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变动时代的那些人

荫昌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是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

瑞澂后来的遗老们一提起他来，牙根都恨得痒痒。一起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不知道清废帝小宣统，真的这样谥了没有？

良弼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要说一个没有，倒也不是。

端方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汤化龙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

……

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

旗人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

北洋三杰，龙、虎、狗，说的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得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

胡瑛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

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

黎元洪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

李亚东是日知会的老成员，当家后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

良弼的确是块料，即使革命党提及，也得树大拇指。不仅可以跟士官三杰之首吴禄贞比肩，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他的思想并不旧。他非常赞同戊戌维新，对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推崇备至。为官也相当清廉，对朋友也仗义，

秋瑾不愧是鉴湖女侠，一个女流，留学日本，不仅时常挎着倭刀，把玩手枪，也一直在留心军事。从容赴死，毫无惧色。要论气魄，革命党人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比。

荣禄虽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

这个瑞徴，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

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

沈臧寿，从名字上看，要比孙天生少些江湖气，有点文化，但是他的活儿干得也跟孙天生差不多。

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

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孙武是个拉大旗的人，明明是另起炉灶，建立共进会，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自家本是武汉人，跟孙中山毫无关系，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葆仁改为孙武，谎称是孙文的弟弟，连自己的号也改成梦飞和遥仙，跟孙中山的号逸飞和逸仙遥相对应。

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大家争得一塌糊涂，都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只要孙中山出来，说来说去，大家都被他说服。

谭延闿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得中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这个将军，脾气特别好，人们一边尊称他为畏公（他的号是无畏），私下却称他为谭婆婆，谁也不畏他。

汪精卫是存心了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电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就决定牺牲自己。

当年闹革命，王金发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

吴禄贞在当时，是个公认的人才，得到过张之洞、赵尔巽甚至庆亲王奕劻的赏识。士官同学，满人亲贵中唯一知兵的良弼，与之交情甚深。正因为如此，吴才得以步步高升。

吴稚晖为人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是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

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校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

徐锡麟拖家带口还带着一群弟子去日本留学，原本打算进军校学军事，因为眼睛近视，进不了，胡乱待了一些时间，学了点警察的知识，回国了，摇身一变，徐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略等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校的监督（校长）。

荫昌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要说玩的，门门精通，就是干不了实事。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鼎革之后，袁世凯用他做总统府侍从长，真是用对人了。

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载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寡人之疾。

张彪从一般侍卫变成贴身侍卫，然后升堂入室，成了张之洞须臾不可离开的左右手，属于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寝房的贴心人。张之洞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安全由他负责，事务由他打理，钱财也由他一手掌管。

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

章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国学功夫，海内没有不服的，但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对于政治，比对学问更关心，说起政治，眉飞色舞，说起学问，昏昏欲睡。

张宗昌是一个标准的流氓，外国人称他是狗肉将军，中国人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和多少姨太太。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序）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越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越是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不过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功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期间，也有人提出可以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后产生的——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后来的中国人，据说还真的找到了。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一次的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中国的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点事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命党的某些安排，但事到临头，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革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事情是这样的，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由于这些老兵资格老，人缘好，所以，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一些丘八，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不爽（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喝酒是为了汪锡九等人请假离营）。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几乎跟10月10日工程营发生的事一样，出来干涉的也是一个排长）。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从来如此。以前听人管也就罢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开军队，还要受这个气，怎么可能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就更加难以克制。于是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众兵士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工程营的起义，枪一响，全营响应。但是，南湖炮队的举动，却没有招来别人跟着动。响应者没来，镇压的马队倒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马队追及，汪锡九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马队士兵也就退了。

事闹出来之后，革命党曾经一度想提前发动。但考虑到准备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点像是老兵使酒闹事，瑞澂和张彪昏聩胆小，未必会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两个领头的士兵逃走，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然，瑞澂和张彪得到消息之后，宁肯相信事发偶然，不过是退伍老兵酗酒闹事，遂开除了几个人的军籍，息事宁人。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顶多跟着喊几嗓子起起哄。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俗话说的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情势。这个情势，事实上是清朝的湖北总督瑞澂和革命党人一起造出来的。10月9日这天，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张皇没出息的革命党人，把所有的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都丢给了清吏，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领袖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和张彪将要按图索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军营。这就是工程营发难的情势，有了这个情势，起义才会一呼百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每个人都感到威胁了，作乱的几率才高，打仗才有士气。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制造谣言的缘故。10月10日的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第一来自革命党失手，第二来自瑞澂的处置失当，而两者奇妙地构成了完整的逻辑线条，不由人不信。事实上，瑞澂和他的幕僚，还真的考虑过按图索骥，按党人名册搜捕，所以，流言不为无因。在地方争路权的纷争一起，革命党人频繁活动，整个局势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人心原本就不稳。流言一起，又没有有力的措施安抚，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营发难前夕，据报道，张彪已经布置各营管带，凡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并且严禁各营队之间士兵来往，不许士兵五人以上聚谈。虽未及实行，但却平添了紧张气氛，让士兵从军官们严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动中，“印证”了按图索骥的真实性。事实上，新军固然有不少革命党，但没有想象那么多，至少，军官中的革命党相当少，只要响应者不足够多，是可以弹压的。可是按图索骥的流言一起，不仅新军中所有没有逃走革命党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命党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革命党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有谁呢？不动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会有活路。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兵法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然而，即使这样，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新军没有动。事实上，凡是革命党人活动多一点的部队，就都“叛变”了，革命党人活动较少的部队，士兵不那么担心受到牵连的，就没有响应。只是，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镇压起义的同类，一旦总督走了，兵就散了。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10月9日汉口租界没有发生事故，起义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还真不好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公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为了印证这一点，此前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9月24日夜里，大家都有心造反，南湖炮队的枪声一响，一哄而起，一样能够成功。而后来同样是南湖炮队，却大部响应了起义，炮兵的加入，对攻下总督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歪打正着的事，不绝于书。武昌起义，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无心之作。

芝麻开门

武昌起义的成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些偶然性。首先起义的爆发，就有些歪打正着的感觉。如果不是革命党机关暴露，党人领袖逃的逃，死的死，党人名册落在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传说他老人家要按图索骥拿人，加上瑞澂当场处死三个革命党，更加落实了“镇压”的传闻，等于帮革命党做了最好的动员，起义能否如此激愤地一哄而起，有那么多新军参与，还真不好说。起义成功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半个月左右没有遭致清军的反扑和围攻，给各地的“别有用心者”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机会，到了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各地纷纷独立，噩耗频传，即便北洋军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也已经大势已去。接掌清朝大权的袁世凯，出于利害计算，也只能跟革命党谈条件，出卖自己的东家了。

武昌起义之前，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当时武汉的新军，一共一镇一混成协，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其中两个营在宜昌）。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起义部队，不过两千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旗人团），就在跟着镇统制（师长）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三千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是没法可想了。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卖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旅），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旅长）。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但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功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稍有缓急，大不济事。武昌起义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满人中还算能吏，起义军的大炮一响，忘记了自己本职乃是武将，在督府围墙掏了一个狗洞，一溜烟逃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可以逃走的架势。群龙无首的起义军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武昌，跟对方恰好也群龙无首不无关系。而荫昌身为朝廷的陆军大臣，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叛党。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着全国遍地燃起烽火，坐待大局糜烂。比较起来，荫昌的罪过，显然要更大些。瑞澂当初，毕竟事起仓皇，不知道还有那些可用之兵，钻了狗洞，还有那么一丝原由。荫昌握有当时号称最强的北洋劲旅，兵精粮足，而且武器先进，居然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

后人说到这段历史，都说是因为北洋军是袁氏家兵，他指挥不了，因为背后有袁世凯的暗中操纵，不想让他建功。其实，荫昌在北洋武备学堂做教官和会办多年，跟多数北洋将领，关系匪浅。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以师礼事之。李纯、张敬尧之辈，就更不在话下。北洋军南下之际，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在幕后操控，让他们不要卖命，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荫昌当时所谓的指挥不动，在我看，应该是指挥不力才是。接任之初，先派两标（团）做先遣队，不是乘革命党人立足未稳，赶紧跟张彪余部汇合，抓紧反攻，反而让这两团人守住武胜关就好。待到北洋军到了前线，跟起义军交上了火，但他却待在河南的信阳，迟迟不肯踏入湖北境地。好不容易在压力下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离火线好远，车上架上机枪和大炮，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放一个车头，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本质上跟待在楚豫舰上的瑞澂心思一样，都是准备随时跑路）。卫兵发现远远一群人走过来，报告给他，他马上就下令开车后退。列车开动之后，一个胆子大的参谋下去看了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农妇到地里收棉花。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陆军大臣，这样的心虚胆怯的总指挥官，连敌人的影子都看都没见过，部队怎么肯卖力？后来接手指挥的冯国璋，亲自上阵地考察敌情和地形，指挥部就设在前线，随时掌握战况，投入兵力，跟荫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冯国璋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将，他只是比较像一个战将而已（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打仗，就跟演习一样）。当年的北洋军，人说是在袁世凯练兵之时，就被刻意灌输了效忠他个人的思想，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但是，历史学家其实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袁世凯练兵，并没有多少精神教育，军队里所谓的精神讲话，是在民国之后的事了。如果小站练兵歌算是精神教育的话，那里面没有效忠袁宫保的内容，倒说效忠皇上来着。实际上，北洋军当时就是一支按普鲁士标准练出来的雇佣军。只要给足了饷银，职业伦理还是有的。虽然说，多数北洋将领在袁世凯领导下，由于袁氏的个人风格，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绝不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能指挥得动他们。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后来冯国璋就经常这样干），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其实，荫昌从一开始，就不原意接这差事。有人回忆说，内阁开会商议之时，荫昌足蹬军靴，但身上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的样子。听闻要他督师去武汉，马上抱怨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但是，当时摄政王载沣，急来抱佛脚，全指望这个留学德国“知兵”的自己人了，不去又不行（另一个更知兵的良弼，得留在京里护驾）。荫昌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要说玩的，门门精通，就是干不了实事。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鼎革之后，袁世凯用他做总统府侍从长，真是用对人了。说起来，他属于旗人中较早习染西方文化的人，很早就进了同文馆学习德文。虽然说，同文馆的学生，没有像设计的那样，专门招收旗人的精英，只是一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才肯“屈就”做“鬼谷弟子”，但指望他们学出来掌控整个洋务，却依然是朝廷的期待。可是，同文馆的洋化教育，根本抵不住八旗闲人文化的侵蚀。馆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错，每日七个碟子八大碗，还要加上七品官的俸银，但所学的洋文，却不甚了了。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回忆说，他的同学里，有学了九年俄文，连字母都没背下来的。其实，就算最有出息的张德彝，到英国使馆做翻译，让留学生严复听了，还是笑话百出。荫昌就是这样一个学业不甚了了的学生，毕业到德国做翻译，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后来进了武备学堂做翻译，算是投身军界，被派到德国留学，依然学的不甚了了。从留下的老照片看，只有一付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胡须，依稀有点德国的痕迹。军旅生涯中，只做过短暂的江北提督，在任上，人倒是蛮随和，就是一不练兵，二不整顿。不过，在满人里面，他的头脑倒是不很冬烘，跟汉人的关系也好，早早的就自己剪了辫子，进宫见太后，就装一个假的应付。朝里朝外，没人说他不好。鼎革之后，能继续做袁世凯的侍从长，不仅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亲家，还因为他的人缘。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八面玲珑的宝贝，做了陆军大臣，还被委以拯救朝廷危亡的重任，没有临阵脱逃，溜回北京或者溜出国去，已经阿弥陀佛了。

瑞澂之走

辛亥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人物。起义成功，占领武汉三镇之后，点校人马，才不过四千人，起义的当口，应该只有千把人。军人未叛和观望者居多数。此时的瑞澂，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也会有点不一样，至少，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可是，这边起义者的炮一响，他就挖开督府的院墙开溜，一溜就溜到江中楚豫号军舰上，摆开一个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开跑架势，一下子，人心就散了。

对于瑞澂，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好感，清朝的遗老遗少骂的最凶，清亡之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没人肯跟他来往。而倾向革命的人，断然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帮了革命而心存感激，反而一个劲地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八旗纨绔。还有传说，说他是隆裕皇太后的弟弟，靠着裙带上去的，因此，犯了弃职潜逃的重罪，也没受惩处。其实，瑞澂虽然也是个名人之后，但跟隆裕却扯不上关系，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事实上，人们可能是把另一个人，名叫瑞徴的，跟瑞澂弄混了。这个叫瑞徴的确跟隆裕有亲戚关系，不过不是隆裕的弟弟，而是光绪的娘舅。此人也在外面做官，做的是杭州将军，辛亥前一年，任满回京，因此平安无事。这个瑞徴，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所抽的大烟，都用专门的人参熬制而成，据说抽了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心爱的大烟枪，概以京剧名角命名，如梅兰芳，尚小云等等，连带着就把票友跟烟霞癖混在一起了。他喜欢宠物猫狗，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外出公干，大轿子上也抬着若干只狗。上海的报纸，给他画了漫画，画上他的八抬大轿，轿帘两边伸出两只狗头。他见了不以为忤，反而挺高兴。当初，如果是这个宝贝，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那么估计连挖狗洞跑的能力都未必有，连烟枪带宠物一并得做了俘虏。

说起来，瑞澂其实在满人里面不是个怂包。当年他祖父就是能吏，鸦片战争期间办理交涉，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有多失策。皇帝把他撤职查办，是听了谎信，结果后来的事情似乎更糟。瑞澂自己在当时也是个能吏，受到端方赏识，但却是比端方档次低一点的能吏。他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任上，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上说，“中外交诵其能。”有点夸张，但也不虚。在湖广总督任上，处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了若干劣绅，声誉也不错。武昌起义后发现湖北官库里居然有那么多的银两，总计达到四千多万元，里面固然有前代张之洞和端方的功劳，说明他干得也不错，不是败家子。据说，他这个人做官也比较清廉，不算贪。

但在旗人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个别的能吏，其实能力也有限。即便算是治世之能臣，居于乱世，就跟丁文江自嘲的那样，也许只能算是饭桶。端方如此，瑞澂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暴露了据点，一些党人被捕，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在了瑞澂手里。这个时候，如果来硬的，就马上按名册抓捕，大开杀戒。如果来软的，则被捕党人不杀，当众销毁名册，宣示既往不咎。可是，瑞澂却杀了彭楚藩等三人，悬首示众。但是在是否大肆抓捕党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不说抓，也不说不抓，激起流言肆虐，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显然，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起义那天夜里，听闻士兵暴动，瑞澂随即找来张彪和幕僚商议，有人劝他死守，有人劝他躲一躲。其实，这个时候，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督府，连进攻的布置，都没有开展。而清朝地方官弃职逃逸，属于杀头的重罪，瑞澂身为满人大员，无论如何不能跑。但是，当日楚豫号兵舰的管带陈德龙也在场，他说督府太危险，楚豫号就停在武昌境内，逃到兵舰上不算逃跑，一样可以指挥反击。这话正合瑞澂的心意，于是，这边炮一响，瑞澂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督府的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澂一大家子人，妻妾仆役并儿子媳妇，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了楚豫号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

总督摆了一个随时准备逃跑的pose，整个大局可想而知。即使有心抵抗的，也没心思了，况且，到了兵舰上的瑞澂，半筹不展，什么反击的招数都没有。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当时清廷还算客气，给了瑞澂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意思是让他戴罪立功，但是他留任也没留多长时间，就擅自顺流直下，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滩的犹太富商哈同跟瑞澂有交情，而且就乐意收留这种政坛上的失意者，于是，他躲到了租界哈同花园里。接下来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逮京治罪，但是，这时候的清朝，已经自身难保，自然难以执行。瑞澂一直躲在上海租界，孤家寡人，灰头土脸地捱了四年，窝窝囊囊地病死了。后来的遗老们一提起他来，牙根都恨得痒痒。一起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不知道清废帝小宣统，真的这样谥了没有？

第二幕 异哉！晚清！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在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乱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革命和主义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没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等于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刺刺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

不管怎样，在洪江会另一个头目廖叔保在麻石聚众数千人发动之后，整个洪江会不动也得动了。龚春台这边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当然，这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行走于湘赣的游民和萍乡煤矿挖煤的矿工，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所以，要论动员，还是继承马福益做龙头大爷的姜守旦更实在些，他打出的旗号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宣告汉人中只要有人可以推翻清朝，就可以被拥戴做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

不过，无论做皇帝的指望，还是享受民主的好处，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即使这样的勇者，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

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净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乌合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学堂的学生，比较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有所学校，是革命党人为了发动起义建的，所教的玩意，居然就是舞枪弄棒，上操打靶，而且这样的学校，居然能得到清朝官方的准许，在官绅鼻子底下存活了两年多，还是有点不寻常。1907年夏天，由于不满于同盟会把力量都投放到两广，同盟会中原光复会的人，筹划在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的核心基地，是一所学校，绍兴大通学堂。

绍兴大通学堂，实际上是一所体操学校。当年所谓的体操，可不是今日单杠、双杠、跳马之类的玩意，而是兵操，立正稍息齐步走，再加上扛枪，举枪，射击打靶。说是军校吧，也不是，因为不是政府办的，政府又不允许民间办军校。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他们创办的时候，只说是培养国民兵，即民兵，或者预备兵的，等于是准军校。民间人士居然可以办准军校？当年还就是行。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而中国不行，就是因为太文弱了。改文弱为勇武，当然得官民一起努力。教兵操，当年绝对时髦。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章士钊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退学来投，蔡元培当即请他们教兵操，自己诺大年纪，跟学生一起立正稍息齐步走，当时风气如此。所以，办这样一所“体操专科”学校，是可以得到浙江官方批准的。徐锡麟在上海花了大笔的银子，买了五十支九响后膛枪，和两万发子弹，明目张胆公开运到绍兴。学校里的人，也公开扛枪训练，上山打靶。至于徐锡麟自己，则每天枪不离手，每天射击。眼神不好，近视，但架不住天天练。最后据说枪法不错了，但后来刺杀恩铭，好像还是不够准头。每年开学毕业，徐锡麟都要请绍兴府、山阴县的官员前来，一起吃饭、照相，学生的毕业证，也要盖上府县的官印。所以，尽管这种成天操练打靶的学校，很为当地士绅不喜，但为了国家的尚武大计，他们还是得忍着。

后来，徐锡麟拖家带口还带着一群弟子去日本留学，原本打算进军校学军事，因为眼睛近视，进不了，胡乱待了一些时间，学了点警察的知识，回国了。浙江是个出富人的地方，徐锡麟办学，有人出大笔的银子，这些银子除了买枪办学之外，还有剩余，徐锡麟就用来捐了一个道台。同时游说当道，觅个官做，施展才华。湖南巡抚俞廉三跟徐锡麟有点亲戚关系，着了他的道，认为他很有才，把他推荐到他的门生安徽巡抚恩铭那里做事，摇身一变，徐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略等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校的监督（校长），深受恩铭的信任。就这样，光复会的这些干将们，就有了浙江、安徽两个基地，也好将来同时发动。

但是，光复会中人，跟他们所不喜欢的孙中山等人一样，都喜欢联络会党，利用这种地下社会的力量，发动起义。浙江南部和东部山里的哥老会，多少年来，比起他们两广的同志，还要野，时不时地就掀起一场暴动，自己称王称帝。被打散了，头被拿了，潜伏些时日，然后再来。有了断文识字，而且见多识广的革命党人加入，让哥老会如虎添翼，胆子更大了。像大通这样的学校，当地好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敢来，来的都是粗豪之辈，会党中人自是不少。各地的会党，拿这里当了据点，穿梭地在这里散海底，吃酒肉，谈造反。里面的学生，时不时地上街惹事，尤其是在徐锡麟不在的时候，接任的校长压不住茬，学生动辄上街打架动刀子，把文弱的绍兴人吓得不轻。当年，这所学校，当地人称“强盗学校”。1907年初，秋瑾接任校长，秩序虽然稍微好了点，但女革命党人更加激进，索性把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准备不日发动。而秋瑾自己则公然身着洋装，骑马挎刀出入绍兴城。当地士绅不仅不喜欢，而且感到了某些威胁，于是纷纷告状。大通学堂，就这样濒临暴露。徐锡麟和秋瑾准备在1907年7月6日，浙皖两地同时发动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

其实，这个时候，徐锡麟在安徽还远没有准备好，除了自己带去的俩人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在巡警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多少成员。而浙江这边大通学校的学生固然大半为光复会成员，而且联络了大批的草泽英雄。但是，这些草泽英雄，却向以有组织无纪律著称。听说要起义，还没等统一布置，就接二连三地自己闹将起来，大批地提前暴露。这边安徽还没发动，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他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起义发动了，但没几个学生跟着，徐锡麟被捕，牺牲。接下来，早就暴露的大通学堂被围，秋瑾不肯逃走。也许她知道，她和这所讲武的学堂，已经惹翻了当地好文的士人，跑也跑不掉。也许她是想借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于是，这位鉴湖女侠，也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体校革命，就这样半途流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死后，沪上报界开了锅，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为秋瑾喊冤，有的质疑口供，有的质疑审讯，有的则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遭人诬告的冤狱。一时间，不惟浙江官吏被骂到臭头，连带着浙江的士绅也名声大坏。有人还写了戏文传奇，单表轩亭冤狱。当然，就造反而论，此案办的一点不冤，秋瑾也没有认为自己冤。但一个奇女子的死，引起沪上文化人的普遍同情，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人犯，能不杀，尽量不杀。否则，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断然难以活下来。

镇南关：起义也可能仅仅是故事

1907年底的广西镇南关之役，是国民党史上十次反清起义中的一次。按孙中山的说法，是第六次失败。这场起义，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后人经常会将它遗忘，但却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亲临现场的起义。后来有传说，孙中山亲临镇南关，还亲自操炮向清兵发炮，从此赢得“孙大炮”的美名。

不过，国民党人比较早的关于此次起义的记载，却没有提到孙中山开炮，只是说孙中山到了镇南关，在清军进攻的时候，同来的法国退役军官，发了一炮，毙敌六十余人云云。一位据说是参加起义的人（梁烈亚）回忆说，是孙中山命令炮手发炮回击，法国人也跟着加发一炮，也没说打死多少清兵。在晚清民国，称谁是“大炮”，其实无论如何不算是恭维。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人好说大话，牛皮哄哄。诸多孙中山被人称为大炮的场合，显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这一炮，孙中山到底开了没有，另当别论，但肯定不会因为开了这一炮，获得“大炮”的称号。但这次起义，却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其实，在国民党人邹鲁的记载中，这次起义，规模相当小。由于孙中山事先任命的起义军首领王和顺，没有能纠集起人来，不得不临时改任黄明堂主其事，而黄则带领百余义勇乡团，从悬崖上爬上镇南关炮台，守军狼狈逃窜，于是占领三座炮台，缴获多门大炮。然后孙中山带着黄兴、胡汉民以及日本人和法国人来了，“大行犒赏”。然后清兵大集，开始反击。在起义军发炮回击之后，清军的统帅陆荣廷，还托人带了一封语气极其恭顺的请降书来，但不知怎么，孙中山并没有答允，反而先行一步，从越南境内撤走。这边陆荣廷就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跟清军血战七昼夜，打死打伤清兵数百，最后安全撤走。整个过程，起义军仅仅死了二人。后来梁烈亚的回忆，孙中山的到来，犒赏不见了，变成了领袖对起义军的精神讲话，跟义军士兵联欢，然后义军大受鼓舞。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到炮台下面，深入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但在梁的回忆里，起义军变成了五百多人。在邹鲁笔下仅仅借了武器给义军的清军将领梁亚珠（疤拉梁），在梁的回忆里，都参加了起义。

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对于起义军怎样夺取的炮台，没有记载。只是说大股匪徒来犯，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歧在给朝廷的电报中，甚至称匪股有四千人。来自前线的指挥官陆荣廷的报告，对于战事，描绘得相当详尽，也是说血战七昼夜，毙敌无算，缴获枪支六七十枝，夺回了炮台。当然，差点要交部议处的广西巡抚张鸣歧，戴罪立功，也就没事了。陆荣廷则大受奖励，因此而升了官。

可是，在后来在广西新军服役新军高官何遂的回忆中，说到过广西边境。当时广西镇南关一带的炮台，都是19世纪80、90年代，由广西军事首脑苏元春修建的。到清末新政时，大炮早就锈得不能用了。边境几十里都没有人烟，荒凉的很。问当地官员关于镇南关起义的事，说是炮台被革命党人占了，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发现炮台上插了青天白日旗帜，才知道革命党人来了。然后龙济光（陆荣廷的上司），就调兵过来，用大炮轰了好几天，不见动静，上去一看，一个人也没了。龙州海关给上司的报告中，也说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自己撤走的，清军占领时大肆渲染。

据跟着孙中山上镇南关的胡汉民回忆，跟来的法国炮兵大尉发现，三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是可用的。但是这些炮都是冲着越南方向的，发炮也打不了清兵，想改个方向，又没有工匠，就是有工匠，一时半会也改不了。孙中山亲手发炮的事，根本就没有可能，连法国人发炮，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在梁烈亚的回忆中，清兵也是在发现炮台上飘着革命军的旗帜，才发现炮台失守的，而炮台的守军早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在官方档案中，镇南关炮台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的消息，不是得知于当地官员和守军，而是朝廷军机处从龙州海关那里得知的，然后由军机处转告巡抚张鸣歧，严令他立即克复。龙州海关得知炮台被占，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而邹鲁记载，革命党人在二十六日，就已经占领了炮台。在差不多三天功夫里，根本没人知道有革命党起义这回事。清朝的海关，是洋人代办的，管了一回闲事，却成为官方第一信息源。所以，这场起义，很大的可能是，广西边境上的这些炮台，荒芜已久，虽名义上有守军，但实际上没人。革命党人不过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占了镇南关无人把守的炮台，占领的过程，并没有战斗，否则逃窜的敌军，无论如何都会告诉他们上司的。如果不是革命党人过于招摇，再过多少天，也没人知道。但起义毕竟算是发生了，而且孙中山也亲临了一回前线。等到清兵反扑，这些人早就从越南撤走了。双方未损一兵一卒，“血战”云云，只存在于双方的笔头上。然后，先是清军方面要编故事，指挥官龙济光和陆荣廷是要请功，而巡抚张鸣歧则要免罪。虽然“毙敌无算”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没人真信，但只消收复了“失地”，该庆功，该请赏，自然是没问题的。在革命党这边，孙中山亲临的起义，故事当然也要。几代人这么下来，不仅参加人数，怎样发的炮，一人说一个样。把大行犒赏说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访贫问苦，则印上了后来时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圆的地方是，优势的敌军，居然会阵前请降，请降信写得超级低三下四，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请降，革命党竟然不准，非要跟人“血战”不可。在邹鲁的记事后半，记录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在信里，陆荣廷的请降，非常突兀地变成了陆部士兵“多来约降”，约降可是约降，但是要钱，第一笔，每人要三十元，然后再给一百元，这样的话，陆荣廷部四千人，光付头款，就需要十余万元。陆部是广西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收买下来，广西也就拿下了。可是，这笔钱筹不来，起义只好流产。看来，当时的孙中山还不敢像后人那样，可是，作为国民党史笔的邹鲁，居然连这样的纰漏都没给弥合一下，就端了出来，可见其中之不易。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堂堂仪表。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即选拔举人直接进入仕途的一种程式）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旅长）。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但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黎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跟郑重地跟刘文吉交待财产，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貳”，“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因为捧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首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变节”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冯国璋，就是第一号的反革命。很遭革命党嫉恨的满人亲贵铁良、良弼等人，固然镇压革命的叫嚣叫得很响，但真正动手镇压，而且镇得革命党人肉痛的，就数冯国璋。正是他，带领北洋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让革命党号称知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

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排在最前列的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说的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得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朝廷升统制的考试，段祺瑞几次都考不过，冯国璋却轻松过关。但会考试的冯国璋，却像狗一样，有点死心眼。武昌起义，清政府首先派往武汉镇压的部队，是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可是，荫昌这个满人的纨绔子，根本没用，赖在火车上都不敢下来，随时准备跑路。一有风吹草动，就魂飞魄散。百十个农民下地摘棉花，就把他吓得要火车赶紧开动。现在讲这段历史，老是说北洋军不听荫昌的，其实不是，是荫昌自己不敢领兵上前。袁世凯复出，前线主帅换了冯国璋。此公上任，亲临前线，挥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汉阳、汉口。革命军被打得没脾气，换了黄兴做前线总指挥，隆重地登坛拜将，还是没脾气。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在炮火下有条不紊、指挥有方的进攻，以及官兵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都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战斗，就像在对抗演习中实施计划一样。在此之前，北洋军没有打过仗，只做过演习，冯国璋就是一板一眼按演习来打的，就打赢了。可是，就在冯国璋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际，袁世凯一纸命令，让他停战。冯国璋自己一肚子气，直窝火，部下却纷纷指责他耽误战机。后来做了湖南督军，名声特差的张敬尧，居然光着膀子闯到他的房里，跳着脚骂他坐失良机。卖力打仗的冯国璋居然不知道，他在前线卖命地开打，不过是袁世凯跟革命党谈判的伴奏，最终是要为袁世凯的大位做铺垫的。

即便冯国璋遵命停战，袁世凯还是不放心，随即用段祺瑞替换了他，让他回到北京。到了前线的段祺瑞，虽然对于指挥部队作战无所用心，经常在前线和后方来回窜，但却能很恰如其分地摸准袁世凯的脉搏，随着政治指挥棒起舞，带领众将，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帝制，一会儿又坚决拥护共和。一面逼得满人交权，一面迫革命党人让位，政治仗打得好，结果大受宠信。自以为立了大功的冯国璋，却只能在北京坐冷板凳，袁世凯什么真心话都不对他讲。只好闭门谢客，在家生闷气。段祺瑞派自己的心腹靳云鹏前来沟通，被他臭骂一通，赶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袁世凯，要求坚持君主立宪，查封南北的报纸，取缔报馆，严查鼓吹叛乱的“奸人”，甚至不惜跟包庇革命党的外国人翻脸。这样的严重不合时宜且又不靠谱的上书，惹得全国舆论大哗，连在华的外国人都很生气。唯独满人贵族，倒是对这个忠臣大有好感，大有全指望他了的呼声。即便如此，朝廷也只赏给他二等男爵——都死到临头了，对汉人还这么吝啬。当然，冯国璋再死心眼，也是北洋之狗，袁世凯不发话，他什么也做不了。鼎革之际，身兼禁卫军统领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拼命为全系满人的禁卫军说话，保全了这支队伍。以至于后来这支没有战斗力老爷兵，就赖在了他的身上，成为他毕生的负担，从代理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还得为这帮老爷兵筹饷。

冯国璋虽然有点死心眼，但毕竟在辛亥革命中打败了革命党，为袁世凯争得了更优裕的谈判空间，无论如何都算一条好狗，忠狗。所以，战后袁世凯赶走了革命党人属意的直隶都督王芝祥，还是让冯国璋坐上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可是，这个头号反革命，怎么会被革命党轻易放过？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

有着最可恶的反革命经历的冯国璋，遭到革命党人的憎恶，理所当然。但是，被当众羞辱的冯国璋，却有这样的胸襟，不仅没发丘八脾气，给议员小鞋穿——这并非办不到，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挟私报复的事有的是，狠一点，派人把议员做了，也不是办不到。可是，这个都督反而低声下气递小话道歉。不能不说，这位北洋宿将，还真是有些涵养。不幸成了反革命的冯国璋，其实并不懂政治，指导他行事的，往往是日常的道德和规矩。本质上，没有经过民主启蒙的他，无疑是保守的。领兵进攻武汉，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打得正好，上头不让打了，也只能服从。但是，让他翻云覆雨，像段祺瑞那样，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坚守帝制，却是做不来的。对民主政治，他肯定不懂，但已经民国了，议会的规矩，却要尊重。因为日常的道德告诉他，但凡规矩，都是要遵守的。毕竟，北洋之狗，是个文秀才。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之位。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悄悄下了另一个绊马索——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

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这些所谓的门槛，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笼子里。可是，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做了总统，一切都好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总统就跟皇帝一样，只消坐上这个位置，大权就是咱的，些许小把戏，根本无碍大局。所以，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这俩小花招，都一口答应。答应的太痛快了，孙中山倒有点放心不下，急忙派出一个由前翰林蔡元培领衔的高规格迎接使团，北上前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7日，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立刻受到袁世凯的盛情接待，袁世凯下令打开正阳门，让专使们从昔日皇帝进出的大门进到内城来，享受无限的尊荣。不仅一口答应南下就职，并且大宴专使，气氛极为友好而热烈。可是，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有人据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随后查明，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三师。

据当日在场的齐如山回忆，说是乱兵不大像是成心作乱的乌合之众，上街抢劫，蒙头蒙脑，缩手缩脚，都不知道该抢什么好，也不大有伤人的意思。齐如山还在街头给乱兵做好一阵“抢劫顾问”，告诉他们什么值钱。而据当时的第三师的一位参谋回忆，在兵变发生之前，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经两次找北洋宿将们嘀咕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事情，认为这样对袁世凯不利，对北洋军更不利，兴许北洋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一次直接找了第三师的曹锟和一些军官，挑明了要找点人，围住专使的住所，放几枪，叫喊几嗓子“宫保（袁世凯）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把这些人吓走。虽然说，此说没有旁证，但这样的诈术，此前袁克定也干过。在袁世凯已经跟南方达成协议，清室却在犹豫退不退位之际，他居然跟北方革命党人合作，收买好些人力车夫，在东安门放枪扔炸弹，吓唬小皇帝。同时暗中嘱咐警察，不要干预。这种伎俩，跟此番兵变，简直异曲同工。所以说，袁克定办这种事，是太有可能了。很可能的是，曹锟这种憨货，生生把事给办砸了。原本是不多的人出来吓唬人，结果整个师都出动了，事情闹大，烧抢的地方太多，伤及袁世凯的面子。所以，事情过后，曹锟狠狠地被骂了一顿，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当然，这种事，实在也是难以掌握，那个年代当兵的，有机会起哄抢劫，没有不乐意的。所以，事一旦闹出来，就越闹越大，刹不住车。不仅北京发生了兵变，后来天津和保定也起哄似地跟着兵变了。袁克定为了赶跑专使编出的故事，最终还真的吓到了一些北洋军人。关于兵变，还有另外的说法，身为当时北洋军人的冯玉祥就认为，曹锟的兵，原本纪律就不好，兵变不是袁世凯的阴谋。而时为第三师旅长的陈文运，就认为兵变的原因是强行剪辫，以及停发恩饷和米贴（战时的补贴）。但是据说，恰是因为陈文运是洋学生，袁克定布置的时候，没敢告诉他，怕他死心眼不肯干。显然，如果兵变是因为纪律不好，或者经济要求没满足，已经变了兵，断然没有回营的道理，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任何时代，兵变都是砍头的罪。所以，兵变更大的可能，还是设计好的阴谋。

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北方人，袁世凯的确不喜欢南京。况且，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从来都是北强于南，在南边定都者，大多为偏安之局。所以，尽管所谓把袁世凯弄到革命势力较大的南方，调虎离山的策略，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南方，也未必就革命氛围有多浓烈，而北方一样也有革命党。只要袁世凯做了总统，北洋军自可以调来自卫，不愁镇不住东南半壁。但是，如果能不走，袁世凯还是不想走的。因此，袁大公子和曹锟虽然闯了祸，但毕竟打消了迎袁专使的念头，属于自家人好心犯错误，这个错误多少也有几分合自己的心意。所以，骂过一顿，也就了账。曹锟还做他的师长，参加兵变的人，更是没有可能被追究，而袁大公子，则依旧翻云覆雨，玩他的权术。这样的结果，让人分不清到底这些把戏究竟是袁公子自己的主意，还是得到他老爸的首肯呢？

只是这样一来，乱兵被姑息了，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东也是东洋刀，西也是东洋刀，民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革命成功，武昌首义功臣，个个被捧到天上。毕竟，人家冒险犯难，放了第一枪，才有了民国。但是，民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1912年8月15日，武昌首义的大功臣张振武和他的部下方维，在北京被军法处抓走，当日执行枪决。张振武是首义三武之一，所谓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三人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张振武则是共进会的骨干，蒋翊武则是文学社的负责人。在革命的筹划过程中，张振武由于家境富裕，跟刘公一样，属于湖北革命党的财东，家产都卖得差不多了。起义后，他们三人共掌军务部，属于鄂军政府的核心部门。在汉阳保卫战中，张振武落水，几乎丢了性命。然而，打仗没死的首义英雄，却在战后被亲手建立的民国政府处死，的确有几分蹊跷。

袁世凯杀了首义功臣，舆论大哗，议会大哗，同盟会也大哗。面对铺天盖地的质问，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杀张振武是黎元洪的意思。黎元洪密电里，张振武的罪状主要有二。一是现在的罪过，所谓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武汉的几次风潮，都是他的主使云云。二是历史问题，说他在1912年初，拿了数十万去上海购买枪械，挥霍一空，有贪污嫌疑。而且，据黎的密电，说他到北京后，还经常利用京汉铁路之便，往返京汉两地，每回来一次，弄得武汉上下神经紧张。

有人说，是张振武对黎元洪这个强拉出来的都督不敬，动辄对黎元洪拔枪大呼小叫，导致了杀身之祸，我看这仅仅算是一个诱因。尽管说，当初革命党跟黎元洪的结合，原本就是无奈。黎元洪做了首义头号功臣，像张振武这样老革命党，绝对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个，黎元洪就动了杀心，倒也不大可能。这种不敬之怨，顶多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还有人说，是革命党人自身的分裂，促成了张振武的被杀，而孙武要为此负责任。的确，战后的三武，已经有了嫌隙，尤其是孙武和张振武之间，更是不和。孙武是个拉大旗的人，明明是另起炉灶，建立共进会，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自家本是武汉人，跟孙中山毫无关系，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葆仁改为孙武，谎称是孙文的弟弟，连自己的号也改成梦飞和遥仙，跟孙中山的号逸飞和逸仙遥相对应。革命后，由于跟同盟会有了矛盾，就再次另起炉灶，成立民社，奉黎元洪为首领，把昔日的“哥哥”丢在了一边。因此，湖北这些依旧奉同盟会旗号的同志，势必要跟他算账。但这些矛盾，是不是会导致孙武要黎元洪杀了张振武，也还真的不好说，至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当然，黎元洪的密电，关于张振武的历史问题是扯淡，当时战争并未真的停止，革命党人花钱乱来当然不假，但是鄂军政府内，这样做的又不是他张振武一个，大家都在乱花，否则湖北积攒下来的那么多钱，怎么花掉的？按当时的情形，乱花钱是有的，贪污就不一定了。即使贪污了，当时不抓，过后算账，谁能服气？显然，真正送了张振武性命的，是鄂中接二连三的风潮。这些风潮比较大一点的，有武昌军人群英会的变乱，这些人抄了孙武的家，后来被镇压，军官祝制六等三人被杀。然后是湖北裁兵风潮，退伍兵交哄作乱，到处放枪。再就是南湖马队倒黎兵变，马队第二标，整队叛变，城内还有配合的机关。幸亏黎元洪事先得知消息，预作防范，才扑灭了兵变。至于小的风波，几乎无日无之。被裁撤的退伍兵，成群结队，或上街要饭，或聚众闹事，或围衙请愿，让黎元洪焦头烂额。据说过年都不让老百姓放鞭炮了，一听鞭炮响，大家就以为兵变，军政官员都受不了了，真给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革命时，大肆招兵，唯恐不足。湖北一地，已经有八个师及一些零散的军队了。仗打完了，就当时的财力而言，湖北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唯一的办法就是裁（战前，湖北才一镇一协，及一个师加一个旅）。从来都是招兵容易裁兵难。裁了兵，难裁官。湖北一下子从八个师裁成三个，没法不乱。据说，对于裁兵，张振武并不赞同。是否参与了各种“倒”风，策动过兵变，还真不好说。反正，裁兵一定会导致军队内部的争斗加剧——位置少了嘛。这些革命元勋再在里面一搅和，明争暗斗，个个能量都那么大，黎元洪的椅子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情势上讲，黎元洪杀一儆百，对于弹压地面，稳住局势，有莫大的好处。话说回来，从事后的反应看，那些想求个太平的市民，以及那些没有被裁撤的军人，他们对杀张振武也拥护。不管怎样，证据是否确凿不要紧，杀个把气焰嚣张的大头，对于震慑众多的退伍兵，绝对有用。

当然，黎元洪这活儿，干得很不漂亮。要杀，在武汉杀就是，只要证据确凿，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一面堂而皇之地把人送往北京，说是袁大总统另有任用；一面密电袁大总统做掉这几个人。借刀杀人，玩权术玩到袁世凯头上，当然班门弄斧。袁世凯一面当机立断，杀掉张振武，彻底毁掉革命党和黎元洪的关系；一面公布黎的密电，把黎元洪借自己的刀，递回他黎元洪自己手上去。从而确保了革命党人虽然义愤填膺，却没法因为这个，跟自己闹翻。

后来，张振武的尸体被运回湖北，在他的家乡安葬。路过武昌，孙武也好，黎元洪也好，都抚棺痛哭，厚加礼葬。但是，经此一事，两人都跟同盟会彻底掰了。最要紧的是，二次革命时，黎元洪完全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一个张振武的人头，让袁世凯换来了一个地方实力派的黎元洪的站边，站在自己一边，后来在跟革命党的摊牌战争中，拿到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要点。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活儿，干得漂亮，但的确够缺德的。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说到武昌起义，张彪是个必须提到的人。众多关于武昌首义的回忆，有哪篇文字没提到张彪呢？很少。凡是那夜里参与起义发难之人都知道，他们的对头，就是张彪。也只有张彪，率军做了抵抗。可以说，作为第八镇的统制，新军士兵的老长官，那天夜里，是起义的真正障碍。

张彪是山西人氏，从传下来的老照片看，生得高大威猛，一脸憨态。在那个时代，凡是长成这样的人，进了官场，命都不错，因为让人觉得老实可靠。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人才，从此跟上张之洞，一路发迹。张彪就像那个时代的山西人一样，脸憨，嘴拙，腿勤，可靠而且伶俐。他原本是个武人，给张之洞做侍卫的——清朝叫做戈什哈，实际上就是下人跑腿的。做这种活计的人，成百上千，真正有眼力见儿，得到主子青眼的，还真不多。晚清到民国，从戈什哈发迹的人，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一个是吴佩孚，一个就是张彪。张彪从一般侍卫变成贴身侍卫，然后升堂入室，成了张之洞须臾不可离开的左右手，属于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寝房的贴心人。张之洞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安全由他负责，事务由他打理，钱财也由他一手掌管。大户人家，真正主内的，都是贴身丫环，主人和主妇的家，一多半都是丫环当了。所以，张之洞索性把贴身丫环赏给了张彪，张府的事，全交给这夫妻俩包办。那年月，由于贴身丫环跟主人关系非同寻常，情逾自家闺女，当然也有点暧昧，所以，凡是娶了主公丫环的，人们一律尊之为“丫姑爷”。说是尊称，其实只能背后说，因为丫姑爷本身，也有点暧昧。当然，晚清笔记，还有传说张彪是张之洞娈童的，不过，即便张之洞有断袖之癖，张彪长的那个模样，又不是清俊小生，似乎不大可能。那个时代的达官贵人，的确有好男风的，但这些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所以，喜欢的都是长得像女孩子的清隽小生。

丫姑爷虽然是张之洞贴身的左右，但毕竟是武人，须得从武职上出身。所以，张之洞在办新军的时候，张彪就成了左右手，也顺理成章成为新军的首领。打1895年编练江南自强军干起，一直做到新军第八镇统制。最牛的时候，整个武汉的军队加军事机关和军校的负责人，都是张彪，还兼管楚字号的江防舰队。一个人几十个头衔，而且都是实职，不知他怎么忙得过来。张之洞死后，张彪的地位有些下降。瑞澂来做总督，代表着满人亲贵收权行动的一部分，张彪的官职虽然没有动，但权力大大受限，头衔只剩下了一个统制。好在张彪是个明白人，懂得怎样伺候上司，所以，还能混得下去。

说起来，张彪对于手下这一镇（师）的控制，还真是够严的。第八镇的军官，几乎没有什么革命党，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组织，也屡屡被破坏。武昌起义时卷入起义的军官，只有一个吴兆麟，才是个队官（连长），也仅仅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工程营打响第一枪之际，军官们一直在堵截，有的还为此送了命。只是，南方新军，士兵多为读书人，一旦接受革命党宣传，就控制不住地激进。所以，发生革命，也不是张彪所能掌握的。况且，张彪虽然是武人，还去日本考察过军事，但他之所长，毕竟是伺候长官，察言观色，揣摩主人，跑腿办事。要说指挥一个师，练兵打仗，选拔人才，就不是他的所长了。所以，他手下的军官，像黎元洪这样的老实人比较多，有个比较出色的蓝天蔚，还留不住。这些个老实人，听话倒是听话，但有了大事，就没了主意，士兵乱将起来，任谁都控制不住部队。起义那夜，张彪能掌握的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个辎重营。当时，张彪被招到总督府，商议对策，当楚豫舰舰长劝瑞澂逃走的时候，他也跟着附和——这附和他的性格，顺着长官的意思说话。但是他未必不知道，一旦瑞澂走了，人心就散了。据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回忆，说张彪据守督府，一面机枪咯咯地放，一面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到，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这面写着文绉绉劝降词的大旗，大概要算是张彪最强硬的抵抗了。在瑞澂小妾眼里，这个膀大腰圆的将军，一向标榜自己跟部下关系好来的。不过，据后来起义的第八镇士兵说，他们也认为张彪待人不错。实际上，起义士兵对张彪也相当客气，督府被烧了，但却下令不许烧旁边的张彪府邸。张彪逃走之后，还派兵守护，不让乱兵骚扰，最后放张彪的家人平安离境。对他们来说，起义反抗是公义，张彪对他们不错，有私恩，私恩也要顾及。

武昌起义之后，张彪退出军界，回到天津日租界养老，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时候人们才发现，作为遗老隐退的张彪，比他的主公张之洞，可要富裕多了。在那里，张彪盖了一座全城最有名的“张园”，占地二十亩，是天津著名的娱乐场所，跟上海由商人张叔和建的张园南北呼应，谁人不知。北京京剧的名角，来天津唱戏，都来张园。后来清废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宫，躲到天津之后，就住在张园。据溥仪自己回忆，张彪把整个园子都腾出来，让他和从人住，费用全包。自己不惟三跪九叩，而且早晚伺候着，亲自为溥仪打扫洒除，溥仪劝都劝不住。这个因部下起义毁了清朝的前清将领，就因为这个，死的时候得到溥仪的一个谥号：忠恪。

可是，这个忠臣，也就是在伺候主子的时候，能对得起这个谥号，否则，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闹不起来。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历史经常会因一些偶然事件拐弯，明末如果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当时尚未有中原之志的满人，显然不会那么快取明而代之。而到清祚将尽之际，如果吴禄贞不死，辛亥革命北方的形势，也将会大不一样。即使北京不会落入北方革命党人之手，袁世凯的作用也不会如此之举足轻重。革命后的天下，很可能会是革命党的，其实，天下只要不姓袁，清室爱新觉罗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皇帝上断头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1911年11月7日凌晨，是个历史出现拐点的时刻。此前的一天一夜，吴禄贞都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11月5日，他刚刚见了起义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商量好了组织燕晋联军的事。更早一点，他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虽然做封疆大吏是他夙愿，但这个任命，却分明是让他带兵去拼命，收复刚刚宣布独立的山西。当然，吴禄贞没有这么做，他跨过了直隶和山西边界，在山西的娘子关跟阎锡山见了面。告诉阎锡山，他绝不会抢他山西的地盘，而是要拿下北京。于是，两边商量好，组成燕晋联军，掉过头来，直捣黄龙，完成革命大业。再加上和他一向声气相投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驻扎奉天的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三下联手，趁北洋军的主力正在湖北前线，清廷北方空虚，好事，真是大有可为。因此，11月6日，他一天都没休息，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第二天就全军将士胳膊扎上白布（这是反叛的标志），进军北京。命令已经下达，好些依然忠于朝廷的部下感到不解，但还是执行了，但人心惶惶。到了晚上，他也没有回营，就待在石家庄火车站，一夜无眠。7日凌晨，他的卫队长马惠田突然带人闯进来，吴禄贞猝不及防，被马杀死。吴禄贞一死，一向以吴马首是瞻的张绍曾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好，随即被清政府免职，而东北那边，突然之间众叛亲离的蓝天蔚也只好出逃大连。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此拐弯了。

从晚清到民国，留学学军事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前前后后差不多有几百位，但是，在清朝新政之前毕业的，却寥寥无几。这寥寥无几个人中，吴禄贞就是一个。一般来说，由于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因此，凡是1903年前后毕业的留学生，往往都会得到重用。学文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如此，学武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良弼、蔡锷也是如此。这几位，在清末士官生中，位置都比较高。历史上，人称士官三杰的，是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其实，士官生更有名的应该是蔡锷和蒋方震，后面还有一大群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比如阎锡山、孙传芳、张群、赵恒惕、刘文辉等等。只是在当时，蔡锷位置过偏，而蒋方震则出道晚了点，其他人则更晚，只好排在后面。

留日学生，革命者多，这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学军事的，当然更不例外。所以，士官三杰，都是革命党。但是，这些革命党回国之后，是否还坚持革命，可就难说了。同盟会是个松散的团体，党人彼此的联系程度，比会党还低，所谓党的纪律，更是一句空话。留学时的时髦，多半构不成后来行为的约束。回国如果受了重用，同时国内政治变的比较好，就不一定非革命不可。教科书上说，进入20世纪，经过论战，革命派已经战胜了立宪派，其实未必。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革命党人用棒子打出来的，并非讲道理说服了人。所以，很多出来留学的精英，是否真的从心里认同革命的道理，一丁点立宪派的道理也听不进去，是很难说的。吴禄贞在当时，是个公认的人才，得到过张之洞、赵尔巽甚至庆亲王奕劻的赏识。士官同学，满人亲贵中唯一知兵的良弼，与之交情甚深。正因为如此，吴才得以步步高升。当然，这其中也有吴禄贞自己的经营。他曾贿赂庆亲王奕劻两万元，拜在这个当年最著名的贪官门下。据说，第六镇统制，就是这么来的。清廷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觐见之后，摄政王载沣给了吴禄贞一个小匣子，吴回家一看，里面装满了检举吴为革命党的书信。可见，作为一个人才，吴禄贞在清末是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的。可惜，对于吴禄贞这样有大抱负的精英来说，个人的际遇跟整体政治的前途，是密切相关的。当吴禄贞真正放手使用之际，清廷已经因倒行逆施，风雨飘摇了。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殉葬。

只是，看起来十分乐观的北方革命形势，其实存在很多的隐忧。吴禄贞统带的第六镇，原是以袁世凯武卫军的老底子为基础编练而成，属于袁世凯的基本部队。而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和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也是从北洋军发展出来的部队。这些部队，军官都是北洋系的，有些还是淮军的老人，士兵则是北方的农民，官兵思想都相当保守，跟南方新军完全不能比。后来袁世凯得了大位，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大满意，背后还有骂袁世凯是曹操的，说要剪辫子，都哭哭啼啼死也不肯。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基本的官佐，都是袁世凯亲自提拔和培养的，袁世凯在里面根基很深。要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揭竿而起，反叛清朝，打到北京，其实大有难度。吴禄贞和张绍曾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个有实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廷当家的少年亲贵，因为赶走袁世凯，想要进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潜势力。但自打统带第六镇以来，吴禄贞改造部队的企图，几乎是寸步难行。只有很少一部分非北洋出身的军官，如何遂、孔庚等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既影响不了，也撤换不掉，尽管袁世凯走了，但把持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却跟北洋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提拔的人，想动谁，都动不了。士官三杰，又个个具有名士派头，不屑于扎实地工作，从士兵动员起。据吴禄贞的好友李书城讲，吴禄贞虽然做了统制，但在部队的时候少，在北京的家里的时候反而多，很喜欢跟一班儿文人诗酒唱和。蓝天蔚也好不了多少，他在奉天密谋起义，行动未及开始，部下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总督赵尔巽。开会商议，部下有反对的，没有赞同的。只有张绍曾好些，也只培养了几个倾向革命的小营长，在张去职之后，还敢贸然起义。其实，三人之中，环境最恶劣的，要数吴禄贞，连卫队长都不是自己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禄贞偏又疏于防范，连卫士都不找几个亲信，居然让老的统制卫队长留任。遭遇暗杀，也是必然。暗杀吴祿贞，当然不是所谓个人恩怨，因为凶手杀了人，还把吴禄贞的头颅割下，明显是跟指使之人请赏去了。指使者当时人们多怀疑是良弼，因为他是满人，坚持抵抗革命，以至于跟吴禄贞交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带有点报仇性质，玩命刺死了良弼。其实，就情势而言，最大的嫌犯，应该是袁世凯。如果是良弼，即使知道吴祿贞要反，最大的可能是说服上面撤了他，而不是行刺。刺杀了吴禄贞，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也只有袁世凯，有这个条件，策动旧部完成任务。

最后，需要提一下那个凶手马惠田。此人为袁世凯立了大功，后来自然不会被追究，但花完了赏银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用他。毕竟，作为一个卫队长，杀自己的长官，在那个还讲究旧道德的时代，是职业大忌。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王金发的本名是王逸，字季高，金发是他的乳名，一个人以乳名名世，肯定有点特别。在我看，多半是由于他传说中山大王的身份。毋庸置疑，王金发是光复会最彪悍的战士。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后，他只身逃入山中，做山大王，坚持与清朝为敌，遭到朝廷和士绅团练的多重围剿，即便如此，在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还能策动反击，突袭嵊县的清兵。后来离开家乡，游走于海上，则扮演了一个革命党侠客的角色，枪法好，身手矫捷，惩治叛徒，刺杀恶徒，神出鬼没，颇有后来中共特科红队的范儿。人们都说，同盟会的叛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夫妇被他堵了被窝，若不是求饶答应救人，早就做了王金发的枪下之鬼了。但诱刘叛变的汪公权和告密捕杀秋瑾的绍兴士绅胡道南，就没这样幸运，都做了枪下之鬼。据说，都是王金发干的。

革命党杭州起义，攻打抚台衙门的两支敢死队中的一支，也是他率领的。杭州光复，众人推举名绅汤寿潜做都督，但王金发却认为在秋瑾案中，汤有些不明不白的嫌疑，所以坚决反对。反对不成，自己带着敢死队，直奔绍兴，学齐天大圣，杏黄旗独树，占了绍兴，招兵买马，咱也做了都督。

王金发在革命党里，是粗豪之人，在绍兴、嵊县一带，是出了名的山大王。山大王做了都督，容易让人联想起《水浒传》里李逵做知县，《堂吉诃德》里桑丘做公爵采邑的总管。不过，王金发其实是读过书的人，据说还中过秀才，到日本留过学。只不过比起做书生，他更喜欢江湖，比起革命道理，他更热衷江湖道义。大王做了都督，当年在嵊县一带的江湖人士，都来了，他的部队，很快从不满百人，扩充到一个旅，然后将近一个师。绍兴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有一些士绅主张“独立”过了，成立了新政府，但他来之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换上了自己的人，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不管做好做歹，王金发基于江湖义气，照单全收。

靠义气统治一个地方，有病是自然的。部下纪律不好，但都是昔日的兄弟，王金发没法约束，军队勒索、敲诈，强取财物，甚至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这种事被他撞上了，一枪毙掉，兴许能好上几日，然后一切照旧。几个把持府政的亲信，也只能一任他们营私舞弊，弄权弄钱。按鲁迅的观察，就是天还没凉，就由刚来时的布袍子，换成了皮袍子。当年闹革命，王家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凡是嵊县的亲戚来绍兴看他，一律赏钱，弄得王家有一搭无一搭的亲戚，相望于道，都来都督府走亲戚。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骤贵耀富，倒不是太大的失德。王金发最让人看不过的，是他自己放浪形骸的行为举止。这个曾经在日本混过多年的革命党人，做了都督，还跟在日本时一样，携下女或者艺妓郊游。当时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他就带着这个漂亮女孩，每日到处驰马，饮酒，放枪，还自以为得意，大丈夫当如是焉。这样的浪漫风流，在一个内地小城，大众的观感，自是不好。加上王金发是本地人，当初跟徐锡麟、秋瑾办大通学堂闹革命，加上他自己后来做山大王，跟当地的乡绅，有着太多的是非和纠葛。加上义气为上的王金发立意要为秋瑾报仇，当了政，复仇的面自然会扩大，睚眦之怨必报倒也不至于，但牵连较广也是事实。跟别的光复后新政府不同，绍兴有个执法处，专门审理和枪毙人犯，前前后后，据说一共杀了五十几个人。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录，在当时是罕见的。那些有满人抵抗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杀人。

但是，王金发治绍的恶名，还不仅仅在于多杀了人，关键是百姓乃至乡绅的负担加重。从本质上讲，王金发矢志北伐，扩军速度奇快，一个小小的绍兴府，居然不到八个月就招了将近一个师的军队，军队多，筹饷压力自然大。绍兴没有多数现代工商业，只能从赋税上想办法，不仅传统的盐茶两税加重征收，而且光复地区普遍的减免田赋，在绍兴也提前开征。同时，王金发还借口镇压反革命，严禁鸦片，对当地粮户和乡绅大肆勒索，没收田产。这样的话，原本就对山大王充满敌意的当地乡绅，不免对他的统治群起而攻之。连他资助办的《越铎日报》，也刊登抨击他的文章。王金发的士兵前去捣毁了报社，伤了报人，结果引起更大的反弹。革命党人用武力压制言论，使得王金发在全国都有了恶名。其实，随着时间推移，王金发在舆论的抨击下，行为是在逐步收敛的。原本逮捕了秋瑾案中传说是主要告密者的章介眉，最后在各方的说情下，还是把他放了。《越铎日报》大张旗鼓地骂他，他也没把这境内的报纸封门。

尽管平时老百姓挺喜欢山大王，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到处流传。可一旦真的山大王来了，他们还是有些害怕的。加上山大王的统治过于随意，百姓的负担反而重了，地方的秩序反而不好了。原本在政治上跟着乡绅走的百姓，自然也就对王金发怨声载道。于是，在全国统一撤销各地军分政府的压力下，在绍兴人的告状声和舆论的抨击声中，王金发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唯一的收获，是手上有了几十万的大洋。

此后的王金发，就基本上变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豪客，成天醇酒妇人，花天酒地，豪饮豪赌，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安享温柔乡之福。国民党二次革命，他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参与，但毕竟没有出来亮亮枪法。再后来，他渐渐跟党人也不怎么来往了，还有传说他将要自首投靠袁世凯，帮忙缉拿革命党人的。但是，这种事毕竟没有发生，北京政府陆军部的批文也说，他一匪未缉，空有自首的虚名。王金发的最终结局，是在1915年袁世凯统治的盛期，惩治革命党的风声早已过去，他准备在西湖边安家之际，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当即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看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照片，王金发神态自若，虽多年以妇人与酒自戕，还不失为一条汉子。而杀他的朱瑞，其实在当年攻打抚台衙门时，还是同志。就当时的档案材料看，显然浙江督军朱瑞比北京政府更有积极性杀这个昔日的同志。也许，山大王的名声害了王金发，有这个名声，回到家乡，无论有无作为，地方官总是会担心的。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在民国，谭延闿是个人物。他在汪记国民政府做过政府主席，蒋记的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长。虽然好像实权不在手里（此老做什么，实权似乎都不在手里），但毕竟是顶了天的大官，死后，要举行国葬的。也真就国葬了，葬在中山陵，孙中山的旁边，一个蒋介石一直想要，却最终求之不得的地方。

但是，谭延闿不是老同盟会员，作为一个大人物，革命的资格很浅。他跟国民党的关系，跟孙中山的关系，始于辛亥革命。革命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这场革命，他可能会是一个名绅，或者高官，抑或著名的书法家，但无论如何，不会跟革命扯上关系，不会涉及那么多场的战事，不会当罢督军、司令、军长，再当主席和行政院长。

其实，谭延闿的崭露头角，是在清末。谭延闿是个贵公子，父亲谭钟麟，做过清朝的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谭延闿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得中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要不是西太后因年头不利，刻意追求吉利，也许状元就不一定是直隶的刘春霖，而是湖南的谭延闿了。但是就这个会元，也让湖南人一时很是扬眉吐气。晚清湘人很牛，但最牛的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不是科门高第，一直也没有科门高第。一个谭延闿，把面子挽回了许多。

谭延闿的父亲，是个保守派。戊戌维新时，拥护维新的大吏不多，跳出来反对新政的封疆大吏也不多，但有他一个，在两广总督任上，首先裁撤新政事务。可是，儿子谭延闿却是个趋新的人物。辛亥年，他是湖南谘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领导人之一，给清政府添了不少麻烦。此前的立宪请愿，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不仅如此，湖南的谘议局，属于当年最活跃的谘议局之一，搞得风生水起。每有举动，全省为之瞩目。因为加税案，他跟巡抚官司打到资政院，而且取得了胜利。革命前，他跟革命党没有关系，但辛亥年巡抚余诚格几次要杀党人，都为谭延闿所阻止。革命发生的时候，跟湖北的汤化龙一样，谭延闿也对清政府失望到了极点，因此，尽管对革命党人不明里就，还是很配合，不仅出面说服立宪派士绅接受焦达峰和陈作新，而且出任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只是，在一个讲究资历的国度，焦达峰这样在革命党和社会上都藉藉无名的会党好汉，在绅权特重的湖南，无论如何是无法立足的。即使焦达峰当了都督之后，没有那样的江湖做派，胡乱封官，天天摆席，他的都督也做不长，因为总有人不服。

不服的人策动士兵作乱，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但却拥戴谭延闿做都督。那日，众军汉涌入谭家，直入堂奥，大呼小叫：“谁是谭延闿？”吓得谭延闿面色如土。军汉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拥入都督府，大有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味道。有史料说，“军士以强迫手段，以四人负之入轿，四人舁（抬的意思）之迳去，”跟绑票一般。作为外国人的长沙税务司向上司报告说，谭延闿在去都督府的路上，是一路哭着去的。到了那里，谭延闿半晌定下神来，才明白这些军汉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做都督。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厚葬焦、陈二人，因为他们毕竟是革命元勋；第二，军人要守纪律，服从军法。如果不答应，他宁死也不做这个都督。事已至此，军汉们只能答应他，大家一起高呼万岁。那情形，就像当年赵匡胤被军士拥戴，黄袍加身一样。

由于谭延闿成了这场变乱的受益者，所以，后来的史家，每有说刺杀焦达峰是他的指使，虽然并没有证据。其实，谭延闿在当时，也感觉到了某种尴尬。他刻意疏远作乱的军官梅馨，致使此人一直郁郁不得志。同时，他对焦达峰任命的都督府人员，一律留任，以示安抚。作为一介文人，被一群军汉拥戴为都督，没有能力制裁作乱者，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据说，谭延闿也有一手好枪法，曾经在军人面前露过一手。也曾遭遇过闹饷军人的围攻，他都处变不惊。但是，他毕竟不是军人，在那个乱世，一个文人，很难让军人心服口服。他做了都督之后，湖南在他手上，作为湖北前线的直接后方，一直维持到南北和谈成功。有意思的是，当立宪派们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时候，谭延闿却加入了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都督，直到被袁世凯免掉。在督湘期间，对革命党人特好，对“革命伟人”一律刻意逢迎，还把长沙的一条路，改名为“黄兴路”。

此后的谭延闿，就一直作为国民党人，活跃于政治舞台。前后三次督湘，最后大革命时北伐做了北伐军第二军的军长。跟蔡元培一样，他是国民党内两个革命的翰林之一。只是蔡元培一直都是文官，而谭延闿却一直在做着将军。可是这个将军，脾气特别好，人们一边尊称他为畏公（他的号是无畏），私下却称他为谭婆婆，谁也不畏他。谭婆婆字写的好，更好求，当年的湖南，一个小点心铺子，都可能有他写的招牌，不过都是免费的。谁撞上他，一求，准答应。做了那么多年的将军，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人当他是军人。国民党有两个人缘特好的大人物，被叫做“甘草”（中药里，甘草药性平和，跟哪种药都可以配合不打架的），武甘草是何应钦，文甘草就是谭延闿。脾气好的人，官运也好，不服不行。但是这个官运，不仅跟他的脾气有关，而且跟他赶上了辛亥革命有关，跟他在辛亥后的选择站班，更有关。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在众多军阀中，张宗昌是一个标准的流氓，外国人称他是狗肉将军，中国人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和多少姨太太。他得势之际，中原所有的土匪流氓都喜欢投奔他。队伍每天都在扩大，真的不知有多少兵。另一个较小的流氓军阀孙殿英，跟的大人物人无数，但私下说起来，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爽。他的钱当然不少，但关键他不在乎，没了就没了。部下贪污，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手上的钱被骗，他从来都懒得追究。姨太太多到没法辨认，如果有的跟人跑了，跑了也就跑了，从来不会追杀。这种流氓到家的人，不在乎人家花他的钱，也不在乎人家睡他的女人。流氓做到了这个境界，如果不考虑到他对民众的危害，还就是有人喜欢。流氓多了，能做到统兵数十万的人不多。为人再讨人喜欢，也得有机会，而且能抓住机会，这个曾经一度统治过直鲁两省的军阀大帅，起家就在辛亥革命。有谁知道，这个声名坏到家的狗肉将军，当初，居然是正经八本的革命军呢？

辛亥前夕，张宗昌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警察。当时海参崴华人特别多，整个城市都靠华人撑起来的。为了方便管理华人，沙俄的远东当局雇了好些华人警察，或者说叫门警和协警，张宗昌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他是华人警察中的老大，地位相当于当年上海法租界的黄金荣。张宗昌一米九的大个子，相貌堂堂，胳膊粗力气大，可能还会个两下子，会讲一口洋泾浜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所有的华人警察都听命于他，华人在那里大小事情都会找他，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他干过胡子，做过地痞，做警察之后，包娼包赌包贩毒，在海参崴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界，黑道白道都买他的账。当年海参崴新来的雏妓，第一夜必须是他享用。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注意到了东北这个日俄杂处，没有规矩的地方。从来不惮于跟黑社会打交道的他们，把发展势力的目光，投向了著名的东北土匪和马贼。从大连到黑龙江，都有革命党人的身影，也的确联络了不少人。虽然说跟会党一样，这些绿林好汉到时候能不能顶用不得而知，但毕竟有了联系，某些土匪马贼也表示乐意效命。由于当时进入东北，坐船到海参崴更加方便，因此，张宗昌这个黑社会的翘楚，也在革命党的视线之内。由一个留学过俄国的留学生做过他的工作，因此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到了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之后，南方的革命党人开始筹备北伐。鉴于南方革命军缺乏骑兵，而东北马贼举世闻名，于是，黄兴和陈其美先后派了若干人乘船来到海参崴，转道进入东北，准备在马贼中招募一些骑兵。

在张宗昌的斡旋下，革命党人联络上了当时在海参崴以北二百多里大山里占山为王的胡匪刘弹子，此人有差不多一两万的部众，多为马贼，官兵一直拿他们无可奈何。作为山匪绿林，最高的理想当然不是占山为王，也不是被招安，而是投身一个新朝，彻底洗白，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元勋。海参崴是俄国远东的商埠，消息一点都不闭塞，当地的华人知道南方的革命，知道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所以，革命党人很快就说服了刘弹子，他们下山来到了海参崴，在张宗昌的庇护下，商议好了具体的条件。最后达成协议，革命政府先给刘弹子以骑兵团长的名义，由刘挑选精锐八百人组成骑兵团，所有的费用，所有的运输安排，均有革命党人负责。

就这样，巨匪刘弹子和张宗昌以及刘的部下，连带一些张宗昌在海参崴的小兄弟，分批乘船南下，到了上海。可是，到了南方之后，原本做团长的刘弹子降级成了营长，而团长变成了张宗昌。在山里称王称霸的土匪头子，出山之后，毕竟没有见过市面的流氓头子吃的开。三转两转，就晕了。刘弹子不甘心，决意反抗，但却像老虎离开了山林，施展不开，不得已，只能带人走路，回到东北重归山林。可怜，走的时候，居然没带走几个人。同样在上海滩混的帮会大佬革命党人陈其美，看来很欣赏这个北方的同道，张宗昌就在上海督军陈其美麾下做光复军独立骑兵团的团长，后来又被编入冷遹的第三师下面做骑兵团团长。袁世凯反正之后，黄兴大肆裁军，冷遹的部队被保留下来，张宗昌依旧做他的骑兵团团长，随后升任旅长，红得不得了。然而二次革命时，张宗昌审时度势，阵前倒戈，投靠北洋大将冯国璋，马上变色，换了主子。换主子的人，一般都会受气，但他赶上了一个厚道的主公，部队居然得到了扩编，编为江苏暂编第一师，张宗昌成了师长。

1918年，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非嫡系的张宗昌，被后来的江苏督军李纯支到了湖南前线。非常滑头的张宗昌，在战争初期，刻意保存实力，没打什么硬仗。但拖到1920年，随着直系干将吴佩孚的突然撤兵，整个北军战线被拖累得土崩瓦解。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也崩溃了，张宗昌只身带着一大笔军饷，回到了北方，用这些军饷买了十几个金狮子，送给曹锟，意图弄个一官半职，曹锟乐意，可是吴佩孚知道以后，坚决反对。张宗昌倒也潇洒，金狮子也没要回来，转身出关，投奔张作霖去了。张作霖收留了他，只给了这个光杆司令一个宪兵营长。但是，机会总是垂青于这个大个子流氓，前吉林督军策动人在张作霖的后方造反，张作霖忙于跟直系对阵，没有兵可派，于是给他一些老爷兵，一些破烂枪，让张宗昌前去应付一下。等张宗昌到了前线一看，哦，原来起哄叛乱的都是昔日他的流氓地痞喽啰。一招手，就都过来了。从此，张宗昌东山再起，越做越大。还趁十月革命之际，招募了一万多白俄士兵，编成一个白俄军团，进关之后，每仗都用这些白俄兵打头阵。那时的中国兵都怕洋人，白俄兵一来，就吓哆嗦了，因此所向无敌。直到大革命北伐战争，他才被当年革命党人的后辈彻底打败，退出历史舞台。1932年他心有不甘，潜回山东，被山东军阀韩复榘算计，送了性命。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个机会，张宗昌这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个北方的黄金荣。而且到了十月革命以后，大批华人华侨被驱逐，连黄金荣也做不成，但是革命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为不可一世的乱世枭雄。

第四幕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要说一个没有，倒也不是。从晚清到民国，日本士官学校是中国军事人才的一个重要源头，好些此前此后声名赫赫的将领，都是士官生出身，论起来，可以排长长的一队。最早的三期（相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士官生，一百六十人中，只有三个满人。倒不是朝廷不送，而是满人吃不了这个苦，不肯去学。这三人中，舒清阿坐了一辈子机关，默默无闻，铁忠有点动静，辅佐湖广总督瑞澂，是瑞澂手下的第一号干将，但在武昌起义过程中，主张强硬激起事端在先，没有劝止瑞澂仓皇出逃在后，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庸才。惟有一个良弼，的确是块料，即使革命党提及，也得树大拇指。不仅可以跟士官三杰之首吴禄贞比肩，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

良弼是清朝的宗室，努尔哈赤幼弟巴雅拉之子巩阿岱之后，大学士伊里布之孙。这个伊里布就是参与鸦片战争和谈的那位，不惟后来的教科书骂投降，当时在清朝，也属于有污点之辈，后代没有什么好日子过。良弼的父亲早亡，跟母亲一起生活，在成都长大。他出生的时候，宗室的黄带子已经被革掉，降格为觉罗，红带子，直到他后来发迹，象征宗室特权的黄带子才又重新给他系上。在外省，一个贫寒的普通旗人，没有父亲的孤儿，能有什么遭遇，可想而知。跟别的八旗子弟不同，他吃过苦，也能吃苦，加上天分不错，所以到哪儿都显得很优秀。身世的沉浮，容易激发人向上的斗志，所以，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相当刻苦，在同学中，小有名气。1903年回国后，正赶上朝廷新政，用人之际，这样的满人军事人才，马上被选入练兵处，一个军事改革的中枢机构。开初几年，对于朝廷编练新军，制定军事制度，他出了力，起了很大的作用。1906年南北新军第一次大演习，他担任北军审判长，很出风头。期间，虽然短时间的当过标统带过兵，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陆军部、军谘府这种中央机构任职。中国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也注定曲高和寡，遭人嫉恨。即使在1908年满人亲贵用事之后，身为宗室的他，却没有按亲贵的逻辑一步登天，得到大用。官阶还是陆军部的司长，只是加了一个禁卫军协统，军谘府的军谘使头衔。他虽然是自己人，但却仅仅是疏族，在打江山的谱系中没多少份额，以贵排序，轮不到他。关键的是，他的聪明和处事明白，时常显出权贵的蠢来。仅仅是因为主掌禁卫军和军谘府的载沣的弟弟载涛是个玩家，不管事，禁卫军和军谘府才让他实际上当了家。他的建议，能否上达天听，其实很难说。即便有好主意，也架不住众多的馊主意掺和。直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架空满人，为了让他让权，良弼才得了一个副都统的头衔。《清史稿》说他“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确为知人之论。

辛亥军兴，他很是忙了一通。亲贵不派他下去统军征剿叛贼，宁肯让那个饭桶荫昌出征，在他们的小心眼算计里，也许是这样的：唯一知兵的自己人得留在身边护驾，才睡得着觉。如果当初把良弼派下去，虽然不一定能扫平武汉，至少比荫昌强上百倍。当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身在军谘府（相当于日本的总参谋部）的他，远没有日本参谋本部的参谋们那样的神通，调谁谁不动，一向信任的士官同学，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人，还出现“异动”迹象。良弼反对重召袁世凯出山，但人微言轻，不起作用。力主迅速立宪以图挽救，也已经晚了。废除摄政王和立宪，反而只给了袁世凯机会。到了这个时候，亲贵即使明知道招回袁世凯是急来抱佛脚，但即使饮鸩止渴，也只好喝下去。然而，毒药喝了之后，清朝的覆灭加速了。

眼睁睁看着大权旁落，袁世凯跟南方和谈卖朝廷，良弼和铁良等人则组织宗社党，力图挽救危局。由于他在禁卫军中还有潜势力，宗社党叫嚷的声音也不小，因此给袁世凯的逼宫，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时，革命党出来帮忙了。一个常在北洋军中厮混的军人小个子四川人彭家珍，一个敢玩命的革命党人，决计刺杀良弼。由于他经常在军界行走，门径很熟，虽然不认识良弼，却很快弄来良弼的照片，看熟记牢。又依稀记得良弼跟奉天讲武堂的监督崇恭认识。于是弄来一身标统的服装，印了若干崇恭的名刺，揣上炸弹，登门拜访，适逢良弼外出未归，彭家珍就在良弼家大门左近等候，一等等个正着。上前出示崇恭名刺求见，趁良弼松懈，投掷炸弹，一未炸继而二，炸弹炸伤良弼左腿，彭家珍则当场毙命。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还别说，彭家珍留下的绝命书的说法跟良弼的临终遗言非常相似：反对共和而且有军事知识且极其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刺人和被刺者，真是知音，理当合葬才是。

良弼死后，宗社党如鸟兽散，朝中大臣，也纷纷逃到天津躲避。晚清最后的忠臣良弼的丧事无比凄凉，前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上朝时，隆裕皇太后搂着小皇帝，眼见得朝堂空无一人。只好听任袁世凯摆布，下了最后一份诏书，授命袁世凯办民国。这是袁世凯的小招儿，等于告诉天下，我袁世凯得天下于清朝，不是革命党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此小朝廷躲进了紫禁城，而天下变了民国，袁世凯成了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

由于良弼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其实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而良弼之死，基本上是死在袁世凯手里，彭家珍的行动，只是一个由头。还有人指证，直到革命党二次革命之后，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政府养着，每月领取一千元，可以直接见去见参谋本部的次长陈宧。看来，如果此事属实，袁世凯对于彭家珍，还真是知恩能报。

良弼是宗社党的创始人，清朝最后一个铁杆保皇党，但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旧。他非常赞同戊戌维新，对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推崇备至。为官也相当清廉，对朋友也仗义，满人中还传说他当街暴打强抢民女的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的轶闻（应该不是真的），有着特别好的名声。跟那些蠢猪一样的少年亲贵不同，他不赞同把权力都收到满人手里。对汉人中的人材，他极力延揽。吴禄贞和蒋方震，都得到他的推荐。直到吴禄贞谋叛前夜，他还对其信任不疑，吴被刺杀，他还下令追凶。有人怀疑吴禄贞之死跟他有关，绝对是无稽之谈——那年月的满人，只有被刺的份，绝对想不起刺杀别人。当然，良弼毕竟是满人宗室，不可能乐见自己的祖宗江山易色，就他而言，底线只能是君主立宪。可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满人最后一个军事人才，出在末世，无论如何挣扎，命运注定是悲剧。待到这根独木也断了，那个良弼又爱又恨的朝廷，就只能寿终正寝了。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辛亥鼎革之际，虽然说发生了革命，但暴力的烈度，却不怎么大。多数的满人地方官以及驻防八旗，只要不抵抗，大抵都能保住性命。很多地方，连滋扰都没有发生过。当然，激烈抵抗的满人官员，也相当少见，自杀殉节的当然也不多。只有西安除外，满城旗兵做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失败后，将军自杀，旗人死了不少。在西安的传教士说，这场革命死了六千满人。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宣传中，把个满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寝皮食肉，但真个排满革命了，却客气起来。武昌起义，旗营士兵和家眷，是死了一些，但大多是乱兵和趁乱的流氓所为。在他们停止抵抗之后，革命党人并没有做穷寇之追。武昌陆军中学里的满人学生，在整个学校参加起义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有死，看在同学面上，都被放生了。各地旗籍官员不少，但只消放弃权力，大抵没事。算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从武昌出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满人官僚端方，说是去镇压保路运动，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是他却在四川的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割下了脑袋。

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旗下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非常卖力地推动。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之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却比较温和。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混成新军标统（团长），被他发现，没有砍头，只是驱逐了事。江苏革命党首领人物陈道公被他抓了，不仅狱中加以优待，而且最终放了。陈道公从此改名“陶遗”，以纪念他的救命恩人（端方字陶斋）。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的幕下。若不是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遭政敌算计，被人弹劾，丢了乌纱，作为罕见的满人能臣，他理应在后来的政局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他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一个跟时髦的先进文化有点关系的罪过，其实不过扯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当政的亲贵翦除袁世凯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以载沣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在暂短的三年当家期间，所作所为，主要是把权揽在满人自己手里，但却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加能吏给革职，想不垮台都难。

在清王朝的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起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最得罪人的大事。现在看来，就是这件事，送了端方的性命，否则，赋闲在家的端方，料想积攒的银子不少，在革命后若是想干点啥呢，老朋友袁世凯也会答应，不想干，做遗老，尽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同道诗酒唱和，喝喝酒，做做诗钟，发发牢骚，颐养天年。接任之后，刚到武昌不久的端方，就赶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职责所系，他无法置身事外。只好从湖广总督瑞澂那里，讨了一个多标（团）的新军，入川弹压。

可是，入川在那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带着兵进了到了资州，川督赵尔丰已经开杀戒闯了大祸，四川遍地烽火了。当然，聪明的端方，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于是停在资州观望起来。同时，他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保路运动的理解，要释放所有被捕的人。不仅弹劾了曾经的护理总督王人文，连现任的总督赵尔丰也没放过。但是，他释放的善意，在不断恶化的局势面前，已经没有用了。武装造反的同志军，越来越激进。停在资州，吃牛肉和老酒的端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背后的武昌就炸营了。武昌起义爆发而且成功之后，尽管端方刻意隐瞒武昌的消息，他所带的这一团士兵，还是变得躁动起来。原本他们就是起义士兵的兄弟，里面的革命党人，一点不比在武昌那部分部队的少。老营反了，确切消息没有，但蛛丝马迹总会有，不反，怎生耐得住？端方也闻到了味，想要逃，人生地不熟。要当地绅士帮忙，无奈这个钦差大臣过于有名，动静太大，没人敢接茬。只身出逃，遍地烽火，也不安全。正在犹豫中，发现他带的士兵，全都剪了辫子。端方跟士兵们说，他原本是汉人，姓陶，浙江人，先辈人于清初投旗。此时的表白，已经无济于事。不久，端方和他的弟弟，根本无辜的弟弟，被士兵架了出来。他对士兵说，我待你们不薄。士兵说，那是私恩，我们求的是反满的公义。他又说，来自自流井的银子马上就到，你们可以拿了银子，放了我。士兵们干脆不说话了。在死寂的静默中，端方和他弟弟被按在四脚板凳上，砍了好些刀，脑袋才被砍了下来，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被带回了武昌。当时，四川遍地烽火，如果入川的鄂军不杀端方，就会被视为敌人，能不能全身而退，很难说的。所以，端方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在回鄂的路上，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端方，然后摆酒送行。

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率，常川驻扎一千六百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龄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外加三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二百二十五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失踪四十八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万人，据说多为蒙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其实这些条件早在商议中就已经定了），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对于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自晚清以降，八旗兵的没用，已成典故。这个典故流传了很长时间，一说谁没用，就说是八旗子弟，好像直到今天这个典故方才有点过时，已经有段时间没人用了。大约是前些年铺天盖地的辫子戏演多了，辫子戏里的勇士也忒多了点，晚清时节拎鸟笼子闲逛，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经电视剧一折腾，已经变了身披铠甲挥舞战刀的斗士，潜移默化中，八旗子弟似乎被平反昭雪了。

不过，在晚清那阵，真实的八旗子弟，真的是没用。任何一群人，无论他们当初如何生猛，如果将他们放在那里，管吃管喝管住管钱花，什么都不让做，一放放了两百多年。结果会怎样？原来说不事生产是为了让他们打仗，后来仗也不用打了，自打湘淮军兴起，八旗兵连以往出兵做样子的事都免了。不用做事，但待遇优厚，寻常兵丁，每月也有四两饷银，还不算粮米。除了当兵之外，还有油水特足的关丁、漕丁和盐丁可做，坐在家里，就可以拿钱。这些差事，在清朝都是专门留给旗人的。旗人如果断文识字，那么做官的机会要比汉人不知大到多少倍。打江山坐江山的蛮理，落在一个小民族上头，让满人过足了瘾，瘾大了，人也就废了。

满人的特权，在当时其实并不特别招人恨。原因是这些人由于铁杆庄稼的缘故，大多不操心钱财之事。有钱就花，买东西不屑跟人讲价，钱花没了就赊账，再不就当当。反正国家是他们的，不担心让他们因欠债进监狱。于是这些老爷就整天当冤大头，人家一厘能买到的，他们得花一分。高层的亲贵，如此奢费，还能抗住，反正进项多，不够了，上找皇上，下找庄头要就是。而下层一月四两的八旗兵，就只能寅吃卯粮——其实这样的收入，在汉人一家子都活得很滋润。熬到一段时间，大家都穷得不行了，皇帝没辙，只好动用国库，给他们救济，替他们还债。

不做事的八旗子弟，吃饱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儿。遛鸟、斗蛐蛐，听戏，唱戏，凡是没用的事，无所不能。这是好的，不好的则抽大烟。不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的事，旗人一般不干。当然，皇上指望他们的骑射之事，也顺带着别指望了。刀枪生锈，马生肥肉，反正也没人用，没人会骑。杭州驻防八旗一个八旗子弟回忆说，当年整个杭州旗营，只有他父亲一个会骑马。连当关丁（海关），坐关揩油，也雇个人替他们干。但凡有一个操心钱财的，就会被大家瞧不起。凡是旗人开买卖的，旁人问起来，都会说，那哪是买卖，开着玩的。

晚清朝廷开始军事现代化，其实也想把八旗“现代”一番。可是，练八旗洋枪队，没用。八旗老爷把洋枪锁在柜子里，看都不看，只有上面来人点校了，才发枪拄在那里，站一站，装装样子。过后，洋枪还是进柜子里。一个八旗兵回忆说，他练了六年的洋操，只放过三枪，连枪的构造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估计那可怜的三枪，也多半是仆人帮忙压的子弹。而淮军，也就是汉人的洋枪队，至少还可以吓唬吓唬造反的老百姓，而他们八旗的同仁，连这点事都做不来。

八旗洋枪队没用，太后和皇上都不死心，到了朝廷开始搞新政，编练新军的时候，又开始练八旗新军。尽管待遇好，装备优良，全军上下，制服鲜亮，军官佩戴进口的指挥刀，走起路来，拖在地上直响。可八旗老爷们，就是不好好练。开始出操出工不出力，后来连出工也雇人顶替。广州驻防八旗新军三个营，一千七百多名士兵，练了两年，新来的将军费了很大力气，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所有官兵全算上，能射中靶子的，数来数去没几个。

辛亥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动作频频。来自马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单枪匹马，想来谋刺清朝大员，本来的目标是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却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的旗人孚琦。孚琦当时坐在八抬大轿里，前去看飞机表演，周围十几个旗全副武装的新军亲兵护卫，结果却让温生才一个人从容行刺。时人记载，温生才直闯轿前，当头一枪，孚琦尚能言语，大叫救命。“旗兵以事起仓促，相顾错愕。该刺客续放一枪，复中头部，将军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一口气逃出老远。接下来温生才又放了两枪，看清了孚琦已死，这才从容逃走。如果不是温生才大意，被一个汉人便衣警察盯上，根本不会被捕。后来孚琦的夫人感到非常愤怒，要追究随从护卫的责任。没想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协领因受到惊吓，回家后昏迷不醒，经家人灌救才活过来，却依旧语无伦次，夫人也只好算了。

接下来党人发动广州起义，抵挡起义军的，也是汉人官僚张鸣岐和李准以及他们率领的巡防营。到了这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广州的汉人官僚并咨议局的士绅不再打算帮朝廷的忙了，广州光复。尽管广州驻军中旗营占了大半，其中还有两三千新军，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有，却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枪不放。开始民军还有点担心，到后来发现旗兵真正是银样蜡枪头，也就不怕了。八旗新军最大的本事，是坐在家里，等着民军前来收编然后遣散。广州八旗新军如此，北京的八旗禁卫军也如此，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曾经的旗人旅长（协统）良弼表示要抵抗，等到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就没有人做声了。只消新来统领冯国璋表示，禁卫军待遇永远不变，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卖了自己祖宗的江山。

旗人的好日子，就这样完了。不是没有明智者想做挽回的努力，也不是没试试努力一下，但坐江山坐久了，身子和脑子都麻木，就是明知道等下去是死路一条，大家还就是等。等到了那一天，也是束手待毙，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看来，坐江山，不能坐得太悠闲，太舒服——太舒服了，人也就废了。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变成统治群体之后，八旗无论贵贱贫富，都成了闲人外加废人。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清末的殉节问题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后来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就是殉节，具体说就是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因为所谓的殉节，理应是官员士大夫的事，食君之禄，才忠君之事，老百姓就是再念这个王朝的好，好像也没听说有殉节的，因为没有那个名分，也没有资格。如果按后来大批的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两百多年，绝对深仁厚泽，大够意思。但是很奇怪，在这个王朝消亡之际，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众多的汉人官僚，绝少有人念着这个王朝好的，就是念好，也不肯陪上命。事变之时子弹不长眼，被打死的有，但却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拿自己的父母做挡箭牌，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数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包括那些中兴名臣之后，也都是走为上。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坚决，朝服都穿戴停当了，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当年的回民是信教的概念，论民族那年月是算汉人的。一个回民，做到按察使的位置，挺不容易的。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不知那根筋搭错了，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只剩下臬司老爷一个，傻坐在大堂上。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老爷，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了——革命党根本忘了这个地方，一个也不来，当然臬司老爷也就没有了自杀的借口。也有消息说，其实是有人想来杀他的，但被拦住，说是不给他机会。根本原因是，一个按察使衙门，没钱，也没有兵，革命了，要忙的事很多，没有人打它的主意。其实，臬司老爷若真的要自杀，一进大堂拿手枪冲自己脑袋开枪就是，非得等革命党来了再说，说明心里开始就有点怯。等死的功夫一长，再有决心的人也会动摇。这时候，他的大老婆在后堂，只听老公吩咐不许走，不明里就，时间一长，耐不住了，遂率领众小妾来大堂探看。见老公全身披挂，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傻坐在椅子上，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众婆娘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拥了出去。边走，老爷还嘀咕，怎么乱党不来呢？老婆、小妾都不肯，殉节肯定没戏了。臬司老爷回家换上便服，带上家小和细软，溜出了城。清末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殉节事迹，就这样半途而废。一个先进典型，就这样在革命党的忽视和他的妻妾起哄下，化为乌有。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的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的缺憾。众所周知，这些修史的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事迹的当事人姓胡名国瑞，以举人大挑，到云南做官。但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官职，滞留云南未归。《清史稿》的传里，修史者让他发表了一番无人殉节的愤慨，然后跳井自杀，被人发现时，他的背上有遗书，言：“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但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这个投井的好汉，究竟是怎样把字写到自家背上的。一个个守土有责的大员，能溜都溜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跳井自杀。这样的先进事迹，从来都比较可疑。没准此公是穷困潦倒，没人理才死的，正好赶上鼎革之变，顺便造个由头报上去，也是好事者们常做的好事。不管怎样，就算他真的是为清殉节，死的光荣，其实也挽回不了众多不肯死节的清政府官员的脸面，毕竟，所有的人，包括《清史稿》的总撰赵尔巽，也都没动过死的念头，实在不行，只想到走。在王朝的最后时刻，小皇帝和隆裕太后身边，连个上朝的人都没了。王朝末世，悲凉莫过如此。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民族主义宣传，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地抵抗一场接受西方最先进制度的革命，多少都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就少，有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坚持“愚者终不失为愚”的人，当初怎么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遗老遗少多了起来，其实是在民国成立，事没办好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而且不管矜持与否，在民国也得不到重用，想卖也卖不出价去。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惟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学生：学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学堂，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东西，教材要引进，教师也得用留学生，所以，就给了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不仅声光化电要洋学问，体操也得找留学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学校混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革命党，但有“异端”思想的人，却也不少。这些人也不见得懂西学，但既然在日本混过，一两套新式体操，或者军操，还是可以对付的。加上体育课是个新玩意，国内的人怎么看着都新鲜，于是，很多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都是留学生，其中相当比例的人，有革命党的嫌疑。再加上还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当地官僚或者乡绅的信任，被委派为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很多地方的学堂，就成了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机缘凑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在任何时代，学校都是思想比较活跃，异端容易发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新学堂的历史虽然并不长，真正大规模办学不过几年时间，但学堂里依然躁动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场所。而且，学堂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这里活动，相当保险。传统上，学堂是清正之地，跟圣人有关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轻易进来。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辛亥前发生广东紫金县的故事。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只身来到人地两生的紫金，因没有辫子，遭到巡防营的追捕。他逃进当地学堂，被主管学堂的士绅没有根据地就保护了起来，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学生。结果，不仅巡防营的士兵不能进学堂搜捕，还被士绅讹为进学堂抢劫，开列了失物清单要求赔偿。最后，还是知县出来请客调解，才算完事。

当年，在山西运城，由于出产盐，是个富裕的地方，省政府专有河东道派驻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办得不错，因此，运城居然有个女子学堂。这个女子学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党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当地革命党人的据点，革命党人总在里面开会，学堂甚至藏有枪械。进进出出的闲杂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动不知收敛，时间一长，难免不透出消息来，终于，当地的道台大人听闻一些消息，派兵前来搜查了。大兵临门，没有硬闯，敲门让校长出来，说他们听说里面有革命党，奉命前来搜查。偏巧这个时候，学堂里面真的就有不少革命党，被堵了门，有人都准备抄家伙拼了。危机关头，景夫人出来，面不改色，对前来的士兵大声呵斥，断然否认指控，连唬带吓，连声骂士兵野蛮，摧残教育，说是这样要亡国的。还一口一声说士兵的到来，败坏了学堂的清誉。骂得这些士兵面面相觑，最后居然说，算了，我们回禀大人，说人家不让搜。不让搜，也就不搜了。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进行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广东阳江县的巡防营不肯屈服，跟起义的革命党人打了起来，最后把革命党堵在当地学堂。在交战当口，由于发现学堂里还有师生，双方居然自动停战，把学堂里的学生和老师放出来，撤到安全地带，然后再打。

中国的新式学堂，不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才有的。鸦片战争后不久，教禁开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新教的教士，一站住脚，就开始办学堂。新学堂在新政废科举之后，成为了科举的替代，堂而皇之如雨后春笋一般地遍地开花。在人们眼里，跟原来就有的官学，发生了严重的混淆。一时间，似乎小学生就是秀才，中学生就是举人，大学生就是进士。但是，在实际上，新式的教育，跟旧时的科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堂里学的，圣贤之书只占一小部分，余下的，都是西方的学问。因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免要渗透进来。更要紧的是，新式的学堂，出口不像科举时代的官学一样，是科举，学生的目的是进入仕途，即使进不去，也可以附在官方的体系中讨生活。而学堂的学生众多，出口是社会，但当时的社会，又没有能力容纳。学生的对官方体系的依附，在新式教育中，已经大体瓦解，容易离经叛道。可是，由于转型不久，社会上对于学堂，却依旧有着旧时官学的认识。认为那是清要之地，读书人的所在。别说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大兵，就是官员，到了学堂，也得把身段放低。旧时的官学，就跟孔庙一样，有牌坊，有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轿。新式的学堂门口虽然没有这样的下马石，但人们心里却有。所以，要大兵们进学堂搜查，他们自己的心理就有障碍。

社会对学堂的尊重，对于一个靠兴学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然是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国家才能兴盛。但是，转型时期的新式教育，跟其他的新事物改革一样，都有两面性，属于双刃剑。因为凡是新的事物，都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国家政策出了大乱子，而且没有纠错机制，那么，新事物内部蕴含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冒出来，成为摧毁体系的炸弹。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地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

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

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子女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

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了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估计都在显著的位置。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即使按今天的眼光，也相当漂亮，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贞，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警音，均堪称美女。所以，后来沈警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郛，以后夫唱妇随，好不风光。而沈佩贞，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韵事。

不消说，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都没有北伐的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一口一声说，只要袁世凯一反正，就把大总统让给他。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况且，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有的人是真正的天足之外，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都是女学生，大多为解放脚，即缠足之后，再放开的，这样的脚，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的只是摆样子耸动视听的。她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只有极少数的豪杰，一直不肯消停，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总是在做敢死队状。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只字不提。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长沈佩贞和唐群英，打上门去。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教仁，吃了耳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才勉强摆平。大约是看在孙中山是个帅哥的面上，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但是，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的国会选举，女子没有选举权，所以，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看门人出来拦挡，吃了两位的解放脚，又不敢回脚，只好自认晦气。

再后来，漂亮的沈佩贞，虽然凶悍如故，却传出了许多绯闻，而且都是大个的，事关黎元洪和袁世凯，一个副总统，一个总统。据说她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总统门生。其实，这种事不算什么，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做官的做官，做议员的做议员，一个小女子名女子，跟袁氏套套关系，也无可厚非。况且，人长的漂亮，又不拘小节，自然会被报纸盯上，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不止沈佩贞，唐群英也不能幸免，没有绯闻，则有负面消息。只是，当初盯她们，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现在被盯，尽是负面报道。于是，两位女英雄，先后大打出手，带领一群女豪杰，把人家报馆给砸了。幸好，这个时候，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出人命。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传、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藉藉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它。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意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大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唯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

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埠，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

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官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祸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謇，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

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儿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并不剃光头）。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的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又能辨出真假？台上假革命党手搭在假炸弹上，四旁站立，一脸杀气。大会之后，宣布成立新政府。一时间，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一场外来的革命已经在盐城发生了。不仅如此，新政府还从监狱里提出来两个据说不老实的囚犯，当场处决，杀鸡给猴看。还成立了民团，巡防城区，当然，领头的，必须光头而且挂上炸弹。

显然，这一场革命戏，是专门演给缉私营看的。缉私营敢于讹诈盐城绅商，但对于革命党却不明里就。他们原本就是半警半军的地方部队，由绿营改编而成，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唬人有余，真打则没戏。听说革命党进了城，而且还有炸弹（当时，炸弹就是革命党的标志）。关于炸弹威力的传说，他们也略知一二，就更是害怕。虽说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毕竟没听说过外面的人进来。但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银子也不敢要了。

假革命的空城计这样唱了一阵，眼看要露馅了，在这时候，也许是出于扩张势力的需要，坐镇扬州的徐宝山亲自带兵来了，呼啦啦，收缴了缉私营的武器，士兵遣散，把个为首的管带带走审讯，盐城的威胁，彻底消失。憋了好久一心打算发国难财的缉私营，最终也没有用武之地。假革命也就以假做真，做起了新政府。所有的头面人物，官照做，一切如旧。唯一的变化，就是原属淮安府的盐城，暂时归了扬州，变成扬州一块飞地。

辛亥革命各地的独立光复，盐城属于独特的一种类型。虽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一些地方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这些没有革命党渗透，也没有经过革命宣传影响的地方，对于革命，其实是有抵触的。但是，革命还是来了。最糟的是，清朝抛弃了他们，革命党却也不来。暂时的真空，给当地的兵匪提供了作乱的机会。当地绅商不知革命，也不喜革命，但为了应付这种无妄之灾，却还只能借助革命的假戏，唱一出空城计吓住觊觎者。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位于江苏北部的海州，即今天的连云港，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一方面，它是一个直隶州，直接归省管。但是它又位于江北的最北边，接壤山东，而清末习惯上，江北自成体系，居民风俗习惯，跟山东南部更接近。所以，它跟江北其他地方走得近，江北提督也能管得到它，而居民则跟山东来往密切，连说话都跟山东更接近。相反，江苏省府对它倒是不大管，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海州濒海，是个出盐的地方，盐业为其大宗出产。因为有了盐，相对于江北其他城市，要富裕得多。而盐业则地方官管不着，归在扬州的盐运使管，但出产在自己的地界的物产，地方多少能分润一点好处。由于被远隔在江北之北，海州的风气很不开通。苏南、苏中政治上的诸多热闹，海州都没有份。教育也相当落后，新政之前，科举就不发达，一个贡生，在这里就是老大了。新学堂倒是有，但没什么名气。上海的报纸，基本上辐射不到这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传甚广的革命党宣传品，在这里，即使想看也看不到。

武昌起义爆发时，此地的军事力量有三股人马。一股是绿营，世袭为兵的一群老弱残兵，只有几条破烂洋枪，剩下的都是大刀长矛。还有就是知州的护营。按道理，一个小小的知州，没资格有护营，但是此地盐多钱多，知州可以借机自己招募私人武装，天高皇帝远远，也没人深究。清末最后几年，地方军政分隔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官，为了控制地方，剿灭匪盗，多半成立自己的护营，俗称“小队子”。护营的武器要好些，但没有人训练，战斗力也不成。唯一像样的是盐防营，这是一只归盐运使管的军队，专门抓私盐的，所以，不仅枪械精良而且能开枪打一打（因为私盐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来，民变蜂起，民间豪强拉起队伍，有的打着革命旗号，有的则没有。但大都没有大志，进攻州城，只是守着道路打劫，让海州的交通变得十分凶险。海州没有粮食出产，吃粮全靠进口，而盐也要外运，所以，交通受阻，对海州威胁很大。

暂时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已经独立的江北都督蒋雁行都给海州打电报，通报状况。海州知州见状只好召集当地绅商开会商议，海州要不要独立。可惜，这个地方的绅商，都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尽管知州已经暗示，自己也是汉人，但大家支支吾吾，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老贡生说了一句：“杀吾仇者吾君也”。然后发表一番演说，说现在海州最大的威胁是匪患，谁能把匪患给灭了，我们就跟谁。这样的“政治正确”而又功利主义的提议，有谁能不赞同呢。于是，大家应和。既然绅商们是这样的意见，那么恋栈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吗？所以，会后他马上着手扩招自己的护营，积极联系绿营，准备剿匪，打通运盐的道路。

然而，知州和绅商们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落了空。他们忘记了，扬州的盐运使已经溜了，扬州方面，好久没了联系。手里有枪，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盐防营，兵员都是外来人，手里有枪，年纪轻轻的外来汉子，在无人管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卧榻之旁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城外的匪没剿成，装备精良的盐防营反而炸营反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打进城来，打开监狱，放走囚犯，然后大抢一通，商铺、州衙一概没能幸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着起哄。护营和绿营，老实待在营里，既不敢出来起哄，也不敢出面制止。还好，乱兵只顾抢劫，倒不怎么伤害人命。抢完了，就一哄而散，回老家纳福去也。居然根本没有想到占领这个有盐有钱的摇钱树，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当乱兵进城之际，老百姓都传说，革命党来了。

不管真的假的，乱兵过后，革命党还真的来了。大约是知州发现，以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维持局面，于是向江北都督蒋雁行求援。这样的一座大商埠，一个大盐都，送上门来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就这样，江北都督派来了一营的新军。海州居民，此时总算明白了，前几天抢人的，不是革命党，真革命党现在才来。即便如此，绅商们一朝被蛇咬，还是战战兢兢的。列队欢迎的时候，推青年学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后面。他们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新军，也是那边兵变之后，重招来的，原来也有抢劫的前科。

不过，这些新军到来之后，没有抢劫，跟知州、知州的护营以及没有用的绿营，相安无事，大家咸与维新，一起走到共和。营长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长，拿到了最大那块蛋糕。

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与内地的城乡居民，反响大不一样。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欢迎革命，但是，内地则不同。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镇江海关税务司根据他了解的江北情况向总署报告说，当地的中国人，不怕革命党也不怕清军，就怕趁火打劫的强盗。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武昌起义爆发，朝廷和报界，最初都说是兵变。但在一般人的习惯里，兵变跟起义是不一样的。兵变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之所以变，首先因为对上司不满，但这不满，往往跟钱财有关。所以，变起来，就大抢一通然后呼啸而去，戴着抢来的钱财四散回家，就像吃了一顿丰盛而且连吃带拿的散伙饭。除非像民国元年北洋第三师这种有组织的兵变，才会抢完了还回营。但是革命或者起义不是这样，像武昌起义，从统治者视角，的确士兵哗变了，但哗变了的士兵，是要夺取政权，不是抢银子分银子。因此，虽然政权易色，但政府的库银和商家的银子都没有事。因为哗变的新军士兵有理想，有抱负，他们干这种掉脑袋的事，不是为了钱。但是，革命起来之后，参加的人多了，良莠不齐，纪律就靠不住了，而也介入革命的一些北方军队，革命理想淡漠，就更不靠谱。发生在江北清江浦的一场革命，就由革命变成了兵变。

清江浦又叫袁江，现在是淮阴市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清朝在此设置江北提督，并有北洋军一个混成旅驻扎。提督官衔跟巡抚相若，一省两提督，分明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而江北提督，一向由北洋系统的人充任。所以，虽然江苏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辖区，但北洋的势力，却已经伸了进来一只脚。只是清末革命党的渗透，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而西太后死后，满人亲贵的上台，立意摧毁袁世凯的北洋山头的做法，更是给了革命党人机会。不仅像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样的大人物进到北洋军掌了大权，下面的一些小营长小连长，也有接受革命党宣传的。革命一起，大人物革命未成，但小人物还是闹出了点事，几个小营长发动的滦州起义，就是一例。驻扎在清江浦的第十三混成旅，也有这样的小营连长。

当时，原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因袁世凯的出山，被调往湖北，位置由淮扬道满人奭良护理（代理）。奭良是个好好先生，六十多岁了，跟多数满人官僚一样，吃喝玩乐都行，但就是带不了兵。所以，当地这一协北洋军，渐有不稳之势。所以，在段祺瑞走了不久，十三混成协的两个管带（营长），一说是队官（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突袭道台府，噼噼啪啪打了两个多小时，由于事不机密，奭良事先有备，里面守军颇多，没有得手，革命党退出城外。奭良遭此乱，想了好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安抚收买，于是购买了近百头猪，让官兵们大吃二喝，还许诺加发一个月的军饷。没想到，这点小恩小惠，反而勾起了这些士兵的野心，让他们觉得提督府里银子不少。原本只少数人作乱，下回，当两个小营长返回鼓动造反时，反而大批人马都加入了。一时间枪声密布，四面楚歌，士兵们把炮也拉出来了，对着城门一通乱轰，城里人心大乱。没办法，道台老爷只好带上家眷翻墙走路，一夜之间，清江浦变了颜色。

可是，等到第二天城里的绅商打开城门，挂起白旗，列队欢迎革命军入城时，却出了乱子，跟着闹的没有军官，部队的建制早就打乱。跟武昌起义不一样，这些士兵根本不听两个小营长的，进了城，就大开抢戒，抢完了库银就抢商铺，抢完了商铺就抢百姓。这些士兵，大半是徐州人，家乡不远，抢完了之后，就集体开溜，回老家去也。他们一开头，城里城外的流民，也乘机抢劫，乱了好些天，才由绅商推举的江北提督督练公所的蒋雁行出面，带了少数没有参与兵变的军队，把局面稳定下来。就这样，一场革命，变成了兵变。

显然，这两个小营长或者连长，所能影响的人有限。开始攻打道台府，只有几十人，就算是俩连长，也应该能调动两百人才对。后来鼓动起参加的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只是想着发财。因为士兵们传说，道台府有几十万两银子。革命成功，道台走人，只是给了这些乱兵一个机会。北洋军不像南方的新军，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比较能接受文明的价值观，他们就是些在土地上刨食吃不上饭的北方农民，当了兵，就是为了吃粮拿饷，眼界又窄，听说有几十万两银子有机会拿，没个不眼红的。碰巧驻地又是帮会、教门丛集的所在，历史上就是所谓刁民难治的地方，难免不接受坏影响，而鲁南淮北一带的第三社会，恰恰没有接受革命党的宣传，跟革命党没有什么关系。天下大乱之际，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趁机发财的好时机。所以，只要有人开了头，他们就敢跟上，跟上不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抢钱，就这样，革命就变成了兵变，变成了抢劫。大抢之后，这些士兵，就纷纷往徐州老家跑。有些后来还被轻易追到，追回了赃物，掉了脑袋。有些回家的士兵被革命学生说服，回来革命，结果时过境迁，做过抢匪的士兵，没有人再相信，学生被杀掉，队伍被缴械遣散。参与兵变的士兵，后来大部分被来到徐州的张勋所收编，成为辫子军的一部分。

有资料表明，山西的起义军，有相当部分的参加者，也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当革命发生，很多人不仅见钱眼开，见了鸡鸭鹅猪，也眼开。革命当口，把街上的活物都吃光了。副都督领兵去占领藩库，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有人在抢了。下令带来的士兵制止，没有人听命，悬赏也不行。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士兵们全乱了。抢的过程中，有被塌下来的银箱砸死的，也有争抢中斗殴打伤了的。大批的银元宝，被乱兵抢走，还有用东洋车拉的。当然，抢到了银子，这些士兵也就散了。参加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张培梅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有人鉴于山西革命军的行径，说山西没有民军，只有土匪。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但山西革命军纪律不好，却是实情。难怪山西的民军，这么不能打，易守难攻的娘子关，稍微一战就放弃，然后就一个劲儿地撤，拱手把山西让给了北洋军。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他们在大乱之际，安分守己，委实是件难事。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辛亥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属于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属于同盟会系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人，多半跟资产阶级扯不上关系。作为革命主力的南方新军士兵，无非是农村失业的读书人，而其他的成员，会党是流氓无产者，只有华侨和学生跟资产阶级可能有点瓜葛，但也很难说。在海外的人，不见得都是资产阶级，学生的出身，更多还是传统的士绅。当然，革命闹起来之后，作为新市民的商人和企业主，对于革命，还真的比农村的人更热心。但拥戴革命与否，其实跟阶级无关，跟生活的开放程度，欧化的程度有关。我们说过，武昌起义中，就有商团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在很多发达地区都有过。江南的无锡和江阴，革命的光复，基本上没有外来的革命党人什么事，竟然全是商团包办的。

无锡在清代，一城之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叫金匮。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独立之后，有些府县立刻“奉宪独立”，挂起白旗。但有些县不肯，他们宁可听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无锡两县，就是如此。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钱业子弟，经常来往上海，受新思潮新思想影响很大，很早就成立了体育会。那个时候，搞体育就等于操练兵操，因此，多半要购置枪械，雇懂军事的军官来教练，立正稍息，瞄准放枪。武昌起义一爆发，钱业同人在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商团，有四、五十人，成为无锡地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锡两知县不肯听巡抚的，但是钱业商团乐意听。有大印的没枪，有枪的没大印。于是，商团转身成为光复队，荷枪实弹，进军县署。到了无锡县衙之后，知道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光复实际上等于演戏。先示威性地先放了三排枪，然后进入内堂，把头脑冬烘的知县揪出来，让他交出大印。然后留下人留守，大队再往金匮县署，如法炮制，再演一回。跟其他地方的光复不同的是，其他地方一般都不管监狱，一任囚犯逃出，甚至有的还特意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囚犯。但是，无锡钱业商团，在进攻县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监狱的安全，特地派出一队人马，弹压因狱卒逃散而蠢蠢欲动的囚犯们。当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软硬兼施，稳住局面。然后把一些轻犯放出，重犯依然留押。显然，商团的光复，对于本地的秩序更加在意，生怕犯人出来，会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整个革命过程，枪是放过了，但一个人没伤，顽固的知县，在交印之后，就放他走人，整个过程，连监狱的囚犯都没逃逸，真是匕鬯不惊，和平到了家。

江阴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要塞，驻军较多，有江防营、要塞兵，还有常驻的湘军。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地商民也组织了公团，收罗一些枪支，由学生为骨干，维持治安。上海光复之后，又从上海弄来更多的枪械，公团进一步壮大。同时，由于周边驻军自武昌起义之后，粮饷两绝，公团主动承担起他们的粮饷，驻军都答应听命于公团。在这种情况下，知县当然不敢不听命。于是，光复独立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仪式。到了选定的日子，公团列队出发，驻军的号手被借来在队伍前面吹号，举行声势颇大的入城式。队伍先到纪念清初江阴抗清起义的阎应元等三人的三公祠，全体肃立行礼，昭告先贤光复了。然后列队吹吹打打进城，沿着大街走一圈。沿途的居民，原来以为是外面来的革命党人马来了，结果出来一看，都是熟面孔，自己家的娃，欢喜得不得了。最后走到县衙，原来的知县，交出印信，被要求留任民政长，知县忸怩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每日依样画葫芦，办的也是过去的公务。跟无锡一样，公团也特别在意稳定秩序，光复后，马上清理监狱，把罪过较大的枪毙了两个，放了一些轻犯。整个过程，除了枪毙人犯，一枪都没放，更没有死伤。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样没有破坏的革命，是要遭到谴责的。但是，平心而论，当地的老百姓，无论穷还是富，除了少数痞子，其实更喜欢这样的革命，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立宪党人的参与。相对于革命党，立宪党人更能代表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的利益。像无锡和江阴这些地方的商团，其实就是立宪党的基础。无锡商团的首领蔡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的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之所以对清朝政府不满，就是因为清廷假立宪，搞皇族内阁，还收回各省的路矿权，觉得满人已经不可理喻。这样的认识，跟当时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由于对清廷倒行逆施的极度不满，工商界人士、城市的市民乐于响应革命。但是，他们却比革命党人更在意秩序，他们不想因为革命，使得原来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不想那些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分子趁机冒出来破坏秩序。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其实不想革命的乡绅们，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只要他们能当家，就肯定用全力遏制会党势力的抬头。如果不能，也会想办法限制会党势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实在是太可怕的东西。由于嫌革命党跟会党走得太近，他们在革命后，宁肯选择袁世凯，不愿依从孙中山。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个远东最大的商埠的易帜，没有江南制造局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南京就多半拿不下来，而接下来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如果没有南京光复的胜利及时扳回一分，兴许整个革命的形势就一蹶不振，坠入低谷。革命能否成功，也就不好说了。上海的光复，从来都是记在革命党人账上的，革命的领袖，陈其美和李燮和无疑都是革命党人，但是，实际上革命的主力，却是商团，上海的商团，是由从前不那么革命的上海商人们组建和指挥的。

上海的商团，起于新政。新政不光朝廷在动，民间也动。民间呼应比较突出的一种，是习武强身，提倡尚武精神。各地纷纷成立体育会，研习体育，学校开设体育课，那时的体育，就是兵操。大家换上军装，扛着木头枪或者真枪，在鼓乐声声中立正稍息，齐步走，更进一步的，还要真刀实枪地打靶。上海的部分商会，也建立了若干个体育会，后来各个体育会合并成最初的商团，成立临时司令部，统一指挥，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在上海这个地方，官府一向跟着商人走。1906年，即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请示两江总督，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官厅有令，商团负责华界各区的治安巡逻，巡逻之时，如果碰到匪徒顽抗，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上海的警务虽然有官方的人员在办理，但实际上是商团在做，有了商团，等于民间有了一定规模的自卫武装。商团一问世，其发展，如滚雪球一般。各区域，各行各业都在办，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四个。按行业计有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杂粮业、花衣业、纸业、镌业、第一工商团商团，以及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按地域有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等商团，还有一个由回教徒组成的清真商团，官府不发枪，他们自己买。商人的组织，跟学校的体育仅仅是玩玩不同，要有实效的。于是，商团跟原来就有的救火组织联成一体，同时也跟各地兴办警察之举联系了起来。商团，救火队以及警察，三位一体，承担起上海华界维持治安的功能。

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市民和商人跃跃欲试，李平书等人开始倾心革命，趁机把这些商团联合起来，约定以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各商团统一行动。

火爆的革命党人兼青帮老大陈其美回来之后，加快了商团行动的步伐。拿下上海，制造局是关键，掌握了制造局，商团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库，上海就在手中了。此前，革命党人还在商团的基础上组织了敢死团。1911年9月1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团开始行动，一些巡警甚至艺人也加入进来，著名的革命艺人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还有那个后来带人打登州的刘艺舟，都参加了行动。革命是种时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乐意掺和。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冲入局中。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当场敢死团一死一伤。虽然是敢死团，但毕竟从未真刀实枪干过，人一死，大家呼啦全退了。陈其美没退，拿出炸弹，想要玩命，结果还没扔出去，就被局勇抓了个现行。还有一说，是陈其美见突袭不成，自愿进入制造局，想凭三寸舌说服制造局总办投降，结果被捆了起来。

不过，在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中，有两个事实肯定是真的。一是陈其美的确被抓了，一是制造局里面的人抵抗意志不那么坚定。上海这个地方，自打开埠以来，凡是叫个衙门的所在，就不是玩命打仗的地方。尽管守卫者有机枪，弹药有的是，但守卫的士兵不多，而且里面的职员和工人都跟外面的商团一条心，渴望革命。陈其美的敢死队行为，其实并没有跟商团商量好，但他一行动，大家都跟上了。制造局的总办，当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当外面围攻的商团士兵得到里面的内应，在里面放起火来，他就逃走了。各个商团齐赴制造局，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光复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向闲人多，吃白相饭的多，流氓地痞更多，光复之后，一干人全出来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纷攘攘，涌入制造局抢东西，新造出来的千余杆毛瑟，被一抢而空，还问商团司令李平书要钱要饷。幸好李平书手里有商团，还能镇得住局面。不久，传来北洋军舰来了，有传闻北军南下了，司令和元勋们个个如鸟兽散，但商团没散。事实证明，北洋军没来。接下来，一队队的商团开到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广场前的旗杆上还挂着清朝的龙旗，陈其美他们扯下龙旗，换上五色旗，登台宣布，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大局遂定。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攻城一方占据了火力上的优势。过去，一般都把上海的光复，记在陈其美的账下。当然，陈其美的冒险犯难，的确有点作用，但这作用，主要发酵在他后来抢都督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商人不喜欢在这种政治的大事上站在第一线，才让陈其美捡了便宜。革命的当口，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商团，事实上背后是上海的商人。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止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而内地则无论农民和商人以及乡绅，则反乎是。然而，在那个时代，声音大的群体，恰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商人，当然还有知识界。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声音的群体的作用总是会被放大，起决定时局的作用，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恰是由于上海的光复，是商人的主导，所以，尽管革命过程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声音很大，作用也很大，可一旦革命告成，革命党人还就只能走路。南京可以成为二次革命的基地，但上海却不是，也不可能是。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军阀占据了一个较大的州之后，必然派出军兵到这个州的所属、甚至不所属但毗邻的郡县去，拿掉原来官员任命的长官，换上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如果遭遇反抗，那就武力解决。这个过程，叫做“掠地”。演义好多事儿都是编的，是故事，但掠地却是实有其事。之所以需要掠地，是因为汉室衰微，中央政府失效，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家抢地方，谁有本事抢到，就是谁的。拿下了州，自任州牧，但属下的郡县却不一定非要服从不可，若要实际控制，就得动武。军阀的原则是抢地盘，抢得越多越好，越界抢夺，也是当然，若要立足，必须得掠地，不掠，就没有地。

辛亥革命，也是群雄并起，大家逐鹿，大鹿逐，小鹿也逐。各地的革命党人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部署，各干各的。动手早、动作快的，抢下了省城，就是大都督，动手晚的，就只能抢较大一点的城市了。抢下来，对外也称都督，大抵跟省里的大都督分庭抗礼，谁的帐也不买。做了都督之后，跟汉末的军阀相似，也要派兵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

上海这个地方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按行政区划，仅仅是一个县城，但自开埠之后，地位日渐重要，于是安了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道台。鉴于这种管辖地方的道，事实上等于是高于府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上海的行政地位，等于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区。到辛亥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号商埠，市区人口越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跟它的行政单位，还是不相配，但没人会小觑它。当时，革命党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起义。

虽然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中人，在辛亥前就已经跟孙中山闹翻，但亲孙的陈其美和反孙的陶成章，以及居于中间立场的李燮和，在起义过程中，还能够合作，至少没有互相拆台。由于驻上海的新军多在吴淞，而且成员以湖南人居多，所以，李燮和作为湖南人，居间活动比较方便，新军拥护他的也比较多。但陈其美和陶成章则是帮会大佬，在上海青红帮中有很大势力。在攻打制造局的关键之战中，陈其美表现突出，玩命地往里冲，最后被抓，他自己挺身进入制造局，游说对方投降。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敢入虎穴的胆略，为他争了荣誉，很快，制造局总办就逃了。这个创立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军火工厂，拿下了这个大工厂，东南方面的革命军，至少在弹药方面，就无需愁了。这个大功劳虽说不尽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但的确有他的份。因此，虽然攻打制造局的临时总司令是李燮和，但在此后的推举沪军都督的会上，一群青帮干将，拔手枪，拍桌子，硬是半强迫半民主地把陈其美推为都督。这么一来，光复会人士跟拥孙的陈其美及同党之间，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论革命的资历，李燮和与陶成章，都比陈其美老得多，加上李燮和手上掌握的武力又比较多，所以，很多拥李的人感到不平。陶成章以及他背后的江浙一带的洪帮势力，也忿忿不平。双方剑拔弩张，陈其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由是，也种下了第二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根苗。

李燮和是个加入过同盟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这革命三会的元老，相对而言，性情比较平和。审时度势，不想跟陈其美起冲突。但拥戴他的新军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在吴淞另行立了一个军政府，让李做了吴淞都督。所以，事实上上海的光复，诞生了两个革命政府。

两个政府都需要掠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两者都在江苏境内，于是，手就伸向江苏。在太仓这个地方，就演出了一场掠地的争夺。太仓在清朝，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是直隶州太仓州，一个是镇洋县。州是虚的，县是实的。在沪军和吴淞军政府派人掠地之前，其实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已经宣布独立，电令所属州县，一律挂白旗独立。知州刚到任不及五日，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想做新朝的官，所以，痛快交割印信。知县是个老实人，但有些恋栈，接电后立刻挂起白旗，上书“奉宪独立”，意思是奉巡抚的旨意独立。这时候，吴淞军政府方面来了五十个军士，进城之后，拉开架势要打仗，进攻县署。当地人士出面，说是已经独立过了。但是，吴淞方面的革命士兵，对此不能满意，革命不仅要改换门庭，还要改换内容。于是就把当家的人换了，知县交出印信走人，当家的改了民政长。就在这个当口，沪军军政府也派了三十余人赶到。发现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就声言是假的。吴淞方面的人当然不干，双方抄家伙要打。太仓人好事者，赶来看热闹的，不下二三百人。把打仗当戏看，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直到20年代之后，仗打得激烈了，子弹不长眼，观众才没有了。

当然，真要动家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原本气势汹汹的沪军人士，感觉底气不足。经过十分不愿意开仗的太仓士绅说和，双方终于发现大家都是自己人，同属革命同志，只是因为协调不好才有了误会。沪军方面承认吴淞方面选的行政人员，一场冲突化为无形。沪军退出，吴淞军留下二十人镇守。当然，这个结果，沪军心里窝火，人来的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这样的掠地，各地都有一些。掠来掠去，掠得革命党更加不团结了。比较起来，陈其美势力扩张最快，在革命过程中举足轻重。陶成章终于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暗杀在医院里，李燮和渐渐心灰意冷，最早退出政界，变成了商界大佬，跟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后来还稀里糊涂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张复辟的反革命了。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耕多年，但革命后，却不是革命党的地盘。就一个王金发控制了绍兴，还因为名声太坏，待不下去。不是说下层的农民就没有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需要动员，而且是深度动员才能出来，这样的动员，恰是革命党人，包括王金发这样的山大王，所竭力避免的。所以，即使一场大革命之后，还是商人有力量。绅商一旦不向着革命党了，革命党也就没戏了。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抢椅子游戏。有理想的人淡泊名利，革命只是为了实现理想。但革命过程中，有理想的人毕竟不多。革命起来，一大把官帽子掉地，被一群新人拾起。官帽子本身，意味金钱、地位、荣耀甚至还有女人，从来诱惑力惊人。只消革命成了功，官帽子就有人抢。辛亥革命，最耀眼的官帽子，就是都督，一省的都督，含金量最高，争得最凶。江西在晚清，是个无足轻重的省份，东边，比不过江浙，西边，比不过两湖，南边，又不及广东，北边，也不及安徽、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江浙作为科举传统大省，出的人多。而湖南、安徽，因湘淮军的缘故，也大出风头，朝里的人都比较多。所以，江西作为两江总督的辖区，一直作为江浙的附庸，说穷不穷，说富不富，很低调地存在着。晚清编练新军，江西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练了一个协（旅）。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没看好的江西，都督的争夺，最为激烈。几个月之内，接二连三，四易其主。

江西的起义，发动相当早，武昌起义不及半月，九江新军就动了起来，产生了一个都督，九江都督马毓宝。然后南昌新军也起义了，江西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强人地方官的存在，巡抚和新军协统没有抵抗，兵不血刃，江西光复。鉴于新军协统吴介璋是个老实人，因此起义的新军推他做了都督。从理论上讲，吴介璋这个都督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样，都是以非革命党人身份被革命党人推举的。但是，他却跟黎元洪没法比。黎元洪是首义的都督，具有象征性意义，加上后来多少有点贡献，而且得到立宪派的拥戴，一批军官的拥护，所以，地位稳固。他跟江浙两省有立宪党人背景的都督也不一样，江西的立宪党人原本就没有根基，他跟立宪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权力基础，唯有推举他的少数新军士兵。革命之后，监狱里放出来和山上下来了许多洪江会的会党，这些人，说起来都是当年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资格老，脾气大。另一方面，从外面回来的留学生，个个也宣称自己是老革命党，资格更老，脾气更大。两边的人，都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孙文派来的，伸手管都督要官，不给，就拔出手枪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洪江会下山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在南昌城胡作非为。讨一个头衔，就自称师长旅长，成群结队，背着大刀，头扎英雄结，招摇过市，公开开赌，寻衅闹事，甚至打家劫舍。面对混乱，吴介璋束手无策，大体上管不了。

管不了事的都督，很快就成了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很快一封“公函”来到了都督的桌子上，“公函”是一个命令，上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孙汶章”，即孙汶之印的意思。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兹委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随函还有一封也不知给谁的信：“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彭程万摄理赣军都督，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一百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显然，这个命令是假的，假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因为只有在清朝通缉令上，孙文才被污蔑性地写成孙汶，加上三点水，意思就是说孙文是江洋大盗。真的孙文，怎么可能自称孙汶呢？信更是假的，孙文再不堪，也不至于为了某人当都督，要派人扔炸弹做威胁的。可是，当时的都督吴介璋却不明里就，他此前不过是个清朝新军的军官，根本不知道孙文的名字到底是文还是汶，也没有心思去辨别真假。这个被人推上来的傀儡都督，其实做得也不舒服，加上还有敢死队炸弹的威胁，正好就此下台。于是，他就真的把彭程万找来做了都督，自己让位走人。

当然，写这封敲诈信的人，不是彭程万，他们推出彭程万，不过是想顶一个更加懦弱的人在上面，好为所欲为。彭程万革命前，只是个小小的测绘学堂的监督，既无名气，也无魄力。做了都督，在人前讲话都浑身发颤。做了不到一个月，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接任者是九江都督马毓宝。江西不到两月，换了三个都督。事情到此，还没算完。因为这个马毓宝革命前也不是革命党，当然也没有立宪党人的后台，所以，位置也不稳。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真命天子”，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李烈钧是日本士官生，在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直在云南讲武堂做教官，武昌起义前，奉命参加永平秋操，半道闻听革命，改道南下。先在马毓宝那里做参谋长，然后去了一趟武昌，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三挺马克沁机枪，其中有一挺还是打不响的。他用这三挺机枪，成立了一个机枪营。当时机枪还是个稀罕玩意，江西很落后，人们没见过这东西。李烈钧就凭着这三挺机枪，做了都督，也用机枪，整顿秩序。上任不久，公开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洪江会头子，他是正牌的革命党，不怕这些会党，公审之后，用机枪执行枪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筛子，让江西老表们领教了机枪的厉害。然后把两挺机枪架在都督府门口，一挺是好的，一挺是打不响的，但唬人足够了。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钧，也怕机枪，一时间销声匿迹。

就这样，李烈钧这个都督坐稳了，再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地位。江西的秩序，也开始恢复，军队也得到了整顿。袁世凯上台之后，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江西是地位最稳固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二次革命，唯独江西的抵抗，才像个样子。这一切，追根溯源，亏了那几挺破机枪。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滥封官爵的事儿，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规矩坏了，皇帝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的小家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私卖官爵。说是私卖，有点不确切，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国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长，所有官员，都像是他聘的雇员，按期领工资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给谁，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家天下”这个概念，多少有点犯忌。真要是把话挑明了，士大夫们兴许就不给皇帝卖命了，同时，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点的皇帝，都说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者的面目出现，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齐治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皇帝不经过官僚机器的手续，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们视为走后门。

东汉末年的官衔是可以买的，但资源有限，因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卖的是爵位，这个玩意，理论上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伙的买卖，主要经营项目是这个。卖到最后，关内侯，滥羊头，封爵的帽饰貂尾都不够了，只好拿狗尾巴来对付，于是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狗尾续貂。到了唐朝，官职都在中央政府手里控制，所以，皇帝谋私，就直接卖官。不经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儿。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官爵之滥，是因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现，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而成为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官滥到最后，官衔和官缺（职位）需要分开来卖，一个官职，后面有一大堆排队候缺的。

滥封官是一种王朝弊病，确切地说，是王朝末世病，革命党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这种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只要是革命党人说了算，滥封官的现象，都很严重。滥封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实没什么功劳可言。江西独立之后，师长旅长，满地都是。还可以说是因为都督不是革命党，架不住号称革命党的会党人士的要挟。但是，湖南独立之后，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党，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还滥。

湖南的独立，几乎没怎么动枪炮，巡抚余诚格溜了，只杀了一个并没有抵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要说功劳，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但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说的是历史功绩。焦达峰做都督，本来有点勉强，但是大人物都没到场，也就是他了。不过，混迹于新军和会党的陈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强，据说此公人品人缘都不怎么样，一个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陈二人能做都督，别人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焦达峰当时才二十五岁，长期在哥老会里混，完全不明白官场的规矩。他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员，都跟他们一样，斜披着白带子，上书官衔。正经的官服还来不及定做，先把官瘾过了再说、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后来人越来越多，书记官忙不过来，就弄些白带子盖好印，挂在那里，谁来了，要什么官自己写。官衔写的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来的人，觉得官怎么大，就怎么写。光要官不算，有人还要钱，宣称自己要招多少人马，就支一笔钱走。你说能招一标，那好，标统，他说能招一协，那好，协统。钱刚支走，转天还来要。会计问他要花费的明细账，他说，我们办大事的，算什么细账！不给，就大闹，拔出指挥刀来，到处乱砍。那一阵，长沙唯一一个卖指挥刀的店铺，存货全都卖完了，满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挥刀。好些标统和协统，司令部门口，只有两个兵，雇来站岗的，枪也许还是借来的。原本，湖南的新军，只有一个协（旅），但革命后，不知多了几个协，连镇（师）都出来了。到底有多少兵，作为都督的焦达峰，肯定心里没数。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军官，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这种做派，其实是江湖好汉的风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做了皇帝，弟兄们都得有个官儿当当。义气是够义气，但就是皇帝也不能这么做。革命党人为了快速见效，联合会党，但每每不是革命党影响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来，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尝革命果实——跟兄弟们一起分享。据时人记载，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赶制自己的都督制服，还好，制服居然在他们被刺杀前赶了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焦达峰遗像，似乎并没有身着都督军服少年英雄的样子。尽管我们对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样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长的。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戏目，很平常的说唐故事，说的是瓦岗寨的一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这是人们编出来的戏文，不是历史实有的真事。但是，在辛亥革命中，戏剧界中人还真的上演了一出“打登州”，不在戏台，真刀实枪地在登州地界上，拿下了登州。此前，只听说上海伶界的新派人物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参与了革命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但这种参与，大体属于帮忙起哄性质。而拿下登州，却完全是艺人们一手包办，不能说不是一件奇事。

虽然说，艺人经常会对当政者有一点讽刺挖苦，官员自不必说，即使是皇帝，也每每会被嘲讽一两下的。但是，这种挖苦嘲讽，一般都是借前朝说事，断然没有人敢拿当朝的要人公然开涮的。京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清朝皇家特别的看顾，所以，在戏剧界京剧为老大之后，整个伶界对于政府，总基调是支持的。京剧一些头面人物，跟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关系，好到了发腻的程度，即使不讲政治倾向，单论个人感情，他们也向着贵人。西太后这个人，自打戊戌之后，知识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人人痛恨，但是，京剧界却总是感念老佛爷的好——老佛爷也的确对他们好，没有老佛爷，京剧决定没有后来国粹的地位。当年京剧《法门寺》，骨子里就是给老佛爷编，给老佛爷演的，戏里不仅太后圣明，连太监都是好人——连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并给捧了。更早一点，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虽然天下大半都不姓爱新觉罗了。但京剧演员们，却一门心思支持朝廷。当初有出挺红的戏《铁公鸡》，演的就是清军打太平军的事。

艺人一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即使有点民族立场，也多半来自于戏剧。但他们有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往往跟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知恩图报。像革命党人那样，把私人恩怨和国家利益截然分开，像徐锡麟那样，可以对给自己有恩的人开枪的事，艺人是干不出来的。从自身利益来讲，唱戏这种“开口饭”，只有在政局稳定，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吃的好。大乱到来的时候，人们逃命都来不及，谁还去听戏呢？所以，艺人支持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晚清的中国，是个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地方。外国人来了，洋玩意来了，中国人变了，尤其是知识界变了。不仅读书人下海唱戏了，而且还有了外面传来的文明戏。在变化中，还出现了上海这种华洋杂处的地方，不追求时髦就没法活的所在，即使是唱京戏，也得有点新玩意。搭上实景，玩点花活儿。参与攻打制造局的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潘月樵演戏，特喜欢在戏中插入充满新词的演说，尽管跟剧情毫不相干，但观众每每欢呼拍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革命一起来，就成了时髦，报馆都不能报革命失利的消息，一报，准挨砖头。所以，有艺人参与革命，也正常。潘月樵死后的碑文曰：攻打制造局之役，“秋风凄雨之中，单骑疾驰，首敢死队，次先锋队……四警察队，五商团队，都三千人，君为之帅，抵制造局。重门加键，屹若长城，引满列戎，俨然大敌。门者多湖湘子弟，君排众直前，晓以大义，咸感重而泣。”还说，绕到制造局后面放火，也是潘月樵干的。凡写碑文，也许有点夸张，但人家的确是参加了，也是事实。

比潘月樵更热心革命的艺人，也是有的，他们打下了登州。打登州的艺人，是演文明戏的。所谓的文明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话剧，算是话剧传入之初的雏形。文明戏，是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开始演的，著名的春柳社，在话剧史上有开山之功。人们现在能记住的，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当年，李叔同演的茶花女，风靡一时，倾倒了众多的时髦男女。当年，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的文明戏艺人，有个名叫刘艺舟的，也是留日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不进政界，也不进学界，却偏偏迷上了唱戏。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处演新戏。像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手戏。文明戏是到了民国才衰落的，但在清末，还挺受欢迎，因此可以靠这个吃饭。当年的留日学生，尤其是追求时髦的，没几个不是革命党的，刘艺舟也不例外，所以，武昌起义炮声一响，他也思有所为。文明戏是学西方的，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就带着真枪到处走。一日，他的剧团乘一艘日本轮船从大连南下，路过登州的时候，他忽然兴起，要船长靠岸。船长和中国买办说登州没站，他就用强，掏出盒子炮冲天放。没办法，船长只好在登州码头靠岸。当时正是半夜，忽然间，汽笛长鸣，枪声大作。武昌起义之后，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登州官员和守军就一夕数惊，一闻枪声，不明里就，以为革命党乘船来攻了，吓得逃的逃，降的降，本地的革命党再一起哄，登州就这样光复了。据当地海关税务司的报告刘艺舟他们此前还在烟台演了戏，大受欢迎，在戏场，逼当地的地方官交出了政权,但是失败了。另一份报告说，登陆占领登州的，领头的是一个日本人（应该是目击者把西装革履的刘艺舟当成了日本人）。不管怎么说，反正登州是被革命党拿下了。随后，刘艺舟再派人拿下临近的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一出活的《打登州》，演的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一人未伤，一座古城就革命成了功。当然，一个喜欢演戏的人，不可能总是在做官。不久，刘艺舟就把都督让给了带兵来的蓝天蔚，自己继续云游演戏。

这个故事，是戏剧界的代表梅兰芳，在1950年代作为光荣的事讲出来的。其实，在当时，刘艺舟干的事，戏剧界却未必真的欢迎。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辛亥革命，独立各省的政府首脑叫都督。一个省按理只能有一个省级的都督，多了就麻烦，但人家陕西却有六个。革命党人革命不怕死，但革命之后抢都督也一样不怕死。都督争夺战，在湖南发生，在江西发生，在福建发生，就数在安徽抢得热闹，都督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陕西人比较聪明，谁说都督只能有一个？有官大家做，而且都是都督。抢都督的事，也就闹不起来了。

陕西是革命党和哥老会一起打下来的。按说，他们两下应该是一家。只是，两家的体系还是不一样，革命党的老大，在哥老会是后来的兄弟，而哥老会的舵把子，于革命党也是新人。革命党人的势力在新军，哥老会的势力则遍布全省的每个角落。辛亥起义，是新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占领西安，拿下满城（即西安的内城），新军居功第一。但是，游说巡防营按兵不动，以及各个地方的易帜，则是哥老会的功劳。天下打下来了，革命党人推了自己人，新军的军官张凤翙做统领，但哥老会舵把子们有意见。尤其是哥老会里资历最老，人望最高的张云山有意见，人家不等推举，已经自封为“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略等于皇帝。怎么办呢？聪明的张凤翙有办法，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三正三副，六个都督之外，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把张云山也囊括进去。再加上两个副大统领，陕西一省，一共有十个省级最高官员。张凤翙以为，都督是他封的，他这个大统领，理应在都督之上。但是，没想到都督们并不买账，各自关起门来做大王，谁也不把大统领当回事。外面来的人，领了大统领的关防，要出城门，走哪个都督管的城门，得拿哪个都督的手令来，要不然就不放行。每个都督，都觉得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老大，只是都只能指挥自己手下的那点人马。

人马少了就得发展，扩军。于是，每个都督的属下，都大办码头，大摆香堂，在军队和地方两方面扩张。地方上县政府说了不算，码头说了算。军队里，长官说了不算，舵把子说了算。所有的码头，都公开插上三角旗一面，上书某某山，某某码头，还有码头当家的姓名。开赌喝酒闹事算是小菜，人家真的管事。组成保安队维持地面，征收赋税，设立公堂审案。审案都跟戏里演的包公似的，押过原被两造，先问后审，打板子，然后看着不顺眼的，推出去就斩。大舵把子张云山还在自家的官衙里安上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学的跟戏里的包公一模一样。登台演讲，也把铡刀抬上去，不断向人们宣示要做清正无私的包老黑。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包公们，知懂戏文，不懂法律，断案子经常乱来。甲来告状，觉得有理，于是准了甲。被甲告的乙不服，再来申诉，断案的人又觉得有理，于是准了乙。案子越断越乱。比较有创意的舵把子，不耐烦包公的蟒龙袍，喜欢武松式的短打扮，一身夜行衣，帽子上结一个大红绒球，足蹬厚底靴。但只要上衙，开路的衙役都不能少，一对对的铜锣也不能少。

一干闲散人等，自己就可以立码头，立了码头，就可以算是当地的政府，收钱，管事，审案子。于是，码头越立越多，只要有闲汉能纠集一群人，顷刻间就成了地方的老大。虽说都挂在省城里老大的麾下，但实际上老大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怎么回事。码头多到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码头多了，地皮就紧张，为了抢地盘，自己就火并。对地方的扰害，也日渐明显。像陕西这样地方，哥老会思想倾向相当保守，对于新学堂和洋务事业，电线杆什么的，都死看不上。对于教会，也不以为然。在当家作主之后，砍电杆，烧学堂，打教堂这样的事，也多了起来。外国人不高兴，迭来抗议。逐渐地，连他们的老大张云山也觉得不像话，下令限制码头发展，强行规定，大县码头限额一百五十个，小县一百个。而且不许擅自征收钱粮，不许审案，更不许随便打教堂、砍电杆。

可是，刚刚尝到胜利果实的哥老会会众，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把到嘴的肥鹅吐出去？码头纷纷抗命，各地派下去的县长，往往在码头抵抗下，不能到任。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陕西是个穷省，原来就需要发达地区协饷接济，现在协饷没有了，各地在码头把持下，税款又不上缴，坐镇西安的六大都督，需要养活太多的人，没钱怎么成？结果，西安来的哥老会，已经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下来镇压没有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上面来的人枪好，又有炮，码头终于消沉了。但上面的哥老会，也失去了下面的支持。

按今天的标准，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就是黑社会，非法组织。干的买卖，多半是违法的。革命党利用黑社会推翻清政府，但转过来就饱受其害。陕西的革命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哥老会政府。一省六都督，九个老大，哭笑不得。在革命过程中，各省的光复，数陕西杀戮最多，破坏最大。不仅如此，革命之后，哥老会的泛滥，使得秩序迟迟不能稳定，给陕西的绅民带来很大的扰害，外国人也总是告状。事实证明，即使哥老会当家，也一样需要秩序，为了秩序，进城的帮会兄弟，出手镇压了在乡的弟兄，但哥老会的统治，已经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形象。革命党的形象，想要修补都难了。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辛亥革命期间，东北这个地方，虽然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但反清的势力却相当强大。不仅革命党人在此多年深耕，在学界颇有市场，在地方联庄会也有势力，甚至跟一些山里的绿林好汉也多有联络。加上北洋第六镇和发祥于东北的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在革命前夕，其统兵官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都是革命党人。深受总督赵尔巽信任的总督府军事参赞张榕，也是一个秘密革命党。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本是立宪请愿的积极分子，对清廷的假立宪真抓权也由失望导致怨愤。虽然吴禄贞和张绍曾陆续进关，但以当时情势，靠剩下的势力策动东北的独立，当不成问题。事实上，当蓝天蔚和吴景濂、张榕他们在北大营开会商议独立的消息，由一个营长告了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都准备走路了。据奉天海关的报告，赵尔巽是要出关回北京的。

但是，奉天这个地方的士绅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土匪多，地方半独立的武装多。士绅们一方面派系纷纭，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方面有些士绅跟地方武装甚至土匪胡子关系密切，潜势力惊人，当时奉天谘议局的副议长袁金铠就是这样一位。虽然在名望资历上他矮吴景濂一头，但是，他跟由胡子招安的巡抚营统领张作霖是把兄弟，过从甚密，实际上能量很大。其实，像袁金铠这样的土士绅，张作霖这样的胡子兵头，对于革命还是保皇本无定见。但是，千不该，万不该，革命党和立宪派合谋独立组成新政府的时候，居然忘掉了袁金铠，没给这个地方实力派人士留个位置。这样一来，没立场的袁金铠有了立场，他力劝赵尔巽别走，并大力引荐了张作霖。张作霖当时因为前去扑灭内蒙部落造反，此时不在奉天。此时的张作霖，担任奉天前路巡防营的统领，拥兵十五个营，差不多有五千多人马。接到赵尔巽的命令和把兄袁金铠的密信后，他一点都没犹豫，昼夜兼程带兵赶回省城，悄然做好了布置。这时，当年的胡子张作霖也有了立场，他要保大帅（晚清习惯称总督为大帅），同时保大清了。

但是，反清势力这边，却毫无觉察，按预定部署，在1911年11月11日，以成立保安会的名义，邀赵尔巽到谘议局开会，决定在会上宣布和平光复（很多地方都先宣布保安，保境安民，等于是半独立，然后再独立）。会议由吴景濂主持，参加者不仅有当地士绅，还有好些学生。蓝天蔚在开会之前，命令自己的部队离开北大营进城，但却迟迟不见动静。会议一开始，赵尔巽的讲话就被革命党人打断，但是这时，张作霖跳到了台上，拔出手枪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有不服的，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可不交朋友！”这时候人们发现，谘议局前后，都布满了张作霖的人，第二混成协的士兵，连个影都没有。当时，蓝天蔚穿了一身和服，也没带什么人。此情此景，只能一言不发。吴景濂见势不好，溜了。蓝天蔚的参谋告诉他，北京政府已经有命令，撤了他的职，由一个标统替代。他明白，自己已经被算计了，他的部队不听他的了，也只好悄悄走人。张作霖也不想开杀戒，为赵尔巽杀人，睁眼闭眼都让他们走了。

原来的主角走了之后，会议依旧进行，东三省的保安会成立了，赵尔巽是会长，袁金铠和原第二十镇留下的一个标的标统伍祥祯做了副会长。张作霖主掌保安会的军事部。随后，原来要逼赵尔巽进关的吴景濂和蓝天蔚都逃进了关，坚持不肯走路的张榕，被张作霖指使士兵暗杀。至此，东北的革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夭折了。

整个事件，最大的赢家，是张作霖。袁世凯之后，中国的军阀像点样的，大多为前北洋军和新军演变而来的，只有三个是巡防营出身，一个是张勋，这是北洋的支系，一向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另外两个，一个是广西的陆荣廷，一个就是东北的张作霖。前者是西南军阀的翘楚，后者则归顺了北洋系，被视为北洋直皖奉三大派系之一，但说起来，从来就没跟北洋系扯上过半点关系，连远方表亲都算不上。一般来说，巡防营是落伍的军队，很难成气候。但是，南陆和北张，却是土匪出身，能征善战。在那个年月，打仗打得多的军队，战斗力就强，两人招安之后，都被用来剿灭那些不肯招安的同道，所以，自然比其他的巡防营，包括新军仗都打得多。加上土匪原本就枪法好，单兵作战能力强，凝聚力也强。所以，无论广西还是东北，土匪出身的陆荣廷和张作霖，还真就不怕新军。当时即使第二混成协还听命与蓝天蔚，双方交战，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只是陆荣廷同意参与光复，而张作霖则参与了反动。不管怎样，有了这个契机，南在广西，北在奉天，两个前土匪头子都因为辛亥革命，成了当地的军事首领，开始了日后称霸一方的事业。两个都是枭雄，大字不识几个，但都绝顶聪明。比较起来，张作霖比陆荣廷做得更大，依靠东北这块宝地，发展很快，北洋时期最后阶段，甚至主掌了北京政府。而张作霖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给的。因为准备起义的一方，过于大意，做事不周，居然全然没有考虑给袁金铠和张作霖留个位置。同时，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蓝天蔚，又过于粗疏，过于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并没掌控住部队，却自信满满。事起仓皇，才发现众叛亲离，能保住小命，也就不错了。原本并无主意，无主张，也没做好准备的张作霖，抓住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举成名。

登上政治舞台的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要求南下勤王，扑灭革命党。尽管只是做做样子，但毕竟让国人知道了，东北这地方，还有一个军人，名叫张作霖。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可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杀驴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的首领，但起义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党人刘公，说是革命党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没有杀满人这一项，刘公断然否认。其实，起义本身当然要杀满人，但起义成功之后，杀还是不杀，就不一定了。只是，由于外国人的介入和劝告，革命党人即使为了保持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也绝然不会动杀机了。宜昌盐厘总局的总办，在宜昌光复后，剪了辫子，剃掉了胡子化装逃跑，结果还是被革命军抓住。但是有外国人出面给他说情，说是杀了这个老头，对革命事业没什么好处，但却引起外国人的厌恶。于是，这个声誉很不好的官员就被释放了。只要有外国人抗议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都会得到严肃的对待。有的地方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被革命军剪了辫子，只要他们向自己的东家诉苦，东家告到革命政府，肇事者都会得到惩罚。而这种事，在中国人自己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荆州是湖北境内满洲驻防的要地，由荆州将军统领，理所当然成为湖北革命军进攻的重点。但是，在当地外国教会的斡旋下，当地驻防满营投降了。所有满人包括将军和都统、副都统的生命安全，都由教会出面，加以保证。在投降协议上，当地的主教和两个神甫也签了字。当然，这些人就真的安全了。

革命党人每光复一地，对于当地的秩序都是相当在意的。除了会党当家的少数地方，比如陕西、湖南还有浙江山大王王金发当家的绍兴，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有的地方，还特意把一些骚动的囚犯提出来，在大会上公开枪决。革命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抢劫，革命军和当地商团都会上街弹压，凡是碰到抢劫或者不轨的人，无论罪过大小，一律枪毙。为了保证秩序，革命党人几乎都尊重原来的地方自治，尊重商会自治，尊重乡绅的权力结构。对于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总之，革命破坏越少越好，一屋不烧，一人不杀，是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国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党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这个世界的存在，对于看起来似乎是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和西方报纸，大多表示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对清军倒是比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严厉的谴责。起义发生不久，外国使节就把叛乱的革命党人视为对等的交战一方。这在当时的“合法”政府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抛弃和背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交战中，只有北洋军屡屡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预，不让他们在这里架炮，不让他们在那里进攻，但革命军方面，却有诸多的优惠。

当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势必要被革命党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也会尽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为了发动革命而策动的会党，也正是在这个尺度面前，破坏了革命党的形象，导致大多数立宪党人和乡绅，转而支持袁世凯。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辛亥革命中，广州的光复，不是革命军血战的结果。跟全国其他多数地区一样，广州的光复，是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内挤外压，最后不肯合作的清朝官僚走人，大家咸与维新的果实。巡防营、旗营都维持现状，只是总督换了都督。但是，革命后的广州，却来了很多民军。

民军就是革命军。虽然没有真刀实枪打天下，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当过民军，会弄一功牌回家，银子做的，回家就像中了进士似的，在宗祠里可以领双胙——两份肉。但多数人并不想回家，他们原本就是三合会的人或者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

就像很多农民理解的革命，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参加民军的这些好汉们，进了城之后，也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民军没有服装，但手里有家伙，没有洋枪，也有刀剑什么的，还有的，身上挂着一个自己做的炸弹，虽然很可能根本就不响，但挂上了，就可以吓唬人，因此，白吃白喝，敲诈抢劫，就有了通行证。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最便当的弄钱方式，是开烟（鸦片）开赌。

就这样，二十几支各地的民军，进了广州城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劫到了洋人，连江面上过往的汽艇都敢拦，不停就开枪。由于争地盘，抢货源，各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一支民军的标统（团长），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和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各支民军的官佐，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

其实，这个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北方还在清廷手里。北洋军还挺凶，反扑过来，接连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真的要推翻清朝统治，本该秣马厉兵才是正经。刚占了广州就享受或者火并，无论如何都早了点。当然，革命党人也有明白人，于是一边整顿民军，一边组织北伐。所以，革命党人都督胡汉民和副都督陈炯明，给民军发了军装，派人加以整顿，排排队，学点立正稍息，好歹像个样子。一些实在不像话的，就裁撤掉。北伐军也组织起来了，甚至还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女子北伐队，人还没出发，先给披挂上，全副武装，然后照了相，发给报馆，先在报纸上登出来。不久，广东北伐军到了南京，由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新军里干过军官的姚雨平带队做总司令。

可是，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顿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都由北伐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

留在广州的民军，整顿效果也不怎么样，发了军装，士兵换上了，但军官却不肯换，因为他们要穿发财发来的绫罗绸缎。害得长官点校时，队列里总是夹杂着穿便装的军官，很不像样子。民军不像样，作为他们的首领，都督和副都督，也就没有威信。商民对于革命，很是失望。城里的秩序，根本不及清朝统治时期。

所以，尽管当时中国，多数省份都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也多。但是，这些急于享受的民军，尤其是民军首领们，别说北伐，就是自保也成问题。不止广东的民军如此，其他地方的民军，也大抵不差。像亲身参加革命的鲁迅说光复绍兴的王金发们一样，天还没冷呢，就急匆匆地换上皮袍子了。而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像专门跟清朝对着干似的，你不许官员嫖娼，我就特意开放。你禁欲，我就放纵。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非要急于跟袁世凯妥协。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袁世凯妥协，多次许诺，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拥护他做大总统。不惜肉麻地一个劲儿地忽悠袁世凯做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总统换人之后，留在南京的黄兴，自己就觉得这些民军不像话，将大部分都解散了，广东北伐军，也打发回了老家。回老家的时候，才发现北伐军的下级官佐，在南京娶了妻室的，竟有一百多人。由于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因此长官明令他们不许带上这些战地新娘，但是不仅新娘不干，官佐也不干。这样拖家带口的军队，能打仗吗？天知道。后来袁世凯腾出手来收拾革命党人的时候，所谓的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根本不堪一击。江西的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一仗，而广东的民军，拥袁的龙济光一来，几乎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生的逃生。转眼之间，两个革命党人的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走人。孙中山的家乡，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变了颜色，一点面子也不给孙中山留。

革命的帽子

辛亥年，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不，是revolution，属于舶来品，比中国语境里的革命，还要内涵丰富而且价值正面的词。严格地说，这样的革命是个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

抗租抗税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大了，也会有大兵的镇压。不过，一般都会息事宁人，不轻易动刀兵。但是，在革命党人治下，有刁民敢做这种事，一律严惩不贷。江苏常熟境内，发现有“千人会”抗租，革命军开进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炮轰击，排枪打去，没有价钱可讲。这样的镇压，晚清的县太爷们，是做不到的，只要乱民没有打上县城，军队调不动。调动了也不敢随便开枪，否则都老爷的弹章就上去了。同样晚清不敢做的事，是百姓头上的文章。清朝入关的时候，是让人们剃去头顶的头发，脑后留辫子；现在革命党人则是要人们留下顶上的头发，剪掉脑后的辫子。不爽的是，两者都是用强，强按着头来。革命时，朝廷已经对辫子无所谓了，但革命党在意，凡是革命党人占领了的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刚刚剪去辫子，留着一如今日某些时髦艺术家似的半长的披肩头发的革命军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视，发现有没剪辫子的农民，捉将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同样没有二话可讲。害得不想被剪掉辫子的农民，干脆不进城了，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或者顶着道士的高冠。可惜，这点小伎俩，骗不了革命党人，掀掉帽子，照样还是一剪子。只有大城市，在洋人手底下做事的人，或许可以幸免，有洋人出面，跟革命党人讲道理，说是侵犯人身自由什么的，革命党人只好罢手。显然，这样在人脑袋上的文章，晚清时节的官府，也早就不做了。新政期间，剪辫子的回国留学生以及激进的洋学堂学生，日渐其多。官府方面，大抵睁眼闭眼，一任他们装条假辫子算了。到后来，干脆连不装假辫子也不管了。有些人，还混入政府，堂堂正正做了官员，受到重用。没办法，新政用人之际，不用不行。宣统时候，北京有民谣讽刺，但凡做了和尚（指没有辫子的）才好做官。但是，在革命党治下，留辫子的人，别说做官，就是当百姓也麻烦。

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坐了衙门。革去了老爷、大人的称呼，撤掉了官老爷出行的仪仗，没有了虎头牌。但是，掌了大印的革命党，威风依旧，骑着高头大马，后面一队扛着快枪的披肩发革命军人。晚清的县太爷，有人顶撞，顶多抓来打顿板子，如果开明的地方，司法改革进度快，连板子都不能打。可是，革完命的地方，党人县太爷只要不高兴，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就杀掉。杀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老革命党人景梅九讲过山西运城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占了运城，坐了衙的革命党人，需要一个懂电报的。这种人才，当年不多，既要懂机器，会拍发，还要明白电码，一般都很牛气，一般都是洋人培养出来的。有人给推荐了一个，这个人可来了之后，革命党人居然忘记用了，把人搁在那里好长时间不管不问。当年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如此被怠慢，一怒，就写了一封信去谴责这些新官老爷。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惹得革命党人县太爷大怒，当天夜里，就派人把这人抓来，以造谣生事之罪，当即开庭，处以死刑。第二天天一亮，这个倒霉的死刑犯，就被五花大绑，背插亡命旗，押赴法场开刀要问斩了。若不是碰上一个革命党内的好心人，景梅九的夫人，拼命地说情，拼命地搅和，这人就真的被杀了。即便如此，怒气未消的新县太爷，还坚持要判这人终身监禁。这个倒霉的人，不是清朝官吏，也不是对抗革命的清兵，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差点丢了脑袋。这样的事，即使放在清朝初年，统治特别强横的时候，县太爷就是想，都难办——程序太复杂。即使真的犯了死罪，也得一级一级审，最后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定谳，然后还得等到皇帝批了，秋后方能开刀。然而，号称废除晚清暴政的革命党人，杀个人，就这样草草，成心给“草菅人命”做注脚。

显然，革命党人也并非天生好杀，草菅人命，仅仅是因为自家的脑袋已经被革命正当性给填满了。革命发生，从古到今，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只要革命成功了，中国和中国人，一切的一切都会马上变好，国人不再做异族（满人）的奴隶，国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文明、富足、现代，要多好有多好。这样的事业，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从事这样事业的人，理所应当脾气可以大一点，死上几个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党人说不的人，委屈一些不乐意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么，都算是给革命扫除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底气就越足，如果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点功劳，气就更粗。干起事来，粗手大脚，豪情万丈。在他们的头上，有一顶革命的大帽子，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都变了形，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事不好说。对于有些理想主义的人而言，当然是为了救国救民，革命一回，还世界一个富强而且争气的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死了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就是听说当年满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现在还继续当家，不拿汉人当回事，动不动就出卖本属于汉人的国家权益，讨洋人的欢心。革命就是反满，就是种族复仇。当然，也不乏有存心不良之徒，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官为宦。只是，革命成功，面前放着大好的做官机会，有些只是为了反满的人，也难免食指大动，热衷起来。

当然，就情势而言，革命起来，改朝换代。老官僚走了，新官僚就得来，不然国家谁来管呢？革命党革命后做官，势所必然。革命党反清，也反对清朝官僚的作威作福，贪污腐败。轮到自己做官了，有理想的，都想力革清朝的弊端，由改头换面做到脱胎换骨。所以，官员称谓变了，老爷、大人见了鬼。武昌起义建立的鄂军政府，所有官员都一律每月二十元薪水，没有人坐轿子，改骑马了。但是，凡是官职，就意味着权力，权力是个具有魔力的东西，沾上它，人就会变。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稳了，权杖之上就会沾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掌握权杖的人，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即使在武汉，也存在这样的革命党，连跟前代形式上的区隔都不讲究，照搬旧官僚的一切，径直进去享受的。该坐轿坐轿，该坐堂坐堂，就是要当官做老爷。李亚东是个老革命党，很早就在新军当兵，从小兵一直熬到排长，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会的老成员。起义发生时，他还在汉阳坐监狱。汉阳光复，他从监狱里出来，被推举为汉阳革命党的首领。他没有客气。当地的革命党，甚至都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知府知县之类的旧官衔改成民政长，李亚东还是做知府，革命的汉阳知府。当家后第一件事，就跟鲁迅说的占了绍兴的王金发一样，忙于把布袍换成皮袍子，他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买来之后，他还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来，原来知府衙门的行头，他均享用。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频繁得多，总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晃来晃去。革命党的同事批评他，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镇住百姓，不用仪仗，百姓不知官的尊严。不过，得意过了头，也有吃瘪的时候。一日，他到武昌都督府办事，忘记了那里的革命同志比汉阳多得多，居然也这样乘着官轿，排列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了。结果到了都督府，卫兵们大叫：“这是哪儿来的满清怪物，给我打！”一拥而上。仪仗随从四散逃命，剩下李亚东面色如土，傻坐在轿子里，好不尴尬。

李亚东坐监，是在武汉，所以革命后，做官的机会比较多。跟他一起在武汉坐监的还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党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号称桃源三杰。革命后，胡瑛做了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风生水起。而覃振则在湖南坐监，湖南光复晚了半月，等他出来，武汉政府的位置都满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汉活动，熟人都在这边，于是出狱后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乡胡瑛。哪知道，现在的胡瑛已经不是当年了。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这样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见到破衣烂衫的老朋友和同乡，胡瑛想了半响，说，你来得太晚了，部里已经没有好缺了。这样吧，在鹦鹉洲还有一个驿站，有马两匹，没人看管，你先去看马吧，然后有机会再调剂。覃振来见老朋友，其实未必真的非要个官做，见他如此说，什么也没说，一笑而别。

自己做部长，让老朋友小同乡做弼马温，这事无论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后的政府，闲差特多，胡瑛位高权重，未必真的连部里一个闲差都给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许，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压他一头，甚至不止一头更好。覃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坐监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军政府内，自打停战，没有了危险，内争就白热化了。原先的种种革命情谊，都化成权力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乐意再来一个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后，好些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都感到特别的失落。怎么当初追求理想的人，见了官帽子，就纷纷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呢。爹亲娘亲，革命同志，都没有官帽子亲。同志之间的厮杀，一样刀刀见血。所以，革命以后，不少理想主义者开始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灯黄卷，打发掉了余生。其实，革命虽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换代的争夺也没什么不同。很多参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别有办法，有权谋的参与者，参加革命，无非是一种豪赌，赢的，一头是自家的性命，一头是荣华富贵。赌输了认栽，赌赢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没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躯，真的富贵摆在眼前了，想不动心，保持革命精神，还是有点难。想做官，也没大错，但是，革命了，做官没有规矩，谁上谁下，像没有规则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会有点乱，一乱，让外人看了，好像连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

剪辫子的风波

在清朝，造反者剪辫子，从来如此。这事要赖满人，汉人历史上多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很少听说要易服易发的。满人入关，征服汉人，作为归顺标志，斤斤于辫子，造反的人，也就把剪辫子做投名状，逼人跟着走。辛亥革命时，最初革命党人剪辫子依旧这个心理，辫子一剪，逼你造反，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其实，在当时，当家的满人，已经跟他们的祖先有所不同，不怎样在乎脑袋后面那根辫子了。新政期间，好些洋学生都没有辫子，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也剪了辫子，剪就剪了，没听说朝廷把谁怎么样了。虽然说，在革命党的宣传中，辫子是作为归顺清朝的奴隶标志存在的，但是，国人真正对辫子感到不舒服，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的嘲笑，人家说那东西是pigtail，猪尾巴，一种劣等民族的象征。租界里红头阿三抓中国人，揪住辫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来过上海的国人的神经。况且，在西人眼里，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不仅怪，而且是不卫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么长的辫子，梳洗不便，难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么好意思坚持辫子主义。所以，原本就不怎么在乎辫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防止“投名状”的效应，也下令剪辫。在百姓的脑袋上，跟革命党分进合击。

尽管如此，投名状做不成了，出于习惯，革命党还是特别在乎剪辫。革命成功之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一般都会派出剪辫队，或者巡查于街市，或者盘踞于城门，手执大剪刀，看见留辫子的人，不由分说，拉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看，被剪者的无奈和剪者的兴奋，都非常鲜明。显然，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剪辫，不再是为了跟清政府较劲。他们主要是在为民族扫除耻辱，或者说，是为了跟外国人争气。

当然，除了在革命前后自动剪辫的年轻人之外，多数人其实是不乐意辫子被剪的。革命后，读书人固然很乐意被推举出来维持地面，甚至帮新政府做事。但却不打算马上去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一来，清政府的剪辫令是被动发布的，此前在人们印象中，没了辫子还是有政治上的风险。两百多年了，都知道皇帝特在乎臣民脑后的辫子，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消除。二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脑后的辫子，习惯成自然，自然变好看。一朝脑后空空荡荡，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婆娘都不喜欢。虽然说洋鬼子进入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但真正见过洋人的读书人，还是不多，亲身领教过洋人讥讽的，更是凤毛麟角。留过洋的革命党人所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内地的读书人根本就没有。读书人如此，一般百姓也一样。在那个时代，百姓是要跟着读书人走的。他们也害怕没了辫子，以后朝廷会计较，也感到没了辫子不好看。就是自家的媳妇，发现丈夫没辫子，都会哭闹的，何况别人？好些头发长的不错的男人，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都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指望它赢得女人的青睐的，突然之间被人剪了，不说如丧考妣，也相当难受。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对于辫发，还有一种巫术式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人如果没了辫发，身体似乎就不全了。不全的身体，就意味着某种的不祥。所以，辫子被强行剪掉的农民，都会大哭不止，而且都会跪求把剪下来的辫子还给他，他带回家去放起来。冯玉祥回忆说，当初他的军队，许多士兵剪辫的时候，都是痛哭不已，而且都把剪下来的辫子郑重地包好，收藏起来。那情状，就跟做太监的人，哭着保留好自己那根剪下来的宝贝似的。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为了抵抗剪辫，乡下人想出来很多办法。一是装道士，道士可以带高帽子，还可以把辫子散开，扎成发髻。所以，一时间道士服走俏。二是带尖顶帽，把辫子盘起来，用帽子罩上。读书人则把过去的儒巾，即方巾翻出来，把辫子盘起，罩上方巾作为掩饰。但是，这些招数，碰上难缠的革命党人，还是会被识破，辫子依旧保不住。况且，这些办法都比较费钱，要花钱买布、买帽子。农民没有这样的闲钱，所以，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不进城了。无论挑粪还是卖菜，总之不去城里就完了。这样躲着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有些损失，挣不到钱了，但城里人麻烦就大了。那个时候，城市里没有下水道，粪便的处理，全靠农民进城挑粪，城里得了清洁，农民得了肥料（多数地方得花钱买）。农民一天不挑粪，城里就臭的不行。如果再加上没菜吃，城里人就更受不了。因此，这种抵抗，在当时还真的很奏效，一时间，革命党人剪辫的积极性小了不少。大规模对农民辫子的围剿，只维持了不长时间。民国之后，又过了好些年，在城里人逐渐的带动下，农民的辫子才逐渐少了下来。这也仅限于发达地区，在不开化的内地，直到1940年代，好多男人脑后还是有辫子。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说的1917年跟张勋复辟有关的故事，跟乡间的真实相去其实不远。也就是说，即使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其实脑后还有辫子，也喜欢辫子。农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感，也跟剪辫子有关，当时有民谣曰：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里的和尚，说的就是剪了辫子的人。中国不是佛国，家里有和尚睡，不是好听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脑袋上头发的那点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又见汉官威仪

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对于脑袋顶上的头发，汉人软磨硬泡百多年，最终把发式从大部剃掉变成只脑门前象征性剃去一小部分，实现了七折左右的复辟。而衣服，却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时候，换上明朝的袍子——据说这是明亡之际汉人的最后抵抗，所谓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给谁看呢？这种汉服，连象征意义都微乎其微。不消说，经过满人两百多年的统治，绝大多数汉人，对于衣服和头发的政治变革，已经习惯了。如果不是洋人进来，非要嘲笑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像猪尾巴，没人觉得这辫子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还认为，一条油光铮亮的大辫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论嫁时女孩偷偷看见未来男人有一条这样的辫子，多半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左衽的胡服，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穿着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带钩之后，人毕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边扣或者解开扣袢，要比反过来用左手方便得多。人们不仅习惯了留辫子，更习惯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国了，人们无论男女，还是以满人的胡服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对襟短衫（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唐装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满人所赐。据说民国时，陈叔通穿着袍褂，穿着西装的留学生回来见他，说你为什么还穿这个？陈叔通说，你穿的是什么？留学生说，我穿的是外国服。陈说，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在革命党人，尤其是光复会出身的人眼里，汉人早在清朝入关之际，已经亡国了。章太炎自称是“支那遗民”，即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视满人为外族，所以要驱逐鞑虏。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起来，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即便如此，那年月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山装，还是章太炎的汉服，都没有被封为正统。大家还是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只有浙江章太炎个别的同乡，才会穿出明朝的服装迎接革命，头上还戴着方巾。但是，参加革命的会党中的某些人，却感到有变变服装的需要。最受他们青睐的汉服，是戏服里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一身黑，扎上彩色的带子，帽子或者头巾上再结一个大红的绒球，再配上钢刀和盒子枪，精神。就跟戏台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革命刚成功，汉口和长沙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豪杰，四川、贵州的会党，也大抵如此，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当然，在陕西的会党看来，武生的装束，显然威仪不够，于是，他们坐堂审案，找来了戏服里的蟒袍玉带，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剧里的包公一样。四川独立，保路运动的首领蒲殿俊做了都督，人们传说他头戴紫金冠，插着野鸡翎，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脚上还蹬双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别钟情于道袍，他们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礼，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来，展示自家的汉官威仪。正巧，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被革命党剪辫子，戴上了高帽子，远远望去，跟鲁迅笔下的无常似的。高帽子和宽道袍，其实正好配对儿。

幸好，革命党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革命是为了恢复明朝，为崇祯皇帝戴孝。会党虽然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革命党的主流。戏班子里的戏服也不够多，没法满足人们恢复汉官威仪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后的革命党大人物，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其他人自然跟上，大家只消把辫子剪了，不让外国人笑话，也就行了。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欢，另一些人的灾难。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但是，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义和团的灾难，殷鉴不远，加上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合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夺权过程，也比较和平。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革命波及。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在革命中,也变成了看客，而且是能发声的看客。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别有一番景象。

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北京自打武昌起义之后，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或者北京六国饭店。他一个穷翰林，没这个本钱，只能往乡下躲，回乡之后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他一个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提到共和，总难免语带讥讽，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出山，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个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革命时动了武，革命后，北洋军又打上门来，兵来兵去，扰动相当大。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谘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功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深恶痛绝，斥之为“贼臣”，觉得革命把伦常毁坏，风气大变，经济衰退，简直国将不国。看见学生不读经书，感觉十分恐怕，觉得早晚会有大乱。反过来，对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怀念，一口一个“本朝”。看来，刘大鹏资历不够，本钱也不多，否则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遗老遗少做诗钟去。

身在长沙乡下的王闿运，是个名气足够大，但本钱也不够的名士。革命到来之际，他很镇定，安静地待在家里。看见报上报道武昌起义的事，只是淡淡地记上一笔，不动声色。接下来，他会嘲笑一下摄政王载沣的手足无措，“乱了枪法”。当门人向他报告湖南的革命时，他对于可能的动乱，无可奈何，觉得也可能会大乱将至，“玉石俱焚，牛骥同皂”。但却丝毫不做防备，一付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势，听之任之。已经须臾不可分离的周妈，此时已经随侍在此老身边。日记里时常会出现，周妪如何，周妪又如何的记载。在外间的乱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乐，纹丝不乱。待到焦达峰已死，谭延闿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闿做了都督之后，曾具西式礼服往见。此老居然顶戴花翎袍褂辫子出迎。一见之下，谭未免尴尬。王闿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样期待，也不像举人刘大鹏那样讨厌。在袁世凯接下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似乎这时就看出了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很有几分谶语的感觉。

只是，后来袁世凯坐稳了总统之后，请他这位老前辈进京做官，做国史馆的馆长，他又携周妈欣然就道。一路上，无论哪个督军请饭，他都携周妈前去，一直把个老妈子携到袁世凯的新华门里。做了官之后，又放任周妈把持馆务，反正这个馆也无事可做，无非给些遗老口饭吃。博得报界哄传的“老荡子”之名，也不在乎。当杨度发起筹安会，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风之时，他却借口“帷薄不修”（古来指不能整肃家政，放任妇女行为不谨），不管周妈乐意与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总统的官，却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坚决不肯趟这道浑水，于日后“群儿自贵有谁尊”的年代，多几分从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无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的声音，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出了山，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闿运的一付对子说的挺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一群人一起干事，无论是打仗还是造反，大抵要有旗帜。贾谊《过秦论》上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但凡叫个旗，有竿还得有块布，布上应该是写着一个大大的“陈”，或者“张楚”两个字。古代军队作战，按孙子兵法的说法，旌旗是用来统一号令的。每个作战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上书单位首长的姓氏，先是小单位的统一，而后大单位的统一，众兵听命于小旗，小旗听命于大旗。有时旗帜也用来迷惑敌人，布空城计，要遍插旗帜，人数不那么众多的军队，旗帜多了，敌人远远望去，没准会望而生畏的。所以当年的太平军打仗，几乎人手一旗，远远望去，旌旗满眼，一万兵，会被人当十万来看，在湘军崛起之前，吓唬清军，非常有效。

进入热兵器时代，通讯工具比较发达，旗帜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了。只有非常落伍军队，比如马桶将军王怀庆的兵，部队打仗才会打着绣着“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一般来说，旗帜往往就是一种标志，一种区别敌我的标志，主要用来宣示立场。武昌起义，起义军打出来的是铁血十八星旗，这个旗帜，是共进会的旗，据说表示中国的十八行省。其实，按道理共进会属于同盟会的一支，同盟会当年成立的时候，定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一个分支，敢于独树一帜，实际上反应的是同盟会内部的纷争。

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力主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这个旗帜是他的好友陆皓东设计的，而陆皓东在孙中山1895年策动的第一次起义中牺牲，而后，兴中会的几次起事，都打这个旗帜。对孙氏而言，同盟会继续打这个旗帜，一来纪念烈士，二来也昭示着孙中山革命的正统地位——他革命最早。但是，在商议确定旗帜的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什么提议都有，有提议五色旗的，有建议用井字旗的，有主张用十八星旗的。最可笑的，还有建议用金瓜斧钺旗的。各有各的理由，五色旗是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同时也暗含着五行；井字旗象征井田制，耕者有其田；而十八星则是代表十八行省，看似学美国，一个地方一颗星，但形状则类似传统天文学上的星宿；金瓜斧钺据说则是代表着汉人的尚武精神。连一向拥孙的黄兴，也觉得青天白日旗不大好，关键是跟日本的旭日旗太相似。言外之意，起义的时候打出来，容易让老百姓怀疑是汉奸。没有办法，孙中山最后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上红底，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旗，在保留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加上国人喜欢的红色。而红白蓝三色，当时又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最终说服了同仁。而共进会的独树一帜表明，当初的一致同意，看来还是言不由衷，其实大家肚子里还是各有算盘。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所用的旗帜五花八门。用的最多的是白旗，老百姓解释，是反清复明，给崇祯皇帝戴孝，至少部分会党中人，接受这个解释。但革命党到底怎么想的，不大清楚。大抵混乱之中，只消打出一个跟清朝的龙旗不一样的旗来，也就行了。江浙沪一带，革命军用的是五色旗，这个旗帜，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所喜爱，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也同意。陈炯明在广东惠州揭竿起义，用的是井字旗。广东其他地方，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某些小地方，也有用青天白日旗的。临时政府成立，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策动下，临时参议院决议采用五色旗，当时首义之区湖北代表不干，坚持用十八星，但没有被十八星包括的蒙古、新疆和东三省代表坚决反对，加上还有一个西藏呢。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人再能说什么，于是就定了五色旗为国旗。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情有独钟，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插上这个旗，聊以自我安慰。但毕竟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没人看好他的宝贝旗帜，他也没办法。

袁世凯接掌大总统之后，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旗帜之争得到最后的解决。五色旗作为国旗，成为定论。铁血十八星旗，被定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定为海军旗。其他的旗，无论井田旗还是白旗，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北洋时期的民国，一直都袭用五色旗，只有洪宪帝制的一小段，变了由海军部总长刘冠雄设计的新国旗——在原来五色基础上，再加斜道的五色，等于打了五色的叉，好不晦气。随着帝制很快告终，新国旗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挂出来。此前民国二年，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但由于这个党没有太大动静，因此旗等于也没挂出来。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联合西南军阀，成立非常政府，再次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在旗帜上，给了自己当年一个交待。但这个交待，也只是体现在非常大总统府上，别的地方，还是照旧挂五色旗。

旗帜只是一种象征，旗帜之争，实际上是背后的想法之争。白旗代表着反清复明，代表着会党的意思，也象征着会党的势力。而井田旗则代表一些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的心思，只是有这种心思的人，实力太小。十八星和五色旗，都代表了部分的革命党人对未来中国的一种设想，一个基于地域，一个基于族群，都有很强的中国传统因素。但这种设想的背后，都是对孙中山革命正统的某种背离。即使没这个因素，青天白日旗，的确也日本色彩太重，为革命党内部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喜。就是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不断往上添加中国因素，比如原来旗上的光道，没有定数，孙中山定为十二道，代表干支。然后又加上满地红，中国人喜欢的喜色。即使这样，后来好多前同盟会的同志，还是不满意。如果不是后来国民党改组，孙氏嫡系占了上风，大家竞相打孙中山牌，国民党的几个派系都强调孙氏正统，最终蒋介石当了家，孙中山坐稳了国父的荣座，旗帜之争，也许还会有风波。

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

革命的炸弹旋律

革命党人最喜欢的武器，是炸弹。无论是暗杀，还是起义暴动，革命党人首选的利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炸弹。这种炸弹，多半是手掷的，类似于后来的手雷或者手榴弹。广州革命党人炸广州将军凤山，炸水师提督李准（炸伤），北京革命党人炸禁卫军统领良弼，都用的是炸弹。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也是用的炸弹，只是还没来得及接近目标，就因火车的晃动，炸弹提前爆炸。暗杀如此，革命暴动也如此。辛亥年黄花岗起义，革命党选锋个个手持炸弹冲锋，炸弹大王喻培伦造炸弹手艺一流，起义所用炸弹，都出于他之手。林时爽率二、三人，边冲边扔，所向披靡。黄兴后来总结经验，说起义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大部分起义者，不善掷放炸弹。辛亥革命中，各地革命党起义，几乎都离不开炸弹，以至于革命军中有一种特别的兵种——炸弹队，一干敢死队员，手中没有别的家伙，只有炸弹。这种在后来的战争中，是稀松平常的玩意，但在当时，清军听听都怕。

清朝的军火工业，是师夷之长技的果实，很早就会制造火药，从黑火药到栗色火药到无烟火药，都会造。在19世纪80年代，就会制造水雷和地雷，但却没有制造过手雷或者手榴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初，手掷炸弹这种武器就已经出现了，但广泛地应用到战场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事。可能是因为当时手掷炸弹的稳定性还不够好，不便于军人随身携带，万一出事，对于集团生存的军人，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军事改革中，新军包括巡防营，就没有、也不可能配备手掷炸弹，当然，也就不会教授相关的使用知识。而革命党人恰恰相反，他们获得枪支不易，好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只要能搞到相关的化学原料，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尝试一下。有危险他们不怕，因为原本干的就是玩命的事。

无论哪种炸弹，试制起来都不易。造出来，携带和使用也有很大的风险。革命党人自造的炸弹，有威力比较小的黑火药炸弹，也有威力很大的硝酸银炸药甚至硝酸甘油炸弹。试制炸弹，是留学生们的杰作，他们从国外学来了化工知识，唯一的应用，就是造炸弹。在日本试验，回国也试验。在日本的横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研制炸弹的机关，请一个俄国虚无党人（无政府党）做教授。后来日本人管得比较紧了之后，革命党人多数的炸弹，都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个革命党人，后来在回忆录中纪录了其中一种炸弹的制法：用普通香烟铁罐，装入盐酸、液体燃料，再掺和一点铁片（飞溅出来增加杀伤力），中间有孔，用玻璃管装上硫酸，封好，最后用铁盖盖上。这样的炸弹，投掷的时候，时靠撞击引发的，但危险性极大，稍不慎，就把自己炸了。

阎锡山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同盟会中人，据他自己讲，他回国时，曾经带回两颗炸弹，准备革命用的。但是，回国做了官之后，一直就放着没用。当年以翰林身份投身革命党的蔡元培，就曾经是个炸弹迷，据说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炸弹，就是他参与试制出来的。由于香港九龙一带清朝和港英当局两不管，所以，革命党人在那里设置了造炸弹的据点。无怪乎广州的革命党人，无论暗杀还是暴动，都喜欢用炸弹，供应充分。但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试验往往失败的比较多，好些人因试制炸弹而负伤，甚至丢了性命。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试验炸弹失败，炸伤了自己人不说，还累及机关被发现，连党人的花名册，都落到了清政府手里，差点坏了大事。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革命军中，炸弹队二十余人，才有六颗炸弹。像四川这样的偏僻的地方，试制炸弹，实在太难了。还没等革命军进城，性急的城里学生做了假炸弹，在会场上吓唬重庆知府和巴县知县，让他们交出政权，还真的奏效，两个乖乖地把大印奉上。可是，广东阳江的革命党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也做了假炸弹，去吓唬当地的巡防营，要他们投降。巡防营还真的害怕，正在犹豫，一个冒失鬼把假炸弹丢了出来，只冒了股烟。这下人家知道是假的了，一阵枪就把革命党给打跑了。

由于清军没有配备炸弹，官方也没人乐意冒险试制，因而对炸弹往往感到相当陌生。陌生产生恐惧，所以，清朝的军队和官员，尤其是满人，对于炸弹，往往怀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在传说中，人们往往把炸弹传得很神，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不仅可以把人炸飞，而且可以炸开城墙。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有人传说革命党人有种“人体炸弹”，不是现在极端恐怖主义者把炸药捆在身上那种，而是说人把炸弹吞到肚子里，找到目标之后，一按按钮，人弹齐炸，威力无比。加上革命党人的炸弹战术，的确也成功过几次，所以，对炸弹的恐惧，就成了某些人的病。原本，在袁世凯答应革命党人条件，逼清廷退位之后，满人亲贵集团还有人意图顽抗，但在彭家珍用炸弹炸死良弼之后，所有的满人都吓得如鸟兽散，诺大的王朝，连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六神无主的隆裕皇太后，只好乖乖地交出政权。这种对炸弹的恐惧，直到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满人亲贵依然有。原本这些亲贵还想赖着不走，负责执行的军官拿出手榴弹摆弄一下，就把这些人吓萎了，乖乖走路。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人拿炸弹来吓唬革命党，就不灵了。广东独立后，各路民军都来到广州，鱼龙混杂，有支民军（石字营）因索饷不遂，乃携土制炸弹，来到都督府，声言若不立即发饷，就扔炸弹。当时的都督胡汉民就是老玩这个的，根本不在乎，立即命人将来人拿下，当场推出枪毙，连带着石字营也给撤销。班门弄斧，炸弹成了砸到自己脚的石头。

暗杀乎，起义乎

革命党人喜欢搞暗杀，也喜欢闹起义。按说，起义和暗杀应该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闹的那场事，教科书上说是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外媒体，都说是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是在日本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报上刺客的名字，还是拼音。别人不明就里，可作为同乡和光复会的同志，浙江人一看便知那是谁。

当然，当初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的确是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来着。这场起义，在浙江也谋划准备了多时，同党众多。可惜起义规模过于庞大，参加者会党中人又过于无纪律，不等号令，便接二连三地擅自行动，然后接二连三地失败。安徽这边，徐锡麟似乎又过于势单力薄。他做着安徽巡警处的会办（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堂的监督（校长），不知是由于时间太短，还是他一口的绍兴土话，没人能听得懂，或许是兼而有之，反正直到起义发动，当地人似乎一个真心跟着干的都没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在当地发展成员。如果是起义的话，也是仓促发动的。起事之前，徐锡麟的确跟巡警学堂二百八十多名学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动员（又不能明说），估计除了让学生们做了一回丈二和尚，大家一起摸不着头脑，没有其他的作用。

徐锡麟起事的日子，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定在那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阴历），可是，那天是恩铭一个幕友老母的八十岁生日，他答应了要去参加，于是典礼提前到二十六日。一场起义，真正知情的，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来的俩人，一个陈伯平，一个马宗汉，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仨。发难之际，仨人的枪都往恩铭身上放，恩铭一共中了八枪，被打成了筛子，当时居然还没死（看来徐锡麟的手枪威力有限，而传说中的百发百中的枪法，也要打折扣）。其余俩护卫一死一伤，陪同的道台和知府也受了轻伤。按计划，徐锡麟是计划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都圈住，谁也别走。看来原本是指望他一行动，学生们都会跟上的。结果枪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跑掉了。剩下三四十个龟缩一团，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作为警察，应该出来维护治安。这些学生可能被吓傻了，的确也没看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被半哄半骗半威胁（拿枪逼着），带出了学堂，奔了军械库。到了军械库才发现，里面的炮没有炮拴，枪和子弹对不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当清军围上来的时候，学生又跑了大半，剩下的也没有动手的。真正抵抗的，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俩人，连马宗汉都缩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来处理这个案子，相当理性平和。经过详细的审问，牵扯到的巡警学堂的学生经过核实，没有革命党，也没有掺和起义，最后都放了。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后来搜查徐锡麟的住所，里面他跟同志来往的书信，甚至于同志的誓书居然还都在，可见起义发动之仓促。

实际上，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警察的头子加上巡警学堂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首府安庆的其他革命党，由于地缘的差异，却没跟他们有过联系。自己的党徒，只有他和两个随从。徐锡麟当初在绍兴时一呼百应的能量，在安庆一点都没施展开。他来安徽，原本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他本是俞的表侄，加上使钱运作，结果俞把他大力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来，老师推荐的力度大，又是老师的亲戚；二来，徐锡麟的确能干，说起新政（警察属于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在恩铭这里很受重用，说是巡警处会办，实际上总办直到起义发动才到任，安徽的警察事务，都归徐锡麟管。徐锡麟被捕后，审讯的清吏对此很是不平，问徐锡麟恩铭对他不薄，为何他还要这样？徐锡麟承认“抚台厚我”，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私恩”，而他杀恩铭，属于“排满公理”，为人不能因私而废公。中枪濒死的恩铭，显然不能这样心平气和。他在给太后和皇帝的遗折上（当时他还清醒），特意把俞廉三抖了出来，等于揭发了他这位老师的错处。对自己上了当，用错了人，懊悔万分，末了，还特意提醒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如果他不死，这个满人中热衷新政的干将，肯定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的。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徐锡麟在安庆两个多月，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时间太短，连个熟人都没有，加上一口绍兴土话，也没人能听得懂，因此也就难以拉起一支队伍。尽管做了警察头子，但在警察里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徒。所谓革命的本钱，除了十几支手枪，就是三个绍兴人。这样的起义，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算相当有成绩了。徐锡麟的口供，其实明说了他就是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恩铭，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和良弼，这些人都是满人之雄，对汉人威胁最大。所以，安庆的起义，如果能临时鼓动些人起来，闹成大事，占领城垣，就是起义，如果不成，只能算一次暗杀。

暗杀团的骷髅

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暗杀时代》。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十年里，的确是个暗杀时代，尤其是在新政开始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年年都有暗杀发生。虽然说，中国人已经接触洋枪有好些年了，但是，对于新式手枪和炸弹可以用做暗杀，清朝大员们显然没有准备，这两种玩意，对于暗杀实在是过于方便的利器，尤其是炸弹，更是威风八面。太平天国灭后，清朝大员马新贻被刺，杀手用的还是匕首。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官员，在革命党的暗杀中屡屡中招，跟他们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招摇过市的出行方式有关。一行人声势浩大地过来，只有官员坐的轿子目标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说，来吧，我在这儿呢。轿子上又没有装装甲，走得又慢，无论是枪打还是炸弹炸，非死既伤。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改乘火车，人多眼杂，暗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吴樾实际上是炸了自己，暗杀的目标只受了轻伤。电影《十月围城》上映，记者问我，清政府是否有过这样对孙中山的暗杀？我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反过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大员，连太后和摄政王，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孙中山只有在还不出名的时候，有过一次不明不白不伤皮肉的“伦敦蒙难”。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相对而言，当时的革命党对于暗杀的重视程度，居然要超过策动起义。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的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吴樾刺杀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说起来多少有那么点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是为了阻止清朝向好的方向变革。但《民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还为他的行为编出一系列的所谓正当性理由，虽然说来说去，无非是满人种族低贱，而且有屠杀汉人的前科，没有资格再统治中国，但居然列了六条之多。原本对暗杀不甚热衷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对组织起义心灰意冷，也转而期望暗杀。显然，暗杀比起义要方便，几个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伙，就可以操练。正因为如此，清朝的官员可恨者，要杀，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连续两次遭到暗杀，最后一次被炸成重伤，差点送命；表现还不错的，甚至对暗杀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抚恩铭，也要杀，因为他们活干得太好，对革命不利，不可以私恩替代公义。良弼这样对汉人不错的满族人才，更要杀，因为他有更大的欺骗性。连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种“好事”也要加以阻止，因为清朝真的立宪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玩了。中国人暗杀的直接榜样，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人，所有民意党的暗杀英雄，也是革命党的英雄。在日本的时候，俄国民意党人还教同盟会制造炸弹来着。

暗杀需要严密的组织，所以，当时出现了好些个暗杀团。汪精卫组织过暗杀团，刘思复有暗杀团，连在人们眼里温文尔雅的蔡元培，也在日本组织过暗杀团。还有人组织过女子暗杀团，但是好像没有放出来操练，只有在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中，若干女子参与，其中陈璧君还跟汪精卫发生了凄美的爱情故事，也算是参与了。

当时革命党人暗杀最喜欢用的家伙，是炸弹。蔡元培曾经中意用毒药来着，后来一盘算，下毒何如炸人过瘾，还是炸弹好，因此大家都在日本加紧研制。吴樾用的炸弹，据说就出自蔡元培和陈独秀之手。革命党人的炸弹，开始一般都在境外研制，比如日本和香港。有的时候，一着急，也在国内试试。比如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几个首领，就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结果失手，虽然没把自己炸死，但机关却暴露了。但总的来说，革命党的炸弹越做越好，威力越来越大。辛亥革命前夕，广州将军凤山刚刚上任，一上岸就被炸得血肉横飞。到了辛亥革命的最后关头，少数满人宗社党坚持不肯放权，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宗社党的核心人物良弼，剩下的就如鸟兽散了。据说，满人最怕炸弹，辛亥后多少年都缓不过来，都是当年暗杀团给做的病。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几个遗老还想赖着不走，国民军拿出炸弹来一摆弄，从皇上到太监就都乖乖地就范了。

暗杀这活儿，没胆子还真不好干，不比起义，大队人马，鱼龙混杂，做南郭先生，跟着混也是可以的。暗杀大多单打独斗，一个人上阵，如果没胆子，关键时刻，枪放不了，炸弹扔不出去，那可就完了。所以暗杀团首先要练胆儿。刘思复当年在广东组织暗杀团，团员加入，要有严格的入盟仪式。仪式的举行，必须是在深夜，屋子里用黑布挡严，屋子当中只有一张桌子，桌子用白布盖上，桌上放一个骷髅头——是真家伙，不是假做的。骷髅头后面放一根白蜡烛，整个房间里，一团漆黑，只有一根蜡烛点燃，烛火摇曳，骷髅摇动，气氛阴森。入盟者必须一个人对着骷髅，静坐半晌，如果一点虚汗不出，才能行入盟礼。据说，由美国权贵子弟组成的骷髅会，入会仪式也是如此这般。不知道他们是跟中国革命党人学的呢，还是中国革命党人跟他们抄的。这个刘思复，广东的世家子弟，后来改名师复，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但是当时，却是一个革命党的暗杀大王，自己因试制炸弹废了一只手，做了牢，但是，出来之后，暗杀依旧。广州将军凤山之死，以及水师提督李准的重伤，都是他策划的杰作。

不过，暗杀固然造成了恐怖的气氛，也杀掉了若干清朝大员，但却难以真正吓退清政府。彭家珍最后的一炸，固然立竿见影，但如果没有各省的独立，袁世凯的有心反正，其实也没什么用。辛亥年广州起义前夕，温生才刺杀护理将军孚琦，杀是杀掉了，但却对随即到来的起义，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技术上，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暗杀的实际作用，就像暗杀团用来练胆的骷髅，放在那里，配合着夜色和烛光，的确够恐怖。可是见得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暗杀，杀不来天下。

当年的革命党，个个都信奉英雄史观，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而且也能拯救。只消博浪一椎，就可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到头来他们发现，真正起了作用的，还是扎实的动员，士兵的起义。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1910年4月，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刺杀摄政王未遂。好家伙，热衷暗杀的革命党，终于炸到北京来了。尽管没得手，汪精卫却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作为此案的副产品，汪精卫还因此赢得了一位南洋富商小姐的芳心，从此不离不弃，一直到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到死，也不肯说汪半个字的不是。

暗杀往往是让历史拐弯的转机。1914年6月，如果不是塞尔维亚青年普林齐普刺杀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便迟早要爆发，肯定也要推迟几个月。这几个月里，能发生什么事情，谁说得清？当日如果汪精卫刺杀成功，摄政王连同刺杀者汪精卫一命归西，日后的历史，就不好说了。晚清的亲贵政权也许不会因此有本质的改变，但国民党的历史会很不一样，至少后来日本侵华时，不大可能找出汪精卫这样具有全国性威望的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但是，这一切的变化，都因为1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北京鸦儿胡同的居民出来拉了一泡屎，全都给毁了。

在北京的醇亲王府、即摄政王载沣的家和鸦儿胡同之间，有座很简单的石板桥，是摄政王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这地方很僻静，没有什么人家。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鸦儿胡同的居民到这边来解大便——按新政时期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出恭。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是，这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还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然后撒腿就跑，跑回大杂院就嚷嚷起来，随即，街坊们就通过街坊管理渠道报了警。警察过来一看，人早就惊走了，桥下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坑里有一个二尺高的大铁罐，盖子上有一螺丝，拧着一根电线，一直通到旁边的一条阴沟里，连着一部电话机，明摆着是一件暗杀阴谋，想要炸人，炸的人十有八九是摄政王。案件层层上报，惊动了九门提督毓朗，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此人后来被列为五四三大卖国贼之一，被五四青年痛殴），以及内务部尚书善耆，即有名的肃王爷，后来更有名的川岛芳子，就是他的女儿。

炸弹起出之后，还是请了日本使馆的技师，才把引发装置卸下来。发现罐里的炸药，都是外国来黄色炸药，威力强大，取下一小块，试爆之后，居然炸出一个大坑。埋炸药的地点是摄政王上朝的必经之地，由此推定，如果摄政王从那里经过，肯定被炸得稀烂，连引爆者也必死无疑。拆弹虽然靠外人，但破案功夫，北京的警察却已经有了。毕竟，新式的警察已经办了五年，西方的刑侦技术，也学会了一些。警察们以物找人，找到了打造铁罐的铁匠铺，铁匠提供了订货顾客的线索。同时，在小石桥附近蹲守的暗探，也发现了前来探风的可疑外乡人。显然，暗杀者犯了大忌，出了事，不赶紧撤走，反而到事发地点探风。蠢得有点类似北大荒传说的傻狍子——说是狍子这种动物具有特别的好奇心，往往被猎人打一枪，如果没打着，狍子惊走之后，还会回来看个究竟，难免被补一枪。几位暗杀者都是广东人，即使打扮得再北京，相貌神情举止也跟北京人有太大的差异，事发之后回来探头探脑，不暴露才见鬼。但是，革命党弄进来这么多的炸药不容易，一时失手，还幻想着能不能挽回，故出此冒险的下策。于是，两条线索都追踪到琉璃厂东门火神庙西夹道胡同一个刚开张的照相馆，里面一堆革命党。汪精卫和黄复生就这样被抓了个正着。这些胆大包天的暗杀者，就是以这个照相馆为掩护，安装炸弹的。还好，出事之后，暗杀团的其他人，陈璧君、喻培伦、黎仲实都已经离开去找炸药了，因此只有两个“主犯”被捕。

这次行动，主导者无疑是汪精卫，黄复生和喻培伦都是作为炸弹专家，安装调试的，那天按电钮的人，也是汪精卫，他是存心了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他们事先设计时，不是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但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爆炸的可靠，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电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就决定牺牲自己。可是，面对审讯，他们两个却竞相争做主犯，拼命地把对方说成自己的跟班。汪精卫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之美，立意之正，加上互相争死之义，汪精卫又是一帅哥，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有心成全。加上清朝的刑律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原来十恶大罪，已经取消。所以，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两人居然没有被判死刑，而且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汪精卫在狱中的著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也得以流出监狱，被人广为传诵。武昌起义，清政府亡羊补牢，大赦党人，汪、黄二人得以出狱，汪精卫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大有看煞卫玠的古风。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加上那位夜半出恭的市民，都好好地活了下来，历史，拐了弯了之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历史之所以拐弯，往往会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天夜里那泡屎。

沈臧寿：诈取海门

海门在清代，是一个直隶厅，跟府一个级别，但长官不叫知府，叫同知，官阶也低一些，从五品。这样的地方，原本是由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久而久之形成独立的行政区，直属省府，其实规模就跟一个县那么大。海门虽然属于江苏，但与后来属于上海的崇明岛，只有一江之隔。上海也是江苏的，但自开埠以来，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一举一动，影响整个中国。海门一直都属于上海的辐射区，生活习惯受上海影响甚大，基本上是亦步亦趋跟着走。太平天国期间，江南江北皆被祸，但海门却因为上海的庇护独以得免。江北士绅咸聚于此，人称天堂。但另一方面，由于张謇的存在，作为士绅领袖，整个江苏政界都受其影响，他的事业所在的南通，把能量也辐射到了海门，海门的多数乡绅，一向以南通的马首是瞻。不惟海门如此，当时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地区都这样。

革命起，对于多数参与者而言，就是改朝换代。大的鹿是北京，小的鹿散在各地，地方群雄逐鹿，政权抓到谁手里，就是谁的。革命党争，立宪党争，一些草莽英雄也争。一些眼疾手快但没有实力的野心家，也敢钻空子。扬州这样的地方，被一个街头混混孙天生带了几个混混，假冒革命党给“光复”了，美美地做了好几天“皇帝”。这样的好事，也被海门一个厅议员想到了。他的名字叫沈臧寿，从名字上看，要比孙天生少些江湖气，有点文化，但是他的活儿干得也跟孙天生差不多。自打动了抢权的念头，他带了几个人赶到上海，花钱刻了海门军分政府的大印，缮写了若干通告。但是，光有这些东西不行，还得要有人们传说的敢死队和炸弹，这两种东西，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革命党的标志，没这玩意，人家就觉得你是假的。于是他花十元钱雇了一个黄包车夫，没有革命军军服（他的确也想不出来该是什么样的），就让车夫穿上蓝白两色的号衣，假冒敢死队成员。炸弹怎么说也应该是个金属的吧，但他不知道，居然用两个口袋，塞满报纸，假装炸弹，让假敢死队员抗着。再借了一些刀枪，装备起来。一行人乘渡船返回海门，直奔厅署，一上来就将衙门里的摆设，砸了个稀巴烂，连同知老爷的坐轿也没放过。跟扬州的故事一样，在他们大张旗鼓杀进来之前，同知老爷早溜了。沈臧寿他们就逮住了厅丞，逼他把大印拿出来，然后到厅署上，必须摆开仪式，隆重交给沈臧寿。沈臧寿长揖接印，抚掌大笑，宣布担任民政长。权，就这样夺到了。

用假炸弹逼人就范，是革命期间经常发生的事情，谁叫清军没有这种武器，民间将之传得神乎其神，清政府中人对炸弹吓得要死呢？但是，别的地方用假炸弹，至少还有个炸弹的样子，有的还能冒上股烟，从来没有听说弄两口袋报纸假充的。但是，就是这种假得不能再假的玩意，加上一个雇来的车夫，就把权给夺了，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上海来，让邑人误以为他们得到了上海军政府的授意。应该说，这是沈臧寿他们的聪明之处，其实办这点事，无论是找口袋还是塞报纸，在海门乡下，也完全可以办得到，只消雇个外乡人就是，但就是要去上海，雇一个上海人，从上海过来，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

但是，不知是沈臧寿人缘不好，还是海门士绅不喜欢在政治上隶属上海，反正尽管当晚他就设宴招待邑内士绅，但大家对他却不感兴趣，没什么正经人参加。加上雇来的车夫，事毕拿了钱就立刻开溜，戏法被看破。任沈臧寿怎样解释，也没有人听。士绅们派了使节到南通要求派兵前来光复，南通遂派来一队士兵，于是，沈臧寿狼狈逃走，新政权二次建立。一场诈权事件，被上海革命党人办的《民立报》称为笑剧。

辛亥革命期间，我们看到清朝的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守土实在过于玩忽职守。听到点风声，即望风而逃。即使不逃，也只是守印而已，谁来要就给谁。严格来讲，即使在南北和谈告成，也不能说独立或者光复的省份就一定占了上风。在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员的闻风瓦解，其实严格地说，不是随大流，而是早就对所属的王朝失去了信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多年不懈的宣传，的确有了作用，满人“异族政权”的形象凸显，这种形象又被当家的满人亲贵极大地强化，合法性降低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亲贵们有意在任官方面向满人倾斜，也大大伤了汉人官僚的心，而任职的满人官僚，也大多不争气，在逃跑方面，一点不让汉人。大部分汉人官僚，其实相当部分认同立宪党人的立宪主张，当然也对清廷假立宪、真抓权的做法，感到不满。在这样的氛围里，民间关于清朝气数已尽的传说，也随着《推背图》这样的民间谶书的流传，甚嚣尘上。所以，如果在1908年西太后未死之前，还有人乐意帮一把，但是，到了少年亲贵倒行逆施之后，只消有人站起来推，清朝这堵臭泥墙就没有人扶了。

清朝的覆灭，实际上是社会上层之间的事情，在朝的人对自己所属的朝廷没有了信心，在野的人又有心颠覆，革命党一点火，大厦即倾。其间有小玩闹趁机抢权，也是自然。当然，政权不是包袱，小玩闹抢是自然抢不成的，但抢不成，也过把瘾。

刺杀袁世凯

1912年1月16日，刚刚上朝从东华门出来的袁世凯，遭遇暗杀。

据参与策划的北方革命党人胡鄂公回忆，暗杀团共分四组，两组投弹，一组狙击，一组接应。由于组织严整，早就摸清了袁世凯的行动规律，行动计划相当周密。该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的车队从东华门出来，经过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处，第一组从三义茶叶店二楼掷出一弹，没有炸到马车。随后第二组又扔出两弹，“弹中世凯车，弹发车覆，死世凯驶车马一，护卫管带袁金镖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又骑兵马三。”袁世凯在卫士的帮助下，骑马逃走，在马上下令搜捕刺客。胡鄂公的回忆，还提到刺客们与军警发生了枪战。刺杀事件，据沈弘先生挖掘出来的当时英国记者的报道，则有所不同。刺客的确扔了三颗炸弹，但有一颗没有炸。那些跟炼乳罐头大小的炸弹，装了威力强大的烈性炸药，大约有二十人被炸伤，好几人濒死，但袁世凯的马车却没有被炸到，被车夫快马加鞭躲了过去。但凡经过的事，过后再回忆，难免有差距，还是当时的记载准确一点。所以，袁世凯的马车，应该没有被炸到。从当时的老照片看，事发地的茶叶店，窗棂玻璃都被震碎了，可见炸弹威力巨大（都是托诺贝尔先生的福），如果炸到了马车，当时又没有避弹设备，袁世凯断然难以自全，不死也得伤。沈弘先生还考证出，根据英国记者当时拍的照片，刺杀发生地不是三义茶叶店，而是三顺茶馆。不过，根据照片上的字号“三顺字号，茶叶老店”八个字，似乎还应该是茶叶店更合适。

事发之后，有十人被捕，但除了三人身上因藏有炸弹之外，其他七人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三人则非常迅速地被处决了。此后，据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说，袁世凯因此好长时间一直躲起来不肯出门。

1月16日这天的早朝，实际上是袁世凯终于跟革命党达成协议，正式对隆裕皇太后撕破脸皮逼宫的当口。在溥仪的记忆中，那天，隆裕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而地上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君臣对哭，但却是臣来逼君，而且逼宫初战告捷。袁世凯哭哭啼啼的逼宫戏刚刚演罢，就差点一命归西。革命党人下这样的狠手，想干嘛呢？难道说，他们不想通过策反袁世凯完成革命了吗？

当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貌似有十几个省份控制在手里。但是，漫说里面好大份额的立宪党人，对袁世凯更有期待，跟革命党渐行渐远。就是革命党人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原来同盟会三部分的内争未了，新的矛盾又来。自己人掐起来，照样你死我活，陶成章被杀，就是明证。革命党与会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明朗。虽然北伐军组织了不少，但能打仗的却不多。拿什么去战胜北洋军，谁也没底。连南京临时政府的经费，独立各省都一个子不给。聚集了十几万北伐军的南京，秩序混乱，动不动就有军队借口欠饷，哗变抢掠。所以，革命党人不可能不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为，只要袁世凯答应反正，一切就OK了。杀了袁世凯，事情反而麻烦，保守的北洋军，如果为了报仇而靠在清政府那边，革命什么时候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但是，按当时的话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同盟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自打革命开始，革命党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各干各的。清朝各地政权的崩溃，不是革命党多么有力量，而是清朝地方政府自己已经朽了，谘议局的士绅，又不站在政府一边帮忙。一些地方，漫说革命党，甚至说不上什么来路的地痞流棍，土匪宵小，纠合一点人马，就可以把政权拿下。南方革命党战果辉煌，北方革命党原本也大有希望的。山西率先独立，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手握重兵，北京城内，革命党人也不少。可是，自从袁世凯出山，革命党却接连受挫。三杰一死，一调，一走，接下来张绍曾的旧部发动的滦州起义，也被镇压，山西得而复失。北方的革命党人，原本眼看功败垂成，忽然之间，都因为袁世凯而打了水漂，这口气怎可以吞下？其实，在刺杀袁世凯的同时，北方革命党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旦刺杀成功，就利用他们在周边一些军队，比如毅军、甚至部分禁卫军里的力量，发动对北京的几路进攻。所以，尽管革命党的大头目在跟袁世凯谈判，都谈成了，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也跟汪精卫打得火热。但却难以约束所有人，虽然也有一部分北方革命党人比较听话，跟袁克定配合得挺好，但另外一部分人，却存了心，要另起炉灶，自己干自己的。如果真的能干掉袁世凯，拿下北京，立下大功一件，党内权力怎样分配，还不知道呢？

不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却给了袁世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此前，朝野传说他跟革命党勾搭，出卖朝廷，现在他也遭遇革命党暗杀了，名声好了一点。另外，对于逼隆裕交出政权，也大有好处。毕竟，自己出面逼宫，好些话不好说。暗杀一来，就可以借口危险不上朝了。所有的恶心事，恶心的话，都交由赵秉钧、胡惟德来干来说。不消说，这样更加方便。这俩人也尽心尽力，连唬带吓，还有忽悠，加上不久革命党人刺杀了满人唯一一个能臣良弼，不由得清朝的孤儿寡母不交出政权。

袁世凯本质上是个武夫。一生也遭遇过几次凶险，每次都带来命运的转机，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他九死一生，但从此崭露头角，为人所知。1909年朝中传说摄政王载沣要干掉他，据说他已经秘密从第六镇调集死士自卫，但却只是丢了官帽子，归隐彰德。此番遇刺，凶险最大，则开启了他当国的契机。

世上之事，福兮祸兮，向来都很难说。对于乱世之奸雄袁世凯，就更难说。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学问家章太炎做主编的时候，声誉很是不错，跟康梁的保皇党们，打了许多大仗，据我们的教科书说，把康梁们打趴下了，从此以后，革命战胜了保皇。是不是真的这样，不好说，但当时的《民报》，在不安分的人们中间，的确很有名气。

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学者俞樾先生的高足，这个俞樾，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试诗，大受赏识。后来因主持河南乡试出题出得太怪，被都老爷参了下来，从此以后专心做学问。曾国藩有名言曰，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拼命做学问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个做学问拼命的人。学问做得很大，现在看他的学术类文章，经史子集，加上佛学，任马由缰，没点功夫，根本看不下来。但他主持《民报》，还是立意在宣传，党内好些人嫌他学究气太重，不够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数情况下，章太炎其实是尽量通俗来着，但是让此老写陈天华那样的打油诗，也不大现实。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在他主持下，《民报》上，还有漫画。

《民报》上的漫画，画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报》那里，变了一个称谓，叫做汉奸。已经死去的曾、左、李，名曰“过去之汉奸”。曾国藩顶戴花翎的头面，却给安了一个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样，人面兽身。李鸿章是人面鱼身，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成了美男鱼，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鱼有一比。这样的漫画造型，只有曾国藩的像有点根据。据说，由于曾国藩浑身长癣，常年都雇人挠痒，身上一层层地往下掉鳞皮，所以人们传说，他是大蟒蛇变的，特意来拯救清朝天下的。当然，也有传说，所谓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乱世的妖魔下界。曾国藩的出现，无非是天下大乱的征兆。不管怎么说，把曾国藩画成人面蛇身，不为无因。但左宗棠为什么是兽身，李鸿章为何是鱼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骂人，大概是为了搭配曾国藩同时有所区别吧，一个既然是蛇了，剩下两个，只能一个兽，一个鱼。

还有三位清朝新政时期的名人，也就是《民报》办的时候，还活着的名人。他们的命运，似乎比他们的前辈更差些，这些漫画，名曰“现在之汉奸真相图”。其中，袁世凯是个半身像，脸被剖开。张之洞顶戴花翎，但脑袋却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顶戴花翎，但脑袋是倒着放在脖子上面的。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时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称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还有说，张之洞是士屠，因为镇压自立军起义，袁世凯是民屠，因为练兵的时候擅杀菜农，岑春煊是官屠，因为他特别喜欢参下属官员。尽管评价不一，但谁也否认不了他们三人的地位。历史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三人是绕不开的，当然，清朝也离不开他们三个。因此，这三人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最危险的汉奸。革命党人立意排满，因此他们说的汉奸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凡是汉人给满人做事的，都是汉奸。不过，三人之中，袁世凯是被贬低得比较轻的一个，只是把他的脸剖开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面目。其实，同盟会成立之后，还不断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据说有人还去联络过他，没有反响，也没给绑去讨赏。

宣传品上有漫画，并不起于革命党人的报纸。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类似的东西。把传教士和教民画成人面猪身，或者猪面人身的都有。比较高档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画，有正面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办了贵州教案的贵州提督田兴恕，都被画得很威猛，下面的题词也极尽奉承。但是，对另一些人就不那么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鸿章。李鸿章不仅在后来的教科书上形象极差，就是在当时，也被打教的绅民与革命党人共同视为汉奸。前者说他是洋人的汉奸，后者说他是满人的汉奸。

这些漫画出品的时候，西方已经有了比较好玩的漫画，连环漫画，漫画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坏人，他们的好玩与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报纸上的政治讽刺漫画出现得更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就很流行了。画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讽刺意义。但是，在中国，即使立意学习西方的人所办的报纸，上面所谓的漫画，还是骂人的宣泄，就跟顽童平时看不上谁，就在墙上涂鸦，丑化某人，然后写上×谁谁的妈，或者谁谁是大王八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顽童伎俩，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发扬，现在则轮到了革命党来进一步发扬光大。看来，这种漫画的演化，脉络相当清晰。《民报》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画这种把人画成畜生的画，无论画技高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泄愤。只是这样的泄愤，对于有同样愤忿的人而言，当然有用。国内不安分的人们，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并不如此“愤清”的人们，也许就没用了。不管怎样，革命党还是期待自己的报纸在国内掀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政论丛”，然后交给相识的满人留学生，让他们带给国内的某人。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看见既是满人，而且头上有辫子，自然就不查了。这些夹带的满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过，后来我们在革命党人的回忆中，提及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似乎很少提到《民报》。不是《扬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的小册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地多的很，如果以此种文字为激烈，无非是地方长官之别有用心的“特别发挥”。《大江报》的读者，连日到报馆门口“凭吊”，门口一时间堆满了“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一时间，湖北官方很是被动，声名大坏。

当然，既然起诉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报》这样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抠的话，也的确违法了当时的报律，有不少公然抨击宪法大纲和鼓吹革命的关碍文字。说它涉嫌扰乱治安，混乱政体，也不是没有道理。碍于舆论，此案判得相当轻，仅仅对詹何二人课以罚金八百元，两人没钱缴纳，也不想缴纳，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报》被判永远不得出版。其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离革命爆发没几天了。

当然，如果革命党人有钱交罚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换个报名，还可以接着办，接着骂当道，接着激进，都没问题。但是，湖北的革命党人一向闹穷，办《大江报》，还是有人破家相助筹了一点钱，报纸被关，本钱都亏进去了，哪里有再办下去的财力？尽管官方按法律说，如此办理，并非过分，但此案毕竟属于因言治罪。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恶事，在当时名声很坏。詹、何两人的坐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昭示当局丑恶，弄臭当局的作用。所以，就是能够弄到钱，这两人也是不会交罚金的，就是要坐牢。两人坐牢了，文戏完了，该武戏上场了。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起义的筹备，买枪，买子弹，试验炸弹。虽然起义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展开，但包括黄侃在内的新军士兵，还是用手里的枪，赶跑了瑞澂。将詹大悲与何海鸣接出了监狱，《大江报》隆重复刊。

但是，复刊后的《大江报》，转过年来，就再次被查封，这回干坏事的是黎元洪。罪名是《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废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总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笔政的何海鸣抓住就地正法的。然而，军警到报社时，何海鸣正在大舞台串戏做票友，闻讯，一溜烟走了。这样的严厉处置，恐怕不是报纸主张扰害人心那么简单。革命之后，原来的同盟会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坚持同盟会立场的人，对立日益明显，而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鸣），对这个首义元勋，现在的副总统，也愈发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脸，树要皮，况副总统乎？

黎元洪很快就进京做副总统了，接茬治者，先是老段，段祺瑞，未几换为小段，段芝贵。小段在官场人缘极好，但就一样毛病比较大，寡人之疾难治。到了武昌不久，名伶王克琴即被他包养。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的《大汉报》屡揭此事，老是讥讽“军爷有钱”（戏曲《游龙戏凤》的一句戏词），还揭出小段当年买名伶杨翠喜送权贵的旧账，惹恼了小段，趁打击国民党的东风，胡石庵和报社一干人都被抓到军法处，最后判刑。还好，小段是年（民国二年）的八月就被调走，继任的王占元不愿意做迫害媒体的恶人，把《大汉报》一案的人犯，都给放了。《大汉报》事件，算是《大江报》的余波。新闻自由这种事，离开北京和上海，即使民国了，也真还有点难缠。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自打有了媒体，媒体在政治中会起到某种很奇妙的作用。中国进入传媒时代，是20世纪初，清朝的新政时期。朝廷逐渐开放报禁，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无忌。即便是革命党人，只要有银子，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办报暗中宣传革命。被发现了，关了门，再办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就人心浮动，荫昌出征，盛宣怀送行，嘱托他千万保护汉阳铁厂，保护好了有赏。荫昌回答说，你就准备好钱就是了。结果被记者听去，解释成军饷不继，导致银行发生挤兑。多数的报纸都倾向革命，所以，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往往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革命党方面的胜利，就夸大，失利则掩饰。各地的响应与骚动，有与没有，但说就是有。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狼烟，害得整个朝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往天津租界跑。当时的当政者，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经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的真伪。所以，在媒体有意（有革命党人制造）和无意的“新闻战”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先是被革命党推着走，然后又掉进了袁世凯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编辑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为现在的人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一百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一百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沪杭路上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无论书报，检查不通过，就不准出。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到印刷、发行一把抓。革命党人尤其穷，雇不起人。就那么几个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从脑袋上往下掉。《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办下去，可是办着办着，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如吴祿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进账多了。反正办报的人，有钱了。写稿子也好，开编辑会议也好，都进了八大胡同，可以叫局，让美人陪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莺莺燕燕。那个时候，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妓寮里混。有醇酒妇人，革命才更有干劲。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党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在北京，则换成了苏妓（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写稿也好，编辑也罢，泡在“苏乡”里不肯出来。

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都很灰，几个月报纸都没有生气，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陡然兴奋起来。《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字里行间，总是在张扬革命党的胜利，京城依旧人心惶惶。

《国风日报》的天窗开的太大，开的好玩，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上面四人搓麻，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天窗，开成了白板。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西牢就是租界里的洋人办的监狱。按道理，所谓的租界，不过是洋人在中国租的地，租地之内，怎么能有监狱？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国国家太弱，明白事的人也少，租界硬是被洋人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国中之国，不仅拥有独享的管理权，而且有司法权。不仅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国当局管不了，就是租界的中国人，也归租界当局管，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外合审，但实际上是外国人当家。这样的事，从道理上讲属于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样的侵犯，对于那些政府反对派而言，却是不言而喻的好事。最明显的一件好事，就是1903年的“《苏报》案”，涉案的章太炎和邹容，没有因此被判死刑，也没有坐中国人的监牢。

章太炎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因为上门去反对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虽然实际上是坐监，但吃得好，住得好，可以随便见客，还有一堆警察伺候他，供他消遣，严格讲不算坐牢。真正坐牢，是因“《苏报》案”的西牢三年。那是正经八本地坐牢，吃牢饭，穿囚衣，还要服劳役，还挨过西人牢子的拳脚。

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国学功夫，海内没有不服的。后来北大文史哲诸专业，基本上是章门弟子的天下。太炎先生还是革命家，说起光复会、同盟会，没有人能忽略了章炳麟。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对于政治，比对学问更关心，说起政治，眉飞色舞，说起学问，昏昏欲睡。但是，依我看，太炎先生的本分，其实是名士。在传统社会，凡是学问大但却不入仕途的人，大多为名士。这其中，有些人于仕途是进去了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出来了，有些则根本就不想进，不能进，章太炎属于后者。

名士要有名，而且有大名。有名，往往伴随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事。太炎先生种种名士的派头，名流的逸事，都是在有名之后。很多人回忆太炎先生都提到他完全不认路，在日本的时候，但凡出门，就得有人陪，没有人陪，就走不回来。晚年在上海，自己出门回来的时候坐黄包车，不知道住在哪里，非说车夫应该认识他，不认识他不应该。于是车夫只好拉着他满街走，如果不碰上熟人，还真不知道怎么了结。但是，我们在太炎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没听说这样的事，戊戌维新的时候他在上海跟汪康年他们办《时务报》，一个小萝卜头而已，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照顾他，好像也没听说他丢了。世家子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也多次提到他的来访，也未见得次次都有人陪。至于他宣言革命就要有神经病，自己动辄对人发神经。去见袁世凯，用勋章做扇坠，不见就大发雷霆，打烂总统府的家具，被软禁之后的种种非常异议可怪之举，逼着警察管他叫老爷，时时请安天天磕头，更是成名之后的杰作。成名之前，他也活了几十年，为人子，为人徒，办报纸，好像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怪。他在上海爱国学社给《苏报》撰稿的时候，人称他的怪诞，也无非是剪了辫子，半长的头发分梳两边，身穿长袍，外面裹以和服，天天叼着香烟而已，坐洋鬼子监牢的时候，也还正常。后来的怪诞，是后来的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位于黄浦江边的提篮桥附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虽然是洋人的监狱，由于主要用来关押中国人，狱卒主要是印度人，人称红头阿三，所以一点都不怎么文明。卫生条件不怎么样，囚徒还要干很重的活，伙食不好，经常吃不饱，看守还动辄加以体罚。整个状况，跟其他东方国家的殖民地监狱几乎一样，糟到透顶。章太炎在进去之前，由于《苏报》的官司打了半年左右，中外闻名，但是监狱里的看守，却并没有当他是名人，照样不客气，一点不照顾。据章太炎自己讲，刚进去的时候，经常遭到虐待，印度看守最为暴虐。他脾气大，人家打他，他也回手。结果经常被打倒在地，被一群印度看守群殴，不择部位，一通乱打，脚踢棍打，他还被打昏过。据他讲，如果打死，就拖出去埋了，并没有尸体检验之事。看守惩罚犯人，还用一种把人反手背过来捆起来的方式，类似于今日所谓的背拷，捆上之后，犯人一个小时都受不了，“虽巨盗弗能胜。”章太炎绝食过，没有死了，但是，一同坐监的邹容却受不了罪，死掉了。

邹容瘐死之后，事大了。毕竟是名动中外的案子，当初英美领事为了不引渡两人，而且坚持轻判，跟清政府闹得很僵。如果让这俩人都死在监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他们自己国家的舆论就让他们受不了。所以，此后章太炎的待遇就明显改善了。做苦役让他做最轻的活儿，缝囚服和袜子。但是，章太炎给他们缝了个乱七八糟。看守也不敢惩罚，只好把他升为饭头，火头军。这个活儿，一般都是有钱人坐监，出钱买得的，有很多好处，饭可以随便吃，油水也大些，但此时只好让他来做。没想到，太炎先生饭不会做，也不虚心学习，反正依旧乱来。最后只好让他负责盛饭，这回，总算胜任了。所有的囚徒，都来巴结章太炎，马屁拼命拍，指望他勺下超生，多给一点。

“《苏报》案”是太炎先生一生的分水岭。此前，《苏报》的老板是陈范，主编是章士钊，太炎先生仅仅是个撰稿人，按道理，拿人都不该拿他，报馆主人和主编都走了，他却不肯走，于是被拿去顶杠。但是，官司打下来，三年牢狱做完，章太炎和邹容声名大噪。活下来的太炎先生，也就只能做名士了，一个革命家名士。这样的名士，在革命时代，名头更响。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革命和保皇之争，是晚清的一大公案。革命的头儿是孙中山、黄兴，保皇党的头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前者主张革命，后者主张改良。论闹事的资格，孙中山比较早，但闹得动静比较大，还要数康梁。甲午之后到新政之初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康党的时代。毕竟，一场百日维新，惊天动地。直到国内立宪派兴起，他们的灵魂也是康梁的思想。革命党后来居上，教科书上说，是源于一场大论战，革命党人的生花妙笔，战胜了保皇党。但这实在不好判定，两家打笔仗，谁输谁嬴，其实没法算的。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说康梁一派就完全没了市场，还真是未必。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的势头的确起来了。但这崛起，并非单纯靠的笔杆子。

戊戌政变，康党流亡海外。作为一场国家变革的失败流亡者，他们据有天然的优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华人华侨的聚集地，康梁们不仅受到希望中国变革的华人的拥戴，而且也得到各地政治团体、政客，甚至政府的青眼。康有为又是一个懂得做秀的政治家。一个原本不是给他的所谓衣带诏，被他炒作到了极致。这个只例行公事见过光绪皇帝一面的小小的七品主事，俨然成了皇帝的师傅，大清的无冕钦差。任何人想要见他，不仅要上货，而且必须下跪磕头。就这样，海外慕名者，络绎道上。康有为的只纸片字，都成了宝贝。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康有为实在是过足了瘾——代理皇帝的瘾。不仅如此，康党还利用衣带诏筹钱，说是衣带诏给了康有为权力，可以给海外华人封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再下就是各种骑都尉、云都尉。封赏倒是平等，无论出身，见钱就赏。一个公爵一万，以下依次减少。也不知道是不屑于做呢，还是那时作假技术不够精当，反正康有为只是这么说说，连个假的衣带诏也懒得做一个。但凡有人提出想要验明正身，肯定劈头盖脸一通驳斥，衣带诏决不示人。

那年月，皇帝在海外华人眼里是有分量的，所以，保皇党的势力很大。但是，革命党人的活动地域，是跟保皇党重叠的。在国内发动起义，不仅资金要从海外来，连骨干人员也得依赖海外。因此，海外的华人所在，无论美洲的唐人街，还是南洋的华人区，势必成为革命保皇两党的必争之地。保皇党开会，人多势众，革命党则门可罗雀。孙中山在美洲大陆，走到哪儿都是保皇党的地盘，但凡华人会所，里面大抵挂着光绪皇帝的像。发表演讲，不攻击保皇党还好，一骂保皇党，人就走光了。

革命战胜保皇，得靠毛锥（笔），靠演讲，但当时靠这两样还不行，于是棍棒登场了。最出名的武戏主演是张继，这个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扮的是文官角色。可在当初，他可是打架的高手。最早他是大清国的留日公派学生，到了日本之后，受不了日本人的挤兑，一怒之下剪了脑后的辫子，惹得留学监督姚某人一通咶噪。说得张继无名火起，约了同在日本的剪辫党陈独秀和邹容，找了个桃色绯闻的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咔嚓一声，把姚某的辫子也给剪了。从此之后，这三个宝贝，就只能做职业革命党了。

连留学监督的脑袋都敢摸的人，还在乎什么保皇党？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能打的人不多，都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逃得不快，生生挨了一顿好揍，揍得他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名第一。无论什么年月，想造声势，行动说什么也比语言顶用。

不过，保皇党的失势，也不尽赖革命党打手的打，他们自己也自己的问题。一边拉人，一边捞钱，手段就是蒙人，蒙华人也就罢了，有时还蒙到老外头上。什么时候，都有老外热衷掺和中国的事。有些人出钱买康梁们卖的爵位，加拿大人康乾伯（Comchanber）在梁启超手里买了一个男爵，意犹未尽，还要参加活动。梁启超于是封他为中国民军大元帅，驻奥克兰，训练华人子弟。但是没想到，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封了另一个交了钱的美国人荷木李（HomerLee）为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爵位是子爵，驻扎洛杉矶。不巧的是，两人碰了面，各自都要对方听命。老外认真，谁都不肯妥协，打了起来，告上法庭。闹得沸沸扬扬，保皇党为之声誉大坏。后来，那个荷木李，竟然投奔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孙中山回国做临时大总统，还把这个外国的冒牌李将军带了回来。据革命党人刘成禺讲，南京城北梅溪山庄就是李将军的公馆，门上挂着“李将军行辕”的牌子。不知道这个李将军麾下，除了勤务员，有没有兵？

其实，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秋瑾设计的军衔

晚清的军制，到新政时，已经变了几次。八旗姑且不论，绿营兵制，是承袭明朝中叶以后的镇守体制。一省长官为提督，其次为各镇总兵，总兵以下为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隶属于总督、巡抚以及提督、总兵的部队，编制为标，标下为协，由副将统帅，其余由参将到守备，统辖的部队均为营。营之下为讯，由千总、把总统领。这种体制，官衔等级虽然分明，但每个标、每个营之间，不仅强弱不等，兵力多寡差距也很大。加上打仗的时候，各个营分别组合，另派大员统率，兵与兵，兵与将之间，两两不相知。上了战场，唬人可以，真打就有麻烦。说是派上一个营，多的时候近千人，少的时候百人不到，叫指挥官可怎么算兵力多寡？

太平天国闹将起来之后，湘淮军基本上顶替了八旗和绿营，湘淮军的体制是勇营制度，基本单位为营，每营四百多人，营下分为四哨，每哨百多人，哨下分八队，每队十多人。但统领者的官衔，依然如同绿营，无非提、总、副、参、游、都、守。只是由于仗打得多，官升得快，一个队的头，绝不是千总、把总，而可能是总兵、提督。不过，据研究者的研究，说是湘淮军的兵制，比起对手太平军模仿周礼的军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结构，还是要好些。因为同样采用洋枪洋炮，湘淮军的体制比较接近西方营连排班的结构，只是在连和班之间没有排。这样的排列结构，比较合适使用现代火器。的确如此，别的不讲，太平军每个小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打起仗来，打旗的太多，有时感觉呼啦拉一片旗云，这样一来，吓唬人挺合适，但真打，放枪格斗的人自然少了。

到了湘淮军也不中用的时候，清朝新政，新建陆军的兵制，又为之一变，彻底西化，具体地说是普鲁士化。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排、棚（班），军长叫军统，师长叫镇统，旅长叫协统，团长叫标统，营长叫管带，连长叫队官，排长就叫排长，班长叫棚头。但是军官的军衔，却还没来得及实行西式的，依旧按绿营的阶梯排。这样的军制，虽说西化，但在名称上还有点中国特色的尾巴。这个尾巴，要在辛亥革命之后，进入民国才彻底切掉。不仅各级长官的称谓，连西方军衔也采用了。

不过，在清朝新军和民国军队之间，还有一种新军改进版的军制设计，这就是1907年光复会起义组织的光复军。这个军制，是革命党的女英雄秋瑾设计的。光复军分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设三个师团，中路四个师团，南路两个师团。另一说是光复军分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标志，分为光字军，复字军，汉字军……每军首领为大将、副将，然后是行军参谋和行军副参谋。每军下设左、中、右三军，军下设三佐，左佐、中佐、右佐，佐下有尉，左尉、中尉、右尉。但不知师团和军是什么关系，在清朝官吏查获秋瑾的文件中，似乎没有说明。革命党人陈去病写的秋瑾传中，干脆就没有师团的说法。也许，三路师团的设计，是为起事成功扩军以后设计的。

光复军不仅有军制、军衔，连服装都设计好了。军装是白色包头，对襟黑色军服，有肩章，还有胸带，自大将到佐尉，均挂胸带，一如西洋军人悬挂勋章之斜胸带。胸带的颜色代表军衔，黄色最贵，次白色，再次红色，最次浅蓝。跟后来用星和杠来区分，意思差不多。

秋瑾不愧是鉴湖女侠，一个女流，留学日本，不仅时常挎着倭刀，把玩手枪，也一直在留心军事。被捕就义前的所谓“口供”，尽管是书吏所录，依然显示出她大无畏的气概，根本不屑于跟审讯官员谈革命党的事，从容赴死，毫无惧色。要论气魄，革命党人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比。她所设计的军制，其实真的比清朝的新建陆军要高明。三三制的结构，直到民国国民党黄埔建军才采用，比北洋（袭承新军）的二二进制要更灵活，更适于作战。这样的军制，有日本的影子，也有一点中国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把日本的军衔也引进来了，有将、佐、尉。不像当时的新军，明明是旅长了，还要挂个提督的衔，就像当时军人的老照片，身着西洋军服，腰挎军刀，头上面还扣一个顶戴。据说日本军队的参谋，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瞎参谋烂干事，能量特大，权力特大，所以，秋瑾在光复军里也有参谋一职，就排在大将副将之下。

可惜，设计的如此漂亮的军制，却只能用在一群乌合之众身上。秋瑾赖以成事的人，只有会党。浙江各地的会党，草莽中人，散漫惯了，不大可能按照这个编制组合起来，就是给他们带上军衔，挂上胸带，也一样乱七八糟。一听说要起事，没有命令，自己就先干起来，光复会筹划多年的起义，其实就是被这些草莽之辈的擅自行动给毁了，秋瑾精心设计的军衔，也没派上用场。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北伐军，所用的军衔，大体是跟秋瑾的设计相似，女侠的心血总算没有完全白费。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四川的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演成武装暴动，暴动的武力，叫保路同志军，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后来当事人的回忆，大多是说，同志军如何同仇敌忾，如何不怕牺牲，反正是仇恨满胸，正义凛凛。好些同志军，实际上有革命党人在里面运作，把保路跟革命连接在了一起，保路，就是革命。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回忆，至少，这样的说法，让保路运动的形象大有光彩。只是，历史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些文本，这种文本中，同志军的形象多少有些缺陷，但却比较好玩。

四川的崇庆位于成都盆地边上，离成都不远，物产丰饶，风景秀美。这个地方的绅粮（士绅），拥有的四川铁路股票不少。保路风潮，利害相关，搅动了整个全川，像崇庆这样离省城比较近的地方，自然不可能不被波及。各地都办同志军，崇庆当然也不能被拉下。可是，碰巧这个地方没有革命党，连不怕死的袍哥也没有。当地的袍哥，都属于清水袍哥，不干冒险事的，舵把子就是当地的绅粮。此番弄同志军，不管怎样，都是打仗杀头的事。因此，若干头面人物，绅粮、团总加上学堂的教师议了半晌，组织同志军，竟然没有人敢出头。毕竟有风险，万一失败，拖家带口的，谁也输不起。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也是袍哥，但是是浑水的，当过棒客，为人挺讲义气，也有点人缘，此时因犯事关在邻县灌县的监狱里。大家一商量，把他推出来，让他当头儿，实权还是在他们这些头面人物手里，如果一旦有事，就让这个棒客去顶杠。

大家商量好了之后，派人来到灌县，买通了灌县的衙役，找来另外一个人顶替棒客坐监，把棒客换了出来。没想到，棒客出来之后，却不肯干，认为眼下的事儿，跟他当年杀富济贫的行为不一样，这是造反。他对于反清没有认识，也不认为袍哥就是反清复明的，好端端的，干嘛要造反呢？绅粮们好说歹说，连唬带骗，还带恐吓，加上监狱的滋味不好受，棒客自己也不大想再回去了，被逼无奈就答应了。没想到队伍一拉起来，四乡里好事之徒还真不少，都乐意做棒客的部下。一个木贩子，就拉了一支百多人的队伍，也算是棒客的下属支队，起事那天，看见一个放鸭篷子里有一千多只鸭子，正在找吃的。木贩子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鸭子，队伍大吃了几天鸭子。像这样的队伍，当地还有好些，支支都乐意挂在棒客的名下，反正不打清军（看不到），总是跟鸡鸭鹅猪过不去。

就这样，队伍越滚越大，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当地绅粮的洋枪土铳，散了的巡防营士兵的快枪，收罗了不少，一来二去，对外居然号称几万人枪，在川西一带，小有名气。其实棒客能指挥的，不过千把人而已。后来赵尔丰被杀了，保路变成了革命。新的都督要整顿同志军，大部分解散，小部分改编。棒客的队伍，居然给列在改编名录里。震于他队伍的庞大，原来准备给他编一个旅的，结果棒客说指挥不了那么多人，只要一个标（团）就好，于是，棒客变成了团长。木贩子还是回家做自己的木材生意，只是革命的经历也有好处，木贩子在解甲归田之前，让弟兄们把打仗时砍掉的电线杆，收集起来，平白得了好些上好的木材。

棒客做了职业军人，但却不会立正稍息，也不会摆官架子，连训话也不会。识字不多，即使拿人家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也磕磕绊绊，尤其弄不明白新名词，经常乱讲。比如把“宣布”说成“宣一个布”，把“独立”，说成“独一个立”。幸好，立正稍息齐步走这些名堂，可以请教官来办，四川之大，不愁找不到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队伍列列队，齐步走，好歹像个军队的样儿。不过，棒客的部队，跟别的军队还是不一样，吃闲饭的人特多，当年跟着他混的，凡是不乐意回家种地或者教书的，都挤在队伍里。人家一个团部有两个书记官，他有九个，各个营连里的文职，也都比别的队伍多。反正是有福同享，一起吃大锅饭。这样的人，在后来的军阀之争中，如果没有大的进步，或者得到高人的指点，多半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一旦四川军阀开战，棒客不久就辞了官，带了笔钱，回家买了些田，做他一直羡慕的绅粮去了。同志军统领的经历，没有让他学会别的，只学会了抽大烟，有了闲钱，每日里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安逸。

革命改变人的命运，尤其是改变那些卷入其中的卑贱者的命运。对参与其中的棒客、木贩子这样的人，赶上革命，倒霉的，送了命，走运的，则大小发了点财。更多的人，除了生活状况更糟，生计更加艰难之外，什么也没落下，什么也没有改变。四川众多的同志军，忽起忽落，尽管在袁世凯治下，短暂地整顿了一下，但并没有真的让遍地的武装队伍解甲归田。讨袁战争一起，很多队伍死灰复燃，司令军长满地，于是四川遍地烽火，军阀高频率混战。因为四川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草根型队伍。中原的大混战未起，蜀中已然大乱，而且乱起来没完，长期不得太平。

招兵要招读书郎

清朝新政的军事改革，有个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规划。此番进行的军事改革，跟当初曾国藩练湘军一样，也是另起炉灶，制度、建制、人员，全都重新来过，跟原有的军队一点关系也没有。当初曾国藩练湘军的时候，不肯以绿营打底，担心的就是旧军积习太重，以至于求新不成，反成累赘。同样，新政的新军编练，也是担心新军沾染旧军习气，所以，必须重打鼓，另开张。

其实，在各省编练新军之前，已经有了北洋军现成的经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固然也跟湘淮军当初成军一样，招收朴实的农家子弟当兵，但却也吸取了淮军练洋操的经验教训，不再练兵不练官，而是官兵齐练，练官当先，开办一系列北洋军官学堂，专门培养军官。南方各省编练新军，似乎立意要比北洋军更一步，招收士兵，读书人优先。

新军的军饷高，待遇优厚，一个正兵一月四两二钱银子，折合洋钱八元左右，自己的吃穿还不算在内。这些钱，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办新军的当口，科举也废了。乡村的读书人要想出息，首先选择是上学堂，但上学堂不能挣钱，还要花钱，家里没点底撑不住。干别的，当时产业不盛，城市化的程度也不高，可选择的机会不多，而新军跟现代化联系密切，有跟时代进步相匹配的正当性。当新军，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过去的粮子，好人不当的兵，所以，很受欢迎。在张之洞，甚至立意要把新军变成另一种科举。所以，大批的乡村读书人，都涌进了新军。有的南方新军甚至非识文断字者不招，招兵的时候，居然还要出题作文，现场考试，文字过关，才能录取。一位名叫胡祖舜的湖北新军士兵，说他入伍时，考题是“有勇知方论”。考题不出自四书五经，但却也是当时提倡习武精神的一种说法。一直在跟报社做兼职记者的他，当场写了三百字，才过了关。新军里没有文化的兵，都是老兵，较早时候招的，新招的兵，都是读书郎。

新军爱招读书郎，贫寒的读书人，也把投新军当成一种出路，至少是比在乡下教书更好的出路。所以，但凡脑子活泛点的，纷纷投新军。另一位湖北新军士兵陈孝芬回忆说，1905年他在黄陂应募入伍时，同去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其他人，由于要考作文，也必然通文墨。在南京第九镇做小军官的何遂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一百二十六个人，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堂的学生。也就是说，有些已经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路，也投了新军。当时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的时候，还在军中兴办随营学校，鼓励士兵边训练边上学。有的士兵，当了兵，还投考营外学堂的校外生。总的来说，在新军里，读书读报的氛围相当浓，营房里设有阅览室。不仅如此，在军营里，凡是读书读得比较好的士兵，长官也高看一眼。前面提到的胡祖舜，在做伍长的时候，一次喝多了酒，头脑一发热，到理发店，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在当时，属于犯禁的行为，清末虽然规矩已经松了，但按规矩还是要受惩罚的。当他酒醒了之后，作为补救，连忙写了一篇文章，从卫生的角度，从妨碍军人操作的角度，大谈了一通剪辫子的益处，然后呈交长官，同时交给报社发表。见报之后，他居然平安无事，没有人找他麻烦。毕竟，在那时卫生观念，是个绝对合乎进步的大道理。几天之后，又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士兵，也剪了辫子，长官大怒，传令站队，叫剪辫者出列，大加责罚。剪辫者不服，说伍长怎么可以剪？长官喝道：人家剪辨子有理由，有意义，报纸上还称赞，你剪有什么道理？于是拉下去打了若干军棍。其实，没文化的士兵，剪辫子的道理，跟有文化的是一样的。

运动新军，是一些有见识的革命党人的主张。他们中有资格当官的人，就进去做军官，没资格做军官的，就去做士兵。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做军官的，自蓝天蔚离开之后，就没多少了，但做士兵的却特别多。这跟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创办，特别强调新军的文化素质有关。军队里讲究读书，读书的氛围自然就浓，很多人结成各种读书研究的团体，遍地都是。几个革命党著名的团体，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都是这种名目。长官见了，也不说什么。革命党人居中煽惑，弄些禁书来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猛回头》、《革命军》，甚至有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民报》。其实，立宪派的东西，梁启超的文字，他们也看。集体生活的读书人，尽管在军营里，性质其实很像学生。所以，学堂里流行的，军营里也一样流行。大家都喜欢尝禁果，敢冒险。如果朝廷表现尚可，也不会有太大的事，但是一旦表现不好，遭致报纸的一致抨击，那么，士兵们就很容易倾向革命，而且在非常时期，趋于行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军里的读书学习的团体，并非都是主张革命的，事实上，更多的其实不革命，赞同立宪派主张的士兵也不少，但是，主张革命的士兵的出现，却像被当道想象成了洪水猛兽。据报道，在武昌起义前夕，第八镇统制张彪甚至要把军中所有喜读新书报的士兵，悉数开除。

明清两朝，实行的是世兵制，不管绿营八旗还是后来的勇营，都是世袭为兵，军人形成自己的小社会。这样的制度，使得军人跟社会相隔绝，为正常社会所看不起，反过来，军人也对社会怀有敌意，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好人不当兵的社会氛围，显然无法学习西方，弘扬习武精神，确立西式的军人荣誉感，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所以，把读书人引进新军，改变传统军中格局和氛围，是必须的。同时，实现军队现代化，确立军人的荣誉感，也非引进读书人不可。一句话，就是让新式军人变成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难免引发了新军的忠诚问题，读书人越是多，越爱读书，忠诚问题就越严重。其实，所谓忠诚问题的严重，是跟清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的。没有人天生喜欢反叛，反叛的发生，是跟世间的不平相关的。事实上，清政府做得不好，忠诚问题才能成为一个问题。民国以后，军队招兵越来越滥，士兵地位再次下降，把先前提高军人地位，用读书人当兵的尝试废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又走进了岔路。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各省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各省的新军刚编练出个模样，朝廷就发现新军中有革命党渗入。但是，各地大员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限制新军的子弹，让新军有枪没子弹。更过分的，连枪栓都给卸了去，实行枪、拴、弹三分离。新军的炮队，也把炮拴卸掉。这样的军队，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事件，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手里的家伙，就是烧火棍。但是，为了安全，各地清朝大员们的逻辑是，宁可让军队没用，也不能让它有害。千万不能出事，出了事，首先自己的乌纱帽不保。

所以，后来的新军起义，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奔军械库去，但打开军械库的子弹，则是自己设法弄来的。比如辛亥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工程营士兵，子弹是从外面弄来的。而云南起义的新军，子弹是平时打靶的时候藏起来的。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有效地阻止新军造反，还刺激了新军的反心。说起来，革命党人较早一点的新军起义，较大规模的两次，都跟新军的这种弹药管理方式有关。一次是1908年的安庆起义，一次是1909年的广州起义。

1908年时，安徽新军仅有一协（旅）。是年秋天，该协一部在协统带领下，跟着安徽巡抚朱家宝，去参加太湖秋操，省内空虚。革命党人熊成基当时在新军做炮兵队官（连长），虽然仅仅是个连长，但安徽革命党的组织岳王会在新军里很有根基，倾向革命的人相当多。秋操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和光绪在一天之内死去，举国震动。熊成基后来说，当时他的打算就是，趁人心不稳，省内空虚之际发动起义。太湖秋操的兵虽然多，但都是空枪，闻警现配备武器也需要时间，趁这个空挡，安庆就拿下了。城里武器很多，拿下安庆可以扩军，大事可成。于是，熊成基断然发动起义，炮营和骑兵营几乎全数响应，两个管带（营长）不肯从命，一死一伤。其他部队的人也多有加入的，起义军总计千余人左右，差不多有半个旅。先在内应配合下占了城外的军火库，获得了弹药。然后全军直扑安庆城。

可是，巡抚朱家宝这个时候，已经被两江总督端方遣回安庆，城里不再是群龙无首，原来准备内应的人，不敢动了。安庆城自古易守难攻，当年湘军攻安庆，先后打了十几年。起义军区区千把人，没有内应，无论如何攻不下来。起义军虽有大炮，但威力不够，轰不开城墙。久攻不下，清军援军四集，海军也来了，隶属湖北新军的楚材号兵舰，开炮击中义军的炮兵阵地。起义军大炮被毁，内外受敌，只好撤退。起义造反，原本就是一鼓作气的事，胜则人越聚越多，一拖久了，迟迟不能取胜，人心就散了，一路撤退，最后只剩下几十人，熊成基遣散了余部，自己逃走。后来，在哈尔滨被人告密，被捕就义。

如果说安庆起义是利用了新军没子弹，那广州新军的起义，失败就失败在子弹的缺乏。广州新军起义，起因是一次警察和新军的殴斗。军警不和，是老问题了。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段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殴斗发生后，清政府的广州当局，却处置不当，使得殴斗变成群殴，群殴变成起义——被一个别有用心的革命党人，来自安徽的倪映典给利用了。倪映典在安徽的时候，做过新军营长，革命迹象暴露，被革斥，化名来到广州，又混成了排长。但是这个排长，却在群情激愤之际，带领新军起义了，广州新军三个标（团）的士兵，跟着倪映典走的大概有千把人。但是，由于事先没有抢下军火库，只得到了每营留给长官的少量子弹，共计七千余发，每人不到七粒。这点子弹，如果放在后来的八路军身上，也许够打一仗的了，但是，对于习惯乱放枪的新军士兵而言，实在是太少了。缺乏弹药，而且没有大炮（炮拴已经事先被取下）起义军，却敢进攻广州，在牛王庙跟事先埋伏好的巡防营两千余人相遇。不多时，义军子弹告罄，对方居然还有大炮，在枪炮轰击下，义军死伤惨重，倪映典也牺牲。起义就这样失败。

清朝实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至于保大清还是保中国，还不好说，但多半可能是两者都保。由于南方的新军，投军者文化素质较高，的确有革命党人渗入，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整体上对新军不信任，实在不该。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大部分有文化的新军官兵都倾向革命。武汉新军里各种社团，数以十计，具有革命性的就那么几个。也就是说，革命党在新军里还没有成气候。但是，清朝地方政府却在这个时候，甚至这些新军还参与了镇压革命党和会党组织的萍、浏、醴起义之后，依然用不给子弹甚至卸下枪栓等侮辱性的方式，对新军加以防范，显然很荒唐。这是明显的歧视，歧视刺激出反心。巡防营原本是将要淘汰的旧军，向为新军所看不起。但是，各地大员对旧军往往格外优待，对新军却大不放心，甚至不惜依靠旧军打压新军（比如在广州）。结果，歧视在新旧对比中加剧了。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将更多的新军官兵，推到了革命阵营。安庆和广州起义，两个下级军官，就可以掀起大浪，策动当地驻军大部起义，可见歧视政策的不当。可是，自从两次新军起义之后，清朝各地大员对新军更加不信任，防范更严。连训练演习，都限制子弹的使用。本来就是喝盐水导致口渴，为了解渴却加倍地喝。最后，我们发现，最终还是有枪没子弹的新军，推翻了清政府。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自清朝开始实行新政始，中国的陆军就有了新军与旧军之分。所谓的新军，就是指两部分部队，一是以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的北洋军，二是随后各省先后编练的新式陆军（严格地说，还应算上改编为新军的部分八旗）。而旧军，则主要是指由淮军发展而来的巡防营。自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淮军就是清朝的国家军队的主力。即使甲午战争表现不佳，编练整顿，组成所谓的“练军”，也只能在淮军的基础上进行，另起炉灶的只有小站新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但是，另起炉灶的两支小部队，后来居然取代淮军的国家军队的地位，变成老大。而淮军除了少部分被改编为北洋军之外，大部则退而成为巡防营。在当时，除了淮军改编的巡防营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早就半死不活的绿营、湘军，以及大批未改编的八旗兵。这些军队都算是旧军。

新军与旧军的区别在于，新军不仅采用西式编制，军、师、旅、团、营、连、排（只是称谓不一样，可以理解为翻译的不同），而且有西方军队的步、炮、马队的配置，有后勤部队和参谋人员，还有医官和军乐队。其武器，也尽量按西方，特别是普鲁士陆军的装备规格装备。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军，就是完全普鲁士模式的军队，是一支彻底西化的军队。但是旧军就不同了，虽然说，淮军当年也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而且采用洋操训练，但它的编制，还是勇营制，没有西式军队的后勤以及参谋部配置，即便所谓的洋操，也是练兵不练官。军官作战指挥，不会看地图，没有参谋人员，全系旧式战法。改编成巡防营的淮军，编制稍有变化，但大体如旧，因为当时变革的思路，巡防营类似于后来的武装警察部队，而残留的绿营、湘军则逐渐转成警察。

可是，这么一来，绿营和湘军倒没什么好说的，原本就气息奄奄。可淮军从原来的国家正规军，降格为警察部队，装备、待遇都比新军差一大截，落差太大，心境好不了。见到鼓乐齐鸣，服装鲜亮的新军，难免酸酸的。加上新军虽然按西法训练，而且西式配置，但毕竟多为新招之兵，军官大抵军校学生，新固新矣，但却从未经过战阵。参谋虽然有，基本上不会用。辎重、后勤、军医、军法之类，大抵也是样子货。而由淮军改编的巡防营，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打过很多。在那个时代，武器的进步还相当有限，军队就是这样，打过仗，老兵多，就比较能打，没打过仗，老兵少，初上战场，难免露怯。论战斗力，新军的确不如一些训练不错的巡防营，比如张勋的部队，就相当能打。新军一对一，实际上打不过他们。所以，自从1907年改制之后，新旧两军的裂痕就摆在那儿了，两下互相看不起。比较而言，旧军的酸劲更大些。

可是，随着新军的规模日益扩大，安徽和广州新军的叛乱，使得新军忠诚问题开始凸显。朝野的保守势力，开始夸大新军的“异动”，一些的地方大员，也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在清末最后两三年里，各地新军普遍遭遇歧视。地方督抚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原本作为国家复兴希望的新军被冷落、歧视，而计划要整改淘汰的旧军，却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国的改革，在最早进行的军事领域，进入了吊诡区域：统治者担心原本救急的变革利器，居然化为要自己命的凶器。

但是，这种担心和防范，却极大地激化了新军的“异动”。辛亥革命各地新军的造反，几乎都是在弹药被控制的情况下展开的。武昌起义，最先开枪用的弹药，是革命党事先偷运进来的。云南起义，西安起义，新军所用弹药，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义藏起来的。驻守南京的第九镇新军，武昌起义之后，弹药供应全被切断，全军只剩下历次演习所余，每人不足五发，还被借故调离城区。而张勋的江防营（巡防营的一种）和其他防营，却弹药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调到身边担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屡次劝谏，担心如此轻此厚彼，会激成变乱，但张人骏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对待，使得原本就势同水火的新旧两军，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旧军，气焰高涨，屡次挑衅新军，有事没事，就在新军营地周围放枪。新军士兵外出，屡屡被旧军刁难寻衅。第九镇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旧军逮捕。江防营还派出间谍，化装成小贩，侦查新军军情。新军还没“叛变”，就已经领到了叛军的待遇。

说实在的，当时的第九镇镇统徐绍桢，其实并非革命党，是否倾向革命，都很难说。但是，这样的歧视和防范，却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党一边。他屡次通过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视，但均无结果。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所在的部队，不仅被当道以路人视之，而且以乱党视之。他还没叛，刺杀他的人都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虽然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九镇早晚得有所动作，但未必会成建制地起义，个别部队的造反，跟整个师一起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决心反叛的徐绍桢和他的部下，显然低估了张勋江防营的战斗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到之时，就贸然发动对雨花台的进攻，结果大败亏输。幸亏革命的浙军、沪军和镇军（镇江）齐聚南京，局势才转危为安。革命方面总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张勋，却一点救援也得不到，南京当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后南京城虽然拿下，弃城而走的张勋部队，却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了本钱。

改革的产物，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改革产物的“叛变”，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清朝的新军，不见得必然会成为推翻王朝的动力。在清政府亲贵上台之前，几次新军造反，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得到新军普遍的响应。即使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普遍不稳，但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北洋军，依然没有动。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防营，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看起来很落后的军队，很容易被帮会渗透，只要形势有利，诱惑足够，这些嗜利的党徒，也一样会背叛朝廷。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中，也有防营被策动参与叛乱的事例。只是防营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声音颇大的保守势力视而不见，他们就是喜欢盯着新事物，挑这些事物的错处，甚至不惜把蚂蚁说成大象。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啊，海军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种，除了陆军就是海军。虽然已经有了飞机，但空军还没有成形，也没有多大用处。像德国和日本这样走向现代化的帝制国家，皇帝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海陆军大统帅。一般来说，陆相的国家比较重视陆军，而海相的国家重视海军。但欧美列强都是殖民强国，殖民离不开海军，所以对于海军是越来越看重。马汉的海权思想，在这个时代，受到国际强国的一致重视。

传统的中国，是个内陆导向的帝国，没有海军，有水师。在西方海军突飞猛进之际，清朝的水师，依然保持在中世纪的水准。自打收复台湾之后，水师等于废了，被边缘化了，顶多可以用来缉私捕盗。后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军，无论早一点的福建海军，还是后来的北洋海军，虽然都颇具规模，论吨位和火炮，足以称雄亚洲。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没有海权思想，二训练不足，三还是陆军的附庸，有强烈的陆地意识。这样的海军，再加上一点传统的旧军积习，在跟法国和日本海军较量过程中，自然是一败涂地。甲午战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没有沉到海底的，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清朝海军，已经是甲午后重建的。跟当年的规模已经没法比，但如果用在内战里，还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筹等四艘重巡洋舰，其中海圻排水量达四千三百吨，属于二等巡洋舰，这样巡洋舰当时还有一艘海天号，但1905年触礁沉没。海琛、海容和海筹三舰，排水量将近三千吨，装备一五〇毫米火炮三门，一〇五毫米火炮八门。武昌事变当口，海圻号出访，剩下三艘巡洋舰，海琛、海容、海筹号都被派到了武汉江面，再加上其他军舰，几乎所有的海军家底都被拿出来了，舰队由海军大臣萨镇冰亲自率领。前来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阵容，不可谓不雄壮，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钱。

黎元洪是海军出身，武汉濒临江边，他知道起义发生，海军肯定会来镇压。当他被起义士兵逼出来的时候，曾经吓唬士兵，说是海容、海琛舰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轰平武昌。当然，黎元洪的话，也许是夸张，但就火力而论，起义军的火炮绝对抵不过海军，多数火炮口径仅及海军的一半，如果海军玩命炮击的话，武昌肯定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但是，海军来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最初几天里，海军的炮，东一榔头西一响，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打，反倒是起义军的火炮，打到了军舰上，造成了一些伤亡。

按说，海军士兵文化素质比较高，加上多为福建和广东人，应该比较倾向革命才是。但事实上，海军里的革命党一直都不多，革命党人也不大在海军里开展工作。也许，是由于在海军里开展活动，不够立竿见影，没法起义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钱。但是，武昌起义发生，海军士兵却普遍同情革命，不乐意替清朝卖命。尽管革命军一直向海军打炮，但海军的回击，却有一搭无一搭的，即使开炮，也根本不瞄准，炮都打到革命军炮兵阵地后面去了。在场的外国人观察说，是清军的炮打得太不专业了，不是打在没人处，就是在几百米的高空爆炸。革命军根本不在乎，毫无戒备地走来走去。武汉起义军的水路交通，畅通无阻。进攻武汉的北洋军，开始还不断要求海军配合，后来看海军根本指望不上，也就算了。德国人办的《汉口日报》写道：“在这次革命事变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提督萨镇冰和他的舰队所采取的异常态度。有人说的很对，如果这位提督在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革命老早就可以扑灭了，但是事实上舰队并没有行动。”

海军的消极，实际上跟清朝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本来，海军是个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军种，长期以来，是福建人的天下。满人里学过海军的人非常少，有限的几个，也是出身装样子的颐和园贵胄学堂。那个所谓的海军学校，只是给西太后的华丽花园做点缀的，一个屁大的昆明湖，一个装样子的学校，两只小小的明轮的轮船，能教出什么样的海军军官来？但是，这可怜的几位满人贵胄，却在当政的亲贵用自己人的政策下，官运亨通。主力巡洋舰海容号的管带（舰长）、帮带（副舰长）以及海琛号的管带，都换成了满人，出身贵胄学校的满人亲贵。这些狗屁不通的满人舰长，不仅业务一塌糊涂，而且品行也差，海容号的满人帮带，在舰上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愚蠢的海军军官满人化政策，即使没有激怒海军官兵，也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对于地域性特强的海军，即使别的地方的人进来，多少都会遭到排挤，更何况满人？更何况这些满人还要越级升迁，当家做主？

在此人心浮动之际，萨镇冰当然不可能毫无所动。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他昔日的学生黎元洪来信劝他起义，他虽然没答应，却心存犹豫。这个时候，萨镇冰的副官参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杜锡珪一个劲地劝，要萨镇冰顺应大势，不要再替清朝卖命。在这个过程中，海军的磨洋工，实际上得到了萨镇冰的默许。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开往九江，大概是由于“世受皇恩”，虽然不满朝廷，也不愿做叛军的头，开往九江，等于是保持中立。不久，眼看中立也难以维持，就借口生病，离开了舰队。于是，在已经起义的九江革命军配合下，海军就变天了。几个满人舰长有跳水自杀的，不死既走（一个舰长居然在江里可能跳水自尽，可见其业务水准），舰队司令换成了汤芗铭。巡洋舰挂上革命军的铁血十八星旗，开回了武汉江面。当初不肯发作的巨炮，这回发威轰击清军，把清兵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这回他们打得很准，观战的外国人说，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清军阵地。一些炮艇也奋勇参战，有的还受了伤，据说弹痕累累。若不是进入11月枯水期江水进一步降低，重型巡洋舰无法保证吃水深度，只能退出，有这样强大的火力支援，武汉保卫战的胜负还真不好说。此后，海军返回上海，准备参加北伐。甲午之后，中国海军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武汉江面上的这场战斗，要算颇有规模的一次了。只是，这场战斗前段打的是革命党，后段打的是清军。放在任何战争史上，都怪怪的。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有实力的在野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也是比着日本来的。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其实是学德国的。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则真是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趁最高层集体学习之机，几番进宫讲课开导，或者忽悠，其中讲得最好的，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晚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后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当西太后问五大臣中最能干的端方立宪怎么样的时候，端方回答说，立了宪，皇帝就可以世袭罔替。一句话，打消了老太婆的顾虑。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一、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议题。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规模比较大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各地的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变好，迅速实行立宪改革。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即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人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经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清政府都答应立宪了，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居然一败涂地。清政府最终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作为第三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二、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朝廷要立宪，无论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清朝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闻。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相当兴奋，他们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接下来的事，则是选举各省的谘议局。立宪从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比较靠谱的路径。只是，选举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这种事，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当时的中国，一共二十二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二十二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二十一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但是，谘议局议决之事，必须提请督抚认可后执行，如果督抚和谘议局存在争议，可将议案交由谘议局复议，如果再不行，则提交资政院核议。谘议局会议，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均由督抚召集。跟西方一样，咨议局议员在开会期间的发言，不受法律约束，在会议期间，不经谘议局允许，也不得逮捕议员。显然，中国当年的士绅们，很在乎这一点。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实际上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的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即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最终选出议员。但实际上由投票变成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举过程，就跟过去推举头面人物办公益一样，即使心里想干得要死，大家还是揖让不已，不过，最后还是把该推的人都推了出来。投票，大多成了一种形式。事实上，谘议局选举的设计，就考虑到了中国的这种国情，所以，原本该按人口比例规定的议员名额，实际上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学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额）来定的。而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同时必须有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有资格：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二、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三、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四、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五、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六、外省寄籍但拥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至于候选人，除了年龄必须满三十岁，而且又加了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须识文断字。因此，实际上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读书人，或者像张謇和陆润庠这样的状元商人。士绅们互选互推，组成了谘议局。因此，士绅力量比较强大，士绅比较活跃的地方，选举就比较踊跃，也比较像样，反之，边远省份，选举就比较冷谈，像新疆，就干脆选不出来，只能缓办。

作为国家的准代议机构，资政院的议员，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共二百人，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选议员。钦选议员中，宗室亲贵以及满汉蒙王公贵族四十八人，各部院的官员三十二人，学者和纳税大户各十人。由于新疆未办谘议局，所以该省应选的两名议员空缺，所以，钦定议员，也相应减少两人，一共一百九十六名议员。但由于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议长副议长）和秘书长也是钦选，也议员享有表决权，所以，钦选者具有优势。

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如果军机处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同意资政院的议决事项，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复议之后行政机关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决。资政院对于行政机关的作为，如有疑问和不满，可以让该机关来资政院解释。但是最终的分歧，还是得交皇帝最后裁决。

除了王公亲贵之外，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学者，大抵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所以，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将近九成，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列类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他们已习惯于让士绅代表他们的发言，同时也让士绅主导文化和社会生活，不仅由士绅出头办公益，而且由士绅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立宪意味着分权的话，那么朝廷也只能把权力分给士绅，无论如何分不到普通民众那里。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传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乡里社会，不仅存在着血缘伦理上的等差结构，人的发言权，也同样存在着等差结构。即使宗族议事，发言权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来代表，即使代表不够充分，也只好如此。士绅由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前，在迈向民主之初，绅权代表制的出现，是必然的。有人比较过谘议局、资政院和民国时期两届国会的议员，发现还就数清末这种准议会的议员的素质最高。

三、准议会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时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教科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政治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督直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江浙一带，由于士绅权力一直比较大，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现在只不过是把从前的幕后运作改到台前，所以，督抚和谘议局，大体合作不错。两湖由于士绅势力也比较大，所以，督抚尽管不情愿，双方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但如果赶上个不大晓事的督抚，也会有摩擦。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争取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谘议局和督抚之间，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现在要提交审议，当然处处扞格。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这些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谘议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最大的热闹，是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各地谘议局为此组织了谘议局联合会，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即使军机处，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出身，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按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绅士，绅士有绅士的风度，即使是强权，也不可能轻易让他们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况，当时的皇权，远远没那么强势。毫无疑义，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所以，每逢资政院起争议的时候，钦选议员往往默不做声，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为民选议员帮腔说话。所以，钦选方面靠议长多出来的三票的微弱多数，根本不起作用。不仅议会辩论，民选议员占压倒优势，就是表决，官方也占不了便宜。显然，若要操纵议员，皇帝钦选部分还是太少，人员也过于精英化，如果他们把议会扩大到一千人，钦选八百，塞进大量只知表决方便操控的傻子，多少还有点戏。

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谘议局议决，擅自开始发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抗议无效，愤而将该案提交资政院核议。自然，资政院对于这样明显的侵权案件，马上核议上奏。然而，朝廷调查此案之后，说未交谘议局议决，仅仅属于疏漏，而公债照发。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都让议员们难以服气，在议会里吵翻了天。几位议员中的“大嘴”，比如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罗杰，直隶的刘春霖（最后一任状元），先后发言，据理力争，会场上掌声雷动，连钦选议员，也纷纷附和。但是，如果资政院是议会，那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应该是内阁，即使像日本的体制，内阁也要对议会负责。可是当时没有内阁，军机处不是内阁，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是事实上的行政首脑，可是这个行政首脑，却又是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国家元首。资政院上奏之后，朝廷如此处理，虽然经手者是军机处，但却是以皇帝名义处理的。议员们这口气咽不下去，但要抗争，却不好冲着皇帝。所以，就以政务玩忽为由，要军机处到资政院来答复质询。军机处一向是口衔天宪的，根本不予理睬。资政院改由咨文质问，军机处答复，只有内阁才能对议会负责。这个案件还没了，云南和广西又接连发生两起巡抚侵权事件。这下没等朝廷拿出处理意见，资政院就决议弹劾军机处。军机处一见闹大了，而且自己这边没理，赶紧妥协，答应对违规的巡抚加以处理。但是已经晚了，这边资政院不依不饶，讨论了半晌，坚决不肯撤销弹劾。事实上，按当时不伦不类的体制，资政院应该是没有弹劾军机处的权限的，因为按宪法大纲，皇帝握有最后决定权，而军机处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是什么弼辅，而皇帝是不能弹劾的。只有体制变了，成立责任内阁，才可以弹劾。但是，资政院却不管这套，经过讨论，虽然个别钦选议员琵琶半抱地为朝廷说了几句话，但弹劾案依旧以多数通过上奏。皇帝将此案打回来，议员们再次抗命，批评皇帝的朱谕不符合宪政精神。有人甚至说，如果皇帝不答应，干脆解散资政院算了。最后，资政院居然依然以一百零二人的多数票支持继续弹劾军机处。议案进呈之后，摄政王只好留中不发。事实上，这样的议案，早就超出了资政院的权限，可是朝中却没有人指出这一点。

必须要一提的是，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地叫骂，嚷成一片。先是众声一起声讨邮传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敢到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居然还有人投了黄兴一票）。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十九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明确提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的制定、修改权在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如果总理大臣不受议会信任，或者下台，或者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国会有批准订约之权，有制定审核预算权等等，还特别规定，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皇帝统帅军队，但对内使用必须经国会同意，皇室开支，由国会议决。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了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进了一大步。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懂点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组织的。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这个代表会议选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也许总是由少数的人，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帝制变共和，地覆天翻，居然也是如此。当年各省代表会议的几十位代表，就敲定了中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也催生了一个民国的国父。

不过，说起来，这个一向被视为民意代表，而且后来转化成临时参议员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其实很难说代表了民意。一些人是各省都督派来的，还有些则不是，因为像河南、直隶、奉天这些省份，还没有独立，也派出了代表。有些代表说不清到底代表哪一省的，比如章炳麟、蔡元培、顾忠琛、赵竹君等人，还有宋教仁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但是按规矩，宋教仁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福建代表林长民到会之后，由于跟林森之间的恩怨，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小瘪三打了一枪，虽没伤到，也给逼得退出。即使正经由各省都督派出的代表，也不过是都督个人的旨意，并没有经过推举，遑论选举了。但总的来说，这些代表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有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林森这样有名的革命党人，也有像雷奋、林长民、汤尔和、吴景濂这样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双方是一群要建立西方代议制的新人物。各省独立的时候，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有实力谁做都督，但要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大家还是得玩一回投票。就这样，1911年11月12日（阴历辛亥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通电各省，要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随后，移到汉口，南京克复，会议再移南京。

推选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武汉战事胶着之际，黄兴和宋教仁等都在武汉，各省代表一分为二，部分留在上海，部分移师汉口开会。由于湖北代表的动议，说是英国领事居中调停，南北双方停战，希望黎元洪能代表独立各省，方好说话。因此，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革命党人担心这样大权旁落，加上武汉这边战事失利，而江浙一带捷报频传，于是留在上海的代表重新推举，把中央军政府变成大元帅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本来嘛，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关系的人，被起义的士兵们用枪逼着成了都督，转个身，居然变成革命后的中央政府的大都督，怎么可能让这些老革命党人服气。但是，谁叫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呢？运气实在太好的黎元洪，阴差阳错做了都督。虽然从开始不说话的黎菩萨，被逼成了不干也得干的黎都督，但位置已经占了。等到革命党领袖黄兴来的时候，也只好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屈尊做了前线总指挥。所以，这么一改，武昌方面不高兴了，黎元洪给沪军都督陈其美来电，要他取消留沪代表的推举。然而，留沪代表的行为，背后的主使，就是陈其美。这个时候，由于武汉方面吃紧，而南京克复，代表们再次移师，到了南京接着开会。到了南京之后，留沪代表的改制行为，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但是，章炳麟却出来搅和，打电报来说败军之将不能做元帅，黄兴本人也不同意。黄兴在革命党中是个不大在乎名利的人，为了大局，他此前已经可以接受黎元洪的任命，现在再颠倒过来，显然不妥，不利于争取那些立宪党人。所以，在黄兴的提议下，代表们再一次投票，把黄兴和黎元洪的位置掉了过来。而黎元洪也表现出风度，表示自己不到南京就职，委托副元帅黄兴全权组织政府。

就在黄兴勉强答应筹组政府的时候，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美国抵达香港。黄兴马上变卦，要代表们把政府由军政府变成临时政府，推举临时大总统，意在让孙中山出马担当。但是，在孙中山没有到达之前，代表们属意的人物却并不是他，更多的人还是更想让黎元洪和黄兴干。奇妙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事情马上变了，这个变化，也许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总之，他的到达，彻底改变了局面。原来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一下子就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常见的。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大家争得一塌糊涂，都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只要孙中山出来，说来说去，都被他说服。虽然从他那里出来，还会有人感觉不一，但已经晚了。有革命党的强力支持，代表们也因之转向。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每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只有一票投给了黄兴。在选举副总统的时候，黎元洪得了全票。不仅如此，代表会议还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新政府法乎其上，采取号称最先进的美国总统制。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由各省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会议，在组织政府的这件大事上，其实没有定见。江苏代表雷奋，在资政院的时候，极有主张极能说话，当时的报纸上，说他“开会时雷乃发声，休会时雷始收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雷公也哑了，会议基本上被后面几只看得见的手所左右。虽然大家都认为革命党人最有资格当家做主，但开会的时候，革命党自身也四分五裂，江浙的跟两湖的不和，江浙这边，陈其美跟蔡元培、陶成章也不和。有武装实力的人，陈其美，宋教仁、程德全、汤寿潜以及黎元洪和黄兴，都在操控着会议，让会议左摇右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最后，孙中山的到来，暂时结束了革命党的分裂，于是，临时政府按刚回国的孙中山的意旨，经代表们的手成立了。这个被多只手摇来摇去的摇篮，没有规矩，没有章法，让人感觉好乱，最终还是摇出来一个共和的小宝宝。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中国人的头一个国会，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选出来的，1913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清朝搞的那个，叫资政院，里面的人自己以为自己坐在国会里了，但在法律上说其实还不是。清朝的国会还没来得及开，革命就来了。头一个国会选举，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大胜。大胜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大家都拥护国民党，而是各地主事的士绅们一来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国会议员到底是干嘛的，二来心存厚道，觉得既然是民国，事就该人家革命党人来做。那个时候的选民，不止有性别限制，女人没有选举权，还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不动产五百元（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小数）。因此选民并不多，真正参选的人，就更少。据当时人回忆，选举也没多少竞选活动，无非是参选人跑到茶馆里做做演讲，没人听也就算了。因此，贿选的事有，但不多。不是人们民主素质高，而是大家不大明白。

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八百多议员，人称八百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据说，开幕式上，最扎眼的人不是总统，更不是议员，而是指挥军乐队的汉子，太有精神了，个子高，底气足，而且服色鲜明。八百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还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二、三千元，每月两百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荐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五千大洋。结果一投票，五千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就跟政府简任官员一样了，也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九个部，每个部只有一个次长。那时候物价低，每月八元，可以养五六口之家，一千元可以买套四合院。议员每年五千元的薪水，绝对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就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因此，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头衔。不过，做国会的八百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腰包鼓的议员们，议政水平却不怎么样。一言不合，动辄墨盒乱飞，甚至扭在一起，国会工作人员后来干脆把墨盒嵌死在桌子里。议员在会上对政府施政，多方挑剔，每逢会期，总是剑拔弩张，怎么也说不到一起，所有的事都只能私下幕后协调。在名列国会议员的老同盟会员景梅九眼里，国会全是一种无聊的喜剧，“有的充民党，有的充政府党，你争我辩，甲是乙非，全非关要旨。”反过来，政府方面，也不知道怎么应付议会。一次兼任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到议会宣讲施政方案，陆氏上台，即大讲外交礼仪，说俄国沙皇怎样重视礼仪，连菜单都特讲究云云。结果被议员打断，要求他进入正题，可是陆代总理却还是不紧不慢地东拉西扯，最后议会乱成一锅粥，最后议员也没弄明白施政方案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上台不久，即跟西方借了一大笔钱，人称“善后大借款”。按理应该事先通过议会审议，可是袁世凯却先行签字，就算完事。议会提出质问，袁遂派当时代理总理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国会答复。无论国民党的议员怎样叫骂，段祺瑞只有一句话：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请求追认。最后，这个大借款，居然经过私下协商，参众两院，也通过了。因为如果不通过，势必要弹劾总统，议员们前思后想，没这个胆量。

大借款是用来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势力动武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小小的零头，给了议员做岁费。袁世凯剪除了南方的国民党，逼得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但国民党的首领逃亡了，国会里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走，他们不想走，袁世凯也不希望他们走，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自家总统的帽子，还是临时的。按规矩，选正式总统，须是议定宪法之后。宪法草案还没有拟出，总统怎么可以先选？然而袁世凯等不及了，先逼着国会修改程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然后逼国会马上举行总统选举，把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帽子换成正式的。选举前，其实多数议员是打算屈服的，如果袁世凯以礼相待，当选料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偏偏不放心，或者说他的儿子大公子袁克定不放心，派了军警化装的公民团把国会团团围住，宣称如果议员不把他们认可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让他们出来，连口水都不给喝。议员们忍饥挨饿，一整天汤水未进，到了半夜，总算把袁大总统给选了出来。一转身，袁世凯就卸磨杀驴，下令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将他们赶出北京。没了国民党议员，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此就安歇了。醉心议会政治的进步党诸公，此时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晚了。议会再次开会，得等到三年以后，袁世凯死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分五裂，国会早就变味了。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辛亥革命各地独立，或者光复，成立的新政权，无论大小，基本上不是暴力夺权，就是士绅推举，绝少有投票产生的——战争期间，有谁会想到投票呢？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江苏如皋掘港镇还真就有那么一次投票，只是投票不是选政府负责人，而是否定“上面”派来的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否定了上面来的人，也就等于选了自己人。

掘港现在属于如东县，在当年则属于如皋，但这个镇相当富庶，有若干大型盐场，农渔和商业都很发达，所以县署设官分治，有专门管理盐业的场司，管理行政的主薄和驻军首领都司，人称掘港三堂官，等于自成系统。掘港虽然属于如皋，但由于商业上的关系，跟南通反而更加密切。当年，由于张謇的缘故，南通当时是长江三角洲江北一带的中心，周围的几个县都仰南通的马首是瞻。掘港属于如皋，但总是跟南通勾勾搭搭，如皋也没办法。所以，革命一起，当地学生和乡绅，不去如皋，反而去已经宣布光复的南通，要求派人接管。原来的三堂官，也有两个，主薄和都司，都跑到了南通，好像南通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似的。

扩张势力范围，是各个独立后大小政府的本能。掘港这样的一个商埠主动投怀送抱，南通断无拒绝的道理。所以，不久南通方面派了两个人回来，说是派，其实就是去南通的主薄和都司回来了。但回来后的两人，都有了新身份，一个是民政长，一个是军政长。有了这两个新身份，前主薄和都司，就赫然召集当地绅商开会，要宣布光复了。

可是，当地的绅商中间，却有人别有想法。严格地说，是若干有举人功名的人，想自己来干。于是，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多数商人不想多事，同意原来的堂官接任下去，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南通的统治，加强跟南通的关系。但是，举人们不肯，举人是读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声音大。面对反对声音，主薄不必说，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勇，不好说什么，都司虽系武职，但手下几个绿营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驻防缉私营已经离开，说话也没底气。会上一吵架，争执不下，有人出来劝两位前堂官先离场，让绅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两人离开，局面马上为之一变，由于不用顾及两人的面子，反对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最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没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决，同意两堂官留任的，写稳健两字，不同意的，写激进两字。投票完毕，两下的票数相当，最后唱票的人，自己写了激进两字，就这样，“激进派”占了上风。虽然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则，但却无师自通地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于是，两个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场司，眼看这么大的利益，也不敢回来了。掘港组织了自己的光复大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由当地举人任民政长，取消了军政职务，反而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枪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学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镇，从此以后，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议会，由当地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产生，议员有补贴，经常开会，虽然选出来的人多为拖辫子的老派士绅，但也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来的南通革命政府，却认了这个账，没有派兵干预。

其实，就是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实际上，自清末新政以来，地方自治也罢，预备立宪也罢，选举是有了，民权也在讲。但是，所谓的民权，就是绅权，也包含一部分的商权和学权，民主只限于社会的中上层精英的范围。士绅、商人和学生可以享有选举权，但一般民众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限制，已经形成了惯例，即使革命党人，其实也很认可。他们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出于动员会党的需要，把部分权力开放给了会党，但决不允许农民拥有自决的权利。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样，多数地方在独立之后，也没有像掘港一样，实行哪怕仅限于精英层面的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条件不具备。掘港只是一个特例，由于南通一带多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产生出来的特例。掘港不仅用选举拒绝了南通方面指定的官员，选择了“激进”，而且自己选出来镇这一级的议会，的确难得。虽然他们的所谓激进，其实一点都不激进，选票也不怎么正规。看来，这个靠近上海，受到张謇现代化事业影响巨大的小镇，由于财力雄厚，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又有协商传统，得一点欧风美雨的滋润，就可以自发成长起民主来。其实，即使在东方，民主选举，看起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自由择君”，是辛亥革命时南通丝鱼港地方农民提出的一个口号，类似的口号还有“自由择善”。两者加起来，意思就是自己选择善的“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据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的文献，是因为刚好辛亥革命之际，南通为维修江堤，要求沿岸农民出资，而丝鱼港地方的农民不肯，大概是觉得革命后的“君”不怎么好，要自己当家，因此组织了保安会加以抵抗。还有一说是为了抗租抗税，组织了农民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和财政长。但是，农民政府或者保安会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敌南通军分政府的洋枪洋炮，最终被镇压。革命政府没有给他们择善择君的机会，还压制了他们愿望。

据记载，号召自由择君的农民们，一度集聚五千余众，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红旗，还不时到天后宫（妈祖庙）和龙王庙烧香祭拜。虽然号称要自由，心里还是没底，还是要希图神仙的保佑。“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是这些农民在聚会时张贴的“广告”。这个地方的农民，何以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清末以来，兴办新政，大力推行社会改造，民智较开。这些农民的首领，有私盐贩子朱天荣和退伍军人夏昆武和几个当地的民众领袖。这些人见多识广，既能模仿组织新式政府，当然也可能知晓几个新名词。

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的说法，让当时的南通士绅看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相当难能可贵。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由择君，其中的君，是择其善而立之。虽然说，由民众选票选出来的当家人，被称为公仆。但自打民主制度确立，人人都知道，所谓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出于尊重民众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国总统，也实际上是当家人，不是公仆，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国人，还是以一见总统为荣。最早中国人看美国体制，一直都认为他们是自由择君。中国语言里的君，除了君主，也有当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这个君主可以由民众自由择出，那么，也自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主了。当然，以那时的农民认识水平，不会想到如何对择出来的“君权”的怎样加以限制，没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对应起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袭的，只在传说中有尧舜禹的禅让。这种禅让是否存在，或者，他们禅让的是不是一个有权力享尊荣的位置，都很难说。实际的历史中，君主宝座的取得，不是血缘世袭，就是暴力劫夺，不存在第三种途径。至于让民众选择，连这个思路都没有过。自由这个词，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后来被用来对译freedom，很多人认为难以完全对应。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个人权利含义不明确之外，也有个人选择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古代从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荡，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

但是，无论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议局的选举，还是后来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农民其实都没有自由地“择”过，多数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想择，但也有想择而不让择的时候。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若干主持选举的士绅包办出来的。几个办事员抱着票箱，四乡走一圈，然后按选民数填票，也就算选民投过票了。

当然，这样的选举，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但的确农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想自由择君。乡绅们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明确授权，但实际上他们认可。可是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仅仅几个士绅和教员一商量，就当了家了（当然得尊重巨绅张謇的意见）。按民主原则，他们组织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农民拥戴的丝鱼港农民政府更高。许士绅自组政府，就不许农民自组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协商，而是枪炮说话，赤裸裸的镇压。几位带头的农民，非死既逃，土地财产还遭到没收，连十几亩沙田也不放过。官方直称呼这些农民为土匪，事件为匪乱。

所以，说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是叶公好龙，其实也不为过。立宪党人不消说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要求立宪，就是要分享权力，原本就是可以他们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许民众跟他们要民主。而革命党也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得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根本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而灭之。这一点，他们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惜扼杀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当性。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革命党人，对其中的二民，民生和民权主义，据说是不甚了了。大家只在意一个民族主义，在当时就是排满。平时的革命宣传，也大多拿清朝入关时的残暴，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事，几乎没什么人真的宣传民主。在这方面，革命党人的先进性甚至比不上立宪党人，人家鼓吹立宪，还就是老讲立宪的好处，宣讲宪政思想，推行地方自治，实行选举。但是，革命真的来了，革命党对满人，其实倒是相当客气，只要不抵抗，就放他一马，种族屠杀基本上是没有的。也许，辛亥距离庚子不远，革命党人一直惦记着给外国人一个文明的好印象，扭转庚子年的遗憾。所以，刀也就不怎么好举起来了。但是，革命后的各地民军，倒是一致同意学习西方，建立民主政府，没有人敢对西方趸来的民主、平等概念掉以轻心。汉阳军政府的首领老革命党人李亚东，刚从监狱出来，学清朝的官坐上了八抬大轿，立刻就被武昌的革命军士兵鄙视了，如果不是逃得快一点，连轿子带人都要被砸掉。所以人说，革命时三民主义只有一民，到了革命后，反而变成二民了。

革命士兵对民主和平等的坚持，对于遏制革命党做官的人摆官架子，当官做老爷大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在指挥调动方面，却有麻烦。武汉的革命军好一点，因为原来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由于迅速扩军，都变成军官了。新招来的兵，对于民主、平等这样的概念，一无所知，所以，打起仗来，调兵遣将还不是太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兵战术素养全无，仅仅会扣扳机而已，不会打仗。但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士兵，当他们自觉地实践民主和平等之时，麻烦就来了。湖南革命军中，有相当部分的老兵，参加过北伐援鄂。停战之后，回到长沙，军队没有来得及扩编，兵还是兵，但功劳大，资格老。于是，没有什么军官能放在他们眼里，一个连的士兵开一个会，决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毛泽东做了半年的新军士兵，天天上图书馆看书，也没有人管。漫说连排长管不了，就是师长旅长来了也白给。士兵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民主，大家平等，打到了清朝的官老爷，就不能再受辖治。

陕西亦复如是。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十之八九没有纪律，不听调遣。陕西军政府派人马四出掠地，派到哪个部队头上，到了日子，领兵官在集合地等候士兵，等上一天都没个人影。派哪个营，哪个营不动。派出占领渭南的部队，因士兵不来，领兵官结果只带了十几个学生兵前去，到地方之后，由于人少而枪多，结果被当地土匪觊觎，加以包围，竟然悉数被歼。直到这时，派给领兵官的两个营，还没有到达集合地点。像这样的事情，在陕西革命期间，发生了好多起。士兵不听军官的话，自行其是，想干嘛干嘛。军中哥老会极度膨胀，会党的原始平等观念，跟革命党的民主思想，搅合到了一起，只有几个龙头大爷的话，还听听，别的人，多高的官阶，一律没用。

这种状况，据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有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革命后的工厂工人，动辄就不开工了。一问，他们开会决议休息了，说，都革命了，工人说了算，不能苛待自己。后来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有类似的事，工厂的工人，动辄开会决定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但却不干活，给自己放假。逼得老板逃之夭夭，工厂倒闭。只是这种革命后的民主症，在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在军队里，越是经受过革命前宣传的老兵，就越是热衷于民主和平等，军队的纪律就只好受委屈了。

说起来，士兵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平等。这种平等，跟会党有关。会党内部固然也有等级，但理论上帮里不分大小，都是兄弟。即使龙头大爷、舵把子，也不能随意欺负小兄弟，比如睡了小兄弟的媳妇，则兄弟伙都不答应，一样三刀六洞。抢了东西，也要均分，所谓的大爷，就是分得均，行得正，并没有太多的特权。革命后的龙头大爷做了官，但这种帮会的平等，却伴随着革命党人对西方概念的引进，进入到革命队伍里，所以，这些人的官，做得也不大像官。所不同的是，革命后平等的落实，有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开会商议，出决议。自然，这样的军队，一般都没有纪律。无疑，这不是什么民主，只算一种自发的无政府倾向。

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是革命军队，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凡是革命党占优势的独立省份，秩序都乱。连首都南京，都经常有兵变发生，动不动乱兵就出来抢劫了。最著名的是江西部队哗变，抢得整个南京都怕，最后遭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其实，当时出来抢劫的士兵很多，哪个部队都有。革命军军官控制不住部队，几乎成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只有江西的李烈钧，采用强制手段，才稍微好点。这也是为什么黄兴在孙中山交出政权，留守南京之时，不得不裁掉大部分革命军的原因。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败坏革命党的名声，没有任何作用。这样可怕的军队，打起仗来，却一点用都没有。后来，袁世凯对国民党下手，撤掉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安徽、湖南和广东，都没有抵抗，军队根本没用，拿什么抵抗呢？只有江西还能打一下，但也就打了一下而已。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造反要花多少钱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虽然据说他们也挺羡慕洪秀全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可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买人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革命钱紧

同盟会主要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一是兴中会，一是华兴会，一是光复会。人员分别来源于珠江流域、长江中游的两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同盟会总理是孙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强的也是他，这大概跟海外华侨多来自两广有关。同盟会成立后，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的重点，依然集中在广东。时间一久，广东的起义钱花了不少，功效一点也无，原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人，就不大高兴了。书呆子章太炎跟孙中山闹翻，其他人如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开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动起义。两湖一带的人虽然黄兴和宋教仁等还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则另起炉灶，成立了共进会，虽然给孙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遥奉他为总理，但已经很明显要分出去独立单干了。

单干的两湖革命党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两湖革命党中，居正是跟孙中山跟的比较紧的。黄兴派他到武汉，运动新军，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只给了八百元经费，而共进会系统，一个钱也不给。干革命需钱的大宗是购买军火，其次为试验炸弹，然后出版宣传品要钱，办报纸更要钱，联络会党，在新军里发展成员，都要钱。两湖的革命党人，比不了孙中山他们，有海外华侨做后盾，只要没有钱了，满世界多转两圈，总能弄几文。而他们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可惜，这些革命党人，革命有道，发财无门，生利的办法不多。办客栈开饭铺，生意倒是挺红火，但开了就赔，光招待自己人了。想卖文，武汉这个地方媒体不发达，常年开办的只有两家报纸，稿费甚低，每千字才五百文铜钱，一块大洋都不到，而且标点符号还不算，自己靠写稿糊口都难。还有人提议说，周边的山里有绿毛龟，挺值钱的，可以上山抓龟。但这些人不是山里人，哪里找得到这样名贵的乌龟。那时候，开报馆也算一个可以生财的路，革命党人有稍微有钱的，破家办了两份报纸，一个办着办着活不下去了，一个《大江报》倒是颇有声势，可是詹大悲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太猛，立马给清政府封了门。湖南人焦达峰是个能干的家伙，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他的一个相识的同乡，弄了一些布到汉口来卖。焦达峰动三寸舌，将之说动入了伙，于是就靠卖布所得，维持革命。可惜，布总有卖完之一日，钱还是紧。

没办法，穷极无赖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开始发挥创意。有人说起，武穴附近三角山下，有座庙，传说庙里有个金子的佛像。大家很兴奋——把佛像偷出来卖了，不就解决问题了。于是，一干革命党人，居正、焦达峰、邓玉麟等人，立即出发，到了武穴，找到了那座庙，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庙里是有尊给了钱才肯露面的欢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们认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钱探明了放置地点，然后精心布置，带上家伙，晚上动手，几个大汉挖开了庙墙，偷出来佛像，抬着走了半夜，才发现原来佛像是铜的，卖不了几个钱。事发，四乡乡民皆知金佛被盗，激起民愤，到处追捕，众革命党只好丢了假金佛，赶紧逃命。

偷菩萨没弄到钱，只能在自己人身上挖潜力。正巧有位新加入的同志邹永成家里有钱，于是就让他出血。可是，邹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他婶子的手里，他要用钱，只能问婶子要。由于要得太多，太勤，他婶子已经拒绝付款，因为老太太的手边也没什么现钱了。邹永成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可以打主意的，只剩下老太太的首饰，估计连金带银有好几斤。要或者借，肯定没门，只能偷。焦达峰出主意，弄点麻醉剂，偷着给邹的婶子食物里下上，然后下手。邹永成照办，婶子果然呼呼大睡，可是，待到邹永成潜入婶子的卧室，将要下手的时候，他婶子却居然醒了，出现在他的身后，精神百倍地骂了邹永成一顿。邹只好跟前来接应的同志，灰头土脸地溜了出去。后来当了湖南都督的焦达峰还仰天长叹：莫非天不欲使我辈成事乎？为什么麻醉剂失灵？不知道。也许老太太知机得早，看出了名堂，根本就没吃。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众多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儿，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五千元大洋（五千两银子不止兑五千元）。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党人有了钱，派人到上海购买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花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得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花名册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革命党人筹的钱，买的东西，除了少量的子弹外，一毫都没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税

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一种准暴力的催税办法，所谓三日为一比，五日为一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里就，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伕，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

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坐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

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沪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功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地涌进。那时候也不兴讲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廪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三十余人。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骚动，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杀人，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敢这样干的，但是，革命政府，却做到了。

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焦达峰抗议，焦达峰这个山上下来的都督，还只能道歉。各地光复城市的海关，没有一个挂革命党旗帜的，大多是什么旗都不挂，保持所谓的中立。惟有广州有一点点的妥协，广东的革命政府对海关说，如果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乱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决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坚持“中立”过程中，各地税务司却跟外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馆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这种中立是得到列强支持的。

只是，这个“中立”机构的华人雇员，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中立，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有好些海关的佣人和苦力去投了军。上海的海关低级华人雇员干得更猛，革命后，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海关仓库里的军火被盗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军火被成批地运走。连总税务司都知道，如果没有“内贼”的海关里华人职员的配合，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所以连忙要上海税务司训诫华人雇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破坏“中立”。可是，已经晚了，库里的军火，一点不剩，都已经都装备了革命军。

但是，中立的税务司，却对能否保证用关税和盐税支付庚子赔款，以及保证一部分由厘金摊付的中国政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謇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

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是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

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半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半是因为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在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干的像是间谍的活计。反过来，总税务司的事务，却决不允许中国政府插手。各地分税务司，则跟各地的外国领事，尤其是英国领事来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洋商在到达中国之时，必须告知本国的领事，所以，海关收税也必须跟领事打交道。作为洋人的税务司，出于个人的偏好，也喜欢跟领事保持密切的往来。

不管在李泰国还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联时代，总税务司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仅制度和规矩是外国的，连人员也是外国的，中国人顶多能做最底层的职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各地税务司，跟外国领事往来密切，却从来不买地方政府的账。由于这么大一笔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努力深化，税务司的手，逐渐借厘金的抵押问题，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领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几乎都对税务司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强双重加持的机构，却也只能徒呼奈何。这样的机构，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吧，它却对保障列强在华的利益更有兴趣，尽管这个兴趣，大体上能限制在它业务范围之内。你说它是列强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如果不是归它管理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有如此大项的收益。

其实，无论这个机构有多么的独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理由中立，也没有资格中立。其中的洋员，其实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因为资格最久的总税务司赫德，曾经多次强调，总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就是中国政府雇员。从法律上，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雇员都得听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换了，就得听新政府的。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面对一个充斥了洋人，而且跟当地外国领事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个雷区。你说他们软弱也罢，革命不彻底也罢，反正那个时候，所有革命党人，都生怕被列强视为义和团，好像一旦被人这样看了，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没了。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尊重或者说畏惧这个精神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

股票建起革命军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话有几分道理，保路虽然未必能保出革命来，但保路本身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发，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转化为四川各地的暴动，导致四川的光复。而这个运动所要保的四川铁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却，在宜昌一带修铁路的工人都失了业。不过，被人忘却的四川铁路公司，其实在革命中还是有点作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川人不仅组建了一支北伐军，而且这支军队回到了四川，成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在后来四川第一波军阀混战中，有上佳的表现。

这件事，得从四川老牌的革命党人熊克武说起。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校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在四川多次策动起义都没有结果，辛亥年春，作为四川的选锋，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陕西潜伏起来。武昌军兴，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党人陆续来到上海，准备组织一支四川人的军队，参加北伐。协助他的，就是后来刺杀良弼的彭家珍（后来他离开了部队，北上干大事去了）。组织一支军队，第一位的要务是钱。四川铁路公司当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购买器械和材料的钱，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笔烂账。但是，骆驼倒了还有架，由于保路运动，没有被收归国有的四川铁路公司，并非一分钱没有，还残存大约一百七十余万两的兰格志股票。兰格志是一家英国公司，主营橡胶和石油，这个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国橡胶股票风潮中，是特别受追捧的一支，此时，这支股票已经跌到当年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属于有信誉的国际有价证劵。如果能把这些股票弄出来，一样可以作为抵押，买到武器。

当时的这些股票，由四川铁路公司在沪的四川商董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保管。于是，在沪的革命党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极力向两人游说。但是两人以款项太大，责任太重，迟迟不肯答应。在这时候，同为川人的黄祯祥在武昌起义中为黎元洪的卫队长，在武昌保卫战中受伤，来到上海疗伤，伤好之后，也起了另组军队的野心，当然，打的也是这些股票的主意。黄祯祥刚从战场上下来，比较生猛，直接带了十几个人，带着枪，把童子钧绑走，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逼其就范。熊克武闻讯，这个加入了袍哥的革命党，觉得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找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童子钧解救出来。由于熊的仗义救人，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十分感激，一激动，居然爽快地将他们保存的股票，悉数交了出来。熊克武他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江苏都督程德全做保，向日本洋行购买了两千支俄式步枪（大概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子弹两百万发，机枪十二挺，山炮六门，山炮和机枪，都是新式的。按当时的水准，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混成旅的军队了。据说，这笔款子，到了后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由蜀军政府的存留款里拨出来二十多万，归还了四川铁路公司。不过，对此我存疑。

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他们在宜昌到万县一线的川汉铁路的修建者中招募了三个营，这些人正在停工失业中，无不乐于从命，对这些工人稍加训练，组成蜀军北伐军。就这样，不仅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人也是。南北议和，民国告成，熊克武带着这三个营，沿长江西上回川。路过武汉，又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在宜昌又劫下铁路公司用来修路的炸药数吨，用来制造了一批炸弹，成立炸弹队（熊克武自己当年就学过制造炸弹）。部队抵达万县，小试牛刀，解决了当地驻扎的一千多巡防营。由于枪多人少，部队陆续扩张，到了重庆之后，又接收蜀军军政府的一部分部队和枪械，队伍扩为一个师，编号蜀军第五师。然而，这个师的人员，比别的部队两个师都多，军官中，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朝气，有理想。后来被称为蜀军战神的刘伯承，也在这支队伍里做军官。更扎眼的是，这支军队装备在蜀中最为精良。四川地处偏僻，运点武器进来不容易，好多由保路同志军改编的部队，还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但是，第五师却一色儿进口装备。不用说，这是托了四川铁路公司的福。

在二次革命中，这支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军队，草草发难，但并没有真的开打，熊克武就流亡日本，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番号，却在四川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得以保全，但是也只能过着后娘养的日子，粮饷不继地苟延残喘。但是由于这支军队武器精良，代表袁世凯统治四川的督军胡景伊，始终也不敢下手剿灭之。袁世凯称帝后，机会来了，云南护国军入川，熊克武溜回四川起兵讨袁，迅速崛起，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川第一波混战中，利用入川的滇军做后援，熊克武占了先机，然后再甩掉想要倒他的滇军，脱颖而出。他的部队能打，武器又好，一度居然成为四川的统治者，部队一度扩张为五个师加两个旅。但是，四川这个地方，派系纷纭，树一大就招风。不仅其他系统的川军对熊克武不满，就是国民党系统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在督军椅子上没有坐热的熊克武，不久就在众军围攻和众叛亲离中下野。当年锐气正盛的蜀军，也四分五裂，乱七八糟、分分合合地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混战当中，人都变了军阀或者军阀的炮灰。那批用四川铁路公司的钱买的洋枪洋炮，原本是要用来革命的，最后却在四川人的自相残杀中，一次次派了用场。

附录 主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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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至八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第13、19、23、24、26、34、74、75、76、82、103、113、134辑。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三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云南辛亥革命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在湖北资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一至八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部本。

近代稗海，一至八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下，北京，中华书局。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下，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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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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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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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史政局编：开国战史，台北，正中书局。

眭云章：中华民国开国记，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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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永明、范然：陈英士纪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罗尔纲：晚清兵志，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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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

部分的上海文史资料，湖北文史资料，湖南文史资料和山西文史资料。

后记：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隧。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下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就跟不伦不类的我一样，货色也不伦不类）。虽然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一个野路子野狐禅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教科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自己不满意，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作品必须进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虽然没有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毕竟我尽力了。感谢贺圣隧先生，谢谢他的建议。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总编，感谢她总是盯我盯得那么紧，让我无法偷懒。也要感谢责任编辑曹凌志以及众多为本书出力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本小书像点样子。

五光十色说民国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十六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大街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和名人丑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南统和北统，都是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校长就是后勤总长，即便如此，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那时节，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剧唱段，贩夫走卒，也会哼上两段。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对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表示人们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这样的说法，被蒋介石继承，发扬光大，当然，这样光大，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来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Table of Contents

小引：变动时代的那些人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序）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点事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芝麻开门

立宪党人的首义

市民的武昌起义

荫昌督战记

瑞澂之走

第二幕 异哉！晚清！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镇南关：起义也可能仅仅是故事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第四幕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节问题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学生：学堂不能碰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剪辫子的风波

又见汉官威仪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

革命的炸弹旋律

暗杀乎，起义乎

暗杀团的骷髅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沈臧寿：诈取海门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招兵要招读书郎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啊，海军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造反要花多少钱

革命钱紧

革命暴力催租税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股票建起革命军

附录 主要资料来源

后记：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