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胜利

德军前线将领二战回忆录

[英]理查德森(Richardson,W);[英]弗雷德林(Freidlin,S)著

晨钰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胜利: 德军前线将领二战回忆录/[英]理查德森(Richardson,W),[英]弗雷德林(Freidlin,S)主编;晨钰琪译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11

书名原文: The Fatal Decisions: First Hand Accounts By Hitler s Generals

ISBN 978⁃7⁃122⁃23076⁃8

Ⅰ.①远...  Ⅱ.①理...②弗...③晨...  III.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德国  IV.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587号

The Fatal Decisions, Edited by William Richardson and Seymour Freid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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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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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楔子

第一部分

- 不列颠：伦敦上空的鹰

- 战役评说

第二部分

- 莫斯科：与寒冷饥饿作战

- 战役评说

第三部分

- 阿拉曼：“沙漠之狐”的末路

- 战役评说

第四部分

- 斯大林格勒：一场惨重的失败

- 战役评说

第五部分

- 法国：大西洋堡垒的崩溃

- 战役评说

第六部分

- 阿登：最后的挣扎

- 战役评说

“二战”时期德国空军执行作战任务的单位为航空队（Air Fleet），由元帅亲自指挥，下辖4个轰炸机联队（德语为Kampfgeschwader），此处为联队下的大队（Gruppe）。——编者注

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手下名将之一，曾参与指挥法奥战争、法俄战争，先后被授予埃尔欣根公爵、莫斯科亲王。——编者注

亨茨施（Hentzsch）上校是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特使，他就西线形势所作的报告导致了德军的后撤，德军在马恩河的失败便归罪于他。——编者注

托特组织1938年成立，是一支半军事化部队，由其创办人弗里兹·托特（Fritz Todt）的名字命名。其主要任务是建设军事性工程。——编者注。

前言

The Fatal Decisions:

First Hand Accounts By Hitler’s Generals

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

曾任牛津大学奇切利战史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围绕“二战”这一主题的非官方军事文学中，绝大部分上乘之作都出自德国军官之手。仅以三位作者古德里安（Guderian）、隆美尔（Rommel）和梅伦廷（Mellenthin）为例，他们的作品都有着非常高的水平，其并不仅仅从个人角度出发，同样也对整个战争史作了补充。本书在我看来，写得同样好——尽管7位作者在写作手法上有所不同——也比之前的作品更加重要。

此类书的作者们一般会受到两点批评。第一点就是他们太过沉迷于战略、战术和武器等方面的专业术语，以至于不能形成整体的认识：观点的冲突、人类的情感、种族的狂热、经济的压力和地理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批评毫无用处。如果你想要读这类书，你可以去找那些历史学巨匠，例如汤恩比（Toynbee）。我承认将古德里安和汤恩比两人糅合在一起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由此产生的人可能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他写的是自己和同僚曾经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所能够提供的信息是那些巨匠不能提供的。的确，巨匠笔下的战争会让人发狂，因为他的概括中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换句话说就是方式和方法——到了某种程度，即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他的结论也有可能是错的。在此我想到了韦斯特法尔上将，尽管他也是这类粗鄙的“技师”之一，但却成功触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二点批评要更加难以应付。这就是德国将领们将这些灾难的责任推到了希特勒身上，并屡次声称希特勒插手其中，破坏了他们的战略和战术。这一指控经常理由充分。事实上，希特勒的干预所造成的影响经常是灾难性的，但有时候却也不尽然，或者说一些偶尔的干预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本书的作者们对于此类影响的重要性看法不一，但总而言之，我并不能将其称为过分夸大。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告诉我们，莫斯科城下的战斗失败后，希特勒下令坚守阵地，将军和在场的其他人都被吓到了——随后他承认这个决定不见得是错误的。一场撤退——在最后一次孤注一掷地进攻莫斯科之后，而不是之前——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失。此外，从整体上来看希特勒在苏联战场的指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他的指挥下，入侵者们成功撤出了苏联，并未遭遇灭顶之灾，而拿破仑指挥的部队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我建议详细地研究一个事件。有些时候我们的官方历史学家所拥有的信息要比德军将领们多，因为我们得到了最重要的德军档案。这个例子就是德军1940年5月23日作出的一个决定：在继续进攻前让装甲部队在“运河前线”集结，并下令不准用装甲师进攻敦刻尔克。在介绍战争不同阶段时，6篇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但齐格菲·韦斯特法尔将军在随后的文章评论中提到了。与之前的作者们一样，韦斯特法尔声称英国远征军“阵地难以固守，只是由于希特勒的决定才得救”。在这一点上我确定他是坦诚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此事有着不同的解释，也广受质疑，但德国人有着有力的证据。

我所提到的大多数特别信息都只供官方历史学家使用。其中有一个人我想要提到，那就是L.F.埃利斯（L.F.Ellis）少校，《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争，1939—1940》（The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1939—1940）一书的作者。5月23日早晨，伦德斯泰特（Rundstedt）曾与指挥第4集团军的克鲁格（Kluge）谈话，当晚，集团军的战斗日志记录道：“根据冯·伦德斯泰特上将的命令，明日大部分部队停止推进。”希特勒并没有在这里出现。不过第二天他出现了，并对此表示赞同。约德尔（Jodl）说，希特勒“对集团军群采取的措施感到非常高兴”，但这些命令并不是希特勒下达的。伦德斯泰特的上级布劳希奇（Brauchitsch）确实想要继续向敦刻尔克的包围圈推进，但在希特勒来到第4集团军之前，集团军肯定已经停在了运河线上，无论如何都要到24日再继续推进。25日清晨最高统帅部（O.K.H.）批准装甲部队渡过运河，可是伦德斯泰特并未派出部队。此时伦德斯泰特与总司令布劳希奇意见相左，并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继续深究故事的话，26日希特勒确实插手了，他批准“装甲集群和步兵师沿图尔奈—卡塞尔—敦刻尔克方向向前穿插”。

然而，在敦刻尔克的近距离作战中不使用装甲部队这一命令是符合这场战役的战术准则的，这里也有一个有力的证据：令希特勒厌恶的作战区域不仅仅是建筑区，还有纵横交错的沟渠、水路与河滩。如果我们将自己的思维局限在伦德斯泰特此时的理解范围内，不去考虑法国战役很快便会轻松取胜，那么便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为什么伦德斯泰特要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装甲部队。伦德斯泰特的部队在装备上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眼前似乎还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这些坦克“需要休息，以为南部的战斗做好准备”。

我并不认为如果第4集团军的坦克径直向前推进，英军就可以避免一场灾难。我不是假装自己知道过去可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想表明的是，反对“希特勒的决定拯救了英国远征军”这一观点的证据非常有力。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希特勒的某些决定就像是疯子作出的，这些决定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年末。我无意冒犯各位作者，他们的作品都不乏优点，但在阅读本书时对我吸引力最大并让我沉迷其中的就是第四部分，即陆军上将库尔特·蔡茨勒所写的《斯大林格勒：一场惨重的失败》。其他一些军官曾指责作者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人格力量来使希特勒走在正轨上。如果他所做的努力真如他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蔡茨勒上将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他日复一日地执行自己的计划来拯救受威胁的部队，或者是提出新的计划——如果希特勒不接受那些最好也是最明显的计划，那么对其加以修改至少还有可能从败局当中挽救一些部队。他举出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证据，也注意到了只有亲眼所见才能了解真相。当时蔡茨勒给希特勒施加的影响确实比他所了解的要深刻——或者说比希特勒所认为的要深刻——但这些影响太小了，也太迟了。我们几乎可以听到那恐怖而嘶哑的叫喊：“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撤退！”避免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服侍这样的主人，我们说这样的话可能非常简单，但这个想法很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较敦刻尔克而言，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中那些原本可能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设想要更加准确。无论如何，德军都不得不承受一场惨重的失败，但如果能及时撤出第6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就有可能避免被包围，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斯大林格勒战役可能是德国在战争期间所经历的最为深重的灾难，因为它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从心理上看，这个例子非常有趣。希特勒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然而也有着恶魔般的力量，可以无视所有他不想看到的事，特别是那些令他感到羞耻的事。第6集团军骇人的痛苦肯定在他的意识中的某个口袋里，只不过这个口袋被他给封住了。然而蔡茨勒在解读自己所收到的报告时，在想象力的帮助下通过专业知识意识到了这一悲剧，尽管他并未亲眼目睹。蔡茨勒非常有力而清晰地向读者充分展示了这一切。此外，有一点必须补充，对于卷入这场灾难的罗马尼亚军队，蔡茨勒也有一些宽容之辞。而宽容是希特勒所不具备的一种感情。

关于希特勒已经谈得够多了。他确实在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算没有他，这本书也会非常有趣。本书中提到诸多命运攸关的决定，这并不单指希特勒作出的决定，甚至还包括任何个人。我认为它的含义要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个人的决定，还包括那些由于武器的原因以及因为战事的发展而无可避免的决定。美国参战是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尽管希特勒由于对美国宣战而在此受到指责，但人们很难相信这个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美国参战对于德国来说都是命运攸关的决定，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从最重要的开始列举——还在于源源不断涌入苏联的武器和装备所造成的后果。此外，放弃“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德军入侵不列颠群岛行动的代号）的决定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由一连串事件所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德国空军败给了英国皇家空军。这一失败的具体原因非常复杂，散落在了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其中不仅包括德军对进攻缺乏准备且犹疑不定，三军观点不同，还包括战前德国飞机构造、背后的作战理念甚至是军事学说的影响。只要是受到责难的地方，要分担这些责任便不太容易，也不太可能得到军事指挥官的认可。然而这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

读者的性格将决定他对哪一部分最感兴趣。他可能会寻找与自己的国家有关的作战行动，以至于如果他是一名军人，就会去寻找与自己最相关的部分，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被弗里茨·拜尔莱因中将的《阿拉曼：“沙漠之狐”的末路》所吸引。于我而言，我更喜欢看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并且总能从苏联的战役中找到一种特殊的魅力。然而阿拉曼战役及其背景总归是这场战争中最为精彩纷呈的一幕，事实上也是最为致命的战役之一，因为它是在西线发动攻势并入侵德国控制下的欧洲所必经的一场战役。顺便提一提，正是一个名叫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德国人预言了一场将在北非爆发的战役，这将是将来世界大战进行中的一个主要阶段，那时的他有一些疯狂，但却能够提出绝妙的想法。拜尔莱因将军从德军的角度对阿拉曼战役做了精彩的叙述。

有关欧洲西北部的文章有两篇，即博多·齐默尔曼中将的《法国：大西洋堡垒的崩溃》和哈索·冯·曼陀菲尔上将的《阿登：最后的挣扎》。前者担任西线总司令的作战部长；后者在其所叙述的战役中指挥第5装甲集团军。德军的指挥在1944年是如此云谲波诡，更不必说将领们的意外事故和自杀了，齐默尔曼将军站在最高处目睹了这一切，他的作用是编辑们无法轻易替代的。齐默尔曼将军清晰地展现出了这场战役的特点和得出的教训。对于德军指挥部而言，这就像我们年轻时所经历的一个噩梦，努力地想要完成某个不得拖延的任务或是躲开一个残忍的追捕者，尽管开始时我们坚信目标力所能及，后来却发现自己的脚陷入了淤泥，且越来越深，越来越难以挣脱，直到最后几乎无法动弹。而让德军动弹不得的原因，当然就是英美两军的空中优势。

冯·曼陀菲尔将军可能是这些作者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位，冯·曼陀菲尔将军并不喜欢希特勒成立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决定，这支完全由党卫军组成的部队要与他的集团军并肩作战。在我看来，这并非出于冯·曼陀菲尔将军作为正规军军人的职业嫉妒。党卫军装甲部队确实意志坚定、战斗力强悍，但他们缺少经验丰富的参谋部，这也正是德国这类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党卫军部队的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更像是一个“苦干家”，而非谋士。

此前我并不是特别了解“小解决方案”删节后的情况，这是希特勒进攻计划的修改版。它是由指挥B集团军群的陆军元帅莫德尔（Model）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绝妙的替代方案，凭借德国当时的资源或许是可以实现的。希特勒之所以反对这一方案，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一阶段，只有彻底的胜利才值得作为目标，让实施方案的风险来阻止他实施宏大方案毫无意义。

最后我必须要说到的是自我辩解。这本书中并非毫无自我辩解，但整体来看尚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我们从某个失败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中找出一群人，那么当他们在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时，某些自我辩解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连胜利者也会禁不住诱惑，不过他们的借口要少一些。对于书中可以找到的任何这类“污点”，韦斯特法尔将军睿智的结束语都足以将其掩盖——“从这一点看来，那些了解自己所写内容的人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命运攸关的决定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就是说，这些决定并没有让德国将有把握的胜利扭转成确凿无疑的失败。从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各种作战计划的结果或多或少已经注定了。”

楔子

命运之年：

1939—1940

陆军骑兵上将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Siegfried Westphal，1902—1982）

“二战”期间德国陆军骑兵上将。曾历任非洲军团参谋长、南线司令部参谋长、西南线司令部参谋长、西线司令部参谋长，最终职务为南线司令部总司令（由盟军任命，负责招降残余德军）。

我们都还清楚地记得最初的那道火光，引爆了现在世人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导火索是德国与波兰之间因“波兰走廊”问题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割让了东普鲁士），此外德国还要求但泽自由市重新并入自己的版图。到了1939年4月，德国政府废除了5年前与波兰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导火索开始哧哧燃烧起来；夏季慢慢过去，火星离炸药包越来越近。很显然，希特勒对任何妥协方案都毫无兴趣。现在人们也已知道，波兰的强硬态度使得两国关系在8月的下半个月变得严峻起来。

自从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一直到1939年春天的这段时期，德军只制订了一个应对战争爆发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假想法国对德国发起进攻，并基于这一假想为西线和德国—波兰边界制定了完全防御措施：规模庞大的德国军队已整装待发，但此时仍留在动员区。然而到了1939年年初，鉴于波兰与德国之间的争端可能无法和平解决，希特勒命令陆海空三军以最快的速度制订一个进攻波兰的计划。这一计划被命名为“白色方案”——之前的一个防御计划被命名为“红色方案”——这一方案将动用陆军与空军的大部分部队进攻波兰，而西线部队的数量将维持在最低水平。这是因为尽管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出了郑重的承诺，但希特勒推测两国不会真正干涉这场战争。8月23日，德国与斯大林关于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希特勒因此更加坚信这一观点。随后，波兰第四次被“瓜分”。

德国入侵波兰的军事准备始于1939年春。德军将几个常备师调到东部前线地区挖掘战壕并修筑防御工事。发起进攻的时间最初定在1939年8月25日，然而在进攻前夜，希特勒在最后一刻犹豫了。我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使得正在朝边界进发的部队停下来。人们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德军高层中也弥漫着这种情绪，因为我们似乎再一次与战争擦肩而过。但不幸的是，这种轻松感来得为时尚早，8月31日，部队再一次接到了前进的命令，而这一次，命令没有再被取消。9月1日上午5时45分，包括所有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在内，德军的44个师跨过了德波边界，准备消灭波兰的武装力量。

德意志民族以一种“肃穆庄严”的心情接受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次看不到1914年那种极其狂热的情绪。男人们平静地接受了动员命令，到兵站报到。仿佛整个德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军人还是平民，都意识到了此时开始的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

作出第一个重大决定后，显然，希特勒和戈林也觉得自己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9月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发誓他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否则便埋骨他乡。9月3日，当戈林获悉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时，他说：“上帝保佑我们不要输掉这场战争！”

然而，波兰战役从一开始便“捷报”频传。波兰军队尽管战斗英勇，但无论是在武器、训练还是指挥上，都无法与德军相抗衡，因而不到三周便被击败。没有被德军俘虏的波兰军队则被推进至分界线的苏联军队所俘虏，这条分界线是里宾特洛甫与苏联人在莫斯科划定的。至此，波兰再一次失去了其独立国家的地位，被德国与苏联所“瓜分”。德国控制之下的波兰西部地区被正式命名为“总督管辖区”。德国总督将总督府设在了克拉科夫城堡的瓦维尔宫——一座被波兰人视为圣地的宫殿。

波兰被占领后，德军便开始向西转移。尽管德国大肆宣传，但是西墙（West Wall）或者国外所称的“齐格菲防线”此时仍未完工，远未达到“固若金汤”的程度。波兰战役期间，西墙仅配备有35个师，其中大部分是缺乏训练的预备役部队或者国土防御部队。法国军队有65个现役师以及45个预备役师。如果这股力量在广阔的前线上向守卫德国边界的安全部队（我几乎无法用更奉承的词来称呼他们）发动大规模攻势，法军无疑将突破我们的防线，特别是在9月上旬那段紧张时期。如果在德军大部队从波兰调回来之前法军就发动这样的进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法军能够毫不费力地推进到莱茵河，甚至还有可能已经渡河。

法国肯定非常了解我们暂时所处的劣势局面，然而令很多德国将领震惊的是，法国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在萨尔布吕肯、佩尔区以及德国、法国和卢森堡三国边界交会处的特里尔南部地区驻扎的前哨部队发生了交火。而前线的其他地方，特别是莱茵河上游，都经历了一段“奇特战争”时期。双方连续数周都没有开火，而工人们也能够继续在最接近前线的地方日夜不停地修筑防御工事。这一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几乎所有的德国军队在西线集结起来为止。这再一次证明了希特勒的判断，即法国不会抓住这个绝佳机会来进攻德国；由于没能利用德军处于劣势状态的时机立即发起进攻，法国失去了给希特勒以及德国予以重大打击的机会。在战争的下一阶段中，德军将要在尽可能早的恰当时机击败法国。据此德军对整个作战序列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此时西线已集结了8个集团军，而非3个。弱小的国土防御部队被现役师所取代，这些师不久前刚在波兰战场上完成了“训练”。

月末以来，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德国所有省份，这些地区均被宣布为“国土战争区”（Home War Area）。所有的房屋和交通都受到了管制。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偶尔会有炸弹从天而降。食物以及其他原材料完全实行配给制，只能通过定量供应卡或其他形式的授权来获得。德国的战争动员仍在继续，响应号召的民众使得西线的德军能够继续扩编，1940年春天，德军的规模已达136个师。

早在1939年11月12日，希特勒便已想要发动进攻。然而由于天气的原因，加上此时德军的实力不足，陆军总司令否决了这一计划。布劳希奇说服希特勒撤销了进攻命令。最初制订的计划要比1914年实施的计划更加有力：几个集团军将穿过荷兰与比利时，主攻点放在右翼。1940年2月由于采纳了所谓的“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在“曼施坦因计划”中，主攻点位于中部。

德军在冬季制订了数十个进攻计划，但由于极端寒冷的天气，这些行动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最终，5月10日早上5时45分，此时已训练有素的西部集团军在埃姆登与卡尔斯鲁厄之间的整个前线发起了进攻。接下来所执行的便是“曼施坦因计划”。

整个战争的进程远比之前所预料的要迅速和成功得多。早在5月14日荷兰军队便放弃了抵抗。仅仅两周后，比利时军队也向德军投降，他们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一道被俘。比利时的倒戈迫使英国远征军退到了海岸线上，这里难以固守，而拯救英国远征军的仅仅是希特勒的一个决定。希特勒制止了正从北面和南面开进以包围英国远征军的德军部队，并在戈林的建议下，限制了德国空军对英国远征军进一步的轰炸。然而此时德国空军实在无力阻止英国人撤退，在天气条件恶化后更是如此。到6月4日，大部分英勇战斗的英国远征军部队撤回了英格兰，一同撤离的还有极其弱小的法国和比利时部队。

德国宣传机构竭力诋毁敦刻尔克撤退，并将其描绘为英国的失败。英国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装备，但是他们挽救了军队。正是这些士兵，后来成为在非洲、意大利以及西线打败德军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战争还在继续。6月5日，德军渡过塞纳河。6月14日，巴黎被法国人宣布为不设防的城市，并被德军占领。此时德军先头部队正在向卢瓦尔河靠近。6月17日，法国总理贝当元帅被迫向德国求和。而直至德军到达靠近大西洋的波尔多后，德国才接受这一提议。6月10日，意大利加入了战争。最终，法德两国在贡比涅森林签署了停战协定，这里正是1918年德国作为战败国签署停战协议的地方。

整个战役持续了44天，在此期间，德军打败了法国、比利时与荷兰的军队，并占领了法国大多数大城市。我们只有一个对手没有在战争中倒下——英国。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错误将使我们尝尽苦头。

就在西线的战斗开始前不久，另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占领丹麦以及挪威。长期以来，德国工业所需的大部分铁矿石都从瑞典经由挪威运至国内。对德国这部战争机器的运转而言，保持这条运输道路畅通至关重要；而对英国来说，切断这条运输路线也同样重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双方几乎同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立态势无论如何都将被打破。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即苏联进攻芬兰期间，双方都做了战争准备，在这场战争中，芬兰的抵抗非常英勇出色。

但希特勒的动作要比对手快，4月9日，从奥斯陆到纳尔维克，德军在挪威所有重要港口发起了登陆。但英法两国部队直到5天后才踏上纳姆索斯和安达内斯的海岸。丹麦没有做无谓的抵抗便被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但挪威人却在年迈国王的领导下进行艰苦抵抗。德国海军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巡洋舰和驱逐舰，到了5月，纳尔维克的形势十分严峻，以至于希特勒开始考虑放弃在挪威北部的行动。但在当地作战的德军山地部队坚持了下来，直到6月8日挪威人最终停止了抵抗，盟军两栖部队也撤退了。

至此，整个大西洋海岸线，从纳尔维克到法西边界都在德国掌控之下。希特勒的帝国从西部的布列斯特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此时他的实力达到了巅峰。除了英国以外，希特勒之前所有的对手都被已打败，并被逐出了战场。

消灭那块“四面环海的岩石”（sea-grit rock）的战斗也开始了。不列颠战役拉开了战争的序幕，这场规模庞大的空战将是下一部分的主题。尽管U型潜艇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绩，德国空军此时将执行U型潜艇由于数量上的劣势而无法完成的任务。关于德国入侵不列颠群岛的目的以及导致这一计划搁浅的原因，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第一部分

不列颠：伦敦上空的鹰

空军上将

维尔纳·克赖佩

维尔纳·克赖佩

（Werner Kreipe，1904—1967）

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期间，维尔纳·克赖佩服役于第2轰炸机联队，1940年6月被任命为第3航空队作战部部长。此后在西线和苏联担任其他参谋职位，多次快速晋升，并于1944年被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参谋长。

不列颠战役的开始，或者说拉开这场战役帷幕的日子，在我看来应该是1940年5月28日。

之前，第2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奉命多次攻击了撤逃的残余法军。5月27日，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联队的道尼尔-17s轰炸机再次发动进攻，而名存实亡的法国空军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当晚，毫发无损的联队回到位于法国与比利时边界的城市罗克鲁瓦的机场时，联队指挥官发现新的命令正在等着他。明天，他的目标将是开始在敦刻尔克登船的英国远征军，而他的对手则是英国皇家空军。

第二天清晨，联队全部27架轰炸机从机场起飞，很快便升至11,000英尺的高空，贴着云层向北飞去。在这一高度上，机组人员能够真正鸟瞰战火中的敦刻尔克，以及早已挤满了士兵、马匹、车辆和各类辎重的海滩。但就在轰炸机正要向这些理想目标投弹前，无线电中传出了嘈杂的声音：“敌机从后方来袭。”几秒钟内，一个喷火式战斗机中队便扑入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当中——这是德国飞行员们遇到的第一支英国空军部队。喷火式战斗机冒着德军自卫机枪猛烈的炮火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并成功地将德军轰炸机驱离了他们的目标。

飞行员们的通话很快便传回了罗克鲁瓦：“我们必须脱离战斗，必须设法着陆。”这使得待命的参谋们也毫不怀疑英国人的英勇善战。带领轰炸机编队的指挥官被同一架喷火式战斗机攻击了不下5次。当他着陆后，我在飞机机身上数出了86个弹孔，这也恰好充分说明了道尼尔-17轰炸机的坚固，在战争初期，道尼尔-17是我们的制式轰炸机之一。在敦刻尔克的任务中，联队有1架轰炸机失踪，另外有2架严重受损。

轰炸机联队刚着陆，立即便收到了再次起飞的命令，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尼尔波特。道尼尔-17刚一出现，不知疲倦的英国战斗机便再次发起了攻击。这一次，轰炸机联队得到了德国战斗机的支援。尽管英国飞行员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击退，但轰炸机的密集编队仍然成功飞抵目标。但我们的损失也不容忽视：3架道尼尔轰炸机被迫在后方强行着陆，机组人员出现了伤亡；另外，超过5架轰炸机严重受损，很长一段时间将无法参加战斗。

因此，在这一天，联队的27架轰炸机损失了11架。轻松取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迎头撞上了英国皇家空军。

1940年6月22日，我们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德国空军也因此得以享受几日清闲。的确，现在有很多传闻称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大队指挥部的一名军官被派去安排即将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胜利大游行，在陆军中，一些年龄大的军人也被遣散并送回家乡。

最高统帅部设在我们的机场旁，因此我也能够借此拜访一两位现在担任希特勒参谋的老朋友，其中包括凯特尔（Keitel）上将，他曾是我的指挥官，还有冯·贝罗（Von Below）上校，他曾是我的部下，现在则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他们两人都深信英国正准备议和，这场战争基本上等于结束了。

尽管乐观的情绪十分高涨，但是空军仍然接到命令，补充其相对轻微的人员与设备损失，准备下一场必将在英吉利海峡以及英国上空展开的战斗。几天内，空军便已就绪。

此时空军的实力达到了多年战争中再也未曾达到的巅峰。在占领区以及德国西北部，以下部队已经准备就绪：11个战斗机大队，共计约1 300架单引擎战斗机（梅塞施密特-109）；两个战斗轰炸机或重型轰炸机大队，共计180架双引擎战斗机（梅塞施密特-110）；10个轰炸机大队，共计约1 350架双引擎轰炸机（亨克尔-110、容克-88以及道尼尔-17）。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技术精湛，在空战战术方面，飞行员与机组人员都接受了良好的训练。在波兰的战斗以及法国战役丰富了他们的作战经验，尽管清楚地了解眼前战斗的残酷和艰苦，他们仍然士气高昂，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德国空军组建成了两个航空队，分别是凯塞林（Kesselring）元帅指挥的第2航空队以及施佩勒（Sperrle）元帅指挥的第3航空队，两支部队均直接隶属于空军最高司令部，受空军总司令戈林的指挥。第2航空队的几个主要指挥部设在布鲁塞尔，前敌指挥部设在多佛对面的格里内角；第3航空队的几个主要指挥部设在巴黎，而前敌指挥部设在多维尔。当戈林和他的参谋部到达西线时，这位空军总司令的指挥专列便停靠在博韦，这里有一座以这座城市命名的机场。

从法国战役结束到不列颠战役开始，在这段平静时期中，空军的地勤人员以及工程部队异常忙碌。除了修复被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他们还在占领区修建了许多新机场。

7月2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向空军下达了第一道进攻英国的作战指令，其目的是最终入侵不列颠群岛。空军肩负着两个基本任务：

（1）与德国海军共同行动，通过攻击护航舰队、港口设施，在港口区以及通往港口的航路布雷等手段，封锁英吉利海峡的航运。

（2）消灭英国皇家空军。

7月10日，轰炸机编队在单引擎和双引擎战斗机的护航下，开始对商船队发起进攻，而以沉着冷静著称的英国人仍在派遣商船借道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这座大城市是英国后勤供应网络的中心。

我与第2轰炸联队第3大队一起参加过一次进攻商船队的行动。我们驻扎在康布雷。在多佛与邓杰内斯之间我们发现了商船队。任务简报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才飞行了不到一个半小时，肯特的海岸线便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英吉利海峡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海洋与天空呈现出对比鲜明的蓝色，在地平线另一端交融。英格兰海岸线上四处笼罩着薄雾，而在我们飞机下方便是商船队，它们像是玩具船一般，身后带着呈扇形散开的细微尾迹。商船队一发现我们便立即散开了。商船慌乱地行驶，护航军舰全速行驶，防空炮火布满了天空。这时我们的战斗机出现了。我们完成了第一轮投弹，炸弹在船队周围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尽管我们基本在英军的射程之外，但海岸线上驻扎的防空部队也同军舰一起向我们开火。由于之前只投下了一半的炸弹，我们便调转到法国方向，准备进行第二轮投弹。此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加入了战斗，一场翻转缠绕的战斗机大混战出现在英格兰海岸线上空，德国的梅塞施密特-109以及下方的梅塞施密特-110与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旋风式战斗机展开了决战。返回基地前，我们的联队已经在空中飞行了3小时。我们向上级报告击沉了1艘重型巡洋舰、3艘商船，击伤1艘商船，并击落击伤11架英国战斗机，而我们则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2架轰炸机、2架双引擎战斗机和3架单引擎战斗机。

在接下来的几周中，诸如此类的作战行动一直在进行。

与此同时，陆军中盛传的对不列颠的大规模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事实上，对于整个海岸线上正在进行的热火朝天的入侵准备，所有人都可以一览无余。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港口挤满了各类船舶，部队的登船与登陆演习时刻不停地进行着，参谋们也在不分昼夜地忙碌。

空军的士气非常高昂，而且充满信心。意大利的杜黑（Douhet）将军曾提出，在任何现代战争中空军必须处于主导地位，他很快便受到了许多德国军官的推崇。我们当中一些人认为仅靠空军，我们就能够在不列颠战役中发出制胜一击。

其他空军高级参谋对此则更加谨慎，他们认同陆军总参谋部的保留意见。陆军总参谋部不断指出，英国皇家海军是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目前为止它只遭受了相对轻微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支完整的队伍。此外陆军还准确地指出，我们的空军缺乏能够重创英国重装甲战舰的穿甲弹。总的来说，可能当时我们的空军将自己视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但我们还没有自大到认为仅凭空军之力便能赢得这次战争的地步。与此同时，在信奉传统大陆战争理论的陆军中，“海狮行动”的计划越来越受到怀疑。

7月16日，希特勒向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关于“海狮行动”的指示。指示内容如下：“尽管英国在军事形势上已陷入绝境，但鉴于其目前仍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我决定开始为进攻英国做准备，必要时将付诸行动。进攻的目的在于阻止英国继续充当对德战争的基地。整个计划的准备工作将在8月中旬完成……”3天后，德国国会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来庆祝德军占领法国。在演讲中，希特勒再次呼吁英国结束战争。德国人普遍认为此时希特勒真的相信英国可能会做出妥协以换取和平。但是几天后，英国政府冷淡地回绝了这个建议。

在此之前我已提到德军各军种在“海狮行动”可行性上的分歧。7月末的几天，希特勒召见了第3航空队的参谋长君特·科尔滕将军（Günter Korten，4年后死于针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希特勒强烈要求空军投入最大的力量对英国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借此来消除陆军顾问对他产生的疑虑，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8月初，西线的空中作战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攻击的重点从英吉利海峡的航运转移到了与即将到来的进攻密切相关的目标上。为了夺取英吉利海峡以及英国海岸线上空的制空权，空军受命首先攻击英国皇家空军的地面设施以及训练学校；第二个目标是英国的军事工业，特别是飞机制造厂；而攻击英吉利海峡的航运的重要性降到了第三位。

德国空军被告知，只有在进攻即将发起时，他们才会接到在进攻中支援陆军的具体命令。

此时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英国皇家空军，为进攻英国本土做准备。我们还要阻止自敦刻尔克战败后一直在重组和整备的英国地面部队继续备战，并使英国的油料和食物供给降至可接受的最低水平之下——我们认为这将使英国民众迫切地想要求和。这是现代史上英格兰人第一次在本土充分感受到战争对他们的直接影响：英国人的士气将因此而下降。

升空作战时我们的中队深信只要能打败英国这个最后的对手，便可以夺取最终胜利。但是最初几天的战斗令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尽管英国可能是最后一个对手，但也的确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为强大的一个对手。事实上我们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群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飞行员。伤亡名单越来越长。有很多次，好像我们只需要再付出一点点努力，就可以将英国皇家空军逐出天空。根据空军总参谋部理论上的估算，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司令部应该早已被消灭。然而第二天德国飞行员却还会再一次看到喷火式战斗机和旋风式战斗机爬升上来迎战。英国是一个英勇的对手，在战斗的时候他清楚地明白，于他而言这是一场存亡之战。尽管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的轰炸机中队仍然顺利完成了任务，但是进攻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甚至在不列颠战役的这一阶段中，我们也十分清楚，如果想把初期的胜利成果保持下去，那么无论多长时间都需要维持非常强大的空中力量。

此时还是上校军衔的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olland）后来成为空军中将，德国战斗机部队的监察官，他是成名于不列颠战役的最为著名的两位战斗机王牌飞行员中的一个。另一位王牌飞行员是加兰德的朋友，维尔纳·莫尔德斯（Werner Moelders）上尉。这两位飞行员很快便意识到了德国空军所遭受的损失的根本原因，并认识到了德国空军此时所暴露出来的战术和其他弱点。加兰德与莫尔德斯二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并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他们的战友。他们也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必要时向德军最高层发出警示。

英德双方在不列颠战役期间都表现出了高水平的骑士精神。关于时任皇家空军少校道格拉斯·巴德尔（Douglas Bader）的假肢有一些广为流传的故事，以下便是其中一例。战争开始前，巴德尔少校便失去了双腿，但他克服了这一巨大的障碍，成为一名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巴德尔在圣欧麦附近被德国空军击落，一对铝制假肢也损坏了。当晚，巴德尔在加兰德所属大队的军官餐厅受到了款待。在那里巴德尔询问德国人是否有办法能够把他在英国的备用假肢寄到这里。加兰德与我取得了联系——那时我是第3航空队的作战部部长——之后我便向施佩勒元帅说明了情况。在得到元帅的同意后，我们用国际紧急救助频率向英国发送了无线电消息，结果，不到48个小时，少校的假肢便乘着降落伞落在了圣欧麦机场。

与此同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与空军总司令部仍然不确定他们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并对此犹豫不决。尽管我们已经接到了非常明确的战略指示，但司令部，尤其是戈林，仍在不断妨碍进攻的实际执行。戈林所担任的各类职责使他需要连续几日或几周前往柏林，虽然他将空军参谋部留在了法国，但是距离并没有削弱他进行干涉的劲头，我们还是能够收到自柏林发来的极其不同寻常的命令，这些命令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战术行动的实施。

海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司令部再一次表示了他们对“海狮行动”的疑虑与担忧。此前希特勒对这一计划从未充满信心，现在他也开始动摇了。8月10日，原定于8月末的进攻日期被推迟到了9月末。但在9月4日的一场演讲中，希特勒说：“如果英国人感到疑惑，并问‘为什么他没有来？’，那么你们可以放心，他马上就来了。”而在同一场演讲中他发出了重大宣言：“如果他们（英国）宣布要对我们的城市发起猛烈的进攻——那么作为回应，我们将夷平他们的城市。”与此同时，德国空军还在奋力夺取制空权，要将英国皇家空军赶出天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不断感到胜利已经近在咫尺。那天在英国上空的大规模空战中有56架德国飞机被击落。

9月17日，希特勒再一次推迟了进攻日期。战斗还在继续。但此时我们的空军已是焦头烂额，损失惨重。两个航空队的指挥官以最强烈的语气请求戈林放弃这些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日间行动，而改为夜间轰炸。对于德国空军而言，这意味着学习新的战术，不过最后飞行员们还是一点点地掌握了。10月12日，希特勒决定取消当年的进攻计划，但他仍然声称只是将“海狮行动”推迟到了1941年春。

这一决定使得在具有决定性的第一回合，德国最高统帅部将胜利拱手让给了英国。

由于我们的轰炸机中队转为夜间发起进攻，这便给了英国人喘息的机会。

在整个不列颠战役的日间作战阶段，尽管德国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对英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包围圈，但皇家空军也并非处于不利地位。英国人是在为保卫国家而战。他们有着一流的地面设施，而飞行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并尽可能地发挥了装备的作用。处于守势的英国空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战斗机部队，一个任务完成后，同一批飞行员会在一天中一次又一次地升空作战，这也证明了他们有着勇敢不屈的精神。不过，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最让我们感到不快的意外可能就是雷达的出现了，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发明，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靠近英国时，它能够及时向英国人发出警告。雷达的投入使用使得皇家空军能够忽略德军的佯攻，并将力量集中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皇家空军的效率因此提高了至少两倍。英国防空部队也很快便变得非常训练有素，在反击我们的空军编队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毫无疑问，此时已开始恶化的天气状况也为英勇的英国守军提供了极大帮助。

即将到来的冬季是促使希特勒放弃1940年入侵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规模的日间战斗结束后，最高统帅部开始着手计算夏季战役期间的战果和损失，其结果令人担忧。

尽管德国空军不断得到补充，但在8月1日至10月1日期间，我们每天参加作战的飞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500架的编制水平之下。根据我们的计算，同期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1 100架飞机。德国方面没有人知道英国人的资源也已处于消耗殆尽的边缘，不过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变得紧迫起来，新飞行员的补充和新飞机的补充都远远跟不上进度，最高统帅部不得不采取了新的战略。因而德军决定开始不列颠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摧毁英国的工业。此时德国空军决定在夜间进行轰炸，力图将我们的损失维持在可忍受的水平之下。

希特勒此前一直反对这样的轰炸，但是考虑到在刚刚过去的夏季英国皇家空军对威廉港、科隆和鲁尔区的城市发起了类似的进攻，他最终还是批准了这一计划。1940年年末，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指挥轰炸机对汉堡和不来梅进行了夜间轰炸后，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轰炸机对伦敦进行重点轰炸。

德国空军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打算——击败英国皇家空军，为德军在英国海岸线实施大规模登陆做准备。这使得重压之下的英国皇家空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并能够有时间重建几乎消耗殆尽的战斗机部队。

除了这些夜间轰炸外，其他飞行部队的任务还包括在英国的河口以及主要港口布雷。这些部队被合编成了第9航空军。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恶劣的天气使得这些作战行动无法频繁地进行。

在不列颠战役的第三阶段中，我们判断对方部署，制订相应计划所需的情报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空中侦察。同属第9航空军的空中侦察中队的活动极为频繁。我偶尔也会驾驶一架经过改装的容克-88执行此类任务。另一个主要的情报来源便是我们所截获的英军无线电报。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核实空中侦察所获情报的宝贵机会，也使我们能够判断英军在英国境内的部署情况。

第2和第3航空队的指挥官与参谋们共同制订了月度作战计划，以攻击那些被空军总司令部标注为极其重要目标的地区。当时我是第3航空队作战部部长。基本的月度作战计划被分割为许多详细命令，内容是每天或者每晚对英国各大工业中心、伦敦码头和英国其他主要港口的进攻。这些命令都是在两个航空队极其密切的配合下拟定的。

但是德军高层仍然在战略问题上摇摆不定，尤以空军最高司令部为甚。此时戈林和他的参谋部已经撤回了柏林，但他仍然在干预我们的作战。他经常会在最后一刻下令取消精心准备的作战计划，此外他还会根据当天所收到的未经确认的情报，或者大概是出于对最高统帅部而言似乎非常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考虑，下令立刻执行一项完全不同的作战任务。

这个指挥德国空军的人实际上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高明的战略理念。这是他的一个缺陷，顺带说一说，这一缺陷并不仅仅出现在不列颠战役期间。据戈林对自己的理解，他所信奉的是杜黑将军的理论。然而计划出错时，比如在对利物浦的两次轰炸中炸弹投到了英国人设置的假目标上时，戈林却对他的飞行员们发出极为严厉的斥责。

在整个冬季中，空战变得愈加激烈而残酷。德国轰炸机对考文垂、利物浦、赫尔、朴茨茅斯、曼彻斯特和其他许多城市进行了持续的轰炸，火光中的城市成了轰炸机机组人员胜利信念的象征。一个又一个夜晚，布雷飞机无声而无畏地在各大型港口和泰晤士河口播撒下可怖的杀器。渐渐地，在英国南部的港口船只已经无法通行了。从北部的赫尔沿着东部、西部和南部的海岸线直到布里斯托尔，英国商船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

但是我们的攻击目标太多了，同时对港口、工业城市和伦敦发起进攻分散了我们的精力——我们没有集中力量攻击任何一个目标——这使得轰炸机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冬季的几个月中，我们所取得的战果与所遭受的损失极不相称。尽管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训练有素，在执行任务时也确实勇敢无畏，但是从技术上而言，德国空军并不适合长距离的跨海作战。首先一点便是我们缺乏一种作战半径达到1,200英里且能够在30,000英尺高空作战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

1941年2月，戈林与一大批随从来到巴黎，同凯塞林元帅和施佩勒元帅讨论对英国的空中作战未来将如何进行。

德军在法国外交部历史悠久的钟表大厅内举行了一场会议，严密的安全防范仅仅表现出了这场会议的虚张声势。如往常一样，戈林认为德国空军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功，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他用最为严厉的语言斥责了两个航空队的指挥官以及飞行员。恕我直言，两位元帅想要反驳戈林的指责，他们也设法让戈林相信空军战斗的艰苦，航空队所执行的任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戈林仍然不为所动。戈林视察了前线部队，并与加兰德进行了交谈，此时加兰德的丰富经验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对戈林产生任何效果。基于眼前形势采取新的策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但会议却没有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空军只能像过去一样沿着相同的航线对英国实施轰炸。

飞行员培训学校培训飞行员的速度已经加快了，我们也因此有充足的人员来补充损失。然而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这些新手飞行员也最容易成为技术日益娴熟的英国夜间战斗机飞行员的牺牲品——这经常发生在他们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1941年2月，第3航空队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即为“菲利克斯行动”（Operation Felix）制订详细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德国陆军与空军部队将穿过西班牙，并占领直布罗陀，因此计划的执行需要事先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

众所周知，“菲利克斯行动”始终停留在参谋规划阶段而没有付诸实施，这主要归咎于1940年10月希特勒与西班牙领导人在法西边界的蒙特瓦尔会谈的失败。这次会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是由于佛朗哥小心谨慎地拒绝让自己和他的国家承担这一义务，随后德国与西班牙军官之间的参谋会谈也同样没有结果。

“菲利克斯行动”的计划因此只是浪费了许多纸张。同时，西线的空军高级参谋与冯·伦德斯泰特元帅所指挥的A集团军群、冯·维茨莱本（Von Witzleben）元帅所指挥的D集团军群仍在共同制订1941年最终入侵英国的详细计划。而对于最高统帅部的目标发生重大改变一事，我们一无所知。

直至同年3月，一些高级参谋军官才得知我们与苏联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这意味着不列颠战役最终将被放弃。

形势虽然即将发生变化，3月戈林仍再次访问了法国。在施佩勒元帅的陪同下，他视察了容克-88的最新型号。戈林对于这一机型的真正性能并不了解，却下令让一批新的容克-88对阿伯丁发起进攻。施佩勒元帅称这无异于让飞行员自杀。紧接着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施佩勒元帅对此极其愤慨，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说服他不要递交辞呈。

这场规模庞大的空中战役仍在继续，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损失的轰炸机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在这段时期中，我们对伦敦发起了65次主要进攻。通过让轰炸机在漫长的冬夜中两次出击，单次进攻中的轰炸机数量有时会高达800架，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与海军，特别是与U型潜艇部队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这一合作的成果之一便是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即“大西洋空军司令”，其司令部位于波尔多。这一指挥官的职责是为U型潜艇部队提供对大西洋进行空中侦察的保障，同时也负责指挥重型轰炸机部队与潜艇部队配合攻击英国商船。这些中队经常环绕不列颠群岛，绕过苏格兰最北端返航，并在挪威降落，之后他们将从这里起飞执行下一项任务。

1941年5月末，大西洋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正装载着空投鱼雷试图救援“俾斯麦”号战列舰。这艘巨舰在与英国皇家海军“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战斗中取胜后，发现自己已被400海里外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包围了。“俾斯麦”号沉没之时它的旗帜仍在飘扬，而此时我们与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战斗也就真的结束了。自此以后，我们只有U型潜艇和空军可以依靠。

高级指挥官们越来越清楚，在1941年夏季期间，不列颠战役肯定会被取消。长长一串空军和其他部队的名单被发往法国的各个指挥部，名单上的部队将被调往新开辟的东线战场，此时我们越来越清楚，西线的剩余部队肯定不足以继续进行不列颠战役了——尽管我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确实，我们所剩下的战斗机部队似乎都不足以守卫荷兰—比利时—法国海岸线。

第2航空队的凯塞林元帅和参谋人员已到东线执行新的任务，整个西部战区的空中作战现在由第3航空队负责。

5月期间，德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调动，开赴东线的部队对于能够离开西线战区常常会表现出由衷的慰藉。相对于所承担的任务而言，留下来的部队实在是太弱小了，我们尤其缺乏地面部队。我们将部队的无线电通讯量保持在了原来的水平上，并同那些已经转移的部队进行频繁的通讯，就像他们还驻扎在此一样，通过这些手段我们欺骗了英国无线电拦截部队，使得英国情报机构并未发现德国空军的转移。最后证明我们成功蒙蔽了对方几周时间。

就这样，既没有宣扬，也没有出现真正的高潮，不列颠战役结束了。

英国著名军事作家J.F.C.富勒（J.F.C.Fuller）少将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将不列颠战役描述成对德国命运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在充分肯定了德军士兵的素质后，富勒少将指出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受到了大陆战争思想的束缚。他的依据是，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仅凭空军的力量便可战胜英国。

在我看来，富勒将军所说的最后一点错了。至少负责不列颠战役的德国空军参谋们始终都不认为仅凭德国空军便可征服英国。我们认为如果陆军和海军全力以赴进攻的话，那么强大的德国空军将对英国发出制胜一击。但是到了1940年的秋天，这种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了。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以及英国飞机厂的产量相比较，此时的德国空军可能还足够强大，也足以完成自己在“海狮行动”中所承担的任务。然而德国陆军与海军却尚未做好准备，最高统帅部对于“海狮行动”显然也没有那么热心了。空军元帅戈林一再就这些问题大声提出异议，但这也只能掩盖他心底的疑虑。因为事实上，他本人也从未对“海狮行动”充满过信心。他痴迷于杜黑将军的思想。不过我怀疑他是否真正领会了杜黑理论的全部含义。

富勒将军关于埃及与苏伊士运河的推论我非常同意。正如他所指出的，对于当时的德军而言，埃及与苏伊士运河是理想的目标。如他所言，假若当初德国的战争机器将力量集中在中东，而不是在英格兰上空消耗空军，大英帝国很可能会遭受致命一击。

如今很多问题都已明朗了：尽管从德国飞行员的角度来看，在这场英国上空的战役中，德国可能在飞行员的技术和勇气上取得了胜利，然而从战略角度看，它是失败的，这也导致了我们最终的战败。发动不列颠战役的决定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由于最高统帅部没有给德国空军制定明确的目标，使德国空军几乎“流血致死”，并且遭受了在整场战争都没有得以恢复的重大损失。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不列颠战役中的空战经历使英国领导人和随后的美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将空军变成他们最为强大，也是最终的、最具决定性的战争武器。

战役评说

战争的蔓延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在不列颠战役中德国空军的失败证明，仅凭轰炸不可能迫使一个英勇的国家屈服。伦敦的例子特别清晰地诠释了这一结论，而在未来的几年中，德国民众的“坚强不屈”也会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承受了最为猛烈的轰炸。战役中德国空军也没有消灭英国的空中防御力量。由于英国仍然保存着完整的海军与空军，进攻英国本土的德军必将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这意味着德国并不具备入侵不列颠的一个决定性条件。直到10月上半个月天气状况好转才允许德国进行登陆作战，此时希特勒决定1940年之后再实施“海狮行动”。

事实上希特勒一开始就根本不愿实施这一行动。他的战略理念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大陆战争框架内，而对两栖作战则表现出明显的反感。1942年在中东讨论进攻马耳他时，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不愿意实施“海狮行动”，这一点得到了海军的支持，海军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考虑到自身实力的弱小，德国海军不认为自己能够保护登陆部队免受英国本土舰队的攻击。

而陆军总司令部却对“海狮行动”非常乐观。他们仅仅将横跨英吉利海峡视为一种大规模的渡河作战，此外陆军还认为由于英军在敦刻尔克战役中损失了大量装备，因此英国本土的抵抗既不会很顽强，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英国有着强大的舰队，而我们的运输手段（主要由内河船只所组成）也非常有限，陆军仍希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足够深入的桥头堡，以便将大规模的增援部队运至英吉利海峡对岸。能否通过一次成功的入侵来打败英国甚至在当时都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强大而顽强的国家。我们必须考虑英国政府、英国舰队以及部分其他部队转移到加拿大继续与我们作战的可能性。

但是在希特勒的方案中另一个考虑则完全起着决定性作用。西线战役结束前不久，希特勒向身边的军方亲信透露，德军也许有必要立即向东方的共产主义浪潮发起进攻。去年苏联进入了芬兰，而在1940年夏天苏联又进入了波罗的海诸国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这些战事使得希特勒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威胁危及了罗马尼亚对德国的石油供应。为此希特勒立即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安东内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王国。这一访问也加深了苏联对德国的怀疑。1940年11月在莫洛多夫出席的一场会议中，德国与苏联未能就各自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一致，希特勒就此决定对苏联采取行动。一个月后，他下达了著名的“第二十一号指令”，要求国防军必须准备通过一场速决战来击溃苏联。罗马尼亚和芬兰可以视为德国的盟友。至此，希特勒再一次掷出了命运的骰子。

由于这一决定，集结于此的德军开始一个师接一个师地向东部前线移动，这便使得西线的部队几乎所剩无几。显然英国所面临的入侵威胁已经降低了。最高统帅部下达了指令，大意是要求部队继续假装进行入侵英国的准备。虽然1940年至1941年的这个冬天，德国空军仍然在对英国的城市发动猛烈的攻击，但这些措施确实无法长久蒙蔽对手。

德军在南方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夏季的几个月里中东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静，但现在这个战区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墨索里尼夸下了海口，但意大利却并没有立即对危险的海岛要塞马耳他发起进攻，以一举切断英国与远东的主要交通线，并保障意大利与其北非和东非殖民地的交通。不过在9月时，格拉齐亚尼（Graziani）元帅确实率领着8个师穿过了埃及边界。他一直前进到西迪巴拉尼，并停在了那里。他的犹豫是完全正当的，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11月，英军的韦维尔（Wavell）元帅向装备处于劣势的意大利军队发起了反攻，意大利军队很快便发现自己正处于灾难的边缘。势如破竹的英军占领了巴迪亚、托布鲁克的坚固堡垒与班加西，到1941年1月底，英军与的黎波里之间的距离仅有几百英里。因此在14万名意军已被俘虏、整个利比亚即将陷落的紧要关头，墨索里尼才接受了德国军队提供的资源——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德国便已提出要援助意大利，但当时被墨索里尼拒绝了。2月，隆美尔将军来到了北非，他即将在战场上展现出来的卓越领导才能以及无可挑剔的品格将使他闻名于世。在一场极其精彩的反攻中，3月底隆美尔便把英军驱回了埃及边界。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将了解关于隆美尔的更多情况。

到了秋末，意大利军队在另一个战区活跃了起来。1940年10月27日，意大利军队越过了希腊与阿尔巴尼亚的边界，想要迅速取胜。他们大大低估了希腊军队的抵抗能力，很快便陷入了非常严重的麻烦之中，甚至一度差点被赶到大海里。在此之前德国便已警告过意大利，称其军事实力不足以冒险发动攻击。但是现在，希腊战局的发展使得德国必须要介入，于是在11月中旬，德军7个师被调到了罗马尼亚东部。德军向“背叛”轴心国的南斯拉夫以及在希腊登陆的英军发起了春季攻势，这才将意大利兄弟从可怜的境况中解救出来。

春季战役确实取得了成功，轴心国迅速消灭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军队，并将英军逐出了欧洲大陆的东南角。随后，伞兵和其他空降部队发起了著名的克里特岛战役。但这却并没有使巴尔干地区安定下来。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巴尔干半岛仍然是一个乱局，牵制住了大量部队。

意大利的不幸还远没有结束。5月，在埃塞俄比亚指挥作战的奥斯塔（Aosta）公爵被迫向英国投降。与此同时，伊拉克爆发的反英起义遭到了失败，在叙利亚，一处自《贡比涅停战协议》签订以来便一直处于意大利控制之下的法国托管领土落入了同盟国手中，这意味着德国在中东的影响已荡然无存。

征服巴尔干半岛所需的部队不得不从东线抽调。在东欧短暂的夏季中，适合发动战役的时间非常有限，而部队的调动使得原定进攻苏联的日期被推迟了6周之久，这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斯大林当然也了解德军正在苏联的西部边境远处集结，他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有所怀疑，并相应地加强了苏军的力量。除了这些措施，显然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还对和平抱有希望。因此当德军在1941年6月22日3时30分向苏联发起进攻时，斯大林在战略上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在战术上却措手不及，疏于准备。

从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德军3个集团军群共计145个师向苏联发起了进攻，并先后得到了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军队的支援。在遥远的北方，芬兰也向苏联宣了战。似乎整个欧洲都在向苏联进军以消灭这个红色巨人。不过，事实上这些外国军队的比例很小，一些国家的军队不超过一个营，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超过一个师。

希特勒以为苏联红军很快便会被消灭。他对胜利把握十足，以至于下令削减了军需品的生产。希特勒对于战事的预估很快便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陆军总司令部则预测准确。确实，在战役初期，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被德军击溃，在比亚韦斯托克包围战、明斯克包围战、基辅包围战、维亚兹马包围战中，我们俘虏了数百万苏军，德国的电台宣布了许多胜利消息，新的好消息还在接踵而至。可是，大量苏联军队在政治干部的鼓励下，依然艰苦战斗，直至牺牲。战役中苏军的许多先进武器让我们出乎意料，德军为此感到非常不快，例如德军反坦克火炮无法击毁的T34坦克。此外，越来越明显的一件事是，德军并不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踏上苏联土地的。尽管总体而言占领区军队有着一定的表现，但安全局的“突击队”在后方地区令人反感的行径很快便为人们所知。德军的行为在极其失望的苏联人心中激起了理所应当的愤慨，这使得整个俄罗斯民族团结在了一起，坚定了他们反抗的决心。就这样，入侵的德军“帮助”苏联政府解决了危机。陆军总司令部没能说服希特勒先占领莫斯科再占领乌克兰，这也使苏联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并将局势稳定下来。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德军再一次浪费了适合发动战役的几周的宝贵时间。

下一部分将叙述提前降临的寒冬天气所造成的危机。在苏联首都的大门外，德军的先头部队首先遭遇了这场危机，此时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德国陆军在此地已濒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但是在讨论莫斯科战役之前，我想简单谈一谈德国空军和海军的情况。

战争开始时仅成立数年的德国空军已经在波兰、西线、巴尔干半岛、中东战场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此时在苏联广袤的领土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空军，那么闪电战将无法实施。但是德国空军所遭受的重大伤亡，特别是不列颠战役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给德国空军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德国空军似乎很快便达到了全盛时期，却又很快衰落下去。

与空军一样，德国海军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军种，在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方面都非常弱小。德国海军不仅将所有U型潜艇投入了战争，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原帝国海军相反，毫不吝惜地动用了全部水面舰艇，包括重型和轻型巡洋舰。由于德国海军的存在，公海曾经非常危险，到1940年年底，德国海军所击沉的对立国家商船总吨位已超过200万吨。而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海军无论是大型舰艇还是重型舰艇，以及驱逐舰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其中U型潜艇的损失最为惨重。

第二部分

莫斯科：与寒冷饥饿作战

武装党卫军上将

君特·布鲁门特里特

君特·布鲁门特里特

（Günter Blumentritt，1892—1967）

1940年秋，君特·布鲁门特里特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参谋长，随后在1942年1月被任命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同年被任命为D集团军群总参谋长，军衔升至中将。任职至1944年9月后，布鲁门特里特被任命为武装党卫军第12军军长，授予武装党卫军上将军衔。1945年1月，他被任命为第25集团军总司令，同年3月任第1伞兵集团军总司令。布鲁门特里特曾获骑士铁十字勋章。

简要介绍

“二战”期间，莫斯科战役是德国在地面上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标志着闪电战的终结，靠着这一战术，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曾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正是在苏联，希特勒作出了第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从政治层面上看，最初进攻苏联的决定大概才是所有决定中最为致命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对手空前强大。在无边无际的东方，我们再也无法轻松取胜了。

对于这个新对手，我们有很多领导人都大大低估了。一部分是出于无知，因为他们当中一些人既不了解苏联民众，也不了解苏联军队。许多指挥作战的高级军官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西线作战，从未参加过东线的战役，他们对苏联地理因素以及苏联士兵的顽强将要带来的挑战一无所知，但却忽视了专家的警告。

拿破仑曾经说过，加入军队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正确，拿破仑皇帝喜欢夸大其词。但是一位将领的才智至少有一半是用来应付意料之外或者不可预测的情况的，而另一半则是对常识的掌握以及细致的参谋工作的，这个说法则是正确的。历史上有许多事件只有在对相关人物进行了解后才是合乎情理的，否则便难以讲通。

本部分内容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我的个人笔记和回忆。1942年1月之前，我是冯·克鲁格元帅的参谋长，他负责指挥前线中部战区的第4集团军。我还可以查阅第4集团军冯·温斯科夫斯基（Von Wienskowski）少校在此期间所写的战争日志，这是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但在讨论莫斯科战役之前，我觉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背景以及这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

希特勒与东线

1940年1月，希特勒的私人副官施蒙特（Schmundt）将军告诉了我他最近与希特勒就苏联问题的几次谈话。我当时记录下了与施蒙特的谈话内容。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那时候苏联还是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希特勒对于苏联的态度可以做如下总结。

1918年奥匈帝国的分裂意味着俄国的世仇以及欧洲对抗东方的传统堡垒已不复存在。魏玛共和国10万人的军队也无法对俄国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苏联建立起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即使在和平时期军队数量也超过100万人，并且还在不断加强军备。这一切均发生在1935年德国重新武装之前，因此不能够被视为苏联对希特勒恢复征兵制的回应。那么，这台巨大的战争机器到底有何目的？希特勒只有一个结论：斯大林想要征服整个欧洲。现在德国国防军是苏联红军和欧洲之间唯一起作用的屏障，因此希特勒认为，消除来自东方的危险并将逐渐渗入欧洲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赶出欧洲是德国的使命。他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方面的事态发展，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正如我所说的，这便是1939年至1940年冬天希特勒的态度。必须意识到的是，希特勒并非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从不将政治视为对某个明确目标清醒的追求。对他来说，政治是个梦，而他这个梦想家忽视了时间、空间，也忽视了德国的有限力量以及德国在这个星球上只是一小块地方的事实。我们可以猜测，波兰战役后不久他的梦境便已被东线占据了。他甚至有可能在这个梦中看到辽阔的东方领土就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实现了现代的“日耳曼化”。而他的梦里没有出现的是无尽的平原、破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道路、巨大的沼泽和广袤的森林、散布在各处的贫困村庄，还有最重要的，坚忍顽强的苏联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只是西线的一名列兵，对于东线的战事状况一无所知。

在波兰、挪威、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后，希特勒深信自己可以像打败其他对手那样轻松打败苏联红军。很多人都向他发出了警告，但希特勒对所有这些警告都置之不理。1941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东线作战的冯·伦德斯泰特元帅曾询问希特勒是否明白进攻苏联意味着什么。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和他的总参谋长哈尔德（Halder）将军也向希特勒发出了劝告。此外劝告希特勒的还有肯斯特林（Kstring）将军，他在苏联生活了数年，对苏联以及斯大林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特勒就是不相信他们。

在1940年的夏天，希特勒第一次认真计划对苏联发动进攻。他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在苏联进攻德国前先发制人；二是为德国过剩的人口抢得生存空间。此事只有级别非常高的政府或军队的领导人才能知晓。这一计划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与英国之间是否能够实现和平，对此希特勒仍然抱有希望。希特勒明白，只有西线安全时，他在东线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两线作战最终都会给德国带来灾难。但是当英国拒绝与纳粹德国议和、最基本的条件已不具备时，希特勒却没有放弃他在东线的冒险想法。他坚定地调转船头，驾驶着这艘德国巨轮径直驶向了灾难的暗礁。

他政治上的决定是在1940年秋天莫洛托夫对柏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作出的。莫洛托夫提出了苏联对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若干要求，但这些要求都被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尽管两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合作“瓜分”了波兰，但苏德两国政府并没有实际性的接触。两国之间的关系礼貌而冷淡，并建立在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基础之上。然而苏联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要更糟。一年前苏联进入芬兰时英国几乎要对它宣战。现在希特勒决定完成英国的未竟事业。作出了这一致命的决定后，德国便已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

1940—1941年的战争准备

1940年，西线战役结束后，冯·博克（Von Bock）元帅所指挥的B集团军群便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波兹南。此后不久，冯·克鲁格元帅指挥的第4集团军将指挥部设在了波兰华沙。到目前为止包括我们的一个骑兵师在内，德军只有几个师分布于东线。他们驻扎在广阔的区域上，仿佛现在还是和平时期，边界上也仅仅采取了一般的防卫措施。在军事分界线遥远的另一端，苏联红军也如和平时期那样照常行事。显然，双方都没有考虑发起战争。但是法国的战斗一结束，德军部队便开始不断地秘密向东线转移。

1941年1月之前，冯·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部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苏德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迹象。随后我们收到了集团军群从波兹南发来的一道措辞谨慎的命令，其中讨论了在东线发动战役的可能性，但用词含混而笼统。

“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是德军进攻苏联的行动代号，其真正的计划此时尚未下发。与此同时，在1941年春天，越来越多的部队被调至东线，不过为了不让苏联察觉，这些师都驻扎在离边界非常远的地方。战争准备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其他高级指挥部也在东线设立了主要参谋部。德军进行了多次图上推演以及战术讨论。对于希特勒来说，与苏联作战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这一点变得愈加明显，各级参谋部门的准备工作也在更加紧张地进行。

这几个月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氛围。一方面，我们早已意识到这场战争将会带来什么。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曾在1914年至1918年的对俄作战中担任低级军官，因此明白我们将会遇到什么。参谋军官和部队都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我们所肩负的职责要求我们完成精确而复杂的工作。书店里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很快便被购买一空。记得克鲁格元帅在华沙指挥部的书桌上就常常放有这类书籍。德军还特别详细地研究了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役。克鲁格元帅极其仔细地阅读了德·科兰古（de Caulaincourt）将军对此役的叙述：其中揭示了在俄国作战，甚至是生存的困难。法国大军发动战役和其他小规模战斗的地点就标注在我们面前的地图上。我们明白，自己很快就要追随拿破仑的脚步了。

对1920年的俄波战争，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作为第4集团军的总参谋长，我借助地图进行说明，向参谋人员作了几场关于俄波战争的演讲。在这场战争中，普利佩特沼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片广阔的沼泽与森林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几乎延伸到第聂伯河，面积几乎有巴伐利亚那么大，它并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法通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曾穿过普利佩特沼泽，很快我们便会再次穿过这里。

巴尔干事件在春季时打断了“巴巴罗萨行动”的部分准备工作。想到加里波利战役，希特勒便担心英国可能会对这个地方再发动一场牵制战。他设想英军在希腊登陆后，将向北推进穿过保加利亚，并在冯·伦德斯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向东推进后对其后方发起进攻。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了保护罗马尼亚的油田，希特勒急于加强德国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政治与军事联系。

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完全乐意参与希特勒的计划，之后德国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改编罗马尼亚军队。安东内斯库迫切地想要夺回数年前被苏联占领的比萨拉比亚，也想要吞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为达到目的，罗马尼亚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全面结盟协定。

而保加利亚人的态度则表现得冷淡得多，因为他们不想与德国或英国的任何一方为敌。希特勒则以萨洛尼卡以及色雷斯的失地作为诱饵。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后，保加利亚最终同意德国军队穿过他们的国家，进攻位于希腊的英军。

希腊与意大利的战争在阿尔巴尼亚陷入了僵局，希腊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南斯拉夫则给希特勒造成了不愉快的震惊。早在1939年，南斯拉夫亲王保罗王子访问柏林，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希特勒指望他能够让南斯拉夫至少保持中立。但是很快，南斯拉夫便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很显然是由伦敦与莫斯科推动的，保罗王子的政府在革命中被推翻，南斯拉夫也不再是德国的潜在盟友。事态的发展立刻危及了位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德军的交通线。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动。德军入侵了南斯拉夫，英勇的南斯拉夫军队很快便被打败了。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南斯拉夫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在这一部分并没有讨论短暂的巴尔干战役的任何细节。对于“巴巴罗萨行动”而言，巴尔干战役的重要性在于其推迟了我们对苏联的进攻时间。尽管这一战役极其迅速而成功，但是转移到巴尔干半岛的部队不得不回到他们最初的位置。特别是几支重要的装甲部队在长途跋涉翻越希腊山区后，需要进行彻底的检修并补充部分装备。

最初，“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时间定在5月15日，这是能够发起进攻的最早时间，因为我们必须等到春季，雪融后泥泞的土地会被晒干。4月时每一条河流和小溪都会因融雪而导致水位上涨，苏联西部的大片土地实际上是泡在水里的，在这样的土地上行军，装甲部队会陷入泥潭。巴尔干事件使得战役开始的时间推迟了五周半。

较为巧合的是，由于1941年融雪的时间推迟了，此外第4集团军战区中的布格河涨水，直到6月初水位才退下河岸，可能战役无论如何都要被推迟了。最终D日（进攻日）被定在6月22日，这一天恰好也是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日子。

就这样，巴尔干战役和迟到的融雪让我们浪费了宝贵的几周时间。适合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时间只剩下几个月了。从6月到9月末，苏联的状况特别适合进行运动战。这就是说，我们总共有4个月时间。到10月份，秋雨季节或者说泥泞期便开始了，此时部队的前进会极其困难，因为重型车辆往往会陷在泥沼里。从11月到来年2月的霜期又会变得适合作战，但只有在配备有针对极端严寒而设计的装备、武器和车辆，有着适当的御寒衣物，部队接受过这种条件下的战斗训练时，才是如此——就像苏联军队那样。

虽然我们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但春季和秋季两个泥泞期的恶劣条件仍让我们大吃一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实际上反而误导了我们。在那场战争中，我们主要在波兰领土上与沙俄的军队作战，而非俄国腹地，而这里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最后便是我们的士气问题。毫无疑问，对于这场新战争的前景，军官和士兵都感到不安。德军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将要踏上一片神秘甚至是可怕的土地，一片没有尽头的土地。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为战争做最为周密的准备。战争开始前的所有工作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完成。

苏联与苏联人

我们在评估对手实力时，宁可过于谨慎，假想对手要比实际看上去更为强大；否则，便可能导致令人非常不快的意外。

实际上，东方人与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东方人对苦难的忍耐力要远远超过西方人，这种逆来顺受的能力使他能够泰然面对生死。在东方，对个人重要性的强调并没有达到西方的程度。人们几乎漠不关心地接受巨大的伤亡。东方人并没有很大的主动性，他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命令，习惯了听人指挥。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简单，按我们的标准看来甚至是原始的。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在城市里，布尔什维克可以展示1917年以来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即宏伟的建筑和现代化的街道，而苏联农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农民们的生活也不比那时更好。大多数房屋都是木制的，覆盖屋顶的茅草多少都有些腐烂。屋内家具简陋而破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见过更好的生活，因此一般都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对于吃穿，他们也并不在意。苏联人的生活非常贴近自然，酷热与严寒对他们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在冬日里，他们会尽其所能保护自己免受严寒的侵袭，他们也是即兴创造的专家，不需要任何复杂的设备便可保暖。苏联女人也非常强壮，工作起来像男人一样。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使得苏联人能够自由地在夜幕或迷雾中行走，穿越森林或是越过沼泽。他们并不惧怕黑暗，也不畏惧苏联绵延无际的森林。他们已经习惯了苏联的冬天，冬日的气温经常会降至零下45摄氏度。

西伯利亚人有一部分或者说全部是亚洲人，较他们的欧洲同胞而言，西伯利亚人甚至更加强健，也有着更为强大的抵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西伯利亚军队的接触便让我们领略到了这一点。对于习惯小国环境的西欧人而言，广袤的东方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这不可避免地对欧洲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对此有一种近乎畏惧的心理，而对广阔的平原和大草原习以为常的美国人大概不会有这种感觉。苏联既阴郁又单调的景色更加深了这种感觉，阴沉的秋日以及漫漫冬夜尤其令人压抑。苏联人所生活的环境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环境是造就苏联人逆来顺受和沉闷性格的主要原因。

对普通德国士兵苏联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心理影响。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并在这广袤无际的空间感到迷茫，他们怀念起了在祖国时自己所习惯的更为幸福的生活，以及更高的文明。来自德国东部的士兵则更容易适应这个奇特的新世界，因为德国东部连接着苏联与西方。然而其他士兵也学会了如何适应苏联的环境，就像他们的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东部战区成了德军真正的试验场。这是一所非常艰苦的学校：一个人如果在与苏联人的战斗中活下来，并且经受住苏联严峻气候的考验，对于战争便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历史上，俄国人所参与的每一场战争都非常残酷血腥。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学会了重视俄国士兵的素质。拿破仑将博罗季诺战役视为他所经历的最为血腥的战役。1877年至1878年期间的俄土战争以及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都非常惨烈。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俄军的伤亡都极为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也曾与俄国帝国陆军直接交锋。一个意义重大但却鲜为人所知的事实便是，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我们在东线的伤亡超过了西线。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人的指挥的确不如我们，他们的人海战术也非常拙劣。但在防御战中，俄国陆军却非常顽强坚韧，他们极其善于以极快的速度构建防御工事。俄国士兵在夜间作战和丛林作战方面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他们还喜欢白刃战。他们对于物质的要求很低，但毫无动摇接受处罚的能力确实让我们吃惊。这就是25年前我们所了解并尊重的俄国士兵。自此以后，布尔什维克系统性地对俄国年轻人进行了再教育。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推测，红军要比沙俄帝国陆军更加难以对付。

对于我们过去的战役，苏联人也进行了仔细研究，我们猜测苏联的高级指挥官已经从我们的经验教训中汲取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但观察家们称苏联的中层与底层军官仍然非常缺乏技能而拙劣。

而我们想要对苏联红军的装备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周密且有效。希特勒不相信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够比肩德国。我们最为缺乏的便是关于苏联坦克方面的情报，对于苏联每月的坦克产量我们一无所知。

搜集苏联的地图也非常困难，因为苏联人将他们的地理信息视为军事机密，并相应地采取了保密措施。我们手中的地图常常会出错且误导我们。

对于苏联的整体实力，没有哪个判断是被所有人认同的。总的来说，我们当中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过对俄作战的将领，都认为苏联实力强大，而那些不了解苏联的将领则倾向于低估其实力。

在苏联普通民众的态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来说也仍然是未知数。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我们发现俄国人亲切、忠诚而温厚。时隔多年，没有人知道现在的他们发生了什么改变。

战略目的

1941年，德国陆军仍然主要由步兵师组成，这些步兵师徒步行军，并配备有马拉的供给车队，只有少部分是装甲师或摩托化师。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部队行进遥远的距离。我们的正面也非常广阔，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延伸到默默尔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岸线。与苏联的边界蜿蜒曲折，以至于我们无法立即发动包围战或是对对方实施侧翼包围。除了正面进攻外，我们别无他法。

我们估计1941年6月时苏联红军共有160个步兵师、30个骑兵师和35个装甲旅以及摩托化旅。其中一部分部队驻扎在远东前线。苏联可以动员的军队数量达到1 200万人。我们认为苏联坦克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在技术水平上处于劣势。苏联红军的其他装备也属良好，空军与海军都不算强大。但对于红军的内部结构，我们的了解存在不足。

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战略问题，正如之前所言，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广大的战区中打败对手。我们仅有几个月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必须消灭第聂伯河与德维纳河东岸之间的大量苏联军队。他们能否安全撤退到河对岸？如果这些部队毫发无损地撤退到了河流的屏障之后，我们便会面临1812年拿破仑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那时，东线的战事何时结束便说不清了。

当时，希特勒的主要目标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想占领乌克兰肥沃的土地，顿涅茨盆地的工业区，之后还要夺取高加索的油田。

而布劳希奇与哈尔德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场战争的。他们想要首先消灭苏军，只有达成这一目标后才会夺取具有经济价值的目标。然而不管是希特勒的计划还是其高级军事顾问的计划，都要求将德军主力部队置于普利佩特沼泽以北。在那里，两个集团军群将发起进攻，重点放在右翼。他们的任务是派遣装甲部队向两翼推进以包围第聂伯河上游以及德维纳河西面的苏军，并阻止其向东撤退。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群的其余部队将进攻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会师并消灭波罗的海的所有苏联部队。只有到那时，德军才能从西面和北面进攻莫斯科。

在普利佩特沼泽南面，南方集团军群将要对苏联发起正面进攻并向东推进。

继续制订进一步的作战计划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战争的发展将自然地取决于最初战斗的成败。因此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分歧在战役开始前仍未解决。随后在夏季这些分歧导致了许多摩擦，并带来了最为不幸的后果。

同时，在详细叙述我们的战斗序列和作战计划之前，援引一些高级将领此时的观点可能会令读者感兴趣。

指挥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特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曼施坦因之后最为优秀的德军将领，1941年5月，他向我说明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所持的看法。其看法可以总结如下：

“进攻苏联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在我看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如果出于政治因素这场战争无可避免，那么我们必须接受不可能仅靠一场夏季战役便赢得战争这一事实。只要看一看距离便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打败对手，并占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整个苏联西部。我们应该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目标。首先，强大的北部集团军群应该夺取列宁格勒与其周边地区。这将使我们能够与芬兰人会师，消灭波罗的海的苏联舰队，并扩大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影响。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应当暂时推进到敖德萨—基辅—奥尔沙—伊尔门湖一线。之后，如果我们在这一年中还有足够的时间，北方集团军群便可从列宁格勒出发，从东南方向朝莫斯科推进，而中央集团军群向东前往莫斯科。此后的所有作战都应被推迟至1942年，那时我们将根据战况制订新的计划。”

在第4集团军，我的直属长官是冯·克鲁格元帅，在后来对莫斯科发起主攻时，他负责指挥第4装甲集团军群。他向我说明了他的观点：

“莫斯科是苏维埃的大脑和心脏。它不仅是苏联的首都，也是一个重要的军备中心。莫斯科也是苏联铁路系统的一个重要枢纽，对于连接西伯利亚的线路尤其如此。苏联人一定会投入非常大的力量来保卫首都。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前进，投入所有部队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直抵莫斯科、奥尔沙与斯摩棱斯克。如果我们能够在冬季开始前占领这些地方，今年的战斗便已经足够了。到那时我们必须考虑1942年的计划。”

外国人在战后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有一种理论称我们应当集中海空力量发起进攻，夺取黑海和波罗的海，而陆军在其中仅起次要作用。这将能够起到孤立苏联的效果。然而这个计划并不可行，因为德国的海军和空军都太弱小了。此外，我们必须尽快击败苏联。考虑到德国的地理位置，打一场持久战我们必败无疑。只有海军强国才打得起像这场战争一样的持久战，因为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不容易遭受攻击，经济上也不会被对手封锁。

对于形势，我的看法是：

我们必须在1941年夺取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那时我们将掌握着对方的首都，即苏联主要的铁路中枢，这也是两座最重要的苏联城市。只有将尽可能多的部队部署在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位置时，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战役期间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任务仅仅是向南行进至普利佩特沼泽，并掩护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这样，任何在1941年内占领整个苏联南部的企图都是不可行的。

这三个计划都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制订军事行动计划都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当军事决策受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时，就更加难以制订了。

指挥官们

这一部分的主题是莫斯科，因此我仅会对负责指挥攻占苏联首都的指挥官做简单介绍。尽管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与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冯·博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

博克元帅是我们最重要的军事智囊之一。博克元帅与伦德斯泰特和曼施坦因一样善于指挥大规模作战。他身材高大而瘦削，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普鲁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度在西线的德国皇太子集团军群指挥部担任作战部部长。博克元帅生性活泼，经常表现得非常尖酸刻薄，并且善于清楚明白地表明自己的想法。他看起来很年轻，像是一个刚满40岁的人，然而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受到胃痛的折磨。

冯·克鲁格元帅是一位容易冲动、精力充沛的传统将领。他不抽烟，也极少喝酒，不管战况多么危急总是早睡早起。和隆美尔一样，最令克鲁格元帅高兴的事莫过于到前线与部队在一起。有时候他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必须说明的是，克鲁格元帅总会留心让参谋长了解他在战场上可能下达的任何命令，尽管如此，这仍对参谋部的工作造成了许多不便。克鲁格元帅极其喜欢飞机。他经常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

拿破仑的米歇尔·内伊元帅。他就像内伊那样英勇无畏，甚至置危险于不顾，乘飞机或车辆穿过敌人炮火时他也从未犹豫。视察前线时，克鲁格元帅总是带着一顶帐篷，还有火炉、食物和水，以及一辆装甲指挥车、一辆无线电通讯车，另外还有一名或者几名摩托车传令兵。因此他能够脱离指挥部，并在任何地方过夜。克鲁格元帅经常负伤，并且遭遇了几次汽车事故与飞机失事。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无论何时都有着极其坚定的决心。

古德里安上将所指挥的第2装甲集团军群与克鲁格元帅的第4集团军有着紧密的配合。战争爆发前，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创始人之一，并被视为天生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在古德里安的集团军中，所有的车辆都用白漆涂上他名字的首字母G。作为一名装甲部队指挥官，他先后在波兰和法国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古德里安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他有时候也会极为固执。在杰出人物的身上，这种性格或许并不罕见。他的确是一名一流的将军，也深受装甲部队士兵的爱戴。

施特劳斯（Strauss）上将所指挥的第9集团军在克鲁格元帅的第4集团军北面作战。施特劳斯上将是一名沉默寡言、小心谨慎并且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与第4集团军配合的装甲部队是由霍特（Hoth）上将所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群。霍特上将也是一名极其优秀的装甲部队指挥官。他是一个沉着冷静、一丝不苟的人。

第4装甲集团军群司令赫普纳（Hoepner）上将之后才参加到这场战役中来。战役即将结束时，最接近莫斯科的正是赫普纳上将的部队。作为一名精力旺盛的指挥官，赫普纳上将也有着非常高的声誉。

毋庸置疑，战役中各将领之间经常会产生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各参谋部的紧密协作。我们总是忠诚地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彼此。

1941年6月德军的战斗序列

南方集团军群：冯·伦德斯泰特元帅指挥着4个集团军以及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将军的第1装甲集团军群。从右到左依次是位于雅西地区的德国-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北面，由冯·史图尔普纳格（Von Stülpnagel）将军指挥的第17集团军以及位于第17集团军与卢布林之间，由冯·赖歇瑙（Von Reichenau）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克莱斯特将军的第1装甲集团军群则位于加利西亚的托马舒夫以西。

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向东推进直至普利佩特沼泽以南，集团军群的主力位于左翼，目标是夺取基辅。

中央集团军群：有关冯·博克元帅所指挥集团军群的组成和部署将在后文详述。中央集团军群在普利佩特沼泽北面排成一线，任务是向莫斯科推进。

南方集团军群：里特尔·冯·勒布（Ritter Von Leeb）元帅指挥着布施将军的第16集团军以及屈希勒尔（Küchler）将军的第18集团军，此外还有赫普纳上将的第4装甲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驻扎在苏瓦乌基和默默尔之间，他们将从这里向列宁格勒推进，之后转向南方。

空军：每一个集团军群都配备有一个航空队以提供支援。洛尔（Lhr）上将所指挥的第4航空队负责支援南方集团军群；3个航空队中实力最强的第2航空队由凯塞林元帅指挥，负责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克勒尔（Koller）将军所指挥的第1航空队负责支援北方集团军群。

兵力：1941年6月21日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共指挥着约135个师。大部分部队位于东线，或是正在赶往东线的路上，其中有80个步兵师、15个摩托化步兵师、17个装甲师以及1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安保师，用于驻守我们将要占领的苏联领土。

南方集团军群共有25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步兵师、5个装甲师以及4个山地步兵师。这些都是德军部队，此外，还有1个匈牙利快速军、1个斯洛伐克师，随后1个意大利军也加入了南方集团军群。战时安东内斯库的罗马尼亚集团军也归冯·伦德斯泰特元帅指挥。南方集团军群面对的是苏联布琼尼（Budenny）元帅的部队，苏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中央集团军群是3个集团军群中实力最强的，共有30个步兵师、15个装甲师或摩托化师以及骑兵师。中央集团军群所面对的苏联部队由季莫申科（Timoshenko）元帅指挥，他们在数量上略微超过德军。

北方集团军群仅有21个步兵师以及6个装甲师或摩托化师。其所面对的苏军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由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元帅指挥。

我们的3个航空队共有约1 200架飞机。

中央集团军群的战斗序列

6月21日的前几天，各个高级指挥机构便进入了其各自所在的作战指挥部。由第4集团军、第9集团军、第2装甲集团军群以及第4装甲集群（其编制大于军，但没有集团军的地位）组成的中央集团军群负责向苏联首都莫斯科推进并占领它。在此，我们将要谈的正是这一支部队，特别是第4集团军以及两个装甲集团军群。

6月22日凌晨3时30分，被定为行动开始的时间。此时中央集团军群的总司令以及参谋部已转移至波兰华沙，而克鲁格元帅和第4集团军的参谋部已离开波兰前首都，转移到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以西。古德里安元帅和霍特元帅以及他们的参谋部要更靠近波兰的分界线。

克鲁格元帅在检查我们的部署时评价说：

“我们的地面部队看起来十分单薄，如你所见，我们没有像进行西线战役时那样强大的预备队。越往东推进，我们的正面就会变得越宽阔，部队也会变得愈加分散。所以哪怕是冒着与侧翼部队之间出现空当的危险，也一定要让部队保持集中。”

对形势的概况，克鲁格元帅评价得非常准确。在苏联位于欧洲的领土上，随着部队的推进，我们就像进入了一个漏斗，或者说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逐渐变宽的走廊中前进。

于是，我们的作战战略为：两个装甲集群将驻扎在两个集团军的侧翼，古德里安元帅的部队位于第4集团军的右翼，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霍特元帅的部队位于苏瓦乌基以西的第9集团军左翼。这两个装甲集团军群将攻破敌军防线并全速向明斯克推进，并在此会合，将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包围圈，包围尽可能多的苏军。与此同时，第4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的步兵将对苏军发动规模有限的包围，以吃掉边境上或者靠近边境的苏军。我们的右翼由实力较弱的部队负责防守，因为这里已经得到普利佩特沼泽的保护了。以上就是我们当时的基本计划。

进攻时刻

随着进攻的日益临近，德军感到越来越紧张。到了21日晚，我们猜想苏联方面肯定意识到了将要发动的进攻，然而在第4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群的前线，即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到沃姆札一线，布格河对岸却毫无动静。苏军前哨也一如往常。午夜刚过，当进攻部队和第二梯队的炮兵已经瞄准目标时，柏林至莫斯科的国际专列还顺利地通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时刻。

就在3个小时后，我们注视着德国战机升空，没过多久便只能看到东方天空上闪烁的飞机尾灯了。冯·克鲁格元帅与他的参谋部设在第31步兵师的防区内，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西北部，距布格河只有几英里。3时30分发起进攻时，天已经渐亮，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黄色。此时，边界上仍然是万籁俱寂。

3时30分，德军所有的炮火发起了攻击。随后似乎奇迹发生了，苏联炮兵没有进行反击。远处的河岸上只有零星的炮火。几个小时后攻击部队渡过了布格河，渡船将坦克运到了对岸，工程部队也架设好了浮桥，德军所有的行动完全没有受到苏军的阻挠。毫无疑问，第4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群的进攻完全出乎了对方意料。

同样，战术上的突破也非常成功，我们的装甲部队顷刻之间便突破了苏军的边境防线，并在旷野中朝东行驶。德军只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座城堡遭到了数日的顽强抵抗，那里有一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学校。

为尽快开始介绍莫斯科战役，我将尽可能简要地介绍之后几个月中的运动战。

比亚韦斯托克—斯洛尼姆口袋

正如我之前所言，前线的苏军显然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攻击一开始，我们的无线电拦截部队便收到了苏军的一条无线电：“我们正遭到攻击。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收到了对方上级指挥部的回电：“你们一定是疯了。为什么不用密文？”另一方面，南方集团军群一开始便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双方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虽然如此，战事的发展仍在按计划进行。德军两个装甲集群向东推进，之后向内收拢。尽管古德里安将军的后侧正进行着激烈的包围战，但他仍然率领着部分部队继续向东推进。由于我们必须阻止苏军连续渡过贝尔齐纳河、第聂伯河以及德维纳河向后方逃窜，所以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军团全速驶往明斯克。

德军步兵部队要跟上战役的发展非常困难。在路况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一天行军25英里是家常便饭。这几周中让人记忆犹新的便是撤逃的苏军和追击的德军所扬起的大片沙尘。此时的天气非常炎热，不过有时候会下一场阵雨，雨水很快便使得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而太阳出来后，泥浆又很快会被晒成干裂的土块。

至7月2日，我们实际上已经赢得了第一场战役的胜利，且战果相当惊人：苏军被俘15万人，1 200多辆坦克以及600多门大炮被缴获或摧毁。苏军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尽管他们仍像过去那样骁勇善战，但他们的坦克并不是非常强大，且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苏联空军几乎不存在。

即使在第一场战役中，苏军的表现都与被打败的波兰和西方盟军部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哪怕是身处包围当中，苏军也会坚守阵地英勇作战。苏联广袤的领土上有着许多森林和沼泽，这给他们提供了帮助。德军的数量并不足以完全封住像比亚韦斯托克—斯洛尼姆这样大的包围圈。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在公路或靠近公路的地方作战，而在公路之间没有道路的广阔土地上，苏军大多没有遭到攻击。这也正是苏军经常能够突破包围圈的原因，所有的苏军部队都在夜间穿过向东延伸的森林顺利逃脱。他们总是试图向东突围，因此每一个包围圈的东面都必须由实力最强的部队防守，通常是那些装甲部队。即使如此，我们的包围也很少取得彻底的成功。

在战役的前四天中，第4集团军的指挥部不得不两次转移，以便与战场保持适当的距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前进之快。9月24日，我们转移到了卡麦涅茨-利捷夫斯基，而到了26日，又转移到了普鲁扎内。

明斯克战役与斯大林防线的突破

在发动明斯克战役以及突破斯大林防线前，中央集团军群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整编。

即使在过去，防线突破后大规模的骑兵部队都会将步兵远远甩在身后以扩大战果，于是，德军决定将霍特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部队整合在一起，尽可能地向东推进。德军成立了一个新的指挥部来指挥整合后的装甲部队，由冯·克鲁格元帅负责指挥所有作战。克鲁格元帅带上了第4集团军的参谋部，新部队更名为第4装甲集团军。与此同时，原第4集团军在7月2日更名为第2集团军，受弗赖赫尔·冯·魏希斯（Freiherr Von Weichs）上将指挥，指挥部位于普鲁扎内。我们继续向明斯克推进并于7月3日抵达，随后开始执行新的任务。

在明斯克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但是我们留下了步兵部队来完成对苏军的包围，其余部队则继续向第聂伯河与德维纳河推进。正是在2日到11日间的这场行军中，苏联的地形第一次给我们的坦克部队造成了严重困难。别列津纳河非常难以通过。通往别列津纳河的路上都是沼泽，主要的桥梁都被炸毁了，余下的桥梁都是由薄木板搭成的。苏军在沼泽地中艰苦奋战，我们也第一次遇到了苏军布设的大量地雷。这一切都使得坦克部队的前进速度降了下来，而步兵在莫斯科战役结束后再一次赶上了装甲部队。

但霍特和古德里安并没有被拖延很久。尽管遇到了上述的困难，古德里安仍然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到了第聂伯河的莫吉廖夫和奥尔沙两岸；而在北面，霍特也同样迅速地推进到了德维纳河的维切布斯克与波洛茨克。我们的装甲部队因此抵达了所谓的“斯大林防线”，这是苏联方面主要的防御阵地。

然而苏军并未在整条“斯大林防线”上修筑工事，此外，尽管苏联从东部派来了援军，但苏军仍没有足够的部队守卫这条防线。古德里安与霍特很快便分别渡过了第聂伯河与德维纳河。此时通往苏联的道路已经畅通了。

7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部转移到了别列津纳河畔的鲍里索夫。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拿破仑的足迹。1812年的冬天，就在鲍里索夫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法国大军被迫穿过结冰的别列津纳河河面，但遭受了惊人的损失。在河水清澈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当年法国工兵沉入河床以支撑桥梁的残留支柱。

斯摩棱斯克战役

就在第2装甲集团军群和第3装甲集团军群分别渡过第聂伯河与德维纳河后，苏军的抵抗开始变得愈加顽强。他们从东线调来了强大的援军，并试图夺回“斯大林防线”。在此，战役的细节我不能详述，只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苏军的战术通常是进攻我们装甲纵队的侧翼。这类战斗自7月12日一直持续到30日，甚至到了8月，这一地区还会发生零星的战斗。

在这些战役中，最重要的便是斯摩棱斯克大包围。德军的两个装甲集团军群的主力继续向东推进，同时派出部分部队来抵挡苏军对侧翼的进攻，此外还有一小部分部队被抽调出来封锁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东部边界。两个步兵集团军经过艰苦的行军，最终再一次赶上了装甲部队，他们负责包围圈的其他三面，而装甲部队负责封锁亚尔策沃附近的出口。这次作战仍未取得完全成功。苏军在夜间发起进攻，突破了东面的包围。德军装甲部队不适合参加这种战斗，特别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沼泽地上。

7月13日，冯·克鲁格元帅的指挥部从鲍里索夫转移到了托洛钦。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Oshima）到那里访问了我们。我们收到了特别指示，一定要保证大岛浩的安全。然而他坚持要到奥尔沙附近视察第聂伯河，一到那里便遭到了炮击，但他还是安然无恙、神气十足地回到了指挥部。在指挥部里，大岛浩将军还向冯·克鲁格元帅展示了他的武士刀。

7月10日，第29摩托化师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这是目前我们所占领的最重要的苏联城市。24日，我们再一次转移，并将指挥部设在了斯摩棱斯克西南部森林的帐篷中，这里离前线只有几英里。拿破仑向莫斯科进发时所走的道路也离这儿不远。

7月末到8月初，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辩论我们现在应当采取什么战略，几周的宝贵时间中的大部分都被浪费了。正如前文已经提到，希特勒迫切地想要夺取乌克兰、顿涅茨盆地并最终夺取高加索等有着巨大经济价值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都位于南方集团军群的战区内。希特勒的第二个目标是列宁格勒，从战役的这一阶段来看，列宁格勒似乎马上就要被攻占了，如果希特勒没有重犯一年前敦刻尔克的错误，命令冯·勒布元帅的坦克部队到了城外便立即停止前进的话，列宁格勒可能就被真占领了。

对于莫斯科，希特勒的兴趣要小得多，实际上他最初的计划是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停在德斯纳河一线，并从战线北部抽调大批部队补充南方集团军群，在这一年中德军不会再向莫斯科推进。

基于实现这一目的，第4装甲集团军被解散，冯·克鲁格元帅的参谋部被撤回后方作为预备力量，两个装甲集群再次直接受中央集团军群指挥。我们有人提议，此时应让克鲁格元帅指挥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和一个新的步兵集团军，这支部队将向东南方向推进至南方集团军群的战区，并消灭在此集结的强大苏军。

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和他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都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布劳希奇更希望中央集团军群直接攻占莫斯科，在他看来，这是整个战役的主要目标。冯·博克元帅和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部都赞同这一方案。而冯·克鲁格元帅却倾向于支持希特勒的战略构想。诸德军将领们就不同的意见产生了激烈的交锋，直到几周后才作出决定。

此时，在第聂伯河与德斯纳河之间以及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的上游之间，战斗仍在继续。从罗斯拉夫尔和叶利尼亚东部沿着德斯纳河直到多罗戈布日的南面逐渐形成了一条较为稳固的防线。此防线由第4集团军的原部队负责防守，并与北部由第9集团军防守的防线相连。此时第4集团军已经经过了重组，再次由冯·克鲁格元帅领导。克鲁格元帅带上了他的参谋部，因此我们现在负责防守德斯纳河防线。

8月下半月和9月份，第4集团军在德斯纳河沿岸与苏军作战，而第9集团军在多罗戈布日北面的第聂伯河沿岸作战。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群正在我们的南面与第2集团军并肩作战，而霍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群则在与第9集团军配合。因为没有强大的装甲部队提供支援，我们不得不在德斯纳河沿岸进行堑壕战，为此需要大量的部队。苏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成功地突破了我们脆弱的防线，我们不得不调遣装甲部队来填补空缺。这也让我们明白了，现代战争中不管是防御还是进攻，步兵都需要得到装甲部队的支援。

当我说我们的防线很单薄时，这已经低估防线的脆弱程度了。部队所负责的防区几乎有20英里宽。此外，这些部队已经在战役中遭受了重大伤亡，所以通常并不满员，也没有战术预备部队。在战斗中，特别是在叶利尼亚附近的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受了重大伤亡。

除了在战略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存在分歧外，他们对战术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也并不一致。通过大规模的包围战，我们俘虏了大量苏军，也缴获了大批战利品，但结果并非如初看上去那么令人满意。一方面，这些大规模的包围战需要投入大量的装甲部队；另一方面，很少有包围战是完全成功的，大量苏军经常会突破包围圈向东撤逃。因此希特勒希望能够实施规模较小的包围战，他认为这样的策略能够保证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

9月，我们终于决定了未来的战略，这是根据冯·布劳希奇元帅的建议制定的。我们将要夺取莫斯科。现在的问题是在苏联的冬季来临之前，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靠着手中现有的已经遭受损失的部队占领遥远的苏联首都。8月和9月初在无意义的争论中所浪费的时间将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部队最终接到了明确的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将要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这一行动将于10月2日开始。决心已下，大战即将开始。这场战役的序幕将是经典的维亚兹马战役。

维亚兹马战役

就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还在辩论应该怎么办时，苏军已经沿着第聂伯河上游和德斯纳河建立起了一条新的防线，以抵御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这是莫斯科所有防线中最外面的一道。

德军现在的任务是突破这一防线，对对手进行双重包围，随后在冬季开始前向莫斯科进发。

具体的部队部署如下：在布良斯克及其南部地区，第2集团军及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群已集结完毕，准备进攻奥廖尔，并从那里向北推进。在他们的左翼，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及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团军群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左翼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的第聂伯河上游沿岸。这一加强集团军将对莫斯科发起主攻。第聂伯河上游以北是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霍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群负责为其提供支援。一如之前在布格河东面的战斗，赫普纳和霍特的装甲集团军群集结在他们各自的步兵集团军外侧。两支装甲部队将再一次向东推进，之后向内合拢以包围维亚兹马。而步兵集团军将继续采用过去被证明非常成功的战术，在装甲部队的钳形包围中，发动规模较小的包围战。一旦钳子的两端合拢后，装甲集团军群将尽可能脱离后方维亚兹马的包围战，集中最大力量向莫斯科全速推进。

10月2日拂晓时分，我们发动了进攻。克鲁格与施特劳斯所指挥的两个集团军进攻之精准确实非同寻常。部队的所有行动都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这场教科书式的战役从10月2日一直持续到10月13日，中央集团军群俘虏了65万苏军，苏军方面还损失了5 000门大炮和1 200辆坦克。

中央集团军群自开战以来所俘获的苏军以及缴获或摧毁的战争物资达到了天文数字，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此时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以及德军部队都认为苏联红军的人力与武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苏军俘虏告诉我们，年内这场发动得如此之晚的攻势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莫斯科似乎马上就要落入我们手中了。中央集团军群中弥漫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从冯·博克元帅到前线的列兵，所有人都相信并希望很快我们便能够在苏联首都的街道上行军。希特勒还真的建立了一个特别工程部指挥部来负责炸毁克里姆林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德国宣传部居然认为发表一条爆炸性的声明，宣称东线的战争已经取胜，苏联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是十分恰当的。

为了充分透彻理解即将发生的闹剧，读者有必要了解此时此刻德军指挥官和部队的心理状态。自6月22日以来，我们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并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沿着路况极其恶劣的道路从布格河前进到了莫斯科周边地区。由于部队行军主要依靠步行，并由马车负责运输，单就行军而言，这已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另外，部队行军只用了约三个半月时间，其中还有几周时间被最高统帅部浪费在了辩论战略问题上。10月12日，除了零星的战斗外，维亚兹马战役已经结束，我们或许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战果，并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

10月中旬，所有的部队都已动身向莫斯科推进。维亚兹马战役开始时我们的指挥部位于罗斯拉夫尔，10月6日前移到了斯帕斯·杰缅斯克，并于10日再次转移到尤赫诺夫。几日后，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开始向东行进。我们与苏联首都之间仅隔着所谓的“莫斯科防御阵地”。此时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莫斯科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在我们看来，一旦突破了这个阵地，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便一路畅通了。

情绪的变化

此时，在我们的视野中莫斯科几乎已经出现，而德军指挥官和部队的情绪却发生了变化。10月底和11月初我们惊讶并失望地发现，被打败的苏军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一支军队他们已经被消灭了。在这几周中，苏军的抵抗变得愈加顽强，战斗日益艰难。朱可夫元帅此时负责指挥保卫莫斯科的部队。几周来，从南面的谢尔普霍夫穿过纳拉河畔的森林，直到纳罗-福明斯克并自此向北，苏军士兵一直在修筑纵深防御阵地。莫斯科西面道路的森林中现在布满了伪装巧妙的火力点、铁丝网以及宽阔的雷区。

之前在西线被击败的苏军残部与新兵组成了强大的队伍。莫斯科的工人们也被召集起来。新的部队正从西伯利亚急速赶来。大部分大使馆、公使馆以及部分政府部门都已撤出了莫斯科并向东转移。但斯大林和他的小型参谋部仍留在这里，他决心绝不向德国投降。所有这些都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我们也无法相信，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胜利似乎已经唾手可得之时，形势还是会发生剧变。此时，德军自然对宣传机构10月份所发表的声明感到十分不满。

军队中开始有人讽刺起远在德国的军方领导人。士兵们觉得是时候让国内的政客来前线视察一番了。我们的士兵此时已累得精疲力竭，部队也不满员。在步兵中尤其如此，许多连队只剩下六七十人。部队也损失了很多马匹，炮兵部队移动大炮都非常困难。装甲部队中可用的坦克数量远低于建制水平。由于希特勒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已命令工业部门削减军火生产规模。只有极少的补给被送到了作战部队手中。冬季即将来临，可部队却没有发放任何冬装。

在苏联境内的部队与德国本土之间的运输线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运输量也非常小，几乎无法满足部队的弹药和必需品需求。苏联的宽轨铁路必须重新铺设后才能够通行欧洲的火车，以供我们使用。在远离前线的后方，第一支苏联游击队开始出现在广袤的丛林和沼泽中。我们通常拿这些游击队没有什么办法。补给部队经常受到游击队的伏击，前线的部队因此面临着物资匮乏的问题。

拿破仑大军的鬼魂以及有关拿破仑命运的记忆开始萦绕在我们的梦境。冯·克鲁格元帅一直将德·科兰古将军的回忆录放在自己的案头：这本书成了他的圣经。我们多次将现状与1812年的情形进行了比较。但是比起折磨着我们的泥泞期或者是秋雨季节来说，所有这些虚无缥缈的预兆都显得那么苍白。

我们当然曾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在研究苏联状况时我们曾读到过相关记载。但是现实情况之恶劣远远超乎了我们最坏的设想。在维亚兹马地区，秋雨季节直到10月中旬才慢慢开始，降雨量将稳步上升直至11月中旬。很难向一个没有经历过秋雨季节的人描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苏联很少有碎石铺就的道路，其他所有道路和荒野路径一样，在雨中都变成了一摊泥浆。步兵在泥浆中打着滑前进，每一门大炮都需要几个马队来拉拽。所有带轮子的车辆在泥浆中一直陷到车轴部位，甚至连牵引车辆的移动都非常得困难。许多重炮都深陷泥浆之中，因此没有参与莫斯科战役。坦克和其他履带式车辆也只能勉强前进，而且也经常会深陷泥沼，从这一点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泥泞达到了何种程度。不难想象，所有这些困难都给已精疲力竭的部队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我们此时还遇到了另一个同样令人不快的意外。在维亚兹马战役中，苏军的T34坦克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在1941年，可以说这是最为惊人的装甲车辆，只有其他坦克或者炮兵才能与之对抗：我们的步兵所装备的反坦克武器根本无法击穿T34坦克，因为那时步兵仅有37毫米和50毫米的反坦克炮。这些反坦克装备能够对付之前我们所遇到的苏军坦克，但对T34却不起任何作用。因此步兵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情况，在这种新型坦克面前，他们感到自己就如同赤身裸体一般，毫无防护可言。德军需要一种口径至少达75毫米的大炮，而这样的大炮那时还没有制造出来。在凡雷雅，苏军坦克径直穿过第7步兵师阵地冲进了炮兵阵地，可以说是从大炮上直接碾过去的。T34对德军步兵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标志着后来所称的“坦克恐惧症”的开始。

一道苏军命令当日被缴获，我们看到这道命令由季莫申科元帅签发。下达这道命令的目的显然是鼓励屡次战败的苏军，命令中亦列举了德军所谓的弱点。季莫申科元帅告诉他的部队，德国人的主要优势源于其技术能力和装备。他说，在肉搏战中，德国士兵不如苏联士兵；在夜间作战或者是在森林和沼泽中作战时，德国士兵会变得紧张不安、胆小畏怯，而苏联士兵则长于此类战斗。当然，季莫申科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如果真的如他所言，我们也不会推进到莫斯科城下了。但这道苏联命令也确有一些道理。西欧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这使其在很多方面无法与更为强壮、生活方式也更加贴近自然的东方人相抗衡。

德国空军的作战非常精彩，可是现在能够使用的飞机数量明显出现了下降，前线附近也缺乏可供飞机着陆的场地，特别是在泥泞期。由于地面状况差，飞机在起飞和着陆时发生了大量事故。而苏联空军几乎到那时都还没有出现在空中。

冯·克鲁格元帅在10月26日再一次前移了他的作战指挥部，这次他从尤赫诺夫转移到了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外紧靠前线的一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设立他的指挥部。随后我们将会了解到，在苏军发起大反攻时，他的参谋部险遭苏军俘虏。顺便提一提，拿破仑在1812年时也曾路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

到10月末，在已被削弱的德军防线中，我们所负责的是从阿列克辛以北沿着奥卡河，之后沿着纳拉河直到纳罗-福明斯克，此后再转向西北，越过主要公路和莫斯科河直到卢扎和沃洛科拉姆斯克的一条防线。至少在当时，这代表着我们进攻的极限，因为我们已无力量再发起攻击了。部队的实力被削弱，也感到极度疲惫。而对面的苏军在莫斯科周围的森林中守卫着纵深阵地。我们一部分火炮和重型车辆深陷在泥沼当中，经常被困在维亚兹马和纳拉河之间远离前线的地方。但莫斯科已近在咫尺。那时的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苏军的防空炮火在莫斯科上空爆炸。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奥尔沙会议

总参谋长在11月召集了3个集团军群以及所有东线参战集团军的参谋长来到第聂伯河畔的奥尔沙参加会议。此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决定命运的问题是，东线的德军此时是应当在前线挖战壕并固守，以等待适合作战的春天的到来；还是应当让3个集团军群在冬季中继续发起进攻。

来自伦德斯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的代表反对进一步发起进攻，而主张将部队转入防御。北方集团军群的实力极为虚弱，以至于无法在该地区发动新的攻势。然而中央集团军群则主张对莫斯科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此外，一旦莫斯科落入我们手中，那么在莫斯科城以东作战的各个装甲师便有可能切断莫斯科与西伯利亚之间的主要铁路运输路线。

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十分简单。一方面，占领克里姆林宫的前景非常诱人；而另一方面，考虑到被削弱后的部队实力，我们怀疑现在的德军是否有能力完成这最后一击。

最后的尝试

待奥尔沙会议结束后，参谋军官们立即与战场上的指挥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冯·克鲁格元帅经常视察前线的部队，甚至会征询列兵与军士们的意见。

在人员和装备方面我们仍然显得非常虚弱，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得到人员或者装备的补充。另一方面，10月末以来，在正对着莫斯科的阵地上，部队设法得到了一些休息。只有第4集团军的右翼经常会遭受到苏军从谢尔普霍夫地区以及波尔多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公路两侧发起的进攻。在我们防线的右翼，防守力量薄弱，击退苏军的进攻则十分困难。

针对局势，各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进行了数个小时的讨论。最终大家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尝试，以莫斯科作为目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最高统帅部非常清楚，只有在泥泞期结束，地面再次冻结后，进攻才能发起。

进攻的部署

负责进攻莫斯科地区的部队是冯·克鲁格元帅的第4集团军，为此第4集团军得到了补充。

我们的右翼位于奥卡河与纳拉河之间，只有少量的掩护部队负责防守。在奥卡河以南，古德里安将军的第2装甲集团军群与第2集团军共同作战，这两支部队将穿过图拉并朝东北方向推进。第4集团军的主力在波尔多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公路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之间的纳拉河沿岸集结。在公路和莫斯科河以北，赫普纳将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群在卢扎和沃洛科拉姆斯克之间集结，赫普纳将军听从克鲁格元帅的指挥，此时他还指挥着几个步兵军。因为由过去的经验证明，在此种情况下，装甲部队与步兵部队协同作战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具体的作战计划是，得到补充加强的第4装甲集团军群将从公路左侧向北发起进攻，然后转向东，从西和西北进攻莫斯科，而第4集团军群将渡过纳拉河发起进攻，将对手牵制在这条战线上。

最后的攻势

泥泞期在11月中旬终于结束了，霜冻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这时所有车辆都可以在公路和旷野中通行了。在远离前线的地方，牵引车辆把重炮从泥浆中拉了出来，然后一门门地送往前线。但很多大炮已经被冻在了土里，因此，在被拖出来的时候有一部分大炮实际上已经损坏了。

在最初几天中，第4装甲集团军群的进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在激烈的战斗中，苏军不断向东撤退。在更远的北面，赖因哈特（Reinhardt）上将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群也在发起进攻。冯·克鲁格元帅此时既指挥着两个装甲集团军群，也指挥着第4集团军，这使得他手下共有11个军，35个师，其中有9个是装甲师。不过当然，这些部队的人数与装备均不满编。

随着时间到了11月20日左右，天气突变，几乎一夜之间苏联冬季的狂怒便降临了。这里的气温突然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还伴有暴风雪。几天之内，农村便呈现出苏联冬天的传统景象。这时，德军的两个装甲集团军群仍在向莫斯科发起进攻，但他们的攻势在不断变弱，所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他们竭尽全力才成功穿过克林，装甲部队先锋也抵达了莫斯科河-伏尔加河运河。可就在这时，一支新组建的苏军部队从东岸渡过运河，向装甲集团军群的北翼发起了猛烈攻击。

11月末的几天中，在直接向莫斯科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的主力部队抵达了奥赛雷特库伊，装甲侦察部队甚至渗透到了莫斯科西部最外围的郊区。此后，两个装甲集团军群最后的进攻力量最终被冰雪冻结了。

上述便是11月28日晚的战斗情况。当晚，赫普纳上将请求冯·克鲁格元帅命令第4集团军沿着纳拉河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赫普纳称，这样一场进攻将减轻两个装甲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压力，并将苏军从装甲集团军群的前线吸引到步兵部队的前线来。作为参谋长的我与克鲁格元帅从各个方面考虑了这一请求后，他于29日下达了进攻命令：进攻就在30日，即第二天的清晨发起，主攻方向位于纳罗-福明斯克两侧。一个装甲军将为南翼的进攻部队提供支援。德军按照计划发起了联合进攻。几日后，步兵部队便在纳拉河沿岸的森林中成功突破了几处纵深的梯形防御阵地。但是到了12月2日，很显然，我们的部队也不足以完成所分派的任务了，只有第258步兵师的侦察营在苏军防线上找到了一个缺口。他们趁着夜色直接深入苏军后方，几乎抵达了莫斯科的西南郊。但12月3日清晨他们便遭到了苏军坦克和莫斯科工人们的进攻。

此时，冯·克鲁格元帅决定取消这场毫无胜算且只会造成不必要伤亡的进攻。因此，在第二天晚上，他命第4集团军在公路南面的所有部队退至纳拉河后方的原阵地。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撤退，而对方只是谨慎地尾随在我们身后。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冯·克鲁格元帅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几天后，朱可夫元帅对我们发起了大反攻。这次大反攻于12月6日开始，最初以莫斯科西北的两个装甲集团军群为目标。东线的战事于是出现了转折：我们在1941年击败苏联的希望，在最后一刻破灭了。

现在，德国的政治领袖必须意识到闪电战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现在所面对的对手，我们对其实力的评估必须远远高于过去所遇到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德军士兵还是指挥官，在面对灾难和危险面前他们都表现出了同样不俗的精神。

在莫斯科城外的每一名德军士兵都明白这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如果苏军在这里打败了我们，我们便没有了希望。拿破仑在1812年至少还带回了一部分残兵败将。1941年，我们所面对的选择只有坚守阵地，或者是全军覆没。苏联人向我们空投了明信片，这些印刷低劣的图片上是大雪覆盖的俄罗斯平原，其中四处散落着德军的尸体。但这种宣传对部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隶属德军第4集团军的4个法国志愿军营作战并不英勇。冯·克鲁格元帅曾在博罗季诺的战场上对他们训话，并谈到了在拿破仑的大军中法国人与德国人曾并肩作战、抗击共同对手的历史。但不幸的是，尽管第二天法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他们既无法抵御苏军猛烈的进攻，也无法忍受在家乡从未经历过的严寒与暴风雪。苏军的进攻以及严寒的天气给法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就这样被打垮了。几天之后我们便不得不把他们从前线撤下来送回西部。

苏德双方的情况

我在简略讲到战况发展前，有必要先介绍下1941年12月时莫斯科城外苏德双方的情况，以及战斗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的。

那时前线的能见度有限，一天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在早晨9点前，冬季的大地一直为浓雾所笼罩。慢慢的，一颗红火球出现在东方的天空，那就是太阳，到了11点左右才可能看到其身影。而下午3点黄昏便降临。再1小时后，天色便几乎完全暗了下来。

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有一个机场可供我们使用，从斯摩棱斯克、奥尔沙或华沙起飞的运输机偶尔在此降落。这些运输机会带来少量的补充人员，但比起我们每日的伤亡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补充的士兵常常只穿着长裤和系带靴子，随身连一件大衣或者一条毛毯都没有。而冻僵的师部运输队在新机场等候，以便能迅速将补充的新兵运往急需增援的前线。新兵们经常在当晚被派往前线。就这样，这些士兵往往两天前还生活在华沙设施齐全的营房中，而48小时后便被扔到了莫斯科郊外即将溃败的战线上。

夏末时，冯·布劳希奇元帅意识到东线的战争将会一直持续到冬季，于是要求希特勒及时做出安排，以确保处于苏联境内德军的冬衣和冬季装备供给充足。但是希特勒却拒绝了他，因为他坚信在冬季来临之前苏军就会被打败。现在，甚至连希特勒的大本营都突然意识到东线的战斗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尽管这非常令人恐慌，但德国军队还是不得不在没有足够冬衣的情况下与苏军展开了残酷的战斗。希特勒下达了向东线运送冬衣的紧急命令。在德国，人们搜集了大量的皮衣和其他衣物，其中很大一部分事实上是以最快的速度沿途搜集来的。然而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冬衣需要好几个月才能送到士兵的手中。因此东线的部队不得不靠着夏季军服、外套和毛毯在激烈的战斗中挨过苏联的冬天。在苏联可以找到的毡靴、皮帽和羊毛内衣都被我们征用了，但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部队的状况并没有得到逐步改善。

我们经常面临供应短缺。前线只有几条铁路通往后方，这些铁路常常会被游击队切断。德国火车机车并不适应苏联的气候，锅炉里的水都结成了冰。每列火车运送的货物只有平时的一半，许多火车还会连续几日被困在冰天雪地中。我们对炮弹的迫切需求几乎无法得到满足。然而为了鼓励东部前线部队的士气，竟然有几列火车满载着葡萄酒从法国和德国开到了前线。当士兵们发现收到的不是急需的炮弹而是一整车的葡萄酒时，他们的愤怒之情可想而知。而葡萄酒这种货物经常毫无用处，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在苏联并不罕见，红酒在运输途中便已结冰，酒瓶也被冻裂，剩下的只有红色的冰块。

为部队提供掩护的防御阵地几乎已经不存在了，这导致了一个新战术的产生：双方激烈地争夺零星的村庄，因为至少在村庄里部队还能够找到抵御严寒之处。不久之后，双方开始炮击这些村庄，纵火烧掉茅草盖着的木屋，以使对手没有栖身之地。地面冻得如铁一般坚硬，部队完全无法挖掘战壕。

我们的武器也受到了寒冬的影响，大炮的润滑油结了冰，机枪的活动部件也被冻住，炮闩经常无法开启。德军也没有严寒天气中使用的甘油和燃料。一到夜晚，士兵们经常需要在坦克下生一小堆火来防止坦克引擎冻裂。在冻冰的路面上行走，坦克常常会打滑，或者从斜坡上翻滑下去。

通过上面这段简短的描述，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一些1941年到1942年冬季德军在苏联生活和作战的条件。

反观苏军的处境就要比德军好得多。首先，极端寒冷的天气对他们而言并不鲜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其次，莫斯科就在他们身后，因此到苏军前线的补给线非常短。许多苏军部队都下发了厚重的皮夹克、靴子和带有大号护耳的皮帽；此外他们还有毡靴，既不缺手套，也不缺暖和的内衣。他们的货运列车使用的是西伯利亚的火车机车，这种特别设计的火车机车自然能够适应苏联的极端低温。当然，严寒也给苏联的卡车和坦克造成了同样的不便，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他们的卡车和坦克也是针对这一低温气候设计的。

尽管飞机从莫斯科的机场起飞后只需几分钟便可抵达前线，但此时我们仍未发现苏联的空军。

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12月6日，朱可夫元帅在莫斯科前线发起了决定性的大反攻。

苏军的反攻

在反攻中，苏军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激烈的战斗几乎摧毁了绝大部分德军防线，要详细描述这些战役可能可以写出一本书来。然而，为了让读者从整体上了解莫斯科战役，至少要做下大概的介绍。可以说，莫斯科战役一直持续到了1942年4月中旬。

在这次反攻之初，占据极大优势的苏军向莫斯科北部发起了进攻，他们从东岸朝着克林的方向渡过莫斯科河-伏尔加河运河，并向赖因哈德将军位于伏尔加湖以南的第3装甲集团军群左翼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苏军还攻击了第4装甲集团军群的正面。在遥远的南面，莫斯科的苏军沿着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向西发起了尤为猛烈的进攻：苏军攻击了第4装甲集团军群和第4集团军之间的结合部。实力受损的德国装甲部队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压力，被迫慢慢撤退，他们在冰天雪地中艰难作战，试图在更西面的地方重建一条统一的防线。在撤退中，德军不得不抛弃了许多辎重。临时公路和小道上积雪很深，许多大炮和坦克都无法动弹。苏军的进攻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冻伤造成的伤亡更为严重。士兵脚部冻伤尤其严重，因为部队所下发的军靴太紧，士兵们无法套穿几双袜子保暖。最后，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两个集团军群撤退。到11月中旬，苏军的攻势向南扩大，并对位于谢尔普霍夫和朱特科瓦之间的第4集团军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在这里苏军暂时实现了局部的突破。总的来说，第4集团军成功守住了战线。

第4集团军的南部是真正危险的地方。在那里，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前第2装甲集团军群）只有非常弱小的装甲部队，他们遭到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苏军发起的进攻。苏军向图拉强力推进，第2装甲集团军无力阻挡。在达成了第一个目标后，一部分苏军继续向西进攻，而余下的部队则转向西北向卡卢加推进。苏军还对塔鲁萨—阿列克辛地区的奥卡河地带发起了另一次进攻。在这里，苏军再次兵分两路，一路向西推进；而另一路向西北推进，前往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麦迪恩。

这时，苏军的意图已非常明确。他们正计划通过进攻克鲁格元帅的第4集团军的北面和南面，在宽阔的战场上对其实施双重包围，其最终目的是将第4集团军围歼在莫斯科以西的阵地之上。德军指挥官们几乎无法阻止南面的巨钳，更别提击退它了。此时第4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苏军正在将其稳步扩大。冯·克鲁格元帅手中也没有任何预备队来扭转南翼日益危急的形势。此外，第4集团军只有一条补给路线通往后方，即尤赫诺夫—麦迪恩—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波多尔斯克公路。集团军战区中所有的其他道路都在积雪覆盖之下，如果从南面推进的苏军此时能够成功切断我们唯一的这条补给线，到么第4集团军就会全军覆没。

“第4集团军不许后退一步”

针对目前的严峻局势，中央集团军群应当考虑命令得到加强的整个第4集团军有计划地向西撤退，这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南面的第2装甲集团军已经被迫撤退到了奥卡河后方的维列夫两侧，因此这一考虑也就更加合乎逻辑了。德军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大致从维列夫开始，经过乌格腊河沿岸的尤赫诺夫直到格扎兹克，然后向北直至第4集团军应当撤退到的地方。指挥部下达了对其沿线进行侦察的命令，一个摩托化师已经前往尤赫诺夫。冯·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部仍刻意留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尽管该地已经面临严重威胁。11月中旬，克鲁格元帅召集各军军长和参谋长到他设在一间木屋中的指挥部，详细讨论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南面的第4集团军部分部队撤退的问题。形势看起来已经非常清楚。

冯·格莱芬贝格（Von Greiffenberg）将军在此时打来电话，要和第4集团军的参谋长通话。因此我去接了电话，私下里格莱芬贝格是我的好友。他说道：

“最好你们还是安心待在原地吧。我们刚刚收到希特勒下达的命令，他命令第4集团军不许后退一步。”

看到这里的读者一定能够明白这道命令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根据我们所有的推测，这一命令只会导致第4集团军被苏军最终消灭，但是我们还是服从了。已经在向西转移的部队调转方向重返前线。第4集团军正准备迎接最后一场战斗。除非这时候出现奇迹，否则没有人再能够挽救这支部队了。

到此，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这一紧要关头，前线德军将领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

指挥官的变动

长期以来，严重的胃痛不时折磨着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城外的战败，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此时的他不得不暂时放弃指挥权。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了他的指挥权，这是一个钢铁般的男人。克鲁格12月18日离开了第4集团军，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其指挥部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森林中。

就这样，在极其危急的关头，第4集团军却没有了自己的指挥官。冯·克鲁格元帅认为他仍然可以在斯摩棱斯克通过电话和无线电亲自指挥他的老部队。我那时是克鲁格元帅的参谋长，因此他向我下达命令和指示，并完全由我负责执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月26日集团军新司令屈布勒上将抵达集团军司令部为止。第4集团军还曾一度由装甲兵上将施图姆（Stumme）指挥。混乱的指挥体系给这支部队带来的负担显而易见。

接下来又发生了级别更高的重大人事变动。长期以来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便与希特勒意见不合，多年来他也饱受心脏病的折磨，莫斯科以西的战事对他造成了很大打击。于是，布劳希奇元帅辞去了职务，由希特勒本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独揽了这一要职。在有实权的顾问中，只有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保住了自己的位子。

希特勒坚信自己能使莫斯科城外的德军避免即将来临的灾难。

于是，希特勒顽固地命令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部队也必须坚守每一寸阵地。毫无疑问，这还算正确。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任何的撤退都会在几日内导致前线的整体崩溃。这一情况一旦发生，那么德国国防军便会面临着与拿破仑大军同样的悲惨命运。在当时的情况下，部队每晚最多只能后撤3英里到6英里，此时已是精疲力竭的士兵和马匹已经无法再走更远。由于所有的公路和小路都被积雪所覆盖，所以部队只能穿过旷野后撤。几夜过后部队就撑不住了，只能就地躺下等死。而且部队撤退到后方时也没有已修筑好的阵地可供使用，没有任何防线可供坚守。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战斗慢慢地向西转移。我们的部队尽管奋力作战，但仍被迫一步步后撤。苏军屡次突破我们的正面，但我们总能将他们击退。许多连队当时只剩下40个人。我们的武器装备也遭受了巨大损失。直到12月末，苏军对第4集团军南翼的威胁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此时，希特勒的“好运”来了。尽管苏军比我们要强大得多，但他们的攻势却放缓了。毫无疑问，苏军对此时仍未能消灭莫斯科以西的德军而感到失望；对于伤亡惨重、在没有任何御寒装备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的德军所展现出来的毅力而感到惊讶。苏军指挥部开始无情地将部队推向前线。就在圣诞节前的几天，我们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截获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无线电报。一名苏军团长向指挥部发电报称：“目前我们无法按命令发起进攻，需推迟12小时。”而上级则回复他：“立即进攻，否则恐怕你们的健康会受到影响。”

奇迹发生在第4集团军的南翼。尽管此地的苏军占据优势，但令人感到非常困惑的是，他们却没能占领尤赫诺夫—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公路并切断第4集团军唯一的补给线。一个又一个夜晚，贝洛的骑兵军深入我们的后方向尤赫诺夫前进，在12月下半月中，这支部队让我们焦头烂额。骑兵军确实抵达了这条重要的公路，但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封锁公路，而是继续向西挺进，消失在了博戈罗季茨克大沼泽中。

1941年圣诞节，第4集团军的参谋部仍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圣诞节前夜，就在指挥部的附近爆发了一整夜的战斗。之前从前线抽调下来的第19装甲师成了我们与苏军之间唯一的屏障，这个师此时只剩下50辆坦克可以参战。

德国空军在这几周里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在11月，凯塞林将军第2航空队的主力不得不调往北非，隆美尔元帅在那里陷入了困境。

12月25日，第4集团军的指挥部在最后一刻转移到了尤赫诺夫。

其实，在12月22日，苏军就已将第4集团军同第4装甲集团军群以及第3装甲集团军群分隔开了。此时的第4集团军已是孤军作战，他们也无法指挥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北面的两个装甲集团军群。

比较下12月底双方的实力，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此时，位于卡卢加和朱特科瓦之间的第4集团军共有13个步兵师以及1个装甲师。然而这些部队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而且许多师实际上也只是由各兵种的战斗群所组成的。第4集团军所面对的苏军部队将主力放在了南部防区，苏军的部队包括：24个步兵师、6个步兵旅、3个装甲旅和2个空降旅；此外还有6个步兵师、1个装甲旅和4个骑兵师正在卡卢加以南向西挺进；正在图拉地区集结的有3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师、2个装甲师以及2个装甲旅。

以上这些具体数字本身便能说明了问题。无需进一步说明，苏联军队也并非所有的部队都是满编的，有些队伍实际上非常虚弱。苏军的组织各不相同，各支部队的战斗力存在着很大差距。苏联人发明创造的天分亦非常突出。例如，苏军的骑兵师常常会伴随有搭乘雪橇的步兵，这些雪橇一般会系在骑兵的马鞍上，由骑兵拉着走。在皎洁的月光下，连绵不断的骑兵队伍穿过茫茫雪原，每一个骑兵都拉着一个雪橇，上面坐着一个步兵，这真是一幅奇怪的景象。

在装备上我们的损失即使没有超过人员的损失，至少也达到了同等水平。第4集团军群的炮兵部队在1942年1月初的情况便是一个例子。这支炮兵部队不属于军或师，而是直接听从集团军司令指挥。其最初的实力如下：48门重型榴弹炮、36门迫击炮、48门100毫米火炮、9门150毫米火炮，还有84门突击炮和252辆轻型、重型牵引车。而现在这支部队只剩下5门重型榴弹炮、8门迫击炮、17门100毫米火炮、2门150毫米火炮、12门可使用的突击炮和22辆牵引车。

1942年年初的战斗

尽管苏军在实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直到1941年年末，他们仍未摧毁莫斯科西面的德军战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在1942年的前三个月里，第4集团军屡次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

在1月份，那里的气温下降到了摄氏零下42摄氏度的最低点。这种极端的低温天气只持续了几天，之后气温便开始波动起来。此时所发生的战斗是莫斯科战役的一部分，但因本部分篇幅有限，不能在此详细叙述。这几个月中德军的境况十分糟糕。后来希特勒下令制作一款东线纪念章，颁发给所有在1941年至1942年冬季参加过东线激战的官兵。拥有这枚奖章在当时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荣誉。

12月26日，山地部队上将屈布勒成为第4集团军的总司令，他是一名坚强的军人。但几周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局势。在随后的1月下半月期间，海因里希（Heinrici）将军接替了他的指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颇有进展。

总结

德军在苏联的战斗，特别是莫斯科战役的转折点，标志着德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在西线，即我们的后方，同英国实现我们想要的和平已毫无希望。在北非，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都成了德国的前线。地中海的形势也非常危急。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均部署着德军部队，只要看一看世界地图便会明白，在中欧被标注为德国的这块地方完全没有足够的实力鲸吞整个欧洲大陆。希特勒的政策把德国人民与军队一步步地引入了他的梦幻王国，且越陷越深。

我们都还记得，亚历山大大帝在最后的岁月中带领着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一直在亚洲前行，直至最后陷入绝境，他的野心也因此而破灭。还有，1709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深入俄罗斯腹地直至波尔塔瓦。在那里，他弱小的部队被莫斯科大公国的消灭。1941年夏天南方集团军群也曾经到过波尔塔瓦。

但最恰当的对比则是拿破仑，这位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皇帝坚信自己能够征服整个欧洲。而正是在俄国，在莫斯科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很快便会谈到拿破仑的往事。

同时许多人也会问，如果德国占领了莫斯科，是否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这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给出答案。我个人的看法是，即便我们占领了莫斯科，我们离胜利也还是很远。苏联如此广阔，而苏联政府的意志又是如此坚定，因此，这场战争只会以新的形式在苏联辽阔的土地上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所估计的最好情况，就是在苏联的欧洲部分爆发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更何况亚洲广阔的地区仍有苏联的领土。

至此，无可争议的一点是：德国军事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德国军队，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未来几年中，德军还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东线的战斗是德军最终的试验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显示了自己具备应对苏联/俄国环境所需的东西。

1812年和1941年

在本部分末尾，读者可能感兴趣于将1812年拿破仑皇帝的俄国战役与1941年希特勒所发起的战争做一番比较。尽管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对比是不存在的，因为表面相似的事件其原因与环境都大不相同。不过，将两场战争放在一起比较还是很有意思的。

拿破仑是一个来自科西嘉岛的意大利人，他并非真正的法国人而当时科西嘉岛已经成为法国的一部分。拿破仑利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并依赖法国的实力；而希特勒所利用的是德国的实力。拿破仑这个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希特勒步了其后尘。拿破仑的主要目标是英格兰，为此他准备从布伦发起对英格兰的攻击；而希特勒1940年制订的“海狮行动”只不过是一个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的威胁而已。英国舰队打败了法国，也因此打破了拿破仑利用武力征服英国的迷梦，因此他决定通过大陆封锁来消灭这个岛国。于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被迫采取了拿破仑下令执行的措施，只有俄国对此犹豫不决。这便是拿破仑决心进攻俄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苏联的土地，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欧洲的主人。

他们两人都认为，与俄国/苏联的战争会像之前所赢得的几场战争那样迅速取胜，但两人都错误地估计了俄国/苏联的内在实力以及其土地的辽阔。他们都没有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也都低估了在广阔而贫瘠的俄国/苏联领土上为部队提供给养的困难。拿破仑的许多元帅和将军都不赞成他的战争计划，希特勒的许多将军们亦是如此。

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部队共有60多万人（顺便一提，其中有20多万人是被征召的德国、佛兰德斯、波兰、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士兵），1 400门大炮和18万匹马。他所率领的是一支由欧洲人组成的军队。而希特勒也试图这样做，虽然他没能成功，不过在希特勒的军队中也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芬兰人，还有一个西班牙师和一个法国志愿军团。1812年6月21日，拿破仑向他的军队下达了臭名昭著、夸大其词的命令。1812年6月22日晚，在科罗夫，拿破仑注视着他的军队渡过了尼曼河。129年后的同一天，希特勒的军队渡过了布格河。拿破仑宣战的时间是6月24日，由此来看，两人在东线发起进攻的时间都非常晚。

同1941年一样，法军1812年的作战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停顿。俄国沙皇成功地使拿破仑落入了政治讨论的圈套，让他浪费了宝贵的几周时间。然而在相对较晚的季节里拿破仑继续向莫斯科进发，就像希特勒在1941年10月2日所做的那样。1812年，俄军与法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并向后撤去，以引诱法军更加深入俄国腹地，以陷入俄国的寒冬当中。同年，法军成功占领了莫斯科，但战争尚未结束。相反，对于俄国人来说，战争这时才真正开始。希特勒没能占领莫斯科，但在这场战役中，苏军也正是到了此时才真正开始战斗。当拿破仑被迫撤离熊熊燃烧的莫斯科时，一切都已太晚，他遭到了第一次重大失败。1941年的情形也与此非常相似。两场战争中，俄军/苏军都在此时发起了大反攻，其游击队也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1812年，拿破仑认为穿过冰天雪地撤退能够拯救他的军队，然而撤退反而使这支大军覆没；1941年12月，希特勒却下令部队无论如何都不能撤退，德军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后才守住防线，最终克服了危机。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比较两场战争，但正如上文所言，对于历史的比较必须谨慎对待。

这两场战争都证明，靠老旧的运输方式，即马匹或步行是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占领俄国/苏联广阔的领土的。不管是拿破仑强大的骑兵部队还是希特勒的摩托化部队，在数量上都不足以占领和控制它的乡村。

拿破仑在发动进攻前，曾最后一次尝试说服沙皇投降。他派德纳博纳（Narbonne）伯爵到维也纳晋见沙皇亚历山大。沙皇对这位法国使节说道：“我不抱幻想。我明白你们的皇帝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我有两个盟友——时间和空间。在这个辽阔的国家中，我会撤退到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继续战斗，也会守卫每一块遥远的阵地，但绝不会签署一个屈辱的和约。想要发动进攻的人不是我，但是只要还有一个外国士兵留在俄国的领土上，我便不会放下武器。”

与1812年的沙皇一样，1941年的斯大林也有着同样的决心。两场战争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那就是，军人出身的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着军队攻占了莫斯科，并从莫斯科撤退，而希特勒却没有这样做。

在1812年俄国的一场军事会议上，俄国人讨论了是否应该撤离莫斯科。库图佐夫（Kutusov）亲王站起来说：“失去莫斯科并不意味着失去俄国。拯救我的军队使其免受覆灭，保存有生力量并最终消灭敌人是我的义务，哪怕是为此撤离莫斯科。因此我打算穿过莫斯科，沿着梁赞公路撤退。我明白我将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但我已经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我下令撤退。”

或许可以确定的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如果德军占领了莫斯科，苏联人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颇为有意思的是，在1812年10月21日，莫蒂埃（Mortier）元帅接到了拿破仑的命令，命他在撤离莫斯科之前炸毁克里姆林宫。如果莫斯科被德军占领，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打算。

在这两场战争中部队补给的巨大困难已在前文中有所叙述。1941年，德军面临的主要补给问题是为部队提供足够的弹药，为摩托化部队提供足够的油料。而在1812年，法军补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为马匹找到足够的草料。可以想象，拿破仑的18万匹马肯定无法依靠哥萨克矮种马所习惯的那种草料存活，在战斗和行军中，拿破仑的骑兵遭受了重大伤亡，马匹的损失也在不断上升。

就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后，杰出的骑兵统帅穆拉特（Murat）训斥他的将领说，骑兵冲锋没有充分展现出凌厉的气势。骑兵司令南苏蒂（Nansouty）当即回答道：“这都是战马的错。它们不够爱国。我们的士兵即便是没有面包也能英勇战斗，但是战马不行，没有干草它们就不愿意前进了。”

关于拿破仑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画，画中骑着战马的拿破仑陷入沉思，正率领着帝国卫队沿一条俄国沙土路向东前进。这幅画的标题是：“他们满腹牢骚，却还是忠诚地追随我。”对1812年和1941年的战争而言，这都是最为精辟的描述。因为，毫无疑问，德国军队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战役评说

战争接近高潮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在东欧冰雪覆盖的平原上，当德国人和苏联人陷入生死激战时，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了珍珠港，顷刻之间便将太平洋变成了战场。那时，确实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战火。德国政府利用日本和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机会，三天后便向美国宣战。这一决定是基于对美国战争潜力的严重低估而作出的。对于希特勒的举动，德国的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大为震惊。这个糟糕决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美国向苏联提供了洪水般的物资，这一点很快便显现出来。毋庸置疑，这些补给对于红色巨人从惨重的损失中恢复元气，并随着战争的进行不断壮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向苏联所提供物资的可靠数据为：1.7万架飞机、5.1万辆吉普、40万辆卡车、1.2万辆装甲战车、8,000门高射炮、105艘潜艇、197艘鱼雷艇、5万吨皮革、1 500万双军靴、370万条轮胎、280万吨钢铁、80万吨化学品、34万吨炸药、260万吨石油制品、470万吨食品和8.1万吨橡胶。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苏军几乎无法在1943年发起反击。

到了1941年年末，非洲的形势也变得危急起来。由于英军被迫撤退到埃及边境后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即不从托布鲁克撤退，因此隆美尔未能在1941年春夺取该地。隆美尔两次发动突然袭击想要占领这座要塞，但都遭到了失败，他也不再有实力发动有组织的进攻。此时的隆美尔忙得焦头烂额，准备在得到足够的增援后便立即再次发动进攻。而原本可以顺利渡过地中海的运输船队这时却遭到了英国海军和空军日益频繁的攻击。隆美尔因此不得不将进攻的日期从9月推迟到10月，之后又推迟到11月，最终定在了12月。这使得隆美尔长期以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对手抢占了先机。11月18日，奥金莱克（Auchinleck）将军指挥着远比德军强大的第8集团军向隆美尔发起了进攻。经过几周此起彼伏的战斗后，他成功突破了包围托布鲁克的意大利军队，为英勇的守军解除了包围。隆美尔被迫撤退。到1942年年初，隆美尔的部队位于阿格达比亚和的黎波里之间的苏尔特河大弯曲地区，这里几乎正是隆美尔一年前担任指挥官时部队所处的位置。但他清晰认识到了英军的分散以及他们仍未解决的后勤问题，并抓住了这一机会。第8集团军的阵地实际上非常脆弱，隆美尔立即利用了这一点。1月21日，隆美尔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所有力量发起反击。2月末，他取得了胜利并再次推进到了托布鲁克郊外。

就在1942年年初的几个月，当东部前线苏军的进攻最终被阻挡后，德军所面临的任务便是清除插入自身战线的众多突出阵地，并突破苏军大大小小的包围圈。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突破丘尔姆和杰缅斯克的包围圈（这块深入德军阵地的突出部位于哈尔科夫以南），并且还要整合苏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奥多西亚所建立的桥头堡。此时德军也采取了措施，对冬季战役中陷入绝境的部队进行整编，让其进行休整，此外还在德国组建新的师级部队。武装党卫军仍在进一步扩编，这对于德国陆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许多经历过战火考验、在陆军中具有无可替代作用的下级军官和非现役高级军官都被抽调了出来。至战争结束时，武装党卫军共有38个师。

整个1942年期间，从德国空军庞大的地勤人员中抽调人员补充陆军也变得重要起来。由于担心深受纳粹主义熏陶的德国空军在“意识形态”上受到陆军的影响，希特勒下令不要简单地将空军多余部队转入陆军。相反，他接受了戈林的建议，组建了16个所谓的“空军野战师”。这一决定的后果之一便是，陆军由于缺乏人员补充而不断削弱，而新的空军野战师却由于缺乏作战经验，一投入战斗便会遭受重大伤亡。

同往常一样，在未来战略的问题上，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有着分歧。前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成了去年战争失利的替罪羊，被希特勒免去了职务，由其本人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一职。此时的希特勒将顿河—伏尔加河地区以及煤矿储量丰富的高加索地区定为目标。而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都和交通网络枢纽，仍然是德军最重要的目标，并且现在必须要将其拿下。他指出，如果德军向顿河—伏尔加河地区以及高加索推进，那么肯定会形成一个300多英里长且毫无掩护的侧翼。哈尔德将军极其严肃地强调了这一点，然而他的观点却没能让希特勒接受。

季莫申科元帅于5月12日向哈尔科夫地区的德军阵地发动了攻击，我们拼尽了全力才击退他们。与此同时，曼施坦因的集团军对刻赤发动了攻击。这一战斗可被视为德军6月1日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序曲。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德军击败了苏联守军顽强英勇的抵抗，并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同一天，希特勒的夏季大攻势开始了。南部集团军群被一分为二，分别为右翼的A集团军群以及左翼的B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此时受命攻占斯大林格勒，之后派出机动部队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进攻阿斯特拉罕。同时，A集团军群将要重新占领冬季中失守的罗斯托夫，并向高加索地区推进。与去年一样，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分散的。德军发起了进攻，不过没有握紧拳头，而是张开了手掌。据说斯大林的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Shaposhnikov）元帅当时曾表示他希望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因为那是苏联赢得最终胜利最快的方式。

我们的推进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夺取了顿涅茨盆地。但我们所俘虏的苏军和夺取的物资之少既让我们惊讶，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苏军正在避免同我们决战。我们仅在顿河大弯曲地区发起的卡拉奇战役中才歼灭了大量苏军。在超过60英里宽的正面上，德军抵达了高加索，并于8月8日占领了油田区的迈科普。这是战争中德军在东线推进的极限。此时德国占领区中共有5 000多万苏联人，拥有苏联一半以上的煤炭、铝矿、锰矿和铁矿储备，此外还有苏联40%的铁路线。与此同时，在前线的中部战区，我们必须击退苏军猛烈的反击，他们想要减轻自己在遥远的南方所面临的压力。因为哪怕是局部撤退的建议都会被希特勒顽固地拒绝，所以在这些防御战中我们遭受了不必要的惨重伤亡。

德军山地部队于8月25日成功地将军旗插到了高加索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峰顶，可是燃料的短缺及捷列克河沿岸愈加强大的反击，使德军的推进慢了下来。于8月14日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的进攻也同样进展缓慢，在苏军强烈的抵抗下，直至9月1日德军才突入斯大林格勒的远郊。

就在这年夏天，此后在战争中扬名的蒙巴顿将军指挥着加拿大部队在迪耶普登陆，使得守卫大西洋海岸线的德军从平静的假象中清醒过来。加拿大部队确实被击退了，并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但是也达到了意图，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并在1944年的大规模行动中加以借鉴。

在遥远的非洲，隆美尔的补给情况得到了暂时的改善，这使得他能够再次计划对托布鲁克发起新一轮进攻。德国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设想我们首先占领托布鲁克，然后对马耳他岛发起攻击。对马耳他岛的占领，将最终摧毁英军对轴心国船队发动海上进攻和空中进攻的基地，英军的那些进攻曾使我们遭受了巨大损失。

在5月26日，隆美尔指挥3个德国装甲或摩托化师以及3个同样的意大利师发起了进攻。他计划从南面包围对手。到了第二天中午，隆美尔已经推进到了英军加扎拉阵地的后方。然而此时他陷入了麻烦之中。战斗持续了3周时间，仅仅是靠着隆美尔屡次全力以赴地亲自指挥，德军才得以一个个地消灭对方据点，并最终夺回了主动权。在驻扎着法国部队和一个犹太营的沙漠要塞比尔哈凯姆，德军遭到了最为顽强的抵抗，直至6月9日才将其攻陷。6月20日，隆美尔开始对托布鲁克要塞发动进攻，在这次战斗中，凯塞林元帅所指挥的航空队派出了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为隆美尔提供了强大的空中支援。隆美尔成功地实现了突袭，就在一天前，他欺骗了对手，使其认为他准备像1941年那样绕过要塞，追击受损的英军主力进入埃及。在进攻的第一天，隆美尔便突破了要塞周围的防御体系，到了晚上，精疲力竭的德军终于占领了目标，双方也都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我们所缴获的物资几乎数不胜数，还俘虏了3万人。

毫无疑问，占领托布鲁克是德军沙漠战役中所达到的顶峰。隆美尔在撤退的对手身后紧追不舍，6月30日，他在阿拉曼遇到了英军守备严密的防御阵地，这一阵地是保卫通往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道路的最后屏障。在德军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由于后勤条件再次恶化，送达部队的补给物资数量极少，隆美尔的补给已近乎消耗殆尽。由于德国空军无法在对马耳他发动攻击的同时为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继续推进提供支援，进攻马耳他岛的计划不得不被放弃。现在得知当时马耳他岛物资极其匮乏，以至于几乎准备投降后，我们就更加后悔当初的决定了。

对于隆美尔而言，夏季的几个月中，德军在阿拉曼前线经历了一系列危机。8月30日，德军试图突破英国阵地并向亚历山大进发，差一点就成功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几乎已经到达托布鲁克锚地的轴心国油轮被对方击沉。这使得德军遭遇了严重的燃料短缺，以至于隆美尔的进攻部队在沙漠中停滞了6天。部队将这场造成了惨重伤亡的败仗称为“6日自行车赛”。

隆美尔所领导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此后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其补给状况也愈加糟糕。极少有运输船能够安全抵达北非港口，随着损失逐渐增多，轴心国的商船总吨位开始急剧下降。隆美尔完全明白自己的话有多大的分量，1943年9月中旬，他对最高统帅部说道：“除非北非部队的补给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不然我们的装甲集团军一刻都无法抵御两个世界强国的联合军队。装甲集团军迟早会陷入危险，面临与哈尔法亚守军相同的命运。”（这支部队因为弹尽粮绝而不得不在1942年年初投降。）

从全局来看，德国的军事胜利似乎在1942年秋便达到了顶峰。在西面，德军守护着从挪威北角到比斯开湾的大西洋海岸线，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都已被其占领。在东面，列宁格勒郊外、顿河以及伏尔加河沿岸都有德军的身影，整个巴尔干半岛也已被德国所掌控。在南面，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距尼罗河已不到30英里。德军潜艇和辅助巡洋舰在世界各大洋游弋，对同盟国船只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德国空军确实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强大了，但它仍然可以对对方予以沉重打击。

然而只有到了此时，人们才开始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弦绷得有多紧。在德国，尽管食物和油脂有些短缺，但物资的配给仍然充足：直到战争结束，部队的给养都是充足的。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越来越猛烈，并已经开始造成可怕的伤亡。基本原材料的供应已接近极限，不过军工业仍在开足马力生产。由于上一个冬天德军在苏联不断遭受巨大的伤亡，体格达到一等而没有被征召入伍的男人几乎已经没有了，部队和军工业都在争夺余下的劳动力，这导致了劳动力被强制从占领区输入德国，也反过来激起或加强了法国的游击运动，在东部占领区和巴尔干半岛更是如此。

总体而言，此时的德意志民族还未认真思考过战争失败的可能，他们为这场必定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尽管许多家庭因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痛万分，但德国人准备继续“战斗”下去，因为他们似乎别无选择。而在我们最重要的盟国意大利，人们却完全是另一番心情。意大利没有赢得过巨大的胜利，反而屡战屡败：他们失去了意属东非，大量士兵被英国人俘虏，海军主力战舰也被击沉，此刻还在遭受着愈加严重的饥饿的折磨。

1942年是战争开始的第三年，就这样，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形势总体看来似乎还令人满意。但在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中，首先是在南线，然后是在东线，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使得形势急转直下。两件事都是这场战争决定性的转折点。其中第一件事将在下一部分中详细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

阿拉曼：“沙漠之狐”的末路

装甲兵中将

弗里茨·拜尔莱因

弗里茨·拜尔莱因

（Fritz BayerLein，1899—1970）

1940年6月，弗里茨·拜尔莱因被任命为驻法国的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群作战部部长，并于1941年在苏联担任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团军群作战部部长。1941年9月担任非洲军团参谋长。1942年夏到1943年年初，曾担任隆美尔元帅的参谋长。1943年负责指挥第3装甲师，翌年1月指挥勒尔装甲师。1944年5月，拜尔莱因被授予中将军衔。

埃及门外

遍地碎石、干燥缺水的沙漠里裸露着荒凉干燥的岩石，一片片沙地交错其间，在非洲酷热的骄阳下，零星地点缀着几丛可供骆驼食用的灌木——这便是1942年7月阿拉曼前线的情景。阿拉曼前线位于地中海沿岸乱石丛生的特勒埃萨岭到卡塔拉盆地边上600英尺高的库雅雷特·赫迈马特金字塔之间，这是整个西部沙漠中唯一一个不会被对手从侧翼包围的阵地。隆美尔将军的残余部队便驻扎在这里，托布鲁克激烈的战斗以及随后的长途追击使部队精疲力竭，此刻他们正面对着虽然打了败仗却仍然十分强大的英国军队。德国步兵在岩质土壤上无法挖掘战壕，只能在阵地上搭建石墙，这至少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防护以抵御对方的炮火。

“我们的实力已经衰退了。”隆美尔1942年7月3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到达阿拉曼的时候，只剩下13辆坦克可以作战。英军的防御由四个纵深阵地组成，在最初的进攻中，我们只占领了其中一个，之后我们又攻占了另外两处。然而，尽管我们拼了全力发动进攻，但阿拉曼的主阵地仍然在英军手中，而这片破败乡野中唯一的淡水水源就在这个阵地上。也许可以说阿拉曼战役实际上在7月的这几天便已经开始了。

根据远程侦察机报告说，英国舰队正离开亚历山大港全速向东驶去。随后我们又了解到英军已经采取了所有必要措施来防守尼罗河三角洲，以防止隆美尔突破埃及的最后一道门户。事实上英军已经制订了有关计划，如果尼罗河三角洲不保，部队便会撤退到巴勒斯坦，如有必要，部队会继续撤退到伊拉克。

丧失主动权

奥金莱克将军其实并不打算放弃阿拉曼防线。这一点很快被我们发现。整个7月中，英国第8集团军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阵地，想要夺回主动权并击败我们。7月10日，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阿拉曼西面特勒埃萨岭的制高点，并在我们猛烈的反攻下守住了阵地。7月14日，新西兰和印度军队在夜间发动了进攻，意图夺取鲁维沙特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在7月16日夜间的另一次进攻中，澳大利亚部队夺取了南面一个名为马克赫艾哈德的陡峭高地。18日和19日，隆美尔向鲁维沙特高地上的对手发起反击，但遭到了失败。21日，北部的澳大利亚军队再次向前推进，而在战线中部，新西兰师在强大的装甲部队掩护下，企图撕碎我们的阵地。对方的突破均未成功。7月26日，澳大利亚第9师在特勒埃萨岭以北再一次发起了主攻。我们的反击成功地阻止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丘吉尔到开罗

7月30日，奥金莱克将军显然已经清楚意识到自己手里的部队不足以发动新的进攻。阿拉曼前线陷入了僵局。

丘吉尔于8月在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来到了开罗。西部沙漠中的英军进行了整编，很快，由于德军坦克开到埃及门外而给英国人带来紧迫危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英国任命了新的中东总司令：爵士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将军，他是英国最为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也是最有头脑的政治家。爵士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受命指挥第8集团军，他是英国最不因循守旧，也最有才华的将领之一，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对于机械化战争的本质和问题有着清晰的了解。虽然在与上下级相处时蒙哥马利经常会表现得比较傲慢，也让人比较难以捉摸，但他所制订的战略方案却非常系统。蒙哥马利始终坚持开战之前应当在物资方面占据明显优势。在蒙哥马利所著的《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Alamein to the River Songro）中，根据他自己的报告，他将加强和加深英军阿拉曼的阵地防御视为主要的，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在最开始，蒙哥马利便已废除了所有关于第8集团军撤退到中东的命令和计划。他清楚无误地表示英军绝不放弃阿拉曼防线。只要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英军便会立即予以反击。蒙哥马利向各师下达了命令，自此以后各师的下级部队不得分散作战。英军不能再重蹈过去分散兵力的覆辙。在这一战术重组的框架内，他下令坦克和火炮今后必须集中运用：蒙哥马利明白，在决定性的时刻，指挥官能够动用的部队总是不够的，而人数上的劣势只能靠武器上的压倒性优势来弥补。

蒙哥马利在制定了必要措施以确保能够抵御德军进攻后，接下来便对部队进行了主要的改编。蒙哥马利认为初期的消耗战过后英军将突破对方阵地，他为此组建了一个新的军来利用这一突破扩大战果。

此后，由于英国工业实行了总动员，美国援助英国的物资也在稳步增加，较隆美尔的部队而言，英国第8集团军在物资上开始占据巨大的优势。运输船队绕过好望角，将坦克、飞机、各种口径的火炮、卡车、汽油和弹药运到了赛得港、苏伊士港和亚历山大港。

马耳他岛或克里特岛

此时，对于我们来说，从地中海对岸运来的补给物资降到了月均6 000吨，这大约是我们正常需求的五分之一。离开港口的补给舰有四分之三都被英国皇家海军或空军击沉了。所以储备物资以备将来的决战是不可能的。英国皇家空军无论是在战机还是在飞行员战斗技巧方面，都比过去任何时候要强大。反观凯塞林的空军力量，则是在不断衰落。德国空军没有得到补充，希特勒需要把所有可调用的飞机都投入到苏联前线去。德国空军战机的数量变得非常少。曾击落158架对手飞机的马尔赛尤（Marseille）上尉，这位“非洲上空的王者”，也被击落殒命。

当时，因为德国大部分运输船队都沿着西西里岛到班加西港的航线航行，这两个港口是德意两国军队的主要卸货港，所以马耳他岛再次成为一个重要基地，英军从这里攻击航行在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德国运输船队。由于这条运输航线离马耳他岛很近，英军可以轻易发起攻击。托布鲁克港的吞吐量远远不够。这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德国运输车队经常要冒着遭到英国皇家空军攻击的危险，将物资从港口运到阿拉曼阵地上，这些补给车队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燃料，由于车辆有限，需要运送的物资也超过了其运输能力。从托布鲁克通往前线的道路约有330英里长，从班加西港出发约有600英里，而从的黎波里港出发则超过1 200英里，很多补给也是在的黎波里港卸载的。而在英国方面，从亚历山大港到前线只有约55英里，苏伊士港距前线也只有200多英里。

所以，只要英国人手里还掌控着马耳他岛，德国向北非前线运送充足的补给物资肯定难以实现，除非凯塞林的空军实力加强到现在的几倍。但即便到了眼下这种情况，希特勒仍没有消灭这个海岛要塞的打算。他坚定认为通过克里特岛在阿拉曼的部队便能得到充足的补给，我们只需要通过发动猛烈的轰炸来让马耳他岛“安静下来”。这与1940年的敦刻尔克战役如出一辙。当时希特勒狂妄地说：“敦刻尔克交给空军来解决。”——英国远征军也因此而得救。任何明智的人在对1942年8月的形势进行战略评估时都必然会意识到，只要马耳他岛上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还像肉中刺那样插在我们补给线的背后，那么前线的形势便不会发生明显改观，我们也不可能占领尼罗河三角洲，而英军在地中海东部的军事中枢正位于此地。隆美尔的部队在沙漠中央动弹不得，与补给港口也相距甚远，对方的空中优势也日渐体现出来。因此，要想提高部队的战斗效率或者哪怕是让精疲力竭的部队得到一些休整，其可能性都非常渺茫。

上述这些考虑可能会引发这样一个问题：尽管阿拉曼的阵地非常稳固，侧翼也很安全，不过德军适时向远方后撤不是更明智吗？这将使对方占领数英里毫无用处的沙漠，也会拉长他们的补给线。在更靠近补给基地的地方，例如塞卢姆地区，我们不会受到英军的侵扰，或许能够积蓄力量发动进攻；同时我们还能够对马耳他岛发起两栖攻击。这是隆美尔的个人观点。可对于希特勒而言，任何撤退的想法都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的眼里只有苏伊士运河。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既没有攻击马耳他岛，隆美尔的集团军也没有后撤。对阿拉曼前线而言，这是一个关系到德军命运的决定。我们的补给状况必然会变得极其严峻，占领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的所有希望也都因此而破灭了。德军还曾经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钳形攻势，一个集团军将从乌克兰出发，穿过高加索南下，而另一个集团军从西部沙漠渡过苏伊士运河向北推进，目标是夺取中东的油田，之后进攻苏联宽阔的南翼，现在，这个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机会难得：阿拉姆哈勒法战役

固执的希特勒在此情况下仍然下令准备对尼罗河三角洲发起攻击。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也请求隆美尔无论如何都不要撤退。墨索里尼亲自跑来非洲，在德尔纳急切地等待着有一天能够在金字塔的影子下举行阅兵，接受轴心国的坦克部队的致敬。

隆美尔不久后也屈服于两位独裁者的意愿了。原计划用于进攻马耳他岛的部队作为增援力量被派到了隆美尔那里。隆美尔最终决定仅靠海运或空运来的几千吨燃料向阿拉曼防线发动进攻，突破这道防线到达苏伊士运河。隆美尔认为现在是进攻尼罗河三角洲的最佳时机，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有了。

在8月27日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凯塞林陆军元帅和卡瓦勒罗（Cavallero）陆军元帅向隆美尔保证，他们将为其提供6 000吨燃料，其中1 000吨将由空运的方式送达。隆美尔说：“战斗的成败将取决于燃料能否及时运抵部队。”卡瓦勒罗元帅回答道：“元帅，您现在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因为燃料已经在路上了。”

就在8月31日晚，隆美尔的部队发起了攻击。甚至在此时，在火炮、弹药和坦克方面，英军就已经占据了优势，英国皇家空军也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德军极其缺少坦克和弹药。因此，任何从正面突破英军坚固防线的尝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隆美尔只得采取了唯一的办法，即大规模包抄。他对战线北端发起了佯攻，并在中部发起了猛烈的次要进攻，主攻则在南面。隆美尔试图沿着卡塔拉盆地边缘突破英军薄弱的防线，随后在阿拉姆·哈勒法以东调转向北，进攻哈马姆的海岸线。隆美尔希望由此能够席卷英军的阵地，这正是他3个月前在加扎拉实施过的计划。如果此计划能够取得成功，他就可以包围英国第8集团军并切断其交通线。

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我们后来了解到，蒙哥马利将军一到西部沙漠，便在阿拉姆哈勒法重要的高地上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将很大一部分坦克部署在了这一区域进行防御。他甚至策划故意让我们获得了一幅带有标注的地图。根据这幅地图，阿拉姆·哈勒法南部的地形适合车辆行驶，而事实上那里是一片柔软的沙地，会给我们的轮式车辆造成无尽的麻烦。

在8月31日的上午，距发起进攻已过去了5个小时，而我们仍未占领英国的雷区，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但是“沙漠之狐”并没有失去他的本能，隆美尔敏锐的第六感一直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他意识到自己没能通过突袭击败对手时，立刻想要放弃这一计划。我亲自说服隆美尔让我继续向阿拉姆·哈勒法发动进攻［非洲军团司令奈宁（Nehring）将军在当晚的作战中身负重伤，由我代理奈宁将军的职务］。此时战场上刮起了沙尘暴，砂石向阿拉姆·哈勒法的守军迎面扑来。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占领高地。

可是，这次进攻失败了。“沙漠之鼠”（英军第7装甲师）开始向我们的侧翼发动猛烈的攻击。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中队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他们排成密集编队发动了地毯式轰炸，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士气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卡瓦勒罗元帅保证的燃料并没有送达。我们两艘最为宝贵的油轮在海上被击沉了，就在托布鲁克港口外，另一艘油轮又被鱼雷击沉。凯塞林元帅所保证的空运也没有出现。最终，隆美尔被迫停止了进攻。9月3日，严重的损失，特别是装甲部队的损失，极大削弱了我们的实力，于是，我们开始后撤。

希特勒的承诺

就在我们刚再次夺回最初发起攻击时的阵地时，希特勒发来了一份电报，他命令隆美尔回国休假治疗。隆美尔的医生长期以来一直叮嘱他必须接受治疗。在隆美尔疗养期间，集团军副司令一职由东部前线调来的施图姆元帅担任。在离开部队前，隆美尔向最高统帅部发出了警告，他再次强调部队所面临的后勤补给危机对战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他的这一警告仍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前往塞梅宁山区中的一所疗养院前，隆美尔也出席了希特勒在他的指挥部内举行的一场会议，这个指挥部被称为“狼穴”，位于东普鲁士。

在这次会议期间，隆美尔免不了注意到最高统帅部中那种极其乐观的气氛。尤其是戈林，对于我们在非洲遇到的困难他往往嗤之以鼻。当隆美尔让戈林注意对手的轰炸机用40毫米口径机炮击毁了我们的坦克时，这位帝国元帅的反应就像是自己受到了冒犯。“根本不可能，”他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人只能生产剃须刀片和电冰箱。”隆美尔还回答他：“帝国元帅阁下，但愿我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剃须刀片。”隆美尔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带来了一枚英国穿甲弹，这枚炮弹确实曾击毁了我们的一辆坦克。

紧接着，希特勒做了保证，在大量使用能够防御飞机和鱼雷攻击的西贝尔渡轮后，德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便能得到解决。他引用了当时军火制造方面统计数字，这些数据表明，在可估计的时间内我们的后勤补给困难确实能够被克服。“不久后我将为你的非洲军团提供一个重型迫击炮旅、500桶燃油以及40辆最新型的虎式坦克，之后还会提供一些突击炮部队。”这便是希特勒的承诺，但其后证明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欺人之谈。

在柏林，隆美尔不得不参加一场“世界媒体”招待会，以平息有关他本人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能向媒体透露目前非洲战事的有关任何真实情况，但他希望自己乐观的言论或许能够对英国人产生影响，让他们推迟主攻的时间。之后隆美尔便前往山区去接受治疗了。

因为对处于困境中的部队感到担忧，隆美尔无法保持治疗所必需的平和心态。他在旅馆中所收到的零零散散的信息并不让他感到高兴。我们已经在补给战中遭受了失败。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日夜不停地来回穿梭于我们的阵地和补给线。美军的第一辆谢尔曼坦克也已抵达尼罗河三角洲。大量的火炮和用之不竭的弹药提高了蒙哥马利发动进攻的能力。形势日渐明朗，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在蒙哥马利发动进攻前我们再也没有希望改善后勤补给状况了。一切已经太晚了。

决战前夜

德意联军的阿拉曼阵地位于地中海和卡塔拉盆地之间，这是西部沙漠中唯一一块无法从南部发动突袭和侧翼包抄的阵地。在这里，进攻一方只能从正面突破。这正是英国军队特别在行的作战，因为在当时英国部队都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堑壕战中吸取的经验来完成训练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优秀步兵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现他们的勇气，而威力极其强大且训练有素的英国炮兵有着用之不竭的弹药，将对对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一方面，隆美尔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英军突破我们的阵地，因为他已无法像1941年到1942年冬天那样发动他所擅长的机动防御战了。我们的坦克缺乏燃料，而英国皇家空军又占据着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我们没有任何希望赢得这场战斗。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对于对方所打开的任何缺口，我们都必须立即通过发动反击来进行填补，否则这个缺口便会扩大，从而成为整条防线的突破口。为了达到这些要求，隆美尔令部队布下了大量地雷，并修筑了所谓的“魔鬼花园”来加强阵地的防御。在前线，意大利部队和德国部队混合在一起，到了意大利营与德国营交错部署的程度。德军1个师、1个伞兵旅和意军5个步兵师守卫着前线的固定防御阵地。北部的机动预备队由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利托里奥”装甲师担任，在他们后方是第90轻装师和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师，在南面，第21装甲师和意大利“阿里亚特”装甲师担任集团军的预备队。

被蒙蔽的德国军事情报部门

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情报部门深信英军无法在10月发动进攻，虽然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10月中旬，就在蒙哥马利发动进攻的5天前，总参谋部的“西线外国军队处”派了一名军官来到非洲向我们说明此事。此外，蒙哥马利不仅向德国情报机构隐瞒了其主攻的时间，也隐瞒了主攻的方向。靠着一流的协调能力，蒙哥马利实施了大量精心策划的计谋来让我们相信他将要在南面发起进攻，同时也掩盖了他在北面发起主攻的准备工作。此外，他还竭尽全力让我们以为他向南面发起进攻的准备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在发起进攻的区域，数百辆坦克伪装成了各类车辆，假的卡车停在炮兵阵地上，大炮在夜间被拉了出来，藏在伪装物下。在后方，坦克和火炮向前线转移、空出的场地也放上了假目标。在南部，英军修建了大型的物资补给站假目标，工程进度非常慢，以至于我们认为英军的进攻准备不会在11月前完成。英军还在南部设立了一个通信网络，这仅仅是为了欺骗我们的无线电拦截部门。英军修筑假的加油站和燃料库，还故意放缓工程进度，这令我们以为他们正在铺设输油管道。英军还特别注意不让车辆在沙地上留下痕迹。英军的所有这些措施使得他们成功地欺骗了德国情报部门，使得德军最高统帅部不知道英军发起进攻的日期和主攻点，也不知道英军坦克在哪一地区集结。英国人还成功向我们隐瞒了刚抵达阿拉曼的两个师，而这支部队配备有240门大炮和150辆坦克。

除此之外，蒙哥马利还打算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首次使用一种新的进攻战术。迄今为止，所有现代战争的第一目标都是优先消灭敌军装甲力量，然后再完成消灭敌军“软皮”部队这一相对简单的任务。“我决定选择其他方式，”蒙哥马利在《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中写道，“首先消灭防御阵地中的轴心国步兵部队。我打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毁敌人的壁垒，并精心准备发起单独的进攻，我的部队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蒙哥马利计划把攻击主力放在前线的北部。爵士奥利弗·利斯（Oliver Leese）元帅所指挥的第30军将发起主攻，这个军由4个步兵师组成，分别是澳大利亚第9师、第51高地师、新西兰第2师和南非第1师。他们将在德国雷区清理出两条通道。第1装甲师和第10装甲师将穿过这些通道，这两支部队属于拉姆斯登（Alamein）将军的第10军，目的是在我们的装甲部队尚未反击之时便挫败了我们的意图。在南面，第44步兵师和第50步兵师以及“沙漠之鼠”第7装甲师将对我们发动两次进攻，这些部队隶属于爵士布里安·赫洛克斯（Brian Ltorrock）将军所指挥的第13军。其进攻的目的是诱使我们相信英军将在这里发起主攻。英军希望能够借此拖住第21装甲师，阻止其加入北面真正的主战场。

虽然蒙哥马利的集团军只有3个装甲师，但他手中还有4个独立的装甲旅。英军装甲部队共有1 000多辆坦克，而德军的两个装甲师仅有270辆坦克，意军两个装甲师也仅有300辆坦克，而且意军装甲师都是老式坦克，几乎毫无用处。

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

10月23日的那个夜晚宁静而晴朗。21时40分，在皎洁的月光下，蒙哥马利的炮兵部队开火了，1 000发重型炮弹落在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上。英军的炮击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阿拉曼阵地瞬间变成了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地狱。22时整，英军的目标转移到了前沿步兵阵地和隆美尔的“魔鬼花园”。第13军和第30军的突击部队发起了进攻。澳大利亚军队和苏格兰高地师清理出了通过北面雷区的道路，正从米泰里亚高地以北向西推进。新西兰和南非军队从东北面向高地发起进攻并夺取了目标，清理出了穿越我们雷区的第二条道路。与此同时，印度军队向鲁维沙特高地的我方守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试探性攻击。在遥远的北部，澳大利亚军队向特勒埃萨岭和地中海之间的德军发起了强度稍弱的进攻。双方爆发的这场激烈战斗持续了一整夜。虽然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黎明降临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大多数初期目标。英军开辟的两条通道穿过了雷区，重型武器正通过这两条通道开往前线。在第30军身后，装备有700辆坦克的第1装甲师和第10装甲师开始穿过雷区通道。但第10装甲师到达米泰里亚高地顶部时，我方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攻击使他们无法进一步推进。新西兰的装甲旅向西进发，越过了高地，但最终被困在宽阔的雷区中，并遭到了我方守军猛烈的炮火打击。新西兰坦克撤退到了高地后寻找掩护，双方开始远距离互射。因此，战斗的结果是英国第8集团军突破了轴心国部队的阵地并守住了缺口，但装甲部队没能突破到我军阵地西面的开阔地带。

南面的第7装甲师和第44步兵师也在此时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两条穿过东部雷区的通道。他们试图继续穿越西部雷区，但遭到了失败。第13集团军因此改变了战术，开始发动目的有限的小规模进攻。

此时，隆美尔还在德国。希特勒打电话到隆美尔在塞梅宁的疗养院。那是10月24日的中午。“隆美尔，”希特勒说，“非洲传来了坏消息。那里的形势似乎不太明朗。好像没有人知道施图姆将军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你能够回到非洲再次指挥部队吗？”此时已治疗3个星期的隆美尔仍未痊愈，他的健康状况肯定不适合指挥这场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激烈战斗。然而他并没有片刻犹豫，第二天早晨便乘飞机出发了。他感到赢得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隆美尔在罗马作了短暂停留，以简单讨论后勤补给问题。之后他飞往克里特岛，并于25日晚抵达了西部沙漠的战地指挥部。在那里，临时指挥部队的里特·冯·托马（Rittor Von Thoma）将军就战况进展向隆美尔作了如下报告：

“元帅，这里战斗形势的发展正如所料，非常得不利。在对方步兵踏进我们的雷区前，他们强大的炮兵部队就将我们的雷区给摧毁了。现在他们已经占领了那里。第15装甲师成功阻挡了对方，但未能将他们击退。10月24日凌晨，不幸的施图姆将军当时正乘车沿着紧急路线前往战场中央，想要亲自视察战况的发展，突然他发现自己被手持机枪和反坦克炮的英军步兵包围了，随行的唯一一名军官比希廷上校头部中弹，当即殒命。司机立刻调转了方向。施图姆元帅跳出了车外，但此时他在车外抓住了汽车，司机开足油门成功逃离了对方的火力范围。施图姆将军肯定是在此时从车上掉下去了，而司机没有察觉到。之后我们在路边发现了这位已经死去的将军——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非常不幸，在英军进攻之初，由于缺乏弹药，施图姆将军下令禁止攻击英军的出发阵地。结果英国人只付出了轻微的伤亡代价便成功占领了我们大部分的雷区和防御阵地。由于燃料不足，我军只能进行有限的机动，前线也只有位于受攻击阵地后方的装甲部队能够对英军发起局部的反击。第15装甲师的部队昨天受命反击，今天再次发起了几轮反击。在英国炮兵猛烈的炮击和皇家空军有计划的轰炸下，这支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今晚他们只有31辆坦克可以作战。前线附近也只有少量燃料可供使用。”

冯·托马将军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报告。在罗马时，隆美尔已下令将所有可供使用的U型潜艇以及意大利海军的驱逐舰用来运送燃料和弹药到地中海对岸。凯塞林元帅的空军已无法应对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隆美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在几天内将对手赶出我们的主要防线，并夺回原来的阵地，于是他集结了分散在战线北部的所有机动部队。不过他将第21装甲师留在了南面。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对我们又是非常不利的。

就在10月25日到26日夜，英军再次对整个前线发起了猛烈的炮击，火炮齐射很快便连成了一片。英军的攻击持续了一整夜。德军由于没有足够的步兵，其装甲师的主力已经被派到了最前线。源源不断飞来的英军轰炸机对我们进行了夜间轰炸。午夜前不久，英军便成功占领了重要的28号阵地（切德尼山）。就在当晚，英军加固了阵地，以便在26日凌晨继续发动进攻，并扩大了在雷区西面建立的桥头堡。在炮兵部队和防空火炮的集中火力支援下，我军第15装甲师和“利托里奥”装甲师立即向这一桥头堡发起了反击，但反击的进展十分缓慢。英国人拼命抵抗，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寸土地，都付出了巨大伤亡。虽然到晚上我们夺回了切德尼山的东翼和西翼，但制高点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随后，蒙哥马利从这里进一步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击。

10月26日，隆美尔在战线北端视察了德军的进攻。英国皇家空军的编队有条不紊地对我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轰炸。英军不断加强他们在切德尼山地区的实力。隆美尔命令炮兵部队集中火力扰乱对方的行动，但是我们的炮弹实在太少了，炮兵根本无法顺利完成这一任务。

就在同一天，第90轻装师也投入了这场战斗。这支部队将要向切德尼山发动攻击。英国人不断地投入新部队，显然是想要占领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周围地区。隆美尔为了挫败他们的计划，于是命令“的里雅斯特”师向西转移到达巴。黄昏时，德国和意大利的俯冲轰炸机中队试图打乱正朝西北方向进发的英军纵队，这对于德意飞行员来说无疑是自杀。随后，50多架英国战斗机攻击了德意低速飞行的轰炸机，绝望的意大利飞行员被迫将炸弹投到了我军的阵地，而德国飞行员则强行发起了进攻，结果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在非洲，之前我们从未见到过英军有如此猛烈的防空炮火。数以百计的曳光弹从四面八方射来，将天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

英军曾多次试图用装甲部队突破我们在切德尼山南部的防线。这天下午，英军投入了150辆坦克，只有这时他们才成功地深入了我们的阵地。但是经过激烈的战斗，德军和意军又将他们击退了。在这一天中，每隔一小时，英国皇家空军的20架轰炸机便会向我们发起攻击。这些攻击不仅让轴心国部队遭受了惨重伤亡，也使部队出现了明显的疲劳症状和失落情绪。

我们的后勤补给状况已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唯一一艘能够稍微缓解燃油问题的油轮“普罗塞皮纳”号在托布鲁克港外遭到轰炸，随后沉入了大海。此时，把我们所有的机动力量集结于东部，集中力量击退英国人是非常紧迫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执行这一计划。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点点地派出装甲部队对对方装甲纵队发起单独的进攻。由于蒙哥马利非常犹豫不决，也极其谨慎，我们集中所有装甲力量发动进攻很有可能会取得成功。尽管缺少燃料，隆美尔还是因此决定将整个第21装甲师从南部转移到北部。他很清楚，这样做的话，如果出现紧急状况，部队的调动将无法取消。然而隆美尔还是将一半的炮兵部队撤出了南面阵地。隆美尔当晚电告“狼穴”：“如果后勤补给状况不能立刻得到改善，我们便将输掉这场战斗。”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要改善后勤补给状况目前是不可能的。

“超级冲锋行动”

战斗进行至此，对我们双方而言，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英国部队此时也开始感到疲倦，攻势正在减弱。隆美尔的反坦克防御给英军坦克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此时也未能实现决定性的突破。

于是，蒙哥马利接着制订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其目的是在4天内实现预期的突破。此时他还有800辆可以作战的坦克以及用之不竭的弹药补给。蒙哥马利整编了他的部队，从南部前线撤回了“沙漠之鼠”第7装甲师和几个步兵旅，并将他们派到了北部的主攻点。蒙哥马利的目的是通过小规模的攻击牵制住隆美尔，直到自己发出致命一击。首先，蒙哥马利必须要消灭隆美尔远在北部的突出阵地，以扫清通往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道路。

10月28日，英军炮兵再一次对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阵地发起了有效打击。此时隆美尔将所有剩余机动部队集结在了北部战线后方，将在下午发动反攻。第15和第21装甲师将进攻米泰里亚高地，与此同时，第90轻装师将夺回切德尼山。14时整，隆美尔乘车来到了先头部队的集结地。15分钟内，20架英国轰炸机便对集结在空旷沙漠中毫无掩护的德军发动了3次进攻。15时整，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攻击了英国阵地。我们在北部的所有的炮兵和防空部队也集中火力，向预定攻击目标发动了短暂但很猛烈的进攻。随后我们的装甲部队便开始向前推进。但一阵可怕的炮火立刻倾泻到了他们身上。英军的防御异常坚固：反坦克炮和坦克的猛烈炮火很快便使我们的攻击停滞下来。我们遭受了严重的伤亡，被迫后撤。在英军雨点般的炮弹和轰炸下，第90轻装师的进攻也同样遭到了失败。该师在报告中称切德尼山已被夺回，不幸的是这份报告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当夜我们不得不派出更多精锐的装甲部队去堵住前线的窟窿。

向罗马和希特勒指挥部的求援电报频频发出。但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后勤补给状况都没有得到改善的希望。显然，英国人将继续一点点地击败我们，因为我们在战场上实际上已经动弹不得了。而且到目前为止，蒙哥马利仅在战斗中投入了自己的部分进攻力量。

10月28日下午，英国人向我们的北部前线发起了三次攻击。我们的装甲部队每一次都成功地将英国人赶回了原处，但部队再次遭受了严重损失。英军的炸弹不停扔在我们头上，而我们的后勤补给状况仍旧极其糟糕。在意大利，每一艘辅助巡洋舰和驱逐舰都被调来，将急需的弹药和燃料运至非洲。但大多数船只都将补给卸在了距前线600多英里的班加西港。以往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补给物资送到部队手中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自10月28日中午开始，我们发现英军强大的装甲部队正在切德尼山集结。我们预测蒙哥马利打算再一次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在能力范围内，虚弱的德军部队做好了防御反击的准备。然而英军却没有在下午发起进攻。直到21时整，英军才对切德尼山以西的地区发起了猛烈的炮击。随后，数百门大炮集中火力覆盖了切德尼山以北的地区。22时整，英军的进攻开始了。但是我们将最后一批火炮集中在一起，成功地击退了他们，至少是暂时击退了他们。极其激烈的拉锯战持续了6个小时。之后，我们便被对方再次击败。

集团军参谋部此时已经向西转移了很远的距离。隆美尔的战争日志后来以《没有仇恨的战争》（Krieg ohne Hass）为题出版，他在其中这样写道：

“在这一天的晚上，我和几位同事待在旧指挥部旁的沿海公路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炮口不断冒出的火光，炮弹在黑暗中爆炸。我听到战场上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英国夜间轰炸机编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将致命的东西投向我们的士兵，并用降落伞照明弹照亮了整个战场，大地明亮得如同白昼。没有人知道此时我们承受着多么大的焦虑。我几乎一夜未眠，不断地来回走着，想知道战况的发展如何，我又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对于是否能够继续抵挡住这一空前猛烈的进攻，我感到怀疑，我也知道英国人的攻势还会变得更加猛烈。我非常确信，自己不应该等待着英军实现决定性的突破，而应当抢先一步向西撤退。如果要撤退，我们必须救出尽可能多的坦克和大炮，并带着它们一同后撤。我们决不能坐等阿拉曼前线彻底崩溃。第二天早晨，我决定如果蒙哥马利给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那么我不会等着战斗达到高潮，而是会撤退到西面50多英里处的富卡阵地。”

到了29日中午，我们收到了一条令人绝望的消息：被派来接替“普罗塞皮纳”号的“路易斯安娜”号油轮被对手的空投鱼雷击沉。但此时我们所等待的英军主攻还没有出现。隆美尔明白英国人正在整编队伍。前线处于相对的一片平静中。在南部防区，我们只需要对付英军猛烈的炮火和空袭即可。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重点攻击了沿海公路，他们的轰炸机在这里摧毁了许多我军卡车。隆美尔下令对富卡阵地进行侦察，他想要撤退到此。

蒙哥马利此时获悉德军第90轻装师被调到了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地区，以应对他的进攻。于是，他立刻改变了计划，将主攻方向进一步南移到了防守相对薄弱的意大利军队防线。这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立即调动的预备队了。澳大利亚师接到任务，在10月30日到31日夜间再次发起进攻，目标是夺取海岸。他们将为英军向西突破扫清道路。但是对方在这一地区发起的又一轮进攻，肯定会让隆美尔更加担心此时他们会对战线最北端发起主攻。不过澳大利亚师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确保将第90轻装师牵制在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地区。新西兰师的任务是在10月31日到11月1日夜间向西发动进攻以突破我军的防线。一旦实现了突破，对方的第10军的第1、第7和第10装甲师将穿过这一缺口进入我军阵地后方空旷的沙漠，并消灭整个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这个“超级冲锋行动”的目标就是消灭我们所有的作战部队。

在10月30日到31日夜间，第21装甲师从前线上撤了下来作为预备队，以便再次进行机动作战。事实上，第21装甲师撤退时，英军突然对北部战线发起了迄今为止最为猛烈的炮击。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后，澳大利亚军队一方面攻击我们的正面，牵制住我军部队，另一方面又从南面对我们最北端阵地的侧翼发动了攻击。英军装甲部队同时向北发起攻击，消灭了一个意军炮兵阵地。10月31日凌晨，30辆重型坦克推进到了沿海公路上。而我们能够立即投入反击的部队只有第35侦察营，因为第21装甲师仍在从前线后撤，此时无法参加战斗。

进攻开始后，隆美尔立即乘车前往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在清真寺东面设立了战地指挥部。与此同时，对手已推进到海岸线，并分割了北部的整片突出阵地。里特·冯·托马将军接到命令亲率第21装甲师和第90轻装师发起反攻。反攻开始时，我们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将对对手进行密集的俯冲轰炸，而炮兵将发起猛烈的炮击。在12时左右反攻开始，但并未达到目标。不过托马却与之前被包围在北部突出阵地的部队重新取得了联系。之后对方被赶过了铁路线。

隆美尔于11月1日中午侦察了这场战斗的现场，在火车站的小屋（汤姆森的营房）上英国人插上了红十字旗。小屋的周围是11辆还在燃烧的坦克残骸，后面是40多辆已损坏的英军装甲车。英国人此时正在运送许多伤兵，因此我们停止了炮击。

英国轰炸机编队在这一天向北部防线发起了34次进攻。无数架战斗轰炸机扫射着沿海公路上行驶的补给车队，与此同时，天空中还有数百架英国战斗机。蒙哥马利手中仍然还有800多辆坦克，而我们只能指望在下一次战斗中投入90多辆德国坦克和140多辆意大利坦克。

11月1日晚，隆美尔收到了由罗马发来的电报：

“对于由你亲自指挥部队而取得的反攻的胜利，领袖让我代他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此外，领袖想让你知道，在你的指挥下，此刻正在进行的战斗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对此，他充满信心。

意大利元帅

乌戈·卡瓦勒罗”

我们很快便明白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一样，其实都不了解非洲战场的真实状况。

与此同时，富卡阵地的侦察报告我们也已收到。在这个阵地的南端，陡峭的悬崖能够阻止对方坦克部队发动进攻，因此，必要时我们或许有希望将阵地坚守到英国人的大炮对准阵地并架设完毕。这样，我们仍可以争取时间调来增援部队和补充武器弹药。

若非通往胜利，即是通向死亡

后来证明，蒙哥马利将“超级冲锋行动”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向西移的决定对他非常有利。这次进攻在11月1日到2日的晚上发起。英军数百门大炮对隆美尔的主防线进行了3小时的轰击，同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也对轴心国部队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夜间轰炸。随后，英军步兵和密集的坦克编队发起进攻，并突破了我军防线。11月2日凌晨，非洲军团的残余部队发起了反攻，并设法堵住了已有2.5英里宽的一处缺口。英军和德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坦克战，双方都遭受了重大伤亡。英国皇家空军和英国炮兵的炮弹像冰雹般不间断地砸向我们的部队。他们的弹药仍然非常充足，而隆美尔的后勤补给状况此时已经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一天，我们消耗了450吨弹药，而得到的全部弹药补充却只有190吨，这些弹药还是由驱逐舰运到托布鲁克港的，这一港口距此地有300英里。

蒙哥马利此时集中了他所有留作预备队的坦克向突破口发起进攻，因此我们的覆灭已似乎近在眼前。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此时仅消灭了35辆装甲车。隆美尔认为已经到了脱离战斗的时候了。11月3日早晨，他不安地感到，尽管我们非常明确地报告了当前的战况，但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可能仍然不能从实际形势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此隆美尔派了他的副官伯恩特中尉到2 000英里外位于东普鲁士的“狼穴”去，希特勒也在那里“亲自指挥北非的决定性战役”。

此行之前，隆美尔对伯恩特的指示是：“要向元首解释清楚我们的处境，并向他表明，在非洲战区我们可能已经战败了。此外还要让元首允许装甲集团军完全自主地行动。”之后，隆美尔便乘车沿着沿海公路向东驶去。

在这天早上，蒙哥马利再次发起了进攻，但他却有一丝犹豫，他似乎正在整编部队，以利用突破口扩大战果。这似乎是最为有利的向富卡阵地撤退的时机，因此隆美尔令意大利军队向西撤退。排成长龙的车队出发了，而意大利步兵则是步行，沿海公路由此变得拥挤不堪。英国人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新情况，马上派出了200多架轰炸机扫射我们的纵队。临近中午时分隆美尔回到了指挥所，通讯官交给他一份已经破译的电报，上面写着：

“致隆美尔元帅：

我与德国人民都关注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并对你的领导才能和在你领导下德意两国军队的勇气深感信赖。在目前所处的形势下，你除了坚守阵地绝不后撤一步，并将每一支枪、每一名士兵投入战斗外，不能有其他的任何考虑。几日内南线总司令便将得到大量空中支援。意大利领袖和最高统帅部也会竭尽全力确保满足你的需求以继续战斗。尽管对方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他们也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坚强的意志能够打败强大的军队，这并非没有先例。你只能带领部下走上这条路，若非通往胜利，即是通向死亡。

阿道夫·希特勒”

当我们读到这道命令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名被判处死刑并缓期48小时执行的罪犯。一般一支面对强敌并在沙漠中动弹不得的军队，如果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必然会被对方包围并迅速覆灭。尽管隆美尔作了许多明确的报告，但显然“狼穴”仍未对非洲的形势有清楚透彻的了解。在日记中，隆美尔写道：“我们此时所需要的是火炮、燃料和飞机，但不需要坚守阵地的命令。”

隆美尔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扇了一记耳光，在整个非洲作战期间，他第一次感到茫然无措。但在经历了内心的痛苦挣扎后，他决定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最后我逼迫自己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一向要求士兵无条件服从长官的命令，因此我希望能够以身作则。假若此时我知道后来形势的发展，我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为了拯救部队，我们经常被迫对元首和意大利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

隆美尔于是立即取消了向西撤退的命令，此时部队的转移已经开始。隆美尔当晚向最高统帅部派出了第二名联络人员。隆美尔让这名联络人员告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仍然坚持他的命令，那么几天之内德国和意大利的装甲部队便会全军覆没。

11月4日晨，非洲军团的残余部队和第90轻装师在被称为德尔·马姆普斯拉的宽阔沙丘两侧构筑了薄弱的防线——尽管这座沙丘只有约12英尺高，却是一个制高点。德军的南面是同样孱弱的意大利装甲部队。临近黎明时分，我向里特·冯·托马将军报告称自己要去达巴南部建立一个后方指挥所。托马将军第一次穿着整齐的军装，佩戴着他的将军领章、勋章和绶带。自从来到沙漠后，他从未佩戴过这些东西。此时，他对我说：“拜尔莱因，希特勒的命令完全是疯话。我再也不会服从他的命令了。你去达巴的指挥部吧，我要待在这里亲自指挥德尔·马姆普斯拉的防御。”

完全可以看出，托马将军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并预感到我们的不好结果。他的副官哈特德根中尉留在了他身边，他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托马将军穿上大衣，拎起了一个帆布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要自尽。之后我便离开了德尔·马姆普斯拉，乘车前往后方。

猛烈的炮火准备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后，英军在8点发动了进攻。他们的主攻方向是德尔·马姆普斯拉。非洲军团竭尽全力才抵挡住200辆英军坦克的进攻。

哈特德根中尉11点时出现在了我的指挥部，他说：“冯·托马将军派我带着无线电发报机回来了。他已经不需要它了。我们在德尔·马姆普斯拉的所有坦克、反坦克炮和高射炮都已被英军消灭。我不知道将军目前情况如何。”

听他说完，我马上爬上一辆小型装甲侦察车并向东驶去。突然，一阵穿甲弹在我周围呼啸而来。在中午的薄雾中，我可以看到远方有无数个黑色的庞然大物。那是蒙哥马利的坦克，隶属于第10骠骑团。我跳下车，在正午炎热的骄阳下以最快的速度朝德尔·马姆普斯拉跑去。只见这里到处都是死人、燃烧的坦克和被毁的高射炮。就在此时，在距离我躺着的沙坑约200码的地方，我看见一个人笔直地站在一辆燃烧的坦克旁，他显然对于身旁熊熊燃烧的大火无动于衷。那个人就是冯·托马将军。他正在向德尔·马姆普斯拉靠近的英军谢尔曼坦克呈宽阔的半圆形停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不走向前去和他待在一起，他可能会将我视作懦夫。但是要跑过冯·托马将军和我之间的那道火幕，显然是自寻死路。我考虑了一会儿。此时英军坦克开始再次前进。他们没有对德尔·马姆普斯拉开火。托马将军就僵硬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是一根盐柱，手里还拿着他的那个帆布袋。一辆布伦运输车径直向他开去，后面还跟着两辆谢尔曼坦克。英军士兵向托马将军发出示意。与此同时，150辆装甲车辆如洪流般向德尔·马姆普斯拉驶去。

我以最快的速度向西跑去。此时我的装甲车已经不见了。随后我遇到一辆指挥车，便乘着这辆车回到了达巴的指挥部。在那里我找到了隆美尔，并报告了我的所见所闻。在指挥部的东南面和南面可以看到扬起的巨大尘土。第20军的意大利坦克正与100多辆插入意军右翼的英军重型坦克作最后的殊死战斗。在进行了一番顽强的反抗后，意大利军队最终被消灭。

一位非洲军团的通讯官递给了隆美尔截获的一份无线电报，它是由第10骠骑兵团发给蒙哥马利的，已被我们所破译。上面写道：“我们刚刚俘获了一名名叫里特·冯·托马的将军。”

隆美尔元帅将我拉到一旁说：“拜尔莱因上校，我们竭尽全力阻止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我们的防线已被摧毁，对方正在涌入我们的后方。现在已经不需要服从希特勒的命令了。我们将要撤退到富卡阵地上，以挽救尽可能多的部队。”

“拜尔莱因上校，”隆美尔继续说道，“非洲军团将由你来指挥。我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了。如果之后元首因为我们不服从命令而将我们送上军事法庭，你我都必须坦荡地为今日所作出的决定负责。尽力履行你的职责吧。你将以我的名义对部队下达所有命令。如果你和高级指挥官之间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对他们说。”

“我一定尽力而为，元帅。”我回答道。之后，隆美尔便登上了他的装甲指挥车前往视察其他失败的部队，并下达了撤退命令。

两面夹击：战役的结束

我下达命令，让部队天一黑便脱离战斗。隆美尔的决定至少还有可能拯救我们所剩无几的摩托化部队，使其免遭覆灭的命运。但耽搁的24小时让我们损失了所有的步兵及大量坦克、卡车和大炮。这使得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再也无法抵挡蒙哥马利的追击。由于只有迅速撤退才能使部队免遭英军空袭并逃离英国坦克和火炮的射程，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将部队有效组织起来。蒙哥马利正以惊人的速度摧毁沿途所遇到的一切，因此，没能第一时间抵达海岸线或者穿过沙漠逃离战场的车辆均被消灭了。

次日一早我们收到了希特勒发来的电报：“我同意你们将部队撤退到富卡阵地。”

但此时富卡阵地已经被蒙哥马利的坦克占领了。我们在辽阔的前线继续向西撤退。蒙哥马利并未成功抓住“沙漠之狐”和他的非洲军团。在部队调动方面，隆美尔要远比蒙哥马利大胆得多，也灵活得多。我们接连失去了在利比亚沙漠中占领的地盘，为了这些土地我们曾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我们迅速地从马特鲁、塞卢姆、巴迪亚以及托布鲁克这个“西部沙漠的凡尔登要塞”中撤了出来。部队最后一次穿过了昔兰尼加省，过去两年间此地曾先后4次易手。

艾森豪威尔的同盟国远征军于11月8日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登陆，目标是抢夺突尼斯。“火炬计划”（Operation Torch）的开始，意味着隆美尔此时受到了英军和美军的两面夹攻。

阿拉曼战役至此结束。

战役评说

从阿拉曼到斯大林格勒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国军队表明他们的表现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标准。英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最重要的是有着必胜信念。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有着充足而可靠的后勤补给体系，德军正是由于缺乏这一保障而受到了严重影响。已经从美国工厂送到阿拉曼英军手中的额外援助也开始起了作用：只需要想一想“空中堡垒”轰炸机就明白了。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英国人能将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出来靠的完全是运气，这些撤出来的士兵此刻成了战场上英军新部队的中坚力量。

德军开始撤退时，隆美尔便清楚地明白这一次他不能再像1月那样反攻回来了。物资上的劣势太大了，显然，后勤补给状况也再不可能出现任何改观。阿拉曼战役后再也没有油轮抵达过利比亚的港口，只是偶尔会有一艘小船成功躲过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阿耳戈斯之眼”抵达港口。空投的物资补给也是杯水车薪，这一运输方式易受天气状况的影响，因此也并不可靠。从数量上而言，空运绝不可能取代海运。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德军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那么1942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同盟国军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登陆的消息便能加以说明。盟军的登陆完全出乎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意料。现在哪怕是小孩子都明白隆美尔的军队受到了两面夹击。这正是隆美尔长期以来所担心的情况，不过他预计的是英军可能在的黎波里或班加西地区发动大规模登陆。但实际情况要更加不利得多：此时美军积极参与了对德直接作战——尽管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都妄称这绝不会发生。直到此时，这场生死大战才真正开始。

在经历了短暂而断断续续的抵抗后，北非的法军加入了同盟国，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过去几年中德国在法国所实施的目光短浅、冷酷无情的政策为此埋下了祸种。事情正如悲观主义者所担忧和预料的那样发展。北非的事态发展迫使希特勒派士兵进入了德国尚未占领的法国大都市地区。于是现在整个法国都被德国直接控制了。欧洲的法军被解除了武装，而北非殖民地的法军则加入了盟军。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在港口自沉，才免于落到德国人之手。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盟军未能同时占领突尼斯，因此指挥部位于意大利的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才得以立即派遣可调动的部队渡海前往突尼斯。这支部队的实力虽弱，却足以占领突尼斯并建立桥头堡。比塞大海军基地的法军接受劝降放下了武器。之后又有德军部队被运到对岸，使其总兵力达到了4个师，由此组建了第5装甲集团军。新形势的出现使得德军将当时所有可用的补给都运到了突尼斯战区，更加顾不上隆美尔的部队。隆美尔的燃油极其短缺，他因此数次被迫放弃了进攻的有利时机。

11月末，隆美尔回到大锡尔特的阿几拉阵地，1941年3月和1942年1月他从这里发起了两次进攻。隆美尔知道，在蒙哥马利的部队追到这里前他还能享受几天的平静，因此他没有事先通知便乘飞机去见希特勒——他希望能够说服元首，部队此时必须撤出非洲战区。然而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他的这一提议，隆美尔失落地回到了非洲。他的部队将继续战斗，直至最后一人。

由于盟军向东推进的速度非常缓慢，非洲西北部此时仍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在突尼斯—阿尔及尔边界沿线只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在西面德军甚至成功取得了进展。因此这证明德军能够巩固突尼斯的桥头堡，甚至沿着突尼斯的西部边界建立一条薄弱的防线，更准确地说，是一条前哨线。最初的危机因此得到了控制，1942年圣诞节期间，局势或多或少稳定了下来。然而直到战争结束，德军重型武器特别是大炮和坦克以及弹药都极其匮乏。

盟军在北非的登陆使得一个事实变得毋庸置疑，并带来了一切可怕的后果：盟军此时占据着绝对的制空权。德国战斗机以及偶尔出现的意大利战斗机极少有机会能将英国轰炸机中队驱离目标；致命的弹雨一次次落到德军头上，在空旷的沙漠中，士兵甚至很少能找到掩护物。隆美尔在阿拉曼时便已意识到这些地毯式轰炸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除非能够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机部队来重创对方轰炸机，否则这些轰炸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非洲军团中的“非洲老兵”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轰炸。凯塞林元帅或许会将他们称为世界上最不怕空袭的部队。不过对于非洲的大部分意大利军队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缺乏战斗经验，那么如果到了保卫意大利半岛时，这支部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意大利本土部队必然是保卫意大利的主力，但迄今为止，这支部队连火药味都没有闻到过。

在海上，盟军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围绕突尼斯运输线展开的战斗中，这一点很快便表现了出来。尽管海运航程非常短，但盟军猛烈的进攻或多或少抵消了德军的优势。每天都有船只被击沉，这使得德军所面临的商船短缺更加严重，对于意大利和德国水手而言，横跨西西里海峡的航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堂之旅”。许多海员和不计其数的物资沉入了海底。但真正让我们惊讶的是，尽管德国空军和海军尽了最大努力，不计代价地发起进攻，但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和U型潜艇确实击沉了许多船只，但由于美国造船厂有着庞大的生产能力，所以这些微不足道的损失几乎没有引起盟军的注意。

当德国人在这几周焦急地注视着南线的进展时，东线的伏尔加河沿岸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为德军带来了一场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灾难。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竭尽全力想要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在下一部分中他将向读者叙述历史上所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过。

第四部分

斯大林格勒：一场惨重的失败

陆军上将

库尔特·蔡茨勒

库尔特·蔡茨勒

（Kurt Zeitzler,1895—1958）

1940年至1941年期间担任第22军参谋长。1942年4月担任D集团军群参谋长。同年不久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直至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发生后被撤换。蔡茨勒曾获骑士铁十字勋章。

希特勒的目的

在1942年的夏季攻势中，希特勒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

这些目标初看上去极具吸引力。如果德军能够渡过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伏尔加河以切断穿越苏联南北的主要交通线，同时，高加索及其周边地区的油田出产的石油能够为德军所用，那么东线的整个形势都将出现逆转，战争的结果也将因此受到极大影响。这的确是希特勒的构想。但他不切实际的计划并未止步于此。接下来他打算派出快速机动部队穿过或是绕过高加索地区进入印度。

到现在为止，计划都制订得很好。然而，其他的因素也应当纳入整体考虑当中。

制定军事相关目标，必须要与能够运用的军力及其他手段相匹配。单单从战术角度来看，仅仅达成这一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对其加以巩固也同样必不可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目标就会超出所投入的部队的能力范围，此外，不管目标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不是真正遭到失败的话，从一开始这样的进攻其本身就包含着失败的端倪。

1942年春季时，第一个目标斯大林格勒距我们的前线约有300英里；而高加索则更远，距离超过350英里。这两个目标之间的距离也不近，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之间大概隔着350英里，我们必须分头对两个目标发动进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占领两个离我们很遥远，本身也隔着很长距离的目标。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军事力量吗？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据说希特勒决定采取的解决方案是约德尔将军向他建议的。这个方案即要求德国的盟友派出更多军队，以使东线部队的总数达到希特勒发动战役的要求。这是1942年里第一个致命的决定。

参加过1941年东线作战的每一名德军指挥官和士兵都明白，在这一残酷的战场上，德国盟友的军队无法经受住严峻战争的考验。此外，1941年参战的盟友部队大多为小规模的精英部队，他们通常与德军混编，共同作战。然而在1942年，这些盟友队伍将要集中起来编成统一的军甚至是由同一个国家的士兵所组成的集团军，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这种部队编制方法必然会危及我们的东线。

以上这一点再明显不过。然而希特勒沉迷于数字，他只看得到作战地图上参战师的数量在大幅增加。前任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肯定意识到了这一计划所隐藏的危险，于是他屡次诚挚地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然而这个独裁者却对他的这一警告置之不理。

首场战役

进攻在6月末发起，作为先锋部队的德军师将发起进攻，其他盟友部队则紧随其后。参加进攻的共有两个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位于左翼，此时由冯·博克元帅指挥，随后由冯·魏希斯元帅接替，位于右翼的是李斯特（List）陆军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希特勒的大本营和陆军最高司令部从东普鲁士搬移到了乌克兰境内的文尼察及其周边地区。

战役开始时我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7月，库班河畔的克拉斯诺达尔以及高加索山脉山脚附近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均被我们占领，部队俘虏了大批苏军。8月底，我们德国旗帜插到了高加索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的峰顶，与此同时，我们的先头部队抵达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

此时，我们的首要目标看起来几乎就要实现了。但这只是假象，部队的推进受到了苏军的阻挡。高加索地区没有取得进展，斯大林格勒的苏军也开始拼命抵抗。

最高统帅部的危机

李斯特元帅被免去了司令一职，这是部队推进受阻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此后一段时间并没有任命其他人来接替职位，A集团军群只好由副司令指挥。

哈尔德上将也在9月末被解除了总参谋长一职，此时我正担任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在事先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我突然被召到大本营。我乘飞机一到目的地，希特勒便习惯性地对我开始了训话。他一个人说了几个小时，我不可能打断他。在这次训话当中，他对东线的事态发展，特别是进攻的失败，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与往常一样，希特勒并没有去了解真正的原因——我们选择了错误的目标，我们的方式也不足以实现既定目标；相反，希特勒选择了对他而言要简单方便得多的方式：责斥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希特勒特别愤怒地提到了李斯特元帅和哈尔德上将的所谓无能。

突然希特勒停了下来，最后说了一句话：“因此，我已决定任命你为陆军总参谋长。”这是他惯用的一种手法。每当有了问题，希特勒便会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之后便解除此人的职务，并任命其他人来接替。他从来没有从自己失败的计划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希特勒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确实无法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但至少可以减少这些错误将来造成的影响。

就这样，我接任了总参谋长，但很快便发现大本营笼罩在一种极其怪异的氛围当中，这是由东线进攻的失利所造成的。对于一名来自前线的作战参谋军官而言，这种氛围不仅怪异，而且非常令人难以置信。这其中混杂了怀疑与愤怒，同僚之间互不信任，而希特勒则不相信任何人。

由于感觉失了宠，许多将领显得极为失落。希特勒不仅对李斯特和哈尔德感到愤怒，就连约德尔也被阴云所笼罩。希特勒的愤怒是针对东线所有部队的，特别是东线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那时的他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沉湎于怀疑当中。他不与任何将军握手，也不再与自己大本营和参谋部的人员一起吃饭，往往是一个人用餐。在参加参谋会议时，希特勒生硬地向其他人点点头，然后皱着眉头一脸阴沉地听取军事顾问的简报。会议结束后，他会再次对与会军官生硬地点点头，然后独自走出房间。

显然，李斯特和哈尔德成了进攻失败的替罪羊，而约德尔的暂时失宠，就我当时所听说的，原因要更加复杂一些。约德尔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也是与希特勒关系最为密切的军事顾问。希特勒曾派约德尔作为代表前往高加索，其任务就是督促德军指挥官和他们的部队再次发起攻击，这样至少还有可能越过高加索山脉。但抵达高加索后，约德尔很快便确信，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不可能再继续推进了。

回到大本营后，约德尔向希特勒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但希特勒并未接受。希特勒向他吼道：“你的任务是督促指挥官和他的部队前进，而不是来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约德尔的报告被希特勒公开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亨茨施报告》。事实上，约德尔将军已经完全失宠了，希特勒认真考虑了接替约德尔担任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人选，他的继任者将是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Paulus）将军。

在被这种氛围所笼罩的大本营中，想对局势进行坦率而客观的讨论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这样只会带来一个结果：我们对军事行动的指挥必然会受到影响，而责任却要由前线艰苦作战的部队来承担。

以上就是我接任总参谋长一职后的初步印象。它们远远不能让人感到放心。

东线的形势

相比较大本营令人苦恼的氛围而言，东线的整体局势也绝不让人觉得放心。

当时，我们位于北面的两个集团军群，即冯·屈希勒尔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和冯·克鲁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并没有直接参与夏季攻势，他们的战区处于暂时相对的平静之中。但对未来形势的推测却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在后方我们并没有一定规模的预备队。这段防线上也有几个潜在的危险，特别是列宁格勒东北面的拉多加湖以及杰缅斯克口袋，除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畅通外，此地的一支德军部队几乎已被对方包围。

而对于另两个参与了夏季攻势的集团军群，两个危机已经在酝酿当中。第一个危机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由冯·魏希斯元帅所指挥的B集团军群有关，该集团军群有着漫长的右翼，这一侧翼完全由非德军师负责防御。第二个危机是由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之间宽阔的缺口所造成的，我们的机动部队能够且已开始在这片广阔的干草原上巡逻，但却无法在此建立防线。

东线的集团军正处于困境当中，他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此前他们打得非常不错，现在也仍然如此。东线的集团军几乎已经连续作战了18个月，始终面对着数量上占优势的对手，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他们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部队的装备也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自己也已精疲力竭。部队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充，既缺少人员，又缺少武器。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集团军仍被要求完成一个哪怕是在理想条件下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2年9月末东线的形势就是如此。当然，希特勒十分清楚部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但却故意视而不见。虽然部队已经精疲力竭，希特勒仍然坚持让进攻的两个集团军群竭尽全力继续向前推进。他决心要占领斯大林格勒的其余地区、高加索的油田和整个高加索地区。由于东线攻势已经全面停止，希特勒决定部队必须发动小规模的进攻以继续推进。在斯大林格勒，他下令突击队发动一系列进攻，以一条街一条街，甚至是一栋楼一栋楼地占领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他也下令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术进攻。事实上，他希望能够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发动小规模的进攻。

在我担任总参谋长的前几周，我对东线的形势、我军部队的状态以及苏军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进行了一番透彻的研究。随后，我请求希特勒允许我做一次时间较长、内容详细的绝密报告。希特勒同意了我的这一请求。

我的形势报告

在这份报告的开篇，我从德军的角度准确而详尽地描述了东线的形势，之后又从对方的角度作了类似的阐述，后者的基础是陆军最高司令部情报机构“东线外军处”的细致工作。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讨论了从双方所处形势中能够得出的必然结论，也讨论了未来几周或几个月中形势必将出现的发展。在报告的结尾，我提出了5个明确的条件。

这份报告第一部分的用词，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够理解，此外我还列举出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图表和地图。例如，我分项列举了前线各个区域中每英里内德军和盟友士兵、重武器、反坦克炮、火炮等的精确数字，同时还列举了参战苏军的同类数据，以作为对比。这部分报告以最为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现了苏军的数量优势。关于苏军预备部队数量、装备、武器和弹药，军工厂和坦克厂的月产量，以及美国对苏联不断增加的援助的统计数据，对于情况报告来说也是非常有力的补充。

想要精确判断敌我力量，并借此判断不久的将来形势将如何发展，就必须要了解这些情况。作为总参谋长，我颇为成功地解释清楚了这些事实，使其变得毋庸置疑。考虑到希特勒的性格，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少这一次，当我所陈述的一些内容令他感到不快，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带有“失败主义者”色彩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打断我——对于这类反映事实的报告，他通常会令发言者停下，甚至是大发雷霆地将其打断。然而希特勒热衷于研究图表和统计数字，我所用来说明论点的大量数字和简单明了的图表可能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另一种可能是，希特勒不想在与我相处之初便让我这个“新人”不悦。

在担任总参谋长后不久我便向希特勒清楚而毫无掩饰地阐明了事实，不管怎样，我对此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但报告到了最艰难的部分，那就是根据这一总参谋长报告提出5点要求，我所提的5点要求如下：

1.我们在东线的占领区由于夏季攻势而扩大了，目前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部队守卫这些地区了。简而言之，占领区面积太大，而士兵数量太少。除非我们作调整，否则必将引发灾难。

2.毋庸置疑，东线最危险的地区便是斯大林格勒和中央集团军群右翼边界之间漫长而薄弱的侧翼。此外，这一部分防线还是由实力最弱也最不可靠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负责防守的。这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必须要马上消除。

3.我们东线的人员、装备、武器和弹药的补给极其匮乏。每月的损失都超过了得到的补充。这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4.相比较1941年而言，在1942年中苏军表现得更加训练有素，指挥得当。我们要认识到这点并加以重视。此外我们必须要更加谨慎。

5.详细指出了如何更好地为部队提供补给，如何更好地利用铁路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其余大多是技术问题。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希特勒平心静气地听完了我的结论和要求。这些内容似乎甚至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在我结束报告后，希特勒笑着对我说：“你太悲观了。在你来之前，我们曾在东线经历过更为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都挺了过来。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够克服当下的困难。”对于我最后的总结，希特勒以他惯用的方式尽可能将其淡化了。例如他说：“当然，在前线的某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的素质要远高于对手。我们的武器也更加先进。此外部队很快就会得到更加先进的武器。”

就这样，希特勒驳回了我的报告，并认为我提出的要求已经得到了解决。作为总参谋长，我希望自己所说的话至少能有一部分被希特勒记住，也希望他能够充分考虑我的意见，希望我的报告最终能够有一些效果。我之前曾了解到，若想要让希特勒接受一个观点，那么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向他重申。在随后的几周里我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不断强调我的5点要求。与此同时，在苏军发动大反攻前的这几周里我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德军的准备

我所作报告中提到的5点要求给希特勒所留的印象比我自己当初预想的要深——或者说比希特勒本人所承认的要深。特别是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斯大林格勒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漫长的侧翼将造成危险。这证明了假如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并坚持自己最初的态度不动摇，那么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是可以让希特勒留下颇深印象的。通过这些办法，我成功地让希特勒意识到了B集团军群左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他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便可以采用三种方法来加以应对。

第一个解决方法是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即命令部队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向西撤退，以缩短甚至是消除这一段受威胁的侧翼并腾出大量部队，这些部队可以部署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我们便可以建立一条新的稳固防线，同时在战线后方组建一支必不可少的预备队。毫无疑问，谁都看得出这个方案的优点。但是这需要我们放弃斯大林格勒，即要放弃夏季攻势期间所取得的主要战果。或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纠正最高统帅部制订进攻计划之初所犯下的错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个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哪怕是当面向他稍微暗示一下这类计划，都会引起他的暴跳如雷。他无论如何都反对放弃任何土地，这是他的原则。这一年10月，就斯大林格勒一事，希特勒对德国民众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说，这场演说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原则，当然，如果那些能够称得上是原则的话。在演说中他说道：“德国士兵走到哪里，便会留在哪里。”他还说道：“你们放心，没有人能够把我们赶出那里（斯大林格勒）。”这些言论使他更加固执己见，此时守住斯大林格勒关乎他的个人名誉，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主意。

应对形势的第二种解决方案，实际上是由第一种方案修改而来的。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将暂时坚守斯大林格勒，但同时也会做好准备，在苏军发动反攻前的最后一刻撤离。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包含了要做出妥协所具有的全部不利条件；但这至少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尽管其间存在很大的不可测因素。但在反攻的关键时刻苏联的天气允许我们后撤吗？这个问题使得第二个方案面临很大的风险。无论如何，希特勒拒绝接受这个方案或是下令执行。不过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喜欢这个方案，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方案给他提供了拖延下去的机会。他从来没有作出过他不认同的决定，但只要有机会他便会拖延行事。为了掩饰这种犹疑不定的习惯，他将其称为“等待时机成熟”的策略。

第三种应对眼前危机的方案，是将非德军部队从受威胁的防区全部撤下来，换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军师防守，并由数量充足的预备队提供有力支援。但对于这一解决方案，陆军最高司令部十分缺乏必要的预备队和装备。用于替代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军队支援的德军部队必须从东线的其他部队中抽调。无论何时何地，部队作横向转移都很困难，而苏联糟糕的交通状况更令此事雪上加霜。此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危险，那就是部队转移时，苏军可能会向我们受威胁的侧翼发起预期中的反攻。因此，这个方案也被排除掉了。

就这样，三个主要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入选，其中两个由于希特勒的顽固而被抛弃了，第三个由于受目前条件所限也无实施的可能。最后剩下的只能称为次要的权宜之计。总参谋部清楚地知道，这些措施并不足以对目前形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说它们是否真的能起作用都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尽自己所能，哪怕只是在苏军发动进攻前赢得一些时间也好，以便于最终实施第二个方案。可能当危险真正来临，而非像现在这样仅停留在推想中时，希特勒会明白过来并下令实施这个主要方案。

我们在当时采取了以下次要措施：

我们在受威胁的侧翼后方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预备队，只有一个装甲军，由一个德军装甲师和一个罗马尼亚装甲师组成。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军的实力都非常弱小。

我们由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中抽调了一些小部队诸如反坦克营来与非德军师混编。这些部队将用于巩固受威胁的防线。通过这些“支撑战术”，我们希望能够加强非德军师，鼓励并帮助他们抵抗苏军的进攻。如果非德军部队被击溃，这些“支撑部队”将坚守阵地，阻止对方的渗透或是突破。守住防线后，这些部队将为我们的反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方案，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支撑部队”当中的盟友军队崩溃的速度太快或者是太彻底，此时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发动反击，那么“支撑部队”便会陷入绝境，最终将导致全军覆没。因此，这些“支撑战术”的价值也非常令人怀疑。

由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和通讯部队组成的联络小组将被派到了非德军部队的高级参谋部。较德军参谋而言，盟友的参谋缺乏经验、纪律涣散，他们的指挥渠道和通讯系统既笨拙也缓慢。我们希望新的联络小组能够弥补这些缺点。

我们对苏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线电欺骗，以隐瞒受威胁的侧翼没有德军部队的事实，同时也让苏军对我们在该地区的实力作出错误的判断。

以上仅是我们所采取措施的一部分，为此我们需要完成极其繁杂的参谋工作，且非常注重细节并具备极高的组织能力。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显然是不够的，但出于我所列举的种种原因，这些措施都尽可能高效地执行了。然而，执行这些措施本身就会造成危险：如果希特勒深信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么他就会变得更加盲目自信。因此，我有必要一次次提醒注意希特勒当前形势的严峻和我所提出的5点要求，以及我们仅有的两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我都做了，尽管希特勒对此暴跳如雷，但这正是我的职责所在。

关于我的报告末尾的第1点、第3点、第4点和第5点，随后我又不断地向希特勒提起，他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不幸的是，他通常满足于权宜之计或者是采取折中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在执行时往往已经太迟了。

一个可行并已得到执行的措施是建立一个长期侦察系统，我们为此配备了必要的通讯设备以侦察受威胁的侧翼。这需要陆军总参谋部和空军总参谋部的相关部门、情报机构以及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密切配合。集团军群司令和他值得信赖的参谋长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担忧，在上交给希特勒的形势报告以及对苏军意图的判断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苏军的综合侦察很快证实了这些担忧。在受威胁的侧翼对面，苏军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在对俘虏和逃兵的审问中我们了解到，战斗力非常强的苏联师已经进入了这一战区。从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苏军进攻意图的推断

苏军最高统帅部和德军总参谋部其实有着同样的想法。他们决定对B集团军群的左翼发动进攻以拉开冬季攻势的大幕，这一计划如果取得成功，战果一定颇丰。苏军没有被我们的欺骗措施所蒙蔽，并且非常清楚防守这一区域的是一些非德军部队，他们认为在防御战中这些部队不会那么“顽强”。

在宽阔的侧翼，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苏军将对哪一处阵地发动进攻，是斯大林格勒附近的罗马尼亚军队阵地、远在西面的意大利军队阵地，还是更加往西的匈牙利部队阵地。从纯战术角度来看，攻击侧翼的最西面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苏军最高统帅部不愿冒如此大的风险，他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更加谨慎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中战线不至于被拉得太长。

在11月上半月——此时希特勒的大本营和陆军最高司令部已从文尼察搬回了东普鲁士——即将发生的苏军进攻越来越明显。他们将要向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发动攻击，目标可能是罗马尼亚军队防守的阵地。但我们还无从判断这次进攻开始的具体日期。

进攻开始之前

虽然对于我提出的任何主要方案，希特勒屡次否决，不过他还是同意执行我们的临时措施以巩固受到威胁的防线。但即便到了现在，他仍没有放弃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计划。愤怒的希特勒下令德军继续在斯大林格勒进行逐屋战斗，这导致了第6集团军进一步遭受了不必要的伤亡。最高统帅部的最后一支预备队，一流的进攻工程营被空运到了斯大林格勒，他们要采用“新风暴战术”占领建筑区。可是这些营全部被苏军消灭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格勒西北部日益严重的危机也越来越明显。

希特勒在11月初做了一场政治演说，其中他说道：“我想要到伏尔加的某地，就在某座城市旁边。这座城市恰好是以斯大林本人的名字命名的……我希望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并非夸大其词，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只有很小的几块区域没有被占领。现在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部队不推进得更快些？’可是我不愿看到第二个凡尔登出现，我想要通过规模有限的进攻来实现目标。时间并不重要。”

这是一次颇为奇怪的演讲：希特勒发言时，他既是德国的最高统帅，也是党内的鼓动家。一旦希特勒向德国及全世界宣布他的意图，他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此时世人的满足已经关系到他的个人名誉，这会带来巨大的危险。众所周知，一旦面临关乎名誉的问题，独裁者们往往都会变得非常敏感。此外，希特勒还是一名政治家，而非一名士兵。希特勒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目的，能够一劳永逸地让指挥官和他们的部队明确自己的目标并坚定决心。希特勒认为人们会牢牢记住他所说过的话，可他并没有意识到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外苦战的高级指挥官、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们听到他的这番话会作何感想。希特勒也不了解他的话将对陆军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长产生何种影响。希特勒撰写这篇讲稿时并没有与我商量，他的这次演讲我是偶然在广播中听到的，那是我第一次了解讲稿的内容。

11月的前几周，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希特勒提出了我的基本要求。通过战情侦察，我们对当前形势的了解日益完善。我们与空军紧密合作，向苏军的集结地发动了攻击。除此之外，我们也已无计可施。此时就只剩下了一线希望，无论如何，我们仍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说服希特勒接受主要方案。我的办法是一次又一次地通过阐明事实来说服他。

整个总参谋部上至各部的部长下至上尉军官都与我一样担忧至极，大家在焦急地等待着苏军已经迫在眉睫的进攻。若苏军的攻势取得成功，从进攻的方向来看，斯大林格勒城外的所有德军必将陷入绝境。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灾难却无力阻止是极其糟糕的——希特勒是唯一有权下令的人，可他却对仅有的补救措施弃之不理。

在对局势的判断上，B集团军群总司令和参谋长与我完全相同。他们都认为只有主要方案能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并对自己无法影响局势的发展而感到痛苦不已。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报告和对局势的判断来让希特勒意识到斯大林格勒的真实情况。B集团军群将注意力放在了受威胁的防线上，以便以最快速度发现苏军发动进攻的关键时刻。

我们当然也尝试过用空袭和远距离炮击来消灭集结的苏军，但与往常一样，我们的进攻最多只能推迟对方进攻的时间。只有占据完全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并用强大的空军向苏军铁路、公路和集结区不断发起攻击，才有可能完全阻止他们的进攻。但是，我们既没有完全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也没有满足上述要求的大规模的空军部队。

这就是苏联寒冬带着满腔愤怒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明白，苏军的进攻不会拖延很久了。

苏军进攻的开始

1942年11月19日早晨，位于东普鲁士的陆军最高司令部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斯大林格勒西北面的整个罗马尼亚军阵地遭到猛烈炮击。”联络参谋部立即通过B集团军群将这份情报送到了我们手中。就这样，我们了解到进攻已经开始了，也明白战事肯定会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也会像我们经常对希特勒所说的那样发展。但我们尚不了解的是，我们对苏军实力的估计是否准确。

我们向B集团军群回了电：“H装甲军将立即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已向希特勒请示派出该预备队。”

对于这支唯一的预备军，希特勒曾规定未经自己允许不得调动。因此，我刚得知苏军已经开始炮击，并认定战事必将如预料中那样发展时，便立即请求派出这支预备队。就算事态的发展与预期不同，但小心行事也没有坏处。

然而此时希特勒并不在东普鲁士，他正乘特别指挥专列从慕尼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随行的还有他的个人参谋部，其中包括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我打电话告知了希特勒苏军发动进攻的消息，历尽千辛万苦才说服他下令派出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H装甲军，并交由B集团军群指挥。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还想要推迟决定，等待前线发来进一步的报告。与往常一样，我付出了极大努力才让希特勒相信到那时一切都会晚了。对于成功说服希特勒派出装甲军一事，我将其视作我个人的胜利，B集团军群也为此而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苏军对罗马尼亚阵地的炮击变得更为猛烈。在暴风雪和零下20摄氏度严寒的掩护下，苏军发动了进攻。他们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向罗马尼亚军队推进，步兵则坐在坦克上或是紧随其后。无论何处苏军都占有巨大的数量优势。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顷刻间便陷入了一片混乱。

B集团军群此刻收到了大量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报告，之后这些报告被送到了陆军最高司令部。我们从中大致了解到罗马尼亚军队已惊慌失措地溃逃，苏军坦克则已深入我们的后方。其他报告则描述了部队的英勇抵抗，并称消灭了大量红军坦克。最终局势明朗了。苏军从两个点突破了罗马尼亚防线。在两个突破口之间和左翼，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军“支撑部队”还在拼死抵抗着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的苏军。集团军群了解到战况的发展后，便立即派出H装甲军对打开一个较大突破口的那支苏军部队发动反击。

通过电话我不断向希特勒通报前线情况。在这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指出，现在已经到执行主要方案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部队应当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就算不撤退，至少也要为不久的将来撤离该城做好所有必要的准备。但我的这一做法只是激怒了希特勒。像往常一样，他会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希特勒说我们应该等一等，看看H装甲军能对战事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当我告诉他这个军至多只能延缓苏军的渗透而不能阻止他们推进时，他只是否定了我的判断，说我过于悲观。

局势在不断发生恶化。苏军扩大了两个突破口，他们的坦克也深入了我军后方。准备进攻的H装甲军反而遭到苏军先头装甲部队的攻击。大量溃逃的罗马尼亚军队和糟糕的天气也都阻碍了H装甲军前进。反击苏军的愿望很快落空了，而那些仍坚守原阵地的部队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这场危机正在不断加深。

在B集团军群和陆军最高司令部看来，局势肯定会恶化。我们明白H装甲军无法稳定局势，也必将绝望地陷入彻底混乱当中。失去H装甲军，我们便失去了唯一一支预备队。在陆军最高司令部，前景看起来极其黯淡。

对于这一切，我竭力向希特勒进行了解释，并再次指出让第6集团军撤退是避免重大灾难唯一可行的办法。第6集团军将不得不必须调转方向，组织后卫部队以守卫新的后方，并向突破罗马尼亚军队前线的苏军发动进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更西面建立一条稳固的防线。通过这一行动，不仅能够化解第6集团军所受的威胁，而且还能够给突入我们后方的苏军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如果实施这样的方案，我们至少还有可能获得局部胜利。

如果不撤退的话，那么一场灾难肯定无法避免。第6集团军将被苏军分割包围，B集团军群前线也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而我们没有新的力量可以用来接应第6集团军或者是堵住这一缺口。每拖延一天，扭转局势以及避免灾难都会变得愈加困难。

这个规模庞大而又大胆的方案最终还是被希特勒拒绝了。无论我在电话中如何要求，无论我再如何解释形势的必然发展，他都无动于衷。但是他却下令让他的指挥专列调转方向，从巴伐利亚返回位于东普鲁士的指挥部。

希特勒与约德尔的计划

就在希特勒的指挥专列抵达拉斯登堡之前，约德尔将军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这有点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我和约德尔将军的接触并不多。他的参谋部所负责的战区位于南面和西面，陆军最高司令部和陆军总参谋长则负责东线。当着我的面约德尔将军是不会向希特勒提出有关东线的建议的，他只会完成自己所被分派的事，即其他战区（O.K.W.，或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战事的总体指挥以及军事政策问题。

但是，此时看来，因为陆军总参谋长并不在希特勒的指挥专列上，约德尔将军和凯特尔元帅便认为就东线形势向希特勒提出些建议是合适的。可能希特勒也征询了他们的意见。不管怎样，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建议，至于这些建议是什么，很快就会弄清楚了。

在电话中，约德尔将军说，陆军最高司令部应当考虑是否能够从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中抽调出一个装甲师，补充到B集团军群受威胁防线的后方作预备队。这就是他们在希特勒的指挥专列上设想出来的危机解决方案，进一步说，把这一个师调到形势危急的地区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谁都不知道他们最终抵达时局势会如何发展。

听到这些，我感到非常惊讶，并要求立即同希特勒本人通话。在电话里，我再次要求他下令允许第6集团军撤退，而他却用冰冷的口气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另一种应急办法，约德尔将军会告诉你的。我们明天再作讨论。”于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我随后接到正式通知，次日中午希特勒想要约见我，以讨论当前局势。我答复说到那时已经太迟了。然后我被告知在此之前我不可能见到希特勒，因为在长途旅行后他会感到疲惫。而应当指出的是，此时的整个前线都陷入了战火之中，每个小时都将会有数百名士兵丧命。

我丝毫没有理会这个通知，午夜时分，就在希特勒的列车将要抵达时，我已经在他的大本营等候他了。由于时间非常紧迫，作战计划必须立即决定，哪怕几小时的延误都会导致失败，因此我坚持要立刻见到他。起初，希特勒和他的随员对我午夜出现在这里而不是等到次日中午才前来感到非常不悦。然而最终我还是见到了希特勒本人。这次会谈对于斯大林格勒地区未来局势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充分体现了希特勒的行事特点，因此我将在此作详细的叙述。

希特勒面带笑容向我走过来，他伸出了手，故意表现出一种自信和乐观的神态。与我握手后，他说：“谢谢你。你尽了自己之所能。如果我在前线，也没办法做到更多。”由于我当时刻意摆出了一副阴沉的表情，希特勒的语气中多少还带有了一丝同情。他继续说道：“你不要太难过。在面对不幸时，我们必须表现出坚定的意志。我们不要忘记腓特烈大帝。”

很明显，希特勒是想要鼓励我。或许他希望在我心中激起那种他所谓的“坚定品格”，这样我便会丢掉我那个支持第6集团军撤退的“失败主义者”论调。希特勒可能也希望我会对他在不幸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坚定而感到由衷钦佩。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这一极其危急的时刻，他的这番表演非但毫无用处，相反还会产生与预期完全不同的效果。

鉴于此时从前线收到的最新报告和短期内局势的必然发展，在谈话中我首先说明了斯大林格勒西北部的局势。我向希特勒展示了由B集团军群总司令冯·魏希斯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冯·索顿斯滕（Von Sodenstern）将军所撰写的局势报告和判断，他们两人与我有相同的看法。最后我总结道，如果形势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第6集团军必定会被对方包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一后果，因为一旦第6集团军被包围，我们便无法解救他们，也不可能继续为其提供后勤补给。

这时，希特勒打断了我。此时他已经生了气，他提到了自己和约德尔将军共同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从高加索抽调一个装甲师。我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便当即向希特勒阐述了我对其交通状况的详细调查、方案中装甲师到达指定地区的预计日期，以及他们能够投入战斗的最早日期。这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没有人知道两周后形势会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我们按兵不动两周并且几乎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局势将严重恶化。两周后，一个不满员的师将毫无用处，完全不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此外，能否以师为单位发动进攻都是值得怀疑的。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这个师有可能在下火车时便要一点点地投入战斗。在我看来，我的陈述，特别是关于该师预计到达日期的详细结论，确实对希特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希特勒还是不同意放弃自己的那个计划。他想了一会儿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当从高加索抽调两个师。”我回答希特勒说，这也不会使眼下局势出现任何改观。我们所面临的是当下的危险：现在有两个师的话可能会影响战局，但把他们从高加索及时转移过来是不太可能的。通过铁路运输的话，只有铁路空出来后第二个师才能开始转移，这即是说要等到第一个师下火车以后第二个师才能登车。到那时，两个师也不会比一个师更能扭转局势，因为那时第6集团军肯定已经被苏军包围了。

希特勒再次被激怒，并且开始打断我，但我还是继续往下说：“综合来看，我们只剩下了一个可行的方案。您必须立即下令让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调转方向，向西发起攻击。这将使第6集团军免遭围困，并对突破阵地的苏军造成重大损失，并且我们也能够用第6集团军在更西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

此时，希特勒已完全失控，他一拳打在了桌子上，咆哮道：“我绝不会离开伏尔加！绝不从伏尔加撤退！”

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对于这场重大会谈，作为总参谋长的我、B集团军群以及第6集团军都曾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我们最终却一无所获。但据以往的经验表明，作为总参谋长我一定不能放弃一丝希望，而必须要继续坚持不懈、想尽办法恳求希特勒。因为就算为时已晚，我也仍有可能使希特勒改变他的主意。的确，就算希特勒改变了主意，也有可能已经太晚了。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已所剩无几，且局势每时每刻形势都在恶化。这便是我第二天早晨走进办公室时的情况。到了那里，我发现一个坏消息正在等着我。

前景灰暗

在过去几个小时中前线的形势出现了急剧恶化，这正如我们所料，但却比我们所担心的要来得更快些。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我的参谋部变得越来越焦躁，B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亦是如此。但三个指挥部中没有人能够使局势扭转。只有希特勒本人能够做到这点，而他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并愤怒地拒绝了所有想要就此事同他理论的人。

正像我所说的，哪怕到了现在也有可能说服希特勒，使他改变主意，让他听从总参谋长以及前线高级指挥官的建议，而非他周围那些谄媚的顾问的提议，他们只会说些希特勒爱听的话。为了前线士兵的利益，我别无选择，只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希特勒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我固执地继续这样做。

苏军在11月20日于斯大林格勒南面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又一次攻击了罗马尼亚军队，很显然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就像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时那样，苏军再次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因此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两翼面临着被包围的威胁。苏军的两个大钳在我们集团军群后方合拢只需要几个小时。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都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们所能够做的只是命令后方梯队和后勤补给部队组成作战单位，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战斗准备。在抵抗苏军精锐突击师攻击时，我们几乎不能指望这样一支部队会比已经被苏军击败的作战部队表现得更好。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规模小、实力弱，既缺乏武器，又缺乏战斗训练，此时他们发现自己被扔在了弹药充足、炮火强大的苏军精锐部队面前。尽管他们拼力作战，至死也没有后退，但这些后方梯队仍没能阻止苏军的突破。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拖延苏军的进攻，这一点可能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没能力做也确实没能做到的就是防止第6集团军被包围。

关于H装甲军的反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鼓舞。显然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对这支部队抱有极大的信心，装备有100多辆坦克的H装甲军在地图上非常显眼。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希特勒对于真实情况当然完全了解，他本不应当受到这些假象的欺骗，由于希特勒像往常一样认为这些报告带有“失败主义”色彩，因此他再次拒绝接受这个军的现实情况。H装甲军由两个师组成，分别是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和德军第22装甲师。罗马尼亚军队从未真正参加过战斗，其所装备的坦克也全部是缴获来的；第22装甲师并非满编，且在开往前线的途中也损失了许多车辆。在H装甲军作战的区域，天气状况非常恶劣：到处都结了冰，雪越下越大，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白昼。就是在这种恶劣情况下，H装甲军将要阻止穿过前线缺口涌来的苏军坦克洪流，而且这个缺口还在不断扩大。在了解真实形势的人看来，H装甲军在投入战斗之前，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恰如所料，H装甲军的反攻被天气和对手耽误了。天气状况和对方的反击使得H装甲军推迟了反攻。最后他们终于投入了战斗，并很快取得了一些战果：许多突破口上的苏军被阻止了，还使苏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坦克。但这并没有使整体形势出现根本性的改观，更不用说如希特勒所想的那样得到扭转了。如此艰巨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两个弱小的师的能力范畴。只有许多实力强大的师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师应当由老兵组成，并装配有一流的装备。

希特勒在知晓H装甲军的反攻失败后，他怒不可遏，并对负责军内纪律惩戒的凯特尔元帅吼道：“立刻派人去找到那个军长，把他的肩章撕碎，再扔到监狱里去。这全是他的过错！”

这就是希特勒会议桌周围的氛围。我试图再一次得到他的授权以下令让第6集团军撤退，但他极为愤怒，拒绝听我发言。考虑到希特勒的性格，这一举动毫不令人意外。他也没有注意到B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群参谋部提交的报告，两个参谋部非常清楚自己肩负的巨大责任，他们想要引起希特勒对局势严重性的高度重视。这些报告概述了战区中局势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并要求其下令让第6集团军撤退。希特勒的愤怒只会使他变得更加顽固。

过了几个小时，我觉得希特勒的怒气已经消散了，便要求与他单独会面，很快得到了批准。在这次谈话中我希望取得两个积极成果。我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就当前形势和未来形势发展的必然结论向希特勒作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汇报——并在我们的谈话中不被其随从人员小声的议论所打断——就有可能说服他改变主意；其次，我迫切希望希特勒能够明白对H装甲军指挥官的那个惩罚是极不公正的，这道命令应当不动声色地被撤掉。

希特勒很平静地接见了我，并认真听了我不得不说的话。我可以并确实认为这次的见面非常成功。在我概述当前战局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时，希特勒耐着性子并未打断我，他保证会认真仔细且冷静地重新思考自己的决定。接下来我又谈起了关于H装甲军指挥官的问题，我说：“虽然军事法庭的事并不在我这个总参谋长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我还是想说说H装甲军军长的事。”希特勒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但我继续往下说：“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对H装甲军军长的处罚也是一个作战问题，它会影响到东部前线作战的指挥。犯了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领应当被问责，作为总参谋长，我十分认同这一点。但在要求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作出辩护前，我们必须证明他确实犯了错误。但对H装甲军军长的处理却并非如此，对他所作的处罚完全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的。”

我随后提出应当设立一个调查庭来调查事实。希特勒可以任命他所熟悉或信任的将军作为调查庭成员。在回答我之前，希特勒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好吧，我会这样做的。”

但不幸的是，我的以上两个成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第二次见到希特勒时，他对我说：“我仔细考虑了目前的局势。我的结论没有改变。第6集团军不会撤退。”至于这到底是他本人的决定，还是受了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的怂恿，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在这之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向他的总参谋长征询过任何意见。

希特勒在惩罚H装甲军军长的问题上，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希特勒在与凯特尔元帅讨论了很长时间后，维持了他在盛怒和沮丧之下作出的那个决定。此后希特勒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那位军长的名字。这位可怜的军长在监狱里被关了几个月，出狱后军衔被降到了列兵。所谓的调查庭也没有设立，因为这只会暴露出到底谁应该为H装甲军反攻失败最终负责任。11月初，高级将领们收到了由希特勒签发的通会文件，其中便列举了这位不幸军长所犯的所谓“错误”。

合围形成

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形势一天天地在恶化。时间到了这一大规模冬季战役的第三天，两股苏军部队的会师以及接踵而来的对我们第6集团军的包围已经近在眼前。第6集团军的指挥部正位于苏军会合点。集团军司令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将参谋部向更西转移，但却没有收到确认回复。

每日战报是由陆军最高参谋部起草的，希特勒通常会亲手修改。战役开始的第一天，战报简单地写道：“苏军强大的步兵部队在装甲力量的支援下向我们发动了进攻。”到了第三天，战报中写着：“苏军不计后果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成功突破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西南以及顿河大弯曲地区的防御阵地。”

11月22日晚，第6集团军司令向陆军最高司令部发来无线电报，告知集团军已被苏军包围的情况。希特勒也通过无线电报作出了回应。他下令第6集团军构筑环形阵地，司令官和参谋部转移到斯大林格勒。就这样，苏军顺利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合围。在前线的其他地区，苏军继续马不停蹄地向前推进。

苏军最高统帅部似乎是基于下列考虑来制订其作战计划的。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此时斯大林格勒周边以及城内被包围的德军和其他国家军队将会接到坚守阵地的命令。他们的反抗不会坚持太久，之后便会自动落入苏军手中。因此苏军攻势的下一个目标肯定不是消灭这个大口袋中的部队，而是防止其他德军部队前来营救第6集团军。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德军的防线尽可能向西推挤，以尽快将被围部队与德军主力之间的距离扩至最大。

苏军的这一计划十分明显，也是非常正确的。苏军此时便开始将计划付诸实施。B集团军遭到了苏军猛烈而无情的进攻，只得越来越往西退去。为了扩大战果，在11月下半月苏军向意大利军队发起了进攻，在1月向匈牙利军队发起了进攻，最后攻击了匈牙利军队左面的德军第2集团军。苏军继续推进，逐步向西深入。至此，战事的发展与我在接任陆军总参谋长之初与希特勒长谈时所预言的完全一致。

斯大林格勒堡垒部队

两支苏军会师之后，在希特勒发布的最初几道命令中有一道是这么写的：“被包围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将更名为‘斯大林格勒堡垒部队’。”

希特勒就这样大笔一挥，将一个包围圈变成了所谓“堡垒”，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的。或许希特勒的这个诡计能够欺骗一部分毫不知情的德国民众。但是德军参谋、部队，可能还有对手都清楚希特勒的这一“堡垒”到底是什么。

这是希特勒开展心理战的一贯方式。他以为使用“堡垒”一词便可一石数鸟。苏军会误以为斯大林格勒地区有重兵防守，其防御工事足以阻挡他们的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会认为他们正处于一座能够抵御苏军长期包围，并使他们免遭巨大伤亡的堡垒之中，因此受到鼓舞并坚守阵地；普通民众则会对部队英勇守卫要塞，之后英勇解围的历史记录感到迷惑；全世界也会因此忘掉这里局势的真相，即德军最高指挥机构的无能导致一个集团军无谓地被包围。因为“斯大林格勒堡垒”只是一座名义上的堡垒。

对于自己的这一“发明”，希特勒感到非常高兴。当他告诉我此事时一脸得意，显然他以为我会热情地赞扬他。我说：“古时候，堡垒的建立是需要长时间的准备的。防御工事修建好后，堡垒中还需要储备大量的弹药和食物。但是斯大林格勒既没有建立防御工事，也没有后勤补给。此外，要塞的目的在于用相对少量的己方部队牵制大量对手。但第6集团军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但哪怕在这么无关紧要的命名问题上，希特勒也容不得别人有半点批评。我的这番言论只让他感到愤怒，希特勒仍然坚持他的“发明”。对于希特勒授予第6集团军虚张声势而又毫无用处的称号，包围圈中的官兵感到异常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这个“发明”一点用处都没有。

首先，这个包围圈约有25英里宽（即东西轴线长度），长度约为宽度的一半（即南北轴线长度）。那片区域是一片干草原，几乎看不到任何树木或灌木丛。包围圈中有几个村庄以及斯大林格勒城的大部分，尽管这座城市的部分区域还掌握在苏军手中。包围圈的东界是伏尔加河右岸。由于苏军是由南面和北面发起的突破，我们的前线有很大一部分是新建立起来的，并且完全没有防御。此时部队不得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构筑修建工事，他们面对着暴风雪和零度以下的低温，且几乎没有任何建筑材料。第6集团军的官兵都极度劳累。环形阵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包围圈中包含了20个德军师的绝大部分部队以及两个罗马尼亚师的部分部队。其中也包括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如工程部队、炮兵部队、突击炮营、轻工兵部队、托特组织部队、5个军的参谋部和保卢斯将军的第6集团军指挥部。包围圈中还有一个空军高射炮军的部分部队以及地勤人员。部队的弹药和食物储备都很少。包围圈中的部队尤其缺少供许多机械化部队使用的燃料。显然，现有的物资补给很快便会消耗殆尽。

此时，欲确定包围圈中这些部队的确切数字不太可能，据我们初步估计的数字在21.6万人到30多万人之间。这个数字之所以会产生差异，原因在于所估计的最大值是苏军发动进攻前第6集团军及其附属部队的人数，但苏军刚形成合围时第6集团军有小股部队并不在包围圈中，而其他集团军则有部队被一同包围了。最初几周的局势十分得混乱，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确认准确的数字。无论如何，被包围的部队以及他们的指挥官有比清点人数和提交军力报告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

通过飞机和无线电联络，是包围圈中的部队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最初，包围圈中有3个到4个机场。包围圈形成后不久他们又建立了一条专用无线电话线路。在最开始几天中这条线路运行良好，保卢斯将军还能够与集团军群司令通话。

突围还是待毙？

在第6集团军被合围之初，集团军司令和集团军群司令马上试图得到希特勒的批准，令第6集团军突围并与更西面的德军主力会合。这一撤退计划是基于对战事未来发展的预测而制订的，然而，直到此时希特勒仍然拒绝批准部队撤退。之前对局势的预测此时已经开始应验，魏希斯、保卢斯还有他的军长们都认为现在希特勒会接受现实并采取相应的动作。因此，他们没有等待希特勒的答复便下达了初步命令，以便一旦得到他的批准便立即发动突围。

但是，希特勒的批准并没有到来。日复一日地，我竭尽全力说服希特勒必须下令让第6集团军突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和他讨论这一问题，且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在谈话中我们有时候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有时候却是尖酸刻薄、嗓门巨大。当他向我大声吼叫时我也会向他吼叫——这是希特勒愤怒时让他听进其他提议的唯一办法。

甚至有一次我认为希特勒已经接受了我的观点，似乎他已经准备签署命令批准部队撤退了，所有人都为之松了一口气，部队也接到了初步指示。但当这份命令提交给希特勒让其签名时，他却一拖再拖，最终却告诉我他改变了主意。于是所有的努力又都白费了——无休止的讨论、辩论以及争吵又要重新开场。相关高级军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他们绷紧的神经马上就要断裂了。为了说明当时的氛围到底是怎样的，在此，我想有必要介绍自己与希特勒之间的两次特别重要的谈话。某些地方我可以引用当时的原话。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苏军的钳形包围圈形成后不久。当时我要求与这位独裁者单独长谈，并得到了许可。希特勒深夜接见了我，我们几乎谈到次日天亮。开始时我利用地图向希特勒说明了实际形势，并介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发展。此时他将我打断，并说战局不会如我所预计那样发展，而从高加索调来的装甲师以及投入战斗的新型坦克——虎式重型坦克——将会彻底扭转局面。

他说的倒是一个新理论，也是十分典型的。首先，虎式坦克才刚刚出厂。希特勒倾向于将任何新式武器视为奇迹的创造者，他认为如果将第一批虎式坦克编成一个营投入战斗，这支部队便能够成功突破苏军的包围。希特勒对他的这一计划感到无比激动，简直就是陶醉于其中。他可能确实相信投入一个营就能在一夜之间影响整个前线战局的发展。

只见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嗓门也提高了，他想要用自己的这腔热情来感染我。似乎想要我赞同他的计划。但我说：“我们的虎式坦克原型车的性能确实令人印象颇深，我们也都相信这种坦克一定能够在未来战场上发挥其巨大作用。但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够经受住苏联严冬的考验，毕竟虎式坦克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迄今为止，所有新式武器在第一次投入战斗时都会暴露出预料之外的一些缺陷，而解决这些问题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一开始虎式坦克便会令人完全满意。此外，我们也没有足够多的虎式坦克。一个营或许能够成功突破苏军防线，与第6集团军建立联系，但却不可能保持这条通道的畅通。况且我们也要记住，当新坦克投入战斗时，主防线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之间的距离会比现在远得多。相对于立即发动进攻而言，由于部队需要通过更远的距离，如果等到那时再发动进攻，将会更加得困难，也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围绕虎式坦克的话题，我只说了这么多。随后，我继续介绍了对当前形势的预测，最后我说道：“因为计划中为解救第6集团军的行动将会取得成功，所以您一定要下令让第6集团军一边战斗一边撤退。这个撤退命令必须立即下达，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听着我的发言，希特勒的愤怒之情越来越显现出来。他屡次想要打断我，但是我并没有让他如愿，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必须全盘完整地说出自己的建议。当我终于说完时，希特勒立即咆哮起来：“第6集团军必须坚守阵地。他们是堡垒式的卫戍部队，堡垒部队的职责就是抵抗包围。如果有必要，整个冬季他们都将坚守阵地，我一定会在春季攻势中营救他们。”

这个想法简直是个天大的幻想。我说：“斯大林格勒不是一座堡垒。此外，我们无法为第6集团军提供物资补给。”

此刻的希特勒怒气比原来更大了，他咆哮的声音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响亮：“帝国元帅戈林说过他可以通过空运为第6集团军提供物资补给。”

我也吼了起来：“那是胡说八道！”

希特勒说：“我绝不会离开伏尔加。”

我大声回道：“我的元首！抛弃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简直是在犯罪。这将意味着25万人将丧命或被俘。我们将毫无解救第6集团军的希望。损失如此大一个集团军就意味着东线的脊梁被打折了。”

希特勒沉默了下来，同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按下了书桌上的电铃。当一名党卫军执勤军官出现时，他说：“去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叫来。”

就在他们两人到来前，希特勒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马上便到了，毫无疑问他们一直在隔壁等候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肯定透过地图室的墙壁听到了刚才我们之间愤怒的争吵。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两人肯定也清楚我们争吵的缘由。

凯特尔与约德尔严肃地行了军礼。希特勒此时仍然站着，表情凝重。他的脸色仍很苍白，但至少从外表上看起来非常镇定。他说：“我必须要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但在此之前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是否应该从斯大林格勒撤退？你们有什么看法？”

接下来的谈话就像是一场军事会议，希特勒此前从未采取过这种形式。此时立正站着的凯特尔元帅眼里放着光芒，他说：“我的元首！不能离开伏尔加！”

约德尔将军的发言平静而客观。他的话经过了字斟句酌：“我的元首！这的确是你此时必须作出的重大决定。如果我们从伏尔加撤退，便意味着放弃了夏季攻势以来的绝大部分战果，而之前我们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下令让第6集团军撤退，其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所计划的突围作战成败未卜。在我们能够判断这些作战方案的结果前，我的意见是部队应该继续坚守伏尔加河沿岸。”

“轮到你说了。”希特勒对我说道。很显然，他希望其他两位将领的话能够让我改变主意。尽管作决定的是希特勒本人，但他总是好奇地想要得到专门顾问的赞同，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我也立正并坚定地说：“我的元首！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将第6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是在犯罪。他们只会因此毫无意义地牺牲。”

尽管心中已充满怒火，但在表面上希特勒仍然保持了镇静和自制。他对我说：“将军，你已经听到了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观点。其他两位将领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两人都是你的上级。因此我决定坚持已经作出的决定。”

希特勒生硬地对我们点了点头，我们便离开了。

我想要详细介绍的第二次谈话发生在第二天晚上。

虽然希特勒毫不客气地拒绝接受我的观点，但我仍然不打算放弃拯救第6集团军的努力。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我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接近问题本质。希特勒的决定是基于战略考虑制定的，看上去是最终决定，也无法更改。在短时间内想要与希特勒重新讨论战略层面的问题已毫无意义：他只会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然而在后勤问题上希特勒却并非如此。我的理由是，既然在战略问题上无法与他争辩，那么在后勤问题上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我可以向希特勒详细说明第6集团军的后勤补给状况，并用可靠的事实和数据向他证明第6集团军的后勤补给不可能通过空运来实现，那么我仍有机会让希特勒认同我的观点。统计数据总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第6集团军不可能守住斯大林格勒这一点，我的作战部、相关技术参谋军官和陆军总军需处都深信不疑，因为第6集团军无法通过空运得到足够的物资补给。我下令将这些结论所依据的物资数据按不同的补给物资划分，制作成统计数据和其他表格。现在我已记不清各个参谋军官所提交的具体数据了。不过所需的补给物资总数我还记得：把包围圈内部队已有的补给物资考虑在内，每天需要向第6集团军空运600余吨补给物资才能满足其需求。维持第6集团军生存的最低物资补给量是300吨，此时第6集团军的物资会极其匮乏，并不得不采取宰杀战马供士兵食用这类权宜之计。不过无论天气状况等外部因素怎样，这个最低物资补给量都必须得到满足。当下这个季节的天气不太可能适合执行空运任务，而这又意味着，为了向第6集团军提供不能再少的最低物资补给量，在每个适合飞机起降的日子，空运量都不能低于500吨。

在我的参谋军官所准备的表格中，这些事实数据清晰地列示了出来。在这些表格准备好后，我立刻再次要求与希特勒单独谈话。他也再次将时间定在了深夜。由于一天前的那次争论，我们见面后谈话的气氛非常冷淡。然而我摆在希特勒面前的数据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允许我作必要的解释说明，以完全理解这些统计数据的意义。

“我在认真研究了当前的现实情况后，感觉有这个结论是避免不了的，那就是，通过空运无法为第6集团军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

听到这些话，希特勒的态度变得更加冰冷。他说道：“帝国元帅已经向我做了保证，这些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我立即作出了反驳。希特勒接着说：“很好，他会亲自告诉你的。”

于是，希特勒找来了空军总司令，向他问道：“戈林，你可以通过空运为第6集团军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吗？”

戈林马上举起右臂严肃而自信地回答：“我的元首！我向您保证，空军会为第6集团军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

希特勒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一眼，但我只是说道：“空军肯定做不到。”

帝国元帅阴沉着脸说：“你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我转向希特勒，问道：“我的元首！我可以问帝国元帅一个问题吗？”

“可以，请便。”

“帝国元帅阁下，”我说，“您知道每天需要向第6集团军空运多少吨补给吗？”

这个问题显然使戈林陷入了尴尬之中，他皱起了眉头，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参谋们肯定知道。”

我接着说：“把第6集团军此时所有的库存物资考虑在内，只空运满足其绝对需求的最低物资补给量并采取一切可能的紧急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第6集团军每天需要300吨补给物资。去年冬天我在前线知道并非每天都适合飞行，这就意味着如果要维持这个不能再降低的平均数，每个飞行日的空运量必须达到500吨左右。”

戈林回答道：“我完全可以做到。”

此时我愤怒了，说：“我的元首！这是在撒谎。”

我们三人突然陷入了一阵沉默。戈林气愤得脸色苍白。希特勒显然感到困惑而惊讶，他来回看了看我和戈林，最后对我说：“帝国元帅已经向我作了报告，我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他。所以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决定。”

这时我说：“我能否再提一个要求？”

希特勒说：“什么要求？”

我说：“我能否每天向您提交一份报告，以说明过去24小时中空运给第6集团军补给物资吨数的精确数字？”

戈林对此表示反对，说这不关我的事，但希特勒没有理睬他的意见，同意我提交这份每日报告。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场徒劳。我所得到的只是那位帝国元帅的敌意。我顺便想要指出的是，空军中的许多参谋和指挥官从最开始就和我看法一致，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用书面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内心疑虑，但他们也没能说服总司令戈林。对这些书面报告他置之不理，此外还小心谨慎地不让它们出现在希特勒的案头之上。

静待曼施坦因的进攻

就这样，我所有拯救第6集团军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但我仍未放弃希望。未来有两件事仍可能使希特勒改变主意：解救被围部队的进攻遭到失败，以及空军无法为第6集团军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进攻最好的结果只是让主力部队多少向第6集团军靠近一些，从而提高第6集团军成功突围的可能性。当这个时刻到来时，即当进攻未能达成与第6集团军会合这一主要目标时，我祈求希特勒最终能够彻底明白过来。至于空运，我希望每日报告能够让希特勒摒弃戈林和其他人在他心中植下的幻想。

但这些仍有可能使希特勒改变主意并放弃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必须要在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而时间上的耽搁对现在的第6集团军十分不利。10天到15天过后，他们的形势会严重恶化。突围所需的补给物资，尤其是燃料储备消耗会非常得快。

B集团军群的主阵地也被迫不断向西后退，因此，第6集团军突围需要穿过的距离也将越来越长。

这是两个主要问题。

与此同时，除了绷紧每根神经来加强第6集团军的力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减缓其损耗，并确保营救部队的进攻能够尽快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事可做。

最后我们终于说服了希特勒重新调整东线南部战区的指挥系统。一个新的集团军群在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之间组建了起来，这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冯·曼施坦因元帅被任命为集团军群司令。到目前为止，B集团军群守卫着极其宽阔的前线，这一新安排的好处便是让顿河集团军群分担了B集团军群的部分职责。现在顿河集团军群能够集中全力应对即将展开的战斗，以营救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而不会因为需要考虑其他问题而分散精力。11月27日，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被划归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其中第4装甲集团军将要发动营救攻击，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已经被苏军推到了西面，此刻正守卫着斯大林格勒正面的一片主阵地。

希特勒的观点在向顿河集团军群下达的命令中表露无遗，这与他对我表达的看法一致。第6集团军将坚守斯大林格勒，其他部队则将发动攻击以重新建立一条交通线。曼施坦因立刻意识到他所接到的命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在一份非常明确的报告中，曼施坦因提出了自己的这一看法：营救进攻开始的同时第6集团军应当向西突围，之后部队应当在更西面建立一条新防线。

类似的看法我本人以及B集团军群司令已经向希特勒提出过，所以曼施坦因只相当于稍作修改并重申了一遍。然而希特勒仍然固执己见，曼施坦因也没有得到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另一方面，希特勒向曼施坦因保证将会提供更多部队支援顿河集团军群发动营救进攻，其中一部分增援部队将从高加索地区抽调，剩下的则从西线战区抽调，他试图通过这些办法来让这一计划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曼施坦因最后能够用上这些部队，但对于即将发动的进攻而言，肯定他们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尽管曼施坦因反对希特勒的计划，但他仍然尽全力执行了所接到的命令。撇开无关内容不作详述，可以说，顿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部尽了最大努力来确保部队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尽快发起进攻。曼施坦因希望进攻能够在11月8日至10日之间开始。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格勒的空运行动也在进行之中。在我提交给希特勒的每日空运报告中，空运物资吨数为：110吨，120吨，有时候会达到140吨。但超过140吨的情况极为罕见，通常每日空运量都低于110吨，并且经常会低很多。每日最低的空运量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帝国元帅戈林所保证的约500吨了。第6集团军的基本物资补给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不是空军飞行员和他们直属长官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是戈林接受了一个远远超出德国空军能力范围的任务。

在与希特勒的每日会谈中，戈林保证将做出改进。他声称空运才刚刚开始运作：几天之内空军的作业便能平稳下来，他完全可以实现自己对此任务的承诺。希特勒相信了这些借口，他对其他人也真的是这样说的：“帝国元帅已经向我保证了。帝国元帅正准备更好地组织空运。帝国元帅将会投入更多的飞机。”

但事实上形势仍在逐步恶化。我们的主阵地不断被迫西撤，这意味着用于向斯大林格勒运送补给物资的机场需要不停地更换。机场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飞机不得不飞越一片日益宽阔的苏军占领区。被击落的飞机数量越来越多。当然，最高统帅部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是无可避免的，制订空运计划之初就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指出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

解救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进攻准备终于完毕。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着进攻的开始，特别是第6集团军的部队。由高加索调来的部队已经差不多全部就位，从德国调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也已抵达。指挥作战的指挥官是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斯将军。他指挥着3个差不多满员的装甲师和一支实力弱小的步兵部队，其中步兵用于防守侧翼，另外还有一些最高统帅部部队，其中包括虎式坦克营。比起将要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支部队实在是太弱小了，首先他们就无法在必要的纵深地区展开部署。

此时，开始发起进攻时的条件远远不够理想。位于科捷利尼科沃附近的进攻阵地距斯大林格勒约60英里。苏军肯定会意识到这是前线上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点——当然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易受攻击的点。苏军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霍斯将军将面临顽强而坚决的抵抗。另外，第4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和部队都意识到了营救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进攻是多么得重要，他们肯定会竭尽所能顺利完成任务，而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后退。

解救第6集团军的进攻

这次进攻开始于12月12日，我们所有人都极其焦虑地等待着第一份报告。进攻一开始一切顺利，第4装甲集团军稳步推进。12月18日，霍斯将军的部队距“堡垒”的南部环形阵地只有40多英里。19日，部队到达了重要的米希柯伐河。20日部队已经渡过该河。21日，部队距斯大林格勒仅有30多英里。

进攻就在这里停顿了下来。部队推进的势头已经耗尽了。数量不足并且极其疲惫的部队面临着巨大的后勤补给困难。单靠勇气和决心是无法弥补这些缺陷的。此外，苏军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推进线对面集结了大量部队。尽管最高统帅部发来了大量命令和劝勉电，但部队已无法继续前进。只有投入新部队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部队可用了。

针对这一局面，我心急地等着希特勒的反应。此次进攻开始前，每当有人催促他下令让第6集团军突围时，他总是给出相同的答复：我们必须等待，看看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攻能够取得什么效果。在最初几天的进攻取得成功后，希特勒兴高采烈。此时他宣称自己的决定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合理的，他绝不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顺便提一下，哪怕是在表面上看来进攻取得了成功的这几日中，所有战地指挥官和我依然认为立即实施突围是拯救第6集团军使其免于最终覆灭的唯一可行办法。

但是这时，这个暂时的胜利令希特勒完全恢复了信心，现在他不但想要抵达斯大林格勒，甚至还想要守住整个伏尔加防线。他似乎认为我们能够重新建立起苏军发动大规模反攻前的防线。对于任何客观的局势分析评估希特勒均充耳不闻。他并没有意识到仅凭一次如此弱小的进攻就想要完成如此大的目标，若非得到强大的增援力量并确保充足的物资补给，否则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我们甚至无法说服他制订基本的预防措施，以便在进攻失利之时准备实施。

就在进攻部队停滞在斯大林格勒30多英里之外时，所有军事专家均马上明白了，这里就是部队推进的终点了，但希特勒却并非如此认为。他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进攻部队肯定会再次向前推进。但是这支部队并没有这样做。12月23日，此次进攻最终被取消。

这就是第6集团军仍有希望获救的最后一刻。

最后的机会

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和我再次竭尽全力想要说服希特勒。如果第6集团军接到了突围的命令，此时他们肯定已经成功了。濒临绝望所带来的勇气能够激发士兵奋勇作战。这样我们便能够避免最终的灾难。但是突围的命令要由希特勒本人下达，我们没能说服他签署这个命令。

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希特勒身边待上几个小时，试图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从本质上来说，这只是前文所述场景的一再重演，因此我不再详细描述我们之间的吵闹和争论，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相互怨恨。但是两件事我想要提到，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件事都非常典型。

有一次我认为自己已经让希特勒改变主意了，因为当时他说：“很好，那么起草一封电报问问保卢斯将军，如果他们接到突围的命令，可以突围的最远距离是多少。”

我松了一口气，立刻当着希特勒的面拟好了电文并交给他签署，唯恐他再改变主意。他读过电文后，拿起铅笔又添上了一句话：“条件是你们要继续坚守伏尔加防线。”这句话显然完全改变了突围行动的目的和性质。对于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要被他逼疯了。无论如何，电报还是发出去了，保卢斯将军立即回了电。我已经记不起他给出的具体数字了，但我觉得应该是20英里或25英里——无论如何，这都短于第6集团军和霍斯将军先头部队之间的距离。在第二天有众多军官出席的会议上，希特勒说：“我向保卢斯将军发去了电报，询问他如果接到命令突围，部队可以突围的最远距离是多少。他回答我说只能前进20英里或25英里。因此，考虑这样一个方案毫无意义可言。”

我反驳道：“可是我的元首，您加上了必须守住伏尔加防线这一条件。”

由于愤怒，希特勒的脸变得苍白，他没有再回答我。

第二天晚上我请求与希特勒单独谈话。在谈话中我恳请他下令部队突围。我向希特勒指出，这绝对是拯救保卢斯将军的集团军20多万人的最后机会。希特勒说：“你能保证所有部队和武器装备都能逃出包围圈吗？”

我回答道：“没有人能够确保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除非立即下令突围，否则第6集团军将会全军覆没并损失所有的武器装备。”

不出所料，希特勒仍然没有让步。我向他描述所谓“堡垒”中的状况也是徒劳：饥饿的士兵充满绝望，他们已经对最高统帅部失去了信心，伤兵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而死去，数千名士兵被冻死。就像我之前提出的其他意见一样，希特勒仍然对这类话无动于衷。

由于我没能说服希特勒，我希望能够让他亲眼看看斯大林格勒口袋中的情况。因此我提议与希特勒一同乘飞机到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去，这样至少能让他了解前线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希特勒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我又提议让希特勒挑选一批军官乘飞机从斯大林格勒来到这里，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向他介绍情况。这个提议也被他拒绝了；显然，希特勒并不想清楚地了解那里的情况。之后我自作主张向第6集团军指挥部发去了一封电报，让胡贝（Hube）将军乘飞机来到这里。希特勒特别敬重胡贝将军，因此他至少有可能会听进去胡贝将军不得不说的大实话。

我在希特勒接见胡贝将军前先见到了他。他问我是否应该告诉最高统帅真相。似乎他已经对当时流传的一些谣言有所耳闻，那就是不能跟希特勒说实情。我向他保证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真相，他就有可能激怒希特勒并因此受到冷落，很多人都不敢冒这样的巨大风险。但此时我告诉胡贝将军，他可以告诉希特勒真相，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在胡贝将军进入房间见到希特勒时，像往常一样，这位独裁者想要把客人拉到自己这一边。希特勒说自己明白“堡垒”中的部队条件非常艰难，空运此时也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不过他继续说道，他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很快形势就会出现明显的改观。希特勒说了有一段时间，试图通过如此方式让胡贝将军无法提出任何观点。最后到了胡贝将军讲话时，他实事求是地描述了所处局势，内容非常清楚而严肃。毫不夸张地说，此时他正为拯救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生命而请求希特勒。

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仍坚持己见。当胡贝将军意识到自己的细致描述并未对这位独裁者产生任何影响时，他越来越愤怒。胡贝将军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最后他说：“空运失败了。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我的元首，你为什么不下令处决一名空军将军呢？到现在为止只有陆军将领会因为他们的过错而被枪毙。是时候对空军一视同仁了。”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话说得太重了。（之后我听到他对戈林说：“他问我为什么不处决一名空军将军。这就是我不得不忍受的那类事。”）他结束了谈话，说：“我十分清楚你们的情况和部队所面临的困难。确实，在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问题上，没有人能比我的总参谋长更强烈地恳求我了。”

接着，胡贝将军又听希特勒重申了一遍他惯用的无效保证，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获。这次会面的唯一结果就是不久后成立了一个空军特别参谋部，由陆军元帅米尔契（Milch）领导，主要负责协调和指挥斯大林格勒的空运工作，但这个机构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显然这个新措施来得太迟了，此外在冬季中为整个集团军提供物资补给也远远超过了德国空军的能力，许多空军军官确实也预言过这一点。

12月末的形势

就这样，1942年即将过去。武装力量公报称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然而事实上形势对我们来说越来越不利。顿河集团军群没能承受住苏军的压力，被迫向后撤去。第4装甲集团军也未能守住12月21日夺取的阵地，其先头部队与第6集团军前哨部队的距离再次扩大到了60多英里。远在西北面，苏军扩大了冬季攻势，发动猛烈进攻击败了处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军队之间的意大利军队。匈牙利军队此时也处于危险当中。这些形势的发展使得远在南面的一段主阵地面临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尽管到目前为止苏军还没有发动任何主要的直接进攻，但斯大林格勒堡垒部队的情况也出现了恶化。空运完全无法满足集团军的补给需求，物资匮乏很快就变得越来越严重。部队士兵的口粮一减再减。此时食物配给已不足以让部队维持生存，不过很显然不久之后他们的口粮还必须继续削减。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失败使口袋中的官兵士气一落千丈，因为他们一直被鼓励着，希望也相信解救援军正在来的路上。至少对于当时不在斯大林格勒的人来说，包围圈中的情况难以形容：只有少数人得以从此逃生，能够讲述其中发生的故事。

我一直十分留意让希特勒了解所有战况，既不加以掩饰，也不泛泛而谈。对于越来越严重的这场悲剧，他似乎非常无动于衷。在表面上，他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坚守斯大林格勒是正确的决定。此时希特勒提出了下列原因来为自己进行辩解。通过坚守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能够牵制住大量苏军部队。苏军因此无法在其他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我们也能够建立一条稳固的新防线。而我对于这些观点的回答是：“如果苏军的作战指挥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假定他们将会是如此——他们便会留下尽可能少的部队来包围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目前他们不会对堡垒发动进攻，而是会派出大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苏军甚至不需要发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就会被迫接受自己的命运。就像熟透的果子那样落入他们手中。”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哪怕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攻已经失败后，希特勒仍想要继续鼓励被包围的官兵。希特勒向他们发去了一封新年贺词，写道：“我向你们保证将尽一切努力解救你们。”这封贺词由希特勒本人执笔，之后他的副官长将贺词交给我，让我发给第6集团军。我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我不愿发出去一封显然满篇是谎言的贺词。副官长说希特勒明确命令发出这封电报，并表示他不得不向希特勒报告我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然而我没有妥协，最后这封贺词通过其他渠道发到了斯大林格勒。顺便提一下，事后希特勒并没有让我做出解释，也没有再提起此事。

大致由12月中旬开始，与斯大林格勒类似的第二个灾难正在酝酿。由于此事与斯大林格勒关系非常密切，我会简要地加以叙述。它事关高加索地区德军部队的最终命运。

在东线的最南端，很早以前我们的夏季攻势就已经全面停止了。虽然局部进攻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后德军指挥部还是被迫将高加索各地的部队转入了防御状况。此时，苏军冬季攻势在斯大林格勒西面和南面取得的成功开始威胁到了整个高加索阵地。记得在12月初我已经提醒过希特勒要注意此地日益增加的险情，但他并没有从局势的发展中得出明显的结论。1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西面进一步推进，最重要的是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失败并最终被击退，这两个因素使高加索地区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大大增加。

我们只要察看下地图就会马上明白，假如苏军继续推进，他们很快就会到达罗斯托夫地区，假如苏军占领了罗斯托夫地区，整个A集团军群就会立刻面临被包围的危险。我们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于是我与A集团军群指挥部协商，为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最终撤退制订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计划。希特勒对此并不知情——如果他知道了这一计划，我很有可能会丢掉性命。我的目的就是确保撤退的命令下达时部队能够马上执行。尽管当时许多因素都还存在问题，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假如希特勒下令让A集团军群撤退，那么只可能是在最后一刻到来之时。但是真到了那时，尽管计划已经制订完善，可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每一刻的拖延都有可能葬送高加索集团军群的命运。

拯救斯大林格勒被围部队的努力失败后，我立刻再次试图得到希特勒的批准，让该部队撤出高加索地区。当时他拒绝听取我的任何意见，后来几天中当我提到这个迫切问题时，他也是如此。最后到了12月末，他似乎有些让步了。当时我与希特勒单独待在一起，我详细描述了南部的形势，最后说道：“除非您此时下命令让部队撤出高加索地区，否则我们很快就会重蹈斯大林格勒的覆辙。”

这些话似乎对希特勒产生了影响，我觉得他的内心就快要动摇了。我明白自己必须好好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而且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希特勒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很好，”最后他说，“那就开始下达命令吧。”我立刻离开了房间，但并没有走远。就在希特勒自己的会客厅里，我通过电话下达了这个命令，此外还要求必须立即将它传达到部队，撤退行动也要马上开始执行。我这样做完全是有意的，可是，这一点担心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我乘车回到了自己的指挥部，在路上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当我一下车，一名参谋人员就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因为指挥部刚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希望我立即给希特勒回电。我非常清楚后面将会发生什么。于是我拿起了电话，要求接通希特勒。只听希特勒说：“关于部队从高加索撤退一事，目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明天我们再来讨论。”

当然，这意味着又要开始没完没了地推迟，直到一切都耽误了为止。事已至此，我直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太晚了。我已经从您的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前线的部队也已经收到命令并已开始了撤退。如果现在取消命令，那么部队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当中。请您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希特勒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那好吧，先这样吧。”

就这样，我成功地拯救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以使其免于遭受像第6集团军那样的命运。后来发生的事态证明，那时实际上是部队能够顺利撤出高加索地区的最后一刻。因此，至少在高加索的问题上，我的努力和坚持没有白费。

苏军的劝降书

假如有人要问我，保卢斯将军的第6集团军是从哪一天开始覆灭的，我会说具体日期是1943年1月8日。就在这一天，苏军派出了一名使者进入“堡垒”正式要求德军投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被苏军包围并接到命令禁止突围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任何能够对事实作出冷静判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当然，除了希特勒，他已经被自己的固执所蒙蔽了。另一方面，广大德国民众却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因为在第6集团军覆灭之前，最高统帅部一直向民众隐瞒着这个集团军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一点我之后还会更多谈到。

在1月初，苏军开始向“堡垒”的环形阵地发起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可能认为顿河集团军群已经撤退得够远了，现在他们可以消灭斯大林格勒口袋中的德军部队而不必担心被其他德军部队攻击。只有苏军将领自己才知道苏军为什么决定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而非简单地等待这个口袋自行崩溃以避免自身伤亡。以下三个考虑可能影响了苏军的决定。第一，如果不能控制斯大林格勒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苏军未来的作战行动就会受到严重阻碍；第二，苏军可能已经意识到由于我们主动撤出了高加索地区，他们已经不可能成功分割包围A集团军群了；第三，苏军的情报机构肯定报告说口袋内的对方补给已消耗殆尽，离最后的灭亡已经不远。最后一个考虑或许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苏军最高指挥部认为已经到了消灭第6集团军群的时候。但在发动全面进攻之前，他们当然希望兵不血刃地促使德军投降。

就在1月8日这一天，苏联使者进入了“堡垒”，他们给保卢斯将军带去了一封由顿河前线苏军总司令签署的劝降书。这是一份十分冗长的文件。在劝降书中，苏军总司令详尽描述了被他们包围的第6集团军的绝望处境，并保证如果德军士兵投降，他们的生命安全将会得到确保，待战争结束后他们就能够回到德国或者自己的国家。在最后，苏联人威胁道，此时如果不投降，那么整个集团军就会被彻底消灭。假如这一提议被拒绝，那么指挥第6集团军的总司令就要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他们要求德军要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1943年1月9日上午10时。

随后，保卢斯将军马上联系了希特勒，请求他允许第6集团军自主行动。希特勒立即粗暴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很难判断希特勒此时怀着怎样一种心情，但我想要根据自己的当时所见来进行描述。

与往常一样，此时的希特勒极其虚伪。从表面上看他很自信，也真的确信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将对我们有利，然而他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有那些对他非常了解并且经常与他在一起，细致观察他各种情绪变化的人，才能够猜测他的真实情感，因为他很少会因为言语不慎而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然而在发给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新年贺词中，希特勒仍然保证将会把他们从苏联人手中解救出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其他德军部队和德国民众说，斯大林格勒集团军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抵抗，对保护其他防线不受损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也仍是如此。希特勒说，他们英勇的抵抗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甚至在和我或者是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坦因元帅交谈时，希特勒也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不过希特勒可能对他军事上的心腹约德尔将军承认过，其实他已经不相信第6集团军能够真正获救了。

因为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判中，约德尔将军曾说过：“我对保卢斯将军抱有极大的同情。但他并不知道，当斯大林格勒下起冬季的第一场暴风雪时，希特勒就已经当他的集团军不存在了。”

对于坚守斯大林格勒这个决定，公开宣传中所称的原因可能并不能代表希特勒的真实想法。他更多的是自己顽固信念的囚徒，这个信念就是：德军士兵走到哪里，就会留在哪里。

“我不会离开伏尔加！”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说道，“与苏联人战斗时绝不能投降。”此外，从一开始，他的行为就同相关集团军群司令和我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现在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这肯定就是他此时持这一态度的真正原因。不过希特勒非常聪明，他当然不会向士兵以及德国民众暴露这一点。此外他还利用宣传作为掩饰，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产生困惑。

似乎希特勒对所有人甚至自己最亲近的人都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感到后悔吗？他了解自己亲手所制造的这场灾难有多么严重吗？他怜悯那几十万因他的独断专行而送命或是被俘虏的士兵吗？巨大自责的痛苦使他受到折磨了吗？我想，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真的缺少感受他人痛苦的那种想象力。虽然希特勒多次令人厌恶地声称，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在战壕中战斗过，所以他很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前线士兵，但他对士兵却毫无怜悯之情。希特勒多次提到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不眠之夜”。他想要通过欺骗手段来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话就是典型例子。

这就足以解释了希特勒此时粗暴地拒绝集团军群司令和我的要求，以及放手让保卢斯将军自主行动的最终原因。对于我们反复提出的请求，希特勒的回答只有一个粗暴而不妥协的“不”字，我们了解希特勒既顽固自尊心又强，于是我们想办法让自己的请求更容易使他接受。我们并没有请求他亲自下令投降或者哪怕是允许保卢斯将军投降——这对他来说太困难了。我们所提的全部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允许保卢斯将军见机行事，之后保卢斯将军便能以自己的名义下令投降。但哪怕是让这位独裁者做出这样一点点让步我们都没能做到。就这样，苏军规定的日期已到，但他们接受投降并避免进一步流血冲突的提议被拒绝了。这一严重后果将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身临绝境

1月10日凌晨，在苏军的主攻开始前苏军炮兵对“堡垒”发动了猛烈轰击。两小时后，苏军步兵开始同时对北翼、西翼和南翼发动进攻。这个缺乏弹药的守军长期以来所担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德军士兵奋力反击，击毁了许多苏军坦克，并对苏军的进攻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

同时，守军的损失也十分惨重。第一天晚上，第6集团军通过无线电报告，苏军已经突破了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防御，我们的部队无法堵住这些突破口。经集团军司令部批准，他们放弃了成片的防御阵地，有些阵地未经批准也被放弃了。口袋在不断缩紧。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德军控制的区域变得越来越窄，部队的伤亡人数也在不停增加。

到1月16日，这个包围圈最长处只有约15英里，最宽处只有约9英里。也就是说，此时这只口袋的面积只有苏军进攻前的一半了。皮托尼克机场的丢失是最为严重的损失，在此之前，“堡垒”的补给物资就是从这个机场获得的。

事到如今，就连希特勒所谓的乐观主义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根据他的命令，最高统帅部公告第一次提到了正在发展中的严峻局势。在1月10日的公告中仅提到了战斗巡逻队的局部战斗。但在1月16日，公告描述了一场“抵抗来自四面八方进攻的防御战”。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拒绝授权给保卢斯将军让其自主行动，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为此多次向希特勒提出请求，而我在与这位独裁者谈话时也在不断重复提出。希特勒的回复只是一再重申此时他中意的论点：“第6集团军每坚守一天，就会给东线的其他部队提供巨大帮助。第6集团军正牵制着强大的苏军部队，并给他们造成巨大伤亡。”

但这场在斯大林格勒上演的悲剧已然接近尾声。对于我军在此地作战的普通士兵而言，每过一天都会经历新一轮的饥饿、物资匮乏、各种艰辛、严寒、精神上的孤独、无助，他们害怕被冻死或是饿死，尤其害怕受伤，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受了伤是无法得到治疗的。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各不相同，或勇敢无畏，或充满绝望，抑或只是漠然处之。但是无论他们怀着什么样的感情，除了不眠不休地拼斗下去以外，别无他途。他们清楚自己所处的这个可怕环境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假如他还能活下去的话。这是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

中高级军官的情况与普通官兵一样，此外，他们还要对把一切托付给自己的士兵负责，承受着眼睁睁不能帮助他们的痛苦，明明知道部队在饥饿且缺乏弹药的情况下要执行接到的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诸如此类，其结局是早已预料到的。

高级指挥官与其参谋人员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要好很多，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则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他们不能对绝望的形势抱有任何幻想。根据不同的级别和性格，他们迟早会认识到希特勒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愚蠢的，他对集团军做出的承诺也是不可信的。对于他们所指挥的官兵来说，等待他们的结局是确定无疑的——死亡。他们每接到一个命令都要做一番心理斗争：是否应当执行？他们不得不下达那些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错误的命令。此外，他们在部下面前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充满勇气和信心的样子。

此时，对作战部队的物资补给已经几乎完全停止。部队缺少食物、弹药、燃料和各类装备。损失了什么，那就是永远损失了，再也无法补充更换。物资匮乏变得日益严峻。于是，许多炮兵部队在打出最后一发炮弹后便摧毁了大炮。油箱空了的卡车司机会点火烧毁这些车辆。部队成建制地消亡了。第6集团军就像被大火吞噬一样，直至只剩下一堆熔渣。

部队的伤号没有医疗救护所，没有床，没有食物，没有药，甚至连绷带也没有。医护人员无计可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用的东西。这种状况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且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这场战役还要持续多久？

1月16日至24日，原来的口袋被一分为二，两个口袋中的部队只能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系。最后一个应急着陆场也已失守。1月23日或24日，最后一架飞机从口袋中起飞向西而去。之后，剩下的第6集团军部队便完全与外界隔绝了。这对于被围部队来说意味着什么，令人不难想象。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部队处在极其绝望之中。空军向被分割的口袋空投了补给物资，但空投的数量不多，其中大部分还落到了苏军的阵地上。就是落在由德军控制的小块区域内的补给物资，有时候也会没入积雪中而无法找到。

1月24日，苏军的停战劝降使者再一次出现了。他们希望——或许真的认为——德军此时会投降。保卢斯将军决定再次请求希特勒允许他投降。当天，他通过无线电发出了自己的这一请求。保卢斯将军坦率地解释了此时阵地难以防守的原因。他说部队已经无法得到集中指挥了。我军防线已经支离破碎，到处都有瓦解的迹象。部队缺乏食物和弹药，也没有绷带或药物救治伤员。最后他说，继续这样抵抗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将不可避免地彻底崩溃。他要求希特勒批准自己立即投降，这样做至少还可以拯救剩下的人。

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和我都支持保卢斯将军的这个要求，曼施坦因是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支持的，而我则是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这确实只是在重复过去两周里我们一直在提的请求。

面对这一切，希特勒仍固执己见。曼施坦因和我都没能打动他分毫，保卢斯将军直截了当的报告对他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部队伤亡数字、食物和弹药补给的状态，希特勒完全无动于衷。斯大林格勒周围地狱般的情景正变得日益残酷，但哪怕是对于亲历者生动的描述，希特勒的反应也异常冷淡。没有人可以说服他或者让他改变所持观点。他只是在不断重复，第6集团军每抵抗一天，对东线的其他部分就会有巨大好处。

对保卢斯将军的请求，希特勒立即给出答复，他禁止部队投降，并命令第6集团军要继续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弹。保卢斯将军只能拒绝了苏军的第二次劝降。

不久之后，希特勒给第6集团军发去了第二封电报，其中使用了大量崇高的措辞，如“英勇的防御”和“拯救西方世界”，等等。这就是希特勒所做的全部。而在这只口袋外，生活和战争还在继续。

末日来临

在口袋的北面和西面，苏军拓宽了冬季攻势的前线。意大利军队左面的匈牙利军队遭到了攻击并被击溃。在更北面，德军第2集团军正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南面的形势依然严峻，将部队及时撤出高加索地区是最后一线希望。尽管撤退是在最后一刻才开始实施的，但这一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也证明了令部队撤退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腾出来的师因此能够投入到其他地方的作战之中。其实此时让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感到担忧的不只是东线的战事，在非洲，英军占领了的黎波里，隆美尔的集团军也正面临着严重危机。

在这段时间里，帝国元帅戈林发表了数场演说，其中他就谈到了伏尔加河畔正进行的英勇战斗。戈林似乎没有意识到除了希特勒以外，他也正是造成斯大林格勒悲剧的主要责任人。他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作出的那个庄严承诺——通过空运为第6集团军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现在他正准备像过去那样奢华地庆祝自己的生日。就在这时，我和我的参谋军官已经将自己的食品配额降到了第6集团军部队的标准。之所以这样做，我只是为了略表“同志”情谊。

在一种令人恐惧且不断加剧的紧张氛围中，德国民众此时也已意识到了正在东线酝酿的巨大灾难。最高统帅部公告小心谨慎地让德国民众对即将到来的坏消息做好了准备。官方宣传机构试图宣传第6集团军此刻正进行的“英勇”战斗，以此来掩盖这一状况的规模和本质。

第6集团军的末日终于迅速而无情地来临了。其间，一名师长拒绝服从长官命令，为了拯救所剩无几的部队而自己做主向苏军投了降。一整支罗马尼亚军队带着所有武器装备投奔了苏军。那些再无法承受压力的高级指挥官要么自杀，要么站在前线上对正在推进的苏军开火，直至苏军的子弹终结了他们的痛苦。一些下级官兵请求长官允许他们穿过苏军防线前往德军主阵地。许多人踏上了这一危机四伏的旅程。在经历了数周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后，一名中士在3月孤身一人抵达了德军防线，但由于极度营养不良，他没能活多久。在这只口袋中，许多人饿死或冻死。

原来那两只被苏军分割的口袋变得越来越小。其中一个口袋再次被一分为二，所以此时实际上有3支被包围的德军部队：北部是第11军，中央是第51装甲军，南部是保卢斯将军亲自指挥的部队。当然，这使得防御比以前更困难了，但却有利于苏军发动进攻，因此加速了末日的到来。1月28日，保卢斯将军报告了那里的所有情况。他还补充道，根据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预测，部队最终将在2月1日彻底崩溃。

我和冯·曼施坦因元帅再次报告要求批准保卢斯将军自主行动。即使到了现在，希特勒仍然毫不客气地拒绝听取我们的意见；相反，他还给第6集团军发去了一封长电报，其中充满了“英勇的战斗”“将不可磨灭地载入史册”等夸张的字眼。希特勒并向挨饿受冻、濒临死亡的士兵们颁发了大量奖章，下达了大量晋升命令，他希望这样能够激励官兵们继续战斗。就这样，保卢斯将军被晋升为陆军元帅。这就是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后一刻所作的全部“贡献”。

此时的德国民众也察觉到了第6集团军的末日即将来临。在1月27日的公告中最高统帅部提到了“第6集团军仍能战斗的部队”，因此，即使是对军事一无所知的普通百姓也能够明白这种措辞暗示着什么。根据指示，德国宣传机构仍然只强调这场败仗中的英勇战斗。

帝国元帅戈林带头向第6集团军发去了一封特别电报，斯大林格勒的官兵都清楚地明白是戈林害了他们，因此对他更加怨恨。戈林在1月30日的一场演讲中，将斯大林格勒战役称作“日耳曼民族历史上最伟大也最英勇的战斗”，并将斯大林格勒的官兵比作在塞莫皮莱战斗至最后一人的希腊英雄们。难道他没有意识到作这样的比喻不是把第6集团军当成死人一样一笔勾销吗？包围圈内很多官兵听了他的这番疯话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知道，说出这番话的人，正是向他们保证能够通过空运为他们提供物资补给并为此庄严起誓的德国空军总司令。

在1月28日保卢斯元帅已对斯大林格勒后几天的局势做了预测，后来证明完全准确。1月31日，保卢斯元帅向陆军最高统帅部发去了一封电报，称部队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崩溃。就在同一天，中央的那只口袋投降了，活着的官兵都做了苏军的俘虏。2月2日，北部的口袋投降了；当天中午，南部的口袋也放弃了抵抗。每个口袋中的部队都发出电报宣告了末日的来临。在每一封电报的末尾都这样写着：“德意志万岁！”

结尾

虽然第6集团军接到的是错误的命令，就算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一些人完全清楚这些命令是多么愚蠢，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遵照命令，忠于职守至最后一刻。他们所经历的确实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役。尽管饥饿让他们虚弱，严寒将他们冻得半死，他们没有希望，也几乎没有弹药补给，但他们仍然给苏军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并对苏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在1月10日到2月2日的3周中，他们抵挡住了在人数、武器和装备上都占有极大优势的苏军。

这场战争本就不应该发动，不听高级军事顾问的劝告发动战争的人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我们对这些军人的判断一定不能为这些事实所影响。让我们再来看看希特勒在这场灾难面前做了怎样的反应吧！

就在希特勒清楚这一切都已告终结时，他对自己新任命的那位陆军元帅宁愿被俘也不愿战死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他说真没有料到这点，如果他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就绝不会晋升保卢斯为元帅。这就是希特勒唯一的反应，或者说至少是他向将领们流露出来的唯一反应。

希特勒并没有对自己过去的顽固表现出任何懊悔，也不认为自己需要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自责。他仍然提出同样的理由，这也是他为宣传所定下的官方说辞：为了建立一条新的防线，第6集团军的牺牲是完全有必要的。糟糕的天气，即是说他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使得空军无法为第6集团军空运补给。我曾经根据自己去年冬天在前线的亲身经历警告过他，那里的天气状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希特勒以往的记忆力非常好，然而他却在那时轻易忘掉了这个警告。希特勒从未承认过自己应当担责，或者对局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听他说话，无论如何他永远都是对的。如果他的决定失误了，那一定是由不受他控制的不可预知或不可估计的因素造成的，否则便是负责执行他命令的人效率低下或是其他什么更坏的情况。

对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惨痛的悲剧、成千上万名士兵经受的痛苦以及他们无名的家庭所遭遇的巨大不幸，希特勒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他好像很快摆脱了这一切，又开始积极地制订起未来的计划。“我们要重建第6集团军。”希特勒说。这就是他对这一失败的解决办法。尽管新的部队可以被命名为“第6集团军”，但是真正的第6集团军显然是不可能再次重建起来的，它已经在斯大林格勒彻底覆灭了。随着第6集团军的消亡，迄今为止德国陆军对希特勒这位最高统帅的信任也丧失了一大半；或者更准确地说，希特勒的固执葬送了德国陆军对他自己的信任。

记得我曾经在11月时告诉希特勒，如果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25万名士兵，那么东线的脊梁就将被打折。后来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正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

对于已经发生的这场悲剧而言，这确实是毫无作用的慰藉。接连几个月，我努力想让希特勒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我屡屡失败。因此，对于自己作为总参谋长的定位我得出了某些结论。于是，我去见希特勒要求他解除我的职务。他听了我的这一要求后大发雷霆，粗暴地回答我：“将军无权离职。”

战役评说

战役之间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对德国民众和军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这的确可以说让他们感到了恐惧。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落得这般可怕的下场，这恐怕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日复一日的残酷战斗正是现代战争的本质，这使得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过去。然而，人们已经开始公开表示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力的质疑。

整个1943年，从第一天开始就非常凄惨，之后还将会发生更多意料之外的悲剧。尽管我们损失了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一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但东线确实可以稳定了下来，我们还避免了苏军实现战略上的决定性突破。到了3月，在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的指挥下，我们甚至有可能从苏军手里夺回哈尔科夫。但是第6集团军的覆灭将德国陆军撕开了一道口子。第6集团军的20个师几乎全部是一流的部队，就算重建在斯大林格勒损失的所有师，这个巨大的伤口也永远无法愈合。

随着东线或多或少平静了下来，南部的战斗便开始走向高潮。1月，隆美尔撤出了的黎波里，并被迫撤退到利比亚—突尼斯边界沿线的马雷斯防线。就这样，意大利失去了其最引以为傲的殖民帝国。到了2月，老迈的“沙漠之狐”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来实现有限的目标。隆美尔迅速穿过突尼斯南部，对正从阿尔及利亚东部推进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成功地拖延了美军的行动。不过之后由于英军第8集团军的巨大压力，隆美尔被迫撤离马雷斯阵地并向南部撤退。此时隆美尔和阿尼姆（Arnim）的军队在突尼斯中部会师，他们共同组建了新的非洲集团军群。但是很快隆美尔就接到了命令卸任指挥职务，因为希特勒不想再看到另一位德国陆军元帅像保卢斯那样被俘。更为激烈的战斗过后，5月，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着英美联军对非洲的德意联军发出了最终的致命一击。5月中旬，轴心国部队投降了。盟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非洲，西西里海峡也再次向游弋在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盟国船只开放。

德意在突尼斯的崩溃，最终导致超过15万名德意官兵被俘，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震惊了意大利的舆论界。墨索里尼政府由此摇摇欲坠。截至那时为止只遭受过飞机轰炸的意大利即将成为战场。这年夏天，7个德军师进入了意大利半岛支援其盟友。尽管在意大利人看来军事援助显然是有必要的，然而墨索里尼接受援助时非常勉强，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顺便提一下，这几个德国师的调走给东线造成了很大麻烦。

就在此时，雷达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海上的明显优势。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上升的速度十分惊人，而盟军被击沉商船的吨位数也在以同样的速度迅速下降。

德国的工业区、交通线，特别是德国城市遭受盟军飞机轰炸的规模日益扩大，也日益频繁。空袭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1943年7月26日对汉堡的大轰炸就造成了5.5万人死亡。我们的战斗机和防空部队击落了许多架盟军轰炸机，但这并不足以阻挡之后连续不断的空袭。

陆军最高司令部认为在东线有必要保持一段时间的平静，以使精疲力竭的步兵和装甲师彻底休整。然而希特勒却认为现在不是休整的时候。在经历了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的惨败后，他决心要赢几场。因此，希特勒决定对库尔斯克西面突出近60英里的大突出阵地发动进攻。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钳形攻势将切断这一突出阵地中的苏军。

1943年7月5日，“堡垒行动”（Operation Citadel）正式开始了，中央集团军群在奥廖尔地区发动了进攻，南方集团军群则在别尔哥罗德附近发动进攻。参加进攻的部队总共有19个装甲或装甲掷弹兵师及16个步兵师。北面的部队很快就遇到了苏军一个纵深防御体系。步兵和工程兵部队试图为装甲部队清理出道路，但没有取得成功，且损失了大量人力物力。南面的集团军群开始时要更加顺利，但到了7月中旬，整个“堡垒行动”被迫中断。在“别尔哥罗德绞肉机”一役中，装甲部队的损失尤为令人担忧，此后德国装甲部队再也没能从这一重大损失中将元气恢复过来。苏联元帅科涅夫将这一战役称为德国装甲师的挽歌。

大约就在此时，盟军在地中海战区的战略计划也已浮出水面。7月9日至10日夜间，盟军伞兵部队在西西里岛南部实施空降，对欧洲南部的占领战斗已然开始。紧随先头部队其后的是由2 500多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其中包括战舰、登陆舰和运输舰。意大利第6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无法抵抗英美联军的进攻，特别是他们猛烈的轰炸和重型舰炮的轰击。进攻开始时，驻扎在西西里岛的两个德军师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阻止盟军登陆，其中一个师还驻扎在西西里岛西部，盟军进攻之初期那里没有发生战斗。第三个德军师穿过墨西拿海峡转移到了卡塔尼亚平原，第四个师空降到了西西里岛。这4个师编成了一个军，但此时已经太晚了，他们无法对战局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军在埃特纳火山地区艰苦作战，最终不得不撤回欧洲大陆。8月17日，这支部队带着所有武器装备回到了意大利。

墨索里尼在战争中指挥无能的最新“证据”使得他的政权再也无法维持下去。7月25日，在法西斯大会的一场讨论激烈的会议上，墨索里尼，这位法西斯领袖，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之后国王下令逮捕了他。一夜之间，法西斯主义就如同纸牌屋一般倒塌了。1941年，意军在阿尔巴尼亚和非洲战败时被墨索里尼当作替罪羊的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组建了新的政府。希特勒立刻意识到巴多格里奥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尽快同盟国议和，因此他非常迅速地采取了行动。7月26日，德军一个新的集团军开始从法国、提洛尔和卡林西亚向意大利北部转移，这个集团军有8个师，司令为陆军元帅隆美尔，其任务是如有必要时防止该区域失守。因此，德军此时在意大利有两个相互独立的总司令，分别为北面的隆美尔和南面的凯塞林。这将会影响意大利半岛未来的军事行动。

虽然意大利人宣称他们打算继续打下去，直至最终胜利，但8月份是在一种极度紧张的氛围中度过的。德军和意军面对面手持武器，却并不信任彼此。意大利海军部长刚刚发誓无条件效忠陆军元帅凯塞林和德意联盟，可是才过了几小时，意大利便通过无线电宣布投降，其海军起航前往马耳他岛等待盟军受降。与此同时，美军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湾登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德国装甲师，另外两个装甲师被困在罗马地区，其中一个在阿普利亚，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德军师此时正紧急奔赴战场，但由于许多桥梁被破坏，且部队长期缺乏燃料，因此初期并未参战。就这样，盟军的登陆也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让凯塞林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盟军并没有在罗马地区登陆，否则意大利南部的所有德军部队将面临被分割的致命危险。阿普利亚的一个德军师奉命拖延强大的英军第8集团军，此时该集团军已经在托兰塔湾登陆，这个师在完成任务后成功与德军主力会合。所以最后事态的发展比我们之前预料的要好很多。我们也成功撤回了驻扎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全部部队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

对于希特勒来说，他的最初目的是让凯塞林的几个师尽快撤退到亚平宁山脉，在那里与隆美尔的部队共同构筑一条防线，并由隆美尔负责指挥。然而此时他所担心的灾难实际上并未发生。在希特勒看来，沿着最狭窄的前线守卫罗马以南的区域是非常值得的，相对于守卫意大利北部的首都而言，守卫这里所需的部队更少。因此希特勒任命凯塞林指挥意大利战区的所有德军部队，并将隆美尔调回西线接受新的任务。

在整个冬季期间，凯塞林的集团军群成功守住了意大利的“腰部”。然而到了1944年1月21日黎明时分，美军在罗马以南的安齐奥登陆，从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几周以来德军的空中侦察无法报告盟军后方和港口的活动，但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仍对这一登陆有所准备。盟军的第一批登陆部队此时也并没有利用安齐奥阵地暂时处于虚弱的时机发动进攻。因此我们得以撤回前线的部队，并从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德国以及巴尔干地区抽调出几个师。这些师急行军后及时赶到了安齐奥并包围了美军的滩头阵地。如果盟军是在利沃诺而非罗马南部登陆，那么德军的整条防线就将不得不撤到意大利首都以北。

德军在2月期间发起了两次进攻想要把盟军部队赶下海，这些进攻按照德军的标准来看都是大规模的。但两次进攻都失败了，首先是因为之前的彭甸沼地无法通行坦克，其次是因为希特勒亲自插手了战斗，他直接下令所有师要同时投入战斗。第一次进攻期间，一个德军师抵达了距海滩非常近的地方，以至于美军指挥官已经决定下令让士兵重新登船撤回，但对此一无所知的德军却在这时莫名其妙地停止了进攻。到了3月，希特勒终于下令所有在此地交战的德军师转入防御，因为意大利的铁路网已经基本被摧毁，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不可能再通过铁路运输那些继续进攻所需的弹药。

1943年夏末期间，东线由德军200多个各类师守卫的防线仍深处苏联腹地。这条防线起于芬兰湾，经由列宁格勒郊区直到奥廖尔以西的某地，然后从这里直到哈尔科夫，又从哈尔科夫延伸到亚速海东岸。400多万德军官兵与550万名苏军对峙，此外在次要战区还有125万名德军，他们大部分位于巴尔干地区，由于对方游击活动日益严重，当地需要数量更多的占领军队。在挪威、丹麦和克里特岛也有规模较大的德军部队。

苏军8月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并于1943年到1944年冬季期间顺利夺回了乌克兰。希特勒反对适时放弃不必要的阵地，这一非常不切实际的顽固想法肯定为苏军的巨大胜利提供了相应帮助，甚至有时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得以成功。有些部队接到命令从而坚守已毫无价值的阵地，结果却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亡。他们一直没有进行轮换，也从未撤到后方休整，并且通常都是在与8倍于己的对手作战，就这样他们被慢慢拖垮了。德军部队毫无意义地忍受着战火的炙烤。由于美国提供的援助，苏军在武器和装备上越来越占据明显优势，而德军正是要和这样的对手争夺每一寸苏联土地，最后被打败不可避免。到了1944年2月，顿涅茨盆地和乌克兰黑土区等原材料产地均已失守。此时德军的战线起于列宁格勒直到斯摩棱斯克以西某地，之后穿过普利佩特沼泽的西部和基辅的南部，沿着第聂伯河直到敖德萨。因此德军又回到了波兰和苏联的旧边界，并与喀尔巴阡山保持着危险的距离。在这些冬季战役中，我们损失了大量最优秀的士兵。在许多次包围战中我们的伤亡特别大，这些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不是灾难的结束。1944年春，未能及时撤出克里米亚半岛的第17集团军被对方切断了退路。人们说，德国人在乌克兰遭到了“天谴”，这并非毫无道理。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东线所面临的糟糕局势。1944年5月11日，英美联军向意大利德军发动了等待已久的大规模进攻。尽管凯塞林的集团军群坚持战斗、不怕牺牲，但仍无法继续坚守山区中的防线以及罗马以南的安齐奥滩头堡周围的防线。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凯塞林下令部队不作抵抗便撤出罗马，6月6日，美军进入了这座“不朽之城”。与此同时，由于迟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德军部队此时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只是由于盟军的犹豫不决他们才得以撤出。就在美军进入罗马的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下达了进攻法国的命令，这是西方盟国与德国之间的一场主要战役。

第五部分

法国：大西洋堡垒的崩溃

陆军中将

博多·齐默尔曼

博多·齐默尔曼

（Bodo Zimmermann，1886—1963）

1920年从德国陆军退役，1939年被再次征召进入总参谋部。1940年至1942年，担任西线总司令的作战部部长，此后担任D集团军群作战部部长，直至德国投降。1944年4月晋升中将。

背景

至今我仍清楚记得1943年3月的那个清晨。那是在西线总司令的指挥部，它位于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昂莱。伦德斯泰特的办公室设在一座小别墅内，当时我是他的首席作战参谋，或者叫Ia（应急战斗教员），大致相当于英国总参谋部一部参谋或美军的G-3参谋（负责计划、作战与训练）。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当我走进这位陆军元帅的办公室时，他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充满活力。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伦德斯泰特总是会将自己的仪表打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就在这个上午，他的举止却让人看起来十分沮丧。一张口他便告诉了我原因。

“斯大林格勒已经失守了，”他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就像前任西线总司令冯·维茨莱本（Von Witzleben）陆军元帅那样，伦德斯泰特始终清楚，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军队踏上欧洲大陆前，与英美两军在法国的决战我们便可能会因为东线的战役而失败，我们甚至有可能正在输掉这场决战。击退这次预期进攻所需的士兵、大炮和坦克此时正消耗在欧洲另一端的大屠杀之中。1942年时这已成为事实，到了1943年更是如此，在这一年里，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已经相比于施佩勒的第3航空队形成了绝对优势，这至少有一部分应当归咎于戈林的懒惰与低效。

在此之前，盟军轰炸机日益猛烈的轰击已经对我们的资源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先后在非洲、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爆发的激烈战斗，对德国资源的消耗虽说是在其次，但也绝非无足轻重。

这就是我对当时外部情况非常简略的介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伦德斯泰特试图组织法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防御，以抵抗即将到来的盟军进攻。

当时，德军西线部队的分布呈一个巨大的弓形，大部分的兵力都部署在海岸线或者靠近海岸线的地区。这一巨大的弓形从荷兰沿着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直到比利牛斯山，又从这里沿着地中海到达土伦港。意大利第4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守卫着土伦与意大利边界之间的一段防御阵地，这个集团军也由伦德斯泰特指挥。许多德军部队，包括野战军、海军和空军在内，都被限制在所谓的“堡垒”中，这些堡垒包括前沿岛屿和修筑有防御工事的基地。例如，仅海峡群岛就驻扎着3万至4万名德军，其中包括一个加强步兵师、一个高射炮旅、许多重型海岸炮台、工程兵以及托特组织的人员。这么大一支力量守卫着这些孤立的阵地，物资补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至于希特勒直接下令让部队储备了一年的物资。在这宽阔的战线上，伦德斯泰特想要让此地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部队撤退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直线距离计算的话，这条防线长有600多英里，若把大陆和岛屿的海岸线考虑进去的话还会长得多。想要用现有的部队“守住”如此漫长的防线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1943年时在西线也确实没有足够的部队应付从任何地方发起的大规模进攻。

我们除了沿海岸线部署的部队外，在后方还有少量由年长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他们接受驻法国和比利时的陆军司令指挥。这些部队不能被当作预备队。此时西线确实也没有灵活、强大、机动的预备队。在1943年时间，这类预备队一旦组建，总会立刻被派到苏联或者意大利参战，特别是被派去苏联战场。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德军西线部队中所有强壮的士兵以及物资补给都在不断地被调往东线。

因此，西线的组织和战术部署仅仅像是一锅大杂烩。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这里的指挥官、部队和装备都成了二流的。从1943年开始，德军西线部队的基础就是装备着老旧武器的年迈士兵，无论是从人员还是装备本身来讲，都根本无法应对即将来临的盟军的猛烈进攻。

漏洞百出的“大西洋壁垒”

1942年间，为掩饰德国西线防御的诸多弱点，希特勒下令沿海岸线修筑防御工事，以英吉利海峡沿线最为密集。巨型混凝土工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不过想要在各地普遍建造这类坚固的防御工事是不太可能的，更不用说武装整个所谓的“大西洋壁垒”了。德军在1942年11月才占领法国的地中海沿岸，这条海岸线上原就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由于物资补给缺乏，“大西洋壁垒”所需的绝大多数武器装备，小到地雷甚至是带刺铁丝网，都是从德法边界上的老“西墙”拆运过来的。

将精疲力竭（常常是已被击垮）的师从东线调到西线休整和补充，最高统帅部的策略。一旦这些师重新整编并补充装备完毕就会立即返回苏联战场。我们的战斗序列中因此经常会出现很多师，但实际上只是个空架子，非常具有迷惑性。一线作战部队的抽调仍在继续。苏联人的到来解释了这一切。

按照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指令，20个装备精良的营连同他们的重武器从西线调到了东线。作为弥补措施，最高统帅部向伦德斯泰特保证为其提供60个所谓的“东方志愿兵”营，这些营的大部分士兵此前是苏军战俘，他们缺乏训练，装备也很差。面对训练有素的盟军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志愿兵”会与他们的西方盟友作战（哪怕是假装）呢？这简直是荒谬透顶。

伦德斯泰特在1943年春天想要向希特勒汇报西线此时的实际情况，但这只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在萨尔茨堡山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其中有两个小时是希特勒在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东线的看法，而此后一个小时的茶歇不能讨论公事。不难想象，伦德斯泰特当时坐立不安，心中越来越愤怒。他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事后说几句讽刺最高统帅的话，并下令对沿海防御的整个情况写一份详细报告上报最高统帅部。

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在这一年间进攻法国的次数和效率都提高了。这严重影响到了德国的行政、工业和铁路建设，并最终影响到了铁路本身。英吉利海峡沿线防御工事的修筑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个典型的管理“混乱”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导致数千名修筑防御工事的建筑工人被调去修筑机密的V型飞弹的发射场。对于工人的调动这件事，伦德斯泰特之前并不知晓，而当他发现他的上级竟背着他调走这些工人时，他的愤怒之情确实可想而知。

1943年夏末，希特勒下达了“元首第51号指令”，这一指令称西线战区将成为决定性的防御区。自此以后，德国防御的重点将放在英吉利海峡。为了配合执行这一政策，新生产的大部分重型武器连同必需的弹药和补给将提供给伦德斯泰特。希特勒对于这一合理的战略指令并不感到满足，于是他又给西线总司令下达了作战指示。“元首第51号指令”规定，绝不允许盟军部队在海岸取得立足点，其一旦登陆就应当立即将他们赶入大海。确切地说，无论如何德军都要坚守海岸线而不允许向后撤退一步。

秋季时，伦德斯泰特给最高统帅部的回复是一份详细的报告，这是年初他与希特勒会谈失败后下令撰写的。这份报告犹如在最高统帅部引爆了一颗炸弹。

伦德斯泰特的这份报告称，西线大多数德国士兵的年纪都太大了，且装有假肢的军官并不鲜见。有一个营全是由患耳疾的士兵组成的。后来组建的第70师都是患胃病的士兵，他们需要特别的饮食（尽管这支部队经常受到疾病折磨，但在瓦尔赫伦岛的战斗中却非常勇猛）。至于说机动性，西线大多数部队的机动性不足，或者甚至完全没有机动性，因此战术价值有限。部队严重缺乏重型武器，特别是坦克——东线危机不断，这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元首第51号指令”所提到的增援。只有少数几个伞兵师和装甲师在理论上来说可以参加战斗，除此之外，西线的情况都是令人沮丧的。

报告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未来在盟军进攻之初，战略预备队应当立即对主攻点发动迅速而有效的反击，可西线却没有任何的战略预备队。德国空军实力非常弱，不可能有效压制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行动。而海军仅有少量摩托艇及几个鱼雷艇支队。由于英吉利海峡太浅，潜艇也无法正常作战。

伦德斯泰特的这一报告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再次向我们保证提供增援。然而由于东线不断爆发危机，这些增援必须被及时调到东线，因此我们得到的增援实际上非常少，或者完全没有。至于空军，希特勒保证进攻一开始强大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队就会被调到法国，其实甚至有可能希特勒自己都知道，到那时一切已经都太晚了。可能他确实知道：这些“命令”只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又一个例子而已。

在法国，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英美两军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发动一场无疑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大规模行动。伦德斯泰特预计这一行动将于次年春季开始实施，但他对于盟军进攻的猛烈程度以及他们为进攻提供支持的巨大技术优势不抱任何幻想。盟军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登陆行动已经充分证明，在他们的舰炮和空中优势面前，凯塞林部队的勇气与牺牲并不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完全可以预料，比起我们将要面对的战斗而言，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登陆战简直不值一提。

伦德斯泰特在圣日耳曼

在等待这场战役开始的几个月中，我记得发生了两件能够反映伦德斯泰特性格的事情。

盟军的空袭日益频繁，使得伦德斯泰特的参谋部越来越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尽管他本人并不十分在意空袭。在伦德斯泰特位于圣日耳曼的家中，我们趁伦德斯泰特不在指挥部时，迅速在他的花园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掩体，并且非常有效地伪装了起来。当这位老绅士看到这个防空掩体时，他非常明确地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踏进这玩意儿一步”。然而有一天晚上，盟军轰炸机朝圣日耳曼投下了照明弹，看起来他们可能马上就会投下雨点般的炸弹。于是我命令伦德斯泰特的儿子将这位陆军元帅带到掩体去。小伦德斯泰特在遭到这位陆军元帅的强烈反对后，最终成功完成了任务。碰巧盟军轰炸了周围的郊区，那时我忙于接电话，完全忘记了这位总司令。一个小时后，我的电话铃响了。在电话里，陆军元帅如往常一样彬彬有礼，他简单地问我道：“齐默尔曼，请问我现在可以出来了吗？”

还有一个有关空袭的故事，是伦德斯泰特在军官食堂里笑着告诉我们的。

伦德斯泰特每天都要在圣日耳曼的街道上独自散步，且随身只带着他的拐杖。有一天，空袭警报响了，陆军元帅仍和往常一样，对此毫不在乎。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法国老妇人，她手臂上挎着购物的篮子，对于空袭也是不以为然。“可是，太太，”伦德斯泰特问道，“你难道不怕炸弹吗？”这位老妇人回答他说：“我为什么要害怕呢，元帅？他们不会轰炸圣日耳曼的，这里在军事上并不重要，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隆美尔

1943年年底，遵照希特勒所派，隆美尔视察西线从丹麦到西班牙边界的沿海防御。除了他能力出众的参谋部之外，隆美尔没有任何部队。然而最高统帅部希望隆美尔的主动性、经验和战术知识能够提供宝贵的帮助。此外，最高统帅部还希望隆美尔在西线的出现能够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

我记得就在圣诞节前不久，隆美尔与伦德斯泰特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伦德斯泰特简要而充满疑惑地介绍了西线的局势，他谈到了部队素质的低下，空军实力弱小得到了危险的地步，而海军几乎没有任何舰艇，并且特别强调了西线防御系统的主要缺陷，那就是根本没有强大的中央预备队。最后，伦德斯泰特说道：“在我看来，这一切都非常不利。”

两位陆军元帅在会议结束后共进了午餐。陪同用餐的还有几位高级参谋军官，我便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两位元帅中肯定有一位会先开口说话，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要交谈的意思，显然两人都是心事重重。他们经过刚才的讨论后，各自的心情都变得极为沉重。这样一顿奇怪而安静的午餐，令每个在场的人都难以忘记。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最高统帅部决定由隆美尔来指挥西线。希特勒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隆美尔指挥一支大规模的预备队，在盟军“入侵”时尽早发动反攻并击退他们。然而此时没有适合的部队可用。因此，在得到伦德斯泰特同意后，隆美尔负责指挥守卫“入侵”前线的B集团军群。这些部队包括几个荷兰师、英吉利海峡沿岸的第15集团军以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第7集团军。在视察时隆美尔便已发现，只有英吉利海峡的战区有一定防御力。此时他的职责已不仅仅是提出建议了，隆美尔已经开始全力以赴地展开工作了。

西线的防御在整个春季期间已大为加强。隆美尔采用了两个新方法，第一就是修建了所谓的“隆美尔芦笋”，即在适合滑翔机着陆的地区打上木桩；第二，在海滩上设置水下障碍物并布下大量水雷。我们这些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通过空中侦察盟军看得清清楚楚，水下障碍物确实让盟军将涨潮时登陆的计划改为了退潮时登陆。我们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引起对方足够的担忧，以促使他们推迟进攻，哪怕只是推迟几个月也好。因为隆美尔和伦德斯泰特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时间。为此，我们在法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参谋部，并将其伪装成装甲师和装甲军的司令部。然而这些伪装的参谋部并不能长久地迷惑对方。由于在法国有非常多的法国和英国特工，这个计谋一两个月就会被一一识破。

然而对于部队来说，隆美尔的精力与干劲也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激励效果。尽管隆美尔使部队变得非常紧张，以致到了夏季就出现了疲劳的迹象，但是他们的士气着实提高了不少。

诺曼底的海防状况

英吉利海峡防区——指塞纳河和斯海尔德河两个入海口之间的沿海地区——是离英格兰最近的海岸线，因此一直被我们认为是盟军最有可能展开进攻的地区。“元首第51号指令”支持了这一假设。因此德军优先在这一防区中部署了部队并修建防御工事。随着英吉利海峡防区防御的加强，相对而言，诺曼底地区则越来越被忽视了。1944年1月，代表最高统帅部视察西线的一个检查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诺曼底的沿海防御缺乏足够的部队，因为沿海岸部队守卫的防区太宽了。海军对此应负主要责任。此前海军情报部门曾声称塞纳河口与科唐坦半岛之间的海滩不适合大部队登陆：科唐坦半岛西部显然不可能受到盟军进攻，然而在东部，人们却认为强大的瑟堡堡垒将充分保护这一地区。这是一个传统的臆断，直到盟军真正发动进攻后它才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最初臆断也导致我们乐观地高估了堡垒所能控制的范围。这里的陆上防线足有25英里长，后来在战斗打响后证明驻军是守不住堡垒的。

从1944年4月开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诺曼底将成为盟军未来登陆的主战场。然而这些证据并不充分，英吉利海峡战区仍然是主要防区，此时也不能从这里抽调部队来防御诺曼底。但是希特勒对诺曼底也有同样的预感，于是他命令第91空降师和第6伞兵团驻扎在最有可能受到伞兵或滑翔机部队威胁的地区。顺便提一下，不管这些部队的番号是什么，第91空降师和第6伞兵团都要被当作普通的步兵投入战场。

西线的空中局势

盟军愈加猛烈的日间和夜间空袭，从反面显示出了德国空军力量的薄弱。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网以及德国空军自己的设施都成了盟军的主要攻击对象。通过火车转移部队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对海岸线的增援几乎完全经由陆路运输。塞纳河以及卢瓦尔河上的桥梁遭到盟军有计划的破坏后，甚至连陆路运输都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进展非常缓慢。与此同时，德国空军的基地被迫从海岸线撤到了巴黎地区。盟军的空袭非常分散，以至于我们研究了受攻击地区后也没有发现有关盟军进攻地点的任何线索。

对英格兰南部以及东南部极其零散的侦察也没能让我们得到更多可用情报。事实上，德军统帅部对于未来盟军进攻的目标地区一无所知，它可能是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任何地方，或者就是诺曼底。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我们必须做好在漫长的海岸线上任何的一点抵抗对方进攻的准备。这是盟军最大的优势所在。但盟军只会集中手中的技术实力强和最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对相对较小的一片区域发动进攻。

希特勒的西线战略

毋庸置疑，自1942年以来，希特勒对西线德军战略的整个态度都基于下列观点：东线的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其战事的发展对西线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在当时，不管东线的战事多么不利，我们仍然占据着大片苏联领土，因此我们在苏联面临的危险并不会直接威胁到德国。

然而在西线情况却并非如此，英吉利海峡与鲁尔区的距离非常之近，以至于盟军对英吉利海峡实施大规模登陆成功后，其先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德国最要害的工业区。因此，从空间的角度上看，西线面临的危险要比东线大很多。所以希特勒的基本理论是必须要在滩头击败盟军部队并立即将其赶下海。也正是这个原因，大西洋防线才会修筑。1944年过去几个月后，一个简单的考虑支持了这一理论。由于德军在东线遭受了严重损失，西线已经没有足够的机动部队进行运动战，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只能遵循希特勒僵硬的线性防御理论。这便是导致我们西线失败的主要原因，一个致命的决定——如果可以称之为决定的话。

盟军的情况

1944年春，我们认为盟军在不列颠岛集结了75个师，其中有65个师包括6个空降师适合用于进攻。据说这65个师中有20至25个美军师和40至45个英军师。

自1944年4月开始，盟军部队与空降兵配合，在英格兰沿岸进行了越来越频繁的登陆演习。从3月开始，他们的一批精锐部队从地中海回到了大不列颠，其中包括美军第1步兵师和第9步兵师，英军第51高地师、第1空降师、第1装甲师和第7装甲师，此外还有美军的一个特种突击工兵旅。

根据我们的估计，英国港口内可用的登陆舰总吨位，一次足以运载20个师通过英吉利海峡。

我们还认为美国国内尚有45个师已经完成了训练，并已做好战斗准备。桥头堡一旦建立起来，这些部队便可直接运往进攻区域并登陆。

在空中力量方面，我们估计双方的数量比为50∶1。另外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实际上没有海军。

综上所述，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盟军部队正准备向法国海岸线的任何一点发动进攻，而伦德斯泰特所能够集结起来与之对抗的力量，只是一个单一的、没有机动性的防御系统，且这个防御系统是由毫无空中支援的地面部队所组成的。

1944年6月5日诺曼底德军的战斗序列

共有三个师防守诺曼底海岸重要的一段：由东向西分别是第716步兵师、第352步兵师和第709步兵师。其中，第709步兵师也负责防守瑟堡。第243步兵师的一个团驻扎在诺曼底西北面，其余两个团与第91空降师和第6伞兵团一同驻守在科唐坦半岛基地附近，以防备盟军实施空降。由于地势不利和潮水较高的原因，科唐坦半岛的西海岸并没有被我们视为一个危险地区，因此只有第30机动旅防守，这个旅大多数为自行车兵。应西线总司令的要求，驻法国陆军司令将第1057卫戍团调到了诺曼底地区。但这支部队装备低劣，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位于受攻击地区的三个海防师，其守卫的区域平均有25英里宽，修筑有工事的支撑点也相对较少。

隆美尔这个B集团军群司令，手中立即可以调用的唯一一支预备队就是奥恩河以东的第21装甲师。虽然他采取了安全措施将部分装甲步部队调到了更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但该师的大部分部队仍集结在卡昂地区。

天气与潮汐

毫无疑问，潮汐、天气和风况都是我们和沿岸海军所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我们的整个防御体系中，如果任何一点的上述条件有利于盟军在凌晨时分发动进攻，驻守当地的部队就会马上进入戒备状态。我们在黎明时向各地发出的警报总数达到了天文数字。本来军事训练和工事修筑已经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这些频繁的警报使他们变得更为紧张，甚至有可能紧张过度了。

自6月4日到5日这两天，我们认为天气状况不利于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海军专家也持这一看法。于是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Dollmann）上将（诺曼底战役期间死于心脏病）下令部队暂时解除“戒备”，并于5日召集了他的高级军官到雷恩进行图上推演。

5日，诺曼底东部风力为5级，风向为东、南、东；浪级为4级到5级。德国海军军舰试图到海上布雷，由于风力猛烈，满载的船只有倾覆的危险，因此不得不返回港口。当晚的月亮也接近满月。

就这样，虽然6日诺曼底东部的退潮时间为5时至6时，但是盟军好像没有向这段海岸线立即发动进攻的一丝迹象。

进攻的第一个信号

6月5日约21时15分，记得当时我正在圣日耳曼的军官食堂，西线总司令参谋部的情报部主任跑来找我。他当时非常激动，因为他的情报人员刚刚破译了一份英国电报。盟军习惯于通过电报与西线的许多潜伏特工联络，我们的专家经常可以破译这些看上去无碍大局的无线电信息。

但是今天这封无线电报却不同寻常，因为电文中命令整个法国的抵抗运动当晚要行动起来。这其中只有一个含义：进攻就要开始了。

当然，我们此时已经做了详细的安排，这些安排都立即自动执行了。伦德斯泰特和他的参谋长已经得知此事，他的指挥部也是如此。与希特勒会面后，隆美尔此时正在从上萨尔茨堡赶回来的路上，预计次日中午才能到达。第7集团军的许多高级军官也正乘车返回他们各自的部队，虽然我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但还是下达了全面戒备的命令。这份破译的电报内容以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都已向最高统帅部作了汇报。

所有这些工作都完成得非常迅速，此后暂时没有发生什么事。午夜过去了，到了1点，圣日耳曼仍未收到进一步的消息。到了约2点，就在我们都快要以为又是虚惊一场时，B集团军群突然打来电话，说午夜过后不久盟军伞兵就已在诺曼底着陆了。

盟军的这些伞兵部队得到了其滑翔机部队的大力支援，我们几乎立即发现了他们在三个地点实施了大规模空降，其中两处在科唐坦半岛上，分别是科唐坦西北部和西部，另一处在奥恩河以东。从B集团军群我们得知德军部队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反击措施，激烈的战斗已经爆发。顺便提一下，第91空降师师长在从雷恩返回部队的路上，竟然毫无警惕地将车径直开入了盟军的一块着陆场，立刻就被打死了，但B集团军群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当夜确定了盟军空降的部队的番号，他们是美军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及英军第6空降师。

伦德斯泰特的第一反应

战斗开始之初，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盟军是否还打算向其他地区发动攻击，但很显然盟军必须立即从海上登陆以支援这些空降师，否则他们最为宝贵的空降兵和滑翔机部队就会被我们打得支离破碎。

由此完全可以预计黎明时分盟军部队就将从海上发起登陆行动，从其空降师的着陆区来看，进攻地点可能位于奥恩河与圣瓦阿斯拉乌盖之间。

至于这是否是盟军的一次主要行动，还是他们在海岸线上的其他地方登陆的前奏，在这一阶段我们当然无法确定。然而伦德斯泰特认为如果美军成功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滩头阵地，他们就会向这里发起主攻。因此趁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必须立即击败登陆的盟军部队。

当时，我们在西线有两个装甲师，严格意义上来说应归最高统帅部而非西线总司令指挥，他们的正式名称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这两个师分别是驻扎在法国西部的武装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以及驻扎在巴黎西南部强大的装甲教导师。未等最高统帅部批准，伦德斯泰特就将这两个师划归B集团军群指挥，并下令他们立即朝卡昂进发。伦德斯泰特还成立了一个由盖尔·冯·施韦彭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上将指挥的西线装甲集团军群指挥部，他希望一旦盟军登陆，他将指挥装甲战斗力量把英美联军立即赶下大海。

利用这些装甲部队对盟军造成沉重打击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装甲部队在路上被耽搁了，这主要是由于盟军的猛烈轰炸。待装甲部队最终抵达战场时不得不化整为零投入了战斗。最高统帅部的干涉是导致伦德斯泰特计划失败的另一个主因。

拂晓时分

6月6日凌晨6点还未到，西线总司令就收到了两封重要的电报。第一封来自前线。在猛烈炮火和空军战机的掩护下，大批盟军部队正试图在奥恩河与维尔河入海口之间以及更北面的科唐坦基地登陆。几分钟后收到的第二封电报则来自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电报就伦德斯泰特私自下令调动两个装甲师一事严厉地斥责了他，我们被告知，未经最高统帅部允许，不应调动这两个师。“我们还不能确定盟军将要在哪里发动主要进攻，此外希特勒也尚未作出决定。”尽管伦德斯泰特坚称盟军已经开始全面登陆，最高统帅部仍然固执己见。两个装甲师因此停止了前进。

整个早晨以及下午早些时候，我、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以及伦德斯泰特本人不断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想要弄清楚希特勒对这两个师作出了什么决定。显然希特勒当时正在睡觉，没人敢叫醒他。直到当天下午3点至4点的例会开始时，希特勒才决定允许这两个师投入战斗。于是两支部队立即继续前进。

可是为时已晚。早晨11点之前，诺曼底都笼罩在一片浓雾当中。这原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部队免受空袭，使其能够迅速前进。但此时雾气已经消散，部队必经的整片区域都受到了盟军空军最为严密的侦察。考虑到诺曼底与巴黎之间的区域都处于盟军空军的空中监视之下，部队根本无法在白天前进。

时间到了6月6日中午，很明显，盟军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巴约的卡昂以北成功实施了小规模登陆，在维尔河河口附近也是如此——由于我们设置了水下障碍，盟军是在退潮时登陆的。在更北面的圣迈尔·埃格利斯地区，盟军也正在实施登陆，但尚未在海滩上站稳脚跟。

我们在跟降落在科唐坦的盟军空降兵的战斗中，好像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美军第82空降师的部队正遭到德军预备队的集中攻击，他们陷入了极大的麻烦。激烈的战斗使双方均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后来我们才知道，强风将第82空降师的部分部队刮到了远离预定着陆场的内陆，他们与降落地点更靠近东部海岸的大部队分开了。

相对而言，在奥恩河东面着陆的英军第6空降师比较顺利。隆美尔的机动预备队第21装甲师本应立即主动对英军第6空降师发起进攻，但他们却在原地等待命令。到了早晨第21装甲师终于要被派入该地区，但此时在第7集团军看来，此时派第21装甲师消灭卡昂以北的桥头堡并解救该地区的被围据点，要比攻击英军第6空降师更为迫切。部队要渡过奥恩河，这当然需要时间。到了傍晚，第21装甲师向滩头阵地发动了进攻，其先头部队确实抵达了海岸线并解救了几个据点。可就在此时，另一支英国空降部队紧贴着正在进攻的第21装甲师后方着陆，因此第21装甲师只好调转方向撤退。批评师长的决定没有任何益处：当时他就在战场上，除了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决定外，他别无其他选择。

6月6日这天战斗的最终结果是这样的。盟军建立了第一批滩头阵地，此时正在迅速而稳步地巩固它们。他们实际上已经成功突破了我们沿海防御的外围。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停在海上，而行动迅速的登陆舰将士兵、坦克、火炮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上海岸。我们的守备部队完全被炮击和轰炸牵制住了，对于正在发生的进展几乎毫不知情。

我们与美军两个空降师的战斗仍然未分胜负。美军一面苦战，一面向维尔河北面的德国海防部队后方推进。一旦他们成功突破到达海滩，美军在那里的进攻也会取得成功，此外他们还会得到大量的增援。

进攻确定

德军最高统帅部多次下达命令，用刻不容缓的语气要求把登陆盟军部队赶回海里。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要由谁来执行这一任务。盟军的舰炮有着毁灭性的效果，射程也远超我们的预期。他们的空中优势使我们无法在日间进行大规模活动，因此几天内诺曼底地区内以及通往诺曼底地区的物资补给线路均陷入了一片混乱。不久，哪怕是向已经开始激战的部队提供物资补给都极其困难。与此同时，盟军空军对塞纳河下游的桥梁以及巴黎周边的内地铁路网发动了密集的空袭，这使得我们无法通过巴黎运送部队和补给，连渡过塞纳河也异常困难。

在此后几天的持续激战中，盟军部队逐步扩大了桥头堡阵地。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的桥头堡已连成一片，这样一来，这一部分海岸此时已经完全被盟军占领。在科唐坦地区及其西北面，美军也正在推进。我们现在已确定了盟军参战的两个集团军群：东面是英军第21集团军群，西面是美军第12集团军群。最高统帅部不断下令命装甲部队发动反击，命令越来越紧迫，却没有任何结果：部队要么是早早地陷入了困境，要么是因为原本用于反攻的部队不得不调去应对其他正在酝酿的危机，从而根本无法进行反击。

三四天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决定战争胜负的盟军大规模登陆取得了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将盟军部队封锁在诺曼底地区，阻止他们突破到法国中部，到达广阔的区域上与我们作战。我们很清楚盟军的主要目标肯定是巴黎，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谁占领了巴黎，谁就将占领法国。

如果要我在这里详细叙述诺曼底战役的整个过程，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此我只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很快便弄清了盟军的真正战略意图。盟军想要从科唐坦地区开始推进，逐渐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最后分割整个科唐坦半岛，继而夺取瑟堡堡垒。

他们这一行动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伦德斯泰特和隆美尔都认为，此时希特勒应当亲自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以及西线的战役将如何继续进行；简而言之，就是决定我们的战略。两位陆军元帅都明白，有限的手段已经无法改变当下的局面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离现有防线非常远的后方建立一条新的有利防线，以包围诺曼底地区。沿着这条防线我们应该能够再次构筑起稳固的防御阵地，这样就能撤回正在交战中的机动预备队，并将其投入他们应当被投入的战斗之中。于是，两位陆军元帅迫切要求与希特勒见面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马吉瓦尔会议

希特勒极其秘密地来到了他位于马吉瓦尔的旧指挥部，此地位于苏瓦松和拉昂之间。这个指挥部极其隐秘，在这里，希特勒会见了两位陆军元帅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元帅们最初提交的形势报告确实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保证立即为战役的下一阶段制定两位元帅所要求的必要指令。然而当话题转到盟军成功登陆所造成的后果时，希特勒的情绪发生了巨大变化。隆美尔特别强烈地要求希特勒从西线的军事形势中得出一些政治结论，希特勒对此十分生气，他对隆美尔的这一提议大为光火，并要求他只关心军事问题就行，不要过问什么政治。希特勒说这番话的意思，似乎是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在跟他作对。

就在这次会议进行期间，我们收到了一封电报，说瑟堡南部地区正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此时美军装甲部队已离开滩头阵地而向西北方向突破，他们正在实施的大规模包围威胁到了瑟堡堡垒。希特勒说次日一早他会亲自到该防区进行视察。

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去。第二天晚些时候，一枚本来向伦敦发射的V-1导弹发生了故障，结果绕了一圈在离希特勒指挥部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于是，所有安全部队都开始发疯般地调查这起事故。之后，在强大的战斗机护送下，希特勒本人立即飞回了贝希特斯加登。

于这场会议中下达的新指示只不过是对原来指示的又一次重申，瑟堡以及诺曼底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瑟堡堡垒近陆的防线太长，仅凭第709师的残部以及第77师被迫撤退到此地的部分部队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6月26日，瑟堡堡垒陷落。诺曼底战役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德军指挥官的变更

隆美尔在6月底起草了另一份非常严肃的形势报告并提交给希特勒。伦德斯泰特赞同隆美尔的看法，盖尔·冯·施韦彭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将军也是如此看法，对于自己的装甲师无谓地消耗在卡昂滩头堡这一情况，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要求重新评估德军的作战战术。两位陆军元帅再次要求与希特勒会面，并于月底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他。

伦德斯泰特和隆美尔显然受到了希特勒的无礼对待，两位元帅等了几个小时才见到他。当希特勒接见他们时，他一个人独自说了很长时间，谈论新的“奇迹武器”会有怎样的效果。两位元帅离开时确实深感愤怒。回到自己的指挥部后，伦德斯泰特给凯特尔打了电话，告诉他让他们最好找个年轻点的将领来继续指挥战斗，说他本人的年纪太大了。当凯特尔问伦德斯泰特自己应当怎么做时，伦德斯泰特一字一板地大声说道：“结束这场战争，你们这群蠢货！”

伦德斯泰特被解除了西线总司令的职务，这正如他所料，也正合他的心意，施韦彭堡将军也被解除了职务。7月3日，陆军元帅冯·克鲁格来到了圣日耳曼，此前他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希特勒训导了一周。克鲁格认为伦德斯泰特和隆美尔都太过悲观了，我们能够遵从希特勒的意愿找到赢得战争的办法。考虑到克鲁格在最高统帅部的听闻，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不久之后克鲁格就了解了真实的当下形势。他多次视察前线，很快就发现了德军装备低劣，与作战手段丰富的盟军形成了巨大反差，他也亲眼目睹了盟军的空中优势对我们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几天后他便不得不承认此前隆美尔和伦德斯泰特对局势的评估是正确的。

诺曼底的战斗此时仍在继续，其激烈程度丝毫没有减弱。盟军每天都会向前推进，他们这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条笔直向南穿过诺曼底的防线。

隆美尔在7月15日再次向克鲁格提交了一份严肃的总结，概述了自己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克鲁格为此同意召集前线所有高级将领开会，以征求他们的意见。

每一天隆美尔都会亲自视察前线。7月17日，当隆美尔的汽车返回指挥部时遭到盟军一架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的攻击，司机当场毙命，失去意识的隆美尔被送到了巴黎附近的一所医院。他的头盖骨严重骨折。就这样，在战役的关键阶段，B集团军群失去了指挥官。

希特勒物色隆美尔继任者的方法极为奇怪，他命令克鲁格在担任西线总司令的同时负责指挥B集团军群。克鲁格因此搬到了隆美尔在拉罗什盖恩城堡的指挥部，而原西线总司令参谋部则负责制定西线总司令职权范围内的所有决策，并且无须事先通知B集团军群。这就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时，克鲁格的主张与担任整个战区总司令时的主张不时会产生冲突。德军的高层指挥结构十分奇怪，而此时西线的指挥过程在其中的表现则最为突出。

7月20日的西线

关于刺杀希特勒的那次行动，并没有对诺曼底的部队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只会做一下简要的介绍。当时冯·克鲁格元帅犹豫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应该相信最高统帅部从东普鲁士发来的报告，确信希特勒还活着，还是应该相信由柏林传来的消息，认为希特勒已经死了。最后他亲自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的一位将军询问，那位将军明确告诉他希特勒并没有死。然而此时驻法国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普纳格尔（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将军却听从一些人的命令，逮捕了巴黎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主要人物。当克鲁格一得知刺杀失败的消息，便立即命令施图尔普纳格尔释放被捕人员，并建议他马上躲起来。可是施图尔普纳格尔选择了举枪自杀，不过他只是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半清醒状态下的施图尔普纳格尔不断重复隆美尔的名字，可能盖世太保就是在这时第一次发现隆美尔也牵涉进了这起叛杀事件之中。后来施图尔普纳格尔被处决了，众所周知，隆美尔也被迫服毒自尽。但正如我所说，这些事并没有对正在诺曼底战斗的部队产生任何影响。

盟军在诺曼底的实力

我们在6月期间大致了解了盟军在诺曼底地区的实力。在我们右半段防线对面是英军第2集团军，它由4个军组成，共计8到9个步兵师、1个空降师、2到3个装甲师以及5到6个装甲旅。在左半段防线对面是美军第1集团军，同样由4个军组成，约有9个步兵师、2个空降师、2个装甲师以及若干个装甲旅。所有这些部队都已在战斗中得到确认。

从7月开始，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及蒙哥马利将军之外，我们还会越来越多地提到巴顿将军的名字。他似乎正在前线指挥着一个新的集团军——之后被我们确认为美军第3集团军。据说巴顿将军是指挥装甲部队的专家，也是一个鲁莽大胆的人，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美国的古德里安”。

盟军在7月中旬之前的主攻点都集中在卡昂地区，不过到了中旬左右，他们的主攻点显然转移到了圣洛区。有迹象表明美军正准备在这里发动大规模进攻，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

美军适时发动了进攻，并在7月27日突破了圣洛区以西地区。此时，在美军第1集团军的西面，美军第3集团军也投入了战斗，并成功打通了沿诺曼底西海岸到达阿夫朗什的道路。

不久以前，克鲁格将隆美尔那份严肃的报告转交给了希特勒，这份报告前文已经提到，克鲁格在此报告最后还附上了自己的看法：

“刚刚来到西线时，我本打算坚决执行您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防线。可当一个人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要让我们的军队缓慢而持续不断地灭亡时——特别地，我想到了‘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他们的表现应当得到最高度的赞扬；当一个人看到部队缺乏几乎所有物资补给和增援，而我们的火炮、反坦克炮和弹药完全无法进行命令中所要求的战斗时（因此我们唯一的、真正的防御武器就是勇敢士兵的士气）——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对这条防线的未来产生极其严重的疑虑。尽管每天都有阵地失守，但由于士兵们的努力，军官们特别是下级军官们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可以向您汇报部队守住了防线。然而不管我们如何拼尽全力，这条备受考验的防线仍然即将被对方突破。由于我们的部队缺乏机动性，一旦对方突入开阔地带，我们就再也无法应对他们有组织的行动。作为西线总司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我的元首注意由此产生的后果。

“在一次于卡昂南部举行的指挥官会议上，最后我说道：‘我们要坚守阵地，如果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并从根本上改善局势，那么我们就将光荣地牺牲在战场上。’”

当盟军最终击碎了愈加脆弱的防线并从诺曼底涌入辽阔的法国本土后，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不幸的是，“最后手段”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战术方法，更不必说战略方法了。就在7月18日，我们的部队竭尽全力才勉强阻止了英军对卡昂地区的突破。顺便提一下，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对第16空军陆战师发动了这次进攻，而这个师此前还遭到了1 000吨炸弹的轰炸。

7月27日美军进攻圣洛区时的形势就是这样。阿夫朗什所受的威胁显而易见。到了7月31日，阿夫朗什连同蓬塔布尔河上一座尚未被炸毁的桥梁都落入了盟军手中。通往法国中部的大门已经敞开。

德军伤亡情况

从盟军进攻开始至6月25日，我们损失了897名军官（包括6名将军和63名团级指挥官）、40 217名军士和普通士兵、1 956名东方辅助部队官兵，总数达到43 070人。

之后的3周后，即7月中旬，我们的伤亡总数增至97 000人。这时候我们补充了6 000人，还得到了17辆新坦克，但远难补充被击毁的225辆。

到了8月7日，B集团军群的伤亡如下：3 219名军官（包括14名将军以及201名团级指挥官）、141 040名军士以及普通士兵、3 810名东方辅助部队官兵，总数达148 075人。

8月14日，即又一周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8 930人。

“法莱斯口袋”

美军占领阿夫朗什后，德军最高统帅部立即意识到了由此所带来的巨大危险。于是，紧急命令和电话如洪水般涌向西线总司令参谋部和B集团军群的参谋部：“决不能让对方突入开阔地带，所有人都必须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分钟。”

没过多久，最高统帅部又发来了另一封电报：“元首命令所有装甲部队撤离前线，由埃贝尔巴赫（Eberbach）将军接替指挥，对目标阿夫朗什发动反攻。”

此时组织力量对阿夫朗什发动反攻面临着巨大困难，但到了8月7日至8日夜间，德军最终发起了反攻。在取得初步进展后，由于黎明时分盟军的空军加入了战斗，反攻停滞了下来。进攻部队仅仅因为遭到轰炸而停止进攻，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盟军在阿夫朗什打开的突破口此时正变得越来越宽，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一个师一个师地通过这一突破口涌入塞纳河和卢瓦河之间的开阔地带。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勒芒，其次是切断德军渡过卢瓦河向南撤退的路线，将分散在布列塔尼地区各处的弱小德军赶到一起。

此时，德军第7集团军的左翼已毫无掩护力量，数量不足的增援再也无法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8月10日勒芒陷落后，美军第1集团军从南面席卷了德军第7集团军，而美军第3集团军则从东面对其实施包围。

但是美军所计划的包围圈要比这个更大。他们的主力正朝沙特尔推进，而强大的辅助部队则向巴黎以南的塞纳河中游进发。这些行动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美军正是打算切断德军在巴黎西面的交通线，并完整包围塞纳河下游以南的德军第7集团军与第5装甲集团军。

攻守双方于8月10日至20日间爆发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也不会得到及时补充，这使得第7集团军不断被削弱。加拿大第1集团军也在英军第2集团军左侧参加了这次战斗。

就这样，著名的“法莱斯口袋”形成了。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由于机动性较好，几乎毫发无损地逃出了包围圈，但在沙特尔—德勒地区，他们又受到一个更大的包围圈的威胁。

有一个例子足以能够说明我们后方的混乱情况，第一个进入沙特尔地区的盟军人员是一名独自开着吉普车的战地记者，当然他被德军俘虏了。这位记者用并不过激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愤怒，他说美军坦克没有像他们保证的那样先期抵达这里。

冯·克鲁格元帅之死

临近8月中旬之时，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决定去视察“法莱斯口袋”中的第7集团军，此时他们尚未被盟军完全合围。克鲁格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作为总司令沉重的责任感，也可能是出于作出最高牺牲的意愿。不管怎么说，他当时只带了一名副官便乘着配有无线电台的卡车驶入了口袋，去视察第7集团军和埃贝尔巴赫装甲集团军群的指挥部。

之后，西线总司令参谋部一整天都未能通过无线电与克鲁格取得联系。当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他立即作出决定——美军已经到了沙特尔，我们是要为保卫巴黎做力所能及的安排，还是要制定一个新的战略？我们该怎么办？对于一个战区司令的参谋部来说，圣日耳曼和战场之间的距离近得让人感到不安，然而未经希特勒允许，高级别参谋部不能随便变更指挥部地点。由于第7集团军和装甲集群都不能向我们提供有关克鲁格的消息，我们只能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克鲁格失踪了。

克鲁格消失在“法莱斯口袋”里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也无人知晓，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证据。此后据称最高统帅部的无线电监听部门截获了克鲁格发给巴顿的一封电报，其中探讨了停战的可能性。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克鲁格的那辆车被炸毁了。当天深夜他独自一人走回了埃贝尔巴赫的指挥部。最高统帅部得知克鲁格出现在那里后，希特勒立即发来了一道用词极为粗暴的命令：“既然现在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已经找到了，他应当立即从‘法莱斯口袋’前往第5装甲集团军的指挥部，到那里继续指挥正在进行的战斗。”此时克鲁格并未接到这条命令，因为他正驱车直接返回位于拉罗什盖恩城堡的指挥部。

由于这件怪事的发生，结束了克鲁格在西线的指挥期。8月16日，克鲁格在圣日耳曼与空军和海军的指挥官及巴黎卫戍司令召开了一场会议。他下令禁止在市区战斗，还下令禁止破坏诸如自来水、天然气和电力供应等必要设施；德国妇女和伤员要尽量撤退；德军只防守通往巴黎的道路，特别是主要公路。并下令称巴黎卫戍司令一职由自己亲自指挥，以确保以上这些命令能够得到执行。

克鲁格那时是否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呢？当时人们注意到克鲁格亲自与每一位军官道别，举止中带着一丝忧郁。之后他返回了拉罗什盖恩城堡。17日晚，陆军元帅莫德尔便已抵达指挥部，奉命接任西线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还给克鲁格带来了希特勒的一封短信，在信中希特勒称，由于克鲁格在几周的战斗中过度劳累，决定把他调到后备队“休养”一段时间。

克鲁格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免职安排。当晚他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恳求他结束西线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18日晨，他告别了自己的参谋军官，坐上了返回德国的汽车。在到达梅茨时，克鲁格让司机停下了车。在那里他服了毒。当他被送到梅茨医院时已经濒临死亡。

在他去世后，最高统帅部下令立即验尸。通过约德尔签署的一封简短电报，验尸结果发到了西线总司令参谋部，此时参谋部已经转移到了兰斯附近的凡尔齐。电报中这样写道：“体内发现氰化钾，确定无疑。”

逃脱“法莱斯口袋”，渡过下塞纳河

在此之前陆军元帅莫德尔只指挥过东线的战斗，并没有立即充分认识到法国形势的严峻，还希望自己能够扭转局面。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盟军空中优势难以想象的影响，后方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部队白天在任何主要公路上行动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事实上，他认识到了盟军登陆的全部意义。

于是，他立即决定不惜一切将所有能够撤出的部队撤到下塞纳河以北。这意味着可以最后努力一把，将还能够挽救的部队从尚未完全封住的“法莱斯口袋”中撤出来，哪怕不得不抛弃所有重武器。此时，这只口袋中有第7集团军参谋部、埃贝尔巴赫装甲集团军群参谋部以及4个军指挥部的参谋部，此外还有约13个师的残部。尽管盟军炮兵封锁了剩下的撤退路线，在8月21日至22日的夜间，德军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仍然成功突围。成功逃脱的第7集团军是第一批乘船渡过下塞纳河的部队。之后他们转移到了北面的休整区，以做好准备再次投入战斗。此时，巴黎和鲁昂之间的塞纳河沿岸已经完全交给第5装甲集团军负责防守。

进攻法国南部

“法莱斯口袋”内外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就在这对于德国指挥机构而言最为关键的时刻，预期中盟军对法国南部的进攻开始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位于里维埃拉的空中侦察部队曾报告盟军船只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港口集结。13日和14日，空中侦察突然发现盟军密集的运输船在军舰护卫下向北驶去；14日中午，这支船队穿过了科西嘉岛西面。我们由此预计他们15日一定会抵达法国的地中海沿海。可非常奇怪的是，在法国民众当中有一段时间流传着一个谣言，称盟军将在8月15日即“拿破仑日”登陆。我们认为盟军的目标是罗纳河谷。此时在法国南部，我们的上级指挥是G集团军群。

西线总司令参谋部在15日早晨收到了G集团军群发来的一封电报说，盟军的空降兵已经在罗纳河东岸附近的德拉吉尼昂空降，他们的海上登陆部队正对圣特罗佩—圣拉斐尔和戛纳之间的德军沿海防御阵地发动进攻。此时电文还没有接收完毕，线路就被切断了，直到这天晚上我们才与G集团军群重新取得联系。我们中午左右确实设法与第19集团军建立了临时电话路线，当时他们正遭到盟军的攻击。第19集团军向我们报告说，他们现与德拉吉尼昂的第67军失去了联系，估计这个军的指挥部已经被盟军的伞兵占领了。经历了最初的一些挫折后，盟军海上登陆部队在猛烈的空中轰炸和舰炮炮击支援下成功在圣特罗佩和圣拉斐尔的海湾登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发动进攻的是美军部队和“自由法国”的部队。

G集团军群司令布拉斯科维兹（Blaskowitz）上将此时手里只有一个机动预备师，即精锐的第11装甲师。盟军将要发动进攻的这一迹象刚一出现，这个师就从加龙河谷转移到了第19集团军战区的尼姆战区。这时，第11装甲师驻扎于加龙河东岸，是布拉斯科维兹侧翼防止盟军穿过山区实施包围的唯一屏障。

G集团军群与我们的通讯仍然很差，但两天后我们得知“入侵”的部分盟军已经转向西面前往土伦，剩下的盟军部队则试图穿过山区，沿着与加龙河谷平行的路线向北推进。

对此，希特勒的第一反应就是下令进一步巩固所谓的土伦和马赛“堡垒”。这是希特勒固守死板的防御思想的又一个例子。然而在实际作战中，我们需要更高度的灵活性。

很显然，第19集团军的阵地已经无法守住。此集团军共有3个军，其中一个已经被消灭了，他们原有7个师，原本是要守住法国漫长的地中海沿岸。G集团军也负责与第1集团军共同防守比斯开湾沿岸，他们的实力甚至比不上第19集团军。鉴于守住阵地是不可能实现，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部不止一次想要说服最高统帅部，强调此时部队必须快速撤出法国南部。盟军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他们打算通过沿着加龙河谷向北推进，以分割包围第19集团军，同时派出一定的力量进攻土伦和马赛“堡垒”。盟军对漫长的陆上防线发动进攻后，这些“堡垒”很快就被肃清。盟军背对着高地，这也为他们的进攻提供了便利条件。

到了17日，希特勒终于同意从法国南部地区撤出部分部队。然而即使到了现在，他也只准备采取折中措施，下令G集团军群在马赛和卢瓦尔河之间建立一条中间防线，在卢瓦尔河与B集团军群的防线交会。他的这一命令极不现实，因为源源不断向北推进的盟军部队已经到了这条防线的后面。在西线总司令参谋部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希特勒同意修改这一命令。现在G集团军群要守住朗格勒高原和瑞士边界之间的防线，可是比斯开湾沿岸的“堡垒”却不会撤离，我们甚至还要为其提供增援力量。G集团军群的残余部队在没有物资补给的情况下徒步前往第戎和卢瓦尔河。令人出乎意料的是，G集团军群的大部分部队都完成了这一长途行军，中途只损失了一个纵队。

在盟军于法国南部新的钳形运动之下，整个西线前线已经受到威胁，因为G集团军群沿着罗纳河谷且战且退时有可能被盟军分割，这就意味着B集团军群的左翼将濒临崩溃。第19集团军能够在盟军猛烈的攻击下走完罗纳河全程，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几乎是个奇迹。

9月1日，G集团军群从第戎给西线总司令参谋部打来电话，报告部队已经完成撤退。此时西线总司令参谋部也已转移到了阿登地区的阿尔隆。

在以上我讲述G集团军群的作战情况时，我也已经事先提到了B集团军群前线的战况。在那里，第7集团军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8月25日渡过了下塞纳河顺利撤退并向北进发。此时，巴黎和鲁昂之间的塞纳河北岸由第5装甲集团军防守。

丢掉巴黎

在遥远的东面，美军装甲部队与紧随其后的法军坦克向东北推进穿过朗布依埃，突破了我们在巴黎南部的环形防御，并于8月24日深入巴黎直到塞纳河边。在巴黎南面的塞纳河中游沿岸，从比斯开湾撤回来的德军第1集团军参谋部受命指挥少量部队，试图填补巴黎和卢瓦尔河之间的缺口。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军装甲部队很快就渡过塞纳河并建立了桥头堡，随后向东面和东北面推进，很显然目标是马恩河与兰斯。

陆军元帅莫德尔曾下令第5装甲集团军渡过下塞纳河撤退，并指示他们接手塞纳河北岸的防御职责。在盟军飞机不间断的猛烈空袭下，第5装甲集团军损失了大量装备，并付出了极大努力后才成功渡过了塞纳河，这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最后一批渡河的装甲部队是鲁昂地区的第116装甲师。塞纳河沿岸的场景令人震惊。最后一支德军部队通过的道路沿途布满了数百辆被击毁的车辆以及被烧毁的坦克。然而在投入了包括高射炮部队在内所有能够动用的部队后，我们才勉强在塞纳河北岸建立并守住了一条薄弱的防线。

此时，第5装甲集团军尚有80辆到100辆坦克可以使用，而他们所面对的盟军规模庞大，且其人员和装备都在不断得到补充，盟军的空军也完全主宰了每一片战场。

美军在拉罗什盖恩城堡东部也已成功在塞纳河上建立了一个小桥头堡，现正在将其扩大。一旦巴黎失守，这个桥头堡必然会威胁到整个塞纳河阵地。于是，莫德尔不得不非常迅速地转移位于拉罗什盖恩城堡的指挥部，以免“落入口袋”。

巴黎已经永远失去了。希特勒可能会下令发起反攻来夺回这座城市，但是拿什么来反攻呢？最终他甚至下令发动空袭并使用重型迫击炮来摧毁巴黎。与炸毁市中心桥梁的命令一样，希特勒的这些命令也没有得到执行。由于两位参谋长［B集团军群参谋长斯派达尔（Speidel）中将与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的明智态度，使得这些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未能被执行。

巴黎从此成了盟军作战的指挥中心。

新的形势

德军目前唯一一个完好无损的集团军就是冯·查根（Von Zangen）所指挥的第15集团军，这支部队面朝大海，守卫着英吉利海峡的阵地。此刻第15集团军面临着被正在推进的盟军从后方攻击并逐步赶出防御阵地的危险。

而第7集团军已被彻底击溃，他们现在只能拼凑出几个作战群，但即便如此都很困难。第5装甲集团军正在瓦兹河两岸作战，他们组建了几个机动作战军群，想要尽量拖延一下先后渡过塞纳河、马恩河与埃纳河的盟军部队。这些作战群的战斗非常成功，直到他们几乎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正因如此，第15集团军才得以一点点地撤出防御工事并沿着海岸线向北撤退。

在巴黎东面，战斗形势极其严峻。美国装甲部队不断突破虚弱的第1集团军。在兰斯和香槟沙隆先后出现了危险的突破口。假如美军此时派出强大的装甲部队向南穿过朗格勒高原，那么正沿罗纳河谷后撤的G集团军群就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但令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美军并没有这样做。

后备防御阵地的缺乏

为什么我们没有可供部队撤入的后备防御阵地？对此，读者可能常会感到奇怪。其实，我们的西线部队已经在法国和低地国家驻扎了4年，为了应对可能的失利，任何一位明智的指挥官都会做好必要的准备，必定会在他的后方建立一条随时可以进驻的备用防线。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将这种远见视为大忌，他甚至不允许任何人考虑撤退的可能，并极为理想地认为在战区后方建立一条防线将会助长这种思想。

实际上，我们曾经从理论上研究过在后方建立防线的可能。当然，这在当时是一项在绝密情况下完成的工作。这条防线起于索姆河，沿着马恩河与索恩河直到蓬塔利耶附近的瑞士边界。但是这条防线并没有建立起来，此时我们既无人手修筑，也无部队驻守。到了现在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在马恩河一带，盟军部队早已越过了这条理论上的防线。

最终指令的下达

由于战局的发展，莫德尔的西线总司令一职早已名存实亡，他与B集团军群的参谋部几乎每天都要转移指挥部以免被俘。G集团军群司令和参谋部从9月1日起驻扎在了第戎，莫德尔无法对他们的决策施加任何实际上的影响。

莫德尔发给希特勒的报告以及他对最高统帅部提出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些报告和要求均以B集团军群的遭遇为依据。他并没有含糊其辞，很显然，莫德尔能够对希特勒说其他高级指挥官不能说的话。

在临近8月底的时候，莫德尔用电传打字机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电报，称阵地难以防守。由于蒙斯地区的第5装甲集团军近来再次遭受严重损失，莫德尔认为重建防线并重组这一集团军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将部队撤退到战前的德国边境防线“西墙”，即国外所称的“齐格菲防线”。读者想必已经了解，在此之前，“西墙”绝对是一个禁忌词汇。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向希特勒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莫德尔的这封直言不讳的电报打破了这一禁忌。事实上，希特勒此时确实下达了指令，大意是让西线部队边打边撤到达“西墙”前沿地区并进入所谓的西部阵地，即阿尔萨斯—洛林边界的边缘地区，以便在此组织有效的抵抗。这一调动或许能够填补德军第1集团军左翼与G集团军群之间的缺口，此时G集团军群仍在向北撤退。我们尚不清楚的是第15集团军如何与前线其他部队重新建立了联系。

此时，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的残部已被迫渡过默兹河向东撤退。第1集团军位于卢森堡以及摩泽尔河沿岸。9月3日，布鲁塞尔被攻占。4日，英军进占了安特卫普，然而他们未能扩大对该城的控制或扫清通往港口的道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第15集团军原计划穿过列尔的撤退路线已被切断，但仍能够穿过斯凯尔特河口以及岛屿平安脱险，并且成功在艾伯特运河与默兹河之后建立了新的阵地。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新组建的第1伞兵集团军在施图登特（Student）上将指挥下迅速沿艾伯特运河部署，他们至少要防止荷兰落入盟军手中，因为从经济上看，荷兰对战争的成败极为关键。

伦德斯泰特复职

在路途漫长而充满艰险的德军大撤退过程中，不仅整条防线支离破碎，部队的士气也一落千丈，事实上我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人来领导。此时，包括荷兰水域屏障、“西墙”以及毗连的西部阵地在内的防线都必须尽快重新整合起来。8月下半月时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建议起用伦德斯泰特，他知道自己表达的亦是前线作战部队的意愿。莫德尔赞同且热烈欢迎这一建议。就这样，伦德斯泰特退役后第三次被召回，9月5日，他来到了位于科布伦茨对面的阿伦贝格的西线总司令指挥部。随伦德斯泰特一同到来的还有他的新参谋长齐格菲·韦斯特法尔将军。我们所有的参谋军官都由衷地欢迎伦德斯泰特的归来。

西墙的情况

遭到重创的德军部队（人数已经下降到了每个团平均1 000人到1 500人）可能认为在“西墙”他们能够找到坚固的支撑。假如这么想的话，那他们就完全错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修筑大西洋壁垒，“西墙”遭到了系统而彻底的“搜刮”，直到1944年8月，“西墙”状况已十分堪忧。最高统帅部这时才采取必要措施，将“西墙”重新建成可以防御盟军进攻的阵地。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将这项任务交给西线部队的指挥官们，而是交给了希姆莱。希姆莱通过所谓的“广为征召”政策建造的防御工事，事后被证明其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完全是人力和劳动资源的浪费。最终，在伦德斯泰特的坚持下，这一指挥系统被彻底废除，一个新的防御工事高级指挥部成立了，并开始着手有条不紊地尽可能武装“西墙”。因为没有训练有素的堡垒防守部队，防御工事经常不得不暂时由教导部队防守。

伦德斯泰特此时确信盟军在任何时候都能突破“西墙”。这一点很快得到证实，一个美军装甲师突破了摩泽尔河北部的防线朝比特堡推进，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挡住他们。但是最让我们惊讶的是，盟军在“西墙”前完全停止了行动，这可能是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所导致。

1944年9月盟军的战力

据我们估计，盟军在西线与德军作战的部队有53个师，另外有5个师在与布列塔尼和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堡垒”作战。此外，我们估计在英国还有34个师可以投入战斗，其中包括几个空降师。

理论上讲，我们在西线有着与他们数量相当的师。然而，我们这些师的战斗力很少能够抵得上盟军一个师的三分之一。我们的装甲部队编制又特别少。实际上，以战力估计，此时只相当于27个德军师在对付53个盟军师。

堡垒狂

在希特勒的明确命令下，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的德军“堡垒”仍然在进行着一些毫无意义的战斗。这些“堡垒”的指挥官都经过精心挑选，并做过特别的宣誓。很难说清楚希特勒这些关于“堡垒”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可能他认为这些“堡垒”能够牵制住大量对方部队，这样在德国决战时盟军就会缺少部队。可是他却忽略了一点，一旦“堡垒”部队与德军主力失去了联系，那么，在战争的进程中，对我们而言这些部队和装备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海峡群岛就是这一愚昧思想最明显的例子。驻扎在岛上的整个加强师无所事事。对于将该师部署到海峡群岛一事，很久前在维茨勒本还是西线总司令的时候就将这一行为称为“岛屿狂”。布雷斯特岛是一个例外，盟军因为港口设施的缘故迫切需要占领该岛，而对于其他“堡垒”，盟军仅重点监视它们，因为它们并不会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进程。然而这些“堡垒”却占用了我们16万到20万部队以及宝贵的武器和装备。

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或者面临威胁的地区任命“战斗指挥官”，这是希特勒的另一个怪癖。这些被任命的指挥官往往会接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所指挥的“紧急部队”实际上是从各类后方梯队中抽调的，包括文员、司机、库房管理员等，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队伍能够凭借世界上最坚定的意志来战胜坦克大炮。这样做唯一的后果就是无谓地浪费人力。

亚琛、安特卫普和阿纳姆

9月的头一个周末，除了亚琛地区面临巨大压力外，西线其他地区相对而言都比较平静。美军对亚琛地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到9月9日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西墙”的几个前沿阵地。这是亚琛三场战斗的序幕，在接下来的秋季和冬季中，美军还将发起后两次进攻。盟军占领亚琛的目的就在于打通通往鲁尔的道路。

盟军此时还在忙着扫清通往安特卫普的道路，他们急需这一港口用于后勤补给。德军仍然坚守着斯凯尔特河口外围的岛屿。在每一个岛屿的争夺上，双方都要展开一番激烈的战斗，其中瓦尔赫伦岛之战达到了高潮，最终，盟军猛烈的空袭炸开了瓦尔赫伦岛的堤坝，到了11月8日，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岛屿全落入了盟军之手。盟军迟迟未能占领安特卫普作为基地，无疑这影响到了他们当时的作战进程。

为了配合美军在亚琛的攻势，盟军在9月17日于下莱茵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投下了第一批部队。大部分空降部队都落在了莱茵河南面，即我们的防线后面，还有少量部队落到了更远的河岸边。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莫德尔元帅表现出了极大的精力，将所有能够组织起来的部队都投入到了与英军第1空降师的战斗当中，这个师处于莱茵河以北的阿纳姆。英军作战极为顽强，但到了9月底，莫德尔仍赢得了胜利，消灭了第1空降师。

就在盟军实施空降后不久，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主力参与了地面进攻。尽管他们占一些地盘，但并没能完成在莱茵河对岸建立桥头堡的主要任务。

1944年秋，盟军取得的唯一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占领了内伊梅根桥，此后这座桥一直为盟军所掌握。然而这些行动却暴露了盟军的未来战略。他们的主攻方向显然是下莱茵河与亚琛之间的地区，第一目标是鲁尔区与德国北部的平原，最终目标是夺取柏林。

结束语

希特勒曾在“二战”爆发前不久私下里说自己只害怕两个人：丘吉尔和斯大林。那时候他还未曾听说过艾森豪威尔，否则他很可能会在自己的死敌名单里加上第三个名字。

极为讽刺的是，艾森豪威尔为民主国家服务，全权指挥了一支由三个军种组成的部队，而我们却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统一的指挥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每一个军种却各自为战。尽管伦德斯泰特和隆美尔可能都尽了力，但他们未能改变这一状况并建立统一的指挥。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德国陆军在单枪匹马地与盟军的所有军种的部队作战。由于盟军在各个方面都强于我们，失败在所难免。希特勒坚持极其固执死板的防御策略，要求每一寸土地都要战至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这更注定了我们的失败。我们损失了50万至60万人，其中包括“堡垒”的卫戍部队，也随之失去了整个法国和比利时，同时德军的防线也被迫撤退到了德国边界。

在1944年8月间，我们经常疑惑盟军为什么没有立即朝东推进，渡过摩泽尔河进入梅茨地区，或是试图切断正向北撤退的G集团军群。然而随后的战况发展解释了艾森豪威尔的战略。他的目标是鲁尔区、德国北部的平原以及柏林。在夺取这些目标之前，艾森豪威尔首先要占领亚琛和下莱茵河湾。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从诺曼底出发，途经亚琛和鲁尔区到达柏林的路线是一条直线。假如1944年秋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取得成功，那么盟军便无须进攻“西墙”，更无须夺取莱茵河上游和中游。这些地区之后自然会丢掉。

盟军部队在“西墙”和西部阵地前停止推进的决定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宝贵时间。此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尽了最大努力再次加强西线力量。尽管亚琛的战斗仍在继续，但增援部队已经开赴前线各地，装甲师再次补充了坦克，炮兵也得到了加强。伦德斯泰特在他最为得力的参谋部的支持下，也完全掌控了他所指挥的所有部队。在他的手中，部队重新整编并再次成为战斗机器。G集团军群慢慢撤出了香槟沙隆，与右面的第1集团军会合，并共同守卫上摩泽尔河到瑞士边界一带的防线。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我们成功重建了一条稳固而统一的防线。

就这样，部队在冬季来临时完成了部署，英军第21集团军群面向北驻扎在海岸线到默兹河之间，美军第12集团军群面向东驻扎在默兹河与阿尔萨斯之间，其右侧是沿瑞士边界驻扎的法美第6集团军群。在巴黎以东，据称美军正在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9集团军，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也设在巴黎东部。法国战役就这样结束了，而德国战役才刚要开始。

战役评说

尾声将至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盟军在西线的攻势进展神速，与此同时，德军在意大利成功挫败了盟军实施大规模突破的意图。我们后面会提到，凯塞林的部队此时腹背受敌，因此这一胜利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8月，美军第5集团军在克拉克将军的指挥下对佛罗伦萨的广大地区发动了新一轮进攻，9月，英军第8集团军也再次对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动进攻，此后直到1945年春，德军的防线都或多或少仍保持着稳定状态。这条防线起于第勒尼安海的拉斯佩齐亚附近，经由摩德纳和博洛尼亚，在这里切断了穿过亚平宁山脉伊特鲁里亚人地区的道路，之后到达科马基奥湖与亚得里亚海。8月法美联军的登陆导致法国南部失守，因此我们必须要开辟一条次要防线，以堵住沿法意边界穿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这一任务便交给了“新法西斯共和国”部队和德军部队，这些部队共同组成了利古里亚集团军，由阿比西尼亚的征服者、墨索里尼的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鲁道夫·格拉齐亚尼（Rudolfo Graziani）元帅领导。在随后几个月中，由于我们在东西两线都遭受了惨重损失，于是意大利集团军群的几个精锐师被抽调出来，这使得该集团军的实力大为下降。

除空战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形式还出现了另一个方向的发展，这就是游击队的活动，其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过去所称的“游击队”。特别是在东部占领区和巴尔干半岛，游击队经常以很大的规模出现，连续数年牵制着德军。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游击队有时候会控制整个地区。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游击队并不属于战斗人员，他们最常实施的作战方式就是伏击。铁路和公路补给线会毫无征兆地被游击队切断，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特别的安全措施。对于那些表面似乎并无威胁的男女平民的偷袭，所有士兵都会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对付游击队时，我们的部队经常会出现过激行为。在南斯拉夫，他们的大部分士兵都逃入了山区，并未被俘，他们为后来组建的游击队提供了师级和旅级干部，盟军经常为这些游击队提供战争物资。仅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些非正规军就牵制住了几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有着约20个师的德军集团军群。德军和意军有时候连保持交通要道的畅通都极其困难，这也充分说明了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

1943年至1944年冬，意大利的游击运动开始萌芽，不过规模非常有限。到了1944年春，游击运动已愈演愈烈，并在德军撤退期间达到了高潮，这对我们的部队构成了巨大威胁。意大利游击队和法国“马基”游击队大多由共产党指挥。1944年秋以前，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地下武装一般只做消极抵抗，到了这年秋季他们才又开始活跃起来。

1944年春季到秋季期间，德军在东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甚至超过了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灾难。6月22日，苏军开始对中央集团军群发动进攻，他们为这次行动集中了大量武器弹药。尽管总参谋部多次发出警告，但为了支援其南部的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区仍然被削弱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因为希特勒认为进攻将从那里开始。苏军从多个点突破了中央集团军群，由于希特勒严禁实施弹性防御，中央集团军群就这样全军覆没了，30个师中只有少数人死里逃生或免遭苏军俘虏。但确实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尽管遭受了惨重的人员损失，德军仍然再次建起了一条新的防线，不过此时这条防线还非常薄弱。

灾难也在遥远的北面降临了。6月9日，苏军对芬兰—德国拉普兰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芬兰总统曼纳海姆（Mannerheim）元帅很快便意识到，为了芬兰人民，除了停战求和别无他法。在波罗的海诸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导致北方集团军群被分割。希特勒的固执己见再一次阻挠了一个合理方案的实施。他坚持让两支被分割的部队固守库尔兰，甚至不允许个别部队从海上撤退。这还没有结束。7月中旬，苏军向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一直突破到利沃夫，迫使德军退到了喀尔巴阡山脉和维斯杜拉河。他们甚至在维斯杜拉河对岸的巴罗诺夫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准备在1945年1月由这里发动大规模进攻。

1944年的整个夏天，一连串的灾难似乎没有个尽头。8月1日，华沙的波兰人起义反对德国占领，我们拼尽全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来。此次起义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拒绝为波兰人提供援助。8月24日，罗马尼亚突然宣布投降，这使得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损失了大部分部队。随后，保加利亚也步了罗马尼亚后尘。早在3月德军就已占领匈牙利，以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此时匈牙利也受到了直接威胁。到了10月中旬，苏军正在向斯洛伐克的科希策靠近，此地即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首府，并推进到了匈牙利平原上的塞格德和奥拉迪亚外围，距布达佩斯仅60多英里。与此同时，斯洛伐克也爆发了反抗德军的起义。

苏军的攻势在北方也在继续进行。8月末，苏军进入了东普鲁士。在希特勒位于腊斯登堡的指挥部里都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这里离前线非常近。

到了10月，整体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撤出巴尔干半岛的部队，否则便会全军覆没。从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巴尼亚以及南斯拉夫出发的德军穿过了人迹罕至的山区。他们先后遭到游击队和盟军空军连续不断的攻击，在艰苦的长途行军后终于与东线部队重新会合。由于缺少船只，克里特岛和罗德岛的驻军不得不留在原地。

此时的德国正在一头扎入无底深渊。意识到这一点后，一群有责任感的德国人试图发动一场策划已久的政变，为首的是一些有名望的高级将领，这些人的阶级、职业和党派各不相同，他们高尚的动机也不容置疑。希特勒的罪孽给德意志以及欧洲其他民族造成了巨大的苦难，现在是时候来结束这一切了，他们认为这个任务必须由德国人在德国完成。可是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惨遭失败。随后希特勒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报复，特别是针对那些牵连其中的军官。参加政变或者仅仅知道政变计划的数百人在经过象征性的审讯后便被绞死。此时军队完全失去了权力，海因里希·希姆莱接过了增援部队的指挥权。就这样，他在德国掌握了一切权力。大批陆军师被改编成了“人民步兵师”，也由希姆莱指挥。德国的恐怖统治达到了顶峰。

要想了解当时德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就应当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内和前线的大多数德国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是个罪人。尽管人们深切同情7月20日刺杀事件的牺牲者，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仍然认为默默地接受命运，继续为德国的战争工作、受折磨甚至丧命，是一项明确的义务。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这一点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盟军几乎不间断的轰炸下，直至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德国的铁路仍能基本正常运转。而1944年秋，德国的武器产量也达到了顶峰，自此以后开始下降，最初比较缓慢，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在丢掉之后便一落千丈。

付出生命的并非只有陆军，空军和海军也是如此，他们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进行着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东线空军损失了最优秀的人员，为了使地面部队至少得到喘息的机会，空军官兵经常会过度劳累，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尽了最大努力。为了给斯大林格勒以及其他包围圈内的部队提供物资补给，空军牺牲了包括教员在内的最为宝贵的人员。在地中海也是如此，空军精锐就这样轻率地牺牲掉了。另外一个因素也对空战形势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从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的失败中，德军并没有得出正确的技术结论。当时我们显然需要立即生产一种一流的战斗机来反击盟军即将发动的空中攻势，然而新战斗机的实验工作持续了数年。这就导致1944年到1945年冬季期间德军战斗机部队的主力机型仍然是老式的梅塞施密特-109。这个令很多人丧生的过错，大多应归咎于帝国元帅戈林，他根本不是一个称职的空军总司令，不过必须补充的是，希特勒对空军的不断干涉也妨碍了他。

德国海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通过付出十分巨大的牺牲所换回的战果却微乎其微。装备有通气装置的现代化快速潜艇出现得也太晚了。潜艇部队损失了673艘潜艇，总计30 000名水兵，这足以说明一切问题。德国海军承担了远超其能力范围的任务，战争期间共损失了2 600艘各型舰船。

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大部分地区失守后，德军西线部队最终抵达了德国边界，由于盟军并没有立即推进，这使得德军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就这样，原来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毕竟还是做到了，我们建立了一条新的防线。这条新防线主要以原来的“西墙”为基础，并匆忙装备了一切能够用上的武器。9月到11月，西线的形势不断恶化起来。亚琛是盟军夺取的第一座德国大城市，这座古老的帝国都城，查理曼大帝曾经的首都，现在已经被美军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大部分地区连同梅茨和斯特拉斯堡的堡垒也都失守了。不过尽管美军一直试图突破防线，特别是在亚琛地区，但德军依然守住了阵地。

一个作战行动此时正在极其秘密地准备着，盟军和德国人自己都将为之震惊。这就是所谓的阿登攻势。这场“二战”期间由德军一个集团军群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将在下一部分中叙述，介绍此役的将军当时指挥着一个集团军作为先锋，几乎推进到了默兹河的迪南。

第六部分

阿登：最后的挣扎

装甲兵上将

哈索·冯·曼陀菲尔

哈索·冯·曼陀菲尔

（Hasso von Manteuffel, 1897—1978）

“二战”前，曾在装甲部队视察团任参谋，1940年11月晋升为上校。1943年指挥突尼斯的一个师，同年底任第7装甲师师长。不久后于1944年2月晋升中将，任“大德意志”装甲师师长。1944年任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1945年3月任东普鲁士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曾获颁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机密会议

“会议开始之前，请先生们务必认真阅读这份文件，并签上各自的全名。”

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我原以为这只是莫德尔元帅B集团军群三位集团军司令的例行会议，这三个集团军负责守卫西线的北部战区。会议是在莫德尔元帅的指挥部召开的，出席会议的除集团军司令外，还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我瞥了一眼传阅中的文件，很快便意识到这不是一次寻常的会议。每位与会军官都必须承诺对今天约德尔上将将要透露的消息守口如瓶：哪位军官如果违背了承诺，那他肯定会意识到这个错误将使他面临死刑的惩罚。1944年7月20日前后，我经常参加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或“狼穴”举行的绝密会议，但像我正在签署的这份文件却还是第一次见到。显然，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正在酝酿。

约德尔给几位高级军官所作的演讲确实极其精彩。几天前，冯·伦德斯泰特元帅和莫德尔元帅各自的参谋长已经向他们通报了战况。约德尔的演讲让我越来越感惊讶，因为在过去几周中我的第5装甲集团军在鲁尔蒙德南面的海因斯贝格—亚琛地区深陷异常艰苦而关键的防御战之中。10月21日，亚琛失守了。我们认为美军应该会乘胜追击，对第5装甲集团军正面展开更猛烈的攻击。

然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现在却拿出了一项计划草案和草图，准备在B集团军群防区对盟军发动一次“决定性的进攻”。约德尔似乎有些疲劳过度，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他此时的情绪非常暴躁。很显然，他在告诉我们这项计划时感到自己权力有限，因此不断声明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元首作出的不可变更的决定”。

就在8月期间，希特勒终于意识到我们的西线部队被打败了，坚守在“西墙”前继续战斗最多只能为我们赢得一点时间，于是他决定必须对作战方针加以安排，使我们最终撤入“西墙”的行动成为发动反攻的前奏。甚至是在法国和低地国家战斗最危急的时刻，希特勒还反复命令部队在局部地区发动有限的反攻，以便从对方手中夺回主动权。但9月里希特勒意识到我们不断组织的这些小规模反攻既没有也不可能为大规模反攻创造条件。事实上，在西线的任何地区我们都没能取得战争主动权。我们手中有限的部队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堵住薄弱防线上出现的缺口罢了。因此，希特勒决定投入新的部队，并在突破对方阵地后派出装甲部队再次发动运动战，他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开阔地带为这一战区乃至整场战争带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

希特勒曾经下达命令让人对盟军实力以及德国国内可以派遣到西线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评估。根据这些评估出来的数字，他断定扭转战局是有可能的。我们完全能够从“西墙”发动进攻，完成在“西墙”前无法实现的目标。约德尔继续说，希特勒命令进攻的是“现有部队肯定能突破的地区。由于盟军在阿登的部队较少，最高统帅部认为蒙绍—埃赫特纳赫地区最适于进攻。盟军在其进攻过程中已遭到重创，所以他们的后备部队一般都紧靠前线，后勤补给状况也很紧张。盟军的防线薄弱，他们想不到德军会发动反攻，更料不到会在这一地区展开。因此，通过充分利用进攻的突然性并在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天气条件下发动进攻，我们就有可能迅速取得突破。这样，装甲部队就能再次发动运动战，迅速夺取列日和纳慕尔之间的默兹河桥头堡，之后绕过布鲁塞尔，向东长驱直入安特卫普”。

我们在当时设想，装甲部队一旦渡过默兹河，就能切断美军第1集团军与后方的通讯线路以及后勤补给线，我们认为这两条线路在默兹河河谷沿线。一旦我们的坦克到达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地区，英军第21集团军群的通讯线路以及后勤补给线也会受到类似的威胁，我们占领安特卫普后这些线路就会被切断。盟军目前尚未充分利用这个大型港口的潜力，但他们很快就会这样做的，这对于他们将来在欧洲大陆的作战非常重要。到那时他们将通过这个港口源源不断地运来大量人员和物资以压倒我们。然而，一旦德军占领了安特卫普，就可以攻击已完全断绝后勤补给的美军第1集团军和英军第21集团军群，这将使得盟军25个到30个师遭受失败。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还能够破坏或缴获大量的各类战争物资，盟军此时已将这些物资集中于此用于正规作战，特别是用于即将对“西墙”发动的进攻之中。

约德尔简要介绍完这一作战计划的军事目的后，接着又介绍了希特勒希望从这次胜利中得到的其他优势。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盟军的联合作战都会出现混乱，他们将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研究自己的策略，由此产生的延误将迫使盟军军事领导人推迟采取必要的对策。12月2日，在我与希特勒的一次谈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约德尔的这些话。希特勒告诉我，他知道部队夺取遥远的安特卫普有一定的困难，然而他又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候了，“因为德国需要一段喘息的时间”。希特勒认为哪怕我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盟军的计划也会推迟8周到10周，这样德国就能得到所需要的喘息之机。西线的暂时稳定可以让最高统帅部把部队调到东线受威胁的中部战区。希特勒相信，一场胜利不仅能够对德军的士气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同盟国及其军队的舆论。希特勒继续说道：“我已下定决心，不管面临任何风险都要实施这一行动，哪怕盟军即将向梅茨一面以及鲁尔区发动进攻，使我们丧失大片领土和筑垒阵地，我仍然决定继续发动进攻。”

希特勒坚持其计划时那副十足的顽固劲头通过这番话再次表露无遗。为了这一行动的实施，希特勒甚至准备抛弃自己始终坚持的指导原则，即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让我们再次回到11月3日的会议上来。约德尔简要介绍了部队的情况，希特勒认为部队的数量足以执行他的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部队此时正在前线战斗，或者最近在前线战斗过，之后他们将被撤到后方地区休整并补充装备，另一部分是正在德国组建的新部队。然而只有当希特勒下令对作战方针做根本性的调整时，这支新编部队才能调动，可他却一再拒绝这样做。对于与未来进攻没有直接关系的战线，希特勒不愿做出战略上的改变或下达必要的指示。希特勒缺乏坚定的决心从空军、海军以及陆军补充军中抽调部队，这些部队将来会投入到西线其他战区的作战当中，然而如果我们在西线所计划的进攻失败了，那么这些战斗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位日暮途穷的独裁者不能也不愿下令集中必要的力量组建一支强大的部队来摧毁盟军的前线。

接着，约德尔又简要介绍了各个参战集团军的任务：

武装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由党卫军上将泽普·迪特里希指挥，将在列日的两侧占领默兹河的各渡口以及默兹河支流韦萨尔河的渡口，并在列日东部的要塞建立一道强大的防线。之后他们将渡过马斯特里赫特和安特卫普之间的艾伯特运河，最后攻入安特卫普以北的地区。

第5装甲集团军由我指挥，将在列日以西的阿迈和纳慕尔之间渡过默兹河，之后我们将掩护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以防范盟军预备队从西边沿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纳慕尔—迪南一线向其发动进攻。

第7集团军由忠实可靠的勃兰登柏格尔（Brandenberger）将军指挥，负责在行动中掩护南翼和西南翼，目标是默兹河及其支流塞姆瓦河。他要与卢森堡东边的摩泽尔河前线取得联系。集团军将采取破坏措施，以便为远在后方的部队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争取时间。

我们还得知最高统帅部计划协调H集团军群向北的进攻以及B集团军群在阿登的进攻。进攻要从锡塔德和盖伦基尔亨之间的党卫军第12装甲军阵地上发起。我们预计一支强大的盟军部队可能会袭击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右翼，因此我们的目的是攻击这支盟军部队的侧翼。

我们的兵力如下：

武装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共有4个党卫军装甲师和5个步兵师；

第5装甲集团军共有4个装甲师和3个步兵师；

第7集团军共有6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

到底要派哪支部队来从党卫军第12装甲军的地区发动辅助进攻，约德尔此时也说不清楚。

最高统帅部手里的预备队将由3至4个装甲师和3至4个步兵师组成。

由此参加作战的德军部队共计28至30个师。

步兵师将沿整条防线进行突破。进攻的要求是确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尽可能做到有把握——全速穿过盟军阵地，这样装甲部队就能尽早投入战斗。之后，装甲部队要利用这次出其不意的进攻冲过步兵打开的缺口，朝正西方向推进并深入盟军后方。两个装甲集团军在到达默兹河之前都不能有任何迟疑。他们只要绕过重兵防守的村庄和防御阵地，也不必担心侧翼会失去掩护。我们在东线经常运用这些战术，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在会上约德尔宣布发动进攻的日期为11月25日。那时的月相是新月，将适合发动进攻。新月前的一段黑暗时间可以掩护部队进入进攻阵地，特别是防止部队被盟军的空中侦察部队发现。

在约德尔介绍完之后，我是第一个被点名要求表态的司令。我转向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特说，目前我不能给出任何最终意见。我说，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到达默兹河，如果条件有利的话将会渡河。最高统帅部若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我想这一目标是可以得以实现的。不过我依然记得，我当时继续说到自己不明白如何在12月15日前顺利发动进攻，约德尔对此表示非常震惊。他说，希特勒是绝不会认同我的这一观点的。

随后，莫德尔元帅就另一个可行方案谈了自己的看法。考虑到能够投入行动的部队以及之前我曾说到的情况和事实，修改原计划可能更有希望快速获胜。他建议，两支装甲集团军不应向西渡过默兹河，而是应当在穿过盟军防线进入开阔地带后立即向西北方或北方推进。第5装甲集团军在此之后就能够以默兹河为左翼，而第7集团军则能够掩护这一行动的南翼。与此同时，第15集团军将从锡塔德地区发动进攻，在北面形成半边钳，并与南面来自列日西北通厄伦附近的另一钳会合。这个钳形攻势将包围锡塔德—蒙绍地区的英美部队，据莫德尔估计会有25至30个师。如果形势发展顺利，两个装甲军仍能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参谋部的计划对安特卫普发动进攻。

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部的计划与莫德尔的计划之不同点在于，前者设想运用有限的部队实现非常大的目标，而莫德尔则提出用强大得多的部队去实现一个初期比较小的目标。在莫德尔的计划中，我们很有可能会抵达默兹河，这样就有机会在迅速重组部队后清扫亚琛地区，这是我们在进攻区域内可以实现的第二个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莫德尔的计划中各部队的部署并不相同，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主攻点。我们还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会议的结果就是为所谓的“小解决方案”制订了计划，这一计划是由西线总司令参谋部起草的，几乎与莫德尔的想法完全一致。

对于盟军一方，我最初的意见就是第5集团军不必考虑北面默兹河东岸的盟军部队是否会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多少也适用于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我们认为盟军的前线部队后方只有少量预备队，所以，假如在盟军还没来得及把这些预备队调上来之前就突破他们的防御，那么我们在向默兹河推进的过程中只可能仅会遇到轻微的抵抗。我倒是更担心盟军可能会从南边发动强大的反攻，他们可以沿兰斯—沙隆—沙尔勒维尔—色当—蒙梅迪一线把预备队从香槟区调到这里，或者把巴顿驻守在前线南部防区的美军第3集团军之部分部队调上来。不论发生哪种情况，如果他们成功进入默兹河以东，在进攻开始后的第三天晚上之前，盟军强大的部队甚至是主力就会出现在巴斯托尼地区。盟军手里有着一级公路网，部队机动性强，油料充足，因此我们预计盟军预备队很快就会出现在战场上。

鉴于以上原因，到进攻开始后的第三天晚上，在盟军预备队赶到之前，第7集团军必须建立一条远远向西延伸的稳固防线。依我看来，第7集团军的实力和机动性都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而且他们还缺少足够的装甲部队。

我的这一推断与第7集团军的想法完全一样。我高兴地发现莫德尔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尽管这位集团军群司令和我一样担心，但却将自己的忧虑完全藏在了心里。莫德尔会全力以赴加快进攻的准备工作，唯恐延误时间将进一步增加行动的危险，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尽管莫德尔指挥的是一个集团军群，但他却从不忽视真正指挥部队作战的军官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从不忽视部队本身的需要。只要是符合实际情况并经过认真思考的建议，他都随时准备去倾听。虽然莫德尔对自己的部队要求严格，但这种严格程度也绝对赶不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在这两方面适当放宽点或许会好一些。不过我至今仍不理解莫德尔为何不尝试调和一下两个进攻集团军的看法。在进攻前的一段时间，莫德尔经常对我表示出他的忧虑，从指挥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把所有的党卫军装甲师集中到一个党卫军装甲集团军里是错误的，而希特勒却希望看到一个党卫军装甲集团军能与一个正规军的装甲集团军相抗衡！莫德尔不能或者不愿意让党卫军集团军的参谋部与我的参谋部密切合作，或者让他们在进攻时间以及许多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接受我们的观点。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错误的协作会造成危险。以后所发生的事将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柏林会议

希特勒12月2日在柏林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为调和两个进攻集团军的意见提供了机会。莫德尔、泽普·迪特里希和我都被召到帝国总理府，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时任西线总司令参谋长的骑兵将领韦斯特法尔。希特勒早些时候已经向韦斯特法尔阐述了他的看法。

同以往一样，莫德尔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最得力的作战部长已经为他的论点提供了必要的事实依据。莫德尔那天的表现非常好，他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才能，甚至希特勒都没有打断他，显然莫德尔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莫德尔非常坦率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会议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基本的计划没有做任何修改，主要问题仍未解决。我们的目标还是安特卫普，而希特勒完全拒绝讨论“小解决方案”，他将其称为“半解决方案”。关于第15集团军在北翼发动辅助进攻的问题，会议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原计划中提出的加强第7集团军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讨论。最后，最高统帅部已经承诺但尚未调拨的军队和后勤补给能否在进攻开始前及时到达还是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前线的其他地区是否采取了措施迷惑对手，就算采取了措施我们也不知道将达到了何种程度。此外，另一些负责牵制盟军的防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策略也是问题，这个重要方面同样也被忽视了。

就在这个7小时的会议散会后，希特勒又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对此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很显然，希特勒注意到了我和莫德尔对讨论的结果均不满意。在谈话现场，除了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外，只有我们两人，因此我能够提出一些次要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带来多大改变。希特勒到现在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指挥的已不再是1939年和1940年或是在苏联战役初期的那支军队了。这并不是因为官兵们缺乏决心或干劲，他们所缺乏的是各类武器和装备。我向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部队向我询问在未来的战斗中空军要起什么作用时，我应当如何回答。这些天以来，我们在自己的前线防区内从未看到过或听到过任何一架德国飞机。希特勒回答说：“这次会议有意没有提到空军。戈林报告说在这次行动中他可以投入3 000架飞机。你了解戈林的一贯报告。所以减掉1 000架，还有1 000架飞机支援你，1 000架支援泽普·迪特里希。”

进攻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在亚琛地区的战斗，其实是一次极不错的掩护，它不仅掩盖了最高统帅部的意图，还隐蔽了集结起来准备发动进攻的德军部队。我们各师集结在亚琛前线的后面，这样盟军就会认为这些部队将投入此地展开的战斗，或者将被用于反击美军可能对莱茵河发起的突破。我们部队调动的安排正是为了加深盟军的这个误解。

对于阿登的地形德军指挥官们非常了解，我们在1940年时曾穿越阿登，几个月前又途经阿登撤退。我们熟悉阿登地区狭窄蜿蜒的道路以及它们对进攻部队造成的困难甚至是危险，尤其是在冬季以及糟糕的天气条件下，这是我们行动之初必然会遇到的。阿登地区的主路上有许多发夹形的弯道，这些弯道常常修建在险峭的山坡上。炮兵和高射炮部队的火炮、架桥工程部队的浮桥和大梁要通过这些弯道时既费时又困难。士兵们必须把大炮从拖车上拆下来，然后用绞盘机拖过转角，当然只能一门一门地来。在这些道路上车辆也不能超车。一旦遇到空袭，想要到路边的灌木丛或森林中寻找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旁的山坡实在是太陡了。此外，包括为数不多的牵引车在内，我们绝大多数车辆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即使地形允许，大部分车辆也没有越野能力。我们认为肯定会有很大一部分车辆、坦克和大炮将出现故障。

在人员数量和装备上，盟军显然都占据着优势，近期他们又得到了休整，物资补给极其充足，而我们所有师的训练标准都不足以使部队能够自信地与这样的对手作战。每位高级指挥官都了解部队的这些缺点。此外，这些德军部队自1942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攻势。为了提高部队的进攻经验就必须将其撤出前线进行休整，在有利条件下完成一次彻底的训练。希特勒让大部分党卫军师得到了休整和训练，但陆军的大部分师却并非如此。那些将要在进攻中起决定作用的步兵师只能够为补充进来的新兵提供部分训练。此外，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对于摆在面前的任务而言，这些训练也不够充分。当然，这并不能怪师级参谋部。

对于强调技术和装备的现代战争而言，良好的后勤补给系统是获胜的必要条件。在德国方面，战争这一阶段的主要后勤问题是如何运送补给。由于盟军轰炸机对德国铁路网越来越频繁的攻击，使得我们不得不将补给品卸载在离前线越来越远的地方。在这方面，莱茵河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莱茵河西面此时只有几段铁路尚能使用，而且其中有很多路段不断遭到破坏，以致列车出现故障或者不得不绕远。许多隧道也成了卸货场或是列车躲避空袭的防空洞。但到了最后，隧道里挤满了列车，铁路线要么整段被炸毁，要么就是被列车阻塞。当然，不论是哪种情况，紧迫的物资补给都被耽搁了。此外，铁路部门为了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每当夜幕降临或者天气不适宜空袭时，他们就会尽可能地向西发车。这有时候就会造成混乱，常常会出现整辆列车连续几个小时不知所踪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军需部长就不得不派出一名军官去寻找失踪的列车，这些列车常常被堵在隧道里或者其他地方。军需官只得调来一队卡车，把物资补给从火车转移到卡车上。这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事实上，为部队提供物资补给的整个工作都极其困难，长时间的延误并不鲜见，哪怕是最急需的物资补给也无法按时送达，部队甚至从进攻一开始就只能糊口度日。12月23日天气转晴，再度活跃起来的盟军空军对紧挨前线的补给线发动了集中攻击，这使得后勤补给的运送情况更加恶化，到最后，我们已经根本无法在白天运输补给物资了。

我们的保密措施执行得还是非常彻底的。为了掩盖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我们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这是为保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伪装和欺骗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且两种方法相互补充。我的参谋部在11月25日终于从前线撤下来并转移到埃菲尔，准备这次进攻。为了伪装，参谋部更名为“野战步兵师特别任务指挥部”。装甲部队军官也换下他们独特的制服，穿上了步兵军装。为了避免炊具和取暖炉的烟雾暴露森林中的部队，我们下发了木炭。炮兵和高射炮部队由马牵引的火炮以及工程兵部队的架桥材料都集中在了“汽车运输封锁线”的后方，这条封锁线位于主阵地后方5英里处。当这些部队最终在夜间开始行动时，德军夜间战斗机就会沿前线来回飞行，以掩盖公路上部队行进的噪声。当马匹在碎石路上前进时，马蹄都要用稻草裹住。一旦车辆要离开公路，部队都要十分仔细地抹掉任何可能泄露行踪的车辙。为了迷惑盟军，新抵达的几个师也根据原定计划派出了部队在白天向北面和东面进军。

由于这些既定措施执行得非常彻底，才使得我们能够在进攻开始时打盟军一个措手不及。盟军没有料到我们会发动如此规模的进攻，更不用说是在这样一个旷野地区和如此不利于作战的季节了。从保密的角度看，我们唯一一个明显的疏忽，就是在莱茵河上的各类准备工作，在莱茵河东面有时候也会如此。这些物资将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麻烦。我曾多次警告希特勒并且极其迫切地要求他亲自下令，从军需部长斯佩尔的“斯佩尔纵队”那里抽调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转移这些物资。希特勒注意到了我的提议，但西线的其他战区对车辆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我们不会得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在部队的士气方面，由于前年夏天的失利，部队的士气确实受到了影响，然而最近在鲁尔河沿岸的防御战中我们击败了具有极大优势的盟军部队，这再次振奋了德军部队的士气。德军士兵知道自己正执行着“守望莱茵河”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他们都很清楚，当兄弟部队正防备着苏联红军从东面攻入德国时，守卫后方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钦佩那些不分男女老少，在雨点般的炸弹落到城市里时仍然加班加点工作的德国民众，也下定决心一定不会辜负他们。

与1918年有所不同，现在的德军部队里已经没有共产主义者了，大部分的士兵仍然信仰阿道夫·希特勒。不管怎样，他们都认为希特勒能够再次扭转局面，不论是靠他所保证的奇迹武器还是新型潜艇，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希特勒争取更多时间。尽管他们曾经感到不满，此时少部分人也仍如此，但德国政府对民众和军队的管控非常严密，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根本无法反抗。此外，“无条件投降”的宣传口号似乎也让大部分陆军士兵别无选择，只能血战到底。德国陆军配备了非常多的军官，士兵也都信任他们的指挥官。实际上，在阿登攻势开始前部队的士气和我们所预期的一样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德军在人数和装备上的相对劣势。

不过指挥官们至少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旦进攻失败，我们都明白后果会是什么。事实证明，遭到失败后，我们几乎不足以防御盟军进攻，但我们却能够继续战斗下去，这靠的完全是前线部队的一股精神力量。

B集团军群前线的战况

11月的最后两周，莫德尔的集团军群继续在亚琛东部的沃尔泽伦与斯托尔贝格间参加了一系列激战。交战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伤亡。美军装甲部队曾突入了瓦伦多夫附近的“西墙”，尽管德军成功堵上了这一缺口，但这已经证明此时我们所防御的“西墙”并不是或者说已不再是宣传人员不断提到的那个“坚不可摧的防御堡垒”了。

美军此时的目标很明确，他们希望扩大“西墙”的突破口，从而夺取鲁尔河与乌尔夫特河上的两座大坝。他们夺取大坝的原因就在于，在德军手里大坝是一件有用的武器，一旦开闸放水，鲁尔河的水位就会上涨并淹没两岸，盟军到那时想要渡河就会极其困难，如果德军还在东岸坚守着强大的防御阵地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的反击粉碎了美军扩大“西墙”突破口的计划。很显然，盟军此时无法迅速发动突袭突破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的莱茵河防线。另一方面——这对于我们即将发动的进攻至为关键——亚琛地区仍然是盟军进攻的重点：他们打算再次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盟军部队将会像过去几周那样继续发动猛烈的进攻。

在11月16日，盟军开始了进攻，几天后其攻势就扩大到了整个盖伦森基兴—埃施韦勒—斯托尔贝格地区。11月22日，由第12人民步兵师和第3装甲步兵师防守的埃施韦勒失守，然而我们的防线仍然完整，盟军并没有实现突破。此时盟军部队离鲁尔河很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马上就会重新发动猛烈的进攻。战斗打响时，位于内伊梅根弯曲地带的英军第21集团军群肯定会加入战团。

故此，我们主要的危险仍没有改变，事实上，此时的危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下一次进攻肯定是决定性的。然而盟军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亚琛地区盟军前线后方新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师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师是从他们的中央预备队中抽调出来的，中央预备队当然会因此而受到削弱。这只会有利于我们即将发动的进攻。第二个有利于我们的情况就是，美军第2、第4和第28步兵师恰好被调到了阿登地区我们准备发动进攻的位置，这几个师在最近的战斗中遭到了重创。我们的胜算由此更大了，最高统帅部参谋部则据此证明其观点，那就是“敌人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

而另一方面，我们为了得到这些有利条件不得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遭受了巨大伤亡，精神紧绷。盟军继续对防线各处发动进攻，危机此起彼伏，我们不得不抽调原本用于进攻阿登的预备队。想要从前线撤出那些参加进攻的师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战斗，实力也在不断削减。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绝大多数将要参加进攻的部队而言，我们所计划的休整和训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施，有时候部队根本无法撤下前线，他们不得不直接从防御转入进攻。这一切均给指挥官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我们当然想要帮助正在前线进行残酷战斗的部队，但是进攻的准备工作高于我们的帮助他们的意愿。此外，由于我们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我们不可能让战斗部队知道这一明显疏忽背后的真正原因。

第5装甲集团军在12月10日接管了原本由第7集团军驻守的防区，我们将从这里发动进攻。第7集团军彻底而适当地为进攻做了必要准备，这对两个进攻集团军的初期成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希特勒的演讲

在12月11日和12日，希特勒将全体准备参加进攻部队的师级以上指挥官召集到他在黑森泽根堡附近被称为“鹰巢”的指挥部。有一半将军第一天去，另一半将军第二天才去。我是在11日被召见的，与我一道的还有我的两个装甲军司令。抵达“鹰巢”时我们发现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特和莫德尔也在场，党卫军上将泽普·迪特里希则已经到了。

除了这些陆军将领，还有一些党卫军将军和党卫军装甲师师长也被召见了。由于座位不够，党卫军将军们客气地把椅子让给了陆军将领，自己则站在一旁。这给一些陆军将军留下的印象就是每位陆军军官的座位后面都安置了一名党卫军军官，当然，这只是一个误会。

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议室一边是威风凛凛的将军们，他们都是认真负责、经验丰富的军人，其中许多人过去在战场上建立了较高的声望，是颇受军队尊敬的军事专家；而坐在他们对面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个驼着背、面容苍白而水肿的人。只见希特勒佝偻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颤，尽力隐藏着随时都会剧烈抽搐的左臂。显然他是个为“责任”的重担所压垮的病人。自从上次我们在柏林见到他后，在这短短的9天中，他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了，走路时有一条腿会拖在身后。

约德尔坐在希特勒身旁，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过度工作、过度劳累的老人。曾经的约德尔总是精神抖擞、一丝不苟，可现在已不再如此。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约德尔都已极度疲惫，因此当他后来跟少数与会的军官们谈话时显得既易怒又暴躁。凯特尔的举止表明他并没有像约德尔那样参与制订“决定性进攻”的计划，也没有参与这一计划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希特勒开始发言时，他的声音低沉而迟疑，他讲了一个半小时。慢慢地，他的演讲风格才变得坚定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的外表给人们造成的初步不利印象，至少对于那些近几个月没有见过他、对他又不很熟悉的军官而言，确实是这样。尽管如此，军官们仍然觉得正在讲话的是一个身体和神经都已经垮掉的病人。

希特勒的发言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过了。在座的大多数将军，包括我在内，都对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讲话感到失望，而理由很简单，希特勒根本没有谈到这一准备阶段中我们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即最高统帅部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和不足，进攻还有几天就要开始了，甚至到了现在这些阴影还笼罩着我们的行动。希特勒的发言结束后，约德尔也讲了话，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均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消除我对这次进攻的种种忧虑。希特勒曾经说过，顺利实施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是“组建完全具有战斗力的部队来发起进攻”。尽管西线总司令伦德斯泰特做了种种努力来增强我们的实力，但这个条件也只满足了一小部分。虽然他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可是伦德斯泰特并没有成功建立起一支在实力和规模上都符合发动主攻要求的进攻队伍。另一方面，我于12月2日参加了柏林会议，此后军需部长斯佩尔两度访问我的指挥部，这两件事让我充分了解到，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进攻部队都已经得到了全部的后勤补给和武器装备，在当前条件下，这是被包围的德国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全部物资。

我不禁感到，在12月11日的会议上，虽然高级指挥官们都在迫切地阐述自己的看法，然而希特勒和他的个人参谋们对部队的总体战斗力还有着非常高的估计。当时我无法确定他们的估计是不是过高，因为我既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政治和军事的整体形势，而且我对盟军实力的了解也绝不透彻。

这再次让我们感到我们缺少一位能够代表三军的顾问，他的权力应当大到足以向希特勒陈述各军种的观点。

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行动，从这场会议中我得到的唯一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希特勒本人对盟军的评估。在他看来——只有他自己能够接触到所有情报——我们这一行动取得成功的希望很大。希特勒把未来进攻的决定性意义深深铭刻在了与会军官心里，他的基本观点是，不管侧翼发生了什么事，所有部队都要继续前进，而且应当全速向前推进。

散会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部队。部队和我们都怀着坚定的决心开始了行动，准备全力以赴地去战斗并在必要时做出牺牲。

阿登战役概况

整个阿登战役共分成几个不同阶段。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战役的发展，在详细叙述各场战斗前不妨先一一列出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攻初期，我们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然而我们在阿登地区推进的距离，特别是右翼，并没有达到预期。

第二阶段：战役开始后3至4天，我们发现盟军预备队加入了战斗，特别是袭击了我们进攻部队的南翼。这令人产生了担忧。

第三阶段：12月20日，第7集团军南翼的形势出现了极大的恶化。这标志着阿登战役开始出现了转折。

但是在第5装甲集团军的中部战区，部队直到24日仍在不断推进。一支弱小的先头部队还曾到达迪南以东只有3英里多的地方。整个战役的重心因此转到了第5装甲集团军的战区。

德军部队对蒙绍—马尔梅迪地区的进攻遭到了失败，进攻部队被打散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盟军来自西北方向的反攻压力。

在以上这三个阶段中，盟军始终控制着巴斯托尼的路口。由于我们没有预备队，又缺乏明确的目标，因此不得不从进攻部队中抽调力量包围巴斯托尼。向默兹河进攻的部队实力因此大为削弱。

第四阶段：12月24日和25日，双方互换了角色，袭击者成了被袭击者。德军由此转入防御。

希特勒禁止第15集团军的党卫军第12装甲军对马斯特里赫特—海尔伦发起进攻，而这次进攻的目的是缓解盟军对更南面前线的压力。实际上，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党卫军第12装甲军所在地区可以调动的机动部队都转到南方投入了阿登战役，在那里，盟军发动包围的初步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此时，我们必须从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中抽调部队转移到巴斯托尼，以夺取那里。

第五阶段：在此后数日，盟军部队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两个主攻点也清楚了，一个是从西北方向攻击我们的北翼，另一个是从西南方向攻击我们的南翼。激战过程中，由于盟军空军越来越频繁地参战，他们插入了我们攻击部队的侧翼。

第六阶段：形势变得愈加危急。从德军的角度来看，此时阿登战役已经成为防御战了。在人员和装备上我们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后勤补给系统不完善，特别是车辆的燃料短缺，由于盟军空军占据着绝对的空中优势，我们完全无法得到它们。

盟军在1月初解除了巴斯托尼之围，这场战斗已经失去了意义。伦德斯泰特元帅建议把前线迅速后撤到最初发动进攻的防线上，然而希特勒却命令部队缓慢地边打边退。

第七阶段：在盟军的攻击下，我们的侧翼正不断向内收缩，部队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

1945年1月13日，苏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最高统帅部被迫将西线的部队调到东线去，其中包括参加阿登战役的部队。整个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都撤到东线作战。

第八阶段：到了1月25日，为了掩护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撤退，整个前线已经撤到了一条更短的防线上，其位于行动开始之前我们驻守的防线后方。

就在这时，盟军开始直接向两座大坝推进——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很快就将在鲁尔河对岸发动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英军集团军群也正准备在下莱茵河弯曲地带发动大规模进攻。

至此，德军在西线的防御力量已经彻底遭到削弱，莱茵河防线意义重大，此时坚守这条防线的最后一个战略机会也消失了。

下面我将扼要地介绍第5装甲集团军前线的战况发展。我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阿登战役从第一天开始，第5装甲集团军实际上就是整场战役的焦点，这一集团军的作战对整个战斗进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施内—埃菲尔被切断和圣维特战役

1944年12月15日至16日的夜晚漆黑一片、寒风刺骨。盟军炮兵的活动和前几个夜晚一样，步兵则没什么动静。我们由此认为部队的推进和集结并未被盟军察觉。

细致的准备与进攻中坚决无情的战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在大多数地区，小股部队的突袭成功穿透了盟军防线。部队绕开了埃菲尔前线上的许多支撑点。到了中午，我们认为此地的第一轮进攻已经顺利完成了。然而步兵不仅需要与他们自己的重型武器密切配合，我们数量很少的高射炮也要为他们提供最为密切的支援。因为尽管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然而步兵在突破“西墙”前的障碍物时还是遇到了困难。

部队按照计划绕开了施内—埃菲尔的中央地区，在这里我们要把盟军部队诱出阵地，这一任务及时完成。

德军第66军的左翼向埃菲尔推进的速度明显要慢很多。这危及了我们迅速封锁施内—埃菲尔地区的计划，而该计划是我们下一阶段穿过舍恩贝格推进到圣维特的必要前提。圣维特是一个庞大公路网络的中枢，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左翼的巴斯托尼。

这一天里，集团军右翼军所在地区的战况令人失望。这个军没能跟上我为其制定的推进时间表。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天黑以后继续进攻，以弥补耽误的时间。因此，在12月16日至17日夜，我在第18人民步兵师参谋部待了一个晚上。第18人民步兵师在前线这一地区的作战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该师师长的努力下，部队于17日上午占领了舍恩贝格。这次胜利似乎表明这个军已经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了，然而在当天的战斗中我们的愿望落空了。尽管士兵和各级军官表现非凡，但这个步兵军的实力仍不足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动足够猛烈的进攻，以配合集团军的其他两个装甲军。他们也未能迅速占领圣维特至关重要的公路岔口，这个公路岔口是盟军防御阵地的一个枢纽，为了支援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左翼的作战我们必须占领它。在施内—埃菲尔受包围威胁的盟军部队向西进攻，径直穿过了第66军右翼战斗群的推进线。这个步兵军因此停了下来，从而未能在17日占领圣维特。

第66军右翼的一个师此前进攻极其顺利，但此时他们也遇到了困难，这完全不是他们的过错。在这个师的右边，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左翼进展甚微，盟军因此得以对该师暴露出来的右翼发动进攻。

第66军战区内的延误以及右翼友军无法跟上战斗的情况再次发生，这次是在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其他战区更靠北的地方。毫无疑问，在战役的第一天，这个装甲集团军就无法充分发挥机动部队的作用。在北面与其紧密相邻的美军第9集团军发动了进攻，很快便阻止了第6装甲集团军的推进，因此，他们连蒙绍也没能占领。这个党卫军装甲集团军在中央战区中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在蒙绍和马尔梅迪以南某地之间它占领的地区也非常小。这就意味着党卫军装甲集团军在其战区内没有控制足够多的公路并按照计划通过这些公路向默兹河推进。随之而来的后果很快就清楚了，那就是，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不得不与第5装甲集团军共同使用后者战区中的公路。这意味着我们的公路上会挤满士兵和车辆，从而耽误更多时间。

在埃尔森博恩—克林克尔特地区，此起彼伏的激烈战斗很快就牵制住了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5个师。其主要的装甲部队党卫军第1装甲师推进到了马尔梅迪西面和西南面的地区，他们很快就面临着被分割的危险。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推进并没有对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前线上其他地区的作战产生任何影响。

伞兵作战对我们进攻的整体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一行动名为“高沼泽地”（Hohes Venn），是由希特勒亲自下令执行的。制订这一进攻计划时希特勒决定不动用伞兵部队，在我看来这个决定非常正确，他认为德国空军执行空投任务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此外，发动进攻时天气条件恶劣，仅这一点几乎就排除了使用伞兵的可能。然而由于陆军元帅莫德尔表示希望能够动用伞兵，于是希特勒便决定将伞兵投入战斗，不过并不是空投在莫德尔所希望的地方。B集团军群希望能够把伞兵空投在克林克尔特以帮助部队摧毁当地的盟军防御阵地，他们认为这些阵地非常坚固。伞兵空投到了马尔梅迪以北，任务是在此地开辟一条朝北的战线。

“狮鹫计划”（Operation Greif）由最高统帅部直接制订并下达，在这一计划中德军将派出穿用美军制服的特种部队，但计划同样没有取得成功。“狮鹫计划”的目的是协助部队突破盟军战线，推进到默兹河并赶在盟军炸毁河上的桥梁之前将其占领。如有可能，“狮鹫计划”的部队将单枪匹马占领这些桥梁。这一计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精确而准时地协调这支部队与常规部队的行动。我们也未能做必要的准备，因为甚至是集团军指挥官也只有一部分人了解“狮鹫计划”的规模和内容。从这一计划的实施方式来看，它似乎是由希特勒本人所构想的，他对此感到非常得意。

“狮鹫计划”的指挥官是党卫军头目斯科尔兹内（Skorzeny）。他曾参加过那次赫赫有名的营救墨索里尼行动，当时墨索里尼被监禁在大萨索山，那是一次成功的奇袭。此时斯科尔兹内正受命组建并指挥第150装甲旅，希特勒直接对他下达命令和指示。陆军接到命令将缴获的盟军武器和车辆送到正在德国组建的第150装甲旅，然而指挥部队的将领们不知道这个旅的战术编制是什么。当西线总司令被要求提供缴获的盟军军服时，他拒绝服从，实际上他坚持要最高统帅部保证，第150装甲旅的作战计划范围不能超出军事行动的规范与许可。最高统帅部明确保证了这一点。

其实，“狮鹫计划”的情况盟军很早就掌握了，整个计划因此立即便破产了，它没有对集团军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就在12月16日，第66军的一名军官在从指挥部开车前往前线的路上被俘。他携带有几份“狮鹫行动”的作战命令副本，这些文件还没来得及销毁就落入了盟军之手。美军因此能够向部队发出充分而详细的警告，这是我们从无线电拦截部门那里了解到的。“狮鹫计划”的重要性在战争结束后被严重夸大了。

我们再回到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来。此时的形势可以概括如下：右面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但后来证明该集团军无法迅速推进到默兹河。集团军司令连续数天沉默不语，这暴露出了他内心的不悦。集团军参谋部显然也无力应对目前局势。此时，最高统帅部将要为自己组建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并要其承担当前任务的愚蠢之举付出所有代价。集团军的公路堵塞了，参谋部也无法处理这一混乱。低级指挥官并不具备维持攻势所需的战术经验，造成了致命的延误。此外，在埃尔森博恩—克林克尔特地区盟军进行了特别顽强和坚决的抵抗。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在此地投入了主力部队与美军交战。激烈的战斗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集团军不得不增援交战的部队，这一切毫无意义。一旦遭遇盟军顽强反抗，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围绕盟军阵地建立足够稳固的环形防线，以掩护尽可能多的部队继续向西推进。

12月17日到18日晚，我再次来到集团军右面的步兵军（白天我在达斯堡与我的两位装甲军军长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当时整个行动的重点就在第5装甲集团军与右面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边界附近。在第18人民步兵师指挥部中我希望能够亲自指挥对圣维特的进攻。17日夜，我在前往指挥部的路上遇到了莫德尔元帅。他和我一样是步行，因为舍恩贝格东面的公路已经陷入了彻底的混乱，步行要比乘车更快。莫德尔说他要暂时把元首禁卫旅从集团军群预备队中抽调出来，投入第二天即18日对圣维特的进攻之中。莫德尔和我都不愿意把这个装甲旅调给第66军，因为这意味着元首禁卫旅将暂时无法参加其他任何行动；而在前线的其他地方，这个旅很有可能对整个攻势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占领圣维特，不仅对我的集团军非常重要，对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更是如此。

对莫德尔元帅抽调该旅进攻圣维特的决定，我是赞成的，因为我希望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一流部队如果能够迅速发挥其全部实力，那么就能迅速决定前线这一地区的成败。可是部队沿公路行动非常困难，以至于该旅完全无法在18日抵达前线。直到19日我才得以将这支部队投入战斗。元首禁卫旅在20日的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第66军的压力下，此前作战英勇的盟军部队在21日到22日晚撤出了圣维特。

在圣维特及其周边地区防御战的成功被美军充分加以利用，他们也明白如何扭转这一地区的战局。受到牵制的德军部队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多得多，我们不得不在此地投入了一支原本用于其他地区作战的装甲部队。但更重要的是，进攻圣维特时间上的延误，使美军有时间巩固萨尔姆地区的防御阵地并封锁我们突破口的北翼。尽管我们屡次发动进攻，但一直没能突破美军的这条防线。

强攻默兹河与巴斯托尼战役的第一阶段

第5装甲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军，即右面的第58装甲军与左面的第47装甲军都突破了盟军前线，为向西推进创造了条件。我们取得初步胜利后，盟军迅速发动了反击，这确实令第58装甲军的右翼退回了奥尔河东岸，但装甲军左翼的部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弥补了右翼的失利。这一战斗群不仅强渡了奥尔河，而且利用其出人意料的胜利于12月16日建立了一座桥头堡，这座桥头堡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第560人民掷弹兵师是一支由初次参战的年轻士兵所组成的部队，尽管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路况，但他们在进攻中的表现非常突出。不过紧随其后的第116装甲师却未能在16日至17日夜成功渡河。因此他们想要通过更南面的一座桥到达对岸，而这座桥已被附近的友军占领。尽管在渡河之处造成了堵塞，但部队还是抵达了对岸。

在我的集团军右翼，第47装甲军在强渡奥尔河与占领美军前沿阵地时几乎没有遇到困难。第一天上午部队就可以开始在达斯堡附近架桥。下午4时，先头的坦克部队通过了这座临时桥梁，但继续往前时他们的速度慢了下来。达斯堡与克莱夫之间有好几英里公路都被砍倒的树干所阻塞，这些树干是1944年秋天德军为掩护撤退而设置的。因此公路上出现了交通堵塞，从部队后方的临时桥梁一直堵到了奥尔河东岸的道路，尽管所有部队都明显想要向前推进，但交通的堵塞使各地的攻势都放缓了下来。严重的交通堵塞也影响了装甲示范师，该师仅有侦察营的少量部队能够渡过奥尔河，而其大部分部队甚至无法到达河边。我认为在当时装甲示范师的受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挫折，因为我对该师寄予了厚望。接下来几天的战斗完全证明了我的担忧。

17日，在集团军左面，第47装甲军的第2装甲师沿着克莱夫河北岸向西推进，之后转向南面，于克莱夫火车站附近成功渡河。盟军在此地的抵抗很快就停止了。事实上，美军这一阶段的行动计划显然是故意撤退到克莱夫河后方，因为大约在同一时间，第26人民掷弹兵师防区内的盟军也停止了抵抗。该师的一个营在白天攻入了克莱夫的村庄，并于下午5时成功占领了南面一座完好无损的桥梁。尽管第26师的大部分部队没能在天黑前抵达克莱夫，但他们在天黑之后成功渡河，并且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26师与左面的友军即第7集团军的第5伞兵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两支装甲军就这样已经顺利地开始了突围的任务。下一阶段，我们要对盟军紧追不舍，阻止其建立新的防线。因此，装甲师尤其是肩负重任的装甲示范师的全速前进至关重要。

紧靠我们左面的第5伞兵师夺取了克莱夫河上的一个渡口，由此打通了穿过威尔兹继续向西进攻的道路。在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结合处附近，我们似乎在盟军防御阵地上发现了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第5集团军的南翼进展也相对顺利，因此这个薄弱点对我们就更加有利了。但第7集团军由于缺乏工兵部队，不能立即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直到12月18日甚至19日，部队才建起3至5座临时桥梁。普遍认为第7集团军在突袭的决定性时刻，而这一拖延让部队失去了最好时机。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第5装甲集团军的左翼拉得越来越长，第7集团军能否完成掩护第5装甲集团军左翼的任务，眼下看来值得怀疑。

尽管12月17日在第5装甲集团军的地区我们取得了成功，但能否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仍然是个未知数。能否做到这点取决于以下有利条件：美军在克莱夫以西的抵抗必须很微弱，这样我们的先头部队才能轻松地消灭他们。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支盟军实力虽弱，但却进行着相当猛烈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极其顽强的抵抗。

在18日这天，前文所提到的交通混乱开始对我们的行动造成了严重影响。装甲示范师上午9时渡过了克莱夫河，直到傍晚才抵达尼德—万巴奇。在接下来的夜晚，装甲示范师继续向马格蕾推进，黎明时部队消灭了当地的盟军部队，直到19日早晨才抵达巴斯托尼。装甲示范师曾历尽艰难，部队又一次在拥挤不堪的公路上受阻，该师在报告中所列举的困难毫无疑问都是非常准确的。然而让装甲示范师的部分部队转向南面是否更为明智还有待商榷——这或许会让我们在此地区取得相当大的战果。

第47装甲军的攻势在19日再度慢了下来。临近中午时分，第47装甲军与美军第10装甲师的一支作战指挥部队爆发了激烈战斗。前一天晚上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这支作战指挥部队在向西移动，19日早晨又在隆维利区发现了他们。这天上午，美军作战指挥部队攻击了第2装甲师的南翼。显然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对我们前进中的部队发动机动骚扰战，以使巴斯托尼东部的美军能够完成正在修建的防御阵地。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击败了美军作战指挥部队。然而，从盟军的角度来看，这一代价高昂的行动并不完全是损失：第26人民掷弹兵师与第47装甲军装甲示范师的主攻因此而推迟到了中午，盟军得到了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来准备巴斯托尼东部和东南部的防御阵地。后来据我们的侦察表明，这并非一条由仓促派出的弱小部队所建立的薄弱防线，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防御阵地，由一支实力强大的部队驻守，此外还得到了炮兵的支援。

在防御坚固的比佐里，第26人民掷弹兵师停了下来。装甲示范师占领了内夫，并在夜间攻入瓦尔丹。侦察部队报告称在马维尔及周边地区还有更强大的盟军部队。

19日晚，第47装甲军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是要投入全部力量立即夺取巴斯托尼，还是按原计划由第26人民掷弹兵师最后占领巴斯托尼，两个装甲师则绕过巴斯托尼继续向西推进。第5装甲集团军决定装甲示范师也应当立即进攻巴斯托尼，但该师的部分部队要做好准备继续向西推进穿过西伯莱。巴斯托尼极其重要，盟军掌握着它必然会影响我们向西面的推进、破坏我们的后勤补给系统，并且牵制大量德军部队。因此我们必须要立即占领此地。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同时完成两个任务——向前推进并掩护南翼，这一点就是在战役开始前也都是值得怀疑的。包围巴斯托尼意味着进一步消耗我们原本就已匮乏的资源。巴斯托尼在美军手里将变成一块磁铁，会对我们造成长期的威胁，因为一旦美军解除了巴斯托尼的包围，他们就能从这一绝佳的位置发动进攻，以破坏我们的整个进攻行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此时投入整个第47装甲军来占领巴斯托尼，这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进攻计划。最好的情况是暂时放弃这一计划，因为这将使我们无法继续向西推进。因此第5集团军决定让第2装甲师占领诺维尔，然后毫不犹豫地向西推进。与此同时，第47装甲军20日接到命令，派出装甲示范师再次从东面对巴斯托尼发动进攻。第26人民掷弹兵师的任务是继续从目前抵达的阵地对巴斯托尼发动进攻——在穿过诺维尔—巴斯托尼公路后，该师将从北面向巴斯托尼进攻。

此时，西线总司令建议将原计划在“小解决方案”中组成右钳的部队从盖伦基尔亨派出，向南对马斯特里赫特及其东部地区发动进攻。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一提议。不但如此，他还命令该军的两个装甲师从盖伦基尔亨地区转移到阿登地区。部队就这样调动了。当第9装甲师师长向我报告时，他将要与第47装甲集团军会合的师此时正散落在60多英里的公路上，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从哪里才能得到前进所需的燃料。

第2装甲师于20日占领了诺维尔和弗依。午夜时该师抵达了奥坦维尔，在那里夺取了乌尔夫特河上一座完好无损的桥梁。留下安全部队后，第2装甲师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装甲示范师夺取了比佐里，但是第26人民掷弹兵师因为遭遇了盟军猛烈的反抗而未能继续前进。从内夫向蒙特发动的进攻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瓦尔丹已经被占领了，但盟军仍然顽强而英勇地在坚守马维尔。盟军在巴斯托尼以南的抵抗显然不如该城东面那么强烈。

12月21日天气转好，盟军的战斗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两个装甲军的头顶，不过数量有限。第2装甲师此时由于缺乏燃料，前进的距离有限，该师把乌尔夫特河上的桥头堡扩大到了特纳维耶。经过艰苦战斗，第26人民掷弹兵师成功夺取了西伯莱。然而从北面和东面对巴斯托尼发动的主攻没有取得进展。除了在尚和赛侬尚之间还有一个缺口外，已经完成了对巴斯托尼的包围。就在这一天，装甲示范师派了一名军官举着白旗进入巴斯托尼要求该城投降。此事并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在我看来这一行动毫无意义，因为就是盟军拒绝，我们也没有办法迫使他们投降。我们的炮兵甚至没有足够的炮弹来对巴斯托尼发动猛烈的攻击。当我见到该军军长时他告诉了我劝降的事，可是前去劝降的军官已经出发，想要撤回命令已经太晚了。21日晚，侦察部队发来报告，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新的盟军部队从西线朝我们两个先头装甲师的前线进发。

22日，美国空军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向罗什福尔进军的装甲示范师现在到了圣休伯特，并在第二天夜间夺取了该城。下午，沿雷米香槟—莫雷公路行驶的个别车辆受到坦克和反坦克火炮攻击而燃烧起来，这些炮火来自南面雷米香槟—莫雷公路与巴斯托尼—沃克斯的交叉路口附近。一小股盟军从南面突破，正从小罗西耶尔北面几百码的阵地上朝交叉路口开火。装甲示范师的坦克使这支盟军部队被迫后撤。当时我正与装甲示范师的先头部队在一起，目睹了这场战斗。

此时第7集团军报告称，南面的美军侦察部队不断对第5伞兵师发动进攻，不过第5伞兵师表示对此不必担心，该师的掩护线已经向前推到了肖蒙—雷穆瓦维尔公路的南面，其前沿部队位于利布拉蒙及其周边地区。

进攻巴斯托尼的第26人民掷弹兵师进展缓慢。这一天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第26师的部分部队曾一度面临严峻的局势。美国空军在21日和22日向巴斯托尼的守军空投了补给，由于天气晴朗，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行动。22日夜间，巴斯托尼的美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攻，我们拼凑起所有能够用得上的预备队，才得以击退这些进攻。第26人民掷弹兵师在这最后的几天中遭受了严重的伤亡，战斗力大为减弱。我们还不清楚盟军进攻的目的是不是要突破我们的包围。可能巴斯托尼的守军试图与从南部向此地推进的另一支盟军会合，这支盟军给我们造成的压力已经确定无疑。突破巴斯托尼的包围后，盟军下一阶段可能会进攻第5装甲集团军的纵深侧翼，此时这个集团军仍在向西推进。当我驱车返回时，在巴斯托尼西南面穿越了盟军正在受到压制的猛烈炮火，以上就是我此时从中得到的深刻印象。从12月22日夜晚开始，巴斯托尼的形势逆转了。自此以后，进攻部队转入了防御。

攻势的高潮

12月22日，第2装甲师在哈吉蒙特地区突破了马尔什与罗什福尔之间的盟军封锁线，并于当晚攻占了哈松维尔和雅穆当纳，当时第2装甲师似乎有条件顺利前进到迪南及其附近的默兹河各渡口。从整体上看，这样的行动显然有危险，由第2装甲师和第116装甲师组成的进攻部队将会把前线其他部队远远抛在身后。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此时仍动弹不得。负责掩护南翼的第7集团军面临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已经遭到了美军第3集团军的攻击，并且不得不放弃了前线中央和右面的阵地。第5装甲集团军右面和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因此我们的右翼只能撤退。我们再也不能指望第7集团军向南面或者西面发动进攻来提供保护。据报告称美军第3集团军的其他师正从南面赶来。就在此时，莫德尔可能想起了他一直主张的所谓“小解决方案”，他认为夺取巴斯托尼非常关键，于是坚决要求第5装甲集团军无论如何都要夺取巴斯托尼；如果不放弃主要目标的话，我的集团军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毫无疑问，此时战役的主动权和日后作战行动的控制权都转到了盟军手中。顺便提一下，对于从西线其他地区撤出部队一事，盟军并没有刻意隐瞒，我们的无线电拦截部门能够监听到这些撤退的实施细节。

12月22日至23日晚，第2装甲师的侦察营还在继续前进。第二天他们与该师其他部队一同抵达了高奈。在前进途中，盟军从北方赶来的新部队不断向他们发动进攻，因此他们只能不断派出部队为侧翼提供保护。出于这一目的，该师的部分部队留在了奥涅、森森、佩苏和阿韦森。

12月23日，盟军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开始从马尔什地区发起更为猛烈的反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危急。盟军暂时控制了邦德—哈吉蒙特公路。我们这天派出了一个营去支援第2装甲师，但这支弱小的部队所发动的进攻并不足以扭转局面，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个营派去增援侧翼的掩护部队。这一增援使侧翼的局势出现了改观，也让我们能够击退盟军从南面和东南面发动的进攻。上午，侦察营已经抵达了弗瓦—诺特尔—达姆一线，并在一次突袭中突破了盟军防线。我们缴获了盟军大批车辆和其他装备。该师其他部队的进展也十分顺利，但很快他们就感受到了北面和东北面越来越大的压力。第2装甲师的推进因此停滞下来，部队不得不一分为二，背靠背作战，其中一部分在高奈以西，另一部分在高奈南面。掩护部队和补给车队也被迫在各个村庄构筑全方位的防御阵地，并与占据优势的盟军爆发了一系列激战。这些小股部队是最先被消灭的。在高奈地区战斗的两个作战军群取得了联系，随后会合到了一起。但燃料和战争物资的短缺很快就降低了他们的作战效率。

第5装甲集团军如果还想要继续前进，那么装甲示范师就要在第二天即24日向默兹河推进，这样就可以解救第2装甲师。即使眼下已经为时过晚，但将第5装甲集团军和B集团军群所有可动用的部队集中起来，我们的进攻仍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转过头来再看第58装甲军，即第5装甲集团军的中央军，该军的作战计划如下：第116装甲师将投入到乌尔夫特河以南的战斗，第560人民掷弹兵师则在乌尔夫特河以北，因为该师右面的部队仍然在奥尔河一带作战。第116装甲师将从胡法利兹向拉罗什进军并从那里尽可能地向西推进。但在12月20日晚部队收到一份报告，称巴斯托尼以北3英里处的乌尔夫特桥已经被炸毁。第116装甲师如果想用手头的资源修复桥梁，那么最早也只能在21日夜间才能通过。因此第5集团军群命令第116装甲师停止前进，在第二天夜间调转方向，穿过胡法利兹来到20日清晨被占领的桑雷。当晚第116装甲师抵达了杜尚。此时盟军似乎在第58装甲军的防区内被击溃了，正在慌忙撤退。因此在盟军沿乌尔夫特河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之前，部队必须立即渡河并占领河北岸。

然而在12月21日，向前推进的第116装甲师遭到了盟军更加猛烈的抵抗，他们击退了该师对霍通的进攻。第116装甲师的进攻部队很快就遭到了盟军猛烈的炮击，来自苏瓦以北制高点的炮火尤为猛烈。第116装甲师愈发不可能击退前线的盟军并在西北方向占领更多地区。我猜测盟军在这里投入了新的部队，不过我们无法根据俘虏的身份来确认这一点。

然而，我们的命令是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向西推进。第58装甲军也是如此。此外，通过利用第2装甲师向更南面的推进，我们似乎仍有机会让第58装甲军沿乌尔夫特河南岸推进以配合行动。因此，第116装甲师接到命令将在22日脱离战斗，并沿着乌尔夫特河南岸取道拉罗什朝西北方向前进。我们希望第116装甲师能够在23日穿过拉罗什，经过马尔什并占领通往拜伦维尔的道路。至少在我当时看来，这次进攻的成败将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决定：如果部队能够抵达默兹河，那么两个装甲军仍然可以按照“小解决方案”的计划转向北面沿着默兹河东岸推进，这样就可以解救第5装甲集团军右翼的第66军，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也可以取得一些战果。

12月23日，第116装甲师的工程部队修复了轻微受损的拉罗什桥。几乎就在同时，该师报告称遭遇了美军最新抵达的第84步兵师。第116装甲师接到命令于24日对瓦尔登地区发动进攻，但遭到了失败。在拉莫尔梅尼尔附近，该军右面另外两个师的进攻也被挫败了。盟军成功封锁了第58装甲军的整个前线。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防御战的胜利，而是立即开始发动了进攻。然而第116装甲师不得不继续进攻，因为他们必须为远在西面的第2装甲师缓解压力。由第66军指挥的元首禁卫旅此时被调了上来，这个旅将要占领霍通附近的高地，以帮助正在瓦尔登附近陷入苦战的第116装甲师。可是进攻真正开始时，这个旅又停了下来，他们奉命掉转方向，全速前往巴斯托尼。

防御：巴斯托尼战役的第二阶段

就这样到了12月24日，此时一个装甲师成功推进到了迪南以东仅3英里的地方。然而当晚我们的作战行动显然达到了极限。现在已经知道，在当时我们根本无法实现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侧翼的形势：不仅两翼的推进均已停止，此地的部队还承受着来自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越来越大的盟军压力。不过天气的变化可能是所有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一个因素。从12月23日和24日开始，盟军空军的行动便不再受天气影响了：他们在我们发动进攻的整个地区寻找有价值的目标。前线后方的公路和铁路遭到了地毯式轰炸，我们原本就很薄弱的后勤补给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毁，部队的机动性不断地迅速下降。天上下起了雪，气温也下降了，为数不多的山间公路都被积雪所覆盖，部队白天完全不能在前线后方活动。

这意味着我们抵达默兹河的计划全盘落空了。至于第5装甲集团军，它的主要战斗将是巴斯托尼战役。这场战役为失败的阿登攻势拉下了帷幕，在旷日持久的苦战中也成为焦点。一个又一个师被卷入了这场战役，部队一到巴斯托尼就会立即投入激战。在这一部分如此有限的篇幅中，我无论用何种方式都无法详细描述巴斯托尼的战斗，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就在第5集团军的部分部队仍然试图向前推进的同时，巴斯托尼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把许多德军部队，包括原本用于进攻默兹河的部队都吸了进去。巴斯托尼战役曾一度牵制了9个师和2个军指挥部。于是我们必须将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部队调到第5装甲集团军，这就使得最高统帅部的所有进攻意图都化为泡影。巴斯托尼保卫战是在明显毫无希望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场战役对挫败我们的进攻计划起了决定性作用。

若将此时集结在巴斯托尼附近的部队与之前调拨给第5装甲集团军用于进攻默兹河的部队做一番比较是很有趣的。此时在巴斯托尼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为了一个实际上无法影响大局的行动——远远超过了第5装甲集团军向西推进能够做出的努力。

在几天内如果我们能够集结所有增援部队并将其全部用于向巴斯托尼发动进攻，那么即便是现在，这样一次联合进攻仍然有成功的希望。可是情况却并非如此。部队在路上被耽误了，只有不满员的小股部队顺利到达。然而最高统帅部则坚持要部队严格执行它的计划：尽管形势发生了改变，最高统帅部仍然下令发动一次次缺乏组织的进攻，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党卫军第1装甲师对吕特尔森林发动了进攻，目的是封锁南面通往巴斯托尼的公路，然而进攻失败了。直到此时，最高统帅部才终于接受了B集团军群和第5装甲集团军对局势的判断，那就是在这一地区发动进攻已经再也无法实现任何目标，因为虽然部队拼劲十足，但在人员、武器和后勤补给方面都太薄弱了，无法与此时所面对的盟军相抗衡。严寒也给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除此之外，为部队提供补给也非常艰难。

我们的高级指挥官们此时迫切地希望能够立即停止所有进攻，并让部队从开辟的纵深突出阵地中撤出来。这一期望是以我们对12月29日局势的评估为依据的。此时在突出阵地的北面和南面都集结了规模庞大的盟军部队，靠着我们目前手中的部队和物资，我们绝不可能阻止盟军突破我们的侧翼向胡法利兹推进，我们的左右两个侧翼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此外，盟军无可争辩的空中优势意味着我们的部队只能在黄昏时分行动，而部队移动、挖掘工事和运送补给等活动只能等天完全黑下来才能进行。虽然乌尔夫特河两岸和威尔兹地区第7集团军右翼的局势进一步严重恶化，但直到盟军发动进攻后，最高统帅部最终才在1945年1月3日勉强同意部队撤退。

1月12日至13日，苏军从巴罗诺夫桥头堡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这一攻势立即对西线产生了影响。我们长期以来所担忧的部队东调此时正全速进行着。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带着集团军陆军部队、2个军指挥部、4个党卫军装甲师、元首禁卫旅和掷弹兵旅被调走了，特别是其所属的全部炮兵和舟桥部队也随之调走。部队和装备的大规模撤退，对我们业已混乱和严峻的燃料短缺所造成的影响不难想象。此时，我们不得不为自己未能及时从大突出地带中撤出部队而付出代价，无论如何，这些阵地最后都会失守的。最高统帅部低估了部队的疲惫程度，实际上，部队比我们所预料的要疲劳得多，并且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再也无法与坚忍顽强、装备精良而又补给充足的盟军作战了。我们在1月份得到的增援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足，大多数士兵年龄大、身体差，也没有受到良好的训练。德国军工业在盟军空军愈加猛烈的轰炸下正濒临崩溃。1月中旬，上西里西亚工业区沦陷了，武器、军需品和各类装备的补给都受到了影响。西线的士兵在看到正在他们面前集结的盟军实力不断增强时，他们对最终胜利失去了信心，与士兵们的信心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防御能力，尽管他们仍然在继续履行职责。这种忠于职守直至最后一刻的精神，可能是战争最后几个月里最突出的现象了。

结束语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部队日夜不停地进行了5周的攻防战，他们相信自己的付出将为我们的政治领袖赢得时间以结束这场战争。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迸发出了超人的力量。

然而他们所有的奉献也没能换来进攻的成功。因为设定的目标过高，攻势开始几天后阿登战役就出现了失败的端倪。我们的目标太遥远了，进攻部队的实力与这一遥远的目标极不相称。在人员和物资方面，我们的部队缺乏必要的“深度”，一旦实现突破，也无法迅速而有效地扩大战果。与此同时，如果不抽调原本用于进攻默兹河的部队，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来保护进攻部队的侧翼。

第7集团军的实力太弱了，以至于无法完成其主要任务，那就是不仅要保护2个装甲集团军的南翼，还要派出一支部队进攻卢森堡。结果两项任务均完成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第7集团军的顺利推进对于第5装甲集团军左翼的作战至关重要。

兵力整体不足导致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失败，那就是没有明确的主攻点。毫无疑问，死板地坚持原定目标是个错误，部队的组织和战斗任务的分配也是如此。最高统帅部对前线的状况一无所知，却越来越固执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坚持要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命令，再也没有表现出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作战计划所必需的灵活性。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希特勒本人。当设想中用于1944年阿登攻势的所有师实际上都无法动用时，就应当根据我们手里弱小得多的部队来调整计划。同样地，当部队显然不可能再继续进攻时，就应当及时作出决定让其转入防御并撤到原来的阵地上。

在我看来，以下3个主要因素导致了失败：

1.在12月16日的进攻中，盟军的反应比最高统帅部预料的更迅速。

2.盟军的反制措施相互协调，就像是出自同一个计划。

3.天气转晴后，盟军拥有像在诺曼底那样的无限空中优势。

另外一方面，人们现在可以说盟军的反攻开始得太快了；如果盟军推迟反攻的话，或许能够消灭我们在阿登地区的全部进攻部队。这就是说，盟军所取得的胜利只是一个“平常”的胜利，尽管德国陆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仍然成功撤退到了进攻时的出发点。与此同时，盟军被迫在整个西线停止进攻。他们不得不重新攻占之前曾为之战斗的土地。

由此，我们得到了喘息之机，遭到盟军雨点般炸弹轰炸的国内防线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一失败的攻势并未带来任何好处。德军的预备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再也没能影响西线和东线的形势。

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抵消了阿登攻势可能产生的效果。战争迅速结束已经无可避免。因此西线争取到的时间只换回了一场泡影。

阿登攻势的失败可能影响到了德国军民的士气，进一步又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这一点有可能导致了战争的迅速结束。

然而尽管阿登战役结局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影响德国命运的最后一战中，德军部队和指挥官都倾尽了全力。尽管进攻部队在人数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但他们的战斗都非常突出。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也就是否认了美军取得这场胜利的真正实力。

战役评说

尾声

齐格菲·韦斯特法尔

在美军炸弹的不断轰炸下，疲惫不堪的B集团军群被迫退回了“西墙”最初发动进攻的阵地。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巴德瑙海姆附近被称为“鹰巢”的指挥部里收到了一条消息，正急匆匆地赶回柏林。这份报告说苏军从维斯杜拉河对岸的桥头堡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这座桥头堡位于巴罗诺夫，此前被苏军所占领。未来三个月的战事将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

此前，东线由于阿登战役而受到削弱，军需品的产量也大幅下降，这一切都加速了结局的到来。此时数百万德国男女老幼正沿着中欧冰封的道路逃离红军的战场，关于阿登战役的消息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灾难中的一个：红军占领了西里西亚、东西普鲁士和波普拉尼亚，甚至还占领了古老的霍亨索伦帝国的摇篮马克勃兰登堡；鲁尔被包围了；英军进入了汉堡和基尔，美军进入了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及斯图加特和慕尼黑；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遭到了屠杀；萨克森与图林根失守了，苏军先头部队和美军在易北河的马格德堡附近会师；红军占领了柏林，德国武装部队最终向获胜的盟军将领投降。在这短短几个月中，德国民众经历了严重的折磨和饥饿，以至于当他们得知希特勒为了逃避审判而自杀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几乎没有任何看法。此时人们已经陷入了绝望的麻木和厌倦，他们只有一个愿望——渴望这一切最终都能结束。然而许多德国人以及我那些同胞还要经受另外一个考验，他们痛苦地发现自己一切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都是徒劳的，数百万德国人心甘情愿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直到现在他们才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是一项卑劣的事业。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第二个问题。战争为什么会这样结束？战争初期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并且曾一度成为几乎整个欧洲的主人，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注定要失败吗？

时至今日，德国一些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考虑到希特勒罪恶的政府在国外所制造的厌恶和仇恨，德国人不能指望永远用手中的武器来挑战世界。这个世界太大了。一旦1939年到1940年那场相对局部的战争发展成我们与苏联和美国的世界冲突，在人力、原材料和工业能力方面差距悬殊的德国就绝不可能取得胜利。许多德国士兵对此十分清楚：与德国民众一样，许多德国士兵也都不想要这场战争。事实上，许多人早已预料到了战争可能的结果，这令他们更加难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作为军人，除了忠于职守外他们别无选择。《卡萨布兰卡宣言》称同盟国政府只接受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宣言发表后，即使是那些完全了解真实形势的人，也都认为除了死战到底外别无他法。只有少数人反应强烈，以至于认为需要发动公开起义。另一方面，有少数德国人不能接受现实，虽然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但1918年的谎言即“暗箭难防”的传说被重新提起，他们再次急于相信这些说法。即便到了现在他们仍将失败归咎于背叛。然而世界上哪里没有傻瓜？他们总看不见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如何都不能从任何经历中得到教训。

由此看来，那些知道自己所写内容的几位作者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命运攸关的决定实际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决定并没有将德国有把握的胜利扭转成确凿无疑的失败。从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各种作战计划的结果或多或少已经注定了，主要原因就在于作出决定时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即使德国空军赢得了不列颠战役，英国也不可能屈服；即使斯大林格勒被占领或者第6集团军及时撤退，也不会让苏联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即使补给充足，1942年10月和11月隆美尔在阿拉曼也将不可避免地战败；战争即将落下帷幕时，阿登战役的胜利或许也只能让希特勒在这世上多活一段日子；即使诺曼底进攻失败（鉴于盟军在空中和海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不能阻止英美两军发动新的攻势。

其实，由于希特勒起初错误地认为西方国家会容忍他消灭波兰，其盟国也不会进行任何干涉，据此他作出了根本的也是真正命运攸关的决定。入侵波兰的决定一经作出，我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25年之后，1914年到1918年那场战争的教训再次上演：德国不能在一条以上的战线上同时作战并赢得战争。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吸取了更多教训。我们明白了深刻的道理。此时德国人民衷心渴望同过去的“敌人”达成诚挚的最终和解。我们怀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决不能再与邻邦大动干戈。让我们用一切手段来同他们竞争吧，但只能是以和平的方式。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唯一的战斗就是从曾经的“敌人”那里赢得友爱与尊重。如果所有文明国家都能赢得和平——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慰藉——那么在战场上、在逃离即将到来的对手的路上、在遭受空袭的德国城市中丧命的600万德国人，就没有白白地付出生命。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前言

楔子

第一部分

不列颠：伦敦上空的鹰

战役评说

第二部分

莫斯科：与寒冷饥饿作战

战役评说

第三部分

阿拉曼：“沙漠之狐”的末路

战役评说

第四部分

斯大林格勒：一场惨重的失败

战役评说

第五部分

法国：大西洋堡垒的崩溃

战役评说

第六部分

阿登：最后的挣扎

战役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