空怀一腔热血，有情有义竟难洒。

在一个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粉饰太平、金玉败絮的腐化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与悲剧命运联在一起的。强大的习惯势力伴随着种种不合理的制度，扼杀着改革的生机。于是，对腐败旧制度的争斗，不得不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以人性的自我异化曲折地表现出来。从38岁中进士以后，龚自珍的诗人气质变得更加浪漫，更加放荡不羁，性格和为人处世显得愈发与众不同，愈益不合时宜。他身材不高，更谈不上魁伟，长的“广额巉颐，戟须炬目”，加之不修边幅，穿着随便，“故衣残履，十年不更[24]在常人眼里，完全是一副落宕不羁的怪相。据说某次去七井胡同往访同乡故友，时当深秋，友人宅第门丁在秋风中冷得瑟瑟发抖，他却穿着夏季的纱衫，不戴帽子，站在肃杀的秋风中，怡然自得。

他不择交游，宗室、贵人、名士、缁流、僧人、博徒，无不交往，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即宾朋满座，挥金如土，囊空则又告贷[25]34岁（道光五年）那年，在京师见汉宫赵飞燕凤纽白玉印一枚，以五百金购得，后又以阮囊羞乏而质之于他人之手[26]

某次，他独自一人乘着驴车往游京郊丰台，拉着一个素不相识的游客在芍药丛中席地对饮，自始至终不问对方姓名，宛若故交，边饮边歌，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境界中。

他待人接物不拘小节。与人论事，每到兴酣，往往情不自禁地拍掌击腕。凡后学有所请教，则历数源流，侃侃而谈，全不管对方是否愿听，一旦发觉对方面有倦色，则凄然而止，深为痛惜。对于不学无术而又假充风雅之徒，心最痛恨，常以幽默尖刻的话语当面讽刺，虽贵为王孙亦不留情面。

他痛恨当时科举中以字取士的陋习，在礼部主事任上时，叔父为礼部尚书。某日，他去尚书宅，恰巧有个新进翰林来访尚书，龚便暂避耳室，但仍可听得出堂上的主客对话。主问客近来作何事？客答称写白摺以备考差。主人教导说：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划宜平整，则考时未有不及格者。客人正唯唯受教之际，龚自珍忽然在耳室拍掌大笑说：翰林学问，原来如此！主客闻之极为难堪，客人因之惶遽羞愧而去。传说龚自珍家中的女性，包括婢女在内，悉工书法，尤善当时风靡科场的馆阁书体。凡有客谈及某某翰林学问如何如何时，龚自珍必笑对说：今日之翰林不过尔尔，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其尖刻辛辣竟如此！

浪漫气息混合着愤世嫉俗的心态，既是诗人天性的率直流露，也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表现方式。在传统规范看来，这便是疯癫、痴狂。人们把他称为龚疯子、龚呆子，对此，他毫不在意，我行我素。其实，那里面不知包含了有志改革、无力回天的先觉者几多辛酸！他曾有一首为好友沈虹桥小像所题的《金缕曲》词，道尽了胸中久积着的块垒：

老矣东阳沈！算平生征歌说剑，十分疏俊。太华秋高攀云上，百首淋浪诗兴。有多少唐愁汉恨？忽地须弥藏芥里，取一痕瘦石摩挲认。颠岂敢，癖差近。

伊余顽质君休问！笑年来光芒万丈，被他磨尽。愧煞平原佳公子，骏马名姝投赠。只是东抹西涂还肯。两载云萍交谊在，更十行斜墨匆匆印。他日展，寄芳讯。[27]

读了这首词，谁都会对这个充满着忧患救世意识的诗人，一掬同情之泪。

尽管他自道光十一年40岁起，已经很少议论时政，主要精力花在研求学术、阐发经义上，把年轻时代的一腔热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何如他那豪迈的性格、愤世的感情仍时时迸发，无法掩饰。如狂似癫，屡遭物议。道光十九年48岁时，又因“才高触动时忌”，借叔父龚守正官礼部尚书，按例引避之机，决意辞官南还。消息传出，京师士大夫们奔走相告，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有的竟致彻夜难眠。四月二十三日（1839年6月4日），龚自珍不携眷属仆从，只雇了两辆驴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书，夷然傲然地离京南下，踏上了回仁和老家的归途。好友们纷纷赠诗送行，同僚暨童年挚友吴虹生在距京师七里之地，设茶挥泪送别。此情此景，使龚自珍深深感动，想到从此即将与同志好友分离，与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京师告别，真是愁绪万千，感慨不已，不由得吟出了二首惜别诗来。

此去东山又西山，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28]

吟罢与虹生挥泪而别，驱车赶路，但依依之情仍不能平静。一路上，有感而发，作了不少七言律诗。六月下旬，行抵扬州，与已退休的大学士著名经学家阮元，及在京时的好友魏源等人畅叙别后，“跌宕文酒，凭吊古今，多哀艳之作”。[29]七月初九日，行抵杭州老家，与阔别多年的老父团聚。由于家眷仍在京师，龚自珍稍事休息后，又于八月下旬北上迎接眷属。十月间到达任邱县，便遣一仆人入都迎眷属来会。儿子龚橙深知父亲心情不好，不愿入都，就作书请他稍稍北进。他勉强进至雄县。再请，进于固安，坚持不再北行。妻子何吉云对丈夫的脾气也很了解，只好在过了冬至之后，携二子一女出都与他相会。十二月底，一家五口终于回到故里。

到家以后，除与友人宴游应酬外，他把两次往返途中所作的诗句加以整理，共得315首，题目《己亥杂诗》，于道光二十年春编定，由他的女弟子新安程金凤用楷书缮就。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文化遗产。这部诗集不仅“途中杂记行程，兼述旧事……平生出处、著述、交游、藉以考见”，[30]而且涉及政情民生、风俗世态，凝聚了他忧国忧民、呼唤改革的一往情深。那里面有欢乐，有忧愁，有批判，有呐喊，也有自我解剖，是一个抱“不世之奇才与不世之奇情”[31]的士大夫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忠实记录，也是一部反映封建衰世时代社会生活的绚丽图卷。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这位旷世奇才、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暴卒于江苏丹阳书院，享年50岁。

自此，主张改革、通经致用的都门士大夫，少了一根主心骨。当时，与龚自珍齐名、世人并称龚魏的湖南邵阳人魏源，早已离开京师，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府；熟稔朝章典故的长乐梁章钜（茞林），也在道光十六年陛辞出都，到广西做巡抚去了；与龚自珍同样治今文经学，以挽回世运为宗旨的山阴潘德舆（彦辅），则在道光十九年病故。留在京师，主张明道救世的士大夫中，唯有汤鹏和黄爵滋差堪座主。两人中，尤以汤鹏在才气上和性格方面最与龚自珍相近。

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小龚自珍九岁，道光二年进士。年方二十已豪于文诗，负气自喜，下笔震烁奇特，被目为奇才。他以礼部主事入值军机处任章京，得以历览天下奏章。旋官户部主事，转员外郎，又得以明习吏事。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尤敢直言无隐，一个月内竟三上奏章。曾因弹劾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员，被罢御史之职，回户部转任郎中。他最初研习文学，尤好诗歌，自上古歌谣至《诗经》三百篇，汉、魏之赋，六朝之文，唐代之诗，无不精研探求，“形规而神契之”，深得此中三昧。著有诗三千首，多感慨抑郁、悲愤沉痛之作。后转治经术，著有《七经补疏》，以明经义。他为人落宕不羁，议论恣肆纵横，常称惟唐之李德裕、明之张居正是所钦佩；而对自己所著的《浮邱子》一书，尤为自喜，每遇人辄问：“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此书确实针砭时弊，主张改革，每一问题都层层分析，支干相演，不失为当时佳构，所以魏源曾评论说“此书可传也”[32]在京时，他最喜和龚自珍交游，花之寺的雅集，他是主要成员；每次重要的宴游总有他在。但是他不像龚自珍那样外狂内静，外痴内省，而是痴狂得近乎滑稽。他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患腹泻而死的，传说病因即起于他戏服大黄所致。某日他在家和友人集会闲聊，有人说大黄性猛，不可轻尝。他却说有何害可言？我向来无疾常服，若不信，请面试。随即命仆人速购大黄二两，准备当场试验。友人见此，苦劝不可。他一意孤行，取大黄六、七钱当众吞服。这时，一位友人起而夺之，他反攫取一块吞服下肚，到黄昏时便开始泄泻不止，半夜即不治而死，[33]死时年仅44岁。

综观嘉道年间的都门士大夫，大都萎靡文饰、正气殆尽，只有那些良知未泯、力图救世除弊的少数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忧国忧民之士。但是即使这群改革家们，也只能从古文化中去寻找救国的方案。诚如龚自珍所自嘲的那样：“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传统的知识结构限制了他们走出中世纪的脚步。他们看到了衰世王朝的命运，体察到贫富悬殊的结果将导致“山中之民”的蜂起，从而告诫当权者：“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34]呼吁清王朝改革自救。但他们却没有看到正在对中国古老王朝构成威胁的西方资本主义，不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起码的了解，而且往往囿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有对衰世抨击，有对三代之治的向往，有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有对王朝弊政的革新主张，惟独没有对世界时势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视野在内而不在外，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植心中。既然连当时最优秀的士大夫在世变将临时还处在对世界混沌朦胧、睡眼未开的状态，那么中国被轰出中世纪的历史命运也就无可避免的了。事实上，促使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契机，正是在上自朝廷，下至公卿士夫们毫无感知、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悄悄然地到来的。

[1] 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 姚莹：《师说》上，《东溟文集》卷一。

[3]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4] 同上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5] 刘开：《上汪瑟庵大宗伯书》，《刘孟塗文集》卷四。

[6] 刘开：《学论》，同上书，卷二。

[7] 顾炎武：《病起于蓟门当事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8] 顾炎武：《与人书三》，同上书，第91页。

[9]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同上书，第98页。

[10]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11] 包世臣：《赵平湖政书五篇序》，《艺舟双楫》，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83年版，第46页。

[12] 《清史稿·汤鹏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册，第13427页。

[13] 《清史稿·徐松沈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册，第13414页。徐松有关新疆的著作，为将军松筠奏进，嘉庆帝赐名为《新疆事略》并制序付武英殿刊行。

[14]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4页。

[15] 段玉裁：《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

[16] 参见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27页。

[17] 关于龚自珍经学学派归属以及学术源说的看法，学术界至今仍有歧见。我采用周予同先生的见解。见周先生注释的《经学历史》一书序文及该书第40页注释之【九】。

[18] 龚自珍与友人集会于花之寺，多在道光十年前，姓名及人数见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8～619页。

[19] 张祖廉纂：《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632页。

[20] 以上均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0页。以下所引《明良论》各篇原文均见该书，不另注明。

[21]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51页。

[22] 龚自珍：《农宗答问第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

[23] 龚自珍：《农宗答问第四》，《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

[24] 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2页。

[25]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记羽琌山民二十二则》，上海书店1981年，复印本第60页。

[26] 《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7页。

[27] 《金缕曲》，《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0页。

[28]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9页。

[29] 《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3页。

[30] 《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

[31] 《〈己亥杂诗〉程金凤书后》，《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8页。

[32] 转引自李伯荣著：《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50页。

[33]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清朝艺苑》，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65页。

[34]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第二章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

广州外国商馆旧照

2-1 “风起于青萍之末”

正当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日趋没落、朝野上下闭目塞听之际，一个西方殖民势力的魔影，在古老的东方游荡。虽然世变之于中国，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生，但西方殖民势力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在中国周围影影绰绰地晃动。它带给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烦恼，可以追溯到明王朝中叶。

西方和东方，横互着辽阔的大洋和广袤的陆地。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如东方人对西方那样无知。自从葡萄牙开辟了直通东方航路之后，众多的西方国家便不断派出船队，越过波涛汹涌的海洋，驶向东方。他们采取占领和掠劫的残暴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富饶的东方，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成了他们垂涎的对象。

东方航路的开辟者，是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玛。但此事的先行者，却是他的同胞迪亚士。1487年，当时西欧航海事业最发达、对探求东方财富最具野心的葡萄牙，派出一支船队，在航海家迪亚士的指挥下，开始了东方航路的冒险航行。迪亚士的船队，驶到了世界上风浪最大的海域之一——南非好望角后，被恶劣的天气所阻挡，无法继续向东航行。于是，这个倒霉蛋不得不下令船队调转头来，这次航行便半途而废。但迪亚士认为：只要加强舰队的装备和携带足够的淡水、食物，向东方航行的成功可能性是存在的。他的这一看法，不仅抵消了航行失败的非难，而且使他成了令人尊敬的英雄。葡萄牙人由此更坚定了探求直通东方航路的信心。

11年后，1497年的夏季，瓦斯科·达·伽玛经过长期而又认真的准备，宣称自己决心要实现迪亚士未竟的事业。在国王麦瑠埃尔的支持下，伽玛率领了一支包括4艘帆舰在内的精悍船队，从首都里斯本出发。他怀着发横财的渴望和青史留名的激情，沿着迪亚士的非洲航线，坚韧不拔地向神话般的东方驶去。皇天不负苦心人。1498年5月，伽玛船队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到达了印度次大陆西岸的卡里库特，东方航路由此底定。当伽玛船队装满了东方的宝石、香料、胡椒、生姜等土特产，于次年返回里斯本时，码头上万人欢呼，人头攒动。叫喊声伴和着飞吻，纷纷抛向这个勇敢的冒险家。人们把伽玛和他的船员称为“出色的英雄[1]伽玛本人被国王晋封为伯爵；国王麦瑠埃尔则自封为“印度统治者”。但葡萄牙人却把国王称为“幸运儿”。

东方航路开辟成功，是世界中世纪史上一件大事，它使西方向东方殖民有了一条海上通道。从此，东方的灾难随之而来。

1500年，葡萄牙一支有着13艘帆舰组成的大型船队再次到达印度。此后，葡萄牙按期派出船队，往返于印度和里斯本之间，比利牛斯半岛上这座充满西欧风光的小城，成了东方产品的集散地；而印度的果阿地区，则在1510年正式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511年，葡萄牙果阿总督，又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占领了马六甲，把它作为向东南亚扩张殖民势力的跳板，葡萄牙成了东方最早的殖民者。它把本国的不法之徒派到印度服务，以免他们在本国捣乱，却让他们在东方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他们当走私贩、海盗、商人和指挥官，只要碰上机会，什么都干[2]

跟踪葡萄牙而来的是西班牙。16世纪中叶以前，葡、西两国是争夺海上霸权的殖民强国。尽管西班牙主要的掠夺对象是北部美洲，但富庶的东方，对它有同样的吸引力。1571年，西班牙凭借强大的舰队，完全吞并了菲律宾群岛，“杀其王，逐其民入山”，[3]在岛上大肆劫掠。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屠杀华侨，先后被杀的有二万多人。1639年又一次屠杀，“竟杀掉了当时旅居菲律宾的三万三千中国人的三分之二[4]

从16世纪下半期起，西方的政治地图有了新的变化，荷兰开始崛起。1588年，它联合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了海上霸王。为了向东方扩张，它在17世纪初，就竭力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对南洋群岛的控制权。1602年，荷兰组成殖民性质的东印度公司。两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征服了爪哇岛上的咬巴。这时的荷兰，是西欧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西方的殖民竞争者，它采取无耻的手段，竭力排挤对手的势力。为了霸占葡萄牙手中的马六甲，它向葡萄牙总督表示愿交21850镑的贿款，请求允许入城贸易。1641年，当他们被允许入城后，便设计刺死了这位受贿的总督。对于殖民地，采取残暴的掠劫和烧杀。当它占领爪哇岛后，荷兰人“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居民8万多人，60年后，只剩下了8000个土著。

荷兰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多久，便遭到了英国的挑战。英国在东方的殖民事业，早在1600年组织东印度公司时就已开始。17世纪中叶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荷兰的地位，独占了对印度的贸易。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手段多种多样，无一不是以暴力、欺骗为特征，以掠夺印度财富为目的。1669～167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等地的贸易中，每年支付三四万英镑，1681～1682年间增至23万英镑[5]1761年，英国击败法国殖民势力后，成了印度的主要殖民者，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拥有军事力量和统治着大批领土的殖民权力机构。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由国会派出总督，赋以管理印度全部领土的最高权力。从此，英国殖民者不再假手印度的封建王公，而是直接统治印度了。

殖民制度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各种途径中，最为残暴的一种，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育成长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像温度之于受精蛋的孵化那样。正因为如此，西方殖民国家才无不驾着炮舰横冲直撞，到处寻找和开辟殖民地，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阵阵血腥的风暴。爪哇、马六甲、印度、菲律宾等地的沦落，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本来，西方殖民势力的东向，就是为了觊觎印度和中国。葡萄牙寻找直通东方航路的动机，是为了印度，而西班牙的东来，则是为了中国。英国早就有了与中国通商的企图，当它占领印度后，这种意向便更加迫切。所以，正是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过程中，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中外关系的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中西关系成了中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现在，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史，以便考察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之前，中国是怎样处理与西方关系的。

中国的海外贸易，早在西汉初期已见诸于史书。两汉时代，中国海外贸易的三个基本方向——东洋、南洋和西洋，已初步奠定。对东洋的朝鲜和日本的贸易，始于汉武帝初年。对南洋的贸易也开始于汉武帝时代。但对西洋的接触则稍晚，在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才开始。当时的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秦”）曾派使者到过中国，除它之外，没有别的西方国家来过这片古老的土地。所以，两汉时代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在东洋和南洋进行的。相比之下，对东洋的朝鲜和日本贸易较为频繁，南洋方面还很有限。

自三国至隋代，海外贸易的方向没有重大变化，仍以东洋与南洋贸易为主。政府对外贸易也未设专官、专司加以管理，贸易税到南朝时，还没有固定的法令[6]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政府也开始加以管理，设专官、专司，收贸易之利入官。唐代置市舶使（亦称“结好使”）于广州、安南二地，立交易纲首，但唐代市舶司并非常设专官，“有事则置，无则废之”。[7]贸易范围除东洋外，南洋和印度洋一带的锡兰（唐时称“狮子国”）等国，都有贸易关系。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法制渐趋细密，市舶司制度确立。政府曾对外贸物资下过多次禁令：北宋崇宁时“禁私物奸人下海”；南宋淳熙时“禁贩金银”，南宋端平时“禁铜钱下海”。[8]元代市舶司数度变迁，对外贸易也时开时禁。总计有元一代曾四度关闭市舶，但时间不长即重行开放。

明代的对外贸易，已有相当的规模。明初永乐年间，政府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三宝太监郑和曾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当时所谓西洋，指的是今南洋与印度洋沿岸。

明中叶以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与海外各国的贸易，都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民间贸易，这是平等互利的民间交往，不具任何政治色彩；另一种是随贡贸易，大都是政府间的交往，外国来华的都是贡品，不属商品性质，中国政府的赏赉也不是作为商品。从代价和数量上看，贡品往往抵不上赏赉。在朝贡物品外，也允许贡使带一部分商品与中国进行交流，这种贸易，大都在中国政府的认可之下，在指定地点进行。所以这种商业上交往往往是很有限的。这两种贸易，就数量上看，以民间贸易为大多数，随贡贸易在次数和数量上都很少。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在国力上、经济上都超过四邻国家，因此，明中叶以前，中外关系的结构，中国占主导地位，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中西关系。应该承认，这种中外关系的结构中，中国一直是以天朝自居的。各国来华无论是真正的藩属，还是与中国完全没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化外之人”。在文化、文明和地位上，始终有优越感、大国感。但绝不等于说，这种关系就可以得出如西方学者们说的：中国强加给其他各国的不平等性质。例如费正清在其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论到中国的朝贡制度时说：“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9]类似费正清的这种说法，在西方著作家的书中，几乎都可以看到。

这实在是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说法。

中国的朝贡制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朝贡贸易制度，是发生在世界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封建制度的基本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自然经济结构虽然有所不同，但在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而不是投入流通，商品经济不占主要地位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因之，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各国的贡品往来，都不发生经济上的不平等贸易或掠夺对方资源、把别国变为自己的商品市场这种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殖民地性质。所以从经济意义上说，朝贡制度与随贡贸易制度只是一种物物交流，相互馈赠而不是经济掠夺。事实上，宗主国的赉赐品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往往都超过贡品。朝贡的国家都把这种经济联系看作为一种优惠而采取主动的要求。随贡贸易更能通过一定形式的商品买卖，双方互利和互相学习。

其次，朝贡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藩属国之间的一种政治联系和外交交往。宗主国并没有通过朝贡干涉别国包括藩属国的内政，破坏它们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点，任何研究中外关系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地对待历史，谁也不能否认。即使是持有上述观点的美国人如克莱德，也同时承认：“在理论上，且一般在实践上，中国并不设法通过这些方式来直接干涉边界国家的内政。事实上，只要它们的统治者保持和平，同他们的人民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并履行他们次一级地位的礼仪和其他义务，边界国家大部分是自主的。[10]

再次，朝贡制度并不对藩属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它作为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断断续续的政治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不与对方国家的社会生活有直接关联。与中国通贡的国家，只在政治上作为藩属国的地位，中国并没有对它们直接的干预和压迫。这种藩属关系，与后来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与藩属国之间只存在名义上的宗主关系。这种关系之间的联结就是朝贡、册封制度。因此，藩属国的历史进程不受中国的直接影响。如果说，中国在当时比周边邻国先进和强大的话，那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通过朝贡而间接在邻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样，邻国的先进经验也对中国产生过影响。

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它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掠夺中国的资源，把中国变成殖民市场，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此可见，西方史学家的上述言论，虽然指出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盲目的优越感，但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却是企图用历史类比法来证明侵略的合理性，为自己的祖先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进行辩解与开脱。

明中叶以后，中外关系结构开始变化。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替代传统的中国和东洋、南洋各国的关系而成为主要内容，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占主导的地位逐渐下降。这个变化过程，是从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后开始的，直到鸦片战争才最终形成。

最早与中国接触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是葡萄牙。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首次到达广东屯门。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海盗商船8艘，以朝贡通商为名，突入广东东莞，发炮轰击，“大炮迅烈，震骇远近”[11]明政府以无朝贡旧例，加以拒绝；葡萄牙海盗船“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12]以后便在广东沿海“杀人抢船”，[13]从事海盗掠劫活动。明政府为保卫海疆，于正德十六年发兵征讨，次年将海盗船驱逐出粤，葡萄牙人转而在闽浙一带掠劫，并勾结“倭寇”，成为明政府东南大患。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人“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澳门）地暴诸水渍贡物”，[14]以欺诈手段，强租了我国澳门，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桥头堡。后来，澳门成了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收舶地。

继葡萄牙而来的是西班牙。1517年，西班牙完成了对南洋菲律宾群岛的侵占。明万历三年（1575）起，便转向中国，请求“通商”。福建地方政府曾对西班牙的使节以友好的接待，并派使节回访，允许西班牙人来福建互市；但吕宋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却准备以武力对付中国，对中国去菲律宾的商船，采取种种严格限制，并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明政府不得不采取戒备措施。万历二十六年（1598），西班牙派人要求互市，被广东当局拒绝。西班牙人不顾中国法令，在“虎跳门结屋，群居不去[15]明政府派兵驱逐。自此以后，中国与西班牙人的贸易关系无形停顿，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海禁废除后，才断续有商船来粤。

16世纪下半期的海上霸主是荷兰。17世纪初年起，它就与西、葡争夺南洋的制海权。本着这一目的，它开始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和海盗掠劫活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驾大舰携巨炮”，[16]首次到达广东，要求与中国通商贸易，明政府予以拒绝；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保持自己对华贸易的特殊地位，也不准荷船在澳门停泊。荷兰此行失败后转向南洋一带。1602年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1604年征服爪哇岛上的咬巴，排挤了西、葡在南洋群岛的势力。同时，侵入我国领土澎湖，妄图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前哨。明政府厉兵拭甲，并断其接济，迫使荷兰无法久留，只得挂帆而退。此后，又与葡萄牙争夺澳门，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但仍以荷兰失败而告终。明天启二年（1622），荷兰再次侵占我国澎湖，进犯福建内港鼓浪屿，与明朝军队激战。天启四年，又非法占领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17]后被郑成功所驱逐。

17世纪中叶后，英国取代了荷兰，成了海上霸王。英属东印度公司先后击败了荷兰、法国的两个东印度公司，达到了独占印度贸易的优势地位。但当它开始与中国打交道时，曾经遭到了葡萄牙的多方排挤，处于不利地位。正如其他殖民者一样，英国对中国的交往，一开始便以血和火的文字记载在中英关系史上。明万历十年（1637），英国第一艘武装商船在威德尔德船长率领下，来到中国。[18]英国人一踏上中国土地，便以贸易为名，强入广东屯门，发炮轰击炮台，“夺而据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19]明政府被迫自卫还击，挫败了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拒绝英人于澳门求市，使英人一时无法在澳门立足。自此之后，英国长时期没有派船到中国活动。直到清顺治元年（1644）才有第一只商船来华。由于南明政权正在和清军对抗，英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些众多的西方国家，从明中叶起，纷纷以武力手段为其殖民贸易开路，这就使中国封建统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敌手。中外关系中，中英关系逐渐突了出来。但是直至明朝末年，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未进行或未取得胜利，工业革命更无从谈起。因此，西方国家开辟世界市场的愿望还不甚强烈，实力还相对较弱。而明朝政府在当时却仍有力量以自卫手段击退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扩张。西方国家在和中国的较量中，基本上处于软弱的地位。中西国家间的这种关系，直到清代才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逆转。

[1] 葡萄牙人路易斯·卡孟士所作长诗《鲁西亚德》（1573）中，称这次航行的参加者为“出色的英雄”。见【苏】谢缅诺夫，叶文雄译：《中世纪史》，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305页。

[2] 【英】马丁：《中国：政治、商业和社会》第2卷，第414页，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4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4] 【美】马士、宓享利合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上册，第24页。

[5] 转引自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上册，第86页。

[6] 见《隋书·食货志》。

[7] 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七《设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29页。

[8] 汤彝：《盾墨·市舶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27～228页。

[9]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10] 【美】克莱德：《远东》，第240～241页，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9页。

[1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海外诸书》，十三页。

[12]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页。

[13] 陈文辅：《汪公遗爱祠记》，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版，第92页。

[14] 印光任、张汝霖合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5] 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二十八，《番彝》，四十三页。

[16]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荷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册，第8434页。

[17]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荷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册，第8436页。

[18] 事实上英国在1582年就派遣了由四艘帆舰组成的船队企图驶向中国，由于食物供应不足，船队只到达巴西，遭到西班牙舰队的阻拦，未能到达中国。1595～1596年间，又有三只船组成船队，带着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书，远航中国，结果也半途而回。见【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9]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

2-2 从海禁到闭关

清朝前期，中西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因清政府采取海禁措施而无形停顿。

海禁是清朝统治者为隔绝东南沿海各省人民与郑成功反清势力相结纳而采取的一项“坚壁清野”式的措施。郑成功在南明唐王政权覆灭后，坚持在福建一带聚众抗清。他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连年出击广东及江浙等地，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力量因此十分活跃。为了稳定统治秩序，清王朝于顺治十三年（1656）颁布禁海令，规定：

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均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者，皆处死。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有疏虞，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提镇并议罪。[1]

这道禁令，将违禁治罪范围从一般私自下海扩大到各海口官吏，上至督抚、下至保甲，无一幸免。就禁令内容看，显然不是为了防止洋人而是防止沿海人民的抗清。因之，它不具有对外政策的意义，基本上是一项对内镇压的政策。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由厦门渡海，驱逐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建立了反清政权。这一年，清政府进一步严行禁海，下“迁海”令。迁海令最初建议者，是满洲家奴方星华的弟弟方星焕。他向其主子献策说：“海舶所用钉铁麻油，枪炮所用烟硝以及粟帛，皆海外所罕有，大都滨海之民阑出贸易为之接济耳，今宜尽迁其人，移之内地，距海若干里内，皆斥为瓯脱，画地为界，严申禁令。有敢越界者，论殊死无少贷。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2]清政府立即采纳这一建议，派满大臣四人，分赴海疆诸省，严督沿海居民内迁。初迁二十里，犹感为近，再迁二十里，仍感不足，再迁十里，三迁而界始定。“诏沿海居民三十里外尽徙内地，禁渔舟、商舟出海”。

由上可知，清初的海禁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沿海人民下海，二是强迁沿海人民于内地。

由于严禁人民私自下海，清初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被禁止的，所有者，仅是外国贡使请求互市的交往。其数量既少，贡市也有一定的期限。海禁期间来得最早、次数最多的是暹罗贡使。自顺治十年（1653）遣使请贡后，康熙三年（1664）来贡一次。次年改为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州。以后在康熙七年、九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四次派使节交涉，也仅得到“贡使所携货物，愿至京师贸易者，则听其自运，或愿在广东贸易，督抚委官监视之[3]的答复。

西方的荷兰，在海禁期间，仗着曾与郑成功政权作战的“功绩”，曾于康熙二年（1663）请求贸易，清政府准其二年一贡。康熙五年改为八年一贡，贡道直到康熙二十五年才由广东改道福建。葡萄牙早踞澳门，自康熙元年广东迁海后，澳门商务无形停顿。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准葡人在海禁未开前，暂在广东和澳门间陆路通商。英国在顺治十五年（1658）及康熙三年两次来过三只商船，因受澳门葡人排挤，无法进行贸易，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有商船来广东。康熙九年，英商转往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台湾，在两地设立商馆，直至1681年才停止厦、台的海贸商务。除上述国家外，禁海期间并无其他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

清初海禁，自顺治十三年（1656）起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禁，共29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子郑克爽降清，台湾抗清政权覆灭。海禁为了“防贼”的理由便不复存在，而开禁贸易的呼吁，在朝臣中日渐频繁。康熙帝便于康熙二十二年下诏群臣，讨论开禁贸易的利弊，经过不少大臣的上奏讨论，康熙二十四年正式开禁，设粤海关于广州、闽海关于厦门、浙海关于宁波、江海关于江苏云台山，共开四关对外贸易。

海禁一开，中西交往又渐趋频繁。

当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其经济实力，也逐渐在西方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它正用全力在印度与荷兰、法国争夺殖民控制权，并在远东海面的商船队中取得绝对优势。海禁一开，英国商船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其趋势是逐年发展的。以下是英国商船的来华次数统计和因贸易差额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

表2-1

（续表）

（资料来源：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2.4有关资料。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2页列表。）

从上引清代开关贸易到康熙一朝的统计看，英商来华贸易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康熙一朝，英商来华船只数每年都很少，最高年份是康熙四十九年十艘，一般都在每年二艘；第二，在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九年（1685～1710）的25年中，英商船有明显的北上贸易趋向，厦门与舟山几乎成了英商船最感兴趣的目的地。

这两个特点表明，当时中外关系结构的变化，尚未完成，西方与中国交往，仍然不具有重要意义。从第一点上说，英商对华贸易的数量所以很小，原因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正在全力以赴地与荷兰、法国争夺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后，拥有商船数量最高时达到30艘，但到1702年，由于荷兰的王位继承者担任总公司的负责人后，董事成了世袭，经营不善而逐渐亏本；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1672年以后，由于它在竞争中对荷兰的胜利，法属东印度公司业务上升，1719年又趋于衰弱。英、荷、法在印度的竞争，使得英国暂时还没有力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从英商对华贸易的差额看，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动辄数万英镑，有时高达十余万镑，说明英国输入的商品数量不多，不受中国欢迎，而对中国商品的需要量却很大，造成了差额，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这一情况，显示着当时中西关系中，外国资本主义并未能对中国造成经济上的压力。

从第二个特点说，英商北上趋势的加强，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力图接近中国丝茶产区的意向。福建、浙江向是中国著名产茶区。英商对中国茶叶的需要自17世纪80年代后逐渐加增。1684年东印度公司通知在印度的英商说：“现在茶已渐渐通行，公司要把茶赠友朋，望每年购买上好的新茶五六箱运来[4]1700年英国宣布禁止印度棉织布输入本土之后，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大宗商品。尽管英国本土对茶叶输入课税很重，但贩运茶叶仍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赚钱买卖。从上表看，英船向中国闽浙两海关收舶的热潮，恰恰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内，这决不是偶然的。当然，促使英船北上的原因，并不全是茶叶贸易，关税的轻重也是一个因素。粤海关税较浙海关重，陋规也很苛刻，所以英商纷纷走避，北上闽浙了。

自康熙五十年（1711）后，英商又转向广州收舶，但对粤海关税仍每有怨言，“屡以粤关索费太重，纠洋商合词争之”。[5]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准备对中国出口加税什一，“英人议其不公，置若罔听[6]甚至“合词控于大府”。[7]西方殖民者对贸易的需求使中国皇帝和官员们深感麻烦。康熙帝自晚年起就已担忧“海外如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8]处理日渐突出的中西关系，逐渐成为清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对外政策必然要受到对内政策的制约与影响。清王朝是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和次第打败明宗室的反清力量基础上统一中国的。它在军事征服过程中采取了极为严酷的屠杀和掠劫手段。定都北京后，又实行了种族统治的高压政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加上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防止和镇压国内各种反抗力量的滋长，成了清王朝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顺、康、雍三朝的国内政策明显地反映着三个主要方向：对反清力量，采用暴力和招抚相结合的方法，以达到打击、分化的目的；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以汉制汉”和“改土归流”的种族统治政策，使之通过内耗，减少对统治民族的不利因素；在统治集团内部，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提高皇权，削弱藩王权力。这三者组成了清王朝前期国内政策的基本环节。外交是内政的继续。防止国内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外国人支持国内的不满情绪，是维护王朝统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于是，隔绝中外之间的交往，把贸易限在远离王朝心脏的边远地区，成了清政府势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一朝，承康、雍之武功文治，国力趋于鼎盛。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局面安定，外贸税收的区区收入，乾隆帝根本不放在眼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王朝决定关闭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只开放广州一口，实行了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闭关锁国政策。

为什么乾隆帝要收口闭关？是因为怕欧洲海盗商人的侵扰而出于自卫的需要吗？

不可否认，欧洲海盗商人自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沿海地区进行肮脏卑劣的掠劫活动。但这种趋势和程度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正在逐渐呈现着退潮和减弱的态势。考察一下自明正德九年（1514）中西关系开始，到清乾隆二十二年收口闭关的243年中西交往历史，似可以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实行迁海为分界线，在此以前的147年内，西方殖民者对中国采取武力入侵和较大规模的海盗掠劫活动；在这以后的96年内，很少出现武力对抗的局面，外国海盗商人对中国沿海的掠劫势头已基本退潮。出现这种相对安定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外国殖民者的主要目标在印度和南洋争霸，无暇他顾；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了明王朝的自卫还击，一再遭到挫折，发现自己一时还对付不了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大国。可见，尽管这时外国海盗仍在中国沿海及南洋、印度洋海面出没，但毕竟没有像以前那样严重地采取掠人残杀、抢劫的无耻暴力手段。把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收口闭关的直接原因，说成是为了“防范欧洲海盗商人的劫掠活动”，似乎缺乏史料依据。

表2-2

（自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一年）

同样，把清政府收口闭关说成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也是缺乏事实的一种主观推论。闭关前，欧洲商人的对华贸易，数量极为有限。从清政府开始海禁，设四关进行海外贸易起，到收口闭关的73年内，外舶来华总数365艘。其中英国145艘，平均每年2艘，最高年度也仅10艘[9]这个数字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几乎微不足道。事实上，在西方产业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外国资本主义始终没有足够的商品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在贸易过程中，也往往因贸易差额而不得不支付对欧洲来说最可贵的白银。这在闭关前是常有的事。兹以英国为例，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统计，列表如下：

表2-3

（续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4页列表。

根据上表统计，自开海贸易到收口闭关的74年内，英国大约共输入中国银数达257万镑，平均每年超过3.3万镑。一位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的英国学者，在分析了英国对华贸易的老牌商号——怡和洋行的业务档案后，不得不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始就宣称：

近代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寻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艺技术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10]

这个英国人说东西方发生接触是商业，显然没有敢于把西方殖民者利用商品贸易的幌子，无耻地干着海盗和殖民掠夺行径说出来。但他承认当时西方缺乏必要的商品与东方特别是中国进行正当贸易，却是事实。经济统计资料表明，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当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产业革命高潮到来的阶段，中西正当贸易中，中国仍然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不满意这种局面，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这是事实。但不能说闭关前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商品侵略，因而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

封建制度毫无疑问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乾嘉时代的中国，并没有成为事实上的弱者。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自清初百余年的恢复，有了相当的发展，田、丁数有了较大增长。顺治十六年到乾隆十八年（1659～1753），民田总数由549.35万余顷，增至708.11万余顷，增长近160万顷；人丁数从顺治十六年到乾隆六年（1659～1741）由1900万增至14300万，增长近7倍[11]当时清政府拥有85万以上的军队，在内外用兵中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乾隆帝和嘉庆帝都自称为“统驭万国[12]“富有四海[13]的天朝皇帝，将各国对华贸易和来华使节，视为纳贡称臣，丝毫没有“弱者”之感。

可见，不论从当时的中西关系状况考察，抑或对乾隆朝的国力分析，都无法把闭关政策的产生，归结为清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方面反侵略的自卫需要。促使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阻止英商北上宁波贸易的趋向。外国来华船只，向在澳门收舶，自康熙四十年（1701）起，英商为了获取中国廉价的茶叶，已有北上浙省的趋势。宁波接近产茶区，关税较粤海关为轻，“浙之商贩牙行又争相招致[14]乾隆帝对此深感不安，认为外人北上，“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担心外人北上之后，以贸易为名“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15]为了阻止英商北上，清政府最初采取提高浙海关关税一法，企望外商因怕遭重税而停止北进，仍在广东贸易，以收不禁自禁的功效。但英商不惧重税，仍数往宁波口岸。于是朝廷只得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准再赴浙省”，[16]采取了收口闭关的措施。

很显然，清政府的闭关之举，是处于相互联系着的两种心态：

一是担忧传统的贸易口岸发生变动，外人北上趋势的增强，会对“民风土俗”产生影响。所谓“民风土俗”，无非是指封建礼教规范下的君臣之道、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夷夏之防等一切伦常习俗。这一套名分、等级制度，历来是统治者维护专制制度和实行愚民政策的思想工具。它一旦被洋人带来的欧风美雨所冲击，无疑会对旧秩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是害怕洋人深入内地、久留不去，会支持东南沿海原已存在着的反清情绪。一旦内外结合，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清朝统治者自己就是乘明王朝忙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之际，在汉人的导引下入关的，深知内外结合的厉害。由于葡萄牙人曾协助过明王朝打击清军；英国人也曾在郑成功抗清势力控制下的厦门设立过商馆，因此，清王朝对外人特别敏感。

事实上，从康熙末年起，限止海外贸易、防止汉人和洋人接触的意向，已在统治集团内部滋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巴（今爪哇）等地贸易。雍正五年（1727），对私自出洋和久留外国的华人，明令规定不准回籍[17]雍正十三年，又禁止民人偷渡外洋。[18]到乾隆时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设关贸易以裕兵饷、财源的初衷，早已不复存在，“防微杜渐”的目的，被突了出来。后来的公行制度和一个又一个的防范章程，都是从“防微杜渐”这个根子上长出来的。

由此可见，清代闭关政策，正是封建统治者维护专制制度总政策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是一个落后的经济制度和腐朽的思想体系产生出来的一项落后腐朽的政策。

[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重修本）第七百七十六卷。

[2]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3] 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一《贡舶》，《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4] 《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

[5]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6]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版，第220页。

[7]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

[8]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八，第九页。

[9] 据【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4各卷资料统计。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4页列表。另：《粤海关志》卷二四有关外国商船入口只数记载，录于表2-2

[10]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11]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

[12] 《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谕》，见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3] 嘉庆二十年《上谕》，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

[14] 萧令裕：《英吉利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3页。

[15] 《清实录》乾隆朝，卷五百三十三，第721页；卷五百十六，第522页，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第15册。

[16] 《东华录》乾隆朝，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17]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十二页。

[1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重修本），卷六百二十九，二页。

2-3 公行制度和防范章程

清代的闭关政策，是一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的综合性政策。马克思称它为“一种政治制度”。[1]它由四个相互关联的内容组成：在贸易地点上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则；在对待外人行动上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和外商贸易方面实行公行商人中介的特殊制度；在外贸物资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上采取限止手段。

广州一口通商是清代闭关政策的起点和基本标志。它是清王朝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对于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如东洋、南洋各国，中国并没有关上大门。相反，对某些邻国如朝鲜、安南等，往往还给以较为优厚的贸易待遇。当时，与中国有藩属关系及友好交往的国家如安南、琉球、缅甸、泰国、日本以及南洋一些国家，都是以贡市形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贡与市相因，而市之利，初虽刻期限，严勘合，卒之率假贡为市，而贡敝”。[2]从贡市相因到市盛贡敝，就是中国与东洋、南洋传统贸易伙伴国家的通商交往史。

构成闭关政策的另一项内容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物资的出口数量和品种颁布限止性的禁令。在一般情况下，限制外贸物资的出口品种和数量，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采取的正当手段，与闭关锁国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史上都有类似情况。但清代限制外贸物资的出口，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和扶植本国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生活中早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所以它的禁令，是国内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本质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清代对外贸物资出口品种，实行限制的有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及其制品（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等；对出口物资的数量和途径，实行限制的有丝、茶、大黄等。此外，史书、舆地书籍等也严禁出口。

必须指出，上述物资的出口限制，并不都是在闭关之后实行的，其中大部分是在闭关以前早已加以限制了。如米，在康熙七年已禁止出口，豆类在雍正十三年（1735）已禁止出口，五金中如铁及铁器制品在雍正九、十年都明文禁止；军火在开关贸易时已下禁令。只有对丝、茶出口的数量限制是在闭关期间采取的。丝及丝绸制品的数量限制，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实行，茶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781）才下令限制。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学者并不同意将限制出口货物作为清代闭关政策的一个组分。

还要指出的是，上述货物的限制出口，并不完全都是出于同一性质。有的限制货物出口是正当和必要的。如粮食中的米、麦、杂粮等，这些都是民食的重要内容，限制出口，对稳定粮食价格，满足人民需要有好处，况且清政府每年还要从国外购买大米。再如对金、银出口的限制，对于稳定国内银钱比价，稳定货币信用都有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不同意将限制出口货物作为闭关政策一部分的学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若把这些品种和数量作为一个整体，将它放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下考察，那么，它们之所以被严格禁止，就是因为清政府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局面，不愿意发展中外正当商品交流，不重视商品交换的结果。它的封建落后性就显得十分明确了。

构成闭关政策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是公行制度和防范章程。

随着广州一口通商原则的确立，在如何处理外商在贸易口岸的业务问题上，清政府实行了一套特殊的中介制度即公行制度。这个制度，强化了闭关锁国的程度，成了清代闭关政策的重要支柱。

公行制度正式产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它是在原有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海外贸易，自唐至明代，均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外国使臣的贡市，由政府专司海外贸易的长官——市舶使负责接待。明初，海外贸易比前代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与明王朝进行贡市贸易的地区，有东洋的琉球，南洋的菲律宾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大小国家约64国[3]这一统计，不尽正确，如其中本是一国而因译名不同而记为两国者；或早已灭国但在中文典籍中仍有名而称作国家者，都重复计入。但是，明初与海外交往确实繁荣，这使明代的市舶司制度不能适应，遂指定商人设立牙行，经营出口贸易。这种商人称为行商或官商、洋商。万历以后，广东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有36家。明周玄《泾林读书记》说：“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禁喉，每一舶区，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金者。先报达本县，申达藩司，令舶举（即市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无簿书刑杖之劳。”可知明代后期，行商与贸易长官之间的关系虽已密切，但并未有代表政府而独立与洋商交往的职能。

清承明制，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或洋商，称为十三行。梁廷枬《粤海关志》称：“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4]梁廷枬所说“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对此，学术界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十三行之称，明代已有，清初仅“沿明之习”而已，[5]有人认为十三行之称，明代尚无，“沿明之习”，是沿对外商“劳以牛酒”的怀远驿制度，并非沿十三行之名[6]本书并非专论十三行的沿革，孰是孰非，兹不赘及，但十三行之称，最迟在康熙三十九年已见诸于记载。清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称：

洋行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广州竹枝词》载于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一书。此书重刊本是康熙三十九年，故十三行一名，迟至康熙三十九年已有，似无问题。十三行含义是什么？目前尚无确凿史料，还弄不清楚，但十三行绝非指十三家行商。梁廷枬说“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乾隆十六年亦有洋行20家[7]至二十二年增至26家。[8]十三行并非十三家，无可怀疑。

清初，洋行经营对外贸易，仍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职能。洋船入粤，泊于澳门，粤海关监督需躬亲丈量。洋行在得到批准后，也可面见监督。那时洋行也没有垄断对外贸易的权力。只有在他们组成公行后，才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垄断地位。

乾隆二十二年广州一口通商之后，清政府为避免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便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粤海关监督的授权之下，由一批洋商组成公行。当时参加公行的行商共九家。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中述及此事称：“迨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批司议准[9]

公行是清代特有的对外贸易的垄断组织，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这可以从下列三方面考察。

第一，它垄断了清代对西洋各国的贸易。

凡不参加公行的行商称为“散商”，不能单独与外商进行大宗货买，只能在公行规定的贸易商品范围内作小宗经营，而且必须由公行统销。一个长期居住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职员享德说：

行商是中国政府唯一承认的机构。从行外的中国人买进的货物，如果不通过某些行商就无法运出。因之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然后用行商的出名报关。[10]

行商又从外商对华贸易中分肥：“东印度公司购买货物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11]“他们享有统治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每年获利达数百万元[12]

第二，对新充行商参加公行，具有控制作用。

只有公行一致同意下，由总[13]和各散商联名具结，公行才可接纳新成员。这就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公行的垄断意义，并扼杀了贸易竞争者的生机。这一点，只要剖析一下清政府对新充行商的规定，就可明了：

自嘉庆十八年，前监督德庆奏请设立总商，经理行务，并嗣后选充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钦奉谕允，准行在案。是以十余年来，止有闲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推原其故，皆因从前开行，止凭一二商保结，即准承充。在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洞悉底里，未免意存推诿；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以致新商虽有急公踊跃之心，而历任监督以恪于成例，不便著充。[14]

这份奏折说明了新充行商之难。到道光九年时，“止存怡和等七行，其余六家或因不善经营，或因资本消乏，陆续闭歇”。[15]事情已到了旧行商日少，新行商不添的程度。而“数年以来，夷船日多，税课日旺，而行户反日少，买卖事繁，料理难于周到，势不能不用行伙。于是走私漏税，勾串分肥，其弊百出”。[16]因此，经道光帝批准，更改嘉庆十八年成法，著一、二保商取保，即可充任试办。十余年来，对于新充行商的规定，走了一个回头路。

道光十七年（1837），广州参加公行的洋商数目又趋回升，达到十三家旧观。但新充的行商，试办而不愿报部出结，并不认真执行规定。如“新充之仁和行商潘文海，试办已历七年，屡催未据出结咨部；又孚泰行商易元昌、东昌行商罗福泰，暨新充尚未列册达部之安昌行商容有光，试办或届二年，或逾一年不等[17]甚至“交通匪类，资本不充等弊”时有发生。所以这一年又规定“不必限年试办”，回复到“总散各商联名保结”的老路。

从一、二家保结，到总散各商联保，这是肯定之否定；从总散各商联保取消，回复到一、二家保结，又取消一、二家保结，回复到总散各商联保，这是否定之否定。可以看到，这根曲线的每一个片段，都反映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反垄断斗争。只是这两个矛盾着的侧面，都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都是服从于整个闭关政策的政治前提。

第三，公行商人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

从他们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手人这一点看，他们是商人，是由官方认可允许与外商贸易的特殊身份的商人。经商是他们的本职。他们是各有各的主顾，各行负责各自联系的外国商人。商人所有的尔虞我诈的品质，理所当然地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因而公行并不是一个组织紧密团结一致的团体。

从他们是清政府与外人交往的中介这一点看，他们又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身份。对清政府，他们是民；对洋人，他们具有官的力量。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公行商人在对外关系中拥有一般商人不可能具有的权力。这表现在他们负责洋商向海关报税纳税，负责向洋商通知海关税率的变动，照管洋商按政府规定的防范章程办事，传达政府对洋商的指示和负责办理洋商出入广州的护照等。这些权力使行商成了清政府用来隔绝中国人与洋人交往的看门狗，并且代替了粤海关监督在行使管理外商时的行政权力。

有一个普遍为人们接受的说法，认为公行制度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已经产生。这是一种误解。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外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权威美国人马士。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等著作中都强调了这个说法。前引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也持同调，近人梁嘉彬在他所著的《广东十三洋行考》一书中亦同此说。其实，这些学者把康熙五十九年的公行和乾隆二十五年的公行混为一谈了，从梁嘉彬转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有关康熙五十九年成立的公行十三条行规看，当年的公行只具有对外贸易的垄断性质，并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权力。因之，它并不是闭关时代公行制度的滥觞。

公行制度在清代闭关政策历史上，曾有过兴废起伏。自乾隆二十五年组成后，至三十五年，因“众志纷歧，渐至推萎，于公无补，经前督臣李侍尧会同前监督臣德魁，示禁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18]直到乾隆四十七年重组公行，前后中断了12年。重组公行之后，一直沿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为止。从参加公行的行商数目看，公行刚组成时仅9家，后上升到13家，到道光九年只有7家；道光十七年又回升，达到13家旧数。这种兴废起伏，除公行本身尔虞我诈外，与外国商人的反对有关。终整个闭关时代，外商与公行商人之间，维持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

公行制度虽具有半官方的对外垄断性质，并且阻隔了外国商人直接与中国官方接触；广州一口通商虽从地域上限制了外商的活动范围，但如果没有一套具有法律意义的规章，仍不足以将洋人与内地民人隔离，乾隆二十四年（1759）发生的洪仁辉事件，使清政府决心加强对洋人的防范。

洪仁辉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通事。他在公司的策划下以贸易为名，驾船由广东出发，直上天津，要求清政府准许通市宁波，并揭发粤海关舞弊和英商所谓受屈的情况。这一事件，使清政府极为震动。第一，自清朝定鼎以来，从未有洋人驾船直上京畿告御状的先例；第二，乾隆帝怀疑此事必有“内地奸民教唆引诱”，[19]“外借呈递之名，阴为试探之计”。因之，穷加究诘，派福州将军来粤检查，将几个认为勾串的汉人做了严重处理，并以洪仁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之罪，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20]

洪仁辉事件，使清政府对洋人和汉人相结合的疑惧得到了加强，为了“防范于未萌[21]清政府决定对外商行动严加限制。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受命拟定《防范外夷规条》进呈。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又陆续颁过三个防范章程。这些章程，都是以李侍尧章程为基础修订的。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防范外夷规条》共五点，其内容是：

1.“夷商在省住冬，永行禁止”。

规定外商在广州的贸易事务完成后，即行回国，若账目未清，亦应回澳门居住。原来，西方各国在19世纪初叶以前，航海商船大都是帆船，蒸汽动力的船只尚未出现。这种大型木帆船航速很慢而且必须顺风顺势。从欧洲到东方，往往需要乘二月开始的季候风，航行约四个月左右才能到达中国，回帆时须乘九十月间的东北季候风，顺风西向。所以，外国商舶来华贸易，一般都在五六月间到达广东海面，从这时起到九十月间是双方贸易季节。九十月开始刮东北季候风时，外船结束贸易，回帆西去。根据这一天时条件，清初规定外舶在广州贸易期为当年五月至十月，超期若货物未了，账目未清，外人可在澳门过冬，但不准勾留广州。延至乾隆中叶，“各国夷商多有藉称货物未销，行欠不清，将本船及已置之货，交予别商，押带回国，该夷商仍复留寓粤省”。[22]不准在省住冬的规定已无形瓦解。李侍尧章程，即是对这一禁令的重申。

2.“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中国自唐代以来，洋商到粤，向有专居处所。唐代在广州城外设有“蕃坊”；宋沿旧制。《萍州可谈》卷二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元时不知其制。明代则有怀远驿之设。清初开海贸易后，洋商到粤，其大班、二班得停居十三行。《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称：“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泊，即明于怀远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之遗制。”但自康、雍至乾隆的近百年内，情况也已发生变化，有人将自己的房屋出租，或置买已歇业的洋行旧址，精工改建，“招诱夷商投寓”；交易买卖，“亦有多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稽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走漏税饷，无弊不作”。种种情况，大违清政府严禁民人和洋人接触的忌讳。李侍尧认为必须加以重申。因之，在这一条中，规定了：“非开张洋行之家，不许寓歇夷人”，杜绝洋行以外商人与外商接触；“夷商随带蕃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进省”，限制大量外国人进入广州口岸，以防不测；“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令行商经手，方许贸易”，授予行商专营对外贸易的特权；“如夷商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自随行”，对外商行动加以严密控制，行商也就成了“保商”。

于是洋人到粤，只能住在十三行的行馆里，他们的买卖交易，即在行馆内租屋开设的商馆进行。这样，中国人开设的洋行，与外国人开设的商馆（亦称洋行、夷馆）合二而一，都在广州城外十三洋行街内。

3.“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

查禁借领外夷资本一事，是由于违反了夷商到广州贸易只准以货易货的传统。自明中叶以来，中国政府规定外商来华贸易，只能将所带之货，就地售卖；如欲购货回国，亦应就地采办，不准将多余的资本，请汉人立约承领，出省贩货。但事实上洋商冀获重利，华商冀领洋商本银营运得利，因此往往两相结纳。[23]这样做，对促进内外商品交流本来是有利的，但清政府生怕华洋勾结，出现第二个洪仁辉事件，所以规定“嗣后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

4.“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弊，宜请永除”。

这一条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防止外人乘机到处刺探情报，与内地民人相互勾连。当时，传递消息，主要是靠专业的送信人，名叫“千里马”者递送。李侍尧原奏中说：“查粤东驿递，向无马匹，遇有各衙门紧要公文，雇拨力能奔驰迅速之人，给以工资饭食赉递，名曰‘千里马’。若辈虽非额设人役，而民间雇请，实所罕有。乃近来各夷商因分遣多人，前往江浙等省购买货物，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以广东省城之大，地处海疆，驿站竟无马而将投递公文之人称为“千里马”，清王朝的腐朽落后，由此可见一斑了。上引李侍尧原奏中，也可看出，外商虽在广州一口通商，但他们的贸易范围却可远至江浙一带，闭关政策闭不了中国的大门。

5.“夷船收泊处所，应请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清初外舶来粤，“皆先到澳门零丁洋外停泊，随由虎门入口，行抵黄埔住船，始开舱起货”。澳门是外舶所经的第一道关口，那里设有“海关监督行台”及“税馆”，洋船在澳门必须经粤海关监督躬亲丈量后，经许可，方由引水员引入黄埔。

外船停泊后，向例由广州协标外委一员，带兵20名，在附近沙滩搭寮防守，但外委职分卑微，不足以资弹压，所以李侍尧奏请加强，拨候补守备一员，专往该处，并拨浆船一只，供其使用。“与该处（新塘营）原有左翼镇标中营浆船，会同梭织巡游。俟洋船出口后即行撤回”。这种所谓弹压措施，自是十分微弱的，而且后来“弹压”人员逐渐成了鸦片走私的合伙者。

由此可见，《防范外夷条规》完全是政治性的。它是清政府防止汉人与洋人结纳的思想指导下的产物。《防范外夷条规》使广州一口通商原则更趋完善，它与公行制度相互奥援，清代的闭关政策趋于制度化了。

但是《防范外夷条规》并不能真正起到防范作用。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对“条规”的违犯愈来愈严重，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三次、四次地修改条规，发布新的防范章程。

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粤海关监督常显，拟呈《民夷交易章程》六条，送清廷审议，除第六条驳回外，余皆依议，经嘉庆帝批准执行。这是闭关史上的第二个防范章程。其主要内容为：

1.“外夷兵船应停泊外洋”；

2.“夷商不准在澳逗留”；

3.“澳内华夷分别稽查”；

4.“夷船引水人等宜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

5.“夷商买办人等宜责成地方官填选承充，随时严查”。

这个章程，挂着贸易的招牌，实质上仍是突出一个“禁”字，对华洋实行政治性隔离措施，但比之李侍尧的《防范外夷规条》涉及面广泛，不仅涉及广州，而且涉及澳门；不仅涉及洋商，而且涉及中国方面的办事人员。

这个章程颁布实行后23年，即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粤海关监督中祥，又提出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作为对洋商违规犯法的新约束。这个闭关史上的第三个法令，在中外关系史上屡次被外人提及，对它的具文性质讽刺得也最多，其主要内容有：

1.洋商进口后，居住商馆，不许夷商擅自出入商馆；

2.夷商不准携带夷妇至省居住，违者即停其买卖，押令回澳；夷人不准在省乘轿上岸，并禁华人代雇肩舆；

3.夷人不准偷运枪炮进省；

4.允许买办代夷商雇请民人服役；

5.英商若需投禀总督衙门，必须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至城门口自投，倘总商、保商不愿代递，方准一、二夷人携禀至城门口交营员接交；

6.借贷夷商银两应杜拖欠弊端；

7.夷商不必拘九十月间回国老例，一经销货完毕，不论何时均应随船回国或往澳门居住；

8.英吉利国公司船户驾船往来，及夷商货船领牌出口，均应遵定制[24]

闭关史上的最后一个章程，是在道光十五年颁布的。章程由两广总督卢坤和粤海关监督彭年拟呈，共八条：

1.“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应严申禁令，并责成舟师防堵”。

2.“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蕃妇、蕃哨人等至省，应责成行商一体稽查”，行商若知情不报，“照私通外国例治罪”。

3.“夷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准私雇”。

4.“夷馆雇佣民人，应明定限制。”对所雇人员采取洋商、通事、买办层层连保，以防止“勾串作奸”。

5.“夷人在内河驶用船只，应分别裁节，并禁止不时闲游”。重申嘉庆二十一年规定，限外人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以在附近游散，地点定在广州花地、海幢池一带，人数每次不得超过十人，限申刻回馆，不准在外住歇饮酒。

6.“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

7.“洋商承保夷船，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这是在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怕“所来夷船散漫无稽”，所以规定任洋商转流承保，“每船设立派保一人，各行换次轮流派专司查察”。

8.“夷船在洋私买税货，应责成水师查拿，并咨沿海各省稽查[25]这是一条官样文章，所谓在洋私买税货，实际上指的是私买鸦片，但水师早已成为走私同谋者，查拿两字完全是纵容走私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防范章程，尽管条文迭出，一个接着一个，但综观其内容，不外乎防止洋人和内地民人相互接触，限制洋人活动地点、范围，并授权行商监视承保。所以，这些章程，实际上起着纽带作用，把闭关政策的各项制度，通过法令、条规扭结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清代闭关锁国的全部内容。通观这些规定，人们不难看出清王朝闭关政策的实质是畏新排外。它对内禁锢人民的思想，实行愚民统治，维护封建纲常礼数，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对外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与世隔绝，阻碍中外间的正常交往。

如果说，闭关锁国在18世纪末期以前，当世界还处于古代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各国之间，尤其是东方与西方的交往还极有限的时代，它的封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较大的影响，因为，那时东西方国家都是处在多元的和独立发展的阶段。中国强化它的封闭性与世界历史进程关系不大。但是，时至19世纪中叶，中国依然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下想保持独立发展，那就很难了。自18世纪后期起，英国最早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渡，工业革命给西方也给世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说，是世界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资产阶级按其本性说要把一切民族都卷到自己的制度中来。这样，力图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最大的封建古堡面前面临着拒之门外的处境，无论从商品的性格还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从开拓海外市场还是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敲打中国的大门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立足的必然行动。

[1]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2] 印光任、张汝霖合撰：《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第42页。

[3] 数字参见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册《明初海上交通诸国简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91页。

[4] 《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5] 此说以近人梁嘉彬为代表，见梁著《十三洋行考》：《序篇》。

[6] 此说以今人彭泽益为代表，见彭著《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7] 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8] 见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折，《清实录》乾隆朝，卷五四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五册，第1010页。

[9] 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0] 【美】W·C·亨德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26页，《广州史志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 同上书，第27页。

[12] 【美】W·C·亨德著、林树惠译《旧中国杂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46页。

[13] 总商，是组成公行的行商首领，由粤海关监督从行商中指派，报部存案。无论总商或公行商人，都可捐纳官职。这样，他们在和洋人的交往中，更加重了“官”的意义。

[14] 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5] 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6] 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7] 道光十七年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会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8] 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9] 《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649页。

[20] 萧令裕《英吉利记》，转引自《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3页。

[21] 《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650页。

[22] 李侍尧：《防范外夷规条》，《史料旬刊》第9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651、652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处，不再另注。

[23] 公行商人向洋商借资营利的事，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发生。到19世纪30年代，行商每年向外商的借款通常超过3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一般在月息1．5％左右。参见【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4] 以上《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内容，已综合部议条文。章程原奏及部议原文，参见《粤海关志》卷二十九，《夷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22页。

[25] 八条具体内容，参见《粤海关志》卷二十九，《夷商》，《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226页，但《粤海关志》误将彭年作中祥。

第三章 西方的敲门行径

东印度公司澳门商馆旧照

3-1 英国：敲门的急先锋

中国对西方紧紧地关上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则千方百计地想打开这扇大门，把双脚踏进这片垂涎已久的神秘土地。

一个关门，一个敲门，冲突就不可避免。

就中国一方来说，关门既是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和蔑视，又是保持天朝与世隔绝的手段，不让“外夷”踏进国门一步，就是维护住了天朝体制；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说，敲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第二个印度，这是扩张殖民地，获取国际市场的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英国是西方敲门行动的带头羊，而英属东印度公司则是它的急先锋。

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闭关的第三年，也是广州组成公行的当年，东印度公司就充当了反对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敲门者角色。这一年六月，英国、荷兰等国的商船驶抵广东，当它们了解到中国政府这一新措施之后，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货主即伙同别国商人发表申明：“必须照旧任由各行店交易，方肯起货”。[1]拖至八月，在粤海关监督半是劝导、半是利诱之下，方肯开进省河卸货贸易。

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政府准备重组公行，东印度公司立即具禀反对，声称：“大班等见公行散，十分欢喜……谁想又有公行？行商茶，又杂又不好，价钱又高，今又埋回公行，实有坏公班衙生意[2]清政府鉴于外商反对，只好暂时搁置恢复公行的打算，直到乾隆四十七（1782）年才力排众议，重组公行。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公行组织的抵制，只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一种反映。对于闭关政策的各项规定，他们都是不满的。他们感到在广州的外国人无法和中国官吏直接接触，而且行动也受到了种种限制。因此，无不希望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在中国经商的一些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建议派遣一个使节到北京面见中国皇帝，请求他下一个命令解除英商这些困难”。[3]在这一建议下，英国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和斯当东博士为正副使节的使团，出使中国。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可看出商人与政府间的同一目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率大小船只5艘离英。“东印度公司派遣了一只体积容量最大的船”，载运使团的礼品和随员，同时，“又预备了一只较小的船作为供应船”。同年七月，使团抵北京，八月达热河。在谒见乾隆帝后，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使节驻北京；请开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按照沙俄与中国贸易的成例，要求在北京设一行进行交易货买；请给舟山群岛中一个小岛和广东省城一地，以让英商定居；或请政府谕令两广总督准许澳门英人出入自便；自广州城运货至澳门，可在内河行走，给予轻税或免税等。对此，乾隆帝给予一一驳回，马戛尔尼使团以失败告终[4]

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的第二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波郎向两广总督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其中有货物减税、免税；同意英人进入广州城；在黄埔建房；废除公行；自报关税等内容[5]结果仍遭驳回。

乾隆时代是清王朝的全盛时期。对西方的敲门行径，清政府完全有力量作出强硬反应，外国资本主义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这样一个封建统一的帝国采取武力扩张的行动。不论是东印度公司直接出面还是英国政府的外交途径，都无法改变清王朝收口闭关的局面。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把世界纳入它的经济范畴，让自己的商品倾销到全世界，并且从落后国家掠夺财富。因之，在中英关系史上，闭关与反闭关，关门与敲门的斗争是时起时伏，持续不断地进行的。

从嘉庆朝起，西方商人对清王朝的法令采取了更加漠视的态度。他们不仅违犯清政府限制外人的防范章程，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中西交往中，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行为都可以看作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敲门行径。虽然，其中有一些事件纯粹是偶发性的，并不带有敲门的背景和色彩：

嘉庆四年（1799），英国兵船三艘，以修理为词，违反清政府不准外泊驶进内洋、只准停泊潭仔湾的规定，泊于广州三门炮台对面的海面，距炮台仅五六里[6]同年12月，英国巡船一艘，以护货为名，载着60门大炮，200支鸟枪驶进黄埔三角洋面湾泊。嘉庆七年英国兵船六艘，到达广州鸡颈洋，其中一支英军占据了澳门。清政府虽提出抗议，但英舰仍不肯离去，直到六月间，英法《亚眠合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才撤离中国海面。

嘉庆十年（1805），英国又遣多林文“来贡”，表示“遇有事情，要我出力，我亦喜欢效力”。而澳门的英商，准备以协剿海贼为名，以三艘护货兵船来粤，英国的四艘兵舰也不请自来，声称“入洋捕盗”，泊于户门口外。

嘉庆十三年，英国兵舰13艘侵犯广东，攻略澳门，侵入虎门。清政府急调军队防御，并拒绝供应英军粮食、物品。十二月，英军被迫退出。此事使清廷极为震动。两广总督吴熊光，“示弱失体，畏葸有状，上震怒下熊光于狱，论戍伊犁”；巡抚孙玉庭“以讳匿不陈，并勒回籍”。镇守广东的将军、都统全被罢职；所支军队的盐、菜、口粮银32200两，分别由吴熊光、孙玉庭负责偿付。这是涉外事件中，处分最严，牵连最广的一次，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萧令裕《英吉利记》说：

是役也，英吉利来船十一，淹留三四月之久，鲎帆飚忽，烽及会城。于时人心骇怖，寝息不安，而市井无赖之子，号召徒众千余，露刃张拳，伺夷兵一动，即劫掠城外巨室，素封之家，屏息待静。……方是时，蔡牵、朱之余孽，蹂躏海上无虚日。外洋商船，频肆掳抄，遇夷舶则不敢动……水师不能御艇匪，而艇匪乃深畏夷舶。故夷舶之入虎门，晋省河，水师林立，相顾动色而已。[7]

这一大段描写，把当时广州方面的各种力量对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仿佛是未来鸦片战争的一次预演。预演中，清政府上自总督，下至水师兵丁的无能和作战能力低下，全部暴露了出来。

迨至道光年间，情况格外严重。敲门行动伴随着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搅得广州与北京之间疲惫不堪，报警的驿马往返奔驰，奏章及上谕络绎于途。

先是道光元年（1821）阴历八月下旬，美国商船水手在广东番禺地方为买水果，与船民郭梁氏发生争执。该水手用瓦罐掷中郭梁氏头部，致使落水身死。广东地方当局为此交涉时，美国商船货主及船长企图推诿了事，而公行保商、通事等也未认真查究。两广总督阮元下令将保商、通事收禁，并对美国货船暂禁贸易。货主捱不下去，只得交出凶手。阮元按律审讯，凶手供认不讳。最后，按照乾隆八年定例，将凶犯判处绞刑[8]

紧接着，同年十一月下旬又发生了英国护货兵船水手在广东新安县境内伤毙民人、抢劫财物一案。英国以广东洋面多盗为名，长期派出护货兵船护航商船，同抵伶仃洋驻泊。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国护货兵船水手多名，上岸取用淡水并带羊放牧，乘机偷盗民田中的番薯，被村民发觉逐退。水手们恼羞成怒，于次日结伙百余人，持械上岸寻衅、打死村民二人，打毁房屋多间，并乘机抢劫衣物钱银约万余两。事后死者家属报官，要求严惩凶手。总督阮元接地方官报告后，即传谕行商要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交出凶手。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竟暗中唆使英国护货兵船逃走；而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也对交出凶犯的要求置若罔闻，声称自己只管买卖事务，兵船水手与民人殴斗，不属职责范围。阮元便按向例，命令将在广东洋面上的10艘英国货船一律封舱，不准上下货物。双方僵持十几天后，英国大班不得不表示：兵船早已逃脱，实在无从交凶，他本人愿将此事向英国政府详细报告，请政府按律究办。阮元见事已如此，只好撤回成命，准令各船开舱下货，但谕令英国大班，必须转告英国女王，若一旦查出凶手，应附搭货船押解来粤，听候究办；并命行商转告，现在广东洋面已无海盗，该国以后不需再派兵船护货，如确需保护，该国国王应严令领兵官弹压水手，不得滋事，一切都应由该国大班负责管束经理[9]道光皇帝也于阴历三月初七日发布上谕，认可了总督阮元的处理决定和上述声明。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10]

自此以后，西方商人屡有违反章程、藐视法令、刺探情报、偷运鸦片之事发生。道光十一年，工科给事中邵正笏有一个奏折，可以概括反映出英国等西方人的强横不法行为：

迩年以来，有英吉利贸易夷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率效尤，日形狂诞。臣风闻道光九年九月，该夷等希冀更张成例，屡向总督衙门哓哓渎禀，已属胆大妄为；及至十年九月，该夷等违例乘坐绿呢小轿，又带夷妇入城，在洋行居住……惟时该督知该夷等声势凶横，调兵强压，而该夷等即统率水手，搬运枪炮器械，摆列馆门，俨有拒敌之势……

接着，奏折列举了洋人违例的八个方面，包括：外人打死华人拒不交出凶手，反藏匿包庇，私放回国；违例雇佣汉人或乳养夷婴，或课夷童读汉书；私购中国出版的书籍；违禁携带夷妇坐轿进省城；违犯规定，成群进出靖海门等处游览；在洋行门外私造临水码头等等[11]

奏折中提到的道光九年九月外商投禀两广总督、希冀改变成例一事，是指英商货船以行商拖欠洋人账目，请求废除公行制度。行商经营不善，加以负欠外商账目，历年皆有闭歇倒行发生，如道光七年同泰行闭歇，八年又闭歇福隆行，九年东生行也因缴不出所欠账目而宣告倒闭。这年阴历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部楼顿等人，以呈控东生行商人刘承霖携银潜逃为名，将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19艘湾泊于澳门外洋，不肯进口并投禀两广总督李鸿宾，要求嗣后不用保商，不用买办，在广州省城自租栈房，自行贸易。李鸿宾以不符向定章程，劝说英船进口，但被部楼顿拒绝。广东地方当局准备于十一月份英船再不进口时，“即从此杜绝往来，毋许通市”。[12]皇帝也认为英商最为桀骜，同意李鸿宾意见，命令若对方“故作刁难，著即不准开舱，严行驱逐”。但同时又训令李鸿宾：“此事交涉外夷，有关国体，该督等务当镇静防闲，词严义正，折其桀骜之气，杜其贪诈之谋，断不可稍涉迁就，致失大体[13]一句话，不能伤失天朝尊严。

欠账需还，天经地义；要求自由贸易，废除公行制度，也还算合情合理，但以不愿进口卸货交易相要挟，则是明显的讹诈。清政府始以劝导，处理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若不愿考虑对方要求是否可取，而一味以封舱断绝贸易为不二法门，处于深宫的皇帝与负责对外交涉的两广总督，其不明世界大势、惟知维护天朝尊严，确实颟顸自大得可以。

至于奏折中提到的道光十年九月外人统率水手、准备武装抗拒之事，性质与上述迥然不同。那是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公然违反中国法令的武装挑衅。事情开始是在当年的春季，英属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携带妻子，由澳门乘船来广州，上岸后坐轿进城，到公司商馆居住。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将军庆保、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中祥等得到消息，即由李鸿宾出面通知盼师，请将洋妇遣回澳门，并申明嗣后不准乘坐肩舆进馆。盼师不听劝告，拒不执行。九月，又以广东当局“有派兵围逐夷商番妇之说”，即通知黄埔湾泊的英国各兵船，派水手百余人，连夜将炮位及鸟枪等件暗藏于小船内，偷偷地运进省城英国商馆，在门前组成工事，准备武力抵抗。后虽撤去工事，遣返水手，但炮位仍留在英国商馆内。[14]及至皇帝上谕不准外人私运鸟枪炮位进城，庆保等复奏称：英人“越日即将大小铜炮逐一运回各船，其番妇亦回澳门”。[15]事实上，盼师的妻子在广州英国商馆住了五十多天后，才乘船返回澳门。

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英人林赛化名胡夏米，东印度公事通事、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以贸易为名，驾船从广东北驶，一路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洋面直到朝鲜、琉球一带海域，沿途散发传单、书籍，交结官府，勾结汉奸，刺探情报，竟至无人阻拦。这是清代闭关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违章非法航行。其所经地域之广、历时之久、性质之叵测，大大超过了乾隆时代的洪仁辉事件，使清政府大起恐慌。沿海各省督抚奏报不断，朝廷也密切注意该船动向，但对该船航行的目的、性质，朝廷内外却不甚了然。不少督抚认为是为贸易而来[16]；有的声称是假借英国船名，希冀就地销[17]；更有奏称是遭风迷失路径所致[18]事后，清政府也不作反思，只是重申不准夷船往浙、东等省收泊的规定，要各地督抚、提镇嗣后发觉外国船只北上时，应切实阻拦，令其折回广东。[19]其实，这是一起有目的、有计划的间谍航行，包藏着日后发动侵略中国的叵测之心。君臣们不了解内中深意自不足为奇，但事后竟于海防一无布置，也实在太昧于情势、太麻痹了。

[1]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下，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年版，第125页。

[2]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下，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年版。第153页。“公班衙”是当时中国对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习惯性称谓。

[3]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 参见乾隆致英王的两件敕谕（1793年9月23日、10月3日），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5页。

[5] 参见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63～170页。

[6] 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76、178页。

[7] 萧令裕：《英吉利记》，转引自《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8页。

[8] 《阮元奏审办伤毙民妇之夷船水手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57～61页。

[9] 《阮元奏英吉利巡船伤毙内地民人潜逃究办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54～57页。另参见同上书册，第65～67页；第71页各件有关奏折。

[10] 《著两广总督阮元令英国交出伤毙民命凶手候办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11] 《道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邵正笏奏》，载《史料旬刊》第10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763～764页。

[12] 《李鸿宾片》，《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75～76页。

[13]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清代外交史料》。《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56～157页。

[14] 《庆保等折》，《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86～87页。

[15] 《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盼师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第71页。

[16] 见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魏元烺奏折；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折；两江总督陶澍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10、112、114页。

[17] 《著沿海各省督抚按照已定章程严防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37页。

[18] 《国祥等奏报英船驶至奉天海面已派干员驰往驱逐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27页。

[19] 《著沿海各省督抚按照已定章程严防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37页。

3-2 正当贸易的困境

东印度公司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频繁地敲打中国的大门？这与它长期来不能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不无关系。商品输出作为资本主义征服落后国家的一种武器，广义地说，也可视为敲门的一种手段。英国的对华贸易，掩盖着它的殖民欲望。

从中英贸易品的结构来看，东印度公司的输华商品包括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三大项；中国输出的商品则以茶、丝、棉布（土布）为大宗。英国商品中不少是机器工业制品，表现出商品的进步性；中国的出口货主要是手工制成品，反映了生产方式的落后。但是，英国输华商品中大部分是印度棉花，这又显示了英国商品的殖民地贸易性质。这可以从英国输华商品的构成比例中得到证明：

英国输华商品来自英伦本土者，自1775～1833年始终占全部商品总数的40%以下，来自印度的，总在60～70%以上[1]

就英国输华的三项主要商品及其发展趋势而言，印度棉花一项，不仅大于英国本土的毛织品和金属制品的总和，而且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二者。现截取几个主要统计年度列表如下：

表3-1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年平均＝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1页，表8）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8世纪70年代起到19世纪30年代，印度棉花输华的指数超过了英国毛织品和金属制品输华指数的总和。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夕，利用统治印度殖民地的特权，大量收购印度棉花，然后转手贩运中国获取暴利。英国正是在榨取和掠夺别国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中英贸易的趋势表明，英国的正当商品一直未能在对华贸易中占优势地位，相反，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英贸易，中国始终居于出超地位。我们同样截取几个年度的中英贸易进出口总和及其指数的统计，来考察这一趋势：

表3-2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年平均＝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页表1。）

从上表可以看到，自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30年代，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每年平均数，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优势地位。英国资本主义商人连同作为贸易补偿的印度棉花在内，都无法使它们占得优势。英国产业革命的成果未能在对华贸易上表现出来。

这决不只是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困境，事实上也是西方各国在贸易中的共同的问题。关于法国对华贸易情况，至今我们研究得很不够，统计资料也极稀少，无法描绘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下面，就美国早期的对华贸易进行说明：

美国自1783年独立后，1784年就以“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到达广州，进行贸易。同年，又一艘“潘拉斯号”（The Pallas）到达，同泊于黄埔。返航时运走了88万磅茶叶回到美国。自此之后，美国便不断开展对华贸易。1785～1832年48年中，美国达到广州的船只有1104艘，几乎达到英船数的44%，超过其他国家来华船只的四倍；就发展速度说，也比其他国家快[2]到1832年，竟一年来华62艘。所以，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对华贸易中，已经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

美国对华贸易商品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本轻利重的奢侈品，如西洋参、毛皮、水银、棉花等。其中西洋参一项是输华的重要物资。这类商品在美国并不值钱，到中国却大获厚利。“中国皇后号”装了40吨以上的西洋参，获利占3.7万元总额的大部分。1840～1828年间，西洋参输华每年约在千担左右，有时如1822年高达5144担，1824年达6039担[3]可以想象，这要换取中国多少白银！

第二类是转贩商品：如檀香、青贝、燕窝、海参等，此外还有胡椒。第三类是鸦片。

中国向美国输出的，仍是传统的茶、丝、土布等产品，这些产品在与美对华贸易中，同样使美国经常处于入超的地位：

表3-3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5页，表2～3。）

中外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的优势地位，使外国资本主义在对华正当商品贸易中，不得不每年将大量白银投入中国市场。以广州白银出入情况来看，1803～1804年流入438.5万余两；1816～1817年流入394.4万两；1826～1827年流入412.2万两，这一年度广州流出289.3万两，出入相抵，入超白银尚有122.8万两。白银入超的情况，只是到1828年以后，由于鸦片走私猖獗才发生根本性逆转[4]在这些年份，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就国家比较来看，主要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自1800～1834年，几乎都是用现银与中国交易，是西方白银主要流进中国的国家。

为什么在中外贸易中，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呢？

首先，英国和世界各地，对中国茶叶、丝绸、土布的需要量不断增加。这使得英国输华三项主要产品总值，无法与中国上述货物出口总额相匹敌。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港脚商人要从中英贸易中获利，必须首先在中英贸易中大量购买茶叶、丝绸和土布，转手贩运。他们带来的对华贸易商品价值不足以抵偿吸收中国商品的价值，这样，便不得不用白银作为手段，投入中国市场。

茶叶是东印度公司对华垄断贸易的主要商品。格林堡的著作中曾对此有过历史原因方面的叙述。他说：“在18世纪的时候，为了国内制造家的利益，公司被夺去了从东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它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5]

丝绸、瓷器和其他消费品，东印度公司虽然也在经营，但主要属于散商、公司职员和英印港脚商人经营，公司本身在这方面所作的生意极其微弱和有限。“在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它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茶叶[6]从统计资料看，事实确实如此：

表3-4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页，表12。）

根据统计资料，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入英伦本土的茶叶数量，其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在有统计的年代中，1760～1764年，输入本土的中国茶叶每年仅42065担，到1800～1804年平均每年达到221027担；到鸦片战争前夕1830～1833年，平均每年235840担。七十余年中，增长了大约五倍半还要多[7]格林堡说，16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是2磅2盎司；1783年东印度公司销售中售出的数量则是5857822磅，1785年售出茶叶达1500多万磅，在公司垄断权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它从中国输出的数量平均约为3000万磅。[8]18世纪末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工业品总值，只相当于从中国输出茶叶价值的六分之一。

茶叶买卖是很赚钱的。按照1830年英国下院审查委员会的估计，每年给东印度公司带来“自100万磅至150万磅不等”的利润[9]格林堡指出：“茶叶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为330万磅。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0]

丝绸的输出量不大，这除了和英国本土生产的丝织品和衣料生产有矛盾外，中国政府限制丝绸输入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在西方各国对华贸易中，英国输出中国丝绸的数量，仍然超过了法国和美国，占了最大的百分比。不过这项交易，主要由公司职员和港脚商人经营的。

中国土布在数量、色彩、技术和价格低廉上，都胜过了英国棉布。英国棉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1786年曼彻斯特乡村手机织造的棉花，第一次试销广州，被十三行商人认为“随便哪一种都卖不出去。棉布成本太高，而中国人是织造多样棉布的，那些布匹虽不那么漂亮，却更合乎他们服饰之用”。[11]自此以后，英国棉布一直未能打开中国市场，棉布经营连年发生亏损现象。与英国棉布悲惨情况相反，中国土布却受到西方的欢迎，以致英商——主要是散商和港脚商人，不断购买中国土布。在中英棉织品对流中，中国一直是出超的，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才由出超变成了入超：

表3-5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页，表11。）

从以上中国三项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中英贸易对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中国的优质茶叶、灿烂的丝绸和结实价廉的土布，受到外国的普遍欢迎。它们在中外贸易（主要是中英贸易）中起着大宗货物的作用，而英国的机器产品在中国反而找不到销路，不是连年亏本，便是无利可图。英国为了获取中国产品，不得不支付大量白银。这种困窘局面，使英国资产阶级极为恼火，格林堡在描述这种情况时说：

到18世纪末叶，在茶叶的装运量主要由于庇特的抵代税条例而迅速扩张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感到越来越难以搜求足够的货币运往广州……广州的英国货币市场既极有限，即便是亏本推销也打不开销路，而欧洲方面的现银供应又越来越靠不住，英国输往和输自中国的进出口货之间的差距就变得惊人了……虽则硬货主义的理论已不大流行，可是无论如何，专靠现金银总归不是贸易的好办法，而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可以赚钱的一些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12]

其次，造成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局面，与清政府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限制对外贸易的做法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根本原因却是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具有抵拒外来商品侵袭的能力。中国农民的衣着几乎都是自己家庭织布机织出的土布。他们不需要购买外国的棉纺织品；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力也极为有限，无力去市场购买外国商品；即使是印度棉花，主要也在广州附近一带的农村和城市手工业者中销售。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主要还是利用自己生产的棉花，这些状况，使得外国商品不可能具有想象中的广阔市场，势不可免地会产生滞销、积压，从而造成亏损。但是，外国资产阶级对这一点并不清楚。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样的商品才能在中国有销路的分析上，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市场的销售能力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使英国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而仅看到表面的、片面的现象，并且主观地认为这是由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结果。因而，为了急于寻找商品的市场，便不惜一切手段敲打中国的大门。

[1]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2] 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二、三、四有关材料，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3] 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33页。

[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33 页，表26。

[5]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页。

[6]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7]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页，表13。

[8]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9]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0]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1]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品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12]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

3-3 律劳卑事件

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性机构、英国在东方殖民势力主要象征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且也无法把英国商品顺畅无阻地向中国市场倾销。这种政治上和贸易上极不理想的成绩，既使英国政府沮丧，更令英国资产阶级愤慨。自从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急于想把产品推到世界市场、特别是神秘富饶的东方市场的英国商人，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排斥英国散商的做法，啧有烦言。1827年曼彻斯特商会组织了东印度公司贸易状况的调查委员会，[1]为争取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进行斗争。1829年，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的实业家们，在利物浦的东印度协会号召下，开展了争取对华自由贸易的有组织的运动[2]这一年4月，他们决定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东印度贸易委员会，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相抗衡。在国内舆论压力下，英国下院中占优势的产业资本家代表和自由贸易论议员为首，于1833年6月13日通过了格雷（C.Grey）内阁关于从1834年起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提案——《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决定取消它的对华贸易独占地位。6月17日，英国上议院也对此表示同意。12月，英国枢密院下令停止东印度公司一切商务活动，把它改组为一个行政机构，由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升格为印度总督，统治全印度。东印度公司的一切特权就此废除。

东印度公司从1834年起就不复存在了，它原先派驻中国的大班，也就理所当然地撤销。为了管理没有任何组织约束力的英国散商在对华自由贸易中的活动，英国政府决定在广州设立驻华商务监督，代表女王政府与中国打交道。首任商务监督是出身于苏格兰贵族之家、有很长的海军军官经历的律劳卑（William John Nipier）。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爵士，1833年12月和次年1月给律劳卑的来华使命，结合英王给律劳卑敕书中的训示，以一系列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要住在广州。在广州或广州河港内某处执行任务。未经本国政府许可，不要“离开广州访问北京”或赴其他口岸。

2.对中国人和中国官宪，要极为稳重地接触，要注意防止类似妨碍相互理解的情况。

3.希望能设法与北京直接通信以作为扩大贸易之策。“但在这一点上，必须特别注意和考虑不要引起中国方面的恐惧或伤害感情”。

4.除了紧急或不测事态以外，不要与中国官宪展开谈判。但如果能获得这种机会，就要向本国请求训令。

5.除遇到非常事态，不得已而有必要的场合之外，英国军舰不要从虎门驶入内部。

6.中国法律的施行只要是公平妥当的，就得遵守。

7.要提出进行贸易及其他统计调查的年度报告书。

8.要弄清建立与日本及其他国家通商关系的可能性。

9.不但要设法发展和保护在广州港的贸易，而且要查明同中国其他地方贸易的可能性。

10.要通过信件把到达广东之事通报总督[3]综观上述内容，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对律劳卑所规定的使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商务监督的职能，而是兼有派驻一名驻在中国广州的英国政府使节的身份。在中英两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律劳卑的地位和英国政府的一厢情愿，势必会引起中国方面的抵制。这表明，英国为了急于打开中国大门而不顾中国的国情，企图硬塞给中国一个外交使节，以代替已经撤销了的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的地位。律劳卑正是在商务总监督兼有英国驻华使节的双重任务下，带着他的监督处成员离开伦敦开赴中国的。

中国方面，两广总督李鸿宾事先已风闻英国将有解散东印度公司之举，怕此后中国无法管束英国商人，曾传谕该公司驻华大班带信回国，请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此事，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的一份奏折中向皇帝报告过：

再，英吉利国在广东贸易，该国向设有公班衙名目，管理通国买卖，谓之公司。该公司派有大、二、三、四班来粤总理贸易事务，约束夷商。道光十年，据洋商等禀知，该国公司至道光十三年期满，该国夷人各自贸易。恐事无统摄，经前督臣李鸿宾饬商传谕大班寄信回国，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本年臣卢坤、粤海关监督臣中祥，查得该公司已散，即经饬商妥议，务使事有专责，勿致散漫无稽。[4]

可见，中国方面在道光四年已确知东印度公司解散，事先也主动请英国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事务。但由于不了解英国历史与现状，清政府根本不清楚东印度公司解散的性质，更不知道作为英国政府代表的商务监督与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有何不同。所以尽管英国单方面宣布将派商务总监督来华，清政府无论在感情上或是在法律意义上都没有承认和接受这一事实，仍然把他看做总理贸易的大班。

道光十四年六月（1834年7月），律劳卑男爵一行到达澳门。其主要成员有第二监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第三监督罗宾臣（George Best Robinson）、秘书兼会计阿斯迭（J.H.Astell）、中文秘书兼翻译官马礼逊（R.Morrison）、总监督的私人秘书参逊（A.R.Johnston），以及后来成为第一任商务总监督、以破坏中国禁烟和挑起中英武装冲突而闻名于世的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不过那时他在律劳卑手下还是一个小角色，担任船务总管，“负责掌管虎门口内的一切有关英国船只与水手事务”[5]

两广总督卢坤得到探报，即派行商去澳门传达清政府对来华外人的向例及有关规定。但当行商伍敦元等赶到澳门时，律劳卑已经离开澳门到省城广州去了。六月十九日（7月25日），律劳卑男爵抵达广州商馆区，当即有行商到商馆向其转告总督的命令。律劳卑并未接受，反而表示他将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两广总督往来。次日，他派监督处秘书阿斯迭向总督递交平行款式的书信。这显然是违反了清王朝规定外人只能通过行商转呈信件、且不准以平行款式书信的向例，卢坤自然不愿接受。阿斯迭在城外足足等候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官员乐意为他代递。[6]其间，行商伍敦元向阿斯迭建议，由他和广州协副将韩肇庆两人代收转呈总督，阿斯迭坚持要自己面交。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英国商务总监督的信使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商馆，向上司报告没有完成任务。

事后，两广总督卢坤饬广州协副将韩肇庆传谕，告以：“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并命行商转告：“该夷目既为贸易而来，即应遵守章程，否则不准在粤贸易。”前后四次，律劳卑均予拒绝，声称自己并非大班，而是英国官方派出的商务监督，今后一切事件应与各衙门平行公文，不能照旧例由行商转告。卢坤再次让行商反复向律劳卑开导，表示“如其悔悟恭顺，照常贸易，倘再违执，即行封舱”。然而，律劳卑不仅置若罔闻，反而贴出用中文书写的布告，“令各散商不必以断绝贸易为虑”。显然，这位英国商务监督决心与清王朝的旧规斗争到底。在此情况下，卢坤与粤海关监督中祥反复商酌，并与广州将军、都统及在省司道会同熟商，决定“惟有照例封舱，将英吉利国买卖暂时停止。如该夷目畏惧恭顺，遵照天朝制度，再行奏请恩施，准其开舱交易，以昭惩戒”。命令下达后，英国各散商对律劳卑所行所为，极为不满，纷纷要求开舱贸易[7]

为了坚持以强硬态度对付广东当局，律劳卑在清政府下令封舱后，命令停泊在广州洋面的两艘英国兵船开入内河。英舰先后强行驶过虎门，清军虎门炮台发炮阻拦，英舰用炮火回拒。八月九日（9月11日），两舰进泊黄埔。律劳卑以为有了武力作为后盾，即发出布告，坚持要与中国方面平等会面，并宣扬英国“权能嵬嵬，版图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属广汪，土产年盛，即大清亦非能比权；有勇猛兵卒，集成大军，所攻皆胜；亦有水师大船，内有带至百二十大炮者，巡奕各洋，并中华之人所未敢驶到各海，亦无不到。故请督宪自问，此吾大君焉有恭顺何人之意耶？”[8]整个文告显示了老牌殖民主义者依靠炮舰威力，征服落后国家的骄狂精神和藐视清王朝的心态。

卢坤面对律劳卑的挑衅，当即下令加强战备：一面在前路水面沉石锁口，并在后面准备石料、伺机堵塞敌舰出口；一面添派兵丁、调拨师船，在广州附近河面来回巡防，使深入内河的两艘英舰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同时，又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断绝供应，撤退商馆内的中国人员，使英人坐困其中，无法离开商馆一步。律劳卑料不到情况会变得如此严重，在英商指责和清兵戒严的困境下，他心劳力瘁，得了大病，不得不转而妥协。卢坤便因势即收，同意放行。八月十九日（9月21日），律劳卑在病中以书面形式通知英舰撤离黄埔；同日，他和随员自广州启程返回澳门。九月初九日（10月11日），律劳卑因病情恶化，客死于澳门。英国第一任商务总监督对中国大门的冲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由于律劳卑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两艘英舰闯进内河，使道光帝十分震怒。九月初三日（10月5日），皇帝在总督巡抚联衔奏报英舰闯入内河的折子上做了朱批：“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9]结果，卢坤被革职留任、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水师提督李增阶革职。皇帝的朱批说到了武备废弛，但事情过后，情况仍不加改变。因循苟且早已深入骨髓，光靠一纸上谕已经无济于事了。

律劳卑事件后，英国暂时收敛了力图闯进中国的强硬政策，进入到一个所谓“沉默时期”。因为，他们意识到面对的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很难袭用对付东方落后小国的方式，把它纳入西方所希望的殖民地附属国体系。但沉默不等于放弃希望。中国作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广阔市场的前景，一直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垂涎所在。律劳卑爵士的悲惨遭遇，只是他们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冲撞中国大门的一种代价，一旦条件成熟，门终将打开。因此，敲门与反敲门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隐伏着敲门者使用武力破门而入的必然趋势。而清王朝若不从中吸取教训，不思更张，那末也就面临着被西方大炮轰出中世纪的危机。

[1] 参见【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2] 【英】雷德福：《曼彻斯特商人对外贸易的1794～1858年》，转引自《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3] 转引自【日】卫藤沈吉：《炮舰政策的形成——论1834年中英关系的转变》，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另，以上训示的主要内容也可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8页。

[4] 《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页。

[5]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7页。原任命第二监督为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部楼东，第三节监督德庇时，因部楼东已离开中国，由德庇时接任第二监督。

[6]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7] 以上均见：《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149页。

[8]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版，第17页。

[9] 《卢坤祁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25页。

第四章 鸦片：黑色的毒流

东印度公司鸦片制造厂旧照

4-1 汹涌而来的毒品

从敲门到破门的历史契机是鸦片问题。

西方想以一般商品撬开中国的大门既然极端困难，势必要谋求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获取暴利的手段，这就是毒品鸦片。中国在汹涌而来的毒品困扰之下，必然要作出反应，于是乎就有禁烟。贩毒与禁烟都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谁都不能相容，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熬制而成的。中国在中唐以前并无罂粟种植的记载。中唐以后，才散见于私人著述。宋初纂订的药书《开宝本草》，有“罂子粟”之名，且有“御米”之称，作药材用。苏东坡的诗里，有“莺粟汤”、“佛粥”的名称，饮者似多为僧道之流，作滋补养生之用[1]可见，鸦片在中国有较长的历史，但明代以前仅作药用，别无他途。这种鸦片是本土烟，并非西洋流入的鸦片。

明代起，西洋鸦片流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贡品来华的。《癸巳类稿》称：“明时，暹罗、爪哇、榜噶刺以贡品入中国，曰乌香或曰乌烟，就其本名，还音鸦片，亦曰阿片，亦曰亚荣、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2]明代成化年间，市场已有货卖，价等黄金。万历年间，外洋鸦片传入渐多。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对外洋鸦片征税，每十斤税银二钱。

吸鸦片烟的恶习，大约始于明中叶中西交往之后，由南洋一带传入。当时南洋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吸鸦片烟与西班牙殖民者掠夺南洋一带人民财产、毁人健康的罪恶有关。余文仪纂《台湾府志》称：“咬巴，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烟诱使食之”，说的就是这种关系。自吸食之法流入中国，鸦片的功用，逐步由药用转为灼火吸毒。但这一由益转害的演变过程，发展还很缓慢，自明末至清前期尚未酿成大害，所以政府对鸦片税抽得很轻[3]鸦片流入后主要还是作为药用，称为“洋药”。

输入中国的外洋鸦片，主要有印度西孟加拉出产的“公班土”、“大土”；产于印度麻洼的“白皮”、“小土”，以及土耳其、波斯一带的“金花”、“红玉”等。这三个产区的鸦片，中国人认为“公班为上，白皮次之，红皮又次之[4]英国人对这三种鸦片的看法与中国人的评价基本一致，认为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生产和销售权的公班土，品质优良；由印度土著各邦所生产的白皮土是次等鸦片，最初只有葡萄牙人通过他们在印度西北海岸的租借地果阿和达曼以少量输往中国；从士麦那来的土耳其鸦片，质量很差，是由美国贩子运进中国的。土耳其鸦片只是供作掺和孟加拉产品之用，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的销售量从没有超过九百箱[5]

鸦片在清代前期流入中国的数量仍很有限。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闭关前后，始终维持在200箱左右。贩子主要是葡萄牙人，英商间或也有人贩运。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到1000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试销鸦片成功。17年后的1780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鸦片专利权，对华贩运鸦片成了它的垄断事业。这一年也是英国人在广州海面设立鸦片贮存站，进行鸦片专私贸易的开始。《中国丛报》对此事有过描述：

1780年英国人用两只小船，经常停泊在澳门南面一个名叫云雀湾的海湾里，做为鸦片贮存站。他们经常在此贩卖鸦片，每箱价银五百元至六百元，在孟加拉的价格每箱约为五百卢比。[6]

可见，后来的鸦片趸制度，就是由英国开其端的。麦都思的报告也有同样的说法：东印度公司于“1780年在云雀湾建立了一所鸦片贮藏库。1781年，东印度公司把2800箱鸦片运往广州，由当地一家行商收购。由于在中国找不到销路，他不得不把大部分再运出口”。[7]麦都思所说的行商名叫“新官”，他买了其中的1600箱。连同原先已输入的1200箱，“使市场存货过多，新官遂将其所买的大部分运到马来各港[8]两件资料表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鸦片在广州市场上的销路并不很好。中国鸦片走私市场的容量尚在1000箱左右，过多就很难推销而不得不送往国外贩运。

雍正七年（1729）时，输华鸦片仍平均每年200箱（一箱约重140镑，但依时期和鸦片种类而有所不同）。此后逐年增长，到嘉庆四年（1799），已超过年均4000箱的大关。鸦片仓库也由小船变成大船，称为“鸦片趸”。据嘉道年间的著名时务家、《粤海关志》纂修者梁廷枬称：“每千六百八十斛为一趸，约三百趸为一船，故名趸船”，[9]足见鸦片趸的容量极大。这种鸦片趸，已由原先停泊在澳门南端的云雀湾，移至黄埔，公然与广州行商进行非法贸易。清政府鉴于鸦片大量输入，在嘉庆元年（1796）下令停征鸦片税银，嗣后不准再有输入；并且不准鸦片趸湾泊黄埔。鸦片趸只得驶离，改泊伶仃洋。伶仃洋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为必经之处，[10]这儿便成为鸦片走私的基地。大量鸦片从伶仃洋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禁令成了一纸具文。

从19世纪开始，鸦片输入中国的情况，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嘉庆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每年平均输入约4500箱。走私中心为澳门洋面。嘉庆十四年禁令渐弛，黄埔重又成为走私中心。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再下禁令，广州水师奉命在黄埔搜查外国船只，并勒令出具“不售鸦片”字据，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坚不具结。嘉庆二十二年，英国兵船一艘自穿鼻洋驶入虎门，进行威胁，清政府被迫退让。于是，黄埔仍是走私集散地。一条鸦片船到达时，只要向海关例行申报，自称所载都是合法商品，没有夹带，就可以公然进行鸦片走私买卖。

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1830）为第二阶段，每年平均输入约18700多箱，其中英国占了10100多箱。道光皇帝甫告即位，立即颁发严旨，重申禁令，黄埔稽查甚严。外国烟贩无可托足，不得不改泊伶仃岛为据点。从此，烟贩们撕下伪装，干脆进行赤裸裸的武装走私。

道光十一年至二十年（1831～1840），以麻洼鸦片大量涌入为标志，输华鸦片数量激增，超过第二阶段年平均数2～5倍。麻洼鸦片在道光元年时输华仅1650余箱，到道光十九年时猛增到21900余箱，比孟加拉鸦片18200余箱还要多出近400箱。

如果将鸦片战争前4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情况作分阶段平均数统计，人们就可明显看出这股黑色的毒流是怎样汹涌地流向中国的：

表4-1

资料来源：【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8页。必须指出，马士的统计是极不完全的。由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关鸦片输入量的完整确切的统计，而马士的著作又为大家所熟悉并经常使用，所以我在本书内才决定采用他的统计数，借以反映增长的趋势。

从这份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鸦片输华数量在嘉庆一朝中，虽较乾隆时每年不过200箱相比，有大量增加，但大约仍保持4000至4500箱左右；从道光元年起，鸦片输入量猛烈增加，增加幅度以每年三倍半以上的速度提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剧增加的趋势。

就每年输华的数字来说，1799～1839年的40年中，最低年度是1803～1804年2840箱。从1834～1835年起，每年输入超过10000箱；从1835～1836年输入超过30000箱；而最高年份1838～1839年度，超过40000箱大关，比最低年份增加了约15倍！

由此，我们可以对清代鸦片输入中国的增长数字有一个基本认识；在鸦片战争前，其增长速度有两次飞跃：一次是在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从每年200箱猛增至4000箱，增长约20倍；一次是在道光年间，从4000箱增至3.5万箱以上，最高年份达40000箱，增长约10倍。这个增长趋势表明，从18世纪末年起，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扭转中英贸易中西方处于不利地位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以最无耻最卑劣的行径残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鸦片走私贸易。

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的西方国家，有葡萄牙、英国、美国和沙俄。葡萄牙是早期从事鸦片贸易的国家，清初开海禁后，葡萄牙仍占据优势。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后，葡萄牙输华鸦片的优势逐渐被英国所取代。

英国是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鸦片侵略最主要的国家，它的输华总额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国家输华鸦片的总和。可以说，当我们一提及鸦片贸易时，在主要意义上，就是指鸦片的最大贩毒者英国，前引1800～1839年鸦片输入中国的庞大数字中，英国的输华量占了90%以上。现将鸦片输华总量和其中英国输华量的每年平均数列表如下：

表4-2

（资料来源：【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8～239页附表。）

鸦片贩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最大项目。自1765年大冒险家克莱武担任孟加拉民政官后，公司职员在商业的特权之上又加了官衔。“在市场上与商人交往时他们是地方长官的身份”。[11]亦官亦商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开始排斥印度商人，压倒了荷兰、法国等商人，逐渐取得了鸦片销售的特权[12]

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改革法案，华伦·哈斯丁被任命为公司孟加拉参事会总督，统辖马德拉斯和孟买公司领地事务，并负责将东印度公司从商业机构转变为政府机关。哈斯丁是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政策的制定人。1773年对华鸦片试销成功后，东印度公司逐渐地把中国作为它销售鸦片的主要市场。

一般地说，鸦片在印度的种植是由公司事先拨款协助承包商，用放青苗债的方式向农民事先贷款，在收割时以低价勒行收买，经过熬煎，然后在加尔各答市场公开拍卖。为了招徕私商，[13]拍卖的条件是相当宽容的，缴纳的现钞仅是标价的30%，余款10天内交清，有困难者可延长3个月，如果广州市场鸦片价格低落，公司还可以设法帮助私商渡过难关[14]这样宽容的条件，无非是“为走私事业提供货品，并鼓励私商将这些货品运送到中国去”[15]

东印度公司根据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控制拍卖与销售间的平衡，当市场活跃时，就以扩大拍卖攫取利润；市场疲滞，就控制拍卖来保持高额利润，但总的来说，两者中，主要是以扩大运销为主的。这不仅从前面所作的英国鸦片逐年增长的趋势统计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麻洼鸦片的大量输华中可以看出。

麻洼鸦片的大量倾销，是东印度公司和私商们长期对抗的产物。长期来，孟加拉土价格，由于公司的垄断而日趋高涨，一些私商于1815年前后开始在当时尚未被公司控制的东印度西部地区，找寻价格比较低廉的货源。他们在东印度土邦和刺日普德拿一带，找到了理想的麻洼土（也叫孟买土，中国人称白皮土），摆脱了公司的控制，由葡萄牙人经营的达曼口岸输入中国。从此，麻洼土输华数量不断增加，由过去仅500余箱跃增至1816～1817年的1242箱，1820～1821年的1653箱[16]在1817年，麻洼土每箱售价仅680银元，大量倾销的结果，迫使孟加拉土的售价大跌：1817年孟加拉土每箱售价1300银元，到1818年跌至840银元。于是很多外国烟贩在孟买纷纷添设代理处，准备对麻洼土进行大规模贩运，严重地打击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政策。

而对这样激烈的斗争，东印度公司先严厉禁止孟买船贩运麻洼烟土，并在孟买抢购麻洼土，以求控制，随后又积极扩大孟加拉公班土的生产，以便压低价格，最后还设法同中印度各土邦王公订立合同，企图借颁发补助金的手段来削减麻洼土的种植。但这些措施收效都不大，麻洼土继续涌入中国，逐渐取得孟加拉土原先所占的优势地位。

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开始直接参与政治。为了替英国制造品开辟中国市场，他们以自由贸易为名，于次年迫使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但是延长了公司存在的年限，并授权它治理英属印度领土。他们还召集了东印度公司官吏和有关鸦片贩运的人员，听取了意见。经过辩论，一致认为：“孟加拉的鸦片垄断销售，为政府提供的收入，每年为数8459425新铸卢比，亦即981293英镑；而税收是按成本价格的30又3/4征收的。在印度目前收入的情况下，要放弃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由外国消费者负担的税收，所以总的来说，它较之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税收，更不致遭到反对。”[17]这等于是伦敦政府对鸦片贩运承担责任的公开声明。英国政府的公开支持，是造成19世纪30年代英国烟贩在华猖狂活动的第一个原因。

1831年，东印度公司最后找到解决麻洼土竞争的政策。它允许麻洼土缴纳过境税每箱175卢比，继减为125卢比，由孟买公开出口。过去是由中印度土邦偷运到葡萄牙口岸达曼，长途跋涉，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成本，改由孟买出口，烟贩们梦寐以求。因此从1832～1833年间，达到了1.4万箱，较前增长了2倍。东印度公司的税收因此而增加。20多年来长期成为公司负担的麻洼鸦片，成了公司税收的源泉。东印度公司政策的改变——对麻洼土由以前的控制生产运销，到确保税收、鼓励贩运，这是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在中国恶性膨胀的第二个原因。

在取消对麻洼土控制的同时，东印度公司还进一步对鸦片贩运采取了各种部署。在早已“布满罂粟花”的印度土地上，强迫农民继续扩大栽种的办法开始被放弃，代之以开辟新的种植区来增加生产。为此，印度总督彭丁克曾偕同管理鸦片销售的岁入部官员，跑遍了恒河上游地区，先后开辟了15个新的鸦片种植地区。彭丁克还决定在奥德和尼泊尔收购鸦片，并制定了对超产农户进行奖励的办法。到1836年，英印政府机构设立了管理鸦片事务的专职官吏，由地方税务长官兼任鸦片代理经办人，下设副代理经办人管理该地区的鸦片生产事务。这些新的部署也是造成鸦片在中国泛滥的另一个原因。

在上述这些原因的影响下，印度鸦片的产量猛增。而对华的鸦片输出也不断增加了。由此可知，英国是造成中国烟毒泛滥的罪魁，而东印度公司则是英国毒害和掠劫中国人民的先锋。

其次是美国。

美国的鸦片来源，主要是土耳其、波斯，此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印度。印度的这部分是从18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修改了它的标卖章程、允许美国贩运后开始的，但数量并不大。就整个输华鸦片总量说，美国的数量是无法与英国匹敌的：

表4-3

资料来源：【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8～239页，附表统计。

可以看出，美国输华鸦片每年平均数从未超过千箱。即以每年输入绝对量看，最高年份为1818～1819年2000箱，一般都在几百箱。所以，美国尽管是中国市场上仅次于英国的鸦片烟贩，但其力量相当薄弱。不过，美国在贩卖鸦片中的手段并不比英国差。中国史料中经常提到的飞剪船，就是美国的鸦片走私船。他们的最大洋行普金斯洋行和它的后身旗昌洋行，就是经营鸦片的大本营，而且，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本身也从事鸦片贸易。

沙俄也是鸦片贩子。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经营鸦片走私，但沙俄的鸦片走私路线不是在海上，而是通过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

鸦片贸易给外国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东印度公司虽不直接贩运鸦片，而是负责生产和拍卖销售，但它们仍然从中取得了惊人的利益。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237卢比，拍卖价（包括英印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售价2428卢比，超过成本的9倍。这一卖价，东印度公司获得其中的2/3。英国在孟加拉的政府抽取鸦片税是按成本300%税率征收，1829年，它所征鸦片税占全年总收入的1/10。英国鸦片贩子在贩运中的利润也很高，以1817年为例，这一年“公班土”在印度的拍卖价为每箱1785卢比，而贩到中国的卖价是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83卢比，折合银元400余元，扣除少量运输费及其他费用，大部分是烟贩们所获的净利。[18]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英国烟贩在鸦片走私中所得的巨大利润，驱使他们不断从事这项肮脏卑鄙的害人事业。

英国的鸦片贩子们，兴致勃勃地从事鸦片贩运和走私。加尔各答英文日报描述伶仃洋面鸦片贸易的报道中说：

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着成列的来自摩拉瓦，另一面又有来自巴特那的鸦片。……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当你看到在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财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着，（只是表面上看来，实在是很留心地看守着。）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在这里的投资是很大的，总不下二千万元左右。[19]

英国鸦片贩子泰勒说：“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英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说，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可高达1000银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如下一段话，来证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段话如是说：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于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

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6倍甚至9倍，这就使鸦片贩子们拼命扩大这一谋杀中国千百万生灵的最野蛮、最无耻的罪恶勾当了。

鸦片走私贸易在推动英国掠夺中国廉价的丝茶贸易上起了巨大作用，从而与英国政府及整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休戚相关。

英国是西方各国中对华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他们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呢？从理论上说，当然是用正当商品贸易所得的收入购买中国货，但实际上，它的正当商品中没有任何一项是值得中国人欢迎的，在正当贸易中，每年都要亏本。这样，英国就不可能用贸易盈利购买中国货。另一方面，英国本土对中国丝茶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东印度公司通过丝、茶特别是茶叶的垄断贸易赚了大钱。但茶叶买卖是现金支付的。东印度公司的输华产品连年亏本但又要坚持买下中国的茶叶输往英国本土获利，就势必带来大量银元投进中国市场。但奇怪的是从18世纪70年代后，运到中国的白银不是增加，而是逐年减少，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除了1815～1824年的9年中，平均每年仍有63万余两白银流进中国外，其余年份竟完全停止输入白银，而它通过在广州出卖汇票所取得的现金却高达二三百万两以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停运白银反而获得白银？奥秘在哪里？

奥秘就在鸦片贸易上。从1773年东印度公司试销鸦片成功后，便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获得巨额利润，成了它从中国贩茶的资金，解决了东印度公司长期来无法解决的收支不平衡困境。这个过程是：鸦片贩子在中国吸收现金，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孟买或加尔各答的汇票，向他们换取现金转为自己贩茶的资金。于是就出现了英——印——中，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一循环的三角贸易关系。

格林堡曾引用华伦所著《鸦片》（1839）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鸦片贸易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多年以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情况的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这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英王陛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用茶叶作为汇划资金和交流物资的手段，又使大量的收入流入英国国库，而且用不着印度贫困就给英国每年带来六百万镑。因此，东印度公司就尽其力之所能来推广鸦片贸易。[21]

[1] 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5页。

[2] 俞正燮：《癸巳类稿》，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87页。

[3] 明末至清前期的鸦片税银变动，据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陆饷》及李圭《鸦片事略》所记，情况如下：1589年（万历十七年）每十斤税银二钱；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每十斤税银一钱七分三厘；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关税每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

[4] 雷瑨辑：《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93页。

[5]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9页。

[6] 《中国丛报》第5卷，1837年4月。

[7] 1855年10月22日麦都思关于鸦片问题的报告，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320页。

[8] 《中国丛报》第5卷，1837年4月。

[9] 梁廷枬：《夷氛闻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4页。

[10] 《夷艘入寇记》（不著撰人，抄本），同上书，第6册，第106页。

[11] 《英国议会文件》“特别委员会第九次报告书”，1783年，第61页。

[12] 自1757年，东印度公司控制孟加拉后，英国一般工商业主也要求参加对印度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在英皇乔治三世的支持下，拒绝了这种要求。经过国内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直至1784年“庇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东印度公司被置于由国会任命的六个委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实行监督。委员会有权决定有关公司的政治问题，但公司董事会有权任用公司职员及处理日常事务，并保留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垄断权。

[13] 原指印度当地人及其他欧洲人，阿尔明尼亚人拥有的船只（港脚船），以区别于东印度公司的公司船（公班船），从17世纪末起，特指持有公司执照，专门从事对华贸易鸦片走私的私人船只。

[14] 特立巴蒂：《孟加拉省区的贸易和财政》（1793～1833），孟买，1959年版，第156页。

[15] 奥文：《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耶鲁大学，1934年版，第58页。

[16] 据【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8页附表。另一种说法是：1816～1817年1150箱，1820～1821年4000箱。

[17] 《英国议会文件》，“特别委员会关于对华贸易的报告”，1840年，第166页，附录E．1。

[18]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关于鸦片的拍卖价和售价变动情况，《中国丛报》第5卷（1837年4月）刊登的几组鸦片售价数字，可资参考：1817年银洋与卢比的比价是100比206；1780年每箱鸦片在孟加拉的价格为500卢比，售价为500～600银洋；1791年每箱鸦片售价在360～380元之间；1837年4月，每箱公班老土价银830元，公班新土价银760元；喇庄老土价银730元，喇庄新土700元；白皮老土、新土均为600元。

[19] 【英】宾汉著，寿纪瑜等译：《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中国近代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册，第9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之注释250。

[21]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7页。

4-2 伶仃洋走私制度

鸦片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行径之一，是对文明和进步的亵渎。像潮水般涌到伶仃洋的西洋鸦片，完全是靠走私流布到古老中国城乡乃至穷山沟里去的。所以，它又是一种最不正当、最阴暗的非法交易。但它却不是秘密走私，而是一项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

外国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共同充当了走私罪犯。通过他们所开掘的走私渠道，这股黑色毒流犹如无数支流注入大河那样，流遍了神州大地。

鸦片究竟怎样走私，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就清方记载而言，道光十一年（1831），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是目前所知最早也是最为具体的一件。冯赞勋是广东人，通过调查了解，成了当时真正掌握鸦片走私内幕的少数政府官员之一。他是朝廷的一名言官，在中央政府工作，不像那些了解内幕、但身处督抚地位的地方大员那样，具有直接间接的干系，所以他便没有顾忌地把内情上奏给皇帝。奏折称：

夷船私带烟土来粤，……该夷改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洋船，囤积烟土，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买，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鞋，……来往如飞，呼为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关吏无如之何，惧于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惮。闻此种快鞋，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等船包揽。……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销售各路，除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将货过船，不须快鞋包带，然必由窑口立券，方能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鞋包送入口、包送出境，……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蠢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1]

据此可知，鸦片走私已经形成以广州附近洋面为中心的一套极为严密的体制，各有专司，相互沟通，遍及海口内地。通常，人们把它称为伶仃洋走私制度。现条缕上书所有内容分别简说如下：

1.鸦片趸船，在道光十一年间已泊于虎门附近的大鱼山洋面，有护货兵船保护。这说明外国烟贩是在各国政府的包庇纵容之下进行这项非法买卖的，所以是公开而非秘密的；

2.陆地上的走私，有坐庄和行脚两类。坐庄分大窑口、小窑口两种。大窑口在广州，以开设钱店为幌子，经营者大多为拥有相当资产且有一定恶势力为背景的人，其中也有行商参与；小窑口散布于内地城乡，资本似不太大。不论大、小窑口，都与清政府官吏、衙役包庇支持有关。行脚多为各省私贩，从大小窑口购买鸦片，转贩各地；

3.中外走私的联系办法是所谓“写书”。即购买鸦片的行脚到大窑口与坐商及外国鸦片贩子议价立券，然后持券为凭，到鸦片趸船取货。因之，大窑口等于是鸦片的包销店与批发部；

4.出海取货和持货进口，都由专门走私船“快蟹”[2]包办。这种走私船配有枪炮，不分昼夜来回于趸船及海口之间，如遇水师巡船拦阻，即开火拒捕，且航速极快，为师船所不及。但通常情况下，大都与师船官兵达成默契，在师船包庇之下，无阻拦地公然走私。快蟹的数量，在道光十一年时已有一二百只之多。

根据上述各点，可以将伶仃洋走私制度作出图解：

可以想象，配备着枪炮的快蟹，在广州与鸦片趸之间，往来穿梭，而毒害健康的鸦片也就由海面至口岸、由口岸至全省，直至穷乡僻壤。在这个运转过程中，各色人等，包括黄发碧眼的洋人、大腹便便的行商、道貌岸然的官吏、见钱眼开的衙役、兵丁，坐地分赃的土豪劣绅以及山堂香水的会党分子等等都卷入其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在这个网络的每条蜘蛛丝上，沾满了各种瘾君子。

对于上述走私网络中的某些具体细节，根据中外记载，可以作些补充：

鸦片趸的泊点，常有变动，但大致总以伶仃洋为常泊处所。停泊点变动情况，在道光十一年时，据上述冯赞勋奏称，泊于“虎门附近之大鱼山洋面”。道光十三年以前，鸦片趸船乃全部泊于伶仃洋，仅于每年四五月（即阳历五六月）间移泊急水门。九月（即阳历十月）驶返伶仃洋。道光十三年，夷人发现金星门泊船更为安全，是年即“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3]道光十四年，“终岁在伶仃洋及大屿山等处停泊[4]道光十七年“货船趸船遂于每年南风特旺之时，驶入金星门内洋停泊[5]十八年仍在“新安县之伶仃洋，该洋由澳门远望可见[6]但“每觇风势顺道，于伶仃附近之九州、鸡颈、潭仔、尖沙嘴等处洋面，徙泊靡常[7]由此可知，鸦片趸以泊于伶仃洋为基本泊所，但在南风到来时常泊于急水门、金星门内洋。泊点的变动不是往外洋移动，而是往内洋移动，这表明鸦片走私是公开性质的，并非秘密交易。

鸦片运到趸船的办法，并不是由一般货船装运，而是由专运鸦片的船只装运。约翰·菲力普所写的《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说：“在最近五六年内，在加尔各答新造了几艘很好的船，特别为了载运鸦片至中国，航行颇为迅速。”贝西尔·罗卜克说：

鸦片舰队，在它存在的短短的二十五年之间，总计起来不超过一百艘，分为三类，即飞剪船（Clippers）、沿海航船（Coasters）、与趸船（Receiaing Ships）。飞剪船是一种构造特殊的船，可以迎着季候风前进。它们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载运鸦片经新加坡到珠江与香港；回程载运白银；有时携带些高级的中国货物。在早期，飞剪船把载运的出口货送到泊于澳门海外伶仃岛和金星门等处的趸船上，但自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它经常卸货的口岸了[8]可知飞剪船是负责装运鸦片到趸船上去的专运船。另外，飞剪船也有将鸦片从趸船装到其他口岸的任务，据亨德说：那时我们公司有一只波士斯飞箭快船，名叫“玫瑰号”，这只船在1837年正要将我们公司在广州卖妥的一批鸦片运到南澳交货，“另外还带去若干箱鸦片试卖。整船的货量差不多有300箱，以广州估价计30万元。”[9]

武装走私船快蟹的装备是很精良的。冯赞勋奏折称：“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栀，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10]船上乘员“每艇壮丁百数十人[11]足见船只还是很大型的。但西方记载中这些快蟹并不很大：“这些走私船装有回旋炮、枪矛、盾牌之类，摇桨疾行，有时鼓帆疾驶，船上配有精干水手三四十人。”[12]另一种记载称“水手的数目有六七十人，……船上的武器是船头的一尊大炮，还有旋转炮、矛枪以及从外国买来的燧发枪。这些‘走私船’和中国水师巡船的不同之处是，船的武装较弱，水手较少，并且船身油漆得很光亮，而不是油成官方水师船的‘黑与红’的颜色。”[13]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出大体形象是：快蟹（或称扒龙）是一种容量不大，每船乘员自三四十、六七十人至百数十人不等。装备着枪炮，旁舷装有铁网，船体漆得光亮，与水师不同颜色，很容易识别。

走私体制中的“写书”，冯赞勋所说是中方记载中较具体的资料。其他的记载也有述及。如道光十六年许乃济奏中称：“有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14]但外人的记载更加具体：

鸦片船泊于伶仃，中国经纪人至广州各鸦片承销商处，讲好他们所要鸦片的数量，毋须看任何样品，仅凭牌号，由出售者保证，出售商于是填写简短的发货单，交鸦片趸船管理员，照议定数量发货。该项发货单经签字加印，再折成一封小函件的形式，外面写上收信人地址，再签字加印，即送交买主，买主以银元付价款。……上面所述填就的发货单，一般均须经数人之手，最后交到一艘中国走私船的负责人。……这船携带发货单至伶仃岛鸦片趸船，将发货单交给该船管理员，取得鸦片，卖者即从此不负风险。这些中国人即行将各鸦片箱打开，每箱鸦片改装入两个蒲包之内（每包20球）搬上他们的船，运往目的地。[15]

还有记载称：“如果票单没有在7天以内送到，每箱鸦片便须付规费5元和停泊过期费2元，给鸦片趸船的船长。这些款子必须在走私船上的负责人提取鸦片时照付[16]

鸦片走私中心当然是在广东，但福建也是重要地区。亨德说：“鸦片贸易的另一分支在东海岸，有几只属于广州两个洋行的中型船只，停泊在厦门、泉州、碣石及南澳岛附近。它们由双栀横帆船及小型帆船供给鸦片（从事这种业务的一切船只都称为‘沿岸贸易船’）[17]

鸦片走私遍及全国。据美国学者张馨保的研究，从广州到其他省份有三条鸦片走私的路线。一条是从广州向西，通过肇庆，然后经西江水道运往广西和贵州；一条向东，通过惠州、潮州，运往福建；一条向北，集中于曲江（韶州）和婺源，然后通过乐昌转入湖南，通过南雄转入江西。除广州口岸外，鸦片走私船也在福建沿海活动频繁。其中，泉州、漳州是走私中心；福建南部的诏安，则是当地鸦片贩子从陆路通往广东汕头地区的走私中心。诏安帮烟贩除陆路走私外，还在闽广交界的南澳岛上直接与外国烟贩获得烟土。泉漳地区的烟土通过福州向北运往浙江温州，向西通过延平运往浙西和赣东；漳州和诏安地区的烟土往东北方向运至延平或向西运至赣南。湖南、江西、浙江各省的烟贩则把来自福建、广东的烟土运到长江流域和北方诸省[18]

对于这样的走私路线，清政府的官员们基本上是清楚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富呢扬阿奏称：

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徙。[19]

即以江苏上海而论，自广东运来烟土，“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20]

就这样，外洋鸦片通过各省各地的大小窑口，流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那些专司贩卖的走私者、帮会人物和烟铺老板，结成了一张密如蛛丝的走私网，粘住了数以百万计的瘾君子，当作他们的猎物，一点一滴地吸干着烟鬼们的金钱和膏血！

以上某些环节虽不全面，具体内容也不细致，但就走私制度的基本面貌来说，足以证明鸦片走私的猖獗和可怕了。

本章各节，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力图敲开中国大门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正面临着被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破门而入的厄运。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在中国人的域外知识中，孤处大西洋的英国只不过是“撮尔岛夷”，连“戎狄蛮夷”的地位都算不上，几乎没有人会把它视为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虽然道光八年（1828）著名学者包世臣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对英国侵占新加坡的后果产生过忧虑，指出：“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沈案：即新加坡）则尽在肘腋，易为进退。”他警告说：“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21]但那也只是从周边国家受害中作出的一种趋势性判断，它在可能性中寄寓的必然性，根本未能引起当局者的注意。使得中国人不安的是看得到、摸得着的鸦片走私问题。这股汹涌而来的黑色毒流，它的每一次泛滥都牵动着朝野人士的神经，迫使朝廷作出必要的反应。

[1] 见《史料旬刊》第三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177～178页。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85～86页。

[2] “快蟹”的形制，据梁廷枬《夷氛闻记》称：“内匪私制船形如蟹，百桨飞运，谓之快蟹”。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据【美】亨特《广州番鬼录》说：船身很长，船桨和船尾不相称，水手数目为60～70人，船上配备一尊大炮、铁链、花枪及从外国船上买来的鸟枪；船身油漆光亮。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55页。

[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第二十五页，邓廷桢奏。

[4] 《粤海关志》卷二十七，夷商二，第三十二页。

[5] 《中国丛报》第五卷，1837年1月号第339页。

[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第二至三页，张岳崧奏。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第十八页，邓廷桢奏。

[8] 贝塞尔·罗·克：《鸦片飞剪船》第13～14页。

[9] 【美】W．C．亨德著，林树惠译：《广州番鬼录》，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56页。

[10]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327页。

[11] 《粤海关志》卷二十七，“夷商”二，第三十二页。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12] 约翰·菲力浦：《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331页。

[13] 约翰·菲力浦：《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334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页。

[15] 约翰·菲力浦：《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第331页。

[16] 罗卜克《飞剪船》，转引自同上书，第333页。

[17] 【美】亨德：《广州番鬼录》，转引自同上书，第335页。

[18] 【美】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页。

[1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第十页载《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四·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20]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4册，第945页。

[21] 包世臣：《致广东按察使姚中丞》，《安吴四种》卷三十五，同治刻本，页四、五。

4-3 耗财伤身莫此为甚

在道光十九年这个本该喜庆的年份，最使道光帝烦心的莫过鸦片问题了。自他接位以来，鸦片泛滥，烟毒日深；白银外流，民生困顿。朝野内外对此议论纷纷，搅得皇帝为之寝食难安。

其实，鸦片问题早在先帝在位时已成了朝廷头痛的问题，民间私议和官员奏章屡有论及。首先是吸烟的人愈来愈多，阶层愈来愈广。最初，吸食者都是贵族、地主、官僚和大商贾等有钱人。后来，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如太监、衙门书吏、差役、军官、士兵渐次卷入。最后，连下层社会的僧尼道士，妓女乞丐，平民百姓也都抽吸，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吸烟群。道光十一年刑部奏折称：

窃查鸦片来自外洋，其始间由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1]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的奏疏中，也说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2]据统计，道光十五年全国抽吸鸦片的人数约在200万以上，地区遍及十几省。由于鸦片中含有吗啡碱，有催眠作用，吸者极易上瘾，所以这200万人绝大多数成了难于戒绝的瘾君子。

对于吸烟之害，有识之士或作诗歌讽劝，或撰文抨击，痛说其状之可悯，其行之可憎，借以觉人警世，一时竟形成为“鸦片文学”的奇观。清人俞蛟在所著《梦厂杂著》中描述吸烟成瘾的情况说：“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萎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3]俞正燮著文描述久吸成瘾的情状称：“吸烟久，其人必畏葸庸琐，激之亦不怒，由其精华竭也。”[4]讽咏鸦片危害的诗词歌谣，为数尤多，对瘾君子们的惨状描写得栩栩如生。如《香苏山馆集》中有《洋烟行》三首，其中《咏吹烟》一首写道：“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疲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5]此诗作者吴兰雪是江西东乡人，嘉庆五年举人，由内阁中书官黔西知州。此诗约作于嘉庆中期，可知那时已有了“鸦片鬼”的名称了。

鸦片的流毒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的健康，鸦片走私又大量卷走了中国的白银。

鸦片走私是采取现金交易的。这就使得走私愈猖獗，中国的白银愈外流，两者成正比例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所示，当流入中国的外洋鸦片保持在一万箱左右的幅度时，广州口岸白银出入口情况仍对中国有利，每年平均入超约150万两至200万两左右；而当外洋鸦片自1828年起，以平均每年1.8～3.5万余箱为幅度急剧上升时，广州白银的流出入情况就发生逆转，中国大量流出白银，每年平均在200万至300万两左右。1835年后，这一趋势更加发展。以下是1800～1835年间，广州口岸白银流出入量与外国鸦片输华量的对照表：

表4-4

（续表）

本表据【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8～239页附表及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页，表26编制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到，截至19世纪20年代末，中国广州口岸流出入白银的趋势一直是入超的，只有极个别年度出超。从1800～1827年的27年中，鸦片输华量基本上稳定在一万箱以下，这表明，当时中国市场吸收鸦片的最大容量应在万箱左右，在这个数字上，中国大体上仍可有大约100万至150万两白银输入，中国财政还可以保持略有节余，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还可以保持出超（包括鸦片贸易）。但是从1827年以后，中国白银流出趋势，因鸦片大量输入而逆转，每年都有200万至400万两出超。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日益暴露了。

就中英贸易状况考察，问题比上述情况更严重。

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很早就停止了输入白银于中国，这与鸦片大量输华有关。1805～1814年，1817～1820年，1821～1823年，1824～1834年，共24年中，东印度公司没有一块银元流进中国，这在1800～1834年的34年中占了3/4以上的时间，而上述广州白银的出口流向，主要是流入东印度公司和公司职员的口袋中。

以上仅仅是广州白银流出入的统计。就全国白银流入量来说，1814～1815年度，中国流向印度的白银已达120万余两，以后逐年增长，到1833年以后，每年流向印度的白银一直在370万两左右，而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1840年竟高达613.9万余两[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约占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白银的外流问题，清政府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成正比例发展的。

嘉庆中叶以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还没有对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所反映，[7]这与当时鸦片保持在每年平均4000余箱的情况有关。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的奏折里，已经开始提到白银流出的问题：“今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藉护货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8]但他只提是夷船偷运，还是没有提到鸦片与白银外流的关系。道光二年（1822）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的《严禁海洋偷漏以裕民生折》中，已经模糊地感受到白银外流与鸦片走私有关：“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材伤生，莫此为甚”。但他仍把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洋商违反定例，以银收买洋钱与茶客交易。[9]这种认识是与鸦片尚未超过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有关。因为在1822年以前，鸦片流入中国平均每年仍在4000箱左右。整个地说，中国白银就广州口岸统计，还处于入超阶段。

直到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源的奏折才第一次明确地指出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10]这一年鸦片输入已达到16500余箱，超过了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所谓“每岁易银”，从统计数字来看，鸦片输华自1826年起已超过万箱水准，而1827～1829年，每年出超白银已在150～300百万之间了。从这一年开始，清朝的奏折、上谕中，便不断提到白银外流的日益严重，并越来越把白银外流与鸦片输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了。

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因为中国是实行银钱两级币制的，白银外流，使银贵钱贱的趋势日渐严重。[11]人民负担也随之加重。银贵钱贱还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上缺乏支付手段的主要硬通货，这就使商业委顿，经济疲软。所以林则徐曾奏：“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壕，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12]林则徐所说的苏州商业委顿，正是烟毒泛滥、白银被鸦片吸收的结果。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包世臣就说到苏州吸烟之盛。他指出：“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吸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13]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途经苏州作调查访问时，出现这种情况，确非偶然。

烟毒泛滥，白银外流，对清王朝的财政收入是个十分巨大的威胁。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早就十分忧虑。清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对此也感到十分紧张。在全国人民反对鸦片走私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下，在一部分关心国计民生的朝野官员的呼吁禁烟的声浪中，清王朝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白银外流下的中国银钱比价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46页，另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7页。）

[1] 《刑部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14页。

[2] 《黄少司寇奏疏》，《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63页。

[3] 雷瑾辑：《蓉城闲话》，同上书、册，第296页。

[4] 俞正燮：《癸巳类稿·鸦片烟事述》，同上书、册，第289页。

[5] 雷瑾辑：《蓉城闲话》，同上书、册，第299页。

[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34 页，表27。

[7] 嘉庆四年（1799）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奏折中已提到这一问题：“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云云，但原奏未见，不能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达到了什么程度。

[8]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第六页。

[9]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一，第十四页。

[10]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三，第五页。又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49页。

[11] 白银外流下的中国银钱比价一览表

[12]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第140～141页。

[13] 包世臣：《安吴四种》，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537页。

第五章 大清帝国的反应

道光帝手书“政贵有恒”

5-1 嘉道年间的禁烟

对于道光皇帝来说，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不能等闲视之，不闻不问。事实上，他自接位以来，何尝不想把这股黑色毒流遏止下去，以完成先帝未竟的宏愿呢？然而，外而鸦片不绝，内而诽议丛生，鸦片问题竟成了朝廷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每当他想起先帝厉禁洋烟的事来，总感到自己有责任要坚持到底，但现实则使他深感棘手，左右为难。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回顾先帝禁烟的措施和自己的政策，觉得自己在做法上并没有错误，但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汉员支持，而不少满族大员并不热心呢？就连自己深为依靠的首揆穆彰阿，也态度暧昧，令人摸不准头绪。抚今忆昔，他对先帝的果断作风，充满了敬慕之情。正是先帝不顾祖宗成法，毅然修改对待鸦片入口抽税的老例，申令禁烟，才使鸦片贸易成为非法，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朝廷的权威。

朝廷对鸦片的申禁，最早要追溯到雍正七年（1729）。那年，雍正皇帝眼见烟毒蔓延到了王公贵族和世家子弟，感到不禁不行，便下令禁止鸦片兴贩，规定：兴贩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开馆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附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1]这是鸦片贸易史上，中国政府的第一道禁令。但雍正爷的这道禁令，不仅未定吸食者之罪，而且也没有禁止鸦片进口，仍允许以“洋药”照常抽税放入。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一准抽税入口的老例，只在税则上作了些改动。乾隆二十年（1755），规定每斤鸦片估税价五钱，即每百斤五两[2]较之前例每百斤税三两提高的幅度较大，但相对其他货物税仍属轻税。税是提高了，鸦片的入口数量不惟没有减少，反而日见增加。到乾隆末年，已由雍正朝每年平均200箱左右增至每年平均4000箱，增加了20倍。这说明，企图以加重税则的办法遏止鸦片流入是不行的。嘉庆皇帝有鉴于此，甫告接位，便不顾住在养心殿的太上皇乾隆爷会如何不快，下令停征鸦片税，禁止外洋鸦片入口。四年以后即1800年，再申禁令，并严禁国内种植罂粟。于是，从明代以来作为“洋药”入口的鸦片贸易，从嘉庆元年起成了非法，外国的鸦片趸船也从泊于黄埔不得不避到了伶仃洋及急水门洋面。

老皇帝对鸦片的态度是严峻的。作为父皇最得宠的王子旻宁，由于已经成年并且正在父皇指导下熟悉经国大政，所以对嘉庆一朝的各项禁烟措施记忆犹新。其中发生的若干件事情更印象深刻。嘉庆十三年（1810），京师广宁门一带巡役，盘获了一个杨姓人犯，搜出身藏的六盒鸦片烟。事情由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奏到朝廷，嘉庆帝勃然色变。以往只听说广东有人兴贩，如今在堂堂京师居然也有鸦片贩子，足见瘾君子愈来愈多。皇上当即颁发上谕，明白指出：“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必须痛加禁止。虽然崇文门专理税务，但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查，恐怕无法周到。上谕责成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必须在京师各门严密访缉，并于闽粤产地禁止种植罂粟，以断来源[3]这道禁令，不仅涉及兴贩，也是朝廷第一次明令禁止国内种植，这就使洋烟、土烟一起成了非法买卖。

紧接着，第二年又发生了广东巡船借缉私为名，勾结私贩包运鸦片的丑闻。嘉庆帝命两广总督松筠等严定章程，规定凡设有巡船的州县，都需将所管地域及巡役姓名造册，一旦出事，该管司道即按册限期缉捕，若发现有讹索私运等事，参照本律治罪[4]

嘉庆十八年（1813），朝廷发觉侍卫官员及太监人等违禁吸食鸦片，皇帝命刑部定立科条。经刑部议奏，凡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皇帝均依议，命照此办理。对于太监吸食鸦片烟，命总管内务府大臣先行晓谕，如有犯禁者，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上谕并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关不准私征鸦片烟税，违者，管关监督先行革职，朝廷重治其罪[5]

翌年，京城又查出广东贡生卢赞携带鸦片一案。嘉庆帝从中悟出杜绝外洋鸦片来源，“较之内地纷纷查禁，实为事半功倍”。[6]因此，上谕命令认真查禁海口，规定外人携带走私，一旦查出必须按中国例律治罪[7]

嘉庆二十年，又在崇文门拿获私贩，作案者是驻防广州的正红旗满洲骁骑校兴亮。他在去年随广州副都统萧昌进京时，顿起私贩鸦片获利的歹意，即凑借银140两，在广东购进洋烟14罐共重11斤，随带进京。为防查获，兴亮雇人偷带入城，由永定河冰上潜过芦沟桥，行至小井地方，即为兵役盘获，解至崇文门，供出兴亮等人。于是连同兴亮等一起解刑部审讯，各犯均供认不讳。[8]此案最后以兴亮遣戍新疆了结。此外，广州将军本智以拣派不慎，粤海关监督祥绍以查禁疏踪的过失，被交部议处。[9]一个烟贩牵连了两位大员，朝廷的处置不能说不严。

不久，两广总督蒋攸铦、广东巡抚董教增联衔上奏，报告香山县拿获了贩卖鸦片的奸商朱梅官等12人。该朱梅官等在澳门从洋人手中买得鸦片烟泥120个，每个约重二斤七八两，然后在洋面转手贩卖，共得银3840元。广东地方当局按兴贩罪将朱犯等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10]同时，主动奏请订立《查禁鸦片烟条规》，主要内容有二点：一、嗣后洋船运货到澳，应先开单报明各货，待查验后始准卸载，俟售货时纳税；二、奖赏拿获烟犯之人，赏银著失察的地方官赔缴，但仍需将失察职名咨部议处。[11]皇帝同意了蒋攸铦等拟定的条规，并命总督在执行前向外商宣布查禁原因及惩办办法，不准外商夹带销售，“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各船皆带有鸦片，亦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12]根据这个条规，中国第一次向外商宣布了将对来华货船实行检查的措施。

很明显，先帝在鸦片问题上的努力，着眼于“杜绝来源”，即既不准外商夹带鸦片入口，也不准国内种植罂粟、自熬土烟；同时，对兴贩、吸食也作了规定。方针是很正确的。因为不断来源，无以断根，不治兴贩、吸食，不能剪枝；只有治本，才能治标。从效果上看，黄埔的鸦片趸不见了；鸦片的输入年均增长幅度确实不算大。若从嘉庆五年起算，到十六年的11个年头中，平均每年输入4016箱；自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元年的十年里，平均每年输入4494箱。两者相比，每年只增加488箱，看来，数量也还是被有限度地控制住的。当然道光皇帝绝不会知道这些数字，但他完全可以从自己在位时期的现状中直觉到先帝禁烟业绩的。

历史地看待嘉庆一朝的禁烟，应当肯定这位万岁爷的决心和魄力，肯定取得的成绩，而不是笼统地说清代禁烟没有成效。但就朝廷禁烟的目的“断其来路”看，外洋鸦片走私并未断绝，内地罂粟仍在种植；从治兴贩、吸食看，兴贩、吸食仍在蔓延。“本”与“标”俱未根治，这也是事实。不过，这已不是嘉庆皇帝所能负责的了，贪婪的外国烟贩，见利忘义的中国走私犯，嗜烟如命的各色瘾君子，连同腐烂了的天朝体制，这一切，任何一个再英明的君主也莫可如何。嘉庆帝作为鸦片贸易史上第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破除祖宗成法、严厉禁烟的清朝皇帝，实在是应该受到表扬而不应该挨板子的。

因为是第一个，认识就不可能很全面、周详。综观嘉庆一朝禁烟的动机，仅仅丛集于健康因素，还未能从危及国家上着眼。从嘉庆元年到二十二年，这位万岁爷共颁发了九道禁令、上谕和规条，视其内容，几乎很少将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摆在首要位置上，而较多地着眼于揭发鸦片烟的毒害性。所谓“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13]“无赖之徒私行买食，往往沉迷陷溺，伐性戕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14]等等，都是告诫谆谆的警语。所以，嘉庆朝的禁烟，仿佛是一个道德自救的行动，虽然带着圣洁的光环，却不能感化外国烟贩，也不能使瘾君子们皈依。

诚然，朝廷曾多次颁发过禁银出洋的诏令：嘉庆四年（1799）、十四年（1809）、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二十三年（1818）都发布了银禁的上谕，除一件例外，其余都是把纹银虚耗说成了由于西洋奇巧货物“巧赚”而去，或说是“夷商偷运”及洋银换折所致，并没有提及鸦片卷走的症结。

所谓一件例外，是指嘉庆四年（1799）时任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复奏。这件复奏原文，目前尚未发现，但可从道光十六年（1836）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奏折中所引吉庆的建议可以看出，这位宗室觉罗已经朦胧地觉察了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的关系。邓折的原文说：

嘉庆四年，前督臣觉罗吉庆议，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徙流缳首，立法不为不严。[15]

在鸦片贸易上，吉庆是第一个感到鸦片卷走白银，危害国计民生，主张严禁的人物，确乎有卓越的识见。不过，由于当时朝廷对鸦片走私需现金交易，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不甚了然，他的识见未能引起重视。所以当我们历史地评价嘉庆朝的禁烟时，只能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形成的结论。嘉庆一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推动的禁烟阶段，认识的不周详，是无可指责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鸦片走私未能在嘉庆朝根除，它像长在肌体上的毒瘤那样，势必要恶性膨胀。到道光朝时，再要除去，非得有坚定的意志和动大手术不可了。

道光皇帝自接位起是继承了先帝禁烟政策，并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的。二十年内，他曾不断地调整禁烟对策，力图达到禁绝鸦片的初衷。从道光朝禁烟政策的演变、内容和方法上考察，似乎经历着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即肯定嘉庆朝断其来路的方针，禁止鸦片进口——否定断其来路，转向遏流，采取严惩分销的政策——否定遏流方针，转向正本清源，采取严惩吸食以正其本，同时断其来路以清其源[16]

断其来路，亦即塞源或清源，是嘉庆朝禁烟的基本方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反而出现了重流轻源的倾向，较多地把精力放在查禁兴贩上，对外洋鸦片流入的查禁，由于地方官、行商、缉私官兵受贿贪腐，以及外国鸦片贩子的欲壑难填而未能奏效。先是，两广总督阮元在道光初年《申明严禁鸦片事例》一折中，重新提出了源流关系。他认为“不塞其源，其流终不能止息”。认为向来查禁鸦片无大效果，“推其原故，由一切防杜之法，多行于鸦片已入内地以后，不能行于鸦片未入内地以前”；造成烟毒泛滥的重要原因，是行商“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因此，他力主必须对行商严加管教，不准其徇情隐瞒，责令其遵旨杜绝，“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17]阮元对源流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既然看到了行商在鸦片走私商的可恶和卑劣，又要俾之以纠察之任，不啻与虎谋皮。这种矛盾主张，反映了要执行塞源方针和能否真正塞源之间的矛盾现实。既然政府无法具备切实塞源的条件，那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提出让行商监督洋商一法了。

阮元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行商表面上负起了“认保轮查”的责任。结果，自然不能塞源，只是使鸦片走私贸易从黄埔移到了伶仃洋面而已。“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伶仃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浙江、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18]阮元却因鸦片趸易地而心满意足，他在道光三年的一份奏报中告诉皇帝：“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运”，“惟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19]内港偷运通过走私仍旧进行，却说成“尚无偷运”；外洋走私分明猖獗，却轻描淡写地说成“不能保其必无”。阮元的奏折，正是历来下属向上级报喜不报忧的官样文章的一个例证。

行商认保轮查，绝不能做到断其来源。从道光元年到八年，鸦片年均输入9000余箱，超过了嘉庆朝平均输入量的一倍半；白银的流出，从道光三年到九年，年均在350～400万之间，最高年度达到了600万元以上。银两短缺、银价日增的老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道光九年，御史章沅为之上奏呼吁，指出外商夹带鸦片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事实证明，依靠行商查察，决不能奉行塞源方针。于是，这种方法的塞源，不可避免要予以否定，禁烟方针不得不转向遏流，即从治本转向治标——禁止分销。

道光十年正月初十日的上谕，是这一方针转变的起点。皇帝在上谕中说明，内地银两日昂是由于洋钱换折所致，而鸦片走私猖獗又与差役兵弁得贿放行有关，“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较之洋钱之害尤为甚”。最后强调了政府将采取“截其来路”、“禁其分销”的方针，要两广总督妥拟办法上奏。这是朝廷的禁烟政策，在实行了九年塞源之后，行将变化的先声[20]

上谕发下后，两广总督李鸿宾立即上奏，声称：

鸦片流毒无穷，为害尤巨，诚如圣谕，必须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乃能澄源绝流，俾免遁匿。惟分销系在内地，密为之防，严制以法，尚可随时处置。来路则出自外夷，相隔大海数万里之遥。……是来路似未易截，仍惟有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卖之地在在堵御。该夷等见发贩不行，致无重利可图，或遂抑其满载而来之念，是仍以禁分销为截来路之策也。[21]

这道奏折是顺着皇帝的思路加以发挥，而在发挥中悄悄地改换方向，把上谕提到的“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两项偷换成只有禁其分销一项。对此，皇帝居然没有斥责，而是朱批：“知道了”三字，事实上默认了李鸿宾的意见。后来，李鸿宾拟定的《查禁纹银偷漏鸦片分销章程》即是据此拟出，奏准施行，成了道光十年（1830）后朝廷的禁烟政策。

何以皇帝会这样处置呢？原因很明显，君臣二人都看到了塞源——“截其来路”的困难和症结，面对汹汹而来的鸦片毒流，既深感头痛，又无能为力，不得不舍难就易，从治标做起。

但是，要做到严禁分销，必然要涉及兴贩，要涉及兴贩又必然要涉及吸食，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清政府中有不少人上奏提及这些环节，其中，最能引起重视的是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御史刘光三在道光十一年的一份奏折。刘光三针对朝野官员、贵介子弟、衙门胥吏中大有瘾君子存在的现况，主张“法行自近，罪无少贷”，禁烟要自上层和官员中的吸食者抓起，只有加重吸食的罪名，否则很难奏效，“一切章程皆属具文”。[22]皇帝命内阁将刘奏抄交刑部查议具奏。经刑部公议，拟定了军民人等吸食科罪办法，规定凡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并需指出贩卖人；若不指贩卖人，吸食者应再科兴贩罪，判杖一百，徒刑三年；凡职官及在官人役吸食，俱加一等治罪。同年六月，由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将部议上奏，[23]皇帝批准了刑部意见。由此，新的禁烟政策把兴贩和吸食作为遏流方针的两个环节一起抓了起来，改变了以往重兴贩、轻吸食的做法。

然而究竟遏流还是塞源，皇帝的心情是矛盾的。在刘光三奏折发交刑部讨论后的第九天，皇帝被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所动情。冯赞勋是朝廷出名的耿直言官，他在奏折中揭发了广东洋面鸦片走私猖獗和行商勾结外国烟贩、设立窑口、走私贩卖鸦片的种种内幕，并且申明自己“祖籍广东，访闻确切”，表示所说都有根据。他认为“禁烟土在驱逐烟趸，除私带当严治快鞋（即快蟹）”，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务期拔本塞源，以仰副圣主除害安民之意[24]皇帝以往只是笼统地知道鸦片走私的大概情形，对冯折中所说的快蟹武装拒捕、大小窑口的写书、行脚的兴贩、行商的勾结等等，均属闻所未闻。阅奏后次日，即命军机处寄谕两广总督李鸿宾，要他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的详细情况。上谕提供了冯赞勋揭发的细节，但为了保护言官，只说“有人陈奏”，不列冯赞勋的姓名。上谕指出：鸦片烟“多系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若不杜绝来源，是不揣本而齐末。虽内地严定章程，于事究无裨益。”上谕要李鸿宾设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净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25]很明显，皇帝在强调遏流时，还不能忘情于塞源。

但是，如同塞源方针的破产一样，遏流一策也并未起到遏止毒流泛滥的作用，道光十年至十五年（1830～1835）遏流时期，鸦片年均输入18700余箱，超过了万箱大关。塞源，源头依旧；遏流，支流纷繁。朝廷已经到了塞源无着，遏流不能的程度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上述方针不对吗？不。塞源断其来路，遏流严禁分销，就方向来说都是正确的。是方法不对吗？诚然，若塞源而不遏流，或遏流而不塞源，都是片面的，但自道光元年到十五年的禁烟过程看，不论是塞源还是遏流，虽各自有所侧重，但都不是单打一的。在塞源阶段，仍对兴贩、吸食有所打击，而遏流时期，也还在严禁外商夹带，可见方法上并无大错。十五年来，禁烟的失败另有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鸦片贩子，尤其是英国贩子们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无休止地向中国大量贩运鸦片，支持和唆使中国烟贩走私。伶仃洋走私制度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装备着枪炮的武装走私船“飞箭”号，是在这一阶段里出现的。没有外国贩子的伤天害理的罪恶行径，中国根本谈不上采取禁烟措施。罪魁祸首就是他们。

其次，腐朽的清政府也难辞其咎。禁令所以成为具文，一是朝廷还没有从根本上下决心动大手术，做大动作。尽管嘉庆帝、道光帝父子俩对烟害忧心焦虑，对禁烟方针方法几经审查，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对国家、民族的严重性，所以视野不宽，手段不狠，区区枷号一二个月，流徙充军，都不足以遏止分销，严惩吸食；命广东地方当局自查，令洋商认保，更是隔靴搔痒。二是上自督抚下至缉私兵弁，都与鸦片走私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禁烟等于夺了他们的财源；三是烟毒早已侵入王朝的肌肤，贵族、大臣、乃至太监、胥吏、兵丁等等，都有大量的瘾君子存在，促使禁烟中的弊端无法根除。这三者交相作用，禁烟不可能收到成效。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26]

穷凶极恶的鸦片贩子与腐败的天朝各级官吏相互串通，是走私猖獗的真正原因，而沟通两者的则是贿赂。甚至禁令本身也成了天朝官吏勒索贿赂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腐败政府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作为禁令执行者的清朝官吏，本身就是鸦片走私的包庇者、纵容者和得益者；违章犯法的鸦片贩子凭着贿赂使非法成为事实上的合法，走私成为公开贩卖。人世间的一切最污秽最卑鄙的勾当也就肆无忌惮地横行起来了。

嘉庆一朝是清代积极禁烟的开端，但是贿赂也在这一代有了积极的发展。嘉庆元年颁发禁烟令，禁止外洋鸦片输入，但嘉庆三年（1798）外商的报告中说：“一般人均相信，海关监督因暗中鼓励此种违法贸易，藉以发财，他们决不能积极设法禁止。”嘉庆十四年，清政府颁令禁运，两年后东印度公司航务委员会报告说：“据观察，总督关于禁烟之语，不过官样文章而已，毫无积极禁止贸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嘉庆十八年，清政府发布禁止吸食治罪条例，上谕斥责官吏说：“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27]

到道光时代，贿赂已经成为清朝缉私官员固定的非法收入了：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缉私巡船，但“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予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人人充囊，而鸦片遂至四五万箱矣[28]

外国的鸦片贩子们，正是利用贿赂，以售其奸。他们与清朝官吏“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陆文武官员。惟关口所得最多。此项银两……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然亦有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29]从督抚以至缉私兵弁都在贿赂的收买下，放私入口。这样，还有什么禁烟的效果可言？事实正是愈禁愈多。鸦片的泛滥，就是在一道道禁令颁布之下像决堤的恶浪冲向早已毁坏了的禁烟堤岸，席卷中国各省的。这一点，道光帝也不得不承认。道光十年的禁烟上谕中说：“勾通书吏，暗中抽税，巡哨兵弁，私为夹带，代其发售，或得规放私，甚藉以抽分吸用，贱价留买。”“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30]

地方督抚，缉私兵丁如此，负责监督洋商轮查认保的公行商人，更是鸦片走私的合伙者。公行商人是清政府法定经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也是唯一能与夷人接触的中国商人。他们负有执行防范章程的规定，及防止外商违规犯法的任务，清朝官吏要通过他们才能与外人交往。这样特殊身份，等于赋予了他们以串通外商走私鸦片的特权。在名义上，只做正当商品的买卖，不做鸦片走私生意。实际上，行商却是鸦片走私的包庇者。公行商人由于和粤海关监督甚至督抚利益休戚相关，又与鸦片贩子共同命运，因之，每次上谕令督抚查行商是否勾结夹带，督抚复奏都为他们包庇开脱，外国人也公然扯谎，作证行商不贩鸦片。道光九年，李鸿宾复奏中称：他曾对洋商（即行商）伍敦元（当时是总商）之子伍受昌，卢观恒之子卢文锦严切诘问，结论是“至鸦片一项，例禁尤严，前奉明定章程，防范极为周密，历查各夷船并无将鸦片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口，亦无另带违禁货物等事”，为公行商人开脱[31]

外人著作中如美国在华最大鸦片走私机构旗昌洋行的职员亨德，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引用1830年英国议会下院报告中，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主席麦加班克（Margoribanks）的作证：“问：你知道过行商经营鸦片没有？答：据我所知道，从来没有。”又引约翰·亚琴（John Aken）的作证：“问：一般地卖给谁呢？答：一般地卖给外边的人。问：行商是否买过鸦片？答：我相信没有。”[32]他企图以此说明行商没有参与鸦片走私。其实，李鸿宾自己就是一个贪贿分子，他调查的对象是公行商人的儿子，他和他的证人在法律上都无法构成强有力旁证；亨德自己是鸦片洋行的职员，所引证人又是专营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人员，同样缺乏有力旁证。

事实是，行商与洋人沟通，对鸦片夹带隐情不发。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中说：“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余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之知畏……盖洋商与夷人最为接近，夷船夹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如该商等不徇情面，遇有夷船来粤，即禀明遵旨驳回货船，不与贸易，且于鸦片未来之前，先期告诫，晓以利害，夷人数万里而来，岂敢因夹带违禁物件，自断茶叶等项正经买卖？”“频年以来，未见洋商禀报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33]道光二年，黄中模的奏折中也说：“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34]这些都是中国官方文书中，明确指出公行商人勾结的明证。

粤海关监督也是从鸦片走私中得利的重要角色。嘉道年间，曾有不少人上奏对粤海关监督提出怀疑，如上举黄中模奏折说：“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应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洋烟重税，据实奏闻[35]但是所有调查成为例行公事，往往由监督具奏表白了事。如同年粤海关监督达三奏称：“奴才世受皇恩，稍知大义，断不敢止以税务为重，而置风俗人心于度外”。[36]朝廷也以“所奏均悉”一言了之。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向例由内务府旗人充任，是一个专为皇帝敛财的家奴。清朝皇帝通过这个渠道，搜索异珍，勒取报效。乾隆五十五年（1791）十二月上谕曾供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商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下令“嗣后不准进呈钟表，洋货等货物。”[37]但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规定“所有方物，仍照例呈进”“准进朝珠、钟表、银嵌挂屏，盆景、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迦南香手串，玻璃镜、日规、千里镜、洋镜”等物[38]此外，还以“备贡”为名，每年向粤海关规定纳贡给皇帝的现银，嘉庆朝定每年15万两。这个积习沿至道光朝依旧。所以当有人提出怀疑时，朝廷只作表面文章，实际上百般庇护，道理就在此。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得利，皇帝从粤海关手里分肥，上行下效，清代的吏治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败坏不堪。马克思说：

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39]

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禁烟当然不能收到任何成效了。从嘉庆元年禁止外洋鸦片输入，到道光十六年（1836）清政府内部发生弛禁与严禁的论争，40年中，事情竟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朝廷愈是不断颁发禁令，鸦片走私愈益猖獗，白银外流愈加严重，贪贿现象愈益发展。禁烟和走私仿佛在相互竞赛。从性质上说，禁烟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鸦片走私是为了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两者是绝然相反、根本对立的，然而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面，事实上在贿赂的牵线下居然和平共处，禁令成了一纸具文。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促使中国有识之士深思，对于万恶的鸦片走私究竟应该怎么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臣僚们爆发了一场持久的论战。

[1] 李圭：《鸦片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206页。

[2] 李圭：《鸦片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206页。

[3] 《著步军统领等于京城各门严查鸦片烟物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4] 《著两广总督松筠等严定章程防范官匪勾结包运鸦片等物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页。

[5] 《严禁侍卫官员太监买食鸦片并严查鸦片烟贩事上谕》，同上书第1册，第7页。

[6]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第二十九至三十页。

[7] 《著粤海各口认真查禁鸦片烟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2页。

[8] 《刑部奏报审拟私带鸦片之骁骑校兴亮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3～14页。

[9] 《广州骁骑校兴亮私贩鸦片一案之该管将军本智等员交部议处事上谕》，同上书、册，第15页。

[10]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为审拟朱梅官等私卖鸦片烟案情折》，同上书、册，第15页。

[11]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第二十九页。

[12] 《著两广总督蒋攸铦等晓谕洋商严禁夹带鸦片等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8页。

[13] 《著步兵统领等于京城各门严查鸦片烟物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页。

[14] 《著两广总督蒋攸铦等晓谕洋商严禁夹带鸦片等事上谕》，同上书、册，第18页。

[1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四·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6] 关于道光朝的禁烟方针演变，前人如郭廷以已在《近代中国史》中有所论及。我基本上同意郭说，但在具体表述上略有不同，即把这个演变放到方法论的角度上加以考察，力图将清代禁烟作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予以分析。

[17] 《两广总督阮元奏为严禁外商夹带鸦片请旨摘去洋商顶带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7～28页。

[18] 夏燮：《中西纪事》卷之四，页二，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3页。

[19] 《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查禁鸦片偷运入口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0页。

[20]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三，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

[21] 《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陈鸦片惟有严禁分销才能绝其来路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4页。

[22] 《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等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9～80页。

[23]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等奏为遵旨议奏刘光三酌加食鸦片烟罪名折》，同上书、册，第89页。

[24] 《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同上书、册，第84～86页。

[25] 《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87～88页。

[26]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页。

[27] 以上引文均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54年第8版，第9页（下引范著均据此版本）。

[28] 魏源《圣武记》；另见《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 册，第106页。

[29] 《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第427～428页。

[30]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三，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

[31]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一，第十至十一页。

[32] 译文见【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01页脚注①。

[33]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一，十页。

[34] 同上书，十四页。

[35]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一，十四页。

[36] 同上书，三十三页，又《史料旬刊》第六期，二百十七页。

[37] 《粤海关志》卷二十五，八页，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38] 同上书九页，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39]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6页。

5-2 “禁”还是“弛”

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广州方面就有一批官绅士夫对朝廷禁烟成效表示怀疑，街谈巷议，日盛一日。当时担任广东观察使的许乃济，对鸦片愈禁愈多，白银严重外流，深为忧虑。认为光靠朝廷一纸禁令，断不能杜绝烟害，长此以往，烟毒将无所底止，但一时又拿不出正本清源的有效办法，夙夜长思，每多嗟嗟叹。某日，恰巧同年好友前仁和、乍浦县令顺德何太清来访，谈次间，两人对洋烟日滋、禁令具文深为感叹。何太清认为若要制止白银外流，不如大胆废除禁令，听任民间自种罂粟熬烟出售。土烟价格较洋烟便宜，吸食者当会舍贵就廉，争相买食，而洋烟无利可图，自会不来中国；即使来，粤海关及其他海关可厚征其税，并规定只准以烟易货、不准易银，违者严办。如此不出20年，将不禁自绝。何太清说，这个办法，实在是中国利病枢机，只是因与朝廷禁烟宗旨不协，不敢据以入告。许乃济对老友见解大为折服，但一时还不能确定是否可采，便在数天后往访学海堂教谕吴兰修，听听他的高见。

吴兰修，广东嘉应州人，是当时享有盛誉的著名时务家，也是许乃济的老朋友。他与学海堂同事熊景星、仪克中等人，都对禁烟持怀疑态度。由于他们敢于发表意见并得到督抚司道的同情支持，成了当地怀疑派的代言人，而学海堂也就成了广东弛禁论的本营。当吴兰修听取了许乃济对何太清弛禁主张的转述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愿以个人名义撰文向广东当局进言。[1]于是，禁烟史上第一个弛禁主张，便在广东酝酿成熟。

吴兰修不久便写出《弭害》一文，直率地提出了弛禁的意见。文章指出：鸦片走私是“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不知其极，所谓无纤末之利有莫大害者此也”，肯定鸦片烟流入有百害而无一利。接着，对拔本塞源说作出了驳难，认为贩运鸦片者不止英吉利一国，专绝其一国贸易则无以善其后，尽绝各国贸易则无以服其心。即使诸夷尽去，不仅将沿海数十余万靠与外商贸易的民人百姓因之失业，会给社会带来动乱和灾难，而且沿海各省海面辽阔，海上的走私贸易事实上也禁止不了，怎么能谈得上“绝其互市”呢？至于论者所谓严法例禁，非重典不可之说，就朝廷采取的措施看，“嘉庆初，食鸦片者罪至枷杖，重以流徙，加以连坐，法非不严也，禁非不厉也，而弊仍不止”。为什么？就是因为胥役藉法令为利，“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兴贩吸食如故”，否则为什么会发生捕获十百而报一、二，把充公没收来的鸦片作为己有而暗中进行贩卖呢？文章指出：为今之计，只有权衡利害轻重，“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因之，嗣后仍应照常准其入口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于洋船出口，不准其携带纹银，由行商报查具结；关口若盘获洋船夹带纹银出口，可尽数奖给查获的员弁，密报者给半，具结不实者课罪。如此十年之后，情况当可根本减半。这就是避重就轻之法[2]文章写完后，吴兰修立即呈给总督过目。

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见而心折”，对《弭害》一文极为欣赏。他们作为洋烟走私最大源头的广东地方最高领导，对禁烟一事本来就十分头痛。朝廷不断地申令严禁，上谕一道接着一道的发来，限时限刻要查办兴贩吸食，声色俱厉地要杜绝来源。不执行固然不敢，要执行却着实困难。且不说洋人猖獗，走私贩子诡诈给查禁带来种种难处，即使是负责查禁的缉私弁兵、衙门胥吏，也与贩子、行商相互勾结，密为包庇，盘根错节，犹如一团乱麻，让你左右为难。结果，只好对上虚报搪塞，阳奉而阴违；对下，例行故事，开一眼而闭一眼。只要皇帝不发觉，下面不发难，就算是太平无事。这种夹缝中求生的日子，不说如坐针毡，也是如芒刺在背，实在不好过。如果有个办法摆脱困境，那真算上上大吉了，所以对吴兰修的弛禁主张，一拍即合。总督卢坤便伺机向朝廷进行试探。

机会来了。九月，卢坤接到了皇帝的上谕，对他在处理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事件上的做法，表示满意。[3]皇帝决定加恩赏还他的太子少保衔，并还给双眼花翎，但同时指出：他一开始对此事疏于防范，亦难辞咎，著仍带革职留任。按照天朝体制，臣下对君上的任何赏罚都得具折谢恩，以示对君父的忠诚。尽管这是一件有限度的奖励，而且赏还的仅是虚衔，革职处分并未开复，卢坤也得照章办事。十月初三日，他写了一份《叩谢赏还兼衔花翎仍带革职留任》的谢恩折，表示“沐鸿慈之宽大，更梦想所难期。衔结愈深，悚惶弥甚，感惧愧奋，不容自已[4]尽管皇帝知道这是套话，并不一定出自衷心，卢坤也清楚这是例行表忠，但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皇帝感到了自己的权威，而且也使臣下维持了体面的地位。

卢坤在上谢恩折的同天，又上了一件《奏请对英人私贩鸦片一事应暂为羁縻约束再图禁绝片》。在这一奏片中，他极言杜绝来源之难，认为“势成积重，骤难挽回”。接着他抛出了所谓经过调查了解的广东民意，说明朝廷禁烟方针在广东有不同意见。奏片称：

（臣）屡经周谘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驰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运转，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更有谓内地所得不偿所失，不若从此闭关，停止外夷贸易。不知夷人在粤贸易已阅二百余年，且亦不止英吉利一国，万无闭关之理。况奸犯到处皆有，勾串外夷为鬼为域，纵使闭关，亦未必即能净尽，更无此办法。[5]

很显然，所谓“周谘博采”来的意见，第一种与第二种是主张弛禁的；第三种虽属严禁，但经卢坤正题反做，最终也还是落到与前两种殊途同归的地步。行文的奥妙在于，卢坤明确不同意第三说，而对前两说仅仅表示“与禁令有违”，并非说是办法不对。这种曲笔隐意的奏文，只有老于世故的官僚才能做得出。奏片最后表示“与其铤而走险，各处蔓延，不若暂为羁縻，严加约束，外则巡以舟师，内则谨防海口，使其不致行销无忌，亦不致越驰他省，再行徐图禁绝”。[6]这一意见，表面上并没有说应该弛禁，但字里行间却显然是不主张禁烟，只是让你抓不着把柄，像泥鳅一样的滑溜。

卢坤的奏片，是禁烟以来历任两广总督的第一件与朝廷相反意见的奏章。因为慑于触怒圣颜，表达得极为隐晦曲折而已。然而，其暗为试探之意，跃然纸上。但卢坤的试探碰着了软钉子，皇帝对此折留中不发，究竟是什么意向，让人摸不着头脑。卢坤就此不敢再奏，而广东的私议则仍然一如既往。

道光十五年八月，卢坤病卒于广督任上，其缺由安徽巡抚邓廷桢接任，广东巡抚依旧是祁。邓到任后，对鸦片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久而久之，地方上士绅的私议渐渐对他产生影响。他也感到积重难返，对鸦片走私逐渐采取了开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在他任上，烟毒泛滥更加严重了。

这时，许乃济早已奉调入京担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一个专门掌管祭祀和典守天坛、太庙、社稷等事务的机关。少卿是太常寺首长、管理寺事大臣的副手，正四品。因为是中央机构之一，有上折奏事的权力。本来，这是一清闲的差使，除了保证坛、庙社得到有效保护，每年按例祭祀如仪外，几与朝政没有任何牵涉，大可以看看闲书，喝喝热茶。但许乃济却本着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精神，心思不在做一个闲官而忘不了举国为之忧虑的鸦片问题。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年6月10日），他毅然不顾皇帝的态度，上了一件《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公然提出了弛禁主张。

这份奏折的内容，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已知道，这里也就略而不详了，概而言之，许乃济认为鸦片愈禁愈多，禁令不仅成为具文，而且也成了胥吏棍徒借以受贿的利薮；吸烟者虽众，但多为游惰无赖、不足轻重之辈，以中国人口之多，区区吸食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要禁的话，也只须禁文武兵弁士子等，民间兴贩吸食可一概勿论；他建议不如准令英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任其入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便可省每年千余万金之偷漏；同时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以土烟抵制洋烟，这样便可收到不禁自禁的效果[7]

很明显，许乃济的这套看法，基本上是吴兰修《弭害》一文的翻版，所以当时人说他是“取兰修旧说，稍稍润色条上”。[8]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目前缺乏佐证，但许的弛禁论与吴兰修弛禁主张没有什么不同，却是可以肯定的。

许折上达后，朝内大员为之失色，谁都不敢附和。可是，事情十分出人意料，皇帝的态度却极为冷静。两天后，皇帝颁发上谕，著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等会议许乃济奏请弛鸦片之禁，要他们把会议结果报给朝廷。上谕全文如下：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据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近年以来，夷商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每岁计耗内地银一千余万两之多，请变通办理，仍准其以货易货等语。著邓廷桢等会同妥议具奏。原折抄给阅看。将此谕令邓廷桢、祁，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旨。遵寄信前来。[9]

谁都知道，皇帝自接位以来是一贯主张禁烟的，但这道廷寄上谕，却使人觉得圣上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于身处鸦片走私源头的广东督抚们来说，认真仔细地揣摩皇帝的心思，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是至关乌纱帽和性命的大事。他们反复研究了上谕之后，一致认为坚冰正在开始融解，圣上对禁烟的态度有了松动。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邓、祁会同文祥上了《应准许乃济所奏驰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作为奏复。这个奏片不仅完全赞同弛禁主张，而且肯定许乃济奏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奏折提出了弛禁章程九条，对以货易货、水师巡查、洋船带回洋银成数比例、鸦片贸易不设局专办、额税不增、价格不预定、内地各省运销鸦片办法、宽民间栽种罂粟及不准官员、士子、兵丁吸食等，都作了原则规定，成了道光一朝第一个全面弛禁的方案[10]

据说，这个方案的起草者是学海堂教谕仪克中。此君与巡抚祁同乡，寄籍粤中，自中举后兼任祁记室（相当于秘书）。他原与吴兰修、熊景星等力主弛禁，是广州弛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按惯例，凡联衔会奏，应由总督主稿，但祁对仪克中的弛禁主张早已服膺，因此让仪克中起草奏稿，由祁带到总督处会商。总督邓廷桢对草稿表示同意，交属下誊清用印后发出。所以这件奏折才会对许乃济的弛禁主张极表赞同[11]

当邓廷桢、祁等的奏折还在寄送京师途中时，朝内已有人对许折公开发难了。最先上奏皇帝“申严鸦片例禁”，驳斥许折弛禁主张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两人的奏折大约在八月先后上达。

针对许折主张“鸦片无害”，朱樽指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殊民害大”，不仅“民弱无可救药”而且“鸦片之来源不绝，即难保营伍之中无私相吸食者。一经沾染，寝以成风”，又怎能勤训练而成劲旅？他认为许折中所说只禁官弁兵丁吸食而不禁民间，是“掩耳盗铃”。因为官弁士兵不过天下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做只能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结果百姓都吸烟了，员弁兵丁“何得而禁？”对于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银购买的设想，朱樽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若准鸦片纳税入关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如以中国茶叶兑换外洋鸦片，由于鸦片流入过大，“茶叶不足，将复易之以银？”他指出中国若果能禁银出洋，又岂不能禁鸦片贩运？“若能禁鸦片之贩运，白银外流自必戛然而止”，所以禁烟能立弭二患，又何必弛禁鸦片，取法其下呢？对于宽内地种植罂粟以使不禁自绝的说法，他说：“他省臣不敢知，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省，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他是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人，用家乡的实际驳斥了这一似是而非的荒唐设想。最后，朱樽吁请皇帝重申禁令，“其由屯贩鸦片至千斤以上者置以重典”；各省大吏如果真正能督率文武员弁实力查禁，有犯必惩，“民即顽梗，岂其不畏法乎？”坚持下去，一定能获得效果的[12]

显然，朱樽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完全是从健康和正义的角度驳难许折的。对于许折中着眼于防止白银外流，厚征其税以裕国库的经济思想，他的论说显得缺乏说服力。

许球在奏折中也驳斥了弛禁的观点，认为“不禁其售买，即不能禁人之吸食”；一旦弛禁，结果一定是纹银偷漏愈多，“此必然之趋势也”。他主张禁烟的办法，应取“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奏折指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快蟹，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如是而内地庶可肃清”；对外国烟贩，应打击著名奸猾者，他举出了历年来进行鸦片走私的大贩子如：查顿、颠地、空文、单拏、化林治、马滑治、打打摆、葛吾等[13]务必将他们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的趸船尽行回国，“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如依旧故我，“即概停互市，并将该国坐地夷人正法”。

许球对外国烟贩专以洋烟毒害中国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指出“彼国不食，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认为外国船只“潜来各处内洋游弋”是为了“窥探虚实”，“另有奸谋”。这种戒备心态，不论许球是否已经看出外国殖民主义者正在酝酿武力侵华的阴谋，质之于当时英国朝野一批殖民者和鸦片贩子勾结、刺探中国情报的事实，确实不失为一针见血之论。可惜，当时中国的君臣们大多被鸦片问题所困惑，对许球的这一预见，并没有引起重视。

朱樽、许球两折上达后，同年十月初四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也上了一折。他从弛禁论的是非、利害上作了分析，认为其“戾于是非者有三，于利害者六”。所谓戾于是非者是：违祖制而背谕旨，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于利害者是：撤藩篱而饲虎狼，夺农功而耗本计，绝民命而伤元气，虚捍卫而起窥视，济奸民而通洋匪，狃目前而贻后患。分析得很有见地，措辞也很激烈。但他并不以帽子扣人，而是心平气和地指出：“平情而论，议开（禁）者非必怀不肖之意，而聊为苟且塞责，其弊遂至无穷；议禁者本力为久远之谋，而但求执法不移，于事即大有济”，指出只要封疆大吏坚持禁烟，“洁己奉公，忠诚体国”，必能雷厉风行，力清弊源，“虽不能尽挽浇风，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实有判若宵埌者”。[14]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既肯定了弛禁者同具忧国之心，又指出了他们畏难而退的错误，在伦理和逻辑上都具有感化与说服力。

据当时人记载，道光十五六年，京师士大夫中有一批力主严禁鸦片的人物，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部处级官员、负监察之责的言官和清议所在的翰林，又有赴京应试的公车。他们常在陶然亭聚会，针对鸦片问题发议论、赋诗词、写文章，倡导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15]形成了一股倡禁热，支配了京师的舆论。朱樽、许球、袁玉麟的奏折，既是时论推动下的产物，又进一步加热了禁烟思潮。道光皇帝在内有廷臣吁请，外有舆论支持下，重新坚定了禁烟态度。所以，自九月后，“鸦片弛禁之议已不行，疆臣奏复，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16]弛禁论不得不收敛，虽没有止息，却已不成气候。

这次论争后，一些原主弛禁的官员开始转变认识，如两广总督邓廷桢从弛禁变为倡禁。他从道光十七年春起，态度已与前不同，在广州屡颁谕帖禁烟，并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率令汛兵舟师，无分雨夜，加紧巡查禁阻……一遇走私匪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17]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

论争虽以禁烟派取得胜利，但毕竟仍停留在纸面上，禁令虽然不断颁布，但措施仍没有跟上；弛禁派以退为守，正在悄悄地积聚力量；外国烟贩猖獗如故，鸦片走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河道上下，东起虎门，西至黄埔，都成了交易场所”。[18]这一切，迫使禁烟论者进一步寻找对策，以阻遏疯狂的鸦片走私和严重的白银外流。

在这种情势下，鸿胪寺卿黄爵滋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向皇帝上了著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限期一年戒烟，过期仍然吸食者以死罪论处。

黄爵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福建道监察御史等职。期间也曾充当过江南乡试副考官和会试同考官。他任职的鸿胪寺，是朝廷专掌朝会礼仪的专门机构，保证百官朝会时按规定的礼仪和秩序正常进行，不得任何人违制僭越。鸿胪寺的最高首长是管理寺事大臣，通常由礼部尚书中的满尚书兼任。卿是其第一助手，正四品。所以，黄爵滋不仅是鸿胪寺的首长助理，而且也是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他是京师中知名的禁烟派，常与士大夫中持同调者一起发起陶然亭集会，畅论禁烟。据《水窗春呓》记载，他的“禁烟之疏，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剪烛、无意及之，逐成一稿，而黄树斋亟上之”。[19]即是说，他的奏折是宿迁举人臧纡青（牧庵）等人所写，由他上递的。从《水窗春呓》作者欧阳兆熊与臧、黄之间有较多过从来说，这种说法决不会无中生有，但要说黄爵滋以三人原稿作为自己的奏折，则恐怕未必。要而言之，我们大可以把黄折看成是当时京师士大夫中主张严禁的激进者的共同要求。

黄折中的禁烟主张，是对嘉、道以来朝廷禁烟方针的一次检查。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着眼于鸦片和白银之间的关系，而以严禁吸食为解决二者的办法。认为只要断了吸食者的烟瘾，那么“无吸食者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于是“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20]经济问题可以完全得到解决。

黄爵滋在奏折中首论银价递增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他统计了自道光三年至当年的漏银数字：自三年至十一年（1823～1831）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1834）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当年（1838）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国库为此空虚，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根据黄爵滋的上项统计，上述数字总共约有5亿两左右。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经过今人的考证，认为从1800～1839年40年间，外流的中国白银有6亿两之多，可见黄爵滋揭露的数字是真实的[21]

黄折接着分析了各种已经实行过堵塞漏洞办法的弊病所在。认为严查海口、杜其出路，绝不能塞漏，因为员弁早已受贿成风，“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也不可能塞漏，因为外商正当贸易所得之利，只占鸦片利润的“数十分之一”，外人意不在此；而鸦片走私是在洋面上进行，所以“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至于严禁兴贩办法，因开馆者皆胥吏兵弁，此辈又勾结富家大族子弟，既有声势，复又相互包庇，无法对他们真正严办，所以“各省办此案者极少”；对听任内地种植罂粟熬制烟膏，他认为土烟食者不足过瘾，而贩者也仅仅“用以掺和洋烟，希图重利”，所以此法也不能塞漏。

已行办法都不行，“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问题的症结，是究竟抓住哪一个环节。黄爵滋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那么何以重治？他针对以往对吸食仅课枷杖的做法，提出“罪以论死”的方案，主张吸食者应在一年内戒绝，过期违禁者，一般百姓处死，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外，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为了行之有效，应实行五家邻居互保，凡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他请皇帝不必顾虑严刑峻法，乾纲独断，下决心严禁。

对于黄爵滋的严禁办法，皇帝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吸烟的瘾君子们不仅有庶民百姓，而且有王公贵胄。虽说期以一年戒烟，但若一年戒不了再抽吸，按此主张就得处以极刑，这样一来岂非杀人过多？岂非有损自己宽仁的名声？皇帝觉得这是一件严重的大事，还是先听听臣下的意见再作决定。所以，当天就将黄折交内阁发寄各地进行讨论。为了不影响各地官员的情绪，不给他们有丝毫得以揣摩自己意图的痕迹，上谕写得极为简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折并发。钦此。[22]

在以后的四个月里，将军、督抚们先后递上了29份奏复，其中第29份奏复来自四川，迟至九月二十五日（11月11日）才发出。基本上赞成以死论处吸食的仅8人，他们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河南巡抚桂良、两江总督陶澍、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湖南巡抚陈宝琛，江苏巡抚陈銮、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不同意黄折严处吸食的共21人，包括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两广总督邓廷桢、云贵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福建巡抚魏元烺、广东巡抚怡良、闽浙总督钟祥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29份奏复中，无论是否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没有一份是反对禁烟、倡论弛禁的。这说明自从围绕许乃济弛禁折的讨论后，由于皇帝禁烟态度明确，已经没有人敢公然主张弛禁，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诚然，表面上主张禁烟、骨子里仍有畏难情绪、希望弛禁者总是有的，但谁也不愿意做“出头椽子”，拿官位与性命开自己的玩笑。所以，这一次皇帝要臣下直抒意见，反馈过来的却是“舆论一律”。大家都认为鸦片烟是非禁不可，只是怎么个禁法而已。就此而言，这次大讨论已不是什么禁与弛禁的论争，而是如何严禁问题上各种主张的交锋。

那些不同意黄爵滋以死论罪吸食的人，认为此法过于严峻，吸食者人数众多，不可胜诛，而且因吸食之罪而祸及子孙，不准若辈考试，不仅将其比为倡优隶卒、不合伦常，也不符合“罪人不孥”之意；至于连保之法，往往容易产生奸徒讹诈，吏胥骚扰的流弊，法愈重而发觉愈难，掩饬愈工，这也是一定的趋势（用时下的话说，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是也[23]

他们认为在禁烟方法上，黄爵滋太注重于吸食一环，忽视了惩治兴贩和拔本塞源，显得轻重倒置，主次失宜。如山东巡抚经额布说：若没有兴贩者贩烟进口，则天下断无吸烟之人；非有兴贩者运银出洋，则天下即无漏银之事。若将吸食者拟以死罪而对兴贩仍转从轻典，不特轻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烟者众，诛不胜诛；兴贩者转得贩运如故，于禁烟及遏银外流仍无裨益。[24]山西巡抚申启贤则把兴贩称之为勾通外夷之汉奸，认为黄折重治吸食而置兴贩于不论，“是犹惩溃防决堤之水，不为塞其来源，而徒致力于杯勺，欲其流之涸也得乎[25]类似这方面的意见，几乎所有持反对论调的大员都有涉及，说明他们对黄折中存在的问题看法是很一致的。

不少人认为黄折只注意了遏流，而忽视了塞源。吉林将军祥康在奏复中称：国家设法定例已极严备而终不能断绝鸦片流入、白银流出，原因在于其来源未塞、其流毒未遏。因此，要禁绝吸食，首先得绝其来源，次在廓清流毒。他认为绝来源，要在改变原先以当地土著兵丁充当近洋守弁的成法。因为这些士兵往往久住本省，易于联络贿通，以巡查为虚文，是以在官查禁之人，即为包庇偷漏之人，如油泼火，势不能熄。为此，他建议调拨无海口邻省弁兵赴洋守口，每年换防一次，岁以为常，再配以督查武职大员失察赏罚办法，则来源可塞，吸者也无从购觅。廓流毒应着重对囤积包送者严惩。他认为鸦片之流行，始于囤积包送，继而有兴贩、有吸食甚至有开馆者。“其囤积包送，实为害首”，应将其与开馆例一样问绞。山西巡抚富呢扬阿也认为应“首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兴贩及开馆罪名以遏其流，再惩吸食之人以警其沉迷”[26]署直隶总督琦善在奏复中更认为：“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若能“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27]

很显然，这些有关塞源的意见，已与往昔单纯注意外国鸦片贩子，动辄闭关绝市以断其源的做法有所不同，更多地从确切、可行方面考虑问题。这说明通过数十年来的禁烟，人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即使是同意黄折意见的大员们，也对黄折提了不少补充意见。如色卜星额认为：“原折专重吸食，略于兴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他建议当前应“严拿趸贩之船，人赃务获，不分首从，立正典刑，海滨枭示，先为食烟者立此标榜，亦足以破奸回（民）之胆，而寒嗜好之心，庶治本不遗其末，清源亦节其流矣。”[28]钱保琛说：“原奏请严治吸食之罪，从重论死，此诚扼要之论。且予限一年，并非不教而诛，尤为宽严得当。抑臣更有请焉，今之吸食者，弊之流也，而兴贩者，弊之源也。若无兴贩，何由吸食？”他提出“今既请将吸食之犯，从重拟以死罪，自应一并将兴贩之犯，于开设烟馆绞罪上，加重问拟，似与情法两得其平。[29]桂良在奏复中认为黄折“实为切中时弊”，“今天下沉迷鸦片者多矣，非严刑峻法，必无以挽此颓风”。但他又对原奏所无者酌议十条建议，包括澳门同知在夷船到粤时应查明验收，责成水师官弁认真巡查纹银出洋鸦片入口，载汰广东快蟹，巡查广东沿海炮台附近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及伶仃洋面的鸦片趸，奖励查获出洋纹银的兵丁等等[30]陶澍也补充了八条办法，包括布施戒烟药、收缴烟土烟具、广泛进行劝谕戒烟宣传、责成保长查办鸦片不用邻佑互保等。[31]陈銮在肯定黄折所定办法基础上，建议朝廷对犯者应采取“由轻而重”逐步加增刑罚，以使天下“咸仰皇上衡情立法，并非不教而诛”[32]的至意。

所有的奏复，皇帝都亲自认真地细读过。他被将军督抚们全体一致的禁烟要求所感染，为烟毒害人之深、白银偷漏之重所震动。无论从作为一个圣君的期望，从继承祖宗未竟的宏愿，还是从大清江山的前途、从体察民生的要求考虑，都必须痛下决心、严厉禁烟。自这一年的六月起，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对禁烟的态度，他首先处分了吸食鸦片的王公贵胄，接着又对步军统领衙门所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处以革职，并将贩卖之人交刑部审讯，命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各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33]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15日），皇帝接到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一份奏折，报告来天津的洋船夹带烟土、铺户代为囤销一事。奏折称来津洋船每年计一百数十只，均由广东福建商民雇驾，先在外洋向夷商转贩呢羽杂货及鸦片烟，然后由海路运至天津，凡山西、陕西等处商人到天津销货，都由当地铺户派人包送烟土。“当船只抵关，将烟土囤积店铺，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送。烟馆则随处皆有，烟具则陈列街前，积习成风，肆无顾忌。”皇帝第二天立颁上谕，命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上谕指出：“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天津海口搜查净尽，京师转贩亦随之减少。命令琦善派委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究办，并根究党伙，杜绝来源，“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34]

皇帝对禁烟的信心重新振作起来，督抚将军们经过讨论也表示要厉禁鸦片，这预示着朝廷的禁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谁将在这个新阶段中以万岁爷的决心为决心，充当禁烟的先锋呢？

是湖广总督林则徐！

[1]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6页。

[2] 《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6～7页。

[3] 案：指卢坤最后以加强防卫迫使律劳卑退回澳门的措施。事见本书第二章第4节。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165页。

[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

[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

[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00～202页。

[8]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7页。

[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03页。

[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05～209页。

[11] 《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7页。

[12] 朱樽、许球二人的奏折全文，据《京报》抄本，见《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13] 其中查顿至单拏为英国烟贩；化林治、马滑治、打打摆，系印度散商；葛吾为美商，见《邓廷桢等奏逐英人查顿回国折》（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二十二页；另见《英国议会文书》：《有关中国通信》1840年，第181页；186页。

[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3～217页。

[15]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禁烟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据其所载，“都门以诗文提倡者，陈石士、程春海、姚伯昂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黄树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则何子贞、吴子序；中书则梅伯言、宗涤楼；公车中则孔宥涵、潘四龙、臧牧庵、江龙门、张亨甫”。这批人都是当代名士。

[16] 夏燮：《中西纪事》卷四，《漏卮本末》，四页。

[1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十五页。

[18] 《中国丛报》卷6，第10期，1838年3月，第552页。

[19]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禁烟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20] 《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4～257页，以下的引黄折均见此文，不再另注。

[21] 参见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22] 《著各地将军及各省督抚议奏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8页。

[23] 《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赔本应循流塞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93～295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63页。

[25] 同上书、册，第260页。

[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89、291页。

[27] 同上书、册，第293、294页。

[28] 同上书、册，第287页。

[29] 同上书、册，第269页。

[3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12～316页。

[31] 同上书、册，第317～321页。

[32] 同上书、册，第334页。

[33] 《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43～344页。

[3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1～352、353页。

5-3 道光皇帝的决心

在所有的奏复中，给道光皇帝印象最深刻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所上的两件。

第一件是对黄折的奏复，皇帝是在十八年五月十九日（7月10日）读到的。林则徐认为历年来条奏虽多但从未有人主张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尽管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当前鸦片之害已深入内地，如病入经络之间，“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处吸食者以极刑，完全合于圣人“辟以止辟之义”，不能与苛法同日而语。他还拟出了禁烟章程六条，作为对黄折的补充，并主张提高茶叶大黄的出口价，以补漏卮[1]

作为一国之君，最怕的大概莫过于被臣民视为无仁无德的暴君了。道光帝对黄折的顾虑即在于此。林则徐声称黄爵滋的办法符合圣人“辟以止辟”的大义，不啻是对圣上的一种精神支持。尤其令万岁爷注目的，是林则徐在奏复中还附了一件千余言的《戒烟方》，详细介绍了他在湖广总督任上行之有效的两种戒烟丸和饮方的药理、功能、处方和用法，这说明他的奏复不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确实是实心办事，认真思考过的。

第二件虽不是对黄折的奏复，但更使皇帝动心、动情。林则徐的这件奏折，是对盛京将军宝兴认为银价日昂是因为商人所出钱票造成的说法，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2]所以奏折题名《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他认为银贵钱贱，主要不是因为商人使用外兑钱票希图换取白银所致，而是因为鸦片走私所偷漏。他以历任所经的苏州、汉口两地为例，“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3]他向皇帝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一个贫穷的人在一般年景下，大约只要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天的日子，若一天有银一钱，就算很宽裕了。但是吸鸦片烟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要花去银子一钱，那么，每人每年就需要另费银36两。以全国四万万人计，若百分之一的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中漏出的白银就不止一万万两，何况目前吸食人数何止百分之一？黄爵滋奏折中称岁漏银数千万两，还是缩小了的数字。中国年年要漏出这样多的银子，岂堪设想？所以，不得不严法于吸食之人也。

林则徐针对有人主张重办开馆吸食之徒、不妨对吸食者从轻处理的看法，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衙门中吸食鸦片的人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等十之八九都抽鸦片，他们都是些有能力包庇贩卖的人物，要他们去禁兴贩，等于要他们自断鸦片的来路，怎么能会认真破获呢？所以，尽管对开烟馆者处以绞罪的刑法早就有所规定，而历年来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乎例同虚设，这就是若辈包庇的结果。可见想要禁绝鸦片，首先得严办吸食。当然，若吸食者论死，那么开馆和兴贩即使加至斩决枭首示众也不为过；但若只重办开馆兴贩而轻治吸食，禁烟定会毫无收效。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打板子、判徒刑已是辜蔽，迨流毒天下，为害极大，就应从严惩办。“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股慄就是两腿发抖。这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还拖拖沓沓地看待这个问题，实在是使中国几十年后几乎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可以充作军饷的费用，我每想到这一点时，能双腿不发抖吗？

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

哪个皇上不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有所作为？不向往把国家治理得民富国强、一派兴旺？何况道光皇帝继位时不就是希望自己不负先帝的嘱托，保住祖宗的基业吗？一想到全国竟有那么多的人吸食鸦片，甚至连王公贵族、旗绿营官兵都在抽吸，再想到每年要流出这样巨量的银子，万岁爷对林则徐的这些话不惟不感到刺耳，反而感到真切。确实，从道光十五年（1835）以来的二三年中，皇帝在禁烟问题上态度是有过摇摆和变化，虽不能说是对烟害知之不深、忧之不切，然而总没有动大手术、有大作为的决心和行动。林则徐说“若犹泄泄视之”，似乎并不过分，确有拖拖沓沓的味道；至于数十年后无兵无饷的警告，按林所算的细账，按皇帝所了解的兵弁吸食的情形，也能想象到那时的窘况，一旦出现内乱外患，局面将何以收拾？再不改弦更张，那真要像奏折上所说的“借寇资盗”了。

皇帝是知道林则徐一向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干练的。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的一户书香门第，青年时代已经在科举中显露头角。他治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在福建巡抚张师承幕府，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4]嘉庆年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历任监察御史、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足迹遍历南北各重要省份，办过河工、漕运和盐政，不仅官声、政声都很好，对民情也很熟悉，而且凡事必躬亲督察、公正清廉，一时贤名遍天下。

道光元年（1820）他在杭嘉湖道任上时，亲自踏勘海塘、监督修塘工程，甚至连修塘所需石料也细为规定，必择坚厚而用之。道光三年甫任江苏按察使，即亲自断案，“一切谳读，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连重要验尸，也必亲自动手，细辨尸伤轻重。总办江浙七府水利后，又亲赴堤工，逐段验勘，并常与僚佐孜孜讲画，毫无倦容；为保证堤工质量，往往冒雨亲验，徒步往返于泥泞之中。道光十一年（1821），接任东河河道总督后，亲往河南东部黄河两岸查验堵口料垛质量。他从北岸曹考厅起向西至黄泌厅，渡河而南，再折东徐进，“周历履勘，总于每垛杂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垛不拆[5]终于克服历来河工中成为老大难的“堆料积弊”，深得民工赞誉。皇帝为此曾朱批“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揆诸天理人情，深可慨也”。[6]对这位兢兢业业的汉员表现了很高的敬意。

道光十二年（1822），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后，不仅尽力剔除漕运积弊、立定章程，而且为了推广水稻一年两熟制，竟在抚署后园亲自试种，以验天时，察物性；为了兴修水利，他亲自筹划疏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7]可以说，林则徐每到一处作官，即有一事兴革；每有一事兴革，即以亲自调查、亲临现场、亲手检验为己任，极少假手他人，听任唱报。这种作风，使皇帝深为感佩。十七年初，特意把他从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使任上，召来京师陛见，亲睹这位被百姓称作“林青天”的良臣廉吏的风采。皇帝记得很清楚，这位身材肥胖、留着三绺长须的汉员，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个高高的前额，[8]垂询时对答如流，言谈举止中透出一股精明干练的英气。这一切都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中居然召见了多次。皇帝认为他才堪大用，便特简他担任湖广总督。

后来，听说他感恩知遇，在任上实心办事，并在两湖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于武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禁烟局，收缴烟具，配制戒烟丸，收到不小的效果。从呈上的奏折中报告他在两湖厉禁鸦片的情况看，皇上觉得只要认真，兴贩可以匿迹，吸毒之癖也可戒除。那奏折上写明，自十八年初设局至六月底，已缴烟枪计1264杆，皆系久用渍油的老枪，而且烟斗杂具俱全，无疑是一窝端了；收缴的烟土烟膏共计1.2万余两。这些仅是湖北省城的战绩，省外各属尚未汇总统计在内。据称湖南也收缴了烟枪2300余杆。那么两湖首战就已收得烟枪总计3500余杆，成绩确实不小。更使皇上振奋的是，奏折报告了禁烟深入人心的一些例子，说自谕旨颁下后，“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此，总因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漠驰。”[9]这一大段文字，确实使皇帝感到欣慰。如果事情确如林则徐所说，那么严禁一定是得民心、裕国家的好事，自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如果人人都像林则徐那样实心出力，鸦片又何尝不可以禁绝？皇帝决定大干一番了。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八月十七日，根据林则徐奏折中提到的禁烟出力人员，皇帝下谕对拿获烟枪数量最多的湖北汉阳知县郭觐辰，著加恩赏加知州衔，以示鼓励[10]

九月初六日，根据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报，对山东登州知府英文，加恩赏给道员衔并交军机处记名；荣成知县李天，著以知州即行升用；荣成汛千总吴起元，著以守备即行升用；巡抚经额布督缉有方，著交部议叙[11]

同天，上谕命大学士、军机大臣，根据各省陆续呈上的奏复进行认真讨论，提出方案，并命正在服丧穿孝的穆彰阿也要参加讨论。[12]

九月初八日，以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著革去王爵和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13]

同天，命各省将军督抚严禁查拿鸦片烟贩。上谕指出：“各省鸦片烟渐染日深，流毒甚巨，倘该地方官早能认真查缉，净绝根株，何至锢习相沿，浇风日炽？”上谕希望将军督抚们“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14]

九月十一日，发布降许乃济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的上谕。内称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大臣中“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缪”，故降级休致，“以示惩儆”[15]这一措施的重要，不单在对许个人的“惩儆”，而且在于宣布皇帝的禁烟决心：“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殆后患。”

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颁旨命林则徐来京陛见[16]

林则徐是在九月二十七日接到谕旨的。处在朝野禁烟呼声逐日高涨、皇帝禁烟决心颇坚的氛围下，他虽摸不准皇帝究因何事要自己入觐的意图，但垂询时涉及鸦片问题似乎应是题中之意。所以，他一面遵旨将总督关防移交给湖北巡抚伍长华，由其兼署；一面让属下将各省有关禁烟章程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17]自接奉谕旨的消息传出后，连日来客不断，他照例也得“趋各处辞行”，[18]谈次间总免不了论及禁烟问题和估计万岁爷垂询所在。一连忙到十月十一日上午，才算完事。

当天下午一二点钟启程进京。省城官员自中丞以下都送到皇华馆，林则徐与他们稍作叙谈后，即渡江至汉口，在贾家兴隆骡店住宿。是夜他拜折报告自己的行程并叩谢圣恩。折子到凌晨三点钟左右才写完交人赍递。次日下午离开汉口，至十二月初六日行抵直隶安肃县。当天，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正好从北京回到保定，得知林则徐在此，便到安肃城外行馆拜会林则徐。他们俩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交往。第一次接触是在道光五年。那时，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旋奉命总办江浙七府水利。由于洪泽河东段高家堰大坝被大风浪冲垮万余丈，洪泽河水外注，使与之相连的淮河水位下降，严重影响了漕运的通道，“黄强淮弱，漕艘稽阻”[19]朝廷为此革去了南河河道总督张文浩的职，并将他遣戍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也因之被褫职休致。林则徐被特旨调到南河督修堤工[20]大约五月间，时任山东巡抚的琦善，奉旨到高家堰查看大堤抢修情况，林则徐作为工地最高负责人，有责任陪同查验。两人第一次见面，琦善对林的印象颇好。不久，琦善调任两江总督，林则徐成了他的下属。相处过程中，琦善待林则徐总算不错，还曾向朝廷举荐过。所以，琦善这次拜会，既是同僚间的礼节性拜访，又带着老上级看望老部下的居高临下味道。

这次会见，两人谈到傍晚时分。主题离不开禁烟。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文忠漫应之”。[21]文忠是林则徐死后皇帝赐予的谥号，故后世以“文忠公”或“林文忠公”相称，表示对他的敬重。这件史料表明，琦善在谈话中要林则徐注意禁烟不能轻启边衅。这话意味深长。因为禁烟是为了遏止外洋鸦片泛滥，势必要涉及外国鸦片贩子的利益，若措施过于严峻，说不定会造成外国对禁烟的不满而发生武装冲突。这层意思是容易理解的，若仅此而言，也还不失为忠告，林则徐似决不会以“漫应之”相敷衍。看来琦善此言大有弦外之音。如果把琦善在朝廷的地位和他与皇帝的关系估计进去，很可能他向林则徐有过某种暗示。

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由荫生任职郎曹。道光元年即擢为巡抚。京察时，以“明干有为，能任劳任怨”，加总督衔，不久升任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道光十一年调任直隶总督，十六年授协办大学士，十八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署直督。他“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22]（宣宗是道光帝的庙号），又是穆彰阿的私党，在当时是个权倾朝野的满族大员，消息灵通；这次又是从京师回来，很可能已经探得皇上召林进京陛见拟付林以查办广东禁烟的重任，所以才有“无启边衅”之说；林则徐因为不知事情果如琦善所言否，无法接话表态，才会“漫应之”。琦善话中流露出他不愿因鸦片问题与外国失和的意向，作为朝廷大员，在万事起始时有这样的想法，自可理解；但话中夹杂着某种对以往下属的妒意，当然也使林则徐难以直面相争，只能漫应。总之，这次会见，双方无法就国家命运所系的鸦片问题作推心置腹的深谈，不仅反映了两人对禁烟可能引起的后果具有不同的认识和心态，而且也预示了日后两人在此问题上的政见分歧[23]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5日），林则徐行抵京郊长辛店。他原拟在此停留一天将息，所以把行李先送入城中。但次日中午得悉万岁爷将于明日亲临大高殿拈香祈雪，他担心那天递折诸多不便，所以决定当天赶紧进城。到傍晚终于到达了东华门外，当夜便在烧酒胡同关帝庙内住宿[24]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下了一阵微雪，不久即天气放晴。林则徐一清早就入大内递折请求觐起。皇帝得知林则徐到来，即命第一起召见，并让他上毡垫，好跪得舒服些。这次召对，君臣俩足足谈了三刻有余。谈些什么，因没有文字记载，不得而知，但自此日起的8天内，皇上连续8次召见林则徐，这说明两人谈得是十分投机的。

十一月十三日，林则徐第三次被召见时，皇帝问他能骑马否？林则徐是能够骑马的，当然骑术不精，只能作为代步的工具，皇上当时没有作出反应，继续垂询他感兴趣的问题，谈了两刻时辰，林叩头告退。正当他在朝房将息时，上头来了谕旨：着林则徐紫禁城内骑马！

这不啻是皇上特别的恩顾，对于地方大员来说，更是少有的殊荣。

按朝廷向例，一般的朝内大员觐见万岁时只能按指定路线，步行入内，外僚尤其如此。由于宫廷硕大，路线很长，考虑到朝内官员中，老年体弱者的困难，为此，特规定凡65岁以上的年老大员，可以免除步行，骑马入紫禁城。但需先列名具奏，皇上恩准。被准予骑马的朝内官员凡由东华门入者，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者，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这项特旨自康熙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皇上对属下年老大员的优容照顾，具有无上的荣誉。不过，这只限于朝内，地方大员入内朝觐，照例不准享受骑马的规定。所以，当圣上宣布赏林则徐紫禁城骑马时，不仅使朝臣们感到惊讶，为之侧目，而且连林则徐本人也深感意外，心中暗称“异数”[25]回到寓所，他赶忙具折谢恩。

第二天，即十一月十四日，林则徐被第四次召见。他在清晨三点多钟穿戴停当后，即骑马进城。这殊荣对他来说，有何感慨，林则徐没有在《日记》中写出，我们无从知道。但当日入朝的同僚们中，可以肯定是有很不同心境的，羡慕者有之，祝贺者有之，嫉妒者亦有之。林则徐对此不能没有意识。中国有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殊荣的背后可能是殊悲。早在3000年前，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说过：“祸焉福所依，福焉祸所伏”；孔子也要人们处世中庸，执两用中，不可走极端，中庸学说成了孔学的支柱之一。林则徐向来做事认真，办事心细，又熟悉朝廷掌故，对这份殊荣及其带来的影响，自必仔细思量过，只是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而已。他递折谢恩后被安排在第五批召见的序列，皇上问到骑马的情况，他叩头表示臣不惯骑马，请圣上还是让自己步行入内。万岁爷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天语纶音，自不敢违背，林则徐只得叩头谢恩。[26]后来的四次朝觐，他都是乘肩舆入内的。

在第五次召见时，即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上谕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27]

这一任命又如一石击水，掀起了层层波澜。钦差大臣等于皇帝的特派员，或者说是皇帝的代表。在有清一代，授予一个汉族地方大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不是特别受到圣上的恩宠，就是事情本身显得特别的重要，表明执行特殊使命的人具有特出的才具。从历史上看，19世纪5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朝廷急于镇压，授钦差大臣逐渐过滥，人们对之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但在40年代前，任命钦差大臣是很慎重又很少见的。可以想象，这消息在朝野会引起怎样的震动！《蓉城闲话》说“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顾上意方殷，势不能已[28]

所谓“枢相亦为之动色”，枢相即指军机大臣、大学士们。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是穆彰阿，而琦善作为文渊阁大学士，自然也在相臣之列，他们不仅为之“动容”，而且“有忌阻之者[29]妒嫉是中国人的通病，官场尤其厉害。虽然林则徐是个正直坦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但他联想到琦善在长辛店晤面时，要他不轻启边衅的警告，面对朝臣们对这一任命可能出现的种种反应，他对此不得不认真考虑将会出现的种种阻力。从他后来给友人的信中，可以隐约地看出他对这个任命起初是再三辞谢的：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40年12月22日），他在致叶申芗的信中说：“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论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30]

叶申芗，字维郁，号小庚，是林则徐的同乡，也是亲家，当时在河南河峡汝道任上。这封信明确说明林则徐在接到任命后的召对中，曾向皇帝固辞，并将可能出现的议论即琦善所指的轻启边衅之说，反复向皇帝说明，表示阻力不小，且来自枢相。当时，皇帝也明确表示让林则徐放手地干，自己断不为遥制而束缚他的手脚。林信是写于他被削职留粤期间，用意在说明他当初接手钦差大臣的本意是不计个人安危祸福，以国家为重的心迹。所以，他说的固辞不获等情况，不仅是当时的实情，而且也是第一手资料。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41年2月28日），在同一处境下，他给自己会试时的房师、时在朝廷任职的沈维的信上说：“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31]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1842年9月上旬），林则徐在遣戍新疆途中，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避者，当造膝时，训诲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32]

这些信件证明林则徐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挑起广东禁烟重担的；对于这个任命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事先是作过充分估计的。因为有这些信件，才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当他在第五次召见时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要他驰驿广东，而后来竟然还被连续召见了三次。原来，这三次是他向皇帝固辞任命而不获，进一步与皇帝讨论禁烟、接受训令、明确任务并得到皇帝“不为遥制”的口头保证的过程。

那么，前后8天、召见8次，君臣们究竟讨论了些什么问题？除了一般的地方治绩外，鸦片问题是最主要的议题。林则徐从拔本塞源要求考虑，认为禁烟势必涉及外国鸦片烟贩。为了体现天朝教化，他曾向皇帝建议应向各国颁发檄谕，“晓示外夷”。[33]对此，皇帝认为待林则徐到广东后，“著与邓廷桢酌商，是否可行。倘必须颁发，著即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檄发”。[34]看来，皇帝对这个建议原则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做法上却讲求稳妥，要林与当地督抚认真讨论檄谕有否可能和必要之后，再作考虑。应该说，皇帝的设想是可取的。因为一则，此事涉及广东当局，不和督抚商酌，单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颁发，会在客观上造成朝廷不信任地方大员的错觉，容易给外夷钻空子；二则，林则徐毕竟没有担任过海口的总督，对两广尤其是广东方面鸦片走私情况，并不一定很熟悉。急于发布檄谕，似乎容易隔靴搔痒，打不中要害；而且先发檄谕弄得不好等于预先通知外夷，反而不利于禁烟大局。所以这件事经过讨论，决定让林则徐到广东后与邓廷桢商量出结果再说。

林则徐估计禁烟的举动有可能会使外夷铤而走险，兴师动武。为此，向皇帝建议应加强海口要害，“须得精兵严守，庶夷人不得窜入[35]不用说，这是林则徐的深谋远虑，符合兵学上有备无患的要求。皇帝当时的态度，目前没有史料可资说明，但若从林则徐到粤后加强广东海防的作为看，他必定得到过皇帝原则上的认可。从前面所引林则徐致叶申芗的信可见，他们君臣俩一定还谈到过禁烟会不会启边衅的问题。这不仅是上面那个加强海防的合乎逻辑的想法，也是林则徐自与琦善在长辛店会晤后一直感到有形无形的朝议压力，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皇帝的明确表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禁烟全局的大事。皇帝表示断不为遥制，等于说不会听信别人的谗言而使林则徐动辄受咎。这个表态，坚定了林则徐肩负重任的决心。但是他哪里知道后来皇帝居然自食其言，使禁烟大业功败垂成，自己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处分。

此外，在召对期间，皇帝还发交林则徐几件有关鸦片走私的奏折，命他带到广东分别查办。这些奏折是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分别上奏的。奏折内容系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诨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为夷人中奸猾之尤，因贩运鸦片而致巨富[36]；奏折还涉及驱逐鸦片趸船、访缉通夷奸人、严究包庇弁兵等事[37]

十一月十八日（1839年1月3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又谈了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林则徐跪辞了皇上，[38]结束了长达8天的君臣对话。

连续8次召对，是皇帝接位18年来对地方大员绝无仅有的举动。这不仅表现了圣上对林则徐的器重和赏识，也表示了对严厉禁烟的决心。林则徐受此殊遇，感恩异常，为国家民族争命，决心置个人祸福荣辱于不顾，甘蹈汤火。困扰清王朝的鸦片问题，从此有了一线转机；大清帝国为了保持它的万世长存，决定要和中外鸦片贩子作认真较量。这样，作为中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禁烟和反禁烟斗争，成了中国历史转折的一种契机。

[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70～274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7～575页。

[2] 宝兴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66～268页。他认为银贵钱贱，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朝廷严禁钱票，著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道光皇帝命各省督抚妥议章程具奏。

[3] 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9页。又，以下所引用均见此折，不另注出处。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8～601页。

[4]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5] 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一册），第27页。

[6] 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一册），第28页。

[7] 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

[8] 据美国旗昌洋行职员威廉·亨德在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时亲眼所见，说林则徐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坚定，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须，下巴留着长须。【美】W．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10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6～358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6～598页。

[10] 《为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已有成效甚属认真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63～364页。

[11] 《奖励山东查获鸦片出力人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7～388页。

[12] 《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黄爵滋请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8页。

[13] 《庄亲王奕辅国溥喜因吸食鸦片被革去王爵和公爵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89页。

[14] 《著各省将军督抚严禁查拿鸦片烟犯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90页。

[15]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妄请弛禁鸦片著即休致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91页。

[16] 《著湖广总督林则徐即来京陛见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94页。

[17]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十八年条。

[18] 《林则徐集·日记》，第308页。

[19]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溃河事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20] 当时林则徐因母亲过世，正在老家守孝。按儒家孝礼，在服丧期间被朝廷召回任事，称为“夺情”。一般是在非此人莫属的情况下，才有“夺情”之举。

[21]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14页。

[22] 《清史稿》卷三七〇，《琦善传》。

[23] 以往论者因为把琦善断为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所以对这次会见中琦善所说与林则徐的“漫应”，解释为琦善对林进行“威胁”，认为这是弛禁派头子和严禁派首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进而引申出清王朝内部禁弛两派的分歧，已发展为反侵略和对外妥协的斗争。我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勉强。

[24]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页。

[25] 《林则徐集·日记》本日条下称：“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见该书第315页。

[26]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316页。

[27] 同上书，第316页。

[28]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14页。

[29]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30]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31]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32] 同上书，第191～192页。

[33] 《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52页。

[3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二十二页；另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83页。

[35]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一，第15页。

[36] 《英国烟贩即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27页。

[37] 《已革弓役谭升等起意兴贩鸦片得贿纵放案审明定拟折》，同上书、册，第733页。

[38] 《林则徐集·日记》，第316页。

第六章 林则徐广东禁烟

林则徐画像

6-1 虎门销烟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辞别师友，毅然踏上了南下广东、厉行禁烟的荆棘之途。

临行前，好友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为之送行。文中恳切地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切望此行能真正禁绝鸦片，“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并引《诗经》中“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诗句，要他提高警惕，防止有人破坏禁烟。指出在粤东的僚吏、幕客、游客、商贾、士绅中有一批“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之徒，是破坏禁烟的人物，对他们必须杀一儆百，不能手软，千万不可被他们的游说所动，失却这千载一时的机会。龚自珍并要求随林则徐南下，亲身参加这场斗争[1]

对老友的爱国热忱，林则徐深为感动，但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不愿意友人因他而同蹈汤火，所以托人“以事势有难言者”婉阻。后来，在旅途中林则徐作书答谢友人，表示自己完全接受龚自珍提出的讲求火器、严惩外国鸦片贩子及奸民、守海口等建议，并指出：“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暗示破坏者主要不在广东而在朝廷。对于老友恳切由衷的期望，表示深受激励，“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传意自己决心排除困难，全力以赴完成禁烟使命[2]

他根据皇上发下交办的杨殿邦等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奏折，在离京之前，“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3]准备一到广东即着手处理。离京之日，即传牌沿途地方官，说明自己“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拿究办”；申明沿途不准故为铺张，不准随身丁弁人夫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4]表现了清正廉洁的品格。离京途中，他给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密扎，说明此行“首在严拿汉奸”，命令他们按照开列的名单，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都要“密札饬拿”[5]；同时严正指出：“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地方官不得徇私包庇；申明对那些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拿获在官人役犯法者的管官，“例准免议”，“既往之事，付之不咎”，[6]表现了严宽相济、区别对待的原则。

林则徐赴粤禁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广州。那些贪贿放纵鸦片贩子的官吏，勾结外国鸦片贩子的行商，都“惊惶万状”，“惶惶不安[7]而两广总督邓廷桢则兴奋异常。他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着手在广东海面加强巡防，充实军备，查缉烟犯；[8]并给正在途中的钦差大臣写信表示“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9]他们先后捕获了吸毒人犯二千多名，并于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三日（1839年2月26日）在十三行商馆广场上，将一名中国鸦片贩子当众处以绞刑。可惜的是，林则徐指明要查访的外号“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已在十八年十二月中旬闻风而走，离粤回国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天字码头，与早已在接官亭等候的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提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广州副都统左翼翼长公爵弈湘、右翼翼长英隆等人一一相见，跪请圣安。[10]当夜，他下榻于省城越华书院，书院成了他的行辕。

越华书院与粤秀书院、羊城书院并称省城三大书院，教习均为粤中名士。其中尤以梁廷枬最享盛名。梁是越华书院的监院，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嘉庆元年（1796）生，时年44岁，比林则徐小11岁。他以副贡生赐内阁中书，加侍读衔，得窥朝章典故；学问淹博，又留心时务，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政情民俗；曾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聘，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海关志《粤海关志》，凡30卷，起于乾隆朝，迄于道光十八年。他在海防局时，“所有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皆有录存图绘”。[11]林则徐在杭嘉湖道任上时曾读过梁氏的著作，评价很高。这次林则徐赴广州途中，接得时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故友郭桂船来信，向他推荐梁廷枬。林则徐因早知梁氏，极乐意就海防诸问题求教。所以他甫抵广州，便以越华书院为行辕，目的是可以与梁氏经常晤谈时务，以备了解情况之需。

次日，他与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在书院议事，[12]了解广东的禁烟情况及外国烟贩、鸦片趸船的动向。得知查顿已经离粤回国，伶仃洋趸船两只于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1日）回去，另有英、美等国趸船18只驶避丫洲洋面。他将这些情况写进了到粤后的第一份奏折，向皇帝作了报告，并谈了自己的短期行动方案：派师船跟踪监视鸦片趸船，并在伶仃洋及东路惠、潮等属洋面口岸一体巡防；自己目前拟先熟悉情况，与督抚等互相讲求，拟于旬日之间出中路之虎门、澳门等处与关天培巡视了解，以便相机度势、通计熟筹。[13]就是说，在密切注视外国鸦片贩子的同时，作了解摸底的工作，为采取行动作好准备。

十九年二月初四日（3月18日），林则徐开始行动。他把十三行行商召至行辕，历数行商勾串外国烟贩的种种悖谬事实，并命行商将《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谕帖送至外国烟贩。谕帖要他们将趸船所藏数万箱鸦片尽数缴出，并签名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再夹带，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谕帖表示：凡照此办理的，可以不追既往，照常贸易；如执迷不悟、玩弄花招，当遵照新例，从重严惩。在谕帖中，林则徐庄严申明：“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正告外国烟贩，“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不要官兵，“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14]他责令行商向外国烟贩传交谕帖时，“必须严气正性，晓以利害，不许仍作韦脂之态，再说央恳之词，务令慷慨激昂，公同传谕。限三日内取结禀复。[15]

这两件谕帖，是林则徐禁烟决心和所行禁烟政策的第一次声明。虽然他那时对外国情况还很不了然，语词中仍有不切实际的天朝大国观念和中外力量对比上的盲目自大，但在反对外国烟毒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义正辞严，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禁烟决心。对行商，既斥其之罪，又扶其之气，要他们“严气正性”、有忠公体国之心；对外国烟贩，既坚持令其缴烟、具结，又申明照此办理者可以既往不咎，注意了策略的严正和灵活性。

次日，行商向外国烟贩递交了钦差大臣的谕帖。自嘉庆四年（1796）以来，外国烟贩一向藐视清政府的法令，置禁烟令于不闻不顾。但是，这次查办禁烟的钦差是政府的干员，有关他的性格和果断作风的传闻，早在钦差本人未到广州之前，就已在洋人中传开。在这种先声夺人的情势下，外国烟贩不得不考虑对谕帖应取什么态度。

在规定期限的第三天，即二月初七日（3月21日），外国鸦片贩子和商人40人，在商人公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谕帖作何种反应。会议由美国商人滑么（韦特慕，W.S.Wetmare）主持，他认为：“面临这种严重局势，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样的事件，统一意见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我们不应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16]接着，他宣读了草拟的回禀，声称现有的鸦片是属于居住在孟加拉和孟买的商人所有，所以目前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无权缴出鸦片，只能要贩运鸦片的船只迅速离开、返回本国，今后不再载鸦片来华[17]很明显，滑么的对策是以今后不再贩运鸦片的虚伪声明，来保住现有的鸦片；以伪称他人所有，来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烟。对此，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钦差大臣的谕帖只是一种威胁，而“贩运鸦片没有丝毫错处”。他说：“我知道享有极高荣誉和声望的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他们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受到欢迎的”。同此，他不同意滑么采取撤出鸦片船只的做法，建议拒不回复钦差的谕帖，应指派一个委员会来从长计议、拟定办法，然后交会议讨论，作出可行的决定[18]会议对这两种意见投票表决，结果以25对14票通过了颠地拒不禀复的提案。会议决定以各国商人公所名义向行商写一封简短回信，说明由于兹事体大，必须在一星期后才能作出答复[19]

对于外国烟贩故意抗拒，林钦差采取果断措施。二月初七日，行商被命令再次向外国烟贩传达钦差大臣的决心：如到期拒不交烟，本大臣将于上午10时亲至公所处理。外国烟贩得此消息，极感震动，不得不改变态度，象征性地缴出1000箱鸦片，企图敷衍了事。林钦差洞悉烟贩的伎俩，于次日下令拿办颠地，指出：“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现又阻挠缴烟，“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同时再次申明“断不因颠地之愍不畏法，而连及能知改悔之人[20]

钦差大臣动了真格，不仅使烟贩目瞪口呆，而且也使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面临难题。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是继罗宾臣之后的第四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与政府全权代表。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世袭男爵，是英贵族院议员；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官。义律像大多数英国贵族子弟从参加海军到殖民地寻找出路那样，1815年加入海军，在印度及牙买加服役，累升至少校。1822年后转向外交界，曾赴南美从事奴隶管理。1834年任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随其来华，后又接连在历任商务监督手下任职。1837年升任商务监督，是一个在华时间颇久的英国人，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只是他的出身和长期在殖民地服务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贵族老爷的骄横和对落后民族的蔑视心态，自以为熟谙中国官员的性格和了解中国官场的虚应故事，使伦敦相信他确是个中国通。当他在澳门接到中国钦差大臣二月初四日（3月18日）给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的谕帖抄本后，立即断定这是中国官员虚张声势的惯例，便写信报告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声称自己确信只要以“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21]信发出不久，便得到中国钦差将要对颠地采取行动的消息，他觉得自己应该亲自出马，负起所谓保护本国侨民的责任。

二月初九日（3月23日），义律自澳门启程，次日下午到达位于广州十三洋行街的英国商馆。十三洋行街是广州外城毗邻珠江的一条东西向街道，街南共有十三所行馆，属广州公行商人所有。行商们把其中九所分别租给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居住，称为商馆。其实所谓商馆，是外国商人的住所兼办公室（俗称“写字间”），不但起住宅的作用，而且也是各国商人进行贸易和堆放货物的处所。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通常底层都作库房、仆役室、华籍雇员办公室、厨房和堆栈之用；二层楼是账房间、客厅和饭厅；三层才是卧室。每个商馆的房屋设备都很豪华、宽敞。据1832年《广州纪事报》报道，该年元旦英国商馆召开的一次宴会，在二楼的饭厅里，席面上坐了100位客人，可以想见建筑物是多么宽敞了。在商馆面南处，是一片长宽约1500平方英尺的广场，供各国商人散步、活动和眺望珠江的秀丽景色。因为清政府历来规定外商不准擅离商馆活动，这儿便成了外国人除规定每月有三天外出到指定地点游览外唯一能任意走动的处所。当时，英国商馆有两处，一处位于南北向的老中国街和俗称猪巷的两条小街的中间，称旧英国馆；另一处在猪巷以东，毗邻荷兰馆，原为东印度公司租借的商馆，自东印度公司撤销后，便改称为新英国商馆[22]查理·义律的办公室就设在新英国馆里。

义律一到商馆，即将颠地窝藏在他的商务监督办公室内。当夜，颠地企图逃离广州，被军民人等发觉截回。[23]在此情况下，林钦差一面“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非”，一面按历来定例，于二月初十日下令封舱、停止对外贸易。他撤回商馆中的中国雇员，派兵严守商馆，断绝趸船与商馆间的交通往来[24]洋人275名被隔绝在商馆里，既无食物供应，又无中国仆役服务，显得情绪沮丧、气焰顿消。于是，原以为只要用“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就能吓倒中国官员的义律，不得不考虑面临的严重局面。

二月十一日（3月25日），义律向两广总督递交照会，要求三天内给在广州的所有英人及英船颁发离开该城的护照。否则，他将认为“本国的人员和船只已被强行扣留，就要作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林钦差针锋相对，一定要他先遵令缴烟，然后颁发护照。义律收到钦差批复，知道恐吓无效，便申请收回前呈，并请求供应食物和派仆役进入商馆。[25]翌日，林钦差再次谕令义律，应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不但人船卖办，一切照常”，而且定当不追既往[26]并于当日颁发了速缴烟土的四条告示[27]

既然软磨硬顶都不能动摇中国钦差大臣的决心，那么再不迅速表态，就会引起被隔离在商馆内的英国人和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人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位女王陛下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不得不收起殖民老爷的骄横，第一次向他蔑视的中国官员低下头颅。二月十三日（3月27日），义律被迫向中国当局表示愿将“英商手上的鸦片悉数交官”；同时，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通知英国烟贩，要他们缴烟。通知说：“目前同本国及别国侨居此间的一切商人，被广东省府强行扣留，食物无着，仆役离散，和我们各本国的交通已被断绝”，把咎由自取的一切责任都推向中国方面。并申明：“英商财产的证明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28]这就为英国政府出面，把清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处理在华不法商人的内政，改变为国与国关系埋下了伏笔。所以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对此赞扬说，这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29]在同样的计谋下，义律也劝美国等鸦片贩子交出存烟，保证一切损失将由英国承担。

林则徐那时对西方的情况还所知有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封闭社会中的天朝钦差，自不可能有近代的国家观念，更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但他又是个长期从政的大员，加以受命之前对可能引起边衅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在对待外国烟贩问题上，一直采取着既坚定又灵活，既有魄力又极谨慎的政策。二月十五日（3月28日），当他收到义律保证“定必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如数缴清”，并请求“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馔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的照会后，[30]立即于当天派人送去牛羊两百头和其他食物。[31]对于义律在照会中所称洋人被“固禁如囚”的说法，林则徐于次日批示中作了驳斥，指出自二月初四日（3月18日）谕令各国商人缴烟之后，“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3月23日）“尔乘三板来省，是夜欲将颠地带逃，然后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原因尔无信实，令人不得不防”。他要义律晓谕烟贩尽速缴烟，“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32]鉴于义律对缴烟只有书面保证而尚无实际行动，林钦差没有撤销围馆、封舱的命令和恢复买办工人的服务，没有同意义律的所请三板往来省澳的要求，并进一步堵死了通向商馆四条街道中的三条，即盘定街、新中国街和猪巷，只留由各国商人公所进入商馆区的老中国街一条通道；并且把向着十三洋行街的商馆后门，都用砖头砌死。[33]直到林钦差接到义律请求派其副手参逊等人办理缴烟的照会后，他感到义律和各国烟贩确实愿意交出所存鸦片，才于二十九日（4月2日）宣布恢复食物和饮水供应，同时规定鸦片缴到四分之一，即给予买办工人；缴至半数，酌量允许三板往来省澳；缴至四分之三，准予开仓贸易；全数交完，则一切照常并奏请奖励。若贻误失信，以三日为限，断其淡水，再误三日，断其食物供应，又三日，当执法从事，断不宽贷。[34]钦差大臣以巧妙和极有分寸的措施，把义律引向预定要达到的缴烟目标。

从二月初四日传谕外商缴烟起，林钦差就谨慎地处理着禁烟中可能涉及的两国或多国关系。他在封舱过程中坚持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当商馆被围、断绝供应后，外国烟贩产生分化，美国商人金（CharlesW·King）向中国当局禀告自己从不进行鸦片贸易，请求允许他和他的船只进行正当贸易和招回仆役时，钦差大臣宣谕“本大臣既不许奸夷和良夷混淆，亦不愿因一事而变更大计”，请他向烟贩们劝导缴烟。荷兰领事也得到了同样的劝告。当外国烟贩陆续缴烟时，林钦差逐步放宽了对烟贩的隔离措施，到三月初六日（4月19日），所有买办和中国雇员被允许返回商馆。三月二十一日（5月4日），取消封港和恢复交通。二十三日，撤回了包围商馆的兵丁。而烟贩的缴烟则一直延至四月初六日（5月18日）才缴完。这一切充分说明钦差大臣在和烟贩的斗争中，既果敢又冷静，一切措施都使用到最恰当的火候，注意掌握策略而不超越预定目的的限度。

外国烟贩交烟的地点确定在虎门。自二月二十六日（4月9日）林钦差接到水师提督关天培报告鸦片趸由九洲开至虎门呈缴鸦片的讯息后，于次日偕同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豫堃同赴虎门验收鸦片。二十八日，林钦差抵达虎门会晤关天培，当天起逐日收缴烟土。为了进行监督和指挥方便起见，钦差大臣于三月初一日起在师船“新会一号”上居住，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收烟接近尾声时才移居岸上，前后共住在船上24天[35]四月初六日（5月18日），外国烟贩所报烟土全部缴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36]初九（5月21日），林钦差签发了给英人的收据，据内写明共计20283箱28斤又7个[37]在这些鸦片中，查顿·马地臣洋行（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居第一位；颠地洋行1700箱，居第二位；罗素洋行缴出1500箱，居第三位。这三家洋行共缴出10200百箱，超过应缴总数的一半[38]

2万多箱鸦片总重237.62万多斤，如何贮放是个大问题。因为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众庶争趋，严防偷漏，刻不容缓。林钦差等考虑到收缴地点是在虎门，不如就地临时堆放，免得转辗途中发生乱子。因此自收缴以来即先相度堆贮之地，最后选中了位于穿鼻附近的镇口村。这里地处码头，收缴鸦片都在此进行，便于堆放，也便于监守。但此处民房庙宇均无宽敞，鸦片每箱长约三尺，高宽各半，大房一间只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数，没有一处可以堆放这么多的鸦片，不得已，只好把陆续收来的鸦片，分作数堆，每堆屋外围起墙壁，上面添盖高棚，匀排封贮之外，另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在内分棚看守；分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严密防范[39]

这么多的鸦片如何处理又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林则徐等向朝廷报告一俟收缴完毕，即派员押解进京，请朝廷验收。三月十九日，皇帝颁谕同意解京。[40]但三月二十五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上奏，建议就地销毁，无庸解京。他认为广东距京师路途遥远，运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广东、江西、安徽陆路多用抬夫，每箱用夫二人，计须四万余人；广东、江西水路须用船只，计须雇民船百余号、水手一二千人；安徽以北俱用车载，计须大车千余辆、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头；即使由江西水路经向长江，转入运河行走，亦足可与运解铜铅船数相当。此项舟车民夫，不但地方一时骤难雇备，而且需花大量经费。以国家有用之财，花在这种无用之物上，实在很不上算。而且长途运送，难保不会途中发生偷换。他指出近来各省多有假造烟土，其价值仅洋烟十分之一，而形色逼真，虽积惯吸食的老烟鬼也很难辨其真假。经此次查办之后，洋烟愈少则价格愈昂，价愈昂则利愈厚，而为利所趋，舞弊的手法也随之愈巧，很难保证没有偷换，即使到京后派大臣查验，也只能核计多寡而无由辨其真伪。据此两点，邓灜认为林则徐、邓廷桢等都系皇上委任责成之人，自不会扶同欺饰、自取罪戾，不如饬令该大臣等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俟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41]

皇帝读了邓灜奏折后，觉得所奏有理，便改变原来解京的主张，三月二十六日，重颁谕旨，著林则徐等无庸将烟土解京，可在收缴完毕后，由林、邓、怡良等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就地目击销毁。上谕并对林则徐表示了充分信赖，说“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42]

对于二万余箱鸦片解京之难，林则徐并非不清楚，只是因为向例必须将办案所获交朝廷验明，才有解京之请。不过他还是作了两手准备，约在三月中旬之初，当收缴的鸦片日益增加时，就着手择地开挖化烟用的大池。四月初一（5月13日）的日记中有“黎明诣天后宫、靖海庙行香，顺往看视池工，拟为毁化烟土之用”[43]的记载，准备圣上一旦命令就地销毁时有所不虞。四月十八日，林则徐接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发出的廷寄上谕，奉旨烟土无庸解京，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销烟准备工作。

首先是确定如何销烟。林则徐等曾对此多次商量、反复试验，否定了用火烧化的办法。向来鸦片采取拌和桐油后用火烧化，但焚过之后必有残膏余沥渗入地中，若挖土熬煎，可以十得二三，说明此法尚未能去毒务尽。经过调查访问、广谘博采，发现鸦片最忌盐卤、石灰二物，若投以灰、盐，烟土即成渣末，必不能收合成膏。考虑到二万多箱鸦片如用锅灶化毁，不仅须盈千累百，而且旷日持久。最后决定在海滩高处挑挖两个大池，轮流浸化。每个池子各纵横十五丈左右，四周拦桩钉板，不令发生渗漏，池底平铺石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池岸周围树以栅栏，中设棚厂数座，作为文武员弁查视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每箱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石灰抛入池内，顷刻便如汤沸。其时，人夫手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戮，务使尽化。俟退潮时，启放涵洞，残渣流出，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涤池底，不留涓滴。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轮流替换，化一池必清一池底，以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傍晚停工时，封闭四周栅栏，派文武员弁巡逻，化烟员工，令其仅穿短裤，其余赤裸，于停工放出时，与执事工役一同搜检，不许稍行夹带。

其次是核定化毁时的鸦片斤数，做到收、化两符，以杜偷漏。林则徐等经商议后，决定在劈箱销化时，将各色烟土分别编号登记，以鸦片名色分为公班土、白土、金花土三等，逐箱过秤，并扣除箱袋斤重，核实净烟斤数，随销化随登记，防止差错。

再次是派定执司、保卫现场。决定沿海居民，只准在栅栏外观看，不许混入厂中；在事员弁，各有职司，相互查核，严防偷漏夹带。

最后是排定在省大员轮流查视，做到共同目击销毁。决定由林则徐、关天培及候补知府余保纯等在虎门驻扎，逐加布置；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藩司熊长谆、臬司乔用迁、运司陈嘉树、粮道王笃分班轮流，接替查视；并咨会广州将军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统弈湘、右翼副都统英隆，各轮流到虎门弹压；粤海关监督豫堃更应常川在虎门照料稽查[44]

挖池的工作在奉旨前已经完成，并于当天函告总督、将军、都统等一同过目验收[45]；其他各项也陆续于月底前安排停当。四月二十日（6月1日），林则徐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46]他宣读了早在十多天前就已拟就的祭文，祈祷海神保佑，“有汾浍以流其毒，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貂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47]虔诚的语句中洋溢着爱国的赤诚。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南国的骄阳显得分外炽热，虎门寨下万头攒动，人群鼎沸，人们渴望的销烟壮举终于开始了。当天下午，林钦差在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常谆的陪同下，监督和主持了首次销烟的工作。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当一担担石灰抛入浸化池中，一股股升腾而起的浓烟冉冉升起，池水沸腾起来，把浸泡的鸦片溶成了无数渣末。观看的人群无不欢欣雀跃，声震霄汉。当天，170箱鸦片全部化尽，涓滴不剩地倾注到碧波浩瀚的大海。

自这天起到五月十一日，前后19天[48]不论晴雨，林钦差坚持每天监视销烟。为了让外国人一睹壮观，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钦差大臣颁贴告示，准许外人现场观看。初七日，一群外国人包括美国商人奥立芬洋行股东金及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马利逊”号商船船长宾逊（Capt.Benson）等，来到虎门，受到了林钦差的热情接见，并准许他们走进栅栏，在销烟池边观看全过程。这些曾经怀疑中国人在销烟中可能会有偷窃行为的西方人，面对着销烟的每一个过程，惊叹“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49]对中国人民的这场伟大斗争，充满了无限的钦佩。

五月十一日（6月21日），除留下各色鸦片共8箱作为样品解京送验外，所有2376254斤鸦片全部销毁。为了庆祝虎门销烟的胜利完成，当天下午镇口村大放焰火，林则徐在师船上观看了这次表演。十四日（24日），两广总督邓廷桢携酒来钦差寓所祝贺，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等共同分享了胜利的喜悦，直至上灯时分，又在箭道观看焰火，尽兴而散。次日，在关天培的送别下，钦差和总督乘船离开虎门，返回广州。

虎门销烟是林则徐领导的广东禁烟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清王朝近半个世纪禁烟过程中所获的最大成就。对外国烟贩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是禁烟通向胜利的关键。抓住这一关键，严禁吸食就比较容易。林则徐在广东迫令外国烟贩缴烟的同时，还大力进行严禁吸食的工作，在邓廷桢、怡良等人的配合下，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仅广东一地就查获吸食犯1600余人、鸦片28845斤、烟枪42741枝，以后的50天内，又继续查获吸烟犯192人、鸦片11000斤、烟枪27538枝，大大超过了以往广东的禁烟成绩。

[1] 《龚自珍全集》，第169～171页。

[2]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龚自珍全集》，第171页。

[3]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27页。

[4] 《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信及录》，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重印，第7页。

[5] 《密拿汉奸札稿》，《信及录》，第8页。孖毡即马占，英语mercnant的音译，即经纪人。

[6] 《信及录》，第8页。

[7]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22页。

[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

[9] 林则徐：《又和见怀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七。

[10]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11]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9页。

[12]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13] 《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抵粤日期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96～497页。

[14] 林则徐：《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信及录》，第22～23页。

[15] 林则徐：《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同上书，第21页。

[16] 《各国商人会议公所会议记录》，见斯莱德：《中国近事纪实》，1939年澳门版，第31页。

[17] 《草拟禀帖原稿》，同上书，第32～33页。

[18] 《颠地发言记录》，《中国近事纪实》，第34～35页。

[19] 《各国商人公所致行商信稿》，《中国近事纪实》，第38页。

[20] 林则徐：《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信及录》，第24～25页。

[2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9页。

[2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81页；《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49～251页。

[23] 《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交烟土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 册，第92页。

[24] 《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信及录》，第25～26页。

[2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2～253页。

[26] 林则徐：《咨复广督批示义律夷禀一案稿》，《信及录》，第28～29页。

[27] 林则徐：《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同上书，第29～32页。

[28]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3、254页；另见《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78页。

[29]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译文据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32页。

[30]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请给还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由》，《信及录》，第33～34页。

[31] 参见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460页。

[32] 《批英吉利领事义律禀》，《信及录》，第35页。

[3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6页。

[34]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4页；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7页。

[35] 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关系纪事》，第473页；另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36、339页。

[36] 《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国等船只所呈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44页。

[37]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0页。

[38] 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7页注④所列数字。

[39]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 册，第594页。

[40] 《著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交部从优议叙并将收缴烟土查清解京事上谕》，同上书、册，第525～526页。

[41] 《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奏请将在粤所收缴烟土就地销毁无庸解京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33～535页。

[42] 《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广东收缴之鸦片就地销毁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39～540页。

[43] 《林则徐集·日记》，第340页。

[44]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94～595页。

[45] 林则徐：《致怡良》（1839年5月31日），《林则徐书简》第55页。

[46] 《林则徐集·日记》第342页。

[47] 《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云左山房文钞》卷三。

[48] 《林则徐集·日记》第344页。据林则徐日记所记，自6月3日至6月21日，销烟共19天，除去端午节暂停一天，共18天。一般著作称共销烟20天或笼统指自6月3日到25日等说法，均不确。

[49] 裨治文：《镇口销毁鸦片》，《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6-2 具结与反具结

虎门销烟，只是中国政府决心杜绝烟害的第一步，按照林钦差的禁烟部署，要做到拔本塞源，洋商必须既交出鸦片，又应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夹带，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一要求，早在二月初四日钦差大臣给外商的第一件谕帖中就已晓示[1]二月十三日，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一部分外商，为了早日摆脱困境，获得自由，不顾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反对，在一个宣言上签名保证不再贩卖鸦片，也不再把鸦片输入中国，但他们声明不能保证永远禁止一切来人不夹带鸦片，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2]应该说，外商的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不能保证别人也不夹带。林钦差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应该而且可以代表外商作出保证。二月中旬，钦差大臣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具结式样，要义律代表众英商签具。结式内容如下：

具甘结（人）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商夷商等，吆噜夷商等，为出具切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沽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卖，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起空之趸船，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禀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3]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能代表众商缴出鸦片，当能代表众商作出保证，于情于理，两皆相符。在义律，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迫交出鸦片，原是他在无可奈何时设下的一个圈套：把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偷换成中英两国的争端。不料，中国钦差不但没有钻进这个预设的圈套，反而把绳圈抛到了义律自己的脖颈上，让他再次代表众商作出承诺。作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充其量只能保证英国商人不再进行鸦片走私。无权代表各国作出保证；但事实上他确实已经代表在华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他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当他接到中国钦差派人送来的甘结式样时，这个自作聪明的英国人便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

被迫缴烟和随之而来的具结问题，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他决心诉诸武力以挽回反缴烟失败。早在被迫同意缴出鸦片之时，他就在酝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设想。4月3日，他把自己的设想以私人密信的方式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作了陈述。他认为中国政府的缴烟令是强迫英国商人缴出自己的财产，这是一种侵略，一种不可饶恕的暴行。对此，他主张“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他建议：

一、立即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

二、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提出要求：林、邓两人撤职查办并对女王陛下多次失敬的行为作出道歉；对暴行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正式把舟山割让给英国；中国皇帝必须准许中国人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与英国进行贸易；直到赔款付清和其他一切条款都忠实兑现后才解除封锁。

三、英国货物可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南京的权利，为期十年。

四、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个回合。[4]

义律的这份秘密信件表明，他早就处心积虑地把因禁烟引起的争端拖向战争的道路，用侵略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一阴谋指导下，他对钦差大臣要求具结一事避而不谈，而以缴烟的行动获取商馆的解围，以便一旦获得自由行动的权利便加速推行自己的战争计划。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1839年4月6日），林钦差来谕催问义律为何对具结一事“至今尚未取结汇缴？”要他“速即转谕所属各国在粤夷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结式，分写汉字夷字切结各一份。凡在夷馆之人，均需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以凭奏请大皇帝优加奖励。”谕帖最后写道：“本大臣因该领事尚能谕众缴烟，是以将汝看重，今取结一事，比缴烟更为容易，若任其延玩，则仍是庸懦无能，本大臣又不看重汝矣。”[5]这确实是林则徐当时的真实思想。他被义律的缴烟所感奋，对义律的观感颇好。但在义律看来，这段文字简直是对自己的揶揄。在他的殖民经历中，从未有过这种被嘲讽的事发生过。然而，当他一想到目前被困在商馆里的狼狈相，只好吞下这口怨气。他认定当务之急是获得自由，离开广州，才能逃避具结，实现武力打击的计划。

二月二十五日，他致书林钦差说：具结一事，按我国法令，我实不能遵行，具结是指后来者，指以后不遵令者，谁能承担这种责任呢？“虽在国主尊位尚不能令其如此，而何况在远职乎？”[6]显然，义律以退为进，用英国没有具结的法律为借口，抵制具结。在广州的外侨总商会对具结一事也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二月二十五日决定解散总商会以避开具结的责任。[7]这决定，更突出了义律在具结问题上充当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地位。那时林钦差因忙于验收由英国副监督参逊负责缴来的鸦片，他把催办具结的工作交给广东地方当局。二十五日当天，广州府收到了义律的回复，立即按钦差大臣的指示进行驳斥，申明按天朝惯例，外商必须具结；不肯具结是为以后继续夹带鸦片预留后路。谕帖责问义律：如别国商人到英国贸易而不遵守英国法令，你们的国君能同意吗？你说英国没有此例因而你不能具结，这不是以英国的法律代替中国的法律吗？“岂能将汝国之例带至天朝耶[8]

从二十六日起，义律两次致书广东地方当局，坚持具结不合英国法律，若中国方面务令照行，英国船只只得回国。二十八日（4月11日，原文4月19日，阴阳历换算时间有问题），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联衔致谕义律，饬令“迅具切结，签名画押，及时呈缴”。[9]义律接到这份态度强硬的谕帖后，激动得暴跳如雷。第二天，他当着行商的面把具结式样撕得粉碎，吼叫：“要命现成，再拿具结的事情来纠缠我和他们自己，实是徒然的！”当天，他作书回复广东督抚，声称：“今见大宪务令遵照现定本国在天朝贸易之新制，实为英国人民断难循照办理，是以谨求准令远职督同本国人民船只，一概开航扬帆而去[10]

当时收缴鸦片的工作正在虎门加紧进行。就缴烟和具结相比，缴烟是首要和迫切的。林则徐权衡主次之后，便把具结暂时搁置，着力完成收缴工作。三月初十日，义律再次向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保证缴足20283箱全数，“断不失信减少”，并请钦差同意三板往来，以便“随时发人，催令各船回来，而使事事妥善”[11]林则徐考虑到外商缴烟已经过半数，义律又保证交足全数，便决定按原先宣布的办法：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三月十九日（5月2日），钦差与总督会衔通告，准许三板往来，并解除对商馆的封闭兼准开舱贸易，通告表示：“查该领事义律前虽自行禀明，俟事竣始行下澳，此时三板既通，应准该领事照常往来，俾其呼应较灵，随时谕办一切。”同时，通告宣布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16名，“仍应查照粘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为了防止颠地等16人在三板出省时混朦逸出，通告宣布委员现场查验船只载人数目、姓名，“督率洋商按名指认，如无夹带颠地等，即给予印票，交该船持赴经过关口，查验放行”[12]通告所附“粘单”中，开列了“暂留夷馆”的16名大鸦片贩子姓名。他们是：港脚颠地、打打坡、化林治、轩拿厘、央顿、央马地臣、单耶厘、土单佛、吗文治、英记利士、加士、依庇厘和花旗记（只有13人[13]其中，央马地臣、吐丹佛、依庇厘三人已离粤返国，所以，实际被暂留广州的只有13人[14]

钦差大臣的上述通告于三月二十一日（5月4日）开始执行。这一天，包围商馆的士兵全部撤走，封锁解除，除颠地等13人外，所有外商都可领牌出入。义律在获得自由后，立即着手布置英商撤离广州的工作，以造成集体抗议中国政府的声势。他在4日发出通知，提醒大家注意他曾在3月23日限令他们一齐离粤的要求。在那份最初的通告中，他把中国的禁烟和限止外商行动的措施，危言耸听地说成“这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15]四月初六日（5月18日），烟箱全部起出。翌日，义律再次通知英商准备撤出广州，警告凡不愿离开驶入内河的英船，一切风险应由各船自己承担。初八日，他又一次提醒大家注意他在4日发出的通知[16]

四月初九日，义律领到广东当局给予的缴烟收据。次日，他即发布由他签名的通告，攻击中国的禁烟和林钦差对鸦片贩子的缴烟行动，“忽视女王陛下官员为实现帝国意愿调停争执所作出的贡献；无理拘留全体外侨于广州；狂妄地延长拘留期限；强制缴纳财产”，通告声称“凡此暴行，无非是一方面直接、间接鼓动意外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又鼓动强暴的公开抢劫”，对此，义律宣称他已对广东地方当局和钦差大臣的“公正和中庸失去了信心”。

通告要英商把因缴出鸦片的损失需要赔偿的清单，在离开广州前交给义律，并重申前令，要一切英国人在他以前或和他一起离开广州，一切英国船只目前均不得进入广州港口，否则将来留下或带入的财产遭受损失而要求赔偿时，女王陛下政府不予受理[17]

如果说，在此以前义律为获得行动自由，在和中国官员的往来公文中说尽了谦卑恭顺的话，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低下相，那么，在他领得广州的牌照后，就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殖民老爷的本相。通告的字里行间，充斥着骄横傲慢的殖民主义的精神和不惜使用武力达到预定目的的企图。可惜的是林钦差和邓总督对义律的历次通告都一无所知，还被他的假象所蒙蔽。

由于缴烟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继续扣押烟贩已没有意义，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于四月十一日（5月23日）联衔谕令暂留商馆的外国烟贩，只要签具永远不敢再来中国甘结，即可请牌离开广州。义律唯恐颠地、打打坡等不肯具结而导致自己和其他英商被继续扣留的危险，便竭力劝说他们签字出结。曾在禁烟之初气焰嚣张的颠地等大烟贩，在饱尝隔离之苦后虽心怀怨恨，但也无可奈何地只得选择自由之路。翌日，颠地、打打坡、孖地信、化林治、噫之皮、单耶厘、吗文治、央顿、三孖地臣、加士、英记利士、轩拿厘等12名英国大鸦片贩子联名出具甘结，请牌出口。[18]另一名美国烟贩记，也于四月十五日（27日）呈交不敢再来甘结，准备于四月底（6月10日）前搭乘美国边治文船开行回国[19]

义律在颠地等交呈具结的当天，即四月十二日（5月24日），便率带在粤英商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为了继续麻痹对手，他在动身前向广东当局呈递禀帖，宣称自己“近日怀病，须为调理”。广东当局信以为真，不仅“准予下澳就医”，而且称赞他“恭顺能事”，希望他赶紧调理就痊，回广州继续遵谕办事，并要他到澳门后确查当地夷人若藏有烟土，“务即谕令一体全数呈缴，毋留余孽为要。”[20]君子们不谙魍魉鬼域，把义律看成为可以信赖的人物，殊不知此人一去，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魔鬼们便得以逞凶肆虐了。

为了表彰义律谕众缴烟，四月十七日（5月29日），林则徐、邓廷桢札委佛山同知刘开域带茶叶1640箱到澳门颁赏义律和缴烟英商。钦差和总督的联衔谕帖中，称赞义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格恪天朝禁令，保全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同时宣布“各空趸领赏茶叶之后，自当即日驶回本国，另寻生理。如有愿装货物回去者，仍格外体恤，准其空船驶进黄埔，载货出口。至满载各商船，业已领牌由黄埔出口者，亦皆催令开行，毋任逗留自误。”[21]钦差和总督并命刘开域等携带具结，“颁式各国，使合汉夷字缮具，诸国皆如式缴送[22]耽搁了一段时间的具结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义律则在刘开域等尚未到澳之前，于四月十六日（5月28日）递上一禀，报告葡萄牙人在澳门搜查鸦片的情况和趸船贩烟之弊，建议总督派员来澳会订章程，以便常远除弊。[23]林钦差对义律的建议颇感兴趣，因为他不愿在消除了广州鸦片走私的情况下，再让澳门成为新的走私基地。除恶务尽，是他奉旨南下禁烟的根本宗旨。所以，他立即委员赴澳，准备会同澳门葡萄牙总管与义律等商订章程。不料委员尚未抵澳，义律却节外生枝。四月二十四日（6月5日），义律再次来书，声称他本人和英商都在澳门，如要英国船只进黄埔贸易，必须奉到英王陛下的批谕才可明白转饬，他要求在等待国主命令期间能准予英船在澳门装卸货物。[24]义律此举，使林则徐顿悟自己以往对他缺乏应有认识，“始知前禀章程一语，乃系别蓄诡谋。盖澳门孤峙海隅，实可周通内地。向惟西洋夷人（沈案：系指葡萄牙人）准设额船二十五只，起卸货物，不纳关税，自明代而已然。英夷唯利是图，久深艳羡，故于缴土之后，希图破例效尤。此端一开，则粤海关几同虚设[25]而且一旦发生夹带鸦片，就将莫可稽查。事关贸易体制及禁烟前途，钦差大臣理所当然地予以严词驳斥。粤海关监督也在钦差和总督训令下宣布：除澳门当地原有的商业照常进行外，禁止一切船只在澳门进行贸易，必须按向例驶进黄埔，载货之后应立即出口，驶回本国[26]

对此，在澳英商举行集会，一致表示反对把英船或英货驶运广州。义律则在五月初四日（6月14日）复信钦差和总督，攻击广东当局和林钦差“忘义施强而行”，拘留商人，封锁海口，使英国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申称为了避免重蹈类似的遭遇，他已命令英国船只不准开进黄埔，复信宣称：“如不准在虎门口外经商，则为奉国主批谕以先，其商人必不能在粤交易，是则所指及章程毋庸再议矣。”[27]五月初七日（6月17日），在澳英商再次集会，通过决议，“认为监督的各项通知和他在14日信里所作的各项解释集合起来，已足构成一种以本国政府机关的名义所发布的积极命令，禁止英国船只和财产在中英现存关系下驶运虎门以内[28]

从反对具结到集体撤出广州，从集体撤离到拒绝进埔贸易，这就是义律在被迫交烟后蓄意加激中英两国关系的一系列阴谋。这些阴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力图实现用武力打击中国，策动侵华战争总体意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从道光十九年五月下旬起，武力冲突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那么，有没有扭转这个趋势的所谓“转机”呢？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和梁廷枬，在战后总结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认为是有的。魏源在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一文中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下令尽逐外洋之趸船与澳门之奸商，不许逗留内地。其续至商船有鸦片者，倘自揣不敢报验，即日回国，亦免穷追。其进口之船均应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其令过严，已非律载蒙古化外人犯杀罪准其罚牛抵偿之例。时西洋弥利坚诸国，皆遵具结。于是义律由省下澳，禀言趸船贩烟之弊，极须设法早除，如委员来澳门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并禀请准本国货船泊卸澳门，此洋事第二转机。林则徐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有五艘，若英人援比例，不入黄埔，则海关虚设，而烟夹带，何从稽查？严驳不许。义律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言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原可少需毋迫也。”魏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则徐下令洋商具结，规定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其令过于严峻；及至义律建议派人来澳会议章程，请求在澳门贸易，至多不过半年即可接获其国王命令，应该答应他们的请求，会订澳门禁烟章程，便不失为避免事态激化的一次转机。但林则徐未能把握，反而不准英商船在澳贸易，致使义律不愿意订章程，不受所赏茶叶，丧失了这次良好的机会。

梁廷枬在《夷氛闻记》一书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虽没有把它称之为“转机”，但对林则徐的举措，尤其是具结一事颇有微词。他认为“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虚应故事耳[29]

两人都提到具结，魏认为过严，梁以为没有意义。其实，具结一事本与缴烟互为表里。缴烟着眼目前，具结针对将来，都是林则徐奉旨禁烟所不可缺少的环节。就具结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保证而言，它原是清王朝在广州贸易制度中惯用的方法，不独禁烟时才开始。当然，具结之后能否一劳永逸地断绝了鸦片的夹带谁都不能保证，林则徐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奢望，但它具有法律的制约力却是无可怀疑的。义律和英商之所以对之坚不签具或被迫答应，正从反面证明了它并非毫无意义。至于说它的内容过严，若以当时朝廷对吸食者课以极刑的意见对照，对兴贩者采取没收烟土，人犯正法的措施，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体现了严禁的精神。对国内的烟贩尚且如此，对外国的大烟贩更无可非议了。魏源以蒙古化外人犯死罪可以用罚牛抵偿的旧例比之具结，称其过严，完全脱离了烟害对中国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实际情况，把两种不相等同的犯罪性质以同一种尺度去衡量。

问题是义律和英商们答应缴烟后，林则徐若不采取迫令具结的做法，事态是否有了转机，即不向恶化方向发展，从而可以避免后来所发生的中英战争？魏源因为没有接触到当时义律与英国当权人物的往来信件，所以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议论。事实上，义律在3月27日答应缴烟后，即在4月3日又致信英外相帕麦斯顿，主张发动侵华战争；4月16日又致信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请他派尽可能多的兵船到中国示威；5月24日被义律任命指挥全部走私船队的英国官员巴里，指挥鸦片走私船“赫鸩里”号向清广东水师船舰开炮轰击，命中了一艘师船。30日，义律把这件事向英国外交部次官拔克浩斯作了报告，并强调：对清政府的报应就在眼前，采取“敏捷而强有力的行动，必定能把这次事件转变成广大而长远的利益”。[30]这一系列密信表明，义律在被迫缴烟后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力图把两国拖到战争的道路，渴望英国在侵华战争中捞到不止是单纯赔偿烟价的好处。由此可知，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是否应该要求具结，而在于中国的禁烟从根本上触犯了鸦片走私者的利益。为了维护这桩罪恶的买卖，外国鸦片贩子和支持、纵容他们的英国政府，必然要不择手段地对抗中国政府的正义行动，直至使用武力。义律在被迫缴烟后的上述公开和秘密的活动，正是英国政府蓄意破坏禁烟运动，乘机开辟中国市场，把古老帝国变作西方资本主义附庸的罪恶意向的反映。如果英国没有这种意向，那么，一个小小的商务监督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作主张地以本国承担缴烟的损失，命令烟贩如数缴出鸦片吗？所以，你刺激他，要他具结也罢，不刺激他也罢，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不存在所谓“转机”的问题。

就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要外国贩子缴烟和具结这两项措施的成功程度而言，应该承认具结的成绩不如收缴鸦片。对此，林自有认识。他在与总督的会衔奏折中向皇帝报告说：“臣等先于收缴烟土之时，即经饬取生死甘结，该夷坚不肯具，盖以缴烟系一时之事，尚可籍此求生，而具结乃长远之事，适恐自陷于死也。然彼所畏惮者在此，则我所以制驭之者亦正在此。[31]他看出了具结对拔本塞源的重要意义，也从中悟出了义律与鸦片贩子抵制具结的潜在原因，决心以具结作为制夷的手段坚持到底。

但是，朝廷内有些不谙夷务的官员对具结一事不以为然。御史步际桐条奏称：查办夷船鸦片，虽责以万分切实之结，亦将甘心出具，徒开含混之路。言下之意，具结只是形式，取结势必造成含混之端。皇帝命林、邓细心筹划，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针对步际桐的条奏，林则徐向皇帝坦陈了自己的心态，说：“臣等窃思夷人正不敢出结，如可免取，最为省事。继又反复筹商，若竟任其抗结则夷人夹带之念断不能一日忘，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出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是以设法办理，直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臣等不敢因有人条奏，正可籍以自便，遂存趋易避难之见，至负委任[32]

这段文字，充分表达了林文忠公一贯奉行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为人处事宗旨。在具结问题上，他正是本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不避艰难，坚持不懈，他说“夷人最重然诺”，不肯轻易具结，不像国人动辄出具切结而又不愿执行保证，视出结如具文。这些话，正是他在办理夷务中痛切反思的结果。他体察到了外国人注意法律的观念；坚持具结，就是他利用法制力量与外国烟贩进行较量的表现。对于林则徐这一知夷情的正确体察，后世的史学家大可不必以所谓轻信外国侵略者的保证为词加以批评。

双方在具结问题上陷入了僵持状态，形势对义律显然不利。尽管在澳门的外商既开会又决议，表示支持义律的抵抗行动，但唯利是图的本性又使得他们痛感僵持一天，就等于多失去一天的发财机会。尤其是那些从本国满载货物而无法进广州做买卖的船主，日子稍久，就时时流露出焦躁情绪。美国商人则不管义律的对抗，乘机大做生意。五月初一日（6月11日），美国货船“巴里斯”号与“南塔斯克特”号首先具结入口。到五月二十日，已有11艘美国货船进黄埔卸货。美国人的商业利益刺激着英国商人的发财欲，于是，不满和怨恨就像朝雾那样，在澳门的英商中冉冉弥漫开来。

义律焦急地等待着本国政府对他的战争建议作出答复，又心急火燎地渴望奥克兰勋爵派出的兵船从印度尽快开来。这个心怀叵测的英国人，在急切期望挑起战争的精神煎熬中度日如年。

[1] 《谕令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

[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7页，据《信及录》所载《各国夷商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一文中签名保证的外商有：福吐、颠地、连记、滑么、担臣、连沼、架叨、咽文、地信、花林治、打打坡、八佐治等共41名。见该书第32～33页。

[3]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科学出版社，1958年，总21号，第17～18页。

[5] 《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林则徐集·公牍》，第80页；《信及录》，第48页。

[6]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7页。

[7] 《澳门月报》1839年4月号，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8页。

[8]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8～189页。

[9]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10]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8页。马士称义律是在4月21日出此举动的，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认为是4月20日，此处从肖致治等书。

[11]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00页。

[12] 《谕准通行三板仍将奸商扣留》，《林则徐集·公牍》，第96～97页；《信及录》，第68～69页。

[13] 《谕准通行三板仍将奸商扣留》，《林则徐集·公牍》，第97页；《信及录》，第69页。

[14] 《颠地等十二名即日出口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06页；《信及录》，第90页。

[15] 《颠地等十二名即日出口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06页；《信及录》，第90页。

[16] 《澳门月报》1839年5月号，转引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9页。

[17] 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纪事》第483～484页；【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9页。

[18] 《英夷颠地等十二名禀即日出口由》，《信及录》，第90页。

[19] 《咪刺坚夷记禀谕回国具结乞限由》，《信及录》，第92页。

[20] 《广督咨义律禀辞下澳由》，《信及录》，第91页。

[21] 《会扎刘丞转谕义律饬令货船空趸分别进黄埔开行由》，《信及录》，第93页。

[22]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14页。

[23]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4页。

[24]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3页；【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4页。

[25]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 奏稿》中册，第673页。

[26]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3页。

[27]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3页。

[28]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4页。

[29] 《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15页。

[30]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31] 《英国趸船及应逐烟贩现驱逐并饬取切结情形折》，《林则徐集· 奏稿》第二册，第697页。

[32] 《仍需责令英人出结片》，《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9页。

6-3 交凶与反交凶

双方在具结问题上的僵持状态，在道光十九年五月下旬（1839年7月初）被一件突发的恶性案件所打破，使具结与反具结的斗争加上了交凶与反交凶的冲突，中英关系很快升级到战争的临界状态。这个案件，就是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英国水手在尖沙嘴村行凶殴毙村民林维喜一案。

为了对抗具结和阻止英船开进黄埔，义律到澳门不久，即命令英国商船和缴清烟土的空趸一律泊于九龙附近的尖沙嘴洋面。后来，由外洋到粤的货船迫于义律不准进埔贸易的命令和眼见当时的紧张气氛，也在此停泊观望。一时，尖沙嘴洋面上聚集了数十艘船只，那些潜带鸦片的烟贩，既不甘呈缴，又不愿空回，则正乐于迁延，利用中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局面，希冀私售货物。

林则徐根据掌握的情报，认为“义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为图卖新来鸦片，恐为进口搜查起见”。因为自广东禁烟以来，各口查缉严禁，整箱烟土已无法运入内洋，而蟹艇渔船与洋船每相贴近，乘间买其零星烟土转售获利者，已被官厅拿获，供出了实情；而且近来发现洋人私放三板，装载鸦片潜赴僻口门，以木片为招贴，写明鸦片一个银洋几元字样，随潮流入海口，以贱价诱人购买。凡此种种，使林钦差深感“夷情诡谲”。他认为“即无别滋事端，亦不得容其于附近口门占为巢穴[1]为了防止洋人在外洋继续私售鸦片，他与总督邓廷桢命广东水师派师船三四十只在尖沙嘴洋面湾泊巡查，密切注视外国船只的动向。

对于中国师船的巡洋，义律极为敏感。五月初九日（6月19日），他致书佛山同知刘开域，声称中国师船在尖沙嘴洋面湾泊，使英国船只极难得以接济食物，“维思饥饿之人，正恐有冒险求食者，如有师船久泊该处，攘出不幸，自不能仍责义律，保以各事平安也”，要求中国方面“早为办理”[2]这封信的内容与措辞显得离奇诡谲：何以中国师船的巡洋会使英船人员难以接济食物？何以英船人员会有所谓的冒险求食之举？何以师船巡洋会酿出不幸？什么不幸？何以发生不幸时义律将不负责任？这一连串的问题义律都不作解释，而字里行间则隐含着威胁与杀气。刘开域等于次日接到来信后，当天即抄呈钦差和总督，林则徐阅后当即与邓廷桢会衔下谕驳斥。谕帖指出：“据义律称说尖沙嘴洋面现有师船三四十只湾泊，使夷船难以接济食物等语，颇不可解。”“师船并无禁绝该夷接济，何至难得食物？若夷船逗留洋面日久，以致食物不继，是饥饿本由自取，何得怨师船之多？师船查缉鸦片是其专责，私带烟土之奸夷或无可藉词，因而捏为难得食物之说，以冀人怜，亦为可定。”谕帖认为此等无稽之言本可置之不理，但天朝以宽大为怀，为了使之洗心革面，决定檄令师船移泊沙角，为期五天，义律必须命将空趸船只在这五天之内全数开行，其余来去货船亦皆限此五日内非报验进口，即速回该国，断不准再作逗留。谕帖宣布：“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3]

钦差与总督的这件谕帖，把义律企图赶走师船的指控驳得淋漓尽致，同时又作出了让步的姿态，给义律执行中国政府的命令以充分的时间。如果义律不是被他那发动战争的罪恶图谋所驱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本可得以缓和。但义律早横下了心，对钦差和总督的谕令置之不理，拒不命令各船开行。尖沙嘴洋面依然茵集着各色外国水手，他们为非作歹，无事生非，给附近的尖沙嘴村居民带来了无尽的困扰。

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腻烦于枯燥单调的船上生活，驾着三板到尖沙嘴村去寻求刺激。他们在村里酗酒作乐、寻衅闹事，仗着几分醉意，竟然手持棍棒追打当地居民，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村民林维喜被殴成重伤。凶手们乘混乱之际窜回船上，而林维喜则因顶心及左乳下受棍伤而导致内出血，于次日毙命。

义律得到凶讯后即在英国水手中进行调查。他拘留了五名黑人却没有抓到凶手。为此，他宣布谁能指明凶手者将得赏二百元，能供出引诱生事之首犯者赏一百元。从他后来向钦差和总督报告所谓调查结果时，声称肇事者也有美国水手在内的声明看，[4]他的悬赏用意并非在专查本国人。此外，他自掏腰包垫付给死者家属以1500元作为赔偿，另加400元作为“防止被人勒索”之用；对于受伤的村民，他也垫付了100元。在这些类似抚恤的异常举动背后，则是卑劣的收买和恐吓。一个名叫刘亚三的中国人，奉命作说客，“与死亲说和[5]逼着林维喜的儿子出具了如下证明：

立遵依人林伏超，母张氏、马氏，弟伏华，叔奕禧及伯叔房族亲人等，缘因父亲维禧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沈案：应为二十七日）出外村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伏超母子甘心向夷人哀求，幸夷人心行恻隐，帮回丧费银些少与伏超母子并亲人等，搬父亲维禧回家，殡葬安息。此乃二家允肯情愿，日后伏超母子兄弟并叔伯房亲等不得生端，图赖夷人，各表良心。恐口无凭，故立遵依一纸与夷人收执存照。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立遵依人男林伏超[6]

这份证明，把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行凶致死命案，说成为不慎被夷人身挨失足撞石而死的误伤。义律通过收买和威胁想得到的，就是制造伪证，混淆视听。对于一个自称来自公正和法制国家的外交官来说，这种行贿捏报的行为不但无耻，而且直接违反了本国法律，构成了犯罪事实。他想以这种东西作为凭证向中国方面申报“调查”结果，理所当然地被林钦差和总督严词驳回。因为，中国方面在出事后也派员作了认真的查办。

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在钦差大臣和总督指令下，命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亲赴现场查验。梁验得林维喜“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并传讯见证乡邻，“佥称系英吉利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7]钦差与总督当即谕令义律交出凶犯，照例办理。对此，义律来文声辩称：“审得五人酗酒，皆无凶杀之罪”，又称“当日上岸滋事，亦有米利坚人，请再细访”[8]

经过调查，出事当天美国人并不在场，美国领事也来书保证美船和美水手均无牵[9]；并且还查出了英国人托汉奸刘亚三等于死亲说和的事实，更说明了行凶者并非美国水手。钦差和总督根据蒋立昂的现场验尸与见证人的录供以及上述调查，对义律上述来文作了严正驳斥，指明“凶手实系英夷”。在确凿证据下，义律无可置辩，不得不“添写说帖一纸，声明悬赏洋银二千元，报知何人殴毙凭据，倘能发觉，即会官宪代禀等情”。[10]林则徐认为义律确实关押了五名犯人，“其非有意匿凶，尚属可信，而实情不能审出，原亦无怪其然”，他在谕帖中宣布：“如不能审定正凶，何妨送请天朝官员代为审明，只当办一应抵之人，其余仍皆发回，断不连累。如仍自审，则再限十日，亦必可以审明，毋得再图延纵[11]自7月上旬起，奉命查办林维喜案的中国方面的官员，就开始和义律接触，而义律却故意拖延。林则徐在仁至义尽无可容忍之下，于六月二十三日（8月2日）与总督、巡抚会衔颁布告示，公布了林维喜案的始末，并把义律收买林氏家族的行为揭了出来；驳斥了义律对美国水手参与此案的指控；以中国对外国人犯有权审判的向例，要义律交出凶手[12]

义律公然藐视中国司法主权和对抗钦差、总督的命令，于次日悍然宣布：他将于12日（七月初四日）在一艘英船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并开庭审讯有关凶手，届时欢迎中国方面派员旁听[13]这种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所谓审讯，钦差和总督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到了12日那天，义律一手导演的审讯活剧按时开场。由23人组成了一个所谓大陪审团，而义律则以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充当法官。一名英国水手头目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五名黑人水手则被指控与林维喜一案有关。“大陪审团”接到诉讼状后，即宣布对杀人罪的指控不予受理，而五个黑人水手却被押送到由12人组成的小陪审团去受审讯，当即被判为有罪。义律据此宣布判处其中的三人监禁6个月并各罚20镑，两人监禁3个月各罚15镑；判决指定上述各犯应在英国的监狱中服刑。事后，他于16日（七月初八日）把审讯结果通知了广东当局，申称“未能查出行凶的凶犯[14]

义律的这次审判，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奉行的“治外法权”的恶行，也是他一贯主张不顾中国司法主权最彻底的暴露。早在道光十七年八月（1837年9月），他曾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把被广州知县拘捕的四名杀人嫌疑犯英国水手强行要了回去。他向帕麦斯顿报告说：“我决不会把他们交出去按任何其他审判制度去审判的，除了按照我所保证的那样——即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审判。”他并建议马上设立管理在华英人的司法和警察机构。不久，他擅自宣布了一套规章制度，自行其是。对此，帕麦斯顿在1839年3月（道乐十九年正月）的一份训令中告诫他：英国的法律官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越权行为，“出于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法律官员们认为，这些规章制度事实上是要在中国皇帝统治之下的黄埔建立警察制度，这样的规章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干涉，这只能通过确切的条约来使其合法化，或通过惯例而使其得到默许。”[15]这说明，义律的所谓审判，即使按英国法律的观点也是通不过的，更何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了。

对义律的所谓审判，林钦差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七月初七日（8月15日），他下令停止对澳门英商的食物供应，撤回为英人服役的中国雇[16]；并与总督邓廷桢亲率水师驻扎于广州和澳门之间的香山县，以注视事态的发展。初九日，林钦差接到澳门海防同知转呈的义律所谓关于审讯结果的禀帖之后，即与总督会衔严词批驳，并正告义律：“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17]批谕由澳门同知蒋立昂转交，义律则故意拖延，好几天不作答复。蒋立昂便命引水邓成兆往催，被义律“横加斥责”，并且当众宣言更要大卖鸦片，气焰极为嚣张[18]

事实上，自从销烟以后，停泊于尖沙嘴洋面上的新来货船，所带鸦片为数更倍于前。义律对之不但不谕众缴烟，而且暗中包庇走私。广东水师已经拿获中国烟贩多名，此辈都已供出系在洋面夷船上买得。这批外国新到烟贩，在义律包庇之下，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康、雷琼，无不窜往。其私贩手法也较前诡谲，每每以劈柴作为照牌，写明鸦片一个，洋银几元，乘潮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卖。若遇水师兵船驱逐，竟然先放枪炮恐吓抵拒；若兵船拿获卖烟的中国烟贩，此辈竟设计将官兵掳禁夷船，作为人质交换被捕中国烟贩。义律当众宣布“更要大卖鸦片”，确实不仅仅是虚张声势、危言恫吓，而是他决心与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拼命到底的真情流露。面对义律既不缴凶又不交烟的狂诞鸱张，钦差大臣在七月十四日（8月22日）会同总督再下严谕，申明：“如果即日送出凶夷，并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尚可宽其一线。不然，即当肃将天威，制其死命，毋谓言之不早也。[19]钦差和总督的这件谕帖，可谓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说了理，动了情，也下了决心。澳门同知蒋立昂当即专差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不料义律闭门不纳。次日，义律潜出澳门，邓成兆得悉立即赶到义律船上，再次转交，义律仍坚拒不收。[20]事态表明，他决心把事情做绝，把两国关系推到尖锐对抗的边缘。

林钦差和邓总督在忍无可忍之下，下令驱逐英商出澳门。澳门葡萄牙总督于七月十六日奉命通知英商及其家属出境。十八日，在澳英商和他们的家属只得灰溜溜地上船，离开澳门，向尖沙嘴洋面义律所在船队靠拢。《澳门月报》在报导这一情况时写道：那天，“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匆匆从住所出来，赶到船上寻觅安身的地方。一小队挤满了乘客的小船、双桅船和欧式沙船，当慢慢驰离港口的时候，真是一片凄凉景象[21]可是，它不愿说明给这些妇孺们造成无家可归的凄凉命运的，正是他们政府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那个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脾气暴躁、充满着战争狂热的查理·义律。如果他心里果真还有丝毫对自己的同胞负责和怜悯的感情，那么他只要抓住中国钦差给他的任何一次转圜的机会，就可避免出现这种凄凉情景的发生。

澳门冷清了，可尖沙嘴洋面却嚣嚣然起来。那些从澳门撤出的大小船只加入了原有的船群中，使原本不安分的人群更加情绪骚动。因为食物与宝贵的淡水，在中国方面宣布断绝供应之后早就显得十分短缺，要不是附近村庄中有些一心想发财而不怕掉脑袋的中国人趁机做生意，尖沙嘴洋面上的船群怕早就饿饭了。现在大批英国人加入，势必对吃喝带来极大麻烦，这怎么不让人感到焦躁？茵集在洋面的货船，原本是为了赚钱而来，若不是义律对中国官府的故意抗拒，早就进口卸货、获利而归。现在不单不能做生意，而且连收舶的澳门也无法去，瀦留海上，成了无路可走的流浪汉，眼睁睁地看着货物一天天变质，又怎么不让人心痛？那些从澳门撤出来的英国人，虽然一部分寄住到澳门附近的谭仔湾洋面的空趸上，但仍有不少人家携老扶幼地聚居在尖沙嘴货船上。他们抛弃了舒适的住屋，拥挤在散发着各种气味的货舱中，情绪沮丧，怨声不绝。这一切，使得妄自决定撤离广州，又丢下澳门英侨独自潜往尖沙嘴货船上的义律，成了众矢之的。

林钦差是在次日（8月27日）得到英人离澳上船消息的。那天早晨，钦差会同总督校阅了广东驻军操练子母炮和抬炮后，即回行辕休息。盛暑的广州，天气闷热，虽说上午下了两场阵雨，但放晴之后仍没有一丝凉意。林钦差半卧在竹制的躺椅上微闭着双眼，手执葵扇轻轻扇动，在阵阵微风中解暑消乏。这时，家丁送来了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的禀报，他报告说：澳门英夷自断绝接济后，陆续避往船上居住者共57家，计至本日驱逐尽净，澳内已无英夷了[22]这个消息，钦差大臣早在意料之中。因为下令澳门葡萄牙总督驱逐在澳英人，结果必然是英人退居海上，只是葡萄牙总督认真执行天朝命令，使钦差大人在欣慰之余略感意外。他觉得有必要对之予以奖励，同时也可乘机直接考察一下外国人聚居处的风土人情，增加些感性知识。林则徐自来广东之后，已逐渐注意于了解外情。他不仅组织人员翻译西书西报，以增长对西方政情的认识，而且还在收集西方人文历史方面的资料，以增进对各国民风习俗的知识。澳门作为外人聚泊的处所，无论从了解外情、从海防角度考虑，都是应该巡阅一下的。为此，他和总督邓廷桢往返商量了几次，决定在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偕同邓廷桢巡阅澳门，并把日期通知了澳门葡萄牙总督和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

钦差和总督如期巡视澳门。当日凌晨，两人带同随员自香山启程，由陆路经新安汛、香粟山、石鼓跶，过平迳岭，中午时分到达雍陌村的郑氏祠。在此午饭并略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傍晚抵达澳门同知驻地前山寨。蒋立昂等谒见后，林钦差和邓总督当夜便宿于都司署中。一天中走了108里的路程，而且有不短的一段是山路，虽说山不甚高，路不太峻险，但对五十多岁的半老人来说，也够吃力的了。不过，长期的宦海生涯养成了夜晚迟睡的习惯。林则徐当夜接到了七月初四日（8月12日）廷寄，要他在广东禁烟事竣后，接任两江总督新任时筹划漕务，条陈定议。因为鸿胪寺卿金应麟（亚伯）上了一道《清除漕政弊端折》，朝廷将此发交江苏巡抚陈銮、江苏布政使裕谦议覆，要林则徐“于事竣接两江任时筹画妥议”。[23]廷寄明确表示朝廷对林的未来去向和倚重之意，说明朝廷在缴烟之后，已经有了广东查禁工作可以毋须简派钦差大臣主持的意向。林则徐连夜写了一封给广东巡抚怡良的书信，[24]对他加强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兵防作了答复，并把廷寄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怡良。末了一句说：“惟原奏与初议俱未经见，殊觉空无傍依，容当寄信往苏询问之耳。”从行文的寓意体察，他似乎隐含着准备结束钦差使命、转接两江新任的打算。作为臣子，君命自不可违，但作为身历禁烟第一线的知情者，未必认为英商缴烟后粤事就已了结，所以，他在信中对调任一事只是附笔提及，主题还是讨论广东防务。

大约怡良在林、邓动身赴澳前已接到英国新到兵船一艘的情报[25]所以派兵分驻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修函遣弁送交赴澳途中的钦差和总督，报告自己的设防情况。对此，林则徐在复信中表示：“所示派兵分防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办木排堵截，均属周密有余。顷间嶰翁见商，以为兵数似可稍减。缘夷兵船一只，尚不知真假如何，即使再有续来，而内河亦不过各处有防，即无意外之患矣。”很明显，林则徐对怡良提供的新到英国兵船一艘的情报并不重视，对广东内河防御的能力和布置极有信心。其实，他完全错了。

新到英国兵船的情报是确实的。它名叫“窝拉疑”（Volage）号，船长士密（所以后来的中方史料中把此船称为“士密船”），装有28门舰炮，属于巡洋级兵舰。它服役于英军东印度防区，由东印度防区总司令马他伦于六月中旬派出，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到达广东尖沙嘴洋面，保护茵集于此的英商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船群。由于中国方面对此船的确切情况尚未探得，所以在七月二十四到二十五日的两天里还知之不多，林则徐才会在信中有“尚不知真假”之句。

“窝拉疑”号的到来，是义律蓄意把禁烟争端拖向武装冲突的一个严重步骤。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义律早在被迫同意缴烟后即致函英国外相帕麦斯顿主张发动战争；三月中旬又致信英印总督奥克兰勋爵，请求派遣兵舰到中国进行武力示威。奥克兰勋爵接信后于六月中旬下令马他伦，让他派出“窝拉疑”号作为先行，他在致帕麦斯顿的信件中表示自己将亲率装有74尊舰炮的“威里士厘”号巡洋舰开赴中国。所以，“窝拉疑”号的到达，实在是义律和英国政府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信号。

林则徐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这虽然有情报尚未核实、“不知真假”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和邓廷桢在主观上缺乏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本性的认识，尤其对义律敢于挑起战争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尽管他在赴粤之前对禁烟是否可能导致边衅有所虑及，在处理缴烟过程中也曾多次与邓廷桢、关天培等磋商海防布置并亲临视察，但本质上他不想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也不认为英国会轻易发动战争；他对义律的看法虽然随着此人的每次阻挠破坏而有所改变，但基本上没有对义律丧失“必能悔改”的信心。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林则徐和邓廷桢都认为，即使事态发展到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只要广州加强内河设防也就完全可以应付。所以，他在致怡良的信件中才会有“即使再有续来，而内河亦不过各处有防，即无意外之患矣”的说法。

林、邓两人既然错误估计了英国和义律的态度，那么对新到英国兵船预伏着的严重后果自然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所以自第二天起继续澳门视察之行。这天清晨，林、邓一行由前山向南走了十里路程即抵达香山县与澳门的分界处——莲花茎关闸。澳门三面环海，惟背面有一山名花峰，峙于海中，山下筑长堤一道，北通前山，整个地形有如莲花茎，茎之中段，横筑垛城数丈，“以界华夷”，称为关闸，派兵驻守，成为澳门与大陆的惟一通道。林、邓等一过关闸，立即受到澳门葡萄牙官兵百余人的迎接，在军乐导引下到达望夏村附近的新庙。行香祀祝之后，即在庙内传见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委黎多，“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聚禁物，不许徇庇奸夷”，委黎多表示愿意遵法令，驱逐“卖烟奸夷，亦属份内当为之事”。[26]林则徐当即赠送了绢扇茶糖、牛豕麫腊等物及番银400元。之后，一行人等进入澳门街市，沿途查看，对洋人房屋建筑、衣着服饰、风俗习惯，颇多新奇之感，不由得抒发了一通华夏文明对蛮戎狄的自我优越感。约在巳时（上午9～11时），林、邓等离开澳门，循原路回程，遇大雨不能行，只得在距前山寨40里的郑氏祠夜宿。恰巧粤海关监督豫堃由省城来，于是三人共进晚餐，但豫堃当夜则另宿他祠。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继续上路，翌日夜四鼓甫抵虎门镇口[27]澳门巡视至此结束。

林、邓选择中英双方因林维喜事件陷于僵持状态之际巡察澳门，不仅对了解西方、获得第一手资料有意义，而且对坚定澳门总督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不让义律利用澳门作走私鸦片、抗拒中国的基地有意义。通过巡视，钦差和总督核实了四月间由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知县三福等派员编查澳门户口的确数，计华民1772户7033人，西人720户5612人（内英人57户[28]；其租给英人房间，自英人离澳后一体关闭，澳门确已没有英人踪迹；澳门“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他认为像这样的巡视应该每年进行一次，由督抚两司分年轮替，对于了解夷情、正本清源和加强边防都有益处。但是，皇帝只表示赞同林、邓的这一次视察，而不认为今后每年都要由省级官员作类似的巡视。看来，皇帝认为坚持天朝大员不与外夷交接的成规旧例，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件事林钦差和邓总督都不知道，即当“窝拉疑”号达到中国之后，义律以为有恃无恐，便在9月1日（七月二十四日）致函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要求他准许英商和家属仍回澳门居住，表示他目前已有足够的力量提供对澳门的武力保护。澳门总督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嗣后，义律又于9月12日（八月初五日）再次提出这项要求，结果又一次碰了钉子。[29]这说明，中国政府加强对澳门的管理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林则徐、邓廷桢的巡察也是有作用的。

“窝拉疑”号的到来，打破了中英关系因具结和交凶争端而形成的僵持胶着局面。早已想使用武力的查理·义律和急于在殖民征服事业中跃跃欲试的士密舰长，决定利用坚船利炮向中国水师发动攻击。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当林钦差和总督等还在由澳门回程的途中时，义律和士密舰长就迫不及待地向九龙洋面的中国师船开火。

[1]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72～674页。

[2] 《委员刘丞等抄来义律致渠夷信》，《信及录》，第96页。

[3] 《会扎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开行由》，《信及录》，第97～98页。

[4] 据【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所记，义律曾向中国方面和英国政府宣布，这次案件中有美国船上的水手牵涉在内。见第268页注释一。

[5]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6]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8页。

[7]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74页。

[8]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8页，注释①。

[10]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11]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12] 《钦差大臣关于林维喜被杀案的告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02页。

[1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8～269页。

[1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9页。

[15] 《英国议会文件》，第231～232；294～296；317～318页。转引自【美】张馨保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92页。

[16]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6页。

[17]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说帖》，《信及录》，第100～101页。

[18] 《会谕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信及录》，第103页。

[19] 同上书，第102～104页。

[20] 《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由》，《信及录》，第104页。

[21] 《澳门月报》1839年8月号，转引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0～271页。

[22] 《林则徐集·日记》，第350页。

[23] 《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

[24] 《致怡良》，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于前山，《林则徐书简》，第62页。

[25] “窝拉疑”号在8月29日开抵九洲洋面时，已被澳门厅营水师发现，当中国引水前往查询时，它竟开枪射击。9月1日驶至尖沙嘴洋面。参见《批澳门厅为义律呈述士密三板至九龙被炮攻击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38页。

[26] 林则徐：《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2页。

[27] 《林则徐集·日记》，第352页。

[28] 林则徐：《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1～682页。

[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2页。

第七章 义律挑起武装冲突

关天培穿鼻洋海战图

7-1 九龙之战

就在“窝拉疑”抵达广州洋面的那天，即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林则徐为迫使义律具结、交凶，决定实施“坚壁清野”，把英国人完全孤立在海上。他发布告示，命令各级官员断绝英人一切供应，并有鉴于林维喜事件，要求沿海居民武装起来，不准英人上岸滋事、觅井取水：

本大臣、本部堂晓谕所有沿海乡村绅耆、商人及居民等，效忠邦国，群策群力，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将其俘获。夷人为数甚少，自不能敌众。夷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准其钦（饮）用。但若夷人并未上岸，尔等不得擅自登舟驾近夷船，徒生枝节，违者当于严惩。[1]

告示发布后，沿海居民纷纷组织武装自卫，香港民人甚至采取水中放毒的方法，断绝英人取水。9月2日，义律在香港发出《为反对水中放毒给中国人民的通知》，恫吓武装起来的中国民众，威胁说中国如果停止供应，水中放毒，必将发生冲突，表示将以武力进攻解决供应问题[2]

9月4日下午，义律决定采取行动，他和“窝拉疑”船长士密等乘坐装备14门火炮的“路易莎”号英舰，率领“珍珠”号武装小艇和“窝拉疑”军舰的舢板，前往离英船停泊地四英里的九龙湾。义律得悉那里有中国水师大兵船三艘正阻止中国人对英国人的食物供应。义律一行抵达时，发现中国师船一字儿排开，挨得很近，“处在一座相当令人生畏和配备齐全的炮台下面”。义律把军舰停靠在中国师船旁边，相距仅有手枪射程之远，派传教士郭士立（KarlF.A.Gutzlaff[3]带两名士兵驾小艇驶往中间的师船进行交涉，“因为从该船的大小和装备精良看来它被认为是清朝官员指挥的船只”。

郭士立和两位士兵带着义律的两份文件，一是前面提及的“通知”，一是义律致九龙中国官员的“信函”，其中称：“此地驻有几千名英国人，他们被剥夺了正常的食物供应；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必将经常发生冲突。贵官员们将对这些后果承担责任。”[4]

当时带领三艘战船巡逻的是广东水师大鹏营参将赖恩爵。赖恩爵，乾隆六十年（1795）生，行伍出身，字简廷，广东新安县大鹏城（今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人。父赖英扬，一生缉匪拿盗，战绩彪炳，官至浙江定海镇总兵；叔父赖信扬官至福建水师提督。恩爵少时随父出征，历任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等职。道光十八年（1838）补海门营参将。翌年因中英交涉起，调回家乡大鹏营任职。郭士立记载了与赖恩爵交涉的经过：

当我们乘坐一艘双桨小快艇来到第一艘帆船旁边的时候，士兵们举起了他们的木制长矛；不过，在我使他们相信我手无寸铁而且为了和平的目的独自前来以后，他们对于过早地表现抗拒一事感到羞愧。经过一些漫谈之后，他们告诉我，船上没有军官；不过，虽然那位发言人穿着老百姓的普通衣服，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一位水师军官。他告诉我说，帆船不能够接受和传递公家的文件，但如果我必须口头上传达任何事情，他将很愉快地听取我的要求。于是，我说明我们前来的原因，并向他表示我们必需获得食物供应，因为这么一支巨大的船队不可能没有食物而继续存在。他接受了那份包含列举我们所抱怨事情的文件，并且很仔细地阅读它，但他说，他不能够自行负责地办事并允许人们离开，可是他十分愿意将此事报告给他的上级。[5]

碰了软钉子而不得要领的郭士立，转向中国水师士兵询问。他们告诉他在另一艘船上有军官。可是，在另一艘船上，郭士立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他采用这种方式“反复走来走去”，要使中国官兵相信，“在我们获得供应品之前，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几个士兵乘船去炮台与军官商量，并将军官的意见告诉郭士立。郭士立意识到，“除非将此事正式告诉住在附近地方的钦差大臣的代表，并从全权代表本人那里获得许可”，英国人将不能做任何事情，郭士立只好灰溜溜地回来向义律复命。

经五六小时的交涉毫无结果，义律决定绕过广东水师，自行派人乘坐小艇，强行上岸购买食物。当英国人带着“违禁品”离开时，官府的人来了，命令百姓收回了食物。义律得到消息后，“感到极为愤怒，从舢板、快艇和其他的一艘船只对那三艘帆船开了火”。于是，“九龙之战”由义律的“首先开炮”而起，他自己也毫不讳言，“我对开第一枪负有责任”。

广东师船被迫还击。双方进行了将近半小时的射击之后，义律因缺乏弹药而撤退了。“九龙之战”的结果，按照义律事后向英国的报告中说，中国师船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经过大约三刻钟的拖延之后，它们起锚并在炮台的掩护下启航，其明显目的是通过附近的一个出口逃走。到这时，我们已获得弹药，并处于重新开始战斗的状态；由于士密舰长已出去把女王陛下的军舰开来，希望阻止那些船只逃走，所以我鼓起勇气，与它们重新交战，顺利把它们打回它们以前的驻地。[6]

按照义律的报告，英方大获全胜，广东师船逃离战场，英军没有一点损失。但一位参战的名叫亚当·埃姆斯里（Adam Elmslie）的年轻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所描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下午二时，义律给官员送过一个通知去，告诉他们说，如果在半小时以内还不准备好供应品，他就要轰击水师兵船。半小时过去了，没有送来供应品，于是士密舰长就命令附属快艇开火，这命令立刻被执行了（附属快艇船头有十八磅炮一尊）。于是水师兵船拼力张起网绳，就在一半手枪射程的距离以内和我们搏斗起来。我们的炮是备好了火药和炮弹的，第一炮打过去以后，他们所有的炮都对我们展开了骇人的轰击，并且打的相当准（每只水师兵船有炮10门，他们把所有的炮都搬到和我们接战的这边船舷上来了）。路易莎号有10门旋回炮和4门3磅长筒炮，附属快艇船头有18磅炮一尊，珍珠号有6磅炮6尊，水师兵船上的炮火，感谢上帝！是不够充足的，被压制下去了；否则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幕历史了。我们的主帆被打中了19炮。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们在偏舷上的辰光是不快活的，所有的人都必须为火炮奔忙。炮台也向我们开火，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因为路易莎号悬有长旒，所以炮台上所有的炮火都打向这只小艇，绝少有炮弹落到珍珠号甲板上去的。路易莎号的司令官战斗得很优异，打到四时半，计发炮104发，弹药打完了，不得不退出战斗，这使我大为高兴，可是水师兵船一经发现这样情况，立即扬帆向我们尾追而来，等到他们追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备好了44副弹药，于是我们把小艇的右舷转向来船，珍珠号则以左舷船头相向，如此，我们就以三面船舷的炮火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第四次装备弹药以后，一炮接一炮地打去。甲板上的尖叫声音是骇人的，但是我并不害怕，这是我有生以来使人类流血的第一个日子，我希望这也就是最后一天。[7]

显然，广东水师战船和炮台还击猛烈，击中义律坐船路易莎号主帆19炮。激战两个小时，路易莎号因弹药打完而不得不退出战场时，广东水师战船立即扬帆围追而来。并不是义律所描述那样想逃离战场，被英国军舰堵截回原地。围追而来的广东师船被英军三面围攻，虽因不能得到岸上炮台的支援而受损失，但仍顽强抵抗，给予英舰沉重打击。战斗到五时，英军援军抵达。首先赶到的是有20名士兵和足够多武器的“威廉要塞”号（FortWilliams）的艇船。不久，窝拉疑号也随着微风开进了海湾。“剑桥”号船长道格拉斯（Douglas）率领16名英籍水手（全穿白上衣蓝裤子）驾船靠近路易莎号，从后面攻击水师战船：

水师人员随即转到船尾，把他们的火绳枪架在主帆上向道格拉斯船的人群中心作咬定目标的射击，有几个人应声而倒。当他们靠近水师船尾的时候，道格拉斯已被打穿了胳臂。[8]

窝拉疑号因无风而停了下来，不能深入海湾，炮弹的射程不够，未能加入战斗。战斗一直进行到六点半，英船撤出战斗。按照该英国士兵的叙述，九龙之战中，英船“剑桥”号船长道格拉斯及两名水手负伤，英军在中国水师战船面前并没有占到多少的便宜。义律的报告显然夸大其词，与事实不符。

义律曾有第二天继续进攻中国师船的计划，并命令士兵们连夜准备。当全副武装的英军舰队赶到昨天的战场时，发现三只中国战船仍然在那里。可义律不敢下令进攻。按照他给英国政府的解释，是因为进攻师船和攻打炮台，“很可能导致附近村庄的破坏，并大大伤害和激怒那些居民”[9]按照他给士兵们的解释，是因为“他觉得向三只不中用的水师兵船开火有损陛下皇家海军的荣誉”。义律这种解释连他的士兵都觉得站不住脚：

如果他不想毁灭兵船、火烧村庄，他为什么又首开第一炮呢？我思想上认为不列颠旗帜的荣誉是已经被破坏了。假如他无意于把浮在中国水面的政府船只、划子、排筏通统毁灭干净的话，那么他为什么敢于在盛怒中开火呢？中国人自然很可以说他们把我们揍了一顿。……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样的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10]

九龙之战后，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三人向皇帝合奏，将九龙之战描述为一场巨大的胜利。奏折称赖恩爵带领师船三只在九龙山口岸“查禁接济，防护炮台”。此处距离尖沙嘴约20余里：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支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赖恩爵）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有记名外委之兵欧仕乾，弯身料理军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胁下殒命。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飞船一支，在旋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瞭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等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一时看不清楚，但见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捞救。时有兵丁陈瑞龙一名，手举鸟枪，毙一夷人，被回炮打伤阵亡。迨至戌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嘴。

在林则徐等人笔下，中国以非常小的代价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迭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即道格拉斯）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11]

必须指出：林则徐等人并没有亲临战场，他们奏报中有关此战的经过得自于参战的水师参将赖恩爵和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的禀报，有关战果的报告，同样存在夸大的成分，不足为据。

客观地说，九龙之战中英双方并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仅仅是双方首次试探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英方最有战斗力的“窝拉疑”号并没有参战，因此，九龙之战根本无法体现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但是九龙之战使林则徐乃至道光皇帝都产生了轻敌的思想。

林则徐经此一战，认识到“英夷欺弱畏强”的本性，却认为仅凭广东师船即可使“奸夷胆落[12]他与邓廷桢于9月6日向外国商人货船发布告示，历数义律挑起战争的罪行及王朝军队的强大：

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竟敢纠集大小夷船至九龙，开火袭击巡洋舟师，从午之戌刻，多次进犯，伤我官兵。由于彼先来寻衅，本大臣、部堂惟有谕饬集结强大水陆官兵，联合歼除，制其死命、试问，夷兵众多焉能及我万一？夷人枪炮虽属锐利，其弹药岂能长期使用而不消耗？若其冒险进埔，将立被焚烧为灰；若其敢于登岸，则许一切民人将其捕杀，该夷安能不惧？

因此，他告诫商人们不能与义律捆绑在一起，而应该听钦差大臣的旨令，“各宜速即自行离散”，否则“势将玉石俱焚[13]

处于深宫的道光皇帝，接到林则徐“九龙之战”捷报后，立即朱批林则徐等的奏折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并发布上谕称：

我兵先后奋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惟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14]

正是这种迷漫于君臣之间的天朝之大和轻视对手的文化心态，成为导致日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1] 广州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页。

[2]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46～447页。

[3] 这位郭士立，就是1832年与东印度公司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沿中国海北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甲利，又名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东部一个裁缝家庭。四岁丧母，少年时曾从铜匠为学徒，15岁学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1823年，入荷兰教会学习。1827年受教会派遣来东南亚一带传教。1829年脱离荷兰教会，和英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建立广泛联系。1831年来华，7月进入中国水域，9月抵达天津，并北上辽东半岛，旋南下，12月抵达澳门，受到传教士马礼逊的接待。郭实腊以亲身经历证明，可以冲破清政府的重重禁令，到广州以外地区进行传教或贸易，中国大门可以由此打开。在澳门，郭实腊入乡随俗，身穿唐装，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乘坐阿美士德号作间谍侦察之后，又乘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商船第三次沿海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沿途大肆贩卖鸦片。根据三次航行，他出版了《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并一举成名。他在书中鼓吹打开中国大门，成为殖民者采取侵略行为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4]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7页。

[5]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7～448页。

[6]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4页。

[7]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5～126页。

[8]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126～127页。

[9]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4页。

[10]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页。

[11]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领义律率船偷袭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折》，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80页。

[12] 同上书，第680页。

[13]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14] 《英船开炮逞凶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不可示弱相机筹划并奖励有功员弁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03页。

7-2 澳门谈判

九龙之战后的义律，面临多方面的困境。一是食物和淡水短缺的危机并没有解决，二是一部分英商因迟迟不能进入广州贸易而心生不满，三是他对华用兵的请示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因此，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八月初七（9月14日）致书澳门同知蒋立昂，要求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林则徐以义律言词颇为恭顺，于八月十三日（9月20日）让蒋立昂转告义律和谈的条件：呈缴新运到的鸦片，交出林维喜案件的凶犯，空趸船即行离去，被驱逐出境的英国鸦片贩子即行离境，按规定样式进行具结，并告知何时可接到英国国王的回信。

八月十七日（9月24日），义律与蒋立昂在澳门总督寓所举行了会谈，义律对林则徐的条件作了一一答复：

关于呈缴鸦片：“在已经采取严厉措施之后，这支船队中不应当有一斤鸦片；悬挂女王陛下的旗帜不是为了保护一种被皇帝宣布为非法的贸易”。提出由中英双方共同搜查，若搜出鸦片，货物尽行没收，英国决不保护。对于具结，为了区分非法贸易与合法贸易，由义律提交一份由洋行每个成员签署的声明：“该声明庄严声称，他们与鸦片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将不允许他们支配之下的任何人与该药材发生关系。”同时建议，“除非每艘船只的船长和受托人在该船到达之日向他（指义律）提交一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的庄严声明，宣称该船不曾运送鸦片前来中国，现在船上没有鸦片，而且将不接受任何鸦片，中国当局将不允许该船进行贸易”。关于交凶，义律向林则徐保证，他已经为缉凶作了尽可能的调查，但上岸闹事的除英国人外还有美国人，“所以不可能发现那名凶手”。建议双方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对凶手进行最严厉的搜寻，并悬赏缉拿。一当拿获，即按照其国法律在中国官员面前进行审判。对与空趸船和被驱逐离境者，义律确认当季风吹起来时，立刻遵照钦差大臣的愿望令他们开行，但为其中两人求情，因他认为他们与鸦片毫无关系，并请求被驱逐离境者离开前在澳门逗留6天。对于英国国王的回信，义律确认四个月后可收到。对于在香港发现的那具尸体，确实是一艘英国船只的，但不能确认是林维喜案的凶手[1]

对于义律的回答，八月二十一日（9月28日），林则徐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强硬的要求：

第一，中方有证据表明船队中存有鸦片，义律应按照协议立即呈缴这些鸦片。如果有人偷运被拿获，有关人员将被处死。如果在中国沿海其他地方拿获鸦片，摧毁该船并处死全体船员。同意派员查验船只，若无鸦片便订立修改协议，在虎门进行贸易。具结应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

第二，必须在十日内交出凶犯，“拖延可能招致我们采取消灭的措施”。

第三，鸦片船只必须立即离开，被驱逐者离开前可以在澳门停留6天。第四，交出船队中的所有中国人，包括银匠周亚全、木匠陈亚有等汉奸，以“永断根株”，将来“各夷商专做正经贸易，不至为此辈所惑[2]

八月二十八日（10月5日），义律报告说16名被驱逐者已有6人离开，4人正准备离开，空趸船全部离去，凶犯还未查处，具结还需等待国王训令，并表示愿意与中方官员一同检查船只。林则徐对义律的报告很是不满，最为紧要的交凶、具结都没有进展，认为义律“含糊搪塞，希冀拖延”。九月初二日（10月8日），林则徐直接向义律发出谕帖，为解决长期滞留英国货船进入黄埔装卸货物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提出具结与搜查并行的临时变通办法：

今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通融办理。其情愿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未具结者，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入官；果无鸦片，仍准贸易。……若不照式具结，又不遵照起货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后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

以后来船，无论是否搜检、具结，均要另行照式具结，“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否则不予贸易。林维喜案凶手藏匿之船，林则徐等一清二楚，“一经提质，不难得实”。义律实属“有心延玩”，再展期十天交凶，到时“仍空言回复”，林则徐将派人指明凶手所在之船，“将其船主、商伙、水手等全行提来审讯”，抓住真凶，“余犯发还”，不再与义律口舌之争[3]

林则徐此招，想用“搜检”威胁商人具结，因为搜检会使商品遭受损失而产生无穷无尽的麻烦，具结只是写个字据而已。但在义律看来“具结”不仅需要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同，而且“具结”在法律上就使鸦片走私完全非法化，必将对此后的贸易产生无穷无尽的影响，因此他选择了搜检这种形式。他正得意之间，一件大出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义律在具结问题上的一意孤行，给各国商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而招致怨恨丛生，出现了撇开义律自行具结的独立行动。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与英国商人一起离开广州，抵制林则徐。美国商人并不认同义律，他们的领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和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布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我们美国公民没有女王来担保补偿我们的损失。”[4]英商的拒绝贸易给美商带来机会，他们获利丰厚。商人的本性是赚钱，长时间的赔钱是他们不愿意的。未从事鸦片走私的英商得到美商获利的消息后，开始挑战义律的权威，认为义律无权阻止他们出具甘结。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国商船士林加沙尔船主具禀说，贸易久停使商人亏损甚大，义律的措施不得人心，请求进口贸易。林则徐得知消息后，顺势利导，要求他们照式具结。九月初五日（10月11日），仅载有棉花的“担麻土葛”号（Thomas Coutts）从孟买出航到达澳门。次日，船主弯喇（Optain Warner）递禀帖澳门同知请求进黄埔贸易。九月初八日（10月14日），弯喇第一个与林则徐签署了甘结如下：

具甘结夷人弯喇担，乃“担麻士葛”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沙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凛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查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5]

弯喇具结后，第二天即驶进黄埔贸易。林则徐以为弯喇值得信赖，于是将给英国女王第二封信交给他带回英国，船长不辱使命，书信在《泰晤士报》发表，引起轰动。

“担麻士葛”具结进港贸易，使义律慌了手脚，他立马致书林则徐要求在澳门与中方再次谈判。弯喇的具结也增强了林则徐的信心，收到义律要求谈判信当天，即命令广州知府余保纯赴澳门与义律谈判，并改变先前“具结与搜检”并行的策略，一再叮嘱余保纯坚持照式具结重开贸易的原则。长期与义律打交道的林则徐深知义律的狡诈，两天后又命令余保纯绕过义律直接开导商人具结进港贸易。

余保纯，江苏武进人，进士出身，官场不顺，1806年任广东高明县知县，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838年才奉旨以知府补用。后作为林则徐随员赴广州禁烟，与外人折冲，颇获得林则徐赏识。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中英第二次澳门谈判举行。在谈判中，余保纯却没有完全遵照林则徐的指示，既未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也没有开导商人，而是自作主张，擅自与义律达成协议，允许英商及其家眷全部返回澳门居住；所有英国船只可以不具结听候搜检后开舱贸易。这完全满足了义律的“搜检”吁求，使已经具结进港贸易的船只与船主处于被“孤立”状态。协议达成当天，喜出望外的义律立马发布告示：

以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为一方，以英国臣民的首席商务监督为另一方，已商定在目前情况下：

一、英国贸易可以在虎门外进行，不必签署同意中国法规的保证书交给中国官员们，但以那些船只只接受检查为条件。

二、英国船只经泊驻的地方将在阿农霍伊和穿鼻之间的锚地。

三、双方获得充分谅解，即这些船只在虎门外卸货时，应按照他们驶往黄埔时的同样方式交纳船钞。……

四、驶往阿农霍伊的那些船只将通过官方特许的小船转运他们的货物，并接受官员们的搜查。[6]

迫不及待的义律接着在澳门召集英商委员会和广州行商联席会议，拟定重开贸易的实施细则。会后，发布委员会备忘录，指责“担麻士葛”号具结贸易违反了义律的命令：

一艘名叫“担麻士葛”号的英国船只（船长弯喇）违背女王陛下首席监督的命令驶入虎门的这个情况，以及该船长已签署中国政府所要求的保证书的这个事实，可能对拟议中的在虎门外进行贸易一事产生一些拖延和麻烦；如果所有的英国人都像他们迄今所做的那样，仍然坚决抵制中国方面试图强迫他们书面同意新的法律（该法律涉及由中国官员们审判外国人并且对经营鸦片的外国人处以极刑），那末，那些拖延和麻烦是决不会产生的。[7]

义律催促余保纯颁发领港证，让英船接受验货，并组织英商及家眷返回澳门。

九月十七日（10月23日），林则徐得悉义律所为后，怒斥余保纯，并下令立即驱逐所有返澳英人，强调重开贸易的前提仍然是“缴烟、交凶、遣空趸奸夷三事”。并对不愿具结等待查验的外国船只开仓贸易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其此次不具结之货船，亦须遵照前谕，诘以下次是否遵式具结，令其分别立据。愿具结者，此次许其候查，若下次亦不愿具结，则不如此次回去，勒令三日内即行，毋许徘徊观望[8]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7日），林则徐直接谕告义律，劝导英国人遵式具结。同时，重申交出烟贩汉奸，以及“交凶”之前不得回澳门的原则。对于英人在广东白石角洋面无辜伤害中国百姓，强烈要求义律查明交凶[9]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9日），义律答复林则徐说：白石角洋面不归他管辖，其他各项已经再三说过，没有再申说的必要。其实，他完全拒绝了林则徐的条件与要求。第二次澳门谈判宣告破裂。

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商人纷纷放弃对义律的支持，先后有47艘船只具结进港贸易。在“担麻士葛”号的影响下，英国商人们也越来越不满意义律的策略，纷纷准备效法，遵式具结贸易。“担麻士葛”号船主也援引英属印度殖民地有关文件，证明自己按照中国政府规定具结贸易并没有违反英属印度政府法律，以反击义律的指责。10月29日，一艘从爪哇运米来的“皇家萨克逊”号（RoyalSaxon）以“担麻士葛”号为榜样，申请具结贸易。

[1]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64～465页。

[2] 参见《信及录》第115～119页。

[3] 《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林则徐全集·文录卷·公牍》，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259页。

[4] 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83页。

[5] 《信及录》，第135页。

[6]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67～468页。

[7]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68页。

[8]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2～163页。

[9] 同上书，第169～170页。

7-3 穿鼻海战

义律深知英国商人的具结将使他的策略完全失败，刚好新的军舰“海阿新”号（Hyacinth）到来。这大大地提升了义律的底气，他决定对“皇家萨克逊号”诉诸武力，以儆效尤。

九月二十七日（11月2日），义律同士密率领“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军舰从澳门抵达穿鼻洋海面，准备阻止英国商船经此进港贸易。这天中午，遵式具结的“皇家萨克逊号”准备进口，即被英舰开炮折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师船巡查中，也遭到英舰突然袭击。关天培被迫率军还击，穿鼻海战爆发。

对穿鼻海战的起因，义律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说：

我在马礼逊[1]先生的陪同下，于上月28日登上泊于澳门锚地的“窝拉疑”号军舰，目的是可能在穿鼻举行任何会议或谈判提供帮助，并且还带领一些船舰前往该锚地。强劲的逆风使我们延迟到本月2日早晨才抵达该地，当时一些船舰停泊在第一组炮台下游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第一组炮台那里集中了一支给人深刻印象由一些兵船和纵火船组成的部队。

按照义律的说法，澳门谈判失败后，他率领舰队到穿鼻洋面是为了举行会议或谈判。这是毫无根据的托词，因为澳门谈判破裂后，中英双方根本就没有再进行会谈的约定，更没有在穿鼻洋面上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其实，他害怕的正是按照林则徐的条件遵式具结进港贸易的英国船只。

当时，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数月以来，督率师船常住沙角炮台，间赴穿鼻洋面来往稽查。关天培，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江苏山阴（今属淮安）人，武秀才出生，积功累迁至参将。道光六年（1826），自吴淞口押送千余艘漕米船往天津立功，擢升副將。次年，补授江南苏松镇总兵。道光十三年，署江南提督。翌年，因律劳卑事件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到任后，他仔细考察虎门地势，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并积极实施，使虎门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中英交涉期间，他全力协助林则徐，在广东洋面往来巡查。九月二十八日，当已具结的“皇家萨克逊”号开到虎门希望进口贸易时，“窝拉疑”号舰长士密突然发射炮弹凌空越过“皇家萨克逊号”以示威胁，将其迫回。正在广州洋面率师船巡视、保护已具结进口贸易的英国商船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听到炮声之后，向英舰驶去，以查询原因。士密船长立即以左舷大炮向关天培坐船进行轰击。英舰再一次先开炮，关天培当即“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

对于战争经过，义律是如此描述的：

当时在中国兵船最右端顶风停泊的那些船舰避开逆风，在前面紧密地排成一行，大风从右舷吹过。这样，他们很容易地冲向中国兵船，给予毁灭性的轰击。侧面的风向使船舰能够从兵船相反的一端实现同样的位置变换，用左舷大炮进行轰击。

首先发难的侵略者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抢先占据了有利位置，欲对中国师船进行毁灭性打击：

中国人抱着他们一贯的情绪进行回击，但我们自己炮火的惊人效果很快便表现出来。一艘兵船在离“窝拉疑”号这艘军舰大约手枪射程距离的地方发生爆炸，很可能有一枚炮弹穿过了弹药仓；三艘兵船被击沉；另有几艘显然浸满了水。……在不到三刻钟的时间内，他（沈案：指关天培）和该中队的剩下船只很悲痛地撤回到他们原先的抛锚地。由于士密舰长无意延长破坏性的敌对行动，或除了击退他们之外确实不想向前推进，所以他没有阻挠他们的撤退，而是停止了轰击并驶回澳门……[2]

当时，在“窝拉疑”号军舰上的一位军官回忆穿鼻海战说：

中国船普遍放一二炮，就急行离去。只有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个船，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从距离看来，中国的炮和火药是很好的，只不能自由地上升下降，炮弹太高，多无效果，只有少数落于船桅或上层甲板之上。窝拉疑号船帆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船桅上层甲板也中了炮弹。一个十二磅的炮弹，击中了海阿新号的船桅，又一弹正中了主要横帆，帆桁需要修理。此时海阿新号正与提督的舰船相近，不久就要将它击沉，我方认为惩罚已够，即时收兵。[3]

无论是义律的叙述还是这位军官的回忆，英军仅仅“窝拉疑”和“海阿新”两艘军舰受到了轻伤，并未有人员伤亡。

对于义律和“窝拉疑”号军官的言说，林则徐却给出完全不一样的描述，他在向朝廷的奏折中，报告提督关天培对阵“窝拉疑”号军舰时写道：

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船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士密船头。查夷船制度与内地不同，其为船主宰者，转不在船尾而在船头，粤人呼为头鼻，船身转动，得此乃灵，其风帆节节加高，帆索纷如蛛网，皆系结于头鼻之上。是日士密船头拨鼻拉索者，约有数十夷人，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

林则徐关于关天培的这段叙述，有学者认为“恍惚置身于古典戏剧小说的战斗场景之中”，“在一派中世纪的豪迈之中，又让今人凄然感受到无知于近代战术原则的悲凉”，因为“在近代激烈的炮战中，关天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4]可道光帝阅后大为感奋，特加朱批称赞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并“交部从优议叙”。

林则徐在奏报中还提及参战的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他对阵的是“哗”（海阿新号）军舰：

又奏升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击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哗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创。

对于战争的结果，林则徐的奏报这样说：

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士密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哗亦随同遁去。我军本欲追蹑，无如师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炮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而夷船受伤只在舱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是以不值追剿。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有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内，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继已扑灭。又有烧伤之额外黄凤腾，与受伤各弁兵，俱伤妥为医治。[5]

英国人说中国被打败退回原锚地，达到了“惩罚”的目的。中国人说英国人被打败，“且御且逃”，不仅伤亡惨重，“纷纷”被炮击中坠入海中，而且捞获“夷帽”21顶，“夷履等件”不可计数。看来双方都获得了胜利，孰是孰非似乎难以判断[6]

九龙之战、穿鼻海战，都是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为了抗拒“具结”、“交凶”一手挑起的、两次海战规模很小，都不是代表两国之间国家动员的全国性战争。参战的英方军舰“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都是义律以私人名义向印度总督请求之下，来华为义律张目，并非为发动侵华战争的指令而来；中方参战的广东水师只是在英舰开炮挑衅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被迫还击。双方只是偶发性的局部性的小战斗，与后来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有的学者把九龙之战与穿鼻海战称为“鸦片战争”的“序战”，更有人将之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我认为这种判断，似乎混淆了地区性和全局性、突发性和计划性的界限。

穿鼻海战后，林则徐鉴于英舰船坚炮利、游弋海面、骚扰师船的现实，决定加强广东海防，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备策略。他在奏折中向道光皇帝报告称：

无论该夷有无兵船续至，即现在之士密、哗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砲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7]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这一策略朱批为“所见甚是”。因此，林则徐在穿鼻之战后，积极进行广州防务，调集了一支约有60艘师船的水师，以二百多门新购洋炮巩固虎门炮台，并用巨型铁索封锁江面。

对于中外贸易，林则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至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英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米利坚等国之人所祷祀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与其开门揖盗，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结为断。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粤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英吉利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又如英国弯喇之船，已在口内，闻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臣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谆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坤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弯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惟噹啷一舡，被士密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饬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倘士密兵船，复敢阻挡，仍须示以兵威。[8]

对于林则徐这一区分“奉法者”与“抗法者”以分化英国人从而达到制约义律目的的政策，道光以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于已经具结的英国商船，林则徐决定加以保护，道光帝以为“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认定同为英国人，无论是“恭顺”还是“抗拒”，都应该相同对待。在他看来，在强大的朝廷军事力量面前，如此“曲意奉承”实在多此一举，他对英军在广东海口四处骚扰不胜其烦，遂谕令完全中止中英贸易，并将英国船只全部驱逐：

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剀谕，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创，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士密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时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噹啷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着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俾知英夷自决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并距夷埠不远之各海岛，均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疏懈。[9]

在道光帝看来，义律是屡教不改并蛮横无理，这样“屡次抗拒，仍准通商”，实在是“不成事体”。何况天朝之大，“区区税银”根本不足挂齿，因此中止中英贸易，并将所有英国船只驱逐出境，在朝廷来说是理所当然，“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为了达到完全与英国人断绝关系的目的，“凶犯”也不必交出。

正当道光帝与他的朝廷沉醉于胜利之中时，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非法的鸦片贸易，决定派遣更为强大的军队组成侵华远征军前往中国。道光帝及其朝廷对即将到来的英国人及其侵略战争毫不知情，因之也毫无准备。

[1] 其实是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儿子，鸦片战争期间一直充当英军的首席翻译，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英文表述上的差异，就是此人故意造成的。

[2]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73～474页。

[3]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48页。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1页。

[5] 以上引文，俱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30～731页。

[6] 必须指出，古今中外的战报，包括亲历战争的当事人所写回忆录，往往因各方的信念所持和利益所需，在战争具体进程和战果伤亡人数上或有夸大其词，或有隐瞒虚构。所以，历史学家在引用上述文献资料时，必须进行考订鉴别。我们引用义律和林则徐各自对穿鼻海战的奏报，因资料匮乏，孰是孰非，难以考订判断，只是相互比照，使读者大体了解海战过程而已。

[7] 《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被逐英船仍逗留外洋及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7页。

[8]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34～735页。

[9] 《为英船胆敢首先开炮接仗著即停止对英贸易等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42页。

第八章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虎门海战

8-1 侵华舆论的形成

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变中国为第二个印度，是英国蓄谋已久的企图。从19世纪2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和来华贸易的其他各国商人，就反对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由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体制，以办报、上书等方式，呼吁英国政府用武力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开放“自由贸易”。这股舆论迎合了鸦片贩子的需要，两者遥相呼应，互相配合，由广州逐渐迷漫到英国，最终形成为一股侵华战争的浊流，影响并支配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1823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一千里的“考察旅行”。1827年在广州创办了《广州纪事报》，公开鼓吹用武力威胁中国，废除公行体制。1830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选委员会请求英国政府派遣海军来华，用“几艘英国战舰驻扎在中国海域”打破广州贸易体制。当时，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沿海的设防情况还很不了解，因而对贸然使用武力还有顾虑，所以驳回了特选委员会的请求，并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迄今为止成功执行的不动用炮舰、排除一切冲突或冒犯的可能的谨慎政策”，认为依靠“国王陛下的海军力量”是难以成功的。但在广州的英国人并未放弃其武力威慑的设想，特选委员会因此多次要求英印殖民当局派遣海军舰队来华。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不得不告诫他们：“维护国家尊严的权力在国王陛下政府的手里，只有国王的大臣们才有责任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去证明国家荣誉是否受到侮辱[1]

散商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末期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力量雄厚，有超过东印度公司的势头。他们对广州贸易体制的憎恨，似乎超过了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制造对华强硬舆论。曾任职英商查顿—马地臣洋行的美国人威廉·伍德发刊的《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rier and Canton Gazette）曾著文抨击中国的贸易是垄断的贸易，广州是中国对外垄断贸易的港口，行商是地方的垄断者，“通过这种制度，整个外国贸易之流被迫通过一个渠道进入这个广阔的帝国”。认为只有废除这一制度，才能实现西方人向往的所谓“自由贸易”。1830年12月，47名英商向英国议会上书要求采取行动。以反对鸦片贸易著称的美国商人查尔斯·金（Charles King）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向中国适度地展示武力，迫使清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让步。他还认为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表达共同的意愿，可以“影响中国君主的政策”。

作为鸦片贸易的急先锋，东印度公司为了向英国政府提供中国情报以诱使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便于1832年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去中国沿海搜集情报。1833年9月，《广州纪事报》公开宣称，为了“迫使中国同我们贸易，诉诸武力是必要的”。对华军事行动必定成功，因为中国虚弱的军事力量使其无法抗拒西方人的海上武力。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权废止后，散商们认为中英贸易变为“自由商人财富”的日子到来，他们急切地为自己的利益呐喊。一个商人在《中国丛报》发表一篇长文《对华自由贸易》，提出要打破广州贸易体制、建立在华“自由贸易”新体制，必须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不受中国管辖的商业—军事基地，派军舰驻扎，对“虚弱”、“面临崩溃”的中国形成威慑，英国舰队可以轻易地封锁黄河和大运河，必要时实行禁运。不过1830年代中期前后，广州各国散商的舆论，主要是通过武力威慑以达到对华自由贸易的目的，还没有主张发动侵华战争。

必须指出，这种所谓“自由贸易”论以及用武力威慑方法打破中国既有贸易体制的舆论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遥远的英国国内，都曾受到质疑。有人在英国报纸上著文批判所谓对华自由贸易的论调，指出那些提出派遣军舰到中国进行侵略的人，使人想起英国历史上的多次侵略战争，“难道因为中国人拒绝与我们或其他国家进行不加歧视的交往，我们就应该凶残地毁灭他们的城镇乡村，把他们排斥在国际法的范围之外吗？”但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快被完全淹没了。

律劳卑事件是在华西人从鼓吹武力威慑向鼓吹对华战争转变的催化剂。从那时起，广州的西人报刊发表一系列言论，主张采取军事行动，逼迫中国签订条约，实现扩大通商、废除行商制度、摆脱在海关税费方面所受勒索、取得治外法权、占领不受中国管辖的基地等。《中国丛报》1835年1月号上一位读者来信，认为在对华关系上不必顾及国际法。英国应该派遣一位受人尊敬的特命全权公使来中国，率领英国远征军舰队直接抵达白河口，向清朝皇帝要求公道。

在华西人舆论转向的过程中，鸦片贩子不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明确地提出了武力侵华的主张。1834年12月9日，查顿—马地臣鸦片走私集团，抛开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直接上书英国国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尽快采取军事行动。这次上书由鸦片贩子查顿和马地臣发起，共有84名商人和商船船长签名。他们要求英王任命一位具有相当品级、具有外交经验，特别是从未参与对华贸易事务（以免被当做“商人”而被中国官员歧视）的特命全权公使。由他率领舰队开抵中国东海岸（靠近首都更佳），要求为律劳卑所受屈辱进行经济赔偿，为英国船只通过虎门时炮台开火所造成的侮辱索赔，为贸易停止期间英国船只被扣押所受损失索赔。他们还提出，在获取上述权益之后，公使还要继续与钦差大臣谈判，签订协议，将厦门、宁波、舟山辟为通商口岸。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可以诉诸武力，有鉴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孱弱，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与此前的武力威慑论相比，这次上书已经表明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在广州开始形成。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在广州西人中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在对华关系上，当时还有所谓的“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商业交往论”者认为“武装侵华论”者宣称在中国所受到种种“弊害”，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的：

事实上，尽管我们无疑遭到了苛刻的剥夺，我们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并没有或者甚少遭到被描绘成色调如此引人注目的侮辱。相反，作为个人，我们一般得到了尊重，甚至在作为侵略者之时我们也得到了保护。这种情况也许并非出于对我们的友谊，而是因为中国人在整体上对外国人的害怕，因为他们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肯定会遭到惩罚。

因此，这些“商业交往”论者和任何人一样乐见与中国人的交往，认为通过“持续不断的安静而谦逊的贸易进程”，中国人自身也会日渐认识强加给外国人的许多不利条件，这些条件也使他们受困，“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强加于我们的规章的消除。其人民将发现善待我们正是他们自身利益之所在，舆论甚至会强大到让其统治者听到”。这样，中外交往之间的障碍也就会无形中满满消解，而这一目标是武力侵华不能达到的。

所谓“宗教改善论”，认为中外友好交往的基础建立在基督教的道德力量之上。在他们看来，暴力是“自然的或道德的邪恶”，人们应该想方设法去消除这种“邪恶”。这明显是指向“武装侵华论”者。他们承认商业贸易的利润的确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也值得加以发扬光大，但在中国的商业贸易与非法的、不道德的鸦片走私联系在一起，也就没有资格充当改善中外关系的使命。

当然，无论是“商业交往论”还是“宗教改善论”都没有成为舆论主流，很快因中英关系出现的变化，到1838年，特别是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以后，武装入侵的言论已经成为广州西人的一致看法。1839年5月，逃回英国的大鸦片贩子颠地，联合数十家英国洋行向英国政府控诉他们遭受的以钦差大臣林则徐为首的官员种种“迫害”，诸如被迫交出鸦片、围困商馆、撤退仆役、逐出澳门、断绝供应、迫交凶犯、师船攻击等等，提请英国政府对华采取武装侵华的强力措施。与此同时，作为商务监督的义律，在抗拒缴烟、抗拒具结、不肯交凶的过程中，也向英国政府不断要求出兵中国，发动战争，并且请英印政府派遣军舰来华，帮助他挑起武装冲突，导致了九龙之战和穿鼻海战。

广州英商、鸦片贩子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这种日渐形成的对华战争舆论和挑动武装冲突的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本土，并与英国本土的利益集团相联合，造成一种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氛围，并通过与政府密切相关的渠道，对英国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决定性影响，从民间的声音最终成为政府决策的基础。西方若干史学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说到尔后的中英战争时，都只注意和强调英商的“自由贸易”要求受到中国贸易体制的压抑、阻碍，认为中英战争是一场“商业战争”，不是因鸦片走私和反走私而导致的“鸦片战争”。这种定性，显然是忽视或故意抹杀鸦片走私集团在战争舆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抹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本质。

[1]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本节相关内容主要参考了该文，资料来源不再一一注明。

8-2 搜集情报 策划战争

鸦片走私贩子和对华贸易休戚相关的英国纺织利益集团，不仅在鼓吹武力侵华舆论形成过程中，相互呼应，起着影响和支配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作用，而且还搜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和直接策划战争方案，提供英国政府作为侵华战争的依据。

如上节所示，由于历史原因，早有企图殖民中国的英国政府，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因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还很不了解，所以不敢对中国贸然动手。于是，搜集中国情报就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前提。这个任务落实到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身上。

东印度公司本身是英国对华贸易和鸦片走私的老巢。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决定派遣广东商馆高级职员休·汉密尔顿·林赛（Huyh.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HooHeaMee），偕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乘坐“阿美士德”号，以调查中国沿海商业贸易情况为名，从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间谍航行。他们侦查了港口虚实，测绘海湾、河道地图，搜集相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胡夏米、甲利和船长礼士（Capt.Rees）各有分工，礼士负责河道和海湾测量，绘制航海图；郭士立负责沿海港口地势、贸易和军事设施情况的搜集；胡夏米除主持侦察活动外，沿途散发《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戒赌博》、《戒谎言》等小册子以作掩饰。经31天的航行，“阿美士德”号到达粤闽边境的南澳岛，侦察该地海军实力和陆上军事设备后，胡夏米向东印度公司报告说：

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五二三七人，其中四零七八名属广东，一一五九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1]

4月2日，“阿美士德”号抵厦门。地方官曾多次驱逐，未能奏效，胡夏米等登岸侦查，逗留6天才离开。他们侦查到厦门虽无物产，但因地理位置特殊，当地人善于航海经商，是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厦门港不仅商船能直接靠岸起卸货物，最大的军舰也能进口停泊。在厦门，胡夏米一行也清楚地看出清朝官吏的弱点是“惧强欺弱”。因此，在清朝官吏的面前一定要表示强硬态度：“我方愈不屈从，对方就愈会满足我们的要求。”

“阿美士德”号是第一艘开进闽江的英国船只。从进入闽江口起，他们就观察水文、测量水深、绘制地图，并调查了闽江防务：船开进拱卫福州的五虎门以后，闽江两岸各有大炮台一座，附近山上另有许多炮台。但是这些炮台既没有安置炮，也没人守卫，几乎全成为废墟，只不过是当地优美风景的点缀品。福州附近的炮台也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郭士立说：“即使这些炮台很完整，清军是既无技能，也没有勇气来保卫它们的。”胡夏米向东印度公司建议，解决福州开港问题最直截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

我有确切的信念，只须四只或六只印度商船和一艘战船，开入闽江，就能俘虏中国战船。这之后，再直接开往闽安，从那里通知中国政府，让它在友好与敌对，贸易与战争之间，任择其一，那末用不到流血和浪费金钱，英国在福州的贸易就可以永久建立起来。

“阿美士德”号在宁波也没有受到真正的阻挠，大模大样驶入甬江。郭实腊很是诧异：“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胡夏米等详细考察了镇海炮台，认为是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炮台中最大的一个，但与所有炮台一样年久失修，上面既没有架炮，也没有兵丁守卫。6月20日，“阿美士德”号出现在吴淞口。借口风狂雨大，不能开船，停留不走。因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仔细探测。胡夏米等搜集情报后，认为吴淞口炮台虽很大，但只须极少兵士就可占领，因炮弹质料极坏，炮弹和炮口径不合，发炮时炮手比他所要射击目标更危险。他们参观了上海附近兵营后，胡夏米报告说：“我们看到墙上挂着箭，但没有发现弓，据士兵告诉我们，弓却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他们使用的武器极不一致，有的用刀，有的用火枪，有的用矛。”他们还参观了清军的检阅：“中国军官对待我们非常客气，容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他们的结论是：“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

胡夏米一行会见了上海地区最高官员道台吴其泰。吴其泰命令他们即刻离沪，不得逗留。但胡夏米不仅不予理睬，还要求将其禀帖转呈两江总督。这戳中吴道台要害，因为洋人入境说明他防守不力，这可是丢乌纱帽的罪过。吴其泰对胡夏米等无可奈何，任由他们在上海逗留了18天，使西方人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认知上海，上海也由此进入了英国人的视野。胡夏米等认为：

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由于触犯中国法律的顾忌，阻止了船只来此贸易的企图。这些虽然是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新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命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驱逐“阿美士德”号，并派水师押往浙江水域。胡夏米等假意南返，半途折回北上山东，出现在刘公岛海面。仅停留一天，就折往朝鲜，经琉球回澳门，完成间谍侦查任务，历时六个多月。

对于胡夏米一行的间谍活动，清朝政府与地方官员们都完全不明就里。他们只有运用传统的对外方式——严厉防范胡夏米等人贩卖商品和与中国民众接触。除此之外，其他事情毫不介意，甚至还邀请胡夏米等参观军营与军队检阅，将军事秘密完全暴露。当然，清朝政府与各级官员更没有认识到此次侦查的后果。根据此次侦查，经过三年充分的讨论，英国人拟定了一份全面的武装侵略中国方案。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将该方案提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其中称：

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去与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满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

尽管卑怯如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激起他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他们就可能，并且必然会证明出他们乃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可怕人物。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避免激怒人民，在一切场合不对他们怀抱任何敌对情绪。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2]

为了扩大影响，翌年该信被公开出版，题为《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1839年，胡夏米的方案又成为伦敦印度中国协会的提案提交给巴麦尊，成为当年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

“伦敦印度中国协会”是英国纺织资本家集团伙同航运、进出口贸易、金融等各界巨头组成的团体，于1836年成立。这个团体以研究对华贸易为名，经常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麦尊是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自从东印度公司1834年被取消对华贸易特许权后，英国派出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商务监督主持与中国的贸易。1836年6月，巴麦尊撤换了商务监督罗宾臣（George Best Robinson），因为罗宾臣标榜与中国“相安无事”，不符合他的殖民野心。他任命查理·义律为商务监督，因为义律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1837年9月，他将英国驻东印度舰队调到中国，与义律取得个人联系，以准备面对“许多可能的以外事件[3]

虎门销烟的讯息传到伦敦后，英国纺织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竭力煽动英国政府以武力保护鸦片贸易。1839年8月，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曼彻斯特纺织资本家、对华棉货出口商、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召集，听取鸦片贩子查顿和刚从中国逃回的大鸦片贩子颠地报告中国禁烟情况后，会议一致认为“鸦片贸易加上输华金属品、制造品，构成英印进行对华贸易的手段”，[4]表明他们与鸦片贩子的利益完全合流，因而宣称：“应该用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从中国人手里获得特权，庶几使贸易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5]会后，这伙人同巴麦尊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共同拟定了发动战争的初步设想[6]

9月18日，伦敦侵华集团继续开会，商讨如何促使政府侵华，并决定成立由拉本德、查顿等组成的9人委员会，具体策划侵华战争。9月21日，英国政府收到义律的正式报告，巴麦尊侵略嘴脸暴露，他立即表示，对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两天后，他以私人函件名义致函首相，提出了他的侵华主张：

（一）政府对于义律用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两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呢？还是否认？

（二）要是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三）要是承认这份责任，政府是简单地向国会提议付出那笔钱呢？还是把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义务当做强迫中国政府赔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义务，而以林钦差办事的暴虐性做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

（四）财产是如此其用暴力夺去的，政府替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同时，为了将来把不列颠人民和中国人民关系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进一步提出缔结一个条约的要求，并且对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精神所加于英国官员的绝大失敬也要求某种道歉或赔偿呢？

（五）如果政府这样决定，那么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呢？

（六）截至现在为止，已经建议出来的办法是，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捕捉并扣押他们一切的沿海船只，据说沿海船只是极多极多的。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为此，不需要很大的海军力，两艘主力舰，再加几艘较小的舰只可以够了，印度不难派出足够的陆军去。[7]

巴麦尊虽然是以讨论的口吻开始信件的写作，但其最终的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还说已有一艘主力舰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大型巡洋舰正整装待发，似乎已经做好了马上出兵的准备。这样，通过鸦片贩子在广东的酝酿、中经与英国本土的纺织集团的合流和策划鼓吹，切合了英国政府商业殖民的追逐，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动手”。

[1]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本节相关资料除注明外，皆来源于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2]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9～41页。

[3] 《英国议会文件：有关中国通讯》，第194页。

[4]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46页。

[5]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6] 《威廉·克劳弗德致罗伯特·克劳弗德》，《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4页。

[7]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80～81页。

8-3 英国政府出兵

1839年10月1日，时为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第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我们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予以合作”。

在会上，巴麦尊特别卖力，“他说明怎样用一条主力舰、两条巡洋舰，两三只轮船和几只小型武装船只就可以把从北京到广州的整个海岸封锁起来”。这位力主侵华的英国政府外相巴麦尊（HenryJ.P.Palmerston，1784～1865），是一个爱尔兰贵族，在爱尔兰拥有大量的土地，有在威尔士等投资工矿业，在伦敦从事股票投机，是英国当时典型的资产阶级化土地贵族，马克思为他颇费笔墨，后曾结集为《巴麦尊子爵生平故事》。巴麦尊就学于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1807～1865年间，先后担任海军部委员、军政大臣、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成为英国宦海中的不倒翁，他的名言是“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1807～1828年，他作为托利党成员，当了近十年军政大臣。后“叛逃”辉格党，很快成为辉格党内阁第一流人物，1830年成为外交大臣。本次内阁会议前几日，巴麦尊曾与拉本德等9人委员会密谈，并留下了委员会提供的大量相关中国的情报。

内阁会议虽然达成了侵华决定，但并未公布，更没有在议会讨论得到议会同意，因此以拉本德为首的所谓9人委员会加紧了行动，他们不仅自己不断向巴麦尊进言，更组织以城市为单位的联名上书方式，向政府施压。自9月30日曼彻斯特39家公司联名致书巴麦尊，到10月10日，先后有伦敦、利兹、利物浦等6个著名工商城市近三百家工商业资本家上书巴麦尊，要求政府武力侵华。拉本德也一再致函或会见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发出武力行动的训令。10月18日（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第15号秘密训令，其中称：

陛下政府感觉，对于中国人所加于不列颠人民和女王官吏的暴行，不得不表示愤怒；陛下政府认为绝对必须把大不列颠和中国今后关系安置在明确而安全的基础之上，为此，陛下政府意将派遣海军到中国海去，可能还有少量陆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1]

他要求义律“用心研究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困难条件和便利条件”，并告知远征军抵达中国的时间在来年的3月。这一训令，巴麦尊并没有按照惯例立刻送达内阁各阁员，而是迟至11月16日才送交。

此后，颠地等也向巴麦尊献计献策，提出了一些侵华策略。巴麦尊更是嘱托拉本德等起草详细的侵华方案。11月2日，拉本德等以书信形式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集当时各种建议大成的全面侵华方案，要求在侵华战争之后逼迫中国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其主要条款包括下述七条：

1.除广州之外，允许英商到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等北部港口贸易。

2.在上述各地，英国人与本地中国人直接交易，反对仅与少数行商贸易的制度。如果中国政府坚持与行商贸易，中国政府必须承担因行商问题引起的损失。

3.中国政府与官吏不得贱视在华合法贸易的英国商民，应让他们依照欧洲习惯生活，拥有住所，与妻子同居。

4.出入口关税由中英政府协商厘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5.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是英王代表，应与中国皇帝、大臣和地方当局直接交往，并准允住北京或通商口岸，以保护侨民、管理商业。

6.在华英侨触犯中国法律，只准将其个人处罚，不得牵连别人。

7.如中国不愿意开辟商埠，应将一岛让与英国（购买或其他方式），英国在岛上建立商馆。

除此之外，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侵华军事计划。他们认为侵华时间在4～11月西南季风时节，侵华舰队包括一艘英海军中最大的战舰，用以吓唬中国人，教他们“认识可以用来进攻他们的海军威力是怎么回事”；二等或80尊炮战舰一艘；两艘最大巡洋舰和两艘28尊炮巡洋舰；小兵船两艘，大型轮船两艘，六百吨运输船七八艘等等，共配备士兵2540人（其中部分为正规炮兵部队，用以进攻炮台或防守占领后的岛屿），加上后备部队3960人，共计6500人[2]这个方案受到巴麦尊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后来英军侵华的计划的蓝本。

11月4日，巴麦尊训令义律，在英国远征军4月到达中国前，将英国人撤离广州，并尽量搜集对英军有用的情报。同日，巴麦尊致函海军部，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远征军。1840年1月16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攻击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声称“我已经并将继续对此深为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我的荣誉尊严的事件予以最严重的注意”。刊登这一演说的《中国丛报》评论说：“我们猜想这可以被认为是女王陛下对钦差大臣第一封来信的答复，如非答复，也可以说是复信的开端。”原来，在英国人正紧锣密鼓筹划侵华这段时间，林则徐正请人将他与邓廷桢等人拟稿、道光帝批阅的致英国国王“照会”英译，于1840年1月18日托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带往伦敦。在照会中，林则徐说：

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3]

林则徐太天真了，他对英王抱以期望，不料维多利亚女王正与她的政府一道为侵华战争在作准备。

2月20日（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正公使，已在广州与林则徐“斗智斗勇”的他的堂兄弟查理·义律被任命为全权副公使。同一天，发出5个文件，分别是《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给全权公使函件》、《巴麦尊致海军部密函》、《对华条约草案》及其《备忘录》、《巴麦尊子爵致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上校函》。这些文件除给公使的信是训令外，给海军部密函和致中国宰相书以及条约草案都是作为训令附件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对以上问题的补充。于是，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浩浩荡荡向中国进发，会同他在中国的堂兄弟义律，完成英国历史上首次对中国的征战。他们受命完成以下事务：（1）为商馆被围索取全面赔偿；（2）归还收缴鸦片并赔偿鸦片损失；（3）废除垄断性的广州贸易体制并还清行商债务；（4）赔偿加诸英国臣民身上的凌辱与亵渎而产生的精神损失费；（5）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以保证英国臣民未来的安全；（6）赔偿远征军费用。巴麦尊还命令懿律封锁中国所有重要港口显示英国力量，占领舟山直到赔款付清。

当然，侵华命令虽然已经在2月20日已经下达，但这个重大的政府行动还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英国政府必须履行这一“例行公事”的手续。当时英国下议院议员大多与鸦片贸易没有关系，因此对有损英国荣誉的鸦片贸易以及因此而起的“鸦片战争”极力反对，而且呼声很高。为了使下议院通过议案，英国政府及鸦片贩子们秘密勾连，积极进行幕后活动。一方面在利用国会讲坛和报纸等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一方面在下议院组织一个研究赔偿是否正当的委员会，以影响议员们的决定。通过一系列运作，原初15人组成的委员会改变为21人，其中反对派只有4名，并将4月2日应提出的动议推迟到7日。英国内阁大臣们与鸦片贩子们的努力终有结果。4月7日，下议院开始辩论，通过三天的激烈争论后，终于以271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战争议案。有报道说，战争议案的制定者巴麦尊在关键时刻朗读了一封由30名具有影响的伦敦商人共同签名的广州商人来信，为巴麦尊赢得这个微弱的多数票也立下“汗马功劳”。

议员辩论时，一位反对党议员发言坚决反对战争：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4]

巴麦尊否认英国政府支持非法的鸦片贸易，他派兵只是希望保证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5月10日，上议院几乎未经讨论便一致通过了上述决议案。于是，轰隆隆的英国战舰陆陆续续集结于广东海面，而沉浸于天朝上国的道光帝及其臣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与危险，那么，战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1]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91～92页。

[2]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104～106页。

[3] 《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1839年8月3日），《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第221～223页。

[4]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后记

本书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一项专题研究。2003年经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批准，纳入学校金穗科研项目。立项不久，我又承担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传记·光绪朝（上）》项目，时间和精力全被吸引，无法按时完成复旦校级科研项目。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在审阅了我已写成的书稿（缺最后两节）之后，认为全书已基本完成，决定暂予结项。俟国家清史项目完成后，补写所缺，以成全书，交付出版。

不料，当我完成清史项目后，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年老体衰，很难集中精力完成全书。文债未清，郁闷不已。其时，我的学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剑博士，正在撰写《被轰出中世纪：1840年》书稿。于是，请他在交稿之后，代我写最后两节的初稿。他欣然帮我解困，并根据我原稿内容又增补了第八章《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使全书前后通贯，首尾相连。所以，本书实际上包涵着师生两代人的辛劳。

本书写作初期，恩师陈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将鸦片战争的起始年改为1839年之想，立即写信给我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信中指出：“1839年与1840年的关系是头发与头的关系，我们要说的是‘头’，不是‘头发’，当然也要注意‘头发’，不是‘秃子’，不知你以为然否？”[1]先生的教导，犹如醍醐灌顶，我立即驱府，与先生多次讨论，终于改变了我先前的看法，决定彻底改写，把全书定位在时贤著作中语焉不详的“头发”上，专讲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以及英国策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书名改为《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现在，当书稿付梓之际，想起恩师的教导，感慨系之。可以说，没有先生的及时点拨和辨正，就不会有这部书稿，它凝聚着师生三代人的历史思考，体现着学术观点上的师承传统。

本书尝试用年代学的研究方法，聚焦道光十九年中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与事。在史观上，力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视角上，通过上下、左右、前后的大历史观照，以多层次、多角度描述战前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之间在禁烟斗争中的互动；在人与事的相互关联上，注意人物的文化心态和功利思想对史事所取的态度、立场；在历史评价体系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翔实可靠的官方档案和相关私家著述互为参证，将之纳入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和解读；在研究手段上，尽可能将历史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多学科统合，以阐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

年代学的研究与著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本书充分吸取了前贤与时贤在历史学、对外贸易史、社会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所作的贡献，要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是很难的。我对他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年代学研究传入中土的时间不长，国内学术界尽管著述迭出，但对此很少作历史编纂方法上的深入探索，所以我的上述理解和本书的铺陈是否得宜、有当，敬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本书是在我早年写的初稿基础上续完的。书中使用的若干统计资料如〔美〕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当时还未有中译本，[2]所以我使用了本校老学者吴杰教授著作的统计，现在看显然是转手引用，而非直接使用的第一手统计数据，理应重新编订，但是我已到望八之年，没有精力为之了。这是要向读者抱歉的。

最后要感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给予的宽容，更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劳。

沈渭滨

2014年4月于蒲溪抱墨轩灯下

[1] 见《陈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9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马士此书，由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译者区宗华），林树惠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我于1994年元月接到承担本书整理校订译稿任务的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的赠书。

补记

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经由士人大儒的文化自觉，成为官学体系之外的研习讲学机构。自唐初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承继孔门遗风，以修己安人、成德济世为宗旨，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鸿儒贤达，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学堂兴起，书院逐渐衰落而最终被废，加之“五四”与“文革”的激变，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出现断层。近百年间，几代国人失去了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滋养。

梁启超先生曾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之不发明。”然而，本国学术思想之发明非一代人可以成就，须“由其民族自身传递数世、数十世血液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

秋霞圃书院的创建，是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承继和阐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书院由沪上著名学者沈渭滨、葛剑雄、傅杰、朱学勤、李天纲、汪涌豪等教授联合发起，并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香港、台湾和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参与教学与研究。

《秋霞圃人文典藏》系列丛书为秋霞圃书院学术委员及其他优秀学者专门研究之著作，陆续结集付梓。“纫秋兰以为佩”，经由诸多学人精心培育，必会给读者带来怡人馨香。当然，文化的薪火相传仅靠一己之力尚难以点亮国人心灵，需要更多高士大德汇聚，摒弃地域之见、门第之分、院校之别，超越功利，集聚起来，和合共生，让中华文化重光。

若有重建人文精神之意愿，则书院传统必为珍视之资源。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发挥“匡翼”学校之不逮功能，正是今日振兴文化、重建民众心灵家园不可忽略的课题。

心如风，尚待吹起，对望深沉，百年如一。书院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醇情亦如是！

李耐儒

甲午仲夏于嘉定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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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说起

第一章 世变前的众生相

1-1 官吏和贵胄

1-2 皇帝与枢臣

1-3 都门士大夫

第二章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

2-1 “风起于青萍之末”

2-2 从海禁到闭关

2-3 公行制度和防范章程

第三章 西方的敲门行径

3-1 英国：敲门的急先锋

3-2 正当贸易的困境

3-3 律劳卑事件

第四章 鸦片：黑色的毒流

4-1 汹涌而来的毒品

4-2 伶仃洋走私制度

4-3 耗财伤身莫此为甚

第五章 大清帝国的反应

5-1 嘉道年间的禁烟

5-2 “禁”还是“弛”

5-3 道光皇帝的决心

第六章 林则徐广东禁烟

6-1 虎门销烟

6-2 具结与反具结

6-3 交凶与反交凶

第七章 义律挑起武装冲突

7-1 九龙之战

7-2 澳门谈判

7-3 穿鼻海战

第八章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8-1 侵华舆论的形成

8-2 搜集情报 策划战争

8-3 英国政府出兵

后记

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