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 全集

冯亚光
简介

西路军 三合一全集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魂归河西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2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序言：怀望西域（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序言：怀望西域（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0）

西路军 三合一全集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魂归河西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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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2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9）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5）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6）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7）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8）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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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2）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3）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4）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序言：怀望西域（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序言：怀望西域（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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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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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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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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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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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0）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2）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3）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4）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5）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6）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7）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8）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9）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0）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魂归河西

西路军战斗过的山丹隘门滩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

蓝天，白云，黄沙，绿洲。大漠，气势雄浑，朴厚苍茫；长河，源远流长，汹涌澎湃。飞机平稳地飞行在河西走廊上空，追寻着徐向前元帅当年的战斗足迹：虎豹口——梨园口；一条山——祁连山。机舱内，徐向前元帅的骨灰盒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舷窗外，千里祁连白雪皑皑，向后延伸着延伸着，似乎在依依地挥手道别，肃立含悲。

此刻，是1990年11月6日。此前，李先念到病房探望徐帅。徐帅把酝酿很久的意愿，告诉了这位与自己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徐帅曾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河西走廊那浑莽、空漠、深沉的世界里，他对长眠在这里的战友、部属以及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和无限怀恋。

遵照徐帅的遗愿，其亲属将徐帅的部分骨灰伴着白黄两色鲜花撒向徐帅当年浴血奋战过的河西大地。徐帅的英灵像遥远的地平线将永远横在天际，和牺牲在这里的万千英烈同在，和祁连山同在。

一位西路军女战士肃立在徐帅家中会客室设的灵堂前，仰望徐帅的遗像，不禁潸然泪下。她难忘祁连山下那殊死的搏斗，更难忘艰苦岁月里徐帅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她呼叫了一声“徐帅”，痛哭失声。

徐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总指挥。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政委陈昌浩如果能够留下自己的遗愿，也会把骨灰撒在河西走廊。他对河西也有比绵连起伏的祁连山峰还要深重得多的情谊，但是，他在过去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去了，沿着曲折而寂寞的小路无声无息地去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收到一位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陈昌浩时说：“陈昌浩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走狗。”###就这个提法做了如下批示：“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并且是‘四人帮’###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陈昌浩地下有知，也会心潮如鼓，嘭嘭地撞击胸膛。

河西走廊，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荒野的苦寂，风雨的侵袭，阅尽了人间沧桑。河西走廊既然曾经被鲜血浸染，那么，遍地猩红的野罂粟、绛黄的野百合、苍蓝的勿忘我，就应该把无边的色彩织成世世代代的缅怀和沉思；河西走廊既然曾经凝固了红军老战士赤诚的灵魂，就该将那低沉或亢奋、喑哑或粗苍的呐喊声汇聚成奔腾的祁连雪水，给无垠的沙漠留下一个绿色的梦……

屹立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上，能感觉到世界的沉重、道路的坎坷，以及人类自身不停地拼搏和奋进的坚实力量。祁连山啊！你身躯的魁伟，是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血肉和灵魂雕琢而成的吗？浓缩了红军信念的崇山峻岭，才会显得如此雄劲有力，随时都能爆发出移山倒海的气势!

翻阅那些饮恨河西走廊的红军老战士用血泪写成的，翻阅中###史军史工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材料，和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促膝长谈，常常不禁怆然泪下，心中翻腾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绪。他们那娓娓的述说、沉重的叹息，把我引入一个悠远的广漠的世界，引入历史的深处。西路军悲壮惨烈的西征，老一辈英勇牺牲的身影，是那样深重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冲撞着我的心扉。

这支从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南方钢铁队伍，与敌殊死搏斗在大西北严冬的河西走廊，欲急进而不能，欲速退亦不可，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历时近五个月，惨遭失败，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西路军一度同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捆在一起，这符合历史事实吗？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应当怎样评价它的历史作用？这些疑问犹如一曲粗犷、原始的悲歌，和着当年战火沉重的脉搏，从我的心上流过。我要将这如幽灵般在天空中闪烁的问号收入我的《河西浴血》，我要努力拂去历史蒙上的尘埃，追思那永不泯灭的悲壮与屈辱。

历史终于褪去了雾的迷茫。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又有飞机乘云而起，扶摇直上。阳光透过舷窗将覆盖着李先念骨灰盒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照得鲜红透亮。骨灰和粉色的花一起撒向白雪皑皑、松涛阵阵的祁连山。骨灰和鲜花在风中簌簌作响，仿佛吟诵着李先念的最后遗言：“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那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祁连山，冰峰雪岭，逶迤连绵；风笛呜咽，竖琴咏叹；诉诸心肝，质诸天地。

西路军的一幕幕，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融入远方的苍穹。今天，红军虽已不再是河西走廊这块土地的唯一注脚，但我将永远铭记，风骨擎天、意志穿岩的西路军悲壮西征的故事。我以强烈的冲动和极大的振奋挥笔疾书，似乎感到那白纸上墨迹的体温和硝烟，看见无数老红军微笑着走来。他们身后，东方天际，现出了一抹粉红色的朝霞，喷薄出万道霞光。金灿灿的光环，红红的云，浓情似火燃着整个大地。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2）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

甘肃省会宁县。山冈起伏，大野悄悄，絮絮秋风中弥漫着凄楚苍凉。这里的山被千百年无数次风雨袭击、剥蚀得只剩下赭色岩石或黄土山脊，巍峨耸峙，傲骨擎天。由于水土流失，河流切割，到处是土梁和沟壑。树是偶尔能瞥进眼的几株，草是灰蓬蓬的数丛。流水带走了沃土，只把贫穷和饥饿留下。豪强劣绅压榨盘剥，更胜于凄风苦雨，刮走了一层层的民脂民膏。现在虽是秋天，但收获季节的风也似乎吹不散笼罩在四野的阴霾，长空像裹着一层厚重的殓布。然而，终有回天巨手要将混沌的乾坤扭转。十月的金风里，飘来无数红色的军队，犹如午夜的闪电，划破了浓重的黑暗，搅动了山乡的凄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于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

会宁城西津门拥进一队队红军。西津门这座清代建筑，两层飞檐挑角的阁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飞起道道光华，十分耀目显眼。西津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会师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放异彩，闻名中外。

此刻，西津门下，一位剑眉飞扬、双目炯炯的军人正骑马通过。他身穿一

甘肃会宁会师门套灰色土布半旧军装，腰间束着一条半旧牛皮腰带，腿上裹着“人”字形的灰布绑腿，帽子上和所有红军一样也缀着一颗亮闪闪的红五角星。他三十出头，可是一脸肃穆，一派老成，连过长的胡楂也秋草一般灰蒙，仿佛落了土，带了霜。征程上的风雨，洗去了他青春的鲜亮，敷上了一层壮年的苍老。他，就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毅然投身革命。他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坚持过东江游击战争；在粉碎“罗李会剿”中以少胜多，五战皆捷；他驰骋大别山，四次反“围剿”，创建红四方面军；西行转战三千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途中，率领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迭摧强敌。徐向前投身革命之际，中国将要经历一次鲜血的洗礼。坐在南京总统府会议厅长桌上首的蒋介石举起右手比划着，然后像刀一样从上劈下，他要把孙中山先生充分信赖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正是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的1927年初，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古老的会宁城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花鞭鼓号与激越的歌声交响回

徐向前像荡，镰刀斧头和灿灿的红五星辉映闪光。会宁城几乎容纳不了这从天而降的喜庆，那头欢呼声、口号声刚停，这头又炸响爆竹。战友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头的背包，含着热泪互相拥抱，互致问候。

徐向前看着如潮的人群，也格外激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但由于张国焘干扰，又于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地分离，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今天又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合了。

到了驻地，徐向前总指挥便马上展开作战地图，研究地形和敌我情况。徐向前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军事家，他的“军事劳动”特别细致艰苦。无休止的戎马生活是紧张疲累的，可是徐向前求知砥砺，夜以继日地钻在作战方案、敌我情况、军事论著之中。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识的启蒙教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书本，默默耕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艺术，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3）

徐总指挥也有自己的休息方法，宿营闲暇时，爱哼哼京戏，还拉拉京胡、吹吹箫，自有一番乐趣。此刻，三军会师带来的喜乐还激动着他，徐总指挥心里高兴，又拉起京胡唱起《甘露寺》中的一段：

……

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

青龙偃月神鬼皆愁，

白马坡前诛文丑，

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

他三弟翼德威风有，

丈八蛇矛惯取咽喉，

鞭打督邮他气冲牛斗，

虎牢关前战温侯，

当阳桥前一声吼，

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他四弟子龙常山将，

盖世英名贯九州，

长坂坡，救阿斗，

杀得曹兵个个愁。

这一班虎将哪个有?

还有诸葛用计谋。

……

徐总指挥唱得忽而欢畅沸扬，忽而细如燕语。这段西皮原板转流水的唱段，经徐总指挥一唱，愈显高亢明快。

这时，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走了进来，看见总指挥唱到得意处，也分享着快乐。

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陈昌浩和张国焘1931年4月从上海到鄂豫皖根据地，初时任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

陈昌浩像直到徐总指挥唱完，陈政委才说：“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已赶到会宁，顾不上休息便派人叫我们去，研究一下行动计划。”

朱、张“两总”的紧急到来，自然是带着重大使命的。

红军在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陕北，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193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红一方面军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的）未能实现，旋即回师陕甘苏区，复准备西征。关于西征，毛泽东1936年6月29日的电报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一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秋；一是冬天。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与选择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为此，要求一方面军必须于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马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4）

张国焘南下失败后，内外交困，被迫放弃川康计划。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复北上，抵甘孜、炉霍、道孚一带休整。5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四、二方面军领导人：外蒙与苏联已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盼望中国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二、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意上述方针，准备待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进。6月上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统一两军的行动，7月下旬经中央同意，由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出甘南。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领导人，介绍了陕甘宁苏区情况：地广山多、沟深林稀、水少粮缺、物产贫乏、人口稀少，“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同时，还介绍了全国现存红军游击区的情况，强调指出：“通南巴以北之巴山山脉，有王邵春部活动，似散川陕鄂豫边境，可造成大规模游击战争之重要的战略地区。”西北局领导人故向中央提出了西进甘西或出川、陕、豫、鄂的方案。9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中共中央研究了共产国际的复示，决定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经过电报反复商讨，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9月底及10月上旬，四、二方面军均分别下令北进，不久即在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准备实现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

红军接通苏联的意图，蒋介石早有猜测。1934年秋，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为了摸清红军北上意图，彻底“剿灭”共产党，蒋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胡宗南做了重点发言，他说：“共产党之所以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而到处流窜，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它只有转移到新疆或者外蒙古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进出甘、青、新一带，打通国际交通线，伺机反扑。”在座各级将领无不为之惊服，蒋亦认为胡之分析有理。他为能有这样有见解、有头脑，且忠实于自己的下属而感到自慰，遂宣布胡宗南由第一师师长升任第一军军长。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蒋介石忧心如焚，焦灼万状，加之对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位一体”，抗日反蒋，他慌忙处理完“两广事变”便回戈西北，全力“剿共”。蒋的“剿共”部署分为两步：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渡过黄河，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在“围剿”红军的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予以肢解。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中共，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朱、张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5）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为此，10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关于提早攻宁问题，请你提出意见。”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提出：“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在中卫地段渡河，则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将蒋介石的通渭会战以及张学良的意见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

会宁大成殿——三军会师庆祝大会会场,朱德总司令在此发表讲话应、刘伯承、彭德怀九人，“请兄等提出意见”。

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赶抵会宁，就是要和徐、陈共同研究，拿出意见供中央参考。

会宁城内的一座普通居民院落。屋内叠放着一份份电报和作战方案的土炕小桌边，坐着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你们来了，快坐下!”朱总司令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走进屋的徐、陈说。张国焘也挺起身来，抑郁的眼睛闪出了些许亮光。此时，张国焘还背着另立“中央”的包袱，心情显得沉重。

徐、陈走到铺着地图的桌前坐下。这是一幅军用地图，上边记着无数的符号、线条、绿色的斑点、黑色的曲线、红色的箭头。徐向前冷峻地扫了一圈地图，抽出别在腰带上的旱烟锅，从吊在烟锅杆上的黑色烟袋里拈出烟叶，慢慢地摁进烟锅里，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朱总司令目不转睛地瞅着地图，凝神思考了片刻，然后在屋里来回走着，灰军衣的下襟来回摆动着。朱总司令和大家共同分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们四人决定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参考各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权衡轻重，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在《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筹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6）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日前，各部队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

……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87页）

中共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未予追究，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十月作战纲领》指出“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转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当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朱、张两总并告彭、贺、任、徐、陈：“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密切前后方联络。”

红军北进宁夏，打通苏联，自然会招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的阻止。蒋介石的“围剿”正在展开，刺刀与炮火结成的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拉了过来。

“你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

向暮时分。夕阳跌落在荒山秃岭上，碰伤了，刺破了，金浆从山坡上流下来，整个山谷被染得金碧辉煌。两骑马飞驰着，马匹伸成一条线，肚皮几乎要挨着地。因为骑得飞快，前面的一匹白马，恰似划过一道透亮的闪电。会宁城渐渐地清晰起来，马慢了下来，两肋汗淋淋的，像水洗过一样，马头扬起，鼻中喷着雪片似的白沫。骑在前面的人二十六七岁，他那张敦厚的方脸盘轮廓十分鲜明，锐利的线条，凝结着直指云天的山峰般的坚毅。他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跟在后面的是他的警卫员，年龄只有十六七岁。李先念接到徐、陈紧急通知，特意赶到四方面军指挥部。

“啊哈，你来得好快!”李先念一进来，徐向前和陈昌浩的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

徐向前和李先念既是老上下级，更是老战友，他们曾互相用生命救援过对方。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西征时，在枣阳新集，敌人突然包围了总指挥部，徐向前把身边的警卫人员和机关干部组织起来，硬顶住敌人。李先念见总部被围，脱下上衣，率领部队冲锋，打垮了敌人，解救出总部。子午镇一仗，敌人把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截成两段，李先念负伤，徐向前对他说：“你先走吧，后面我来指挥!”将敌击溃，冲出重围。

徐、陈、李三人随便坐在炕上或炕沿，围着一张摊开地图的小炕桌。一盏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马灯挂在天花板下面，照亮着桌上

李先念像的地图。徐总指挥将烟锅中的烟灰在桌边磕了磕，指着地图说：“指挥部拟定，三十军率先在靖远渡过黄河，迅速逼进宁夏南部，占领黄河弯曲处之枢纽地带，袭取宁夏战略要地定远营！”

徐、陈以及四方面军其他首长，对渡河方向已是考虑再三。天堑黄河，奔腾万里。古代跋涉在丝绸之路的人们，从长安启程西行，或从西域穿过河西走廊到长安，都要遇到这条大河的险阻。从甘肃到宁夏，黄河上较大的峡就有乌金峡、红山峡、黑山峡，其余地段也都石山峭立，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这段黄河，丝绸之路的著名渡口就有临津、金城、金城津、鹯阴口、索桥、灵武等处。而这些渡口目前都被武威的马步青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重兵把守。靖远县境内有索桥和鹯阴口两个渡口，丝绸之路从甘肃境内的北线进入河西走廊，就必须通过这两个渡口。不过，红军是不能通过渡口过黄河的。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7）

陈昌浩两道细而浓的剑眉下的大眼睛流露着信任的神色，恳切地说：“先念，为全军开辟道路的重任就放在你肩上了。当年强渡嘉陵江是你们三十军实施的，你又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造船和强渡任务就交给你！”

“我们一定完成造船任务，做好强渡的准备工作！”李先念沉吟片刻，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分明感到了所承担的千钧重任。他知道马步青已在黄河沿岸构筑了严密防御工事，企图阻截红军。背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正虎视眈眈、穷凶极恶地扑过来。在这敌军重兵围剿，军情瞬间逆转的形势下，危机就像乌云低垂在红军将士的头上，伸手可触。突破黄河，挺进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战略决策。他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强渡任务，为全军打开胜利的通道。

根据《十月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一是迅速造船，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据此，三十军奉命到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军的进攻。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为了及时造好船只，实施战略计划，毛泽东通知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火速从前方大力搜集木板、铁钉、桐油、棉花、破衣等材料，寻找木匠、铁匠等技术人员，支援三十军。

李先念离开总指挥部，天已经黑下来了，到处亮起飘忽的灯光。走到街上，李先念的目光因兴奋而变得明亮，造船任务把他当过木匠的记忆的火星又燃了起来。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九龙冲李家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种过田，当过店员，学过木匠，人称“小李木匠”。疮痍满目、充满不平的社会现实，使他早就萌发了革命的思想。因此，当黄安县一燃起革命烈火，他就马上投身到了当时的革命洪流中。“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临去世前的李先念，在病中经常念起这首当年攻打黄安的歌谣。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黄麻农民暴动也遭到了血腥###。但是，黄安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纷纷转入黄陂北部山区，继续开展农民革命斗争。当时，年仅18岁的李先念，受上级的委托，也来到了黄陂，从事共青团的组织和发展工作。

李先念以学木匠为掩护，白天和师傅一起干活，晚上不是到黄安开会，就是走村串户地联络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窑工，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他还秘密教唱革命歌谣——《穷人歌》和《农友歌》：

穷人生的埃(埃，黄陂俗语，即困窘之意)，没有粮食买，只得上山去砍柴，挑到街上卖。一进龙五街，眼前尽是柴，今天柴多不好卖，卖不起价来。匪军和民团，做事尽拉蛮，不管大担和小担，随便把钱开。柴卖一吊三，慢慢往回转，落雪下凌路放光，穷人真可怜!

农友快快觉醒：天天起五更，回家披月星；热天里，冷天里，总是苦辛勤。豪绅和地主，要债逼人命，一年忙到头，自己难脱身。……农友们，快快觉醒，参加革命!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8）

由于晚上经常熬夜，李先念白天干活有时就实在支持不住，不知不觉打起瞌睡来。有一次，他推刨子，推着推着，便倒在刨花上睡着了，被师傅发现了他藏在身上的手枪。师傅知道他在闹革命，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喊醒他，小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搞什么事？”李先念知道再也瞒不过师傅，便爽直地说：“我参加了革命！”师傅再三关心地嘱咐他千万要小心，他却乘此机会做师傅的思想工作。在他的积极诱导和耐心启发下，师傅和其他一些青年农民及窑工都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不久，李先念便创建了陂安南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并担任了该团支部的书记。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李先念正指挥部队激烈战斗。“政委，你妈妈来了！”当通讯员带着他妈妈来时，他着急地说：“怎么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来了，打着你怎么办？”妈妈望着两眼发红的儿子，拉拉儿子皱起的衣角，叮嘱一番，抹去眼角的泪光，悄然离去。部队转移，李先念在行军途中发现衣袋里有两块银元，不禁流下两行热泪。家里那么穷，常常揭不开锅，这两块银元凝结着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带着母亲的关怀，李先念踏上了西征路。他怎么也想不到，战场一别竟是与母亲的永诀。他一生都在想：“妈妈，那天我不该对你发火……”

迈出城门，啊，爽快！凉风撕扯着薄薄的夜幕。李先念干脆解开灰布军衣的扣子，敞怀迎风而立。夜景好奇特啊！西天，乌云密布，东天，却从山峦上浮出一弯银白色的上弦月。看着弯弯的月亮，他突然觉得这月亮多么像他将要制造的木船。

“渡河刻不容缓”

靖远城南，一条灰色的浑浊的河蜿蜒喘息。这条河在地图上称做祖厉河，因河水含有大量硭硝而苦涩，不能饮用和灌溉，当地群众叫它苦水河。苦水河滩全是白茫茫的硭硝和盐碱，只在离河几里远的地方才渐渐开始有零星的树和瘦弱的草。苦水河像一条病病歪歪的巨龙，长年蠕动在从会宁到靖远的山峦间，最后进入黄河。只有在下雨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河水，才像是注入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利箭般地向黄河射去，任什么高山深壑也阻挡不住。

前些日子，苦水河两岸小村，狗汪汪地叫着，胆小怕事的村民紧闭着柴门，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只有一些大胆的孩子，不顾大人们的呵斥，偷偷地溜出来，怯生生地望着往来穿梭的一群群“共产”。

红三十军开赴这里，驻扎在离黄河20里至40里的小芦子和大芦子一带。红四方面军造船队开始在苦水河边加紧造船。担任突击任务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指战员以班、排为单位，紧张地演练着上船、渡河、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战术动作。斧、锯、刨的响声，阵阵冲杀的喊声，汇成了热闹的一片，删改着黄土高原肆意的凄凉。

苦水河，水流击岸，河声盈耳。岸边土坡上，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正在观察部队训练。他敦敦实实，面色红润，中等个头，圆盘脸，一双大眼像是为了扩大视野，几乎拉向太阳穴上，双眼透出火热的光芒。他席地而坐，从河滩演练处望过去，蓝湛湛的苍穹下，秋阳疲倦地将它灿烂的光辉洒向大地，山峦和田野披上了一层耀人眼目的金色轻纱。稀疏的树丛和衰草带着秋色的金黄与火红，为荒凉破败的黄土高原乡村点缀着少得可怜的生机。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9）

熊厚发1914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甘家湾一户普通农家。父亲以榨油为业，艰难度日。因家境贫寒，童年时的熊厚发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榨油。黄麻起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熊厚发的家乡，宣化店也爆发了起义。起义的勇士们举起如林的大刀和长矛，射着破旧的土炮和鸟铳，赶走了反动民团，没收了豪绅地主的财产。这次壮举，熊厚发的父亲是领导者之一。年仅13岁的熊厚发跟在父亲身后，举着一把小砍刀，参加了火热的斗争。不久，父亲积劳成疾病故。1930年，16岁的熊厚发告别了断墙残壁的甘家湾，告别了朝不保夕的母亲、两个姐姐和新婚的妻子萧阳春，毅然参加了红军。部队转移后，宣化店反动民团把他的大姐熊厚兰抓去卖到河南，生死不明，他二姐因生活所迫当了童养媳，两年后他妻子萧春阳也被迫改嫁。母亲一人寡居，苦受苦熬着，在望子不归的期待中悄然离开人世。

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熊厚发常常思念鹰巢燕窝，多少次梦回故里，泪洒母怀！泪水、血水……枪声、炮声……唤起熊厚发慓悍的血性，点燃他向旧世界复仇的烈焰。他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在硝烟中傲然挺立。1934年9月，他刚刚20岁就当上了红八十八师师长。

红八十八师是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命令将八十八师的二六三团、八十九师的二六五团和九十师的二六八团编成八十八师。这三个团，都是从鄂豫皖出来的老红军团，在反“六路围攻”胜利以后，方面军总部给三个团授予荣誉称号：守如泰山二六三团，夜老虎二六五团，攻如猛虎二六八团。这些荣誉称号，表明三个团的坚强战斗力和独特战斗作风。八十八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只铁拳头。

天高气爽，浮云流动。熊厚发看见远处十几匹战马掠河而过，拖着一股卷起的黄尘飞奔而来。为首的两人挥鞭纵马，带着一股雄风。他看清楚来人是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便小跑着迎上去。

徐、陈和熊厚发一行沿着岸边小径，折向开阔的洼地。由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抽调指战员组成的渡河先锋连正在演练。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该团强渡嘉陵江时担任渡江前卫团，出色完成了强渡任务。

“谁是英雄，谁是好汉，渡河战斗中比比看！”先锋连连长赵海丰从队列首位跨前一步，粗壮的胳膊一挥，简捷有力地向徐、陈首长报告。

渡河先锋连迅速分成小队，分别登上用厚重的木板扎在树上或木桩上的浪桥。浪桥来回荡着，像小船似的颠簸。先锋连的“船”像一匹真正的马，一头狂傲不羁、睥睨一切的战马，它扬鬃奋蹄，急欲摆脱凌驾于自身意志之外的一切羁绊。战士们或蹲或卧，端着枪，提着刀，那“船”甩开汹涌波涛，带着尖利的风声冲向“对岸”。战士们一跃而起，呐喊着向敌滩头阵地冲去。

徐总指挥对熊厚发说：“战局的发展，使渡河刻不容缓！”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忙调集部队围追红军。10月21日，国民党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命令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大举进攻。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亲自监督执行他10月16日下达的“进剿”令。南线国民党军来势凶猛，攻势凌厉，已占领华家岭、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正拟全力向郭城驿、打拉池和海原方向突击。如国民党军沿靖、会大道前进，渡河计划将遭破坏。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0）

早在10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战局发展，以及李先念他们能造出十只渡船，向朱、张两总作了可以渡河的报告。当日，朱、张两总即电报毛泽东、周恩来：“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即可开始偷渡”。次日，毛、周给朱、张回电指示：“三十军渡河至少备足十个船为宜，恐船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据此指示，方面军总部推迟了20日渡河的计划。

这时，红三十军已造船16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根据南部国民党军队大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宁夏战役要旨，电令红三十军首先渡河，红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23日，徐、陈令红三十军渡河。

亲身经历者谈渡河准备

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李卓然像西路军过黄河的宗旨在于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那边得到援助，得到新式武器。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计划，我们那时正缺乏武器，自然很高兴，士气很高。

总部作战科长吕黎平——

1936年10月中旬，我跟随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赶赴渡河先遣军三十军的驻地。

我们顺着沿山崎岖的羊肠小道，来到黄河边看地形。黄河冲开山岩，咆哮而去。拟定的渡河点，宽处有三四百米，贴近河岸有一片平川。岸边和附近山头，星星点点地布满了马匪河防团的碉堡。

我们来到山后茂密的梨树林里。三十军的工兵部队和在当地请的木匠，正汗流浃背地修造渡船。指战员们以班、排为单位，紧张地演练着上船、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动作。英勇善战、年仅23岁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向方面军首长报告说：指战员听说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既可以得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又能建立新的根据地，士气非常高昂，各项渡河准备工作都能提前完成。

沿路上，几十名老乡向部队驻地走来。男的扛着木材和粮食，妇女提着满筐的黄河梨。原来，经过我们宣传群众，打土豪、分粮财，当地老百姓都明白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听说红军需要木材造船和口粮，就主动送来了。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那时我是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李先念同志是政治委员。

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强渡登陆的军事训练。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我们三十军为了战胜对岸有马匪重兵把守的黄河天堑，自上而下地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司令部在作战前侦察，部署战斗；政治部在做群众工作，筹集粮食，搞树造船，封锁消息；供给部在筹集物资，分发、补充被服；战士们在赶造船只，进行河川战斗演习。

任务艰巨，各领导机关都派了干部，深入部队帮助进行渡河准备工作，我们军里的几个领导同志，也不断到部队里进行检查督促。这天，我去了一个住在树林深处的老乡家里的连队，只见树底下摆着十几条新做的木船，战士们正以班为单位演习着上船、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动作。老乡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大门外边土墙跟前蹲着两个战士。一位体格魁梧，留着一撮黑黑的胡子，汗渍渍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挽着袖子，拿把斧头，在修理面前的一堆桨板；另一位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大概只有十五六岁，又肥又大的军装褂子遮住了膝盖，他正在一针一线地缝一张没有毛的羊皮。我走到他们跟前，他们都站起来。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1）

“主任，看看我们的桨板怎么样？”修桨板的战士笑嘻嘻地把一根修得溜光的长桨递过来说。

“好啊，渡河就看你们的了，黄河可比嘉陵江大得多啊！”

“放心吧！首长！别说有船，就是凫水，也要渡河！”

“小鬼，你这是缝什么啊？”我转身问那个缝羊皮的小战士。

“他不会水，房东送他个羊皮，让他缝个羊皮袋。”挽袖子的年轻战士替小鬼回答。

这个红小鬼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他记事起就给地主放牛，身上经常被打得红肿紫青。去年红军到达川西北，他正在山上放牛，看见山下过队伍，打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便把鞭子一扔，奔下山参加了红军。小鬼不会凫水，听说要强渡黄河，有些发愁。这事被房东老大娘知道了，趁同志们不在家，便把一张羊皮塞到小鬼的怀里，说：“先前我家有个羊皮袋，叫马家抢走了，这张皮你拿去缝缝，吹上气带在身边，就是船坏了，抱着它也能漂过河去。”小鬼不收，惹得老太太生了一阵气。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大门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娘，斑白头发，两手沾着玉米面粉，一边走一边说：“可不许埋怨小家伙，羊皮袋是我送给他的。”她拍着小战士的肩膀：“像这么大的孩子，还不该送到学堂里去念书吗？可是这年月，又是蒋家，又是马家，逼得没成人的孩子都得拿枪打仗，要不就活不下去！他不会凫水，带着羊皮口袋，防备个万一……”老太太慈祥的眼睛里流露着怜惜，颤抖的声音充满了辛酸。

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我们师担任先头部队。代军长程世才同志和师长熊厚发同志在虎豹口掌握指挥所，分工由我带师主力于夜间冲破河防，打散马家的河防团，占领滩头阵地，掩护方面军主力陆续过河。

渡河先锋连指导员周纯麟——

我们二六三团是渡河前卫团。为了保证渡河成功，从全团九个连队和团部特务连里各抽出一个班，临时组成渡河先锋连。许多党员、团员纷纷报名，写请战书。团首长最后挑选100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打仗勇敢的英雄、模范组成了渡河先锋连。连长由一营营长赵海丰担任。我原来在三营当教导员，也被团里临时抽调来当指导员。

佯攻靖远县城的红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张达明——

暮色苍茫中，渡河部队战士们抬着亲手制造的船只，像一条翻滚的巨龙，赶向渡河地点。我们二六七团与渡河部队同时出发，抬着亲手制造的云梯，顺着小河前进，佯攻靖远县城。攻下更好，攻不下也可牵制敌人的力量，以防他们卡我们的后路。靖远县城守军为邓宝珊新一军的一个旅。部队到达靖远县城南关附近，了解到敌人早有准备，城门已封。我们团一营在城南门右侧约200米处，通过护城河接近城墙，梯子搭上城墙即被敌人发现，打了起来。虽然几次搭梯爬城，终因寡不敌众，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我们二营先占南关，再攻南门，拟26日凌晨2时打响。由于一营攻城暴露，我们二营再攻打南门时，敌人在门楼上用火力封锁。

靖远虎豹口我营几次冲击也只接近到城门附近，上不了城墙。天将明，接命令撤退到离城五里多一线，监视靖远守敌直到天黑。

夜渡虎豹口

虎豹口两岸峭壁雄踞，巨石参差，像一双巨大的铁手，紧紧扼住放荡不羁的黄河，但是黄河愤怒地咆哮着，夺路而走，以排空的浊浪，呼啸着向山岩冲击，在沉雷般的轰鸣中，水花飞溅。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2）

一大群衣着破旧的“老百姓”，冒着秋凉的河风，来到了虎豹口。他们隐蔽在河滩村落茂密的梨树丛中，不断地向河对岸眺望着，指手画脚地在议论。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缀着补丁的蓝布对襟大褂，腰里系着一根旧麻绳，活像一个到处流浪的短工。

程世才是位燕颔虎颈的将领，曾是“铁拳头”红八十八师的师长。他和熊厚发组织实施了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渡江作战——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强渡任务交给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和师长熊厚发身背背篓，手拿镰刀，腰里别上旱烟锅子，化装成当地老乡的样子，几次到江边砍柴、割草，详细察看地形地貌、江水流速以及守军兵力部署等情况。战斗打响，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两个营突袭成功，胜利登岸，全歼守军一个营，毙守军团长一名。全师迅速过江，一天之内向纵深推进70余里，歼敌一个旅。

李先念在《痛悼程世才同志》一文中说：“他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形成了勤劳勇敢、坚忍不拔、反抗压迫、渴求光明的性格特点。1929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鄂东北地区点燃了黄麻起义的革命火炬，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宣告成立。一批最早觉醒的农民群众，纷纷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向反动统治阶级猛烈冲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世才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在大别山区，在西征路上，在川陕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在河西走廊，在风雪祁连山，我们同命运、共呼吸，带领部队浴血奋战，迭摧强敌，战胜重重风暴和苦难，经受过数不尽的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

程世才和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以及先锋连的指挥员，站在一块岩石上，隔着轻淡的河雾仔细眺望着对岸。滚滚黄河以它那一泻千里的气势，掀波涌浪，浩荡直下。巨大的漩涡急剧地转动，浊浪飞溅着暗红色的水沫。对岸的峭壁秃岭，重重叠叠，起伏连绵。从山麓到山顶，星星点点地矗立着国民党军的碉堡。马步青的骑兵三五成群，在裸露的田野上奔驰，飞扬起一溜溜黄尘。隔着河面，可以断断续续听到马的嘶鸣声。

“今晚在虎豹口强渡！”程世才用布满血丝的眼睛巡视了许久，最终下达了渡河命令。昨夜，二六三团在靖远县城以西30里的红嘴子强渡。船到中流，遇到浅滩，渡河未成。李先念、程世才当机立断，向徐、陈请示后，给二六三团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虎豹口离黄河古渡鹯阴口只隔两三里路。《三国志·魏志》记载，东汉后期，武威地区的卢水胡（匈奴的一支）兴兵犯汉，声势颇大，姑臧（今武威）告急。曹操命张既率兵数千人速渡黄河，增援武威。卢水胡得讯后，估计张既要从鹯阴口渡河，于是便在这里伏兵7000。张既探得这一消息，将计就计，佯从鹯阴口进兵，暗中却率兵从金城渡口过河，直抵武威，出奇制胜。不过红军这次是真从虎豹口渡河，另派一部兵力在上游的北湾对岸一带活动，造成在北湾渡河的假象。马步青部的前线总指挥马廷祥亲自带援兵赶到北湾坐镇。

1936年10月24日夜。缀着稀疏星光的深蓝色天幕，沉重地垂在靖远河谷。岸畔荒颓的村落里灯光俱熄，鸦雀不鸣，狺狺的犬吠声也消逝尽净。裸露的田野上，人影绰绰，步履匆匆，踩碎了夜的虚妄的宁静，呈现出异样而紧迫的气氛。黑乎乎的人流，像势不可挡的洪水，从远处黑沉沉的夜幕下流出来，越过起伏不平的旷野，穿过虎豹口陡岸的豁口，顺着低洼的河槽，曲曲折折，无声无息地延伸到了波浪漫卷的河边。“沙沙，沙沙……”人流踏着坎坷的沙石，发出一片嘈杂而低沉的响声。不过，几步之外，响声就被黄河的涛声掩盖，被呼啸的秋风吹得无影无踪。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3）

程世才站立在陡岸下边的岩石上，注视着对岸。红二六三团全体指战员，隐蔽列队站在岸边的一片梨树林里。手提肩背的马刀、刺刀闪着幽幽的寒光。在透过梨树枝的黯淡星光下，一双双灼灼有神的目光，几乎要喷射出火星。

渡河先锋连的100多名战士，分成十几支小分队密密匝匝地站在笼罩着陡壁阴影的细长河滩上。他们拿着各种火器，提着明晃晃的大刀，腰缠着满满一圈手榴弹，像一尊尊铁铸的雕像在夜风中屹立着。

河水拍打着岸边，像是性急地敲击着鼙鼓，发出沉闷而嘈杂的响声。十几只大小各异的木船，焦灼不安地俯仰腾跃着，像一群暴躁的黑骏马，似乎要挣脱羁绊，凌波而去，旋风般地直驰对岸。河边的卵石滩上，十几个红军战士脚蹬滩石，仰身奋力拽着船上的缆绳，就像勇敢的驭手拉着烈马，焦急地等待着扬鞭催马、驰骋疆场的时机。

对岸，铁青色的峭壁与山峦上依稀可辨的中和堡村，蜷缩在凝重的夜色里。守军河防碉堡的昏黄灯光，稀稀落落地散布在黑黢黢的河岸上。三三两两的骑兵游动哨时隐时现，不时地大声吆喝着，放几声冷枪。时而有一两个黑影踅到河岸的峭崖上，用手电筒晃悠一阵，搜索着什么。那微弱的亮光，倏而熄灭倏而又在黑天鹅绒一样的夜空划出一道惨白的细线，触到岸边的岩石，或是融入翻卷着黑浪的河面上。

河水“哗啦、哗啦”地流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程世才不时看着夜光表，心里着急得像燃了一团熊熊的火。终于，时针指到11点，攻击的时刻到了。程世才疾步走到先锋连队前，手卡着武装带，朝大家审视稍许，说：“强渡黄河，为全军开辟通道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希望大家奋勇作战，完成强渡任务！”

“渡河!”程世才在黑暗中有力地挥手，发出命令。霎时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

河水“哗啦、哗啦”地流淌，时间在焦急地等待中过去。程世才透过夜幕注视着第一批强渡的英雄，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突然，对岸火光闪烁，枪声大作，亮起三堆大火，在沉沉夜幕中格外耀眼。

强渡成功，木船陆续返回。先锋连还缴获了守军的两条船，这两条船比红军的船大得多，每条船一次可以乘渡五六十人。

凌晨，程世才回到渡河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面条汤，这时他才感到又饿又困。吞咽着热腾腾的面条，他想起正在寒夜中战斗的部队。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想起这些，香喷喷的面条也难以下咽了。整夜没有合眼，他不知不觉地伏在桌上睡着了。

“轰隆隆！轰隆隆！”震天动地的巨响把程世才惊醒，他忙走出指挥部，天已大亮。国民党军从兰州飞来的三架双翼轰炸机，在虎豹口上空盘旋、俯冲、轰炸、扫射。一颗炸弹落在岸边水中，一声巨响，泥水和着弹片飞起。站在程世才身旁的参谋一晃，鲜血顺着上衣流下来。程世才对警卫员说：“他负伤了？快扶下去包扎！”参谋用手捂着伤口，连说：“不要紧，不要紧！”便自己跑下河岸。过了一会儿，他包扎好伤口，又跑回来，说：“挂一点轻花，影响不了过河。”

红军的道路，是洒满鲜血的道路。先锋连攻占登陆点时，守军的一个碉堡里，两挺机枪喷吐着火舌，十几支步枪响成一个点。先锋连因地段不利被压住了，冲上去的战士被火网罩住倒地。危急时刻，排长李国忠跃向身边沟坎，进入射击死角。他取下四枚一捆的集束手榴弹向射孔塞去，守军又将手榴弹向外推。20岁的李国忠挺身向前，用胸膛堵住了射孔，用自己的身躯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4）

敌人飞机哒哒哒地打了阵机枪，又投了一串一串的炸弹，河水被打起一排排水花，被炸起一根根水柱。但是，渡河部队紧张而有节奏地荡着桨，劈开迎面而来的层层浊浪向对岸斜插过去。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大部队迅速跟进，势如破竹，摧毁了马家军防线。

10月25日，徐、陈电告朱、张并报毛、周：

1.我三十军已于靖远附近全部胜利渡过天险黄河，这里我四方面军接受中央政府命令北上抗日的行动，望即在部队进行鼓励，大大提高士气，继续实现本战役计划。

2.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我军渡过黄河将大大扩大红军，开展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把抗日后方放在更广大更巩固的基础上。

3.推动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开展。

4.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实行停止内战，准备出师东北抗日，大大扩大红军，高度巩固部队，尽一切扩大力量，争取广大回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学习与发扬我三十军英勇坚决战斗的模范。

5.一、二、四方面军兄弟团结在中心口号周围，准备举行庆祝伟大会合、庆祝苏联胜利、誓师北上抗日的盛大的胜利、十月革命纪念大会。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22页）

徐、陈电报，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洋溢着对宁夏战役前途的乐观预期。

徐、陈令红九军向河边开进，准备随三十军后渡河。从会宁前线抽红五军下来，以一部监视靖远守军，一部休整待命。

一行大雁“嘎咕、嘎咕”地叫着，从对面群山轮廓线后飞出来，掠过灰白色的淡云，慢慢地隐入了天边的一团黑暗之中。那高扬的颤抖的声音在阒寂空旷的山野里回响着，经久不息。

红三十一军折而东返

红三十军渡河成功，揭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捷报传来，全军振奋，欢呼声响彻云霄！

25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高度评价红三十军的渡河行动，并提出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部署。电曰：“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的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从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面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同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一方面军主力仍集中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

但是，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当日，中央军委改变了部署。毛泽东、周恩来电示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而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5）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庐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筑阵地，鼓舞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27页）

本来，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25日在打拉池的计划和命令，红九军已开到河边，准备接红三十军后渡河。25日下午6时左右，红三十军渡河完毕，接渡部队正好渡河。可是，由于有了新命令，已到渡口的九军只能待命河边，并做东返准备。

这之前，在西兰大道边，红九军是作为全军向南阻击部队的预备队，位置在红四军、五军、三十一军之后，更接近河边渡口；同时，位于前面的防守部队正与敌人对峙交锋。若按军委最新命令换下九军以外部队渡河，这一改变不仅影响渡河进程，同时也影响对进攻之敌的防御。此时此刻的时间，真可谓一刻千金。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红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驶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白天渡河不易，好不容易等到黄昏，可又只能待命河边。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回忆说：“这样，九军虽已开到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

26日1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电令九军过河：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抗击手段不够。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29页）

徐向前仔细阅读了朱、张、彭处转来的毛、周26日1时半电，并深入分析了河东河西战况，深感河西任务之重，渡河之两个军的兵力严重不足。考虑再三，徐、陈即于当日（26日）致电朱、张、彭：

甲、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动，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6）

乙、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船工会（队）是否立刻可分一部归总部，待我们今晚到河边把详情弄清再报。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30页）

当日17时，朱、张回电徐、陈，表示“同意你们部署”。

同日21时，毛泽东就打胡敌与取定远营的部署致电彭德怀：

彭：（绝密）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者为最重要。

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又失时机。

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敌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引自《血色黎明》，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1版，第75页）

彭德怀收电后，致电毛泽东等人，表示了对张国焘的强烈不满。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50页注释中的说明：10月27日，彭德怀曾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揭露张国焘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恶劣手段，申明：此电（指前面引用过的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是“发后才给我看”，“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并指出：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的。

27日5时，朱、张致电徐、陈并报毛、周：“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意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四方面军除三十、九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此时，因受部署改变仍滞留河东前线大芦子的徐向前、陈昌浩心急如焚。徐、陈于当日（27日）向朱、张、彭和毛、周致电，进一步陈述自己的意见，建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扰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须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被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付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芦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35页）

站在宁夏战役的立场和角度看，不可否认，徐、陈的提议不无道理，甚而富有见地。

第二天，即28日13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电朱、张、彭、贺、任、徐、陈，并致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肯定了朱、张27日5时电的部署，也就是再一次重审了毛、周的部署。电曰：“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打胜仗的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前线指挥此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胡敌。”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7）

晨曦渐渐从黑暗和硝烟中浸出，这是徐向前西渡黄河迎来的第一个黎明，也是他又一个缺少睡眠之夜的结束。这时的徐向前和过河后的四方面军部队，面临着极大压力。九军、三十军渡河之后，三面受敌，背水作战。西受马步芳、马步青部的攻击，南临兰州北进之国民党军，北有马鸿逵、马鸿宾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同时，河东的四军、三十一军亦正在蒋家大路与郭城驿间与南面之国民党军苦战。昨晚，他率指挥部渡过黄河之后，来到指挥部驻地，再一次认真领会消化军委和总部指示，又反复分析河东河西战局，最后仍然觉得有必要再一次向军委陈述。于是，当日（28日）徐、陈又一次致电朱、张并请转毛、周：

萧（克）周（纯全）电决今日与敌决战靖远，请飞令一方面军前进，确实掩护三十一军之左侧，如不能速掩护，四军、三十一军无力单独完成任务，必要之时向后撤退。……马家堡前面阵地已被敌团余占领，敌企向鹿儿源接近，兵少路多，决难巩固，鹿儿源至虎豹口甚近，中间无良好阵地。

一条山、五佛寺既有敌，定向一条山增援，三十军单独尚未完成任务，九军跟进后亦只能控制该带地区，迎击兰（州）永（登）之敌，难能派出一个军出王爷府（即定远营），更不能出中卫。……五军力弱，一时担负任务远及沿河一带需队（伍）封锁。

四方面军任务之大，兵力之散，既不便于展开向北，又不利于处处掩护，平均使用，多少无重心，不但远方任务难速完成，即控制战略枢纽亦恐难久固，指挥上深感不便。因此建议：

（一）三十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

（二）南面由四军担任防守即是，以打拉池为后方，归总部指挥。

（三）五军暂控制靖远两岸，主力（至）三角城，而后跟进。

（四）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以两个军出动，如得手后即分一个军出定远营后四方面军主力控中卫。

（五）船只待三十一军渡河后，即可开到三角城。

（引自《血色黎明》，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1版，第78页）

当日，朱德、张国焘接电后立即转致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并于当日19时15分，就全军部署意见再电中央军委毛、周并徐、陈：

甲、我们及徐、陈电想已都收到。

乙、估计敌人必系齐头并进。我军又必须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一方面军此时须集结同心城，准备向金积、灵武进。二方面军此时，必须得到休息机会。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我们对具体部署有如下意见：

1.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该三个军至少以三个团扼守一条山、大芦塘阵地，对两马。指挥部即率两个军以上兵力，迅出中卫，先头精干一个师袭击中卫附近要点，以便接引主力进入中卫以东地区，消灭马鸿逵部；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五军暂位三角城一带休整，将来可移到五佛寺、中卫间休整。四军即在郭城驿、打拉池线迟滞敌人。

2.一方面军速集同心城，将来与四方面军主力在金积、灵武地区，隔河会合。如有必要，一方面军即以一部或主力渡河配合四方面军完成基本任务。

3.二方面军仍在海原地区活动，将来移到适当地点休整。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8）

丙、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地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丁、估计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可于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陆续到达一条山、大芦塘，先头师可于三日到达中卫。如此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四方面军牵制敌人于打拉池以南，直到十一月十日尚可做到，必要时还可用二方面军一部去协助四军。

戊、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40页）

10月29日12时，中央军委毛、周电复，同意三十一军过河：

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44页）

朱德、张国焘接毛、周电后，于当日19时致电徐、陈和三十一军首长萧克、周纯全：

甲、据毛、周电令，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接九军后跟进。

乙、三十一军到小水后，即经小水直开三角城对岸迅速渡河。

丙、虎豹口船只是否安全放到三角城，望即电告。

丁、四军即由我们直接指挥，仍开打拉池，配合一、二方面军打胡敌。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45页）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指示，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率部向河边急进。

彭德怀得知红三十一军即将渡河西进，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发报，要求红三十一军留河东作战。他甚至误解了本来是由徐向前提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拿了武器再回来向东横扫的意见，并将此意见判断为张国焘的恶意意图。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张对打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与胡敌周旋，削弱力量，（他）好说话。”

毛泽东、周恩来即同意了彭德怀的要求，命令已经开到河边准备渡河的红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参加海（原）打（拉池）战役。毛、周于30日给朱德、张国焘发“指人密译”电：

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令，部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

（引自《血色黎明》，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1版，第81页）

当日，毛、周又一次致电朱、张：

朱、张：（指人密译）

方针先打胡敌，后取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利，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引自《血色黎明》，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1版，第81页）

从红三十一军折而东返，可以看出，对于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论是徐、陈还是朱、张，都是以坚决的行动执行的。从徐、陈10月29日致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首长的电文，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西渡黄河（19）

萧（克）、周（纯全）、宏（王宏坤）、再（陈再道）并朱、张：

甲、接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决集中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于海原、打拉池一带消灭南线进犯之胡、毛、王部，并令三十一军火速开打拉池，四军一部在原地迟滞敌，主力跟三十一军向打拉池进。该两军自今（二十九）日归总部和前敌总指挥彭直接指挥。

乙、决定三十一军今晚全部分两路经大小芦子迅速开打拉池找总部，该军直属队请直令速开打拉池。

丙、宏坤所部以两营在郭城驿阻敌，再道所部以一营在马家堡通大芦子路上游击，均以打拉池为后方。其余宏坤所部今晚速开大芦子通打拉池路，接三十一军后开打拉池。再道率一个师今晚上速经大芦子直开打拉池，军直属队开打拉池。该军两方共一团之游击部队尽量阻止敌人，适时向大小芦子及以东线撤收，以打拉池地为后方。

丁、……

戊、此后我们与三十一、四军互通情报，不再指示行动。务望常与我们联络通报重要消息。

己、以上部署如何？请总部直电该两军执行。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49页）

红五军抵西岸三角城

黄昏。西方的天边，紫红色的夕阳在静静地燃烧。长空中大雁列阵南迁，不时传来孤鸿哀鸣。

董振堂像白杨树下，西向立着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他正当壮年，浓眉朗目，短发墨黑，国字脸上透出勃勃英气。他神色冷峻，双目凝视着远方，眼角细密的鱼尾纹在轻轻颤动，深灰色的眼睛深处，也有血红的落日在燃烧。他就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董振堂时年41岁，从戎19载，心胸豁达，待人宽厚，少有苦恼。可是现在，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正在他心中翻腾，时起时伏，无法平静。会宁会师的欢呼声还未停止，蒋介石的军队就接踵而来。红五军和兄弟部队扇形线摆开，拒阻南敌，为红三十军西渡黄河争取时间。红五军在会宁一带设防，这一带地势空旷、草木稀少，不便隐蔽。国民党军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红军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国民党军的双翼飞机肆无忌惮地俯冲，连驾驶员的脑袋都能看见。飞机翅膀一摇一摇，甩下一串又一串炸弹。10月22日，副军长罗南辉在敌机轰炸中，牺牲在华家岭上，时年28岁。飞机轰炸会宁城，城内一片火海。军政委黄超组织机关及后勤人员扑火救人，自己也被埋在倒塌的墙下，身上多处中弹，幸亏弹片没有打到要害部位。10月23日，会宁失守。朱、张两总10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及军委毛、周：“五军此次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日夜，敌机7架轰炸，伤亡887人，炸毁与损失枪支380条，干部、弹药消耗，伤亡甚大，罗南辉同志牺牲。”董振堂为在阻击南面之国民党军战斗中牺牲的众多战友而悲伤。

董振堂走过的道路，布满荆棘和鲜血。董振堂祖籍河北新河，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由见习官升到十三师师长。他当师长后，月薪200大洋，仍不嗜烟酒，唯好读书。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冯玉祥被迫远走。蒋介石乘机将冯玉祥残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的十三师被缩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1931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一交火，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董振堂看出蒋介石用“杂牌军”拼红军的司马昭之心。同年夏，蒋又纠集第三次“围剿”，董振堂托病辞职，未获批准，再觅遁词，又被训斥。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他想到平生夙愿，不由慨然长叹：谁能救中国？正当他苦恼时，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赵博生等，和他畅谈起义参加工农红军的事。宁都兵暴成功，蒋介石破口大骂，口吐鲜血。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1．7万余人扯掉了青天白日帽徽，打起了镰刀斧头红旗!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

宁都起义的部队进入苏区。董振堂顿觉天地开阔，情怀为之豪迈。一大片洁净的天空，温暖、碧蓝、光明、诱人。纯粹的蓝天，自由的蓝天，宽广的蓝天！有阳光在照耀，有雄鹰在翻飞，有山风在滚动！阳光好像在风中呼啦啦作响，把光芒洒向大地，洒到他身上!

董振堂被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翻身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所激动，决心为红军的事业而献身。1932年2月，他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那天，他如孩童过年，喜上眉梢，抓住军政委何长工的胳膊，非要把在旧军队积蓄的1500枚大洋全数交了党费才行。

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董振堂五军团殿后掩护。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染湘江；遵义东南布防，拱卫遵义会议召开；皎平渡坚守九日九夜，确保大军飞渡金沙江；顽强阻击，掩护主力跨过大渡河。红军一、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会师，长征展现了光明的前途。会师后的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谁料张国焘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擅自命令部队南下，接着又另立中央。当时，红五军为左路军前卫，也被迫南下。这时，有人建议把朱总司令抢出来再去和中共中央会合北上。何去何从，董振堂去找朱总司令。总司令操着四川口音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对于坚持错误的人，当然要坚决斗争。”说到这里，朱总笑了，“一、四方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搞好红军内部的团结，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困难就拿我们没得办法，蒋介石拿我们没得办法，日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得办法!”朱老总一席话，像一束火把，把董振堂的心照亮了。以后，张国焘调走原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派黄超任政委。黄超秉承张国焘的意志，为防止董振堂直接和中央联系，控制了红五军的电台。董振堂顾全大局，隐忍未发。1936年初，长征到川西地区，红五军和杨克明、罗南辉的三十三军合编。

这当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从村中走出，匆匆来到董振堂跟前。他看见董振堂满腹心事的样子，也不做声，两人默默地望着天边落日。杨克明31岁，曾是土地革命时期川东农###动的著名领导人。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因反对张国焘肃反扩大化，被撤销了军政委职务，但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不久，任补充师政委、独立师师长等职。

杨克明像杨克明终于启口说：“军长，南线敌人向靖远突进，我军看守的船只顺流放至三角城渡口，以保证船只安全。”

五军担任看守船只及监视渡口两岸敌人的任务。船只是宁夏战役开展的关键，是命根子，放弃船只将影响宁夏战役计划。10月29日，徐、陈电告萧（萧克）、周（周继全）、宏（王宏坤）、再（陈再道）并朱、张的电报，明确红四、三十一军直接归总部指挥，并告知：“已令五军今晚派一个营在二十里铺，两营迫近城东及东北口监视靖远敌，到三十一日二十时止，决当夜该团主力移三角城河东。三十一日晚以后，靖远附近及二十里铺无部队。五军余部控制靖远河北岸及三角城一带，尔后待命向一条山进。北岸船只今晚全移三角城。”此时，敌已逼近靖远，红五军遂奉朱、张两总的命令，撤至靖远黄河下游西岸三角城。

10月30日，朱、张电告徐、陈：“五军在靖远警戒，已令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所有船只下开三角城左岸。”

夜。峭棱棱的河岸。孤独的月光，跌落在冷冰冰的河心，跟河水凝固在一起，无可奈何地仰起一张苍白的脸。十数艘木船，急速地顺流而下，在河面拽出十数根长长的飘带，泛起一片黯淡的磷光。

突然，有放船的战士，满怀豪情，高声地唱起了红五军团过金沙江时唱过的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

红五军大部随船过河。为完成警戒靖远东北方向之国民党军，掩护打拉池翼侧的任务，留两个营在河东。次日，国民党军推进至郭城驿、大芦子地区，并进而控制靖远附近的河岸，这两个营即撤离归建。徐、陈将五军布置于三角城地带，仍担任守船及控制渡口的任务。10月30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占领虎豹口渡口，并进而沿靖远向打拉池推进，我河东河西部队即被切断。

当雄鸡高唱时，五军抵达三角城。太阳就要升起，满天彩霞。据说彩霞给人以希冀，启示人们将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奇迹出现。董振堂站在霞光中，似乎听到了自己血管中那流动的血液的汩汩声。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2）

冷?裹着狐皮大氅

红军西渡黄河，就进入了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接星星峡，南依祁连山，北枕龙首、合黎、马鬃等山，是一个东西长达1000公里，南北宽仅40公里至100公里的狭长地带。河西“四郡”被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占领。马步芳占据着张掖、酒泉、敦煌，马步青占据着武威。

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是一块美丽的绿洲。“武威”地名始于西汉。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打垮匈奴休屠王，后来把这块地方取名武威，意思是曾在此地显示了西汉王朝的武功和军威。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置凉州，姑臧（今武威）为州治，以地处西方，气候寒凉而取名。

此刻，马步青六神无主地站在武威城东关花园蝴蝶楼的二楼南面阳台上。他皱起的眉毛下目光显得呆滞，两眼向前望着绝不转动，因上唇稍稍有点豁，刮净胡子的脸显得绷得很紧。

马步青，字子云，祖籍甘肃临夏西乡摩尼沟，生于1901年。马氏家族的发迹人马海晏，受其姻亲马安良的提携，矢志效忠清室，受宠于慈禧，从而登上了政治舞台。马步青仰承祖荫、平步青云，历任营、团、旅、师长等职务。他在兰州接替其叔马麟任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不久移驻凉州，1932年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骑兵第二师，次年又改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师。

马步青敛财征兵无所不用其极。武威城东关花园原是果农、菜农聚居区。马步青赶走农户，用墙圈起，让人种上奇花异草，栽植各种果木，建起蝴蝶楼。蝴蝶楼状如蝴蝶，主楼像蝶身，东西随楼像是蝴蝶展开的两翼，主楼北面正中凸出的半圆阳台是蝶头，南面正中凸出的长方阳台是蝶尾，楼下走廊整齐的立柱是蝶足。可怜原有农户都变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者。马步青让八位妻妾中的几位搬进蝴蝶楼，终日寻欢作乐。马步青还常派爪牙抢夺民间妇女供其蹂躏。武威城乡，凡是有姿色的姑娘和年轻妇女都锁居深闺，不敢露面。如被马步青看中或侦得消息，深夜即派手下鹰犬去抢，等玩弄够了再送回。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就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武威东街居民稠密，又是交通要道，有很多铺面和车马店。马步青看中这块地方可以发财，就下令居民搬走，只给少许搬迁费，便霸为己有。他在东街修建了

马步青像铺面、车马店和居民院落，取名“三十大院”，广收房租。有些居民还没有来得及搬走，他的爪牙就开始砸箱倒柜，拆房扒墙。马步青还用同样的办法霸占了城北的“平苑”、城南的牛家花园和王家花园。城周围像样的风景，都变成了他的私产。

马步青先后在武威、兰州、西安、北京等地购置产业，修建亭馆、花园。1937年，马步青赶走临夏下二社居民100多户，强占宅基地200余亩，修建了东公馆。这项工程长达七年之久，极为富丽堂皇。1944年，马步青又在临夏西川赶走贫苦农民300余户，占地600多亩，又修建了一座“蝴蝶楼”。数以千计的贫苦百姓流离失所，长年夜宿街头巷尾。马步青家的生活用具大部分是纯金的，首饰多是外国购置的。马步青的儿子结婚，一对金钻石戒指就花去黄金35两，各种嫁妆就拉了十几汽车，抬送场面长达一公里之多，流水席吃了两个多月。马步青妻妾后来也大有发展，太太三人，姘头十余人，他又以3000银元强买有夫之妇、兰州剧院艺貌双全的张筱云为第四小老婆，蝴蝶楼金屋藏娇。当年临夏百姓用“花儿”控诉道：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3）

蝴蝶楼修了个九里三，

修在了临夏的西川，

害下的百姓万万千，

穷人的眼泪（哈）哭干。

此刻，马步青俯视着攫为己有的东关花园。一阵秋风乍起，树上落下无数黄叶，满地乱滚。他心中也像掠过冷丝丝的秋风，浑身上下微微颤抖，一阵惶恐不安的情绪又袭上他的心头。

最近，红军集结黄河以东，马步青和马步芳一再收到蒋介石急电，令他们派部在黄河西岸堵截。马步青与马步芳往返计议，马步青以防线窎远，坚决要马步芳出兵联防。马步芳以红军在甘南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为由，认为河防应由马步青的骑五师担任。马步青明白，骑五师步骑兵力共约万人，要想守住几百公里的黄河河防和自己的地盘，不过是痴心妄想。因此他观望不前，迟不应命。马步芳几次派人前往马步青处怂恿，并答应所需粮秣，由他从青海利用黄河运输，马步青才答应派兵防守黄河。

马步青几个月来惨淡经营河防。他把骑五师主力布置在自皋兰县属的北湾起到宁夏中卫县属的沙坡头，蜿蜒400余公里的地带。因为防线太长，他便重点防守渡口，其他地段，每一据点派骑兵20名。据点后面20里或40里派骑兵40名作为前线的后备军，紧急时飞驰增援。其中，以靖远沿河一线为纵横交错、紧密联结的防御重点。布防之后，马步青感到河防蜿蜒400公里，指挥困难，难以得心应手。他电告马步芳：“若遇劲敌，绝难抵御。”为安定军心，马步芳敦促马步青亲到沿河防地视察一次。回来后，马步青也装出踌躇满志的样子，逢人便吹：“布防严密，万无一失。红军疲于远征被动不利，我军兵精粮足以一当十，足以遏止红军于黄河以东。”

10月以来局势越来越紧，马步青也越来越坐卧不宁。意识到自己称王称霸、骄奢淫逸的日子将要受到影响，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晦气，他离开阳台走进房内，悻悻地跌坐在太师椅上。

副官蹑手蹑脚走进来：“师长……”欲言又止。

“什么事?”马步青神经质地从太师椅上一弹而起，他生怕又是什么不利的军情。

“城北几家大户求见。”

“噢——”马步青白眼一翻，仰面向天。他想起来了，那是城北的几个大户来送钱的……

马步青1931年驻防武威，初到时只挂着个骑兵师的空牌子，属下只有两个团约千余人。当时有人讥笑他的军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他的势力，完全是利用掌握武威地区的武威、永昌、民勤、古浪、永登五县的军政大权发展起来的。

马步青的兵员及战马，都以抓壮丁和摊派的方式来自于民间。马步青规定，凡每户有两个以上够当兵年龄的男子，都要有一个乃至几个人当兵。每年征兵一至两次，谁先去，谁后去，由抽签决定，而抽签则是秘密的。富户中了签，行贿活动，另换一个穷人去顶替，所以绳捆索绑抓去当兵的大都是穷人。那些有钱无势者，年年行贿，也有沦于破产的，只有有钱有势者，方能幸免。征马也有“马签”，一般派在城市工商业者和富户头上，有好马者出马，没好马者出钱买马。于是，几年之内，一个足员的骑兵师就建立起来了。

马步青利用烟亩罚款和鸦片走私来购置军火，装备部队。武威地区的鸦片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防期间曾禁种过几年，马步青为捞取好处，取消禁令，恢复种烟。他以高税率征税，美其名曰“烟亩罚款”，好像征高税是为了禁止种烟。每逢鸦片收获季节，大大小小的鸦片专员带着军警下乡，鞭打绳捆地强索烟款。有些土豪劣绅为了从中渔利，也出头包揽鸦片税。他们包八百收一千，层层加码，不顾百姓死活。马步青将搜刮来的鸦片经过加工，一部分由骆驼运到包头、绥远等地贩卖；一部分运到太原，从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换来枪炮和弹药。军队所需军粮、马料、薪饷也都以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向驻地人民榨取。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4）

此时，在外面求见的是既抽到了“丁签”又派上了“马签”的几个富户。他们相约而来，交免丁费和买马钱，是马步青前几日答应要见他们一面的。但是，此刻马步青又改变了主意。眼前，他需要的是兵而不是钱，尽管那几户人家不过几个兵，可是对他来说，现在多一个兵似乎就多了一根救命稻草。

马步青“呼”地从太师椅上弹了起来：“一块铜板也不收！叫他们回去，天黑以前将兵丁、好马如数送到师部，延迟者统统砍头！”

副官愕然：“师长，他们都是变卖了家产的呀！”

“这我不管!”马步青昂着头，又重重地坐回了太师椅。

午夜。裹在浓重的黑色幕帷之中的武威城，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马蹄扣打着石块，飞溅火花，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夜的静寂里显得格外阴森可怖。战马三五成群通过城中的陋巷小街，向坐落在东关的蝴蝶楼狂奔而去。

马步青正舒舒服服躺在一位姨太太的被窝里做着美梦。一阵急促的“报告”和敲门声惊醒了他。平时，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没有人敢半夜惊动他。

“师长！红军在虎豹口强渡！”副官双腿立正面对着他，“河防前线韩起禄旅的急电。”

马步青满脸恼怒和恐慌，半卧着接过电报：“中和堡失陷，红军全部渡河，韩、马两旅全部冲散，失去联系。”这个消息来得这么突然又这么糟糕，犹如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马步青眯着眼睛，从牙缝里挤出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话语。他乜斜睡眼，极力作出一副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神态。

就在10月23日，骑五师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曾由河防前线致电马步青：“防务严密，万无一失，黄河天险，绝难飞渡，一切有我负责，师长可高枕无忧。”

马步青一边慌慌张张地扣着军衣纽扣，一边急匆匆地从二楼走下来，皮靴踏着木制楼板橐橐直响。几个穿红着绿的姨太太看见马步青天不亮从楼上下来，个个瞠目不解，急忙从摊着麻将的方桌边立起向他围过来。她们一看马步青那沮丧的脸色，吓得敛起媚态，屏声静气地站住了。

马步青刚刚跨出楼门，身上不由打了个哆嗦。一位姨太太急忙抓起狐皮大氅走到他跟前。马步青伸出胳膊把大氅穿上。

外面天已亮起来，马步青心绪却更加黯淡。汽车穿过穷街陋巷，经过凹凸不平的道路，驶出东门，又拐向正西，向骑五师师部满城驶去。满城修筑于1837年，城高数丈，是清朝旗兵驻防的营房。因满城修筑时间大大晚于武威城，因此当地群众把武威城叫旧城或老城，把满城叫新城。

马步青下车走进司令部，里面的军官如热锅蚂蚁混乱一团。无线电台及几个破旧电话机，正不停地呼叫着前线指挥官。马步青进来，顿时鸦雀无声。参谋把一份份电报和报告递到马步青手中。马步青看也没看就甩到桌子上，他脸色阴沉，背着手，绕着放在大厅中央的长条会议桌，不安地走来走去，簇新锃亮的马靴踏着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以低沉而粗野的声音发出命令：“给老子接马廷祥。”

马廷祥是骑五师参谋长，前不久被马步青任命为前线作战指挥官，由他坐镇设在大芦塘（当年的景泰县城，今景泰县芦阳镇）的前线指挥部，协调四方，指挥部队，意图以逸待劳，迎击渡河的红军。此刻，马廷祥正在往回逃奔。他是在北湾获知红军渡河消息的，震惊之余，这个平素以凶狠勇猛而被骑五师内部称为“悍马”的前线指挥官，首先想到的便是“逃”。他的确很幸运，在他逃离北湾的当天，红三十军一部便突破北湾防线，并迅速截击溃逃的河防部队。马廷祥从北湾乘车逃跑，汽车抛锚于途中。这匹“悍马”一怕被红军截击，二怕贻误指挥第二道防线阻击红军的战机，便弃车徒步急奔大芦塘。一路上，心中焦躁，口内干渴，逢水就喝，逢果园就吃，以致途中泻肚拉稀。跑出20多公里后遇到正向北湾增援的骑兵营，当即令其停止前进，拉过骑兵的一匹马，于当日深夜赶往尾泉步兵旅马进昌团，匆匆给韩起禄留下一纸书面命令，便乘专程来接他的汽车，缩回大芦塘指挥部。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5）

马步青终于在马廷祥逃到大芦塘时，和他恢复了电讯联系：“速收聚各旅，重整防务，决阻红军北进。并望赴寺儿滩一见，议今后作战行动。”“我丢兵损将，败不成军，愧对上司，无颜再见。”马廷祥懊丧气馁，拒绝了在寺儿滩和马步青见面。

马步青和马廷祥都把希望寄之于尾泉、脑泉一带的第二道防线上。

“死了时托一个梦来”

吴家川的夜，从来都是冷寂和黑暗的，今天，却在冷风飕飕的旷野上亮起了堆堆篝火。这里，聚集着从河防前线溃逃的各路败兵和前来增援的后备部队。对于这些平日作威一方、安享酒色的马家兵来说，露宿深秋野外的确是少有的苦遇，但是，在红军雷霆电闪般的攻击下，亡命奔逃之后，能在火堆旁过一个安稳的夜晚，也就是很大的享受了。

一堆篝火边，马家兵紧裹着皮袄围坐着，其中一个正扯起嗓子唱“花儿”。

打马的鞭子闪折了，

走马的脚步儿乱了，

我维的“花儿”分别了，

刀割了连心的肉了。

半圆的锅儿里烙馍馍，

蓝烟儿庄子（哈）罩了；

搓着个面手送哥哥，

清眼泪腔子（哈）泡了。

白蜡杆子三丈三，

风刮（者）打了个倒尖；

家里（哈）有我的好牵连，

尕嘴（啦）喊一声老天。

白纸上写一颗黑字来

黄纸上拓着个印来；

活着时捎一封书信来

死了时托一个梦来！

……

这歌声犹如从荒凉的大戈壁深处吹来的一股忧郁的风，犹如从古老的岩壁那累累伤痕般的褶缝里迸发出来的凄怆的哀号，拂动了寂寞地生长在戈壁滩里的骆驼草，引动起一阵惆怅的叹息和无法宣泄的愁闷，使人平添一怀思乡愁绪。渐渐地，又有几个沙哑的喉咙加入了歌声，酝酿着，寻找着回音，渐渐地向整个荒漠扩散开去，形成一片喧嚣的风潮。歌词消失了，曲调也消失了，只剩了一片原始的野性的呼喊。

“花儿”是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一种山歌，也有称之为“少年”者。“花儿”指所钟爱的姑娘，“少年”则是指小伙，是西北回、汉、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歌形式。在信仰###教的回、撒拉、东乡等民族中，“花儿”所占据的位置就更高了。有一首“花儿”唱道：“花儿本是咱心里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把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这首“花儿”极为流行，道出了穆斯林对“花儿”的深厚感情。

“别嚎了！唱你爹的屌！”从隔壁一个较大的篝火旁，传来了一声粗野蛮横的喝骂。

歌声戛然而止，众多的眼睛朝同一个方向看去。一个身材高大而壮实的汉子正扶地站起，黝黑的方脸盘上，一撮二寸多长的山羊胡子不住地颤动，尖尖的鹰钩鼻子上方，两只利眼在暗红的篝火映射下，闪动着亮光。

“你们还有心思唱？唱个屌！再唱老子都把你们给砍了！”这是旅长韩起禄。韩起禄是骑五师骑兵第二旅旅长。25日夜，红军于虎豹口渡河，防守于虎豹口西岸中和堡的韩起禄旅二团的马显图营一触即溃，营长本人也于当夜失踪。韩起禄旅司令部驻三角城，距中和堡十二三公里。当他接到红军渡河报告后，在一纸命令拼死抵抗的同时，勉强派出一个骑兵营增援。骑兵营碰到逃跑的马显图残部，听到红军势不可挡，未敢再前进一步。溃兵们说：“红军大炮一响，吓得人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清了，究竟红军是啥样子，还没有看到！”溃逃士兵惊慌失措，谈虎色变，增援部队闻风而止，畏缩不前。军情紧迫，身为旅长的韩起禄，只得急忙收拾旅司令部的大车、帐篷、炊具、行军马槽，以及携带的粮秣等等，准备逃跑，无暇顾及前方战斗。韩起禄以往在三角城骑高头大马，或驾着摩托车，带着一长串鹰犬似的卫士，在防地往来兜风的骄横劲，早已飘到九霄云外。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6）

26日晨，韩起禄已率领仓皇间从三角城拉出的旅司令部，逃到中和堡以北10多公里的大道上。他稍作镇定，还想观察一下红军的渡河情况，登上高地，被吓呆了：“过来了，又一船过来了……”他双手颤颤巍巍地举着望远镜，断断续续、语不连贯地报着一个又一个数目。更使他恐骇的是，黄河对岸还有数不清的红军的列队，无数红旗随风飘动，在阳光照耀下如火焰般燃烧。

还在几天前，有人曾担忧地问韩起禄：“红军神勇非凡，倘若大队人马同时抢渡，你每一据点只有20支枪如何应付？后备40骑紧急时即便飞怕也无用。”韩起禄的回答轻蔑而干脆：“你们根本不懂军事和打仗的事。”面对红军渡河的严整和浩大的声势，讥笑他人不懂军事和打仗的韩起禄胆战心惊，懊丧气馁，仓皇逃到吴家川，遇上了马禄的援兵。

“韩兄，快坐下。跟尕娃们值不得发火。”说话者拉了拉韩起禄的皮袍下摆。他是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率部增援河防，亦进至吴家川。

“韩兄，红军虽已过河，但我们的人伤亡不大，还可重振旗鼓与红军决战，只是师长那里，怕老兄日子不好过啊!”马禄笑嘻嘻的。

“有什么不好过的？红军那个架势，谁能挡得住？就是师长自己来，也是干着急没治!”韩起禄微露怒容，悻悻地说。

“你可是给师长打过保票发过誓的呀！”马禄那双黑色眸子里闪过幸灾乐祸的火花，似乎这位旅长满意地看到韩起禄正在为自己的败绩忧心如焚。韩起禄是马步青的爱将，也深得马廷祥的信任。对这一点，马禄一直心怀不满，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发泄胸中的牢骚。韩起禄失守河防，兵败溃逃，他却暗自欢喜。一方面，企望能取其受宠地位而代之，同时，又在韩起禄心绪颓丧的时候，尽情地逗弄和奚落他，一发平时积蕴于胸的妒气。“你——”韩起禄怒气冲冲地甩过头来，瞪圆了眼盯着马禄，脸不停地抽搐，咽下了后半句骂人的脏话。他很清楚马禄的居心，但是，他也知道目前的不利局面。他必须立功赎罪，才能或免处罚。他现在只能依靠马禄来做到这点了。想到这儿，只好忍气吞声，对于马禄一句接一句的调侃和奚落，恍若不闻，委与周旋，暗地里却在狠狠地骂着：“你这个奸猴诈鬼！且让你幸灾乐祸！”

就在这两个旅长围坐在篝火边言来语去，各施心计的时候。红军先头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地靠近了马家军宿营地。

映红了半边天际的堆堆篝火，把红军引向了这里。不需要侦察，红军仅从火光便准确地判断出宿营地的范围，兵力的多少。

韩起禄和马禄围坐的火堆被红军的机枪击中，迸起的火星溅了他们一身。两人来不及集合队伍，来不及招呼卫兵，甚至来不及带上放在地下的手枪、望远镜和皮大衣，不约而同地惊跳起来，飞身上马，疾驰而逃。在他们身后，人叫马嘶，整个部队一窝蜂地向北狂奔。营地上扔满了武器、被服、车辆等物。

攻击吴家川的红军部队是三十军八十九师，在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的率领下，俘敌200余人，缴获战马70余匹，步枪800余支，机枪10余挺。

韩起禄、马禄10月28日凌晨双双逃至尾泉。当他们走进祁明山步兵旅所属第二团团部时，团长马进昌未及行礼，便递过一纸便条。韩、马二人惊魂未定，急急看去，两行歪歪扭扭的字映入眼帘：“韩兄：命你率部布防于脑泉、尾泉一线，俟马禄援至，即合力坚决堵击红军于北进途中。如有差错，定将军法从事，严惩不贷。”这是马廷祥回防大芦塘时，路过马进昌部留给韩起禄的手迹。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7）

韩、马二人面面相觑，怔在当地。良久，还是马禄先打破了沉默：“韩兄，咱们得赶紧布置防守事宜。”韩起禄也意识到再不能后退了，否则，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俩协商决定由马禄和马进昌团守尾泉，韩起禄守脑泉，两地互为犄角，可望形成一道比较牢固的阻击线。

“韩兄，你可别忘了，红军一到，谁受到攻击，另一方立即支援。咱二人可要齐心协力，共同守好这条防线哪!”马禄在韩起禄离开时，又不放心地郑重叮嘱。

韩起禄左脚已跨出门槛，闻见此说，复回头振振盟誓：“一言为定！谁若负言，谁就不是穆民！”

不论是马禄的骑兵，还是马进昌的步兵，虽然凭借着坚固的工事和有利的地形，但是，当红军于29日深夜向尾泉发起闪电般的攻击时，便又重演了河防前线和吴家川的悲剧，全线崩溃，亡命奔逃。

驻在脑泉的韩起禄听到尾泉发生战斗，组织兵力赴援，途中碰到逃散的骑兵。他们为替自己遮掩，谎言战斗激烈，使韩起禄惊慌万分。韩起禄率领部队一哄而逃，速不可挡，终于逃到了锁汉堡西南约10公里的一个名为芨芨水的堡子。马禄逃到锁汉堡，马进昌团更加狼狈，团长的乘马也丢了，部队逃散于山沟里。

10月30日，马廷祥已几天没有得到韩起禄、马禄的任何消息，心情急躁，成天在指挥部打转转。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走到桌旁，急忙拿起了话筒。“我们已经到了尾泉，两天后芦塘相见！”他听语气不对，才猜到这个电话是红军打来的，脑门上渗出了一点一点的豆大汗珠。这是三天来马廷祥第一次得到前线的消息，而且，是从红军口中获知的。

这时，马进昌收罗了残部200余人奔抵大芦塘。马廷祥听到马进昌兵败到此，就拿马进昌出气，不准进城，斥令立即到一条山防守。马进昌请求补充一些枪支弹药，也遭到了严厉拒绝，只得率领残部，到一条山去了。

马步青、马廷祥的第二道防线彻底瓦解了。

10月30日至11月1日，红三十军一部占领了一条山大部村寨，一部击溃五佛寺守军祁明山步兵旅及马鸿逵的骑兵团，控制了黄河渡口，军部进驻一条山附近的双龙寺；红九军进占一条山以南的福禄水、大拉牌一线，警戒兰州和青海方向之敌；红五军防守三角城渡口，掩护后方；总指挥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等直属部队进驻赵家水，总供给部及妇女工兵营等进驻脑泉。

“青海的青蛙”

青海省西宁市上五庄的马步芳公馆门前，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着。时已入夜，西宁市依然像往常一样冷寂凄清，昏暗的路灯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两边忽闪着。但马步芳公馆却华灯初放，暖烘烘的炉火使室内热气腾腾。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马步芳疾步奔到电话机前抓起话筒。几天来，他一再接到其兄马步青告急求援的电报和电话。这个电话又是马步青打来的。

“……河防部队完全溃散，红军全部渡河，已到达一条山休整，请连夜派出大量骑兵驰援！”

“我星夜派部队驰援，五昼夜到达一条山。部队由表兄马元海率领。”

“五天不行！三天，三天，缓不救急！援军一定要在三天内赶到……”

“好！援军三昼夜到达。”马步芳沉吟片刻，答应道。

马步芳靠着一把半圆形靠背的雕花太师椅，闭着眼，嘴里跟着唱机播出的音乐的节奏轻声地哼着，手指习惯性地捋着黑色整齐的长须。他身着青色长袍，头戴黑平顶帽，体格魁梧，姿态洒脱。此刻，尽管他脸上神色坦然，让人莫测高深，但心里却焦躁得很，像是爬着一窝蚂蚁。他为红军西渡黄河直指河西而绞尽脑汁。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8）

河西四郡除武威外，其余张掖、酒泉、敦煌都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马步芳的第一NFCA1NFCA1师三NFCA1NFCA1

马步芳像旅韩起功部驻守张掖，第一NFCA1NFCA1师二九八旅马步康部驻守酒泉、敦煌。

马步芳是1930年占据河西张掖、酒泉和敦煌的。1930年，因湟源屠城、永昌屠城、民勤屠城而臭名昭著的马仲英在纵横三陇之后西返，占据了河西的张掖。马仲英是马步芳的堂弟，他以蒋介石给予他的乌合之众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正想重振旗鼓，以图再举。马步芳以张掖扼青海门源之背，深恐马仲英羽毛丰满，形成隐患，便派人活动，取得蒋介石的默契，即率领韩起功等部，取道门源，越扁都口，直抵张掖，将马仲英赶到酒泉。马仲英所属原国民党残部高振邦团留守张掖，走投无路即向马步芳投降。马步芳佯示接受投诚，却暗中派人在原州提督府旁东小院，挖掘深坑，埋伏大刀手百余人。傍晚，托词集合该团官佐200余人听训，将这些军官骗入小院，乱刀砍杀。砍死的和受伤呻吟未死的，都被重重叠叠地投入深坑掩埋。之后，马步芳又进占酒泉、敦煌，将马仲英赶出星星峡。

红军西进的军事行动，对于马步芳来说，既怕红军在河西建立永久的根据地，推翻其家族统治，同时又唯恐蒋介石嫡系部队借追击红军之名，进入甘青地界，侵占他的老窝。红军渡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他自己的新二军及马步青的骑五师，对西渡红军作战。芳清楚，蒋介石既要利用他阻止红军，又要借此削弱和廓清他盘踞的地盘。

马步芳对于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蒋介石与冯玉祥大战后，蒋就给胡宗南以军事控制西北的任务，派胡宗南部入甘，企图以武力控制甘肃后，进入青海地区，驱马而代之。1932年1月，胡宗南派副师长彭进之专程到青海西宁会见马步芳，试探虚实。马步芳也察觉到胡的用心，寝食难安。这时，适遇西藏地方亲英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掀起了轰动一时的青藏战争。马步芳积极参与青藏战争，这样既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阻止中央军入青，即使到了不能抵制中央军入侵的地步也可以因青海南部军情紧急，退守玉树，免得外调。彭进之在青期间，感到这个局面一时不好维持，不如放松一着，坐观成败。

青藏战争后第二年，冯玉祥、吉鸿昌、孙殿英等人于张家口一带组织的抗日救国同盟军在蒋之阴谋打击下失败解散，冯玉祥宣告下野。冯在下野通电中建议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蒋介石为了促使杂牌军互相消灭，便发表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电文，阴谋利用孙部武力以打击青海马家势力。

孙部西来，无疑要向青海马家军阀夺取地盘。任何军阀都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所以孙军西移命令发表后，立即遭到马步芳的反对。马步芳串联好马步青和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决心与孙殿英一战。这就是有名的“四马”拒孙。

蒋介石以为，既不能消灭青马，亦可利用西北地方势力消灭孙殿英的武装力量，便指示其西北的代理人朱绍良与“四马”采取一致态度，坚决反对孙部西进。马步芳在军事上不失时机，亲往宁夏与孙殿英展开血战。这次拒孙战争，孙自是一败涂地。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9）

1935年7月，红军北上，进入康北、川北。蒋介石严令马步芳出兵青南截堵红军的电令，连三接四，日益紧急。其中有电令指明：“急速调派所属部队，连夜赶赴青南边境堵击红军，所遗西宁一带防务，已令胡宗南部杨德亮接替。”红军尚未入境，而蒋之嫡系即行抵青。这时马步芳怕中央军入青的焦急心思，远远超过红军。那些日子里他的思想活动诡谲复杂，以往嬉笑洒脱、精明干练的常态，顿然变为暴躁凶狠，打人骂人。即使是高级部属，也不敢贸然接近，一般官佐更加缩头缩尾，生怕受到马步芳的迁怒。

在无可奈何中，将计就计，遂由青海省保安处通令全省，开始大规模地征拔壮丁。既以之公开###，也以之暗阻中央军。在各县成立了壮丁司令部，各区成立了保安司令部，分别就地征拔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丁，自备枪械、刀矛、鞍马入伍受训。又按照军队编制组成了青海全省国民兵团，每县至少有2个团，多的到20个团，共编制107团，计434个营、队，人数达15万。所有民团应需的服装、武器、帐篷、锅灶等都由民间征收。

8月中旬，马步芳突然正常，转忧为喜。省政府接着又宣布第一NFCA1NFCA1师军法处长丁元杰为民和县县长。事后，马步芳召集全体官佐训话：“###北上，迫近青南，中央令我军全部出动，西宁防务由中央军胡宗南所属杨德亮部接替。这样，我们的根本即将动摇，使我昼夜不安。丁处长连电中央，申述我军实力雄厚，已有训练有素的壮丁50万人，前后方可保无虑。经过多次电报，前几天终于奉到复电，令我军负责全省防务，杨德亮部暂缓入青，使我忧心忡忡的这一心事，为之冰释。现在委丁元杰为民和县长，理所当然。大家只要为团体出力，功不论巨细，无不受赏。”

马步芳的官员没有固定的薪金，全靠马氏的私人赠送和额外津贴。马步芳每年总要分别向军官送钱、送面、送炭、送牛、送衣料，其多寡要看卖力的大小和对马氏好处的多少，实在功大者好处很多者，放去做一任县长或税务局长，使其有一个随便搜刮的机会。所以在马氏手下，谁能争得这些肥缺，都被视为莫大的荣耀和恩宠，因此，许多人不愿做空头厅长，反而愿做小小的县、局长。

想着与蒋介石中央军的往事，坐在太师椅上的马步芳烦躁地站起身来，走过去“砰”的一声关掉电唱机。他面带怒容，愤愤地在房中来回踱步。

这时，马步芳的表弟、新二军参谋长马德匆匆走了进来，报告说：“军长，胡宗南军的杨德亮部已过黄河。”

马步芳“啪”地一拍桌子怒喝道：“日奶奶的，来得好快啊!”他两眼发直，两道闪闪烁烁的灰光射将出来，说道：“红军只要我的命，老蒋既要我的命，还要抽我的血！我已决定青海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去河西与红军决战，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消灭红军，不给蒋介石渗透的口实。”

马德略显忧虑地说：“部队去得过多，青海防务怎么办?”

提起防务，马步芳显得胸有成竹地说：“宪兵和警察守城，再把回中的学生组成一个团，配发武器弹药，填充西宁城防!”

青海回中是以回教促进会名誉创办的西宁高级中学，简称“回中”，相当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其性质与一般中学不同，除一般课程相同外，另设政治、军事课目，专门进行###教育和军政训练。马家创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培养一支私人势力。马步芳亲自担任该校指导员，其子马继援任理事长。回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被派到党、团、军、政部门，称为“回中派”。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0）

马步芳面色阴沉，一边焦急地走着，一边喃喃自语，咬着手指，说：“让马元海来见我。”马德见马步芳主意已定，不便再说什么，答声“是”，便轻声退出。

马步芳，字子香，经名呼赛尼，生于1903年。他7岁便进了河州癿藏大寺当了满拉，开始诵习穆罕默德的经典，11岁又随其父马麒来到西宁，进入上五庄清真寺继续接受经堂教育并学习阿文。当时，在甘青一带回族上层人物的心目中，教权和军权都是立身立家立业的资本。所以马麒除了栽培马步青带兵从戎外，曾一心要培养马步芳成为一个通晓经典的大阿訇。可是马步芳却不甘教门的寂寞，17岁终于“慨然从戎”，做了马麒创建的宁海巡防军第一营帮办。

马家部队的由来，始于马步芳祖父马海晏带领的哨兵，最初只有100余人。马麒任精锐西军帮统时发展到1000人，充任甘边宁海镇守使，成立宁海军后，组织了马步兵13营，增至2000多人。这些都是从甘肃河州和青海循化、化隆县凑集的。###果洛、拉卜楞事件的前后又招募了一些营伍子弟和流氓充兵，至于征派强拉壮丁补充军队，搞得家破人亡、鸡犬不宁更不待说。对凶恶狡黠之徒，尽量吸收。高级军官中，如马忠义、马元祥、马成贤等，原系横行临夏、化隆一带的大盗，马步芳以其凶悍，予以收纳。他们在迭次战争中，残忍凶狠，杀人如麻。马步芳部1931年7月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九师，又由新编第九师改编为正规军陆军第一NFCA1NFCA1师，再扩编为新编第二军，下辖第一NFCA1NFCA1师和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两个骑兵旅。马步芳升任军长并取代了其叔父马麟的青海省政府主席，成了“青海王”。青海一些宗教上层人士和蒙藏部落头人恭称他是“青海的青蛙转世，将来能做西北皇帝”。

马步芳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实行武力割据和封建世袭的“家天下”。但是，他上台时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昔日马麒、马麟时代那种军阀混战的局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革命力量也正在发展壮大。这种形势下要保存自己的生存和地位，马步芳不敢公开脱离对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依附，像马麒、马麟那样寻求青海“独立”。为了寻找新的出路，他开始重新调整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以新的姿态保持与蒋介石在政治态度上的一致和吻合，但他也千方百计不让蒋介石势力直接染指青海和他的其他势力范围。

这时，响起皮靴的“咯吱、咯吱”声。马元海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马步芳摆摆手，算是让其表兄坐下。马元海坐在沙发上，微微朝前倾着身子，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说道：“首批派往河西的部队与民团共1．6万人已经集结。”

“噢!”马步芳矜持地应了一声，张口说道，“你明天下午出发，三天内一定要赶到一条山，后续部队很快集结，开往河西。一定不能让红军在河西立下足来！”他仰靠在太师椅上，言谈明显地表露出一股凛然不可冒犯的威严，说：“上次宁夏拒孙，你是前线总指挥，干得很好！这次河西出战，也由你任前线总指挥。表兄呀！你不愧是咱们团体的栋梁之才，在这风云变幻、群雄并起的当口，正是你我兄弟千载难寻、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1）

马元海站立起来说：“军长放心，我一定为团体出力，消灭红军于河西，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你！”

马步芳听了，“噢噢”两声，心平气和地说：“坐下，你的勇气和胆略，的确不愧为团体一杰，扑灭河西红军完全可操胜券，可你一定得对中央军提防，务必不让其插手。如果我们不能把红军消灭，中央军一旦借口进驻河西……”他猛然站起，提高嗓子，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块地盘就得拱手让人，团体难保啊!”

“团体”这一口号，带有强烈的封建地域观念和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对外可以抵制共产主义，抵制蒋介石集团的吞并企图，对内可以加强马氏政权上层之间的团结。这个口号一直是马家军队的鼓舞力量，维系着马氏政权成员的意志。

马步芳对马元海说：“明天出发前，我去乐家湾军营训示！”

第二天下午5点，马步芳乘着小车，风驰电掣赶到乐家湾军营。他戎装笔挺，登上土台，用眼睛扫了一下面前排列的队伍说：“目前红军进抵河西。大家是青海健儿，保卫家乡的战士。我们情同手足，荣辱一致，务必共同赴敌，为团体争光，为家乡争光！”他反复强调说：“团体能否兴旺发展，就靠我们齐心一德，同舟共济了！”部队官佐，不是同族同宗同教，就是亲信死党，休戚相关，自然纷纷表示唯命是从。

凉州“马”的喘息之计

马廷祥坐在太师椅上，军上衣耷拉在肥厚的胸前，枯燥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嘶哑着嗓子，向站在他面前、半躬着腰耷拉着眼皮的几位营长和连长吼叫：“咳！咳！再……再让红军攻下芦塘……这还了得，这还了得！现在什么时候了？”

“禀总指挥，快半夜1点了。”门旁守卫的马弁低声回答。

马廷祥瞪了他一眼，说：“你大点声！”

“是”，马弁答应一声，挺直脖子喊道，“快半夜1点了!”

马廷祥强打精神，提高声音说：“咳，你们几位今晚务必不能睡觉，要严密戒备!”几位营、连长听马廷祥说完，连连答应了几个“是”，退了出来。

马廷祥从北湾逃回大芦塘，动不动就惊恐不安。夜晚的降临，给心里早已黯然的马廷祥涂抹了一层更加浓郁的黑暗。他知道红军惯于夜战，强渡虎豹口是半夜，奇袭吴家川是半夜，攻打尾泉也是半夜。这些天，他睡觉常常被噩梦惊醒，脑门上渗出粒粒冷汗，总觉得一觉醒来，就会被红军抓去，当了俘虏，或者被子弹击中，横尸郊野。

马廷祥是藏族，信仰###教，经名尕胡赛，他从小生活在马步青身边，后又在马步青手下任营、团、旅长等职，因骁勇而深得马步青的器重。他痛恨自己未能报答马步青之恩于关键时刻，反而丢掉马步青惨淡经营的河防线。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接二连三的败绩落在他的头上。10月31日，红军分头进军，包围了锁汉堡的马禄旅残部，锁汉堡西南的韩起禄旅残部和一条山的马进昌团残部。红军一部占领五佛寺，并发动当地群众建立了什么“五佛抗日促进会”。其余据点也都被红军风卷残云，一一摧毁。如果大芦塘被拿下，红军就将直抵凉州城，捣毁骑五师的老窝。大芦塘城小兵少，难以固守，但又不得不守，马廷祥整日发愁，红军来了怎么办？

马廷祥不断地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但不敢躺下。现在时过午夜，外面平静无事，他暗暗松了一口气，终于决定解衣睡觉了。突然，密集的枪声震响，天地都好像在摇动。马廷祥的心狂跳起来，在他听来，他的心跳比机枪还要响，就连嘴角的肌肉也突突地跳个不住，他慌慌张张直奔城西南角。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2）

月白风清。马廷祥从射孔俯视城下，看到红军以英勇矫健的步伐，抬着用树干扎成的云梯冲到城墙，冒着密集的弹雨登城。西南段已登上城头的30多名红军被击倒，可是更多的红军前仆后继，奋勇攀登。机枪子弹在黑沉沉的天幕上，划出丝丝红线，溅落到周围。手榴弹尖锐地啸叫着掠过上空，落在附近城墙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团团火光。“冲啊！”“杀啊！”红军呐喊着冲锋。城内狗吠人叫，混乱不堪，整个大芦塘城陷于绝望的挣扎气氛中。

天亮，红军停止攻城。大天白日丝毫都不能驱散马廷祥脸上的恐慌，恐慌不单是他脸部的，也是他全部心里主要而基本的东西。他再一次急电马步青求援。

马步青复电指示：“已由青海调动大批援军，在未到达前可派人向红军虚与讲和；如果红军转攻宁夏马鸿逵部，我们绝不出击。”马廷祥也觉得谈判是最好的缓兵之计，便当即派遣骑五师司令部上校兽医处长张毅生，前往一条山与红军接洽。

11月1日午，早在几天前已被石块封闭的大芦塘城门打开了一个小洞。张毅生由洞中钻出，面色苍白，有气无力，拄着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地往一条山红军驻地走去。

这次谈判，是马步青的苟延残喘之计，所以马廷祥才派了张毅生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物。张毅生原是马廷祥任旅长时的参谋长，因打牌喝酒被降职调到师部兽医处。这次张自行呈准马步青到前方指挥所服务，马廷祥对他更加不满意，张此去成功固然好，死亦不足惜。

出乎马廷祥的意料，张毅生笑容满面地回来了。红军从团结抗日出发，同意谈判。张毅生还带回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及军长程世才的联名信。信的主要内容是：1.红军不侵占马步青的防地，只要战斗中将枪口抬高，以应付蒋介石追击红军的命令，红军决不认真还击；2.应由马廷祥写一封签名信，作为和谈凭证；3.希望命令一条山堡内的马进昌部，不要开枪射击红军。

谈判后，接连两天红军没有攻打大芦塘。马廷祥觉得红军很守信用，对红军的伪和已有端倪，遂不惜费尽心机，继续施展伎俩。11月3日，他又令张毅生赴一条山红军驻地，口头转达了如下意见：1.为防止蒋介石问罪，不敢写签名信；2.已命令马进昌停止射击红军；3.马禄部在锁汉堡被困，希望撤围。

张毅生在红军处谈判时，马进昌团还是不断地放冷枪。红军代表请张当面给马进昌传达马廷祥的命令，张即到街道铺檐下喊话：

“我奉马指挥命令与红军和谈。马指挥命令你们停止向红军开枪！”

“马指挥有信没有？”

“没有信，让我口头传达！”

“没有信!”

马进昌眼珠一翻，从士兵手中要了一支步枪，轻轻地塞进了射击孔。“啪——”射击孔里飞出一粒子弹。张毅生捂住胸口，惨叫一声，踉踉跄跄倒在了小街旁。马进昌因疑心张平时不实在，就开枪打死了他。张的尸体还是由红军备棺材掩埋的。

大芦塘保住了，对于马廷祥来说，死的恐惧减少了，可另一件苦恼又重重地压住了他。马廷祥初到河防，被马步青任命为前线总指挥。马步芳则认为：“对此战事不能轻视，如果战事不利，部队定须增加，以马廷祥的资望及指挥能力，恐难应付将来局面。”并建议把总指挥名义留做日后用人之衔。马步青立即采纳马步芳的意见，派副官追马廷祥于途中，用“前线作战指挥官”的委任状换回了“前线作战总指挥”的委任状。对于此次变动，马廷祥耿耿于怀，只盼能一战奏捷，让马步芳和马步青见识见识他的能力。没想到，红军势如破竹，自己溃不成军。想到此，马廷祥心里更加不快，但他还想乘青海援军未到之前，纠集各部在一条山打一次像样的战斗，以遮掩多次惨败的局面。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3）

11月3日午后，马廷祥带领一个卫士排、一个骑兵连，出大芦塘东门向北，企图绕个大弯子避开红军阻击，和马禄、韩起禄接上头。他刚越过城北小河滩，驰上北塬，就有红军骑兵四五十人前来追击，慌忙跑上坂坡下马迎击，又发现坂坡顶上约有红军骑兵200余人前来截击，左侧约一公里处也有红军步兵100余人向他们的后路包抄。马廷祥眼看被包围，说声“走”，便立即上马奔回北塬。幸而城内听到激烈枪声，一个连出城接应，才使马廷祥留下一条命。

4日，红军派代表抵大芦塘。马廷祥本无谈判诚意，便诡称有病，拒绝会见，仅将信件及宣传品吊上城。红军信中的大意是：1.红军极愿真诚合作，反蒋抗日；2.锁汉堡已撤围，红军集合司号员吹奏军乐，对马禄表示欢送；3.已给围困的马进昌团补给了粮食和饮水，抱歉存粮不多，未能充分供给，如由景泰转供，红军不加阻挠。因张毅生已死，马廷祥即于当晚又派了一名上尉书记官缒城而出，和红军代表一起赴一条山联络。

红军向马进昌补给粮秣时，马进昌竟于得到补给后转手射击红军，以致红军牺牲了好几个人，但红军始终予以容忍。

“红军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上尉书记官自一条山返回大芦塘说。

这时，马廷祥通过假和谈，已缓和了红军的攻势。青海援兵也源源不断而来。他面孔带着凶气狰狞地说：“我们不谈了！”

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饮弹毙命

宛如长龙直卧的一条山被夜色涂抹了一层黑幔。西南的干河滩上，马元海所部搭起了营帐，燃起了篝火。篝火旁挤满了昼夜疾驰、疲惫困乏的马家兵。

马元海站在干河滩东北的土坡上，瞪大眼睛观察着一条山南的村庄，那里驻扎着红军。马元海身高体粗，胡子拉碴，着装半像土匪半像国民党军官：一顶狐皮帽，一领皮大衣，一件黄上装，一条骑马裤，一双粗大的黑色高筒皮靴。

马元海是“二马”的表兄，时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二旅旅长。他的势力范围在贵德，因而被称为“贵德王”。马元海年轻时就嗜杀成性，或以睚眦之怨杀人，或以无故杀人为乐。跟随马氏父子起家后，他曾炮制过几桩杀戮政绩，不知有多少无辜平民惨死在他的刀下。在广袤无际的青海高原上，马氏父子对许多蒙藏族部落和寺院进行了残酷屠杀，凭借血腥铸就了自己的江山。仅马步芳时代，马家军队屠杀蒙藏族部落和寺院就有几十起之多。果洛、玉树等地区的藏族群众，先后直接死于刀锋之下的达数万人。鲜血，染红了青海湖的碧波绿水；头颅，堆高了昆仑山的云霭雨雾。马步芳的每一次屠杀，几乎都有马元海逞凶效命。果洛被###七次，马元海带兵一次杀藏胞1000多户，数千人。其中德昂部落100余户，劫后仅留男子5人，青年妇女50余人全部掠走。马元海本人一天之内割下男女牧民80个人的头颅。在###同德羊玉部落时，马元海部见人就杀。妇女被奸淫的比比皆是，许多人被蹂躏而死。

此刻，马元海转过身来，耸耸鼻子，似乎在闻四野蔓延开来的火药味。“红军有多大的能耐，一下就突破了骑五师的河防！”他这样想着，不由骂出声来：“凉州的饭桶!”马元海怒不可遏地在高丘上来回转着圈：“悍马？悍个驴！他是干什么吃的？”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4）

“报告，骑五师参谋长候见。”土坡下站着一个传令兵。

“哼!”马元海鼻孔里出了口粗气。按理，马廷祥早该来一条山拜见。虽说他们两人军衔相同，又各为不同主子卖命，但此次河西战事，已明确他马元海是总指挥，而马廷祥是副总指挥。他总指挥在前线辛苦，副总指挥却龟缩在大芦塘城内，迟迟不露面。马元海气上心来，恨恨地说：“就说我去了前线!”

“总指挥，恐怕也不能太折了骑五师马师长的面子!”一位团长出言相劝。

马元海不耐烦地转过身来，走下山丘。马廷祥席地坐在马元海帐篷里的羊皮上，焦急而怒气冲冲。他刚才来的时候，已经看见了马元海，但传令兵通报去了许久，也没见马元海返回。“哼，摆什么臭架子?”马廷祥忍不住骂出了口，翻身站起，一脚踢飞铺在地上的羊皮，营帐里扬起了一窝沙土。

“尕胡赛，你怎么才来?”马元海叫着马廷祥的经名，走入帐篷。

“红军围得铁桶似的，出不来。今晨红军退走，我才出城。”

马元海居中席地而坐：“你打算怎么办？你的部队呢？”马元海像是故意揭马廷祥的伤疤。

的确，骑五师已溃不成军，旅不成旅，团不成团。马元海问起部队，马廷祥便无话可说。

马元海“呼啦”一声站起来，指着马廷祥不客气地说：“X毛擀不成个毡，骑五师全是草包！你们平日受河西老百姓供养，作威作福，及至作战便一败涂地，既不能据河一战，又不能牺牲顽抗，临阵溃逃，何以面对官长！”

“望青海弟兄鼎力相助！”

“青海！你就知道青海！既然如此，你们就回家抱娃娃去，再不要带兵逞威。行军打仗，须得军纪严整，赏罚分明。韩起禄临阵脱逃放弃河防，必须严惩，以振军心!”

“韩起禄之罪理应严办，但此时军情紧急，作战迫切，惩处一事还得稍缓。”马廷祥稍一犹豫，便接着说，“也得再请示一下马师长!”

马元海不好再说什么，对于马步青，他还是不敢说三道四的。

“请老兄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商议如何对付红军。战事完毕，我自当负荆请罪！”

“对付红军，我自有谋划，你可以回芦塘了。”马元海带着一股凌人的傲气，不冷不热地回答了一句。

马廷祥实在无法忍受马元海得理不让人的神态，怒不可遏地斜视着马元海，半晌，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别太神气了!”他脚一顿，大步走出了帐篷。他没回大芦塘，而是窝着一肚子火去了马进昌团。

马廷祥怒气冲冲地来到前沿，马进昌原以为是为打死张毅生而来，没料想马廷祥不仅没有此意，甚至连这件事提都未提。“日奶奶的!都给我闪开!”他肝火未息，一把夺过一个士兵的步枪，将枪塞进射击孔。

“啪——”他向对面盐局的红军驻地瞄准，扣动了扳机。马廷祥素以射击准确而著称。他打两枪换一个枪眼。马进昌和一个传令兵在旁，各持一支步枪填装子弹，备他轮换射击。

突然，马廷祥像是被抽了筋似的瘫在墙根下，握着枪的手直打转儿。手一松，步枪“咣当”一声掉落在地。他想叫唤，不过舌头已经僵硬，只能发出一阵嘶哑的响声。他的半边脸血肉模糊，剩下的一只斗鸡眼里，仍然射出凶狠的目光……

翌日。正当马元海火急火燎地驱赶部队冲锋时，几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来到河滩。马元海走到担架跟前，只见死去的马廷祥嘴抽筋似的扭着。马元海身不由己地哆嗦了一下，感到了冷和死亡。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一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二马”堵截（15）

11月4日，马步青自凉州发布作战情报，其云：“红军节节西窜，我部奋勇杀敌，不幸少将参谋长马廷祥为国捐躯，各级军官和士兵伤亡亦在千人左右。值此生死关头，特令各旅、团、营长，懔于战事的艰巨，务必提高斗志，奋勇进击，以赴戎机。”马步芳、马步青即时呈报蒋介石，电文中称马廷祥“奋不顾身，身先士卒，不幸中弹阵亡”。

马元海率领的青海援军到达一条山，“二马”的部队即将红军层层围住。山谷、丘陵、原野，扬起滚滚尘土，骑兵遮天盖地而来。

守卫一条山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个团，八十九师两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指挥下英勇抗击，与敌争夺，先后在村北和村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红三十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秀水村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重围，和一条山部队的电话联系也被切断了。政治部机关除了干部、宣传员和勤杂人员外，战斗部队不过一个政卫连，包括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总共不到100人。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组织全体人员动手，在围墙上掏了一圈枪眼，交给两个步枪排守着，手枪排十七八支驳壳枪，作为机动力量，哪里紧急就到哪里支援，其他没有武器的同志负责烧水、做饭。敌人从西北角冲上来，李天焕立即带着手枪排赶到西北角；敌人从西南角攻上来，他又带着手枪排赶到西南角。手枪排从这个角落赶到那个角落，像抢险堵口似的。马家军从四面八方开始轮番进攻，红军指战员沉着迎敌，守着枪眼，“一枪打不倒一个敌人不开枪。”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仍像铁桶似的围在外面。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方面响起激烈的枪声。一支红军杀了过来，敌人四处奔逃。李天焕一看援兵来了，率领全体同志打了出来，伙夫拿着扁担，宣传员拿着石头，到处抓俘虏。指挥援军杀来的是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这位年轻的师长经过连日血战，一身灰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硝烟，满脸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像过去一样精神。他紧紧地抓住李天焕主任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阵说：

“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死了！”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这一天你们打得也够激烈的。”

“我们真是自顾不暇，刚才八十九师一个团从外面打进来，我们才反过手来，给敌人个措手不及！”

渡过黄河之后，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率领八十八师的另两个团，抵五佛寺，击退守军，占领五佛寺。第二天，程世才接到总部电报，命令大量收集船只。他们经过了一天努力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不料上级又来电令，船只不要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

青海援军

马家军前线总指挥部上校参谋长张时之——

红四方面军从靖远县境强渡天险黄河，攻占一条山等重要军事据点，青海气氛异常紧张。

马步芳连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搜求狙击之策。其时，我任第一NFCA1NFCA1师司令部参谋处参谋。10月某日上午10时许，我被召至西宁市兵部街新二军司令部。花园内办公室已有马彪、马元海、马忠义、马步銮等在座。马步芳见我进来，严肃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你先看一下这份电报!”电报系驻防武威一带的骑五师师长马步青拍来的十万火急电，大意是：共产党军队已经渡过黄河，击溃韩起禄旅，攻占一条山等军事要点，来势凶猛，有继续向西窜犯迹象，希速派大军星夜增援，以期整个歼灭于一条山附近，勿使滋蔓，蔓则难图。马步芳对我说：“电报你已经看过了，详细情形我不再重复。你是我们团体中一个很有作为的人，既能文又能武，会说善道，最近又从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回来。现在我们用着像你这般的人了。我们决定派精锐部队到前方增援，特派你跟随马元海到前方参加作战。这次###西上，事关我们大家的生死存亡，要求你好好干。只要我们的团体存在，继续发扬壮大，你个人的前途肯定随之而光明。我们已决定今日下午六七点钟出发，目标一条山，任务是解救一条山地区被红军围困的马进昌团，消灭过了河的###。赶快下去准备，不得迟误!”当时，我也意识到这些话都是唆使利用我的话，但军令面前不得不绝对服从。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

我的家人知道我就要出征和红军作战，吓得喘不过气来，哭声连天，难舍难分。

这次派我到前线，在马元海直接指挥的部队以陆军一NFCA1NFCA1师中校参谋职衔（后升为上校参谋长）随军工作。1932年，我当陆军新九师司令部少校承启长时，认识了马元海。他身高近两米，红面黑须，浓眉大眼，望之威武雄壮。他与马步芳是姑表兄弟，任海南警备二旅旅长，手下无固定部队，只有一个残缺不全的旅部，编有参谋长、副官长、书记官、军法官等各一人，传令兵四五人，各干家事，有名无实，备员充数而已。马元海本人长袍短褂，身不着军装，口不能喊口令，亦不懂立正稍息等基本军事动作。据说善于作战，有指挥才能。1933年至1934年间在宁夏堵击孙殿英西上战役中，马元海就任前线指挥。

我们星夜强行军，经永登抵达松山滩军马场，离一条山约有二三十华里之遥，隐约听见枪炮声。松山滩一片荒凉，山陵起伏中有一绿洲，聚居着藏民四五十户。国民党军政部在此设有军牧场一处，早已逃避一空。我在出发前，还不知道马元海究竟率有多少兵马，到松山滩集合后，才看到有马步銮、马忠义两个骑兵团，马庆率领的西宁鲁沙尔民团的马兴泰、马贵、赵宝才、柳绳祖等团，及湟源民团李增荫团。另有先期和陆续到达的马全义团、马彪旅等部。这些部队和民团，大体上都是骑兵，共达1万余人。

翌日，继续向一条山进发，到达寺尔滩，距前线约十里许。马元海登上一处土丘，下达攻击命令。骑兵在前，步兵在后，马步銮团取右路，马忠义团取左路，中路以马彪旅为主力。各路自行布置。所有各县民团，各随原配备部队并进，策应部队。不久，枪声密集，各路先头部队已与红军前哨接触。一条山烟火弥漫，战斗激烈，既至日落，各路进攻部队毫无进展。马元海遂将主力部队和民团，撤退至一条山北部三四里的一道干河滩。红军发现我军主力所在，即于夜晚展开猛击，我军即行后撤。马元海派出副官贾屏藩率士兵数人，与一条山被围的马进昌团联络，中途被红军击伤臂部。不久，马步青部马禄旅也赶抵一条山，配合马元海部各路兵力复行进攻。战事激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第三日，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廷祥被红军击中头部毙命。

聚集于干河滩的我方部队，历时七八日之久。交通线悉被红军切断，弹药、粮草无法补给，特别是饮水更成严重问题，马嘶人竭，群情惶惶。其后，马元海发动猛攻，又被红军迎头击溃。正在危急之中，忽报红军向西挺进。马元海即于16日占据了一条山。我们进入街衢时，双方巷战遗迹，清晰在目，断垣残壁，弹痕历历。但见满墙大都写着“红军北上抗日”等标语，并书有“红军第四方面军先遣军政委陈昌浩，司令员徐向前”的落款。一座堡院里发现红军伤员十多人，还有已牺牲的战士尸体十多具。

红军放弃一条山向西挺进，我方人马亦随之尾追。第一夜我军拉成长队，无行军次序，无纪律阵容，如蚂蚁搬家一样，在漫无道路的沙石草丛中前进。火把篝火，满天通红，星月失色。在我们的左侧，也有一道火龙，人马滚滚，与我们同方向齐头并进，相距大约两三百米。初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互相探询，才知道那是共产党部队，于是乎大家的毛骨为之悚然。出乎意料的是，双方都没有开枪。行进间得到消息，在大拉排一带堵击红军的骑五师马呈祥手枪团，一NFCA1NFCA1师三NFCA1NFCA1旅马全义团，陈嘉禾团，民和、乐都、互助等县民团，都被红军击溃，伤亡惨重。大军只顾向西尾追，有些单位没有接到西行命令，因此军医院医官罗禹民被红军生俘，后又得以放还。放还罗禹民者系红军一位姓吴的女干部（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河西战役结束之后，红军被俘人员内有放还罗禹民的吴姓干部。罗禹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想尽一切办法将吴姓女战俘营救出来，延养于家，旋又设法送出虎口。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2）

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

祁连山绵延千里，向东延伸的支脉一直进入景泰境内，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有昌林山、大格达南山和黄草埫山，南支有寿鹿山和米家山。南北两支山地之间和山前地带有山间盆地和滩地。

红军过河部队大抵都驻扎在盆地和滩地。徐向前的总指挥部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的赵家水。赵家水，背靠光秃秃的山丘，面对满是鹅卵石的干滩，住着几十户人家。村名带“水”，其实水像油一样贵重。赵家水有一股水，因而有了这个村子，有了这个村名；红九军军部驻福禄水，有股水约三寸；红三十军军部驻双龙寺，寺后山根有个一人多高两三丈深的洞，洞中石岩滴水，有两三根筷子粗。这里有水才有人家，才有村庄，村名很多就是水名。如赵家水、福禄水、野狐水、芨芨水、骆驼水、眼井堡、三眼井、三塘驿、大庐塘、一碗泉、尾泉、中泉、脑泉等。这里老乡种田不叫种田，叫“闯田”。种子下地，碰上透雨，闯过了干旱关，收一季能对付两三年。闯不过去则颗粒无收，只能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徐向前、陈昌浩统率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等三个军，英勇进击，控制了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全力抗击马家军的反扑，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就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徐、陈已派人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

然而大局却在时刻发生变化。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决心消灭陕甘红军，完成“安内”大业。他一面部署河东部队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一面催促西北“四马”倾巢堵截红军。红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后，河东部队因遏止南敌前进未能得手，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徐、陈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苦，没有补充来源，绝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失据。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须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一带，还是未知数。我军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嘴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障碍。因此，徐、陈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原地待机，总不是办法。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毛泽东、周恩来：

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一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

乙、我们建议：

（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

（二）或单（独）游击定远营；

（三）或以大部向平番（永登）、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

（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3）

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65页）

3日22时，毛、周致电朱、张、徐、陈：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69页）

4日8时，徐、陈致电红军总部朱、张：

一、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嘴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二、军队指挥贵在统一集中，或军委或总部或前敌机关统一行之。各方面军须严格服从指挥，打破本位主义。

三、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路，由萧、周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钳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处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唯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五、无线电器材到达否？可否着经五佛寺过河先送来？三十军在一条山，遭敌冷枪、山炮、飞机，每天伤亡至少四五十，过河后伤亡共约四百余人。决每师编两团，骑师改编归三十军，合编之骑团成两团为骑一师。九军现正成立骑团，编一连。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73页）

5日14时，朱德、张国焘电复徐、陈：“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割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接通你们。”“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6日，徐、陈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平番即今永登县）。这一计划拟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具体部署是：以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景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横梁山，攻取古浪；以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景泰、红水前进，待红三十军进据大靖、红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上述情况和行动计划，徐、陈向军委和红军总部做了报告。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4）

7日，朱德、张国焘电传《中央军委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给四方面军指示》，其中明确指出：“战役计划已读悉，请即照此执行。”“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和战略方针有极大意义。”

同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和朱德、张国焘于当日在河东前线会合后致电徐、陈：

甲、关桥堡之敌昨未前进，似敌已知我主力集结备战，有成相持局势可能。

乙、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丙、少打消耗战和少围土寨，首先占据有粮和地形扼要之地区，集结最大精锐一举而消灭马敌。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82页）

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个旅，各个击破之。”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变化的局势，终于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又根据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而实行战略转移。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设想，提出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份《作战新计划》用电报发给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

朱、张、彭、贺、任五同志：

甲、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

（一）三个方面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

（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

（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

（五）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在清绥、在神府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以协定行动。

（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八）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

（九）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路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十）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5）

（十一）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

丁、请五兄开一秘密会，慎重考虑，见复。育英参加。

张、毛、周、博、林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86页）

《作战新计划》指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西路军西进，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主要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迷惑和调动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现战略新计划。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根据保密要求，朱德、张国焘未将《作战新计划》向徐、陈透露。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张学良与中共有###关系，红军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当然与之通气。张学良建议红军就地支持，“熬过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就在《作战新计划》发出的当天20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85页）

10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朱、张，告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此项决定。当日朱、张回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毛、周灰、卯（10日7时）来电，“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向前为正、副主席。”我们完全同意，请你们复电。

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下达电令。

徐、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94页）

毛泽东、周恩来于11、12两日，先后致电西路军和红军总部领导人，请他们考虑：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有可能否？能否解决衣服问题？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徐向前认为，西进新疆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大家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

12日，西路军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6）

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告以新疆接济正在准备中。

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望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14日，朱、张致电西路军并中央军委：西路军当面“来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

毛泽东、周恩来亦于15日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西路军分三个纵队浩浩荡荡向河西走廊挺进。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右路进击；红九军为第二纵队，由左路进击；红五军和总部机关为第三纵队，在红三十军右侧跟进。徐、陈随红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红九军行动。西路军急进在空旷的西北原野上，北风呼号，惊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踏上了艰苦卓绝、血火交织的漫漫西征路。

河西走廊，这块饱经了磨难，历经了忧患的黄土地，从此镶嵌上西路军的《西征歌》：

炮火连天响大地，

我们红色的战士，

英勇的武装，

上前线，

决战在今朝！

为了联合外蒙、苏联，

驱逐日本鬼子，

前进!

坚决奋勇向前进！

向前进！

西路军与“二马”兵力对比1∶6

西路军共21800余人。其中，红五军3000人，枪1000支，每枪平均子弹5发；红九军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红三十军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骑兵师200人马，枪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马步芳的高参、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在《马步芳阻击北上抗日红军的始末》一文中统计：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和民团总人数为11．5万人，马6万匹。陈秉渊的数字中没有统计凉州民团、河州民团、肃州民团。如果这三州的民团超过1万人，那么“二马”在河西战场上投入的总兵力就超过12．5万人，是红军的6倍。

“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

当晨曦冲破黑暗，将大漠抹上一片淡白时，西路军左纵队九军进抵干柴洼（现古浪县干城乡）。

干柴洼是一个无险可守的村寨，疏疏落落低矮的房舍裸露在旷野上。土墙、土屋与周围的黄土地，构成了清一色荒凉的景象。军政委陈海松、军长孙玉清在村头兀立，指挥最后一队战士进入指定位置。

穷街小巷浸在刺骨的冷风里，颤抖着。部队顾不上夜行军的疲劳，开始抢修掩体，掏挖枪眼。

陈海松像战士们抓紧时间轮换休息。有些人抱着枪靠在土墙和房檐下打盹，他们的军衣都很破旧，而且在这初冬季节，也太单薄了。有些人围坐在枯枝腐叶燃起的篝火旁，烤着被昨夜的凄风冷霜冻僵的身子，准备晨炊。跳动的火舌舔着悬挂在木棍搭成的三角支架下的黑黢黢的脸盆或茶缸，映红了战士们布满倦容的黝黑面孔。缕缕淡蓝色的轻烟，在晨风中颤抖着冉冉上升，一直融入一碧如洗的高远天空。土豆煮熟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随着白色的水蒸气飘逸出来，弥漫在清新得让人发冷的空气里，使得人倍加饥肠辘辘。

西渡黄河之后，部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行军打仗。正当红三十军在一条山浴血奋战，红五军在三角城看守船只时，红九军在大拉牌也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打得敌人鸡飞狗跳墙。马步芳部的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与马步青部的马呈祥团共约6000人，经沙河井向大拉牌进攻。马全义先驱赶民团以人海战术向红军阵地冲击，慌乱中的民团狂奔乱窜，转眼间积尸成堆。战斗竟日，疲惫至极，马全义和马呈祥只管撤退，不顾尸丛血泊中呻吟呼号的伤兵。第二天，还是红军派出医务人员，进行了救护。当晚，所部正在附近村落做饭时，突然周围炮火齐发，遂又不顾一切地豕突狼奔，竟将由扇子网进援的预备队冲散，逃到沙河井才停下来。部队的辎重和民团的刀矛、皮褂，丢得一干二净。马全义系马步芳的内弟，马呈祥系“二马”的外甥。这两个少爷在沙河井抱头大哭，相互埋怨。不知谁放了一股风说：“红军到了镇虏堡!”于是两人又急向秦王川逃奔，直到听说没有什么情况，才又回到沙河井，整顿残部。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7）

看着这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而斗志不减的红军战士，陈海松心潮起伏。陈海松实足年龄23岁，脸上虽说仍残存着稚气，但却明显地刻上了稳健的神情。他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一个普通农家，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故家人省吃俭用供他念了八年书。他在家乡曾任童子军团长，16岁参加了红军。在川陕边时，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展开了最紧张、最剧烈、最有成效的万源保卫战。红九军二十五师坚守万源县正面的大面山。年仅19岁的师政委陈海松在危急时刻挺身向前，大喊：“让敌人在阵地前血流成河!”他捋起袖子，提起大砍刀，和敢死队员一同出击，挥刀杀敌。红军著名将领许世友那时是二十五师师长。陈政委和许师长互相配合，使二十五师这个由三个鄂豫皖的老团组成的师，一直是红四方面军的两个铁拳头之一，另一个铁拳头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

红军总司令朱德多次说过：“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陈海松缓步走着，一阵迸开的哄笑声吸引了他。一群战士端着饭碗围成圆圈，这是军部交通队的干部和战士正在玩摸瞎子。初冬的凌晨是寒冷的，可是这里却热气腾腾。陈海松被战士们的打闹说笑，强烈地感染了。

乔国军排长从地上爬起来，摘掉蒙眼布条，看见政委站在圈子边上笑，便向大家喊道：“政委来了，我们大家请政委唱个歌!”

陈海松像一块吸铁石，随时会把战士们吸引到他的身边。他在军官中间有“官威”，而在当兵的行列里又有“兵味”。他几乎完全是普通一兵的样子，这不光是说他年纪小，穿戴吃住都同战士一样，毫无特殊，而更重要的是他每到一地每到一个部队，便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他还同战士做多种简单有趣的游戏，经常找战士们比试臂力，摔“抱腰高”（摔跤，湖北方言）。摔跤，他有经验，摔赢的时候多，有时也被摔倒。当他倒地后，战士们红着脸忙向政委道歉，他却在哈哈大笑中突然睁圆双眼：“抱腰高场上讲什么情面？这是学制胜本事咧，来，再来搞!”陈政委也常和大家一起玩“摸瞎子”游戏，输了就认罚，一点不含糊。战士们知道政委曾当过宣传队长，歌唱得很此陈政委输了，大家总是让他唱歌。今天，战士们看见他来，又由不得先请他唱歌。

陈海松笑着走进圈内，稍稍摆摆姿势，润润嗓子，便唱了起来：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哈，

张灯又结彩呀哈，

光辉灿烂创造新世界。

……

陈海松唱的是发源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支人人喜爱的民歌。随着这歌声，红军战士仿佛又回到了烽火弥漫的老根据地，闻到了馥郁醉人的桂花清香。此时，朝阳把最初的一抹霞光照射到陈海松的脸上，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明亮的光辉，而战士们的眼睛里也闪耀着欢乐的光芒。

紧接陈政委，几个小伙子边唱边舞，表演了川陕时期万源保卫战创作的《大刀歌》：

万源保卫战，

作战要勇敢；

子弹消灭敌人算不得好汉，

冲上去，用刀砍！

……

红九军到干柴洼不久，尾随而来的敌骑兵便像恶犬一样紧紧地咬住了他们。红九军外围据点无法以少量兵力顶住敌人的集群冲锋，警戒部队退入主阵地。

马元海站在紧靠干柴洼东面的山头上，手拿旗帜，指挥所属部队和民团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干柴洼。朱绍良派出战斗机三架助战，并投下一份情报说：“干柴洼东北角系红军主力。”马元海遂纠合人马，主攻东北。顿时，烟尘冲天，山川变色，但红军主阵地始终屹立不动。马元海望着遍野陈尸，明白了骑五师惨败的真正原因。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8）

“总指挥，弟兄们伤亡太大，是不是下令停止进攻，稍事休整?”一个参谋趋近，小心翼翼地建议。

“不行!”马元海松弛而浮肿的眼皮下，两个干枯的黄色瞳子，乜斜着立正站着的参谋，干脆地拒绝道。他很清楚，对面的红军，处境要比自己艰难得多，他必须一鼓作气，拿下干柴洼。至于伤亡，各县的民团、壮丁源源不绝，取之不尽，可以随时随地得到补充。他眯着双眼，干咳了两声，转过身用手指着一圈传令兵，大声吼道：“火速通知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天黑前拿下干柴洼！”

一时间，敌人步骑轮番冲锋，不讲章法，不顾死伤。遍野堆摞的死尸成为临时工事，人尸工事蜗行龟移，一尺尺、一丈丈，逐渐推进到离红军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带。

红九军前沿阵地被突破。陈海松所在的一方大院，正面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前。险情突至，陈海松将目光射向墙外，马家兵的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端着步枪的，提着短枪的，挥舞着马刀的……

“政委，我带些人反击一下!”一个白细皮肤、身材瘦长的干部走到陈海松面前。他是军部一科（作战科）科长刘培基。刘培基随董振堂参加过宁都起义，原在五军，后调至九军二十七师任参谋长，二过草地时调任军部一科科长。他军事内行，对参谋业务相当精通，因奇策屡出，被军部的同事们誉为“活诸葛”。

听说要向敌人反击，又有许多干部和战士挺身而出。数十人肃立在陈海松四周。稚气的、成熟的、俊秀的、粗犷的、温顺的、暴躁的……红五星下的不同脸庞露出同一种面容：和敌人干。一双双坚定的目光没有惊慌、没有疑虑、没有畏缩，只有喷射着愤怒的火焰。陈海松屹立在大家面前，他那线条粗犷、棱角分明的脸庞上，有一种震慑的威严、沉着、稳定。

突然，刘培基向陈海松摇摇手，侧耳倾听着什么，接着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墙边。陈海松也听到了动静：一阵杂乱而又轻微的跑步声由远而近。“快!”这是墙外人的声音。随即，一个人跃上墙头，飞身跳向院中。

“狗崽子，看刀!”刘培基眼睛圆圆地睁着，把大砍刀兜头挥向那人。只见那人一缩头，避开刀锋，就地一个滚，翻身立起：“刘科长，真有你的！我差点没叫你把脑袋削掉!”原来是交通队的乔国军排长：“政委！军长听说你们这里紧张，特意派我们来！”这时，墙上接连跳下人来，全是交通队的战士。

“乔国军，你们来得正好。”陈海松又转向刘培基，“刘科长，你就带着交通队的战士们出击吧！”交通队队员都是挑选出来的优秀战士，每人身配一支德国造二十响短枪，一把大砍刀。平日和战时，他们负责传达首长的命令和领导机关的安全，而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们又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突击队，一支排难克险、所向无敌的铁拳。

刘培基跃出土墙缺口，军部参谋人员、勤杂人员、交通队战士们呐喊着紧随其后。他们像猎豹一样，迎着弹雨，扑向敌群。马家兵在猛烈而突然的打击下，纷纷掉头，浪涌般地往回逃窜。往回跑的撞击着后面往前冲的，搅成了一团，叠成了一堆。然而，敌人太多了，太密了。刘培基率领的几十个人，犹如冲进大海的一叶扁舟，很快便被巨大的混浊的人流裹涌起来。枪弹击中了刘培基的头部，他身体晃了晃，扑倒在地。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9）

陈海松目睹了这一场面。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将领，陈海松没有为眼前的险恶局势所左右，但是他却不能不为身负重伤的刘培基和交通队的战士们而担忧。陈海松对英勇无畏者特别关心和爱护。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移军西进。红九军奉命向驻守在嘉陵江沿岸的敌人发起进攻。激战中，七十五团二营六连连长罗应怀身负重伤，躺在阵地上即将罹难。陈海松从望远镜中看到了这一情景，当即命令交通队火速救援：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回“虎痴”!“虎痴”是《三国演义》中曹操麾下的猛将许褚的别号。罗应怀因雄烈过人、作战凶猛而被战士们冠以此称。交通队果真不负陈海松之望，既救出了罗应怀，又收复了阵地。

刘培基是军部的“活诸葛”，陈海松对于他安危的焦急是可想而知的。“组织第二次反击!”陈海松决定采取这种行之有效的战术，既保卫军部又救援刘培基等人。正当危急时刻，红二十五师一部犹如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击敌阵，截断敌人退路迫敌后撤。

“刘科长!”一科参谋李新国不顾危险地跑去，将刘培基背了回来。刘培基在周围一片关切的呼唤中，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眼中的一切都是游移不定的，罩着一层彩色的光环，但他还是努力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中，捕捉到了陈海松关切的目光。他极力凝聚着最后的一息生命之光，骤然睁大了双眼，双唇吃力地嚅动着，气息粗而急促。血从伤口涌流出来，刘科长头一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红军洒下的鲜血，红彤彤，火辣辣，明晃晃，在黄土地上凝聚、溶解、渗透。

祁连山消失在暮色里。马元海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将部队撤退。入夜，马步芳来电督令进兵，马元海又欲以人海战术猛扑，可是红军已放弃干柴洼，进军横梁山。

横梁山有一处叫红土坡的地方，山色如火，雄峙于层峦叠嶂间。翌日黄昏，马元海追至横梁山，即命令各部夜攻。随从人员认为部队未曾夜战，当地地段又极复杂，欲向马元海建议，收回成命，但马元海已先行出发，各部只得发起进攻。第一线部队在红军的顽强迎击之下，纷纷溃散。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互相践踏，混乱不堪。山坡谷间到处一片喊叫声、奔跑声。马元海畏缩在乱石丛中，感慨地说：“胡大呀！事情怎么来的不知道，我们的人马这样倒退下来，将来怎么打下去?”时已深夜，寒气袭人，就在原地跺脚待旦。第二天，马元海命令部队和民团，循原路向横梁山反扑。各部或三十成群，或五十为队，骑马曳枪，仍是紊乱不堪，及至返回横梁山时，才知道红军已经西进了。马元海往返疲惫，又沿着羊肠小道，向西进的红军尾追。

“战将”

墨晕似的暮色漫天漫地渗化开来，戈壁荒原铅一般的凝重迷蒙。孙玉清紧贴着队列，默默无声地走着。他中等身材，宽宽两肩，仿佛要挑起整个生命的重荷及命运的担子，而他给人明显的印象就是他能负担得起。经过半夜的急行军，他脚步显得有些蹒跚。

连日的作战和行军，已使红九军疲惫至极，即便是在寒风飕飕、霜侵肌骨的夜间，行军中的战士也大都处在半睡的状态。有的战士不知不觉地倒在了行程中，如不为人发现，便睡在裸露的荒野上。因此，不断地有骑着马的交通队员，在队列旁来往奔驰，小声发出“不要睡觉”的警告。然而，很少有人能抵制已超过常人生理负荷的困顿的袭扰，许多人的眼皮耷拉着，脚步机械地迈动着……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0）

孙玉清的警卫员紧趋一步，低声说：“军长，你骑马吧!”一夜的行军中，警卫员已不知恳求过多少次，但他始终没有上马。这次，他仍然没有做声，只是脚步迈得更快了。

作为军长，孙玉清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了。他从团长升任为红三十一军军长时，因连日作战疲劳过度而患病在身。管理科的同志看他身体虚弱，吃饭时就给他加了一个菜。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干部和战士便说：“孙军长特殊!”政治部门的同志为维护首长的威信，要狠狠批评这些人。孙玉清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并说：“不要批评，要允许人家讲话，对我特殊照顾是不对的!”自那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甚至有点过分，诸如乘马，这是工作的需要，但他除了特殊情况外，只要是一般的行军，总是弃马步行，走在战士们的中间。

警卫员知道军长的这一习惯，但不忍心看着首长过度劳累。他清楚，一旦战斗打响，军长便会忘记自己的存在，枪响几天，几天就睡不了个囫囵觉，总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奔波指挥，而前面残酷的战斗正等着他们。想到此，警卫员便又趋前几步，大声喊道：“军长，请乘马!”他松开缰绳，在马臀上拍了一掌，那马微微一窜，跃到了孙玉清身边。孙玉清一伸手，拽住了马缰绳。

“军长，骑马吧!”他身边的战士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

孙玉清笑了笑说：“不行哪，我这眼皮上下尽打架，一上马，睡着了掉下来咋办？还是走着保险啊!”笑声中，一个战士颇有深意地说：“军长，这可是你今晚第一次给我们逗乐哪!”的确，在一夜的行军中，他是第一次说话。

孙玉清一路沉默着，似乎想了很多，却又什么都没个头绪。西渡黄河后，几乎每天都在行军和战斗，以步对骑，以劳待逸，以无补给和无休整对不断补充和不断扩大。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削弱自己的消耗战，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孙玉清翘首夜空，银河从繁星中显现出来。他仿佛觉得今夜星星格外明亮、格外冷峻!它们在黑暗的包围中熠熠闪烁，曳出无数缕细痕，牵动着他的思绪，他的记忆。

1928年，也是星斗闪烁的夜晚。一个身影沿着一株大树攀援而上，轻轻地跳进了一所庄院的高大围墙。他就是19岁的孙玉清。这座庄院是恶霸地主罗某的住宅，罗某养着一帮护院丁壮，鱼肉乡邻，作恶多端，暗杀了农民协会的好几个人。孙玉清一怒之下，便携带一枚尖刀，乘夜潜进了罗宅。他机敏地躲过了几个巡逻的院丁，口衔尖刀，蹑手蹑脚地径直来到罗某的卧室。

当罗某浑身筛糠似的从床上被揪到地下时，他看清了来人只不过是粮行的小学徒，胆子便立刻壮了起来：“‘铁算盘’！你是来找钱花吧，你要多少?”

孙玉清像“啪!”罗某脸上重重挨了一巴掌。罗某怯了，复又哆嗦着直喊“饶命”。孙玉清将尖刀抵住他的心口，一字一板地说：“告诉你，我是代表革命来和你清算血债的!”

第二天凌晨，孙玉清拎着两个布包裹走进农民协会，一个包着罗某的头，一个包着无以数计的金银首饰。贫苦农民人心大快，农民协会威震全乡。当地的土豪劣绅对孙玉清恨之入骨，因抓不住他而三次放火烧了他家的住房。但是，孙玉清并没有胆怯，而是更加英勇地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1）

孙玉清，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乡孙家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给本地大地主当女仆。为了摆脱穷苦，父母盼望儿子能成为寒门书生。全家人勤劳节俭，东贷西借，再加上族人解囊相助，使孙玉清读了五六年私塾。饥寒贫病使孙玉清父母早亡，18岁的孙玉清自谋生路，去粮行当了学徒。他在学徒期间，苦学本领，练就了头顶着算盘打的绝招，在当地广为传诵。

早在1923年冬，董必武就在黄安领导革命斗争。黄麻起义后，农民自卫军开辟了陂安南县红色区，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李先念任主席。革命烈火感召和教育了苦大仇深的孙玉清，他参加了激烈的反霸斗争，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升任营长。

孙玉清当红军后，爱学习苦钻研的精神不变。部队打河南光山，当时他是迫击炮排的排长，由于他平时苦钻炮兵技术，三炮就把敌人的碉堡摧毁。他当营长时，学会了各种枪械的装配和修理，为这还闹出过误会。一次，他给陂安南县保卫局的干部讲授如何使用和修理枪支、迫击炮。保卫局有人怀疑他是坏人，把他捆绑起来送到县苏维埃政府。李先念主席见孙玉清被押来，说：“这是孙营长，怎么把他抓了，他是好人!”

孙玉清1932年任三十二团团长，在向川陕转移途中的枣阳、新集战斗前夕，他一身便衣，深入敌后侦察。战斗打响后，他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冲向敌阵，身负重伤，鲜血流淌，但他一把推开要抬他下火线的担架队员，大声嚷：“我的位置在火线！”由于他指挥的三十二团打得英勇漂亮，被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予“以一胜百”奖旗一面。孙玉清也荣膺“战将”美名，被破格提升为红三十一军军长，毛尔盖会议后调任九军军长。

一阵清脆而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夜的沉寂，一匹战马汗淋淋地驰到孙玉清身边。“报告军长，前面就是古浪城了。”

“命令前卫团做好战斗准备，部队跑步前进！”孙玉清翻身上马，双腿一夹，冲了出去。

古浪城在古浪峡西口，汉时为苍松县址。“古浪”是藏语，意为“黄羊沟”。古浪峡是河西走廊东首，素有“马不并骑，车不同轨”之说。因古浪峡过于凶险，红军便沿着崎岖山路抵近古浪东山。古浪城三面临山，三山之间夹着三道川。从西面的西山川可眺望祁连，西北稍开阔，直通凉州。

就在马元海增援一条山的同时，青海湟中县民团十二大营共1400余人，由马步芳第一NFCA1NFCA1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团长马华荣率领，星夜驰抵古浪布防。

孙玉清决定先向城内喊话，因为争取甘青“二马”联合抗日，是西路军的政治任务之一。马华荣在红军的宣传攻势发动伊始便电告马步青，马步青明确指示：“应坚决守城，拼全力阻击，决不能上当!”

红军的冲锋号响了。钢铁音符组成的旋律，铿锵地飘向山野，在黎明的晴空中长久地回响。

古浪峡“进城!”孙玉清获悉守敌弃城而逃，便准备立即入城。“现在还危险!”警卫员上前阻挡。他知道，突然冒出的冷枪比战场上贴身肉搏更危险。“你干脆找块布把我裹起来锁到箱子里吧！那样最保险!”孙玉清跃上马，猛拍马臀，疾驰而去。

《青海日报》当年11月19日讯：一百师五百九十五团团长马华荣及骑兵旅营长马秉魁，前往古浪一带，与匪作战。该团营长，身先士卒，深入阵地，致马团长左臂，重受匪弹四处，营长马秉魁，右肩受弹伤一处，于日前均由前方乘汽车返省休养。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2）

古浪的生死搏斗

红九军首长渴望指挥自己的铁军给凶残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可是，古浪的情况很糟，不仅地势低，而且几乎无城可守。

1927年4月23日，凉州地区发生7．75级大地震。震中在黄羊河与杂木河之间的沈家铺至冬青顶一带。古浪因距震中近而受灾最重，古浪峡山崩，东西道路阻塞。古浪城内房屋全部塌毁，居民被压死3800余人，压死牲口2．8万余头。九年过去了，古浪仍是街市破败，城墙颓塌。

孙玉清、陈海松和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以及师团干部，站在残垣断壁的古浪城上察看地形和部署防卫。负责拟定作战方案的孙玉清的面容和他的心情一样，显得有些沉重。他睁大眼睛对干部们说：“这是一次生死搏斗!”陈海松脸上惯带的那种微笑不见了，看来，他的心情也不轻松。军部决定：二十七师部署在东北方向，派出通往凉州方向的警戒；二十五师部署在西南方向，师部驻南门外村庄，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配置两翼，七十四团和军交通队第三支队控制南山制高点。

古浪东昇苽的红军战壕此刻，马元海率部由横梁山经黄羊川向西穷追。汹涌的骑兵，卷起浓重的黄尘，在龙沟堡遇到从古浪溃逃的几名伤兵。一个满脸血污的伤兵从马背上慌忙滚下，一瘸一拐地走到马元海面前，说：“红军已经占领古浪。”马元海愕然，像是被大炮震昏一样，半晌醒悟过来，骂了一声：“滚!”即刻命令部队取道龙沟堡西南，向古浪急进。

马部行动慌忙，进入乱山丛中，面临悬崖绝壁。马元海在山头望见古浪县城，号令部队直冲。人马纷纷从土崖蜂拥而下，人牵马，马拉人，尘土蔽天，声震山野。片刻，万众人马踏开几十道路口，直奔古浪城西15里的金家堡一带。

翌日凌晨，三架涂有青天白日徽的轰炸机飞到金家堡上空，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向地面俯冲，投下两枚炸弹。大地在眩人眼目的火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飞舞起来，麇集于此的马元海部当即被炸死10余人，马30多匹。朱绍良派来的飞机并没有投错炸弹，目的是以示警告，督令着速攻击古浪。就在马元海派人收拾尸体时，马步芳来电严令其展开攻势。马元海感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硬着头皮发出围攻古浪的命令。

11月16日，马部步骑配合，全线进攻。

11月17日，朱绍良派出的轰炸机前来助战，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巍峨的大山也颤动起来。敌人围攻红军的一个据点，眼看快要攻陷。红军从阵地上摔下很多银元，哗啦哗啦撒满地面。马家兵见钱眼热，不顾一切，抢取银元。红军密集扫射，敌人不战自败。

11月18日，战斗更为惨烈。尽管红九军全体指战员英勇血战，但古浪已危如累卵。

敌人首先主攻南山制高点。这边的敌人刚刚打退，那边的又像成群的牦牛爬了上来。有的敌人爬上碉堡用刺刀猛揭顶盖，碉堡内的红军战士凭着脚步声判断敌人的位置，用步枪对准射击，将碉堡上的敌人一一击毙。增援部队因被切断上不来，七十四团和交通队第三支队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

南山制高点失守以后，敌人不顾一切，突进城中。

军部二科科长王少清率领机关干部和交通大队一部反击敌人。他们以猛虎扑羊之势，冲入敌群，力图将敌人赶出城外。但因出击过远，无一生还。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3）

敌人的骑兵挥舞着马刀在街巷横冲直撞，军部机关人员猝不及防，惨死在敌人的马刀之下。军供给部和卫生部的一些女同志，因为手无寸铁，被凶狠残暴的敌人堵在屋子里，统统用马刀砍死，鲜血满地，惨不忍睹。

风凛冽，云低垂。红九军阵地被分割开来，就好像屹立在骑兵组成的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些小岛。大海渐渐淹没了周围的一切，这些小岛却岿然不动。

城中钟鼓楼。此刻，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深情地把手枪端在胸前，用手指轻轻地擦拭着上面的尘土。他从16岁起，就和枪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命运是和系着红绸子的枪联系在一起的。陈伯稚1914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高桥区。父亲租种地主的田地，还打坯烧窑，劳苦一生，难得温饱。为了寻求一个憧憬已久的新世界，1929年，陈伯稚全家踏着黄泥小径离开了故乡，搬到共产党创建的苏区。1930年，他毅然参加了红军，一年后加入共产党。家乡，他永远记得真切，那贫瘠山坳曾抖落他童年的梦，他曾在隆冬赤脚涉过小河去砍柴，他曾在酷暑钻进密林采野果……啊，挥之不去的乡情呀！但是，他的灵魂被一种崇高的理想提到一个巍峨神圣的境界，即便是不断地看到战友倒在血泊中，他也不稍退半步。陈伯稚举起手枪，向汹涌而来的敌群射击。敌人登上民房侧射，陈伯稚中弹倒地。他受伤的头部血流不止，想站起来可又倒下了。

孙玉清真想仔细观察一下周围战士的神色，他们是紧张气馁还是顽强而自信？带兵多年，他只要瞟一眼战士的眼神，就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他旁边的一位战士正沉默地稳稳地扣动扳机，周围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沉默。在死亡前，沉默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一颗子弹打来，他负伤倒下。

陈海松左手负伤，右手举着驳壳枪大声喊道：“同志们！血战到底，坚决杀退敌人！”十几个家伙手提马刀猛扑陈海松。交通队乔国军排长一个箭步窜到政委前面，怒对敌人大喝：“来来来，听老子给你们点名!”随着他手中冲锋枪的剧烈抖动，十几个马家兵横七竖八地倒下了。乔国军也被子弹击中，晃了晃身子，栽倒在地上。

形势如此严峻，跟随红九军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也亲抵前沿指挥战斗，甚至抓过机枪向敌人扫射。

危急时候，红二十七师在东北方击溃敌军的分割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入城接应，对冲进城内的敌人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敌人见势不妙，退出城外。清冷的山坳，除了零落的几声冷炮外，又逐渐趋于平静。

古浪战役，红九军主力师二十五师以及二十七师受到重创。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发展很快，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扩编时，兄弟部队红四军、三十军和三十一军都是各以一个老团带两个新团组成一个师，唯独红九军二十五师是以三个老团编成，二十七师以三个新团编成。二十五师中的七十三团，诞生于黄麻起义，是红四方面军中最早最有战斗力的两团之一。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一样特别有战斗力，也一直作为方面军的拳头使用。二十七师经过川陕时期和长征途中战火的锻炼，也已经有了很强的战斗力。

古浪战役，红九军伤亡超过三分之一，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壮烈牺牲。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4）

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这一仗叫人十分心痛，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冬天的阳光早早就黯淡下去，暮色衔悲而来。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突围，伤员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干部重伤员凡能担架抬走的，也尽量抬走。陈海松政委忧虑不能带走的重伤员的命运，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要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给敌人写一封信，希望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杀害红军伤病员。留下的重伤员集中在几个房子里，每人发了三块大洋。

红军退出古浪，马家军占据全城。古浪一片火海，橘红色的火舌直向天上窜。马元海到处逞凶，所留红军伤病员全被残杀。骑五师被击毙的参谋长马廷祥胞弟马元祥、花马营、尕主麻三人，因其兄马廷祥之死，大肆残害红军。马元祥自一条山开始，将所俘红军缚在桩上随手开枪残杀，声称为兄报仇，先后残害战俘不下百数十人。马步芳得悉此事，竟然说：“马元祥是男子汉！”

《青海日报》11月21日称：“我军前日在古浪向匪总攻，奋勇杀匪，血战数小时，即行克服该县。是役毙匪2000余人，获步枪800余支，机枪17挺，匪已北溃窜，我军追击中。”

古浪失利，给整个战局带来不利影响，徐、陈未曾料到。其时，西路军总指挥部驻在凉州城南寨子。徐、陈令红三十军阻击东来之敌，并派出一部接应红九军。永昌整训，总部认为古浪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陈昌浩召开营以上干部会，狠狠地斗争了陈海松、孙玉清、曾日三等主要负责人，撤了他们的职，又以过“左”的办法整顿红九军，打击了一批中层干部。九军经过一斗一整，指战员都灰溜溜的，感到抬不起头来。

今天，我们看古浪失利，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1983年5月13日，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信中说：“西路军时，古浪战斗失利，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孙玉清）。”

王树声以副总指挥兼任红九军军长和政委，徐太先任政治部主任，李聚奎任参谋长。徐太先到任前是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李聚奎是平江起义的老同志，到四方面军之前是一方面军的师长，到四方面军曾任三十一军参谋长，他是负伤住院期间随医院渡过黄河的。陈昌浩和李聚奎谈话，勉励大胆工作，不要因为是一方面军来的，怕这怕那。不久，总部恢复了陈海松的政委职务。李聚奎因主持过古浪失利的调查，担心难在陈海松手下工作，陈海松却很尊重他。

西路军曾在12月6日报告中央：“为着从组织上来保障加强九军，现调树声为九军之军长，太先为主任，聚奎为参谋长，海松为政委。”

当地群众谈红军由干柴洼到古浪

我带红军到干柴洼

李映海——

红军沿一条山、镇虏峡、红豁岘向古浪方向疾进。马家军从永登、坪城一带开过来堵截。大约农历九月二十五日（11月8日），马家军在红豁岘和红军交火时吃了败仗，就撤到磙子沟（今古浪县新堡乡境内），村里的人都吓跑了。马家队伍在村子里吃喝了些，休息了一阵，向松山滩那边走了。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5）

当晚，村里人大部分还在山里躲避，只回来几个老汉，年轻人只有我。半夜时分，一队红军从四娘娘岘上过来，进了磙子沟。红军一进村，就走村串户宣传：“老乡们，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是为了抗日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跟马家军打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马家军硬要跟我们打！”因为庄子上的年轻人就剩下我，红军让我当向导。当晚，红军连夜在村东的山上挖战壕。

第二天，太阳刚出山，红军就要离开，让我带路。红军边走边侦察搜索，还在沿路村庄贴标语，内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经过玉塘、石窝子、甘沟口时天就黑了。晚上到半截沟开会，团长讲了话。由于干沟一带缺水，加上红军人又多，一天没喝水。团长讲话动员，鼓舞士气。红军战士精神很好，喊了一阵子口号，又连夜出发了。部队到尖山子休息了一会儿，又经过台子、泉沟，向大鱼沟、干柴洼方向前进。到大鱼沟以后，我同四班和八班的战士们走在最前面。部队行进到旱川塘，马家队伍在两面山上爬的“卡子”向红军开枪射击，红军没有还击，在路壕里快速爬着向前走，爬到山脚下，就从北山摸了上去。快摸到山顶上的时候，红军突然开枪向山顶的“卡子”射击。北山上的马家队伍在红军的喊杀声中吓跑了。红军占领了北面山头上的战壕，又是喊杀声，又是吹号子，加上打了一阵机关枪，马家队伍退走了。

第三天清晨，红军进驻干柴洼，在仲家院子里驻扎了指挥部。红军的战术很高，没怎么打枪，就把山头夺到手了。马家队伍退了以后，有几个班长前来汇报说，除过机关枪，其他的枪一共打了27发子弹。红军的胆子也很大，在旱川塘里跟马家队伍接仗后，马家的枪子儿在头顶上乱飞，红军一个劲地爬着前进，有的人手枪还装在枪套里。我当时很害怕，两个班长给我壮胆子，说不要怕，没关系。红军对老百姓很和气，我给带路，他们给我讲了一路的革命道理。到达干柴洼后，我脚疼得厉害，加上前面的路不熟，红军就让我回家，并给了我一包“哈德门”香烟，还给了一些大烟土做盘费和酬谢。

回家途中，在通往大鱼沟的梁上，我碰到三个红军。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帮红军带路到干柴洼，准备回家的。他们告诉我骑兵上来了，要小心，最好不要顺原路返回。我心想，管他七兵八兵的，不怕！就顺原路往大鱼沟走。边走边想，他们不让我下去，可能骑兵和红军不是一路的。我就转身从大坂沟那里翻山回家，走到大坂岘子上，发现有马家军设“卡子”，在盘查行人，过不去。我又转到草峡，刚一进草峡，就被黑马队抓住了。那些土匪看起来很凶，头上戴的牛吃水的毡帽，手里拿的长刀。他们说我给红军带了路，要杀我。我分辩说是走亲戚的，不知道什么红军黑军的。几个人就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说：“杀过！”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说，百姓不要害过，叫我给他趟马去。我给趟了一阵马，马家军才把我放了。

我害怕被马家军抓住，东躲西藏，回到家已经是第五天了。

红军由干柴洼到古浪

何永生、何永平——

红军是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到大鱼沟的，由何永生带路到干柴洼。二十七日红军和马家队在干柴洼打仗。二十八日晚，何永生带红军离开干柴洼，第二天太阳出来时到横梁山。二十九日又打仗。因前面路不熟，我要求回家。我返回到磨石沟口，被马家队抓住抬上伤员到二郎庙，晚上偷跑回家。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6）

干柴洼老人座谈会——

马家军从松树山脚直扑下来，与红军展开激战，占领了娘娘庙岭，把马拴在庙院里，继续向村子俯冲。红军从北面迂回到敌人之后，又占领了山顶，向敌人发起冲锋。庙内敌人弃马逃跑。红军夺得战马四五十匹，骑马追击敌人。

干柴洼群众——

红军撤离干柴洼之后，由地方的人们自动出钱雇人和车，经三四天时间，将村里村外的红军尸体拉运到沙河里。每户又凑木料柴火，把尸体火化了，还烧了纸，进行了祷告。

***

孙彦禄——

红军离开干柴洼，当地群众收拾红军尸体。谁家的门口都放的火。在集中烧化尸体的时候，大家烧了纸，并祷告说：“往前走步步有喜，往后退步步有难，你们这次有难，下世再来报仇。”

***

横梁山群众——

红军战士的尸体是横梁山老百姓凑的木料柴火，架在小石沟里火化的，还请了阴阳道士按当地丧葬习俗念经、祭祀、超度亡灵。

***

孟滨——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初一（农历），红军从东山口打出来到我们院子里，当时又退回河东去了。城里的青海马华荣的民团就把我们的油坊和三座院子烧着了。

***

王开业——

红军来到古浪城后，有的人家就跑了，有的没跑。当时，我家、申占奎、吴加成和周家四户给红军烙大饼1000多斤，仅我家就烙了五六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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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殿奎——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初（农历）红军来的，第二天到我们庄子住了一晚上，第三天要到古浪城去，走时在我家杀了一口猪，付了白洋一元。

***

张祥云——

红军进驻古浪城，和马家军打仗七八次，约十月初五（农历）晚撤走了。红军住的时候，古浪商人给红军送了茶、糖。农人还送羊欢迎红军。红军领导人曾日三接见了前来欢迎的各方人士。

***

尕万义——

红军占了古浪城后，古浪商业界的一些人到红军住的地方（县政府）欢迎。当时，我是自兴泰的学徒，抬的烧酒送去，进行了欢迎。

***

段福才——

红军是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农历）晚来的，初一日打的仗，五六天后撤走了。古浪的花布行给红军支援了一些棉布，红军给了钱。

***

杨福山——

十月初一（农历）红军来的，由杨荣山喊了庄子上的三四个人买了些果子，从田家庄把红军接到我们庄子。吃的面粉、烧的柴都是我家的，走时付了大烟。初四日，红军又从古浪城下来，在我家住，下午又进古浪城，走时写了收据，拿了我家一口大铁锅，杀了一头猪，拉了一匹黄母马。因时间太长收据已丢失。

***

蒋立功——

红军进驻古浪城后，占领了雷台（现汽车站）的碉堡、城北庙场子（现城关小学）的碉堡和城西北角的炮楼。马家军攻城时，西北角炮楼上的红军全部牺牲了。马家队攻入北街后又被红军打出了城外，反复拉锯。马家军营长马青山被红军打死在孙家园子里。红军医院设在当时的伪区公所（原陕西会馆，今城关镇），现古浪乡政府院住红军一位领导。红军撤后，这两处被马家队杀死100多人。

***

张元——

上城金得鸿家院子里杀死红军87人。

***

徐国文——

古浪城红军和马家队打仗后，红军尸体一部分埋到教场坡（现火车站交通口西），一部分埋到箭沟门上（现砖瓦厂）。现在人叫“万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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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兆林——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7）

红军来了我就跑了，红军走后我们就被派去埋死人。光我一人就埋了大约两三百人，大半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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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

红军和马家军打仗时，马家军杀死了古浪城的老百姓40多人。

***

史生隆——

红军撤离古浪，张裁缝、史天觉、张吉被马家军杀了。

***

史生隆、蒋立功、张镇、尕万义、贺永瑞、张祥云——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农历）晚，红军占领东升山，第二天和城里的马家军打仗。马军败退，逃跑时把勤太永的油坊放火烧了。油坊火着了月余。红军初五日晚撤走。马家军进城，搜杀红军伤员，并放火把瑞兴隆、永兴福、自兴泰、镇公礼、全兴隆、福胜奎、仁和成、元胜景等字号和金玉等多家民房烧着，几乎把整个南街都烧光了。

红军救了我尕爷

1936年，刚刚立冬，一场寒流，天气骤然冷起来。夜里下了一场小雪，大靖河西岸的黄土高坡和远处的山岭上就已是茫茫苍苍的一片银色了。河水汩汩滔滔，蜿蜒流淌，两岸也结上了白花花的冰凌。河西岸的高坡上，一个山弯连着一个山弯，稀稀落落散布着一些村庄。丁家山坡就在河的西岸，百十来口人，大都住在依坡而挖的土窖沟里。坡前有个小四合院，算得上村里最好的房子，那就是闻名两岸的丁三爷，我太爷的家。

这天一早，村里传来消息说，要过“队伍”了。听说是南方来的“兵”，叫什么“红军”！还说这“红军”个个红头发、红胡子、红眼睛，打红旗子，拿红缨枪，好生厉害，连马家队伍都在干柴洼吃了败仗，很快就要打过来了。山沟里的人们，终年在庄稼地里翻土块，哪里知道这“红军”是干什么的！想一想马家队伍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情景，人人吓得魂不守身，直打哆嗦。女人和娃娃们更是哭天喊地，乱做一团。老人们到底经过些事情，吩咐年轻媳妇和姑娘们都将锅底灰抹在脸上，让大家穿好棉衣棉裤，赶上骡马牛驴，把家里值钱的能够带走的轻便东西都带上。人喊马叫，背的背，驮的驮，匆匆忙忙向深山里逃去。

有一个人无法带走，这就是我尕爷！

尕爷才11岁，得了一场大病，正在发高烧，人也一阵一阵地昏迷不醒。尕爷的脖颈上生了一个大疙瘩，脖子肿得跟头一样粗了，硬硬的，已经熟了脓。慌乱中，大家看他奄奄一息的样子，觉得没什么救了，只好给他盖一块“褐毯子”，惊恐而逃。

11岁的尕爷在病中迷迷糊糊躺着，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只见屋子里拥进了许多带枪的人。他们说着些听不懂的话，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布制服，显得很是单薄；也有人身上裹了些烂羊皮、破毛毡，搓手哈气的，冻得好惨。他们进屋后，也没有什么异样的举动，看见躺在炕上的小孩生命垂危的样子，很快叫来一名大个子军人。大个子军人看了看病人的气色，用手捏了捏病人的脖子，便马上从挎包里取出一把小刀，对准了尕爷的脖子。

尕爷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他以为这一刀下来，自己将永远不省人事了，不料结果却很意外。他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灼烫了一下之后，便很是舒坦，脖颈下胀痛的感觉顿时消散了。过了约莫一顿饭工夫，尕爷才感到脖子下面在轰轰作痛。大个子军人很娴熟地挤净并且清洗了脓血，缝好了伤口。另一位军人还小心翼翼地给病人喂了半碗汤药，临走时又在炕头放了两包药，叮咛每天喝两汤匙，并笑盈盈地说：“小鬼，没啥子，过七八天伤口就会长好的。”朦胧中，尕爷发现，这些军人帽子上都有一颗闪亮的红五星，领子上都有两块鲜艳的红方方。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8）

第二天，躲在山里的人们，听说“队伍”已经走远了，都熙熙攘攘回了家。太爷率家人回来，见家中秋毫无损，喜出望外；听了尕爷的一番叙说，更是感激涕零。红军救小孩的故事也很快传遍了大靖河两岸。尕爷叫丁爱基，1997年去世，享年73岁。

红军和我家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初一（农历），红军从东升洼向古浪县城发起进攻，打了一天，马步芳的队伍和西宁民团被赶出古浪城。红军在古龙山、阳洼山、水关门及县城残破城墙边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在后巷与我家相邻的刘琨家的大院里，也住了不少红军。那里住的可能是一个团的指挥部或者是一个军械机关。爷爷看见许多红军在骡马上驮运着子弹、手榴弹，进进出出。

农历十月，古浪已是滴水成冰的日子，但大多数红军战士都穿着单衣、草鞋。有些体弱病伤的红军冻得实在无法忍耐，就跑到老百姓家里烤火取暖。有的拿出一点鸦片烟或者钱币，向老百姓换一条毛毡。他们在毛毡中间剪开一个圆孔，将头套出圆孔，把毛毡裹在身上，再用一截草绳腰间一扎，就成了御寒的衣裳。有的红军战士向老百姓要破鞋穿，因为老百姓穿过的鞋虽然破烂，但套在脚上用绳子绑紧了，毕竟比他们的草鞋防寒保温。红军的粮食供给也根本没有什么保障。除少数战士携带一点备用粮外，吃粮全由后勤司务人员用鸦片、银元兑换，现买现吃，战斗紧张激烈时，炊事员就把小麦、青稞炒熟了，发给战士们乘战斗间隙充饥。

十月初二上午，两个红军小战士来到我家。他俩满口四川话，说了些什么，奶奶一点也听不懂，但爷爷明白了他俩的意思，是叫奶奶为红军烙锅盔呢。正好那天家里有和好的发面，奶奶点火生着了炉灶，一个时辰就在大锅里烙出了两个大锅盔，交给了小红军。两个小红军把两个锅盔拿到隔壁刘家院子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个小红军又来了。他俩说，奶奶烙的锅盔首长很喜欢吃，还要奶奶多烙些给他们。说着拿出一点儿鸦片烟，说是首长给的面钱和工钱。奶奶不要，但两个小红军说什么也不答应，爷爷只好收下了。奶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烙了两个锅盔，还要给工料钱。奶奶烙锅盔更加认真了，在发面里特意揣上清油，用驴粪蛋子煨慢火，把锅盔皮儿烙得黄黄的，里面又暄又白，吃起来香脆可口。在以后的两天里，奶奶给红军共烙了十二三个大锅盔，一共用了20多斤白面。一个小红军又拿来一点鸦片，交给了爷爷。

十月初四那天，马家队伍的骑兵，从北关打进了古浪城，一直打到北街一带。爷爷看见隔壁刘家院里，红军进进出出，扛子弹箱的，运手榴弹的，一派紧张的局面。后来红军被迫退到城外，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又回师反攻县城，包围了北街一带的马家队伍，对他们进行了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红军又把马家队伍赶到城北暖泉一带去了。

十月初五，马家队伍从县城的南、西、北三个方向攻打古浪城里的红军。一时间古浪城里城外，枪声阵阵，杀声不断，天上还有两三架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红军依托残破的城墙阻击马家队伍，打退了马家队伍的数十次冲杀。凶恶的马家队伍，用小炮和机关枪轰击、扫射古龙山和阳洼山上的红军，后来又派出马队，不断出击冲杀。最后，古龙山和阳洼山上的红军，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马家队伍占领两山后，又凭借骑兵的实力，从北关、水关门冲进城里，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马家队伍进进退退，用马刀劈，用机枪扫，杀害了许多红军伤员和手无寸铁的女战士，仅在金家院子里就杀害了红军100多人。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19）

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来了两个红军把爷爷叫走了。等到太阳快落山时，奶奶还不见爷爷回家。她就抱起我一岁多的姑姑，领着我四叔，锁上大门，到城外杨家磨我姑太爷家里去避战乱。娘儿仨路过北街刘琨家院北的一块公共空地，看见场地上堆了百十具红军的遗体。那年只有五岁的四叔，怀里揣着半升炒面，他看见一个小红军从尸体堆里探出头来，望着他们。四叔说：“妈，你看，死人下面那个红军娃在看我们哩！”奶奶望了一眼，说：“快走！不要说话。”娘儿仨从北街出了城门，向东走到我姑太爷家里。那天晚上，娘儿仨住在杨家大门外的一个小房里。半夜，奶奶听见一个四川口音的红军在门口叫喊：“大爷，大婶，给我一刀，给我一把剪子吧，让我快点走吧……”那声音十分凄惨。奶奶毕竟是个女人家，深更半夜，说什么也不敢开门。第二天早晨起来，她看见那个红军爬过的地方血迹斑斑，人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那天下午，爷爷被两个红军叫到刘家临街的院子里，已有二三十个老百姓聚集在这里。红军做了两大锅揪面片，给每人舀了两大瓷缸，叫大家吃饱了，帮助红军抬运伤员。晚饭后，红军开始从古浪城全面撤离。爷爷那年3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他和铁匠辛五抬着一名伤员，跟随红军队伍前进，出了北关，走上中路。往前走了一段，红军在中路上点起三堆大火之后，又向南折返，从孟家油坊的磨桥上过磨河，再过古浪河到了马家沿。过河时，驼背的孙耀章摔倒了，红军看他不能抬担架，就让他回家去了。

红军从马家沿顺着长流渠直下三坝。这天夜里前半夜天空还有一弯鹅毛月，残月西下后，红军人马就摸黑往前走。铁匠辛五是个矮子，我爷爷个子高，这副担架也就前面低后面高。抬在前面的辛五，一夜栽了十几个跟头，总算把担架抬到了二坝河。这时，一个红军战士走上前来，摸了摸担架上的伤员，对另一个红军说：“团长牺牲了。”他们叫爷爷和辛五放下担架，用一条军毯把那个团长的遗体裹起来，在干河滩上，费了好大的劲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坑，把那团长草草掩埋了。伤员死了就空出了一副担架，红军看看疲惫不堪的辛五，也就让他回家去了。爷爷又和孔宗文抬一副担架，他们两个大个子抬了一个伤员继续跟随红军队伍往前走，一直走到泗水堡以北好远的地方。经过了将近一夜的行军赶路，爷爷的腿已经肿了起来，路也走不稳了。过一条沟坎时，爷爷脚一崴，一个趔趄摔倒了，脚腕扭伤了。一个年轻的红军大声吆喝：“天快亮了，赶快站起来走！”另一个红军走过来，用马灯照着爷爷的脚腕看了看说：“让他回去吧！”

天亮了，爷爷找了一截木棒，拄着它回头走到泗水堡，找到相识的箩儿匠张立刚的家里，用土办法医治了三天。第四天脚腕消肿之后，他才慢慢地走回了古浪县城。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让奶奶烙过锅盔的一个小红军，穿着一件破棉袄，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家。他告诉爷爷，队伍在张掖就被打散了，他要到东面去找自己人。奶奶做好饭让他吃饱了，又给装了五六个馍馍和几个洋芋，小红军就匆匆上路了。如果那个小红军活到了革命胜利，现在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愿他还活着，并祝他健康长寿。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兵殇古浪（20）

马家军由干柴洼到古浪

马家军前线总指挥部上校参谋长张时之——

1936年11月间，在干柴洼作战。干柴洼一带打得相当激烈残酷。马步芳对红军的真实情况无充分了解，不明白红军意图、红军人数到底有多少，于是用无线电台与马元海直接联系谈话，详细询问前线一切情况。他以焦急忧虑的心情对马元海说：“前线战争，既然如此艰巨，豁上性命也要打到底。无论如何，一定要将过了河的这股红军消灭在凉州一带。绝不能令其乱窜，特别不能令其窜扰青海边境。只要前方需要，要人有人，要枪给枪……”马元海也用“与红军不共戴天”等话语，表示最大决心，让马步芳放心。

在干柴洼作战，兰州绥靖公署派来一架飞机助战。红军占据干柴洼山谷间村庄，我们从四面山头进攻包围。如有军情，飞机俯冲投下白布沙袋，袋中写有联系意见。整个河西战役，我负责陆空联络。马元海身穿黑色大领皮袄，狐皮长领狐皮帽，盘膝坐于东面山头最高处，身边插一杆红色黑字指挥大旗，随风招展。传令兵往来如梭。几个号兵立在身旁，随时吹起前进冲锋号，山鸣谷应。我同指挥部几个工作人员站在他周围观看在谷底里进行的血战。突然一枪，击中与我摩肩而立之人。他身背一支步枪，年二十一二岁，应声仰面朝天，登时气绝身亡。子弹从其右眼骨下穿出左后脑，出血只有杏核大。这一死者，并非正式士兵。他本无上阵作战之必要，但青海临夏一带，家族中如有人从军作战，其亲属自备枪马，驰赴火线，帮助作战，虽死而无悔。这一死者，为临夏西乡莫尼沟人，因此丧身疆场，埋骨乱山冈。马元海对我说：“你带领电台及所有随军工作人员，回到打鱼沟去，免得再出危险。如果你中弹丧命，我们的许多重要事情就要陷于停顿瘫痪状态……”

马元海不断严令各部和民团，死力进犯。虽经过整日战斗，部队和民团死伤累累，但红军坚守干柴洼阵地，始终屹立不动。直至晚间，干柴洼仍攻不下，马元海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打鱼沟一带。这夜，马步芳在西宁用报话机督令进兵。马元海又欲以人海战术猛扑，可是红军已放弃干柴洼，进军横梁山。我们进入干柴洼，但见穷街陋巷，红军都挖有战壕，家家户户，门墙板壁都是枪眼。有些地方熊熊大火，正在燃烧。街道两旁遗有牺牲的红军尸体数具。从战地的实际观察中，看到红军防卫严整，令人叹服。

部队停止在李家堡一带，准备夜间攻击横梁山。他们虽然已作决定，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红军饱经战争，训练有素，机动灵活，完全按照战略战术行军作战，要百分之百肯定红军的作战能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后悔莫及。我们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有马步芳统率的一NFCA1NFCA1师，马步青统率的骑五师，有青海各县临时强迫拼凑起来毫无战争经验的民团，武器不精良，甚至有的民团手无寸铁。名为骑兵而马术不习，组织涣散，号令不统一。白日作战，各自东西首尾尚不能相顾，进行夜战，实在危险至极。他们认为我乃书生之见，不予采纳。

日落西山，夜幕降临。部队无次序无层次，跨马持旗，乱哄哄向横梁山进发。我们也没有接到出发命令，只是看见部队出发，也就随着部队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心中惴惴不安。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1）

夜里11点钟左右。骑步各兵，纷纷攘攘，从横梁山方向倒退下来。人喊马嘶，乱成一团。前队冲后队，如山崩河溃，喝止不住，退到李家堡附近开阔地带。漫山遍野，沟沟岔岔，燃起无数篝火，以取暖烧水。火光烛天，浓烟蔽空，照得红土坡更比红色珊瑚鲜艳。各部队纵声高呼：“喂，某团某营到这里来!”“喂，鲁沙尔民团的人，我们在这儿哩!”“喂，互助民团的人，你们快到这里来集合!”此伏彼起，喊个不休，山鸣谷应，军心为之惶惶。

天寒风似刀。我与马元海等人在横梁山前线最尖端，或坐或立于乱草石间，前边也无尖兵卫兵等布置。我问：“部队这样慌乱溃退下来，究竟在前边遇到了什么情况?”马元海不胜伤痛地说：“前头部队，正行进间，在山谷里听见两三响枪声，就惊慌向后退，前队冲后队，莫名其妙，大家一齐争先恐后往后乱跑。我虽用要以军法严办的话，喝令他们停止，还是没命地向后跑。胡大呀！以后的仗怎打下去呢?世界要完蛋哩!”我说：“天气这样寒冷，前面不远就是敌人，又没有前卫尖兵等布置保护，环境相当险恶。你是指挥官，三军之命悬于你手，还是回到李家堡，等到天亮，重新整顿部队前进吧！要知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第二天，重新进入横梁山隘口，发现有两三匹战马被踏死在隘路间，阻塞前进道路，人马不得通过。等排除后，始得行进。夜半枪声，有人说是红军发射的，但也有人说是我们自己部队拥挤之中走火的。其实，在我们前面，已派有马忠义骑兵团与红军保持接触。

部队进抵古浪峡东口，前无侦察尖兵，大队人马停止于峡口。打尖之后，妄图一举踏平古浪的红军，几乎遭到一场全军覆没之祸。下午两三点，将欲起身进峡时，从峡中走出来三五个浑身血污、残腿断臂的伤兵。问之则曰：“我们是二九八旅五九五团马华荣和西宁东南川十二大营的士兵。古浪城已被红军前天占领，马华荣团长臂部受伤，十二大营全被击散溃不成军。现在古浪峡南北两山间，全由红军用机枪密密设伏，等待你们通过。若你们进去，万枪齐发，恐怕一个人也不得活……”既不知己，又昧于知彼，危险何如。于是我们改道从古浪峡以西龙沟堡山谷间，在根本没有道路的悬崖绝壁间穿行。一声号令，近万名人马踏开数十道山路，迂回进抵古浪县城以西约10华里的金家堡。

翌日，攻打古浪，有兰州绥靖公署派来飞机三架助战。进攻开始，陆空联络不灵，步骑进退失调。我们未接到任何行动命令，张皇失措，东张西望于起伏不定之山冈间。日落西山，古浪攻守战仍在血泊中拉锯式进行。海南警备二旅司令部人员与指挥官马元海相失散，而行军无线电台又与我们在混战中失去联系。我们一伙退缩于金家堡海南警备一旅马彪处。马彪对我们严厉训斥一顿：“你们不要命了，失去了自己的指挥官，又丢失了无线电台，将以军法从事，要你们的头!”

红军弃城西进，我们穿城而过。东西大街，血流成河，人马在血泥中夺路而过。古浪会战，真所谓浴血而战，为河西战争中最残酷最激烈之一战。行军至大河驿靖边驿一带，始与马元海会合，而行军无线电台在两天后亦得以安全归队。古浪战斗后，我在城外路旁，曾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惊恐我方散兵的###，在沙田里东奔西跑，不住地前后张望，惊恐之状，难以叙述。城内又有一个年轻的姑娘，随着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向我方散兵哀哭求饶，指挥部报务员詹某阻止无效。这位小姑娘遭遇的命运，可想而知。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2）

“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

马步芳不惜动用青海的全部人力物力，投入扩充和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就是他的一句口头禅，他还冠冕堂皇地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

历次战争中，马步芳都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他在各县成立“壮丁司令部”，不分地域和民族，依家中男丁人口按二抽一、三抽二、四抽三……的方法，成立了庞大的“国民兵团”。这种“壮丁”实际上就是兵，平时集中在当地保安团队接受军事训练，并担任挖金、修路、植树、开荒等等劳役，日无休止。战事紧急时，整团整营地编入马家军各部。群众一经充兵，不能自由改业，残废衰老也不能返里，又转变为变相的长工，拨遣在官僚资本家的牧场或工厂中做工，永无尽期。这些兵受不起压迫和劳役而逃跑或死亡时，便由他的子弟顶替。本人家中无适龄的壮丁补充，则从亲戚乡里强迫抽拔。为逃避当兵，有人自将手指忍痛割断，有的父兄乘其不备狠心将眼珠捣坏，或将足筋割断，使其残废，不能入选。军官常利用官阶大小，通过卖兵换兵大发其财。最初一个兵的卖价约在银币300元至400元，换兵贿款约在200元至300元，其后卖兵兵价竟然高达1200元，换兵兵价800元以上。积时一久，许多人家只剩老幼和妇孺，以致田亩荒芜，民不聊生。这种强拉硬派的拔兵方法，风行青海，成为民间最大苛政。民间听到拔兵，连小孩都噤若寒蝉，不敢做声。

对于各地上层人物，则以“诱”为主。还在9月下旬，马步芳由西宁赴甘都检查为防御红军而集结受训的部队和民团。事毕，言说要游古什群峡，行前拿出日本战刀一柄，令卫士携带。既至古什群峡，却掉转马头向东，行至循化北查罕大寺，有曾任西军统领的撒拉族韩忠良等人，备餐接待。餐后，马步芳给韩忠良授军旗一面说：“红军逼近甘青，特派你为旅长，率领循化撒拉族民团，为地方出力!”随手把携带的战刀赠给韩忠良。韩忠良受宠若惊，一再表明：“这次我决心为团体出力，组成骑兵旅，自备枪马，听从指挥!”随行见此情景，才揭开了游古什群峡的哑谜。后来韩忠良在倪家营子一役中，被红军击毙。

现摘录此前马步芳在化隆扎巴对民团讲话“剿匪救国”片断：

“你们大家非常精神，非常整齐，实在觉得十分高兴。现在有几点重要的话，向你们谈谈。

“一、我们组织民团，是奉中央命令办理的，不仅化隆一县要组织民团，全省各县，没有一处不是组织的，所以要组织民团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在不拔兵的原则下，防御###，保卫桑梓，并不是为我个人的地位和权利来打算的。

“二、###残暴成性，每到一个地方，即用种种苛虐方法，屠杀民众，我们与其俟###到来，束手待毙，莫若同###拼命，求一条生路。

“三、目前###窜扰西北，意图最后的挣扎，不问他们战斗力如何，我们总要拿出整个的力量对付，尤其在指挥方面，更要统一，譬如循化民团与匪交战，化隆民团不应袖手旁观，须得大家在一块共同奋斗，才能得到胜利。”

此刻，马步芳已经获知马元海克复古浪，他的心情是昂扬振奋的。最使他得意的，还是避免了中央军的插手。还在古浪战役之前，朱绍良急调胡宗南军守卫兰州，并派该军杨德亮部增援河西。朱以杨系###教徒，可减少马步芳的猜疑。马步芳虽不以为然，但难以拒绝。杨部开至永登后，欲伺机而动，浑水摸鱼。马步芳针对这种情况，电令马元海在全力攻占古浪的同时，在古浪东南公路线布置部队，割断杨部同前线的联络。这样，既避免了杨喧夺己功，又使中央军未能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古浪攻陷的第二天，他便指令《青海日报》特发号外，又专电各方，并派出党政军干部多人，分赴各县宣传，极尽表功渲染之能事，而他自己则在西宁大肆庆祝。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3）

省政府礼堂正在演出明朝阮大铖《燕子笺》杂剧。阮大铖的《燕子笺》本是亡国之音，而今晚的演出就更下流了。马步芳沉湎于欢乐与狂妄的气氛之中，但是，这种轻松的气氛似乎是短暂的。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叩打着夜的静谧。三个骑兵伏在马背上，不断抽打着战马，从城郊乐家湾裹在沉沉夜幕中的山谷里跑出来，驰入西宁市区。马剧烈地喘息着，发出像羊皮风囊一样噗噗的响声。钉着铁掌的马蹄，敲击着凹凸不平的道路，给噩梦不醒的城市增添了恐惧与凄凉的声响。

三个带着马步青告急电报的马弁，从新二军军部送到了白玉巷马步芳公馆，又从马公馆送到了上五庄别墅，最后才在省政府礼堂送到了马步芳手中。

马步芳未理会副官的轻声招呼，双眼成缝正望着台上突出肉感、色情洋溢的表演。丑氏姐妹丑辉瑛、丑辉瑷，一边一个紧紧偎着他。二丑曾是女师学生，马步芳为情争，先后为此二人杀死三人。副官踌躇稍许，看了电文上首的“加急”二字，稍稍提高了嗓门。马步芳胳膊伸向脑后，接过副官忙不迭地递

参加“围剿”西路军的马步芳部部分民团官佐合影过来的电报。

“子香吾弟：元海已克古浪，红军北窜，主力集结于大靖、土门一线，有西进之意。兄据凉州而守卫空虚，盼速遣部队赴援，迟则凉州危矣。十万火急。”

“又是求援！”马步芳狠狠地将电报撕成碎片。左右的军政要人为马步芳的呵斥所惊动，都转头注视着他。音乐戛然而止，台上的演出也停了下来。一时间，礼堂里鸦雀无声。马步芳站起来，朝台上挥挥手，说了声：“继续演!”便离开座位，朝门外走去。

当演出又继续进行时，马步芳已乘车急速向军部驶去。街道两旁昏暗的路灯下，三三两两身穿草绿色宪兵式军服，佩戴准尉肩章的回中学生正在站岗放哨。马步芳已将回中学生编为一个团，填补空虚的城防。

马步芳刚踏进军部办公室，便回头问副官：“马元海在什么地方?”

“还在古浪。”

他火冒三丈：“电令马元海，火速进军凉州。”

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孔道。在明朝以前，东西交通循汉唐时的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南路，由宝鸡、天水经临洮到永靖炳灵寺渡黄河到乐都达凉州西上；一是北路，由平凉到靖远渡黄河，经一条山、大靖至凉州而西出。南路北路，殊途同归，最终都要通过凉州。河西诸城中，凉州扼东西交通之咽喉，诚所谓“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

马步芳清楚，凉州若失，则甘、肃二州难保，西宁亦失左右之助而面临险局。仅此，凉州便不得不救。所以他在咒骂其兄马步青无能和草包的同时，又询问副官：

“刘呈德团怎么迟迟未到凉州?”

“刘呈德团已从玉门关外出发，乘汽车三天三夜可到达!”副官上前一步说。

马步芳点了点头，似乎是对副官的对答如流满意：“马上发电报给刘呈德，命令他今夜不必宿营，夤夜驰援凉州。同时发电报给马元海，命令他继续追击，红军走则尾追，停则攻打!”

“刘呈德团的第一营在同仁县驻防，是否也调往凉州?”副官问。

“立即调往凉州！”稍许，马步芳特别向副官指出，“各县民团全部向河西集结!”

待副官走后，马步芳慢条斯理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脑袋后仰，紧贴在靠背上，微微闭上了双眼。古浪克复获得的兴奋早已荡然无存。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4）

起火？有人和红军联络

武威，新城城墙四角各矗着一座炮楼，在淡青色的天穹下像巨大的怪物。枪眼亮着鬼眼睛一样的灯光。怀抱步枪，倚在城上墙角打呼噜的马家兵，从酣梦中惊醒过来，像察觉到某种危险的狗，突然弓起身子，竖着耳朵，睁大眼睛，向传来声音的方向搜索起来。骑五师师部的朱红大门，鹤立鸡群似的矗立在周围高高低低的营房中间。门前的飞檐下，一对红绸灯笼闪着朦胧的红光，两侧石狮子龇牙咧嘴地雄踞在石墩上，瞪着恶狠狠的圆眼。两个石狮前面，各架着一挺又黑又矮的机枪，立着几个黑人影。

马步青端坐在太师椅上，面前站着刘呈德。刘呈德是由关外刚刚赶到凉州的，他是马步芳第一NFCA1NFCA1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长，率本团二、三营驻嘉峪关外的玉门、敦煌两县。马步芳军事集团中团级以上的军官，均有同族同教同地域的血肉关系，唯刘呈德是汉族，但他也与马步芳有深厚的历史关系，还在马步芳任宁海军骑兵第一营管带时，刘呈德便是第一营的一位连长。刘呈德因对马氏忠贞不贰、出力卖命而得到马步芳的赏识和重用，逐渐升迁。

马步青指指旁边的椅子，刘呈德小心翼翼地坐下。“红军即将抵凉州，由你坚守旧城，我驻守新城。你必须日夜严加防守，绝不能有丝毫疏忽！”

刘呈德被一种渴望稳住地位并且再升迁的欲望折磨着，希望立功，甚至不惜肝脑涂地。他“呼”的一下站起立正说：“决不辜负师长重望!”稍许又说：“只是兵力感到不足。”

“唔——凉州骑五师所属部队归你统辖!”说完这句话，连马步青自己也感到不是办法。因为骑五师所属部队只剩下一些散兵，而且士兵们已领略了红军的厉害，这种厉害又被大大地加以渲染，使部队本来就不甚强的战斗意志进一步受到摧毁。马步青沉吟片刻，又对刘呈德说：“这样吧，城防期间，我给你凉州的军政大权，你可以根据所需在城内居民中征拔壮丁，填充城防!”

“请师长从炮团中调一连给我!”

“这——”马步青实在舍不得让炮兵团离开自己。

“师座!”站在一旁的军法处长袁耀廷跨前一步，紧贴着马步青的耳根说，“旧城在，则新城在；旧城亡，则新城亡!”

“好吧!”马步青痛快地答应了。

刘呈德和炮兵连长携带山西造中型山炮两门，从新城赶回旧城。

“红军给师长送来一封信!”袁耀廷趋前告诉马步青，把信递上。

马步青展开信看了看末尾的署名是徐向前、董振堂。来信大意是：红军假道出关，打通国际路线，没有攻取凉州之意图；马师长曾与董军长同在冯玉祥属下孙连仲部共事，望以抗日为大义不向红军攻击，红军也决不主动出击。马步青面露喜色说：“话虽如此，还得小心从事哪!”他又对袁耀廷说：“袁处长，你率领保安队，速赴老城，增强防卫，并通告刘呈德红军来信情况!”

深夜。乌云低垂，月亮和星星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大地一片死样的黑暗，唯有凉州新城和旧城的所有垛口中，都燃着一支油布灯笼。无数昏暗的灯苗，像鬼火似的眨闪着。

“红军！红军来了!”有人惊恐地喊出了声。刹那间，城墙上拉枪栓的，刀枪碰撞的，大声小声喝骂的，乱成了一团。马家兵和壮丁们个个心惊肉跳，惶恐不安。有几个壮丁，经不起惊吓，竟将小便溺在了裤子里。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5）

马步青听到响动，从太师椅上跳起来，跑到城墙门楼上，惊魂未定地向远处打量着：东边大路尽头，冒出了一个火点，接着两个、三个、四个……火点连成了一条红色的线，向前延伸着，越来越长，越来越近……

他拿起电话，叫通了西宁：“子香，子香，红军主力已到凉州!”马步青明知此时同马步芳通话已无任何意义，但他还是打了电话。

“阿哥安全第一!”马步芳此时实在也拿不出什么主意，只是一再叮嘱马步青不要先行攻击红军，“凉州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弃之，阿哥万勿因守城而吃亏!”

“胡大啊——”马步青悲哀地长叹一声。他健壮的上颌骨和下颌骨如同有不解之冤，在不住地震颤、打架，煞白的脸上每个粉刺都似乎藏着恐惧。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疏忽大意的老鼠，突然遇到了猫，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颤抖着四条腿蜷伏起来，随时准备忍受尖牙和利爪的撕咬、蹂躏。

“报告!”匆匆忙忙跑来一个参谋，“报告师、师长，城中……城中起火!”来人气喘吁吁地说完了这句话。

“起火!”这不是要和红军联络吗？马步青几乎跳了起来，“多派人去，迅速将火扑灭！把嫌疑分子给我抓来!”

一阵吵吵闹闹的嘈杂声由远而近，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人被反绑着双手推了进来。“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那商人挣扎着，嘴里尚自叫喊不止。

“啪!”马步青跨上一步，手一扬，结结实实地在商人脸上掴了一掌：“为什么抓你？你为什么放火，是与红军联络吗？”

“我，我……”那商人惊恐地瞪起了双眼，继而慌乱地开始辩解，“我可是个安分的商人呀！房子不是故意点的，是家里人不小心失了火……”

“混蛋!”马步青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解释，“怎么早不失火，晚不失火，偏偏在红军来的时候失火？分明是想勾引红军攻城!”

“师长，师长，我冤枉哪!”商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我给师长效过力，我为师长转卖过烟土，我……”他说着说着，如捣蒜似的磕起头来。

马步青看着商人那张熟悉的面孔，想起此人曾经为自己推销过掺了假的烟土，何况城外红军也无甚动静，也许真的是失火。马步青那斜着的眼光之中，除了原来的骄横之外，这时又多了一种阴鸷和狡狯。副官心领神会，他知道，凡是赚钱的事马师长都干，如行商、走私、开妓院，连养花、养鸟也经营，还专门设立了花儿副官、鸟儿副官。一盆花、一只鸟就要好几块银元。现在，师长要乘机在这倒霉的商人身上捞一把了。副官走到商人身边，俯下身去，轻轻地说：“战争期间，意外肇事者要处以重罚的!”

“我愿罚，我愿罚!”商人忙不迭地答应。他很清楚，如果真是把他和红军扯上，那可是掉脑袋、灭九族的事情，“我愿倾家荡产认罚!”

马步青脸上露出了一丝奸笑，这是几天来他第一次感到瞬间的快意。

当时，武威城内确有人积极准备和红军联络。共产党员李德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市政协秘书长）倡导青年学生组织了党领导的第一个群众外围组织——“钦文读书会”，由进步学生杨依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国际医院政委）任总务干事。西路军逼近武威时，李德铭组织进步学生，暗中酝酿迎接和慰问红军，但因马步青已下令紧闭城门，致使迎接和慰问未能成功。李德铭和杨依峰商定，如果红军攻城，便以火烧会馆巷山西同乡会馆，作为红军内应。但红军路过武威，没有攻城继续西进了。城门开启之后，李德铭要杨依峰出城与红军联系，交给杨依峰一本十分精致的油印小册子——《红色游击战术》作为凭证，并要杨向红军报告武威情况。后因四十里堡战斗打响，马家兵四处抓人，未取得联系。但杨依峰在乡下收集了大量的红军油印出版物：代号为“潼关”的军政治部的《电讯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以及其他宣传品、小册子和口号等。杨把这些宣传品带到学校，在读书会成员和进步学生中传阅。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6）

红军在距旧城城南约三四华里的地方绕城而过，火龙蜿蜒，不见尽头。虚惊的一夜终于过去了。红军还在行进，长龙似的队伍，旌旗相连，不见两头，过了整整三天三夜。

马步芳在接到马步青“红军已经离去”的电话后，以手加额说：“胡大，万能的胡大！若非胡大相助，凉州失守，西宁也必守不住，那时我们脚步一乱，前途就很危险。”

第二天，《青海日报》特发新闻，其言：“马步青率所部及刘呈德团坚守凉州，躬自严防，以城防早有严密准备，与红军在旧城激战五小时，红军未得逞，反受重创。”

武威城下之盟

马步青代表薛克武——

1936年春，我充当金塔县禁烟局局长，其具体工作专征收大烟往外运出时的税款。约有十个月，因税收不旺，对本人毫无利益，就于11月间辞职离开到武威，准备往兰州去。

……红军先锋部队到大靖，消息传遍武威全城，这时我住在城内商号志诚西。马步青派人来叫我去新城。我当时怀着恐惧心情，但不敢不去，去后叫我住在副官处。第二天红军大军到达武威附近，至晚间把武威城池全部包围，新城方面包围较远，双方都没开枪。次日清晨仍然在森严紧张状态中，上午9点钟左右，红军派来代表到城外。因城门早已填塞，先到城根的是红军俘获的马步青部一个营长。马某用绳子先吊上来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信一件、轻机关枪一挺。马步青看了后，就把我叫去。他说，红军方面派来黄代表与我们协商，派你出城去商谈，信中说，双方合作，一致抗日，双方不要冲突。你给黄代表说，双方合作，一致抗日，我很赞成。双方不要冲突，一定做到，但是不能签订合同，因中央军杨得亮团驻在旧城，一部队伍驻在城西，如果发觉，要受处分等语。

我同送信来的那个俘获营长把马步青送给红军的纸烟（炮台铁皮装）10听、布鞋50双带上，把我同马营长用绳子吊下城去。我与黄代表在城根一间民房见面，把马步青说的话，如实告诉给黄代表。黄说，合同以后签订也可以的，首先做到双方不要冲突。在这小房内吃了些山药蛋，与黄代表分别，俘获的那个营长随同黄代表回去。

这是我在马步青处亲自做的第一件事情。次日那个马营长又送来红军总指挥部信一件。马步青看过后说，信中说红军完全撤除包围，最好首先做到双方不要冲突。

这是我所知道的事。

***

红军代表魏传统——

我们组织了红军先遣工作团，黄火青任团长，我任秘书长。红军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和国际上的援助，经一条山向河西挺进。我们先遣工作团进至古浪的土门墩，俘虏了马步青的一个工兵营300多人，其中有回民180多人。汉民士兵都愿意参加红军，就都参加了红军。我们遵照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按回民的风俗习惯，给予生活上的照顾。

红三十军包围武威城后，为了争取马步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拿着总部和徐向前总指挥给马步青的信件，带领两个士兵和马步青的工兵营长，在10月初的一个夜晚，去武威旧城下与马步青的参谋长进行谈判，也可以说是城下之盟吧。马部参谋长是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下来的。我向马部参谋长讲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归还所有的被俘的回民士兵、武器等，希望马步青能够以大局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的意见。马部参谋长说，红军过境武威，我们欢迎，你们要粮要经费可以提供，希望不要久驻。我表示回去向总部汇报。当晚，马军从城墙上吊下来一口袋馒头，我叫通讯员带走。说完，我送给了马部参谋长一本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二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军过武威（7）

第二天，我们即将全部的回民士兵180多人和武器交给了马步青。

兵分五路，竭力“进剿”

11月30日。“二马”的各路麾下披着冬季的寒冷，带着征战的疲劳，陆续走进了骑五师师部会议大厅。

红军深入河西腹地，克永昌，占山丹。“二马”在前方已投入大量人马，感到必须调整部署，统一指挥。马步青以兄长自居，一时气势如牛，极想总揽指挥权，可是嫡系部队七零八落，自己既不敢担任，部属中又无人选；马步芳认为自己是蒋介石任命的第二防区兼第五纵队司令官，马步青虽为胞兄应受节制，于是提出马元海为步骑全军总指挥。可是，马步芳深知马元海桀骜不驯，处事专横，又虑将来尾大不掉，难以驾驭，遂采取了原则上信任，实际上权力予以限制的分兵方案。“二马”往返电商，取得一致，决定由马步青就近召集两部的旅长和团长，在新城举行紧急会议。

马步青坐在长桌上首他那张老旧而舒适的太师椅上，感到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军服格外别扭，弄得浑身不自在。他不时抬起手拉拉毛呢军服紧得有些憋气的硬领口，转动一下脖子。他害怕国民党中央军染指河西，因而也讨厌这身军服，常常发狠地想把它脱下来，撕得粉碎，踹上几脚，再踢到茅坑去。但在有些场合他又喜欢穿上这身军服，让军服上的将军徽章向人们证实一下自己的权势。这时，他觉得这套军服，比祖父和父亲穿过的清朝马褂官服要威风得多。

“诸位！”马步青一改前些天心力交瘁的样子，拖长声音一字一板地说，“目前红军已深入河西腹地，大家不下决心，团体是危险的。希望各抒己见，共赴患难！”

“以敝人愚见，红军不足畏!”马元海夸夸其谈起来，“红军长期转徙，大量减员，粮草弹药皆无充足补给，已成强弩之末，气数殆尽。我青海部队和骑五师火速西向，可歼###!”接着，马元海站起来，如虎的目光向四周瞅了一下，毫无隐讳地说：“我军一度形势危殆，纯系韩起禄作战不力。河防部队一触即垮，损兵折将，因而带来后患无穷，不堪收拾，应将韩起禄以军法严惩!”青海的军官人人愤恨韩起禄平时耀武扬威，视守河防形同儿戏，纷纷叫嚷将韩以军法严惩。

韩起禄脸上的横肉跳动了一下，嘴唇上的胡须像老鼠尾巴一样地颤动：“真他妈的小题大做!”他心里这样发狠地骂着，但脸上却挂着庄重肃穆的神色。

马步青正襟危坐，眼睛闪着诡谲的目光。“为团体效力!”他也唱起了那不离口的老调子，“是我等神圣职责，不可一日松懈。今之最要者，乃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我无敌之决心，激励士气，共挽危局，切勿相互埋怨，相互倾轧。”说到这里，他向坐在一旁的马元海瞪了一眼，接着说：“凡我团体之士，务须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团体之重责!”马步青直视韩起禄说：“让韩起禄率部立功赎罪，如再临阵畏缩，小心扒了你的皮!”

“是！”韩起禄急忙立起答应。

马步青拉了拉领口，继续说道：“中央三番五次电令我军阻击###，我等自当共赴戎机，以靖国难。不过，大家也不宜操之过急，给他人以可乘之机!”“他人”是指国民党中央军，这是在座者都心领神会的。

马步青最后说：“这次向西追击红军，仍由马元海负责全部指挥责任。骑五师所属部队，要完全听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命令和听从我的命令一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有违犯，军法不贷。”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

会议最后，马步青宣布了“二马”已经确定的进军方案。

“军委会令派马军长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属骑兵第五师及新二军属部负责剿办河西赤匪，马军长奉令后规定战斗序列如次：

“（一）设前防总指挥下属剿匪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各路指挥及步兵第一路指挥；

“（二）任马元海为总指挥；

“（三）任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指挥部队为军属马忠义团，警备马元祥团，新二军陈嘉禾团，临夏乩藏民团，门源民团之一、二、三各团；

“（四）任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指挥部队为百师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上五庄民团、湟源县民团；

“（五）任马禄为剿匪骑兵第三路指挥，指挥部队为骑五师马禄旅、韩起禄旅；

“（六）任韩起功为剿匪步兵第一路指挥，指挥部队为一师手枪团、西宁市民团、甘州民团；

“（七）马总指挥元海直接指挥部队为警备第一旅及军属马步銮团、一NFCA1NFCA1师刘呈德团、循化八工民团、西宁南川十三营民团；

“（八）骑五师马呈祥等旅团、师马步康、马全义等旅团及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民团为预备队，分驻青海及河西永登凉州肃州等地待命出发。”

以上由马元海自带一路加之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及步兵第一路共五路大军。

此后，马元海名为步骑全军总指挥，实际只能统率属部，但攻坚犯难的任务，又落在他的身上。

马步芳为了维持封建统治，虽是家族亲属中充任高级军官的，也不予以长期固定的军权，总要随时调迁，使其居于仆从地位。他们有时带领着骑兵，有时带领着步兵；一个时期担任正规军军职，又在一个时期改调为地方军或民团的军职。除为马步芳忠心耿耿的个别分子得以盘踞一方外，对其余军官驻扎的地区也是随时更易，不允许长期把持一方，并随时变更其隶属系统，不能长期维持其垂直关系，所统率的士兵也不断加以调整或编遣，使其不能拥有基本部队。马步芳也运用升降手段，使其地位高低冷热不定，无所凭借，还利用派系和个人嫌隙，使其矛盾对立，互不信任。他常常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此旅制彼旅，以此团制彼团，使其提心吊胆，不相与谋。各级军官的任免，马步芳自行掌握，调动营长时，团长不能预谋，连排长的更替，团营长事前也不知悉。连长揭发营长，原呈仍批营长查复，同时暗中又令另一营长了解内幕。士兵控诉营连长，同样由原营连长处理具报。对各级军官的考绩往往取决于个人好恶，使其靠我随我，仰我鼻息，终身唯命是从。马元海虽属至亲，平时并不予以实权，一旦发生战事，才予起用，拨调若干部队归其指挥。战事结束，又予以文职或闲散名义，纵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

五路人马，向西拥动。无数马蹄踏着戈壁荒滩，GDB8F起滚滚沙尘，弥漫浮动在干燥的空气里。满脸灰尘的士兵，一个个像是刚从墓坑里爬出来的，晦气重重。士兵的步枪与马刀，闪烁着耀眼的光点，裹在黄褐色的烟尘中……

红军在永昌、山丹一线时，蒋介石曾派参议杨思忠飞到武威，据说是“奉令”调查战事经过地区汉人老百姓被马家军屠杀，包括红军俘虏被残害的情况。马步青表示自己部队没有残害百姓，如果有，都是青海部队干的。杨思忠虽然进行了调查，但却没有下文。

红军占领永昌、山丹一线数日，国民党中央未见“二马”战报。蒋介石便派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到武威与马步青会晤，面嘱限期消灭河西红军，限期攻下永昌、山丹县城，并令胡宗南军的杨德亮部与空军第十五队驻凉州，为“二马”助战。朱绍良到来，马步青自然亲自带人到机场夹道欢迎，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当时马步青正患牙痛，对于朱的要求无具体意见，更不敢做一定期限的保证，只是唯唯诺诺。所谓“看军事进展情况”，为马步青应付朱绍良的口头语。朱与马晤谈不得要领，觉得无法回复蒋介石。马步青看出情况，对朱做了厚重的献赠：大洋马一对、走马一对、鹿茸两架、麝香两包（每包10个）、狐皮筒子四件、豹皮褥子四对、黄金四封（每封50两）、鸦片烟1000两，对朱的随员也分别都有赠礼。朱绍良等心满意足，两天之后搭机回兰。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2）

这里能建立根据地吗？

白灼灼的寒阳伫立在祁连山巅，宛如一尊威武的战神，抖落血染的战袍，将光华溅在雪峰上，渗入峰间的小溪。水流泛起数不清的涟漪，呜咽着向山下流淌，从古流到今，从辽远的过去流向那茫茫的未来。

徐向前威严地站在永昌城头，目光透彻，穿过大漠千山，炯炯地望着眼前的世界。他挥挥手，将挥起如海如涛的冲锋号声，挥起“弟兄们”刀出鞘时壮烈的呐喊。可是此刻，他的心是沉重的。

11月上旬，徐、陈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迅速西插。左纵队红九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红三十军和红五军乘虚向西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按徐、陈已定计划，西路军在进占永昌、甘州一带后，根据情况，略作休整，然后继续西进，接近新疆，打通远方。如今红九军在古浪受损，短暂休整更显迫切。徐向前考虑，目前情况下在此地做短时停留、休整是可以的，接着就要乘马家军主力和蒋军嫡系尚在东南方面，西面敌人兵力空虚之机，立即进兵。

在此期间，蒋军毛炳文部于16日开始西渡黄河，拟向大靖挺进。红军总部将此情况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并指示“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17日，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及红军总部报告了部队行动情况，并提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

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供给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军委：

甲、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要无困难年前可达，并决定袁立夫秘密入新疆转国际联络。

乙、请以上项转国际，并望能于西路军到达安西控制交通后，即取得远方初步接济（目前弹药最缺），以便回攻。如何办理，请中央军委电示，并候。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30页）

周恩来离开陕北保安，赶到甘北的洪德城，会见了在此地的林育英、朱德、张国焘，传达了中央和军委关于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意见。11月19日，林、朱、张、周联名致电徐、陈：

甲、恩来同志昨到洪德城，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

（一）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3）

（二）具体部署在甘州占领后，可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三十两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的扩红、筹资，准备灭敌。

（三）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

……

（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途，也须调查清楚。

（八）克服一切通新疆方面的交通和气候上困难的准备是必须的，更须控制安西通哈密的交通。

乙、毛炳文部大约已到大小兰塘，于学忠抽两个师对你方，该敌似已加紧封锁黄河，兰州、靖远、中卫，敌大部对你方，企图封锁你们，不能再东出。

……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31页）

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19日林、朱、张、周电，这两份电报都明确提到古浪，第一份说：“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第二份说：“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古浪来敌……”以上两份电报发出之时，红九军经血战后已被迫退出古浪。

11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白纸上的电报指示，使身经百战的总指挥紧锁双眉，陷入深长的忧虑之中。对于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的意图，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兵贵神速！孙子曰：“兵之情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西进就要趁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可是在一条山蹲了那么久，现在又要在永凉一线搞根据地。

这里能建立根据地吗？创建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敌强我弱，外线作战历来强调灵活机动，这是保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中央军委于1935年2月16日发出特别命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个特别命令几乎成了长征后期的口号，使红一方面军赢得了作战主动权，从而获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可惜的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中央忽略了外线作战、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

陈昌浩、徐向前住过的原永昌县城南大街天主教堂这里的地形也难以建立根据地。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仅有的枪上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

可是，陈昌浩对建立永凉根据地满有把握，劲头十足。几天前，凉州以南寨子的小土屋。一盆炭火旺旺地烧着，火光照红了纸糊的早已破烂的木格窗。徐、陈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陈昌浩认为形势大好，马家军被基本击溃，能在永凉建立根据地。当陈昌浩滔滔不绝地谈论时，徐向前几乎难以保持平静。他火冒三丈地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4）

“你这是右倾！右倾！”陈昌浩一拍桌子叫起来。

“我是右倾？你才是昏了头呢！”徐总指挥站起来，也拍了桌子。

陈昌浩把徐向前的正当忧虑视做近似破坏，认为徐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准备召开军政委员会向徐“开展斗争”。后因军政委员会有人反对，只好作罢。争来争去，陈昌浩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徐向前拿他没有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徐、陈共事多年，从来没有红过脸，可是这次破了例。徐向前一锅接一锅地吸着旱烟，瘦削、严肃的面孔四周白烟缭绕。

徐、陈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习惯于蔑视各种困难。这次两人发生分歧，陈昌浩犯了一个可以理解，但难以原谅的错误。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果断处置。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对西路军的行动能最后“拍板”。但此时，他身上有着某种执拗、冰冷的违背他自己本身的东西在折磨他，这几乎是无法解脱的。陈昌浩曾是张国焘的追随者，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徐向前流露，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勇于改错，无可厚非，但在西路军期间，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自居，简直到了翘首望天、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情况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局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他则置之脑后，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下定决心，结果是作茧自缚步步被动，使西路军失去战机，直至不堪收拾。

李先念等对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也很有意见，他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

徐总指挥站立城头极目远望。澄澈的天空，天空下那发光的石头，没有苍苔点染，没有潮气浸润。一只饿鹰在空中盘旋，俯视着冷凄肃杀的空旷荒野，扑扇几下棕褐色的阔翅，向远处遁去。节令已是冬初，天气越来越冷，空气好像冻结了，凝固了。失群的孤雁哀声不绝，急切而凄凉。这声音撩拨着徐向前的心绪。

徐总指挥无法抛开时刻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西路军的全局及许多必须解决的有声有色的细节，即军事家们所称的“运筹问题”。这个问题还称不上战略问题，但又大大超过了一般的战术问题。步下城头，回到指挥部，徐向前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这份电报发出时间是11月24日。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5）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塞，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两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长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击敌。

原西路军总部驻地——永昌县城张家油房一角（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48页）

25日中共中央复电：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马敌，“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在永昌，西路军电台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个电报。电文大意是：如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红四方面军电台的破译工作相当不错。西渡黄河不久，徐、陈两次找三局（通讯）局长宋侃夫和王子纲谈话，让他们重新恢复二局的工作（总部二局未过黄河）。讲到西进敌情不明，语气严肃，希望他们尽快把马家队伍的情况搞清楚。这样，三局又把收音机架起来，电台日夜值班搞敌情。他们利用西北军孙蔚如在陕南送的一本密码底本，突击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上搞了出来，为总指挥部及时提供了情报。他们收到蒋介石电告马家军的一份密电：红军的无线电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以后马家军的密码就经常变化，但是敌变我也变。

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向前、陈昌浩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

中共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组成的南路军、北路军东南出和东北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于党的战略新计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知道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三个方面军将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6）

西路军在永凉一线与马家军血战，不仅隐秘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意图，而且吸引了曾在会宁地区“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嫡系毛炳文部和胡宗南部杨德亮独立旅进入河西，同时还吸引了关麟征第二十五师进入宁夏北部门户石咀子，曾万钟第三军（王均死后由曾接任军长）进入黄河右岸中卫、金积一带堵截红军北进宁夏。这样，河东紧靠红军主力的只有胡宗南第一军，而第一军又被迫分成几路，以九十七师、四十三师向盐池、定边，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分头向东的态势，这就给了我河东红军主力歼胡宗南一部的难得之机。山城堡战役歼胡宗南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山城堡战役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它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山城堡枪声的远去，陕北终于暂时平寂下来，随后，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陕北的内战枪声永远地沉寂下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鏖战永凉，是山城堡战役的背景，是山城堡胜利的条件。应当说，山城堡之战的胜利，除了参战部队的贡献之外，也凝结了西路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

苏维埃

西十里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周玉德——

红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锥鞋，进来一个红军。红军见我感到意外便首先开腔说：“咱们人，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端详了一阵，记不起来是谁，我说：“恍惚了。”他说他叫黄继勇：“我认识你，你是杨虎城卫兵团骑兵营三连四班的上士班长周玉德，是不是？要不信对一对你在部队时的密答。”他顺便举起左手摸了摸鼻子，我用右手抖了抖耳朵，关系接通了。

那是1927年，我在山丹马场放马，兰州派一个名叫李长青的军人来马场接军马，场长余子庆挑选我去北京送马。军马送到北京后，我就在杨虎城师部的卫兵团当了兵。当时，特务团侦察营里有个四五十人组成的生灵队，黄继勇是队长。表面上是耍猴子，实际上以此为掩护专门搞侦察活动。他们有时在师部也耍猴子，让大伙看热闹。虽然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更没有想到他对我这么熟悉。

两人谈叙旧情，我将回到家中的情景叙述了一阵后，问他：“你们原先在北京又怎么到了四川？”他说：“两个班到四川随红军西征，准备去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新疆有我们的一个朋友，取得军事援助后，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老战友相遇，望你振作军人的志气，协助红军动员一些穷人，尤其是给地主老财家扛长工的、做杂活的、了解熟悉情况的人，帮助我们去找粮食、‘搞窖子’，除部队需用外还可救济穷人。”

太阳快落山了，他打断话头，请我到红军驻地叙谈。我随同他到了谢家西庄，约有200来名红军正在吃饭。我随他进入南道座屋内，吃了红军端来的大肉疙瘩饭。饭后，黄继勇与我又攀谈起来，一直谈到深夜，留我同睡在道座里间的炕上。他的随从人员都称呼他部长，他分管的工作很多，一直很忙。如宣传发动群众，调查了解这里的政治、经济状况，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布置检查粮食的筹集和征运，组织群众开会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7）

我跟随他奔波在县城，东西乡农村，搞建政工作。这期间我回过两次家。第一次回去，老父亲讲：自从我走了以后，红军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红帖子，到这里的红军都不随便进我家的门。我才想到我为红军办事，这是红军对我家的保护措施。

随黄部长到谢家西庄的当天晚上，黄部长给我教工作方法，布置任务，让我找些曾给地主老财家做活的长工、穷人开个会。我遵照黄部长的意思，先个别联系了当地的群众尚万选、尚万忠、阎兴福、赵三、尚万玉等七人。黄部长向这些人讲了话，大意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建立穷人当家做主的政权……

我们与红军一同开始访问串联，分头做群众工作。经过六天时间的工作，先后串联发动了100余名穷苦群众，集结到谢家西庄的院子里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会议由黄部长出面讲话，进一步解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内容大体和小会的相似，又增加了给没吃没穿的老百姓分粮分物的内容。会上提出建立村政权，选举村政权成员和怎样选举的安排。黄部长提名，经群众酝酿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出了七名成员，组成西十里铺村苏维埃政权委员会。

委员的名单和具体分工情况：

主席：周玉德。委员：王爱国，分管军事，兼青年队长；阎兴福，分工粮秣；尚万玉，分工财经；尚万中，教师，分工文书；赵三，外号榔头，分工###供给；尚万学，分工检查，又称公道委员。

参加会议的20多名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队。

西十里铺村政权组建后不多几天，原驻守谢家西庄的红军转移到水磨关，村政权的委员和青年队员均随部队一并迁往水磨关的曹家楼，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水磨关村政权受红军的统一指挥，合署工作。

村政权搬到曹家楼的第三天，黄部长吩咐我找一个识字的青年学生做通讯员工作。我通过村政权委员、私塾教师尚万忠找来了他的16岁学生陈生太，配备了一头青草驴，专为红军往返传递投送信件。

这时，黄部长也配给我一匹马，让我跟随他一道在城乡布置检查建政工作。武威西四十里铺战斗后，马家军调整战术，在集结优势兵力向防守在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猛攻的同时，企图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永昌境内红军驻地也展开了一堡一寨的激烈争夺战。在节骨眼上，黄部长的工作十分忙碌。他与祁科长、保卫人员，有时多则六七人，少则二三人，奔忙辗转于红军前沿阵地、城乡之间，了解部队的粮食供应情况，布置指导乡村政权组建工作。

这些日子，我陪黄部长、祁科长一行人去八坝，在街道的王家店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组建了八坝的村政权和推选了政权委员。又到二坝的蒋家双庄，召集了已经组建起来的村政权成员开会，了解开展工作的情况。又连续到已经建立起村政权的水泉子壕北地主的庄内，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还先后走过已经建立起村政权的新城子一带的梅家寺等地方，了解建政工作情况，部署“搞窖子”，征运粮食物资，号召青年参军，动员社会多方力量支援红军。直到红军作出西进决定之前，我与黄部长等人才回到水磨关。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8）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的前一天，黄部长做我和父亲的工作，要让我也参加红军，跟他一起走。但因老父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管，黄部长未能勉强。临走的那天下午，在去水磨关的路上，他对我说：“今天我们就要走了，以后还会回来的。”他鼓励我要坚持斗争，坚持革命。到水磨关后，我将骑过的那匹马交还给了黄部长。当天晚上，黄部长随同县城突围撤离出来的红军部队向西进发了。红军走后，我们西十里铺的几个委员还在曹家楼。大伙先看到县城北五当山的庙宇起了火，火光冲天，又看到西十里铺一带有几处庄内也出现了火光，水磨关河上的公路木桥也被点燃，割断了敌军紧跟红军的通道，减少了敌人队伍坚守的据点。

随着火光四起，大伙情绪也十分紧张。经过商量，决定离开水磨关各自回家。我沿着北河湾绕道回到家中，天已大明。从县城出来的邻居说，县城里参加红军的人员被马家军抓获的已经杀了三四个，现在还正在搜查抓人。我遂将老父亲和妹妹临时转移安置到张家老庄躲避，带领妻子孩子们逃到黄家泉岳父家中，昼出夜归，一直躲避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六日仍不敢回家。

我虽躲避，免遭皮肉之苦，但地方上的恶霸豪绅并没有放过对我家人的挖苦和家产的洗劫。云川镇镇长谢青云、副镇长宗敬斋，五龙区区长马百川等人，将我家中粮食、家具抄劫一空。父亲生活无着，这才逼迫我回到家中。父子俩找谢青云讨要粮食，不仅不理睬，反被谢轰出家门，便去找狄万川想个办法。我到狄的家中，才知道他也在红军走后遭到敌人的搜捕，打伤致残，释放不久，躺在炕上，还不能起身。他听了我的叙述，愤愤不平地说，必须想方设法跟他们斗争。说起谢青云抄家时抄去红军曾给我配备的一支冲锋枪，被他私藏一事，要我诉禀政府。晚上回到家中，我向父亲叙述时，不料被谢派去盯梢的人听去。谢青云连夜赶到县城设好了圈套。第二天我们父子进城时，被哄骗挟持到他家的油坊。县衙门派去的衙役早已做好抓我的准备，用铁绳锁脖子拉到监狱关押了58天时间，期间又遭到审讯拷打。直到后来甘肃省来了一个白科长到监狱检查在押人犯案情时，察看了谢青云、宗敬斋、马百川等人的诬陷状，才责令监所限两天之内释放。这一伙狗党怕我不服上告，唆使差役们逼迫我父亲请保释人，结具作保，保证不再上诉，这场冤狱官司方才罢休。

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生荣——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农历），红军先头部队进占了永昌县城，立足未稳，就派出男女干部战士分赴各街道和城外附近农村搞宣传，稳定群众情绪，消除老百姓对红军的恐惧心理，调查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着手建立政权。

红西路军总部抵达永昌县城后，指挥部设在南街驴市街的天主教堂内。这条街的各街门都有一二挺机枪警卫。

第四天下午，分布在各街道做群众工作的红军干部，召集了县城内外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和几名地主豪绅代表近百人，在红军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由在座的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总政治部的一位主任等，一一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并先后讲了话。其中那位右鬓有一紫斑的政治部主任讲话内容多、时间长，他讲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联合起来打日本。”他最后又讲到红西路军要在永昌一带开辟抗日后方，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和推举临时政府主席的问题。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9）

经红军干部提议，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再经众人酝酿协商，一致推举了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担任临时主席，负责政府工作。

这次会议后的当天和次日，县城以各隅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相继成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同时，###选举出了各隅乡政府的委员、主席。

我所在的西南隅政府，起初推选了姚继海(姚三麻子，保长)任主席。李生荣、黄应孔、杨栋、陈世诚为委员。姚当了主席，抽大烟陋习未改，对工作不负责任，随即撤换，我继任主席职务。

在县城四隅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组织了青年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在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女红军干部的组织发动下，动员了二三十名青壮年妇女，开过几次会议，但因后来军事形势的变化，再没有集中起来活动。战事紧张，天气严寒，红军衣着单薄。城内家庭妇女都参与了为红军缝补翻修冬衣，把毛毡裁成条，缝毡鞋、缝皮帽、炒面烙饼，为红军备办行军干粮等工作。

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选举了政府成员。木匠张仲科被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还选出了政府委员10多人。

县城建立政权期间，为了配合建政工作，在红军的召集下，在马家油坊召开了一次群众会议，审判了已拘捕起来的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李斋庭，区长杜富堂，地痞徐寿山和一个挑拨军民关系、煽动红军开小差的锥鞋匠。

各级政府成立后，中心任务是围绕支援红军而开展工作。

一次，黄部长打发在西南隅工作的那位姓冯的安徽籍干部，把我叫到东街商人尚全兴的“景盛喜”字号内，向我详细询问了西南隅范围内的“天育昌”、“协泰昌”、“兴顺元”和“元泰永”等七八家大中商号的经营和转移资产等情况，经过动员自动缴纳和强行征用，为红军筹集了部分粮食物资。在红军需要蔬菜时，我们动员群众，向红军提供了一部分洋芋、萝卜等，还将筹集起来的小麦、豆禾，在城内油坊的炒锅上炒熟，再运到北海子水磨上磨成炒面，供给了作战和行军的部队。

各隅政府也承担了养护伤员的工作。在西南隅王海龙家的13间屋内，仅重伤员就达100多名。西南隅乡政府向群众做工作，凑集了煤、柴火为红军伤员取暖。为了使伤员能吃到粮食，我还和另外几名红军人员，到旧政府衙门人耿巨德家中搞出他藏的四五石小麦和一石多面粉，解决了伤员的急用和政府公用。西南隅住的伤员，由于群众的关照，除个别伤势恶化死亡外，其余大部分在红军撤离时随队转移。

农历十一月十五，红军撤离县城西进。马家军进了城，各级政权的成员被抓的抓、杀的杀，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自己当了红军的主席，在地方反动势力反攻倒算时，赔偿过他们的债，又在威逼胁迫下当了县城内的保长达十多年，直至1949年永昌解放。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粮秣委员刘万祥——

红军到永昌时，我是经营小杂货铺的小商。

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骑兵部队占领永昌城，次日大部队进城。总部机关很快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街道、家庭，宣讲红军纪律、宗旨、任务，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安定民心，发动群众，号召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为抗日作贡献，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0）

经过宣传发动、调查了解，召集了群众大会，分别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我所居住的西北隅范围内的群众被召集在马家油坊院，由红军姜科长等两三名干部负责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了西北隅苏维埃乡政府。经姜科长提名和众人举手表决，###选举了政府委员、主席。会后，给每人发了一枚用红绸做成的、用毛笔黑墨书写着职务姓名的代表证件，各自佩戴在胸前，作为标志，便于在军民之间出入、工作。

我们四人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红军主持下在县衙门召开的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除县城四隅的代表外，还有农村政权的代表，县城内外的群众也参加了大会。会议正式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政府成员。木匠张仲科当选为主席；农民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无职业的青年王思福选为委员，兼任青年大队长；修鞋匠张德文为委员，负责财政经济；农民冯怀义为委员，分工民政；旧政府粮草班差役曹有德、杜有才为委员，均分工###；旧政府粮草班差役许教琪为委员，具体分工政府内务；小商刘万祥为委员，具体分工粮秣。这次当选的政府成员和职务分工，书写在一张红纸上，张贴在钟鼓楼南洞的西侧墙壁上，做了公告。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办事机构设置在旧政府内。当选的政府成员各负其责，在红军人员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我是粮秣委员，具体负责红军所需粮食工作。红军用粮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个委员的工作虽有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就谁也离不开粮食工作。

起初，县城粮仓还存有一批粮食，因部分散发救济了穷人，粮仓粮食少了。红军人员多、用量大，购买也无法满足需要。乡下的地主老财把囤积的粮食转移埋藏了，红军不得不用强行征用的措施，保证红军的吃粮和群众的救济用粮。我先后多次带县城和沿途农村群众去乡下驮运粮食。第一次是带着群众和组织起来的七八十头毛驴到新城子南湾大地主王大老（即王中文、王朝文）家驮运粮食。第二次是带群众和毛驴队去南泉河滩的田家庄（即地主田有珍、田有泽家），打开了粮仓和夹屋两个，还搞出了一批布匹、皮毛、毛毡、衣物、大烟、白银等，除部分就地分发群众外，其余均运往县城交给总供给部。第三次是在水磨关梅家寺区，在村苏维埃政权成员和青年队的配合下到王中伦家搞开了粮仓、油坊，发动了县城和水磨关一带的群众将粮油运往县城。这些日子里所组织的人力、畜力、运输队，每天车水马龙，把征集到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县城，保证了部队用粮。

红军总部作出撤离县城继续西进的决定，黄部长、姜科长把我们县政府的正副主席、委员召集在一块，做了动员安排。黄部长讲，红军部队准备西进，你们愿意随部队走的欢迎，留下来的也要坚持斗争、坚持工作，反复叮咛保守军队秘密。当天夜里，红军全部撤出了县城。

红军撤离时，我没有出城，回到家中天还未亮。城外的敌军陆续拥进城来，军警密布，城门###，挨门逐户搜查红军人员、枪械及物品，搜捕各级政权的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我经邻居杨永和通风，准备外逃，但已无法脱身，只得隐蔽在家中的一间套间内。10时左右，马家军执法队驱赶着人群到西街马府门前，将已捕获的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残杀在一棵杨树下。不一会儿又从人群中拉出了群众徐教杀害。据人说，凶狠的敌人错将徐教当做政府的委员许教琪杀害。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1）

这次搜捕屠杀后，我到乡下躲避了一年之久才免于不幸。几次抓我没有找到，家被抄了，兄弟们都受到了株连###。

青年队儿童团

青年大队副队长韩德禄——

姚继海（姚三麻子，保长）来找我，很含糊地说，有个事要我干。他一直把我领到旧政府衙门二堂上，见到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北街上的青年王思福，还有事后才知道是红军的黄部长等几名红军干部。黄部长给我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还讲了许多我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最后把话题转到要我们发动青年、组织青年队的问题上，并提出让王思福担任大队长，我担任副大队长。我未加犹豫就应承了。过了几天，又叫来县城内的赵玉天，也让他担任了副大队长。

以四隅乡苏维埃政权为单位，把发动起来的青年分编为四个中队。每个中队约60人，全大队共有200余人。

大队长：王思福（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委员），教导员：胡立清（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原系营教导员，四川籍），副队长：韩德禄、赵玉天、宗正学（继任赵玉天）。

县城的中队长均派红军干部兼任，副队长由地方青年担任。各乡村基层政权也有青年队。每个中队都建立了检查组，每组16人，每人配发一枚书写“纠察队”的红色臂章。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检查青年队自身的纪律。

青年队的骨干成员配发了枪械、弹药、刀矛。青年队不时集中起来，进行红军军纪、政策教育，搞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以及安排布置外出执行任务等。

青年队主要承担的任务是：

一、协助红军侦察敌情。红军人员多操南方口音，易于暴露身份。青年队常常选拔一些精干的青年，深入到敌占领区域，侦察敌军调动、驻防、装备、火力布置等方面的情报。

二、配合红军宣传。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门印刷的传单、标语，分发给青年队，带到乡间散发、张贴。

三、当向导，抬担架。

四、征集粮食，筹集给养。

我带领一部分队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配合下，具体从事了20多天的“搞窖子”工作。先后去过水磨关、南泉、新城子南湾、红山窑“广泰西”等处，搞开了王中伦、田有珍、王海龙、王中文等地主老财的商号和粮仓、夹屋，征集了大批的粮食、布匹、皮毛、毛毡、食盐、大烟、白洋等。除保证供应部队外，还将部分粮食物资散发给群众。

我们一行在南泉田家庄，将田有珍、田有泽的夹屋打开，一女红军发现一只盛满火药的瓷坛，遂将副队长赵玉天叫去察看。她擦着一根火柴，引燃了坛内火药，灼伤了赵玉天的脸部，当即送往县城治疗。赵玉天受伤回城养病，宗正学继任了副大队长职务。打开南湾大地主王中文囤积的数千石陈粮仓，县城内外群众和一百二三十条毛驴组成的运输队，人背畜驮，日夜运送了27天半时间，粮食未及运完，红军就撤离了。

红军注意做儿童、妇女的工作。组织了15岁以下的二三十名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一个姓田的小青年出任团长。学军训、学军乐、学唱红军歌曲。我记得是由红军军乐队派人组织教练。

妇女工作是由红军的妇女团长王泉媛等干部具体负责抓，发动了二三十名妇女，建立了妇女会。

红军从12月27日夜开始分三批突围。我们青年队的部分人员和红军妇女团的大部由红军教导员魏成发做动员并带队，于28日深夜最后突围。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2）

部队突围时，我与赵六娃和另一青年与部队失去联系，从此离开了部队，却有家不能归。传来消息说，苏维埃政权成员、青年队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均为搜捕重点，县城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我只身在外躲避了四个多月，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反动势力的监督和仇视。1937年5月，刚回到家就被抓了壮丁，在马步青骑五军当兵直到1949年9月。

参加红军的永昌青年，也因红军作战失利，有的牺牲，有的失散回来。失散回来的大部分青年同样受到地方反动派的摧残和###，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拷打致残，有的被抓了壮丁，有的被抄了家。

部队突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军到永昌不久，拘捕了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群众称张老夫子）、警察局警长王澍民、区长杜富堂和县城西街上的徐寿山等，红军撤离时被押解到南泉刘家北庄，在准备再次突围前被红军秘密处死，埋在粪堆中。青年大队二中队的放哨人员踩出，便向黄部长做了汇报。黄经调查，证实了死者确系曾关押的张天佑等人。此事属九军某营所为，黄认为这样处理欠妥，但因形势紧急未及追究。

青年队员、司务长狄兴泰——

我起初是青年队队员，西安事变发生前夕，又从青年队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司务长工作。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曾有土地300余亩，车辆耕畜俱全，房产可观，是个中等好户。1929年3月，马仲英在永昌大屠杀，我家的牲畜、粮食等被掠走。春种时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了地主老财周之甲（当时商会会长）的小麦五石，算计当年秋天可以偿还。不料连续两年庄稼歉收，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这样还不能满足周家企图全部霸占我家房产和土地的欲望，从此两家发生债务纠葛。县官府与周之甲串通一气，我们诉讼无门。我与父亲狄万川就拉了周家的一头骡子为脚力准备去兰州告状，打这场官司。周发觉后派人把我拦截回家，父亲挨了县官府200大板后又被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这场官司之后，父亲对受剥削受压迫的老百姓有了同情心。他常用自己的一点文化，替城乡诉讼群众书写禀状，群众有了难解的惆怅也乐于找他。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举，父亲狄万川当上了苏维埃永昌县临时政府主席。

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县城内各街道的墙壁上刷写宣传红军、宣传共产党、宣传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标语，也张贴过类似内容的传单。我清楚地记得在旧政府门内的大照壁上，红军宣传人员刷写了刚劲有力的“联俄联共，抗日救国”八个大字。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们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基层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各基层政权在选举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同时，也推选了出席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除各基层政权代表外，县城内的市民，城郊农村的群众也参加了大会。尽管寒冬腊月，到处一片冰天雪地，但会议却异常热烈欢快。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3）

会场搭设在旧政府衙门大堂口。台前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红布白字横幅，台前放一张桌子，台后摆一条凳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供给部的部长，负责###地方建政工作的许多军队干部在座。台下，各基层政权推选的代表，胸前佩戴着用红绸做成的代表证列队在前，青年队员排列在代表后面。近千名群众和红军部队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黄部长主持议程，宣布会议开始。红军军乐队演奏了军乐，增添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庄严气氛。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等领导同志做了长时间激动人心的讲话。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政委陈昌浩同志宣布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成立。张仲科代表政府和人民群众也讲了话。

会议根据红军干部提出的候选名单，由代表和群众举手表决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13名委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其中军队委员四人）。木匠张仲科当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调选为副主席，王思福、张德文、冯怀义、刘万祥、许教琪等任委员。

当天晚上部队文工团还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

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集中全部精力支援红军。青年大队是政府的一支骨干力量。

12月下旬，敌机每天空袭侦察、轰炸、投撒传单。县城南街神武庙、县苏维埃政府、红军总部驻地的天主教堂等处，先后数次遭到敌机的轰炸和炮击。政府配合红军人员向市民进行防空隐蔽教育，采取白天不冒炊烟、夜间不露灯光、市民不得随便在街头走动等防空措施。城防吃紧时，政府还发动市民拿出家具、木料，增修城墙工事，配合守城战斗。政府还号召、动员群众及工商各界，捐献铜、铁、硫磺、盐硝、木炭等，为修理枪械，研配火药，锻打长矛、大刀，制造子弹、手雷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红军撤离后，各级政府的成员遭到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青年队员、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人，被恶霸地主王成业父子抓获后绑架到马家军祁明山旅，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教在敌人闯进城后的当天也被砍杀在县城西街。李二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参加红军失散回来的青年一起被以“通共”“参加红军”论罪，遭受了各种刑罚，又被充当壮丁送到马家军当了兵。我父亲狄万川、委员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踝骨，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就医，终身残废。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

***

青年队员高吉录——

红军刚到永昌，我们城南附近农村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们，出于好奇心，结伙到县城看热闹。看到城内城外驻守的红军，有的搞城防布置，构筑碉堡，城墙上修垛口，街道街壁上掏窟窿，还在街道上挖掘交通壕；有的在县城内外、街头巷尾、群众家庭出出进进调查情况，传人开会，宣传演讲；有的在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我们熟悉的狄万川当上了永昌县政府的主席，他也整天帮助红军找人、办事，脚不停顿地奔波。

有一天，王浩义、李德禄、鲁娘娘保和我，四人进入县城，在街道碰上狄万川。他把我们喊在一边说：“娃娃们，红军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专为穷人办事情的。红军要组织青年队，你们发动联络些青年人参加。参加青年队，一者可以为红军办事，二者可有个吃饭的路数。”我们亲眼见到红军对穷人热情和气，为穷人办事，听说让我们参加青年队，既能帮红军做事，还能找到吃饭的路子，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当天就联络了中庄子的李兴元、涝池庄的任有年、城南黄家学的哈某某和一个姓王的等，共十个穷苦青年找到狄万川。他领我们到县政府旧衙门参加了青年队。我们这十个人被编为一个班，班长由王浩义担任。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4）

我们班第一次任务是，配合供给部的红军为政治部的军马购买运送饲草饲料。从此，和供给部的红军人员吃住在一起。红军对我们的生活关怀周到，我们浑身也有使不完的劲儿。谁的家中有草料，底细我们最清楚。我们带领红军到县城周围有粮草的人家去购买，绝大部分时间都满载而归。买的草料，人背、驴驮、车拉运进城来。那时，与其说是买，还不如说是交换。红军的管理人员每天出去时，携带一部分整块的四川大烟，还携带一把匕首和步枪刺刀，用于别戳大烟用。根据对方提供草料、豆禾的多寡，从整块大烟上别下一块偿付给群众。红军始终坚持公平买卖。

当时，一般穷苦人家草料少，我们的眼睛盯住了一些大、中、小地主及其富户人家。县城附近的地主周二鬼（即周之甲）、梁开、刘兴业（尕老）、孙汉州、刘镇长（云川镇镇长）等几十户地主家购买的较多。

我们从供给部回到青年队以后，城外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家队伍一批批拥到县城附近，包围攻打红军。东十里铺、教场山、东水泉一线，敌人摆下阵势与红军激烈争夺阵地，飞机大炮不时轰炸炮击县城。

我们又领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一天，黄部长把我们集合到东街一座车马店里布置任务，说：“你们可以装扮一下，以玩耍、拾粪或者讨饭为掩护，潜入马家军所在地，侦察敌人调动、驻守、兵力、装备、炮兵阵地火力等方面的情况。”我们这一班人按照黄部长的吩咐，分别以拾粪、玩耍、讨饭为由分散活动。我们先后去过东十里铺的沈家庄、杨家天桥庄、东水泉、北海子的杜家庄子马家军驻地，侦察马家军驻守情况、兵力装备、教场山敌人炮兵阵地上小钢炮的情况。数日内早出晚归，将侦察的情况向黄部长和其他红军干部一一作出报告。

东十里铺、武家油坊等处是红军英勇阻击进攻之敌，和敌人反复争夺的阵地。战斗持续了近20天时间，红军伤亡较严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区政府主席张仲科、副主席狄万川、青年大队长王思福调派青年队员，组织城内群众，组成担架队，多次赶赴战场救护抬运伤员，把重伤员抬往县城文庙的红军医院进行抢救、包扎。东关武家油坊争夺战中负伤的红军伤员，被抬到东街潘家皮坊附近居民家庭养护。

许多青年队员的家属也为支援红军做过不少事。我父亲为红军连续宰羊剥皮一个月，哥哥高吉荣接受红军安排，用地主梁开的一头骡子、一头毛驴和征收来的一批糜子碾米一个月。一天，我还在县城东街碰到他和另外几个受红军委派进城的青年，到红军兵工厂背过兵工厂锻打的长矛，交给了驻守在城南王廷俊庄内的红军。

红军撤离时，经过动员我们这个班十人在供给部参加红军。夜里，我们出西城门，经过中庄子直达南泉，在陈家南庄住了一天，又在夜间开始行军到新城子南湾地主王大老的庄内驻守了三天。翌日早晨，来了一股马家军骑兵，企图包围攻打红军。庄内的红军登上庄墙，利用垛口监视敌人。我们几个人被安排到一个角墩上坚守。凶恶的马家军发起几次进攻，想攀梯登上墙，都被红军反击下去。敌人攻不开庄子，又爬到附近一棵杨树上向庄墙顶部射击，也被红军一个个打了下去。

部队经山丹到达张掖西的一个地方，遇到敌人，发生战斗。我与李兴源、任有年、哈某某在战斗中掉队失散，离开我们同班的王浩义等六人，走了回头路。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5）

父母兄弟见我回来，都为我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晚上，为我炒麦子磨点炒面，准备连夜让我外逃躲避。不料恶霸地主周二鬼（周之甲）携带儿子周三和刘尕老、甲长王廷俊一伙将我抓获拷打，陷害说我把他的一匹马拉给了红军。其实，红军刚来时，周二鬼的五子周兴昌骑着一匹马准备躲藏，到东十里铺时遇飞机投弹轰炸，惊跑的马被红军拉走。我被毒打了一顿后，又被五花大绑赶到他家中悬吊在廊梁上继续拷打。半夜，这伙强盗勒紧了绳子准备回去休息，指派给他们做活的长工官兴贵看守。快到拂晓，官拿来一把菜刀砍断绳子，帮我逃了出来。周二鬼一伙发现我逃走了，又追了来。我哥急忙帮我越墙逃出，黑夜中摸到胡家坟的地沟里隐蔽。数九严寒，冻了一夜的手脚如揪心似的疼痛难忍。双手挟在两腋，用体温暖和也无济于事。我哥背一捆柴草找到了我，叙述了这些家伙又在家里搜查。他点火让我烤，从火光中发现两手皮肤开始脱落，随即撕下衣襟包裹了一下，去到七坝叔父家躲避，治疗冻伤。几个月的治疗，冻伤虽有所好转，右手手指全部脱落残废。我后来回到家中，冻伤未愈，拖着脓血的双手又被指派充当壮丁受训，不久被编入马步青的部队。1939年春，我从马家军中逃回。地方保政反动势力视我为眼中钉，随时想置我于死地。我乘这伙恶霸正在打我的主意时，只身外逃到天祝茶树沟谋生。

张培荣——

县城四隅发动起来的数十名十五六岁左右的儿童，参加了儿童团。仅我们居住的东南隅街道上参加儿童团的小青年及儿童们就有萧湘祖、陈登云、萧绍祖、杜元娃、王保保、王加庭、刘锁娃、官生娃等十多名。

儿童团是在红军的儿童团组织及其政治部的青年部门具体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队列操练训练，学唱红军歌曲，教学秧歌动作，教学军乐队的军乐，如击打军鼓、学吹军号、管乐，也参加过县城内的街头政治宣传。

红军剧团在街头、东会馆戏台上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向市民演讲。宣传部队在街道墙壁上用红土、白泥、黑灰刷写“工农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活捉卖国贼蒋介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等大字标语。

那时，天气严寒，滴水成冰。刷写墙头标语时，刷子被冻得硬邦邦。用胡麻草、油草扎成火把，一面烤手，一面烤化冻硬的刷子再继续写字。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再一次进入高潮。红军驻守的各地方，军民集合搞联欢庆祝活动。各部队还抽调政工人员组织群众###，组织文艺工作队，组织秧歌队。有快板说唱，有活抓蒋介石消灭日本鬼子的活报剧等。活报剧是由红军战士扮饰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活捉蒋介石。剧中有不抵抗日军入侵的蒋介石头戴高帽和抓获的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情节等，很吸引观众，惹得群众哄堂大笑。

儿童团吃饭也跟红军在一起。每餐前，站成队列，排在红军队列前面，必须要唱歌。我们至今熟记的饭前歌词是：

这些饮食是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皮活、毡鞋、磨面

皮匠杨德成——

我家原在永昌县城东街靠近东城墙的榆树街门。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6）

1936年农历十月初五。中午，从东城门进来几个陌生的外地人，侦察打听县城内国民党的军队、民团、政府人员以及官吏们的逃跑情况后很快离去。当时，人们未加注意。下午，人们传说很久的红军队伍忽然来了。数百名城内外的群众自发集结于东门外武家油坊、财神楼，跪的站的迎接、围观红军进城。红军骑兵见到道路两旁的人们，立即下马，扶起群众。人们对红军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待人热情和蔼、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其次是衣着单薄破烂。

红军进城以后，当晚大部分宿营在车马店、油坊、庙宇等公共场所。第二天陆续到来的部队人多势众，县城内外各家各户住得满满的。住在群众家里的红军指战员总是让老百姓睡在炕上，他们挤住地铺。老百姓第一次看到了红军是一支好军队。

红军雇请了县城七八家皮坊的皮匠为红军做皮活。我的父亲杨瑞和我等十余人被雇请，集中到我家拾掇摊子做活。盛器不够，我们在红军的带领下到乔家油坊抬来了七八个盛油用的大木桶，连同我家原有的四只木桶用来泡羊皮。皮张缺乏，红军向县城内外各店铺和地方群众购买，后来也有从乡村地主家征集的。绝大部

红三十军指挥部在永昌四十里堡的驻地——魁星阁分是赶来地主老财的羊群宰杀后，羊皮剥下送给我们加工，羊肉供给部队食用。

我们这一处的主要任务是承担泡、熟、铲几道工序。生皮加工为半成品后，再移交到设在仓门十字处张维高院内的供给部的缝纫工厂，由红军工人承担缝纫。我们这些工匠日日夜夜熟皮，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时间。仅我家一处，共加工半成品羊皮2000余张。当还有两三百张羊皮的时候，红军开始撤离县城西进。红军走后，马步青部祁明山旅进城。有人告发，说我父窝藏了红军的羊皮，遂将父亲抓到“复成功”店铺，悬梁吊打，羊皮也被抄走。因以前与商会会长王瑜（字子敬）有点私交，多年来我父给王家店铺做皮活，经王斡旋向敌人说情，方才获释。

羊倌毛长林——

1936年，我们兄弟俩从毛卜喇来到红庙墩谋生。哥哥毛培荣凭娴熟的皮匠手艺走家串户做皮活。我先在南泉地主陈世堂家放羊，后来又去水磨关的地主王中伦家放羊扛活，糊口养家。

红军的宣传吸引了我，从此摔掉了地主的放羊鞭，在水磨关上参加了正在组建的村政权及青年队的工作。

隆冬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然而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红军总供给部为了尽快使部队每人能穿上一件御寒的皮衣或背心，准备雇请一批皮匠，协助红军缝纫工厂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水磨关村政权领受任务后，成员们到各村各庄雇请工匠20多人，其中我哥毛培荣也受雇请，全部集中到水磨关王家东新庄红军缝纫工厂做工，夜以继日熟皮、裁剪、缝纫。人手还不能满足需要，我也受抽调。我哥还从家中叫去了嫂子当帮手，还有其他几名家在附近的工匠也从家中喊来家属帮忙。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又动员了水磨关一带许多家庭妇女帮助缝羊皮帽。这批工匠人员每天可做成长短皮衣、背心五六十件，皮帽40多顶。月余时间缝皮衣、背心2000多件，皮帽1000余顶。尽管活苦累一些，但总算解决了一部分红军的御寒冬装。每当一批皮衣做成后，领发的红军人员都说些感谢的话，我们每个人内心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高兴。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7）

我们这些工匠每天和红军人员吃在一起，受到红军的关怀和照顾。每过几天，供给部的负责干部带领工匠和帮手们，去到地主王中伦的粮仓里背粮食，作为为红军出力的报酬。

缝制皮衣，需要羊皮，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向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羊，这是羊皮的主要来源。仅我所了解，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人员赶来地主放牧在山中的羊约两三千只。不仅筹集了大批羊皮，还为永昌境内的部队提供了肉食。红军了解到我曾给地主放过羊，要我带领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掩护，和其他两名群众一起到地主陈世堂在五沟山中放牧的羊群里挑选了膘肥个大的羯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了。第二次又到地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里赶来250只，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我参军失散回来，遭到审讯拷打，地主王中伦逼我招供带红军赶了他的羊。

我们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地方铸、锻、铁工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新庄、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工人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马尾手榴弹壳。当时金属材料缺乏，村政权配合红军人员到群众家中搜集废铜烂铁。群众也主动向红军捐助了不少生铁、熟铁、制钱等金属及一部分火药原料。

红军撤离西进时，经供给部的一位干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一同参加红军，也随队伍西征了。部队经山丹霍城，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后续部队被冲散。我和一个红军战士与部队失去联系，回到家中。

因我们兄弟曾为红军做事，我又带领红军赶了地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中，保甲长便将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捆绑，送到县城监狱关押。我哥沾染有吸食大烟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算是了事。我们其余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讯拷打。1937年春节刚过，我又被抓了壮丁送到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到该旅的红军人员共同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因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听到当年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顿生再参加念头。于是串联了两个同乡逃跑到三原县，不幸又被国民党的一股骑兵截获。不久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富山县参加了八路军，实现了参加红军的夙愿。

店员张学仁——

西路军到永昌时，我和王有福在王瑜的“复成功”商号里当店员。商号经营日用杂货，王瑜本人是当时商会的会长。

有位刘科长住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常来“复成功”店铺。我们经常早晚送洗脸水、送开水，还干些零星杂务活，逐渐熟悉了。

刘科长熟悉了“复成功”的情况，知道店铺里有收来的秋羊毛。他说：“奉首长之命，你们的羊毛拿出来，给首长们赶制毡靴!”我们给王瑜转告之后，王瑜找来了四五个毡匠，把收下的800斤秋羊毛拿出来，就在店铺院内设摊赶制。不到一个月时间，制成600双毡靴，交给了刘科长。那年冬天十分寒冷，地皮冻得都裂开了口。刘科长接收这部分毡靴时，说了不少的感激话。

部队离开永昌的前三天，刘科长对我说：“你们有啥事，赶快告诉我，不然我们走了就不好办了!”当时我们再没有什么事，只是红军刚来永昌时，把“复成功”商号的一部分账簿收到县党部刘科长的住处放着，我们当即提出要这些账簿。刘科长说：“你们的账，你们认得，到我住的那里找去!”我和王有福到县党部的一间屋子里如数找回了账簿。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永昌建政（18）

毡匠王开德——

红军到南泉田家庄驻守。红军一位姓朱的团长，把我找去为红军做毡鞋。这时，只有我们兄弟三个匠人。在田家庄做了几天，这个团要到县城，我们也随部队进城，住在钟家大院。这个团的活干完后，团长把我们移交给了红军总供给部继续干活。这时供给部的部分人员要出城，我们又跟着出了城，住在西十里铺的谢家西庄，又支起摊子继续干。这时又增加了张朝山、杨二毡匠和一个姓冉的天水匠人，我们称他冉秦州。

我们这帮匠人不仅赶制毡鞋，还养护在东十里铺战斗中大腿负伤的一名红军排长。他抬入县城后，我用一块帐篷布给他盖。我们出城时，把他抬到城外，继续养护。

在谢家西庄干了几天，部队转移到水磨关，我们继续跟上转移。我们把摊子铺在水磨关的王家西新庄内的铺院。这时，我哥王开仁、弟王开贵家中有事走了，只剩杨二、张朝山、冉秦州和我四人继续干。红军行军，毡鞋用量大，因此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没日没夜地干。初期每天可做20双到23双左右。为了减少红军双脚冻伤，黄部长动员我们再鼓点劲，加把油，到后期我们每天可达到30双左右。自10月初到11月中旬，我们为红军赶制的毡鞋至少有千双。在水磨关住了七八天，南沿沟滩发生了战斗，战斗后继续西进，到新城子的徐家庄住了一夜又连续行军出了永昌县城。

我们四人参军跟着红军西进了，经大马营，直抵民乐永固。我因连续做活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尤其水土不服，腹泻不止，加上几天的行军就把身体搞垮了，病倒在途中。我在一个群众家休息了几天，沿途乞讨，腊月中旬回到家中。杨二也失散回来，听说张朝山后来也失散回来，但至今未见过面，冉秦州不知下落。

为红军磨面的王德义——

狄万川来到我家，让我负责东水泉、北海子42盘水磨人员安排、原粮调运、面粉送交等具体事务。我因为熟悉水磨行道的路子，没有任何推辞，便接受了任务。我又随同狄万川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跑遍了所有的水磨，动员了一部分群众，逐磨落实了人员。有的是原先就为磨主管磨的，有的是重新选配的。

红军供给部门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抢粮，保障磨面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各个水磨上派出了一至二人的红军武装人员，既帮忙磨面，又轮流担负警戒保卫。

初次，原粮大都从县城粮仓调来，也有一少部分是从群众家购买的。过了不久，县城内粮仓的粮食剩余不多，从群众手中购买的数量也逐渐减少。为了缓和部队吃粮困难，红军开始用征办性措施，强行没收地主老财和资本家囤积、埋藏的粮食，筹集部队给养。一批批粮食源源不断地从县城或农村运到水磨。水磨夜以继日转动不停。

我以水磨调粮的角色，也曾参加过几次在县城和农村“搞窖子”的活动。首次是在县城东街的谢家油坊、红军征收出的少量原粮当场在油坊炒锅内炒熟后，由我负责调到水磨上磨成炒面。搞出的十几桶约8000斤左右的清油，由供给部出面配给各部队食用。第二次是到东十里铺的地主国民党的区长高增家中，搞出了50余石约合2万余斤小麦、豆禾，人背畜驮转运三天，全部送交到水磨上加工。第三次是到水磨关的地主王中伦家中。王中伦在城乡有几处庄园，仅水磨关一处囤积粮食200多石。我们这次征收了90多石，约合3万余斤，也运送到水磨上加工。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

天气严寒，尤其到夜间，冻冰堵塞，水磨常常停顿。磨面人员夜间要多次破冰导淤，保持水磨转动，日复一日不停地为红军磨面。一个月时间，至少为红军提供面粉100万斤左右，基本保证县城内外红军人员的面粉问题。

磨面期间，供给部的领导干部和搞地方工作的黄部长不仅经常了解水磨的运转情况，而且也时时关心磨面人员的家庭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有时还向家中送去粮食。我为红军忙碌磨面，家中老母还每天为红军缝鞋袜。红军干部了解到我的家庭生活很困难，打发部队的一名红军人员用毛驴送去了八斗粮食。我知道后十分感激红军对我们穷人的关怀，也更激发了为红军多做一点工作的积极性。

红三十军战斗过的永昌柴家庄负责磨面，送交面粉，逐渐熟悉了黄部长。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感满意，有时还表扬几句。我年轻好强，只想用卖力工作来报偿。有一天当我到盐店巷任家院的供给部交完面粉后，碰到了黄部长。黄部长边鼓励我，边风趣地开玩笑说：“小伙子哟，你要好好干哟。干好了，将来我的这个部长就让给你来干哟!”我说：“黄部长，你也真会开玩笑，你这千军万马的部长，我把吃了奶的力气拿出来也当不了。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本事，也不敢当。你硬叫我当，当上了我也干不了呀!”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我一直在水磨上坚守到农历十一月初十左右。敌人重兵开始围攻县城，首先激烈争夺城东十里铺。东门外武家油坊、东水泉高地和北教场山、北海子一线，战斗十分激烈。后来北海子、东水泉一线红军失守，水磨关遂被敌占领，未及运走的一批面粉和原粮亦被敌军抢去。为防备红军再组织力量争夺水磨，心狠手辣的敌军将东水泉、北海子的所有水磨拆卸破坏。守城红军吃不到面粉，只能煮吃囫囵麦豆。

红军撤离时，我们五名青年受红军动员，志愿参加了红军。苗生娃，他父亲也给红军磨面，他在青年队；马宝宝，家中只有母子二人，他参军牺牲后，其母后来改嫁了；李宝宝，家中只有哥嫂；还有张永海和我共五人。

夜间，我们跟随红军出城行军到水磨关以上的三条沟后，遭到敌军的伏击，折回到水磨关。14日又发生了南沿沟战斗，战斗中，苗生娃、马宝宝、李宝宝三人牺牲了。我与张永海离开部队，几天后回到家中。

红军走后，敌人拥进县城，惨无人道地搜捕杀害红军人员和苏维埃政权成员，以及曾为红军办事的群众，抢劫掠夺。红军给我送的八斗粮食也被抢走，我几经躲避才免遭不幸。

红军在永昌散发粮食，救济贫困，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为寄托对红军的思念和盼望红军归来，还编了顺口溜：

分给的粮食吃完了，

红军怎么不来了……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2）

战幕在永凉一线伸展

河西走廊，在它伤痕累累的怀抱里，深镌下西路军的历史足迹。随着西路军西进永凉，建立永凉根据地，战火的帷幕也在永凉一线伸展。凉州西四十里铺到山丹，几百里的平川变成了厮杀的战场。

西路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红军的伟大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

初升的太阳仿佛给经过夜行军，已经冻馁不堪的红军战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穿着褴褛单薄的军衣，挺起瘦骨嶙峋的胸脯，咬着牙加快了行军步伐。时而有一两匹战马，扬鬃腾蹄，从行进的队伍后面跑过来，向前疾驰而去。队伍里很少有人说话，只有兵器轻微的撞击声，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嘚嘚沓沓的马蹄声，好似在奏着低沉的进行曲。

这是由永昌东返接应红九军的三十军八十八师，走到武威四十里铺，队伍分成两路。师长熊厚发带二六八团向东南急行接应九军，政委郑维山带二六三团和二六五团进抵四十里铺，策应二六八团。

部署好部队，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的郑维山走进土屋，打了一个盹。他把脑袋往桌子上一趴，睡着了，那宽厚的肩头向左偏离，重心不稳，摔倒在地。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没有醒，反而舒展双臂，越睡越酣。好梦不长，一位参谋从外面进来，立刻把他喊醒了：“政委，远处出现马队！”

郑维山登上土围子，只见远处平滩上空笼罩着一片灰蒙蒙的尘土，尘土后面出现了马家骑兵。敌人的散兵线快一阵慢一阵地往这边移动，紧紧地形成了包围圈。

四十里铺爆裂了，厮杀声撕碎了四周的冷寂。炮击的烟雾还未消散，马家兵就手执大刀，狂喊大叫冲上来了，像潮水一样，一个浪头被打退后，另一个浪头又卷了上来。冲到跟前的，或往里甩手榴弹，或拔出马刀狂砍围墙，或扒住围墙往里爬。每一座房屋、每一处墙垣、每一寸土地都是争夺的目标。

许多红军倒下了，但是，空着的枪眼位上立即有人占据，沉默片刻的枪口又吐出火焰。有些性情急躁的战士看看身边倒下的战友，干脆跳上屋顶，狂呼怒吼，将愤怒的子弹泼向敌群，直至牺牲。

二六五团一个连，守在一座院墙内，围墙和工事全被大炮摧毁，房子起火。派出的增援分队大部伤亡，难以接近。该连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全部壮烈牺牲。

二六三团防守的三个小围子被攻破两个，处境危急。

郑维山组织二六五团由铺内两侧迂回，反包围攻入之敌，又遭到敌人掩护部队纵深火力杀伤，连以上干部牺牲十几人。

郑维山，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区人。黄麻起义后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任赤卫队指导员，1930年入党，6月带领70余名赤卫队员编入红军。此时，他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命运将穷困生活中的他投进了红军队伍，投进了革命的怀抱。他15岁离开亲人，奔赴沙场，听惯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看惯了疯狂的喷火的射击孔和狼一般幽幽的眼睛。这个脸色微黑，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似乎被炮火硝烟重新铸炼了一番，眼睛、皮肤、肌肉都显得那么坚韧，有血性！

透过硝烟和尘土，郑维山望见敌人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端着长枪，号叫着蜂拥而上。

“狗娘养的!”他传令不轻易使用的通信队，“上，一定要全歼敌人!”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3）

红八十八师通信队共100余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支驳壳枪。通信队呼的一下冲入镇内，协同二六五团，与敌短兵相接。

“共产党员跟我上!”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透过子弹的啸叫，大喊一声。这声音，铮铮撞击着指战员的心。这是一句最简单最普通的语言，但在此时此刻却具有特殊的含义，特重的分量，随着这一声便有许多人迎着弹雨冲上去。冲在最前面的是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

一股巨浪般的力量冲向敌群，大刀砍，刺刀捅，枪托击……一场恶战，敌人死伤一片，数以千计的马家兵倒卧在壕沟里和街头上。

渺渺兮黄天黄地，展示了红军将士豪风一般威风凛凛的人生。

四十里铺血战，军部有人指控郑维山大批杀俘虏，他据实反驳。军政委李先念出面说话，才平息了风波。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红军执行俘虏政策的坚定性。

红八十八师完成了接应红九军的任务，集结四十里铺；八十九师将山丹城交五军接防后，也返抵四十里铺。

红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后撤至八坝，又遭敌猛烈进攻。敌先用山炮猛轰红军阵地，将围寨、房屋摧毁，而后以骑兵猛烈冲锋，激战两天，红军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

八坝之战后，是水磨关激战。水磨关，位于永昌县城西20里。说是关，其实只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屯堡，坐落在河边。老百姓利用河水推磨，因而得名“水磨关”。水磨关之战，红八十八师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在红八十九师的驰援下将敌击退。

在李先念、程世才指挥下，红三十军一战四十里铺，再战八坝，三战水磨关。当敌军蜂拥包围永昌后，红三十军进抵永昌，与红九军并肩鏖战，守卫永昌。

这是一个下午。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同到城墙上巡视，白塔山下不时传来零落的枪声。他们站在西城门上举目四望，四野萧条，南山、北山近在眼前，向南不远是山高人稀的祁连山，向北跨过龙首山的余脉就是茫茫无垠的塞外沙漠。程世才仿佛第一次感到这个地区是如此狭小，而敌人抓住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缠着不放。这儿绝非久立之地。

马家兵，为旧制度而驰骋疆场的马家兵，从凄苦中走来，又向冥冥中走去。四十里铺，首先受到重创的是马步青骑五师步兵旅的马如林团。马元海对骑五师作战不力抱有成见，对四十里铺地形未作了解，即令马如林团正面主攻。马如林团拥至堡墙下时，既无爬城器械，又无掩护工事，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进攻不能，退又不敢，从拂晓至傍晚，损失殆尽，营连长大部被红军击毙。

马步青获悉四十里铺惨败情况，即将马如林残部调回武威整补。他端坐在师部大厅，脸上隆起的每一块肌肉都是愤怒。当面前笔直站着的马如林深表对不起师长时，他几乎是咆哮地说：

“谁让你听他的？我多年培训的好骨干，你这一下子给牺牲完了！”

“我们出发时，师长再三命令要听从马元海的，不服从不行!”马如林紧绷着脸回答说。

马步青挥了挥手，哑口无言。

马步青曾对青海部队在一条山不及时出力进攻心存不满，特别对他的“悍马”马廷祥之死，认为纯系青海部队不予协作所致，尤难释然。红军离开武威，因为还在他的防区，所以派遣所部配合青海部队追击，及至红军撤离永凉西进，马步青即把祁明山旅撤回，仅令马禄旅、韩起禄旅支持局面。张掖、酒泉系马步芳地盘，他谅马元海不敢不出力。后来马步芳曾向马步青商借子弹，给马步青打电报说：“前线部队需要及时接济子弹，请兄就近拨发，照数记账，战事结束，如数归还。现在应重视打仗，不应重视械弹。”马步青视弹如命，又对其弟不满，颗粒未借。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4）

刘呈德团也在四十里铺受到重创，马元海即以刘呈德作战不力电告马步芳。不日刘接到马步芳的电报：“你身为团长，率领一团人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临阵，畏缩不进，实难容忍，姑念平素尚能遵守纪律，暂免处分，以观后效。”马元海派传令兵告诉刘呈德：“刘团长，总指挥命令你今天要奋力当先，只准前进，不准退后，倘再溃败，先把团长的头提到总指挥部来!”

刘呈德深深警惕到马步芳军事集团中所有团长级以上军官，都与马步芳有同宗、同族、同教的血肉关系，而自己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显然是很危险的。自黄河岸到一条山及凉州一带的历次战斗中，失利的各旅、团、营长都没有受到严厉的谴责，唯对自己毫不放松。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前进或能侥幸，得以不死，后退必死无疑。其后，刘呈德终因出力效命而获得马元海的赞赏。

马元海限时命令刘呈德团围攻永昌东十里铺。刘呈德展开进攻，正当得手时，永昌城内红军突击反攻，即将刘团取得的战果摧毁。刘呈德命令机动队投入战斗，以猛烈火力反复争夺，始阻住红军的反攻。公路上又一支红军奋勇冲来，向刘团主攻的三营侧击，刘团预伏在公路北边的一营立即出动截击，双方激战，各有伤亡。马元海以强大的兵力控制于周围，迫使红军撤退，放弃东十里铺。刘团在围攻中，死伤140余名，其中有因重伤死亡的团副一名，第三营三连连长亦被击毙。红军未及抬回遗弃于阵地的尸体20余具。

在永昌东十里铺，马家军同红九军仅超过一天以上的战斗就有四次之多。12月14日，双方经过一天一夜短兵相接的殊死搏斗，各有较大伤亡。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壮烈牺牲。刘理运，湖北省黄安县人，1930年10月入党，同年参加红军。永昌二十里堡战斗中牺牲的红九

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

翌日清晨，马元海视察，拍摄了阵亡红军的照片，即向各部队说：“刘呈德团打仗还是坚强!”

阵亡红军穿的衣服鞋袜破烂单薄，也不齐全。马家兵看后，惊奇地说：“共产党的军队，身上连半新不旧的衣服鞋袜都穿不上，可是打起仗来不怕死，到底为了什么?”

马元海命令马步銮团派一个骑兵营进攻永昌东关油坊据点。马步銮以该油坊只有四面土墙，别无依靠，如永昌城内红军出动猛攻，骑兵人马无处躲藏为由，加以拒绝。马元海遂命令刘呈德前往。刘团第一营营长韩得明情绪抵触，说：“同是吃粮当兵的，难道我们比别人多吃着斤半面？别人不能去，我们就能去吗?”刘呈德为争取印象更加好转，抱定唯命是从，回答说：“今天不是计较个人利害的时候，你既不愿出力，可以在后备队指挥，我自己带领第一营去作战。”第一营是刘早年任营长时亲行训练起来的，战斗力可靠。营长无话可说，只得一同执行任务。刘呈德采取零星分散队伍，分头闯进，占据了油坊院。是夜，红军猛烈反击，几次搭梯攻进油坊墙头。刘呈德舍命死守，伤营副一人、连排长三人，死排长一人。红军天亮撤退。

马家部队把永昌包围得铁桶似的。分路攻城，均被红军迎头击溃，死伤600余人。

马元海伎俩已尽，改攻为围。朱绍良派出飞机助战，丢下沙包，内有红水笔写的字条：“勇敢攻城，城头###稀少。”马元海未敢深信，依然按兵不动。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5）

凉州传来消息说：“一架飞机在永昌城头低飞侦察中被红军击伤。”马家兵听了十分惊慌。

此时，胡宗南军杨德亮部已进至凉州，因“二马”多方拦阻，始终未得插手战役。

她用殷红的血播种

西路军面对荒原落日，雷霆般地迎击强悍的敌人。在他们的身后，浑黄辽远的大地上，是一串曲线刚劲的脚印，是一首苍茫的诗。

霜铺大地，这银白色的冷峻，在阳光撕裂远方云翳的前夕，显示出一种铁硬的意志来。

西路军政治部所属前进剧团，在红九军武装班引导下，从永昌出发去东寨慰问红九军军部。前进剧团于1933年1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成立，是红军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个文艺团体之一。著名戏剧家李伯钊担任过剧团的领导，廖承志、朱光等参与过剧团的工作。要在以往，队伍中一定传来清脆的吟唱，这是团员们行军时哼的歌。歌声自然悠扬，撼人心弦。那憋足了气的嗓音回荡山野，荒草与野花也微微抖动。可是今天，队列里没有往日又唱又笑的欢乐气氛，由于红九军失利，大家心情沉重。

剧团教导员廖赤见像往常一样，走在队伍的前面。廖赤见，安徽金寨县汤家汇小街人。1929年入学就读，后参加童子团，任大队长；1930年春，15岁的她任赤南县苏维埃政府新剧团负责人，同年秋，任红一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1年冬，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川陕省委青妇部副部长、少共省委常委；1935年初，任川陕省苏维埃工农剧团第一团指导员。此时，她刚满21岁，可是参加革命已经七个年头了。她曾扛着乐器，背着背包，迈动一双裹着绑带的脚，越过千山万水，从鄂豫皖走到川陕；她曾唱着歌，渡过嘉陵江，唱着歌爬雪山过草地，跋涉在长征路上；今天，她又把一串重重的脚印，嵌进铺满白霜的丝路上。望着浑黄、苍凉、雄奇、崇高的西部大天幕，她感到那逝去的岁月犹如一片烟云从头上掠过。

廖赤见短暂的童年是昏暗的。寒冷、饥饿、疾病好像斜长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地跟随着她。母亲还年轻，脸上已经起了皱纹，好像疲惫的老马一样，小孩子抱在手中，还有一群牵着她的衣襟。这是旧中国最平常的劳动妇女的影子。父亲一辈子给人家干活，力量都用尽了，可总是穷。困顿的童年更能使人成熟，使人坚定。曾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的刘毅这样回忆廖赤见：“1933年3月8日，我们步行到了川陕省委所在地通江县城，参加了劳动妇女的光荣节日——‘三八’纪念大会。当时的接待员是看着只有十三四岁的廖赤见同志。别看她年纪小，可这个安徽人已是走过几个省，演了无数场新剧的老革命了。她懂的革命道理多，也很会讲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原是个家庭妇女，见了男人就得低着头，不敢在人前说话，被选为宣传委员，就得向群众宣传。我暗想，人家那么小的年纪样样行，为啥自己就不行？我决心学，学文化，学讲话。”

廖赤见从晨曦中走来，哪里是她的起点？她向晚霞走去，哪里是她的终点?

八月桂花飘满林，

打双草鞋送亲人。

穷人只有一条路，

穿起草鞋当红军。

队伍中终于有人放声高唱，悠长而高亢的尾音融进了四野沉睡的荒原。廖赤见感到，剧团的战士简直就是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火，谁和他们在一起，谁就会热血沸腾。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6）

东寨到了。曙光从地平线上渗出来，浸润着大半个深蓝色的天空。参差错落的农舍顶上升起的缕缕炊烟，在微微的晨风中瑟瑟颤抖着融入了鱼腹色的天穹。在严寒中战栗了一夜的东寨小村，裹在了一片虚妄的恬静、安详之中。

突然，平滩尽头尘土飞扬。惊天动地的奔驰声愈来愈近，一群一群的马家骑兵越来越清楚。

队伍一阵骚乱。“不要慌!”廖赤见和剧团其他几位领导迅速招呼大家，就近撤入大路南边的郭家下磨庄。庄内的老乡早已外出躲避。这座庄院的围墙又高又厚，四面还有角楼，宽阔的院内有三座三层木结构的屯楼，远远望去，真像错落有致的大碉堡。

红九军曾在东寨驻扎，与敌激战。由于情况突然，红九军已从这里转移。

敌人马队拖着一阵惊心动魄的蹄响，潮涌而来。剧团领导决定将错就错，将敌人兵力吸引住，掩护刚撤离的红九军军部安全转移。武装班和有战斗力的人在院内和角楼上迎击敌人，体弱的和小孩集中到三楼，其他人在二楼设第二道防线。由于武器弹药少，大家将砖头瓦片搬到楼上，作为备用的武器。

廖赤见圆睁秀眼，凝视着密密麻麻的成扇形面铺开的敌骑，挥舞着马刀奔驰而来。300米，200米，100米……

她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命令：“打！狠狠地打!”

她选定一个跑在前面骑黑马的家伙，举起手枪。就在她枪响的一刹那，敌人从马上摔了下来。她垂下枪，眼睛搜查那个已经离得很近的敌人。那个骑兵用一只脚在地上跳，另一只脚被挂在鞍镫上，眼睛怕得挤起来，好像随时等待挨另一下。他带着瑟缩的恐怖神情赶快脱出另一只脚趴在了地下。

突然，响起了战鼓，响起了军号，震耳欲聋，动人心魄。这是二三线的战友为了迷惑敌人，振奋自己，奏起了军乐。雄壮的军乐穿过战火硝烟，穿过枪林弹雨，在苍茫的天地间回荡。

总部得悉剧团被围，派来骑兵接应。红军骑兵的马不少是刚缴获的，敌骑打起呼哨，这些马立即向敌群跑去。红军战士不少人摔下马来，惨遭射杀。

剧团政委易维精看着眼前令人痛心的场面，含着眼泪向冲到庄院围墙下接应的红军喊道：“同志们，谢谢你们，大门被敌人火力封锁，围墙这么高，跳下去非死即伤。你们赶快退回去吧！再晚，你们也出不去了!”

红军指挥员挥泪率领余下的骑兵冲了出去。

敌人从四面逼近庄院，发起进攻。中央军的两架飞机也来了，一次次俯冲、扫射、轰炸。

廖赤健被炸弹击中的额头上，殷红的血像山泉一样喷涌，然而她那年轻而高傲的面容在悲怆的狂啸中，依然迎向飞掠的弹雨。她愿用殷红的血来播种，只要能收获自由的野果；她愿喧嚣的纷飞战火将她的血肉击碎，只要苍茫大地能在她的森森白骨上刻下“解放”二字。

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教导员廖赤健、队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以及红九军武装班等几十位同志相继牺牲。他们无声无息无怨无恨地别离了战友，只留下青春迸射的火焰和激情，和荒原一样博大，和祁连一样巍峨。

夜幕降临。敌人偷摸到庄院下，点燃着了大门。院内弹药耗尽，敌人蜂拥而入，手执马刀，见人就砍。幸存者拾起棍棒和砖头瓦块，做最后的拼搏。

一个当官模样的见满地乐器，分辨出拼杀中的妇女和小孩，立即大喊：“上当了，上当了。这不是军部，是唱戏的剧团!”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7）

马家兵燃起堆堆篝火，照得满院通亮，然后楼上楼下四处搜捕。幸存的30余人一一被搜了出来。马元海将男演员押往凉州，女演员当做了自己的玩弄品。其后又把大部分女演员分送给马步芳和马步青。

马家军《剿匪概述》12月2日记叙：“马指挥率队又向永昌城进攻，至永昌城东三十里铺附近，该地区匪盘踞在十余处大小堡内，适匪以女子欢迎队演剧欢迎匪军之际。我军乘其不备，摸至猛攻，以密集队连克数堡，毙匪二百余人，俘虏五十余人，并俘获女匪十二名，获枪五十余支。我军亦有伤亡。”

大漠在原始浑朴的月光中露出它那淡漠于历史和人世的平和模样，超然物外的沉默羁留在每一片土地上。萧瑟寒风里，丝绸古道上，横陈了多少血肉模糊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天地阴森，大地上似有无数幽灵姗姗徘徊，迟迟不愿离去，托腥风，低吟着热恋大地与战友的悲歌。

长城脚下抛忠骨

此刻，董振堂在山丹城东门上逡巡徘徊，面对着雄伟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曾以博大的胸怀和巨大的臂膀护卫着丝绸古道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山丹属张掖。张掖地名的最初出现，距今已有2000年了。张骞通西域成功，西汉王朝遂于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十年之后又增置张掖、敦煌二郡。张掖之名取其政治、军事地理位置之重要，即所谓“张中国之臂掖，以通西域，断绝匈奴右臂也。”张掖有一泓清泉，澄澈见底，游鱼可数，水味甘甜，名曰甘泉，向有“河西第一泉”美誉。西魏时期，张掖郡兼甘州州治，就是以甘泉得名。张掖西接酒泉。酒泉得名于民间传说，当年霍去病西征到此，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酒少人多，就将酒注入城东泉内与将士共饮。“肃州”之称始见于隋仁寿二年，其义取于境宇辽阔，肃清边远。

万里长城在河西走廊是清一色的黄土色：黄土墙、黄土台耸立在黄土地上。长城虽然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风雨剥蚀，但依然展现着它那固有的巍峨雄姿，逶迤连绵，就像镶嵌在河西走廊上的大血管，流动着赤热的血浆，向遥远的天涯伸去，融进青烟袅袅的雾霭中，留下一个残破的剪影。斜阳照在残垣断壁上，洒上了斑斑驳驳的金光。眼前，又是一阵寒风，竟有两片碎骨伴着黄土飞起。啊，这也许正是长城的守卫者，戍边的军士！如今，他们已化做了泥土，与黄沙同在。万里长城，这一行凝固了的历史，引发着董振堂对远古的遐想，同时向他的心底倾注着沉重的凄凉。

董振堂眉宇紧锁，时或临风伫立，时或两面走动。看着像铁箍似的紧紧包围着山丹的敌人，他真想即刻搬来两门大炮，对准敌群猛轰。早在1919年底，董振堂在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时，就开始深入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入保定军官学校又被分到学炮科。他从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被分配到冯玉祥部当见习官。保定军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官有两条路：一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一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前者生活舒适，待遇也高，后者工作辛苦，薪饷也低。许多人都以走前一条路为幸运，唯董振堂与众不同，要求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炮兵野外演习，他三发连中。冯玉祥极为赏识，想提升他为上尉参谋。冯玉祥任用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惯例是由排长升任参谋，但他表示仍当排长不任参谋。冯玉祥觉得董振堂不识抬举，并且打破了他用人的惯例，心中甚是不快，其后一想，感到提升应按学生志愿，便把董振堂升为炮兵连连长。之后，董振堂先后擢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董振堂军事生涯的早期和大炮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红军眼下不仅没有炮，连子弹都极缺乏，杀伤敌人主要靠近距离拼大刀，拼手榴弹。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8）

西路军战斗过的山丹县城城墙遗址红五军在山丹城周围的大佛寺、野猫山、红沟、西二十里堡、西十里堡、暗门滩等地与敌激战，多有伤亡。敌人压力越来越大，城外部队全部收缩进城。董振堂部署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的学员守城，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作为突击力量，在城里待命。

前几天，发现敌马彪骑兵旅从永昌一带西进，徐、陈两首长决定由王树声带红九军去山丹东水泉子地区设伏歼灭该敌，结果设伏被敌发现，歼灭计划没有实现。

西路军战斗过的山丹县城城墙旧址夜，寂静，只有寒风在这空旷的小城拉着呼哨……老远的地方，狗在叫，顽强地毫不疲倦地叫着。犬吠声停了，就听见枪声砰砰在响，于是狗又叫起来。

董振堂检查突击准备情况，来到三十七团。“咣当！”一把刚刚磨过的鬼头刀闪着寒光被抛掷在地上。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挽着袖子站起，急不可耐地说：“军长，让我们上阵吧！蹲在城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可享受不了!”李连祥跟随董振堂参加过宁都起义，现在又是杀敌上疆场的时候了，他的热血早已沸腾。看着李连祥脸上荡漾着毫无畏惧的刚毅，董振堂忍不住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仗有的是，即使我们不打，敌人也缠住不放。现在你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

翌日。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震荡着山丹。城墙上负责掩护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

李连样举着驳壳枪，身后狂飙似的跟着一群红军战士。红三十七、红三十九团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喷涌而出，G9361入敌阵。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红军战士寸步不让，直追到长城脚下，占领一道沙梁。

突击部队立足未稳，敌人骑兵已经开始全线逆袭，滚滚而来。迅即，沙尘飞扬，伴随阵阵人喊马嘶混杂的声浪。

突击部队无险凭抵，敌骑冲上沙梁，左杀右砍。李连祥射出手枪中的最后一粒子弹，将枪抛开，“咔嚓”一下从背上拔出鬼头刀，跳到冲过来的马家兵正面，动作比鹰隼还要迅猛，比狮子还要无畏。他挥刀猛砍，穿着黑色服装的马家兵倒栽下马。马家骑兵呐喊着围住了他。马刀闪着寒光，向他头上猛击。

李连祥，这位在宁都暴动的枪声中走进红军行列的勇士，脸上平静而淡漠。他汩汩流淌的血液洒在长城脚下，嵌进壮猛的风土之中。

长城脚下，数百名红军指战员横卧大野，仰面青天。

站在东城门楼指挥战斗的董振堂见此情景，两道眉毛不住地耸动，泪水几乎奔涌而出。他当即命令红四十五团派两个营出击，截阻敌人，掩护红三十七、红三十九团残部撤进城中。

悲壮的瞬间过去了，四野趋于寂静。万里长城，贮藏着苍茫历史的万里长城，从此也贮藏下了红军不屈不挠创造的无数激越和奋争的永恒。

《剿匪概述》中记载分割包围红军情况

十二月一日，伪三十军及伪九军并总直属队盘踞永昌，伪八十八师、八十九师盘踞丰乐堡、八坝等地，负隅顽抗，牵制我军。伪五军随即窜入山丹，但经永昌西四十里铺时，被我马彪旅长由侧面截击，狼狈逃窜。此时，匪并未发觉，我有伏兵俟。匪兵前，我马志武团一跃而出，向匪冲锋，匪不支四散，匪伤亡四百余人。获步枪四十余支，重机枪三挺。同时，伪五军参谋长负重伤，残部仍向山丹窜去。伪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伪骑兵师并一团经水泉子、峡口扰山丹，与盘踞永昌之匪遥相呼应。马指挥子涵率韩旅、祁旅攻永昌附近丰乐堡、八坝各地之匪。此时，永昌城中及东二十里铺、红庙墩一带共有匪一万一千余人，盘踞永昌并在四乡搜索火药、制钱等物积极制造炸弹，企图长期盘踞永昌、山丹作为新根据地，然后反攻凉州，掩护朱、毛、彭多股匪渡河，再作广大之企图。同时我马子涵指挥亦率韩、祁两旅及刘呈德团在徐家堡一带激战，连陷匪阵地极为胜利，匪胆大寒，已成瓦解之势。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9）

西路军战斗过的山丹隘门滩山丹的苏维埃政权

山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调查汇总材料——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十月初八（1936年11月21日），红军占领山丹城。红军进城后住在城区居民家，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演讲“有力者出力，有人者出人，联合一起抵抗日本！”并协助地方先后建立了各街市政府和县苏维埃政府。

西路军战斗过的山丹隘门滩红军进城后四五天，帮助各街建立了市政府（街政府）。又过了七八天，红五军政委黄超（群众称为黄部长），妇女抗日先锋团指导员寇吉英和其他两个红军，在旧衙门召集各街市政府成员开会，商讨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事宜。与会人员一致拥护成立中华苏维埃山丹县政府。经推荐和红军领导人确定，政府由八名委员组成（群众称为“八大委员”）。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地方“头星”何文魁担任，副主席由靠裱糊度日的许裱匠担任。政府下设六个部，民政部、财政部、供给部、土地部、文化###、市政部。

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协助红军惩治土豪劣绅。旧衙门的快班役李山，勾结土匪，勒索群众，实属地方一霸，民愤极大。红军来山丹后，将其押往县政府审讯后处决，并没收了他的全部不义之财。

动员工商界出物，群众出力，支援红军。皮匠王作仁、张全仁等10多人，夜以继日地在北街孙兴福家中干活30多天，为红军制作皮背心240多件，短皮袄140多件，皮手套240多双。做活期间红军管吃，还给老皮匠张全仁送了一件蓝缎子长袍让他做老衣。北街农民毛炳珍拿出粮食20石。南街的县农会会长钟守浚支援毛毡20条、粮食10多石、皮袄4件。还有许多群众也将毛毡、皮袄、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政府还动员了一些老奶奶、年轻妇女为红军做毡鞋、补袜子、补衣服。

做向导，散传单。农历十月十四日，红军去大佛寺与马军作战，龙文祥、龙成祥、王希周、何多福等把红军带到预定地点。龙廷奎、赵生录、龙录善还协助红军晚上到敌阵地散发传单，瓦解敌军斗志。

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在县苏维埃政府、各街市政府成员的带动下，有130多名群众参军，跟随红军西征。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1936年12月25日）夜，红军西进离开山丹。马家军和保安团卷土重来，“八大委员”全部被捕入狱。委员、民政部长吴天富被逮捕后，押往凉州监关黑牢，坐了一年，花尽家产。委员、财政部长郭长保逃避在外，其独子被马家军抓兵押往青海。为寻子郭长保变卖家产去青海，儿子没有找到，郭却病死在返回途中。委员彭述田被敌人逮捕后，受尽酷刑，死在乱枪之中。义勇军大队长彭述乐被马家军捉住，拷打火烧，审讯其手枪和红军情况。彭供出全部义勇军名单及在毛掌案家地窖藏有分得土豪王麻子之财物。马家军捉拿义勇军战士二三十人做了敌兵之补充。各街市政委员和群众被捉去200多人。

群众和红军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靳宗贤、姚银录等秘密串联6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黑夜到暗门滩挖了三个大土坑，掩埋了牺牲的红军遗骨。

东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土地委员吴国贤——

红军进驻山丹城后，住在各家各户。驻东街一个团，团长姓刘，副团长是个女同志。红军进城四五天，在旧街门召开了东街群众大会。会上，红五军领导人黄超向群众讲了“红军为天下穷人干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经过群众酝酿协商，选举产生了东街市政府，由五人组成，宋家珍（农民）任政府主席，吴培录（小贩）为内务委员，吴国贤（小贩）为土地委员，李开泰（小贩）为财政委员，尚克勒（农民）为文化委员。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0）

红军交给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为红军筹集粮草。工作方法是待人和气，买卖公道，爱护老百姓。

市政府成立不久，红军贴出的一张布告被人扯了，经查因市政府主席宋家珍工作不认真所致。为此，红军负责人黄超召集市政府成员开会，对市政府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换，吴培录选为市政府主席，宋家珍为委员。市政府经过调整后，大家的工作热情比以前高了，劲头也足了。

为了打开局面，市政府成员处处带头，影响和带动了群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主动拿出小麦6石、老羊皮袄2件、山羊皮褂1件、毛毡13条、煤80多石，支援了红军。当时凡有粮食、衣物的群众，也都把多余的粮食和衣物拿出来支援了红军。王作仁、陈世义、牛兆奇等人的妻子还积极地给红军做毡鞋，补衣服。

红军对群众支援的东西，都付报酬，有的打了条据，并对他们讲：“等以后革命成功了，凭条据付款。”红军关心贫苦群众的疾苦，赵桂桂家中断炊了，红军送去粮食和烧柴，其女儿没有衣服穿，红军送去一件上衣。红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群众。第二年春种时，小麦种子奇缺，群众只好种大麦，但无任何怨言。

红军撤离山丹，马家军和保安团就进了城。马家军进城后，到处抓县政府的“八大委员”、各街市政府成员和革命群众，有200多人被抓去。凡被抓的人，都押往东关土豪彭清国的院内，遭受严刑拷打。东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被抓去后，群众义捐白洋100块、大烟50两，买通了马家军官，才算保住了性命。

邢发育、邹世元、童力德、吴治国——

住在北街的有红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供给部。供给部大部分是女兵。红军走访群众，了解掌握情况。几天后，红军召集北街小贩李二绍，伪保长吴世录，农民邢发育、李兴芳和邹世元等人，在李兴芳家中开会。会上，红军干部讲了红军的来意，提出了建立北街市政府的问题，让大家讨论。确定北街市政府由李二绍、吴世录、邢发育、李兴芳等五人组成。李二绍任市政府主席，其他委员也进行了分工。会上，红军的负责人还向市政府成员交代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动员群众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市政府成员协助红军走家串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好多群众把自己的粮食、衣物拿出来支援了红军。如毛炳珍支援粮食20石，邢发育支援毛毡十几条，皮袄3件。对群众支援的粮食衣物，红军有的付了银元等物，有的留了收据。

红军离山丹前夕，动员我们参加红军。市政府主席李二绍参加了红军，并随军西征。红军到临泽战局失利，李又回到山丹。

***

姚银录、李有林——

东关、西关（现南关）住的是红军的步兵和骑兵。骑兵住在大地主王元峰的院子里。红军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在西关王世杰的家中召集部分群众开会。会上，红军干部讲了红军的来意，提出了建立市政府的问题。经大家推荐油博士王贵文、鞋匠侯成福、伪保文书周应贵、屠家李贵生、游民马四等五人为东西关市政府委员，并由王贵文任主席。

市政府积极协助红军走街串巷，宣传红军的好处，解除群众的顾虑，动员群众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当时，侯成福动员他的父母和妻子，组织了七八个人，为红军做毡鞋（把毛毡剪开缝成的鞋）。经过30多个昼夜，赶制出毡靴800多双。还有的群众把家中的粮食、衣物拿出来送给红军。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1）

红军走后，马匪军和保安团卷土重来，到处抓人，县上的“八大委员”和市政府的一些委员惨遭###。

义勇军的参加者彭礼堂、李克明、周千、雷云天，见证人钟宝、姚银—

红军到来前，敌人就造谣说：“红军来了要共产共妻，烧杀掠夺……”但并不是那么回事。红军向广大群众宣传联合苏联打退日本侵略的意义，而且红军军纪严、作风好、待人和气，从而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当时敌人正在县城集训抓来的壮丁，红军到来后，向壮丁们讲明，愿意留的就留下，不愿意留的可以回家。这样就有部分壮丁和群众自愿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义勇军编了一个大队，三个分队，一个青年队。一个分队50人左右，青年队有100多人，全大队共有200多人。大队长彭述乐。

抗日义勇军成立后，红五军派管理排长任天贵负责义勇军的训练、出操、上课，协助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打土豪，给红军推磨、烙大饼、收集粮草，给作战阵地送给养、抬伤兵、站岗放哨、维护城区秩序等。义勇军协助红军挖过东关土豪王麻子的浮财，马俊、毛永吉的粮窖，挖出粮食10多石。

义勇军的好多人参加了红军，随军西征。

参加红军的童力德、孙贤文、周千、武月英（女）、王多寿等——

红五军撤离山丹前夕，红军负责人黄超在县苏维埃政府召集“八大委员”开会。黄超动员大家：“愿意参加红军的做好思想准备跟我们走!”同时，政府的财政部长郭长保布置大家炒麦子、烙饼子，为红军离山丹做准备。会后，红军和政府成员分头到各街市政府、义勇军驻地开会。

经过动员，参加红军的有130多人，当时就编为一个新兵营（团），由红五军管理排长任天贵任团长，彭伦泰任教导员。参加红军的，当时都发了安家费。

红五军从山丹起程前往临泽。行军途中，由于基础差，部分群众思想动摇，跑回家中。

第十六章历史回顾

徐向前：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做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2）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只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85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3）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401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4）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下定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须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堕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之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河西浴血》 第三部分 《西路军·河西浴血》 鏖战永凉（15）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1080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李先念：西路军自始至终

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及后来成立西路军的问题，当时是怎样决定的，过去我也不那么清楚。前几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把过去毛主席的文稿和发的电报都汇编起来了。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5月东征回师后，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比如1936年6月底，当时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道孚，尚未到达会宁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同志的一份电报（即《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就提出了夺取宁夏或甘西，打通苏联的问题了。会宁会师前后还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后，有一天发了一份电报叫我去。我带着骑兵连急速赶到会宁。到会宁时，正好朱德同志、张国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还有李特和几位参谋都在场。他们给我看中央发来的电报，记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1936年10月5日发给张朱《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地区过河之意见》和毛泽东、周恩来10月14日发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我看完电报，向前同志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连饭也没顾上吃，就迅速赶到靖远附近的黄河边上，组织部队搜集材料，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

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个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随我们之后，九军、总部和五军团也渡过了黄河，由于敌情的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北进很快，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时就不过河。同时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的部队占领了黄河东岸和中卫一带。又派飞机轰炸渡口，这样就把我们渡河部队同在河东的红军主力隔断了。书籍新，更新快，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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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史上一次最惨烈的失败：西路军·天山风云》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陈云与李先念会合地

陈云等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与红西路军左支队汇合地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陈云

陈云等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与红西路军左支队汇合地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滕代远

陈云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骑兵队干部合影

滕代远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新兵营大门

1938年西路军总支队的骑兵队干部合影，尤其第六人为黄火青同志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在新兵营宿舍门前合影

新兵营大门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新兵营旧址

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干部在新兵营宿舍门前合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

新兵营旧址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盛世才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盛世才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由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的部分同志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西安八办前往新疆的同志

由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的部分同志在临行前的合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由延安来新疆工作的同志在行军途中

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发前往新疆的同志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西路军总支队的炮兵队

由延安来新疆工作的同志在行军途中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航空兵

西路军总支队的炮兵队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航空机械班学员与老师合影

航空兵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陈潭秋

中共在新疆航空机械班学习的学员与老师合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黄火青

陈潭秋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毛泽民

黄火青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林基路

毛泽民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新兵营回到延安

林基路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杜重远

新兵营回到延安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监狱

杜重远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由新疆返回延安后的合影

监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张治中与毛泽东

新疆航空队飞行队和机械班同志在由新疆出狱返回延安后的合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精彩图片 航空学员合影

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会谈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序言：怀望西域（1）

由新疆返回延安的航空学员合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序言：怀望西域（2）

西域，是新疆古代的称谓，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个名称给新疆涂上了一层神秘而瑰丽的色彩，总是让人心灵震颤，遐思无限。

“三山夹两盆”:天山、昆仑山、阿勒泰山，三大山系夹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冰峰耸立，湖泊星罗，沙漠浩瀚，草原辽阔。西域，粗犷而细腻、雄奇而柔美，无时无刻不在演绎天地洪荒之壮丽，体现自然运行之玄机。立于悬崖峭壁之上，依于潺潺清流之旁，令人热血鼓荡，心移神摇。这里不仅荟萃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等，而且荟萃了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沉甸甸的历史。

怀望西域，一个个历史人物从丝绸古道、大漠深处向我们走来。

西汉张骞不辞艰险，含辛茹苦，两次出使西域。他的活动，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汉朝与西域、中亚、南亚和欧洲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使得中国、印度、波斯、希腊这些原先被山海沙漠相隔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第一次有可能体会到几千年来由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伟大和美好。从此，伴随着古道上的驼铃，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火药、造纸、印刷术，传到了西方；西方及亚洲各国的蔬菜瓜果、天文历法，以及佛教、基督教、摩尼教、###教及其有关的文化艺术也流入中原。我国的古籍，形象地将张骞西行壮举称做“凿空”，即“原来不通，凿之，现在通也”。

如果说张骞是西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及至东汉，在西域的威名与张骞比肩的人就非班超莫属了。班超少有大志，投笔从戎，在西域整整度过了30个春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他几乎完全凭个人的智慧、机敏和卓绝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使西域保持了长期的、异乎寻常的稳定和繁荣，书写了西域戍边史上的光辉篇章。他还派遣副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条文（今伊拉克境内），到达安息（今伊朗一带），为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又谱新篇章。

在汉朝经营西域的历史中，还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她们不畏塞外的艰苦，远嫁他乡，谱写了一曲曲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光辉诗篇。张骞二出西域十年以后，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了乌孙王猎骄靡，细君在历史上被称为江都公主。乌孙，是今天新疆哈萨克族的祖先。江都公主逝世后，为了使汉族人民和乌孙人民的友情不变成断线珍珠，应乌孙的再次请求，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封为公主又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以解忧公主的身份，持汉节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大大加强了西域诸国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怀望西域，耳边总会响起壮烈的边塞诗歌。唐代诗人岑参，曾两度从军，充安西节度使府掌书记及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他“累佐戎幕，往来鞍马风尘间十余载……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文。“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岑参等的边塞诗，为西域独特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吹进一股清新的中原诗风，增添了宝贵的文化内涵。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

古往今来，悠悠千载。多少戍边将士在这荒漠中挥洒过汗水和热血；多少勇敢的探险者，或徒步或骑马，不辞千辛万苦，与烈日干渴抗争，与风暴雨雪厮拼，苦苦寻访时光划过的痕迹。可以说，戈壁的故事就是好汉的故事，大漠的传说就是英雄的传说。一块顽陋的坚石，也许曾拴过唐代高僧玄奘的白马；一条干枯的河滩，也许曾走过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去中原的橐驼；一个小小的沙坑，也许曾留下了发配边地的林则徐的脚印；一个高高的沙滩，也许曾点燃左宗棠西征的烽火。林则徐以60岁高龄，“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亲历10城，纵横3万多里，踏荒勘地。他每到一地，“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左宗棠以69岁高龄，怀着“朔雪炎风，何容措意”的豪情，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一批坚韧而睿智的前行者，在西域是如此的彪炳史册，大气辉煌。他们注定要背负着传承文明，创造文明，开启世风的使命。当这一时代成为历史之后，后人便只能也只愿看到那几座矗立于往昔岁月中的巍巍高山。这种现象在西域的历史长河中被无数次地重复着。

因为写作《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河西浴血》，我常常在西路军喋血的地方游荡。行行重行行，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到东头，许多西路军的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纪念馆，在行程中一一进入我的眼帘。随着对西路军史的深入了解，我决定写作《天山风云》。我到新疆哈密，拜谒“西路军进疆纪念园”就成了首要之事。我心仪已久，隔山隔水前来献上一瓣馨香。

当太阳撩开夜幕喷薄而出，哈密最先迎接朝晖的是巍峨屹立在城东的西路军进疆纪念园中的红军战士铜像。红军战士迎着霞光，振衣千仞，登高凌绝，俯视尘寰。他头戴八角帽，身背大砍刀；右手紧握步枪，嵌在枪刺上的信念依旧铿锵有力，冷光闪烁；两脚站立祁连，用比岩石更坚硬的毅力去拓开生命之路，用比激情更厚重的热血去浇灌理想之花。红军战士生命的太阳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之际，露出了一抹玫瑰色的曙光。

红军老战士向我们走来，以他们那无比的坚定和韧性向我们走来，我们的面前复苏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代。铜像主碑两侧是两组石雕，浮雕与透雕，刻画的人物故事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渡河西征”，“前仆后继”，“艰苦岁月”，“星星峡会合”。西路军顽強地拼搏着，英勇似撕裂的闪电；西路军艰难地挪动着，悲壮如赶路的雷霆。石雕在阳光照耀下微微泛着金光，我抚摸着它，如同抚摸着一段斑斑驳驳的岁月。我不知为何，对石雕产生了梦境般的感觉，似有枪声从旷野深处响起，苍凉而震颤；它穿过岁月，穿过时空，直抵灵魂的深处。西路军将士作为物质的肉身，已经化为黄土融入大地，但作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却为来者感叹不已，尽管时光流逝，依然补益后人身心。这一幕喑呜叱咤的历史悲剧，将会浩气长存，永远激励百代以下的志士仁人，使人们深刻地理解死亡和新生，在寻找昔日回光返照时透出未来的晨曦。

园中纪念馆内，陈云和李先念全身铜像立于高台，迎着进门的观众。他们身后是大型油画，星星峡；星星峡山脉，犹如盘古初辟的洪荒那样浑然而充满张力。俗称“日光峡”的星星峡，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灿烂。天祥地和，阳光散射，暖暖的气息在天地间弥漫，一缕广远的安宁柔顺地从天而降。曾被飞沙削瘦的砾石，曾被狂风拔起的衰草，所有备受摧残的万物都在春光明媚中得到抚慰，挺立的信念和精神永远郁郁葱葱。

翻阅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史料，犹如风吹春池，涟漪四起，倏忽在我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左支队如同一片绿叶一缕林岚，在新疆这片辽阔、悠远、雄奇的土地上，经历风云，为之奋斗，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纪念园中的绿树在清风中簌簌作响，仿佛吟诵着开拓者的赞歌，并把追溯的思索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左支队在新疆的奋斗和贡献，也如西路军壮烈和决绝的精神，永远会像卷起的狂飙，越过漫长的历史，越过浑茫的大漠和嘈杂的城市，击打人们的胸膛。理智地回眸过去，才能冷静地读懂现在，才能敏锐地瞻望未来。我们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塞，叩开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怀，亲近他们并牵住他们的衣襟同行。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2）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

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首府，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每当天晴日丽，登高眺望，可见天山博格达峰巍峨耸立，冰雪晶莹。绵亘于市境的天山支脉峰峦迤逦，婉转生姿。迪化城东西南三面环山，紧靠乌鲁木齐河，依山傍水，绮丽多姿。北面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乌鲁木齐”即蒙语“优美的牧场”。那时的迪化还有城墙，站在大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全城人口11万。1936年，迪化迎来了又一个冬季。街道林木满树满枝凝结寒霜，宛若银花，千姿百态。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是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上半年建立。边务处的任务是保证新疆安全，侦察界外敌对势力。边务处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而它不在督办公署八大处之内，而由督办盛世才兼任处长。边务处的干部都由盛世才亲自选派。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和三位上校情报官，还有一位德国籍的无线电专家。

陈培生，中国共产党党员转联###员，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到新疆，原名刘进中，陈培生是其化名。陈培生刚到边务处，最迫切的是想了解盛世才派任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他原以为这人一定是新疆旧军队中被盛世才信任的将领，不然怎能取得卫队团副团长的要职，成为盛在边务处的代理人呢？如何才能与其协力合作把边务处业务发展起来？陈培生心中无数，深怕这人也像盛世才那样冷漠无情，那就很难办了。可是，当他推开武佐军办公室的门，见到这位第一副处长，完全不是料想的那种人。武佐军是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当武知道他就是新到任的第二副处长后，热情地和他紧紧握手，微笑着表示欢迎。武谦虚地说自己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望多多指教，随即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武佐军是吉林青年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热血满腔地参加了抗日学生军，失利后随军撤入苏联，辗转来到新疆。武的自述，给陈培生这样一个印象，武政治上是抗日的，对苏联是友好的，作风上谦虚谨慎。

陈培生和武佐军共事后，凡他的建议武都诚心诚意支持。武没有官场上流行的那种“客气”，嘴里一套心里一套，他有多数青年人所具有的稚气。可能因为陈培生从莫斯科来，年龄也较大，武很尊重陈。在这样的环境里，陈自以为是的老毛病有所抬头，但武从不介意。他俩相处真诚友好，从没发生过任何不快。

陈培生得知红四方面军一部约两万余人，在甘肃境内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红军进入河西遭到马家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前截后堵，战况十分激烈。边务处应做些什么？陈培生心中无数，急切地等待着盛世才的指示。边务处把搜集到的有关河西战事的消息多次向盛报告，盛不动声色，只是指示说：“加强哈密和星星峡的界外侦察！”

陈培生不便过多地谈论此事，对红军西进表面上也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在家里，他和在边务处总电台工作的妻子张鲁丝做着各种猜测。张鲁丝说：“我们能在新疆见到革命队伍中的亲人，那将是革命生涯中最愉快的事！”由于他们夫妻长期在敌区做地下工作，始终还没有见到过红军。红军西进，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因为当时新疆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没有，所以这一疑问得不到党组织的回答。盛世才对红军西进一直保持沉默，苏联顾问也推说不了解中国红军西渡黄河的意图，不愿谈论此事。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3）

他们夫妇私下估计，红军一定能消灭马家军，把河西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新疆东边省界的安全就有保障，红军和新疆军队就会结成友好关系，互相支持。红军是一支钢铁铸成的部队，具有战胜蒋介石军队的丰富经验，所以打垮马家军不成问题。他们以乐观态度，日夜盼望着河西的胜利捷报。但国民党报纸和电台极力宣传，“红军在河西遭到了巨大损失，红军军长也在前线牺牲了”。他俩当然不相信敌人的宣传，但红军胜利的消息始终盼不来。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起来了。西安事变不久，盛世才突然交给边务处一项秘密任务。一是选派一名干部去甘肃找红军西进部队，找到后给红军带路进新疆；同时，边务处总电台同西路军电台进行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命令。陈培生这时才知道西进红军被马家军围困，遭到巨大损失。

盛世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边务处，但边务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单位，干部经验不足，是否能圆满完成，陈培生心中没有把握。特别是，武佐军的通力合作，将是做好这项工作肯綮所在。武佐军真挚执著、认真负责，这是边务处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工作毕竟都限于新疆内部事务，现在迎接红军，武的态度又会如何呢？

自接到盛世才的命令后，武佐军每天夜里都在办公室值班。陈培生提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他都表示赞成。武诚恳地向陈要求派自己到星星峡执行任务，陈非常高兴，但这一安排他不便提出，只好等盛世才决定。武佐军对红军的即将到来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洋溢在脸上的热情足以融化冬日的严寒。在武的感染下，边务处参加迎接的人都充满活力。

陈培生推心置腹地向武佐军说明，这项任务关系这支部队的安全。红军不知道盛世才的态度，所以不便突然进入新疆，因此必须和红军取得联系。武佐军对陈培生的一番说明表示了诚恳的理解，说：“我是没有经验的人，只有对革命的赤诚之心！”

陈培生和武佐军相互交心之后，首先考虑在边务处选择一位能找到红军的通信员。河西处于战争状态，沿途马家军对行人盘查很严，所以必须是当地人，能讲河西方言，熟悉河西地理。当然，重要的是，人选必须在政治上甘愿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在边务处选择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干部非常不易。东北青年政治条件好，但语言不通，极易被认出是外乡人。最后，他俩选了一个家在河西的新疆青年，但这青年在边务处工作中没有积极表现，也没有任何斗争经验。他能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陈培生很担心，可是选不出更合适的人。出发前，陈培生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反复说明任务的重要性。他化装成小商贩，从星星峡出发。陈培生、武佐军怀着极大的希望把他送上征途。

他们还设法在空中进行联系，这主要是通过边务处电台寻找西路军电台。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个是边务处电台的德国籍专家，另一个是陈培生的爱人张鲁丝。两人在夜间以较强的信号秘密呼唤西路军电台。

此外，他们还在哈密办事处和星星峡办事分处做迎接红军的准备，但准备是困难的。当时哈密警备司令是尧乐博斯，一旦得知盛世才迎接红军进疆，必将进行阻挠，因此迎接红军一事要对他保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4）

盛世才为了加强同边务处的联系，在自己卧室和边务处长办公室之间安装了直线电话。武佐军和陈培生可以随时同他通话，这样，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快很顺利。

他们日夜盼望着红军的消息，可是地上空中都没有取得联系。这样等候了约一个月，派出的联络员回来了。联络员说他到过酒泉、张掖，未见过红军的踪迹，据当地老乡说红军余部被赶到祁连山里边去了，山口被马家军封锁。对联络员完成任务的情况，陈培生很不满意，但又不能斥责。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空中联络了。

一天夜里，张鲁丝从电台回来对陈培生说：“从现在起，夜里电台呼叫工作停止了，我也不用再值夜班了。”

“为什么停止？现在全部希望寄托在电台，你们停止工作，这不等于全部失望了吗？”陈培生惊异地问，瞪着双眼直看妻子。

鲁丝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呢？累死人，联络不上！”说着转过头去，扑哧地笑了。

陈培生正想发火。

鲁丝转过头高兴地说：“放心吧，那边已经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所以这项工作停止了！”

“真的吗？别开玩笑！”陈培生以为她在开玩笑，猛然站起来问。

鲁丝郑重地说：“这不是我亲自联系上的，所以未能立刻告诉你，是德国专家告诉我的。他已报告了莫斯科和盛督办，所以电台联络就停止了。”

这一特大消息使陈培生万分高兴，浑身因激动像火焰一样燃烧。从这时起，他家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改变了前些时候对孩子们冷冰冰的态度。孩子们也随着他们夫妇的高兴而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高兴。这是革命家庭的孩子们通常的特点，有时随着爸爸妈妈高兴，有时随着爸爸妈妈忧愁，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问了也白搭。前些时候父母对他们那样冷淡，现在又这么热乎，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纳闷。像这样迎接红军亲人的大喜事，一个字也不能对孩子们透露。

“联系的任务完成后，迎接的任务就得开始。”陈培生对鲁丝说。

“在迪化开欢迎中国红军的大会，这不是在做梦吧！现在才体会到新疆地位的重要！新疆将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之一，莫斯科—迪化—延安，将联成一体了！”鲁丝兴奋地说。

“他们到迪化时，盛督办要组织军民夹道欢迎，在北门外大操场开欢迎会，要像每年四一二纪念会那样隆重！”陈培生也乐观地说。

两人沉浸在喜乐，陶醉在幻想之中了。

次日，陈培生把河西红军即将来新疆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武佐军。武佐军脸上绽出欣喜，和他共同草拟了一个在星星峡迎接红军的计划，如怎样派人到省界外去迎接，带路，住处怎样安排，伙食如何准备等等。但由于不了解红军的具体人数，准备工作还不可能做得很细。他俩虽拟就了计划，但不敢立即提交盛世才审批。因为涉及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只能是盛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好主动提什么方案。因此，他们只好等候盛的指示。过了几天，盛世才才告诉他们做迎接的准备。他们立即向哈密和星星峡发出电报，准备迎接，但不要让外界知道。

陈培生这时才发现，接待红军进疆采取了极为秘密的方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专门担负这一工作，一切安排都由盛世才亲自向有关部门分别交代。如边务处只负责省外联系和省界迎接，并不了解全部接待计划，至于进入省境后到哪里驻防，边务处就一无所知，也不敢过问。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欢迎大会绝不会举行，更不会大张旗鼓地向人民宣传红军的英勇事迹。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5）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

陈云等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与红西路军左支队会合地新疆督办公署西大楼会议厅，气氛肃穆。教导团部分军官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伴着橐橐的皮靴声，门前出现了新疆首屈一指的人物。来人向每一位扫视了一下，然后把目光停在教导团副团长宫自宽身上，少有光泽的眼睛满是重要的神态。

盛世才召集教导团部分军官开会，宣布教导团步兵第一营改编为教导第四大队，由教导团副团长宫自宽任大队长。盛世才说：“我过去在关内有几个老朋友，现在带着一部分人来新疆，你们的任务是去把他们接到新疆来。沿途如有人阻拦，就坚决消灭。这个任务很艰苦，希望你们顺利完成！”

教导第四大队按实际人员编制是一个加强的步兵营，但建制是团级，火力配备和器材配属同当时新疆部队相比要强得多。大队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汽车队和一个通信排。中队下属三个步兵分队和一个重机枪分队，步兵分队有三个步兵班和一个掷弹筒班，步兵班各配备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分队有两挺马克沁水压重机枪。军官配勃朗宁手枪，班长配七星手枪。各单位按30人配有一顶活动毡房。

几个月过去了。1937年3月的一天，宫自宽接到盛世才的口头命令。盛说：“共产党有一部分军队在甘肃被国民党打散了，他们的领导已设法安排他们零星地、分散地向新疆转移。新疆省政府同意接应他们，目前已派王效典为全权代表前往星星峡做接应工作。但是，驻扎在哈密的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极力反对共产党进入新疆，并企图在中途阻击，所以派你部先行消灭尧乐博斯的军队，扫清路障后，去星星峡接应共产党军队并护送他们进疆！”为了加强力量，盛又把四十八团编入第四大队，由宫自宽统一指挥。

4月下旬，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分处发回紧急电报，说红军已到星星峡，人数只有三四百，再无后续部队。星星峡的报告还说，他们虽遭受重重堵截，精疲力竭，但仍英勇奋战；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在茫茫风沙中毫不畏惧。

陈云滕代远迪化北门外军校操场。50多辆苏式大卡车整齐地排列着，准备出发。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奉命到场照料车队。边务处一位科长携同译电员带着密电码同车队一起出发，以便随时向盛世才报告情况。

为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中国共产党中央派陈云和滕代远等经苏联到达迪化，随车队去星星峡。盛世才亲自到操场为陈云、滕代远等送行。小卧车车门打开，陈云步履稳健地跨出车门，用一种深邃的目光审视着眼前的一切。陈培生看到陈云和滕代远，想走上前去表示欢迎，但又感到不妥。因为盛世才没有安排他和他们接触，就不能轻率行事。陈培生作为共产党员看到党中央代表都不敢相见，可以设想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活是多么奇特。

这天适逢春雪。冷峻的天空，雪花划破凝重。浩浩荡荡的车队鱼贯而行，在雨雪交加中颠颠簸簸。

车队当天深夜到达吐鲁番县城，翌晨继续前进，到达七角井。七角井山峦起伏，荒芜凶险。他们转移了原定露宿地点，并做好戒备，防止袭击。夜深，黑压压的天空变得诡谲而且怪异，果然尧乐博斯的骑兵前来偷袭。宫自宽指挥部队与偷袭者展开激烈战斗，将其击退。是役牺牲官兵七人，负伤十余人。教导第四大队抵哈密西三堡即停止前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6）

尧乐博斯既东拒红军西来，又西阻盛世才部去星星峡接应红军。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指挥，调集驻吐、鄯、托骑兵和驻巴里坤骑兵团等部，加之教导第四大队，同时向哈密尧乐博斯进攻。尧乐博斯兵败，带着人马逃进八大石山里，被巴里坤骑兵团包围，部队大部投降少数溃散。

为了堵截尧乐博斯逃窜甘肃，宫自宽派二中队副王义恩带30多人的小分队，由哈密警察局几名警士做向导，乘汽车到红柳园子、妹花泉、土墩子等山口堵击。汽车小分队沿途未发现叛军踪迹，即在土墩子宿营。

土墩子是骆驼、车马、行人避风雨的小站，只有两三间土房和没有门扇的一米多高的土围墙。戈壁孤悬一月，天地朦胧。哨兵在黑暗中发现围墙周围有人匍匐靠近，当即向王中队副报告。周围开始射击，小分队依靠围墙掩护，阻敌靠近。天将拂晓，枪声逐渐稀落下来。小分队伤亡较大，能继续战斗者十几人，退入屋内继续战斗。

叛军靠近围墙，用哈萨克族语向小分队喊话，叫把枪交出，保证人员安全。向导中有哈萨克族警士，将喊话告知中队副和大家。大家商议认为，房内虽有粮但没有水，眼下又和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如果能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可以把枪交给他们。小分队提出要对方“抱经”宣誓，对方同意派人当众“抱经”宣誓。宣誓之后，小分队将枪支弹药交出。因汽车被打坏，十几人带着伤员，怀着悒悒之情徒步向哈密方向走去。

二中队派司务长曹力民由哈密乘汽车给小分队送粮和水，翌日午夜到达土墩子。曹司务长停车叫喊，没人答应。他借汽车灯光一照，只见凛冽夜风之中，房前屋后都是死人，没有活人。汽车在沉郁的死寂中转头，返回途中遇到徒步走着的小分队人员，将他们拉回哈密。

围攻小分队的是路过的尧乐博斯残部，以及哈萨克族中的土匪。

教导第四大队在哈密稍事休整，将物资从汽车上卸下，腾出空车30余辆。为预防途中意外，每辆空车派士兵数人武装戒备，由宫大队长指挥驰往星星峡。

车队到达苦水，遇到红军六人，顶着漠风，摇摇摆摆，其中两人负伤伏在骆驼上。宫自宽派大队部军医临时给伤员包扎治疗，将六人做了妥善安置，待部队从星星峡回来时再把他们一同送往迪化。

车队到达星星峡。南北一列乌色山脉，横空出世，拔地而起，莽苍磅礴，气势巍峨。时令虽是春天，然而山脉依然是冬天的枯色，发乌发黑。山脉拦腰一道峡口，危崖鼎峙，峭壁如削，龙盘虎踞，势若拼搏。这座乌龙一般山中的峡口就是星星峡。几座碉堡，挺立山顶，俯视峡口。

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王效典领着两个人走进宫自宽休息的小屋，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代表施平（陈云）和李广（滕代远）！”又向两人介绍说：“这是宫大队长！”双方互致问候，坐下叙谈。

宫大队长派警戒部队换回周围山上的红军岗哨，并将从省上带来的衣服、米面、饼干、竹笋罐头以及日用品分发给红军指战员。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我们和星星峡驻军一块开会庆祝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就在这天，迪化派来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供应品。接着，又开来了几十辆汽车，我们兴高采烈地围上去。从前面的一辆车里，走出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大家一齐向他们伸出手去，并且都像小孩子一样地跳跃欢呼。群山环抱着的星星峡沸腾着、欢乐着。当大家握着党中央代表的手时，历尽了艰难和风险的同志们，压抑不住万种情肠和内心激动，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

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讲了话，向经历了艰苦战斗，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

陈云等同志给我们带来了特别需要的用品。每个人发了一身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和一双筷子，还带来了大批哈密瓜，让大家分着吃。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1938年西路军总支队的骑兵队干部合影，右起第六人为黄火青同志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派驻该处的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向迪化报告后，陈云等很快就赶来星星峡迎接我们。我在安西用毡子剪了双袜子当鞋穿，在沙漠地上才走几天，脚指头都露了出来。陈云带来两位苏联医生，尽管医药条件很差，负伤的人总算得到了治疗，大家也穿上了鞋。

我们到星星峡第二天，正是5月1日。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五一劳动节了。西路军当时只剩下450来个人，但我们还保存了一面红旗。当天召开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陈云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那样的困难都经过了，人累得不像样子，不投降敌人，还能剩下这些人回来，总算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嘛！你们那些破鞋烂袜子，将来都要放在革命博物馆陈列起来。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整个会场情绪沸腾。

在星星峡期间，刘雄武的警卫员和其他掉队的人陆续跟了上来。据警卫员讲，刘雄武受伤，腿打断了，扶到山上去，不能走动。我把刘雄武的经历报告陈云，刘原是滇军朱培德部一个排长，1929年带了一个排起义上井冈山，担任过红九军团的团长，在反对张国焘斗争中观点正确，是个好同志。我建议由我带一班人、两挺轻机枪和一辆汽车，去把他找回来。陈云考虑了一会儿，没有同意我去，另派了刘鹤孔和刘雄武的警卫员带一排人去了。据他们回来后讲，他们在当地吹号寻找，没有人应声，警卫员又记不清确切地点，没有上山搜查，结果空手而回。要是他们当时先占领一个山头，再派人上山搜查就好了，因为刘雄武既已不能行动，即使听见号声，也无法走出来。

西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吕黎平——

我们刚到村口，就见到两个身着便服的人快步迎了出来，定神一看，原来是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党中央果然派人接我们来了！大家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惊喜地拥上前去，和陈云、滕代远同志热烈的握手。一时，西征三千里的艰难风险都涌上心头，我们百感交集，热泪哗哗地流，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8）

陈云同志亲切地逐个慰问我们。我望着陈云同志清瘦慈祥的面容，回忆起他在中央根据地时平易近人，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形象。更难忘的是，1935年1月土城战斗中，我亲眼见到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抢救伤员，处理辎重，协助毛主席组织首渡赤水，在危急时刻表现了革命领导者的大智大勇。长征到达四川时，陈云同志执行党中央指示，从天全县境化装去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斗争。后来听说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工作。在这期间，陈云同志给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撰稿，宣传我党我军的业绩。

滕代远同志和我紧紧握手，李卓然同志介绍了我的姓名。他马上松开手，退了一步，上下端详着我说：“吕继熙？不是吕继熙！”滕代远同志转身向李卓然同志说：“你搞错了！”我轻轻点了点头说：“我是吕继熙！”记得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滕代远同志从三军团政委调任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我在军委作战科，互相间经常接触。长征前夕，他受党中央派遣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去三年。当年我是17岁的小青年，经过三年的战火熏灼，尤其是西征的艰苦磨砺，瘦得皮包骨，苍老得像三四十岁的人，老首长当然不敢相认了。终于，滕代远同志认出我脸上残存的一些当年模样，激动地一把搂住了我，说：“小吕，你受苦了！你们都受苦了！”

随同陈云、滕代远同志前来的，还有冯铉、段子俊、李春田同志。

陈云同志看到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走路摇摇欲倒，疲惫到了极点，心痛地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

为了让大家吃饱饭吃好饭，陈云同志到处张罗，除了大米蔬菜外，又设法搞来一些新鲜牛羊肉，还商请盛世才两次派飞机空投了部分罐头和其他营养品。为了让大家睡好觉，他不辞辛苦地到星星峡每个角落，亲自安顿分散住宿和露宿的同志们，问寒问暖，筹措被褥，解决医药用品。我们放开肚子拼命地吃，都觉得世界上的食品没有比星星峡的更香甜可口了。要不是陈云同志到处提醒别暴食伤了胃，我们真想一顿就把四个月挨饿的损失都补回来。我们使劲睡，日上三竿仍沉睡不起，日薄西山还在呼噜。我们都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舒心放胆地睡觉更美了。几天的吃饱睡足，我们发青的脸颊开始泛出红晕，酸软的四肢有了一点力气。

五一节那天，陈云同志召开大会。我们集合清点人数，发现只剩300多人。惨重的损失，使我们面面相觑，不可名状的哀痛，系上每个幸存者的心头。

陈云同志见我们心情沉郁，面孔变得严峻起来。他用很重的上海口音说：“同志们！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胜败是兵家常事嘛！你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心奋战到这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只要留得你们这些火种在，就可以引燃革命的燎原大火，就能夺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

李卓然的警卫员邱正基——

还在祁连山中，我听到陈云首长来接我们，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长征路上我跟随陈云首长的种种情景，一下子全在眼前浮现出来，那时我在红五军团部警卫班。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9）

长征开始不久的一天下午，管理科长陪着一位近40岁的首长来到我们军团部警卫班。他个子瘦长，一副平易和善的面孔，朴素的衣着跟穷苦老百姓一样。管理科长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同志是中央派来的，是中央苏维埃代表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微笑着同我们每一个警卫员握手，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傍晚时候，通信员送来了他的行李，一小捆书、一条旧军毯。从此以后，陈云同志作为党代表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日没夜地行军，每到休息的时候，他从不喊肚子饿，不向我们要吃的，洗脚、睡觉也不找我们打个招呼。开头几天，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很纳闷：陈云同志是客气呢，还是不好意思？为什么不要我们照料他的生活？有一天，我忍不住问道：“首长，你要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尽管交代我们好了！”陈云同志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小鬼哟，我们都是穷苦人嘛！怎么好叫你们干这干那的。大家都一样的嘛！你们白天黑夜地行军，还要警卫，还要值勤，够辛苦了！”

长征到贵州黄平县附近，部队打了个大胜仗，下边同志送来了一盏马灯，一个饭盒。陈云同志看到那盏马灯，高兴地对我说：“小鬼，那马灯你可要保管好！”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要东西，原来他晚上休息时要利用这盏灯看书学习。白天行军，陈云同志骑在马背上也拿着书本阅读，他的马褡里鼓囊囊装着的全是书。他对战士们学文化抓得很紧。我们背包上都插着根竹牌牌，上边写着字，边行军边认字，一到打尖休息的时候，便互教互学。陈云同志一有空就来教我：“小鬼，你背上是什么字呀？你写写看！”我拿根树枝在地上拼命画着自己的名字：邱锦满。他看着看着，连连说：“不对了，不对了，‘满’字不是那样写，应该是这样写！”于是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教起来。

有一次夜行军，我手里拎着那盏马灯，又拿着那个饭盒。我的手指冻僵了，心想：这个倒霉的饭盒反正没东西装，留着它何用！我顺手一撂，空饭盒滚到山沟里，发出一阵响声。我根本没在意，陈云同志却听到了。休息时，他把我找去问道：“你发脾气了？”“没有哇。”“马灯呢？”“在。”“饭盒呢？”“撂……撂掉了，反正……反正没东西盛！”陈云同志微微叹息了一声，抚着我的肩膀说：“撂就撂了吧，我还以为你把马灯也撂了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感到一阵惭愧。陈云同志是担心我把马灯撂了要影响他学习和工作啊！

不久，陈云同志离开了我们五军团。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如今，当我们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派陈云首长来接我们，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汽车接我们到星星峡，一下车我就到李卓然主任的住处报到。忽见从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惊喜得直跳过去。多么熟悉多么慈祥的面孔啊！我紧紧捧住他的一只大手，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叫了声“首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陈云同志又惊又喜地说：“小鬼还在，又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他抚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长高了，坚强起来了！邱锦满同志啊，你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不愧是坚强的红军战士！”

秘密进驻迪化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0）

高大的沙丘，遍铺漠野，连绵起伏，宛若强风掠过海面，掀起惊涛骇浪，蔚为壮观。沙丘托举着红柳，飘动着火焰，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

雄浑壮丽的山脉峡谷，沉浸在柔和的霞光里。星星峡公路上一字儿排开盛世才的汽车兵驾驶的苏式大卡车。车厢里，横放着可以坐人的木板条。陈云站在车厢顶上，向列队等候上车的全体指战员宣布乘车行军的注意事项。

大家正要分组登车，忽然传来马嘶声。有匹枣红马挣脱缰绳跑到车旁，亲热地啃着主人的衣裳。人多车少无法随车带马，几十名团以上干部的坐骑，都留给盛世才的边防队了。昨天已和战马告别，今天，心爱的战马竟挣脱缰绳给大家送行来了。

大家又一次想起征程中与战马相依为命的情景。白天，它驮着主人艰苦跋涉，驰骋杀敌；夜晚，它又用温暖的躯体替主人挡风御寒。在最艰苦的祁连山中，它虽然瘦骨伶仃，已驮不动人，但在主人疲惫不堪，爬坡时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的关键时刻，就靠拉着它的尾巴上山，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大家也视战马为战友，每到一地，不管再累再苦也要为它寻水找草维持生命。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生活，人与马结下了深厚感情。

有马的干部，不约而同地跑到拴马的地方，激动地搂着马脖子与它亲昵，最后一次为它梳理鬃毛。大家再三叮嘱盛世才的边防军：“这些战马是有功之臣，一定要好好喂它，千万不要杀！老死了也不要吃它的肉，要把它们埋在向阳坡上。我们还要回来看它们！”

车队西行，阳光像一匹金绸落在车上、公路上。左支队将士人人脸上粗粝黑紫，隐隐透出一种沉重的激情，悲壮的雄伟。他们带着河西走廊峭厉的漠风，从星星峡迈出新的步伐。

大漠广袤，高天悠远。极目远望，荒凉不毛之地环抱四野；时而可见，成群的野黄羊和汽车赛跑。戈壁麻黄星星点点，一堆堆、一丛丛，倔倔地直挺着，在骄阳下驻足，在沙土里扎根，在漠风中浅唱。

车队越过河床很浅的一条大河，翻过一个慢坡，出现一片绿洲：一条条青渠，一块块稻田，翠绿的树林，成片的果园。要不是水塘里倒映着远方的雪山，人们真以为来到江南了。陈云告诉大家，这里是新疆的东部门户哈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与西域联系的交通要冲。

将士们为塞外有水稻而纳闷，一了解才知道：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时，看到哈密盆地水源丰富气候温和，就令清军中的湖南兵搞“屯田”，开垦了两万多亩土地，从江南运来稻种，还带来了一些活鳝鱼。从此，新疆有了自产的大米，有了鳝鱼。

将士们在哈密宿营一夜。第二天出发前，宫自宽与盛世才通了一次电话。盛要他到南疆执行任务，就此与红军指战员分手，率部开往南疆。

红军指战员乘车继续西行，穿越“火洲”吐鲁番。秃岭荒山重峦叠嶂，赭色砂岩连绵起伏，宛若巨龙横卧在大戈壁上。那赭红色的山峰，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在5月的阳光照射下红光灼灼，热气蒸腾，好像一堆堆巨大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火焰山，古书称“赤石山”。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给山起名字叫“克孜勒塔格”，意思是“红色的山”。《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受阻于“八百里火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故事，为火焰山披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成了传闻天下的奇山。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诗：“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汽车在热气蒸烤中喘息着，挣扎着。一股一股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人人燥热难忍，呼吸急促。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1）

满目洪荒山水色，一壁朱墙透半天。车队在浩瀚戈壁上像长蛇缓缓爬行，终于到达天山脚下。

天山山脉由东至西横亘新疆中部，把新疆分成了南北两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即南疆和北疆。有诗云：“一山横亘界南北，万古奇雄塞大荒。”天山山脉，高远辽阔，苍穹无极，奇峰林立，终年白雪皑皑，平均山脊线超过4000米，最高的托木尔峰海拔7435米。天山原是海洋，经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后逐渐隆起。山脉中的燕子山，布满了海蚌化石，形如燕子，就是明证。天山本身就是一篇长卷史诗，越过时间的长河，屹立在天地间。天山的雄伟壮丽，素来为古人所称道，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曾赋诗：“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是御沟花。”

天山山高路险，坡陡弯急。汽车沿悬崖陡壁吃力地盘旋而上。在山脚时，人人感到闷热，敞胸露怀；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将近山顶寒风习习。山上山下，恍若两个季节。天山北麓是缓坡阔远的大平原。成群的羊群、马群和牛群，悠闲地在嫩绿的草地上游荡着。雪山、草地衬托下的各色畜群，就像绣在缎面上的彩色图案。沿途见到的男男女女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戴着缀满花色的小帽，姑娘们梳着十几条小辫，都操着民族语言。

车队在迪化东南20余里的红雁池停了下来，等到暮色徐徐降临大地，才趁天黑驶进市区，驶进正在修建中的西河坝纺织厂。

将士们住下后，一个使人转不过弯来的问题摆在面前。

陈云把团以上干部集合起来，说：“盛世才虽然对我党友好，对南京政府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但他是新疆的边防督办，也不公然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翻脸。因此，他同意将红军接进迪化市安置，但不愿意让红军在新疆公开身份。这样，我们就不便佩戴红色帽徽领章，需要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衣，戴青天白日帽徽来掩护身份，适应新疆特定的政治环境。”

河西血战已载入史册，新的历史篇章开始了。但是，往事不是风，不会一吹就散。那些浴血鏖战的撼天巨浪过后，千万朵带血的感情的浪花，依然沉重的留在指战员心里。陈云讲解的道理大家明白，但回去一传达，多数人情绪上接受不了。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西征河西中，不就是穿这种军服的人，想置我们于死地吗？大家把盛世才派人送来的军服堆在一旁，执拗地不穿。

陈云耐心动员，反复讲明道理。将士们终于怀着惜别的心情把红领章、红帽徽和旧军服洗得干干净净珍藏起来，换上了盛世才军队的服装。这种军服上衣四个口袋在外、短领，下身是马裤、短靴，其布料都是苏联援助的。

西路军左支队悄悄进驻迪化，对外称“新兵营”。两天之后，盛世才在督署东花园贵宾室接见红军领导人，也采取秘密方式。红军将领未走督署正门，而是从旁门进入，由陈培生把陈云、李先念、程世才等迎入东花园会客厅。

这期间，又有近百名突围时被打散的西路军指战员由星星峡来到迪化。人多院小住不下，陈云商请盛世才在迪化东门外，为进疆的指战员腾出一座有四五个相邻的院子和一个大操场的营房。营房背靠城墙，面对雪光闪烁的天山，西边紧挨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东边斜对门是盛的特务团，再过去是盛的军官学校。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2）

新兵营大门搬到新营区之后，开始组织整顿。左支队走出祁连山时清点人数，全队903人，经安西一仗至此仅剩400余人了。陈云、滕代远和李卓然、李先念等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商量后，把400多人编制成4个建制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辖3个班，每班10人左右，上设总队部统一领导。由于进疆的干部比较多，编4个大队后，还多出60多名连、营、团职干部。陈云决定将这些干部集中一起，编成干部队，由他直接领导。

进疆部队中还有十几名军师领导干部，按陈云意见暂住总队部学习、休养，等候党中央安排。他们是：

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特；

红五军政委黄超；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静观；

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干部在新兵营宿舍门前合影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局长郭天民；

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

对于整个新疆来说，这些天只是个普通平凡没有出现任何奇迹的日子，但是，对于西路军左支队将士，却意味着新的战斗生活的诞生和开始。

接应西路军者谈

滕代远——

1936年，因接应红四方面军我去了新疆和邓发接头，到约定地方未见到邓发，就回苏联了。

1936年，中央指示我们，西路军损失惨重，应想法组织起来，整顿一下找个出路。当时决定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还有我、冯铉、段子俊、李春田，赴新迎接西路军。我们未走之前，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两次，向他们反映红军长征情况。他们问要什么，我们提出西路军进疆缺弹药等。他们表示要大力帮助，有90辆坦克，90门大炮，让我们看。我们很高兴，想接到西路军后搞开一个局面。

我们到边境后，恰遇“双十二”事变，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我们停下来等候指示。陈云同志流鼻血很厉害，就用飞机送到阿拉木图治疗。我们住在边防军一个营长家，他有妻子、母亲、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值冬天，常下雪。没书读，只有俄文报，让冯铉给我们读读；也没事干，很寂寞，就打扑克。后来接到指示，和陈云同志一同出发去迪化。盛世才派了一个顾问，给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我们到了迪化，盛表示欢迎。

这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宋侃夫等同志已到星星峡一带，我们才知道西路军只有几百人了。苏联给了那么多东西不好要，要了也拿不了。和盛谈到西路军入疆，对外叫新兵营，在新疆训练干部，学飞机、炮兵、无线电等。盛同意，派了一个顾问（苏籍）同我们一起，还派了汽车，一个团（团或营记不清了）去迎接。盛的顾问提出要我们放下枪，以免出事。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去训练干部，是盛同意的，我们不干涉其他事务，不能放下枪，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那时盛对我们是又怕又爱，怕是怕我们干了他，坐不稳；爱是想和我们拉关系，表示亲苏亲共。

1937年5月，西路军由星星峡到达迪化。新兵营住在东门外一带，我们也住在新兵营，和盛接头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我们按营、连、排把新兵营组织了起来，组织他们学文化、政治、飞机、炮兵、无线电。我们着重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正面教育。当时不少人要去莫斯科学习，我们说服先在此训练一下再去。同志们思想很复杂，陈云同志很耐心，做了不少工作。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同志来新，公开担任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我们争取援助，盛给了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周初来时，盛曾问我们：派来了个姓周的，是不是周恩来？我们未见，当然不知。一次开会，盛介绍给我们，才知是周小舟。不久，中央调周回去，让我公开担任了八路军驻新代表。

这一期间，我们一直未和地方上发生什么关系。盛也怕我们。我们请他到新兵营来看看，保护他的安全，建立了一些感情。

王明、康生由苏回国途经新疆，盛设宴款待，我也参加了。盛给王明一万美金，王不要。盛说是帮八路军抗战的，王才收下。党中央派了邓发同志任中央驻新疆的公开代表，陈云同志回到了延安。中央又派了徐梦秋、毛泽民等来新疆。有的人本拟去苏联看病，因盛一再向中央要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所以毛泽民等暂时未去苏联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新兵营旧址当时，苏联总觉得新疆那里民族落后，人口少，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怕搞急了，像他们国内似的出问题。

我很想回延安。我同李先念、程世才等一批干部，带了些机枪、大衣等回到延安。

段子俊——

1936年10月或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突然通知有紧急任务，要我马上去陈云同志那里报到。我原在国民党白区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专业，这时已经毕业。根据我学的专业，我想这是组织上要我回国为党建立秘密电台。我按指定地点报到后，一行五人便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先去阿尔马达。五人中有陈云、滕代远、冯铉、我和李春田。冯铉是俄语翻译，我也会俄语，其他三人不大懂俄语。我们到阿尔马达后，每个人都换上皮大衣毡靴，转乘载重汽车，经过一天路程到了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与我们接头的都是苏联红军驻边疆的格别乌系统的军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援接西路军。

在苏联边境小城，我们住在苏军骑兵中校家里。陈云同志住的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与冯、李三人晚上搭铺在地板上。因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到达迪化时，已经是1937年4月底了。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盛世才派来几十辆汽车，我们跟着汽车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指战员。这时李先念等同志已先我们到达星星峡，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将士约400人。

西路军到达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同年六七月间又搬到盛世才的军营驻地，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陈云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经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陈云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陈云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陈云同志亲自主讲。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4）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中###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中###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5）

1937年，西路军400人左右到了新疆，有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

1938年的一天，一个贸易公司的俄国人到杂货铺买好酒，穿得挺阔，进门用俄语说酒卖多少钱？然后问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我也用俄语回答了。原来他是经莫斯科介绍来的，他告诉我，几点钟到某某地方，有人跟你接头。第二天我按时去了，来人穿商人衣服戴礼帽，我不认识。他问我懂得经商吗？我说：懂得不多。他说：你会做茶业吗？我说：可以。他说：好，你明天到某某地方去。第二天我到指定的地方去等，来了一个胖子，原来是李春田。我和他在莫斯科学汽车时在一个组里，所以认识。他给我5万块钱，让我换衣服，约好再到这里来，准备收摊子。我回去赶快做了收摊子的事，到时候又去了。他把我领到新兵营去，到营部一看，负责人是第一次和我接头的“商人”，原来是陈云同志。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现在工作结束，你来这儿吧！从此我就开始过组织生活了。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余部在陈云的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准备办纺纱厂的地方。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十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捡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留下。我买了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一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1）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我别讲话，这天开会说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接替杨秀昆任总队长的饶子健——

我们刚到迪化的时候，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等都住在新兵营，和李先念等同志住在一起。经历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人人备尝艰辛，但不能正确认识失败原因，不少人思想上存在悲观、埋怨情绪。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和盛世才的督办公署交涉，伙食安排得很好，每顿都像会餐一样，让大家吃好、休息好、治病、养伤、恢复体力。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首先在工委成员中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学习，对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而又拒不认错的李特、黄超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许多同志对其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看不清。所以，领导同志开会的风一透露出来，部队思想就发生了动荡。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立即搬到部队驻地，深入班排，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937年冬，陈云同志奉命回延安，从莫斯科回来的邓发接替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并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邓发同志住在迪化南梁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对新兵营学习抓得很紧。1938年春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指示，在新疆开展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同志亲自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虽然我们当时路线觉悟不高，理解不深，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又组织西路军，使大家吃尽了苦头，所以大多数同志对中央决定表示拥护。但是仍有部分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有的只承认西路军失败是军事指挥上有错误，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根据这种情况，邓发同志每星期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两次政治课，讲解张国焘路线的有关问题，并向全体同志讲党课，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久，又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大家听说张国焘只身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非常愤恨。原来对张国焘路线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和受张国焘欺骗蒙蔽较深的同志，如梦初醒，恍然大悟，纷纷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控诉、揭发张国焘的罪行。由于党代表陈云同志、邓发同志的教育和细致工作，最终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而推动了文化学习和军事技术的提高。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2）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

当春季最后一股源自甜滋滋的沙枣的花香渐淡渐远时，新兵营和迪化城一同走进了万物茂盛的夏季。

陈云一方面通过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再转党中央请示；一方面考虑到新疆与陕北路途遥远，左支队将士短期内无法回陕北根据地，可以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环境培养人才。他向大家宣布：“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新兵营全体指战员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要使新兵营成为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根据大多数指战员是农民出身，当红军后才认识几个字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先集中半年时间，突击学习文化知识。

黄昏夕照，陈云在暖风吹拂的院中散步。他走近正在站岗的肖显清，和蔼地问：“你们学习有什么困难？你们打仗打惯了，能不能坐下来学习？”

“能，能坐下来，就是没打仗痛快！”肖显清红了脸，低下头说。

陈云莞尔一笑，感喟颇深地说：“既要能打仗，也要能坐下来学文化，这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仗！”

新兵营有人不习惯学习生活，不愿意穿戴敌人的军装，坚决要求打回河西为牺牲的战友讨还血债，与延安的同志会合，挺进抗日前方。支队长杨秀坤打仗是好样的，学习文化与同级干部相比落后了。有个干部开玩笑地对他说：“打仗我们听你的，学习文化你得听我们的了！”由于撤销了去苏联学习的计划，他对个别人不满，再加上这么个玩笑，一气之下用手枪自杀，经抢救两个月后才出医院。李特的警卫员用驳克枪自杀，中弹七发，没有抢救过来。

陈云在大会上动员说：“文化知识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在这儿学习文化知识，也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

各大队按每个人识字多少编成文化学习班。识字不足一千字的，编入语文初级班；识字一千字以上的，编入语文高级班。数学不分高低班，统一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开始学。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教初级班，基本达到中学文化程度的教高级班。西路军机关干部中有人是学生参加红军，其中几位墨水喝得较多。例如搞无线电的王子刚、刘寅，不但中文程度高，还懂英文，这些同志就成了“教授”。后来，党中央还从延安派来了文化教员。

教材从哪里来？陈云设法筹措经费购买了一批中小学课本。数学课本很实用，语文课本都是“人之初，性本善”一类内容，不大适合。陈云就自己动手，选了党的声明、决议等，油印后发给大家，作为学语文学政治的合用教材。各班在较大的宿舍挂上黑板就是教室，每人做个小马扎，自己的膝盖就是课桌。

教员就像教小孩子一样从头教起。起初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慢慢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墙壁上、树干上、操场上、寝室里、厕所里，到处都贴满了识字牌。放机枪的地方写着“机枪”，竖步枪的地方写着“步枪”；墙上写上“坦克”两个字，旁边就画个坦克。每天从起床到睡觉，营房里一片念字的声音。

学员也是好样的，意志的锋芒像一把刀子。每天的作业，几乎人人超额完成。笔墨缺，纸张少，就用树枝蘸锅灰水在石板上练写字，用树枝在细沙地上演算术。不少人睡觉时，把笔记本放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3）

陈云又提出，除了语文算术这两门主课外，还要学一些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他组织兼职教员上了不少这方面的课。许多指战员第一次知道了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知道了新疆面积占全国六分之一，居住着14个民族，有400万人口，有丰富的宝藏和特产。和田的玉，阿尔泰的黄金，还有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伊宁的苹果，库车的杏，阿克苏的薄皮核桃等。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云利用政治课时间，给大家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他再三对指战员讲：“前方的同志在作战在流血，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和条件，加倍学习才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好上前线，多打胜仗！”

陈云与盛世才交涉，给新兵营增配了武器。原来每星期用两个早晨自习文化，改为天天出早操一至两个小时。拂晓，新兵营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指战员们一跃而起，扎腰带，打绑腿，集合到大操场，精神抖擞地练射击、刺杀、格斗和其他战术动作。

新兵营还开展体育和娱乐活动。大家修了排球场。每逢星期天，各队之间赛上一两场。偶尔也打篮球，但指战员不懂运球技术和比赛规则，也像打排球那样双手将球往上抛，还将球抱在怀里，互相争夺得直打滚。大家学唱抗战歌曲，开大会时，放电影前，各队之间忘不了拉拉歌，赛一赛。歌声豪迈，此伏彼起。

电影，是当时稀罕玩意儿。迪化市只有苏联领事馆有部电影机。陈云想叫大伙开开眼，就去借来演电影。指战员们闻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一场电影的名字叫《恰巴耶夫》。大家瞪着眼睛，惊奇地观看着。由于是俄语片，听不懂，只能揣测意思。从苏联来的冯铉懂俄语，就在电影机旁给大家翻译主要意思。开头几次，由苏联领事馆派人来放电影。陈云指示，要派人学放电影。搞无线电机务的贾善去苏联领事馆学习，他也许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从那以后，大伙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愉快地看上一两次电影。

体育和文娱活动，使新兵营紧张的文化学习，充满了热情，增添了欢乐。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一个大队跑步奔向操场，“一、二、三、四”，练开了队列动作；一个大队全副武装奔向田野，在那儿摸爬滚打，练习战术动作；一个大队静悄悄地趴在东边的靶场上，练习对活动靶的瞄准；一个大队抡起了大刀，传来了雄壮的喊杀声；干部队拿着步枪，练开了刺杀基本功。

陈云扎着腰带，检查操课来了。他看到干部队个个练得汗流浃背，就走过去，亲切地嘱咐歇一会儿。

大路上传来了隆隆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大，连脚下的大地都在隆隆声中哆嗦。十几辆卡车拉着十几门大炮驶过，十几辆装甲车跟在长长的炮队后面。这是盛世才的炮兵、装甲兵在训练。天空中传来了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大，连头上的蓝天都在嗡嗡声中颤抖。几架灰色的飞机在空中俯冲、爬高、盘旋、追逐。这是盛世才的航空队在飞行。

大家看着汽车、装甲车和飞机，再看看自己手里的步枪、刺刀，都羡慕得直搓手咂嘴。有的说：“要是我能开汽车、装甲车，该多好啊！用这家伙打仗才带劲呢！”又有人说：“我连两个轮子的自行车都不会骑，那四个轮子的玩意儿，就是给我也不会摆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4）

陈云凝望着远去的汽车、装甲车，听着大家的议论，沉思着……

不久，总队部通知各队领导去开会。他们一进总队部院，就看到两辆崭新的自行车放在那里。大家好奇地围着自行车看。陈云叉腰站在大家面前，双眼闪烁着坚毅、兴奋的光芒。

“我们也要学机械化！”陈云招呼大家坐下，说，“日本侵略者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他们仗着这些武器横行霸道，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多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学就晚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装甲车的人才。”

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这400多号人，每人学会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将来回延安，一个人再带会十个八个人，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这可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呀！”

大家窃窃私语，都认为陈云说得对，看得远；可是又疑惑，现在有条件学机械化吗？只见陈云略停了一会儿，提高了嗓音宣布：“可以告诉在座的同志们，组织上正在联系学机械化的事，已经有了眉目。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求各队抓紧文化学习，要提前完成文化学习计划，准备接受学习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任务！”

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劲地拍手叫好，纷纷挤到陈云面前。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质保量、提前完成文化学习计划！”

“请首长尽可能早点安排我们学机械化吧！”

“我们都想学开装甲车,行不行？”

陈云微笑着摆了摆手，让大家坐下，接着说：“还要给各队下达一个任务：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陈云筹资买来的这两辆自行车，成了指战员学习机械化的启蒙工具。大家兴致勃勃地排队轮流学骑，每人每次一小时，由两名先学会的“教员”在后面扶车保驾。学员骑车直行，骑车转圈，还骑车从一个慢坡往下溜，练习掌握平衡。学得快的骑三四个小时就能独立“驾驶”了，学得慢的学五六个小时也基本会骑。大家都非常爱护这两辆自行车。学骑中每当快摔倒时，都抢先伸出腿或胳膊接地，用自己的身子保护车子。一直到400多名指战员都能自如地骑自行车时，这两辆车还是“五官端正”的呢！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

金秋十月，艳阳高照。葡萄和哈密瓜，摆满了迪化的大街小巷，香甜诱人。

正忙于筹备新兵营学习机械化装备的陈云，忽然把吕黎平找去。窗外射入一缕阳光，把陈云笼罩在金色之中。他身穿深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见到吕黎平第一句话就问：“你对今后的工作去向，有什么打算呀？”

吕黎平是新兵营干部队党支部书记，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西路军时任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他望着陈云亲切的面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第一，不愿到盛世才的政府里工作，因为很小就从农村参军，缺乏在城市搞###工作的社会经验；第二，愿意回延安，但不想在后方做原来的参谋工作，请求派到抗日前线去。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5）

“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陈云听后笑了笑说。

“学飞行？”学飞行对吕黎平的吸引力是那样强烈，他惊异地问道，“这可能吗？”

“有这样的可能！我了解了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现有六架初级教练机，九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两期飞行训练班，一期机械训练班，教官主要是苏联人。现在，第二期飞行班快要毕业了。”

陈云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深沉地继续说：“我们在中央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一定还记得长征途中，贺子珍同志在贵州挨飞机轰炸，受伤的情景吧？身上中了九个弹片，多惨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很多血案。如果我们党有一支自己的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环境，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通过国际援助获得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

陈云深谋远虑的设想，使吕黎平高兴得心怦怦直跳。

陈云又说：“我已同盛世才谈过这个问题。他心里当然不愿让我们共产党人使用他的飞机培养人才，但他既然答应我们新兵营借他的汽车、装甲车、大炮学技术，就不好拒绝借他的飞机学飞行。于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他的飞机不多，要请苏联再提供点援助，用于代培共产党的航空人才；二是培训毕业后的飞行员、机械员不要马上离开，要帮他把航空队的军威建立起来，因为他训练的头两批飞行员都是学生出身，害怕打仗。”

说到这里，陈云爽朗地笑了起来：“盛世才的算盘打得蛮精明的哟！关于第一个条件，苏联的航空工业比较发达，再援助几架飞机不是什么难事，我已答应联系解决。至于第二个条件，估计毕业后不一定马上有飞机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在他那儿继续飞一段时间，也有利于巩固提高技术嘛！”

陈云接着说：“现在需要物色学习航空的人选，今天先找你谈谈。你要有带领一部分同志留新疆学航空的思想准备！”

吕黎平又惊又喜地注视着陈云，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不安。若真能插上钢铁翅膀飞上蓝天，向猖獗的敌机开火，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那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呀！可是，自己就这么点文化，能学会驾驶复杂的飞机吗？当他说出自己的担心后，陈云温厚地一笑，说：“你才20岁，身体又好，而且语文有一定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还要提高。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可以集中一段时间抓紧补习文化嘛！”

陈云的话，是鼓励，也是决定。吕黎平怀着忐忑，怀着企盼，立即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争取早日飞上蓝天！”

陈云最后说：“我的这些设想，还要报党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你就等通知吧！”

吕黎平回到干部队，心里充满融融暖意，兴奋得一连几个晚上未睡好觉。他对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心驰神往。

陈云开始找新兵营各大队领导调查摸底，预选学习航空的对象。为了保证政治上的高质量，决定全部从共产党员中选拔。基本条件是：年轻、身体好，有一定的文化。原计划预选50名候选人，但内定了30多名后，陈云就不再选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6）

1937年11月上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和邓发从苏联回延安。他们乘坐一架由四台发动机改装的苏联军用运输机路过迪化。党中央决定陈云搭乘这架飞机回延安，邓发留下来接任党中央代表。

陈云离开迪化前告诉吕黎平，有关学习航空的事，他回延安后要当面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并说：“新兵营的同志绝大多数是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到这是我们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要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航空才好。我准备在延安再选20名左右红一、二方面军的同志，来新疆学航空。”

陈云乘飞机飞向延安。钻石般透明澄澈的天空中跳动着一串轰鸣声。

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的400多人中，最先回到延安的是几个军师职干部，他们紧接陈云之后乘飞机到达延安，时间是1937年底。

延河水，滋润着一个新世界；宝塔山，坚韧地托起新天地。一部中国革命史行进在苍茫的山河间。1937年1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延安沉浸在一片和煦里。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郭天民、李天焕等向毛泽东住处走去。毛泽东穿着洁净的灰布军装迎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连连地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红日当空，映红天际，使浩渺无垠的黄土世界百倍生辉。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

李奎在延安摩托学校学习。延安摩托学校创建于1937年4月，仅有五辆破旧汽车，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1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刘鼎校长对李奎说：“陈云同志叫你去！”并指给他陈云住的窑洞。

李奎听说陈云叫，感到十分高兴。陈云从苏联经新疆不久前回到延安，毛主席为他开了欢迎会。欢迎会在陕北公学院内，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了陈云，并致了欢迎词。李奎在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陈云，陈云满面笑容，给人的印象很好。

这一年对李奎来说，真是双喜临门。一是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批准他到延安抗大学习，在学习中获得了思想和文化双丰收；二是组织上又选调他到摩托学校学习，使他学到了电工以及汽车的驾驶、维修等技术。陈云找自己，一定又是一喜。李奎眼前的世界似乎变得更加明亮，怀着兴奋的心情加快了脚步。

陈云的窑洞在延河西边清凉山下。李奎在窑洞前稍微镇定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敲门。

“进来！”这是陈云的声音。

李奎进了窑洞，发现摩托学校的刘子立、夏伯勋、黎明等同学都在，还有几位不认识。人满满地坐了一屋子。

李奎向陈云敬礼并报告：“我是李庆山，是首长叫我吗？”

陈云和蔼地笑了，叫他坐下，问他的年龄、文化程度，是哪个方面军的？

“我21岁，只读了三年私塾，是红二十五军的。”

陈云听了后笑着半开玩笑地说：“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

李奎有点纳闷，当什么代表呢？一看才明白，原来在座的只有他是红二十五军的。

陈云拿起桌上的报纸叫他念了一篇文章。他念完，陈云就说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陈云将一块怀表在他头上不同的位置放一下，问听到了没有？他说听到了。陈云接着让他走五子棋，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走对了。

“还算灵活，送你去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李奎看了看周围的同志，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大家学开飞机呀！这就是说我军也要建自己的空军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7）

李奎不禁想起，1932年8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四方面军向黄安转移，在公路上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牺牲了一些同志；1936年冬，红军由甘肃海源向山城堡转移时，也遭到敌机袭扰，夺走了不少战士的生命。那时他就曾想过，要是能开架飞机，一定把敌机揍下来。没想到这种偶然闪过的愿望，竟然要成为现实了；可又一想，自己文化低，个子矮，能开飞机吗？他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陈云。

陈云鼓励说：“你才21岁，身体又好。经过长征后，不少同志身体都不行了。至于文化低，可以提高嘛！你在红军中锻炼这么多年，不是增长了不少见识吗？个子矮也不要紧，飞行椅是可以根据人的高低调整的。”

李奎当时的感觉是温暖的，温暖到心里。他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陈云沉吟片刻，严肃地对大家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虽然暂时没有，但可以先培养人。新疆是抗战后方。盛世才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对我党也表示友好。这个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

陈云由新疆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物色学航空的人选。他物色的学员回校后，立即开始突击学习数学，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代数。经过体检合格后，他确定严振刚、李奎等19名学员赴新疆学习。

严振刚是19名学员的领队，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政委。他们一行于1月16日从延安出发，先穿八路军军服经西安到兰州，然后又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装扮成东北流亡学生，佯称是盛世才的远房亲戚投奔新疆。他们终于混过重重关卡，搭乘兰州到新疆的运输车，赶到了迪化。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

1938年1月，一个阳光温暖的冬日。邓发来到新兵营告诉大家：“陈云同志已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培养我党航空人才的筹备情况。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和安排，让我们与盛世才最后商妥有关事宜。从延安挑选的19名学航空的同志，也已启程来新疆。”

2月初，盛世才正式通知：飞行班和机械班都定于3月1日开学，请中共选派的学员，在近期内完成体检和入学文化考试，2月底到航空队报到。

邓发当即与盛世才和苏联在航空队的总教官尤吉耶夫讲明：“我们这批学员，从小参军，没读过什么书。要是按照《新疆日报》登的招考中学毕业生的条件，都考不上，请免于文化考试；至于体检，可以照常进行。”

苏联顾问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办航空队主要靠苏联顾问，顾问同意，他也就点头答应了。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邓发指定吕黎平带领新兵营的30多名学航空的候选人，到迪化市北门内盛世才的军队医院去体检。苏联医生和盛世才医院的军医，量身高，称体重，检查内、外科和五官科等，对视力和心脏查得特别仔细。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体检场面，生怕不合格，心情很紧张，量血压时普遍偏高。那时化验血的方法很落后，验一次要抽25CC血样。说来也怪，当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用粗粗的针筒抽血时，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流血的人，反而感到特别不自在。最难应付的是坐转椅检查平衡机能，左转八圈，右转八圈，立即停止，要求身体站正不歪斜，能辨别东南西北。有好几个人在抽血和坐转椅时晕倒、呕吐。体检结果，25名合格，其余被淘汰。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

2月下旬，延安派来的学员还未赶到新疆。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根据延安通知的19人姓名和职别，与新兵营体检合格的25人编排在一起。本着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飞行和学机械的原则，确定了44名学员的学习分工。邓发将大家召集到新兵营会议室，作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动员。

邓发着重强调说：“关于我们党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应按王明同志去年11月路过迪化，对新兵营全体干部讲的去做。就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你们到航空队后，要听从该队长官的指挥和管理，不要进行宣传共产主义和发展共产党员的活动。”

邓发宣布了44名学员的学习分工。吕黎平为飞行班班长，延安来的严振刚为机械班班长。飞行班和机械班为一个支部，分成六个党小组。邓发提议吕黎平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方槐、朱火华、陈熙、金生六名同志为第一任党支部委员。会上，大家举手一致通过。

最后，邓发又明确了几个问题。航空队党支部由党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新兵营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盛世才不准许在他的军队内部有党派组织，因而党支部的所有活动都要严格予以保密。每个同志在航空队的登记表上填写化名，互相一律称呼化名。

2月28日，盛世才派两台卡车到新兵营，接新学员入航空队。从延安派来的学员仍没有赶到迪化。邓发决定，新兵营的25名学员先去报到。新兵营的指战员排成两列，夹道送行。大家热情地挥着手，高声嘱咐：

“好好学习，盼望你们的好消息！”

“祝你们早日飞上蓝天！”

“学会了飞行，就驾飞机到我们新兵营上空转一圈，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汽车把由于兴奋而满脸通红的航空学员拉到紧靠迪化市南门的一所院内，在宿舍门前停下。这是一座3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隔为里外间。里间住飞行学员，外间住机械学员。每人一张床，两人合用一个床头柜。除了中共的学员外，盛世才另从地方中学招考录取了16名机械学员，已经先报到了，都住在外间。

当天，他们领取了被服装具。大家在整理内务时，自觉保持了红军的传统作风，被子叠得像豆腐块那么方正，脸盆、鞋子都放在个人床下相同的位置。整个宿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

第二天，航空队的主要军官视察新学员来了，看到从新兵营来的学员个个军容严整，内务整洁，禁不住私下里交口称赞。

盛世才3月1日的开学典礼，因延安派来的学员未到而推迟了。航空队的军官提出，初教机已空闲，等待时间不宜太长。邓发与盛世才商定，现有学员先开学，边学边等。

3月3日，航空队的操场上，搭起了一座讲台，上面挂着醒目的横幅：“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开学典礼”。航空队所有飞行、机械、后勤及机关人员约400人，穿着整齐的军装集合在讲台前面。新学员站在第一排。

上午9时，两辆黑色轿车开来了。从第一辆车里，钻出了佩戴上将军衔的盛世才。盛世才中等身材，留八字胡，阴沉的四方脸上卧着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他披着宽大的黑尼风衣，走路昂首挺胸，左顾右盼。从第二辆车里出来的是盛世才的总顾问，苏联红军将领巴宁。巴宁身材高大粗壮，也穿着盛世才部队的军服，佩中将军衔。

“全体立正！”航空队大队长张念勺大声发出口令，正步走到讲台前，向盛世才敬礼报告。盛世才还礼毕，同巴宁中将登上主席台就座。

典礼开始。乐队奏起雄壮、激昂的军乐。在庄严的军乐伴奏中，张念勺亲自给每个学员佩戴上有小飞机模型的军衔领章。飞行学员被授予上士军衔，机械学员被授予中士军衔。

盛世才只有一个航空队，因而对开学典礼很重视。他训话时，激昂慷慨，先是讲他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说“与共产主义思想一致”，接着又将学航空的重要性讲了一番，简直是飞机一响，包打胜仗。

3月10日，邓发派人通知吕黎平，延安来的同志已到，让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悄悄地请假去新兵营会面。当晚，吕黎平、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等，匆匆赶到新兵营，见到延安来的19名同志。

方子翼见到方华，大吃一惊。原来，方华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七团当政委，方子翼在红三十军政治部当青年科长，彼此熟悉。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二六七团为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跳下山崖，幸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他俩都认为对方已牺牲，彼此悼念过。现在塞外重逢，又是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在一起战斗，怎不惊喜交加呢！

航空队，在陈云的精心组织下，选有红军各方面部队的代表，体现了全军团结奋斗，共创人民空军的精神。44名航空学员，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其中，红一方面军16人，红二方面军2人，红四方面军24人，红二十五军1人。一人因病返回延安。

延安来的同志听说已经开课，纷纷要求马上就去报到，及早补上缺课。邓发笑着同意了。他指示，为了对外掩护身份，新兵营和延安来的同志，在航空队的公开场合要像素不相识那样相处。为了庆贺会合，星期天外出洗澡时都到新兵营来，开个联欢会。

久经疆场的军人的联欢会是庄严而欢乐的。大家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激情满怀。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陈云的重要指示。他说，陈云在延安窑洞里接见即将赴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时说，你们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一定把技术学到手；要遵守纪律，搞好团结，保持党的荣誉。在这开始学习航空的兴奋时刻，陈云的话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这是初春最温暖的一天。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与新###特的历史背景有关。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成功地击败了外国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转入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对新疆最大的影响，是它结束了沙皇俄国对新疆长达近80年的侵略，改变了俄国与新疆关系的性质，使中俄关系成为友好通商，平等交往的关系。苏俄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也由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使国内生产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物品奇缺。1920年生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2%，糖产量只有3%，棉花只有5%~6%。因此，苏俄政府急需发展对外贸易，包括恢复同新疆的贸易。新疆当时也有这个需要。以往新疆工业品的供给和土产品的销售均依赖俄国，俄—新贸易骤减，工业品失去来源，土产品没有市场，只好发展与内地贸易，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来的工业品价格昂贵，土产品除肠衣和皮毛外无人收购，价格大跌。与1917年以前相比，全省布匹价格上涨300%，铁上涨800%。1920年5月28日，苏俄和新疆地方当局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这个协定废除了沙俄时的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是一个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两国地方贸易逐年恢复和发展。1924年10月双方换文，同意相互对等：苏联在迪化设总领事馆，在喀什、伊犁、塔城、承化等处设领事馆；新疆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斜米设总领事馆（1931年改设于塔什干），在宰桑、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等处设领事馆。

苏联和新疆边境绵延2000多公里，交界之地种族相近，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苏联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十分关注新疆的局势。新疆地方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需要边界的安宁。所以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与新疆地方当局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通商的关系，即使1929年中苏外交关系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时，新疆地方当局和苏联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

杨增新借辛亥革命之力当上新疆都督，对苏俄始而严守“局外中立”，坚持“不干涉主义”，继之又协助苏俄红军剿灭入窜新疆的旧俄白卫军，始终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保持正常的友好关系，是同时代的封建军阀不可比拟的；但是，他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和愚民政策，阻碍了新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他因循守旧的做法，引起他的政府中以樊耀南为代表的一些具有革新意识人士的不满和反对。1928年7月7日樊耀南等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杀。但政变很快就被杨的门生、政务厅长金树仁###。金树仁掌握了新疆的统治权，仍然同苏俄保持着贸易往来。

金树仁思想平庸，###无能。1933年，督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等人联合归化军发动四一二政变，赶走了金树仁。金的前线总指挥盛世才在极为不利的局势下，通过各种实力加心力的角逐，最后达到新疆权力的顶峰。盛世才上台之初，因势单力薄，立足未稳，想投靠南京政府，有所仰仗，以便正名位而号令全疆。但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京政府迟迟不予任命，相反还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抚”。宣慰团里各样的人都有，实际上也就是到新疆后接替省政府的班底。盛世才枪杀与黄慕松搞到一起的陶明樾、陈中、李笑天，挫败了南京政府的企图。南京政府被迫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但仍然想把盛搞掉。那时，武力入新的马仲英与伊犁屯垦使张培元联合起来反对盛世才，马的部队一直打到省城附近，张也倾巢而出攻击盛世才，南疆又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伪政权，盛世才的统治岌岌可危。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盛世才审时度势，权衡利害，认识到只有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够挽救危局。1933年5月，盛世才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友好关系。盛世才还宴请苏联驻迪化正副领事，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经过多次会商，双方取得谅解。孜拉肯总领事将会商情况电报莫斯科请示，电内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1933年10月，由于马仲英的步步进逼，盛世才又派陈德立和航空队副队长姚雄赴莫斯科请求军事援助。苏联政府遂派熟悉东方事务的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格·阿·阿布列索夫为公使衔的驻迪化总领事，与陈德立、姚雄一道来到迪化，负责与盛世才直接谈判。在谈判中，为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盛世才“曾允在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

苏联决定支援盛世才，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原因。第一，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当时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苏的基地，马仲英受日本支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英国一手策划。新疆乱下去，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苏联不利，只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如果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就可以排除英、日势力出新疆，这对于巩固苏联的边防，抵御日本的侵略阴谋是十分有利的。第二，就盛世才这个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盛世才是辽宁开源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他被留日的辽宁同乡推为代表返沪参加全国学生总会争回国土运动。此后，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韶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任职，得到郭的赏识，后被张作霖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国参加郭部反张工作。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郭松龄兵败被杀，盛潜回日本陆大继续读书。他陆大毕业后，正值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后调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因不被重用遂萌赴边疆之志。可见，他对日本侵略军有积怨，对南京政府也有反感。第三，盛世才政府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支持盛世才，不会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国际上，英、美等国虽然不满，但也无干涉的理由，只好吞下这只苦果。1939年4月，斯大林在接见孔祥熙时曾经说过：“当年苏联之所以援助盛世才政府，是因为盛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苏联当年援助与它素无关系的盛政府，也就是间接援助了中国的中央政府”。

苏联与盛世才正式结盟，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盛巨大的援助。

军事上，苏联除给盛世才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等军火援助外，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还派红军分两路入新参战。一路由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穿盛世才军队服装，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击败张培元，张自杀身亡。另一路由塔城边卡苇塘子入境，穿盛世才军队服装，对外称“阿尔泰归化军”，直扑乌苏，南向迪化，解迪化之围。马仲英被迫逃往南疆，占领喀什，促使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覆灭。盛世才率领省军和阿尔泰归化军紧追不舍，马军大败。英国驻喀什领事劝马仲英逃往印度，苏联驻喀什领事劝马仲英到苏联去。为保住部队，马仲英等于7月10日在依尔克斯塘附近越过边界进入苏联。马仲英余部由其姐夫马虎山率领，保留三十六师番号，退驻和田，和田“###教王国”随之灭亡。新疆局势安定，苏军撤退回国。目睹盛马大战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评论说：“如果盛世才没有向苏联购买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和卡车，甚至雇佣那个国家的军队的话，他是不会取得胜利的。”1937年5月南疆又发生麻木提、马虎山变乱，很快席卷南疆。盛世才无力阻止变乱，不得不再一次请求苏联出兵。同年9月，苏联派柯尔克孜兵两个团，俄罗斯机械化部队一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由阿图什县境直趋巴楚，将三十六师的人马截成两段。马虎山见大势已去，率少数亲信逃奔印度，后投靠了蒋介石；麻木提也由印度逃往日本，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扰乱新疆的走卒。新疆全境宣告统一。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不安宁，以及苏联运赴中国之抗战物资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派苏军一个团及空军一个支队开往哈密驻扎，扼守新疆的东大门。这就是苏军红八团驻扎哈密的由来。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

经济上。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用以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偿付苏联军火款。借款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只规定了借款的用途，即修筑公路，建立发电厂、电灯厂、清花厂、榨油厂等，5年期内由裕新土产公司以土产归还，年息5厘。1937年1月，苏联又向盛世才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由于土西铁路和若干公路的完成，使苏联与新疆的交通，较之内地更加便捷，使新疆与苏联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根据《二十年来苏联对外贸易统计要览》所述：1933年至1936年，苏联输入新疆的主要商品有大麦、镶木、砂糖、石油及石油制品、化学及药品、火柴、棉织物、黑色金属及制品、机器及制品等，价值总计6605．4万卢布；新疆输往苏联的主要商品有：米、干果、活牲畜、羊毛、棉花等，价值总计10202．19万卢布。两相比较新疆出超3596万多卢布，而同期与内地的贸易几乎断绝。由此可以看出，新疆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

盛世才得到苏联军事和经济的支持，一方面巩固、扩大了势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能不受苏联的影响，实行一系列进步的政策。苏联向新疆地方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经济顾问和技术专家，多达300余人。但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不便聘请外国人担任各级行政领导。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派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工作，原先是中###员后转为联###员的中国人到新疆。1935年至1936年，先后派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王宝乾）、任岳（刘贤臣）、郑一俊（郑义钧）、稽直（栾宝廷）、###（吴德铭）、赵云蓉（女）、刘进中（陈培生）、王立祥（曾秀夫）、张逸凡（万献廷）、芒素尔、哈森木等20余人到新疆工作。其任务有两个：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政纲，扭转新疆###落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民族文化；侦察敌情，打击日、英间谍活动，排除日、英间谍势力伸入新疆。这些人在组织关系上，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管理，遵守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盛世才对他们很尊敬，很优待，一个个委以重要职务，如王寿成任“反帝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王宝乾任外交处处长兼新疆日报社社长，刘贤臣任新疆保安总局副局长，万献廷任新疆日报编辑长，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陈培生任边务处副处长，栾宝廷任省政府交通处处长；但是，在暗地里，盛世才对他们严加监视。

王寿成等虽然是经共产国际、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不是中共中央派遣的，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员与联###员是可以互转的。因此他们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应成为中###员在新疆活动的一部分。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和贯彻进步政纲——六大政策，使新疆政局面貌一新。虽然在马仲英围城时，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军，曾允诺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但苏联深知这是不合时宜的，是不足取的。苏联和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进步政纲，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

不管盛世才的主观愿望如何，应该说六大政策是符合新疆历史发展要求的，是顺应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政策，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新###主义时期的纲领，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前后几年，六大政策的执行是坚决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给落后的、封闭的、停滞的新疆社会，注入了活力，加速了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盛世才对外实行亲苏路线，对内施行进步政纲。这不仅使他的政权逐步稳固，而且也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正是由于新疆当时独特的历史环境，由于苏联的斡旋。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

盛世才与苏联联盟，推行进步政纲，就必然会倾向并联合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政治问题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据陈潭秋1941年11月6日《新疆情形概略报告》，1935年以后，盛世才本人以“###”署名发表文章，以苏联的口号作准则，号召统一世界反帝反法西斯力量，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比较含蓄地进行了抨击。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发表通电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七项救国纲领：“一、必须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意精诚团结以救中国；二、必须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三、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必须与一切汉奸坚决的斗争；四、对帝国主义必须抛弃不抵抗政策，而采取最坚决强硬之外交政策；五、必须与外来之经济侵略及走私运货作坚决之斗争；六、必须用一切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与农工商业；七、必须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救中国之危亡。”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有一致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也需要联络新疆盛世才。早在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协定时，双方就商定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中共代表由新疆去，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1936年6月初，中共中央派邓发经新疆去莫斯科。邓发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亲自到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写信打电报给盛世才商办此事。6月12日，邓发以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身份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从兰州换乘汽车经过武威，6月27日到达张掖。他到安西时不幸身染重病，待病稍好后于10月16日启程继续向新疆前进，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上旬到达迪化，12月1日到达莫斯科。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也是中共中央与盛世才最早的联系。

抗日战争，使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后，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

陈云、滕代远尚在迪化时的1937年10月，周小舟奉中共中央之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络。周小舟当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这时，邓发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已由莫斯科回到迪化。经过陈云、滕代远、周小舟、邓发等人的努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成为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契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行前斯大林嘱咐王明亲自与盛督办谈谈。王明在迪化停留时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为表示自己的进步，就拿出一个本子对王明说，自己在新疆重用了许多共产党员，如俞秀松等人。王明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俞秀松等人反对他们宗派集团的斗争记忆犹新，耿耿于怀，从私人成见出发，对盛世才说“这些人是托派”，还答应回延安后就把材料写出来。盛世才此后于1937年12月10日将俞秀松、###、张逸凡、稽直、任岳、郑一俊等人逮捕。他强加给俞秀松的罪名有二：其一是省城阴谋暴动之参加者；其二是托洛茨基派及所谓“江浙同乡会”之领导者。所谓阴谋暴动，指的是1937年后半年盛世才制造的轰动全疆的“大阴谋暴动案”。他以此为借口大规模逮捕政府首脑、军队头目、民族上层人士，被捕人数多达千人，因而新疆就缺少干部了。盛世才向王明提出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要求中共派四名正副厅长，九名行政长，200名县长科长级干部。王明将盛世才的要求带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1月27日，陈云随王明、康生一道回延安。12月，原西路军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这六人奉命回延安。李特、黄超被处决，由邓发执行。

关于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有密切关系，此事必须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1938年3月，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路经迪化时，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了盛世才，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在给盛世才的电报中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斯大林不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同意其成为联###员，还另有目的，这就是便于控制盛世才和新疆。

关于派干部到新疆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考虑到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建设新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尽管本身干部缺乏，仍然从新兵营，从去苏联或从苏联回国路过者，从延安，抽调了一些干部到新疆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春，首先从新兵营抽调干部出来工作。黄火青，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汪小川，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潘同，任和田少将警备司令；周纯麟，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曾玉良，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赵海丰，任喀什四十团少校连长；谭庆荣，任和田三十八团少校连长；黄学谦，任督办公署经理处处长；谷先南，任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胡鉴，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还有几人在边务处任职，搞情报工作。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

由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的部分同志在临行前的合影1937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有一部分干部去苏联或由苏联回延安路过新疆，经中央同意留在新疆工作。毛泽民赴苏治病，1938年2月1日到迪化，10日被委任为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徐梦秋赴苏治病，1937年12月25日到迪化，第二年1月24日被委任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刘西屏赴苏治病，1938年7月到迪化，8月3日被委任为代理哈密区副行政长，后任行政长。留在新疆工作的还有：韩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沈谷南，任迪化女中小学部主任兼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郑瑛，任迪化女中教师；苏枚，任迪化女中教师；冯咏莹，任女中小学部教师；吉合，先在新兵营任教员，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中共驻新疆党代表工作；林超，任八路军办事处副官。

中共派到新疆的干部，主要还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抽调。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

1938年春节过后，延安的天气还很寒冷。陕北公学第四期第八队主任刘瑞森陪同身穿狐皮大衣的彭加伦来到队部，叫了一些同学。彭加伦曾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对同学们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你们提前毕业！”刘瑞森主任说：“明天就办毕业手续，自己的讲义、笔记本可以带上。”这些同学原定学习时间为半年。

第二天，他们办了毕业手续，领到毕业证。毕业证是由校长成仿吾发的。

第三天，1938年3月2日，大家启程。人们从他们的脸庞上看到对战斗生活的希望和对灿烂未来的梦想。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们人生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怀着抗日上前线，打败侵略者赶走侵略者的决心。校长、副校长，全体学员都出来壮行。歌声震天，场面动人。

学校院中停着三辆卡车。其中一辆是送领导和一些老同志去苏联养病的；第二辆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去苏联学习，也有一部分去苏联养病，有党校的学员，还有陕北公学的学员；第三辆车完全是陕北公学的学员。

这是一个多风的早春上午，依然冰封的延河蜿蜒伸向远方。汽车在延河岸边遇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迎面站立在清风吹拂的河畔。彭加伦招呼大家下车。周恩来在延河岸边给大家作了简短的报告，声音清晰而响亮。

他们到达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了几天。就要离开西安了，办事处把大家的讲义收了，由办事处保存，毕业证和日记本未收。党代表林伯渠给大家讲了话，给每人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当时西安天气还较冷，但不一定要穿皮大衣。因此，大家有了想法，认为既不是去南方，也不是去北方。因为去南方用不着皮大衣，去北方不经过西安。大家的心情还是希望上抗日前线。

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发前往新疆的同志从西安出发时，彭加伦让大家脱下八路军的灰军装，男的穿长衫或中山服，女的换上花旗袍。他告诉大家说：“旅途中万一有人问，一律说是平津一带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如再追问，就说到兰州投亲靠友。男同志可以互称兄弟，女同志称姐妹。”他们28人中有“六姐妹”即朱旦华、王韵雪、鄢仪贞、申玲、田丽君、李菲仪。“大姐”是朱旦华，“二姐”是王韵雪。

大家带上简单的行装，挤坐在三辆卡车上。卡车被帆布篷蒙得严严实实，像是运载货物的车辆。有谁知道，里面坐的竟是青春蓬勃生龙活虎般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呢？汽车上了西兰公路，第一天住在咸阳纺纱厂。厂里欢迎他们，他们也唱了歌。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车到兰州，他们住进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办事处党代表是谢觉哉，办事处处长是伍修权。

在兰州，他们中的林基路、李云扬、杨梅生三人随同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任弼时等20余人乘飞机先到达迪化。林基路被委任为新疆学院教务长，李云扬被委任为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梅生暂留新兵营当文化教员。

其余的学员被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朱绍良扣住，困在兰州。这期间，谢觉哉和伍修权给大家上过课，主要是谢老讲课。冯铉受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委派，来兰州接他们。

他们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月，经谢老和伍修权同朱绍良反复交涉，几经周折才得以离开。一天下午，办事处通知大家，午夜，分组从小门出去，乘坐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回程的军用汽车。苏联军用汽车免于检查，他们悄悄地离开了兰州。军车上面有篷子，他们坐在里面，不能说话。车内准备了面包、水果。停车休息必须周围无人，住宿都是等到天黑下来，住进中苏运输委员会接待站。卡车一行几十辆，司机都是苏联人。

车进星星峡，到了新疆境内。苏联同志马上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车篷后面打开了，住宿也不一定非在晚上。大家在车上可以说话了，可以唱歌。休息时，苏联同志也和他们谈谈话，和在甘肃境内大不相同。汽车绝大部分时间在戈壁滩上行驶。一块块风蚀日晒的怪石，横七竖八地或站或卧或躺，畸形千态，怪状万种；一个个隆起的沙石，一节节残崖断壁，在风中在阳光下怪唳着，仿佛拼命渴求葱葱绿荫，向往风调雨顺，憧憬柳暗花明。

新疆见到少数民族较多，他们围着汽车看，有的表现出好奇，有的表现出惊惧。风不再凛冽，呼呼吹着，也仅仅是呼呼而已，没有更多的内容，只有团团沙尘轻烟似的飘过。这时，大家都想可能是去苏联学习。

他们在哈密西边村庄看到枪痕斑斑，还有许多烧掉的房屋，一副刚刚混战过的样子。这可能就是老百姓惊惧的原因。他们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时，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那里知道一些西路军的情况，也知道有一部分已经进疆了。

车队经过火洲吐鲁番，人人感到了热。太阳敞胸亮怀，高高地猛烈地照耀着，四野一片温热。大家在撒满阳光的白杨河里洗了澡，话语、笑声与浪花一起跳跃、飞溅。许亮风趣地讲着西游记中的故事。他是他们中的“两大秀才”之一，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另一位“秀才”是祁天民，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无论从延安到迪化，还是在新疆境内这段日子，大家心情比较愉快。

到迪化后，苏联汽车队直接开到东门外的新兵营，此时是1938年4月中旬。党代表邓发和新兵营的负责同志在操场上欢迎大家。

他们编入新兵营，叫青年队，并马上开始训练。青年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有的学俄文，有的学通讯，有的准备派往地方工作。学习俄文的专门编了一个班，叫俄文班。不管学什么的，都要学军事、学政治、学党建以及形势任务。上课的大都是在迪化工作的老同志，形势任务由党中央代表邓发讲，时事课多半结合新疆的情况讲，党的建设课主要讲党的革命工作，结合每一历史时期的合法斗争、地下斗争，着重讲地下斗争。新兵营总队长饶子健、政委姚运良也给学员上课，主要讲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和长征时期。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

在新兵营学习期间，不论谁讲课都没有讲稿与提纲，讲课与听课的人之间不能交谈，听课的学员不能提问题，讲课的人讲完就走。这和延安时不一样，在延安上课可以记笔记，还发讲义，经常开展讨论，谁上课大家都知道。青年队除学习外，一些人还担任新兵营的文化教员。文化课可以记笔记、提问题。在新兵营里教员除了上课可以到各队去，别的时间不能去，学员也不能相互串门，组织上不告诉的事情不能问。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学员学会做###工作，并懂得了地下工作。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青年队出了节目，唱歌和小型话剧。五一节时，盛世才也来了，带了很多卫兵，卫兵均带着盒子枪、马刀，戒备森严。盛世才肩扛上将军衔，披着斗篷，呢子军装，土黄马裤，红皮马靴。他未戴军帽，留着背头，四方脸，卧蚕胡。中共中央代表邓发陪他坐在主席台上。总队长饶子健作了报告，讲到新兵营在这里学习训练受到盛督办的支持、帮助。饶子健讲完话后，请盛世才讲。盛世才讲话不利索，轻微有点结巴。盛世才的教导团住在新兵营附近，晚会和他们进行了联欢，唱抗战歌曲。教导团的官兵大部分是东北人，听了很受感动。

青年队在迪化，平时不能进城，但每星期集体去水磨沟洗澡、洗衣服，去时从城里走。来回的路上他们都是整队唱歌，在城里影响很大，尤其对青年的影响较大。新疆学院、第一中学等学校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唱抗战歌曲。

盛世才提出要求，让邓发给他派一个音乐教官。邓发派青年队的李光，李光只会唱不识谱，他说：

“我不懂乐理，怎么能教？”

“不要教乐理，只教唱歌就行了！”邓发说。

当时凡派出去的同志都要换服装。李光问：“我穿什么衣服去？”

“你就穿这身衣服去！”邓发看了看李光，拍着他的肩膀说。

盛世才每天派小汽车接送李光，还印了正规的听课证。盛让自己的老婆及八大处的处长，政府各厅厅长都去学。李光身着战士服装教唱，来学唱的议论纷纷，说：“老八真厉害，真有人才，一个小兵就可以当盛督办的教官。”

青年队部分人员留在新兵营任文化教员或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大部分先后分配了工作。于村被派到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文化科长；段进启任组织科长；朱旦华任迪化女子中学教导主任、新疆妇女协会秘书长；祁天民任新疆学院政经系主任；杨梅生任新疆学院和省一中军事教官；许亮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兼新疆学院教师；张东月任哈密行署第一科科长；李涛任哈密行署第二科二等科员；申玲任哈密女校校长；1939年1月，李宗林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任《新疆日报》制版科科长；鄢仪贞任迪化女中教员。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

1938年6月，延安。夕阳照射在清凉山北麓陕北公学高级班窑洞的门前。蒋连穆站在窑洞前平台上，注视着大家谈笑，神情专注。陕北公学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走过来通知他说：“中央组织部找你谈话！”

蒋连穆来到中组部，院中站着一位同志。他走上前去，说明自己是陕公的，叫蒋连穆。中组部的同志请他坐下。两人坐在院内南排石窑洞门前的石台阶上。

“组织上想分配你个工作，让你到大后方新疆去办教育，你有什么意见？”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

蒋连穆一听大后方，心里很不乐意。自己就是因为想到前方去才到延安来的。他说：“我没做过工作，怕完不成任务！”

“我们考虑了，你能完成任务！”

蒋连穆想，自己是###员，组织上决定自己去，不好不服从，于是说：“组织上决定，我就去吧！”

“你没有意见，那就搬到招待所来吧！”

1937年，“民先”号召学军事，蒋连穆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总队长是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地点在北平西苑。7月7日日寇炮击宛平，总队长、大队长均回部队。卢沟桥的炮声震散了军事集训队，也激起了蒋连穆参加革命组织的思想。9月间他接到了北平师范大学的通知说：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在西安成立西北联合大学。蒋连穆到西安后，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救亡活动，经常做街头宣传，张贴标语，参加###。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前线抗战消息。听到刘峙一退八百里，由保定退到邯郸；韩复榘不战而逃，丢掉山东省；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平型关大捷，鼓舞人心。他对国民党的抗战失掉信心，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打到敌人后方去。西北联合大学迁汉中时，他离开学校，经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介绍，到了延安。他1938年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于4月2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毕业赠言，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最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的方向。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艰巨的事业，要我们千百万人长期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去完成。这就要我们在平时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坚定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这篇讲话，蒋连穆一直铭记在心。

招待所里已经搬来很多人，都是分配到新疆的。除蒋连穆和郝升是陕公的外，其余都是抗大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书是曹建培，安徽省怀宁县人，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3月入党。这个支部由中组部部长陈云直接领导。这时蒋连穆才知道和他谈话的就是陈云。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来招待所给他们作了形势报告。支部全体党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他们被安排到中组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党员义务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学习期间党支部大会通过了蒋连穆按期转正为正式党员。

中组部部长陈云下班之后曾两次来招待所，和大家漫谈。活跃的气氛充分激发了年轻人的热情。大家从家常便饭谈到敌我斗争，从生活琐事谈到抗战救国，热情倾谈，津津有味。

陈云质朴、沉稳，说话井井有条，似乎更倾向于冷静的思索。他问大家，到延安后生活习惯了吗？陈云这样问，是因为不少初到延安的人不习惯吃小米。

“习惯了！”大家说。

“学会‘照镜子’了吗？”陈云又问。

“我们都学会了！我们还有‘照镜子’的标兵哩！”

大伙哄堂大笑。“照镜子”是指抗大、陕公的同学们吃饭时，把盘子里的菜吃净后，还立起盘子把菜汤倒进碗里吃掉。立盘子倒菜汤，名曰“照镜子”。

“这是你们很大的进步！”陈云谈到革命工作是长期的一辈子的事情，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也有。好的时候要注意修养锻炼，防止腐化变质；坏的时候，要经得起考验，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有两句话，即：“严刑拷打，家常便饭；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陈云在交代任务时说：“我们党在新疆建立的是特殊的统一战线。新疆实行的‘六大政策’与我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是我们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我党的最低纲领。我们到新疆去是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新疆建设成为稳固的大后方，保持一条畅通的国际交通路线。”

夏日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排排窑洞亮起了点点灯火。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余音不绝。和着笛声，有人在唱歌。

两个月过去，中组部训练班结束，又把他们送到党校二十八班学习。这个班约30来人，他们占了多数。同班学习的有任锐、苏菲（孙维世）母女俩。

他们到党校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准备召开。校方交给他们二十八班布置会场的任务。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们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等的报告。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张12位领导的照片。12位领导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彭德怀、项英、康生。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之际，中组部通知他们，准备起程。他们回到招待所，中组部来人说12位领导同志的照片不能带出边区。大家都把照片交上去了。

临出发前，中组部又分配来两位同志，郑亦胜和高登榜。这个队伍就由郑亦胜、高登榜、曹建培三人率领。

郑亦胜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铜鼓县，1925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他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1938年底，郑亦胜正在外地工作，接到中央电报让他回延安。他回到延安，陈云即找他谈话，说：“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做财政厅长，来电要你和高登榜。另外再调二十几个干部，由你和高登榜带队，马上就走！”

高登榜1914年生于陕西省延川县，1932年参加革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受党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委派，担任延长油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矿长，主要任务是迅速解决苏区党中央机关的照明用油和燃料，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陈云找高登榜谈了去新疆工作的任务及注意事项。陈云还告诉他，毛泽民的女儿冒着风险从白区来到延安，有张照片要他带到新疆亲自交给毛泽民，并要他到城隍庙招待所看看毛泽民的女儿。

从延安出发前，陈云再次接见了大家。陈云说：我们同新疆的关系是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你们到新疆后，不公开以党员身份出现，不发展党组织，不吸收###员。这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在新疆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大家乘车到西安后，又租用了一辆商车前往兰州。在兰州车站遇到国民党特务的严格检查，他们携带的留声机和两大箱政治、理论和文学等进步书籍被扣留，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

由延安来新疆工作的同志在行军途中傍晚，他们才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刚一下车，伍修权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宣布说：“你们赶快把穿来的延安粗布衣服都脱下来，换上便衣，一会儿韩光来接你们。今后你们的生命安全由他负责，你们与八路军没有关系！”韩光由苏联回国，被留在新疆，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又是党代表邓发的俄语翻译。

大家休息换装，男同志分别穿中山装、长衫或西装，女同志则换上花旗袍等鲜艳衣服。换装时有人不小心将衣服挂到伍修权的煤油灯上，把灯罩掀到地上摔碎了。伍修权诙谐地说：“天哪！这可不比西安，打了灯罩，三天都买不回来。”大家笑了起来。伍修权又说：“这里条件太差，管不起大家吃饭，请大家随韩光同志去招待所，那里条件好一些。”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

韩光来了，穿着一身笔直的西服，对大家说：“你们上我的车，到中苏招待所去住，对外你们都说是新疆盛督办的客人。”

汽车驶出嘉峪关，颠簸地行进在寥寥然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大家目睹飞鸟不落，寸草不住的荒漠景象，思念日渐离开的延安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又想象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势薄力单的角落，人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落，一种肠断天涯的莫名惆怅伴随着凉气袭人的秋风慢慢地扩散开来了。夜晚，黄羊成群出没，竟然在汽车灯光的映射下，好奇地向汽车探头探脑，有的还莽撞地一头撞在车灯上，让人不寒而栗。有一首无名氏的《瓜沙道中》诗：“阳关古道接大荒，官杨零落不成行。阳沉日色连云白，暗淡风沙入寒黄。鸿觅稻粱衔矢石，人拼骨肉战冰霜。唐蕃汉垒今何在，秦月依依照古疆。”汽车行驶在一片空旷中，仍能体味到那萧萧的悲凉。

兰州到迪化整整走了15天，途中在酒泉休息了一天，在哈密休息了一天。他们到迪化时，已是11月了，冷得出奇。督办公署指定他们住进小南门外的一个两层楼的招待所。

第一件事是填写履历。督办公署发给每个人一张表，让三天内填好，交给盛督办过目。大家疑虑重重，未见党代表邓发，这样匆匆填表是否合适？高登榜说：“离开延安前才在中央组织部填了表，怎么一到迪化，还未见到邓发同志就急于填表呢？”陈广竹附和说：“不能填这个表！要填也得见到邓发同志后再填。”

高登榜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了韩光。第二天，韩光让郑亦胜、高登榜、曹建培在南梁一片空地上等候。在初冬寒凉的朔风中，一辆小车驰来，在空地上掉转头。三人赶紧上车，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见到了邓发。

邓发同三人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大家的情况，告诉他们在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关于填表的事，邓发说：“表还是要填的，不填表就不能在新疆工作。你们的简历表要交给盛世才，他看了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

回到招待所，三人按邓发的意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说服大家填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每个人都得给自己起个化名，取什么好呢？高登榜想，古训中常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叫“玉成”吧。想妥后，他说给周围的同志听。大家都说起得好。

表格送上去后，盛世才一看高登榜的登记表，对邓发说：“这高玉成是陕西延安人，从红区来的嘛，我怎能接收呢？”

邓发找到高登榜，说：“盛督办一看你是延安人，就说世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请人来，这不行！”

“那填哪里好呢？”

邓发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思忖片刻，建议他填蓝田，蓝田离西安近。他遵命填上蓝田。这一关就算过去了。

其他同志也遇上一些小麻烦，如马肇嵩和罗乃棠两人年纪较小，盛世才看了表格后说：“这两人年纪小了点，还是考虑考虑吧！”办法自然是有的，把岁数改一改，多填了几岁。这样全部通过了。

招待所奉盛世才之命通知，明早全体到督办公署集中。他们以为是盛世才谈话，到那里一看，是个考场。两个人一张桌子，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督办公署政训处主任李一欧为监考人。

高登榜看看题目，有100多道，诸如“新疆有多少民族？”“新疆有多少行政区？”“六大政策是什么？”等等。题太多，一个上午根本答不完。中午每人在教室里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考。出题范围很广，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风土人情无所不包，尤其是世界历史出题太偏，实在难以作答。高登榜有点发愁了，但又想，你盛世才若欢迎我在新疆工作，我就留下，不欢迎我就回延安。这一想，心里坦然起来，伏下头来又审了两遍卷子，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当晚，盛世才请客，他们23人参加。盛世才来了，全副武装。他先讲话，讲六大政策，讲新疆有14个民族、400万人口，要团结，等等。接着，盛世才介绍了饭桌前的张三李四，说这些朋友是他的同事同乡，是哪个关系介绍来的。席间，盛世才吩咐经理部的王经理进来，对王说：“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迪化，衣着单薄，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给每个人买套衣服。”

两个星期过去了，盛世才又把他们找去。盛在客厅里坐着，把他们一个一个叫进去。高登榜进去时，盛嘿嘿一笑说：“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你就到财税部门去吧！”高登榜退了出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这批23人中，有9人分到南疆做财税工作。

蒋连穆化名蒋春茂，被分配到库车地方税务局任副局长。他从延安来原准备做教育工作，陈云找他谈话时是让他到新疆从事教育，没想到会让他做财政税务工作。

邓发会见了大家。邓发说：“新疆是个大后方，是中国和苏联的桥梁。我们帮助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并使它不断进步，使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顺利地运送到前方。我们要认真把工作做好，这对抗战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政治意义！”当谈到盛世才时，邓发说：“盛世才是个土皇上，以女校拉拢军校，以军校控制枪杆子，以枪杆子统治新疆，他本质上是个军阀。”最后他说，“盛世才最近和我闹别扭，分配你们的工作，没有同我商量。现在他故意到处找我们的岔子，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抓住把柄。在目前情况下，对你们的要求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时，大家想起，盛世才接见他们时，除说了一些欢迎的客套话之外，还说：“我们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这里不同口里。我们的六大政策是以马列主义、新哲学为基础的，是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按照具体情况办事的，不能生搬硬套。你们有的人想把延安的一套搬到新疆来，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精神的。你们有人如果坚持这样做，我可以请示毛主席给我调换……”这一段话，是针对邓发等说的，也是给大家一个警告。

延安来的第二批23名干部，1939年元旦过后不久都安排了工作，分配到《新疆日报》、教育、学校、财税等部门。《新疆日报》：王谟任国内版编辑，李何任国际版编辑，马殊任文艺版编辑，陈清源任编辑；###门：曹建培任焉耆行署教育局局长，马肇嵩任和田区教育局督学、代局长，白大方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学校：郭春则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刘子平任迪化师范学校、省一中的教师，陈谷音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刘勉（女）任迪化女中军事教官，任远光（女）任迪化女中教师，熊梅影（女）任迪化女中小学部教师；财税部门：郑亦胜任财政厅秘书，陈广竹任和田地方税局副局长，高登榜任喀什税局副局长，黄永清任于（阗）策（勒）地方税局副局长，薛汉鼎任叶（城）皮（山）税局副局长，钱萍任莎车地方税局副局长，罗乃棠任巴楚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任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蒋连穆任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郝升任焉耆地方税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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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装甲车

萧显清——

1938年1月，文化基础课学习圆满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学习和训练。一、二大队学习汽车；三、四大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干部大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军医、兽医和无线电；从我们中选出25名同志学习飞机。这时，部队又有些思想波动，特别是陈云同志和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回延安，工委和总队部取消，改名为支队部，加之部分大队干部调入盛部任职，一部分人想马上去前线的念头又浮动起来。因进入复杂的新式装备的学习，加之思想工作的开展，大家很快又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了。当时，我们警卫排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为了保密，我们相互之间不称名字而称代号。教官对我们这种做法很反感，因为相互间不知多少号，叫人没法叫。第二天，我们就去掉代号，每个人起了个假名字。

1938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我们新兵营，其中有六名女同志和天宝等三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我们学习文化，19人去学飞机。

党代表邓发为了鼓舞我们新兵营的学习，叫人为我们写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你们为着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你们打了无数的仗，学习在遥远的边疆。自从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看他们杀，看他们抢，飞机不断扔炸弹，大炮隆隆响。同志们啊！学习文化，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到前线去英勇杀敌，为着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这支歌说明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又指明了今后的任务；大家唱的非常有劲，鼓起了学习的热情。

1938年8月，毛主席发电报给新兵营，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赶快学好出来，早日上前线。这对我们又是极大的鼓舞。

我当时在警卫排，学习装甲车。邓发同志到新疆不久，开展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后来说前线需要枪，又令我们警卫排把短枪全部上缴。有的同志想不通，还把枪破坏了几支。不久，我们警卫排编入了一支队的三大队，后又编为一大队的四排。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学炮的为特科大队。因而，我们警卫排的同志就学到了装甲车、汽车、火炮的技术及机枪技术，学的课程最多。

我重点学的是装甲车和汽车，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都学了。光装甲车就学了三种，特别是叫“发依坎”（音）的轻型装甲侦察车，乘员三人，机枪一挺，非常灵活轻便；“步瓦”（音）二五式、二六式战车，乘员四人，机枪和炮各一。教我们的教官是盛世才的军官。教无线电、医学的教官大多数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东北抗联的同志。他们大多出身学生，多数是东北人，也有个别朝鲜人。后来又教我们学习日语、俄语。我们学习了半年的日语，相互间都能用日语说些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了。

陈潭秋同志主持新疆党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们新兵营的支队部。他经常和我们谈心，查看我们的生活，再三指示要办好伙食。他告诉我们：学习不要死记硬背，要记要点，把大意、大概意思串起来，就有了全貌，这样才能记住和理解。他还形象地说，要像想点子打胜仗那样想办法把学习搞好，要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体会。7月至9月，我们进行野营训练，他还和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察看地形，和大家一起步行。大家都共同感到，他像老妈妈带孩子一样，把党的温暖传给了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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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以“参观”的名义，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演习了三天。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要我们判断和行动。大家都说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见到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真是开了“洋荤”。有的说：“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一定能战胜敌人，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经迪化，来到新兵营看望我们。他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周副主席还来到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说：“你们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很好，要抓紧时间学好，多学习一点；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党中央一声命令，你们就要上前线去。”我们一听到“上前线”三个字，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兴奋的心怦怦直跳，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是马上？还是很远？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

1939年底考核时，我们驾驶、修理、战术射击等项课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对缴获的敌汽车、坦克、装甲车能开得动、打得响，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

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油肉丰盛，青菜、豆腐都有保障，常吃抓饭，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吃打来的野味。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

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我们见到他们的人，只要是挂武装带的军官，不管大小都主动敬礼，这使他们很受感动。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群众说：你们这些新兵真好，说话和气得很，客客气气的。那些老兵（指盛部教导团），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还是你们这些新兵“亚克西”，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你们的脸都红了。的确，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

新疆督办盛世才几次来到新兵营。第一次是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他派出一个骑兵连先到我们的驻地警卫，随后是七八辆小汽车；第二次是1938年的七一；第三次是1939年的八一，我们新兵营开晚会。他是坐小汽车来的，带着他的太太参加了八一晚会。那天，他一到场，先赏了我们每人一万两（十元）银票，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他说：“鄙人参加这个晚会很荣幸，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争取不久的时间里，加入这个行列。”当时我们被他的辞藻蒙蔽了，还给他鼓了掌。晚会上，延安来的几个年轻女教员唱歌跳舞，毛泽民同志表演了魔术。盛世才看了夸赞不已，连连叫好。

盛世才每年有两次大的活动，我们新兵营也前去参加。第一次是四月十二日，是他在新疆取得政权的胜利纪念日；第二次是九一八开运动会。我们每次去，他都让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位置上。

李志明、王崇国——

学习坦克，第一道关是先学开汽车。盛世才部队的军官当教官，这些家伙仗着有一套技术，可神气啦，一个个保守得要命，好像把技术传授给对方，对方就会夺去他的金碗似的。你好心地向他请教，他却二腿搁在大腿上，嘴里叼着烟圈，慢腾腾的连嘴也怕张：“这个嘛！慢慢地看，慢慢地看吧……”我们遵照支队部的指示，主动团结他们。发了津贴，除了买点学习用具，会抽烟的连烟也舍不得多买，大家把钱凑在一块儿，买些礼物送给他们。在这个腐朽的军队里，这竟是特效药，有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有时候还要故意刁难我们，经常借故不出车，说什么天气不好啦，没有领来油啦，等等。好容易出两台车，教官嘴里叼着烟卷，跷起二郎腿坐在驾驶室里，指挥我们加油、加水、检查、发动，要折腾好半天才开走。大家轮换着开一会儿，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回来了。闹得人手痒痒的，气闷在肚子里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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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队里的教官，野蛮得很，经常骂我们是“笨蛋”、“混蛋”、“土包子”，有的还动手动脚。我们遵照党的指示：“遵守纪律，学好本领”，忍气吞声的学习，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记得有一次驾驶时，我加油不匀，坐在旁边的教官往我腿上就是一拳头，打得我心慌脚乱，低头去看油门踏板，脑壳上又挨了一拳。我真想冒火，但想起了党的期望和学习纪律，竭力克制住自己，继续开着车子行驶。

我们也有最高兴的时候，那要算长途驾驶。从迪化向西北方向的乌苏开去，或者越过达坂城的崇山峻岭，开向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一来回就是好几天，每个人都能连续地开好几个小时。9月，吐鲁番火洲的葡萄熟了，每村每户门首的葡萄架凉荫遮天蔽日，串串无核白葡萄就像珍珠似的挂在绿荫里。这时公路上热辣辣的难受，那些教官一个个把车子扔在公路边，钻进葡萄园里去了，吃完葡萄索性躲进坎儿井里睡觉乘凉。这时候，没有这些家伙打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开上它半天。9月的火洲相当炎热，鸡蛋和面饼放在石头上都能晒熟。赤日似火，戈壁滩上气浪滚滚。我们开着汽车，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热，反而像吃过甜葡萄，全身上下都凉滋滋的，手脚也灵活了，头脑也清醒了。

学完开汽车，接着就学习开坦克。

这里的坦克，只不过是几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旧车子，半天发动不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200多人，装备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关枪，重型多一门七五公分炮。我们第四排被分配学习装有轻机枪和小炮的装甲车，这就引起了他排同志的羡慕，每天在营房里看见我们学习回来，总要和我们开玩笑：“快看啦，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时心里也感到不安，觉得学不好就对不住同志们。

这些教官比汽车部队里的教官更反动，其中还混杂特务。他们的官衔比别的部队高，排长一般都是中尉，还有上尉，讲课时洋腔怪调，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头昏脑涨，不懂还不许发问。每当我们在学习上提出一点要求，教官就把眼一瞪，轻蔑地说：“没学会爬，就想飞起来啦！”那些特务还利用教学机会来刺探我们内部情况。我们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教员不好好讲，我们就自己苦心钻研，同志间展开互助，包教保学。上课时每个人都带笔记本，细心听讲，把内容尽量详细的记下来，然后利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对着笔记相互参考，相互补充，凑在一起就全面了。疑难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除非真正弄懂才罢手。

星期天，那些教官和盛世才的学员早就溜到街上喝酒作乐去了，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早晨起来，同志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拿着笔记本进行讨论。这现象不久就被教官发现了，说什么不遵守坦克学校纪律，还要处罚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在旧军队里也是一种罪过啊！

实习那天，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就在今天，我们的一双手就可以摸到盼望已久的装甲车了。谁知道这时候教官的鬼名堂又来了，让从旁边的车门爬上爬下，学了一星期的上车下车动作。就是这样，都是求之不得的啊！我们这些放牛出身的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们提高了觉悟，学习了文化，如今又学习开坦克，为我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开辟道路，谁打心眼里不激动呢？谁不想找机会多摸摸车子呢，就是呆在旁边多看几眼也痛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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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等了好久，根本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知道那些教官故意拖延时间和我们为难，就组织我们到城西20多里的地方去野营。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苏联，经过迪化时专门下飞机来野营地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是啊，我们多么希望早日能有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啊！

王元喜——

我参军时没什么文化，学习汽车挺费劲，在家乡没见过这玩意儿。学习开汽车是在盛世才的汽车局学习，地点在西大桥，后来搬到东门外。开始学习汽车原理，教员在上面画图画，讲解发动机四个行程即吸气、压气、爆发、排气循环。学了三天，还真的没弄懂，我们就起立问教员。教员还不错，很耐心地给我们解答，并把活塞拿到讲台上，给同学们上下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努力，我搞懂了汽车原理和它的作用。

理论学习一段后转入实际操作。我操作的是苏式汽车吉斯五，教员坐在身旁指挥，如何挂挡、启动。由于我头一次开汽车精神高度紧张，把车子一下子开到沟里去了。老师看我太紧张了，劝我说：“不要慌，把刹车拉着，挂倒挡，慢慢抬脚，少给油，再加一点儿油，车子就动起来了，再挂一挡加速前进。”我细细琢磨了一会儿，又按要领操作了几下，弄懂了开车的要领。经过一段艰苦学习，我们的同志在考试中都得了较好的成绩，普遍在60分至90分之间。苏联教官高兴地用俄语称赞我们“好样的”。

第一期考试后，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学汽车修理，就挑选了20多个人到盛世才汽车管理局西大桥汽车修配厂学修理。我到了工厂，跟一个师傅学拆装引擎。师傅是苏联人，既会俄语又会汉语，对我十分耐心。不久我就入了门，掌握了汽车的毛病。修理厂工人对我们二十几个人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有的工人悄悄对我说：“将来你们回延安，我跟你们一块走。”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盛世才的兵，是红军。

有一天上午来了个电话，通知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东门外的西路军总支队开会。我们老早赶到指定地点，队伍整理好后，值日排长叫起立，欢迎周恩来副主席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副主席。同志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学好技术和文化，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张官朝——

我们新兵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尽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新兵营指战员官兵平等，穿戴一样。节假日外出或上街总是几个人共同行动，走成一路纵队，风纪严整，买东西不讨价还价，不去馆子乱喝酒，也不在老百姓家乱窜，就是做客也很少。遇到盛世才部队的军官或他们从我们门岗经过，我们对他们行军礼。学习汽车和装甲车的同志行车时遇上有困难的老乡，就让他们搭车，甚至把我们的水和干粮送给老乡们吃喝。碰到盛世才部队或地方的汽车出了毛病，我们就帮他们修，有时还陪他们看守汽车或守夜。天长日久，新疆人民都夸赞我们“亚克西”。我们行军或部队外出，老乡们老远就伸出大拇指，高喊“亚克西！亚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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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偕邓大姐去苏联治病，专程来新兵营看望我们。周副主席讲完话后，请陈昌浩同志讲话。陈昌浩只说了几句，泪水直流，难过得讲不下去了。他讲话的意思是自己没领导好，使西路军受到了重大牺牲，对不起西路军全体同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烈士。邓颖超同志接着对我们做了鼓励性的讲话。我记得，我们新兵营的同志是席地而坐。大家见到周副主席，就像见了亲人，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记在脑子里，事后常常想起，有时还模仿着。

1940年周副主席从苏联回来，第二次来新兵营看望我们。这次周副主席讲了六大政策与三###义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三###义与六大政策做了对比。

盛世才那时还算进步，曾三次来新兵营做客。头一次是1938年五一劳动节，他来看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他来看我们的节目；第三次是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他参加了我们的纪念活动。第一次盛世才到新兵营来，对我们有点信不过，也有些怕我们，所以戒备森严，跟来了不少警卫，在新兵营周围房上还架了机枪。第二次来时带的人少了些，第三次只带两三个警卫。

炮兵大队

宋承志、王德润——

四大队学炮兵，也叫特科大队。学炮兵之前，约80多人。因为学炮兵对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所以将身体差的同志调到三大队去了。不久又调走了几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航空队学习，又从总队部调来四位同志，都是首长的警卫人员。这样，从1937年冬至1938年秋这段时间，四大队的人员约60多人。大队下辖两个排，四个班。第一排：一班是野炮班，二班是观测通讯班；第二排：三、四班都是山炮班。每班十人左右，炊事班不到十人。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二十来位同志，编到四大队学炮兵，四大队又有80多人。四大队的领导干部和排、班长在学炮前后有些变动。没有学炮前，大队长是曾玉良，政委是胡鉴。学炮之后，大队长是宋承志，政委仍是胡鉴，胡调走之后政委是邹开盛。

为了教学，我们向盛世才部队借用苏造7．2厘米口径野炮一门，7．62厘米口径山炮两门，炮镜一部，方向盘两部，还有电话机、备复线等。火炮是用马牵引的，全大队有30多匹马。

炮兵大队的学习课程有文化、政治和军事。

文化学习：文化课有语文、数学和地理。文化学习分甲乙两个班。因为学习炮兵射击的需要，炮兵大队特别重视数学课程。甲班学到三角、几何等与炮兵射击有关的部分；乙班学的内容简单一些。教文化课的，先是从干部大队派来的人担任，后来任教的是从延安来的一些知识分子。

政治学习：政治课，主要是学习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以及毛主席当时发表的文章。陈云、邓发、陈潭秋同志都很重视我们的政治学习，他们除了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政治报告外，还讲授政治课。黄火青、孔原、冯铉、彭加伦等同志都是政治教员。后来各大队政委也教本大队低级班的政治课。政治学习是主课，抓得很紧，经常进行小、中、大考试。政治课各大队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有时是全总队在一块上大课。

军事学习：四大队主要是学习炮兵，但排以上干部也参加总队统一组织的步兵战术（合成军战术）学习。苏进等同志任教员；还有一个苏联顾问给我们讲军事课，由吉合、常乾坤同志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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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技术、战术学习，大体分为：火炮、器材操作；炮兵的射击理论、射击法则和射击指挥，炮兵专业战术等。分两个教学班：副班长以上的干部学习全部内容（当时大队的正副班长，绝大多数是原部队中的排、连、营级干部）；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只学火炮、器材操作、射击基本知识和有关的专业战术。教射击和战术课的教官是苏联顾问，教火炮操作的是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每年进行两次炮兵实弹射击。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同志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炮兵技术训练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同志在后来的战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炮兵部队的团、师干部。

西路军总支队的炮兵队

干部大队

刘鹤孔——

新兵营营部（即总队部）以下编成四个大队和一个干部队，每队约百余人。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具体领导各大队工作。

营部是一个单独的伙食单位，主要都是领导干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传六、黄火青、李特、黄超、郭天民、李天焕等同志。秘书是冯铉、段子俊和李春田等。营部设秘书、参谋、警卫员、油印员、管理员。

中央指示：新兵营要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关系，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新兵营一边学政治、文化，一边学军事技术，主要是学习汽车、炮兵、装甲、无线电等技术。军事顾问是苏联人，叫安德烈，技术人员也是苏联人。

干部大队有连、营、团、师级干部共60余人。苏井观、宋侃夫、王子刚、刘寅等同志也在干部大队学习。队长是潘同，政委是刘鹤孔，刘鹤孔兼支部书记。队部设一个文书、一个事务长、一个理发员、四个炊事员。干部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政治课由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亲自讲授。学习文化的同志按不同程度编为五个班，每个班十余人，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教课，李特、黄超、苏井观等同志都教文化课。

干部大队还设立一个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抽调原来做过机要工作的青年同志和各大队年轻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干部大队领导下，由刘寅、王子刚同志负责。教员是由过去从事电台工作的同志担任，有徐明德、荆振昌、郑执中、王玉衡等同志。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干部大队学习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有的同志派到苏联学习，有的同志分配到其他大队工作，有的派到新疆省政府和军队中工作。

1938年2月，邓发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些同志去苏联学习专门业务技术，到苏联具体学什么没有详细讲。从新兵营到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共30余人，分两批去。第一批16人，组成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由苏联同志带领，我们16人到了莫斯科，分配在两个学校学习。我们学搞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从学校结业回国路过新疆，第二天就乘飞机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我被派到上海工作。到苏联学习的同志有的由苏联派回新疆做情报工作，派到甘肃、重庆、香港的也有，有的派回甘肃老君庙油田工作，和我一块回国的董家良同志派到重庆工作。我们16个同志分配在全国各地，担负地下情报工作，绝大部分没有通讯联系，有的同志如董家良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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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训练班

徐明德、郑执中——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

第一期训练班1937年8月开始，1938年4月结束。这期训练班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到达迪化后，又把这部分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叫通讯训练班，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在电台当技术工的同志和几个青年同志，学员不到30人。训练班由刘寅负责，徐明德、王玉衡、王子刚、荆振昌同志任教。经过训练班的培训，学员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新疆只留了几位骨干。

第二期训练班是1938年六、七月开始的，1939年7月结束。学员来自各个大队，共30人左右，编为三个班一个排，排长俞以仁。训练班与总队卫生所组成一个党支部。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当教员，主要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及翻译。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和延安新华社新闻，抄收快又准确者还得到一些奖励。

学习期间生活待遇比较好。营以上干部津贴每月十块钱，连以下干部三块钱。除了盛世才发津贴外，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每天还给两毛钱补贴。服装按照盛世才部队标准供应，大概约合百多元，有皮靴、呢大衣、毛衣、棉衣以及被褥等，连及连以下干部发光板皮筒和毡筒。

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回延安了，只有几个人留在新疆工作。徐明德和王玉衡同志被派往兰州，随同苏联专家勘察迪化到兰州的桥梁，担任电台的报务工作，只管收发电报和翻译密码。荆振昌被派往苏联在迪化的一个秘密电台工作。

胡正先——

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或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员都是有基础的，共20人左右。三局局长宋侃夫给我们上文化课，刘寅负责训练班，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红四方面军南下天荃、芦山时，我第二次进通讯学校，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新兵营第一期训练班上课不多，主要是复习，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我记得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我们第一期学员1938年初回延安以后，新兵营又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徐明乐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原和我们一起学收发报，徐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汪和我都被挑选为飞行员。我因感冒，没有去成飞行班。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进入螺旋，没有改出来，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

我离开家乡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参加红军，转战川陕，长征跋涉，西征河西，一路走来，居无定所，从没有机会给家里写信。新疆新兵营比较安定，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识字不多，写信吃力，刘寅说“我帮你写”。后来听说父亲回了一封信，但我没有见到信，那时我已回了延安，是别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篾匠，母亲双目失明。我四岁时母亲去世，跟奶奶和父亲过，十岁时奶奶去世后，我给人家放了一年牛，此后跟着父亲串户干活。父亲生在河南，逃荒到了安徽，祖上三代篾匠。我小时在家吃红薯、包米、大米饭，有时缺粮，也吃麦麸子。父亲认为干篾匠没有出息，常对我说：“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参加红军时只有十一二岁，可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红军没有离开鄂豫皖我在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时，看过我一次。父亲连门都没有进，说说话就走了。那时，保卫局要求严，外人不能接触。我再给父亲写信，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

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通讯训练班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一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我们1938年初结业，由刘寅带队，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乘苏联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有两辆车坐着我们的人。

我们的车到兰州，原以为一路顺风，不曾想横生枝节。车队到达兰州黄河铁桥，苏联援华物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有国民党哨卡，我们两辆车上的全体人员下车接受检查。

哨兵查问：“车上装的什么？”

我们回答：“一些药品。”

哨兵问：“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

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突然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一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的两辆车顺着路边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事馆的小卧车一前一后横着停在他们的卡车跟前。国民党特务再没有明着纠缠，但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缠，我们任何人都不出门。办事处有一栋木结构两层楼，延安来的20多名青年学生住在楼上，我们住下面平房。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一辆汽车坐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我们送到延安。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乘我们来时的汽车去新疆。这些学生是延安派往新兵营的教员，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有搞报务的，有搞医务的，就这两种人。隰启德是搞医务的，和我们一起回到延安。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时，胡曾在医院当护理员，那时隰就是医院院长。

回到延安，我被分到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到军委二局。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由王家坪搬往安塞，碰上从延安城往王家坪搬的滕代远同志。王家坪是个山沟，比较安全。

滕代远问：“你很面熟，是不是三军团的？”

我说：“我是新疆新兵营的，我们见面是在新疆新兵营。”

军医、兽医

洪耀——

我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医务人员，随军进驻迪化，被分配在卫生所工作。卫生所的人来自西路军各个部队，水平高低不同。大家对战地救护比较熟悉，但其他医务知识缺乏，有些病看不了。在战争年代，既缺医少药，又没学习条件，我们很是为难。卫生所主要是打针、治治沙眼和头疼脑热小病。稍大点病，有时请苏联医生，有时送迪化医院。动手术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

1937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医务所，以原有卫生队14名同志为主，其中一名是从苏联回来的。组织工作由原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负责。1937年底，苏井观同志随同李先念同志回延安后，由杨锡光同志继任。杨锡光是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苏井观和杨锡光是当时医学专家，早在长征时期他们就已闻名。我是西路军总部野战医院的，对于外伤的救护，稍有些常识，但在西路军中，整天打仗，伤员太多，只能为一些同志进行紧急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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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所组建起来后，由于住在总队部，同无线电排一起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时支部书记是荆振昌，后来是杨锡光。

陈云同志回延安之前动员我们学医，挑选了洪耀（洪贤奎）、肖邦林、朱月辉（朱明辉）、谢流泉（谢华）、周云超五位同志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同时调肖永汉（肖平）、陈浩萍（陈银山）、谢良洪、胡炳孝、易良荣、王明朝六位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我们军医班共40人，主要学习技术。课程有外伤学、战地救护、外科、临床护理、手术等。有时是苏联教官上课，有时是盛世才的教官上课。这些人在当时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得好，比较认真。我们五个人在班里学得好，成绩都在前几名。由于延安急需人才，我们没毕业就回延安了。

朱明辉——

1937年底的一天，党代表邓发和杨锡光同志前往新疆盛督办处及军医学校，商定由新兵营医务所抽调11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五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六名同志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兽医站）学习。大家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合格之后才被录取。

1938年1月12日，到军医学校学习的同志正式入学，参加了新疆军医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学制两年（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但我们只学了一年半就毕业了。

迪化军医学校规模不大，学习军医的同志就在这个学校门诊部的眼科、生理、解剖、病理、药物、内科、皮肤、传染等科实习。军医学校的负责人对新兵营的五位同志比较客气，加之这五位同志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影响也较好。

卫生所与各大队一样，都是直接受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后，除学兽医的四位同志继续留在迪化工作外，其他七名同志都在1940年2月6日回到延安。

谢良洪——

我当时在二大队学汽车，于1938年5月毕业，不久被调到卫生所学医。延安来的王韵雪、王宪唐、李涛等给我们讲文化课。当时的卫生所所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

1939年11月，组织决定让我到盛世才的兽医学校学习，同去的还有肖永汉、王明朝、胡炳孝三人。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我急了，直接找到陈潭秋要求回延安。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里也是抗日，都走了这里的工作谁做？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学兽医的同志由你负责。”

1941年11月，我从兽医学校毕业了。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同志，并得到了钢笔、毛毯的奖励。我被分配到盛世才政府，其他人分配到兽医院工作。兽医学校校长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苏联顾问说：这些人就是不一样，表现好，纪律性强，自觉性高，工作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那时，我曾随苏联顾问跑遍了北疆。一次我从外地回来，与吉合同志一起去看望正在害病的苏联顾问。吉合同志说：“谢良洪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顾问夫人大吃一惊。顾问请我们吃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若是都像你们这样的人，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

1942年3月，潭秋同志通知我：不要再上班了，盛世骐被杀，四一二阅兵式也被取消。我们在外地的人陆续被调回迪化集中，后被盛世才逮捕，投进监狱。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聂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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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营学习文化，我因左臂上的伤没有好（包座战役时负伤），上级要我去苏联莫斯科治伤，我听到后很高兴，便积极准备赴苏。

过了几天陈云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动员大家安下心来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他说，如果文化知识不高，要想做好工作是不行的，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或到国外工作更是不行。我听了陈云的讲话，就提出不去苏联治病，留下来继续学习文化。这次学习机会很难得，因此，我在学习中很是积极、认真。经过八个月学习，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更加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越发引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1938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工作，负责联络工作，目的是解决我们新兵营的供给问题。盛世才骨子里是仇视共产党和红军的，他对我们的接待，实际是按苏联的意见办的。他离不开苏联的支持，离开了苏联的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大力支持，曾吸收大批中国青年去留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许多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苏联还答应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军事物资和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我们西路军西征，就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西征途中，就听说苏联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轻重机枪和大炮，还有坦克和飞机，装备我们红军几个师。我们听了很兴奋，都希望早日拿到这些武器装备，回过头来打马家军。

我们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按月拨的。这是陈云、邓发同志早已同苏联商定的，我到苏联领事馆，就负责这方面的联络事宜，每月给领事馆预报所需经费和实物的数额，由领事馆给苏联报送支援盛世才的经费总额，里面就包含了新兵营所需的经费。苏联政府拨下来款项和实物后，再由领事馆和盛世才的有关部门分配下来，发到我们新兵营。

我刚到苏联领事馆时，很不习惯，很受拘束，觉得领事馆内都是苏联人，自己又不懂俄语，工作中困难很多。可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到领事馆后，苏联同志很热情，对我也很照顾，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拿出自己的津贴，找当地会俄语的人学习，很快学会了一些俄语，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基本词语，学得较好，能和苏联同志进行简单的会话和交谈，从而解决了工作中的很多困难。此后，一有机会，我就用半通的俄语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路军不怕牺牲、艰苦斗争的历史。苏联同志对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凡是我提出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

我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向苏联同志学习，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这期间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是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1940年初，新兵营的绝大部分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年秋，又一批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留在新疆的同志不多，我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大，于是就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3月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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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班

吉合——

我回国前，正是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肃反运动的时候。1938年3月间，“殖民地###研究院”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不知为什么，陆陆续续悄悄回国了。

一天早晨，我走进食堂，里面空荡荡的，好半天不见有人来就餐，就连往常的病号也在夜里回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声张询问。当时研究院要求很严，也很神秘。平时部与部之间互不来往，互不见面，很少交谈，所以互相间谁也不摸谁的底细。

那一天，我碰上了许之桢，他是中文教员。我问他，研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环视一下四周，悄声说：“不该你知道的，还是不要问吧？”

那时，研究院归共产国际管。研究院给我请了六个教员，分别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一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一个大楼里。又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给马明方他们几个同志读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搞一些活动。由于经常接触，渐渐跟他们混熟了，当时都用化名，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通过跟他们交谈，不仅了解了当时政治形势也了解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有一次，我陪他们去政府俱乐部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形象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鼓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无比的崇敬。电影是俄语对白，我就给他们当翻译。在看完电影休息时，我忍不住慨叹地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政党，必须要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啊！我们在莫斯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喊王明万岁！”于是他们便跟我说：“王明算什么？不能喊王明万岁！”蔡畅告诉我说：“中国有领袖，是毛泽东！”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才有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心想，中国有了领头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在当时的场合下，只能在心里高兴，不能喜形于色。因为那种紧张神秘的气氛是王明、康生一手搞的。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他们会给你眼罩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俄译本的《论持久战》，开阔了眼界。

每当我掩卷沉思，便想尽早回国。祖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应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当我第二次碰到许之桢时，由于我恳切地要求，终于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即，他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让我找中国代表陈琳（任弼时）同志。

我按他指示的路线和地址找到了中共代表的住处，陈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回国了。他要我马上回去，买两个大木箱，然后到书店选购一些军事理论与技术书籍，将木箱装满为止。

我从陈琳同志那里出来，直奔阿鲁巴大街，买了木箱和书籍。次日上午，乘一辆小汽车在城内兜了几个圈子之后，便朝东南方向的郊区驶去。大约行驶有40里，车子开进一个陌生的村落，看样子好像沙俄时期的大庄园。别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围墙。这里有几位中国人住着，其中有陈龙、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约20多人，都是等回国才住在这里的。我把书籍搬进屋里，一个管事的人给我安排了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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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任弼时同志陪同###部长米尔曼，干部部长鲍尔克夫来了。这天晚餐非常丰盛。任弼时同志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回国了，今天特意为你们饯行！”大家一听，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任弼时同志当场宣布：“回国的4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由吉合同志担任大队长，陈龙同志为副大队长。”

当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楼上，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休息，选定时机再送我们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间，遇上黄火青同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排长时，他是我那个排的学员，后来当了班长。那时，伍修权同志在我们学校当翻译。

我和黄火青同志促膝攀谈，十分亲热。他打开木箱，见是许多军事书籍，便品评着，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交谈学习，交谈步校同学们的近况。他见我的一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欢，我送给了他。我问他在迪化做什么？他说，在迪化反帝会里当秘书长。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反帝会会长是新疆督办盛世才。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食宿安排的很好。每餐高级白米，有酒有肉，生活舒适、美好，但是拢不住飞向延安的心……

半个月后的一天，邓发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言谈中有意识地了解我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并把陈琳同志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需要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可找陈龙同志，他了解我……”

陈琳同志在信中着重介绍我的俄文好。邓发同志一面看信，一面用眼睛审视我。从这目光中，我看出是信任的，友好的。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去向仍不摸底，一颗心仿佛吊在半空，忍耐不住地问他：“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一块走？”

邓发同志回答得很干脆：“你留下，发挥你的专长，到新兵营去工作！”

新兵营是个什么单位？对我来说不得而知；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二话，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天，便背起行装来到新兵营。

我当时不习惯的是，要换上盛世才部队的灰色军衣，扎裹腿、束皮带、戴国民党帽徽。一到新兵营，组织上便向我交代必须遵守纪律，不许随便上街，不准一个人出去，见了熟人不准说话，尤其是不准谈论有关新疆的问题。总之，对外人一概不准接触。

新兵营除总队部外，下设四个大队，开头分班学习文化，后来转入学习军事技术。平时学习，首先给高级班上课。高级班的学员由各大队的干部和文化水平高的同志组成，大约100多人，课堂设在炮兵大队礼堂，统一授课，分组学习。普通班学员主要学习语文、算术、政治常识等基础课。技术课一般由苏联教员任教，由翻译讲解，教员讲完就走。学装甲、汽车、火炮等，到盛世才部队里现场实习。

新兵营设有教研室，一间大房子里住着三个教员。孔原同志教党的建设，彭加伦同志教近代史，曾涌泉同志教俄文。我到新兵营后，邓发同志宣布由我接替曾涌泉同志教俄文。

新兵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一个俄文班，共计十名学员。其中有男学员六人，他们是：苏启昌、安志远、天宝、李复兴、余学彬、陈厚基；女学员四人，她们是：王韵雪、鄢仪贞、田力君、李菲仪。学习中所用的俄文教材，都是由我临时编写。我不仅负责授课，还要亲自辅导、批改作业。每天上午讲课两小时，下午学员个人自习。

我从1938年7月开始教俄文，直到1939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教学工作是顺利的，同志们的学习成绩很突出。为了备好课，我常常工作到深夜。

除了教俄文之外，我还担负军事技术的教学任务。例如：机关枪性能及应用，组织野营训练时教步兵分队战术。此外，在党内担任新兵营直属队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兼组织干事。冯铉同志任副组织干事。

新兵营设总支委员会，下设直属队支部，装甲、汽车大队支部，步兵大队支部，炮兵大队支部，医务所和无线电训练班支部，这几个支部均在总支委员会领导下，航空队支部直接由中###代表领导。

在新兵营这所大学校里，学习十分紧张。同志们为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勤奋不息，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向上攀登，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当时新兵营不准谈恋爱。有一次，邓发同志让我整理一份《费尔巴哈论》的资料，他给我派了一个助手，名叫鄢仪贞。在翻译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熟悉了，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1939年3月，邓发同志去延安前，我把同鄢仪贞的关系向他做了汇报。邓发同志当即表示：“不准谈恋爱！要说老实话，谁是你们的介绍人？”我故作理直气壮地说：“是你介绍的呀！”邓发一愣：“你胡扯！”我满不在乎地说：“不是你让我们在一块整理《费尔巴哈论》的资料吗？就从那时我们……”气得邓发哭笑不得。他从延安回来后，就批准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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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自然而然地回过头来审视身后的历史，以及为这个历史作出过贡献的人们。在中国人民空军成长的历史中，“新疆航空队”第一个从我们的视线中浮现出来。红军老战士与信念结伴走进航空队，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历史的嘱托燃烧起的信念，从他们的手上握出生命和灵魂，握出岁月的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串成一段壮阔恢弘的瑰丽，张扬在蔚蓝天空如雨后彩虹。

“对驴弹琴”

航空队上第一堂课。领航中队长站在讲台上，拿着三合板的点名牌，开始点名。他先点了盛世才的人，并一一介绍谁是中学生，谁是大学生。他点到红军学员时，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撇嘴。

“金生！”

“有。”

“你从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没有念过书。”

“没念过书，就想学航空，这不是对驴弹琴吗？”新疆多驴，这位中队长就把“对牛弹琴”的牛说成驴。点完名之后，他骂咧着夹着讲义走了。

在新兵营里，金生先是学习开汽车的。一天晚上，李天焕主任叫他到办公室兼宿舍，李卓然也在那里。

“准备派你去航空队学习。”李天焕对金生说。

金生吓了一跳，立即说：“学航空要懂得天文数理，我的文化这么低，只能简单写几个字，怎么能学这个呢？”

李天焕笑着说：“学飞行，当飞行家是困难的；学机械，当工程师也是困难的。但是，要你学会驾驶飞机打击敌人，还是比较容易的；要你学会当机械员维护飞机，保证它能飞到天上去，还是可以办到的。”说到这里，李天焕稍微停顿一下，指出现在抽调红军干部到新疆航空队学习是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我党从早期就注意培养从事航空事业的人才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派王弼、常乾坤等去苏联学习航空，1934年又派刘风等七人去苏联学航空。”

李天焕见金生眉宇舒展一些，就说：“你去检查身体，如果合格就去。”

航空队设有飞行和机械维修两个班。大部分人愿意学飞行，金生文化程度低，学了机械。可是，第一堂课就让他吃了个下马威，也让大家一个个很生气。

有的说：“不学了，回去。”

有的说：“咱们跟他斗。”

“现在不能走，我们还得上课！”严振刚说，“这个教员走了，别的教员还要上课的。等星期天回新兵营时，向党汇报请示看怎么办！”

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天，红军学员都到党代表邓发住的四合院去。邓发满面笑容，非常亲热地站起来招呼大家：“你们都来了，好哇，学得怎么样？”大家都撅着嘴……

支部书记代表大家把所受的窝囊气，都倾诉了出来。

邓发听完，说：“你们不要生气嘛！那个中队长，你们不要理他。我们主要是去学技术的，将来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没有空军，打起仗来要吃亏。你们自己认真学习，内部组织学习小组。每天晚上自习时，你们以小组为单位，互相帮助，相信一定能学好。你们是为了党，为了革命，去学习航空技术的，要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他们按文化高低相互搭配，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由党支委和党小组组长分别担任小组长，每天早晚自习时间，都在一起学习。

飞行和机械两个专业，都要学不少科目。飞行班除必须学习飞行课程外，还学习领航员和射击员的课程。机械班除重点学习飞机、发动机原理、结构和操作技术外，还要学习通讯、领航、轰炸、照相等课程，还学了木工、焊工以及其他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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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的雄心使红军学员的激情与活力倍增。他们上下求索，每一点收获都付出了艰苦和心血。听不懂的内容，大家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提问，或在课后请听懂了的同学给大伙儿上“小课”；理解不了的原理，就先念它20遍，背它30遍，直到“刻”在脑子里。教员上课不发讲义，光凭嘴说，或写在黑板上，这使学习更加困难。大家要学技术，还得边学文化，一天到晚拼命地记，记不下来就画圈或作记号，本子上都是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晚上按小组对笔记。互相借笔记整理四五次，才能整理出来。为了抓紧点滴时间用于学习，他们除了早操、吃饭和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不离教室一步。学习发动机润滑油路的课程时，由于油路的循环复杂，大伙想出一个方法，用硬纸卷个纸筒，对着教具发动机把纸烟的烟雾往里吹。烟顺油路走，从窟窿散出，就可看清油路的来龙去脉，立即记在本子上，也牢记在脑海里。

不久，航空队的军官们开始议论了：“前两期学员，自习时间总是迟到早退，溜出去玩，还要我们从外面往教室里撵。这一期反过来了，一天到晚泡在教室里，得把他们从教室里往外赶，才会休息一会儿。”

他们硬凭着这股韧劲和毅力，初步掌握，确切地说是背熟了基础理论知识。一个月后的考试，个个及格。教官对他们刮目相看了，私下里评论说：“从新兵营和外地来的那些学员，文化基础比前两期哪个人都差，可是学习的钻劲、刻苦劲，又比前两期哪个人都强！”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

基础课学完后，转入专业学习。飞行班和机械班开始分开上课。飞行班学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课；机械班学飞机、发动机分解和维护。

飞行班有一名本地学生，叫姚维涛，只有17岁。他父亲叫姚雄，是盛世才请来的东北系空军军官，曾任飞行队副队长、队长。事实说明，盛世才将姚维涛安排到飞行班学飞行，是应姚雄的请求，并没有政治上的不良动机。红军学员同姚友好相处。姚在学习期间，始终不知道航空队的党组织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姚曾在北京民航局任专业科长。

学习专业课的同时，教官开始带飞飞行学员。

盛世才的航空队共有三个飞行中队。第一、第二中队由前两期毕业的老飞行员组成，每中队十人左右，配一名中队长。第三中队专门训练飞行学员，有一名中队长和两名飞行教官。

紧挨航空队大院的迪化市南门外，草地机场，有两个高大宽敞，能停放十几架飞机的机库。由于机场小，平时只用于飞机起降和停放。用于训练的机场，开始在博格达山下的欧亚机场，以后在迪化以西的地窝铺机场。

飞行班26名学员编成三个教学组。第一组六人，由中队长黎焕章带飞。黎是维吾尔族人，能说汉语和俄语，对苏联和中共都友好。他在以后盛世才发动的反苏###事变中被关了起来，据说也被杀害。第二、第三组各十人，由飞行教官任兆祥、杨兆荣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核。

开飞前，教官先领大家到机场搞了三天地面实习。大家好奇地围着外号叫“双膀子”的Y-2型教练机转。这是20年代的初级教练机，机上安装一台1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教官从如何放、拿飞机轮挡的最基本知识讲起，领他们逐一了解飞机的主要部件和性能。接着，上座舱熟悉仪表和操纵系统，多次练习地面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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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4日。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能清晰看到百里外的天山雪峰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离迪化城七公里的博格达山脚下的欧亚草地机场上，铺着白色T字布。在T字布的前方150米、后方50米，各放一块白色限布板。3架Y-2型教练机，昂首挺立在起飞线上。整个机场划有起飞、着陆和滑行三个地带，随着风向的变化而调整。

航空兵当时的飞机没有无线电设备，机场上也没有指挥用的塔台车。指挥员只好站在起飞地带，令一名值日的飞行学员替他打红、白信号旗实施指挥。举起白色信号旗，表示允许起飞和着陆；举起红色信号旗，表示禁止起飞和着陆。飞行教员和学员按旗语开车、起飞。着陆前，先低空绕场一圈，看到亮红旗，就加油门复飞、盘旋；看到亮白旗就对着T字布下滑着陆。着陆后，滑到固定在机场边缘的加油线。那儿有十几个贮油罐。机械人员提着油桶，用漏斗往飞机上加油。加满一架飞机，约需100多公斤汽油。教员和学员都在加油线上下飞机。

飞行服上衣和裤子缝在一起，穿的时候，先两腿伸下，然后从身后往上拉才能穿好，头戴皮帽及一个视野很宽的风镜，脚穿毛皮靴。

第一天课目是感觉飞行，也就是到空中体会飞行的滋味，感觉飞机的操纵性能。他们憋足了劲，体内像灌足了气似的随时能弹射出去。

中队长黎焕章带吕黎平走向第一架飞机。一进座舱，吕黎平的心就狂跳起来，怎么也抑制不住。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中队长驾飞机徐徐向前滑行，接着抬起尾部加速，飞机就晃晃悠悠地升空了。Y-2型飞机只有风挡，没有座舱盖。一升空，强劲的寒风迎面扑来，冷得人直起鸡皮疙瘩。耳朵内除了螺旋桨的“嗡嗡”声和“哗哗”的气流声外，其他什么也听不到。

吕黎平在座舱内左右侧着身子往下看，不敢相信已经到了空中，只见地面的人影越来越小。升高到400米左右，人影只有几寸长；到800米的空中看下面，人就像芝麻粒那么小了。中队长口对着一根前后舱相连的通话专用橡皮管，大声地叫吕黎平前后、左右活动驾驶杆，体会一下飞机的操纵性能。飞机盘旋了几圈，他还没来得及将机场周围的轮廓完全看清楚，飞机就轻飘飘地下滑接地了。

26人都完成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乘汽车返回航空队宿舍。春天的阳光那么灿烂，一直灿烂到他们抑制不住的笑容里。

有人说：“长征路上，一见敌机来了就命令谁也不许讲话，说飞机上有顺风耳，连咳嗽都能听到。大家连粗气都不敢喘。现在可明白了，在地面上就是喊破嗓门，吹响军号，飞机上也听不到。”

有人说：“反空袭时伪装还是很有用的。只要头上戴一顶草编的帽，飞行员就发现不了。”

大家都嚷嚷，一定要把这些新发现，转告前线作战的战友们。

汪德祥瞪着迷惘的大眼睛告诉大家：“我原以为飞机这么大的铁家伙，开起来一定很费力气。教官让我在空中拉一拉驾驶杆，我的手刚使一点劲，飞机的头一下子直翘起来。要不是教官喊我快松手，飞机不知翻哪去了。原来，开飞机要像绣花那样轻手轻脚的。唉！可惜了我这双粗胳膊，在飞机上没地方使劲！”

大家听了乐得像是放炮仗似的。

两次感觉飞行后，开始由教官带飞起落航线。Y-2型飞机速度小，纵向安定性差，因而起飞和下滑都很难保持直线方向。空中转弯要手脚密切协调，动作一致，坡度压得不大不小，否则很容易掉高度。在有侧风的情况下，着陆杆稍粗猛一点，飞机就会歪歪斜斜，跳跃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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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学员都在沙场鏖战多年，见惯了冲锋陷阵的惊险场面，学飞行中共同的特点是胆子大不怕死，动作粗猛不柔和。吕黎平在着陆时目测高，拉平早，动作量又大，飞机尚有一米高度就失速坠地，右翼尖差一点擦在草地上，受到教官的严厉训斥。类似的险象，其他学员也发生过好几起。

七八个飞行日过去了，多数学员的起落动作仍然歪歪扭扭，险象横生。好发脾气的苏联教官开始骂人，盛世才的教官，有的公开嘲讽：“粗手笨脚的大兵，还想学航空！”有的私下嘀咕：“放不了单飞，就淘汰！”

大家切身体验着学习的艰难和焦急，树立起心中那山一般不可动摇的信念。

要学好操纵，首先要熟记程序和要领。大家几乎将能利用的每一分钟时间都用来背记和练习，连站队走路也要默背几句。机场、操场和宿舍内外，到处有红军学员比比画画、念念有词地在地面“飞航线起落”。半夜里，常有人说梦话，仔细一听，还在背操纵程序呢。

要克服险象，必须练柔操纵动作。教室里几件简陋的地面练习器，成了大家的宝贝，一天到晚总有人坐在上面。熄灯了，还有人摸黑摆弄练习动作。吕黎平还摸索了一个练习起飞、着陆动作的方法。每次乘坐汽车，他右手握根棍子，面对车行方向。汽车开动，就模拟飞机加油门滑跑，轻轻地将手中的“驾驶杆”往前推；汽车速度快了，就往后带杆“起飞”，汽车减速，就模拟飞机减速下滑着陆，眼观左前方，目测离地面的高度，轻轻地“带杆”、“拉平”。后来，不少同学乘汽车时，也用这个办法练习驾驶杆的操纵动作和目测距离、高度。初学阶段，都感到得益不浅。

带飞中，碰到困难最多的是李奎。李奎在同学中个子最矮，由于苏联飞机的座舱是按大个子设计的，他坐在里面，眼睛刚高过风挡下沿的金属框，很难看清外面，也就难于正确操纵了。大家想方设法为李奎制作了一个两寸多厚的坐垫，又把两个足镫调整到最高位置，终于使他摆脱了由于视力角度高，腿短带来的困难，能够自如地操纵了。

大家的起落动作越来越柔和、准确。在带飞50多个起落后，吕黎平和方子翼经过苏联教官严格考核合格，终于首批放了单飞。其他在带飞60多个起落后也陆续放了单飞，连李奎也顺利放了单飞。只有王东汉因痼癖动作，着陆跳跃将螺旋桨打坏，被停飞改学机械。

教官又带大家飞简单特技、编队、航行、迫降等课目。经过艰苦努力，大家也陆续考试合格，放了单飞。

单飞的实践，使大家进一步体会到，飞行是脑力与体力密切结合的特殊劳动。比如翻筋斗，没有体力，就承受不了大负荷的压迫，而没有灵敏的思维和快速反应能力，就不能正确判断和及时改出飞机的复杂状态。要做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必须培养大胆而细心、沉着而机敏、准确而迅速的素质。一进座舱，不管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都要使自己的心情像湖水一样平静，使操纵动作像绣花一样细致准确。飞机出了故障，操纵出了险情，更不能慌张，要通过“想”，迅速判明原因；“做”，严格按《操纵手册》去做；“查”，核查动作是否按准确的程序去处理。这些是大家从实践中集体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

他们学飞行的历程，有迷惘，也有清醒，有磨难，也有成功，沉重与轻松就这样始终杂糅着。天道酬勤，四个月过去了，红军学员完成了初教机的全部单飞课目。盛世才第一期飞行班招收十名中学毕业生，初教机单飞期间淘汰两名。第二期飞行班招收16名中学毕业生，又淘汰4名，淘汰率都在20%左右。第三期25名共产党员，只淘汰1名，淘汰率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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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航空队训练的苏联教官，亦称顾问，共有四人。其中两名飞行教官，负责飞行指挥和带教；一名领航教官，负责航空理论教育；一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护保障。苏联教官携带家属，不定期地轮换回国。红军学员进入航空队时，飞行总教官是尤吉耶夫上校，1939年换为扎布罗斯克上校，1941年换为米佐古夫上校，他后来晋升为少将。这些教官都是苏联政府从苏联空军中选派来的优秀干部，都是联共（布）党员。

邓发事先与苏联顾问谈过红军学员文化水平低，苏联顾问表示：“只要他们好好地学，我们负责教会他们。”因此，苏联顾问在讲授课程时都非常耐心，手把手地教学员学飞机。苏联教官为了回避盛世才人员的疑虑，除了教学上与学员接触外，平时不与他们来往，但经常通过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向中###代表转告这批学员的学习情况，提醒注意事项。

苏联教官都有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有的参加过远东诺蒙坎事件对日空战。他们飞行技术过硬，对红军学员关心，但教学作风比较粗暴生硬。一旦学员空中操纵动作不准确，苏联教官就在前舱晃起拳头。学员在空中出现危险动作，他就要大发脾气，拿着通话筒用俄语将学员劈头盖脸骂一通，并高举拳头示意要打脑袋，甚至突然压驾驶杆，利用前后舱驾驶杆的连动，敲打学员的腿部，或者拉几个大动作量，把学员折腾得晕头转向。

有一次，谢奇光实在忍受不了苏联教官的这种打骂人的“教训”方式，就在空中与教官顶起牛来。第二天，总教官把吕黎平找去，用俄语夹着几句汉语及大量的手势，向他说明：“你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教你们飞行比前两期认真。教官虽然在空中打人骂人，但目的想使你们学得更快更好，希望能理解。”吕黎平向总教官表示，严格要求是对的，应该的。我们每个同学都从心底感谢苏联教官的好意，但也请注意到，中国红军的制度是禁止打人骂人的，希望能改善教学的方式方法。

从那以后，党支部经常进行尊重教官的教育，并组织大家学习常用俄语。学员见到苏联教官，主动用俄语问个“您好”。苏联教官发脾气少了，教学双方的感情越来越融洽。苏联教官的教学更加细心、刻苦了，经常一个人包一架教练机，连续带飞四五人次不下飞机。通过严格泼辣的传帮带，帮助学员解决了许多技术难点，纠正了不少痼癖动作。红军学员也学到了苏联红军飞行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好思想、好作风。

盛世才的航空队军官，都是苏联教官训练出来的，因而完全依赖苏联教官主持航空队的训练。苏联教官按照他们的飞行条令、大纲和操典，全套运用，因而小小的新疆航空队成了当时苏联空军训练模式的缩影。其训练方式还是卓有成效的，诸如：重视理论先行；注意循序渐进；平时“少吃多餐”；强调从严从难；培养学员气质等等。

1938年10月，24名学飞行的红军学员以平均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完成Y-2型初教机所有课目的训练，转飞P-5型侦察、轰炸机。P-5型飞机是当时新疆航空队的主要机种。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最大航程1000公里，升限约4000米。飞机上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其中两挺固定，一挺可旋转射击，翼下可挂两枚50公斤的炸弹。飞机是双座舱，既可以教学，又可以执行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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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在P-5型飞机上，带学员飞了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天气逐渐转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机场。刚开始，飞机在薄雪上滑行，还飞了几天。后来，积雪厚达半尺，机轮陷在雪地里不能转动。当时没有扫雪机，要用人工把一个偌大的草地机场打扫干净，这在人口稀少的迪化市郊区，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家被迫停飞了。

教官很会想办法，安排了三天滑雪课。大家高高兴兴地穿上一米半长的滑雪板，先在平坦的机场雪地上学滑走，然后到三五十米高的山坡上往下溜。两天后，大家就滑行如飞，还组织了比赛。

正当每一个人都发愁怎么飞行时，教官下达了飞行任务。晨曦掀开了夜幕，大家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机场，一看飞机都乐了。飞机的两个前轮不见了，装上了两块30多公分宽、两米多长的木质雪橇板。尾橇也改装成小雪板。大家驾着带雪橇的飞机又开飞了。

土豆块萝卜块

1938年冬，在转飞P-5型飞机以后，盛世才曾考虑利用空闲的初级教练机，再办一期飞行班。邓发闻讯后，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将大革命时期去苏联学习航空，1938年9月回国路过迪化的共产党员常乾坤、王弼留下来，准备送进新疆航空队任教。又将1938年8月从延安抵迪化的郑德、吴元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组织起来，准备送进航空队第四期飞行训练班学习。

盛世才做事波诡云谲，变化莫测，见中共学飞行的人员先后到达迪化，忽然改变了主意。虽经邓发再三商谈，他都以种种借口不同意再办第四期飞行班，也不同意让常乾坤、王弼进航空队任教。邓发又提出，能否让延安来的人插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借口回绝了。

邓发遂于1939年春，电请中共中央同意，将当时在迪化的已学过航空和准备学航空的组织起来，在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驻地，举办了一个“航空训练班”。训练班一边组织自学航空理论，

中共在新疆航空机械班学习的学员与老师合影一边继续等待进航空队的机会。在国民党空军学过飞行的共产党员郑德，担任了航空训练班的班长。常乾坤、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学员有吴元仁、林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以及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刘风、王连、李凡、刘春、王占山和王田，其中刘风、王连等在苏联学过飞行。

航空队和航空训练班，在航空业务方面经常来往，互相学习。航空队学员利用去党代表驻地汇报工作，开支部大会的机会，向航空理论造诣较深的常乾坤、王弼请教理论问题，请他们上理论辅导课。常乾坤、王弼等还翻译了盛世才航空队没有的一些苏军飞行教材，供他们学习参考用。他们也向航空训练班的学员，介绍飞行的实践和体会。

1940年，盛世才对中共态度明显冷淡，航空训练班的人已不可能再进新疆航空队。这部分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当年夏天，分乘两辆汽车返回延安。其中常乾坤、王弼、刘风、王连等乘坐的汽车先行到了西安。跟在后面不远的郑德、李凡、刘春等乘坐的汽车，却在甘肃平凉被国民党无理扣押。郑德、李凡被杀害。

随着飞行课目难度的不断增加，航空理论教育内容也越来越深。他们24名飞行学员，除了夏伯勋高小毕业，其他多数只上过几年的初小，有的是参军后才摘掉文盲帽子。从新兵营来的人，由于突击学习了半年文化，能勉强跟上航空理论学习进度，但成绩一直悬在3分左右；从延安来的人中，有几位连乘除都不能熟练运算，在越来越多的数学概念、计算公式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连续几次测验都不及格，急得直搓手。如果阶段性的航理考试和补考都不及格，就不能参加新课目训练，这就意味着失去继续飞行的资格。驾驶飞机在蓝天上战斗的梦想绝不能破裂，怎么办？只剩下华山一条道，坚决攻克航空理论这只“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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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个小本子，将定律、原理、公式都记在上面，有几分钟空，就掏出来背几句；还利用集体智慧互帮互学，互当“考官”，比比画画，互考互答，切磋交流。

每次上完理论课，教官一出教室门，夏伯勋等几位“小教员”就走上讲台，给几位文化底子差的同学“开小灶”，帮他们赶队。可是，一则小教员的能力很有限，再则那几位同学基础实在太差了，连立方体概念也搞不清楚。小教员急得抓耳挠腮，看到窗外有一堆土豆，灵机一动，拔腿奔出教室，不一会儿蹦蹦跳跳地走进来，高声嚷道：

“同志们，这就是立方体模型！”

大家一看，都乐了。原来，小教员手里捏着一个用小刀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块。

“土豆块太小了，用萝卜可以切成大的立方体。”机灵的陈熙冒了一句。

陈潭秋他们真的从食堂、菜地找来了大萝卜。小教员不但把萝卜切成立方体，讲解体积、乘积，还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讲解几何图形、概念和计算公式。小教员还把萝卜切成不规则的圆锥形，拦腰割了几层，讲解航空图上等高线概念。如此等等，萝卜块成了多用途“数学模型”。

航空队党支部同志之间亲密团结，一人有困难，八方伸出热情帮助的手。胡子昆、王东汉和吴峰等技术上薄弱环节多一些，技术较好的方子翼、陈熙、夏伯勋、朱火华等，就主动用业余时间手把手的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技术难点。周立范患病动了大手术，在住医院和回队养病期间，同志们护理他，替他洗脸擦背，背他到院里晒太阳，早晚帮他补功课，上街也都忘不了买点营养品给他。在全体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曾经病危的周立范终于恢复了健康，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

盛世才不允许他的军队内部有任何党派活动。在森严的禁令下，航空队党支部有巧妙的活动方式。“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政治团体，要求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民普遍入会，广泛建立“反帝会”分会、支部、小组。航空队全体都加入了“反帝会”，他们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凡党的会议都以“反帝会”小组名义召集。偶然，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干部来参加小组会，他们就欢迎“光临指导”，畅谈反帝；等其一走，又变成了他们的党小组会。由于每隔一周半月都以这种方式开一次党小组会，他们曾因“经常组织反帝会活动”而受到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嘉奖。每月的党支部大会，多数是利用星期天到市里洗澡的机会，悄悄地集合到党中央代表驻地附近的一所独立“新房子”召开，偶尔也利用休息时间在教室里开。外人总以为他们又在自学航空理论。党支部每年都按党章要求，通过###选举改选党支部委员会。继吕黎平之后，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等，分别担任过支部书记。

1939年夏天，邓发因汽车事故胸部受伤，中央决定他回延安，由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陈潭秋接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待人谦逊和蔼，满腔热情，给航空队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立范老觉得肚子疼，航空队军医确诊肚子里长了个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闻讯后，亲自四方奔走，多方联系，最后通过苏联总领事，请苏联在盛世才军队医院工作的专家诊治，动了手术，切除瘤子。陈潭秋还用自己的津贴，多次购买营养品送给周立范，还指示航空队精心护理，终于把周立范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1940年以后，盛世才倒行逆施，使新疆经济恶化，物价飞涨。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费却没有涨，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人渐渐消瘦了。陈潭秋看到后非常心疼，请示中央有关部门，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补助航空队的伙食，使大家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机械班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和实习，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航空队按照惯例，在大操场上搭起讲台，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盛世才亲临讲话，和全体毕业学员合影。给毕业学员授军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授衔的先后顺序。红军学员总共18名，除王东汉考4分外，其他都考4．5分以上，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严振刚等两人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余被授予少尉军衔。吴茂林因患肺结核，已于1938年退学养病。

学机械的同学这么好的成绩毕业，使大家心情振奋，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他们决定利用星期天，买点瓜果、糖块，到党代表处的“新房子”开个庆祝会，热烈庆贺党的第一批航空机械人才。

机械班的同学在庆祝会上，激动地回顾了一年半艰难曲折的学习生活。第二期机械班共有34名学员，其中16名是新疆富裕阶层的子弟。有一名当地学员叫袁国藩，是新疆督办公署兵工厂厂长袁国维的弟弟，北京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这些人自恃文化程度高，见到红军学员连基本的数、理、化知识都答错了，就在课堂上哄笑。由于红军学员理论知识差，很难弄清原理，看懂线路，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了故障也难于从原理上找准原因，常常张冠李戴，阴差阳错。最头疼的是考试关，每星期必有一次测验，每个学科结束都要大考。大考场上，铺着红布的考官桌前，并排坐着航空队的苏联机械顾问、大队总工程师和主讲教官。他们事先拟好了一大堆考题，把学员逐个叫到桌前，立正站着，抽题提问。从理论到实际操作程序，要求当场演算、对答如流，稍有“卡壳”，就要扣分。考一个学员时，全体学员都端坐静听。这样的以口试为主、当场演算、当场指证，每个人考不同的题的方法，是苏联教官提倡，在航空队各种考试中通用的方法。每参加一次考试，就是一次全面的复习，使学员没有任何作弊的可能，但也容易使基础差的学员在众目睽睽下精神高度紧张，往往考试一次，汗湿全身。由于16名当地学员和红军学员编在一个班，朝夕相处，比着瞧，赛着干，迫使机械班的同学在学习中跌打滚爬，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中奋斗。

学机械的同学用兔子与乌龟赛跑的寓言激励斗志。每当下午和晚上自习时间，当地的学员见教官不在，就像兔子一样悄悄溜出教室，玩耍去了。红军学员却埋头书桌，不做完习题，不弄懂原理，不写好笔记，就不离开教室。刘子宁、吴峰参军前没上过一天学，他俩就常年坚持每天早起晚睡一两个小时，补习文化，病倒了还拿着书本在床上做功课。终于，红军学员与当地学员在文化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在熟记常用的机械理论、计算公式和各种数据方面，则远远超过了他们。地勤理论课上了半年时间，接着是下厂实习，拆装发动机。在操作实习中，教官讲解线路关系和维护要领，做完示范就走了。当地的学员自以为一听就懂，一看就会，又怕油垢弄脏了白嫩的手，就在实习场地闲逛。红军学员围着飞机爬呀、摸呀，往往弄得满身油垢浑身汗。正课时间嫌不够，又在午休时间悄悄跑到机场去实习。

毕业考试了。当地的学员“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往往抓耳挠腮，窘于应付，成绩当然不理想了。红军学员从容地甩开早已熟记的书本、手册，开始互相之间当“考官”，你提我一个问题，我考你一个故障，互相琢磨，加深印象，等到站在考官面前时，早已互相考过好几回了。毕业考试最难的一关，是考核实际操作。红军学员由于平时实习次数多，动作准确熟练，挥洒自如；当地学员拆装同样的机件，花的时间往往超过他们一倍。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丝丝黑烟，转速上不去的飞机考问原因。当地学员大眼瞪小眼，说不出道道来。教官考问红军学员丁园，他略加思索，就肯定地回答：“这是发动机汽缸划了痕，活塞密封不严引起的。”教官当场令丁园拆下汽缸，汽缸内壁果然有一条头发丝粗细的划痕。丁园当场用极细的砂纸磨平，又利索地换上新的胶垫，随着教官一声口令，丁园重新启动飞机。发动机“突、突、突”，吐出了青白色的烟雾，螺旋桨“嗡”的一声转成了一圈白光。故障排除了，教官破例地给丁园打了满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

奇迹每出于困境，胜券总握于哀兵，这是历史和人生的规律。机械班毕成绩表贴出来了，大家都挤上前看成绩。当地的学员看着名次，羞愧地低下了头。红军学员又蹦又跳地拥抱在一块，兴奋得脸色像怒放的红玫瑰。该高兴，应该庆贺！日出日落和暑去寒来中，500多个日日夜夜的于结成了丰硕的成果。枝繁叶茂的春天，永远属于不息的信念和勤奋。

18名红军学员毕业分到机务中队后，保持和发扬了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好作风。每架飞机有两个机械员，一个是盛世才的人，一个是红军学员。名义上是盛的人为主，实际的机务工作多是红军学员做的。红军学员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而且工作能力比他们强。虽然都是军官，但是待遇不一样，每月只给红军机械员20元的生活费，不过在他们看来，20元比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要好多了。当时实行物质奖励，连续保障飞行100个小时，500个起落不发生任何问题，就奖励该飞机的机械员一个月的工资。朱火华、丁园、刘子立、金生等多次得到这类奖金。

1939年8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上午。陈潭秋通知航空班班长吕机械班班长严振刚赶到新兵营的野营地。野营地在迪化城外高大茂密中，林中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底的鹅卵石在阳光下泛着五颜六色的光彩，鸟儿在林中叽叽喳喳地欢唱，微风拂面，送来一阵阵扑鼻的槐树清香。

他俩看到陈潭秋陪着一个身影很熟的人站在一顶白色帐篷前，定神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两人惊喜地奔过去，向周副主席敬礼、问好。自1935年7月，周副主席找吕黎平谈话，令他随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以来，他已经三年没见过周副主席了。这次意外地在西北边陲见面，他心里非常激动、高兴。

周副主席和他俩热烈地握手，他俩这才发现周副主席的左胳膊不灵活，用白纱布裹着夹板。陈潭秋说，周副主席是乘飞机去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膊，路过迪化。两人着急地询问周副主席的伤势。他笑了一笑，说没事，亲切地招呼他俩坐下。

周副主席一开头就告诉他俩：“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周副主席详细询问航空队的学习情况，吕黎平和严振刚一一作了汇报。当周副主席听到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当他俩汇报到43名同志，是从红军各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时，周副主席赞扬说：“这很好！每一个方面军都有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了各方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航空队会有很高的战斗力。”

周副主席还和他俩谈起国民党建设空军的情况。他说，现在国民党的空军人员，主要是由江浙籍和两广籍组成。以前，陈济堂倒戈蒋介石时，他的空军被蒋介石用金钱引诱、用籍缘拉拢，都倒向南京政府了，这是反面的教训。将来我们党建立空军时，应从八路军、新四军，从各地的游击队，从各解放区中选调德才兼优的同志，要搞五湖四海，把各方面各地的优点都集中到空军，因为对空军的要求高嘛！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单独行动、单独作战，没有好的思想作风和高超的技术、战术，是胜任不了的。

周副主席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他俩提出：能否请周副主席到苏联后，向苏联领导人反映一下。苏联给了国民党不少飞机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共产党人打日本鬼子最坚决，应该也给我们一些飞机。这样，学成之后回延安，就能组建自己的空军了。

周副主席微笑答应，要向苏联领导人反映这方面意见。

1940年2月，周副主席受伤的胳膊基本痊愈后，又乘飞机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他再次接见了吕黎平和当时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周副主席告诉他们，关于请苏联援助飞机的事，苏联政府考虑到八路军名义上属于重庆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援助飞机只宜按国家之间的关系给重庆国民政府，不便直接给八路军，否则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此事，就等以后再争取吧。周副主席又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暂时没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的期望。

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嘱咐说，我听潭秋同志介绍了你们的情况：40多名同志多数是红军的营团干部，在航空队过着艰苦的学员生活，一年到头都是紧紧张张的学理论学技术，年龄大了还不能结婚成家。你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克服很多困难，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很可贵的。要告诉同志们，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是非常难得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一定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更好的学习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周副主席又根据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决定把航空队党支部暂时改名为“学习生活指导委员会”。他说，这样改变名称后，党组织的性质没有变，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没有变，只是为了使盛世才找不到任何借口干扰我们的组织生活。

吕黎平、朱火华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航空队，当天就向全体同志传达了周副主席的关怀和勉励。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建设人民空军的壮丽前景，鼓舞着他们。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2）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

阿克苏是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放眼就是绵亘无尽、挥斥不去的天山。阿克苏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阿克苏”系维吾尔语“洁净的水”，主要河流有阿克苏河、塔里木河、托什干河等。阿克苏河、叶尔羌河与和田河汇聚于阿克苏的阿拉尔附近，汇合后的干流始正式为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发源于天山南坡，挟着山风，凌厉锐进，为塔里木河提供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水量。河道两岸，植物繁茂，绿荫层层；绿洲之上，麦熟稻黄，果香沁人。塔里木河水流浩荡，震颤大漠，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其流域是古代西域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气候温暖、水土滋润，是素负盛名的瓜果之乡和棉花之乡，早在秦汉时就有了较发达的农业文化。这里民俗质朴、乐歌善舞，是著名的歌舞之乡和音乐之乡。西域三大古乐——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皆源出于这片土地。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将塔里木河称为故乡的河、母亲的河、生命的河。阿音柯和浑巴什的蒙古城堡遗址是阿克苏历史的见证。阿音柯的买吾拉乃姆清真寺有600余年的历史，是南疆###教活动中心之一。这时的阿克苏城，人口不到万人。

阿克苏邮局在南城根下，是清末驿站所在地。土门楼上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招牌，上写“邮局”二字。大门两侧各挂一块虎头牌，左面写着“邮政重地”，右面写着“禁止喧哗”，虎头牌两侧悬着红黑木棒两根。十足封建衙门派头。群众望而生畏，寄信很少。

一天，黄行政长逶逶迤迤找上门来，开口就对邮局局长说：“谷局长，你这个邮局好难找呵！这么偏僻，民众怎么来送信呢？得想个办法，换个地方！”

邮局局长谷梦麟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辗转从苏联到新疆后脱离军队，考取新疆邮政管理局乙等邮务员，历任巴楚、绥定邮局局长，1939年3月任阿克苏邮局局长，比黄行政长到阿克苏早两个月。谷局长知道这是行政长来了解下情，赶紧让到屋里坐下，一五一十地将阿克苏的邮政情况做了汇报。

阿克苏邮局有职工25人，驿马38匹，设局长1人，邮差长1人，信差2人，马差21人。邮局管辖阿克苏、阿瓦提、温宿、乌什、柯坪、拜城6个县的邮政业务。每县一个邮政代办所，设主任1人。另外还管辖干线邮路阿克苏东至库车395公里，支线邮路以阿克苏为中心，西从齐兰台到柯坪，北去温宿、乌什，南到阿瓦提。邮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邮运方式落后，载量少、速度慢、费时长。干线邮路，沿袭了西域两千年来的驿马置站传递方式。马差一人双马，载重60公斤到80公斤，昼夜行程200公里，站站接送。支线邮路除马差外还有步差，邮递员徒步背负传送，载重10公斤至20公斤，日行40公里，既累又慢；二是收入少，开支大，入不敷出，全凭上级贴补，建设和革新根本谈不到。

黄行政长听了谷局长的汇报，点头赞许，说要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以利巩固抗战后方，加速三年建设计划。

黄行政长即黄火青，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他1938年初被任命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改用年轻时的名字黄民孚。“反帝会”地位很高，因为会长是盛世才本人，副会长是省长李溶，规定政府厅长等必须加入。反帝会前任秘书长王寿成等20余人由苏联派来，其中两位黄火青熟识，一是王宝乾，任外事处处长，一是张义吾，任公安管理处处长。1927年6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前，黄火青同他俩一起乘船到苏联，都在东方大学学习。盛世才捏造阴谋暴动案，逮捕了王寿成、张义吾等，送回苏联。在新疆的中###人克勤克俭努力工作，但人人心里感到压抑，另有艰难。1939年初，盛世才借故追查中###人违反协议过组织生活，责难黄火青为反帝会起草的一个文件提到新三###义的论点有问题，责难林基路散发抗战歌曲小册子中印的领袖像，以及李云扬让学生在宿舍中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是政治错误。盛把三人叫到督办公署，训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说，他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六大政策”集团的人将来都是党员；一方面又不和谐地宣称，延安的那一套不适合新疆。第二天他就宣布黄火青改任阿克苏行政长，林基路改任阿克苏教育局局长，李云扬改任喀什教育局局长。黄火青的夫人苏枚也一起来到阿克苏，任简易师范附属小学教师。苏枚曾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35年去苏联学习，1938年1月回国，被党组织留在新疆工作，与黄火青结婚。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3）

在行政长黄民孚的支持下，蜿蜒曲折的阿克苏邮路由冷落变得热闹，由僵硬变得活泼。谷梦麟和邮局员工从1939年至1940年办了三件好事。

一是发动员工建起新邮局。阿克苏城，城北门外有一片不小的空地，长着一棵大榆树，很适合邮局。谷梦麟向黄行政长提出拨地要求，立即得到批准，将这片空地拨给了邮局。地皮解决了，砖又是个问题，那时阿克苏的砖又贵又难买。谷梦麟见城北环北门门楼的砖石可用，便又去找黄行政长。黄行政长批准，把城北门瓮城旧址的砖石全部拨给邮局作了基建材料。1939年下半年，谷梦麟发动全局员工挖地基、拆砖石、打土块，热热闹闹地干了起来。谷梦麟拿出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150根大杨木，作屋顶梁檩。当时谷的月薪是150元新币，由于省财政厅厅长毛泽民治理财政，金融稳定，物价便宜，95元新币就可买一两黄金。谷梦麟又发动员工筹集了一点基建费，请了技工、木工。经过全局员工半年的忘我劳动，终于在1940年5月29日建成新邮局，有营业室、办公室、候车室、宿舍等23间新房。新邮局既美观宽敞，又方便群众，开创了阿克苏邮政史上光辉的一页，受到了黄行政长和业务上级的多次鼓励和表扬。

二是改驿马传递为驿车传递。1939年秋天，经黄行政长同意，谷梦麟请求上级邮政部门拨款8000元，在温宿苏新贸易公司订购了50辆苏联六根棍四轮马车。由于黄行政长和苏新贸易公司很熟，说话顶用，很快便到了货，50辆崭新的车带全套挽具。谷梦麟雇佣木工，将六根棍改装成红油漆颜色的马槽车，增加了车的容量。新邮车两侧用醒目的绿色大字写着，“巩固抗日后方，打倒帝国主义”，“发展经济，加强生产”等口号。1940年1月1日，新车正式在阿克苏至库车干线上使用，四、五月又用于支线。邮车一人两马，载量可达600公斤，速度既快，人又不累，比驿马传递功效提高七八倍，经济上又不多开支，还是原马差的一人双马开支。从此阿克苏结束了两千年来相沿使用驿马传递的落后方式，出现了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崭新景象，受到上级邮政部门的通令嘉奖。驿马邮递改为驿车邮递之后，包裹邮运多了起来，客商也找上门来搭乘邮车，收入逐月增加。谷梦麟想，每次班车搭客两人，每月可增收2100元，半年之后，筹集1．2万元资金，从乌什口岸进口苏联6辆一吨半的小货车，每辆新币1500元，将干线马车邮运改为汽车邮运。谷梦麟作了计划，呈报黄行政长，行政长很赞许。谷又呈报省邮政管理局，得到批准试行。谷梦麟正准备施行这项计划时，不料黄行政长于1940年8月离开阿克苏，匆匆返回延安。真正支持革新的主管长官走了，谷局长个人便无能为力了。1942年谷梦麟也调离阿克苏，一个美好的革新愿望落空了。新疆邮政直到1946年5月，才在迪化至兰州的邮路用上了汽车，整整晚了七个年头。

三是开挖黄渠，解决驿马粮草困难。1939年冬，黄行政长发动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乌什、柯坪5县数千民工，开挖了一条6米宽3米深60余公里长的黄渠，从阿克苏经阿音柯、过黄宫到沙井子，1940年初春挖成通水。黄行政长和阿克苏报编辑长陈清源数次骑马前往视察，现场解决问题，慰问修渠民工。黄行政长号召，挖渠者可以开荒，开荒归己，谁种谁收，三年免征田赋。各县贫民去沙井子开荒者甚多，荒漠的了无生趣被人群的热火朝天取代。谷梦麟为解决阿克苏至巴楚邮路驿站的草料困难，动员邮局员工20余人也参加了挖渠。经过三个月的苦干，每人分得4米宽不限长的一片荒地，全局共得80米宽不限长的一大片荒地。开春，他们打田埂，浇上水，种上春麦。小麦黄熟，共收小麦1．2万斤，麦草5万余斤，每人分得小麦600斤，草数千斤。由于此地距离齐兰台、黄宫等驿站较近，草料拉运方便。过去那种驿站处于万古荒原，草料困难，马匹瘦弱倒毙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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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阿克苏昆马力克河河水猛涨。疯狂的波涛，掀起大浪，冲击河堤。一旦河堤决口，阿克苏城区和温宿县托乎拉乡将成为一片汪洋。黄火青采取紧急措施，动员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三县民众，备料修堤。民众利益攸关、义无反顾，上下齐心合力、奋勇争先，终于避免了一场洪水灾害。

黄火青对行政长职务虽不熟稔，但谦虚随和，常常徒步出门，到各机关鼓励公务人员好好工作。他还在行署会议室给青年职员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时举办电影晚会，有时举办文艺晚会，演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的文艺节目和话剧，组织歌咏赛，举办运动会等等。他们在行署旁边修了一个砖基、土木结构的俱乐部，能容千把人。他还举办训练班，对维、回、汉等各族青年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维族青年艾则孜·艾沙等五人，经黄行政长批准，到迪化省维文会主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艾则孜·艾沙后又被转送新疆学院水利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阿克苏地区水电局局长。

黄火青一开始在阿克苏工作，就被盛世才的密探、公安局长曹天爵严密监视。曹在他身边安排了两个特务，起初他一点也不知道，是当地苏新贸易公司的人告诉他的。一个叫蒋泽中，原在迪化反帝总会当科长，蒋的父亲曾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被盛世才逮捕关进监狱。黄火青任反帝总会秘书长时兼任审判长，审问后认为没什么问题，就做决定把他释放了。黄火青到阿克苏时就把蒋带来当秘书，不料他被公安局收买。蒋泽中趁黄火青不在家，找苏枚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故意表现“左”，以便接近黄火青。黄听说后，马上让苏枚把书要了回来，以免蒋耍什么阴谋诡计。盛世才组织了个南疆调查团来阿克苏，团长是王宝乾。黄火青告诉王，蒋泽中是给盛干事的，以后蒋被调走，到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去了。另一个安插在黄火青身边的是秘书主任，叫买买提，维吾尔族，天天送文件来，念给他听后，他再批办。

黄火青盛世才的权力磁场紧紧地统摄着新疆。黄火青在阿克苏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城区附近，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有一次他和苏新贸易公司经理讲好了，坐公司的汽车去看看调任库车县县长的林基路，还没走上几十里，当地警备司令孙庆龄就拿着盛世才的电报叫他回专署，问他为何出门不请示督办公署，擅离职守。孙庆龄原是吐、鄯、托警备司令，对他一向冷淡，他也从不找孙。后来黄火青离开阿克苏回延安，孙兼任了阿克苏行政长。

按规定行政长有匹好马和一辆马车。黄火青很想做点调查工作，但走不出去。林基路任区教育局长时，他便以反帝会阿克苏分会为基础，和林基路一起抓抓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充实和扩大公立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学校，还开设教员训练班，特别注意培训少数民族青年，解决师资缺乏问题。他常去阿克苏报编辑长陈清源那里坐坐，陈有收报机，可以收听外国的新闻广播，当时新疆还没有广播电台。林基路是第一批由延安来的干部，陈清源是第二批由延安来的干部。程九柯和陈清源同批来新疆，在温宿任税务局副局长，也常来黄火青这里谈谈。因为走不出去，平时黄火青有空就和学生们、工作人员一起打打乒乓球、台球等。行署有个果树园，种了些苹果等。他让人修了条路，叫学校学生们游园时随便摘果子吃，但不能带走，最后剩下的给工作人员分。行署有点官地，每年收庄稼后，农民向行署交一部分粮，黄火青让人分给工作人员，包括大师傅和警卫队共四五十人，也算是给大家办的一点福利。他家吃粮是自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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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火青住房后院里有个小水池，夏日池边绿草丛丛，冬日池中一片冰心，春天买三四十只小鸭放养，秋后杀了腌起来吃，还用12元钱买了只小鹿养在园里。当地风俗，六、七月间果子熟了，有钱人家要请地方长官“浪”园子，喝茶，吃烤羊肉串。这对主人来说是很体面的事。有个大阿訇伊布拉伊，100多岁了，在地方上很有威望，过生日时请行政长。黄火青去他家“浪”园子。果树亭亭如盖，园中荫凉爽人。

在阿克苏时，黄火青意外地收到一封家信，是寄到延安后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由办事处转到迪化，最后才送到阿克苏。这是他离家十多年第一次收到家书，信内附了老母亲的一张照片。大哥的信充满感情，说多少年来只收到过他从福建寄出的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但得到很大安慰。大哥还说多年来天天看报，随时留心他的消息，等等。黄火青看着老母亲的照片，思母之心的迫切与深情眷顾，使他平静已久的心，又成了秋后的茅草地，凄凉荒芜，又杂乱无章。

1940年夏，盛世才突然给黄火青来了个电报，说他母亲病重，要他回家探望，为照顾母子之情，准予离职等语。他心里明白，可能是中央调他回延安。

他去苏新贸易公司辞行，他们听说他回去没有车，就派了一辆载重汽车送他一家三口去迪化。第一天住在库车，受到林基路夫妇的热情招待。第二天到迪化，见了陈潭秋。陈告诉他，周恩来由苏联返回延安路过迪化时，对盛世才讲了中央要调他回延安。据陈潭秋说，中央准备派他到湖北担任新四军五师政委，接替陈少敏的工作。

他乘飞机出发，盛世才到机场送行。飞机飞经凉州和兰州之间的乌鞘岭时有云雾不能通过，临时在凉州降落。飞机场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找机会把刻有“黄民孚”三字的图章扔进一口井里。因为盛世才给他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少校参谋黄和青”，不是黄民孚。他们到兰州后买票坐汽车去西安。国民党特务也跟着上了汽车，想要搭腔，试探是否从新疆来。车开到华家岭住了一夜，次晚宿平凉。早晨上汽车后，他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挟着皮包进了汽车站，向屋里走去，样子有点像张国焘模样。他赶紧把脸掉过去，心里有点紧张，没开车前的那几分钟真难熬。

黄火青一家三口经西安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正好在陈云隔壁的窑洞。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告诉他，要等到交通方便时才能去新四军五师。一两天后，陈云通知，毛泽东要见他。

他是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着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毛对他说，新四军五师现在去不了，是不是到学校里学习学习。

“我已经快40岁了，怕学不进去！”

“我比你大8岁，还在学习呢！”毛泽东笑笑说。

毛泽东问了问新疆以及盛世才的情况，各少数民族人口多少和盛世才军队的数量。他告诉毛，盛世才部队包括后勤人员号称3万，其中战斗兵员不过万把人。

黄火青告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他一句话，有两个人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他体会毛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王明住在杨家岭，他去了一趟；高岗新搬住处较远，和高岗又素不相识，就没有去。朱总司令、周恩来和任弼时他都一一去看望过。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6）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

汪小川走出新兵营，到新疆日报社任副社长，化名汪哮春。社长由外事处处长王宝乾兼任。汪小川是新兵营干部队党支部研究后推荐给陈云的，文化程度在新兵营算高的，但也只有高小毕业。陈云考核后感到他的写作能力与报社副社长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就连续一个多月亲自辅导他提高写作水平，帮助他熟悉报社副社长的职责，还修改了他上任后见报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的新疆日报社根本不像个事业单位，倒像个小衙门。生产部主任是退伍军官，权力很大，超过编辑部的一切人。他说能出报就印，说不能出报就印不成。每期印刷3000—5000份，能不能发行出去，权又在他手里。星期天报社放假一天，像其他官衙一样，因此星期一无报。按规定报纸每周出六期，但并没有保证。

汪小川初去时，报社在城东小巷，大门对着师范学校。一进大门，是条很窄的砖铺通道。通道右边是一排七八间土木结构的平房，有社长、副社长办公室，有制版科、校对科和印报车间。通道左边有两栋砖木结构的长方形房子，各约50平方米，前屋是生产部和发行科，后屋是编辑部和总务科，中间用些柜子之类的家具隔着。20多个编辑、记者挤在几张桌子上工作，多数愁眉苦脸，惶恐不安，不出报，少编稿，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印报车间的印刷设备破旧不堪。一台对开平面印刷机，一般时候用小柴油机带动，遇到故障就用人力摇动。一台手合式铸字机，汉字铜模残缺不全。小化铅炉整天冒出浓浓的黑烟，使整个车间的空气浑浊不堪。制版科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报纸图片制版，而是为盛世才印钞票制版，请有一位苏联工程师。工程师占用两间小房，油漆一新，是报社最辉煌之处。

1938年5月，汪小川用化名汪哮春给武汉中共办的《新华日报》写了一篇通讯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党代表授意并修改的，题为《建设中的新新疆》。文章从“新疆的政治状况”和“新疆的建设事业”两个方面介绍了“六大政策”在新疆实施取得的成果，表明共产党人支持“六大政策”，把反帝和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给盛世才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到后很得意，同意在西大桥修建新报社，立即拨款动工。此前，兼社长王宝乾曾向盛世才建议修建新房舍，采用新设备，虽得到盛的同意，但迟迟未见拨款。

延安来新疆的第一批干部，李宗林化名李啸平，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化名王苇，任文艺版编辑兼校对，后任制版科科长。编辑长李宗林一到任，就在报社新址工地上坐镇指挥，加快了施工进度和质量，主要厂房和生活用房仅几个月就基本建成。社长王宝乾通过外事关系，从苏联购进一台半自动全张印报机，使全社职工顿开眼界。可惜的是，只有主机，没有副机和配件，发挥不了作用。进步人士萨空了任副社长后，立即去内地和香港购置必要的印刷设备，物色急需的技术人才。萨空了劳碌奔波，终于解决了这方面问题。报社确实有了点新的气象。

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也是有争议的。盛世才1938年夏天在一次“反帝会”总会干部大会上说，他的“六大政策”即是“六大主义”，既不同于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三###义，亦有别于新###主义，“六大主义”最恰当，等等。对这篇讲话，共产党员颇多抵牾，一般认为“不要理睬”，也有人认为要适当抵制和批判。不理睬，实际上不大可能。盛世才手下几个人，揣摸其主子心理，要按照其主子的腔调奉迎拍马瞎吹乱捧。报纸拒绝刊登这类文章，当然引起盛世才及其核心成员很大不快。为此汪小川给党代表写了个意见，说明报纸拒登甚至应该批判的理由。党代表考虑到各方面关系，没有采纳汪小川这个意见。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7）

延安来的第二批干部，也有几个人分到《新疆日报》。李何化名洪履和，任国际版编辑；王谟化名王谟行，任国内版编辑，后调任喀什报社编辑长；邝宗球化名马殊，任文艺版编辑，后调任和田报社编辑长；陈清源化名陈浩然，编辑，后调任阿克苏报社编辑长；陈谷音化名陈克琴，先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后调任报社编辑；郭春则化名郭慎先，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后调任报社编辑、校对科科长。

当时报社有职工80余人，其中采编人员近30人。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看到共产党人挤住在狭窄的宿舍里，却不分昼夜地工作和学习，深受感动。他们拿共产党人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同任何部门和单位的情况做比较，觉得每一个人都那么优秀，那么坦诚，那么可亲，觉得这些人是真正为新疆新闻事业献身的。共产党人也有意识地同进步青年交朋友，团结教育他们。凡是党员能够看到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言论，未及公开发表或不便在报刊上转载的，看过后转交他们阅读，有时还组织一些座谈等。大家谈了许多，不管是严肃的话还是幼稚的话，都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些青年逐渐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参加共产党或党领导的组织。报社党员较多，有党小组，但他们遵循上级规定，在新疆不建立党组织，不发展###员，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邓发、陈潭秋都十分重视报纸宣传。报纸的重要社论、文章或消息他们都要审看。1939年秋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苏联路经迪化，在南梁招待所召见汪小川汇报报社的情况。周恩来耐心地听完汇报，明确指示：一定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要团结各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在周恩来等人深思熟虑目标远大的嘱咐中，《新疆日报》的编辑方针和版面内容不断改进，中###人努力使之为团结抗日多尽一份力量。

茅盾、张仲实接受杜重远先生邀请来到新疆。报社人员，特别是副刊《绿洲》的编辑欣喜若狂，约请两人写文章、演讲、开座谈会。茅盾、张仲实为报纸说了些好话，也提了些改进意见。报社决定扩充副刊，增加期数，加大版面，甚至想筹办类似“绿洲”之名的文艺刊物。这么一件事，被盛世才一伙知道，多方加以阻挠，原来报屁股上小块“绿洲”副刊也不能照常出版了。茅盾和张仲实看到盛世才统治如此###、暴戾，料想在新疆难有作为，很快就束装东返了。

《新疆日报》曾经发表过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消息和文章，还全文转载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主义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等。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新疆日报》也和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报纸一样，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并且发表了盛世才签发的支持新四军的通电。《新疆日报》让人们透视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新闻可以与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对应起来。新疆的新闻难有独立人格。

抗战初期，在全国抗日潮流的影响下，盛世才对报纸大量转载中共领导人和国内进步人士的文章、讲话、著作纵然心有芥蒂，但毕竟不好提出反对。可是自从他将爱国###人士杜重远软禁在家之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续用通报形式给汪小川记“大过”两次，而且明令通报。记过的理由说是报纸上发现了差错，诸如“督办”成了“督辨”。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汪小川感到局促、郁闷，处处缚手缚脚，时时憋气窝火，又不愿意也无法和盛讲什么道理。经过上级同意，他于1939年底借口“家严病重”，怀着残缺的新疆梦、报纸梦，请长假回了延安，和他同行的有韩光。韩光先在督办公署任副官，后被盛调离迪化，任布尔津县县长。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8）

《新疆日报》文艺版搞了一次有奖征稿活动，全疆有几千篇文章应征，新疆学院一位姓徐的学生获得第一名。他们又创办了《新疆文艺》专版，把一些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组织起来写文艺评论文章。这些青年写文章很认真，有的批评很严厉。通过这个办法，培养锻炼了一批青年人。《新疆日报》每周都出一期《新疆文艺》专版，报纸一出来，就有许多青年来访他们，但是这些青年很快就被抓了起来。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他们尽可能不接见来访的青年。

报社里洋溢着温暖的气氛，但外面的世界依旧沿着蒙满灰尘的轨道盘旋。

米字旗的降落

胡鉴来到苍穹低垂、大地浮生的帕米尔高原，在蒲犁县任边防大队中校大队长，化名胡栋。他是四川省宣汉县人，曾任红三十军二支队四大队长，在新兵营任炮兵大队政委。

帕米尔古称葱岭，蒲犁海拔甚高。那时没有公路，甚至没有大车路，只有崎岖蜿蜒的布满大石头的小路。他们从喀什乘马出发，一路上坡，空气越来越稀薄，人骑在马上呼吸都感到困难。路途艰难，常得下马，抓住马尾巴一步一步往上爬。群山环抱，重峦叠嶂，山顶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清冽泉水从路旁潺潺流过。如遇天气骤变，则终日狂风不停，飞沙走石。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就经过这里。

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即汉语石头城。它的北面是公格尔九别峰。公格尔九别峰、公格尔山、慕士塔格山，三座冰峰紧紧相连，直指蓝天。雪山深处，有水草丰盛的四季牧场，高山深谷，有各种野畜和药材，还出产铁矿以及各种稀有金属。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上游，绕城流过，河里的青鱼有十多斤重。蒲犁是塔吉克民族聚居的地方，塔吉克族人过着半游牧生活，放养羊、马、毛驴、骆驼等牲畜。他们放养的牦牛，是牲畜中的一宝。骆驼是沙漠之舟，这里的牦牛堪称高原之舟。它不怕高山寒冷，走在冰上不滑倒，刮风下雨不迷路；它产奶多，产下的奶可煮奶茶、做酸奶子，给牧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它的肉好吃，皮的质量好，毛可以擀毡和捻绳子，粪晒干后又是燃料。

帕米尔地处“绿洲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古代中国通向印度、波斯、费尔干纳、里海沿岸和欧洲的咽喉；也是欧洲、中亚、西亚、印度次大陆北部等各地人民前来中国的必经之地。由于帕米尔在中西交通和战略地位上都十分重要，英俄对该地区也早就虎视眈眈了。沙皇俄国侵吞了中国帕米尔西北部好几百平方公里的领土。英国指使其傀儡军强行侵入阿尔楚帕米尔中部，并以武力攻占了中国的苏满卡伦。英国于1892年8月提出划分英俄在帕米尔势力范围的界线，以防俄军继续向南推进。英俄就私分帕米尔举行了秘密谈判，经过激烈的争吵，1895年3月11日，英俄背着清政府签订了关于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的《英俄协议》。这是两个强盗瓜分中国帕米尔的分赃协定，历届中国政府从来未予承认。

英帝国主义以它的殖民地印度为基地，越来越多地把赌注投向帕米尔地区，不断地把侵略魔爪伸向蒲犁，伸向喀什、和田，企图从政治、经济上控制这些地区。英国在喀什设立了领事馆，在蒲犁设立了代办处，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多次策动叛乱，并勾结当地官员欺压老百姓。英国商人雇佣阿富汗人身背或雇佣牛马驮载呢绒、染料、大烟、枪支弹药从蒲犁入境，进行非法贸易。边境外的武装土匪也不时越境，抢劫我边民的牛、羊、财物。蒲犁虽有很长的边境线，但以前中国政府未设卡，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中、印、阿居民都有。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9）

胡鉴等的来到，引起了塔吉克族山民的注意。人们从帐篷里钻出来，远远地看着他们。一群儿童跟在马后面跑着、叫着。这些儿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还赤裸着下身，两腿冻得红肿。看得出，山民的生活相当穷苦。

他们老远就看见山城上空飘着一面英帝国主义的米字旗，插在一幢用石头建筑的楼房上。楼房好像古堡似倚山建成，比城内所有房子都高。翻译告诉胡鉴，把房子盖得这么高，为的是窥探全城的情况。那根旗杆，很可能是电台的天线。

城里街道两面的铺子都是石头修建的，有些铺面还比较整齐，摆着绸缎、毛皮以及山货之类。这一切胡鉴都没有在意，心里只想着英国国旗的事。

县政府就在英国代办处的旁边，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楼房高耸，一边土房低矮；一边电网围墙，非常森严，一边大门敞开，连个站岗的都没有。胡鉴没有立刻下马，反而把马打了一鞭子，把马头勒起，马昂着头嘶叫了一声。十多个随从人员都学着他的样子，十多匹马就在英国代办的门前嘶叫着，原地踏着步子。马的嘶叫惊动了铁门里的人，一个鹰钩鼻子的英国人从窗口探出头来，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道：“你们，干什么？”

翻译是个维族小伙子，这时候胆也壮了，气也粗了，大声地向他说：“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跑马，你管得着吗？”

他们翻身下马，就把缰绳拴在代办处门前的铁栏杆上，十多匹马立刻把门拥塞住了。这是名副其实的“下马威”。

听见响声，县长文津从大门里走出来，迎接他们进去，摆上奶茶、油炸点心和葡萄干之类的食品。副县长叫克尔完夏，是塔吉克族人，30岁上下，却生着满脸胡子，不留心观察会误认为是个老头子。

胡鉴和正副县长谈起了英国代办的事。听胡鉴说话的口气，副县长的眼睛里流露着兴奋的光辉，走到胡跟前，把胸膛拍了一下，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我早就恨死这帮英国人。他们用驮子运进来鸦片烟，说什么能治病，好些人吃这种药死掉了。他们的商队来了向我们要草料、要羊羔，连抢带偷，把我们塔吉克人的狐皮、鹿茸、元宝，还有和田的玉石全都驮走了。”

胡鉴对他说：“外国人和我们做正当买卖，我们表示欢迎，在这里做坏事就不能答应。现在，我们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守住边卡，不让他们把鸦片往里运。他们如果胡作非为，就要依法惩办！”

边卡大队共500多人，队部原先设在城郊一所老乡的房子里，胡鉴来了不几天就搬到半山坡的古堡里。古堡残破不堪，据说是当年塔吉克族王子的宫邸。他们打算利用残壁断墙作为基础，修建营房。

副大队长翟米尔是塔吉克族人，听说要修建营房，眉头皱了好几天。胡鉴找他商量，他推说有事，叫他集合部队，他生气地说：“要集合你自己集合，我不管！”胡鉴知道塔吉克族人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就主动地找他谈话，征求意见。原来，他怕修建营房打扰老百姓，给群众造成负担。胡鉴便向翟米尔解释，我们是给人民当兵的，职务是保护人民的幸福生活，绝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修建营房也不会打扰老百姓。

“不打扰老百姓，我们拿什么修建营房呢？”

“就用这个。”胡鉴伸开两只手。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0）

“用我们自己的手吗？”

“对了。我们每人都有双手，难道连个营房也修不起来吗？”

翟米尔打量着胡鉴，眯缝起眼睛笑了好半天，才高高兴兴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我马上集合部队。”

胡鉴站在队前再三说明部队要爱护群众，不能欺负老百姓。全体战士都感到非常新奇。副大队长翟米尔像在胡大队长身上发现了什么新东西似的，几乎被全身心地收服了。晚上，他弄来一瓶酒，硬要请胡鉴喝。这酒，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胡鉴本来不会喝酒，但不能使他失望，就陪着喝。屋子里酒香盈溢、烟雾缭绕，言谈忘情、淋漓尽致。翟米尔把瓶子里仅有的酒全部倒在杯子里，端在胡鉴的面前，激动得气喘吁吁地说：“干了吧，干了吧，为了我们塔吉克族人民，你把这杯酒干了吧！”窗外，晨光微露，天气晴好。

翟米尔不断向胡鉴展露边防的天地，把部队的情况介绍给他。旧部队里民族关系很坏。汉族官兵惧怕艰苦不愿意驻扎在边卡上，看不起民族士兵，互相谩骂，常闹摩擦。当官的可以随意体罚和打骂士兵，再加上当官的贪污、吃空名额，因而边卡检查很不严格。英国投机商人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切都给当地山民带来了灾害，更加引起塔吉克士兵的不满。胡鉴告诉他：部队营建结束以后，要进行整顿。这支边卡大队在我们的手里，就要像八路军一样建立起部队的###生活，官兵一致，爱护老百姓，反对贪污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胡鉴又讲了好多八路军的故事给他听，他从胡鉴这儿听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

营建任务由一部分塔吉克族士兵担任，胡鉴和翟米尔都参加了劳动。尽管天气已经严寒，石块端起像铁块似的，常把手上的皮沾掉一块，泥成了冰凌碴子，腿被冰冻的泥水拉出血口子。可是士兵没有怨言，抢着干重活。有些连长、排长从来没养成劳动的习惯，认为干活丢人，不体面。那些士兵就当面问：“大队长都不嫌冷，偏偏你的官架子大！”

古堡变成了崭新的营房，威严地挺立在山坡上，正好对着英国代办处。队伍每天操练、唱歌，洋溢着健康欢乐的气氛。这歌声惊醒了山城，荡漾在群山之中。哨兵端着刺刀警惕地站在碉堡上，守卫着山城的安全，同时也居高临下地监视着英国代办处的行动，注视着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山峰上，一只鹰把尖锐的铁爪紧扣在一块冷硬的岩石上，静如止水；它把生命系在高处，俯瞰浩茫大野，随时准备冲向风暴，冲向难以预测的危难和险峻。

县长文津调走，从泽普县调来一位县长，名叫许亮，是延安来的。一听说许亮来了，胡鉴急忙到县政府去看他。有关英国代办的活动，许亮比胡鉴了解得清楚。许亮告诉胡鉴：“边卡上一定要严密盘查，凡是违法的物资都扣下来。不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胡作非为！”

许亮一到县上，就给当地牧民发放贷款，减轻赋税，并且带着商业机构的贸易公司，深入农村进行公道买卖。这一来，城里的奸商活动受到致命的打击。他还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启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许多活动中，大胡子副县长表现得异常积极。大胡子是当地人，讲话群众能听懂，他也带着贸易公司从这村到那村，就连许多偏僻的山沟也跑到了。饱经奸商敲诈和勒索之苦的穷苦群众，纷纷向政府揭露英国商总和商人们的嘴脸，证明他们是坏人，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二部分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11）

胡鉴按照上级指示，向翟米尔传达：“咱们到边境上巡视一番，确定修建哨所的地点。”翟米尔连连点头说：“对，这下我们的边卡大队就像个守边卡的样子了。”

他们组织了一支20多匹马的轻骑队，带着帐篷、小锅、水和粮食，向边界进发。人员大多挑选的是塔吉克族士兵，他们从小在高山上生长，适应高山反应。副大队长翟米尔在挑选人员的时候，首先挑选自己的儿子马拉尤夫连长，还有一个被称为“山鹰”的班长，名叫哈斯木。

山路险恶，空气稀薄，马张着嘴巴直喘气，有些山路陡得上不去，需要人连推带拉的往上掀。大雪埋住了山路，塞满了山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连尸首也找不见。翟米尔父子不愧是高山上长大的猎人儿子，对边境上的每一条路，每一处地形，就像对自己的羊群那么熟悉。有一次大风倏起，飞雪如席，打得人眼睛睁不开，马蹄子一个劲儿往山下滑。不少士兵都喊着要找地方休息，可是翟米尔却喊道：“不能休息，停在这里就是死，现在只有往过冲！”说着，他抓起胡鉴的马缰绳，两腿一夹自己的马，抡着鞭子狠劲地抽。山那面的风雪小多了，大家脱了险。又一次，他们在山谷里行进，突然听见雷鸣似的吼声，胡鉴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马拉尤夫喊道：“雪崩，停止前进！”部队刚刚站定，前面就像天崩地裂似的，雪雾弥漫，惊心动魄。有时候也遇到雷雨和洪水，闪电像金蛇般的在山谷中旋绕，炸雷像炮弹似的震得人头疼，半山上的石头被山洪冲得咕咚咚滚下来，但每次他们都能找到山洞隐蔽起来。葱岭中的气候就是如此多变，比长征时胡鉴经过的西康高原更加恶劣。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把他们的脸照得乌黑，手往脸上一摸，就脱一层皮。休息的时候要张大嘴呼吸。水烧到满锅都冒水泡，手伸进去却一点儿也不烫，面条下到锅里成了糊糊。

他们这支轻骑兵，沿着国境线整整走了两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确定了建立哨所的位置和营建的地点。这一路，他们还碰到几次武装土匪的入侵。这些强盗抢去了塔吉克族牧民的几百只牛羊，还有大批财物。这群家伙，跑到我们的国家进行非法勾当，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慌不忙，赶着牛羊、吹着口哨慢腾腾地走着。因为多少年来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目中从来没有中国的法纪。哪知道正行之间，马拉尤夫带着士兵已经绕到他们的前面，拦路截住他们。还没有等土匪把枪举起，塔吉克族士兵愤怒的子弹已经射进强盗的胸膛。

他们押着俘虏，赶着牛羊，把强盗夺去的一切都还给老乡。老乡们感动极了，军队保护他们真是破了“天荒”。他们向老乡进行宣传，启发爱国主义思想，叫乡亲们自己拿起枪来保卫自己，还留下一名士兵在那里组织民兵。乡亲们纷纷要求参加民兵组织，有些妇女老头也报了名。边境上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民兵也组织起来了。他们炯炯有神的眼光观察着守卫着，定期派人给部队报告情况，对保卫边防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回到蒲犁，把边境上的情况，如修建哨所，组织民兵，所需人力、财力、物力等，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送到喀什警备司令部。司令蒋有芬，东北军出身，很有正义感，很快就写了回信，同意修建哨所的计划。只是报告要转呈迪化，等督办公署批下来就可以执行。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

报告很快批了下来。昆仑山下的好几个县都动员起来了，莎车、英吉莎、叶城等县的民工，赶着成千上万头马匹、毛驴，向边卡上送木料，送苜蓿，还有粮食。山路崎岖、路途遥远，到边卡一趟要走半个多月。蒲犁县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大胡子”副县长亲自带着支援大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把一袋一袋的粮食送到前沿去。部队和民工一齐动手干活，这是山城自古至今罕见的事情。老乡们的情绪异常高涨，都争着在巩固边防和保卫家乡的斗争中贡献一份力量。

部队进行了一次整训。首先开始“###生活”，让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当时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相当严重。班长就可以支使士兵洗衣服，当勤务，排长和连长就更不得了。开始士兵不敢说，经过再三动员，打通思想，士兵才发动起来，敢在会上揭露那些坏军官的罪行。揭露出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凡属性质严重的进行了处分。边卡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比较高的，但生活却不好。经过追查，发现有几个军需贪污了菜金。这几个家伙，整天花天酒地，戴着金戒指金手表，箱子里还压着不少金条。大家立即叫这几个军需退赃，并且予以撤职。汉族士兵和塔吉克族士兵的关系，在这次学习中，也得到了改善。为了尊重塔吉克族士兵的生活习惯，另外成立了一个民族食堂。

驻喀什的骑兵三十五团叛乱。叛军一部向蒲犁逃窜，企图控制边界。早先混进三十五团的英国间谍军官沙迪尔，收买、煽动部分柯尔克孜族军官，让一名叫依沙克的军官给蒲犁边卡大队驻丕衣克哨所的排长西克尔写信，串联共同叛变。胡鉴得知叛军向蒲犁逃窜的消息，立即通知才建立不久的边务处蒲犁办事处转移到苏联控制的辛滚山口，要他们保护好电台，保证通讯畅通，绝对不能与迪化失去联系。正在这时，西克尔排长已从丕衣克哨所窜到县城，一发现胡大队长就开了枪，打伤了胡鉴的左手小指头。胡鉴下令将其逮捕，西克尔排全部缴械。边务办事处出发两个多小时后到了20多公里外的辛滚山口苏联边卡哨所，架起电台，用手摇发电机发电，向迪化总台呼叫，汇报了叛军情况。

边卡大队兵分两路，一路由胡鉴指挥守住边卡，以防叛军越境；一路由翟米尔率领赶到浑巴什截击叛军。翟米尔带人到木吉，与喀什派遣的追歼部队三十一团、四十八团会合，继续尾追。经过了三天的战斗，叛军大部被歼、被俘，残部沙迪尔等30多人逃往阿富汗。边务办事处返回蒲犁，装电台、立天线，与迪化联络。此后不久，新兵营的杨文先去苏联学习情报后来到蒲犁，任边务处蒲犁办事处副主任，后任主任，化名卓铎泰。

边卡大队直接受盛世才指挥，和盛世才的联系通过边务处电台。电报除发给盛世才外还给喀什警备司令蒋有芬一份，蒋负责边卡大队的供应。胡鉴还另有一本密码，专门和陈潭秋以及苏联方面联系，由他自己亲自收发，别人一概不知。

边卡大队和苏联边防军联系密切，互相交流情报，开会商议工作。苏方常派人通过中方边境去印度、阿富汗工作。

边卡大队日夜巡逻，民兵武装经常汇报情况。因此，边卡大队的活动主动而迅速，截击了那些偷越国境的间谍，抓住了搞非法活动的传教士、印度商人，然后向驻喀什的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对于明铁克这条通向印度和克什米尔的商道，他们盘查得异常严格。英国代办处运来的几驮子大烟，还有运走的黄金、宝石、稀有矿产等，他们都予以扣押。这些无法无天的冒险家，竟然把枪支也混在货物里往中国运。对于那些没有带违禁商品的商队，他们就派部队护送到蒲犁，并对商队的活动进行监视。这种差事需要精明能干的人，因此大都是马拉尤夫和哈斯木去。他们不但熟悉路途，沿途的村庄和部落也都熟悉。每晚歇到一个地方，马拉尤夫就派人监视商人，看他们和谁联系。这帮家伙，时时刻刻想摆脱监视，有时在大雪山上宿营，故意不靠近村镇，有时候歇在河边，在篝火边吃罢饭立刻就地休息，但等到人们都睡熟以后又悄悄爬起来，进村庄找情报“点”。就这样，从边境到蒲犁，沿明铁克大道，英国代办建立的联络点都被掌握了。这些人中有毛拉、教员和一些被收买的群众，甚至有些人脱离了原来的###教而信奉起基督教，背弃了自己的国家而变成“大英帝国”的“侨民”。当地民兵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的监视，割断了他们和群众的联系。

英国代办处那座房子就像海洋中的孤岛，日益陷于孤立。人民群众不与他们交往，也不给他们卖粮食和肉食，特别是肉食。那时，突然接二连三发生了丢羊的事。牧民们终于发现，羊群经过英国代办处的大门，就要丢羊，羊被代办处的人抓进门里去了。牧民于是纷纷到县政府控告商总奴尔买买提，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依法惩治偷羊贼，赔偿经济损失。县长许亮约请政府有关单位、边卡大队、边务办事处各方面负责人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捉贼要捉赃，不管活羊、死羊，只要抓着证据，就好办了。

暮色四合，视野中只有代办处的房子还有灯光。有人从窗中窥视，平日身着整齐、彬彬有礼的英国外交官，现在又显出另外一副嘴脸，正和他的爪牙们充当屠夫宰羊呢。他们当即敲代办处的门，代办处的人非常慌乱，拒不开门。门越敲越紧，终于打开了。许亮、胡鉴、大胡子副县长和蒲犁边防委员会的几个公安人员，走进代办处，后面还跟着一群丢了羊的老百姓。人们很快找到了几只被屠宰的羊，肠子肚子撂了一地，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们大概走错了地方，好像来到了屠宰场。”大胡子副县长质问道，“这些羊从哪里来的？”

“从市场上买来的！”商总奴尔买买提满不在乎。

白天丢了羊的老乡从地上羊头的记号认出了自己的羊，就质问英国商总：“这是我的羊，我什么时候卖给你的？我的羊是你们偷的！”

他们还查明了奴尔买买提在蒲犁的情报活动。蒲犁县政府将案情通过边务处电台上报督办公署，经批准，将奴尔买买提驱逐出境。

悬挂在塔什库尔干城头的米字旗降落了。

一只鹰抖擞翅膀，一跃而起，从高不可及的山峰峡谷猎猎起飞，飞翔在辽阔而高远的仰望里，不管雷鸣电闪、寒流滚滚、云雾千仞、风雪万重，以稳健的翱翔穿越历史的重帷向天地万物发出震山裂谷的啸叫。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2）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

1938年3月，一天下午，潘同、谷先南、谭庆荣等人，一起被请到督办公署参加盛世才为他们举行的饯行宴会。盛世才亲自督宴，宴席十分丰盛，楼下还有军乐队演奏。

数日之后，邓发找他们谈话，说：“你们很快就要下去了，即将到盛的军中任职，组织上送给你们每人一条毛毯作纪念吧！”邓发详细询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指示下去后应注意的事项，还发给每人一套衣服。

他们连同地方官员共约50人，乘着督办公署派的###辆专车前往南疆的和田。路，铺在满目的苍黄中，烙得人双眼疼痛；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却没有一点儿的旁逸斜出，一览无余地伸向前方，伸向下一个绿洲。车队沿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走了七八天，才到达南疆重镇喀什，继续沿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行车五六天，才到达目的地和田。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代称做于阗，后称和阗，远在西汉初已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其鼎鼎大名如和田玉般嵌入了西域的发展史。和田河伸出长长的手臂将母亲河塔里木挽住，给西域大漠带来平扶，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洗去风尘，走马上任。潘同就任和田警备区少将司令兼和田区行政长，谷先南任和田警备区少校军需处长，谭庆荣任驻和田骑兵三十八团一连少校连长。潘同化名潘柏南，谷先南化名谷志远，谭庆荣化名谭桂标。谭庆荣，壮族，1929年12月11日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百色起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侦察参谋、教导员兼营长，随西路军左支队进疆。

骑兵三十八团没有营的建制，下属5个大连，其中3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辎重连，每连150人左右。骑兵连各有军马约200匹，连长一般配营职校官，4个排长有上尉、中尉，也有少尉。连队绝大部分是东北籍战士，还有少数新疆人。这支部队原是东北义勇军，因与日军作战失利经苏联境内到新疆，被盛世才收编。士兵年龄多在40岁左右，且多数没有结婚成家。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作风###。谭庆荣任连长时刚30岁出头，加上不是东北人，也不是骑兵出身，所以几个排长都看不起他，老兵们也不大理睬他。他一时束手无策，不知从何抓起，真是吃不好，睡不香，日夜在琢磨改造这个连队的办法。他终于想起了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蕴藏在心内的希望汹涌起来。

谭庆荣1929年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右江根据地的红七军和中央苏区的红三军团当过战士和基层干部。他不但亲眼看到红军中“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当过士兵会的委员。他决心用“士兵委员会”的办法来治理骑兵连。他把这个想法向警备司令潘柏南做了汇报，潘司令很支持。他又把想法告诉了蔡志达团长，蔡团长也很赞成。蔡团长虽是个旧军官，但却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对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对旧军队的###作风虽然十分不满却又无能为力。有人带头起来改造这支部队，他是支持的。

领导支持，士兵们的态度怎样呢？谭庆荣找一些老兵谈话，征求意见。他从谈话中了解到，士兵多是东北人，对日寇侵占东北极为仇恨，对蒋介石不让抗日，使他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耕，十分不满，普遍都有“思乡病”。他们对长官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生活痛苦的现状也很不满，盼望早回故乡，与家人团聚，也希望在军队能过上人的生活。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3）

谭庆荣的生命中饱含着一种锐利的东西，这东西像粒种子，饱满而生动。种子唯一的使命是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枝繁叶茂。他根据士兵的要求，打算先从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抓起。他在连里组织了“士兵伙食委员会”，每个排选出一名伙食委员，加上准尉司务长共五人组成，由司务长负责。士兵们看到要改善生活都很高兴，因为伙食太差了。连里有时一周吃不上一顿肉，只有到星期天才能吃上几块薄肉片，馋了就只好上街吃馆子。但司务长对组织“士兵伙食委员会”很不高兴，认为夺了他的权，更重要的是他的账目有问题，怕露了马脚。谭连长首先做司务长的工作，宣传“士兵伙食委员会”的作用，说明组织“士兵伙食委员会”不但不会使他为难，而且会成为他的帮手；还宣布：“只要努力为大家搞好伙食，过去的老账一概不算。”经连长这么一说，司务长的顾虑打消了，一心一意抓伙食并逐步见了成效。两个月后，部队移防到离和田不远的墨玉县。这是南疆一个气候温和、粮牧皆宜的富裕县。司务长和伙食委员会决定先从养羊抓起，请了当地两个经验丰富的牧民为连队牧羊；开始喂###只母羊，不久又用卖马粪的钱买了12只。两位牧民白天把羊放出去吃草，晚上回来又加喂马料。羊长得很快，不到半年发展到60多只，一年后发展到100多只，每只平均60斤左右，大的重达七八十斤。连里也由开始的每周吃几顿羊肉发展到每周吃十来顿，加上其他肉类，每人每天吃肉将近一斤。连队炊事班里有三个是当地人，很会做羊肉、抓饭等新疆饭菜。过去士兵上街看到烤羊肉馋得流口水，现在每周都可吃到烤羊肉、炖羊肉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谭连长想到东北的士兵爱吃猪肉，特别是野味，就利用野外训练和冬闲时间，把队伍开进芦苇地去围野猪。高头大马一进芦苇地，野猪就到处乱跑，有时打得两三头，有时打得十多头，大的一头重达两三百斤，连里吃不完就“进贡”给团部。全团都知道一连的伙食搞得好，上级想到一连来走一走，其他连的士兵也都想往一连调。伙食搞好了，上街吃喝的现象大大减少，原来一盘散沙似的骑兵连开始稳住了。

解决了士兵的吃肉问题后，开始抓伙食账目公开。骑兵连收入不算少，除上级下发的军饷外，还可以卖马粪，卖半新半旧的马具，卖吃不完的饲料等，仅卖马粪一项收入就很可观。200多匹大马，几乎一天就是一大堆马粪，但历届司务长都不把这些钱归入公账，而是悄悄分给团长、连长，自己也得到一份。开始两个月，司务长把马粪钱加在谭连长的薪金里，他也不明不白的收下了，后来他查问，司务长才说这是马粪钱。谭连长说，以后我不收了，把它充进伙食里，叫大家吃好些。司务长说这是骑兵连的“老规矩”。谭连长告诉司务长：“从我开始破这个规矩，以后不论是马粪钱、马具钱、饲料钱，统统归入公账，并向士兵们公开，以前的账目不追究。”这么一抓，每月多出来的钱真不少，落实到饭菜上很可观。连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士兵们都很高兴。谭连长把骑兵连养羊改善生活和账目公开的做法向潘司令、蔡团长做了详细汇报，他们也很高兴。潘司令还指示蔡团长到一连考察取经，并把这件事汇报到了省财政厅长毛泽民那里。毛泽民对全省下了一个训令：今后党政军部门，凡薪金以外的收入都一律交公。训令下达后，立即遭到一部分军官的抵制。机枪连连长修阴春公开说：“那些钱用不完的人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也像他那样的话，那太太、少爷、小姐吃什么呢？”这话当然是针对谭庆荣的，谭当时未结婚，没有家庭负担。但由于这种做法得到领导支持和士兵拥护，很快就推广了。账目公开，经济###，改善了生活，改善了官兵关系，促进了连队正气上升。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4）

伙食委员会在解决士兵吃肉和账目公开后，接着又大力抓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过去连队文化生活缺乏，营房除听到一些思乡小曲外，就是打牌、赌钱、吵架声。士兵一犯纪律，排长就打骂或关禁闭。针对这些情况，伙食委员们先教大家唱歌子。自己不会教就请会唱的士兵出来教，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还请识字的士兵给大家读中共办的《新华日报》，也读《新疆日报》的文章，讲前方抗日胜利的消息。过年过节和冬闲时间，还演些活报剧，如《码头工人》《活捉汉奸》等。大家一唱一听一演，抗日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还举行篮球、排球、乒乓球活动，士兵的体质也有了增强。连队有歌有戏有球赛，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很怕他们，一见当兵的就走得远远的，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经过营区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慢慢到营区来听歌看戏看球赛。开始来些男青年，后来男女老少都来了，特别是星期六来得更多。县城的姑娘也来唱唱跳跳，县里的乐队也来参加伴奏。以后他们干脆在院子里搭了个戏台，歌声、锣声一响，老百姓就来了。很紧张的军民关系逐步搞好了。

接着，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会又想办法解决治病的问题。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全连患这种病的约40来人，一发病就尿道发炎、化脓，重的还拉血，路也走不成，不能执勤，甚至还要人照料。由于病号多，没有药品，连队负担很重。谭连长亲自到军需处要了一些药回来。由于人多药少，药品质量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谭连长只好去找潘司令，通过潘与苏新贸易公司联系，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药品。伙食委员会把伙食账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钱，加上谭连长的一个月薪金，用来买药。当时有一种治花柳病的针剂药叫做“六NFCA1六”，潘司令通过苏新贸易公司买回90多支，全连40来个病号，有的打了2针，有的打了3针，都好了。这件事很快又传到了其他连，不少花柳病号要到一连来就医。团长感到很为难，没有答应。

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们还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病号身上。骑兵连兵油子多，平时病号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有的是真病，但多数是“思乡病”，还有人是长期装病。他们一方面给那些确实有病的士兵做病号饭，端到床前，送到手上，病号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发动士兵互相监督。这么一来，真病的士兵振奋了精神，装病的兵油子再也装不下去了，病号明显地减少。

最后一个问题是赌钱。他们先从当官的抓起。过去是排长、班长找士兵赌钱，士兵不敢不赌。当官的赢了钱就哈哈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挤干为止，而输了钱就发火骂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团长有时就把这些当官的关禁闭，但他们还是偷偷地赌。谭连长找几个排长谈话，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钱！他们每月几个钱，有的要养老婆孩子，有的要供养老人。他一个人输了钱全家都要受苦！”排长刘景和抽烟，又有老婆孩子，钱当然不够花，不够就从士兵身上刮。经谭连长谈话后，他慢慢不赌了，一班长也不赌了。这么一抓，营房里没人赌了，但少数人跑到外边去赌。他们偷偷摸摸地闹了一阵子，由于没人跟着跑，只好不赌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5）

骑兵连虽然改造的大有起色，但谭庆荣的路途并未自此一帆风顺。盛世才出于利益需要，一方面装成亲苏亲共的姿态，表示“重用”他们；另一方面又存有戒心，怕他们“赤化”了军队，所以派特务处处监视他们。骑兵团的特务头子是团部少校指导员周凤鸣。这个家伙又坏又凶，连蔡团长的马弁尹贵斌都发展成为特务。蔡团长见尹鬼鬼祟祟，就不要尹在身边，把尹调到一连当上等兵。谭庆荣连原来已安插了四个特务：一个叫单勇，是个下士，此人有老婆孩子，月薪才十几块钱，为了领钱养家当了特务；一个是下士班长薛永生；一个是上等兵赵连吉；一个是上等兵王才。五个特务都受周凤鸣直接指挥，谭庆荣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报告周凤鸣。一次晚饭后，谭庆荣到潘司令那里去汇报工作，刚坐下电话就响了。他一接电话对方就问他是不是谭连长，并说连队门口有人找他，要他立即回去。特务是让谭庆荣不要与外界，特别是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接触。一个星期天，他们到玉龙喀什河边碰头，刚刚去，周凤鸣就带着七八个人来了，见了谭庆荣奸笑两声，而后就骑着马走了。又一次，他们在操场边的沟里刚想碰头，地方公安局就来了几个人。这些公安人员和周凤鸣算是一伙的，经常互相通气对付他们。1941年冬，谭庆荣被调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谋长张炳光是个特务，处里的上尉参谋张鹏程也是特务。他们与盛世才有密切联系，与公安局刘麻子一伙来往也很密切，专门监视潘司令和谭庆荣。张鹏程什么也不懂，专门与谭庆荣作对。谭庆荣把这件事向潘柏南司令汇报，潘司令说：“他们对我早就这样干了，只是我没告诉你，往后要多加小心！”不久，潘司令被调走了。他们把谭庆荣“夹”在中间，许多工作都逼着他去干，但又不让他随便活动。一位副官长对谭开玩笑说：“你兼了这么多代处长，要发财了！”谭庆荣心里明白，一场政治###就要临头。果然，谭庆荣和军需处长谷志远也被赶走了。

谭庆荣与刘瑞珍结婚，是1940年阴历11月初三。婚礼和家中的一切都是刘家操办的。婚后不久，谭庆荣调到司令部当参谋。每天晚上，谭庆荣回家翻电报，有时叫妻子帮着念电码。他常对妻子说，家里来过谁，干些什么，不要对任何人讲。司令部的处长谷志远，和田报社的马殊，墨玉县县长陈解虚，于田财政局局长黄永清，叶城税务局薛局长，星期天经常来，说什么母亲母亲的。这些人一来，老谭就叫妻子出去玩，并叮嘱她不要乱说。刘瑞珍回家给父亲讲，父亲说老谭是共产党员，不要出去乱讲。

结婚不到两年，1942年阴历7月14日，刘瑞珍回家，院子里的人对她说，来电报调老谭。老谭对她说：“这次走不知道情况怎样，你要好好照顾家。现在不让带家属，你就等着吧！”第二天早上，刘瑞珍和母亲送老谭到西门外飞机场。谷处长已坐在汽车里面，车两边站着两个大兵，拿着枪。老谭一上车就被大兵把匣子枪卸了。刘瑞珍身体禁不住剧烈地抖动起来，心里凄凉，放声悲哭，泪水哗哗地流。她的和谐梦团圆梦，揉进了涕泪和辛酸。谭庆荣走了，在暑气逼人、黄沙漫天的日子。

老谭走后，陈县长和妻子来住了半个月。他俩住外间，刘瑞珍和母亲住里间。陈县长叫陈广竹，是第二批由延安到新疆的干部，陈解虚是其化名。陈县长一来就把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说：“现在情况紧张，不要有啥东西忘了让别人搜查走了！我有很多话要和他商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陈县长还说，“老谭叫人送来个条子，条子上讲家属不能带走，请多照顾。”陈县长兑了100元公债券，把钱交给刘瑞珍。墨玉县来了几个阿訇，对陈县长说：“像你这样的好县长，不能走！”陈县长说：“现在是工作，还得走，以后我再来。”陈县长听不懂维吾尔语，由刘瑞珍给他翻译。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6）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

1938年6月的一个拂晓。驻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团长张永夫把各连连长叫到团部，召开紧急会议。新兵营来的二连少校连长曾玉良和三连少校连长周纯麟也匆匆走来。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非常紧张，与往常很不一样。张团长压低声音对大家说：“昨天晚上，骑兵三十五团叛乱了。团长不在营房住，个别军官、一些司务长和上等兵，先把团里连排军官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用枪打死，然后乘马逃跑了！”

“什么？三十五团叛乱了，怎么搞的？”

有位连长惊讶地问了一句。周纯麟也觉得很吃惊。

张团长扼要地谈了骑兵三十五团的组成，说：“去年四五月份，南疆第六师七团八团相继叛乱后，大部分被消灭，师长麻木提也逃到国外去了。这个师没跑掉的人又被收容起来，经过整编，成了现在的骑兵三十五团。这个团不仅枪和马匹很差，而且从团长到各连连长对士兵都很苛刻，经常吊打士兵。士兵生活非常苦，一天连三顿饭都吃不饱。上操上课，军官也很厉害，随意打骂士兵。军官随便出入营房，晚上也可以回家去住，却根本不准士兵外出。士兵认为，宁愿回家当老百姓，也不愿在这个团当兵。因此，这个团的官兵关系非常紧张，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次叛乱，既有坏人从中煽动，又是这个团官兵关系紧张的总爆发。”

张团长说到这里，提高了声调，脸部表现也显得更加严肃。他打开地图，指着说：“叛军分两路逃离，我们团的任务是兵分两路追歼。一路由杨副团长带领二连和三连，经乌恰，向托云方向追击；一路由我带着一连和四连，经阿克陶、塔什米里克，向盖孜、蒲犁方向追击。”

张团长又具体地向各连连长交代了在追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明骑兵四十八团是由步兵改编的，对步兵作战有些经验，对骑兵作战还缺乏经验，特别是同骑兵还没有打过仗。张团长还讲了几种打法：发现敌人乘马时，要先把敌人的队形打乱，然后再分割消灭；如果敌人已经下马，就先解决马桩（马桩是骑兵下马徒步作战时控制马的少数人），然后包围起来，报告团部，集合全团兵力去歼灭；如果敌人分散隐蔽，我们即就地驻下，进行宣传和清剿；如果敌人逃跑，就要迂回到前头堵住，进行追歼。张永夫团长讲完，杨炳瑞副团长又补充说，各连应要求每个排带一匹预备马，并带两天的粮食和一天的马料。

周纯麟回连之后，一边通知部队开饭、喂马，一边召集各排排长、司务长和司书，传达了团长的讲话精神，分配了各排的任务，要各排都带上空马。他要司务长按照团里规定，用马车带上几天的粮食和草料。

周纯麟化名周玉龙，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塑造了他沉稳如磐的意志和性格，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教导员等职，随西路军左支队进疆。组织上原计划要他学习飞行，体格也检查了，但因工作需要来到南疆。他和曾玉良是以胡宗南第一师“学兵营”的名义，来到骑兵四十八团任职的。周纯麟开始了一如既往的勤奋和充满激情的工作，虚心向下级和士兵学习，很快掌握了马术和骑兵指挥的一些基本知识。他在连队的威信渐渐提高，最终众望所归。他带领连队进行了骑兵对骑兵的对抗演习，骑兵的追击战，打密集队形的步兵，以及没有步兵配合的骑兵攻坚战和有步兵配合的步骑协同作战等多方面的战术训练，使连队的机动作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时，周纯麟很想有一次打仗的机会，试一试自己指挥骑兵的水平和连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说来凑巧，这种机会居然这么快就来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7）

太阳依旧平静地露出脸来，把光芒撒向大地。周纯麟跃马扬鞭，目光如炬，紧跟着尖兵排，指挥部队搜索前进。沿途，他们看见叛乱部队昨晚逃跑时烧、杀、抢、掠老百姓的许多痕迹。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已跑了100多公里。尖兵排报告：“前面就是我们骑兵四十八团的马场。”马场是团里平时喂养体弱马匹的场所，在巫山口东面山口外。

周纯麟见马场附近被马匹践踏得乱七八糟，便怀疑叛乱部队是不是逃进马场里去了？这时候，杨副团长还在后面。他一面让部队下马隐蔽休息，一面派两个人进马场侦察。叛乱部队果然进了马场。马场场长田种玉还不知道这个骑兵三十五团已经叛乱，正在热情地接待这伙人哩！可是这伙人却慌慌张张，有的在场里喂马，有的在场里换马，有的在做饭吃，有的在捆绑沿途抢来的东西……

两名侦察员将情况向周纯麟汇报以后，杨副团长还一直没有上来。于是，他与曾玉良连长商量，进行了分工：二连在左，三连在右，先将敌人包围起来，一齐向叛军冲去。叛军本来就是没有指挥人员的乌合之众，这时变得更加乱糟糟。他们有的上马，有的抵抗，有的乘马逃跑，有的徒步跑散，有的抱住抢来的东西不放，有的跪在地上只是磕头求饶。追剿部队捉了一部分俘虏，缴了三四十支枪、一些马刀和几十匹马；老百姓的驴、马和许多东西，不少也被截了下来。

夕阳西下，渐渐落尽，灰色的夜幕从天边像水一样弥漫而来。杨副团长才上来，周连长和曾连长向他提出：继续追击逃跑的叛军。他不同意，要部队驻下。第二天吃过早饭，杨副团长要曾连长带着二连追击，三连就近封锁山口，继续搜剿叛乱的散兵。

曾玉良化名曾海山，红军营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连长带领二连追到下午，消灭了十几个叛兵。他正走得人困马乏时，突然白马仰起头来，向空中嗅了几嗅，振鬣长嘶，转过身来，向南奔驰。他知道此马颇具灵性，便也由它。奔不多时，沙丘间出现了稀稀落落的铁草；再奔一阵，地上青草越来越密。他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白马这时精神大振，四蹄如飞，转眼之间已听得淙淙水声，出现了一条溪流。曾连长跳下马来，见水清见底，便抚摸马背笑道：“多亏你找到这条小溪，咱们一起喝吧！”他俯身溪边，掬水喝下，清凉直透心肺，甘美之中还带有微微香气。那马饮了溪水，长嘶一声，跳跃数下，也有说不出的欢喜。曾玉良饮足溪水，心旷神怡，于是卷起裤脚，踏入水中，把头脸手脚洗了个干净，再把马牵过，给它洗刷一遍。白马经水一洗，雪白光亮，更加矫健。

曾玉良骑马沿溪向上###去，渐行溪流渐大。他纵马急驰一阵，溪水转弯绕过一块高地，从一排参天青松中穿了出来。他顿时惊呆了，眼前一片大湖。湖周乔木灌木参差，杂花红白相间，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之中，奇丽异常。远处是青草平原，无边无际的延伸出去，与天相接，草地上白羊成群，惊跑吃草。草原西端一座高山参天而起，耸入云霄，山腰以下树木苍翠。树上小鸟鸣啾，清脆婉转，此伏彼起。忽然，曾玉良看见林边有个叛兵在慌忙逃窜。他便使出学到的马上工夫，催马向前，将叛兵捉住。

他们抓住俘虏之后，不加杀害，好好照顾，给吃给喝给住。老百姓反映：这支队伍的做法，跟过去大不相同。一年前，盛世才的部队在这里抓了俘虏，都赶到沙漠上用机枪扫射，使这里很多少数民族妇女都当了寡妇。同样是盛世才的部队，为什么前后大不一样呢？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8）

周纯麟带领三连就近封锁住山口之后，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他们将叛军抢来的东西，全部还给老百姓。这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大，有的群众说：“昨天的部队抢我们的东西，今天的部队将昨天抢去的东西又还给我们，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个部队，虽然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但做法却根本不相同。”周纯麟在连队对军官和士兵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要求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不准随便进老百姓的帐篷和房子，更不准进清真寺去看人家做礼拜。老百姓看见部队在下雨天，宁可自己遭淋，也不进帐篷和房子，很受感动，就主动地腾出帐篷和房子。一家只有一个帐篷的就两家合住一个，腾出一个给部队；一家有两个帐篷的，就全家住一个，腾出一个给部队住。

要想使盛世才的部队，真正按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也不是很容易的。对于那些违犯群众纪律的，周纯麟及时地进行批评教育。有个班长不遵守规定，私自跑到清真寺看人家做礼拜，他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有个士兵，把一位少数民族妇女的面纱揭开了，他们就召开群众大会主动向老百姓作检讨，周连长还当众宣布把这个士兵关了禁闭。周连长动员士兵给老百姓担水，打扫卫生和下地劳动。部队缺少马料，没有铡刀，就通过乡政府或当地阿訇、头人向群众借，决不随便拿群众的一把铡刀、一斤草料。群众的想法了然于心，纷纷说：“以往的部队，见了我们就打、就骂，见了东西就抢，见了姑娘媳妇就要糟蹋。可你们却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真是个好部队！”群众有的给他们带路搜捕叛军，有的给他们通风报信，有的索性把叛军的散兵捆绑起来，送给他们。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在附近的山村、树林，搜捕到近百名叛乱的散兵。

许多群众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吃抓饭，吃烤羊肉，还有许多青年主动要求参军。二连在恰克马克一带，主动参军的就有十多个青年。其中一个维族少年，叫艾义提，13岁，起先曾海山连长嫌他年纪小，不要他，他硬是缠着曾连长不放，后来偷偷坐上运俘虏的汽车，来到团里。张团长同样嫌他年纪小，还是不让他当兵，他急哭了。他的单纯与热切像山间的任何一朵野菊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最后，曾海山连长为他求情，向张团长说好话，团长才同意他留在二连。他在二连给曾海山连长当勤务兵。新中国成立后艾义提在喀什政治学校当翻译，常怀念曾海山连长，怀念曾连长关心他照顾他的情形，在心灵的一隅栽植着一棵永不凋零的常青的绿树。他直到白发斑斑、体态沉重时才知道，1944年曾玉良在八路军任骑兵团长时，在山东曹县打日本鬼子时牺牲了。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

1938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周纯麟带领连队乘马到团马术操场上出操。这会儿他还不知道，一个阴谋正在等他，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历险正在等他。周纯麟回到营房，武装带没有解下，马刀也没有拿下，脚还没有迈进连部的门槛，姓殷的司书就上前通知他说：“连长，警备司令部请你去一趟。”

他听了一惊，似信非信地问了一声：“哪里去？”

“警备司令部！”

“什么事？”

“不知道。团司令部只是说事情很急，不必经过团部，请周连长直接去警备司令部好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9）

他看殷司书说话的神情，觉得事情可能紧急，便立即转过身，向警备司令部跑去。

周纯麟一进警备司令部大门，军法处长王洪喜就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三四个士兵上来卸他的枪。

“这是为什么？”

“你有嫌疑！”

“什么嫌疑？”

“以后你就知道！”

军法处长把他的少校军衔扒去，把他的帽子、马刀、武装带，也都统统拿去，还让士兵把他强推硬拉，关进监狱。

监狱在警备司令部的后院。他刚进去，一股阴湿气、霉气和臭气相交糅的恶心味便扑鼻而来，熏得他头痛，熏得他呕吐。从这时起，他的每一刻就不仅具有阴湿、霉臭的气息，还带上了一种难以祛除的死亡的味道。房子又黑又小又潮，里面只有一条用高粱秆子编的破窄席子。房子的门后靠墙有一个小圆坑，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坑里面的大便，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不管的，而是在每天放风时，由犯人用手捧到破布上提出去。牢房又臭又脏，实在难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犯人尽量不在牢房里大便。

第二天早上，狱卒“冬、冬、冬”地敲他的门，从门上的小窗里递进一碗凉水、一个馕，说这是早饭。他站在门边，端着凉水，拿着馕，心里闷得慌，根本不想吃，就把碗和馕扔在地上。

三个士兵把他押出牢房，押进一个小房子，里面坐着军法处长王洪喜和一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乌兹别克族的公安指导员，名叫阿布都卡基尔，还有三个维吾尔族的公安人员，一个懂汉语的翻译。

周纯麟进门还没有站定，那个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就立即对他说：“你有问题，快交代！赶快讲！”

“你们要我讲什么？”他直挺挺地站着，干脆地反问。

“你不要装蒜！”

“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落入了虎狼之中。他们让两个士兵用皮鞭抽打他。起先，他坐在椅子上被抽打；后来，他们把他拉倒在地没头没脑乱抽一气，问一阵再打一阵。他们再问时，他根本不吭声，不予理睬。他们见他不回答，又继续抽打，一直打到天黑。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

更加残酷的折磨和巨大沉重的夜幕一起降临。吃过晚饭，军法处长和公安指导员又带来另外几个人，把他双手反绑着，吊在房梁上抽打。他被打得不省人事，昏了过去。在白昼与黑夜的亲吻里，他的生命与死亡浑然融为一体。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们把他的双手在腕部紧紧绑住，又把绑住的双手套在两个膝盖下面的小腿前面，用棍子穿在他的腿弯和两臂之间，把他抬到凳子上。几个人把棍子上的绳子使劲往后拉，还在背上不断鞭打。这种残酷的刑法，他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们每拉一次绳子，他都钻心疼痛，浑身出汗。他想咬紧牙关不出声，但不争气的骨肉却没有理会他的苦心。他终于痛得实在难忍，只好拼命喊着“冤枉”！他们越拉越紧，把他的手关节拉脱臼了。他痛得昏了过去。

他又一次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地上。他们又把他抬上凳子，照样又拉绳子，又拼命鞭打。他照样回答说：“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样的酷刑进行了多次，第三天，改变了花招。他们把骑兵四十八团四连的于清文连长，带到审讯室与他对质。于清文外号大头，比他大两岁，老家在山东。

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把于连长一带进屋，就厉声问：“你认识吗？”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0）

“认识，他是我们四连的于连长。”

公安指导员用鞭子顶着于连长的背，逼于连长讲。于连长在公安指导员的逼迫下，用恳求的口气对他说：“周连长，讲吧！”

“你叫我讲什么？”

“你就讲我们反政府，反盛督办，要把部队带走！”

“于清文！我什么时候对你讲过这些话？你无中生有！你没有良心！你陷害人！你不是个东西！”周纯麟一听他要自己讲这些，圆目怒睁，青筋贲张。

于清文不敢正眼看他，低下了头，用恳求的口气继续说：“你看我被打成这个样子，你就照我的说吧！他们还要我讲你是共……产党哩……”

周纯麟不等他说完，目光里喷着怒火，抢着继续骂：“你不是人！你诬陷好人！我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陷害别人！”这时候，他真恨死于清文，恼恨这个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而陷害别人的家伙。但当他看见军法处长不让于清文再讲，而且狠狠地给了于清文一个耳光之后，他的心也就软了下来。周纯麟目光扫了一下于连长，发现他也被打得很厉害，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血迹，刚才进屋时脚还一瘸一瘸的。他立即想到，于清文也是在残酷的刑罚折磨下屈打成招，才乱咬的。

于连长被带走之后，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又叫人继续打他，并一个劲地逼问：“你是哪个地方派来的？你有五星没有？”

“我是中央军第一师的，是盛督办亲自写的信，派我到骑兵四十八团来工作的！”

“不是，根本不是！”军法处长怒吼起来。

“那你说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让你自己说！”军法处长狡黠地说，让三个士兵把他架到老虎凳上。这个老虎凳是军法处长别出心裁造出来的，结构很简单，只是在两根交叉的十字架上钉着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有两米多高。他们把他架上去之后，他就感到坐不住，没有多久，腿肚子又酸又肿，臀部只有一点地方坐在桩头上，顶得血直往下流。

他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怎么也不敢动，因为一动就可能摔下来。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住，稍一晃动就“冬”的一声，从两米多高的木桩顶端上摔了下来。他从高处摔下来，肩头被摔得疼痛难忍，但坐在地上比坐在木桩顶端要好得多，屁股和大腿都能松一松了。

他躺在地上，正想把腿再放松一点，可是两个士兵的刀背已经砸到背上。他们用刀背和皮鞭又砸又打又骂，接着又把他抬上了老虎凳，连吃饭也不让下来，晚上也叫他坐在上面。他们还不准他闭眼，只要一闭眼睛，刀背就砸到身上。他被折磨得实在不成人样，坐在上面确实受不住了，就故意从上面摔下来。他宁可挨刀背、好让屁股和大腿放松一会儿。就这样，他们把他抬上去，他自己摔下来，又抬上去，又摔下来，不知轮番了多少次。第三天下午，他们见他什么也不肯讲，只好把他送回监狱。

周纯麟被送回监狱的时候，曾玉良在小门洞里看到了他。曾玉良关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两间房子中间，有一层单砖墙。白天，曾玉良不能同他联系，到了晚上，曾玉良先轻轻敲了两下中间的砖墙。周纯麟听到墙响，就爬到墙边问是谁，只听得墙上的缝里回答：“曾玉良。”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周纯麟一听隔壁住着曾玉良，心里急坏了。

“在你被抓进来的当天下午，我就被抓进来了！”曾玉良着急地问，“什么事情被抓的？”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1）

“我们被陷害了！”周纯麟将被打，与于连长对质，以及自己没有承认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曾玉良。

一天下午，军法处长把曾玉良从监狱里拉出去。周纯麟在门缝看到后，心痛欲绝，为他难过，自己受过刑，知道那种味道真是太难受了。

曾玉良受刑回到监狱后，通过墙缝，告诉周纯麟受刑的情况。他被带到审讯室后，劈头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苏联的走狗？你有没有红五角星？”他不承认，他们就用马鞭子轮番抽打，打得他死去活来，直到第三天晚上，才被拖回牢房。

周纯麟又连续坐了五天五夜的老虎凳，死过去活过来好多次。棍棒、扁担、皮鞭、辣椒水等等各种刑罚的滋味，都尝过了。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背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碎片，黏在血和肉上。但是，靠着宁折不弯生命力的倔强，他硬是咬紧牙关，一句不招！曾玉良虽然比周纯麟少受了几次刑，但是每次也把他打得很惨。有一次，他被打昏过去后，被直挺挺地拖回牢房。

身心交困的最沉重时刻，寒冷和饥饿也不放过他们。他俩在监牢里都戴着脚镣，睡在芦席上，冰凉冰凉的，寒气直往心窝里钻。整天吃不饱，一顿一个不到拳头大的馕，一碗凉水。周纯麟虽然吃不饱，还能马马虎虎对付着。可是，曾玉良的肚子大，过去在红军里是出名的小胖子，别说是只有一个拳头大的馕，即使一顿五个也很难填饱他的肚子。曾玉良有时饿的呀呀直叫，可是在敌人面前一个饿字也不讲。敌人拿油煎的饼子来引诱他招供，他连看也不看一眼。

十多天过去了，周纯麟的伤刚刚有点好转，军法处长和几个公安人员又把他带去审问，又一次让于清文连长与他对质。这一次，周纯麟比较策略，先顶着于清文的话说：“你要说我反政府的话，那是我反对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反对政府里那些阳奉阴违的人！”因为他知道这样讲，与“六大政策”中的“清廉”是一致的。但是，军法处长不肯罢休，一个劲儿地让公安人员用皮鞭抽打他。他们自己轮班休息，却不让他睡觉，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一连拷打折磨了三天，还灌了辣椒水。

周纯麟回到原先的牢房之后，却不见了曾玉良。原来，敌人觉察到他俩有接触，于是在他出去受审的时候，搜查了他俩的牢房，连破席和墙缝都搜遍了。他们还是不放心，就把曾玉良调到别的牢房去了。

天气很冷，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内容又增加了一个方面，就是要草垫，要被子，要火烤，还要一个小便桶。一天夜里，周纯麟在过堂时，看到自己的被子盖在一个公安人员身上，就提出：“我要被子。”

军法处长阴阳怪气地说：“你的被子我也想给，可是，你们连队还没有将你的被子送过来啊，我拿什么给你呢？”

“我们连队已经将我的被子送来了。”

“在哪里呀？我怎么不知道。”

“在那个家伙身上！”他用手指着躺在床上，盖着他的被子的公安人员说。

“你怎么知道的？”军法处长厉声问道。

“因为我被子的一头，有一条黑平光呢缝着。”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军法处长见他说的证据确凿，本来就很长的脸一下拉得更长了，提起皮鞭一面劈头盖脸地猛烈抽打，一面恶狠狠地说：“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你！”

周纯麟也毫不示弱，又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见原来喀什警备区的司令；第二，要见原来骑兵四十八团的张团长；第三，把我送回省城，见盛督办。他这三条提出后，他们好多天都没有答复，也没有审讯他。他一见到军法处长就提这三条要求，此人一直避而不答。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2）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突然一位苏联顾问到监狱里来，悄悄地把他带到办公室，翻译也是苏联人。当时，他不认识这位顾问，因为这位顾问不是他们司令部的顾问。他事后才知道，这位顾问是从省城来的，是盛世才的总顾问。

周纯麟跟着顾问进了办公室。顾问让他先坐下，定定神，然后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坐监狱是怎么回事？好好对我讲一讲。”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是很好的。他在喀什骑兵四十八团时，因到苏联顾问住处汇报情况，也常与司令部的苏联顾问见面。因此，顾问一提问，他就将什么时候进的监狱，审问的内容，以及狱中的残酷刑罚等，统统说了。

顾问问得很详细，连他的吃、住、睡以及狱中天天死人的情况，都一一问到了。顾问反复问他：“据你所知，他们是为什么把你送进监狱的？”

周纯麟想了一会儿，说：“对于这个，我确实说不清，但听看守和放风时别人议论，好像是反盛世才的人利用反间计，来陷害跟随盛世才的人，而我和曾玉良被牵连了。”他又把在监狱里听到的情况告诉苏联顾问，“听说是英国住喀什的领事，收买了骑兵三十一团的艾买提团长和公安局的一部分人，陷害了这个团的米杰副团长。米杰受刑后屈打成招，又咬了我所在的骑兵四十八团的于清文连长，于清文又咬了我和曾玉良。”

这天晚上，苏联顾问与他谈了两个多钟头。最后，顾问说：“我是从省城来的，你是中国工农红军，不要怕。中国工农红军是什么也不怕的，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听顾问这么说，周纯麟心里一亮，坐牢的事党组织已经知道了。

从这以后，他们的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地上有了铺草，被子还给他了，连队也给他送来了大衣，审讯次数也明显减少了。

1939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军法处长突然带着几个公安人员闯进牢房，不问青红皂白，给周纯麟戴上脚镣，戴上手铐，还用一块黑布蒙住头，推上汽车。他还以为要暗害他们，后来从押送士兵的闲谈中才知道，是盛世才来了电话，说案情重大，一个人也不要死，要安全地送到省城，他要亲自审问。这天夜里，周纯麟被从汉城监狱送到回城公安局的王庙第四监狱。在回城监狱，还是三天两头被审问一次，他还是那么几句话。

2月，周纯麟、曾玉良、赵海丰，还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副团长共四个人，被当成“要犯”分乘四辆车子，由一个排的部队押送，从喀什的监狱出发，走了一个多星期，于一天下午到达省城督办公署的大院门口。

天依然昏昏欲睡的死样子，下着鹅毛大雪，非常寒冷。周纯麟头上没有帽子，身上还穿着夏天的单衣，披着黑色的夹大衣。他下车后好长时间都站不稳，想把靴子脱下松松脚，但脚肿得厉害，脱了好久也没有脱下来。

他们进了督署的第二道门之后，从里面出来两个军官，带着几个士兵，要把他们四个人往后院监狱里送。那个维吾尔族中校副团长边哭边叫喊，非要见盛世才本人不可。几个士兵推他拉他，他坚决不走，就在地上躺着，怎么拉也拉不动。他们三人也不愿意走，一定要见盛世才。双方僵持不下，一个军官跑到后面去了两趟。

盛世才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维吾尔族副团长心急火燎急不可待，从地上爬起来，大步走上前去，跪在地上，脱了上衣，转过身去，要盛世才看他的背。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13）

周纯麟也上前几步，只见他的背上一个眼一个眼的，周围有许多火泡，都破了皮，血肉模糊。他背上的眼，是在喀什受审讯时，先用锥子锥，然后用油纸捻子放进去烧。盛世才看了那个副团长的背，改变了原先要他进监狱的决定，对身旁的一个军官说：“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这个中校副团长在公署里敢于大叫大嚷？盛世才见了他的背之后，为什么又能让他住进医院？

当时，喀什附近驻有两个骑兵团。骑兵四十八团住在汉城，是盛世才的老部队；骑兵三十一团住在回城，大都是维吾尔族人。1937年南疆叛乱时，三十一团也有不少人想叛变盛世才，但由于没有来得及跑掉才住在回城里。对于这一点盛世才心里清楚，于是就从自己身边的卫队里，派了四个亲信，想去改造这个团。一个是警卫连连长，也就是被屈打成招的中校副团长。盛准备让这个副团长接任团长，另外三个人是警卫连的排长，准备接任这个团的三个连长。临行时，盛世才特地向这个副团长交底说：“你名义上是副团长，三个排长暂时还当排长，但你们要注意控制部队，要不了多久这个团就交给你们了！”

谁知道，这件事很快就让骑兵三十一团的那个维吾尔族艾买提团长知道了。他非常恼火盛世才和这个副团长，但又慑于盛世才的权势，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就采用反间计，先收买好团里的几个人，跑到公安局告发这个副团长要反政府反盛世才，要投军阀马步芳。艾买提就以这个罪名，把这个副团长抓起来，投进监狱，使之屈打成招，从而达到除掉心腹之患的目的。

这件事，本来是盛世才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周纯麟、曾玉良、赵海丰毫无关系，但因两个方面的原因把他们牵连进去了。一是这个副团长与骑兵四十八团四连长于清文非常要好，是盛世才办的深造班的同班同学，因此别人就诬陷于清文与这个副团长是同伙。另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曾玉良、周纯麟、赵海丰应盛世才的要求，受邓发的委派，由省城到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和四十一团工作时，是与这个副团长坐汽车同行来的，在一起吃住了几天。谁能想到，与这个副团长几天的同路，致使他们三人飞来一场横祸，无辜地受到了酷刑折磨。

艾买提原打算把他们“就地正法”，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盛世才也相信他们捏造的假报告。但是，苏联顾问却从省城坐飞机来到喀什，盛世才又下令把所有的“犯人”统统送到省城，而且下令不准死一个“犯人”。原来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谷志远也是新兵营干部队的。大家到南疆工作时，是一路乘车的。谷志远到省城开会回来，经过喀什到周纯麟所在的骑兵连看他。这个连的士兵告诉谷说，周纯麟和曾玉良都关进了牢房。谷志远回和田后，向新兵营派到和田的警备司令潘柏南作了汇报。这事又用电报报告了中共驻新疆的代表。党代表同苏联顾问商量，并同盛世才谈过，盛同意苏联顾问前去。

他们到了盛世才这里，虽然也提出要求，但盛还是只把他的亲信副团长送进医院，而把他们三人关进了公署院子后面的监狱。这个监狱，不是正式监狱，而是临时用仓库改作的。一个房子里关了好几个人，有被收买过去的，也有受刑后胡乱招供的，还有他们三个根本不招供的。周纯麟和赵海丰关在一起，曾玉良关在另一间房子里。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

周纯麟和赵海丰，在以往的战斗中是老搭档。西路军西渡黄河时，他俩都在二六三团，周纯麟任三营教导员，赵海丰任一营营长。他俩是“渡河先锋连”的指导员和连长，共同渡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血战河西走廊时，在倪家营子坚守围子，他俩又苦战在一起，一起组织突围。

“老赵，你是怎样被抓起来的？”周纯麟悄悄地问。

赵海丰黑瘦黑瘦，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慢吞吞地用六安口音告诉他：“我同你跟老曾在喀什分手后，就被派到叶城的骑兵四十一团当连长。有天吃过晚饭，团长找我去，说司令部来了电话，要我到喀什去，连夜把我送到喀什。一到喀什就把我关起来了……”赵海丰用沙哑的嗓子，边咳边叙述着。

“你们团抓起几个人？”周纯麟又问。

“听说咬了我们团好几个人，可是我们团长都不交出来。我操他奶奶，单把我送到警备司令部，一到就关进监牢，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啥事。”

赵海丰告诉周纯麟所受的各种酷刑，鞭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还罚他在叠起的几张桌子上站了几天几夜。他打瞌睡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有一次，那帮人还把他头朝下脚朝天吊了两天两夜。“我是抱着准备死的决心”，老赵慢吞吞地说。

赵海丰同他们几个人不同的是，除吃饭吃不饱外，就是烟瘾特别大，没烟抽实在难受。放风时，周纯麟看到他到处去拾看守人员丢下的莫合烟头。看到这种情景，周纯麟心里真难受。

他俩的牢房里，有一个维吾尔族排长，会说汉话。开始，他俩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监狱，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制造事件的三十一团团长收买的。起先，他俩不与他讲话，他也不敢与他俩讲话。几天之后，互相之间渐渐熟悉，慢慢地也在一块交谈。周纯麟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从喀什来。他俩问来了多久，他说早来了。他俩又问他有没有准备，他说口供都已写好了。

“什么口供？”周纯麟追问道。

这时，他感到失言了，怎么也不肯讲。周纯麟和赵海丰就动员说：“我们关在一个牢房里，是患难的朋友，怎么连口供的内容都不肯露一点儿呢？”赵海丰和其他几个人又吓唬他说：“你不讲实话，将来死了也上不了西天，你死也没有一个好死。”这个排长很迷信，年纪还轻，被赵海丰一吓，就悄悄地告诉他们说：“我的口供，是我们一块反盛督办、投马步芳！”

“你招这样的口供，不怕杀头吗？”周纯麟奇怪地问。

“不怕！”他镇定地说，“这是我们团长叫我这样说的，团长还说，这样讲主要是把我们的副团长以及他带去的几个人搞倒，等案子结了之后，他担保我不仅能出狱，而且一回到团里就当连长。”

这个宵小之徒说得那样神秘，那样起劲，那样眉飞色舞，可把他们气坏了。周纯麟“冬”的一下，狠狠地给他一拳。其他的几个人也上来揍了他几拳，踢了他几脚，大声骂他“缺德鬼！你真不能有好死！你这个家伙是个坏种！”

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盛世才的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把周纯麟叫去。军法处长“叭”的一下，把手枪往桌上一拍，恶狠狠地说：“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有什么讲什么，有事讲成无事，不行！无事讲成有事，也不行！”

周纯麟一边琢磨这个军法处长问话的意思，一边回想那个诬蔑、陷害自己的三十一团团长的罪恶阴谋，感到今天即使被整死，也要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老实说，坐了几个月的监狱，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于是，他就把如何被抓，如何被审，如何受刑，以及从同牢房里的那个排长嘴里了解的情况，统统都讲了出来。讲到最后，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不住地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周纯麟以为又要受重刑了，结果他们却反复地问他：“你讲的，是不是全是实话！”“一点不假，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同狱的那个维吾尔族团的排长。”

事后周纯麟才知道，原来盛世才的亲信、维吾尔族团的副团长，在重刑之下，把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也统统咬上了，说他们是同伙，要反盛世才，投马步芳。这三个处长急坏了，于是一起偷偷地来审问周纯麟，打听事实的真相。第二天，他们三人又偷偷地审问了周纯麟两次，见他说的前后一致，就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

最后，这个案子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长黄火青审理。黄火青也来自新兵营，但不了解案情。苏联顾问告诉他放人，他自然很快放人。案子搞清了，诬陷者受到了处罚。被捕的人都一一释放，并晋升一级，回去工作。周纯麟没有回南疆，先到南山疗养了一个时期，新兵营野营时回到了部队。曾玉良、赵海丰也一起回到了新兵营。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2）

酒泉情报站

1938年秋，阎保禄从苏联学习结业返回迪化，被分配到新疆督办公署边务处，化名林德。阎保禄，湖北人，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随西路军左支队转战来新，任新兵营政治处特派员。在边务处坐办公室，他觉得十分别扭。前方的战士正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浴血奋战，自己却远离战场，在大后方过着悠闲的日子，因此很想到前方去大干一场。

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约阎保禄去家中。他心里非常高兴，估计有什么任务要自己完成。他到陈副处长家后，寒暄了几句，陈就转入正题，说：“林德同志，你们学习回来不久，本应该让你们好好休息一下，现在看来不行了。”陈培生说着，摊开手表示无可奈何。阎保禄和陈培生过去不认识，到边务处后才开始接触，得知陈是中###员，应盛世才的要求，由苏联派来帮助开展边务处工作。他见陈态度随和，又是党内同志，也就无拘无束了。

“不会再让我去学习了吧？再学习可就憋死我了！”他随口就问。

“学习的好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了！”

陈培生把话题转到当前形势，说：“现在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各地都急需干部，特别是专业干部。根据邓发同志的推荐，边务处决定派你到酒泉去组织领导情报站。”又说，“边务处在酒泉已派有情报人员，但他们缺乏经验，工作不甚得力，所以需要加强。”陈培生注视着他，等待回答。他对革命工作，从来没讲过价钱，自然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阎保禄接到了督办公署正式命令，任命他为“边务处酒泉情报站中校情报专员”，负责酒泉情报站的工作。边务处下达了酒泉情报站的主要任务：一、了解马步芳、马步青及马步芳部署在酒泉的马步康旅的军事实力及其活动、联系情况；二、日本帝国主义在河西的渗透活动及其同马家的联系；三、国民党政府在河西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以及与马家军阀的联系和矛盾。边务处又给他起了鲁进财、字兴发的化名，代号001。他去酒泉后与原派去的情报人员002接头，让002担任他的秘书，负责掩护和建立地下电台。

阎保禄接受任务之后，原来急于工作的激动心情，变得忐忑不安起来。他在敌对势力的环境中，领导开展地下工作还是生平第一次。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获取情报又要保证安全，搞不好自己和被领导的情报人员都有坐牢、被杀的危险，因此他心里总感到有点不踏实。

阎保禄带着这种心情，去找党代表邓发。他第一次见到邓发还是1933年1月，他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班学习，邓发任保卫局长，曾到训练班讲课。训练班结束后，他留在保卫局新编师任特派员，就经常和邓发在一起了。邓发幽默风趣，大家有空总是围上他，让他讲他的海员生活和地下斗争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时，阎保禄从基层调回国家保卫局，更是经常见到邓发，聆听教诲。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派往红五军团，同邓发分手了，没想到九死一生，在新疆又见面了。邓发是他的老上级，他去苏联学习也是邓发把他从新兵营选调成行的。1938年2月，邓发从新兵营选调了11名同志，有新兵营政委刘庆南、警卫排长杨文先、王振坤、刘孔、沈先传、吴启满、董家良等。他们先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莫斯科附近学习了五个多月。学习内容是情报工作，收发报技术、密码编译技术、摄影、密写等许多项目。学习后分批回国，刘庆南、王振坤、杨文先、阎保禄回到新疆被分配到边务处，有的派到关内工作，如董家良、吴启满、沈先传等。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3）

邓发询问他们在苏联的学习情况，阎保禄一一作了汇报。

“工作命令下达了吗？”邓发又问他。

“下达了。我是来向您辞行的！”他又说，“我很担心，唯恐完不成任务？”

邓发听后笑了，说：“你去酒泉工作担子不轻，可你也是国家保卫局的老工作人员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总是有的吧！考虑到这一点才决定派你去酒泉。当然，这次的工作和以往的不同。这次你是盛世才边务处派出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和边务处其他人员搞好团结，维护我党和盛的统一战线。就全国来讲，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一致抗日，但河西马家仍然坚持反苏###，残害我西路军流落、失散人员，因此要注意斗争策略。在酒泉只了解情况，不参与其他方面任何活动，也不与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孤军作战。要记住！酒泉工作对于新疆的安全，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包括我党去苏人员往返的安全都非常重要，你要竭尽全力做好工作。”接着邓发谈了他所了解的马家部队的基本情况，又风趣地讲起河西一带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

阎保禄知道邓发前几年受党中央的派遣由延安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就曾乔装打扮，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去苏联，酒泉是必经之地。

邓发问他：“你知道那个地方为什么叫酒泉吗？”

他当然不知道。当年左支队在祁连山中行军，出山已经到了安西，绕过了酒泉。

“酒泉城外西南有眼泉，水很清冽，相传霍去病领兵破匈奴在此驻扎。汉武帝赐御酒一坛，慰劳霍去病。霍将酒倒入泉中，与诸将士共饮。以后此泉就称做酒泉，又以泉名为地名。”邓发又说，“酒泉又名肃州，在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

他告辞邓发之后，又去黄火青处辞行。黄火青那时任反帝会秘书长，黄也是他的老首长。他参加宁都起义，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黄火青担任红五军团十四军政委。他调去工农红军政治学校政治营第四期第一连学习时，黄火青又担任政治营的政委。长征途中，他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调红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任特派员、后代理团政治处主任时，黄火青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过草地、战西康、会宁会师、渡河西征、河西走廊恶战，直到最后安西战役，他始终跟随黄火青战斗，一起进入新疆。黄火青和邓发一样，给他很多鼓励，嘱咐他注意身体，要他圆满完成任务。

陈培生副处长对他的工作又作了进一步详细指示，让他到酒泉后与边务处哈密办事处联系。所获情报，如果用电报发回，也发往哈密办事处，由哈密转发边务处。陈副处长还向他宣布了几条纪律，在外活动期间，不得参加任何组织，如党派、团体、帮会等，否则要受处分。最后，陈副处长交给他电报密码和2000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

阎保禄装扮成商人，坐汽车到达哈密。他从边务处哈密办事处领到一部15瓦收发报机，两箱干电池，在街上买了几大包棉花、布匹等日用百货，以及杏干、瓜干、葡萄干等土特产。他把收发报机、电池、密码藏在几包棉花中。哈密办事处派人用骆驼把他送到星星峡，星星峡办事分处又帮他雇用了张姓驼户的几头骆驼。

这段路，阎保禄并不陌生。上次从安西到星星峡，蓬头垢面，脚步踉跄；这次从星星峡到安西，长袍马褂，心中忐忑。驼队离开安西快到酒泉时，遇到的马家骑兵多了起来。有的也把他们拦住，盘问一番。遇到盘问，老张笑脸相迎，一连串说好话，总算应付过去。到了酒泉北城门口，马家队伍戒备更是森严，盘查更紧。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4）

“从哪里来？”

“安西。”老张赔着笑脸说。

“什么货？”

“棉花、布匹，还有点杂货。”

“全部卸下打开，我们要检查！”

阎保禄不是当地口音，所以尽量不开口，让老张去应付。老张说：“马家爷，这些货是城里大十字刘掌柜的。都在一个城里住着，乡里乡亲的，就行个方便吧！”

“不行，说查就得查，这是上司的命令！”

老张见央求无效，向他递了个眼色。他连忙上前向两个当兵的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老张乘势说：“这些货当然要查，可在这城门口卸货，货弄得乱糟糟的，还碍你们的事。我看不如麻烦老总们跟我走一遭，到店里卸货检查，路不远，就在前边。”

两个兵拿了钱，脸吊的不那么长了，向城门口其他兵招呼说：“我们进城去检查。”

“那就是刘掌柜的铺子。”老张用手指着一家杂货店说。这个杂货店不大，铺子里有两个人。

“刘掌柜，我从老家给你带货来了。”阎保禄不认识刘子青，只好大声说出接头暗语。一个年纪二十刚出头，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应声走出来。他想这就是刘子青，便走上前去，说：“刘掌柜，你要的货送来了。城门口没检查，两位老总随我们来店里查查！”

刘子青一听他是从老家来的，便会意地点了点头，连忙招呼伙计和驮夫卸货，又招呼两个兵和老张到后院坐。老张很知趣，说什么也不去，却帮忙卸货。刘子青把两个兵请进后，又是点烟，又是倒茶，又拿出一些糖果往他俩兜里塞。阎保禄见此情景，便从卸下的货物堆中，拿出一个麻包，打开来倒出一堆哈密瓜干、杏干、葡萄干，给两人端在桌上。他怕两人怀疑，就说：“这是新疆出产的，安西最近多得很，我顺便买了一些，请老总们尝尝！”两个兵一边大嚼大咽，一边往衣兜里装了不少。刘子青又拿出一些银元，给每个人手里塞了几块，说：“二位老总辛苦一趟，这点小意思，别嫌弃！”这两个家伙装模作样地推让了一番，还是装进了兜里。两个兵起身要走的时候，刘子青忙说：“现在把货打开，让老总们看看吧！”两个兵摆了摆手说：“不查了！”

刘子青是新疆迪化人，汉族，从新疆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边务处。他就是002，原名曾效鲁，化名刘兆恩，字子青。他只身一人到酒泉后，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不久又娶了酒泉警察局陈巡官的女儿陈良玉为妻。他到酒泉将近两年，情况比较熟悉。

他们这个小杂货店，一方面掩护情报站，另一方面要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来源，还要靠它弥补活动经费的不足。由于商业不景气，货店收入十分有限，再加上苛捐杂税，所剩无几。他们只能节衣缩食，尽量省出钱来用在工作上。

阎保禄初到酒泉，在刘子青的帮助下了解熟悉各方面情况。刘给他介绍了一些商界同行，又教他学习商业方面的知识。不久，他便以商人身份在酒泉公开露面，开始侦察活动。边务处指示，让他同酒泉复泉新货栈经理丁炳南接头，由丁担任情报站的报务员。丁炳南由新疆电信局附属交通学校第二期毕业调入边务处。

酒泉城驻军不少，警察、特务活动也很猖獗。他们便利用各种渠道，广交朋友，打通关系，达到目的。他们利用刘子青岳父的关系结识了一些军警人员，在麻将桌或应酬的酒筵上，从每一个人的谈话中，了解驻军的实力、分布、武器配备，以及党、政、军之间的矛盾，目前的动向等等。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5）

在阎保禄到酒泉之前，边务处在酒泉已建立了情报组，由边务处直接联系，他来后由他直接联系。这个组有三个人：李国芳，化名李香亭，公开身份是商人，与酒泉马家驻军的最高长官马步康私交甚密；鲜明成，在马步康旅部管档案；还有一名姓金的，是马步康的报务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情报。李国芳利用与马步康的交情，可随意去马家串门，经常能获得一些重要消息，如召开军事会议，召开党政军警联席会议等等。然后几个人再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会议内容，有时甚至能搞到会议纪要。对于他们送来的情报，阎保禄立即进行筛选、整理，将有价值的部分，电告新疆。有一次姓金的情报员匆匆来告诉他，说能搞到八十二军最新的密电码本，不过得花点钱。花钱也值得，他喜出望外。密码到手后，他立即让交通员送往哈密。姓金的情报员还送来过几分密码电稿，他通过电台及时发往新疆。

1939年初边务处指示他，尽快在酒泉成个家，单身汉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并且指出对象的条件：家在酒泉，本人不大识字，家庭社会联系比较单纯。不久，刘子青通过妻子介绍了一个名叫曾玉清的姑娘，符合组织要求。经过请示同意，他和曾玉清结了婚。他们一家和刘子青一家，都住在店里。店里还有两个来自金塔县农村的学徒。每次发报，都在夜间。学徒因白天劳累，早已睡去。他让妻子曾玉清回娘家去住，或者让她和刘子青的妻子到戏院去看戏，好让他们拍电报。

他们和边务处的电讯联络，虽然避开了一般人的耳目，但无法躲避敌人的侦察电台。1939年下半年，敌人突然一连几天加紧这一带搜查。天一黑，全城###，成队的军警在保甲长的带领下，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地搜。阎保禄当机立断，马上转移电台。

阎保禄托人找了合适的房子，带着电台和妻子搬到了雷子庙巷。他把电台藏在破木箱中，上面堆了许多干辣椒，放在厨房中黑暗的地方，叮嘱妻子不要用箱子里的辣椒。为了防止敌人侦察电台测出他们电台的方位，拍发几次电报后就搬一次家。好在这个家空空如也，只要打起行李卷，把锅碗瓢盆找个箱子一装，借来的几件家具还给人家，就搬走了。他从城南搬到城北，从城东搬到城西，在酒泉城里兜了好几个圈子。

虽然如此，电台还是遇到几次危险。有一次，他们获得一份重要情报，需要及时拍往新疆。他们以打麻将的名义，到了刘子青家里。打过几圈之后，刘子青和妻子到前面铺子里盘货，其实是担任警戒，阎保禄和丁炳南到货物库房中发报。报快要发完时，突然听到紧急的敲门声，夹杂着“开门，开门！查户口”的喊叫声。他们赶快把电台塞进一个空货箱，但已来不及藏到存放电台的地坑里了，就随手搬了一些布匹堆在货箱上。这时，警察和保甲长已经走到院中。怎么办？真是急中生智。丁炳南把他推倒在地，然后抄起一卷布就往外走，嘴里还骂他：“输了牌还想赖账？”他扑上去要把布抢回来，嘴里说：“老子今天没钱，明天给你也不晚，你把我的东西放下！”他们又吵又骂，又撕又打，到了院中。看到保甲长正带着四名警察站在院中，丁猛然甩开他跑过去，说：“你们几位评评理，输了钱不给，想赖账呢！”他也毫不示弱，高声吵：“这家伙想抢我的东西，真他妈的缺德！”刘子青夫妇也跟出来相劝。警察见他们吵闹，很不耐烦。两个警察走过去掀起门帘看，桌上麻将牌零散地摆着，是刚散局的样子，又打开手电筒在库房里看了看，见里面乱糟糟的，便退了出来。他们这里还让保长和警察评理。“去！一边去，少胡缠，谁管你们那些事！”警察转身出去，到隔壁搜查去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6）

多次搬家，会引起军警的怀疑，也会引起妻子和她们家人的误会，应该找个更妥当的办法避免突然袭击。他们注意到，每次军警搜查都由保长带领，如果保甲长事先通个信息，那可就保险得多了。阎保禄和刘子青商量，决定由刘出面谋取保长职务。阎保禄分析了刘的有利条件：刘是巡官的女婿，和公职人员交往多，在商界和这一带居民中有声望，再加上请客送礼，取得这一职位是不成问题的。不出所料，刘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镇公所第九甲甲长。他们把电台藏在刘家中。

刘子青当了甲长之后，又出现了个难题。原来国民党从1939年起，一方面要求居民中的青壮年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作为后备兵源；另一方面要求公务员，包括保甲长、学校教职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否则轻者丢掉饭碗，重则给戴顶“红帽子”。刘子青当了甲长，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不仅会丢掉甲长职务，而且会引起怀疑，牵连到情报站；如果让他加入国民党，则又违反了边务处的纪律。阎保禄反复考虑，为了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经请示边务处同意，让刘子青和其他保甲长一起，用当时的化名刘兆恩，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40年初，情报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报员鲜明成和金某某，由于不谨慎被发觉了。幸好他们从别的渠道及时得到消息，在逮捕他们之前，通知他们和李国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复泉新货栈是新疆商人开的商店。由于盛世才公开打出亲苏亲共的旗号，虽然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深为马家和国民党不满，对新疆往来人员严加防范，因此对复泉新货栈自然不会放过。丁炳南又是东北人，更容易使人怀疑是盛世才派来的。一天晚上，军警突然把复泉新货栈团团围住，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番。这个事件表明，丁炳南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丁炳南以复泉新货栈歇业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边务处又派来两人加强电讯工作。先期到达酒泉的叫武守礼，任电台台长；后到的叫高成兴，任机务员。他们的口音与玉门人相近，就称是玉门人，安排在杂货店当店员。自从李国芳情报组撤回新疆，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也成了问题。他们用重金经常从马步康警卫队一个大个子兵那里购买情报。这个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马步康的卫士，家境甚为贫寒。他们利用他需要钱贴补家用，得到一些马家军的情报。阎保禄利用内兄的结拜兄弟、马步康旅一个姓袁的排长，探听到一些情报。但这些情报比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认真地分析、补充、核实。好不容易搞到情报，又到了和边务处电台联络的日子。半夜，武守礼和高成兴从刘子青家的炕洞里拿出发报机做试验检查，准备发报，发现没电，干电池受潮失效。因为自丁炳南走后，机器和电池就一直藏在炕洞里，未使用过。虽然有了报务员，却连一次电报也未能发出去。他们只好把情报写成密信，从邮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间，阎保禄奉边务处的指示回新疆汇报工作。他在星星峡见到了王振坤，化名吴南山，任星星峡哈密办事处分处主任。他在哈密见到了刘庆南，化名万友林，任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王振坤都是新兵营的战友，与阎保禄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刘庆南私下告诉他，陈培生已不在边务处工作了。边务处人员变动很大，据说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国际间谍”。现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骥兼副处长。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7）

阎保禄回迪化后，去边务处汇报了工作，也讲了不能发报的原因。边务处决定再派一名报务员带上干电池与他同去酒泉，换回武守礼和高成兴。他们到哈密后，停留了几天。刘庆南对他说，现在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德国法西斯蠢蠢欲动，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对国民党诱降；国民党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我党我军搞摩擦，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因此，除非特别紧急的情报，不要轻易使用电台联系。刘庆南还要他和刘子青不要合营商店，要分开独自经营，以免发生问题，相互影响。

阎保禄回到酒泉后，通知武守礼和高成兴回边务处。他俩雇上骆驼回新疆了。阎在东大街开了家经营土产品的商店，和刘子青的杂货铺分家了。

1943年初，他们发现酒泉马家队伍，军纪较前更加涣散，公然在大街连偷带抢，骚扰老百姓。获得情报说，河西马家队伍将撤回青海，由中央军换防。阎保禄将得到的详细情况，电告新疆。这是他发出的最后几份情报。

马步康部离开酒泉后，他一直等待组织上的指示，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离职守。同年七、八月间，新疆督办公署交通运输科中校科长宛思昌到达酒泉找他，带来了督办公署参谋长汪鸿藻签发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销边务处和各地机构，驻外全部人员回新疆迪化。他将这道命令传达给刘子青和报务员，要大家做好善后工作，携电台坐宛思昌带来的汽车撤回新疆去。

阎保禄和宛思昌私下交谈，探询撤销边务处和调回人员的原因。宛思昌在新疆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对近年来盛世才反苏###的行径很不满意，同情中共人员在新疆的遭遇。他悄悄地说：“新疆出了大事。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与苏联决裂了，把请来的各部门的苏联顾问、教官全部遣送回国。全疆各地的进步人士也都被抓起来了。边务处的人调回去，也有可能遭到逮捕。我看你最好先别回去，避一避再说。”阎保禄感谢他的忠告，就写了一个请病假的报告，说患病在身，不能长途跋涉，稍好后再回新疆。他把报告交给刘子青，让刘转交上级。刘子青全家和报务员一起回新疆了。

阎保禄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日夜盼望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重新为党工作。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他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立即到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找到了负责人刘护平，诉说了自己的情况，要求随部队进疆。刘护平曾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坐过几年监狱，对新疆那时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同情他的遭遇，同意他随军的要求。可是，酒泉解放，百事待兴，很需要熟悉情况的干部。考虑再三，他还是留在酒泉，参加了地方工作。

和田办事处

1939年夏，新兵营和盛世才部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回营不久，党代表邓发和陈潭秋分别找干部、战士谈话。谈话之后由苏联专家讲话，吉合任翻译。后又召开会议，邓发和陈潭秋讲了话，大意是：为了世界和平、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派你们去共产国际学习和工作，今后你们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分配，回国后不要再找我们了，见到原来认识的同志，也不要发生组织关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5人：施昌汉、张明敬、荀辛才、夏中庸、谢启侯、刘明让、刘武才、芦友玉、王顺志、杜发树、谭政文、孙士年、刘大礼、杨天云、任寿武等。王顺志、任寿武、刘大礼去苏后因病不能坚持学习，又提前回国了。此前，1938年春，新兵营已派刘庆南、阎保禄等十多名干部战士去共产国际学习情报业务。他们请示党代表邓发，组织关系如何转？邓发回答，组织关系不用转，共产国际知道你们都是中###员。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8）

1939年11月1日起，去苏联学习的人分两批乘飞机离开迪化飞往阿拉木图。全体到达后，改乘火车，经过五天五夜的长途旅行，到达莫斯科郊区的达拉索夫茂密森林中的一所秘密学校。

“欢迎中国同志”的横幅标语，在学校门口张贴着。校长的欢迎词十分热情、亲切。宿舍设备整齐考究，钢丝床、新被褥、新床单、毛毯、鹅毛枕头，还有收音机。体育设备应有尽有，足球、排球、篮球、台球、扑克、沙克玛，还有滑雪器材。他们这些长工、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即使是愿望都觉得遥不可及，十分奢侈。

学习异常紧张。课程有无线电学、侦察学、绘图、摄影、电台用的英语缩语、日语，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为学习无线电学又补习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有关知识。无线电收发报业务，要求对收发报机线路图、零部件都能背下来，坏了可以维修，有零件可以装配。他们学习就像在河西走廊鏖战，虽然被动却决不消极避让，虽然坎坷却努力奋勇前行。

学校对他们的生活关怀备至。西服、衬衣、大衣、毛巾、肥皂、牙具，按月按季发给，并给一定的零用钱。做饭的俄罗斯族女青年，为让他们吃的合口，坐火车到60公里外买来东西。谁的饭量减少了，她就及时报告学校，医生就来检查原因。契尔可夫是学校唯一的中国人，原姓刘，山东人，是无线电学的教员兼翻译，对他们更是关心。为了让大家吃上饺子，他亲自动手并发动大家一块做，吃“集体饭”。

凡遇到节日活动，都邀请他们参加，如十月革命节红场的阅兵式、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军建军节、空军节、海军节等等。他们还三次参观了红场上的列宁墓，瞻仰了列宁的遗容。每个星期天都由翻译官菲利波夫陪他们去莫斯科红军大剧院和其他影剧院看文艺演出或电影。1940年初春，他们去红军大剧院看话剧演出。演出即将开始，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这时他们发现包厢中出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夏天，学校让他们去黑海旅游，由翻译官菲利波夫代队。他们从莫斯科运河经过加里宁城到黑海，每站都受到热情接待，伙食标准很高。苏联各族人民对中国人非常亲切，一些极为温煦的场景出现了。在从黑海返回莫斯科的轮船上，有许多已考取莫斯科各大专院校去上学的男女学生和他们同行。学生们特别是女学生非常活泼，都愿意到他们舱中来玩。他们不懂俄语，只好用手势比画，夹杂俄语与学生们交谈。他们中的谢启侯、张明敬学了些俄语，交谈就更热烈了。谈笑风生，唱歌跳舞，船舱里酿发出欢乐友谊的气氛。

他们回校后接到通知，搬到西火尼亚地方和西班牙的同学合校。他们和西班牙同学虽然语言不通，可奋斗目标一致，因此相处得很好。

他们到校后，向校方提出，如何过党组织生活，党费往哪里交？得到的答复是，学校不允许有中共的组织活动，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学习。

1941年春节刚过，他们正式结业。学校举行了欢送会，苏联国防部一名少将参加，在祝酒词中希望他们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努力工作。

张明敬、谭政文和杨天云由共产国际派回新疆工作。他们三人从莫斯科坐火车到阿拉木图，改乘飞机到迪化，从机场乘车到边务处总电台。三人住一间宿舍，一个星期不许外出，吃饭按时送来，不去食堂。边务处苏联总教官马兰切夫少将、总电台主任教官瓦尔纳科夫中校和报务主任徐祖德来到宿舍，由徐祖德翻译，接上了组织关系。马兰切夫指示他们：暂时在总电台实习，并说过几天由他带着去见盛世才。几天后，马兰切夫又告诉他们盛世才太忙了，不接见了。给他们造了一个假来历，即：“我们是云南昆明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是盛世才的朋友李培天私人介绍来边务处的。”要他们牢记，如有人问，就以此应付。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9）

1941年5月中旬，边务处派杨天云到和田边务办事处任电台台长，同去的报务员是总电台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柯尔克孜族进步青年阿不都拉。杨天云化名贾诗评，四川苍溪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西路军左支队转战来新时，只有16岁。他是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的警卫员，在新兵营总支队警卫排，一方面担任首长的保卫工作，一方面学习文化、政治和驾驶汽车、装甲车等军事技术。

和田边务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冬，地址在县城以东约2公里的一个大果园内，面积约200余亩，原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贸易机构。和田办事处主任李文杰是新疆人，新疆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副主任阎永顺是甘肃人，新疆军校第三期毕业生；翻译努尔，鄯善人，维吾尔族，政治干部训练班毕业；还有管理员刘彦彪、殷生祥，均为甘肃人。见到这些人之后，杨天云不禁想起来和田前，在总教官家中，马兰切夫和瓦尔纳科夫介绍和田边务办事处情况时，提醒他要提高警惕，细致观察了解周围的情况，多看少说，很好地配合阎永顺副主任的工作，要注意李文杰和努尔的活动。

和田边务办事处原来没有电台，杨天云和阿不都拉去时带了一部，有美国造经苏联改装的收报机、苏制的发报机和天线、德国造交流发电机，这几种机器都是他在苏联学习和在总电台实习时同型号的机器，因而使用起来无任何困难。他俩积极性很高，几天之内，就架好电台与迪化通报了，但天线架设不够理想。办事处又为电台专门修了房屋，改善了条件，从此拍发情报方便得多了。收到的情报，当天就可拍发到迪化边务处；迪化有什么指示，当天也可以收到。

和田办事处的任务，是收集西藏和境外毗邻地区有关中国的情报。派遣人员都由边务处选派，经总教官或副总教官个别谈话、布置任务之后，到和田办事处。办事处做好各项准备，选择去目的地的道路，如以商人身份出境，要筹办货物，组织运输驼队。来人由办事处领导，管理员护送出境。他们收集到的情报，一是以回来办货的名义送回，二是通过邮政寄密写信。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按规定需要向边务处总教官当面汇报的，办事处要及时解决交通工具和经费，不得延误。

办事处副主任阎永顺，管理员刘彦彪、殷生祥经常护送派遣人员出境。派遣人员和护送人员的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从和田到边境坎坷而漫长，要经过戈壁沙漠，要攀登高山峻岭，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还要提防野兽和歹徒的袭击。他们成年累月地奔波，真真切切听到了死亡的脚步，随时随地都会与死亡惊心动魄地猝然相遇。

派遣出境的人，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日出日落，光阴如流，至今下落不明。如李仁杰，焉耆人，蒙古族。李仁杰临出境时曾对杨天云说，这次出境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要杨回迪化时，顺便把他的家属带回老家交给他父母。杨天云痛快答应了，并劝勉他小心谨慎、提高警惕，一定能够回到祖国与亲人团聚。李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只是摇摇头。李去何地，完成什么任务，杨不应该知道，而李始终没有消息。信守同志的嘱托，杨天云回迪化时，把李仁杰的家属伊佩英带到焉耆，送到乡下李仁杰父母家中。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0）

新疆政局在急剧变化，但在和田是觉察不到的。1942年4月中旬，边务处副处长盛世才五弟盛世骥和边务处副总教官梅达洛夫飞抵和田视察。梅达洛夫与盛老五在一起，没有机会与杨天云单独谈话，只在暗中塞给他一卷关金票，是共产国际发的津贴，约600多元。在汇报工作中，梅达洛夫有意问他，电台有什么困难？他明白用意，说发电机缺乏机油，本地不好解决。梅教官要他第二天早晨拿个油桶去飞机上取些来暂用，等回迪化后再尽快给他们送来。第二天，杨天云随梅教官上飞机取油，在飞机上梅教官对他说：国际形势在变化，中国形势也在变化，新疆以及边务处都在不断变化，你应该随时注意情况变化，要提高警惕性。梅教官让他在收款单据上签字，他签字时对梅教官谈了对共产国际发给他津贴的意见。他说苏德战争和中国抗战都到了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给的津贴今后不要了，作为党费上交组织，算作他对战争的支援。从那时起到新疆和平解放为止，杨天云只在1948年到1949年间，因一次去南疆，两次去东疆哈密、巴里坤，由苏联总领事馆补助过一些路费和一套西服外，再没有领过津贴。

1942年8月，杨天云奉命调回迪化。边务处派专车送王道建来接替他的工作，王是总电台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生。阿不都拉思想进步和杨天云相处不错，看他调走，有些恋恋不舍，私下问些问题。他确实不便回答，只好鼓励阿不都拉好好工作，后会有期。

联系梅教官在飞机上的谈话，杨天云对工作调动产生了怀疑。是正常调动？还是有其他原因？他仔细考虑在和田的工作是否出了差错，觉得没有出什么差错，也没有违反纪律，在办事处的群众关系也很好。虽然和翻译努尔闹过一次意见，但过错不在他。一次打篮球，努尔与他相撞，这本是打球中常有的事，可努尔恼羞成怒，掏出手枪指着他要动武。他当场严厉地指责了努尔，并向李文杰作了汇报，李批评了努尔，努尔向他道了歉。另外，他宅心仁厚、情怀怜悯，暗中接济了办事处雇佣的几户工人，这是否引起了办事处主任的不满。办事处面积很大，雇佣了看果园的、看大门的、喂马的、赶车的、种瓜的、种花的、还有专门侍候主任生活的，共十多名工人。他们收入很少，生活贫困。托乎提、麻木提等几家维吾尔族工人，啃干馕、吃桑子，孩子连衣服都没有。主任李文杰只管自己，根本不关心群众疾苦。他当时拿双份工资，又无家小，就买了几匹花布，暗中分给生活最困难的几户，名义是暂借。是不是这件事造成了自己的调动？如果不是上面两个原因，又是因为什么？

一年多来，他对和田办事处几个工作人员的观察结果，和他来和田前总教官马兰切夫对这里情况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办事处副主任阎永顺为人正直本分，对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工作认真，关心群众疾苦。管理员殷生祥、刘彦彪老实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主任李文杰和翻译努尔，思想反动，热衷于向上爬。边务处撤销后，李文杰当上了国民党阿克苏地区警察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交代有两条人命，经查证属实，判无期徒刑。努尔担任了国民党的鄯善县长，新中国成立后被判处死刑。两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卑下乃至邪恶的人品所致。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1）

杨天云办完交接手续，乘汽车返回迪化。车到莎车县时，一个边务处总电台无线电训练班三期毕业生要搭便车回总电台。他搭车的事，离和田前边务处有指示，可是他提出要莎车县税务局长钱萍一起搭车回迪化。杨天云观察钱萍的神情沉着镇静，心中暗猜，钱不像盛的职员，很可能是延安派来的人。他又想一个县的税务局长调动工作，不可能事先没有安排，还让私人介绍搭便车？这里面定有什么文章，切不可上当，就以上级没有指示为借口拒绝了。那人要他们停车等候，打电报请示。第二天拿来了边务处的回电，让钱萍搭车，他只好照办。在路上，那家伙形影不离钱萍，说明负有监视任务。果然不出所料，车到迪化进入警察三分局检查时，只把钱萍留下。事后得知，钱萍是延安来的共产党员，从莎车调回，是先集中起来，再把他们投入监狱。

杨天云回到总电台，就去找马兰切夫少将询问，为什么调动他的工作？他在和田究竟有什么错误？总教官说：“你在和田工作很有成绩，原来打算把你调回派到重庆去工作。现在形势有变化，暂时还走不成，先在总电台工作，以后再说吧！”

不久，派到外地的同志陆续被调回。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万友林）、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王振坤（吴南山）、电台台长谭政文（赵俞）连同家属都被监视了。蒲犁办事处主任杨文先（卓铎泰）调三科（译电科）科长。有一天杨天云在边务处和同宿舍的李文甫下棋，李曾是蒲犁办事处电台台长。杨文先来看李文甫，李向杨介绍：“这是贾诗评先生。”李以为杨不认识卓铎泰。其实化名卓铎泰的杨文先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最熟悉不过了。杨文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征和西进途中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打仗，进疆以后又在新兵营一起工作和学习。原警卫排长张发理护送王稼祥首长走后，杨文先接任了警卫排长职务，就是他的直接上级。杨文先先期去苏联学习，他们才分手了。他俩为了不暴露过去的身份，只好装着不认识，趁李文甫去打开水之际约定星期天到俄罗斯坟详谈。

俄罗斯坟是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在柔和的秋阳里更添了一抹平和的静穆。杨天云带着食品先到，杨文先也如约赶来。他俩边谈边吃，倾诉了自1938年分手后的别情，谈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新疆的政局。国民党要员朱绍良、毛邦初来疆，宋美龄也飞迪化。新疆政局处在巨变的前夜，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已见端倪。

这一年，驻哈密的苏军红八团撤回苏联，在新疆各部门工作的苏联顾问和教官撤离回国，7月份边务处撤销。

总电台报务员

他们换了装，脱了盛世才发的军装、布袜子、双鼻梁的布鞋，换上了西服、皮鞋、洋袜子，还有礼帽、领带、大衣。张明敬的脚特别大，穿42号鞋，为买双合脚的皮鞋，吉合跑了几趟商店，累得满头大汗。张明敬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戴这些东西，土包子开了洋荤。

1939年秋，第二批选派去苏联学习的人，进行了文化测验，读报纸。张明敬识字不多，结结巴巴地读完了指定的一段文章，就算合格了。最后，从20多人中确定了15名，有杨天云，也有张明敬。张明敬，四川通江人，15岁参加红军，在连部当通信员，后来给团长杨秀昆当警卫员，随左支队进入新疆。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大家久已向往的地方。能到苏联学习，张明敬觉得非常幸运非常荣耀。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12）

他们在莫斯科近郊森林中的一所学校，学习了整整一年，学校就他们一个班。临毕业前组织了旅游，乘船沿伏尔加河到黑海附近的加里宁城。大家旅游回来后转到另一所学校，也在莫斯科近郊森林，有已经毕业行将离校的一些西班牙同学。

学习结业，张明敬和杨天云、谭振文第一批分配回国。三人临行前被告知，学习期间的讲义、笔记，都不能带走。他们由学校翻译菲力波夫陪同，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等候了一个星期飞机。这期间，给他们起了名字。张明敬在新兵营的化名是张绍青，俄语名叫喀力，在这里又让他改为韶青。他们还被告知回国后和中国共产党不发生任何联系，说这是一条纪律。他们乘飞机到达迪化后，留在飞机上等别的乘客离开机场，无人后接他们的车才来，一直送他们到边务处总电台。

总教官马兰切夫来看他们，电台主任教官瓦尔纳科夫交代了注意事项，由报务主任徐祖德翻译。总电台还有一位苏联教官马尼可夫，还有报务副主任贾跃生。报务员朱岫春，是边务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的爱人；陈凤仪，是蒲犁办事处主任盖佩斌的爱人。给三人发了履历表，填写了一套假履历，让他们记住。张明敬表上的姓名是韶青，籍贯是四川宜宾，军衔是中尉报务员，是督办朋友李培天介绍从昆明来的。张明敬留在总电台任报务员，杨天云去和田办事处任电台台长，谭振文去哈密办事处电台任报务员。

总电台主任徐祖德被捕了，紧接着副主任贾跃生被捕了。前电台台长张鲁丝被遣返苏联前，来电台和同事告别。张明敬才知道她是边务处第二副处长陈培生的爱人，陈早已被盛世才驱逐回苏。不久朱岫春和陈凤仪也以叛逆家属的罪名，被迫离开了电台。朱的丈夫武佐军后来被盛世才杀害在狱中。张明敬和朱岫春接触时感到她很友善，她告诫张的话，张一直记忆犹新。她说，年轻人，许多事你不懂，今后要多注意。一时间，电台人员骤减，变得冷冷清清。

从地方电台调来李元芬充当电台副主任，主管技术工作，又从独山子调来了王跃昌，也担任副主任，主管行政工作。从二里子河调回报务员王学礼、王积箴，并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技术训练班。

电台的工作按部就班，非常单调。一般是边务处派专人早上从电台拿走夜间抄收的电报密码，晚上送来发往各地的电报密码。电台对收发报密码内容，毫不知情。由于组织关系，张明敬和电台教官联系较多。张在苏联学了点俄语，在一起勉强可以通话。教官给他一项任务，就是在指定时间，抄收一电台的密码，秘密径送教官。他猜想这个电台可能是党中央电台或共产国际在中国某地的地下电台，总之是为革命而工作的电台。教官要安装一台100瓦的发报机，也让他做副手。教官给训练班上技术课，临时也让他做过翻译。教官每月去苏联领事馆领工资时，也给他代领一份，由他签字具领，发的是关金券，数额80元，每元折合新疆币3元。关金券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缴纳关税用的证券，后来作为货币流通。这份工资超出他边务处工资两倍还多。这期间，总教官还找他谈话，让他做好准备，即将调往关内兰州去工作。原计划要以兰州为中心，把重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的地下电台组成一个网。在兰州设立一个枢纽电台，负责这个网的联系，再由另一个电台与边务处总电台联络。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

新疆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盛世才决心投靠蒋介石，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43年，苏联教官被遣返，边务处被撤销，派往各地的人员都调了回来。李保华和刘淑明从若羌边务办事处调回迪化。李保华原名高布泽博，刘淑明原名胡敬宜，夫妇俩1937年7月由苏联来新疆，参加边务处工作。他俩由若羌回到迪化，李保华单独报到，刘淑明奉指示以家属身份隐蔽下来，未报到。至此，由共产国际派在边务处在新疆省内工作的八个共产党员全部集中到迪化，在新疆境外工作的未见回来。他们被分别派到警务处和参谋处等单位监视起来。7月份又把他们几个分配到外地。张明敬和杨天云分到塔城警察局任事务员，谭振文分到伊吾警察局，刘庆南分到绥定警察局，杨文先和王振坤分到阿勒泰，李保华留在警务处户籍科。他们没有分到外地前，搞到情报就去迪化苏领馆联系。张明敬和杨天云到塔城后，也曾去苏联驻塔城领事馆联系，但没有接上头。他俩在塔城仅三个月，又被调回迪化。

苏联专家撤离后，李保华、刘淑明、刘庆南、王振坤、杨文先、张明敬、谭政文、杨天云八个人，失去了组织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文先与领事馆人员接上了头，约定了时间，确定由李保华去接头。李如约独自去城南荒凉的乌拉泊，苏领馆的汽车也向乌拉泊驶去，见李后邀其上车，甩掉了跟李的尾巴。在车中领事馆人员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八个人编为一个小组，由李保华任组长，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集中起来由组长和组织联系，并确定李保华如果被捕，就由刘淑明负责与组织接头。为了让领事馆接头人员认识刘淑明，又约定时间，让李保华陪同刘淑明去城隍庙逛市场，领事馆人员也去逛市场，认清刘淑明。

1944年3月17日，警务处来人以处长请谈话为理由，请杨天云和张明敬坐上皮包车（载人马车），径直送入由刘文龙公馆改建的监狱。入监四个月，一天早晨狱卒突然找张明敬，问他李保华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不知道。看那家伙惊惶的样子，他估计李保华越狱逃出虎口了。

李保华越狱逃到南梁苏联领事馆。苏领馆人员将他藏入木箱中，以外交官行李装入飞往阿拉木图的飞机行李仓中，飞往苏联。他1945年底回国，见到乌兰夫，又投入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国民党中央陪审团来新疆，清理盛世才羁押的“罪犯”，释放了不少人员。他们当然不在释放之列，但狱规比较松弛了，“犯人”可以在院内晒太阳。这样，许多战友又会面了。张明敬在交谈中知道了边务处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后，电台人员宋侃夫、王子刚、荆振昌等，都到电台值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抄收新华社新闻；总电台台长张鲁丝到新兵营无线电班教过课；张明敬到总台后，根据教官的指示，抄收过某电台密电码，直接送教官。这些情况都说明总电台与党的关系。40多年后的1980年，有人问当年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搞联络工作的冯铉时，冯说：“当时背着盛世才，通过与苏联有关系的边务处电台，用密码向党中央发报。”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2）

“我们谁也不靠谁！”

他们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发颇有点诡秘。组织上只告诉蔡博是跟毛泽民乘飞机去苏联，哪几个人去？如何集合？都不知道。蔡博的姑妈是蔡畅，姑爹是李富春。她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转送到西安办事处，打算去延安。因为胡宗南的特务专门在西安一带搜捕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她就按姑爹李富春的意见，既然姑妈蔡畅、表姐特特都已去了苏联，马上又有由苏联运送医疗用品的卡车大队从延安返回苏联，最好趁此机会去苏，比较安全。她到迪化，被安排在新兵营俄文班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

1939年5月，临行的清早，蔡博和林彪原夫人张梅被送到机场的飞机里面。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名叫“岳菲”。蔡博以后知道他就是李天佑。他们被叮咛静坐等待，别被人瞧见。机外人声纷杂，蔡博一抬头，看见“老太爷”登机进舱，坐在了最前面。那时，人们习惯称毛泽民为“老太爷”，他到苏联去看病。毛泽民是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这次以考察苏联农业的名义出国，他的外交护照允许携带家眷。蔡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问题就出在护照上。护照只准带两个人，而他们却是三个。迪化起飞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躲在机舱里，没人进来检查，到苏联阿拉木图就出了麻烦。

毛泽民“你们护照上写着携带眷属两名，为什么有三个人？”苏联边防军官面带笑容质问。

毛泽民只是微笑着假装说：“不懂俄语，不懂俄语！”

苏联边防军认真起来，把他们送进市里一家旅馆待命。在阿拉木图等待的几天里，他们实在闲得发慌，也找不到一个翻译，和苏联机关方面谁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种窘境下，蔡博觉得也许能应用几句学到的俄语，但口语很差说不上来。她用钢笔写了一句“我们要吃饭”，拿去给苏联军官看。苏军官一看连连点头，立即帮他们安排了吃饭的问题。蔡博来了兴趣，又写了一句“我们要看电影”给那位军官。军官很快给他们买来了《列宁在十月》的影票。

毛泽民没料到蔡博在新兵营学了点俄语，派上了用场，高兴地直夸奖她。

经过几天的联系，边防军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请示后，终于批准他们前往莫斯科。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他们是坐火车，走了三四天。他们的车厢是软卧，两人一个房间，中间有个盥洗室，实际是一个单元。毛泽民和李天佑一间，蔡博和张梅一间。这样高级的安排大概是照顾毛泽民的吧。火车开动后，他们庆幸地议论起来：边界上的纠缠终于化险为夷了。火车在轻松的议论声中奔驰着。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无拘无束。被大家尊称为“老太爷”的毛泽民，诙谐逗人，平易可亲，见广识多，无话不谈。他皮包里带了几本书，有中文版《资本论》，不时拿出来翻看。蔡博第一次见到《资本论》，顿时起了好奇心，顺手拿走一本，回到车厢里反复看。毛泽民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亲切地考问她，究竟能不能看懂，有什么想法。毛泽民发现她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多少有点入门时，表示很满意。后来毛泽民还把她看《资本论》的事告诉了姑妈蔡畅，姑妈给她送了一份礼物——《资本论》。在火车上，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他们几个人总想知道点毛泽民与毛泽东兄弟关系及一些家庭情况，而毛泽民总是冷冷两句：“他当他的主席，我当我的党员，我们谁也不靠谁！”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3）

火车平安到达莫斯科近郊的克桑车站。他们被接到莫斯科郊区的中国干部居住点库钦诺。这里是中国干部来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都曾在这里住过。病员和休养员一方面在这里学习，一方面等待皇宫医院的治疗。蔡博的姑妈蔡畅以及杨之华、欧阳钦、贤诚、马明芳、刘亚楼、林彪等都在这里。

毛泽民带着蔡博从食堂走向宿舍，寻找她的姑妈。突然，在宿舍走廊通向草地的90度拐弯处，一位穿着苏式布拉吉的中年妇女，使劲推开走廊的玻璃窗门，高声喊叫：“老太爷，老太爷！”三步两步跑到毛泽民跟前，双手挂在毛泽民的脖子上，两只脚蜷缩着离开地面。毛泽民抱着她举了两举，窘迫地笑着说：“蔡大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蔡畅转过身来，仔细端详了蔡博一番，然后一只手搂着，一只手拉着，亲热地领着蔡博坐到了阳台的凳子上，抚摸她的脸，详细询问家中和路上的情况。库钦诺的干部招待所并非蔡博应呆的地方，她应该去设在莫宁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集中了中国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经迪化送往苏联的。

毛泽民是1938年2月21日乘飞机到迪化的，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共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经锻炼的理财专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总金库主任，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国工农###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

深蓝色的天宇上闪烁着繁星，寂静的财政厅院内，毛泽民独坐在办公桌前。改善新疆财政的念头，拥有了他的全部热情，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心里装着一团火，开始了艰难的理财旅程。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

当时，新疆财政厅名义上有200人的编制，实际只有几十个老弱病残在应付工作。毛泽民到任后，将财政厅编制压缩为100人，厅设二室四科，整顿或设立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阿山、哈密等行政区财政局以及各县税务局。毛泽民在1939年初主持召开了北疆税务会议，还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区、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会议，研究和解决财政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立了财政学校。锡伯族的安世民，就是当年毛泽民亲手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毛泽民有一次去财政学校讲话，通晓维吾尔语的安世民担任了翻译。当时安世民已快毕业，但为了下一期少数民族学员的学习，毛泽民把他留下边学习边翻译，并和第二期学员一同毕业。安世民毕业后怀着颗赤诚的心，被分配到焉耆区做财税工作。他坚持财税制度，敢和偷税漏税的行为作斗争。他被千户长诬告，行政长公署把他逮捕了。安世民无处求援，就带着试试看的心理给毛泽民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民派的视察员就到了焉耆，查清了案情，惩办了偷漏税者和千户长。绿洲小雨把嫩枝与翠叶洗涤一新，毛泽民把安世民调回财政厅工作。毛泽民调任民政厅长后又调他到民政厅担任会计室工作，并在工作上耐心地指导他，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安世民激动地说：“毛泽民对我的恩情太重了，没有他就没有我，更不会有今天。他对我们少数民族干部实在太关心了！”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4）

对于原有财经人员中的不良习气，毛泽民尽量采取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自觉改正。毛泽民初任财政厅长的时候，孤身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外屋是秘书办公室。他多次发现秘书上班后，把帽子、外衣往衣架上一挂，半晌不见人影。他听别人反映说，秘书有鸦片嗜好，经常躺在马车夫的房子里吸鸦片。一天，毛泽民通知车夫套车，要出去开会，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不见马车来。他走进马号，推开车夫的房门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位秘书卧在鸦片灯前，正由车夫给他烧烟枪。秘书一见厅长来了，恐慌万状，急忙站起来，支支吾吾：“我拉了好几天肚子，什么药都治不好，所以才……”毛泽民笑呵呵地叫秘书上马车去医院，秘书再三推诿。他说：“快上车吧，我可以步行去开会。”秘书推脱不掉，只好捂着肚子上了车。车夫啼笑皆非，赶着马车走了。

毛泽民挂在办公室衣架上的皮大衣不翼而飞。有人说，是不是到公济当去看看，看后才知当了十元钱。毛泽民当即拿出十元让人取回。主任秘书张远凤得知后，认为是内部人窃去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从严惩处。毛泽民说：“我想偷窃的人一定是万不得已。查出来后，最低限度开除吧？试问，知情单位谁也不再用他，一家大小又将何以为生？我想，我们不追究，他内心难道不内疚么？”毛泽民与人为善，待人诚恳，把真心摆在大家面前。厅里干部工作上有毛病，他就叫到自己办公室谈一谈，讲道理直到说服为止。即使对一些错误严重的人，虽然严厉，但目的仍是帮助。有一个干部出外收购了几千只羊，是准备出口的，但他满不在乎地宰了几只，又死了不少。为此事毛泽民召集全体开会，对该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也教育了大家。毛泽民经常开展工作评比，奖励好的，带动差的。他还说：“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有意见可以提！”

1938年4月18日，毛泽民给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曾指出：“千头万绪的财政金融工作，尤其首先遭遇着本厅过去铁桶一般的旧恶习，以及毫无章则。对整个内部已费两个余月时间，经过最艰苦的说服与教育工作，至今天未曾开除一个人（督办数次要我开出名单，他用调虎离山的方法调到别的机关）。我认为首先进行团结工作，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是与今后整个工作有利。果然，百分之八十以上已被我争取过来了，牢不可破的恶习，今天大大在改变着。少数坏分子，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使这些坏分子的阴谋全不得逞。”毛泽民任职财政厅的三年期间，从未辞退过一个人，不像过去经常采用处分、撤职、扣薪等手段来对付工作人员。毛泽民的做法如春风化雨，深入人心，形成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有一次盛世才抓了几个干部。毛对盛说：“他们在这二年里工作很好，抓去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毛泽民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泽民除了培养和改造旧的财经干部，还向延安要了一批财经干部。他于1938年4月18日，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关于新疆财经情况和他的工作情况与计划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向中央请求：“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银行、金矿、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毛泽东对毛泽民的报告作了批示：“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毛泽民的请求，中央组织部长陈云选派了高登榜、郑亦胜等财经干部到新疆工作。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5）

统一币制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

毛泽民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银行、金库等方面各种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为了全面实行各项规章制度，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泽民创立了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各行政区派有财政监察组。财监会检查，经常是突然进行，执法如山。它到财会部门封存账目，到金库仓库封存票据，限期交清财务，当时称之为财会人员“八小时交接制”。1940年《反帝战线》第三卷介绍财政监察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时写到：“自开始提倡八小时交接的办法，颇引起各方的骇异。适本年七月在迪化正式举行演习，已切实证明八小时交接，不是标奇立异，而是我们能做到的（计能在八小时接交完竣，竟达二十七个机关），并且应当做到的。迪市演习成功后，伊犁、塔城两区均相继自动演习，这是清廉政策在今年新的胜利。”由于制度严格，财会人员平时都有准备，所以能按时结算，清查工作不拖拖拉拉，很少发生财务理不清的问题。财政监察制度后来又发展为全疆性的财政审核制度，即由财政监察委员会向各部门派稽核员和总稽核，负责财政监督检查。所有部门的一切财经手续，必须通过稽核员签字盖章方能生效。这样就杜绝了财经工作中“跑、冒、滴、漏”现象，使一些贪污、盗窃、经济犯罪、“败家子”，难有机会可乘。

新疆与内地不同，没有私人银行和钱庄，仅有一个新疆省立银行。新省银行1930年由官钱局改组而成，专为政府拨款服务，从未开展其他业务。盛世才上台后，银行业务范围有所扩大。毛泽民将省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8年12月5日，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民任筹委会委员长。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新疆商业银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商业银行资本定额为500万元，其中官股占60%为300万元，商股占40%为200万元。银行章程规定，官股利低，商股利高，存款利高，借款息低。因此，商业银行受到群众的拥护，不但商界积极入股，普通群众也有不少合伙入股者。

在毛泽民领导下，商业银行发展很快，除迪化总行外，下属分行由9处增加到17处，并设有13个办事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不断扩大，有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利润大大增加。商股获利不小，所以他们喜气洋洋地在给股东大会贺电中说：“我们在银行入股，不但得到了优厚的股息红利，而且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建新的工作。”毛泽民为天下寒士谋，建议商业银行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过去新疆豪富人家多开当铺，当息很高，一般是月息15分，有些20分，而且当期三个月，过期不赎即为“死当”，典当的物品就归当铺老板所有。商业银行开设的“公济当”，规定微利3分，当期一年，到期不赎，还可延期，取消“死当”。“公济当”的开设，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

毛泽民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统一币制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

盛世才1933年4月掌权，到1937年这四年中，新疆战乱频频，军事耗资巨大，财政入不敷出。1935年的财政收入是7亿多两银票，支出却达12亿两。盛世才靠借外债和滥发纸币维持家业，因此，经济大厦疲态尽露，物价飞涨。当时省财政厅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钞票，不够就印，印了就发。省票印刷厂日夜赶印，纸币如同草纸一样不值钱。发工资每人一大捆，谁也顾不得去数。一张50两的银票买不上一盒火柴，买一个鸡蛋要500两银票。办婚、丧事要用马车拉票子买东西。币制的流通方面也混乱得不可收拾，省政府发行50两一张的省票，喀什自用喀票，伊犁用伊票，一些地区甚至还在使用清币青铜制钱，一些商号也发行竹简或铁制币。除此之外，还流行天罡、元宝、油布贴等比值不一、五花八门的地方币和卢布、卢比等外币。各种价值不一的钱币互相折顶，混乱使用，致使货币流通紊乱，物价极不稳定，到后来商品流通中竟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旧币不值钱，信用一落千丈。各族人民怨声载道。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6）

毛泽民较劲动真，统一货币。为了树立新币信誉，需要让群众知道新币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是有雄厚基金的。毛泽民利用1938年秋新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动员盛世才将自己库存黄金拿出一部分，加上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珠宝，搞了一个黄金白银储备展览。1939年2月1日，新币正式发行。票的背面印有毛泽民的签名。全疆各族人民吃够了旧币混乱的苦头，一俟新币兑换之日，家家户户奔走相告，拿出平时积存的旧币，一捆一捆搬到兑换所。

为了保证新币稳定，有必要增加银行黄金储备，充实新币基金。毛泽民一方面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加强对黄金开采的管理，并号召与组织群众去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他于1939年11月主持修订了《新疆省限制现金银出境暂行办法》共十二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属现金、现银、美金票及一切硬货币，一律禁止出境”；第三条规定：“首饰金银，以完整随身佩戴之整饰为限，每人出境所带金饰最多不得超过二两，银饰五两”，“违者没收以破坏抗战后方论罪”。这十二条规定，一改过去大量金银外流的情况。

毛泽民的理财工作进行得秩序井然，有声有色。由于他的倡导，1941年4月新疆发行了计划500万元的建设公债。认购公债这在新疆还是首次，是非常大胆的创举。由于毛泽###持财政工作不尚空谈，言而有信，尤其是实行币制改革成绩显著，深得人心。老百姓注意“信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也就从心底里拥护财政厅发行公债的新措施。虽然认购公债分十年还本付息，百姓仍然踊跃认购。全疆很快就发行了建设公债670余万元，超过原计划34%。

“这个钱怎么开支呢？”

毛泽###政新疆财政，制定了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规定凡预算外开支必须经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不予拨款。他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

前财政厅长陈德立为了巴结盛世才，将自己的一座私人公馆无代价地送给了盛的岳父邱老头。公馆后面有片空地，有些树木，邱老头派人种了花草。春夏季节，落日黄昏，很多男女市民喜欢到这里赏花乘凉。邱老头便用了心计，找到工程委员会委员王齐勋，说：“请你同财政厅商量一下，是否可以拨款，在这里搞点设备，建成一座小公园，供人游览。”这块地在邱公馆范围以内，公园建成后他把后门一关，便成了他私人的花园。王齐勋到财政厅向毛泽民提出这个意见后，毛泽民识破这是邱老头玩的把戏，对王说：“这块地太小，没有发展前途。我们为了使市民有个游憩的场所，还是充实西公园吧！”

王齐勋调任为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觉得办公地址太小。邱老头又利用这个机会向王说：“我把我的公馆，让给你们办公，你们在明园给我建筑如数的房屋。这属于对等交换！”王将此意转告毛泽民。

“邱如愿让出公馆，可以作价卖给财监会，给你们办公。他卖产得价，自己去修好了！”毛泽民说，“你们对等交换的办法，使公私混淆，无法列入支付预算。”

邱老头知道这个方法又落了空，便给盛世才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将和田街空地划为地段编号，卖给市民群众，让其自己修建住房，以此项所得价款，作为市政建设开支。这个建议，经盛世才同意后，通知了财政厅。毛泽民认为，我们财政厅的方针是统收统支。将上述空地划为地号，卖给市民是可以的，但所得价款，应如数交财政厅，统一处理。至于市政建设，准备怎样进行，应做出计划，经财经委员会审核后，财政厅可以根据计划所需数字，核实拨款。毛泽民的这个建议，得到盛世才同意，将原批予以撤销。邱老头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毛泽民三番五次给他找麻烦。他生气地说：“地号划不划，卖不卖，我不管；市政建设不建设，我也不管；谁会做市政计划，谁去做吧！干我甚事？”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7）

后来，以毛泽民为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魏亚瑶为城市建设总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规划设计。毛泽民招收青年20余人，组成测教班，一面学习技术，一面实习测量。魏亚瑶设计了规划蓝图：在原有西大桥外，增设中桥和三桥，以利市区与河西新区的交通；由中桥进入市区，修建中山路，三桥进入市区为团结路；修筑几条主要干路，如黄河路、扬子江路、钱塘江路、西北路；对市区原有街道、私营商店，亦要逐步做到合乎标准，趋于整齐。除道路外，又划出不少房号，按“干”字排列，卖给市民群众，收入交省库，支出经预算，纳入全疆总预算内。

盛世才统治时期，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称为“特别行动费”。当时特务横行，搞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安。毛泽民以坦荡胸襟，不移贞刚之质，对“特别行动费”卡得非常严。有一次，李英奇又向财政厅要一笔庞大的特别费。

“干什么用，拿出计划来？”

“特别行动费是临时采取的紧急行动，无法拿出计划！”

“那不行！没有计划，你总该知道干什么用的，否则这个钱就不能拨！”

“干什么用？我不知道，你去问督办好了！”

“你是公安管理处的处长，你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开支呢？”

两人争得很厉害，直闹到盛世才那里。最后李英奇还是做了个公开的行动计划，尽管是巧立名目。

毛泽民在制定财政收支预算时，对军费特别是“公安费”卡得很严，而对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尺度放得宽。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由20%降为10%弱，教育经费由4．5%增加到11．5%。

李溶是新疆巴里坤人，由迪化专区行政长接任新疆省主席。财政厅和省政府在一个院里，毛泽民常和李溶谈天，交流在杨增新和金树仁时期人民生活的见闻及看法。李溶对此是知无不言，言必详尽。毛泽民认为李溶在当时一般高级官吏中还是较好的，常称赞李主席诚恳正直。他认为有人称李溶为“李草包”，是不切合实际的。李溶认为办理新疆财政，前有胡寿康，现有毛泽民，而在经验和一切措施上，有远见，敢负责，毛是优于胡的。所以李溶告诉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对毛泽民有关财政上的一切办法和措施，应大力支持，并说：“我们新疆有毛泽民这样的人掌理财政，是新疆人民的幸福。”

李溶病故时，成立了以毛泽民为主任委员的追悼会。李溶灵堂前，有毛泽东和朱德的挽联，有盛世才的挽联，此外还有各厅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各法团的挽联。各单位按规定日期集体参加吊唁，当时驻迪化的苏联领事也前来吊唁。过去杨增新的追悼会，在上帝庙开了将近40天，所以李溶家属要求按照追悼杨增新的先例，也举办文公礼，时间至少也不要少于三七二十一天。虽然，毛泽民和李溶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很好，但他还是再三说服李溶家属，追悼会只开了七天。

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

毛泽民的理财是平稳和务实的。在他任财政厅长以前，为了奖励税务人员，增加收入，规定了不少收入提成办法。如田斌税，规定县长在总收入内提成5%归己所有，正副税务局长和征收人员提成1．5%，此外还有税收提成，由税局掌握分配。因此，一个税务局长的月收入，比一个专区行政长的月收入还要高出很多。由于当时规定各县县长兼任各县税务局副局长，这些县长又多由汉族人员充当，他们的高收入及其变相的贪赃枉法引起了当地民族县长和民众的不满。为了严肃财政纪律，消除这种弊端，理顺各方关系，毛泽民决定各县税务局长统由财政厅委派。他一再告诫他们，要尊重当地民族县长，和衷共济，完成收入计划。全部取消提成惯例，考虑到会影响收入，毛泽民采用逐年降低提成的办法，避免一刀切。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8）

盛世才掌权初期，地主们虽然占有很多亩地，但每年缴纳的田赋很少。因为他们的地亩常化整为零，分租于贫农，立约言定，按四六分成，地主占四成，租地人占六成，但种子、差徭、赋税，地主不管。租户每年虽得六成，除留种子和缴纳赋粮外，还带应付差徭，信仰###教的农民还按本人全年收入缴纳1/40的“乌守扎卡提”宗教粮，因而每年所余粮食，不足糊口，难以度生。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不纳粮，不应差，一切都加在贫农身上。根据毛泽民颁布的税收条例，各县税务局同县政府一起组织群众，将全县巴依的土地、资产进行复查，核定纳税量，按规定征税。这样核定征税，既杜绝了偷税漏税现象，又改变了税收混乱局面。

毛泽民经常强调，理财要有全局眼光，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收入有了来源，支出才有保证。毛泽民认真实施经济计划，亲自担任新疆二期三年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在财政金融日趋巩固下，新疆经济建设得到空前发展。他在新疆留下了感人的业绩，仅以农业为例：减免农业税，指导奖励牧民从事农业生产，使全疆开始在较大块土地上耕作。全疆开垦荒地5392488亩，单以和田为例，两年开荒达153019亩。水利兴建也颇普遍，迪化红雁池水库修建，麦盖提县引玉河水大渠完成，伊犁裕民渠河槽及渡水槽的增设，博格达山水利勘察的成功，修缮长90公里深宽3米至9米的伊犁皇渠，修缮长30公里深宽1米至3米的焉耆乌拉斯台渠。此外，棉种的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的扑灭，新式农具与农机的推广使用，均获得成就。为发展农业，银行逐年增加贷款，并调整贷款项目。1938年发放贷款40万元，贷籽种3万石；1939年发放农业贷款47．5万元，贷籽种4．1万石；就在这两年，财政厅还拨专款从苏联购买了各种农机用具2万多件。1940年对农业的贷款总数达百万元，各类籽种6．9万石，并免息给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农民团体优良棉种30吨。1941年春耕农机及特种农作物贷款总数达250万余元。

毛泽民站得很高，新疆财政和新疆建设就像他面前的一帧米白色宣纸，他挥毫泼墨，酣畅淋漓地描绘……

“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

毛泽民身任厅长要职，但生活朴素，冰雪节操。他任厅长时沉稳内敛的目光和不动声色而又极具张力的自信，令人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他与朱旦华的婚礼，在督办公署西大楼举行。盛世才送了一幅红色缎幛，上写：“组织新家庭，建设新新疆”十个大字。督办公署外事处处长王宝乾代表盛世才讲话。新房陈设，除了书架、写字台和四把苏式椅子外，别无他物。床上铺盖仍用新人自己原有的被褥，连件新衣也未添置。很多同志和朋友到他家里贺喜，但因房屋狭窄，客人随来随走，只有陈潭秋、徐梦秋、茅盾、张仲实等坐得久一些。婚礼虽然热闹但极为简单，也无喜宴，只是在鸿春园买了点菜，简单招待。

婚礼之后，财政厅主任秘书张远凤对会计科科长刘德贺说：“我打算找个炊事员给他俩做饭。另外，由于厅长的住宅距财政厅较远，打算让办公室工友张德胜老头每天到他家里，照顾一下炉火或代为购买日用主副食品等，你看如何？”刘德胜自然同意，他也觉得两人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甚至晚上还要开会，哪有时间搞家务。他俩把这个意见向毛泽民提出。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9）

“不行，不行，我们各厅预算，并未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端，那如何能行？”

“即使炊事员不要，每天采买以及一些杂务，你们没有时间，迪化市又没有夜市，你们下班后到哪里买去？张老头是你办公室里的人，他也同意，又不需要多开支，难道还不行吗？”

这样，才使毛泽民点了头。他和朱旦华总是自己动手做饭，饮食也极为简单。他从到财政厅直至离开，未缝一件新衣，总是穿那套毛布西服和外衣。

毛泽民工作，一度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有时朱旦华半夜醒来，仍见灯光摇曳不灭，他还在挑灯伏案，埋头工作，常常是一边咳嗽一边批阅文件。他夜以继日超强度的工作，使新疆财政起死回生，自己的气管炎却更严重了。他仍不辞辛劳，带病卧床叫来部属，当面指示和督促工作。有位科长，在一次出差回来的路上，由于道路崎岖，又逢大雨滂沱，发生了严重的翻车事件。消息传来，正是半夜三更，毛泽民不顾重病缠身，冒着大雨，摸黑赶到现场。大家看他咳嗽吐血，仍全身心投入工作，无不深受感动，口服心服，热泪盈眶，自觉主动地完成各项任务。总务科长，感到厅长公务繁重，身体不好，伙食简单，花钱买了几斤好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对这位科长说：“我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并让把肉退还了。

由于过分劳累，病情加重，毛泽民不得不于1939年5月到苏联治病。工友张德胜老人对毛泽民感情很深，日夜盼望厅长早日病愈归来。当毛泽民返回迪化时，张德胜欢喜极了，激动地说：“我到底又看到你了！”他经常赞叹地对别人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厅长！”

毛泽民到苏联疗养返回新疆后，还有些后遗症，有时感觉腹痛，经盛世才同意，在迪化东郊的水磨沟休养。他住在水磨沟清凉亭上，做饭需要一个火炉。张远凤主张买个石油炉子，由财政厅开支。毛泽民不同意：“我个人休养，为什么让公家买炉子呢？”刘德贺家有个石油炉子，拿出让他使用，他才接受了。

从延安来的财政厅秘书郑亦胜到哈密出差，返回时乘坐飞机。郑知道毛泽民身体不好，特意从哈密带来一桶活鳝鱼送给他。毛泽民收下后对刘德贺几个人说：“今天你们下班后，都来水磨沟，我给你们做鳝鱼吃。”下班之后，几个人乘车一同来到清凉亭。

清凉亭四周，郁郁葱葱，青青翠翠，气蕴温馨而恬静。毛泽民和朱旦华加上来客一共七个人，大家动手共同享受了一次鳝鱼风味。因为只有一个石油炉子，又要做饭又要做汤，大家很晚才吃完回家。第二天早上，盛世才下了一道手谕说，不准毛泽民在水磨沟养病，要他立刻回来，在城内另找适当地方。为了让毛泽民很好养病，刘德贺等到处看房子，只有刘家花园较好，但吃水困难，而且地方偏僻，安全也有问题。毛泽民不让他们找房，决定一边在家养病，一边仍带病办公。

1941年7月30日，吃鳝鱼的时间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盛世才以毛泽民有病，财政厅工作繁重为借口，将毛泽民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厅长，以银行行长藏谷峰兼财政厅代厅长。据说，盛世才接到密报，说毛泽民和几个人在水磨沟开秘密会议，所以做出如上决定。

《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三部分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0）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抗战时期，苏联支持中国，通过新疆霍尔果斯至哈密国际运输线上，向内地运送物资。运费先由新疆垫付，然后由南京政府按期拨付法币。起初，新疆使用旧币（以两为单位），币值法币较高，但在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后（新币一元换旧币2000两）币值又比法币高得多。加之法币大量发行，币值日有跌落，而拨来的法币新疆尚未通用，只好在西安、兰州一带套购物资，运回新疆。陕西、甘肃两省认为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物价，因此电告蒋介石，请求加以制止。另外，新疆伊犁航空教导队，系苏联为中国培训航空人员而设，许多航空员觉得新疆货多价格又便宜，便想从中捞些油水。他们因新疆不用法币，就从内地捎带美国纸烟，以新币销售，再套购物资，牟取暴利。新疆当局发现这种情况后，就一面提高烟的统税，一面对新来或回去的航空员在新疆境内使用的新币额作出规定。在规定限额内，可用法币一元兑换新币一元，超出此数概不兑换。这样，就限制了航空员的套购，因而航空员大为不满，跑到内地说什么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用法币，法币是国币，应该通用于全国，新疆为什么闹独立而例外？后来，蒋介石来电指示：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了顾全大局，新疆应通用法币，并将通用日期电告中央等等。

盛世才接到电报后，将原电交毛泽民、藏谷峰两人核议。

藏谷峰对毛泽民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我执笔，你定调子，看这出戏如何唱法？”

毛泽民考虑后说：“我的意见：一、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都不识汉字，尤其是农民及边远牧民，更不懂汉字，因此新疆币票面印有维、蒙各族文字。而法币上全是汉字，票面又多种多样，少数民族不易识别，一些人难免从中捣鬼，不但人民易遭受损失，市场也容易乱。同时，若帝国主义者伪造法币，鱼目混珠，则贻害更不堪设想。二、目前情况，新疆币值比较稳定，而法币币值一再毛荒，新疆若使用法币，则新疆新币也必将受到影响，或发生毛荒，或影响币值，按比率计算将使新疆财政金融遭受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对中央无所裨益，对新疆更加不利。又如新疆新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买到苏方货物，若使用法币则失去这种便利。三、新疆垫付运费，一切垫付和过去多次代中央向苏方购买汽油和飞机油，其中有用土产换的也有用新币买的，但在中央还垫款时一律拨发法币，虽然两种币值有着差距，但为顾全大局，新疆仍是勉为其难，承担损失。新疆仅有400万人口，若在币值上再受到更大压力，实在无法承担。四、今后，新疆一律改用法币，固然属于统一币制或改革币制问题，但若使用法币后，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全疆收支预决算必将出现大量赤字，中央是否能为弥补？根据以上理由，我们的意见是，暂仍维持现状，到抗战胜利后，币值趋于稳定，再行统筹解决。”

最后，藏谷峰依据上述理由，拟写成电文，亲自送到督办公署，由盛世才审阅同意后，发出电报，请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周彬是一位好厅长！”

毛泽民上任民政厅代厅长，采取的第一个民政措施，就是坚决废除压在农民头上的“农官乡约”制。

新疆地处边疆，又是兄弟民族聚居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农村实行的“农官乡约”制，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农官乡约”为当时农村官员的总称。当时在各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农官下了乡，农民家遭殃，马不吃高粱（吃包谷），人不守空房。”毛泽民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实行的###选举办法，亲自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省政府批准，于1941年11月1日公布施行。《章程》共八章三十五条，主要精神：一要###选举区、村长；二要选出“名望素孚办事公正”之人。为了使《章程》切实地付诸实施，毛泽民组织力量，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先后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文教干部训练班、区村长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写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发到各地，作为学习讲授的材料，有时还亲自宣讲。一场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在全疆普遍展开了，各族人民第一次享受到###选举权利。选举工作结束后，民政厅给新当选的区长、村长颁发了证书。这些区、村长拿到证书，理直气壮地走马上任，带领各族群众发展生产，建设新疆。书籍新，更新快，尽在www.tw1234.cn天王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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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生死档案

我们在高台县烈士陵园陈列室，被几张从敌伪档案中缴获的照片紧紧地吸引。其中一张照片，

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我们的心被一种浓厚的悲愤情绪所笼罩，一种撕心裂肺的情绪。从腥风血雨的冷酷旧社会到温暖的新中国，这绝不是时间的流程，而是老一辈革命者用理想，用鲜血，用头颅浇铸成的康庄大道。阳光溢满陈列室，我们久久地站在照片前，总觉得有股热浪不断地冲击着眼眶，眼前变得模糊了

老槐树铮铮挺立在高台县人民政府的院中。这是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分出密杈疏枝，遮住了蓝天白云。它劲松般挺直的树干，是那么坚定，拇指般大小的绿叶，是那么青翠，生机勃勃，朴实无华。马家军曾经将一名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我们抚摸着老槐树粗壮躯干上的树皮，开裂而斑驳。老槐树粗干上下有两块碗大的陀螺似的伤疤，50年来越来越大，突兀的瘢痕似乎向人世间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不是凝固的，光明终将代替黑暗。

高台群众喜爱老槐树，尊老槐树为 红军槐 。 红军槐 老枝嫩叶，郁郁葱葱，清风掠过枝头，时而像高歌长啸，时而似浅唱低吟。是啊，老槐树在唱歌，在唱一支悲壮的歌，在唱一支欢乐的歌！

我们徜徉在倪家营子村旁的枣树林里，不止一次地萌生过这样奇怪也是合乎逻辑的念头：在这新盖的农舍下面，说不定就有当年红军的白骨；在这枝叶茂盛的枣树下，抓一块普通的土坷垃，说不定就凝结着红军的血渍。这里的小巷、房屋、土墙都可以告诉你几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刚刚端起饭碗，辘辘饥肠正期待着清汤粗米。枪声响了，马家兵已冲到军部跟前，他扔下饭碗，拔出短枪，旋风般地卷出了军部。代军长程世才怀怒火，发恨声，要亲手解决几个敌人。斜刺里冲出一个马家兵，闪亮的刺刀指向了他的左肋。人影一闪，一个小战士箭步上前，双手攥住了刺刀。 呼 又上来一群战士，几把枪托砸碎了敌人的脑袋。小战士一甩血淋淋的手，捡起武器又冲上去了。

救救我们吧！快，快！里边还有吃奶的尕娃！ 茅屋起火了！一个老乡似火人般地爬出门外，指着烟雾腾腾的屋内。 涝池 被马家军严密地封锁着，许多井也因人多而干枯。 汤，用汤救火！ 炊事班长指着一锅米汤 那是用全部米袋刮出的米粒煮成的一锅清汤。 哗 第一盆泼上去了， 哗 第二盆泼上去了。没有一个干部犹豫，没有一个战士抱怨。火灭了，孩子救出来了，米汤也泼完了。 好人哪 老乡一家齐齐地跪了下来。

红军走了，可是在这里留下了希望。 打完日本和反动派，日子就会好起来！ 村民们永远都记着这句话，永远都忘不了 徐向前、李先念在我们村住过 的荣耀。

西路军剩下人数不多的队伍，撤进了祁连山。啊，祁连雪峰！腥风血雨的年代，你和炎黄的优秀子孙共同肩负过中华民族的苦难！你亲眼看到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为了及时向总指挥部上交军费而被马家骑兵砍死；你亲眼看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为了掩护更多的战友安全撤退而血洒梨园口；你亲眼看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被俘后是何等的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惨遭敌人的杀害

胜利的鲜花扎起了共和国的凯旋门。人们不会忘记红军为中华民族的奋进搏击。

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河西走廊。轻风拂过，粉红色的果花纷纷扬洒下来，到处散射着蓬勃的热情和馨香。几只矫健的苍鹰，在碧绿的果园上空低低地盘旋；无数笔直的白杨，在宽阔的大道远方汇成一片；片片嫩绿的麦田，被夕阳镀成金黄；沉沉暮霭里，美酒逸散着芬芳。一群群农民从地里回家，摩托车、自行车像鸽子一样飞翔！广袤、富足的土地啊，是谁赋予你新的生命？啊，半个世纪前，红军把青春和生命带给了你。

我们伫立在山坡上，仿佛看见复兴的中华民族如祁连雪水卷起的激越的春潮，

哗哗的水声似万千英魂在云端长笑！

哦！河西走廊，早已从恬静中苏醒过来的河西走廊！你曾经掩埋过红军健儿的铮铮铁骨，你曾经浸润过革命英烈的殷殷热血。河西走廊啊！我们静静地匍匐在你的胸脯上，倾听着你的血脉的搏动，感受着你从地心里播放出来的温暖！问一问丝绸之路上残存的堑壕，问一问祁连山凌空翘起的巨石，它们全会深情地诉说，诉说当年的硝烟战火，血雨腥风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

祁连山，冷峻的山峰像铁骨铮铮的硬汉挺立在劲风里。西宁，坐落在祁连山东南的大坂山和拉脊山之间的湟水谷地。时间悠远，一如那祁连山中流来又流去的溪水。溪水流去便流去了，但山峰摄下了历史的足迹。从森林松涛的呐喊中，从云空岩鹰的哀鸣里，都分离出半个世纪前在此演奏过的苍凉悲韵。

1937年残冬。

茫茫夜色，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天似乎被饱蘸浓墨的大笔狠狠地涂抹了，黑得使人悚然。西宁昏瞎了眼似的，蜷曲于黑色的夜空之下。

四五十名被俘红军指战员，被押到南滩 万人坑 。又深又大的两个坑里填满了红军的尸体，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马家兵两三个人揪住一名红军，连砍带戳踢进坑里。

胡秀英感到自己还在呼吸，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但见满天星斗。她缓出一口气，慢慢地试着抬起手来，把胸前和头部的土松开些，从万人坑中挣扎着爬了出来。她咬紧牙关，对天盟誓： 只要有口气，我就要找红军，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胡秀英，妇女团一营副营长，19岁，处于生命的最好年华。红四方面军转战进入川北，解放巴州，她次年参加红军。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扩红。她参加宣传队，先后三次用七个多月时间，动员1100多名青少年男女参加了红军，以成绩卓著，于第二年4月入团，8月入党。西路军西征，倪家营子战斗中，她带领全排战士冲入乱敌之中，端着缴获的轻机枪猛射，打倒敌人一大片，又乘机带领战士占领敌人的掩体，与疯狂反扑的敌人激战。她以战功晋升为一营副营长。

胡秀英被俘后和近百名女战士关押在张掖一个大房子里，三天三夜没有一点吃喝。敌人不断提审拷打，逼问谁是当官的。第四天夜，马家军把他们用麻绳捆绑着连在一起，押向城外活埋人的大坑前。胡秀英和战友们互相鼓励： 不要向匪徒们低头求饶！ 要死得刚强！

凶相毕露的马家军官，手里挥舞着短枪，大声吼着： 这几个坑里埋的是胆敢反抗，胡踢踏的共产娃们。你们这些共产婆、共产丫头！自己说，是下去的好，还是活着的好？

月照荒野，风拂蒿草，一片寂静。

军官又进一步逼问： 难道你们真的不想活啦？

少废话，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红军不怕死，怕死不当红军！

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

红军女战士们生命的全部力量似乎都在随着灼热的血液沸腾，都在顶着撕肝裂胆的话语外涌。

威逼的把戏破产了。军官挥舞着手枪高声吼道： 想死？没那么容易，都给我带回去，看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你们！

昏暗的冬日，她们和100多名男战士一起被押送到西宁。沿途因饥饿病重走不动或因反抗而被杀害的就有好几十个人。妇女独立团一营营长胡廷秀在大坂山下被杀害。

她们被关在西宁大校场，每人每天只给两碗杂面糊糊。有人说： 这是迷魂汤，喝下去，糊里糊涂拉出去活埋！ 大家笑了，这笑，带着泪水，带着悲痛。

敌人把胡秀英和一些被俘红军押到羊毛厂做苦工，几天后，她又和七八个人被挑到马家军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有20多名被俘红军在做苦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还动不动受伤兵虐待，拳打脚踢，还挨军棍和马鞭的抽打。

残冬的寒气逼得胡秀英瑟瑟发抖，但她逃出人间地狱的决心却异常坚定。一天，她和难友杨桂芳、何玉兰，乘哨兵不注意溜出大门，逃到北门外湟水河边。湟水河带着凛冽，翻腾着蜿蜒而去，她们却被巡逻队抓回。

陆军医院院长把她们毒打一顿，说： 这个共产婆，本性不改，不能再用！ 就在这天夜里，她和四五十名战士被押到万人坑活埋。

敌人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国民政府请赏从万人坑逃出，胡秀英先在西宁南山洞里躲了几天，以后就装哑巴，在平安、保安等地给人帮工。她学会了一些农活，也慢慢地学会了青海话。

时间像湟水河畔那古老的水车一样沉重而缓慢。1940年，胡秀英在流浪中遇见妇女独立团的两名战友。一个是一营二连连长李生华，另一个是营部司号员何连海，两人是从敌人工厂里逃出来的。三人邂逅相遇，共同去找部队成为心中的希望，但等待她们的是死亡和苦涩的泪。

马元海手下一个穿便衣的，偷听见三人商量下一步行动，立即领来四个武装士兵，把她们押到贵德县马元海公馆。

场院支起三个三叉高竿，三名红军女战士被吊起来拷打。

马元海穿着长袍马褂，吼道： 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为止！

李生华和何连海被打死拉到一边喂狗去了。昏死过去的胡秀英被扔进深坑里。

残阳夕照。胡秀英苏醒时，听到一个苍老而慈祥的声音： 你还活着！ 农民老汉看到胡秀英睁开眼睛，就从坑上扔下了一个馍馍。胡秀英拿起馍馍，慢慢地一口一口吃起来。

天黑之后，老汉带了三个人把她救出，用毛驴驮到20多里以外的自己家里。

老汉姓张，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老汉把胡秀英藏在地窖里，用酒、黄表纸给她治伤，还给她服中药。五个月过去了，她的伤病才医好。由于马家兵四处搜捕红军战士，张老汉怕她再次落入马元海手中，拿出仅有的五块银元，让她离开贵德逃命。

胡秀英在同仁、贵德等地流浪，给人帮工做活。她与贵南农民李福结婚，迁到贵南拉乙亥地方居住。

人生对她来说，就像一条榛莽塞途的荒野小道，只有艰难地跋涉。她背负着西路军失败的沉重和血泪。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

黄科林一行伤病员80多人坐着马车到了西宁。马车停在三官庙军部门口，马步芳看了他们一下。傍晚传来马的命令，叫把他们 扛过去 。 扛过去 就是杀掉。

有人谎对他们说： 你们都是伤病员，把你们送到医院去！

伤病员都上了马车，被拉到南门外预先挖好的大坑前。敌人凶相毕露，乱刀砍杀，每人一刀，是死是活都推入坑内。伤病员脸上带着痛苦的愤怒，沉重地栽倒在大坑内。血，像喷泉般流淌。满天星极是遥远地灿烂。

刀光血影之中，一个马车夫趁夜黑把黄科林拉到一边。

他逃到一处菜园低矮的小屋里，种菜的老汉给他洗去手、脸和衣服上的血污。

他在农村讨饭度日，但没多久又被抓住。

马步芳随从副官马英的传令兵见他年龄小，把他要出带到自己家的饭馆里拉风箱。马步芳下令搜查 共产娃 ，凡藏共产的人不交出者都要罚款。传令兵又把他送到大十字旅社做杂工，不到一个月，他被抓到 工兵营 做苦工。1946年底工兵营解散，他才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在化隆甘都被招为女婿，从此务农。

黄科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交通连指导员，湖北省红安县人。他在永昌战斗中腿部负伤，住进水磨关总医院治疗。当时战斗失利，首长来医院看望他们，说部队先走，把伤员留下。他自己带伤赶到倪家营子，被一位称 赵老爷 的老乡收留在家。

马家军搜查红军，将他从窖内搜出，当时就要杀掉。赵大爷和几个老乡苦苦求情，说他还是个小孩，又带着伤。这才幸免一死。

他被押走时，赵大爷叫自己的女人给他的两条袖内缝满干粮，一袖子炒面，一袖子炒豆子。

从此，死的阴影久久不散，陪伴着他走过洒满血泪的路。

从西宁市西行，渡过潺潺湟水，沿响河峡步步高升，头顶上就压着日月山。日月山留下文成公主西去的足迹。她举起手中的日月宝镜，窥见长安城中的繁荣景象，再与眼底下那曾被唐代诗人杜甫形容为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的凄凉景色相比较，不禁如雨的泪水汇成一条河流自东向西倒淌而去。后来，文成公主想起了父王唐太宗的嘱托，为了汉藏人民友好，便将日月宝镜掷在山下，擦干了眼泪毅然西行。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这座叫 赤岭 的山更名为 日月山 ，把那条向西流去的河称作 倒淌河 。

倒淌河啊，你流淌的究竟是文成公主辛酸的眼泪，还是西路军将士沸腾的热血？

早死晚死只有一个死，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大丫头！ 女红军李桂珍和战友们被活埋时这样说。

她和好几百人被押在南门外火神庙。每人每天一个饼一碗水。天天审问，审问时用针扎手指甲缝，还用麻绳绑着头往后拧，痛得要死，眼珠都要迸出来了。

白杨树开始爆芽的时候，他们被分批活埋。

夜，昏沉黑暗。和她一起有很多人被押到南山根。马家兵用铁锨、板镢给每人一下，打死打不死都推下很深的坑内。大坑有三四层楼房那样深。

她被铁锨砍了一下，砍在脚上，推下坑去。她没有死，什么都知道，就趴在坑边。马家兵在上面压土，没有压在她身上。

雾霭袅袅，浮云也变得灰厚。到处都是吃人的狗，很凶。她怕被狗吃掉，藏到一个山洞里，后又跑到山上老乡家里。老乡给她吃的、喝的，脚伤慢慢好起来。她不愿牵连人家，就到处要饭去了。

高原寒风吹透她的衣衫，四处要饭饱尝辛酸。她又要到西宁来了，被马家公安局的人抓住，准备杀了。局长王道明的老婆徐阿兰把她留下，要她和另一个红军当丫环。三年后，她和王家赶马车的结了婚，过着只能遮体糊口的日子。

姚芝珍是红五军卫生战士。当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掀开第一页时，她只有15岁。

她被押到西宁的第二天晚上，马家兵对她们说： 走，送你们回老家去！

那是终生难忘的冬夜，空空荡荡，冷得出奇。在南滩万人坑前，有的红军战士被截肢、割鼻子、砍耳朵。王启忠未等刽子手的棍棒打下，就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跳下深坑。姚芝珍脚上被砍了一刀推下坑去。她苏醒后，忍着伤痛和王启忠一起爬出了万人坑。

姚芝珍带伤难以行动，不忍拖累王启忠。王启忠依依不舍地给她留下家乡的通讯地址。

她爬呀爬呀，爬到张奶奶家，躲了半个月。张奶奶准备了一些干粮对她说： 你快逃命去吧，马家军天天来搜查，万一把你查出来，连累了我们，要杀头的！ 张奶奶告诉她， 不要走大路，沿山上小路走，不会被人发现！

她带着伤痛连夜走，两天过去，又饿又累。第三天碰到一户庄稼人，把她藏到地窖里，白天藏起，晚上出来。他们用尿给她洗伤口。两个多月过去，她的伤完全好了，要回四川。女主人说： 四川那么远，你怎么能回去，你学会青海话，做我的女儿吧！ 她想说句感谢的话，却心里一酸，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

她在甘德青家落下脚来，后来甘德青的儿媳患咽喉病死了，她做了儿媳。

姚芝珍，四川苍溪县人，13岁参加红军。岁月飞逝，她已步入晚年，但她的心依然很沉，说不出是啥滋味。她常常卷起裤腿，脱下鞋袜，让人们通过她那断了脚趾的伤疤窥看一段沉重的历史。

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西路军总医院驻地。临泽贾家屯庄几间相通的大屋里，住满了红军的伤病员。地上铺着草，中间架着火。岳仲连的大腿在淌血，北屋里的一个红军娃娃来到他身边照顾他。

马家骑兵猛冲过来，个个黑脸秋风，眼睛溢满肃杀之气： 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赤血白浆喷天溅地。红军伤员扑倒在地

马家兵问岳仲连能走吗，他说不能走。 叭 一枪，红军娃娃扑到他身上，子弹从娃娃的脑袋穿过，又从岳仲连的左肩穿过。那么小的娃娃当时就死了。马家兵见他没死，又上来在他脖子上、头上连砍三刀，他顿时昏了过去。马家兵抢死人的东西，把东西拉过来拉过去，把地上的麦草引着了。第二天，他又活了过来。地上、墙上全是凝固的血迹。战友的遗体遍地都是，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尸体上烧着的衣服和皮肉冒着缕缕青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焦臭。他无法挪动身子，便咬紧牙关支撑着抬起头，还有一个活的，下巴被打掉了，脸上、身上全是血，样子十分吓人。

潮动的晚霞向大地泣下血泪

岳仲连，四川省南江县人，1933年14岁参加儿童团，后正式成为红军战士。因为年龄小，红军打仗时不让他们参加，给他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藏着。如果仗打胜了就叫他们打扫战场，捡拾东西；如果退了，就叫他们一起撤。长途行军，小孩子走那么多路，跌倒就睡着了。老战士烧了烫水给他们烫脚活血，否则第二天就没法走。几年后他任警卫排班长，西路军组建骑兵师，他随警卫排的一个班都到了骑兵师。骑兵师增援高台时他大腿负伤，被送到贾家屯庄红军总医院。

风吹旷野，发出阵阵鬼哭似的啸声。

附近的老乡来掩埋尸体，发现岳仲连还活着，就悄悄把他抬到沙河的一个小庙里。天黑后，一个姓贾的老爹给他送来一罐热乎乎的洋芋米汤。老爹扶起他，一口一口地喂。他喝了米汤后，慢慢地能说话了。

老乡给他送来好多冰块和一袋炒黄豆。十多天过去，他终于能动弹了，就试着爬出去要饭。他的伤渐渐好了，就辗转张掖、临泽、高台一带，放羊、薅草，干些杂活谋生。刚找上个落脚点，又被马家队伍抓了兵。他1946年逃走，定居玉门。

多年来，他每年都给红军娃娃烧纸。他常说： 要不是红军娃扑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

张掖，裹在浓重的夜幕里，每寸土地都冰冷阴湿。一群红军被押到东校场，面前是一人多深的大坑。刽子手挥舞大刀，连砍带推。马玉莲个子小，站在人群中，只觉后背被推了一下，头上被砍了一刀，就不省人事了。

马玉莲渐渐苏醒，和几个没断气的人推开压在身上的尸体，爬出了坑。她说： 同我一起出来的有七个同志！ 声音酸涩而哽咽。

她拖着满是伤痕的双腿，讨饭到了大、小湾一带。一位给地主家做饭的妇女告诉她，民团正在抓人，让她躲进这家地窖。搜捕的过去，她从窖里出来。

关押在张掖的西路军被俘伤病人员几个月过去了，夏日的一个中午。戈壁滩热气蒸腾，她头上、手上的伤口全化脓了，上面爬满了苍蝇，她连摆手驱赶一下苍蝇的力气都没有。她被一个放羊的老乡悄悄背回家，又活了过来。

碱滩有个年轻人在平山湖放羊，牧民们劝他俩成亲。结婚那天，她放声大哭了一夜，又大病了一场。她知道，有了这个小家，就很难再回到红军大家庭了。

似乎远去了，那严寒中屠刀下生命的颤抖，那浪迹天涯倒在荒原悲愤的呻吟。在平山湖的第二年，她生下儿子邢满山，可是平山湖并不太平，她因头上的枪伤又被民团抓去了。丈夫找了保人才把她放出来。碱滩的婆婆想看看从未见面的儿媳和孙子。三人回家看望老人，到家第三天马家兵又来搜人。她和丈夫、孩子匆忙从后院墙洞逃走，婆婆却被活活打死。

马玉莲是妇女团二营一连的指导员兼政治干事，四川省南江县人。她这个童养媳，1933年15岁时就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被编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列宁缝纫工厂，后来调到供给部被服厂，还在文工团工作过。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中。总部命令将不能用的枪支炸掉，其余的枪弹收回，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供给部给她们发了点白银、大烟，给连、排干部分别发了一两颗手榴弹，以备急用。她们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全连会议。连长、排长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个班长和二三十个战士。她们将白银和烟土发给个人，并动员大家坚持斗争下去。部队出发，身强力壮的走在前面，妇女和伤员跟在后面，不准咳嗽，不准讲话。马家部队突然出现，把后面的妇女和伤员拦腰截断。大家拼的拼，跑的跑

她同郑兰英、年明秀、杨秀英跑到一个煤窑里躲起来。寒风狂吼的日子，即使在家里，鼻眼也会冻得冰凉。她们在煤窑里冻得受不了，只好下山。她两只脚冻得红肿化脓，又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还发着高烧。她和杨秀英相互搀扶着走了10多里，伤势很重的杨秀英终于离她而去了。她们被马家搜山部队抓住，押到张掖城南关回民店，先是搜身，后又遭受拷打和凌辱。

人生岁月流逝不返，马玉莲已是满头白霜，满额皱纹。她走过了一条长长的洒满泪水的路，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她不愿回想过去，不愿敞开心扉。这会触动心头的隐痛，勾起一串伤心的回忆。

沉重的人生

在祁连山的支脉冷龙岭以南，大坂山及青石岭以北，蜿蜒奔流着银波翻滚的浩门河。浩门河也叫大通河，流经门源，到民和享堂附近与湟水汇合，到甘肃河口注入黄河。浩门河发源于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峡谷，倾珠泻银般地直流而下，清澈晶莹，沁冷甘美。浩门河翻腾澎湃，声响两岸，宛如在讲一个沉重的动人的故事。

红军老战士贺颜太1966年到海北州和门源县两级政府所在地浩门镇，参加州积极分子代表会。他在会议期间，去看望把他从马家军屠刀下救出的宋元春夫妇。当他穿过绿树成荫、高楼耸峙的主要街道，寻找当年的住处时，哪里想到两位老人都已去世。他赶到老人坟上，哭了整整半天。冷冷清清的坟冢上，几株衰草瑟瑟抖动。他思绪翻腾，穿过斜风细雨，穿过岁月时空

贺颜太是红三十军兵工厂班长。他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后，十个脚趾五个被冻坏，行动困难不幸被俘，经门源押往青海。夜密得像一张网，紧紧地裹着十几个伤病员，他们被拉出去处死。眼前一片浓黑，贫苦出身的警察宋元春悄悄地把他和另外两名难友藏到路旁壕沟。宋元春把他背回家中，又将另外两名伤员托别人安置起来。

宋元春老两口，给他敷药治伤，端屎端尿，简直就像待亲生儿子。他伤口渐渐愈合，可以走动，可以干活了。

他看着两位老人额头上深深的皱纹，看着老人清癯的面容和忧郁的眼睛，从内心感激救护之恩。他称宋元春为爸爸，称宋的老伴为妈妈。

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马家军搜寻红军流落人员，搞得越来越紧。1938年乍暖还寒时，他又一次被捕，编入被俘红军组成的苦役队，到门源县下大坂山修公路。他被抓走的时候，宋元春夫妇几乎哭成了泪人。

两位老人跑到下大坂山修路的地方看他，怕他挨饿，给他送吃的东西，怕他伤脚受冻，给他送来棉鞋。望着二老慈祥的面容，呆滞的眼神，他感动得直落泪。二老见他受冻挨饿服苦役的样子，伤心地哭了。

贺颜太逃跑了。在朦朦胧胧的暮色中，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幽灵在空寂的山野上移动。他不敢回二老的家，逃到祁连县八宝东草河，给李成才家放牛。李成才给他介绍对象，从此落脚在八宝东草河务农。

岁月汤汤，风雨凄凄。贺颜太已是垂暮之年，但每当想起宋元春二位老人，他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止不住喉咙发热，眼圈发红。

裂地惊天的屠杀

西宁

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的传令队传令长马英

一批红四方面军俘虏130多名，押在西宁大南门外的土地局里。1937年元月，马步芳以及厅长、委员们决定，叫传令队将俘虏来的红军押送出来，从街道上走过，马步芳等人要观看一下。

马步芳和委员们、厅长们在观井街军部门口。俘虏的红军从观井街走到军部门口站着。马步芳观看以后对委员们和厅长们说： 别看这些人穿得烂，没有劲，像讨吃一样，可把我们兄弟杀掉得多。你们一定要替弟兄们报仇。

晚上9时，马步芳亲自给我说： 马英，今晚传令兵在南滩杀红四方面军俘虏，你监管去，不要让跑掉一个。若跑掉一个俘虏，我就要杀你的头。你要亲自杀，你对杀人还有一套本领。 我就一个人先走了，随后跟我来的有马颜林、白八甲、陕少祖、尕拉文、陕金全、马明胜、尕拉木七人。

我们八人到南滩杀人的地方，马进朝传令兵大队长已经带了传令兵杀掉10多个红军了。我们在坑沿上拉着红军就杀。我杀红军8名，用枪打死2名，共10名。白八甲杀了15个。陕金全杀了三四个，杀完后说： 我的刀不利，杀得慢，有的没有杀死就推进坑里去了。 陕少祖杀掉红军七八人。马颜林杀掉七八人。尕拉文是用小刀，杀掉红军5名，其中没杀死的有2名，推进坑里（我用枪补打死的那两个）。马明胜是用苏联大刀杀的，杀掉红军19人。尕拉木杀掉红军七八人。

马英老婆莫枝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将分散各处的红军战士遗骸起出集中掩埋那时我大约21岁，住在西宁的骡马市。那年冬天半夜时，马英由外头回来，手上拿着二尺多长二寸多宽的刀，刀上有血。马英的上装和裤子上都有血，脸上也有些血。我问哪里来的血，他说是杀人的血，并且说： 人血闻着心潮得厉害。 他对我说： 杀的是俘虏来的共产，我们传令队都去了。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我们就用石头往死里砸。 这样一连杀了两夜。

马子文（曾任马步青参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1955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

西路军战士遗体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当时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火神庙有三个坑，挖出人头700左右。万人坑中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其中有一张湘鄂赣的布钱票。还挖出一个小人头。每10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那时是我数的，总数1700个人头。

河西被俘红军从扁都沟下来，在大梁这地方，马步芳的三兄弟马步瀛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下来做眼药。

我在凉州见到被俘红军，问他们这样吃苦图了个啥。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主义，生是为了主义，死也是为了主义。

修烈士墓时，我买了20辆架子车拉运烈士的遗骸。沿途烧纸的群众有三四百人。

杨永德（西宁市民政科主办优抚工作）

红军被害烈士忠骨都用柏香、黑龙纸包裹后装入红布袋内。每袋7 15具，共装袋103个。

南滩流水沟万人坑，是长宽各3米多的一个正方形，坑深10米，是人工挖成的坑。挖掘的时间是1955年10月中旬，下挖2米后才见忠骨，分五六层掩埋，每层埋土约1米。此处共迁忠骨七八百具。其余两处是水冲的坑，比较浅，有略加挖掘的形状。

烈士的头骨约三分之一有伤痕，是打伤的，伤洞较大。根据分析是用镢头、榔头、木棍、铁锨等铁木石器砸的。伤痕骨参差不齐，有的骨片与头骨连着，有的骨片已经脱落，有的胫骨已断，可能是用铁锨铲的，有的脚、腿、手、两臂也有伤痕。参加挖掘人员和围观群众都为之伤感，甚至落泪。

武威、永登

李惠民（骑五师补充旅上校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我军后勤学院任教，曾任青海省政协委员）

1937年元月下旬2月初，被俘红军的重伤病员由武威送永登，由补充旅接运到青海。伤病员能走的就勉强走，不能走的坐在骡马大车上，大车是由武威兵站派的。马呈祥告诉我： 主席（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来电话说，把不能走的伤病员就地处理。 过了两天，旅军需主任宋海峰在旅部大门口偷偷问我： 昨天夜里，一些伤病员在东山背后，由 牙齿 带着人去埋掉了，你知道吗？ 我惊异地说： 不知道！ 宋说： 那是旅长（马呈祥）偷着搞的，悄悄地。 牙齿 是旅部中校副官马超群，因为牙全是补的，所以人给个绰号叫 牙齿 。马超群是马呈祥的至亲亲信，也是帮会里的骨干。这次残害红军据说是利用哥老会的人搞的。

1937年大概在10月间，马步青部旅长马禄，到前方去抗日，道经永登时，由补充旅第三团（红军编成，1000人左右）调拨一二百人补充。一天午后，马禄、马呈祥、王绳祖和我到永登西门外河滩。第三团按一、二、三营次序排队等候。王绳祖宣布了要选拔一些人补充骑兵旅到前方抗日。话刚一说完，大约有十来个红军战士举起右手，口里喊着报告说 我愿到前方去抗日 跑出队列。前后有十几个人出队。马呈祥很不高兴地说： 不服从命令。 以后我同宋海峰扯到这件事时，宋说，那些自动跑出来要求抗日的红军战士一个也没叫去，并且在当天晚上也是利用哥老会的人在东山背后埋掉了。

骑五师补充旅军需主任

宋海峰

1936年11月间，马呈祥从古浪向永登送来红军俘虏20多名，由我交给喇平福团长。在他的营房后院挖了两个坑，砍一刀不论死活都埋了。当时我也在场，看了三四个就走开了。到1937年2月，马呈祥让重新挖出，在夜间用大车将死尸拉到城外山沟内埋了。

1937年元月由武威押送红军俘虏，汽车到永登后换大车派人送往青海。在永登派车派人都由我和参谋长李惠民负责。估计前后共送红军800来名，完全被马步芳活埋残杀。有一次，马步芳给永登马呈祥来电，叫将俘虏中伤势重的挑在永登，不要再送青海。马呈祥就令李惠民、马成义等去挑，到夜间令营长马成义派人将挑下的红军俘虏活埋残杀于永登的东山沟内。前后共计挑了三次，每次十来名。我也参加挑过一次。

张掖、门源

张掖。1937年古历十一月初四，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下令将分到各连去的女红军以及孩子，集中到大衙门后和东西狱庙。午夜时分，全城戒严。有人说： 送你们回家！ 她（他）们被推上大车，拉到东关外飞机场。每个人的身上戳一刀或头上砍一刀，推进两个长4丈、宽3丈、深6尺的大坑里。第二天拂晓，当地居民李成文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娃子，浑身血淋淋的从死人坑里爬出，又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埋掉。从此，人们都叫飞机场为 万人坑 。有句民谣： 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韩起功指挥他的部下和民团，在张掖的东校场、牛王宫、王母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下面、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方多次活埋红军。

被人们称为 万人坑 的张掖东校场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李春芳

1937年二三月，一天晚上，上面的命令来了，叫我们拿上绳子，说是去拉草。我们到了西门，见有很多人。马匪兵说两人一个，一个人拉住，一个人绑绳。都是小红军，绑住以后就扔到大车上，从城壕口去麻尼旗杆那里，被马匪兵都杀了。开始是打枪子，因为是夜里，我们没见用刀砍的情况，实际刀也砍了。这一次是杀21或23人。又有一次是县政府的副官通知我们，叫我们拿上铁锨埋人，埋的就是被杀的战士尸体。晚上在窑沟槽埋的，只觉得一大片，多少人不知道。

听说大桥、古城那里都杀过红军。有一个战士走不动，被马匪兵砍一刀，没死，后来用石头砸死了。

当时门源民团是两个团。第一次民团是强人强马，有枪有马，第二次就差了一些。我们这些人是第三次。当时的任务是盘查行人、放哨、抓红军散兵。

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张承学

头一次是隍庙那一次。把手、脚冻掉的不能走动的红军被俘战士四五人，拉到窑沟用刀砍死了。有的红军战士叫不要用刀砍，说有一块铜钱买个枪子，用枪打了算了。第二次是在麻尼旗杆那里，20多人。事先马匪兵都准备好了，是用枪打的。当时我们在外围，打了以后我们拉到坑里埋的。

红军战士穿的是破毡中间挖个洞捆到身上，都是破烂不堪。

据张掖地委党史办统计，西宁、河西等地被害红军将士总数为4643人。

红军将领的人头

骑五师副官处长薛克武

我到张掖慰问马匪部队伤员，从张掖返回武威途中到山丹南关时，与马禄说话。马禄说，这位郭先生（郭锡山）汽车上带去，见一见师长（马步青）。马禄交给马彦彪一个木匣，我们就离开。我同郭坐在前边同司机在一起，到武威后我才知道郭锡山是红军师长。郭见过马步青后，就住进副官处与我在同一间屋子。马克俭叫修械处人把木匣打开，才知是董振堂的头，面上有血。马克俭从医院叫来了两个看护，用酒精把血洗净，拍了相片。

敌人将董振堂（左）、杨克明（中）、孙玉清

（右）的首级割下，送南京政府邀功马步青河西医院院长张琪

马匪由高台将董军长等四

颗首级带回武威后，即令传令兵等送到医院，说这是董军长等的首级，并令以前被俘的小战士在医院当护士的来认。小红军只认识董军长的首级，其他三颗不知是谁。传令兵等临走时说：马师长令妥善保存，不准损坏。第二天，马步青亲自到医院来观看，对我说用药水好好的保存起来，不准腐坏，以便向中央领赏。我说医院没有酒精，不能保存。马立即严肃地大声说：没有酒精买烧酒作酒精，领赏回来二八分成。用这样威胁利诱的鬼话来压迫，使我敢怒而不敢言。他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他欠医院的经费很多，怕医院无钱向他要钱。经费几个月才发一次，并且不按数目发。在此种淫威下，只得服从他的命令，买了几十斤烧酒作酒精（因医院只存几磅好酒精），又用白铁做了四个筒子才将四颗首级保存起来。在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至西宁交给马步芳。

马步芳中山医院院长星天光

1937年我在卫生队，中山医院院长是谢刚杰，谢的前面是我当院长。听说中山医院护士詹乐圣保管两个红军领导的人头，一个是董振堂的，另一个是谁不知道，用酒精泡着。有人参观，詹拿出来叫人看。以后这两个人头交给胡宗南或蒋介石了，我只是听说马步芳叫人送走了。

血淋淋的瞬间

日月轮转，时序更新。西路军将士的遭遇，已经成了回忆中的惨烈。但是，当历史将这些瞬间推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能不让这些悲壮的故事携带我们深沉的思索，久久地绕于历史的长廊

红五军卫生队队长被敌人钉死在高台城内（现县政府院内）的大槐树上乔元玉在倪家营子被俘。在押往新城的路上，敌人恐吓他们，把一位连长吊在山庙前的一棵树上，脱下衣裤，用刀剥皮致死。

一名病弱走不动的红军战士，被马家兵在腰下戳刺一刀，抽出一截肠子拴在马尾巴上，鞭马狂奔。

有的被俘红军被捆绑起来，在脖子上割一刀。马家兵拿上馍馍争相蘸血吃，说什么吃了人血馍馍能 壮胆 。

一个红军女战士被杀害时，马家兵把她的七八岁的小孩绑在她身上，将女战士一刀砍入坑中。小孩随着惨叫一声 妈！ 堕入坑里，又被石头砸碎了头颅。

押往西宁途中，一男一女两个红军被马家兵绑住手脚，全身用棉花包上，倒上油点着。被烧的人疼痛难忍，跳着挣扎。马家兵高喊： 好看哪！好看！ 哈哈大笑。

湟源民团押往青海的红军，一行四个女的，八个男的（都会理发）。其中一个男的冻掉了脚走不动，到流水沟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其余七人因民团三个营争着叫理发，你争我夺相持不下，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

永昌水磨沟，马家驻警那里关押了七个被俘红军。一天下午放风，一个马家兵说： 我来打个靶！ 该兵问俘虏谁愿当靶子，自然没有人愿意。他便拖了一名年龄约30多的红军，押到200公尺左右的地方，命中心窝。这兵还炫耀地问俘虏： 我的枪法怎么样？ 大家都低头默默地看着牺牲的战友。

血淋淋的刽子手

马平安，将被俘红军绑在树上，活活剥开肚子取出胆来。

马家军围观西路军被害人员李贵在武威东门外小南街子杀害7个红军。第二次把13个红军杀在东门外，第三次又把6个红军杀在东门外。杀6个人时，李贵用软馍馍蘸血吃。他还拿来两个人心让赵德炒着吃。

蓼泉乡刘家墩子。四名负伤的红军娃爬到刘宗福母亲家门苦哀求救。刘母将红军娃藏于炕洞，同济温饱。甲长刘文恒引着马家兵，来刘母家讹诈恫吓，从炕洞里搜出四个红军伤员，拖到门外场地。刘母双膝跪地颤抖着求告宽容红军伤员，非但无救反被脚踢，又用枪托捣打一顿。众目睽睽之下，刘文恒手执木榔头直照红军伤员头颅砸去，一榔头一个，顿时脑浆四溢，血肉横飞。

一男一女两个红军，在农民夏季看菜的土场房子里暂避风雨。赵延典，号称 三贼 ，来到场房勒索红军的白银、烟土，又剥去衣服，洗劫一空。经过一夜，红军被冻为两具僵尸。

李寨乡三寨村马福成，将失散的一名红军司号员俘获，要夺军号。司号员抓住军号不放，马毒打他。他操着四川口音骂不绝口，并高声喊：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马福成将他缚在大庙门前桩上，用土炮将胸部轰烂，鲜血直流，活活痛死。

肃南孙录，用木杆插入一红军女战士阴道内，将其折磨致死。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

黄河发源于青海，它哪一纹涟漪带着西路军将士温暖的气息？哪一片波光隐着西路军将士刚强的身影？哪一丝水汽裹着为人民解放而战的硝烟？黄河岸是曲折的锯齿形，除因大自然风浪剥蚀，是否还留有西路军跌宕多难的痕迹？这条曲折而漫长的河流，这条古老又年轻的河流，每一纹涟漪，每一片波光，每一丝水汽都在历史赋予的时空里沉思，回味长夜的黑暗与黎明的霞光，都高高地举起手来，举起一串震撼心扉的金属之声！

《青海日报》1937年5月18日报道： 马指挥忠义搜剿黄番残匪时，缉获伪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及伪总政治部要员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孙玉清为湖南人，年约30余岁，其妻前俘虏抵省后，现安置医院中云。

青海省政府二堂东厅。马步芳骄矜地坐在右上方沙发上，左右簇拥着一些卫士。

孙玉清踏进大厅，马忠义紧紧跟着。马步芳的两道目光直直地迎了上去，盯着被俘的红军将军。

孙玉清漠然瞄了对手一眼，眼光炯炯。他头已剃秃，面容清癯，眼角有点皱纹，穿蓝布中山装，风纪扣紧扣着。马步芳指着左下方的沙发让坐。孙玉清坐了下来，冷静地观察着对方。

这次审讯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座谈方式。马步芳的高级幕僚马绍武、马德、陈显荣、马骥参加了会审，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以记者的身份到会旁听。

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 马步芳问。

28岁。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19岁那年在湖南参加，家里很穷，自小劳动。参加红军后在湖北、河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 孙军长缓慢而有力地回答。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过战？

记不清楚，那一带许多都是游击战。

河西总记得清楚吧？ 孙军长沉默不语，没有回答。马步芳矜持地继续问道， 你怎么被我们俘虏过来了？

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有子弹，你还要干？

是的！一个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你说离不开枪，今天离开了吧？ 马步芳狂笑几声，带着傲慢的口吻望着孙军长说。

孙军长长叹一声，大有英雄无穷感怀之慨。

我们损失很大，总算解决了五军、九军、三十军，把你也捉住了！

我军西渡黄河，不幸就走上一条绝路。地理生疏，没有后方，补给中断，粮弹都缺，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

我军作战怎样？

只能以庞大的兵力硬拼，不能以少胜多，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 马步芳不甘心于孙军长的奚落，又以骄横讽刺的语气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

我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有话说不尽，自有后来人！ 孙军长态度沉静。

空气立时紧张，全厅屏息无声。马步芳在地毯上搓了几下脚，想再说什么终于说不出来。好一阵才问：

家里有什么人？不想念吗？

离家已久，从来不通信。我本是穷人，管什么家！

马步芳似怒非怒地冷笑着，转向在座的幕僚们： 他不管家？

他不管家？

不管家，他管什么？

幕僚们随声附和着，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气氛松动了一些。

马步芳回头对马忠义说： 前方归来的将士们好好休息几天，弟兄们太辛苦了。 接着又问孙军长， 你们怎样对待士兵？

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为了革命团结在一起！

这天，预先准备了一席饭，既是为马忠义接风，也是对孙军长软化诱降的优待。马步芳知道难如其愿，改换口气说： 算了吧，我们吃饭。

马步芳坐在上首，孙军长坐在对面，幕僚们两旁就座。马德讨好地说： 今天的饭是喜宴，是献俘的喜宴！ 幕僚们随声附和。马步芳脸上的肌肉有了几分轻松。

孙军长双眉紧锁，冷眼旁观。席间，他不举箸，不言语，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孙军长被关押在东关马忠义临时寓所，他只能在院子内外走动，离开较远就被制止。马忠义有时 邀 孙军长到大街上溜达，往往坐一辆轿车，很少让其步行。

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曾几次采访孙军长。 我军是北上抗日的！ 军长慷慨激昂，只表示抗日救国的坚定志愿。

马步芳曾亲自 陪同 孙军长，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强迫劳动的被俘红军。

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 马步芳问。

是的！你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

孙玉清烈士纪念碑马步芳还 请 孙军长到被俘红军编成的 补充团 讲话。孙军长到 补充团 看望了自己的战友和部下，激昂地说： 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在，红军是杀不完的！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的红军壮大了！

马步芳的 劝降 一次又一次破产，只好向蒋介石如实上报。蒋介石很快就下了 处以极刑 的命令。

黄河穿过长云笼罩的河湟谷地向东流去。大坂山和拉脊山褪了黄白，染上青黛。险峻陡峭的高山驮着一轮血淋淋的落日，嫣红的云涛如同万顷血波，浸透了暮色之中的青山翠冈。

孙军长被捆绑在柱子上，面对屠刀，昂首屹立。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像山岩深处的两个深潭，纵然飓风来临也不为所动，含蓄而深沉。他向壮丽的云空发出长风般的狂啸，那啸声孤独而高傲。他沉沉的声音叩响了酷寒中融融的春风，叩响了暗夜中曙色的诱惑。他脚下已经泛青的苦艾草在飞掠的风中摇荡起伏，好像为天边正在升起的黎明而欢呼高唱。灰蓝色的天际，隐隐涌现出崇山峻岭般的风云，仿佛是夜空的重重梦境，又仿佛是美丽理想的雄姿。

孙军长身首异处，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他从鄂豫皖走来，倒在青海高原。这个被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称为 战将 的军长，遇难时年仅28岁。

妻子岳兰芳

岳兰芳

1933年我18岁时，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扩军。我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参加了红军，分在红九军剧团，长征后在红九军政治部工作。第二次过草地后，南下天全、芦山，在甘孜曲河，我和九军军长孙玉清结了婚，同时结婚的还有参谋长等几对。孙玉清个子不高，不黑不胖，待我很好，结婚时给了我一套新军服。

在甘肃靖远过黄河后，我在妇女团三连一排任排长。河西战役中，我右臂负过伤，留有伤痕。在整个河西战役中，我再未和孙军长见过面。

我们进入梨园口后，弹尽粮绝。领导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叫各自找生路。我们上了山，马匪放火烧山，只得出来，就这样被俘虏了。和我一块儿押到西宁的还有赵璧仙、万玉秀等人。

到西宁先在羊毛工厂撕羊毛，后被弄到马家陆军医院给伤兵洗伤口、洗衣服。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有三四十人，还有几个男的。

每天一听到马匪叫我的名字，心就怦怦跳，以为是要拉出去杀害。

有一次，我没有及时给一个伤兵洗伤口。伤兵拄着拐杖来找我，举起拐杖就是一下，打在我右脸部，打得我头昏眼花，耳朵嗡响。我气得抓起一把切刀朝伤兵砍去，被一块儿的女红军拉住了，不然我也没命了。

一天，我正在房子里。 岳兰芳！ 一个马匪兵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孙军长在三四名马匪兵押送下走到身边。马匪问孙军长这个是不是你的老婆，孙军长说是的，并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马匪站在旁边，军长再没有说啥。过了几天，军长又来了一次，也没有说啥，因为马匪一直在旁边。

又隔了几天，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偷偷告诉我说，孙军长被马匪杀害了。我难过得一天没吃饭，在床上睡着。陆军医院的马匪见我不给伤兵洗伤口，就来了几个人把我从床上拉下来。一个按住我的头，一个按住我的脚，用棍子在我背上、腿上打

我在医院一个多月，和另一名女红军被马元海弄去当了丫环。大约一年时间，又被马元海的老婆带到贵德的公馆。我到时，被俘女红军杜正英已在这里的伙房做饭。以后，

我和马元海公馆劈烧柴的长工喇成德结了婚。

我在土改时曾任农协会副主任，此后一直务农。由于红军长征时受的伤，造成腰酸背痛，手脚麻木，眼花耳鸣，1969年丧失了劳动能力。

文化大革命 中 四人帮 横行，说我是叛徒，经常批斗，成了专政对象，还在贵德隍庙关了40天。

1983年。一天，当朝阳射穿晨雾时，岳兰芳弃世而去。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

一百师二九八旅参谋长韩德庆

孙军长在文殊沟一带被民团抓获，送到酒泉二九八旅旅部。

马步康旅长问： 你当什么官？ 孙答： 没有当官。 孙军长被送到火神庙和红军俘虏关在一起。有一年轻红俘站起，说： 孙军长！ 送孙军长的人就把孙带回旅部。

孙见马步康，仍不承认是军长。马步康叫我陪孙军长去洗澡。我在洗澡时对孙军长说： 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哥哥，你是个军长，马步康、马步芳对你还要按上宾对待呢！ 他犹豫一会儿，突然坐起说： 我就是孙军长，不识字，由班排连营团长升任军长！

当时，马步康在房外探听，一听说是军长即进房内和孙军长握手，连说很好。马步康离去，派人将新衣送来。

我二人一同回到旅部，和马步康旅长同室居住吃喝在一起。马步康给马步芳发电报说明俘获经过。马步芳回电： 对孙军长妥善照顾，等马忠义旅长返肃后，将孙军长交他负责带回西宁。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马忠义由酒泉带孙军长路过张掖，居住了三天。由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在旅部设宴招待马忠义等及孙军长，我也参加。席间谈论双方作战情况，孙军长说： 我军这次失败，犯了兵家所忌的孤军深入的错误，弹尽粮绝，同时吃了你们骑兵的亏。你们的作战没有计划，专靠猛打猛冲，胜利是侥幸的。 马忠义离开张掖带孙军长回西宁。

一百师电台总台报务主任熊维邦

我们电台分台主任周作锷，不知什么关系与孙军长相善。一次，我和张之俊去周家闲谈，偶尔遇见了孙军长，经周作锷介绍才知道这位红军军长。

孙军长中矮身材，浓眉大眼，面色黑黄，非常健谈，说起话来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桌子上摆着一大堆花生米和五香瓜子，边吃边谈。孙军长手握一柄约两寸半长短的旱烟袋，旱烟加香烟一刻不离。他从未提到政治上的问题，对两军胜败情况作了旁若无人的批评。他说：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致的。一来孤军远征补给无着，二来天气寒冷没有根据地。你们的情况恰与我军相反，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们纵然有两百团兵力，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垮。因为你们的作战是盲目蛮干毫无作战计划，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谈了约四个钟头，为能和一名红军将领会面而引为荣幸。走后，张之俊对周作锷开了一个玩笑，说： 这样一名身经百战之人，不知在他手里杀了多少人，像你这样一个穷酸人家，肯定要踏断你财眼的！

事过不到三四天，张之俊对我说，孙军长已经被马忠义杀害了。我说，你根据什么说的？张说蒋委员长来电指示要处以极刑，昨晚在东关马忠义司令部执行，临刑时他大喊共产主义万岁呢！

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马彪旅电台台长应焕章

孙军长到西宁后，专派该旅参谋长耿文魁负责监护，住在东关德兴店内。农历三月底我到电台主任周作锷家碰见孙军长，正和周作锷、张含英、耿参谋长一起打麻将。孙军长中等身材，圆脸庞，态度从容自若。周的电台曾派到马忠义团工作过，耿和周交情很深，因此耿带孙军长到周家打牌消遣。

一百师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辉

我在伪师机要处翻译电报。红军军长孙玉清送来西宁，马步芳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大约过了一星期，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其主要内容是 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 。

马忠义的传令兵喇文彬

我们去河西同红军作战，我们团是最后回西宁的。在回来的途中吃饭时，发现一位红军干部，白天和

马忠义在一起，晚上不在一起。

到西宁后，我们先驻扎在后子河，那个军长已送到马匪步芳的军部。十天后，马忠义住到东关洋火厂。马步芳把红军军长又交给马忠义，住在洋火厂。洋火厂一进两院，中院是两层木楼。军长和马忠义住在楼上，在那儿住了十几天。

一天晚上来电话，集合传令兵。当时我在土店里住，等我到洋火厂时，已把孙军长杀在后院的马槽下面，头丢在一边。凶手是马昌龙，在场的有马国成（传令兵）、老尕（马忠义的舅子）。这时旅部的参谋长耿文魁命令我们把尸体送出去。我们用一条女人裤子把孙军长的头包起来，连同遗体一起放到马车上，连夜送到南门外的一个坑里。同去的有马国成、我和车夫。

第二天，耿参谋长又派人来说，军部要孙军长的头，要照相。马昌龙又到坑里去取孙军长的头，用一块包袱布包好，由马国成送到军部。

杀害孙军长的时间大约在1937年五六月份。

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来函收悉。我和孙玉清、熊厚发同志是很熟悉的，也非常怀念他们。他们是我们党的好党员，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关于孙玉清同志的情况，由于事隔几十年了，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或者记不准确了，现将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况，简要提供如下。

1931年我在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任政治委员时他当营长。1932年我任十一师政治委员时，他任团长。四方面军西征时，在枣阳新集的战斗中，他率领部队英勇阻击敌人，身负重伤，为保卫总指挥部的安全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伤好后，被调到九军去工作，后又任九军军长。西路军时，古浪战斗失利，主要责任也不在他。1936年12月，他从九军调到总指挥部工作，未到三十军当副军长。三十军副军长是熊厚发同志。1937年3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突围时，孙玉清、熊厚发同志受重伤，无法行走，未能和部队一起转移。后来听说，他们 牺牲时也非常英勇悲壮。

以上情况仅供你们参考。熟悉孙玉清同志的还有徐帅、程世才、李天焕、李卓然等同志，可向他们进一步调查。

李先念

1983年5月13日

（引自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血染河湟》，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页）

遗腹子

孙玉清军长被杀害的噩耗传来，陈淑娥卧床数日，不进饮食。她想起那幼小的生命，那战火中留下的骨血，濒于死亡的心渐渐复苏过来。她的眼睛分明地亮了一下，随即，那点亮光又消失了，眨着忧虑和惆怅。

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驻扎在西康的炉霍地区时，经常为驻在此地的红九军演出。每次演出前军首长都要热情欢迎，每次演出后军首长又要热情款待。那时，陈淑娥刚刚19岁，像一朵出岫的轻云，爱上了已经结婚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虎生生一条汉子。爱情的种子撒到她的心灵深处，终于发芽、开花、结果。

红九军兵殇古浪，孙军长负伤挂彩。前进剧团奉命前往慰问演出，可是还未赶到九军驻地就被数倍的敌人包围。陈淑娥带着身孕被俘，当天夜里被满脸大胡子的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糟蹋了。她想到了死，但是腹中的孩子躁动了。她心中凄惨，欲哭无泪。孙军长押到西宁这天，马家军为了显示 战绩 ，曾让孙军长站在高台上，面对人群。陈淑娥也被驱赶着站在人群之中，远远望着孙军长。孙军长泰然处之，神情自若。陈淑娥泪如雨下，心如刀割。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军长。

在马步芳的 新剧团 里，她的身孕慢慢大了。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经过好心人的周旋，马步芳参谋处的参谋牟文斌把她接到家里分娩，生下个男孩子，牟参谋十分高兴，将她母子收养在家中。孩子还不满月，她又被马步芳要回到 新剧团 。马元海点名要她当小老婆。每天，泪水冲洗着她呆滞木然的面孔。

一天，天黑下来，她悄悄溜出二门，又侧身从大门缝中轻轻挤了出去。

游荡的风像一把长鞭，抽打着生命微小的野花，凋谢的花瓣在寒风中孤独地纷飞，飘舞。她朝着一位四川同乡家中飞奔而去，想先藏下身来，然后接出孩子逃离青海，远走高飞。同乡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将她转移到更僻静的好友家去。不巧，这家人外出，他们只好折返回来。她本来身体虚弱，这么来回奔跑，加上紧张担心，刚迈进院门就一头栽倒在地。同乡一家慌忙将她抬到草房中，用干草掩藏起来，先设法给她治病，调养身体。

马元海派兵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马元海怀疑这是和牟参谋串通好的，就派人到牟家把孩子夺了过来，把牟参谋五花大绑，押到城内大街小巷寻找陈淑娥。陈淑娥不愿连累别人，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便主动离开同乡家，向大街上走去，碰上被押解着找她的牟参谋。牟参谋埋怨地说： 你怎么能逃得出去？这一下孩子在我那儿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她被押回马元海家关了起来。孩子无人照看，放声嚎哭。哭声撕裂着她的心。

马元海狡猾地说： 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过问去向。只要安心待在我这儿，孩子就不会有危险。如果再跑，就别怪我无情！

孩子被送到贵德县的刘副官家中，童年像青杏子一般酸涩。究竟不是跟着自己的亲人，六七岁了还穿不上裤子。冬天蹲在炕上，或者在阳光充足的中午蹲在那被太阳照得白晃晃的墙根底下；夏天爬在河边，远望晶莹的雪山。吮着凄冷的风长大的孩子经得起风雪，孩子身体很壮实，每天无忧无虑地四处欢跑。

她暗暗打听到孩子的下落，远远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孩子，睁大的眼睛里泪水冰晶般地凝结着。她多想亲近孩子，可是不能呀，万万不能，一旦被马家发现，就连这样看看孩子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的。

马元海有个远房侄子，是个厚道的庄稼人，侄媳也有个好心肠。一次，侄媳妇来公馆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她去时，先到的红军姐妹正在说笑。这些红军姐妹，失散在这一带，难得有这样相聚的机会。不一会儿，侄媳妇领着孩子进来，指着坐在炕沿上的女红军们，向孩子发问道： 好好看看，坐在一起的这几个姨姨，谁是你的亲妈妈？

孩子瞪大眼睛，用手直指陈淑娥，稚气地说： 是她，她是我的亲妈妈！

妈妈 两字，催得陈淑娥泪水涌流，嘴唇哆嗦。她紧紧咬住舌头，好不容易才憋住没有哭出声来。

她一把拉过孩子，抚摸着，眼泪直往下掉！她多么想说： 孩子，我是你的妈，我就是你的亲妈呀！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捂住脸冲出了房

她要设法照顾一下孩子，尽一点妈妈的责任。可是，严酷的现实把她这一点愿望也给粉碎了。冬天，孩子没有过冬的棉衣，一位嫁给商人的红军姐妹给孩子做了一件衣服。新衣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消息传到马元海那里。马元海勃然大怒： 这个共产娃的消息到底走漏了！ 他把商人抓来，扒掉衣服痛打一顿，整整打掉了背上一层皮。

凄风苦雨的10年过去了。马元海年事渐高，将陈淑娥逐出了家门。她流落到兰州，给别人当女佣，做针线。

新中国成立了，她回到四川平昌老家。土改为穷苦人带来欢乐，也促动了她对孩子的怀念。她告别乡亲，长途跋涉回到了兰州。

孩子参军时是1950年正月，还不满13周岁，第二年就到朝鲜去了。1955年孩子回青海探望养父养母，贵德的流落红军告诉他： 你的亲妈在兰州，赶快去找呀！

一天，陈淑娥正在一位老红军姐妹家串门，张罗着蒸包子。她收养的一个小女孩飞跑来： 妈，快回去！家里来了一位解放军。

解放军？ 陈淑娥疑惑地问， 你是不是看错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派出所的叔叔，帽子不一样，是大盖帽。妈，快回吧！

红军老伙伴说： 你先别忙走，包包子吧！我替你去看看。 不一会儿，老伙伴连跑带喊地回来了： 快，快回去！是你儿子从青海找你来了！

她扔下手中的包子，发疯似的往家里跑去。推开门，一个虎虎实实的青年军人站在面前。

她浑身颤抖着、哽咽着： 儿子 儿子 我的儿子！ 她的心儿被热血与激情冲得颤动了，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多少年的含辛茹苦，多少年的忍辱负重，被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

祁连山的泉水，在崇山峻岭中旋流、跌宕、飞泻。泉水叮咚，不舍昼夜，坎坷地汇成大河，浩浩荡荡地汹涌而去，向着东方。

欧阳辉在睡意矇眬中，感觉到周围出奇地寂静，连忙爬起来一看，不禁呆住了。有人怔怔地站着，有人默默地哭泣！他冲到一位老大哥面前，摇着胳膊问：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大哥嘴唇哆嗦，半晌才嘶哑着嗓子回答： 我们与总部、主力失去了联系！ 欧阳辉疯了似的奔上土丘眺望，除了半天流霞，看不见总部、主力的一丝影子。他心头感到一阵颤抖，痛苦的泪水刷刷流下。

欧阳辉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翻越雪山时因生病掉队留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了医生。

他们跑进山里，一清点竟有200多人。大山深处只有呼啸的山风，沉睡的林木。他们三天没有吃东西了，一些伤残体弱者奄奄一息。

大家相互搀扶来到山口一个村庄。敌人像是刚走不久，村里的群众也早已跑光。群众大概走得太急，有不少牛、驴没有拉走。他们高兴极了，七手八脚杀了几头充饥，并按红军的纪律给户主留下银元。然后，大家找了一些便衣换下军装。

黄昏，苍灰色的天幕散发着最后的亮色。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他们急忙分头往外冲，但是都被打回来了。敌人已包围了村庄。

他们12人躲藏在一间小屋里。敌人发觉他们没有武器，肆无忌惮地端着刺刀闯到屋前： 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哗啦 一声，几把明晃晃的刺刀从窗口伸进来。

那位老大哥镇静地向敌人的刺刀扫了一眼，转身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先走了！你们如果有幸不死，一定要找到党，找到红军，替西路军雪耻，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说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从容不迫地走出小屋。几个敌人一拥而上。他用力推开敌人的刺刀向前走去。 嘣！ 枪声响了，他倒下去了。

护理员小刘第二个走出去。敌人见他是十四五岁的尕娃，便推到一边，说要带回去当儿子。

女护士小林擦干眼泪走出屋子。敌人先是贪婪地盯着她，接着蜂拥上来肆意调戏。小林破口大骂，拼命反抗。

目睹这不堪入目的一幕，欧阳辉的肺都要气炸了，呼地跳出屋子去救小林。然而，三把刺刀冷冷地挡住了他。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像是小头目，两只眼睛在他穿的皮大衣上转了几转，恶狠狠地命令两个喽啰： 去，给老子脱下来。

在红四方面军，医生受优待，大衣、帽子都是特制的。两个士兵一左一右地把他的大衣、帽子强行扒下来。他腰里挎着的药包露了出来。大胡子见了，眼睛一亮，问道： 你是医官？ 他把头一扬没搭理。那家伙火了，挥拳就打。这时，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道： 慢着！ 大胡子闻声收回拳头，对那人媚笑说： 啊！马副官，这小子是个医官。

你是医生？ 马副官40多岁年纪，棕红色的脸膛和上过漆的皮靴一样，见他只穿着短裤，从地上捡起条毯子扔给他说： 跟我走吧！ 马副官把他带进自己的住房，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当过几年医生，还说自己家境贫寒，有些文化，就提拔为副官。 你们红军作战真勇敢，被俘后一个个都不怕死，我实在很佩服。 马副官找来一身军装、一把军号、一匹马，要他扮作他们的号兵。欧阳辉夹在大队人马中到了西宁。马步芳下令把被俘红军集中起来，强制劳动。马副官对他说： 小兄弟，我是没法留你了，你到了那里要好自为之，多多保重。 他含泪向老大哥深深鞠了一个躬。

敌人从被俘红军中间选拔了18到20来岁的青年300多人，编成一个营，调往民和享堂镇，完成享堂桥东西两岸艰巨的石方工程。完工后，又将他们迁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等地，开荒修渠，筑路造桥。

欧阳辉面黄肌瘦，拖着疲弱的身体一歪一歪地抬石头。监工手持鞭子笑着叫他回屋里去，说什么： 你小子有造化，小娘们接你来啦！ 欧阳辉猜疑，在这个集中营里谁会来看他呢？回

到屋里一推门，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人一头扑过来抱着他。他定神一看，啊，原来是王桂英！

卫生队长遗体桂英原来是和欧阳辉一个医院的护士，长得很秀气。两人在医院里很要好，然而在战事频繁的环境里，不允许窃窃细语，爱意缠绵。部队分散行动以后，两人在躲避敌人的追击中跑散了。现在欧阳辉才得知桂英没有死，当了敌人一个医院院长的干闺女。

欧阳辉冷冷地看着她。桂英似乎从他的目光中感到谴责和鄙视的意味，便呜呜地哭了起来，向他诉说了跑散以后的遭遇和对他的思念之情。

欧阳辉望着她那泪汪汪的眼睛，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欧阳辉呀！看你瘦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 桂英见他默默无语，拭去脸上的泪又说： 你有技术，跟我到医院去吧！我和院长说好了，让你当医生！

给敌人当医生吗？为杀死自己无数战友和兄弟姐妹的刽子手治病？不！宁愿死也不干。欧阳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桂英，她惊讶了。

我没想到你的性子还是这么烈，你就不想一想事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回老家，千里迢迢，插翅难去！找党，找红军，又到何处去找呢？再说从狼窝里回去，人家能不嫌你身上的臊味吗？还是跟我去吧，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桂英的眼里闪烁出灼热的光芒，热辣辣地盯着欧阳辉，期待着他作出回答。

欧阳辉细细回味着她的话，然后说： 桂英，你这样关心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如你的愿。我在这儿虽说很苦，并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但这儿有我的战友，和他们同生死，共命运，我心里会快活些。桂英，让我们各自面对现实，忘掉过去吧！

欧阳辉的这番话，沉重地触痛了桂英的心，她有一个更为辛酸的故事。她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过了好久，挣扎着站起来，掩面离去。

欧阳辉望着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内心深处体验着辛酸和炽热的感触。桂英走后，又多次捎信让他去，并给他带来不少的食物和穿戴。

岁月旋转了一个轮回 春夏秋冬。1937年底，国民党向青海征兵，于是马步芳将被俘红军一部顶了青海应征国民兵的名额。第一批没有抽上欧阳辉，第二批又没有轮到他。他就暗暗地找到送兵的马排长，要求把自己带上。

山溪带着冬的凛冽，叮叮咚咚地蜿蜒而去，他的梦在坎坷的逃跑路上变为现实。

他们走到兰州，又被分批用火车送往南方前线。闷罐车行到临潼停下加水，欧阳辉装作要小便，跳下车躲进附近的厕所里。他忐忑不安地蹲在厕所里，一分钟比一天还要难挨。好不容易等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

你是干什么的？ 正当欧阳辉出站时，不料从旁走出一个持枪的哨兵拦住他问， 你小子是想开小差吧？你是从火车上溜下来的。走，到团部见长官去。

欧阳辉看看四周站着的全是国民党兵，不敢违拗。尽管他并不是从这个部队逃跑的，还是被 赏 了几个耳光，然后押到团部电话排当了二等兵。

一天晚上，欧阳辉到车站转悠，见到一个50岁上下，身穿灰军装的人，正和一群旅客说着八路军打日本的事儿。那人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引起他的注意。

他止不住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挤进去把那人拉到外边，问： 你是八路军？

是啊，是啊！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电话班班长，听你口音是江西人吧？

对，对，对！同志，我可找到你们啦！告诉我，咱们的部队在哪儿？我要回部队去。

漫长的一个月之后，他俩悄悄从灵宝上火车到了灞桥，离西安还有40多里路。灞桥车站驻有国民党贵州地方部队一四NFCA1师。欧阳辉和老班长一前一后往出走，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狡猾地要他们拿出证明来。他们悄悄出逃，哪里有证明。哨兵把他们带进连部。

连长很不耐烦地说： 好了，好了，老子没空和你们磨牙，是八路军也好，是逃兵也好，统统不追究，就留在这里当兵吧，亏待不了你们。

不行，我们是八路军，你不信就到西安

办事处去问嘛！ 他们一听让留下当兵，连忙拒绝说。

少他娘的啰嗦，去，跟部队出操去。

他俩打定主意不去。

连长见他们这么坚决，便恼悻悻地说： 好吧，既然你们是八路军，老子也不留你们，不过先打来一个证明才行。 他指着老班长说： 你去打证明吧！来了证明，老子再放他走！

老班长走后，欧阳辉故意大发脾气，又跳又骂，闹得许多士兵围上来看热闹。连长轰了几次也轰不走，见留不住人，便说： 滚，滚吧！给老子把棉袄、棉裤脱下来，滚！ 时值寒冬腊月，谁也不相信他会脱掉棉衣。

这时候走，真有拿整个生命赌上去的意思了。欧阳辉回部队心切，又在火头上，连脱带撕地把棉衣裤扔在地上，拔腿就朝西安方向跑去。

站住！ 欧阳辉耳际又响起一声号叫，眼前又闪出一柄刺刀。铁路边的一个哨兵狞笑着把他挡住。这，把他气急了，对着哨兵的脸狠狠地打去。哨棚里冲出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

欧阳辉历经磨难，1938年2月初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春节过后，到了延安。他被分配到军委警卫营当医生，不久任军委卫生所所长。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

2000年前，一支罗马军团迷失在亚细亚地区，行踪如同泥牛入海，在史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一个千古不解的谜团。近年来，一些乐此不倦的中外学者把搜寻的目光投向了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 河西走廊，引经据典地说河西走廊是这支西方军队的最后归宿。

2000年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逆风西行，人的长发，马的鬃毛，队伍的旗帜，都飘成了风的姿态。西路军的执著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一道惊心动魄的闪电，溶入了昏昏黄黄混混沌沌的大自然生命之中。

太阳就要落下山去，空气里满含着硝烟气味。总部决定将马匹集中起来，组成骑兵驰援高台。康海生是总政委陈昌浩的警卫员，有马，也被抽到骑兵增援高台。实际上只凑集了100多匹马。他们走到刚看见高台城时，就被马家骑兵发现包围。苦战一场，寡不敌众，人马几乎打光。康海生的马被打伤，只身回到部队。

梨园口战斗之后，陈昌浩、徐向前在山上石头窝里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康海生是警卫员，负责会议的内卫，不叫别人听。冬夜用黑暗、酷寒和沉寂吞噬了山野。会议结束，康海生就烧掉了保管的电报。他和陈政委的另一个警卫员邱国春，徐总指挥的警卫员赵家仕、王茂金，总部政治部的保卫部长袁立夫等，跟随陈、徐首长化装离开部队去延安。

祁连山长云暗雪峰。他们在山里转了六七天，敌人盘查很紧，出不去。一天，康海生和王茂金、赵家仕在前面探路，走到黑河滩里，康海生和赵家仕被马禄的骑兵抓获。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枪支，再也隐瞒不住。他讲是红九军的战士，叫邝纪森，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康海生被俘后关押在张掖大车店。马家军的一个旅长被打伤，要用担架抬回青海，来被俘红军中挑强壮些的人。康海生和赵家仕都被挑上，共八人。康海生观察，八人中最少有两人是干部，都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

寒风从扁都口山峡迎面吹来，远处山顶白雪茫茫。世界似乎有点单调，有点苍凉。敌人一个连的骑兵护送。八个人轮换抬担架，走了10多天才到青海西宁。

康海生和赵家仕因年纪轻被分到工兵营，他们那个连里都是小孩。开始在南城根打土块，后来修惠宁桥，一个班一顶帐篷，住在湟水河滩里。马步芳陪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到小桥工地看过大家。马步芳说： 这是你们的军长，看你们来了！ 孙军长给他们讲了话，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这以后不久，他们听说孙军长被马步芳杀害了。

扁都口康海生寂寂的心中常有暖潮在涌。他和赵家仕，还有一个安徽人两次商量想跑。康海生认识几个字，负责考虑逃跑的路线，安徽人负责偷豆面，搞吃的。可是三个人虽在一个连，却不在一个班，晚上分住在

三个帐篷里，集中不到一块儿，所以始终没有跑成。

当时，大校场有一个给他们发放面粉的人，老是打听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估计可能是自己人，可又怕暴露身份，没敢联系。

天渐渐暖和起来，河里已经能洗澡了。康海生在小桥出着苦力，妇女团参谋长彭玉茹找过他一次。康海生是陈昌浩的警卫员，彭玉茹是张琴秋的警卫员，陈、张是夫妻，因此康、彭也熟识。彭玉茹眼里流露着真诚，叫康海生想办法逃跑，并把张琴秋和她都带走，说： 你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张琴秋现在歌舞团做饭，没暴露自己的身份，歌舞团的同志们对她好，把她保护下了！

康海生空有壮志，四顾茫然，说： 马匪兵对我们看管得很紧，一时跑不出去！

1937年10月，青海红军俘虏编成的补充团经门源、大梁等地去张掖。他们行走在荒漠戈壁，满目尽是黄色，间或有一小片绿意也被黄色夺了去。康海生踏着戈壁乱石，凝视远方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遇到大雪，很多人冻死冻伤在冷漠的风雪之中。他们到张掖修飞机场，修公路。1938年六七月，补充团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一双鞋，1000多人顶青海的壮丁将送到兰州师管区（国民党管壮丁的机构）。

康海生随队从张掖出发。小草在野风中低鸣，伴和着他心潮的翻滚。他在队伍过乌鞘岭时逃跑了。希望拥抱了他，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他气宇轩昂，深邃的目光闪着坚毅的光芒

路旁野草挺拔直立，绿色的希望托着温暖和抚慰。康海生辗转一个多月，终于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谢觉哉是办事处党中央代表，伍修权是处长。他开始在办事处当通讯班长，以后当副官。

补充团 与 工兵营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青海是凄凉世界，西宁是边塞孤城，西路军被俘将士困在这凄凉世界、边塞孤城。

艰苦的人生是经过洗涤的人生，悲惨的人生是经过砥砺的人生，被俘红军在 补充团 与 工兵营 是艰苦的、悲惨的。

被俘红军18到20多岁的青年被挑选出300多人，组成三个劳动队。时间是1936年11月，寒风已起。三个劳动队被调往民和享堂镇，担任享堂桥东西两岸艰巨的石方工程。开工时编为一个营，叫工兵营，归当地驻军第一百师补充旅旅长马全义管辖。同年底，在西宁又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劳动队。这次征拔年龄延伸到30多岁，修筑由西宁东郊到山峡的车马大道，长20华里，用了三个月。1937年2月，享堂桥码头工程竣工，工兵营调回西宁，改称工兵第一营，劳动队称为工兵第二营。第二营调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开荒2500余亩，修干渠一条，连支渠长约几华里。第一营调到化隆甘都大滩，开荒约5000亩，修渠几华里，还修建房屋多处，名之为 新村 ；先后由化隆、循化移民一百几十户，从事耕种。

为进一步从被俘红军中攫取财富，1937年三四月间，又选拔十五六岁到40多岁的青壮年一千四五百人，将原有两个工兵营调返西宁，合编为一个团。起初叫工兵团，不多日又叫特务团，可是与正额编制的特务团同名，不便应用，最后改名为陆军新编第二军补充团。补充团下属四个营，每营四个连，618人，连属四个排，排以三个班组成。团直属两个独立连，各有173人。全团共计2850人，最高额达到3300人。全团官佐154人，都是马步芳由新编第二军调派，马腾任团长。补充团驻西宁西郊，被勒令修建该处的大桥和昆仑中学的校址。1937年7月，孟全禄任团长。孟全禄原是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由甘肃张掖赴庐山受训，因交通阻塞中途折回。马步芳即令其抵西宁接任补充团团长，并叮咛 要特别提防 。

孟全禄到职后，将担任建桥任务的一个营逐渐减为两个连，其余

人力投入昆仑中学工程。他每天来往于两个工地，监督干活，规定晨7时上工，晚7时收工，中午一个小时的午休吃饭。

马步芳接受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在一个时期里对补充团进行所谓精神讲话。讲话在劳动间隙，一般由孟全禄担任，党政负责人也轮流前往。其中有CC系的马绍武、复兴社的李晓钟、地方系的陈显荣等。有次马步芳派魏敷滋到补充团，魏对战俘说： 你们走上了歧路，现在得到宽大，只有好好劳动，以求生路。 在军官层层严密控制下，全场麻木冷漠鸦雀无声。那天，适逢大雨倾盆，毫无遮拦地浇在战俘身上。孟全禄不准战俘稍微移动一下。

补充团战俘终年吃青稞面，蔬菜很少，肉类更谈不到。每人年发单衣和棉衣一套，布鞋一双，长期艰苦劳动以致破烂不堪，衣不蔽体，大半赤足。劳动工具只是简单的铁锨、镢头、背。晚间以班为单位住在单布帐篷，每篷只有破毡两条，每人盖着一件报废的烂皮袄，虱子丛生。破毡还让给病员和体弱的使用，其余都睡在烂草上。遇到大风大雨，缩成一团，互相依偎。

孟全禄向马步芳邀 功 心切，嫌战俘做活迟缓，一再命令各级军官加速督促。平时集合哨音一吹，行动稍慢或队形站得不整齐的，动辄就打。劳动中直腰喘气的，也施以种种折磨和体罚。孟全禄心中稍有不快，往往在战俘身上逞凶发泄。

湟水，蜿蜒飘逸，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城而去。修桥工程中的战俘，每天在湟水中干活，打河底桥基或捞运石头。清晨河水刺骨，肌肉发紫，虽被石块划破，还得忍痛照常钻水干活。施工中被淹死砸死多人，受重伤的多达几十人。一座渗透红军战俘血泪的四孔木架大桥，终于横跨湟水之上。

昆仑中学校址工地距离营地约有十华里，每晨迫令战俘从小桥毛胜寺，抬着所需大小木料，赶往开工。笨重的长途搬运已使人精疲力竭，到达后立即动手干活，不许延误，收工后又要返回小桥。校址地势低下，必须先在2000多间的房基上挖壕填石，因而大多数人到湟水捞石。雨天不能施工时，全体冒雨找石料，决不让休息。

补充团在完成上述工程之后，从西郊小桥移位于东郊乐家湾。马步芳命战俘挖土窑住宿。当时天已逐渐寒冷，立刻开工。在孟全禄的严厉督促下，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一个土窑住一个班，仍和住帐篷一样，没有什么应有的设备，艰苦情况并未改善。

1937年11月初，补充团开往甘肃张掖，归第一百师韩起功指挥，临行前破天荒地发给每连杂牌步枪25支，以及少量的子弹。这些枪大体上是废品。全团所有官佐，每人都带枪一支，以便管制战俘。11月的青海已是寒彻大地，行军至大梁，彤云密布，漫天大雪。受冻致伤100多人，其中半数牺牲，半数成为残废。因不堪迫害，在夜行军中逃走了20多人。韩起功将残废战俘遣散回家，但他们衣食无着，其凄苦情景可想而知。

韩起功将分散在张掖、民乐、山丹、临泽一带红军战俘，收罗了300多人，补齐了补充团的缺额，同时又组成一个200多人的补充营。韩唯恐战俘聚集一处发生事端，即于12月初开展所谓冬训，一直到1938年3月底结束。

马步芳为了解决西宁至张掖之间的交通运输，于4月间令补充团突击宁张公路八盘顶至卡子峡段的艰巨工程。这一段路在海拔3700多公尺以上，地势高峻，雪峰壁立。夜值大雪，帐房压翻。经过三个多月苦役，于7月初终于修竣完工。在一年多的惨苦岁月里，孟全禄狐假虎威，先后完成了三项艰巨工程，用战俘的血泪作为向上爬的垫脚石。

1938年8月初，马步芳命令孟全禄将补充团第一营留驻青海，其余及张掖补充营的全部战俘2800多人，分批解送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马步芳将其中1500名顶替了青海省应征的壮丁，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榨取了一大批壮丁折价款，掠取银元约120万元之巨。

当时补充团的团部有两个传令班，一个由

男红军组成，另一个由女红军组成，约20人左右。女红军班的班长叫王安华，20多岁。补充团送兰州时，她不愿去，留在了甘州。当骑兵旅开到兰州后，她提出要回四川仪陇。孟全禄同意并给了她路费，她回四川去了。

补充团集体送走之前，也曾向兰州送过人。补充团连长冶建福带一个排长一个司务长，把各营各连年龄较大，20多岁到3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挑出约200多人，送往兰州拱星墩交给国民党中央军感化队。1937年四五月份，军法处军法官陈廷俊押送295名被俘红军到兰州，其中女红军5人。在青海境内由马步芳的兵站供应吃喝，在享堂出青海时每人打了4天的口粮。这295名红军也被送到拱星墩国民党中央军的感化队。

补充团第一营的被俘红军留了下来，就像跌进无底深渊。一营在张掖修飞机场，完工之后调回西宁，修西宁至兴海大河坝的公路。这以后一营就叫工兵营，营长马世祥。

修路时跑了几个人。马世祥怕红军再跑，就命令晚上把所有红军人员的衣服脱光集中放在连部，早晨出工再发。苦苦干活，吃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豆面和青稞面。马世祥把上面发下来的10多头牦牛让他舅子赶回家了。10多头牦牛真正到每个人碗里，也不过是星星点点，人们是恨得咬牙。马世祥还向藏族千户敲诈了200块白洋，给每个连长20块，连副以下没给。营部一位年纪大的山东籍战俘文书，把马世祥克扣贪污的事，给马步芳写了信告了状。工兵营回西宁途中在扎麻隆休息了三天，马世祥把山东文书叫出去。从此，再没人见过这个文书。

工兵营修路五个月，1938年夏天回到西宁乐家湾，改名森林警察局，有人仍习惯叫工兵营。全营将修路时跑掉的10多个人由搜捕的流落红军补充后，一连二连到大通县郭麻寺拉运木头，三连四连到循化县宗吾、占群地区拉运木头。以后，又在大通收菜子，修煤矿。

马世祥因贪污被撤换，由马德林任营长，原二连连长宋占彪任副营长。

1939年2月，工兵营从乐家湾出发到循化赞卜乎开荒。在赞卜乎上庄、中庄、下庄，五年总共开了1000多亩地，修了六个水车，修了六十几个庄廓，每个庄廓里修了五间住房。赞卜乎被马步芳看中，就叫工兵营搬到结什塘去开荒。马步芳在赞卜乎修了公馆，安了庄头。庄头种赞卜乎的地给马家交租。工兵营在赞卜乎开荒时，还在化隆甘都东滩、西滩开荒1000亩。

1944年工兵营搬到结什塘，一待就是近三年。修建铺面200间，油坊一个，学校一个，清真寺一个，水磨两盘，修了仓库，修了街道，在两面山坡上开荒地四五百亩。

1946年，穆永珍当营长，来时带了10多个人。他来以后把原来的营长、副营长、连长、排长一齐换掉。宋占彪把原来的连长、排长带回乐家湾办了退伍手续，给每人3块银元的退伍费。穆永珍在附近森林打猎，曾将一名红军打死。

1946年秋，马步芳把穆永珍撤职，叫军部情报科科长尹焕彩接任。尹去后把没修完的房子修完，把庄稼收完，然后回到西宁报告。马步芳对尹说决定把工兵营全部遣散。

尹焕彩领上遣散证和路费来到结什塘。工兵营4个连432人，这时因逃跑只有二百五六十人，其中带家属的20户，内有夫妇俩都是红军的10户左右。每次遣送10人，也有20人的，送出青海循化与甘肃分界处的大力架就算完事，发给遣散证明和路费。这样送了两个多月，最后剩下有家属的20户，分散安置在结什塘庄户处。

马步芳以 公德堂 名义登记了黄河南北工兵营的劳动产业。马步芳指示黄河以北是儿子马继援的产业，黄河以南包括赞卜乎和结什塘是他的私生子马崇德的产业。

血溅逃亡路

黄河源头，青海省巴颜喀拉山，海拔4800米，比起黄河入海口来真好比在天上一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象征，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神州亿万儿女，又用百折不回的行动给中华儿女

灌输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黄河，还载着红军西路军被俘将士的牺牲和热血，以一刻也不肯安分的进取的波涛流向大海。

光阴似箭，已经是1944年了。青海被俘红军组成的工兵营，在循化县结什塘开荒，修街道，盖水磨 循化在西宁的东南方向，是黄河从青海出境流向甘肃的地方。为了获得久已失去的自由，逃亡成为他们孜孜奋斗的目标。

杨利民和唐文华由工兵营逃出，到了黄河岸边，看着河水奔腾而去，却过不了黄河。可怜两个逃亡者，面对的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黄河，还有血淋淋的追索。营长马德林命令排长王福宝带人去追。王在黄河边一个叫依玛目的庄子追上了杨利民和唐文华。两人躲藏在撒拉族老人家里。王福宝赶去时，杨利民站在院中，双眼闪着光，令人不寒而栗。杨利民用随身带的藏刀自杀而死，倒在血泊之中。他宁愿血溅逃亡路，也不愿再受无休止的折磨。落日像血，像火，像即将凋谢的玫瑰。

王福宝让当地保长把人头割了下来，押着唐文华回到结什塘。营长命人把杨利民的人头挑起来，挂在营房外面的高杆上示众；命人把唐文华身上的衣服剥光，打了背花。什么叫打背花？两名手执皮鞭的打手站在被打者左右，一人一鞭交替在光背上抽打，叫打背花。打背花常把人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轻者致残，重者死亡。

打背花、砸骨拐、打懒弯（打屁股）统称 三大套 ，是马家军对蒙难红军经常使用的酷刑。

王英武

补充团第一营在窑街修路期间，每天斤半面，没有菜，没有盐，没有油。菜蔬钱被营长贪污了。每天劳动，以班为单位分给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继续干。由于吃不饱，穿不上，劳动量大，有病没医生看，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有70至80人。我们三连就死了40人，死人最多。我亲自埋了我们连死的30多人。在阎王沟吊空作业，炸石头，打炮眼，绳子断了，跌到窑街河里三个人，全都死了。我们三连伙夫因到善麻湾山上打柴当天没回来，第二天被抓回来打背花，打得半死不活，从悬崖上抛下跌到窑街峡河里死了。

王正贵

1937年10月，我们去甘州，走到黑城子。晚上快睡觉时纷纷扬扬下起大雪，紧急命令出发。雪有二尺深，我们的人越走越少。马家军官发现人没跟上来，就叫吹号调人，人还是没来。团长孟全禄就地住下，连长们去找人。发现好多人冻死在雪里，有些活的人藏在羊圈里。死的人就地埋了，冻坏了不能走的从洪水要了木车先拉到洪水，能走的往甘州继续走。

甘州休息两三天，营长召集班长以上开会，叫抓当地年轻人补充死伤的。抓了一礼拜左右，把70至80个老百姓抓来补充到每个班里了。我们营还补充了原在甘州的工兵连，全是红军战士，有100多人，年纪很小。

已经是开始种庄稼的时候了，马家军官内部闹矛盾。营长不满团长，在一个晚上悄悄儿开会说： 尕娃们，我死你们跟着我死，我当官你们给我当兵，我当百姓你们给我种庄稼。 第二天晚上营长把我们带上跑了，又经洪水、炒面庄等地到大通后子河住下。营长说： 你们把人安置住下，我前头去见马主席的面，好脸给我就返回来，好脸不给我回来我们往山里上，当变兵。 营长去见马步芳，第二天就回来了，并拉来了一汽车衣服鞋袜，每人发了一套衣服、三块白洋。我们到了西宁小校场，每个班给了一头牛吃。一个礼拜后开往湟源石板沟，开始修路，一直修到大河坝。修路大约三四个月，又回到乐家湾住窑洞。10至20天，我们工兵营到大通郭麻寺伐木头，给煤窑修房子，包括收油菜，搞了三个月，又返回乐家湾住窑洞。一礼拜左右，我们到循化黄河桥头扎巴滩修房子开荒。

在循化开荒种地期间，地域比较大，有活动余地，跑到甘肃拉卜楞黄司令地区没人抓。跑的人越来越多，间隔10天或半月就有人跑。我在循化开荒一年，也就是搞了一茬庄稼，就跑出来，跑到化隆县科沿沟挖金子

黄科林

我1937年逃过了活埋之灾，又进了人间地狱，1939年被抓进工兵营。工兵营当时住在乐家湾的窑洞里。

在小桥修路时，马匪怕我们跑了，夜晚把帐房放下来，把我们都盖在里面，周围压上石头。在恰卜恰时，怕我们跑了，晚上把我们衣服全拿走，第二天起床时再给我们。

在工兵营受的苦很大，我们都商量二三人一起逃跑。有人逃跑时，我们就想一切办法买些鸡蛋和黄纸，准备万一被抓回打坏时好用。虽然抓回打得死去活来，有时还被杀，但是我们的人还是逃跑了不少。在循化，工兵营四个连最后还剩200多人。

工兵营夏天发一套衣服，冬天发马匪骑兵换下的旧皮衣，发的鞋是牛皮子缝在一起的。有时我们就用这个鞋做碗用，因我们全吃面糊糊，又没有碗。

王元诗

工兵营四连文书王志明是红军战士，经过暗地串联，带着男女七八个人逃跑了。敌人追赶到循化县张沙村把他们抓了回来。所有人都被打了背花、懒弯。王志明被送进了循化县监狱。他举目无亲，吃饭喝水都很困难。警察白顺德看他孽障（可怜），向老母亲李存妮说了。他们家里也是有上顿没下顿，怎么办呢？李存妮想不出好办法，就提着篮子去讨饭，将讨下的饭送到监狱里给王志明吃。大约半个月，王志明身体慢慢好些，他怀着对李存妮母子的一片深情，最终逃离了魔窟。

超过7000人

红五军教导总队及卫生队被俘人员湟水，像一条狭长的飘带，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过西宁古城流去，汇入黄河。湟水，西路军将士悲壮与惨烈的见证者，至今依然悄悄地呜咽着。血水，泪水，难道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历史？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一共有多少人？

1937年4月6日《青海日报》： 此次俘获男女共匪六七千人，内有伪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团营长约17人，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已分别枪决外，其余解送到省。 从这条消息看，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到4月6日为止已至6000多，其后该报还陆续有所报道。4月7日报道： 俘匪380余名，昨晨由甘州解抵省。 同日又报道说： 男匪280余人，昨由甘州解来省。 4月8日报道： 在甘州搜获女匪14名，于昨晨由甘州派员解抵省。 5月18日报道： 匪伪军长孙玉清等昨押解抵青。 《河西日报》4月27日报道，原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已被 解送青海 。

如果把4月6日的六七千人折中计算为6500人，再加上380余和280余，被俘解青的红军就超过了7000人。

大通公平煤窑

马步芳在吞并许多私窑的基础上，成立了他独家经营的 大通公平煤窑 。煤窑里的工人一是原来私窑上的，二是抽来的壮丁，三是捉来的路人和盲人，四是被俘红军。其中主要是壮丁，因而煤工便被称为 煤兵 了。盲人一般是在井上摇辘轳。

总窑把马如林，经常持有两支手枪，可以任意捕人杀人。每个把头都有单梢鞭、双梢鞭、三环鞭、拱套鞭等多种皮鞭。他们吊打煤兵至死，叫做神仙不落地；把左手和右腿绑起来吊打，叫做凤凰单展翅。此外还有坐板凳、拔断筋、砸骨拐、倒吊葱、鸭子浮水、兔儿蹬鹰、鲤鱼翻身、张飞挂肉等名目繁多的毒刑。

公平煤窑用残酷手段强迫煤兵劳动，并且规定，父亲死了要儿子顶替，哥哥跑了要抓弟弟。实际上，煤兵成了世袭的奴隶。一旦进煤窑当了煤兵，就很难活着回来。当时大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进了公平煤窑，一个抓去当了兵。人们问老人，你两个儿子到哪里去了？老人回答说： 一个埋了没死，一个死了没埋！ 埋了没死 形象地说明了煤兵的悲惨处境。

独此一家的公平煤窑，垄断着青海的市场，煤的售价往往为成本的10倍，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据一般估计，它每年可赚银币50万元，成了马步芳掠夺人民聚敛财富的一个重要基地。

苏永贵

我是四川南江县人。部队到达甘肃临洮，我在送信时遇马步銮骑兵，左肩和后颈被匪兵砍伤，昏倒后被俘。我与同时被俘的七名战士一起被押送到河州，经循化、化隆、平安驿等地押到西宁，被送往大通县桥头小煤洞煤窑做苦工。

马匪军将我们八人押送到煤窑，交给一个姓马、一个姓牛的两个副官。煤窑规模不大，只有几十名当地工人和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劳动。每天弯着身子到30丈深的井下往上背煤，劳动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4个小时以上。砸伤、生病，煤窑概不负责。窑长、副官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看管工人与红军战士。服此折磨摧残人的苦役，仅仅换得一点粮食，维持生命。

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又被送到乐家湾，编入工兵营。当时工兵营的营长是马德林，副营长是由二连连长提升起来的宋占彪。

义源工厂

义源工厂是马家军的军需物资制造厂，地址设在西宁东关。生产各种服装以及鞋、袜、鞍鞯、皮件、炊具、毡衣、毛口袋、车马挽具、铁木用具等产品。民国十九年，马步芳只拥有军队4000人，成立陆军第一百师后扩充到23000人，至民国二十七年又扩充到42000人。因之，厂内的工人人数，从14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二三十元，但不发现金，多数以青盐顶替，有时也给些茶布之类，作价高于市值30％~

40％。民国二十七年11月，冶成荣担任厂长后，为适应军需物资的供应，扩大生产设备，增加了工人。由部队中调来士兵200多人，名义上拨充为工人，实际是进一步对该厂所有工人进行监督，实行军事化管理。原来的车间小组，改为营、连、队组织，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

义源工厂厂长吴志明

马步芳原在化隆当营长，我在化隆开铺子，他经常来买东西，我们比较熟悉。1930年8月成立义源工厂时，马步芳让我当了厂长。

义源工厂开始还有商业性质，给别人做些活，以后随着马步芳部队扩大，需要的东西多了，工厂人又少，就专门为部队服务了。义源工厂开始时100多人，有24盘做衣服机子，到1938年我不干时，人有200多，机器有30盘左右。我不干以后，厂长由冶成荣接替，冶以后交给赵焕然，赵以后又交给马俊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河西战役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分配到义源工厂，最早是1936年11月来的，分几批共有41人。她们吃住在工厂，住集体宿舍。因她们没有被褥衣服鞋袜，来工厂后我们给发了被子（羊皮的），三人一床，每人发了鞋袜，衣服实在不行的也给发了衣服。她们到工厂后主要是纳鞋底，纳衬底，装棉衣，锁扣眼等。

这41人中，有三人经我同意找了对象，离开了工厂。一个姓王，叫王世莲，找了义源工厂的一个铁匠；一个姓什么记不清了，找了该厂的石印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前死了；还有一个姓陈，好像是个大学生，有二十二三岁。她曾要求我准她回湖北老家，看望老母亲，说她母亲80多岁了。我没有同意，怕马步芳追查。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说找个对象离开义源工厂我就不管了。她后来找了马步芳的汽车司机袁师傅。我开始不敢同意，经请示马步芳同意后，通知他们可以结婚。他们结婚时，因我和袁师傅熟悉，给姓陈的女红军送了一套衣服和一床被子。听说他们结婚一个月左右就走了。

有一次，马步芳通知我，叫剩下的38个女红军停止干活，收拾一下到别的地方去。三四天以后马有侠来领这38个女红军。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见到马有侠，问他把她们送到哪儿了。他说送到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还说路上一人生病死了。

义源工厂厂长马俊寿

1944年到1949年我在该厂任大队长、厂长。该厂是以供应马步芳各部队被服鞍鞯为主，兼制昆仑中学及各小学学生冬夏服装的综合性军工厂。

厂长直接领导三个大队，每大队分三四个连，每连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各级均以大队长、连长、排长相称，都有军衔。每大队人数400 500不等，以军事编组进行生产。

工人来源，以河西酒泉平民学校为基础，各部14 15岁的不能当兵的小兵和藏民娃、哈萨娃等组成。与1937年被遣送的红军战俘统统组成各种产品的手工生产徒工。

1944年到1949年，被俘红军剩有侯进忠、董朝兴、马友仁、曹喜武、刘秉贵、袁庆德、刘X。刘XX长期病休中，乘机逃跑了。被俘红军战士分别编入军鞋、皮革等生产工序。

陆军医院

陈世英

我在高台被俘，同时押解西宁的女同志有杜桂英、王兰英、李志真、冯有连、张文秀、张桂兰、张茶清，还有三个不知姓名的男同志。当时年龄都很小，一般在12 17岁之间。最小的张文秀只有12岁，因在路上走不动被杀害在民乐县的炒面庄。

赵文秀在山丹被俘，同时押送西宁陆军医院的还有陈明杰、姚才昌、薛秀英三个女同志。

先后送到陆军医院的有好几批女同志，大约40名。另外还有被俘红军医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

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 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 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中山医院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 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 谁在红军当过护士？ 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在中山医院，我们洗绷带，打扫卫生，还要到陆军医院侍候马家军伤员。天下乌鸦一般黑，奸污女战士的事时有发生。每天大约五两粮，没有菜没有盐，早晚两餐各两个小馍馍和糊糊，吃不饱。大家身上无衣，脚上无鞋，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被子盖，又饿又冻，因之更加怀念红军大家庭的温暖，一想起离开部队所受的凌辱就啼哭。有时回忆起革命战斗岁月，大家就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和 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

一天早上，三个伪兵拿来一个红包袱，放在桌上要中山医院院长验收。他们把我们红军战士叫来，说： 这是你们军长的头，你们再闹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非常气愤，说： 你们做啥，煮着吃嘛！ 医院里有人说： 你们闹啥，里面还有哩！ 我一看里面玻璃瓶里还泡得有一个吗两个，没看清。

此后，马匪军官背着枪来中山医院两次，叫红军战士排队出来，他们任意把女红军赏人做老婆，做佣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海会、唐风安、邵桂英、阎秀珍五人。不久，又让我到中山医院内科主任金学道家当佣人两年多。金学道这衣冠禽兽，不仅奸污了我，还把生殖器放入我嘴里。他玩够了，把我赏给他的内亲米成德为妻。

军乐队

何成新、杨明杰

马步芳军乐队约120人，其中红军失散人员4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一进军乐队，每天的见面礼是有理无理要挨三大马棒，先挨了打再说；再是揪耳朵，狠扭一放手，头碰到墙上，一碰头上就是一个大包，还不准哭叫。马匪军官对待被俘人员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永无休止地体罚，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打扫清洁，洗衣服，干勤杂，吃的是豌豆面糊糊汤。有些人后来到了张掖韩起功的一百师军乐队。何成新曾经到张掖韩起功的军乐队干了几年又回到西宁的军乐队里。

军乐队中尉分队长马生武

1933年左右我去军乐队学吹号，当时军乐队属省政府秘书处管，主要负责马匪军官来去的迎送，群众结婚丧葬的奏乐。1937年夏天，马匪从羊毛工厂、义源工厂给我们军乐队拨来30名红军，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来了也是学吹号。当时每月给工资二至五块白洋，吃的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大约是1943年左右有三四人被分去小桥开开山机，三四人去军队训练班受训，余下有10多人。当时有的已结婚，军乐队还拨给粮食、煤等让其生活。后来这10多人向马继援要求回四川，马说，要问个主席哩！后来马继援说，主席准了，给他们每人发给10块白洋，他们带着家属回四川了。马匪还雇了汽车把他们送到兰州后让他们自己走。现在记得起当时在军乐队的红军有龚山珍回四川，唐进才回四川，田顾农回四川。

新剧团

王定国

我们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

。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

我们接受总部命令，至二十里铺的红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我记得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后不久，上级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铜板。我们都舍不得花，全体人员将自己的铜板凑起来，买了些物品，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2月5日清晨5点钟，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我们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之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十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

敌人强制被俘西路军战士组成的新剧团旧址

西宁市雷鸣寺街8号临近傍晚，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郑维山政委派来的人说，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战斗力，无法突围。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作为弹药断绝后的武器和敌人拼杀。不料，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半夜，把我们解到马元海设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指挥部的后院关押起来。关押期间，总部曾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来了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总部又以一条山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工兵营为条件交换我们，马元海也不干。在这座庙里把我们关押了三四天后，押送到凉州新城，监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天里，让我们这些 共产丫头 挖树坑罚苦役，备受欺凌。不久，又将我们其中的一部分解押到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组成了 跳舞队 。

任芝芳

我8岁参加儿童团，9岁参加新剧团。河西战役时，我才13岁。我们从永昌去二十里铺演出，还没有走到，就被包围。敌人放火把门烧了，冲了进来。我人小，钻在桌子下面老乡的一个背GF3FB里，被敌人抓了出来。我们是被马步青的部队俘虏的，第二天到武威。在押送路上，几位女同志被马匪奸污了。这一次被俘的有黄光秀、何德珍、苟兴才。在武威10天左右，一半送到青海，一半留了下来。

何德珍、苟兴才都给马步青当了媳妇，我年纪小，跟她们当了丫环。何德珍后来被送给了一个姓马的处长，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劳改了，何以后回了四川老家。我给苟兴才当丫环一年多，一次因我反对了她，她把我给了一个营长家当丫环

。我15岁时，就和马匪部队一个喂马的结了婚。

刘明清

我们被俘女同志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新剧团人员最多时60人左右，后分配给甘州一部分，还有30人左右。我记得有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和我等。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我们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 鼓声咚咚，红旗飘飘 ，马匪把 红旗 二字改为 国旗 ，可是我们演唱中仍唱 红旗飘飘 。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还是红军歌。

还有首歌是： 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 这首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马匪的人听到了，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我们每人挨了一顿打，有的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在山河会馆，举行欢迎白崇禧的晚会，让我们跳舞，还让马匪的 义女 （实为马步芳的娼妓）跳舞。我们跳的是红军的 海军舞 。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就故意把鞋甩在前面第一排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我们每人少不了又挨了一顿打。当时张琴秋同志曾对我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天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有多好呀！我们牺牲也是光荣的，早死晚死，反正总有一次死。

西宁警察一分局局长马英

党文秀经常到马步芳军部去跳舞，而马威是马步芳的随从、传令兵，又是姑舅表兄弟关系。马威就向马步芳要党文秀。

马威和党文秀于1937年秋在西宁结的婚。当时请了客，请了厨师，摆八大盘。黄光秀、陈淑娥、赵全贞等歌舞团的人也来了，还带来了舞蹈服装，在我们家里跳了舞。

结婚后，党文秀就住在家里，费玉秀（马英的大老婆，北京人，原为妓女）、莫枝华（马英的小老婆）、党文秀三人轮流做饭，每人一星期。

1938年秋天，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从警察一分局回来，看见党文秀穿着马威的灰制服，腰间围着子弹带，背着盒子枪，在大门口走来走去。党文秀一见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我回到家里，看见马威在睡觉，便叫醒骂了一顿。马威就把党文秀打了。我向马步芳做了报告，说马威把党文秀管不住。马步芳对马威说： 娶党文秀做老婆不合适。你们分开，你可以到女子师范去挑，你看准谁，我给你谁。 这样，党文秀就又回到了歌舞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马威又把党文秀从歌舞团接回来。

党文秀接回来那天穿得很阔气，还带着包袱，是用骡子拉的轿车接回来的。马威当时没有钱，从莫枝华那儿要了一块银元付了车钱。

那天晚上，我正在一分局值班，马步芳来了电话，说找党文秀到军部去跳舞。当时在军部的还有马忠义、马步銮两个旅长及其他人，但党文秀被马威领走了。我告诉马步芳，我已两天没回家，不知道这件事。马步芳叫我赶快回家把党文秀找回来。同时马步芳还派了传令兵队长马有福、传令兵李生存来要人。

我带着马、李二人到家。马威一听动静，翻房顶逃走了。党文秀藏到厨房里案板下的窑里。我用手电一打，发现了她，就交给马、李二人带走。

过了一两天，我问马有福，党文秀怎样了。他说军长发了脾气，把党文秀枪毙了。

我的老三兄弟马威，我也把他找到了，叫他去见马步芳。马步芳因为与我们有远亲关系，就把马威开除，令他马上离开青海。马威离开青海后，在甘肃武威混了几年，以后回到

了河州老家。

黄光秀被马步芳霸占，在他的玉石公馆住。以后因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反对，说如果他父亲不把黄光秀弄走，他就要把黄光秀打死。这样，马步芳就派马绍武用飞机把黄光秀送到四川去了。

陈淑娥嫁给了上校参谋牟文斌，生了一个孩子，后被马元海霸占。马元海带着陈淑娥乘骆驼到西藏、尼泊尔、印度等地去游历。回来后，把陈淑娥安排在贵德他的公馆里。

赵全贞后被马步銮霸占，新中国成立前夕由马步銮带到台湾去了。

孙桂英当时到甘州去了。

董桂芳

我1933年正月参加儿童团，11月到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在乐队里打 当当子 。当时新剧团有50多人，团长姓易，外号易莽子，个子大，是鄂豫皖的人。

剧团到一条山，我病了住进医院，跟医院到永昌。剧团被马匪俘去了。我出院后分配在供给部，到倪家营子又让我到三十军政治部当宣传员。人还不熟，就突围到梨园口，快到康隆寺时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里，天亮后，看见到处是死人。民团搜山把我们18个人一起抓住了。我们女的没有武器，男的有武器也没有子弹了。

敌人把我们押到张掖大衙门，王定国她们已先关在里边。共有7个男的，14个女的。我记得还有孙桂英、陈桂兰、苏佩珍、蔡德贞、李玉珍、陈秀英。孙桂英四方脸，高个子，很苗条。敌人让我们站起队来，韩起功问： 共产党好还是马家军好？ 我们说： 共产党好！ 我们被打了一顿。

敌人的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想要。韩起功不给罗平要给回族，孙桂英不同意。韩又说送她去凉州，是韩的清水副官送的。清水副官的女人是被俘女红军，过了几天哭着对我说：清水副官把孙桂英杀掉了，是奉韩起功的命令。

陈桂兰被分给了韩起功的一个参谋，苏佩珍被分给了韩手枪队的一个汉族传令兵。

蔡德贞和张水清结了婚。张水清的外号叫张九九。一天晚上，韩起功打发人来叫张水清，一去就没再回来。第二天，敌人装傻，问： 张九九怎么没上班？ 蔡德贞说： 被你们的人叫去，没回来！ 事后，敌人把蔡德贞卖给了回民阿訇。

陈秀英分给韩起功手下的人，不到一个月就喝大烟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给了韩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们 新剧团 那个男的李汉炳，被编到敌人的补充营，跑掉了，在张掖住过，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韩起功把我分给手枪队的传令兵，叫刘根强，是河南洛阳县人。1943年韩起功调青海，刘根强带我逃了回来。我们无法共同生活，他常骂我是 老共产 ，又找了个小老婆，我骂他是马匪。我们1956年离婚，他1958年被法办，去了新疆再没有音信。他那个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了。离婚时，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生。离婚后，我给人家洗衣裳，纳鞋底，挖大粪，后来又到搬运社。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1937年夏，马步芳将 新剧团 的一部分约有十七八人送到张掖，交给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其中有个女战士孙桂英，思想进步，意志坚强，对敌斗争激烈，所以马步芳对她很不高兴，暗示韩起功寻找机会将孙杀害。当时韩起功对我说： 武威骑五师师长来电报要孙桂英，你给马步青写一封信派副官韩世昌送到武威去。

实际上韩起功对我说的完全是一套假话，暗中又给韩世昌另有指示： 你将孙桂英送往凉州，路经张掖东二十里铺时，在沙窝给枪杀掉。我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铺沙窝里挖好坑了，枪杀后就埋在那里。

据韩世昌说： 我在沙窝准备掏手枪时，孙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争持了半天才击毙了。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

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透过玻璃窗看到，总台台长张之俊引着六名红军被俘人员进了大门，立即知道是红军通讯人员无疑。

张之俊把电台所有工作人员熊维邦、董琳、张之杰叫来，说： 这几位是共产党部队通讯人员，是我们的同行。我们都是干军队的，如果被人家俘虏后恐怕不如他们！

红军电台高级技术干部刘景炎在康隆寺附近被俘，刘原是冯玉祥总部的工程师，在无线电界享有盛名。骑五师无线电台台长梁魁、大队长杜友三，都是刘的学生。刘是青海所部俘获，通过梁、杜的师生关系，由马步青打电报要到凉州骑五师，任命为无线电总工程师，娶了老婆安了家。刘景炎到凉州后即与马步芳电台的总台台长张之俊电来函往，逐渐成了至交。在马步芳杀俘高潮时期，刘景炎给张之俊发了一份电报，说： 被俘红军内无线电通讯人员，大都是我的学生，恳求念彼此同行关系，大力给以营救！ 当时，张之俊在马步芳面前能说上话，他相机向马步芳进言： 我们团体日后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被俘人员中肯定有这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 马步芳点头同意。

六名红俘衣服褴褛，形容憔悴，处处表现出警惕神态。六人住在报房隔壁的两间房屋，没正式分配工作。每人每月口粮45斤，菜金1．5角，煤每人每日2斤，一月为60斤，各发蓝色制服1套。

熊维邦工作时六人常到报房，熊也为了表示信任，时常让他们上机工作，发现曾庆良技术最好。熊刚结婚，爱赌博，有时间就回家或赌博，因而经常私下找曾庆良代他工作。

曾庆良一次悄悄地对熊说： 熊先生，我的爱人听说也被俘到西宁。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要是未死的话，可能在医院。你能否替我找一下？

熊立即答应，说： 你的老婆我不认识，我一个人找有困难。我们俩明早饭后一同去找比较方便！ 曾庆良说恐不方便吧，熊回答说没关系。

翌日早饭之后，熊维邦引曾庆良到中山医院。他俩刚一进门，就遇见一位女俘。曾庆良发愣了，那个女人也愣住了。二人心中大恸，挥泪相向。

曾庆良说： 我在电台与这位熊先生在一块儿还好，以后情况如何尚不能预料。希望你不要过于悲伤，再看情况如何！

熊叫两人多谈几句，曾说恐出问题，敦促速回。

张之俊听说这件事后稀奇地说： 太奇了，太奇了！我们设法撮合他们，也为子孙积一点德！

六人表情一天比一天轻松。熊维邦在业余时间常陪他们到城内游玩。一天晚饭后，熊同六人一同去到南城墙上游玩。熊有意识地介绍了西宁市的东西南北方向和关卡渡口情况，六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熊还指点着自己的村庄，说一旦有必要的话可去他家找他。

虽说被困，但心的荒野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火焰。六人每日乘晚上工作完了的机会，以练习收发为借口，常窃听延安的新闻发布。延安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因为当时还没有广播电台。

熊本人时常窃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很了解报机刻度盘上该台的波长位置。熊一进门，六人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熊为避免他们产生恐惧心理，也时常若无其事地退出。

一天，熊偶尔到六人的房间，发现他们头对头地在写什么，见熊进来，便轻轻地以纸盖了。熊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谈几句就退了出来。

据报，红军一部在祁连山中西进。马步芳即派马步銮部一个团的兵力，由旅参谋长郭全梁率领取道都兰向北追击，又以 旋密 急电尚在张掖的马彪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当时，马步芳部的密电码都是在明码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特别是河西战役已近尾声，译电人员在保密上更是不太注意，用得最多的是 旋密 ，很简单，稍有通讯知识的人一看便知电文内容。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中央才发了统一的保密密本。

曾庆良发现上述电文内容，当即大胆扣发了这份电报。译电处催要该电回文，熊追问发送情况，

曾说因声音微弱天电干扰无法发出。

总台台长张之俊、电务处长朱长玉以及电务处译电主任赵焕耀，欷G9A5B嗟叹，手足无措。张之俊以右手砸左手，对熊维邦说： 看你捅下这个祸！ 赵焕耀说熊： 老兄，你的庇胆大呀！

这件事如果让马步芳知道，大家都有责任。为了事态不致扩大，几人对曾庆良未动声色。后据报，红军在玉门的青头山一带出现，由刘呈德堵击。郭全梁由都兰撤回，马彪派兵也已没有必要。这份电报也无发出的必要了。

熊维邦和赵焕耀是电务训练班的同期同学，关系很好，张之俊是他们电务训练班的老师，和他俩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同事关系。熊承蒙二人的大力包庇，以声音微弱、声音嘈杂等客观原因敷衍过了马步芳。

张之俊为了避免风声外传，将熊维邦及时派赴同德县。六人也被隔离电台。

第二年，熊维邦回到西宁，问曾庆良等六人情况。张之俊感慨地说： 共产党不知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曾庆良等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

张出示了六人之中刘玉亭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刘给张、熊二人的，说： 在西宁多承关照，甚感盛情。我们已入 抗大 学习，后会有期！ 他俩为了避免嫌疑，未敢回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将近30年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 开始的1966年端阳节，由重庆派来的外调解放军战士来青海找到熊维邦，勒令他去重庆交代问题，并和曾庆良对证。

通讯兵工程学院院长曾庆良将军坐在会议厅的角落里，此时他只配坐在角落里。然而，他必须面向大厅，掰开已经结痂的记忆，回顾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报，回顾那段充满艰辛的俘虏生涯

自传摘录

黄良诚1944年8月在师政直属干部整风班写的自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被俘经过。

失败到被俘

1937年3月间，西路军在流水沟战役之后，即最后确定了失败的命运。3月13日在喇嘛寺之战斗后，我和刘俊英（队长）、刘玉亭（机务员）、曾庆良（报务员），带一架干电池电台随九军军长孙玉清、参谋长李聚奎，回向敌人背侧挺进，有意暴露目标，以引敌人向后转，使主力摆脱敌人而北进新疆。

我们离开主力的那天晚上，孙李二首长仅带十数匹马溜之大吉，只有一个负伤的团政委带着我们和200人不到的一支部队行动。3月15日，我们在喇嘛寺东南山林里埋伏了一天，杀了老百姓30余只羊。当时计划组织一些有枪的能跑的人，冲过有八九十里的平原到没有战斗过的东山去避几天，让敌人回师青海后再冲渡黄河回陕北。

16日晚，行不及10里路，通过一条冰河。我们有一个骆驼在过冰河时掉了队，后卫班也就不耐烦地向前走了，待我们过了冰河已失去联络，找不到部队了。我们没有冲过平原，回到西山的一个小茅棚。

17日又回到16日休息的那个小羊场，当天运输员又跑一个晚上，在离羊场不远的山林中住。

不幸，18日我们向东南山走的时候，与敌人的搜索部队遭遇，我们六个人就被俘了。

被俘到离开西宁

被俘即被两个骑兵押到团部，他们也就立即报告了师部（马彪），当晚师部派来了一个军法官。

3月19日被送至该师，马彪当时对我们说： 你们干事的人（指技术人员不是当兵的）到哪里不一样？你们不要怕，不为难你们（指杀），即使捉到徐向前也不为难他，中央有命令。

马彪电台主任即队长与刘玉亭同志在西北军共事过，因此他帮助我们不少。西宁知道之后，电台总主任张之俊打电报来保我们，故当时我们知道不会有性命危险，后随马彪回师青海。

到西宁后第三天，被送到电台张之俊处，张是兰州汉人。每人发了一套便衣，他们电台人全穿便衣。我们可以在街上自由出入，当时要求张允许我们回家。

在西宁时，我们常去陆军医院玩，那里有十几个女看护，是西路军被

俘的。曾庆良同志的老婆也在那里，有一次游灯大会在街上遇见。

一方面我们要求回家，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有命令，要所俘之共产党干部一律送到南京，因此我们被送到兰州九十七师。

在西宁时，我们准备积一些钱待机跑回。离开西宁时，张主任又把曾庆良的老婆从陆军医院调出来，并再三问： 你们哪位有家眷，在这里告诉我一路去。 并说： 难中夫妻前世有缘。 我们没有想到这是救陆军医院女同志出西宁的一个好机会，同时也不知道到兰州后将如何。临行时，张送我们每人20元，刘玉亭50元，作为路费。省政府每人发30元。我们虽很高兴脱离回回区，但不了解到兰州后的死活如何，所以一路上多请了马和轿子。

被俘到脱险时政治活动

1.未到西宁前，我们没有什么活动，只是说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主张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主张抗日。他们认为抗日拥苏是不对的，把日本人打走了俄国人进来了还不是一样。

2.到西宁后首先有无线电训练学校的学生来看我们共产党电务员，他们毫无国家和政治观念，对共产党和红军毫不知道。我们告诉他们红军官兵平等，优待技术人员，以及统一战线等。但他们与我们接触不多，怕训练官知道了被处罚。

张主任要我们好好干，将来立家。我们在生活上刻苦精神始终表现很好，但在赴兰州途中，因不知道到兰州后死活，就不愿吃苦了。发给的路费大多用在坐轿子、雇车子和吃饭上。

3.到兰州之后，我们没参加什么活动。在离开平凉的两天路上碰到自己的一个报务员龚兴贵，他病重，一路讨饭，我们脱下衣服给他穿，使他回来。他现在一二九师。

曾做过两件对党有利但很危险的事：有意扣压一份关于命令肃州部队立即去追到新疆的红军的电报；另外曾写过一些小纸条的标语丢在戏园子里。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真不简单！

武威北门外右侧，有一个高大的土台。台上飞檐斗拱的庙宇，在青松翠柏和古榆老槐的掩映下，显得巍峨壮观。因为庙内供奉雷祖，俗称雷台。举世闻名的东汉铜奔马，就是于1969年10月在雷台下发现的。铜奔马昂首啸鸣，飞跃奔驰，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燕。飞燕展翅回首注目惊视。奔马的力和速度融成充沛的气韵，浑然一体地贯注在昂扬的马首、健壮而呈流线型的躯体和四条飞奔的腿及踏石有迹的蹄上。

谁哟，指着奔腾的铜奔马说：它能把武威载往明天

是的，武威在奔向明天，但又有谁能忘了昨天，忘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在这里洒过的血泪？

我 回来了！ 当李开芬由武威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扑向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特意将李开芬拉到身边，用欣喜的目光左看右看，赞扬道： 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

李开芬出身于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破落封建家庭，1931年不满14周岁，就在当地的女子高小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入了团，1933年春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

这年冬天， 左 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之风刮到了川陕根据地。16岁的红小鬼李开芬也成了肃反中的杀头对象。

一队人马拖着飞扬的尘土急促地从远处飞奔而来，她们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出现在人们迷惑而又惊异的目光里的竟是清一色背短枪的女红军。

把她放了！

那 那你到底是谁？

我，张琴秋，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走到李开芬身边，用手为她理顺零乱的头发： 多好的小姑娘！

张琴秋和王长德（谭政夫人）救了李开芬，将她留在工农总医院。肃反对她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没有退缩，没有绝望，也没有后悔。行军，打仗，救护，筹粮，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深秋，李开芬调到妇女抗日先锋团任秘书。

朝朝暮暮，征途上的狂风暴雨鞭挞着红军，李开芬的倔强就是在这种鞭挞中成熟的；年年岁岁，征途上的严寒酷暑锻炼着红军，李开芬的意志就是在这种锻炼中淬火的。

西路军悲壮地失败了。妇女团的10多人和10多名男同志，在祁连山中在敌人的封锁中周旋。大家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沿着浩瀚的荒山雪岭，顽强地向着东方摸去，辗转多日。草鞋磨烂了，跑掉了；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剐成了破布条；手脚冻肿了，紫黑的血水凝结在伤口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到雪窝里睡着了，有的甚至失脚摔下深崖。傍晚，他们在荒山脚下发现了三孔没门没窗的破窑洞，20多个人拥了进去，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酣梦中，李开芬被一阵响动惊醒，猛地一下睁开双眼，在朦胧的晨光下正要抓身边的枪，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抵住了她的胸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特派员曾广澜和她七八岁的女儿等20多人，全被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来。

李开芬和100多名女红军被关在武威一个旧式大院里。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关押着许多男红军，后院关押着女红军。高大的围墙，双重的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妄图用恐吓和 感化 来征服红军女战士，然后再 赏赐 给他的军官们当 太太 。 慰问 、 训话 、 游览 、发衣服、看电影、组织 参观 敌人挖空心思，耍弄一个又一个花招。李开芬和特派员曾广澜、二营营长何福祥、沈秀英、王子俊等秘密串联在一起，组织、团结大家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她们就分散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组织 参观 ，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

，坚决要求回红军，上抗日前线。

夏天的一个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师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的 关怀 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 自由 的名单。每念完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身旁。

同志们，拼啊！ 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开芬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 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啊！

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受侮辱！ 女战士冲上去，跟敌人又咬又打，又踢又撞，扭打在一起。可是寡不敌众，30多个姐妹被眼睁睁地抢走了。

敌人一再当众宣布： 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逃跑，就抽了谁的脚筋，就将谁分给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喂狼狗！ 敌人还采取拉拢、分化与零敲碎打的强硬手段，将女红军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 分 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马师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 对这些无耻谰言，李开芬每一次都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 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共产婆，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敌人将李开芬、沈秀英等三名 闹事 的女战士安置到城外一所民房。当夜熟睡中，突然，一阵砸门声将她们惊醒，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一脚踹了下来。三个手持马鞭马棍的家伙闯了进来，连打带踢将另外两人赶了出去，举起马鞭、马棍朝李开芬就打。一个家伙的马棍打断了，嘴里狠狠骂了一句，解下武装带，更加残暴地劈头盖脸地挥动起来。三人一直把李开芬打得不省人事，才扬长而去。

被打伤的李开芬，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梳洗、吃饭、换药，全靠姐妹们轮流照料；但她是属于红军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她刚毅的心灵撕裂。她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越狱的念头，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做工作，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副官，后被降职，良知尚未泯灭，愿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为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和传令兵结成兄妹。十几天过去了，李开芬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了。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声响。李开芬和沈秀英和衣躺在炕上，每一个毛孔都似乎警觉地张开了，听着空寂苍穹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会儿，传令兵就要来接她们，她们也早将标志着没有异常情况的破脸盆放到屋外的窗台上。 嘭 嘭 嘭 ，三下轻轻的敲窗声像铁锤一样有力地撞击她们的心扉，心儿突地一下 怦怦 狂跳起来了！李开芬在夜色中被扶到马背上，沈秀英骑在后边抱住她。她们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悄悄从野地里绕城而过，不顾天黑路险，飞驰而去。

为躲开追捕，李开芬装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鬟，由传令兵护送而行。快到兰州时，有个村庄横挡在路上，三人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从路边拥了过来。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当官的递了一支烟，又朝他耳边嘀咕一阵子，再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当官的挥手放行，点头哈腰地对骑在马上的李开芬连声说： 对不起，误会了

三人一进村口，就见 女共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 抓获者，赏银元XXX 的通缉令贴在路口的一面墙上。李开芬冷冷一笑，头一昂，提缰策马就过去了。

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不久，经过审查，李开芬恢复了党籍，留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沈秀英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在兰州办事处，李开芬和朱良才结为终身伴侣。朱良才是西路军教导团政委兼团长，此前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石窝分兵，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领。朱良才与方强等人被搜山的敌人捉住，押解的路上传来枪声，他乘机挣脱绑绳跑进树林。他走出树林，迎面又碰上一群敌人的骑兵。正

在进退无措、无计可施时，就见一个留有及胸胡须的老人，赶着一群白羊，仙人般突然出现在逶迤的山路上。老人向他招手，叫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趴在羊群里。老人手中那根牧羊鞭，将羊群赶拢，瞒过了敌人的眼睛。此后，一只讨饭碗伴他住寒窑、宿旷野，混入被俘红军的遣返队伍，瞅机会逃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 ，正在四机部任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开芬，又一次遭到劫难。她顽强地挺过来了。

李开芬回到部队，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要知道，只有为远大目标而奋斗的人，才会有蓬勃的生命。李开芬是一个有蓬勃生命的人。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冬日余晖，穿不透寒凉的暮色，从扁都口冰峰雪岭之巅默默地落下，回到大地的胸膛去了。

扁都口峡谷长28公里，宽约10余米，峰峦叠嶂，险隘深邃，真是 扁都隘口气萧森，鱼贯行来溪峰深 。扁都口是祁连山的一个峰口，是河西走廊天造地设的一个重要门户，也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必经要道之一。

寒风凛冽的夜晚，一队被押解着走向青海的红军战士，宿营在这里的炒面庄。敌人吆喝三位女红军挑水做饭。她们来到河边，见四下无人，凑到跟前一商量，跑！何福祥、李开英、李文英，在结冰的河谷中摸着、爬着、跑着

何福祥，湖北红安人。她16岁时在家乡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入党。她在游击队中送过情报，在红军部队当过看护，在供给部被服厂任过排长、连长等职。部队长征到阿坝时调她到党校学习，当时康克清在党校任支部书记。她在党校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会宁会师以后调到妇女团任二营营长。她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斗争，经历了西路军悲壮的毁灭

何福祥三人白天藏山沟钻窑洞，晚上披着夜色沿小路向东走，碰到村庄，悄悄敲开老乡的门讨点吃的。她们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是红军，有人给点吃的，有人却赶她们。

你们是总供给部的吧？ 三人到了山丹城郊，碰到一位挑担子走村串户的老毡匠。老毡匠打量了她们好一会儿，悄悄发问。

她们迟疑着没有回答。

老毡匠放下担子认真地对何福祥说： 怎么，不认识我了？打下山丹后，你们不是建了一所小作坊吗？那个又高又胖的郑部长找我帮着做毡衣、毡靴。你那时常给作坊送羊毛，忘了？

哦！大爷，是你老人家呀，记得，记得！ 经毡匠这么一说，何福祥才辨认出来。

老毡匠把三人领到自家后院，吩咐家人赶紧做饭。他感叹道： 你们这些好人啊！怎么才过了几个月，队伍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们那位郑部长呢？他现在什么地方？

何福祥一听打问郑义斋部长，不觉失声痛哭起来。早在鄂豫皖苏区，何福祥就在郑部长领导下工作。当时郑部长没有成家，缝缝补补，洗衣做鞋，都是何福祥帮助料理。可现在，郑部长已经长眠于祁连山中了。

老毡匠听说郑部长牺牲，心痛地连连顿足： 哎呀！太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啊！

三人在老毡匠家藏了几天，这一带风声更紧了。她们不愿连累老毡匠，执意辞别。

一天，她们走到大马营一带要饭，忽然窜出恶狗咆哮着猛扑过来。牧场狗凶，当时就把李开英的腿咬得鲜血淋淋，摔倒在地。等何福祥、李文英上前把狗赶开，李开英已经被狗咬伤多处了。何福祥背起李开英，李文英托着她咬伤的腿，挣扎着找到一个窑洞。

当何福祥、李文英出去讨回一碗酸面条端到李开英嘴边时，只见李开英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痛苦地咬着牙关，只有微微一丝气息了。两人发现李开英身上带的那块换饭吃的鸦片不见了。原来，李开英怕连累她俩，吞吃了鸦片。

两人紧紧抱着李开英哭成一团。李开英挣扎着说：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不死也难活着回去，你们快走吧！将来如果能见到我的儿子冼兵文，他在九军当勤务兵，告诉他我死了

何福祥和李文英抱着战友渐渐冰凉的躯体，失声哭着。她俩守着战友坐了一夜

，哭了一夜。窑洞外呼呼的北风，为李开英抚慰伤痕累累的人生，为她笑出一滴滴血声，为她呢喃着春天。

李开英，四川通江人，妇女工兵营指导员。红军到她家乡前，她们那一带男人绝大多数抽大烟。红军来后各地办起戒烟所，她带头送丈夫戒掉了烟。扩红中，她先动员丈夫参军，自己也以30出头的年纪带着12岁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牺牲，不过儿子的死她并不知道，她在伤痕累累的拼搏中，始终思念牵挂着儿子。

何福祥和李文英出去，想找把铁锹把战友埋掉。等她们回来，老乡把李开英的衣服、绑腿全剥去了。当地乡长找来一张席子，帮她们把李开英埋在坡上，说： 你们走吧！马家军搜山的多，这里不能久住！ 乡长的老婆给了她俩几个青稞面馍。她俩远远望着祁连山；祁连山留下红军的伤痕，红军的悲愤。

天麻麻黑，两人遇着一帮人，说： 你们快进窑洞，快进，韩旅长的队伍来了！ 她俩跟着进去，里边大洞套小洞，小洞里边还有个大坑。两人觉得不对，想回头出去。那帮人已把何福祥绑住，一脚踢倒，用刀背乱砍。

李文英说： 走，去见你们韩旅长，是韩旅长把我们放出来的！我把你们一个个认下，等我们大部队来了，到时饶不了你们！

民团小头头嘻嘻地笑了笑，对李文英说： 到里边窑洞谝一谝，我就放了你们！

李文英走了出来，可眼泪正涓涓地流回心底。小头目跟出来，下令给何福祥松绑。

李文英，四川阆中人，13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了苦。1933年2月，红军来到她的家乡。她参加了游击队，给红军送柴送信，站岗放哨，第二年正式参加部队，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后升任班长。

她俩一路乞讨，向东而行，又碰上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而行，当走到武威、永昌、民勤交界的三岔口公鸡堡时，被民团的马队抓获。

马家兵把她们的手反捆起来，一路走，一路打；把她们的衣服脱掉，逼着从结冰的河里趟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割得尽是血口子。沿途的老百姓实在看不过眼，有的跪下为她们求情。有位老太太拉住马家兵的马缰绳，说： 老爷，饶了吧！这些女娃真可怜，你们也是有儿女的，积点阴德吧！

她们被抓进武威临时设置在一所旧式大院中的监狱。何福祥、李文英在这里遇见了许多战友，曾广澜、李开芬、吴先璧、吴兰英、杜新兰、沈秀英等。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何福祥、李文英虽然身陷囹圄，这时心中却相对地踏实了，因为和这么多的战友在一起。敌人把监狱里先去的女红军编成九个班，何福祥是10班长，班里有李开芬、李文英等。

夏天就要来了，阳光对于心灵凄苦的人来说过于明亮了。敌人押她们到海藏寺洗澡，已是6月天还有人穿着毡衣。马家兵骑在马上向两边的老百姓喊叫： 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 她们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被关了几个月，一个个蓬头垢面，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人低头，个个昂首挺胸。老百姓看到她们如此坚强，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敌人把狗推到河里，让狗和她们一块儿洗，并侮辱说： 你们连狗都不如！ 大伙气极了，厉声向马匪呵斥道： 你们如果不把狗拉出去，我们就和你们拼了！ 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把狗拉了出去。洗澡回来，李文英气愤不过，对王泉媛团长说： 他们为什么这样欺负我们？ 说着，就骂了几句。特务团团长马阁麟知道后，亲自领着爪牙把李文英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打，她就骂，还说： 死就死，我根本不怕

8月的一天早上，敌人把100多名女红军押到师部大院，排成一列长队。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大家 自由 ，接着就宣布了第一批获释的名单。大家高兴极了，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兴奋惊疑之时，突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

捶胸顿足，抢上的嬉皮笑脸地来到女红军身边拉扯。大家明白了马步青的所谓 获释 原来是把女红军分配给他的部下当老婆。战友们气坏了，和敌人扭打起来，高声叫骂： 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 要命有一条，宁死不受辱！ 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你们当老婆的！ 她们势单力薄，有30多个姐妹被抢走了。李文英被分配给一个县参议，她又喊又打又骂。特务团团长马阁麟挨过她的骂，知道厉害，说： 那个日奶奶的，太野，不能要！ 县参议不敢要她了。后来，她和一个汉人结了婚，就在武威定居下来。

何福祥被分给一个排长，至死不从。有位看守悄悄地对她说： 我乡下有个种地的亲戚，你愿不愿意跟？若愿意，我就想办法！ 她想，跟劳动人总比跟马家军官强，就答应了。不久，那人的嫂子进城来，偷偷领着她跑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她在这里隐姓埋名10多年，在不停歇的劳作中千百次地咀嚼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万分兴奋，浑身是劲，率先在张义堡投入反霸建政，土地改革。她又像陀螺似的 嗡嗡 旋转起来，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

1949年冬天，有股100多人的 反共救国军 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探听到消息，背着五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准备，粉碎了土匪的围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的。杨文局是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离虎口。她现在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书记，来信问她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何福祥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福祥一直向组织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但因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解决。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她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造反派反而给她定了 大叛徒 ，将她关进了牛棚

乌云终于过去，何福祥鼓起了新的勇气和信心。她把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省委，写给地委，写给厂党委。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红布包。啊，是一包钱！有1角2角的，1元2元的，更多的是5分、2分、1分的硬币。总在一起，200多元。这些钱，是老人许多年来1分2分、1角2角积攒起来的。老人又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头两个月工资放进了红布包，一共460元。460元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一般人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这是她恢复党籍补交的党费，蕴含着一片心和渴盼已久的希望。当她把这些钱最终交给党组织时，苦苦期待的心终于感到一丝轻松

他的脚板砍掉了

他俩躺在小山包上，贴着天幕，像一幅铁色的剪影。这是一段砥砺人生的经历，一段艰难无比的经历。已经是第八天了，山上的夜晚特别冷，肚子又饿，伤口又痛

李屏仁对谢良说： 老谢啊，我俩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是革命到底好些，免得被敌人抓去受罪！

谢良理解李屏仁的意思，虽然不想死，哪还有什么办法能活着出去呢？便问： 怎么死法？

我治腿痛身边还有一二斤烟土，就吃大烟去见马克思吧！

那就咱俩分着吃吧！

不行，分着吃谁也死不了，我吃烟土，你上吊！ 不等谢良回答，李屏仁就拿出烟土往嘴里送，一会儿就吃完了。

暮霭飘来荡去，隐匿了山，隐匿了树。战友要走了，他也只能陪着一起去，找不到绳子，只好解下绑伤口的绑带布往大树上挂。由于腿伤爬不上大树，挂在小树上，小树太矮又吊不死。

第二天拂晓，谢良正在发愁，李屏仁的烟毒发作了，口吐白沫，舌头发硬。谢良连忙喊： 老李，老李！ 李屏仁已不能说话了。

巨大的、无边的宁静悄悄地罩着宏大深邃的山野。

怎么办呢？谢良拿树枝和雪把战友埋好，尽了一份革命同志的友爱。

他孤独地坐在雪地上，深思着往事前尘，冷涩的岁月把记忆的底片漂濯得愈加清晰。

谢良和李屏仁是老战友。谢良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李屏仁是江西宁武人，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第二年入党。长征路上，李屏仁任三十七团团长，谢良是政委。渡河西征，李屏仁任红五军参谋长，谢良是红五军十三师政委。李屏仁在永昌敌人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也打碎了；谢良在山丹阻敌时左腿负伤。五军解散后，他俩都在西路军卫生部治伤，随军行动。

石窝会议之后，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塞给谢良三块银元，不忍抬头地宣布了组织决定： 西路军失败了，剩下的部队分散行动。你们伤员不能随军行动，自己逃生走吧！

行！我懂，我走，决不拖累大家！

伤病员和家属各按自己的希望，有的向北，向着森林走去，有的向南，向山下走去。谢良、李屏仁带了警卫员和饲养员往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一路上，有骑马的，有走路的，有男的，也有女的。

大家怀着失望的心情，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漫无目的随着人群走啊，走啊！谁也不讲话，好像都是哑巴似的。走了一夜，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拂晓时走到黑河边。人们不约而同地奔向河边，用茶杯或面盆盛水洗脸，把脸上手上黑乎乎的泥土洗干净，烧水吃点干粮。大家仍然不说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谢良的视线划过河面，不觉向远天远地眺望。啊，苍茫大地，裸露着黄褐色的肌肤。他和李屏仁决心向陕北方向走，找中央派来的援军。这个愿望不仅急切，而且近于悲壮，他俩一拐一瘸地全靠警卫员、饲养员照顾。腿伤发炎痛得实在无法走了，两人对警卫员、饲养员说： 你们年轻，身体好，找部队去吧！再拖下去把你们也连累了！ 警卫员和饲养员一听哭了，再三表示不能把首长丢下不管。谢良和李屏仁反复说服，他们才勉强同意。临走，大家把剩下的炒面吃了。警卫员和饲养员还给首长拾了些柴，烧了些水，尔后才依依不舍地走了。

大地苍茫，群山肃穆。谢良掩埋好李屏仁，心想，战友已如冬草偃伏在荒野，自己给敌人抓去还不如跟着战友一起去见马克思，也算革命到底。想到这里，他又去上吊。这时走过来两个自己人，把他救了下来。

谢良腿不能走，又没有拐棍，只好把捆伤口的绑带一头挂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左腿上，手扶着地顺着山沟往下爬。沟沟坎坎，石头像刀子一样尖。他的衣服和手脚都磨破了，棉裤也被血水浸透，一天只能爬二三里。

他发现山沟里有个牧民的帐篷，便向帐篷爬去，想向牧民要点吃的。牧民怕连累，不肯帮助他。他把藏在伤口附近的三元钱拿出来交给牧民。牧民见他很诚恳，又很大方，就给他一些吃的，但不让他进帐篷住。他只好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住下来。

马家骑兵搜山，在小帐篷后面发现了他。骑兵中有个当兵的喊他： 谢政委！ 他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红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马家骑兵。

谢良没有答应，也没有否认，就这样被抓走了，关在营部。营长带一个连搜山还未回来，只有一个女人。她是妇女团的班长，四川人，被俘后被强迫当了营长的妻子，说： 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员都送给大官当太太。妇女团几十个人被俘，谁抓到就当谁的老婆，没法子呀！

谢良劝她： 不能忘记啊！你是红军战士，应当劝你们营长不要打骂，更不要杀害红军战士，为来世做些好事！

她说： 我是红军战士，我听你的话，尽力做营长的工作，多做些好事！

谢良被用马车送到花寨子。花寨子有一二十户人家，有一个二层楼的砖房。楼上住着旅长马禄，还有被俘的三四个文工团员，都当他的 老婆 。楼下住的是被俘的团以上红军干部，有红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

谢良的伤口发炎，臭气熏天，大家都讨嫌他。他在这里住

了四天，伤愈来愈严重了，被送到凉州城里陆军医院。

凉州医院有三四百个伤病员，其中多数是红军，大家都不说话。医院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两个黑馒头，一块咸菜。马医官给他治病，因他的腿发炎厉害臭味很大，不愿意挨近他，就用二三尺长的水管给他冲伤口，上些消炎药，包扎一下就算治疗了。他痛得要命，也不敢说什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5月的一天，一个副官陪他坐公共汽车去兰州治病。谢良进了省立医院，被安置在三等病房。这个病房有20张床位，只住了八个红军伤病员，大部分是冻伤的。医院让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他精神上轻松了不少，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打扫个人卫生。伤口继续发炎，医生把他的脚板砍掉了。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走路了，但炎症是好些了。

谢良的老上级、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来看他，告诉他： 八路军办事处向马步芳、马步青要团以上干部，你是第一批，第二批有黄鹄显、马良俊等人。

1937年8月15日，朱良才接他出院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他又经过西安办事处被送到云阳留守处，和云阳留守处主任周碧泉一起回到了延安。

女红军，小红军

骑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吴辑庠

红妇女130余人被俘获。旅、团、营长及团副等带兵官，自己私藏了一些。红妇女到凉州后，马步青派传令兵到团长、团副、营长等家中逐户搜查，统统交给特务团。马禄家未搜查，准留作妻室。听说给青海30人左右。妇女团名义是团实际是连，由特务团长马阁麟总负责，特务团二营营长外号黑鼻营长马维福具体负责。妇女团长王泉媛负内部管理的责任，连排班干部都由王泉媛指定。妇女团中挑出了能歌善舞的19人，包括来的女演员，编为歌舞队住新城师部副官处院内，由副官处负责管理。歌舞队是专供马步青玩乐消遣的。以后因马步青到旧城交际处的空隙，副官处的副官和传令兵，对歌舞队成员有污辱行为。歌舞队成员向马步青做了控诉，马即派炮兵团加设了岗哨严禁出入。最后马步青认为将妇女留在部队，不便管理，容易发生男女问题，遂下令将所有的妇女配给官兵。马步青心中认为总会得到妇女的同意，但宣布之后，却遭到了大部分妇女的反对拒绝。于是马步青在新城花园内连续演了三夜卑鄙无耻的春宫电影，引诱妇女观看。第三夜将妇女排成队，将官兵用手巾蒙住眼，逐个去摸，摸到谁就是谁。女团长王泉媛配给了匪团长马进昌。马步青自己留了一个叫苟兴才，给他当老婆，以后被他的大老婆折磨死了。马步青给秘书长孟练百三个做使女，以后也被孟的小老婆折磨死了。

马步青将10岁至15岁的小红军400多人，合编成骑五师童子军，由马步青兼任总队长，马阁麟兼教育长，马天麟（马阁麟之弟）兼教育主任，郭维坤任大队长，唐增智任大队副。下设四个分队。

特务团团长马阁麟

被俘红军小战士是1936年11月到1937年2月间送到武威的，前后陆续送来200多人。马步青将他原有的小孩子200多人，共400多人合编为骑五师童子军。他们训练的地点在武威旧城军法处后边营房，年龄都是15岁以下10岁以上的小孩子。马步青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成长好后，将来给伪部队作班排骨干。

1938年骑五师改编为骑五军时，我调为军部参谋，特务团改编取消，童子军调到新城编了个工兵营。营长是马秉毅，营副是张生喜。约在1938年初才送兰州伪第八战区接管，接管后听说将红军小战士编入第八战区特务营了。

秘密党支部

黄河像一条蛟龙，扭躯摆尾从兰州市穿流而过，泽被后裔，惠流千秋，唱着一曲永不衰老的歌，唱着夜的衰败死亡和黎明的临盆出世。

兰州东郊黄河南岸拱星墩，集中关押了一批西路军被俘红军。集中营是陆军营房改造的，土坯砌成两丈多高的围墙，墙顶电网，四角哨楼。大围墙里还有一个小围墙，军官队关在里面。军官队的小围子西面有个门可通士兵队，但不准出入，到外面的唯一通道是东门，设有岗哨。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马步芳、马步青 二马 迫于各方面压力，先后挑选年龄较大的红军被俘人员，分批押送到兰州拱星墩交国民党第八战区集中营。

集中营上校大队长给军官队 训话 ： 兄弟我研究过三民主义，也研究过共产主义，可是我 他咳嗽了两声， 可是我就不信那一套！

大家哗然，七嘴八舌。有的说： 别他妈装蒜，前几天还讲什么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就不信三民主义了！ 有的说： 你看他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还研究过共产主义哩，嘻嘻

上校叹了一口大气，说： 我奉劝诸位，你们目前在患难之中，不要去相信什么主义！以后，唉，如果蒋委员长准许你们回共产党那边去，唉，回去以后再相信你们的主义也不迟呀！

你不相信你们的三民主义，那是你的事，我们管不着！我们相信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事，你也不必操心！ 方强操着满口湖南口音反驳说。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的地方 梨园河西岸的寺望山大家你一声我一语，在下面嚷成一片。上校面红耳赤，青筋暴跳，来回踱了几步，急促地喊了一声 解散 便转身走开了。

国民党称集中营为 感化队 。上校大队长每周给军官队 政训 一次， 政训员 专门给士兵队 政训 讲话。这些家伙明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仍不时地对红军 训话 ，大讲什么 中国只能有一个党，只能有一个主义，只能有一个政府，只能有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领袖，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应该取消，红军应该改编，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政训 真让大家头冒蒸气，怒火上升。党支部认为有必要进行驳斥。这次与上校 训话 针锋相对，就是一次驳斥。

方强是集中营秘密党支部的书记，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西路军在临泽倪家营子时，处在马家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总部决定由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带七十五团、八十一团加妇女独立团，佯攻甘州，掩护主力东返。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到达甘州南关，陈政委对方强说： 为保证主力东返，我们要堵住几十倍于我们的敌人，将要承受敌人的围歼，可能全部牺牲 方强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西路军因故没有东返，改向祁连山突围。陈政委带领部队掩护主力进山，牺牲在梨园口。方强在石窝分兵以后突围时被俘。

1937年的春天来了。方强和卜胜光、刘振堂、任国章、金中、张先进、夏康林七人，从河西走廊的武威被押送到兰州。他们走上黄河铁桥，脚下是奔腾的河水。清风过处，黄河上傲然挺立的水车，自得其乐地大转特转。

他们被关进东郊拱星墩集中营，一进小围墙，军官队的一些同志就围拢来看望他们。方强认识秦基伟、徐立清、徐太先、辛元林等。大家紧握双手，问寒问暖，诉说各人的遭遇和战友的牺牲。人人心重如铅，方强悲痛地流出了眼泪。

他们七人被分编到各班，方强和卜胜光编在一起，班里有徐立清、徐太先和一个团政委、两个营长。班长是肖显望，曾任红三十军作战参谋，充实基层后任营长。

方强和卜胜光在武威监狱时就关在一个牢房，现又关在一起。他俩埋藏在心底的话常常不知不觉从口中流出，当前局势 统一战线 陕北延安 抗日前线 他俩感到很有必要组织个党支部。两人找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商量，决定成

立秘密党支部，方强任书记，卜胜光任组织委员，徐太先为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首先联络党员。徐太先联络了秦基伟、徐立清、刘毅、熊德如等；卜胜光联络了冷赤才；方强联络了刘振堂、辛元林、张先进、夏康林、任国章、金中等，还在士兵队联络了欧阳楚强、钱义民、李明等。党支部每一个同志都心怀梦想，那个梦就是，终有一天回到党的怀抱，终有一天从延安的黄土坡出发奔向抗日前方。

集中营伙食很差，党支部成功地组织了反贪污、反克扣，伙食自治的斗争。统战工作也有收获。军官队队长经过团结教育，后来毅然奔向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改名傅进展。有个原东北军团长，在中央军吃不开，现在是这里的中尉文书，他感慨地对刘玉亭说，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好，共产党的主张是为劳苦大众的，所以得人心。国民党太腐败了，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集中营大队部要从士兵队挑选一个勤务兵，看中了还没有暴露身份的骑兵师一位指导员冷赤才。冷怕政治上背包袱不愿去。党支部认为这是了解狱方情况的好机会，便动员他去。

一天，冷赤才怀着喜悦的心情跑来向党支部报告： 从电话得知，经过国共谈判，在西安、兰州等地设立了我们的办事处。还从大队部人的谈话中知道，我们党中央正向国民党交涉要把关押在兰州、西宁的红军将士全部要回。 支部立即将这些消息向同志们作了传达。大家高兴得彻夜难眠，纷纷表示心志信念，尽管处境艰险也要坚持下去，争取早日回到红军队伍。

落日淡淡的余晖在高墙和房顶流连。冷赤才匆匆地跑来说： 大队部接到电话，说我们党中央最近要派一个叫张文彬的代表来看望大家。 党支部得到这个喜讯，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讨论如何欢迎代表的问题。可是张文彬同志是谁呢？感到名字有些陌生。大家一致意见由方强起草向中央代表写报告，汇报支部情况，要求早日回红军，早日上抗日前线。这些天来，迎接党代表到来之事，成了大家从早到晚谈话的主要内容。人人喜笑颜开，按捺不住快乐。

上校大队长和 政训 尉官们奇怪起来，惊讶地问： 这几天你们高兴什么？有什么事情值得高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初步胜利，国共合作，你说高兴不高兴呀？

上校听了晃了晃脑袋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几声 是呀，是呀 。

张代表终于来了，那是阳光灿烂的6月。太阳升到当顶，光芒四射。一辆马车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了下来。张代表从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三个便衣特务。随后，国民党九十八师的政训处长坐着汽车赶来了。

张代表一到，消息就飞快地传遍了整个集中营。同志们争先恐后蜂拥而上，热烈鼓掌，高声呼喊。这些历经风霜、出生入死的人们，个个都融进欢乐之中。张代表看到大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心向党心向革命，心情十分激动。他含着泪珠，频频鼓掌，招手。方强亲切地拉着张代表的手说： 我们大家热烈欢迎你！ 张代表和方强以及围上来的同志紧紧拥抱。当晚，党支部让冷赤才把给党中央的报告送交张代表。

翌日上午，张代表在上校大队长 陪同 下来到牢房看望大家。张代表到方强住房后，要方强、卜胜光、徐太先三人同他一起看望大家。张代表走遍了军官队和士兵队的每个房间，和每个人握手，亲切地慰问。

在大家强烈要求下，集中营终于答应召开欢迎张代表的大会。天空很蓝，云彩很白，风是暖洋洋的。下午3时，欢迎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院子里溢满阳光。强烈的歌声冲破高墙，飞向天空，传向四方。张代表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登台讲话。台下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洗耳恭听。张代表的讲话使许多人热泪横流，哭声哽咽。大家拼命鼓掌，久久不能平息。讲话结束，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方强等分别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拥护国共合作！

我们坚决要求回红军，

要求上前线抗日！

张代表将方强和卜胜光、徐太先等请到他的住房，说： 你们的报告看过了，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过两天回西安，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你们回红军的要求一定能达到，一定能够走上抗日前线！ 张代表拿出一个小包，说： 这次来兰州，没带经费，这是我从自己的旅费中节约的40块钱，留给大家买点针线，缝补衣服！ 张代表临走特意留下两本新华杂志，由冷赤才转交方强。杂志上刊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的文章，有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

国民党当局决定把兰州集中营的被俘红军押往西安，再由西安上火车到南京。九十八师一个营负责押送。

烈日当头，热风扑面。这支被押送着的长长队伍，晃晃荡荡地向东行走。方强望着前方炎炎赤日普照着的广袤山野，激动的心正如躯体一步步迈向早已向往的方向。

平凉是国民党另一个部队的防区，押送的九十八师一个营换成了四十三师一个营。在平凉飞机场旁大操场，敌人对士兵队点查了人数，对军官队逐个点名检查。点名查数后双方办理移交手续。

路过一个小镇，墙上贴着红军写的标语： 拥护抗日民族统 战线！ 团结抗日！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条是 欢迎西路军同志们回红军！ 。对于受尽苦难的红军，一条一条标语，就像一滴一滴蜜糖流淌在炽热的心窝里。每一条标语都点明了大家的夙愿和期望。

队伍向四十里铺行进时， 援西军侦察员 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飞快地在大家中间传着： 我们的队伍就在不远处，就在四十里铺以东！

四十里铺。太阳金红，斜在西天，渐渐消失在暮色中。方强和卜胜光、徐太先趁着敌人布置警戒，队伍解散分配住房的忙乱之中，以买吃的为由脱身而去。他们在高粱地的青纱帐中向东飞跑，高粱秆发出嚓嚓的声响。

锅盔中的纸条： 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

军官队又送来六个人，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和黄良诚。他们是进军官队的最后一批。六人被指定住进东排最后的 87 号房间。房间很小，八九平方米，一个小窗户。床铺是用木板架成的，上面放了20多块砖作枕头，其余什么也没有。

六人刚进 87号 ，一个身穿破烂红军服装，头发长长的像个女人的人，悄悄地来看望他们。

同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的？

这些用不着你管！ 黄良诚气呼呼地顶了一句。

嗬，好厉害的小家伙，像个样！ 来人笑嘻嘻地说。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来人又问。

从西宁来的。 刘玉亭回答。

来人看他们不愿多谈，便走出房间。六个人七言八语猜开了，谁知道这个问 单位 问 工作 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夜幕降临，六个人躺在木板上，小声议论着。

我看，军官队这么多人，一定有党的组织，莫非来问的那个人，就是来了解我们的，或者是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刘玉亭首先提出看法。

这也有可能，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谨防叛徒！ 黄良诚接着说。

小黄说得有道理！ 曾庆良说。

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一下问话的人再作决定！ 刘玉亭接着大家的话说。

几天来，他们暗暗地注视着那个人，发觉那人达观开朗，对同志很热心，大伙对他也很亲切。显然，一个叛徒要在红军干部中有这样好的关系是办不到的。他们后来知道那人叫辛元林，曾任团政委。辛元林有空就和他们攀谈，不过他们只是平常的闲谈，彼此都在考察着对方。

军官队里，除个别同志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其他人都没有暴露真正的身份，不是说自己是参谋，就是文书，再不就是收发、司务长。六人断定这里一定有党组织。

夕阳在天上织出红、黄、青、蓝的晚霞，透过铁窗映进牢房。刘玉亭代表六人开会回来，告诉大家已经和党支部接上头，联系人就是辛元林。六人无从知道党支部成员，但估计几位职务较高的干部如方强、秦基伟

、卜胜光、徐太先、徐立清等很可能是支部领导人。

集中营伙食很差。一天两顿，清清荡荡，泥沙很多，把牙磨痛了还吃不饱。党支部决定闹一次伙食斗争。

早饭的号声吹响。大家拥进厨房，看看饭菜。这个说： 饭太少吃不饱！ 那个说： 饭里尽是沙子，菜又脏又少！ 厨房内外闹成一团。

集中营上校大队长闻风而来，大发雷霆： 真他妈的不想吃，好，就饿你们几顿 还想吃好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围个水泄不通，指着鼻子质问：

我们一天多少粮？

我们一天多少钱？

要求公开伙食账！

我们自己管理伙食！

人们又叫又喊，此起彼落。上校满头是汗，低声下气说： 请各位静静，既然是伙食问题嘛，那好商量，好商量！请你们派代表来共同商议商议。

党支部要各班推选一个代表到集中营大队部参加伙食谈判，并动员部分同志届时在门外助威。他们组刘玉亭参加了 伙食谈判会 。

监狱大队部坐满了人，门外站满了人。大家都去了，提出伙食自治三条意见：一、公开伙食账目；二、为防止贪污，各班轮流派人上街买菜，自己上账，监厨；三、饭菜要保证干净，常换花样。

代表 据理力争，并提出要到兰州上告。上校自然害怕事情闹大，自己的贪污会被揭露，影响国共关系的责任更担当不起。除上街买菜外其他条件全部答应。

士兵队听到军官队伙食斗争胜利，派人来商量，准备冲军官队的厨房。当天下午饭时，士兵队几十人冲过来把军官队的饭菜全拿光了。经这一闹，士兵队的伙食也改善了。

春风早已拂绿大地。党的代表张文彬来到监狱。同志们蜂拥而上，把张代表团团围住。泪珠，滚烫的泪珠，挂到一张张激动的脸上；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从一双双历尽磨难的手里弹跳出来。张代表从大家的泪珠里看到喷涌的热血，从大家的掌声中听到了战斗的鼓音。他含着热泪，频频向大家鼓掌握手，和围上来的人紧紧拥抱。

四周的国民党士兵被这个场面惊呆了，他们军队里哪有过这样的场面？

欢迎张代表的大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士兵队也集合过来。军官队挥着军帽向士兵队欢呼致意，士兵队也挥帽还礼。军官队里响起歌声，士兵队马上随着唱了起来，一阵比一阵嘹亮，一阵比一阵高扬。雄壮激昂的声音，从窄窄的围墙飞出，回旋在广袤的山野上，缭绕在黄河那滚滚的波涛上。

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决定把大家从兰州押走。党支部商议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

从兰州出发已经走了九天，到了隆德县和尚铺。午饭过后，军官队准备出发，忽然看见几个国民党士兵，推搡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来到跟前，后面跟着敌人王参谋。那个被押着的人，衣衫撕得稀烂，浸着斑斑血迹，铁青的脸上不时冒出点点滴滴的血水。王参谋凶神一般对大家说： 这是士兵队的，逃跑被抓了回来。大家看应该怎么处置？ 敌人显然想杀一儆百。

大伙看见战友血肉模糊的惨状，早已怒不可遏，一听姓王的问话，更是火上加油。刘玉亭站出来愤愤地说： 你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已经不像话了，你立刻放了他！ 军官队的人一致高喊： 放了他，放了他！ 你们把人折磨成这样，太残忍了！ 士兵队的也蜂拥而上，把姓王的团团围住，大声吼叫着。姓王的咬牙切齿答不上话来，看众怒难犯，只好挥了下手走开了。那个战士向军官队的同志点点头，吃力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了。

队伍路过华家岭。一位蓬头垢面，脸色蜡黄，颧骨高耸，两眼深陷的人，呆呆地看着刘玉亭、黄良诚他们。他衣衫褴褛，腰间系根草绳，脚上穿着两只各不相同的破鞋，手拄木棍踉踉跄跄地向他们走来。

是讨饭的穷人，给他点钱吧！ 曾庆良说。

你们 难道 真认不出我来了吗？ 那人热泪涌流，一手拉着黄良诚，一手拉着曾庆良。

啊！龚兴贵！ 几人又端详了一阵子齐

声惊叫起来。龚兴贵原是红一方面军电台政委，大家在一方面军时就熟识。西路军失败分别只有两个多月，龚兴贵的模样却完全变了。看到老战友遭到如此磨难，凄怆之感涌上心头。

老龚揭起裤脚指着两腿说： 被狗咬得稀烂，我今天实在走不动了，想不到遇见你们

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忙着从自己身上脱衣服，你一件，我一件，一齐塞到老龚手里。龚兴贵眼泪刷刷，双手打战，换下了自己的破烂衣服。 当啷 一声，他怀里揣着的只有半边的破碗和几颗烂山芋头一起掉在地上

老龚两腿稀烂，晃晃荡荡，站都站不住。他们就架着他走。

平凉到了。押送的九十八师把俘虏移交四十三师。晚饭后，刘玉亭等接到党支部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 卧床不起 四个大字。

第二天。军官队不仅起床晚，还闹着包了一顿饺子吃。12点过后，才晃晃荡荡上路。队伍前头的方强等带头行动起来，耍笑连长说，吃饱了快点走吧？连长傻头傻脑认为是好事呢，跑得飞快。大家也都跟着行动起来。 报告，我要小便！ 于是跟上一个士兵去路边看守撒尿的； 报告，我要大便！ 于是跟上一个士兵去地里看守拉屎的。接连不断报告，这个要小便，那个要大便，张三要喝水，李四要整理草鞋带。前面走的，一路小跑飞快，后面走的却像没睡醒似的软耷耷迈不开步子。100来人的队伍拖了五六里长，东一个西一个，七零八落。每个人身边跟着一个敌人士兵，大家风趣地叫 警卫员 。

太阳火辣，暑热灼灼。黄良诚和他的 警卫员 走进一个小铺，用张代表发的一元钱买了一盒香烟，两碗茶水。他不会吸烟，却顺手取出一支吸着玩，一盒烟都送了 警卫员 。 警卫员 乐得够呛。他看见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人从跟前飞过，隔一会儿又回来了，来回奔跑在公路上。忽然，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进来，车后绑个提篮，里面装着锅盔、香烟。来人买了一碗茶水，一边喝一边打量着大家，口里不住地说： 好热，好热！ 喝完水便兜揽起生意： 喂！老总，走路肚子饿得快，买几个锅盔吃，很便宜，1角钱10个！

黄良诚的肚子的确有些饿了，于是买起锅盔来了。大家都给自己的 警卫员 买了两个。生意人有些奇怪，给红军拿时，总是翻下面的，要一个也是拿两个，甚至于还拿三个呢！他递给大家锅盔时，总是挤眉弄眼地说： 你好好看看这是两个 这是三个！ 黄良诚拿着两个锅盔在桌下掰开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援西军侦察员。 侦察员让每个同志都吃到他的锅盔以后，才愉快地推着车子走了。

军官队磨磨蹭蹭，好容易走到四十里铺。这个镇上没有敌人的营房，也没有能容纳1000多人的大院，只好让人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敌人营长派了两个连分布在镇四周麦地里警戒，一个连的两个排分布在镇上街头，另一个排守卫营部。

大家三个一堆，五人一伙，坐在树荫中、屋檐下开起小组会来，旁若无人似的半公开议论着回延安的事。敌人发现动静，但担心的不是有人要跑，而是怕战俘晚上暴动。营长为了安全起见，把分布在街头的两个排撤回营部加强防守。营部门口还架起机枪，放了双岗。

灰蒙蒙的天宇下隐约可辨那山丘起伏的深黛色身影。这天夜里，不少人夺路脱险。方强、辛元林等，刘玉亭、黄良诚等都逃离虎口，回到援西军驻地。龚兴贵因是 要饭的 ，不在花名册，已先他们回到援西军。

阳光明丽，烟萝叠翠。援西军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等首长来看大家。刘司令员满面笑容，时而挥手，时而鼓掌，亲切地向大家致意。许多人眼泪哗哗流个不停，有的竟放声号啕大哭。

你们的人太好了，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

集中营的敌人大叫况书记站出来。况玉纯戴个瓜皮帽站在一个高个子后面，没有吭声。敌人让冷赤才来认，冷转了几圈没有认出。敌人让

军官队的人来认，徐太先和二六四团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军部作战参谋等人都到队前来认。况玉纯提心吊胆，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发展。他们看了一下异口同声说没有，他才放了心。

况玉纯在士兵队。士兵队不是修路就是修飞机场，而一天只有九两面，里面还包括柴油盐酱醋的钱。每天两顿稀汤，饿得两眼直冒金花。军官队在隔壁院里，粮食比士兵队要多。有天在院子吃饭，军部作战参谋肖显望过来悄悄劝况玉纯自己报告到军官队去，省得饿肚子。

况玉纯说： 我当军部书记算不了什么官，他们查我的目的不过是要了解红三十军的情况，因为敌人认为三十军能打，现在还有一部分到新疆去了。

肖显望同意他的分析，又对他说： 军官队有党支部

我这边没有支部，你把我的名字记在你们支部里，有事情需要我做的时候，尽管告诉我！

肖显望从房后窗口给况玉纯送过一次馒头，后来敌人管严了没有再送。

况玉纯是红三十军军部的书记，二返倪家营子充实基层时，到八十九师二六四团一营任教导员兼一连指导员。况玉纯记不起张代表的名字，只听说是三军团的保卫部长。张代表向全体被俘人员讲话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欢迎。张代表看到这个场面很激动，面对着墙停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开始讲话。

有一天，敌中队长在机场训话，大骂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共妻，大讲三民主义怎么怎么好。

况玉纯气极了，说： 蒋介石搞的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卖国主义，民权主义是富人有权，民生主义是民死！ 敌人一个分队长听见了，过来抽了他两皮带，然后叫他到外边墙角去。分队长悄悄地对他说： 你要留心，我打你是为你好。兄弟在江西跟红军打仗被俘过，你们的长官给我们大米饭和猪肉吃，临走还给我们发钱。哪像我们的这些狗长官，每天只给你们吃两顿稀饭。你要小心，回去吧！ 况玉纯跟出去的时候原以为这下可完了，没想到得到了奢侈礼遇。他想这是受红军俘虏政策教育的结果。

大家要求给被俘人员看病治伤，经过斗争才带他们到围墙外面的军医站换药看病。看病要站队等，看时也不好好检查。况玉纯站在队里不耐烦地大声说： 这些家伙不道德，不给我们认真看，敷衍了事！ 这话被带队的分队长听见了，过来甩了他一皮带。他真想照脸给这小子一拳，但最终还是决定沉默。

他们被押送西安。翻过六盘山到平凉西时，一位店铺里的老太太说： 你们的人太好了，打这里往东走不远就是你们的地盘！

平凉城东机场附近的半山坡上，押送的敌人在这里交接班。交接时，敌人将剩余的伙食费分给每人一块钱，还发了些面做干粮。

况玉纯看到房东墙上整齐地钉着挂枪用的钉子眼，问房东谁在这里住过。房东说： 这是你们的马队来这里买布做生意时候钉的，他们就住在山那边！ 况玉纯望着对面山上的苍凉暮色，和一位营长以及另外三人烙着烧饼。

一团浮云蔽翳了月亮。他们听到同院敌人中队长熟睡打鼾的声音，不顾一切冲过机场，冲到对面山脚下，见到敌人巡逻队，紧贴田坎趴下。巡逻队用手电筒照路，没发现他们。黑沉沉的夜空，点点繁星眨着眼睛。他们顺着山沟往上爬，土崖不好上，就解下绑腿接到一起，一个一个吊了上去。

他们登上山梁，天已大亮。人人似乎一下子从苦楚的低谷登上欢乐的峰巅，沐浴着晨风和阳光。

他们翻过山梁，找到红三十一军筹粮处，见到亲人，流下热泪。同志们送他们到了新城三十一军合作社，从合作社又到三十一军一个师政治部。他们理发、洗澡、吃饭，傍晚填完登记表又吃了一顿。他们到一处，同志们招呼他们吃一顿，这一天吃了好多顿饭。

清晨，空气新鲜清润，旭日柔媚纯洁。政治部已经收容了从西路军回来的几十个人。军政委郭述申来看望大家，听他们说一天之内吃了好多顿饭就笑了起来，嘱咐他们不要吃得太饱了，免得吃坏了肚子。

仲

夏朗日，他们到了镇原援西军总部。援西军的同志们打听西路军的熟人，谁在谁不在了。提起失败，虽然那黑烟一般的噩梦已经消失，但他们不由得又掉下眼泪

山丹大佛寺背靠瞭高山，面迎山丹河，内有坐佛一尊，高13丈，凿山为之，为河西走廊三大佛之一。传说张掖卧佛、山丹坐佛与武威站佛为三兄弟，同去西天取经，走累了，因速度不一，便前者等后者取卧、坐、站三势。坐佛亲眼看见西路军的英勇牺牲，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 中毁于一旦。瓦砾堆下的半截佛脚，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此刻，况玉纯正疲累地走在山丹西面，向着东方。部队撤向祁连山时，他因手部负伤和总医院在一起。医院打散后，他和几位战友乘夜黑走出梨园口，而后分散行动。

况玉纯走出山丹城西四十里铺镇，碰着一个保长，说他不像讨饭的。他没吱声，但眼睛在冒火。保长喊过来两个骑兵，把他的破毡帽一揭，指着头发说： 你不是共产人是什么？

两个骑兵把他身上带的藏红花、银元和中央票全都搜去，让他跟着到山丹城。他说脚打泡走不动，骑兵说拉着马尾巴走。他不拉，蹒跚地跟着走到山丹。一进城，两个骑兵把马一拍跑了。他很纳闷。

他怕小巷走不过去，干脆走大街，一直朝东走。两个马家兵在站岗，把他拦住，说他是 共产人 ，把他送到旅部。

旅长问他是哪一部分的，他说是骑兵师的。据说敌人抓着红军，是几军的就杀几刀，敌人最怕三十军，抓着三十军的人就要杀30刀，所以他谎说是骑兵师的。

旅长说： 你就在我这里当兵吧！

我家有父母，我随父亲到山丹卖布，才参加红军没多久。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回家，讨饭也得回去。你们的弟兄把我的钱全拿去了，得退我一些作路费！

没想到旅长派两个护兵带他找到两个骑兵住的地方。那两个家伙只退还他一块钱，两个护兵又送他出了东门。

他走了七八里地，坐在路边休息。天极高，云极淡，大地赤裸裸地横躺着，一片乏极了的静。前面又来了五六个红军失散人员，大家一起走，路过一个村庄，进去要水喝。男主人让他们到家歇歇，腾出大炕给他们住。况玉纯从主人那里了解到山丹城里住的是马禄的部队。主人说： 马禄旅长不抓红军不杀红军，你们放心在我家住一晚！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西路军西渡黄河，一条山战斗把马步青部的马禄旅残部连同他本人围在一个堡子里。为了抗日大局，红军把马禄放了。马禄残部撤出堡子时，红三十军集中起司号员和宣传队，吹着军号打着洋鼓夹道欢送。

雾霭蒙蒙的东方，闪射着晨曦时隐时现的辉光。大家走出山沟，又碰到三个自己人。他们九人快到永昌城遇到一个小商贩，是湖北孝感人。小商贩听出况玉纯是湖北人，告诉他说： 昨天有你们的人路过，向县长要粮，县长给了些白面。这个县长是汉人，才上任，手下只有七八个衙役。

大家商量进不进城，有人说进，也有人说不进，怕进去出不来。多数人说县长只有七八个人，怕什么。于是九个人进城到县政府要粮，要到半口袋面粉。他们又找到军部电话班住过的地方，把面粉做成烙饼。

永昌要粮以后，他们思想有些麻痹。大家走到武威西边一个村庄，也不察看一下，便分两路进村，正遇着敌人招兵的队伍，把他们堵在胡同里，只有一人从村子的东北角逃出。

他们被押到武威，关进南关一个院子。况玉纯被编到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方强所在的班里。徐太先说，明天一早就向永登押送，永登可通青海也可通兰州，如果往青海走，半路上大家得想办法跑，如果往兰州送，过了铁桥就更好跑了。

第二天走了一天，眼前是一片洒过鲜血的土地，一片陷入沉思的土地。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又是挑水又是背柴。徐太先说自己目标太大，过去 得罪 不少人，让况玉纯替他当班长。况玉纯不愿当俘虏班长，徐太先说没关系，

别派他外出公差就行。况的鞋子穿破了，女房东给他一双鞋，说前面要翻山，没有鞋怎么行呢？

路在山野中蜿蜒延伸，他们磕磕碰碰爬行在坎坷里，跋涉两三天到了永登。

的确有不少人对徐太先有意见。八十八师政治部党委秘书吴昌炽来找况玉纯，两人过去很要好。吴对况说徐以前整过他，要去告发。况说： 他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别的，你这样做不好！ 吴就作罢。八十八师政治部的宣传队长也说徐整过他，但他没说要报告敌人。

有位商人要个掌柜先生，敌人让况玉纯去。这虽然能让苦难中的人怦然心动，但况玉纯断然拒绝了。他不愿离开患难与共的战友。

敌人来挑兵，让他们在操场跑步，以判断每个人身体好坏。况玉纯和徐太先还有二六五团一营营长约好，装跑不动。徐太先个子高而且胖，本来不灵活，营长虽然年轻但负伤残废，况的手负伤拿不起枪。敌军官把他们三个挑出来站在一边，恶狠狠地说： 你们三个共产人大小都是个官，挑兵没挑上的都要去做苦工，修马路！ 说完踢了他们一人一脚。

挑兵之后还有几百人，押送到了兰州拱星墩，敌人招考 师爷 ，考了20多人都没有要。敌人宣传当 师爷 一个月有多少钱，伙食由连长补贴等等。徐太先让况玉纯去考，因为考上了好跑，况说不沾敌人的边。敌人把徐太先弄到军官队，其余的人重新编队，老红军、四川人、甘肃人分编。

况玉纯终于逃走，回到自己队伍，但在兰州集中营这段经历无疑是难以忘怀的。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

晨曦里刚刚苏醒的山川和田野，像水墨画似的浓浓淡淡地展现着。太阳渐渐升得老高，仰起头来看到的是一片叫人眩晕的日光。过了平凉，经常有一些骑自行车或挑担子的人从他们的队伍旁边擦身而过，不时指指北边小声说： 红军在那边！

起初，梁昌汉还不太留意，后来发觉队伍中逃掉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晚上竟然跑了五六百人。气得押送的军官破口大骂： 你们再跑，就用机关枪扫了！

梁昌汉对站在身旁的骑兵师一位指导员老陈说：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

机会终于来了，是到长武的那天下午。乌云笼罩着天地，毛毛雨下个不停，队伍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梁昌汉拉拉老陈的衣角： 该跑了！ 说着，两人一猫腰冲进了雨中，只听到后面 哇哇 的喊叫声。他俩没有理会，只顾拼命地连滚带爬，一口气跑到泾河边。一位老艄公用木船把他俩渡到了河对岸。

雨过天晴，绚丽的晚霞变幻着炫目的色彩。梁昌汉和老陈轻快地走着，东张张，西望望，禁不住满心的喜悦。

村口的地碉里跳出了两个战士挡住他们的去路。八角帽！红五星！是红军，是几个月来日日思、夜夜梦的红军！梁昌汉连忙说： 我是来当红军的！

两位战士热情地引他们到连部，原来这里是红一团的驻地。他俩洗了澡，换了新衣服，把长满虱子的破衣裳扔进了火堆。喝着同志们招待的糖水，两个人心里比蜜还要甜。

梁昌汉，红三十军医院医务部主任。

西征河西，特别是在倪家营子，战斗白热化到了没有前线后方之分。周围充满了枪声、拼杀声和惨叫声。子弹从耳边 嗖嗖 掠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震得耳膜痛。梁昌汉和医务人员经常一手提着枪一手架着伤员奔跑在战场上。刚把伤员安置在一块大石头或一堵墙后头，还没有喘一口气，只见光着膀子，口里怪声呼喊，舞着长枪大刀的敌人又追了上来，于是他们连忙拉动枪栓扣扳机，撂倒几个敌人，背起伤员来再跑

最惨的要数伤员。药品几乎用完了，连碘酒和红汞也用尽了。过草地时医院还有一些从四川带的中药，沿途还可采到一些草药，而这时天寒地冻不见寸草。负伤的战士血流不止，没有纱布，只能用藏区带来的哈达、店门口悬挂的幡布来包扎止血。后来，甚至盐也十分紧张，无法给伤口消毒。军医只能用双手给伤员挤出伤口的脓水。有许多伤员虽负轻伤，但因伤口感染而牺

牲，重伤员常常因为战斗紧张来不及随队撤走。

部队撤进祁连山。冰天雪地，洁白的山川，洁白的树木，寒风呜呜作响。

黄昏的山坳斟满残余的些微昼色。有几匹马，梁昌汉跑近一看，马旁还站着几个人，他们是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皮晓约，八十八师参谋长，八十九师供给部长，二六八团政委，军部参谋张方明和几个警卫员。

梁昌汉跟邵烈坤是老熟人了，曾经几次给邵师长医过伤。邵师长见到他，大声向他招呼： 梁医官，跟大喇嘛（过草地时红军队伍中对指挥员的谑称）走，向东，过黄河去！

他们躲进山坡上的一片原始森林，在山里转了几天来到黑河边。苍茫夜色，黑河墨一样地流着，夜气缓缓地从树梢上掠过，远远近近是一片寂然的黑。他们用石头砸开冰，洗脸和身上的血污，又美美地喝饱了水。但是光喝水怎么行？得吃点干粮。荒凉的山沟里，哪来的人家？他们四顾张望，不知谁喊道： 快看！那是什么？ 北边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点火光忽隐忽现。

山坡上有一间帐篷。几个放羊的汉子给他们煮了两小锅米饭，宰了一只羊，还给他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山洞。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大伙儿决定分散行动。大家依依惜别，互相鼓励一定要活着到陕北见。邵烈坤师长从怀里掏出三块大洋，拉过梁昌汉的手放在掌心里。梁昌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邵师长，邵师长那双布满血丝热泪盈眶的眼睛，永远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梁昌汉把一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皮大衣面子扒掉，换上了一件对襟破夹袄和一条满是窟窿的棉裤。为了装扮得像烧窑工，他的脸上脖子上还抹了黑煤灰。他和张方明一组，他俩把枪拆成零件，扔进山谷，走出了祁连山。

黄昏苍苍茫茫，两人分头去要饭。梁昌汉刚走出村口，听见后面有马蹄声。一个声音大喝道： 站住！ 他回头一看是马家兵，转身就跑。敌人从后面追了上来，还大声喊： 站住，不杀你了！ 他没命地跑，可是身体太虚弱了，踉踉跄跄地没跑上几步，就被一把揪住。

敌人把他关在地主宅子的小屋里，里面已经关着八九个和他一样被逮住的红军战士。敌人把他们押到凉州，在他们当中寻找徐向前、陈昌浩。不久，他们又被押到兰州拱星墩集中营。

张文彬来看望兰州的被俘红军将士，给大家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势。当时，梁昌汉他们看到这么个穿西装戴领带的人，还不太相信是自己人。

军官队到达平凉四十里铺，一个晚上跑了一大部分。命运也给了胡云龙机会。第二天，一个难忘的夏日晚上，胡云龙和一位姓黄的难友也跑掉了。胡云龙听说，军官队送到西安时只剩下8人或18人。士兵队送到西安等着上火车，八路军办事处去宣传，又跑回来很多人。

胡云龙即将迈进镇原援西军总部，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一汪泪水充满眼眶，他不能不回首昨天。

胡云龙，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农民暴动，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5月入党。西路军西征时，他先由营长调任总部四局参谋，和秦基伟在一起，整编充实基层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二营营长。部队退入祁连山，还未到喇嘛寺，二营全垮了。石窝会议之后，部队分散游击，后勤人员、妇女、小孩等三四百名战士组成游击大队。红五军保卫局局长钱义民任政委，胡云龙任司令，政治处主任是一位女同志，在祁连山中牺牲。他们的任务是在祁连山中打游击，把妇女小孩带出山，设法找个出路。祁连山留下他们深深的足迹，敌人搜山部队发现并打散了游击队，最后剩下钱义民、胡云龙和一个秘书、两个通信员。他们分开活动，不久先后被俘。他们被带到花寨子马禄旅部，又转送武威监狱。敌人给每人发一个沙锅子，一天两顿稀汤，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们从武威出发时107人，路上收容1人，共108人，到兰州交国民党九十八师，全部关在了拱星墩集中营军官队

。

他们被押到拱星墩时，已是黄昏。层阴沓至，夜黑正在渗入两丈多高的围墙之中。生命不断梦不断，胡云龙在黑暗中的梦想就是回到自己人当中，新的历程的帷幕已经在他的内心开启。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

西路军将士人人都有一个坎坷的故事，历尽酸辛的故事。熊秀英曾在兰州被公开张榜拍卖。

熊秀英是四川南江县人，1933年14岁在家乡参加少年先锋队、地方游击队，还参加过打土豪闹翻身。父亲是乡苏维埃主席，哥哥是农会委员。红军走后，父亲被敌人暗杀，哥哥远走他乡，母亲在悲惨中死去。她参加红军后，先分配在总供给部电台，扛机器拉电线，又到总医院四分院当护士，会宁会师后被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

西路军兵败祁连，她和一些失散红军在山里周旋。在牙根冷得发抖的日子，饥饿也压迫着肚子，随时还会和敌人遭遇。他们和敌人碰了个对面，无处可躲，抱着头从山上滚下来。大家走散了，她身边只剩下李文英。树上残剩着锈铁皮一般的零星枯叶，枯瑟瑟的枝叶在风中抖抖地战栗着。在饥寒的肆虐中，她俩一路要饭向东而行。有次分头要饭，李文英再也没有回来。

她落脚在一对老农民的家中，白天藏在洋芋窖中。她拿出身上带的几块银元贴补老人家的生活，托老爷爷买套衣服，打算改换老百姓装束继续东去。

保长领着几个马家兵闯进来，说： 如今没事了，把人找出来送回原籍老家去吧！ 未经世故的老奶奶信以为真，将保长领到地窖前喊话。她听说能回家，回延安，心里高兴，打了打绑腿，从地窖里走出来，被马家兵用绳捆了起来。老奶奶后悔不迭，难过得直擦眼泪。

她被押到古浪，又和集中起来的100多名红军被押往兰州。男的被送交拱星墩看押，女战士被押到东城壕附近的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二十七八位女红军，圈在内院。晚上挤在土炕上，没有被褥没有炉火，冻得一夜夜不能入睡。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早晨一碗散饭，临黑一个馒头。大家面容憔悴，有人病倒，也有人死去。

敌人借口收回伙食钱，减轻百姓负担，将这批红军女战士标价张榜拍卖。孤儿院外墙上贴出白纸黑字告示，告示上的每个人名下面，都标着籍贯、年龄、价钱。女战士被一个个生拉死扯地弄走了，情景悲惨。

兰州崔家崖一家富户用30块大洋买走了熊秀英，准备给身有残疾的儿子当老婆。熊秀英一进家门，全家人的饭食就由她操持。她从小离家，本不会炊事，更弄不成面食。崔家肆意奚落，改让她担水，劈柴，扫场院，干粗活。十六七岁的熊秀英，一天忙到黑，十分劳累。当她知道要被许配给驼背小儿子时，便打算逃出崔家。

她趁捡地皮菜之机，跑进南山。她碰到野狐，以为是狼，吓呆了，转身没命地跑。有人听到呼救声，呐喊吆喝起来。崔家的人也被惊动，赶到山上一看，是熊秀英。崔家人没好气地将她拖了回来，怒斥说： 再跑，喂了狼才好咧！

崔家人知道留不住熊秀英，将她原价转卖给城里一个姓龚的卖菜人。姓龚的家穷，是借了高利贷买人的。愚昧的丈夫和婆母把还不清的阎王债归罪在她身上，每天不打则骂。她天不亮爬起来到烟厂去做工，直到日落西山才返回家，拼死拼活地苦干三年，还清了买身债。

兰州还有失散的红军姐妹，她渐渐和这些姐妹有了往来。姓龚的丈夫脾气太坏，她不堪忍受暴虐，决定离家出走，凭自己的双手吃碗省心饭。

她在一位红军姐妹家找到安身处。兰州有红军办事处的消息传到了她们耳中，她们顿觉一股暖流扑身，但由于她没有文化，不知八路军的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有位姐妹去打听，竟然错找到国民党的军队里。

时光如流水，她离家几个月了。姐妹们两面相劝，她又回到了龚家。

解放的炮声震撼了高原省城兰州。解放军一支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靠山根的熊秀英家附近。她欣喜若狂地去找部队，要求分配任务，为消灭马家军出力。她一刻不停地动手赶

做大饼和饭菜，又冒着炮火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把食物一批批送到火线上。她激动地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吃饱吃好，好好消灭马匪军，为西路军的先烈们报仇啊！

新中国成立了，熊秀英底层的人生也发光发亮了，她积极投身城市街道工作，成了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代表。她长期担任街道治安委员，发挥了自己的一分光一分热。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谈清林回到延安，在总部通讯连当兵。他到北门外窑洞送信，遇到一位瘦瘦的首长。首长听他是四川口音，看他个子不高，就问他过去是哪个部队的。

西路军， 谈清林说。

听说西路军，首长忙搬凳子让他坐下，又倒了杯茶递给他。他看看首长，和自己穿一样的衣服，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也就毫不拘束地坐了下来。

真巧，我也是西路军回来的！ 首长亲切地说。

谈清林更像是见到老朋友一样，一路上的坎坷不平、颠沛流离，都在脑子里集拢起来，恨不得一下子都讲给首长听。他越谈越有劲，一直谈到西路军失败，铩羽而归。

你可知道西路军的总指挥是谁？ 首长笑盈盈地问他。

徐向前！ 谈清林毫不迟疑地回答。

你认识吗？

见过面，记不清了！

这时，首长像逗孩子似的笑了笑说： 你看我像不像？

啊！ 谈清林猛地站了起来，一下就看清了， 真是您！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只身东返找到援西军的徐向前（左）回到延安

后和周恩来合影谁能想到呢？在自己面前的就是总指挥。他真后悔不该把自己的苦谈得那么多，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才好。

徐总指挥也站起来，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说： 向东走，这条路算走对了！

那时，谈清林走出了祁连山，走出了包围圈，和三个战友摸索着向前走。陕北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觉得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朝着东方走，就没有错。为了避开敌人，他们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白天认准方向就睡觉，晚上赶路。三人走着走着，又与三三两两的战友遇到一起，成为一支二三十人的小队伍了。经过多少弯弯曲曲的道路，他们来到张掖至西宁的公路边。大家隐蔽在西边的山腰上，准备晚上越过公路。

午夜时分，没有一点动静了。他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弯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谈清林因伤口没好，身体虚弱，落在后边，一步一步往前赶。突然一阵马蹄声，从左右两边包围过来。 站住，不许动！ 一片粗野的喊叫声响起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和同志们的呻吟声。谈清林好像被一盆冰水泼在身上，赶忙转身往后跑，躲到一堆碎石子后面。敌人搜索，他的心 怦怦 直跳。

谈清林形影孤单，感到孤独。回想每一个同志的面容，他伤心地哭起来。天色蒙蒙，四野沉沉。光哭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趁着天没亮爬过公路去。在空旷的走廊平川，他的身影显得那样孱弱、单薄和茫然无助，脸上露出焦躁不安而又惶恐的神情。他只有17岁，是红三十军后勤机关的一名战士。

谈清林遇到一个年龄比他还小的小鬼。小鬼见到他，流露出惊奇的目光。他也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小鬼一样，看了几眼，终于想起来了，小鬼是新剧团的小演员。这个爱唱爱跳的小鬼，现在瘦得皮包骨，两眼凹得很深，头发蓬松有几寸长，拄着根小棍呆站在那里。望着望着，谈清林的眼泪又扑簌簌地往下掉： 小兄弟，你上哪儿去？

小鬼一听四川话，就猛地一头栽到他怀里，大哭起来，任凭泪水潸潸而下。这是人真正伤心时才会有的那种泪如雨下的哭泣。谈清林心里难受，但他到底比小鬼大，说： 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

两人蹒跚地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去，疲惫和饥饿，明明白白地写在他俩缠满红丝的双眸和深深下凹的双颊上。

甘泉子附近，有马家军的关卡。马家兵一听四川口音，不容分说把他俩绑了起来。两人被押到凉州，从此分开。

监狱里关着1000多个难友，几十个、上百个关在一个阴暗的房子里。每天吃两桶麦麸稀饭，还当面掺上两担凉水。晚上，穿着单衣躺在潮湿的地上，没有被子，只好互相挤在一起取暖。每天都有不少人被审问、拷打。

他们被编进 补充团 ，到永登一带修路。谈清林年纪小，编在小鬼班。马家军在周围监视，一不顺眼，就要打人。他抬不动大石头，常常被打得浑身血痕。有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听说逃跑了几个人

，是真的吗？要能逃出去该多好啊！谈清林想和谁商量商量，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敢张嘴，要是 小演员 在一起该多好啊！

转眼到了9月，突然给他们发军衣，还给每人两块钱，说： 现在为了抗战，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了。 当时他们听了不敢相信，但有一点，就是大伙知道共产党还在，红军也没有被消灭。

有一次，谈清林抬不动沙石，被监工拿洋镐把子揍了一顿，身上、腿上、手上，血殷殷地流淌。一位30来岁、长着络腮胡子的难友，把他扶到帐篷里。谈清林又疼又伤心，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你想跑吗？ 难友突然问。

谈清林一下愣住了，看着对方半天没敢说话。

你要想跑，明天我们带你出去！

谈清林一把抓住他说： 愿意，往哪儿跑啊？

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溜到西边。 说着他轻轻地把帐篷揭开一道小缝，指着离山不远的一个帐篷说： 那边看得松些，先跑出去，再折向东

向东！ 谈清林猛地重复了一句，还想再问些什么，但难友说 时候不早了 ，就上工去了。

谈清林想着络腮胡子、细高个子、河南口音，大概是一位鄂豫皖吧！想着想着，就好像自己真的逃出去一样，身上痛苦也不觉得了，第二天干活也好像有了力气。好容易等到晚上，大家都睡定了，谈清林按指定地点找到鄂豫皖，一共聚集了六个人。他们向西逃出，跑了几里又向南走了一阵才折向东。为了避免目标过大，大家不得不分散走。

两块钱还在吗？ 鄂豫皖问他。

在！

好好留着路上用！一个人上路也不用害怕，一直向东走，一定会找到主力！

谈清林蹒跚疲惫的脚步渐渐接近兰州城，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黄河铁桥被卡死了，没有证件别想过去。他扶着一块岩石望着铁桥，岩石冰冷极了，如同他此刻的心情。他只得在河北边的一座破庙里住了下来，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小饭店里买两碗稀饭吃。兰州的学生、工人、农民，到处宣传抗日救国。他急得直打转，却想不出主意。

饭店老板是一个小老头，看他9月底还穿着单裤，天天来吃稀饭，就故意对他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你怎么还在这里闲逛？

他一听也不好说什么，随便回了一句： 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儿去抗日呢？

现在到处都是国军，我把你送到国军里去吧，怎么样？

我不当兵！ 他摇摇头说，觉得老头在注视着自己，好像看穿自己的心思似的。当然他不能说自己是红军，就胡诌说： 我要回家看看，又过不去桥，父母都老了。

老头见他不吐真言，就把他拉到僻静处说： 你要不愿意当国军，我有一个朋友能把你带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吗？

这句话问得他莫名其妙，就说： 到哪儿去？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老头沙哑的笑声像一阵风在树梢摩挲的声响。

第二天，来了个像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把他带过铁桥，又把他领到兰州东门汽车站，给他找了个地方住下，说是等车去西安，说完留了些钱就走了。兰州东来西往的汽车不少，要等什么车呢？他看到兰州只有一条大路是向东去的，心想西安一定在东边，心里好像安静了些，又不敢乱问，只好将信将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来了一部大卡车。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出来了，对他说： 这趟车是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坐上吧！ 八路军 ，他一听，马上想起监狱中马家兵的话来，想着八路军不就是红军吗？他一下高兴起来，正想问那人，那人又不见了。车上有好几个人，他也不敢问谁。一路上，谈清林还想着小老头和那个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呢？雏菊给山野染上点点的白色，秋风把玉米抹上浓浓的金黄。

汽车一直开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一个穿着军衣戴着国民党帽徽的人出来接他们。谈清林吃了一惊，难道真如马家兵说的那样，红军投降国民党了吗？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 国民

党帽徽 把他带到一间小房子里住下，和气地招呼说： 可别出门乱跑，免得惹事！ 接着又出去给他拿来一床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衣。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奇怪地想着，觉得这人举动不像国民党当官的样子，但仍然不相信这就是红军的地方，给他的帽子，他不敢戴。

一位干部找他谈话，好像看透他的心思，一开口就说： 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为了团结抗日才改编的，它还是共产党的队伍，总部在陕北延安。 陕北，我听说过 没等说完，他就一下跳起来，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倒了出来。闷葫芦打开了，心里亮堂了，连房子也好像亮了许多。

他离开徐总指挥的窑洞，仰起脸迎向柔柔的风，任思想自由飞翔。啊！那安详如仲秋轻轻的和风，那幸福如傍晚天际的霞光。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

耿万福是红五军财务科科长，在祁连山中带领一支游击队阻止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掩护左支队西进，分散游击时被俘。他被俘后被押到凉州监狱，被编入永登 补充团 ，补充团属马步青骑五师。

补充团负责修建凉州至西宁公路。耿万福在一个连里当文书，利用工作之便，常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首先是叫大家严守机密，他先后跟好多同志强调不能讲出任何人的职务。大家都很赞同，并注意严格地遵守。连里有不少师团干部，都没有暴露，到他逃走时，敌人还不知道他的干部身份。

补充团排以上的官职由马家军充任，常常对他们连打带骂。耿万福对他们说： 我们红军是讲官兵平等的，你们用歧视打骂的办法压制我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 一次，马连长从外弄来一只鸡，出工前把鸡扔到伙房，伙夫以为是叫给收拾一下，便杀了。马连长回来一见，怒气冲冲，因为回族杀禽畜都要由阿訇主杀。这要照以往，这位马连长非大打出手不可，可这次只是把鸡扔到一边，一声不吭地走了。

补充团的十二连连长家中有兄弟五人，都在马家军，最大的当团长，他是最小的。他叫耿万福代他写家信时告诉耿，他的四个哥哥都在战场上被红军打死了。但这位连长没有骂红军，而是跷起拇指说： 你们红军打仗真是好样的！ 敬畏红军者，在敌人中是不少见的。耿在营部当文书时，营副就曾悄悄地对他说： 将来中国的天下是你们红军的！ 耿问： 你怎么看出来的？ 营副说： 没有谁能和红军相比。

耿万福和三位难友分别在一、二、三营和团部当文书，因每天要到团部取口令，接触较多，自然形成一个互通情报、指导行动的核心。大家齐心协力，想的是怎样早日逃出敌营回延安。开小差的事时常发生。第一个逃出敌营的是三营勤务兵夏和成，只有十七八岁。一位红军指导员带领的一班人住在城外的大庙中，外边是敌人的岗哨，为逃出敌营，这位指导员每天托病不出工，在供桌下一点一点地挖着厚实坚硬的墙壁，一连干了四五天。一个夜晚，他率领这一班的红军战士逃出了敌营。

一天，营里叫耿万福到区上要点修公路用的工具，年轻的区长接待了他。区长三十五六岁，穿着很讲究，是西宁中学的毕业生。工具一事他满口答应下来，并坚持要送过河。他俩站在皮筏上，顺流急下，谈得很亲热，没留神皮筏险些撞到暗礁上。上岸后，耿万福对区长说： 我们这些人在你区上，不少人想 家 ，三两天就要跑一些，还望你多照顾。 区长激动地说： 不要说照顾。我对红军是同情的，你们跑出的人在我们这儿吃饭、睡觉、找向导，我们尽可能相助，从没有把一个人送回马家军。要相信我们！

营里开会，专门研究防止 开小差 问题。会后营部军需官李某悄悄告诉耿万福： 营长在会上说 可别叫老耿跑了 ，叫我看着你。 他问耿万福：

你想跑吗？

是的。

什么时候？

五天之内。

有把握吗？抓回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想跑，会设法不被抓住！

李某主动提出先给他做套便服再走，能方便

些。

不用了，只要你不说出去就行。

李不满地说： 老弟，你还不了解我吗？

的确，耿对李是比较了解的。他到营部就和李住在一起。

耿万福说五天内逃跑不是瞎说。他一直在进行着准备工作，和要与他一起走的三位难友早已做了严密的计划，决定找一个有利的夜晚行动。为避开敌人的追捕，他们出城后要先向北走，然后绕到城南，向东南渡黄河，奔赴延安。为了麻痹敌人，他用家里寄来的钱买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行动的前几天，他到伙房偷了些 锅盔 ，作为路上吃的干粮。

1937年8月30日，恰好是耿万福所说的五天之内的最后一天。入夜，飒飒凉风，毛毛细雨。营长、营副在二连打牌。约定的时间到了，四周悄没声的。耿万福轻轻地下了床，穿好衣服。他望着躺在床上装睡的老李，默默地告别。

他来到后院，翻过一丈多高的大墙直奔村外小河。平时这河水不过两三尺深，可他忘了下雨后水会涨，脚下去便淹没了嘴巴。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不会游泳，但一想到要逃出敌营到延安去，胆子就壮起来。他踮着脚尖一点点地往前移动，过了小河。

四处狗叫，由远及近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像是有四五十个骑兵。他钻到一片大烟地里藏起来，听到有人喊： 老耿啊！不要跑呀！你家那么远，往哪跑啊！ 耿万福屏住呼吸蹲在那里一动不动，追的人朝兰州方向去了。

他们几人会齐，向黄河疾走。 呯、呯 后边突然响起枪声。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一队骑兵飞驰而来。几人赶紧向山坡树林里跑，耿万福岁数大点，身体差点，没能跟上大家。

夕阳西下时，他走到一块谷地边，见一位老乡正在拔草，便上前问路，得知拔草人是红五军团特务团的总支书记。战友相逢，格外亲热。总支书记领他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管理科长老王那里住了一晚，两人正在攒钱准备奔赴延安。第二天，他谢绝了两位战友的挽留，独自一人向黄河岸边走去。

黄河就要到了，有一村落，村边有十余匹马，不用说是敌人的骑兵。他找到一位老乡打听能不能过黄河，老乡说前边渡口有十几匹马。老乡看出他是红军，暗示渡口被敌人封锁了。他问老乡还有没有其他渡口，老乡说： 你真想过河，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人来。 工夫不大，老乡带来一位打着赤脚，穿着背心，非常壮实的小伙子。他焦虑地问： 能过去吗？ 小伙说： 那要看你有没有胆子冒风险了。 他说： 风险不怕，只要能过河就行！ 小伙扛来羊皮筏，从河边一处草坡小心翼翼地往下移动，河水湍急，稍不留神掉下去就一命呜呼。小伙子熟练地把皮筏放到河水中，让他上去，用篙一推，皮筏离了岸。小伙用篙往坡上一撑，身子一跃跳到皮筏上。一会儿，他俩顺利地到达彼岸。他拿出两块钱作为酬谢，说： 我是红军，可能还会有许多红军要从这儿过，有些人可能没有钱！ 小伙抢过话头说： 只要是红军，我就不要钱！ 说着把两块钱退了回来。他十分感激地说： 这两块钱是我们红军的心意，你就收下吧，只要能帮助红军过河就好！ 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耿万福由北门入兰州城。他为找一个住的地方，几乎走遍所有的旅店、会馆，可因为穿得破破烂烂，到处遭白眼。晚霞渐淡，耿万福拖着沉重的双腿。城外有处大宅院，大门对面有座小土房，像是许久没有人住了，他想在这儿过一夜。一进去却见有两个要饭的，是老两口，怎么也不许他住下。耿万福火了，质问： 都是穷人，怎么连这点情面都没有呢？ 吵嚷声越来越大，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兰州八办人群中走出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绅士模样的人，仔细瞧瞧他问： 你是哪里人？ 河北。 噢，那咱们是老乡，我是山东。 那人让耿万福到他那儿住，边说边指大宅院，并叫几个工人打扮的人领着去。他向工人打听到大宅院中有修建兰州飞机场的办事处，方才那位

绅士 就是办事处的主任。

翌日，办事处主任把耿万福叫去，叙起乡情来。当得知耿万福一个本家叔父与自己同是保定军校二期学员时，显得更加亲近。

耿万福常利用出工休息同工人攀谈，工人中有四川、湖北人，细一打听才知道也是红军。他问他们，怎么不走呢？他们说天渐冷了，怕走不回去。他说： 要走就抓紧，到延安也就十天半月。 许多人不久便走了。

耿万福听说八路军在许多地方有办事处，希望能在兰州找到八路军的办事机关。

大槐树下有个不大的小院，门口挂着一尺多宽、五尺多长的木牌：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 。

见了鬼！ 耿万福心里嘀咕着： 我要找八路军，怎么冒出个十八集团军？ 他正纳闷儿，从门里匆匆走出一个人。这不是军卫生部的管理员吗？耿万福马上迎上前去，管理员也认出他来。

办事处秘书长朱良才听了他的汇报，说： 我们在兰州国民党内正缺少内线，你有上层关系，就在这儿干地下党吧？ 耿万福在西路军时的战友徐一新，领来一位30多岁的上海人。几天后，耿万福在街上遇到他，热情地上前招呼，可人家连理都没有理就走了。耿万福恍然大悟，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呀。他为不习惯这种工作而十分恼火，于是借汇报工作之机向办事处摊了牌，说： 地下工作我不适应！心里总想着延安。因为这是西路军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为许多壮烈牺牲的战友还了这个心愿！

耿万福终于到达延安，第一次望见巍峨的宝塔山时，心里一阵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

一天，他突然听说在马家军中受难的1000多人回来了，便急匆匆地奔向他们的住处。大家正在晒太阳，一见到他便又惊又喜地叫起来： 这不是老耿吗？ 耿科长你怎么回来的？ 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 无数充满激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37年12月9日，是耿万福难以忘怀的日子。红五军团老战士请毛主席同他们一起合影，纪念红五军团成立六周年。

毛主席微笑着说： 今天是你们五军团六周年纪念日，我不是你们军团的人怎么行啊！

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照相后，在大家请求下，毛主席奋笔疾书为留影题字： 以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他只能看帐篷，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

王定烈冻醒时，已是下半夜了。凄凉的月光下，满目惨景：牺牲的战友，砸断的枪支，摔碎的电台

他身孤影只，痛不欲生，真想大哭一场。王定烈原是红五军四十三团团部书记员。高台失败以后，五军在临泽的四十三团和三十七团合并给其他部队，撤销了五军番号。他所在的四十三团与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合并，他被编入五连二排当战士，在祁连山中石窝附近阻敌时左胸中了一弹。

他忍着剧痛向山下爬去，找到两根棍子，艰难地拄着走。他遇到两名伤员，一个挂着绷带，一个拄着棍子。三人不谋而合：寻路下山，讨吃要饭，爬也要爬回陕北！

三人互相搀扶着下到山沟，不远处有间独立小屋。原以为有人家可以找点吃的，避避风寒，可是进去一看，里面尽是红军伤员，约有二三十人。他们也都被伤痛、饥饿、疲劳折磨得不成样子，又手无寸铁。冰冷的睡意袭来，大家挤在一起晕晕地睡着了。

哒，哒，哒 王定烈被枪声惊醒，眼看敌人从窗户伸进来机枪步枪一阵乱扫，紧接着就闯进屋来。刀光闪闪，猛向王定烈头上砍来

雪峰之上，有一片殷红浮动。哦，是如血的晚霞，是如血的残阳。

王定烈苏醒过来，眼睛被血重重糊死，什么也看不见。他想用手摸一摸，可是浑身剧痛，两臂抬不动。屋里死一般静，他轻轻喊大家，竟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一股血腥味。休息了好久，他用劲抬起左手抹去糊眼的血，能看见了。屋里一片血海，尸体横七竖八。

王定烈心头袭来阵阵酸楚，多么希望还

有幸存的同志啊！他爬到每一个人身边，边喊边摇。他们看样子和自己的年龄一般大小，顶多十八九岁，几个月的磨难，都骨瘦如柴，不成个样子。噢，祁连，你高峻、严酷，你可感到这滚烫的血，悲惨的死！

天将黄昏，忽然传来脚步声，王定烈佯装死去。进来的是个三四十岁的农民，被满屋的屠杀场面吓呆了。

老乡！ 王定烈喊了一声。老乡吓得没命地跑，大概以为见到了鬼。过会儿老乡又转回来了，王定烈对他说： 我们是红军，你不要害怕！

咱们都知道红军是好人！ 老乡给王定烈包了包伤口，战战兢兢地说： 你快走，马家军还会来的，他们见了红军的人全都杀死，真惨啦！真造孽啦！

老乡给他一块饼子，一根棍子，指了一条小路。

王定烈头晕目眩，全身散了架一样疼痛，两三个钟头只走了二三百步。

落日归去，夜幕璧合，气温骤然下降，冻得他神经发麻。远处传来狼的叫声。他此时真想敌人能出现在面前，他还能咬，跟敌人同归于尽

太阳升了起来，阳光无力地从云中斜出，照射着险峭的峰巅，粗犷地勾勒出群峰嶙峋铁骨般的轮廓。

四个伤员先后凑拢来，大家抱头痛诉一场。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就嚼草根，吃冰雪，互相搀扶着，鼓励着，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山区，望见平川了。他们隐蔽起来，想天黑后拼命越过敌人封锁线，穿过平川到北山，沿北山向东走。

暮色垂临，星光疏淡，他们刚下到河滩突然听到疾驰的马蹄声，于是立即分散隐蔽，但敌人快得多，几十道手电光照得通明。

王定烈被敌人扭住。他推那家伙一下，不仅没有推动，反使自己的臂伤剧烈疼痛。敌人把王定烈在山丹城赶制的大衣和绒衣都剥了下来。又冷又硬的枪口抵在他的背上，连连叫喊： 跪下，跪下！ 王定烈拼上命不跪，心想： 你妈的蛋，枪毙老子就够了，还要老子跪下，办不到！ 敌人连踢带骂， 哗啦 一声子弹上了膛。

王定烈知道要开枪了，鼓足劲喊了一声： 共产党万岁！打倒蒋 蒋 还没出口，就被当头一拳打倒在地。这时不远处有个敌人喊：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要活的，要活的！

3月下旬，祁连山脚下的冰雪刚刚开始化冻。敌人押着他们在冰水中趟过，裤管冻成了冰筒。别说是些伤员，就是健壮的人也难以忍受啊！在一个小村，他们被塞进地窑。窑口像井口，只容一个人上下，里面塞了二三十名伤病员。每天一碗几乎可以看见碗底的稀麦汤。

敌人陆续搜来100多人，押到甘州城内，关在一个骡马店的院子里。夜露日晒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

天气渐暖。王定烈的五处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蛆，浑身虱子成了堆，手却不能去捉。他骨瘦如柴，稍稍挪动一下，就眼冒金花，耳朵鸣叫，天旋地转。多少次昏迷，多少次差点离开人世，可是他心里的火总不能熄灭！他每天躺在院角马槽里，眼睛一闭就想起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各种战斗场面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重现

有些老乡渐渐地敢到院门口摆小摊，卖小吃，可他们身无分文。战友们悄悄地向老乡要了些盐水给他洗了洗伤口，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又送了点药来，才使他得了救。

甘州聚集了300多红军伤病员。5月上旬，敌人押解他们去凉州，步行八九天，走不动的被屠杀，走得慢的遭鞭抽。他不知挨了多少次皮鞭的抽打。

他们到达武威的那天下午，全部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就地而坐。叛徒 原红五军十四师师长兼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这时当上敌人的什么 参议 ，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呢礼帽，脸吃得油渍渍的，操着河南口音劝降大家，说什么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国民党怎么可以升官，怎么可以发财等等，让大家报名当 国军 。可是，衣着褴褛、蓬头垢面、伤痕累累的300多号人没有一个动摇的。

王定烈知道郭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干脆用手捂住耳朵不听。最使王定烈生气的是，

横在腰脊上的那一颗子弹卡得他老是直不起腰来，如今在叛徒面前躬着个背真窝囊。他气愤之下咬紧牙，硬是一挺，疼得当场栽倒在地。想不到这一挺，那颗横着的子弹顺过来了，腰竟然能直起了。这颗子弹在他腰上待了16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来留作纪念。

他们二三十人被关进一间牢房，只能勉强坐下，想躺是不可能的。牢房里四壁空空，刺鼻的臭气令人发呕。一天两次麦糊糊，只放一次风，二三十分钟。

太阳喷射着光线和暑气，空气中也弥漫着焦热。在暑热蒸腾中，他们被押到永登，编入补充团。王定烈被编入五连二排四班。每连有敌人的三个军官，连长、一排长、司务长。王定烈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余嘉斌原是红九军的连长，因负伤被俘，悄悄地对他说： 你现在不能走，敌人说是往兰州送，实际上都去活埋。你等伤好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何必硬要送死？ 王定烈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留了下来。余嘉斌后来同他们一道回到抗日前线，在鲁西南战斗中牺牲。

补充团开去修筑公路。挖山背石，打洞运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王定烈的伤口由于得不到医治一直不好，左手不能动，右手挂一条布带，只能看帐篷，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

七七事变的消息冲击着补充团。红军战士纷纷要求上前线抗日。敌人增加看守部队，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对外接触。但是工地上天天出现标语口号，有用石头摆的，有用粉石写的： 我们要上抗日前线！ 欢迎马步芳抗日！ 打倒卖国贼！ 共产党万岁！ 等等。敌人严加追查，杀了好几个人。

补充团二营营部书记官袁世昌，后来在团部当书记官，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干事。袁世昌接触外面较多，消息比较灵通。五连的司书吴昌炽跑了以后，敌人让王定烈当司书。他们争取在各连合法组织起了 识字班 ，以识字为掩护，吸收坚定者为骨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待机行动。

甘肃省主席根据上面命令，通知武威专区征集壮丁。马步青将壮丁留下，用红军顶替。开拔之时，马步青给每人发了三块钱路费，一套军衣，其余劳役所挣的钱都被中饱私囊。

他们到兰州后乘汽车，经六盘山到达西安。敌人打算当晚就用火车把他们拉往武汉。他们也有安排，立即派代表去找 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 ，强烈要求回延安。办事处党代表立即接见，并安排他们就近在一个学校住下。学校正放暑假，房子空着。办事处还送来数十小车蒸馍，每人发一条线毯。他们捧着白白的大馒头，摸着软绵绵的线毯，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敌人派出宪兵督促他们上火车，并威胁道： 这是违抗军令，不上火车立即逮捕！

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过问此事，向国民党当局作了交涉。吃尽千般苦，尝尽万般难，他们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翌日，在桥儿沟飞机场召开军人大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都去看望了大家，并讲了话。王定烈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集体回延安

永登县境内的汉代长城是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始，分段从令居（今永登县境）修筑到敦煌的。目前，永登境内长城断断续续，风化日蚀，虽失去旧时宏伟壮观的面目，然而从这些蜿蜒曲折的断垣中，仍可依稀看到当年长城的雄姿。这段长城脚下，曾驻过西路军被俘将士组成的补充团。被俘红军在永登补充团的经历是一段凝重的历史，它让许多红军老战士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此刻，马家军连长命令班长刘居宽打吴兴涛。对自己同志下手让人心碎而大恸，明抗又抗不过，于是班长就高高举起军棍，再轻轻落下。连长勃然大怒，反过来亲手将班长狠狠打了30军棍，直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徐斌和同班难友将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班长抬回帐篷。

敌人为了加快修路进度，迫使被俘红军每天日出以前上工，天黑下来才收工。干起活来更是不让喘息，动作慢一点就要挨皮鞭。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生病的

人越来越多，进度赶不上去，敌人就滥用肉刑。每天收工各连站队点名，连长常常寻找借口，任意点出人来当众惩罚。点名出列的难友，先被辱骂一顿，然后掀翻在地责打几十军棍。起先由敌人军官执行，后来命令红军自己打自己人。晚点名被称为 鬼门关 。

苦挣苦熬，不堪忍受，大家酝酿集体逃跑，并进行了分工。徐斌负责勘察路线，他年龄小，个子也小，不太被人注意。高原的夏天过得快，还没等他们想出好办法，已经到了带着凉意的9月。大家都是破衣烂衫，约定等发了棉衣行动。

徐斌，四川人，14岁参加红军，开始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保卫局，后入红军大学学习测绘，分配到总部一局，调查行军作战路线和绘制军事地图。西路军西征时，他刚16岁，为充实基层，被调到红三十军军部测绘训练班。西路军濒临险境，退入祁连山中，徐斌下到二六八团当战士，在李先念等率领下转到左翼大山打游击。徐斌本已消耗殆尽的体力因拉肚子更虚弱了，怎么也迈不开沉重的脚步，最后竟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遇到一位掉队的同乡，年龄相仿，结伴同行。他们太劳累了，找到一处山洼歇息下来，头刚挨地就睡死了过去。马家军来了，他俩发觉时已跑不掉了。

他们被押送到张掖花寨子集中，后又转押马步青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武威。敌人在被俘红军中挑青壮年，徐斌被挑出，送进了永登补充团。补充团团长是王绳祖，下属三个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排以上军官都由马步青部派人充任。徐斌编在三营三连三排九班，和班长刘居宽以及吴兴涛、王永兴等过去就认识。经历过痛苦、流浪、受辱的人，懂得天底下的真实。大家常在一起袒露心怀，决意远走高飞。

补充团开到红古，修筑通往青海的公路。工地四周架着机枪，杀气腾腾，过路的老百姓都远远绕道而行。军官随身带着鞭子，连部备有各种刑具。红军人员稍有不慎，就会被毒打或上肉刑。上厕所要大声 报告 ，晚上睡觉衣裤都由军官集中收藏。红古公路修完，补充团又开至乌鞘岭修路。在乌鞘岭工地，徐斌多次见到流离东返的战友。

一道命令传来，被俘红军返回永登。敌人堂而皇之地宣称： 现在开始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你们都是军人，国家需要你们效力。队伍很快就要开赴前线，命令一下就开拔。 原来， 八一三 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下令 二马 抽调部队，征集新兵。1500人的补充团被当作新兵调去应付。

逃的力量时时迸发，又有两名被俘红军逃跑被抓，敌人当众拉出枪杀。此时枪毙人，自然是为了杀一儆百。

马家军高级军官 点验 了补充团，给每人发了一套军装，还破天荒地发了一点零用钱。补充团的军官大批调换，那些劣迹昭著民愤很大的被调离。大概害怕路上激起事变，给南京方面交不了差。换来的军官中，不少是外籍，平时不受信任，借此也就把他们打发了。徐斌那个排的排长，换成麻脸汉，人称王大连副，最后同大伙一起奔赴延安，并留在了延安。

1937年10月底，补充团踏上了开赴中原的旅程。跨过黄河铁桥抵达兰州的当天，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就派原西路军的王定国与补充团熟悉的战友联系，又派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到驻地看望大家，向大家讲话。

谢老亲自约见补充团负责押送的副团长杨明亭，对他晓以大义，指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原红军的人员交还八路军是天经地义的事，希望他顺水推舟，不要从中作梗。杨明亭深知送交补充团是件苦差事，害怕中途发生变故交不了差，只盼能顺利交接回河西复命，至于谁接收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当即痛快答应，说只要上级有命令，他绝不横生枝节。

谢老几次会见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提出严正要求，将补充团交还八路军。朱绍良一边借口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一边暗地调集一批汽车，连夜将补充团运走，离开他的防区。兰州办事处急电西安

办事处通告了上述事实。

车队颤动，缓慢爬行，终于进入陕西地界。徐斌所在的三营走在前面，进入西安。国民党当局害怕这么多红军集中在市区，就将后面的车辆阻留咸阳。三营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派人来了。八路军这时穿着和国民党部队一样的制服，因而并不显眼。办事处的同志十分慎重，只在一旁观察，不动声色。徐斌眼睛突然一亮，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过去和徐斌同在总部一局的机要员张海清，张也看见了徐斌，暗暗告诉他办事处就在附近的七贤庄。

徐斌亲眼见到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老战友，按捺不住心头激动。天终于黑了下来，他约上同班吴兴涛溜出宿营的学校，直向七贤庄奔去。在办事处会客室，徐斌和吴兴涛紧紧拉着伍云甫的手，压抑已久的希望终于如火山爆发一样喷射而出，话未出口就已泣不成声。作为红军战士，他俩想立即融入革命队伍。伍云甫理解地抚着两人肩膀说： 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要组织补充团全体都回来啊！ 一语三冬暖，徐斌、吴兴涛顿感心中明亮。

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和处长伍云甫多次找顾祝同交涉。伍云甫还以公开身份看望和慰问了分住西安和咸阳的补充团全体被俘红军，讲了话，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办事处给每个人发了毛巾、缸子等，还发了零用钱。

梦想终于成真。补充团全体红军步行前往延安。初冬的乳白色的柔软的阳光刺激着徐斌的眼睛，令他激动不已。他们人人感到生命的复苏，感到激情在涌动。这种由内在意愿而化成事实的振奋，实在是人性中的至美。延安的各个单位和群众团体轮番前来慰问，发放衣物，改善伙食，给他们规定了 吃好、睡好、娱乐好 的特殊任务。

补充团杨副团长和军官们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看望了他们。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还和杨副团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挽留军官们在延安参观，到处看看。杨副团长考察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深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确实和马家军有天渊之别。八路军官兵平等，情同手足，长官清廉，作风民主。边区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百姓安居乐业。他还亲眼见到朱总司令和士兵一起打篮球。

杨副团长回河西路过兰州时，特地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谢觉哉。谢老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送补充团到延的杨团长来，云略拼挡家事，即转延上学。杨意气颇好。

叶英礼是西路军五军机要科负责人。他是湖北省红安县人，1930年由李天焕介绍入团，1931年参军，1935年在阿坝由团转党。石窝分兵不久，他被俘，押到武威，送到永登，编进补充团修公路。补充团里他认识徐立清、方强、钱义民、耿协强、胡世全等。一段时间后，再未见到方强、徐立清、钱义民等领导人。

补充团一天劳动十几个钟头，每人每天八两面，拌野菜吃，无油无肉无盐。补充团以班为单位住帐篷，以班为单位自己做饭吃。每人发一个小洋瓷碗，每天两顿饭。

有一天，全体集合。团长王绳祖陪着旅长马禄来挑人补充马禄旅，说是到前方抗日。红军战士一听到前方抗日，一下子就有十几个出列要求去。这十几个同志以后再未见到，被敌人杀害了。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即西安八办）他估计补充团里有党组织。他所在的一营三连文书石理成在他们中间活动，把许多情况告诉大家。他们从6月开始修路，10月修到了乌鞘岭，就听到了党中央在打听他们的消息。回到红城子后，本拟酝酿夺枪，组织暴动，后未动手，只是组织逃跑。补充团里跟他一块儿的有个陈洪，原名叫杨道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现任炮司副司令员。

10月底或11月初，他们从红城子出发，步行到兰州，露营一晚。他们1000余人分坐几十辆民用汽车出发，在平凉住了一夜，第二天到了西安，在革命公园的亭子周围休息。他们派人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也派人来了

，伍云甫、熊天荆等同志都来了。经过交涉，由办事处接收了他们，安排住在省女中，教室都住满了。省女中刚成立，是新盖的校舍，尚未开学。八路军办事处给每人发了一床里外都是白布的小被子、一条毛巾、一双筷子、一个碗。

他们在省女中住了一星期。伍云甫处长来讲过一次话，熊天荆同志经常来，有时一天来几次。上海演剧队来演过一次露天活报剧。一周后，八路军办事处派人送他们到延安，是步行，一共走了九天。途中住宿的地点有三原、耀县、宜君、黄陵、洛川、富县、甘泉等，到延安后住在柳林、十里铺一带。

陈昌浩同彭德怀同志到十里铺来看望大家。陈昌浩主持大会，彭总讲的话，陈昌浩还跟他谈了话。相当一部分人分到八路军教导队，也有一些同志分到抗大学习。他分到军委通讯队。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心脏部位有一片海，浩瀚、雄伟、秀丽。它，就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 青海湖。

青海湖，蒙语叫 库库诺尔 ，藏语叫 错温布 ，都是 青色的海 的意思。青海湖，海阔天空，水天相连，鸥翔鱼跃，浪花击岸，在岸上拍遍了涡眼怪石，拂着拂不去的凉意，卷着卷不走的海潮，哗，哗，用蓝湛湛的巨手托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人寒心，让人悲戚。

在青海湖南山的南麓，有一条宽约数十里，长达百余里的大平川，逶迤于群山之间，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大非川。想当年，黄沙金甲，铁马秋风，连年征战不已。公元670年，唐高宗派 常胜将军 薛仁贵领兵深入青海。结果，唐师被吐蕃军队团团围困在大非川，十万将士全军覆没，三位统帅仅以身免，薛仁贵也因此被削职为民。从此，青海牧区的主人由吐谷浑换成吐蕃，唐朝的势力退到了日月山以东的农业区里。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张乔的《河湟旧卒》诗咏的就是唐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悲惨结局。

青海湖周围，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的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发祥地之一。 帐房牛粪夜燃灯，茜衣红帽杂蕃僧 。

此刻，青海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身穿蒙装口讲蒙语的人。廖主任听不懂他的话，只好找来翻译。穿蒙装的人用蒙语讲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是红军。因为情况特殊，又没有证明人，没有收留他。

他眼神里一丝发亮的光彩黯淡了，噙着眼泪一步一回头，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这就活该我受苦。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 这话引起了注意。

第二天，省上领导派人通知他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从此，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廖永和结束了漂泊草原12年的不寻常生活。

廖永和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12岁就当儿童团员，站岗放哨，1931年加入红军，1932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转战到川北根据地，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代理营长等职。

廖永和在倪家营子增援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石窝会议后编在左支队，攀越海拔4000多米的托来南山时掉队。他拄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地前进。

廖永和面前是苍茫与荒凉交杂叠加的景象，幸喜又遇到10个掉队的战友。其中一个是军部的副护士长胡传基，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满脸血污。

晨曦中，雪山上，鲜红的太阳里冒出一个人，衣服脏破，头发乱竖，活像是草原上到处生长的一簇沙蓬草。这是小红军何延德，小名火娃子，四川巴中县人，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机枪连通信员。火娃子奉命护理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机枪连于连长，尾随左支队西进。于连长牺牲，他便独自沿着部队走过的路线前进，坎坷途中遇上廖营长11人。他们12人有3条步枪12发子弹。

他们拼命追赶部队，走着，眺望着远方，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都阒无人迹。此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已由海巡堡以北的祁连分水岭向着安西，向着新疆方向前进。部队向西、向北、又向西。他们一直向西，越追离部队越远。诗人岑参在诗中说： 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山野抒发着浓重的冰雪的寒意，他们单薄的衣着无法抵御凛冽的寒风，但最发愁的还是没有吃的。大家捡些牧民抛下的牛羊皮骨或野兽皮骨用雪水煮了吃，一匹枯瘦如柴的死马也成了他们的上等食品。他们住山洞，宿草地，面对严寒和饥饿，彼此扶持，蹒跚地行进在雪地上。

他们经青海天峻县木里来到肃北苏来考克赛一带的一个岩洞里。考克赛，是甘肃肃北县盐池湾部落牧民春牧之地。

西路军左支队西进中攀登过的考克赛山峭壁第二天早晨起来，洪指导员对廖永和

说： 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人，我去看看吧？ 廖永和想，多少天来，在茫茫雪原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能找个人问问路也好，就同意了。谁料，洪指导员提枪在手还没走出50米远， 叭 一声枪响，就倒下了。廖永和闻警，与一位班长立刻拿着其余的两支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刚出洞口十来步，从石洞上面又打下一排子弹，廖永和与班长应声倒下。两发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一阵眩晕，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草原的早春以它独有的清新，给人以肃穆的恬静。八天后，廖永和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知道袭击者抢走了他们仅有的三支枪和一些能用的东西。这次事变，洪指导员和班长牺牲了。春风送来一条雪白的挽幛，缠绕在祁连的胸前。袭击者走后，大家将他转移到布欧达坂口子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廖永和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剧痛，差点又晕过去。他意识到自己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便说： 你们别守住我了，快找部队去吧！ 大家表示要走一块儿走，要死一块儿死。他狠了狠心说： 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再挂念我！

蓦地，沉静下来。一句话说得大家相抱痛哭。

大家决定留下火娃子照顾他。廖永和指定其余八人由胡传基负责立即出发去找部队。他把未被土匪搜去的20块钢洋分给大家。土匪搜身时见他满身血污，没有细搜。廖永和与胡传基是一个地方的人，他嘱托胡将来如有可能回到家乡，转告父母，就说他死在关外了。

大家心里像灌满了铅，依依难舍，临走时又给他俩捡来许多柴火和牛羊野兽皮骨，捡来干草铺上盖上，才挥泪相别。

石洞涂上了凝重和缓慢的暗色调，低沉而压抑，阴冷而惨然。廖永和下肢不能动，火娃子每天把骨头砸碎烧糊和皮子一起煮成汤一口一口地喂他，每天烧开水给他擦洗伤口，端屎端尿。

衰草在寒风中颤抖。他俩越来越困难。附近能吃的草根、骨头和破碎皮子已很难找到了。火娃子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捡，太远了又怕被人发现惹出麻烦。

有位蒙古族老大娘领个男孩来到石洞，她会说几句汉话。老大娘叫江西力，爽朗地说： 你们是太平世界里来的红军，为穷人办事。我明天就叫儿子给你们送来吃的！

他俩好像就要和黄昏一起沉沦了，却又终于和黎明一起获得了新生。翌日，老大娘让儿子尼玛给他们送来十多斤粮食，一斤多盐。真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火娃子赶快生着火做熟饭，每人吃了两小碗。很久没有吃到粮食，这顿饭真香啊！

考克赛的5月，红日映照雪峰，白云缭绕山腰。廖永和让火娃子找来两根棍子，试着走走，但身子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

江西力老大娘让儿子用牲口把廖永和驮到自己家里，安置在帐篷外的小棚子里。火娃子安置到大娘之兄盐池湾部落头人尕布曾佳家里。

江西力对他的兄长说： 我要为来世积德，收来两个 共产娃 ，没伤的送给你为你干活，有伤的我留下治伤，好了给我干活。黑蚂蚁（马步芳军队穿黑色服装）来了，你可不要说！

7月，马家军驻酒泉部队的副官马得福带着十几个骑兵，来到草原上搜索散落红军。尕布曾佳的老伴依布青得知消息后，便用马把火娃子送进山里，藏了起来，留下吃的和毡袄。依布青对副官说： 我家是头人家，怎能藏红军？这些兽皮请长官带去交差吧！

尕布曾佳和依布青把火娃子留下来了。为了不让人欺负火娃子，他俩对人说火娃子是他们的儿子。火娃子在肃北草原安下家，和当地蒙古姑娘结了婚。

两位老人的掩护之恩，火娃子永记在心。尕布曾佳去世后，他将依布青老人赡养到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工作，担任过区乡的领导。

廖永和左腿流脓不止，江西力老大娘为他洗伤敷药。他的伤口逐渐缩小，慢慢好起来，两个月后可以给大娘家干活了。

江西力老大娘家里五口人，丈夫和两儿一女。丈夫好

逸恶劳，常给奴隶主做些事，牧民称他 管家 。廖永和后来听一位蒙古族老大爷讲，他的腿就是管家打伤的。老大娘出于同情，接廖永和到家，管家则想要个不花钱的奴隶。管家对人说： 共产党是坏人，不能留下祸根！

廖永和拄着两个棍子勉强能走动时，管家就让他放羊。他骨瘦如柴，单薄的衣衫被风掀动着，似乎人也要被风吹倒，靠两根棍子走路哪能跟上羊群。管家经常借故毒打他，如果跑散或丢失一只羊，更是打得死去活来。早晚，管家只给他吃半碗炒面；寒冬，给他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晚上当被，虱子之多几乎连羊毛都看不见了。白天饥肠辘辘盼天黑，黑夜寒冷难忍盼天亮。

两年过去了。廖永和随管家全家西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

春天来了。湛蓝湛蓝的苍穹下面，野花盛开的草原像绿色的地毯一直铺向天边。这里，那里，漫步着洁白的羊群，真像是谁撇下的一把把珍珠。草原的景色是美丽的，但廖永和哪有心思欣赏景色呢？他想念党，想念部队，常常暗自流泪，然而千里草原，往哪里去找呢？

心底的希望呼唤出无穷的力量。有一次，廖永和随管家游牧，看到远处有一座房子。他想，这可能是汉民，因为牧民一般不住房子。他悄悄地放下身上的东西，猫着身子向土房跑去。管家发觉骑着马追赶，一棍打下，他应声倒下。打断了一根棍子，又打断了一根，他被打昏过去了。

管家说： 你是共产党的副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羊，我不杀你，把你送给马步芳，死活在你！ 管家要借刀杀人，还要向马步芳邀功请赏，于是将他捆起来，派人押送西宁。走到巴音河畔，押送他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不敢继续往西宁送了。这样，他又被押了回来。

1942年，马步芳利用哈萨克和藏族的矛盾，追杀哈萨克牧民。德令哈的蒙古族头人及有些财产的牧民都拉家带口地逃难而去，管家一家也走了。廖永和乘机逃脱，改名黄永和，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下，给人家帮工修靴子。

蒙古族姑娘格明一家在动乱中跑散了，她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德令哈，也到处给人帮工。他和她经常相见，熟识以后，常在巴音河岸边诉说各自的不幸遭遇。奔腾的巴音河水流不尽他们的辛酸，不幸的遭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流年似水。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德令哈有人传说： 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 当时廖永和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军队，凭着朴素的认识，他想，打跑马步芳的可能就是自己的队伍。他总想找个机会到西宁看看。

这时，有一个头人要到塔尔寺去拜佛。塔尔寺离西宁不远，廖永和抱着去见解放军的念头向头人请求说： 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吧？ 这样，可以解决廖永和不认识去西宁的路的困难。

风餐露宿，18天到塔尔寺。塔尔寺在湟中县城附近。头人去拜佛，廖永和偷个空进了湟中县城。

湛蓝的天空下，有几缕轻纱似的云烟，湟水河在阳光下泛着光斑。湟中县已经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廖永和10多年不讲汉话也听不到汉话，加之口音差别，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懂什么意思。他只听清 减租减息 几个字，还不敢相信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也搞过 减租减息 。会后表演节目，扭秧歌，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他才一下子明白过来。1929年在大别山闹革命，不就是高举着镰刀斧头的旗子吗？1934年他入党，不就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吗？

廖永和马上找到县委书记尚志田，含着热泪诉说自己的经历，要求收留，但尚书记听不懂他的话。尚书记给他开了证明，把他介绍到西宁去找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

廖永和进了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重新入党。训练班结业，组织上分配他回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以后在德令哈县、乌兰县任工委主任、县长、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1973年组织

上照顾他回到家乡安徽省金寨县，在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

称藏加、根乃、卓玛

陡峻的山崖，浑圆的蒙古包。

黑犬狂吠，蒙古包内走出一位50多岁的老奶奶。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鸠形鹄面的年轻人走来。得知小伙子是红军，老人连忙让进蒙古包，茶饭款待。

红军叫杨英舒，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机枪连勤务兵，编在左支队，因冻饿劳累掉队。他孤独辗转，艰辛地走出托来南山，来到乌兰达坂下的考克赛，远远望见一顶炊烟缭绕的蒙古包，便走了过来。

老奶奶人称旦旦。贴羔后，旦旦同儿女偎坐在牛粪火堆旁，说： 信佛人以慈悲为重，帮人脱离苦境会有善终。不要看他现在骨瘦如柴，吃过来是个腿快手勤的人，再说你们哥儿兄弟也不多。我向头人求个情，留下他！

就按母亲说的做吧！ 桑杰吉布、姑仁加两口子说。

为了躲避马家军的眼目，老人给杨英舒换上了蒙古服装，把汉名改为蒙古名叫 称藏加 。马家军来搜查，她把称藏加领到山洞里藏下，马家军走了又接他回蒙古包。

日复一日，称藏加的身体健康了，和旦旦家的感情也深了。和睦的家庭对人有不衰的吸引力，他尊旦旦为母亲。

羊知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孝。称藏加有了家室，更加敬奉老人。他总是双手向上，恭敬地请老人喝茶、吃饭。

称藏加1977年3月离开了人间，家人和旦旦老人的后裔还以亲戚相称。

蓝蓝的天，青青的湖，苍翠的远山，碧绿的草滩，上下远近连成一片。青海湖北刚察，小草正在发芽。三名被俘红军侥幸逃到这里。

刚察藏族千户华宝藏明知是红军但决不声张。华宝藏说： 一旦漏了风声，不但这三个人活不成，而且连我和我们的部落都要受到连累！ 他向部落嘱咐： 这些共产很孽障（可怜），我们不营救，不保护，佛爷会怪罪的！你们悄悄安置好他们三人！

三人之中，胡得良改藏名根乃，姓李的改藏名卓玛，另一位1953年病故。新中国成立后，胡得良在刚察工委社会部当了干部，1954年调到果洛工作，李卓玛在贡麻部落的加布家招为女婿。他们生活在一种感动和万般怀念中。

披着袈裟的 塔娃 加玛

夜光杯，杯壁薄如蛋壳，纹理光滑透明，色泽有翠绿、墨绿、鹅黄、黄绿、羊脂白等。相传西周穆王远游西域，与西王母在瑶池欢宴，西王母以夜光杯馈赠周穆王。月光姣好，清澈如水，把美酒倾入杯内，对月映照，色呈雪白，柔和光亮，周穆王爱不释手。从此，夜光杯名扬千古。唐代诗人王翰写的《凉州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更使夜光杯盛誉远扬。夜光杯，就是用祁连玉石精工雕琢而成。甘肃酒泉出此玉，青海祁连县的 玉石沟 和 玉石梁 也产此玉。不过，这里讲述的不是祁连玉的故事，而是一位流落在祁连县的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故事，是一页似乎已经凝固的历史。

三名红军与搜山的马家军互相射击，其中两人倒在血泊之中。第三个是卫生员，急忙去救。倒下的一位战友在咽气前叮咛他： 活下去，将来总有机会报仇！

他叫刘思贵，四川省营山县人。1933年红军在家乡扩红，他报名参加了红军。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200多名战俘从张掖押往西宁。第四天从扁都口到俄博，刘思贵亲眼看到马家军杀了20多名战友。天黑，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圈在一个庄廓里，这夜就冻死了五六个。因为冻饿走不动，第二天清早起程时又有五六个战友被惨杀。

从俄博到大梁的路上，夜色沉重，漆黑一片。他蜷缩在挖过金的沙坑里，逃跑了。

莽莽山野，只有金场。他给大通一个姓蒋的金掌柜当了一名 哑巴 沙娃。哑巴是装的，因为一开口说四川话，顿时就暴露了身份。

他流落到百经部落，住在贫苦牧民角尼家里。角尼给了他一件破皮袄，一双旧靴子，一个藏式的腰带，让他挡羊。怕马家军搜查，他仍然装哑巴，不说话。

百经

部落的头人传达马步芳的命令，让每家每户帐房门口挂上户口牌，同时派人在各帐房圈子搜查 共产娃 。角尼不敢收留他了，打算把他送到甘肃民乐一带去逃命。角尼的老伴担心他被马家军抓住杀掉，整整哭了一天，还给他准备了一包羊毛，两碗曲拉。

翌日，角尼全家哭哭啼啼送他上路，一直送到黄草沟，遇到两个在外念经的贫苦老阿卡。角尼的老伴悄悄和那两个阿卡商量，让他们收留这个哑巴，给他们打柴、背水、做饭。两个阿卡同意了，他就再没有向甘肃民乐一带逃命，跟着两个阿卡在祁连八宝一带转悠。两月以后回到百经寺，阿卡把他介绍给寺院里的另外两个阿卡，一个命叫奂曲乎，一个叫留义，给他们做饭、背水、拾粪、打扫卫生。

寺院不远的河滩，驻扎着马步芳一个营挖金子。官兵常到寺院里骚扰，奂曲乎恐怕马家军发现他找麻烦，给他起了一个藏族名字 龙日克 ，又从死后送去天葬的阿卡身上脱下一件袈裟，给他穿在身上。从此，他就当起一名披着袈裟，不会念经，也不会说话的 塔娃 （寺院里做苦工的阿卡）。

他在百经寺做了两年塔娃，学会了做饭的本领。寺院管家听说他做的饭好吃，就叫他做了一年饭，年终给了他一头牦牛。这是他干了九年苦工，第一次得到的报酬。管家介绍他给次日金阿卡做了一年饭，次日金在年底也给了他一头牦牛。从这以后，管家让他在寺院经堂的厨房里做饭。他这个哑巴塔娃，又变成了哑巴 加玛 （寺院里对做饭人的称呼），也有人叫他加玛龙日克。在经堂厨房，每天除了做饭，还要到一里远的地方背12大桶水。经堂只有在念经的日子才做饭，不念经时他就在各大阿卡家帮工。

在无声无言中，12个春秋流逝而去，大漠终于敞开了无遮无掩的光明。祁连县解放了。他高兴得淌着泪水，开始说话了。由于12年多不说话和终年累月生活在藏族之中，他已不大会说汉话了。

这年冬天，驻张掖的部队派了几个人到祁连黄草沟一带购买菜牛。他像见到亲人一样，向部队同志诉说。他讲的是走音变调的藏汉混杂的语言，人家听不懂。人家讲的是带着浓重乡音的南方话，他也听不懂。

1957年，他用解放后积攒的工钱，买了一顶牛毛帐房和五头牦牛，离开百经寺在阿力克乡草原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和一个藏族姑娘叶尔丽结了婚。

他站起身，好像抖落了肩头的负担一般。阿力克乡1958年成立了第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他被选为副社长，还兼任民兵连连长。第二年夏，他带领十几名民兵到海西州天峻县参加剿匪，抓国民党空降特务，完成任务后被评为民兵治安模范。这年秋天，他参加了党组织。从1959年到1981年，他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职务达23年之久，先后16次被评为省、州、县、乡各级模范，受到各级政府的表扬和奖励。退休后，他在家里闲不住，就主动帮助照看文化室和水井，要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

赵明英，1914年生于四川达县，1933年9月在家乡参加红四方面军新剧团。西路军西征时任新剧团三团的团长兼导演。西路军兵败祁连，全军妇女被集中起来编为妇女团，陶万荣被指定为团长，赵明英被指定为副团长。赵明英被俘后被迫嫁给马家军回族副营长，在青海逃跑了两次，都因路不熟而未成功，被抓回痛打一顿。战事结束，她随其丈夫到家乡临夏定居务农。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临夏成立回族自治州。

通常当人们谈到生涯的时候，总觉得有太多的不可把握性，埋藏在未知中。西路军被俘和流落女红军更是如此，其中不少人成为回族。无论是悲伤，还是无奈，这就是许多西路军红军女战士走过的道路。

西路军流落女战士张秀芳说： 我跟回民一起生活几十年了，先是在回民家里干活，后来跟的男人也是回民。我不吃大肉，闻着就恶心！羊肉啦，牛肉啦，要阿訇宰下的才吃，商店里买的不吃！

伊斯兰教注重和提倡洁净，在饮食方面，《古兰经》中有许多明文规定：不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未诵真主之名宰杀的牲畜。千年来，穆斯林遵循有关规定，代代相袭已成为生活习俗，应该受到尊重。

张秀芳，四川巴中人。她1933年18岁时参加了革命，先在巴中县苏维埃工作，翌年正式编入红军部队，分到妇女独立师。她曾是红军著名女将领张琴秋的警卫员。

张琴秋可是个好人，脾气好，对人好！ 张秀芳总是由衷地说。

她给张琴秋当警卫员时，突然出了天花，差点丢性命。张琴秋及时送她到总医院抢救。身体康复了，张琴秋又来接她。总医院周光坦院长对张琴秋说： 你们妇女独立师是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可我们这里女干部缺得很，你就把张秀芳给我们吧！ 这样，张秀芳就留在医院，担任了排长。

在河西丰乐堡，我们被围在一个土围子里。敌人一颗子弹打在我右手上，从袖筒里穿出，当时我就昏过去了！ 张秀芳举起右手这样回忆道，右手指至今还少一块。

西进河西，医院工作十分困难，后来甚至连一块包扎伤口的布条都保证不了。为了就地解决实际问题，总医院的许多人直接下到部队进行战地救护。张秀芳和几位医院的战友，随着所在的战斗部队从梨园口退入祁连山。

战事越来越不利。这个团的团长对她们几个医院的同志说： 我们部队的人数已经不多了，就不要再跟我们走了。你们还是找总医院，回后勤单位去吧！ 她们几人去找总医院，这时哪里还有完整的建制？总医院没有下落，她们就随着碰到的同志在山中四处流动。

皑皑白雪，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凉，什么食物也找不到。她们今天跑到这个山坳，明天藏到那个林子，饥饿和寒冷像两个魔鬼死死地缠住大家。

她们四个女的藏在一个石洞里。她、樊秀英、朱志秀，还有一个姓赵，朱志秀胳膊打折了。她们捡些牛粪用来取暖，后来饿急了，就把牛粪放在石头上用火焙干，搓碎，像炒面一样，一把一把就着雪咽下去。马家队伍搜山，搜到洞前。她们的心紧缩着，谁也不愿当俘虏，冲出洞口，跳下崖去。

西沉的太阳最后放射出它的余晖，枯枝与衰草反射着淡淡的余光。静静的祁连，粼粼地闪烁着银色的雪光。躺在崖下，张秀芳嘴里还有气，心里也明白，就是说不出话。她摔断了右腿、尾骨和几根肋骨。马家兵走到她跟前，叫起来： 这个女共产还活着哩！ 那家伙用马刀背在她们身上砍。她感到疼痛，另外三个战友再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凄惨的早春啊！

张秀芳和难友艰难地跋涉于荒漠大野，峁梁沟壑之中，到了青海。马家军把张秀芳和男红军编到一起，每人一把铁锨，到老鸦峡修公路。如果不干，或干得慢，马家兵举起马棒就打。她硬挣扎着干，那时主要是顾命，疼痛已顾不了了。她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草，在干烈的、蒸烤得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国共合作后放了一批人，其中有她。

张秀芳往兰州方向行去，来到甘青交界的海石湾。公路旁有家旅店，主事的老板娘雇她帮工。旅店有食堂和客房，又地处交通路口，每天过往行人不少，活计很不轻松。她除了把分内的事干好外，还得把主人的家务承担下来。

这家旅店男主人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兼着伪保长职务。他要张秀芳做小娘，她不干。一天，他借口张秀芳烙饼时灰碱放少了，便小题大做抄起棍子打起来。张秀芳正在拉风箱烧火，举起坐着的小凳照老家伙一下，老家伙右额顿时出血。

张秀芳到了兰州，给一家回民哄娃娃，做饭，养牛。兰州还有失散的红军姐妹，在大家的帮助下，张秀芳和医院一位洗衣工人成了亲。

张秀芳的丈夫去世，自己又没有儿女。民政局叫她到红军养老院去，她说： 我是回民，那里没有清真灶，我吃不下去呀！

张秀芳独自一人生活，但她受到红军老姐妹和政府的照料。

张秀芳和安明秀都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过，又都是四川老乡

。安明秀也随了回民，她经常打发四个儿女来看张秀芳，送吃的，送喝的，收拾房子，还给买了电饭锅和电热杯。丈夫死时张秀芳在犯病，祁连山中摔伤的右腿有四个窟窿流着脓血。安明秀把张秀芳接到自己家里，用小孩尿泡了中药，给她敷在伤口上，才慢慢不流脓血了。那次她在安明秀家住了整整一年。医院为她的房子糊了顶棚，刷了墙，又把她接回来。

端阳节前夕。老人桌上赫然放着一小堆粽子，她指着粽子说： 这是安明秀打发儿子送来的！ 张秀芳受到安明秀的关心和照顾，她们是红军姐妹，是患难之交。另一方面，赈济孤寡也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所提倡的，这在《古兰经》中也有明示。

据说，要使经历过的事情长流芬芳，就得回忆。张秀芳经常回忆，但她感受不到芬芳和幸福。老人脸上爬蠕着寡黄的泪，激动地说： 我哥哥叫张狗娃，比我大四岁，在八十八师夜老虎团，先是当连长，后来当营政委，西渡黄河后牺牲在临泽。唉！如今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我这个人的命真苦！

张秀芳浑身抽搐，悲哀地耸动双肩。任何听了她述说的人，心都会颤抖，泛出难言的酸苦。

窗外，座座楼房托起明朗的天。弥漫着花粉气味和草木气味的轻风扑进房间。

裕固草原的一员

裕固族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地中段。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1954年由张掖、高台、酒泉等县的一部分合并建立为自治区，1955年改自治县。裕固族是后唐和五代时期建立地方政权近一个半世纪的 甘州回鹘 的后裔。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群众大都在祁连山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般人家的帐篷，夏漏骄阳凉雨，冬进寒风冷雪，就是住六根或九根房杆大帐篷的大户人家，也仅仅是温饱有余而已。贫苦牧民住阴湿的窑洞或窝棚，磨吃 谢节草籽 面，采喝野茶。

肃南大河草原的冲哆罗水一带，裕固族牧人别驽的帐篷扎在那里。夜风卷起散落的黄叶，天空云幕低沉，不见一丝星月的毫光。被战火搅得心惊胆战的裕固牧民，深夜听到狗叫，以为又是来了马家军。别驽一家惊慌失措，打算弃帐逃走。有人一头撞进了帐篷，请求搭救。别驽定神一看，是一个浑身是血的红军。窝藏红军可要牵连一家人，但别驽咬咬牙，下决心救下这个红军。

别驽一边用麝香水为红军洗伤口，一边吩咐家人烧茶做饭。为了掩人耳目，他找出一件烂褐衫、皮亢沉（高靿皮靴），让红军脱下血衣，换上裕固族牧人的衣服。天亮前，别驽在皮袋里装上炒面和小米，拿上一个单耳铜罐子和一张羊皮，把红军送到山谷的一个石洞里。他一再叮咛，千万不能出山洞，白天不能生火，晚上用铜罐煮饭。他又解下拴在系腰上的火镰，教会红军引火的方法，才离洞回去。别驽每隔两三天来一次，送点粮食。每次来都从不同方向绕个大圈，唯恐有人发现他的脚印，每次走到山洞附近就脱鞋赤脚。

三个月过去了，红军的伤养好了，马家军也撤走了。别驽把红军领回家，将红军收为义子，教他裕固族语言以及如何放牧。

红军叫田忠道，湖北省大悟县人。1926年的一天晚上，他在舅父徐海东的带领下，与同村的一帮小兄弟13人约定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他走时才14岁，母亲念子心切，昼夜在四周的山冈上奔跑呼喊，喊着儿子的小名，哭叫不止，神经错乱，最终在疾病和饥饿中死去。

西路军时，田忠道在红九军，康隆寺阻敌时负伤。他和战友据守在一个山头上，子弹打光了，他们用石头砸毁了枪支，十几个人抱在一起，揭开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盖子，准备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马家骑兵挥舞着战刀围了上来，手榴弹的导火索拉开了，可是发火装置没有发火。他们被活捉了。

战友们被反剪双手捆着，又用一根麻绳连成长串。在押往张掖的一天夜里，后面的人就用牙齿咬撕前面人手上捆的麻绳，捆着田忠道的绳解开了。他乘敌人不注意

，卧倒在一个没水的干沟里。沟里尸体很多，生死难辨。

田忠道成了大河裕固草原的一员。他结识了不少穷苦牧民，还和普加录安结拜为异姓兄弟。他成家后，每到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的义父。

易明清，江西赣县人。1931年6月，给地主扛长工的他在家乡参加了红军，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8月在川西改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西路军兵败祁连，他在山中被俘，因右脚脖子被子弹打断，不能行走，被马家兵暴打一顿抛在康隆寺。遍体鳞伤的他在裕固族牧人、汉族商人的施舍下，活了下来。

1943年，易明清拄着木棍来到裕固族东八格家部落的石窝一带，走进了焦斯巴楞的帐篷。几年前红军在石窝一带打仗时，焦斯巴楞就曾冒着杀头的危险救护过红军伤员，曾把10多个失散、负伤的红军收留在家里。白天，她把红军藏在松林里，晚上，她给伤员烧茶、做饭、洗伤口，临走又给准备点炒面。这次，易明清上门求救，这位仁慈的老人收留了他。老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这位红军，还把女儿嫁给他，既是女婿又当儿子。他们一家人靠打猎、采药、拾蘑菇相依为命。

好景不长，1947年易明清的妻子患病去世。很长时间，他生活在悲痛之中。1948年，经焦斯巴楞老人撮合、筹办，易明清又和裕固族孤女邵道麦吉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易明清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红石窝村。红石窝即当年的石窝，因红军西路军在此打过仗，改名为红石窝。易明清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爱己若子的老岳母焦斯巴楞，逢年过节或有点好吃好喝都要给老人送去。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年年清明都祭奠！

祁连山间溪水啊，孤独的追求者！你从哪座山哪条沟来，又奔向哪里去呢？你执著地蹒跚，带走了什么呢？你那么瘦弱，和你决然的意志多不相称！你流波的闪耀，是荣膺祁连的甘露，还是祁连的苦泪呢？

岁月落下多少帷幔，时光也难把心中的坎坷抚平。熊国炳家乡的老大爷、老大娘一提到他，就揪心扯肚百般思恋。他们说熊国炳随红军走后，一妻两子死得好惨：一个儿子被地主打死，一个儿子被匪徒杀害，妻子活活饿死

熊国炳1898年出生于四川万源县竹裕乡（新中国成立前为通江县洪口乡）熊家湾，取名熊庭南。那时苛捐杂税、封建地租、高利贷盘剥，正如民谣所说：

军阀梳子梳，

豪绅篦子篦，

甲长排头刀子剃，

收款委员来剥皮。

熊庭南家也和许多人家一样， 屋里光光，肚里空空 。他长到十余岁，六个弟妹相继出生，父母将他过继给万源县竹裕乡熊家坪熊邦杰为儿子。懂事的庭南，把父母给他的四个红苕分给弟妹，挥泪告别亲人，从此改名为熊国炳。

熊国炳熊邦杰夫妇宽厚的胸膛袒露着慈心热肠，拿出珍藏的两个银元，抓了一只公鸡，提上一块腊肉，把熊国炳送到坪上的私馆读书。四年苦读，他成了熊家坪略知文墨之人。16岁时养父母托人为他做媒，娶了赵家姑娘为妻。养父母慈爱的目光、话语、琐细的操劳，常常给他一种足以依托的慰藉，但养父母先后去世。熊家坪离熊家湾虽然只有六七十里，但这里的熊姓家族与熊国炳只是同姓不同宗。因为宗族观念，当地熊姓家族千方百计驱赶他们，并买通了保甲长勒索捐税，百般刁难。熊国炳眼泪流回心底，夫妇于第二年春天凄恻地离开熊家坪，迁回熊家湾居住。

熊国炳在熊家湾田无一分，地无一垄，便抬滑竿、打短工维持生计。劣绅、甲长借机勒索他卖力下苦之钱，他愤然抛弃 抬子 之业，奔赴巴山打猎为生。一次，他乘勇追捕一头猛兽，不幸误踏猎人缚虎的 机关 ，被毒箭射中腿肚。他强忍穿心般的痛苦，咬紧牙关将毒箭拔出，挤出毒血，得以保全性命。他因果敢，被人们称为 巴山勇士 。

1932年12月初的一天，刚刚卖完猎物的熊国炳，突然被一个身着长衫的陌生人叫住。陌生人说自己是行商的，慕名来找巴山勇士购买皮货，并慷慨表示愿出大价钱。这外来客商以优惠价定购了猎物，还走村串户向一些穷哥们收购不少土特产。客商叫刘子才，又名刘涛，是位红军，身带电台来川北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发动群众策应红四方面军入川。熊国炳跟随刘子才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了解敌人兵力部署，为红军入川提供了重要情报。

熊国炳跟随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军建立乡村苏维埃，被群众推选当了赤卫队长和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2月初，经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推荐，袁克服介绍，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川陕省第一、第二、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都推选他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四川军阀部队和地主 还乡团 卷土重来，熊国炳的两个儿子惨遭杀害，妻子赵氏活活饿死。这时，党组织将中共川陕省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富调到苏维埃政府内务部担任执行主席，部队转战到毛儿盖时，他们在组织的关怀下结成革命伴侣。张庭富，四川通江人，参加红军后任过号兵，任过总医院看护。西路军时，熊国炳是军政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后勤处处长。部队突围时，熊国炳和张庭富在战斗中被打散。熊国炳来不及寻找妻子，便强忍着心之酸楚，带领战士们杀开血路，冲出包围。

西路军败退祁连，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延安，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组成工作委员会。熊国炳所在由机关人员组编的游击队被敌阻截，大部牺牲。他独骑战马

从敌群中杀出，马被打死，他被摔进一个万年雪坑才幸免丧身。他任寒风吹满衣袖，拖着双腿，光着脚丫，追赶部队，在灰暗的冷风飕飕的天幕下，与马家骑兵遭遇被俘。

马家军前去搜山，把熊国炳关押在裕固人的毡房里。裕固族头人对熊国炳说： 马家队伍走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熊国炳按照裕固族人指的方向，踏着微明的晨曦，沿着祁连山西行。他带着伤痛，忍着饥饿，辗转来到酒泉南山的偏僻山村九家窑。农民张大爷收留了他，为他治好了腿脚的冻伤。伤好后，熊国炳来到酒泉城，白天给人帮工，晚上在五爷庙神像后面安身。

酒泉城里马家队伍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荷枪实弹到处抓人。每天都有红军惨遭杀害。马家队伍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等列为 赤匪首犯 ，发通缉、登告示，悬赏1200块大洋活捉，以600元买他们的人头。

熊国炳欲走走不了，想留又难以藏身，最后经人介绍与已故唐姓四川同乡的妻子白玉生结婚。不知是难忘妻子张庭富，还是感激张大爷的营救之恩，从此，熊国炳改名张炳南，靠摆摊度日。他的妻子张庭富被俘后死里逃生，辗转定居高台，1960年丈夫去世后，带上四个儿女返回家乡四川通江。

命运之神乖戾。熊国炳一家苦熬到1945年，迫于生计来到玉门。熊国炳在医院里找到了发挂号牌子的差事。因收入微薄，一家五口挤在西河坝的窑洞中。1948年底，他们又返回酒泉。虽然生活凄苦，熊国炳还是极力说服老伴收养了贫苦农民杨毡匠的女儿兰香子和一个讨吃要饭的姑娘进财子。

新中国成立时，熊国炳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人民政府知道了他参加红军的经历，补助他银元50块，麦子4石。公社化后，熊国炳年事已高，就给队里看看果园、麦场。

老来苍茫思还乡。1959年4月，民政部门给他300元钱和一套条绒衣服，帮他回到老家四川省万源县探亲。乡亲们热情欢迎他。他本想留在故乡，叶落归根，但因老伴是个小脚，行走山路不便，对川北吃大米也不习惯，又想儿子，就返回酒泉。老伴白玉生说： 那里雨多，每天挂雾，见不上太阳，我过不惯！

熊国炳对人说： 家乡人以为我早死了，年年清明都祭奠。大家见我活着回来了非常热情，挨着请我们去吃饭，政府对我们也特别照顾！

1960年严重自然灾害。春节，队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给每个社员发了八斤苤蓝过年。冷月浮升，洒下淅沥的寒意。熊国炳饿得浑身浮肿，腿痛抽筋。他的病痛，他的疲累，终于让宁静的夜溶化了。他撒手离开尘世，葬身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里。雪越下越大，像柳絮，像梨花！

你是红嘴鸦儿，吃也是红，不吃也是红！

初升的太阳宁静地注视着大地。郭富财漫无目的走着，临风顾盼，触目尽是枯草断茎。他看见有位老阿奶在门口洗洋芋，便上前问路。老阿奶听不懂外乡口音，见他身裹毡片，足缠麻鞋，手拿搪瓷茶缸，猜出了他的身份。老阿奶见四周无人，用很低的声音问： 你要馍馍吗？ 不等他回答，阿奶进到屋里，两手拿了六个青稞面馍。阿爷一手拿着个木碗，一手端一沙罐开水，跟在阿奶身后也走了出来。

两位老人按当地乡俗把馍馍掰开递给他。他喝了开水，吃了青稞面馍，身上暖和了，也有劲了。阿奶见他没处装馍馍，就从自己衣衫上撕下一块布，用毛线缝成布袋，把剩下的几个馍馍给他装上。阿爷说： 北面不要去，那里是煤窑，马家兵抓住下窑，一辈子也出不来！ 他频频点头，依依告别。

郭富财是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在梨园口受伤被俘。从张掖押往西宁沿途，到处可见红军战士暴尸荒野，鹰啄犬噬。活着的，也是身裹毡片，在马家军皮鞭和枪托的驱赶下，在风雪中挣扎；实在走不动的，就被当活靶打死。他想，早晚反正是死，与其被杀不如设法逃走，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夜，寂静的夜，静得仿佛听得见自己的心脏跳动。队伍走到大通县新城一个

巷道口，他趁黑逃走。

风欺雪凌的日子，郭富财思念部队，也向往家乡四川，可当时的青海交通不便，他又是一个 逃犯 ，口音不同，身无分文，怎样逃走呢？他没敢往远处去，只在大通县柴家堡一带转。

郭富财在大通县柴家堡一带要饭，又给柴征家当长工。割草，栽树，喂牲口，扒炕灰，打土块，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可吃的是清水拌汤麻洋芋，少盐无菜，睡的尕炕四处冒烟，盖片破毡，缩成一团。他看透柴家心狠，就离开他家四处讨饭或做点零活。

第二年春，当地流行感冒。郭富财过去在家学过一些治病的偏方，就试着给人治病。张宝德的母亲病得很重，快没气了，他用偏方治好了。人家很感谢他，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叫他治病。次年3月，芳草青青，山花点点，吊庄童维刚家招他为女婿。他不再无依无靠、茕茕孑立，算是有了安身之处。

青海的夏天也时常笼罩着一层岑寂清冷的气氛。1939年7月，他被告发，说是 共产娃 。壮丁大队长韩有福把他捆起来抓去，皮鞋踢，鞭子抽，柳棍打，死去活来，浑身是伤，关在一个房子里。韩还把他的丈人、说亲的媒人都抓起来，严刑拷打，追问： 为啥把女儿给 共产娃 做媳妇？ 还想叫共产党在这里生根吗？ 岳父卖掉了大车、牲口、衣服、毡，还典出了几亩地，花了360元大洋，才把他保了出来。

第二天，他又被押到壮丁训练大队部，用指头粗的铁丝、拳头大的铁锁捆着吊起来，只一顿饭的工夫就昏死了过去。马家兵把他放下，脱掉裤子往他嘴里浇尿，等他醒过来。

有位老汉实在看不过去，说： 不要吊了！你们四个年轻人守着，还怕跑了吗？

马家兵凶狠地说： 驴日的不吊起来，踢开窗子就飞哩！这些共产娃跑得快！

他被押到西宁军法处，当晚就把他们八个人捆起来放到两辆大板车上拉出南门活埋。刚出南门，碰上下雨，雷雨交加，风也很大。赶车的赶上车快跑，路不平颠得厉害。他在后面那辆大车上，乘机从车后滚了下去。

他有家不能回，朝踏晨露，夕挑落日，到处要饭，做活，给人看病混肚子。腊月，在海子沟碰上一个姓汪的年轻人，问他：

做啥的？

给人看病。

我家在东沟，有个病人，请你跟我去看一下！ 年轻人听他不是本地口音，已猜出几分。

到家后，年轻人把一个叫杨奇的被俘后逃出来的红军叫出来陪他。他和杨奇一说话就知道也是四川老乡。

郭富财知道了年轻人叫汪函忠，是中学教员。第二天，他要走时，教员说： 你医生装得不像！ 于是送给他一个手提箱，把药装上，又给开了一个西药条子，叫他到西宁买些药品。汪教员还把自己的壮丁残废证借给了他，并一再叮咛： 有人问你就说姓汪，汪王不分，查不出来！ 当时郭富财化名王金贤。从这以后，他才敢回家。

大年初一，他到汪教员家拜年，抬头见大门上写着对联，上联是： 保甲款皇家款款上又加款 ，不禁暗自吃惊。

汪教员的两个同学也来了，一个是李万林，一个是马生林。两人一见对联，也吐了舌头。

呼啸的寒风被关在窗外，唯有一抹阳光进入那小而温暖的房间。汪函忠摆上酒菜招待，饮酒中汪让他讲红军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纲。他不敢讲，李万林说： 你是红嘴鸦儿，吃也是红，不吃也是红。不要怕，你讲！ 他见两人和汪函忠关系很好，就讲述了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他们都表示称赞。

汪函忠又写了一封信，送了几把挂面，叫他拿上找金城沟汪的同学星运仓帮助办一个壮丁证书。星当时在哈拉直沟当小学校长，帮助伪乡长填壮丁证书。

他抹着微沁的汗珠，找到星运仓，星亲自到学校给他办来了壮丁证书。有了这个护身符，他就有了立足的执把。

汪函忠又帮他买好车票，托西北书店跑买卖的窦庭章把他带到西安，然后再设法去延安。无奈，他家庭拖累没有去成。汪又借给他200元钱，让他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一

直到青海解放，一直到草原开始吮吸充沛的阳光雨露。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

张安泰1933年在家乡四川加入红四方面军，在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战士，三个月后成为一名司号员。西路军西征，行动多在夜间。天气寒冷，吹号时稍不注意，号嘴就会揭去嘴唇的一层皮。粮食供应不上，饿肚子是常事。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没有休整时间，走着路都能睡着。西路军退向祁连山，九军担任后卫，部队在梨园口掩护全军进山。张安泰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疲劳过度，见身边一堆干草，就坐下休息一会儿，可屁股一挨干草就睡死过去。当一颗手榴弹在他近旁爆炸时，才被震醒。

张安泰所在的团伤亡严重，被马家军围困在梨园口内的一个小庄子里。团长几次组织突围，都因敌人火力太强，战友们一批批的牺牲了。团长命令四个司号兵一起吹号联络，进山的部队走远了，没有一点回音。参谋长问团长怎么办，团长痛苦地摇了摇头。团部所在的房内传出一阵枪声，大家赶去一看，团长、副团长、参谋长都饮弹自尽了。

剩下不多的战友急红了眼，大家拼死也要冲出去。张安泰把负伤的连长扶上马，缰绳拴在自己的腰里。大家一起往外冲，敌人的机枪子弹像泼水一样，死死地封锁住出口。战友们纷纷倒在枪弹之下，挣脱缰绳的马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张安泰被战友的遗体压在下面，浸泡在血泊中。云朵像浮雕似的被吸在蓝色的天穹上，风从山野飘来。

马家军士兵手提马刀来翻尸，没有咽气的就补上一刀。好多战友牺牲前都破口大骂，声言红军总有报仇的一天。张安泰满身血渍被翻出来，背上也挨了一刀昏死了过去。庄子里到处是烈士的遗体，敌人一把火点着了庄子。

四周弥漫着烟尘和令人窒息的血腥和焦煳味。张安泰苏醒过来，挣扎着往外爬。一位头骨被敌人劈开满脸是血的战友发出轻微的呻吟，睁着一对大眼喘息着说： 同志，我痛得受不了，快给我补一枪吧！ 张安泰流着泪说： 我哪里还有枪！ 这位战友说： 我这里还有一颗手榴弹，给你，朝我头上砸，快！ 张安泰怎能忍心下手啊！这时四个马家兵走来，搜寻死难战友的衣服口袋，想发洋财。张安泰仇恨满腔，将这颗手榴弹投了过去。可惜，手榴弹没有爆炸。敌人冲过来，马刀架在张安泰的脖子上。后面跟来的一个人喊了一声： 算了，这还是个尕娃。 说这话的叫魏占彪，是个班长。

第二天，排长见了张安泰，对魏班长说不能留，并叫人拉出去枪毙。魏班长让张安泰赶快跪下求饶。张安泰坚决不跪，死死抓住一个马家兵转圈子。敌人朝他连开三枪都未打中。魏班长向排长下跪求情：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 营长来了，把张安泰带到一间房子里。营长对随从挤挤眼说： 给这个尕娃洗洗脸。 随从端来一盆水，猛地朝张安泰头上泼去。张安泰惨叫一声，满地打滚。敌人哈哈大笑，这泼的是一盆开水。

魏班长把张安泰拖到一间草房里，细心照料着。张安泰疼痛难忍，叫魏班长干脆把他杀掉算了。魏班长同情地说：

尕娃不能死！你多大了？老家还有没有兄弟？

今年18岁，是独子。

那就更不能死。我也是独子，我认你做个兄弟吧，留下帮我喂马。我已向营长求情了。

战事之后，魏班长所在的骑兵旅开往原驻地，魏班长雇了一头毛驴驮着张安泰，路上又换了牛车到了酒泉。魏班长将张安泰寄养在亲戚家，两个月后，张安泰的身体慢慢康复。

一天，魏班长着急地跑来说：

兄弟，怎么办？这几天我正打算把你送回青海去，可营长叫你去当他的勤务兵，我交不出去，就要挨40军棍。

张安泰一听火了： 那狗营长用开水差点烫死我，还想让我给他当勤务兵？不去！

不去，这40棍挨不起！ 魏班长为难地说。

没你的事，你就对狗营长说，拉我去枪毙好了！

好心的魏班长认罚了40军棍，被打得皮开肉绽，动弹不得。张安泰十分感动，流

着眼泪说：

好哥哥，为了我，你被打成这样，将来只要有办法，我一定报你的恩。送我去青海吧，我侍奉老爹老妈一辈子！

兄弟，我看你聪明，机灵，青海先不去了，就在这里学个手艺吧，将来好有条活人的路。

魏班长伤好以后，将张安泰送到庞师傅家当学徒。庞师傅开了个小手工作坊，修理自行车和小机械设备。庞师傅无儿无女，作坊还收留了两名流落红军。老两口对他们很好，认真教他们技术，热情关照他们的生活。张安泰年纪小，且心灵手巧，干活麻利，老两口更是偏爱。魏班长随队伍到西边去，临走来作坊看他，见张安泰在这里很好，对庞师傅千恩万谢，嘱咐张安泰安心待在这里。

厄运并不就此罢休。马步芳下令要各地驻军搜捕流落红军，集中押送青海，作坊里的张安泰等几位红军被抓。从安西、玉门等地搜捕来的红军，也一一被押到酒泉，共有100多人。庞师傅买通看守，以送衣服为名，来看张安泰，说： 你魏哥不在，我救不了你。尕娃，你年轻，要想办法在路上跑脱，去了青海可有受不完的罪哩！衣服里缝了五块钱，你能跑脱就回来吧！

押送的队伍，几乎每天都有人逃跑。不幸被抓回来的人，敌人或当众枪毙，或脚上穿进绳子，用马活活拖死。队伍经过高台、张掖、民乐，走到扁都口了，敌人派张安泰去打水，他趁机钻进山沟，找了个山洞藏起来。

他不敢走原路回酒泉，便沿着祁连山往回走。他身上有几块钱，只要找到人家总能买点吃的。可鞋子破了，山里穷苦人只有冬天才缝双生兽皮鞋穿，平时都是光着脚。张安泰也只好光着脚赶路，脚磨破了，便拄着棍子一步一步走。

他回到酒泉，趁天未明农民进城卖菜时，混进了城。他敲开庞师傅的门，老两口竟没有认出他来。张安泰已瘦得变了形，蓬头垢面，两只脚烂得不忍看。庞师傅和老伴难过地哭了。

庞师傅不敢留张安泰在城里，将他偷偷送到乡下亲戚家。他身体好点，就帮这家亲戚放羊。乡下也在搜捕红军，他这个外来人很显眼。庞师傅又把他接进城里，找了个拉煤的差事，一天到晚满脸乌黑，这是一个躲避搜捕的办法。

时光流逝，张安泰又回到庞师傅身边，学了一手好手艺。一次，因马家军兵痞勒索师兄弟财物，他将兵痞狠揍一顿；又一次，马家驻军师长的卫兵推了师长的自行车来修，因动手打他，他还手将这个卫兵痛打一顿。酒泉待不住了，他先藏在地窖里，然后趁夜黑翻出城墙，逃到兰州。

他先后到兰州制呢厂、西北机器厂当工人。一个国民党少校，仗势欺人，调戏他人妻女，受害人就有张安泰的工人朋友。张安泰找机会把这个少校截在黄河边痛打一顿。这家伙认出张安泰，扬言要报复他。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个少校掀进黄河，沉入水中。当夜，他逃出兰州，又回到酒泉庞师傅家。

新中国成立了，张安泰想重回部队，可庞师傅夫妻哭着不让他走。这位从不示弱的刚强汉子，在两位老人面前也眼泪扑簌，诚挚地对两位老人说： 我不走了，一辈子侍奉你们二位老人！ 他在当地参加工作，在政府办的修理厂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

龙王庙的小道士

衰草在寒风里颤抖，梨园口死一般的寂静。红九军七十五团团部通讯班长王怀文从伤痛中苏醒过来，想挪动一下身体，可是动弹不了。近旁有人说话，口音是自己人，他招呼起来。闻声过来的三个伤员，一个脖子被砍了一刀，另两个的手被打断了。他们也和他一样是藏在尸堆中幸存下来的。他对三人说：

同志，你们腿脚都还好，赶快走吧！

要走一起走！

我动不了，别连累得你们也走不脱！

要死，我们也死在一起。快，我们扶你走，背你走！

三个战友轮换扶着背着王怀文，跌跌撞撞地走去，天麻麻亮时来到一道水口。冰面被水冲开一个洞，下面是个冰洞。天亮了，不能再走了，他们下冰洞藏身。整整一天，马家军的骑兵从他们头上过来过去。冰洞中寒气逼人，四

人互相推搡着活动躯体，挨到天黑，爬出冰洞。夜的天宇十分阔大，星儿在天空闪烁，月儿高挑着一钩银白。

他们夜行晓宿，艰难地跋涉了三天三夜，才走到黑河口。黑河像条巨龙，穿山过崖，滚滚滔滔。

河边坐落着龙王庙，亭台楼阁，飞檐翘顶，庙内有一位名叫徐合德的老道。掌灯时分，徐道见四个浑身血迹的人闯进庙来，显得十分惊慌。

张掖龙渠上龙王庙的道士徐合德（右）与被他营

救的西路军战士王怀文他们指着王怀文向老道央求说： 老师父，我们这个小兄弟腿打坏了，请发发慈悲，把他收养在庙中吧！ 徐道想了一下，说： 好吧，可以把他藏起来！ 三人吃过徐道熬的山药糁子汤，带上干粮上路，和王怀文挥泪而别。徐道送出很远，指明东去的道路。

王怀文，四川江油人。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因家穷养不起，8岁时过继给牟姓人家，改名叫牟正文。因在牟家受气挨打，12岁时离家出走，从江油县跑到北川县，在一姓赵的地主家当长工挣饭吃，仍改名叫王怀文。1933年6月，红军队伍一支接一支地来到北川，红旗、红星、红袖标、红缨枪到处闪烁。他毅然离开赵家，参加了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攻打岷县县城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脸；在向会宁疾进时，他的右手食指被飞来的子弹打掉半截；一架敌机投下一枚炸弹，弹片削飞了他巴掌大的一块头皮；西路军西征，一条山战斗，他的右腿穿过一颗子弹；古浪战斗，敌人的刀戳进了他的下巴，两颗牙随着血水吐了出来；西路军兵败，红九军在梨园口掩护全军撤退祁连山，他大腿中弹，血肉模糊。他被负伤的战友送到了龙王庙。

徐道将王怀文背到红沙河畔的观音洞，发现王怀文身上有两颗手榴弹，让赶快扔掉。王怀文执意不肯，说： 这比我的命还贵重，红军战士不能丢失自己的武器！ 老道似懂非懂地说： 要留也行，交给我替你保管。年轻人冒失，容易出事！ 王怀文这才将手榴弹交出。

王怀文在洞中安下身来，徐道每隔几天就送来食物。

王怀文盼望伤口快好，能到外面去打听红军的去向。不料，伤口恶化，脓血不止，还生了蛆虫。他经常昏迷，甚是危险。徐道十分着急，把香菜熬成水灌进伤口，将蛆虫一个个熏出来，然后用盐水擦洗，敷上草药。

徐道见他满身伤疤，不由掉下泪来： 尕娃，你这是受的什么罪啊！ 王怀文这是第九次负伤，他指着自己的一处处伤疤，向徐道详尽地讲述经历过的一次次战斗，讲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徐道听了直点头，心里思忖： 这尕娃年纪不大，可知道的事多，讲得道理入心啊！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河西的形势日渐缓和下来。徐道公开将王怀文接进龙王庙，把他装扮成地地道道的道士。

王怀文的伤病渐渐好了，可是一条腿因长期不活动，已不能行动，连腰也不能弯了，身体僵直。徐道养着一群鸡，每天乱撒喂鸡的小豆子，凡鸡吃剩下的就让他一一捡回来，不捡就不给饭吃。王怀文哪里动得了，但念及徐道对自己的好处，便硬着头皮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拾豆子，双手和腿脚的皮肉都磨破了。徐道抛撒的豆子越来越多，他赌气不捡，徐道当真不给饭吃。一天，两天，三天，王怀文耐不住了，咬紧牙关又爬着去拾那该死的豆子。

时光一天天过去，王怀文拾着拾着能扶着墙走了，拾着拾着能拄着棍走了，再拾着拾着丢了棍子也能一拐一拐地走了。这时徐道才拍着巴掌大笑起来： 好了，这就好了！这些日子，你在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吧？可你要知道，好人坐病，病人坐死！ 王怀文顿时明白，泪流满面。

农历正月初四天下着大雪，黑河水发出沉重的叹息。王怀文出门碰到一个叫合之清的坏家伙，欺他腿脚不灵便，用草绳勒住他的脖子，倒背着往黑河边拖。黑河肆虐撒野，一轮套一轮似敛非敛的旋涡。合之清将他拉到河边要下毒手。两个挖煤的窑工看见，吆喝着奔过来。窑工见昏死过去的王怀文穿着道袍，将他

抬回龙王庙。徐道精心救护，他又活了过来。

有坏人向张掖城里的马家军旅长韩起功告了密，韩派军队来搜捕。幸喜有人事先得到消息，徐道将王怀文藏匿起来。敌人扑了个空，就将徐道抓进城去，严刑逼供。徐道至死不招，被打得皮开肉绽。施主和乡亲们凑钱，将徐道赎了回来，调养很久才恢复健康。

青色的黎明从黑河奔腾的远处升起。张掖城内鼓楼顶上红旗飘扬。王怀文找到部队政委，将自己13年来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政委激动地来回踱步，拭着脸上的泪水。

王怀文拿出那两颗手榴弹，郑重地说： 政委，这是当年我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整整保存了13年！

政委接过手榴弹，感慨万千地说： 这不是保留的两颗普普通通的手榴弹，这是红军老战士保留的对党对军队的赤胆忠心！

王怀文一瘸一拐走在黑河岸边，黑河在黄土地上铺开温馨的翠绿

现在的苦算什么？

左秀英，四川省苍溪县人。由于家贫，她八九岁就随哥哥、姐姐一起上山放牛，打柴割草，十二三岁已独自承担了打柴的活计，每天要到离家五六里的山上打柴，然后担到集镇上卖。她15岁以前没穿过裤子，一块破布裹在前面，既是遮羞布又是围裙。红军经过她的家乡苍溪，听人说，红军里有女兵，当了女兵可以穿上裤子。她担着柴到集市上卖，集上熙熙攘攘，红军在那里驻扎，召开会议，书写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红军。15岁的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走进了红军队伍。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家里，就被集中到一个大院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后，安排到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红四方面军长征，一次行军途中，抬着伤员的民夫突然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逃走了。敌人追兵就在身后，情况紧急，身体瘦小的左秀英抬起了担架。伤员伤势过重，道路十分艰险，左秀英等人落在了后面。大家加快速度，翻过一座山头。由于连续行军，再加上吃不饱，左秀英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危急之中，红军的一支后卫部队冲杀过来，救了她们。

西路军西征，左秀英在妇女独立团一营二连。部队在高台、临泽失利，她所在部队在张掖甘浚滩被打散，她和一些战友被俘。她们被关押在张掖大衙门韩起功的司令部，她天天观察周围情况，发现牢房里的一块石板是松动的。夜幕把张掖城笼罩起来，瞅准机会，她和几个战友抽出松动的石板，从只能跻身的裂缝中逃出。她逃到黑河附近再次被抓。这次她被押送西宁，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她们被分给马家官兵做老婆，左秀英被管粮官强娶为小老婆。她不能生育，地位自然低下，经常遭受打骂和歧视。

左秀英嫁的管粮官因抗战开始上前线一去不回，她被休弃。她不得不改嫁，两个月后，因感情不和出走，给人家当佣人。1946年2月，她又和一个连长的勤务兵张占彪结婚，张是张掖人。6月的一天，她和张偷了一匹战马，逃回张掖。张以货郎为生，奔走于城乡之间，她在张的老家明永中南村务农。由于她不能生育，1949年7月又被张逐出家门，失去了立足之地，流浪到张掖城里。

左秀英在张掖东城门外的饭馆讨饭，饭馆的张老板将她收留让她打杂。张掖解放，常来饭馆的石作贤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张掖政府当警察，新中国成立后被遣回，给各饭馆卖醋。张老板觉得石的为人还行，将她介绍给石成了家。1951年土改时，她随石回到石的明永沤波村老家，以卖柴为生。

1958年，张掖地区对红军流落人员进行摸底登记，由于她身世复杂，又当过马家军官太太，因此她的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1962年，政府又一次登记，可她任何证明都没有，又错过了机会。

1965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清查档案时，人们发现她的红军身份。甘浚的流落红军刘宗秀、小河的流落红军姬玉珍，出面为她作证，工作组又赴她的四川老家调查后，给她正式登记。

她终于享受红军待遇。

她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丧失生育能力，一生中多次嫁人却没有子女。她和丈夫石作贤领养了丈夫堂侄的遗孤，取名石正虎。有了小正虎，她似乎觉得有一股和煦的风、一股清冽的水穿过了心头，小正虎成为他俩全部的寄托和希望。

落实了政策，补发了红军补贴，她想回老家四川看看。1974年，她回到老家苍溪，家中亲人大都已经离世，只见到哥哥的几个儿女。

她的丈夫石作贤1982年去世，生活又陷入了窘境。她和孙子相依为命，共渡难关，已经60多岁的她还要下地耕种几亩庄稼。她把下地干活不叫吃苦，常说： 现在的苦算什么，比起长征时吃的苦、比起西路军西征时吃的苦要差远了，咬咬牙就过去了！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

流落红军郑宗贤、吴兰英是一对夫妇。郑宗贤是红五军的医生，老家在甘肃景泰；吴兰英是妇女团的连指导员，老家在四川桐江。

郑宗贤和吴兰英在景泰结婚，为啥能结婚？据说，部队西渡黄河后，说他是当地人会溜掉，结婚可以把他拴住。两人结了婚，又各回各的单位。西路军失败了，吴兰英跟着郑宗贤回到了景泰，装起了哑巴。她说： 要不是我的老汉是甘肃人，我也许就没命了！ 解放了，吴兰英才开始说话，还当了农民代表。当地老乡说：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

戈壁滩的风吹老了月，吹老了人，却吹不老两位红军老战士的记忆。

民国十八年景泰遭了灾，郑宗贤两个兄弟饿死了，一个妹妹卖到宁夏。秋天，他被抓去当兵，第二年开到河南。一下火车就和蒋介石的部队接上火了，打了半年。他后来听人说那是蒋、冯、阎大战。打败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到江西宁都打红军，那时他在医院当护士。

宁都暴动时，他正在值夜班，听到城内枪响。第二天一早，传下命令出发，走了两天到了根据地。红军站在桥头上，少年先锋队拿着红缨枪站在操场上，欢迎他们当红军。红军优待他们，休整了三个月，尽吃好的，宣传队跳舞唱歌慰问他们。那悠远的歌声，会让人觉得是游丝一般的历史的回声：

穷人参军为革命，

红军打仗为穷人

祁连山里深厚的白雪，伟岸的松树，绘出了一片空灵，一片溟濛。一早，马蹄声响起来，马家的马队来了，喊着： 共匪把你们扔下了！你们受骗了！不要跑，我们给你们送干粮来了！

大家能跑的都跑了。一些妇女、娃娃、伤员跑不动，被抓走了。

郑宗贤跑到黑河沿上，遇到姓王的淘金老汉。老汉问：

你是马家队伍还是红军？

红军，我是红军！

你是红军就在这里蹲几天。听口音你是咱甘肃人，不咋的，等松下来我送你走。你把外面的口音改一改！ 他在外面闯荡，口音有些杂。

郑宗贤给王老汉背沙淘金，见山上下来三个人。他走近一看，噢！是他的妻子吴兰英，还有她的马夫吴大出子和营部秘书王子清。妻子头上裹着红布，背着个毛线毯子。马家队伍在山对面喊起来。他们赶快跑，跑着跑着，马夫和秘书都不见了。

吴兰英的老家在四川桐江县临山，9岁上父亲死了，母亲嫁了人，哥哥逃命去了。她给地主家割草，放牛，受了好多折磨。听说红军招人，她把牛甩掉，背GF3FB、镰刀也扔了，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的旧历三月初九，她17岁。懋功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她们组织宣传队，到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医院慰问伤病员。郑宗贤当时是护士长，穿一身列宁装衣服，罩着白大褂。她和他接头，就认识了。

王老汉把郑宗贤和吴兰英藏到淘金的沙洞里，又把外面的脚印抹掉。淘金的沙洞又阴又冷，水漫过脚脖子。

王老汉去甘州背米回来，给他俩说： 毛泽东要人家娃们着哩！抓下多少，要送回去多少！

榆钱儿大了，天暖和了。王老汉的兄弟把他们送过了黑河。甘州四十里铺，一个姓白的老太太嘴里吐血，郑宗贤给她看病；山丹过来，一个老汉的娃长疙瘩，郑宗贤又给看看

病。民团抓他见团总，他说是甘肃人，看病的，团总让他走。

一辆皮轱辘车把他们带到凉州，妻子开始装哑巴，住了几天，到古浪峡。一个开店也开油坊的老汉说： 是红军里来的住在这里，我啥也不要你的！有车子路过这里，明天你们搭车走。

吴兰英上了车，身上盖着草，郑宗贤在车后跟着。他俩到家的那天正好是小年，腊月二十三。家里待不住，腊月二十六又把他俩送到白茨水的煤窑上。郑宗贤的父亲在那里挖煤。他俩不会挖，就在寺滩附近给地主看地。两人住在地头上，伴着冷月一弯，残星几粒。

文化大革命 破坏了他俩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才获得的和谐和喜悦，他俩被说成是 逃兵 ，又是批斗又是审查。

梦断何处续

马步芳出国前后

夏凉如秋，这的确道出了西宁的夏天。君不见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说：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李贺也写道： 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皆戍楼。 中原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一个 秋 字道尽了边城的凉意。亲临河湟（河，黄河；湟，湟水）的高适在 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 的诗句中，更直接点出了这个 凉 字。柳中庸吟咏青海的诗题索性就叫 凉州曲 。

1949年的夏天对于马步芳来说更是未凉已寒。

8月26日拂晓，解放兰州的炮声轰响。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统率下长驱西进，势如破竹。马步芳自知大势已去，老巢难保，遂亲自决定外逃的家族成员，以重金雇用飞机，从西宁运送黄金、财物、眷属经广州到香港。

香港，楼群崛起，仿佛无数个巨大的惊叹号。所有到香港的人员和家属，都住英皇大道100号。大人小孩共计200多人，在香港逗留20多天，办理出国手续，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三架飞机。

飞机腾空而起，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马步芳飞抵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特地接见并赠送小汽车一部，他婉言谢绝。他自己购买小汽车四部，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

当地气候炎热、暑热蒸腾，生长在中国大西北的马步芳等人难以忍受酷暑的煎熬，朝觐之后都避暑于塔伊夫省。马步瀛因中暑去世。马步瀛字子洲，马步芳同父异母弟，曾任西宁城防副司令。

马步芳等人从塔伊夫省迁往吉达海港。吉达迎着海洋温润的风，气候凉爽，是各国驻阿拉伯领事馆驻地。马步芳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内，由王领事陪同。不久，王领事和马耀宗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在马尔地33号买得公寓一院，作为马步芳的私邸，另外买得13层楼房一幢，由所有家属及随员居住。

马步芳出国以后，说： 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 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他和儿子马继援见面时，面带笑容地说： 啊！你来了，你来是好！把军队交给他们了吗？

都交给他们了。

那就对了！ 马步芳强打精神，勉强愉快地说，没有逃国沮丧的表情。

台湾当局 曾让马步芳出任驻埃及大使、土耳其大使，他都谢绝了。他说： 过去的一切就过去了，再也不说了，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就对了，何必忙忙碌碌，自找苦恼，图谋个啥哩！

定居开罗以后，马步芳请了一位既懂中文又懂阿文的教师，每天在家里一面学习阿拉伯文字，一面学习《古兰经》教义，决心做一个埃及籍的华人了。小孩和大人们也都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字。

9月24日，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从新疆到巴基斯坦（当时为印度）的卡拉奇海港。马继援由香港前往卡拉奇迎接，两人一同前往埃及开罗。大家在各自逃命的情况下异域相会，欢欣之至，谈起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不禁感慨万端，倾诉不已。马继援和马呈祥二人一同学习阿拉伯文，消度时光。

不久，王领事从台湾发来电报，叫马步芳、马继援、马呈祥三人携眷去台湾，并汇来旅费和安家费美金1万元。他们经过一番考虑和研究后，决定马继援、马呈祥带眷属前往台湾，马步芳和其他人仍住开罗。

在开罗，马德清随从马步芳，料理琐碎事务。马德清曾任青海省政府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参谋。在马步芳由西宁逃广州、香港、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麦加朝觐和定居开罗期间，始终随从侍奉。马德清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人非木石，他异常眷念故国骨肉。他把自己的一半，丢失在大西北那浑莽的世界里了

有一天，开罗报纸上刊载了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欢迎国民党在国外军政人员归回大陆，既往不咎。周总理的谈话拓宽了马德清的胸怀，开启了他的眼界。马德清和马呈祥的副官陈广清暗中密议，找机会回家。

告别祖国西陲已是一度春秋，马德

清总难收拢那纷纷扰扰的思绪，萦萦回回的魂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马步芳的岳母要到麦加朝觐。马德清和陈广清动员马世俊，三人为护送人员，一同从开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之后，由马世俊护送老阿奶回开罗。

马德清和陈广清二人搭船到广州，经登记准予上岸，到北京报到和登记之后，返回青海乐都，合家团圆。

马步芳1957年担任 中华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1961年因桃色丑闻自动辞职，1974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麦加，时年76岁。

马继援出走点滴

夏天的黄昏来临了。西天云朵经过那煊赫的一瞬，仿佛被太阳烤炙得疲惫了，斜依在山脊上喘息着。一辆吉普车从兰州开出，奔驰在炎热而干燥的公路上。马继援和他的上校高参马得福坐在里面，随车上下颠簸。

此时是1949年8月26日，马家军在兰州全线溃败。

马继援看上去很年轻，精力过人，不过此时显得很疲倦。汽车溶进暮色渐临的山野。他们在一处民房住下，休息过夜。

现在我要剃头，再不留发了，要作打游击的准备！ 马继援对马得福说， 马得福，你会说藏话，到了藏民的地方，你是不是就把我丢掉不管了？

军长，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提拔了我，我怎么会丢掉军长不管呢？你放心吧，我一定要跟你跟到底的！

马继援27日上午到永登，次日到达岔口驿。各部骑兵零零散散地集结到这里，也停留有不少团级以上军官。

马继援对马得福说： 除了现有的卫士大队外，再选拔40名连、排级军官作为卫士，陕成礼（窑街民团团长）也在内，先到西宁去！

马继援让马得福到军需处向军需处长要了3000银元，分发给副官、传令兵、厨房里和马号里的人各300元。然后立即动身，离开岔口驿到达天堂寺，在树林中烧茶便餐，又迅速过天堂河，29日上午到互助县，在公园休息吃饭。

马步銮从西宁派人开来一部卡车和一部吉普车来接马继援。马继援命令卫士队长带领卫士队约150人到大通等候。他坐上吉普车，在岔口驿选拔的40名卫士由马得福带领乘坐大卡车，当天下午到达西宁东关湟中实业公司。马全义、冶成荣、马步銮、高文远等人都在这里。马继援和他们一同吃了午饭。

马继援叫马得福，说： 阿大（父亲）走的时候没有带上钱（黄金），现在冶成荣送钱去。你和冶成荣把钱送到乐家湾机场，亲自装上飞机，点清箱子数，起飞后再回来。我们这里开个会，准备打游击的事情。

马得福将汽车开到湟中实业银行，叫几个搬运的人从地下室搬出28个用生牛皮包好钉好的木箱。每箱内装黄金70斤。箱子装上汽车，马得福和冶成荣送到乐家湾机场，已是下午5点钟。

在机场等候的有孟全礼、大小二丑（丑辉瑛、丑辉瑗）、罗平、马禄（财政厅长）等人。马得福立即将机舱内装着勃朗宁机枪及子弹的三个木箱拉下来，将28箱黄金装入，由冶成荣负责，随即起飞。

马得福从乐家湾回到实业公司时，太阳已经落山。马继援仍在等着送黄金的消息，见到马得福忙问：

飞机起飞了吗？

起飞了。

今晚我们住到馨庐去！

馨庐。内院空无一人，一片凄凉景象。外院有几个用人，其中有做西餐的厨师。马继援带着马得福看了看所有的房屋，各室内尚保持整洁。他还指给马得福看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住过的房间。

馨庐，始建于1942年，次年6月建成，为马步芳私邸。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 馨庐 二字镶砌在大门门楣上部。因私邸许多建筑墙面均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 馨庐 为 玉石公馆 。

太阳的余火已经熄尽，地平线上的雪山正生出一片幽蓝。是夜，二人睡在外院的北房。马继援睡在炕上，马得福在地毯上铺了一张熊皮，和衣而卧。

皎月渐升，星斗转移。空灵的世界里，添三两声活力的，是一只远处的长毛狗。马继援久久不能合眼，对马得福说： 现在我们要走，不走不行。胜败是军

队的常事，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我和阿大的，所以一定得走！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全部靠给谭呈祥负责代办。明天一早你坐车去接谢公仁（中山医院院长）、马步銮（一二九军军长）、高文远（省政府秘书长），我们一同走。

对，我去接来。可是，军长！你们走，我不能去了！

你为什么不走？ 马继援听了这话，很惊讶地问。

我今天去飞机场时见到了孟全礼（马得福妻的舅父），他说我岳父韩起功带着我的妻小等人走了张掖，我想他们会上新疆的。今年新疆可能不要紧，到明年如果他们在新疆扎站不住时，也会进印度的。我得找他们去！

马继援听了这番话，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口气缓和地说： 好吧！既是如此，那么你明天先送我们起飞，你再走！

这个请军长你放心吧！

一夜恍惚，已是30日了。马得福去执行接人的命令。他先到湟中实业公司接马步銮，马步銮说： 你去接别人吧，我有车自己去！ 又说， 军长指示，给团长以上官长每人一根金条，赵遂、马文鼎、谭呈祥、马振武等人每人两根金条。 当时就把金条和写好的名单都交给了马得福。马得福到省政府见到高文远时，高也是如此说法。

马得福到谢公仁家。夫妇俩焦急万状，坐卧不安，一见来接他们，如同喜从天降，立刻高兴地上了车。

回到馨庐，马得福看见马继援的两个私人秘书，在西房写了一个晚上的信。马继援交给马得福两封信，一封是给赵遂（八十二军副军长），一封是给谭呈祥（一百师师长）的。

马继援命令他的卫士马起汉和马全义的阿訇二人，到三角城接回马呈祥的父亲马庆、妻子等全家人，给了马庆八根八两重的金条，让他随带使用。

忙乱一阵，马继援、马步銮等急忙乘车赶到飞机场。驾驶员尚未走进机舱。大家站在飞机周围，面面相觑，心神不定。

这时，马英来了，挨近马继援身旁。马继援说：

现在我们要走，这里的事情由谭师长负责。你的打算是什么？

我打算到陇东去打游击，那里地广粮多，可以待下去。

也好，你现在就去见见谭师长再说！

马继援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三角城牧场的总队长马三福写了一个纸条，批给马英500匹马，500头牛，500只羊。

马得福插嘴说： 军长，你现在还定牛羊马匹的数目吗？整场整场地拨给他不是很好吗？ 马继援听马得福在一旁多嘴有点不高兴，斜视了他一眼，随即在写好的批条上盖上私章，交给了马英。

马英是一二九军骑兵第八旅少将旅长，青海省湟中县上五庄人，因其矮小，外号叫 尕马英 。兰州战役时，骑八旅由马继援抽调化隆甘都一线防守黄河，因而无大伤亡。西宁解放以后马英即行投降，不久又收集残部约一团人马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在大通击毙。

马英刚刚离开，马璋又急急赶来，带着哭声喊： 军长！你把我丢下不管吗？ 马继援瞅了他一眼，马璋立即住口。飞机轰鸣起来，机场一阵紧迫气氛。与马继援同机起飞的有马步銮、高文远、马璋、谢公仁夫妇、赵珑夫妇、马耀宗、马庆全家等。

飞机起飞之前，马璋从机舱口喊马得福，扔下来一件马继援穿的美式卡衣，叫马得福穿上。

飞机起飞了，开始是在白云的边缘上轰鸣，片刻已飞到远处的地平线上低吟，消失在团团的云絮深处。

马呈祥出走经过

太阳还未出山，但其金碧辉煌的玉体，已经辉映着东边的天空了。一山浓墨变成了锦缎，一弯乌黑现出了银白。最后的一丝黑暗，终于沉到了山下去了。

军官们在那幢四周是草坪的苏式房子前列队站好后，马呈祥步履迟缓地从门洞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他脸色苍白，精神抑郁，举手向大家敬礼表示谢意后，用低沉的语调说： 时局变化太快，真出人意料。 我决定离开新疆出国。我不走不行，因为我们和共产党积怨太深。我把成千上万的河湟子弟从青海带到新疆，却不能照旧带回青海，不得不

丢下大家，只身出国 他的声音有点发颤。

马呈祥是马步青的女婿、马步芳的侄女婿，又是 二马 的外甥。他在 二马 的直接栽培下，平步青云，当上了骑五军军长。河西战役时，他是马步青骑五师手枪团团长。1944年底，为了阻止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经马步芳同意，蒋介石调骑五军进入新疆。骑五军在新疆几经整编，先后有 骑兵指挥部 、 整编骑兵第一师 等番号的更动，但人们仍习惯称骑五军。

马呈祥把师长职务交给所部整七旅旅长韩有文代理，随即准备启程。9月24日，即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的前一天凌晨，马呈祥从迪化老满城军部出发。护送人员有特务连的一个排、卫士队的一个班，共60人。马得勋以随从副官身份，护送马呈祥到新疆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国境线上。跟随马呈祥出走的有参谋长张尊山以及随从副官马崇义、马显武、陈广清、许保寿和两名警卫员，共八人。和马呈祥同时出走的有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兼迪化市城防司令罗恕人、省政府秘书长艾沙、民政厅长王曾善、公安局长刘汉东、骑五军政工处长马次伯以及他们的一些家属、子女、警卫，还有当时来新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宣传委员会委员胡恩钧。路过焉耆时，当地驻军一二八旅旅长钟祖荫也跟着随逃。

汽车开近阿克苏的时候，扑来的是海一般壮阔无边的卵石，这是石戈壁，古海的遗址。马呈祥等到达阿克苏，住在二三五旅旅部。护送人员被分别安排住在县政府和青年服务社。吃过晚饭，马崇义、马显武等上街转转，发觉大门加岗，警卫森严。有个卫兵还对他们提出： 你们出国，带着枪没啥用，不如留下作个纪念吧！ 他们见势不妙，立即返回报告。马呈祥认为事出非常，立即采取脱身措施，但门卫已经禁绝他们与住在外面的护送人员的任何联系。

翌日中午。叶成上厕所时，有人朝他打了一枪。子弹从左肩的毛衣穿出，他吓了个半死，提着裤子跑回房里，面如土色，连连央求马呈祥保护。马呈祥不明究竟，非常懊恼，但无可奈何，便派马得勋和卫士马成虎二人在套间外屋为叶成守夜。深夜的静谧中，马得勋带的烟抽完了，到里屋向叶成要烟，发现叶成的老婆睡在床上，他自己却钻在床底下睡觉。叶成取了条英国烟，嬉皮笑脸地说： 马副官，你们二位辛苦了，需要什么尽管说！

马呈祥为了摸清底细，尽快脱身，也就顾不上面子，去找该旅旅长李祖堂攀谈。原来叶成部下有个士兵开小差被抓回，叶要枪毙他，他闻讯在好友的支持下逃跑了。他现在李祖堂部特务连当班长，如今叶成逃跑路过此地，便鼓动旅部官兵报复叶成。他公开地说： 我当逃兵，你要枪毙我；现在，你当逃兵，我也要枪毙你！ 他趁机给叶成一枪，其他人见叶成等所带黄金甚多，也想乘机打点 秋风 。

马呈祥据此召开了旅部士兵大会。士兵们说： 我们和马指挥无冤无仇，你住、走都可以，叶师长要走，是不行的！ 也有人说： 我们半年都没关饷了。叶师长给我们几个月饷也可以走！ 马呈祥立即向叶成说明事情的经过，叶却油腔滑调地说： 军长看着办吧！

马呈祥知道叶成是蒋介石的老乡、学生，而且在 委员长侍从室 干过，算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他想逃到台湾后还有用到叶成的地方，因此对叶既很生气，又没办法，只好自己掏腰包，拿出黄金500两，以犒赏的名义交给尚在等待答复的士兵大会，这才 买路 过关。

在阿克苏，参谋长张尊山拿来一份电报，大意是挽留马呈祥，不要出国。马呈祥叹口气说： 红军长征时，我们就在河西打过共产党，积怨太深了，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的。电报上都是些骗人的话，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一样，戴上了笼头，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还是走吧！

第四天，马呈祥一行从阿克苏出发。叶成已是惊弓之鸟，惴惴不安，不坐小车上大车，头上蒙了件大衣，蹲

伏在护送人员的脚跟前。直到离开阿克苏好远，叶才取下头上蒙着的大衣，跳下大车，换坐小车。

喀什，是新疆警备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的驻地。赵对马极表欢迎，殷勤招待，临行时还设宴欢送，并馈赠黄金500两。赵锡光为什么要送这样厚的礼？一是马呈祥将阿克苏事件的经过向赵谈过，赵锡光知道后甚为生气，因李祖堂旅是其所部，所以他照样拿出500两黄金作为补偿；二是过去酝酿新疆警备副总司令人选时，原拟由马呈祥出任，但马认为那是个副职，又怕离开部队，实权旁落，遂顺水推舟，给赵锡光做了个人情。赵为此感激在心，所以厚赠路费，作为酬答。

从喀什出国有两条路。原定走叶城、玉田一线，但叶成大讲忌讳，怕过叶城于己不利，极力反对，遂改道英吉沙、蒲犁一线。这条路山高坡陡，别说汽车不能通行，就是单骑通过也很困难。

他们出发了，面前是苍莽的戈壁，行80里抵英吉沙，即改乘车为骑马和骆驼。就地买马70多匹，每匹黄金1两；购买骆驼10多峰，每峰黄金3两。有些太太小姐，既不会骑马，又不敢骑骆驼，只好做了几个木箱。一峰骆驼两个木箱，一个木箱坐一个人。翻越冰大坂时，山路贴着山梁，左盘右旋，缠山绕岭，一直升到云端里去了。太太小姐箱不能坐、马不能骑。这就苦了护送人员，除过照料马呈祥、叶成等人外，还得背着拖着这些寸步难行的小姐太太。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翻越喀喇昆仑山，到了蒲犁。

出国人员要在蒲犁出示护照，登记携带财物、去向。马呈祥登记黄金8000两，叶成登记7500两。当时，从这里出国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吏三五成群，络绎不绝。但有些人因没有护照不能过境，就如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忙忙地流窜他方。

蒲犁到边界还有一天路程，交界处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在交界处住下后，马得勋等便商量了第二天惩治叶成的办法。叶成平时克扣军饷，贪污投机，嗜财如命。这次出逃对护送人员还很苛刻。他引以为憾地对马呈祥说： 把你的卫兵拨几个给我使唤，再过几天想使唤也使唤不上了！ 这种话，连马呈祥都很反感。马得勋等听到后更气炸了，决心狠狠教训他一番。但不知是谁泄了密，让马呈祥知道了。

马呈祥立即召集大家讲话： 听说你们要为难叶师长，我希望不要那样做，我这次去台湾，许多方面还得靠他。你们现在整他，我以后怎样靠他呢？

士兵们用眼睛望着马得勋，让他表态。马得勋立即说： 叶师长平时对待士兵太苛刻了，我们并不想过分为难他，只是让他知道当兵的厉害就行了！

马呈祥沉思片刻说： 既然如此，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不过，我明天得先走一步，否则当着我的面就说不过去了！

翌日早晨，马呈祥带着他的参谋长、副官四人，以先到巴基斯坦边卡联系为名前面去了。

马得勋等写了个条子面交叶成，内容是回程盘费不够，想暂借黄金500两，改日奉还。叶成看了条子，不理不睬，好像已经到了边境，对他也无可奈何了。马得勋看他那副模样，十分气愤，立即朝叶成脚下放了一枪，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叶成像触电一样，立即返回账房取出4根金条，共100两，交给马得勋，连连说道： 对不起，是我的不对，应该给大家奉送一点盘费嘛

马得勋没等他说完就厉声责问： 就这一点，你问一问弟兄们答应不！

叶成赶快点头哈腰地说： 是少了些，但我所带有限，力不从心，请弟兄们多多原谅！

马得勋本想再敲他一下，但考虑到以后可能对马呈祥不利，也就把他放过。钟祖荫、罗恕人、刘汉东、王曾善目睹这一情景，不禁心寒骨栗，纷纷拿出金条首饰等，以表谢意。对此，马得勋都一概谢绝，并说明： 弟兄们对你们确实没有什么过不去，不必破费，还是带着用好了！ 但钟祖荫等再三说这是一点心意，最后总共收了约有50两黄金。

马呈祥在临别前

，亲自发给士兵每人黄金一两，连长、排长一两五，马得勋二两。他说了一些道别珍重的话，挥泪而去

黑云在电闪雷鸣中颤抖

马元海的归宿

《贵德县志》说： 贵德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近有平川，远依山原，宜耕宜牧，宜水宜旱。岁无酷旱之苦，亦无雨涝之灾。春则百花灿烂，清香四溢；夏则绿荫盈野，宜人纳凉；秋则果实累累，嗜其所好。田亩交错，黄云满畴，清水绕畔潺潺有声，此情此景形如图画，亦不亚于江南之风味也。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持正义之剑，直捣马步芳的最后巢穴青海。 贵德王 马元海虽占有青海的江南，但惶惶不可终日，只好夹起尾巴逃跑。

9月初。共和县东巴村。在地图上无法刻出印记的这个小村在现实中不断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作用。

入夜时分，天色晦暗而朦胧。兰彦民家里来了一大群不速之客。为首的两人穿着讲究，手拄拐杖。一个坐着两匹马驮一副担架的 夹窝 ，一个乘着搭有凉棚的马拉轿车。这伙人带着一大帮妻妾丫鬟和随侍，走进门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号房子安排住处。

那个坐 夹窝 的，便是马步芳的表兄，当年河西战役前线总指挥马元海。那个乘轿车的，是马步芳的堂兄马步祥，曾在青海警备旅任团长，马麟时代任过十五营营长，故人们称他 十五营 。两个将军模样的人，一是马元海的儿子，八十二军少将高参马仲彪，一是河西战役时被红军击毙的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之兄马元祥。西宁解放，马元海等席卷钱财，遑遑而逃，打算取道柴达木经西藏逃印度。

兰彦民心中陡然掀动层层波澜，盘桓叠转。兰彦民，回族，甘肃平凉人。因为家贫，在南京下关到四川内江当船夫拉纤，听说川北有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便找去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入党。河西梨园口血战，炮火的鸣响和剧痛的波涛一起在碧空里旋转。他被冲散，流落到青海祁连县，给大通峡门一个金掌柜当沙娃，不堪虐待盘剥，又辗转漂泊到湟中鲁沙尔。兰彦民幼年时学过兽医，在当地士绅马兴泰的支持下，开了个民兴堂药铺，专治骡马疾病。这时已有人知道他是 共产娃 。他害怕落入敌手，便经湟源至共和县东巴村落户，为牲口治病，以后又为人诊断，渐渐成了遐迩闻名的 兰先生 。

9月22日，夕阳没了，夜幕降了。兰彦民家里又来了一大群人，但这次和上次迥然不同。来人待人和气，入乡问俗，原来是解放军指战员。兰彦民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开口就是： 同志们，辛苦了！ 解放军显然有点茫然：这儿哪来的 同志 ？一阵寒暄，大家熟悉了。为首的是一军政治部直工科长马芳富，他是新任命的共和县县委书记兼县长。

这一夜，他们言志抒情，晤谈甚欢。马芳富了解到兰彦民是个回民，又是医生，在此住了十来年，对当地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便向这位红军老战士提出要求，请他协助开展工作。

兰彦民慨然应诺，并提出前往招降马元海。

马元海途经共和，逃到都兰县（今乌兰县）希里沟。希里沟有三股力量：一股是县长吴可瑞。不久前莫河驼场韩场长，害怕周围部落进行报复攻打该场，便带着人马投奔了吴可瑞，住在县政府内，成为人数最多的一股。马元海到后让吴可瑞把 德兴海 所占的大堡子腾出来让他们住下，他是青海省参议长，这是地位最高以老子自居的一股。还有一股是 青马 骑八旅在海晏三角城投降时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一些兵痞，以班长贾克信为首，共约二三十人。

马元海原打算经西藏逃往国外，可是手下人都不愿意离土叛根，抛弃家室，越走人心越散，到了希里沟就有些收拾不住了。他见西藏去不成了，又想把这股残匪拉到新疆，但所率官兵也不愿意远去。有天晚上，两个班长冯宝山和贾克信动员部分士兵突然将马元海包围，提出坚决不去新疆，并要求马元海给每个士兵发20块白洋，如不答应就要动武。马元海只得答应，随后残部便由都

兰县流窜到共和县切吉地区，搜集给养，骚扰百姓。

马元海放出风说共产党杀回灭教，汉人和 番子 都不可靠，妄想把当地的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群众拉到自己一边。县长吴可瑞是循化汉民，经常提心吊胆，害怕马元海算计。果不其然，一个昏黑夜晚，马元海唆使部下在吴可瑞住室外面朝他打了一枪，把这个60多岁的心脏病患者吓了个半死。吴可瑞审时度势，派出代表，到西宁向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但派员不力，中途折返。马元海孤家寡人，也动了投降之念。他利用自己的电台向西宁解放军发出乞降电。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22日的 酉养 电讲述了这件事： 马元海等匪首流窜都兰一带，今来电要求投降。该匪曾任过马匪旅长，打四方面军时任前线指挥，最反动，压迫人民最残酷，贵德一带人民更恨之入骨。我们已电该匪，建议其率部投降后，再酌情处理，并令部队有准备，以防意外，特报。

马元海等三股人马掉头向东，打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三股力量之间还是剑拔弩张，互相戒备，加岗上哨，你提他防，不论白天行军还是夜间宿营，相互距离都必须在四华里以上。他们还互相敲诈，敲诈的头号对象当然是马元海。马仲彪一次骂冯宝山、贾克信： 娃达啦（下边人）！板颈上血涨着哩，要杀几个！ 冯宝山、贾克信立即拔刀相见。马元海、马步祥只得跪下求情，还给了些鹿茸、麝香和2000发子弹。冯、贾等人还胁迫马元海给他们那一股每人八元硬币、一个元宝和大约两钱黄金以及十头牦牛。

兰彦民披着高原10月的阳光，跋涉几百里来到都兰，在莫河找到了马元海。马元海见来受降的代表竟是兰彦民，大吃一惊，说：

你是能看病的兰先生，怎么成了共产党的人？

我是个共产娃！

你何不早说，我路过你们那时，你说了，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我早说，你早就把我杀了，还能等到现在我来找你吗？ 兰彦民哈哈大笑。

马元海这时已收到省军政委员会准其投降的电报，绝处逢生，喜不自胜，连忙请共产党派的代表给部下讲了一次话。

兰彦民让一同来的回民阿里麻突回去向马芳富报告了情况。马芳富带领一个排来切吉。马元海一行于10月25日在切吉滩缴械投降。

千百户人要马元海赔偿以前抢掠他们的全部财产，否则不让通过。经马芳富调处，马元海情愿给切吉、都秀两千户各送一斤黄金，才算了事。

马元海投降后，人民政府按照约法八章予以宽大。他1951年3月病死家中。

兰彦民招降马元海后，以赤子归队的报效心情，不顾一切地为党工作，在剿匪肃特方面尤为突出。反革命武装叛乱分子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扬言要把他 剁成片片肉 。兰彦民不屑一顾，只是让家人化装成藏民到帐房里去躲一时。叛匪把他的牛羊赶走了，把他的21间平房烧为灰烬了，他还是任劳任怨，照样工作。他把自己的命运置于这片土地上，感情染上这片土地的颜色。他先后任共和县牧场和省畜牧厅莫河骆驼场场长。

1952年，在积雪还未化尽的日子里，兰彦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出狱后，他把最深沉的苦涩咽进肚里，拉架子车度日，一拉就是20多年。 文化大革命 中，亲人们受不了他的牵连，妻子离婚了，儿子不跟他过了。幸逢盛世，苦尽甘来。1980年，有关单位以青法刑字第237号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给他定了行政22级，按离休老干部对待。兰彦民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走起路来已不像当年那样轻快自如了。他常坦然地说： 千秋功过，自有公论！好在当年那些罪魁元凶，一个个都趴倒在人民的面前。西路军死难先烈九泉有知，我就感到无限欣慰了！

韩起功的下场

1949年9月17日。祁连山中。灰条沟的小沟门。

树枝在秋天黎明的凉风里微微颤抖着，给人以清新、肃穆的恬静。任廷栋住的窑洞下面，突然传来一阵人喊马叫

的声音。他被这山里少有的声音惊动了，眨眨两眼，翻身下炕，钻出窑洞。

晨光已涂抹在山上。一群男女身着长袍马褂，吆喝驮着箱笼包袱的牲口，慌慌张张地往深山里奔去。其中有个胖子，蜷伏在马上，头戴礼帽，黑黑的长胡子散在胸前，几个带枪的士兵簇拥着他。

这家伙正是马家军新编骑兵军军长，当年河西战役时的旅长韩起功。韩当年杀害了大批被俘红军，杀害了营救红军的高金城先生。

解放军兵临张掖城下，韩起功匆忙带着新娶的小老婆 大满堡民团头子张成仁的孙女，辗转进山逃避，企望找到再生之地。

张掖解放的9月19日这天傍晚，一个背着枪穿着马家军装的人，说是从甘州来，要住下。任廷栋让这人住进窑洞。

日奶奶的，共产嘛，一挂进了城！ 来人掏出一张解放军的条子给任廷栋看。

你上哪儿去？ 任廷栋问。

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就不瞒你了。我是留在城里打听消息的探子。我们军长在山里火烧沟台子，我是赶去报信的！

翌日，马家兵一走，任廷栋赶了八九十里路直奔张掖城。解放军来来往往，他望着战士们军帽上闪亮的五角星，不由得掉下泪来。红五星，透着充满生机的红光，湿润了他深深的记忆。

任廷栋，原名林寅，安徽省霍山县人。1928年7月，中共霍邱县委发动 文字暴动 ，一夜之间，全县集镇和交通要道到处张贴着革命标语、传单，对霍山地区也有很大影响。任廷栋就是从那些标语和传单上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1930年14岁时，他在家乡参加红军，当过战士、排长。西路军西渡黄河时，他在总部三局的无线电通讯学校随营学习，部队紧缩编制充实基层，他下到红三十军当战士。左支队错打安西城，败退白墩子，他和100多名指战员被俘，押送到张掖，关在北街的一家骆驼店中。骆驼店关押一百五六十人，有一段院墙是用一根根圆木扎在地里围成。夜里，他和一个姓苟的战友拔出几根松动的圆木，侧身挤出栅墙逃了出来。

河西大地还是一片萧瑟。他俩靠着两只脚板，跋涉千里，到了兰州。两人没敢进城，又顺着马衔山到了临洮的上银村，给人家赶毛驴、背柴、送粪，什么活都干。他俩隐姓埋名，林寅改名为任廷栋，对人说是国民党的兵，开小差逃出来的。干了一年，伪保长把他卖了壮丁，编进国民党骑兵第十四师，1941年十四师进驻张掖。1943年，他和排长一起开了小差，到祁连山灰条沟的小沟门煤窑背煤。他在窑工们的帮助下和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成了亲，在煤窑上熬过了几个冬夏，迎来了金色之秋。

任廷栋找到军管会，谈了自己的经历，特别详细地报告了韩起功逃进山里的情况。军管会治安科长范江海问：

军管会给韩起功写封信，你敢不敢去送？

咋就不敢哟！

翌日，任廷栋约上姓苏的流落红军一起进山，去火烧沟台子，找到韩起功藏身的土窑洞。他大喊一声： 谁是韩起功？

这时的韩起功已成惊弓之鸟，走出窑洞，接过了信。韩起功不识字，拿着信和几个部下研究去了。其他人招待他俩吃饭。

韩起功把自己的好枪换给地主，套上一辆三牲马车，带上破枪和两个随从下山，到张掖县以南22里的张成仁家。范科长早已布置一排人等在这里受降。

任廷栋受到军管会的表彰、奖励。范科长写信介绍他到地方当了自卫营长。1950年，他重新入党，任过区长、供销社主任，并当选为县委委员。

1951年4月7日《甘肃日报》载：

甘肃省人民法院临夏分院及某师兼临夏分区军法处，于3月26日，联合宣判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所处决的36名反革命匪徒中，有解放前血债累累，解放后又不接受我军宽大教育，反而策动反监暴动的原马步芳 新编军 军长韩起功。

嘣！ 一声沉闷的枪响。韩起功罪恶的身躯扭曲着倒地了，那一摊污血似乎是他残害红军恶贯满盈的注脚！

马元祥股匪被歼记

晴空

丽日，群山如黛。滔滔黄河水，带着阿尼玛卿山的秀气和灵气滚滚东流。三五民兵持枪巡山放哨，隔河发现三名土匪，立即开枪。一人倒毙，正是匪首马元祥。

马元祥，原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之兄，河西战役时，因其弟被红军击毙，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缚在桩上，随手开枪残杀不下数百人。西宁解放，他跟随马元海逃走。马元海投降后，他流窜到青海南部，勾结当地反动头人和寺院的反动分子，煽动威胁牧民群众，拼凑了一股武装的反革命土匪，号称 反共救国西北军 。马元祥自任司令，马得福为副司令。

1953年3月，青南剿匪指挥部成立，4月上旬进入河南蒙旗。据侦察，马元祥股匪主要活动在青海南部同德、泽库、河南、兴海、玛沁、久治以及与甘南交界的大片地域。阿尼玛卿山雄踞在这片土地上。在藏胞的心目中，阿尼玛卿是 众山之王 。这一带山高沟深，森林茂密，绿幄翠帱重重叠叠地遮蔽着大大小小的山峰。股匪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又伪装潜伏，飘忽不定，出没无常。

高山草甸，一片青葱。侦察部队终于在河南县与久治县交界处的山腰发现小股匪徒，并与之交上火。一阵猛烈密集的扫射，匪徒们丢盔弃甲，仓皇逃命。三名土匪当场被擒，其中一人身穿草绿色军服，背一个精巧小皮包，带一支美制卡宾枪，战战兢兢，恐惧万状，对每个人都行以90度鞠躬礼。该匪名叫袁达禹，湖南人，23岁，其姨夫是国民党海军军官。1949年上海临解放时，袁随其姨夫逃往台湾，1952年在台湾加入国民党特工队，接受报务训练，随后就被空投执行 光复大陆 的 特殊使命 。

袁懊丧地说： 临来时，我们的头头说，我们在大西北已有2万多人的武装力量，全部美式装备，控制着青海、甘肃的大部地区，去后绝对安全。中美两国已联合制定了反攻大陆的计划，一两年内即可光复大陆，到那时你们就是功臣。没想到刚来两天就被你们抓住了！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指挥部电台收到特急绝密电报。机动营轻装出发，指挥部全体指战员也急急踏上征程。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翌晨5时在外斯与马元祥的主力接火。马元祥股约有200多人，抢占险要山头，以14挺轻重机枪居高临下猛烈扫射。

部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吃掉，没有来得及调配重火力掩护，就靠冲锋枪、步枪发起冲锋。结果，不少战士刚冲到半山腰弹药已经耗尽，不得不撤下来。许多战士壮烈牺牲，负伤的为数更多。部队果断改变战术，配合选点设防，在迫击炮、机关枪的猛烈火力掩护下，再次发动攻击。

当薄薄的晨雾被阳光染得绯红的时候，部队终于攻克山头。马元祥股一部分被击毙，一部分被俘，一小部分狼奔豕突、死里逃生，14挺轻重机枪和大部分枪支弹药被缴获。马元祥、马得福仓皇逃遁，成了漏网之鱼。

马元祥在外斯战斗中漏网之后，凭借黄河天险，在河南岸的丛林中像蝙蝠那样昼伏夜出，抢食群众牛羊，太阳当空之时便躲藏起来。这天上午，他带着两名亲信，在同德拉加寺附近，沿着黄河查看逃遁路线。河对岸巡山放哨的群众看他们缩头缩脑，形迹鬼祟，认定是残匪，立即开枪射击。一人当场倒毙，死者正是匪首马元祥。

剿灭马忠义股匪

夜幕降临了。解放军骑兵排的战士，正悄悄地向村中一所院子接近。一阵枪声，惊得马忠义从炕上滚下来。他光着脚，从预先看好的房顶挖了一个洞钻出，妄想越墙逃命。守马的战士甩出一颗手榴弹。 轰！ 一声炸响。马忠义在硝烟散尽处倒下，当即毙命。他的血腥狂歌，至此弦断曲终。

马忠义，青海省化隆县二塘乡龙欠村人，曾任马步芳部的团长、师长、高参等职。1936年任团长时，在河西走廊堵截和屠杀西路军将士，双手沾满鲜血。他早年在帮会中排行第五，故人称马老五。他在乐都、互助等地，搜刮民财，草菅人命，故群众称之为 马老虎 。马老五原系横行临夏、化隆

一带的大盗，被马步芳收编。他，把牧民作活靶枪杀，取人头祭奠；把长发牧民用布裹头，浇以滚沸的酥油像燃灯一样活活烧死；把牧民包在牛皮里一面滚一面用枪击毙。他有次率队碰上由西藏朝佛归来，行装累累的僧伽11人，见财起意，入夜派心腹将无辜僧伽挖胆致死，将他们所携贵重物品及一木碗多的黄金全部吞没。他把人胆悬挂于行军帐篷周围曝晒，还公然对人说： 这是贵重东西！

西宁解放之后，马老五等人密谋活动，策划匪乱，联络匪首谭呈祥等组织所谓 新八二军 。马老五自称军长。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在马老五的指使下，匪冶进禄等拼凑兵痞、流氓，共约400多人，胁迫群众，在扎巴镇围攻区人民政府。顷刻，平静的小城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当时区政府只有武装人员20多人，立即打电话向县上报告情况，但电话线已被匪徒切断。黄昏时刻，扎巴镇四周山头上，枪声、喊叫声，愈来愈凶。战士也遭到土匪伏击，两人牺牲一人负伤。区政府所有人员一面奋力抵抗，一面派扎巴乡三个农民，星夜向昂思乡区政府送情报，要求县治安大队前来救援。土匪火烧北门，情况万分紧急。救援部队及时赶到。区政府的人冲出南门和县大队会合，击溃了来犯的土匪，打死30多人，活捉10人。

头道河山丘起伏，显得格外宁静。马老五股匪利用地形，伏击县上前往西宁给军区送马的人员，当场打死县税务局长刘锦文及阎之发、范积卫等16位干部战士，打伤多人。

部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追击马老五股匪九天九夜。马老五走投无路。县人民政府动员当地绅老、副县长马柏龄、李文绣做争取马老五的工作。马老五生怕追究既往，难得宽恕，于是马柏龄、李文绣答应将儿子作为人质。马老五表示愿意投诚。

县上成立治安委员会，马老五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不久，县上动员马老五到省上军官训练团参加学习。他来省上不久，便以请假探亲为名逃跑，继续密谋匪乱。

马老五、马全彪等在贵德、尖扎流窜。股匪内部发生矛盾，马全彪逃往牧区，马老五窜回化隆。1951年1月10日晚，解放军在昂思多关山口将股匪围歼，马老五单身逃脱。

原马老五油坊的租户韩六十三听王木海买的小孩讲： 昨夜家里来了一个老汉，拿着一支尕枪，今早和阿爸一块儿走了。 韩六十三断定这老汉就是马老五，马上赶到上滩去找王木海买。

和你一起来的老汉是谁，到哪里去了？

是大老五，他很狼狈，满脸是土，连鞋都没穿。他被解放军追得没办法，藏在山洞里三天三夜。我把他送到后沟张团团家去了。

他俩当天到后沟将情况报告给村干部。村干部商量后，立即布置自卫队将张团团的院子暗暗包围起来。韩六十三马上进城将情况报告给县人民政府。县上派一个骑兵排火速赶到后沟，向马老五住处靠近。

一声正义的轰响，结束了马老五罪恶的一生。

从黑暗中走出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临夏城临大夏河北岸，故名。临夏在秦时设枹罕县，明为河州，民国初年叫导河县，后来改成临夏，是近代西北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明清以来回族势力逐渐强盛，并造就了一大批回族人物。其中在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主要有三家，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世称之为 河州三马 。这就是后来的马安良家族、马步芳家族和马鸿逵家族。除马安良家族为进驻甘青地区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消灭外，马步芳、马鸿逵两家都成为雄踞西北的土皇帝。所谓的 西北四马 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便是这两个家族的主要代表。

这是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

丕烈先生，你能同我们一起去解放青海吗？ 西北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问马丕烈。

过去我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马丕烈，原名马朝伟，大哥马

朝选是马步芳的岳父。其父马占奎是清末甘肃回民起义领袖马占鳌从弟，曾任甘肃督标中军副将。马丕烈曾任青海省财政厅长，1940年前任过八十二军少将副官长，河西战役时任一百师副官处处长，因在师部未至河西战场。

王司令员突然问马丕烈： 你有几个孩子？

有两个，一个已经在兰大附中毕业，另一个还小。

我保他去北大继续念书好不好？

那很好，好得很！ 马丕烈高兴地回答。

参谋处的干部送来了去青海的路证和保送马丕烈儿子去北大入学的介绍信，连孩子去北京的50元路费也送来了。王司令员这种恺恺为怀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马丕烈非常感动。

晴朗的天空，若有若无地飘着几块柳絮似的白云。马丕烈、马良和两名汉族代表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和王司令员一同出发了。他们在离循化五华里的地方遇到一条十几丈宽的深沟，沟上架的木桥已被韩起功撤退时烧毁。解放军正在抢修，汽车短时间内还无法通过。

王司令员向跟前的解放军要了两匹马，和马丕烈各骑一匹，绕深沟，抄小路，走进荒凉大滩。在滩里走了半个时辰，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轻风习习，周围静谧得只听见 G874E，G874E 的马蹄声。马丕烈边走边想，司令员过这样的大滩身边连个警卫员也不带，真不愧是个有胆有识的将军。

两人通过大荒滩，穿过循化城，来到一个叫草滩坝的庄子，见到王恩茂。大家连鞋上了炕。

王恩茂向王司令员汇报黄河对岸敌军的防线情况，说： 对岸马家部队和民团已经挖好战壕，准备抵抗，指挥官是马全义

马丕烈听到马全义的名字，心里一动，说： 马全义是我的侄子，对我还是尊重的，我可以写信给他，叫他不要阻止大军前进。

那很好！ 王司令员说。

马丕烈立即动笔写了信，告诉马全义：临夏已经解放，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各清真寺、拱北都受到了保护，士兵连居民家的上房都不进。信最后写道： 吾侄见信后，千万莫阻止大军，立即放弃阵地撤退，弃暗投明，不要让各族子弟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

信写好后，马丕烈先签了名。马良和马全义有亲戚关系，也盖了手印。他们找了一个撒拉族水手，让水手泅水把信送到对岸马全义手里。

夜深人静。马丕烈向黄河对岸喊话，劝他们不要阻挡大军西进。

敌军已全部撤退，我们正在搭浮桥，桥修通了马上就过河去！ 王司令员高兴地告诉马丕烈。

马丕烈心里很急，浮桥修好至少还要一两天时间，就向王司令员建议： 让我先过去吧！我早点过河去西宁，争取时间劝说马步芳官兵投诚！

王司令员问他怎么过河，他说： 附近有个查汗都斯庄，以前我在那里办过木料，渡口的水手们我熟悉，他们可以用木排把我送过去！ 又说， 我打算让马良也去，再派两个军代表！

王司令员派卢德和李骥两位参谋与马丕烈和马良同去。他们走后，两位汉族代表要求回临夏去了。

当日，四人来到查汗都斯，找到熟人，绑好木排。木排驶过水势勇迈凶猛的黄河，到达河对岸的阿华庄。他们找熟人借了四匹马，骑马向西宁行进。

他们到三堂牙壑时，看见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马辅臣、沈海珊、马子乾等20多人，全是西宁的绅士，说是来迎接解放军的。马丕烈告诉他们： 大军正在过黄河，今天还来不了，来了两个军代表。 他们听了，马上请军代表上汽车，掉头向西宁开去。

西宁一片混乱，到处发生抢劫事件。马丕烈急忙派人找来西宁市警察局的督察长，说： 你要赶快设法维持社会秩序，制止一切抢劫事件的发生！ 这位督察长集合了30多名警察，暂时担任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

第二天早晨，他们了解到，在兰州失败后退到青海的部分官兵在上五庄。马丕烈立即找了两辆车，同马良、李参谋一起去上五庄。行至中途，看见散兵由北向南走，沿途放枪。马丕烈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打

发马良陪李参谋返回西宁，独自一人去上五庄。

他来到上五庄，在马步芳的 洋楼 里找到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一百师师长谭呈祥、一二九军副军长韩得铭和师长杨修戎等人。马丕烈对他们说： 你们能集合多少人就编制多少人向解放军投诚，立功赎罪。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支弹药放下骑马回家。 经马丕烈多方劝说，他们终于打消顾虑，答应投诚。

马丕烈连夜返回西宁，向两位军代表报告了情况。军代表当即写了证明：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表示欢迎，你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将受到解放军的保护等。马丕烈又立即返回上五庄。赵遂等人见了证明，非常高兴和感激。

马丕烈了解到三角城有一批正准备逃跑的官兵，又急忙赶到三角城，见到一九NFCA1师师长马振武、副师长马子俊、参谋长李少白，还有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骑兵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应焕章、参谋长马尚武等。三角城还有一个骑兵旅，旅长是马英。他们正准备逃跑，赶了不少马和牛，驮东西，杀着吃。

马振武说： 我们可以听你的，愿意投诚，但是要你作担保！

好，好！我可以作担保！ 马丕烈连声说。

马丕烈要走时，远远看见湟中公司疏散货物的四辆大道奇车开了过来，全是空的。马丕烈让挡住，准备装运枪支、电台等。汽车没有停，马振武坐上吉普车鸣枪拦截，司机才停了下来。

马丕烈回到西宁，把马振武等愿意投诚的情况汇报给军代表。军代表很高兴，立刻仿照上五庄的方式写了一张证明。

马丕烈在西宁没有久停，就又往三角城赶去。走到上五庄天已经黑了，就在上五庄住了下来。第二天，马振武派人来上五庄迎接马丕烈和马文鼎一同到三角城。马丕烈把解放军的证明交给了马振武等人。他们高兴地把枪支弹药一齐装上汽车，让团以上的20多名军官上到一辆车上，到上五庄与赵遂等人会齐，一同前往西宁。

第二天，王震司令员来到西宁，住在湟中实业公司。马丕烈去时，王司令员非常高兴地说： 你辛苦了！

王震司令员听完他的汇报后很满意，说： 明天在东关大寺召开群众大会，投诚的军官也参加。到时你先到这里来，我们一块儿去会场。

翌日早晨，马丕烈和王司令员一同从湟中实业公司动身到大会场。会场上人很多，院子里都挤得满满的。大会开始，王司令员让马丕烈先讲话，马丕烈将解放军纪律严明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等情况向参加大会的群众作了宣讲。

王司令员也讲了话，一针见血地驳斥了马步芳的 拼命保命，破产保产 。他说： 拼命保命，是拼你们大家的命，保他的命；破产保产，是破你们大家的产，保他的产！ 会场一片寂静，不少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马丕烈由青海返回到兰州，彭总两次接见了他。彭总说： 你辛苦了，你们做得很好！

彭总看到王震给他的电报，目光炯炯，高兴地说： 少数民族政策不是一句空话，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认真贯彻落实。王震同志的做法很好，把它具体化了。

马丕烈在进军青海中做了工作，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荣誉，新中国刚成立初就让他担任甘肃省农业厅副厅长。1950年马丕烈参加了西北少数民族致敬团，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接见。

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前途无限光明！

青海的回民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东北部，以化隆和门源两个回族自治县以及民和与大通两个回族土族自治县最为集中。从化隆越过省境，一直到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几乎全是回族村寨。

化隆全境多山，县城所在的巴燕镇也被群山环抱。在它西北30里的地方，有一座雄伟的高山，民间叫它玛燕山，实际是巴燕的转音。《今县释名》指出，隋唐时代，巴燕山写作拔延山。

隋朝大业五年（609），为了借阅兵向已经臣服的突厥、东胡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炫耀武力，并随即向占据青海的吐谷浑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农历四月

，隋炀帝杨广亲率大军到西平（今青海乐都）。农历五月，他 大猎于拔延山 。旌旗蔽日，战马遍野，鼓角震天，数十万大军列成方阵齐头并进。百万野兽纵横奔突，无处藏身。 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 。这次围猎，像一把铁篦一样，把整个拔延山梳了个遍，射获的野兽数以十万计，使得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大开眼界，大为慑服，同时也为征战吐谷浑举行了实战演习。不久，在隋军攻击下，吐谷浑的优允可汗全军覆没，败走党项。巴燕之行，作为封建皇帝的杨广，把他的事业推上了顶峰，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千秋遗闻。

1949年9月3日。巴燕山昂首耸立，像个巍巍巨人，伸开有力的臂膀。人民解放军部队向西宁挺进，路过化隆扎巴。马朴联络当地各界人士和各族群众，聚集街道两旁，热烈欢迎解放大军，给解放军担茶送水。人们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马朴亲眼见到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对各族人民的和蔼态度，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深为感动。

马朴，字怀庵，回族，1878年出生于甘肃临夏，后寄居青海湟中多年，壮年加入戎行，曾先后在马步芳部任旅长、副师长等职。河西战役时，他是第一百师独立骑兵旅旅长，任骑兵第二路指挥，所指挥部队为一百师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上五庄民团、湟源民团等。他在倪家营子战斗中为流弹所中，由被俘红军抬回青海。他后因与马步芳政见不合，赋闲在家。

青海解放初期，青马残余部队的官兵大量溃散于民间，到处流窜、造谣惑众、鸣枪闹事、持枪抢劫，甚至聚众叛乱。马朴与西宁军管会取得联系，常常反映一些社会上的情况。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帮助一些人消除疑虑和恐惧。因为他曾是马家军的高级将领，在回族中很有威望，许多回族群众听他劝说，很快转变为拥戴共产党，热爱解放军。马朴想方设法与一些溃散逃回乡间躲避的青马军官接触，晓以大义，指出只有立即向军管会携械投降，才是唯一出路。他还打通溃散士兵家属的思想，动员散兵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到登记，争取宽大处理。马朴的言行，对维护社会治安，安定民心起到良好作用。

1950年元旦，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朴荣任省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参加政府工作后，认真学习有关政策，诚恳接受党政领导的帮助，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帮助政府推进工作以及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不幸的是，他年老体弱，身体不适，2月下旬入中山医院治疗。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莅省视察时，特意前往探视，并面嘱保重。六七月间，他病情转剧，留下遗言： 朴病虽已无望，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前途无限光明。敬希我回族同胞与各族人民，认清敌我，紧紧地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马朴1950年8月3日病逝，享年71岁。

彭总说： 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

韩有文作为新疆爱国人士参观团团长，访问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福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当他在海防前线用特大望远镜望着金门、马祖、大担、二担时，多么想说，他就是当年的韩有文。他想大喊一声：回来吧！祖国的儿女们。

此刻，韩有文沉浸在回忆中。新疆留下了他追求光明的脚步，留下了他青年的跋涉和壮年的蹉跎岁月

马呈祥弃军出国，交出军权。骑七旅旅长韩有文成为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撒拉族，由一个给地主放牛赶马的牧童被抓壮丁当上了马家的勤务兵。由于长期放牧，手脚粗大有力，跑得快。那时，谁能跟得上马跑，就可以得赏。为此，他20多年一步一步升到了少将。

1949年9月25日的夕阳是辉煌的。这一天对韩有文来说，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当晚，他毅然决然地在陶峙岳为首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名。

破晓前的天空黑沉沉。

特务头子刘汉东、饶铁珊在临逃之前做了二线布置，要火烧乌鲁木齐市。少数坏人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勾结起来，乘机扰乱社会治安。陶峙岳找韩有文商谈，要驻疆的最有战斗力的骑一师作出贡献，从速安定大局，迎接解放军进疆。韩有文觉得这确是立功赎罪之机，也是鉴别真假起义的有力证据，马上调了一个团和一个营到乌鲁木齐。

这时已传来焉耆、哈密被烧，银行被抢的消息。乌市开始混乱，夜晚特务到处打枪，民不安生。韩有文命令部队加强岗哨，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在马市巷发生了抢劫韩部士兵枪支的流血事件，但被很快制止，防止了事态扩大。韩有文去找代理罗恕人旅的罗汝正，商议互相配合，维护乌市。呼图壁叶成部队的一个营叛乱，韩有文派团长马希哲率部完全收复了叛军。

金秋十月之初，青海知名人士马辅臣、马振武、绽福寿等人受王震司令员的委托先后到达乌鲁木齐。青海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韩有文在青海时的老朋友，来新疆的目的主要是动员骑一师的官兵走起义的光明之路。他们在途中听说骑一师已经起义，就临时改为慰问团了。

11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32周年的时候，王震从酒泉飞到乌鲁木齐小地窝堡机场。韩有文和陶峙岳、包尔汉、屈武等人前去迎接。王震走出机舱，穿着一件和士兵一样的短皮大衣，棉裤两个膝盖上的补丁已经开线，棉花都露出来了，脚上是一双布鞋。王震一面和他们紧紧握手，一面咧着嘴笑哈哈。在晚上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晚会上，王震还唱了一支歌。初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

彭德怀副总司令是在王震到乌鲁木齐20天后到的。同机到达的还有张治中将军以及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赛福鼎。当彭总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东门外机场时，韩有文他们高兴地迎了上去。彭总穿着草绿色的披风，显得十分魁梧、严肃，尤其是他那过人的长眉毛，十分威严。

当天晚上，彭总在新大楼二楼接见了大家。新大楼灯火辉煌。彭总说，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领导了新疆军政起义，这是一件大好事，人民避免了损失。你们的起义说明你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彭总走到韩有文的面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韩师长，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骑兵师保卫了起义的成功，保卫了迪化。大家都拥护起义，说明起义这条路是对的。人民忘不了你们，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远山近水映着朝阳，云杉挑起一片飘忽无形的早霞。在彭总的指导下，新疆人民政府于11月17日成立。省人民政府有20多位委员，而只有韩有文是起义军人。没过几天，新疆军区奉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彭德怀司令员、王震司令员签发了一号通令，正式任命韩有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师长，于青山为七师政治委员。

回忆的原野上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彩带。这是失去平衡的记忆，是心碰心迸发出的火花。不幸的事发生了，骑七师的三个团分别驻守在奇台、昌吉、阜康，昌吉的二十团中的一些下级军官煽动士兵叛逃。

凝固的浓浓的黑夜。韩有文从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和政委于青山急急奔向司令部。

王震一见他，就大声喊道： 韩师长，你的部队叛变了，叛变和捣乱是没有前途的！

韩有文这是第一次见王震发火，他想，他是骑七师师长，他管的部队叛变了，不向他发火向谁发呢？

王震大概也意识到有些过火，又拉着韩有文的手，拍着他的肩膀小声说： 韩师长，不要着急，我们一同把他们搞回来！

韩有文和于青山立即带上警卫人员和六军参谋长陈海山一起赶往阜康，一部分战车也开动了。

叛逃者已经到了阜康附近，韩有文上前面喊话。骑七师是以回族为主，撒拉族为骨干的部队，宗教意识很浓厚。凭着韩有文平日的威望和他的亲笔信，加之战车团也围了上来。600多人又回到人民解放军行列，只有20多

人顺沙漠跑了。

根据新疆军区指示，对骑七师进行整编，又开展了三个对比教育，即两个党、两个政府、两个军队的对比，随之又开展了诉苦运动、放包袱运动。

运动初期，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把矛头指向上层，尤其指向韩有文。许多干部心慌了，韩有文也有些紧张。于青山政委开导韩有文，让他放心，革命也是很痛苦的。随后，于青山陪他去见王震司令员。

王震对于青山说： 韩师长在新疆起义中是有大功的。在平息叛乱，安定形势方面有贡献。你们要好好爱护他，保护他！ 王震又亲笔写了一道命令： 韩师长是我们党培养的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胡斗乱批。 王震亲手交给韩有文看，让于青山回去向骑七师全体官兵宣读。

当初升的太阳穿云破雾给南部天山抹上一道霞光，当乌鲁木齐河谷罩上一片蝉翼似的薄纱，当洁白的鸽子响着哨音在杨树梢头旋绕的时候，新疆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韩有文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人民的代表。他决心努力学习，真正代表人民。

1953年，韩有文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第二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他又当了农牧处副处长。这时，他已是新疆政协委员了。

为了解决群众吃鸡蛋问题，韩有文欣然兼任兵团第一养禽场场长。当时养禽场大约有6万多只鸡。他学着政委王居昌和职工一块儿劳动，什么种菜挑粪，担食喂鸡，他都干，有时还顶个班。这样，汗和职工流到一处了，职工们和他亲密了，有什么话也喜欢和他聊聊。从伊犁调来一个副场长叫易健凡，是个老红军，年龄比他大。易副场长去外面采购东西从来不坐车，裤子卷得高高的，什么铁锅笼屉、油盐酱醋一根扁担挑上就走，几十里路不在话下。慢慢他才知道，这就是无产阶级本色。易副场长在场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什么萝卜、白菜、大葱应有尽有，而且长得很好。每次都先送给他，说是尝鲜。这些人和事打动了他的心，他渐渐忘了自己是一个起义人员，而是人民的一分子。60年代中期，他调任农六师副师长，主管畜牧业。他的足迹踏遍了南山牧场。

文化大革命 ，全国人民都受了苦，韩有文也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又担任了民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面前的原野宽阔而平坦，他的心胸变得像原野一样豁达。

大千世界沧桑沉浮

毛泽东亲笔题写 抗日英雄

毛泽东1940年曾亲笔题写 抗日英雄 锦旗一面，赠送马禄。

马禄，字福山，青海省化隆县卡力岗人。卡力岗是藏族居住区，马禄能讲流利的安多地方藏语。据传清乾隆十五年，由于河州 花寺太爷 马来迟的劝化，卡力岗地区藏民改信伊斯兰教。马禄自小参加哥老会，结识红帮哥老会首领王英，早年活跃于内蒙古绥远一带，后为 二马 部下，征战奔杀，深得器重，由传令兵至班、排、连长，扶摇直上，官至团长、旅长、师长。马禄有四房妻室，其中第四房夫人原为西路军被俘红军，后皈依伊斯兰教，取名马奴给牙，当地人称 四太太 。

马禄参与河西地区对西路军的阻击，他的骑五师骑兵第一旅被红军击溃包围于一条山。红军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将其放回，后来马禄也对被俘红军采取不杀的态度。马禄部魏珍团俘获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马、魏二人秘而不宣，以礼相待。20多天后，他们给黄提供便服，秘密放行，返回延安。马步芳知道此事后，对马禄严厉斥责，最后也不了了之。马禄把200多名被俘红军编入他的部队，有的还给以排长、军医等职务。这些红军战士随马禄部队东赴抗战前线，驻防洛川时，大部分回归延安。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运动高涨。蒋介石国民政府命令 二马 调派骑兵，开赴抗日前线。马步芳派出两个旅，马步青派出一个旅，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为骑兵暂编第一师，由马步芳的族叔马彪任师长，

马禄为第二旅旅长，第一旅旅长和第三旅旅长分别为马元祥和马秉忠。

马禄旅到达定西，得悉第一旅旅长要在大操场处决六名逃兵，亲率所属团、营长到大操场，向马元祥下跪求情： 乡亲们送子弟抗日，尕娃们远离家乡，有了错要教育嘛！日本人的面还没见，先杀自己人使不得。看在我们二旅的面情上，叫尕娃们到抗日前线立功赎罪！ 马元祥接受劝告，对六名士兵鞭杖处理。

马禄率第二旅先行到达陕西，即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北渡黄河，至晋南的芮城一带，奇袭驻运城的日军，保卫潼关安全。他奉命剿灭西荆公路龙驹寨一带由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的白莲教匪徒，将千余匪徒全部消灭。叛徒带着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伪军千余人，偷渡黄河侵占了河防的七八个村寨，企图夺取洛阳。马禄旅和另一个旅向侵犯之敌展开进攻，击毙日军三四百人，伪军和自卫队近千人，收复各村寨。1939年春，马禄部调往陕西耀县后，马步青骑五军给马禄增补两个旅，组成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升任师长。

暂编骑兵第二师驻守北同官（今铜川）等地，与陕北八路军长期对峙。马禄根据国共合作的方针，为八路军接济粮食、弹药，还先后接待了途经驻地返回延安的朱德、秦邦宪、林彪、贺龙等八路军领导，表示了共同抗日的愿望。

1940年马禄部奉命开赴绥德驻防，兵至富县东西茹子村时，被驻守该地的八路军阻挡。八路军领导机关派郭化若在洛川交口河与马禄谈判，向马禄递交周恩来信函一封，内容大意是：河西往事，上下人至今都未能释然。要马禄改道延川去绥德，以免发生误会等。马禄派中校参谋白慕真，携函去延安晋见毛主席。马禄信函大意是：我部奉命赴绥德，纯为防御日寇，对八路军无敌意。河西往事已成历史，今愿团结抗日，为免却冲突，接受贵军建议改道前往等。在白慕真赴延安期间，马禄报请西安战区司令蒋眉文批准，取消开赴绥德的命令。白慕真离延安时，毛主席亲笔题写 抗日英雄 锦旗一面，赠送马禄。这成为马禄历史中光彩的一页。马禄旅与八路军的友好往来，受到蒋介石的怀疑，曾派员到马禄部视察。马步芳不久便解除了马禄骑二师师长职务。

马禄任旅长时，就看中了永登县大通河西岸绿树成荫、山川明秀的四渠村，在这里安下家。马禄修建了一进四院的公馆，包括大小楼房4座，房屋108间，马棚40间，草房20间。他广置田园和生产工具，拥有水地400亩，皮车20多辆，铁轮大车15辆，骡马100多头，犏牛、奶牛20多头，使用长工20多人。他对当地农民除实行地租剥削外，还用名目繁多的方法侵掠农民财物，甚至自造 东起大河沿，西至卧虎坪，南至大冰沟，北至龙王沟 的土地契约。马禄的这些做法已经被四渠历史的巨鞭抽打，但四渠也以自己的岁月，衔接起对马禄一些善事的记忆。

享堂峡距四渠不远，为四渠通往海石湾及青海的必经之地。马禄1935年捐资动员群众劈山开石，修建起长达15公里的简易公路。为此，当地群众在路口竖有 流芳百世 的石碑一块，石碑下方刻有 福山修 三字。马禄还在流经四渠的大通河上购置渡船一只，使东西两岸畅通无阻。

四渠原有一条水渠是清朝时期修建的，渠首地势较高，大通河水位下降引不进来。马禄让部队将原渠改线重修，全长12公里，可灌溉400多亩土地。

四渠群众用石磨加工粮食，人推畜拉，很不方便。马禄用鳖塔地主高全三的河滩地，修了一座水磨，方便了当地群众磨面。

四渠多回民，文化教育素不发达。马禄于1931年主持修建起 福山小学 。这是八宝川最早兴办的回民学校，至今仍然存在。马禄还先后兴建了两座清真寺，一座在四渠村，一座在附近的七里村，便利了当地回民的宗教生活。

马禄被解除骑二师师长职务，1946年元月回到四渠村，便一病不起，于同年10月病逝，时52岁。

万民伞

抗日战争时期，马彪去职休居西安，闲来无事常常遥望远处的秦岭。秦岭背面，曾经有刀剑的闪光，烽烟滚滚的战场，那是他曾和日本侵略者厮杀的地方。

1937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暂编骑兵第一师番号，马彪任师长。骑兵师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民族，其中回族较多。

马彪，字炳臣，是马海晏（马步芳的爷爷）六弟马海清的长子。他追随堂叔马海晏在北京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他曾任宁海军营长、玉树司令，河西围堵西路军时为骑兵第一路指挥。

暂编骑兵第一师经兰州、平凉，进入陕西。沿途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抗日将士。部队也精神抖擞，士气昂扬。

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的白莲教匪徒，盘踞在华山南麓，不时出没于西荆公路线上，拦截车辆，抢夺物资，严重影响华中战备物资的运输与供应。这股千余人的匪徒很快就被消灭，暂编骑兵第一师得到西安行营的传令嘉奖。

马彪师马禄第二旅调赴兰封、商丘一带堵击西犯日军，正和日军奋战之际，忽奉八战区指挥部紧急电示退守郑州以西待命。这时蒋介石令空军炸毁郑州以东花园口的河堤。黄河决口，淹没了豫东和皖北十余个县区，其效果只是阻止了淮阳西犯许昌的部分日军，另一部分日军乘空投的橡皮船逃走了。可是水灾给当地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马彪师担任河防期间，马秉忠第三旅三团一营一连的排长马元林暗地勾结河东伪军，枪杀一营营长，带走了几十名士兵，东渡黄泛区叛变。马元林带着日本侵略军的一个中队及伪军千余人偷渡黄河，竟然侵占了河防七八个村寨，并扬言皇军大军即将西进夺取洛阳。

时值严冬，风雪交加。马彪师两个旅带着凛冽的寒气，向日伪军展开进攻，连续收复各个村寨，打死打伤日伪军数百人，同时将叛徒马元林生俘，当场杀头示众。其余溃退的数百伪军仓皇乘船东渡，但因黄河冰块聚集，朔风逆向，渡船很难成行，结果一半被歼，一半跳河溺毙，无一生还。当时，洛阳后方因此敌情搞得人心惶惶。大获全胜的喜讯传来，百姓无不箪食壶浆，犒军慰问，并给马彪赠送 万民伞 一把，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与慰劳。

马彪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各旅先后渡黄河，经常以 小骑群 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而主要任务是侦察日军在淮阳一带的敌情。先是一、三旅轮流渡过黄河偷袭敌军，任务完成后仍返回黄河南岸。9月，马彪命令第三旅旅长马秉忠率一个团出击。

临出发前，马彪照例准备了大量饭菜，在黄河南岸堤后，亲自分发每人一大碗菜，一大块肉，两个大油饼，激励参战官兵多杀日本鬼子。清醇的饭香，溢出血火搏斗的坚强决心。夜穹星寒，该旅人马分乘木船渡河进驻宝塔孔庄一带。

马秉忠亲临前线指挥。旅参谋长劝他说： 主将不宜身临险地！ 马秉忠拒绝参谋长的建议，在离前沿阵地约20多公尺的一处草房后用望远镜观察战况。因其身高体胖被敌发现，弹中左前胸部。马秉忠左右的人将草房后墙拆除，匍匐退出，将旅长扶至一处田埂下。带血的夕阳放射出最后的光芒安然落下，马秉忠口念 开里麦 捐躯疆场，年仅29岁。

马彪师以轻骑迂回敌后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击。日军在仓皇溃退中，有两门大炮未及带走。马彪部正在设法拖拉中，敌人又反扑上来，使用催泪性毒气，于烟雾弥漫中把大炮抢了回去。孔庄之战，日军支队司令铃木以下300多人被击毙，在城内中学的中山堂进行火化处理，做 无言凯旋 的善后工作。

1940年3月上旬，黄河北岸宝塔遭到侵略军的重兵进攻，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继以重炮猛烈袭击。第一旅旅长马元祥见势危急，亲率一骑兵连渡河增援。侵略军以步、炮、空、坦克的优势兵力连续发动进攻。马元祥臂部负伤，第一旅人员伤亡惨重，武器马匹损失过半，中央阵地被突破，迫不得已后退。日军将马部遗弃的

拴在木桩上的战马百余匹一一射杀。血色残阳之中，中国官兵遥望目睹，无不咬牙切齿，痛哭流涕。

1940年，马彪师整编为骑兵第八师，共三个团。中秋之夜，月华如水。日本侵略军乘中方军民欢聚过节之际，以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合步兵，围攻龙亢镇。马彪亲临前线督战，立令二团轻骑迂回包剿，袭击敌人侧背，并令三团重整旗鼓，奋力反击。敌人在前后夹击下，夺路向蒙城西北方向溃退，大放毒气，阻碍追击。敌军慌忙撤退时，又在涡、蒙之间的丘陵地带遭到侯镜如师的埋伏截杀。

在沙河以北，涡河两岸地区，只有马彪部和新四军彭雪枫部两支队伍。马彪师三团团长谢高峰将友人介绍他与彭雪枫建立关系的信设法送去，不久彭雪枫即派其副官长和两个人来马彪师建立关系。一次，彭雪枫部送来100匹布给骑八师做军装，马彪师以战马十匹、步枪十支回敬。蚌埠日军六十师团及两个伪军师只要一出动，两部就互通情报，彼此配合，多次成功地阻遏了日寇的进犯和扫荡。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最高当局通过电话和战区长官司令部，告诫马彪谨防上当受骗。谢高峰曾向马彪建议，断绝两方关系就会影响抗日大局，对最高当局的指责，可否在口头上接受，在行动上拒绝。马彪不置可否，但徘徊烦闷心情溢于言表。

骑八师也接受上级旨意，和新四军搞些摩擦冲突。摩擦总计四次，其中两次是奉命行事。来电指明某地有日军驻防，命令他们袭击，奇怪的是到了那里时，不是日军却是友军。双方情况不明，旋即互相对射。有时是国民党九十二军袭击新四军，总要把马彪师拉上去垫背。这样的事多半是在夜间偷偷摸摸干的。

一次，马彪师直属工兵连钻进了彭部的口袋，被俘百余人。彭部经过查询知是友军便将人枪全部归还。但马彪觉得颜面无光，有点动火，即于第三天夜晚派了两个营，偷袭彭部也抓回了60多人枪，以示报复。翌日早晨吃饭时，马彪问谢高峰如何发落，谢因事前毫无所知，大吃一惊。同桌吃饭的人多数主张扣下人枪。谢说： 都是抗日部队嘛！发生点误会，不应该计较，现在既然抓来了他们的人和枪，也算出了气。人家能把我们的人放回来，我们为何不把他们的人放回去呢？ 马彪采纳谢高峰的意见，即把彭部人枪如数送还。

1941年以后，马彪兼任何柱国骑兵第二军副军长，并有升任六十四军军长的传言。于是有人向青海马步芳告密，说马彪有野心，想脱离青海，加之马彪师补充兵员多来自豫皖陕等地，也似乎有摆脱青海的迹象。1942年夏，马步芳生怕骑八师的兵权完全落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手里，因而急忙由青海飞往重庆，向何应钦进行活动后，向蒋介石当面报告说： 马彪因年老申请离休，拟由马步康接替 蒋介石准其所请。

马彪含冤未回青海，索性居住西安。不久接到蒋介石电召，旋去重庆面谒蒋介石，当面诉说并未要求退休，并表示抗战危急关头，宁愿当个老黄忠战死沙场，死而后已。蒋介石少不了嘉许马彪勇敢善战，屡立战功，犒赏了美币10万元，并分别电示西安胡宗南及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妥善安置。汤恩伯接电后，便筹备成立骑兵纵队，安排由马彪领导，曾派人到甘肃夏河等地买马数百匹，先成立了第一团。但在继续买马中受到马步芳的忌恨刁难，买马事宜很难进行。马彪看到成立骑兵纵队的计划就要落空，于是返回西安，即以中将参议的名义，休居西安市，以后还是马步芳把他叫回青海。

思念，向着遥远苍茫的故土

我总算回来了！

1952年，秋高气爽。马朝选一行10多人离开香港，回到祖国。回国途中，他激动不已，手舞足蹈，竟然两手抓住火车卧铺上的安全带，翻起筋斗，还不时念叨： 我总算回来了！ 哦，他回到坚实而又温暖的土地上来了。这土地就是他的襁褓，这土地就是他这漂流的船只的岸啊！

马朝选，马丕烈的长兄，马步芳的岳父，其父马占

奎是清朝同治时期河州反清领袖马占鳌之弟，曾任甘肃督标中军副将，故在西北回族中颇有声望。因其性格和顺又终生不仕，故人称 绵大人 ！

1949年夏日清晨。马朝选全家住在青海湟中县上五庄马步芳 公馆 ，将金条和贵重首饰分别装入小皮箱和子弹袋内，将子弹袋各个缠裹于身，外着宽松衣服掩人耳目。

马朝选之子马全义时任新编步兵军军长，驻防青海循化附近黄河沿岸，堵截挺进的解放军。马朝选老两口牵肠挂肚，焦急不安。一天，马全义突然回家，进门后气喘吁吁地说： 五大（马朝选五弟马朝伟，即马丕烈）陪同共军王震部，到了甘都河沿，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放弃阵地撤退，不要阻拦共军渡河。我昨晚将部队解散，让他们各自逃命，就连夜赶回来了！ 马朝选见儿子回家，焦急不安稍解。

马继援来说： 外爷，阿舅，你们坐的飞机我已安排好了，赶快去机场。现在拉人要紧，把所有笨重的东西和银元全部扔掉。我坐另一架飞机，不能和你们同行！ 说罢向马朝选和马全义致 赛俩目 （阿语问候之意）告别。

马朝选一家乘车直奔西宁乐家湾机场。此时正常运行的航班早已停飞，只有马步芳租用的美国陈纳德 飞虎队 的飞机，来往运送马步芳家族及其军政要员。由于飞机架次少，乘机外逃者多，携带的行李又很沉重，想坐飞机比登天还难。为了逃命，那些平时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争先恐后，辈无伦次，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残败景象。在马朝选一家出走之前的8月29日，还发生了马步青乘坐的飞机，因携带的黄金白银和贵重物品过多，飞机超载，刚起飞即坠落折断左翼的事故。

马朝选和马全义为减轻飞机负荷，登机时将拉到机场的一汽车银元、贵重的玉器和绫罗绸缎之类，送给了马全义的副官，只带了些干肉片、锅盔、面大豆之类的充饥食物。尽管这样，美国驾驶员还不断刁难，不予起飞。不得已，马全义给二位驾驶员各送黄金50两，才得以起飞，仓皇南逃至重庆。

全家人连日精神过分紧张，加之携带沉重的黄金，到重庆后人人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只好小住几天。先期到达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赶来告别，并嘱咐他们通过青海省政府驻重庆办事处，将随身携带的黄金，兑换成轻便的美元。

马朝选一家换机从重庆飞往广州，离开大陆去香港，在香港又将美元兑换为黄金存入银行。

香港，一面是灯红酒绿、赌场烟馆、夜总会、酒吧间；一面是浮沉着秽物的水面、湫隘破旧的街道、阴湿的菜市场、醉醺醺的水手以及油漆剥落的木楼上那睡眼惺忪强颜欢笑的女郎。这使长期生活在西北边陲，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朝选老两口极不适应，格格不入。华楼美厦，一下子全在马朝选的心中轰然崩塌。特别使他震动不安的是，听说香港黑社会将逃到香港的冶成英、冶成华兄弟绑架，用重金才赎了回来（冶成英，曾任青海省财政厅长，湟中公司总经理）。

满街流泻出来的灯光忽明忽暗，陌生而又喧嚣。马朝选每每回转意念去捕捉那片已成为千里之遥苍茫之地的故土。他不时在高阁楼顶伫立遐思，面朝家乡唉声叹气，老泪纵横地做着祈祷： 真主啊！千万要保佑我们全家老小，平安回到家乡！

见此情景，马全义、马全礼兄弟于心不忍，竭力相劝，并托人四处打听家乡解放后的实情。可是，家乡远在西北高原，消息闭塞，想知实情，谈何容易。

万般无奈之中，从宗教信仰的感情上，大家产生了侨居沙特阿拉伯的念头。马朝选和儿子马全义多次商量，权衡利弊，决定马朝选老两口和马全礼两口等人去沙特阿拉伯侨居。马全义等人居留香港，等待家乡消息，再作打算。尽管如此，马朝选依然难下决心，难离故土，故而沙特之行只好作罢。马朝选曾派管家二人返回兰州，寻找五弟马丕烈，询问家乡解放后的情况，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说明返回故里的愿望，但没有得到回音。

有一天，马全礼在香港《大公

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得知马辅臣和马鸿宾由党和政府委以要职，在西安开会。他忙不迭地将这个消息告知父亲马朝选。

马朝选闻之大喜，含泪而言： 知感真主的襄助，这就好了。马辅臣、马鸿宾都是国民党的大官要人，又是我们家族亲戚，既然共产党没杀他们，反而给予高官，我们回去后共产党也不会杀的。俗话说飞到怀中的麻雀掐不死！回到家乡后别无他求，只当个老百姓种庄稼。

1952年秋，第一片落叶开始试探清新得有点凛冽的微风。马朝选也以试探的口气，经西安清真寺发了电报，诚恳委托该寺阿訇将其电报转交马辅臣呈交西北军政委员会。马朝选电文大意是：贵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待之，敝人实乃敬佩，愿带家下老小返回故里，祈望恩准。

马朝选万万没有料到，时隔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派马少坚去香港接他们。马少坚当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其父及他本人和马全礼有深交。

马全义在河西战役时任一百师团长，与西路军纠缠厮杀。他顾虑重重，深感戎马生涯，长期与共产党作对，怕共产党清算自己，不敢回国，表示要继续等待和观察。后来马全义转去台湾，任台湾 国防部 中将委员，林业部顾问。

马朝选抵达西安后，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小住之后起程回到兰州。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请马朝选吃饭，征求意见说： 马老先生，你要去临夏居住，还是留在兰州？ 陪坐的马丕烈说： 我看阿哥住在兰州吧！他的全部财产已交给了人民政府，临夏什么也没有，况且他年龄大了，生活方面也不方便，我在兰州对他照管方便些。 张书记和马朝选都同意马丕烈的意见。

马朝选全家居住兰州。不久，甘肃省人民政府将其在临夏的80多间店铺房舍，退还给了他们。由于家中无人经营，便将这些店铺出租给临夏百货公司等单位和私人，以房租维持全家生活。是年底，马全礼将临夏莫泥沟老家埋藏的银元三万块挖出，与马辅臣等人合资，创办了临夏第一座电厂，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尼罗河畔的情思

尕兔娃吃草（者）翻山哩，

天黑时，

要回个自家的窝哩；

出门人漂洋（者）过海哩，

老来时，

心想到老庄上坐哩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政府会请我参加故乡的州庆典礼！ 马师援先生激动地说， 我在遥远的尼罗河畔捧着精致的大红烫金请柬，惊疑地问夫人，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马师援，临夏县莫泥沟人。其父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堂兄，河西战役时任旅长，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为其部所俘。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师援夫妇随父从青海西宁出国，辗转到了沙特阿拉伯，1950年旅居埃及首都开罗。1986年9月，马先生和夫人马遐龄应邀回乡参加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

马先生虽少小离家，但乡音未改。他健谈好动，州庆期间的各项活动每每必到。9月1日的庆祝大会上，马先生被请上主席台，夫人登上了观礼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天晚上就向埃及挂了国际电话，向开罗的亲友报告喜讯。

马先生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家乡的变化真大呀！ 他到临夏的第一天，就偕夫人上街，看看当年的八坊。别人指说这就是八坊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是笔直的马路，林立的楼房，曾留存在他记忆中的那些简舍陋宅和骡马车店早已无影无踪。

马遐龄的母亲住在毛园村。还没等 伏尔加 停稳，她早已跳下车去。 阿娜！安色俩目阿来孔目！ 随着一声深沉的呼唤，马女士扑到母亲的怀中。马先生劝了岳母劝夫人： 多少年不见啦，应该高兴，笑才对呀！ 但他自己却不住地拭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马师援夫妻两人一天也不能忘记烙印心间的家乡，尽管他们在海外生活了40年。

在世界奇观金字塔的故乡，在风景秀丽迷人的尼罗河畔，居住着一家中国人，他们喝过甜美的黄河水，闻过幽雅的沙枣花香！

这里有一个店铺，招牌

上用阿拉伯文字写着 艾哈麦德·绥尼店 （中国人艾哈麦德店）。这家店主在招牌的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为了避免阿拉伯人记不住中国人姓名的麻烦，入乡随俗，取了个阿拉伯人名，但却不忘告诉光顾者，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984年的一天，有位中国留学生走进店铺，见橱窗柜台里摆满五光十色的项链、首饰等妇女装饰品。主人正操着一口地道的开罗方言与几位太太、小姐洽谈买卖。倘若不是他的肤色和比阿拉伯人略显扁平的鼻子，留学生简直不敢断定，他是一个中国人。留学生激动地站在一边看着，等几位客人离去便走了过去，试着用中文说了一声 您好 ，没想到回答他的是一口浓重的甘肃河州腔的中国话。当主人知道来人也是祖国大西北的回回时，惊喜之情难以言表，竟抱着来人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

中国人艾哈麦德店的主人正是马师援先生。

第二天，马师援先生和他的小儿子驾驶两辆小车，接中国留学生去他家做客。盛情难却，同学们欣然前往。

汽车停在开罗的纳赛尔区的一栋楼房前，马先生引客人来到三楼。门铃响过，一位穿旗袍的妇女微笑着出现在门口。马先生介绍说这就是他的妻子。也许，彼此都太激动了，主人竟忘记了让道，客人也并未迈步，就这样默默地相互对视了许久。哦，马太太的眼睛湿润了

马先生住了一套有六间厅室的住宅。客厅里摆着红檀木中式家具，墙上挂着古雅的清代山水画和精美的孔雀开屏中国刺绣，壁橱内收藏着许多中国的工艺品、瓷器和古玩。

马师援夫妇和几位中国留学生越谈越融洽，不觉已是正午。女主人邀请客人一同吃午饭。走进餐厅，只见长方形的大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有红烧牛肉、烤羊腿、辣子鸡、糖醋鱼 哦，还有家乡的羊肉包子、花卷。在整日食面包的国家里，这丰盛的佳肴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多么具有诱惑力呀！而且，这些菜色香味俱佳，可见烹饪师具有相当的烹饪技艺，其水平不亚于银川 京津春 餐厅的挂牌厨师。客人赞不绝口，提出要见见这位烹饪师。

马先生听后开怀大笑，说道： 这位 烹饪师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就是我太太！ 留学生万没想到，一位家财万贯的阔太太居然有如此高超的烹饪手艺。马师援见客人十分惊异，忙解释说： 这也是生活所迫，我们中国人吃不惯西餐，也不习惯食阿拉伯饭，在这里又雇不上中国厨师，我太太只好自己动手了！

话题一下扯到家乡饭上，留学生向主人讲述了西北的羊杂碎、酿皮子，以及那汤汤水水热乎酸辣的甘肃风味的牛肉拉面，不想竟引动马太太的游子心故乡情来。她遗憾地说： 多少年没吃过家乡风味了，真想尝尝，可惜我小时候没有学会拉面，不然今天可以用牛肉拉面招待你们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回家乡，我一定吃个够！ 她说起家乡饭俨然口有余香。马先生特意拿出自己用铁丝编的蒸笼GF3EB子给客人看，说： 我们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自己的风俗习惯，埃及没有蒸笼GF3EB子，我就自己编了一个。我们对孩子从小就从语言、饮食、衣着上进行教育，让他们永远不忘是中国人！ 留学生看着那编织得密密的铁丝GF3EB子，不禁感慨万千，对马先生肃然起敬。这编的仅仅是个蒸笼GF3EB子吗？不，他用思念祖国的灼灼炽情，在小小的笼GF3EB上编织了一颗无法改变的中国心。

马先生开始在开罗闹市区开了一家餐馆，起名 福星饭店 。饭店分上下两层，正门两侧悬挂两盏大红灯笼，餐厅摆着一色的中国漆木家具，几道屏风上绘着古色古香的仕女图和山水画。到这里光顾的除少数慕名而来意欲尝鲜的埃及有钱人外，大部分是朝鲜、日本人，还有来自台湾、香港的中国旅游者。饭店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受聘掌厨的中国师傅难以应付，马太太便亲自帮厨，天长日久，就暗暗地将厨师的手艺学到了手。后来，那位师傅辞职而去，马太太便正

式挂牌掌勺。夫妻二人，马先生跑外，马太太操内，老大、老二两个儿子帮助剥葱拣菜，再加上几个雇来的小伙计，饭店的炊烟常年不息，真可谓 福星 高照，财源滚滚。近些年，由于马先生夫妇年迈体衰，无力继续经营饭店，便将它转卖给另一位华侨经营，自家则开了两家商店，一家经营金银首饰，另一家专售妇女化妆品，分别由两个儿子做老板。

20世纪50年代初，中埃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马先生成了中国驻埃使馆的座上客。建馆初期，马先生是中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使馆工作了近十年之久，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仍不免流露出一股幸福的自豪感。是的，在有些场合，他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怎能不为此而自豪呢？

在每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在开罗举办的中国电影周里，总有一位热心的观众在向埃及朋友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中国电影；在每年的国际书展上，总有一位中国人不辞辛苦地充当售货员，时而向顾客推荐中国书，时而又给人们介绍中国工艺品，传播中国的文化艺术。他是谁呢？他便是身在异域，热恋祖国的马师援。每当马先生说起这些事时，总是无比感慨： 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当我看到埃及朋友欢天喜地地争购中国东西，每当我听到埃及朋友对中国电影倍加赞赏时，我的心就满足了！

叶剑英元帅发表告蒋经国先生书后，马先生对此感慨万分，他激动地对客人说：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多么希望祖国能完成统一大业啊！不说别的，像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哪个不想回家乡？谁死后不愿葬在家乡的故土上？ 马先生从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转录了许多中国电影，一有台湾朋友来家中，便放给他们看，他在为祖国统一大业默默地做着工作。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后，中国体育健儿的成绩，牵动了中国人的心。马先生在那段日子里显得格外精神。由于不能及时看到国内报纸，马先生一大早便驾驶汽车去买当天的早报。

他仔细地把有关中国体育战况的报道收集在一起，每天计算着获得金牌的数字。那几天，马先生逢人便津津乐道，大谈中国获得的金牌数，不曾想这样做竟刺伤了埃及邻居。这位邻居以为马先生不顾多年的朋友交情，竟以中国获得的金牌来讥笑埃及未取得金牌。结果，两人大动肝火争吵起来。事后马先生不好意思地说： 不知为什么，那几天我就像孩子一样任性，恨不得让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我的祖国已经开始腾飞了！

马先生家养着三只白色的小狗，有一种料不到的聪灵。它们能在来访的客人中，准确地分辨出谁是中国人，谁是埃及人。倘若来的是埃及客人，它们竟与主人的热情好客截然相反，态度极不友好，扑上去又叫又咬。马先生只好准备了铁链，埃及客人走后，方还其自由。而对中国人，即使第一次登门拜访，小狗也绝不扑咬，反而亲昵地迎上去与其玩耍。它们用后腿支立起来，两只前爪不停地作揖，表示对来客的欢迎。当留学生离开马先生家时，小狗总是紧紧地咬住裤腿，不让他们走。低头望去，狗的眼角隐约可见泪水。

马先生三子一女，两个老大早过了而立之年，但仍是 光棍 两条，大家闺秀的小女儿总不能厮守在闺阁，最小的儿子也 当仁不让 地把自己摆在了父母的面前。这四桩儿女婚事使马先生夫妇伤透了脑筋，他们固执地坚持着 要找中国人 。这在仅有三家半华侨的埃及谈何容易！终于，妈妈不忍女儿的青春在闺阁里飘逝，在 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这一世俗观念的安慰下，把女儿嫁给了她大学同窗的埃及青年。中国大使馆吴参赞等一行人参加了马先生女儿的婚礼。马先生兴奋地向来宾宣布： 这是我们女家的亲戚！

女儿总算让父母松了口气，可天天面面相视的三个高大、魁梧的大小伙子还在揪着马先生夫妇的心，尽管懂事的儿子们从不在父母面前提起婚事。他们恪守父母的信念，理解父母一片心，苦苦厮守着。马先生感慨地对留学生说： 看着不违抗我

们的 意志 的孩子，我们难过极了。谁不晓得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是，我们怎么办？祖祖辈辈烙下的中国印总不能到我们这一代眼看着让它销迹吧！值得安慰的是，咱们大使馆的朋友们已经帮助我们在祖国找媳妇了。

留学生毕业了，分别的一天到了。马先生紧紧拥抱着留学生，留学生感到他的浑身在颤抖。一个走南闯北历经沧桑的硬汉子，竟哽咽得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 你们回去了，多幸福 别忘记我们，告诉家乡的人，在尼罗河边有我们一家人。 我，终有一天要回去的，就是回不去，也要让儿孙把尸骨带回故土去

尕兔娃吃草（者）翻山哩，

天黑时，

要回个自家的窝哩；

出门人漂洋（者）过海哩，

老来时，

心想到老庄上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