慆慆不归：老兵自述：我在台湾40年

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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慆慆不归：老兵自述：我在台湾40年/于秀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1.

CAEBN：7-001-000-60480669-6

分类号：国民党军—军事人物—生平事迹; 回忆录—中国—当代　I251;K825.2=7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慆慆不归：老兵自述：我在台湾40年

于秀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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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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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5.1.30

更新时间：20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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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SBN：978-7-5057-3125-7

出版时间：2012.11.1

目　录

序

台湾老兵·周云亭

台湾老兵·曲光镛

台湾老兵·刘先生

台湾老兵·薛贵存

台湾老兵·朱恒生

台湾老兵·何知春

台湾老兵·施存成

台湾老兵·栾锡三

台湾老兵·王恒文

台湾老兵·孙茂亭

台湾老兵·李承乾

台湾老兵·刘寿

台湾老兵·范春旺

台湾老兵·栾心和

台湾老兵·陈明礼

后记

序

陈昌本

于秀是我的同乡，是位有才华的报告文学作家，我很感谢她，因为她帮我圆了一个做了很久的梦。

我一直想写一写台湾老兵的乡愁，乡情，乡恋，写一写他们盼归、盼团圆的情思，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正因为有这层缘由吧，我一看到于秀写的这部书稿，就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下来，好真实好生动啊，如同走进了这些老兵中间，随着他们的命运袒露、真情抒发，我不知流了多少同情的眼泪。

我为什么对台湾老兵的命运如此关切，这与我的经历不无关系。

1949年春天，从青岛海运去台湾的老兵，多是国民党军队抓兵被抓走的。我自己也经历了这场劫难。那年，我14岁，是个学生，国民党临撤退，在我的家乡青岛市夏庄镇一带，进行拉网式抓兵，从壮丁到小学生见人就抓，我当时，先是藏在麦田里，被撵得走投无路，躲到了我们丹山村小学校教师宿舍的阁棚上，学校的老教师关鸿多方与搜查的军官周旋，才避免了我们几个小学生被抓的命运。可是，像我这样得以逃脱的只是一些幸运儿，那几天里，被一根绳子拴走了上千人！也许，正是因为我差一点被抓住，还眼睁睁看着乡亲们被抓走，共同的命运使我总是记挂着被捆上军舰的乡亲们。

后来，我与台湾老兵的第一次接触，是80年代带团到美国拍摄电视片《访美纪行》。在旧金山华人街的一个小饭铺里，遇到一位操青岛口音的中年账房先生，“乡音忽惊闻，相看是故人”，一询问，他竟是从青岛抓到台湾的老兵，退役后在台湾无法谋生，联络了几位老兵到美国创业。他对我们极热情，吃了他的炒饼怎么也不肯要钱，说是见了故乡人，亲啊！我作为一个作家，当时就起了写写他们、写写他们的命运之意。当我把此意告诉我的这位老乡时，他深情地说：“我们这些老兵的艰辛和思乡情，每个人都能写一本书，一言难尽啊，等到我们老兵们能回故乡的时候，咱们坐在热炕头上，喝着即墨地瓜酒细聊吧！”我理解他不能细谈的难言之隐，给他留下了我的名片，相约等他回故乡时，在家乡见面。但是，回国后，因工作变动，住址、电话变化多，这位老兵一直没有跟我联系上，也不知他回没回过故乡。

我和故乡的台湾老兵相见的第二次机遇，被我无意间丢失了。9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好转，我带一个文化交流代表团访问台湾，因为走得仓促，没有来得及打听故乡的台湾老兵在台的地址，没想到，到台湾后，故乡的老兵却追着我的行踪，找我这个老乡去他们那里团聚。他们在《联合报》上看到我的照片和姓名，觉得像是丹山老乡，立即打电话追寻，问此人是不是夏庄丹山的陈昌本，要求相见共叙乡情。可惜，在台访问期间，总是从一个城市离开后才能登报，故乡的老兵们追着报纸上的新闻找我，总是追不上。我直到在高雄机场，临上飞机离台时，才看到了接待单位转来的丹山老兵们写的便条：“陈先生，您就是青岛市夏庄镇的丹山人陈昌本吧？你的故乡来台的老兵和家人，听说你赴台访问，都想见见您，一起叙叙乡情，拉拉家常，等着你的电话，盼听你的乡音。”我看了便条，急忙按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上了飞机，我忽然想到，可能缺了地区号。回到家，故乡丹山村政府的电话打来了，说是在我访台期间，好几位台湾老兵打电话到丹山，问文化交流代表团团长陈昌本是不是丹山叫小宝的陈昌本！我拿着话筒，流了眼泪，台湾老兵们历尽40年沧桑，竟然还记着故乡的十几岁的孩子的小名！而我呢？已经到了台湾，却没能见到这些乡亲！我十分难过，如果我到台北的第一天，就见到纸条，我宁可放弃到花莲、高雄访问，也要和故乡的老兵和家人们促膝深谈上几天几宿。人熟情深，一定会谈得深刻、真挚。可惜，我丢失了这个宝贵的机会，真是悔之莫及啊！

这经历，这思绪，就是我见到于秀《台湾老兵》的书稿，欣喜若狂的原因。真巧，书中记叙的台湾老兵，有好几位竟是我的同镇乡亲！

读《台湾老兵》，我很快就沉浸了老兵们悲欢离合的坎坷命运之中，不能自拔。真实地再现台湾老兵和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命运，这大概是作家的执著追求。她成功了！15个老兵的命运组成的15个故事，是一部部真实生动的人生史诗，老兵们各有独特的性格，各有独特的经历，读来感人肺腑。写78岁高龄冒死绕道归家的老兵真实感人；写67岁回乡找到称心的伴侣的老兵也真实感人；写老兵在台湾成家立业，在大陆还有妻子的悲剧真实感人；写老兵夫妻同赴台湾，留在大陆的儿子不认母亲的悲剧更真实感人。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是两岸分裂历史制造的命运史剧！

于秀为什么能把这些悲喜剧写得真实感人，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她的深入采访。15位老兵的历史，她是挨个上门访问，由老兵和他们的家人亲口讲述的，于秀与他们同悲同喜，哀乐与共，才深刻地写出了他们的心声！于秀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为什么在当前，台湾老兵的命运特别引起了作家的注意和世人的关心呢？

台湾这座祖国的美丽宝岛，游离在祖国怀抱之外实在太久了。在人类以和平与发展的雄姿迈向21世纪时，谁不盼望和平统一呢？饱受分裂之苦的两岸人民在等待，等待与家人“花好月明喜团圆”。可就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健康而有序地在一个正常轨道上运行的时候，李登辉却抛出了“两国论”，在分裂祖国的路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台海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和平统一的路上，横空突现出巨大的障碍。

看看现实吧，当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党、政、军、民人数超过200万，几十年音信全无的骨肉分离，让海峡两岸的人民望穿了秋水。1987年10月14日，在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近9年之后，国民党中常委通过决议：“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封闭40年之久的大门轰然打开，人们归家的脚步几乎踏平了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据统计，台湾开放民众探亲仅一个月时间，大陆就接待台湾同胞13000人次，白发的儿子寻垂垂老矣的母亲，步履蹒跚的老兵与走时满头青丝如缕，如今却容颜已老的妻子相识却难相认。在一声声“我要回家”的呼唤中，历经了多达40年之久的磨难，走时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回来却脚步蹒跚的台湾老兵尤其引人关注。与在大陆的家人相比，他们几十年来在台湾的漂泊与孤独无依，更显得格外苍凉。有很多人走时并非自己所愿，而想要回来却历经了太多的波折，更有许多人思归心切，竟铤而走险，绕道国外重返家园。在这些老兵的心里，大陆的家园永远是夜里闪耀着的一盏灯，使他们在孤独的远行中还有一丝选择坚强地活下去的希望。家园！家园！在所有的人类字典中，只有“家”这个词的解释是共同的。所有的人都与“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几十年来台湾老兵寻亲的脚步匆匆，都是为了那个骨肉团聚的梦圆时分。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阻碍祖国统一的人们，却在阻挡和平统一的浪潮，老兵们与家人暂时的团聚后，仍旧是分离，有的甚至是永别，对于大多数已是耄耋岁月的老兵们来说，只要两岸不统一，隔海相望而不能相聚的现实，必是他们终生的遗憾。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将继续演出，甚至，战争的局面也会重现！要回家，要统一，民心是不可违的，和平统一成了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台湾老兵们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写就的命运史，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两岸人民盼团圆、盼和平统一的愿望，使台湾老兵的命运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作家于秀，是一个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家，她一直把关心社会热点和人民疾苦当作自己的责任，刚刚写完人们关切的表现下岗女工命运的《遭遇下岗》，就怀着对台湾老兵的满腔同情，走近了台湾老兵，真诚地倾听、触摸他们饱经骨肉分离之痛的心路历程，以真实的史笔，写下了这部分量厚重的作品。作家希求什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后人知道，台湾老兵们有权利、有资格作两岸分裂的血泪历史的见证；有诚心、有毅力把思乡盼归的泪水，化为润育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甘雨！

看看作家写这本书时的心绪吧！她在完成对台湾老兵的采访时深情地写道：“我实在不能想象那数百万男人、女人的眼泪填不平一个小小的台湾海峡，它仍要隔开骨肉，隔开同胞，让他们在流失的岁月中咀嚼思念与苦涩。历史不能改变，但未来可以创造。我与那些台湾老兵一样，期待未来，期望中华民族再创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坚信不疑！”

这仿佛就是作家写这部书的主旨。

佳作问世，可喜可贺。写这几句读后感，权当书序。

1999.11.

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78岁高龄时铤而走险，绕道菲律宾、香港回到祖国内地。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探亲”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周云亭老人因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

台湾老兵·周云亭

周云亭，山东青岛人，91岁；1949年从青岛港去台湾，时年40岁；1987年1月转道菲律宾、香港回祖国内地后定居，时年78岁。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镇。

本来是一次难得的度假，可在去年的12月份便开始策划有关“台湾老兵祖国内地寻亲”选题的我，一到青岛，便把儿子扔在宾馆的客房里看电视，我找到青岛市台办，洽谈采访台湾老兵的事情。

因为青岛市在解放前是个非常大的港口，又因为当时国民党撤退时从这里带走了66000人去台湾，还因为青岛是我的老家。听父亲讲，我们家里就有当年被带到台湾，至今没有音信的远房亲戚，所以，选择青岛作为采访地是我很久以来的心愿。

事情进行得特别顺利。很快，我就和台办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与台湾老兵的接触。

他们当中遭遇各有不同，归宿几乎也不相同。有的家人还在，妻子儿女给他们一个回祖国内地定居的喜悦。有的几十几孤身一人在外漂泊，叶落归根也只有自己独立门户。更有的在台湾娶妻生子，大陆的家也枝叶茂盛，两边的家让他们偌大的年纪在台湾海峡上空穿梭，跑得好辛苦。

在我采访的二十几位台湾老兵中最小的67岁，年龄最大的已经91岁。

虽然周云亭老人不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台湾老兵，但是91岁的他，冥冥中让我有太多的牵挂，脑海中几乎装了一个世纪的沧桑的他，实在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何况为了早日回家，他舍弃了所有的一切。在我采访的许多老兵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收到台湾寄来的“饷银”，也就是类似退役补贴类的一笔钱。数额大约在5000—3000美金之间。

而因为早回来了几个月，又是没有通过登记偷偷回大陆的，在台湾当了十几年兵的周云亭老人没有这个待遇。

而尽管如此，老人最喜欢提的事儿仍是那句：“我回家的时候正赶上过小年。”

8月的青岛美丽而惬意，与满街都是慵懒的度假者相比，我们坐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庄镇周云亭老人家中的交谈有些过于沧桑，可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当时我已经40岁，家里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

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兵。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那时候庄稼也都荒了，山上也没什么好吃的，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喝山沟里的水，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

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都被送上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整天靠吃烂菜叶充饥，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

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

我老伴带着四个孩子像塌了天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里没有收成，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家里少了我这个顶梁柱，那日子就根本不知道咋往下过。

我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

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糊涂比清醒着好，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我心里就针扎般地痛，我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手脚不利索，不肯要我。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下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

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每天擦擦、洗洗，扫扫院子，干一些清洁的活儿，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与青岛海边的喧闹相比，乡村的午后显得格外寂静。偶尔有蝉的鸣笛却显得更加悠长、寂寥。91岁的周云亭老人回忆起往事来显然有些吃力，可他话虽有些迟缓，但思维是相当明晰的。毕竟，一辈子经历过的事情相信他至死也不会忘记。还有哪些人会比他们遭遇的更多。

我端起放在老人面前的茶杯，却看到老人布满老人斑的手又点燃了一支烟。不知是老人的手有些颤抖，还是烟雾本来就是跳跃的，在那淡淡的雾霭整个笼罩了老人的时候，我想起了青岛海边那座久久矗立的“石老人”。

那也是一个盼归思亲的老人啊！

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便开始想家里的亲都不知道怎样了。

十几年来我音信全无，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能不能还在等着我回来，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不知道儿子的死活，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

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那时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想到自己来日无多，再拖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毕竟我曾经是有家有儿女的人啊，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一股这样的念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教堂里平静的日子。

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而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则成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

由于个性内向，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并且，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

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的特别严，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有时会被抓去坐牢。

所以，大家伙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因为我在教堂里做工友多年，那老实本分也是出了名的，老兵们都知道我这把年纪，不用说也是被想家的苦痛折磨了这么多年。

我当时一听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

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

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现在想必也长成了大小伙子。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我心里就愧疚的受不了。

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一天三盒烟都不够，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要不心里就发慌，就没着没落的。

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是在糟践自己，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上帝说人都是有灵魂的，我想也许死了的人魂可以飘回家去，那我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鬼魂，也不要这样受生死别离的煎熬。

当时我真是这样想的。

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已年逾古稀的周云亭老人讲话一直是比较平淡、缓和。

我懂得那些饱经风霜的心灵，有一种淡漠，不是因为麻木，而是因为承受。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流离失所中，周云亭老人所遭受的打击可能远远超出了他的叙述。因为曾经百般无奈地独自承受这一切，所以，他对往事会有一种坦然。

但那绝不是一种忘记。

尤其是他说到自己在当时甚至想到生不如死时，我发现他深深陷下去的眼眶里转动着晶莹的泪水。

沉默使我们之间的空气凝重起来，录音机在沙沙地空转着，可我无法去关掉它，我怕那“啪”的一声响。这样会让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的老人受惊。

窗外一只鸟儿扑棱棱地飞过去，老人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说：“那会儿我们这些老兵真的还不如一只鸟儿自由啊！”

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我过了75岁的生日，又过了76岁的生日。

77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要不是教堂里的教友纷纷凑钱把我送进医院，恐怕我也活不到现在。

年岁一天天大了，身体又垮下来，出了院以后，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

教堂是慈善机构，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他们也不忍心把我赶到大街上去，只得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

那时候说实在的我是在躺着等上帝来带我走。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我就闭上眼睛，默默地跟着唱，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它在空中飘呀飘，很快便过了台湾海峡，可是家在哪儿，我找不到，因为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

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毕竟我是到家了，我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

就这样那些天我几乎都吃不下东西了，我知道我在放任自己求生的欲望，一心想随上帝的召唤而去。这时候，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

她说：“周兄弟，你要振作起来，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毕竟活着才能做你想做的一切。”

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个修女，因为我们那个教堂很大，几百个修女我不可能性都熟悉。

可她们却几乎人人都认识我。因为，有的修女从她们一进教堂，我就在做工友，直到几十年后，她们也老了，我还没有离开教堂。

时间长了，有的修女便知道了我的身世。

当她们知道我40岁离家，70多岁了还从来不知道家里的音信时，这些心善良的修女总要忍不住地一边在胸前划十字，一边为我祈祷。

自从我病倒以后，修女们不断结伴来看我，我知道她们是出于怜悯和同情，看到我真的一天天颓废下去，终于，有个修女站了出来，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至少让家里的人知道我还活着。

这个修女的主意让我打起了好好活下来的精神，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吃药，我想也许真的有上帝被感动的那一天，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

1986年的春天，就在我刚刚能够下床扶着教堂的栅栏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那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她悄悄地对我说：

“恭喜你，周兄弟，你家里来信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

看得出当时这封将近40年才接到的家书，的确让周云亭老人几乎枯死的心田有些苦尽甘来。

自从采访开始，一直不断地抽烟却没有喝一口水的他，把手伸向了茶杯，哆哆嗦嗦中我发现他其实根本不像是要喝水的样子，他把茶杯放在嘴边，实际上是想掩饰因为强忍泪水而瘪进去的嘴唇。

分明我看见几颗大而混浊的泪珠悄无声息地滴进了茶碗里。

好一段时间，老人才又重新恢复平静的叙述。

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几乎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没有再扶那些栅栏，几步便走回了教堂后面——我栖身的木板房。

跨进房门，我什么都没想，“扑腾”便跪下朝着老天磕了三个响头，我想这都是上帝的仁慈，老天的怜悯，才让我这个几乎要死的人终于等到了家里的信儿。

把那封家书紧紧地贴在胸口，仿佛搂着我那些孩子们。

12岁的女儿，9岁、3岁的儿子，还有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小不点儿，我走时他还在他娘的怀里吃奶，如今，都该娶媳妇了。

虽说那会儿我们也很穷，我自己种着几亩薄地，勉强能够养家糊口。

可那时我们毕竟是个家啊，孩子吵大人闹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谁成想我会一下子被带到台湾，直熬到头发都白了仍是回家无门。

那天晚上，是那个修女戴着老花镜，一句一句地给我念的家信，高兴的地方她会给我重复好几遍，可让我难过的地方她就停下来，看看我的脸，才慢慢地念给我听。

修女走了，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逐字逐句地回忆信的内容。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一声沉过一声像是敲在我的心上，听到这凄凉的钟声，我再也控制不住，竟放声痛哭起来。

我哭我那老伴40年来一直守活寡似的撑着那个塌了天似的家，哭我年老的双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

最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走后不久相继夭折。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哪儿去为危在旦夕的孩子求医讨药。

我跪在床前，为我两个死去的孩子默默祈祷了很久，我希望以此来忏悔，来请求孩子们的原谅，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可这一切又岂是我能够选择的。

知道了家里的消息，我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

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几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我沮丧极了。

几十年来，靠我在教堂里做工友的这点收入，我除了自己能吃饱饭，又何曾有过几文钱的积蓄。

而且，我们这些老兵在发现回家无望之后，大多数都是过着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根本想不到要为将来打算。

面对家里盼我早日回家的呼唤，我真的有些近乡情怯了，我不知道出来飘泊了40年仍是一无所有的我，如何踏上归家的路，如何给家里的妻儿老小一个交代。

这时我又托那个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

信的大致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告诉老伴，我的身体尚好，能够自己行动，也十分想念她和孩子们，只是因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台湾这边控制很严，我一时想不出回家的办法。再者说我几乎没有积蓄，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毕竟，我觉得自己该对家里有些补偿。

很快，老伴的信儿也捎回来，她在信里说，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女儿、儿子都已结婚成家，儿子还给我生了三个孙子，地里的收成不错，粗粮早就不吃了，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老伴劝我早点回家，她说：“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在外面游荡什么，要是图钱的话，俺们娘几个干吗非要等着你回来。你只要人回来，饭就有你吃的，你还在等什么？我也年纪大了，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

记得当时那位修女在念这封信时，眼泪劈里啪啦地掉，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犹豫，拼了老命我也要奔回老家，已经78岁的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熬下去了。

那时海峡两岸仍然是没有什么松动。尽管祖国内地这边在1979年便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访友，骨肉团聚。

可台湾当局仍是一副不妥协的姿态，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不仅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

我当时已横下一条心。说什么我也要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1987年元旦刚过，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我筹起了回家的路费。

那个帮我与家里通上信的修女还送给我一套黑色的西装。她说：“周兄弟，你打扮得精神一点回去，好让家里的人高兴一些，他们也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他们会好好待你的，你就放心回家吧！”

就这样我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地。

那天我走进村子，正好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

不断响起的鞭炮声使我的脚步踉跄起来。多久了，我没有再听到这种喜庆的声音，多久了，我没有与孩子们一起过个开心的新年。

走时40岁的壮年汉，再一次走进家门时，却已须发皆白，腰弓背驼，成了不中用的老头儿。

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走进自家的院子，一个年轻后生问我，老爷爷，你找谁？

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我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

那孩子吓坏了，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奶奶，奶奶，你们看他是谁？”

这时屋里传出老伴的声音，“虎子，甭管是谁，先请人家进来坐，这大冷的天别在外面冻坏了。”

我跟着虎子蹒跚走进家门，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屋里的灯很亮，我的白发和她的白发都在灯下散发着令人寒心的亮光。

尽管她人老了，瘦了，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她娘，是我，云亭，我回来了！”

听我这样说，老太太手一哆嗦，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上，我心痛极了，忙半跪下去捡，可这时，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

“爹，爹，是你吗？你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

“他爹，你，真的回家来了吗？”

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

还没等我仔细端详一下老伴，她一转身走进里屋，只有也已经满脸苍老的儿子围在我身边：“爹，你回来怎么不让我们知道，我跟您孙子去接您啊。来，来，你们几个快叫‘爷爷’。”这时三个齐刷刷的小伙子一下子跪在我面前。“爷爷，孙子们给您老人家磕头了。”

这就是家啊，这就是我的老家啊，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

与周云亭老人聊着，暮色开始围上来。与午后的寂静相比，乡村的傍晚要热闹一些。

这时候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孩子们在学校里闷了一下午，也可以跑到街上撒撒欢，夫妻生火做饭的，姑娘、媳妇边走边聊，叽叽喳喳，这人一有动静，树上的蝉反而躲了起来。

这时，周云亭老人的大孙子媳妇，区里的一位小学教师也下班回来，听说我们正在同老人聊过去的事儿，这位快人快语的俊俏媳妇也坐了下来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聊。

老人又点燃一支烟，显然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里。

孙子媳妇拉开他身边的抽屉，看看一条烟刚刚拆封，悄悄对我说，“老人就是烟瘾大，这不刚买两条烟，才一个星期就剩一条了。”

我刚想说点什么，这位善解人意的孙子媳妇马上又说，“爷爷这辈子就这点嗜好，虽说对身体没好处，可俺奶奶去得早，也就只有依着他了。”

老人的听力虽然有些迟钝，可孙子媳妇提到奶奶，他还是听到了。

仅仅一瞬间的工夫，老人脸上的神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长叹了一声，“老伴啊”。

我想起刚才在他的叙述中，“老伴一见他没有迎上来，却一转身去了里屋。”

我相信过去大多数的中国夫妻久别重逢几乎都是这种含蓄、压抑，可这并不意味着仓促产的感情就不浓烈。

我这边刚刚跟儿子、孙子们一一相认，老伴从里屋传出了低低的啜泣声，我几乎是满怀歉疚地走到她面前：

“老伴，今儿个是小年，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不喜欢听到哭声，你就别哭了，再难我这不也回来了吗？以后我陪着你好好过日子，我这快80岁的人了，能够活着回来，我们都应该高兴啊。”

这时候，窗外几个孙子点燃了鞭炮，那红红火火的鞭炮把院子照得亮晶晶的。

听着孩子们热火朝天的喧闹，老伴又抹起眼泪：“他爹，我对不起你，那两个小的我没把他们拉扯成人，那时候，我白天要下地，晚上要给四个孩子纺线织布做衣裳，两个小的得了麻疹，来不及抓药就走了，我……我这眼睛都要哭瞎了啊。又不知道你到底是死是活，好几次我都想去跳海，可看到活下来的两个孩子，我实在又下不了这个狠心，公婆一走，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遭了些欺负，受了些罪啊。”

这次我再也忍不住了，没等她说完我便上前紧紧地搂住了她，这次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只是让两个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这流了40年的泪，我们就在今天晚上让它流个够吧！

那一年的春节是我飘泊40年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

坐在自家的炕头上，看着白发的老伴忙来忙去，儿孙们喜气洋洋，我想到自己在台湾时差点放弃了回家的梦想就感到几丝后怕。

为此我由衷地感激那位救了我的修女。

可也许这些年来老伴受的罪太多，她的身体已被生活压榨得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而我的回家也让她了结了最后的心愿。我跟老伴刚刚团聚了没多久，她便一病不起，我竭尽了全力为她求医问药，可仍留不住她，第二年的秋天，她便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刚刚完整的家。

老人说着把目光投向墙上的一幅画像，在照片到处都是的今天，这帧黑白的画像显得格外地沧桑。

老伴苦了一辈子，临走竟没有留下一幅照片，这是后来她走了以后，我找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凭我的回忆给她画的一张像，我把她放在我的屋里，就好像她还没去，还在天天陪着我。

有时候心烦了，我就跟老伴聊天，虽然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可常常地我就觉着老伴好像是在听我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我哭了，老伴的眼里似乎也滚出泪珠来，我讲给孙子听，可他们不信，他们说我年纪大了，糊涂了，可我知道，我一点也没有糊涂，我相信我说的话老伴都听见了。

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有了这个钱，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

可是我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早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要是再晚点回来我恐怕连老伴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我已经80岁了，没有多少“下半辈子”需要操心，这个家有我的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说实在的，偶尔我也有些后悔，因为这笔钱是给我们这些老兵几十年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一点补偿，我没有，实在是不公平的。

而且，儿子一家靠种地过日子，虽说吃穿不愁，毕竟艰难一些，我要是拿到这笔钱帮帮他们，也算是这些年的苦没白吃。

可是，因为我是在开放前偷偷回大陆的，台湾方面很快给我注销了户口，并把我列入了所谓“通匪”的黑名单。

听说当局还到修道院去查了很久，并扬言我要是回台湾，会立即被送去坐牢，我知道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想杀一儆百。

我既然打算回大陆就没有想着再回去。人能活几个80岁，与其在那个孤岛了却残生，到不如拼死一试，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着一步一步跨过台湾海峡的。

我想回家，这永远都不会是错的。

老伴去世后，我跟着儿子过。儿子憨厚、本份，对我也很孝敬。

三个孙子个个精精壮壮。在我眼前出出进进，让我觉得晚年有靠。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2年，在我回家刚刚6个年头时，我那个小孙子突然遇上车祸去世了。

这个打击让我都有些难以承受，更何况我儿子也是一把年纪的人。

那时候他正在张罗着给小孙子盖房，准备娶媳妇儿，可谁曾想竟飞来横祸。

我那儿子像我一样个性内向，遇事儿不爱说话，可我看出他心里的那个痛，那个苦。

我劝他想开一点，不能为了死去的儿子把老命也搭上，可他不吭气，闷着头盖房，终于，给三儿子盖好一溜三间的大瓦房。

房子造好了，可人家媳妇却退了婚，儿子在那空空的新房里嚎了一宿又一宿。谁劝也劝不住。

就这样还不到年底，儿子就病倒了。几个月后，小孙子的坟旁边又添了新坟，那是终于让他追了命去的他爹的坟。

短短几年时间，我失去了三个最亲的人，老伴、儿子、小孙子。在我们家后院山上这并排的三个坟如今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

没事儿我就去拔拔草，擦擦那石碑。坐在那儿跟他们嘟哝点什么，那都是我至亲的骨肉，即使隔着那层看不见的天，我也能够感觉到他们。

有时候，坐在他们身边我就想，人，原来是能够经得住这么多折磨的。

无论如何，他们离去的时候，我都在身边，想来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要说有不平，我只是觉得为我们这些老兵将近半个世纪的遭遇感到不平。

为台湾至今未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不平。从公元230年三国时起，台湾就是祖国的一部分，偏偏有些人要搞什么分裂。

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些台湾老兵默默忍受了战争强加给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家人、子女也在这样旷日持久的分离中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痛苦，我想我们有权利有资格要求祖国尽快和平统一，结束两岸骨肉难以相聚的悲剧。

与那些在台湾终了一生也没能跟家人团聚的老兵相比，我的确是幸运的，我回来了，终于在家乡安度晚年。

可还有那么多的老兵，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咫尺天涯，无以为家。

我已经91岁了，看多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可有一种感情却使我至今还在坚强地活下去。

我在等着台湾真的统一到祖国的那一天，我还要再回去。我要带着孙子到台北的教堂去找那位帮我与家人团聚的修女，要是她还活着的话我要让孙子对她深深地说一声“谢谢”。

我希望我和她都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星光闪烁。

从周云亭老人家里出来，夜已经完全降临。

整个下午我都沉浸在老人娓娓的诉说中，几乎忘了此时此刻已是1999年的8月。因为老人的经历对我来说的确是有些久远。

可感情是新鲜而淳厚的。

这正像那些陈年的老酒，封存的时间越长，它的味道就愈加的绵厚久远。

从91岁的周云亭老人这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思乡，什么叫望归而无门。

从1949年到1999年，这半个世纪曾经有多少这样望穿秋水的悲情故事。

走在来时的路上，我心情沉重的竟一句话也不想说。

面对老人那苦捱时光，默默期待的目光，我觉着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

背负了这样沉重的磨难，这位普通的老兵想到的却是再重返台湾，寻找那位圆了他回家的梦的天主教的修女。

对命运他没有抱怨，有的只是想说一声“谢谢”的感恩。

这种胸怀只有中国的百姓才拥有。

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目击社会，开掘社会，把它奉献给善良的人们。

历史不能重演，和平的愿望是两岸人民所共同拥有的。

“我真希望周云亭老人能够看到那一天。”

许久，我望着车窗外那一扇扇闪着祥和灯光的窗户，从心里发出这样的誓愿。

要说老兵，曾经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的他当之无愧。可在抗战时期，抛家别妻投身革命的他，从来没想到会一走就是44年，他离家时才刚刚22岁的妙龄妻子与他再度重逢时已是七旬的老人。

台湾老兵·曲光镛

曲光镛，77岁，山东荣城人，19岁离开家乡投身抗战；1949年从上海到台湾；1989年秋天从台北转道香港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时年65岁；1989年春节前夕正式回祖国内地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2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曲光镛家中。

严格地说，曲光镛老人是我在青岛采访的第一个台湾老兵。

那天前往曲光镛老人家拜访他时，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

这是一个8月里难得的凉爽的天。

车，在海边的路上轻轻飞驶，空气中可以嗅到海水微咸的味道。

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青岛是个容易让人把什么都忘了的温柔之乡，可放弃了度假的我却正在试图让人们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对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也许有些残忍，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一个民族来说保持一些记忆会让我们倍加珍惜已经得到的一切。

比如台湾老兵对40年时空斗转星移的追溯，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种对昨天的追忆，对明天的期待。

也许是因为台办的工作人员早已跟老人打好招呼，走在楼梯上便听到老人胶东口音的大嗓门。

虽说几年前的一场大病让曲光镛老人行动有些不便，可指挥老伴给客人泡茶、洗水果的他仍是一副“长官”的威风。

落座，我们开门见山地聊起过去。

点上烟，老人说他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但今天提起那些往事，他不得不又开戒了。

老人已经80岁的老伴是个特别善良、温顺的女人，听台办的同志介绍，她在丈夫走了以后，44年里一直没有再嫁，帮小叔子也就是丈夫的弟弟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又照顾四个孩子的孩子很多年，直到1989年，丈夫从台湾回来，老人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我在坐着的沙发上挪了一下，让不停地端茶倒水的曲光镛老人的老伴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握着80岁的她那粗糙而筋骨粗大的手，我听曲光镛老人谈起他19岁就离开家乡，投身抗战的过去。他走的时候，才刚刚结婚三年，没有孩子。

我是山东荣城人，从小在威海读书，直到19岁高中毕业，才回到荣城老家教书。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晚上经常参加一些革命聚会。

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我的一个同学从威海来找我，说国难当头，我们岂能等闲视之，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招考军校学生，同学拉我一块去报考，真正地弃文投戎。

我那会儿刚结婚三年，媳妇大我三岁，是山东高密人。因为我是曲家的长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书，我16岁老人们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心让我留在家乡，继承曲家的家业。当时我家里父母健在，爷爷也在，那时候我们家境不错，我怕我这一走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一直犹豫不决。

这时正好是秋天，学校里放长假，到处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高亢口号，让血气方刚的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怕家里的人阻拦我投身革命。我几乎是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跟我那个同学一起往南方走。那一年我19岁。

我们从山东荣城出发，从鲁南走到鲁西又走到安徽，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四川，并且，在成都考上了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七期。

后来毕业以后，我又读了两年宪兵学校并被分到了宪兵部队，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黄山屯溪驻守直到抗战胜利。

本来抗战胜利我以为国耻已雪可以回家了，可不久我们又奉命进驻浙江杭州，后来又转到上海，并且从上海我们大约有4000人又转到台湾，训练新兵，从此，我与祖国内地便一海相隔，与老家更是相望而不相知。

刚刚到台湾时，也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都特别困难的时期，我在部队只待了三四年，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提前退役了。

那时我还年轻，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我成了自由职业者，一个人在社会上自谋出路。

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也特别不景气，资源奇缺，人心惶惶，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更是在台湾无根无底，在大陆有家都归不得。

本来我是怀着救国救民原理想和抱负参加革命的，没成想竟与亲人从此断了音信。

在黄埔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给家里写过信，可是兵荒马乱的，那些家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到达我的老家荣城，那会儿，由于我的离家出走，屡次被我的媒人找上门来理论的我的父亲在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带着我唯一的弟弟来到青岛谋生。

而我媳妇则留在老家照顾我爷爷。

从小就因为我的聪敏而一心供我读书的爷爷，对我的不辞而别更是无法接受。直到死他都叫着我的名字不肯咽气，我知道我这个他最宠爱最寄予希望的长子长孙，从走了以后就没有音信，让他至死也牵挂着。

爷爷死后，在家乡举目无亲的我媳妇再也待不下去了。

她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在一无所获后，踮着一双小脚来到青岛，投奔了我父亲和弟弟。

那时她才刚刚22岁。

我结婚时才16岁，还在读书的我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组建一个家庭，结婚三年，我在威海读书三年，刚刚回到老家教书，我又离家投身抗战，这一走就是40多年，我连一个孩子也没有给她留下。

孤独无靠的她当时也正年轻、漂亮，她娘家的人对我的不辞而别一直耿耿于怀。几次托媒人上门找我父亲要问个究竟。

在我几年之后仍没有音信时，媳妇的娘家母亲也急了，每次女儿回娘家，她就劝女儿不行就再走一步吧，这样守活寡要守到哪年哪月。再说连个孩子也没有，这将来老了谁来尽孝，谁来供养？

我跟媳妇虽说结婚以后待的时间不长，可她是那种典型的良家妇女，只知道拼命干活，拼命心疼别人，却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虽说自己的母亲都放话让她再走一步，可她仍是坚持再等等，再等等看。

这时我的弟弟也结婚成家，转眼有了四个孩子，弟媳又体弱多病。

我媳妇在照顾全家的同时，又开始带这四个孩子，为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一干又是十几年。

不久，我父亲去世了。他老人家是满怀对我的失望而走的。

临终时我父亲曾对我媳妇说：“老大家的，等了十几年，光镛也没个音信，人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这么多年我们曲家对不住你，要是有合适的，你自己也找个好出路吧。”

当时我媳妇也流着泪对我父亲说：“爹，您就别让我走了，是死是活我要等着光镛，只要曲家不嫌弃，我愿意在这儿照顾这些孩子一辈子。”

父亲死了以后，我媳妇便跟我弟弟一家住在了一起，那时候，弟弟、弟媳上班，我媳妇便在家里买菜做饭，照顾四个上学的孩子。

知道大娘一辈子不容易，弟弟的四个孩子也特别地孝顺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娘来待。

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凭票供应，而户口一直在荣城老家的我媳妇，在青岛没有了口粮。

这时阶级斗争也抓得特别严，我媳妇的身份也受到了别人的怀疑，总有一些人上门调查所谓她的丈夫“逃台”的事情，弟弟在单位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看到弟弟一家的生活日益紧张，我媳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准备回高密乡下投奔她的娘家。

可弟弟和弟媳包括几个孩子都坚决不同意她走。当时她没有听娘家母亲的话改嫁，一直等着我，如今，娘家又会有谁来接纳她，孤身一人回到农村，她吃什么呀？

可是，我媳妇就是那种外表柔弱，心里特别有主意的女人。

她对我弟弟说：“再怎么着，高密也是我的娘家，回去只要有地能种粮食就饿不死，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如今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中午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屋里，使刚才凉爽的空气有些燥热，可随着曲光镛老人低沉的叙述，我的心在一阵阵发紧。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他回来以后才知道的，因此，他的声音里我能分辨出几丝愧疚，几丝心疼，几丝无奈。

谈话间，老人经常有些停顿的瞬间，他微闭着眼睛似乎在追寻着什么，我知道对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记忆有时像水面跳起的石头，想要把它们在沉下去之前连接起来，需要打捞的时间。

可是，我很喜欢这些停顿的时间，它让我在飞快的记录的同时，可以逐一去想象当时的场景。

当那幕场景在我的脑海里迅速展现的时候，我知道它像我看过的电影画面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使我即使离开他们也不会忘记曾经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在采访时的最佳状态。

唯一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我太容易被打动。常常是我所采访的主人公，还在冷静地叙述时，我就要控制自己不要让眼泪流出来，我知道这种善感的性格做不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可我无法改变自己。

但也常常是因为这种个性，让我跟我的受访者第一次见面就成了依依不舍的好朋友。

这种彼此间的迅速沟通也许正来源于我毫无保留的情感投入。

在曲光镛老人说到等他十几年的老伴终于在青岛也待不下去，只得回了乡下的老家时，老人有了一段长长的停顿。

我一直在想象，那种海枯石烂心不变的情感实际上正存在于这种看似平常的执著之中。

老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密老家，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非难。

先是因为她有一个生死未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失踪，因此，屡屡有人要她交代清楚。

后来又因为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的口粮和地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老伴一个人住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里，村里没有地分给她，她就自己上山开荒种粮食，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点口粮。

生活上的累对特别能吃苦的她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感情上的煎熬却让她很快地苍老了。

那时对我的思念也许渐渐淡漠，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家的四个孩子。

她回乡下不久，弟弟最小的儿子便哭着找来了。因为从小跟着她长大，我那个小侄子把大娘当成了他的亲娘。

那时，他还在读小学，从青岛到高密将近100公里，他总是骑着个破自行车来回地跑。

每次到大娘家他就不想走，可星期一早晨，再哭再闹，老伴也要把他送出村子，让他回去好好上学。

每次走他哭，老伴也哭，那段时间，那孩子也成了老伴唯一的感情寄托。有点好吃的老伴总是不舍得吃，给孩子留起来。

而孩子每次回来都想着给大娘带点好的，尽管那会儿都困难，可哪怕一个苹果他们娘俩都要分着吃。

后来运动过去了，弟弟家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这时，我的弟媳妇已因病去世，孩子们把大娘又从老家接到青岛，准备让她在这里安度晚年。

不久，四个孩子结婚成家，各自都有了小孩，老伴又承接起照顾曲家第四代的任务。

就这样一个孩子接一个孩子地拉扯，老伴也变成了白发的老太太。

几十年来她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音信，却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曲家忙碌了一辈子，带大了我们曲家两代人，她是我们曲家的功臣啊！

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候，一直坐在我身边的曲光镛老人的老伴，显然有些坐不住了，不一会儿，她悄悄地给我把茶杯里续满水，便到厨房去了。

一会儿门响，一声清脆的“奶奶”，一个小姑娘和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曲光镛老人高兴地说：“儿子和孙女回来了。”

被老人称作儿子的中年男人礼貌地冲我笑了笑，便钻进了厨房，老人给我介绍，“这就是我弟弟的四小子，现在我们老两口跟着他过。”

看着老人的情绪随着孩子们回来的声音渐渐好起来，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回忆过去那些揪心扯肺的事儿，可是，老人在台湾的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又是怎样与家里联系上的，这一切还是谜。

知道我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曲光镛老人笑着说，“看来今天我得竹筒倒豆子了，可是以前的那些事我是真的不想再提。”

又是一番长长的停顿，我的形象思维在迅速组织画面。

“那么，这么多年，您就没打算在那边成个家吗？”

终于我找到了突破口。

“成家？”嗨，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些退役老兵那时候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养老婆。

我刚开始退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文化，因此张罗着与几个朋友开始做生意。

我们先是合伙开了个小工厂，由于不懂得经营，搞得也不是很红火，最后只得卖给了别人。

后来，我又同别人开饭店，赚了一点小钱，可是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

那时候，我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买菜，无论天多热，也要钻在厨房里帮厨。每天晚上遇上喝闷酒的，有多晚我就得等多晚，有时候，都靠着墙脚睡了，人家又要炒热菜，碰上厨师也下班了，我得自己亲自下厨侍候，就是这么辛苦，最后也是赔得一塌糊涂，只好关门了事。

后来，实在没有力气自己折腾了，我又去帮别人打工。直到有一天再也干不动了，我找到了过去的一个老部下，请他帮忙把我弄进了“荣民之家”，也就是等于进了养老院。

从19岁满怀热情离家报国的热血青年，到在养老院的摇椅上回想往事，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这样度过。

几十年来，我是天天想家，天天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年纪轻轻就独守空房的媳妇，这些年来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问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我觉得自己像被亲人们抛弃了一样。

前几年在荣民院里，老兵们凑一起几乎从来不敢提老家的事情，可那眼神和表情我们各自都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盼着有回家的那一天。

那时，要是有谁知道了家里的音信，暗地里他就成了我们最羡慕的人，找他聊聊我们就好像跟家里通上了话，那种幸福几天都不会散去。

没事儿的时候，我经常铺好信纸，用毛笔一笔一画地给家里写信。

而开头的称呼必是：“爷爷大人”，“父亲大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两位对我寄期望最大的老人早已去世，冥冥中我总感觉他们还在等着我，等着我。

信写好后总是在我的枕边放着一天又一天，因为那时两岸不能通邮，更因为我寄过的家信都像石沉大海，我写的都是一封封根本无法寄出的信。

所以，这些浸满了我思乡的泪水的信，最后的结局总是化为一捧捧纸灰随风飘向大海。

那时候我总想，也许这就是我将来命运的写照。

这期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封给媳妇的信。

我在想，仅仅三年的婚姻就要等我一辈子，这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更何况我不知道她一直会怎样生活，凭良心讲，我是希望她有更好的归宿和结局，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可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可她留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如果不是这种分离，我想也许我们也会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可生活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把我和她的一生都搞得面目全非，可年轻时代我真是个很有抱负的读书人。

进入80年代后，两岸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一些老兵再也忍不住晚年的寂寞和将要把老骨头扔在这个孤岛上的恐惧，纷纷托人与大陆联系，并且真有不少人找到了亲人。

荣民院的老兵个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由于在社会上闯荡了一段时间，朋友比较多，竟很快找到一位同乡，他当时要转道日本回大陆，我托他回家乡荣城寻找父亲和弟弟。

这是1986年。

由于父亲很早便带着弟弟迁往青岛，我的这位同乡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青岛市找到弟弟一家，知道我父亲早已去世，我媳妇却没有改嫁，跟着弟弟一家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

同乡回台湾后，悄悄到荣民院找到我，因为怕惹麻烦，他只给我带了口信回来，告诉我家中的一切情况。

家里亲人的消息让我亦喜亦悲，听说父亲早亡，而媳妇却痴痴等了几十年，一直替我弟弟拉扯孩子时，我忍了几十年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送走同乡，怕被别人看出我的情绪异常，我来到荣民院的围墙边，一遍一遍地散步，看到周围没有人，我终于放声哭起来。

几十年的磕磕绊绊，我以为自己的泪腺已经干了，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来，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人的情感源泉是永远不会枯干的。

从这以后，我原本已经弯下去的腰竟一天天直了起来，因为知道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我回去，我原来自暴自弃的心态开朗了许多。

我开始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想让亲人们看到我健健壮壮地归来。

这之后我又托朋友从国外给弟弟带回几次信，而已退休在家的弟弟，千方百计给我捎来了家书。

我当然懂得他们盼我回去团聚的心情，可是，我在台湾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因为从来不知道有一天还能回家，所以，我当时连路费都不曾积攒过。

在荣民院虽然有点零用钱，可老兵之间打打小牌，喝喝酒就全花光了，根本留不下一分半厘的。

就这样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探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回来。而且，我当时对回大陆也有些不安，虽说我也是台湾老兵，可跟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并不是被抓兵走的，我是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

这时弟弟经常托人给我捎信，他在信中劝我快点回来与嫂子团聚，并告诉我对于台胞政府早已有政策，人要回来的，祖国都欢迎。他还同意把他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我老伴一手拉扯大的那个小侄子过继给我，替我养老送终，床前尽孝。

当时那个孩子已在工厂做工，娶了个媳妇还是做医生的，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孩。

面对亲人们这样周到详细的安排，我的心真的动了。

40多年了，难道这种孤独我还没有受够吗？我从心里问自己。

我想到了自己的老伴，人家从黑发红颜等到白发苍苍，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团聚，而我越早点回去，就会让她早点了结自己的心愿。

想到大陆那亲亲热热的一家老小热切的期待，我在台湾就待不下去了。

1989年秋天，我终于办好探亲手续，从台湾转道香港、广州回祖国内地。

当时香港的旅馆住满了回祖国内地探亲的台胞，房间在十几天前就要预订好，否则，就会住不上。

这些顶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南腔北调地说着乱七八糟的乡音的老兵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的，像老顽童。有的几个结伴同行，有的单枪匹马带着一大堆行李，甚至有的坐在轮椅上让老同乡推着出来进去。

这些来自台北、高雄、基隆甚至桃园、台东的人们虽然不相识，但一听说是回祖国内地探亲，都像是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互相询问着家中的情况。

自从到了台湾，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毫无戒备的场面。

是啊，回家了。

40年的思乡能够在一瞬间化为现实，人们如何会不高兴。别怪这些老兵叽叽喳喳的，像孩子，谁在母亲面前不想要撒撒欢，耍耍娇，对流浪了这么多年的他们来说，即使七老八十，在祖国面前也还是孩子。

终于回到家了，打开房门，我与老伴相识却不敢相认。

岁月太不留情了，它把当年那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变成了如今这个鸡皮鹤首的老太太，可我还是感激她，因为她的坚强，44年后，我在祖国仍然有个家。

最令我难过的是，在我回祖国内地前夕，我唯一的弟弟去世了，从19岁离开他，到67岁回家，除了最后的那几次通信，我最终没能见上他一面，这是我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真诚地谢谢他。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与嫂子相依相伴，正是有了这个家的支撑，老伴才熬过这么多年，可是，这一切挚情的话弟弟都听不到了，我从心里后悔自己还是回来晚了。

尽管弟弟已经不在人世，可他对我的承诺照常进行了。

很快，我跟侄子到有关机构进行了公证，他正式过继给我，成了我的儿子，想到我与老伴形影相吊，孤单了40多年，终于老来得子，有人继承香火，我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何况我这儿子人极憨厚、老实，对我和老伴极为孝顺。儿媳大方、贤惠，又是做医生的，因此懂得很多养生之道，处处呵护我和老伴的身体健康。

孙女甜甜的，可爱极了，常常让我开心大笑，这种天伦之乐过去我在台湾是想也不敢想呀。

本来我回祖国内地的时候只申请了很短的探亲时间。几十年远离祖国，加上台湾的政策宣传，我实在不知道前途是凶是吉。

可回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差，可亲人浓浓的情意，政府对我们的关怀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阻挡我回来定居的理由。

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老伴。她为我守了这么多年的家门，我不该再一次离开她，就算是补偿，我也应该从此陪伴在她身边。

1989年秋天的探亲时间到了以后，我按时返回台湾，在那里处理了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春节前我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是正式回来定居。

我用自己的积蓄给家里买了一套房子，尽量地想让老伴晚年过得舒服些，可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已经改不了那节俭的习惯，为了这个我没少开导她。

现在我每年有一笔“退役补贴”从台湾那边寄过来，生活上是非常宽裕的，这使我和老伴的晚年真的轻松了很多。

我现在是山东省台湾联谊会理事，过去还经常去开会，想要为祖国统一的事业尽点力。

有时候，我们黄埔同学会的会员们也会凑在一起，大家都已是古稀之年，因此，为最终还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总有不少的感慨。

最让我遗憾的是1997年12月那场大病，使本来健壮的我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

刚刚把孙女拉扯着上了小学的老伴，又接着要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我，让我觉得有无限的歉意。

可老伴除了每天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我觉得舒舒服服以外，有空就陪着我看电视，拉拉家常。每当这时望着老伴那失却了光彩的眼睛，我总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

我对老伴说：“老伴啊，本来我想从台湾回来好好地陪陪你，帮帮你，算是补偿你。可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我又要让你来伺候我，这真是太委屈你了。”

听我这样说，老伴总是不出声地冲我笑笑：“我知道这些年你受的罪比我多，所以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再说，你这不是回到家了吗，在家里，我们夫妻还说什么客气话。”

回来几年，在老伴身上我总是找不到过去的感觉，她一心一意地让我吃，让我喝，可就是很少跟我这样谈话。

可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找到了感觉，我甚至从她那微微一笑中找到了当年的那个羞涩的年轻姑娘。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苦苦等我这么多年，那是一种感情，一种虽然不会说出口，却融化在血液里的爱。

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两年，老伴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两年，使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过去我总想要补偿她，可现在我觉着只要我活着就是对她最大的补偿，就是我这个40年后才团圆的家最大的幸福。

我现在最大的期望便是自己能多活几年，看着孙女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而且，我希望两岸统一的进程再快一些，麻烦再少一些。

我是从台湾回来的游子，我知道那种思乡盼归的情感。

台湾当局不应该让两岸的人民失望，顺民心才能得民意。就像当年开放民众探亲，那么多人不顾偌大的年纪纷纷往大陆跑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儿是家，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什么都没有，可是你不能剥夺他回家的权利，也许，那是许多人在生命最后唯一的要求。

一盒烟已剩下最后一支，曲光镛老人又把它拿在手上。

由于有些激动，老人拿打火机的手有些微微地抖，可他终于还是把烟点着了。

深深地吸一口，然后，再仰面闭上眼睛，许久，老人沉默着，我也沉默着。

厨房里传来老太太跟儿子轻轻的说话声，那样温暖，那样和煦，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那些分离，那些战乱，那些痛哭。

一时间我坐在老人的客厅里竟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平常，有些凡人便有些凡夫俗事，可偏偏人类的欲望要挑动天崩地裂，于是，常人也会有天涯遗恨，也会做一场生死别离的噩梦。

为了让还在病中的曲光镛老人尽快休息，我谢绝了他们一家要我留下吃午饭的邀请，告别出来。

在屋里待久了，乍站到8月的阳光下，我有些不适应。我停了下来，眯起眼睛往远处眺望，却突然发现，在高高的6楼阳台上，一直没怎么讲话的老太太在向我招手。

我还了她一个微笑，却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突然想起忘记问老太太的名字。

可很快我就释然，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她们苦干了一辈子，托起了几代人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可在人们的记忆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神圣的名字，那就是——母亲。

这就是许多中国女人所共有的称呼。

我知道在许多台湾老兵的故事里，都有这样一位母亲，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执著的等待，他们回家的脚步才变得如此别无选择。

我知道我的采访让曲光镛老人沉淀许久的情感又会翻腾起来。老人说过，每次提起这些往事，他的内心世界就几天不能平复，毕竟这40年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老人还说过他现在的愿望非常单纯，就是想好好地活着，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与老伴相伴着走完下半辈子。

也许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地以后，都会在那一刻心地纯净起来。

对于历经沧海难为水的老兵们来说，家是他们最后的宿营地。大陆是他们再也不想离开的热土。

走在雨后潮湿的马路上，我想到不久以后的中秋节，那个时候我将在北京，也许可以买一盒“稻香村”的月饼寄给两位老人。

我相信家乡的团圆节不仅会花好月圆，还会天长地久。

因为归来总比离去给人的欢乐多。

女儿的房间收拾得很漂亮，睡衣和拖鞋都准备好了，冰箱塞满了好吃的东西。可80岁的老人没有等到女儿进门的那一瞬间，本来是一次难忘的父女相聚，没想到却成了永诀。

台湾老兵·刘先生

刘先生，山东费县人。

1948年从青岛港去台。

1989年5月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时年70岁。

1998年5月在女儿赴台探亲前夕突然在台北寓所去世，享年80岁。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2日。

采访地点：青岛刘先生的女儿家。

朋友们都说属龙的我是顶着云彩走，所以，到哪儿那儿就会阴雨连绵。

经过几次印证，我发现的确有点道理，包括有阳光之城之称的洛杉矶，都在我到达的头两个星期，破天荒地下了两个星期的小雨。

这次到青岛没想到又是这样。

我是顶着倾盆大雨前往刘先生的女儿刘女士家的。

那是一套并不宽敞的两居室楼房，家具很简单，却显出女主人的干净与整洁。

尽管在父亲过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刘女士非常不情愿提起往事，可是我对她说，她父亲的经历对社会来说非常地有价值。

今年58岁的刘女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

可当她对我诉说父亲的故事的时候，我知道那场打击给她的摧残特别严重，因为她在一瞬间变得很苍老。

窗外的雨继续下着，刘女士起身关上了窗子，像要把一种凄凉的东西关在窗外。

的确，今天的天气是有些凉。

我本来是真的不想再提起这些事了，正好一周年，我父亲刚过了忌日，我这心里刚刚有点平静。

刘女士说着叹了口气。

我理解地冲她点头，还握了握她的手，但是，眼睛里并不是得过且过，为了我的读者，我不得不硬起心肠。

重新揭开伤口是会痛的，可正是这种“痛”带来的震撼力，才会达到我想要的目的。

我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里负责核税的军官。1948年，很突然地便从青岛港到台湾去了。

那时我才6岁，刚刚记事的样子。

我记得那段时间父亲很久没有回家，我母亲背着我到青岛的营地去找他。问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们。

后来，父亲的一个战友跑来跟我们说，父亲随船去了台湾，但很快就会回来，让我们不要着急。

那人还给我母亲留下两块大洋，说是买米用的，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那时候，我们还在费县的乡下生活，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念过什么书，只得靠给人洗衣服养活我。

后来兵荒马乱的，乡下的地都荒了，我们再也没什么吃的，母亲便带着我来到青岛谋生。

好在很快就解放了，母亲有了正式工作，我们娘俩才相依为命地活下来。

我母亲是“文革”时去世的，那时她还不到50岁。由于我父亲的突然离去给她的打击太大，她的身体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特别是“文革”期间，像我们这样的台属也受到了冲击，母亲不断地被叫到居委会写反省材料，写父亲去台的来龙去脉。可父亲当时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的她根本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娘俩实际上是处在被抛弃的处境中，可那时的人们并不理解。

可怜我母亲解放的时候拼命到识字班认字，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没有文化才使父亲这样轻易地离开她，她一心想做个有文化的女人。

没想到最后她认的那些字都用来写反省材料了，母亲的身体根本经不起这样折腾，1967年她就去世了。

母亲去世时，我的女儿已经2岁了。

也许受母亲的影响，我的个性也很要强，在工厂里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可是，我跟爱人的入党申请都批不下来，原因就是我那个去台湾的父亲。

对父亲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一个是因为他当时在青岛很少回老家费县，一个是他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毕竟他是我的父亲，偶尔我也挺想念他的，尤其是我很想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母亲临闭眼前一直喘着一口气不肯走，我拿了很多东西放在她手里，她都不认，可最后，我想到了父亲留下的照片，忙翻出一张放在她手上，母亲是握着那张我们一家唯一的一张合影走的。

那上面的我才刚刚满月。

父亲潇洒，母亲漂亮，他们曾经是那么相配的一对。那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东西了。

母亲去世后，剩下我一个人在青岛孤零零地生活，好在我那时已成家，丈夫人很好，把我们这个家给撑了起来。

我那时拼命要求上进，一心想通过好好地工作和学习摆脱父亲带给我的阴影，可是，我这个台属的帽子一直带着，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后来，我又生了个儿子，家庭经济也紧张起来，也就顾不得再想别的，只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

那时候我父亲也一点音信都没有，他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了几张照片，还是他年轻时的模样。

经过几次运动，我真给整怕了，这些照片我全部把它压在箱底，从来不敢拿出来给孩子看，我怕自己的遭遇再落到孩子身上，因此，在孩子面前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父亲的事。

他们也都不知道在台湾还有一个姥爷。

我有时想想也从心里埋怨父亲，觉着他根本没有把我们母女当回事，说走就走了，这么多年是死是活，连个信儿也不往家捎。我可不知道当时台湾那边也控制得这样严，根本不可能与大陆这边取得联系。

一直到我过了40岁的生日，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我想父亲即使活着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说不定在台湾也早已娶妻生子，跟在大陆的我早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样想着我默默地流了好几次泪，年轻时候倒没觉着怎么想，可年龄越大对过去的那种回忆就越多，对亲人的想念就越重，每当这时，丈夫就劝我：“别再折磨自己了，说不定老人在那边过得也挺好，只是他没办法跟你联系上罢了。”

丈夫说的也许有道理，我们做儿女的当然希望老人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依食无忧，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刘女士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一直低着头用力看着自己的手心叙述的她，把目光投向了隔壁那个房间。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发现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像小山似的堆满了布娃娃。

从最陈旧的到最鲜艳的，一个挨着一个，乍一看倒像是玩具车间的一角，这使刘女士本来拥挤的家显得更为狭窄，可即使布娃娃是小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啊。

看到我眼里的惊诧，刘女士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这都是我的。”

“你”？

“是的，是我的。”

从我进门就一直显得成熟而刚强的刘女士终于在这一刹那显得温柔起来，甚至有几分天真。一个58岁的老人，竟珍藏着那么多的布娃娃，这种童心来的是那么难得。

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可空气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沉闷了，刘女士起身把刚才关紧的窗户打开一条缝，一丝清凉的空气沁进来，使我们彼此都觉得神清气爽。

是1983年吧，那天我正上着班，有个人给我带来一封已经打开的信。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外地无亲无故的谁会给我写信呢？

找了个角落，我仔细地一看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那是我父亲写来的信。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又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没错，是我父亲，因为信的开头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里面提到我的地方全是我的乳名，除了父亲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乳称。

尽管很激动，可我必须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再回去工作，因为我实在吃不准这是福还是祸。

晚上回到家里，我没敢跟孩子们说，和丈夫躲在屋里又把父亲的信琢磨了半天，这才肯定父亲是真的来信找我来了。

那时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和母亲早已迁到青岛定居，他托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大陆捎的信，并且，把信直接捎回了老家费县。

因为当时台湾那边也不太清楚大陆这边的情况，因此，信封也写得含含糊糊，直到老家的人把信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寻找我们母女的。

村里有知情的人便托人把信儿捎到了青岛——我的手里。这期间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父亲的信上也没有落地址，我们只知道他还健在，在台北定居，别的就不清楚了。

接到父亲还活着的信儿，我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们这时才知道还有一个姥爷在台湾，女儿说我：“妈，你可真够坚强的，这么多年就没听你提起过台湾还有一个父亲，我们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姥爷吗？”

对女儿的话我只能用苦笑来应付，这么多年我为父亲受的苦我自己知道，我不愿让我的儿女再受牵连。

从那次接到父亲的信儿，我们一直在等，期盼与父亲尽快联系上。

大概是一年以后吧，父亲又托一个香港办事处的朋友给我们捎来了照片和信，这次我们才算真正地跟父亲联系上。

照片上的父亲已是一个老人，跟我记忆里的那个完全不同。

这时我知道了父亲一直独身一人，在台湾没有成家。他从桃园退役以后，转到了台北新闻局继续工作，直到60岁退休。

因为知道信的确能到我的手中，父亲这次写的挺多，字里行间都是对我和母亲的思念之情，让我反而不知道该怎样把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这次我给父亲写了回信，并寄上了我们全家的照片，托那个香港的朋友带给父亲。

我在信中告诉父亲，母亲已于1967年去世，可我还在一直想念着他，希望他能早日回来，让我这个女儿为他尽孝。

也许父亲收到我的信后挺失望的，毕竟老伴不在了，对他来说这儿就不成其什么家了。

后来，他虽然也有信来，但从来不提回来看看的事儿，我一再地写信劝他，趁着身体还好，赶快回家来看看吧，家里的亲人也都在盼着他。

1989年，孩子们给我过了50岁的生日，我也从工厂里退休了。看着长起来的一儿一女，我从心里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老了，我母亲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人又能有几个50年？

过生日的晚上，我又爬起来给父亲写信，双鬓皆白的我真的很希望在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聚，那一夜我边写边哭，弄得信纸上到处是泪痕斑斑。

这一次父亲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说已决定5月份回青岛探亲，正在办理各种手续。

接到信后我高兴极了，那时我住的房子还没有现在的好，但我还是粉刷了一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准备迎接父亲。

那天到机场是我和丈夫、儿子去的，女儿在家准备饭。

走时我们还带了父亲的几张照片，有他青年时代的，也有老年以后的，怕到时候与老人相认却不相识。

谁知父亲一下飞机还没有出关，我就看到他了。他老了，满头的白发，但模样还是我想象的那样。这时，儿子对我喊：“妈妈你真傻，来接姥爷还带什么照片，你没发现你跟姥爷长得那么像吗？”

那时的青岛机场有很多回来探亲的台胞，他们扶老携幼，相拥而泣这种场面比比皆是，可我跟父亲的相见还是非常惹人注目。

白发的老父拥着同样头发斑白的女儿，我们就这样持手相看足足有几分钟，好久，我才想起我应该先喊老人一声“爸爸！”

但这种称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

回到家里，父亲看看我住的地方，一直没有掉下来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他说：“女儿，真的很对不起你，这些年你跟你妈都受苦了。”

提到母亲我也流了泪，我说：“爸爸，我倒没什么，这些年也养儿育女的过来了，只是我妈妈去世得太早了，她是受不了你离开她的这个现实才病倒的，没想到这一病就是十几年，直到死她还念叨你，说你当时走就走吧，为什么连个信儿也不给她。”

父亲知道母亲是在对他的误会中离开人世的，他说：“当时命令我们到台湾的时候特别急，而且，不允许我们给家里人去信儿，说这是军事秘密，我也没想到会一去就再也回不来，当时我以为只是普通的调防，谁知一到那个孤岛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这一耽搁就是40多年，40多年啊！”

父亲说着老泪纵横，我知道已经70多岁的他几十年来又何尝不想大陆的妻子与女儿，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

看到父亲从口袋里掏出药片吃，我知道他老人家太激动，心脏有些承受不了。

我忙擦干了眼泪，扶父亲在饭桌旁坐下，这时我丈夫举起了酒杯：“来，爸爸，过去的事儿我们就不再提了，现在你老人家平安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福气，以后这儿就是您的家。让我们这些小辈为你回家干杯！”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老头儿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又分红包又送礼物，直惹得两个孩子姥爷长姥爷短叫个不停。

可轮到送我礼物了，父亲却在包里掏了半天没有拿出来。

女儿在我身边悄悄说：“妈，姥爷肯定是给你带金项链回来了，要不放得这么严实。”

我瞪了女儿一眼，上去扶弯着腰一直在包里找什么的父亲：“爸，你刚回来也够累的，就别忙着找什么礼物了，对我来说，你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可我话还没说完，却见父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半新不旧的布娃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以为他是给我女儿买的，忙说：“爸，你都看到了，孩子们都大了，这种玩具他们……”

话说了一半，父亲就打断了我：“女儿，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不是送给你的孩子的。”

“送给我的？”

50岁的我儿女成群再接受一个父亲送的布娃娃？

“是啊，女儿，我离开你时你才6岁，正好是玩布娃娃的年龄，可由于太忙，我一直想回家的时候给你买一个，却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到台湾以后，每次看到小姑娘抱着布娃娃在商店里与父母在一起，我就想到你。我想哪个小女孩会没有几个父亲给买的布娃娃，可是我的女儿就没有。”

“我不是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机会。这使我一直觉得愧疚。”

“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到圣诞节，我就会去买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放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你手里，但是，我觉得那样做心里就会好受些。”

“这次回来，我知道别的老兵回家探亲都是买各种金首饰，我也买了一点，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布娃娃，因为这是我40多年前的一个心愿。”

“还有在我的记忆里，你一直还是那个6岁的小女孩，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也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母亲了。”

“现在我才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也许晚了些，可我总算做到了。女儿，你不会笑父亲吧？女儿，我希望你收下这个礼物，因为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小女孩，瘦瘦的，白白的，因为太像我而没有你母亲好看。”

父亲说着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接过布娃娃，竟顾不得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下子给父亲跪下了。

“爸爸，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一定会想着我，只是作为女儿我不能在您面前尽孝，妈妈知道了她会怪我的。您年龄也大了，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在台湾您一个人生活，我们也不放心，你还是回来定居吧！”

尽管我们热切地希望父亲能回来常住或者不再走了，可他4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生活，乍回到我这个有儿有女的大家庭有些不适应。

更何况那时我家里的条件的确不算好。房子小，连洗澡的地方也没有。

在台湾一直因为收入比较丰厚，自己又买了挺大的房子，父亲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尽管感情上他是孤独的，可毕竟生活质量上他那时要比我们要求的高得多。

而且，老人的观念非常传统，总认为女儿与儿子不同，女儿家就是别人的家，而不能当作自己的家，这一点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也想不通，自然，他住得也不踏实，第一次回来探亲他只待了一个月便回台湾了。

屋里很静，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一步一步地赶着永远走不完的路程。

这段午后的清凉，悠长，在刘女士对父亲的追述中显得格外地耐人寻味。

我的思绪在她娓娓的诉说中默默奔跑着，想象努力把握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台湾老兵的心情。我知道在许多老人的脑海里，出嫁的女儿即使再回家都是客人，更何况在女儿家里。即使女儿女婿再好，他也会觉得在那儿他是客人，那很难使他有家的感觉，相信刘女士的父亲当时不想留下并不是因为生活条件的问题。

关键还在于哪儿是他的家？长时间的孤独会使很多人在精神上失却了归属感，亲情是时空的距离所隔不断的，而真正的沟通有时候却很难，特别是当伤害过于巨大的时候。

父亲回台湾以后，再次回来便是1992年了。每次他回来都是待一个月，时间到了马上回去。

这样他几乎每隔两年回来看我们一次，直到1996年他最后一次回来，我很认真地跟他谈。

那时，我女儿已经结婚成家了。

家里只剩了小儿子，而且，我已经搬了家，就是现在住的这套两居室楼房，家里安了淋浴器，生活条件比原来好多了。

我劝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这样跑来跑去不但他累，我们也不放心。我希望他考虑回来定居的事儿，大半辈子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我真的很想让父亲在我身边安度晚年，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让他享享老来福。

我跟父亲说，我们夫妻虽说都是工人出身，没有多少钱，可大陆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物资方面很丰富，社会治安也很稳定，在大陆至少我们是一大家子人，可以给他老人家尽尽孝心，人老了不就盼个团圆吗？

这次父亲没有摇头，他叹了口气，说自己也是快80岁的人了，再这么跑也没有力气了，如果条件允许，他当然愿意回祖国内地定居，只是他想在回来之前，让我到台湾去看看，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却了这个心愿，他就跟我一起回来，再也不回去了。

听父亲这样说，我也很高兴，他老人家终于决定回来定居了，我也了却了一桩心事。因为父亲的心脏一直不是太好，我有点担心他来回坐飞机，又要到香港转机，会累坏他。

而且，能到台湾去看看，也是我多年的心愿。想到分离40多年后我们父女能够在台湾相聚，我人也变得年轻起来。

1996年父亲回台湾以后，就开始给我申请探亲的名额。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台湾那边一直到1997年底才批准。接到父亲的信儿我就开始办理赴台探亲手续。由于委托给了一家旅行社办理，这其中又经历了很多周折，而且，让旅行社给耽搁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直到1998年5月份，手续才算办齐了。

那几个月我为了跑那些手续，人累得又黑又瘦，手续办好了，又准备行装，直忙得昏天地暗。

这时父亲来电话，说房间都给我布置好了，就等我去台湾了。我问父亲身体怎么样？父亲说没问题，他身体很好，那是离我启程的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星期，我和父亲相约台北机场见，在走之前就不再通电话了。

为了让我漂漂亮亮地去台湾与父亲团聚，女儿特意请了一星期的假，陪我上街买衣服，做头发，给父亲的邻居和朋友挑选礼物。

临行前父亲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不用带太多钱，只要带好机票和零用钱就行了。

我是在家人和同事们的簇拥下上的飞机，他们都为我高兴，毕竟，父亲也是80岁的人了，在这个时候还能与女儿团聚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虽然需要中途在香港过一夜，然后第二天转机，一路上很兴奋的我并没有觉得累，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出这么远的门儿，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第二天中午大约12点左右我到达了台北机场，可等我身边的人全部都走光了，我也没看到父亲的影子。

我急坏了。以为父亲忘记了我到达的时间或者路上塞车赶不过来，我想了很多种情况，就是没想到父亲会出事。

也许回忆起那一刻真的很残忍，刘女士有些哽咽，她停了下来，把手里的一块手绢叠了又叠，不时用它来擦擦眼睛。

我耐心地等待着。

这时外面起风了，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网，斜着扑下来，打在玻璃窗上形成一道道水帘，好像在冲刷着某些记忆。

刘女士叹了口气起身把窗子重新关好，我发现她在做这些时，动作特别地慢，我知道她是在努力地使自己能够平静地对待那次最为痛苦的经历。

我在机场等了三个多小时，直等得机场的工作人员上前来问我，我把父亲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他们，可电话接通后没有人接。

我高兴极了。以为父亲就在来机场的路上，可能他有什么事耽误了时间吧。

我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继续等。直到下午4点多，父亲还没有出现，机场的人帮我喊了一辆计程车，我把父亲在台北的住址给他，他一看马上就带我去了。

父亲的房子是一座独立的两层小楼，外面还有个花园，我记得那时花开的特别多，很漂亮。

计程车司机把我送到父亲家收了钱就走了。我提着东西去敲父亲家的门，可敲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我轻轻一推，门反而开了。

我走了进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是我，女儿。”

里面没有人回答，我以为父亲睡着了。

这时一股怪味从屋里冲出来，我以为厨房里什么东西坏了，往厨房里一探头，果然发现锅碗瓢盆乱糟糟地扔了一厨房，我更奇怪了，看样子父亲很久没有收拾厨房了。

怎么会呢，一个星期前我跟父亲还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呵呵地对我说，买了一冰箱好吃的东西。

朋友们见他疯狂大采购，都问他有什么喜事登门，他说，“我女儿要从大陆来看我了，女儿要来台湾了。”

可父亲到底上哪儿了？

我又往客厅走去，这时我发现怪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一推门，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呆了。

见父亲仰躺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去了，尸体都有了怪味。我几乎是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父亲的家，站在街口不知该怎么办。

这是谁也想不到的结果。

也就是一个星期前我还接到过父亲的电话，他老人家怎么就会突然离世，而且，还这么孤单地一个人倒在家中。

这让第一次到台湾，又举目无亲的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下来。

我站在父亲的家门口，忍不住痛哭起来，我无法想象一心等女儿来台湾接他回家的父亲，在离世的那一刻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我觉得老天对我们父女真的是太残忍了，好容易有了相聚的机会，它又让我们天地相隔，让团聚变成永别。

这时一个邻居走过来，上前关切地问我找谁？

我把她带到了父亲的客厅，她也大吃一惊，说怎么会出这种事？

这位邻居告诉我，因为彼此住得比较分散，这些退役的老兵在台湾无亲无故的，一般很少跟外界来往。

台湾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大家平常都忙忙碌碌的，邻居们相互之间只是碰上了打个招呼的交情，很少有密切的来往，因此，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在台湾也算不上是少见。

在邻居的帮助下，叫来了警察和救护车，在医生的初步检查后，我知道父亲是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时间是大约一个星期前，也就是父亲跟我通完电话后不久。

经过警察的现场勘察，他们说父亲当时正在厨房做饭，可能突然感觉不好，便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躺下了。谁知道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

由于正值初夏，台湾的天气炎热，父亲的遗体在屋里不通风的情况下，已有些轻微的腐烂。

为了让父亲尽快地入土为安，我强忍着伤心，求我父亲一个旅行社的朋友帮忙，给父亲办了后事。

由于台湾的政策规定，无论台湾的民众留下多少遗产，大陆的子女只能够继承200万新台币，而且，要通过很多的公证程序，并且，在一年半以后才能兑现。

当时因为父亲一再让我不要带什么钱，在台湾的花销都由他来承担，我真的只带了一百多美金的零用钱。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可关于父亲的遗产和房子的继承问题都不允许我马上离开台湾。

那时我几乎是走投无路，因为父亲是在家里去世的，那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实在不敢住在里边，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我几乎要流落在大街上。

与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台胞受到的热情接待相比，我这个大陆来的女儿在台湾几乎找不到可以帮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心态，对大陆人似乎都有些偏见，甚至有些不友好。

包括我去给父亲注销户口，那个警察听我说半天，才一挥手让我找个邻居来跟他说才算事儿。父亲退役以后几经搬迁，也没有什么朋友平时有联系，我这时才知道父亲在台湾的日子过得有多孤独。

最后，还是父亲在美国的一个朋友，托了他在台湾的父亲帮了我的忙，借了我一点钱，帮我租了一个地下室栖身，并到处为我继承遗产的事奔走。

那时候我住在闷热的地下室里，每天吃着方便面，一天天熬着办理各种手续，后来，眼看有很多事情台湾方面做得都很过分，我想请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可找了几家他们都拒绝受理，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大陆来的子女。

在台湾待了40天，我体重减了30多斤，头发也白了很多，家里不断打电话过来，可我不愿让他们过多地担心，更何况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

那一个月我大陆的家光电话费就花了2000多元，更别说他们为我牵肠挂肚了那么多天。

许多时候，我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默默地流泪。

在处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父亲为我布置的房间。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和温馨的房间，跟父亲的卧室相对，那使他一起床就能看到我。

已经80岁的父亲有着难得的细心和周到，他甚至把睡衣和拖鞋都给我买好了，放在床前。浴室里还增加了很多女孩子用的东西，看得出父亲为我的到来已经准备了很久，也许正是因为我的赴台，让父亲过于忙碌和紧张，才引发了他的心脏病，有时候，想到这里我就恨自己过于粗心。

这么多年的孤独生活，父亲已经习惯自己照顾自己，而我也忘了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对有心脏病的老人来说，不幸随时可能发生，可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尤其是当我在烈日下，一遍遍跑着挤公车去办那些手续时，我才真正有些清楚，父亲为我办那些探亲手续，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烈日下奔波，毕竟他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一屋子的布娃娃，父亲说他每年圣诞节都要给我买一个新的布娃娃，果然父亲的家里到处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布娃娃，直摆到我卧室的床上。

如果说父亲当年离开我时我还不懂事，对那种生生分离感觉并不太深，可这次在台湾与父亲意外地永别给我的打击太大，让我终生难以解脱。

想想父亲这一生真是代价够大的，与家里一别就是40年，好容易找到女儿，准备叶落归根，却终于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能够从父亲给我办理探亲手续的迫切中感到他的期待。

因为父亲一直认为他是属于那种在台湾过得不错的退役老兵，晚年收入有保障，身体也没有大毛病，所以，他特别想让我看看他的生活，他的一切。

这是他晚年对我唯一的期待。

而且，在我这次赴台探亲以后，跟我回祖国内地定居也是他这么多年以后对我唯一的承诺。

可是我无法要求他兑现这一切，父亲一辈子已承受的太多，最后，连女儿即将到来接他回家，这样小小的快乐他也承受不起了，注定他的生命要以遗憾告终，可我并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要说不幸，没有再比当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到台湾这个孤岛上的老兵们更不幸的了。可是这命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当时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有的只是服从命令或者是强拉硬拽。

而40年后，当这人为筑起的高墙再也阻挡不住人们回家的脚步时，那种人为的隔膜还在。

我想这绝不是民众的选择，它首先来自于台湾当局自身的选择。我觉得这样下去，对祖国的统一只会增加更大的麻烦。

在台湾待了40天，我终于再也待不下去了。

等有关的手续基本上办理完毕，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登上了回祖国内地的飞机，在我身边的旅行袋里塞满了父亲房间里的布娃娃，我尽可能地多装，也只带回十几个来，剩下的我都留在了父亲的家里。我想让它们就留在那里陪伴父亲的亡灵吧！

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轻轻地对“父亲”说：“爸爸，咱们回家了，女儿这次真的带你回家了，你再也不用担心孤单和寂寞，因为家里有那么多亲人在等着你回去团聚，爸爸，咱们真的再也不会分开了，你和妈妈终于可以团圆了。”

走进刘女士里边的卧室，我和她坐在那张堆满了布娃娃的小床上，一一地端详那些形态各异的布娃娃。

她们有的黑头发，有的金头发，个个都是大大的眼睛惹人爱怜。

偶尔有身上的衣服颜色都褪光了的，我知道那是时间太久远的缘故。

这是那个痴心的父亲对女儿、对家庭的一种痴情，40年如一日要做到并不容易。

刘女士显然把对亡父的追忆都放在了这些布娃娃身上，她逐个地抚摸她们，把歪倒的扶起来，把头发乱了的弄整齐，眼里充满了爱意。

“这些我从来不让外孙动。女儿劝我给有的娃娃换换衣服，可我不换，想到父亲当年就是那样把她们买回家的，我就不舍得动她们，这样不是也挺可爱的吗？”

“那么现在你父亲遗产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我必须还得把话题拉到刘女士父亲身上去。

“咳，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父亲倒是曾经跟我说过这些年他有不少积蓄，还有房子是自己买的，可是，他去的太突然，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1996年回去就再也跟我见不上面，所以，他这方面从来没交代过。”

“现在这不正等着公证生效的时间呢，可对我来说，我真的没有把什么继承遗产看的那么重。过去那么困难，我们一家人不也过来了吗？更何况现在我两个孩子都工作了，生活是以前没法比的，所以，我对钱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与我父亲相比，钱算得了什么，要是我父亲能好好活着在我身边，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要。”

还有什么比一个能够团聚到一起的家更珍贵的呢？

与刘女士道别，我撑开雨伞，走进滂沱的大雨中。

下了一下午的雨此刻仍没有要停的迹象，已经许久没有在雨中漫步的我，给急驶而来的出租车一个歉意的微笑，我在想大雨中的海边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

入夏以来游人如织的海边此时寂寥极了，喧闹的沙滩平息下来，默默承受着雨水的敲击。海面上腾起阵阵雾霭，似乎与天空连在了一起，让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海水的呼吸。

这永恒的呼吸是人类永远的希望。

尽管善良的人们可以对生活中的种种打击坦然承受，可这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美好的愿望，那沉重的代价并不能总以一个沉重的故事来结束。

让两岸的人民继续这种生离死别的话题显然已非历史所允许的。

统一是大业，也是大势。

雨下得更急了，海浪开始涌上来。我突然发现海边的几只小船尽管被海浪冲得左右摇摆，可它们就是离不开沙滩。

我知道那是聪明的渔人将它们的锚深深地埋在沙滩底下。

有岸的牵引，小船永远不会离去。

这是我离开海边时的所得。

17岁时，躲在树林里的他听不得只有三个月大的妹妹凄惨哭声，当兵去了台湾。50岁时，为了同80岁的老母团聚，提前6年退休，尽管损失了200万人民币，可他说见到了老娘，值。

台湾老兵·薛贵存

薛贵存，67岁，山东青岛黄岛区薛家岛人；1949年6月17岁时从薛家岛去台；1987年4月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探亲；目前在台湾台北市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

早就听说黄岛区的薛家岛是当时国民党撤退前的一个很大的据点。

这里的百姓以捕鱼为生，许多人至今还记得那场劫难，当时，只要家里有男丁，几乎都难以逃避当兵的命运。

坐着从青岛出发的快艇，我只用了10分钟便登上了黄岛，然后由黄岛台办的同志领略，我们沿着海边盘旋的山路驶往薛家岛。

在那里已有两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兵约好了采访。

这是个依山傍海的渔村。

山上是郁郁葱葱一片翠绿的树林，山下是晶莹剔透一望无际的大海，因为正是禁鱼季节，难得有此空闲的渔民们，在沙滩上晒起了银光闪闪的渔网，要不是因为那个沉重的话题而来，我几乎要被这明快的渔光曲给迷住了。

要是没有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这里会是山清水秀，民风淳厚的一片土地。

与刚刚回到家乡准备给去世的母亲进行一周年祭奠的台湾老兵薛贵存交谈，他的坦诚和乡音让我备感他们与家乡那种几十年难以割断的情意。

可能是因为走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在台湾几十年虽历经坎坷，却最终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薛贵存应该是我所采访的台湾老兵中，晚景不错的一个。

而且，虽然一副台胞的打扮与行头，但他灵活的头脑和出色的口才及那一口浓浓的家乡话，使他与身边的这个小小渔村分外地融合。

在薛家岛村委那个可以望得见大海的会议室里，我们一杯清茶，在凉爽的海风中开始了对往事的追忆。

1949年的6月，因为到处都是抓兵的，我跑到家里后园的树林里躲了起来。

可不一会儿国民党兵闯了进来，先是四外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便找我母亲让她说出我藏在哪儿了。

我母亲怎么也不说，他们急了，一把抢过母亲怀里才三个月大的我的妹妹，说是要把她给摔死，让我母亲赶快把我交出来，看见实在躲不过去我主动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这样他们才放了我母亲和妹妹，带上我走了，那一年我17岁，我母亲38岁，父亲41岁。

由于我被带走时，父亲也因为怕抓兵在外面躲着，所以，我跟父亲没有再见上一面。

当时国民党部队都在凤凰山一带集结，因为我中间开了几次小差都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次被抓回去先是被打个半死，后来又让我给他们挑子弹。

那会儿我还没有枪高，根本不可能参加作战，让我挑子弹我就半道上给他们扔了两箱，这会儿他们不敢小看我了，天天派人跟着我。

丢了子弹后，班长一生气说我故意捣乱，要枪毙我，可一个姓周的排长说，“算了，他还是个孩子，就饶了他这一次吧。”就这样我才逃过了这一劫。

这之后我们就全撤到了台湾，在台湾待了5天后，又开拔到香港，走到半路上，船在海上发生了故障，那是一条整整载了5000多人的大船，当时是从中间断开了，死了很多了。

后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便换乘小船直接开到了海南岛江河市，那是1949年8月。

当时的海南岛到处是一片荒凉，因为打仗，老百姓也无心种地，因此，我们吃的穿的都成了问题。

没有办法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到处挖野菜，摘野果子充饥，有的时候还跑到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叶煮着吃。我那会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就是感觉饿，因为总吃不饱肚子，所以连枪也拖不动。

没有鞋穿就割来草藤自己编草鞋，衣服也是东拼西凑勉强遮住身体。

因为是最后的挣扎，所以驻扎在海南岛的这些兵个个都无心恋战，自然是节节败退，一直坚持到1950年，再也守不下去，便全部撤到了台湾。

那个时候我是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

到了台湾以后我们又是整编又是训练，一时搞得特别紧张和劳累，我当时就想逃走，可在台湾举目无亲，就是逃得出来我又能到哪儿去安身呢？

考虑再三，我下决心要考宪兵。那会儿宪兵比起我们这些普通步兵来要优越得多，至少除了长官没有人敢去打宪兵的。

可真要考起来难度也特别大，因为我从小没有读过一天书，几乎是目不识丁地就当了兵。我那会儿已经有些懂事，明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开始用功地读书，从最低的水平学起，那时我们这些普通士兵根本没有条件进学校读书，只得一点一滴地靠自学。

那会儿班里那些当兵的都说我傻，笑我一个大字不识的，竟异想天开地想考什么宪兵。他们越这样说，我就越不服气，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我当时年龄特别小，头脑也很单纯，一心一意想通过读书来为自己找个前程。

就这样我坚持读了三年书，在21岁那年终于考上了宪兵，被调到宪兵外事组做事情，从此，命运也有了转机。

当了宪兵以后，生活渐渐好起来，我个子也长高了，人也渐斩成熟起来，那时由于我人长得比较高挑，岁数也小，我参加了宪兵篮球队，经常在各地参加篮球赛，也算是一个比较出众的人物。

而我的爱情便降临在篮球场上。

那是我28岁的时候，有一个姓郭的16岁的国中女生，成了篮球场上我最忠实的崇拜者。

那会儿每逢有我参加的篮球比赛，她必定会出现在观众席上，为我呐喊助威，而当我们队胜利时，她会飞奔着将一瓶汽水送到我手上，然后轻盈地跑开，将一串串活泼的笑声留给我。

我当时虽然已经过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可一颗心被爱情击中还是第一次，很快，我们坠入了热恋。

这位祖籍是福建客家的郭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听说她非我不嫁，她母亲是坚决不同意。那会儿为了我，郭小姐跟母亲差点闹翻了。

她母亲说：“他一个外省佬（台湾人把大陆人称做外省佬），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你嫁给他还不要一辈子吃苦受穷。”

也许是初恋，郭小姐在我们之间嫁与娶的这个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坚决，我当时特别地感动。

后来，她母亲觉着实在拗不过女儿，只好要我给她6000新台币的聘礼，她才肯把女儿嫁给我。

可我当时做宪兵每个月只有280元新台币的津贴，无论如何也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即便是这样，郭小姐的母亲也一会儿一个主意地刁难我，她打心眼里不喜欢我这个大陆来的穷当兵的。

为了郭小姐对我的一片情意，我横下一条心到处借钱凑钱，好歹弄到了6000新台币。

可带着钱来到郭小姐家，她母亲又想翻悔，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真的凑起这么多钱，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我那时也年轻，背井离乡与家里失去了联系的我，对独身一人的生活也产生了深深地厌倦，并且，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一个女孩深深地爱着我，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屡次受郭小姐母亲的非难，我对她对我的偏见也产生了不满，那天，我把6000新台币往她面前一放，沉着地对她说：“你要的钱我全给你带来了，现在你收下，我可以等到你女儿18岁跟她正式注册结婚，要是你翻悔的话，在这之前你女儿如果选择跟我私奔，你只会落得人财两空，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就这样我几乎是在抗争中赢得了我的爱情，成全了我和郭小姐的婚姻。

我30岁、她18岁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正式注册结婚，年轻纯洁的郭小姐成了我的太太。

那时，她国中毕业，在台北公共汽车管理局找到了工作，每个月赚1200元新台币，我为了娶她借的钱，也都是她工作以后用薪水帮我还的。

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清苦，可因为彼此爱得很深，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是和谐而幸福的。这在当时大陆去台湾的老兵当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我在宪兵部队待了9年，便再也干不下去了，收入太少，我又娶了太太，根本养不了家，更不用说将来养孩子了。

可我们那时转行也不太好转，走向社会自谋职业没有一技之长，也站不住脚，反而会越混越惨。

思来想去我觉得我要为太太负责，为家庭负责，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有保障的职业来完成我的转行。

这时正好台北的警察局在招考新人，我当时就想试试，可书本已经扔下那么多年了，更何况我原来的底子就薄，可是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机会，我不想放弃。

我拿出当年考宪兵的劲头，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惹得太太心疼地说我：“算了，贵存，这警察我们不考了，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吃苦。”

太太越这样心疼我，我就越要一心地考上，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对岳母的承诺，我不会让太太跟着我吃苦受穷。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天天读书读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

放榜的那天，我哪里也没敢去，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考上的我心情郁闷地在家里睡觉，可是，电话响了，一个同事在报纸上警察局的公告栏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并且说，我考的成绩还在中等以上。

接着太太的电话也打过来，在祝贺我考上警察的同时，我听得出她高兴地流了泪。

那是1962年，我31岁。

在警察学校培训了半年，我分到了台湾台北刑警大队，后来还担任了组长。从那时起，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佬”，总算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也有了保障。

结婚两年后，我有了大女儿，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和儿子的陆续出生，让我备感家庭的负担和责任，这以后的十几年便是在抚养、培育孩子，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中过来的。

那时，我自己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深深体会为人父母的艰辛，等紧张的生活稍微有了缓解，我便开始想念在大陆的双亲。

我当时是家里的长子，我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靠父亲常年出海捕鱼为生。

想到我17岁刚刚成人能为家里分担一些艰难的时候，便被带走，一去就是十几年，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太太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可她非常理解我的心情，常常安慰我说，只要好好活着，以后总有回家看看的机会。

我因为从小没有机会读书，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孩子读大学。因此，我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部是读到大学毕业。

二女儿考大学那年临场发挥失常，没有考上，第二年我又拿出60万新台币让她复读，终于考上了大学。

现在三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三女儿还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可爱极了。

儿子服完兵役后，到了远东航空公司工作，现在也有了女朋友。

我在台湾40年中，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可我就是安不下心来，总觉着要在有生之年再回老家。

1981年，我的一个干妹妹嫁到了新加坡，我试着把信捎到了她那儿，再让她从新加坡寄回我的老家。

终于，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

不久，干妹妹又从新加坡把家里给我的信和照片转到了台湾。

我看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母亲、父亲和弟弟妹妹的照片，记得那天我拿着那封信独自一人哭了很久，一种弃儿终于找到了家门的委屈让我既高兴又难过。

我马上给干妹妹寄了200美金让她转寄给我母亲，希望她和父亲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回家来看他们。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休，而且两岸关系也一直没有缓解，我虽然知道家里的消息，可仍是与亲人只能相望不能相聚。

转眼我也是50岁的人了，从17岁离开家乡，年过半百而没有在双亲面前尽一天孝，让我这个为人子的愧对列祖列宗。可这种命运又岂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

风，从海边带着轻轻的叹息吹过来，使我们正在叙说的往事显得格外沉重。

走的时候少不更事的孩子，再次承欢父母膝下已是双鬓皆白，这种悲剧恐怕已是中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都少有的事情。

一直侃侃而谈的薛贵存对自己在台湾几十年，为生存而打拼的经历显然有一种满足，可提起当时望家而不能归的事实便满脸黯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与愤懑。

我与他相对而坐，为他的成功欣喜，为他与命运的抗争捏着一把汗，更为他思家的时候只能借酒浇愁而无以作答，毕竟，那个时代所筑起的高墙虽是无形的，却让善良的人们难以逾越。

谁说亲情是难以隔断的，四十几年了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在隔海相望着生生死死，直到离开人世，这种分裂还要把炎黄子孙的心割裂多久？

我给正在往事中难以自拔的薛贵存倒了一杯水，他端起茶杯声音有些嘶哑地说：“这是我们家乡的水呀，在台湾几十年，这水的甜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在台湾生活上再苦再累我没有害怕过，可我就是害怕生病，害怕一个人病倒在床上。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家里人的眼睛，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问我：“贵存，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贵存，你过得好了把这个家给忘了。贵存你再不回来，爹娘可就等不了你了。”

想想这些我就茶饭不思，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挣来挣去还是一个背井离乡。虽然在台湾有家有业的，可我总觉得自己无法认祖归宗，是没有出路的人。

1987年，台湾终于宣布开放民众探亲，那时我几个孩子正在读书，沉重的家庭负担使我满腔热情却无法逃避现实。因为台湾方面有规定，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退休是不能赴大陆探亲的。

1989年4月，我让大女儿先替我回老家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78岁，而我81岁的老父亲在孙女回来的不久前刚刚过世。

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这对我来说将是终生的折磨。

女儿回来后先到爷爷的坟上去祭奠了一番。按理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因此，曾经想可能在爷爷坟前连眼泪都不会有。

可没想到当家里的亲人把她带到山上爷爷的坟前时，她竟一下子跪倒在那儿，并且泪如雨下，哭得泣不成声。

事后女儿对我说，她总算明白了什么是血缘，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家的感觉。

对于出生在台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台湾的教育长大的，并且又从事国际旅游职业的女儿来说，她能有这种认识，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这一方面来自于我的家庭教育，因为从小到大我都会跟孩子们讲，我是怎么到台湾的，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的父母兄弟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我想便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根”的观念，大陆是根，这一点再下去千年万年也是不会改变的。

大女儿回来后，我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又相继回家乡看望奶奶。

从小在台湾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她们，没有嫌弃奶奶家的鱼腥味，与奶奶挤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几天，这让我们村里的人见了都觉得我薛贵存的孩子还认得祖宗。

可我知道这是无法放弃的血脉，使她们与我的亲人、我的老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孩子们回老家以后，再回台湾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彻心彻骨的思乡之情无法理解。她们懂事了很多，甚至都怂恿我提前退休，早点回家看看。

特别是我的大女儿，她回大陆到过北京后就一直赞不绝口，她说，过去我总把台湾当成中国，可到过北京看过万里长城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祖国，我才知道中国其实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台湾仅仅是她版图上的一部分。

这时女儿们回来以后对我讲过的家乡的变化，也让我魂牵梦绕，真的有些归心似箭。

特别是提起父亲的去世，我就有一种愧疚，我觉得生前没能给他老人家尽孝，死后也迟迟不能到老人的灵前烧上一炷香，冥冥之中我知道父亲在九泉之下会责怪我的。

虽然离开家乡几十年，但我思想观念中那种浓厚的传统色彩一直在左右着我，使我无法走出自责的阴影。

到了后来，我太太见我实在想家，也劝我不行就提前退了吧，老母亲也80岁了，再不回去见一面，恐怕又得留下终生遗憾。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激太太，几十年的生活中她的善解人意，宽容大量总让我感觉自己的运气特别好。

就这样，1991年，我59岁的时候，提前6年从台北警察局退休。

虽然这样一折腾，我至少损失了200万人民币的收入，可是，手续一办下来，我就可以回家看老娘了，趁她老人家还健在，我这个不孝之子多尽几天孝比什么都值。

听薛贵存说自己是不孝之人，我冲他笑了一下，看得出来他的确是个传统观念非常强的人，可以想象他的儿女在这种氛围中长大，怎么不会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家乡一见如故。

虽说这海边的小岛比较闭塞，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民风的确淳厚朴拙，充满了人情味。这一点从他们对远道而来的我热情、周到的款待，便可以体会出来。

当年国民党兵败撤退时留给岛上的灾难，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比起福建东山岛的那个“寡妇村”，这里有的村子所受的打击并不比那里差。

可当时带走了那么多，如今回来的却是数得过来的几个人。

这其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家中的亲人一一辞世，再也没有可以回来投奔的人。

所以，当薛贵存说到他59岁，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可以投奔时已是满眶热泪。

1991年，我回家的那天是我兄弟去机场接的我。

当时在飞机上与我一起回来的太太叮嘱我，见到亲人，别太激动了，当心犯心脏不好的老毛病。

可飞机在青岛机场一落地，我这颗心便像要跳出来，眼眶热热的，一股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见到弟弟，我搂住他的肩膀使劲儿地拥抱他，可眼泪还是流在他的衬衣上，湿了一大片。

走时还没有半人高的三个弟弟，如今也都满脸沧桑，老气横秋，让我如何能不难过。

听他们说，娘在家等我，我就急的老嫌车开得太慢。可开进村口，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家乡的变化太大，好多渔民都盖起了楼房，原来的破烂、陈旧都不见了。

找到自家的院子，我娘正坐在天井里往外张望，我拉着太太的手，一进门“扑腾”便给娘跪下了。

我说：“娘，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和你的儿媳妇回来看您老人家了。”

我娘那会儿已经80岁了，她用几乎枯干的手在我脸上摸了半天才说：“贵存，你回来了？你真的活着回来了，他们不是在哄我吧？”

我哭着叫了一声“娘！”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哇哇地哭，直到弟弟他们把我扶起来，进到屋里，我把自己的太太介绍给我娘，娘见了也只是欢喜地流泪。

要说我太太真是不简单，进门说跪就给老太太跪下了，那真是特别地懂我的心。

见了亲娘，我又带着太太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头已经长出了几尺高的青草，在风中摇晃着，特别凄凉。

那天我带去了很多供品，有台湾的水果，香港的点心，但是，酒是家乡的水酿制的，我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轻轻放在父亲的坟前。

那缕缕的轻烟随风飘着，像是在给九泉之下的父亲报信儿，告诉他，儿子回来了，他老人家可以瞑目了。

几天里，我带着太太从台湾回家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薛家岛。

我家里热闹得像是办喜事，因为我走的时候还很小，当时的玩伴现在好多还健在，他们找上门来和我叙旧，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可尽管事情再多，我仍不离开老娘半步。我回来唯一的目的便是和亲娘骨肉团聚，我已经离开她整整42年，我应该补偿她老人家的东西太多了。

我几个出嫁的妹妹也拖儿带女来看我。让我难过的是由于解放前生活困难，我五个妹妹，有两个很小就夭折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

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的几个弟弟妹妹，虽然有的生活上不宽裕，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台湾回来的便张口伸手地让我为难。

他们也知道我在台湾几十年，置家置业，拉扯儿女过得并不容易。如今，虽然有几个养老金，可在台湾的生活不比在大陆，那儿的消费也是挺高的。

但是对他们我也尽心尽力，能帮多少帮多少，毕竟我是大哥，这么多年他们奉养父母，替我尽孝，我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

最让我高兴的是，因为女儿回老家探亲后，回台湾总对我嘀咕，说奶奶住的房子太旧，要我给奶奶买新房。

那时我的经济也因为孩子读大学搞得很紧张，可我跟太太一商量，说是给娘买房子，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说：“老人为你这个儿子操了一辈子心，牵挂了这么多年，我们该为老人做点让她高兴的事儿。”

就这样我很快给母亲筹起了买房的钱，让她老人家先住上了宽敞的新房。

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的时候我跟娘说，我很快就会再回来，让娘好好保重身体等着我回来。

那个时刻我不敢抬头看我娘的脸，我想我会忍不住再次哭出声来。

第二年我又回来住了半年。后来，我索性在老家也买了房子，反正我是打算在大陆安度晚年的。

1998年8月26日，我母亲因病去世了。老人家也算高寿了，活到89岁，而最幸运的是，她最后的日子我一直在她身边，因此，老人走得很平静。

虽然时间短了些，可我毕竟陪老人度过了几年的日子，这让我觉得自己一生的遗憾降到了最低。

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以后，我迟迟地不愿意启程回台湾。一种空空落落的感觉让我实在不愿意再离开家乡，飞过那段海峡。

母亲虽然不在了，可埋他们的泥土还在，只要我愿意，它们就在我的脚下，让我感觉活着特别踏实。

而且，自从我回到了家乡，找到了亲人，我就特别地有归宿感，不像以前在台湾，人家叫我“外省佬”，我就特别地自卑。

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可怜，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又不被别人所认同，那是一种无法在人群中间立足的感觉。

自从我回大陆探亲以后，再回台湾我的腰杆不知怎么就挺得那么直，而且，说起家乡我比谁都有的说。

我不喜欢台湾人称我“外省佬”，也不赞成大陆人把我称为“台胞”，我说我是有家有国的人，我是中国人。

由于当时我的家乡有很多人都被带到台湾，所以，在我找到了家以后，在台北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便上门要求我带他们回家。

他们当中有的是死了丈夫，孤身一人在台湾的女人，有的是年龄太大身体不好一个人不敢坐飞机上路。

不管他们的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他们都是那么地想要回家看看，想要叶落归根，结束在台湾的漂泊。

有的老人病得实在走不动了，便托我把一辈子的积蓄给带回来，嘱托我无论交给哪个亲人，甚至是远房的亲戚他们都要了结这个心愿。我有一次最多的时候带过十几万美金的现金，这样巨额的数字有时是这些老人终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由于没有保障感，他们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工，赚了一辈子钱，没有享受过一次，最后，就这样孤孤单单一个人死在台湾。

1998年的11月，我刚刚回到台湾才28天，一个81岁的老太太经同乡的介绍找到我家，一再求我把她送回大陆的老家。

因为我的热心肠和办事踏实在台北出了名，这个跟我在大陆是邻村的老太太特别地信任我，要我无论如何送她回家，因为，她生了癌症，医生已说她将不久于人世。

经过了解，我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解放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随当时是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到台湾的。

到台湾不久，丈夫就病死了。老太太给人做工帮佣，把女儿拉扯大。可是女儿长大以后嫁到了加拿大，不久，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加拿大，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在台湾。

老太太不幸的经历激起了我的同情心，我想这种困难的时候，帮她一把，也不枉我们是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

很快，我不顾当时因为往返劳累引发的糖尿病的折磨，马上就订好了回大陆的机票，一路上搀扶着那个几乎走不动了的老太太回到了家乡。

其实，她家里父母、兄弟姐妹等全都不在了，只有几个外甥还分散在各村，她娘家的那个村里已经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老太太本来就身患绝症，回来后又没有亲人可以投奔，只得暂住在我家里，等着外村的外甥来接她。

当时那种惨景让谁看了都会落泪，这个在台湾孤单了50年的老太太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后来，老太太的外甥把她接走了，但听说回去后不久，老太太便去世了。

她给几个外甥留下了8万美金，那是她丈夫的抚恤金加上一辈子的积蓄。

我当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不仅让这个想家思归的老太太最终回到了家乡，而且，带回的这笔钱可以给她的那些后人多大的帮助啊！

说起自己的热心肠，薛贵存有些无可奈何，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求到他这儿，只要他能帮到的，他绝对不会推出去，而最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太太在背后。在我所采访的台湾老兵中，像他这样的夫妻琴瑟和谐，夫唱妇随的并不多见。

因此，我问他，在台湾这么多年，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的确，我觉得自己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孩子走到今天，一直是运气不错。

首先是遇到了一个好太太，然后，四个孩子都大学毕业让我觉得他们很替我争气。

而且，最重要的他们都像我一样特别地重乡情，重亲情，对家乡一往情深。

每次我回来，如果不同行，太太必定要忙上十天半个月，帮我给家里的人买礼物，孩子们也个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要知道有些老兵在台湾成了家的，偶尔地回来看看还可以，经常往回跑，台湾的太太和子女就会不高兴，甚至还千方百计阻挡，这种家务事儿，有时候，让一些欲回家而不能的老兵特别伤心。

去年，我有一个同乡，便是因为要回大陆与台湾太太闹了点别扭，而子女也不站在他这一边，搞得很孤立的老头儿竟上吊自杀了，其实这种事在台湾也不少见。

本身这就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事情，但有些人就是很难理解那种背井离乡的痛苦。老兵们在外面风风雨雨四五十年，好容易有机会往家乡跑跑，这已经是人之常情，虽说有些经济问题也很现实，可他们这么多年的罪都受过来了，真不应该在晚年再让这些老兵为难，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太太和孩子们做得真的让我没有话讲。

现在我每年会在家乡住半年，再回台湾住半年。虽然我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可在去台的那些老兵当中，我还算个年纪轻的。所以，有些事我经常来回替他们跑跑。

尤其是香港回归祖国了，那台湾也理所应当地回到祖国怀抱，我相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我回到台湾也闲不住，经常在台北、桃园、杨梅、彰化、台东等跑跑，联络一下同乡，准备成立黄岛同乡会，大家有时间多聚聚，也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点实事，这是我晚年的唯一愿望。

这次我和太太回大陆给母亲上过一周年的坟以后，再回台湾，我的儿子便要结婚了。

我已经跟儿子说好，让他结婚以后先到青岛老家来祭祖，拜过爷爷、奶奶的灵位，见过家中的亲人才可以到国外去度蜜月。

儿子很孝顺，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一个17岁便背井离乡，59岁才重新回到亲娘身边的老兵，能有今天已经是不错了，为此，我觉得挺满意。

我儿子的未婚妻，虽然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但是，她对我的乡情也能够理解和接受。每次从家乡回台湾，她都会和我儿子来机场接我，一路上老家长老家短问个不停，她这种懂事和认同感让我觉得特别地欣慰。

常常觉得思乡盼归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情，可从我们儿女身上，我看到了那种永远无法割断的血脉，有了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想再筑起高墙的人，只会被民众所唾弃，成为千古的罪人。

悲剧有一代人承受就可以了，无论何时何地，人心思归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点我看得最清楚了。

在海边的暮色中，和一个历经千山万水才回头是岸的台湾老兵，谈起统一的这个话题，让我感觉特别地温馨和感动。

看到远处那些在黄昏的余辉中悠悠地往岸边划来的渔船，我想象那些等在岸边的妻子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喜悦。

还有什么比看到远归的亲人在一点点驶近更让人高兴的事儿？

尤其是在海边，靠与海搏斗而谋生的渔民们更是期待出入平安。

要不是有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这个大山深处，依山傍水的小小渔村该是多么的宁静祥和。

因时间太晚，我们还要趁着天黑前赶下山去，我很遗憾地没有见到薛贵存的太太。

但在薛贵存的诉说中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妻子，那个我未曾谋面的女人在他的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

也许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并相互搀扶走过那段孤独悲凉的时刻对台湾老兵来说是最幸运的事情，因此，薛贵存说他很满足。

但是，他说生活中唯一觉得不圆满的是飞来飞去的不方便，按照他的心愿，儿子结婚，娶了媳妇，台湾的家就归儿子，大陆的家就成了他安度晚年的唯一归宿。

但是儿子有了儿子，那是一定要让他先回来认祖归宗的，对中国人来说这马虎不得。

望着薛贵存说话时认真的样子，我轻声祝福他好梦成真！

分手时，他恳切地对我说，等这本采访台湾老兵的书出来，一定要先给台湾的他寄一本，然后，他会把它复印下来送给那些在台湾的老兵看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记下了他在台湾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我相信不久我就会让他如愿以偿，这是我对他如此信任我这个陌生朋友的唯一的回报。

我们的车走出好远了，我回头张望，发现他还站在夕阳中目送我们远去，这个重乡情，重亲情，更重友情的台湾老兵啊……

也许正因为他失去这种情感太久，所以才会倍加珍惜这失而复得的一切。

在台湾形单影只过了半生，几次托人回祖国内地寻亲未果的他，想到了初恋的情人。1989年，68岁的他带着当年那个姑娘留给他的一双布袜返回上海。咫尺天涯，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在40年后重圆那个繁华旧梦。

台湾老兵·朱恒生

朱恒生，上海浦田县人，76岁。

1949年从上海去台湾，时年28岁。

1989年从台湾高雄回大陆寻亲。

1992年，回祖国内地定居，1998年在上海去世。

采访时间：1999年8月6日。

采访地点：姨妈上海的家中。

朱恒生老人的故事我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听说了。

那时，朱恒生原来的老伴吴秀花老太太，是姨妈的牌友。

几个老太太都是铁杆牌迷，每到周末必玩个通宵。后来，这个牌局的解散，就因了吴老太的再婚。

而且，60岁的老太太再嫁的竟是20岁时的初恋情人，这段佳话当时让我特别感兴趣。后来，我才听姨妈说，那个娶吴老太的男人是台湾回来的老兵，已经68岁。

这以后这对饱经离乱的痛苦，终于在晚年走到一起的老人着实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因为，我经常在电话里听姨妈提起他们，什么又在哪儿买了新房了，老人拿出钱来让吴老太的儿子买车跑出租了。自然，这时候吴老太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老公身上，姨妈的牌局因为长期的三缺一而不了了之。

遗憾的是去年的秋天，吴老太又开始坐到了牌桌前，姨妈的牌局又开张了，可吴老太太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兴奋劲儿，因为她丈夫过世了。

这段来之不易的姻缘才维持了这样几年的时光，的确让人有些唏嘘，可是吴老太却说，他一个人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回家享了这几年的福，也值了。

几次想写这个故事，几次都因为没有一个特别的契机来同吴老太提起这个话题，毕竟，老人刚刚去世不久，人去楼空，许多东西还会触景生情，让人难过。

可这次采访台湾老兵大陆寻亲的这个选题，让我终于有了机会可以面对面地听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倾诉。

周末，吴老太如约而来。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南方老太太，虽然已是70岁的人，但是仍打扮得十分利索、端庄，处处透着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今天恰巧是三缺一，对麻将牌整个是“二把刀”的我仓猝上阵，与吴老太打上下家儿，这正好给了我让她打开话匣子的机会。

吴老太穿着质地考究的真丝麻绉家居服，花白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腕上一个翠绿色的玉镯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我觉着这是个话题，便惊叫起来：“吴家奶奶你老人家腕上的这个玉镯是很名贵的缅甸玉啊。”

正摸牌的吴老太听我这样一说，蛮有面子地用手摸了一下那个玉镯，“可是，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倒蛮识货的哩。”

姨妈这时忙插话说：“你吴家奶奶家里细软多了，人家本来就千金小姐嘛，到老还从台湾寻回个恒生哥哥，倒是蛮有老来福的。”

提起恒生哥吴老太刚才的得意变得有些黯然：“唉，要是真有福气，他不该才陪我这么几年。”

见吴老太对这个话题并不忌讳，我忙作好奇状：“真的，吴家奶奶，我听姨妈讲，你跟吴家爷爷是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他去了台湾，你嫁了人。40年后，一直没有成家的他又从台湾回来寻你，这么大个上海竟让他给寻到了，可当时年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成亲，要是真的成了亲他也许就不会再到台湾去了，是吗？”

“当时……”

吴老太伸出白皙的手指扔出一颗“白板”，慢条斯理地边回忆边跟我聊起从前。

可聊归聊，她的牌一点都没出乱，这是个见过世面，能压得住阵脚的老太太。

我跟他呀实际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时我们家在上海的乡下有两家缫丝厂，他父亲是我们家的账房先生，一个蛮和气的老头儿。

他15岁就不读书了，整天跟着他父亲帮我家收账，出货，跑腿，当了伙计。

我那时才7岁，刚刚读了点书，有时候他没事就拉着我到处跑，教我背古诗，画画儿，我们俩就这么在乡下待了8年。

我是16岁被父亲送到上海读女校的，那会儿有钱人家的女孩都要进这种学校，为的就是将来嫁人时有个好的气质，女中学生嘛在那个年代还是蛮招人喜欢的。

他那时已经24岁，因为他父亲一定要在乡下给他娶媳妇，并且已经说好一家的姑娘，可他偏偏要到上海来，不想在乡下待着，于是，那个冬天我放学的时候就看到他远远地在墙角等着我。

因为我们家的司机他也熟，我叫上他，让他跟我一块儿坐车回家了。

那时，我父母及家里人对他都挺客气，也劝他听父亲的话赶快娶个媳妇，因为，在老人看来，他那个年龄还不成家是要出事情的。

可他说他不喜欢乡下姑娘，没文化，他要找一个知书达理的上海姑娘。

那时候他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帮人做事情，业余时间自己还在读书，我感觉他是个蛮有志气的男孩子，对他的好感也一天天增加。

可我的家里人对他都不以为然，觉得一个给人家做伙计的穷小子，还想娶个上海小姐做老婆有点异想天开。

从那以后，他觉出我的家里人对他都有点瞧不起，就不再到我家里来了。只是，偶尔地到我放学的地方跟走出校门的我谈上几句话，或者，塞给我几块小点心便匆匆走了。

那时，他穿着长袍的瘦长身体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在夕阳下特别地可怜。可能我从那时起，就悄悄地喜欢上了他，并一心一意地想要嫁给他。

可读了两年书，我父亲就急着给我找人家定亲，让我在家学着做女红，整理家务。他说：“女孩子读书再多，一嫁人就没有什么用了，不如学着怎么持家。”

不能再到学校了，我跟他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这样待了大约有半年多吧，他终于忍不住，上我家来找我。

那时我母亲正好在家，她早已经听司机讲过我们经常在学校门口碰面的事儿，因此，就不许我出来见他。

而他见了我母亲，竟紧张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一个劲儿地说他想娶我，说他会一辈子对我好，请我母亲答应他。

可当我母亲问他拿什么娶我时，他说，他只有一点钱，但是，他可以做事情赚钱养活我，所以，他希望我母亲能够给他一个机会成全我们的事儿。

那时我父亲已经到新加坡去了，因为快要解放了，像我父亲这样有店有厂的人都在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而父亲在新加坡竟自己做主给我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商的儿子，还在上海读大学，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在上海娶个媳妇带回新加坡。

我知道父亲这样做主要是为他自己考虑，将来女婿是新加坡的，我又是家里的独生女，他的家产往那儿转移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我跟这个大学生见过一面，那种蛮新潮的派头，有些盛气凌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父母一回到上海，便张罗给我订婚，他一心想让我赶快嫁到新加坡，然后，他跟我母亲好一块迁到新加坡。

我那时18岁，受了一定的教育，知道婚姻大事应该自己做主，我跟父亲吵翻了天，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找到了他，要他带我走，随便什么地方。可他竟一再地劝我先回家，说我们家对他家有恩，他不能做这种拐人家女儿跑的事情。

我说：“你不是拐我跑，是我要跟着你跑的，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敢带我走？”

吴老太说着扔出一颗“八条”，神闲气定地看着眼前即将“和”起来的牌。

要不是她自己这样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几十年前要跟着情人私奔的那个富家小姐，跟眼前这位镇定自若，神态超脱的吴老太太合二为一。

她说着那充满悲壮的过去就像在谈别人的历史。

这也许就叫做岁月悠悠吧。

什么样的浓烈，什么样的悲情都会在岁月中层层淘洗，最后只剩下一些斑驳的暗礁，如果不触动它绝不会浮出水面。

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晚上他送我回了家，谁知我父亲一见他就骂他没有良心，说他父子俩都是我们家养起来的，到这时竟反咬起主人来了。

为了让跑出来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的我在他那儿吃上一顿饱饭，他把棉袍都拿出去当了。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奶油点心，是他的棉袍换来的。后来，到了我们家我才发现只穿着件夹袍的他手都冻僵了。

我一心想让他进去暖和一下，可我父亲把他堵在门外骂个不停，我看着他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瘦瘦的身影一晃一晃的，很长。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19岁那年，我嫁给了那个新加坡富商的儿子，可由于他喜欢上海，不想回新加坡，所以，我们就在上海安下家来。

我结婚第二年，上海便解放了，我父亲根本没有来得及转移什么家产，便被新政府给收编了，他成了工商界的积极分子，但是，他很快便去世了。我母亲是1971年去世的，他们两个到死都没有再提那个账房的儿子，可能他们早已经把他给忘了。

我丈夫因为是大学生，因此，解放以后进了徐汇区的一所中学教书。我在政府的动员下进了街道工厂做工，可干了几天要生孩子便一直在家里没有再去。

这样不久我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更是逃不过去，丈夫的出身也不好，他又是个知识分子，因此，受了很多罪。

在那种困境中，我们两个同病相怜，互相安慰着，一直没有什么感情的我们，竟在那时出奇地好了起来。

看到我虽是富贵人家出身，却也挺能吃苦耐劳，缝缝补补地过日子，拉扯儿女，他对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真心真意地爱起我来。

就这样我们两个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这个黑锅艰难地走了十几年，一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

我的两个孩子直到80年代初才从下乡的地方回到上海。女儿考了大学，后来当了老师，儿子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而1981年，正当我们的日子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医院只住了三个月便走了。

我就像是一场噩梦刚刚做完，枕边就空了，他走得太急，让我有时想起来觉得都不是真的。

从结婚到老伴去世，这几十年我磕磕绊绊地走过来，自己的生活勉强能够应付，所以，对以前的事从来没有过多地去想。

可老伴死时我才52岁，有些要好的姐妹便劝我再找一个，说我前半生因为老有运动没有过好，后半生刚要好好过老伴又没了，因此，应该再找个老伴好好过下去。

我思前想后，觉得儿女都这么大了，该成家的也成家了，剩下我自己，有政府落实政策补下来的十几万块钱，后半辈子也算有靠，所以，找不找老伴都无所谓。

就这样我一会儿给女儿看孩子，一会儿又给儿子看孩子，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这才真的觉得身边空得慌。

这时我回了趟老家浦田县。

其实，说是老家已经没什么亲人了。一是我们家出来得早，二是有一年闹水灾，好多人都出门逃荒，再也没有回来。因此，我回去就是看看那个老地方，小时候我经常玩的地方。

这是1988年吧。

在老家待了八天，村里有个老人听说我回来了，赶来看我，一进门他就对我说，问我还记不记得恒生？

我当时一惊，觉得这名字耳熟，“他父亲给你们家干了20年账房。”老人见我一时想不起来，忙提醒我。

他这一说，一下子有个瘦瘦高高的身影在我脑子里晃了起来，我想起那个冬天含着眼泪从我们家门前走开的那个男孩。

我知道家乡的人也许会知道我跟他的事儿，他父亲实际上就是在他那次被我父亲骂以后被解雇的。听说，老人回到老家不久就死了，许多人说他父亲是被儿子给气死的。

老人见我终于想起来，忙说：“你不知道啊，吴家大小姐，恒生现在在台湾，40年前他跟部队过去的，前几天他托人捎信回来找亲眷，可他家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

“他又托人找你，村里的人只晓得你在上海，是什么地址也不清楚，所以你这次回来，最好能留一个确切的信儿，等恒生再托人来，我替你告诉他。”

老人的热心肠让我很感动，可我已经结了婚，成了家，儿女都那么大了，再跟他提起那段往事，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我想了想，只是问了问他在台湾好不好，我没有给他们留下地址。

回到上海，我突然有些后悔。

也许，他是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才想起找我。也许，这么多年他还一直在等着我。

可无论如何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怕见到他。我觉得他去台湾很可能跟我有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这代价付出的太大了。

吴老太终于和了一把，这让本来说话说得有点累的她，兴致又高涨起来。

“我这么说，姑娘你不觉得烦吧。”

她一边洗牌一边笑着问我。

“哪里，吴家奶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过去的事了。”

“她就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从小就这样。”

姨妈在旁边也不知道是夸奖我还是提醒我不要太过分。

“哎呀，讲故事还是要这个恒生来讲，他呀讲的那些事让我几天几夜不睡都喜欢听。”

吴老太说着叹了口气，“只可惜老天给他的寿限太短，要不然，我们也是蛮好的一对。”

1989年的中秋节，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都到我屋里厢来过。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桂花酒，儿子下厨弄了几个菜，孙子上学一个星期才到我这儿一次，我也是见了他就亲得不行。

这时有人敲门，儿媳妇去开门，却站在走廊里直喊我，说是找我的。

我以为是牌友找我打牌，一边说，今天这日子哪有空再去玩那个，一边出来看是谁。

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儿站在我的门前，西装革履的挺精神，只是头发已经雪白雪白，整齐地梳向后边，脸上还架着副眼镜。

我端详了半天，实在不知道这老头儿是谁，只好说：“您，是不是找错门了？”

也许看到儿媳妇站在旁边，那老头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对不起，我找吴秀花女士，想来没有找错，我刚刚从台湾来的。”

一听是从台湾来的，我明白了八九分，我感到有些意外，可又觉得好像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他会找到我。

我说：“你……你是恒生……大哥。”

要不是儿媳妇在场，我差点要叫他恒生哥。

把他让进屋里来，儿子和媳妇一听我说是原来的同乡，刚刚从台湾回来找我，也挺热情地称他“伯父”。

这时他才知道我老伴已经去世快10年了，儿子、女儿都已成家，平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过日子。

虽然，我看得出他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守着我儿子、儿媳，他吞吞吐吐，说话非常小心。

而且，儿子他们一说要走，他也马上提出告辞，说改天再来看我，因为，他短时间内不会离开上海。

看着他下楼坐上出租车走了，我却好像是在做梦。

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跟这个人见面，可没成想竟又在上海重逢。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我的地址，想必为了找我，他也费了不少功夫，可人海茫茫的大上海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第二天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女儿带着女婿、外孙回来看我，我照样是忙了一天，顾不得去想这件事。

晚上，他从静安宾馆打过一个电话来，听我说女儿、女婿都在，他马上挂掉了。

看来，他对我的处境也有所了解，因此，也不想让我为难，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能这么为我着想，让我感到有些欣慰。

第三天，八月十七，他问我有没有时间，要请我到外面吃饭。

我说，你还是到我家里来吧，这么多年没见，饭店不是可以叙旧的地方，我们在家里可以慢慢谈。

一直谈笑自若的吴老太说到这里，白皙的脸上竟浮起了红晕，有点像女孩子刚刚初恋的纯真。

我想，也许她真正的恋爱正是从这时才开始的吧。

那天晚上他来我家吃晚饭，我的手艺让他很吃惊，他说，“我一直以为你什么都不会做，就是个娇小姐。”

“可我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太婆。能吃会做，还会缝缝补补，算计着过日子。”

我跟他开玩笑。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用棉袍给我换奶油点心吃的故事，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冻坏生病怎么办？”

“可我那时就想对你好，不让你受委屈，所以我根本没有觉着冷。”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有些尴尬，毕竟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可你当初怎么会到台湾去呢？我问他。

当时，我从你们家门口走掉以后，就没有再回绸缎庄。

我心里难受得要命，我知道就因为我穷，我出身低贱，你父母就当狗一样地看我，并且，我父亲为你们吴家卖了一辈子命，你父亲竟连他也骂了，这让我最感到难过。

那一段时间，我没地方可去，便在码头上东游西逛打点零工，勉强混口饭吃。

那时我手里有一点积蓄，我想娶你过门以后，咱们盘下个小店自己做生意，苦几年日子也慢慢会好起来，可没想到你家里对我是这样地瞧不上，这让我彻底死了心。

过了不长时间，码头上因为国民党正在撤退而混乱起来。那些国民党军官把一车一车的细软和太太、孩子都送上船运往台湾。

我在码头打零工，自然忙得不可开交，整天替他们扛那些箱子、包袱，还得受他们的打骂。后来，我就想不干了，找个机会溜出码头。

可是，那会儿，已经是到处都在戒严的紧张时期，我们码头上的这些工人个个都被当兵的拿着枪赶着，替他们扛那些永远扛不完的东西。

直到最后一天，我送一个军官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到头等舱，因为形势越来越紧张，船上挤满了人，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我们绕了很多通道才赶到头等舱，可没等我离开，船就鸣笛启锚了，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船离岸边越来越远，我吓坏了，差点从船上跳下来，可正在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官抓到了我，他说：“你干吗？开小差也不能跳江啊，你这样跳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跟着我去台湾好，你可以编进我的部队里，当了兵就不愁吃喝了。”

说完，他拽着我的手腕，把我带到了底舱，那个又闷又热的底舱已经坐满了像我这样被抓来的人，就这样我被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以后，我被编进了部队，因为我认识字，又会算账，后来，我被调到后勤处干文书，一直到后来做到后勤部主任，我这一做就是32年，1981年退役时我已经60岁了。

在部队这么多年，我每天最怕的就是晚上，夜深人静我就想在大陆的家，我想我的父母，他们也许以为我早死了，想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过得不好，会不会嫁一个对你不好的男人。

那时，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带你走，而是劝你回家，我明明知道回去以后，你就不可能再见到我，可是，我总觉得即使你可以嫁给我，我也要明媒正娶，我不要你偷偷摸摸为我跟家里闹翻，毕竟，他们养育了你十几年。

后来，我在部队的职位升上去了，收入也不错，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姑娘，劝我在台湾成个家。

可我觉得台湾不是我想来的地方，我在这里即使成了家也找不到家的感觉，我何必要去找这个烦恼。

再说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我想即使你已结婚成家，我也要等着你，我15岁，你才7岁的时候，我就喜欢你，我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份感情，除非是我们都不在人世。

就这样一年一年，我一个人挨了过来。陪我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穿破的一双袜子。那是你因为破了扔在我们家的，我把它收了起来，准备让我母亲给你补补。

可我母亲说，即使补好了，你也不会再穿它，因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所以，用不着穿补过的袜子。

我当时才16岁，还不太懂母亲的话，只是因为喜欢，便把这双袜子放在了身边，直到今天，我已经是68岁的人了。

恒生当时说着真的把那双袜子拿了出来，那是一双上面有粉红蝴蝶结的白布袜子。我小时候脚贪长，所有的袜子都是大拇指前面有个洞，这双也不例外。

看着这双我8岁时穿过的袜子，从68岁的恒生的怀里掏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爱，那就是在我和老伴都被揪斗过以后，我们两个互相摸着脸上的伤痕抱头痛哭。

那是一种由怜而生的爱，而且，非常地短暂。

与恒生给我的这场感情相比，我想即使让我再一次选择，我也会选择没有钱而且出身低微的恒生，这是不会改变的。

可感情归感情，生活归生活，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无牵无挂的人，我有儿有女，有自己原先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的再次选择会不会得到儿女们的赞同。

可恒生给我讲了他找我的经过后，我就再也不想犹豫了。他告诉我，在找我之前，从1987年他就托人从美国和日本往家乡捎信，一方面告诉家里人他还活着，一方面，他想要回来探亲，投奔亲人。

可是，一连捎了两年信，都没有回音，最后，一个同乡回来探亲后告诉他，因为有一年闹水灾，他们村里的人都跑光了，他们家更是连原来的老屋也找不到了，听说都让水给泡在下面了。

恒生听了这个消息不太死心，又托了人回村里寻访，可是，的确，他们朱家已经一个后人也找不到了，父母在解放后不久就过世了，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在他乡生活，反正家里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恒生这才相信自己的家里真的这么惨。接到信以后，他三天没有起床，像是大病了一场。

身边的老兵不断地有人回家探亲，有的找到了亲人，干脆回家来定居，再也不回台湾了，这让恒生在台湾一个人越来越感到孤单。

1988年底，原来一个部队的一个老兵回大陆找到了失散40年的老伴，在回来探亲的前夕，请恒生几个老兵一起喝酒。

大家在一起说到了感情上的事儿，恒生忍不住便把当初因为想娶我，遭到我们家拒绝的事儿说了出来。

几个老兵一起给他出主意，让他回大陆来找我，说也许我还在等他，说即使我已另嫁他人，在死之前见上一面也好呀。

这几个老兵真的把恒生说动了心，他先是托那个老兵回老家打听我的地址，后来，那个老兵给他打电话，说地址虽然没打听到，但我还活着，并且有儿有女，这是很确切的事儿。

那个老兵鼓动他回来找我，就当回来探望亲人有什么不可以，说起来你们还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呢。

老兵的话让恒生下了决心，而且，思归心切的他也就真的办了手续回上海来了。说来也是缘分，他回老家打听我的地址，本来，家乡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可他们知道我原来老伴上班的学校，就这样他又到学校去打听我的住址，终于，在八月十五那天找到了我家，见到了我。

对他这样地有心，我觉得很感动，可是，我当时想即使是我们成了家，他还必须回台湾，那岂不又是一场分离。

可他说，自从他退役的那天起，他就盼着回家，盼着在家乡上海度过后半生，谁知从部队上下来又是8年过去了，因为，大陆这边没有亲人可以投奔，他想回家也回不来。

而如果我们结了婚，他马上就可以申请回大陆定居，经济上他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也俭省得很，有一定的积蓄。

看到我还住着老伴生前在学校里分的狭窄的公房，他说，我要给你买一座大一点的房子，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受委屈，你还犹豫什么。

也许说了这么久，吴老太头一次感到是在说一个亡故的人，而且，这个人再也不能陪在她身边的了，她突然把眼前将要“和”的牌推开，“不来了，不来了，我没心情了。”

正听得入迷的我以为她没有心情再往下说，忙给姨妈使眼色，让姨妈再劝她说下去，可吴老太坐到沙发上，掉起了眼泪。

姨妈见她的老姐妹真的伤起心来，冲我直瞪眼，忙坐到吴老太身边陪她：“好了，好了，吴家姐姐，人都已经去了一年了，你再伤心也是枉然，自己身子是最重要的啊，有些话说出来，反而会好受些，是吗？”

我原以为吴老太真的不想再提了，只得打主意想下一次用什么方式再让她聊。

可她掉了一会儿泪，叹了口气又说了起来。

真的，姑娘，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才要做得好的时候，梦便醒了，然后，那个人就走了，想想真是惨呢。

就像我和恒生两个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40年啊，人能活几个40年，可恒生他就整整等了我40年。

他说他有一次在台北看到一个女人特别像我，他就跟着人家，一路走到人家家里去，让那个女人的丈夫出来差点揍他一顿。

后来，他有了钱，有许多女人来找他，喜欢他的老实、忠厚，可他不肯，他说他有老婆，在大陆的上海等着他呢。搞得他那些老同事都以为他神经兮兮的。

他说这样才好，因为不会有人老来烦他，跟他提亲。

本来，我以为儿子、女儿会反对这件事，可孩子们在这上面特别开通。他们说，我上半辈子跟着他们的父亲没享几天福，如今，恒生伯又万里迢迢投奔而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家。

这是我没想到的。

后来我们在新开发的澳门路小区里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恒生说多一间卧室等孩子们轮流回来住些日子方便。

因为在台湾孤独了那么久，恒生特别喜欢热闹。平时他最高兴过的便是星期天了，这时孩子们都回来，爷爷长爷爷短的叫得他乐呵呵的。

他对孩子们也总是挺周到的。前年，儿子单位不景气，儿子也下了岗，可是，恒生不但鼓励他振作起来，自谋出路，还拿出10万元钱让他买辆车跑出租。

这不跑了几年，儿子家就变样了，所以，孩子们也打心眼里没有拿他当外人，出来进去叫他爸爸。

我们再成家以后，恒生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他陪着我去新、马、泰、香港旅游，这不，这个缅甸玉镯子就是在泰国买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买给你，可是我没有钱。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了钱，可是又看不到你。现在我要还我的心愿，因为，是你给了我这个家，让我在活着的时候回了家。”

我们俩自从见了面便光顾着高兴，从来没有掉过泪，可那天买完这个镯子，我哭了，我知道我盼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

过去那个老伴在结婚前送了我很多东西，可无论多贵重我从来不动心，因为我知道他家里有钱，有些东西不过是钱换来的。

可是，恒生送我这个礼物不仅仅是因为贵重，因为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有些东西是拿一辈子的时间换来的，譬如说恒生在台湾等我的这40年。

恒生是1992年5月才办好了定居手续正式回来的。

虽说这时间拖得挺长，可他三年里来回飞了很多次，每次回来就不想再走，可探亲时间一到，他就必须往回走。

有时候，到了台湾刚下飞机，在机场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要马上再申请探亲回家，他说与我成了家便有了责任，他不应该让我为他再等待，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

可台湾与大陆的这种情况一直让他很着急，他说其实两岸的民众早已是一家人，一条心，包括他在部队服役时，那些老兵哪怕是在台湾成了家的，都不会认为台湾就是归宿。

有的人攒钱，有的人锻炼身体，都为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回大陆看看，回家看看。这是一种老兵们到死也无法摆脱的情结。

恒生常说，与他们相比，他真的算是幸运的，虽说家中的亲人没有音信，可曾经喜欢的女人最终跟他在一起结婚成家，相互陪伴着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他说自己所有的等待都值了。

我们这样的好日子一直过到1998年6月，恒生早晨起来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我说你先躺着，我买回小菜来喊儿子开车过来陪你到医院看看。

可是，等我回来，恒生躺在床上已经去了，他脸上很平静，看样子没受什么痛苦。

后来，医生说他是大面积的心血管破裂，造成心肌梗塞猝然死去，应该说是没什么痛苦。

我当时特别受不了，从心里怪自己，他说不舒服，我还去买什么菜，我应该先陪他到医院。儿子也怪我不先给他打个电话，哪怕他过来陪老人去医院都晚不了。

那些天我茶饭不思，想来想去觉得是我害了他，已经过了77岁生日的他是那么害怕一个人待着，可我让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走了，我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竟也有些轻微的中风。

儿子把我送到医院住了十几天院，我才算是能起床了。直到这时儿子才敢问我：“妈，恒生爸爸的后事什么时候办？”

我这才想起，恒生他人已在医院的冰柜里待了10多天了。再受不了后事也得办了，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看他一眼。

儿子看我病歪歪的样子就劝我别再去医院了。恒生爸爸的后事由他来操办，他会把全过程录下像来回来放给我看，让我放心，一定给恒生爸爸好好操持一番，也算对得起他老人家。

自己实在撑不起来，我想也只好这样了。

就这样女儿在家陪着我，儿子、儿媳去操办了恒生的后事。

好在他在大陆也没什么人，只有同村的几个老人和后来在台湾的同乡回到大陆的出席了他的葬礼。

儿子办完后事后，把录像拿回来放给我看。我哭得晕了过去，再醒来，恒生已经不在了。“他”被装进了一个小黑匣子，被儿子捧着回了家。我想，他几十年等呀盼呀，千难万难也要投奔家里的亲人，如今，他真的回来了，我觉得我该好好活着替他守着这个家，别让他再孤孤单单一个人待着。

本来人声喧哗的房间里，因为吴老太的诉说倏然变得安静了。

这原本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平常的生老病死，因了这段不寻常的背景变得回味悠长。

那个想回家却没有亲人可以投奔的老兵，最后在自己等了40年的心上人身边离开人世，总算为这从一开始便是悲剧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色，使人不至于觉得这些老兵怎么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在悲剧中挣扎一生。

当然，那段历史带给他们的也许只有无穷无尽的思乡和没完没了的想家。

回家，在他们的人生中当是一辈子的主题。

有的老兵为这种信念坚强的活着，直到古稀之年，有的老兵为这个心愿不知祈求了多少次，让上苍给他回家的路上多一点顺风。

吴老太给我讲完这段悲欢离合后，打传呼让儿子来接她回家。

20分钟后，一个酷似她的个头不高的中年人来接她，看样子儿子对母亲的这套功课非常熟稔，他甚至不忘与我姨妈约好下次的牌局。

他说：“姆妈，说好了哪天来我去你那儿接上你，把你送过来。”

吴老太边说：“再说，再说。”便同我们再见往外边走。

我想说，吴家奶奶，这么一把年纪了，干嘛不和儿子住在一起，也好有个互相照应。

可话到嘴边，我猛然把它咽了回去。

我想起吴老太的话：“我要好好活着守着这个家，别让他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着。”

是啊，人虽已去，可亡灵还在，那些音容笑貌还在。

虽然，他们40年后的团聚，也仅仅维持了五个年头，可对于相爱的人来说，这跑他们回味，咀嚼一辈子的了。

想来，吴老太有这段回忆支撑着，守着那个家也不会再孤单。

17岁他当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当部队要开拔到台湾时，他为了逃回家乡跳进了大海。可是，救他的船仍是往台湾撤退的军船。

台湾老兵·何知春

何知春，上海人，68岁。

1948年从上海去台湾，时年17岁。

1989年第一次经澳门回祖国内地探亲。

目前在台湾嘉义县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0日。

采访地点：上海其侄子家中。

与何知春先生相约采访，费了不少周折。因为他退役前曾做到国民党的上校参谋长，应该算作台湾的高级军政人员。所以，在畅所欲言上他有一些顾虑，但是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回祖国内地寻亲时又与亲人们发生了许多情感上的冲突，这与他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有关，他的个性让我实在不能放弃。

在采访过程中，有时候出现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故事完全来自于锲而不舍的执著。

为此，我一遍遍地用电话跟他联系，每当他礼貌而淡漠地把我推得远远的时候，我就想，通上10遍电话，我们就成为老朋友了，只要他不拒绝我的电话，我就是在一步步接近他。

果然，为此我在上海又耽搁了三天，迟迟不能奔向下一个采访目标，就是因了这段比耐力比韧性的“攻坚战”。

终于，在一天晚上我又拨通了何先生的电话时，他沉默了许多，他说，为我的执著感到吃惊，他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我，他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但要求我隐去他的真实姓名。

因为他在台湾军内有一定的影响，他不想给自己制造麻烦，这同我前面采访的一些老兵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

尽管我的这次采访，所有的被采访者基本都是以真实的身份出现，可是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我想只有这样他才会真正地对我没有保留。

事实上在采访前我已经同他的侄子，上海某杂志社的一个编辑谈过多次，的确，这位老人的经历与个性应该算作比较罕见，尤其是在去台的老兵当中。所以为此我的等待是很有价值的。

约好在他上海的侄子家中见面，我如期而行。

早就听他的侄子讲过，老人每次回来都不到宾馆订好的房间去住，偏要与侄子一家挤在一个两居的房子里，为的是能与侄子彻夜聊天。

我在想，40年啊，他该有多少话想要跟家乡的亲人讲。

见面我对这位仪表堂堂的何先生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他一改电话里的谨慎和吞吞吐吐，他说这看来我们之间的确有缘。

我从小生在一个封建色彩特别浓厚的家庭。

那时，我们家在黄浦江边拥有十几条渔船，我爷爷跟我父亲都是江边出了名的渔霸，家里也很有钱。

因为我前面的两个哥哥，出生后不久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出生给什么都不缺，可就是缺香火的何家带来了莫大的欣喜。

他们给我取小名叫“狗屎”，就是希望我是连狗都不稀罕的贱命，让我不至于像前面的两个男孩那样很快夭折。

我是在家里爷爷和父母两代人的极端娇宠溺爱中长大的。读了几年私塾，因为过于调皮捣乱，让先生送回家再也不收我。

9岁时家里给我买了一个逃荒的女孩，可能是11岁吧，做童养媳，可是我不干，与爷爷吵架，要撵那个小女孩走。爷爷气得拿着剔鱼的刀在码头上追我，要宰了我，我一头扎进黄浦江才算逃掉这一切。

当时，因为我读过书，所以，满脑子的新鲜主张，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婚姻自主，更看不惯我们家里男人吃饭，女人旁边伺候，然后，大小错都要在爷爷面前被罚跪责打的封建礼教，我因为从小被惯坏了，所以，叛逆的性格就更加无法克制。

想来那时爷爷和父亲对我的表现都特别地伤心，他们没有想到从小捧着我长大，成人以后我却这么不懂事，处处反抗他们，跟他们对着干。

那时，我后面又陆续有了二弟、三弟和四弟，可不知为什么，爷爷和父亲就是疼我，就是娇纵我，而对我的那几个兄弟特别地不好，这也让我觉得不平等。

我跟爷爷讲理，说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为什么要讲这些等级观念，为什么有好吃好穿的都给我，而弟弟们除了干活就是吃剩饭。

那时，我母亲整天钻在厨房里，从来不能到客厅里去，尤其是有客人的时候，更不能出来见人，这让我觉得爷爷的规矩太欺负人，我就要给他砸烂这些旧规矩。

所以，当时我在家里人看来是个不可救药的“烂仔”。爷爷跟父亲都很失望。在家里也从来不肯理我，搞得我很孤立。

16岁那年家里要我与那个已经18岁的童养媳圆房，我百般推阻，家里就是不肯放过我，无奈之中，我在家里过了一夜就跑了出来。

为了谋生我先去一个码头做工，可是，那又苦又累的活儿对我这种娇生惯养出来的人来说根本做不了，这时，我的一个把兄弟在国民党部队里做事，他介绍我来到部队当了一个打杂的勤务人员。

那是国民党的一支杂牌军，人员也很乱，几乎愿意干就发给你一套军服一支枪，我就那样在里面混了起来。

那时候我偶尔回家，家里的人都不敢跟我讲话。因为爷爷早把我从这个家里清除了，他说他从今以后再也不认我这个不孝之子，不许家里任何人与我接近。

那时，只有我母亲偷着跟我讲两句话，塞给我点吃的，嘱咐我在外面要当心。

因为不喜欢家里给我找的那个童养媳，我每次回家都躲着她。

在那种情况下，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都跟部队在码头上驻扎着。

1948年，国民党有的部队就开始往台湾撤，刚开始我以为这支杂牌军不会撤得这么早，可有一天早晨突然来了命令，让我们的船开往台湾。

那时候好多人都没有准备，稀里糊涂地就看着船驶出了码头。

我在船上也急了。虽然，我的性格很叛逆，可骨子里我还是特别孝顺的人。

我想自己当时也纯属无奈，因为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可真的这样背井离乡，说走就走，我无论如何也得跟爷爷和父母说一声，我不能让他们太伤心。

可船越开越快，眼看就要开出吴淞口，由于从小在渔船上长大，我有一身的好水性，我来到甲板上，把那身军服一脱，枪也扔了，我就纵身跳进了黄浦江。

我想凭我的水性，在水中游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可是游着游着我就觉得没力气了，本来，早晨我根本没有吃东西，前天晚上又喝酒到很晚，身体一直没有从醉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这样我在江中几次被浪头卷到了水底，又几次硬钻了上来，可几个回合以后，我就发现自己不行了，看来我只有葬身江底喂鱼了。

我昏昏沉沉地划着水，觉得自己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最后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我想我死了以后可能只有她会为我流泪。

第二天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几个穿着国民党正规军军服的人，在我旁边走来走去。

我在最后沉下去之前，被救了上来。而救我的这艘船也是撤往台湾的，我没有力气再逃了，也许，远离家乡和亲人，是我那时唯一的命运。

我18岁到了台湾，被编进了正规军，接受了很多训练，因为是小兵，所以吃了很多苦。

后来，我被分到了连队，因为从小写的一手毛笔字不错，连长见我又有些文化，便留我在连里干了文书。

同许多从大陆去台湾的小兵一样，我在那里举目无亲，而且，因为年龄小总要被别人欺负，而且，国民党军队里的那种风气更是让人受不了。

一直没有真正体会过什么叫做受苦的我，在台湾真的尝到了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为了脱离苦海，我开始拼命用功读书，我下决心要通过考军校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为自己找一条活路。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军校，并且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从军校毕业我被派到金门驻守。

也许看到我的资质不错，人又很勤奋上进，我陆续又被送进战争战略学院，海陆空三军学院深造，后来被提升为营长。

我在金门驻守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那一年她18岁，我41岁。

本来她是在我们部队营地门口开成衣店的。那时不断有老兵退役。我这个人很重感情，也很讲义气。

虽说我那时已成为长官，可我总觉得这些老兵在台湾无亲无故，退役以后自谋生路将来还有很难的一条路要自己走，我很想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鼓励。

由于我毛笔字写得好，老兵们退役时纷纷要我给他们写条幅留念。

可我知道他们离开营地以后，会因为没有固定居所而东搬西迁，写好的条幅很容易就会给弄丢了。

我从心里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激励精神的东西好好收藏，困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鼓鼓劲儿。

这时我就想出来，把字写好后，用金线绣在丝绒上，然后制成一面面小锦旗赠送给退役的老兵作为分别的礼物的办法。

因为总要到那家成衣店去做锦旗，我就和那个聪明、清秀的女孩熟悉了起来。

看到我一次次地去给那些退役的老兵制作这些分手的礼物，并且都是自己掏腰包，那个女孩也挺感动，她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个长官对部下这么有情有义，你这么做他们都会好好记得你的。”

我说我倒不是为了让他们记得我，我只是想尽一点心意，别的我帮不了他们，给他们一点人生的鼓励，让他们振作一点，好好活下去，我想是我的责任。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来往便密切起来，那个女孩也从仰慕、崇拜我变得真正爱上我。

那时，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从来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的我，第一次觉得生活其实还可以有美好的时候。

并且，当时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大陆的家已经变得很遥远，几乎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家了，我当时对这一点感到特别地绝望。

我总想自己是个不孝的逆子，这次是真正地被家人所遗忘了。

在台湾已经孤单了20多年的我特别渴望有个家，有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家里为我操持一切。

就这样我到那个女孩的父母面前开口求婚，却遭到她父亲的拒绝。

她们家是福建人，在台湾也是几辈子了，所以，他们不同意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在他们的眼里，我的所有努力一钱不值。

当时我的个性极为强悍，甚至有些霸道，他父亲大概看我也不太好惹，便要我拿出60两黄金作为娶他女儿的聘礼。

我当时虽然已当军官多年，可由于平时从不注意节俭，身边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积蓄。我知道他父亲是在故意刁难我。

为这事儿我苦恼了很久，后来，还是几个战友帮了我的忙，东拼西凑地帮我凑足了这笔黄金，这样，她父母终于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后来，我们就在金门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不久，我被调到了台湾的装甲旅干旅长，以后又做了师参谋长。

那时，我们的孩子陆续出世，我们在台北的嘉义县安定下来，我太太成为很能干的保险公司经理，我们之间一直相濡以沫，度过这么多年。

1983年，我这个17岁离开家，在外面闯闯荡荡几十年的游子也52岁了，我开始无以克制地想家想亲人。

一直为自己从一个小兵奋斗到今天这个职位感到有些不凡的何先生，在谈到他终于开始想家时，突然停了下来。

他不再像刚才那样正视着我的眼睛侃侃而谈，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窗外。

在这11层高的楼房窗外，我们看到的除了同样高的楼房，就是楼房之间偶尔露出的几角蓝天，人的视线在这里是被隔断的。

可何先生的眼睛里有一种苍茫的东西，是那种思绪飞得很远很远的感觉。

我知道是这种回忆触动了他内心深处尘封很久的东西。

那是一种时空无法割断的记忆，在他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永生。

那个时候由于两岸的关系一直不正常，我想给家里人捎个信儿，又怕给他们惹来麻烦，毕竟，我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这么多年。

可是，1983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稳定，对台湾同胞的政策也特别地宽松，我开始有了与家里人联系的想法。

我的第一封信是托一个安徽老兵从日本带回上海的。上面写了我父亲的名儿，一些老邻居收到后，便给我住在市里的三弟送了去。

那时我爷爷跟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家里二弟成了长子，弟兄们有事都要跟他商量。

三弟把我的信拿到二弟那里，他们几个是又惊又喜。因为我几十年没有音信，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而且，因为我的牵扯，他们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这里面因为二弟是教员，所以，他受到的批斗就更多，几乎半辈子没有停过。

这时收到我的信，他们几个的心情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见信中主要是问老人是否还在，二弟让四弟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并且，带回来念给大家听了以后，才又托人给我捎了回来。

我见到信后，知道老人都不在了，我悄悄地哭了一场，又写了第二封信，问二弟他们老人的坟修在哪儿，我希望能有朝一日到老人的坟上看看，添一把土，也算是尽孝了。

可我不知道我的这封信让二弟他们为了难。

因为出身不好，老人的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给平了，如今那儿早已是一片稻田，根本找不到坟的影子。

可看我当时的口气，二弟他们觉得如果说老人坟也早已找不到了，我肯定会特别地伤心、失望，也许从此我就不会再回来。

为了安慰我，他们兄弟几人商量好了，到郊区的山地里造了一个假坟拍了照片寄给了我。

我当时接到照片，心里特别地激动，心想老人总算有个栖身之地，看上去坟修得还不错，我想这样我的罪过也会轻一些。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役，回家探亲的事儿根本连想都不能想，我只好经常托人捎信给他们，以解自己的思乡之痛。

1987年，我又收到了四弟的信儿，他告诉我自己得了肺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希望在死之前见我一面。

他在信中说：“大哥，我们兄弟已经42年没有见面了，你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我还记得你当时是那么威风，那么神气，我小时候很想长大也像你一样勇敢。”

四弟的信让我翻来覆去地看，都弄破了，那上面被我的眼泪弄得斑斑驳驳。

这么多年只有四弟的这封信让我感到惭愧。我算什么神气，威风啊，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相聚，我这么多年得到的不多，失去的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为了四弟我提前办了退休。可是去办探亲手续又被告知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退休3年之内不得回大陆探亲。

我终于没有在四弟离开人世之前回来。

1989年，我因为在澳门投资了一个跑马场，作为马会的副主席到澳门视察。

刚离开香港，我就想机会来了，我在澳门只待了一天，便直奔大陆的上海，我回家了，那一年我59岁。

见到二弟，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这时四弟已经去世两年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四弟媳见到我也掉了泪，她说：“大哥，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老四等你等得有多苦啊，临死都念叨你，说你要是回来就赶快点上香告诉他。”

这次回来因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只待了6天时间。

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和二弟挤在一张床上睡一宿，我是想跟他彻夜长谈。这么多年来我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我希望我的亲人能够听到我的倾诉。

可是二弟家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上海的夏天那么热，他们居然没有可以洗澡的地方，只是每个人端盆水到院子里去冲冲了事，这让我有些受不了。

但我既然回来了，就是为了跟亲人团聚，也并不在乎这些小事。天热得睡不着，我就搬个小竹凳坐在门口与二弟聊天。可最让我伤心的是二弟并不理解我。

由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多牵连，自己的前途也全部毁在这上面，二弟对我是有成见的。

他一开口就指责我当时不听老人的话，说我父亲是活活被我气死的，母亲是因为后来想我几乎想疯了才一病不起的。

他说，我们这个家家破人亡，全是因为出了我这个不孝之子。

我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很荒唐，做了不少糊涂事，可是二弟这样指责我，我却受不了。

我在台湾飘泊了40年有了今天的日子，全靠我自己的奋斗。如果说是一出悲剧的话，我也只是悲剧的承受者，而非制造者。

那天，我和二弟40年后第一次在一起，却吵了起来，二弟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说不过我就不再吭气，但是，眼神明显是拒绝我的。

那天夜里两点我独自一人走上了上海街头。满心的郁闷和委屈让我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次难得的相聚会变成这样？

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从澳门偷偷跑过来的，可是我的家人却认为这些年我的荣华富贵，都是以他们的痛苦为代价的，这种误解让我们彼此都受到了伤害。

第二天天一亮，我回去找到了二弟，诚恳地向他道歉，我请求他原谅我，如果说我给他造成了伤害的话。

二弟是沉默的。

他不动声色地把我爱吃的点心摆满了一桌子，还给我盛了一碗我最爱喝的咸豆浆。

他说：“快趁热吃饭，一会儿车来了，我们去给爹娘上坟。”

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兄弟几人往郊区驶去，一路上我看不够家乡的景色，连空气都觉得是家乡的清新。

到了郊外的一个山坡，二弟说：“你们上去吧，我在下面等着。”

二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带我向山坡上爬去。

爬到半山腰，一个土包兀立在我眼前，侄子说：“大伯，到了，就是这儿了。”

我当时想都没顾得想，“扑腾”便跪在坟前，又说了一句：“爹、娘，我对不起你们！”便一口气憋得晕了过去。

侄子一番给我掐人中、揉心口我才苏醒过来。趴在地上就哭。

我说我小时候不懂事，从小不听话惹得他们伤心，说大了以后懂事了，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那时候，我的委屈，我的失意，我的愧悔全部都涌上来，让我不知道该跟爹娘怎么倾诉。

就在我边哭边说，什么都不知道了的时候，我脚下的一块泥土却突然松了。这块坟地正好在一个山坡的边缘，再往外一点就是一道深沟，我随着那块松掉的土往沟里掉下去，这时我侄子一把拽住了我，好歹把我拽了上来，可他的胳膊已经被杂草磨破了一大块皮，流出了血。

这种惊险让我觉得也许爹娘地下有知，他们听到了我的哭诉，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让我知道自己的错。

对侄子救了我的命，我十分地感激，跟二弟话不投机，二弟的这个儿子却跟我十分聊得来。

毕竟，他是年轻的一代，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看问题，因此，从那天起，我便搬到侄子家去跟他住在一起。

那次回来我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匆匆赶回澳门。可这次大陆之行让我陷进了一个损失最为惨重的圈套里。

那几个与我合伙修建跑马场的人见我没在澳门，竟携款逃了，这里面我是最大的股东，因此我几乎全部的家产都投在里面，这样我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看到是这种结果，我又气又急，回到台湾便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得了大肠癌，我赶紧做了切除手术，身体才算没有垮掉。

这次打击加上二弟对我的误解让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

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要说有什么遗憾便是不能堂堂正正地回大陆，回自己的家看看。

而且，由于我的牵连，我的家从刚刚解放便接受审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才算平息，我知道弟兄们也都是很聪慧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念过大学、有过好职业的，这让我觉得愧对他们。

回到台湾细细想来，我才觉得二弟对我的误解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时我很想对他有所补偿，可二弟对我的钱财均拒绝了，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你有钱才认你这个大哥的，同样，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来到这个家里，你仍是我们的大哥。

二弟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

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他本来说好了，让儿子去送我，他就不到机场送我了。

我知道他嘴上跟我吵，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大哥的，也许他怕分别那种场面的难受，所以，不想到机场送我。

可是我在机场已经入了关，开始往飞机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何先生吗？”

我忙点头说：“是。”

她说你的家人在机场外面送你，请你回头再看他们一眼。

我一听马上回头张望，却一眼看见了气喘吁吁的二弟在入关处那里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挥着手。

我只看到他的嘴在动，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我痴痴地望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后面的人已经催我快点进去，我只好向二弟用力挥了挥手，说了一声，“再见！”便上了飞机。

可是我跟二弟没有再见。

他于1994年1月1日，因食道癌去世。

而1994年夏天一帮老兵找到我，请我带他们回来。他们当中好多人是第一次与家人联系上，所以，对回来会怎么样心里也挺没底的。

由于我曾经是他们的长官，所以，对我他们还是挺信任的，我也就带着他们一起回来了。

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二弟已在1月份去世，我当时责怪侄子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父亲不允许他对我说。

我知道二弟直到死还在怪我，他不肯原谅我。可是侄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大伯，你别怪我父亲倔，他不想让你知道是因为你的身体也不好，投资上又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特别怕你为难。总对我们说，别看你大伯回来挺大方的，他孩子小，用钱的地方多，大妈又是台湾人，咱们要多想想他的难处。”那次你走的时候，他说好不去送你，可是，我们走了，他又到处找车往机场赶。

到了机场他知道你已经入关，对我说：“想个办法让你大伯回头我再看他一眼，我有个预感我们不会再活着见面了。”

我当时特别不高兴，说他这种年纪说这样的话特别晦气。可是我不知道那时父亲真的有预感，因为，送走了你不久，他就发现了癌症。

侄子的话让我几宿都没法合眼，我不知道二弟临死前是不是还在怨恨我，可他分明是爱我的，他嘴上却从来不说。

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将来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结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这代人过得特别地悲凉、凄惨。

像这样回来还有个家可去，可是有的老兵回来却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接纳他。

这次回来我给爹娘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墓，我拿图纸给侄子看，让他帮我来实现给老人修缮墓地的心愿。

可侄子再三推阻，后来，他看实在瞒不住，便把那次我们去的地方是临时设置的，根本不是老人的坟地的事实真相告诉了我。

我当时听了感到特别地震惊，怎么这种事儿你们都敢做假的？

侄子看我真的生气了，也很委屈地解释到：因为当时接到你问爷爷、奶奶坟地的信，父亲他们也很内疚，觉得没给老人留下点什么东西，将来你回来时无法向你交代。

可那时的形势根本不是我父亲他们能够左右的，当时三叔就提出来做个假的，他说：“这样至少大哥回来想哭也有个地方哭啊。”

就这样父亲才同意了给爷爷、奶奶修个假坟。本想你回来去看看了却心愿也就是了，可你又提出给他们修墓，这事儿我实在没法解决了。

因为当时那块地是借人家的，现在早已经还回去，所以，你让我上哪儿去给爷爷、奶奶修公墓。

侄子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只好把图纸默默地给烧掉了，这成了我此生难以如愿以偿的遗憾。

这次回来在家乡待了22天，侄子陪我到处走了走，我简直开心极了。

我没想到家乡的变化会这么大，没想到家乡人的生活会这样子，这让我本来就想叶落归根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说到这里一直有些谨慎的何先生更加惆怅起来。

他默默地搔了搔满头的白发，有些无可奈何地苦笑。像要掩饰什么似的端起茶杯，可又一口没喝放回原处，我知道他有为难的心事，却无法说出口。

我注意到在他的叙述中始终没有他太太和几个孩子的细节，我知道他那种想要叶落归根的愿望在什么地方给截住了。

你知道我结婚晚，所以，孩子小，太太年轻，他们当然都很好了，可是，我每次回大陆一趟，回台湾以后就要大病一场，因此，他们不是特别赞成我总回来。

可是我毕竟年纪大了，心里老是有这个家的牵挂，晚年我的收入不是很多，想要回一趟大陆我得向太太、儿子伸手，我心里就特别地不好受。

这不，前几年我的毛笔字还在日本得了大奖，因此，在台湾我经常写几幅字送到字画店里，让他们寄卖，有时候几天也卖不了。

有时候卖了，我便把这钱攒起来，等着回家时用。

现在我身边只剩下了三弟还活着，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好好地帮帮他。

1997年，我同太太商量好了以后，把三弟、三弟媳接到台湾探亲，住了三个月，他们玩得挺开心的，我也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1989年，我第一次回来时，跟二弟提起我的那个童养媳，二弟说，她在我走后，还给我生了个儿子，但因为生麻疹，很小就死掉了。

解放以后，那个女人到处控诉我们家的罪行，后来我父亲陪她上人民政府办了离婚手续，她又改嫁了。

可听说她以后嫁的丈夫也死了，只给她留下一个儿子，我回来时，她的儿子已在外轮上做船员了。

看到周围有好多从台湾回来的老兵，那个女人还曾经找我二弟，打听我有没有信来。可那时二弟也没接到我的信，所以，那个女人就很失望地走了。

听二弟这样说，我考虑再三拿出200美金，请二弟转交给她，可二弟说：“你何必再去惹人家伤心，本来你就没爱过她，所以，你并不欠她什么，让她以为你不在了比知道你活着好。”

我想想二弟说的有道理，这个根本在我的脑海里是个模糊印象的女人，只能是我们封建家庭的牺牲品，我从来没有爱过她，所以，即使见了面也无话可说，更何况我在台湾还娶了亲。

可是，由于我亲戚挺多，来往的人也杂，还是有人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她。

有一天她竟真的找到二弟家，要跟我见上一面，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见她。

我想我这一生留给别人的痛苦够多的了，我不想再伤害那个也已是暮年的女人。

我们都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她想要的我不可能给她，可我的心境她也未必能够理解，所以，与其相对无言，不如大家各自忘掉，我想那段历史只能这样去处理了。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的这些往事回头看看，真是遗憾太多了。所以，我不想谈，根本不想再谈，只是今天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才谈这么多。

我这次回来是看房子的。

我想在上海买个房子，让太太和孩子们都回来看看，我们祖国内地才是真正的家啊！

我这几年身体不好，太太不许我坐飞机出远门，可是，在台湾我又想家，想亲人们，我想半辈子我都欠他们的，我想在后半生跟他们团聚再也不分开。

可是，这样的愿望迟迟地实现不了。因为，我台湾的四个孩子都还没有结婚，我还有父亲的责任要尽。

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再过两年，等孩子们都成家了，我就要回来定居。孩子们还年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可我已经来日无多，我要按着自己的愿望去选择归宿。

上帝应该给我这个机会了。

有一次我在台湾的家里，侄子突然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来，说有一个人要找我。

我接过电话一听，是我原来的一个老部下，他已经办好了手续在上海定居，无意中同我侄子聊起来，才知道我还在台湾。

那个老兵在电话里哭了。

他说：“长官，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退役时你送给我的小锦旗到现在还在我的行李箱里，这些年来颠沛流离，我丢了很多东西，但是，从来都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我知道那是你对我的鼓励和祝福，这些年来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找到了亲人，已经在上海的家中定居了，老长官，你年纪也不小了吧，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到时候给我个信，我到机场去接你，我们在大陆再见。”

老兵的话当时让我泪流满面。后来我握着话筒只一个劲儿地点头，根本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我只知道他约我在大陆再见。

这也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心愿，我相信这一天也不会远了。

与何知春先生告别，我走上上海繁华的大街。

远处近处闪烁的霓虹灯和眼前不断走过的年轻的男孩女孩，让我顿觉屋里屋外两个多么遥远的世界啊！

那段沉重的往事锁住了那么多想要飞越海峡的翅膀，而这翅膀承载的是多少无声的叹息。

有时候，我想，白发、眼泪、老去的男人和女人，在岁月的长河里究竟占多大的比重？为什么总要有这样的阴影使并不漫长的人生变得遗憾大于满足，分离多于相聚。

这绝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我想起那些使民族走上这样一条路的始作俑者，他们又何尝不是为人子为人父的，有家难回，有高堂在却无以回报，这岂是一个“痛”字可以了结。

万物生长都有其溯本求源的过程，人自然更是有始有终。最可怕的是忘掉其始，也不得其终，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地，我无法想象。

我想到那些老兵的呼唤，他们又何尝不是台湾民众的代言人！

老兵盼归，民心向归。

漂泊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宝岛，好风凭借力，你真的应该扬起回家的风帆了。

带着妻子走上军舰的那个瞬间，他回头望望在奶妈怀里只有60天大的儿子，以为这次同每次一样，只是一次普通的执行任务，可是直到1989年回祖国内地探亲前夕，他才明白自己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机票是随着他的骨灰一起，终于由妻子带着他上路了。

台湾老兵·施存成

施存成，山东栖霞县人，72人。

1949年从青岛港随国民党军舰撤退台湾时，时年32岁。

1989年在回祖国内地探亲前夕去世。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观象山宾馆。

听说施存成先生的故事，来源于我在邻居家的一次闲聊。

正在到处寻找台湾老兵线索的我，三句话不离本行，邻居大妈听了，有些唏嘘地说，他们这些人是该写，他们这些人是该写写啊！

大妈的女儿想起了她的二姑，这位随在国民党军舰上服役的丈夫1949年5月到台湾去的女人，正巧8月份要回青岛探亲。

于是，我问他在青岛还有什么亲人？

大妈的女儿犹豫起来，最后吞吞吐吐地说，她是我父亲的二妹，可我父亲跟大姐都早已去世了，也就是我们这还算亲人吧。

这时大妈突然说：“她还有个亲生儿子呢，只不过早已经不认识她了，为了这啊，她回来看一次，就哭一次，发誓再也不回来了。这不，才回去两年又着急回来，我懂她那当娘的心啊。”

“那她先生呢？”我忍不住地问。

别提那老先生了。天天盼着回家，天天想着儿子，可是，好歹跑着把手续办好了，机票也拿到手了，可是，他在走的头一天晚上脑血管破裂，40年，他就这么把自己扔在外面了。

我想象着那个攥着机票走上不归路的老人，对于他来说回家是个多么昂贵而奢侈的梦啊！

他以生命为代价，最终只能望乡而不得归。

那她太太回来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她是抱着先生的骨灰回来的，飞机的座位上放着老人生前最喜欢的一双皮鞋，他们夫妻俩就是这样回家来了。

邻居的大妈说完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却与她女儿约好，等她二姑一回青岛马上通知我，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8月16日，我正在青岛黄岛区采访，接到了邻居大妈女儿的电话，她说二姑回来了，住在观象山宾馆，她说二姑同意同我谈谈，但白天不行，因为她要去看儿子。

我说晚上可以吗？因为我也是晚上才能赶回青岛市里。

好吧，晚上8点我陪你一起过去。

邻居大妈的女儿是典型的山东人，一副热心肠。以前，她就常说我二姑的事儿编成电视剧也有人看的。

晚上8点我见到了邻居大妈女儿的二姑，按照台湾的习惯，她被称为施张玉凤女士。

这位已经71岁的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如果不是薄施脂粉，并且，穿着色彩、图案都很夸张的长裙，她与青岛街头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

可是，话题一展开，身心疲惫的她完全没有当地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那种悠闲和自在。

一种牵肠挂肚和惭愧、内疚的情绪让她的诉说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我跟她客气：“二姑，今天去看儿子了？”

她却皱皱眉头，叹了口气说：“那能叫看吗？隔老远看几眼也就算了。唉，我平时总想着这个儿子在，总想要回家看看他，可回来一次就伤心一次。”

“怎么，儿子不知道您回来了吗？”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根本就不认我，从1989年到今年，整整10年了。我帮他盖了房子，可他不认我是他娘，他只知道他现在的娘是他的亲娘，他们相依为命几十年，我这个亲娘倒成了外人。

老太太说着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做母亲的与亲生儿子只能持手相看却不能相认，这的确是一件残忍的事。

“可你们走的时候他多大？”我想我只能开门见山，让老太太从头说起了。

儿子是1949年2月生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他爸刚从美国去接新船回来，知道我为他生了个儿子，高兴得在船上请客喝酒。第一天下船回家就喝醉了，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像一只猫一样。

我当时还特别不高兴，我说才刚生下来不到10天的孩子，你要他像牛一样大吗？

我先生比我大11岁，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的。所以，直到30岁才娶上媳妇，因此，他对我很好，是个脾气好的不得了的男人。

我们夫妻虽然年龄相差挺大，但感情很好，那时他在国民党的船上做大副，有时候很长时间才下一次船，这孩子基本上我一个人带。

后来，他看我太累，便帮我请了一个奶妈，这时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

从美国回来不久，他便经常跟我说，什么形势紧张了，什么弄不好他们全部要撤到台湾了。

我当时只顾着儿子，对他说的话也没当真，但是，我跟他说，我可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天边你也不能丢下我们母子不管，你走了，剩下我们只有等死。

刚开始我们只把这话当笑话来说，可到了5月份突然就吃紧起来，他一连十几天没有下船，我那刚刚60天的儿子正好在家出疹子，不敢见风，我想去码头找他，可又走不开。

正在着急，有一天，他风风火火地回来，要我收拾点东西，立即抱着儿子跟他上船。

奶妈说：“这孩子正出疹子呢，这会儿出去让风吹了还不要孩子的命啊。”

可是我不能扔下儿子啊，他才两个月大，没有娘他可怎么办。

他爸一边催我赶快拿主意，一边闷着头抽烟。

我说，我们这一走还回来吗？

他说，回来，怎么能不回来，这是咱老家啊，这次大概是临时性调防，不出十天半个月我们又会再调回来。

那你自己走吧，我带着儿子等你回来。实在没办法，我这样对他说。

这……孩子他爸犹豫了半天。

我们长官下命令，要我们带着家眷，我也吃不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说，有不少人已经把老婆、孩子接上船了。

商量来商量去，那一夜，除了儿子因为出疹子发烧而昏睡着，我们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离开船的时间只剩下了三个多小时，可我们还没有拿好主意。

孩子他爸舍不得我和儿子，可儿子不可能带出去，那样只会让孩子病得更重。他30岁上才娶上媳妇，这一走又不知道何年何月，他从心里舍不得我。

最后，还是奶妈帮我们拿了个主意。她说太太，我看你还是跟施先生走吧，这个孩子还小，他不记得什么，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把他交给我。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有的吃，就有他吃的，你们就放心走吧。

我当时特别舍不得孩子，可又舍不得孩子他爸，只顾抱着儿子哭。

这时离开船只有两个多小时了，孩子他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来回踱着步催我快决定。

我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走？能不能留下来？

可他说，我是军人啊，不是老百姓，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是不走就是临阵脱逃，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那会儿正好是春天，窗外樱花开得正是好看的时候，深一层浅一层的在风中轻轻晃动着，我本来想孩子他爸一下船，便让他带我和儿子去看看樱花，可没想到，他一回来我们就面临生离死别。

这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家门口，一个小兵匆匆跑过来，催我们一家快上船，他说长官都发火了，就剩我们一家了。

慌乱中我抓紧了孩子他爸，我说，要走你带我一块走，我不想让你离开这个家。

这时候，孩子他爸掏出了几块钱放在奶妈抱着的儿子的胸前。他说：“刘妈，这孩子就先交给你了，我和他娘先走一步，等局势一稳定，我们就回来，我想也不过就几个月的时间，这几块钱是我刚发的薪水，你拿着和孩子一起用吧。”

说完，孩子他爸拽着我就往外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亲亲儿子都还在发烧的小脸，看着他满脸的小红疹子，我给奶妈一下子跪下了，我说：“刘妈，以后您就是孩子的亲娘，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儿子，是死是活让他跟着你往前奔吧。”

上了船，我挤在那些拖儿带女的军官太太中间，看到她们手上有的抱着儿子，有的搂着女儿，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什么也没有了，孩子他爸一上船就被长官给叫走了，我一个人趴在船舷上，望着越离越远的老家，哭了个昏天暗地。

那时候我还满脑子幻想，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不过是暂时躲避一下。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如果是暂时的，他们为什么非叫带上家眷，分明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白这一去没有归期，可是，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并不知道。

到了台湾，我跟孩子他爸驻守在基隆港，那时，他到了舰艇学校当了教员，可也是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我和许多同时一起去台湾的太太们住在潮湿的板房里，没有青菜吃，我们就找块荒地自己种。

台湾的台风多，常常是这边的菜苗刚刚长起来，那边台风暴雨来了，把地冲个乱七八糟。没有办法，我们只得重新再开荒，要播下种子。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陆续生下三个女儿，那个时候，生活过得也很艰难，我们一家五口住棚屋一直住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年，孩子他爸在舰艇上带学生实习操作时出了意外，让炮弹片给崩瞎一只眼睛，我们才用他的赔偿金买了楼房。

那是1962年，孩子他爸45岁。

从那以后，孩子他爸便退役了，我那时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孩子他爸一退下来，虽然，我们当时拿了一大笔钱，可买了房子就所剩无几，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有着落了。

好在孩子他爸人很聪明，他在舰艇上又是学无线电出身的，这时候，他背个工具箱，戴个墨镜挨家挨户帮人修理收音机、半导体什么的。

那时我们全家都迁往高雄，我的三个女儿陆续也在高雄读书了。一家人为活着忙忙碌碌，而我那时竟没有时间去想在大陆的儿子怎么样了。

到了7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不错，我和孩子他爸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专卖钓鱼工具的小店，慢慢地生活就宽裕起来。

我的三个女儿都读完了大学，大女儿还随读博士的丈夫到美国陪读去了，二女儿在加拿大一家公司做事，只有小女儿跟我们一起住在高雄，可她也结婚有了自己的家，不大常回娘家，这时，我和老伴才发现我们真的老了。

半辈子都在为好好活下去挣扎，我们顾不得想家，可老了都几乎走不动了，我们这才想，眨眼我们离开老家已经快40年了。

听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里，我有些与众不同的感受。

在我所采访的老兵当中，像他们这样夫妻双双去台湾并不特别的多，因而，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前半生为生存打拼，人到暮年才恍然回首，发现已离家那么久的感觉，可能也只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中才会有的。

毕竟无论艰难困苦，无论风风雨雨，他们还能够彼此相扶走过，比起那些抛妻别子，孤身一人飘零的老兵来，他们真可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啊！

我第一次知道家里的信儿，还是美国的女儿打过电话来问，说妈妈是不是有个大哥在大陆的青岛，她问我他叫什么。

那些年台湾的气氛并不宽松，我们都很忌讳谈起这些事，我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女儿说她先生的课题组里有一个来自大陆青岛的博士生，他不久要回祖国内地，听说我们家里有亲人在青岛，他主动提出帮我们联系联系看。

当时，我有些心潮起伏，女儿的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儿子，走时才60天大的儿子要是活着也是中年人了。

可是，女儿并不知道她前面还有一个哥哥，过去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她们三姐妹提过。

这时我也想我大哥和大姐，虽说我当时是被收养的，但他们对我不错，只是，我结婚以后就来往的少了。

而且，我离开青岛时那样匆匆忙忙，都没有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们可能都已经忘记我了。

可我偶尔提起的大哥竟让女儿记住了，要说家乡的大哥、大姐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可毕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们彼此也亲密过。

与大女婿共过事的那个青岛的博士，从美国回国后真的很认真地去替我们打听了，并且，很快给美国我的大女儿发来了回信。

因为他们都搬家了，所以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我大哥的女婿找到我大哥。

那时，大哥已经78岁了，可他还记得我这个小妹，给我寄来了全家的照片，但是，我大姐已经不在了，她在1960年便去世，两个女儿也都嫁到了外地，基本上失去了音信。

这是1987年。

接到家里的信儿，我像做梦似的，看着照片上老态龙钟的大哥，和那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陌生面孔，我跟老伴说，你说咱儿子还能活着吗？

我那走的时候又威风又神气的老伴也已经70岁了。

由于右眼在几十年前的事故中瞎掉了，左眼的视力在他老了以后也急剧下降，他看报纸要戴上眼镜，把三个放大镜绑在一起才能看清楚。

他看着我大哥一家的照片，也总是念叨，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儿子了，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说什么也要找到儿子，给儿子一点补偿。

可那时与大陆通信都要七转八转，经过很多伪装才能寄到我们手里，找孩子这种事儿我们不回去恐怕根本无处查找。

再接到大女儿的电话，我就忍不住把她在大陆还有个哥哥的事儿告诉了她。

女儿听了半天才说，妈妈，你可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爸爸能把那么小的孩子扔下就走。

女儿那时在美国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做了母亲的她当然知道与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是种什么样的残忍。

可是，我没有办法，女儿，我当时要不舍下孩子，就要失去你父亲，再说，他们告诉我几个月以后就会回来，要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面对大洋彼岸女儿的不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女儿她们这一代人也很难理解，毕竟，那是过去了的历史。

女儿沉默地放下了电话，但是她答应再托那个青岛的朋友帮我查查看，而我能够提供的只有那个奶妈的名字，“刘翠梅”和我儿子的乳名“金金”。

整整一年，一直到1988年女儿回台湾过春节时，大陆这边才了确切消息，那个奶妈早已不在人世，她倒是有四个儿子都活着，其中有一个当初送给了别人收养。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过春节的时候接到这个信儿，让我悲喜交加，那时候台湾已经允许可以回大陆探亲，我和老伴商量说什么也要回一趟大陆，亲自去寻访儿子的下落。

几个女儿听说还有个哥哥在大陆下落不明，也支持我们老两口亲自回来看看，是死是活有个结果，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牵肠挂肚了。

就这样，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着手办手续，跑来跑去忙了三个多月，才算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我和老伴每天出去买东西，大包小包的什么都想往大陆的家里带。

可是，那几天老伴的眼底老有出血的迹象，我只顾得忙回家的事儿，却以为他是老毛病又犯了，催他吃药赶快上床去休息，因为，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启程了。

老伴上床躺下时还跟我唠叨，说咱儿子要是找到的话，就让他到台湾来看看，然后，咱老两口就回大陆定居，跟着儿子过比跟着谁都踏实，要是儿子有了儿子，那咱们就是儿孙满堂，想想这个这么多年受的苦也值了。

我看他把事情净往好里想，也忍不住要泼点冷水，我说，你别高兴得太早，儿子还没下落呢，当初是咱们把他扔下了，要是真活下来，他认不认我们还是个事呢，我现在只想着能够找到他，知道他活得好好的就行了。至于别的那得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

正说着，老伴突然在床上嘟哝了一句，“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我忙过去看他哪里难受，可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眼睛闭得紧紧的，脸上很难受的表情。

我吓坏了，忙喊他，老伴，老伴，你这是怎么啦？

可是他没有理我，我赶快打电话叫来了救生车，送到医院人已经没气了，医生说是脑血管破裂，跟他左眼的病变有关。

我这老伴乐观了一辈子，最终还是为那场几十年前的事故送了命。

从当年把刚刚出生60天的儿子托给别人，毅然跟随丈夫奔向那未知的命运的选择来看，施张玉凤女士跟丈夫的确是相濡以沫。

这么多年来，他们能够在台湾相互支撑着走到暮年，也算是一段劫后余生，所以，相互依赖的一方一旦倒下，那种打击将是难以承受的。

进门时看上去还比较爽朗的施张玉凤女士提到老伴突然离她而去，而且，还是在要启程回家寻找儿子的前夕，不由泪流满面。

这使她看上去是那么柔弱无助，像一个在战乱中被侵犯了的母亲。

事实上她所有的苦痛又岂不是因为那场生离死别。40年前她与儿子生生别离，40年后她又与丈夫阴阳相隔，人间的悲欢她还要承受多少呢？

邻居大妈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侄女一边陪她掉泪一边把雪白的纸巾递给她，轻轻拭去脸上的薄粉，施张玉凤女士显得慈祥起来。

为了打破这种凝重，我端起茶杯去泡茶，施张玉凤女士忙阻拦我：“别去，我不是跟你客气，我晚上从来不喝茶，睡不着觉。”

我微微一笑放下了茶杯。

有了这么多的伤心往事的人是多么惧怕那睡不着觉的夜晚啊！

本来我们是打算几天后就启程回大陆的，可老伴突然去世，我只得把机票的时间往后调了调，先给老伴把后事操办了。

几个女儿都回来了，她们知道我们夫妻一直感情很好，所以，都安慰我让我别太难过，事情由她们去做。

就这样那几天，我像个木偶一样被她们扶着拖着总算坚持了下来。可丧事一办完我就病倒了。

在国外生活的女儿们都回去了。只有小女儿在身边守着我，我迷迷糊糊地昏睡了十几天，总梦见老伴对我说，他在那边太孤单了，他想让我去陪他。

我哭着对他说，我倒是想去陪他，可是回家的事儿呢，儿子呢，难道我们就这样老死在台湾算了，我们就不再往家走了。

老伴不吭气了，我看见他嘴里眼里全是血，我吓坏了，拼命挣扎终于醒了过来。跟女儿一说这个梦，女儿说我得去爸爸灵前说几句，让他安心地上路，别还要来扯上你。

我说，你爸爸是不甘心啊，他死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真的就再也回不了大陆，这一天他连想也没想过啊，这也不怨他不肯走啊！

女儿见我在台湾整天想着她的父亲，眼看人也憔悴下去，也希望我赶快换个环境过一段时间。本来，并不特别放心我一个人回大陆的她，只得帮我把机票又订好了。

两张机票，她问我是不是要退掉一张，我说不用了，就让那个机位空着吧，你爸爸要是地下有知，他会跟我一起回家的。

那天上了飞机，我把老伴最喜欢的一双皮鞋放在了身边空起来的座位上。那是老伴原先打算穿着回大陆的，可现在物在人亡，我只有帮他了结这个心愿了。

空中小姐几次走过来想问问什么事几次都欲言又止，最后，她也许看到了我手里抱着的骨灰盒，她明白了一切，并善解人意地在送水的时候，给了我两杯矿泉水。

大哥的儿子、女儿、女婿到机场迎接的我，见到这些年轻人我不觉得怎么伤心，可回到家里见到已中风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哥，我扑在他怀里哭了起来。

大哥抚摸我花白的头发，边说边老泪纵横。他说，走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转眼也成老太婆了，你这丫头主意太大，当年把儿子放下就走了，连个信儿也不给我们，让爹娘直牵挂到死啊！

听他提起养父母，我更是悲从中来，因为从小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直到十六七岁以后，我才听邻居们说，我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后来，没有人来认，我就成了他们的小女儿。

我那时也特别倔，非要闹着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结果，亲生父母连个影儿也没找到，收养我的父母却挺伤心，认为他们养了我这么多年，我却并没有真的当他们是亲人。

又加上我嫁了个当兵的，又比我大那么多，养父母从心里是不高兴的，可是，因为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们也怕管多了，让邻居说闲话，所以，也就由我去了。

可无论如何是他们把我养大的，而且，养父是个码头上的装卸工，他卖苦力养活三个孩子也不容易，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不懂事，我就更加难过，如今，我想尽孝却已无从寻找他们。

说起儿子的事，大哥一家都说在帮我打听，可由于当年那个奶妈死得早，她的几个孩子又送人的送人，离开的离开，现在问起来就比较难一些。

他们劝我耐心等待，既然回来了，就安心住一段时间，只要那孩子还活着，总有办法找到的。

就在等待儿子的消息这段时间，我在青岛到处看了看，最后在风景秀丽的老虎山上给老伴选了一处公共墓地。

那里距青岛市四五十公里，在半山腰上，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周围全是大大小小的山包，所谓依山傍水就是这样子的吧。

当时那是香港人在那儿开发的公共墓地，许多人正在把死去的老人的骨灰迁往那里，站在山顶上往下眺望，的确感到心旷神怡，而且，所有的墓碑都在山腰上面向大海，那景象壮观极了。

一辈子都梦想跨越那道海峡的老伴，应该喜欢这个永远可以眺望大海的地方，而且，这是在故乡的土地。

我订一个双穴的墓地，在把老伴的骨灰盒放下去的同时，我也给自己准备好了百年以后长眠的地方，哪怕我死在台湾，回故乡安眠也是我唯一的愿望。

给老伴办好这件事，我心里轻松了很多，好像完成了一场重托，一直兴致勃勃准备跟我在大陆含饴弄孙享受天伦的老伴，根本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所以，关于他自己的后事安排他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可是，我懂得他的心，知道他的所想，我觉得我做的他肯定会喜欢，并且会感激我，我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转眼在大陆两个月过去了，可儿子还是一点音信没有，这时我台湾的女儿也来电话催我赶快回去，我对是否能够找到儿子失去了信心。

我们走时他正出着疹子，还发着烧，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奶妈带着他能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我开始让侄女给我订到香港的机票，准备返回台湾。

正在这时，大哥的孙子带回一个重要消息，他说他们工地上有一群从乡下来的建筑工，有一次他吃饭的时候同他们闲聊起来，有一个人说，在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年龄跟我们要找的那个差不多，听说也是那家收养的，而且爹娘当年是去了台湾。

我当时正在吃饭，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就吃不下去了，拉着大哥这个在工地上开铲车的孙子，就要他带我去找那个人。

可那时已经下班了。好在那帮建筑工都是住在工地，我们连夜去找了他，第二天我又请他陪我们到了那个村子，可一进村口我就犯难了，我该怎么对收养他的那家人家讲呢？

这时那个陪我们来的人建议我们先到村委去，由他把那个收养孩子的家里人叫一个来先问问情况再说，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蛮有头脑就同意了。

可是，很遗憾的是，那家人的老人来了以后，很爽快地就说那个男孩是个姑娘留下的，当初那个姑娘跟一个国民党的连长在同居，结果，连长在跟的时候，把姑娘给扔下了。

姑娘生下了孩子以后，留给了她的这家房东，说是到台湾去找那个连长去了，可谁知道到底去没去成台湾，反正孩子是留在这儿，被我们养大了，还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那个老太太说着同情地问我，你也是当年去台湾把孩子丢下了？我忙说，我走的时候孩子都两个月大了，我只是留给奶妈了，可后来奶妈死了孩子便没了下落，这不听人一说这有个线索便跑来了。

跑了这么远的路，却不是那回事儿，我挺伤心的，也完全绝望了。我想也许这就是天意，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老天没有那么宽容。

令人遗憾的是我连儿子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就是他真的站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得他，我所有的记忆就是他发烧烧得通红的一张小脸和耳朵后面一颗很小的黑痣。

回到家里我失望地开始收拾行李，再这样待下去，我觉得自己人都要垮掉了，状态比从台湾回来时还要不好，我知道自己对能够找到儿子抱太大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反而承受不了。

侄女见我太难过忙过来安慰我，让我再坚持几天也许还会有消息来。她说，她已托了人到我们去的那个村周围的一些村子打听，既然这种事儿乡下比较多，也许会找出线索来。

果然，没几天又传过一个消息来，说是在距青岛60多公里的一个村里，有这样一个收养了一个男孩子的人家，而且，这个男孩的年龄正好是40岁。

这次我没有接到信人就赶了去，总是承受那种失望让我心有余悸。我让侄子跟他儿子去了一趟，打听回来的结果是，那是个孤老太太收养的孩子，目前已结婚成家，在村里种地，他的父母听说的确是当年去了台湾，不过经问他们都已经死了，那个被收养的儿子也这样认为。

从种种迹象分析来看，这个孩子是我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可对方是孤寡老人，让我如何开口把儿子认回来，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还是去看看吧，是与不是，认与不认到时候自有天意告诉我。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儿却打住了，她起身到旅行箱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远远地拍的，一个壮年汉子在地头站着与人聊天。

我猜想这就是她儿子，可话还没出口，施张玉凤女士的眼圈又红了，她说，你看，这就是我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是个高个子，就是风吹日晒的，人老了些。

可怎么样，他到底认你这个妈了吗？

我着急着揭开谜底。

一提这个，施张玉凤女士满脸黯然。

没认，他不认我这个妈。

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妈，一个是奶妈刘翠梅，一个是他现在的妈，他说自己的妈已经够多的了，他不想再认什么台湾来的妈。

儿子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跟我在台湾的三个女儿简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可是，他们可是同父同母生的啊！

我们是在那老太太家里见面的，虽说是跟老太太说好的，要与他相认，可一见面，老太太流泪，我也流泪，就是儿子一脸地没有表情，我怎么说对不起、道歉的话他就是不吭气。

这跟我想象的母子相认的场面完全不同，40年的隔绝真的使我们母子也成了陌生人，我很想把儿子搂到怀里抚摸他的头，轻轻地亲亲他。可是，他坐在门槛上，离我远远的，连眼神也是远的，我伤心极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竟相对无言，他抓起草帽，说：“您坐着，我下地去了。”

望着那酷似他父亲的背影，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说，老姐姐，这么多年多亏您了，还能让我见到这个孩子。

那老太太也70多岁了，她说，她原先跟刘翠梅一起都在青岛做奶妈，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可不久孩子就夭折了，她心痛地几乎要去死。

那时，刘翠梅就是刘妈已经病得不轻了，想来想去让她把“金金”也就是我儿子带在身边收养着，刘妈说她死了以后，丈夫肯定还要再娶，不能让人家这个孩子跟着受后妈的气。

就这样这老太太的丈夫不久也在战乱中死了，她就带着收养来的儿子在青岛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过日子。

后来，没有粮食吃，她便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乡下住了下来，直到孩子长大成人，替孩子娶了媳妇，成了家。

听老太太讲这些，我明白了儿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这么多年他吃的苦太多了，我无法感受他的苦痛，也就无法真的跟他心灵相通，他除了血缘上还跟我有割不断的关系，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刘妈和这个老太太给他的，因此，我虽然找到了他，可我找不回他。

40年前，在我走的那一瞬间，我就注定要失去他了，我刚刚才明白。

那天，直到天黑他也没回来，我知道他是在躲着我，只好给老太太留下了一点钱和礼物离开了。

从那里回来我真的收拾好了行李，定好启程的日子。我觉得不是我抛弃了儿子，是儿子抛弃了我，他不肯叫我一声“妈妈”，让我伤透了心，我决心回台湾，再也不回来。

临走以前我忍不住又去了一趟，但是，没有见到儿子，老太太说他出门帮人家盖房子去了。

老太太说，我劝过他，让他认你这个妈，说你万里迢迢地回来找他，年纪一大把了，父亲也过世了，怪不容易的，可这孩子倔得出名，他就是不吭气，弄得我这几天想起这事就掉泪。

我谢了老太太的心意，对她说，这事就不要再提了，孩子大了主意该让他自己拿，强扭的瓜也甜不了，他不想认我，说明还在怨恨我，这事本身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小就把他一个人扔下，可当时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为了感谢老太太这么多年拉址儿子，我给她留下了500美金，我希望她能够让儿子把房子好好修一下，过得好一些，我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儿子家，回到青岛便返回台湾了，本来想反正儿子已经找到，虽然他不认我，可总算我知道他平安地活着，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可谁知回到台湾，我的心不但没有安下来，反而更加牵肠挂肚，就好像什么东西留在大陆没有带回来。

而且，我回台湾不久，我的大哥便去世了，这让我很伤心，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女儿见我这样，又把我接到加拿大去散心，可加拿大的渥太华也是到处都是中国人，看到人家的儿女无忧无虑地团聚在一起，我就悲从中来。

女儿见我怎么样也不开心，就试探我是不是因为她父亲去世扔下我一个人，很孤单寂寞啊，她说可以给我介绍男朋友，让我再找个伴，女儿说这是她们几个商量好的，所以，让我不必想说又不好意思。

女儿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只有我知道我犯的是思乡病，是想回到祖国内地安度晚年。毕竟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亲人和我熟悉的乡音。

过去终日为生活奔波，我顾不得想这些，可现在晚景悲凉，我不由得想家乡想亲人，想我那不肯认我的儿子。

可女儿她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这么快就再回大陆，她们说我身体这样来回折腾受不了。而且，那个哥哥的态度也让她们特别不理解。

我知道她们没有尝过那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所以，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她们可以想象的，我从来就没指望这几个女儿理解我，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所信仰的跟我完全不同。

所以，那几年我在美国、加拿大、台湾都待过挺长时间，可我无法摆脱自己对祖国内地的向往，我想要回家，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和稳定的家，哪怕粗茶淡饭，我在这个家里会有一种安全感我就满足了。

这不，今年我71岁了。我对女儿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做主的年纪了，我要回大陆，回自己的家，你们不可以再不支持我。

女儿说，妈，不是我们不支持你，只是你年纪大了，回去谁照顾你啊？

我说，我那边还有那么多亲人呢，我的侄子、侄女、侄孙一大家子人，难到我还没地方去了不成。

不瞒你说，我刚刚在海边买了房子，正在装修呢，所以，我住在宾馆里，这次回来我是不想再走了，也走不动了。你说，我老伴在这儿，儿子在这儿，我还能上哪儿呢？

儿子那儿我又去看了，那孩子还是躲着我，我知道他这倔劲儿是像我，这次我回来，见他的房子都是新盖的，我特别高兴，又一个屋给他买上一个29英寸的大电视。

老太太一个，儿子两口子一个，孩子们一个，看着他们高兴，我也高兴得不得了。

人就是这样，感情是慢慢培养的，我觉得儿子总有一天会叫我一声“妈”，我会好好活着，在这儿守着他，等他认我的那一天，我会等到那一天的，您说是吗？

有时候想起儿子的事我就说是我的错，可我女儿总劝我，她说，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与其想着谁对谁错，不如抛开那些往事，重新开始大家好好做，别让这种悲剧再发生才是真正地有所悟。

我知道女儿说的很对，我也希望台湾和大陆真的是重新开始好好做，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搞得这么紧张。与那么多人的痛苦相比，我们真该好好想一下，应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了。

毕竟，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才是最亲最热的。

几乎从我一进门就在倾诉的施张玉凤女士看来真的累了。

她说完最后一句话有些疲倦地冲我笑了笑，“我说的这些能写下来吗？”正在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录的我，给了她一个“您非常棒”的微笑，竟使她又有些振奋，“你还要问些什么！”

我抱歉地摇摇头：“对不起，我已经打扰您太久了，你是我奶奶一样的年纪，不能让您太累了。”

你这说哪儿的话，你这也是为祖国统一在做一件大事，我能够帮你，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过两天我的房子整理好了，我请你去做客，你可一定要来，那是我的家啊。

8月30日，收到施张玉凤女士从青岛打来的电话，请我到她海边的家去做客。可我已经人在北京，并且，日夜兼程在写这本书，我告诉她，改天我定去登门拜访。

我问她儿子是不是到她的新房看过。她说，儿子没来，但小孙子今年考上了青岛大学，经常到她那儿去陪她，并且，在美国的女儿准备10月份带孩子回大陆探亲、观光。

我祝福她全家在金秋10月幸福团聚，她说，不是全家，还差两个女儿呢，等那两个女儿再回来，我们一家就真的团聚了。

说着电话挂断，只留下一串笑声。

这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不光只是婴儿的笑声最让人开心，而老人从心底发出来的笑声会让人更加地快乐。

第一次回来，他陪老伴说了一个月的话；第二次回来，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他说了一个月的话；第三次回来，老伴走了。40年后的相聚，他跟老伴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过两个月。

台湾老兵·栾锡三

栾锡三，山东省青岛市夏庄镇夏庄村人，81岁；1949年从莱西去台湾，时年31岁；1987年11月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探亲；1998年5月11日回祖国内地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8日。

采访地点：夏庄村栾锡三家中。

当我结束上午的采访，在炎热的午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庄镇夏庄村另一个采访对象时，车上的几个人都累得睡着了。

这种不停地与陌生人相识相知又不停地与刚刚熟起来的朋友说再见的采访生涯，是不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所很难一下子进入的状态，于是，累不光是体力上的透支。

也许真的很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十几天来虽然连轴转，到处采访，与人交谈，我的嗓子都哑了，但这种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倾听不同的人生故事的旅程像一种使命感一直在鼓荡着我思维的双翼，使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了解台湾老兵在特殊的命运中特殊的遭遇，对于我是幸运也是教育。

这是一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它鲜明，坎坷，充满了不可预知。

对于还年轻的我来说，他们就是历史，是值得捧起来细细去读的书。

刚开始时我还满足于他们所历经的那种悲欢离合，可是，每次采访回来，我整理这些材料时，就会有很多东西从里面跳出来启发我。

这岂止是一次对往事的追忆。

祖国、民族、家庭、责任。

亲情、友情、爱情、乡情。

在那些饱经沧桑的老人身上，如果说还有喜悦，莫过于这么多几乎被现代人所遗忘的东西的失而复得。

已经被物质压榨得只剩下了欲望的现代人啊，总是要等失去才知道追悔，这样的怪圈我们还要走多少？

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后在我的思考中，被车轮抛在了后边，前面那个绿树环抱的村庄向我们迎来。

因为是农家最谧静的下午，我们到栾锡三老人家时，他干净、整洁的院里静悄悄的，只有一片阳光悄悄地在地上移动着。

老人听到声音迎出来，很有礼貌地同我们一一握手，我注意到他同我握手时，只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指，是标准的与女士握手的规格，单从这一点看，这位带着高度近视镜的老人，虽然落户乡村，但却迥然于他身边的环境。

走进老人的房间，桌上的笔墨纸砚俱全，几张工整的毛笔字显示老人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功底，我的感觉没有错，别看是个老兵，但一定是读过书的，果然，老人说自己曾读到小学毕业。

说明我们的来意，栾锡三老人沉默了很久，他拿起茶壶给我们每人都斟满了茶碗，手不住地在抖，看得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总要碰到的场景，那段往事留给他们的绝不仅仅是满头的白发，苍老的容颜，看不见的伤痕在心里面，像一条永远难以愈合的垣沟，将伴随他们走完一生。

对于已经81岁的栾锡三老人来说，回忆便是在重温那些过去的伤痛，这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可是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将来不再重演过去，如果真的能有这样的结果，那些苦那些难才会滤去苦味成为财富，为后人所享用不尽。

这是我面对老人欲言又止的潜台词。

乡村的午后很幽深、遥远，正适合诉说悠悠往事，而老人家中与我们去的前几家都不同，没有门前狗的吠叫，没有热热闹闹的人来人往，只有一个看上去样子极憨的中年女人，送进水来又有些羞涩地退了出去，再也不见动静。

看她出去老人叹了口气，给我们介绍，这是他的儿媳妇，儿子早已过世，如今只有跟他在一起相依为命。

经济上靠老人支撑，生活上靠儿媳来照顾他，这个50年后才完整起来的家透着一股难以摆脱的冷清。

茶过三巡，和老人拉了半天家常，看我一直打开的本子上仍是一片空白，栾锡三老人终于清清嗓子言归正传。

我是20岁到青岛保安警备旅当兵的。当时，我们那支部队驻扎在青岛崂山，抗战时期，我们全面抗日，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

那时，日本鬼子一听是青岛保安旅的，便吓得掉头就跑，为了彻底剿灭我们这支部队，他们几次调结兵力到崂山，企图将我们全部打垮。

可是，崂山的地势险要，日本鬼子进去多少死多少，所以，青岛保安旅在抗战时期还是很有名的。

我当兵的时候抗战还没有结束，在青岛保安旅我着实为咱中国人出了几口气，由于我读过几年书，人也比较能干，1949年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时我已经是连长。

那一年我31岁，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家里老伴，父母双亲都还健在。

我们是五月端午那天开的船，从青岛港出发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基隆港，然后到海南岛，一直到11月份才又回到台湾，那时已经到了1950年的元旦。

当时，我们走的时候部队下令不准跟家里说，而且，安慰我们这些家里有老婆孩子的老兵说，顶多半年就回来了。可自从走到海南岛，我就想恐怕是没有机会回来了。

到了台湾以后，我又在部队干了10年，1959年我41岁时退役了。因为还年轻，我不想进荣民院便走向社会自谋生路。

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老兵在台湾出路很少。年纪小的到了那里什么都可以从头学起，从头干起。可我们这些已进中年的老兵，要文化没有多少，要力气也日薄西山，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养活自己，整日都是磕磕绊绊，一路跟头的坎坷。

我从部队退下来以后，先是跟几个朋友也是退下来的老兵合伙做点小生意，可由于我是行伍出身，对搞生意一窍不通，所以，最后生意失败，朋友也四零八散。

后来，眼看自己做事根本没有出路，我只好到处给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退役以后，我先是在台北定居，后来因为那里的人口多，工作也不好找，房租也贵得惊人。1961年我又到了高雄，并且，在那儿找到了工作，住了下来。

那时候，我除了想怎么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别的什么也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和媳妇、孩子都让我压在记忆的深处，我不敢想他们，一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把他们扔下就走了，却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去。

就这样我在台湾有今天没明天地这么混着，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活着回来，所以，就从来没想过为回来攒钱。

那时，在那边退役的老兵大多都像我这样，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我们没事凑在一起打牌、喝酒，说说家乡话，这是我们在台湾的生活中最开心的事儿。

直到后来，大家有偷偷从国外往家里捎信的，我们这才明白过来，其实都还有个家想要回去啊！

1986年，我认识了外轮上的一个船员，几次试探后，我觉得那个人还可靠，便对他请求，想让他帮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当时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我几次求他，并且说有许多人都这么做了，只要谨慎点，不会出事的。在我再三请求下，有一次他从香港到广州，终于答应我往家里捎一封家信。

当时写那封信时，我几乎三天只写了一个字，那就是父亲的“父”。写下这个字我的手就不住地抖，泪就忍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

有时候想想算了，索性就这样让家里以为我死了，也省得他们再牵肠挂肚的，我们彼此就了结了。

可是，罪过是大人的，几个孩子是无辜的。我总想自己那四个孩子，40年没有父亲，他们怎么在别人眼前生活，我还能不能活着再见到他们。

我这人因为读了点书，感情比较细腻，因而也就非常善感，几乎是一字一泪写好那封家信，我恳求亲人们原谅我，耐心等着我，只要有回家的那一天，我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信是捎出去了，可从此我的心便悬在了半空，不知道家里的人是不是会原谅我？孩子们是不是还都活着？老伴是不是还在等着我？

这么多未知数在我的脑子里来回穿梭，让我无法安静下来做事情。那时，我在一家饭店打工，中午忙的时候，我却六神无主地不是出错菜就是报错单，直弄得老板冲我发了火，晚上打烊，老板跟我算了工钱，对我说，明天你不要来了。

已经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失业了，那时我已经68岁，也的确是腰弯背驼做什么也不利索了，这家饭店的老板当时也是因为同情我才收下我做工，可是，我的表现太让他失望了。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已是归心似箭，所以，做什么都安不下心来，眼看自己就是70岁的人了，再不回家恐怕将来想走都走不动了。

大约过了有三个月，香港的那个船员终于又回到台湾，他虽然胆子小办事却很扎实。他不仅找到我的家人，还给我带回了家里边的信儿，我感激地拿出钱来想要谢他，可他却有些生气地对我说：“我这样做完全是同情你们的遭遇，想不到你偌大的年纪也这么现实。”

我知道自己误解了这位好朋友，只得含着眼泪对他道谢，请他将来在我回家以后到我家里去做客。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那个船员朋友听我这样说，也高兴地连连答应。

打开家信我一个人坐在灯下，静静地读着。

父母都已去世了，四个孩子夭折了两个，老伴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了，把大女儿送给了别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日子才好过起来，如今儿子都有了儿子，家里一切平安，只等着我早点回来，全家骨肉团聚。

这就是我40年远离家园付出的代价。

这封信让我一直悬着的那颗心落了下来，但是却摔得很痛，我那年迈的双亲和夭折的两个儿子知道我的心为什么会这样痛。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绝望的日子。

屡次失业让我失去了再出去寻找工作的勇气。可几乎没有积蓄让我日渐捉襟见肘，不得不节衣缩食，才不至于家无隔夜粮。

好多次我走在高雄的街头，摇摇晃晃就一个人径直往前走，忘记了身边的车流与人群，忘记了脚下是台湾的柏油路。

朦胧中我觉得就这样一直走，不停地走下去就可以到家了，在路的尽头是我的老伴跟我唯一的儿子那流泪的等待，好几次我被耳边刺耳的刹车声惊醒，远远地却看见警察向我走来。

他们以为我是神经失常离家出走的老人，可我却一再对他们讲，我不是离家出走，我根本就没有家，我的家在大海的那边，我想回也回不去。

知道我是个退役的老兵，他们的态度都变了，没有人再理睬我，连警察也挥挥手让我快离开，回到荣民之家去。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老兵们在那里，乖乖地度过残生，像一群被人扔掉的没有用的工具。

数数身边剩下不多的钱，为了避免再睡到大街上去，我咬咬牙又四处找工作了。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些，我刮了胡子染了白发，看上去也就是五十出头，终于，又有一家饭店请我给他们跑堂，这使我的生活暂时维持了下来。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探亲，我当时正在工作，一听电视里的广播，我整个人愣在了那里，这时，老板过来了，我以为又要被人训斥了，可是，这个老板接过我手中的托盘，“栾伯，别再干了，上面已经说话了，可以回家了，你这把年纪该回家看看去了。”

我当时什么都没记得，只记得那个老板把薪水放在我手里，而我像个孩子似的站在那里泪流满面，惹得老板娘也不住地擦眼睛。半天老板娘冲我喊：“快点儿，栾伯，刚刚开始，肯定登记的挤破脑袋，你再不快一点就挤不上第一班车了。”

老板娘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几乎家都没回便去了登记处，果然已排起了长龙，看着这些老态龙钟的老兵有的被家人搀扶，有的独自一人站在已经凉起来的秋风中，为那个回家的梦等待着，我心里有一股希望燃起来，我站进了他们的行列。

说话的时候，栾锡三老人不停地把玩手中的那把茶壶。那是一把白瓷上面烙有几行黑色的篆体字，造型很平常的普通茶壶。

上面的那几行字我仔细辨认，读出这样一首诗：“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欢。言酌饮老友，黄昏最相知。”

这首颇有古风遗韵离情别绪的古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老人茶壶的来历，老人微微一笑：“这是我回祖国内地与亲人团聚时，台湾的一个老兵送给我的礼物，而且，我们说好，他回来以后，我还他一个景德镇的茶壶。只可惜，我回来不久，他就去世了，死在台湾。他失约了，我们没有在大陆再见。”

老人说着长叹一声，枯槁的手指抚摸那细白如雪的白瓷茶壶，似乎陷进了对老友的深深追思。

也难怪老人对这件这么不起眼的瓷茶壶如此钟爱，应该说那是一段时空的凝聚，是老兵们在台湾几十年渴望与亲人把手相见欢的祈盼。

如今，坐在自家的堂屋里安享这段平静的生活的栾锡三老人，是否真的感觉到了祈盼成为现实的喜悦？

我非常地想知道。

1987年11月，我作为第一批回家探亲的老兵在汹涌的人流中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那一年我69岁，离开老家整38年。与老伴在门前相遇，她已是68岁的老太太，我孙子都已是能下地的壮小伙子了。

不用说他们根本没想到我能回来，就是我自己直到睡到自己家的炕上，还神魂颠倒地半夜起来到院子里东看看西瞅瞅，老伴问我，代什么？

我说，我想瞅瞅咱们的门，我想看看我是不是从这个门里进来的，我是不是真的回家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记得那是个冬天的晚上，可我和老伴在院子里说了半天话儿，浑身都冻得冰凉，老伴摸摸我的手，问我冷不冷。几滴热泪滴在我手上，也滴在老伴手上。这时候，我哭了，我说老伴啊，咱回屋吧，我知道了，我信了，这次我是真的到家了。

在台湾的时候，每次我在梦里回家，老伴的泪都是冰冷冰冷的，让我心里发颤，可是这次老伴的泪是热的，我的泪也是热的，我知道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些醒来心里发颤的梦了。

第一次从台湾回来，老伴表现得特别坚强，她几十年来带着孩子一直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二位老人故去，为此我特别地感激她替我在父母身边尽孝送终。

尽管为了两个夭折的儿子和送人收养的大女儿她一直很内疚，常跟我说，“他爹，我对不起你，那几个孩子是你留下来的骨肉，可是我却没有留住他们，这是我一辈子的罪过啊！”

听老伴这样说，我特别心酸，我对老伴说，要说是罪过，那我才算是有罪之人啊！养不教，父之过啊！我这个人连孙子喊我声爷爷，我都觉得有愧啊！

当时，知道我回来了，大家纷纷上门来看我，我们夏庄村那一年走了70多人，可我是第一个回来的。

有的老太太见到我老伴就抹眼泪，说她福气好，苦熬苦等终于把我给盼回来了，也有的人家里的亲人没有信儿的，便托我回台湾时给他们打听打听。

那时，我老伴出来进去地忙活个不停，人也年轻了许多。我在台湾几十年都没有穿过棉袄，可回来后青岛的冬天特别冷，她张罗着给我买了新棉花，熬了几个晚上给我做了件新棉袄。

虽然我穿上那件棉袄特别像一个乡下的老头儿，可是，那暖和是我几十年都没有感觉到的。

我想老伴老伴，让我肚子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出来进去地有个说话的就是老来伴了，为此，我特别地满足。

这时儿子也劝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这次回来就不要再回去了。回到台湾一个人孤孤单单没个照应，又得让家里人牵肠挂肚。

我对儿子说，不是我不想回去，眼下我手里一点积蓄没有，光靠儿子种地也只能吃口饱饭，可我特别希望手里能有点钱，最起码能给儿子把房子翻盖成新的，让老伴住得舒心些，也算这么多年来我对这个家尽的一点责任。

当时老伴的身体还挺硬朗，家里里外外都是她张罗，儿子本分老实，儿媳妇更是只知道干活，所以，这个家一直是老伴在撑着。

我一心想回台湾再打两年工，赚点钱让家里的环境改变一下，否则，40年后回家却一无所有的我真的有些对不住他们母子。

就这样在家里待了一个月，我没有听老伴和儿子留下的话，便启程回台湾了。我跟老伴说好好保重身体，再等我两年，两年以后我一定回来。也许那时我会考虑再也不走了的事情。

自从我要走以后，一直很坚强的老伴不吭声了，她默默地把那件新棉袄往我的行李箱里塞，我说，台湾的冬天从来不下雪，那件棉袄我穿不着，就不带了吧。

那一瞬间我看见老伴的脸色变了，照样是没有声音，可眼泪却急速地从她脸上掉下来，落在那件黑色的棉袄上，无声无息。

我知道我这无意中说出的话伤了老伴的心，我也知道老伴给我做的那件棉袄已经不仅仅是要给我御寒，那是老伴的一颗心啊！

在我又要离开的时候，她的不舍，她的不愿也许她说不出口。可是，她愿意让我把那件棉袄带在身边，像一种牵挂，让我不至于一走又杳无音信。

那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一宿的话，仿佛要把40年里要说的话都说完，儿子和儿媳也在旁边守了一夜，他们为我又一次要出远门千叮咛，万嘱托，让我觉得迈出家门的脚步很重很重。

也许想起了什么，栾锡三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举目四望像在寻找什么，很快他的目光定在了墙上，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墙上一个紫色的相框里，是西装革履的栾锡三老人与一个看上去面容安详的老太太的合影。

“那是我第一次回来时照的，那会儿老伴虽说是老了，可是还挺精神的，陪我说话聊天，替全家人做饭，一大家子全靠她忙活。”

听着老人的话，我再一次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的老太太，那是一双多么善良、温顺的眼睛啊，很难想象她那瘦弱、矮小的身体内蕴藏着什么样的能量，使她有足够的坚强，不，应该是坚毅，撑起这40年的岁月来。

我至今都很庆幸，当时第一次回来，我拉着她拍了这张照片，否则，我会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等我两年以后，1989年再次回家探亲的时候，老伴已经病倒在床了。

她得了老年痴呆症，什么事都不知道，什么人都不认得了，整天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整个人都变了样，再也没有我第一次回来时的那样干净、利索了。

我看着老伴在床上躺着，拉着她的手问她：“老伴，老伴，我是锡三啊，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

可她的眼直直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好像没看到我一样。我伤心极了，我没想到才事隔两年，老伴就病成了这样，没想到我再次走进家门，老伴已经不能再陪我说话了。

为了治好老伴的病，我到处替她求医问药，可是医生说她的大脑已是高度萎缩状，这种老年痴呆症除了维持生命，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可以治愈的办法。

我绝望了，守着一天天病下去的老伴我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我才觉得“钱”这个东西是那么地无能为力，它可以给你一切，却无法留住生命，留住那个正在离开的人。

转眼一个月时间又到了，只申请了一个月的探亲时间的我必须回去，否则，就会失去在台湾的一切。

我把在台湾打了两年工攒下的钱给了儿子，让他赶快翻盖新房，让他娘无论如何在走之前住上宽敞的新房子。

儿子拿着这个钱直掉泪，他说，“爹，你也70多岁的人了，你再去打工拼老命赚这个钱，儿子会被人戳脊梁骨骂死的。这次回去，你收拾收拾东西，再回来就别走了，这儿毕竟是你的家啊！”

带着儿子这些贴心贴骨的话，看了已经枯瘦如柴的老伴最后一眼，我含泪走出了家门。这一切我知道自己走的是那么地无情无义，已经人事不知的老伴恐怕很难再等着我走进家门。可是，我没有办法，那时，我没有任何收入保障，留在家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我只能再回台湾，再跨越那道我看一眼都觉着心寒的海峡。

果然，我走后不久，老伴便去世了。满打满算我们40年后的相聚总共才在一起团聚了两个月的时间。

而两个月里老伴只有头一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清醒的，正常的。我第二次回来，她已经认不清人了。1991年，我第三次回来，老伴已经入土多时了，这便是我们夫妻40年后的缘分，虽说是活着见了面，可这种生离死别仍是我们的结局。

最让我承受不了的是第三次回来，老伴的坟前刚刚长出青草，我唯一的儿子又得了胃癌，并且已是晚期。这种接踵而至的打击让我的心更加凄凉，我觉着老天让我活着，就是为了看着自己最亲最近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

看着儿子如此受癌病折磨，我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苦让我这一把年纪的人，哭得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可是，眼泪救不了儿子，那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从来没有为儿子尽点责任的愧悔啊！

本来打算回来定居的我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心里又凉透了。

儿子要是不在了，家里只剩下儿媳妇跟两个孙子，将来让我指靠谁去。我没有收入来源，他们也刚刚能养活自己，我不能再给这个失去顶梁柱的家雪上添霜。

这一次我又没有留下，又回到了台湾。不是我不想留，是家里没有条件让我留下，那时，我已经73岁，自食其力是不太现实，可得了绝症的儿子能留在我身边几年？

回到台湾没多长时间，儿子去世了，消息传过来，我一个人坐着喝酒，直到天亮。

我想我这40年都干了些什么？我的亲人他们都跟着我受了些什么样的罪？

儿子没了，我回家的愿望也越来越淡，可是，当年的那些老兵，在台湾的死的死，走的走，年纪越大就越不容易再凑到一起，已经快80岁的我一个人住着，孤单极了。

1995年我又回来一次，看到儿子新盖的房子里里外外粉刷得干干净净，儿媳妇说，这是儿子临死前特意让他们粉刷收拾的。儿子说，爹一辈子要干净整洁，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家收拾得像样一点，让他老人家回来住着安心。

摸着儿子临走前给我刷得雪白的墙壁，我忍不住老泪纵横，儿媳妇看我难过，也擦着眼睛说：“爹，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整年地跑来跑去的，跑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家里也没什么人了，您就回来住下别走了，孙子们都大了，平时有我来照顾您，您就放心回家来吧。”

儿媳妇的话让我彻底动心了。

是啊，跑了快50年了，我就不累吗？我为什么有家不回偏要再去那个我根本不想待的地方，几十年了，我不就是盼着回家吗？

那时，我年纪也大了，我真怕自己有一天跑不动了，把这把老骨头扔在台湾，说实在的，要是那样的话恐怕为我送终的人都找不到。

这样一想我也着急起来，再回到台湾，我就到处打听像我这样的老兵是否还有什么保障。结果，那时正在办理补办的荣民身份，我办了这个手续，每年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荣民费”，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就这样1998年5月11日我正式回祖国内地定居，这次是真正地回家了。

这一年我80岁。

31岁离家，80岁才回家，我一个人在外面飘荡了49年。如果从我20岁当兵算起，我整整离开家乡60年。这60年是人的一辈子啊，我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像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却发现我一无所有。

四周静悄悄的，好像只有我们的呼吸声。栾锡三老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空气凝重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一向以能言善辩，替人排忧解难的我，面对老人如此的遭遇，似乎一下子也很难找出宽慰人心的词儿来。可是，我知道在这种时候，老人的心境已非“宽慰”二字能够平复的。

语言的化解在这时是缺乏力量的，老人面临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这种痛苦除了承受别无选择。

也许正是因为饱经了沧桑，81岁的栾锡三老人才会在历经了这些打击之后，仍可以坐在我的面前对往事一一追述，对那些过早地离他而去的亲人，他有的是淡淡的思念，而非伤心欲绝的不堪回首。

而正是他这种沉着与冷静的描述，给了我们一个“闻时鸟惊心，感时花溅泪”的画面，让我们知道那道海峡，制造了多少无法弥补的遗憾。

知道他压抑的情绪感染了我们，看上去特别斯文的栾锡三老人用手中的茶壶又给我们每个人斟满了茶水，“喝茶”，“喝茶”，他客气地让着。

回头看看自己收拾得挺整洁的屋子，他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这次回来就踏实了。过去总这儿那儿来回跑，跑一次心酸一次，我这把年纪也真的是受不了。不是没力气了，是没心劲儿了。

我现在四世同堂，连曾孙都有了，也该有个归宿了。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活着回来就是运气，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我的眼睛1983年还做过白内障手术，现在的视力也有些不行了，可是，我一直盼着的是，活着看到两岸的统一，这是我们这些台湾老兵最后的心愿了。

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希望历史也别忘了我们这些人。毕竟，这种分裂的苦我们吃过，这种伤害我们承受过。这是不应该再发生的事情。

既然你是采访我，这就是我这个老兵最想说的话。你，记下了吗？

告别的时候，再次与栾锡三老人握手，他仍是那样礼貌地碰碰我的手指，一脸老人才有的安详的微笑。

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这样的造访和刨根问底会让他心里有多难受。可是，他的痛他不说，夕阳下他仍给远去的我一个微笑，把他的满足，他的踏实告诉我们。

是啊，这是那些真正回到家的人才会有的笑容。

可是，透过这笑容我们看到了几分悲凉，50年后归来的老兵接受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现实，一个他只能接受的现实。

那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啊，有父亲、母亲，有年轻的媳妇和四个不大不小的孩子。相信那时候，多大的庭院都放不下那些孩子的喧闹。

可现在那处静静的小院里，有年过半百却早已守寡的儿媳，有80岁才回转家门的老兵，寂寥得让人心里发慌。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分离。

在车上我突然想起我一直很难忘记的一首外国诗。那是战争中，一位姑娘在病重身亡前，写给她久久没能归来的恋人的诗。

如果他来了，

告诉他我死了。

如果他不相信，

就把我的戒指拿给他，

让他看那打开的门，

空起来的床，

熄灭的灯。

这也是战争，也是分离。

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凉，这是我最想对人们说的。

1999年7月4日，他回来了，走了整整50年，她也等了整整50年，77岁的他告诉76岁的她，他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但是，他仍然想要回来看看，因为这儿是他的家。

台湾老兵·王恒文

王恒文，77岁，山东青岛人；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年27岁；1989年与祖国内地的妻子在香港见面；1999年7月4日回祖国内地探亲；目前在台湾台北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9日。

采访地点：王恒文青岛红岛镇的家中。

去采访青岛红岛镇前阳村的王恒文老先生，我们跑得很远。

尽管那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已经让我们一行人很劳累，可是城阳区台办的同志仍是指哪儿，奔哪儿，让我非常感动。

到红岛去我们不仅驶上了青岛至黄岛的高速公路，还跨越了青黄高速公路上全国最长的跨海大桥。

我是第一次从跨海大桥上走过，那种壮观，那种气势，我想完全可以和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相媲美。

车在跨海大桥上急驶，两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瞬间我觉得好像是奔驰在时间的隧道，的确，我们是为了那个半个世纪后的团聚而去的。

到了红岛镇前阳村我们转到了靠海边最近的一幢房子，据介绍我知道这就是前几天刚从台湾回来不久的王恒文老人与老伴任秀芳的家。

可惜铁将军把门，不知道老人到哪儿去了。正在着急，热心的村民们帮我们找来了嫁在同一个村子的王恒文老人的女儿，听我们说明来意，王恒文老人的女儿遗憾地说，你们来晚了一步，俺爹刚刚回台湾，走了没几天呢。

跑了这么远的路，却得到一个这样的消息，我有些失望，可正在这时，一个脚步蹒跚走路不太方便的老太太走过来，女儿一见马上说，俺娘回来了，要不你们跟她谈谈？俺娘苦等了50年，也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啊！

与老太太握手做了自我介绍，任秀芳老人痛快地答应跟我们聊聊。可开开家门进入她的房间，满屋的凌乱与狭窄让我们无法坐下来长谈，这时任秀芳大娘有些为难地说：“你看我这类风湿关节炎特别厉害，现在已经是什么活儿也干不动了，家也只好这么乱扔着，这样吧，我们到大女儿家去吧，她隔我这儿不远。”

听她这样说，我明白了这位76岁的老太太为什么走路的时候腰与腿都呈弯曲状，而且，走起来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已被岁月压榨得几乎失去生活能力的老人。

我忙上前搀扶着老人让她慢慢地上车，在村里转了几圈，到了她女儿家。女儿家显然要比母亲家宽敞、干净，而且，客厅一溜沙发十分适合待客。

听台办的同志介绍，王恒文老人的女儿还曾经担任过城阳区的政协委员，是个很泼辣、能干的农村女干部，显然，她与母亲的命运有迥然的差距。

与任秀芳老人说起前不久的团聚，老人眼里已晃动着泪珠：“50年了，整整50年后他才回到这个家里来，什么都没变就是我变了，我变成现在这个不中用的样子。”

可是，您毕竟等了他50年啊！看来，大娘你当时跟王恒文先生的感情非常好，要不您怎么会这样一直地等下去？

唉，姑娘您这话一说远了，我们俩这么多年那真是生死两不知啊！要不是1985年他托了人捎了信儿来，我们娘几个早以为他死了。因为，当时有人说看见他从船上被掀进了大海，也有一些人传说，他死在了台湾，我当时夜里睡不着就想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走的时候27岁，我26岁，儿子4岁，女儿才刚刚100天。

当年我和他订的是娃娃亲，他家里家境不错，他也读过很多书，走之前还在我们这里的小学当过校长。

那时我识的字不多。本来我跟他一个学校念书，可当时这村里的人挺封建，觉得我们订了亲还在一起读书有些不太好，我便放弃了上学。

我19岁嫁到他家门上，当时公公婆婆都在，他还有五个弟兄。头几年，我跟公公婆婆在一起过，事事处处得守他们家的规矩，受了不少罪。

后来他走之前，我们分出来单过。那时候他经常在青岛市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在家里带着孩子，种着地，生活得也还安稳。

可是，有一天也就是青岛快要解放的那个时候吧，他突然回来了，在家里住了一夜。青岛那边又打电话叫他去，第二天早晨他起来饭也没吃就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

我当时在家还抱着吃奶的女儿，听说青岛解放了，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我吓坏了，托了人去打听。结果人家说看见他上了开往台湾的船，也有人说他在船上病了，被人家掀到了大海里。

这些传闻通过不同的人传回来，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只觉得这事情肯定是突然发生的，要不那天早晨走的时候，无论如何他也会跟我打个招呼，他不是那种把老婆、孩子一扔拔脚就走的人。

而且，结婚7岁，我们的感情特别好，虽说他读的书比我多，可是为了让我也能够看点书，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认字，他说女人有了文化就会变得聪明，就会变得有自立能力。

当时，他的这些道理我似懂非懂，但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学文化，认识字，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虽说他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可我从来没有觉着他不爱这个家，不爱我和孩子。他是那种心里有，嘴上不说的人，我了解他的脾气，所以，当时他的突然离去让我真觉得是塌了天。

那时候公公、婆婆已经走了，他们家五个兄弟轮着奉养，到我这个孤儿寡母的家里也是这样，那时的生活全靠我一个人来维持。

家里虽然有地，可我得种出来啊。许多时候，为了下地干活，我把大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把还在吃奶的女儿绑在背上，一点一点地耕，一点一点地种。

常常是人家的地里都冒芽了，我这边地还没有耕完一遍。可是，没有人来帮我，他家弟兄几个各忙各的，谁也不出头来问我一声。

我一边得奉养老人，一边得拉扯两个还不懂事的孩子，那日子过得真是磕磕绊绊，许多次我在地里打着滚放声地哭，我哭自己这不中用的身体，哭恒文他太狠心，扔下我们娘几个，让我们活活地受罪。

可是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还得爬起来干啊，要是种不上粮食，我和孩子们吃什么？

刚开始那几年，我还等啊，盼啊，觉着他也许没走，就在哪儿走迷了路，他清醒过来还会找着家回来的。可越等我的心越凉，越等我就越觉得没有指望。

我在想那些传闻也许是对的，也许他真的已经不在人世，否则他不会这么久不来个音信，哪怕让我和孩子们知道他平安地活着也好啊！

他没有音信十几年，村里的人也纷纷上门来给我提亲，那时，他的父母也都不在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实在艰难。

我的一个婶娘几次劝我，趁年轻再走一步吧，不为别的，为了把两个孩子好好地拉扯大。他爹是读书人，他肯定希望孩子们多读点书，可是你一个人带着他们吃上饭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让他们读书。

那会儿我母亲还在，她坚持不许我改嫁，她让我为恒文守着家，守着孩子，等着他回来。

说实在的，那时我也满脑子封建观念。认为自己终生只能嫁一次，哪怕嫁的那个人死了，我也要为他守节。

虽说有许多上门提亲的条件都不错，而且，人家还明确地说不嫌弃两个孩子，可我左思右想还是一一拒绝了。

当时我只想着自己这样做不会被村里人说闲话，孩子们也不会受继父的虐待，而恒文回来这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想到他在外面这么多年会变成什么样子。

由于我姐妹五个，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些年我和孩子全靠娘家姐妹的接济，她们的生活也不宽裕，可过年过节总要让我和孩子吃上好的。我有个二姐每年都是过年的时候，给我买上猪肉和白菜送到家里来，一直送到我的儿子长大能养家了。

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娘几个才算有了碗饭吃。那时候下地男人干重活，女人干轻活，本来就身体不好的我总是受到队里边的照顾，而吃饭的时候总是有我和孩子的份儿。

就这样我终于熬到了孩子们读中学，那时，农村的孩子能读中学是非常少的事情，尤其是女孩子。

可我这个女儿像她父亲，人很聪明伶俐，也爱读书，我就一直供她上学，后来读到了初中。

我一心培养孩子读书，也是为了将来他们不会再像我一样没有文化，愚昧得要命。

那时女儿也很有志气，一心要读到高中毕业。看到女儿这样喜欢读书，我也很高兴，将来孩子们有出息了，我见了恒天也有个交代，毕竟这是他们王家的骨肉。

尽管生活上很紧张，孩子读书费用也是我省吃俭用加上娘家姐妹的支援凑起来的，孩子有这个愿望，愿做个有出息有文化的人，我就是再累也觉着高兴。

可是，有一天，女儿却哭着回来了，她说学校里发展红卫兵，评了几次了就是不要她，而且，说她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像她这样的人学习再好再积极也没有用。

女儿哭着问我，她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还在不在人世？我当时让女儿问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么多年了我又何曾得到过她爹的信儿。可我也不明白这与无辜的孩子有什么相干？

他爹走的时候，她才100天，这个她连模样也记不得的人都成了她长大以后沉重的包袱。

无论我怎么劝，要强的女儿就是不再到学校去了，她说她受不了那些人的歧视，受不了他们的欺负，再说有这样的一个爹，读书再好又有什么用？

为了女儿不再把学业坚持下去的事儿，我哭了不知多少次。本来，女儿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想想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我希望女儿比我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环境。

那个年月，我就是连这样一个愿望也无法实现，我们只能接受老天的安排，在这块地上刨口饭吃。不久，女儿就结婚了。女婿是我们本乡本土的人，倒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而女儿的归宿却与我的愿望相差得太远太远。

也许是很久没有说这么多话了，任秀芳老人看上去有些累。她拿一个小手绢放在嘴边咳了很久，才显得有些舒服。

我忙端起眼前的一碗茶水，有些歉意地送到她嘴边：“快喝口水，大娘，让您这么辛苦真对不起。”

嗨，姑娘，我得谢谢你到我们这儿，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事儿，自从我娘死了，我就再也没有人说道说道了。今天，我跟你好好说说，你要是能给我写成一本书，我一辈子都感谢你。我们这些人吃的苦真是够写成书的了。

我这身体这样差就是让这苦日子给熬的。

一身浅底小碎花的麻纱家居服让任秀芳老人看上去与这村里的老太太有所不同。虽然，雪白的头发与满脸的皱纹与她的年龄很相配，可透过那种苍老与憔悴，我仍可以看得出，当年，她曾经是一个多么俊俏的姑娘。

因为她那双有些陷进去的眼睛一直特别地有光彩，尤其是说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种无助，那种坦然和那种柔弱。一个76岁的老太太还有这种能够散发出来的魅力，可以想象年轻的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可爱。

如果是这样，岁月真的是有些残忍。半个世纪的蹉跎不仅让老人已失却了往日的容颜，更重要的是把她带入了风烛残年。

可是，她等的那个人现在才走进家门。

儿子、女儿都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心里并没有轻松，我在想自己的下半辈子该怎么过，我该去向谁要个依托。

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可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要去奔，我也不能拖累他们一辈子。当时恒文没有音信已经快30多年了，我几乎已经相信人们传闻他已经死了的消息，我那颗盼他回来的心也渐渐死了。

1983年，我们村里有个人到香港去，很偶然地听说恒文还活着。这时恒文在台湾已经发展得挺好，有了自己的好几家企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几家公司的董事长。我那个同乡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他的电话，并且跟他联系上，把我们家的情况告诉了他。

后来，那个同乡又给我们村里挂电话，告诉我恒文在台湾还活着，并且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娘几个为了他父亲所遭的罪，在这个村子里也是有名的，所以，大家伙一有点什么消息都赶快跑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终于和恒文联系上了。

知道恒文还活着，我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心想我这几十年的苦日子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我这一儿一女也算没有白白为他受那些让人瞧不起的罪。

我那时以为他知道我们都还在等着他，肯定会马上回来看我们，哪怕回来看看再回台湾，我都会高兴得不得了。

可后来他来信说，他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没有退休是不可以回来探亲的，更何况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也是一大家子人，就是他想家也无法马上就回家。

接到这个信儿，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其实我也明白，这么多年他一个人飘泊在外，能娶个太太，成个家有个人照顾他应该是好事，可我就是挺失望的，觉得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仍是个什么也不会有的结果。

我让孩子托人给他捎了信去，告诉他家中一切还好，只是盼他早一点回来看看，因为我的身体也不好，总觉着再见他一面也算了却心事，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但是，这信儿捎走了以后，恒文那边从此再也没有音信，我知道我的信让他为难了。

一直到1988年8月，恒文从台湾来了电话，他说已给我和儿子办好到香港的手续，约我们母子到香港团聚。

那时有许多老兵因为公职在身回不了祖国内地，便用这种方式，在香港与家人团聚几天，以解自己的思乡之情。

那一次我们在香港一家酒店见了面。恒文虽然老了，可因为生活得不错，也算是事业有成，他仍是那么斯文、有礼，挺排场的一个人。

他的太太跟在他身边，对我也挺尊敬，可看得出来，他们俩人挺恩爱，太太是一步不离开恒文，倒让我有些话跟恒文说不出来，只得不痛不痒地说些客气话。这次40年后的相聚因为有他的太太在，让我感觉挺别扭的。

这时我知道了恒文为什么当时离开家时，连个招呼也没有跟我打。因为，当时他一直在国民党的区分所工作，最后撤退时，国民党部队一定要他跟着一起走，他一方面不舍得我们这个家，一方面又不敢直接跟国民党部队对抗。

直到最后那天他离开家时，都想着再去看看，也许会有什么通融的办法。可谁知这一去人就回不来了，只得上了船跟着部队走了，所以，连个信儿也没来得及给我们捎。

听恒文这样说，我从心底原谅了他当初的不告而别，更何况他这些年来，在台湾苦苦奋斗，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几家公司的董事长，也吃了很多苦。

他台湾的太太也是个很开朗、健谈的人。恒文回房休息的时候，她跟我特别亲热，把她跟恒文的恋爱经过都讲给我听，我这才知道她跟恒文结婚也是经历了一番风波。

恒文的太太是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去教书的，恰巧与恒文在一个学校里，当初恒文孤身一人到台湾，又转行到学校里教书，也是挺穷困潦倒的。

可他太太当初出身一个将门之家，家里有权有势的，她和恒文的恋爱遭到她父亲的强烈反对，她们一家人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嫁给一个大陆来的穷教员。

可这个姑娘特别倔强，最后为了同恒文结婚，竟与自己的家庭决裂，离开了那个有钱有势的家，与恒文在外面建起了自己并不富裕的家。

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生活日益地困难，加上姑娘的娘家母亲也思女心切，他们才开始逐渐地走动起来。这时女方的父母见恒文也是一个仪表堂堂、本分厚道的读书人，慢慢地也接纳了他，这样他们一家才总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我知道恒文的台湾太太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她无非是想让我知道，她和恒文的这个婚姻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争取来的，他们这个家在台湾建立得有多艰难。虽然，我的出现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可我明白她从心底不希望我给他们之间造成什么麻烦，出什么难题。

都是女人，我又何尝不知道那种左右为难的滋味。虽说我苦苦等了40年，可她也是替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了恒文40年，这种心里的苦痛不是我们两个女人所愿意的，也不应该在我们之间产生什么矛盾和过节儿。

看着自己的丈夫仍是几十年前的文弱样子，我当然在感情上想与他亲近一些，毕竟，他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们曾经那么地恩爱。

可是，我要是那样做，就会让他现在的太太感到不安，就会引发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台湾的这个家再无宁日，我说什么也不能那样做啊。

就这样我一边说服自己，克制自己，一边安慰恒文的太太，让她放心，我只是带着儿子见恒文一面也就满足了，也算这么多年没有白白等他，至于他们的生活我不会参与，更不会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更何况儿女也在身边。所以，我希望她和恒文好好过下去，让恒文有个安宁的晚年。

说这话的时候，恒文的台湾太太突然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姐姐，真的很感谢你，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个人不容易，可我们都是这把年纪的人了，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恒文在我这里你放心，我会尽量地照顾好他，你也要自己多保重啊。”说完这话恒文的台湾太太哭了，我也哭了。

我们两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终于在一起抱头痛哭。也许到了这种时候，我也只有选择哭一场的权利了。

经过和恒文的台湾太太几次的交谈，我们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不少，知道我也不会给他们夫妻增加什么麻烦，恒文的台湾太太显得很大方，一会儿送我这个，一会儿送我那个，我知道她是想尽量地给我补偿点什么。

所有的东西我都婉言谢绝了，虽然，我只是农村里来的一个穷老太婆，可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些金银珠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当初等恒文回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不是会发财，我是在等那个人，等那份恩爱夫妻的感情。

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我就是穿金戴银又能怎么样，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上我原来那个完整的家和我40年的等待，对于老天这样的安排，我只有默默地承受。

说话间，任秀芳老人的女儿拿来了一本相册，老人用几乎枯干的手指着一个着西装打领带，正在唱卡拉OK的古稀老人的照片对我说：“这就是恒文，在他们公司的庆祝会上拍的。”

我拿过相册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的那个老人虽然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白色短袖衬衣上系一条暗红的领带，典型的一股事业有成的派头，那风流倜傥显然与任秀芳老人不可同日而语。至此，我也几乎明白了他们40年后的相聚为什么只能是一场客客气气的见面。

因为人是会变的。

随着环境与生活习惯的改变，人的改变也是很迅速的，但我相信人的感情还是有它本质的东西的。尽管生活有时会让人处在两难的境地，可王恒文老人毕竟要老伴到香港去与他团聚，可见人要忘掉过去的一切也是很难的。

过去人们常说，乡情最难忘，乡音更难改。相信王恒文老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游子。更何况他的几十年在台湾的打拼，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

从爱情到婚姻，从生存到事业，几乎所有的老兵都会有这方面难以忘怀的经历，那些不平，那些奋争，那些苦斗，一切都在巨大的付出之后，才有让他们立足的基础。

我知道他们是多么希望家乡的亲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辛苦。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得到了亲人的最大宽容与理解，而这也正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啊。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任秀芳老人的胸怀，这是一个宁愿把不幸深深埋在心底，也要把微笑带在脸上的坚强的老人。正是因为有了她这样的胸襟，才有了昔日游子想要回家的呼唤，因为有了她们才有了祖国，有了家。

老人喝了口水，慢慢地与我翻看着那本相册，又聊起来。

1985年，恒文又请我带女儿到香港去和他相聚，我想他这次安排我带女儿去，也许会跟我单独地待上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自从相见之后，就从来没有机会在一起说说夫妻之间的悄悄话。

可是这次到香港，他的太太仍然与他同行，并且，他还带来他的儿子，让儿子给我磕头。

自然这次相聚又是客客气气地一家人聚在一起，说点无关紧要的话，这时我问恒文，他什么时候才能退休，我打心眼里希望他回老家看看。

恒文想了一会儿说，再过10年吧，10年以后我一定退休，回祖国内地看看，回老家看看。

我当时听他一开口就是10年，心里也特别地凄凉，他走的时候我才26岁，可再次相见我已经66岁了，照他的打算，他再次回到家庭与我团聚我已是76岁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个日子。

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听他台湾的太太讲，他在台湾是几家公司的董事长，生意上的压力也很大，更何况他三个儿子都还没有成家。他当然也是很希望早点回家，可就他目前的身份和地位，他真的很难马上就回祖国内地。这一点我想我是尽量去理解。

半个月的相聚很快就结束了，我和女儿起程回祖国内地的家。他和太太、儿子回台湾的家。我是一路走一路流泪，这到底是谁造的孽，让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四分五裂，这么东一处，西一处的，不得团圆。

女儿也是伤心地一路上不说话，从小父亲在她心里没有什么印象，这人到中年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亲照例是亲，可毕竟她已经过了那个不会克制感情的年纪，这让她与父亲相处有了一些拘谨。

倒是恒文那个台湾太太生的小儿子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见了我和女儿也挺亲热的，出来进去的照顾得我们很周到，让我感到很欣慰。

回到家乡以后，我照例还过我的日子，不久我的类风湿关节炎又犯了，我住进了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就想，自己的这辈子也许就这样交代了。

这时恒文捎来了信和钱，嘱托孩子们好好给我治病，让我坚持活下去，等着他回来。

恒文的信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感情，我知道什么都变了，可他对我的感情没有变，对这个家的思念没有变，我要好好活着，让他回来还有个家门可以进。

就这样那场大病让我几乎瘫在床上，可我坚持着站了起来，我知道我在为恒文能够回家等待着。

过了几年，我孙子也成家了，看到我一个人过日子，身体又不方便也挺难的，他把我接到了他家，给了我一间东屋让我住，这样我等于是和孙子、孙子媳妇住在了一起。

这期间恒文也不断有信来，知道我好了，他高兴地捎了钱来，让我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虽然钱不是最重要的，可恒文一直这样牵挂着我，让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甚至觉得自己以前错怪了他，以为他对我无情无义。其实，人有的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这我也明白。

1999年1月份他来信说正式退休了。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让孩子写信请他回家来过年。50年了，整整50年了，回来过个年，一家人真的团聚我做梦都想这一天啊！

可信不知道捎到没捎到，他那边也一直没有回信，我们一家人盼他回来盼着过了年又盼着过了元宵节，又盼着过了“五·一”节，他，终于还是没有机会回来。

直到今年的7月份，市里突然通知我，说恒文要带着台北青岛同乡会的会员们回来探亲，我这时才知道他是台北同乡会的会长，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7月4日那天是政府来的车送我去机场接他。

虽说这之前我在香港已见过他两次，可那些相聚总像是在做梦似的，抓不到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今天就不同了。

我是站在自己老家的土地上迎接他，他也是奔着这块土地回来的。

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那些过去的日子，过去的事情，过去共同走过的路，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的团聚，真正的骨肉相聚。

恒文他回来了，77岁的他这次是真的回到家了，我们相牵着走进了家门，这次我觉得50年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终于又在我的身边了。

虽然，因为这次他仍是公务在身，回到青岛后有各种各样的招待会要参加，因此，只在我这里住了两个晚上，可是，那种夫妻的感情让我觉得他还是我那个恒文，那个手把手教我读书写字的小学校长。

我们唠死去的爹娘，唠长起来的孩子，唠村子这些年的变化，50年的话恨不得全在这会儿说尽，可怎么能说得完呢？

傍晚恒文要我陪他在村子里转转，我腿脚不灵便他就搀扶着我，走在海边，我们俩说着话，看着还是像原来一样蓝的海水，我流出了泪。恒文说：“老伴，我回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我说，“我是高兴啊，我这是幸福的泪，你终于回到家了。50年，60年，时间再长你也是回来了，我能不高兴地流泪吗？”

恒文望着大海长叹了一声，说：“可我还是要走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叶落归根，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知道台湾那个家在恒文的心里也是一个牵挂，我从心里希望我们这两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其实，我们本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在香港的时候，恒文的台湾太太也跟我讲过，她说要是两岸实行了三通，从台北两个小时就到了青岛。那时候，想家了就飞回来看看，恒文想我们了，就飞过去一家人团聚几天，要是能那样的话该有多好。

我们都是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按理说这点心愿并不过分吧！

像我们这些老太太等了这么多年，最终先生还是要回那边，并且他们年纪大了也不能经常来回地跑，这种分离还要我们承受多久，我不知道，也许一直要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听任秀芳老太太这样说，她快人快语的女儿不同意了。

她说，“娘，你怎么能这么没信心，咱们国家澳门回归后，剩下的大事便是台湾了，这是国家的统一大业，只会尽快不会往后拖。”

“你只要好好保养身体，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一直乐观地要叶落归根，你没看他为两岸的统一也在做些事情嘛。有这么多人的努力，祖国的统一是肯定会实现的事情，你老人家到时候还要到台湾去看看呢，那也是咱们的一个家啊。”

任秀芳老人在女儿的劝说下，一直有些伤感的脸上有了笑容。

坐在一旁没有说话的我，却觉得她们真是一些过于纯朴善良的人，对所有的事情都抱着美好的愿望。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善良的心地，才使她们对50年的漫长等待默默地忍受，面对等待之后仍是分离的现实坦然地承受。50年啊，半个世纪的路程都在等待中过去了，台湾的亲人们，你们还要让家人等多久。

送任秀芳老人回她的家，她执意不再坐进我们的车。我知道对腰腿都已经不再灵便的她来说，弯腰屈膝地坐进车里又是一番折磨。

我轻轻搀扶她走上回家的路，她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说，“闺女，都晌午了，吃了饭再走吧，这样饿着肚子跑，大娘我怪心疼的。”

我只是微微地对她笑，却不敢开口说话，我怕一开口我的眼泪也落下来。真的，我为她50年漫长的期待终还是一场分离的结局感到心痛。

这个海边的小村庄大概只有百十来户人家，他们分散在海边的这个小岛子上，靠养殖、捕捞为生。看得出任秀芳大娘的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们如今都已做了爷爷、奶奶，有了家里的第四代。

想来王恒文老人离家五十载再回来已是儿孙满堂，本应是一场天伦可以同享。可他在家匆匆待了数日，又匆匆踏上归途，不仅让家人们遗憾，就是村里的邻居提起来，也觉得任秀芳大娘未免有些可怜。

这就是现实，虽是面目全非，可人们只有承受，只有忍耐。

可我一直记着那句话，今天的宽容与忍耐是为了实现明天的梦想，也许我们该相信诗人的预言，祖国统一的梦想实现之日，我想也是任秀芳大娘她得偿所愿的那一天。我祈盼她好好活着，静候佳音。

叮嘱还有两个月就要生育的妻子注意身体，他拿起铁锨走出家门。26岁的他不知道那个早晨会让他从此与妻儿分离，这一走又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了。

台湾老兵·孙茂亭

孙茂亭，76岁，山东青岛兰山村人；1949年五月初六被国民党抓走，时年26岁；1988年4月19日回大陆寻亲；1995年回祖国内地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8日。

采访地点：青岛兰山村孙茂亭家中。

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我的采访过程整个是连轴转地奔波。两周的时间里我几乎跑了10多个村子，走访了十几名台湾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已经哑了，可心情却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

与这些老兵接触多了，他们的纯朴，他们的善良，他们的直爽，让久居都市的我感到一种别样的触动。

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可这些历经坎坷磨难，有一肚子酸甜苦辣的老兵们大多数都单纯、质朴，心灵从不设防，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也许真的是因为回到了家，他们对祖国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在这里人是亲的，家是热的，就连路也是熟的，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心灵上有足够的安全感。

是啊，怕什么呢，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世界上还有什么选择比这样更好，更有保障。

走了一路，我听老兵们谈了一路，对家的热恋使暮年的他们都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热爱。“还是活着好，给家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希望，等着祖国统一大业实现的那一天。”这是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

我知道这将是晚年的他们最后最真诚的心愿了。

到兰山村孙茂亭老人家的时候是一个午后。

一幢在兰山脚下的房子，有着气派的门楼，在它门前，一条清清的小溪流淌着，据说甘甜的崂山矿泉就是从这里流下山的。

好一个依山傍水的人家。说实在的，走了这么多村子，访了这么多人家，我发现老兵们的日子各有不足，可他们住的房子无一例外都是砖瓦到顶，装饰不错的新房，而且，位置让我这个城里人看来都是绝对羡慕的。

因为是在青岛，所以，他们住的不是在海边，出门几步路就到大海，就是在山脚，抬头可望郁郁葱葱的峦山环翠。他们几乎都是长寿的老者，这是否与他们住的环境有关，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这些台湾老兵回到家乡后，国家从政策到实际生活上都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就连宅基地也是把好地角批给他们，所以，安居乐业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地做到了。

走进孙茂亭老人的家，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在门洞的竹椅上打盹，同来的台办的马科长一声喊：“老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

老人倏然惊醒，一看是我们忙起身把我们让进屋里。宽敞的堂屋，后院一棵石榴树花开得正艳。

一个眉清目秀的老太太和另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在院子里乘凉，这个家庭看来是枝叶繁茂啊！

由于前不久孙茂亭老人还作为台胞被区里的统战部请去开会，因此，非常健谈的老人一听我们的来意，很爽快地便谈起自己的往事。

而旁边他的老伴就是刚才那个眉清目秀的老太太却给我们冲上茶，洗好了桃子送了上来，我说：“大娘，您坐会儿我们聊聊。”可她却说：“这么大热天，你们都跑累了吧，先吃个桃子再说，这桃子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特产。”

说完老人又到院子里去抱那个坐在门洞凉席上直哼哼的孩子，看来这个大家庭还是离不了老太太的支撑。

孙茂亭老人见老伴忙活半天走开了，也忙对我们说，那些过去的事我不爱守着老伴说，怕她听了又难过，可想起来这心里真是不好受啊！

那是1949年阴历的五月初六，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天为了在太阳出来之前把地里的土豆浇上水我起了个大早。

4岁的儿子还睡在炕上，亲亲他的小脸，我接过已怀孕八个月的媳妇儿递过来的稀粥，匆匆忙忙一边喝着，一边叮嘱她注意身子，快要生了就不要再下地了。

可媳妇儿却说：“没事儿，我利索着呢。”

过了一会儿，看我吃完饭，媳妇儿一边把草帽拿来给我戴在头上，一边说待会儿早点儿回来吃饭，今儿中午咱们吃高粱面面条，这东西下出来不能放，时间一长就捞不起来了。

我一边答应着：“知道了！”一边走出了家门，闷着头往村外的地里走去。我没想到这是我留给媳妇儿的最后一句话。

那一年我26岁，媳妇儿25岁。

我们村为什么叫兰山村，就是因为村子四周都是山，而兰山是稍大点的那座。这山上除了野草就是小树，根本没法种粮食，因此，能种点粮食的地儿都在村外几里路的地方。

一路上我紧赶慢赶还是在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到了地里，那土豆苗都有些晒蔫了。

我一阵心痛，忙开渠放水，打算把这块土豆地浇一遍再锄锄草，然后就回家吃中午饭。

正忙乎着，突然听见前边一阵嘈乱，我看了看，发现是国民党在抓兵。前几天，许多人说我们这儿山里面太偏僻，那些抓兵的不会找到这里，可没想到倒让我给遇上了。

我吓坏了，忙趴在地里想躲过去，可是那些土豆苗太矮，根本挡不住我，就这样我被他们发现了，二话没说我就被带走了。

那时我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媳妇儿又将要生孩子，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活下去，我不知道，可这一切已经由不得我了。

我被送到了在青岛港停靠的军船上，没几天船就出发开往台湾，到了台湾在那里只停留了两天，我们又坐船到了海南岛。

那时国内几乎都解放了，国民党部队把海南岛当成了他们最后固守的阵地，在这里屯集了大批的人马。

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临时被抓来的老百姓，像我这样的连枪口都不知道应该对哪儿的农民也被他们编进了正规军。

那些天我牵挂着媳妇儿和4岁的儿子，还有家里上了年纪的老父老母，天知道我的突然失踪会让他们有多着急。而且，我已经听说如果海南岛守不住，国民党部队就要全部撤往台湾。我当时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在到台湾之前逃出来，我知道一旦撤到台湾，我跟家里的人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当时在海南岛，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供不上，许多北方兵到了这里便一病不起。部队要行军打仗，那些病号只好扔在半道上任其自生自灭。

这些惨景把我也吓坏了，我想万一我死在这儿，连个收尸的也没有，更不用说给家里个信儿了，我瞅了个混乱的机会逃了出来。

可由于地形不熟，我离开了部队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东逃西逃最后还是被抓了回去。为了惩罚我，他们让我到伙房里去干杂活，这样我是一路上挑着锅碗瓢盆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

说是当兵可我一枪也没发，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到了台湾又是一番整编，一番训练。我到了步兵班，正式被编进了部队，这一干就是14年，一直到我41岁退役。

在部队那些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有时候夜行军，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地上眼睛一闭就回到了家乡。

见到了媳妇、儿子和我走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我好像看到他们眼巴巴地站在家门口，问我你上哪去了，怎么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每当这时我就不愿意再醒来，我宁愿这样沉浸在梦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见着我的家，我的亲人。

可这种美梦常常被班长的一脚踢得粉碎。一看我又坐在地上睡着了，班长便会过来给我一脚，他说：“你这样想家，早晚会死在这儿，那样你就永远回不了家了。”

班长也是农民出身，我知道他的心情同我一样，家里的妻儿老小他何尝不想在梦里相聚呢？

那会儿的台湾是个什么都缺的孤岛，一下子涌上那么多人，最吃苦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更何况台湾那种潮湿和各种流行病，我们这种人活下来也真算是死里逃生。

后来，我也当了班长，每当那些台湾兵嚷嚷着当兵这么苦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才当两年兵就觉着苦了，我们这些人当了十几年兵，连家都回不去，我们找谁去诉苦去。

那时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靠本能活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不知道家里的人是不是还活着，这些事情是想也不敢去想的。

偶尔我也会为媳妇打算，我希望她尽早改嫁，另找个好人好好过日子，把我们的孩子拉扯大，也算是对得起我。那样，至少他们会活下来。

我跟媳妇虽说是包办婚姻，可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媳妇比我小一岁，人长得也好看，对我和家里的老人都很好，她要是真的走了，我也会难受的。我当然希望她能坚持在我家留下来，等着我回来，可想归想，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当了十几年兵，我真是在部队上待够了。1965年，我说自己有病，到处查查看看的，终于被批准提前退役。

混了这么多年仅仅是个上士的我吃不到终身俸禄，又不愿意进荣民院，我成了自谋职业者，来到社会上自己找一条生存的路。

那一年我41岁。

我在家的时候就没读过书，到了台湾年纪大了更没有机会学点文化，大字不识几个，这让我在台湾的谋生成了问题。

好在我还正值壮年，别的没有力气还是有的。思来想去，还是干我种地的老本行。

我退役的时候在台东的花莲，那儿有大片的荒山野岭。我在山上搭了窝棚，一把锄头开起了荒。由于那儿的荒沙地根本种不了粮食，我只好把平整出来的几亩地全部种上了大姜。

到了收获的季节，我成筐成箩地挑到山下去卖，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我在山上也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那时我什么也不敢多想，只想我的大姜收成好一些，多赚点钱让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我都实现不了。

大概是我在山上待的第五年吧，有一天突然刮起了台风下起了特大暴雨，这场灾难不仅把我的窝棚给掀翻了，还引起了山体滑坡，把我那几亩即将收成的大姜全部给压在了泥沙下面。那可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啊！

我顾不得收拾人仰马翻的窝棚，雨还没停便去挖埋在泥沙下面的大姜。怕铁锨把大姜铲碎了卖不了好价钱，我就用手去挖，直挖得双手的指甲都掉了，鲜血直流，也没挖出多少完整的大姜来，那时我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想到无依无靠地自己活得这么难，我一屁股坐在烂泥地里嚎啕大哭起来。

荒山上一个人没有，只有我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兵那凄凉的哭声。山体的塌方随时都会发生，可被雨水浇得浑身冰凉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了。

从我们进屋到坐下来聊天一直很爽朗、乐观的孙茂亭老人说到这里，沉默了。

他静静地吸着烟，望着后院那株开得红红火火的石榴树仿佛在数着那些已经绽开的花蕾，神情专注而认真。

然而，从他不断抽搐的脸颊上，我看得出他在竭力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毕竟，那段生死攸关的往事对他来说，将是永生难忘的。

我可以想象那些画面，那些台风与暴雨里面有一盏燃烧着的多么微弱的灯。一个想把自己一年的心血全部拯救出来却无能为力的老人。

我想我完全能够理解孙茂亭老人当时那孩子般的痛哭。

那是一种无奈、委屈、茫然，是他们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唯一能做的事情。哭一场，骂两声，再挣扎起来去奔生路，已是我所听到的许多台湾老兵当时的处境。

看来孙茂亭老人也不例外。

那一场台风彻底毁了我几年里起早贪黑开出来的几亩地，即将收获的大姜也全部都烂在了泥沙下面。一着急，我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才起来。

在台东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几乎是流浪般地到了基隆港。由于我不识字，好一点儿的工作根本找不到，我只好去港口当了出苦力的装卸工。

那时我已经47岁了，可天天还要扛上千斤的货物。在35℃的高温下，上百公斤的麻包一次要扛两个，一天干下来我已经累得路都走不动。多少次我问自己，我这样当牛做马是为了什么？

偶尔在等货船靠岸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往大海那边张望，来来往往那么多船，我多希望有一只能够给我带来家人的消息，让我知道他们都还活着，还在等着我回家的那一天。

可当时在台湾的“三不”政策下，想要知道祖国内地的消息比登天还难，而且，弄不好就会给自己惹来横祸。

在基隆港干了几年，直到53岁再也干不动了，我才辞工。可我离开基隆的时候，已经恨透了那儿的海水，所有的人间悲剧它都看到了，可它仍是那样沉默。

带着十几年出苦力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我又到了台湾的桃园，在那里开了一爿小店，专门卖服饰。

我一个人既当店员又当老板，人多的时候，忙不过来，东西丢了也不知道，不仅没赚到什么钱，反而赔进去不少，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儿。

可那时我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再也没有力气去干那些吃苦受累的粗活儿，我只有咬咬牙坚持下来。干了几年我终于在桃园站住了脚。

这时，我的小店竟成了一些老兵常常跑来聊天的地方，有的还是山东老乡。出来时三四十岁的人，也时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眼看再不回家也许就真的回不去了，他们提起老家来就掉眼泪。

我们这些老兵凑在一起就没有别的可说。家里的媳妇和孩子，老人和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永远谈不够的话题。想要回家的念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永远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那些在荣民之家亡故的老兵，临终时总要叮嘱活着的人，要是有回家的那一天，千万别忘了把他们的骨灰带上。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这样带着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再也无法活着走上回家的路的老兵，我心里也满是心酸和无奈。我不知道这种思乡的折磨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只感到腰身一天天倦了下去，满头的白发和松掉的牙齿让我感觉，衰老是那样地不可抗拒。

回家的路仍是遥遥无期。这时，有不少老乡来给我提亲，几十年孤身一人的生活我已经不知道有儿有女的家庭是什么滋味。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我当然也希望在台湾成个家，至少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可是，对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老兵来说，能够在台湾成家的并不是很多。

因为大多数老兵在退役以后没有什么收入保障，靠自谋职业养活自己。这时有的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敢谈养家糊口的事，所以，尽管人还年轻，也没有几个能娶得上老婆的。

年纪稍大一点，有了一定的积蓄，娶个台湾本土的女人呢，因为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观念，加上老兵本身被台湾人瞧不起，往往过得不是那么好，时间一长闹得不可开交，结了婚反而是自寻烦恼。我是看多了这样的悲剧，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有的人看中了我的本分、厚道，主动地找上门来，也被我婉言谢绝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着自己在大陆的妻儿老小，离开家门时媳妇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早点儿回家吃饭。”我相信她一定会等着我。即使她不在了，我的儿女还在，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家。

孙茂亭老人正说到这里，外面走进一个憨憨的庄稼汉，裤脚上还有斑斑的泥点，一脸红高粱般纯朴的笑容。

老人介绍说这是他的儿子，看得出他与马科长很熟，笑嘻嘻地打完招呼，马科长问他这么热的天干什么去了，他仍是笑嘻嘻地说到地里翻地瓜藤去了。

尽管是孙茂亭老人的儿子，可他也已是做爷爷的人了。怀里她母亲抱着的便是他的孙子，孙茂亭老人的曾孙。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家庭。

对老兵的采访进行得越多，我越习惯将他们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有许多感觉就在这比较中凸现出来。

如果说老兵们的遭遇各有不同，那他们留在家里的儿女几乎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结局。通常的结果便是他们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子女，然后在农村靠种地为生。

而如果老兵们在台湾有子女，那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出国留洋，有着不错的职业和收入。虽然，在老兵家中，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是同一个老兵的两岸的儿女，那总会是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这说明了什么？我问自己。

我知道我想说的是，当一个女人必须独自撑着那个塌了天的家，带着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活下去的时候，她能够满足孩子的也许仅仅是吃饱穿暖，甚至再挣扎着给他们亦娶亦嫁，至于别的恐怕是无法顾得到的。

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些孩子就没有天赋，没有更有出息的能力，只是他们的机会被剥夺了，为此他们活下来已属幸运，更不要奢谈什么受教育。

虽然平安就是福，可我仍为他们感到了不平，当年的悲剧已不仅仅是一代人所承受的，对于这样的老兵的家庭来说，至少有两代人承受了这种现实，忍受了这种痛苦。

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悲剧，它给人们的打击和折磨远远超过了人们所看到的一切。

我这样想着，孙茂亭老人又开始缓缓地追忆那些往事。

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我对家的思念就越来越无法遏制。我总是想我要活着回家，只有活着回家我才能对得起家中的老人、媳妇和孩子。

那时，台湾跟大陆信都不可以通，而许多老兵已经开始托国外的朋友，辗转美国、日本等地往家里捎信儿。眼看着有些老兵知道了家里的音信，他们偷偷跑到我的小店里，边抹着老泪边跟我说家里或悲或喜的信儿，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算来我的老母亲要是活着的话已经快80岁了，我想再不捎信儿回去，她老人家也许将带着永远的牵挂离开人世。

为了跟家里通上信儿，那一阵儿我到处打听门路。终于，有一天，一个老兵找到我，拿着一封写好的信，说是有朋友从国外回大陆，给带回去，他让我在信上写个名字和老家的地址。

因为是很冒险的事儿，当时老兵们很多人都是在别人写好的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签上名字时已经有五六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最终我还活着的消息在1986年辗转到我的家乡，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知道了家里的信儿。让我高兴的是，尽管我40年没有音信，可媳妇还在等着我，并且，在我走后给我生了个女儿。这时我的一双儿女都已成人，分别嫁娶，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令我特别难过的是，父亲早已过世而我的母亲在我的信儿到家的前一天刚刚去世。

她老人家临终时迟迟不肯咽气，直到我媳妇趴在她身边对她说：“娘，你就放心去吧，要是茂亭能活着回来，我一定让他先到你和爹的坟上磕头烧香告诉你。”就这样老人才算闭上了眼睛。

接到家里的消息那几天，我的小店没有开张，我们几个老兵凑在酒馆里，一杯杯烧酒下肚，一行行老泪止不住地流。

那时，尽管我知道家里的亲人还都安在，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根本连想也不敢想。几十年来思乡的苦痛在这时候化作了千愁万绪，让我们这些老头没事就唏嘘感叹，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自从知道媳妇没有改嫁，替我守着家拉扯大了两个孩子，我就一遍一遍地在脑海里想象她的模样。

我知道几十年的岁月她肯定也像我一样老了，有着满头的白发和一脸的皱纹。可闭上眼睛就在我眼前晃动的她，仍是我离开家时的年轻与俊俏。

我想自己那从来没见过面的女儿，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她肯定受了不少罪，如今她也该人到中年了，不知嫁的人对她可好？

思来想去，我就满腹的愧疚与怅然。40年来为人夫为人父的我欠他们实在太多了，可这一切又何尝是我所愿意选择的。

过去因为从来不知道能不能回家，我们这些老兵除了养活自己，几乎都没有什么积蓄。可自从与家里通了信，我突然觉得也许有一天真的能够回家，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我戒掉了烟、酒，每积攒一分钱我都想到他们，我的老伴，我的儿女，我在积攒回家的路费，让自己不至于在可以回家的时候，为盘缠发愁。

1987年10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湾当局终于通过了开放民众探亲的议案。两岸长达40年的隔绝终于被老兵们匆匆的脚步打破了。

思乡心切的我1988年元旦刚过，就到办理赴祖国内地探亲手续的红十字会交了1000元钱，请他们给我办理有关手续。

1988年4月19日，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这天早晨8点我从台湾到了香港。因为台湾与大陆不能通航，我们这些回家的老兵必须转道香港，可尽管这样，我仍是压抑不住满心的兴奋。

我知道每走一步我就隔着家近一步。晚上6点，我上了从香港到广州的客轮。本以为早晨就到广州了，第二天早晨我沉不住气钻出客舱来到甲板上才发现，由于海水跌潮，船被搁浅，根本就一夜没动。我们仍滞留在香港。

这种意外简直是火上浇油，一直以为马上就能到家了的我真急了，我找到船长一番理论，他用一只小船把我送到了另一艘即将启航的客轮。到广州已是第三天的下午6点。

为了等到青岛的机票，我住进了宾馆，最让我感动的是宾馆里的那些服务小姐，她们个个笑容满面，出来进去地喊我“爷爷”，照顾得非常周到，这让我几十年来满是苍凉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同来的老兵看我这个样子都劝我：“老孙，你留着点力气吧，见了老伴、儿子还有你掉泪的时候。”

由于台湾刚刚开始开放探亲，那时的广州简直热闹极了。家家宾馆都住满了回来寻亲的老兵，飞机票成了抢手货。

我在广州足足等了三天才等到回青岛的飞机票，可好事多磨，本来中午12点起飞的飞机，又因为排除故障直拖到下午3点才起飞。

黄昏的时候我到达青岛机场，一下飞机，连日来的劳累、奔波、心焦、悲切一下子涌上心头：“40年了，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终于到家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脚一软竟一下子坐在了地上久久地不想起来。

机场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我，可我知道他们肯定会理解一个离家四十余载的老兵的心。

从26岁被带到台湾，一转眼我已是64岁的老人，这40年我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为了这个梦魂萦绕的老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是啊，终于到家了。写到这里我就感到文字的苍白，无法确切地传达孙茂亭老人在说他到家的那一瞬间的神态。

那是一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岸的满足，是一种飘泊当中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大陆的如释重负。是儿子离开母亲太久那种无法倾诉的委屈。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如此地幸福，没有经历过战乱的浩劫，分离的苦痛，但是，我能够理解孙茂亭老人这个老兵对家的眷恋，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为此我还想起了在所有的台湾老兵的诉说中都存在的那些神秘的捎信人，要不是他们的胆量和热心，有多少老兵将终生难以知道家人的下落，在当时那种严酷的现实中，这些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姓名的人是多么值得人们崇敬啊！因为，在台湾老兵大陆寻亲的生涯中，他们做了最大的贡献。

走进村口，我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家门。几十年的变化太大，走时光秃秃的山此时已是一片绿色，当时的那些烂泥房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青砖红瓦的农家院。

村里的人开始烧火做饭了，淡淡的炊烟在暮色中安详地上升，我好像看到白发的老伴正弯腰忙在锅灶前。

为了不让家里人牵挂，我回家探亲的事儿我事先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让亲人们为我的归来感到惊喜。

就在我站在村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两个下地回来的农村妇女迎面走来，我忙上前问路，叫着我儿子的小名，我问他家怎么走？

可谁知我问了半天，她们中的一个也端详了我半天，听我说是从台湾回来的，又姓孙，其中有个妇女扔下肩上的工具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娘，娘，快出来看，俺爹回来了，俺爹回来了。”

她这一喊倒把我给喊愣了，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那个妇女上前来帮我提起箱子就走，一边走还一边说：“到家了，大伯，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回家吧，刚才你问她路的那个人是你儿媳妇，这不跑着回家给她娘报信去了。”

我一听她这样卞，如梦初醒，心想天下还真有这等巧事，我问自家的门怎么走，竟问到了儿媳妇眼前，这说明家真是在等着我回来啊，要不我在村口碰上的第一个人，怎么会是我家里的人呢？

跟在儿媳妇的后边我忘记了连日来的疲劳，所有的倦怠仿佛一扫而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精神起来。

这时我老伴听到了喊声从院里走出来。一个白发的老太太站在那里定定地望着我，眼睛里全是很难相信这是事实的神情。

好久好久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脚步蹒跚的老太太还是我走时那个俊俏、伶俐的女人吗？40年的时光真的这么可怕，将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在老伴身上唯一还让我有所记忆的便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双仍然善良、温顺、宽容的眼睛，正是这双从来没有改变的眼睛让我觉得她还是那样年轻、好看。

老伴见到我，只说了一句：“他爹，你回来怎么也不来个信，我好让孩子去接你。”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暮色中她的泪水那样苍凉，让我不由心中涌起阵阵愧疚。

我上前挽起老伴的手。“老伴啊，别再哭了，这些年你和孩子受苦了，这不再难我也回来了，从今以后咱再也不哭了，咱回到家了。”

老伴擦干了眼泪，我却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夜夜梦归不得归，我回来了，就让眼泪流个够吧。我拉着老伴的手往家里走去，一声声哽咽着像个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忙得再也顾不得哭。

先是出嫁的女儿带着外孙来看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女儿，一见面便趴在我的肩上哭，让我心里酸酸的。

儿子和儿媳拉着孙子给我磕头。40年前我走时才4岁的儿子长成了一个憨实的庄稼汉，有了自己的儿子。我这一家人没有散多亏我那劳苦功高的老伴。

可这么多年她受的苦，她从来不讲给我听。好多次我让她讲讲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可她总是说：“该吃的苦都吃过了，如今你回来了，咱们一家人总算等到了团圆，还提过去那些事情干什么。”

村里的人知道我回来了，纷纷来看我。家里也有在台湾当兵几十年没有音信的就托我给他们在台湾打听打听，如果真的能打听到，让我告诉他们家里在盼着他们早日回家团聚。

这本来是好事，作为同乡的我也会尽力而为。可让我为难的是，台湾当时的情形他们并不知道。

那些老兵在台湾飘泊几十年，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虽然健在，但不是疾病缠身，便是一点积蓄也没有，连回家的路费都筹不起来。

自从开放民众探亲以后，许多想回家的老兵苦于手头没有钱，便几个人凑份子靠抽签决定谁先回大陆探亲。然后，等他回来后再凑份子，再抽签抽出下一个回家探亲的。

像这种情况在老兵当中挺多，许多老兵因为谋生的能力不强而只能待在“荣民之家”里，那儿虽一日三餐不用发愁，但是，要是想积蓄点钱可就难了。

这些事情我无法讲给他们听，我怕断了他们的希望，伤了他们的心，我只得一一应承下来，答应回台湾一定替他们去寻访。

很快，我探亲的时间就到了。虽说跟老伴和儿女们还没有亲热够，可时间到期我必须往回走，否则再想回来就难了。

离开村子那天，我心里空落落的，老伴一大早起来给我做好了饭，就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掉泪。我跟老伴说，我这次回去还可以马上再回来，让老伴不要太难过了。

可老伴说：“你上一次走的时候，也没说不回来，结果你就硬是40年后才回来，咱这个家还有多少个40年可以熬啊。”

我知道老伴是被我的离开弄怕了，她怕我一离开家门就又是个杳无音信，不知道归期。都这样一把年纪了，我也实在是觉得该把剩余的时间都用来陪陪老伴了。

回到台湾不久，我就开始申请回大陆定居，可由于各种原因，我一直到1994年才办好了一切回祖国内地定居的手续。

这之前为了给家里多赚点钱，70岁的我又到桃园机场打了两年工，直到实在干不动了我才正式辞工。

1995年，我再一次回到家乡。

这一次我已经办好了定居的手续，再也不用离开了。这是我与老伴和儿女的真正的骨肉团聚。可我和老伴也真的步入了古稀之年。

那一年我72岁，老伴71岁。

现在我的曾孙也出世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磨难，最终还能团聚在一起，我的心里感到一种幸运。在老兵当中，有多少人从此一去不归啊！

想到我这个从来没有为家庭负过任何责任的老兵，也能熬得四世同堂，我就从心里感激老伴，要不是她把这些苦难都承受了下来，今天我恐怕真的已是无家可归的老兵。

好多时候，我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兰山，我就想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至今没有走上回家的路的老兵，他们当中有许多已是高龄，有许多将不久于人世。要是祖国实现了统一，他们说什么也有机会回家看看。

那时候台湾海峡将不再是高墙，而是一个绿色通道。两边的民众可以相互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去看看，走走，像到自己的家一样，这才是一家人，这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作为一位台湾归来的老兵，我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了。

与我采访的许多台湾老兵相比，孙茂亭老人表达能力当数比较强的，而且，老人爱憎分明，为人非常耿直，处处透出山东大汉的豪爽与豁达。

与他身边的村民们相比，显然，几十年的闯荡也让他见了世面，开了眼界，因此，他经常说一些比较先进科学的东西给村民们听，让他们这些老乡们也跟着开眼界。

与他聊完我们告辞的时候，我提出要拍照留念。一直穿一件有些旧的老头衫、不修边幅的他马上说要换换衣服，并要老伴也换换衣服，梳梳头，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出去找他的儿媳和曾孙的大儿子回来说，没有看见她们，不知到哪里去逛了。这时孙茂亭老人穿上一件大花衬衣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伴双双牵手站在大门口，对儿子说，找不到算了，咱们三个也算全家福了。

父亲、母亲、儿子。三个人站在了兰山脚下，一直都像个本地农民似的孙茂亭老人，这一瞬间才显得像个海外归来的游子。因为在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

在镜头前他牢牢地握住老伴的手，是那样自然与坦诚，与不少在拍照时都需要我提示甚至“导演”，才与老伴亲近一些的老兵相比，孙茂亭老人又一次流露出他那爱憎分明的个性。

他的爱不需要表白，全在他握紧老伴的手的那一刻，这是迟到了40年的牵手啊，是一个老兵终于回到家的怀抱无以表达的情怀。

13岁的妹妹，八个月大的女儿，31岁的丈夫，29岁的她在那一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最后，她选择了跟着丈夫走，她对着岸上抱着她八个月的女儿的妹妹喊：“我去安顿下来，就回来接你们。”可这一别却从此人海两茫茫。

台湾老兵·李承乾

李承乾，山东济宁人。

1949年从青岛港撤往台湾。1959年在台湾高雄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41岁。1989年其妻李梁芬玉回祖国内地寻亲。

目前李梁芬玉女士在台湾高雄定居。

采访时间：1997年5月。

采访地点：山东省济宁市。

采访李梁芬玉女士实际上已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是1997年，她第二次回来探亲，而我正在济宁一家企业采访，那家企业的厂长在晚上的酒宴上介绍了他的合资方代表，那就是李梁芬玉女士。

那时的她已经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仍剪了一个非常短的男式分头，保养得非常好的皮肤化着淡妆，一袭大红的外套使她显得非常精神。

听厂长那样介绍她，她笑着说：“哪里，哪里，现在我早已放权给儿子，这次我不过是回济宁探亲，纯粹的私人活动，厂长硬要盛情款待，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啊。”

酒过三巡，席间就我们两位女士，自然成了谈点悄悄话的好朋友。听我说老家是青岛，李梁芬玉女士露出淡淡的惆怅，“我跟丈夫就是从青岛港去台湾的，这一去就是40年，我的女儿要是还活着的话也该是40岁的人了。”

她的话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们相约回到宾馆后再细谈。

那夜回到宾馆已是10点左右，也许勾起了许多往事，李梁芬玉女士直接到了我的房间洗漱完毕，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已经把脂粉全部洗掉的李梁芬玉女士，此刻是一副慈祥的老祖母的形象，让我感觉亲切了不少，要不是那件鲜红的外套使她处处透着洋派，她一口浓浓的乡音让我觉着很像在跟邻居大妈聊天。

1949年，我29岁，丈夫31岁，女儿敏敏刚刚八个月。

我丈夫当时是国民党部队的见习教官，正在青岛港的军舰上服务。平时，他难得回一次家，我只有带着女儿跟自己13岁的妹妹在一起相依为命。

我的家庭特别复杂，我母亲在我妹妹刚刚1岁的时候，得了急病去世了，那时我父亲在青岛做生意，家里的老人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又给他从老家济宁娶了一个女人做填房，这就是我的继母。

因为当时我和妹妹都在济宁老家，跟着我的舅舅、舅妈过日子，舅妈人很凶，对我们姐俩很刻薄，我姥姥看不下去了，就做主给我们找了个后妈。

可我父亲因为在青岛做生意多年，根本不喜欢老家这个土里土气的媳妇儿，但是老人做主又不敢违抗，所以，他就是娶亲的时候在家里待了一夜，第二天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我和妹妹就在家跟着继母，父亲偶尔捎回钱来让我们做件新衣服，可别的他就不管不问了。

我记得继母当时是个健壮的沂水姑娘，可嫁到我们家几年就干瘦枯黄地不像个样子。后来，她还给我们家生了个男孩，但5岁时那个男孩得了白喉死掉了，从此，继母就更加不受父亲的重视了。

为了小妹妹不受委屈，我结婚很晚，直到20几岁才把自己嫁掉。而且，婚后不久，丈夫被送到美国去培训，他很希望我把家安在青岛，那样我们之间书信来往会方便些。

我思来想去，觉得妹妹在继母身边我不放心，所以，结婚以后我还是和继母、妹妹住在老家，为的是处处照应刚刚长起来的小妹。

婚后一年，我生了女儿敏敏，当时丈夫已经从美国回来，在舰艇上实习，我在青岛安了家，把妹妹也接了过来跟我住在一起。

1949年5月，丈夫回来对我说，可能要到台湾去，要我赶快拿个主意，是带女儿走还是我留下他自己先走。

当时我根本没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我以为不过是暂时撤到台湾避一避，等战争结束了马上我们就会团聚。

我跟妹妹商量，让她回老家济宁去投奔继母，可妹妹哭着喊着要跟我走，那时她才13岁。因为从小没有母亲，她被我给宠坏了，与同龄的女孩相比，她显然懂事比较晚。

我再三跟她解释，部队只带妻子同行，那些儿女多的都不许全部带上，我和她姐夫不可能连她一块儿带走。再说这一去要在海上颠簸好几天，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到达台湾，我不想让妹妹跟着我吃苦受累。

这时继母也从老家赶来，她踮着一双小脚走了几天几夜才赶到青岛，见我要带着八个月的女儿走这么远的路，她也不放心。守着丈夫和我，她说：“芬玉，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敏敏留下吧，这么小的孩子跟着你们东跑西颠，我实在是不放心呀。你把她留在家里，我们娘仨相依为命，有我吃的，就有她们吃的，你到那边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她们不更好吗？”

继母的话让我和丈夫一宿没睡，合计来合计去也觉着八个月大的孩子实在经受不了在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更何况那时我们对台湾一无所知，谁知道到了那儿是不是能吃上饭。就这样我们决定把女儿和妹妹一起留下，等台湾那边有了眉目，再回来接她们走。

走的那天风浪很大，继母和我妹妹抱着我那八个月大的女儿站在码头送我们，看着我们的船真的渐渐远了，妹妹疯了似的哭喊着，“姐姐，姐姐，你早点儿回来啊。你可一定要早点儿回来接我们啊！”

妹妹的哭喊把女儿也吓醒了，我看着她在妹妹的怀里挣扎着，哭喊着，可我已经再也够不到她了，我只依稀听见她的哭声。那时她还不会叫妈妈，可我知道她是在喊着“妈妈”，“妈妈”……我就是在这样的哭喊中离开了她。

我离开青岛不久，继母便带着妹妹和我女儿敏敏回到了济宁老家。继母那时还年轻，人也能干，平时靠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过日子。

我父亲在青岛城跟一个寡妇好上了，平时他开的饭店都交给别人去做，他没事就钻在那个寡妇的家里抽大烟泡儿，济宁的老家他也从来不回。

有时候，实在揭不开锅了，继母便打发我妹妹到青岛向父亲要几个钱。那时候，妹妹到饭店里找父亲，伙计们都偷偷地打发她到那个寡妇家里去找。

到了寡妇家里，父亲的瘾没有过足是不肯出来见她的。妹妹只好站在寡妇的门口等，一直等得又累又饿，才见着父亲托着个鸟笼出来，问她有什么事。

妹妹说家里没得吃，要父亲给她几个钱，父亲这边数着大洋刚要给，那个寡妇就在一旁风言风语地说闲话。有时候父亲本来想多给妹妹一点，可看寡妇不高兴，马上就变得小气起来。

那时候，父亲让妹妹见了寡妇要给她行礼，可性格倔强的妹妹从来不理睬她。这让那个寡妇又羞又气，就只好背后冲着我父亲发脾气。

寡妇自己也有个儿子，她丈夫本来跟我父亲是生意上的朋友，可后来很年轻就病死了，我父亲看她可怜便经常接济她。结果，也好抽一口的她便把我父亲拢在了身边。

那时父亲开的“春和楼”在青岛城很有名气，生意也不错，但是，赚的钱都贴补了寡妇和她念书的儿子。而我妹妹和继母却在老家济宁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解放后，父亲的饭店被公私合营，父亲也到了国营单位去上班了。最后连他退休都是让寡妇的儿子顶替了他那份不错的公职，而我妹妹他根本连消息都不知道了。

刚开始在父亲偶尔的资助下，妹妹还念了几年书，可后来父亲抽上了大烟，他赚的钱还不够给自己糟蹋的，所以，妹妹不仅书念不成了，她和继母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1952年，16岁的妹妹跟一个解放军的干部好上了，那时我女儿已经快4岁了，长得也很可爱，因为从来没有叫过我妈妈，她把我继母当成了她的妈妈。

妹妹17岁那年同那个解放军干部结了婚，妹夫比她大了10岁，当时已是个连长，老家也是济宁的。后来，他们南下到厦门定居，而我继母和女儿则仍留在老家。

妹妹结婚第二年，回济宁老家想把我女儿接到厦门去，准备让她在那儿读小学。可回到村里，却听说，我继母已改嫁，跟着一个卖竹器的外地人去了，而我女儿在她走之前已经丢了。

这个消息让妹妹简直不敢相信，她走的时候，继母答应的好好的，说是等一年后妹妹回来接她们到厦门去住，可怎么才刚一年的工夫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我妹妹不相信，到处打听继母的下落，那时我妹妹已怀着第一个孩子，可由于又急又担心，妹妹在老家小产了，那是个男孩，因为不足月很快就死去了。

妹夫在厦门听到这个消息，火速派人来接妹妹回去，可妹妹就是不走，她流着泪对妹夫派来的人说：“我姐姐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让我好好带大她的女儿，可如今，孩子找不到了，将来我姐姐回来我怎么向她交代啊！”

妹妹在老家一待就是半年多，到处寻访继母的下落，可因为她嫁的那个人是个云游四方的生意人，居无定所，根本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

没有办法，妹妹只好回到了厦门，托了老家的人，一有继母的消息，马上给她个信儿。

这样一过就是十几年，妹妹因为那次小产，又是在农村没有好好处理，伤口感染后产生了粘连，妹妹再也没有怀孕。

1970年，为了让已是厅局级干部的妹夫能留下后代，妹妹主动提出离婚。夫妻离异后，妹妹又回到了济宁老家，重新成为一个农村妇女，自己独立门户一个人生活。

1978年，已经70多岁的继母终于派人送来了信，得了肺气肿哮喘的她将不久于人世，她希望临死前见见妹妹，有些话要给妹妹讲。

终于有了继母的消息，已经42岁的妹妹喜出望外，她日夜兼程赶往继母定居的四川省达川县，想要在继母闭眼前见她一面，问问我女儿敏敏到底是怎么丢的。

可是，那时的交通特别不发达，妹妹乘火车换汽车，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赶到那个村子。继母已经在三天前去世，正在举行葬礼。而且，继母嫁的那个男人也在十几年前就死了，继母生前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这么多年。死后是她那小男人的侄子替她发的丧。

妹妹在继母的坟前哭得晕了过去，继母一死，我女儿敏敏的下落终于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妹妹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夜很静，我和李梁芬玉女士促膝而坐，仿佛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听到。

她那娓娓的诉说，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画面，那是许多人生最悲惨的场景的组合。那个终老在他乡的可怜的继母，那个失去了人生很多机会的妹妹，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消失了的女儿敏敏，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那么让人猝不及防，又仿佛是在意料之中。

设想一下一个失去母亲关注的孩子，几个没有经济来源保障的女人，她们的结局除了随命运的安排，又能怎么样？

我相信李梁芬玉女士的妹妹，在随丈夫去厦门的那一刻，也是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设想。丈夫是南下的干部，到了那边自然会有不错的安排，这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她也希望借此改变继母与姐姐的女儿最终的命运，让她们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可她也许从来没想过，生活会跟她绕这么大一个弯子，让她失去所拥有的，也得不到原该得到的。这个悲剧从姐姐离开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

这段物是人非的命运安排了几个人的人生，我一边听李梁芬玉女士的叙述，一边在暗暗地匪夷所思。

与继母的侄子聊过几次后，妹妹心中对继母的怨恨也渐渐小了一些，她知道了继母临死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还不到5岁的敏敏。继母闭眼前一再地说，她要到黄泉之下受惩罚，因为她把那个没娘的孩子给丢了。

可孩子到底是怎么丢了的，继母的侄子只是说，隐隐约约听我继母讲，那天她在家为邻居的老人赶做送老的寿衣，敏敏要到外边树林里去玩儿，因为她经常在那儿同村里的小孩子玩，继母也就没在意。可是，直到天黑没见着孩子回来，继母有些着急，出去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

我们那儿是山村，又没有电，天一黑家家户户都关门上床睡觉，继母跑了几家邻居都说没有看到敏敏。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上，村里的人才四处到山上帮继母找孩子，可是，没有孩子的踪迹。

继母又托人到村外去打听，有人说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山里迷了路哭着找妈妈，可问她是哪个村的，她也不知道，就这样那个好心的人把孩子领到了山路上，就走了。

可孩子顺着山路走向了哪儿，这谁也说不清。

这时继母接到我妹妹的信儿，说是年底回去接敏敏到厦门去。从来没有经过什么大事儿的继母吓坏了，她害怕见到我妹妹，因为孩子丢了实在无法交代。

她要是我们姐俩的亲生母亲也还好说，可是，她是继母。而且，后来还被我父亲一纸休书给休了，她知道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她就决定跟那个外乡人逃了，这使她远离家乡，一走就是几十年，最终老死在异乡。

要说继母的一生也真够上惨的了。我相信为了我女儿的失踪，她的一辈子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听说那个外乡人对她并不好，而且，很早就死了，可就是这样她也不敢回家乡，一个人在外面苦苦地熬着，我现在想想她也真是枉活了一辈子。

这些都是我回来找到妹妹后，听妹妹讲的，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女儿敏敏就这样消失了，我不相信。生不见人那么死也总要有遗体吧，可是，妹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打听，竟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消息。

冥冥中我总觉得女儿没有死，她肯定在好好地活着，在某个人家好好地生活，只是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所以，她一直被淹没在这个世上。

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心，李梁芬玉女士坚持说她的女儿还活着，并且也已经生儿育女过得不错。

我想也许只有这样想，她内心的愧悔才能轻一些，对女儿的歉意才能少一些吧。

毕竟在女儿的身上她欠缺了那份母亲的责任，母亲的关爱，因此，无论女儿有什么样的结局，她都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外。

可当初这岂是她能够选择的，她何尝不想尽一个母亲的职责。

我注意到在她的叙述中，关于她到台湾的前前后后，她几乎没提。我试探性地问她，那么，您到台湾后过得还不错，是吗？我想像她那在舰艇上做军官的丈夫，有了这个依靠，她应该是有不错的日子。

可提起在台湾的日子，一直情绪比较放松的李梁芬玉女士突然有些哽咽，没料到她有如此反应的我有点尴尬，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我刚想说“对不起！”可她看出了我的歉意，用手中的纸巾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又恢复了刚才的洒脱。“没事，你不用向我道歉，只是你这一问让我想起了那些我再也不愿想起的往事，与我妹妹相比，我前半生的命也够苦的了。”

我为什么一直不愿再讲在台湾的那些经历，就是因为那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刚到了台湾我们生活很困难，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丈夫在舰艇上有点好吃的都不舍得吃，留着等回了家带给我。

我们连房子也没有，住在四面透风的藤草搭起的棚子里，一遇上暴雨便全部给冲垮了，然后，雨下完了，我们就再搭。

那会儿丈夫好歹是个军官，每个月有配给的薪俸，我们饭还是吃得上的。到了台湾10年，我生了三个儿子，生活还算过得去。

丈夫人不错，就是爱喝酒，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喝，直喝到晚上上床睡觉。他要是在家休星期天，那要喝上几斤烈性酒，我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在台湾这个孤岛待着，除了举目无亲便是回家无望，作为一个男人他有他的苦处。

平时他喝酒我很少去管他，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已经让我忙得焦头烂额，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总去约束他，只好随他去。

后来，他嫌在家孩子吵，便总在军人俱乐部喝酒、跳舞，常常深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到台湾几年原来在大陆时那个知冷知热的疼老婆孩子的丈夫不见了，他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

1959年8月，他又一次被人从军人俱乐部抬了回来，照例是浑身的酒气，可这次他再也醒不过来了。他在喝了很多酒的情况下，又到舞池里去跳舞，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突发心脏病，就这么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就走了。那一年他才41岁。

当时我最大的儿子9岁，最小的那个才2岁，我们孤儿寡母就这样被他给扔在了台湾。

因为一直是丈夫赚钱养家，我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也不知道该怎样自己谋生养活孩子们。

丈夫是死在军人俱乐部，也算是因公殉职，补发了一大笔抚恤金，可这笔钱我一分没动马上存进银行作为孩子们将来读书的基金，我想无论怎样困难，孩子们的前途是不能耽误的。

处理了丈夫的后事，我开始出去找工作。

我当时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一些好一点的比如站柜台卖卖东西了，饭店里的侍应生了，这些位置我都找不到，我只好到一家工地上去当搬砖运瓦的小工。

那时我早出晚归，头上包一块头巾在太阳下面一干就是一天，浑身都晒掉了几层皮。为了三个孩子，我什么苦都能吃得了。

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我连衣服都是家里的保姆洗，更不要说买菜做饭这些家务事。我丈夫虽说爱喝酒，可他清醒的时候也爱下厨做几个菜给我和孩子们尝尝，要不是他这么早就去世了，我们还真算是不错的夫妻呢。

我到处打零工，赚的钱仅仅让孩子们吃饱饭，为了养家，我的大儿子中学毕业便找了工作，他说为了两个弟弟能够念大学，他宁愿先赚钱。

这样大儿子在一家生产包装机械的公司做推销员，一直做了十几年，我们才用他赚的钱买了现在的房子，而他也要结婚了。

当时我想用他父亲留下的抚恤金给他另买房子结婚，可他坚持要把那笔钱留给弟弟读大学，而他出去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结了婚。

儿媳妇是个台湾本土的姑娘，她对儿子这样顾家非常不满意，两个人为了这事儿吵了不知多少次，最后还是我二儿子大学毕业做事情后把我接到了他那儿，小儿子也到大学寄读，把大儿子买的房子给他们腾了出来，儿子和儿媳妇的关系才好起来。

我二儿子在台湾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做事，小儿子后来大学毕业，到了证券交易所做经纪人，孩子们总算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我也算熬出了头。

1987年，二儿子到澳洲旅游，认识了祖国内地的一个商人，回到家里他跟我说起来，我马上让儿子托那个朋友给我回济宁老家打听妹妹和我女儿的下落。

结果，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

当时妹妹只是催我快点回来，家里的情况都没有讲给我听。我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从来没想到会见不到女儿敏敏。

1989年8月，在我走了正好是40年的日子里，我回到了祖国内地。那天在青岛机场，妹妹一见我就泪流满面地给我跪下了，我吓坏了，忙拉妹妹起来，那时，我也只知道哭，只知道妹妹老了，再也不是那个13岁的任性的小姑娘了。

我和妹妹哭着拥抱在一起，妹妹趴在我的肩膀上说：“姐啊，姐啊，你怎么才回来，我对不起你，没把敏敏带好，这孩子5岁的时候就不见了，到今天也没有音信，我这个妹妹没法跟你交代啊！”

妹妹的话让我如雷轰顶，我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走时八个月的女儿，竟跟我从此永诀。

回到老家济宁在妹妹一无所有的家里，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痛，趴在妹妹的床上大哭了一场。直搞得犯了高血压的毛病，在床上躺着不敢动。

邻居们知道我回来了，纷纷来跟我讲我妹妹这些年的不幸。我的舅舅已经死了，可舅妈还活着，已经80多岁了，她知道我回到老家了，拖着拐杖来看我，见了面就数落我，当初怎么能把女儿扔下就走了。她说：“敏敏没了，这不怪你妹妹，她还是个孩子，只能怪你这个当娘的啊！”

我也是快70岁的人了，让舅妈这么数落心里也是难受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妹妹知道姐夫很早就去世了，也哭着对我说：“姐姐，这些年你自己带着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啊。”

晚上我同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妹妹跟我说她为了找敏敏怀孕几个月的孩子不幸小产，而她也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因此导致她与妹夫的离婚。

现在已经离休的妹夫虽然经常给她寄信捎钱来，可毕竟他又成立了新的家庭，有了三个儿女，对妹妹只剩下了客气和同情，实在也帮不了妹妹什么。

我跟妹妹讲她姐夫去世的前前后后，和我自己出去打工自谋生路的经历，讲我三个儿子与我如何地共渡难关，最终长大成人的过程。我们姐妹俩一边说，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直到天都亮了，还有那说不完的话。

听妹妹讲继母的骨灰还在四川放着，而她临终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够回到家乡济宁。我和妹妹商量，去一趟四川达川县，把继母的骨灰接回来在家乡安葬。

就这样不久我和妹妹启程去四川，这时的交通已经很方便，我们先到了北京游览了一番，然后，又从北京坐飞机到成都，从成都雇了出租车前往达川县。

很快我和妹妹把继母的骨灰接回老家济宁，并在村里给她找了块墓地安葬了。做完这件事我如释重负，觉得无论怎么说，我对得起这位老人了。

为了女儿敏敏的事儿，我又到县里的民政局去查了半天，被人收养的女孩查到不少，我去看了几家却没有一个能与敏敏对起号来。这孩子看来真是凶多吉少。

因为我们那儿是个山村，四面都是山，山上全是密密的树林，很难说是不是孩子走进去再也走不出来。去找那个当年曾把敏敏领到山路上的山民，可他早已经死了，他的家人也从没有再听他提起过这件事。

我的女儿敏敏就这样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踪迹。妹妹为了这个孩子，本来好好的婚姻和前途变成了破碎的梦。她自己也至今孑然一身，没有再嫁，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愧对地下的母亲。

我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探亲住了一个多月，除了和妹妹去了趟北京和四川，又到青岛我原来住的地方去看了看。妹妹提起父亲和那个寡妇的儿子，我想想父亲真是那种最没有责任心的男人，我没有到他灵前去。我唯一的妹妹落到这步田地，不能说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想原谅他。

其实，那个寡妇和我父亲在解放后还是登了记结婚的，所以我父亲留下的一切都让寡妇的儿子继承了。

父亲原来开的“春和楼”早已经成了国营饭店，招牌也早已经改了，好像叫什么“阳春楼”，但是还在营业，看上去蛮热闹的，我不知道那个饭店最后的股份是怎么弄的，也没有心再去问，总之，父亲的一切都与我们姐妹没有关系了。

从祖国内地返回台湾，我的三个儿子都问我姨妈生活的情况。我除了把女儿敏敏再也找不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也把姨妈为了这个孩子搞得一生都很不幸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这时三个儿子一致提议把姨妈接到台湾来住上些日子。

1992年，我给妹妹办好到台湾探亲的手续，把她接到了台湾，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本来，我想让妹妹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可妹妹住不惯，她说：“人老了就是恋那个老家，姐姐，我想你老了也回家住吧，在这里儿子们各忙各的，剩下个老人在家里也怪孤单的，不如在咱们村里，出门就是山，空气又好，那样活着多踏实呀。”

我当时很赞同妹妹的话，我也在想自己老了，一定要回老家去过完最后的日子，毕竟祖国大陆才是我的家，在台湾生活条件再好，我也有一种飘泊的感觉，那是因为我的根不在这里。

这时我的大儿子提出送姨妈回祖国内地的老家，并且要考察大陆的投资环境，准备在那里投资建厂。

那时大儿子已经在台湾自己开了一家包装设备加工厂，他很想到家乡去投资，也算是为了我在家乡还一点心愿。

就这样儿子回来考察了以后，觉得家乡的人好，环境也不错，便筹集了20万美金在这里建了一个合资的包装机械加工公司，很快产品就销往东南亚国家，并且，为家乡解决不了少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成为我们那儿很不错的一家合资企业。

因为我经常要回来看妹妹，所以儿子便在合资方代表的一栏里填上了我的名字。其实，我对企业是一窍不通的，但是，每次来这边的厂长都很热情，一定要请我吃饭。

我本想带妹妹一起来，可她总嫌酒席上太吵不肯来，我那个妹妹习惯了家乡平静的生活，跟我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她心里的伤口是永远不会愈合的。

为此，我反而得回过头来安慰她，因为敏敏的失踪绝不是她的错，她说：“那你说是谁的错？”

我让她问得哑口无语，是啊，这到底是谁的错，谁能说清楚。但我相信这绝不是妹妹的错，也不能算是继母的错，可是我的错吗？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场灾难让我失去了女儿，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完整的家，包括妹妹完整的人生，这一切让我找谁去问清楚！

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儿子在祖国内地的投资成功了，也算是为家乡做了点贡献。可最难的还是妹妹，转眼她也是62岁的人了，至今无依无靠，让我在台湾也牵肠挂肚。

我今年已经77岁了，再这么来回跑恐怕儿子们也不会放心了。所以，我们姐妹到老还是个分离，我想起来就挺伤心的。

现在我一回来就住上半年的时间，也不管儿子、儿媳总打电话让我回去，我想陪陪我妹妹，老姐妹了能陪多久我就陪多久吧。

与李梁芬玉女士聊完不觉已是夜里1点钟了。我怕她如此高龄有些吃不消，想扶她回房间休息，可她却说，“你要是不睡的话，咱们就索性聊它一宿，反正这个点儿，我回到房间也睡不着，这些伤心的事儿翻出来，我得一点一点儿再把它们放回去，可放不好我就又难受地要犯高血压的毛病。”

听她这么一说，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我忙说：“好，好，只要您身体没问题，咱们就聊个通宵。”

把茶重新给老人换了一杯，我到老人的房间取来睡衣让老人换上，我也脱下为了场合不得不穿的职业装，换上轻松的睡衣，一股很快就出来的家居味，让我们之间又亲密了不少。

老人虽说不想睡，但的确是累了，她闭着眼睛在沙发上倚着，不停地揉着太阳穴，我说让她去休息，可她不说话一个劲儿地摇头。我只好这么默默地坐着，默默地看着她，默默地整理着我的笔记。

一会儿一阵轻轻啜泣从老人那儿传过来，我忙抬起头来，却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泪流满面，看来她已经忍了很久了。

她问我，你这当作家的见多识广，故事也听的多，你说说看，我女儿敏敏，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是不是还活着呢？我已经77岁了，她再没有消息我可就真的等不了她了，那样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安心呀。

这时的李梁芬玉女士与一直说她相信女儿还活着那位坚强、乐观的母亲判若两人，仿佛那些话她根本就不曾说过的一样，软弱而无可奈何。

我也是母亲，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巧的是我儿子3岁时也曾经自己走丢过。最后，是一个好心的司机在马路边见到了大哭不已的儿子，并在天黑之前把儿子送到了我家。

那时我在家几乎昏了过去。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事后我曾无数次地想过，假如儿子不是碰到了那个心善的司机，假如他不是在天黑之前被送回了家，假如他走的不是人多的马路而是几乎没有人的田间小径。因为儿子是在姥姥家走丢的，而从我母亲那儿出来，往南走是庄稼地而往北走才是一个厂区前的马路。

这一切假如如果成为现实，那么今天的我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能理解李梁芬玉女士那颗时刻在受着双重煎熬的心。

因为这事与妹妹有关，她几乎不能当着妹妹的面提起来，一说这事她妹妹的脸色就会变得灰白，几天几夜地睡不着觉，于是，她只好把那种牵肠挂肚压在心底。

可是女儿到底是死是活，我想这将成为她活着就要去整天琢磨的事儿，只有死才能把她与女儿真正隔开，对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这是我两年前的一次采访。

当时虽然只是出于对李梁芬玉女士的经历的好奇而做的采访甚至曾经想把它做为一家成功的合资企业的背景材料，在我那篇关于对企业的报道中用上，可最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同于一般的骨肉团圆，它其中所牵扯的几个人的命运让我想起来，就不由感慨再三。

这便是那场分离带给人们的伤痕，它如山里的峡谷，深刻而永难愈合。

直到今天，李梁芬玉女士那低低的压抑着的啜泣声还在我耳边萦绕，让我想起自己的责任，把这段普通人的不幸真实地再现在人们眼前，为了和平，为了统一，为了不再有找不到女儿的母亲和失去了母亲的女儿。

这篇两年后才写的采访刚进入尾声，传来了台湾发生7.6级地震的消息。是夜我拨通了李梁芬玉女士家的电话，等她爽朗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我已经确定她老人家安然无恙。

已经80岁的李梁芬玉女士一口让人忍不俊不禁的济宁腔。她说，她所定居的高雄距震中大约400公里，在家里只感到了轻微晃动，并没有更多的感觉。让我这个远方的朋友牵挂，十分感谢，她客气地说。

我说这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十个指头咬咬哪个也疼啊。

李梁芬玉女士一听我这样说，忙说：“对啊，对啊，要不是一家人，我们哪里这么多牵挂，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家啊！”

电话挂断了，我匆匆忙忙找着笔。我要把李梁芬玉女士的话赶快记下来，连同她的平安一块儿告诉她还在山东的妹妹。

这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了。

回来见到娘的时候，她老人家82岁了，人已经有点糊涂。问她我是谁，她摇摇头不说话，好像是认不出来了。可是我要离开家再回台湾的时候，她用不知道积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给我买了一包水果糖，让我带给台湾的孩子们。娘啊，接过糖我望着眼神仍是直直的亲娘哭了。

台湾老兵·刘寿

刘寿，72岁，山东青岛城阳区赵哥庄人。1949年5月从青岛港去台湾，时年22岁。1982年与家里互通音信；1983年从美国转道日本回祖国内地寻亲，时年55岁。目前在台湾台北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20日。

采访地点：赵哥庄村刘寿家中。

赶到刘寿老人家中时是一个人困马倦的中午。因为要采访的目标安排得挺多，因此，我们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跑。

敲打着刘寿老人家的门环，一只狗狂叫起来。在农村，人口稀少的家中往往要靠这种办法来看家护院。我想作为台胞，刘寿老人可能更有一种防范意识吧。

其实本来我们只想找他的老伴聊聊，因为刘寿老人在台湾也有太太，按照政策他属于那种不可以回大陆办理定居手续的台湾老兵。

可真是巧得很，来开门的竟然是他，只是没带眼镜，又睡眼惺忪的他没有认出领路的台办的马科长，一时门开得稍微迟了些。

进了门他一再道歉，外表斯文的刘寿老人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当过兵的痕迹，但他告诉我们他的确是当兵走的。

同我采访过的许多老兵一样，他一听我的来意就面呈难色，“算了吧，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提起来又要伤心。”

我想对于目前在大陆的老伴和台湾的太太两边很难找到平衡点的他来说，这种回忆可能尤为沉重。

他大陆的老伴是位端庄、沉静的老太太。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干净，捍得出她的勤快、利索。她不停地给我们倒着茶水，很细心地把刘寿老人茶碗里漂着的茶梗一一挑出来，那种温柔与细腻使她显得很年轻。

刘寿老人是那种读过书的斯文人，清清秀秀的一个白面书生的感觉，说起话来也很有条理，他不像是一般的“贩夫走卒”。果然，他说他是手艺人，是台北小有名气的西服裁剪师。

话题由此展开。

我原来在青岛被服厂做缝纫工。1949年5月的一天，我到外村的姐姐家串亲戚。当时正好是国民党撤退前夕，到处都在抓兵，我到姐姐家待了几天没敢出门。

那时抓兵的都几乎疯了，只要在路上看到青壮年，不分青红皂白绑了就走，我那一年才22岁，人又长得瘦弱，家里有个儿子还不到一周岁，我说什么也不想被抓去当兵。

这时我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的姐夫回来，看到我整天惶惶不安，担心一出门就被抓走。他同我姐姐商量，看来躲是躲不过去了，与其让抓走还不如跟上姐夫走，到了台湾还有个照应。

当时我们都以为很快就会回来，心想一家人在一起总是比举目无亲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强。就这样也没有来得及回家说一声，我跟上姐夫就走了。

一路上颠沛流离来到了台湾，我在部队里只待了一年多便开小差不干了，我到了一家被服厂做起了我的老本行。

那时的台湾局势动荡，经济也不景气，我在工厂里面做得很辛苦，也勉强能维持温饱。那种时候除了想自己怎么生存下去，什么都不敢想，也不能去想，想来想去只是折磨自己。

干了几年，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劳动强度，便辞了工，用几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小店。可由于不懂经营，我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只好关门不干了。

后来我又找了几份工作，可都因为身体瘦弱承受不了，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辞退。刚到台湾那几年，我几乎失去了生路。

好在那会儿带我到台湾去的姐夫还在，他有不少朋友也是从大陆到台湾去的，看我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姐夫也很着急，最后四处央求朋友借钱给他，他帮我在台北市开了一家西服店，发挥我会裁剪的特长。

那时，台湾刚刚稳定下来，做这种生意的人还不算多，而我又有专业功底，经过几年的挣扎，总算坚持了下来，做得还算不错，至此，我的生活才算基本上有了保障。

29岁那年我认识了台北嘉义县的一个女孩，她比我小9岁，那年正好20岁。当时我一个人在台湾举目无亲，自己开店生活上也没人照顾，基本上处于飘零的状态。

我很想家，可又回不了家，而且，不知道此生此世还会不会再回祖国内地的家，于是，我渴望在台湾成个家，至少有个人可以和我分担生活的艰难。

就这样我跟那个台湾女孩结了婚，并且，很快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总算是在台湾安了一个家。

有了孩子我就要为生活奔波，艰难的时候我也想大陆的媳妇和儿子，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不知道媳妇会不会还留在家里等我。

整整33年我与大陆的家是隔绝的，从时间到空间，而我也是在这33年当中，由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半百的老人，等我微笑在生活的重压下喘口气的时候，我在想家中的母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该是80岁的老人了。

如此的数字让我悚然心惊，我也有自己的儿女，我知道那种牵挂，那种父母从来不会说出口的情感。想到几十年前的匆匆一别，竟让我与亲娘从此人海两茫茫，我就忍不住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暗自垂泪。

进入80年代，随着台湾与国外的交流多起来，一些祖国内地的信息也不断传进来，许多人利用国外的朋友或亲人与大陆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我所开的西服店不断地能接触到到国外去的人，听他们经常说起大陆寻亲的事儿，我的心也动了，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回家，虽然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人世，但我坚信没有儿子的音信，母亲绝不会离去。

1982年，我托一个朋友从美国给大陆的家里捎去了信。那时的信都要写两个信封，外面一个是朋友在国外的地址，里面那个才是在祖国内地的家的地址。

朋友特别尽心尽力，使我很顺利地同家里联系上。这时我知道81岁的母亲还健在，姐姐还在，而父亲已经去世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媳妇带着唯一的儿子还留在我家没有走，这么多年以来，她与我年迈的双亲相依为命，把我的儿子拉扯成人。接到信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对上苍充满了感激，我想我几十年的思乡泪没有白流，我的家还在那里等着我。

母亲还在，媳妇和儿子还在，身在台湾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看看。可我的台湾太太自从知道了我大陆的媳妇没有改嫁，还在等着我，情绪就有些不稳定。她成长在嘉义县的乡下，也不是特别有文化的人，因此，有些事情她不理解我想也是情有可原。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女，她也是快50岁的人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的确让她很难承受，毕竟，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家还将面临许多尴尬的事情。

可尽管如此，在我提出要回家看看老娘，看看媳妇与儿子的时候，她还是非常大度地支持我。她说：“家里的亲人等了你这么多年，你该回去看看，不管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可那里毕竟是你的老家啊。”那些天她一遍遍地出门，去给我买了很多礼物，要我带回家送给亲人。

要走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很沉默，为了准备行装累了几个星期，她已经很疲惫了，可是，她仍不肯去休息，坐在那儿看我忙这忙那。我知道她心里有话，可我那时的情绪也很复杂，不知道该去怎么宽慰她，也只好沉默着。

许久，她抱住我的胳膊低声地哭了起来，她说：“你不会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吧，我们这个家，这些孩子你不会就这样扔下吧，我知道你应该回家看看，可我好怕你从此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那样的话我宁可不放你走。”

我知道这是她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毕竟我们是半路夫妻，她担心我在大陆的媳妇会从此把我留在大陆，因为她如果坚持那么做，台湾的太太只有接受现实的份儿。

当时的我除了想要回家的念头，从来没有具体地想过这些问题。而且，几十年来，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都是台湾的太太与我一起撑过来的，我们可以称得上是患难夫妻，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她，因此，也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跟她解释。

可是，女人是需要表白的，一直没有听到过我的承诺的她真的有些害怕了。她怕我从此一去不归，搁下她和孩子陷入无援的困境。更让她担心的是，当时我是要借到美国旅游的名义回大陆探亲，那要是被台湾当局知道了，我就是再回到台湾恐怕也要有很多麻烦，所以，她对我如此冒险感到深深的不安。

可是，我要回家，要与母亲家人团聚，这种愿望让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那一夜我跟台湾的太太说了很多很多，我虽然不喜欢承诺，可我懂得自己的责任，她更理解我这颗曾经为再也见不到家人而绝望过的心，我要她别用哭泣而是用信任的笑容送我走上回家的路。

说了很久，太太终于不再流泪，可我却眼眶发热，一遍遍跑到孩子们的屋里去看熟睡了的他们。这么多年来是这个家给了我温暖，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可能，可如果真的让我选择，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是我的骨肉，都是我的至亲至爱，我无法放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它由不得你自己去选择。

一直很斯文的刘寿老人摘下了眼镜，因为常年做裁缝把眼睛累坏了的他，现在已经到了不带眼镜就看不清人的境地。可此刻他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翳云，使他不得不去用手把它们轻轻拭掉。

从一进门就极热闹的房间此刻安静极了，一直在旁边忙来忙去的他的老伴，也安详地坐在了我的身边，一双温顺的眼睛瞅着窗外那棵无花果树，那宽大的叶子摇曳着，一副不知人间事的无辜。

此刻，我懂得了刘寿老人为什么不愿意提那些往事，对他们来说，每回忆一次，就等于在情感的炼狱里走一遭，那种煎熬，那种伤心是局外人所难以体会的。

我尽量想去贴近他的感觉，最起码我懂得这其中所牵涉的两个女人的那种欲罢不能，欲说还休。一个是孤独无靠时共赴艰难的知心伴侣，一个是无怨无悔苦等40载的结发妻子，对于刘寿老人来说，情感的砝码往哪边倾斜，都要有良心上的折磨。

与生活中的困苦相比，有时候情感上的抉择更让人困惑无比。在我采访的台湾老兵中，像刘寿老人的这种情况也有不少，那场离乱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对他们的情感世界来说，那种无奈与伤感，常常使他们的晚年变得心神俱疲。

而这种痛苦是不可逃避的。

刘寿老人轻轻揉了一下已经发红的眼睑，甚至有些掩饰地抹去眼角渗出的几滴清泪，的确，这种尴尬的境地由不得他选择，也由不得他放弃。

1983年，我申请到美国旅游，在美国的关岛申请了台胞证，又从美国买了机票先飞到日本，从日本飞到北京，然后才回到青岛。

那一年我56岁，离开家乡整整34年。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去世；儿子长得比我还高，已经娶亲生子；媳妇老了，年轻时的高挑、水灵都被如今的憔悴所代替，见到媳妇我心里特别地不好受。

可最让我伤心的是我母亲，老人已经82岁了，身体还硬朗，就是脑子有点糊涂，经常转悠出去便找不到家门回来。时间长了，她不再往外走，总是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走走停停，像在想些什么。

见到了亲娘，我泪流满面地拉着她的手说，“娘，娘，我是寿儿，我回来了，你还认不认得我？”

可是我娘看了我半天，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把我抓住她的手甩开，便嘟哝着走向了屋里。我跟在她身后，一边哭一边叫着：“娘，娘，我是寿儿呀，我回来看你来了，娘，你要是认出我来，你就叫我一声寿儿吧。”

可是她不叫，她也不看我，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我难过极了，在媳妇面前直掉泪。老伴安慰我说，“娘老了，有点糊涂了，她已经很久不认人了，你乍回来，慢慢跟她坐在一起说说话，她也许会认得你，毕竟，这么多年她想你想得都有些疯了。”

那些天我哪里也没去，有空就坐在娘的跟前跟她聊天说话，尽说些我小时候的事，我年轻时候的事，我怎么相的亲，怎么娶的媳妇，又怎么有了儿子。直到我回来十几天后，有一天，娘看见我时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她说，“你是寿儿，是我那个到台湾去的寿儿吗？你回来了，儿子，你真的回来了吗？”

我知道娘终于有些清醒了，她终于认出了我这个几十年后归来的儿子。

我叫着老伴，我说，“老伴呀，你快过来看，咱娘她认得我了，认得我了，她知道我是那个到台湾去的儿子，知道我现在回来了。”

老伴擦着一双湿手从厨房跑过来，我们夫妻俩在娘的身边一起叫着“娘，娘”，一起流下了眼泪。

可是娘的这种清醒转瞬而逝，接下来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我为了同娘亲近一些，守着她睡了几宿，可她总是把头向里面侧着，衣服也不脱，就那样一动不动。

后来，我老伴跟我讲，娘悄悄地问她，那个在她旁边的人是谁，怎么几天了也不回他自己的家，一直在咱们家又吃又睡，弄得她睡觉都不好意思脱下衣服来。

我这才知道娘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她以为我是走亲戚的，又以为我走错了门，就是认不出我是她的儿子。娘的这种反应让为了看到她，而不惜一切代价地从美国绕道回大陆的我伤透了心。

入夜与老伴默默相对，我有满肚子的话可不知从何说起。知道我已经在台湾有了太太和三个儿女，老伴嘴上说着：“这样也好，这么多年有个人能照顾你，有个家你能回，这样也好。”

可我分明看见她嘴角在哆嗦着，眼角也在颤抖着，我知道她在竭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老伴是个个性内向的人，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几十年等待着的我已经成了另一个家的主心骨，我相信她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了失望的。

可她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从我一回来她就知道我还要走，因为台湾那个家还离不了我。

对此我满怀歉疚，可面对她这么多年所受的苦，我知道任何道歉的话都是毫无意义的，老伴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所有的苦所有的难她都自己承受，她宁愿我回来的这几天平平安安愉快地度过。

最让我欣慰的是，她从来没有守着我儿子说过什么，这让我在儿子面前有足够的坦然和尊严，儿子对我也很孝敬，总说这么多年我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应该回家享享儿孙的福，这让我这个没有为他尽一点责任的父亲几次惭愧地流下泪来。

有时候我想，这就是家呀，自己的亲家，没有争斗，没有猜忌，没有忧恨，有的只是宽容，只是温情，只是那不讲任何条件的爱。我为自己飘泊几十年还能再回到这个家感到庆幸。

平时我也跟老伴谈起台湾那个家来，我跟台湾太太认识的经过，那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的风雨，几个儿女的成长，每当这时老伴就要叹息，为我在台湾遭受的磨难，为我台湾那个家在风雨中的飘摇。

她说：“你在那儿成个家不容易，你该好好待他们，尤其是台湾的太太，人家在那种情况下，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兵已经是不简单了，现在，你们又都进入了晚年，你更不能把那个家给丢下，无论怎么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那个家让你活了焉，你有今天多亏了那个太太给你的那个家呀。”

老伴的话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几十年的艰难都是自己撑了下来，本来应该是我来宽慰她，我来体谅她，可她却一再地宽慰我，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替我台湾的那位太太和几个儿女想，这让我只有流泪的份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回大陆探亲前夕，台湾的太太一再地问我，会不会被大陆的媳妇拽住不放，她会不会不让我再回台湾，因为她毕竟为我守了那么多年的家门，就是作为补偿，我也没有该离开的理由。

我无法回答台湾的太太，我不知道几十年的分离把我们都改造成了什么样，对大陆的媳妇我只留下了记忆，而没有更鲜明的印象。

可是真的到了家，见到了媳妇，除了容颜已老，她还是我原来的那个媳妇，为人宽容、善良，充满了同情心，磨难让她学会了独自承受痛苦，承担生活。

为此，我更加深深地爱她，敬重她。

老伴的宽容、大度使我那颗本来处于两难境地的心渐渐平稳下来，我知道台湾太太的担心是多余的。老伴对我的感情虽然她从来不说，我能够从她所做的一切中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情到深处的关怀与默契。

如果说我这个老兵还算幸运，那是因为我遇上了两个好女人。可如果说我这一生有痛苦那也是因为两个女人，两个家庭都是我无法逃避的现实。

还有我的姐姐，可怜她带着几个孩子苦苦等了姐夫几十年，直到我回来，她才知道姐夫到台湾第4年便因病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年迈的姐姐有些难以承受，回到家不久，她便中风去世了。

到我家来看我的时候，她曾经说过，看来我跟你姐夫只能在阴曹地府再相见了。没想到这么快便应了她的话。姐夫走的时候，姐姐还不到30岁，可等我回来再见到姐姐，她已是脚步蹒跚的老太太。即使这样，她与姐夫也是一别即是永诀，这种悲剧在我们这些老兵当中还不知道有多少。

第一次回来探亲，因为是悄悄的，所以时间不能太长，我只在家待了十几天便要回去。临走，因为不能让台湾当局知道我曾经回过大陆，所以，家里的亲人给我买的礼物我一样都不能带。

可是要走的那几天，一直不怎么认得我的娘竟塞给我一包水果糖，让我带给台湾的几个孩子。

我知道娘攒的那几个钱有多么不容易，可要说她糊涂，她怎么又会懂得这些，难道这就是那割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

我抱着娘的胳膊叫着“娘，娘”，可她又仿佛不认识我似的，眼神直直的，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要走了，一直很坚强没有怎么流泪的老伴，一边嘱咐我路上小心，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送到村口的出租车旁，我对老伴说，“回去吧，我一有机会就再回来看你们，你在家要为自己多保重。”

老伴低着头只是哭，只是哭，我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别闷在心里自己难受。

一直很含蓄、内向的老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她说，“孩子他爹，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你回来，原指望你回来就不再离开我们娘俩，可谁知道你回来还要走，以后，你要是为难就别再回来了，这个家你忘了吧，我和儿子能撑着过下去，你只当我们都不在了吧。”

老伴的话让我心如刀绞，我何尝不知道她是多么地希望我留下来，多么地盼望我从此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她身边，盼了几十年不就是为了个骨肉团圆吗？

可是，我又怎么能扔下台湾那个家和几个正在读书的孩子，那也是我的一份责任啊。何去何从在我心里搏斗着，几乎让我五内俱焚。

这时出租车司机催我：“到底走不走呀？”

老伴真的是很懂事的，为了让我安心地走，她擦干了眼泪，送我上了车，可还没等车子发动起来，她先扭身往村子里走去，我知道她是怕了目送我离开她的那一刻。

我摘下眼镜擦着泪水，可耳边却传来老伴那凄凉的哭声，我忍不住从车里向后张望，却发现根本已看不到老伴的身影，只有那哭声一直缠绕着我，久久地在我耳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寿老人的老伴已经悄悄离开了房间，直到院门一响，我才知道她刚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提溜着一个方便袋，里面盛满了桃子。原来，她去给我们买水果去了。

看她一脸的安详，仿佛那过去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我知道那是一种过尽了千山万水，才知道什么是难关的从容不迫。

听刘寿老人讲他的难处，真的让人替他沉不住气。

一个老兵，两个家庭，30多年的等待，几万海浬的路程，他这条回家的路走得好艰难。

可要说是命运的安排又有些勉强，本来他有一个多么贤惠的妻子与温暖的家。要不是几十年前的那场分离，已是暮年的他们又何至于为情所伤，泪水长流。

命运总是让女人宽容大度地去承受一切，可她们一生的幸福又何以维系。

回到台湾的家里，太太和孩子们自然是一番喜悦，可我却从此再也轻松不起来。临走时老伴的哭声，老娘的眼神都让我牵肠挂肚，夜不成眠。

台湾的太太发现我的情绪异常，也挺不高兴。她说，“本来以为你回家看看了却多年的心愿，回来也就安心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坐立不安的，难道台湾这个家就留不住你的心吗？”

我知道她的感觉是对的，我的血我的根是大陆的家给我的，我的心又何尝不是留在了那里，我不是不爱台湾这个家，只是无法放弃对老家的想念与依恋，我总觉得到了大陆的老家，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就这样因为无法忍受对家乡的思念，我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又一次通过到美国旅游回到了祖国内地，回到了青岛老家。

这一次娘糊涂得更厉害了，已基本上不认识我了，我叫她，她也不理，只是整天站在院子里望着天，一站就是半天。

对我的归来老伴没有表现出特别地惊喜，也显得非常地理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表白，她更尽心地照料我，照料我母亲，这个家在她的支撑下还算是温暖的。

看娘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也特别着急。可请来的大夫都摇头，说老人是年纪大了，再进行什么治疗也无济于事，只能这样慢慢耗了。

我也知道娘的情况可能已等不到我下次再回来看她，可时间到了，我必须走，否则后果将无法收拾。

我至今还记得我再一次离开家的时候，那时我娘已经有些下不了床，可那天她竟自个儿起来并洗漱了一番，早早地站在院子里像是在等什么人。

那是个秋天，风凉凉的，我害怕娘着凉，过去扶她进屋，可我一过去，娘问我，“你走了还回来吗？”

我当时有些吃惊，一直以为娘已经糊涂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可她怎么就在我又要离开家的时候问我这句话？

我忙说：“娘，我还回来，只要你老人家好好活着，我一定再回来看您。”

我说这话的时候，娘笑了，那是我几十年没有看到的亲娘的笑容，我认为娘好了，从此不再糊涂了，我高兴得像什么似的。

走的时候，娘还站在院子里，我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娘，儿子走了，您就回屋吧，外面风凉。”

可这一次我只看到了娘的眼泪，83岁的母亲站在那儿，风吹起她耳边几缕白发，让她脸上的泪水变得很凉很凉。

我放下行李箱，过去拥抱了娘一下，她那瘦小的身体在我的怀里竟一点分量都没有，这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在想也许下一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娘了。

果然，我回到台湾不久，家里就托人给我捎信，说娘病危了，想让我回家给娘送终。可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民众探亲，我不能总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往大陆跑，那样露出破绽，对我在台湾的家也是一种威胁。

生没有奉养，死也不能送终，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

1985年，我母亲去世，享年84岁。生前我与她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只见了两面，在一起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娘生我养我这个儿子得到的所有回报。

听72岁的刘寿老人像个孩子似的说起自己的母亲，那种切肤之痛想必已是他此生刻骨铭记的。

那个80多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老人，不知在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是否真的知道儿子还平安。也许，在她混沌的意识中，几十年前那个突然离开她的孩子已经永远走出了她的视线，要不，她为什么总是站在那儿，望着天，直到儿子又一次离开她。

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在台湾内疚了很多天。当时我的西服店也开始不景气，生意越做越赔，最后只好关门了事。

这个时候我的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只好退休在家。可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我又觉得无聊，便托朋友到一家工厂给我找了个做工友的差事。每天收收信件、报纸，打扫一下卫生，也算是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吧。

我台湾的太太一直在一家兵工厂做事，她赚的钱比我多，我的大儿子也是学生物研究的博士生毕业，几个孩子相继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孩，我在台湾的这个家才基本上算完成了任务。

那一段时间，在台湾忙于孩子们的成家立业，我虽然依旧想家，却没有更多的理由再往大陆跑，只好这样盼着、等着再有机会。

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后，我几次想要回家，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拖住没有成行。这样一直到1997年，又过了10年，我再也不想等了，我想回家。

可台湾的太太说，现在允许互相探亲，你不如把大陆的太太接到台湾来更方便一些，让她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比你回去又匆匆忙忙往回赶要强得多。

听台湾的太太这样说，我想这个主意也不错，我住得很宽敞，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不如把老伴接到台湾来，如果她适应这边的生活，也许，我们三个老人就在一起相依为命过完下半生了。

就这样1997年，我给老伴办了赴台探亲手续，接老伴到了台湾台北——我的家。

老伴开始觉得与台湾太太每天朝夕相处会很尴尬，因此，她一再表示不想来台湾，可我再三申明，这是我台湾太太的主意，这说明她是诚心诚意地想让我们夫妻团聚。

那时我台湾的太太还没有退休，三个孩子都已结婚并且住得很远，除了节假日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回来看我们。

我想老伴来了以后，我们几个人清静得很，也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何况老伴这个人真的是很宽容、大度的。

可我没想到人都是这样，有距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不再乎，可一旦走到一个屋檐下，铁勺碰锅沿的事儿就免不了会发生。

老伴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太太很热情地招待，家里还算平静。可时间一长，因为台湾的太太白天要上班，老伴却在家由我每天陪着出去看看、玩玩，台湾太太的心里就不是太高兴，可她又没法说出来，只好给我看脸色。

她脸色一变，老伴也觉得不好受，虽说这是我的房子，可毕竟台湾太太赚钱比我多，她又是本地人，老伴总觉着是在沾台湾太太的光，住在人家的家里，所以，就总是不踏实。

两个女人在一起倒是你敬我让的没什么，可就是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已是老太太的她们让我真的有些受不了。

我这才发现我的打算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出身、成长环境的不同，又因为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她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能够共处的地方，这种处境只有让我在里面左右为难。

台湾的孩子们还好，对老伴很尊重，都喊她“大妈”。可就是这种称呼，台湾的太太也不高兴，她不喜欢孩子们叫我老伴“大妈”，她说，“叫妈就行了，还叫什么大妈。”

这样搞得孩子们也很为难，索性都借口忙也很少来了。家里楼上楼下只剩我们三个老人在一起，有时候竟没有话说。

这跟我们不同的经历有关。

我跟台湾太太说的都是我那几个儿女，和我们在台湾共同经历过的磨难，而我跟老伴能说的则只有我们年轻时候在大陆家里的事和父母的往事，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契机，等于我这一生是在两个时空中生活过，因此，想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几乎没有可能。

这让我老伴在台湾有些度日如年，一空下来她就想要回家，想她家里的儿子、孙子，想家里的所有一切。

来台湾没多久，她就要回大陆，我再三地劝她：“刚来就回去，让台湾的太太脸上也没面子，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她容不下你，其实，台湾太太人很好，只是有时有点小脾气，她的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为了让我不至于太难做人，老伴还是坚持着住了下来，虽然，跟台湾的太太明里暗里有些怄气，但她一直还是很大度地处理一切事情，这让我的心宽慰了不少。

时间长了，我也找出了平衡的办法，台湾太太上班的时候，我尽量多陪老伴出去转转，那时台湾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几乎全跑遍了，老伴玩得也很开心。

可台湾太太下班在家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尽量避免引起她俩的正面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还稍微倾斜一下，这种默契是我跟老伴自然而然就形成的。

在我的平衡术下，老伴在台湾待了6个月再也待不下去了，她一定要回大陆，台湾的太太也不再坚持留她。就这样不久，老伴一个人坐飞机到香港，又从香港飞广州，从广州飞回了青岛，老伴回了自己的家。

刘寿老人非常坦诚地叙述，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些报道，诚然，在台湾老兵回家探亲的这道特殊的风景中，曾经涌现了很多感人的无私的故事。

可是，我在想，那种无私是不是可以代替人们的真实情感。我承认这世界上的确有非常高尚的人，可大多数的人相信还是一种肉身凡胎，摆脱不了那种凡人俗事的琐碎与纠葛，更不要提感情上的排他，这一点，在刘寿老人的两个太太之间已经再鲜明不过。

可我知道她们都是好女人，只不过生活中的不幸硬是塞给了她们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让她们偌大的年纪还要为这样的事儿烦心。

对于台湾的太太来说，晚年的保障全在刘寿老人的身上，此时此刻她当然担心自己的归宿是不是会因为大陆的那个女人而改变。

而对于刘寿老人大陆的老伴来说，自己苦熬苦等40年，为这个没有男人的家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最后还落得个孑然一身，相信这也是一种不甘心。

最难做的是刘寿老人，那种既不能放弃也不能逃避的苦涩使他们的晚年充满了动荡。

老伴回了老家以后，我也在台湾待不住了，特别是去年台湾的太太退休以后，我竭力地动员她想让她跟我一起回大陆定居，可她说自己台湾有儿有女，在大陆举目无亲，她不想回来。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大陆定居，因为这几年国内的发展我也看到了，儿子家盖起了两层的小楼，孙子我给他买了一辆车跑出租，日子过得挺红火。

因为我在台湾是有妻室的，照现在的政策，我也没有条件回来定居，可我又想多陪陪老伴以补偿她为我等了这么多年，也只好这么来回地跑。

现在，每年我都回来住半年以上，在家陪老伴过一段日子。从前往回走我没有累的感觉，可现在不行了。

我今年72岁了，每当我一个人大包小包地到机场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感到力不从心，我觉着这样太累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奔波，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有些跑不动了。

我回来了，老伴会高兴很长时间，毕竟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好日子呢？

可我不在台湾，台湾的太太也很可怜。她今年也是63岁的人了，孩子们又住得远，不可能总回来照顾她。

我在台湾的房子挺大，我不在家，她就不敢一个人在家里过夜，只好每天晚上到她妹妹家或邻居家借宿，这样一天两天还行，可长期下去她也受不了。

为此，她哭了不知多少次。她说，她没想到嫁了我，老了竟是这样的结局。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疼她的，毕竟，她为我养育了三个儿女，几十年来赚钱养家，从没有让我为难。

可是，我也必须每年回大陆来，这边的老伴为我拉扯大了儿子，送走了两位老人，她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我不能让她晚年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过。

这就是我现在的难处，有时候想起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这么过一天是一天。趁我还能跑得动就这么两边跑跑，等真的跑不动了再说。

好在我年轻的时候省吃俭用攒下了点路费，所以不至于在上路的时候还向太太和孩子们伸手。这些年我的这点钱也都贴补了这边这个家，帮帮儿子和孙子也是我唯一能给他们做的事了。

更何况我在台湾的大儿子是研究生物学的博士，而我在大陆的儿子却是个瓦匠，他们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这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里也是有些内疚。

现在基本上平静的是两边的太太，她们都对我这样来回跑跑有了默认，只有我越来越无法承受这样的生活。

我曾经设计过我要在祖国内地安度晚年，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我想让台湾的太太也到我的家乡来看看，我知道她会喜欢上这儿，因为青岛是个多么美丽的城市。

还有这些年台湾的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那些青少年因为物质生活的优裕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搞得社会治安很坏，我也真是在那里待够了，哪里也不如我的家乡，这里的民风淳厚，我在这里生活很有安全感，而且，物价也不高，就我在台湾的收入来说，我在这里会过很好的生活。

我想我总要结束这种动荡的生活，有一个稳定的晚年吧？这是我的一个梦，我是在等着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而且，我觉得下一届台湾不管谁当政，三通都有可能尽快成为现实，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两岸老百姓最强烈的愿望，我想当政者不得不体察民意吧。

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祖国统一，那我会真正地回到家里来，哪里也不去，我们一家人在那一天才是真正地骨肉团聚。

现在说这些难都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遇上这样的难。战争和分离我都曾经经历过，那种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祈盼咱们国家真正地和平统一，祈盼人们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骨肉分离。

那真是一种终生难以摆脱的折磨。

屋里的气氛完全是在刘寿老人结束他的叙述后才轻松起来。

窗外那条一直很懂事的大狗大概是沉默得太久了，听着屋内的喧哗升起来，它也赶快叫两声，好像在提醒我们天色已晚，该启程回家了。

为了同刘寿老人的老伴聊一会儿，我问她，大娘：“如果政策允许了，大爷的台湾太太也答应回祖国内地定居了，你欢迎他们回到你这儿来吗？”

一直没有怎么讲话的刘寿老人的老伴很利索地说：“那当然欢迎，他们是回家了么，老头子这么大年纪了，整年这么来回跑我也心疼，要是他们能回来住下不走了，那我就把这套房子让给他们住，我到儿子的楼上去和儿子住在一起，这儿独门独院的不是挺好吗？”

这时刘寿老人听到了老伴的话，坐在老伴对面的他，竟欠起了身子，眼睛也闪出了光彩：“老伴，你这是说的真心话，你当真是这么想的么，你真会这么做吗？”

刘寿老人的认真劲儿，让我们几个人都善意地笑了起来，看得出老人也是一直在盼着老伴说出这样的话。

一直很安详的刘寿老人的老伴也终于忍不住笑了，她很坦然地对刘寿老人说：“当然，我说这话当然是认真的，我又不是几岁的孩子，还会说假话不成，你们要是真回来不走了，我就把这套房子让给你们住，我既然能这么说就会这么做的。”

得到老伴的承诺，有些激动的刘寿老人只剩下了说“真的？真的？”的份儿了。听着这老两口的一应一答，我因为让刘寿老人又回忆起那折磨人的往事而感到有些歉意的心轻松起来，也许这种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正需要这样一个契机来面对它。

也许我的采访正给了两位老人互相探询各自内心深处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我当然希望两位老人的内心世界从此是一片绿荫，那是和平的象征，也是他们晚年宁静祥和的保证。

一个名字，两个兄弟。为了已经成家的哥哥，16岁的弟弟顶着哥哥的名字飘洋过海去了台湾。从此，海峡两岸共用一个名字的两兄弟生死难相知。

台湾老兵·范春旺

范春旺，山东青岛黄岛区人，66岁。

1949年替哥哥当兵去了台湾，时年16岁。

1988年9月8日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

目前在台湾台北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青岛黄岛区范春旺家中。

黄岛是青岛市的一个很有名的岛区，它那里有着全国闻名的黄金海岸——金沙滩，是旅游者的云集之地。

到黄岛采访那天因为浪很大，我们与擦肩而过的金沙滩上人很少，倒让我真的看到了那在太阳下面闪烁着的金色沙粒。

要不是有采访任务在身，那细腻的金沙滩与碧蓝的海水当是抵挡不住的诱惑。

我们沿着金沙滩旁边的公路飞速向前疾驶，挖掘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想必要比在海边消磨时间有意义的多。我从来是一个事业高于一切的人，所以，我只会被我们要采访的人所吸引。

那是一个在海边的村子，这么说可真是没有个性，因为我在青岛跑了这么多村子，几乎除了山脚便是海边。

我只好再说，这是个离海边只有几步之遥的村子，站在村子的小路上，可以看见那正在涨潮的海水在一点点吞噬着这个小村子。

可村子里的人们没有惊慌，他们大都修了不错的房子，换了大屏幕的彩电，改革开放先富了海边，这儿的渔民真是有些安居乐业的味道。

我问村子里的人那海水的故事，他们大都爽朗地笑着说，海水在涨潮，但是涨到哪儿是有数的，所以，渔民们从来不怕海水会涨到自家门前来。

这会儿你能感觉到海边隔着村子有多近了吧。在美国，一幢隔着海边这样近的房子可能最起码也在300万美金以上。

我们要寻访的那个范春旺老人不在，他的孙子，一个海边晒得黝黑的小伙子飞身跳上摩托车，说是到地里去找他。

进到屋里刚落座，一脸憨厚的范春旺老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脚上还是新鲜的泥。

黄岛台办的同志给我介绍，这位是台胞范春旺的哥哥范春旺。

我有点迷糊，怎么一家子有两个范春旺？

这时老人有些羞涩地笑笑说，“当时我弟弟是顶着我的名被抓兵抓走的，后来，他在台湾就一直用范春旺这个名字，再后来，他回来了，想要再改，又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兄弟俩至今还用这一个名字。”

今年73岁的范春旺老人回忆起往事来，头脑清晰灵活，听我们说想找台胞范春旺聊聊，老人遗憾地说，弟弟今年在家过的春节，三月份才回台湾，因此，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可我想既然都叫范春旺，那么这个故事两兄弟都是不可以缺少的主人公，索性就请老人跟我们聊聊。听我们想了解那段往事，老人很痛快地就谈起来。

没承想我的采访没有什么开场白便开始了，也许这便是渔民豪爽的性格所致吧。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11岁，弟弟才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辛苦。

好容易熬到我21岁时娶了媳妇，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因为那时我也能当家了，家里大小的活计都落在我的肩上，我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

1949年，我23岁刚有了一个孩子。可村里到处在抓兵，我是家里的长子，名字早上了村公所的花名册。

为了躲避我一遍遍地跑出去，家里的地也荒了，媳妇跟孩子没有吃的，整天哭哭啼啼，眼看就要家破人亡。

就在这时，我母亲拿了主意，她让我16岁的弟弟，顶着我这个范春旺的名字，扛着铺盖卷儿到村公所去报到。

当时我不答应，我跟母亲说，弟弟还是个孩子，他还没有杆枪高，怎么能去当这兵。

可我母亲哭着对我说，“老大呀，我只能舍出这个小，成全你这一家人了，你看你现在整天在外面躲着，老婆叫，孩子闹的，你要是真的走了，扔下她们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呀。”

我知道母亲说的有道理，可我就这么一个弟弟，父亲临终前特意把我叫到跟前，嘱托我好好帮着母亲把弟弟和妹妹拉扯成人，我这样做会一辈子对不起父亲的。

那时我奶奶还在，看我实在舍不得弟弟，奶奶也劝我听母亲的话，只有让弟弟跟他们走，这个家才能保下来，她们娘几个才有活下去的指望，毕竟，家里里里外外还得全靠我。

就这样我是看着弟弟扛着着盖卷走出家门的，那时他长得还很瘦小，一身破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特别地单薄。我叫住了弟弟，把我身上结婚时刚刚缝的一件新布褂子给弟弟穿在身上。

一低头我发现弟弟还光着脚，忙把自己脚上那双也是结婚时媳妇给我做的布鞋脱了下来，给弟弟穿在脚上，就这样我那个弟弟走出了家门。

过了几天，弟弟又回来了一趟，他把走时我给他的那件新小褂儿送了回来，说是马上发军服了，让我母亲替我好好收着那件小褂。

那一次我出海了没有在家，我拿着母亲还给我的那件小褂直掉泪，我心想，兄弟呀，哥哥这哪只是给你件小褂穿呀，哥哥是怕你冻着饿着，这件新衣服到了关键时候不是还能换口饭吃么。

弟弟这一走便没有了音信，想想他毕竟是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一下子走到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母亲便哭得死去活来。

那时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家人的日子全靠我和母亲去苦熬苦挣，母亲的身体很快就不行了。

弟弟走的时候母亲才49岁，正当壮年的母亲才过了不到一年，头发便全成了白的，腰也弯了下来，一双眼整天哭得又红又肿，看上去比我奶奶年纪还大。

本来她孤儿寡母的照顾一家人就够苦的，小儿子的离去整个是让他把当母亲的心都给揪去了。

那会儿，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便要给弟弟留出一个位置，放上一个碗，一双筷子，跟我的孩子说，这是你们小叔叔的位置，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我的几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奶奶最牵挂的是那个到台湾的小叔叔，从小他们就盼着小叔叔早点儿回来，那样奶奶的眼睛就会好了。

等了十几年，弟弟还是没有音信，母亲有些绝望了。有很多次我夜里醒来，却发现她没有跟奶奶睡在一起。

我整个村子都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她，最后，我来到海边，却发现我母亲跪在沙滩上，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不断地拜着，她要老天保佑弟弟平安无事，活着回来见她。

我知道母亲一直在为弟弟的走是她的主意而内疚，可当时弟弟不走，我也得被抓，那一家老小就更没有活路了。

到了最后几年，母亲便有些神经质了，那时她不准任何人提起弟弟，谁要是提起来她便要嚎啕大哭，惹得家里人没有敢提弟弟半个字的。

那时候她往海边跑得更勤了，一天到晚要是找不到她，那就是肯定到海边去了。

我每天忙完活儿回来，要先到海边去叫她回家吃饭，我跟她说：“娘，回家吧，你这样总站这儿等也不是个办法呀，弟弟要是有福气，他就一定会活着回来，娘，你就别老来海边了。”

可是母亲不说话，她只是痴痴地望着海的尽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知道她的心碎了，她为自己把儿子推出门去感动后悔，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像这种天灾人祸又怎么能怪她呢？

母亲去世的时候是个冬天。

那是1962年，正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母亲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每天她把家里的那点儿吃的都留给小的和老的，她自己只喝点儿菜叶熬的粥。

那么冷的天她还是要到海边去，有一次正刮着北风，我去找她，却看见她趴在沙滩上哭着喊着：“中三啊，中三，我的儿，你为什么还不来个信呀，你不知道娘等不到你回来了吗？”

当时我也哭了，我跑过去跪在娘的眼前，“娘，你别这样，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对得起俺爹啊！”

母亲听我提起父亲来，更是伤心，她拉着我的手说，“春旺啊，我不能死，我要活着等你弟弟回来，我要是现在死了，我没有脸去见你爹啊，他要知道你弟弟是我让他走的，你爹会骂死我的呀。”

母亲虽然坚持着说她不能死，她要活着等弟弟回来，可是，她的身体已经给哭坏了，自从弟弟走了，她的眼泪就没干过，加上生活的操劳，自从那次我从海边把她硬拽回家，她便躺下了，从此再也没起来。

她是叫着我弟弟的名字走的，直到死她都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舍得那么小的孩子让他去当兵。我知道这根本不是母亲的责任，是当时的那种情形逼得母亲没有办法。

母亲去世后，1971年，我的奶奶也走了，老人家苦苦挣扎着活到71岁，也没等回那个她最喜欢的小孙子。

家中的老人一个个去了，转眼我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可是仍没有弟弟的消息，有时候我跟孩子他娘说起弟弟来，就止不住地掉眼泪，我说弟弟要是不替我去当兵的话，现在也该娶妻生子，儿孙满堂了。

母亲不在了，我又在为弟弟的事内疚，我想如果弟弟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我这一辈子也是不得安宁了。

当时我们这些老百姓也不懂，不知道这些兵怎么会一撤就再也没有影了，根本没想到当时他们一走就会再也没有音信。

这样一直等到80年代，村里陆续有回来信儿的了，我们才好像有了点希望和盼头。那时我最关心的就是谁家的孩子又来信了，谁家的亲戚又托人捎回信来了，一听说有这种事，无论多远，我都要赶了去，站在门口听听，我也觉得是离弟弟越来越近了。

范春旺老人正说着，他的大儿子进了门。同我们打过招呼后，这个同样黝黑的中年人坐在了旁边，不时为父亲的叙述做些补充。

这里真是离海边太近了，坐在家里可以听到海浪的呼吸声。我想象着那些由远而近簇拥着走上沙滩的浪花，好像远方的船都是靠这种力量被推上岸的吧。

同样都是渔民的范春旺父子，在他们的一生中可能无数次地出航与归来，可他们没有想到有一种远离会让他们如此痛苦，错过了两代人，等待了40年。

1972年，我们家终于收到了一封从新加坡捎来的信，当时那封信是寄给我母亲的，可因为母亲早已去世，捎信的人把信给了我的一个婶婶。

看了信我们才知道，弟弟还活着，在台湾台北生活，娶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子做媳妇，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接到弟弟的信我马上到奶奶、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烧了香，告诉他们弟弟还活着，让他们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从接到弟弟的信儿，我心上的那块石头算是被掀去了，可是我不知道弟弟过得怎么样，作为他唯一的大哥，我当然关心他生活得宽裕不宽裕，媳妇和孩子待他怎么样？

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就在盼他回家，盼他在我们都老了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

可从收到第一封信到再收到第二封信，过去了整整10年。也就是1982年，我才又收到弟弟托人捎来的信儿。我们才又重新联系上。那封信是从日本转过来的，听说是一个外轮公司的船员从台湾带到香港，再从香港带到日本，才转到大陆我的手中。

当时我们也没法儿给弟弟捎信儿，只好等着盼着，心想只要他活着，他就忘不了这个家，他就会回家来看看。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8年村上的人回来的多了，我才想也许弟弟就会回来了，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我就跑到海边的礁石上坐着抽烟，远处的灯光一晃眼我就想，这要是我弟弟坐的那艘船回来了该多好！

那时我已经是62岁，正好是我母亲去世时的年纪，我在想不知不觉我也变得像我母亲一样了，没事就爱往海边跑，好像就这么站着，看着，弟弟就能够给盼回来一样。

那时候我儿子也人到中年了，他常上海边找我，不过他从来不劝我回家，而是找到我就递给我一支烟让我抽着，我们爷俩就这么默默地站在海边，直到累得再也站不住了，才又相跟着回家。

儿子懂得我的心，所以他从来不劝我，他知道劝也没用，他只是有空就陪我在海边待着，直等我说回家。

从我奶奶到我母亲，再从我到我儿子，为了弟弟，我们家四代人将是在这种等待中过去的。两代人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我和儿子，可是我还有孙子，我就不相信我们几代人盼不回弟弟来。

1988年9月8日，我出海刚刚回来，船还没有靠岸，我就发现海边站着一大群人，又是喊又是叫的，挺热闹。

离着岸上近了，我发现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站在我儿子身边，除了白了的头发，他那个样特别像我的弟弟，我当时还想，我真是想弟弟想疯了，看见谁都像弟弟。

可等我从船上下来，走到沙滩上，那个穿西装的竟一下子抱住了我：“哥，哥呀，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弟弟中三呀。哥呀，我终于回来看你了。”

我有些不相信地抓住了他的手：“你真的是中三，你真的是我的弟弟中三？”

弟弟抱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哭得泪眼模糊的，这时我认出了他原来的模样，虽然比以前魁梧了很多，可自己的兄弟也走不了样，我也抱着弟弟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想，我和母亲总是在这海边等啊等，没想到还真把弟弟给等了回来，而且，我跟弟弟40年后的第一次相见竟是在海边。

弟弟也老了，走时16岁的孩子，再回来已是56岁的老头儿，他自己也说不知道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一年他跟着撤到台湾后，在部队待了没多久便退役了。由于从小没念过书，从部队上下来后，他吃了很多苦头。

东奔西走地自谋生路很多年后，他有了一点积蓄，便考了计程车司机的驾照，最后干上了计程车这个行当。

后来生活有了着落了，他便娶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姑娘，以后又生了三个女儿。虽然辛苦，日子总算过得还不错。

弟弟是回来后才知道母亲去世了，当听我说母亲为当年让他顶替我的名字去当兵一直内疚到死的时候，弟弟也流了泪。他说：“咱娘不该这么折磨自己，当时我还小，没家没业的，我不走谁走，这是命里注定的事么，娘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弟弟也没想到自己16岁时与母亲一别，就会再也看不到她。没事的时候，他总爱跟我说起母亲在我们身边时的事儿，哪怕一点一滴他也回忆得津津有味。

我知道他是在这种回忆中一点一点回想，当年母亲给我们的关怀，他离开家离开母亲太久了，有些感觉已经再也找不到了，他在努力地想从往事中找点让他感到熟悉的温暖。

我只听他说在台湾过得不错，可我总想问问他这40年是怎么过来的？

有一次晚上吃过饭，我们兄弟俩坐在院子里聊天，我说，“兄弟啊，哥哥现在很后悔当时让你去替我，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在台湾一个亲人没有是怎么熬过来的？”

弟弟低着头抽烟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说：“大哥，我到现在都想当时亏着是我去了台湾，我还年轻，再大的苦我也能吃，可是要换了你，不说别的，你家里的媳妇和孩子这40年怎么过？你不是等于害了人家啊。”

弟弟的话让我寻思了半宿，我想也许我母亲当年这个主意是拿对了，要是我真的去了台湾，40年没有音信，那我媳妇和孩子，我奶奶和母亲还不得饿死呀，这在当时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想来想去最苦的是我母亲，她带着老少两代人挣扎着过日子，一辈子没走出小儿子留给她的这个伤心的事儿，她是生生想儿子想死的。

弟弟在台湾待了几十年，人还是那么地豪爽，也是出了名的热心肠。1988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后，1990年他又回来一次，是为了送一个80多岁的老兵回来探亲。

像我们这些当初当兵走的，弟弟算是很年轻的了，有许多老兵等了40年，人已经七老八十了，再坐飞机往家走都走不回来了。

他们只得请这些同乡，这些年轻点的原来共过事的兄弟带他们回来，听弟弟讲起这些事，我就忍不住要流泪，我觉着这些老兵太可怜了。

走的时候扔下老婆、孩子一大堆，回来的时候家里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下几个人，那情景真是凄凉啊！

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心眼感激我母亲，感激我弟弟，要不是当初他们这样做了，我还不是一样会同那些老兵似的，白发苍苍地回来找自己的老婆、孩子，这还是要能够活下来才敢说的话。

范春旺老人说到这里，看得出是有些累了，一直在旁边坐着的他的儿子，把一杯水送到了他手上：“爹，喝口水，歇口气再说。”

老人说他：“你别只顾给我添水，给客人把碗续满呀。”

儿子答应着把我们几个人眼前的茶碗给续满了，看得出这父子俩之间是非常默契的。

走了这么多台湾老兵的家庭，有一种感受让我非常感动，那就是这些家庭中的互相关爱与照拂，那是一种很鲜明、生动的情感，那么朴素又那么浓烈。

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了那些磨难，亲人们之间的那种失而复得的相互依恋使他们紧紧相连。

就我所看到的台湾老兵家庭中的婆媳之间，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些本来容易滋生出不和谐音符的关系，在我的眼里都是那么地融洽，那么地和谐，甚至那么地默契，我想这种家庭的温暖让老兵们也会倍感人生的幸福，我从心里为他们高兴。

这可能就是人类的优点之一，他会在被伤害之后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东西，比如那些历经了人生坎坷的老兵，还有他们历经数十载苦苦等待的家人，这团聚是如此来之不易，于是，和睦与宁静是目前大多数台湾老兵家庭的状态，这使他们飘泊的晚年总算有了停靠的港湾。

与人生所有的不幸相比，晚年有靠当是人生一大幸了。每当提起这些来，老兵们有同一个感受，那就是有家真好，有祖国内地这个家他们才算是真正晚年有靠。

我相信他们这些纯朴的话，已进入暮年的他们对人生应该是无所欲求，唱高调说好话都与他们目前的生活无关，因此，他们让我相信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情感，那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情感。

我们常听诗人说，人失去了爱愈久，愈会更加懂得爱。我想这同老兵们目前的心声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因为曾经被长期剥夺了爱的权利，他们一旦获得这种倾诉的自由，便会变得不可遏制，我相信这始终是一股不能够被忽视的力量。

正是炎热的中午，范春旺老人家里电风扇开得呼呼生风，让我们竟没有一点倦意，聊起弟弟这个话题，老人看来也是有很多话要说，于是，歇了一会儿，老人又缓缓地回忆起往事。

自从1990年又回来过一次后，弟弟一般是两年回来一次，我知道他在台湾有家有业，过得也挺累，开计程车没白没黑地赚几个钱，怪辛苦的。

我劝他少往回跑吧，这样花钱也不是个事儿呀。可弟弟总是叹气，他说，“大哥，你不知道，我是回到台湾就想大陆，回到大陆就想台湾，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退了休回祖国内地来定居吧，咱弟兄俩在一起，每天赶赶海，聊聊天，过完咱这下半生。

弟弟说，我倒是有这个打算，可我不知道太太跟几个女儿会怎么想，毕竟她们在台湾土生土长惯了，让她们跟我一起回来可能不大现实。

我知道也已进入晚年的弟弟为这事犯了难，可的确他不是说回来就可以回来的人。那边的太太和女儿怎么能离得了他呢？

可人就是这么怪，弟弟在台湾待了40年，不仅一口乡音未改，连生活习惯也还是喜欢咱北方的，他说在那边过了半辈子一直是在晃晃荡荡中过去的，心里一点踏实感都没有。

自从回了老家，找到了亲人，他那种想要回来的愿望就更强烈了。有时候开着计程车，他就忍不住要跟坐车的客人聊祖国内地的事儿，常常是互相一打听，知道对方是老乡，他连钱都不要了，就把人家送回去了。

弟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热情、直爽，对家乡充满了热爱，对叶落归根充满了渴望，更对我这个当哥哥的处处体贴。

除了隔两年就回来看我一次，他平时总要给我留下一部分钱让我安度晚年，可是我从来不舍得用他的一分钱。

我知道弟弟在台湾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而且，他开计程车赚的都是辛苦钱，对他来说将来的日子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1995年5月，也已经62岁的弟弟带着媳妇和女儿，又一次回到家乡。

他是特意回来给我过70岁大寿的。那天晚上我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全都从别的村赶来，我们一家人真的团聚了。

吃饭的时候，弟弟喝了很多酒，他对我说，在台湾40年，他夜夜都梦见这个时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那时每到过新年他就心情不好，不想在家里过，别人都回家过年了，他一个人开着计程车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媳妇劝他回家过年，别这么拼命赚钱，可他说：“哪是我的家？我还能回我的家吗？”

大年三十的晚上，街上几乎一个人没有，弟弟开着计程车在街上一跑就是半宿，然后，找个小酒馆喝闷酒，直喝得晃晃悠悠回家就睡着了。

第二天又开车上街，见到那些出来拜年的人，他才知道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就这样，几十年的春节弟弟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人们都要赶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无家可归。

听弟弟这样说，我的老泪流了一脸，我端起酒杯，对弟弟说：“兄弟啊，大哥喝了这一杯作为对你的道歉，从今往后过年的时候你就往家走，只要大哥还活着，这儿就是你的家，只要能跑得动，你就跑回来看目的地，跑不动了你就留下来。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你这半辈子都扔在外边了，也该回来歇歇脚了。”

弟弟一听着急了，他说：“大哥，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该道歉的不是你。我听你的话，以后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这儿是我这个老兵的家啊。”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都喝醉了。

因为年纪大了，我从来不喝酒，可那天晚上我忍不住要和弟弟干了一杯又一杯，仿佛要把40年的骨肉分离留给我们的委屈全部忘掉。可是这真的可以忘掉吗？

我活了70岁，弟弟回来给我过生日成了我这一辈子里最高兴的一件事，为此，我特意到奶奶和父母的坟上去哭了一场，我想把我的高兴让他们知道。

说到弟弟、弟媳和侄女万里迢迢，从台湾回到给自己过生日，范春旺老人的眼角渗出了泪花。

这个纯朴的脚上还带着泥巴的老人，一直是特别地平静，可提起这件事来他高兴地流了泪。

这让我想起一个外国电影的场面，当那个男主人公问女主人公为什么流泪的时候，历尽磨难终于得到自己的所爱的女主人公擦着眼泪说：“当我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我就哭了。”

我想对弟弟几十年没有音信一直心存内疚的范春旺老人，又何尝不是因为幸福而流泪。

40年啊，这么漫长的等待中，范春旺老人的家里已有两代人没有等到这个团聚的时刻，想起那带着牵挂与遗憾走的老人，他如何不会为今天的梦圆时分而感到幸福。

弟弟的归来固然是幸运，可这个家庭为这段生死茫茫的骨肉分离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其中的折磨与伤痛也只有他们自己承受，可他们又是多么地无辜。

讲到高兴处，范春旺老人指挥儿子搬出了相册，里面的照片几乎全是弟弟范中三从台湾来以后与亲人们的合影。

眼睛好得都不用戴花镜的范春旺老人，一下子指着一个身材魁梧，西装革履的人说，“瞧，这就是我弟弟中三，不过他现在也叫范春旺，他是台湾的范春旺。”

老人的话让大家都笑起来，可笑过以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都体会到了那种淡淡的苦涩。

也许岁月久远会冲淡一切，但人心能够织补，却难以缝合，因为有些改变了人的命运的打击将伴随人的终生。

为了让范春旺老人再给我讲点什么，我笑吟吟地问他：“大爷，您说让弟弟每年过年都回来，那么他回来了吗？”

一提起这个话题，范春旺老人刚才那高兴劲儿消了一半。我发现他对我的本子特别紧张，我的笔一动，他跟着话就说得不那么自然了，我索性把本子合上，只微笑着听他说。

见我把本子合上了，本来坐着都挺拘谨的老人放松了很多，话说得也自然流畅起来，像是跟我在拉家常。

你刚才问我什么，弟弟他是不是每年过年回来？唉，哪里有这么容易啊。

这来回地跑不仅要花钱，还要有时间和精力啊，我弟弟也眼看是70岁的人了，身体再好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而且，你想想要从台湾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再从广州到青岛，光转这些路是不是就够人呛的。

所以，弟弟回来一次就跟我说一次，他说，“大哥啊，我也是跑一趟少一趟了，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我真觉得再也跑不动了。可是，不跑又不行，总觉着这是个家不回来就牵挂得不行。”

我就说他：“你牵挂什么呀，我身体好好的，家里好好的，跑不了你就少跑几趟吧。”

可弟弟说，不行，不回来看看，夜里就睡不着觉，回来一次，能睡半年踏实的觉，半年以后又睡不着觉了，我知道我又是在想家了。

说实在的弟弟的心我能够理解，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多咱我又往海边跑得勤了，我这儿子就问我：“爹，你是不是又想俺小叔了？”

你说就这亲兄弟到了这把年纪还是长期分离，这心情怎么能好了。年轻时有年轻时的牵挂，怕他冻着饿着娶不上媳妇儿。这年纪大了有年纪大了的牵挂，怕他不爱惜身体，为了往家多跑几趟拼老命去赚钱，为这个我总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可是，一分手又是两三年，我就是牵挂又能怎么样？

这种折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我现在就盼望两岸快统一，台湾快回来，那不就是一家人了吗？要是那样我们这老兄弟俩也许还有时间在一起过几天舒心的日子，省得像现在这样揪心扯肺的，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弟弟也是，虽然他人回不来，可电话是经常打过来。大哥，你要注意这个，大哥，你要吃点那个，那个操心劲儿简直比我老伴的心还细。

我知道弟弟一直敬重我，因为他走了以后，全家人是在我的奔波操劳下才活了下来。他一直说，等我有了条件，大哥我要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听弟弟这样说，我就赶快打断他：“兄弟，你甭给我许什么愿，你要是真的觉得你这个老哥哥还让你惦记着，你就早早打回家来的谱儿。奶奶和娘她们为什么死得早，还不是因为你这个飘流在外面的孩子，你越早点儿回来叶落归根，我相信她们九泉之下就越没有牵挂，我这个当大哥的也算尽到了责任，真的有一天走到地下也不会不敢去见爹娘了。”

我的话让弟弟寻思了一宿，我知道他是真的想回来，可又是真的有难处。

今年的春节他回来了。他说他是回来还愿的，因为几年了他都梦到在家过年，可几年了他都没能回来。

出去整整50年才第一次在家乡过年，弟弟高兴得大年三十晚上一夜没睡。孩子们在外边放爆仗，他也上去凑热闹，一个老头子钻在孩子堆里点爆仗，我看了直笑他是个“老小孩”。

我们这里过年的气氛很浓，也很热闹，家家户户，走亲访友，大姑娘小媳妇打扮得花花绿绿，弟弟看了直说还是家乡好，在台湾春节就没有这么热闹，反而圣诞节搞得红红火火。

那个年因为弟弟的回来，我们家也着实热闹了一番，拜年的问好的天天一屋子，大家伙都知道弟弟出去50年才回老家来过第一个团圆年，都上门来看他这个出去50年才回来的台胞，把弟弟弄得特别累，连连说，我不是台胞，我已经回来很多次了，只是过年是第一次。

我知道村里的人都是热心肠，想让我们家热闹一下，跟弟弟开玩笑，可弟弟很认真地解释，我觉得在外面待了这么多年，他还是那么质朴、单纯，这是特别难得的。

过了年，弟弟又回台湾了。他走的时候，我年纪大了只送他到村口的马路上。我问他这一回去，什么时候再回来，弟弟犹豫了半天才说：“大哥，你就别惦记着我了，等方便了我就再回来，你只要好好保重身体，别忘了，咱俩约好了，将来老了要在一起赶赶海，聊聊天地过日子，你可一定要等着我。”

弟弟回头走了，他个子大但是腰和背都有些佝偻了，头发也已经白了，可他仍然要一次次地离开亲人，一次次地离开他那么喜欢的老家。

我这个当大哥的，为除了等他回来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留住他感到难过。

每当这时儿子就劝我，“爹，你好好养身体，好好活着，小叔他这么有福气，能16岁离开家，56岁再回来，那他就一定能赶上两岸统一，到那时咱们一家不就真的团圆了吗？”

我知道儿子说的对，我也只有盼着儿子说的一切都实现，那时候我会让弟弟还叫他原来的名字范中三，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一家人才能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才能真正地骨肉团聚。

而弟弟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他原来的名字，在祖国内地过完他的下半生。只是，我希望把这个故事留下来，讲给我的孙子听，孙子再讲给他的孙子听。

让咱们的子孙后代都记住，这样的悲剧一定不能再重演，也算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没有白吃。

从范春旺老人家里出来，我建议到海边去走走。

来的时候正涨着大潮的海面，此刻一泻千里正在跌潮，使海底那久不见天日的礁石都显了出来。海，失去了刚才的攻势，变得有些缠绵起来。

我在海边的礁石旁边停停留留，想要寻找范春旺老人家里四代人，都曾为等待远方的亲人而久久停靠的那块礁石。

可那些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礁石，块块都饱经沧桑的模样，让我觉得它们个个都有倾吐不完的心事。

海真是太博大了。

它能亲眼目睹那么多往事，又能承受那么多苦痛，还会以宽容的胸怀接纳赤子的眼泪。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

村庄变老了，人在来来往往，就连大地也是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可只有大海依旧是往昔的沉静与威严。可大海就真的没有动情的时候吗？我想起范春旺老人的故事，还有他那个同样叫着范春旺的比他小7岁的弟弟。从50年前的那场分离到50年后的短暂相聚，这对亲兄弟至今在为那割不断的血缘背着沉重的情债。

你牵挂着我，我等待着你，所有的时间都这样过去了，难道他们的一生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个故事？

我不相信。

还记得电影《卖花姑娘》里的那句台词吗？

“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

我在盼着，海有情意，撼动天地的时刻，有这么多善良的人的心愿在这儿，历史虽然沉重，可它总会为我们催开奇葩。

面对67岁才做新郎的他，我笑着问那位刚做了新娘才两年多的她，如果再有战争，你会不会等他50年或者更多？她的笑容消失了，喃喃地反问我：“你在开玩笑？”

台湾老兵·栾心和

栾心和，山东省青岛市夏庄村，69岁。

1949年被抓兵到台湾时年19岁。

1989年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

目前在台湾台中市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21日。

采访地点：青岛市夏庄村栾心和家中。

到夏庄村的台湾老兵栾心和的家中时，刚刚结婚才两年多的他们夫妻，早已站在路口等着我们，见到车来了，他们在一瞬间的笑容纯朴得让人感动。

69岁的栾心和先生和太太刘美玉的家是一座新盖的两层小楼，这座修在山脚下的房子有着气派的圆形拱门和全套的红木家具，客厅正中是一块一米多长的崂山青山，看得出他们这个新家是比较讲究的。

太太刘美玉是个极大方、端庄的本地女人，她不断地给们倒茶，剥水果皮，很有一股女主人的味道。

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竟用那些过了期的挂历纸折叠了一只只用来盛水果皮的小碗，不仅玲珑可爱，而且花红柳绿十分漂亮、精致，让人感到女主人的匠心独具。

对栾心和先生这迟了将近50年的婚礼，我从心里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这是一对等待了多久才走在了一起的夫妻啊！

看着他们宽敞的新房，我不由啧啧称赞，看上去非常老实、厚道的栾心和先生，脸竟有些微微的红。他说，这是村里照顾他，给他批了一块最好的宅基地，他才在这里盖的新房，迎娶的新娘。

说起村里对他们照顾，他太太也是满心感激。因为是改嫁到这个村的，本来就地少人多的夏庄村已经很多年不进新的户口了。可栾心和先生的太太跟他一结婚，村里马上就同意她把户口迁过来，并在各方面给予优待，这一切只因为栾心和先生是位台湾回来的老兵，是位回到祖国的台胞。

走了一路访了一路，老兵们对祖国对他们的关爱和照顾深有感触，许多人在台湾飘零半生，只有回到祖国才重新拥有了做人的尊严，这使他们对祖国对老家满怀感激。

也许正是这种关爱才使他们对自己的祖国一往情深，偌大年纪想方设法也要回到这个大家庭里来，这也是一种凝聚力吧。

由于在台湾老兵当中，论年龄他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与栾心和先生聊起往事，他并没有什么为难，说起他被抓走的经过，仿佛历历在目。

那是1949年，我当时19岁，家里有母亲和一个弟弟，一个姐姐。由于父亲早就去世了，那时身为长子的我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可同时也上了当兵的花名册。

当时那种情况我要是走了，家里就等于塌下天了，所以，母亲让我白天上厢房的一个夹墙里藏着，只有晚上才敢喊我下来吃饭。

我那时胆子也小，有时候在夹墙里躲一天，饭也吃不上一口，再下来我就不愿意上去。可母亲哭着求我再上夹墙里忍一忍，也许等抓兵的走了，就算躲过去了。

没办法我只好吃点饭再上去趴着。那个夹墙很窄，几乎藏不下一个人，可我只有使劲在里面侧躺着，有时候躺得半边身子都麻木得不听使唤了，也不敢动一下。因为抓兵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跟我娘纠缠呢。

就是这样我也躲了没几天，在一次下来吃饭时，被那些破门而入的人给发现了，我马上便被带走了。

被编入部队后，我们被送到了海南岛，在那里守了6个月，以后，才又撤到了台湾。

那时台湾也是很穷，没什么吃的，我们这些当兵的也很苦，每天除了训练便是训练，许多年纪比较小的兵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哭着嚎着想要回家。

可那时如何能看到家的影子，我们这些人整天吃不上喝不上的，还不断地有被传染病传染的，许多人都觉得回家没有指望，有的人受不了这种想家的折磨便自杀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我们那个部队里有不少。

像我这样胆子比较小的，就只有跟着部队混，心想混到哪天算哪天，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家里人是死是活再牵挂也顾不上了。

由于我那时年龄也很小，只有19岁，所有的忧愁对我来说就是对家的想念和对母亲弟弟的挂牵，我不知道我这个长子走了，他们如何生活下去。

那时候，国民党部队里的风气特别差，我们这些当小兵的处处受气，不仅要被长官使来唤去，还得伺候那些老兵，整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而且，刚到台湾的时候，军队里的士气特别低沉，上面虽然整天要求我们搞整编，搞训练，可下面的兵由于几乎都是从大陆带过去的，在那样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人心涣散，人人思乡心切，夜深人静，经常听到打骂声，那是一些长官在惩罚那些悄悄盘算如何开小差返回家乡的小兵。

经过很严厉的整顿和几次的肃清军纪，士兵们基本上没人再敢提“回家”两个字，当时的那种情形，就是要我们在那个孤岛上死死地驻守，回大陆的事根本连想都不能想。

就这样我在部队里一待就是31年，最后做到了士官，50岁那年正式退役，我才有了自由。

可有了自由也意味着从此生活没有了保障，我得从头开始，四处寻找机会，给自己谋一条生路。

那时我已是50岁的人，年过半百想要找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不容易，我的身体一直又比较瘦弱，劳动强度大的干不了，轻松的也不好找，就这样我到处打工，一直很长时间没有个固定工作。

好在那时我也没有成家，因为一直当兵，根本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所以，直到这个年龄我也没敢想娶媳妇成亲的事儿。

退役以后没有了生活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尚难找个着落，对婚姻家庭就更不敢问津了。

更何况我们这些老兵在台湾举目无亲，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几乎连最底层的台湾人都不如，因为这里本地的人根本不认同我们，所以，就算有能力娶媳妇，也很难有称心如意的，有不少成亲后又因各种情况离婚的，看到这些悲剧，已经这把年纪的我，索性就打消了在台湾娶亲的念头。

几经颠沛流离，终于，由于我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还认得一些字，我在台中市文化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份帮助整理点资料，搞点辅助性研究的工作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决定在台中市留下来，不再到处奔波。

那时我们三个老兵合租一套公寓，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只是晚上上下班才凑到一起合伙做饭吃。

因为在台湾许多老兵退役后只得自谋生路，所以，能够有条件娶亲的很少。为了摆脱孤独，也为了互相照应，几个比较合得来的老兵常常合租一套房子住在一起。

大家彼此年纪都大了，都需要互相照料。在老兵家中，我的年纪还算小的，他们有的人走的时候就三四十岁，在台湾一晃几十年过去，都已经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上也勉强能混个衣食温饱。

几个人在一起住一套房子，有时还为了省钱，大家合伙开饭，生活费平摊，这样每个人的负担都会小一些。

像我们这些老兵收入来源没有保障，对自己将来老了怎么办都特别地担心，因此，生活上就特别俭省。

有的人省吃俭用还是为了将来能够活着回祖国内地的家看看。虽然，那时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消息全面封锁，可思亲心切的老兵们还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想要跟家里的人联系上。

那时，与我同住的几个老兵也在不断地找机会，到处打听渠道，看到他们如此热心，从来不相信还能与家里联系上的我也开始关心这件事。

离开家乡几十年，我不知道家里的亲人是否都还活着，我想知道家里的信儿，又怕听到家里的消息，我怕心中原有的那些希望都被打碎。

直到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我才真正有机会与家里联系。那时，我的一个同乡回来探亲，大家都托他给家里捎信，我也在别人写好的信后面缀上了自己的名字。

说实在的，那时我根本没抱什么希望，我走时家里的光景我知道，弟弟又小，他们怎么撑下去可想而知。

果然，同乡回台湾以后，给我带来了家里的信儿，我母亲在我走后不到20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姐姐嫁到了外村，家里只剩下了弟弟一个人。

这个消息让我几天几夜没合上眼，想起母亲我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孝之子，要不是我离开了那个家，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就离开人世，我的那个家现在还能叫个家吗？

可这又岂是我自己能够主宰的命运？

同乡们一个个与家里联系上，欣喜若狂地准备行装，启程回家。他们来约我一起走，我却迟迟拿不定主意。

不是我不想家，不是我不想回家，只是我想起母亲，想起那个凄凉的家，我就无颜面对家乡的亲人，无颜去见我走时还是个小孩子的弟弟。

我不知道见了他们该说些什么，这么多年的苦我如何安慰他们，如何补偿他们。

老兵们一个个走了，一个个又回来，我在台湾一个人飘来荡去，不知道何处是归宿。只知道此生此世除了一把年纪，几捧清泪，我混过了大半辈子。

就在这时，一个回家探亲又返台的老兵给我捎来了姐姐的信。姐姐那时也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为了找人给我代写一封信，她走了很远的路，专门到镇上的学校找了一位老师。

姐姐在信里说，“弟弟啊，自从知道了你还活着，我就到咱娘的坟上给她报了喜，我跟咱娘说，心和他还活着，他就要回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我们左等右盼，人家出去有的都回来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弟弟啊，姐姐的年纪大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姐姐也许就等不了你了，弟弟，你为什么还不往家走啊，你还在等什么？”

姐姐的信让想回家却一直下不了决心的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在心里喊着，姐呀，我又何尝不想你们啊，可我真的是个怕回家的人。我怕回家面对母亲早已不在了的现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在想象着，母亲还活着，活的好好的，只是我隔得远，见不上她，可我这个梦回家就会再也无法圆起来。

那个给我捎信回来的老兵也劝我：“兄弟啊，年纪也不小了，趁着能走动还是赶快回家看看吧，你不知道家里的人有多牵挂啊，不为别的，为了你那老姐姐你也该尽快赶回老家去啊。”

老兵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突然觉得我一直不想回家是因为太为自己考虑了，我光想到不愿意承受母亲离去的那些苦痛，却没有为家里还活着的人着想，几十年生死不知，他们该为我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

说话轻声细语的栾心和先生有着出奇的细腻，这一点从他对往事的叙述中便可以看出来。尽管，他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而显得有些迟缓，可每一个细节，每一点情节都是那么地悠长，充满了回味。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把家里的一切不幸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母亲过早地离世对想家的他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因此，他宁愿自己在母亲还活着的想象中过下去，而不愿意让这个梦破碎。

想踏上归途却又忍受不了亲情的煎熬，想忘掉一切却无法割断原来的根，这种两难的境地曾经让多少台湾老兵欲归不能，欲罢还休啊！

终于，在年迈的姐姐声声的呼唤中，他再也不能也不想这么飘泊下去。归去来兮，家，终究还是他要回来的地方。可说到回来，他终于再也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1989年，我回到了家乡探亲。说是探亲，其实村里面除了弟弟一家，已经别无他人。

姐姐闻听我回来，没等我去看她，也让儿女扶着来看我，走时还是水灵灵的大姑娘的姐姐，再相见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们姐弟抱在一起，泪水流在了一起。

去给母亲上了坟，我开始真正地知道母亲是真的离我而去了。想到40年前的那些夜晚，母亲整夜地不睡守在窗前，外面一有动静，就赶快叫醒我藏到夹墙里面去，我就忍不住要心痛地叫上几声，“娘，娘，您老人家是生生为儿子遭的罪啊。”

夜里睡在自家的老屋，我好像看到母亲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那道我曾经藏身的夹墙还在，母亲叫我下来吃饭时的样子还在，可是，母亲却不在了，她是带着永远的遗憾走的，可我这个儿子又能为她做些什么。

与弟弟一家相守了几日，我渐渐有些习惯这种热闹与亲热，在台湾孤零零的40年，我几乎忘了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村子是变了样了，村里人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有不少人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那些原来跟我一起长大的玩伴，如今也都是儿孙满堂，当了爷爷的人，一家人就是一个大家庭，出来进去好不热闹。

他们抱着孙子来看我，见我这把年纪，还是孑然一身，都劝我在家乡找个人成个家吧，可我对他们只有苦笑。

像我这般年纪，又是这样的身份，在台湾没有什么生活保障，回大陆来也很难说会怎么样，有谁愿意在这种时候嫁给我，我又能给人家什么样的承诺。

姐姐也张罗着要给我娶个媳妇，我知道姐姐见我在台湾40年连个家也没成，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我劝她别为我伤这个脑筋了，这辈子我已经打算一个人过下去算了。

可姐姐流着泪说：“弟弟，只要姐姐还活着，说什么也要给你说上一门亲事，你现在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要是老了身边连个人也没有怎么办，我不给你操这份心，娘要是九泉之下知道了，她会怪我这个当姐姐的呀。”

我这个人生性内向，在这种事上从来不会自己去张罗，因此，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步，总想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60岁的人了，就不去奢想那些没指望的事了。

就这样，那几年我平均两年回一趟老家探亲，每次回来就弟弟家住住，姐姐家住住，时间到了就按时返回台湾，一直跑了七八年，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跑不动了。

那时我工作已辞了，回到台湾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整天也没有个人说说话，心情郁闷得很难受。

隔两年回来待一个月，我对老家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也许这跟年龄有关，年纪越大就越想留在家乡，觉得这里一切都是那么亲，那么熟悉。

我想留在家乡不再回台湾，可我家里又没有什么人可以照料我。像我这样一辈子没有成亲的老兵，很多人都是回到家乡过继一个侄子做养子，成为生活的指靠。

可我没有这个条件，弟弟家自有他的难处。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我真开始觉得身边没有个人不行，可是，我又上哪儿去找这么个人？

每次回来了，我就不想走，可不走又不行，回到台湾我就想家，虽然，大陆的家对我来说只是那个空空的老屋，可我还是想回来，想在老家过完自己的下半辈子。

这时我想起了姐姐的话，也许姐姐给我的打算是对的，在家乡找个人，将来回家乡安个家，也算这辈子有个安宁的日子可以过，哪怕年纪再大也不会没有依靠。

而且，少来夫妻老来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少来夫妻的滋味从没有尝过，可老了找个伴总比一个人过日子强吧。

想通了这一步，我又为难自己的身份，说实在的谁肯嫁给像我这样的半生流离失所的退役老兵。我们这些人虽然饱受了折磨，但个个都单纯得很，根本不会像社会上的那些人花言巧语，我们说到底就是些被命运抛到了最底层的老百姓。

再次回到家乡，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和弟弟，他们都很高兴我终于想通了，千方百计地给我打听起来。

我知道这种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办成的，自古以来这姻缘之事最难只凭一厢情愿，更何况我又是这么个条件。在农村，想嫁给我这样的人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的。

那次我回老家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寻觅一个合适的人与我共度下半生。可我们这里地处山村，气氛比较传统，人的观念也很保守，像我这样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各方面条件都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找了几个见了都不是特别地合适。

几番折腾我也有些灰心了。我想自己半辈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老了想要好好地生活身体又不行了，也许，对我来说一切都有些迟了。

就在我们坐在屋里同栾心和先生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

栾心和的太太起身去把院子里的几盆花端进了屋，看来她是怕雨太大把这些花给浇坏了。这是个有心又很善良的女人，能够选择这样一个饱经磨难的台湾老兵做为归宿，在乡村来讲，她也一定是个有胆有识的女人。

看着那几盆被端进屋里的花，我就想曾经采访过的那些老兵，几十年的颠簸又何曾有人这样细心呵护过他们。

他们像是草的种子被风吹离了茎的故乡，落到哪里就得在哪里挣扎着生长，哪怕是岩缝，哪怕是沙砾丛中，能够活下来最终回到家乡的当是那些幸运者。而更多的人则是在这场离乱中自生自灭，抱着遗憾离开人世。

山里的雨是透明的，带着微腥的青草味沁人心脾，由于栾心和先生的家就在青山脚下，透过大大的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那雨水溅到岩石上升起的阵阵雾岚。这个时刻用来追忆历史显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望着山上那烟氤雾绕的雨景，栾心和先生不由把目光放在他屋里正中摆放的那块崂山青石上，他说：“这种石头会在外面下雨的时候，自动渗出一身水珠，甚至也会出现雾岚。”我们一听都感到惊奇，忙围了上去，果然，那块大青石的外壁挂满了沁出的水珠，滴滴晶莹，如人的眼泪，这倒让栾心和先生伤感起来。

崂山大青石会有这种现象，这还是小时候母亲讲给我听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同母亲一起找一块大青石验证一下，可这个机会我一等就是50年，母亲要是现在还活着，也是快90岁的人了。

“那你当时怎么跟太太刘美玉相识的呢？”

看到栾心和先生一心地沉浸在对母亲的怀念中，我有些着急，我非常地想知道当初他的太太是怎么有这么大的决心改嫁给他的，我想在乡村这不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举动。

一直很温和的栾心和先生有着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所少有的腼腆，听我问到这个问题，他拿眼睛瞅了瞅正在看着他微笑的太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嘛，这个也是缘分，这个……怎么说呢……”

还是他太太刘美玉比较痛快，她很温情地推了栾心和先生一把，“你瞧你这人，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你就照直说呗。”

一紧张，栾心和先生头上竟沁出了汗，我笑了，我说：“您别紧张，这不媳妇都娶进家门来了，您还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的话让大家都笑了，栾心和先生也笑了。

我怎么能不紧张呢，人家说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这不是也是头一回嘛。唉，想想我们这些老兵实在是枉为做人一世，我这把年纪才做了新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事儿还多亏了我太太的大女儿，要不是她竭力撮合我们，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噢，原来你们之间是儿女在穿针引线啊，我风趣地说。栾心和先生与太太对视了一下都笑了起来。

我和现在的太太刘美玉原本不是一个村的，但她隔我们这个村不远，而且，她的大女儿就嫁在我们这个村里，就在我现在这个家的前面那个山腰上住。

女儿在这里，丈夫已经去世的美玉就经常过来帮女儿照看孩子，干点家务事什么的。我回家乡想要找个伴的信儿一传出去，也有不少人给我提亲。可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这事找来找去总找不上合适的。

最后，我劝一直给我张罗这事的姐姐和弟弟，我说我可能就是这个命吧，一辈子注定孤孤单单在台湾终了此生，这个家我能跑就往回跑，不能跑了就算了，你们就别为我操这份儿心了。

可就在我对这件事失去了信心，准备启程回台湾的时候，美玉的大女儿找到了我，她说，“栾叔，我听村里的人说，你想找个老伴在咱村里安个家是不？”

因为她是我的小辈，所以，我跟她说话也挺实在的，我说，“是啊，闺女，可你栾叔这个伴儿不好找啊，谁愿意嫁给我们这些要钱没钱，要家没家的台湾老兵呢，我这就打算回去了，这事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听我这样说，美玉的女儿笑了，“栾叔，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天涯何处无芳香，咱村找不上，你可以打听一下外村的，没准真的有人会因为你们遭了那么多罪而格外地心疼你们呢？”

我听她这样说话，就好像是有了目标似的，也不跟她客气了，我说：“闺女，你这么替栾叔着急，敢情是替栾叔物色好了？只要人好，心地善良，外村的栾叔也愿意啊，栾叔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这么姐姐家、弟弟家的轮流住，想想还是自己有个家好啊。”

美玉的闺女听我终于说了实话，也咯咯笑了起来。她说，栾叔，这回你终于吐真情了，你要是信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人，真是像你说的那样人好，又很善良，你看中不中？

就这样，那天，美玉的大闺女把她妈拽来同我见了面，跟她谈了谈，我知道她丈夫很早以前就病逝了，她自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女儿，过了十几年，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家里只剩下她一个，挺孤单的。

女儿们都很孝顺，知道母亲为了抚养她们成长熬了半辈子，都想让母亲再选择一个伴，组织一个家庭。

可美玉这人特别坚强，丈夫不在了，她忙了家里忙地里，抽空还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这么多年有女儿陪她倒也没觉出孤单来。

可人都有个晚年啊。随着年纪一天天大了，美玉也是经常想起自己的归宿问题，毕竟，她是个女人，需要有个依靠，可即便这样美玉也没有匆匆忙忙地答应那些提亲的。操劳了半生的她一定要自己找个合心意的人。

见过面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美玉人大方、泼辣。个性外向，又很能干，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能干媳妇，而我人老实，个性内向，我们在性格上正好形成互补。

我这个人活到60多岁一直一个人过日子，根本不会安排生活，可美玉既会过日子又会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的这一点让我特别满意。

最让我放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我们这些人坎坷、曲折受多了，如今到了晚年，再也没有力气去应付那些麻烦事。有时候，回到老家来也怕遇上这事那事的，可美玉这人特别地心眼好，总说我们这些年吃苦受罪的，如今回家了就该享享清福，她把照顾我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交往时间长了，我对她也有了很我了解，我们家乡的女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贤惠与勤快，可她的贤惠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从心里感到了幸运，她让我终于圆了在家乡有个家的梦。

1997年4月份，我和美玉正式登记结婚了，那一年我67岁，她51岁，我们俩都已进入暮年的人走在了一起，这场婚礼对我来说整整迟到了50年啊！

为了真的有个家，我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向村子里申请了地皮，盖了这座两上两下的楼房。因为我是台胞，村子里在宅基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给我批了最好的地角，又以最快的速度把美玉的户口关系从她原来的村子转了过来。对于我这个可能是村里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新郎，村里给予了最大的照顾，让我这家安的舒心、顺利。

与美玉相处久了，我也问她，当初嫁给我这个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就没有多考虑什么吗？

美玉很实在地对我说，一开始女儿跟她提这事儿，她并没有答应。她说，我们这些人在外面四五十年，在性情上、生活上都与这边的人不同，她怕会跟我合不来。

再者她也担心村里的人说闲话，毕竟她守寡这么多年，那么多提亲的她都一一拒绝了，最后嫁给台湾回来的老头儿，她怕人家说她图财。

她说，你们这些人虽说也算不上有钱的，可毕竟比起在家里种地的那些人，应该还算是宽裕的，我一辈子拉扯两个女儿自己过，就是因为有这个志气，无论再怎么难，我刘美玉要靠自己生活，而不是靠别人。所以，在这种时候，我更不能让人说什么闲话。

可后来跟你见了个面，又相处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你人真老实，又单纯，我心里就有了点意思。我想，你们这些人半辈子不容易，到老找个伴肯定是为了好好地过日子，我把自己的下半生交给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在一起都会好好珍惜，这对我来说也已经是不错的归宿。

当我决定嫁给你时，村里的人当然是有说闲话的，而且我原来的婆家还有人在，他们也是挺不高兴的，但又没有理由阻挡我。

我这人就是做事干脆，自己看好的事情从来不会后悔，也不听那些人在我背后说些什么，我想自己觉得对了就照着去做，左想想右想想只会失去机会。

我们结婚当天，我就把户口关系全都带着走了，好多人劝我先别这么着急把户口迁走，对方是个什么人还需要再了解了解，我想一年多了，我了解的还少吗？我看准了的人是不会错的。

就这样美玉当时特别利索地办好了一切，就到我的身边来了，为此，我特别地感激她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想到我这个老兵终于在67岁上找到这样一个伴，我就打心里感到满足。

栾心和先生说到这里，特意地冲太太笑了一下，一直很大方的刘美玉竟在这一瞬间红了脸，有些腼腆地低下了头。这对不知等了多久才有缘走到一起的夫妻，那种默契与相互的满足，让人觉得他们其实都还很年轻。

人们常说，爱是不分年龄和国界的，对于那些真正地付出爱和拥有爱的人们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人世间沧桑无限，变幻莫测，可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人们渴求爱与被爱的权利。

尽管对于栾心和先生来说，爱情的幸福来的晚了一些，可毕竟它还是来了，而且，是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寻觅到的，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对于飘泊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他来说，还有什么比祖国内地给他的这个家更珍贵，更让他满足。

这使他几十年来在台湾，一次次地思乡，一次次地盼归，又一次次地望乡而不得归的伤痛得到了补偿。

这其中最后选择了他的太太刘美玉真算得上是个有眼光的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说，老兵们流离失所大半生如今说什么也会好好珍惜这个家，好好珍惜这个寻寻觅觅才遇上的伴儿，他们的人生真的应该从他们获得幸福的那天算起。

而能够回家则是他们人生转折的最大幸运。

山里边的天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不停，刚才还是淅淅沥沥的雨濛濛地下，才一会儿的工夫，太阳又从半山腰上笑吟吟地探出头，愈发使刚才被雨水滋润的山峦清新、翠绿起来。这种坐在窗前便可以看到的景色，让我不由得对栾心和先生在家乡的新居充满了羡慕。

想来比起他在台湾40年与几个老兵合租的公寓这又是一种天壤之别。他们千辛万苦地要往老家奔，而老家的人真的没有让他们失望，这种骨肉之情也只有老家的人会永远记得，会好好地抚慰他们为思乡而曾经有的心力憔悴。

我为他们有这样的归宿感到欣慰。可谈到目前的生活，栾心和先生流露出淡淡的遗憾。

我现在一年要在家乡住9个月，除了每年的10月份要回台湾领我的“荣民费”，我基本上都在祖国内地的家待着。这里有我的太太，我们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一个屋檐下的老来伴儿，我也不想让她嫁了我，再总是独守空房。

由于我现在回来定居的条件还不够，所以，每年我还必须再回台湾，这一来一去让我觉得特别难受。本来70岁的人了，刚刚有了自己的家，可每年还必须回台湾待三个月等到一月份拿到“荣民费”才能往回走，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觉着比三年还长。

而且，我现在也许还能够承受这样频繁的往返，我在想自己老了怎么办，还这么继续跑下去吗？

所以，我现在最盼望的事儿就是实行“三通”，那样我们这样跑就方便多了，对年纪愈来愈大的我们来说，像现在这样总是中途转好几次飞机才能到家，真是有些吃不消。

过了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折磨，我们这些人几乎用一辈子的遭遇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可台湾仍是迟迟不能回到祖国身边，作为当年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从心里感到了不平，感到了不安。

我现在是回到家了，如果不是必须回去，我肯定是想也不要去想再重返台湾。在那里待了50年，我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一切，还失去了家乡的亲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你们也看到了我现在的家，虽然为了这个家我苦苦熬了半生，可是有今天，我知足了。更何况家乡的人待我那么好，让我这个没有为家乡做一点贡献的人真是感到惭愧。

我太太现在也特别不喜欢我回台湾，我离开她的三个月，她也总是觉得度日如年，总打电话让我快点领上钱回来，其实，我又何尝不着急呢？

与许多人比起来，我有今天全是托了家乡人的福。我在台湾从早做到黑，从来没敢想自己还会在家乡找一位太太，过上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这50年是真正白白扔掉的50年，可我常问自己，人能有几个50年好活？

以前在看不到回家的希望时，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体，甚至有些自暴自弃。可自从我回到了家，找到了亲人，又成了家，我突然觉得身体是那么地重要。

因为这团聚来得太迟了，所以，我即使好好地珍惜也只有几十年的时光，我现在格外地看重自己的健康，我相信我是在为亲人们珍惜自己，我只有好好地活下去，与亲人们相依相伴走过这几十年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对我这一生来说，现在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这个地方民风淳厚，传统悠久，因此，人也特别地憨实、爽朗。

栾心和先生是我这次历时20多天的采访任务中，最后一个接受我的采访的台湾老兵，他的细腻、谦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67岁才娶的太太刘美玉也让我久久难忘。

这个刚刚53岁的女人，聪明能干，把个家收拾得干净利索，我问她有没有到台湾去看看，她说先生在台湾的房子是三个人合租的，她去很不方便，因此，她从来没有打算到台湾去。另外，先生娶她就是为了在家乡有个家，自从进了这个门，她就哪儿也不想去了，女儿想她了，就带着孩子来看她，她连以前常去的女儿家也不怎么去了。

“我不能让他出门回来看到家里没有人，我知道他已经孤单了大半辈子，我们这个老来伴儿走到一起不容易呀。”

她边说边红了眼圈，栾心和先生一直说他的太太很坚强，果然，她终于没有掉下眼泪来，看来是个挺坚强的女人。

这就是山东的女人。那么善良，那么宽容，又那么坚强，是个有了委屈可以俯下身来哭一场的肩膀。

我很庆幸自己在采访的最后，遇到了这对花好月圆的夫妻，它是一种象征，充满了对台湾老兵美好的人生祝愿。

我想起了那首老歌，“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白天走到黑夜”。对老兵们来说，他们回家的路有多少，只有他们自己冷暖自知。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也只有他们的家人心里最清楚。

有的老兵回到家才知道，为了等他，家里的两代人都已经离去。

有的老兵还没有回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家也许只剩下了他自己。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亲人都在等待中被岁月吞噬，你说这回家的路到底有多长？

为何这么漫长？又为什么要等待？那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家呀！这是老兵们心底的呐喊，也是我辗转数千公里与老兵们促膝交谈后发出的疑问。

我实在不能想象那数百万男人的白发，数百万女人眼泪填不平一个小小的台湾海峡，它仍要隔开骨肉隔开同胞，让他们在流失的岁月中咀嚼思念的苦涩。

人类之所以进步，是因为他们总能从代价中接受教训，不断地调整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为生命营造更好的空间。

既然人活着便要有责任，那么这责任对每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华民族从来是一个自强、自立的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她的统一与强大，台湾更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想要改变历史恐怕不那么简单。

与这些台湾老兵交谈，他们浓浓的赤子情，拳拳的报国心让我体会出一种民族的情感。

正因为祖国的强大，他们才会如此义无反顾地踏上归途。正因为祖国内地是他们日思夜想的家乡，他们才会千山万水也要回到自己的家。

而时至今日，祖国内地的家真的成了他们停靠的港湾。已进入暮年的他们别无所求，只愿他们的痛苦不再延续，过去的历史不再重演，这愿望让我的心头一阵沉重。

在与栾心和夫妻告别时，听到他们说，栾心和先生不日也将启程返回台湾。我忍不住又问了栾心和先生的太太刘美玉一个问题。

我说，栾太太，如果再有战争，再有分离，你会不会等栾先生50年或者更长？

我的问题让一直很大方的栾心和太太一下子怔住了。看来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半天，她才像反应过来似的，有些喃喃地说：“你在开玩笑？”

面对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妻，我突然想起他们都已进入暮年的年龄，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人活百年，也几乎没有再等待50年的可能。

可我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与人们心里善良的愿望相比，这的确是有些残酷，可有时候又的确是不能选择的事实，这取决于那些曾经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的人。

历史不能改变，但未来可以创造。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是20世纪末中国人的责任，我与那些台湾老兵一样，期待着，中华民族再创国家统一大业的未来，对这一天的到来我坚信不疑！

老伴离开人世的时候，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了他的手，像是在对他抱歉，“我先走一步了。”抱着老伴凉起来的身体，他拼命地哭，老伴啊，我回来了，你又走了。

台湾老兵·陈明礼

陈明礼，河南固始县人，81岁。

1949年被抓兵到台湾，时年31岁。

1989年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

1998年从台湾新竹移居美国洛杉矶。

采访时间：1999年5月2日。

采访地点：美国夏威夷。

1999年3月10日，我应朋友之邀飞到了美国洛杉矶，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文化访问。

因为手头上还有一本正在写着的书，所以，我的美国之行有些不够潇洒，我对放在北京家中案头上的稿子心有牵挂，更因为已经签好的出版合同不能按期履行有些内疚。

在访问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城市后，我决定提前三个月回国，于是，最后的几天我去了美国的夏威夷，并在那儿碰上了台湾老兵陈明礼与他的太太、儿媳和小孙子，没想到我在国内就已经开始采访并筹划的选题——台湾老兵在美国就开始了。

说来也是缘分，我是通过旅行社的安排前往夏威夷观光访问的，而碰巧在十几位游客中，有两家是来自台湾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中国北京，身份又是作家，因此，两家台湾人对我除了同胞的热情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相互之间毫无隔阂地交谈让我们的旅途充满了乐趣。

两家台湾人，一家是两夫妻带着16岁的儿子，一家却是儿媳妇带着公婆与她们1岁的小孙子，除了他们之间因为都是台湾来的而话题颇多之外，这其中与我聊北京可能是我们旅途中最热烈的讨论了。

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台湾的儿媳妇，也就是那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对祖国内地充满了兴趣，而她的公公、婆婆，一对年逾古稀的老人都对这个话题一直缄默，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他们根本不想参与这个话题，而是这个话题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什么，因此，他们宁愿保持沉默。

果然，在我谈到自己关于台湾老兵的这个话题时，那对老人的儿媳妇用台湾女孩很典型的夸张语气说：“哇塞，我的公公原来就是老兵，听说他是大陆河南省人，1949年去的台湾，他在大陆原来还有太太跟两个女儿嗳。”

这位儿媳妇的话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可看着那位头发雪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那不同一般的沉默，我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同他聊起从前的那些往事。

听他的儿媳妇讲，老人已于一年前与台湾的太太随儿子移民美国，对于祖国内地自从三年前他的大陆太太去世以后，就再也没回去。可是，从那以后老人一直是郁郁寡欢，与台湾太太独居在洛杉矶的中国城。

最近，他的儿子看老人实在是孤独得厉害，便安排了太太带着孩子陪父母到夏威夷旅游观光，希望能缓解老人的愁绪。

可一路上面对夏威夷蓝天碧海的美景，老人依然表情寂寥，少言寡语，这让他的儿媳不由得感到百般无奈，正好遇上我这个祖国内地的“亲人”，看得出这位爽快的台湾女孩在极力地为我与老人的沟通创造着条件。

终于，在旅行社为我们安排的自助晚餐上，来自中国广州的杂技团的表演，使我们之间有了初步的沟通，我发现老人的情绪明显地好起来，我知道是乡音乡情使老人孤独的心里有了一丝抚慰。

那位善解人意的儿媳妇为了使老人与我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干脆把她的位子让给了我，并且，让她才刚刚1岁的儿子待在我的怀抱里，因为，孩子的话题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我抱着那个胖嘟嘟的小家伙，跟老人的台湾太太闲聊着，话题当然离不开手中的孩子，而老人的眼睛落到孩子身上时分外地柔和，这让我觉得机会来了。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和老人搭上了话，交谈中我知道他叫陈明礼，今年81岁，是河南省固始县人，早年从国民党部队退役。

可也许是太陌生，陈明礼老人显然不太喜欢谈他以前的事儿，为此，我只有慢慢地用别的话题迂回那个他比较讳忌的区域。

他的小孙子白白胖胖的，十分可爱，我抱在手上也忙得不亦乐乎，孩子的奶奶几次要接过去让我休息一下，我都说：“您年纪大了，还是我来吧。”也许，我的诚恳让老人感到很亲切，也许见到大陆的人他真的有一种想要倾诉的欲望，老人慢慢对我放松了警惕，开始参与到我与他的台湾太太关于孩子的热闹话题里来。

“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只比他大几岁，可我再回家的时候，她已经44岁了，成了一个中年妇人，我至今不知道她是怎么长大的，可一进家门，她就跟在我身后，叫我‘爸爸’、‘爸爸’，听她这样喊我，我真是惭愧极了，我哪里配呀。”

“好了，好了，说好不再说那些伤心事的，干嘛又要提起来，出来玩本来是儿子要让你高兴的，你这一说又得伤心了。”

没等老人话说完，他的台湾太太便打断了他，满脸的心疼。看得出这对老夫妻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感情。

这时他们的儿媳妇跑过来一边抱过在我怀里的孩子，一边拉着婆婆要老人陪她到杂技团的化妆室，找那位身怀绝技的女孩签名留念。

她们一走，餐桌旁立时空旷起来，陈明礼老人端起一杯矿泉水轻轻啜了一口，我知道他的叙述就要开始了。

“如果您觉得伤心，那您可以……”

尽管我很想听听他这个台湾老兵的经历，可还是忍不住跟他客套一番，因为我知道这是在美国，一个个人隐私高于一切的国度。

老人看出了我眼睛里闪动的歉意，头一次他脸上有了微微的笑容，“讲讲怕什么，我是中国人，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些老兵来说是不公平的，可我们对得起历史。”

我是1949年跟弟弟去青岛给死去的姑姑奔丧时被抓到船上的。

那时我31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4岁，小的十一个月大，我太太26岁。而我弟弟只有21岁，家里刚刚给他娶了亲，才一个月。

我们兄弟俩刚开始还被赶到一条船上，可后来部队开拔，就把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弟弟，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

我坐的那条船先到了广东，往南走过了九江，海水涨潮把船给掀翻了，好多人都给淹在了海里面，我也是死里逃生。

船翻了，剩下我们这些人也不知该怎么办？想要回家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我本来就是出来串亲戚的，遇上这样的事儿魂都给吓丢了，一点主张也没有了，只好跟着他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后来，有的人从老百姓那儿弄到一条船，我们上了船到了海南岛，在那里驻扎了半年多，部队都被打垮了，我们又被分到了另一个旅，撤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以后先是训练，我那时已是30多岁的人了，根本不能跟那些小伙子一起折腾，我就千方百计地想开小差。后来，趁着当时台湾到处乱哄哄的，我逃出了部队，到了新竹开始以老百姓的身份待了下来。

刚开始我还以为台湾马上就会被收复，手里有几个小钱我都没敢花，一心一意想要做回家的盘缠。

那时我打的都是零工，挣一天钱吃一天饭，没有活儿干就要饿肚子，可我没觉得苦，我在想从部队逃出来就算是走运了，再干一阵儿回大陆的老家去，媳妇、女儿肯定都在等着我，我心里挺踏实的。

可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台湾深一脚浅一脚地自谋着生路的时候，好几年过去了，回大陆的家显然已经遥遥无期，也就是在这时我才沮丧起来，发现以前想的真是太幼稚了。

这样一来我就有些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台湾靠什么来生活，不知道家里的亲人如何知道我们的消息，这一分开竟然是这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在家庭的时候，就是靠种地为生，到了台湾在城市里流浪，我除了有一点力气别无所长，但是，我在想老了怎么办，在这里举目无亲，将来我去靠谁？

本来我一直在一家皮鞋厂打零工，帮他们装车卸车，可后来我想倒不如学一门手艺，将来老了也是一个本事，最起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于是，我去求了鞋厂的老板，他把我安排到了车间，让我正式拜师学起了怎样做皮鞋，那一年我37岁，到台湾已经整整6年了。

在那家皮鞋厂我从学徒工干起，直到10年后当了技师，我做皮鞋垢技术在新竹地区也小有名气，我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

可就在我生活上刚刚有了起色的时候，皮鞋厂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厂里开始大裁员，49岁那年我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我大病了一场，住进了医院，然而，却在那儿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女人的爱。

我得的是急性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的传染病房，那里的护士从头蒙到脚，只露出一双眼睛与病人打交道。

丢掉了工作，又得了这种烦人的传染病，我的心情坏透了，几次想从病房6楼的窗口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就在我有一次想要把这念头付诸行动时，一位进来替我送药的护士却发现了我的企图。

当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过去把窗子关上了，可她口罩上方的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充满了蔑视和怜悯，让我不由地心头发颤，一阵羞愧。

过了几天她又来给我送药，用很难听得懂的国语对我说，我看了你的病历卡片，你已经49岁了，难道你就没有妻子儿女，你那样做想过对得起他们吗？

这位我并不知道姓名的护士给了我很好的照顾，也让我时时不好意思面对她，毕竟，她看到了我最懦弱最没出息的时刻。为了躲开她，我开始很配合地接受治疗，只想着尽快治好病离开那家医院，离开那个眼睛火辣辣的让人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的女护士。

自从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治疗的态度积极起来，那个总是对我特别严厉的护士也变得温和起来。晚上值夜班，她经常到病房里来跟我聊天，还跟我们几个肝炎病号一起打打牌，看看电视，表现得特别随和。

有一次我问她老跟我们这些传染病人在一起就不怕被传染上病？

她笑笑说，她们当护士的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总不能因为在传染病房工作就什么都草木皆兵了吧。

她这样跟我说话时，我头一次发现她的眼睛不仅仅透着严厉，甚至那还是双挺漂亮挺女人味的眼睛。

跟她聊的多了，我知道她是台湾新竹人，父亲是新竹一个挺有名的农场主，自己有好几个种植园，而她才29岁，丈夫在几年前开摩托车往山外送货时被汽车撞死，而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不到两年。

听到她如此不幸，我也忍不住把我这个老兵的经历讲给她听，我跟她说我跟家人分离已经快20年了，这近20年里我一个人在台湾漂泊，刚刚生活上才有了保障，又被老板解雇，就是病好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那时我的客家话已经说得不错，而国语不好的她说客家话，我们俩人交流起来倒是挺融洽的，尤其是她听了我的经历以后，也替我叹息了半天，总问我，那你的太太和女儿还活着吗？

我说，我不知道，她们的消息我自从到了台湾就再也没听到过，恐怕我的死活她们也无从晓得，我们这个家从我被抓走的那一刻起就名存实亡了。

她实在是个很善良的人，每当我说到这里，她那双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便要蒙上一层翳云，让我再也看不清楚她在想什么。

在医院待了三个月，因为有她经常在身边与我聊天，说些抚慰人的话，我的情绪不再那么悲观，病情也很快好转。我渐渐地好了起来，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常，这意味着我可以出院回家去休养，可我却迟迟不去办出院手续，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她了。

在一个她值夜班的晚上，我找到了她，对她表白自己想娶她为妻的愿望。当时由于平常省吃俭用我手头上有一定的积蓄，更何况我知道自己有一门手艺，对于生计问题我想还不是太大的难题。

可我那时毕竟已是49岁的人了，我担心她考虑我的年龄与职业，担心她家里的人对我这个大陆来的老兵会有偏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台湾本土的女孩一般都不能找像我们这种人，否则会遭到整个家庭的反对与亲戚的讥笑。

我至今忘不了她当时的表情。在我对她诉说衷肠后，她好像早已料到了一样对我扑闪了几下眼睛。然后，她很温顺地对我说，“等你出院以后先去见见我父亲吧。”

因为她的身世比较特殊，我与她父亲的交涉出人意料地顺利，我拿了5000元新台币的聘礼，又听从她父亲的安排按台湾的风俗置办了婚礼，在台湾风雨飘摇了18年，我第一次又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如此贤惠的太太，为此我觉得自己苦尽甘来。

那是1967年，我现在在美国的大儿子就生在这一年。

婚后我来到她父亲的种植园，在这里当了一名种植工人。后来，她父亲见我人的确比较可靠，又让我管理人事和财务，成了她父亲事业上的助手。

而她在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后便辞职在家做起了家庭妇女，后来，我在台湾陆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也成了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正和陈明礼老人聊着，她的太太匆匆走过来，问他降压药与降血糖的药吃了没有，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这位比先生小20岁的太太算来也已是快70岁的人了，可她看老公的那种眼神仍是那么地情意绵绵。而且，仍是那么地具有一个护士的风范。怪不得陈明礼老人一直为自己在台湾遇上了她而再三感叹。

看到我们正聊在兴头上，这位善解人意的太太只过去趴在老人的身边，悄悄说了几句什么便又回转身找儿媳妇与小孙子去了。

老人笑笑对我解释：“我这个太太啊，整天把我当小孩子来待，刚才又叮嘱我别说话太多，否则回到酒店又该睡不着觉了，可我话已开了头，不全说完我仍是会睡不着的啊。”

我对老人歉意地笑了笑，忙把一杯矿泉水递到老人手上。

夏威夷的白天很热，能达到39℃以上，可入夜因为四周都是海水，那海风吹起来是那样地势不可挡。因此，夜幕一降临再坐在露天的餐厅里就会感觉到冷了。

好在我们是在夏威夷的一个民俗文化村里面，四周是茂密的植物，餐厅除了三面是几根柱子，至少有一面墙还是木板砌成的，我建议和老人把位置挪到墙角上去继续谈，老人答应了。

远处是流金溢彩的舞台，在那里各种杂技和绝活正不断引起人们的啧啧声。近处灯光下的自助餐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西式餐点和色彩艳丽的热带水果。可面对这一切，我和陈明礼老人只一人手中一杯清澈见底的矿泉水，美景佳肴应该在愉快的心情下才更会有诱惑力，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只想回味那段历史上的点点滴滴。

也许只有把精神世界妥善安置了，我们才有可能对眼前的一切有欲望。

我在台湾有了家以后，也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那时岳父对我很信任，妻子和儿女也都敬重我，生活上有了保障的我心想也许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大陆另一头的那些过去想起来有时觉得只不过是一些梦境罢了。

一起到台湾的那些老兵，生活上有我这样幸运的并不太多，许多人是在部队上待了一辈子，最后退役到荣民院终了一生。对他们来说，1949年的那场分离，已让他们的人生从此偏离原来的轨道，好多人就这样走着走着失去了自己，连魂魄都不知道扔在哪儿了。

由于我一直在新竹的乡下定居，平时来往的也都是一些新竹当地的人，对大陆的消息我一直是很闭塞。直到1987年，有一位原来部队上的老兵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大陆家里的消息，我这才知道已经有许多人同家里人联系上，并准备回乡探亲。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我吃了一惊，从来没想到过会与家里联系上的我，从心里有些责怪自己是不是已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为什么没有想方设法地与家里的亲人联系？可当时在那种局势下，我曾经想过即使与亲人们联系上我又能怎么样呢？

知道可以回乡探亲这个消息后，我那些天一直有些魂不守舍，一方面想回家看看，一方面又不知道怎么跟太太解释？

尤其是在岳父面前，我无法开口说什么，因为老人那时已被查出肠癌，在他三个女婿中老人最信任的是我这个大女儿女婿，最器重的也是我，我无法在他病危的时刻提出来要离开他们。

没有办法我只托了一个回乡的老兵替我捎了一封家信，我想人不能回去，先捎个信儿回去让家里人知道我的死活也是好的。

这些事儿当时我都是瞒着太太做的，我怕她对我产生误解，怕在她因为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的悲伤中雪上加霜。

果然，三个月后，岳父去世了，临死前老人把自己的两个种植园留给了大女儿和我，把农场留给了那两个女儿，为这事那两个女儿都不是很高兴，说老人一直偏心我这个穷老兵。

可正在这时，我家里也托人给我捎来了信，家里的老伴已经60多岁。可身体还硬朗，两个女儿只活下来一个，嫁在县城教书，爹娘都已去世，河南的老家只剩下了老伴一个人，在等着我回去。

一边是待我恩重如山的岳父的重托，一边是苦等40年的老妻。那一段时间，在这二者之间如何取舍让我心力憔悴，人也迅速地苍老了。

那是1988年的5月，我正好69岁。

给岳父处理完后事，我想大陆家里的事情我不能不跟太太讲了。

我找了一个孩子们都不在家的机会，同太太讲了我家里老伴和女儿还活着的事儿，太太一听就哭了。

她说：“我早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可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父亲刚刚去世，我又在家里待了这么多年，对生意上的事情一窍不通，你走了，父亲留下来的这份家业不就要毁了吗？”

那时我的大儿子刚刚21岁，还在美国读大学，小儿子和女儿只有十几岁，家里的事情他们谁也不可能承担起来，岳父给我留下的两个种植园除了我没有人能够管理得来，这使我在事业上也遇上了选择。

可自从知道家里的消息，我在台湾就再也待不下去，想想老伴那双盼了我40年的眼睛，我就茶饭不思，毕竟我们是结发夫妻，要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我们怎么会从此隔着一道海峡，生死茫茫。

连着几天，为了我要回大陆老家的事儿，太太眼睛哭得像红红的桃子，她跪在父亲的灵位前不停地哭，孩子们都以为母亲在思念死去的外公，可只有我知道太太的泪是为什么流的。

为了安慰太太，当时我只好对她说先给家里回个信儿，回家探亲的事儿过了年再说，以为我当时就要回祖国内地的家的太太这才慢慢止住了眼泪。

转过年来，我借口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做生意了，征得了太太的同意，我把两个种植园的管理转给了太太的妹夫，一个很精明的新竹人，他家在台湾已是第13代，对于这一行他也很有兴趣。

这样我不仅每年要损失几万美金，也等于是把老岳父给我的在台湾生存下去的保障拱手让了出去，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后悔。

本来在台湾终了一生就不是我所愿，我是被战争裹挟着改变了命运的，现在我的家就在祖国大陆等着我，我要是再不回去，就愧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愧对死去的爹娘。

1989年8月，我和太太上路了。

本来我要一个人回来，可太太不放心我的身体，我那时心脏病和糖尿病都挺严重，刚刚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要不是有太太这个护士出身的人悉心照顾，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我当时把回家当成了一种信念，当成了一种斗争，我想要是活着回去我就战胜了命运，我让这难以把握的命运捉弄了一辈子，这次我一定要与它抗争一次。

也许正是这种抗争的意识让我终于战胜了疾病，出院两个月以后，我们委托旅行社给办理的赴祖国内地探亲手续也办好了，我不顾太太让我再休养几个月的劝告，硬是带着一大包药启程了。

那时我们路也不熟，路上光飞机就转了好几次，在离开台湾第6天的时候，我们到了广州的白云机场。

我们那一批回来的共30几个人，年龄最大的91岁，最小的也已经60多岁，大家都白发苍苍，脚步踉跄，可都兴高采烈地如同小孩子一般。

到了广州买不到往内地去的机票，大家一商量，索性先到北京，听说北京有前往各地的航班。

当时我们简直是归心似箭，连夜乘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到达北京已是夜里2点多了，可我们这些老头儿、老太太们硬是一丝睡意也没有，竟从机场直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合影留念，折腾到天亮才找酒店休息。

中午我和太太乘上了到河南的火车，到了省城，我找了辆出租车让他送我们回老家固始县，那个司机开口就要180元钱，我说，行，行，只要你送我们回家，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走在路上跟那个司机一聊，他知道我是离家40年才回来的老兵，除了陪我感叹一番，下车的时候，他只收了我100元钱，说什么也不肯再多要。

最后，还是我太太给了他10块美金，请他留做纪念，他这才收下了。

到了村里已是夜里1点多，家家户户都睡了，可我们进村却让狗此起彼伏地吠了起来，太太胆战心惊地埋怨我，这时候回来简直太不是时候了。

我却只顾着高兴，我说，我早该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什么时候回来都是时候，他们都会高兴的。

村里到处黑乎乎的，我已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只得敲开了村头的第一家住户，打开门一看竟是我原来一个远房的叔伯爷爷，他老人家也已经是80多岁了，可眼睛还挺认人，一眼就瞅出我是永兰他爹。

他说，“永兰他爹，是不是永兰他爹啊，你……你活着回来了？”

我当时已说不出什么来了，只知道抱着他老人家的胳膊叫“爷爷，爷爷，我是明礼，我回来了。”

这时我这个远房爷爷的儿子也起来了，他依稀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曾经一起放过羊，可现在相见都已是年迈的老人了。

因为天黑他点了一个火把领我和太太回家，一路上不断有人探出头来跟他打听发生什么事了，他嚷嚷着，咱村的明礼回来了，永兰他爹从台湾回来了，一时间我们那个小村子几乎家家都亮起了灯。

老伴的家搬了，原来在村西头，现在搬在了中间，是三间不大的平房，要不是那个远房爷爷的儿子领路，我恐怕在村里转到天亮也找不到家门。

一进院子，远房爷爷的儿子就喊上了，“永兰她娘，快开灯，看看谁来了，这次是真让你给盼着了，快开灯啊。”

灯打开了，站在孩子里的那个老太太显得那样瘦小，枯槁，满头的白发，依旧是搭襟的蓝布衣裳，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恍如昨天我刚刚从这个家离开。

老伴一开口还是那浓浓的唐山话：“老三，你喊什么，你说是谁回来了？”

还没等站在前面的老三搭腔，我一步跨了上去：“老伴，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你还认得我不？”

一时间老伴有些发慌，她趔趄了一下又定眼细看：“明礼，是明礼吗？你真的活着回来了？”

老伴的眼圈红了，上前抓住我的手，像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似的，在我脸上、身上细细地看着。

这时我太太从我身后站了出来，“姐姐，你好吗？我和明礼一起回来看你来了，这些年你受苦了。”

我太太的出现让老伴迅速地明白了过来，她猛地像是甩开什么烫人的东西似的松开了我的手，有些不知所措地说：“你……你是明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我家里的小院里已围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这种场面让我觉得很尴尬，我忙拉起老伴的手说，“老，老伴，咱上屋里说话去，我和宝莲为了回家在路上走了整整八天，我们都累坏了。”

我的话提醒了老伴，她一边张罗着让我们进屋，一边对院子里的乡亲说：“明天大家来玩儿，今天太晚了，都回去睡觉吧。”

进了屋，老伴一听我们还没吃饭，忙打了几个荷包蛋又放上了白糖，我知道这可能是她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和太太也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后，又觉得困得不行，老伴见我们真是累极了，收拾了床铺让我们睡下，她拿着一把锁说去锁院门，可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真是到家了，几天来累得我几乎要趴下了的旅程终于结束了，我什么也顾不得去想了，倒下便呼呼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老伴已经做好了饭，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发愣，我和太太在院子里洗漱完了进屋，她一起身去替我们收拾床铺，我这才发现三间屋子，一间盛满了粮食，中间是吃饭做饭的堂屋，只有一间是用来睡觉的，有一张木头大床。

那张床我认识，是我们结婚时她陪送的嫁妆。那时她们家是唐山挺有名的造酒的作坊，她爹与我父亲是在赌场上认识的，他们在一起推牌九，几个回合以后，她爹把她输给了我们家，还陪送了全套的嫁妆，那时她只有20岁。

因为是大户人家的女孩，她一直特别知书达理，虽说不识字，可家务活做得特别好，尤其是做得一手好饭菜，我父亲当时对这个赢来的儿媳妇特别满意，也非常得意。可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进赌场了。他说输房子输地都是小事，这输的把儿女都搭上了就是造孽了。

默默地吃完了午饭，我非常地想知道老伴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我一问，她淡淡地说，“噢，这平常闺女也不怎么回来，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所以，没准备那么多铺盖，昨儿晚上看你们累的那样，我就到村头爷爷的儿媳妇一家挤了一晚上，一早过来看你们睡得那么香，我从地里拔了点新鲜韭菜，晚上我们包饺子吃。”

太太见老伴说话迟迟疑疑，知道她在场不太方便，便说要自个出去转转，我忙喊住她跟老伴说要介绍介绍。

我说，这是我在台湾娶的太太李宝莲，她原先是个护士，我40年前得的那场大病多亏了她的照顾，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经在读大学，老大在美国读书，孩子们挺省心的，所以，我们想趁着能走动赶快回老家看看。

可我这样说，老伴一直挺平静的，听我说到孩子，她低下了头，眼泪滴到了手上，她说，咱们那个小女儿你走了不久就得了白喉，哭了几天几夜最后还是走了。大女儿好歹地跟着我长大了，读的师范学校，现在在城里中学教书，女婿是那个学校里开车的，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已经上班了，女儿还在读中学，他们一家挺好的。

“永兰……她还记得我吗？”

说到女儿，我也忍不住想要流泪，我走时才4岁的女儿，现在也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我已经托人捎信去叫她回来了，你是她亲爹，她怎么能不记得，小时候经常从学校里哭着跑回来找我要爹，说同学们都有爹，为什么她没有，问我把你藏哪儿去了，唉，这些伤心事俺们娘俩经的多了。”

见我和老伴说起这些往事，太太悄悄地走了出去，这些只属于我和老伴的回忆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夏威夷海边的夜清凉而爽快，被白天的酷热折磨得有些疲倦的人们，在这样的夜里充分地放松了自己。

风很大，海边高大的椰子树下是呼呼作响的火把，那些跳跃的火焰像永不疲倦的精灵，给那些不同肤色的游客又镀上一层神秘的情调。

可这异国情思没有让我心动，只有陈明礼老人的叙述让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动得像那些火把。

这40年后的相聚充满了淡淡的忧伤。我也是女人，我当然能够体会那种难以言明的隐痛，在这里面他的老伴和太太都是同样无辜的，只是造化弄人，她们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现实罢了。

见太太出去，我知道她是特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跟老伴说说心里话。

我隔着堂屋正中的桌子抓紧了老伴的手，她竟紧张地连脖子都红了，连连往外挣脱，她挣脱得是那样坚决，一时让我很难堪，我只得又松开了手。

我说，“老伴，你别怪我，在台湾要不是她，我活不到今天。这么多年来，你和女儿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可是那几年就是这样的政策，我是没有办法才走了这一步。如今，我好不容易回来，我希望你还像以前那样对我，我是永兰她爹，你的老伴儿，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听我这样说，老伴默默流了很长时间的泪，她一句话也不说，倒让我没了主意。40年的分别，我们彼此的禀性、脾气都已改变不少，虽说还有夫妻的名分，可那种陌生感时时存在，让我觉着我们这次相聚是苦涩大于甘甜。

老伴不想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路上那么多想要说的话，那么多想要对老伴的体贴，都在这一瞬间憋在了我的肚子里，成了我永远无法再表达的东西。

我知道40年的生离死别已让我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更知道老伴心里巨大的失望使她什么也不想再说。

晚上，女儿永兰回来了。她开车的丈夫带着她们的一儿一女，两个挺有礼貌的孩子跟她一块走进了家门。

走时才4岁的女儿，再相见已是个44岁的中年女人，在县城教书的她文静、端庄，简直跟当年老伴的神态一模一样，让我本来十分难受的心里有了稍许的安慰。

她见了我就跪下了，哭着喊我“爸爸！”，可我却惭愧地只知道把女儿搂在怀里。40年来，她怎么长大的我不知道，我这个被她称做“爸爸”的人哪里尽过一点责任。

见了我的台湾太太，女儿规矩地称她为“阿姨”，太太虽然不习惯，但也实在不知道该称呼什么，也就那么糊涂过去算了。

有女儿在其中周旋，我们几个人的处境都好了很多，老伴也开心起来，里里外外地替我们张罗，女儿正好放暑假，接我和“阿姨”到她县城的家里住了几天，又专程陪“阿姨”到北京长城玩了几天，我知道女儿是在制造我跟老伴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而十几天来老伴尽心尽力地伺候，也让我太太心存感激，她很痛快地跟着我女儿到长城玩去了。

和老伴单独待了几天，跟老伴说了几天几夜的心里话，让我这次回家探亲真的感到了愉快。

老伴说爹娘临死前都劝她别再等了，赶快趁年轻再找人嫁了吧，可她却考虑了唯一的女儿，不想让孩子跟着她受罪，所以，一等就是40年。

我劝老伴想开点，再耐心地等我几年，等两个孩子都在台湾读完大学，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就要回到家乡来，守着她哪里也不去。

“那宝莲怎么办，你不能半道上再把人家扔下？”

老伴听我这么说却一心为我太太着想。我说，她早就说了，等儿子在美国读完了学位结婚成了家，她要到美国去抱孙子，我可不想再到美国去，我这辈子飘荡够了，老了我要回家，我要在老家待着。

我的这番话真正让老伴放下了心，等女儿陪着“阿姨”从长城回来，老伴除了做活，有时也能跟我的台湾太太聊几句家常里短，姐妹俩处得一直很融洽，这让我一颗存内疚的心总算有了一点平衡。

这次回家我们只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很快就到了返回台湾的时间，我们不得不又踏上了归途。

临分别时，老伴拽着我的衣角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尽快吧，尽快吧，我会尽快再回来，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家里来。

在家里待的这段时间，我的身体因为连日的劳累和情绪波动太大，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太太一再催我回台湾，就是要我回去住院，因为我的血糖指标又再一次高到临界线了。

回到台湾我就住进了医院，太太一直忙碌不停地护理我，让我觉得自己对老伴曾经有过的承诺似乎并不现实。是啊，我们共同走过了人生最漫长的路，到了最后，难道上天又要让我们分开吗？

我的心脏病也已经到了大夫禁止我出外旅行的地步，这时我台湾的小女儿也大学毕业，二儿子考了美国的药剂学硕士学位，到洛杉矶UCLA大学攻读学位去了。

三个孩子学业有成让我心里有了几丝慰藉，毕竟，我这个不认识几个字的老兵，家里能出这么几个人才，我这一辈子也算值了。

在太太的照顾下，我又一次死里逃生，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身体慢慢地也复元了。1992年，我的小女儿嫁给了大学里的同学，一个计算机工程师，定居在澳洲，我在台湾的家里只剩下了太太和我两个人。

在美国的儿子一遍遍来信催我们到美国去，他们说我身体不好，孩子都不在身边，一旦有急事谁也照顾不了。我知道孩子们心疼他们的母亲，毕竟她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为孩子们操了半辈子心，这老了又让我的病给累得不轻。

太太也想到美国去，儿子们在那儿，她是做梦都想守着儿子，给他们看家，做饭，看孩子，可我知道已经几乎美国化的儿子们即使让我们去了，也不会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们都早已喜欢那种每个人独立的空间。这是美国给了他们知识的同时又给他们的观念，这一点太太并没有想到。

我大陆的女儿也托人捎信给我，希望我能够回家安度晚年，能够把生命最后的时间留给她母亲一点，因为她母亲一辈子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1996年，我觉着身体不错，便开始申请到大陆来探亲，那时我的大儿子也在美国订婚，对方也是个美国读书的台湾女孩，儿子希望我和他妈妈到美国去主持订婚仪式。

正在我和太太准备先到美国为儿子订婚，再从美国回大陆时，大陆的女儿打来了电话，说她母亲已是乳腺癌晚期，手术虽然已经做了，可人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接完这个电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心脏怦怦跳着像要从嘴里蹦出来，太太见我接完电话脸色煞白，忙问我什么事，我只说了一句：“我要回大陆老家！”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那是1996年的12月份，天气冷得让我这个在台湾待惯的人有些受不了。我和太太同时赶赴台北机场，只不过她飞美国，因为儿子订婚的喜帖都发出去了，日子不能再改。而我飞往香港再转道北京回河南老家。

回到家里与几年前相比，老伴已经完全变了样，人瘦得脱了形，癌症已经扩散到肺上，她喘息起来特别吃力，而且，吐痰总带着血丝。见到我她仍要挣扎着起来给我做饭，我哭着拉着她的手说：“老伴啊，为什么身体这个样子不跟我说一声，说好你要把身体养好，等着我回来，可你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女儿见到我只知道哭，为了母亲的病，她已经倾家荡产，儿子要结婚的家具都让她卖了，可是，即使这样女儿没有开口向我要一分钱，这让我更觉得有说不尽的歉疚。

我到家的第二天，就从县城找来了出租车，我一定要送老伴到省城医院去检查和治疗，我不相信才这么几年，一向健壮的老伴就这样不行了。

可老伴躺在床上一直摇头，让我把出租车打发走，她喘息着对我说：“明礼啊，你回来了，我走的也就安心了，我自己的病我知道，也就熬这几天了，你原先说再回来就不走了，就陪我在家里待着，哪里也不去了，这是真的吧？这次回来你不再走了吧？”

看着老伴眼里的希望，我很干脆地答应她，“是啊，老伴，我这次回来不再走了，我就这么在家里陪着你，你安心治病，等好了，我带你出去转转，你也该享享福了。”

见我说的这样肯定，老伴高兴了，可她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干咳了几声，又咳出一些带血丝的痰来。

我怕她自己看到，忙上前给她擦干净，她很温顺地那么歪着头，等着我给她把嘴边的痰迹擦干净，触摸到老伴的脸庞，我突然想起这是我们几十年后相聚以来，最亲热的举动。

可我们是夫妻啊，是行了大礼拜了天地，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夫妻，几十年的分离让我们变得连陌生人都不如。

心里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我喉咙里拱，我忍不住把脸贴着老伴的脸哭了起来。老伴啊老伴，盼了几十年的团聚，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凄惨，我们这是为了什么啊！

我回到家里的第二个星期，老伴就有些神志不清了，她一会儿认得我，一会儿又不认得我，让我守着她心里受尽了折磨。

最后那天晚上夜里1点多，老伴说要喝水，我忙起来给她倒了一碗水，可她连看都不看，就说心里难受，想让我开开灯，看看我。听她这样说，我知道她又认得我了，我高兴地以为也许老伴熬过这几天就会好一些。

可是老伴眼里的光彩在明显地减退，在最后一刻，她竟笑了：“永兰她爹，你真的回来了，不再走了，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儿，我等了一辈子总算没白等，你年纪大了，有女儿照顾你，我也放心了。只是你回来了，我又要走了，咱俩这辈子只有到了地下再团圆了。”

自从我第二次回到老家，老伴气都喘不匀了，从来没有力气跟我说这么多的话，我知道不好了，果然，她说完最后一句话，用力地捏了我的手一下，像是在跟我告别，又像是在跟我道歉，“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

老伴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使她最后留给我的笑容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半天我握着老伴的手不相信她真的离开了我。直到她的身体开始凉起来，我才抱着老伴哭了起来，可无论如何，她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远处的舞台上仍在喧闹着，不知哪位艺人表演的绝活儿让游客们感到了惊奇，掌声传过来，却使我和陈明礼老人身边的气氛更加凝重了。

说到老伴的走，老人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掩面而泣，雪白的头颅在我眼前摇动着，充满了无奈与伤心。

有谁见到过一个81岁老人的哭泣，那种几乎已经哭干了眼泪的眼睛不再有泪水的涌出，只有低低的呜咽和叹息，这比眼泪更能让人悲伤。

我可以想象那位老伴在去世时的那一瞬间，对终于回到她身边的丈夫的无限依恋，好日子刚刚开始，她是那么地不愿意走，可是，她战胜不了命运，她只有在丈夫的怀抱里安息。

想想她那濒危时刻的一笑吧，一直与丈夫重逢却难以团圆的她，想必是为自己最后终于有丈夫在身边守候而感到最大的满足。

于是，她笑了，可她的笑却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流出泪来，那笑容是她对自己将近半个世纪的守望终于有了结果的补偿吗？

可这结果的代价是多么地巨大啊！

我不知道在这些台湾老兵中有多少妻子是这样微笑着离开了人世，可我知道在所有的人间悲剧中，再也没有什么比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离开而束手无策更让人心肠欲断。

那一瞬间，我静静地陪陈明礼老人流着泪，在异国他乡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给老伴处理完了后事，我搬到了女儿家中住了几天，可在大陆我天天要想起老伴临终前给我的那个笑容，她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后来在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就回不了台湾了。我一个人也就无所谓了，可那边的太太还在等着我，我不能半道上再扔下她，这种痛苦我已真的不能够再承受了。

女儿一直很懂事，她一边给我治病，一边在跟我太太联系，希望“阿姨”能从美国过来陪我回台湾治疗。

等我的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太太也从美国飞过来，我们准备好了回台湾的行程。

临走我又回老家给老伴扫了扫墓，那正好是冷的时候，我冻得心都缩了起来，眼泪冰凉得像一条蛇。我对老伴说，对不起啊老伴，我还是要走了，我不能再扔下这个老伴不管啊。但是你放心，我死了，一定让儿子把我的骨灰送回祖国内地，与你埋在一起，那是我们真正的团圆。

就这样我和太太又回到了台湾，1998年，孙子出生了，我和太太正式移居美国，因为两个儿子都在这儿，我们两个老人在台湾孤零零的，也没有人照顾。

其实，到了这儿也孤独得很，我跟太太住在中国城，而儿子他们住在白人社区。有时候十天半个月的才见一次面，平时只通通电话。我孤独极了，很想念祖国，可又不能一个人回去，一直觉得自己作为老兵来说还算幸运的，可没想到晚年仍是这么凄凉。

有时候我想要不是这场分离，我是不是在老家也该子孙满堂，安享晚年了。在美国虽说物质上丰富一些，可毕竟这是异国他乡，咱待着真是不踏实啊！

可我儿子总说我乡土观念太重，说入了美国籍就是美国人了，这儿就是自己的国家。

我无法认同儿子的话，肤色跟观念是一起的，这跟入了哪国的国籍没有太大关系，国籍可以改变，可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譬如咱们是中国人，这一开口就能说到一块去，因为咱们是同一个祖先。

我现在对海峡两岸迟迟不能统一，也感到特别不满意。一个国家搞得这样恩恩怨怨的，只有让外人捡便宜去。

再说像我们这些老兵哪个没有一肚子伤心事，说起来谁没有一汪辛酸泪。可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一家人就得像一家人，有些人为了政治还要把老百姓当作牺牲品，今天的老百姓我相信可没有几十年前我们这些人那么好说话。

我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历史，却对不起我的老伴，这种终生的痛只有死的那天才可以解脱。

过去在台湾我有的是乡愁，现在到了美国我仍是满脑子的乡愁，今天见到你说了这么多的话，我真是伤心，又真的开心，终于有个人肯听听我的乡愁了。

你这篇文章可以有个题目就叫做“台湾老兵50年的乡愁绵绵何时休？”

这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一篇文章。

也许是太累了，讲完这句话陈明礼老人闭上了眼睛，靠在椅子上稍微地歇息起来，可我明明看到他拿着杯子的手在不停地颤着，他的内心世界恐怕真的像飓风刮过一样不平静。

面对他的乡愁，我无言以答。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任何抚慰都是矫情的，对一个想家的老人你能说些什么？

严格说来他是我采访的为数不少的台湾老兵中还算幸运的一个，没有流离失所，没有老无所靠，可他与老伴的悲欢离合深深地震撼了我，那些好莱坞的爱情神话相信也没有这段纯朴的感情来的真实可靠，那是女人用生命去换取的。

可女人的生命在这种等待中又是多么地沉重和遗憾。

那些夫妻的恩爱，那些青春如花的岁月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回忆，镌刻在那些因为等待而苍白了的底片上，当人生只剩下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时，生命的意义又从何谈起？

我为这些男人与女人的等待感到悲伤，为台湾老兵所承受的历史感到愤懑与不平。

夜深了，旅行社白色的面包车送我们回酒店，陈明礼老人同太太坐在了一起，老人有些累了，头靠在太太肩上已经睡着了。

他的儿媳妇跟我坐在一起，怀里的孩子也已经睡着。这让我想起世界上只有老人与孩子是最安宁的，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欲望很少。

可对于陈明礼老人来说，即使他的欲望再少也难以满足，因为那是难解的乡愁。

老人的儿媳妇悄悄问我：“谈得怎么样？有收获吗？”

我悄悄向她展示那厚厚的一大卷录音带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她笑了，有些得意地说：“我给你创造的机会还可以吧？”

我恍然大悟她为什么把婆婆从我身边叫走，这个聪慧而机敏的儿媳妇看来知道公公最需要什么。

作为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美国读了四年大学又读了两年硕士学位的她，已迥然不同于我所认识的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孩。

她年轻，时髦，性格开朗，直爽得惊人，说话不绕圈子也从不拖泥带水，总是一语中的，这让我感受到美国的教育。

可她说她最喜欢台湾中山大学的教授余光中写的诗，这位以一首《乡愁》而倾倒无数中国人的诗人，是在美国待了将近10年的她的崇拜偶像。

是啊，“乡愁”！

在这个夏威夷的夜晚，我已经听两代来自台湾的中国人说起这伤感的词儿。

而那首余光中教授的《乡愁》我在高中时代就曾因为喜欢而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

因为人人都有个家，都拥有共同的月亮与太阳，拥有共同的肤色与语言，于是，就共同拥有了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啊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而美国夏威夷的海边，在那椰林摇曳，灯光闪烁的路上穿行，我和那位台湾女孩轻轻吟诵着这首《乡愁》。

许久，一行清泪竟从我们脸上流下，那位台湾女孩——台湾老兵的儿媳擦去了滴在儿子小脸上的泪滴。

“等我儿子再大一点，我一定先让他回爷爷的老家看看，让他别忘了那才是咱们的家。”

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此时此刻我归心似箭。对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我来说，夏威夷的海水蓝得惊人，景色美妙绝伦，可我还是想我的故乡青岛那些温暖的海浪。

乡愁总是与海有关。团聚总是因为岸的牵引。

让我们为重逢而等待，而不再是为分离而等待。

后记

说实在的，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我对国家政治时事的敏感。果然，正写着的时候也正是台海形势剑拔弩张的时候，应该说从话题上讲，这是个比较热门的中心议题，毕竟这个时候，只要有民族情感，中国人个个都会来关注台湾问题。可是，我对自己的角度另有一种把握，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角度把握不好则很难传达本身积极的愿望。因此，我把笔触伸向了那些台湾老兵，那些因两岸分离而长期有家不能归，骨肉难以相聚的老兵。我奔波于青岛、上海等地20余天，大约接触了20几位目前或回祖国内地定居，或在台湾定居却经常回家看看，或人已经去世，他的亲属尚还健在的老兵及他们的家人，做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倾听到了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那些思乡盼归，那些情意绵绵，都是他们在这40年时空的距离中所曾经承受的，他们的诉说让我这个经历尚浅的所谓作家，一次次地心神俱动，一次次地热泪盈眶，这的确是达到了我想以民间亲情故事的挖掘，来反映两岸人民盼归的迫切心情的目的。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一次次地怀疑自己，这些我尽量做到纯朴，不加雕琢的文字，这些能够折射时代的小故事，这些老兵同他们家人和祖国的悲欢离合，会不会有人看，会不会有人买这种书。别怪我如此现实，在市场经济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生存对于我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是最难逃避的事情。为此，我不得不为我的书的销路问题左思右想。

我真的不知道，在今天，还会不会有人捧起这样的书，来看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品味这些老兵们望乡思归的悲凉心境。虽说我写这本书的确是一种责任感，一种想要为祖国的统一做点呐喊的愿望，可是，在许多人是享受生活而不是品味生活的今天，精神食粮到底在人们生活中占多大比重，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

尽管对这本书的前途无法预见，但我还是写了，别管结果，你只要去付出。记不起是谁的话，但一直是我做事的原则。

我相信那些路，那些话，那些流过的泪，握过手的温暖都不会白白地从我身边流走，那是一种人生的感动我永远无法放弃。我知道我在记载一段历史，为了那些老兵的白发和他们苦苦等了四五十年的妻子那苍老的容颜。我是做文化的，替他们写下这些应该是我的责任。就像我写《遭遇下岗》采访的那些下岗女工。那时，我也是把关注她们的命运和未来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于是，她们在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后，却没有忘了我这个朋友。虽然，我能给予她们的太少太少，可是，那种精神激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是我如此热爱我的职业的动力所在。

这本书我仍然采取了口述实录的方式，但其中穿插着我采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我想把它们写成电影画面式的感觉，人的叙述是流动的，场景也是流动的。而且，采访者的情绪与被采访人的感情那种情景交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读起来会有一种很流畅，很舒展的感觉。我一直很喜欢“口述实录”这种形式，因为这是一种最大程度上表现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角度，透过口述实录还可以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情感起伏。可以说它展现的是一个开放式的场景。从过去到现在，那种时空感很自然的过渡，并且，这种形式也很适合那些饱经了沧桑的台湾老兵。他们那种带有历史感的回忆和叙述，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常常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对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与离乱的我来说，这种倾诉常常让我身临其境。这时我总会想起我的那些同龄人，和那些比我更年轻的人们，我希望他们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真正的骨肉分离又是什么样，这样他们起码会懂得，真正的忧伤是什么。与这样的经历相比，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爱情变得如纸一样浅薄。

其实，这个后记是我在书写了一半时写的，也许是因为太想说点什么了吧，我想给自己打打气，找一找坚持写下去的理由。不过这浮躁的社会真的让我为这本用情感和善良愿望写成的书担心，还需要关注这些老兵的情感吗？在今天的人们纷纷一头扎进了自己因欲望太多而变得复杂起来的情感世界的时候，这是不是落后于时尚？

但有一点，我是能够把握的。无论老兵们的口述实录有没有卖点，会不会被市场所接受，我坚信这是一种民族情感，是一种历史的追忆与求证。与个人的情感世界相比，这是“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较量。现代人注重自身的精神世界，这于社会是进步。但是，国家民族是永恒的主题，台湾老兵们的精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升华为一种民族的呼声。他们控诉战争，渴望统一，希望国家民族团结壮大，这才是这本书的根本主题，也是我作为作者想要传达的唯一心声。

作为以写作为生的人，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书市场会好一些。但是，与市场经济交锋沉浮几载，我庆幸自己从没有放弃过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然，我说这话会有些老气横秋，可是，统一是大业，自然关乎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又从事精神文化事业，在这种时刻深沉点绝对有必要。也许我的分量只有很小很小，微不足道，可将来在两岸统一的庆典上，我会有很自豪的微笑，我曾经用我的方式为这艘大船的靠岸出过一把力，还有书中的那些老兵，我希望那时他们都还健在，我将再安排一次采访，不是为了回忆往事，而是为了相聚，为祖国统一，干杯！

在这里我十分感谢上海为我提供线索的朋友和青岛市台办的同志，是他们在炎热的8月，陪我在大街小巷奔波，在乡村的山路上来回穿梭，寻找着一位位台湾老兵在祖国内地的家门。他们的热情和热心让我又一次有了信心，也许方式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完整尽自己该尽的责任，相信这来自人民的呼声吧，它的力量将改变整个世界！

就在此书即将完稿之际，9月21日传来台湾省花莲西南发生7.6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惨重的噩耗，这使一直关注台湾问题的我深感震惊，并连夜给台湾我所曾采访的老兵和他们在国内的亲人去了电话问询平安，结果令人欣慰，他们当中竟无人因震灾受难。

在这危难时刻，祖国内地的同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中国红十字会给台湾的骨肉同胞送去了价值上百万人民币的救援物资，祖国内地的地震专家们也整装待命，等待台湾同胞的呼唤，两岸人民在危急时刻血肉是相连的。让我又一次坚信，国家的统一大业将造就一个腾飞的民族。

在本书的创作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参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陈昌本同志热心为此书作序，并提出修改意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同志，中国版协副主席薛德震同志，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方鸣同志，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办公厅于慧同志，青岛市台办的王广尧同志、王同志、黄丽华同志、唐慧芸同志，青岛市城阳区台办的栾光辉同志、马松贵同志、李良海同志、郭佐修同志，青岛黄岛区台办的杨兴泉同志、范瑞国同志及上海《新生活》杂志社的李豪、何亮、于耀光、真淑芹、陈家仁、许桂霞、于秉军、石荣、王福成、薄翎慧、陈刚、于绚、徐建军、王晓红、刘玉军、李丽、王丽君、陈涛、于琛、刘海涛、江志同、郭仁宝、陈弘默、刘啸、黄文选、于丽、徐宇皓等多位朋友的支持与合作，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与敬意。

于秀

1999年9月22日于北京亚运村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序

台湾老兵·周云亭

台湾老兵·曲光镛

台湾老兵·刘先生

台湾老兵·薛贵存

台湾老兵·朱恒生

台湾老兵·何知春

台湾老兵·施存成

台湾老兵·栾锡三

台湾老兵·王恒文

台湾老兵·孙茂亭

台湾老兵·李承乾

台湾老兵·刘寿

台湾老兵·范春旺

台湾老兵·栾心和

台湾老兵·陈明礼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