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时代

张国庆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步时代／张国庆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00-17906-3

Ⅰ．①进…　Ⅱ．①张…　Ⅲ．①美国—历史—研究—近现代　Ⅳ．①K712.4　②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8091号

进步时代

张国庆　著

Jinbu Shid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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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开本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张　15.25　插页1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00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2012年11月20日去世的母亲，她是我价值观的塑造者，情商的培育者，阳光人生的引路人。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能国富民强。

前言

胜利，不是因为战胜别人，而是因为战胜自我。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它必须激发内在的斗志，战胜自身的软弱，才能在世界上真正站立起来。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美国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并从此成为世界强国，这段心路历程和变革之旅，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他山之石”。

这个时期极端地表现着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但也蕴含着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改革动能。这个时期就是进步主义时期（Progressive Era），简称“进步时代”，广义的时间段是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狭义的时间段介于1901年至1921年间，恰逢西奥多·罗斯福(1)和威尔逊(2)总统执政期间，本书采用狭义的时间段，也是为了对应“镀金时代”(3)，即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时代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对镀金时代的反思和超越，更在于破解了大国崛起的瓶颈问题，同时也帮助美国人找回了一度失落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1876年是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但当人们回顾美国百年辉煌时，却无奈地发现，美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在一份为百年大庆写的充满激情的祈祷书中，人们呼唤：“上帝救救我们的共和国吧！”

应该说，这一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达到了历史顶点，但它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这段长达三十多年的黑色年代里，所谓的“工业文明综合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官商不分，以权谋私，上行下效，贿赂公行，物欲横流。

当时经济生活的混乱是今天的美国人难以想象的。在西进、开发的旗号下，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遭到破坏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劳动者每天要工作12个甚至16个小时，薪水却少得可怜，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消费者权益无人保护，垄断公司收买政客破坏经济运行的健康环境……美国经济生活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爱默生对此描述道：“波士顿的比考恩大道和弗农山庄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铜臭。在律师的办公室，在港口码头，到处可见这种卑鄙龌龊、浑浑噩噩的陈腐之气。”(4)

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芝加哥的一个肉食罐头加工厂，为了填满食品罐，装罐工在资本家的指使下，毫不犹豫地使用腐肉、痘肉、内脏甚至老鼠肉。这被厄普顿·辛克莱(5)写进了名著《屠场》中，激起民愤，也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食品安全变革。

混乱的另一个表现是垄断盛行。约翰·洛克菲勒(6)、安德鲁·卡内基(7)、J. P. 摩根(8)、杰伊·古尔德、詹姆斯·梅隆，在一个又一个工业领域内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们压制竞争、维持高价低薪、获取政府补贴。

这些行业是“福利国家”的首批受惠者。在世纪之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垄断了全国的电话系统，国际收割机公司生产的农用机器占市场份额的85％。在其他每一行业，资源都被集中控制起来。银行也大为青睐这些垄断公司，甚至为这些实力雄厚的公司董事们创建了专门的联络网，每家垄断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别的许多家垄断公司的董事。据20世纪初期的一份参议院报告说，摩根在其极盛时期同时兼任48家垄断公司的董事；洛克菲勒则集37家垄断公司的董事于一身。(9)

与垄断相对的，则是社会贫困的恶化、阶级对抗的加剧。到1890年时，美国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平均占有的财富竟相差近两千倍。一面是暴富者挥金如土，一面是劳动者大面积失业和为生存奔波。资本家暴富的过程沾满了劳动者的血汗。州际商务委员会1889年的记录显示：当年仅铁路工人的死伤数量就达2.2万人。这一时期，美国工人和农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剥削和压迫，社会保障也无从谈起。

社会危机一触即发。1873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642家银行倒闭，1.6万家公司破产，20％的劳动者失业，全美各地爆发了示威游行，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在此之后，罢工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并且很多都伴随着流血冲突。令美国工人愤恨的是，政府成了资本家的帮凶，多次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罢工，这加剧了社会对立，严重削弱了政府威信。

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如传染病般的腐败，联邦政府的权威也跌到谷底。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之前，镀金时代的总统们多半在与国会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纠缠不清也使得联邦政府很难有效地进行反垄断和反腐败，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陷入低潮，联邦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大大降低了其对地方的影响力。美国的自然环境也遭到惊人的破坏。

走得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镀金时代的美国问题，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在激烈变动的社会发展中普遍迷失了自我。时人为财富而追求财富，只问利润而不择手段，金钱就是新的上帝，金钱就是权力。表现在国家方面，就是对大踏步的社会发展缺乏心理准备和制度设计，对新型的近乎颠覆性的社会关系缺乏协调能力，这一点从联邦政府的被动施政即可见一斑。

美国用30年走完英法百年的发展历程，表现得气喘吁吁和有些狼狈，也在情理之中。但不论有何种理由，经济发展的高速与国民幸福感的不足形成的显著背离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种问题的背后，文化的衰落清晰可见。在那个人人都热衷于财富的时代，人们对于金钱的关注当然处于头等地位，其他一切只要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便受到漠视和忽略，政治和文化都不例外。

当时，不少人都抱着与卡内基相同的想法：一个有能力的人应当去办企业，只有在经济上失败的人才会去搞政治。(10)在那个政坛上缺少政治家而充斥下流政客的时代，大众参政意识降到了冰点，而公务员与企业界收入的巨大差距也导致人们更倾向于经商。即便不能如愿从商，他们也十分愿意与商人多些联系，以期在对方吃肉的情况下，自己也能喝点汤。这个时期，大部分有才华的人都开始从商，政府雇员大都是平庸之辈，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高速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问题。另外，许多政客都与企业家关系密切，靠大亨们的贿赂生活，不可能有效地调节商业活动。(11)

林肯·斯蒂芬斯就曾批评过当时美国社会薄政厚商的现象。在他看来，“重商的精神是赢利的精神，不是爱国的精神；是讲信用的精神，不是讲廉耻的精神；是个人致富的精神，不是国家繁荣的精神；是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精神，不是讲原则的精神。”(12)关键的问题是，这种风气将政治当成不折不扣的生意。

由于自身收入较低，外加受到暴富者的“刺激”，很多政客都开始调整自己的人生追求，越发大胆地追求起财富和富裕生活来。当时，“检验政治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成了金钱，不再是典型的政治家们原先追求的纯粹自我表现或为公众服务及荣耀。”(13)人们悲哀地发现，美国政治中的凝聚力已经变成了做官以及将官职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这种动机足够强烈，而政客们所面临的诱惑也空前丰富多彩。

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合流，腐败成风。许多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都是在与政府和法院的合作之下赤裸裸进行的，而这种合作往往也是有偿的：托马斯·爱迪生许诺给新泽西的政客每人1000美元，以换取当局制定有利于他的法规；为了让作价800万美元却并不值这个价钱的伊利铁路“掺水股票”能合法发行，丹尼尔·德鲁和杰伊·古尔德花了100万美元贿赂纽约市议会。当时在美国的各大中城市里，腐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更致命的是，政府也尽力讨好资本家。1887年，尽管国库充盈，但当有人提议从中拨出10万美元救济得克萨斯州遭遇长期干旱的农民、帮助他们购买谷种时，克利夫兰(14)总统却否决了这项议案，他解释说：“这种情形下联邦政府如果给予救助……会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他们期望政府部门像父亲般关心他们，这会弱化我们农民刚毅不屈的性格。”(15)而就在同一年，克利夫兰却动用黄金储备4500万美元给富裕的债券持有者分配盈利，每张价值100美元以上的债券盈利29美元。

金钱至上的观念带来强烈的个人和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感不仅存在于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的普通人身上，也与欲壑难填的富人和官员如影随形。从好的方面说，这促进了美国财富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从坏的方面看，这导致了更多的腐败、为富不仁，以及炫富成瘾。

其实，早在镀金时代之前，美国的政治领袖就对公众提出了警告：对经济进步的过度关注以及个人竞争的异常激烈将会导致忧郁自私个性的形成，人们会变得迟钝、粗鲁，并且对优雅的风度麻木不仁。这势必会对公共行为的水准造成影响，并且促使蛮横习惯以及社会虚伪风气的形成。(16)尽管文化和社会风气并不是镀金时代诸多问题的唯一根源，但却是最核心的诱因。

事实上，进步时代的改革也确实是对症下药的，无论是反腐败和文官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政治文化，还是反垄断和慈善风气所带来的新商业文化，抑或是弱势群体保护、环境保护所带来的人与财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都体现出进步主义运动的文化和价值观修复功效，以及人们对美国梦的执着追求。

大国崛起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崛起，俄罗斯在复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更是因为历史上的大国兴衰都有其内在规律，历史不仅是老师，还常常穿着新衣出来上演大国兴衰的悲喜剧。

读史使人明智。对于美国进步时代如何破解大国崛起的瓶颈，我一直有着浓厚兴趣，为此，过去十年间，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仅外文原著和引进版书籍就翻阅了500种之多，做了近300万字的笔记，与上百位各界人士进行过交流。可以说，这本书是我所有著作中准备最充分的一部。

与此前的著作不同的是，这本书成稿的日子里，不再有母亲慈爱的目光注视和关切着我，但这也成为我坚定地写完这本书的动力所在：它既是为了纪念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母亲，更是为了给处于转型中的祖国寻找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建设性的办法。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有快乐的童年和明朗的未来，纵然以我一己之力无法照亮整个夜空，但我希望自己是一只萤火虫，为寻梦者带去一丝光亮和温暖。

本书的章节设计反映出我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思考和认识：反腐败、反垄断、环保、食品安全和海军问题，这些是身处进步时代中的美国人最关切的问题，也是他们曾取得最大突破的领域，对于此后100年美国的发展意义深远。而一系列改革的受益者，除了美国的弱势群体、社会风气和青山绿水，还有联邦政府的话语权。以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为代表的领导者不仅通过制度创新和系统化的对策引领美国走上更均衡、健康和有后劲的发展道路，也重树了政府权威。这一切，不仅得益于美国梦、升华了美国梦，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时代的变革与进步，都离不开民意的支持、媒体的推动和文化的复兴。

要想有预见地认识未来，就需要深入地了解过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17)100年前的美国离我们既远又近，停下我们奔波的脚步，回望一下那段在无限纠结中化蛹为蝶的历史，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尊重历史的人赢得信任，借鉴历史的人赢得未来。

张国庆

2013年5月20日于北京

注释

(1)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1901—1909年在任，是第26任美国总统、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曾于190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著有三十多本书，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构建者。

(2)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2年总统大选中，由于老罗斯福和塔夫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得以当选总统。迄今为止，他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衔除外）。他提出了14点和平主张，191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3)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是马克·吐温发表于1873年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后来这一形象化的概念也成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4) ［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1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著名作家。除《屠场》（The Jungle）外，还写过描写科罗拉多州煤矿工人罢工事件的《煤炭大王》（1917）、抨击垄断资本家的《石油》（1927，并被改编成电影《黑金企业》）、揭露政治腐败和警察暴行的《波士顿》（1928）等，《龙齿》（1942）还曾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6) 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

(7)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钢铁大王，慈善家。

(8) 约翰·皮尔蓬·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银行家、艺术收藏家。他在1912年曾订下当时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头等套房，后因故没有上船，逃过一劫。

(9)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中卷，21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0) 参见［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215页。

(11) 参见［美］艾伦·韦恩斯坦，大卫·卢布尔：《彩色美国史》中册，363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

(12) ［美］林肯·斯蒂芬斯：《美国粪——城市的耻辱》，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13)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第22和24任美国总统，是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也是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他于1885—1889年、1893—1897年在任，在他任期内，自由女神像在纽约市竖立。

(15) ［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219、220页。

(16) 参见尼尔·哈里斯：《美国礼节》，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1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7)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目录

前言

第1章　反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腐败的八个推手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

媒体是“照妖镜”，更是“撒手锏”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第2章　反垄断：财富再平衡

从反铁路到反垄断

炫富成风：欧洲人眼里的暴发户

罗斯福“打老虎”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

第3章　食品不安全是民族的噩梦

保护人民的“胃”

一天通过两部食品安全法

美国人喝了几十年的“泔水奶”

FDA：机制的力量

供应链管理：从餐桌安全到食品安全

第4章　人与自然：宜居国家的环保课

“进来，发财，离开”

劫掠资源致富的示范效应

“环保总统”罗斯福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旅

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一个都不能少”

环保意识“从娃娃抓起”

鲜活的人文教科书

第5章　强国要有强海军

隐忍了25年的“复仇”之战

美国也曾“韬光养晦”

美国海军的“黑暗年代”

新海军：从告别木船开始

海军梦圆，思想不能缺席

全民渴望海上话语权

大国崛起，海军不能缺席

西班牙树欲静，美国风不止

没有悬念的美西战争

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

罗斯福的海军“大跃进”

成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第6章　联邦政府的权威从哪里来？

政府是“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

总统要做公众舆论的领头羊

为什么是罗斯福？

弱势群体保护者

掌控经济话语权

政府要有书卷气

第7章　美国崛起与美国梦

没有美国梦，就没有进步时代

信仰的力量

强国梦需要物质基础

强国梦是机会平等之梦

强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土壤

第1章　反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够从美国历史中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美国是怎样根除制度腐败的。根除制度腐败需要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经济方法。”(1)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2)

腐败曾经是美国的痛。在《腐败与改革》一书中，两位主编在导言中感慨道：“当今的美国，就腐败程度而言，位居世界腐败排名榜上倒数10％之行列。所以，在今日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腐败似乎只发生在贫困国家和处于转型经济中的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但追溯起来，美国作为一个廉洁共和国的历史实际上也仅始于现代。”(3)而在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非镀金时代莫属。

事实上，在内战时期，贪污和腐败现象就已经层出不穷了。战争对于贪污而言是“天赐良机”：因为没有多余时间对决定进行详细审查。大量订单需要被完成，大量合同像纸屑一般四处散落，谁会注意到各处看似不起眼的虚报内容呢？然而这些金额积累起来却是惊人的。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当时一项19.1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80万美元）的协议，在实际成本之外竟然兑水3倍多！(4)也就是说，有3/4以上的钱进了个人的腰包。

美国的腐败程度在格兰特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尤利西斯·格兰特(5)于1869年当选总统，可谓是众望所归，当他入主白宫时，带着崇高的威望和人们极大的期待。但遗憾的是，当他离开时，留给人们的却只有莫大的失望，而这一切，主要是源于他任内所出现的罕见的腐败现象和接连不断的丑闻。

也正是由于格兰特时期贿赂横行，其后的几届政府都进行了反腐败的努力，但收效甚微，直到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及进步时代的到来。进入20世纪，进步主义运动及相关改革曾极大程度地压缩了腐败空间，也使得这一在19世纪的美国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在20世纪逐渐淡出了美国人的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找到了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其艰难历程值得我们认真思量。

腐败的八个推手

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早期的腐败问题，是民众极大的心病，也是国家发展的瓶颈，在《限制掠夺之手》一文中，丽贝卡·梅尼斯指出了人们对腐败的忧虑和厌恶：（1）腐败会降低政府管理质量。政府一旦陷入腐败，那些支撑着经济增长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和教育）的供给就可能量少质次。（2）腐败会刺激政府官员对私有部门大肆干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腐败官员在颁发特许权和实施管制过程中会索贿受贿，向那些意欲操纵当地市场以谋取一己之利的企业大敲竹杠，阻碍私有部门的进入和投资。（3）腐败还会侵蚀警察局和法院，使其庇护犯罪，也会破坏私人合同的执行，降低财产安全性，进而影响投资信心。(6)

造成这一时期腐败高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用人腐败：考虑亲疏多过考量德行。

任人唯亲常常是腐败的源头，这一点在镀金时代的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总统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近乎灾难性地大搞裙带关系。他不仅把很多重要职务给了自己以前在军队的同僚，还应夫人的要求，任命她的一些“娘家人”做了大官。这也是他在组阁之初就招致舆论强烈反对的重要原因：内阁中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总统的亲戚就是他夫人的亲戚——竟至几十个之多。(7)

其中最让人笑掉大牙的是对海军部部长阿道夫·博里的任命。博里是一个既无从政经验又无海军知识的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而这正是格兰特看重的。但问题是，海军部不仅重要，而且是专业性极强的地方，博里在这里根本就是丈二和尚，自己都觉得像个傀儡。结果，没过三个月他就主动辞职了。像这样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在格兰特时期比比皆是。对此，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愤怒地说：“美国正在遭受着一种如水肿病一般困扰着人们的裙带关系的折磨。”(8)

由于任人唯亲，格兰特对官员品行的考量明显不足。尽管做了总统，但格兰特似乎还没有摆脱战时思维，挑选内阁官员用的是当初挑选军事幕僚的模式，看重的是私人关系，而不是他们的声望和公众的需要，因此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降低了阁员们的品德标准。

让共和党的领导者们不满的是，格兰特用这些人根本没有和他们商量过，有些内阁部长甚至是从报纸上才得知自己的任命(9)，而这些人也大多很不给格兰特争气，相继丢人现眼地离开了政府。这对格兰特的威信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得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总统之一。

任人唯亲的另一面，就是不能给予正直的官员必要支持，导致内阁成员频繁更替，凸显了格兰特时期的政治乱象。

以司法部部长为例。1870—1871年在职的阿莫斯·阿克曼，是反对铁路业主不法行为的正直官员，但在铁路业主们的说服下，他不久便被格兰特解职了。解职时，格兰特安慰性地称颂阿克曼是热忱、正直而勤奋的人，并提出以其他职位作为补偿，被阿克曼断然拒绝了。

而在阿克曼之前，1869—1870年在职的埃比尼泽·霍尔则是另外一个典型。在任人唯亲成风的格兰特政府中，霍尔是为数不多的以业绩而不是对长官个人的忠诚来任用下属的领导者，他挑选了九位能力出众、为人正直的新人出任新创设的联邦法官职位。这引起了那些希望把自己人安插在这些岗位上的政要和议员们的不满，最终，孤立无援的霍尔在得不到总统支持的情况下黯然离去。

无独有偶。在霍尔去职的同一年，内政部部长雅各布·考克斯在其部门实行了按功绩奖励的制度，抵制了任意封官许愿的做法，但同时也与格兰特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上任不到一年后就愤然离职。

1870年前后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令人们感到震惊。一边是政治蛀虫在腐蚀政府，一边是少有的“益虫”被驱除，而格兰特则完全没有了当年战场上的果断，对自己亲信的丑行一味纵容，这与其后的海斯总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发生“运河腐败”案(10)后立即解除了海军部部长的职务，而这一针对巴拿马运河的案件当时还处于计划阶段，腐败并未真正实施。也正是因为反差如此强烈，后世的历史学家愤然指出：“格兰特随和的管理作风，似乎已经被一大群政府内外没有道德的官员当作了腐败的‘公开邀请’。”(11)

2．从贪内助到秘书腐败：领导管不住身边人。

政坛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向来很强，在格兰特时期，“贪内助”的问题也非常普遍。1875年，司法部部长的妻子和内政部部长的儿子被指控接受贿赂以影响政府政策，导致这两名内阁成员辞职。

1876年3月，众议院弹劾陆军部部长威廉·贝尔纳普，称在对西部地区军队营地服务商店的任命工作中，他曾通过妻子接受贿赂。起初，商人们的钱是贡献给贝尔纳普贪婪的妻子的，而在这位“贪内助”死后，贝尔纳普“继承”了这笔“孝敬”。但贝尔纳普很狡猾地在参议院进行审讯之前就提出了辞职，格兰特总统则不明就里地批准了他的辞呈，参议院也网开一面，使他得以逃脱判决。然而这件事情却严重挫伤了格兰特政府的公信力。

秘书腐败也给格兰特的声望造成了极大打击。在轰动一时的“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中，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将军就狠狠地打了格兰特的脸。

这个所谓的“威士忌酒集团”，是酿酒商人和政府税收官员狼狈为奸的庞大组织，中心设在圣路易斯，每年都能骗取政府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财政部部长本杰明·布里斯托是调查这一集团黑幕的主要负责人，在1874年上任后，他就着手组织了一批廉洁的官员深入寻访，不久便查封了数家酒厂和几个国内税务所。随着调查的深入，布里斯托发现其中牵涉的贪污受贿相当严重，他急于要将这些人绳之以法，但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破坏他的努力。每当布里斯托派秘密调查员取证时，威士忌酒集团就好像事先知道他们要去似的，罪证总是忽然就不见了。

这种戏剧化的情况重复了多次，布里斯托逐渐意识到，这个犯罪集团在政府高层可能有自己的眼线。不久，布里斯托方面截获了一些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上面写着“整顿家务，朋友要来看你”这样的暗语，追根溯源，发现电报底稿竟出自总统私人秘书巴布科克之手。后来的证据表明，巴布科克不仅收取了威士忌酒集团的大量金钱贿赂，还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他们提供的“性贿赂”（一个以“西拉菲仙女”著称的名妓），并且与集团的主谋称兄道弟。

格兰特受到极大震动，他指示布里斯托“不准让任何有罪的人逃脱”，但同时又为巴布科克求情。格兰特于1876年2月写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以供审判时为巴布科克辩护。面对着这样一份证词，由于陪审员们不愿与总统公然对抗，结果无奈地投票同意巴布科克无罪。而格兰特没有为之求情的其他110人则被定了罪。

当听到巴布科克无罪的消息后，格兰特总统快乐地手舞足蹈，并立即派儿子去向巴布科克夫人道贺。更为荒唐的是，巴布科克并没有马上离开白宫，而是继续赖在那里，直到其好友贝尔纳普东窗事发才不情愿地离去。

这真是美国历史上滑稽却又辛酸的一幕。

舆论为之哗然。愤怒的布里斯托一气之下辞去了财长的职务。就连共和党内部的人士都异常悲哀地说：“共和党已成为迄今为止最腐败和堕落的党。”这一丑闻也使得格兰特第二个任期的最后阶段成为“垃圾时间”，其声望更是雪崩式跌落。自那以后，象征着裙带之风、上层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格兰特主义”(12)一词变得越发臭名昭著。

3．“猫爱上老鼠”：与来路不明的钱走得太近。

格兰特同样令人诟病的是热衷于和富人交友，并自觉不自觉地做着他们的“保护伞”。在南北战争中，格兰特将军的进取精神受到了林肯总统的赏识，也被证明是取得诸多重要胜利的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在出任总统后，格兰特开始赏识起那些“富于进取”的有钱人来，而全然不管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格兰特的这一“爱好”很快被那些野心勃勃的投机家利用起来，他们一方面小恩小惠地给格兰特夫妇送去各种礼品以拉近关系，另一方面则利用在格兰特身边的自己人为他们布局。而大大咧咧的格兰特在随意接受着他们礼物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其中暗含的风险。

对格兰特来说，有些不幸的是，他的妹妹詹妮嫁给了一个名叫艾贝尔·科尔宾的臭名昭著的投机商，而科尔宾恰恰是大投机商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科的帮凶。在此之前，这两个华尔街最肆无忌惮的人与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13)进行了一场金融大战，赢得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而这场金融大战的主要内容是贿赂议员、收买法官和非法发行百万股伊利铁路股票。

科尔宾这个“内线”很快发挥了作用。为达到借助白宫操纵黄金市场的目的，古尔德等人通过科尔宾和格兰特搭上了关系，而格兰特对于结识这些“有进取心”的金融家兴趣浓厚，殊不知自己与他们的交往有如一种“广告”，使人们意识到古尔德等人有着白宫这样的靠山。

事实证明，古尔德的“广告宣传”的确起了作用。通过邀请格兰特乘坐游艇、乘坐古尔德掌控下的伊利火车专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是古尔德的大靠山，古尔德宣称的黄金价格会自由上涨是可信的。

后来，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在做证时说：“操纵黄金市场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14)由此可见，当时美国的腐败文化到了怎样的地步：无论流言离奇到什么程度，人们都会说服自己相信。太多的腐败现象已使人们的判断力麻木了。即便是堪称个人诚信典范的海斯总统，其艰苦的反腐努力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腐败已经成为了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种流行”(15)。

古尔德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显然要多于格兰特。在营造好舆论氛围后，古尔德接下来就要力求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因为只要政府将囤积的黄金大量抛入市场，黄金价格就会一落千丈，这样一来，通过垄断黄金抬升价格的阴谋就会落空。

古尔德首先游说总统，将纽约财政总管助理的职位给了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因为这个职位管理着国库的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其下达，而巴特菲尔德收下了古尔德的一大笔好处费。然后，古尔德频繁创造机会与总统见面，并通过科尔宾大吹耳边风，利用格兰特对经济和政治的外行，说服他不要干预黄金价格。而格兰特也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会进行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此时的古尔德吃到定心丸，于是和菲斯科携手大肆购买黄金，坐等大赚一笔。

眼看着就要“成功”之际，令古尔德没想到的是，新闻媒体却坏了他的“好事”。一直对格兰特政府的种种做法持警惕态度的《纽约论坛报》的观察家霍勒斯·格里利（也是1872年大选时格兰特的竞选对手），敏锐地看出其中的猫腻。在一篇社论中，格里利率先揭露了科尔宾等人的阴谋，并呼吁财政部立即采取行动。这直接造成了1869年9月24日的黄金大崩盘。由于古尔德事先从格兰特夫人写给科尔宾夫人的信中得知财政部将抛售大量黄金，他得以侥幸逃顶，而其他不知情的人却纷纷破了产。

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极坏的影响，而格兰特是否牵涉此事也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尽管共和党人阻挠了传讯格兰特的夫人和妹妹出庭对证，但却隐瞒不住总统夫人曾收到一包现款的证据，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事后，巴特菲尔德也被证明是通过科尔宾等人与白宫的关系谋到职位的，于是他不得不灰溜溜地下了台。

尽管格兰特以其洁身自好逃脱了干系，但他与古尔德、菲斯科等人的接近，及其妹夫科尔宾扮演的丢人角色，不仅严重损害了他的个人形象，也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在格兰特时期，联邦政府的威信江河日下，整个美国社会也仿佛得了一场重病。

这一丑闻是格兰特时期诸多丑闻的缩影，也是非常典型的官商勾结之作——政府高官与富豪及投机商打成一片，成为众多腐败事件的诱因。耐人寻味的是，格兰特时期的腐败和无序加剧了金融恐慌，鼓励了金融诈骗，而他本人也在离开白宫后成为直接受害者，在晚年陷入破产阴影中。为了不让家人在他死后一贫如洗，格兰特在去世前三天完成了《格兰特回忆录》，没承想，这本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销量超过30万本，给格兰特家族带来了5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也成了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军事历史作品。华尔街最悲惨的经历造就了美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之一，不能不说有点讽刺。(16)

4．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城市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腐败空间。南北战争后，技术的进步凸显了城市的价值，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大大改观，也使得人流涌向城市，城市的财富由此迅速积聚，不动产价值更是节节高升，大企业也变得越发难以离开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不断放大，而转型时期相应的政府管理机制却不够健全，给腐败滋生留下了巨大空间，也使得腐败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种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老板（City Boss）：指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地方政府中操纵选举、控制市政建设、贪污腐败的政治势力。

“城市老板”的横行无忌令人震惊，也凸显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必要性。随着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腐败的潜在收益也水涨船高，但对于政府官员的制约却没有跟上，官员权力过度膨胀，致使腐败问题在南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呈井喷状，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几乎所有的腐败“品种”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这也是政党和国会丑态百出的时期。1873年，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议员不满地表示，众议院犹如一个拍卖行，在议长的槌声中处置的各种有价值的审议多于世上任何地方。1866—1872年间，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贿赂费用高达40万美元，1875—1885年间更是达到了50万美元。连共和党人自己都痛斥其党派根本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公司。亨利·亚当斯的结论是：“查遍1870—1895年这25年间国会、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全体名单，恐怕只能看到名誉扫地而已。”(17)这一情况与镀金时代国会相对于政府的强势有关，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36年间，多数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国会及政党领导人，这种相对弱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腐败所导致的公信力和权威下降。

5．被动的寻租和被迫的同流合污。

尽管腐败有很多形式，但从大的方面看，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制度腐败，即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经济，也可以说是政治腐蚀经济；二是经济腐败，即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在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制度腐败的经济后果极其严重，相比之下，经济腐败对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小很多。(1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腐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体现在量刑上，索贿、受贿明显要比行贿严重。事实上，许多经济腐败的发生都与恶劣的政治环境有关，为了做成生意或做大自己，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向官员行贿，因而，进步时代的反腐败也多从限制官员的腐败空间下手，并尽可能地为企业创造公平、阳光的经营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公司内部发生的高管利用职权获利的行径，也被视为腐败。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被视为准政府机构，“商人们如想建立公司必须得到州政府的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倾向于授予那些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而一旦获得许可，许多公司就能从州财政获得部分股本。”(19)这一切，只是在各州通过普通公司法，开始简化公司审批制度后，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司也才逐渐淡化和失去了公共特征。

从反腐败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有些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比如教师、律师和报人，也曾为高尚的动机所推动，但很快就被淹没在腐败的海洋里。(20)在很多地方，如果你不与那些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或者向他们屈服，你就什么也做不成。在情况比较恶劣的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和议会的官员索性将黑手伸进了公共财政的金库，如果不行贿，任何立法都休想通过；如果不给法官送钱，法庭就不会做出裁决。很多被指控的腐败分子，或者被与他们勾结的法庭宣告无罪，或者被州长赦免。

6．错将腐败当作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也使得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对腐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国》一书中，德鲁·麦科伊如此阐释：杰斐逊和麦迪逊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核心宗旨是，进行金融和运输等公共设施建设，从而把西部不毛之地变成千里沃土，同时对外政策要确保美国的产品获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规划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国家层次上的腐败工具，也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了。(21)换言之，“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一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并很有市场，尽管联邦及地方政府也认为腐败是需要遏制的，但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情境下，对腐败的打击便是次要的工作了，直到腐败真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毒瘤。

这一点在格兰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执政前期，美国承接着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和全民致富的热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格兰特本人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腐败持有极其宽容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的立场。而到其执政后期，空前的腐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也导致了政府的执政危机，随着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美国社会越发意识到腐败的猖狂程度及其危害性，开始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反腐压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反腐败。到了进步时代，在以反腐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关制度建设也开始深化和完善起来，从而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洁净的政治天空。

7．媒体的制约依然有限。

美国媒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非常有戏剧性，在腐败毒瘤迅速扩大之际，尽管报纸对腐败的曝光有所增加，“但在许多小城市，新闻媒体与政治权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大肆宣传对这些权贵不利的信息。”(22)甚至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在历史上都曾被人利用，古尔德就曾利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格兰特的财政政策》为拉高黄金价格造势，该报还多次为腐败的格兰特政府开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做到完全独立，因而尚不能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但在镀金时代晚期，随着民众对腐败问题日益深恶痛绝，已经逐渐实现财政独立的一些美国媒体也开始响应民意，开启了“黑幕揭发”运动之门，并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达到了高潮，成为推动清明政治的重要力量。以《麦克卢尔》为代表的一些杂志，被称作“人民的斗士”，在美国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8．铁路大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官商勾结创造巨大空间。

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是1870—1920年间美国社会进步中十分关键的因素。1870年，美国铁路路轨里程为5.3万英里，1900年增至25.8万英里，1920年更是达到40.7万英里。(23)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铁路是第一大生意，是庞大金融市场的第一吸引力，而且是第一个衍生了庞大行政管理机构的大行业。”(24)铁路所到之处，不仅房地产开发随之而起，工业和消费也空前活跃，说它是国家经济的动脉毫不为过。

然而，铁路也养育了杰伊·古尔德这样的强盗巨商。古尔德的惯用伎俩是：先购买失修的铁路，经修缮改造后高价出售，与此同时挪用公司专款进行个人投资，并向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行贿。(25)他接触的每一家企业几乎都被他害得很惨甚至于破产，就连格兰特政府也被他害得名誉扫地。可以说，美国铁路的大发展是与腐败结伴同行的，其提升的空间越大，腐败分子的回旋余地也越大。

与铁路有关的最大的一起丑闻发生在格兰特时期，即动产信贷公司事件，也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将会因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后者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自己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斯凯勒·科尔福克斯）和国会的至少14位议员。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26)这些事情的操作者是国会议员奥克斯·埃姆斯，他在动产信贷公司所占的股份使其可以利用公司股票贿赂其他官员和议员。

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是经由一封信揭露出来的。1872年9月4日，《纽约太阳报》刊登了1868年1月28日埃姆斯写给陆军上校亨利·麦库姆的一封信，信里有埃姆斯的行贿名单。此事的曝光，是麦库姆与埃姆斯长期的法律和财务争执所致。颇为微妙的是，当年正值总统大选，由格兰特对阵霍勒斯·格里利，格里利恰恰是《纽约论坛报》的创立者，动产信贷公司“黑名单”上的人则都是格兰特的支持者。这封信泄露出来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一指控。媒体也随之进行了大量报道。丑闻曝光伊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格里利与格兰特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将它当作真正意义上的腐败事件。当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个丑闻时，事实已经被支持格兰特的媒体歪曲了很多，格兰特也因此躲过一劫，但对美国不幸的是，腐败程度在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进一步加深了。尽管如此，共和党最终还是为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买了单，在1876年大选中，动产信贷公司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对共和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帮助民主党取得1860—1884年间唯一的一次胜选。

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是美国大发展的重要标志（见表1—1）。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壮大极其显著，芝加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835年，这里是一个居民不到350人的定居点，到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人口增长到10万，40年后则超过100万。(27)城市与乡村人口比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20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2500个城镇的人口总数（5430万）超过了农村人口总数（5180万）的现象。(28)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大量的基建项目加速了私人财富的聚敛，也为腐败提供了极多的机会，而美国社会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缺乏警惕性和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因此，腐败现象在各个城市蔓延开来，在镀金时代，如果说有哪个城市没有贪腐现象，人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表1—1　美国城市的兴起　1880—1920年(29)

美国人对财富的热情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托克维尔(30)看来，性格上的不安于现状是美国人的突出特征之一。“美国人被发财的欲望所折磨，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激情；他没有任何记忆可使他依恋一个地方甚于另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遵循惯例的精神；他是每天财富最急剧的变动的见证人。”(31)而镀金时代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32)则悲叹人们对成功的绝对崇拜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33)也正是由于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风尚席卷全美，握有权力的官员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地激发，与那些希望财富更快膨胀的企业主们一拍即合。而民众对赚钱的渴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警惕心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直到步入进步时代，特别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反腐败的意志才逐渐统一起来。

美国城市腐败问题的演化，最能说明问题。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34)

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腐败是系统性的，也常常是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窝案，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所不同，城市的腐败内容更加丰富，也更为赤裸裸。并且，城市的腐败不仅局限于市长和高官，还包括腐败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他掌控下的纽约市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城市政府。一百三十多年来，“特威德”一直被看作腐败政客的缩影、镀金时代不名誉的象征，他的名字是政治操纵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令后世的纽约人不可想象的是，当时的特威德集团（特威德于1859年建立）在纽约营造出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35)的气氛，再加之他本人还是“坦慕尼协会”——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特威德的控制下，纽约议会成了臭名昭著的做腐败生意的市场。

特威德及其党徒在获得权力后，不择手段地捞回之前的“付出”，在10年中使纽约市的债务增加了10倍，其中很多都进了他们的腰包。以县法院的建设为例，原来预计花费25万美元，结果却支出了800万美元，其中一把椅子就花掉了470美元，一个保险箱竟然报了40万美元的账……(36)总之，腐败以各种方式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而养肥了承包商、地产投机商和像他们一样贪婪的政客。

特威德集团与股市黑手的勾结也令美国人愤慨。特威德集团经常在股票投机中帮助某些操盘手，这种勾结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有时也出于政治利益。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特威德可以成功地打击反对派，有时，为了帮助其盟友上台，他甚至会制造金融恐慌和金融灾难。(37)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某个商业富豪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控制商业化城市的市政府，在美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老板”特威德只不过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这些市政府常常钻法律的空子，甚至直接进行贪污受贿等非法活动。它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在这帮“强盗贵族”的运作下，他们经手的市政工程项目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的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而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尽管特威德及其同党后来相继被捕，但特威德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在费城、芝加哥、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城市都出现了成群的效仿者，他们伙同那些腐败的市长和议员，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搞得乌烟瘴气。

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早期的城市腐败，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1）挪用公款；（2）发生在公共合同和特许权上的行贿受贿；（3）管制腐败，包括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行贿受贿；（4）内幕交易。(38)相比之下，挪用公款在这一时期发生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财务逐渐公开有关。比较严重的是第二种情形，即政府官员将工程和公共服务承包给个人，有些是给了自己的亲属，从而直接获利，有些则是给了对其行贿的企业和个人。更有甚者，很多官员的亲属自己做不过来，还转包给其他人，层层剥皮。这使得很多工程和公共服务价高质次。

建筑工程的油水最多，也为很多腐败官员所热衷。一方面，这些工程可以作为政绩，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官员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在匹兹堡市，“城市老板”弗林就酷爱公共合同，为匹兹堡修建了大量建筑物、街道和桥梁。在纽约市，20世纪初的坦慕尼协会的头子查尔斯·墨菲则是其弟经营的纽约建筑工程承包与运输公司的匿名合伙人。仅1905年，这家公司及其子公司就获得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市政合同。(39)尽管很多城市都对工程进行了招投标，但事实上，在匹兹堡、费城这些城市，投标都被非法操纵了。为最大限度地从中牟利，中标的多数公司都对工程粗制滥造，这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不满，也成为后来改革的重点规制对象。

与此相关的是特许权腐败。当时的社会发展很迅速，煤气、电力和电车成为新兴产业，在欧洲，这些服务是由政府负责的，但在美国，则由市政府授权和特许私人经营，从而给包括家族式在内的各种腐败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以电车为例，在当时比较大的六个城市中，就有五个存在着官员滥用有轨电车特许权的现象，这五个城市分别为圣路易斯、匹兹堡、费城、纽约和芝加哥。有轨电车公司的经理、所有者和金融家不但操纵上市的普通股价格，还设立了修建电车轨道的建筑企业，以获得超额回报，并在电车沿线的不动产上投机。(40)换言之，这些人及其背后的腐败官员，已经一条龙地将电车产业从头吃到尾。而由于他们控制着电车的拓展路线，他们还能提前布局，在将来通车的地方投机不动产，一旦通车，就会获得超额的回报。有时，为了出售自己的不动产，他们甚至将电车线路刻意引向不动产所在的地域。这样的提前布局，正是一种内幕交易。

这一时期美国城市的腐败是全方位的。在讲到圣路易斯的腐败时，《美国粪——城市的耻辱》作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该市的资产被人拿去放债生利，而利息则被转入私人的银行账户。市政府的车辆供市里官员们的妻儿使用。供应公共机构的产品出现在私家的餐桌台子上；一份清单详细记录了提供给救济院的食物，其中竟然包括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奶酪和法国葡萄酒！”(41)

在当时，圣路易斯可谓财政腐败的一个样本，明尼阿波利斯是警界腐败的样本，而匹兹堡则堪称财政腐败和警界腐败兼具的样本，在那里，腐败变得更加有组织，也更加巧妙，其大佬克里斯托弗·马吉甚至还特别去纽约和费城调研过特威德集团的“失败教训”及当地政府贪污腐败的“成功经验”(42)，等到他回来后，便把小集团料理得像银行一样“井井有条”、严丝合缝。

而费城的腐败更是深入骨髓，可谓无处不在。不仅有财政腐败，有警界腐败，有选举腐败，连教育部门也难以幸免。在谈到费城腐败的“象征意义”时，林肯·斯蒂芬斯无奈地说：“我们每一个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是腐败的。”(43)而且，费城等地的腐败还在不断“创新”，比如他们发明了一种叫作“霉死”（mace）(44)的敲诈勒索手段——政客们挑中某家目标公司后，会组建一家对抗性的公司，然后强迫老公司买下新公司的全部股份或出售自己的股份，如果老公司不服从，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法律武器”打压和“调查”它，直到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其糟蹋得七零八落为止。

地方议会与公司的勾结，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对腐败深恶痛绝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回忆说：“对于大家来说，对公司有益的提案是可以被收买的……对于腐败的立法委员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他们没有拿到钱，那么，他们就会黑掉这个议案；如果他们拿到了钱，那么，他们就会投票支持公司的利益。”(45)这种敲诈式的腐败俨然成了很多地方议员和政客牟利的常见手段。

这种腐败的横行，也与一些政客明哲保身式的“纵容”有关。应该承认，总是有一些洁身自好的政治家的，但问题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腐败浪潮，很多人选择了自保，而不是斗争。用罗斯福的话说，“立法委员会中不乏有能力的委员，但是，自身的清白与战斗的刀刃并非永远合二为一。对于一个积极与那些欺诈成性的权贵做斗争的人来说，这两方面素质都是必需的……假如他是一个愚蠢的家伙或者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么，生活上的清白于其无益。”(46)这也使得罗斯福在纽约的斗争显得十分孤独，也尤为可贵。

统计数据表明，1851—1880年间，美国城市腐败处于上升期，并在1880年前后及1900年前后两次出现高潮，而在进步时代末期大幅回落，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伴随经济泡沫的积聚出现了一次高潮。从比例上看，1851—1880年间，平均每4个城市就有1个是腐败的，1881—1930年间，每3个城市有1个以上是腐败的，比例上升了50％之多。并且，城市越大，腐败越严重。1880—1930年间，5个最大的城市中有4个是腐败的。(47)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城市老板”和腐败市长们贪污受贿成风，但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为一些市民所容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赢得选票，“城市老板”们会努力向选民尤其是外来移民提供工作机会、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服务。以1896—1921年间芝加哥老大约翰·鲍尔斯为例，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这个城市，就在于他“细心照顾”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各色选民。除了为这些选区提供工作机会和修建公共设施外，鲍尔斯还积极参加每个民族的婚礼、野餐会和游行，因为特别擅长利用葬礼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赢得了“哀悼者”的绰号。(4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城市老板”的盛行，也确实与美国复杂的移民问题有关，“移民并不关心中产阶级的道德理想，而更注重老板集团所能提供而中产阶级无法提供的东西。”(49)由于移民们与更倾向于反腐败的中产阶级想法不同，因而更容易被“城市老板”们的小恩小惠所收买，从而将选票投向这些人。而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正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

罗斯福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在自传中写道：“这类‘老板’也常常表现出一些所谓的善，这在大城市中特别普遍。他努力为自己所在的行政区内那些勉强糊口度日的老百姓奔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需要工作的年轻人谋求职位。为了一个陷入麻烦之中的野蛮年轻人，他会奔走法庭。他会用现金或者信用来帮助身处困境的寡妇，或者帮助因为某种原因暂时失业的残疾人。”(50)但问题是，他们只为自己的选区这样做，并且，他们为恶势力提供保护，以其腐败侵蚀城市的肌体，带给选民的是深远的损害。所以，他们可能蒙蔽市民一时，但无法扮演“双面人”一世。特别是在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面具更容易被揭下。

媒体是“照妖镜”，更是“撒手锏”

一个人的天花板，有时就是另一个人的地板。尽管格兰特因其任内的腐败而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但美国媒体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它因为执着地揭露格兰特时期的腐败现象开启了调查性报道之门，并因此提升了自己的公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格兰特1869—1877年的任期，是美国媒体第一个黄金时代。

特威德的落网很有戏剧性，也彰显了媒体的作用。1871年，特威德的一个竞争对手窃取了市政账目，并交给了《纽约时报》，该报大胆公开了特威德掠夺财富的证据，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当《纽约时报》开始揭发这一骇人听闻的丑闻时，纽约绝大多数报刊都被特威德一伙收买，噤若寒蝉。特威德为了封住《纽约时报》负责人乔治·琼斯的嘴，曾托人送给他500万美元，但遭到拒绝，琼斯的答复是：“务必要把特威德集团赶下台”(51)。随着丑闻的曝光，特威德及市政府很快便信誉扫地。不久，特威德受到起诉，锒铛入狱，最终死在狱中，而琼斯和《纽约时报》则声名鹊起，赢得尊重。

在揭露特威德的问题上，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可谓功不可没。纳斯特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漫画家，共和党的标志“象”和民主党的标志“驴”就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他是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哈泼斯周刊》记者，他用大量漫画把特威德及其同伙的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特威德曾愤愤地说：“我并不介意报纸上骂我些什么，因为我的拥护者并不识字；但是他们能看懂漫画，真该死！”后来，特威德被逮捕后，一度越狱逃亡欧洲，不料在西班牙被当地警察认出，又落入法网，原因正是该警察也恰巧看过纳斯特的漫画。这个小插曲至今仍为报刊漫画家津津乐道。事实上，在美国新闻史上，政治漫画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纳斯特显然是一个好榜样。

除了城市反腐，在联邦反腐上，美国媒体也有大手笔。1872年总统竞选期间，《纽约太阳报》公开揭露了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不仅逼得受贿的副总统科尔福克斯去职，还构成了对格兰特连任的挑战。目睹格兰特政府腐败成风的现状，一些媒体人集合起来以期阻止格兰特连任，当时出现了以《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的塞缪尔·鲍尔斯、《辛辛那提商业日报》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和《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亨利·沃德森为“四方堡垒”的反格兰特团体。他们经常举行会议，制定政策，并努力利用自己的报纸去影响民众的观点。(52)尽管最终格兰特依然得以连任，但媒体人的这种努力已经说明了腐败有多么不得人心。在美国历史上，极少见到媒体联手反对在任总统寻求连任的情形，1872年大选却因腐败问题而成为了例外。

但美国的媒体人也犯了一个错误。当时，《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本可以成为格兰特强劲的挑战者，而他也确实有着改变现状的决心和正直品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编辑同行们却对他发起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格兰特第一个任期中发生的大量丑闻却因此被淡化了。事实证明，这次竞选是美国政治史上最离奇的一次，格兰特连任得过于轻松，反观格里利，不仅在大选前数日痛失爱妻，而且在败选后精神失常，不到一个月就黯然离世。直到他去世，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心想为民众做事的人，送葬的人群挤满了纽约第五大道，眼含着热泪送别这位被他所牵挂的人民“逼死”的人。而随着格兰特第二个任期中腐败甚嚣尘上，人们也越发明白，美国曾错失一个反腐败的总统，而因为格里利被攻击得以“幸存”的格兰特是一个多么无能和放纵腐败的领导人。历史学家是公正的，格兰特最终被排在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的第二位。

由于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令人倍感失望，美国媒体也随之开始了深入揭丑：陆军部部长贝尔纳普受贿案、威士忌酒集团案，先后由《纽约论坛报》和《民主主义者报》揭露出来，轰动一时。面对着媒体的咄咄逼人，格兰特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基本采取了装聋作哑的策略。“尽管像他的辩护者所宣称的那样，他可以算是诚实和无辜的，但不提别的，仅就他八年来对敲击着白宫大门的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一项，许多对他的政府的攻击对于他来说就是罪有应得的了。”(53)而美国媒体在格兰特时期的努力，无疑为日后进步时代的“掘粪运动”开了好头，并将反腐败和反垄断事业推向了高潮。

进步时代的媒体反腐，也得益于全美报纸总数出现的井喷现象：从1870年的500份激增到1910年前后的2500多份。1870年时，有25.7％的城市没有日报，到了1920年，仅有3.3％的城市没有日报。(54)这对反腐产生了三方面好处：一是传播的迅速性，在一个城市里，只要有一家媒体曝光了丑闻，消息就会迅速传开；二是城市之间的监督性，即便在事发城市可能出现消息封锁，但其他城市或全国性媒体的曝光，依然会让丑闻大白于天下；三是报纸对信息量的追求使其对丑闻的挖掘力度加大，在客观上有助于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被从地下翻出来。

更重要的是，媒体的迅速发展强化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也有助于形成反腐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很多此前可以掩盖的事情被掀开了。此外，报纸之间越发激烈的发行量竞争，也客观上丰富了资讯，提升了信息的真实度，这对反腐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说1870年的许多地方媒体还需要取悦于政客的话，到了进步时代，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不仅要为发行量而丰富资讯、挖掘黑幕，而且要坚持客观报道，维护公信力，以吸引广告商和投资人。进步时代中，美国媒体逐渐实现财政独立，为其揭露腐败现象增添了底气。

从反腐败的角度看，“制定行为规范（附以适当的奖惩条款）、加大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治等，都是防止滥用职权的手段”(55)。在这些方面，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于加大信息透明度及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方便等方面。

就遏制腐败文化而言，美国媒体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镀金时代，腐败横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一位美国政客曾感慨地说：“在这里美国人道德都很败坏，腐败因而很盛行。”(56)在改变这种社会风气的努力中，美国媒体的揭丑运动功不可没，它使民众充分意识到腐败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聚拢了改变现状的民意和舆论力量。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镀金时代尤其是格兰特时期的腐败横行，尽管形式多样、原因不同，但都与联邦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缺乏监督有关。进步时代反腐的成功经验显示，既要打老虎、拍苍蝇，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腐败变成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为，避免其狼牙利齿伤害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对于20世纪初最为主要的政治运动，即进步主义运动，美国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腐败，尽管学者们对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影响见仁见智，有所争议，但就美国这场旨在根除腐败的改革运动而言，它堪称此类运动的一个典范，其目标与当今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也恰好类似”(57)。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进步时代的反腐经验十分值得借鉴和参考。

1．领导者要有反腐决心。

西奥多·罗斯福的反腐热情说明了领导人的决心在反腐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在纽约州的时候，罗斯福就已经是一个反腐的强势人物了，这也是他的政敌企图架空他的重要原因，他们特地将他推到副总统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但没想到却成全了罗斯福，使其在麦金莱(58)遇刺后顺利接任总统职位。无独有偶，两度入主白宫的克利夫兰总统在地方上也曾是与贪污腐败做斗争的典范，这给选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这样一位诚实的人，唯一的奖励显然就是让他做州长”(59)。也正是由于民众希望克利夫兰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他才会在八年内两次入主白宫，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民众对反腐领导人的期待。1892年，克利夫兰之所以能够战胜哈里森(60)总统第二次入主白宫，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哈里森上台后继续政党分肥，任人唯亲，让公众感到失望，并与克利夫兰的政治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罗斯福的反腐可谓大刀阔斧。进入白宫后，罗斯福决定从最腐败的部门之一——邮政部下手，其反腐过程凸显出领导人决心的重要性。在与邮政部领导深谈后，罗斯福认识到腐败情况的严重性，经过深思熟虑，他相信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瑟夫·布里斯托是最合适担此重任的人选，因为他有直面现实所必需的钢铁般的无畏精神，又有着丰富的反腐败经验。在接受调查任务之前，布里斯托特意去找罗斯福总统，说他不想蹚这浑水，除非总统明确保证支持他，无论他调查到哪里，都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罗斯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事实证明，有了最高领导人的无条件支持，下面的人反起腐败来才会底气十足。在取得总统的支持后，布里斯托及其团队开始不留情面地进行彻查，挖掘出数量惊人、情节骇人听闻的腐败案件，邮政部门得到了彻底的净化，过去成堆的腐败问题竟然被斩草除根了。(61)

邮政反腐行动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对其他领域的腐败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最高层的决心，使人们意识到，罗斯福的反腐不仅能打苍蝇，更敢打老虎。在罗斯福刚上任的时候，流行着一句话——“大人物和有钱人是不会被投到监狱的”。但令人欣慰的是，罗斯福在任内将很多大人物和有钱人送进了监狱，其中有不少银行家和参议员。

罗斯福等人的努力也得到了美国社会的支持。正如约翰·约瑟夫·沃利斯所言：“美国人有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恐惧：担心如果他们今天不能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尽心竭力并保持警醒，那么明天他们的政府就将变得腐败，并迅速堕入专制的深渊。换句话说，他们总是未雨绸缪，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62)

令罗斯福欣慰的是，地方反腐也与联邦反腐遥相呼应，并且成效极大。事实证明，对城市腐败的打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清明，一些进步主义改革者也顺势上位。以旧金山市为例，海勒姆·约翰逊在1910年当选旧金山市市长之前，就曾以公诉人的身份将旧金山的政治大佬亚伯拉罕·鲁夫以行贿受贿罪予以法办。上任后，他承诺要将南部铁路公司踢出政治之外，并确保了《公用设施法》——当时美国最强硬的铁路管制法——的通过。此外，他还推动了禁止使用童工和限制妇女工时等法案的通过。(63)

而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则出现了一位持续连任的市长塞缪尔·琼斯，他反对“城市老板”的控制并积极倡导城市移民参与政治，并在他自己的工厂里率先实行8小时工作制、2美元最低工资制，每年圣诞节还给工人5％的股息。琼斯被上层社会仇视，但却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他通过公共建设工程来提供工作机会并为失业者提供住房，修建更多城市公园和游乐园，处处体现出黄金法则（《圣经》教导人说，一个人要别人如何待他，他也应该要求自己一样待别人）。1904年，琼斯去世时，有将近5.5万人为他落泪送行。(64)在进步时代，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布法罗等城市，都拥有着较为廉洁的政治“空气”，这些地方之所以会有诚实的政府，与长期坚持改革有着很大关系。

事实证明，“腐败是一种机会主义性质的传染病。哪里的公民和政治制度羸弱无能，哪里就会流行起这种通病。美国城市在腐败和增长方面的经验揭示了地方制度在约束腐败以及促进腐败政府实施良治上的重要性。”(65)一个地方不仅要有廉洁的领导者，更要有反腐败的制度设计，才能保持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清明。而为了防治这种“机会主义性质的传染病”，财务公开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2．账目要公开，财政要在阳光下曝晒。

在进步时代，公开账目成为城市反腐的关键之举。1880—1930年间，美国各主要城市进行的大规模的建设，主要都是通过发行市政债券来融资，而此前在财政困难时期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拖欠债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经过选民投票，这些债券就很难发行，城市建设也就难以为继，为此，各地政府都被迫公开其财务账目，让选民来监督他们，以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进而放心购买城市债券。(66)

公开账目是进步时代实施最早、争议最少、最为成功的改革举措之一。该举措先是在个别城市实施，后来，所有城市都被联邦政府要求公开账目。1902年，美国普查统计局开始聘请和培训会计师来汇总和审计这些城市账目，并公开城市支出年报。这与30年前特威德集团将纽约市的账目据为秘密形成鲜明对比。(67)美国的反腐败历史证明，将政府账目视为“城市秘密”，是暗箱操作得以如蟑螂般不绝的重要原因。

财务公开极大程度地恢复了人们对城市的信心，许多城市的信用水平也得以提升，不仅腐败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而且，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规模较大的城市再没有出现拖欠债务的情况。以财务公开这种阳光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努力，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危机的关键之举。

就公债进行地方全民公决也是一种成功的反腐败和防范地方债的做法。由于公债的偿还会影响地方财政状况、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的经济生活（比如地方政府加税、公共支出减少等），为此，所有的州都通过了一项法律，即发行公债均需进行全民投票，如果将来必须征收较高的税赋来偿还公债，则在公债发行前必须就税率问题获得投票人的同意。(68)这个做法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地方腐败的滋生都与不受约束的公债发行及公共支出有关，令民众不满的是，这些腐败直接造成了民众税负的增加，而只有在公债发行之前进行听证和公决，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发行的合理性及日后偿还的可接受性。这些改革的实质，正是减少政治操纵、将地方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具体落实。

公开账目保证了市政府的诚实，就公债进行地方全民公决让民众对政府更放心，这一切都有力地提升了美国城市的信用水平。

现代会计制度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并不断走向成熟。1900年之后，会计成为社会公认的职业，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来运用私有企业中的会计技术，这也使得市政会议具有了政治意义，使公民名义上可以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对其行为“负责”。到了20世纪头十年，改革者还曾一本正经地宣称，“会计成为了民主的仆人”(69)。

镀金时代的反腐不力间接提升了现代会计制度的地位。在许多城市，反腐的成效或者不明显，或者有反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制度设计。进入进步时代早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城市政府权力边界的模糊以及因此形成的灰色地带是腐败滋生的土壤，以纽约为代表的城市丑闻和腐败就部分地缘于城市权力划分不当。于是，随着19世纪成为历史，围绕城市权力性质以及范围的争论开始集中到城市的财政管理制度上来。(70)事实证明，这种日趋健全和完善的城市财政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公共权力成为畸形的半公半私权力的现象，即便还做不到监管无处不在，但至少会让当权者感到社会监督如影随形。

财务公开的光芒照亮了进步时代，也令改革者欢欣鼓舞。在市政改革者看来，公开精确的财务报告可谓一举多得：（1）可以使公众知晓他们的政治代表的决策。（2）提供了制约公共服务企业的手段，保障了城市公民的权利，使其可以约束那些影响城市事务的企业。（3）促进金融稳定，加强城市信用。（4）提供了城市比较的基础，使得每座城市都可向其他城市学习。（5）通过征收州政府税等功能，加强州的中央行政管理控制，强化州对城市活动的监督。(71)

也就是说，财务公开的努力不仅加强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平衡了民众与公共服务业的力量对比，也推动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学习，有利于州对城市的监督。最重要的是，这种阳光下的政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暗箱操作。

听证会制度也非常有效。在城市反腐的过程中，很多腐败的线索都是在听证会上暴露出来的，许多潜在的腐败也正是在听证过程中被“扼杀在摇篮里”。一般来说，听证会所能反映出的腐败源头有：将合同分配给亲友、熟人或利益相关方，招标书作假，伪造用于材料报销的凭证，冒领薪水，偷工减料，等等。这其实是通过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将原本属于市长或极少数人的权力公开化了。并且，这种听证会并不是一次性的，如果工程通过，此后还会不断有听证会举行，内容包括汇报工程进展、就工程方案的重要修改做出说明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程进度中的腐败，也有效地保障了工程质量和公共安全。

纽约市在进步时代的预算公开尤其值得一提。为了搞好预算公开，从1910年开始，纽约市每年都要举行多次预算听证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市民参加，尽管这样做有其缺陷，比如参加的老人较多，说话也比较唠叨，但纽约市政研究局还是努力地将其发展成为“纳税人一段严肃的、有益的和启蒙的经历”(72)。

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监督的眼睛越来越多，暗箱操作少了，花在公共关系上的努力多了，政府官员对民众的态度越发诚恳起来，也更加重视与民众的交流。在那以后，很多政府都有了自己的公共关系办公室，重点进行政府形象设计和民意疏通工作，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起来。由于民众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重视和采纳，决策更为科学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在上升，久而久之，城市政府也便增加了公信力和话语权。

与听证会相互呼应的，是预算展览。1908年10月5日，纽约市举办了美国历史上首个预算展览，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展览描绘了纽约市新的政治蓝图，也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到城市预算的方方面面，有7万人参观了展览，超过100万人从报纸了解到情况，激发了更多的人反对政府中的浪费和腐败。此后几年的展览无论规模还是范围都不断刷新纪录，1910年的展览吸引了80多万人参观，并吸引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力。(73)此后，各个城市都纷纷以纽约为榜样，举办各自的预算展览，预算公开也逐渐在全美推开。

预算展览不仅达到了控制政府浪费的目的，也促使市民对政府工作形成了普遍认同。此前有很多人担心预算展览及预算公开会影响市政发展，而事实上，由于市民对市政发展前景及细节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预算宣传促进了市政扩张，同时也减少了诸多实施过程中的阻碍。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种以预算公开为代表的财务公开，催生了新型城市领导人的出现。与以往习惯于暗箱操作的领导者不同，阳光施政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严于律己的精神，并且要善于说服民众和各界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不仅有利于施政的科学性，而且起到了反腐败的作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市长由热心公益事业和具有管理经验的精英出任，美国的城市面貌由此得以根本改变。

财务公开特别是预算公开，还激活了两个重要领域：智库和游说业。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言，预算改革政治奠定了现代智库的基础：某些政策虽然看似客观，实际上却是由企业资助的专家在信息垄断的基础上起草的。(74)为了更好地影响民意、专家和政府，游说业也在美国兴起，本已初见雏形的各种利益集团开始更加活跃地介入各项政策的制定中。

3．稀释审批权，防止“一支笔腐败”。

在多数情况下，腐败都与自由裁量权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一是工程预算和招投标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二是用人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将政府资产转移给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权，或多或少体现在地方及内阁部委领导人的“一支笔”上，权力高度集中，很难不滋生腐败。

工程腐败曾经将很多地方领导拉下水，事实证明，市政建设审批权划归议会所有是遏制工程腐败的好办法。尽管承包商在贿赂政府主管领导后也可能贿赂议员，但这不仅会导致“成本”倍增，而且还有被举报和“泄密”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收买一个人时，他可能守口如瓶，但要收买几十、上百人时，就不能排除有人因为不满行贿金额、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自身正直的品格而“泄密”，以致东窗事发。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开国者在设计权力构架时，才会将预算审批权留给众议院而不是任由总统及白宫“一支笔”说了算。

人非圣贤，难保“一支笔”下没有私心。

镀金时代美国的教训表明，一旦地方政治家获得了单方面规制公用事业费率的权力，他们就会滥用这种权力来赢取选举或向私人公用事业公司榨取贿赂。这就提高了私人公用事业的经营成本，从而抑制其未来的发展。(75)其实，对于公用事业的规制，私人公司也是非常忧虑的，芝加哥市人民煤气照明焦化公司的一位高管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做证时，曾呼吁道：“实施城市规制，实际上是把规制托付给了一群热衷于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裁决之人。纵使他们自命公正，但却不能约束自己从中渔利……任命一个委员会吧，一个由州长任命的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账簿和调查账目，让它来制定费率。”(76)这一呼声既反映了私人公司的不满和担忧，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即由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州政府来监督和制约市政当局。一般说来，独立于市政当局的委员会对它的监督可以更超脱和有力一些。

偶然事件常常改变历史。就在各地争议市政委员会做法的利弊时，1900年9月的一场毁灭性的飓风席卷了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无意中促成了市政委员会制的出台。这是美国遭遇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超过6000人遇难，得克萨斯州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州立法机构任命了五位委员在紧急状态期间对城市进行管理。这种新的理念迅速扩展到休斯敦、达拉斯、奥克兰、丹佛、布法罗等城市，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四百多个城市接受了市政委员会作为市政组织形式。(77)尽管很多大城市并没有实行这种市政委员会制度，但这一市政改革已然表现出它的进步性，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城市腐败，而且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

前面提过的1872年特威德集团的曝光，也给美国城市反腐以巨大的推动。人们开始尝试着限制和削弱市长的权力，将决策权分配给三个相互交叉的局际委员会和审计部门，从而使受少数人操控的政府难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一个抵制腐败的现代政府雏形开始形成。

在大城市中，芝加哥走得更远一些，“芝加哥道路”也为进步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当一些地方政府继续将权力集中在市长手中时，芝加哥的改革派却考虑要不断地削减市长的权力，直到他成为一个无法一手遮天的首脑，还要不断地将他的权力分散给直接代表民众的市政委员，而那些市政委员年年都在变动。(78)这一制度创新的关键词是“分权”和“年年变动”。前者尽可能地将市长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后者则最大限度地保证市政委员的“流水不腐”。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一些事务的垂直管理，也有助于防范城市腐败，这一点在市政所有权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耐人寻味。由于公用事业的资产寿命都比较长，在完全折旧之前，往往能存续长达50～100年，而地方政治家则有任期限制和选举考虑，居民也很有可能在此期间迁移，因而，当面临公共服务系统的长期可靠性与短期的直接利益之间的选择时，政治家无不选择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公用事业的投融资决策交给联邦政府控制，或者设立不受选举周期影响的监督机构，就可以将靠牺牲资本存量的长期可靠性来换取短期利益的激励降至最低程度。”(79)这意味着，对于各地方的重要的公用事业安排，联邦政府具有决定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地方利益而导致的政治腐败，也有效遏制了企业收买地方政府的经济腐败。

4．文官制度改革与新政治文化。

美国反腐败的经验表明，政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腐败的存废。如何构建一个好政府，是现代决策者面临的挑战。美国从1870年后开始实施制度反腐，到1910年左右取得较大成果，用了40年的时间。这也说明了反腐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不能治标不治本。美国的经验表明：（1）地方政治家和精英与民众利益的结合非常重要。（2）健全且独立的新闻媒体能够抑制腐败和提高政府绩效。（3）建立一套防治腐败的机制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80)而在所有机制中，文官制度改革及其所倡导的新政治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文官所指的对象是：除选举产生的官员，需经议院同意而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一般工人及军官以外的所有政府文职人员。从安德鲁·杰克逊(81)时期开始，美国文官的任命逐步坠入“政党分肥制”的套子中，这种体制下产生的官员往往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官员素质普遍低下，施政能力也为精英人物所不屑，这一点在镀金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纠正这些弊端，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82)，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考试项目有笔试、口试、经历评定、实地操作等。（2）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3）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文官终身任职，非犯大错不能解雇。对文官惩处必须有充足理由。（4）文官在政治上中立，可以是某党党员，但不能参加党派性的政治活动。（5）禁止进行金钱授受，文官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6）设立总统直辖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官考试以保证其正确、统一和公正，防止出现舞弊现象。尽管法案仅覆盖了11％的联邦雇员，但它却为美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开了好头，尤其是超党派的三人委员会的设立，为后几十年的文官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3)

这一改革颇为令人意外，因为阿瑟(84)总统此前被视为“政党分肥制”的受益者，但他却在任内十分坚决地推进了文官制度改革，对此前格兰特时期甚嚣尘上的腐败进行了规制。这也给他带来了积极的社会评价。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芝加哥每日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可以称之为“民意测验”的调查，调查结果占去了整整15栏，让阿瑟感到欣慰和有些惊奇的是，美国社会对他的执政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其中文官制度改革是关键所在。(85)而文官制度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得到了最有力的执行，不称职的人过得战战兢兢，罗斯福总统的一大政绩便是“在他任期结束之时，功绩制开始取代政党分肥制”(86)。

作为文官制度的必要补充，美国政府还敢于大胆使用人才，从社会各领域精英中选拔干才出任政府高官。其中有律师、教授、记者，也有企业高管。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

（1）符合“彼得原理”，即如果让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一级级地爬上来，可能没过多久就会深陷在不胜任的层级中不能自拔，或者在长年的打磨和等待中失去政治家所必需的霸气和胆识。

（2）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阅历和人脉，他们既容易适应政治角色，也容易打开局面，并且，他们与部门内的人没有太多个人恩怨和利益纠结，所以更能放开手脚。

（3）由于有了相当的物质积累和成功经验，他们相对来说更容易抵御外来的诱惑，也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享受这段实现自我价值的政治生涯。这一点对反腐很有意义。

充分考虑人的物质需求，是反腐成败的关键。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加坡等国的反腐经验都表明，让公务员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且在退休后享有稳定的生活保障非常必要。在政府工作期间，公务员往往享有高出社会平均标准的工资及其他收入，退休后则拥有相应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而且还能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退休年金，足够退休后安居和旅游之用。但与此同时，公务员必须遵纪守法、安守本分，一旦徇私枉法，则不仅可能身陷牢狱之灾，而且有失去退休后的全部年金的危险，可谓得不偿失。

对社会精英而言，由于他们在各自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都是成功人士，收入高，积累多，无须过多考虑收入问题，因而会一心将工作做好，并且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家底殷实，一般的贿赂很难打动他们。比如，对于一个身家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人，行贿者拿出几十、上百万，就算是上千万，在他看来又算什么呢？

（4）这些政治精英可以洒脱地看待在政坛的进退。由于他们有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能力，在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仍能体面而富有活力地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从政过程中所积累的人脉以及不俗的政绩，也将为其离开政府后的生活赢得更多资本。而社会对这些人的回馈，无论是舆论肯定，还是给予更多的机会，都在事实上激励着大多数政治家在从政的日子里克己奉公，从而为自己从容和更具成就感地进行“下一次漂流”打下基础。

（5）给予社会大众正向激励。从社会心理学中的“替代强化”理论来讲，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如何受到奖惩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一般说来，看到他人获得成功，那么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动的倾向就会提高，而看到他人受到惩罚时，那一倾向就会降低。”(87)这恰恰说出了激励的秘诀：决定你希望的结果，只奖励那些会导致预期结果的事情。一个社会鼓励和注目的事情，往往能够良好地发展。

5．两手都要硬，法律惩罚与精神折磨并举。

对行贿者重罚和重判，也是美国的一项历史经验。1898年，在圣路易斯市，一家地方铁路公司为获得在该市经营的特许权，向当地政客每人支付了3000～17500美元不等的贿赂，总共支付了约25万美元的贿赂款。案发后，该公司的发起人被判有罪，处5年监禁，该市的几位知名政客也落得同样下场。(88)这类处罚起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慑作用，也使得行贿者意识到，如果要收买很多个人，就有很大可能被“泄密”，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重罚贿赂行为，反映出美国人对公共事务行贿和受贿者的极大厌恶和零容忍。

这里有个很微妙的心理关系。对受贿对象而言，几千美元很可能满足不了他，或者他根本看不上这点钱，如果再有些利益冲突和个人恩怨在里面，他完全可能有意无意地曝光此事，并且在事发之前将钱退回或上缴有关部门以洗白自己。这么一来，行贿者的风险就太大了，知道内情的人越多，就越可能暴露，而且其行贿金额肯定大于单个受贿者，罪责也自然是最大的。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就不会铤而走险，这等于是在事实上强化了分权的反腐作用。

事实证明，美国重拳打击行贿者的做法非常有效，由于行贿的风险倍增，企图行贿的人必然慎重考虑法律后果，这样，行贿者少了，受贿的毒瘤自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

美国学者提出过制约腐败的三大因素：法律惩罚、职业或社会成本、精神折磨。而腐败的总成本取决于各种惩罚的力度及其可能性。(89)这也说明了惩罚在反腐中的重要性，并且应该多种形式配合实施。

如果说法律惩罚是达摩克利斯之剑(90)的话，那么职业或社会成本就是让企图行贿受贿的人感到得不偿失的根本。对于公务员来说，由于自身有较好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往往没必要“涉险”贪腐，因为一旦暴露，不仅会面临法律惩罚，而且很可能会失去公职、身败名裂，高额的退休年金也将化为乌有。久而久之，公务员队伍就会形成“爱惜羽毛”的风气，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反腐”。

精神折磨也值得一提。由于腐败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些面临贪腐诱惑或者刚刚坠入其间的人，会承受比较大的精神折磨——对于牢狱之灾的恐惧，对于失去社会地位的忧虑，以及可能会给家庭尤其是子女带来的打击，等等。这些都让人倍感煎熬，很多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就选择了“踩刹车”。

在以上三大因素之外，竞争也是制约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坛充满了竞争：总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争暗斗、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个人之间的政治角逐，都使得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避免因贪腐问题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这种竞争在格兰特时期的腐败问题曝光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此之后，政治家们都在尽力避免被政敌和其他党派揪住腐败的嫌疑，防止公信力受到损害。在这个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媒体经常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被某一方巧妙利用，2013年流行的美剧《纸牌屋》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切。

城市之间的信用竞争，也可收到很好的反腐效果。在美国城市腐败高发的后期，城市之间的竞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一方面，政府或高官的腐败作为会严重影响外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导致城市招商引资等出现大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腐败和低效，在影响其城市信用的同时，事实上反衬出其他城市的廉洁和高效，那么这些相对廉洁的城市的信用就会上升，自然就会引来更多的投资，其中很多都是从腐败城市迁移出去或原本考虑在那里落脚的投资者。这反过来会对腐败、信用低下的城市产生极大的冲击，压缩其腐败空间，也会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

耐人寻味的是，城镇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反腐的作用。在1930年以前，美国人如果想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就要留在城市，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城市。但在此后，随着郊区和小城镇公共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那里的交通越发便利、水电设施越发齐全，中心城市的优越性便日渐降低，其比较优势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流向乡镇和小城市，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心城市的腐败水平得以下降。

事实证明，进步时代的制度反腐效果明显。从镀金时代的贿赂横行，到此后腐败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非主流问题，都可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反腐需要领导者的魄力，需要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和支持，更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

注释

(1)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美国经济学家，对公共建设工程的腐败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3)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页。

(4) 参见［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79、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5) 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1822—1885）：1869—1877年任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位从美国军事院校（西点军校）毕业的军人总统、第一位两度易名的总统、第一位远涉重洋访问非洲和亚洲的卸任总统，曾到过中国。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试图三次连任的总统，但以失败而告终。

(6) 参见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02页。

(7) 参见［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3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8) ［美］保罗·F·博勒：《四十任美国总统轶事趣闻》，24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9)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2卷，584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

(10) 曾成功实行苏伊士运河计划的法国人费迪南·雷赛布，为实现其巴拿马运河计划，向美国海军部部长理查德·汤普森提供了2.5万美元的“薪水”，希望他能主持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个旨在打消美国人的担心的游说机构，而此前海斯总统明令禁止政府中人参与此事。这件事情在纸上谈兵阶段暴露了，结果巴拿马运河计划不了了之。

(11) ［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92页。

(12) 格兰特的政敌发明了“格兰特主义”（Grantism）这个词，用以形容格兰特政府的腐败横行，最早出现在1872年5月31日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的演讲中。

(13) 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那个时代最成功的金融家和铁路大王，被称作“华尔街船长”。

(14) ［美］约翰·戈登：《伟大的博弈》，14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15) ［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100页。

(16) 参见［美］约翰·戈登：《伟大的博弈》，181页。

(17)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01、202页。

(18) 参见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37、38页。

(19) 内奥米·拉莫雷奥克斯，琼-劳伦特·罗森塔尔：《大萧条前美国的公司治理和小股东困境》，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201页。

(20)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82页。

(21) 参见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67页。

(22)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31页。

(23)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下卷，7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4)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30页。

(25) 同上书，633页。

(26) 参见［美］约翰·戈登：《伟大的博弈》，153页。

(27) 参见［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修订版，13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8) 参见［美］L·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25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29) ［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866页。

(30)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31) ［法］托克维尔：《美国游记》，16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0。

(32)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

(33) ［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4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4) ［美］林肯·斯蒂芬斯：《美国粪——城市的耻辱》，163页。

(35) ［美］约翰·戈登：《伟大的博弈》，152页。

(36) 参见［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1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7) 参见［美］亨利·克卢斯：《华尔街回忆录》，154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38) 参见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18页。

(39) 同上书，120页。

(40) 参见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23页。

(41) ［美］林肯·斯蒂芬斯：《美国粪——城市的耻辱》，22页。

(42) 同上书，76～79页。

(43) 同上书，100页。

(44) 同上书，114页。

(45)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56页，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46) 同上书，67页。

(47) 参见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06～108页。

(48) 参见［美］艾米·蔡：《大国兴亡录》，208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49) 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10版，536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50)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115页。

(51)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8版，17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52) 参见［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324页。

(53) 同上书，333页。

(54) 参见马修·根茨科，爱德华·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第四社会阶层的兴起》，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333页。

(55) ［英］斯蒂芬·莫尔：《权力与腐败》，21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56)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2卷，582页。

(57)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5页。

(58)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第三位遇刺身亡的总统。他于1897—1901年在任。

(59) ［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380页。

(60) 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1833—1901）：美国第23任总统。他就任总统时正值纪念华盛顿总统就职一百周年，因而人们称他为“一百周年纪念”总统。他的祖父威廉·亨利·哈里森是美国第9任总统，二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对爷孙总统。他于1889—1893年在任。

(61) 参见［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199、200页。

(62)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0页。

(63)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894页。

(64) 参见［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6版，下卷，6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5) 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45页。

(66) 同上书，114页。

(67) 同上书，119页。

(68) 参见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80页。

(69) ［美］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0) 同上书，9页。

(71) ［美］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19页。

(72) 同上书，100页。

(73) 同上书，102、103页。

(74) 同上书，101页。

(75) 参见沃纳·特勒斯肯：《制度变迁和腐败》，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20页。

(76) 该文载《芝加哥论坛报》，1905-04-28，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21页。

(77) 参见［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687页。

(78) 参见［美］林肯·斯蒂芬斯：《美国粪——城市的耻辱》，151页。

(79) 沃纳·特勒斯肯：《制度变迁和腐败》，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10、411页。

(80) 参见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44页。

(81)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新奥尔良之役战争英雄，民主党创建者之一，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他于1829—1837年在任。

(82) 也称《1883年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是美国国会于1883年通过的在文官制度中实行功绩制的基本法，因参议员G. H. 彭德尔顿负责起草而得名，是美国文官制度由政党分肥制转为功绩制的法律依据。

(83) Henry Graff，ed.，The Presidents：A Reference History，Second Editi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7，p．279

(84) 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1830—1886）：美国第21任总统，接替遇刺身亡的加菲尔德出任总统，有美国“新海军之父”之称。在他的支持下，国会于1882年3月通过一项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法案。他于1881—1885年在任。

(85) 参见［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374页。

(86) ［美］西德尼·M·米尔奇斯，迈克尔·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22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7) ［美］班杜拉：《社会心理学》，119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88) 参见沃纳·特勒斯肯：《制度变迁和腐败》，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15页。

(89) 参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5页。

(90) 英文为The Sword of Damocles。源自古希腊传说：迪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命其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下。意指令人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临绝地而不衰”；或者随时有危机意识，心中敲起警钟等。

第2章　反垄断：财富再平衡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年代里都发生过至少一件重大的改革事件或是一个阶段性的社会运动，所以说美国历史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改革史。”(1)

——罗伯特·沃克

伯顿·弗尔萨姆教授通过对一些美国企业巨头的研究，在两种企业家之间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市场企业家”，他们之所以积累起了财富，是因为他们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的货物好，价格又比竞争者的便宜；另一种是“政治企业家”，他们之所以捞到了钱财，多亏政府给的各种各样的特权，很多垄断企业就是这样。(2)因特权而获利，是为民众和其他“自力更生”的企业所深恶痛绝的。

最典型的是铁路公司，它们得到了各级政府大量贷款、土地许可等资助，结果呢，这类工程问题超乎寻常的多，政府补贴在这里成了病态的刺激。对此，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资助的铁路巨头——大北方铁路公司的老板詹姆斯·希尔表示：“政府不应该为铁路公司提供资金，还要白白搭上幅员辽阔的土地，以使它们有能力和那些不曾从公共金库里得到赞助的企业进行竞争。”(3)这种不满很有代表性。

从反铁路到反垄断

铁路是垄断的重灾区。与古尔德齐名的铁路大亨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可谓是兼并高手，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业务就是不断地兼并铁路公司。1877年他去世后，儿子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继承了他的遗志，将并购进行到底，并最终拥有了13000公里的铁路。这种铁路垄断的趋势是全国性的：到1900年，全美大约2/3的铁路掌握在7个主要集团手中。(4)

老范德比尔特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他去世前财产达1.05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1/87，他的财产在2007年价值为1430亿美元，可见财富集中度之高。当时的范德比尔特不仅在铁路业只手遮天，还在股市上呼风唤雨，他在1863年7月通过一次“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坐庄”(5)几乎剿灭了熊市投机商，轻松拿下3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惊人的数字。从航运市场到铁路市场再到金融市场，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垄断是全方位的，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之一，当然，其成功也是踏在无数输家身上的。事实上，镀金时代经济精英和商界领袖基本上都是靠铁路起家的。

政府是另一个大赢家。从长远看来，联邦政府从横贯大陆的铁路上回收了很多投资，并达到了铁路交通贯穿全国的目的。由于铁路沿线兴起了农场、大牧场和城镇，铁路两边的国有土地价格暴涨起来。铁路以半价或免费运送政府物资、军事人员、军事设备和邮件，这也符合政府利益。此外，铁路业有助于建立国内市场，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6)正是由于政府得益于铁路发展，在镀金时代的多次铁路罢工中，政府都选择了出兵镇压。1894年，在著名的火车卧铺车厢工人大罢工中，克利夫兰总统派出了联邦军队去镇压工人，他宣称：“我要对那些代表工人利益并为他们辩护的人说：‘你们不如先要求我解散美国政府。’”(7)政府的这种支持也使得铁路主在剥削工人时底气十足。

镀金时代的广大工人则如同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与范德比尔特这些资产翻着跟头向上冲的人相比，广大的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却不仅收入增长缓慢，而且要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付出巨大的健康和安全代价。19世纪9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普通工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他们的老板短22年，从1888年到1908年，全美有超过70万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一个在火车上控制刹车装置的刹车手如果双手十指俱全的话，那么他不是技术十分过硬就是相当幸运或者调换了新的岗位。”(8)

严重的贫富差距、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使得铁路业成为劳工骚乱和工人暴动的焦点。持续十年的劳工骚乱和四年的经济萧条，终于引发了1877年的铁路大罢工。这场美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大罢工，波及数百个城镇，造成上百人丧生，联邦政府最后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一位记者写道：“除了战争中的大屠杀，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场面。在50公里的铁路上，并排的10条铁轨和枕木上面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煤火，大批大批的车厢烧得只剩骨架，轮胎上还在冒着白烟。”(9)

一系列铁路罢工还带来了副产品——这间接推动了工人运动，并很快波及华人。由于1870年经济萧条对西部沿海打击尤甚，白人工人认为亚洲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因而灰心丧气，华人成了他们发泄不满的替罪羊。不久，一个名叫丹尼斯·卡尼的爱尔兰移民组建了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呼吁叫停华人移民。尽管他的党很快分崩离析，但他的反华主题却成了一个全国性问题，1882年，美国国会悍然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达十年之久。(10)

美国铁路的垄断化，只是镀金时代全国托拉斯化的一个缩影。争取利润最大化是垄断的推手。约翰·洛克菲勒的成功主要是建立在他决心“不给任何人利润”的基础上。标准石油公司不依靠中间商的产品或者服务，而是自己负责生产油桶、油罐、桶板及任何所需的物品，这就是经济学中所称的“垂直化合并”或曰“纵向合并”。(11)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时为银行所累，洛克菲勒还储备了大量现金，而为控制运输成本，他又在铁路上大做文章。这一切都以争取最大利润作为出发点。在此思想的指引下，洛克菲勒在1882年发明了托拉斯这种商业组织模式，依照法律定义，托拉斯就是一方为另一方利益而持有的合法财产权，即企业之间的托管。一位铁路贵族的话很能说明洛克菲勒们的心态，“社会之所以会存在就是为了让一个人得到其他人的所有”(12)。

为了防止严酷无情的恶性竞争，越来越多的公司竭力想控制整个产业，许多公司在竞争中倒闭破产，或被其他公司吞并。经济集中化的过程在1897—1904年间达到高潮，有4000家公司被大公司吞并。这些大公司控制了全国市场，对市场行使着前所未有的控制权。(13)其中，J. P. 摩根的财团可谓庞然大物中的代表，他整合的美国钢铁公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资产以10亿美元计（1901年核定资产为13.7亿美元）的公司。

垄断集团的发展也是那一时期美国财富高度集中化的缩影。根据一项估计，在1861年时，美国只有3个百万富翁，而在36年后的1897年，已经至少有3800个百万富翁了。经济学家查尔斯·斯帕尔的估计是，19世纪末，美国1/10的人口会拥有9/10的财富。(14)从公司的角度看，1896年，除铁路之外，只有不到12家公司拥有超过价值1000万美元的资产，到了1903年，这个数目跃升到300家，其中17家拥有上亿美元资产。(15)财富的迅速积累和贫富差距的加大，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并使得反托拉斯运动积累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炫富成风：欧洲人眼里的暴发户

有暴富的，就有炫富的。在镀金时代，有很多炫耀财富、摆阔骄矜的人，有的人即使搞慈善也是为了显摆自己。挪威裔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16)在其1899年出版的名著《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休闲”的概念，指出有些人利用金钱和其他资财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以此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种炫富有几种常见的表现：（1）尽可能在公共场合显摆自己，尽可能把值钱的东西露在外面。（2）多数时候借助主妇来炫耀，当然了，有时情妇或“小三”也会不小心出来炫耀一番。（3）在消费攀比中体味快感，在无所事事时倍感失落，空虚感可能会引导炫富者走向赌博、酗酒等歧路。（4）附庸风雅，比如为了当“绅士”而去学哲学和美术，其实这些学问对他们所追求的经济价值并无多大益处。（5）挥霍是关键词，炫耀性消费是挥霍物品，炫耀性休闲则是挥霍时间和精力。(17)对号入座一下，我们会发现人性的弱点有其稳定性，在100年后的今天，一些国家的暴发户依然如此表演。

美国市场上后来还出现了“凡勃伦商品”一词，指的是那种因价高和稀罕而令人向往的物品，尤其是那些自己平时用不着，只用于社交场合的物品。这也是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热衷于在社交场合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人，最爱购买“凡勃伦商品”。

那是一个盛产暴发户的时代。从本质上看，镀金时代的暴富者与罗马帝国的“新人”、法国的“新富”及英国的“暴发户”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根深蒂固的天性上，所有国家的富豪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喜欢渲染、炫耀、虚饰和浮夸……美国富豪阶级的成员同他们的先辈是同一类货色，他们对于富裕的环境有着同样的心理反应。”(18)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从心理上说，是因为很多人出身比较卑贱或者其自认为卑贱，因而特别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而“想赢得及维持人们的尊重，光靠拥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必须拿出财富或权力的证据，唯有如此才享有尊荣。财富的证据不仅让别人对自己的权势产生深刻的印象，让自己对权势的意识保持活力或警觉，并且能营造和维系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19)为了展示所谓财富的证据，一场席卷全国的炫富表演在镀金时代不间断地上演着。

在那个因金钱而扭曲的时代，经常可见一些莫名其妙的炫富：用100美元钞票裹着香烟抽，给宠物狗戴上价值上万美元的脖圈并为此举办盛大的宴会，为猴子配置马车和仆人，花费巨资嫁女……不一而足。而布雷德利·马丁在1897年举办的一场舞会更是耗费36.9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20)在许多场合，富人们为了比阔或者为了博美人一笑，一掷千金。他们比的就是谁敢“烧钱”，而媒体则揣着复杂的心情进行报道。

就连婚恋也涂上功利的色彩。对于世纪之交的攀附闹剧，查尔斯·吉布森的讽刺画最能说明问题：那些在社交上很出色但在经济上很逊色的漂亮女孩，一直纠结着如何在又老又秃的百万富翁和让她心动、英俊潇洒却一文不名的年轻人之间做出选择；而那个又丑又矮的中年人，总是极不情愿地被女儿和夫人拖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招待会，只因为他的女儿希望能在那里遇上一个有地位的如意郎君。(21)这种社会风气因百万富翁越来越多而席卷全国，更催生了许多跨国婚姻，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就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纽约女孩珍妮·杰罗姆与英国勋爵伦道夫·丘吉尔之间的婚姻，其直接结果是诞下了未来的一位伟人——温斯顿·丘吉尔，他将是70年后建立美英热络关系的关键性人物。

那也是一个富豪们竞相修建豪宅的时期。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美国很多百万富翁认为，作为有钱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建造一幢王侯般的宅邸，“率先垂范”的就是范德比尔特，他在纽约第五大道建造了七幢豪宅，投入比美国农业部一年的预算还多。(22)这引发了百万富翁修建豪宅的一个热潮，人们争相攀比，倒是给建筑设计业带来了巨大机会。

古玩鉴赏也开始兴起。一些人由于没处花钱，便将目光投向了据说既能代表高品位又能实现升值的古玩鉴赏领域。很多暴富者聚在一起便谈论他们似懂非懂的古玩和艺术品，而有些煤老板一夜之间就摇身一变成为了鉴赏家，购买了一整座艺术品博物馆。当然了，做这种投入还有另外一种好处，就是将高价艺术品送给要贿赂的官员，这种行为不仅谈论起来显得风花雪月，日后追究起来也有回旋余地。

但炫富是有代价的。“通过对劳工的奴役和对社会责任的视而不见而得来的财富，使那些人富得发愁，他们就在奢侈的开销和奇形怪状的表演中，拼命地寻找乐趣。”(23)这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不满，也为进步时代开征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国际上，暴发户们还成了人们的笑柄，为美国的形象抹了黑。由于此前没见过什么世面，暴富的人对当时先进生活方式的代表——欧洲——充满了渴望。除了在国内比阔之外，他们还想方设法地挤入欧洲社会中去。不过，当时的欧洲人仅仅将他们视为没文化的暴发户。

这也是让美国暴发户纠结的时期。尽管美国发展迅速，但欧洲人却十分瞧不起美国，英国最著名的美学家约翰·罗斯金很坦率地说：“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收到了太多的邀请让我访问美国，但是，我不能生活在一个如此可怜的、没有一座城堡的国家，哪怕只待一两个月。”(24)即便是美国的大文豪亨利·詹姆斯也将定居欧洲特别是英格兰视为理想，并抱怨美国没有君主，没有宫廷，没有贵族，没有乡绅，没有城堡，没有采邑，没有大教堂，没有修道院，没有伊顿，没有哈罗……(25)尽管美国有了很多欧洲没有的，尤其是当时世界上也许是最快的发展速度，但美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向往着欧洲。

财富使美国社会礼节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接受各种详细的审视，因为富有的美国人热衷于出国旅行。前往海外的美国人是一夜暴富的危险性的典型代表，并且成为比较社会法规和道德标准的评判工具。夸夸其谈、行为粗鄙、好学新知并且感觉迟钝都是“丑陋的美国人”早期的典型标志。(26)尽管只占国家人数的一小部分，但出国旅行的美国人在外国人眼中仍然代表了整个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暴发户”形象。

财富榜样也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在镀金时代，崛起的工业家往往是这种形象：为巨大成功而大肆浪费，诱惑很多而约束很少，行为粗俗却也精明强干，富有进取心但也贪得无厌，善于抓住机会，不惜打破一切底线，对行贿收买轻车熟路。(27)不择手段是这些人的标识。他们坦言：“如果破费才能促成正当之事，则破费就是唯一的正当手段。”(28)而为了争取时间，直接贿赂法官和公务人员则成为习惯性做法。他们不仅将很多公务人员拉下了水，也成了青年人的“榜样”，在获取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污染着社会风气。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后，美国的商界开始热衷于探讨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的问题，这也使得做事不择手段、剥削工人毫不留情的做法有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论依据”。老洛克菲勒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企业的壮大仅仅是适者生存的功绩……这是自然的律法和上帝的旨意。”(29)

尽管在老罗斯福之前，几位美国总统都没有为改变这种风气在政策层面上做太多努力，但他们所共同支持的一件事情却间接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化，那就是重视教育。由于公共教育广泛开展，科学、文学和艺术世界的一切大门都向几乎所有人打开了，这为那些有理想、有干劲的青年铺垫出一条改变命运之路。与此前的那些依靠原始积累和借助行贿、钻法律空子致富的暴发户们不同，他们走的是依靠聪明才智和勤奋致富的路子。随着这样一代人的崛起，美国政坛、思想界及媒体涌现出一批改革者，而且，他们的成功及较高的个人素质和修养也将此前的暴发户比了下去，暴发户渐渐成了社会的笑料，新财富英雄则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榜样。

暴富的群体也在分化。与其他一些国家和时代的暴富者不同的是，从镀金时代迈向进步时代的相当一部分美国新富，有着更积极的追求，而不是仅限于炫耀财富。“在电话和快车发明前的闲暇日子里，即使缺乏古典文化训练的商人，也往往以知道书本中和精神上的某些事物为荣。”(30)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眼睛盯向了能够获得更多财富的领域，比如通过并购和垄断更有力地“钱生钱”，而另一部分人则加速了“进化”，将目光投向了慈善和公益事业。

这一时期的百万富翁们还没有大办慈善事业的意识，尽管后来的许多大慈善基金的财源都是1865—1900年间聚敛的，但这些基金会几乎都是1910年以后才成立的，这些财富的创造者们那时不是老态龙钟就是早已过世，基金会事务多由其子女着手操办。促成这种财富观念改变的，正是时代风尚之变和联邦政府政策之变。

进步时代的领导人，尤其是老罗斯福，显然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事实上，大规模企业时常让罗斯福有一种不祥之感，担心美国有一天会被他一直鄙视的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所奴役，出现一种“庸俗的财富所有者专制”(31)的局面。

罗斯福“打老虎”

对美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在世纪之交遇到了一位真正能够把改革引上正轨的改革者。与以往的改革者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坚守的是国家主义的信念，他处理所有公共问题都是站在一个强劲的甚至有些极端的国家立场上的。并且，与克利夫兰等人不同的是，罗斯福很清楚，自己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改革者，就根本无法真正地代表国家利益。他既不会做地方利益的代表，也不屑于成为特殊利益的代言人。

罗斯福意识到，要从联邦政府层面加强对大企业的控制，帮助州和地方政府摆脱大企业对它们的负面影响。而民众也逐渐认识到，州政府与私人企业的联系越少，它洁身自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履行合法有效的管理职能就更加“自在”。

这一点在罗斯福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表述：大公司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我们的制度创造和保护了它们，因此，让它们与这些制度和谐共处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应该有权力检查大公司的运作。在不干涉各州权力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也应该获得监管经营跨州业务的公司的权力。令罗斯福痛心疾首的是，“政府控制的完全缺位导致了金融界和工业界中自然人和法人力量——或曰公司力量的惊人增长。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取得如此多的财富，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让取得这些财富的人掌控这么大的权力。”(32)

让罗斯福欣慰的是，反垄断在美国具有文化基础。美国的反垄断热情可以追溯到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甚至更早，而这与农场主和小城镇企业主的文化有关——“有雄心，流动性大，有投机倾向，反对权威，崇尚平等主义，并且有竞争性”(33)。并且，在罗斯福上台之前，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已经在反托拉斯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法案的发起者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及其同僚认为，禁止并购和限制商业的法律，可以保障自由免遭腐蚀并维护独立思考政治生活的自由，这是民主政府的宝贵基石。(34)谢尔曼攻击垄断公司人为操纵价格欺骗消费者，进而威胁民主政府，这种认识与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反托拉斯理念颇为吻合。

时代氛围也有助于罗斯福的反垄断努力。进入20世纪，托拉斯问题堪称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话题，不仅中低收入阶层反对垄断公司，中小型企业也大多不满市场垄断、自身生存空间狭窄的现状，一些思想家更是著书立说谈论垄断、市场、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并将政府责任提到了一定高度。在罗斯福之前，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许多州都成立了公用事业委员会，对本地的煤气、电力、交通公司进行管控和规制，这也为后来的全国性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装甲合同”丑闻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反垄断意识。镀金时代，美国的船用装甲业务基本被伯利恒钢厂垄断。后来，能够确保提前得到机密招标文件的卡内基公司在1890年挤进这个领域。1893年，伯利恒钢厂和卡内基公司达成了一个船用装甲业务的市场份额协议，1895年，两个公司以每吨600美元的价格向政府出售产品，但伯利恒钢厂却同时以250美元的价格向俄国出售同样的产品。结果，1900年，它被另一个想进入这个行业的米德维勒钢铁公司举报了。讽刺的是，垄断没有因举报而消除，而是使三个公司开始联手做起了坑骗政府和海军的生意。(35)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看客，这些丑陋之举激起了社会的反感，也为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反垄断打下了民意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西奥多·罗斯福适时地举起了大棒，而北方证券公司成了罗斯福“第一把火”的燃烧对象。

面对众多的托拉斯，罗斯福为什么要先打北方证券公司这只“老虎”呢？

这是因为，罗斯福一早就注意到，人们对铁路垄断最为不满。在镀金时代，铁路大亨操纵市场价格，控制着木材、肉类、蔬菜、水果、羊毛、棉花的运输，还拥有巨大的货仓用以囤积谷物。面对居高不下的铁路运费，可怜的农户只能眼看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成为铁路大亨的囊中物。铁路垄断还为官商互利、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成为贪污腐败的巨大温床。格兰特时期最大的丑闻——动产信贷公司事件就是因铁路而生。

1902年，一场围绕铁路收购的证券风暴为罗斯福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场证券风暴的主角是两位铁路大王：希尔和哈里曼。希尔拥有将近1/3的美国西北铁路网后，仍不满足，为吞并美国西北的全部铁路网，他开始在股票市场上收购相关铁路的股票，并把购得的大部分股票转售给华尔街最大的金融财团——摩根财团控制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这一做法引起了哈里曼的不满。哈里曼控制着西北部一半以上的铁路网，跟希尔是死对头。在摩根财团的对手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下，哈里曼大肆收购“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这引起了股价的剧烈波动，股价的急剧上涨助长了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人们纷纷抛售其他股票转买北太平洋的股票。转瞬之间，几乎所有其他证券价格都急速下跌，大量财富在这场铁路巨头之间的激战中灰飞烟灭，中小散户股民叫苦不迭，大骂“铁路强盗该死”。

为避免两败俱伤，摩根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垄断计划——组建一个超级托拉斯“北方证券公司”，这样，铁路巨头们共同掌握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联合体，由垄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也将滚滚而来。

北方证券公司的股票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投机家们纷纷出手，就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克·汉纳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抢购。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结束休假的参议院领导人回程搭乘的，就是经希尔和哈里曼签字的免费专车。

这一超级垄断公司的计划显得赤裸裸而嚣张。这主要是因为有着此前数十年“成功经验”的寡头们，似乎认为没有谁真的能够奈何得了他们。他们已经呼风唤雨惯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政客的支持。

但这个更大的垄断设想来得太不是时候，因为它恰恰遇到了一个对托拉斯充满警惕、对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十分不满的总统——年仅4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司法部部长诺克斯的支持下，罗斯福决定把这一铁路托拉斯推上法庭。

罗斯福毕竟是有眼界的大政治家，他将这一垄断计划视为对国家经济秩序乃至国家安全的挑战，这一观点早在他做纽约州州长时就已经形成。(36)在他看来，北方证券公司的出现只是一个先兆，它不仅能够垄断美国西北部所有的铁路，而且还可能完全控制全美的铁路，成为全国贸易和经济的桎梏。如果这一切成为现实，社会财富将加速集中到像摩根、洛克菲勒、希尔、哈里曼这样的“强盗大王”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垄断最终将摧毁美国人最珍视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价值观。

1902年2月19日，罗斯福下令司法部部长诺克斯对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起诉，以违反《谢尔曼法案》为名，要求将它解散，这一消息在收市之后才传到股市，市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次日，北方证券公司的股票就开始狂跌，因为此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两个人在进行对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37)

消息传来，J．P．摩根为之震怒，三天后，他与马克·汉纳等政治经济界要人组成的“豪华阵容”来到白宫兴师问罪，责问总统为什么对他不宣而战。这就是当时美国的现状。一个公司老板可以闯进白宫指着总统鼻子斥责，怎么不和他请示汇报一下。但问题是，他遇到的是西奥多·罗斯福。

摩根的威胁和利诱对信奉国家利益至上的罗斯福显然并不管用。在罗斯福看来，为国家利益负责要比为1904年大选而寻求华尔街的支持更加重要。强硬的罗斯福总统对摩根的指责不屑一顾，严厉地告诉他，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不需要和大公司汇报。在回答摩根的疑虑——“您是否也会对我们的其他产业下手”时，罗斯福表明了对事不对人的立场，他表示：“不会的，除非我们发现他们做错了什么。”(38)这也正是罗斯福大棒理论的另一面：手握大棒，但绝不乱打。

摩根铁青着脸离去，他决定聘请全国第一流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法庭上与总统一决高下。而罗斯福显然也决心与之一战，为确保毕其功于一役，他顶着炎炎烈日四处演讲，揭露垄断的危害，以此来动员民众，给最高法院施加无形的压力。

1903年4月9日，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判决，下令解散了北方证券公司。西奥多·罗斯福对这一判决非常满意，在他看来，这一胜利至少意味着三件事情：（1）美国的平等观得以确认，这个国家中最有势力的人在法律面前也是要负责任的。（2）美国垄断企业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3）联邦政府处置行业垄断、抑制垄断、控制和管理并购的权力得以恢复。(39)

罗斯福总统也确实需要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引发轰动效应，确立自己的政治声望，并树立联邦政府的威信。北方证券公司一案使他如愿以偿。更重要的是，北方证券公司案确立了政府规制大公司的权力，使联邦政府得以有完全的能力控制从事州际商业活动的大公司。罗斯福的坚决行动取得了效果，尽管华尔街竭力阻挠，但罗斯福仍赢得了1904年大选，广大选民对保护过他们利益的罗斯福投下了充满敬意的一票。

北方证券公司案仅仅是罗斯福反垄断的第一战，此后，他特意设立了公司管理局，专门处理反托拉斯诉讼，在其不到8年的任期内，司法部一共提出了44起反托拉斯案，先后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罗斯福也由此得到了“托拉斯克星”的称号。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事实证明，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中，领导人的决心起着关键作用。“当想到一位美国总统铁下心来实施法律的时候，”一家报纸讥讽道，“华尔街就瘫痪了。”(40)

罗斯福的反垄断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在给1906—1909年在任的司法部部长查理·波拿巴的信中，罗斯福坚定地表示：“法律是可以用来对付最有钱的大公司以及该公司中最有权有势的经理或者操纵者的……司法部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部……是时候对为富不仁的人说点什么了，他们以奴役他人为手段，以邪恶的方法积聚大规模财富，以多种多样的不道德行为获得财富，以十足的诈骗手段，以压榨劳动者工资，以操纵股票，以不公平的、龌龊的竞争，以投机的方式获得财富……为了达到目的，这些财大气粗的利益阶层的代表们是愿意花钱的……”(41)在这封信中，罗斯福代表民众对这些为富不仁者提出了指控，表达了坚决反垄断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而“司法部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部”的说法，更是鼓舞了反垄断团队的士气，也是给司法部门最好的定义。

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十分理性且目的明确。用他的话说，“我们既不维护富人，也不维护穷人；我们维护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富还是穷。”(42)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富人因为富就恶，托拉斯因为大就坏，一切都有善恶之分，要区别对待。想积累财富的人只有在其经营活动也为其他人奉献巨大利益的时候，才有资格积累这种财富，反之就要受到规制。事实上，在进步时代，企业的并购也如硬币的两面，虽然导致垄断，但其积极意义是“使大规模制造业获得了像19世纪中期铁路公司那样的进入全国资本市场的机会”(43)。这种大发展，至少在初期起到了激活全国市场、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反垄断有针对性，也能保持客观的立场，这对支持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必要。在自传中，罗斯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职责是与每一个人站在一起——当他正确的时候。同时，我的职责也是反对每一个人——当他错误的时候。不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群体，我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劳工领袖，无论是一个政客还是一个改革家，当他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他，当他错的时候，我就背弃他。”(44)这一点与一个世纪后普京总统对俄罗斯寡头的规制非常相似，普京采取的也是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做法，因而减少了行动的阻力，也赢得了较大范围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反垄断调整的是财富关系。

罗斯福的反垄断似乎还有心理治疗的意义。罗斯福一生中目睹美国的迅速壮大和工业飞速发展激化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后遗症，人们迷惑、愤怒、恐惧。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一下子把这些都推到表面上来，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希望通过“突然采取令人兴奋的行动在心理上消除人们的焦虑，并以权威的口吻谴责使人们感到恐惧的恶魔，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长期处于与不安全感的斗争中，他受到了训练并变得坚强起来，因而成了中产阶级最理想的精神治疗家”(45)。这种理论看上去有些令人意外，但事实上，很多社会变革都具有心理意义，即使人从不安和恐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感到踏实和富有希望。在这方面，罗斯福无疑是一位大师，既懂得传播心理，也懂得社会心理。

也许比打击大公司更重要的是，在罗斯福任职期间，反托拉斯还形成了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不仅使得反垄断成为了系统工程，不因白宫人事的变迁而人走茶凉，也使得大公司始终有一种戒备心理，担心大棒随时会挥向它们的头顶，从而在扩张经营和剥削劳工等问题上有所收敛。

在罗斯福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将反垄断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反垄断在威尔逊的任期内有了更大进展，这与他更积极的反垄断意识有关。威尔逊不仅担心垄断企业对民主政府构成直接威胁，而且担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对美国人的道德和公民品质造成负面影响。

的确，垄断不仅造成社会不公，而且会伤害民众的创新精神和进取心。威尔逊认为，在由有权势的少数人制定的政策中，“公司的仆人”是“没有发言权”的，而这些政策往往与公共利益是不一致的。(46)威尔逊和进步时代的许多人都相信，一个只有雇工而没有“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威尔逊的一大立法贡献是通过了于1914年5月6日生效的《克莱顿法案》，这是对《谢尔曼法案》的补充。《克莱顿法案》主要起到一种预防垄断的作用，即凡是那些可以合理地预见可能会对竞争产生损害的行为，即使其实际未产生损害，也都是违法的。《克莱顿法案》所确定的“早期原则”显然比《谢尔曼法案》更有利于打击垄断行为。但是由于《克莱顿法案》第七条只涉及对于竞争对手股票的并购，对资产并购未做任何规定，而使得资产收购处于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之外。为了弥补不足，美国国会此后相继通过了若干修正案。

垄断的根源，不仅在那些垄断公司，还在于政府的高关税制度，正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进入美国，使得大型企业垄断了美国市场，并为自己的商品定出高昂的价格。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垄断的罪魁祸首是保护性的高关税，使大公司能够盘剥美国的消费者”(47)。围绕关税问题的斗争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海关官员的任命都曾经是总统与国会激烈斗法的焦点。

在进步时代到来之前，围绕关税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影响到白宫主人的更迭。1884年，克利夫兰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上任后将关税改革作为重要的政治纲领，但这引起了共和党人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1888年哈里森战胜克利夫兰入主白宫后，不仅要维持保护性关税，而且还要提高关税。他在1890年还促使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将工业制成品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赤裸裸地表现出对相关利益集团和垄断企业的保护：（1）为拉拢农场主，贸易保护主义者提高了农产品进口关税；（2）提出关税对等措施，授权总统提高糖、茶、咖啡和皮革等的关税。这一关税法引起了选民的反感，共和党也由此输掉了1890年的中期选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克利夫兰赢得了1892年大选，从而第二次入主白宫。但遗憾的是，克利夫兰甫一上任便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893年经济萧条，支持率大降。尽管1894年通过的《威尔逊—戈尔曼法》力图适度降低关税，但却在1895年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并于1897年被《丁利关税法》代替。麦金莱1896年再次赢得大选，其重要原因正是恢复高额关税保护的承诺，他上任后立刻提高关税，使关税达到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1884到1896年的总统大选体现出“成也关税，败也关税”的特点。

真正的突破出现在威尔逊时期。威尔逊经常宣称“关税导致托拉斯”，坚信关税促进了垄断的增长。他抨击高关税，希望保护消费者，建立公正的政府。(48)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促使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降低了大多数商品的进口税，将整体平均税率从大约37％降至大约29％，这对于刺激消费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有效地压缩了垄断公司的获利空间。

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

反垄断与树立联邦政府的经济权威有关。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和铁路的融合以及必要的金融调整，经济领域的权力中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企业创办人的手中转移到金融家的手中。(49)与此同时，金融寡头们也开始将大手伸向工业和铁路，利用一些公司经营不善或周旋不力的机会参股或并购。依靠金融的控制，管理的权力已经从工业和铁路经营者的手中转到拥有资本的董事们手中——最显著的一个事实是，摩根实现了15家大铁路公司的联合，建立了一个轮船托拉斯、一个收割机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以及无数在规模上较小的联合体。简而言之，企业帝国的最高指挥权已经落入大银行企业手中。(50)一个经济上或者说金融上的罗马帝国正在形成。

洛克菲勒是一个“坏榜样”。1867年，老洛克菲勒召集一群合伙人组成了美孚石油公司，到1870年已经能提炼全国大约1/10的原油，而到了1880年则控制了全国石油提炼量的90％。进入19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开始将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囊括了全方位石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且获利丰厚。在他的示范之下，其他有野心的企业家纷纷效仿，肉类加工和销售、糖类加工和销售，不久都被垄断了。这种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对联邦政府的权威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威尔逊时期的反垄断重点就是打击金融垄断。从1911年春到1912年总统竞选期间，威尔逊在多个场合谈到了反垄断问题，在他看来，“美国的巨大垄断是金融集团的垄断……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打散这个巨大的共同利益集团……把它们分开，温和地但是坚定而且坚持不懈地把它们分割开来……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把为共同利益奋斗的人们组织起来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们。”(51)

无独有偶，1911年8月号的《麦克卢尔》杂志还推出了约翰·穆迪的“七人论”：“华尔街的七个人目前控制了美国一大部分的基础实业和资源，其中三个人，J. P. 摩根、詹姆斯·希尔和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总裁）属于所谓的摩根集团；其余四人，包括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民城市银行总裁）和雅各布·希夫（来自库恩雷波公司旗下的私人银行）属于所谓的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中枢把控制面扩展到整个美国。”(52)有趣的是，后来美联储的委员设置也恰好是七个人。

“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的说法很能赢得民众的共鸣。令美国投资者厌恶的是，一些公司在股票市场中兴风作浪，作假圈钱，“在股票中掺水，也就是超过实际价值发行证券，这很早就已成为那些企业大亨最喜欢采用的手法。”(53)当时，发行和售出的证券超过财产价值两倍以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掺水不仅让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受损，而且让那些作假公司迅速做大，反过来对市场施加更大的影响。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正是后来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4)的宗旨。

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也有反金融垄断之意。1911年，威尔逊作为新泽西州州长时曾说：“国内主要的垄断便是金融垄断。只要这种垄断存在一天，我们旧有的多样化和自由以及个人的发展活力便完全不可能了。”(55)1913年2月28日，众议院由阿尔塞纳·皮若主持的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报告，披露出：摩根公司在39个公司中把持了63个董事职位，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在49个公司中把持了89个，纽约保证信托公司在76个公司中把持了160个，纽约花旗银行在47个公司中把持了86个，纽约国民商业银行在82个公司中把持了149个……(56)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此后不久，路易·布兰代斯出版了《别人的钱》，对这种严重金融垄断的现象和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也为美联储的设立进行了很好的舆论铺垫。而此时，反对金融垄断的威尔逊已经入主白宫并站稳脚跟。事实证明，美联储的设立对于防范金融危机、避免私人银行垄断公司对国家的商业生活及政府的财政政策施加更大影响，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美联储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和经济管控力。联邦储备银行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管理的，这个七人委员会包括了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和通货检察局局长在内，其他几位委员也都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产生的，这就决定了美联储的央行色彩。

同时，这也避免了日后由摩根等私人财团来救市的尴尬。在1907年的经济恐慌中，有几家金融机构遭遇失败，险些引发银行系统的全面崩溃。当时，因为联邦政府缺乏一个现代的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拯救面临失败的银行的任务落到了J. P. 摩根身上，摩根的行动突出地表明一个事实：当中央银行管理机制缺失的时候，金融管理的权力将完全被私人企业所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的建立就是对1907年经济恐慌的一个迟到的回应和对未来金融危机的防范。(57)

不仅如此，成立美联储也是为了防范金融垄断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在参议院就《联邦储备法案》展开的辩论中，参议员斯通于1913年12月12日称：“这些大银行数年来一直试图在财政部安插它们的代理人，以为自身谋取利益……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听闻，银行家拒绝给反对他们的政治意见和目的的人发放贷款……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些银行家是我们公共福祉的宿敌。过去，有些大银行为了永久保持其在美国金融和商业圈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执行的某些政策和计划最终使这个国家的工业陷入瘫痪。”(58)在当时，从总统到议员，都越发担心金融垄断对国家政治的裹胁乃至“绑架”。这种忧虑也促成法案以空前的速度在国会通过：1913年12月22日，法案以298∶60和43∶25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威尔逊旋即签署了法案，并将签字笔送给了欧文和格拉斯，这一法案也被称作《欧文—格拉斯法案》。(59)当联邦储备银行于1914年11月16日开业时，保罗·瓦尔堡说：“这一天可以看作美国经济史上的7月4日（美国独立日）。”(60)

富有悲情色彩的是，镀金时代遇刺的三位总统都有过对货币发行的忧虑和相关努力：比如林肯的无息票据绿钞，加菲尔德在遇刺前对货币问题的谴责，麦金莱遇刺前刚刚通过的《金本位法》。而两位最有作为的总统——老罗斯福和威尔逊，也都对金融垄断给予了有力打击。总统的命运与货币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反映出这个时代对金融垄断的忧虑和对货币政策的敏感。

在确立联邦政府金融领导力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运用金融手段调整社会关系，扶持弱势群体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916年，威尔逊政府通过了《联邦农场贷款法》，成立了联邦土地银行，政府负担起了为农业提供贷款的工作，进而在农民中强化了联邦政府负责任的形象。应该说，威尔逊的第一个任期在立法方面取得了美国建国以来少有的成就，这位从前做过教授的总统“对于国会的绝对权威胜过了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总统”(61)。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努力调整财富关系的作为切合了时代需求。

通过反垄断，美国的经济秩序得到了整治，腐败行径得到了根本上的抑制，而总统的强力形象也得以树立，联邦政府成了真正的大赢家。经过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努力，联邦政府终于从垄断企业的巨大阴影中站立起来，证明自己才是社会生活的最高管理调节机关。经过20年的努力，可以说，进步主义政治最大的贡献是坚定地确立并使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政府为公众服务。(62)

注释

(1) 罗伯特·沃克：《改革与社会变化》，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481页。

(2) 参见［美］托马斯·伍兹：《另类美国史》，88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3) 同上书，91页。

(4)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34页。

(5) ［美］约翰·戈登：《伟大的博弈》，109页。

(6)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33页。

(7) ［美］查尔斯·德伯：《公司帝国》，1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8) 同上书，13页。

(9)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45页。

(10) 尽管阿瑟总统强烈反对，但国会还是通过了《排华法案》，此后定期修改，到1902年修改为无限期延长排除华人入境，直到1943年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才得以消除。

(11)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37页。

(12) ［美］查尔斯·德伯：《公司帝国》，17页。

(13)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760页。

(14) 参见［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234页。

(15) 参见［美］史蒂文·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 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制度经济学鼻祖。

(17) 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6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8)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236页。

(19)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36页。

(20)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32页，北京，京华出版社，2011。

(21) 同上书，38页。

(22) 同上书，27～29页。

(23)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243页。

(24)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87页。

(25) 同上书，87、88页。

(26) 参见尼尔·哈里斯：《美国礼节》，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145页。

(27) 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页。

(28) 同上书，196页。

(29) ［美］查尔斯·德伯：《公司帝国》，17页。

(30)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239页。

(31)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68页。

(32)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213页。

(33) ［美］查尔斯·R·莫里斯：《四国演义》，23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34)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7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5) 参见［美］查尔斯·R·莫里斯：《四国演义》，249页。

(36) George E. Mowry，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1900-1912，Harper Torchbooks，1962，p．132

(37) Henry F. Pringle，Theodore Roosevelt：A Biography，A Harvest Book，1956，p．179

(38) 同上书，p．180

(39) 参见［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216页。

(40) ［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903页。

(41)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219页。

(42)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446页。

(43) 内奥米·拉穆鲁：《企业家精神、商业组织和经济集中化》，见［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4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4)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116页。

(45)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74、275页。

(46)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51、252页。

(47) ［美］托马斯·伍兹：《另类美国史》，97页。

(48)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78页。

(49) 参见［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052页。

(50) 同上书，1053、1054页。

(51)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302、303页。

(52) ［美］尤斯塔斯·穆林斯：《美联储的秘密》，6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53)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056页。

(54)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成立于1934年。

(55) David Cronon，ed.，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1965，pp．168-169

(56) 参见［美］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1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7)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910页。

(58) ［美］尤斯塔斯·穆林斯：《美联储的秘密》，33页。

(59) Arthur S. Link，Wilson：The New Freedo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p．237-238

(60) ［美］尤斯塔斯·穆林斯：《美联储的秘密》，54页。

(61)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307页。

(62)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83页。

第3章　食品不安全是民族的噩梦

大多数医疗事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医生未能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吉特利定律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代，人们喝的是不放心的奶，吃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做的肉，用的是真伪难辨的药，就连征战沙场的军人也不能幸免于难——在美西战争中，因食用变质食品而死亡的人甚至多于战死的人。

食品不安全的阴影在整个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早期一直萦绕在美国人心头，也由此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食品药品立法及最重要的监管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的诞生，并为现代化的食品安全管理打下基础。

保护人民的“胃”

在镀金时代，假药横行，伪劣食品更是数不胜数。1898年，西奥多·罗斯福曾带领一支志愿骑兵队去古巴参加美西战争，因为当时大量罐装肉制品都是变质食品，造成了数千美国士兵生病，成百人死亡。对此，罗斯福一直耿耿于怀。

在切身感受之外，罗斯福更是站在了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有效解决，民众就可能会逐渐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随之出现。

罗斯福对食品安全问题早就放在心上。1903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企业办公署，由詹姆斯·加菲尔德担任署长，开始对牛肉托拉斯展开调查。令罗斯福失望的是，加菲尔德在调查期间迷恋于牛肉托拉斯提供的种种美味和娱乐，乐不思蜀，最后的调查结论是牛肉价格完全合理。

这也验证了后人不断体会到的一个规律：明明有问题却调查不出来的调查者，往往也有问题。不是愚蠢，就是嘴短。

调查的不了了之，让被调查者和造假者更加气焰嚣张。此后，牛肉托拉斯的权力日益膨胀，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这两件事都触动了罗斯福的敏感神经。

在赢得了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罗斯福决定行动起来。所幸在这个问题上，他遇到了两个得力“助手”。一个助手是人称“人丛中的一座高山，好斗的一头雄狮”的化学家哈维·威利(1)。他被粗制滥造的专利药和江湖药的制造商们视为大敌，一直在推动《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出台，时任农业部化学局局长的威利不仅自己亲手制定并提交法案，而且还通过实验和各种宣传抨击那些不择手段的药品制造商，并逐渐将打击面拓宽到不法的食品制造商们。没过多久，威利就被民众当作了食物安全斗士，而他提交的法案更是给了罗斯福很好的蓝本。1905年12月，罗斯福向国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建议颁布法律，对州际贸易中标签不实和掺假的食品、饮料和药品予以规制，以此保护正当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以及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哪位总统是以联邦食品药品立法作为自己任期内主要目标的。

罗斯福的第二个助手是小说家辛克莱。就在威利向国会提交法案的同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问世了，并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辛克莱在芝加哥的肉联厂里和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七周，亲眼目睹和听闻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他在小说中以立陶宛来美移民日格斯一家在肉联厂打工的悲惨生活为主线，揭露了肉联厂工人们的非人道的劳动状况。令辛克莱意外的是，小说出版后，对现实的影响远远大于其艺术贡献。他后来曾就此调侃：“我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2)而这本书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成为罗斯福食品安全改革的重要“帮手”，也可以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引信”。

书中真正吸引了人们眼球的，是下面这样的情节：

食品仓库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甚至，有些肉就乱丢在地板上，和垃圾、锯末混在一起，一任工人们在上面践踏、吐痰，留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而人们吃到的许多香肠，不仅“原料”丰富，而且还有“美味的中毒老鼠”！(3)

1906年2月，这本扒粪文学的先驱之作甫一问世，美国国内肉类食品的销售量便急剧下降，欧洲削减了一半从美国进口的肉制品，整个美国畜牧业陷入一片恐慌。而书中暴露的美国肉制品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在新生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应。《屠场》一书的杀伤力在于，辛克莱传达的信息是，这并不是个别的丑行，而是大工业阴谋的一部分，“雇用你的大公司不仅在对你撒谎，也在对整个国家撒谎。从上到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4)这本书揭露的这个流行掺假的食品生产体系令人震惊。

那个时期美国无良工厂主和商人的做法，现在仍为作假者普遍使用：

——往牛奶里掺水。

——拼命往变质的肉里加盐或腌菜水，去掉臭味。

——大量使用化学品和添加剂，以色泽和香味吸引人，并转移人们对食品质量本身的疑惑。

——以便宜的肉冒充比较贵的肉。

——肉联厂和食品商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提高质量，而是怎么借机涨价。那一时期，肉类价格上涨惊人，也最终引发了罗斯福政府对于牛肉托拉斯的打击。

——当然了，他们给自己及想要贿赂的官员吃的则往往是特制、特供的食品。

辛克莱在写作时，是带着眼泪和痛苦在写。而这本书描述的食品制造场景，则让人想想就吃不下去饭。

总统本人也不例外。据说，有一天，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那些令人作呕的段落，总统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

这让他不禁回忆起在古巴战场上的一件往事。那时，他的士兵总在抱怨罐装牛肉的质量问题。一次，罗斯福发现一名士兵粗鲁地扔掉了给养，于是指责这名士兵像个孩子，他咆哮着喊：“像个男人一样吃下去。”但是，这名士兵听了罗斯福的话吃了罐头后就开始呕吐，然后，罗斯福亲自尝了尝罐头里的肉，结果发现根本无法下咽，不仅味道难闻，而且肉质粗糙，就像一堆纤维。(5)直到读到这本书，罗斯福总统才明白了当年士兵们吃下的是什么东西！

读到书的一刻，罗斯福已下定决心，要尽快整顿美国食品加工业和药品市场。放下书后，罗斯福立即召见农业部部长詹姆斯·威尔逊，要求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并如辛克莱所要求的那样寻找证人。(6)罗斯福还专门约见了作者辛克莱，并责令司法部部长穆迪加强对牛肉托拉斯的调查，矛头直指食品加工业中的行贿受贿问题。农业部受命调查肉联厂的情况，结论是“食品加工的状况令人作呕”。罗斯福派去的人证实了辛克莱的话，“我们看见肉被从肮脏的木地板上铲起来，堆在很少清洗的桌面上，用腐烂的厢式车从一个房间推向另一个房间，在加工的整个过程中，它都在积聚灰尘、碎片、地板污物以及结核病和其他患病工人的唾液。”(7)

如果说威利的努力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和药物安全的持续的注意的话，辛克莱则无疑使国民震惊了。小说中的描绘不仅使罗斯福总统大倒胃口，也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怒不可遏的状态。这不仅给了罗斯福打击牛肉托拉斯、整治混乱的食品市场的动力，也创造了为食品安全立法的极好的舆论氛围。该书问世后，短短6周就销售了2.5万本，半年之内销量达到10万册，可见其受关注的程度。

《屠场》的热销，使得美国食品安全的真相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随着政府的深入调查和更多工人的出面做证，辛克莱的指证被进一步确认了，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美国肉类食品声名狼藉，整个食品制造业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用发动，人们便已高喊着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护民众的胃，保护国民健康——这一劳动力资源的根本。这其实也是罗斯福等待已久的机会。善于顺势操盘的西奥多·罗斯福当然不肯错过这个好机会，他比以往更加积极和底气十足地呼吁着相关立法的出台。

一天通过两部食品安全法

1906年6月30日，对美国人的食品安全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美国国会在这一天之内通过了两部里程碑式的法律：《肉制品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或称《洁净食品药品法》）。此前16年间，由于白宫不重视、国会不支持，加之食品加工业的阻挠，类似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这两部法律的通过，有四个很重要的背景(8)：

一是大量新的、廉价的食品药品进入市场，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些企业开始不择手段地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进行竞争，从而带来了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隐患。

二是技术进步在丰富市场的同时，也使消费者感到眼花缭乱，他们对于很多新产品，尤其是药品的疗效及安全性缺乏必要的了解，而一些企业则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在安全度和质量上做文章，造成消费者受骗乃至健康受损的局面。事实上，消费者对此早有忧虑和不满，很多人都抱怨对食品药品的生产过程一无所知，而1885年出版的埃伦·理查兹的《食品原料与食品掺假》和1887年出版的J. P. 巴特塞尔的《食品掺假及其检测》都记载了掺假行为及其危害，这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震撼。《1902年参议院报告》同样显示，当年食品掺假相当普遍：牛奶被掺水，猪油中添加了棉花籽油被当作“纯板油”出售，许多添加了化学防腐剂的食品标签上却没有任何说明，等等。

三是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使得联邦政府的深度介入显得十分必要。

四是《屠场》等书的揭黑激发了民众对该法案的支持，营造出极好的立法舆论氛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沙利文1902年11月4日发表在《科里尔周刊》上的《专利药品集团共谋对抗新闻自由》，揭露了专利药品行业是如何努力对抗媒体和政府对药品的规制的。而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1905年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指出了滥用专利药品所带来的健康危险。这些新闻作品彼此呼应，形成了巨大的声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会被淹没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团体和其他消费者团体要求实施专利药品规制的请愿书中”(9)。这成为相关法律得以问世的重要社会和舆论动力。而从时间点上看，1906年恰好是中期选举年，国会议员们要想连任，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强烈呼声。

值得关注的还有商业力量的介入。对比同样面临食品安全挑战的美英两国，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制假者与纯净食品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要比在英国激烈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英国，抵制掺假是一场科学对科学的战争，更像是君子之争，而在美国这完全是一场商业对商业的战争。(10)牛肉托拉斯大亨是掺假的获利者，而以制造商亨利·海因茨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是纯净食品的获利者，他们最终因《纯净食品与药品法》而收获颇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预见到纯净食品运动所蕴含的市场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造“纯净食品”标签与一个世纪后贴上“绿色食品”一样有利可图。

禁酒运动：禁酒意识在美国源远流长，相比一般基督徒，清教徒更重视宗教戒律，更强调严格的自我约束，他们认为，喝酒是放纵和享乐，因而民间一直有着自发的禁酒运动。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强烈的食品安全意识还与其信仰有关。在英国，人们谈到食品掺假问题时，会表示怀疑，偶尔会愤慨，但“美国人却充满了救世主般的热情，这份热情都来源于禁酒运动。当时美国人深信，如果一个人食用了错误的东西，他就违背了上帝……美国人认为，食品不仅要可靠，更要纯洁，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11)。这种意识对于食品安全立法意义重大，成为重要的立法心理基础。

美国人喝了几十年的“泔水奶”

牛奶安全是食品安全立法得到近乎全民性支持的关键诱因。在镀金时代的美国，牛奶在美国人心中扮演了令人不安的角色——它是日常必需品，却又让人严重担忧。历史上的“泔水奶”丑闻曾经震惊美国。据估计，1854年，仅纽约附近就有13000头牛以泔水为食，这些牛产下的泔水奶每年都会导致数千名儿童死亡。当时的一位评论员挖苦地写道：“孩子们有泔水奶，大人们有泔水酒，我们这个民族如此‘健壮’、‘豪爽’也就不足为奇了。”(12)

这种对牛奶质量的担忧直接导致了母乳喂养人数的大幅回升。事实上，当时牛奶安全问题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在欧洲，一些政府甚至强制母亲们必须坚持母乳喂养。在伦敦，供应奶有近一半乃至3/4都存在着掺假问题，无良的商家不仅用淀粉增加牛奶的黏稠度，而且掺入牛奶的水也往往是被污染过的。最极端的情况是，人们完全不相信牛奶的安全性，竟然要求奶厂将奶牛牵到家门口当面挤奶。(13)

泔水奶丑闻在民众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也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并由此对其他食品和饮品的安全开始疑神疑鬼，一些人感慨道，美国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但问题是，当时的欧洲也是这个情况，美国人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变革。这无疑为日后罗斯福的食品安全立法和严厉执法埋下人气的伏笔。

很快，从政府到民间便形成共识：让人们喝上放心奶，也是在保护民族产业。在美国，乳制品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由于一度面临信任危机，行业发展举步维艰，很多从业人员的生计都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的奶业不能给予消费者安全感，最终就会拱手将美国市场让给外国公司，而一个民族如果连牛奶和食品都依赖于别国供应，不仅有损经济，也不利于国家安全。正是在这种社会压力下，19世纪末，巴氏低温杀菌法终于在纽约乳业中普及。

食道被掐住的国家，是很难底气十足地在国际上发声的。

政府部门与媒体结盟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推动《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制定的过程中，威利所在的化学局与揭黑媒体巧妙结盟，为媒体提供了大量素材和数据，帮助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造势，从而为改革创造了极佳的舆论氛围。这对后世是一个重要启示：在推行重要变革并且受到利益集团阻碍时，政府要学会与媒体结盟，调动舆论，督促立法部门，反压利益集团。

《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与其说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对消费者不断加深的担忧的一种回应。而新出现的、富有效率的、善于鼓动人心的媒体，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而易见，这部法律的主要支持者是消费者、揭黑报纸和联邦官员。(14)事实证明，这三个群体的联合能量巨大，以至于那些相关企业和利益集团也感到无可奈何。也正是看到了这点，罗斯福才充满信心地开启了食品药品改革大幕。

消费者很快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不仅食品安全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而且他们的权利也变得更加丰满和踏实了。人们注意到，在推动法案通过的过程中，罗斯福首次提出了“消费者权利”这个概念，并且表达了通过政府而不是依赖民间为消费者做主的决心。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禁止在美国各州间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并对假冒伪劣食品进行了定义，同时还规定，对制造、销售和贩卖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者处以200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的罚款；如若再犯，则会处以300美元（相当于同期一辆福特汽车的价钱）罚款，或一年监禁。

让那些不拿消费者利益当回事的奸商们胆战心惊的是，从那时起，制造、出售掺假食品和药物将被定为联邦刑事罪行，而联邦政府通过对食品安全的强力管理，进一步树立了强势政府的形象。

FDA：机制的力量

在威利的牵头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初见雏形。FDA的历史可追溯到哈维·威利主政农业部化学局时期，尽管当时还没有监管的权限，但充满工作主动性的威利还是深度卷入了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的行动中去，他领导化学局于1887—1902年间公布了一系列被称为“食品与食品掺杂物”的研究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加之与多个组织机构如联邦妇女俱乐部、医疗工作者和制药厂商协会之间的合作，开始游说创制一部涉及州际贸易的食品与药品统一标准的联邦法律。正因如此，《纯净食品与药品法》通过后，为纪念其主要倡导者，该法也被称作“威利法案”。而且，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还被很多人视作FDA新生的标志，威利也被称作“FDA之父”。不过，严格意义上说，FDA正式诞生在1927年，当年化学局被重组为美国农业部下的一个新机构——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组织，三年后这个名字被缩短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哈维·威利对于食品和药品的严格执法可谓矢志不渝，这一精神也深刻地影响到FDA此后近百年的执法作风。在威利执掌监管机构期间，农业部化学局的人员从1906年的110人增加到1910年的146人，经费也由1906年的15.5万美元激增到1912年的96.378万美元。1912年，威利辞去了局长职位，在《好管家》杂志创办了食品、卫生和健康部门，力图继续通过相关试验来捍卫消费者权益。在他离任之际，报纸刊登出了这样的大标题：“妇女们为29年间这位厨房守护者的离去而哭泣”。

继承了威利的立法精神和执着劲头，FDA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成为推动立法最多的部门之一：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1938）；

——《公共保健服务法》（1944）；

——《达勒姆-汉弗莱修正案》（1951）；

——《科夫沃-哈里斯药品修正案》（1962）；

——《正确包装与标识法》（1966）；

——《医疗器械修正案》（1976）；

——《处方药上市法》（1987）；

——《反毒品滥用法》（1988）；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1990）；

——《处方药使用者费用法》（1992）；

——《膳食补充剂健康教育法》（1994）；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代化法》（1997）；

——《生物恐怖活动法》（2002）；

——《医疗器械用户收费和现代化法》（2002）；

——《兽药用户收费法》（2003）。

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和药品领域，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和监管程序，而且目标受益者非常清晰：芸芸众生，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儿童和老人、农村人口和野生动物。

在法规修正方面，美国政府也毫不吝惜投入。例如，2002年，为规范外国公司对美国的食品出口，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一部法案，而为了制定该法案的细则，美国国会一次性向FDA拨款5亿美元。发达国家食品监管做得好，离不开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有了充裕的资金，食品监管部门才能对各种食品安全研究项目给予资助，才能建立起深入到每一个末端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

FDA也是美国食品管制组织架构的核心，其他几个部门是美国卫生部下属的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CDC）、美国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检验署（FSIS）和动植物卫生检验署（APHIS）、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以及美国商业部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这些部门的分工十分明确和细致：FDA负责保护消费者免受掺假、不安全和虚假标贴的食品的危害，管辖的食品范围是除FSIS管辖范围之外的所有食品。CDC负责所有食源性疾病的调查与防治。FSIS则负责确保肉、禽和蛋制品安全、卫生和正确标识。EPA的任务包括保护消费者免受农药带来的危害，改善有害生物管理的安全方式。如果任何食品或饲料中含有FDA不允许的食品添加剂或兽药残留，或含有EPA不允许的农药残留或农药残留限量超过规定的限量，法规都不允许其上市。而APHIS在美国食品安全网中的主要角色是监控、处理植物和动物中的有害生物和疾病。NOAA则负责监管鱼类和其他海产品。

美国各级地方和州政府食品安全机构的职能范围是：监管其辖区内的所有食品与包装安全。在克林顿政府于1997年发起的“食品安全运动”中，美国卫生部（包括其下属机构FDA）、农业部和EPA又联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决定建立“食品传染病发生反应协调组”，以加强联邦、州和地方食品安全机构之间的协调和联络，这样就把食品安全的防护网编织得更加严丝合缝了。

供应链管理：从餐桌安全到食品安全

罗斯福时期的做法演变到现代，便成了“供应链管理”，即“从农田到餐桌”的流程管理。这种一条龙安全管理强调的是从初级生产（包括动物保护和健康方面）和动物饲料生产，到最终向消费者销售食品，全程都要加以监管。

事实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就围绕着“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流程，开始重点抓可能通过日常饮食渠道危害健康的食源性疾病的预防，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在“9·11”之后，出于反恐的需要，美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更是空前提高，资金投入力度明显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也大大增加。

1．将“餐桌安全”视为国家安全。

美国是非常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而在诸多人力资源因素中，人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健康与生产力有着密切联系，“毫无疑问，生命的延长以及‘制造’出较长生命的健康状况之改善，都肯定会提高生命的价值。此外，寿命的延长即意味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其收益就是一种追加的人力资本储量，并且应当能够在各个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15)而在影响人的寿命的诸多要素中，食品安全显得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食品安全关系到美国的人力资本，也关系到美国的发展安全。

不仅如此，食品安全也关乎社会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能吃上放心的食品、用上安全的药物，就会对社会失望，也会对政府有不满情绪，更会严重影响社会信任。在政府—企业—农民—消费者的关系链条中，信任是关键的一环。因食品安全而引起的公共安全危机使人们意识到，当公众对食品安全出现信任危机后，即使只是几个农场的鸡或猪出现问题，也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产生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不可估量。

在意识到“餐桌安全”与国家安全有着紧密联系之后，美国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求加强食品安全，巩固公众对国家食品体系的信心。在政府的带动下，美国企业对食品安全的投资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它们同样需要强化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信心。而美国民众显然也希望他们的食品是在安全的环境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为此，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

2．可以追根溯源的一条龙管理模式。

公众的信心对一个国家的食品体系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国产食品还是进口食品。为了打造这份信心，加强“供应链管理”堪称重中之重。这种也被称作“从农田到餐桌”的流程管理，覆盖了从原料产地到加工厂、从物流到销售的全部过程，其核心的要求是：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应得到有效的监控，从而帮助监管者和消费者追根求源。

这是一种一条龙安全管理，从初级生产和动物饲料生产，到最终向消费者销售食品，在食物供给链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下足功夫。比如，屠宰场要保留动物的详细资料，并标定宰杀后的牲畜的来源，牲畜要盖上有关屠宰场的印记，畜肉上市都带一张“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1996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肉禽屠宰加工厂（场）食品安全管理新法规》，建立起加工控制系统与微生物检测规范、致病菌减少操作规范及卫生标准操作规范，预防食品中毒事件。新法规强调预防为主，实行生产全过程的监控。这是对美国使用了近百年之久的以感官检查加终端产品检测为手段的旧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全面改革。

顾客对安全食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和零售商对供应商的要求促成了检测技术的升级，如果食品链中存在问题，24个小时内就能够投诉。(16)与此相关的便是食品召回制度。作为对食品安全监控的补充，在美国，食品外包装上都有一个编号，包含着产品的各种信息，比如原料来源地、生产厂家、出厂日期等，这就好比产品的身份证，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很快找到厂家，甚至具体的加工责任人。法律规定，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可以主动召回，或者在监管者发现问题时立刻“接受教诲”而召回；如有不从，则可能面临“吃不了兜着走”的命运。

这也是一种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主动性的管理模式。在美国，为了积极参与“供应链管理”，地方卫生局和联邦政府的许多部门都雇用流行病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食品检查员以及其他食品科研专家，采取专业人员进驻食品加工厂、饲养场等方式，对食品供应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构成了覆盖全国的联合监管体系。

3．让企业输不起。

“供应链管理”对企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也是因为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多是大企业，几乎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绝大多数缺乏实力和信誉的企业都退出了“舞台”，留下的往往是一些在资金、管理和诚信方面都经得起考验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食品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它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健康乃至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准。对此，有过“非典”经历的中国人应该很有同感。

在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都十分严密的美国，企业家们很清楚地知道，一旦出售劣质产品或因经营失误被曝光，声誉将会严重受挫，不仅会大大影响顾客的信心，影响销售额，而且还会影响股票的价格，影响投资商的信心。这种高昂的成本是精明的商人所难以承受的。基于这种考虑，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销售商都很注意自我约束，注意对食品安全进行自律式监管。

也正是由于食品行业多为大企业，客观上加大了出错的成本。相对于三五个人、万元资产的小作坊，有着成千上万员工、上亿资产的大企业，轻易是不会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的，并且，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力量雄厚，其“供应链管理”水平也会比较高。美国的企业发展思路很值得玩味：与科技领域提倡小微企业创业不同，食品和药品领域则提倡大中型企业运营，这样不仅利于管理，而且企业自身也输不起。

强有力的监管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强化了企业的食品安全意识。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美国企业每年都会扔掉价值近千亿美元的食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了保质期。即使法律没有要求它们必须这么做，它们也会意识到这将在事实上有利于它们的生意，毕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信誉才是它们最宝贵的财富。

4．媒体与公众的双重监督。

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小视。联邦和地方政府在积极作为的同时，也充分依靠媒体的力量将超市和名牌厂家出售劣质产品的行为和经营失误予以曝光，这在客观上加强了食品企业的忧患意识，使它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信任会像断了线的风筝，飞走容易，找回来难。

消费者在鉴别食品质量方面受到的教育越多，监督食品安全的“专业性”就越强。美国的很多家庭主妇具有高学历，非常注意饮食的营养和卫生，经常翻阅和研读各种报纸、杂志、书籍，讲究科学饮食。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主妇们认真研究商品上的标签，从营养成分、食用配方到保质期，所有信息“一网打尽”。而今，全世界报道的食品危害健康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越来越多，这也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希望更多地了解他们所吃食品的生产过程和来源。丰富的信息是很好的帮手，而供应链管理则使消费者有机会进一步知晓食品的来龙去脉。公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对于食品安全监管有着极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食品安全管理是一场“全民战争”。

5．食品安全标准的与时俱进和严格执法。

美国食品安全立法比较灵活，立法和修正并举，对于重大问题进行立法，对于突发事件和新问题及时予以补充和修订，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比如2005年8月23日，为回复国家渔业协会及路易斯安那州农林局提交的申请，FDA修订了食品添加剂法规，对在冷冻或冷藏软体甲壳类动物（如牡蛎及蚌蛤等）内使用离子辐照控制弧菌类及其他食源性病原体做出了规定，并即时生效。这种“即时生效”的做法显示出执法的与时俱进和执法部门的责任感。此外，FDA等还经常向公众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办法，比如征求冰制餐后甜点等标准的评议意见，从而为法律法规的完善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并体现出科学性及对公众舆论的尊重。

在处罚方面，美国食品安全执法也十分严格。以马里兰州为例，该州要求肉、蛋、奶等都必须标明保质期，如果不标，或者不按照保质期销售，就要遭受重罚甚至坐牢。这种严厉的处罚看上去有些不讲情面，但却是充分尊重公民利益的表现，也算是很好地承继了老罗斯福时代食品安全严厉执法的传统。这也符合国际惯例，要知道，各国对于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都很大。比如韩国政府就将制售有害食品行为定为“保健犯罪”，故意制造、销售劣质食品的人员将被处以重刑，而一旦因制造或销售有害食品被判刑者，五年内将被禁止在《食品卫生法》所涉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还将附以高额罚款。而在新加坡，经营者一旦违规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并将永远无法再从事这一行业。这些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法者深知：对造假者的宽容，就是对公民健康的犯罪。

6．食品安全与环保息息相关。

这样一个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的健康与土壤的健康息息相关。从人类开始破土播种那一刻起，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对土壤的所作所为拥有了改良自己的食物的能力，并进而拥有了进一步改善健康水平的能力。

土壤的管理和质量至关重要。所有的一切始于土壤，以及在这土壤上耕作的农民。虽然对于“绿色农业”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但生产系统中应该避免或拒绝使用化肥、杀虫剂、生长调节剂、牲畜饲料和添加剂，绿色农业耕作系统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实行庄稼轮作等已成为共识。

如今，比“绿色农业”更进一步的是“再生农业”的概念。再生农业是以绿色农业的原则为基础的，比如使用自然的方法而非化学合成物来生产健康的农产品。但是再生农业还强调把农业、水土保持和健康有益的做法结合起来，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将影响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包括健康的土壤、健康的食品和健康的人民。

从根本上说，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联系着人类与土地，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并且，它是食品安全真正的起点。

从农田到餐桌，经过的是良心。

注释

(1) 哈维·威利（Harvey Wiley，1844—1930）：食品安全先驱者，《纯净食品与药品法》之父，1883年被任命为美国农业部首席化学家。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以他的头像为图案的邮票来纪念他对《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贡献，而美国多处建筑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2) ［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下册，9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英］比·威尔逊：《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1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4) 同上书，153页。

(5) 同上书，155、156页。

(6) George E. Mowry，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1900-1912，p．207

(7)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63页。

(8) 参见马克·劳，加里·利贝卡普：《进步时代改革的决定因素——1906年〈洁净食品药品法〉》，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95、496页。

(9) 同上书，511页。

(10) 参见［英］比·威尔逊：《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121页。

(11) 同上书，122页。

(12) 同上书，122、123页。

(13) 同上书，125页。

(14) 参见马克·劳，加里·利贝卡普：《进步时代改革的决定因素——1906年〈洁净食品药品法〉》，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97、498页。

(15) ［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215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6) 欧盟从2005年1月开始也将这种追根求源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且适用于食品链的每个环节，包括生产、加工、分流和销售。

第4章　人与自然：宜居国家的环保课

“使用而不维护即为盗。”(1)

——E. 舒尔曼

1987年，百岁老人勒罗伊·丹尼尔斯出版了回忆录。他出生于1882年，15岁时在蒙大拿州狩猎野马，看到了大草原未被开发时的情景：“春天时景色多美啊！绿草地一眼望不到边，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莓……成千上万的野鸡，还有鹌鹑、狼、松树和狐狸”(2)。殊不知，如果不是进步时代政治家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环保努力，今天的美国也许就很难见到这样的情形了。

“进来，发财，离开”

在历史学家看来，罗斯福领导能力最为持久的遗产之一是他对新兴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大力支持。罗斯福是首位质疑长期以来关于“美国拥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的神话的总统。他和其他早期的自然资源保护人士都坚信：为了长期的公众利益，必须以对国家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来替代个人和企业随心所欲的环境开发。(3)

罗斯福曾经感慨道：“在规模浩大的南北战争结束后，我们最强大的、最有能力的人纷纷把全部精力投放到生意上，投放到赚钱上，投放到发展上，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来开采、消耗我们的自然资源——矿产、森林、土壤，以及河流。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天生就拥有许多美德，包括擅长战斗的美德，但是他们却放纵自己的短视和自私行为。”(4)

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时代的环保努力也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纠正。个人主义为个人提供机遇，给予充分的自由，通过鼓励多样性焕发了美国社会的活力，但其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对保护自然风光和都市景观漠不关心。(5)而老罗斯福的环保新政，就是要对这种无视或破坏环境的个人主义进行必要的遏制。

当时，美国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也确实十分严重：

19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政府处于相对弱势，美国大量的公有土地落入了投机者手中，铁路公司也大量强占土地。在土地投机活动中，垄断资本家获得暴利，农民利益则遭受损害，而许多政府官员更是收受贿赂，支持投机，致使国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19世纪末，美国4/5的森林已经消失，剩下的森林很大一部分则落到少数大木材公司手中。美国的森林面积原有3亿英亩，到1901年，却剩下不足1亿英亩。

森林惨遭破坏也使得水土资源的状况急剧恶化，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以纽约州为例，由于阿迪朗达克山脉森林的消失，哈得孙河的通航能力严重受损，纽约州的经济繁荣受到威胁。而早在1864年，外交家乔治·马什就在其名著《人与自然》中严重警告了毁坏森林的危险后果。在其任土耳其和意大利大使期间，对古代文明的环境侵蚀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证明了森林破坏给文明带来的灾难性打击。

美国土壤状况面临严重恶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产者在竞争中滥用土地。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农民“找到了致富的捷径”，但过度耕耘也使得土地越来越贫瘠，土壤肥力被消耗殆尽。那时，土壤肥力一旦丧失，佃农们就毫不犹豫地转移到另一个农场，留下一片片遭受蹂躏的土地。(6)

被掠夺的不仅限于森林和土壤。由于大量土地落入铁路公司、木材公司、矿产公司、土地投机公司、大畜牧场场主之手，在贪婪的欲望驱使下，垄断资本尽情地劫掠各种资源，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和天然气等矿藏无一幸免。对此，后世的历史学家感慨道：“以采矿为主的边疆形成了一种在西部从未消失的情结：这是一种对开采业的态度——进来，发财，离开。”(7)

人类的朋友也在哭泣。由于草地、森林被破坏，人们又为了牟利而滥捕滥杀，加之缺乏保护措施，许多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在镀金时代大量灭绝。美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威廉·霍纳戴感慨地说，人们的无知使美洲失去了对人类最有用的95％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而在西部地区，野牛（或水牛）大量消亡，许多游客坐在火车上从窗口向外射击，根本不会停下来查看究竟杀死了多少猎物，但凡铁轨所至之处，对野生动物的屠杀就会蔓延开来。(8)可以说，镀金时代的美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只是贪婪的商人们所致，也与许多民众对大自然缺乏敬畏、对动植物缺乏爱心有关。

城市环境也开始恶化。进入镀金时代，美国到处都在开采矿藏、钻探石油、修筑铁路、兴建工厂，城市迅速膨胀。与此同时，大量工业废水排入江湖，造成的污染危害水生资源和人类健康；而工厂排放的有害气体、抛撒的废料矿渣，更是恶化了城市的生活环境。空气和水流的污染已成为19世纪后期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劫掠资源致富的示范效应

采掘业和木材业的繁荣，大部分归功于政府“慈爱的家长作风”，它廉价地出售自然资源，大肆施舍，或者无动于衷地听任资源被盗掘。直到克利夫兰第二个任期时，“美国的公共土地局不过是一个分配掠夺物的中心”(9)。煤矿的廉价出让和大量煤老板的产生，就是这种政府作风的直接后果。

煤老板的批量产生并非偶然。1873年前，许多土地投机商利用《联邦土地法》对农业用地和煤田不加区分的漏洞，用《宅地法》骗取了大量矿地。1873年国会通过《煤矿法》，将煤田与一般土地区分开；规定距离铁路15英里以内的已知煤田，其售价“每英亩不少于20美元”，距离铁路15英里以外的已知煤田，其售价“每英亩不少于10美元”。

虽然法律有了明确规定，但在1906年之前，土地总局一直利用对这项法律的解释权将“不少于”解释为“不多于”，其结果是：大量公有煤田以每英亩10或20美元的价格转到个人手里，而完全不考虑矿藏的实际价值，以致利用法律进行土地诈骗和投机的情况愈演愈烈。到1906年，又有1亿英亩煤田被当作农业用地转到土地投机商手里，他们将廉价得到的煤田转手高价售出。这样的方式不仅催生了大批煤老板，催肥了投机商，而且促使人们一意追求富矿和新矿而不愿费力开采旧矿，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美国的商业文化则加速了资源掠夺。广阔的土地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商业文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育婴箱”——有了免费或廉价的资源，任何促进产出的方法都能创造财富。(10)由于资源在镀金时代非常廉价，或者说可以通过贿买政府官员而得到，美国不仅产生了大批暴发户，而且形成了以劫掠资源致富的示范效应。

更糟糕的是，明知道大家都只有这口井，人们却仍然往里面倾倒脏污。移民们急于开垦土地而继续破坏着森林资源，木材业大王们为谋取利润也在大举砍伐，新旧世纪之交时，密西西比河上游和五大湖地区的森林被破坏殆尽，千百万无利可图的土地被弃置不顾，任凭火烧、土壤流失，任凭人们恣意践踏。美国学者悲愤地说：“这是任性的人们留下来的烂摊子。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11)这也应了法王路易十五的那句名言（一说是其情妇蓬巴杜夫人所说）：“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资源流失、土地贫瘠、动物灭绝、空气污染、水质恶化，在全社会引起极大的不满，人们纷纷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这是因为：（1）人们认识到私人企业不会为了公共福利牺牲商业利益来实行全面的资源保护计划。（2）在远远超出一州甚至几州的范围内，森林地带、通航河流的水流、防洪措施以及土壤风化和水土流失之间有着密切关系。（3）联邦政府拥有通航河流的河岸所有权并且控制着州际商务范围内跨越州界的电力输送。（4）各州对于大公司的管制已被证明毫无效力。(12)

这些观点说明了两件事情，一是人们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保护环境，二是州及地方政府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急需联邦政府扮演更有力的角色，这也为罗斯福政府的强力介入创造了极好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罗斯福的西部经历与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便紧密地联系起来。

“环保总统”罗斯福

在美国总统中，老罗斯福也许是与大自然最亲近、最有缘的人了。户外运动从小就是罗斯福的最爱，他不仅经常外出旅行、打猎，还大量阅读各种有关自然界的书籍，在哈佛大学时更是受过多门自然科学课程的正规教育和训练，进行过大量的野外科学考察，与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有过广泛交往。

罗斯福还曾在西部经营过牧场，熟悉那里的生活。此间，他将观察和研究经历写成了内容丰富的三部著作：《一位大牧场主的狩猎旅行》（1884）、《牧场生活与狩猎足迹》（1888）、《荒野狩猎者》（1893）。在这些书中，罗斯福不仅表现出对动物研究的浓厚兴趣，还传递出对自然荒野的依恋之情。

罗斯福猎熊的故事，后来被广泛传播。那些狩猎的经历不仅充满了刺激，锻炼了他勇敢的性格，也磨炼出日后从政所需要的耐心和智慧。同样重要的是，西部的生活不仅使得罗斯福对农牧民的疾苦有了切实的了解，而且也对西部干旱缺水、土地投机盛行和土地荒弃现象大有感触。

很自然地，罗斯福成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最早的开拓者之一。1887年，罗斯福与自然学家乔治·B·格林内尔共同建立“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并创办了《森林与河流》刊物，努力倡导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在罗斯福任俱乐部主席的1888—1893年间，俱乐部为保护黄石国家公园、推动制定公园保护法、建立国家动物园、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等做出了重大贡献。罗斯福成功地说服一些杰出人物加入进来，包括亨利·洛奇、伊莱休·鲁特、吉福德·平肖(13)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进步主义改革的关键人物。这个时期罗斯福已经把保护森林、河流和野生动物视为关乎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充分认识到大自然的宝贵价值。

1898—1900年出任纽约州州长后，罗斯福加强了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实践，这也成了他日后成为“环保总统”的预演：

（1）1898年1月4日向纽约州议会发表第一篇州长年度咨文，提出严格执行保护森林、动物和鱼类法律的主张，清楚地表明了罗斯福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和决心。

（2）改组纽约州渔业、森林和野生动物委员会，清除缺少能力和热情以及敷衍塞责的委员，并邀请吉福德·平肖前来共商自然资源保护大计。

（3）召开了纽约州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会议，倡导通过立法确定捕猎期以利于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禁止用鸟类的羽毛来装饰服装。

（4）1900年1月3日，罗斯福在第二篇州长年度咨文中用很长篇幅详细阐述了他对渔业、森林和野生动物委员会的评价及自己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主张。而由州长公开宣布并详细阐述自然资源保护政策，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5）1900年11月16日，罗斯福在写给全国水利大会的信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对全国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并提出了政府主导保护环境的理念。在信中，罗斯福主张由联邦政府领导并资助发展美国西部的水利事业；修建水库系统，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改变联邦政府自然资源管理职权分散和效率低下的现状；实行专家管理等。此时，罗斯福主张对自然资源保护实行国家全面干预的政策思想已十分明显。

从早期的自身经历到执政纽约州期间的实践，罗斯福对于环境保护的思路已日渐清晰，他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更大的平台。果不其然，1901年12月，在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发表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他用了差不多1/4的篇幅叙述与资源保护有关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指出，森林和水的问题也许是美国最为紧要的国内问题。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原则宗旨则是发展、持续、公平、效率，这使得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旅

“转型时期”是资源需要特别保护的时期。由于在入主白宫之前罗斯福对于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已有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并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因而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在其执政时期体现出系统性、进取性和国家主导的环保主张：

1．坚持政府主导：联邦政府是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

在罗斯福时期，联邦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得到了强化：森林保护、水利灌溉和公共土地的开垦必须由联邦政府领导进行；保留林地原来是由美国地质勘探局勘测划建、内政部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农业部林业处指导发展的，这种模式造成了权责分散、管理不善和低效的弊端，罗斯福时期这些分散的权力集中到了农业部林业处，不久，林业处便升级为林业局，由罗斯福的得力助手平肖出任局长。在其推动和努力下，资源保护的范围从森林、土壤不断扩大到包括煤田、油田及其他地下矿藏。

1902年6月17日颁布的《联邦土地开垦法》则进一步表现出联邦政府主导环境保护的意愿。该法被视为美国农业政策和资源保护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楚地表明美国开始实行联邦政府统一管理与控制、专家规划与领导、以发展为目的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根据有关条例，土地所有者可以拥有某些灌溉设施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但水库及其保护水库的必要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则由联邦政府保留，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罗斯福新的土地政策和联邦灌溉计划达到了环境和经济双赢的效果。西部尤其是大平原地区土地的开垦，客观上减少了森林地区土地开垦的压力，有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而农业重心和人口重心的不断西移则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科学规划，聪明管理。

罗斯福反复讲要聪明地保护和聪明地管理，在讲到水库和运河的建设时明确强调必须遵循“训练有素的专家的意见”。在他看来，自然资源保护不能盲从和蛮干，必须依靠科学、由专家进行规划和领导。

专家尊重专家。由于罗斯福本人就可谓海军问题专家、历史学家，也是作家，所以，他非常明白专业就是力量。就这一点而言，他与那些纯粹的官僚有本质区别。表现在环保问题上，罗斯福非常重视专家的作用，并且将环保专家吉福德·平肖视为左膀右臂。无独有偶，罗斯福的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位非常重视专家的人物，他在进入白宫之前就已经储备了大量的专家资源，并且在纽约州的改革中重用了很多专家或专家型的领导者。

罗斯福与平肖都相信自然资源保护的原则在于可持续发展，他们支持由政府专家对自然资源实行系统管理，这些人受过专门培训，能促进环境实现最有效的公共使用。以西部开发为例，罗斯福通过求教专家了解到，解决西部发展最关键的干旱问题需要发展水利，为此，他请来了美国地质勘探局水文地理总工程师弗里德里克·纽厄尔和加利福尼亚水法专家乔治·马克斯韦尔，并在众议员弗朗西斯·纽兰兹的支持下共同推动了联邦水利灌溉计划。最终，不仅美国水利事业得以大发展，而且树立了爱护水资源就是爱国的理念，对美国人节水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老罗斯福在专家帮助下提出的综合开发水资源的设想，成为了小罗斯福时期兴建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的蓝本。

3．中央与地方通力协作。

环境保护需要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协作、配合和相互补充。在罗斯福时期，联邦政府非常重视对自身和各州政府保护自然资源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很注意分工合作，尤其是在土地开垦和水利灌溉方面，最终，不仅那些适合接受水利灌溉的干旱州得益，联邦政府的环境治理也得到了各州的大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因为利益均沾、充分的沟通与积极的协作而得到强化，联邦政府的威信得以提升。

中央的决心是地方的榜样。在环保问题上，罗斯福将政府的权力用到了极致(14)：他通过他的部门秩序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以前的土壤管理部门工作中存在的低效能问题；雇用特工来调查土地交易中存在的欺诈和政治腐败行为；越来越多的公共土地被他禁止出售；在他新创立的森林管理局更加严格的管理下，国有森林数量越来越多。由于联邦政府表现出保护环境、治理水土流失和污染的决心和意志，各州和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大信心去贯彻和执行环保政策。尽管罗斯福的环保努力也遭到了相关利益集团和其在国会中一些代言人的反对，但在罗斯福时期，美国的环境保护成为进步时代最大的亮点之一，并且为后世的美国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青山绿水。没有一个州不因此受益。

4．环保需要坚持必要的国有化。

在自然资源所有制形式方面，罗斯福政府将大量土地收归国有，确立了“公共土地所有权”，明确宣布使用公共土地所有权必须有偿付费并实施部分公共土地所有权的租借制。在任期间，罗斯福收回了2.35亿英亩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0.15％，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土地投机和某些资源型产业对资源的进一步劫掠，从而使这些产业不得不珍视和保护已取得的资源，自觉地制止浪费。但这也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罗斯福利用《森林保护法案（1891年）》保护了大约69万平方公里的林地，木材公司为此暴跳如雷，但罗斯福拒不退让，怒斥道：“我憎恨那些将树木砍伐殆尽的家伙。”(15)事实证明，领导者的坚决意志对于环境保护至关重要。

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一个都不能少”

自然环境保护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进步时代的改革运动。在专家的主持和推动下，政府得以摆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纠缠，以推进公共福利为名，防止“特殊利益”对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这项运动的目的不只是制止出于经济利益的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更主要的是发展出一种负责任的、经过科学规划的对自然资源的应用。在这方面，平肖的思想得到了认可，即发展与资源保护可以并肩而行，伐木、煤矿开采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应该得到控制，但不应该被禁止。“资源保护同时也反映出进步时代对效率和控制的追求——就运动本身而言，是对自己本身的控制。”(16)像反垄断一样，罗斯福很成功地平衡了政策与商业利益的关系，给效率和效益以出口，重在控制。

这一发展理念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青山绿水，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罗斯福当年的坚持和努力，现存的美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可能多半早已面目全非。

罗斯福继任总统时，美国已建立了黄石、约塞米蒂、红杉、格兰特将军和圣雷尼尔五个国家公园，其中黄石公园的建立，恰恰得益于环保力量与商业利益的聚合。1872年，怀俄明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自然公园——黄石公园，其目的一方面是保护绚丽多姿的自然风景区，另一方面是满足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要求——该公司急需推动西部旅游业的发展。这为日后罗斯福的国家公园计划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将自然保护和商业利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至少两者是不矛盾的，同时这等于是做了舆论上的铺垫，让人们意识到这样的自然保护是双赢的。

为进一步科学地、稳妥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1903年3月1日至14日，罗斯福邀请自然学家约翰·巴勒斯一起游览黄石国家公园，3月15日至18日，罗斯福又与被称作“国家公园之父”的约翰·缪尔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并坐在篝火旁彻夜长谈。缪尔1901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不仅唤醒了人们的“公园意识”和“绿色理念”，唤起了人们对保护自然环境的关注，也深刻地感染了罗斯福总统，使之成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神”。

在罗斯福总统的敦促下，美国国会在其任期内通过法令增加了火山口湖、普拉特、风洞、萨利希尔、弗德台地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到27.3万英亩，用以保护自然景观、印第安人文化景观、矿泉和野生动物。在卸任十年后的1919年，罗斯福一直努力要建立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影响罗斯福的不只是巴勒斯和缪尔，还有著名的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同样是在1903年的这个3月，罗斯福采纳查普曼的建议，建立了佩利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这既是美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在罗斯福任期内，美国共创立了51个这样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如今，美国已有超过500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而且成为美国生态环境教育的好去处，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不断强化着美国民众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还把自然资源保护行动变成了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事业。1908年5月，罗斯福在白宫亲自主持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应邀参加的有各州州长、参众两院代表、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政府内阁成员，还有来自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代表。会议不仅加强了联邦与州在自然资源保护事业上的合作，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环境保护的强大声势。

不仅如此，罗斯福还开创性地将加拿大、墨西哥等邻国发动起来，形成了一种国际合作的态势，1909年2月18日至23日，罗斯福在白宫外交厅主持召开了北美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并最终通过了《北美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原则宣言》。这次大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我们的共同命运达成了共识：“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沉沦”。自然资源保护事关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繁荣，是国际和平的坚实基础。

罗斯福还是历史保护的倡导者。在他主导下通过的《1906年文物法》（也称《古迹法》），不仅催生了18个国家纪念地，有力地遏制了对历史文物的倒卖和对古迹的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紧密关联。在进步时代，美国人已经将自然和人文保护视为对传统价值观的保护。约翰·斯蒂文和阿尔伯特·柯布在1889年就曾表示：“既然民主精神是最先发展和最受标榜的精神，由美国殖民地时期之前的工匠——建筑师——完成的建筑工程所表现最多的方面就是美学。”(17)在镀金时代里，许多宝贵的建筑都被破坏，让美国人叹息的是，“传统是国家的遗产构成的一部分，今天大部分的美国建筑都失去了其传统风貌。舞台上的布景多半与演出者一同逝去了。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平生所奋斗的传统和理念。”(18)而那些游历过欧洲的人更是感慨遗产在欧洲和美国被保护与破坏的巨大文化反差，以及所带来的文明的昌盛和凋零。

就这样，对于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进步时代的美国人那里，自觉不自觉地上升为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保护。而那些得以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古迹，就像是一些会说话的老者，在和后人讲述着这个国家的追求与梦想、沧桑与奋争。

爱国主义是这种保护的最显著的原动力。美国遗产保护的先行者安·坎宁汉和威廉·霍斯汀女士，都有着近乎宗教狂热的热情，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她们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仍坚持着保护运动。(19)事实上，这种保护的过程以及保护下来的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说教，而只是历史在说话，是文化在传播，是先贤在温暖着后人。

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建筑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效用；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文化传承、环境和土地在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人追求速度和革新；他们也追求留驻过去的记忆和永恒。(20)在文化和建筑保护中，美国人努力保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平衡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同时也在委婉地告诫人们：一个破坏传统、轻视遗产保护的国家，将很难凝聚起民族精神来，也无法自信地向外传播文化和价值观。

环保意识“从娃娃抓起”

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的保护，还具有强化公民意识、塑造新公民形象的作用。城市公园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19世纪著名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等人的理念，市政公园不仅有助于美化城市，还能促进城市居民的邻里精神，并与道德衰败的倾向做斗争。(21)他所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令人觉得仿佛有一处幽静的乡村藏于纽约市中心。由树木、溪流和池塘营造的环境，使得城市居民愿意在那里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22)

自从1858年纽约中央公园落成以后，建设都市公园的运动就盛行起来。纽约中央公园设计者奥姆斯特德认为，城市公园不仅是娱乐中心，他设法将其创造为一种城市文化绿洲，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凝聚。他相信，中央公园“将对这个城市中最不幸和最无法律观念的阶层产生明显的协调作用和教育作用，有助于增进社会礼貌，提高自我控制及节制能力”(23)。这种意识也体现在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市公园建设中。

同样，进步时代的“操场运动”不仅为城市儿童提供了娱乐场所，更造就了强健和具有协作精神的好公民。在其推动者看来，有沙箱、秋千、运动场的城市操场“将是新的城市公民——道德的、勤奋的、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的发源地”，操场“在一周之内能够比学校老师在十年中……灌注更多的道德，培养更多的好公民”(2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城市操场相当于一种公民课堂，孩子们、年轻人在此尝试公民体验，并且增强团队意识。

进步时代的城市规划运动反映出试图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与公民品质的努力。雄伟的建筑、喷泉、雕塑起到了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培育城市生活道德风尚的教化作用，而好公民则是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25)随着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不断落户各大城市，城市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教育文化中心，这对提高公民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与城市规划运动相映生辉的是“回归自然”运动的兴起。在约翰·缪尔等人的倡导下，美国的许多中产阶级开始投身到徒步旅行、露营及其他户外活动中去，孩子们则加入了童子军（1910年创建）和营火少女团（1912年创建）等组织，亲近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意识真正地“从娃娃抓起”了。

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也有助于环保意识的启蒙和普及。在从镀金时代迈向进步时代的日子里，美国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有数字表明，林肯就职时，美国只有大约100所公立中学，到1880年时已有800所，到了罗斯福上任之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000。(26)而在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捐赠财产建立大学之后，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将公益热情投向办学，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

在正规教育之外，一些成人教育和社会公共课程也满足了很多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的渴望，对此，《纽约时报》在1880年欣喜地指出：“我们年轻的新国家终于达到了这一点，即它的一部分人民已经能够脱离实际问题，纯粹去追求同金钱无关的知识。这就是成长的标志！”(27)在此基础上，民众越发深刻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文明人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文化和环境保护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相关话题被更为广泛地谈起，环保和公益行动也越发多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女性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她们的爱心、热情不仅感染了社会，推动了美国的文化保护事业，而且也传递给她们的子女，使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火种生生不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教育生动且意义深远，它使尊重自然的精神和文化自豪感得以代代相传，这也是后世的美国社会一直重视自然保护和人文建设的原因所在，更是美国人热衷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心理基础。

美国妇女投身公益事业与其经济地位的变化有关。在深受企业进步影响的人群中，妇女们发现她们在文化关系上的地位由于经济力量的变化而改变了。在各种压力之下，妇女们的兴趣重点已经逐渐由家庭转移到更大圈子中。(28)这一时期的女性不仅投身于争取自身权益尤其是选举权的斗争中，而且对文化问题有了更大的兴趣，对历史和环境保护工作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而女性率真、富有爱心的特点，也激发了美国妇女投身环保事业的热情。

鲜活的人文教科书

美国企业家和富豪的热情投入，则使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物质基础和更大的影响力。洛克菲勒和福特家族都是这方面的热心支持者。由亨利·福特(29)本人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建设的“绿野村”就是他所谓的“鲜活的教科书”，事实上，在参观了绿野村这样的建筑后，数以百万计的人改变了对于美国历史内涵的态度。(30)很多人被激发出深入了解祖国历史和文化的热情，一些人更是投身于自然和人文保护中来。这正是创建者福特等人所期待的。

美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政府对国家公园的坚决保护，唤起了民众保护自然和人文资源的意识和热情，在进步时代里，这种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由民众和企业家中的慈善家推进的，而政府更多的是进行宣传和推动工作。随着保护运动的逐渐成熟，二战后的1947年，美国建立了国家历史古迹和古建筑理事会，而历史保护则由“历史保护国家信托基金”来统领和推动，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这一信托基金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许多信托基金的创建者本身就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前任领导，或者曾任1895年成立的美国景观和历史保护协会的领导人。这体现出了自然保护和人文保护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实这也是美国自然和人文保护的一个重要经验，即政府推动、社会主打，而管理机构归一，避免了九龙治水的尴尬和低效。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国家历史保护法》在国会通过后，信托基金是唯一被写入法律中的美国私人机构，成为符合拨款程序的联邦基金收款人，这不仅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也使历史保护责任分明，并且利于监督。

在国家公园和历史保护的问题上，内政部负有总责，其机构设置也很值得借鉴。在美国，内政部被称作“不管部”，没有相应部门管理的事务都归内政部管理，其负责美国国有土地资源、矿物资源、岛屿资源、国家公园、美洲土著事务、阿拉斯加土著事务及夏威夷土著事务等。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可耕地面积，但是很多土地至今没有开发，还有很多地方设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美洲土著和阿拉斯加土著的保留地等，在法律上不予开发。内政部管理的联邦资产包括但不限于：476个水坝、348个水库、占地合计33.8万平方公里的388个国家公园、544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205万平方公里联邦土地。为了管理这些陆地和海洋资源，美国内政部设置了以下司局：印第安人事务局、土地管理局、海洋能源管理—控制—执行局、开垦局、联邦执行委员会、国家博物馆、国家公园管理局、岛屿事务办公室、地面矿物管理局、美国地质勘探局、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局。

这种统辖管理的好处是事权统一、责任分明。最为重要的是，它用部门设置的方式将美国的自然保护、资源保护和历史保护融为一体，避免了部门间的扯皮，也使人们意识到这三者之间的密不可分。换言之，任何资源在开发之前，都必须在内政部的协调和规制下进行环保和人文评估，这种事先管理远胜于事后补救。

环保事业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文化意义。西奥多·罗斯福的文化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一个玩具制造商听到总统保护幼熊的故事后，立即在他的毛绒动物玩具系列中推出了“泰迪熊”，并经久不衰。泰迪正是民众对老罗斯福亲切的称呼。(31)

像泰迪熊一样，罗斯福的环保努力也成为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流行色。即便是与罗斯福政见有所不同的罗伯特·拉福莱特也不得不承认，罗斯福最伟大的工作是发动和实际开始了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以保留荒野领地，为人类挽救了各种可以作为和平、进步和幸福生活基础的事物。在那个充满了短视行为和功利色彩的时代，罗斯福的远见和责任感显得格外卓越。

在罗斯福的任期内，资源保护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他先后将各类土地2.35亿英亩收为国有，使其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使国有森林数目由41个增至149个，林地猛增到1.5亿英亩；创立了世界首批53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立了5处国家公园；建立了包括自然和历史等方面的首批18个国家纪念地；完成和在建水利工程30项。

更重要的是，罗斯福将资源的有效使用上升到爱国的道德层面，并相信保护林木、保护生态系统事关国力强大和国家安全，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权利和义务就是保护自己和后代所需要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守住与自然和人文资源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是着眼于未来的。而这正是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所在。值得美国人庆幸的是，在西奥多·罗斯福之后，还有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等人在努力将美国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定格为世界强国，将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传承下去。

一百多年过去了，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言犹在耳：“浪费或破坏我们的自然资源，铲光地皮、消耗土地而不善加利用，其结果是破坏了我们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基础，而这是我们有权利传给他们并不断扩大和发展的财富。”(32)

若想照亮黑夜，必先守住火种。

注释

(1) ［荷］E.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7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2) ［美］罗纳德·赖特：《其实你不懂美国：新大陆秩序简史》，23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64页。

(4)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130页。

(5) 参见内森·格雷泽：《美国的个人主义和平等》，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65页。

(6)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01页。

(7) 同上书，627页。

(8) 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502页。

(9)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056页。

(10) 参见［美］查尔斯·R·莫里斯：《四国演义》，308页。

(11) ［美］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12页。

(12) 同上书，148页。

(13) 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1865—1946）：学富五车的森林专家，认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当是以开发为前提的，但这种开发应以“聪明的利用和科学的管理”为原则。罗斯福对平肖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自己领导下的公职人员中为美国人民做出贡献最大的人。

(14) 参见［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28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5)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66页。

(16) ［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905页。

(17) ［美］威廉·J·穆尔塔夫：《时光永驻：美国遗产保护的历史和原理》，3版，19页，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18) 同上书，21页。

(19) 同上书，23页。

(20) 参见利兰·罗斯：《新旧之间的美国建筑》，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183页。

(21)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45页。

(22) 参见［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788页。

(23)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72页。

(24) ［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45页。

(25) 同上书，246页。

(26) 参见［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320页。

(27) 同上书，1252页。

(28) 同上书，1255页。

(29)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大王，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世界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30) 参见［美］威廉·J·穆尔塔夫：《时光永驻：美国遗产保护的历史和原理》，22、23页。

(31) 参见［美］史蒂文·吉隆：《改变美国的十天》，11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2) ［美］威廉·德格里戈里奥：《美国总统轶闻大观》下册，5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第5章　强国要有强海军

“每个杰出民族的伟大，都由海上强权来支撑……海上强权曾使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人，使英国打败拿破仑，也使北方赢得了内战……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美国就根本不可能体验真正的和平与安全。”(1)

——亨利·洛奇

世界史上几乎每个不容忽视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与一场海战有关。美国的进步时代也不例外。

1898年的美西战争，看似是因为古巴革命引发的大国冲突，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之战，更是美国成为海军强国的宣言之战。

隐忍了25年的“复仇”之战

准备好的美国之所以在1898年拿西班牙开刀，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原因。

一是西班牙家道中落，无论是国力还是海军实力都大不如前，是美军扬威立万的好靶子。其实这也表现出美国的一个特点——它极少会选择强有力的对手开战，不做那些看上去很可能赔本的买卖。这一点在后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得到鲜明体现，更不用说它入侵小国巴拿马、格林纳达等。

二是古巴形势的变化给了美国打击西班牙以可乘之机。1868年，古巴起义者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此间，很多古巴流亡者都在美国各大城市组织了革命团体，进行募捐、召开群众集会，在美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一些政要也发表声明支持古巴起义，格兰特总统甚至扬言不惜与西班牙一战，而后来死于办公室里的陆军部部长约翰·罗林斯在弥留之际还为“可怜的、斗争的古巴”操心，并发誓，“古巴必须自由，她的残暴敌人必须被粉碎”(2)。尽管这一战争企图被当时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1869—1877年在任）制止，美国只是以向古巴起义者提供支持表达这种愤怒，但这无疑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支持古巴起义，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统治；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埋下伏笔。

事实证明，被压抑的民族情绪一旦找到出口，就会喷薄而出，1898年就是一个例子，要知道，从1868年开始，反西班牙情绪酝酿了30年之久。

三是美国社会对西班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或者说西班牙在美国已经被妖魔化了。从19世纪中后期，美国人的轻蔑和敌视便聚焦在西班牙身上，“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被视为具有野蛮的历史和与生俱来的残忍性情”(3)。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都将西班牙描绘为残忍、贪婪和顽固的国度，同时还是“欧洲文明的逆流”，甚至是影响拉丁美洲发展的绊脚石。而后面这点非常关键。一直以来，美国都以拉丁美洲领导者和保护者的身份自居，所以，拿拉丁美洲说事非常容易在国内引起共鸣，而将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的动荡、地方性的暴力和压迫，以及因此而无法开发拉美丰富的资源联系在一起，就更能赢得国内的支持。这也是美西战争之前一些美国媒体刻意宣传的内容。

但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反西班牙最重要的目的是清除其在美洲的影响，使美洲真正成为美国人的美洲。由于其他列强都忙于地区事务，只有西班牙在美洲还能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安全影响，这妨碍了美国对美洲地区资源的控制和开发。正如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4)时期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1861—1869年在任，也译作西华德或西沃德）所言，“美国的任务是消除困扰西半球的混乱无序、分裂瓦解和无政府状态。而这将给人类包括美国提供最迅速、最可靠的途径来开发美洲可资利用的自然财富。”(5)其他一些政客也提出了要引导美洲的其他国家走上和平、繁荣的道路，当然了，这一切都以美国成为西半球支配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核心诉求。尽管理由充足，但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却迟迟未爆发，这既体现出美国外交的精明，即不做高投入、低产出的“生意”，也折射出当时美国海军实力不济的尴尬与无奈。

事实上，早在1873年，美国和西班牙就差一点发生战争。当时，悬挂美国国旗、一直为古巴起义者运送武器和补给的“弗吉尼厄斯”号运输舰被西班牙战舰捕获并拖到哈瓦那港，西班牙殖民当局很快就处决了这艘船的美国船长，以及另外51名船员和乘客，包括多名美国公民。这激起了美国民众、媒体的强烈不满，美国社会一时间空前团结起来，格兰特政府不仅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还做好了战争准备，海军部部长要求造船厂加班加点生产，并征召了上万名军人。

但颇为戏剧性的是，两强在最后时刻发生了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妥协，西班牙在最后一分钟进行了道歉，而国务卿菲什也欣然接受了。看上去，是“主和派”菲什占了上风，但真正的问题是，以菲什为代表的格兰特政府的多数人都担心美国海军并不能够应对挑战。

海军，始终都是美国军事发展的痛。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及至80年代的一段时间，美国海军还不及智利海军强大。当时智利在海上力量的强势曾为其赢得了地区优势。在1879年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战争中，智利倚仗着海军优势，如入无人之境，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夺得了玻利维亚的入海口，而玻利维亚则从此沦为了内陆国家。同情失败者的美国人，此时还以为智利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忽略了智利海上优势的重要性。

在海洋问题上，美国人当时还没有开窍，直到马汉的海权论深入人心和罗斯福的得势。

美国也曾“韬光养晦”

美国在海军发展上的迟缓，还与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地缘政治上的隐忍有关。西奥多·罗斯福执政之前的几任政府，都倡导地区以和为贵。在短暂的詹姆斯·加菲尔德(6)政府期间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曾倡导召开美洲国家代表大会，通过“道德劝服”迫使智利收敛锋芒，尽管他很快被免职，但接下来的阿瑟政府依旧力主召开类似会议，以倡导和平、避免战争。后来，本杰明·哈里森政府上台，布莱恩于1889年重新出任国务卿，他主持了泛美会议，有16个国家出席，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友谊”。此时的布莱恩和哈里森总统想极力促成在华盛顿建立永久的国际仲裁法庭，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这遭到了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的反对，仅仅通过了一个妥协提案。(7)

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外事务尤其是地缘政治上的主导思想是极力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以商业合作促进国际关系，遇到争端尽可能采取法律和外交手段低调处理，而不是像老罗斯福以及此后的美国那样，进行威慑，动用海军。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国在海军事业上投入明显不足，与其日渐上升的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

颇为矛盾的是，美国海军发展迟缓，但对外扩张的野心却一点不小。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对外扩张上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从俄罗斯手中廉价收购了阿拉斯加，并将俄国的势力排斥出北美；二是在19世纪70年代从萨摩亚统治者那里得到了在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三是策划推翻了夏威夷王国政权，并在1894年建立了亲美政府，1898年正式将夏威夷合并。

最能说明这种矛盾心理的，是美国与德国险些因萨摩亚发生的海上冲突。事情起源于1885年后萨摩亚人争取自治的努力遭到德国殖民者的镇压。1887年德国派出4艘炮舰，700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后血洗了几座村庄，并控制了萨摩亚首府阿皮亚，萨摩亚政府随即向美国求救。尽管十分犹豫是否该与德国正面冲突，但1889年初，克利夫兰总统还是派出了3艘战舰前往萨摩亚，与德国形成对峙。正当人们相信美德两国将发生海上战争时，一场台风突然袭来，美国和德国的舰艇悉数被摧毁或搁浅，50名美国水手和90名德国水手遇难，巨大的自然灾难将战争化于无形。

台风吹散了美德战争迷雾，但却令美国人多少有些后怕，因为那时的美国海军真的没有底气抗衡强悍的德国海军。

萨摩亚危机彰显了美国海军的落后。尽管舆论一直在质疑美国是否应该卷入海外冲突，但理性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过度卷入海外事务，而在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不足。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更令人苦恼的是，一个像智利这样的二流国家也能够侮辱和蔑视美国而不受惩罚。”(8)这是100年后的美国人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19世纪末，美国确曾为此苦恼。

对现状的失望激发了美国人做强海军的热情，也激活了美国人的海军梦。用罗伯特·卡根的话说，“对在西半球扮演一个更具统治力的政治和经济角色的期望，对在更遥远的地方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望，以及对得到其他大国充满尊重的对待的期望，促成和刺激了19世纪后期最不同凡响的发展之一：建设一支新的、更有能力的、更加强大的美国海军。”(9)而这也是对此前100年忽视海军发展的一个反弹。

独立战争结束时，由于联邦政府急于要解决债务和经济萧条问题，同时又没有能力征税，因而，海军被国会视为奢侈的消耗物，甚至被责令解散。到了1785年，所有的美国战舰都被卖掉或挪作他用。

在华盛顿的新政府中，海军事务是由陆军部部长亨利·诺克斯将军掌管的，可见海军当时的地位。诺克斯也曾要求国会就筹建一支远洋海军做一次预算，但国会里的反对派迫使所有的海军造船计划停止，直到发生了一连串美国商船被劫掠的事件，被激怒了的美国国会才开始认真考虑建立海军的问题。

1798年，约翰·亚当斯(10)总统在与法国交涉商船被劫问题失败后，向国会公布了法方讹诈、侮辱美国使团的经过，使美国公众深为震撼。一时间，“宁愿花几百万元进行防御，也不进贡一分钱”的口号响彻美国，由愤慨之情而引发的爱国热情不仅席卷了国会和整个国家，也促成了美国海军的真正发展。

亚当斯总统正好来了个顺水推舟。在这种方方面面都在积极行动的气氛中，“总统”号、“国会”号、“切萨皮克”号战舰等先后投入使用；经亚当斯建议，在陆军部以外专门成立了海军部。

在新任海军部部长斯托德特和舰队司令约翰·巴里的统率之下，美国海军很快发展成了一支相当强的海上战斗力量。到1798年底，美国海军已拥有14艘军舰和200多艘其他船只。经过多次海上对抗，法国的海盗船完全被美国驱逐出西印度群岛海域。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俘获了80多艘法国舰船，颇有说服力地向世界证明美国海军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

亚当斯对海军的重视，不仅帮助美国在1812年战争中击退了企图“重返北美”的英国，而且也成为商业的保护神。当时，美国海军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和保护商业，也兼有外交功能，如运送外交人员或从事条约的谈判。(11)

但好景不长，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时期，陆军将军出身的杰克逊对海军不屑一顾，改变了前任门罗和昆西·亚当斯重视海军的政策，呼吁停止建造大型海军船只。而1837年金融恐慌之后，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更是强调，美国“根本不需要海军”(12)。此外，重视成本核算的一些美国人更是将矛头指向了海军的“耗资巨大”，而经济理由在美国常常颇有说服力。这一切都使得直到南北战争前，美国海军在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列强甚至一些拉美国家。

美国海军的“黑暗年代”

南北战争之后的三十多年被称作“镀金时代”，而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的这三十多年的镀金时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黑暗年代”，这是一段美国海军迷失自我的日子，也是美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受到强烈冲击的时期。

内战体现出了水上力量的重要性，内战中掀起了一个海军建设的热潮，在战争最后一年里，联邦海军由大约700艘舰船组成，装备了大约5000门大炮。然而，战争结束后，这支庞大的海军被迅速肢解，由于政治家们关心的是重建，海军预算被大幅压缩。不到五年，海军规模就缩水为不足200艘舰船、1300门大炮，而且多数船只已不适合执勤，很多大炮都变得陈旧不堪。(13)与此同时，海军官兵人数也急剧下降：1865年，美国海军有现役军官7000人、现役士兵51500人，两年后，军官就减少了5000人，士兵则减少了近4万人。(14)

海军被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内战的损耗太大，与重建相比，美国人认为，组织并维持一支大规模海军的费用太过高昂了。南北战争使美国陷入了债务泥沼，南方重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使人头疼不已。在美国人看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劳资冲突、农场主的煽动和政治上的腐败，要比外交事务更为重要，而且，就算有敌人，也远在大洋彼岸，似乎“和平已经站稳了脚跟”(15)。

南北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对美国来说是相对有利的，这成了美国主动削弱海军的重要外部原因：英国等列强都被地缘政治冲突及地区竞争所羁绊，而在美洲仍然保有势力范围的西班牙已经日薄西山，殖民地只剩下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德国的俾斯麦政权则明确承认美国在美洲的利益和领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崛起的美国产生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坚信自己将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坚决维护自己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经济自信和地缘政治安全感的上升，也使美国人在发展军事尤其是海军方面产生了分歧。

美洲国家的发展迟缓，强化了美国的地缘政治自信，削弱了美国发展海军的紧迫感。以墨西哥为例，19世纪早期，其人均国民收入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在经历几十年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外加几十年国内政治动荡后，至19世纪70年代时，墨西哥人均国民收入已远远落后于美国，仅相当于美国的1/7。而其他拉美国家，除了智利稍好一些，都与美国拉大了距离。不仅如此，拉美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各国内战连连，也极大地消耗了这些国家的实力。比如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联盟”与巴拉圭爆发的战争，从1865年延续到1870年，造成了5万巴西人丧生，巴拉圭几乎全部成年男性人口丧失殆尽。1879—1883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造成巨大伤亡，造成秘鲁一片荒芜，玻利维亚一蹶不振。而在加勒比海地区，政变和内战更是家常便饭，这里简直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暴力的熔炉”。(16)这一时期，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是比较稳定的，因而发展速度也最快，而其他国家的战乱则在客观上强化了美国在美洲的领导地位。

海军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也在迅速消退。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不再认为海军是必要的，因此，造舰的维修费用被扣留，军舰被出售，由于经费短缺，军舰破损越发严重，这反过来强化了“海军无用论”，恶性循环开始出现。海军将士的士气也跌落谷底。

在海军内部，得过且过的思想开始蔓延。在欧洲热衷于蒸汽动力船之际，美国海军却在抵制这一进步，一个明显的标志是，1869年，海军总工程师、“蒸汽动力舰队之父”本杰明·伊塞伍德被免职。

工程师地位的下降，是美国海军走弱的一个重要信号。在以伊塞伍德为首的工程师们看来，蒸汽动力军舰将称霸海洋，因而力挺进行这方面的革新，但作战指挥官们却不这样看，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蒸汽机将最终取代风帆，可他们不希望在对舰艇的支配权上与工程师平分秋色，因而选择了抵制蒸汽机，以稳固自身的权威。(17)这种内部斗争的结果，就是工程师地位的整体下降，美国海军的创新能力也随之下降。在这个黑暗的年代，就像发生在政坛上的许多事情一样，私心蒙住了当权者的双眼。

海岸防御理念也影响到海军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坚信没有人真的会从海上进攻美国，并且固执地坚持海军只需要实现海岸防御功能就万事大吉了。这正是富于远见的西奥多·罗斯福所嘲笑的，“如同一个职业拳击手期望只通过挡避而不通过击打就可以赢得比赛”(18)。但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在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里占了上风。

美国的海军实力也为世界看轻。1876年英国发表的《海上列强和它们的政策》这一全球性报告中，提到了15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奥地利和秘鲁，但却没有美国，英国人对美国舰炮的评价是，“在全世界受到责备并且已经陈旧无用”。五年后的1881年，这一报告中增加了葡萄牙、希腊、埃及、中国和日本，却依旧没有美国。英国人甚至认为，对美国海军的考察是毫无意义的。(19)也就是说，美国连世界海军前20名都没进去，当时，单单一艘智利海军的现代舰艇，就能摧毁全部美国海军舰队。(20)这令美国海军颜面无存。

真正刺激美国政治家和军方的，是1873年与西班牙因“弗吉尼厄斯”号而发生的冲突。这让美国人意识到自身在海军建设上的落后，用海军少将罗伯雷·埃文斯的话说，当时集结在佛罗里达海岸的美国舰队处于一种可笑的状态，对方仅用两艘现代战舰就可以在30分钟之内将美国海军击败。海军上将戴维·狄克逊·波特则悲叹道：“在船只和炮火方面，全世界没有一支海军不领先于我们。”(21)

在英国和法国已在建造铁甲海军甚至前所未有的大型战舰，连日本和智利海军都已拥有了相当现代化的配备时，美国的舰队几乎还完全是木制的！不仅如此，很多战舰都处于破损失修的状态，美舰“塔拉波萨”号被一艘运煤驳船撞沉的事件，更是成了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全民笑话。(22)这些老爷船让海军将士感到无语和耻辱，也在客观上激发了美国人的大海军之梦。

新海军：从告别木船开始

美国海军的两个起点性的关键年份，其实都是悲剧性的年份。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刺，美国进入了“新海军”（New Navy）时代。1901年，麦金莱总统遇刺，美国进入老罗斯福式的海军“大跃进”时代。

知耻近乎勇。来自西班牙和智利的刺激，提升了美国政界和军界的海军意识，但由于当时的拉瑟福德·海斯(23)总统为国内事务所困，美国海军真正的勃兴出现在上任仅半年就遇刺身亡的加菲尔德时期。

1881年，加菲尔德上台后不久，他的海军部部长威廉·亨特便组建了一个“海军计划委员会”，海军部1881年的年度报告令人震惊地指出，140艘现役的海军战舰只有31艘具有战斗力(24)，这加深了美国海军的危机感。在此基础上，1882年，美国国会自内战结束后第一次投票赞成建造新的战舰。虽然建造计划显得十分温和，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也喻示着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力量逐渐占了上风。1882年也由此被看作美国“新海军”的开端。

伴随着海军拨款法案的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军教育”在全国展开，而最自觉的“受教育者”正是受海军建造业影响最大的舰船制造商、炼钢厂及武器生产商。1886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任何新的美国军舰都应由美国的钢铁制成。这对美国的钢铁业无疑是一个福音，同时也使美国海军开始告别“木船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美国海军坚持“木船路线”也与国会有关，由于技术高速发展从而使得一些装备很快过时，出于经济的考虑，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议建造一支“一次性的海军队伍”，这支海军应当不用钢铁，而是依靠价格低廉的白橡木建造舰船，朽损时就卖掉，再建新舰。(25)国会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精明之举，曾令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人士捶胸顿足，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国家从美国这艘“大木船”旁超越而过，只能无奈地抱怨国会的短视。

事实证明，海军与商业的“联姻”成为推动海军建设的重要原因。1883年，海军部制定了针对国内钢铁业的海军高标准，以应对19世纪末钢铁事业的高速发展。这其实也给了钢铁业等相关产业以更多的机会，造船运动客观上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也让商人逐渐尝到甜头，而反对发展海军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半个世纪后军工集团与五角大楼、一个世纪后华尔街与白宫之间的旋转门，在此时体现在海军与制造业之间：许多从海军退役的将军或从海军部退下来的高官都被利益关联公司所雇用，而造船、钢铁等行业的大公司也乐得引进海军人才，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将来很可能会在海军部门拥有话语权的人。(26)这种利益攸关方的形成，对此后海军的发展意义深远。

海军建设带来的就业机会也不可不提。在美国，提供就业机会是非常具有号召力的说法，而随着海军建设的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海军建设及扩编会带来一系列不可小视的就业机会，这使得海军建设不仅得到商界的认同，也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海军、海防要塞的建设与私有、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并解决了工人的就业问题。制造装甲钢板及军械需要工厂有昂贵的设备和熟练的工人，如果停止建造就会使工厂无事可做，造成工人失业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89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不再像以往那样意味着政府减少开支，而是要政府增加开支来维持工厂开工和工人就业，国会批准的1895—1896年的战列舰建造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获利者不仅有钢铁大王卡内基及其同行，还有制造业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如同一根纽带，将公共福利、私人利益以及国家安全连在了一起。”(27)这种连带关系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都是深刻影响美国社会的重要关系。

美国不断扩展的海外商业利益也激励着海军的发展。事实上，早在海军成立之初，美国的船主和进出口公司就曾申请海军保护并确实得到了大量的保护。尽管“保卫领土完整”被视为海军第一要务，但“保护美国的自然商业”似乎更被美国人看重，尤其是在1812年后对外长期无战事的背景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军的任务被看作是“充当美国商业在大海上任何海域的看门狗”，或者说是“海外贸易白天的警察和晚上的哨兵”(28)。海军的这种为商业保驾护航的使命带来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为避免影响商业发展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为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海外利益不惜短兵相接。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海军自身实力的变化。简而言之，估计打不赢，就妥协避让，自信能战而胜之，就大胆出手。

跨国公司的崛起也是重要的推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最大的几家跨国公司业已形成并得到了充分发展，如联合水果公司、美国铝业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它们都倾向于支持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因而也成了发展美国海军及发动1898年美西战争的重要支持者。1898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漠视国际竞争，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为贸易而奋斗的竞争者。”(29)

海军梦圆，思想不能缺席

在批评声中，美国海军赶上了世界其他国家，舰队和人民的情绪同时发生了变化和跃进，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30)

——斯蒂芬·豪沃思

为了告别海军的黑暗年代，一些新海军的倡导者开始高调造势，并相信“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和进步，需要向国外进行贸易扩展以及保证国外商业安全，而建立一支有能力组织进攻的强大的海军部队则是先决条件”(31)。其主要的代表观点有(32)：

（1）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商业优势和海军力量历来在所有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

（2）1882年，戴维·波特提出：哪国海军在世界上拥有统治地位，受其保护的那国商业就会相应地具备发展优势。

（3）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海军力量决定了国家能否健康发展，陆地繁荣是为海上力量服务的，后者以海洋为依托，前者的主体则是围绕和环抱着海洋的陆地。

（4）1887年，约翰·梅格斯提出：历史证明，赢得海洋控制权大大有助于赢得大型战争的胜利从而影响民族的命运。

（5）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广大民众共同来完成摆在眼前的伟大事业。

最重要的思想准备是阿尔弗雷德·马汉(33)的理论。1885年1月24日，对马汉和美国海军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海军部颁发了由马汉出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的任命书，马汉的机会来了，海权论的“春天”也来了。

在海军军事学院的最初阶段，马汉还主要是向学员们灌输海军崇高的职业荣誉感，但很快，他就将重心向形成和阐释海权论方面靠拢了。这段日子安静的生活和大量的阅读，对马汉形成这一影响世界海洋理论以及美国海军发展的学说而言十分关键。1889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奠定了美国海军大发展的理论基础，而此后，他则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海军的代言人。

马汉的几个重要观点及其广泛传播，对美国海军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的发展及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强大的海军是保护美国对外商业发展及海外利益的基础。在他看来，“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34)马汉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之所以成为强国，就是因为它控制了海洋及商业贸易。在《海军战略》一书中，马汉更是强调：“在海上战略中，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35)

“天定命运”论：19世纪40年代美国流行的一种观念，将美国的扩张美化成上帝的预先安排。1845年，波尔克总统的就职演说主题就是“扩张”，他本人也因为扩张的“业绩”被视为“接近伟大的总统”。

（2）海军发展也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体现美国的道德高度。作为“天定命运”论的信奉者，马汉甚至认为殖民地是传播西方文明的立足点，美国的海外扩张有助于其价值观的传播。这一点已为后世的美国人奉为圭臬：美国的海军到哪里，美国的价值观就散播到哪里。

（3）为提高工业效率，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马汉及其他一些倡导者认为，海洋事业的发展对工业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能刺激生产，而且能刺激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

（4）美国的海军发展与经济的迅速增长不成比例，美国对海军的投入还很不够。在谈到德国的崛起时，马汉指出，海军力量演变的主要特征是“它同国家实力的增长相适应，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则表明人口与财富的基本情况”(36)。“我认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就是尽管我们的国家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仍然显得贫穷。”(37)

（5）夏威夷和古巴对美国的海洋安全非常关键。马汉的这一观点，显然对不久后美国兼并夏威夷和为了古巴而与西班牙大打出手做了很重要的理论和舆论铺垫。在那个时期，欧洲列强都有多个海外基地，因而也有了远征所必需的补给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尽管美国已经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租用了萨摩亚的帕果帕果，但美国的海权论者觉得还远远不够，这也坚定了美国海军夺取海外基地的决心。

（6）海洋斗争有助于唤起国民斗志，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也就是说，“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海洋也会像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38)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罗斯福，他曾在对海军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指出，所有的“伟大的主导性的种族都是好斗的种族，而当一个种族失去坚强的好斗优点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最优秀种族的权利”(39)。也正是从那时起，罗斯福就一直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能进一步推动海军发展，为美国崛起打下基础。

随着海权论的传播，马汉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到1896年11月他服役满40年退休时，已经被当作先知看待，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与其他积极提倡发展海军的人一道，极大地提高了海军在美国的地位，为罗斯福时期的海军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全民渴望海上话语权

大国崛起，总是伴有大国心态的变化，体现在进步时代，就是大国心态驱动下的海军大发展。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表现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典型特征，实力的增长导致利益和权利感的延伸。随着利益链条的延伸，所感知的威胁和解决它所需要的更为强大的实力也在延伸。(40)这种利益既包括商业利益，也包括安全利益，还包括比较抽象的在国际舞台受到尊重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表现出后来也经常表现的一种特点，即在拥有利益的地方经常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威胁”，并以此动员舆论，或增加预算，或加大军事投入。

要求获得世界的尊重并非只是骄傲或虚荣的问题，也具有实用的方面。一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1884年很尖锐地指出：“在你放弃了你所拥有的海岸后，这个世界的国家谁还在意你的道德力量？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他们所尊重的是得到足够显示的公众力量。”(41)美国人很清楚，没有实力及实力展示做后盾，就很难在世界上真正赢得尊重。在美国军方和一些政治家看来，如果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缺乏实现其承诺的力量，它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发起一个挑战。(42)这也是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急切地发展海军的主要动力。

希望能被当作伟大国家受到尊重与落后的海军地位之间的矛盾，每每让美国人感到郁闷，而这成为迅猛发展海军的动力。本杰明·特雷西就曾对国会议员说，在国家海军排名中美国仅位列第12位，低于土耳其和中国。

让1898年美西战争中罗斯福等主战派耿耿于怀的是，在南北战争后的三十多年里，美国从来没有机会展现过海军的强势，或者被一些国家认为没有实力来展示。他们需要一个机会，让那些暗中鄙视美国的国家明白美国的崛起是全面的。

这一时期的国民心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崛起中的美国人对于所有不尊重他们的迹象都会感到敏感和不安。这似乎也是所有大国在崛起中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使美国人分外敏感的，既有自尊得不到承认的不满，也有自尊缺乏实力保障的郁闷。而在所有实力基础中，海军可谓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1892年美国与智利发生的冲突很能说明问题。1891年智利发生内乱，哈里森总统派“巴尔的摩”号前往瓦尔帕莱索港以保护美国公民，但船长欠考虑地让船员上岸，随后部分船员在一家酒吧卷入了一场骚乱，有两名船员被杀，十几人受伤。悲剧刺痛了美国人敏感的心，而智利方面在调查后认定双方都有责任。哈里森总统显然被这个结论激怒了，美国迅速做好了战争准备，这倒是让智利方面感到吃惊。与此前的美德冲突相似，在最后一刻，智利政府表示了诚恳的道歉，哈里森只能愤怒地收兵。智利的主动和解被美国政府和军界解读为退缩，并归结为美国海军过去十年的迅速发展。

这件事情让国际社会都看不懂，但却真实地显露出崛起中的美国所特有的纠结心理——特别希望被尊重，如果不被尊重就会感到郁闷甚至愤怒。但同时，这也表现出美国越来越想通过战争——尤其是一场海战——证明自己，而1898年的西班牙恰恰给了美国这个机会。

在这一时期，尚武精神或曰亮剑精神反复被美国学者、政客和军队高官提及。由于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人都担心商业精神侵蚀了美国精神，尤其是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和尚武精神。早在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中，尚武精神就曾被当时的政治家高调提及。

大国崛起，海军不能缺席

为美国海军扩张助力的，是“天定命运”论的抬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它把理想主义、文化沙文主义与经济谋取暴利融为一体，向海外扩张。‘天定命运’论再次粉墨登场，这次罩上了‘科学’的面纱，他们坚持说，国家的行为也和生物界一样，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因此，强国显然可以把其势力向弱国扩张。”(43)这种舆论氛围使海权论等扩张海军的理念得以流行，一些海军军官或海军代言人甚至还著文宣扬“战争的好处”。这也使得在这20年间及罗斯福主政的时期，代表着对外扩张的海军明显要比陆军更受重视，投入也更多。

这段时间的世界形势也有助于海军的发展。尽管美国只是与西班牙和德国发生过摩擦，但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却非常不太平，英国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和埃及作战，俄国与土耳其发生战事，法国和比利时在侵略刚果，德国则在搅动南太平洋。这些都成为美国发展海军的重要舆论支持。

不过，现实的美国人还是将目标锁定在最可能威胁其海洋利益的国家身上，如衰落中的西班牙和地区海军大国智利。1884年，缅因州参议员尤金·黑尔警告说，没有“任何手段防止智利烧毁和破坏”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城市。(44)此外，海军军官们还公开担心中国和日本发展海军，甚至于海地的海军都成了竞争对手——这主要是因为哈里森政府想在海地拥有一个海军基地，结果却被拒绝——这在后世的美国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了，美国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西班牙，事实上，在1898年之前，西班牙都被设计成一个潜在的军事对手，而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确实也只有西班牙的舰队威胁到过美国的港口。换言之，发动美西战争的舆论准备长达20多年。

这一时期，海军高层在发展海军方面思想已经十分统一了。加菲尔德的海军部部长1881年称，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迅速投送国家的力量，并且将生命和活力注入国际关系之中”。哈里森时期的海军部部长、被视为“美国海军之父”的本杰明·特雷西坚信：“海洋就是未来帝国之所在。我们肯定将统治海洋，就像太阳每天一定会升起。”(45)1893年，克利夫兰的海军部部长则进一步强调，海军必须足够强大，“以便为政府方面采取明智的政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46)。

海军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1870年，在格兰特的支持下，戴维·波特促成国会通过了为海军加薪33％的提案，这也是海军多年未遇的加薪机会。此后，尽管美国经济状况及政府财政情况时有起伏，但除了19世纪80年代初，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大多数海军军官来说都是好年景。(47)收入的提升对于此前多年受到忽视的海军意义非凡，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加入到海军的大家庭中，海军的整体素质在稳步提升。

海军建设的各种配套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1880年，鱼雷学院在纽波特建立，这是海上电子设备、军用器材开发的重要起点。之后，麻省理工学院于1893年设立了造船学专业，为日后建造舰船输送了大量人才。而根据1899年颁布的《海军人事法》，以往单纯靠论资排辈获得晋升的瓶颈被打破，大量有思想和进取精神的年轻将领得以迅速晋升。这些都为日后美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8)

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尽管两党斗争尤其是预算斗争依然十分激烈，但美国的海军发展却稳健前行，由于有着经济实力做后盾，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海军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本杰明·哈里森时期建造的四艘战舰可以与英国顶级的战舰相媲美，克利夫兰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也批准建造了三艘战舰。而西班牙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

美国海军经过积极的“韬光养晦”，终于在25年后举起了“复仇之剑”。

这也是与崛起中的大国作对必然付出的代价。一个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忍受来自其他国家在海洋上的羞辱和轻慢的。外交辞令会隐藏大国的真实意图，但时间终将展现给人们真实的结局。

西班牙树欲静，美国风不止

美西战争可谓偶然又必然的战争。

事实上，在1873年之后的岁月中，美西战争的火种一直在酝酿着。一方面，美国媒体和舆论在不断妖魔化西班牙，并将其视为潜在的战争对象；另一方面，美国为建立强大海军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这也是在为可能的美西战争积聚力量。

美西战争从克利夫兰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就已经“临近”了。在海军部部长希拉里·赫伯特的热忱推动下，美国的海军军备扩张加速进行，而赫伯特本人就是马汉思想的信奉和支持者。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美国海军开始积极进行海外干涉，最典型的就是对巴西的一场所谓的“内战”进行干预。驶向巴西的美国军舰，飘扬的是维护美洲和平的旗帜，甲板上洋溢着海军越发自信的情绪。

古巴独立运动在克利夫兰时期就差一点将美西带入战争漩涡。由于西班牙未能很快平息战乱，加之古巴在美精英的积极活动，自1895年起，古巴独立运动一直得到美国舆论的普遍关注和支持，那些反抗者被看作为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英雄，这也使美国人想起100年前的独立战争。在这种民意背景下，参议院和众议院在1896年初分别以64∶6、247∶27的票数通过决议，呼吁总统承认古巴处于战争状态，要求美国善加调处，以劝说西班牙给予古巴独立地位。(49)

美国筹备对西班牙战争最明显的例证，是1896年威廉·金布尔海军上尉完成的文件《与西班牙的战争》，在此基础上，又相继制订了数个计划加以完善。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与西班牙交战的战略内涵。(50)这也许就是差距，在西班牙几乎没有做与美国开战的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美方却已经全方位地做好了准备。

尽管华尔街的商业利益集团担心与西班牙的冲突可能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在媒体的大规模报道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了解到古巴对美国的经济意义。在经济利益方面，美国在古巴的投资超过了5000万美元，贸易达到每年约1亿美元。而古巴的动荡局势据说已使美国公民损失了1600万美元。(51)

古巴的起义军显然注意到了这点。起义军戈麦兹将军正确地估计到某些美国人士在财产上的压力，并决心毁灭西班牙地主，因而做出了一个大胆也至关重要的决定——摧毁甘蔗种植园。为了报复，西班牙统帅把起义地区的男女老少送到条件恶劣的集中营去，让他们在那儿像苍蝇一样死去……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传回美国，经过美国报纸的添油加醋，舆论为之哗然，赫斯特、普利策则马力十足地开动宣传机器创造对西班牙开战的舆论氛围。(52)

来自媒体和国会的压力不仅使克利夫兰总统失分甚多，而且也给此后的麦金莱总统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这种事情上违背民意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更重要的是，这等于是给三年后的美西战争做了一整套的舆论预热和政治准备。干柴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

耐人寻味的是，美西战争前，传媒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曾发起了对麦金莱政策的攻击，其中的一点即共和党的总统“屈从于曾俘虏了克利夫兰总统的相同势力——对大工商利益集团洗耳恭听”(53)。由于有了之前媒体对克利夫兰攻击的“前车之鉴”，赫斯特的这套说辞对麦金莱政府非常有震慑性，也成为麦金莱积极投入对西战争的重要心理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1898年之前，分属不同思想阵营和利益群体的西奥多·罗斯福、安德鲁·卡内基、亨利·洛奇以及赫斯特、普利策等媒体领袖，都支持古巴独立，并在对西班牙亮剑的问题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这种氛围下，克利夫兰的继任者麦金莱总统很自然地成了海军的热情支持者，并将克利夫兰犹豫不决的合并夏威夷的计划付诸实践。尽管上任前麦金莱仍表示会坚持前任的外交主张，但古巴日益恶化的形势和人道主义危机促使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立场。西班牙很快就意识到，在支持古巴独立问题上，麦金莱有着比前任更多的热情和行动力。

这个时候，美西战争只是欠缺一个导火索或借口了。

旁观者清，其实在麦金莱就职典礼的前夜，克利夫兰就曾告诉他，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很可能在未来两年中到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54)。在西班牙政府看来，也许就像美国驻马德里大使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它更喜欢“战争的可能性，哪怕必然会失去古巴，也不愿意它的王朝被推翻”(55)。

抛开政治考虑，从军事的角度看，西班牙之所以抱有不惜与美国一战的想法，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美国海军的迅速成长。当然，美军很久没有与外国作战过，也是西班牙敢于和美国开战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几十年未打仗，你说自己强大，人家未必会信。

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军有33年没打过仗了。不过，在1898年之后，美国就再也不存在33年不打仗的情况了。世界形势的动荡和美国全球地位的上升是重要原因，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从战争中尝到了甜头，1898年之后还将不断尝到甜头。

没有悬念的美西战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情况下，“缅因”号的爆炸成了战争的导火索。1898年2月15日，美国海军的“缅因”号在爆炸中沉没，266名美国水兵遇难。这一炸震醒了美国。尽管也有人怀疑是军舰内部的火灾引起了爆炸，但无论是麦金莱总统还是媒体和民众，都将此看作某种阴谋破坏的结果，而赫斯特和普利策手中的媒体更是将矛头直指西班牙。

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国会及其他政治力量很快就齐心地团结在总统周围。3月初，麦金莱提出要求国会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国防，法案被迅速通过，这笔钱被用来从巴西购买两艘战舰以及相关给养。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麦金莱总统并未立即开战，而是一度将希望寄托于西班牙能够接受美国提出的“让古巴得到事实上独立地位”的要求，这引起了国内强烈的不满，无论是媒体还是国会，抑或是主战的罗斯福，都使麦金莱感到，如果他不能果断地对西班牙采取行动，他就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

西班牙的犹豫不决和政策的含混不清客观上帮助了主战派。4月11日，麦金莱迫于形势正式要求国会授权以最终结束西班牙和古巴人民之间的敌对，国会则走得更远，4月19日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承认古巴独立，要求西班牙撤出古巴，并授权总统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目标。在美国战争史上，国会比总统更为激进，甚至有些倒逼的意味，是非常罕见的，美西战争是一个例外。而此时，西班牙方面还在幻想着和平解决这一危机。

赫斯特与普利策的吸引眼球之战也加速了战争进程。古巴事件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素材，正陷于争夺读者的激烈竞争中的赫斯特的《新闻报》与普利策的《世界报》顿时亢奋起来，用一位记者的话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争夺战，其中古巴人的痛苦只是恰巧提供了一些最为便利的弹药而已。”(56)

赫斯特为这场战争所做的最大“贡献”，是2月9日《新闻报》刊发的“独家新闻”，即西班牙驻美国大使杜普依·洛梅给正在哈瓦那访问的一位西班牙报纸主编的信。这封被古巴革命政府成员偷来的信，把总统麦金莱说成是一个“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而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正在批评总统脊梁骨软得像巧克力饼。(57)这封信发表后舆论哗然，与“缅因”号事件一同成为战争爆发最关键的推手。

4月24日，麦金莱将4月19日国会通过的决议递交西班牙，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正如美国驻马德里大使不断提醒华盛顿的，没有任何一个西班牙政府相信如果不经一战就放弃古巴还能继续待在台上。后世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古巴不是被当作一个殖民地，而是被视为西班牙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意识阻止了西班牙对古巴独立做出让步。(58)美西战争此时已不可避免。

4月25日，美国正式对西班牙宣战。尽管西班牙方面其实已经发出近乎投降的信函，但在渴望战斗的美国人那里，这封信显然来得太迟了。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力量的崛起。这场历时仅114天、以美国获胜告终的短暂的海上冲突使美国加入了世界殖民强国的行列，最终占领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同时，也使敢于和美国军事力量抗衡的欧洲列强得到了警告。对美国人自己来说，这场战争则标志着它下决心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美西战争显示出了美国人是谁，以及他们将自己的国家塑造成了什么。”(59)

美西战争也展现了物质基础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技术进步的深远影响使得全球化和帝国主义都成为可能，这可以解释美国权力的骤增。”(60)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美国也有了对外扩张和进行战争的雄厚物质基础，在美西战争时，美国的GDP已经是西班牙的十倍。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武器的先进性、通讯的便捷性和指挥的有力、高效。在美西战争期间，作战室是麦金莱总统最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和指挥系统之一。

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

这是美国以普世价值为名打的第一场对外战争。在国会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麦金莱宣布，“以人性的名义”，“以文明的名义，为了处于危险中的美国的利益，它们给予我们权利和责任去呼吁和行动，必须停止在古巴的战争。”麦金莱显然说出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心声，在1898年的那个4月，对战争的支持达到了非比寻常的广度。这场战争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61)而相似的话语，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将会在多位美国总统的口中道出。

当然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解放古巴”的条件，1901年在《陆海军拨款法案》中通过了《普拉特修正案》，强迫古巴给美国海军割让一些加煤站，并宣称美国有权在必要时干涉岛上的事务，古巴政府屈辱地接受了这些条件。五年后，即1906年，罗斯福总统根据这一修正案，找借口对古巴进行了干预，成立了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军政府，直到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之前，古巴一直为美国所掌控。

对此，罗伯特·卡根感慨地说：“这场战争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涉及美国人的理想、美国人的利益、美国人的偏见和美国人的实力……西班牙在古巴进行的战争，违反了美国人对在美国仁慈的指导统治下的和平与和谐的愿景，因而对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某种挑战。古巴的恐怖作恶者是西班牙这一事实意味深长，美国人将西班牙视为一个愚昧、落后、野蛮的国家，根本不具有在西半球拥有一个殖民地的合法权利。”(62)集中营政策的恐怖和30万古巴人的死亡显然激起了美国人的义愤，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镇压一样，灾难在规模上和地理上的接近强化了这种义愤填膺的国民情绪。相比之下，西班牙却没有如此决然的意志进行一场艰苦的战争，而美国海军实力的迅速强大也使得西班牙的失败不可避免。

与西班牙的战争也是美国实力不断增长的产物。美国公众走向战争的意愿与大多数人相信美国有能力获胜有很大的关系。(63)在决定这场战争结果的三大因素中，美国人的斗争意志与美国海军的进步、西班牙实力的没落并驾齐驱。与准备异常充分的美国相比，无论是军事上还是心理上，西班牙都没有为这场艰苦的战争做好准备。

令人难忘的一幕出现在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后，成群结队的海军军官来到海军部部长办公室，“眼含热泪地恳求为国出征，扬帆海上。”(64)作为他们的榜样，时任海军部代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更是亲自披挂上阵，冲上了前线，他本人也因此一战成名。

对于美国的海外利益，这场战争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下，美国商人开始更加积极地进行海外投资和开发，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利益也迅速增加，为商业保驾护航的美国海军则开始了更多的海外行动。1910年，当洪都拉斯政府准备将自然资源卖给美国投资者时，一些洪都拉斯人起来反对，但美国海军迅速出击帮助洪都拉斯政府镇压叛乱，以保护J. P. 摩根等人对洪都拉斯资源的垄断性开发。在20世纪初，美国海军的远征行动不断地在尼加拉瓜、古巴、海地和洪都拉斯等地展开，1922年，海军作战部部长罗伯特·孔茨更是毫不讳言地说：“海军部队部署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目的是消灭革命、保护生命并保护我们的商业。如果没有我们的特种部队提供保护，我们在整个西印度的贸易都不可能存在……如果一场革命逼近我们的果园……我们在巴拿马的海军指挥官只要派一艘炮艇过去，我们旗帜的出现通常足以改变局势。”(65)经过几十年认识上的成长，“海军是成熟国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对“完整的国家机器”而言，财富与海上力量同等重要。(66)

罗斯福推论：西奥多·罗斯福于1904年提出，是其对“门罗主义”最为重要的一次引申，其核心是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逻辑任意武装干涉拉丁美洲，以实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独霸西半球的野心。

这部国家机器也在帮助美国成为国际警察。著名的“罗斯福推论”称，“美洲及其他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不道德行为最终需要一些文明国家予以干涉。在西半球，对门罗主义的坚守或许会迫使美国——不管多么的不愿意——在发生此种罪行或政府不作为的恶劣情况下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67)典型的代表是1905年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邀请”而干涉其内政。

伴随着商业利益的扩张，美国海军的壮大还被赋予了赢取国际话语权的内涵。正如一位海军少尉所言，“一旦我们的旗帜跟随商船队在世界各地海域上空高高飘扬时，处于风险之中的巨大私人利益将会有助于形成一种民族声望。到那时，大家就会感觉到需要有人对他们的投资进行充分的保护——这种保护只有为数众多、强而有力的海军战舰中队才能提供。”(68)这番话的潜台词是，只有当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得到海军及时、有力的保护时，美国的商业信誉和民族声望才会真正为世界所认可。

美西战争也为美国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帝国和文化帝国种下信心的种子。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在一次演讲中表达了美国人这种激昂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愿景：“共和国的贸易帝国！此乃未来最动人、最伟大的蓝图……我们的国家将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因素……我们致力于实现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不停息，直到美国的商业贸易征服整个世界；直到美国的公民成为文明的主宰；直到星条旗成为插遍全世界的旗中之旗。”(69)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全世界将不断地、全方位地领教这粒“种子”的繁殖力、扩张力和杀伤力。

罗斯福的海军“大跃进”

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创建了美国；林肯保卫了美国；而西奥多·罗斯福则恢复了美国的活力。

——1956年《大英百科全书》

美西战争也是成全罗斯福及其同时代人的“海军梦”的一场战争，它使全世界意识到美国海军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也使美国公众从感情上开始接受发展“大海军”的方针。而海权论的倡导者们则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未雨绸缪”地指出：尽管美国海军作战出色，但仍需改进。如果不采用高技术和新材料，没有对军事原则更深刻的了解，想重现美西战争的辉煌是不可能的。他们也相信并警告人们：美国不能指望再有像西班牙那样无能的敌手了。

这种氛围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所需要的。

事实上，美西战争对于罗斯福具有双重意义。从客观上看，美西战争成全了他，帮助他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的职位，进而为进入白宫做了铺垫。而从主观上看，对于这场战争，罗斯福早有心理准备。1897年，时任助理海军部部长的罗斯福就进行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由乔治·杜威海军中将出任海军亚洲支队的司令。因为如果爆发同西班牙的战争，多点开花要比单在古巴作战更容易使西班牙受到伤害，而杜威则被罗斯福视为勇于承担责任的人。(70)与罗斯福一样，在美西战争后，杜威也成了民族英雄，归国时已经晋升为海军上将。

再来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强国要有强海军”的理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虽然美西战争获得了胜利，激发了民众的热情，但也暴露出海军的一些不足，这为罗斯福进一步发展海军打下了民意和舆论基础，善于顺势操盘的罗斯福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

罗斯福是一个非常注意历史的人。在研究过西方列强的崛起历程之后，罗斯福意识到，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就很难赢得更广泛的海外利益，也无法保障本国在海上的经济和军事存在，侨民的利益也难以维护。

年仅24岁时，罗斯福就出版了《1812年海战史》，表明了他的兴趣和对海军首要原则的深刻理解。很巧的是，1888年罗斯福就同一话题在海军学院发表演说时，正是在那儿见到了后来成为他在海战研究方面的良师益友的阿尔弗雷德·马汉。

作为马汉的忠实拥护者，罗斯福在任职期间将海军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以往的和平时代，从未有任何一届总统如此重视海军的发展。罗斯福还利用海军来宣传他的构想——让美国来控制加勒比海域，美国也因此多次卷入这一地区的各种事件。(71)

入主白宫后，罗斯福首先将热衷海军建设的人配备到了海军部。1903年，更是责令陆军部部长鲁特和海军部部长穆迪联合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以保证陆海军的合作。他之所以这样做，多少与1898年美西战争有关。

在那场战争期间，尽管当时的陆军部部长拉塞尔·阿尔杰和海军部部长约翰·朗组织了一个由每个军种各派一名军官组成的陆海军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却形同虚设，而是由兼任美军总司令的总统麦金莱担任各军种之间的调解人。(72)麦金莱的协调显得十分成功，但也反衬出陆军和海军之间缺乏很好的协调关系。亲身参战的罗斯福对此感触很深。

像罗斯福一样，海军部及陆海军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也都可算是马汉的信徒，他们都拥护罗斯福关于海军的基本设想：

（1）要有一支始终集中的强大的战列舰力量，以便形成一支“现代的舰队”；

（2）要拥有海外基地作为维修点和加煤站，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

（3）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运河，以便舰队往返于两大洋。

有了这些亲信的支持，罗斯福主政期间，联邦政府对海军的投入得以迅速增长，最多的时候，海军支出竟然占到了联邦总支出的20％以上（见表5-1）。1901—1905年，罗斯福争取国会批准，建造了十艘战列舰，1907年又加造两艘。海军装备和人员素质也得到了同步提升。美国海军规模从1899年的16354人增加到1908年的42322人，陆战队的人数更是从3142人增加到9236人。(73)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与欧洲大国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从1901年的世界第6位上升到1905年的第5位，而到了1909年，则跃升为世界第2位，成为仅次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海上作战力量。

表5—1　美国海军财政支出统计

与此同时，海军待遇也大幅提高。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微薄的薪金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不仅对具备真才实学的熟练水手缺乏吸引力，而且严重影响海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对此罗斯福有切身体会，他在参加美西战争期间就深感海军待遇之差及后勤补给的不力，因而在上台之后便着力从改善待遇入手，提升海军的公众形象。在罗斯福的要求和督促下，水兵的生活逐渐变得舒适、惬意起来，新鲜的肉类、蔬菜、牛奶、水果和鸡蛋取代了咸肉、硬得难以入口的饼干等传统配给。士兵们的日常生活也丰富起来，娱乐机会增多。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参加海军，各地专门设立了募兵站，并打出了“参加海军，看看世界”的征兵广告，这对乐于“放眼看世界”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颇有诱惑力。

罗斯福对于发展海军的专注和大力投入，颇为符合拿破仑“目的的专一乃是获取巨大成功的秘诀”的观点，也吻合马汉之于海军的主张——“目的的专一意味着将意愿集中于一个目标而舍弃其余……（从而）产生思想观点和精神信念的集中”(74)。这一点特别值得那些遭遇重大海权挑战及迫切需要发展海上力量的国家借鉴。

罗斯福的努力得到了国内尤其是产业界的支持。美国各种私营企业的利益都维系于不断扩张的国家政策，航运业、出口业、钢铁公司，尤其是造船业，自然都赞成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903年，这些行业与一些退休军官和知名人士一起成立了美国海军联合会，这个目标单一且明确的活跃组织很快就发挥了效力。在这以后，海军和商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W. S. 本森上将的话说，“任何有助于商业的事都有助于海军；任何有助于海军的事都有助于商业；任何有助于这两者的事都有助于国家。”(75)

威廉·塔夫脱(76)1909—1913年执政期间的海军建设政策则是罗斯福海军战略的继续，其重心放在了建造大型战列舰上。当时海军界普遍认为，只有大型战列舰才能实现对海洋的占领，有了威力无边的猛烈炮火就能紧紧控制住整个海洋。(77)在塔夫脱时期，飞机已经被尝试着用于海军，航母的雏形也开始形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航母大国和海上霸主。

可以说，两个罗斯福成就了美国海军，也成就了美国的超级大国之梦。

此时的美国人不得不佩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远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就曾惊叹道：“我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有一天终将成为全球头号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注定要统治海洋，正如罗马人生来注定要征服世界一样。”(78)

成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罗斯福在对外政策的坚定性方面值得一提。在他当政之前的30年里，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表现得“犹豫而不坚定”(79)，缺乏连贯性和方向感，对外关系常常是由事件而非政策左右，条约经常是签了又放弃，或者不被履行，比如，对夏威夷的兼并就是先追求再放弃，与尼加拉瓜的运河谈判更是签署了协议又放弃了。其中的原因与美国全神贯注于国内建设有关，与白宫频繁易主有关——林肯之后到罗斯福之间的36年换了9任总统，也与领导者缺乏国际视野有关。当然，像罗斯福这样有魄力和活力的总统在那30年也始终没有出现过。而在罗斯福时期，不仅发展海军的战略坚定不移，对外政策也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以我为主”进行战略设计。

对于此前的美国总统，从精神上，罗斯福非常崇敬林肯；而在外交上，罗斯福十分欣赏波尔克和杰克逊的作为，并且对“门罗主义”津津乐道。在任期间，罗斯福有力地在美洲推行着“门罗主义”，并利用委内瑞拉的危机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在美洲的优势地位，他还策动了巴拿马独立，为后来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利用欧洲的复杂形势，促使大英帝国解决了与美国及加拿大的边界纠纷。

而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罗斯福则表现出游刃有余的斡旋能力。通过对日俄战争的成功调解，罗斯福不仅为自己收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为美国赢得了在国际社会上更大的影响力和回旋余地。

“大白色舰队”的“环球旅行”也颇见罗斯福的匠心。1907年12月，“大白色舰队”在海军少将罗布利·埃文斯指挥下排成战斗队形，从汉普顿海军基地出发驶向南美和麦哲伦海峡，航行14个月、航程46000海里、横穿两大洋的骄人纪录，使世界各国领略了美国的力量，也极大地震慑了此前颇不服气的日本人。当“大白色舰队”访问日本著名军港横滨时，日本人为美国海军的堂堂阵容惊愕不已。不久，日本政府便一改往日的蛮横姿态。为此，西奥多·罗斯福自豪地宣称：这次环球航行作为外交上的“大棒政策”，是他“对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他在欢迎词中给此番航行以高度评价：“整个舰队的所有舰船和所有人员都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欢迎你们回国，你们所做的一切让祖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名声大振。”(80)

墙外开花墙内香。这次巡航除了向全世界显示美国已成为海上强国外，还在美国国内唤起人们对罗斯福的海军建设规划的支持，并验证了美国舰队在绕过一片大陆、驶过一个大洋而到达东方水域后仍能保持临战状态的能力。很巧的是，“大白色舰队”回国之时，罗斯福也行将结束总统任期。令他欣慰的是，在其不到8年的任期内，美国海军排名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世界第2位。

美国海上力量的强势，以及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越发重要的角色，激起了罗斯福内心深处的豪迈情怀。于是，在20世纪之初，罗斯福信心满怀地大声对国人说：“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变成世界强国。”这唤起了美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激情，也使得他推动国内变革的种种主张更为引人注目，也更具深厚的民意基础。而这种大声说出自己的愿望、肯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的阳刚之气，也正是美国人所喜爱的。

美国梦，在那一刻，已经真真切切地转化为海军梦、强国梦。从历史的角度看，进步时代美国海军的发展，不仅为二战中美国在太平洋上力克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也绘制了美国在此后百年间做大海权的“航海图”。

注释

(1) ［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859页。

(2)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下册，4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同上书，406页。

(4)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08—1875）：美国第17任总统。1865年4月15日，即林肯总统遇刺身亡的第二天就任总统，曾险些被弹劾，任内重大事件是购买阿拉斯加。他于1865—1869年在任。

(5)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07页。

(6) 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1831—1881）：美国第20任总统，是一位数学家，上任半年后被一个谋官未成者暗杀而死。

(7)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22～424页。

(8) 同上书，445页。

(9) 同上书，446页。

(10)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第2任总统，《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他于1797—1801年在任。

(11) 参见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向强国边缘迈进：美国（1783至1865年）》，见［美］威廉森·默里，阿尔文·伯恩斯坦，［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23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2)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46页。

(13) 同上书，447页。

(14) 参见［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26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5) ［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6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6)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04、405页。

(17) 参见［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23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18)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131页。

(19) 参见［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258页。

(20) 参见［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849页。

(21)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47页。

(22) 参见［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278页，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23) 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1822—1893）：美国第19任总统，在愈合内战后的创伤和改善国内状况方面做出了努力，是第一个接见中国常驻使节的总统。政敌们送他的称号是“好好先生”与“海斯公公”。他于1877—1881年在任。

(24) 参见［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281页。

(25) 参见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向强国边缘迈进：美国（1783至1865年）》，见［美］威廉森·默里，阿尔文·伯恩斯坦，［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247页。

(26) 参见［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190页。

(27) ［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259页。

(28) ［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149页。

(29) ［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646页。

(30)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276页。

(31) ［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317页。

(32) 同上书，316～321页。

(33) 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1840—1914）：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海权论鼻祖，著有关于海权的理论著作二十多部。

(34) ［美］马汉：《海权论》，372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35)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2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6) 同上书，346页。

(37) ［美］马汉：《海权论》，301页。

(38) 同上书，375页。

(39)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49页。

(40)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56页。

(41) 同上书，457页。

(42) 同上。

(43) ［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252页。

(44)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53页。

(45) ［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857页。

(46)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54、455页。

(47) 参见［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66、67页。

(48) 参见［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军队及其战争》，14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49)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97页。

(50) 参见［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275页。

(51) 参见［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221页。

(52) 同上书，1221页。

(53)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99页。

(54) 同上书，518页。

(55)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519页。

(56)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31页。

(57) 参见［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234页。

(58)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531页。

(59) 同上书，545页。

(60)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1) 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532页。

(62) 同上书，534页。

(63) 同上书，536页。

(64) ［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263页。

(65) 同上书，172、173页。

(66) 同上书，239页。

(67)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47页。

(68) ［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311页。

(69) ［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3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0) 参见［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296页。

(71) 参见［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83页。

(72) 参见［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273页。

(73) 同上书，306页。

(74)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7页。

(75) ［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398页。

(76) 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1857—1930）：美国第27任总统，美国第一任菲律宾总督，金元外交推行者。他也是美国最重的总统，担任总统时体重增加到314磅。

(77) 参见［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88页。

(78) 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向强国边缘迈进：美国（1783至1865年）》，见［美］威廉森·默里，阿尔文·伯恩斯坦，［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241页。

(79) ［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463页。

(80)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262页。

第6章　联邦政府的权威从哪里来？

“作为一项政治运动，进步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公共政策和机构复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能与之相比的只有罗斯福新政。”(1)

——罗伯特·帕特南

进步主义运动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行动。20世纪初，全世界的城市都经历了因快速工业化和都市扩张而带来的相同的社会压力。1900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12座，美国有纽约、芝加哥和费城3座；而1850年时，只有伦敦和巴黎的人口超过百万。(2)面对相似的社会问题，全球的改革人士都在相互交流和设想新的社会政策，在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率先进行了养老金、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和工作场所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立法，这给了美国政府极大的启示，同时也带来了变革的压力。

政府是“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

进步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功能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新思考，无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巨型公司掌握的权力，还是使市场变得更加文明和人性化，抑或是为产业自由提供保障。进步主义者从镀金时代的改革得失及欧洲立法实践中汲取经验，寻求建立一种能动主义式的、具有社会良知的政府。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修正一种观念，不再将政府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3)。这一观念变化对于进步时代的变革非常重要，因为罗斯福改革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自上而下地变革，进而树立政府权威。

这种思想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是，自从南北战争结束后，或者说林肯被刺杀后，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威就遇到了重大挫折，并且很久都未能恢复元气，其中最大的挫折是接替林肯出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险些被弹劾。与一个多世纪后克林顿险些被弹劾不同的是，约翰逊被弹劾是因为政治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解除了陆军部部长斯坦顿的职务。弹劾案持续了六个星期，不仅威胁到约翰逊的总统职位，也威胁到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如果他被弹劾，那么联邦政府的权威将会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

戏剧性的是，表决只差一票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几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不希望看到当时的参议院议长本杰明·韦德在副总统空缺的情况下顺位继任总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国会在未来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弹劾权，也就是说，不希望国会与政府的力量失衡。

约翰逊之后的格兰特总统未能恢复政府权威，甚至进一步弱化了政府的公信力。尽管格兰特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但在政治上却是新手，经验严重不足。更为致命的是，在他任内不断发生腐败和其他丑闻，严重削弱了联邦政府的威信。在格兰特任内，国会在立法活动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1865—1875年间，在每两年一届的国会里，大约制定了4800项法案和决议案，这相当于过去10年总和的3倍。巅峰出现在1871年，第42届国会（1871—1873年）共制定了1012项法律和决议案。(4)而格兰特对维护行政权威只做了两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一是上任后借助民意支持修正了《任职法》，使国会和政府在免除行政官员的问题上达到了相对平衡，二是大量动用否决权，数量达到93次，超过他此前所有总统动用否决权总和的一半。尽管只有4项否决成功，但亮剑总比不亮剑好，多少对冲了来自国会的权力失衡的威胁。

对白宫来说，约翰逊和格兰特的12年任期是比较黑暗的时期，可以说是总统职权衰落的时期。这种情况持续到海斯的戏剧性上台。尽管海斯仅以一张选举人票险胜蒂尔登，但他却毫不妥协地要打破参议院对行政职位的控制权，并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官制度改革。

在内阁成员确认问题上，海斯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海斯没有和国会商量就任命了自己的内阁成员，惹怒了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结果参议院对整个内阁都采取了拖延确认的做法。这种拖延是没有先例的，而且不得人心。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报和信件就洪水般涌进白宫，支持总统采取强硬做法，全国上下出现了批评国会的声浪，在强大的公众舆论面前，参议院不得不做出让步，几乎一致通过了所有内阁成员的确认，“参议院在与总统之间的一次有把握的较量上被征服了，这在内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参议院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5)这一胜利给海斯以巨大鼓舞，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舆论的力量。此后，他展开了一系列人事任命上的斗争，即便没有完全占据上风，至少平衡了与国会的力量。而继任他的加菲尔德更是以强硬姿态与国会抗衡，并将顽固派领袖、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挤出了国会，而他对纽约海关官员的成功任命被称作“振兴白宫权力和威望的一个里程碑”(6)，并为日后阿瑟总统成功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加菲尔德总统还没来得及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就于1881年7月2日遇刺并于9月19日去世，接替他的副总统切斯特·阿瑟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倒向他的赞助者康克林一边，而是决心将加菲尔德总统的未竟心愿完成，这也是对厌恶政党分肥制度的强大民意的积极回应。

尽管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适用范围有限，只涵盖了1/10的联邦雇员，但它却是“联邦行政体制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7)，它所提出的应聘联邦职位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以及独立的超党派三人文官委员会，都为此后的文官制度铺下了决定性的底色。在阿瑟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坚持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并借助舆论压力促使国会废除了限定总统只能中止联邦雇员工作却不能将其免职的《任职法》，从而彻底将国会和白宫的力量达成了平衡。

真正的改变出现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而其前任麦金莱则为他做了很好的铺垫，尤其是在政府权威方面。麦金莱可以说是内战后第一位采取政治主动而没有引起国会内本党怨愤的总统，这一方面归功于他善于做国会的工作，尤其是国会核心小组的工作，另一方面则归功于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这一战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和政治凝聚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西战争是行政机构宪法发展的里程碑”，正如麦金莱对其秘书所说的那样，“我再也不能被称为某一政党的总统，我现在是所有人民的总统。”(8)但麦金莱终究还是没有摆脱旧的政治模式的影响，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国会牵着鼻子走。直到罗斯福出现。

罗斯福与他的前任们有很大不同，但又不像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那样靠着个人魅力树立政府威信，他依靠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领导形式和一个以行政部门为中心的政府理念，并且，他非常善于利用舆论来支持自己和压制对手。老罗斯福的强力执政给了后世领导人以极大鼓励，威尔逊和小罗斯福就很好地继承了他的做法，有效地推进了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福取得的最大政治成就可能是1912年的三个主要候选人都声称自己是进步改革者，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在1901年的时候他是带着极端保守的姿态就任总统的。”(9)

在联系民众方面，罗斯福从他的前任麦金莱身上学到了很多。

1898年10月，为了说服民众支持其对外政策特别是菲律宾政策，麦金莱充分利用了迅捷方便的铁路系统，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进行走访。在麦金莱之后，有两位总统也用了同样的办法，分别是1919年的威尔逊和1952年的杜鲁门，杜鲁门为争取连任，几乎周游全国，与各地的工人、农民近距离接触，这也是其“意外”战胜杜威的关键所在。有趣的是，“握手”也是罗斯福的一大“特长”，他曾创造了连续握手8150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自信是执政的关键。罗斯福对强有力地履行总统权力有着天然的自信，他坚信总统拥有人民的特别授权，这使他自觉地成为安德鲁·杰克逊的信徒，但与杰克逊不同，罗斯福要将平民领导与一种更大的国家目标意识结合起来，即“新国家主义”，为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它需要政府的职权进行史无前例的扩张。(10)

新国家主义：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提出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主张联邦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保护劳工权利、自然资源等。

罗斯福是“公仆理论”的很好践行者，作为总统，他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有权做任何为他们谋利益的事情(11)，只要不是宪法和法律禁止的行为，他就可以去做，这不仅是权力，更是职责。这一点与汉密尔顿的“总统理论”非常吻合，即“我们宪法的一个总原则就是将联邦的行政权力授予总统，它只服从于宪法明确表明的那些特殊情况和限制”(12)。这等于是给了总统职位巨大的权力扩展空间。不过，罗斯福与汉密尔顿不同的是，后者是希望能够抑制而不是激发公众的影响，而罗斯福则乐见公众和媒体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这也是他非常像林肯的地方。

总统要做公众舆论的领头羊

就联邦政府权威而言，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是，总统成了公众舆论的领头羊，而西奥多·罗斯福则历史性地启动了一个“语言说服型的总统职位”——总统利用大众舆论作为一个主要策略来进行领导。虽然罗斯福并不总是有雄辩的口才，但他是一位有话就说的人，据说他是第一个用“天字第一号讲坛”来形容总统职位的总统。(13)罗斯福的“公仆理论”要求总统与公众建立起更加个人化的纽带，在一些场合下，罗斯福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给那些不愿意支持他政策的国会议员施加压力。当然了，更多的时候，罗斯福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的。

罗斯福与美国媒体的新型关系，使得总统与媒体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赋予总统职位以新的力量。在罗斯福之前，媒体很多时候都是站在白宫的对立面，至少是扮演批评者角色的，很少有总统能够利用媒体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即便是杰斐逊这样的伟人，也没少遭受媒体的不公正对待，并且多半采取了消极的避让态度。

罗斯福却与众不同。原因之一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善于传播自己理念的人。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像罗斯福这样酷爱读书并且多产的作家总统。罗斯福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生读书上万册，同时还是博物学家、历史学家、演说家，是公认的美国最多才多艺的总统之一。

这是一位每天读一本书的总统。即便在近八年的总统任期中，罗斯福也会利用一切空闲去读书：在炎炎夏日里的总统游艇上，他在看书；为竞选奔波的旅途上，他在看书；夜里躺在床上，他在看书；甚至等车的时候，他也照样在看书。“不论忙成什么样，他每天都要读完一本书。小说家奥温·维斯特有一次出席白宫的文艺晚会，演出前递给总统一本书。第二天早上，他和总统进餐时，听到总统竟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说了一遍。”(14)而如果晚上没有应酬或公务的话，罗斯福会读两三本书。(15)进步时代的改革证明，罗斯福海量的知识储备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为人通达，能够理解各种人群，善于解决各种问题，属于那种少见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

罗斯福不仅读书多，思考也多，著述更多。他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多达2000到3000件，著作多达38种，其中《给孩子们的信》已成名著，而《在西部的胜利》、《1812年海战史》等书更是蕴含着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成为传世之作。

由于写作能力强，罗斯福对于媒体和民众的心理要比其他人清楚得多，毕竟，写作也是一种需要同理心的交流。而由于频繁地发表文章和出书，他与报业、出版业关系甚为融洽，也逐渐摸索出与媒体打交道的办法来：

1．认清时代需求，善加引导舆论。

罗斯福走上政坛之时，正是民众对腐败和垄断深恶痛绝之际，谁要是和那些财力雄厚、恶贯满盈的家伙做斗争，谁就是新一代“人民的斗士”，而罗斯福恰恰就是这种人，他廉洁奉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维护民众利益的事业，同那些操纵政党的政客、巧取豪夺的富商以及腐败的法官做斗争(16)，因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媒体的热捧，他入主白宫后，更是顺应民意和时代的趋势大胆改革，因而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2．与媒体结缘而不是较劲。

往事是镜鉴，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动力。过去100年间总统与媒体的关系史本身，为罗斯福提高掌控媒体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罗斯福从中悟出的道理是：与其处处防范媒体或者被动地辩解，不如将媒体变成朋友甚至使一些媒体人成为追随者。这一观念的变革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普利策、赫斯特等传媒精英的出现，也带给美国媒体观念上和经营上的巨大转变，其中便萌生了改善与政府关系的“冲动”。就这样，想改变以往与政府较劲的关系进而做大自己的美国媒体，遇到了熟悉媒体、知道媒体的能量，并且希望能够借助媒体更有效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总统，双方相逢在20世纪之初，并共同形成了进步时代改革的强大气场。事实证明，罗斯福确实使媒体变成了自己的翅膀，成为推行改革的最好的武器之一。

为了深刻地影响媒体，罗斯福在与媒体人交往的过程中，广泛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对于那些支持他的人，他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关照，比如独家专访、提前告知消息、来白宫做客、与总统一同参与到诸多改革措施的实行中去；而对于那些不识趣甚至是有意作对的记者，罗斯福采取的是100年后的总统们常常采取的措施，比如“断粮”，或是与报刊的老总谈谈他手下的表现；而对于不明事理的媒体，则干脆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白宫也不会给予它们采访上的任何便利。

是去罗斯福的天堂与总统共襄盛举，还是去失宠的地狱饱受煎熬，是摆在许多记者和媒体面前的选择。多数人都选择了前者，而那些与白宫积极合作的媒体，也借助这场国家的变革脱颖而出。美国媒体也正是从那时起真正走向了市场化，走向了强势之路。

3．专业就是力量，引导舆论需要专业性的操作。

由于罗斯福对于媒体及各种传播手段非常熟悉，他十分清楚媒体和民众需要什么“粮食”，希望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因而他总能找准民意的脉搏，提出一些让民心振奋或民情激愤的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入主白宫后不久，就于1902年在白宫建起了西楼，即后来的白宫西翼，其中便有新闻发布室。正如朱尔昆斯所言，建造这种真正的新闻发布室包含着象征意义，即记者再也不是总统的客人了，而是公认的政府公共机构人员。“罗斯福所要的只是在身边装备一台机器，一旦要用，只需发动引擎就行。这种基本思想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今天不断壮大的、由庞大白宫宣传机构所豢养的一大批记者。”(17)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及其派驻白宫的记者逐渐意识到，必须与白宫保持相对和睦的关系，否则很难在信息获取等方面占得先机。而政府也开始主动引导舆论，并培养出一批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新闻官。

4．政治形象需要精心塑造。

从纽约时期开始，罗斯福就逐渐树立起了清新的政治形象，一种廉洁奉公、满怀激情地为民生奔走和战斗的民意代表的形象。而他的极强的写作和演讲能力也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受众熟悉起那种清新、活泼、亲和的“罗斯福语言”来。在罗斯福任纽约警察局局长时，《世界报》有一个标题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形象设计：“公众，公众，再公众”(18)。这种形象在进入白宫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罗斯福的很多主张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响应和国会的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相信他是在为民众谋福利、为社会赢正义。

5．表现亲和力，培养“粉丝团”。

罗斯福的个人风格很讨记者喜欢。与一些高高在上或者对媒体敬而远之的领导人不同，罗斯福在与记者交往中表现得坦率、真诚而令人愉快，有时甚至让记者们感到受宠若惊。而那些被罗斯福的这种亲切、明朗、充满活力的风格感染了的记者，则心甘情愿地做起了罗斯福的“盟友”。在纽约期间，罗斯福经常与媒体朋友聚会，他的办公室是很多媒体人休闲、聊天和交流信息的场所。入主白宫后，这一习惯被保持了下来。

罗斯福时刻不忘深入了解媒体，培养忠实的支持者团队。历史学家埃尔默·康沃尔总结道：“他坚持与杂志编辑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杂志的性质和偏好，而且据说他甚至如同了解党派会议内部的摩擦一样了解杂志的编辑方针。他写信给编辑，对所看到的文章毫不犹豫地提出赞扬或批评，或者详细解释他的政策。这一半是由于他的个性和具有磁铁般吸引力的思想，一半是由于他对朋友们所写的文章予以鼓励，他使通俗杂志的每一页都对他的改革运动表示支持。”(19)而事实上，罗斯福也确实喜欢大多数记者，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并精于此道。

另一方面，通过亲疏关系的界定，也给那些反对者施加了无形压力，使之体会到孤独感和“干旱”的危机感。罗斯福的这一做法被后世的领导人频繁使用。白宫记者团的发展也强化了这点，代表主流媒体驻守白宫的记者深知，如果不能与新闻官乃至总统先生搞好关系，就会被冷落，进而会被媒体老板斥责或弃用，所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都能积极配合白宫的政策宣传及总统形象塑造工作。

6．利用媒体打压对手，保证施政的顺利。

在罗斯福对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打压过程中，媒体发挥了很大作用。罗斯福深知，公众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在他的默许下，美国媒体通过长期的宣传，将美孚石油公司塑造成一个令民众忧虑和反感的形象：洛克菲勒是“强盗资本家”，美孚石油是扼杀民主的“南美巨蟒”，托拉斯在要挟着国会……

在罗斯福倡导成立“商务和劳工部”的过程中，媒体的“美孚石油公司老板对六名美国参议员下达强硬命令”的报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那种氛围中，那六名参议员是无法投票反对罗斯福的倡议的。法案以250∶10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很快，无论是罗斯福的盟友还是反对者都惊异地发现，如果说公共关系是一门影响公众舆论的艺术，那么，罗斯福就是在这方面很成功的“艺术家”。(20)

7．巧妙进行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更是罗斯福的强项。一方面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进而树立政府的威信，另一方面为了有力推进他的各种政策，罗斯福通过发布一个又一个的新闻给全社会制造话题，也为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创造舆论氛围。

性格决定命运，风格影响施政。罗斯福的儿子曾感慨地说：“父亲恨不得在每一场婚礼上做新娘，每一场葬礼上做尸首。”(21)罗斯福的这种极强的表现欲，使得他非常注意与媒体打交道，也非常懂得和善于制造公众快感。他知道什么消息会让媒体和公众兴奋，也知道适度的兴奋利于公众产生对政府的亲近感，所以时不时地做一些事情、发表一些主张，让媒体兴奋，令公众欣慰。

对此，乔治·于尔根斯有过很好的总结和评价：“一位当代总统，只要发挥一下想象力，就能根据需要制造一些新闻，以保证不断地控制报纸的头版。他越是这样做——垄断了公众的注意力，就越能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这威信又反过来帮助他更容易地制造有关自己的新闻。一个强大的总统不仅要不断制造新闻，而且还必须密切注意这些新闻是如何传播的……罗斯福知道，在不同的情形下，能否正确使用方法，影响着他能接受采访的次数和采访的方式。”(22)

后世的历史学家感叹道：“罗斯福对于改革事业的真正贡献……并不是通过议会立法而是通过他对舆论的影响实现的。自从林肯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他那样经常亲切地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说。没有人比他更加珍惜民众的拥戴，也没有人像他获得那样热烈的拥戴。”(23)

8．恰到好处地释放“信息气球”。

“放气球”和“高级泄密”是罗斯福常用的手法。前者是试探性地抛出政策主张，看看社会的回应，后者则是通过不经意地“泄密”，既让亲近的记者拥有优先知晓权，又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了舆论。

罗斯福也很善于“节水”和“放水”。尽管只是在20世纪初，但罗斯福已经掌握了现代传媒的诸多技巧，将坏消息放到星期五发布的做法就是他的首创，因为星期六没有多少读者；而星期天是新闻编辑非常头疼的“缺水”的日子，罗斯福往往就选择这个时候给报章送去足以让人们在星期一感到痛快的“水”。

媒体的积极配合也值得一提。托克维尔相信，“一份报纸只有反映很多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才能存在下去。因此，一份报纸就代表着一个团体，而它的忠实读者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24)进步时代的美国媒体由于积极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得以不断扩大影响力，赢得了更多话语权。1850年美国只有260种日报，到1880年超过了1000种，1900年达到了2200种，1910年更高达2600种。大约从1880年起，“强大而独立的报纸杂志的存在，作为对法人的不正当行为的一种有益的约束力量，开始被人们感觉到了。”(25)

进步时代的黑幕揭发运动，是媒体独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推动了一系列有利民生的立法，也培育出消费者的主权意识，很多消费者都开始积极抵制那些压榨劳动者、肆意破坏环境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这种自觉意识所产生的市场行为，对于强化企业的劳工意识和环保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客观上，媒体的这些努力也增强了自身的话语权。有意思的是，尽管罗斯福总统曾讥讽这是一场“掘粪运动”，但他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潮流，为改革打开了通道。

那个时代的新兴媒体和新技术，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认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观人士对新技术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对人们的交流是有益的，在一个由铁路、电缆、电报构建起的新社会里，利他主义开始扩散。威廉·艾伦·怀特兴奋地指出，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国家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社区，“电线、钢管、铁路、日报、电话，使我们成为了一体。这可能会促进今天每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事实上，这预示着人们精神上的觉醒。”(26)西奥多·罗斯福显然是一个受益者，在他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受益于电台，肯尼迪受益于电视，而奥巴马则受益于互联网，这也验证了媒体话语权的一条规律：重视新兴媒体的领导人总是能占得先机。

这也是美国媒体开始转型的时期。由于媒体越发市场化，它们意识到，“没有广告，一个大报就不能繁荣昌盛；发行量不大，就不会招来广告；而没有广泛的号召力，也就不可能扩大发行量。”(27)这使得美国媒体走过一条先是取悦于受众，后是努力引导受众的道路，而1898年美西战争的成功发起则堪称分水岭，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媒体的煽动促成的，其后，一些充满自由精神的媒体人开始脱颖而出(28)，美国媒体自此也有了更多底气和经验去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这一变化被罗斯福敏锐地加以注意和利用。

经由进步时代，公众也对总统的新闻掌控能力有了更高的预期。由于“总统利用新闻媒介，新闻媒介对准总统，使得进步派在行政领导和决策方面对总统的期望日益增大，也使这种期望变成了现实”(29)。在这种舆论—媒体—总统之间的信息和信心循环中，公众对总统行使权力、果敢行动的期望越来越高，这也使得此后总统能否运用媒体来满足这些期望成为衡量其能力的重要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老罗斯福之后的两位杰出领导人——威尔逊和小罗斯福都是十分重视媒体并擅长与之打交道的人。威尔逊是第一位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总统，他十分善于通过记者招待会来直接地和连续地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而小罗斯福更可谓“伟大的总编辑”，不仅“炉边谈话”娓娓道来，而且十分善于借助媒体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相反，老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塔夫脱失败的形象塑造则进一步说明，“一位对新闻界怀有敌意的总统，只正直地依靠自己的政绩，而不试图向选民们宣扬他的政绩，那是根本不行的。”(30)同样，塔夫脱的远房表弟尼克松倒在“水门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他与新闻界为敌，而美国媒体也将他当作了敌人。

进步时代领导人对媒体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与欧洲国家的帝国完全不同的“帝国”：一个经济帝国、文化帝国和思想帝国的综合体。用《世界的美国化，或20世纪的走向》一书的作者W. T. 斯特德的话说，“美国的力量不在于其军事实力或领土的扩张，而主要来自于这个国家对‘追求财富’所抱有的专注和决心以及它在国际上对美国文化——艺术、音乐、新闻业，甚至有关宗教和性别关系的思想等——不顾一切的传播。”(31)他相信，美国在未来将通过无止境地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卷入来推行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预言家，一语道破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即通过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去赢得市场、巩固优势。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意识到并坚定不移地长期贯彻这个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信息和文化的自由流通”是一个关键性的诉求。

这一点在威尔逊的外交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美国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美国理想所包含的内在正确性的高度信仰，使得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将本国同时看成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的象征”(32)。在这以后，美国的外交越来越多地体现其传播价值观的特点，即不论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什么——战略利益或经济利益等，口头上都是为了推进自由与民主，而威尔逊的外交主张更是被称为“道德帝国主义”，其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对外干预，当然，这也是现代美国史的一个困境——“那些对自由谈论最多的总统，往往是更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事务进行更多干预的总统”(33)。

为什么是罗斯福？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人，这是许多事情成功的关键。在美国最需要变革的时期，一个正确的人——西奥多·罗斯福出现在了白宫，并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这也验证了雅各布·布克哈特那句经典的话：“历史似乎有这样一个嗜好，那就是突然间浓缩到一个人身上，结果，几乎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34)

那么，这个人又为何恰恰是罗斯福？或许他身上的特质可以提供一些解释。

1．改革属于有准备的领导者。

西奥多·罗斯福显然是一个为总统职位准备了多年的人。很小的时候，罗斯福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对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深恶痛绝，并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而熟悉他的一些人也早早看出了这种苗头，无论他的老师还是爱恋过他的女子，都对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并不意外。

为了有力地改变现实，罗斯福也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尽可能与各种污浊的事物保持距离，因为他相信，最终改变这一切的人必须是不牵连其中的人。这一点与100年后的普京颇为相似：同样都是与腐败分子、权力斗争保持距离，而显得“物以稀为贵”。

然而罗斯福却并不仅仅要做一个单纯的洁身自好的人，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自己最终要做的事情，不会被眼前的困难迷惑，而是乐观而坚定地把一件件事情做下去，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目标。

在罗斯福之前，那些登上总统宝座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因为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提出和捍卫过重大或明确的措施和政策纲领”(35)。耐人寻味的是，但凡表现出积极思想和实践的领袖人物，大都得不到党内领导人的支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言行触怒了支持政党的大企业和利益集团。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这也是罗斯福“令人头疼”的地方。

罗斯福的白宫之路从纽约开始。从出任纽约州议员起，每就一职，罗斯福都表现出一个有能量的攻击型政治家的风格。1882年，年仅24岁的罗斯福出任纽约州议员，令人惊异的是，他上任不到48小时就一口气提出4个议案，矛头直指特权阶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种清新政治的象征，成了以古尔德为首的华尔街黑金势力的灾星。也正是从那时起，罗斯福成了古尔德集团的攻击目标。对方知道罗斯福是不可能被收买的，就设下美人计来陷害他，没想到却成了提升罗斯福形象的“成功策划”，罗斯福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了纽约州最知名的政治人物。

在1895—1897年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期间，罗斯福显得十分活跃。十年前还在纽约州做议员时，罗斯福就曾提出过几个法案，希望能够整肃纽约警察的渎职和腐败问题。而当十年后重返这里时，罗斯福感到非常亲切，他的到来也使得阴郁的警察局大楼色彩鲜明了起来。

尽管罗斯福此前做过州议员、美国文官委员会委员，但警察局局长却算得上是第一个实职，他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了。在这里，他日后的白宫作风已经彰显无余：（1）下狠手打击黑恶势力以及“爱上老鼠的猫”。不仅破了一些大案，还清洗了那些渎职和腐败的警界败类。（2）提拔、重用了一批能干、奉公的警务人员，丰满了自己的羽翼，也使得纽约治安焕然一新。（3）体察民情，身先士卒。不仅时常会下去抽查各级警员的工作，也会深入平常百姓家，体会普通民众生活的甘苦。

没过多久，这座城市里就开始流传起罗斯福半夜巡逻、抓开小差警察和酒鬼警察的故事，纽约市的治安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在媒体的宣传下，罗斯福这样一个地方警察局局长竟然很快成了全国性的名人，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在那个浊流四溢的时代，罗斯福的严格执法、清正廉明、勇于革新吏治，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也为他赢得了全国上下的尊重，但这同时招致了许多人的怨恨，使他成为黑金势力的死敌。

在1898—1900年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罗斯福表现出对“血汗工厂”的憎恶，其对大公司增税的做法让纽约的富商们苦不堪言，他们私下里想尽办法试图“请走”这个“黑金灾星”。为彻底结束罗斯福的政治生命，使他离开纽约，罗斯福的对手们想出了架空他的“妙计”，即推举他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让罗斯福闭嘴的最好办法。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1901年罗斯福出任副总统后不过半年，麦金莱就被暗杀(36)，而罗斯福也得以接任总统，提前开始了对美国的“大手术”。对罗斯福同样“有利”的是，汉纳也在不久之后的1904年去世，这等于是为他的改革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保守派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开始分裂瓦解，而进步派的实力则日益增强起来。也正是从这时起，罗斯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2．开启“阳刚政治时代”大门。

对生活在20世纪头20年的美国人来说，西奥多·罗斯福不啻是一个偶像，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也难怪1956年《大英百科全书》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创建了美国；林肯保卫了美国；而西奥多·罗斯福则恢复了美国的活力。”

像安德鲁·杰克逊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成了进步时代的时代符号，他所带来的政治革新更成为阳刚政治的象征。格伦·戴维斯感叹地说：“是罗斯福真正揭开了美国阳刚政治时代的序幕。”(37)在罗斯福那里，阳刚之气是第一美德，它符合美国的民族性，也是那个急需荡涤阴暗的时代的需求。

其实在孩提时代，罗斯福的身体是十分虚弱的，但他牢记着父亲的话，“如果没有好的身体的帮助，心灵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这使他下决心把身体变得强壮起来。为此，他有意识地进行体质训练，以期拥有发达的肌肉和强健的体魄。在日复一日的磨炼下，昔日瘦弱的少年不见了，人们见到的是一个气宇轩昂的男子汉、一个充满了野心与活力的硬汉。

少年时代的身体锻炼至少给罗斯福带来三大好处：一是充沛的精力，二是坚强的意志，三是对体育运动的终生热爱。多年后，罗斯福在拳击、划艇、打猎、骑马、探险、打球方面的兴趣甚至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个人通过强健体魄改变命运的象征，一种阳刚政治家铁腕治国的象征。

成年之后，罗斯福更是处处表现出他的阳刚之气。一个同时代的人称他是能量无限的人，是“穿裤子的蒸汽机”(38)。他是第一个坐过飞机并在潜艇中潜过水的总统，还曾赤身裸体地在波托马克河中游泳。

罗斯福之所以受到欢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人在镀金时代对于金钱和权力追求非常激烈，因而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寻求欢乐的能力，而罗斯福则变化多端、精力充沛、脸上总流露出充满希望的神气，使人们再次认识到还有能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其他目的。”(39)人们对罗斯福或爱或恨，但很少有人能够忽视他。“一个深深地潜入他的时代最深层的人，必然会触及他的同胞们极为纷繁驳杂的心态，他因此也就成了他们最基本文化形态的代表。所有撰文评论西奥多·罗斯福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强烈地感到这位特殊人物的深植人心的存在。”(40)罗斯福的活力和始终不褪色的朝气，给同时代的人带去了希望，也唤起了人们改变现实的热情。

罗斯福的气场之大令人惊异。“他执政白宫期间，一位来访者的评论很说明问题：‘他的存在充斥着整个房间，四壁都被挤裂了，似乎会向外倾塌……走进白宫，和罗斯福握手，听他讲话，完了回到家中，你的衣服上仍渗透着他的为人和性格。’”(41)从他的身上，人们经常会感受到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和活力。有人则干脆将他比作尼亚加拉大瀑布，“两者都是自然的伟大奇迹”(42)，认为他是人和时代之间的化学反应，并将他视为势能的储存库——一旦两种元素发生相互作用，存积的势能将会全部喷发而出。这些话语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罗斯福确确实实给了那个时代以震撼，这对于改变现实有着不容小觑的心理意义。

罗斯福的这种阳刚政治能量，令他的一些对手都为之感叹。在尝试着阻挡罗斯福前进的步伐时，那些人分明感受到一股力量扑面而来，那不仅是他个人的热量，还积蓄着时代的热能。罗斯福是如此的有活力，仅在1907年元旦这天，他就与人握了8150次手，创下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该纪录被保持了72年。而此前在任州长的两年时间里，他曾走访了567个城镇，发表了673次演讲。在罗斯福标准的一天中，常常会有7次演讲，其间还会抽空看上3小时的书。(43)

这种活力政治带来的一个效应便是政治的阳光性。以往的那种官商勾结、黑幕交易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白宫与民众之间的热络联系，是大佬们对总统的敬而远之。国务卿伊莱休·鲁特曾经很感慨地说：“有人说他（罗斯福）是不可靠的。对于那些想损公肥私的人来说，他确实是不可靠的；对于那些希望政府对竞选活动的捐赠比对公共福利事业有更多照顾的人来说，他确实是不可靠的；对于那些想把美国总统拉到角落里，在耳边窃窃私语安排一些不敢让选民知道的事情的人来说，他确实是不可靠的。”(44)

罗斯福的阳光政治是与他正确的从政思维有关的。他在自传中如此写道：“如果我想要为国家实现某种成就，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将高尚与效率相结合，做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实干的人，做一个竭尽所能去践行那些理想的人。”(45)

由于罗斯福充分释放了自身的活力，也由于他激荡起了民众内心的波澜，他成功地实现了人和时代之间的化学反应。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股同样强有力的能量在支撑着他，那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绿色能量。一位记者表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而且将来也不会再碰到。他使我倾倒……他在我心中灌输了这样的看法、这样的理想、这样的希望、这样对人生的新态度以及爱国主义和对事物的理解——一些我从不曾梦想人们能够具有的东西。”(46)

3．不可或缺的政治情商。

现代情商理论认为，在对一个人成功起作用的要素中智商占20％，而情商则占80％。在政治生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情商是1，智商是0，没有这个1，再多0也是枉然。在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几位领导人都是情商极高的人，比如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林肯、罗斯福、里根。

情商是指一个人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以此有效影响他人的能力，一般体现在三个方面：管理自己的情绪，善于自我激励，擅长与人打交道。在情商方面，西奥多·罗斯福堪称典范。这位总统先生不仅有着一流的智商，更有着超一流的情商，看上去是性情中人，其实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

在自制力方面，罗斯福少年时代的体力锻炼和自我磨炼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他也是非常善于自我激励的人，与强健体魄如影随形的是他的雄心勃勃。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就要求自己，“锻炼体格寓攻击力于理智之中，高傲的野心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层。”(47)只是有一次当他去见校长时才失口而出：“埃略特先生，我是罗斯福总统。”(48)

沟通力是政治情商的关键，这不仅指口头交流能力，还包括行为示范的能力。马丁·路德·金通过讲演感染人们，而印度领袖圣雄甘地则是行为示范的典范，在罗斯福身上，这两点则合二为一了，他极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话，成功的传播则是其所带来的自然结果。(49)

洞察力，即审时度势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同样非常重要，它要求领导者能快速且准确地认清形势、洞察他人心理，而喜欢打猎的罗斯福显然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在他接手白宫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充分激化，人民怨气沸腾，一切似乎都一触即发，但人们也同时寄希望于改变，这一切都为他的施政创造了历史性的舞台，等待他的，是美国历史最有转折意义的变革和“重生”，而成全他的，则是对时势和人心的敏锐洞察力。

享受自己的工作，也是高情商的表现。罗斯福对待权力的态度使他的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从政之后，罗斯福一直带着如此的假设去开展工作：“我所拥有的每一份公职都是我的最后一份公职，在职期间，我应该竭尽所能做得最好。我发现，对我自己来说，这是唯一既可以自我享受又可以为国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的途径。”(50)令他欣慰的是，他一直没有偏离过这种轨迹。罗斯福很坦率地说：“我喜欢当总统。”(51)他毫不掩饰对总统职位的热爱，或者说，他很单纯地喜欢这份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作。

不抱怨的政治态度帮助罗斯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很清楚，“没有哪种制度可能消除所有的徇私主义、残忍、卑鄙和恶意。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尽力去将这些东西的出现频率降到最低。”(52)这种现实和明智的政治态度不仅避免了行动的迟疑，而且也使之能够耐心、渐进地去推行新政，慢慢地但却深刻地改变现状。

罗斯福不仅富有使命感，而且对自己力量的来源十分清楚。正如管理学家所言，“是什么造就了领导者？当然是追随者。”(53)真正使罗斯福发挥出政治领导力量的，是民众的支持和时代的需求，而罗斯福则巧妙地顺应了这点，他特别重视发动群众，重视与媒体打交道。他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定位的成功。

政治情商中的人际交往能力体现在组织能力上，即组织信息、组织人员的能力。在白宫，老罗斯福证明了自己是非常好的组织者，把政府内部的信息处理和人员组织得井井有条，在外交政策方面，更是成为杰克逊之后、小罗斯福之前最有成绩的总统。

4．从团结政府开始。

在罗斯福接手麦金莱留下的摊子时，他面临两个巨大的考验，一个是不稳定的社会，一个是不团结的政府。当时的美国，不仅社会风气差，而且贫富差距严重，社会冲突频繁，各地的罢工乃至暴乱接连不断。如果再不加以变革，不寻求新的和谐，美国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出现后世的“拉美化”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西奥多·罗斯福及其同时代人的努力，美国未必没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阿根廷或者哥伦比亚。

罗斯福也确实意识到来自民间的这种对变革的渴求。当他第一次读到里斯的《另一半美国人如何生活》时，就发现这本书将会使他永远受到“启发和鼓舞”。就里斯所描述的数百万城市贫民而论，贫穷、肮脏、疾病和绝望是客观存在的、令人十分沮丧的事实。在罗斯福上任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变劳工处境、保证食品安全的政策，这对于稳定社会、团结民众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罗斯福也面临着政府内部缺乏团结精神的挑战。刚上任时，他面对的是亲麦金莱的、对他却普遍缺乏认可的内阁。而国务卿约翰·海甚至已经准备辞职不干，财政部部长莱曼·盖奇更是对他心怀疑忌。与那些竞选上来的总统不同的是，罗斯福必须妥善解决人事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尽可能使其不再成为问题。

睿智的罗斯福很快便意识到两大考验之间的关系，先要有一个稳定、团结的政府，然后才有可能推动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一个中途接任的总统来说，如果始终生活在前任的阴影下，不将内阁中不和谐的气氛改变过来，不能较快地提升自己的威信，将会寸步难行。

罗斯福首先稳定了约翰·海，也留住了盖奇，以保持过渡时期的稳定。而在麦金莱留下的政府中，罗斯福也很快找到了同盟军——司法部部长菲兰德·诺克斯、陆军部部长伊莱休·鲁特，前者在反对北方证券公司的战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者则帮助罗斯福在军队尤其是海军建设上大有作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罗斯福对华盛顿的政治情况有了透彻的认识，对内阁的调整心中有数了。不久，他便开始了对内阁的换血：麦金莱时期的财政部部长盖奇、海军部部长约翰·朗、邮政部部长查尔斯·史密斯等均在1902年被调整出了内阁，分别换上了罗斯福信任的莱斯利·肖、威廉·穆迪和亨利·潘恩；而新创建的商务和劳工部则由罗斯福的私人秘书乔治·科特留担当首任部长。

事实证明，罗斯福的人事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盖奇之后的两任财政部长在信贷管理、抵御金融恐慌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三任司法部长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罗斯福的反托拉斯事业，邮政部长则全力贯彻了罗斯福打击邮政系统腐败的主张，三任商务和劳工部长也都在调和劳工关系等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罗斯福。

值得一提的是海军部。罗斯福本人曾出任助理海军部部长，是对西班牙开战的积极支持者，在代理生病的约翰·朗主持海军部工作期间，更是竭力扩建海军。在罗斯福不到八年的任期内，海军部部长曾更替六任，但无论是谁出任海军部部长，都会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壮大美国海军。因为他们明白，海军是罗斯福眼中强国的标志，是获取更大海外利益的工具，而那些坚决支持罗斯福海军事业的官员也确实得到了回报。第二任海军部部长威廉·穆迪和第四任海军部部长查尔斯·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孙）先后转任司法部部长，以投身海军建设的热情投身于反垄断事业，前者成功地围剿了大型肉类包装工业，后者对烟草工业发起了猛击。

在加强政府团结的同时，罗斯福也没忘记团结更多的人。在就任一个月后，罗斯福就做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成为了第一个邀请黑人进白宫的总统——把全国最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请来商谈南方选举问题，希望“南部黑人与北方人产生全面的利害关系”。让布克·华盛顿与其他一些人感到温暖的是，罗斯福表现出许多政治领导人所缺少的诚意：此前，几乎没有哪个总统会将黑人官员任命到北方来，也极少有人考虑到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的感受。尽管这次会面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却使罗斯福赢得许多黑人和南方人的信任与好感。

在罗斯福执政期间，他还通过不断使用“总统委员会”去调查政府的行政管理来挑战国会。在镀金时代，综合行政管理评估一直是国会的职责，但罗斯福却决意绕开国会，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取得平衡。他通过任命组成了六个委员会，分别去调查政府的科学工作、部门方法、公共用地、内陆航道、国民生活和国家储备等。(54)每个委员会都只对总统负责，这不仅平衡了白宫与国会的力量，而且强化了总统的权威。这一系列做法都有助于形成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金字塔”。

罗斯福对总统职位这一资源的挖掘十分坚决和彻底，几乎比之前所有总统都更善于将总统职务本身作为行政行为的新源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更好地掌握了正统革新的方法”(55)。他充分利用了舆论和媒体，利用了时代诉求，在不颠覆现有体制和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稳健而智慧地推进了社会变革。他之所以成为时代的中心，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和变革的需要。

准备充分、充满阳刚之气、具有较高政治情商、善于团结下属和社会各界，西奥多·罗斯福的如上特质，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一番辉煌事业，也帮助联邦政府找回了很长时间以来缩水甚至丧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及相关的社会变革，不但可圈可点，而且对美国的未来有着深远影响。

弱势群体保护者

对于进步主义运动，一位改革家说得好，“这场运动的真正核心是将政府当作一个人类福利机构。”(56)

这是对镀金时代华尔街政治的校正。1890年，人民党演说家玛丽·埃伦·李兹不无讽刺地指出，在镀金时代，“政府是华尔街的政府，由华尔街操控、为华尔街服务。”(57)一张越织越大的网，悄悄地将企业和政府纠缠在一起，其必然结果是，政府在很多时候充当着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保护神，成为私人利益的奴仆，而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置若罔闻。比较明显的例证是，这一时期针对垄断企业的罢工大都遭到了政府的出兵镇压。

工人阶级是镀金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数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或被迫接受被削减的工资，随着成千上万的人为寻找工作四处流浪，“流浪工人”成为一道悲凉的社会景观。许多产业工人每周工作长达60小时，并且享受不到任何退休金、工伤补偿或失业保障。尽管美国工人的工资高于欧洲工人，但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更加危险。1880—1900年，平均每年有3.5万名工人死于工厂和矿山的生产事故，死亡率在工业世界名列榜首！(58)这也使得镀金时代罢工潮不断，但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雇主能够很容易找到失业工人来顶替罢工者，也能十分便利地动用政府的警察队伍和私人保安力量来威胁工人。

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1890年，美国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一半底层民众的收入总和。这个时期的美国十分符合“二八定律”：80％的美国人为生存而奔波，20％的美国人则掌握着这个国家绝大多数财富和资源。(59)由于财富过分集中，许多富有的美国人开始刻意追求贵族的生活方式，并专注于“炫耀式消费”的文化，即不是为得到需要的甚至想要的商品进行消费，而纯粹为了炫耀其拥有财富而进行消费。(60)

这引起了中下阶层这一巨大的被忽视群体的不满。“一个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往往跟另一个群体相互冲突。”(61)这也是很多社会矛盾激化及社会斗争出现的根本原因。在镀金时代，美国中低阶层的需求被垄断集团和食利阶层明显压制了，但物极必反，底层民众的不满和愤怒逐渐形成洪流，在一些社会精英和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制度和社会变革的民意基础，也成为进步主义改革的核心推动力。

炫富与不满，两股对立的潮流碰撞在一起，激起了组织工会的高潮。许多工会联合起来，在1866年组成了全国劳工同盟。1872年，政治上倾向于劳工、为劳工说话的人们组成了全国劳工改革党，但全国劳工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1872年总统选举中只获得公众选票的0.5％。此后不久，劳工改革党和全国劳工同盟便全都垮台了。真正对工人运动造成巨大打击的，是1875年曝光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无烟煤矿区里的“莫利社”(62)，这个地区是美国社会中种族和阶级对抗的缩影。莫利社试图进行以雇主、工头乃至一些工人为对象的一系列的暗杀和仇杀活动，招致政府的围剿。1875—1877年，政府对莫利社成员进行了审判和裁决，20人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这些判决不仅使工会名誉扫地，还使煤矿的雇主们有机会发动逼人的攻势，要求立法反对一切劳工组织，以此来削弱“工人互助协会”的力量。

1877年铁路大罢工则引起了更大的恐惧和仇恨。7月16日，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的铁路工人同时举行罢工，抗议工资被不断削减，罢工很快波及东部其他铁路线，使远至西部的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铁路交通陷于停顿。有10个州出动了民团，一些地方的民团还向罢工工人开了枪，应这些州的紧急要求，海斯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到其中一些城市中去。不到半个月，军队、民团和警察就控制了局势，但却造成至少100多名罢工工人、士兵和无辜的过路人丧生，几百人受伤。

1877年罢工后出现了一波对抗的浪潮，1881—1905年间罢工总数达36757次，涉及600万工人，是参与法国工人运动人数的3倍。(63)最令美国人感到恐惧的是罢工中出现了阶级对立的幽灵。1887年，一位康涅狄格州的政府官员在对州内工人阶级的想法做过调查后评论道，在“他们的言谈中经常表现出满腔的仇恨”，他们对“雇主毫不信任”。这一时期，民众中弥漫着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64)

大企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强强联合使工人阶级的多次反抗无功而返，但同时也积累下深刻的社会矛盾。在1892年的卡内基钢铁工厂大罢工中，政府完全站在了资方的一边横加干预，出动了8000名士兵前往干涉，并且用大炮恐吓工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联邦政府一直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且缺少效率，而将大多数国内事务的责任下放给各州。霍姆斯特德事件使所有人相信，政府今后将在公司与劳工的对抗中站在公司一边。(65)仅仅在霍姆斯特德罢工后两年，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之中，由于工资削减、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参与了罢工，仅在经济衰退的第一年就爆发了1400次罢工，超过50万人失业。这期间的多次罢工和请愿活动都遭到了政府的制止，克利夫兰政府也多次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在这个社会矛盾重重的当口，罗斯福上任了，并且不久就遇到了一个严峻挑战，但他很巧妙地将其变成一个机会。

1902年5—10月，宾夕法尼亚州15万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一时间全国轰动。但矿主态度强硬，拒绝与罢工者谈判，并拒绝服从仲裁。情况陷入僵局。

事情拖到秋天仍得不到解决，国民即将面对一个缺煤的冬季，而1902年又是中期选举年，罗斯福决定不再等待，而是直接出面干涉。(66)在给矿工胡萝卜的同时，罗斯福对矿主挥起了大棒，他威胁那些矿主说，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政府将会没收和接管煤矿。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谈判，矿主终于软下了立场，而仲裁小组也迅速发挥了作用，除了同意成立工会之外，其他对矿工有利的条件都被接受了下来。煤矿工人欣喜地发现，在他们的争取和罗斯福总统的调解下，他们将至少增加10％的薪水，工作环境也将得到改善。

一夜之间，罗斯福名声大噪，他不仅成了第一位解决此类问题的政府首脑，而且赢得了民众极大的好感。对罗斯福来说，这一危机的成功解决有着不可低估的心理意义(67)，既增强了他的执政自信，也向全社会展示了他的政府管理和危机管理才能，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不断展示着这些才能和对总统职位的自信。

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也十分巨大。因为正是罗斯福“第一次将工业、劳工、联邦政府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来商讨对策”(68)，不但表明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也表现出凝聚民心的能力和处理危机的领导力。而作为一种“展示”，它表明了联邦政府可以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纠纷方面起到更大的乃至主导性的作用。自那以后，“政府不再是维持现状的领头人，而是在变革中充当了一名仲裁者。”(69)

罢工问题解决后不久，罗斯福便顺水推舟建立了商务和劳工部，专事协调劳资关系，力求在改善工人处境方面大有作为。从此，一部部工人迫切要求的、对处于弱势状态的工人有利的法案相继通过：工会权利立法、工时工资立法、女工童工立法、事故赔偿立法……

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

1．为什么要收入倍增？

工时工资立法意义非凡。在镀金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人工资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关联。“低工资不仅带来贫困与苦难，而且带来公民品德的败坏。在工资低的地方，劳工阶级沉到社会与政治身份的底层，不可能把自己提升到能够治理自身事务的、自由且开明的人民所能达到的高度。”(70)在进步时代提及增加工资的问题并非偶然，这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普通大众分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进步时代，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成倍增加，这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冲突，并使得美国逐渐培育出吸引技术人才的土壤。

妇女收入过低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工时工资立法的通过。芝加哥等地的听证会证实了工资过低和穷困潦倒逼迫女性沦落风尘的问题，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71)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状况引发了全社会的道德关注，也使得妇女和儿童保护成为进步时代的重要课题。

2．过度加班会让人缺乏自信？

保证八小时工作制的好处是让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提高生活的品质、提升教育水平，并且在与其他阶层相比时保持必要的自尊和自信。反之，过度的工作和过多的加班加点，不仅会极大伤害工人的身心健康，也会令人感到迷失和缺乏尊严感。在进步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来，减少劳动时间会在劳动阶级中间减少饮酒无度、淫乱与犯罪，并推进他们多接近报纸与图书馆、讲课室、会议厅。(72)更进一步说，这还有助于焕发社会活力、振奋民族精神。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一定要具体到个体的自强和自信才有可持续性。

耐人寻味的是，1912年，为推行瓦格纳和史密斯制定的妇女54小时工作制，一位年轻的民主党议员曾在国会大谈特谈鸟类问题以拖延时间等待关键的投票人到来，当共和党领袖抱怨鸟类和大家讨论的议案无关时，年轻人说：“我只是想证明，大自然要求更短的工作时间。”(73)这位年轻人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而在罗斯福新政中，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占有很重的分量，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延续了进步时代的种种社会保障的努力，其中最有名的法案之一，就是调整劳资关系的《瓦格纳法》。

5美元工资：1914年1月，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天5美元，较此前翻番，而当时一部福特T型车售价也仅440美元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对工人利益的保护也会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并提高管理水平，甚至还能有效地刺激消费。这也是亨利·福特的“5美元工资”所带来的冲击波。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他为拯救濒死的经济所烧的头几把火就包括推动国会立法，确立最低工资标准，将老福特开创的先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此后，美国一直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水平。

3．美国为什么较少出现矿难？

在进步时代，社会改革者、工人和工会呼吁将安全规制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他们认识到，机器使用范围的扩大、工作节奏的加快，增加了工人面临的风险，大企业尤其如此。很多雇主都通过克扣安全投入来提高利润，而所提供的工资则不足以补偿工人在工作场所面临的危险。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在内的许多进步时代领导人都将规制视为抑制大企业恶性扩张的一种方式。按照20世纪初的过失责任规则，只要工人能够在法庭上证实雇主没有尽到应尽的关注责任，法庭即可要求雇主对受伤害的工人给予全额赔偿。(74)在这种观念和法规的影响下，从进步时代开始，雇主普遍加大了安全投入，以避免由此带来的诉讼赔偿及相应的商誉损失。这也是后世美国较少出现恶性的矿难等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

但这一切却来之不易。在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改革者与各利益集团、大企业经过了多番博弈和妥协，才最终达成了一系列对工人相对有利、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的规制。这其中，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各州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20世纪初克里斯特尔·伊斯的《工伤事故和法律》一书的出版扭转了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工人的观点，在理论和舆论上声援了受到安全威胁及伤害的工人，也说明任何社会变革和进步都需要相应的理论和舆论支持。

以煤矿安全为例，在南北战争之后，各州都相应地出台了安全法规，其中比较核心和有效的内容包括：（1）矿井工长必须获得州委员会的资格认证，全部矿工必须得到州委员会的资格认证，工长必须确保所有工人得到培训。（2）工长每天检查工作场所的次数必须达到最低标准，防火监护员必须每天检查瓦斯情况。（3）州安全监察员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安全监察员有权立即关闭违反安全规定的煤矿，并且对违反安全规定的人实施逮捕。(75)此外还有些非常具体和细致的安全要求。

与此同时，各州的矿工人均安全监察预算也随之增加，比较显著的是华盛顿州，从1902年的1.31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8.14美元，俄亥俄州从1.03美元增加到3.07美元。(76)

伟大社会：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一系列国内政策。1964年他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

但安全监察员也因此受到雇主们的利益诱惑和各方面的压力，这也使得矿工等一线工人利益的维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老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努力之后，小罗斯福的新政和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都起到了巩固胜利果实的关键作用。

进步时代的这一系列安全规制的努力，对于反垄断同样有着积极的影响。镀金时代初期那种大企业很少受到安全规制、降低安全成本、肆意扩张的势头得到一定的遏制，自觉不自觉地，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主们开始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来。

4．不要让人迷失在进步的洪流中。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有助于改善个人的无助感。正如威尔逊在1912年竞选时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一种感觉——个人被淹没了。”(77)多数人不是在为自己工作或与人合伙，而是为大公司所雇佣。由于陷入各种复杂环境构成的巨大链条中，个人很容易迷失自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和功利起来。重要的是，这种个人的迷失与美国人一直信奉的“美国梦”有着巨大的距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李普曼在1914年也写道：“亲子关系，以及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没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在进入奇怪的处境。我们不习惯复杂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永恒的权威消失了，我们不知道如何举手投足。没有先例可以引导我们，原有的智慧是为更为简单的时代造就的。我们在快速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改变我们自己。”(78)这种全社会的焦虑感，也给进步时代的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

罗斯福显然意识到这点：从长远来讲，人们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高，那么普通的工资劳动者、普通的农场主和普通的企业主也同样会富裕；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降低，那么这些阶级中没有谁会不受影响。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与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之间，有着内在的利益联系，对后者的长期忽视必然影响到前者的发展和安全。在罗斯福和同时代的进步主义政治家看来，没有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道理。现代政府决不能只考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而置其他人的处境于不顾。整个社会各阶层需要的是相互依赖。罗斯福的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家有着深远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的局面，在事实上提升了政府的地位。“在许多情形下，当美国人遭遇变革的无情威力时，他们会试图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里，对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的寻求即便不会引发与他人的冲突，也往往会引发与他人的竞争。”(79)这种无处不在的竞争和社会博弈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利益集团的兴起，二是政府权威的提升。而代表着不同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也逐渐将游说重点指向政府和国会，这不仅使得政府与国会之间关系更为微妙，也使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受到高度重视，增强了社会对政府的黏着度。

像大多数进步主义运动成员那样，罗斯福认为人的行为有其环境根源，贫穷、绝望和缺少机会是滋生犯罪和激进主义的土壤，这使他决心运用总统权力，改善产生莱昂·乔尔戈什（刺杀前总统麦金莱的人）这类人的社会条件。出于对企业财富权力过大和工人阶级中激进主义危险的担心，罗斯福计划调解争端，维护公众利益。(80)

这与杜威的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杜威的想法，民主有待于公共生活的复苏，有待于促进一种与现代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共同生活，“直到伟大社会变成伟大的共同体，公共生活才不会继续衰落。”(81)这种利益和精神上的共同体，正是美国梦的一种现实演绎，更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富有活力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进步时代美国人的一个巨大转变和收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所有美国人都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行当、任何一项社会活动、任何一次政治活动，都是受到每一个人行为所影响的总体美国模式的一部分。简而言之，美国人全都在同一条船上。(82)这种对美国模式的全民认知非常重要，它不仅强化了公民意识，也促进了社会变革，并改善了美国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处境。

5．人民应得到信任，国民必须有自尊。

让民众有尊严地活着，是一个国家崛起并保持强势状态的关键所在。正如英国学者J. C. 斯托巴特所说：“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缺点，国民一旦失去自尊，这些缺点就显现出来。当强悍的所向无敌的民族丧失征服能力时，就会变得冷酷和凶残，敏感风雅的民族在后期会变得感性和软弱，而勤劳的商业民族会堕落得十分贪婪。因此，民族自豪感的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历史损失。”(83)

这个时代的美国领导人和一些超越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富豪开始意识到美国与当时的欧洲的本质区别，那就是政府要信任人民，要给人民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在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者不相信人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认为只有采取最严厉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约束措施才能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在美国，则相信“人民应得到信任，而不是受到怀疑和束缚。他们应通过个人利益这根坚实的纽带将自己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机会，人性的美德将解决余下的问题。如果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那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是一致的”(84)。所以我们看到，在进步时代，去特权化是一个变革的潮流，反托拉斯是这样，文官制度改革是这样，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这样。

罗斯福的想法与那个时代的民意不谋而合，这才是他具有力量的关键所在。本杰明·德韦特在1915年发表的论文《进步运动》中指出，“给工业巨头和铁路大王带来财富的复杂情形，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措的社会和经济难题……个人不能指望跟雇用他的公司较量……人变成了经济奴隶……慢慢地，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并不自由。”(85)换言之，在与垄断集团和腐败势力的较量中，个人有着空前的无助感，这就要求国家和政府负起责任来。因而，很多历史学家都赞成德韦特的论断，即进步改革是对公司资本主义出格行为的社会性反击，只不过，这一反击是由罗斯福、威尔逊等政治家领导的，而这凸显了联邦政府在维护社会正义和民众自由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6．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一个都不能少”。

发展经济显然是硬道理。由于有力地抑制了寡头的负面影响和打击了腐败，美国经济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迅速发展。1907年1月，《华盛顿夜星报》自豪地表示：“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该报兴致勃勃地说，在罗斯福时期，美国每年经济增长46亿美元，每天是1260万美元，每小时是53万美元。(86)

美国农民从来没有收获这么多粮食，铁路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碌，所有的州都比以前富有了。重要的是，发展农业，对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意义重大。1900—1910年间，在生产力几乎不变的情形下，全国农场收入上升了55％。罗斯福在1918年总结说：“政府为帮助农民所做的事情，对城市居民的帮助更大……城市居民要的是廉价食品。因而，为农民所做的事毫无例外地帮助或促使了廉价食品的生产。”(87)

西奥多·罗斯福还抢得了战略上的先机。他用自己擅长的“工具”去修民主党这驾“车”，不仅扩大了群众基础，也在政治上削弱了民主党党内的反对力量。在1901—1909年的四届国会中，共和党对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取得很大优势：1901—1903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56∶29，众议院为197∶151；1903—1905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57∶33，众议院为208∶178；1905—1907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57∶33，众议院为250∶136；1907—1909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61∶31，众议院为222∶164。

在国会中取得如此大的优势，反映出罗斯福战略上的成功，也表明了民众的认可，在1904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赢得了336张选举人票，这是迄今为止一个总统候选人所赢得的最多的选票。而事实上，在七年多的任期中，西奥多·罗斯福确实做了过去许多年的领导人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在工时工资方面，罗斯福赞成立法规定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设立了最低工资委员会，调查各行业收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工人家庭维持生存所需的工资收入水准。

在工作条件方面，罗斯福主张政府监督工厂的安全生产。

在童工、女工问题上，罗斯福主张实行严厉的反童工法；改善女工的工作条件，规定其周工时不得超过48小时，不得雇用产后未足8周的妇女；禁止女工、童工夜间做工。

在工人赔偿方面，罗斯福提出立法制定工业事故的赔偿标准，由工厂和社会来负担工人因工伤亡的补偿。

这些作为不仅推动了美国的社会进步，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有力地提升了联邦政府的威信，从那时起，联邦政府开始成为实现国家目标、推动社会变革、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引航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梳理，虽然地方仍保有大量自主权，但中央有了更强的控制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领导人，包括一些进步派人士，对于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改革给予了极大支持。底特律市市长哈桑·平格瑞就是一个例子。从底层干上来的平格瑞，1889年当选底特律市市长后，便逐步将施政重心从提高效率和行政改革转移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公平议程上去，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并赢得了三次连任。在任期间，平格瑞一方面努力争取降低消费者支付的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费用，要求工商企业和富人们缴纳更高的税款，另一方面则大力修建学校、公园和免费公共游泳池，为失业者建立工作救济计划，支持反对童工的立法。这些深得人心的政策帮助他在1896年赢得密歇根州大选，1898年连任州长，得以继续推进改革。像平格瑞这样的地方领导人的进步主义改革，为联邦政府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并且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换言之，老罗斯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7．应运而生的慈善力。

慈善事业的兴起，也是对弱势群体很大的支持。安德鲁·卡内基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于1892年为表演艺术创建了卡内基音乐厅；1902年捐助了卡内基研究所，以促进科学研究；1911年创建了卡内基基金会，以支持人文科学研究。1919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的《卡内基公益捐助手册》显示，卡内基共将3.5亿多美元用在了各项慈善和公益事业上，修建了2811座免费图书馆，等等。在他辞别人世之际，他已经处理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88)这也使得他成为100年后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的榜样。

卡内基等人的热心慈善为调整社会关系做出了贡献。镀金时代，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资本家的为富不仁，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但没有尽心帮助穷人，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而相当一部分暴发户的炫富行为更是让普通大众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卡内基这样的巨富能够带头做慈善，不仅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让民众感到释然和肃然起敬。

钱买得来谄媚，但买不来敬意。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家财富观的变化，进步时代成为美国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良好开端。

掌控经济话语权

在进步时代，大公司的全国化让罗斯福等人感到担忧。罗斯福在1910年指出，“控制、引导大公司以及防止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滥用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让人民把政府的控制全国化，以应对大公司自身的全国化。”(89)这种理念为日后联邦政府争得更多经济话语权制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在罗斯福之前，联邦政府没有商务部、没有劳工部、没有联邦贸易委员会，更没有联邦储备体系，那时候的很多政客和商人都认为商业与政府应该没什么关系。但经过了罗斯福的改革，到了威尔逊时代，这些都得到了建立，而且联邦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及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意义重大，它意味着联邦政府对金融事务掌控力的提升。该法案在打击金融垄断的同时，也强化了白宫对金融的领导。正如一位议员所说：“美国总统现在成为本国所有金融事务的绝对统治者。他任命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控制委员会，所有人都隶属其政党，即便是少数党派。财政部部长如果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存在意见分歧，他将拥有最高的裁判权。而且，总统在任期间，只有一位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可以离任。”(90)1913年12月25日，《国家》杂志指出：“在获悉参议院准备通过《联邦储备法案》时，纽约股市开始稳步上涨。”(91)

一个真正关键的制度性变化是1913年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该修正案批准了征收联邦所得税。这极大地强化了联邦政府的经济话语权，可以说是“联邦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它为一个权力、责任和花费都在迅速增长的全国政府提供了一种可靠而灵活的财政来源”(92)。尽管罗斯福与塔夫脱在其他问题上发生过矛盾，但塔夫脱在这个问题上的全力推进，令罗斯福感到欣慰。这项变化不仅增加了联邦税收，同时也强化了国民的国家意识。而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纳税，对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和塑造是其重要诉求。

所得税对联邦政府经济实力的提升贡献良多，而且呈加速增长态势。1917年，联邦政府所得税收入大致与关税持平，但仅仅3年后的1920年，所得税已经是关税的10倍之多。(93)这个数字在此后不断攀升，并成为联邦政府保持强势状态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

1914年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则给予了联邦政府更大的监督商业活动的权力。它被赋予向犯错误的企业发布终止令的权力，到1920年已发布了将近400份命令，除了对明显的经济犯罪穷追猛打，它还重新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让大家意识到，如今有一位治安官在盯着商业界，经济受到了管制。(94)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和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都表现出进步时代联邦政府在经济事务中角色和功能的巨大扩展，这对美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拥有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美国，更容易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予以高效和积极的回应。

收放自如才能打出好拳。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上，联邦政府也颇有策略，尽管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并没有越俎代庖地去收回地方政府的权力，或者说将手伸得过长。在教育和公路管理等方面，联邦政府充分放权给地方，而各种志愿机构和社会组织，则在如慈善、环境保护、博物馆、图书馆等方面帮助联邦政府分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这种策略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使联邦政府能够从琐碎事务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上来。

事实证明，联邦政府权威的树立与其经济基础及正确的经济决策有关。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国民生产总值则从1900年的187亿美元飙升到1920年的915亿美元。(95)经济的发展使联邦政府掌握了话语权。

在美国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经济大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诸多重要角色。(96)

（1）制定政策，塑造一个单一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铁路和电报的发展上，可谓不遗余力。这些进展为遍布大陆的批量生产和大众营销网络奠定了基础，也使美国很快成为国际经济的领袖。

（2）保持低税率，鼓励企业发展。至于税收的花费则集中于关键性的基础建设上，如公共教育和交通，对经济行为的规制也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

（3）鼓励创新和个人奋斗。公共领域的资源——土地、矿藏、牧场、林地等，都可以按照很优惠的条件来开发，政府为鼓励西进运动，还给予移民土地。在保障公司的健康经营的同时，联邦政府还为发明者提供专利保护，为新兴产业提供关税保护。为确保劳动力供给，采取了有利于吸引移民的政策。

这一切，都使美国经济更加充满活力。

这一时期的发明创造，尤其是应用发明令人眼花缭乱(97)：

1865年，布洛克在费城制成了第一部轮转印刷机。

1866年，开辟了通往英国的电缆通讯。

1867年，约翰·阿普尔比展示了他的自动收割机的工作样机。

1868年，肖尔斯的打字机交付商用使用。

1869年，威斯汀豪斯为他的铁路空气制动器领取了第一个专利权。

1872年，爱迪生宣布了他的双工电报，得以在同一电缆上同时发两个电报。

1875年，G. F. 斯威夫特制成了第一辆冷藏车。

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通过电线打出了历史性的电话。

1877年，爱迪生在他的留声机上听到了“玛丽有只小羊羔”的曲目。

1886年，默根泰勒的自动排铸机敲响了手工排字的丧钟。

1888年，A. N. 哈德利为他的谷物收割机和捆禾机申请了专利。

1892年，贝尔开辟了纽约到芝加哥的电话通讯。

1893年，亨利·福特在公路上试验了他的第一辆汽车。

1894年，詹金斯在印第安纳州的里奇蒙用他的新机器放映了一场电影。

1896年，兰利的飞机飞了3000英尺。

1901年，莱特兄弟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架滑翔机。

…………

（4）坚决维护统一和社会稳定，让企业家们可以在一个可预见的、稳定的环境中工作。1898年美西战争为美国企业获得更多的海外利益打开了通道。

（5）宽容的移民政策和开放的文化。尽管今日的美国四处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但事实上，在其发展迅速的19世纪，它经常遭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指控。以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为例，他在来到美国之后，凭借着超人的记忆力，重新设计制造出了英国纺织业的最先进设备，将世界顶尖技术引进到了美国。同一时期，弗朗西斯·洛威尔经过数年在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工厂的“游历”之后，“发明”了一种新式机器，能确保一个工厂实现纺织过程中各环节的生产。而法国移民伊雷内·杜邦则向美国引进了火药技术，并成立杜邦公司，至今仍是全球最有名的化学公司之一。更多的移民则在美国找到了焕发活力和创造力的感觉，并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政府较之欧洲开明得多的移民政策，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在美国，移民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社会、政治、经济的最高层，这也是美国政府希望达到的政策效果，即“美国梦”的全球化。

通过扩大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老罗斯福为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及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埋下了伏笔。大政府的时代已然拉开序幕。罗斯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民主与增强的政府力量并不是不相容的。罗斯福和威尔逊在加强总统职位的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这样的理念——“联邦政府有责任规范、控制以及推动社会正义。”(98)

中央的权威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在这方面，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给予罗斯福的支持最大。1900年当选州长后，拉福莱特将威斯康星变成了“民主的实验室”，全力以赴回击铁路公司和伐木公司结盟给政府权威和诚信带来的挑战。他的改革举措有：通过初选而不是由政党大佬提名的方式产生州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征收大公司的财产税，对铁路和公用设施公司进行管制等，他还从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中选拔人才到政府中任职。(99)这些作为给联邦政府以很大的鼓舞，也成为其他州和地方政府借鉴的榜样。最为关键的是，这等于是用实际行动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因为拉福莱特和很多其他州长和市长们在积极贯彻罗斯福政府的改革政策。这种默契和共识，对于进步时代的种种变革都显得十分重要。

政府要有书卷气

拉福莱特的诸多改革中，最与众不同的就是邀请大学教授担任州政府的要职。这体现出进步主义者对专业知识抱有很大的信任感，也比较相信大学教授们较高的思想水准和较强的独立人格，相信他们能在充满诱惑的时代比传统官僚更好地履行职责。而事实上，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许多进步主义政治家都是学者型的领导人。

在海斯总统执政期间，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海斯可谓杰斐逊之后最热爱读书尤其是文史书籍的总统，因而一直对知识分子青眼有加。上任之后，他将知识阶层出类拔萃的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哈泼斯周刊》主编乔治·柯蒂斯、接替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主编怀特洛·里德都曾被委以大使之任，只是遭到了拒绝，但相当一批文人则欣然上任，给政府增添了几许书卷气和正气。

对此，沃尔特·李普曼有十分经典的评价。在1914年出版的《趋势与主宰》一书中，李普曼指出，美国面对着严峻的现实选择，“趋势”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继续依照已经过时的个人自主的陈词滥调来运转，“主宰”则要求使用科学手段来解决现代的社会问题。在解决美国面临的深重的社会问题方面，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比普通人士更值得完全委以重任，“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对政府管理的直接参与，不如说是由最合格的人来制定最好的公共政策。”(100)

这一传统在小罗斯福时期得以更进一步地继承。无论是在州长任期，还是入主白宫之后，小罗斯福都非常重视专家和学者，他的智囊和许多手下干将都来自大学或智库。事实证明，这些有思想和抱负的专家、教授，确实在任职期间普遍表现优秀，这也为后世的学者从政做了极好的铺垫。在当代美国，学者成为高级领导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较典型的就是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她原来曾是一名大学教授。

其实，早在镀金时代，美国的政界与学界之间就出现了有趣的回流。一些对现实政治失望的政治家转向了学术研究，在著书立说中抒发他们对于政治的抱负，而在较有胆识和较年轻的人中，则出现了一批从政的学者，代表人物有西奥多·罗斯福、亨利·洛奇、约翰·海、艾伯特·贝弗里奇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他们是一群讲求实际、富有胆识、雄心勃勃、坚韧而又灵活谨慎的人。(101)

与老一代政治家不同的是，这些学者型政治家有思想、有见识、有改变现实的理想和坚定信念，并且具有国际视野。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手中，美国不仅完成了进步主义改革，成为世界顶尖强国，并且拥有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政治理想可以成就一批人，乃至一个时代。“罗斯福及其同辈进入政界的目的，不是为了贪污受贿或个人的擢升，他们寻求实现他们认为更为崇高的目标以及超越党派阶级的利益或个人物质利益之上的理想，致力于一些真正有利于国家的工作，力求发现施展他们管理国家才能的更为广阔的舞台。对于那些——如罗斯福所说——从未因慷慨之情而心胸激荡的人，他们以贵族特有的鄙视神情不屑一顾。”(102)在从政之前，罗斯福等人就已经对商人从政和干政表示了反感，憎恶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这也是日后罗斯福、威尔逊等人能够对垄断集团痛下狠手的思想基础。

事实也证明，在转型时期，强势政府要比无为而治的政府更为社会和时代所需要，有书卷气的政府比充满铜臭气的政府改革得更为彻底和有建设性。

注释

(1) ［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464页。

(2)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892页。

(3) 同上。

(4) 参见［美］西德尼·M·米尔奇斯，迈克尔·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184页。

(5) 同上书，190页。

(6) 同上书，195页。

(7) 同上书，196页。

(8) 同上书，208页。

(9) ［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294页。

(10) 参见［美］西德尼·M·米尔奇斯，迈克尔·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212页。

(11) 参见［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277页。

(12) ［美］西德尼·M·米尔奇斯，迈克尔·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213页。

(13) 同上书，214页。

(14) ［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479页。

(15) Edmund Morris，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Ballantine Books，1979，p．28

(16) 参见［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482页。

(17) 同上书，499页。

(18) 同上书，487页。

(19) 同上书，493页。

(20) 同上书，491页。

(21)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58页。

(22) ［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492页。

(23) ［美］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135页。

(24) ［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5)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174页。

(26) ［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441页。

(27)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313页。

(28) George E. Mowry，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 Movement，Hill and Wang，1946，p．21

(29) ［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401页。

(30) ［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542页。

(31) ［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921、922页。

(32) 同上书，922页。

(33) 同上书，926页。

(34)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2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5)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171页。

(36) 被暗杀的美国总统：（1）林肯：1865年4月14日。（2）加菲尔德：1881年7月2日。（3）麦金莱：1901年9月6日。（4）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

(37) 格伦·戴维斯：《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年代》，见［美］劳埃德·德莫斯等：《人格与心理潜影》，3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8) ［美］史蒂文·吉隆：《改变美国的十天》，116页。

(39)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50页。

(40) 格伦·戴维斯：《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年代》，见［美］劳埃德·德莫斯等：《人格与心理潜影》，362页。

(41) 同上书，363页。

(42)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44页。

(43) Edmund Morris，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p．730

(44) ［美］威廉·德格里戈里奥：《美国总统轶闻大观》，541页。

(45)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70页。

(46) ［美］威廉·德格里戈里奥：《美国总统轶闻大观》，541页。

(47) 格伦·戴维斯：《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年代》，见［美］劳埃德·德莫斯等：《人格与心理潜影》，343页。

(48) 同上。

(49) 参见［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定位》，28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50)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68页。

(51) Edmund Morris，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p．17

(52) ［美］西奥多·罗斯福：《我的奋斗：罗斯福自传》，109页。

(53) ［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定位》，66页。

(54) 参见［美］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143页。

(55) ［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264页。

(56)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51页。

(57) ［美］查尔斯·德伯：《公司帝国》，15页。

(58)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763页。

(59) 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American Political & Social History，Seventh Edition，Appleton-Century-Crofts，1957，p．713

(60)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765页。

(61) ［美］史蒂文·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7页。

(62) 据说1862—1876年宾州无烟煤矿的恐怖活动应由该社负责。莫利原系一个寡妇的名字，19世纪40年代，她曾领导爱尔兰人反对地主。

(63) 参见［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602页。

(64) 参见［美］史蒂文·吉隆：《改变美国的十天》，94页。

(65) 同上书，102页。

(66) George E. Mowry，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 Movement，p．18

(67) Henry F. Pringle，Theodore Roosevelt：A Biography，p．195

(68) George E. Mowry，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1900-1912，p．139

(69) ［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890页。

(70) ［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18页。

(71) 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514页。

(72)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24页。

(73) ［美］艾伦·韦恩斯坦，大卫·卢布尔：《彩色美国史》，453页。

(74) 参见普赖斯·菲什巴克：《改革悖论——大雇主阻挠了1869—1930年工作场所安全改革吗？》，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42、443页。

(75) 同上书，451页。

(76) 同上书，452页。

(77) ［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38页。

(78) 同上书，240页。

(79) ［美］史蒂文·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8页。

(80) 参见［美］史蒂文·吉隆：《改变美国的十天》，117页。

(81) ［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43页。

(82)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83页。

(83) ［英］J. C. 斯托巴特：《光荣属于希腊》，3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

(84) ［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5) ［美］史蒂文·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4页。

(86) Edmund Morris，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p．11

(87) ［美］史蒂文·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114页。

(88)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129页。

(89) ［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253页。

(90) ［美］尤斯塔斯·穆林斯：《美联储的秘密》，43页。

(91) 同上书，44页。

(92) ［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906、907页。

(93)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96、97页。

(94)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212、213页。

(95)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756、757页。

(96) 参见［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27页。

(97) 参见［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262、1263页。

(98) ［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702页。

(99)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894页。

(100) 同上书，896页。

(101) 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45页。

(102) 同上书，246页。

第7章　美国崛起与美国梦

“我们的心灵是用梦想做成的。”(1)

——托马斯·卡莱尔

进步时代的成功，也在于强化美国梦和美国信念。“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不爱国，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我们从未听到美国人质疑他们心中对美国未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听到美国人称自己需要建立某种信念——因为对美国未来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念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信念。”(2)尽管镀金时代让很多美国人感到过郁闷和失望，但由于存有美国梦和坚定的改变命运的信念，使得美国在进步时代得以华丽转身，而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等领导人的进步主义努力，也是因为灌注和强化了美国梦而得以广受支持。

没有美国梦，就没有进步时代

美国梦源起于从欧洲驶向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定型于华盛顿等开国元勋的制度设计，升华于林肯总统的“废奴宣言”。它最初是开拓梦，而后是建国梦，在镀金时代表现为致富梦，在进步时代则被诠释为机会均等之梦。而这一切，都与希望有关。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期待并设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美国从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希望之乡。所以，美国人对国家传统的忠诚肯定了关于美好未来的设想。(3)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美好蓝图和自信凝聚了美国，使之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尽管有着镀金时代的不满与失落，但进步时代里的种种变革却及时地帮助美国找回了对未来的自信，这也是进步主义运动所具有的特别的心理治疗意义。

使美国梦一词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的是1931年5月詹姆斯·亚当斯完成的《美国史诗》一书。这部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4)美国梦一词出现在1931年并非偶然，“当时美国处在历史上一个奇怪的时刻。尽管1929年的暴跌已经预示了将要持续多年的大萧条的开始，但人们还是存在一种进取和实现潜力的情绪。”(5)这种情绪和潜在的动能，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敏锐地捕捉到了，并成为罗斯福新政最根本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如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用希望开启了进步时代之门。

有意思的是，在1909年老罗斯福告别白宫之际，赫伯特·克罗利在其《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也提到了相似的概念。他很坦率地指出，“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的美好前程不是源于实现一个具体的、有价值的目标，那么他的事业很快就会变成一味地对成功的追求。即使这种追求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不论它拥有多么美好的前程，最终都将被葬送在追逐成功的坟墓中，国家也是如此。”(6)

美国梦的提法为小罗斯福总统所喜爱，而他也没有辜负亚当斯的期待，二战结束后的美国人过上了亚当斯在暴跌阴影下曾描绘过的那种“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老罗斯福任期结束时美国已成为世界强国，小罗斯福辞世后的美国则成了超级大国，而这叔侄二人恰恰是美国梦的出色代表，他们的执政成功也与美国梦息息相关。

套用狄更斯两部名著的名字——“艰难时世”里仍相信“远大前程”，这是美国梦带给美国人最好的精神礼物。形象地说就是：“人人在世上奔忙，有的成群结伙，有的独来独往，两脚踏在地上，脑袋浮在云端，想着心事，慢吞吞地一步步走，天天生活在美国梦乡。”(7)

1893年，英国作家詹姆士·穆里希德在《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书中写道：“美国人的笔记充满无限扩张与无限可能的语气，他们对人类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更不畏惧现在和未来，他们对人类兄弟情谊的理解更宽泛，理论上他们更愿意依据个人而不是一个阶级做出判断，对当局不闻不问，偏好发明创新，他们头脑机警，对各种事物都充满了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们永远都心怀希望，永远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8)

有理想的民族往往昌盛。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需要方向感和使命感，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中国唐朝是这个样子，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个样子，进步时代的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梦想的实现需要时间，时代的转型也需要耐心。“任何道德转向的工作都需要经历一段又长又缓慢的社会重组和个性解放的过程，直到重组被部分完成，个性得到了解放，国家建立了纪律并得到净化之后”(9)，社会才会化蛹为蝶，超越自身。即便是在进步时代，美国也是经过了20年的改革和抗争，才有了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而此前，更是经历了30多年镀金时代的心理煎熬和改革力量的缓慢积聚。

信仰的力量

美国梦是美国人的一种“信仰”，既与宗教信仰和天命观念有所不同，但又密切相关，这也正是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国家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信仰，而且信仰多元化并层次分明：从宗教信仰到天命观念，再到美国梦，贯穿整个美国历史，也贯穿着每个人的人生历程。

清教：欧洲宗教改革后期出现在英国的一支新教教派，因反对王室的宗教专制和经济压榨，屡遭迫害，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并将节俭、勤奋的精神带到美国。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怀疑宗教是塑造品格和文化的主要因素。美国宗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多形式，历史年鉴中承认的宗教派别就有220种之多。(10)这其中，清教的影响意义最为深远，清教徒们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陆上建造自己的山巅之城，而这正是美国梦的雏形。

欧洲和美国文化的鲜明区别之一在于：较老的文化在传统上依赖少数人的不朽伟绩，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贵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文明统治地位被逐渐取代。而较新的文化则更多依循多数人殊途同归的发展途径。由于北美的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学术研究的中心和藏书丰腴的图书馆，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北美的严寒和荒野的危险，这使得他们无暇参与学术细节的辩论和浸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书本和理论知识，而是丰富的亲身经历，这使得“美国对全人类所做的启示不是空洞的告诫而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教诲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11)。在这里，人们急于要做的不是争论教义而是建设天国。

这种清教意识对于美国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使美国人逐渐形成了外向、冒险、进取的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开拓荒野以及日后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无数美国人边行动边思考，真正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在这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富兰克林能干的‘商人态度’就是通过衡量由诚实和苦干得到的物质成功来看待人的价值，正是这种态度使富兰克林如此典型地代表了他的时代，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如此受到后人的爱戴。”(12)富兰克林始终被视为美国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故事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历程，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共鸣，他的自传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读物。

清教精神也对美国的科学探险和发明创造有着深远影响。19世纪的美国极力支持上百个政府资助的科学远征队进入北美中心地带探险，支持25个诸如此类的远征队到海洋的不同部位和其他大陆进行考察。(13)这种精神对进步时代影响深远，在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博物馆和大学实验室的建设都在加速进行，不仅奠定了美国的科研基础，而且强化了民族的科学和探险意识。这期间一个重要的成果是，1909年罗伯特·皮尔利宣称找到了北极点。这一年，老罗斯福告别了白宫，而他的“大白色舰队”则周游世界归来。

美国人的探险和开拓精神也成为西进运动的推动力，“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在美国，始终有一种神话般的民族认识，一种“命定强大”的民族神话。正如弗·菲茨杰拉德所说的，“这种民族神话强调创造和进步，强调坚定地通向强大和繁荣，为了个人，也为了整个国家。”(14)这也正是美国梦的精神动力。

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共性是：总盯着前方，遥望目力所及以外的地方，心想着在视野的那一边有些什么情景，并勇敢地迈开脚步走向那未知的前程。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学展示了美国这方面的国家特性，从美国人的目标和命运来看，两者密不可分。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和形象：“无论他去哪儿，不论东南西北，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他总是带着使命：先把世界变成文明世界，然后再统治这个世界。”(15)

1845年，一位编辑约翰·奥沙利文将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所谓进取精神取名为“天定命运”，认为“我们的天定命运就是覆盖整个大陆，上天每年分配给我们上百万增加的人口，使我们能够自由发展”(16)。“天定命运”这一观念为西部扩张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为扩张的美国可以以及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提出了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1880年5月，约翰·菲斯克在伦敦发表了题为《天定命运》的演说，向全世界宣示了这一观念，明确指出了美国西进运动的动力源，更为惊人的是，这也成为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的思想武器，通过1846—1847年的那场18个月的战争，美国获得了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果算上得克萨斯，则接近260万平方公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人的“天定命运”信仰成为其对外扩张和频繁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思想基础。

就连美国吞并夏威夷也被认为是“天定命运”，麦金莱在1897年成为总统时，正在寻找吞并这个岛国的借口，他声称：“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如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一样，甚至比加利福尼亚还重要，这是天定命运。”(17)在次年赢得美西战争之时，美国便堂而皇之地吞并了夏威夷。

这种救世主意识在进步时代后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而不是被动地、仅仅用榜样示范的方法去影响别人。他们是救星，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20世纪初，不是仅仅威尔逊一个人看到了国家有责任去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比起将被取代的腐朽体系来，面目全新，道德高尚得多。全球鼎新的美梦，受到了经过时间考验的预言者的支持，还偶尔用潘恩的语言来装饰，始终感动着20世纪的美国人。他们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人类在困苦中呻吟，渴望得到解放。”(18)

但反过来说，“天定命运”也是印第安人的梦魇。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研究印第安人历史的历史学家是不讨人喜欢的，因为他们揭示的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一面。在“天定命运”的幌子下，美国白人在19世纪中后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全面的围剿。由于1871年成熟起来的制革工业相中了水牛皮，用来制作上好的机器用皮带和军靴，于是，美国政府开始鼓励白人到大平原上自由狩猎，而参议员詹姆斯·思罗克莫顿洋洋得意地说：“如果一只水牛也没有了，就会向开化印第安人再迈出伟大一步。”(19)结果，白人在十年内清洗了数量巨大的牛群——大概3000万只，到1890年时，这个种群只剩下几百头，而印第安人此时则面临艰难的选择：饿死还是投降，其实两条路结果都一样，因为保留地比死亡集中营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掩盖这段历史，美国白人拍了大量的西部片，以娱乐化的方式淡化这一时期的丑行与罪恶，使之变成了美国人开拓西部、实现自我的历程。

隐含在“天定命运”观念背后的是种族优越论。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曾扬言：“上帝做了一千年的准备以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日耳曼民族……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并且，在所有的种族中，他把美利坚民族看作他的选民。”(20)而这种“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的优越论也使得美国对于国民和外国人经常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人曾经指责西班牙人使用“水上着陆”使囚犯溺水几近致死的刑罚，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却将同一刑罚施加于菲律宾人。在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并残酷镇压反抗者，费城的《分类报》报道称：“我们的人已经杀戮了无数男人、女人、儿童，还有囚犯、战俘、起义者以及可疑分子。‘菲律宾人不过是条狗’的观念十分盛行……我们的士兵还把盐水灌入菲律宾人的鼻子里以使其招供。”(21)在一百多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人继续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进行轰炸，而这种以莫须有的罪名施行的制裁，是万万不敢在国内用上一分一毫的。

在进步时代到来之际，“天定命运”观念还与英语霸权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约翰·菲斯克在1885年出版的《从全球历史的观点看美国政治理念》一书中重点提出了英语的优越性，认为“英语的种族注定要统治全球并彻底改变世界各民族的制度、传统、语言——甚至血液”(22)。这也成为日后美国卖力向全球推广英语，并以此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思想基础。

贯穿美国历史进程、促进美国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信仰支撑，或者说是最具有凝聚力的意识，正是美国梦，其核心是自立、独立和机会均等。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对美国考察期间，他就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极少将失败归咎于社会或上帝。一个多世纪后，詹姆斯·摩根问一群美国人：有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技术和训练，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结果只有1％的被访者将其归结为上帝的意志或命运。而在美国社会学家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提出类似问题时，回答运气或命运的平均占到30％，柬埔寨则高达53％。(23)这也是美国梦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原因：它不提倡抱怨社会，而提倡发掘潜能、实现自我。

从国民性(24)上来说，美国人十分相信天道酬勤，相信个人努力决定着人生成败，而较少将失败和厄运归结为命运或外力使然。与此相对应的是成功学在美国的流行。多数成功学都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与其抱怨社会和现状，不如发掘潜能，去努力改变命运。对美国人来说，成功之路很清楚，就是：坚持，努力，坚持努力。这一点非常符合卡莱尔的倡议：“若你不是可怜的懦夫或白痴，你就该停止对缺衣少食的抱怨；你该质问自己，我为衣食做了些什么。”(25)

强国梦，是不抱怨的梦。

可以说，没有美国梦，就没有进步时代的强国之路，正是因为较少抱怨，因为相信未来，所以人们有着更大的热情和耐心去改变现状。与19世纪末的改革者不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者不畏惧重重的社会问题，受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推动，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乐观情绪。民族主义和改革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这两者都植根于对美国强大潜能的理想主义式的解读。他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逐步的改善，终将达成目标。(26)

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也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社会学家指出，“个体可能因为强烈的需要而聚在一起，但是如果对同伴的动机和可靠性缺乏基本信任，这些人既不可能高效地合作，也不可能长时间聚在一起。”(27)在很多落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随处可见，这也导致合作难以持续，民族也缺乏凝聚力。相比之下，美国人要更容易相信别人，调查显示，只有7％的意大利人和19％的德国人同意“大部分人可以信任”，而这一比例在美国高达55％。(28)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化强国梦的民族意识，也有着增强社会信任感的潜在功效。如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只有相信能到达遥远的彼岸，才有可能彼此信任和帮助，否则猜疑、内耗就很难避免了。

强国梦需要物质基础

幸福感需要必要的物质基础，强国梦也要与繁荣同行。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半个世纪，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1859—1914年间，美国制成品的产出增长了8倍以上，到1919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增长了33倍。1860年，美国在全世界制造业国家中排名第四，到了1894年已经位列第一。(29)美国的全球工业产量占比更是一路上扬（见表7—1）。

表7—1　全球工业产量（占比）(30)

用保罗·约翰逊的话说，美国工业力量之所以如此飞速前进，有六大原因：（1）美国有开明的专利法，给人类的独创性以极大的激励。（2）劳动力的缺乏和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不仅给发明省力机械，而且给购买和安装这些机械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动力。（3）这反过来促进了机械及其部件的标准化。（4）美国农业的非凡成功是工业化的动力之一。在1860年，面粉与谷类粗粉的生产就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单一产业，后来才被屠宰和肉类加工业取代。换言之，美国攀登到世界制造业领袖的位置，是被它的农业驱动的。（5）能源的丰富与多样性。首先是水动力，然后是木材和燃煤蒸汽动力，接下来是电力。美国生产、分发或利用的能源，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便宜。（6）洲际贸易使得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同时由于保持高额的外部关税，使得美国同时享有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双重好处。到1900年，国内市场从国内生产者那里购买了97％的产品(31)，也就是说，在美国发展最迅速的时间里，它充分发挥了国内市场的作用与活力。

“接地气”的美国梦表现在以下方面：

1．搭上火车的美国梦。

在铁路的发展上，政府起了关键作用。1861—1890年间，政府对铁路的直接援助超过了3.5亿美元。最有价值的政府援助是联邦政府赠予铁路公司的土地，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铁路公司得到了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州的1/4，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的1/5，内布拉斯加州的1/7，加利福尼亚州的1/8，路易斯安那州的1/9，总计24.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各州政府奉送的土地比整个德国还大。(32)

事实证明，铁路的大发展开启了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如电话线上的水珠一样出现在铁路沿线。每当一条干线从另外一条干线延伸出来，城镇就随之而去，那些不在铁路沿线的城镇很快就消失了。”(33)

更重要的是，铁路的发展帮助美国实现着美国梦。从西进运动到大陆扩张，美国人性格中自由迁移的冲动被进一步强化。“火车的出现使得人们无论贫富、无论目的地远近，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34)迁移增长了人们的见识，也增加了改变命运或者说生活轨迹的机遇和可能性。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倡导的“促进公共繁荣的办法”(35)，即增加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便利。道路、运河和邮局都在美国的繁荣中起到了非常惊人的作用，此后是铁路、飞机，及至20世纪后期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

2．城市化助美国梦走向世界。

镀金时代是美国城市发展最迅速的时期。19世纪初，圣路易斯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定居点，到了19世纪末则发展成为约有50万人的成熟大都市。芝加哥成长得更为惊人，1835年，这里只有不到350个居民，到1900年人口则增加到了100万人。

相比之下，纽约要比芝加哥发展得更快，也更加欧洲化，甚至成了世界城市文明的先锋。到1900年的时候，纽约已经享有美国有史以来最明显的经济和文化优势，人口是芝加哥的两倍，控制着全国所有银行60％的结算额，纽约港的进出口贸易占全美的40％以上。最典型的就是摩天大楼的兴起，随着第一座摩天大楼于1895年拔地而起，摩天大楼的建造很快就蔚然成风。(36)

城市化也带来文化的昌盛。如同以往的雅典、开罗和伦敦一样，纽约的商业增长也促成了文化生活的全面繁荣。在进步时代，纽约日渐成为全球的市场、广告、通俗娱乐中心，并向世界输出其适合各种层次文化品位的歌曲、图像和理念。(37)这里成为美国对外传播价值观和文化输出的重要节点。

美国大城市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日益显现。记者A. H. 拉斯金评论说：“仅仅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曼哈顿一座摩天大楼里所做出的决议，就将会决定在南非上演什么电影、新墨西哥矿区里的儿童是否应该上学、巴西咖啡种植者的收成应该获取多大回报。”(38)这种影响力对于美国梦的传播非常有益，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如今，美国梦已成为吸引全世界人才流向美国的重要手段，甚至于在一些国家的顶尖学府中，毕业生几乎整班整班地奔向美国，并且多数为美国所用。

3．人的城镇化。

伴随城市化而来的，是贫富差距的迅速加大。仅仅相隔几英里的地方，生存状态天壤之别。这一点从住房情况就可见一斑。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搬到富有家庭放弃的房子里住，穷人和富人的居住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分野。房价飙升，尤其是商业中心区的房地产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在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有些地方的房价上涨达十倍之多。(39)房价的飙升在加大城市扩张的同时，也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并最终成为进步时代后期美国人收入倍增的舆论动力。

安居才能乐业。改善住房条件和社区卫生是各个时代民众的呼声。1890年面世的、丹麦移民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更是将这些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在此基础上，20世纪初的十年里，进步主义者积极地介入安居问题，并推动多个城市通过经济公寓住宅法。1910年还成立了全美安居协会，思路借鉴了伦敦的工人阶级模范公寓、格拉斯哥的市政住宅等，旨在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经济公寓，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

解决城市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提供更多的机遇是正途，因为“城市是机会的中心，那些机会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换着物资、服务、思想和人力资源”(40)。20世纪初，政治改革家弗雷德里克·豪曾指出，城市是“民主的希望”，因为它有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公共健康和社会服务保障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41)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会平等。

与此同时，美国式的城镇化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区生活和社区文明。那个时期，“在小镇里，大家相互关心，谁生病、谁有麻烦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没有阶级意识的亲密感，小镇的风气形成了知识分子们的价值观，强调广泛参与社区生活和公共事务。结果是，政治民主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42)而在此之前，美国人也曾经历过一段迷失的日子，旧的邻里关系被金钱至上和城镇化扩张的脚步所侵扰甚至打破，而新型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在转型过程中，社区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证明，归属感、参与社会事务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在小城镇和新型社区中更容易得到保存和发扬。

在城镇化和社区化的激励下，美国的社会团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870—1920年间，美国市民的创新能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比拟的，这不仅体现在社团的数量上，还体现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研究表明，19世纪和20世纪中的大型协会有一半是在这期间建立起来的(43)，现在活跃着的大型社团，如全国步枪协会、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消费者联合会等都是在那个井喷式发展期出现的。而这一切，都对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后世的历史学家所言，“进步主义是唯一一个整个美国都参与了的全国性改革”(44)。归根结底，美国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也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如托克维尔所言，“在美国乡镇，人们以高超的手段将权力进行分散，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美国的制度将乡镇政权分给多数公民，在分权的同时，它也不惧怕增加公民的义务。在美国，人们理性地认识到爱国之情是在实践中养成的。”(45)爱国，要从爱自己的家乡和居所开始。

4．进步时代的收入倍增热潮。

1914年1月，亨利·福特做出了一项举世瞩目的决定，将工人的日最低工资提高到5美元——这个数字远高于当时2.4美元的平均水准，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项政策不仅引发了全国性的收入倍增热潮，而且对此后100年的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0年的美国被称作机会的大陆，但人均收入却少得可怜：工人的日收入平均是2美元，只有非常熟练的工人才能达到3美元。至少有2/3的男性工人一年收入不过600美元，至少有1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的状态中。1900年的数据显示：这个国家2/3的穷人只拥有国家5％～6％的财富。(46)这不仅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推行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动力，也为老福特的“5美元新政”提供了时代舞台。

应该说，在美国那个充斥了“强盗大王”的时代，老福特是从未被称作“强盗大王”或者说“强盗资本家”的大资本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人性化管理，而福特公司也被视为全世界第一家认识到劳动力是需要尊重和调动的大公司，并需要主动用利益杠杆去调节社会矛盾，改变全社会对“人”的认识。而给工人们提高一倍工资，就是对人的价值的更好的尊重，也等于是帮助夯实了美国梦的物质基础。

福特的“5美元新政”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队伍变更率高达380％。这意味着如果公司培养一名熟练工人需要花费100美元的话，那么公司一年下来仅仅因为工人辞职出走所造成的损失就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这一比例降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福特的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甚至在休息日还要将公司的徽章别在领带上，以期走在街上引来羡慕的目光。

对此，美国媒体感叹道，5美元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人口大迁移，找工作的人在福特公司门前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队，而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这对于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可谓意义重大。

制造出普通人能买得起的汽车，是福特的另一个理想。这也成为福特公司不断寻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老福特有个朴素的初衷：如果连生产汽车的人都买不起汽车，还指望谁来买？如果没有人买得起，他造的汽车卖给谁？为此，在将更多的钱给了工人这些潜在的消费者的同时，福特公司也在努力进行技术创新，从而降低制造汽车的成本。福特的理想在“5美元新政”实施后得以加速实现：福特工厂的产量从1910年的年产3.4万辆提高到1916年的年产73万辆，但汽车的价格却从700美元降至316美元，降幅达55％，这个价格是许多工人能够承受的价格。(47)于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拥有了自己的汽车，而美国的汽车业也得以迅猛发展，并成为美国强大而重要的实业基础。

“5美元新政”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风尚。对于工人来说，5美元不是唾手可得的，福特设定了相应条件，比如：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已婚者需要乐意照顾家庭；年龄22岁以上的单身者，为人要节俭；22岁以下的青年应有照顾和帮助近亲或血亲的愿望。为了落实这一切，福特公司还派专职人员负责考察员工的家庭责任感。

不仅如此，福特还引领了美国企业家慈善意识的进步。由于“5美元新政”以及福特公司的壮大，老福特很快成为风云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开始对其他企业家产生巨大影响。在他看来，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聚敛财产是无益的，因为这常常会伤害他人的利益，他也表示没有理由将巨额的财产传给后代。在呼唤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之际，福特像钢铁大王卡内基一样热情地倡导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回馈社会。而他自己，也确实身体力行。

尽管福特的诸多做法仍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和同时代企业家的一些做法，以及威尔逊总统重视劳工权益的努力，缔造了美国现代中产阶级，也为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奠定了基础。

5．美国崛起三宝：消费、创新、管理。

进步时代美国人的消费热情不断高涨，推动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部分地要归功于“福特主义”，即通过批量生产满足大众消费的商业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变化：

便士报：又称美分报，19世纪30年代由《纽约太阳报》带头兴起于美国，其实质是购报人不再支付报纸的全部成本，极大地扩大了报纸发行量，为广告业兴起打下基础。

5美分影院：1905年在匹兹堡出现的镍币影院（入场券为5美分镍币），很快便流行全国，到1910年每周的电影观众多达3600万人次，美国迅速成为电影大国。

汽车迅速成为大众消费得起的产品，不仅汽车业有了更大发展，而且美国人的消费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这种情况，与“便士报”出现对报刊业的刺激以及“5美分影院”对电影业的刺激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段时期广告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以《星期六晚邮报》为例，1902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是每期31.5万份，广告收入是36万美元；到1922年，发行量提高了7倍，达到218.7万份，而广告收入则飙升78倍，达到2828万美元。(48)这带给美国社会巨大的改变——不仅媒体更加独立了，而且每份5分钱的报纸进入了千家万户，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所承载的美国梦带给了中产阶级和那些努力改变命运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也间接地提升了美国人的消费热情，而这种消费热情至今都是美国保持经济优势的关键因素。

消费也增进了美国人的幸福感。进步时代的美国人普遍认识到，电力和汽车使个人愈加独立，更能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认识使得电力能源和汽车消费在美国社会中站住了脚，这一变化领先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到了1917年，美国的个人消费用电量已经超过了工业用电量(49)，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而正是在有了电之后，收音机和电视机才走进了千家万户，并将文化和公共生活更广泛地带进寻常百姓家，相应地，一场以平民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伴随着电唱机、电吉他和电风琴而兴起。美国人的生活从此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幸福感大增，而美国梦也似乎变得更为实在了。

消费经济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精神面貌。女性是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消费经济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女性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女性成为家庭消费的主体，客观上提高了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并且还成了这一时期兴起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的“主角”。不仅如此，消费经济还强化了美国人的休闲意识，经济学家西蒙·帕藤更是在1902年出版的《富强理论》等著作中将美国人休闲与消费兴趣的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指出，美国人“正从痛苦经济（紧缺经济）转向娱乐经济”(50)。事实证明，美国人休闲热情的高涨不仅拉动了消费，也使美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生产和输出大国及体育大国。

进步时代的反腐败和反垄断的努力也在事实上激活了美国人的消费热情和能量。大政府是进步时代的标志，它与支持消费者的思想相吻合，并达成了双赢的局面。这一时期反对垄断和腐败的传统共和价值观重新复活，认为不受规制的大公司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高额利润的，而腐败机构浪费金钱、损公肥私、剥削消费者和纳税人，被剥削的消费者则是城市或农村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51)腐败和垄断将财富聚积在少数人手中，而反腐败和反垄断有助于财富向中低收入阶层转移，进而形成了对消费的刺激，并激活了美国的国内市场。

邮购事业的兴起则拉近了民众与奢侈品的距离。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使得所谓的奢侈品成本骤降，理查德·西尔斯更是使用邮政系统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市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将缝纫机在1897年的售价16.55美元削减掉了3.05美元，这让产业界乱作一团，这家公司不仅自称“世界上最便宜的供应商”，而且还是“伟大的价格制定者”，因为它能压低整个产业或产品系列的价格。它给竞争者带来了一段艰难岁月，却带给家庭主妇们一段美好时光。(52)这与21世纪在中国兴起的网购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美国股市的活跃也激发了美国人的消费热情，其走强的关键在于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一个国家，只有股市激活了，中小投资者受益了，消费才会得到进一步拉升。但这有个历史过程，由于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影响，1934年联邦政府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不过当时的立法也仅限于保护大型上市公司，私人公司中的小投资者仍然得不到保护。中小投资者地位的变化始于战后，当时，很多州都在着手修订普通公司法，提高非上市公司股东通过合同保护自己的能力。1950—1975年间，许多州通过立法赋予股东新的补救手段，以防范大股东的压制和其他类似不当行为。(53)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对中小投资者有了充分保护之后，美国股市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牛市，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42年的82点飙升至2013年5月的15000多点。

而福特的“5美元新政”对提升国民消费能力的贡献则是历史性的，它使国民收入倍增，掀起了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的浪潮。由于福特的5美元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其他公司不得不从观望逐渐转变为追随，因此，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崛起”的核心就是，“只要你为广大底层人民创造条件，他们就能迅速抓住机遇，并成长为有责任感的公民。”(54)因而，想方设法激活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将是一个可以不断带给人们惊喜和社会进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一时期美国企业创新力和管理力的发展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美国创新能力的喷发及管理理论的成型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由于工人工资倍增，为了控制成本，就必须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上下功夫，而这两种能力的提高，对于美国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意义重大。

泰罗制：弗雷德里克·泰罗（1856—1915）在20世纪初创建的科学管理的理论体系，认为企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柯立芝繁荣：一战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这一时期恰巧在柯立芝总统任内（1923—1929），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称作“柯立芝繁荣”。

并非巧合，泰罗制的出现和美国管理学的兴起也发生在进步时代，并同样与工人工资有关。泰罗制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泰罗相信，承诺给予工人更高工资可以激励工人的表现超过“一般”期望。(55)到了20世纪20年代，泰罗的追随者几乎已经掌控了所有的专业工程协会。(56)尽管泰罗制也遭到了质疑和反对，但它的推行却使企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迎来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最重要的是，对于管理学的探索成为此后百年美国学界和企业界的重要功课，也使得美国在企业管理方面始终占据领先地位，帮助其成为了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

成功企业家的现身说法，也给渴望致富的人们带去希望。钢铁大王卡内基在进步时代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到处巡讲、著书立说，主题是“企业成功之路”。在他看来，一个人的部分运气能够依靠自己闯出来，想要飞黄腾达，就必须竭力争取。(57)他的现身说法对于进步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有着极大的激励。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卡内基——戴尔·卡内基(58)在成年后于1912年接过了安德鲁·卡内基的旗帜，并将成功学发展到极致，而他就是听着安德鲁·卡内基的全国巡讲长大的。更为巧合的是，安德鲁·卡内基于1901年建立了卡内基协会，正式投身慈善和公益事业，这一年，西奥多·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而1919年，他与罗斯福双双辞世，成为那一年去世的两位最重要的美国人——商界领袖和政治领袖，他们是影响进步时代最深刻的两位巨人，更是美国梦最贴切的演绎者。

强国梦是机会平等之梦

平等一直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主题，每个时代的进步，或多或少都与平等有关，这一点从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的历史地位即可见一斑。令罗斯福等人欣慰的是，“在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社会需要民主化，以便给美国人提供平等机会去改变生活、追求幸福。”(59)美国梦之所以在进步时代迎来“第二个春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几乎每一项进步主义改革都与机会均等有关。

1．美国总统的大学情结。

在美国人看来，政府应该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而保证机会平等的最重要途径就是教育制度，这一点在进步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伍德罗·威尔逊本人就曾于1902—1910年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并在1905年推行了著名的“导师制”，后来为其他各高等院校所普遍采用。事实上，对教育的重视，是早在杰斐逊总统时期就已留下的好传统，只不过在进步时代以后才成了国策，此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把教育当作要紧的大事来抓。这也形成了美国总统的大学情结，比如每位总统都会时常去大学参加活动、发表演说及进行调研，不仅作为一种表态，更是一个贯彻和修改教育政策的重要途径。

为了表现平等性，美国总统并不仅仅去那些名校，有时他们还特意去那些普通的大学和相对偏远的地方，以让大家意识到政府不会遗忘任何人和任何地区。而那些出身平民的总统还可以以自身经历为教材激励年轻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受教育来改变命运、实现梦想。克林顿总统就曾多次在大学讲到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继父是个酒鬼，他的家庭属于工人阶层，虽不贫困却远非富有，但最终他还是成功了。而奥巴马得以在2012年连任总统，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正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美国梦的典型，很多人与其说是在选择奥巴马，不如说是借由他肯定着自己的美国梦。

2．全面的教育造就健全的人。

在美国，大学是一种强调社会作用的事物，是美国文明的标志物，其所提倡的全面教育，更被认为是一种机会平等。这种“全面”有两层意思：一是教育本身要全面，不要刻板，不仅要扩大知识面，也要增加见识，更要提倡智商与情商的全面发展；二是为广大儿童和青年提供全面的教育，“不在受教育过程中因学业成绩较差而系统地淘汰一些人”(60)。基于这种考量，美国社会尽可能地帮助绝大多数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至少也要接受职业教育。

机会均等还意味着减少教育和考试门槛，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孩子们的选择，培养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长处。为了体现这种机会均等，也为了强化“美国梦”而不是“外国梦”，美国教育不会也不敢将法语、俄语或日语等设置成为高考、研考乃至职称或职位评定的必选项，以免限制一些人的深造和发展。这种全面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催生大批的杰出人物，而是为了帮助每个人尽可能地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对社会有用、有正能量的人。美国的学校教育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教诲着青少年，尤其是那些移民的孩子——“美国就是机会的同义词”(61)。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也是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作“大学时代”。这一时期，美国成立了两百多所新大学，很多原有大学也都开设了研究生课程。(62)

进入进步时代，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提高民众素质，改善工人处境，在智识上尽可能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职业教育是这个时期的发展重点。职业教育被视为20世纪最成功的改革举措之一。在进步时代初期，商界领袖和政治家们为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吃力所困扰，尤其是担心与德国展开的教育竞争，因而对职业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支持。这时期职业教育运动不仅培养出大批有技术的青年人，也促进了美国学校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的养成。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城市学校和职业教育机构请来工匠、熟练技工和其他经验丰富的手艺人来传授专业课程，不仅教育效果好，还使普通中学教师得以腾出时间专注于学术和公民教育。(63)

在大学层面，1862年和1890年通过的两部《莫里尔法案》促使大学课程从古典课程向应用型课程转变，并为州立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一切还要感谢林肯总统通过的《赠地法案》，即根据国会议员的多寡、按照每位议员三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地，用来建立农工学院等实用型学院。这也可以被视为高等教育层面的职业教育，至少是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

3．教育塑造了国民性。

教育的平民化，是进步时代最大的教育进步之一。1870年时，全美的大学和学院招生数量仅为5.2万人，到了1920年则达到60万人。高等教育已不像过去那样贵族化，仅为白人所独享，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倾向，更不单是男性的特权。1920年，女学生的数量已占学生总数的47.3％，招收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增至2万人。(64)

需要指出的是，进步时代的反腐败运动，也是对美国教育事业的极大保护。在镀金时代，腐败在教育部门流行，不仅教育主管部门贪官成群，而且很多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制度也陷入赞助与腐败的泥潭，很多不合格的管理者和教师被腐败分子安插进学校，学校的建筑合同、教材和日用品的购买也充斥着行贿受贿。(65)在进步时代，城市反腐不仅带动了教育反腐，而且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也发起了教育改革运动，促进了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教育界的不正之风。而埃拉·弗拉格·扬作为第一位女督学和美国教育协会的首位女主席，更是力主将民主原则扩展到整个教育系统，她组织并倡导的教师委员会使教师在决策中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事实证明，教育对塑造美国的国民性、升华其民族精神，有着重大意义。社会学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1890年的美国。(66)从教育上看，这个时期美国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个人能力感、对新事物的开放度、自立精神和摆脱权威束缚的独立意识，而有些国家的教育还没有进化到这个阶段。国民素质相差一百多年，根源其实还是在教育上。

4．体育弘扬的不止是阳刚之气。

塑造美国国民性的，还有美国人对体育的钟爱。如美国学者所言，“体育文化具有其帮助个人借助他人来实现自我的机制，人们在体育里通过某种归属的安全感替代自己的孤单。”(67)19世纪末，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现象，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体育热已达到此前人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在法国，顾拜旦则于1982年提出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

美国人对体育的热爱有着清教徒的传统。因为清教徒强调的是勤奋劳作，反对慵懒的生活态度，而这恰恰与充满活力的体育运动相吻合。在大学里，几乎从一开始，橄榄球就是将学生和社区融为整体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学生和社区对于自己球队的认同感所造就的凝聚力，支撑了不惜代价取得胜利的精神。(68)而这种精神，对于学生们日后的成长有着深远影响。橄榄球、篮球和棒球作为美国的三大球类传统，都在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进发的时期开始变得越发活跃和流行起来。有意思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被视为20世纪初美国健身运动的领袖级倡导者，而塔夫脱总统更是为棒球运动立下了一个规矩：每个赛季都由总统将第一个球投出去，从而使得棒球成为全国性的消遣运动。

不仅如此，体育运动还成了许多人实现美国梦的途径。由于篮球、橄榄球、棒球及冰球等运动逐渐商业化，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黑人和穷人，都找到了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此后，由于电台和电视转播的出现，体育运动风靡美国，运动明星更成为全民宠儿，美国梦也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了。

5．不重出身、崇尚奋斗的社会风气。

不抱怨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也强化了人们的机会平等意识，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内心，更倾向于发挥自身潜能而不是抱怨社会。这种意识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美国人的潜质，也激发了一代代美国人去寻梦，去赢得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抛弃，不放弃，不自弃。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梦想的东西总是若即若离，你得一辈子拼命追求。”(69)

美国媒体也乐于传播这种寻梦意识。在美国各种书籍和媒体上随处可见抓住人生机遇的故事，著名主持人斯特兹·特克尔就曾写过《美国梦寻》一书，真实记录了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之旅。对那些成功者来说，他们抓住的机会不仅为自己带来巨大的财富和丰裕舒适的生活，还给子孙后代创造了更大的机会。这才是美国梦的真实要义。(70)换言之，机会平等之梦是代代相传的，每一代人都在争取着自身的机会平等，也在为后代创造着机会平等。

这种平等意识还体现在对出身的轻视和对奋斗的尊敬。如迈克尔·弗里德曼所言，“如果美国人的特征就是包含各种人，那么它同时也向他们提供了塑造和再塑造自己的无穷机会。美国人历来蔑视卖弄或仰仗家庭背景，例如继承得来的财富或社会地位。美国宪法第一条禁止政府颁授任何贵族头衔；那些在其他美国同胞面前自命不凡的人，通常被耻笑为装腔作势或者更糟。”(71)所以，在美国很少出现嚣张的富二代或青云直上的官二代，“英雄不问出处”，人们欣赏的是靠自己努力奋斗上来的人。

对女性的尊重和男女平等意识的强化，也是进步时代的文明果实。多数进步主义者主张将选举权赋予全部妇女，简·亚当斯认为，城市妇女不仅能够理智地选举，而且需要选举来保护、呵护和慰藉她们的家庭。(72)这一主张最终推动了妇女参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实现。1920年8月26日，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这一年，也是进步时代的“最后一年”。

强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土壤

核心价值观被视为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和统一的因素，也是美国梦历经两百多年而不衰的心理和文化基础，美国学者罗宾·威廉斯和艾塞尔·阿尔伯特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1）以积极的方式面对生活，做生活的主人而不是被动地任现实摆布。（2）强调成就和成功，一般被理解为物质发达。（3）道德品质应遵循清教徒的美德，如责任感、勤奋和节制。（4）笃信宗教。（5）科学和长期的唯理性，强调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非拘泥于内部。（6）以发展的眼光，而非传统、静止的眼光看待历史。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通过努力就能取得进步。（7）平等，以平均主义眼光而非等级意识看待社会关系。（8）对人的个性给予高度评价，而不是集体的身份或责任。（9）自立。（10）人道主义。（11）一致对外。（12）认同多样性。（13）效率和实用性。（14）自由。（15）民主。（16）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17）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18）流动性和多变性。(73)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人的这些核心价值观长期保持着稳定状态，但其中的内核还是不断得到扩张或翻新。正如社会学家迈克尔·卡门所说，“美利坚合众国很可能是第一个在广大社会中不断革新和改变其文化的国家，美国使其文化越来越多样化，这种‘创造性毁灭’不断改变着美国人生活的面貌。”(74)

在美国人的心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1．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并不矛盾。

尽管这些理念看上去有时会自相矛盾，但经过两百多年的磨合，今日的美国已经能够较好地平衡这些关系，个人主义常常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连在一起。比如拉尔夫·纳德，他在1965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讨论了汽车不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他更是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起针对汽车厂商的设计控制问题的全国性索赔工作，“这本书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许比任何立法对人民生活的改变还要直接、迅速。法律方面的结果是，每一个驾车的美国人进入车子的时候都会有蜂鸣器响起，直到他系好座位上的安全带为止。”(75)而在进步时代，辛克莱的《屠场》改变了美国食品安全困境，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则成为反托拉斯的重磅炸弹，不一而足。

对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胡佛总统有过一番深刻的思考。1922年，胡佛因世界范围的动荡而感到不安，于是写了一本名为《美国的个人主义》的小册子，断言“个人主义在美国受到机会均等这一伟大原则的制约”。在他看来，美国的个人主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人主义之处在于，它包含有下列伟大理想：“虽然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个人所获得的成就之上，但我们保证使每一个人有平等机会享有他的才智、性格、能力和愿望使他有资格占有的社会地位；我们使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依仗固定的社会阶层；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努力取得成就，通过加强责任感和理解协助他实现这一目的，但与此同时他必须经受得住竞争这个金刚砂轮的磨炼。”(76)无独有偶，无论是他之前的老罗斯福总统，还是接替他的小罗斯福总统，都巧妙地将个人主义与时代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改变美国历史航程的内在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也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并与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如托克维尔所言，理智的爱国心也许不那么慷慨和热烈，却更有生命力，也更加持久。这种爱国心来源于理性，它借助法律而发展，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增加，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利益混合在一起。一个人能够领悟国家富强对个人福利的影响，知道法律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一福利，他关心国家的繁荣，首先因为国家繁荣于己有利，其次因为自己能对国家繁荣有所贡献。(77)表现在进步时代，即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个人福利和命运的改变，与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国家富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罗斯福、威尔逊等政治家则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有力的社会氛围和支持力量。美国人的明智之处即在于，他们相信，只有国家的富强，才会带给个人更多的发展机遇。

2．亲密关系与社会和谐，一个都不能少。

美国人非常重视隐私，这固然与其个人主义有关，也与其重视亲密关系有关。对于小家庭和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美国人将其视为个人自由的内核。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在选择事业发展方向、伴侣乃至如何生活上都要受到别人的限制和干涉，那这个人便毫无自由和自尊可言。因而，在美国，很少有父母干涉孩子的未来选择及私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多半止步于私生活和个人隐私，而受邀到家里做客，则被视为深受对方尊重和信任的标志。

但亲密关系并不与社会和谐矛盾，事实上，私生活的自由和从容往往也有利于个人在社会上更理性和积极地处理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尽管社会的发展使美国人多了很多私密空间，但美国人对大家庭和家庭生活却也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步时代，很多城市家庭都接纳非亲属成员作为搭伙人，这也成了一种独特的代际交流形式。但在此之后，随着住房的增加以及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除黑人家庭外，搭伙和寄宿的形式逐渐消失。可以说，美国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变迁并不是三代同堂家庭的瓦解，而是家庭重新回归到私人空间以及非亲属成员不再住在家庭居所中。“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失去的并不是大家庭，而是家庭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可以使家庭在必要时扩大成员范围，可以使人们住在替代家庭中而不是被孤立。”(78)这种变化，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疏离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记者在中国特别愿意去四合院和大家庭中采访、非常羡慕这种大家庭的温馨与和谐。

进步时代之所以有很多大家庭，也有过度城市化的外在原因。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城市变得非常拥挤，建设用地异常匮乏，因此建筑设计人员不得不设法把房子往高处建，这在纽约市造就了“哑铃型”经济公寓建筑，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增加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并且促使人们选择大家庭与合居的生活方式。1900年曼哈顿只有4.27万间经济公寓，却安置了近160万人(79)，拥挤程度可见一斑。

另外一个变化是亲属关系网。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初期，在大多数工业化社区中，从乡村移居城市的工人都把他们部分的亲属关系和家庭传统带到了新环境中，而亲属关系也构成了城市邻里结构的重要部分。但在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亲属关系开始弱化，并不再成为人们获取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一些过去存在于亲属关系中的互助功能已经被公共服务项目所取代。(80)这种变化利弊参半。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健全与进步，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不但大家庭少了、搭伙的形式少见了，而且亲属关系也逐渐淡化起来，这也是美国社会近年来出现大量社会问题的重要的心理和家庭文化根源。

作为社会进步的代价，个人成长伴随着与大家庭的逐渐疏离。家庭关系个人化导致了过分强调把情感教育、亲密关系和个人隐私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要基石，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的解放，但同时也削弱了家庭的适应能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造成了家庭成员的进一步分离以及老年人越来越被孤立。(81)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很多年轻人开始回归大家庭，出于经济和心理慰藉的考虑借住在父母家，并且重新感受来自家庭的温暖与天伦和谐之美。从这个角度看，遭遇这场金融危机也可谓有得有失。

慈善事业也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在霍雷肖·阿尔杰等现代作家小说里描写的那种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然后又用来回报社会的情节，都展示了这种现象。这种回报既表现在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福特的慈善之举，也表现在20世纪初兴起的慈善屋运动。

为了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一些慈善组织和公益人士开始兴建慈善屋，使之成为特别的娱乐、教育、住宅和社会中心。1900年美国大约出现了100间慈善屋(82)，尽管显得杯水车薪，但却开了一个好头。创建赫尔之屋的简·亚当斯女士更是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到她1935年去世时，已成为当时美国人最崇拜的伟大女性，也是后世女性公益人士的人生楷模。

3．宽容的土壤才能长出希望。

美国梦是关于自由和繁荣的梦想，也是一个宽容滋养希望的梦想。杰斐逊1776年夏天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时提出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并以此作为美国立国之本。他把“希望”作为国家这部戏剧的中心思想。(83)而“希望”之所以能够一直“唱主角”，是因为宽容的精神搭了个好台子。即便是镀金时代的迷惘和冲突，也没有让美国人失去生活的希望，这是罗斯福和威尔逊进步主义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对于宽容，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有过一番深刻的思考：“只有宽容占上风时，世界秩序之路才能达到其目标。偏狭意味着暴力、排斥和征服……宽容是思想开放，它了解自己的范围，并寻求把它合乎人道地结合成一个多样化的综合体，而不是把信仰的概念和思想减少为一个绝对的共同特征。”(84)在他看来，一个宽容的社会不排斥和封杀任何思想，除非这种思想毒害人们的灵魂、危害国家的利益；一个宽容的人也不强求每个人都统一于他的思想，而是由衷地欣赏与他不同的思想和生活。

美国的成功就在于它的文化的包容性。“组成美国人口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代表，包括那些曾与美国交过战的国家。法律规定机会均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受压迫的人们到美国来寻求成功的机会。法律禁止基于种族、信仰或性别的歧视。一旦歧视在美国增加了，美国的力量也就消失了。”(85)从头戴扑粉假发的建国先辈到多民族混血的高尔夫球冠军伍兹，美国人的共同特征是，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其结果可以令人困惑、使人好奇、给人激励。美国一位最著名的嘻哈明星艺名为“Prach”，他出生在柬埔寨农村，现在却住在南加州。然而，这不会令美国造就的最接近于民族诗人的沃尔特·惠特曼感到惊奇——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国家：“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86)

美国的价值观体系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折中主义，这与移民的到来有关。大多数族群在从自己的家乡移民到美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巨大变化。风尚和礼仪互相借鉴，饮食和文学彼此融入。更重要的是，先来者对后来者的宽容保证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并使之不断升华和更加趋于稳定。

值得一提的还有民族归属感。在成为合法移民之前，美国人都要大声宣读：“我在这里郑重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并保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的所有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请上帝帮助我。”多数美国人无须参加成为公民的培训课程，但美国的公民教育和效忠意识的培养却贯穿于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规范中，使美国人把公民权视为个人的责任。(87)在这种系统化的教育下，成为美国公民既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成就，更是一种责任。

美国人的宽容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其间也曾有太多不宽容并引发了无尽的抗争，换言之，今日的宽容是许多种族和文化力量长年斗争的结果。事实上，这种进步时代的宽容精神在林肯时期就已经打下基础。从1863年起，林肯总统就一直强调以最宽容的条件统一南方，当年12月8日，林肯公布《大赦和重建宣言》，原谅大部分曾经参与叛乱但是此后宣誓效忠美国的人。这种宽容精神不仅帮助林肯赢得了南北战争，而且对战后重建乃至此后的进步主义运动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种宽容，成就了美国的强势地位。“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帝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帝国的衰落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强调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88)心中充满仇恨的人，无法领导别人，眼中充满歧视的人，更无法欣赏和宽容他人，最终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体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人们也会悲哀地发现不愿宽容的代价有多大。这也是社会学家所提醒我们的：“要是我们在整个文化的尺度上思考的话，就会觉得，要容忍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会困难得多。相互的嫉妒和憎恨将这些民族分隔开来；但人们都有反抗统治和统治别人、防卫和攻击的本能。”(89)

美国进步时代的迅速发展，既有赖于这种宽容精神，也有赖于移民的贡献。法国移民赫克托·克雷夫科尔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手札》中曾经这样描绘美国人的形象：“他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欧洲人的后裔，因此他血缘混合之离奇，你无法在其他任何国家找到。在他的家庭里，他的爷爷是英国人，奶奶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妻子，而她又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娶了四个不同国家的妻子。他是一个美国人，抛弃了祖先所有的偏见与习惯，从他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制度中找到了新的替代。他被美国伟大的母校所接纳，因此成了美国人。在这里，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相互融合成了一个新的种族，他们的劳动以及财富总有一天将改造世界。”(90)并非巧合的是，美国进步时代的黄金时段，也正是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的时期，他们带来了技术，带来了文化，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活力（见图7—1）。

图7—1　美国移民数量变化统计

不过，在“9·11”之后，美国正在部分地丧失这种宽容的胸怀。如《大国兴亡录》作者艾米·蔡所言：“宽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今天，我们正在失去这种优秀素质，美国的优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91)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保持这种宽容精神，将会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未来。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宽容便没有成长，没有学习便没有进步，没有尊重就没有被尊重，没有信赖也就没有被信赖。而美国梦在帮助美国崛起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最终极的竞争，就是文化和价值观！

注释

(1) ［英］卡莱尔：《文明的忧思》，127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2) ［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1页。

(3) 同上书，3页。

(4) Jon Meachem，“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ream，”Time，July 2，2012

(5) 同上。

(6) ［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6页。

(7) ［美］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600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1984。

(8) ［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17页。

(9) 同上书，372页。

(10) 参见马丁·马蒂：《美国宗教》，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361～363页。

(11)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12) ［美］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3) 参见威廉·格兹曼：《探索与科学文化——告别20世纪》，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381页。

(14) ［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6页。

(15) 理查德·莱汉：《文学和价值观：美国鲁滨逊与西部理念》，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01～205页。

(16)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2卷，418、419页。

(17) 同上书，730页。

(18)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20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9) ［美］罗纳德·赖特：《其实你不懂美国：新大陆秩序简史》，227页。

(20) 同上书，252页。

(21) 同上书，253页。

(22)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27页。

(23) 参见［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1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4) 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的成员的群体人格，从本质上说，它是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

(25) ［英］卡莱尔：《文明的忧思》，17页。

(26) 参见［美］艾伦·韦恩斯坦，大卫·卢布尔：《彩色美国史》，441页。

(27) ［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158、159页。

(28) 同上书，159页。

(29)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106页。

(30) ［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584页。

(31)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107页。

(32) 同上书，109页。

(33) 理查德·林格曼：《城镇的和音》，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98页。

(34) 利兰·罗斯：《新旧之间的美国建筑》，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175页。

(35) ［法］托克维尔：《美国游记》，250页。

(36) 参见［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135、136页。

(37) 同上书，136、137页。

(38) 同上书，139页。

(39) 参见［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762页。

(40) 卡尔·阿博特：《城市美国》，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118页。

(41) 同上书，119页。

(42) ［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445页。

(43) 同上书，449、450页。

(44) 同上书，464页。

(45) ［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66页。

(46) 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American Political & Social History，p．712

(47)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876页。

(48)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107、108页。

(49) 参见［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245页。

(50) ［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539页。

(51) 参见托尼·弗里尔：《商法与美国经济史》，见［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474页。

(52) 参见［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169页。

(53) 参见内奥米·拉莫雷奥克斯，琼-劳伦特·罗森塔尔：《大萧条前美国的公司治理和小股东困境》，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231页。

(54) ［美］弗雷德里克·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260页。

(55)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754页。

(56) 参见［美］查尔斯·R·莫里斯：《四国演义》，331页。

(57) 参见［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221页。

(58) 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1888—1955）：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大师，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

(59) ［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443页。

(60) 约翰·奥尔：《美国的教育体制》，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347页。

(61) ［美］戴维·B·泰亚克：《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2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2) 参见［美］L·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221页。

(63) 同上书，212页。

(64) 参见［美］詹姆斯·柯比·马丁，兰迪·罗伯茨，史蒂文·明茨，琳达·O·麦克默里，詹姆斯·H·琼斯：《美国史》，895页。

(65) 参见［美］L·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256页。

(66) 参见［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164页。

(67) 理查德·鲍尔斯：《体育与美国文化》，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42页。

(68) 同上。

(69) ［美］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416页。

(70) 参见［美］约翰·戈登：《美国商业故事》，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71) ［美］迈克尔·弗里德曼：《美国人的特征：基于理念而不是族裔》，载《美国参考》，2009（3）。

(72) 参见［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676页。

(73) 参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0、21页。

(74) 同上书，23页。

(75) 内森·格雷泽：《美国的个人主义和平等》，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68、269页。

(76)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355页。

(77) 参见［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16页。

(78) 塔玛拉·哈利文：《美国家庭生活的持续与变迁》，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83页。

(79)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61页。

(80) 参见塔玛拉·哈利文：《美国家庭生活的持续与变迁》，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284、285页。

(81) 同上书，290页。

(82)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3卷，686页。

(83) Jon Meachem，“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ream.”

(84)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25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5) ［美］伊查克·爱迪思：《把握变革》，1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86) ［美］迈克尔·弗里德曼：《美国人的特征：基于理念而不是族裔》。

(87) 参见卢瑟·S·路德克：《探寻美国特性》，见［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5页。

(88) ［美］艾米·蔡：《大国兴亡录》，3页。

(89) ［英］诺曼·丹尼尔：《文化屏障》，29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0) ［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3页。

(91) ［美］艾米·蔡：《大国兴亡录》，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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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军队及其战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69］［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70］［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71］［美］马汉．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72］［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3］［美］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74］［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5］［美］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6］［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7］［美］史蒂文·吉隆．改变美国的十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78］［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79］［美］班杜拉．社会心理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80］［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81］［美］劳埃德·德莫斯等．人格与心理潜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2］［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3］［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84］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85］Edmund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9

［86］Henry F. Pringle. Theodore Roosevelt：A Biography. New York：A Harvest Book，1956

［87］George E. Mowry.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1900-1912.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2

［88］George E. Mowr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 Movement. New York：Hill and Wang，1946

［89］Henry Graff. The Presidents：A Reference History. 2nd ed.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7

［90］David Cron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 ed. 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1965

［91］Arthur S. Link. Wilson：The New Freedo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92］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 American Political & Social History. 7th ed.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57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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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录

第1章　反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腐败的八个推手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

媒体是“照妖镜”，更是“撒手锏”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第2章　反垄断：财富再平衡

从反铁路到反垄断

炫富成风：欧洲人眼里的暴发户

罗斯福“打老虎”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

第3章　食品不安全是民族的噩梦

保护人民的“胃”

一天通过两部食品安全法

美国人喝了几十年的“泔水奶”

FDA：机制的力量

供应链管理：从餐桌安全到食品安全

第4章　人与自然：宜居国家的环保课

“进来，发财，离开”

劫掠资源致富的示范效应

“环保总统”罗斯福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旅

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一个都不能少”

环保意识“从娃娃抓起”

鲜活的人文教科书

第5章　强国要有强海军

隐忍了25年的“复仇”之战

美国也曾“韬光养晦”

美国海军的“黑暗年代”

新海军：从告别木船开始

海军梦圆，思想不能缺席

全民渴望海上话语权

大国崛起，海军不能缺席

西班牙树欲静，美国风不止

没有悬念的美西战争

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

罗斯福的海军“大跃进”

成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第6章　联邦政府的权威从哪里来？

政府是“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

总统要做公众舆论的领头羊

为什么是罗斯福？

弱势群体保护者

掌控经济话语权

政府要有书卷气

第7章　美国崛起与美国梦

没有美国梦，就没有进步时代

信仰的力量

强国梦需要物质基础

强国梦是机会平等之梦

强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土壤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