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著

译林出版社

版权信息

Author: Sebastian Haffner

Title: ANMERKUNGEN ZU HITLER

Copyright © 1978，1998 by Kindler Verlag GmbH, Münche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Star Media Co. Ltd.,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4-316号

书  名　解读希特勒

作  者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译  者　景德祥

责任编辑　陈　锐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5115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扉页

版权信息

征服希特勒的幽灵

第一章 生涯

第二章 成就

第三章 成功

第四章 错误

第五章 失策

第六章 罪行

第七章 背叛

征服希特勒的幽灵

景德祥

一

希特勒比萨达姆“高明”。

七十年前，当他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希特勒选择的不是东躲西藏与屈辱投降，而是在帝国首都柏林就地自杀。这样，他不仅逃脱了人世正义的惩罚，而且拯救了自己身后的“光辉形象”。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蓬头垢面、可怜巴巴的“脏老头”样，而是一个“完美无损”的人世邪恶的经典象征。在历史现实中，希特勒被征服了；但他那邪恶的思想与精神却像幽灵一样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任意翱翔。

要征服希特勒的幽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虽然被打败了、消灭了，但他毕竟曾经节节胜利、所向披靡，这使得他的失败与消失显得有点“偶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后人看到的他的最后镜头是在1945年4月20日，即在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接见为他卖命的德国孩子的场景，虽然已经灰头土脸，但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而他十天后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十米深的地下室的自杀，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众。人们在相关历史纪录片中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希特勒。在那里，他仍然在咆哮着、得意着、凯旋着；德国人仍然在为他欢呼着、战斗着。希特勒似乎还“活着”。与此相比，他最终的失败与自杀的事实只是一条抽象的，似乎可以被忽略的信息。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大力讨伐，他的滔天罪行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与谴责。但正因为他失败与消失了，他已经不能为其思想与行为进行辩护。正如针对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判决，只有在一个公正法律与审判程序之内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对希特勒的思想与罪行的评判，也只有在坚持公正与逻辑原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在这里，为希特勒作“辩护”的不是对他的赞成、宽容或同情，而是我们思想中的公正与逻辑意识。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不扭曲我们日常的公正与逻辑意识的前提下，颠覆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动摇他的道德基点的时候，我们才能为针对希特勒所作出的严厉评判感到心安理得，才能算是在真正意义上征服了希特勒的幽灵。

能做到这一点的历史著作屈指可数。我们一般接触到的有关希特勒的读物，或属于“远距离扫射”，或属于“近距离感染”。前者对希特勒的打击效果犹如向银幕上的希特勒开枪，而后者则已经被希特勒的幽灵所迷惑与俘虏。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一部敢于接近希特勒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依据公正的标准、凭借丰富的知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希特勒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这一“魔鬼”原形毕露的“照妖镜”。

二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是德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与历史学家。他于1907年12月27日出生在柏林，原名莱蒙特·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大学期间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国家司法机关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不愿意与纳粹同流合污，他主动辞去公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8年，因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他与有犹太血统的未婚妻一同离开德国，移居英国，并任英国《观察家报》德国方面的记者。为了保护其在德国的亲友，他选择了“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这个笔名。据其女儿萨拉回忆，这是因为他喜欢德国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莫扎特（尤其是其《哈夫纳交响曲》）。1940年，哈夫纳在英国出版了《德国：杰克尔与海特》（Germany：Gekyll&Hyde）一书，向英国民众解析德意志民族——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追随恶魔希特勒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夫纳于1956年以《观察家报》驻德记者的身份返回到当时的联邦德国。在向英国报道德国时事的同时，哈夫纳也经常参加联邦德国电视台每周一次的著名国际记者讨论会“国际早餐会”，逐渐介入德国新闻与舆论界。1961年8月13日，即在民主德国建造“柏林墙”的当天，当德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焦点的时候，哈夫纳向《观察家报》辞职，改任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次年又改任《明星》周刊的专栏作家，由此完全回到了故乡的环境之中。

在20世纪50年代，哈夫纳还是一位保守的“冷战分子”。人们可以经常听到他对民主德国的猛力抨击。自1962年10月联邦德国发生阿登纳政府打击新闻自由的“明镜事件”起，哈夫纳的思想开始向左转。196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与联邦德国史学界关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的辩论，哈夫纳推出了历史著作《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Die sieben Todsuende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m Ersten Weltkrieg）。在揭露德意志帝国外交失策的同时，哈夫纳要求联邦德国社会吸取德意志帝国的教训，放弃复仇主义的幻想，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后来他甚至提出了承认民主德国为外国，放弃德国统一的主张。保守的哈夫纳成为了后来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的开路人。（他还认为，两德的统一“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当1990年德国统一成为事实的时候，哈夫纳坦然认错：“这是我一辈子出的最大的洋相！”）1967年，哈夫纳又推出了《丘吉尔传》（Churchill），受到了广泛的赞赏，进一步奠定了其历史散文作家的地位。联邦德国爆发学生运动时，哈夫纳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十分理解与支持年轻一代的抗议运动，成为青年学生难得的“忘年交”。不仅如此，哈夫纳的思想“左化”到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难以忍受的地步。1968年，在德国1918年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哈夫纳又出版了相关著作《背叛》（Der Verrat），谴责当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1978年，年逾古稀的哈夫纳推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即这本《解读希特勒》。该书出版不久，便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连续几个月稳居畅销书榜首。哈夫纳因此在当年获得杜塞多夫市的海涅奖。尽管在此之前（197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已经出版了巨著《希特勒传》（Hitler.Eine Biographie），但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以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的特色长期与费斯特的千页巨著平起平坐。费斯特赞誉哈夫纳的“小书”“毫不费力地”把许多篇幅巨大的著作“撂在了后面”，不知他是否也指自己的《希特勒传》。总之，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是德国最为畅销的希特勒读物，至今已经再版二十多次，而且被翻译成二十三种文字。

《解读希特勒》中的某些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他们对哈夫纳的历史专业水平还是有所保留。但当一年后哈夫纳的图文并茂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Preussen ohne Legende）问世时，专业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对他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力表示钦佩。哈夫纳对普鲁士，特别是其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评价，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普鲁士的偏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夫纳虽然年老体弱，但仍然用口授的方式不停著述，1987年，八十岁的哈夫纳又出版了德国历史评论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Von Bismarck zu Hitler）。该书被视为哈夫纳对德国近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最后总结。

1999年1月2日，在度过了九十一岁生日的几天后，哈夫纳在柏林去世。2000年，他于1940年前后创作的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遗著《一个德国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由其子女整理出版，很快也成为畅销书。德国再次兴起“哈夫纳热”。

哈夫纳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研究，但他对德国公众历史意识的影响却大于任何一个德国专业历史学家。哈夫纳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是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用普通人的语言来写作历史，用日常的逻辑与尺度来解释与评价历史。正因为他避开了专业历史研究的视角，他看到了专业历史学家所看不到的历史的面目。也正因为他面对普通读者写作历史，他比专业历史学家们更多地解答了同代人的历史疑惑。《解读希特勒》在各方面都是哈夫纳写作特色的经典代表，也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三

回顾哈夫纳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想象，到了70年代初，对于哈夫纳来说，写一部有关希特勒的书，一定是一件技痒难忍，但又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了《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传》，显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以及在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他又出版了纪念1918年革命的《背叛》一书。人们可以预料，哈夫纳将在1975年前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周年之际，推出一部有关纳粹德国或希特勒的著作。

而另一方面，哈夫纳又遇到了两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一是当时在联邦德国史学界迅速崛起的社会史学派。在该学派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国家政治向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转移，对历史人物的专注研究已经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老一套”。他们认为，研究纳粹德国历史不能以希特勒为中心，而为希特勒这样一位德国历史的罪魁祸首写传记，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揭示造成希特勒上台的历史、政治、社会与经济原因。

哈夫纳的另一个或许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费斯特。这位比哈夫纳年轻近二十岁的政论家与历史作家，于1973年推出了巨著《希特勒传》。这部著作远远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A.Bullock）的希特勒传记，创造了希特勒研究的新顶峰。在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以后，再推出一本更为全面、详尽、透彻的希特勒传记，显得不仅多余，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许，这也是哈夫纳没有直接在1975年前后出版自己的希特勒著作的原因之一。

而当本书在1978年出炉的时候，哈夫纳还给它起了一个过于谦逊的书名：《关于希特勒的几个注解》（Anmerkungen zu Hitler）。意思似乎是，本书不是又一部希特勒传记，《希特勒传》已经有人完成了，我只能附加几个注解作为补充。该书七个章节的标题也真是“注解”般的简单：生涯、成就、成功、错误、失策、罪行、背叛。

但结果表明，虽然有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在先，哈夫纳的几个“注解”却不是多余的。如果说费斯特的《希特勒传》是希特勒这条巨蟒的巨幅油画，那么哈夫纳的希特勒肖像则是一张简明扼要的速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入木三分，比墨浓笔重的油画更为真实。费斯特的著作宏大详尽，但读者很难得其要领，而哈夫纳的“注解”名副其实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如此，哈夫纳还指出了希特勒这条巨蟒的致命“七寸”。在费斯特的画卷里，希特勒巨蟒般的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恐惧（甚至“悲壮”）而又入迷；而在哈夫纳那里，希特勒有时是条巨蟒，有时却萎缩成了一条蜥蜴，而且最终被征服了。

哈夫纳没有运用复杂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不做过度的艺术渲染，也不做过高的道德批判，而是用普通人的平淡眼光来观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叙述，用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来评判希特勒的是非功过。甚至可以说，是先把希特勒当作一个普通人、正常人来看待，尔后逐渐显现其畸形、疯狂与罪恶的原形。

四

翻开第一章“生涯”第一页，我们首先读到的开场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阿道夫·希特勒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一本以希特勒为主角的著作以如此平淡的语言与视角开头，实在出人意料，而同时又让人眼前一亮，兴趣顿生。在这里，哈夫纳观察希特勒的眼光，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一位名人进行体检的眼光，更确切地说，是对一具“名尸”进行解剖的眼光。他不让名人的光环阴影、功过是非影响他的工作。“躺”在他眼前的“名尸”，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级别”失败者的大起大落的人生履历，一个让许多人百思不解的谜：开始是一个默默无闻、古里古怪的失败者，然后是一个遮天蔽日、不可一世的“成功者”，而最后却又是一个一败涂地、恶贯满盈的失败者。在为这具“名尸”填写“一般栏目”的时候，哈夫纳仅仅依据几条众所周知的，但一般人熟视无睹的信息，就揭示了希特勒生命的畸形：这位在政治影响方面近乎“满分”的世界历史顶级“名人”，在友谊、爱情、亲情、文化、职业等方面都是个“零”。这也就基本揭示了希特勒成为一个政治狂的原因，因为政治是他的生活替代品。在对希特勒的个性与个人生活做静态观察后，哈夫纳逐个评述了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七个阶段或重大决定：一、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二、1913年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决定当政治家；四、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五、决定当领袖；六、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也就是决定发动战争；七、决定自杀。读者可以在很短的篇幅里，看到希特勒是如何从一个无业流浪者走向“辉煌”，随后又走向毁灭的。字里行间，希特勒的成败之谜已经隐约可见。

在第二章“成就”里，哈夫纳毫不讳言地承认，希特勒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获得绝大多数德国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到1936年，在短短三年之内，希特勒解决了德国大众的失业问题，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也创造了德国扩军的“奇迹”。到1938年，德国的军队从仅十万人的陆军发展到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最强大的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凌辱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一沓废纸。哈夫纳尤其突出了希特勒在建立独立作战的装甲兵种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兵种的建立为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哈夫纳认为，虽然希特勒在创造经济与军事“奇迹”的时候有许多帮手，但他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另外，希特勒还推动了德国社会的变革。希特勒这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促进了德国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哈夫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区别在于集体主义，在于人的“社会化”。在此意义上，希特勒无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

费斯特曾提出过这样的猜测：如果希特勒于1938年底遇刺身亡，那么绝大多数德国人将把他看成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Staatsmann），或许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他的那些反犹言论会被当作胡思乱想而被遗忘。对此，哈夫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希特勒1938年底如日中天的声望，是与他通过和平道路获得的一切成就密切相关的，而希特勒实际上早就开始备战了。当这一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他的光辉形象就会因此受到影响。另外，到1938年，希特勒不仅已经把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而且把德国的现代国家制度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他一人能够控制的混乱状态。如果希特勒在此时猝死，那么德国人会突然发现，他们连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都没有了，希特勒没有留下一部宪法，没有确定接班人，他留下的只是一片混乱。

哈夫纳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在译者看来，这两点也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希特勒的历史形象。如果人们能够原谅他的反犹言论，那么也会原谅他的战争计划，因为它们毕竟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形成惨不忍睹的现实。虽然希特勒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制度，没有安排好接班人，他意外身亡后会出现混乱，其他纳粹头目将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德国人或许不会把这种混乱归咎于希特勒，而是归咎于其他纳粹头目，指责他们不如希特勒。而收拾残局，在一番无序斗争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国家制度的能力，戈林、戈培尔之流还是有的。没有了希特勒，纳粹德国也不大可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也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就是说，如果希特勒于1938年意外身亡，他以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是不可避免了。可惜的是，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福气”。他不能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被载入史册，这一点也不冤枉他。因为，如果他有了这种“福气”，那确实是“便宜”了他。因为1938年的希特勒还不是完整的、真正的希特勒，1945年的希特勒才是其本来面目。历史没有亏待希特勒。当然，考虑到希特勒1938年以后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他没有在当年猝死实质上也是人类的厄运。如果他“及时”死了，人类可以避免一场浩劫，而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在历史书上多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伟人”。

在“成就”一章结束时，哈夫纳把希特勒与俾斯麦、拿破仑作了比较，得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结论：如果仅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种境界他永远没有达到，即“国家巨匠”的境界。作为征服者，拿破仑虽然也失败了，但他留下了一套国家制度。希特勒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在他失败后都无影无踪了。这不仅是因为希特勒的奋斗以灾难与失败告终，而且还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打算建立一些固定的制度留给后人。希特勒拥有的是巨大的摧毁力量，而缺乏的是积极意义上的建设能力，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建设者。在这里，哈夫纳赋予了“Staatsmann”一种独特的、建设性的“国家巨匠”的含义。本来我们可以把“Staatsmann”翻译成“政治家”或“国家领袖”，希特勒无疑可以被称为“政治家”、“国家领袖”，但确实不是一位为后代打造一套国家制度的“国家巨匠”。或许，希特勒打算在赢得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以后才开始建设国家。但我们很难想象，希特勒会在战胜苏联以后，不继续与日本或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哈夫纳对希特勒成就的肯定，曾经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指责，但哈夫纳对希特勒的“赞誉”也不过如此了。从第三章的标题“成功”来看，哈夫纳似乎还在为希特勒“摆功劳”，但实际上他已经向希特勒“开刀”了。哈夫纳认为，有必要把“成就”与“成功”区别开来，因为“成就”是属于个人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成功”则是相对而言的。一方的“成功”是以另一方的“失败”为前提的。“成功”并没有绝对价值，它只能说明成功的一方在较量中比失败的一方强大。在这里，哈夫纳寻找到了解释希特勒一生大起大落的成功曲线的钥匙。希特勒1930年前一事无成，而在1930年至1940年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目眩的对内对外的胜利，而从1941年秋起，则又每况愈下，直到一败涂地。为什么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

哈夫纳认为，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在不同的时期遇到了力量强弱不等的对手。在1930年前，魏玛共和国对于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强大了，他在1923年11月发动的“啤酒馆暴动”被巴伐利亚政府毫不费力地镇压下去了，他出狱后重建的纳粹党的大选成就一直是微乎其微。只有当魏玛共和国在1930年再次陷入严重危机，而且原有民主政党发生分裂的时候，他才得以乘虚而入，在权力的阶梯上节节攀升，最终在1933年1月得以上台，并在短短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成功”，都是因为希特勒碰到了软弱无力、分崩离析的内政对手。

自1935年起，希特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对外的“成功”：1935年实行普遍兵役制，1936年3月进军莱茵非军事区，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9月获得苏台德地区（《慕尼黑协定》），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侵略并占领波兰，1940年4月占领丹麦与挪威，5至6月战胜法国。与其内政的“成功”一样，希特勒对外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其对手的软弱，特别是陷入“绥靖”泥潭的英国与法国的不抵抗基础上的。这一点，自1941年开始，确切地说自1941年冬天开始，就开始改变了。自6月22日发动的侵苏攻势被苏联红军挡在了莫斯科城前，希特勒开始碰到强硬的对手了。在东方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德军开始节节败退，希特勒就黔驴技穷了，在军事与政治战略上一筹莫展，几乎只知道“死守到底”，直到最终失败。可以说，没有比哈夫纳对希特勒的成功之谜的解释更为简明扼要，更能使读者豁然开朗的了。哈夫纳的分析也说明，如果希特勒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对手能够团结一致，及时作出坚决的抵抗，希特勒就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嚣张的地步。

第四章“错误”是哈夫纳对希特勒思想错误的分析批判。在德国，希特勒的政治思想在他上台之前无人重视，被看成是痴人说梦话，而在他上台之后又无人敢于质疑。在他被赶出历史舞台之后，他的思想又作为极其危险的思想毒品被封杀。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锋并没有进行。这其实赋予了希特勒思想本来不该占有的位置，也不能说明人们在思想上真正战胜了他。哈夫纳的论述表明，希特勒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哈夫纳的批判方法不是“打棍子”，而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是在承认希特勒的有些思想是说得过去的前提下，“点穴”出击，直指其要害。读者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位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老教授与一位“半瓶子醋”的辍学青年在进行思想交锋，用不着两三个回合，希特勒这位“愤青”就败下阵来了。

按哈夫纳的分析，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由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与极端反犹主义两部分构成的。希特勒认为，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是民族或种族。历史著作是对种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所有世界历史现象只是种族自我捍卫欲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内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其对外自立的力量。对外自立就意味着斗争，而斗争的形式就是战争。政治必须为战争的实施作准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进行征服，最终获得世界统治。

哈夫纳认为，到这里，希特勒的历史理论基本上还能自圆其说。但他的“民族”与“种族”概念很混乱，两者的关系不清楚，也没有讲清楚哪些民族是所谓的“雅利安人”。哈夫纳进而指出，希特勒的历史观未免太片面了，如果说历史充满了斗争的话，那么远远不止是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在阶级、国家、宗教、思想意识、王朝与政党等各种人类群体之间，也都存在着斗争。而历史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战争，人类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要比战争状态长久得多，战争总是要以缔结和约而告终。而且战争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到20世纪，所谓的“生存空间战争”在欧洲已经中止一千五百年了。近一千五百年以来，欧洲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夺取生存空间，也不在于将对方驱逐或彻底消灭。希特勒践踏了欧洲文明国家战争规范的底线。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痴迷，实质上说明了他对工业化以来生产力飞跃的无知。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财富概念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国土的辽阔已经不能成为国力雄厚的标志或基础。

哈夫纳进一步指出，希特勒极端反犹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错误的。首先，希特勒在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上含糊不清，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种族”。但犹太人显然不是一个“种族”，因为他们中既有白种人，又有黑种人、黄种人。犹太人有点像一个“民族”，但他们又不使用共同的语言，如德国的犹太人说德语，英美的犹太人说的是英语。而犹太人最主要的共同特征则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因此他们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其次，希特勒所宣扬的犹太人对白种人或德国人的威胁，也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欧洲的犹太人自19世纪中期起都已经融入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各个国家的优秀的爱国者。在德国更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犹太人与德意志人肩并肩地走上了战场。直到希特勒上台，德国犹太人都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德意志祖国”。希特勒关于世界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而且行将实现这一“阴谋”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由于犹太教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各种矛盾的影响，当时犹太人正处在其历史上最为虚弱、最为分裂的时期。当希特勒对他们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他们连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顺服地走向了集中营。所以，哈夫纳认为，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威胁人类的“怪物”，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人。

在毫不费力地“解构”了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以后，哈夫纳在“失策”一章中又向希特勒的政治决策开刀了。哈夫纳认为，希特勒上台后同时追随着两个政治目标：一个是建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另一个是消灭犹太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失策，因为两个目标相互阻碍。如果希特勒只追求德国的欧洲霸权，那么他就应该团结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不是他的反犹政策把杰出的犹太科学家驱逐到了美国，那么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国家就不是美国，而会是德国。仅此一项，就会在德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被他赶到了敌对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撇开其反犹政策的负面影响不说，希特勒在其追求德国的欧洲霸权的过程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两次葬送了本来已经到手的果实。第一次是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当时英、法已经把东欧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交给了希特勒。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逐步构建与巩固德国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但希特勒还是不满足，偏偏要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迫使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是在1940年6月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希特勒又一次获得了可以“见好就收”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是建立德国在苏联以西的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但这一次机会又被希特勒扔掉了。他偏偏要发动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回顾起来，对苏战争本身就基本上决定了希特勒将以失败者被载入史册，因为苏联的人口、国土与资源等方面的实力都远远超过了德国。别说他没有攻克莫斯科，即便攻克了莫斯科，他也无法结束这场与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的战争。

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最为明显、最为严重、最为愚蠢，因而也是最难以解释的决策错误，则是他1941年12月11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天后对美国的宣战。当时，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苏联红军的猛力反攻给德军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败，获得侵苏战争胜利的希望已经泡汤了。而在这种绝境下，希特勒还向强大的美国宣战，给了罗斯福求之不得的公开对德作战的理由。这不是给自己“灾上加灾”吗？希特勒图的是什么呢？哈夫纳作出了种种猜测，但仍然不得其解，最后的猜测是“破罐子破摔”：既然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那就至少作为最大灾难的制造者被载入史册吧！

在译者看来，希特勒大概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这一决定是在日本向美国开战的“鼓舞”下作出的，也是希望日本能够再接再厉，进一步牵制与削弱美国的力量。当然，他是“昏头”了，如果他还曾“理智”过的话，因为对美国宣战最终将意味着美军在欧洲大陆的登陆，意味着德国将在美、苏夹攻下成为瓮中之鳖，毫无逃脱失败命运的可能。但希特勒当时没有也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即便想到也会觉得这应该是猴年马月的事，到那时不知又会出现多少扭转战局的机会。不管怎样，纵观希特勒的重大错误决策，我们可以看得出，与俾斯麦不同，希特勒确实缺乏“见好就收”的素养。在他完全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1938年与1940年），他自动放弃了这些机会，因为他必须实现其宏大无比的“生存空间”计划。而当他在1941年冬还有可能收拾残局、控制损失的时候，他也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他已经不再考虑如何收场了，也没有办法收场了。他只考虑在不能赢得“生存空间战争”的前提下，加紧实现他的另一目标——消灭犹太人。

当然，哈夫纳在本章中的某些论述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例如，为了说明希特勒在1940年是如何轻率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哈夫纳认为，当时苏联以西的欧洲大陆国家已经基本接受了德国的霸权地位，只等着希特勒做好安抚与善后工作了。在此之前，哈夫纳还认为，希特勒让德国统治欧洲的目标不一定是错误的。欧洲如果要维持其统一与世界霸权地位，保住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就应该接受德国的霸权地位。因为，与1945年以后由美、苏瓜分的欧洲相比，1940年由希特勒德国独霸的欧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毕竟没有分裂，而且还没有失去其殖民地。在这里，哈夫纳就显现出其局限性了。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希特勒手下的许多保守派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原则上赞成希特勒的德国夺取欧洲霸权的计划，但反对希特勒的冒险行为，认为这会让德国全盘皆输。哈夫纳的想法与当年保守派的想法有点相似。在哈夫纳对希特勒失策的批评中，我们似乎能够听到德国保守派对希特勒冒冒失失地葬送德国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的扼腕叹息；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哈夫纳就不管了。

希特勒的罪行，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给他列出一条又一条罪状并不难，难的是提出一条足以置之道德死地的罪行。在第六章“罪行”中，哈夫纳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希特勒的主要罪行不在于他发动了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所谓的“战争罪”。因此，哈夫纳对1945年至1946年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审判”颇有看法，因为它没有揭露希特勒的真正罪行。他甚至认为，不应该对发动战争大惊小怪，进攻性战争历史上有、现在有，将来也不可避免。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是一个世界国家，而要想实现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征服战争别无他途。这些我们就很难苟同了。且不说一个世界国家可不可取，就是一个世界国家也不会永久消灭战争，也会爆发内战，而实现一个世界国家的途径，也未必就只有战争这一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与各种世界组织的发展，欧洲的和平统一，特别是长达七十年的世界和平状态的（总体来说）成功维持，都证明了战争不是和平的必经之路。哈夫纳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不相信未来能够超出历史的范围。他未免太悲观了。

但正如哈夫纳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略去“战争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罪责。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在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与其他“常见”罪行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是为了孤立希特勒。哈夫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的独特罪行在于他为了个人的满足屠杀了难以计数的无辜的人们，战争只是他进行这些大屠杀的掩护工具而已。他与犯罪史上有名的“系列杀手”一样，只不过他的受害者不是数以十计，而是以几百万来计算的。希特勒就是一个刑事意义上的大屠杀者。哈夫纳的这一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他列举了希特勒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掩护下，先后对德国的残疾人、吉卜赛人，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苏联的战俘与平民，尤其是欧洲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事实与数据。其间，哈夫纳对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提出的试图证明希特勒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关的“证据”进行了批驳。哈夫纳的批驳是有力与符合逻辑的。不过在译者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如此多精力去论证希特勒的罪责。除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在国会宣布过他将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犹太人的事实以外，我们只需看一看他在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口授的结语就足够了——“人们将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而永久感谢纳粹主义。”

如果说哈夫纳在第六章里对希特勒“过于宽容”的话，那么他在最后一章“背叛”中则向希特勒提出了比别人更为严格的道德法律标准。鉴于希特勒试图把德国人民与自己一起带上死亡之路，在1945年3月19日下达了摧毁所有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尼罗命令”，哈夫纳确认希特勒犯下了“叛国罪”，是德意志民族的“叛国者”。尽管这种“判决”没有多少实际的法律意义，因为哈夫纳没有相应的法律资格，但是，这种视角却是非同凡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林等人是在由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施佩尔与赫斯等人服的是战胜国判的刑，坐的是战胜国的牢。联邦德国虽然对纳粹历史作出了越来越深刻的反思，但没有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能对纳粹头目提出“叛国罪”的诉讼，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也没有人像哈夫纳那样，起码在道德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为“叛国者”。这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究其原因，可能是希特勒在其统治时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与道德地位。他的“领袖”地位是墨索里尼所无法比拟的。墨索里尼的上面还有一位国王，国王可以罢免他，宣布他有罪；而对于希特勒，德国人则早就失去了这一法律上的“制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人们仍然没有想到在法律程序上，或是至少在道义上要夺回这一制高点。他们对“最高权威”的屈从，或起码是无奈心理，似乎仍然挥之不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哈夫纳做到了这一点，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那非凡的思想与精神境界。

在最后一章里，哈夫纳也提到了希特勒与德国、德国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没有继承什么普鲁士传统。这些问题的答复恐怕没有这样简单。但是，哈夫纳提出的问题实在让人拍案叫绝！——“他爱德国人吗？”“他了解德国人吗？”“哪个德国人想定居俄罗斯？”确实，只要看一看今天德国人对南方的向往与对阳光的渴望，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的德国人应该是何等的“鬼迷心窍”，竟然会追随希特勒向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进军，到那里去夺取什么“生存空间”！而又有哪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会提出如此绝妙的问题呢？我们确实很难说，希特勒是无条件地爱德国人，是真正了解德国人的。正如哈夫纳所说的那样，他把德国与德国人看成了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当他的计划失败的时候，他就像一位输掉了赛马比赛的养马人要打死自己的马一样，要用集体死刑来惩罚德国人。

五

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为我们解答了许多有关希特勒的问题，但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为什么希特勒的历史观、世界观、对犹太人的看法、对一个现代民族的生存基础的认识是那样的极端、片面和落后？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政治角色看得那样不可替代？为什么要在被自己看成是短命的一生中实现“全部”政治计划？为什么在兼并了奥地利、获得了苏台德地区以后还要发动侵波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在战胜法国以后还要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为什么如此欲壑难填？

哈夫纳的著作虽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对某些问题还是提供了许多启示。看来，希特勒的症结在于其早年的经历，而其早年辍学的负面影响极大。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继续学习系统知识的机会，也给他在职业与社会上的失败以及一路蛮干的行为模式埋下了伏笔。残缺不全与囫囵吞枣的自学知识，对犹太人的疯狂仇恨，构成了希特勒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要素。早期一事无成的失败经历，又使他产生了极大的权力、成就与价值饥饿。在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一片空白的背景下，政治成为了他生活的替代品，也是他汲取自我价值感、成就感的唯一源泉。20世纪初蓬勃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成了他获得自豪感与价值感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使他“报国有门”，得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但德国的战败又剥夺了这一难得的“幸福时刻”，所以，他决意要“再来一次”。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德国内部以及国际力量的“配合”，让他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成功。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在其顶峰时期（1939年4月28日）的自我吹嘘就可以明白，当时的希特勒是如何陶醉在自我成就感与价值感之中：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投入了有益的生产……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条约一页一页地撕毁。我让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还是一位我民族的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但他的成就与价值饥饿感，在一开始就已经发展到了贪得无厌的病态地步，它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领袖地位，以及一场战胜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不可能在1938年10月或者1940年6月“见好就收”。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换句话说，就像一个饥饿者因不能停止进食而被“撑死”那样，希特勒是让他的个人成就与价值饥饿感给“撑死的”。他是“牛”死的。

只有到了最后，当希特勒下令将德国变为一片焦土，要以集体死刑来惩罚德意志民族的时候，他一生真正的追求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他不是无条件地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而是把德意志民族看成实现本人世界观与成就和价值感的工具。原则上来说，这一工具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民族。被许多人忽视的是，希特勒的世界观到了最后还是有所变化的。苏联战胜德国的事实，让他改变了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看法。他也不再把斯拉夫人看成是“劣等民族”了。相反，他“公正”地认为，德意志民族已经被证明为劣等民族，应该消亡，未来只属于“东方民族”，也就是他以前看不起的斯拉夫人。因他曾错误地认为，“东方大国行将倒塌”，他才发动了这场“生存空间战争”。现在，他看到自己错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也就是这一点思想上的“进步”。

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最在乎的个人价值此时无疑也降到了最低点。自杀也就理所当然了。希特勒自杀，不仅是为了逃脱惩罚，也不仅是因为他对自我最终得出了无价值的结论，而且还是他挽救其生命价值的最后举动。他怕在被活捉后受到嘲弄，或者在死后像墨索里尼那样被抛尸街头。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政治纲领与个人能力神话都彻底破灭了。他如何面对德国人对他的质问？于是他“赖账溜了”，还捞了个“宁死不屈”的好名声。可以说，他的计划似乎得逞了。他确实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战胜他的幽灵的难题。而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人类与希特勒幽灵交战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重大的胜利。

第一章　生涯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为一个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争上游当上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官员；他死时很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他没有完成实验中学的学业，未能通过艺术学院的录取考试，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先在维也纳，然后在慕尼黑，他过着一个提前退休者与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生活，既没有职业，也没有职业规划。他依靠遗族抚恤金与偶尔的卖画所得维持生计。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到巴伐利亚陆军报名参战。随后是四年的前线服兵役。在这四年当中，他作战勇敢，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但因缺乏指挥才能，未能获得一等兵以上的军衔。战争结束时，他正在后方的一家军事医院养伤。战争结束后，他当了一年的“兵营居民”，他依然没有职业计划与前景。他当时已经三十岁了。

就在这个年龄，他于1919年秋加入了一个极右翼小党，很快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随之开始了最终使其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卒于1945年4月30日，活了几乎正好五十六年，比一般人的寿命要短一些。他的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六年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法解释的鸿沟。在前三十年里，他是一个古怪的失败者；之后几乎立刻成为一个地方政治名人，到最后，整个世界政局都围着他转。如何解释与弥合这条鸿沟呢？

这一鸿沟使得人们作出了许多观察与解释，但它更多是表面的，并不完全是真实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是支离破碎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作为政治家最终还是被证明是（当然是最大级别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因为希特勒的个人生活，纵使在其下半生即在其作为公众人物阶段仍然是内容贫乏，可怜巴巴；而与此相反，若仔细观察他内心的政治生活，在其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前半生，就已经显露出许多为后来所有一切作准备的不同寻常之处。

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线，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能说1919年以前是软弱与失败，1920年以后则是力量与成就；而应该说前后都一样，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与经历，另一方面是非常贫乏的个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古怪浪漫艺术家，就已经像一个头等政治家那样融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而后来的“元首”与总理的个人生活，却仍是一个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此人一生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其单调性。

许多传记通常在其传主的名字下面用“他的生活与他的时代”之类的副标题，其中的“与”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隔离，而不是联结。传记的章节与时代的章节相互交替；伟大的个人赫然显现在大幅勾画的时代背景前，他既有别于后者，又介入后者。希特勒的一生不能这样描述。他所有的大作为都与时代的历史融为一体，它们就是时代史。年轻的希特勒在反思时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经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则在决定着时代史。先是历史创造了他，然后是他创造了历史，这值得探讨。希特勒生活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是空缺，1919年以前与以后都一样。简言之：

在他的生活中——无论“前一段”还是“后一段”——缺少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能赋予人生以深沉、温暖、尊严的东西，譬如教育、职业、友情与爱情、结婚、养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与政治热情之外，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虽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却是轻飘飘的、无根基的且可随意抛弃的。随时准备自杀的心态，也一直伴随着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后，理所当然的，他自杀了。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近来有人说，希特勒在1917年曾与一个法国女人有过一个私生子。但即便真是如此，他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希特勒的一生缺乏做父亲的经历。）爱情在其一生中的角色也异乎寻常的渺小。他的一生中有过几个女人，不多；他不把她们当回事，没有使她们幸福。爱娃·布劳恩因为受不了他的冷落与经常性的侮辱（“他只因一定的目的需要我”）两次试图自杀。她的前任、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则真的自杀了——可能是出于同一原因。无论实情如何，希特勒当时正在做竞选旅行，而她的死迫使他中断了这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希特勒很怀念她，但也用人替代了她。这件悲哀的事情，便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接近伟大爱情的事情了。

希特勒没有朋友。他喜欢与他的下属（如司机、保镖、秘书）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在这种“司机聚会”中放松自己。对真正的友情他终身拒绝。他与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这些男人的关系，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随者中唯一与他在早期称兄道弟的罗姆，让他枪杀了。当然，主要是因为罗姆在政治上碍手碍脚。总之，兄弟情义未能让希特勒枪下留情。考虑到希特勒对亲密关系的普遍恐惧，我们简直可以怀疑，对于希特勒来说，罗姆已经过期的友情要求反倒是一个除掉他的额外动机。

还剩下教育与职业两点。希特勒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只上过几年实验学校，成绩很糟糕。不过，在其游荡的岁月中，他阅读了很多东西，但按其自己所说的，只是吸收了其中他自认为早已知道的知识。至于政治领域的知识，希特勒则近乎一个读报迷的水平。他真正过硬的只是在军事与军事技术方面。在这方面，前线战场上的作战经验，使他能够将书本知识有批判地消化吸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前线的经历大概是他唯一的受教育经历。除此以外，他一辈子都是个典型的半瓶子醋——一个总自认为比别人知道得多，而且到处兜售其所阅读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讹传讹的知识，最喜欢在一群无知的公众面前炫耀。他在“元首总部”的桌边谈话，记录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识缺陷。

希特勒从未有过一个职业，也没有寻求过一个职业。恰恰相反，当他本来有时间从事一个职业的时候，他简直是故意避开了。与他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恐惧一样，他对职业的恐惧是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职业。在他从政的早期，他曾称其职业为画家、作家、商人与宣传员；后来他只是一个不向任何人负责的领袖，先是党的领袖，最后是那个绝对的“元首”。他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国家总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奇怪的总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随他。他不定时召开内阁会议，1938年以后干脆根本不开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个最高官员，而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就业的艺术家。他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连几天、几个星期，似乎是在偷懒，但当灵感到来的时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希特勒第一次从事一个有规律的工作，即当军队最高统帅。这时，他无法躲开一日两次的军事会议，而这时他的灵感就越来越少了。

或许有人会说，私人生活的空虚，对于完全献身于一个自我确定的伟大目标、拥有创造历史雄心的男人来说，并不罕见。错了。世界历史上的确有几个男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可以与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们。他们是拿破仑、俾斯麦、列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拿破仑在内，最后像希特勒那样一败涂地；这是他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只是一个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个零。他们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在他们进入政治而名垂青史以前，都有过一段成功的职业经历：拿破仑当过将军，俾斯麦当过外交官，列宁当过律师。他们都结婚了，只有列宁没有孩子。他们都曾有过幸福的爱情：拿破仑有约瑟芬·博阿尔内，俾斯麦有卡塔林娜·欧罗夫，列宁有伊涅萨·阿尔曼德。这赋予了这些伟人以人情味；没有完整的人情味，他们的伟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他还有一个缺憾。在我们涉及希特勒生活中值得研究的部分之前，我们还必须略微提及，在希特勒那里，没有性格与个人素质的发展与成熟。他的性格早就成形了（或许更恰当地说，是停止了），而且一直惊人地一成不变，没有新发展。这不是一个亲和的性格。如果我们不把他那有时像胆怯一样的交往恐惧看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特征的话，他就没有一点柔和的、可爱的、和蔼的地方。他的积极性格特征，如意志坚强、大胆、勇敢、有毅力，都是属于“强硬”面的。他的消极性格特征更是如此，如肆无忌惮、耿耿于怀、背信弃义、残酷。另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负，自始至终倾向于高估自我。斯大林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昏头。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崇拜”的对象，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热烈的信仰者。

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个人及其内容贫乏的身世，让我们转向他确实值得观察且与其个人生活不同的、不乏发展与上升的政治生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开登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它经历了七个阶梯或飞跃。

1.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

2.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

3.决定当政治家。

4.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

5.决定当领袖。

6.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

7.决定自杀。

最后两个决定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决定，因为它们是孤独的决定；其他决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难以分开。它们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就像一阵风鼓起一片风帆那样，时代精神或时代氛围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过希特勒都在发挥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岁时萌发的对政治的狂热兴趣，就与时代氛围相吻合，或者说是来源于时代氛围。当时，希特勒当艺术家的雄心失败了，但他把其雄心带入了他的新的兴趣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政治气氛要比今天的欧洲高昂得多。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地位斗争和战备状态之中，以致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当时的欧洲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欧洲，被喧嚣与恐惧的红色革命所笼罩的欧洲，这同样令人感到紧张。当时，在每个中产阶级聚会的餐馆里，在每个无产阶级人士出入的酒馆里，人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无休止地发表政治见解。个人生活——不仅对于工人来说，对有产人士也是如此——在当时比今天要狭小得多，贫乏得多。但是在晚间，每个人都与他的国家一样，是一头雄狮或一只雄鹰，与他的阶级一起，是开创伟大未来的旗手。希特勒就整天扮演着这种角色，除此以外无所事事。在当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它则是完全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强有力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如果能够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将会迸发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希特勒在年轻时或许就已经有了这个主意，但我们不能肯定。后来他写过，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即在1910年前后的维也纳岁月里，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不过，至于这一世界观是否已经被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这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层的基础，并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结合。而且，反犹主义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带着他的反犹主义主张，犹如一个天生的驼背与之相随。不过，他的民族主义，一种特别的、带有种族主义与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义，无疑来自其维也纳时期。社会主义很可能是后来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东欧社会的产物。在19与20世纪之交，西欧的反犹主义正在衰退，在德国也是如此。犹太人的同化与融入受到欢迎，而且在全面进行中。但是，在东欧与东南欧，人数众多的犹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作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里的反犹主义是独特的且杀气腾腾的，目标不是同化与融入，而是赶走与消灭。梅特涅曾经说过，维也纳的第三区以外就已经是巴尔干半岛了。这种屠杀性的、不给犹太人出路的东欧反犹主义，传入了维也纳市内的大街小巷。年轻的希特勒在那里汲取了它；但是如何汲取的，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有关他的不愉快个人经历的报道，他自己也没有讲过此类事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只是基于犹太人是另类的观察便得出结论：“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所以必须离开。”至于希特勒是如何将此结论自圆其说的，是本书后一章的任务；他又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则又是再后一章的任务。这种深深与牢固地潜入这位青年心灵的、屠杀性的、来源于东欧的反犹主义，暂时没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与此不同的是其维也纳岁月的另一产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1913年，它引发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个政治决定，即移民德国的决定。

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奥地利人，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吃了亏的、被德国统一与德意志帝国无理开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国人。同时代的许多德裔奥地利人，都有着与他同样的感觉。奥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国作为后盾，控制并影响了他们的多民族国家。自1866年以来，他们被开除出了德国，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少数民族。从长远来看，他们无法抗拒许多被迫成为奥地利人的正在苏醒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被迫实行其力量与人数已不足以维持的（已与匈牙利人平分权力）统治。人们从这一不利的处境中得出各种结论。青年希特勒，从来就很会下结论，很早就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奥地利必须瓦解，但在其瓦解过程中必须产生一个包括所有奥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并且通过其强大的实力重新统治那些承继奥匈帝国的小国家。在他的脑子里，他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臣民，而是未来大德意志帝国的国民。就此，他也为自己得出了结论，而且又是一个最极端的结论：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这并不是因为懦弱与胆小。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报名参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是到奥地利军队，而是到德国军队报了名。1913年战争的气息已经弥漫在空气中；而希特勒不愿意为一件内心已经告别的东西而战，不愿意为一个他认为无法挽救的国家而战。当时，他离决定当一位政治家还很远——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无职业的外国人，他又如何可能成为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动已经是政治行动了。

在战争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犹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按照他的愿望，人们应该利用战争在帝国国内消灭“国际主义”（他用sz拼写，意指犹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过得很痛快——节节胜利；只有奥地利人在打败仗。他从战场上以知情人的腔调给慕尼黑的熟人写道：“奥地利的前途将不出我所料。”

我们现在来讲讲希特勒的当政治家的决定——这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客观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连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点基础都没有——除非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但希特勒又不适合该党，而且就对国家政治的真正影响而言，这也是一条死胡同。革命为政党开辟了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而且同时动摇了原来的政党制度，使得新建的政党也获得了机会——1918与1919年新建的政党数不胜数。

希特勒的奥地利国籍，也不再是积极参与德国政治的障碍。“德意志奥地利”（当时人们对奥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称呼）加入德国虽然被战胜国禁止，但自1918年开始就被边境两边的人们所强烈期盼着，而且在内心已经提前实现了，以至于一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几乎不算是一个外国人。社会地位方面的障碍，在一场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的革命之后，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则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对此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总是被忽视。众所周知，希特勒进入政界时自称是“十一月罪犯”的死敌，所以人们不愿意将他看成革命的产物。但客观上他是它的产物，就像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也摆脱了法国革命。没有前面发生的革命，两者都无法想象。两者也没有重建革命消灭的东西。他们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又是革命的继承人。

在主观上，也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就此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让他作出了当政治家的决定，尽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这一决定；但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他的觉醒经历。“再也不允许而且也不会在德国发生像1918年11月那样的事情”，这是他在许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与空想之后下的第一个决心，是这位年轻的私人政治家给自己树立的第一个具体的目标——也是他唯一真正实现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没有发生类似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事件：既没有战争的及时中断，也没有发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两者的发生。

让我们看清楚，“再没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么。其内容很多：第一点是防止将来在类似1918年11月局势下发生一场革命；第二点却是再造这一局势，否则第一点无从谈起。这就意味着再次挑起失败的或被放弃的战争，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场战争必须在不存在可能发动革命的力量的内政状况下重新发动。这就离第五点不远了，即取消所有左翼党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下子取缔所有党派？但是因为不能消灭左翼党派的后盾，即工人阶级，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这意味着第六点，必须给他们提供社会主义，或者是一种社会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至此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这是第七点。这又意味着第八点，在肉体上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谢天谢地，在他们当中又有一大批犹太人，因此第九点，可以消灭所有犹太人——这是希特勒最早的愿望。

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内政纲领在他步入政界时就已经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与1919年10月间，当他成为政治家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时间理解一切并且自圆其说。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他不乏理解某种事物并得出结论的能力。他在维也纳的青年时期就不缺乏这一能力，也不缺乏将其得出的理论性（而且是极端的）结论以同样的极端性去付诸实施的能力。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思想楼阁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基础之上，他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德国战败的原因；而实际上，革命是战败的结果。不过，这是希特勒与很多德国人共有的错误认识。

1918年的觉醒经历，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套外交方面的纲领。这套纲领是他在以后的六七年内得出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首先是无论如何要再次发动那场（在希特勒看来过早中断的）战争的决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这场新战争仅仅当作旧战争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结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使敌对联盟破裂的矛盾来进行设计。这一想法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1920年至1925年间希特勒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里省略不谈——读者可以在其他书籍中看到。最终的结论（写在《我的奋斗》中）是一个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把英国与意大利当作同盟国或者善意的中立国，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与波兰被视为协助民族，法国是首先应该被打败的次要敌国，俄罗斯是一个应被占领而且长期被征服的主要敌人，应该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间，一个“德意志印度”。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本计划。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与波兰不接受希特勒为它们设想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一点。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过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希特勒进入政界与公众视野的时刻，即1919年秋冬与1920年初。这是在1918年11月之后他的突破性经历。而且，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党（他不久之后将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很快成为了领袖人物——这不需要多大本事。这个党，当他加入的时候，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无名小党，有几百个无足轻重的党员。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比对大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希特勒自己的影响。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阳痿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创造性能力奇迹时会是何等感受，我们就能理解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现在知道，他能做一件无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经知道，至少在内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名人的右翼圈子中，暂时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特别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独裁。

这里显现出了君主政体及其复辟可能性在德国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这个空缺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20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阻挡，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准备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逊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诞生那个唯一拯救的人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应该做些什么：

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恒法理，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再次成为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于日出之后辛苦建立崭新的帝国。

这似乎是针对希特勒说的！甚至“那个真正的象征”——勾形十字架，几十年来就装潢着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书籍（不过没有反犹的含义）。格奥尔格1907年的一首旧诗听起来似乎是对希特勒的预见：

那个人！那个壮举！人民与高级委员会在渴望

不要指望与你们同桌吃饭的某个人！

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1]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但是他感受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声，这种心声影响了他。尽管如此，作出自己当“那个人”，当那个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带来奇迹的人的决定，无疑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这种勇气在当时及后来除了希特勒没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册，记录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决定，在1925年新建政党时，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诸实施了。在新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后来充当领袖的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但这与其起初的决定相比，在希特勒内心的政治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较小的飞跃。

按照不同的算法，到达那一步希特勒还要度过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为希特勒获得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全面权力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兴登堡去世的1934年，当他成为“元首”时，希特勒已经四十五岁了。然后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内政与外交纲领能够实现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个完全保密的不寻常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全部！这一回答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让其政治与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自我估计的寿命长度。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试想一下：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对此，不仅是所有的国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创造历史”的“伟人”（或出于理智，或出于本能），都理所当然地基于此种认识来作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在前面与希特勒比较过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渡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之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础之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在党内出现。他拒绝考虑其死后的事情，并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这样，他给自己施加了必然带来过急且不现实的政治决策的时间压力。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是不现实的。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进行。当然，他没有就此公开讲话；否则，德国人会感到有点不对。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都坦白地承认了。在抱怨自己开战晚了一年，也就是没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开了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以后，他继续说道：“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芬库说：“我现在五十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时开战。”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与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

归根结底，是让历史服从于自己的一生，让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服从于自己的生涯：一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本末倒置的、夸张的思想。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想，难以确定。在其20年代已经形成的领袖概念中，它已经萌芽了：从领袖的绝对不向他人负责，到领袖的不可替代，没有多大距离。但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迈出了意味着走向战争的一步。可供佐证的第一文献，是在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记录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让其最高级部长与将领第一次但相当模糊地了解了他的战争计划，当时还让他们吓了一跳。可能还需要他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其执政初年的惊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发展到迷信的地步，发展到受到上帝特别委任的感觉，不仅让他有理由把自己与德国视为同一，而且（“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让德国的兴亡服从于自己的生与死，这一点反正他最后是这样做了。

对于他来说，生与死总是离得很近。众所周知，他以自杀告终，而他的自杀不是凭空而来。他以前在失败的时候也倾向于自杀，作为最后的一步，他随时准备抛弃生命，尽管他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那里，他对后者说，他将自我了结，开枪自杀。汉夫施丹格尔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戈培尔说，在以后的一个危机中，当1932年12月纳粹党行将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对戈培尔说：“如果党分裂，我会在五分钟之内用手枪了结。”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杀了。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杀言论看成是空话。在对戈培尔的话中的“在五分钟之内”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在以后的同类言语中，就成了几秒钟，最后甚至是“一刹那”。可见，希特勒一生都在考虑如何迅速自杀，因此自杀如何轻而易举。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没有自杀而是投降了俄国人很失望，他发泄道：“这个人应该开枪自杀，就像以前的将领面临失败时冲向宝剑一样……如果没有责任让他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一个人怎么能够害怕这能够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秒钟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以后，他又说道：“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命告终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意味着从忧愁、失眠的夜晚以及严重的神经煎熬中解脱出来。这只是一刹那，然后我就解脱了一切，有了安宁与永远的安息。”

当希特勒的自杀真正发生时，几乎没有引起惊奇，它被看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因为担当责任者在战败后自杀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见。希特勒的自杀显得理所当然，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就孕育着这样的结局。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太空虚，以至于在不幸中对他没有保留的价值；而他的政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要么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在结论是“什么也没有”时，自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自杀所需要的勇气，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们自问一下的话，也一直相信他会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没有责怪他自杀，这显得太自然了。

显得不自然且似乎与自我风格背离的是，他把其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妇带走了，以一种特别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风景的方式，在共同终结前的二十四小时与她结了婚。他很幸运，很久以后才公开的（因为人们当然会对他很不满）是：他还想把德国，被战争残留下来的那部分，一起带向死亡。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与德国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背叛”中详述。

首先，我们要仔细看看希特勒获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为惊人的成功，因为两者无疑都曾有过。

第二章　成就

在其十二年统治的前六年，希特勒取得了一系列让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取得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在当时使希特勒的反对者（1933年仍占德国人的多数）感到疑惑，内心理屈词穷，让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怀念他。

在此以前，希特勒只享有一个煽动者的名声。他作为大众演讲者与大众蛊惑者的能力，不仅从来未受到过怀疑，而且使他在1930年至1932年危机高潮中，逐年成为越来越有希望的权力继承人。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见到，他一旦掌权会经得起考验。人们说，执政毕竟不同于演讲。人们也注意到，在希特勒的演讲中，充满了毫无节制的对执政者的谩骂，要求赋予自己及其纳粹党全部的权力，不管是否自相矛盾地向所有方向的不满意者讨好，但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譬如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图霍尔斯基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写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因此，当这个人在1933年以后表现为一个魄力十足、想象力丰富、高效率的实干家的时候，对其反对者的心理打击就更沉重了。

如果希特勒的观察者与评论者观察得稍微仔细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希特勒除了演讲能力以外，还具有组织才能，即创建并控制高效率的权力机构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纳粹党完全是希特勒的创造物，而且在它于30年代早期开始吸引大批选民之前，它作为组织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它使有着悠久光荣组织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黯然失色；帝国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曾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型的“反对国”。与早就臃肿与自满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希特勒的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拥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只服从一个压倒一切的意志（细心的观察家在20年代就可以发现，希特勒有每时每刻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同化或消灭党内竞争者与反对者的能力），它的每一个支部都充满着战斗热情，是一架在德国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隆隆运转的竞选机器。同样，希特勒20年代的第二个创造物——他的内战军队“冲锋队”，也让其他所有政治武装（如德意志民族党的“钢盔团”、社会民主党的“国旗团”，甚至德国共产党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相比之下犹如小市民协会那样软弱无力。不管是在战斗精神、鲁莽勇敢上，还是在残忍与杀气上，它都超过了它们。它且只有它才使人们感到心惊胆战。

而且，正是这种由希特勒故意散布的恐怖气氛，使得自1933年3月起伴随着希特勒夺权过程的暴行与犯法行为未能引起广泛的谴责与抵抗。人们本以为会发生更加严重的暴行，因为在此之前的整整一年里，“冲锋队”曾杀气腾腾、摩拳擦掌地扬言要大闹“长刀之夜”。但它并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针对少数几个特别被憎恨的反对者，它们是单个的、秘密的，而且不久即被控制了，但从未得到追究。希特勒曾亲自庄严地（在国家法庭前宣誓作证时）宣布，他上台后，将有人头（即所谓的“十一月罪犯”的人头）落地。1933年春夏，当1918年革命的参加者与共和国的名人“只是”被抓进集中营，在那里受到虐待、生命受到威胁，但绝大部分人或早或晚地都被释放时，人们几乎松了一口气。有几个人甚至完全没有受到冲击。人们心里已经作好了发生大屠杀的思想准备；但只发生了一天（1933年4月1日），主要是象征性的、不流血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简言之，希特勒上台初期虽然发生了严重的暴行，但比预先的威胁却要略轻一点。当在1933至1934年间暴力逐渐消失，在1935年至1937年间让位给（只是受到仍然存在的但人数逐渐减少的集中营的干扰）正常状态时，那些（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说“这只是一个开端”的人，似乎撒了谎；而那些说“这只是令人遗憾的过渡现象”的人，似乎对了。

整体来说，纳粹统治时期前六年暴力的使用及其程度，可以被称为希特勒心理学的大师级成就：先通过杀气腾腾的威胁引起恐惧，然后是严重的但没有达到威胁程度的暴力措施，以及随后逐渐向几乎正常状态的过渡，但没有完全放弃暴力背景。它使先是采取反对或观望态度的人群（也就是多数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震撼，但没有逼迫他们进行绝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政权受到积极评价的成就转移到别处去。

在希特勒的积极成就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他的经济奇迹，它让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经济奇迹”的说法在当时还没有；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联邦德国艾哈德时期惊人的迅速重建与再次振兴经济的成就而言的。但是，它更适合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奇迹被创造了，以及希特勒是个奇迹创造者的印象，在当年更深、更强烈。

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这一点，后来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都没有做到。

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都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那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与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前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希特勒反对者的广大群体。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经济奇迹真是希特勒的成就吗？尽管有可想象到的质疑，但我们还是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当然，希特勒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方面的外行；启动这一经济奇迹的具体主意绝大多数都不是他的，特别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危险的资金筹措绝招，是来源于另一个人，即他的“财政魔术家”亚尔马·沙赫特。但是，是希特勒把沙赫特召来了，让他干的，先是当帝国央行行长，然后当经济部部长。而且是希特勒把所有那些以前已经存在的，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经费原因——搁浅的启动计划（从赋税抵偿国库券到MEFO债券，从义务劳动到修建高速公路），从抽屉里拿出来付诸实施的。他不是经济政策专家，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通过经济危机的弯路并以解决大众失业问题的任务而上台。这种任务完全不适合他；直到1933年，经济在他的计划与政治思想建筑中几乎没有位置，但是他有足够的政治本能知道，目前这是主要问题，而且出乎意料，与不幸的（前总理）布吕宁相反，他还有足够的经济本能知道，目前通货膨胀比预算与货币的稳定更重要。

另外，与其几个前任相反，他还拥有权力，强力创造了通货稳定的表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希特勒经济奇迹的阴暗面，因为这一经济奇迹是在一个持续的经济萧条中出现的，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富裕岛屿，就必须将德国经济与外界隔离，因为他的财政计划就倾向而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通货膨胀，必须由国家规定控制工资与价格。对于一个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独裁政权来说，两者都是可能的：希特勒既不要顾忌企业家协会，也不要顾忌工会的反应，他能将双方强制纳入“德意志劳动阵线”并由此瘫痪它们，他可以将任何一个擅自做涉外生意的企业家和一个要求增加工资并以罢工要挟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正因为这些，我们只能把30年代的经济奇迹称为希特勒的成就，因此甚至可以说，那些为了经济奇迹而忍受集中营存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前后一致的反应而已。

经济奇迹是希特勒最享盛誉的成就，但不是其唯一的成就。在其统治的前六年，成功进行的德国的再武装与扩军，至少是同样的惊人与出乎意料。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如果没有魏玛时期的准备，它也没有可能，它的具体工作也不是希特勒做的，而是军事权力集团的奋斗成就。但是，是希特勒下的命令，出的点子。与经济奇迹相比，没有希特勒的关键性推动，这一军事奇迹更是难以想象，经济奇迹只是希特勒的即兴表演，与其相比，军事奇迹更多来源于他长久的计划与抱负。这个奇迹在希特勒手中后来未能给德国带来好运，则是另一回事；但他仍然是一个成就，与经济奇迹一样，是一个此前无人预料到希特勒会取得的成就。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取得了这一成就，引起了惊讶与敬佩，或许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他急速扩军究竟要干什么？），但绝大多数人感到的是满足与民族骄傲。在经济与军事上，希特勒证实自己是奇迹创造者，只有顽固不化的固执己见者才会拒绝感谢与服从他。

希特勒扩军政策的前两个方面这里简要讲一下，第三个方面需要多讲几句。

1.经常有人说，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与军事奇迹实际上是一回事，就业问题完全或基本上是通过扩军实现的。这不对。当然，普遍兵役制减少了几十万失业人员，而坦克、大炮与飞机的大批生产，给了几十万冶金工人工资与面包；但是，希特勒上任时的六百万失业人员的大多数，则是在完全正常的民用工业再就业的。一辈子说了不少吹牛胡话的戈林，在当时打出了“不要黄油要大炮”的口号。实际上，第三帝国既制造了大炮，也制造了黄油和其他东西。

2.扩军也有一个重要的外交含义：它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这一点将在“成功”一章中谈到。这里，我们在谈希特勒的成就，我们只把它当作成就来看。

3.在这一成就中，还有完全属于希特勒个人的贡献值得一提。前面我们说过，扩军的庞大细节工作不是希特勒的事，而是作战部与将领们的事。其中有一个例外。在具体的战争中被证实为相当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希特勒亲自干涉，亲自确定新国防军的组织，由此决定了它未来的作战方式：面对绝对多数军事专家的不同意见，他决定建立自成一体、独立作战的坦克师团与坦克军团。这种新型陆军兵种在1938年只有德军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中被证实为战场的决定性兵种，后来被其他国家军队所模仿。

它的建立是希特勒个人的功绩，而且是他军事领域中最大的成就，比他在战争中的受争议的指挥工作的成就还要大。没有希特勒，将领中看到独立坦克兵种的潜力的，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少数将领，绝不可能战胜保守派的多数，就像英国的富勒与法国的戴高乐一样，众所周知，他们因传统主义者的反对而失败了。如果说，在这些公共舆论几乎不感兴趣的内部军事争论中，1939年至1941年的战役，特别是1940年的对法战争已经被定局，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希特勒在当时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与被他马上炫耀的其他成就不同），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成就，它先是没有使他出名；恰恰相反，它使他在保守军官们那里特别不受欢迎。但它后来在1940年对法国的军事胜利中得到了收获，对法国的胜利，一时使他最后一批坚定不移的德国反对者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但在此之前，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赢得了1933年还给他投反对票的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或许是他的最大成就。这一成就，使得今天幸存的老年人感到羞愧，对于后来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完全不能理解。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而在当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希特勒那狗叫式的演讲，今天听起来既令人作呕，又令人发笑，在当时却有一个使听众心服口服的事实背景。起作用的是这个事实背景，而不是希特勒的狂吠。以下是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所作演讲的片断：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产中去……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和约一页一页地撕毁。我将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给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作为我民族中的一位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可笑的语法（“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但是，活见鬼，一点儿也不错啊——起码几乎是一点儿也不错呀。如果有人抓住几个或许不对的地方（克服了混乱，但没有宪法；重建了秩序，但依靠的是集中营），反倒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吹毛求疵的自以为是者。其余方面，1939年人们会提出什么异议呢？经济确实复苏了，失业者确实又有了工作（尽管当年不是有七百万，而是六百万失业者也罢），扩军也是现实，《凡尔赛和约》确实已经成了一沓废纸（有谁会在1933年设想到这是可能的呢？！），萨尔区与梅梅尔区确实回归了帝国，奥地利人与苏台德德意志人也回归了，而且他们确实为之高兴——他们的欢呼声还余音在耳。战争确实奇迹般地没有发生，就连希特勒在二十年前确实是一个无名小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不是工人也罢）。这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吗？当然他有助手与参与者，但人们真能认为没有他所有这些也能实现吗？那么人们还能拒绝希特勒，而不拒绝所有他的成就吗？鉴于这些成就，他的不良性格与他的恶行是不是只是瑕疵呢？

看到希特勒不可否认的成就与接连不断的奇迹以后，希特勒原来的反对者，有知识与教养的有产者，即使是笃信的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中晚期也一定会扪心自问：或许，我自己的标准是错的吧？或许，所有我学到的、信仰的，都不对吧？我的观点，不是被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推翻了吗？如果世界（经济界、政治界与道德界）真如我一直信仰的那样，那么此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最可笑的方式失败，对了，他根本不应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从无名小卒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人物，他无事不成，就是似乎不可能的事都能实现，他是万能的，万能的！这还不是证据吗？这些难道不迫使我改变我所有的观念，包括审美与道德标准吗？我不是至少应该承认，我的期待与预言错了，我以后是否要保留我的批评，作出判断时要非常小心呢？

这种自我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爱的。但由此到第一次、还是不很情愿的“希特勒万岁”已经不远了。

如此，在看到希特勒的成就后被说服或半说服的人们，虽然没有普遍成为纳粹分子，但他们成为了希特勒的追随者、领袖的信徒。在普遍的领袖迷信高峰期，肯定有90%以上的德国人是这种人。

能将全体人民召集在身后，而且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依靠成就，而不是依靠煽动。当希特勒在20年代只拥有其作为大众导演的煽动性，其催眠般的雄辩与迷惑艺术时，被他说服为追随者的德国人不到5%；在1928年的大选时只有2.5%；其余的40%是1929年至1930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其他所有政府与政党无助的失职造成的。但最后的决定性的50%则是他在1933年以后通过成就赢得的。如果有谁譬如在1938年在可以说几句批评的圈子里说一句批评希特勒的话，那么他所听到的，在得到一半赞成（“有关犹太人的事我也不喜欢”）后的回答会是，“但那人干出了不小的成就！”，而不会是“但他多么能说会道！”，也不会是“但在最近的党代会上又是多么过瘾！”，甚至也不会是“但他多么成功！”；对此，1938年或1939年初，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希特勒的新追随者中还有另一个口头禅，它就是“要是元首知道的话！”。它示意着，对领袖的信仰与对纳粹主义的信仰是两回事。当人们对纳粹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对纳粹主义多有不满的人，仍然有很多），他们会本能地为希特勒开脱。客观来说，这当然是不对的。希特勒对那些破坏性措施与对那些建设性措施同样负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对法制国家与宪法制度的摧毁（我们后面将讲到）称之为希特勒的“成就”，即摧毁的成就。与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积极成就一样，它们同样充满力量。他在社会领域的成就处于这两种成就之间，其破坏性与建设性难分上下。

在其统治的十二年中，希特勒推动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过，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仔细的区分。

德国历史上有三大社会进程，它们开始于帝国晚期，继续于魏玛德国期间和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还在迅猛前进。首先是社会的民主化与平等化，即等级差别的瓦解与阶级差别的松动；其次是性道德的变化，即基督教禁欲与市民规范越来越贬值与被拒绝；其三是妇女的解放，即性别差异在法律秩序与职业世界中的缩小。在这三个领域，希特勒的成就，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相对较小，我们这里之所以讲到这些，是因为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他阻碍了这三大进程，或者使它们倒退了。

最明显的是妇女的解放。众所周知，纳粹主义在口头上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事实上，特别是在该政权的第二阶段，即战争阶段，妇女解放取得了巨大的跃进，而且受到了纳粹党与国家的完全赞成，经常获得大力支持。妇女从来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从事那么多男性职业与职能，而且这再也不可能回到原状——就算希特勒的统治渡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关，也不可能。

在性道德方面，纳粹主义的表面态度是矛盾的。他们颂扬德意志规矩与道德，但也抨击牧师的虚伪与小市民的陈腐，不反对“健康的情欲生活”，特别是当它能（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带来健康后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开动的肉体与性崇拜的列车，在30年代与40年代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前奔驰着。

至于等级特权的继续取消与阶级台阶的推倒，纳粹主义甚至完全正式地支持（这点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将重建一个“合作国家”，即一个等级国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这是许多不能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是改变了词语；以前叫作“无阶级社会”，在他们那里叫作“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回事。不可否认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时期有更为众多的地位上升与下降、阶级的混合与开放——“为能人开路”，也为思想激进者开路；不是所有的都十分悦目，但不可否认，在不断平等化的意义上，这是“进步的”。最明显的是军官团的发展，这点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支持，在魏玛时期的十万军队的军官团几乎还是个贵族的领地。希特勒的第一批源自魏玛时期国防军的元帅，几乎都还有带“冯”的名字，以后的元帅就几乎没有了。

这些都是为了完整起见而顺便提到；前面已经说到，这些发展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已开始，在希特勒时期与以后都在继续，希特勒的作用，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不大。但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希特勒个人的作为，有意思的是，它在联邦德国被纠正了，而在民主德国则被保留并且继续推向前进。希特勒自己称之为“人的社会化”。他曾对劳施宁说：“我们何必要把银行与工厂社会化呢？……那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我把人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使他们不可逃脱……我们就将人社会化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希特勒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面。

如果谁与马克思一样，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看成社会主义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那么他当然会否认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面。希特勒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样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都了结了。但小心！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有意思的是，即使今天（1978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有仅仅满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费大力气地要实现“人的社会化”，即将他们——最好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我们完全可以思考一番，不管马克思怎么说，这一方面或许是社会主义更主要的一面。

人们习惯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思考。但是，更正确、也更为重要的是，把个人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在工业时代，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可避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积累、更新与扩展资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里，一个经理或工程师的工作与思考方式完全一样，工厂里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是异化的劳动；工人操作的机器与流水线，是属于一家私有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全民所有的联合工厂，在工作时对于这位工人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差别。但是，在下班以后他是否无人关心，是否在工厂门口有着一个集体——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共同体——在等着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比人与劳动的异化（这在任何一个制度下的工业经济中可能都无法获得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隔阂）。再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人的隔阂的话，那么人的社会化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后者或许消灭了不公平，但是，如果最近三十或四十年已经证明了什么的话，它是以效率为代价的。前者却是消除了一种隔阂，即大都市居民之间的隔阂，不过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因为与共同体和纪律一样，自由与隔阂是同一枚奖牌的两面。

说具体一点。在第三帝国，不属于因种族与政治原因而受排挤与迫害的绝大多数德国人，与希特勒以前的德国以及联邦德国的人们所不同的，而与民主德国的人们如出一辙的地方就在于，其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在家庭以外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是正式成员与否），实际上是在无法回避的共同体或集体中进行的。与今天（1978年）民主德国的男孩必须加入少先队一样，纳粹德国的小学生必须加入“少年民族团”；与民主德国的青年进入“自由德意志青年团”一样，纳粹德国的青年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获得了第二个家园，年轻力壮的男子在“冲锋队”或“党卫队”以及体育与技术团体进行军事训练，妇女在“德意志妇女协会”参加活动（民主德国的妇女则在“民族妇女同盟”参加集体活动），谁已经出人头地或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应该入党，当年在第三帝国与今天的民主德国一样；更不用提那上百个纳粹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职业、爱好、体育、教育与业余协会了（“力量来自快乐！”“劳动之美！”）。当然，在第三帝国唱的歌和讲的话，与今天在民主德国的歌曲和发言不一样。但是，人们的活动（远足、行军、野营、唱歌与庆祝、制作、体操与射击）都没有区别，同样没有区别的是在这些共同体中生长的关怀、友情与幸福等感情。在这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他强迫人们得到这种幸福。

这是幸福吗？或许那种强制也被感受为痛苦？今天（1978年）常有民主德国的人逃脱这种强迫的幸福；但当他们来到联邦德国以后，他们却同样经常抱怨无人关心他们，这是个人自由的消极面。在第三帝国大概也是这样吧。关于社会化的人还是个人生活的人更为幸福的问题，我们这里不下结论。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或许因此感到诧异），我们在关于希特勒的成就的本章里，非常低调地对待价值评价。这是源于事情本身。成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只能是优或劣的，而不是善或恶的。希特勒干了许多罪恶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足够的机会来谴责他。但是，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原因谴责他（这是一个在当年带来严重后果的、今天还经常有人犯的错误）。“别把魔鬼矮化！”希特勒有他平庸与可笑的一面，低估他的诱惑总是巨大的，而它今天更大，因为他失败了。人们不应太快地被这种诱惑所俘虏。

当然，我们有理由犹豫把他称为一位“伟人”。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说过，“仅仅充满力量的摧毁者完全不伟大”，而希特勒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有力的摧毁者。但毫无疑问，即使在摧毁方面，他也证实自己是最大口径的大炮。没有他那完全可以说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带来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巨大。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他走向深渊的路上曾有过高高的顶峰。

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试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刺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六年半的岁月使希特勒远离这一荣誉。”费斯特在其著作的另一处又写道：“充满巨大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罪恶、危机、灭绝狂想、死亡的六年。”费斯特当然不认为希特勒的错误与罪行仅仅在最后六年才开始，恰恰相反，费斯特在其书中很好地突出了它们如何深深扎根于希特勒的早年。另一方面，费斯特很正确地认为，它们在其统治的第二阶段才完全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被出乎意料的、对希特勒自己来说只是准备性的成就与成果所掩盖了。费斯特的以下观点也正确，即1938年与1939年之交的秋冬是希特勒一生的分水岭；到此为止，他一直是蒸蒸日上，从此以后则（他自作自受地）每况愈下。如果他当时遇刺身亡（或死于事故或心肌梗塞），绝大多数德国人肯定都会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位顶级伟人。但是，他们的想法正确吗？今天我们也会这样评价一个1938年去世的希特勒吗？

我们认为：不，理由有两个：

首先，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决定发动战争了，而它必然会葬送他至此获得的成就。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打算开战了，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还后悔没有在那时开战：“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想早一年开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早在1938年11月，他就在对国内新闻界主编们的讲话中承认，他前几年所有的和平许诺都是骗局：

局势迫使我多年来只讲和平。只有在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意愿与和平意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给予德国人民作为下一步骤必要前提所需的军备。当然，那么多年所作的和平宣传也有其消极面；它很容易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固定的印象，当今的政府与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决策和意愿是一致的。这不仅会导致对这一制度目标的错误估计，而且，尤其会导致德意志民族被灌输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久而久之必然会作为失败主义拿走当今政权的成就。

表达得婉转，但足够明了。说白了就是，他多年来的“和平愿望”不仅欺骗了外国，而且蒙骗了德国人。而德国人相信了他，他们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愿望得到了满足，1939年，他们不像1914年那样欢欣鼓舞地走上战场，而是怀着震惊与沮丧的心情。希特勒1933年至1938年的成就的影响，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它们是不通过战争取得的事实。如果德国人事先知道，这些成就都是为了给战争作准备——许多人或许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他们事后得知（历史研究难免会揭露真相）——他们真的还会把希特勒当作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吗？

不过，值得向另一方向继续进行费斯特的思考试验：当然，当德国人在1938年秋得知希特勒突然死去的消息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首先会有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位国家巨匠的感受。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因为他们随后会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制度了，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悄悄地把它摧毁了。

此后又怎么办呢？希特勒在1938年没有接班人，没有一部选举接班人的宪法，也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利与权力来推举一位接班人。魏玛宪法早就失效了，但也没有被另一部宪法所代替。国家因此缺少推出新元首的机构。可能的几个接班候选人都以一个“国中之国”为后盾：戈林依仗着空军，希姆莱依仗着“党卫队”，赫斯依靠纳粹党（就纳粹党而言，此时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几乎与“冲锋队”一样失去了功能）；另外还有陆军，其最高将领们在1938年9月差点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国家，它由希特勒个人聚合与掩盖着，在这个人离去以后，这一切将会全面暴露出来。而这种混乱是希特勒造就的，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就；一项摧毁性成就，至今未被觉察，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更为全面的摧毁，因而不被觉察。

我们前面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时，已经看到了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他让其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个人寿命的长短。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碰到了一个相似的事实，即他为了个人的极权与不可替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个国家的功能建立在其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可以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第三帝国最迟自1934年秋起既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没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它既不认可与尊重限制国家权力的国民基本权利，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法，即一套划分各个国家机关权限，并保证它们的工作有意义地融为一体的国家事务程序。相反，希特勒故意制造出一种状态，即各个独立的权力载体之间权限范围模糊、相互竞争，势力范围相互跨越，只有他自己站在所有人之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保障自己所想得到的、向所有方向都完全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感觉完全正确，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秩序，也会限制权力最高的宪法机构：一个宪法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至少也会受责任范围的限制，他不可能向所有人命令所有事情；至少做好了没有他也能继续运转的准备。这两点希特勒都不想要，所以他毫无替代地取消了所有宪法。

他不愿意当国家的第一公仆，而是要当唯一的领袖，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他正确地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以混乱代替了国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一直知道如何控制这一混乱。但他的死亡，即便在他成就的最高峰，即在1938年秋，也将会暴露他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因此损害其身后的名誉。

另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驱使希特勒摧毁国家的原因。在仔细研究希特勒时，人们会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特征，我们或许称之为对确定的恐惧，或许更确切地称为对任何终结性状态的恐惧。他似乎不仅害怕他的权力会受到一个国家秩序的限制，而且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了他的意志。他继承的德意志帝国，1938年他扩大为大德意志帝国，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他所要巩固与保护的国家，而一直是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大帝国的跳板。这一帝国或许不再是一个德意志帝国，而是一个“大日耳曼帝国”，这个帝国在他脑子里连地理边界都没有确定，只有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的“国防线”，或许是在伏尔加河边，或许在乌拉尔河边，或许直到太平洋为止。

当他在我们多次提及的1939年4月28日的演讲中自我吹嘘他“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时，他还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设想：他想要的“生存空间”在遥远的东方，而且不是历史上的，而是未来的。倒是在他那我们也已提及的1938年11月10日的演讲中，当他说到必须让德意志人民内心做好迈出“一步又一步”准备的时候，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如果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准备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某一点停滞不前，将已经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继承的）东西长期地作为国家巩固下来。恰恰相反，固定的东西必须灵活化、可移动，一切都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从这种临时性出发完全自动地趋向不断的变化、扩大与发展。德意志帝国必须不再是一个国家，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征服与侵略的工具。

在这方面，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对立可以说是最大的，俾斯麦在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下来了：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与府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尽管自那时以来国家形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希特勒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长达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撼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单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甚至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那就是国家巨匠。

第三章　成功

与其生涯曲线一样，希特勒的成功曲线也是一个谜。我们记得，在生涯曲线那里需要解释的，是前三十年完全的无所作为、默默无闻，与后三十年最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之间的显而易见的转折。这里（在其成功曲线上）甚至存在两个转折。希特勒的所有成功是在1930年至1940年之间获得的。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事无成。他1923年的暴动失败了。他1925年新建的政党直到1929年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党。1941年以后，甚至自1941年秋天起，他再也没有成功过。他的军事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越来越多，结盟者离去了，而敌对同盟却坚不可摧。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但让世界惊讶的是，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请看一下这段编年史：1930年国会大选，纳粹党选票猛增八倍；1932年再翻一番；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总理，7月所有竞争政党解散；1934年希特勒兼任总统与国防军最高统帅，获得全部权力。内政方面，此后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赢得了，而外交方面的成功则刚开始：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普遍兵役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936年触犯《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区——什么也没有发生；1938年兼并奥地利——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9月兼并苏台德地区——甚至受到英法赞同；1939年3月，建立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区，占领梅梅尔地区。至此，其外交成功系列告终，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遭到了抵抗。而现在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战胜波兰，1940年战胜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法国，1941年战胜南斯拉夫、希腊。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陆。

总的来说：先是十年的失败；然后是长达十二年的不间断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后又是四年失败，以灭顶之灾而告终；而每段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

任凭你翻遍史册，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先兴后衰，历史上是有的；成果与失败相互交替，历史上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区别的三个由纯粹失败、纯粹成功，然后又是纯粹的失败组成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长时段内似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外行，然后在一样长的时段内似乎是个天才，然后又被证实为（不仅是表面的）外行。这需要解释。我们会本能地利用常见的例子来解释，但得不到答案。

当然，没有政治家在所有阶段都干得一样好，几乎所有人都时不时犯错误——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进行纠正。这些我们都见过。我们也都见过，许多政治家在他们达到顶峰前需要一段学习、起跑时间；在顶峰上一段时间以后，便开始疲倦、衰退，或者相反，狂妄自大，肆无忌惮。但是，所有这些可想而知的解释尝试都不适合希特勒。它们不能解释在长期成功与长期失败之间的两次转折。而且，它们不能通过希特勒性格的变化或他能力的增减来解释。希特勒一直都没变。

他不属于那些多见的、在成功之后就失去其成功性格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说，他贪图舒适，放松或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的精力与意志力自始至终是惊人的，其统治的力量即使在其总理办公室的地下室里（其统治区域最终缩小到那里）也是绝对的。在1945年4月28日，当地下室的一位居住者、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费格莱因试图逃跑时，希特勒命令将其抓回枪毙，他就被抓回枪毙了。这一命令及其立即执行一样具有典型意义。战争最后四年的希特勒，与以前成功的希特勒，是同一个人。尽管他吃药、失眠，有时双手颤抖，但这些对他的坚定意志与魄力毫无影响。将战争末年的希特勒描绘成其本人的阴影，成为一个可怜的废人的说法，都是极度夸张的。希特勒1941年至1945年间的灾难性失败，是不能用其身体或精神的衰弱来解释的。

也不能（有人尝试过这种解释，有时与关于他所谓的身体衰弱的论点一起）用希特勒的狂妄，一个节节胜利者狂妄地挑战命运的傲慢来解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他的衰落由此开始），不是来自于后来因胜利而激发的灵感——它多年以来就作为希特勒处心积虑的主要目标被确定下来了，早在1926年就在《我的奋斗》中被写下与论证过。希特勒1941年的另一后果惨重的决定，即向美国的宣战，与其说是来源于狂妄，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的时刻（我们将在“错误”一章中更详细地论及这点）。希特勒在失败中坚持其原有路线的固执，是那种他在1925年至1929年间的失败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固执，那时，他的政党虽然曾多年竭尽全力地努力过，但未能向“合法夺权”靠近一步。

如果说希特勒是狂妄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这样说他），那么他一开始就是狂妄的。有什么还能比一个无名小卒、早年的失败者要当政治家的决定“更狂妄”呢？希特勒自己就一再说过，与他早年的勇气相比，后来的事情都不过一场儿戏而已；我们可以相信他这句话。另外，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还有过学徒岁月的话，那么他作为政治家的“学徒岁月”异常地短促。实际上他1923年暴动的失败，是他唯一吸取教训的一次。除此以外，他一成不变，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的政治决策起码从1925年到1945年完全一致。在这二十年有变化的，是他碰到的抵抗力量的强度。

这样，我们手中突然有了解释希特勒胜利弧线之谜的钥匙。这把钥匙不在于希特勒本身的某种变化，而在于希特勒所遇到的对手的变化与更换。

我们将成就与成功区分开，不是没有考虑的。成就属于个人；而讲到成功，则总有两方参与。一方的成功则是另一方的失败。一个人可以同样的力量取胜于一个较为弱小的对手，但会失败于一个较强的对手，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恰恰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往往被忽视。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忽视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当我们把视线离开希特勒而转向他各个阶段的对手时，希特勒的成功与失败马上就变得容易解释了。

因为希特勒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来自一个强大的或者哪怕一个仅是坚韧的对手，即使是20年代晚期的魏玛共和国，以及1940年的英国都表明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更不拥有一个弱者有时可以智胜与战胜一个强者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与灵活性：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与同盟国的作战中，他没有哪怕一丁点儿如何利用同盟国之间的矛盾而瓦解这一同盟的想法；恰恰相反，希特勒为这个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不自然的东西方战争同盟的形成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而他却以盲目的固执做出了一切让这个有时已经接近崩溃的同盟团结一致的事情。

他的所有成功都是来自不能或不愿作出真正抵抗的对手。在内政方面，他给魏玛共和国以致命打击时，后者已经千疮百孔，实际上被放弃了。外交方面，他终结了1919年的和平体系，而这一体系那时已经在内部动摇了，已证实为不可维持。对内与对外，希特勒只是把摇摇欲坠的东西推倒了。

在30年代，与20年代和40年代不同，希特勒遇到的都是软弱的对手。一度与其争夺魏玛共和国继承权的德国保守派，没有具体的方案，内部矛盾重重，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30年代后期，希特勒从他们那里获得外交胜利的英法领导人，也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1930年德国的状态、1935年欧洲的状态以及1930年法国的状态时，希特勒的胜利就失去了对于同代人所具有的神奇色彩。我们必须费这点劲，尽管我们的观察似乎在远离希特勒。不涉及一点当时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希特勒的成功。

魏玛共和国在1930年，在希特勒于9月获得其第一轮选举大胜利之前，就终结了。3月份组阁的布吕宁政府，已经是第一届总统内阁。总统内阁应充当通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与宪法秩序的过渡形式，尽管具体还没有思考成熟与没有准确定义。与其两位后任巴本与施莱歇尔不同，布吕宁还处在宪法的边缘（他依仗紧急法令执政，还受到国会的“容忍”），但是宪法规定的国会多数，布吕宁已经不再拥有。凭借一个永久的、允许他无视国会执政的紧急状态假象，他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魏玛宪法。所以，认为是希特勒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它广为流传。当希特勒正式登场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已经岌岌可危，1930年至1934年间内政斗争中的焦点，实际上已经不是捍卫共和国，而是其继承权。唯一的问题是，取代这个已经被放弃的共和国的，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最终皇朝的）复辟，还是希特勒。

如果要理解这一背景的话，就必须短暂地涉及一下魏玛共和国这一段从一开始就不幸的历史。

魏玛共和国在建立的时候，只由一个中间偏左的三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左翼与天主教徒）支撑着，这一联盟在帝国末年已经构成了国会的多数，在帝国的最后一刻实行了帝国的议会化（更确切地说，是别人扔给他们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后，它们构成了国民大会的“魏玛联盟”，创建了基本上模仿议会化帝国制度的魏玛宪法，并上台执政。但只在一年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它便失去了其国会多数，并且没有再次获得。

其间发生了不合计划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它不符合魏玛共和国的方案，被镇压了。这造就了一个失望与激进的持久的左翼反对派，它从未承认这个魏玛国家，并且决不与其和解。但革命毕竟取得了一个不可取消的成就，它废除了君主制。除了将由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变成自己的以外，魏玛联盟别无选择。但这样它又造就了一个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持久的右翼反对派。它与左翼反对派一样不接受这个魏玛国家，它们称之为“十一月革命的国家”；而且它比左翼反对派更危险，因为仍然掌握着几乎所有国家机关与军队的官位。魏玛共和国在其国家机关中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宪法的敌人！自1920年起，共和国的左翼与右翼的敌人还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直到1925年，共和国犹如一艘刚刚入水的航船就在多年的海难中颠簸。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暴动（1923年希特勒的暴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认为共和国会长久地存在。

但它还是获得了一个短期的（表面的）巩固，即所谓的“金色的20年代”（1925年至1929年的几年）；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毫无成就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他那反共和国的叫嚣没有引起一点反响，几乎成为了笑料。发生了什么变化了呢？是什么让“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突然起死回生呢？

其中有几个因素。首先出现了一个能干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开始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和解，给德国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面子上的成就。美国人的贷款促成了一个有限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人数众多、强大的右翼反对派，一直（或者说，仍然）盘踞在那个它们拒绝的国家的各个部门里，但暂时尝试着放弃了它们的反对立场，让他执政；原来的共和国敌人当了几年的“理智共和党人”。

使这个半心半意的思想变成为可能，并给共和国以巩固机会的关键性事件，发生在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许多人把它看成共和国终结的开端。完全错了。兴登堡的当选，是共和国的一大幸事，给予了共和国唯一的巩固机会。因为对于至此坚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来说，一个以世界大战英雄与帝国陆军元帅为总统的共和国，忽然看起来可以接受，一种近乎和解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只要有天主教徒、自由主义右翼与保守派组成的政府存在（1925年至1929年），这种和解气氛就持续着。这样，支撑国家的政党制度（第一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暂时能够扩展到全部左右派别（极端的边缘党派，如共产党与纳粹党除外）；因为现已成为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左翼，其对国家的忠诚不必受到怀疑。

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当1928年政府大选失利，自1920年以来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出任总理时，所有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保守派在其新领袖胡根贝格的领导下又走上了坚决反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已有了一个新领袖（卡斯）的中央党，也在说什么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而在国防部里，一位涉政的将军（冯·施莱歇尔）开始在策划政变。像1928年那样的选举结果以后永远不应该发生，政府（一个永久的右翼政府）应当独立于国会与大选，与在俾斯麦帝国期间一样；国会的统治应该被取消，应该实行总统内阁制。

到1930年3月时机成熟了。施特雷泽曼已经于1929年10月去世，同月美国股市的暴跌引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并且马上殃及德国；政府未能作出及时反应，辞职了，而这次它未被一个受国会支持的政府所代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很有名的右翼中央党人布吕宁（由施莱歇尔推荐），一位没有国会多数的总理，但拥有近乎独裁的全权，并拥有秘密的委托：实行向一个保守专制、独立于国会的政权过渡。他暂时依据紧急状态条款的紧急法令执政，当国会不顺从的时候，他便解散了国会。这是希特勒的机会。在1925至1929年间运转正常（或看上去运转正常）的共和国，他没有插手的机会。在1930年的国家危机中，他的党一下子就成为了第二大党。

希特勒就要登堂入室了！从现在开始，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容忍布吕宁的没有国会多数的紧急状态政府，视其为小祸，布吕宁可以半合法地继续执政近两年。但国难在加剧，希特勒的浪潮也在上涨，而布吕宁未能实行施莱歇尔委托的、从半合法的执政方式向新专制国家的过渡。1932年5月，他因此被推下了台。施莱歇尔的新一位、国会更不支持的总理候选人巴本出任总理，组成了一个“贵族内阁”，宣称要实行“一种全新的国家领导制度”。首先，他又解散了国会，在新的选举中，希特勒党的议席又猛然翻了一番，成为最大党。从现在开始，只存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三者之间的选择。没有人再提及议会制共和国，它已被默默地埋葬了，斗争的焦点是其继承权。

一开始就显而易见，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间，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希特勒手中的牌更硬。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是一个人，而他的对手是两个人。其次，是因为他身后有着一股群众运动，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只有崩溃的帝国被赶下台的精英。尤其是因为希特勒知道他要什么，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却不知道，实际上也无法知道。唯一能够支撑其专制国家的是复辟帝制，总之，在已经八十五岁的兴登堡死后是这样；但他们不敢把它作为明确的目标。理由很简单：不存在一个适合的与使人信服的皇位候选人。因此，他们沉迷于不可理喻的设想之中。巴本，身为一个潇洒的贵族骑士，幻想着禁止所有政党，建立一个纯粹的上等阶级独裁，甚至一个贵族独裁，只是以国防军的刺刀为依靠；施莱歇尔认为国防军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确实也是如此），他也在做他的美梦——分裂纳粹党，建立一个由“温和”的纳粹分子（除去希特勒），工会、青年社团与国防军为基础的等级国家。

二人当然刚开始就失败了，但后果最严重的是，他们因此反目成仇。施莱歇尔把巴本推下台，自己出任总理。而巴本复仇心切，总是想冒险，事后与希特勒结成同盟，说服兴登堡放弃施莱歇尔，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一直愿意接受希特勒为小伙伴（可以说是再次充当“鼓手”）；现在他愿意扮演总理希特勒的小伙伴；他还期待着，能与他的贵族出生的保守部长团队把希特勒“包围”起来。

这未能实现。希特勒是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最终在下一年战胜他的保守小伙伴，直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不需要再仔细讲述。但值得被记住而且并非人所共知的是以下的情节，它或许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1930年至1934年间，希特勒必须认真对付的唯一内政对手或竞争对手，是保守派。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从未给他一点麻烦，共产党人也一样。

这一点在1934年以后他那完全掌权的年代也是如此。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还是忠于其信仰的话，几乎都退回到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害的被动状态，要么回归内心，要么流亡国外，至于那些小规模的、建了被抓、抓了又建的共产党小组的纯象征性抵抗与地下组织，他们视死如归的绝望斗争尽管很值得敬佩，但对于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用警察就可以对付的问题。但是，那些保守派拥有着军队、外交与机关中很保险的位置，对于希特勒来说，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工作不可缺少，他们一半是结盟者，但一直也是半个反对派，有时，至少局部人，是全面的反对派。巴本与施莱歇尔在1934年夏天的危机中有所行动（施莱歇尔为此付出了他的性命，巴本被推到了一个外交的驻外职位），1938年与1939年保守的国防军将军策划政变，保守派政治家如戈德勒与波皮茨在整个战争时期，与军队、国家与经济的各种伙伴一起密谋对付希特勒，而1944年甚至最终形成了一种政界与军界保守的希特勒反对者大联盟，其高峰是7月20日的刺杀行动。“7月20日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高度保守派的行动——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其牺牲者名单读起来有点像“哥达贵族谱系”中的一段，尽管出于修饰目的在计划的政变政府中给几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安排了几个部长位置。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想实现的浪漫保守国家思想与巴本及施莱歇尔的国家思想一样，不成熟，不符合时代，远离现实。

保守反对派对希特勒从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保守派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这是唯一的一个直到最后都使他头疼的反对派，而且是唯一的拥有一个尽管是微小的推翻他的机会的，并且至少作出了一次尝试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来自右翼，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处于左翼。

这值得思考。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容易被划入极右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线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很显然，在20世纪的独裁者行列中，希特勒的位置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之间的某处，而且更仔细地看，更接近斯大林。而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就更加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他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家，他的纳粹主义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提到，他的“人的社会化”在今天（1978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完全一样的对照物，而这些对照物在法西斯国家最多只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有时完全缺乏。但与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请注意概念上的相同点！）里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命令国家是否那样重要，这里先不下结论。但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为它们服务什么。有一个外在特征对许多本质性东西有着象征意义：墨索里尼穿燕尾服的次数与穿党服的时候一样多，而希特勒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总统兴登堡还在，必须维持与巴本的表面联盟的时候，有时穿过燕尾服，此后他与斯大林一样，只穿制服。

在我们从希特勒1930年至1934年间的内政成功，转向其1935年至1938年间同样容易从当代历史解释的外交成功以前，还有必要作一个最后的简短总结。人们经常问：如果希特勒在今天的联邦德国在经济危机与失业达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规模时再次出现，他还会像1930年那样有上台的机会吗？如果我们对希特勒夺权过程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回答是令人安心的：不，希特勒不会获得同样的机会；因为联邦德国不存在一个拒绝（民主）国家、摧毁国家、为他上台作准备的右翼。

一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危机与大众失业而崩溃，否则，大萧条期间在1930年至1933年间有着1300万失业人口的美国也该崩溃了。魏玛共和国不是被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摧毁的——它们当然加剧了灭亡的气氛——而是被魏玛德国右翼在此之前已经作出的以一个（没有明确设计的）专制国家取代这个议会国家的决定所摧毁的。它也不是由希特勒摧毁的：他出任总理的时候，它已经被摧毁了，他只是剥夺了那些摧毁它的人的权力。

波恩共和国（联邦德国）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区别却在于，那股曾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在联邦德国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其与希特勒竞争的失败，以及其多年无效的反抗希特勒的痛苦、流血的经历，使德国的右翼返回了共和国、议会主义与民主制度。总之，它在希特勒之后认识到，与其试图和一位煽动民意的独裁者竞争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权，不如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与其他左翼的议会政党，在一个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游戏中去较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天主教中央党与其他以前的右翼政党的合并）的建立，是右翼这一根本性思想转折的标志，它与社会民主党三十年前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议会党的转变一样，是德国政治的百年大事件。

联邦德国具有魏玛共和国所没有的，即一个民主的右翼。作为国家，它不仅受到中左翼联盟的支持，而且受到了全部政党的支持（极端的边缘组织除外）。这样，按常情判断，类似于1930年为希特勒开路的态势不可能出现。波恩共和国，仅就其政治结构而言——不仅仅是因为波恩基本法比魏玛宪法有着某些优点——是一个比魏玛德国更为稳固、更为强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就该专题的最后一句话是，即便有一天，与其前十七年一样，又有一个右翼政府，或者，譬如在恐怖主义的压力下，强化其法律，它仍将是这样。那些因此把联邦德国与希特勒帝国相提并论的人们（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经历过希特勒统治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到此为止，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的内政成功，我们现在转向其外交成功，这些成功也更多应该归功于其对手的软弱，而不是归功于他自身的强大。与他1930年在内政方面遇到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共和国一样，他1935年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是1919年欧洲和平体系的全面崩溃。与当时在国内一样，他在国外遇到的现状捍卫者已经失去了信心，而在那些想以另一种秩序代替现有秩序的人当中，他找到了他的非自愿的助手。要理解为什么如此，我们就必须像前面涉及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那样，简短回顾一下1919年在巴黎建立的欧洲和平体系的历史。

这是一段同样不幸的历史，而且有着同样的结构。巴黎和平秩序有着与魏玛共和国一样的先天缺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它一开始既没有永久地剥夺内政方面最强大的、对于国家运转不可缺少的权力集团，即德国的右翼权贵（1918年革命本给予了它这个机会），又没有将其长远地融入新的共和国；而巴黎和平秩序的失败也在于，既没有永久地消灭同样仍是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对于欧洲的稳定不可缺少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力，也没有长期地把它融入欧洲。巴黎和平体系的缔造者甚至在这两点上作出了相反的举动。他们没有像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后对待法国那样，将德国作为共同缔造者纳入和平秩序的构建，而是侮辱与蔑视德国。他们没有分裂或占领德国（这样做倒是彻底的），使之长远不能捣乱。他们不仅保持了德国的在1871年至1918年间成为欧洲最强国的国家统一与独立地位，而且扩大了德国的国力，因为他们取缔了大部分以前存在的与德国抗衡的力量。

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1919年巴黎和平秩序直接有关德国的部分），首先看成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一点在心理上可以理解，它确实也是个侮辱，而侮辱之处尤其在于该和约形成的方式。这个和约，确实如受侮辱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道命令。在此前，欧洲的和约，都是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谈判达成，当然，其间战胜国的谈判地位更强，但战败国形式上的参与是平等的，这样所达成协议的恪守就有了道德的基础。但这一次，德国是在同盟国的战争威胁下，在没有参与谈判与达成的和约上签字的。这样，从一开始就使德国人感到不必受被迫签字的和约的约束。甚至不需要该和约里比比皆是的侮辱他们尊严的、歧视性的条款来坚定他们“挣脱凡尔赛的锁链”的决心。这一决心决定了1919至1939年间的德国外交政策，在魏玛时期与希特勒时期都一样。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都取得了成就。希特勒上台时，1919年的欧洲和平秩序——“凡尔赛的锁链”是其一部分——已经开始全面瓦解。

因为“凡尔赛的锁链”，正如在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撕毁它以前就被证实的那样，是纸做的。在纸面上，德奥双方都希望实现的德奥合并，与德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样，都是被禁止的；在纸面上，德国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下；在纸面上，德国人必须一代代地赔款。但是，强迫实行这些纸面上的限制与义务的权力却不存在。1919年巴黎和会使得它不存在；而且（德国在饱受侮辱的惊讶之中，起初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它实现了德国在四年战争以后都未能实现的格局：让德国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可阻挡的欧洲强国。割让德国领土也不能对此有任何改变。

1871年至1914年间，阻碍德国从欧洲最强国发展为一个绝对霸权地位的因素，是其与四个其他欧洲大国，即英、法、奥匈、俄国的近邻关系。德国必须顾及到这些大国，因为它虽然比其中每一个都强大，但当然比它们的总和弱小。1914年至1918年间打掉其“向世界霸权伸出的手”的年是英、法与俄国，然后是它们又与美国结成的大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个大国中的一个，即奥匈帝国，1919年在巴黎被摧毁了；而第二个，即俄国，被拒绝参与任何欧洲事务。这样，俄国当然也被排除在战胜国联盟之外；而同时，1917年为替代俄国而参战的美国，退出了战胜国联盟，拒绝共同保障其原盟友的和平秩序。这就是说，和平秩序从一开始就只有英、法在支撑，与魏玛共和国只有三个政党支撑着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都太小，难以起到支撑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元气未伤的德意志帝国（只要注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太强大，英、法两国单独难以将它限制在《凡尔赛和约》文件设立的栅栏里。而在原奥匈帝国领土，以及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地带上新建的小国，只要德国从战争的过度疲惫与战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似乎注定要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在巴黎，人们不仅通过侮辱性对待将德国推上了修改（和约）主义与复仇主义的道路，而且同时着魔般地用一切工具铺平了这条道路。

那两个对此负责的国家，即英国与法国，也马上隐约感到，它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它们从渐渐清醒的认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认为，必须通过和约条件的逐渐改善使德国满意（“绥靖”），把一个不妥协的对手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的、修改后的和平秩序的共同维护者；而法国则认为，恰恰相反，必须补上在巴黎被耽误的对德国真正的打击。当法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英、法的矛盾公开化了。英国不配合，法国被迫妥协，之后它有点忍气吞声地跟随着英国的“绥靖”政策。这一绥靖政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开始于1938年的慕尼黑（在内维尔·张伯伦的主持下），而是终结在那里。它开始于1925年的洛迦诺，在其兄弟奥斯丁·张伯伦的主持之下。

在随后的阶段（在德国，它主要与施特雷泽曼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的情况与国内在兴登堡当选以后的阶段出奇地相似，而且在时段上相吻合（但它比后者更长，因为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也在英国绥靖政策的拖缆后边航行，甚至希特勒在前五年至少表面上也是如此）：与在德国的共和国的反对者一时勉强接受共和国（前提是他们可以执政）一样，德国也暂时勉强尊重巴黎的和平秩序，前提是可以一步步拆除它。

它确实被一步步拆除了。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成功（《洛迦诺公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利），并不弱于希特勒的成功（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地区）。但区别在于，希特勒的前任主要强调每次获得成功的和解特征，让英国一直感到愉悦，继续推行其绥靖政策；而希特勒则相反，他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里强行夺取的；他也得逞了，不仅因为他全部控制了德国的舆论，而且也因为德国民众的情绪有着某些倾向，他们一直渴望着取得针对被憎恨的凡尔赛体制的强力胜利，而对于在和解名义下取得的外交成果只感到一半的高兴。

另一方面，希特勒所获得的外交成功是英国容忍他获得的，甚至是送给他的，但他以炫耀的方式渐渐地破坏了其英国伙伴的兴致。他们无法忽视希特勒越来越不兑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报答——参与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共同支撑已经为德国修改的和平体制。他们甚至逐渐有了怀疑（这是一个相当有依据的怀疑），他实际上把所有他们为了巩固和平而让他获得的一切，都用来加强进行一场新战争的力量。奥地利的兼并，英国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兼并苏台德地区时，英国就要参与讨论了。而英国再次同意希特勒“最后一个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在英国就很有争议了。当希特勒半年以后撕毁这一协定，进军布拉格的时候，（英国人的耐心）终结了。绥靖政策已被埋葬，而在英国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愤怒而沮丧的心理准备，必要时就与德国重新作战。

如此看来，几乎要怀疑，是否应该把希特勒的外交成功（恰恰因他善于赋予其使人惊讶的特征，而同时逐渐堵塞了其来源）真的看成纯粹的成功，而是应该把它归类于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他的错误。至少它们在为一个巨大的错误作准备：希特勒1939年至1941年间所犯的错误。他把不通过战争就重新建立的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放到赌桌上，把它转变为对欧洲的战争征服与占领，犹如故意强奸一个完全情愿的女人。

不过，这些年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一些多余的、其长远影响甚至有害的成功，但毕竟还算是成功，这次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这些成功中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一个：对法国的迅速而轻易的胜利。德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军事上征服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与希腊这些国家，这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只会引起恐惧与仇恨，而不会引起仰慕。但是，德国能够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在六个星期内迫使让德国在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征服的法国投降，再一次确立了（这是最后一次）希特勒作为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军事天才。在其崇拜者眼里，1940年的他，在获得所有内政与外交成功以后，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

他不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这一点今天就不用细说了，但我们有必要针对他的军事上的批评家为他作一点辩护。按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们回忆录的说法，要不是希特勒干扰的话，他们都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希特勒确实懂一点打仗，他反思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场经历，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思得更透彻，在战后他在军事上继续补习；与他的对手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相比（他们也都是外行战略家，他们不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还经常胡乱指挥他们手下的将领），在军事领域他并不逊色；也不比他自己的将领们差。当然，建立独立的坦克兵种的主意是古德里安提出的，而战略上精彩的对法作战计划（比那个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要好得多）源自曼施泰因。但是没有希特勒，古德里安与曼施泰因都不可能克服那些级别更高、固守传统与狭隘的陆军将领们的反对。是希特勒采用了他们的计划，计划的实行必须归功于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在对苏战争后期缺乏想象力、固执与死板的防守战略，暴露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壕（阵地战）性格，我们也必须质问，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固执，对苏战争或许在第一个冬天就灾难性地结束了。希特勒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军事天才，但他也不是许多将军回忆录中描写的替罪羊，对军事一无所知，是个外行。总之，1940年对法战争军事上的意外胜利中，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

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曼施泰因作战计划的价值，并且克服了陆军指挥官布劳希奇与参谋长哈尔德的疑虑，而且因为是他，只是他，敢于开始这场战争。德国将军们眼前还有着1914年对法战争的可怕画面，这场战争在初期进攻以后便陷入了一场四年阵地战；为了不第二次加入这样一场冒险，他们中有几个在1939年冬天甚至愿意对希特勒发动政变。与德国将军们一样，整个世界都理所当然地期盼着法国能够重复1914年的防卫奇迹；只有希特勒不这么看。恰恰是这种普遍的期待及迅速的失望，使得希特勒的对法胜利像一个真正的奇迹那样耀眼。但它不是奇迹；称得上奇迹的是1914年法国的防卫成就，而1940年的法国不是1914年的法国（提到以下一点或许不是多余：1978年的法国也不再是1940年的法国。他已经是一个年轻化的、物质上与精神上复兴的民族）。在第一批德国坦克跨越马斯河以前，它实质上内心已经被战胜了。

我们在前面简述巴黎和平体系时，在讲到1924年时有点把法国给忽视了。在那一年，其在鲁尔地区的单独行动失败之后，法国被迫附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先是不情愿，还进行阻碍，以后越来越没有意志，最后几乎带有受虐狂式的顺从。自那一年起，法国实际上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主角由英国与德国扮演，中心问题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与德国的修改政策是否能相互和谐。法国只能期盼最好的结果，即德国在不满之处被解除以后，最后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法国就要倒霉了，因为每个对德国的让步都有害于法国；随着每一个让步，一个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相对于一个四千万人口的民族的（法国自1919年至1923年试图打破而未能打破的）优势又重新出现了；如果绥靖政策（就像法国一直担心的那样）无效的话，而重新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发动进攻与复仇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有一条海峡挡着德国，而法国则连一条莱茵河也没有。法国跟随着英国的政策，尽管它一开始就对之深深怀疑；法国这样做，因为它别无选择。但它的神经在其间渐渐被折断，它的自卫意志瘫痪了，它不敢设想再打一场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自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进入其在莱茵区（法国六年前在绥靖政策的过程中提前撤军的同一个莱茵区）的原有进攻位置以后，法国就像一只兔子呆视着一条巨蟒那样盯着希特勒德国；最后在其潜意识里，期待着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的到来。“人们必须结束它”，这个1939年伴随法国人走上战场的口号，听起来几乎是在呼吁战败：快点结束吧！

法国1919年至1939年的历史，是一段历尽艰辛取得胜利然后又完全丢失的历史，一段逐步从最骄傲的自豪到近乎完成自我放弃的历史，这是一场悲剧。在德国，人们当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的记忆中，法国一直是一个在战后初年纠缠不休的国家。而且，这个悲剧完全没有被德国人看到。德国人以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1919年凯旋的法国，而且是1914年那个英勇善战的法国。德国将军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害怕一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而且，不仅德国人，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与苏联1939年开战时，理所当然地期待法国时时刻刻将与1914年一样，为捍卫它的领土不惜牺牲其儿子们的鲜血。只有希特勒不这样看。

事后人们容易看到当年只有希特勒所看到的：法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先是咬牙切齿地，然后越来越失去自我意志），出于放弃与绝望，一直在干违背其生存利益的事情。1925年它签订了实际上放弃其东方小盟友的《洛迦诺公约》；1930年它从莱茵区撤走了军队，本来它还可以在那里逗留五年；1932年夏它放弃了赔款要求，当年深秋它承认了德国军事上的平等权利；1935年，当德国公开宣布其巨大的扩军计划时，当1936年德国国防军进军本应非军事化的莱茵区的时候，当1938年3月德国（在军队的协助下）兼并奥地利时，它都瘫痪似的呆视着；同年9月，它甚至自己把其盟友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出卖给了德国，以换得和平；而当一年以后（而且是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六个小时后，这很说明问题），它因德国进攻其第二个盟友波兰，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地向德国宣战后，它长达三个星期宣而不战。在这三个星期内，整个法国陆军面对的只是一个德国军团，所有德国其他军团都在忙于征服波兰。这样一个国家，当它受到侵略的时候，还能打第二个马恩河战役和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吗？它不会像1806年的普鲁士那样，在第一次冲击下就土崩瓦解？当年的普鲁士也推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懦弱政策，然后在最后、最不合适的时刻，跟早已比它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对于拿破仑来说不能完全理解的战争。希特勒胸有成竹；而我们必须承认，他没错。对法战争成了他最大的成功。

但是，前面对希特勒所有成功所说的话，对这次成功也有效。它并不像给世界显现的那样是个奇迹。不管希特勒是给魏玛共和国，还是给巴黎和平体系的致命打击，不管他征服的是德国保守派，还是法国：他推倒的都已行将倒塌，他杀死的都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有着某种本能，知道什么正行将倒塌，什么已经奄奄一息，只等着仁慈的一枪。他的这一本能比他的对手更灵敏（在旧奥地利时，他作为年轻人就有了这一本能），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深为佩服，他自己也自鸣得意。但他这一本能（对于一个政治家无疑是一个有用的天赋），与其说像山雕锐利的目光，不如说犹如兀鹫灵敏的嗅觉。

第四章　错误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等级、阶级、机构与政党的生命，也远远长于服务于它们的个人的生命。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而且有意思的是，右翼居多）会务实地行动；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其中短暂登台的剧目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干眼下该干的事情；他们这样比那些追求远大目标而试图（绝大多数是徒劳地）看透“整体”意义的人们更成功。甚至还有政治不可知论者（而他们往往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完全不相信所谓“整体”的意义。譬如俾斯麦就说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国家、权力与尊严，与一只公牛一脚就踩烂的蚂蚁窝，或者一个遭遇一个蜂农的蜂窝有什么区别呢？”

另一种政治家类型，试图将某种理论付诸实施，以服务于其国家或政党，同时为天命、历史或进步服务，绝大多数属于左翼，而一般更少成功；失败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与乌托邦分子，多如海边的沙粒。不过，一些伟人也以此类政治获得了成功，尤其是那些伟大的革命家，例如克伦威尔、杰斐逊，20世纪有列宁等人。尽管他们现实中的成功总是比所期待的要丑陋，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功本身。

希特勒很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把他归类为右翼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不仅想当一个政治实干家，而且想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与目标树立者，（正如他以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说的那样）一个“纲领家”；可以说，他不仅要当一个“希特勒主义”的“列宁”，而且要当一个该主义的“马克思”；他特别自豪地认为，自己既是“纲领家”又是政治家，这在“人类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才会出现一次。不过，他很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按照某种理论、一个“纲领”行事的政治家，一般要比纯实干家碰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一个人的未来事业越伟大，为此的斗争也越艰巨，其成功也越罕见。但如果在几百年中有人获得成功，那么他或许可以在晚年得到即将到来的荣誉的一丝光辉之照耀。”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得到它。“照耀”其末日的可不是未来荣誉的光辉。但完全正确的是，他是按照自己设计的纲领从政的，而且给自己的政治行动增加了困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几乎是设计了他的失败。因为他自造的世界观，他的纲领的基础，是错误的；就像一个使用一张错误地图的旅行者无法达到其目标一样，以此世界观为向导的政治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所以，值得更近距离地看一看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观，把其中错误的与正确的，至少说得过去的部分区分开来。奇怪的是，这一工作几乎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过。在1969年艾伯哈特·耶克尔把希特勒分散在书籍与演说中的思想梳理出“希特勒的世界观”之前，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世界观；相反，可以用英国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话来总结在此以前的主流观点：“纳粹主义的唯一原则只是为权力而权力，为统治而统治。”这一点与罗伯斯庇尔和列宁是截然相反的，在他们那里，“夺取权力的意志……是与主义的胜利一致的”。甚至直到今天，对于许多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人来说，希特勒还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个本能政治家。

但希特勒恰恰不是机会主义者或本能政治家。尽管希特勒在策略与时机问题上很相信他的本能（他的“直觉”），但是在政治战略问题上他却是以固定的甚至固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的。而且，他把其基本思想编织成了一个边缘松散但差不多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一套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耶克尔可以说是从希特勒政治著作中的许多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段落中重新合成了这套理论，但是，耶克尔也就此止步了。他认为，对此进行批判是多余的：“对于文明的人们来说，不言而喻，这一实现世界观的途径，从一开始而且毫不遮掩地就是战争，在野蛮性与残忍性上大概从未被另外一种世界观超越。”太对了。批判性研究需要进入到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深处，而这确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仍是必要的，出于以下相互对立的理由。

一方面是因为，只要不对希特勒思想进行批评，那么希特勒的思想（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多），不仅只在德国人中，而且在自觉的希特勒追随者中，将继续阴魂不散。另一方面是因为，只要这些思想中的错误部分不与或多或少是正确的部分区分开来，正确的部分就有被禁止的危险，只是因为希特勒也曾经这样想过；但二加二仍然是四，希特勒无疑也会赞同。

第二种危险更大，因为希特勒思想的出发点几乎全是非原创性的。其原创部分（几乎全部可以被证实为错误的）是他演绎的，与他的建筑设计一样，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是其设计的基础，这本身无可非议，但被他夸张、炫耀与挑衅式的比例糟蹋了。他的基本设想，他的出发点，与其绝大多数同代人相同；有些甚至是属于“二加二等于四”这类人所共知的道理。

譬如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而且（这一点自希特勒以后几乎无人再敢说）也存在着各种种族。一个在他的时代几乎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国家与民族应该尽量相互吻合，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认为在国家生活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也只是在希特勒之后才变得值得怀疑；而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这只是个例子，它警告我们，不要把希特勒所想过、说过的一切，只是因为希特勒如此想过、说过就都一概否定；不要对每一个把民族与种族当作现实的人，或者为民族国家说话并且正视战争可能性的人，用致命的恶名“希特勒”让他闭嘴。我们总不能因为希特勒算错了账就废除数目字吧。

现在我们尝试着简述一下希特勒的历史政治世界观，即“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既不是阶级也不是宗教，严格地讲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或者种族。历史“是一个关于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所有世界历史事件只是种族自我生存本能的表现”。国家“原则上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它把人们的种族生存视为其目的”；或者，不那么防守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与促进”一个物质上与心灵上同类人的共同体，“内政的目的在于保障一个民族对外自卫的内在力量”。

这一对外自卫的内容就是战斗：“谁要生存，就该战斗，谁在这个永恒搏斗的世界里不愿意斗争，那就没有生存的资格”，而民族（或种族）之间斗争的方式，是而且当然是战争。如果观察正确，“战争就失去了其单个的或多或少暴力的非常特征，而是可以列入一个民族彻底的、有良好基础的、长久发展的自然甚至理所当然的体制。”政治是一个民族为其尘世生存进行生存斗争的艺术。外交是维护一个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大小与质量的艺术。内政是维持一个民族为斗争所必需的、以其种族价值与人数为方式的力量投入的艺术。简言之，政治是战争与战争准备，这种战争的目标首先是生存空间。这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所有民族，甚至所有生物都有效，因为“它们的自我生存本能及其繁衍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整个生命进程展开的空间是有限的。生存空间的这种局限造成了生存斗争的必然性”。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它“（必须）为其在那条从今天局限的生存空间通向新领土的道路上进军积聚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除……我们的人口与我们的领土面积——既作为粮食来源地，又作为权力政治的根据地——之间的不相称”。

战争的第二个目的在于统治与征服。“自然的贵族主义式基本思想所希望的，是强者的胜利与弱者的灭绝或者其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力量的自由游戏”的内涵，“它必然导致持续的互动进化”。

而民族之间持久战争的第三个目的，即最根本的目的，是统治世界。这一点，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简要、最明确的表达：“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扩张，每一个民族都在向世界霸权努力。”而且这也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预感到，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将遇到问题，只有一个最高种族的、拥有全球财产与可能性的统治民族才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资格”。在《我的奋斗》的最后写道，它（无疑是指德国）“必须赢得这个地球上属于它的地位”：“一个在种族毒化的时代保护其最佳种族成分的国家，必然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之主。”

直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想得尽管有些狭隘、突兀与冒失，但还能自圆其说。看到希特勒如何玩弄“种族”概念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了。这个概念是希特勒思想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种族问题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但希特勒从未作出定义，它常被视为与“民族”概念相同。按希特勒的思想，“一个最高级的种族作为主宰民族”应该在某一天统治世界，但到底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是德国人还是“雅利安人”？这点在希特勒那里从未得到澄清，谁在他眼里是雅利安人，也不清楚。只包括那些多多少少属于日耳曼民族群的民族吗？或许还包括除了犹太人以外的白种人？就此，我们在希特勒那里找不到任何答案。

“种族”概念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同时在希特勒那里，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一种是质量性的，一种是中性的区别意义。“良好种族（品种）”、“改善种族（品种）”，这些是家畜培育者使用的质量性概念，他们在培育某个品种的时候将价值低劣的排除在外，想通过培育突出某个品种的某些特征。当希特勒提及可以通过弱智者的绝育与精神不正常者的处死提高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使用这个概念。但除此以外，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还存在着价值中性的、用来区别统一类别的各种不同群体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也存在于人类、马与狗。人们把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群，完全不加褒贬地称之为各种不同种族。如果在希特勒之后人们不愿再使用这一概念的话，就必须发明另一个相同意义的概念。除此以外，在希特勒时代也通常把白色种族的各种分支（如日耳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或者各种体形与头型（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或者“迪纳拉式的”）称之为“种族”，这制造了混乱，其中夹杂着偏见与专断的评价；对于某些人来说，“日耳曼的”或“北方的”要比“斯拉夫的”或“东方的”好听点。

在希特勒那里，这一切都乱了套。耶克尔（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跟随他那本贡献卓越的关于希特勒世界观的叙述）还试图把希特勒的种族学说指定在总画面中的一个固定的、逻辑上无可挑剔的位置，这或许有点牵强了。只有去掉一些东西，而且对于希特勒来说主要的东西，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只要人们使用家畜养殖者的“种族”概念（希特勒有时如此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讲能够与应该通过“培育”改善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这样的解释可以说得通。按照这种解释，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内容是他们为生存空间与世界霸权所进行的战争与竞争，为了这场战斗，它们当然必须不断加强武装，不仅在军事上与思想意识上，而且在生物学意义上，也就是通过“种族价值”的提高，即消灭弱者，以及有意识地培育他们有利于作战的特征。这一切虽然不正确——我们还会讲到这点——但能够自圆其说。但这不是希特勒世界观的全部，而只是其一半。其另一半是反犹主义，而为了它的论证与合理化，他需要另一个“种族”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它，他需要一个全新的、与第一种解释在许多方面矛盾的理论。

到现在为止，就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我们只是短暂地涉及过一次：这是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在他那里扎根的思想意识，比他的民族和大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还要早。但在以后的每一章里——尽管很恶心——我们都必须讲到他的反犹主义，因为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不仅仅是他所犯错误中后果最为惨重的一个，而且是他实际政治中最早的一个错误；在犹太人身上他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他对德国的背叛行为中，其疯狂的反犹心理也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反犹理论中有哪些错误。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又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与第一个刚刚简述过的理论，我们可以说是民族理论，只能十分牵强地被归为一类。在那边，全部历史的内容只是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永恒战争。这里，我们突然获悉，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除了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外，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历史还有另一个永久的内容，即种族之间的斗争，它并不是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斗争（对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确切的种族区别，希特勒完全不感兴趣），而是白种人内部的斗争，是在“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即犹太人与其他所有虽然也相互斗争但针对犹太人属于同一战壕的人们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生存空间，而的的确确是生命，这是一场灭绝性斗争。“犹太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他的最终目的是非民族化，降低最高种族的种族质量，通过消灭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并以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来统治这个种族大杂烩。”还有，“如果犹太人借助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民族，那么他的皇冠就是人类的死亡花环，那么这个星球就会像几百万年前那样空无一人地在太空中运行。”这就是说，犹太人不仅要消灭“各民族的知识阶层”，而且显然要消灭全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人类当然应该团结起来，消灭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确不仅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灭绝者，不仅仅具体定义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而是定义为全人类的先锋：“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事业而战。”在他的政治遗言中，他把“国际犹太人”称之为“所有民族的世界毒害者”，而在他于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一次口授的结语是：“人们将永久感谢纳粹主义，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在这里，他简直把自己当作一位国际主义者与人类的造福者。

眼下我们对此还不作批判（尽管很难不加批判地重述这些杀气腾腾的胡言），我们只是叙述；但一个单纯的叙述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希特勒的眼里，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宗教、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

第二个问题：按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在干什么，因而对于所有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危险，并且必须得到那样一种可怕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如何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与其他人的斗争的学说，与他关于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是上帝所欲的）其他人之间的斗争的学说融为一体？

希特勒曾试图给这三个问题一个答复；但他的所有这些答复，都有些含糊不清与牵强附会；这里是希特勒思想世界散脱的边缘。

对于第一个问题，希特勒只能确定一点：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这一点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不作论证，尽管本需要一个论证。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有一个犹太教，而且是这一宗教在长达近一千九百年的犹太人散居期间使其作为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不用多说了，总之，对于希特勒来说，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但至于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希特勒显然从未完全拿定主意。尽管他经常有过犹太种族的说法，而且是在“劣等种族”与“另类种族”的双重意义上；但是在他的第二本书（那里有他反犹主义理论的极为详细的阐述）中，他（应该说更为准确地）称他们为一个民族，而且他甚至还承认犹太人享有他承认所有其他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与每一个民族的全部世俗行为的基本倾向是拥有作为动力的自我生存的欲望一样，犹太人也同样拥有它。”但他马上又补充道：“只是因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有根本上不同的天性，它们生存斗争的方式也不一样。”

因为犹太人（这是希特勒对第二问题的答复）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不能形成国家。对于希特勒来说，“犹太的”与“国际的”几乎是同义词。一切事物，凡是国际的，也是犹太的，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甚至提及了一个犹太国家：“犹太国家从来不是确切的空间，而是空间上漫无边际的但局限于一个种族的结合。”因此，（现在来了）这个“犹太国家”、“国际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敌人，它利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攻击它们，在外交上通过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政方面通过议会主义与民主。所有这些都是削弱与摧毁国家的工具，是犹太人的发明，因为他们只想通过这一切达到一个目的：干扰与削弱“雅利安”民族为生存空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而狡猾的犹太人不参加这种斗争），以建立它自己的、有害的世界统治地位。

这样，我们就有了希特勒对第三个问题的答复。为什么必须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对付犹太人呢？它们不是都忙着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吗？答复是它们必须，恰恰因为它们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斗争，因此它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投入生存空间的争夺。犹太人是这场漂亮游戏的破坏者；他们用其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国际性的）资本主义与（同样是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让其他民族放松了它们的主要任务与主要事务，因此他们必须消失，不仅仅从德国，而且从世界上完全消失。他们必须被“除掉”，但不是像一件家具那样被搬到别处去，而是像一个污点那样被除掉。人们也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出路。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是一个种族。如果他们试图通过与“雅利安人”通婚逃脱他们的种族，这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会劣化“雅利安人”的种族，致使那个民族失去必须进行的生存空间斗争的能力。如果他们愿意融入这一民族，想成为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爱国者的话，那这是最糟糕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试图“将各民族推入相互的战争（但按希特勒的观点，这不正是各民族存在的意义吗？），而如此渐渐地借助于金钱与鼓动的力量成为它们的统治者。”我们看到，犹太人不管干什么，他们总是处于无理的地位，必须被消灭。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二个理论，即他的反犹理论，它完全可以独立于第一个理论，也就是其民族理论，甚至很难与它融为一体。二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希特勒主义”、“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可以说是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对称物。

“希特勒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认为，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全部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如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希特勒那里有着完全对应的说法，“所有世界事件都只是种族自我维护本能的表现”。此类的语句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谁读了，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错综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艰难的变得容易。它们会给予愿意接受的人们一种舒服的启蒙与知晓的感觉，而且会让那些不接受它们的人们产生一定的愤怒和不耐烦，因为这些斩钉截铁的语句带着一种伴音：“其他说法都是欺骗”。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坚定的希特勒主义者那里，我们都可以遇到这种优越感与不容置疑性。

但是，认为“所有历史”是这个或是那个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历史是一个原始森林，而不是一个人们开辟的可以借此开发全部森林的林间通道。在历史上发生过阶级斗争与种族斗争，另外还（更多地）发生过国家、民族、宗教、思想意识、王朝、政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在一定条件下，完全不存在不与另一个人类集体发生冲突（在历史上的某时与某地也确实发生过冲突）的人类集体。

但历史（这是这些斩钉截铁式的语句的第二个错误）的内容不仅仅是斗争。仅以民族和阶级为例，它们在一起相互度过的和平时代，要比战争时代要多得多，而它们做到这一点的工具与途径，至少与它们经常发生战争冲突的原因一样有意思，作为历史值得研究。

工具之一是国家，而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在希特勒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只占有一个十分次要的地位。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关联中，即我们考察希特勒成就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即他不是一位国家巨匠；他甚至将他上台前的国家体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尽力摧毁了，并代之以一种“国中有国”的混乱状况。这里，我们在希特勒的思想世界中找到了这一错误行为的理论论证。希特勒对国家不感兴趣，对国家一无所知，不把国家当回事。对于他来说，关键在于民族与种族，而不是国家。国家对于他来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且，简言之，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不遗余力地进行战争准备，但他所建立的是一部战争机器，而不是一个国家。他将因此得到报应。

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一部战争机器，至多是一个国家拥有一部战争机器，而且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的思想的历史不超过二百年。绝大多数国家过去与现在都包含着许多民族，如古代的大帝国，但也包括今天（1978年）的苏联；或者只包括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如古代的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德意志国家。它们并不因此不成为国家。国家的思想比民族的思想要早得多。而且，国家首要的目的不是打仗，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其居民外部与内部的和平，不管他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维持秩序的制度。（对外）战争与内战一样，是一种非常状态与国家紧急状态；为了应付此类非常与紧急状态，国家拥有其垄断暴力的军队与警察。为此，国家也是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矛盾，但不是用这些工具为一个民族在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基础上征服生存空间，或是为了改善种族而发动战争，或为了获得世界霸权。

对于所有这些，希特勒一无所知；或者更应该说，他不想知道。因为希特勒世界观的唯意志论特征显而易见：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想看到的世界。世界不是完美的，充满了斗争、贫困、痛苦，国家的世界，也充满了仇恨、敌对关系、恐惧与战争——可不是吗，那些不愿自我蒙蔽的人们太对了！只要希特勒所说的不超过这些，他还处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但他不是像路德那样悲伤、勇敢而认真地说出原罪，像俾斯麦那样镇定地正视他所说的人世的不完美事物，而是用那尖利的像尼采常常用来欢呼值得哀叹的事物的声调来叫嚣。对于希特勒来说，非常状态是标准，国家是为战争而存在的。但这一点他错了。世界不是这样，国家的世界也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家世界里，战争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状态进行的；自卫战争不用说，即使是进攻性战争，如果它想有某种意义的话，也是如此，每一场战争都以一个和平条约或国家条约，以及一个一般长于前一场战争的和平状态而告终。当战争定局的时候，就必须签订和约，否则战争没有意义。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希特勒没有看到这一点或不愿看到这一点，这导致了他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失策。

在希特勒的世界观中，战争都是占领战争，目的是为开战的民族获得生存空间，长久地征服（或消灭）战败的民族，最终获得世界霸权。这又是一个错误。自民族大迁徙以来，至少直到希特勒，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欧洲没有进行过为获得生存空间的战争，欧洲已经是定居区域，这里的民族都有固定的地域；尽管在签订和约时某一个省会改变其国籍，或者整个国家（如波兰）会被邻国瓜分，但其居民还是生活在原地；生存空间既未获得，也未失去。在欧洲，生存空间不是战争的目的。这一点，希特勒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间断后才又推行，并给德国带来了惨重的后果。例如德国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东方地区被驱逐，而这正是希特勒一直所宣扬的战争的意义，并且在被占领的波兰也推行过。

出于另一个原因，“生存空间”也是一个错误的设想。因为在20世纪已经不值得为生存空间而进行战争。如果希特勒在宣扬与实行“土地政策”时，用被居住与耕种的土地面积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富裕与强大的话，那么他忘记或无视了工业革命。工业化以来，财富与强大不依赖于土地占有的大小，而在于技术水平。对此来说，生存空间的大小无足轻重。

对于一个国家的技术与工业的发展来说，过大的“生存空间”，即幅员辽阔而人口稀少反倒会成为一种障碍，对此苏联就深有体会。任凭它如何努力，也未能开发与发展那一望无际、资源丰富但人口太少的西伯利亚。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今天世界上几个最贫困与最弱的国家面积辽阔，而几个最富裕与最安全的国家只拥有弹丸之地。希特勒在某些领域，如军事技术或者大众机械化方面，思维很现代，但他的生存空间理论完全还属于前工业时代。

但恰恰是希特勒的这一错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对前工业时代的怀念，与对这个“非人性的”、人造的（两百年来，我们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充满恐惧的厌倦，不仅在希特勒时代，而且恰恰在今天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些情绪让许多希特勒的同代人觉得他的生存空间思想很有道理——地图上的德国与其强大和人口相比不是太小了吗？但如果德国要重新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此，希特勒的想法奇怪地与小亨利·摩根索一样——那么它确实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不过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它才需要。

至于“20世纪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统治世界”的想法，出现得比希特勒早，并且在希特勒之后还存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幕僚库特·利兹勒就写道：“从理论上来说……每个民族都要无休止地生长、扩张、统治与征服，愿意越来越团结并且纳入越来越大的范围，成为越来越高级的整体，直到整个太空在他的统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百分之百的希特勒，不过表达得更为婉转典雅而已。但它仍然是错误的：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些目标。难道瑞士人与瑞典人不是民族吗？即便就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大国而言，我们也不能说它们真正在（每个国家为自己）谋求世界统治地位：几百年来深深扎根于它们心中的经验告诉它们，它们不能消灭对方，每一次对霸权的企图，必然在欧洲招来一个其他受威胁的大国的联盟来挫败它。

威廉二世时期的泛德意志者也认为，当他们憧憬德意志世界权力的时候，一般只是指德国应该成为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在亚洲与非洲的德意志殖民帝国（以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基础），而不是对世界的征服与真正的世界霸权。

当希特勒说到世界霸权的时候，很显然是当真的，尽管他基本上不期待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比建立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包括苏联在内（他对殖民地的兴趣不大）的统治更大的目标。但这个他试图从被征服的欧洲改造而成的、在其中各民族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民族等级融合的“大日耳曼帝国”，应该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的跳板。

不错，我们这个通过科技缩小的、受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世界需要统一，有关世界统治（世界统一、世界政府、世界统治，这些设想都很相近）的想法，由此在20世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思想。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德意志帝国看成了一个真有希望的世界统治的候选国。当时的德国无疑是一个大国，在欧洲是最强大的，但还是几个大国中的一个，在试图同时成为欧洲霸主与世界霸主的时候，已经失败过一次。只有当欧洲的统一实现了（而这是不能通过占领与征服实现的），如此统一的欧洲（而德国必须融入它）才或许会在竞争世界统治地位时不落后。但是欧洲的统一意味着“犹太国际主义”！希特勒相信可以仅仅通过一个大德意志帝国，通过种族政治与反犹主义而实现之；这是一个极端低级的错误。通过在养畜意义上的种族素质的改善，使德国得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武装，且不说这方面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就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而希特勒却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所设想的一切。至于反犹主义，不仅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他的反犹主义观点也是错误的。

希特勒真的以为（不仅被引用的书面与公开的，而且战时的口头与私下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以他的反犹主义能够获得在全世界对德国事业的好感，可以把德国人的事业做成人类的事业。他深信，世界上到处都是反犹主义者。但是，希特勒的灭绝性反犹主义只在东欧有，他是从那里得到的；而且，为了维护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的名誉，我们必须指出，那里的反犹主义不是以希特勒式的关于犹太人奴役与消灭“雅利安”人的狂想为基础的，而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在那里完全作为一个完整的外来民族定居。在其他地方，他们都不采用这种定居方式，因此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都不以灭绝或“赶走”犹太人为目标。

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绝大多数是宗教性质的，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以前公开攻击犹太人与其他信仰者。这种宗教的、最常见的反犹主义的目的，不是灭绝犹太人，而是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如果他们接受了洗礼，那就没事了。

其次，还存在着——特别是在农村——一种社会反犹主义：在那里，人们憎恨那些以贷款为业的犹太人，而在犹太人获得解放（即平等权利）以前，这是唯一允许他们从事的职业。尽管听起来很矛盾，这种社会反犹主义的目标是犹太人的解放。当犹太人以另一种功能身份出现的时候，这种反犹主义就消失了，譬如某个地方偶尔有个犹太人医生，那他总是很受人尊重，很受欢迎。

最后，还有一种新的、在犹太人解放后出现的反犹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竞争性反犹主义”。自犹太人解放以来，即大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犹太人之间的团结，很明显地在许多国家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领导位置，尤其是在所有文化领域，但也在医学、律师、新闻、工业、金融、科学与政治领域。他们成为了许多国家的精英，如在魏玛共和国，至少在魏玛共和国的柏林，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批贵族；而他们因此不仅获得了应该得到的钦佩，而且也遭到了嫉妒与反感。谁要是出于这些原因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希望一些犹太人得到一些谴责。但是要灭绝犹太人？不可思议！当希特勒只是口头上发泄其对犹太人的杀气腾腾的疯狂憎恨时，其他所有国家的反犹主义者的反应是摇头；而后来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大为震惊。因为甚至常见的反犹主义者也只同意希特勒所散布的、关于犹太人的错误与荒谬言论的极小部分。这里我们要对此作一简短批判；简言之，实际上它们已经在我们叙述以后就不攻自破了。

希特勒可以无数次地重复说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事实恰恰相反。犹太教像一块无法忽视的巨大岩石屹立在世人眼前：它是第一个而且是最纯粹的一神主义宗教，是唯一一个敢于设想唯一的、无名的、无图像的、不可触摸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理念的且坚持这一非凡理念的宗教；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长达一千九百年的散居与反复的迫害中将其信徒作为信仰集团团结在一起的宗教。希特勒看不到这一点，可能确确实实没有看到。因为他本人不信教，尽管他习惯在口头上呼吁“天意”与“强大无比者”，而且也没有感觉宗教对他人有意义的功能。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会的态度上。

很显然，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即使把“种族”概念用于白种人的各种部落与类别，他们也不是种族。譬如今天的以色列就完全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每个来访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验证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犹太教从来都是一个传播性、竭力劝诱他人改变信仰的宗教。在罗马帝国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民族、部落的成员及各种类别的白种人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教与基督教几百年来是传教竞争对手。甚至还存在一些犹太人，尽管为数不多，甚至属于黑种人与黄种人。阿图尔·科斯特勒最近令人信服地说明，恰恰那些受希特勒迫害的东方犹太人大部分可能不是闪米特人，而是卡萨尔人的（原来在伏尔加与高加索之间居住的土耳其民族）后代，他们在中世纪接受了犹太教，后来向西方与西北方迁徙了。如此看来，甚至“反犹主义”（“反闪米特主义”）一词也不准确，但我们出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使用它。

我们能把犹太人称为一个民族吗？这倒是可以说的。尽管他们无疑缺少那个最标准的确认民族的标志，即共同的语言。英国犹太人说英语，法国犹太人说法语，德国犹太人说德语，等等。另外正确的是，许多犹太人（大约是绝大多数）自获得公民平等权利以来，都成为了其家乡的爱国者，在有的地方，如在德国，他们成为了超级爱国者。尽管如此，还可以看到一种犹太人的超越国界的归属感与团结感，一种犹太人的民族感受，今天特别表现为普遍的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团结。而且不难解释，对于长期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民族来说，宗教在其他情况下也充当民族凝聚的工具。譬如波兰人与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也有一个明确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比波兰人与爱尔兰人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生活时间更长的犹太人那里，宗教起到的团结与造就民族的力量可能更为强大。经常的迫害也让犹太人更为团结。尽管一些人自己放弃了该宗教，宗教以及因迫害产生的团结力量，在他们那里还会继续起到作用。这一点也可以在其他宗教那里观察到。一个前新教教徒与一个前天主教教徒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并不比一个新教教徒与一个天主教教徒之间小。他们的精神习俗受着他们父辈与祖辈好几代人的影响。对于一个像犹太教这样强大的宗教来说，要对放弃这一宗教的人失去其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的理由，更不用说是怀着像希特勒一开始就带有的对犹太人杀气腾腾的仇恨与灭绝决心去迫害他们的理由。我们只能把这种希特勒特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当作一种病理现象来看待，因为希特勒试图用来证实憎恨的理由，即犹太人有着灭绝所有“雅利安人”的世界阴谋不仅显然是个错误，而且还是妄想型精神错乱。或许连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个用幻想作出的谋杀意图的合理化。总之，它完全是错误的。“世界犹太人”不仅没有希特勒所捏造的那些阴暗的目标，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相反，恰恰在希特勒时代，犹太人处在其三千年历史上最为分裂的阶段，在传统的宗教性与现代的世俗化之间、在同化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出现了多方面的分裂趋势，更不用说，世界上所有大规模的政党分裂也离间了自其市民解放以来（与以前完全不一样地）融入了世界的犹太人。一百年或五十年以来，大部分人通过同化、皈依与通婚完全自觉地放弃其独特性，甚至完全融入了各自的国家；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没有像在德国的犹太人那样，充满信心与激情地融入了当地的国家。当然，也存在一些顽强抵抗的犹太人。简言之，在犹太人遭遇希特勒可怕打击的时候，被希特勒视为强大的与魔鬼般的阴谋集团的犹太人，其共同体实际上正处在全面危机之中，它从来没有如此虚弱过，正开始四分五裂。众所周知，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走向了集中营。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而是手无寸铁的人们。

第五章　失策

研究希特勒决策方面的失误，会遇到两个障碍。一个是我们在观察希特勒的错误思想时已经遇到的那个。与将希特勒的所有思想——仅仅因为是希特勒想过的——统统称为谬论的倾向相对应的是，将所有希特勒干过的那些事情——仅仅因为是希特勒干的——全部都称为错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成见当然不利于获得正确的认识与判断。

另一障碍存在于当今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这一潮流试图将历史写作尽量接近准确的科学，也就是要寻找规律，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上，因为那里最可能发现规律；而相应地低估本质的政治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决定政治的单个人物的影响几乎给予否定。希特勒当然不适合这种潮流，谁要是追随这一潮流，就会觉得，去研究一个前后总共十五年起过政治作用的单个人物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的问题，其间或许还要研究该人物的个性，而且还是希特勒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个性，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这些都是老一套了！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认为，恰恰希特勒这样一个现象证明了，上述历史研究的整个方向是一条歧途，列宁等人的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影响局限于他们本国，而希特勒却把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这是他这个个案复杂而耐人寻味之处。

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会认为，没有希特勒，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发生，过程与结局也会不一样，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联盟、战线与结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当今（1978年）的世界是希特勒的产物。没有希特勒，便没有德国与欧洲的分裂；没有希特勒，美国人与俄国人就不会驻兵柏林；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希特勒，便没有非殖民化，起码没有如此迅速的非殖民化，没有亚洲、阿拉伯、黑色非洲的解放与欧洲世界地位的下降。更确切地说，没有希特勒的决策错误，就不会有这一切。因为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我们必须追溯到很远的历史阶段（或许一直要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在较短促的生命时间内根本地与长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先例。但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以独一无二的暴力成就引发了与其愿望恰恰相反的结果的例子。

希特勒所追求的，是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对俄罗斯的直接统治；另外维持欧洲对非洲与亚太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想建立一个权力金字塔，处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是传统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与德国的新殖民地俄罗斯，中层是其他欧洲国家，又分层为德国的邻国、协助民族、卫星国与伪独立或半独立的同盟国，而德国则处在金字塔的顶峰。这个庞大的由德国统治的权力结构，应该在未来很有把握地进行与美国和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而希特勒所造成的，却是美国在西欧的、苏联在东欧的霸主地位，是德国的分裂以及所有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拥有两个权力顶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原来的欧洲殖民地突然获得了狂欢节式的自由，欧洲（各国又有不同的等级）附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德国先是完全失去了其国家主权，跌落到了地窖的地位，被分裂与被占领，用了几年、几十年时间，也只是为了向上努力，获得美国与苏联的盟友地位；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停滞在这一地位上。

换句话说，希特勒没有什么建树，而是（不过如此）捅了个大娄子。几乎没有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大人物”像他那样以惊人的猛劲打偏了，但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曾经两次——1938年秋与1939年夏——非常接近他的真正目标。所以，找出他所犯的、使胜利在望变为满盘皆输的错误，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游戏，同时对希特勒的个性进行研究，也不是病态的好奇心：因为他所犯的决策错误的根源，绝大部分在于他的性格缺陷。

不过，部分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错误。起码在他的一个思想错误（也是他的第一个思想错误，它自1933年起就开始起作用）中，“纲领家”希特勒就勾画出了政治家希特勒的轮廓。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在希特勒的世界现象理论中，存在着两条十分不同的行动线索。

一方面是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白种人之间的，对希特勒来说，有色人种不算）永恒的争夺生存空间与统治地位的斗争，胜利的最高奖励是由一个民族统治世界；另一方面是所有白种民族针对犹太人的共同斗争。与此相应，政治家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追随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一个是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一个是“去除犹太人”，即消灭犹太人。前一个目的与后一个完全没有关系；两个目标甚至相互阻碍。

在政治界，同时追求两个目标，总是一个失策；当第一个目标如此高远，以至在集聚所有力量且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的时候，更是如此。每一个曾树立统治欧洲目标的人（查理五世、菲力普二世与路易十四）都失败了。这或许不是一开始就把每一个尝试都当作毫无希望而不作出的理由；还是可以设想，德国能够在20世纪实现西班牙在16世纪、法国在17与19世纪未能实现的目标。不过，鉴于可预见的、事情本身将带来的巨大阻力，这是一个（如无必要）不再附加上一个与本目标无关的另一目标的理由。谁要征服欧洲，就不应该在欧洲将会制造敌人的基础上，再附加上分散在全世界的（也在自己国内）影响巨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失策，特别是当这些额外的、自己人为制造的敌人原来是自己最好朋友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失策。在希特勒把他们当作敌人之前，犹太人就是德国的最好的朋友。

关键之处不在于人们如何估计犹太人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希特勒可能过高估计了这种影响，那他就更应该把他们拉到他的一边去，而不是毫无道理地推向敌对的一边。因为直到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绝大多数完全是一个对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敌对国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这种影响长期而明显地推迟了美国加盟协约国。在俄罗斯，它在由德国成功策动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朋友成为了敌人，把本来处在德国一边的砝码推到了敌人的一边，其效应是双重的。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给他自己在德国设立了巨大的障碍（尽管这种反犹主义先是表现为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侮辱、诬蔑与歧视，还未让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后表现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侮辱，就足以把朋友变为敌人；而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简直是热恋着德国。令人感动的是，一小部分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后，尽管有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仍然是这样。

自他们获得解放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爱国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像在德国那样达到了如此灼热的、深情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恋爱事件（约格·乌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这个苍白的伙计》中探讨了这种特别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亲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是施爱的一方；而德国人，如果没有把这种感情当作犹太人的纠缠而加以拒绝的话，他们最多只是（感到受了恭维，也有点儿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国犹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样，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恋爱关系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灿烂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及其作家群，又如马克斯·莱茵哈特及其演员。而且，德国犹太人还为德国在20世纪初期在思想与文化、科学与经济领域第一次明显地超越英国与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在1933年立刻成为了历史。希特勒使绝大多数犹太人受侮辱而由爱情变成了仇恨；除了德国犹太人以外，他还让那些继续忠诚于他们犹太人朋友的德国人（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国人）变成了敌人。德国消极抵御希特勒潮流的一大部分，是由他的反犹主义造成的。这种少数（还不能说是完全微乎其微的少数）默默的不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希特勒，当然难以计算。譬如尽管德国文学界有地位与名望的作家几乎都流亡他国的事实希特勒能够承受，但这还是成为了从一开始就促成希特勒德国在世界上名声败坏的不确定因素。比这影响更大的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给德国科学界造成了大失血。不仅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犹太科学家流亡他国；重要的非犹太科学家也跟着他们的犹太人同事与老师出走了，而以前大批闻名而来德国的外国人不再前来。直到希特勒上台，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1933年则移往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希特勒以反犹主义给他的权力追求从一开始就加上了一个难以估计的障碍，这无疑是他的第一个严重失策，一个一直被低估的失策。不过，还必须有其他失策，才会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尽管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从一开始就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但希特勒曾有两次离他的目标很近的事实仍然毋容置疑：先是在1938年，当在英国与法国完全同意赋予他东欧霸权地位的时候；后又在1940年夏天，当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占领，几乎将苏联以西的整个大陆放到了他的脚下的时候。这迫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或在欧洲的霸权，是不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乌托邦，希特勒的这一目标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今天（1978年），这一问题只要被提出，一般就不加讨论地被肯定了，今天的联邦德国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会像看疯子那样瞪眼看着他们的父亲与爷爷，因为他们竟会树立如此一个目标。不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父亲与爷爷们，也就是两代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目标是合理的与可实现的，他们曾为此欢欣鼓舞，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生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目标可以实现或值得追求。今天只会有少数人肯定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38年秋天与1940年夏天的欧洲局面，而且将欧洲在希特勒之后的可怜地位与希特勒以前欧洲的世界地位相比较，那么我们会陷入沉思。欧洲如果要维护这一世界地位，不是必须统一吗？如果能在不借助于暴力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统一，它是否至少在初期阶段需要其最强国家的霸权地位？而德国不就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吗？总之，不仅仅德国人（他们的两代人）是以“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1938年与1940年所显现的是，许多非德国的欧洲人尽管或许有所保留，但也随时准备说出一个犹犹豫豫的“是”。1945年以后的结果表明，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完全错误——或者说，可能还不算完全错误——如果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不是希特勒德国的话。

与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在许多方面（如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宪法上的混乱、法制的瓦解与被迫的文化狭隘性）是一个噩梦一样，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无疑也会是一个噩梦。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另外的东西：19世纪欧洲的均衡体制在20世纪已无法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和平秩序摧毁了它的核心，而1939年英、法在长期犹豫后半心半意作出的重建尝试，在1940年就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验证明，欧洲要么接受德国的霸权，要么接受美苏霸权。无疑，就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霸权的样子，美国的霸权远远比它好，甚至可以说苏联的霸权（尽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也比它好些。但是，德国的霸权地位或许能统一欧洲，而一个美苏霸权则必然分裂欧洲。一个由德国霸权统一的欧洲能保住其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一个被美、苏分割的欧洲必然仓皇地失去它们。

这一点让人能够理解，希特勒1938年在欧洲与1940年在战胜法国以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可以感到一点和解与服从的愿望，当然这在当时还不能算是与19世纪中期德国统一期望一样强烈的对欧洲统一的期望。这在1945年以后才有，而那时孩子已经掉到井里去了（太晚了）。但是，一种屈从暴力，从对不可抵抗暴力的屈从中获得最好结果的愿望，在1938年与1940年完全是存在的，它至少在某些地方是与认为欧洲或许完全需要较高程度统一的预感有关联，哪怕是以德国的（或许只是初期的）霸权地位为代价。人们仍然记得，1866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是如何通过战争统一了被战胜的德意志诸邦，然后又逐步融入了如此统一的德国。一个胜利的德国也将如此逐步融入统一的欧洲，逐渐磨损其可恶的棱角，这难道不可思议吗？或许甚至可以通过迎合行为加快这一值得追求的进程。这些想法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在法国）都很普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它们。如果当时德国有一个俾斯麦，而不是希特勒的话……

但我们不能做白日梦。德国有了希特勒，这一格局是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与强大的、尽管先是被德国统治的欧洲，还是发展成为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完全决定于希特勒——不管历史学的社会学派怎么说。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笔录里说：“我是欧洲的最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他说得对。不过，他还应该补充一句：“而我摧毁了这个机会。”他摧毁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第二个重大失策，即让他的欧洲政策受到他的反犹主义的连累。为了理解他是如何与为什么将这个机会摧毁的（而且连续两次），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他1938年秋与1940年夏的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次得到的机会，两次要么没有看到，要么故意扔掉这种机会，一个两次重复的疏忽性失策，与他1941年更为明显的失策（向苏联与美国的宣战）一样严重。

下面我们先简述一下史实。

1938年3月，希特勒通过兼并奥地利，将德意志帝国扩张为大德意志帝国，同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中允许这一大德意志帝国又兼并德意志人居住的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边境地区。《慕尼黑协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它寄希望于与法国的联盟，但未能如愿）；它实际上意味着英、法在政治上退出东欧，承认直到苏联边界的东欧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慕尼黑协定》遗留下来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了希特勒手中的面团。他让波兰与匈牙利参与了对捷克的抢劫，这样它们就成为了他的盟友，而且是一个强者的弱小盟友。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已经与德国经济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可以说是依附关系，也必须寻求在政治上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它们与法国的盟友关系在《慕尼黑协定》后已经失去了价值。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友，它们现在又在向德国靠拢。

这就是说，希特勒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个梦想：一个充当原奥地利后继国家，以及在德奥与俄国之间整个区域的领导国家的大德意志国家，而所有这些是在没有经过战争，在英、法完全同意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苏联虽然对其西边的这一巨大的权力集聚满腹狐疑，但也无可奈何。现在要做的，只是整理这一新建的大德意志—东欧帝国，将它纳入正轨，给予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适应新形势的时间。此时已经不需要战争，而不通过战争达到目标，是英、法同意的潜在条件。它们本来要在慕尼黑“为我们这个时代（购买）和平”。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从慕尼黑回来后（后来证明是过早地）宣布已经实现目标，这是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从现在开始将有好多年处在和平的忙碌之中。因为组织与巩固张伯伦与其法国同事达拉第在慕尼黑给德国提供的辽阔与繁杂的东欧势力范围，除了礼貌分寸与细致入微的政治感觉以外，还需要两个东西：建设性的国家艺术（可以说是国家建设艺术）以及耐心。

但是，希特勒缺少的恰恰是这些素质。我们已经提及他在国家巨匠的建设性天赋方面的缺陷：连自己的已经存在的国家，他都未能或不愿意给予一个新的宪法秩序；更别说一个必须新建的国家共同体了！这里所需要的国家建设方面的想象力，希特勒就是没有。说起来奇怪，他对这些现在放入他手中的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它们只是他下一步行动的协助民族、原料提供者与进军区域。

他也没有组织其新的大帝国所需要的耐心，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终生任务。他最迟从1925年起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占领与征服苏联，作为准备，先打败法国。而且，我们已经提及，他要把他所设想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没有时间了。1939年4月他五十岁了，我们记得他那句话：“我宁愿在五十岁的时候打仗，而不愿意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提及，他本来想在1938年就开战。《慕尼黑协定》被希特勒的朋友与敌人看成是他的一个童话式的胜利，事实确实也是如此，但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败：这并不如他的本意，他从英、法手里接过了他本想以暴力夺取的东西，而且他失去了时间。因此，他1939年强行挑起了1938年未能得到的战争：通过完全多余的对毫无抵抗力与软弱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与再次瓜分，他摧毁了《慕尼黑协定》的交易基础，而当英、法随后与波兰建立或重建同盟关系的时候，他几乎以一种“正好”的态度强行开战，由此激发了英、法的宣战。

宣战，还不真正意味着战争。在物质上与精神上，英国与法国在1939年都没有做好对德积极作战的准备；它们让希特勒对自己开战。对法国作战来说，他是有准备的，而对英国作战，却没有。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法国的“消灭”一直是针对苏联的主要战争的前奏。1940年的对法战争也就成了他的最大成功。

在希特勒的计划中，英国被设计为一个盟友，至少是一个善意的中立国。希特勒没有作出侵犯英国或一场海上战争或封锁的准备。冒失地登陆他不敢，鉴于英国的海军与空军优势，也不无道理。恐怖轰炸，被证实为一个让英国放弃战争的劣等工具；它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样，自1940年起，希特勒拖上了一场不情愿的、无法终结的与英国的战争，这是他1938年至1939年决策错误的一个征兆。

但是，他战胜了法国，这在全欧洲赋予了他不可抵御的光环，而且他占领了从挪威的北角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整个西部大陆。《慕尼黑协定》给予了他一个针对东欧的机会，而现在他又获得了一个针对全欧洲的机会：赋予欧洲一个“新秩序”与长期巩固德国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出现在他眼前，而且几乎不可回避：因为现在已经打了仗，一场胜利的战争，如果不是白打的话，就要缔结和约。而且，法国不仅愿意缔结和约，它的有些现在执政的政治家甚至愿意建立盟友关系。他们明确提供的是所谓的“合作”，这是一个完全有伸缩性的概念。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在1940年的任何时候与法国缔结和约，如果这一和约缔结得比较宽容的话，它无疑也会使所有那些被希特勒侵犯的西欧小国渴望和约。先与法国缔结和约，然后与法国一起召集欧洲和平会议，或许可以在此会上建立一种欧洲国家联盟，至少一种防卫与经济共同体：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处在希特勒位置上的德国国家巨匠来说，是举手之劳。另外，它可能是将英国在心理上解除武装，终结与英国的战争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如果那些让英国为它们向希特勒宣战的国家已经与希特勒缔结了和约，那么英国还应为谁而战呢？它又能拿一个统一的、团结在德国周围的欧洲怎样呢？

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证明，这些可能性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的十二个月内，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不是先考虑一下，然后否定它们；这种策略的想法完全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提出和平的对象，不是被战胜的法国，而是未被战胜的英国，想起来，这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行为。英国刚刚宣战，正在调动其力量与预备力量，它可以完全悠然而为之。因为它的海军与空军可以抵御入侵，它没有看到它参战的原因已被取消；相反，因为希特勒的新的进攻战争，以及对挪威与丹麦、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占领增加了，为什么它要缔结和约呢？愿意缔结和约的是战败者，而不是未战败者。

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使对手签订和约，如果胜方不利用败方签订和约的愿望，那么它就扔掉了其胜利。希特勒扔掉了其对被战胜的、愿意签订和约的法国的胜利，反而转向未被战胜的、不愿签约的英国，而且也不示意自己会在造成与英作战的争议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他在扔掉对法国胜利的同时，还扔掉了统一欧洲的、使得欧洲愿意接受德国霸权地位的机会，这把他的失策扩大到大错特错的地步。奇怪的是，这一巨大失策在希特勒的研究中至今没有被看到。

不过，我们也难以想象希特勒会是一个宽容的胜利者，以及有远见的、有耐心的和平使者。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后一次广播讲话里，他称自己是一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人，即只知道打、打、打。这一自我描述，原意本是自我夸耀，但实际上是一种或许有些过分的自我指责。希特勒不仅只会使用暴力，而且也很狡猾。但是，他从未理解克伦威尔关于“一个人并不真正占有他仅仅通过武力占有的东西”这一名言中的哲理；他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或许是绝大多数有关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提到他1940年夏天失去的巨大机会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将“影片”恰恰停在1940年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要正确判断希特勒的强点与弱点的话，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时而完全地看到这些强点与弱点。

希特勒毕竟自己造就了那个被他扔掉的机会。他无疑证实了自己是意志、精力与成就力量的一个化身。他展示了他所拥有的不容忽视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那确实可靠的、对一个对手潜在弱点的嗅觉，以及一种“冰冷地”利用这些弱点并“闪电般地”作出反应的能力（“冰冷地”与“闪电般地”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词语）。另外，正如他在这一历史时刻证明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完全是罕见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的结合；但他完全不拥有的是国家巨匠的想象力、建设持久事业的能力。因此，与他在此前不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宪法秩序一样，他不能达成一个和平条约（和约对于国家共同体来说的意义，与一部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一样）。他对于确定状态的恐惧与他的急躁，也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两者又与他的自我欣赏有关：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不能建立束缚他的机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纲领，所以他不能培植一种需要时间成长的事业，不能把任何事情留给后任去做，连接班人都不安排（关于接班人的想法一直使他感到不舒服）。

关于他那些造成严重疏忽性错误的性格缺陷与天赋的不足，就讲这些。除此以外，对1940年的严重疏忽的原因，也在于“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错误，我们已经在“错误”一章中讲过。

对于“政治思想家”希特勒来说，战争是正常状态，而和平是非常状态。他看到，和平往往可以用于备战。他没有看到的是，战争总是必须应该用来缔结和约。对于希特勒来说，所有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胜利的战争，而不是赢得的和平。他自己曾经在（口头上一再保证和平的）六年里准备了战争：而现在，他有了战争，就不能让它这么快地走了。有时他干脆直接说出来：如果他在对波兰与对法国战争胜利后让一段间断性和平状态出现的话，那么就不那么容易让德国“振作起来”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新战争。

希特勒尤其不愿意与法国缔结和约，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强者的胜利总是意味着“弱者的消灭或无条件地屈从”。恰恰在《我的奋斗》中涉及到法国的地方，“消灭”一词似乎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他在那里写道，“我们与法国之间永久的本身无结果的搏斗”，只有在“德国只是把消灭法国看成随后能给予我们民族在另一个地方扩张可能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在1940年的条件下，当希特勒还希望英国回心转意的时候，希特勒不能在法国推行已在波兰推行的、下一年行将在苏联开始的消灭政策。但除了消灭以外，希特勒不能想象另一个涉及法国的战争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更不能允许与法国缔结和约，而为了起到有益的作用，它还必须是一个和解的和约，甚至是一个统一的和约。消灭的思想没有被取消；只是其实现被推迟了，或者至少是未作出决定。至少希特勒不愿在这方面给自己制造障碍。

在这里，希特勒的两个初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个性，即他对确定的恐惧与他的纲领方面的固执，以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两者融合，使他变得有些无视现实。他既看不到不希望得到的、不在计划内的机会，也看不到与纲领不吻合的危险。在这里，他有别于与他有许多共同特征（包括残酷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对他周围的现实保持着警惕的目光；而希特勒则自以为能够移山倒海。

所有这一切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年里，希特勒不自觉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欧洲大陆和约必然让英国的战争意志瘫痪的可能性，他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对整个与英国的战争都不感兴趣：这场战争不在计划之中，它不能被纳入希特勒的世界观。至于在英国的后面，美国正在危险地接近，希特勒不把它当回事。他深信，美国的军备还落后，内部干涉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矛盾重重，在最严重的时候，还有日本在牵制美国。在他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没有美国的位置。这一纲领要求，在针对法国的准备性战争以后（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尽管没有一个和约终结它）发动一场主要战争，即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在一些反复以后，希特勒最终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尽管在他的纲领中，英国本来在这场德苏战争中不是被设计为敌对国，而是作为盟友或者善意与中立的旁观者；尽管在这场进行着的、违背纲领的对英战争中，苏联本来作为原料与粮食供应者起着不可或缺的、突破封锁的作用，而且表现得忠实可靠。对于第二点，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认为，一个被占领的苏联，比一个善意与中立的苏联，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原料与粮食提供者。至于英国，他自我说服地认为，如果其对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希望落了空，英国将绝望地放弃对德战争。他没有看到，苏联没有给英国的这种希望任何养料，而英国显然没有希望苏联，而是希望美国成为未来的盟友。

我们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希特勒的这些合理化想法。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是因为对英战争仍在进行；也不是因为1940年下半年与苏联的矛盾，这些矛盾到1941年夏天已经消除了；而是因为苏联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图上一直被设计为德国的生存空间，是因为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在战胜法国以后，现在上演全部征服剧目中主要节目的时刻到来了。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就已经向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的意图，12月18日就此作出了决议，1941年6月22日，决议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对苏联的（未受挑衅的）进攻是一个失策，而且是一个单独就决定战争结局的失策，这一点今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最多可以提问的是，是否当时也能被看出是一个失策。1941年苏联被普遍低估了（英国与美国总参谋部都预期苏联会快速战败），而苏联在其1939年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也为此提供了一些依据。1941年令人鼓舞的初期战果似乎在证实希特勒对苏联抵抗力量的低估是正确的。他如果用另一种战略是否会拿下莫斯科，直到今天还有争议。总之，他差一点拿下。

但是，鉴于苏联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与1812年一样——1941年攻克莫斯科也未必能够终结战争。鉴于如此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怎么能结束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呢？很奇怪，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与以前对待法国一样，他不想军事胜利以外的事情。他的战争计划设想的也只是在军事胜利后，一直进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这意味着，即使在那时，他还将有一个漫长的东方战线，而与英国的战争还在进行，还可能与美国交战。

现在与英国的战争，以及对被占领但未和平化的欧洲大陆的控制，已经牵制了德国四分之一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以及全部海军，包括相关的供应工业。这一没有结束的西线战争，也给了东线战争严格的时间约束。英国在开战时，在军备上落后德国好几年，但越来越强大，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在两年，最迟在三年之内，这两国将在欧洲转向攻势。所有这一切理由，都足以让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袖再三考虑，是否在1941年的背景下发动一场无人强迫的对苏战争。但希特勒只为自己负责，在《我的奋斗》中写下这一判断后的十五年里，他那未加核实的直觉一直在告诉他，“东方的巨大帝国”“行将崩溃”。他盲目相信这一直觉，以至于他连一套过冬装备都不为德国陆军准备。他深信，6月22日开始的那场战争，一定会在冬天到来之前胜利告终。众所周知，冬天的突然降临，给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带来的却是第一场失败。德军指挥部的作战日记中对此写道：“当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的灾难降临时，元首……明白了，自这一转折点起……不能再取得任何胜利了。”这天是1941年12月6日。12月11日，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

这是希特勒登峰造极的、恰恰因它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一直最难解释的失策，他以此在1941年自掘了坟墓。他似乎从对苏闪电战的失败中得出了一个希望战败的结论，而且要一个尽量全面、尽量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如果在没有战胜英国与苏联的前提下，又加上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失败将不可避免，这一点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

直到今天，对希特勒的这一（我们几乎要说是）疯狂行动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试想一下：这一宣战实际上是邀请美国对德作战。因为希特勒没有让德国对美积极作战的工具，他连能给美国一点不痛不痒打击的远程轰炸机都没有。而且，希特勒以这一宣战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做了一件最为舒心的事；因为一年多以来，罗斯福一直试图以其对英国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挑逗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罗斯福是希特勒的对手中毫无疑虑地愿意打这场战争的唯一一个，因为他认为它不可避免，但他因为国内的反对而不能自己开战。希特勒一年多以来（这也是理智的）尽力不挑衅，相反，他作出一些努力，通过鼓励与加强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势态，让美国转移注意力，不参加欧洲战争。恰恰现在这一转移美国注意力的政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开始了它的对美战争。如果德国现在保持沉默，罗斯福怎能指挥他那个受到日本严重挑战的国家不向日本作战，而向没有干任何伤害美国事情的德国作战呢？如果他那样做，他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希特勒用他的对美宣战为罗斯福代劳了。

这是出于对日本的“尼伯龙根式的忠诚”吗？这不大可能。德国没有责任参加一场日本自己按自己的算盘开始的战争，反过来也一样。1940年9月的德、日、意三国联盟是一个纯防御性同盟。日本因此也没有参加德国的对苏进攻战争。相反，当1941年4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昭然若揭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却签订了一项中立协定，并且也严格恪守；而且，挡住德军对莫斯科进攻的部队，恰恰是从满洲里的苏日边界上撤回来的西伯利亚军队。希特勒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义上，完全有理由把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当成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美国注意力与减轻德国负担的行动，对于德国来说，它完全可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行动。希特勒完全可以像日本坐视德国对苏联的战争那样，冷笑着观看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何况他也不能干什么支持日本的事情。他不是一个让感情依赖影响自己决策的人，何况是针对日本的政策，这就更不用说了。

希特勒自己挑起他一直竭力想往后推迟的使美国参战，其原因不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而是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胜利反攻，有证据证明它给了希特勒“再也不可能打胜仗”的直觉。有把握的，只能说这么多；但这样希特勒的决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哪怕当作绝望的举动来观察，对美国的宣战也难以理解。

这一宣战隐藏着求救呼吁吗？1941年12月不仅显露出了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事实：拥有两亿多人的苏联，就是要比只有八千万人的德国要强大；而且这一更为强大的国力长远来看必然要获胜。12月的事态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先是由于希特勒的意志力而得以避免的）前景，即一场在苏军进攻与苏联冬天的双重影响下很快会发生的拿破仑式的灾难。鉴于这种可能性可以想象，希特勒几乎盼望着英、美在西线的进攻，以便于至少可以不输给苏联，而是输给西方国家，他们可能会较为宽容地对待德国。但是三年以后，希特勒的决定否定了这种解释法。到了那时，当德国只有选择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希特勒作出了相反的选择，就此我们会在“背叛”一章讲到。另外，希特勒很了解美国的动员与军备方面的落后状况：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西方国家无论如何还没有登陆欧洲大陆的能力，美国人没有，英国人更没有。

或者希特勒想通过建立美、英、苏同盟——它只能是一个很不自然的同盟——来分裂他的敌人？他是否尤其认为，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会很快发生争吵，他可以借此脱身？这在“不能够再打胜仗”的局面下，尽管是一个幻想性的，但不完全是一个不现实的考虑？苏、英、美确实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多次发生十分严重的争吵，在1942年与1943年是因为“欧洲的第二战线”，1943年与1944年是因为波兰，最后在1945年是因为德国（不过，其中丘吉尔的英国比罗斯福的美国更会争吵）。后来的“冷战”，确实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准备之中，1941年的时候，不需要什么预见能力就能估计到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希特勒没有作出任何利用它们的努力。在1942年或者甚至在1943年局面的前提下，与苏联单独缔结和约或许还可以得到（那时，苏联可以说是遍体流血，几乎承担了战争的全部负担，无效地呼吁“欧洲的第二战线”），但希特勒一直拒之于千里之外；与西方缔结和约的可能性，他却通过恰恰在1941年以后的巨大罪行给摧毁了。

我们在寻找希特勒不可解释的对美宣战的动机时，必须依赖于猜测，因为他自己没有表露自己的动机。这一宣战不仅仅是最不可解释的失策（因为这一失策，他把一个几乎全面的胜利转换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败），它也是他最为孤独的决定。他在为此召集的帝国国会会议上宣布它以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没有与他身边的、与在对苏战争开始以来与他度过主要时光的将领们说过，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更没有与他的自1938年以来从未召集过的政府内阁说过。

但是，在丹麦外长斯卡维纽斯与克罗地亚外长洛尔科维奇两位外宾面前，他于11月27日，也就是在苏军的反攻还没有进行，只是德国的进攻被顶住的时候，讲了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被记录了下来。“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话。1945年，希特勒确实命令炸掉德国所有还未倒下的建筑，去掉德意志民族任何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灭绝来惩罚德意志民族，因为它被证实无法征服世界。这种背叛念头，在碰到第一场失败的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了。这与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的个性相一致：他喜欢作出最极端的结论，而且是“冰冷地”、“闪电般地”。对美宣战是希特勒内心已经变了主意的征兆吗？他现在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既然他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被载入史册，那至少应该作为最巨大灾难的制造者？

有一点是肯定的：希特勒对美宣战，使得德国以莫斯科城前决战为预兆的战争败局彻底确定了；而且，他从1942年开始就没有再做任何扭转败局的事情。他再没有提出新的建议，既没有政治上的，也没有军事上的。他在前些年中不可否认的丰富想象力，自1942年起就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无影无踪了。从失败的战争中想办法挣脱出来的政治机会，甚至军事上的或者扭转战争命运的机会，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的意外胜利，都没有受到重视。似乎希特勒已经不对胜利而是只对其他事情感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这些年里越来越深居简出。人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讲话。他不与民众接触，不访问前线，不视察遭受空袭的城市，几乎不作公开的演讲。希特勒只生活在他的军事大本营。不过，他在那里还掌着权，像以前那样不可一世，像在流水线上工作那样撤换着将领，并亲自作出所有军事决定——常常是奇怪的决定，如把第六军牺牲在斯大林格勒。他在这些年的战略是固执的、毫无想象力的。他唯一的方案就是“以一切代价守住”。代价付出了，但仍未能守住。自1942年底起在东线，自1944年起在西线，占领的地区一块一块地丢失了。希特勒没有反应；他打的是一场延长的阻滞战，很显然不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获得时间。奇怪，此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现在他为时间而战。

但是，他还在战斗，他还需要时间。为何？希特勒一直有两个目标：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与犹太人的灭绝。第一个目标他实现不了了；现在他集中实现第二个目标。当德国军队进行着长久的、牺牲惨重与徒劳的延缓战的时候，满载人员的火车天天开往集中营。1942年1月，“最后解决”的命令下达了。

在1941年以前的岁月里，希特勒让世界紧张不安的，是他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这从此结束了；现在他让世界震惊的，是他的罪行。

第六章　罪行

希特勒无疑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他同样无疑属于犯罪史。他试图（不过没有成功）通过征服战争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在这种行动中总是会流很多血，但不会有人将那些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的大征服者一股脑地称为罪犯。希特勒是一个罪犯，不仅仅因为他步了他们的后尘，而是完全出于另一个原因。希特勒指令屠杀了无数无辜的人们，不是为了某种军事或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他个人的满足。因此，他不属于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一类，而是与“妇女杀手”屈尔滕与“男孩杀手”哈尔曼同属一流，他与后两位的区别是，他是工厂式地杀人，而他们则是手工杀人，因此他的受害者不是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几百万人。很简单，他是一个大屠杀者。

我们是在准确的刑事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不是在其修辞与攻击性意义上，人们往往在后一种意义上痛骂那些让他们的敌人或士兵去送死的国家领导人或将领们。在所有时代与国家，国家领导人（与将领们）都曾（在战争中，在内战中与革命时期）指令杀人。这不会使他们成为罪犯。不过，各个民族都会仔细区别他们的统治者那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在窃窃自喜。残酷的统治者的名声总是充满污点，即使他们很能干。例如，斯大林的名声就是这样。希特勒也是一个残酷的统治者，而且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与苏联和法国相比，我们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历史上更难找到残酷的统治者。但我们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希特勒不仅作为统治者与征服者残酷。希特勒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在没有任何国家利益的理由或者此类借口时，他都指令杀人。甚至可以说，有时他的大屠杀与他的政治与军事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例如对苏联的战争，如我们所知，军事上已经无法获胜，但或许他可以在政治上获胜，如果他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不是以灭绝者身份出现的话。但是，他的杀人欲望比他那不算低下的政治谋略更高。

希特勒的大屠杀是在战时进行的，但它们不是战争行动。相反可以说，他是以战争为借口进行与战争无关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一直是个心愿的大屠杀。“既然在前线最优秀的人阵亡了，”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在后方起码可以消灭害虫。”消灭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害虫的人，与战争的关系只在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对于希特勒来说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获得战争胜利或扭转败局的工具。

然而，恰恰相反，它阻碍了作战，因为数以千计（大约相当于好几个师）具有作战能力的党卫队成员不能到前线作战，而是每天从全欧洲向灭绝营大量运输人口，挪用了战斗部队紧缺的后勤运输能力。另外，在胜利不再可能以后，那些屠杀行动使得任何妥协和平都不再可能，因为在它们被公开以后，必然让西方与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感到，不能通过与希特勒的外交谈判，而必须通过针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来结束战争。1942年1月由西方同盟国，1943年11月最后也由苏联宣布的战争目标是，“对这些罪行的责任人进行惩处”，而这又带来了另一战争目标，即无条件投降。

在1942年至1945年间，全世界人都意识到，希特勒的大屠杀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而根本上就是罪行，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罪行，是文明的灾难，可以说，一般“战争罪行”结束的地方，它才开始进行。可惜，这一意识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战犯审判”（一场不幸的，今天无人乐意回忆的活动）给抹掉了。

这场胜利者的审判有许多缺陷：首席被告缺位，因为他已经逃脱了任何人世间的公正惩罚；作为判决基础的法律，是追溯性的、临时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希特勒的主要罪行，即对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病人的工厂般的大屠杀，只是一个完全附带的起诉点，与强制劳动与驱逐一起作为“反人道罪”受到起诉，而主要起诉项是“反和平”，即战争本身，还有“战争罪行”，定义为“践踏战争法律与习俗”。

这些践踏，当然（或轻或重）在任何一方都有，战胜国也进行了战争。因此，可以轻易说，这里是有罪者在审判有罪者，实际上被告是因为输掉了战争而被判决（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审判后公开表达过这种想法）。纽伦堡造成了许多思想混乱。在德国人那里，恰恰在德国人那里，引发了一种抵消性算账的情绪，一种针对每个指责都报以“而你们不也这样吗？”的态度。在战胜国那里，至少在西方战胜国那里，留下了沮丧与内疚，它让（尤其在英国）最荒谬的辩护不断冒出。今天（1978年）我们必须将希特勒在三十五年前所犯下的让人们椎心泣血的真正罪行，从所谓的通常战争脏物堆中艰难地区分开来。我们最好从研究不属于这些罪行的恶行开始，尽管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在为希特勒洗刷罪行。实际上恰恰相反。

让我们从“破坏和平罪”开始。在纽伦堡审判中，把战争本身，至少是有计划的、故意的进攻性战争（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宣布为罪行。当时有评论认为，“破坏和平罪”是最重要的起诉点，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其他起诉点。他们更是把战争的刑事化誉为人类的进步。这些呼声今天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战争与谋杀——尽管很容易把它们相提并论——是两回事。这点恰恰在希特勒身上可以得到说明。

当然，至少在20世纪，西方民族对战争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战争在以前被神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参战的民族（不仅是德意志民族）还欢呼雀跃地走上战场。这种情况现在不再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民族（也包括德意志民族）都认为它是一场灾难与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还增加了对战争的普遍恐惧与抗拒。但战争并未消失，一条让战争消失的途径还没有被找到。像在纽伦堡审判那样把战争宣布为罪行，显然不是这样一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已经发生与仍在发生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在纽伦堡把战争宣布为罪行的那些国家，为备战而付出的巨大的款项与努力，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不得不这样，因为它们知道，战争还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不可避免。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后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大多数国家就在《凯洛格公约》中庄严地签订了放弃战争的宣言，而自1945年以来这些放弃战争的宣言属于（从《联合国宪章》到《赫尔辛基协定》）国际条约的通常组成部分。但是，所有政府都知道，这些宣言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并且为此做好了战争准备。没有人会因此把所有政府宣布为犯罪政府。把不愉快的但不可避免的事情宣布为罪行，是无济于事的。把战争宣布为罪行，就等于把排便宣布为罪行一样。

看一眼世界历史，不管是希特勒以前还是希特勒以后的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难以从国际关系中消除，就像排便难以从人体的生理体系中消除一样；只要略想一下就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是这样。战争在国家之间展开；它属于国际关系，因为国家是世上存在的最高权力与暴力机构。而它们的暴力垄断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保障国内集团与阶级的斗争不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必要条件。这同时却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激化的时候只能用暴力，即通过战争来解决。只有在这些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权力机构存在的前提下，即有一个唯一的、统治全世界的、把那些国家当作附属国家（就像一个联邦国家把组成国家当作附属国家那样）的全球国家的时候，情况才会变化。这样一个世界国家，虽然一直是大征服者以及他们建立的大帝国的远大目标，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只要政治世界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席勒的这句话就有效：“战争是可怕的，就像天灾一样，但它是好的，是命运，与天灾一样。”

把战争像在纽伦堡审判那样刑事化，只会把它变得更为可怕，因为行将失败的一方就不再为胜负而战，而是为生与死。

或许有人会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并不是指任何战争，而只是把进攻与征服战争宣布为罪行。希特勒（至少在东欧）进行了这种战争，这不会有人否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一个“战争责任问题”。希特勒策划了这场战争，他一定要打，而且打了这场战争，其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德国统治的大帝国，远期目标是获得世界霸权。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被称为罪行，恰恰是当人们持有因为人类鉴于今天的技术水平不能再进行战争而必须消灭的观点时，不能这样看。

如果战争在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不可避免，而对科技时代的人类又极度危险的时候，那么在人类目前处境的逻辑中就存在着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可能是一个世界国家，而通向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世界征服战争没有别的途径。总之，历史的经验没有给我们指出另一条道路。

可以肯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的联合国那样的机构，都不能消灭战争；而另一方面，我们所知道的最长久的与最牢固的和平，即我们纪年最初四百年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是以一系列征服战争为前提的，只是因为有过这些战争，它才成为可能。罗马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和平”是一回事。还可以举一个离现在更近的小例子：在几百年中，德意志国家之间曾经有过反复不断的战争，其中包括像三十年战争那样灾难深重的战争，直到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而他是通过战争统一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如何呢？对于两个主要战胜国，苏联与美国，不管有意或无意，最终不也是成为了一场征服与建立帝国的战争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不就是美国与苏联的帝国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在被核武器暂时遏制的冷战的潜在目标不就是争夺世界霸权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形成的苏联与美国的统治范围，不是今天（1978年）世界上唯一存在着的牢固和平的部分吗？听起来很矛盾，成功的征服者与世界帝国建立者（希特勒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历史上比所有宣布放弃战争的文件对和平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希特勒的罪行不在于他想步他们的后尘，换个角度看，不在于他徒劳地试图做他的美国与苏联征服者在被他推动以后成功进行的事情。

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也不在于他“践踏了战争法律与习俗”，也就是不在于赋予纽伦堡审判其名称的实质性“战争罪行”。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此起诉点与前一个是矛盾的。如果战争是罪行的话，那么它的法律与习俗也是这一罪行的一部分，践踏它们已经无关紧要。

相反，实际上“战争法律与习俗”的前提是，战争不是罪行，而是一个原则上被认可的、因为不可避免的国家机制；“战争法律与习俗”的目的，用卡尔·施密特十分恰当的话来说，是为了“战争的文明化”；它们试图（主要是通过规定与协定）保护平民与战俘，限制战争，让战争变得较为可以忍受。

顺便说一下，战争法律与习俗并不完善。保护战俘人身与生命的《日内瓦公约》还没有被所有国家签字。《海牙陆战法规》禁止在作战区虐待平民，但是相应的空战法规却不存在；对居民区的轰炸不触犯被普遍承认的战争法律与习俗。

但更重要的是，当然在任何参战方都会发生的、对战争法律与习俗的触犯，一般不受国际制裁。而这不无道理。触犯者会（或轻或重地）在战争中受到自己的上司与战争法庭的惩罚，常常也会很严厉，因为抢劫、屠杀与强暴等罪行，如果被容忍，会破坏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战争结束后，这些战争罪行，如果还没有受到惩处的话，一般会默默地被免于处罚，只有司法狂才会对此表示遗憾。以下看法不乏某些智慧：可以说一般的战争罪行是不可避免的、非常状态的伴随现象，在这种状态中，本分的平民与一家之主习惯上了杀人，而在战后就要尽快地遗忘掉这些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忘记这一智慧，这是战胜国的一个错误。不仅因为只对战败者的越轨行为——当然在战胜者那里也存在——进行追究必然会引发不公正的感觉，而主要是因为，如果把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与在每个战争中都会发生的罪行放在一起的话，对前者的感觉就被钝化了。希特勒大屠杀的罪行性质，恰恰可以通过它们不是战争罪行这一点看到。在战火中对战俘的大屠杀，在游击战中枪杀人质，在“战略性”空战中轰炸纯平民居住区，在潜艇战中击沉客船与中立国的船只，这些都是战争罪行，当然非常严重；但在战后它们都会按照普遍的约定俗成而被遗忘。对整个人群的大屠杀，有计划的灭绝，对人进行“灭绝害虫式”的消灭，却是一件根本不同的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讲到希特勒的这些罪行，但不讲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在其他书籍中，例如在莱因哈特·亨基斯所著的《纳粹主义的暴力罪行》一书很准确与清楚的纪实性叙述中，对此有着详尽的叙述。这里只按时间顺序把事实列出来。

1.希特勒对病人进行大屠杀的书面命令，是于1939年9月1日即战争爆发那天签发的。按照这一命令，在随后的两年内，约十万德国人被当作“无用的吃饭人”被官方屠杀了，其中七至八万人在疗养与护理所，一至两万被筛选出来的病人与残疾人在集中营里被屠杀，所有在精神病院里的犹太病人，以及约三千名三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儿童，主要是特别班学生与特别需要照顾的儿童。这一行动在1941年8月被取消了。一方面是因为它在民众中引发了与日俱增的不安，引起了教会的公开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为实施病人消灭而建立的组织（化名T4），现在被希特勒用来组织开始进行大规模消灭犹太人的行动，后来就再没有了进行屠杀病人的机会。

2.也是在1939年9月，在德国开始了消灭吉卜赛人的行动。他们到处被抓捕，先是被运进了集中营，然后在1941年与1943年分两批被运进了灭绝营。自1941年起，东欧被占领区的吉卜赛人与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一样被全面屠杀。这一大屠杀，或许因为从未得到准备性舆论宣传与评论，而是完全无声无息地进行，后来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当它发生的时候，人们不提及它，今天人们除了知道它发生过以外，也不知道许多情况。相关文件很少。估计受害人数多达五十万人。总之，1939年生活在德国的两万五千名吉卜赛人，到1945年只剩下五千人左右。

3.希特勒的第三批大屠杀大约开始于一个月以后，即在1939年10月，在德波战争结束以后，其受害者是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这一大屠杀行动持续五年之久。就此没有希特勒的书面命令（消灭病人的书面命令，是他此类的最后一个书面命令），只有口头的指令，但有人作证，并且同样得到严格执行。例如，海德里希在1940年7月2日的一个有关德国在波兰的恐怖统治的报告中提到“元首的非常极端的特别命令（例如消灭许多波兰领导阶层人员，人数多达数千人）”，而波兰占领区总督法朗克引用了希特勒1940年5月30日的口头警告：“我们现在统计到的波兰领导阶层必须消灭，以后上来的人，我们必须掌握，然后在相应的时段内再次除掉。”可以肯定，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五年内，不仅犹太人，而且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没有权利，受到全面的专制统治，而且恰恰是有文化的阶层（神甫、教师、教授、记者、企业家）成为了一个有计划的灭绝行动的受害者。这一行动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希姆莱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看到（希姆莱是希特勒罪恶行动的执行者，因此可以作为希特勒这方面的传声筒）：

对于东方的非德意志人，不许设立四年制以上的公立学校。这种公立学校的目的只是在于：最多直到500的简单计算，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套关于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劳与老实是上帝戒律的教学内容。阅读能力，我认为没有必要。除了这些公立学校以外不允许任何学校存在……在严格推行这些措施的十年以内，总督管辖区的人口必然只由剩余的、低级的民众组成。这批民众将作为无人领导的劳动民族等候使用，每年为德国提供流动工人，以及特别劳动任务（筑路、石矿、建筑）所需的工人。

对一个古老文化民族的非文明化本身，当然就是一个罪行，但是它还包含着对波兰文化阶层的大屠杀罪行。作为系统大屠杀受害者的有文化波兰人的准确数据，比被屠杀的犹太人的数据更难统计。按照波兰的官方数据，总的来说，波兰在六年的战争中失去了约六百万人口，其中三百万是被屠杀的犹太人，不到三十万的波兰人死在战场上，除去七十万难民与自然死亡，还剩下两百万，其中肯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可以记在对领导阶层的有计划屠杀措施的账上。其余部分，可以归类于在游击战中的报复措施、肆无忌惮推行的大迁徙，以及占领当局的普遍恐吓暴力。

4.德国在长达两三年的被占领的广阔苏联领土上，对俄罗斯人民的政策与上述对波兰的政策一样：消灭领导阶层、剥夺其余民众的权利并将其奴役化。波兰原来被希特勒设计了一个较为宽和的命运，可以与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充当德国的协助民族，因为它拒绝了这一角色，不仅因此受到惩罚，而且被作为早就设计好的针对苏联的灭绝与奴役政策的练习场。但是在苏联，与波兰有两个差别，它们更加剧了这一政策。

首先，苏联的（真正的或所谓的）上层级阶是共产党人（而波兰的上层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与保守派），这消除了在对他们进行系统性灭绝行动中的最后顾忌。其次，不管自愿与否，国防军参与了在苏联的罪行。

在波兰，被占领区的第一个军事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在一个意见书中还说（他因此被撤职），在德前线的后面，“动物般的与病态的本能正在发泄着”，而海德里希在前面已经提及的1940年7月2日的报告中指出，那个“非常极端的”元首命令当然不能通知全陆军指挥部门，“因此对外界来说，警察与党卫队的行动被视为任意的、血腥的独立行动”。在苏联，希特勒认为不能允许德军有这种单纯性。早在1941年3月30日，也就是在开战前几个月，他在高级军官前作了一个演讲，他对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必须告别战友情怀。共产党人在以前不是战友，以后也不是战友。这是一场灭绝性战争……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保留敌人……在东方，强硬就是对未来的温和。”

国防军将领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了这些警告，特别是希特勒那个臭名昭著的屠杀被俘红军政委的命令，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这些直到今天都有争议。没有争议的是德国手中的苏联战俘的命运。按国防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德国国防军局的统计，直到1944年5月1日，德军共俘虏了516万苏联人，绝大多数是在1941年被俘的。至此，还存活187.1万人，被登记为“枪决”的有47.3万人，6.7万人逃脱了。其余的近三百万人死在了俘虏营里，绝大部分是饿死的。当然，后来也有许多德国战俘死在了苏联的俘虏营里。

这里，那些最好被忘记的战争罪行，与希特勒的大屠杀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当然，要在几个月内解决几百万俘虏的粮食，确实存在困难，这能解释一部分问题。但是，它不能解释一切。关于在希特勒的俘虏营里饿死人与人吃人现象是故意造成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来自意外出处的直接承认。在1942年12月12日的“午间聚餐”中，希特勒说明了他拒绝允许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第六军突围的一个理由，就是用马拉的炮兵部队必须留下来，因为饥饿的马没有力气拉炮了。然后他继续说，“如果这些马是苏联人的话，我可以说，一个苏联人可以吃掉另一个苏联人，但是我不能让一匹马吃掉另一匹马。”

对属于苏联平民的领导阶层的大屠杀，不是国防军而是四个突击部队的任务，他们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前线的后面，高度紧张地进行屠杀。直到1942年4月，也就是在这场近四年的战争的最初十个月，A组突击部队（北线）报告已处决了25万人，B组突击队（中线）处决7万人，C组突击队（南线）处决15万人，D组（最南线）处决9万人。因为后来的数据没有被保存下来，而且这些成果报告没有把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分子”区分开来，很难准确估计被屠杀的非犹太苏联平民的数量。但它不可能比在波兰少，只会更多。至于希特勒通过这些大屠杀没有改善而是葬送了其获胜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已经讲到了。

5.众所周知，希特勒最大规模的大屠杀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而且先是（自1941年中期开始）针对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然后（自1942年初起）针对德国以及全欧洲的犹太人。为此目的，他把欧洲“自西向东篦了一遍”，目的是（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预先宣布了）“消灭欧洲的犹太种族”，尽管竭尽全力，但这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按最少的估计有四百万，按最多的估计有六百万。直到1942年，大屠杀以在（受害者死前自己挖掘的）万人坑前的集体枪杀的方式进行；后来，在特雷布林卡、索比波、麦达内克（卢布林）、贝尔泽克、切尔姆诺（库姆霍夫）与奥斯维辛等灭绝营里通过放毒气的方式进行，为此纳粹建造了专门的毒气室，毒气室隔壁是巨大的焚化炉。

最近，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否定了希特勒对屠杀犹太人的责任；他认为，这一大屠杀是希姆莱在希特勒背后擅自进行的。

欧文的论点站不住脚，不仅因为它缺乏任何的内在可能性。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完全不可能在希特勒不知情或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前提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恰恰是希特勒在事先就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就意味着“犹太种族的灭绝”。而且，有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明确证言证明，希特勒是命令者，希姆莱是命令的执行者。在1942年（“最后解决”的第一年），希特勒不少于五次，即在1月1日、1月30日、2月24日、9月30日与11月8日，在公开场合就其诺言的实现而自我标榜。我们这里逐字逐句地引用他最后一次的言论：

你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国会会议，在那里我曾经宣告：如果犹太人幻想可以挑起一场消灭欧洲种族的国际间世界战争的话，那么结果不会是欧洲种族的灭绝，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人们总是讥笑我这个预言家。当年那些讥笑我的人，他们今天有无数个已经不再笑了，而今天还在笑的人，或许不久也不会再笑了。

希姆莱也曾多次提及他参与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但是完全以另一种语调，不是以幸灾乐祸的自我吹嘘而是自我怜悯的语调。例如在1940年5月5日他说：“你们会理解，执行这一下发给我的军令（我出于服从与完全的信仰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命令），对我来说有多难。”在1944年6月22日他又说：“这是一个组织所得到的最可怕的任务与最可怕的委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但是，除了希特勒谁也不可能给希姆莱“委托”或下“军令”。我们几乎不再需要另外的戈培尔的证词。戈培尔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一种不很显眼的技术程序”（是指第一批于1942年初在卢布林安装的毒气室）：“这里使用的是一种相当野蛮的、不便详述的技术程序，犹太人自身所剩无几……元首在这里也是极端解决办法的坚定不渝的先行者与主张者。”

欧文试图证实其论点的唯一证据，是希姆莱与希特勒通话后在1941年11月30日的一个记录：“来自柏林的犹太人运输车，不消灭。”这一次，希特勒似乎命令了一个例外。而它本身证明了，“消灭”是正常情况，而且它还证明了，希特勒在实施这种屠杀行动时甚至关注具体细节。而且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柏林运来的犹太人来得过早了——还没有轮到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11月，纳粹德国还忙于“消灭”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对全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1942年的万湖会议上才决定，而办事必须按顺序来。毒气室与焚化炉也没有准备好。它们自1942年才逐渐投入使用。

不过，被欧文挑出来的这一段小插曲却曝光了两个值得仔细观察的奇怪细节。其一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德国公共舆论中的处理；其二是，希特勒实施其从数量上来看最巨大罪行的时间计划。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1942年曾五次就这一罪行自我标榜，但用的只是笼统的说法。他尽可能让手下在德国保密这方面的细节，很显然是因为，他不可能得到赞成，反而会得到他不愿意看到的骚动，或许甚至引发像阻碍“恩赐死亡行动”那样的抵抗。

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两次试探德国民众针对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会如何反应：第一次是1933年4月1日，由“冲锋队”进行的全德规模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第二次是1938年11月9-10日，也是全德规模的，同样是自上而下的，直到今天仍然以“帝国水晶之夜”闻名的暴行。从他的角度来看，两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德国民众没有参加，相反，他们表现出许多对犹太人的同情、愤怒与惭愧，但他们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公开的抵抗没有出现，而“帝国水晶之夜”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传播开了，它恰恰表现了普通德国人鉴于1938年11月的恶行所处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讽刺与拒绝，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恐惧地不愿意正视根本的罪行，把整个事情降低到被打碎的玻璃窗级别的愿望。

就德国而言，希特勒以此为鉴。他没有宽恕德国犹太人一丝一毫，但是他十分细心地给予了德国大众可以故作不知，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没有那么严重的可能性。灭绝行动发生在远离德国的地方，在偏远的欧洲东部。在那里，希特勒可以得到更多的当地支持，而且自战争开始以来，屠杀反正已经是口号了。对于德国人，官方的说法是，犹太人只是被“迁居了”；希特勒甚至还让德国的犹太人尽量不直接运往灭绝营，而是先把他们运到波希米亚的大犹太居住区特雷西亚市，他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给他们的德国熟人写些明信片，然后还是被继续运往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是点点滴滴地传到了德国。但是，只要愿意，他可以继续不知情，或者故作不知道，也这样说服自己；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样的，与犹太人被“篦出来”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一样。针对此事做些什么，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带来生命危险，而且他们还拖着一场战争，人们都有足够的忧虑。个人可以冒险作出的最极端的行为，是帮助自己的犹太朋友隐藏起来，这样的行动在德国也出现过，尽管没有像荷兰与丹麦那么多。在整体上阻止大屠杀这一罪行需要一次起义，但是在战争与独裁的前提下，人们怎么可能做到呢？不管怎样，希特勒的大屠杀曾促使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者采取行动，扮演了一个拯救尊严的角色。施韦林·冯·施瓦恩费尔德伯爵在针对7月20日密谋者的审判上被问到其动机的时候，在弗赖斯勒用吼叫打断他以前，还有时间说出“我想到了那么多的屠杀”。

针对德国人对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指责，将还要长久地落在德国人身上，但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希特勒。以下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断定：他没有完全告知德国人他最大的罪行，因为他不信任他们。尽管进行了近十年的反犹宣传，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们会愿意参与到对他们犹太同胞的大屠杀。他未能把他们打造成为他所想象的“主子民族”。这可能是他在战争的最后岁月越来越蔑视他们，不再寻找与他们的接触，对他们的命运越来越无所谓，最后甚至将他的灭绝意志转向他们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讲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欧文为希特勒开脱的证据上，即希特勒1941年11月30日给希姆莱的不杀害当天从柏林运出的犹太人的电话指令。其日期很耐人寻味。它发生在苏联于莫斯科城前发动的让希特勒相信战争无法取胜的反攻的前五天，在他向美国宣战的前十天（这一宣战奠定了他的败局），在作出“最后解决”的、在死亡工厂屠杀包括德国与全欧洲犹太人的万湖会议召开的前五十天（至此，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局限于波兰与苏联，其繁琐的方法是集体枪杀）。

在上述三个日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联系。只要希特勒还能像一年前在法国那样希望在苏联获得迅速胜利，他还可以希望英国的回心转意，因为英国将随之失去其“大陆宝剑”。他曾经多次说到这一点。因此，他必须保持自己与英国的谈判资格。他不能在那些国家（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传到英国）以大屠杀者的形象出现。至于他在波兰与苏联干的事情，他希望只要战争在继续，就能够对外保密；而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包括在德国的大屠杀，则会马上在英国传开，使希特勒在那里完全失去谈判资格，正如发生的那样：“惩罚这些罪行”的新战争目标是在1942年1月宣布的。

换句话说，只有在他完全放弃与英国签订和解和约（以及与此相关的避免美国参战）希望的时候，他才能实现其多年的消灭全欧洲犹太人的愿望。他是在1941年12月5日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进攻把他从战胜苏联的美梦中惊醒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撼，因为两个月前他还在公开场合宣布：“这个对手已经倒在地上，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这一震撼的影响下，他“冰冷地”、“闪电般地”改换了念头：如果他在苏联不能取胜，那么（这是希特勒的结论）也就没有与英国和解的可能了。那他也可以马上对美国宣战，这显然让他（他好久未回击罗斯福的挑衅）感到了满足。于是，他还可以干一件让自己更舒心的事情，下命令在全欧洲完成“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因为他不必顾忌这一罪行在英国与美国的影响。

但是，他这样把德国的败局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在战败以后必然会举行惩罚性审判。但是他对此无所谓，他已经在前一章提及的11月27日与丹麦及克罗地亚外长的谈话中说过。他大致的意思是，如果德国不能战胜，那么它就应该灭亡，他不会为它流泪。

简言之，在1941年12月，在几天之内，希特勒在那两个不可结合的、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即德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太人的灭绝之间作出了最终抉择：他放弃了第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在11月30日，这还早了几天）。而且，为了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他一直垂涎三尺的目标，他也愿意让德国承受全面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由此，我们也可以解析在前一章不能从任何政治角度解释的他对美国的宣战：政治家希特勒在1941年12月让位给了大屠杀者希特勒。

与其以前在政治上的敏锐与果断形成鲜明对比的，希特勒在战争后期（我们在前一章因此感到困惑的）在政治上的被动与冷漠现在也可以得到解释了。他对政治（他对此曾如此富有天赋）已经不再感兴趣；对于他现在唯一追求的目标，他不需要政治。“政治？我不搞政治了。这让我好恶心。”这段（对里宾特洛甫在“元首总部”的通讯员黑韦尔说的）话虽然出自后一个时段，即1945年初；但他完全可以在1942年说出同样的话。自1941年底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国政治了，他只进行了屠杀与毁灭。

希特勒现在还关心的，甚至比以前更关心的，是军事作战事务。他还需要军事作战：为了赢得时间，以实施他的大屠杀，并且为了控制他找到受害者的地区。1942年以后，他的战略只是争取时间与防守空间。至迟从1943年初，希特勒再也没有作出会获得惊人的（或许能给予希特勒以外的某个人一个谈判和约机会的）单个军事胜利的建议，当他的某个将领作出此类主动行动的时候（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曼施泰因1943年初在乌克兰），他不予支持，相反他起到了阻碍作用。他对这些也不再感兴趣了。

所有迹象表明，他自1941年与1942年之交起，内心已经默认了最后的败局。不过，他在1942年11月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因其双重意义而透露了许多含义的话：“我从来只在十二点零五分时才罢休。”至于他在那些年里，当指向德国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时候，在他的桌边谈话中还常常表现出来的坚定的自满，有时甚至是底气十足的愉快心情，只能以他下面的想法来解释：在那段时间里，在同盟国军队向被包围与被轰炸的德国挺进的时候，他现在唯一的目标离实现也一天天接近了。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每一天里，全欧洲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居室或藏身地被抓走，被运往东欧，赤身裸体地被赶进死亡工厂，在那里，焚化炉的烟囱在夜以继日地冒烟。他享受不到前十一年里的成就，不过他也容易放弃，因为他比以前更能享受一个凶手的快乐，这个凶手已经放弃了最后的顾忌，受害者就在他手中，他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半的希特勒来说，战争是一场竞赛，他一直希望赢得这场竞赛。谁会最先到达目标：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还是同盟国在军事上征服德国？同盟国需要三年半才到达目标；此时的希特勒，离他的目标却已经非常接近了。

第七章　背叛

有一个耐人寻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给那些他对它们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

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万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希特勒给英国在客观上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损失，尽管他根本不愿意与英国打仗，而一直只是半心半力地与英国作战。英国因希特勒战争失去了其帝国，并且不再是世界大国；由于希特勒的战争，法国与其他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与民族的地位都同样地降低了。

完全客观地看，希特勒对德国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德国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有七百多万人，比犹太人与波兰人还多，只有苏联人的损失更大；其他参战国的损失远远不能与上述四国相比。但是，苏联与波兰在付出可怕代价以后更为强大，以色列因犹太人的牺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国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德国的地位不仅与所有其他西欧大国一样降低了，它还失去了以前国土（它的“生存空间”）的四分之一，其余部分分裂了，两个分裂的国家因被纳入两个对立的权力阵营而被迫处于不自然的敌对关系。至于至少在其中较大国家中的人们今天又可以舒心生活的事实，不是希特勒的功劳。1945年希特勒在德国留下了一片焦土，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而且（这很容易被忘记）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仅留下了死尸、废墟与残垣断壁，以及千百万饥饿的、流离失所的人们，而且留下了一个崩溃的管理机构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而且这两点——人们的惨状与国家的灭亡——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有意造成的。他甚至试图作出更为严重的事情：他针对德国的最后计划是民族的灭亡。最迟在他的最后阶段，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德国的叛国者。

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能像亲身经历的那代人那样容易感受得到。希特勒的最后几个月恰恰形成了一个传说——尽管不是一个光彩的传说，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希特勒开脱，不必对1945年德国的垂死状态负责任。按照这一传说，战争末期的希特勒只是其本人的一个影子，已经病入膏肓，一个废人，失去了决策力，只能瘫痪似的坐视周围发生的灾难。按照关于1945年1月至4月所流行的叙述，他失去了对事态的任何控制，在他的地堡里指挥着已经不存在的军队，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万念俱灰，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在柏林的废墟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简言之，他对现实如同一个盲人，可以说已经不正常了。

这一图像无关宏旨。当然，希特勒1945年的身体已经不是最佳状态；当然他老了，而且在五年的战争以后，他的神经大受创伤（丘吉尔与罗斯福也一样）。当然，他越来越阴沉，越来越经常地大发雷霆，让身边的人感到恐惧。但这种把一切描画得黑上加黑，在末日的场景中陶醉的诱惑，常常使人们忽视了一点：恰恰在最后几个月的希特勒，就果断与意志而言，再次达到了他的顶峰。意志的相对瘫痪，固守无想象力的常规，可以在此之前的一个阶段里看到。如在1943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担忧地确认了一个“元首危机”，又如在1944年上半年也是如此。但是，面对战败，希特勒又回来了，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的手现在虽然在颤抖，但是它抓起来仍然（或者说又是）迅猛且致命。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间，身体上衰落的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咬牙切齿的坚忍不拔与急促行动是惊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些行动越来越清楚地（直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今天听起来对某些人难以置信的目标：全面摧毁德国。

这一目标开始还不能被清楚地看出，但到了最后清楚无疑。希特勒在最后时期的政策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1944年8月至10月），他成功地阻碍了中止输掉的战争，让最后决战成为可能。在第二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最后出击——向西方的出击。在第三阶段（1945年2月至4月），他以在1941年以前用来征服、自1942年至1944年用来消灭犹太人的精力来全面摧毁德国。为了看到希特勒这一最后目标是如何逐渐显现的，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九个月的行为。

1944年8月的战局，在军事上与1918年9月颇为相似，当年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撒手不干了。这就是说，战败按正常人的估计已经不可避免，结局可以预见到。但是结局还没有到来，败局还没有被确定，前后两次都没有。敌军还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与1944年与1945年所发生的一样，1918年也同样可以把战争拖到下一年。

众所周知，鲁登道夫在这一局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该结束了。”他促成了停战请求，而且把他的政敌推进了政府，让德国的停战要求显得更为可信，给予了德国一个负担较少的、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他后来控告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产管理者（“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从后面给了未被打败的军队背后一刀，这使他1918年9月的行为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行为方式是一个负责任的爱国者的行为，他在战败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目标，即为自己的国家避免最严重的损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

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与鲁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动”中，他命令立刻逮捕与监禁约五千名魏玛共和国的前部长、市长、议员、政党骨干以及政治官员，其中包括后来联邦德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与库尔特·舒马赫。这正是当年鲁登道夫在相应的局势下，把政府交接给他们，让他们结束战争的那群人，可以说是德国的政治后备力量。鲁登道夫在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来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处境下却把他们监禁了。这一行动，在当时没有公开，很奇怪，在以后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被提到；一般情况下，它被与对1944年7月20日密谋者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与后者没有关系。它是希特勒要预防任何可能再次发生1918年那样的在他们看来过早中断战争的第一个征兆：他决意在没有可预见机会的前提下也要继续战斗到底，用他的话来说：“直到十二点零五分”，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关于这一时刻的这一决定，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历史上，在战败时有两个思维方向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务实的与英勇的。第一种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拯救老本；另一行为的目标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关于这两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有个说法，对于第二种行为方式甚至还可以说，未来从来不能完全预见到，似乎不可逆转的事情有时还可以得到逆转。在德国历史上有腓特烈大帝的著名例子，1760年他的处境，与1918年鲁登道夫以及1944年希特勒的处境一样，但是通过“勃兰登堡奇迹”（即出乎意料的俄国皇位更迭与同盟的改变）得救了。如果他放弃的话，那个挽救他的偶然机会就来得太晚了。但是，奇迹在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有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之上，那就等于在玩中奖率极低的彩票。

腓特烈大帝的先例，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宣传中被大肆渲染，但这是否在希特勒的动机中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值得怀疑。一场现代的民族战争，在根本上与18世纪的内阁战争有所不同。把希特勒动机中决定性的角色归根于1918年的反面例子，则更为确切。我们还记得，1918年是希特勒的觉醒经历，对于（那场在他看来过早结束的）战争失败的激愤，是他不可遗忘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而他的决心——决不允许一个“1918年11月（革命）”再次发生——是他决定当政治家的主要动机。而现在这一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希特勒可以说已经到达目标了：一个类似1918年11月的局势又在眼前，希特勒这一次能够阻止它，就此他下定了决心。

不可以被完全忽视的是，他在1918年强烈的，而此时又复活的对德国“十一月罪犯”及其同胞的仇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以十分赞赏的语气引用了据说是一位英国记者1918年以后所说的话：“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叛徒。”现在，如果有个德国人说出那个可想到的与正确的想法，即认为战争失败了，而且透露出他想活下来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德国人绞死或斩首。希特勒从来就是一个大仇恨者，对于杀人，他内心充满乐趣。希特勒的仇恨力，他那多年来发泄在犹太人、波兰人与苏联人身上的屠杀欲，现在公开转向了德国人。

不管怎样，希特勒在1944年夏末秋初，又焕发出一种让人回忆起他最佳时期的精力与能力。在8月末，在西线几乎没有一道防线，在东线也没有，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与其说是一条防线不如说是一个破洞”。10月底，两条防线被再次建立，同盟国的进攻被顶住了，在后方希特勒发动了“人民风暴”，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被动员参加人民战争。希特勒通过竭力传播关于一种他后备的神奇武器的谣言来维持斗志。实际上，当时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这一1945年的神奇武器。想起来很使人感到诧异，如果那场希特勒所希望的、惨重与血腥的、为此在1944年再次把德国振奋起来的防卫战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第一枚原子弹将会落在德国，而不是落在日本。

但是，希特勒本人使得局势未能发展到那一步，他把为这场防卫战所积蓄的、刚刚集聚起来的力量很快就浪费了。在1944年11月，他决定再一次进入攻势，而且是在西线。1944年12月16日，德国人在阿登最后一次发动进攻。

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所有军事细节不同，我们现在必须较为仔细地叙述阿登攻势。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插曲，他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占领区且最后成为分裂的界线；而且希特勒随之开始将其矛头转向自己的国家。

阿登进攻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行动相比，是希特勒最个人化的行动。从军事上看，它是一个疯狂的行动。要想获得成功，一场进攻战，在当时的技术作战条件下，进攻一方至少需要具有三比一的优势。而1944年12月在西线，德国陆军与同盟国陆军的对比还不到一比一，更不用说同盟国还有空中的压倒性优势。为了在具体的进攻前线建立微弱的暂时优势，希特勒还把东方的防线抽调一空，尽管他当时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绝望地警告他，苏军正在组织一场巨大的进攻。这就是说，希特勒在玩双重的孤注一掷：如果在西线的进攻失败（这就力量对比而言可以预见到），它消耗了为后来保卫德国西部所需要的力量；同时这一进攻使得（如果苏联人进攻，而这也可以预见）东方的防卫毫无希望。

两种情况也都出现了。阿登进攻失败了，而苏联人发动了进攻。尽管起初得到了雾天的帮助，它使得同盟国的空军不能起飞，圣诞节前几天的进攻只取得了不很理想的战果。然后，天空就晴朗了，在圣诞节的几天里，充当进攻主力的两路德国坦克军团被同盟国空军摧毁，1月的第一周内，他们的残余被推回到出发地点；1月12日，俄国人冲破了德国东线所剩余下来的单薄防线，一鼓作气地从维克萨河一直冲到奥德河边。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古德里安一而再、再而三地绝望而急迫地给希特勒推算过，但是希特勒什么也不想听。阿登进攻是他最个人化的主意，是他的最后第二个主意（最后一个我们还将认识）；他顽固地将其付诸实施。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都在猜测。军事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希特勒不像今天常被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军事上的绝对外行。就他的军事知识水准，他不能就其行动的成功希望抱有幻想。他向参战的军官们吹嘘这些幻想，这不能证明他自己也相信这些幻想。

相反，我们有理由猜测他有外交方面的动机。在西线的进攻，哪怕是失败的，尽管（恰恰因为这一点）希特勒为此削弱了他的东线，把德国的东部向苏联的进攻开放，可以作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个信号，希特勒现在已经把它们而不是把苏联看成主要敌人；他愿意将他的全部剩余力量投向西线，哪怕整个德国因此成为苏联占领区。或许可以说，希特勒要西方国家在一个纳粹主义的德国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之间选择，向他们提问：“你们愿意谁站在莱茵河边——斯大林还是我？”他可能还在相信，他们宁愿选择他。如果他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当然错了。罗斯福在1945年深信可以与斯大林顺利合作。丘吉尔不这么看；但是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也一定会选择斯大林，不会选择希特勒。希特勒因他的大屠杀在西方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人物。但可以设想的是，他自己不这样看，就像希姆莱不这样想一样，后者在4月份还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单纯的建议：德国在西线投降，在东线与西方国家一起（向苏联）继续战争。即便他这样看，有证据证明，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在东线而不在西线战败。这与他的德国人相反，他们十分恐惧俄国人的进攻，许多人已经开始像盼望解脱那样盼望着美军与英军的占领。在战争中，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尊重增长了，而他对罗斯福与丘吉尔则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设想希特勒有着以下的双重思路：或许在西线出乎意料的极高昂斗志的表现，同时坐视东线的失败会震惊西方国家，使它们愿意作出妥协；如果不能，那也很好，就在东线真正失败，西方国家自己看会有什么好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路。

如果我们认为，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是外交方面而是内政方面的，他实际上是在针对着自己的民族，那么希特勒的想法就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在1944年秋季，德国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已经发生了分裂。德国民众不愿意进行希特勒所要的绝望的最后战斗；他们希望有一个结局，而且是一个损失尽量小的结局，也就是在西线结束战争。把俄国人挡在国门之外，而把西方国家放进来；这已经成为1944年底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的战争目标。而对于这个目标，希特勒用他的阿登进攻摧毁了。他不能把所有持这种想法的人砍头，因为人太多了，绝大多数人三缄其口，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以做到，他们如果不愿意与他一起赴汤蹈火，那么就把他们交给复仇心切的苏联人。他还可以消灭他们希望得到解脱般的美国人与英国人占领的愿望，他就此下定了决心。如此看来，阿登进攻战——在军事上是纯粹的疯狂，外交上最多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空想——突然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意义；因此这样看应该是正确的。但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开始对德国与德国人动手了。

希特勒的阿登进攻战明显偏离了他1944年8月的防卫方案，这也说明了上述观点。原有防卫方案的目标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在所有战线上僵硬地、招架性地抵抗，而在军队必须后退的即将失去的地区，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而阿登进攻战的目标则是一个恐怖的结局，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战役中消耗最后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提问，为什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那么答案便会扑面而来；因为他看到，全面的人民战争没有可能了，德国民众不愿进行人民战争。他们不再像希特勒那样思想与感受。好吧，那么他们就应该因此受到惩罚，而且是判以死刑：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决策。

我们可以争论，这一决定是否在阿登进攻战中已经默默地表现出来了。在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元首命令中，它反正得到了明确而不可否定的形式，希特勒以此判处了德意志民族的死刑。

此时，苏联人站在奥德河的东岸，美国人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想要顶住已经不再可能，西方与东方同盟国在德国中部的会师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但是，民众在东线与西线的战斗与后退地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在东线，他们大批逃逸，在西线他们却原地不动，把桌布与床单作为投降的标志挂在窗口，并且哀求德国军官不要再保卫他们的村庄或城市，以避免在最后一刻遭到毁灭。

对西线民众的这种行为，希特勒在其第一个3月18日的元首命令中给予了答复。他命令，德国西部的被进犯区，“从主要战场后面开始，立刻撤出全部居民”。这一命令是在当天的局势会议作出的，有人一反常态地提出异议。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以前的建筑师和当时的军火部长，今天是（1978年）希特勒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此报道：

在场将领中的一位对希特勒说，无法实行几十万人的转移。已经没有火车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瘫痪了。希特勒无动于衷。他回答道：“那么他们就应该徒步行军！”这也无法办到，那位将军插话道，为了行军必须有供养，人群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们也没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说完。希特勒不为所动地转过身去。

如果说，那个让德国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没有供养的前提下进行无目标的行军（我们只能称之为死亡行军），近乎于一个试图进行的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的话，那么第二个3月19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谓的“尼禄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剥夺德国人的、而且现在是所有德国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关键的段落是：

所有帝国区域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工业与供给设施，以及敌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预见的时段内用来继续其战斗的物资，都必须被摧毁。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冷冰冰的语调”解释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我们会想起前面已经引用的，希特勒于1941年11月27日当失败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时所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再次回忆这句话。希特勒当时说：“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他将其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两个命令没有被完全执行。否则，德国人就会像戈培尔两年前就犹太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会遗留多少了。施佩尔尽其可能地阻碍了摧毁命令的执行。还有一些纳粹党干部，不敢作出最极端的事情；经常也有直接相关的人员（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目的），拒绝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最后，同盟国快速的、很少被认真抵抗阻碍的进军，也使德国人免于落入希特勒为他们设计的悲惨命运。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希特勒的最后命令毫无影响。1945年3月中旬，德国还有部分领土未被占领。在那里，元首命令仍是最高法律，而在纳粹党与党卫队干部中仍有狂热分子，他们与其领袖一样思考与感受。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段内，他们与敌对的空军与炮兵在竞赛进行对德国的最终摧毁。许多报道表明，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绝大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民众陷入了敌我双方的炮火之中，他们更害怕自己的摧毁突击队与党卫军巡逻队。

他们执行的希特勒的计划，实际上比敌方的计划更为残酷。敌方军队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最原始生存的基础”，起码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这样。结果是，快速向前挺进的敌军的占领，至少在西部被当作一种解脱而受到欢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全是纳粹分子的民族，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去幻想的、不愿与希特勒有什么关系的民族。他们当时常认为这是一种假装的屈从，但这只是极少数。人们真的感到被他们的元首出卖了，而且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其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自己以极端方式进行了同盟国打算进行的“再教育”。在这几周里，德国人的经历犹如一个女人，其情人突然变为其谋杀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邻居呼救，来对付那个与她交往的男人。

让我们彻底明确事实：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至19日的命令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像在1944年秋天，是为了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要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就不能让几十万德国人向内地进行死亡行军，而又在那里摧毁他们继续最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切。相反，希特勒的这些最后的针对德国的大屠杀行为的目的，只可能是惩罚德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英勇的决战，也就是拒绝了希特勒为他们决定的角色。这在希特勒眼里是一个应该判以死刑的罪行（以前也一直是如此）。不愿意接受命令的角色，它的人民就必须死去：希特勒一直是这样想的，由此看来，希特勒在战争末期针对德国的屠杀行动，与其在战争初期针对波兰的屠杀行为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应。

希特勒本来并不打算像对犹太人与苏联人那样，对波兰人进行大屠杀。他对他们设想的角色与罗马尼亚相似，即在一场早已计划好的针对苏联的征服战争中充当一个服从的盟友与协助民族。他们对这一角色的拒绝，而不是但泽问题，才是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但泽已经在波兰的完全同意下，由一个纳粹市政府按照希特勒的愿望执政；但泽只是一个借口。耐人寻味的是，希特勒在取得侵波战争的军事胜利后，并没有用它来实现他原先的目的，即把被波兰人拒绝的盟友关系强加给他们。这样做在政治上符合逻辑，就当时的局面而言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相反，他现在把波兰人当作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愤怒的、长达五年的疯狂惩罚与报复行动的对象。在这场行动中，他的灭绝欲望第一次在放弃其政治理智的前提下得到了发泄。希特勒既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屠杀者。尽管他的屠杀欲望最初只是把犹太人与苏联人当作牺牲品，但当他的意志被拒绝的时候，他的屠杀欲望就占了政治谋略的上风。战争初期在波兰是这样，战争末期在德国也是这样。

不过，希特勒赋予德国人的角色，要比当年给波兰人的角色更为重要：先是一个征服世界的“主子民族”的角色；然后至少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英雄民族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该受到惩罚的）抵抗，到最后德国人也不服从了。这样他们也得到希特勒的死亡判决：再引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与被消灭”。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些奇怪。在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希特勒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有一条从路德，经过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直通希特勒的线索。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不用说新教与普鲁士传统，后者是一种（包括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在内的）理智而无私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传统。理智而无私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最难以承认给希特勒（哪怕是战前那个硕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为了实现其对民族力量的全面动员——而且不该忘记的是他的不可罢免性与不可替代性，他一开始就牺牲了德意志国家，不仅是其法制国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国家的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里早就讲到了。他有计划地用大众疯狂取代了理智；可以说，他在六年里把自己当作一种毒品灌输给了德国人（但在战争期间突然又中断了灌输）。至于无私精神，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的极端例子，他把自己个人的使命意识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按照其个人生涯的标准来安排其政策；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一一重复。如果我们回忆起关于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完全不以国家的范畴，而是以民族与种族的范畴来思考，这附带解释了其政治行动的粗鲁性，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成就的原因：自民族大迁徙以来，欧洲的、当然也包括德国的政治文明的基础是，把战争与战争后果限制在国际制度之内，对民族与种族不加伤害。

希特勒不是一个国家巨匠，仅此一点他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例外。我们实际上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类似于路德的人民领袖。他与路德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空前绝后的，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但是，路德在其许多方面几乎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化身，而希特勒的个性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关系，与他的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建筑与纽伦堡市容的关系一样，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在他们对领袖最崇拜的时候，德国人也就此保留了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崇拜中，总还有一点惊讶，惊讶于他们得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意外的、另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诗意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他是一位外边漂来的不速之客。在这里，从外边来的不仅是指来自奥地利。对于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来自更远的地方；先是从天上来的，后来是——上帝保佑——来自地狱的最底处。

他爱德国人吗？在不了解德国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德国；实际上，他从没有认识德国。德国人是他所选择的民族，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针一样指向了他们，指向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权力潜能民族。他们只是作为权力工具使他真正感兴趣。他为德国抱有巨大的雄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代的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当时的德国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时政治上无所适从；这两点给予了希特勒机会。但是，德国人的雄心与希特勒为德国抱有的雄心并不一致（哪个德国人想定居苏联？），希特勒缺乏辨别细微差别的听觉器官。总之，他一上台就不再听了。他为德国所抱的雄心，越来越像一个养马人与一个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希特勒犹如一个恼羞成怒的、失望的赛马场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

消灭德国，是希特勒的最后目标。与他的其他灭绝目标一样，他未能完全实现。他所达到的，只是德国最终向他告别了，这比他想象得更快，也更彻底。在拿破仑最后下台三十三年后的法国，又一位拿破仑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希特勒自杀三十三年后的德国，如果有人想以希特勒为先驱，继承希特勒的衣钵的话，那么他连哪怕是最小的边缘者机会都别想得到。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的是，对希特勒的记忆在年长的德国人那里被压抑，而绝大多数年轻的德国人则对希特勒一无所知。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因为，德国的历史没有随希特勒而终结。如果有谁相信相反的观点，而且或许因此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正好圆了希特勒的最后心愿。

分享译林更多好书：

- 官方微博：﹫译林出版社

-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yilin

- 官方微信：

您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您通过以上方式与我们联系！

[1]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男子同盟的创建者，其著作今天基本无人阅读。在其1907年以后的著作的许多地方，他似乎是第三帝国的预言家。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三帝国到来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的欣赏。他以移民瑞士的方式逃避了纳粹德国为他准备的隆重的六十五岁生日（1933年7月12日）庆典，同年他在瑞士去世。格奥尔格圈子的成员之一、这位诗人晚年的追随者是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原来狂热地欢迎希特勒的上台。题为“格奥尔格—希特勒—施陶芬贝格”的德意志思想史的一个章节还待人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