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衣袂飘飘——悄然演变的衣冠服饰

1．人类服饰的“活化石”（原始社会的树皮衣）

2．从成语看服饰的演变发展（成语中的服装变迁）

3．穿在衣服上的“自然界”（古代衣服的装饰花纹有讲究）

4．服装史上的几次“基因突变”（古代服装的几次明显变化）

5．从“虎皮裙”到“金缕衣”（古代衣服原料的变化）

6．不同身份的“制服”（对颜色不可掉以轻心）

7．唐装与汉服，哪个更中国（谁才是中国服装的“正宗”）

8．乞丐服曾经是时装（古代也有“奇装异服”）

9．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古代社会的“易装癖”）

10．“羽扇纶巾”背后的真相（诸葛亮真是“羽扇纶巾”吗？）

11.穿着胡服的唐代女子（大胆开放的唐代女装）

12．裙子的“叛变”（“裙子”原来是男人的专利）

13．半途而废的“裙撑”（没流行起来的“裙撑”）

14.从保暖到情趣的进步（古代的内衣史）

15．它为胸部“谋解放”（乳罩的传入中国）

16．屈原的峨冠和阿Q的毡帽（古代帽子的变迁）

17．腰带上的学问和秘密（古人用什么样的腰带）

18．老百姓穿不起的袜子（古人穿什么样的袜子）

19．鞋匠以前也是“官”（古代鞋子的变化）

20．高跟鞋不是“舶来品”（古代中国本土的高跟鞋）

第二章　齿颊留香——源远流长的饮食传统

1．古代饮食发展的“K线图”（中国“食文化”的源流）

2．食物里的“四个方面军”（古人的饮食结构）

3．饮食文化的十个“关键词”（古代饮食的“十美”风格）

4．分餐制的传承与推翻（中国历史上的分餐制）

5．不能坏的规矩（古人的餐桌礼仪）

6．节俭与豪奢的两极分化（古代饮食文化的分化）

7.发展到极致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由来和种类）

8．良医与大厨的“合体神功”（“食疗”这门学问的由来）

9．卖油翁卖的是什么油（古人的食用油）

10．《世说新语》里的“方便食品”（古人也讲究食品的“方便”）

11．和尚皇帝倡导的“素食主义”（中国古代的“素食”）

12．古代真的敢吃人么？（中国古代的“吃人往事”）

13．筷子的“专利权”该给谁（筷子的发明者是谁？）

14.武大郎的炊饼和诸葛亮蒸馒头（“馒头”的由来和花样）

15．当饺子遭遇面条（家常食品的历史）

16．大诗人写的“冰棍诗”（古代冷饮的发展史）

17．残忍的“奇品菜肴”（饮食文化中的“残忍”另类）

18.不能忽视的那道“羹”（古代的“汤羹”文化）

19.古代的第一饮料“茶”（古代社会的“茶”文化）

20．名吃与名人的姻缘（天下名吃是这样吃出来的）

第三章　登堂入室——面面俱到的起居设计

1．那些保留在成语里的房子（成语典故里的建筑）

2．风水：家居设计的参考书（古代建筑中的风水学）

3．“外来”的狮子看大门（古代建筑上的祥瑞之兽）

4．家庭成分的鉴定符号（“门当”和“户对”的来历）

5．细致到门扇上的装饰物（古人门扇上的装饰）

6．“走投无路”的檐角（古代屋檐上的“怪兽”）

7．天黑请点灯（古代的照明办法）

8．冬天里的一把火（古代取暖用什么）

9．从“门前五柳”看古人的绿化观（古代的生态环保观念）

10．古代特困户的“廉租房”（古代也有“廉租房”吗？）

11．便宜给特权阶层的“经适房”（清朝的“经济适用房”）

12．古代官员退休后也做“房奴”（古代也有“房奴”吗？）

13．难做的“房地产开发商”（古代的“房产”是怎么开发的？）

14．变不离宗的旅店名号（古代的旅馆业）

15．夜不闭户的理想和防患未然的锁头（古代的锁是什么样的？）

16．屏风和门帘的合理化分工（古代的屏风和门帘）

17．失传的“低空”家具（已经绝版的古代家具）

18．越长越漂亮的床（古代床的演变）

19．老和尚不会在庙里讲故事（古代的“庙”里没和尚）

20．曹操与枕头的故事（古代的枕头）

第四章　古道西风——红尘滚滚的行路文化

1．“四通八达”的梦想和努力（古代中国的行路文化）

2．古代旅游业的“消费群体”（古代的游客）

3．古代的漫漫“移民路”（古代社会的“移民”风潮）

4．饯行的仪式化祝福（古人是怎么饯行的？）

5．古代车的流水账（古代的车辆制造业）

6．马：古代交通的原动力（马对古人很重要）

7．不想加上去的车轱辘（古时候的车怎么都是两个轮子）

8．扛在肩膀上的车（古代的轿子）

9．古代公车的通行证（专门给考生准备的车）

10．没有卫星难不倒古人（古人如何绘制地图）

11．拿着导游图的马可·波罗（古代最早的导游图）

12．古代小官员如何“打的”（古代的出租车）

13．明代的官车“反腐制度”（古代也有“公车私用”的弊政）

14．古车上的导航仪和计价器（最早的导航仪“仙人指路”）

15．日行千里的“甲马”梦（“甲马”能日行千里吗？）

16．一起唐朝的交通事故（古代也有交通法）

17．古代舟船的发展史（古代的造船业）

18．中华自古多名桥（古代的名桥）

19．为什么路费叫“盘缠”（“盘缠”这个说法的来历）

20．鸣锣开道的讲究（古代“鸣锣”有讲究）

第五章　肌香鬓影——长盛不衰的爱美之心

1．不需要比拼乳沟的年代（古代美女的标准）

2．为什么唐朝以胖为美（崇尚丰腴的唐朝美女）

3．闻说江南高一尺（古代女子的发型）

4．发饰：配合发型的重要“零件”（古代女子的头饰）

5．拼不过脸蛋就拼脚丫（女人裹脚的历史）

6．不嫌脂粉污颜色（古代女子的化妆品）

7．从评花榜到世界小姐（古代也有“选美”活动）

8．洗脸盆和镜子的血缘关系（古代的镜子怎么做的）

9．红袖是怎样添香的（“红袖添香”有讲究）

10．古人被子里的香球（别具特色的“香球”）

11．关于洗澡的那些事（古代怎么洗澡）

12．古人的个人卫生用品（古代的牙膏洗头膏洗澡水）

13．藏在嫁妆里的春宫图（特殊的嫁妆“春宫图”）

14．约会的技巧和常识：丢手绢和带枕头（古人是怎么约会的）

15．定情信物的多项选择题（古人的“定情信物”）

16．“美眉”原来指美男子（“美眉”这个说法的由来）

17．“胡子”成就的偶像派（“胡子”在古代很重要）

18．花团锦簇的男子汉（“男人戴花”也很美）

19．轮回中的中性美（古代也有“中性美”）

20．迫不得已的“整形手术”（古代的整形手术）

第六章　声色犬马——亦俗亦雅的游戏情结

1．曲水流觞里的酒文化（古代酒令是这样形成的）

2．饮酒诗PK禁酒令（古代饮酒和禁酒之争）

3．题壁诗——最早的BBS（古代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

4．象戏翻能学用兵（象棋的发明者是谁）？

5．围棋是这样发明的（围棋的发明者是谁）？

6．中国的“高尔夫”（古代的捶丸）

7．没有老虎机的年代（古代的赌博方式）

8．下里巴人的通俗唱法（古代的流行歌曲）

9．古代歌坛的第一偶像（古代粉丝也疯狂）

10．交谊舞诞生记（古代的交谊舞）

11．史上最早的书店（古代的书店）

12．皇帝领衔的娱乐业（古代也有娱乐圈）

13．中国式运动会（古代的体育项目）

14．有炒作就有八卦（古代的狗仔队）

15．古人的宠物很袖珍（斗蛐蛐的乐趣）

16．千古博弈话麻将（穿山过水走世界的大游戏）

17．文房四宝也是讲品牌的（古代的精品文具）

18．史上最早的侦察机（风筝的历史）

19．现代电影的祖宗皮影戏（古代也有电影院）

20．遗失在饭桌上的乐趣（古人饭局上的节目）

第七章　规矩方圆——因循传承的公序良俗

1．白纸黑字上的鲜红手印（各式各样的古代合同）

2．从质库到钱庄（古代最早的银行）

3．“鸿都门学”里的文艺生（古代的专科学校）

4．古代老干部的退休生活（古代的养老法规）

5．古人的城市规划水准（古代城市的建筑水平）

6．古代离婚“男女有别”（古代的离婚制度）

7．公款吃喝的古老纪律（古代的招待餐标准）

8．史上最奇特的工资制度（宋仁宗按身高发工资）

9．古人上班也“打卡”（古代官员的考勤制度）

10．择邻而处和老死不相往来（古代的邻里关系）

11．中国古代的公费医疗（太医走穴成巨富）

12．探秘古代户籍管理（户籍管理的由来及趣谈）

13．最早的“城管”在唐朝（古代的城市管理）

14．《二十四孝图》是怎么一回事（古代的二十四孝）

15．古代的身份证（身份证的老历史）

16．谁家过年不收礼（古代的送礼习俗）

17．秦晋之好举案齐眉（典故里的婚姻关系）

18．最倒霉的“性骚扰”（古代也有性骚扰）

19．比黑话还多的“别称”（古代年岁的别称）

20．人生密码大盘点（古人的生辰八字理论）

21．认真行礼，锻炼身体（古代的行礼方式）

第八章　来龙去脉——继往开来的聪明点子

1．狼烟四起的“二进制”（古代的数字化通讯）

2．“新四大发明”（四大发明的前世今生）

3．诸葛亮和最早的热气球（古代的孔明灯）

4．幻灯片的滥觞走马灯（古代的动画片）

5．最早的“太阳能”钟表（古代的计时工具）

6．有考试就会有作弊（古代考试作弊的高招）

7．草书原来是速记方式（中国式的速记与速算）

8．酸秀才和臭老九的来历（读书人的穷酸劲儿）

9．除了大公鸡还有“土闹钟”（古代闹钟趣谈）

10．古代没有冰箱，如何保存食物？（古代的防腐保鲜技术）

11．心病还须心药医（古代的心理疗法）

12．起源于中国的种痘技术（最早的疫苗）

13．古代有消防车吗？（古代的巧妙消防措施）

14．古人如何预测天气？（古代的气象学）

15．古人喝水是生饮还是会煮开再喝呢？（喝开水的好处）

16．铁杵真能磨成绣花针吗？（古代的绣花针制作工艺）

17．古代的医药“小广告”（疗效好也要广告做的好）

18．不能花的“花钱”（古代的纪念币）

19．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利器”（指南针的历史）

20．与时俱进的古代雨具（雨伞是谁发明的）

第九章　温故知新——妙趣横生的古今问答

1．古人有金库或保险箱吗？（他们是怎么藏钱的？）

2．五车到底能装多少书？（“学富五车”的来历）

3．打尖与打烊之争（为什么酒店关门叫打烊？）

4．你知道感冒是怎么来的么（感冒一词来自古代官场）

5．一两银子折合现在人民币多少钱？（古代货币的购买力）

6．守宫砂真的能鉴别贞操吗（守宫砂到底是什么）

7．五福临门的吉祥话指什么（五福临门的内涵）

8．古人写错字如何修改？（古代也有涂改液）

9．古代的普通话是什么话（古代官话的变迁）

10．画在鹿皮上的钱（最早的纸币）

11．“HD90”的祖师爷（古代的假币）

12．大写数字壹贰叁的来历（古代的记账方式）

13．厕所是一个事业（古代的公共厕所事业）

14．真的有免死金牌么？（古代的丹书铁券）

15．从古人的饭量看度量衡（古代的度量衡）

16．吞金自杀的原理是什么（黄金也是“杀人利器”）

17．木头做成的名片（古代的名片）

18．古代人怎么喊加油（加油这个词的来历）

19．古代人装假牙吗？（古代的补牙术）

20．古代学生有寒暑假或周末假吗？（古代怎么放假？）

21．准考证上没照片怎么办？（古代如何验证考生的身份？）

22．孔子的坐姿是什么样的（古代坐姿的演变史）

23．到底一天几顿饭（古人的饮食规律）

24．半夜在街上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更夫，算公务员吗？（古代的更夫）

25．床前明月光的床是什么床（古代的床具）

26．中国有官方撰写的性教育读本吗（古代的“青春期生理健康课”）

第一章

衣袂飘飘

——悄然演变的衣冠服饰

1．人类服饰的“活化石”

（原始社会的树皮衣）

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了。不过，衣服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从人类开始披上树皮和树叶、懂得了遮身暖体，就开创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衣服的作用，除了御寒以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遮羞。所以，在布料出现以前，人类的衣服还只是简单加工。兽皮自然是做衣服的首选，但一来相对来说，兽皮比较难得，另外一个问题是，到了夏天，身上围着个密不透气的兽皮，估计也够受罪的。这时候，另外一种经济实惠的服装材料，树叶和树皮，也就派上大用场了。

我们从一些描绘原始社会的图画里可以看到那些腰间围着“树叶裙”的古人，但那时候的树叶衣和树皮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纺织工艺与服饰”展厅内，还就真有一套颇具特色的早期原始服饰，它就是源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至今民族名称都未确定的“克木人”所制的“树皮衣”。从这套质朴、拙实的“树皮衣”上面，或许可以窥见人类服饰文化的源头……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等撰的《云南通志》中写独龙族“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出岩中”。这段文字资料说明，在唐代乃至清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披树叶、树皮为衣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而在解放初期，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勐腊县的克木人仍然穿着树皮缝制的衣服。从这些情况来看，展览的“树皮衣”在历史的衍进过程中，还是保留了“本色”的。

“树皮衣”的原料是构树和箭毒木，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制作过程。首先，当然是要找到一棵合适的树，砍到取材。选树也是有要求的，尽量找那些没有疤痕的“好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剥树皮了。外面那层厚厚的树皮显然不能用，要拿刀把树皮竖着破开，然后挑出一个裂缝，用木楔子插入树皮与树木之间，然后用木棒均匀捶打外皮，这样，就把外面的树皮打碎了，而留下里层的比较柔软一些的纤维物。说是软了，其实还要在树皮变干之前“打制”一番。不过，接下来的工作依然是想办法叫树皮继续变软，要把树皮放到河水里浸泡，并且用手轻轻搓揉，直到把树皮中的树汁冲洗干净，露出白色纤维为止。这时候，衣服材料才算准备好，可以缝制成衣了。

这样看来，树皮衣的工艺也说得上繁琐了。而且，这样的衣服，想一想都觉得结实耐用，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所以，研究者一直把“树皮衣”看做是人类服饰萌发期的缩影，是早期人类服饰发展史的“活化石”，而树皮衣的起源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比较权威的说法，还是来自中国。

2．从成语看服饰的演变发展

（成语中的服装变迁）

现代人研究古代服装的发展变化，通常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根据文字记载，比如历代的《舆服志》、各种典籍、野史，甚至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等。另外一个渠道，就是从古代的绘画雕塑和考古发现里找到更具体的信息。不过，除了这些以外，很多古代的服饰名词，还保留在成语里，假如“刨根问底”一下，也许同样能领略到古代中国人的衣着风貌和发展脉络。

比如，“冠冕堂皇”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人的仪表端正。而史料记载，早在周代，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冠服制度，这个冠，虽然是戴在头上的，但和现代的帽子却不尽相同。冠只是加盖在发髻上的一个小罩子，它的作用也不是为了保暖，而是出于礼仪的需要。正如《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

随之，又出现了“广袖高髻”和“峨冠博带”这样的成语，这就从形状上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装束的真实情况。

如同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那样，古人的袍服，一般都是大袖子，袖口部分却收缩紧小，有时候还能在里边装点东西，而古人腰间常常系着宽阔的丝绸织带。至于高髻和峨冠，当然是因为古人无论男女都束发梳髻，高高地顶在头上了。

到了汉代，官员要把官印挂在腰间，而系官印的带子叫“印绶”，印绶是权力的象征，不同的官职，也就有着长短颜色的区别。《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记载：“相国、丞相，皆金印紫绶。”于是，也就有了比喻高官显爵的成语：紫绶金章。

朱和紫，在中国古代曾长期被视为显贵的服色。慢慢地，不只是印绶，官员的官服也开始有了颜色的规定，据考证，中国的品官服色制度始于北周而形成于隋，此后的变化基本上不大，所以，“紫绶”变成了“紫袍”，而官印也不需要老挂在腰上了，“金章”也就变成了“玉带”，紫袍玉带，同样是形容官阶的显赫。

比较有意思的是“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写实的描述，却渐渐被人们引申发挥成了比喻。这个成语的来历，同样是和官服有关。

唐代，在武则天当朝时，曾经颁赐了一种新的官服，名叫“绣袍”。也就是在各种不同职别的官服上绣上不同的纹样，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其实，这样用禽兽纹样区分文武官员品级的做法，并不存在任何的变异，甚至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成为“补子”，用金丝、彩线绣成徽织，缀在官员的前胸和后背，有点类似于“军衔”，使人一望就可以知道官职品级。

而其他成语，如清代以后的“顶戴花翎”、“长袍马褂”，还有民国以后的“西装革履”，无一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真的可以说五彩纷呈的服饰成语，同样是一部帮助人们认识古代服饰的好词典。

3．穿在衣服上的“自然界”

（古代衣服的装饰花纹有讲究）

前面提到了“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古人用衣服上的图案来区分官职的高低。事实上，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衣饰上的图案也越来越丰富。在古代服饰中，图案设计成了十分重要的装饰，从领口、袖口，到肩头、下摆，图案可以说无处不在。

古人衣服上的图案题材多样，有动植物、文字和几何图形等，也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比如龙凤虎纹，表现着龙虎精神，祥云牡丹，象征着吉祥富贵，可以说，素以“衣冠之国”著称的古代中国，服饰图案承载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

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图案中也渐渐有了显著的体现，它和礼教结合，对于君臣士庶的服装差别，有了详尽的规定。

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有成文的“五礼”规定。《虞书·益稷》篇中记载，商朝末期的周族领袖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而各部联盟首领也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而且以自然界为“模板”，渐成体系了。

到了战国时期，服饰图案开始有了变化，不再是自然物象的直接描绘了，而是逐渐“抽象”起来，出现了变化纹样。而这种加入了主观审美意识的图案设计，到了汉代更是“发扬光大”，除了更加明快多变，还突出了龙凤的寓意，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这其实标志着服饰图案的不再是原始的、蒙昧的美的追求，而完成了从图腾的崇拜，到权力地位象征的发展过程。

其后的魏晋、隋朝，一直延续汉代的这种图案风格，直到唐代，又开始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当时盛行的“缠枝图案”，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而明朝继承前代的图案，创造和丰富了谐音图案和寓意图案。比如桂花和万年青，象征富贵万年；太阳和凤凰，象征丹凤朝阳；莲花和鲤鱼，象征连年有余；金鱼和海棠，象征金玉满堂；蝙蝠和云，象征福从天降。这种寓意图案，有的至今仍在沿用。

在清代，我国的服饰发展已经到了顶峰，同时，服饰图案的装饰作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前面也提到，清朝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图案，几乎到了纷繁堆砌的地步。

衣服上的图案，经历了周代设计的严谨、战国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唐代的写实、宋明的考究和趣味，最后到清代的纷繁。可以说，自然界的大部分事物都出现在了人们的身上，这其中，既有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也有礼教等级的强制规定，但古代衣服图案的艺术价值，却成为了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

4．服装史上的几次“基因突变”

（古代服装的几次明显变化）

爱看古装剧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历朝历代的服装都不一样，换句话说，看衣服就能看出演的是什么朝代的戏。这样一样，显得古代服装变化挺“频繁”的。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变化的只是衣服式样，在结构本质上，改变并不是很大。而中国古代服装，真正出现大的改动，并且为研究者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只有三次。

第一次的变化来自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族服装的宽袍大袖比起来，当时的少数民族服装，就是所谓“胡服”一般都是短衣长裤，衣身紧窄，这样在作战的时候，活动的灵活度很高。赵武灵王引进胡服，更多的是为了提高军事上的实力。不过，这也使他成为了我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随着“胡服”的被抵制到被接受，民族服装的融合交流也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魏晋时期，胡、汉文化在服装上的交流融合更加明显。北方民族的“裤褶”，对汉族服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有点儿像汉族的长袄，对襟或左衽，而汉族衣服是右衽的，这种式样逐渐广泛流行于民间，男女均穿。而北魏孝文帝的改制，以法令的形式要求鲜卑人改穿汉魏衣冠，又一次促进了胡、汉服饰风格的交融。此外，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的衣服面料或边缘装饰上莲花、忍冬等纹饰开始大量出现。正是这样的南北服饰交流，到了盛唐时期，开放之风见盛，服装史上，以唐代女装的开化袒露为代表，出现了“兼容并蓄”的第二次变化。

而第三次变化，是清朝对服饰的改制。强制性的令汉人剃发易服，是清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需要，但对已形成的我国传统服制来说，是一次飞跃。清代的服饰以旗袍、马褂为代表，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的服式与装饰。在中国古代的整个服装发展史上，清代的服制是最为庞杂与繁缛的。

到了清朝末年，维新变法时期，中国的服装开始走向近代化。维新派从政治维新，变革风俗的角度，追求“与世界同”，提出了改易服饰的主张，而此时的清末留学生也成了改变着装的先驱，他们“往往改易西装，自断发辫”，成为“洋派人士”。

甲午战争以后，国内开始举办各类新式学堂，而学堂里教授的西式“体操”也成为学生改变服饰的突破口。张之洞在湖北曾下令各书院学堂里的学生“皆一体服用兵衣”。

而推翻满清的孙中山先生，也首先在服饰上革了满清的命，他提出了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这使得服装摆脱了传统上的尊卑等差，符合了现代服装的理念。

5．从“虎皮裙”到“金缕衣”

（古代衣服原料的变化）

古时候，衣裳是两个词，上衣为衣，下衣为裳。当然，这是在结束了那种随便找块兽皮围在身上的状态以后了。最早，古代人把身边能找到的各种材料做成粗陋的“衣服”来遮护身体，基本上人人都是孙悟空那样的“虎皮裙”。后来，有了简单的纺织生产，采集一些野生的纺织纤维，像前面提到的制作树皮衣一样，揉搓编织起来作为穿戴之用。

渐渐地，随着农、牧业的发展，纺织原料也开始增多，服装制作从工具到材料都开始朝复杂发展，服装一点点有了变化。因为粗糙的树皮、兽皮和柔软、细薄的纺织物比起来，制出复杂而有轮廓的服装的确是有点“强古人所难”了。

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里，考古发掘出约1.8万年前的骨针。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管状骨针等物。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是用这些骨针来缝制原始的衣服的。不过，既然还没有布料，线也就无从谈起。那时候缝制衣服，或许是用动物的韧带等物品吧。应该还是在母系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最早的织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而自商代开始，从麻织物朝着蚕丝造衣又前进了一步，衣服的材料越来越丰富起来了。

而每朝每代的服装，都必然和当时的纺织生产水平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大麻、苎麻和葛织物已经是比较普遍的服装材料。不过，贵族们已经大量使用丝织物了，还有一些地区，采用毛、羽和木棉纤维来纺织，作为服装材料。

等到了汉代，除了丝、麻纤维的制造发展，印染工艺技术也开始逐步发达，出现了纱、绡、绢、锦、布、帛等服装用料。著名的“西汉素纱禅衣”是一件蚕丝织成的轻薄长衣，只有49克，不足一两，技艺之精可见一斑。

在隋唐两代，服装的制作原料仍然广泛使用麻布，但裙料已经逐渐使用丝绸。而接下来，棉花开始传入中国。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宋代以前，我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而棉花在全国大范围种植，是到了明朝，朱元璋采用强制措施才推广开的。

不过，尽管服装材料不断丰富，人们并不是想穿什么就能穿什么。丝、绸、缎、锦、绣、绡、绮等都是皇宫和贵族专用的，平民百姓只能穿布衣。所以，“布衣”这个词，后来就成了称呼那些无官无职的平民百姓的专用词。

贵族可以凭借权势来摆谱，甚至用金丝缝制成“金缕衣”，但是，作为普通的百姓，即使买得起，也禁止用丝质材料。比如，对清代的官员来说，五品以下的不能用蟒缎、妆缎，八品以下的不能用大花缎纱。一般百姓做衣服，可以用丝、绫、罗、绸、绢、素纱，但不能用金绣。妇女也不能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6．不同身份的“制服”

（对颜色不可掉以轻心）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着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凡事都强调不可“逾礼”。而服装，恰恰正是“礼”的重要内容，不但在材料上有所限制，式样上同样也“泾渭分明”。通过服装把人分出等级，做到“见其物而知贵贱”，是古代帝王必要的统治措施。

官服自然不用说了，按照其级别，对不同的式样、颜色，甚至装饰物都要做出规定，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

不同的服饰常常代表一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礼记》就有着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候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人为责也”。在《周礼》中也有类似这样的记载：“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礼，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这些服装上的强制规定，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

拿颜色来说，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规定给官员专门使用的颜色，对老百姓来说，就成了禁忌，他们只能穿用这些颜色以外的颜色制作的衣服。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意思就是，朱红是正色，也就是饱和色了。但紫色是间色，也就是混合色，这是有尊卑的。看看那些历史上的代名词——“白衣”、“苞头”、“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都是某种颜色，这些颜色被固定在某种衣服上而代表了不同的身份。

《中国历代服饰》一书里写道，秦汉时期的头巾，也有颜色区别。“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在唐代，也是以官服的颜色来体现管理的品级，并且并不是约定俗成，而是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进行强制性的规定。

到了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皇帝开始穿黄色的袍子和衣衫。在此之前，黄色是不论尊贵贫贱，一律通用的颜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尊贵。比较早的是，唐高祖李世民用“赤黄袍巾带”作为自己经常穿的服装。此外，有人提出赤黄这个颜色比较接近太阳的颜色，“天无二日”，而“日”又象征了帝王的尊贵。所以，从唐朝开始，赤黄色，也就是赫黄，成了帝王专用的颜色。黄袍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臣民不得僭越使用，并用品级来定袍衫的颜色，就是所谓的“品色服”。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

在清朝的时候，官服除了用蟒数来区分官位，黄颜色的衣服就成了“服装的雷池”。而且，还要细分，龙袍是以明黄色为主的，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如皇太子用的是杏黄色，皇子用的是金黄色，下属的各王等，如果没有特别的赏赐，绝对不能穿黄颜色的衣服。

在古代服装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对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有了刻意的规定，但是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蔽体，在经过了等级制的“外化标志”期，终于还是到了今天，成了标榜个性的象征物。当然，这期间的一系列演变，也确实是一段很漫长的岁月。

7．唐装与汉服，哪个更中国

（谁才是中国服装的“正宗”）

说到代表中国的服装，自从2001年APEC的上海会议以后，唐装很是流行了一阵子，而到了2008年的奥运会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汉服热”，又开始风行起来。有意思的是，同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服装，相互之间还比较“对立”，各自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先从唐装和汉服各自表示的意思说起。

很多人顾名思义，觉得唐装就是唐朝的服装，而汉服就是汉朝的服装。在历史上，汉朝和唐朝都是很强大的王朝，穿那个时期的服装，在某些方面也代表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实际上，所谓的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但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面的说法，是从“唐人街”那里延伸出来的，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在海外，“中华街”被称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被译为“唐人街”，“唐人”一词也成为中国人的泛称，而“唐装”也就是指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穿的“中式服装”了。

所以，现在流行的“唐装”，并不能说成是唐朝的服装。事实上，这种“唐装”是清代的马褂演变和改良，属于满族服装的范畴。主要有立领、连袖、对襟、盘扣等几种款式，使用的面料多为织锦缎，其中也有用粗布制作的。

唐朝的男子所穿的服装，正式的是圆领袍衫。偶尔用在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其他场合则以“幞头袍衫”为时尚。“袍衫”，也就是袍服，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从帝王到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甚至可以用作朝服。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大众休闲服的性质。这种“长袍大袖，衣冠飘飘”的风格，和汉代人的“冠冕衣裳”是传统相继的。

而人们谈论的“汉服”，也有几层意思。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服装；二是指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民族服装”；也有人只是把“汉服”视为“汉族”的服装。说起来，汉服有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有带钩的特点，这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

从上面的解释来看，“唐装”与“唐人”、“唐人街”等概念有关，多少具有一些海外华人认知或国际化的语境，而“汉服”则往往具有相对较多的国内族际场景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有本土化的论说色彩。

主张复兴汉服的人认为，唐装实际上是来于清末的“满装”，而历史上从夏商周到明朝一直存在的纯粹的“汉服”，由于满清王朝“剔发易服令”的民族压迫，被迫消失了三百多年，现在自然应该予以恢复。

主张唐装的认为，正是因为唐朝是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海外各国为此称中国人为“唐人”，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称为“唐装”，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早就在国内外成为惯称。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恢复传统服饰的目的，应该更在于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拘泥于一件衣服。无论唐装还是汉服，也许都依赖于中国的强大和富足，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回顾历史，“汉服”的复兴，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1900年，以“反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为目标的义和拳运动中，就曾有过身穿“汉服”造反的历史现象。

8．乞丐服曾经是时装

（古代也有“奇装异服”）

中国古代的冠服制度，从周代开始完善，有数千年的历史。既然能够凭借服装来划分等级，那么无论哪一个王朝，都希望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这对于礼教和统治都是有利的。而中国的百姓，对于所谓的“规矩”，习惯了以后，也不敢去轻易破坏。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国家对人们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最先出现变化的，又往往是服饰。这也是人们本性里，对于求新求异的一种渴望。即使在现代，喇叭裤的流行，难道不能说是一次“服装革命”吗？

当然，这样的变化，自然会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在古代，把这种在服装上求新求异的现象称为“服妖”。这种不同于传统服饰发展的社会新风尚，以时代性、流行性以及个性为其内在特征，被认为是不祥的亡国之兆。

在明清两代，“服妖”的现象十分显著，男人喜红装，有很多的王公贵族把穿“乞丐装”当做时尚，层出不穷，人们也见怪不怪。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推翻了蒙古族的那些衣冠制度，回归“汉化”，他在衣服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都做了规定，“中心思想”就是要做到“贵贱有别，服饰有等”。比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面料，普通百姓只能用绸和素纱。朱元璋是轻视商人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老四”，所以只能穿绢和布。并且，朱元璋对于服饰的管理非常严格，制裁起来毫不手软，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据史料记载，曾经有38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而被充军发配了。

不过，到了明朝中期，出现了小资的苗头，城市的繁荣，让人们对“美的追求”蠢蠢欲动。各种衣服也开始打擦边球，来伸张自己的独特个性了。当时有一首根据宋诗“篡改”的诗写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真实的情况是，江南一些城市的读书人，用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远远看去，宛如丽人。这也就是对传统的反叛，成了所谓的“服妖”了。

明代的“服妖”争奇斗艳，主要还在于底层民众，凸显了城市繁荣后，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而在清代，却有一场贵族子弟发起的以“寒乞”为时尚的“服妖”运动，后世研究说，正是由于满清王朝的服饰让一些王公贵族感到不满，所以，他们竟宁愿穿乞丐装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

近人李孟符在其《春冰室野乘》中记载，从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王府的贝勒，竟然把煤灰抹在脸上，“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跟随这个“乞丐”后面的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经过打听，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的贵人中间流行很长时间了。

也许，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服装制度关系着礼教风俗。但换一个角度来想，物极必反，当人们经历长时间的压抑后，必然有求新求变的渴望，恐怕这正是人性的基本规律。

9．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

（古代社会的“易装癖”）

“女扮男装”历来是戏剧创作里常用的手法，要是说起来真是数不胜数，如黄梅戏里的女驸马。在今天的影视创作中，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到《新龙门客栈》中林青霞饰演的邱莫愁。虽然一眼就能让人认出来，但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女子扮演男子的角色，娱乐圈通常称为“反串”。

不过，抛开虚构，女扮男装在历史上，很早也有了渊源，根据文字记载，就可以追溯到夏朝。第一个亡国昏君夏桀，有一个和妲己一样的宠妃，叫做妹喜。《晋书·五行志》说，“妹喜冠男子之冠”。作为一个女人，却喜欢戴男人的官帽，这个妹喜可以说是女扮男装的先行者了。而且，据说历史上的妹喜，不但好男子打扮，还喜欢像男子一样过问政治，估计这个夏桀，没少听了她的“馊主意”。

说起女扮男装，还有个趣闻。春秋时期，有个喜欢看“女扮男装”的齐灵公，他身边的所有女人，妃子小妾侍女等等，就都穿男子衣服，戴男子服饰。结果，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齐灵公一出门，看到满城都是穿男装的女子，就有点审美疲劳了。于是，他下令除了宫里的女子以外，民间女子禁止穿着男服。

可是没想到，民间女子对穿男子衣服“上瘾”了，齐灵公于是就很生气，后果当然也是很严重的，他下令只要见到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叫她当众出丑。但是这些民间女子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还是照样偷着穿男装，抓都抓不过来。最后，还是晏子出了个主意，说，大王你不如从宫里做起，只要这些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就会不禁自绝了。齐灵公半信半疑采纳了意见，结果这股效仿的风潮才算“流行”过去。

到了唐朝前期，女子穿男装又开始盛行。《新唐书·五行志》记载，一次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家宴，他们的宝贝闺女太平公主就穿一身男装，身上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还在高宗面前跳舞。太平公主其实是一个“多权略”的女子，后人分析说，太平公主的男装，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另外主要是她想参与政治，所以穿男装来增加威仪。

其实，由于男女之间身材的不同，服装式样有差别也是很自然的事。而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在一般的观念里，都是“不当”的。古人的传统观念里，男女服装绝对分开，不得掺杂。除了女扮男装，男扮女装更是被指责。三国时的何晏“好服妇人之衣”，就被同时代的傅玄指斥为穿“妖服”。而《新唐书》对太平公主穿男装的评价，也是“近服妖也”。

古人不认为男女装混穿只是生活小事和个人兴趣。他们认为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故有男女的服饰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而如果出现女子男装，就是“牝鸡司晨”，是不幸之兆。

可以说，虽然女扮男装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许女子着男装更是统治女子的一种手段。

10．“羽扇纶巾”背后的真相

（诸葛亮真是“羽扇纶巾”吗？）

“羽扇纶巾”这个词，是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用来形容周瑜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在影视和绘画作品里面，周瑜一般都是武将打扮，倒是诸葛亮的形象才多是“羽扇纶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史书《三国志》中，有诸葛亮的传，但里边并没有具体描写他的服饰。不过，在后来的《太平御览》里，倒是在提到扇子的时候，举了诸葛亮的例子。上面说，当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渭河边上对垒时，开打之前，诸葛亮坐着不加装饰的车子，戴着葛布做的头巾，拿着白羽扇在摇。

诸葛亮是文臣，周瑜是儒将，所以，他们两个都喜欢“头巾羽扇”的打扮，其实，这在当时，也几乎是三国魏晋名士的“标准装”。但是，诸葛亮带的葛布做的头巾，只能说叫做葛巾，不能叫纶巾。葛布是用“葛”这种植物纤维织成的，而纶巾是用青色的丝带做的头巾，与葛巾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不同的制作材料。所以，诸葛亮戴的是葛巾，周瑜戴的是纶巾，后来产生了混淆，才被称作纶巾了。两种头巾都是用来扎住头顶发髻的，并不是把头包起来。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诸葛亮逐渐被演绎成了神通广大的人物，所以，他的穿着打扮也跟着“与时俱进”了。在元代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里，诸葛亮已经是一个“披七星锦绣云鹤氅的”潇洒人物。七星锦就是绣了“北斗七星图案”的锦，鹤氅最初是用羽毛做成的外套，类似披风，后来指一般的宽大外套，并且加上了宽大的袖子。

实际上，鹤氅是晋朝人开始穿的，《晋书·谢万传》就记载东晋人谢万戴着白色纶巾，穿着鹤氅裘。《世说新语》里也写了东晋的王恭坐在大车上，穿着鹤氅在雪天行路，被孟昶称呼为神仙的故事。士大夫穿鹤氅是当时的风气，因为那时候的人都崇尚“修炼”，想做神仙嘛。

《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形象，几乎是人们眼里的“正宗”。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候是这样描写的：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也正是因为这部名著的最后“定妆”，诸葛亮才完成了自己的“打扮”，羽扇倒是还拿在手里，但是葛巾变为纶巾，身上还多了一件鹤氅，历史原型和得道高人的形象实现了“完美混搭”。其实从诸葛亮打扮的变化来看，也侧面反应了服饰和人物形象之间的内涵搭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诸葛亮身上确实有魏晋名士的风度，然而，正是传说里的诸葛亮文韬武略，样样熟稔，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自然就有了很多神秘色彩，那增加上去的“行头”，也是为了更符合传说里的“孔明先生”吧。

11．穿着胡服的唐代女子

（大胆开放的唐代女装）

说到古代女子，人们最常有的印象就是“三从四德”，而女子的服装，更是严实和保守的。不过，这其实大多是明清时期女子的服装。别忘了，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唐代。说起唐代的女装，即使放在现在来欣赏，依然是朝气蓬勃毫不矫揉造作的。

唐代的女子服装大胆、开放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袒胸露乳”。这在几千年的封建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唐代之前，汉朝的女子穿着“上衣下裳”及深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唐代之后，所谓的礼教越来越盛行，连露出一点肌肤，都已经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了。当然，早期的唐朝也不是特别开放，贞观年间，女子骑马还是沿用隋朝的旧礼制，必须用纱来遮住全身，后来，慢慢的，这长纱衣一点点缩短，可以只遮脖子以上了。而到了开元年间，干脆彻底甩开这些“麻烦”，脸面发髻全露，甚至身上也露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曾经有学者说，唐朝女子的服饰，是最性感的。

在上世纪初被发现的《敦煌曲子词》中，就有描写唐贵夫人着袒胸襦的形象，如“碧丝罗冠，搔头坠髻，宝妆玉凤金蝉。轻轻敷粉，深深长画眉绿，雪散胸前。……浑身挂异种罗衣裳，更熏龙脑香烟”。其中，“雪散胸前”就是夸赞贵夫人雪白的胸脯，而“浑身挂异种罗衣裳”，又点出了这打扮是从西域传过来的。

唐朝女子服饰上的这些变化，是因为当时的女子，把穿着胡人服饰看做一种流行的时尚。

“唐代女子衣着偏好胡装，身穿紧腰胡装，足登小皮靴，朱唇赭颊，是时尚的打扮。”这是人们从出土的“唐人俑”身上得出的结论，当时的唐朝，人们“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

实际上，唐朝的开放氛围和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纥豆陵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都是少数民族，也就是当时的“胡人”。正是由于这样的血统关系，唐代的政策倾向于“华夷并举”。

而所谓的“胡”，也不是专指一个民族，而是包括波斯、印度、回纥等西域及突厥众多游牧民族的总称。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唐代的长安城就成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当时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纷纷经过丝绸之路跑到了中国。他们的服饰、饮食、游艺、学术，都被唐朝的人们所喜爱。

而中国人穿着胡服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些边地民族的服装的特点是，上衣短，裤子长，革靴或裹腿，袖子窄紧，翻领左衽，方便活动。唐代的女子喜穿胡服，已经到了蔚然成风的地步。元稹在《法曲》一诗中描写，“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伎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基本上描述出了当时胡服盛行的客观情况，

《新唐书·车服制》说：“开元中，奴婢服澜衫，而仕女衣胡服。”这里说的女子的胡服，一般都是“参考”胡舞里的服饰，如柘枝舞，浑脱舞等，也就是说外族的歌舞伎是最常见的胡服“传播媒体”。这一点，倒是和现在的演艺明星领导时装潮流异曲同工了。

12．裙子的“叛变”

（“裙子”原来是男人的专利）

春节晚会上，小沈阳的一条苏格兰风格的裙子，引来了很多笑声。可以说，这是利用了“反差”，因为人们觉得男人穿裙子很“变态”。不过，按照中国的历史来说，裙子本来就是男人的衣服，从商朝开始，男性就穿着裙子了，而女子直到汉朝，才形成穿裙子的风俗习惯。客观地说，是裙子做了“叛徒”。

商代的时候，人们上身穿“衣”，下身穿“裳”，本来“裳”是前后两片，到了周代，开始合成一个圆筒状，可能这样看起来更雅观一些，不过骑马就不很方便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上衣和下裳干脆直接来了个“二合一”，它们合在一起，被称为“深衣”，乍看起来都有点儿连衣裙的味道了。而且，这样的打扮，还是作为礼服来用呢。到了后来，由于裤子的出现，“深衣”慢慢演变成了袍子，中国的男人才算告别了“穿裙子”的时代。而女子正式穿裙子，是从汉代开始的，根据《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着我绣狭裙，事事四五通”的诗句，可以从中得到佐证。

到了魏晋以后，裙子的式样开始不断增多，纺织印染的进步，也使色彩更加丰富，从绛色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到紫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等，名目繁多。两晋时期，有一种流行的裙子，叫做“间色裙”，是用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制成，在色彩搭配上变化丰富，相映成趣。

到了唐代，妇女们穿的裙子的长度，比前代有了明显的增加，“裙裙曳地”是常见的现象。为了显示自己裙子的修长，妇女们穿裙子的时候，还经常把裙腰束到胸部，有的甚至束到腋下，裙子的下摆则盖住脚面，有的还在地下拖曳一截。对于此，有个形象的形容，叫“裙拖六幅湘江水”。

另外，唐代妇女的裙子也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其中，最受年轻妇女喜爱的是一种鲜艳的红裙。由于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主要提取自石榴花中，所以人们也把红裙称为“石榴裙”。武则天在《如意娘》诗中说：“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后来，“石榴裙”就被当做妇女的代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听到“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比喻。

宋代妇女的裙子色彩以素雅为主，但裙上的折裥也就明显地增多了。在裙上施以折裥的做法由来已久，相传在汉朝时，汉成帝与赵飞燕同游太液池，成帝令飞燕起舞，忽然间大风骤起，弱不禁风的赵飞燕竟惹起了成帝的担心，觉得万一被吹走就麻烦了，赶紧叫侍从拽住她的衣裙。结果，风停之后，裙子上留下许多绉纹，这无意中得到的结果，其他宫女都觉得好看，于是开始特意在裙子上折迭成裥，还取名“留仙裙”。仔细想一想，有很多流行的事物，都是因为女人的羡慕和攀比造成的。

其后的历代裙子，都本着求美之心，不断变化，裙子作为展现女人美丽的衣物，不但女人喜欢，男人也总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的。

不过，顺带说一句，在中国古代，女人是不能穿裤子的，因为道德家们认为女人穿上裤子，两条腿分立，是极其不成体统之事。当然，裙里面也不是只有两条光溜溜的腿。裙里面有一种没有裆的套腿裤，被叫做“胫衣”，只是遮住两条小腿。这样想来，裙子之美，又有了几分无奈了。

13．半途而废的“裙撑”

（没流行起来的“裙撑”）

“裙撑”这个东西，一下子就让人想起欧洲古代宫廷里的那些女子，她们的那种打扮都是很夸张的。整个人从腰间开始，仿佛挂了一个大大的“钟罩”在下面。据说欧洲的裙撑是用鲸鱼骨做的，把鲸鱼骨弯成一个圆圈，再按照圆圈的大小连起来。穿上裙撑以后，外面套上长裙，这样，裙裾就被撑得张开来，腰也就显得细了。欣赏的人，会说这像“一朵倒垂的盛开花朵”。而穿过婚纱的人，大概都体会过这样的感觉了。

不过，裙撑可不是随着西式的婚纱才传进中国的。它和中国女性服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要追溯到大金时期。

据《大金国志》记载，女真族的女性“以铁丝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金代的女真服装就有裙撑，没有鲸鱼骨，拿铁丝做了替代品。在保留下来的元代泥塑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女性塑像，在穿着上有加了裙撑的效果，这些塑像从腰部以下，衣摆、长裙的造型都是浑圆如钟，很显然，这并不是“鼓风机”吹出来的。而从蒙古和女真族在历史上的关系看，他们之间裙撑的交流，也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流行韩剧，而韩国的历史剧中，也曾经展现过宫廷中的王后与妃嫔在长裙之下衬以裙撑的画面，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那么，这些女真族、朝鲜族的女装所使用的裙撑，究竟是和西方人异曲同工呢，还是有所交流借鉴？对于这个比较“偏门”的课题，似乎相关的学术研究不是很多。不过，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绘有龟兹国王与王后的形象。经过专家们的考证，画中的龟兹国王名叫托提卡，其在位时间为初唐时期。立在他身后的王后名为斯瓦扬普拉芭，而这位王后的形象，同样是在细细的蛮腰下，倒扣着一口钟。也就是说，王后是穿了有裙撑的裙子的。所以，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北方民族曾经流行的裙撑，同样是得益于西域过来的穿着时尚。

现在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裙撑只是“昙花一现”般的流行了一阵呢？是因为审美观念，还是工艺上的麻烦？这一点，或许你在某个婚礼现场，看到娇小的新娘穿婚纱时，能得到答案吧。

中国女子的身材一般都比较瘦小，不像西方人那么长胳膊长腿的，她们立在人群里可能更显窈窕，而这对于中国女子来说，却显得太夸张了。看起来像什么呢？也许你会眼见为实。这也正是北方女子勉强效法了一阵子，而南方女子，干脆从不问津的缘故？

看起来，不管何时的女子，追逐魅力和流行，也都懂得以自身的形体特点为基础，谁也不愿意去实践一个成语——东施效颦。

14．从保暖到情趣的进步

（古代的内衣史）

除了穿在外面“示人”的衣服，内衣，特别是女子的内衣，其实也在悄然地变化着。可以说无论从名称上还是式样上，每朝每代都有所不同，同样体现了女性的“爱美之心”，也经历着从单纯的保暖，到美化和情趣的过渡。

在两汉之前，古人把内衣称为“亵衣”，一个“亵”字，可以看出古人的态度，内衣是不能示人的，否则就是轻薄不雅。汉代的“亵衣”一般用平织绢做成，基本上就是现在肚兜的样子，前面一片，而后背是露着的。如果上面有带子能套着脖子，就叫“抱腹”，如果是肩头有带子的，就叫“心衣”。并且，那时候已经开始注意装饰，会在上面绣一些“爱情主题”的图案了。魏晋期间，内衣在形式上吸取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变成了前后两片，而且有了夹层，更加贴身保暖，这时候的内衣，一般称为“两当”，也就是前后两面都挡的意思吧。

唐代以前，内衣都是肩部有带子的。到了唐代，出现了“无带内衣”。这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的，唐代女子喜欢穿的那种半露胸式的裙装，为了美观上的考虑，她们将裙子高高地束在胸部，然后在胸下系一条宽宽的带子，这样两肩、颈、上胸和后背就都袒露了出来，为配合这样的穿着习惯，内衣就不能露出带子了。所以，这样的内衣叫做“诃子”。“诃子”的带子也在胸部以下扎紧，还能使胸部更挺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情形，我们可以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得到理解。

宋朝的内衣叫做“抹胸”，还叫做“抹肚”，因为穿起来以后，“上可覆乳，下可遮肚”，一般是用涂布做成，有单的也有夹层的，而贵族人家，依然是用丝质的抹胸了。

“合欢襟”是元代的一种内衣，它的特点是由后往前系束，在胸前有一排扣子或绳子，已经有点电视购物里“塑身衣”的意思了。合欢襟的面料用织锦的居多，也有图案，这说明，内衣的美化一直在更新着。

明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开始注意曲线美了，这时候的内衣有一种“主腰”，特点是腰侧还有系带，系紧后能够很明显地收紧腰部。

清代的内衣，最广泛的就是肚兜，现在大街上偶尔的“豪放女”会直接穿出来的那种。菱形、脖子上可以套带，还有两条带子从腰间束在背后，下面是个倒三角，遮住肚脐和小腹。清代的肚兜一般都有精美的刺绣，材质以棉、丝绸居多。而肚兜的带子，有的富贵之家会用金链，条件差一点的用银链、铜链，就是一般人家也想办法用个红色的丝绢。也就是图个装饰作用，不愿意凑合吧。而关于肚兜背后的浪漫风情，可能故事就更多了。

民国期间，比较时髦一点的内衣，开始有了西方内衣的特点，“小马甲”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它的形制窄小，也是在对襟上有扣子能够系紧，目的当然就是把胸和腰的曲线“雕琢”一下了。

应该说，和西方那种动不动把女人肋骨弄折的紧身衣比起来，中国女子的内衣，还是宽松了很多的，而到了现在，内衣用五花八门已经不能够形容了，从颜色到款式，都是如此。

15．它为胸部“谋解放”

（乳罩的传入中国）

尽管说中国女子的内衣，和缠足比起来，并没有那么残酷，但传统的肚兜、抹胸只是遮挡，并没有保护的方法，而对于那时的中国女子来说，爱护乳房的意识，更是几近于零。而西式乳罩的发明，“束乳而不压胸”，才是彻底意义上的给女人身体的一次“解放”。但是，乳罩的传入中国，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民国初年，乳罩漂洋过海而来，而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从对待女性的看法上来说，还是“束缚”惊人的。当时，女人的身体是不能露在外面的，哪怕是睡觉，也应该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才算是得体。胸部必须用布条扎成平胸，而不能显得太挺拔。

当时，毕竟人们的眼界已经不再那么闭塞，一些新派女子开始有了“时尚”的打扮，而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一个叫江确生的上海议员，曾经在1918年夏天给江苏省公署写信，他提到：“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1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1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这样的大惊小怪，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可笑，但是，偏偏当时的上海政府就发布了公告——“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现在到了夏天，满大街的女孩子，别说抓起来，该枪毙的又得有多少啊！

而有识之士毕竟还是存在的，一个叫张竞生的男人，提出了“优生以强国”的观点，并且他也为女性身体的自由“伸张权力”，甚至不惜成为被“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1924年，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其中大胆地设置了“美的性育”一章，他主张“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尽管这些言论让社会为之一震，但这部书一下子成为当时青年人、特别是时尚女子争相传阅的读物，而张竞生也成为中国女性解放胸部的舆论引导者。

而此时又恰逢乳罩的“到来”，被称之为“义乳”的乳罩，先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而一些电影女明星首先成为了“时尚体验”的先行者，可以说，正是张竞生的号召和她们的身体力行，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女子悄然放胸，试穿乳罩，并最终摈弃了肚兜。曾经出演《神女》、《新女性》等著名的影星阮玲玉，便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

这不可遏制的“潮流”，在当时甚至被叫做“天乳运动”。终于，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条令，倡导“天乳”，反对束胸，对于不执行放乳政策的，反而要进行罚款。律令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女性这才算彻底地昂首挺胸起来。

16．屈原的峨冠和阿Q的毡帽

（古代帽子的变迁）

据说帽子是华夏始祖黄帝首先发明的。但是，就和前面谈到的成语“冠冕堂皇”一样，帽子一开始并不是为了防风遮阳，它所起的只是装饰和标识的作用，适用范围也限制在统治阶层，用来象征统治权力和尊贵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和文武大臣可以戴帽子，用来表示各自地位和权力的大小，并且逐渐“制度化”，形成一种等级秩序。《释名》里写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意思就是，士以上的人才可以有帽子，而平头百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所谓的“冠冕”，实际上就是说皇帝戴的叫“冕”，士大夫戴的叫“冠”，后来也就合在一起说了。至于屈原的峨冠博带，说的是戴着高高的帽子和宽阔的衣带。这是当时士大夫的典型装束。

说起来，孔子可以算是“圣人”级的人物了，但是从他的画像上可以看到，连他都是不能戴帽子的，而是用“帕头”裹头。他教育其弟子要有“轩冕之志”，轩是车子，冕就是帽子，意思就是得想办法坐车子，戴上帽子，当官走仕途，争取混出个人样来，因为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坐轿车，戴帽子。普通的百姓，就很对不起，除了披头散发，只能找根绳子把头发一扎了。也许这样很帅，但也很无奈吧。

帽子作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过了很多的朝代一直都没有改变，样式虽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与区分却也更加细化，这种情况，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到了民国时期才被取消。

真正意义上的帽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由北方的“胡人”传到中原的，但是并没有流行起来，不过，帽子的细化，也使禁忌不那么严格了，到了隋唐时期，一般的读书人和有钱商人可以戴帽子了，但是戴什么样的帽子还是要有规定的，读书人的“书生帽”和买卖人的“商人帽”，这在五代和两宋时期都是比较普遍的。

明朝曾经力主恢复汉人的“冠冕”制度。不过等到了清朝进关，又被彻底推翻了，皇帝和百姓都可以带帽子了。所以，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时鲁迅笔下的阿Q也能顶着一个毡帽了。随着清末西洋文化的传入，帽子的实用价值得到开发，也就更加普及起来了。

需要说的是，古代女人一般是不戴帽子的，她们一般是用“巾帼”在后面挽头发或者把头发包扎定型。古代戴帽子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凤冠”、“花冠”，这是属于皇后贵妃和公主们的特权，同样是为了标识等级，另外就是一些有官位的侍女也戴帽子，比如影视剧里比较熟悉的形象，上官婉儿。唐朝时流行过一种“帷帽”，是从胡人那里“引进”的，四周有纱罩着，可以防风沙，还能防止被“偷窥”。

而现在，倒似乎女士的帽子，比男士多了更多的选择。

17．腰带上的学问和秘密

（古人用什么样的腰带）

现在人逐渐了解了着装的品位之后，都会比较关注细节，比如袜子和腰带等。同样，在古代，腰带也是服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的服装是没有纽扣的，那么就只能在腰间用一根大带子把穿在身上的衣服系好。于是，腰带最开始是肩负着纽扣的功能的。另外，古人习惯把随身携带的小物件系挂在腰带上面，比如挂个香囊，带把宝剑啥的。而官吏们上朝时拿的“笏”，也就是记事用的长板子，不用时也是插在腰带里的，如此看来，腰带是真正做到了一物多用。

不过，和衣服一样，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腰带也需要有贵贱等级之分。老百姓的腰带是用熟牛皮做的，叫“韦带”。后来改成用布当原料，就被叫做“韦布”。用绢织成的腰带，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使用，并且尺寸都有要求，比如大夫以上用生绢织成，宽四寸；士以上用熟绢织成，宽二寸。这种腰带还有专门的称谓，叫“绅”。所以，能系这样的腰带的人，就是绅士了，腰带于是代表了身份，而“劣绅”也就不是破腰带，而是坏人了。

在中国服装的发展历史上，腰带在形式和名称上都不是完全相同，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

在商周时期，腰带已有革带和大带之分。大带是天子与诸侯的腰带。南北朝时期开始，妇女服饰中腰间加以柔软而长的束带，通常还做一个漂亮的结，垂下飘逸的带尾，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在宋代的官服当中，革带起到了标志官位高低的附属作用。革带的名称和种类繁多，从制造材料到装饰的色彩都有很多不同之处。在森严的等级之下，不同的官品只能佩戴不同的革带。而日常生活中，一些低等官吏和百姓也习惯在腰间配以勒帛、绦和看带。“勒帛”是指约束绣袍肚和背子之用的带饰。而“绦”是像绳子一样的普通的圆形腰带，系在腰间并且下垂一截，应用比较广泛。“看带”比较宽阔，上面一般带有织成的花纹装饰，也就是后来的“鸾带”了。明代的腰带，在位置上做了一些“调整”，一般都是在胯部而并不是腰间了，并且用细纽将腰带悬于衣肋间。

清代官服中腰带分类更细，光是名称就分了“朝带、吉服带、常服带、行带”等。当然，皇族的规矩更多，腰带的颜色都要“细致入微”，比如皇帝的朝服带要用“明黄色”，而宗室用“黄”，剩下的“石青”、“蓝色”也都是各自有了归属。带子是丝织的，为了装饰，上面还嵌有各种宝石，并且有带扣和环扣，用来系上汗巾、荷包等东西。而带扣有的用金、银、铜制成，讲究一些的也有玉和翡翠的。

和服装的改制一样，腰带在不断的变化，最终也没有离开“等级制”解体的命运。现在，人们更注意的，是腰带的实用性和在服装整体中的装饰味道，至于别的，都已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18．老百姓穿不起的袜子

（古人穿什么样的袜子）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值得“骄傲”的事情确实很多，哪怕是缝制袜子的工艺，我们也要比欧洲早得多，马王堆出土的两双袜子，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称之为“袜子鼻祖”，也就当之无愧了。

而如果根据古代资料考证，其实早在夏朝就出现了最原始的袜子。在《韩非子》一书里，也记载有周文王自己系袜子带的事情，不过，在那一时期，袜子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在“上流社会”出现罢了。

古代的袜子，当然不像现代袜子那样有专门的机器编织而成，而是手工用布或绸或绢缝制而成的。袜子上有带子，用来扎紧之用。袜子在那时候也显得有点“人高马大”，一般一尺余，一般是白色的，但祭祀时穿的袜子，要求用红色。也有一些用绢纱制作的袜子，会绣有花纹，就属于“高档货”了。这样的“结构”，从夏朝开始一直到西汉，始终保持着。发展了这么长时间，袜子依然还是官宦富贵人家的用品，普通百姓还是没有能力问津的。

在《史记·滑稽传》里写道：“东郭先生贫困，衣敞，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看起来，古人比我们禁冻多了，穿不起袜子，光着脚站在雪里，还有心思“逗闷子”呢。不过，古人的衣服都比较长大，基本上能盖到脚面，不知道能不能多少起到一点儿御寒的作用呢？

穷人穿不起袜子，可不影响富人，他们对袜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季节关系，袜子质料也开始厚薄不同。比如春、夏、秋所穿的是罗袜、绫袜，而到了冬天，就穿一种“千重袜”，就是将几层料子合在一起做袜子，最多的能到十几层。后来，还出现了绒袜子、毡袜子，棉袜子……

其实，古代袜子和现在的袜子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前面说到了有一尺多长，这主要是说的“袜筒”，有的甚至像靴子那样能包住小腿。另外一个特点也是前面提到的，不管用布帛、丝绵、绫罗来做袜子，都没有弹力，穿起来就容易脱落，所以，袜子带是不能少的。古代的袜子很宽大，除了有后跟的袜子，也出现了“无跟袜”自上而下垂直着，到脚尖那里收缩成圆弧，估计这样的设计，如果不是为了省布，就是因为想“偷懒”的缘故。

有意思的是，古代除了普通袜式外，就已经有了“分指袜”，那是将拇趾与另外四趾分开，形成丫状。这主要是为了穿“拖鞋”，也就是“屐”制作出来的，李白就写过“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鸦头袜，其实就是丫头袜的另一个写法，但在古人那里，是不算写了错别字的。袜子发展到女人开始缠足的时代，就开始被制成尖头，头部朝上弯曲，呈翘突式。这也是属于“量体裁衣”了，“桃脸艳，柳腰纤，窄弓半弯罗袜尖”。不过，缠足的女人还有一种袜子，是没有底的，这是因为既然已经缠足，下面就不再需要了，只要袜子筒罩住脚脖子就可以了，这样的袜子，俗称“半袜”，貌似现在爱美的女孩子，在冬天也在小腿上套个“毛线圈”，应该就是那个样子。

19．鞋匠以前也是“官”

（古代鞋子的变化）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谁也没有赤脚大仙的本事，所以，人要走路，必须要穿鞋。鞋，在中国古代被泛称为“足衣”，应该说鞋子也是包括在服装里面的一部分，别看“地位比较低下”，但作用却小觑不得。老百姓常说，“脚上没双鞋，穷半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证明。

和所有的服饰一样，鞋子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也有着对文化的承载意义。除了实用性和装饰功能，有些时候，鞋子同样是等级的标志、礼仪的象征。

说起鞋的发展史，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不仅能用兽皮来制作衣服抵御风寒，而且能用兽皮来保护脚，达到不受冻、不被刺伤的目的。在新疆楼兰出土的一双羊毛女靴，距今已有4000年，这双鞋包括了“靴筒和靴底”两大部分，当得起是“世界第一靴”了。

在一些相关的文字记载中，最早的鞋，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都一律叫做“屦”。“屦”是鞋类的总名。而在周代，还曾经设有“屦人”一职，隶属于天官之下，专掌王及王后所用的各种鞋履。也就是说，现在属于“普通劳动者”的鞋匠，还曾经有过公务员待遇呢。

后来，鞋子的名字开始“变化多端”起来。到了后汉，有了一种由麻、丝制成的鞋，被叫做“履”。而用兽皮做成的鞋子，被叫做“”，如果是高筒的，到了踝骨以上，就改称“靴”。“靴”到了汉代以后才大量出现，是和“胡服”一起传入中原的，到了唐朝才逐渐普及。因为靴子有比较高的鞋筒，所以保温性很好，能在泥土、沼泽里行走，还方便骑马，很受欢迎。

用兽皮做的鞋还有一种“”。而古代的拖鞋，被叫做“”，拖鞋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皮的，到了秦代，开始用蒲草来做，而从晋到唐又改用甩草制作，梁武帝时也曾经使用丝制。《辍耕录》记载：“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鞋。”看来，古人不但有“拖鞋”，还特意强调了“拖鞋也是鞋”的意义。

此外，“屐”也是鞋子的一种，通常指木底，或有齿，或无齿。在东晋时，著名的诗人谢灵运发明了一种“登山鞋”——谢公屐，对，就是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说的“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了。

关于鞋子的礼仪，同样有很多，比如秦汉时，人们有进门脱鞋的习惯。这和我们现在进了房间换上拖鞋还有点不同。当时的人脱掉鞋，进了门之后，在屋中，一般都是穿着袜子在席上行走，就连去上朝也是这样。如果能穿着鞋上殿觐见皇帝，那就是很特殊的赏赐和殊荣了，基本上比得了黄马褂还值得吹嘘，这在整个汉朝，也只有萧何、梁冀和后来的曹操，获得过这样的特殊“荣誉”。

20．高跟鞋不是“舶来品”

（古代中国本土的高跟鞋）

现代的高跟鞋，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发明的。因为他的个子比较矮小，为了面子而产生了这样的灵感。不过，喜欢看清宫剧的人，一定对后宫佳丽们脚上穿着的高底鞋并不陌生，这样说起来，高跟鞋在开始也不能算是西方传入，古人也早就开始在这方面动脑筋了。

说起古代高跟鞋的诞生，还是要从小脚说起。古人欣赏“三寸金莲”，到了宋代，女人的金莲小脚已经和洛阳艳丽的牡丹、建州馨郁的香茶并称为天下之奇了。再到后来的元明清，甚至于不裹脚的女性，都被视作“抬不起头”的奇耻大辱。

裹脚之风的尤为盛行，还只是限于汉族女子。等到满清入关了，满族妇女才发现小脚女人是那么的“讨人喜欢”。可是，这些满族女子没有裹脚啊，而且现裹也来不及了。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一方面是天然的大脚，另一方面又是心里明镜儿一般知道的“小脚才美”。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藏拙”。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比较聪明的满族女子便发明了一种高底鞋，这样，一双大脚就可以躲在裙子里，不会轻易显现出来了。而且，走起路来，亭亭玉立的，也和小脚一样，摇摇摆摆的煞是好看。毕竟，不会有人掀起裙子看你的脚有多大吧。

此外，满族女子的高底鞋，还有另外一个“起源说”。据说，满族很早就有“削木为履”的习俗，过去满族女子经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防虫蛇叮咬，便在鞋底绑缚木块，后来制作的日益精巧，发展成了高底鞋，并且逐渐成为了一款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不管是哪种解释更符合实际，反正满族女子在衣着旗装时会搭配这种陡然高起来的“寸底鞋”。此外，还有一种更高的“高底鞋”。这种鞋的鞋底中间高出数寸，中间微细，下端作方形，名为“高底鞋”，鞋底中间的木底高跟一般有5到10厘米高，有的达14到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简直就是“小高跷”了，真要穿起来，实在是考验功夫。

高底鞋根据不同的“设计”，木跟的底平面会有不同的形状，所以又有了“马蹄底”或“花盆底”之分，这样的鞋子，更看重“工艺性”，除鞋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经常用刺绣或串珠来装饰木跟不着地的部分。有的在鞋尖处还用丝线编成的穗子来装饰，长可及地。有一个好处在于，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是很坚固的，常常是因为时间较长，鞋面被穿破了，而鞋底还能保持完好无损，可以循环再利用一次。高底旗鞋一般都是13、14岁以上的贵族青年女子穿着，就像前面说的，走起路来十分好看。不过，这么高难的走法，估计上了岁数，就是有这个心，怕也没这个力了。

第二章

齿颊留香

——源远流长的饮食传统

1．古代饮食发展的“K线图”

（中国“食文化”的源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着不同的饮食观念和饮食习俗，最终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之无愧地可以用两个成语来形容——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饮食风俗，“中国菜”也逐步享誉世界，成为“美味”的同义词。应该说，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中国的饮食文化绵延了170多万年，形成了今天的五光十色和流光溢彩。

我们可以先看看上古时代的饮食情况：燧人氏的“钻木取火”，让人类开始吃上了熟食，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开始保障了食物的供给。到了神农氏时代，人们不仅学会了“稼穑”，还因为陶器的出现而第一次拥有了炊具和容器，如酒和醢、醋等也在这时候出现了。后来，黄帝发明了灶，让食物的烹制工作更加“专业”，“烹谷为粥”，食物的分类也开始精细起来。

准确地说，真正的饮食文化成型，应该是在周秦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以谷物蔬菜为主食。主要农作物为“稷”，也就是小米，成为了“五谷之长”。

汉代的时候，饮食文化开始趋于丰富，这和汉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石榴、芝麻、葡萄、胡桃、西瓜、大葱、大蒜……各种蔬菜作物和一些烹调方法相继传入中国，豆腐也在东汉时期，由淮南王刘安发明出来，成为几千年不衰的营养美味，植物油也加入了饮食的“材料大军”。

唐宋时期，作为中土大国，饮食文化发展到了高峰，开始走向铺陈讲究。许多经典菜式在这一时期诞生。而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是在明清时代，既继承了唐宋食俗的精华，又混入满、蒙饮食的特点。许多菜式的做法，开始显得“别出心裁”。煮、蒸、烧、炖、烤、烹、煎、炒、炸、烩、爆、溜、卤、扒、酥、焖、拌等……如此细致的区分，足以考验一个人的想象力了。

而此时的饮食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从南宋时期开始，中国的饮食文化开始走向成熟。涉及的食物种类繁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各种生物几乎没有不能吃的。主食除了稻米和小麦，小米、玉米、麦荞、土豆、红薯和各种苕类也有一定的比例。变化万千的小吃也呈现在人们的饭桌上，如面条、油条和各种粥类、饼类等。明代以后，土豆、甘薯和蔬菜的种植都达到了较高水准，成为主要菜肴。而肉类食品也开始更多地依赖养殖而不是狩猎。不过，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才是平常食品。根据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达到了600多种，这比西方人的食物种类多了六倍。

在清代，众所周知的“满汉全席”代表了当时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留传到今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已经不是简单的“一顿饭”所能概括的了。

2．食物里的“四个方面军”

（古人的饮食结构）

我国古代社会的饮食文化在不断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同时，对于如何吃才能促进健康、延年益寿等方面，也下了很大力气去研究，通过不断的实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饮食养生理论和文化，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食用、食养、食疗、食忌”的说法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黄帝内经》中已经提出了“美饮食”和“饮食有节”对于身体的好处，认为饮食的合理搭配，能够起到防病治病的效果。并且提出了“养、助、益、充”的概念，可以说是对饮食结构比较完善的分析。

在《黄帝内经·素问》第二十二篇“脏气法时论”中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作为一部总结性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实际上是根据养身健身的营养要求，对食物进行分类，强调饮食单一是不能维持人体健康的，而这些观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被现代营养学所证明，可以说，“养、助、益、充”的饮食结构，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四个“饮食方面军”。

“五谷为养”里的“五谷”，实际上是泛指米、谷、麦、豆等多种粮食，也就是人们饮食中最常见的主食，中医理论认为，五谷能养五脏之真气，所以称为“养”。这是人体吸收营养和能量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

“五果为助”里的“五果”，包括了苹果、梨、香蕉、桃等多种鲜果和干果。大家都知道，水果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和有机酸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物质只是起到了辅佐和协助的作用，并不能够仅仅依靠它们来维持生命。

“五畜为益”里的“五畜”，实际上说的是日常生活里的副食品，或者说“荤菜”，包括了猪、牛、羊、鸡、鸭、鱼等肉类。尽管在现代社会，“素食主义”很流行，但是肉类含有的丰富脂肪、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对于促进人体生长发育，修补机体组织，弥补植物蛋白在质量上的不足，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些食物的作用是“益”，也就是增进、增加的意思，同样，和作为“养”的主食比起来，它同样不可能做到取而代之。

“五菜为充”里的“五菜”，包括了日常生活里多种多样的蔬菜。蔬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钙、钾、镁、铁等营养素，同样是对人体营养成分需求的一种合理辅佐和补充。

在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饮食文化时，古人的饮食观念一直贯穿在所有美食传说和动人的故事里，“养、助、益、充”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渗透在传统文化“天人相应、五行相调”的观念里，也一直在指导着美食家们的发明、创造和品评。

3．饮食文化的十个“关键词”

（古代饮食的“十美”风格）

中国饮食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口味精美，还在于给了人们视觉、触觉、味觉上的综合享受，这和西方人把饮食看做一种必需的生理活动，忽略对美的追求，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而为了更好地把饮食“艺术化”，古人还“高标准、严要求”，提出了“十美风格”的饮食标准，讲究味、色、香、质、形、序、器、适、境、趣的和谐统一。

味，指的是滋味，也就是美味，可以说这是“食美”的关键，不管是先天之味，还是“调和”之味，都为了“振食欲”这个目的。

色，只有色彩悦目，才能使心情舒畅，食物的色泽是烹调技巧和火候恰到好处的最有力证明。而好的色彩搭配，提高了人们在观感上对食物的直观判断，从来都是厨师的“主攻方向”。这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强调的“第一印象”有着差不多的效果。

香，说的是气味，能刺激食欲，这是在满足了舌头和眼睛的享受之外，对鼻子的一种“慰劳”。闻香是食物美的极为重要的检验指标，同时也是检验烹调技艺的重要参考。毕竟，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只能作为偶尔为之的个案。

质，是指食物原料和成品的品质、营养价值，这应该说是食物的根本目的，对于那些没有任何营养和好处的食物，吃它干什么？比较起来，现在有些商业化的食物，过于注重口味和包装，而忽略了食物本身的营养，显然是太功利了。

形，应该说是美食效果的立体化展现，古人在这方面和做诗、绘画一样，一直都在追求一种自然古朴和典雅清逸的意境，而不是一味地去工匠化的雕琢镂刻，舍本逐末。

序，既然古人把饮食看做是一种享乐，自然就有了“循序渐进”的要求，一桌宴席，在上菜的时候，如何分清主次，又顺序搭配，都通过和谐和合理的节奏来表现。

器，“美食还宜美器”，精美适宜的饮食器具，甚至被古人发展成为独特的工艺品，从食器、饮器，到餐桌、座椅，一律要恰到好处，锦上添花。

适，是指舒适的口感，或清凉、或温热、或软滑、或酥脆，齿舌之间的那一份惬意是注定不能舍弃的，也只有这样，享乐的意境才更值得留恋。

境，既然是如此美味的饮食享乐，那么优雅舒适又陶情怡性的宴饮场所，当然要挑剔一番，自然佳境、人工厅堂，因地制宜，总要各得其乐。

趣，古人同样也是懂得精神和物质“两手都要硬”的道理，愉快的情趣和高雅的格调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唱吟、歌舞、丝竹、伎乐、博戏、雅谈、妙谑、书画等等，又赋予了饮食活动更多的文化特征。

实际上，“十美风格”的集中体现，也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欢”，赏心悦目、口舌生香、宾主有礼、情趣悠然，真有一次这样的“美食经历”，谁能不其乐陶陶呢，最后也当然是乘兴而来，尽欢而去了。

4．分餐制的传承与推翻

（中国历史上的分餐制）

自从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事件，人们对“分餐制”的讨论时常可见，反对者的理由是这不符合我国的文化习惯，但是，回顾一下历史，“分餐制”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中华饮食传统。

如果不那么严肃地较真，中国的“分餐制”其实可以向上追溯到远古时期。因为在原始社会里，东西太少了，这决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一条共同的原则，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哪怕是吃的，也要平均分配后才可食用，不然，围在一起的话，吃得快的可就占了大便宜了。这应该就是最原始的“分餐制”。

抛开猜想，“分餐”这一习俗，可以在一些文献资料和图画上看出来。古人聚宴吃饭，是双膝着地“跽坐”着，人前各自有一案摆放饭菜，哪怕就是只有两个人，也是分案而食的。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中，也有很多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景，却没有发现很多人围着一张大桌子欢宴“合餐”的画面。在出土的秦汉时期的文物里，也有一些低矮的小食案被发现，这些都能作为中国较早就有“分餐”这一习惯的佐证。

付诸文字的明确记载，以《史记·孟尝君传》里的一段比较典型。孟尝君是战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乐善好客是出名的。有一天他请客吃饭，因为怕烟火熏到了客人，就叫人挡了一下。结果，其中一位客人不干了，以为孟尝君是“看人下菜碟儿”，给大家的饭不一样，于是埋怨孟尝君不够意思，饭也不吃了，转身要走。孟尝君把他叫住，拿着自己的那份饭给他看。客人一看，和自己的一样，也不比自己的多，也不比自己的好，就不好意思了。为了表示歉意，拔出宝剑就自己抹了脖子。不讨论客人的暴脾气和孟尝君的好客，这个故事其实也说明了古人吃饭是分开的。

另外，《史记·项羽本记》中描写的“鸿门宴”，在叙述里也是“分餐”的样子，项王、项伯坐向东，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要知道，这些人中间，还留了一块项庄舞剑的地儿呢，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是一人一案的。

从秦汉到隋唐，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胡床”、“胡坐”逐渐传到了中原，桌腿、椅腿也慢慢变高了，这至少就有了“围坐就餐”的物质基础。不过，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所绘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弟子，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演奏一景，每人面前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馔品，互不混杂，界限分明。这样看来，分餐的传统并未完全失去。

事实上，在有些场合，即使表现的是“围桌合餐”的场面，常常在实质上还有分餐，人们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但各人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馔品。有些公用的“馔品”，先须以公用的餐具夹到自己的盘中，才能享用。

宋以后，伴随着“和”思想的慢慢融入，这种“分餐”式的宴饮形式渐渐变成了“合餐”式了。

而到了明朝，大家稳坐一桌的“其乐融融”彻底代替了分餐，并且衍生出一整套的“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饮食礼仪来，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5．不能坏的规矩

（古人的餐桌礼仪）

说到饮食上的规矩，不独在“合餐”以后，其实，饮食上的礼仪，一直是体现等级区别的一种方式，历来就有着很严格的规定。《礼记·礼器》里说：“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这个“豆”字，指的是类似碗的一种食具，不同身份的人，能够享用的数目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民间，也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的说法，以表示对长者的尊重和恭敬。

这些饮食上的“礼”，有时候会达到一种繁复的程度，除了三豆、四豆的规格，在菜肴的摆设上，也有很多“条条框框”。比如《礼记·曲礼》里指出，在摆放饭菜的时候，有骨头的肉要放在左边，没骨头的肉放在右边，而烤肉要放远一些，醋和酱等调料要放近一些，还有什么干菜放在左边，羹汤放在右边，甚至于同一盘菜，如果是切的肉干，也要弯的在左边，直的在右边……稍有差错，就算是失礼了。

再说后来的合餐，规矩的衍生更是一直没有停止。比如，连上菜时，都必须用右手拿着，左手在旁边捧住，如果上来的菜是鱼，还要注意把鱼尾巴对着宾客。这还不算完，还要分出时令，冬天的时候，鱼的肚子要朝着客人的右边，而夏天的时候，要把鱼的脊骨对着客人右边。此外，吃饭过程中，对主人的礼貌也有不停的考验。比如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客套说：“哎呀，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哎呀，太匆忙了，准备的不周全”。

别以为客人就能安心享受了，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还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带上适当的礼物或者好酒，才不算失礼。吃完饭，客人还要先站起来，然后开始收拾桌子上的残羹冷炙，并交给主人，这个时候，主人才算知道客人吃好了，就跟着也站起来，请客人不要动了，他来收拾。而这时候，客人再坐下才成。这样形式主义的“路子”，在古人看来，是不能乱的。饮食规矩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排座次”，这个规则，可以说是等级观念的最淋漓体现了。怎么“排座次”？桌椅的不断变化发展，排法也相应有着变化。但大体原则是固定的，那就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而如果是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一般的宴请，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主人则陪坐在末席。首席未落座，其余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大家都不能动手。至于首席的位置，如果是圆桌，是正对大门的为主客，然后左边二、四、六，右边三、五、七，直到把桌子围起来。八仙桌的话，朝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如果桌子对着门，那么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接下来仍然是左边二、四、六，右边三、五、七，直到把桌子围起来。

就像是“阵套阵”的天罡北斗一样，如果许多桌同时开宴，桌与桌之间的等级也要分出来，首桌要靠前，靠中间。总之，排座的规矩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区分人的身份地位。

现代人对这些陈腐的老规矩是不太讲究了，一方面是由于平等意识的加强，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这些规矩太过繁琐了，实在有些不好记。但在一些正式场合的聚会上，对于座次大家还是有点讲究的。

6．节俭与豪奢的两极分化

（古代饮食文化的分化）

古代饮食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实际上是分出了贫富两极的，尽管可能有很多“小吃”的创造者是普通百姓，但从孔子弟子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来看，古代平民的饮食是十分简单的。而真正的饮食精华，一般还是要和权力挂钩。也就是说，一边的“朱门酒肉臭”，一边的“路有冻死骨”。最好的美食总是最先出现在帝王、贵族们的豪华的宴会上，他们的奢靡，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可以说，不同时期的饮食发展高峰，实际上都能在宫廷御膳上体现出来。

从周朝开始，皇室在饮食方面就已经舍得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想方设法要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周代宫廷中，已经有庞大而完善的饮食管理与服务机制，在《周礼·天官》中说，周天子进膳时，“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为了达到这样的“伙食标准”，设立了从采买到屠宰、烹饪的六种机构，总人数超过了两千人。

而到了以强盛著称的汉家王朝，饮食上的排场更是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了。在全国来说，汉朝的王室有最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有太官、汤官和导官，统领起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机构，并且有着“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的具体化分工。

与大汉并称的唐朝，同样是个“美食盛世”，名目繁多的宴席，除了排场之外，也努力翻新着花样，《旧唐书·苏传》里记载，“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这就是说，大臣刚开始上任的时候，为了向皇上感恩，进献盛馔，叫做“烧尾”，这一做法也成就了享誉许久的“烧尾宴”。

宋代的宫廷饮食，如果用“穷奢极欲”来形容，毫不为过。皇帝“常膳百品”、“半夜传餐，即须千数”。吃个宵夜都这么折腾，要是宴会的话，真是不能想象了。据说宋神宗晚年沉溺于宴饮享乐，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另外一位皇帝宋仁宗有一次内宴，“十合分各进馔”，仅蛤蜊一品二十八枚。当时蛤蜊一枚值一千，这样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皇帝老儿一筷子下去，不知道要吃掉普通百姓几年的饭钱了。

明代的朱元璋还是比较注意节俭的，但他的后继者们可就依然要走进“奢靡无度”的轮回了。明朝的那些皇帝和各代的“前辈”们比起来，在吃上绝对不会“掉链子”的。可是，历朝历代的宫廷美食和清朝帝宫廷美食相比，就都有点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前面说宫廷饮食是发展的高峰，但清朝饮食，就算得上是饮食史里的颠峰了。

用广告词的形式来说清朝的御膳，这当得上“积历代之经验，集全国之精华”，清宫膳食，归内府管辖，具体由总管太监三员、首领太监十名、太监一百名，“专司上用膳馐、各宫馔品、节令宴席，随侍坐更等事”。当时，紫禁城里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膳房，而单单“养心殿御膳房”一处就有几百人。

满汉全席可以专门去说。如果说铺张，可以用慈禧吃西瓜的例子，她吃西瓜时只吃瓜瓢中心的那一点点的，所以，一个老太婆一天的西瓜就要吃掉三百五十个，剩下的怎么办？扔呗。

7．发展到极致的“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的由来和种类）

说到清朝的饮食臻至巅峰，当然就绕不开“满汉全席”。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书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在那长长的菜谱上，一道道叫人垂涎欲滴的名菜，足以证明着满汉全席不愧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成的中华大宴”。其实满人在入关以前，即使是宫廷宴席，也是非常简单的。骑马的民族，通常的宴会，往往是找块兽皮往地上一铺，大家席地而坐也就开吃了。菜肴也不过是火锅、炖肉而已。但一进北京城，变化就大了。清朝的六部九卿中，专设了“光禄寺卿”，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大内筵席和国家大典时宴会的差事。似乎也没用多久，宫廷饮食就丰富起来，并且在原来满族传统饮食方式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原菜系里的特色。

“满汉全席”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满汉不同官员赴宴时的口味，但慢慢地，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巨型宴席。菜点的精美和利益的讲究，都形成了独特风格，在保留宫廷菜肴特色的同时，又吸收了很多地方风味的精华。

说满汉全席是“巨型”宴席，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光是菜式就至少要到一百零八种，而且要分三天才能吃完。而说到取材和用料，那更是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在烹饪技艺上，既突出了满族菜烧烤、火锅、涮锅的特点，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按照前面介绍过的“十美”来说，满汉全席应该每一项都是高分了。

通常情况下，满汉全席也分了下面的一些种类，因为不同的规格而做出适当的变化——

蒙古亲藩宴　清廷历来和蒙古王公通婚，这个宴席就是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举行宴会的地点通常是在正大光明殿，这是清朝历代皇帝比较重视的“外交宴席”，每年都要举行，朝里的一、二品大臣也要出席作陪。

廷臣宴　说白了，这是皇帝用来拉拢属下臣子，作为奖赏的表彰宴席，每年的正月十六日都要举行，并且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

万寿宴　只有皇帝才能万岁，所以万寿宴是清朝帝王的“生日会”，属于内廷的大宴。除了文武百官，后妃王公也都出席，当然，肯定要有一个资格问题，所以对参加者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了。据说，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这个不是皇帝的统治者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筵席了，整个庆典，耗费了白银近一千万两，也算一个王朝最后的疯狂了。

千叟宴　这个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这在清宫中是规模最大的，参加人数也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过60岁生日，为了表示与民同乐，于是告示天下，65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来参加宴会，据说前后共来了7000人，康熙写了一首《千叟宴》，所以有了这个名字。

九白宴　九白宴也是在康熙年间产生的。康熙初定蒙古时，一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派使臣以九白为贡，也就是送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而皇帝招待这些使臣的筵席，就叫九白宴，也是每年都要举行的。

节令宴　吃喝总要有个名头，节令宴就是清朝宫廷按照中国传统的固定年节时令而设的筵宴。从元日宴、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一律顺着往下排。

8．良医与大厨的“合体神功”

（“食疗”这门学问的由来）

在古代社会，人们采集各种食物的时候，除了判断能吃不能吃和好吃不好吃之外，有了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有些食物是具有医疗作用的，于是，一门“跨学科”的新知识就产生了，那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食疗”。

其实，很早之前，中医就有“医食同源”的理论。在3000多年前的夏朝，就有了酿酒技术，而酒也在日常饮用之外，被用于医药。而传说商朝的宰相伊尹所写的《汤液论》，就是采用烹调的方法来制药疗疾的。周代宫廷中四种医生之一的“食医中士”，基本上相当于“御用营养师”，主要工作就是为帝王调剂饮食，并负责“以食治病”。

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托名古人的食疗书籍，比如《神农食忌》、《黄帝食禁》、《老子食禁经》，而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的用“猪肤汤”和“当归生姜羊肉汤”治疗咽痛和产后腹痛的方法，都是典型的食疗方剂。

唐初的医学家孙思邈，在食疗方面也很有心得，他提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就是根据病人体质重视食疗的理论。他在《千金方》里指出了得了糖尿病的病人在生活中要注意的地方，在饮食方面特别强调了饮酒、咸食及面食的注意事项，就是到了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到了宋朝，随着王怀隐《太平圣惠方》的问世，食疗初步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除此之外，宋代的《圣济总录》一书专设了“食治”这一条目，其中介绍了通过食疗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在宋代陈直所写的《养老奉亲书》中，专门论述了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问题，谈论了饮食营养保健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元代以“饮膳”闻名的太医忽思慧编写了《饮膳正要》一书，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健康人的饮食做了很多的详细的叙述，应该说，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营养学性质的专著了。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谷物、蔬菜、水果类药物多达300余种，动物类药物有400余种，这些都是可供“食疗”的原料。

历朝历代的“食疗”书籍，一般都是只有文字记载，而一本明末刊印的食疗书《食物本草》，还做到了以彩色绘制各种食物本草的图像，使人能够看图识物，可以说，这对食疗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食物本草》全书共分四卷八类，包括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等，所收录的食物达到了386种，除了对每一种食物的性味、功效、主治及用法做了详细的介绍外，还附上了工笔绘制的彩图。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食疗”和“药膳”，人们经常会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一定联系，但还是有区别的，应该说，“药膳”是食物和药物的一种调和，通过精心制作，成为一种既有药效，又兼美味的特殊食品。但是，我国古代的食疗，是一种养身保健、防病治病的学问，重在“以食为养”，把“健康事业”真正地做到了“每时每刻”。

9．卖油翁卖的是什么油

（古人的食用油）

中学课本里有一个《卖油翁》的故事，很多人大概都还记得，故事所讲述的是关于“熟能生巧”的道理，但是，卖油翁所卖的，其实是一种点灯的油，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食用油，那么古人的食用油都有哪些呢？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古代的油，又是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变化？

应该说，很早之前，人们就发现了油能使食物更加美味，但是，夏商以前，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资料，到了周代的时候，才有了不少烹饪用“膏”的记载。《礼记·内则》记述了“八珍”中“炮豚”的做法，在具体的“操作指南”里，就有“煎诸膏，膏必灭之”的话，意思是，“放在膏油中炸，以膏油浸没食物为准”。

在这里，膏也叫做脂，指的是动物的油脂，实际上，在汉以前，食用油都是动物油，并且汉代就有专门卖脂油的商人。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一个叫雍伯的人，就是靠卖脂膏发了财。

从植物里提取油，大概是从东汉开始的。随着和外界的交流，当时被称作“胡麻”的芝麻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芝麻的含油量是很高的，《四民月令》中多次提到种植、买卖胡麻，可见当时胡麻已经频繁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了。

不过，当时提炼出来的植物油，最初主要是用在了点灯照明和制作战争中的燃烧物，《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里，就记录了东吴孙权攻打魏国的合肥新城时，魏将满宠“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

“芝麻油”由于味道可口，可能是在三国时期最先被人们食用的。而到了南北朝时期，食用的植物油就比较普遍了。据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的记载，那时候已经把芝麻油、荏子油和麻子油用在日常生活的饮食烹调上，当时食用的植物油中，以芝麻油为最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有了新发现，可以提炼出“油”的植物种类在增多，到了宋代，植物油的食用就更加普遍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列举出来的植物油就多达十一种，其中可以被用来食用的，也有六种。

明代，人们对各种植物油的特点和提炼方法有了更充分的了解，甚至在《天工开物》中，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的植物，来计算出油率，而提炼方法，也有了“现代加工”的雏形。

花生油被用做日常生活中的食用油，是在清朝的时候。当时的“油业”已经成为很大的行业，能够用于提炼的植物，包括各种豆类、棉籽、花生、蓖麻，油桐、胡桃等十几个品种。

尽管“植物油”的种类繁多，“动物油”的食用并没有被取代，在人们的习惯饮食中，“荤油”的味道还是比较好的，而食用植物油，除了经济，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

10．《世说新语》里的“方便食品”

（古人也讲究食品的“方便”）

众所周知，方便面是日本人发明的。不过，我国的古人对于“方便食品”很早就有了研究，而且也曾付诸实践。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富豪石崇招待客人吃豆粥，这豆子是最不容易煮烂的，客人本来以为要等好久，结果，一会儿就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原来，仆人们事先把豆子煮熟了，研磨成了粉末，想吃的时候，直接往白粥里一放就可以了。这和现在超市里卖的绿豆沙，简直如出一辙。怎一个“方便”了得！

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种食物上的“方便故事”可以上溯到西晋，当时的人们都为了“方便”在开动脑筋。在清朝，有一种方便食品叫“耐饥丸”，做法是，把半锅糯米炒到发黄，再把半锅红枣蒸熟，去皮去核，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捣烂后，团成鸡蛋那样大的丸子晾干，就做成了。据说吃一丸可以保半天不饿。当时，浙江余姚的县令李化楠就曾经号召百姓在丰收年多制些“耐饥丸”储备起来，遇上灾年收成不好，可以拿出来救一时之急。这样看来，这种食物的保质期也是很长的。

石崇的“豆粉”是为了快捷，耐饥丸是为了应急，而在明朝，有一种方便食品叫“守山粮”，更是用来“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是，先把大萝卜去皮洗净，在锅里蒸熟，然后也是捣成泥，在模子里脱成砖坯，一块一块摞起来，自然风干，然后用来筑墙。这种食品主要是用来防兵防匪，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全城戒严，买米买面可就不容易了，真没吃的了，就可以从墙上凿下一块砖来，扔锅里熬粥喝。看起来，叫“守山粮”真是再准确不过了。

此外，宋朝还有一种方便食品叫“儿”，读起来发音和“骨朵”差不多，儿有馅儿，做起来有点儿像包水饺和馄饨：先是切出来四四方方的面皮，搁进去肉馅后，折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然后再把两头拢到一块儿，捏成一个含苞未放的花骨朵模样，接下来在油锅里炸黄，用竹签子串起来，就算完成了。不过，从这个做法上来看，倒有点儿像快餐小吃，而不是方面食品了。在《水浒传》里面，就曾经提到这种食物，而且，卖儿的店铺和卖炊饼的武大郎是街坊。

还有一种方便食品流行在南北朝时期，名字叫“”，读作“布头”。是一种面食，做的时候要发一大盆面，揉成一个大大的圆环，然后放在油锅里炸，炸好了控油，直接挂到墙上去。从原理上来说，应该也是去除水分，而延长保质期吧，不知道和新疆的馕是不是类似。有意思的是这个圆环状，真要是出远门，干脆就在脖子上套两个“”得了，饿了就转着圈儿的吃几口，油炸的，肯定干脆，“咯吱咯吱”，就和吃“小浣熊”干嚼面似的。

11．和尚皇帝倡导的“素食主义”

（中国古代的“素食”）

在今天，“素食主义”已经成为了国际通用的词汇，世界各国的“素食文化”也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健康、环保，去关注素食、了解素食、体验素食。

在我国古代，是一个拥有着良好素食主义土壤的地方，据考证，北魏的《齐民要素》中就专列了素菜一章，介绍了11种素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素食谱。而南朝的梁武帝出于对佛学的崇尚，不但他自己终身吃素，并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倡导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下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吃肉，正是这一举措，推动了中国素食文化的发展。

实际上，在梁武帝以前，古人在祭祀的前几天往往沐浴更衣、整洁身心，以表示对神灵和先祖的虔诚。而其实，这个斋戒时说到的不食荤，是指不吃辛辣的菜，而不是指不吃鱼和肉。《国语·周语》中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在每年春耕前举行“耕籍礼”之前的五日，周宣王要行斋戒，只能够饮醴，而不能喝烧酒，并没有提到不吃肉。

不过，古人在忌日和居丧期间是不吃酒肉的。《礼记·丧大记》里有：“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但是《礼记·檀弓》又说：“丧有疾食肉饮酒。”意思是居丧期间如果有疾病，则可以吃酒肉。这里的酒肉有了食疗治病的作用。

真正意义上的“不吃肉”的斋戒，始于南朝时期的梁朝。《梁书》载：“梁武帝奉佛戒，不食鱼肉，惟菜羹粝饭。刘勰请求二郊、农社亦从七庙之制，不用牺牲，但供蔬果。”这个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身体力行地前后四次出家，最短的一次只有四天，却害得大臣们花了好多银子帮他“赎身”，这也是历史上的一段趣谈。信奉佛学的梁武帝，深信万物皆有灵，所以对于同样是生命的动物和家畜不忍食用，发愿众生吃素。对于斋戒不吃肉的建议当然也欣然采纳。正是由于皇上做了素食的榜样，举国上下，素食之风也就悄然流行，斋戒禁肉的规定于是保留下来，历朝历代都遵守这个规矩。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出家人，有托钵乞食的戒规，实际上在一开始，是不择贫富，不择食，荤素皆有的。佛教刚刚传至中国来的时候，是接受帝王的供养，起初也并不是全部供养的素食。所以正是因为梁武帝，全世界只有汉传的佛教出家人是素食。在家修行的“居士”虽然也有素食的，但大部分是吃“三净肉”，也就是“不指使他杀，不亲自杀，不耳闻杀”。

不过，素食养生健身的特点，一直都被人们称道。等到了唐宋时期，素食又有了新发展，形成了寺院素食、宫廷素食、官府素食和民间素食等多种多样的素食品类，素食的精美也“更上一层楼”，逐渐形成了选料精细、制作考究、花色众多、风味独特的特点。特别是以素仿荤、素菜荤名更是让食客叹为观止。

12．古代真的敢吃人么？

（中国古代的“吃人往事”）

鲁迅在小说里写道，满纸两个字，吃人。这似乎是对封建礼教的谴责，有比喻意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又属于小说，难免有虚构的成分。那么，人吃人的事，在古代真的发生过么？可以肯定的回答，不但有，而且很多。

吃人的事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发生的。第一个就是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生存下去就成了唯一的念头，没办法只好去吃自己的同类。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很多朝代的史书里都有记载。白居易也写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尤其恐怖的是，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人肉甚至还曾经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过，价格比猪肉还便宜许多。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十五千。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残忍的行为。

明代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人肉都有过三十文一斤到八十文一斤不等的行情。在面临着将要被饿死的情况下，人性的善良和淳厚算是被彻底磨灭了。不亲身经历体验，怕是很难理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教条也完全被人们抛弃。

还有另一类情况，更是有些残忍和变态了。有个成语说，“食肉寝皮”，这是为了发泄报复的情绪，也有的人要拿吃人肉来炫耀自己的凶暴，还有的“邪教”，认为吃人肉大补，能治病等等，比如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就是野蛮和愚昧的迷信行为了。

说到好勇斗狠，早在战国时期，就曾发生这么一件事。齐国有两位勇士，彼此不服气。终于有一天，两个人“狭路相逢”了。于是，两个较着劲的人一起走到了一家酒馆，开始找机会“压过”对方。其中一个说：“喝酒不能没有下酒菜啊。”就拔出刀来，割下自己身上的一片肉给对方吃。另一位一看这个阵势，当然不甘示弱，就也拔出刀来，割自己身上的肉递过去，说“你也尝尝我的”。两个人彼此“客气”着，来来往往，一会儿就把自己割死了。

唐朝时期，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认为人肉治病，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做药物食用。不过，他的父亲当时嘴都张不开了，还没吃就死了。古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孝道，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

而大批量的吃人，几乎一直都在战争中发生。十六国时，前秦苻登在战争当中，把杀死的敌人称为“熟食”。唐末时，秦宗权派遣他的部下四处屠杀百姓，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当做军粮。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五代时的赵思绾，在领兵占据了长安之后，城中没有吃的，就把妇女儿童抓起来杀掉当军粮。赵思绾还特别喜欢吃人的肝，他先是把人绑在木头柱子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用锅炒熟，等到他吃饱了，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惨叫。

清朝顺治九年，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打新会，城中粮尽，守将就杀掉城市中的居民当粮食吃。新会县城被围了八个月的时间，被守军杀死吃掉的百姓接近一万人。野史记载，战乱结束后，有个人遇见了当时的清军守将，当即跪拜。守将十分奇怪，就问原因。那人哭着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里了，他们都没有坟墓。我不朝着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里去拜呢？”这种事情听起来真是叫人心酸。

把“吃人”算在饮食文化里面，除了骇人听闻，还有一些惨无人道。但是，中国古代的“吃人往事”，或许也能引起我们一些对人性的思索。

13．筷子的“专利权”该给谁

（筷子的发明者是谁？）

以前，人们见的外国人少，连电视里都喜欢看外国人“出洋相”，而比较“经典”的场景，就是外国人笨拙地用筷子了，看着他们怎么也摆弄不了那两个我们驾轻就熟的“细棍子”，人们就会开心地大笑。

的确，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用筷子进餐，少说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就那么非常简单的两根小细棒，挑、拨、夹、拌、扒等动作，都能轻松实现，简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独特的餐具”，而且绝对的物美价廉。那么，这筷子的发明者，究竟是何人？

可能因为历史太悠久了，除了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能给出答案。而关于筷子的发明，说法又很不一致，基本上有三个流传较广的。

第一个是说姜子牙与筷子的发明，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遇到周武王之前，他可是穷困潦倒。甚至连老婆都懒得和他过日子了，看他不肯写休书，就琢磨着弄死他改嫁。于是，老婆决定“犒劳”一下老姜，给他炖了一锅肉，顺手又放了一包毒药在里边。饥肠辘辘的姜子牙不知道有毒，就奔过去准备吃肉，可刚出锅的肉太热了，不能伸手去抓，于是，就捡起两根竹枝，想把肉夹起来，结果，竹枝一下子变黑了，姜子牙也就发现了有毒的情况。后来，为了防止万一，他吃饭就一直用两根竹枝，直到成为筷子。

另外一个传说，差不多和姜子牙同时代，是说商纣王的宠妃妲己发明了筷子。妲己为了讨纣王欢心，吃饭的时候，总是要喂纣王，可是有一次，上来的菜肴太热了，妲己于是想出一个主意，用头上的玉簪把菜夹起来，先吹一吹，再送入纣王口中，纣王大概很喜欢这样吃饭，妲己就让工匠为她特制了两根长玉簪来夹菜，于是就有了玉筷的雏形。

不过，总的说来，上面的两个传说，都不怎么靠谱，安阳侯家庄1005号殷商墓中发掘出的钢箸，也就是钢筷子，年代比殷纣末期的纣王时代还要早，所以筷子应该是比商纣时期更早的产物。

传说中的第三个故事，是和大禹有关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平时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误时间。所以，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不愿意等着饭凉下来，而是用树枝直接从沸滚的热锅中捞食。久而久之，大禹就“创造”出了筷子。

其实，任何传说总是经过虚构、渲染，甚至幻想加工而成的，大禹创筷也不例外。但上面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促成筷子诞生的因素，最主要的契机是熟食烫手。想一想上古时代，好不容易有了火，能吃到烧得香喷喷的食物，当然想找东西夹起来，先吃为快了。金属还没有，找根骨头又太粗，于是就随手折上两根竹枝或者树枝来使用了。

这样，筷子的雏形逐渐出现，后来慢慢普及，到了商代，就已经成为和“匕”共同使用的餐具了。

14．武大郎的炊饼和诸葛亮蒸馒头

（“馒头”的由来和花样）

在张纪中版的《水浒传》里，武大郎的炊饼成了白面馒头，曾经引起了一些争议。而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到底这个“炊饼”是烧饼、煎饼还是馒头，都难免落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里去。

不过，中国人吃馒头的历史，却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齐书》里记载，朝廷规定太庙祭祀时用“面起饼”，也就是“入酵面中，令松松然也”。“面起饼”，在制作中已经有了“发面”的步骤，当然也就可以看做是“最早的馒头”。

“馒头”这个名字，是到了三国时期才产生的，不过那时候叫“蛮头”。给它起名字的人，可要比武大郎有面子多了，他就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诸葛亮。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大概意思就是说，还基本上处于野蛮时代的孟获部落，动不动就喜欢拿人的脑袋祭神，诸葛亮把孟获降服以后，觉得应该制止这样的习俗。于是就告诉孟获，找点牛羊肉做馅，然后用面包起来，做成人头的样子，蒸熟了摆在那里，神仙也看不出来，意思到了就行了。孟获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这野蛮人的脑袋，也就成了后来人们的主食——馒头。

不过，估计这“人脑袋”也挺吓人的，所以在晋以后，馒头曾一度又被称之为“饼”。据《名义考》，“以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馒头太大了吃起来不方便，到了唐朝以后，个头就开始变小了，称呼也比较多，什么玉柱、灌浆，都是指的馒头。

慢慢地，人们又觉得总是把馒头做成人头形状也不好看，元代时，就出现了“煎花馒头”。在《饮膳正要》里记载，“煎花馒头：羊肉、羊脂、羊尾子、葱、陈皮各切细”，“依次入料盐酱拌馅包馒头，用胭脂染花”。一方面馒头做得越来越漂亮，另一方面，馒头也开始从有馅儿变成了实心的。不过也有例外，现在的上海小吃“生煎馒头”就仍然是带馅的。

唐宋之后的馒头因为有馅，又被称做“包子”。所以，孙二娘的“人肉馒头”也有时候叫“人肉包子”。宋仁宗过生日的时候，就曾经赐群臣包子。而文献资料记载的后面，还特意解释了一句，“即馒头也”。比较特别的是，这馒头里面不是肉馅，而是珠宝。

到了宋代，馒头的花色和种类已经很多了，带馅的，能从文献资料上看到的，就有“糖肉馒头、假肉馒头、羊肉馒头、笋肉馒头、笋丝馒头、鱼肉馒头、蟹黄馒头、蟹肉馒头、糖馅馒头、辣馅馒头”等等。

随着后来的发展，馒头的种类越来越多，人们不但在馅上下功夫，也在形状上下功夫，现在有些地区还有蒸寿桃、蒸兔爷的习俗，因为馒头不管有馅无馅，一直是祭供时不可或缺的食品之一。

15．当饺子遭遇面条

（家常食品的历史）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作为我国的传统食品，“饺子”一直被人们钟爱。不过，“饺子”的名字可是花样繁多，说起来不怎么搭边，可都是指的一种东西。比如唐代把饺子叫“汤中牢丸”，元代叫“时罗角儿”，明末叫“粉角”，清朝叫“扁食”……

而“饺子”最初的名字是“娇耳”，这种食物的发明者，也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为“医圣”的张仲景。

张仲景生于东汉末年，他自幼苦学医术，由于其突出的成就，后来被称为中医学的奠基人。而且，张仲景的医德很好，不管穷人富人，都会认真加以施治，属于“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好医生。

他在长沙当官的时候，有一年碰到当地瘟疫盛行，于是，他在衙门口垒起了一口大锅，舍药救人。后来，他告老还乡，见到很多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就决心对他们施以救治。于是，等到了冬至那天，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舍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他先是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放在锅里煮熬，然后再捞出来切碎，接着叫人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再下锅煮熟。因为药物的作用，人们吃下“娇耳”，再喝汤以后，血液通畅，冻烂的耳朵就慢慢好起来了。

而“饺子”这种食品，也由此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吃饺子的习俗，就慢慢流传下来了。

如果说“饺子”是中国的特色食品，“发明权”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不过，“面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众食品，就显然要麻烦一些，很多国家都声称是自己发明了“面条”，并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到最后，还是英国一本著名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一篇叫做《中国新石器晚期的小米面条》的论文，才结束了这样的争论，因为考古学家在青海省的一个遗址中找到了距今约4000年的“面条”实物。

而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面条”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据考证，那时候的“水溲饼”、“煮饼”基本上就是中国面条的“原型”。到了魏晋时期，有的被称为“汤饼”。《齐民要术》里就记载着“汤饼”的做法，和山西的“搓面”、“揪片”十分相似。

隋、唐、五代时期，面条的品种更多了。还出现了一种过水凉面，“冷淘”。到了宋、元时期，“挂面”也出现了。而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收录了他自己发明的“五香面”、“八珍面”，说明到了清代，面条的发展更加花样百出了。

李渔认为，人们平常吃的面条，不过是把油盐酱醋等调料下在面汤里，这样还不如直接弄点汤喝。于是，他针对面条无味的特点，自创了“五香面”、“八珍面”。

据说，这两种面条，是要分别将五种和八种动植物原料，磨成细末以后揉进面中，这样的面条，想一想都叫人流口水啊。

16．大诗人写的“冰棍诗”

（古代冷饮的发展史）

“帝城六月日停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的一首关于“夏天吃冷饮”的诗。在宋代，冷饮的种类已经很是繁多了，甚至出现了“冷饮”专卖店。可见，古人对于“防暑降温”还是很有心得的。虽然，我们现代的绿茶、橙汁、可乐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古人也早就有了制作方法成熟的各种夏季饮料，并且绝对“纯天然”，“不含防腐剂”，满足了口感和保健的双重需要。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饮料”这个词，这种夏季饮品，古人叫做“熟水”，女词人李清照有“暑湿脾虚”的毛病，于是她就给自己炮制了“白豆蔻熟水”的冷饮，在炎热的夏季里当水喝。

至于说到“冰镇”，对古人来说更是早就“搞定”了。3000年前的商代，当时的富贵人家已经在冬天凿冰，然后贮藏在地窖里，等着第二年夏天享用了。在周朝，甚至还设有专掌“冰权”的“凌人”。到了春秋末期，冰就有了更为广泛的用途，诸侯们喜欢在宴席上饮用冰镇米酒。

在《楚辞·招魂》中就有“挫横冻饮，酹清凉些”的句子，说的就是这种冰镇过的糯米酒，喝起来那是“相当的”爽口。在《三国志·魏志》里也写到，“建安十九年，魏王曹操造台以藏冰，为凌室，故号冰井”。

藏冰的习俗，直到冰箱出现以前，在民间一直都是保留着的。据记载，清代的冰窖分为三种：官冰窖，府第冰窖，商民冰窖。每年“三九、四九”的严寒冬天，到河面上去伐冰，也算是一大盛事呢。

接下来古人对于冰的“研究”，就不是停留在“贮存”上，而是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在唐朝末期，人们因为生产火药而大量开采出硝石，细心的人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可使水降温到结冰，于是，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在夏天“制冰”了。

既然冰块不再是量入为出，而是可以及时生产，自然也就有人开始开动商业脑筋了，于是唐代出现了“卖冰的人”，而且，还要在冰粒里加糖，来吸引顾客购买，想一想盛夏酷热，看到这么清凉的冷食，谁能不掏腰包呢。

等到了宋朝，商人们更是不断“研发”花样，开始往冰粒上添加水果和果汁，北宋汴京的冰店里就有“冰糖冰雪冰元子”，而当时的冰镇酸梅汤，更是风味独特。南宋临安街上卖的有“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宋刘松年的《茗阅赌市》，还把出售冷饮的场面画了下来。而元代的商人，更是发扬光大，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这基本上就是现代冰淇淋的雏形了。在以明清时代生活为背景的《红楼梦》里，酸梅汤、玫瑰露、木樨露、凉茶及玫瑰卤子汤等，更是看名字就让人垂涎欲滴了。

17．残忍的“奇品菜肴”

（饮食文化中的“残忍”另类）

在地方上盛行的“满汉全席”中，有一些名菜，有的已经失传，有的还流传在民间，甚至曾经风行于各大酒店。前几年的非典，就有人说这是“吃猴脑”遭到的报应，虽然说法迷信，但起码反应出了一些菜式在制作方法上的“残忍”，也许，这些都是人们宁愿不要美味，也该舍弃的。

第一个“残忍奇品”就是吃猴脑，具体的吃法在许多媒体上都有所披露。在一张中间开洞的特制桌子下，绑上一只猴子，让猴头刚好从洞里钻出，猴头上的毛早已经剃干净了，然后拿锤子敲破猴子的头骨，撬开天灵盖，直接食用猴子的脑浆。

第二个“残忍奇品”也曾经在广东一带流行过的，是用漆盘捧着一碟碟小点心，做成大概像花卷的式样，旁边放着一小碗蜜糖，不过，这花卷是带馅的，里面是一只刚出世未到三天的老鼠，没有长毛，也没有睁眼，如果拿起就吃的话，老鼠还会发出“唧”的一声。据吃过的人说，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然而，这恐怕是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的。

第三个“残忍奇品”，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吃的是一条生蜈蚣，而且要求每一条5寸长才合用，蜈蚣被装在一个红纸的封套里，吃的时候，用手按下封套，使蜈蚣摆直，然后按住头部，把蜈蚣头扭断，再接着扭断尾巴，用手轻轻一拉，晶莹有如虾肉的蜈蚣肉就脱壳而出，可直接食用了。

第四个“残忍奇品”是风干鸡，做的时候要求手法特别迅速。速度地拔毛、取出内脏、填调料入鸡腹、缝上、挂于通风处。因为并没有放血，这时的鸡还是活的，仍然在风中一边摇摆，一边“咕咕”直叫。这究竟是壮观，还是惨烈呢？

第五个“残忍奇品”是烤鸭掌。要用活的鸭子，放在已经涂好调料的铁板之上，开始慢慢加热。因为感到热，鸭子就会在上面走来走去，直到热得不能再走，而是在上面乱跳。最后，鸭掌烧好了，鸭子却还活着，鸭脚被切下来装盘上桌，鸭子只能再找“用武之地”。

第六个“残忍奇品”是活叫驴，为了保持驴肉的新鲜，不是杀驴割肉，而是直接从活驴身上剜取。而且还必须让客人听到驴的惨叫声，美其名曰“色香味声俱全”。

第七个“残忍奇品”也是和驴过不去的，没办法，谁叫驴肉香呢。这个菜叫“浇驴肉”，做法是把驴固定绑好，旁边是滚开的老汤，食用的人想吃哪块肉，厨师就在那里剥下驴皮，用勺子舀老汤去浇，直到浇熟了为止，割下来上桌。

类似“残忍”的做法还有一些，比如醉虾等等，不过，随着“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呼吁，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吃法太缺乏人性了。但愿，慢慢地，这些曾经出现过的奇品，只是作为书面上的文字留存，供后人了解。

18．不能忽视的那道“羹”

（古代的“汤羹”文化）

在历数古代名吃名菜的同时，美食家们往往不会忘记“汤羹”这一美味载体，甚至可以说，我国的汤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饮食和礼俗中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最初的羹，称之为太羹。羹的最原始的做法，是一种不加五味的肉汤，到了周代，才开始往羹里添加调味品。在《尚书·说命》中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在这里，“梅”所起的是醋的作用。周代的时候，几乎所有能吃的动物肉类都可以做羹，如羊羹、豕羹、犬羹、兔羹、鳖羹、鱼羹、脯羹等很多，而在平民百姓家里，肉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就用藜、蓼、芹、葵等蔬菜来代替肉，像《韩非子》中说的，“粝粢之食，藜藿之羹”。

在《礼记·王制》中说：“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可以看出，羹在周朝的时候，是饮食中的主力军，人们日常佐餐下饭，都以羹为主。只是随着菜肴品种的增多，羹才逐渐沦为一种辅助性的菜肴品种。

但是，汤羹在饮食中的地位并没有降低。饮食礼俗中，为了表示对来客的尊敬，主人往往亲自动手调鼎，并将调好五味的羹送到客人面前。就连天子帝王赏赐大臣，也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心愿。李白在被唐玄宗召见的时候，因为能说会道，受到赏识，皇上就请他留下来一起吃饭，并且亲手为他调羹。别小看这在碗里随意搅动几下，在皇权至上的时代，那可是无上的光荣。所以，应该说调羹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对客人表示敬意的礼仪文化了。

此外，汤羹的被人们“不离不弃”，除了自身的美味之外，也占了很多名人效应的光。比如，在《庄子》一书里就曾经提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糁是一种类似“肉粥”的羹。就是说，曾经“三月不知肉味”的孔子，吃的羹却是没有肉的野菜做成的。所以，后代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安于清贫，也经常拿出藜羹在做“代言”。宋代陆游就写过“破裘负日茅檐底，一碗藜羹似蜜甜”的句子，应该说，藜羹本身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汤食，更是因为孔子他老人家曾经吃过，于是，就最能表示气节和文化了。

据《晋书·张翰传》里记载：“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在这个流传很广的典故里，张翰就因为想念家乡的莼羹，连官都不想做了，这样的潇洒，自然就成了历代读书人表示自己不图名利的榜样，同时，也衬托出一碗莼羹，在文化层面上的意味无穷。

具体说到汤羹的种类和做法，那可就说来话长，很难做到言无不尽了。但汤羹本来就是古时候一种最普通的食馔，而恰恰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传承里，糅合了一定的文化滋味，才得到了人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垂青。

19．古代的第一饮料“茶”

（古代社会的“茶”文化）

在《铁齿铜牙纪晓岚》这个电视剧里，曾讲过一个“斗茶大会”的故事，那些茶师们为了夺得“状元”，都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而茶，作为“中国特色”的饮料，近几年更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很多人开始由盲目地喝茶，走向了饮茶和品茶的兴趣领域了。

了解茶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我国是最早开始采茶，和把茶当做饮料的国家。而“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萘解之”的传说更是给茶增加了很多神奇色彩。这里的“萘”，其实就是古茶字。

在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中有记载说，3000年前的古巴蜀国已经有了种植的茶树，并且把茶叶作为贡品送给当时的天子周武王，由此可以推断，中国最早种植茶树和饮用茶叶的地方是在古巴蜀国地区。

不过，在最初，古人是把茶叶当做一种蔬菜，直接食用的，慢慢的，人们发现茶叶不但能充饥，还有着解渴、提神，甚至治疗一些疾病的作用，于是就将茶叶单独煮成菜羹，到了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煮成茶水饮用。

商周时期，饮食茶叶的习惯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整个黄河流域饮茶的风气已经很盛行了。到了汉代，出现了专门的茶市，茶叶几乎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在宴会、待客、祭祀等场所都会用到茶，而那些文人雅士更是喜欢喝茶，并且写下了很多赞美茶的诗词歌赋。

唐代的陆羽，对茶的生产历史、源流、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写下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茶经》，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本书，普通茶事一跃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所以，陆羽也被认为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

在史料记载里，茶的名称有很多种，如荼、诧、苦茶、茗、皋卢、茶等。“茶”这个字，是在唐代以后才成为通用名称的。

而盛产茶叶的福建建安，在宋代首开斗茶大会，更是为人们所称道。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场面。“斗茶”，不只是在于茶叶的好坏，对水源、水质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特别讲究用水的功夫。斗茶者多选用泉水、江水等活质水源，高雅一点的甚至用植物沥水。选好茶叶、水和茶具之后，就开始正式比斗了。

斗茶的要求很严格，将茶置于茶碗中，注入沸水后，要使茶和水融合到最佳的程度。同时还要“较量”茶的颜色，颜色越纯者品级就越高。

除了沏茶和泡茶，在茶的品饮过程中也有很多讲究，只有那些能真正品出其中的“真味”，领悟茶的“意境”和“真谛”的人才算得上是懂茶的人。不只宋代，品茶可以说一直都是一种“高级娱乐”，而延伸出的茶具，也都飘溢着浓浓的文化清香了。

20．名吃与名人的姻缘

（天下名吃是这样吃出来的）

我国的饮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不少文人雅士、帝王将相留下了很多与饮食相关的奇闻趣事，经典故事，也打造出了不少经典名吃。

黄山“徽州毛豆腐”，味道鲜美。据说他的来历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系呢。传说幼年的朱元璋在一家财主家做苦工，白天放牛，晚上和长工们一起为财主推磨做豆腐，后来因为打抱不平得罪了财主，朱元璋被财主辞退，过着沿街乞讨的生活。那些被朱元璋保护过的长工们十分同情朱元璋，每天偷了饭菜和鲜豆腐藏在草垛里，让朱元璋悄悄食用。有一次，朱元璋去外地乞讨，一连几日没有回来，工友们给他藏的豆腐上长了一层白毛，饥饿难耐的朱元璋只好草草煎热了凑合着吃，不料那豆腐却清香扑鼻，口感异常。

后来，朱元璋率十万大军途经徽州，他突然想起自己落难之时吃的那道豆腐来。他令炊厨取当地溪水制作毛豆腐犒赏三军。从此，油煎毛豆腐很快在徽州流行起来。

不仅仅朱元璋喜欢豆腐，豆腐也是清朝乾隆皇帝的每日必食之品。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到江南微服私访，到达杭州，天色已晚，也没有客店可以栖身，乾隆皇帝只能央一户人家求些热汤热饭来打发肚子。

这家主人就把家里仅剩下的一个鱼头和一块豆腐装入砂锅烹饪之后招待乾隆。乾隆吃后感觉味道鲜美，开心极了。于是为这道菜赐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鱼头豆腐”。龙颜大悦的乾隆还为那家主人题写一幅字。之后，这家主人专营“鱼头豆腐”，很快名声大震，享誉南北。

东坡肉，大家都吃过。相传大才子苏东坡因为得罪权贵被贬到杭州做官，为了改善当地的水利条件，他组织民工在西湖筑堤。因为这道堤坝，当地的老百姓得了很大的实惠。为了感谢苏东坡，过年时，当地人抬猪担酒来给苏东坡拜年。苏东坡盛情难却，便收下了猪肉，叫人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按民工的花名册，挨家挨户把肉分送给他们过年。

当地老百姓看到苏东坡不忘民工，越发爱戴他们的父母官，并且把他送来的肉叫“东坡肉”。当时，杭州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菜馆，老板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见人们都夸说东坡肉好吃，就和厨师商量，照葫芦画瓢，把店里的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挂出“东坡肉”的牌子。牌子一出，那家菜馆的生意立马就火了，前来吃东坡肉的顾客踩破了店门，每天杀十头大肥猪都不够卖。当地别的菜馆看着眼红，也都跟着做了起来。一时间，东坡肉遍地开花。

这个事情很快传到朝廷中，那些奸臣们本来就对苏东坡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整死他，听说他待罪杭州之后，反而受到当地老百姓爱戴，心里很不舒服。这些人派了个御史，乔装来到杭州，想找苏东坡的岔子，回来告黑状。

据说，那个御史来到了杭州，在一家饭馆吃饭。堂倌递上菜单请他点菜。他接过来一看，头一样菜就是“东坡肉”。他吃过东坡肉，觉得味道真是不错，向堂倌一打听，知道东坡肉家家菜馆都有。于是，就把杭州所有菜馆的菜单，统统收集来，便兴冲冲地回京去了。

这个贼心御史一回到京城，马上就去见皇帝，他对皇帝说：“皇上呀，苏东坡在杭州贪赃枉法，坏事做绝，老百姓恨不得要吃他的肉！”皇帝问：“你怎么知道？可有什么证据？”

于是，御史就把那一大迭油腻腻的菜单呈了上去。皇帝本来就是个糊涂蛋，他一看菜单，不分青红皂白，立刻传下一道圣旨，将苏东坡革职，发配海南。

百姓为了纪念苏轼，把东坡肉公推为杭州第一道名菜。

宫保鸡丁相信不少人都吃过，一般人认为这是一道黔菜中的传统名菜，名列国人必点的十大名菜之一。通常由鸡丁、干辣椒、花生米等炒制而成。因其入口鲜辣，香脆，广受人们欢迎。甚至扬名英美等西方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宫保鸡丁“泛滥成灾”，等同于中国菜代名词，知名度和意大利面条平分秋色。

关于宫保鸡丁的来历，众说纷纭。

丁宝桢老家在贵州，他咸丰年间进士，曾任山东巡抚，后调任四川总督。他非常喜欢吃辣椒与猪肉、鸡肉爆炒的菜肴，传说在山东任职时，他就命家厨制作“酱爆鸡丁”等菜，很合他的胃口，但当时这道菜还没有出名。他调任四川总督后，每遇宴客，都让家厨用花生米、干辣椒和嫩鸡肉炒制鸡丁，这道菜非常受客人欢迎。后来他由于戍边御敌有功被朝廷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宫保”，其家厨烹制的炒鸡丁，也随之被称为“宫保鸡丁”。

所谓“宫保”，实际上是丁宝桢的荣誉官衔。据《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的解释，明清两代各级官员都有“虚衔”。最高级的虚衔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太保、太子少保”。前面那几个都是封给朝中重臣的虚衔，没有实际的权力，有的还是死后追赠的，通称为“宫衔”。据官方史料记载，到了咸丰以后，这几个虚衔不再用“某某师”而多用“某某保”，因此这些最高级的虚衔又有了一个别称——“宫保”。

因为丁宝桢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清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赠“太子太保”。“太子太保”是“宫保”之一，因此，他发明的菜由也此得名“宫保鸡丁”，算是人们对这位丁大人的纪念了。

这道菜到底是黔菜还是鲁菜曾经也有很大的争议，一道菜，引发诸多争议，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归属”，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不管怎么说，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大小饭店里的厨师没有不会做这道名菜的，也充分说明了这道菜的魅力。

第三章

登堂入室

——面面俱到的起居设计

1．那些保留在成语里的房子

（成语典故里的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拥有众多的名称和类型。不同的类型代表了不同的建筑和空间涵义。而这些建筑类型，实际上也体现了古人认识建筑和表述建筑的一种独特行为。现在的城市里，有很多摩天大楼和花园别墅，但传统意义上的房子已经只能去旅游区里寻找了，当然，有兴趣的，也可以在成语里追本溯源。

比如，“亭台楼阁”这个成语，现在一般用来泛指那些可以用来休息和游玩的建筑。但这个成语中的每个字都表示一种建筑物，每一种建筑都有各自的特色和用处。楼、阁都是古代的多层建筑物。但楼与阁在早期是有区分的。楼是指重屋，阁是指下部架空、底层高悬的建筑。阁一般平面接近方形，两层，有平坐，在建筑组群中可居主要位置，而楼一般都是狭小曲折的，在建筑组群中常居于次要位置，这一点，可能和一般的常识相反吧。

而“亭”则是“有顶无墙”的小型点式建筑，一般都是供人停留、观览，也用于典仪，最早出现在南北朝的中后期。至于台，一般都是高而平，可供眺望的建筑物。如一句诗中提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还有“廊前飞燕”的廊，是一种有顶的通道，包括回廊和游廊，主要作用也是为遮阳、防雨和供人小憩。廊是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殿堂檐下的廊，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对整个庭院的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语中的“登坛拜将”提到了坛，坛是一种台型建筑，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大型活动。比较著名的如，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祈谷坛、社稷坛等。坛既是祭祀建筑的主体，也是整组建筑群的总称。

还有一个成语叫“殿堂楼阁”，除了楼阁以外，又提到了殿堂两种建筑，殿堂可以说是古代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其中殿为宫室、礼制和宗教建筑所专用。殿、堂的称呼最早出现在周代。“堂”字出现的更早一点，原意是相对内室而言，指建筑物前部对外敞开的部分。这就和另外一个“登堂入室”的成语又有了关系，堂的左右有序、有夹，室的两旁有房、有厢。这样的一组建筑又统称为堂，泛指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居住场所。“殿”字出现的比较晚，本来的意思是指后部高起的物貌，用在建筑物上，表示形体高大，地位显著。

还有一个和建筑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成语，“为人师表”。实际上，在古代，坊和表，都是具有表彰、纪念、导向或标志作用的建筑物，比如牌坊、华表等。在元代以前，制作华表的原料主要是木头，上面插上十字形的木板，顶上放一只白鹤，多设置在路口、桥头和衙署的前面。明代以后，华表的制作材料大多都是石头，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现存的典型。

2．风水：家居设计的参考书

（古代建筑中的风水学）

要说起建筑，就不可能不提到风水，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建筑史，也伴随着一部“风水史”。在遥远的原始社会，虽然还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也懂得选择“近水向阳”的地方来栖息繁衍。未尝不能说是一种朦胧状态下的“风水学”潜意识。

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卜宅的记录，这也是风水开始见诸文字的表证。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风水逐步完善成了一套关乎居住选址、建房方位、房屋形式、建房顺序、建筑装饰等等完整而适用的方法和理论。所以，与其说风水是一种迷信，倒不如说是一门“环境生态学”。

风水学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宋朝时开始盛行，而明清两代，人们对于风水的“追捧”，可以说到了迷信程度，这一时期，风水理论日趋成熟化，“看风水”也从开始的帝王宫殿普及到了城乡民宅等各类场所。

在古人的认识中，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五行构成的，而风水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天地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

看风水，就是要“考察”天、地、人、生、物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从而达到趋吉避邪，营造健康生活环境的目的。在建房选址和建房装潢时，最强调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气场”。而设施环境等，都要“服务”于这个气场。门、窗是气口，室外道路是气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气”，得气就是“上贵”之选，在风水中“水少不成气，水大气逼人，风大会伤身，气缓才养人”的说法都表现出这一观点。

一个好的建筑地点，要做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而这样的家居原则，深深影响了后来住宅、甚至是城市的建设。在汉代，已经有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这样的专门讲述风水的专著，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对风水学进行了初步归纳和总结的理论。

在一篇介绍风水学的文章里，曾经这样写道：“就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风水学是建立在天文学、地理学、人体工程学、水文地质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等基础上的一门综合学科。它的基本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人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这些基本观点符合现代生态环境学的理念。”

非但如此，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还受到了易学、佛学、道学、儒学、巫学等的影响，加上那些“风水师”在进行活动时，常常有意识地去夸大和臆断，导致了“风水学”长期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是到了让人迷信的地步。正因为如此，风水学常常被看做是古代文化史上的糟粕，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批判和抛弃。

其实，客观地说，中国风水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为建筑提供“指南”的同时，所传达的是一个科学实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去适应这个规律，才能得到舒适宜人的居住场所。

3．“外来”的狮子看大门

（古代建筑上的祥瑞之兽）

所有人对石狮子都不会陌生。因为，不但在作为旅游景点的古代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前都摆放一对石狮子，就是现在的很多建筑物前也要安放上两个。那么，用石狮子把大门的这种习俗，来龙去脉又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其实并没有狮子，狮子的原产地是非洲、印度、南美等地。而狮子的来到中国，还是要归功于汉武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师狮子、符拔。”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是他们以礼物的形式，给汉章帝刘桓送来了狮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狮子出西域诸国，为百兽长。”的确，狮子自从走入中国，国人一直都对它厚爱有加，称之为“瑞兽”，地位和老虎不相上下。

而石狮子逐渐走向民间，成为守卫大门的神兽，应该是在唐宋之后。唐朝京城的居民多居住于“坊”中，坊，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小区，由官府划定区域，有围墙、也有坊门，目的可能是便于防火防盗吧。而坊门一般是个牌楼，上面写着坊名字。为了防风防震，坊柱的柱脚上都夹放着一对大石块，后来，出于美化的目的，工匠们在大石块上雕刻出狮子、麒麟等动物，同时也含有纳福招瑞的吉祥寓意，这应该就是石狮子护卫大门的最早形态了。

到了宋元时期，坊的居住形式没有了，各家各户成了独立的院子。而有钱的人家，却把门楼建造成坊门的样子，也把石狮子雕刻在门柱石上，时间一长，效法的人多了起来，也就作为习俗传了下来。

把石狮子摆在大门前的讲究有很多。而说到作用，其实也无外乎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是避邪纳吉。因为狮子是人们心目中的灵兽，还有个名字叫“辟邪”，所以，古人当然认为石狮子可以驱魔避凶，据考证，石狮子最早就是用来镇守陵墓的。

第二个作用人们期待石狮子能够预卜洪灾。在民俗传说中，狮子有预卜灾害的功能。说如遇有洪水泛滥或陆地沉没等自然灾害，石狮子的眼睛就会流出红色的眼泪或流血，给人们以灾害来临的提示，让人们采取应急避难措施。当然，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

第三个作用便是大户人家显示自己的威风了。古代的宫殿、王府、衙署、宅邸多用石狮子守门，显示了主人的权势和尊贵，而石狮子的大小，也和户主的地位有关系，天安门前的两对威风凛凛的狮子，就体现了“皇权至尊、威震八方”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

第四个作用应该是艺术装饰。因为代代相传，石狮子已经成为古代建筑物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在绘画里，很早就有了狮子滚绣球的图案，这无非是象征了娱乐升平和人间爱恋的感情色彩，也表达出了人们对太平祥和的美好愿望。

现如今，石狮子已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延续下来，而其中的迷信色彩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更多的是去欣赏石狮子栩栩如生的神态，和传统工艺的鬼斧神工了。

4．家庭成分的鉴定符号

（“门当”和“户对”的来历）

“门当”与“户对”是传统民居建筑中大门建筑的组成部分，这种用于镇宅的建筑装饰现今存留不多了。

门当，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在门前摆放石狮子，一些“体面人家”还在大宅门前有一对“石鼓”，或者这个石鼓坐落在门础之上，还有的干脆就是个印章形状的小石墩，这个东西，属于一种镇宅的建筑装饰，同样是为了起到辟邪的作用，所以，叫做“门当”。

那么，什么是“户对”呢，户对是放置在门楣上或门楣双侧的圆形短木桩，大约一尺多长，是与地面平行，和门楣垂直的。因为被安置在门户之上，并且都是双数，所以称之为户对。户对的数量是有含义的，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两个一对，有的是四个两对，比较普遍的解释是，有两个的是平民百姓里的大户人家，而有四个的人家一般是官宦之家，主人至少要为七品到五品的官员。

而关于“户对”的短圆柱形“模样”，学者们习惯解释为这是代表了人们生殖崇拜中“重男丁”的思想，其中的寓意代表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包含了人们祈求人丁兴旺、香火永续的意思。而“门当”的样子又很像一只大腹便便的牛皮鼓，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表示着人们希望女性的生育能力很强，也象征了女性的乳房，希望她们有充足的乳汁去喂养小孩。可见，“门当”、“户对”除了寄托着镇宅驱邪的愿望，也有为了繁衍下一代生殖崇拜的意思。

中国古代的建筑历代有对称和谐的美学要求，所以，如果一个宅院的大门前有“门当”，那么一定也是有“户对”的，因此，“门当”、“户对”常常被人们放在一起称呼。又因为“门当”、“户对”上往往雕刻了和主人身份相匹配的图案，并且“门当”的大小、“户对”的多少又同时反映了宅院主人家庭财势的大小，所以，门当和户对除了有在建筑上装饰的作用，还说明了宅院主人的身份、地位、家境等以及处于何等阶层的信息。

到了后来，“门当户对”这个词逐渐成为指代在社会观念中男女双方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差不多，适合婚配的成语，它们原来的意思，在今天反而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而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古人所说的“门当户对”，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恋爱常常是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但婚姻却牵扯了彼此的两个家庭。而每一个家庭的氛围、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都是在家族中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不会因为周围的环境有变化而有很大的改变。

如果两个家庭有差不多类似的生活习惯，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看法相近，经济基础也相当，夫妻两人的婚姻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才会有共同的趣味和保持彼此的欣赏。在今天看来，除了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还包含了两人的心态、素质、修养、教育等各方面因素，至少两个人沟通不成问题，能够很好的共融，在这样的条件下，家庭作为婚姻的外在形式，也就有了稳定的生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门当”和“户对”的遗迹很难看到了，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在传统社会一直遵守的法则，未必就能在现代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况且在古代，贫穷的书生当了驸马的事例也是有的。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有志气，有奋斗的决心和毅力，保持独立的个性，不依赖他人，这些才是我们所崇尚的。

5．细致到门扇上的装饰物

（古人门扇上的装饰）

如果说“门当”和“户对”是古人对门口的装饰，那么，就算是最简单的门扇，古人也是要尽美化之能事的。最著名的当然要算是故宫的宫门了，朱红的大门上，那些金光闪闪的门钉，就是古人给门做的“打扮”。

本来，门钉在一开始，是对木板门进行加固用的。但是，当整齐排列的门钉在观瞻上的效果被发现后，装饰意义就开始有点“喧宾夺主”了。

门钉的排列纵横皆成行，呈一个个圆圆的凸起，和厚重的门扇搭配起来，真的是相得益彰。但是，门钉又不是随便装饰的，在数目上，也有着等级观念的体现。这在清代以前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到了清代，作出了政府性的指令，九路门钉只有宫殿可以饰用，亲王府用七路，世子府用五路。所以，故宫宫门上的九九八十一颗钉，也是导游必须要重点讲解的一段。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九”是最大的阳数，当然只能配给“九五之尊”的帝王。

另外，除了装饰，门钉在民间也有摸门钉“祈添丁”的讲究，因为传说摸门钉能生男孩。

门需要开关，这就需要安装个拉手，而门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还可以用来敲门，起到门铃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但是，这里也是有讲究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门环，又往往配上了装饰性的底座，这个底座，被人们叫做“铺首”，也含有了驱邪避祸的意义。

“铺首”一般都是铜质，或铁质的，先把铜或铁溶化了，浇筑成一个“怪兽”的模样，兽头张着大嘴叼个铁圈，这叫做“兽面衔环”，铺首安置在大门高处，相当于人体的高度。在封建社会里，凡是重要的大门几乎都少不了要做个铺首装点门面。比如，汉代孝元庙殿门上所装的铺首，为龟蛇之形，这在古代“四象”里属于北方玄武，而另外的南方朱雀，也有被用做铺首的例子。总的来说，曾经出现的有朱雀、双凤、羊头等作为铺首，也有用虎、狮、螭等兽头状做铺首，究其原因，是取了猛兽怒目，露齿衔环的形象，为门户增加威严之气，同时也充当着门的辟邪物角色，如清代《字沽》所说：“门户铺首，以钢为兽面御环著于门上，所以辟不祥，亦守御之义。”

不用说，铺首的使用也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不是你想打出什么样式就打什么样式，一旦“越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一般百姓人家的铺首大多是用熟铁打造的，图案也大多数为圆形、六角形，以及在边缘上打造出花卉、草木、卷云形花边等，和圆圈状的门环或菱形、令箭形、树叶形的门坠相互映衬，除了美观外，还很朴实耐用。而王子王孙、达官显贵、富甲豪绅家大门上的铺首也各有不同，在尺寸上也大了许多，气派了许多。

6．“走投无路”的檐角

（古代屋檐上的“怪兽”）

在传统的古代建筑中，还有一处不能忽略的“景致”，就是那些或在檐角、或在屋脊上排列着的数目不等的小动物。这些檐角上的动物被人们称做屋脊走兽、檐角走兽、仙人走兽、垂脊吻等，不过，用古代建筑行业内部的说法，它们还叫做小跑或“走投无路”。因为跑到了檐角的最前端，实在没别的地方可去了，这也算是古人的一种调侃吧。

古代的房子，都是木梁覆盖瓦片的结构，瓦片从内向外一片片相压，但到了角上，最前面的瓦就“指望”不上谁了，如果刮风，难免会被吹下来，所以人们用瓦钉来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而瓦钉的钉帽一般都要进行一番美化，于是慢慢变成了各种动物形象。

檐角上的动物，最前面的一般是“仙人骑凤”，这是来自战国的一个传说，相传齐国的国君在一次战斗中失败，前有大河拦路，后有敌军追赶，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这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把国君托在背上，离开了险境。所以，人们把表示这个传说的形象放在建筑脊端，有“逢凶化吉”的寓意在里边。

“仙人骑凤”的后面，还有一些小动物，一般都是坐姿排列。这些小动物的数目，也要根据房屋的规模和等级不同而变化，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三、五、七、九等单数。当然，皇宫里还是有特例的，故宫的太和殿就用到了十个，那是因为只有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如果有谁不服气，也摆上十个，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了。

如果房屋足够气派，压在檐角的动物可以排到九个，不过，这些小动物的排列也是有讲究的，在顺序上不能“胡来”。正确的顺序是：鸱吻、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并且，在传说里，它们也代表着不同的作用和寓意。

我们先看看前三名：排在第一位的鸱吻，是传说里龙的九子之一，它喜欢四处眺望，因此在檐角的前面。而凤，则象征着尊贵、有圣德之人，属于“吉瑞”，就排在了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狮子和门前的狮子一样，有着差不多的寓意，同样代表了勇猛、威严。

接下来的天马、海马，象征了威德通天入海，畅达四方。第五位的狻猊，传说也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据说能食虎豹，有统率百兽的意思。第六位的狎鱼，是传说中生活在海里的神兽，和狻猊一样都可以兴云作雨、灭火防灾。

第七名獬豸，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大概和狮子差不多厉害。传说獬豸能辨别是非曲直，独角，又被叫做神羊，象征了勇猛、公正。第八个是斗牛，是传说中的一种带角的龙，能给人带来吉祥，也能兴云作雨、镇火防灾。最后一个叫行什，是一种带翅膀猴面孔的人像。传说能避火的小动物。

正是这些美观实用的小兽端坐檐角，为古建筑增添了美感，也留下了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7．天黑请点灯

（古代的照明办法）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人们的梦想，对现代人来说，停电一个小时都会带会许多不便。那么在没有电的几千年里，古人的夜晚该怎么度过呢？照明就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如果往前推，最早的“灯”，应该是火把。的确，在汉以前，正是以柴禾做灯烛，所以，点灯也就成了“举火”。到了汉代，才有了烛，但这个烛，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蜡烛，按照清代俞樾在《茶香室续钞十四》中的说法，“古人之烛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了光源，不至于再烧“劈柴”了。要是生活比较小康而兼有小资情调的，大可以来个“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仿效风雅。

赶上地方大，人多的时候，比如天子议事、重大节庆，照明的大烛就换成了“庭燎”。在唐代的《明皇杂录》上说，“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这个“庭燎”的制作，是用芦苇做心，用布缠绕，把蜂蜜灌进去，布的外面也涂上蜂蜜。这样不但质地坚硬，而且也耐用，不像火把那样烧得太快。然而燃烧起来，味道闻着定然不雅得很。

“油灯”的出现，大概是在战国的时候，从此照亮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漫漫黑夜。不过，像大多数的先进事物一样，开始的时候只能作为富人的奢侈品。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植物油，油灯用的是动物油，材料的来源是很有限的，要是再加上点香料什么的，那就更加昂贵了。在考古发掘中，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里的“长信灯”，已经制作十分精巧。宫女的雕像跪在那里拿着灯，通体鎏金，璀璨夺目。灯盘、灯座和拿灯宫女的右臂是活动的，可以拆卸下来；灯盘中心有一个钎子可以插上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的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这可以说是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灯匠的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一直到魏晋时候，贫穷百姓家里的照明设施，仍然用的是传统的老法子。有了蜡烛后，油灯又不算贵了。蜡烛轻便易于携带，油灯的气味不好，而且不好携带。真正的豪奢子弟，家里的照明都是大手笔。在《归田录》里说：“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植物油出现之后，油灯就更不是什么奢侈品了。《齐民要术》就说，“种红花收子，既任车脂，亦堪为油”，“麻子科大，收此一实”，这足够让古人生产大量的油灯了。点油灯最好用乌桕油，依次为菜籽油、亚麻子油、棉子油和胡麻子油，桐油和桕混油为最下品。

宋代的时候，有人发明了一种“省油灯”。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故易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当时的油灯的制造材料一般是铜、铁、锡，下面有个底盘托着，中间立一个柱子，盛油的器具就是盏，放在柱子的顶端，用的时间长了，热油容易干掉，在盏内放上冷水，盏不热，油不干，所以就可以省油了，能源节省一半。

8．冬天里的一把火

（古代取暖用什么）

时代的进步，最先体现的就应该是生存条件的改善，在如今的现代化都市里，不管是集中供暖，还是空调取暖，人们都能在家里“如沐春风”了。可按照全球变暖的说法，过去的冬天比现在更为寒冷，古人又是如何取暖的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然离不开火。自从火的出现，人们发现它不但能煮熟食物，更重要的是，还能驱除寒冷。而火炉和火塘，也就成为最古老而最有效的取暖方式。考古学家在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原始的房屋门口附近都有灶坑，这应该是一种把做饭和取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而古人在漫漫寒冬里，也就能望着门口的熊熊之火，告诉自己，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到了秦朝，取暖的方法开始注意到了“环保”，毕竟烟熏火燎的滋味也不好受，于是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咸阳宫殿遗址的洗浴池旁边发现的壁炉，炉膛像一个倒扣的盆子，这样，火焰的空间就变大了，木柴可以燃烧得更加充分，那时候，主要燃料还是木炭，木炭的燃烧缓慢，可以使室内温度长时间保持稳定，这也是古人开始把采暖和建筑结合的一大进步。

汉朝的宫廷贵族取暖过冬，除了讲究卫生，也很注重享受，汉代在长乐宫中就有个温室殿，是到了冬天，专门给皇帝居住的暖殿，殿内有特殊的设备，用来防寒保温。《西京杂记》记载说，温室殿的墙壁是用花椒和泥涂抹的，上面还要挂满锦绣香囊，地上铺着西域毛毯。这样一来，温暖的前提下，满室的香气，也足以醉人了。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唐朝，在取暖设备上也有了较大改进。“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这种宫中取暖的场面，被记述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在宰相杨国忠家，则是“以炭屑用蜜捏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掺杂也”。在保存完好的故宫紫禁城内，人们在一些宫殿的地面下发现挖有火道，添火的门设在殿外廊子下，是两个一人多深的坑洞，即灶口，这就是有名的暖阁结构。

康熙、同治和光绪帝结婚的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和绝大多数的宫殿，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保暖设施，殿前的灶口覆盖着木盖，一方面能保暖，另一方面能通风。暖阁的外面还有暖炕，和现在东北居民家中的炕床有着差不多的结构。

除了上面这些设施，有些室内还配置了火炉，也叫做火盆，或者叫熏笼。制作工艺十分精美的熏笼，由盆和笼两个部分组成。较大的重量能有数百斤，整体高度有一米多，有三条腿的，也有四条腿的，在外观上有的青铜鎏金，有的掐丝珐琅，看上去华丽高贵。而小一点的，随手就可以拿起来，和西瓜的大小差不多。还有放在脚下暖脚的“脚炉”，和用来暖手的“手炉”，也很精美讲究。至于火炉中作为燃料的木炭，质量上乘的叫“红罗炭”。这些木炭，看上去乌黑发亮，能够长久的燃烧，火力比较旺盛，不但不冒烟，还没有异味，对室内空气的清新没有很大影响。

看起来，以古人的聪明才智，根本不需要现代人为他们取暖的事操心。

9．从“门前五柳”看古人的绿化观

（古代的生态环保观念）

陶渊明号称“五柳先生”，因为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那么，古代是不是家家都在门前种树呢，这样算起来，古代的“植树指标”岂不是完成得很好？

其实，古人对“绿化工作”的确非常重视，植树也被作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依据之一。在宋朝时，蔡襄任福州知府，就令各州县大搞道路绿化而受到民谣称赞。

而爱护树木的法令，早在公元前2100多年，就由大禹颁布，深知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性的大禹，十分重视“封山育林”，曾制定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木材在古代有更重要的作用，西周时期，国家就设立了“林衡”、“山虞”等官职，掌管丈量种植、护理林木等事务。为了动员人们植树，甚至还提出了“不树者，无椁”的规定，意思是说不种树的人死后不准使用棺材。这一招，可够狠的。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连年征战，使得森林毁坏严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专门下令天下臣民在道旁“每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据说在“焚书坑儒”的时候，秦始皇还特别嘱咐，对于有关植树造林方面的书籍，不仅不要焚毁，还要好好收藏。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下诏：“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在这里，对种什么树，种多少都提出了要求。

隋炀帝昏庸无道，但他的奢靡也曾对绿化有促进作用。开凿大运河时，他下诏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在堤岸两边种活一棵柳树的，就奖励细绢一匹，老百姓于是都抢着去种树，大运河两边还真的因此而绿树成行了。不但如此，隋炀帝还在堤岸上种过柳树，并赏赐了柳树也姓“杨”的尊荣，这就是后世柳树也被称为“杨柳”的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颁布圣旨，让天下“驿道栽柳树以荫行旅”，而且专设了“虞部”、“司苑”等官职，分管草木园林事宜，令天下百姓广植榆、枣、桑等树。

宋太祖赵匡胤也十分重视植树造林，他根据植树多少把天下百姓分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并下诏凡垦荒种植桑树、枣树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成绩突出的官吏，晋升一级。在当时政策的有效鼓励下，宋朝的植树成果十分显著。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很快诏书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设立司农司编《农桑辑要》，颁布了“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改种榆、柳。”他还严饬各级地方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申报不实者，须按律论罪。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他当了皇帝之后，以农桑为国家的本业，令天下广泛种植桑、枣、柿、栗、胡桃，歉年可以度荒，丰年可以卖钱。他还亲自率众在京城金陵朝阳门外种植树木50多万株，意在为民表率。此外，明朝时，我国还有了最早的农桑学校和园林场。

这样看来，和古人相比，很多现代人的“绿化观”反而算是落后的了。

10．古代特困户的“廉租房”

（古代也有“廉租房”吗？）

现在我们常说的“廉租房”，指的是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属于一种社会福利。那么，在古代，流离失所的百姓，是不是就只能落得“上无片瓦遮身”的境地呢？

古代的皇帝，其实也不都是那些听说老百姓没粮食，就胡乱出点主意说可以多吃点肉的昏君。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对这些穷苦百姓，不管说他是为了统治稳定，还是真的有仁爱之心，也是积极采取了措施的。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经下过一道圣旨，要求在南京找到一块空地，建造房屋260间，用来给当地无家可归的人居住。过了一个月，他又命令把华亭县里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用来给没房子的人居住。

皇帝的命令当然不是儿戏，臣子们很快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朱元璋是穷苦出身，应该说他对底层生活还是有很大的了解和同情的。所以，在这两个“试点工程”成功后，他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了。他说：“全国百姓，只要没房子，咱国家就给他造房子住。”这下子，地方上可就苦不堪言了。毕竟，这可是笔巨大的开销啊，皇帝的“愿景”是不错，但对于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来说，可行性实在是不高。

后来可想而知，朱元璋的“廉租房计划”最终流产了。可是，早在宋朝，就有皇帝进行过免费的“廉租房”试验，从宋仁宗到宋高宗，都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还基本上搞得很成功，尤其在南宋，差不多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地市，都有房子可以让穷人免费居住。

在北宋的时候，这种专门为穷人安排住房的机构叫“福田院”，也有点我们今天“收容机构”的影子。当时北宋在开封建有四家“福田院”，假如有流民跑到了开封，满街乞讨，定会有碍观瞻。所以，就会被安排到“福田院”里，不但提供免费的住处，还可以免费吃饭，免费看病。

不过，和“收容”不一样的是，“福田院”不但管外地的流民，也管本地的穷人、孤寡老人，只要你没有房住，没有人管你，就可以进“福田院”了。可以说这个机构，是兼有了“收容救助站”、“养老院”和“安置房”等多种行政功能于一身。

不过，“福田院”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慢慢地就吃不消了，于是，在南宋进行了改革，取而代之的是三种福利机构，分别叫做安济坊、露泽园、居养院。

安济坊主要功能就是医疗保障，没钱请医吃药的百姓，进安济坊可以领到免费的医药，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这和现在的慈善医疗机构差不多。

露泽园主要功能是收埋尸体。穷人家里死了人，没钱买坟地安葬的很多，所以才有那么多“卖身葬父”的故事，露泽园这样一种慈善的福利机构，可以帮助穷人完成丧葬大事。

居养院的功能跟露泽园、安济坊完全不同，它纯粹是一个住房保障机构，就像北宋的福田院一样，孤寡的老人家你就放心去居养院安家、养老去吧。逃荒的农民，到了京城或者其他城市，嘉兴、绍兴，也可以去居养院安家落户，不用在街上流浪了。

这几位皇帝，还是都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估计都读过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所以，他们所推行的住房保障政策，最终也没有改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阶级社会本质。

11．便宜给特权阶层的“经适房”

（清朝的“经济适用房”）

如果说，“廉租房”是特困家庭的基本保障，那么，对于现在的普通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适用房”就是他们的朝思暮想。古代也有“经济适用房”，但是，却不是给弱势群体准备的，而是成了特权阶层的福利。

大清建国之初，很多旗人都一股脑儿跑到北京城里定居了。居住，当然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开始的措施很简单，把汉人赶到外城去，内城就可以腾出来盖房子了。一品官二十间，二品官十五间，三品官十二间，四品官十间……反正就是按照职务级别的高低来“福利分房”。等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古代的人没我们现在的人考虑深远，所以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旗人人口难免大幅地增多了，眼看着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可是继续驱赶汉人，给旗人盖房子也不现实呀。

而且，这些旗人养尊处优，不光使劲生孩子，也拼命花钱，很多人吃喝嫖赌样样不落，败了家的钱不够花了，就偷偷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卖了出去。乾隆皇帝当然很生气，可毕竟现实的房子问题得解决啊，于是，他就来了一次“房改新政”。

“房改”的措施很简单，首先是，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当然这只是原则，对有特殊贡献和皇亲国戚之类的肯定要例外。不分房了，但是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个规定比较有意思，就是原来分给你的房子你可以卖，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先把房子从朝廷那里买过去，因为现在还是公房，换句话说，你得把“使用权”变成“所有权”。不过，这也不是为难这些旗人。因为这些家伙不管是向清政府买新房，还是把原来分到的房子从政府手里完全买下来，要花的钱都是很少的。一所市价几百两银子的四合院，旗人只需要交给国家几十两银子，就能拥有完全产权。

乾隆四年，有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他分到了一个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四合院，估计是住着挺舒服，就想把这个分到的公房变成私人的。房子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如果按照市价，起码得五百两银子。但是，额森特只花了五十七两，就拥有了完全产权。并且，人家还搞了个分期付款，按月从工资里面扣除。这个额森特每月有十几两工资，内务府每月从他工资里面扣除一两五钱八分四厘银子，从乾隆四年十二月开始扣，扣到乾隆七年十一月，刚好把五十七两银子扣完。房子，就这么不疼不痒地到手了。

相关的学者曾经对当时的内城旗人人数做过估算，像额森特这样只出很少的一点儿钱就能把公房变成私产的，乾隆年间至少有五十万人。他们用很少的钱买下了房子，既经济，又适用，的确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受益者。

12．古代官员退休后也做“房奴”

（古代也有“房奴”吗？）

不管是大宋的“廉租房”也好，还是大清的“经适房”也罢。房子是人生存的一个必要需求，在任何朝代都是头等大事。但是，为此烦恼的可并不都是穷苦百姓，很多古代的官员，也经常为了房子的事大伤脑筋，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上服务”的，皇上可不像人民那样好说话，叫他们上得去也能叫他们下得来。

古代官员授职，也是十分注意“回避原则”的，也就是不能在家乡或者有产业的地方任职，基本上是哪里没关系就去哪里，要不怎么当官的人都称自己是“宦游人”呢。过去做官，什么事都可以不操心，一到任，就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但是别忘了，另外一句话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旦有新官来上任，这前任可就一会儿也不能耽误地搬出去，至于你是高升了，还是撤职了，都是爱去哪儿去哪儿。所以，古代当官的饭碗不错，但不是铁的而是瓷的。

秦汉时代，当官的基本上等于是给皇帝打工，但是并没有“劳动法”保障，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这君臣关系也就没了，跟着没了的还有很多。比如，俸禄没了，不管原来是多大的官，不干了你就自己找门路谋生吧。身份也没了，可千万别拿自己当离休老干部，离了官位就是普通百姓，就算再回来干，也没有连续工龄。另外就是权力没了，什么叫人走茶凉啊，那时候的官员估计理解得最深。

自隋唐开始，这样的情况有所好转，官、职分离开了，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相对来说有一些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了罪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的衣服，甚至死后办丧事、起坟墓的具体规格，都是根据官职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但是有一点，费用都得自掏腰包。

而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唐朝的官员都应该唱“皇上的政策亚克西”了。

官员在家乡的产业没法打理，做官的地方不准建房，那么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退休后，只能拿着当官时攒下的几个钱去重新购置。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车院，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估计手里的几个钱，都留着养老，实在舍不得都花在房子上吧。

苏辙从官位上退下来，住在许州，看见别人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的幸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13．难做的“房地产开发商”

（古代的“房产”是怎么开发的？）

既然古代连“房奴”都有了，古代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房屋买卖了。在一件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大致意思就是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一千三百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一百串贝壳的东西，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不过，和粮商、米商不一样，古代是没有现在这种房产开发商的，而古代房屋交易，也主要还是以“二手房买卖”为主。

在古代，一套住房的第一代业主，一般都是自主建房，也就是说，这套住房最开始一般都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都是第一代业主自己盖的。房子盖好后，因为种种原因，这套房子被卖掉，卖给下一代的业主，然后再卖给下下一代的业主。总的来说，从战国到明清，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卖来卖去的大都是二手房，也没有产权年限的说法。要不然，哪里还有什么“祖屋”啊！

不过到了隋唐，倒是有专门开发店铺的商人，盖好之后，要么是出租，要么是出卖。当时的长安西市上有个废弃了的粪池，大概有十几亩那样大的面积，闲置了七八年的时间，都没有人买。后来，有个姓窦的商人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在上面盖了二十多间店铺，租给了做生意的波斯胡人，大概每天都能收上来几千钱的房租。

而朝廷上也做过类似的“买卖”。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机构，专门搞开发，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的权限一开始只是负责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这个机构就开始转型，开始搞“创收”。他们向朝廷请示，划拨了大片的土地，然后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以后，有的出售，有的租赁，收上来的银子归国库，这相当于国家经营了。

古代的商人购置大量土地，一般是不被政府许可的。唐玄宗的时候，当时的土地政策里有这么一条，“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说的是，政府给老百姓划拨宅基地，划拨的宅基地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如果是平民家庭，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另外老百姓也可以购买宅基，但是购买的面积有限，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指标。

而且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10大板。如果按照这样的法令，想靠盖房子卖钱，起码要是个大家族，才能批到土地，要不然，你那边还打地基呢，屁股上倒是先开花了。

14．变不离宗的旅店名号

（古代的旅馆业）

古人讲究安居乐业，但是也难以避免有出门在外的情况，除了借宿在普通的百姓家里，注定了有着对客栈的需求。所以说，旅馆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战国以前，就出现了旅馆业的雏形，叫做“逆旅”、“马日传”、“驿传”等，而在其后的几千年里，随着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大，旅店也就跟着兴盛起来。

“馆”、“驿”、“舍”、“店”等名称都是旅店业的名称，但前面三个，一般都属于官办，而“店”作为中国古代民间提供住宿和饮食的场所，相对出现较晚，同时也有着邸店、客店、旅店、饭店的不同。

邸店属“兼具堆货、商店、客舍性质的市肆”，而在更早，“邸”专门用来指旅会、客店，出现在战国时期。汉代时的“邸”是供进朝觐拜的官吏居住的，是档次较高一点的食宿场所，很多都是官办的。唐代的长安，在东市上有大商人王布开设的邸店，“商旅多宾之”。

“客店”名称是从唐代开始的。白居易在诗中写过“高置寒灯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炉”的句子，而到了商业发达的明代，大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民间客店已经很多了。

“旅店”也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是民间提供食宿的场所。到了宋代，旅店业发达，并且在当时比较大的城市里，出现了行业垄断的苗头。到了清代，旅店基本上已经是旅馆业的统称了，而到今天，旅店则又恢复到了那些住宿为主的小规模旅馆上来了。

“饭店”的字号应该是在元代出现的，因为以前有的酒楼被叫做正店，有的正店也兼营住宿的业务，所以后来就把这些正店和一些也能住宿的食店，都统一叫做饭店。随着发展，饭店就成为一些大型旅馆的代名词，而今天的饭店已经成为提供食、宿、行、娱、购等综合性服务的、具有涉外性质的商业性的公共场所了。

除了这些逐渐统一的名称，旅馆还要有字号。北宋以前，名字都很简单，一般都以老板的姓氏做店名，高家店、李家店等等。唐代长安西市的“窦家店”，崇仁坊的“王家店”，就是当时比较大的邸店。

宋代的时候，旅店的名字开始有了文学色彩，比如汴梁城内的“清风楼客店”，所表达的就是苏东坡的名句“清风徐来”的意思，用以体现店内的环境幽雅，适宜休息。可以说，从这时起，文学和商业就已经实现了结合，商业出现了包装。

元明清时期，店名的包装开始有了“分众”倾向，会根据目标旅客的身份来为旅店起名，对“消费者”的引导性更强了。比如在京城里，有一些专门接待进京赴试举子为主的旅店，一般都会起名叫做“状元店”、“连升店”、“高升店”、“三元店”之类，以为住店者讨个好的口才，自然成为考生们“最理想的下榻之处”。

而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当然更喜欢的是“亿魁店”、“广源店”、“万隆店”等字号，为了生意的兴隆，商家们也会把这些名字都“抢注”了。

出门在外不容易，接待一般旅客的旅店，当然理解这样的心情，于是“悦来”、“吉顺”、“福星”等字号，有祝福客人旅途平安的寓意，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15．夜不闭户的理想和防患未然的锁头

（古代的锁是什么样的？）

一说起古代的民风淳朴，最常用的词语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这往往只是一种圣人想象里的美好罢了。因为在老百姓中间一直悄悄流行的俗语里，还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看起来，这小偷小摸虽然未必有多么可怕，但还是很叫人心有余悸的。

自从私有制出现，人们大概就开始担心“自己的东西”丢了。那么，最安全的方式，当然是锁起来。关于锁的雏形，一种说法是，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是简单地把个人贵重财物用兽皮包起来，外面用绳索牢牢绑住，最后再打上个特殊的绳结。这种紧紧捆死的绳结，只能用一个叫“错”的工具才能挑开。

“错”，又叫“肖”、“刀”、“起子”，是用兽牙或兽骨制成，形状像把镰刀状的钩子，实际上绳结就是最早的锁具，“错”就是最早的钥匙。另外一种说法是，最早的锁，是一种凶恶动物的图腾，期望以此吓跑想偷东西的人，是象征性的。只是后来，才有了机关。不过，后面这种说法很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了。

民间传说里，鲁班是第一个给锁装上机关的人，但实际上，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人就已经创造了装在木结构框架建筑上的木锁，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锁具了，并且，这样的木锁在民间一直流传，比如浙江一带，到了明朝还有“白木锁”出现。

铜锁的制作，应该是在春秋时期，在用铜来制作各种饮器、食器和祭器以外，人们开始试着用铜和铁制造锁具。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制作精美的铁锁、铜锁，还有银锁、鎏金锁等，并且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铁制三簧锁，前后沿用了1000多年，看起来，小偷们对这种锁的破解，实在是遇到了一点困难，足见设计的巧妙。明清时期，锁具在实用以外，也不断追求着装饰性，不同材质的锁具一直都是精益求精的。工艺更加精巧，在开锁难度和外形制造上也有很大的提升和创新。如明代的三色铜锁、清代的白鹤锁、密码锁、暗门锁、四开锁、倒拉锁以及各种人物、动物和文字造型的锁具，可以说，每一件都是艺术品。也有不少能工巧匠，致力于锁具的钻研，在结构设计上制造难度，那些奇特的机关，一般人即使有钥匙，也往往很难打开。

古代的锁具不仅历史悠久，种类众多，而且制造精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比如新娘出嫁时在嫁妆箱上用“十二生肖”锁；民间在做寿时用“福禄寿喜”锁；祝贺小孩生日时用长命锁、保家百锁、花钱锁等等。这些锁上不仅有文字，而且镂刻图画、故事，含意都十分深刻。

而现代锁具的发展，应该从1887年中国通商银行首次使用美国“耶鲁”牌弹子锁算起，至今也一百多年了，不过现代的锁，都已经是笨笨的铁将军，以实用为主，没那么多的审美趣味了。

16．屏风和门帘的合理化分工

（古代的屏风和门帘）

现代人的家庭里，有两样东西一般不再使用，但在古时却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屏风和门帘。屏风，顾名思义，是用来挡风的。据说屏风最早的雏形，是皇帝宝座后面的“斧钺”，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渐走到寻常的百姓家里，成为了古人室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屏风上面一般都有精美的图画，陈设在房间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不但有实用性、还有欣赏性。但是，屏风的设置，实际上还和风水学有关。

古代的四合院建筑中，大门内往往会有“影壁墙”。风水学中，最忌讳直来直去，《水龙经》云，“直来直去损人丁”，影壁墙就是针对“气”的冲煞而设置的，有了影壁墙，气流要绕着影壁而行，减缓了气流速度，气缓则不散，符合“曲则有情”的原理。

那么，屏风的运用，实际上就是把影壁的原理，挪到了室内，所以，屏风在普遍相信风水的古时，当然要大行其道。

而门帘，是遮掩房门的代门之物，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帘子作为门的附属设施，具有很多实用价值。冬天挂棉帘，厚实的门帘能够挡住风寒；夏天挂竹帘、珠帘，既能够阻挡蚊蝇，还能够通透风凉；而布帘在不用关门闭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居室里的隐私。所以门帘的作用，不是门能够代替的。清代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养兰赏兰，重点说明了芝兰之室一定要有门帘，“门上布帘，必不可少，护持香气，全赖乎此，若止靠门扇关闭，则门开尽泄，无复一线之留矣”。只是，现在一般人家却往往嫌门帘麻烦了。

古时有一种官还被称为“帘官”，那就是宋代以来乡试、会试中的考官。帘官又分内帘和外帘，《明史·选举志汇》记载：“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帘官这个称呼中的“帘”，其实就是从门帘引申过来的。在考试的贡院里，有“至公堂”，堂后有门，主考、房官、内提调、内监试、内收掌等官员，在堂内保管、批阅试卷，并且要住在里边。考试前三日，这些官员从“至公堂”后面的小门进入，负责监督的官员就要把门封锁，并以帘相隔。这帘就成为一种界线。帘内是内帘官、帘外是外帘官，是负责监考、收卷和誊卷、对读的官员。帘内帘外是不可以随意往来的，内外公事要隔着门槛交洽，这种内外帘制度，有助于防止科场舞弊。寻常物的门帘，在这里实际起到了“界限”的象征性意义。在民间，门帘还是婚嫁礼仪中要用到的物品。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新房的红门帘要由新娘的弟弟挂上门。男方还要给红包，据说这样的婚俗和王昭君有关，因为昭君出塞时，就是和皇帝要了门帘做嫁妆的。

17．失传的“低空”家具

（已经绝版的古代家具）

古代的很多家具，现在已经很少能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人们对于家具，更注意的是实用性和美观的结合，而一些古代家具，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现在基本上只能作为文物来保留了。始于商代的我国青铜文明时期，已经有了很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不凡的审美趣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是礼器，但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看做是早期家具的器物。比如“俎”，有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以看出，“俎”是一种屠宰牲畜的案子，而且还可以把宰杀完的祭品放在上面，此外，还有一种放酒器的台子叫做“禁”，也已经不再有了。

商代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就是使用天然漆的技术，并被运用到很多木制家具的装饰上。用“漆髹”装饰，不但美观大方，还能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另外，对木材也能起到保护作用。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因为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

到了汉代，人们仍然是习惯席地而坐，所以，在屋子里的活动，都是以床、榻为中心进行，这一点，可以从很多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看到。古代的床和榻并不十分相同，床要比榻高一些，也宽一些。而“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的是玉几，公侯用的是木几或竹几。“几”一般都是放在床前，在生活里随时都能用到。而“案”的作用更大，既能作为吃饭时的桌子，还可以用来放置竹简、书籍和伏案写字。

随着汉代和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互相影响，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传入了中国，这就是“胡床”。胡床后来被不断改进，成为马扎和交椅，也逐渐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跪坐方式，为后来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古人的生活和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家具，都在悄然改变。“席地而坐”是魏晋以前的标准姿态，但后来，人们发现，垂足而坐更舒服，起立坐下更方便，于是，慢慢开始接受了这样的坐姿，尤其是南北朝以后，追求散淡随意的风气，使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开始了。

后来的佛教传入并日益盛行，庙宇、石窟大规模兴建，其中的陈设、用具也都受到外来的影响，墩、椅、凳等“增高”了的家具也开始陆续出现了。

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示了很多古代生活的细节，为我们研究古人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这幅画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五代时期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等用具。如果说明代家具是古典家具的完美阶段，那么这幅画里所表现的那些简洁的家具，已经拉开了家具演变的序幕。

到了宋朝，高座家具已经是十分普遍了，高案、高桌、高几等家具也随之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姿势，生活方式也就围绕着这样的坐姿来变化。宋代的椅子已经相当完善，有了能够给人依靠的后背板，而圈椅的圆靠背，甚至能根据人体曲线来适应。“几”类家具的形式也丰富了，有了高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但所有这些家具最大的变化，就是毫无例外的“长高”了。而曾经作为家具主力，行立坐卧随处可见的那些“低空”家具，也就顺利“下岗”，成为“比较奇怪的东西”，连做什么用，都要被现代人猜来猜去了。

反而是在另一个国家，日本，还保留着这些低空家具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18．越长越漂亮的床

（古代床的演变）

在人的一生当中，最亲密的生活物品，床肯定是要“榜上有名”的，可以说，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离不开它。而床的历史，更是说来话长……

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简陋，如果说那时候有床的话，只能用铺在地上的干草或树枝来算数了。而商代则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床。甲骨文中就已有竖立的床形，而且床脚、床面俱全，可以算最早的“床”字。到了春秋时期，床在文字中出现日渐频繁，比如《诗经》中就有很多处提到床，《北山》中有“或息偃在床”、《斯于》中有“载寝之床”等这样的诗句，可以说明床在当时的使用状况。

另外，在河南信阳的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个彩绘漆木床等，不仅彩绘绚丽多彩，而且木工制作精细。床的周围有栏杆，床体刷了黑色的漆，有红色的花纹，床上还有竹子做的枕头。这可以看做是最早的床的实物。

在前面已经提到，秦汉时期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所以人们所使用的家具是低型的，普通百姓习惯坐在席或床上，讲究的人家和贵族除了床、席外，还有专门用来坐的榻。所以，床榻简直就是人们生活的根据地，一切围绕着它来进行，从会客、宴请，到下棋谈天，一律在床上，“床前设几、榻侧置几”等“组合”也应运而生。

前面说到家具时，提到了“增高”，床也和案、几一样与时俱进着，到了东晋时，床的高度已和现代的相近，形式也趋于相似。

而到了唐代，桌椅开始出现，人们也改变了凡事离不开床的活动方式，床的作用就开始逐步减少，成为功能上专供睡卧的家具了。

但睡觉是大事，床当然还是屋子里的主要家具，人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床的美化装饰。到了明清时期，床的形式不断增多，式样也更加复杂。既有追求实用的，也有追求气派的；既有简单朴素的，也有高贵华丽的，对于不同经济条件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使用者，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有一种拔步床，俗称“八步床”，是最大的卧具。通常有一个木制的平座，把床放在平座上，床前空有二三尺的距离，在床门围子的遮掩下形成一个小廊屋。在廊屋左侧还有一张小床，床下有机凳，床上有镜子。简直就是一个房中房，室中室。古人对于床的“摆谱”，也就不言而喻了。

清代的古床，在装饰手法上更加丰富多彩、做工精细，整体造型上追求繁冗富丽、气派非凡。各种雕刻、镶嵌、彩绘技法能用的几乎全用上了，并且在床的四周绘有很多吉祥图案，“富富有余”就是清代家具最喜用的装饰题材。

人们对床的重视，还可以从“安床”的习俗看到，在多种多样的家具中唯床有神。传说床神是女性神，所以叫“床母”。她是儿童的保护神，通常有小孩的家庭，在孩子16岁以前要拜床母。青年男女结婚新郎新娘入洞房要拜床神，妇女生孩子要拜床神，儿童出疹出天花时也要拜床神。有的地方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摆列饭菜在床上，恭敬床公床母。

古代的床越来越漂亮，在设计上不厌其烦，也和古人并不把床看做一件普通家具有关吧。

19．老和尚不会在庙里讲故事

（古代的“庙”里没和尚）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段子里，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就是，和尚并不住在庙里。而俗话讲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其实这也是错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寺、庙几乎是同义词，都是有和尚修行的佛教建筑物，但实际上，古代建筑对名字的区分是很严格的。寺、庙，以及祠、观、庵等，都是不一样的场所，它们的作用也是不能够混淆的。

首先说“寺”，最早的时候，寺是属于官府的名称，比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等。大理寺也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而太常寺负责掌管宗庙礼仪。西汉时建立了“三公九卿”制，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就称之为“寺”。大约是在东汉时期，天竺僧人以白马驮经东来，最初住在洛阳主管应对宾客的“鸿胪寺”。后来，因为鸿胪寺改建，取名“白马寺”。寺才慢慢成了僧人住所的通称。

而“庙”在古代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早在佛教传入之前就有了。《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可见庙的规模是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的。到了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融合，出现了“土地庙”、“山神庙”等。因为庙是祭鬼神的场所，所以被敕封、追谥的文人、武士也有了庙，比如孔子庙、关羽庙、岳飞庙等。

而“祠”同样是为了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纪念堂”。这点与庙有些相似，祠堂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家族性的祭奠祖先的场所。因为有祠堂的人一般都是有威望的人，所以后来连活人都为自己修建“生祠”，魏忠贤就是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观”最早的意思是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和寺的涵义变化类似，在汉朝，道士汪仲都因为给皇帝治病，住进了宫内的“昆明观”。从此以后，道教徒的居住场所才叫做“观”了。至于“庵”，其实原意不过是一种小草屋，古时的文人把书斋也称“庵”，如“老学庵”、“影梅庵”等。只是因为在汉代之后，建了一些庵堂，专门用于佛徒尼姑居住，“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郭德纲的相声里曾经有过一个“包袱”，说：“你见过和尚庙里有老道啊？”台下的人都跟着哄堂大笑，其实，庙里没有老道，但是也不可能有和尚，否则，少林寺就要改叫“少林庙”了。

可见，在庙的原始意义上，能够居住在里面的只有被祭祀的鬼神，或者是被祭祀的先祖的灵魂，而不可能是活着的和尚。

不管老和尚会不会在最初的祭祀性的“庙”里讲故事，随着后来寺庙文化的被广泛推广，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如天文、地理、绘画、建筑等各个学科，以及各种民间习俗当中。

各地的庙会如火如荼，在丰富了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20．曹操与枕头的故事

（古代的枕头）

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杰森教授的计算，人一生中至少有23年以上的时间是在枕头上度过的。和人类有如此“亲密关系”的枕头，是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呢？

比较广泛的传说和曹操有关。话说曹操掌灯夜读，累了以后，就准备上床休息了，可是看到床上还有几匣子兵书，就顺手推在床头，枕在上面睡了。结果，这一觉睡得十分舒服。曹操的书童发现了“秘密”，就做了几个舒适的垫子，以后曹操睡觉，就垫在脑袋下面，曹操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使用了某某产品之后，“睡眠好多了”。于是，曹操就说了一句“广告词”，枕头真不错！于是，枕头开始被效法和流行开了。

不过，这个故事的演绎性很强，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枕头和筷子一样，应该是人类进化和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产物。

而枕头的起源和历史，肯定是要早于曹操的。比如《论语》中的“曲肱面枕之”，《诗经》中的“辗转伏枕”，《孔雀东南飞》中的“结发共枕席”等，说明了古代早就有了关于枕头的记载。

我国传统的枕头，里面装的是谷壳、鸡毛、蚕沙、木棉等，而古代枕头多用木、瓷制作，中间凹进去一点，此外，古人还制作了石枕、玉枕、水晶枕，以及具有特殊效用的药枕等。

木枕是枕头中的贵重之品，古代多是用黄杨木制作，黄杨的生长期很长，由于取材的不易，一直以来都被作为高级木料，在《酉阳杂俎》卷十八就写道：“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为枕不裂”。所以，拿黄杨木做的枕头馈赠亲朋好友，一直都是上乘礼物。

南方地区还有一种藤枕，用藤箩之条编制而成，做工极为精简，是古代人夏季使用之物。所谓“藤枕消闲处，炎风一夜凉”。即使睡着了，也能保证通风，的确是妙品。

瓷枕，也就是瓷质的枕头，一般都有精美的图画，或者是精妙的诗句，如有名的宋定窑白釉孩儿枕。瓷枕主要强调了造型和颜色的艺术，带有很高的艺术性，实用价值却不高。而用石料做成的石枕，大多在夏季使用，和竹席搭配起来使用，方便乘凉。王安石就写过这样一首诗，是关于“石枕竹席”的，“端溪琢枕绿玉色，蕲水织簟黄金文。翰林所宝此两物，笑视金玉如浮云”。

在所有的枕头中大概是玉枕最为珍贵，它象征着荣华富贵。当然这也不是一般人家用得起的。而水晶枕更是属于稀世的品种，有的水晶枕中还夹有花枝等装饰物，尤其显得光彩照人。

另外，中医经常把医药和日常起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药枕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这样一来，睡觉就能起到治病的作用了，何乐而不为呢？运用保健药枕防病治病，比较早的是出现在唐代，著名的医生孙思邈就用它在治疗头颈痛方面取得较好的疗效。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更是有很多人研究运用保健药枕防病治病。慈禧太后她老人家对药枕也是情有独钟，她常年使用药枕，并且每年都要换新的，以求清心明目，养神益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一定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种类的枕头来，以便舒适地卧枕休息，并用枕来防病治病，保持健康！

第四章

古道西风

——红尘滚滚的行路文化

1．“四通八达”的梦想和努力

（古代中国的行路文化）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以说自从人类诞生后，就开始了路的历史。古代祖先为了生存和繁衍，就在中华大地上开辟了最早的道路。

在历史上，曾经有黄帝“命竖亥通道路”的传说，“道路”这个词语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出现的。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我国就有了驱使牛马运输产生驮运道的记载，并且搭建了临时性的原始的简单桥梁。后来，车辆也开始出现了，于是有了车行道，陆上交通向前迈了一大步。

古人对于路的开辟一直都是十分重视的，舜登位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辟四门，达四聪”，大禹的事业，更是和路分不开，《史记》里说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足迹踏遍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商汤的祖先“服牛乘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经商，开始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在文献资料中，记载了当时商人修路养路的事情，人们已经掌握了夯土筑路，并利用石灰稳定土壤的技术。

西周道路的规模和水平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较为系统的路政管理。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了都城镐京，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并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被称做“周道”，成为国家交通的中轴线。此外，在对道路的规划、标准、管理、养护、绿化以及沿线的服务性设施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并把道路分为市区和郊区，开创了城市道路和公路划分的先河。

春秋争霸，战争频繁，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和物资流动，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那一时期的栈道，在山势险峻的地方凿石成孔，插木为梁，成为中国古代道路建设的一大特色，并留下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现了“车同轨”，并开始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交通网络，历时十年，规模浩大。汉朝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而后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也在汉时出现。

到了唐朝，古代道路的发展也走向了极盛。李世民刚当上皇帝就颁布诏书，要求全国范围内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并明文规定要随时注意道路的养护工作，不准任意破坏，不准侵占道路用地，不准乱伐行道树。唐朝对于驿站的管理也很重视，这方便了信息的迅速传递，军情紧急的时候，驿马每昼夜可行500里以上。唐朝时还在沿路设置土堆，叫做“堠”，用于来计算里程，可以说是今天的里程碑的“鼻祖”了。

短短的几行字，也许连古人道路建设的流水账都难以写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代的道路史上，人们对于“四通八达”的渴望是一直没有消失的，并且，也一直在为此洒下汗水。而已经有了高速公路和城际火车的今天，也许是古人当年连想都不敢想的吧。

2．古代旅游业的“消费群体”

（古代的游客）

说到行路文化，就不得不提到旅游，不要以为旅游只是我们现在那些“背包驴友”的独特爱好，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同样也是促进交通的重要形式。在古代，如果把那些行走在孤岛上的人称为“旅者”，他们大体上可以分成下面几类。

最排场的当然是帝王的巡游。古代的皇帝，为了维护统治，炫耀文治武功，往往到全国各地去巡游。有人把西周时期的穆王，称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他曾宣称要走遍天下，让全国都留下他的车轮痕迹和御骑的马蹄印。不过有关周穆王的故事大都是传说，甚至有人说他最远到达过今天的伊朗。而秦始皇、汉武帝出外巡游的事情却是众所周知的。此外，还有隋炀帝去扬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前面也提到了“宦游”，古代的官吏，经常需要被派出去完成任务，他们的出使各地，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旅游吧。要是在这里面找到模范，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最有名气。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不朽功绩。郑和作为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他把中国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罗纱、锦绮带到外国，又把西方的胡椒、象牙、宝石、药材、染料、香料、硫磺以及狮、豹等物带回了中国，在扩大贸易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的友谊。

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商旅”，商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往返各地做买卖，所以，连他们常走的那些路，都被称为“商路”。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也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春秋战国时的著名商人、被称为陶朱公的范蠡和秦朝的吕不韦等都因为常年经商，走过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

比较有个性化的旅游者，应该是士人阶层的漫游，中国古代的文人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他们几乎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屈原、司马迁、郦道元、李白、徐霞客，都留下了很多行走中的美丽故事。和文人的了解风物差不多，古代的许多高僧也喜欢云游天下，而法显、玄奘、鉴真等人，甚至都走到了国外。

东渡日本的鉴真和西天取经的玄奘被世人知道的比较多，但其实法显也很了不起。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是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驱。通过长达14年的出外旅行，他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了《佛国记》一书，书中简明扼要地描绘了3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物。这部书可以说是现存的关于中国海上交通的书籍，也可以说是5世纪初亚洲的佛教史，和中印等国的交通史。

对于一般百姓来说，那么漫长的出外旅途是不常发生的，然而，平常的节会庆游却是必不可少的。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和人们的生活习俗、节会喜庆有关，如春节时的庙会、元宵节的灯会、清明节的踏青、端午节的赛船、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等。不过，由于他们游览范围的局限，这些活动充其量只能算是“郊区游”吧。

3．古代的漫漫“移民路”

（古代社会的“移民”风潮）

故土难离，是人的一种基本思维。公元2000年8月，由于建立三峡水库的形势需要，我国的三峡大移民开始，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部雄浑的史诗。

在古代，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发生过很多次百姓大规模背井离乡，走上漫长遥远的“移民路”事件。而也正是这些“跋山涉水”的迁徙，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伴随着中原地区的每一次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就开始了迁徙，他们中大部分是向相对稳定的南方迁移，也有很少一部分是向北方迁去，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在唐末和元初。唐朝末年，从安史之乱后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在唐朝北部边境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北方迁移。

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为了巩固边疆，朝廷会有组织地移民边地。秦朝就曾经向河套地区大量移民，人数最多达到了数十万，这一举措，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一直到了秦汉时期，这些地区的人口还要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末年九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战争不断发生，人民纷纷向比较安定的江南迁移，使中原的户口“十不存一”。曹操在诗里也曾描述过这样的境况。

还有北宋末年的“靖康耻”，也是导致中原人民南迁的原因，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除了逃避战乱，古代历史上人口进行迁移的这个主要原因外，古代人还有拥护正统王朝的心理，当中原王朝因为战败被迫南迁后，北方的广大人民也会抱定跟随正统的心理跑到南方去，最明显的是东晋时期和南宋时期的北民南移高峰。

还有，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构成了人们自发的迁徙，北方黄河流域在经过长时期的开垦之后，生态环境破坏得比较严重，而当时南方的生态环境较好，气候适宜，由此吸引了很多北方人民南迁到长江流域。

另外，中原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强烈诱惑力，也使北方民族经常南下，特别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大量少数民族南下西北和华北地区，迅速与当地汉族融合，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而金灭北宋，元朝定都北京以及满清入关等这些重大事件后，先后出现了一次次大的民族迁移高峰。也许在当时，那些迁徙“在路上”的百姓，曾经含着眼泪回望家园，他们不知道在自己的目的地会是什么样的生活等待自己。但是，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也使国内的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可以说，人的流动也构成了技术的交流，移民的行走，也走出来中华文化的活力吧。

4．饯行的仪式化祝福

（古人是怎么饯行的？）

江淹在自己著名的《别赋》里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自古以来，离别这件事，总是令人伤感的。哪怕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心里的一份不舍，也总是放不下来。生离死别，古人总是把离别看得和死一样难受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观念，送行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不论是送友人、还是送亲人，古人都会认真地对待，并且，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陕北民歌《走西口》，就是用来送别的，而古人在“饯行”的时候，似乎一定是要唱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说的就是这样的分手。古代离别的歌，叫做《骊歌》，源自一首四言古诗，其中有“骊驹在路，仆夫整驾”的句子。讲述的是汉代两个人分别，要走的客人先唱，然后送行的主人也唱，都是“我舍不得走啊”，还有“要不你就别走了吧”的意思，或者“这一路你要珍重啊”的祝福。当然，古人的赠别诗也应该属于唱歌的一种，因为古时候的诗和词，都是要唱着读的嘛。

第二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喝酒。李白这个人，整天东飘西荡的，所以他留下来的描写送别的诗句最多。比如，“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既然告别的事让人心情压抑，那就要喝点酒，消解一下离别的愁绪。古人送行的种种规矩，大概就是这个目的。

古人送别的地方，一般都会有很多杨柳，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送别之际，折一枝杨柳给上路的人。王之涣的诗《送别》是这样写的：“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柳”和“留”这两个字谐音，折一根柳枝送给远行之人，除了表达出的不忍分别的挽留，还有永不忘怀的感情。折柳送别这种文化习俗是非常普遍的，还因为柳树不同于其它树木，它的特点是“随地可活”，这正可以用来祝愿远别的人，到了外地，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的生活工作环境，一切顺利。这大概是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味。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送别似乎总离不开亭子。在古代城市郊区边缘的路上，两旁总会建有一些亭子，大概隔五里路就会修建一座亭子，叫短亭。隔十里路又修建一座亭子，叫长亭。柳永有“对长亭晚”王实甫和《西厢记》中“今日送张生赴京，十里长亭”。这些亭子原本是行人休息的地方，后来就主要被用做送别的场所。到了短亭，手拉着手不舍得分开，于是就又送到十里长亭，不得不分手了，就在那里唱离别歌，喝离别酒，折柳枝赠送。

不要以为这些只是文人们酸溜溜的自说自唱，在古代，即使是一般百姓，做起这些来也十分自然，流露的性情也十分真挚。

5．古代车的流水账

（古代的车辆制造业）

我国大概是较早使用“车”这个交通工具的国家。相传，大约在4600年前的黄帝时代，古人就已经发明创造了“车”。在大约4000年前的薛部落更是因为擅长造车而闻名当时。根据《左传》的记载，薛部落的奚仲担任的夏王朝“车正”这个官职。在《墨子》、《荀子》、《吕氏春秋》中也记述了奚仲造车的故事。

在夏朝，“牧正”主管马牛的牧养驯育与使用，“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可以认为，这“车正”和“牧正”，便是我国早期的主管交通的专职行政人员，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

夏朝末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同样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作战中使用了更多的牲畜和战车、运输车。到后来，商朝建立，战车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制造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所造的两轮车，已经相当精美了。

周武王推翻商朝之后，除了大封诸侯，还接受周公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阳，开凿道路，制造车辆，发展交通事业。在这样的状况下，西周的车辆制造业有了重大进步。《说文》上说，商代把三匹马拉的车，叫做骖；周代增加了一匹，叫做驷。河南浚县辛村周墓出土车12辆，马骨竟为72架，说明已有六匹马拉的车。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业有了更快的发展。

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两类，除了“小车”外，还有“大车”。用马拉的车箱比较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用牛拉的车箱比较大的叫“大车”。小车除了贵族出行乘坐，主要是战争中使用的。战国的时候，由于车战的发达，一个国家强弱往往能通过战车的多少表现出来，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中国的车辆制造业在技术和工艺上有了更高的要求。秦始皇在五次大规模的出外巡游中，依靠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

到了汉朝，车辆的制造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逐渐得到普及，车辆的种类也增多了，而且从“军用”转向了“民用”，主要用于载人装货，而不是战场了。唐宋之后，车辆的制造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不过到了宋朝，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在高级车辆的制作和改进上反而没有更多的重视，车辆制造业的技术重点也逐渐从载人转到了载货。明清时期除了陆续出现许多新型车辆和异型车辆外，还出现了带帆的车，就是在车上加上帆，利用风力帮助前进。清朝还出现了“轿车”，结合了马车与轿子的长处，外形像个轿子，却用马和骡拉着行走，估计就是官员贪图享乐的灵感迸发出来的结果。

不但造车是一门学问，驾车也是一门学问。在春秋时期，孔子在其教学体系中就设置了“御”这一科，文献资料中也记载了不少关于驾车高手的故事。

6．马：古代交通的原动力

（马对古人很重要）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马在人类生活、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在评价别人的功绩时经常形象地称之为“汗马功劳”。可见，在古代中国，马在一开始也是被当做了常用的交通工具。

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养马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马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早在5000多年前已用马驾车，殷代即开始设立马政，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政雏型。周代将马分为六类，种马用于繁衍、戎马用于军事、齐马用于仪仗、道马用于路驿、田马用于狩猎、驽马用于劳作杂役。可以说这样的分工是清晰而明确的。

秦汉时，建立的马政机构已经相当完整了，马场也有了大规模的经营。汉代的时候，更是在西北边区的马场养马30万匹。到了唐初，除了将西北马场的养马增加到70余万匹外，对马场的经营管理也做了很多改进。汉代和唐代在兴盛的时期，都从西域引进了较好的品种对军马进行改良。

养马业的兴盛，对加强军备巩固国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随着养马业的发展，历朝历代积累了丰富的养马经验，在养马科学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早在周代的时候，史书上就记载了善于养马的非子，善于赶马车的造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相马专家，他们由于判断良马的角度不同，形成了各种相马的流派，为我国古代的相马学奠定了基础。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赵国的王良，秦国的方九皋，就是有名的相马专家，其中特别出名的是秦穆公的监军少宰孙阳，人们赞扬他选马的技术高超，称呼他为伯乐。他所著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唐代也有其它相马经问世。

马在史传中多有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出使西域，在给汉帝的报告中，把大宛的马作为其有名的特产，特称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后又有使者夸赞其马。并言最善者在大宛贰师城，武帝急于得善马，曾派人“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于是居然派出了将军李广利，率领数万大军，直接进攻去“抢马”，把马抢回来，又赐名“天马”。由此可见，一匹好马是多么的难得可贵。而千金买马骨的故事，虽然是求贤，但也间接证明这马的地位。

马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与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在日常生活中既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建功立业的战具，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马的成语、俗谚，记述着马的故事。比如终日奔忙谓之“马不停蹄”，不迷方向称“老马识途”，不乱行止惟“马首是瞻”。祝事情顺利，都要说一句“马到成功”。

还有，马也是古代很重要的文艺题材之一，画家喜欢画马，展现马的威武、飘逸、洒脱、奔腾种种美姿，流传下来的八骏、六骏以及百马图都是稀世珍品。

而颂赞马的故事和诗文，也可以搜求到无数。唐代，曹霸画马，诗圣杜甫特意写了《丹青引》诗以赠，佳篇传诵至今。

7．不想加上去的车轱辘

（古时候的车怎么都是两个轮子）

既然车的发明历史很悠久，可为什么我们通常看到的车，都只有两个轮子呢？四个轮子的车不是更平稳舒适嘛？而在春秋早期的秦公墓中，也曾经挖出了铜制四轮车模型，为什么这一形式没流传下来？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没有专门讨论过。可能是有点儿不“专业”吧。因为，马车很少四轮，“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根据一些“好事者”的猜想，无外下面的几种原因：

第一个是环境因素，我国的地形比较复杂，一马平川的平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还是在各种高山、丘陵、沙漠、湖泊里“点缀”。特别是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黄土高原和长江中游，路的情况就更加多变。如果马车四个轮子，后面的车轮就要压着前面留下的很深的车辙前进，这样反而不稳了。总不能带着两个“备胎”，到了平原地带再加上去吧？

另外，我国夏季降雨量也比较足，那时候又没有柏油路，想一想泥泞的路面，当然轮子越少越方便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匹因素，古代马匹总是很贵的，历朝历代都为了得到“胡人”的马匹动脑筋，一般的官员都只能坐牛车或者骑驴。而且，很多时候，为防止民众造反，往往下令禁止民间养马，这样一来，从节约的角度，设计二轮马车，当然也比四轮马车经济实用了。

车在春秋时也经常用于战争，可以想象，二轮的车前进和后退，都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不管是乘胜追击，还是转身逃命，都是首选。而四轮车气派有了，稳当有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许一个大圈还没有兜完，敌人就已经把你团团包围了，所以，保持两轮车，也应该是古人在战争中提高作战效率的举措吧。

不过，上面的这些到底能不能成为古代中国不能推广四轮马车的理由，和学术的关系已经不大了。因为不但前面提到了四轮车，晋国的古墓中还出土过六轮车，南北朝时期，甚至还有个皇帝自己弄出来一个装有二十个轮子的车，估计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没事玩呗。只是这样“多轮组合”的车，有的是皇帝的专车，这时候可得求稳当嘛。普通百姓和一般官吏的要求不高，能有车就很知足了。

而根据史料记载，五代时已经出现了三轮车，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独轮车，明代为了运输建筑材料，曾经设计制造出性能良好、山地和平原都能适用的八轮车。到了清代出现了挂帆的独轮车和四轮铁甲车。这些设计，其实第一不差能力，第二不差钱，两轮车的一直保持，更多的还是实用性更强吧。

8．扛在肩膀上的车

（古代的轿子）

轿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有人说，轿子是一种不用车轮的车，这话不是毫无道理的。《隋书·礼仪制》载：“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没有轮的“车”，用人抬着走，这便是轿子了。

据史书记载，轿子的雏形远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尚书·益稷》中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在这“四载”当中，就包括了原始的轿子。

从先秦到两晋时期，统治阶级主要是乘车外出。虽说当时轿子还不流行，但是在皇室贵族中，有一小部分人，还是很喜欢在出门的时候坐轿子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在他的《女史箴图》中，就生动描绘了西汉成帝与班婕妤同坐一驾轿子的场面。从当时中国的整体范围来看，在南方交通不便的山区里，轿子的普及比北方平原快。但是直到唐朝，轿子除了供帝王乘坐外，一般还仅仅是妇女和老弱有病的官员这些特殊人员使用的。

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年老退休后，和香山的和尚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说明了轿子被人们使用的程度已经越来越广泛。

轿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宋朝时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普及。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繁华的北宋京城汴梁大街上的许多轿子。这些轿子形式上同汉唐时的轿子大同小异，仍然是两人抬杠，但在选材上就比较精良了，以硬木为主，上面雕刻着飞龙的花纹，造形十分美观。

到了明朝中后期，轿子的普及程度就更广了，连中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明清时期，轿子从两人抬发展为四人抬或八人抬。王公贵族这些特权阶层越来越宠爱轿子，是因为坐在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上，特别的安稳舒适，不像骑马或者坐马拉的车那样有劳顿之苦。清朝文人王渔洋在诗中就这样写道：“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这时，轿子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重要代步工具了。

古代的轿子，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不上帷子的凉轿，也叫亮轿或显轿，一种是上帷子的暖轿，又称暗轿。根据官品的不同，在轿子的形制类型、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明清时期的一般官吏，得用蓝呢或绿呢当轿帷，所以也被称为“蓝呢官轿”、“绿呢官轿”。

另外，按用途的不同，轿子的名字也有所不同，比如，皇室王公所用的，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叫做官轿；人们那种娶亲专用的装饰华丽的轿子，就被称为花轿了。

抬轿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是二至八人，民间比较轻便的轿子多是二人抬的，官员所乘的轿子，分为四人抬和八人抬两种。清朝政府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那些皇室贵戚所乘的轿子，有的甚至多达10多人到30多人抬的。此外，乘轿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处处显示着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

9．古代公车的通行证

（专门给考生准备的车）

我们现代常说的公家车，以及“公车私用”的现象，指的都是公家的车，也就是归单位或者公司所有，个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车辆。

那么，古代也有公家车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个公家车，当时叫做公车，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坐的，它最初，是为应试的举子准备的，上车不用买票，但你得拿自己的准考证之类的证件才可以去乘坐。要是你大字不识，估计腰缠万贯，也难在这里蹭车。

在古代，为什么把送考生的车，叫公车呢？其实，早在汉代，便有了以公家的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赶考的传统。“公车”这个词语，最早出现的时候，是汉代的官署名称，臣民上书和征召都是由公车来接待的。后来也用来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在《史记·东方朔传》中可以发现“公车”这个词的影子：“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在《汉书·张敞传》中也有记载：“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在召敞。敞……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

就这样，从汉代开始，封建王朝的政府开始用朝廷的“公家马车”去接送那些或者被征用、或者是去应试赶考的人，于是，慢慢地，“公车”就变成应试的举人的代称了。

到了清朝，满洲贵族统治了中原之后，一方面为了安定局面，另一方面为了笼络读书人，在顺治八年由朝廷下发了一条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意思是，去北京应试的举人，路费由政府的布政使提供，至于路费的多少，根据路程的远近来规定。广东琼州府的路费最多，因为那里差不多最远了，每位考生能拿到三十两银子，而地方最近的山东就是最少的了，考生只能得到一两银子。其它的地方，从三两到二十两不等。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了每人发给白银三两外，还发给火牌，凭这个令牌，可以去领取一匹驿马，马车上插上一面“礼部会试”的黄布旗。可见，清王朝对于广大的考生，还是比较细心和体贴的，也就是因为这“破天荒”的福利，“公车”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了。

所以，“公车”的意思，并不是和“私车”相对的词，其实指的是“举人”。如果说指代政府的、朝廷的车，还是叫做“官车”比较合适。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也就是“举人上书”，指的是清朝末年以康有为为首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期望改革朝政的事情。

由于“公车”只是为那些去京城赶考应试的举人准备的，所以普通老百姓是无缘乘坐的。不过，后来出现了俗名“跑车”的公车，可以算是类似我们今天“公共汽车”的马车了。这些装饰漂亮的两轮马车，据说风行了足有三百来年。而就算有了汽车，那些汽车不敢去的路，也离不开这样的跑车去“走一趟”呢。

10．没有卫星难不倒古人

（古人如何绘制地图）

许多人坐在电脑前没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爱好，就是打开谷歌卫星地图，在上面慢慢找自己的家。这样的游戏很神奇，让人惊叹科学的魅力。而地图在古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作用，可以说对古人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历史上，地图还有象征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意义，因此，一个国家的地图总是藏在皇宫内院，是国家的机密。而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首先得收缴它的地图。在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里，荆轲就是借着献出燕国的地图，来制造接近秦王的机会。还有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中，秦昭襄王拿出15城换取和氏璧。在蔺相如的质问下，秦昭襄王只得拿出15城的地图来看。这说明那时已经有了表示大范围的地图。不过，这些古代的地图没有留下实物，人们只能在历史资料中得知一些概况了。

而实际上，在中国，地图的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了。而如果夏禹铸“九鼎”，鼎上有九州地图的说法可信的话，那就是4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山海经》就是九鼎上地图的说明书。据《周礼》记载，在周代我国就有比较完整和详细的地图。

汉代，我国绘制的地图已有相当高的精准度，并采用了等高线的画法来表示地形的高低。立体地图的制作在我国也很早。《史记》上记载，秦始皇用水银为原材料制作百川江河大地的模型图，这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公元11世纪，宋代科学家沈括绘制的《使契丹图钞》，就是一副立体地图，他创造性地用木屑和蜡做了一套山川模型。这比欧洲的地形模型早了600多年。明代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绘制的《航海图》是我国第一部海洋地理图册。

那么，在遥远的古代，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来了解到地域的全貌，并准确地绘制出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制图六体”，也就是晋代制图学家裴秀提出的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

裴秀在晋武帝时官司空，后任宰相。他根据“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了魏国留下的旧图。

但是，他感觉到前代的地图不仅在绘制上比较粗略，而且，很多地名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改变，所以，他决定亲自动手重新绘制，在门客京相的帮助下，终于编制出了我国最早的地图集，那就是《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文图》。

在这次绘图实践中，对于如何精确绘制地图，他总结了前人的制图经验，并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主要包括，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也就是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在这样的“窍门”和“指标”下，地图的精准度得到了相当好的保证。

11．拿着导游图的马可·波罗

（古代最早的导游图）

中国古代不仅在地图的绘制上技术非常发达，自成一派，而且，我国的导游图也是“捷足先登”。早在南宋时期，我国就有了最早的导游图，也就是《地经》。

南宋时期偏安杭州，但“熏得游人醉”的暖风，照旧可以让那些统治者沉醉在歌舞生平的快乐当中，“直把杭州做汴州”。自从朝廷迁都到了杭州，当地的经济比以前繁荣很多，旅游业也逐步兴盛起来，《地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内容上看，《地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交通导游图，这幅“导游图”将南宋皇朝所属的地域各城通向杭州的道路、里程及途中可供歇息的旅馆、饭店均一一标明，对旅行和游览很有帮助。《地经》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相传马可·波罗到杭州时就购买过一本，作为其旅游线路中的参考。

而实际上，这样的旅游图，唐代就应该已有雏形了。唐代散文家韩愈，曾在一首诗中记述了他看过的一种旅游地图。诗中写道：“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信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诗中的“图经”便是一种旅游地图。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旅游地图更是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旅行活动中。如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在其游记中记述他使用《四境图》、《入关图》、《三宣图》、《六慰图》等，帮助进行旅游考察活动。

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绘法精详的各种城市交通导游图大量出现，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如明代人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便载有《明期京城全图》；清人吴长元辑《宸垣识略》一书中，则收有《清期京城全图》。这两幅导游图，绘制准确，比例恰当，将京城的主要街道、官署衙门、各处风景点及城门、护城河表现得清清楚楚，巨细不漏。

此时，除京城外，在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导游图。清人焦循、江藩纂辑的《扬州图经》，实际上是一部相当详细的城市导游图册，当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旅游地图册。另外，一些特殊风景点的导游图也已出现，如清代的《长城地图》等。

宋代的李度在旅游时，也总是带着图经和其它的导游书籍。他出游时，经常带有《黄山领要录》、《泰山道里记》等书。古人在旅游的同时，喜欢即兴赋诗，归后写出游记，这也是很好的导游参考资料。

可见，导游这个职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很盛行了。当时不仅有服务周到的店铺和商铺，还有专门从事导游的人，他们对所在游览区的历史地理、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民间习尚等都了如指掌，介绍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引人入胜。

但是，古代的导游也并不都是像我们现在导游那样能说会道，尽善尽美，甚至有的根本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只会领着人去观赏，却不能一一讲解，甚至游客一问，便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了，这往往令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12．古代小官员如何“打的”

（古代的出租车）

古代的官员不管是乘轿还是骑马坐车，都是有朝廷配给的，但是不要忘了，这官员也有大有小，职位也有高有低，位高权重的官员能享受朝廷的“公家车”待遇，但是一般的官员，可能就会因为等级上的差距，不能获得“照顾”了。

要是家里有钱，自己买匹马，或者弄个小轿，也算置办上“私家车”了，可是，家底不那么厚实的，就只能为了解决上下班的迟到早退问题和来来去去的面子问题，租赁一辆车来接送自己，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车辆出租行业”了。

那么，古代有“出租车”吗，古人也能很方便地“打的”吗？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就好像在古装戏里说出去找车逃跑，马上就会有一个马车及时出现，车夫又不是主角的朋友，不是预先“出租”的，哪能来得这么痛快？

宋朝的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了很多当时官员的生活琐事，其中就有官员“打的”这样颇为有趣的事情。古时候“打的”也是有讲究的，分为单程和往返两种，计价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在“打的”前需要先讲清楚。

当时，京城有位军巡判官叫孙良孺的，还因为家境贫寒得到过太后的特别赈济，而他自己自然是没有钱去置办“私家车”的，一次需要去法场公干，孙良孺只好去租马“打的”。在谈价钱时，对方问他：“去哪？”孙说，“去法场。”对方问：“去了还回来吗？”一时被人们传为笑谈。

搞出租的当然也存在职业道德的问题。宋代的第一位状元，时任开封府判官的许将，应该是个有“私家车”的大官。有一次，他因涉及案件而遭到调查，被政府“双规”了将近一个月，在讲清楚了问题之后，里面的人告诉他当天可以回家，他让人通知家人准备车马在外面等候。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还需要核实，他被放出来时已经是二更天了，家里人以为他一时还出不来，就早早回府了。

许将体弱多病，他只好请一名巡卒替他叫了一辆“出租”，也就是租了辆马车。那时候夜禁甚严，过了三更天不许走动，马夫为了赶时间拼命赶马，一路颠簸，途中竟把许将从马上颠了下来，使他伤得不轻。好不容易赶到许府，这时候大门紧闭，马夫为了喊门就问他姓名，一问才知道他是著名的判官大老爷，马夫怕被追究，吓得逃之夭夭，扔下许将一人。可怜的许将又伤又病，哪里有力气喊门，只好在寒风中苦等到天明。

这算是比较惨的事情了，但也可以说是证明古代存在“出租交通工具”的例子。实际上，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当人们有什么需求了，这需求又往往会带来商业的机会，就会带来“生意”，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商机”存在了几百年，还没有人去“填补空白”的道理。

13．明代的官车“反腐制度”

（古代也有“公车私用”的弊政）

“公家车”并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汉朝的时候，“二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绶印封官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专门配给车辆。据《汉书》中记载，朱买臣被任命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在基层政府，衙署也备有“公家车”，也就是官车，刘邦当亭长时交了个朋友叫夏侯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也就相当于现在那些给领导同志开小车的“司机”。

古代官车的使用也有很多消极之处。在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中，没有特别规定官车在公私使用上的区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就完全由主管官员个人摆布了，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这往往容易助长腐败和奢靡的风气。

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的官车数量也逐渐庞大，成了政府财政上的严重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比如清朝建立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就不得不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这样算下来，光这一乘轿子，一年的开销就需要数千两银子。

怎样限制官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在，都是政府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需要政策的制定者们费一番思量。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比如，明代就很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可以使用公家的驿站。而在朱元璋时代，有个开国功臣叫陆仲亨的，就因为私用了一次驿站的马，收到了皇帝亲自给他开出的“降职发配”的处罚单。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古代也是为官的诀窍。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严格执行，就基本上等于是一纸空文。跟陆仲亨相比，生在明末的徐霞客可就运气不错，因为开国皇帝的法令虽然还在，但皇上却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末年，驿站已经对很多官员甚至他们的亲属敞开了方便大门，免吃免住免费交通，也就成了“小事一桩”。

崇祯十年，徐霞客“转悠”到了广西。按照他的身份，公家的驿站根本就轮不到他进去，但是，已经是“名人”的徐霞客，手里有地方官亲自批的“条子”，也就是驿站的马牌。就凭这个，他就能够找到人为自己和仆人抬轿赶路。经常折腾一次，就得七八个人伺候着，到点了，还得有人管吃管喝。估计朱元璋拼命省下来的车费开支，早就以这样“顺水人情”的形式，被送出去几百回了吧。

张居正立志改革，也是很早就发现“驿站”制度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它是制度、经济等方方面面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所以张居正痛加裁革，要严格堵塞“公车私用”的弊政。但结果，遭到官员的强烈反感和反抗，最后失败而终。

后来，崇祯皇帝痛下决心，砍掉驿站的三分之一。但是，对腐败的治理并不是这样简单易行，一蹴而就的，皇上动了臣子们的奶酪，也砸了驿卒们的饭碗，最终他也没保住自己的江山。

14．古车上的导航仪和计价器

（最早的导航仪“仙人指路”）

从三国时开始，历代史书几乎都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顾名思义，“记里鼓车”就是可以知道车走了多远的装置，而“指南车”则是帮助人们判断方向的，从使用的性能上来讲，就相当于出租车里面的计价器和导航仪的“古装版”了。直到几百年后，在《宋史》中才比较详细记载了它们的内部齿轮结构。“记里鼓车”是在西汉初年发明的，它的外形为一辆车子，车上设有两个木人和一鼓一钟，两个木人一个打鼓，一个敲钟。车上装有一组减速齿轮，与车辆的轮轴相连。车行一里时，控制击鼓木人的中平轮正好转动一周，木人便击鼓一次；车行10里时，控制敲钟木人的上平轮正好转动一周，木人便敲钟一次。坐在车上的人只要聆听这钟鼓声，就可知道车已行了多少路程。这种机械装置的科学原理与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基本相同。

“记里鼓车”本身具有一套减速齿轮系使运动变慢，最后一根轴在车行一里或十里的时候才转一周。而“指南车”的齿轮系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是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技巧又超过了“记里鼓车”。总之，这两种车，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它体现了两千年前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高度水平，可以说是古代科技的宝贵遗产。

“指南车”，据传说早在西周时就已发明了，但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在三国时期。它的外形为木人的样子，立放在一辆车上，木人的一只手臂平伸向前，只要开始行车的时候，木人的手臂指南，此后无论车子怎样改变方向，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因为名称相近，人们很容易将“指南车”和“指南针”相混淆，其实二者虽然都有“指南”的作用，但科学原理却是完全不同的。

“指南针”这个仪器利用了磁铁或磁石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而“指南车”的原理是车上装有一套差动齿轮装置，当车辆左、右转弯时，车上可以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装置就带动木人向车辆转弯相反的方向转动，使木人的手臂始终保持指南。

“指南车”上这种利用差动齿轮装置来指示方向的机械，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如现代军事上的坦克、装甲车是钢铁外壳，行驶时震动很大，磁性罗盘在车内难以正常工作，就要借助这种机械指向工具。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曾经对指南车给予了很高评价。

我国的著名科技史学家王振铎依据多年研究成果和文献记载，复原制作了“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模型，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两个小小的木人，在古代为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服务”，到了今天，成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又一对化身。

15．日行千里的“甲马”梦

（“甲马”能日行千里吗？）

过去说评书，讲到古人从某地到某地，经常是一句“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就到了，这固然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潜意识里，也许有着古人对速度的一种期待吧。否则，现在“提速”怎么会是一个热门词呢。古人和今人，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从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到梁山好汉“神行太保”戴宗，都有着一份对行走速度的“追求”和寄托。按照《水浒》里的说法，戴宗能够日行八百，有些人由此开玩笑地计算，就算是按照古代的度量衡，戴宗的时速也已经接近“70码”的一半，要是这本领能够传下来，将来的奥运长跑冠军，还能有别的国家什么事儿呢。

不过，别忘了，书上是不是虚构先放一边，戴宗的腿上是要绑上“甲马”的，而且，绑四个才能一天走八百里，要是只绑两个，就只能走五百里了。不知道带着这个玩意，会不会违反赛制。

不过，我们不妨还是多了解一下“甲马”。

“甲马”当然不是“马甲”，除了作为甲士和战马的统称，有时候，“甲马”是指画有神像、用于祭神的纸。

清代的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的“通用字”条目里写到，很多东西名字叫“马”，实际跟马没关系，例如猜拳用的小木棍叫“拳马”，天平上的衡器叫“砝马”，木匠的工作台叫“作马”，插秧的小船叫“秧马”，吃面时配的小菜叫“面马”，在纸上画神佛之像，祭祀之后再烧掉，这种纸叫“甲马”。

“甲马”本来被称为“纸马”，是在唐朝时出现的，一开始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这样看来，戴宗是把印有彩色神像的纸绑在了自己腿上。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来说：这甲马的作用就属于无稽之谈了，估计是戴宗为了显示自己，故弄玄虚吧。

“甲马”的作用，在民间也不是“提速”的。清代考据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纸马”条目说：“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的部分地方，人们祭祖、进香、航海、送葬，都要烧一些“甲马”。而“甲马”和“神行术”扯上关系，估计是从一些符咒书籍里得来的启示。

民国时曾有一本《六甲天书》，载有“缩地法”，让施法人在两腿上各拴一个甲马，口念缩地咒：“一步百步，其地自缩。逢山山平，逢水水涸。吾奉三山九侯先生令摄！”每天能够行走千里。而清朝的《底襟集》里载有“足底生云法”，取两个甲马，每个上面各写“白云上升”四字，分别绑在双腿上，口念乘云咒：“望请六丁六甲神，白云鹤羽飞游神。足底生云快似风，如吾飞行碧空中。吾奉九天玄女令摄！”可以每天飞跑八百里。

这样的“法术”，估计也只能在梦里练成了吧！不过，古人日行千里的梦，却被今人实现了，而且连“坐地日行八万里”都是小菜一碟了，看来，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点也不错。

16．一起唐朝的交通事故

（古代也有交通法）

有一条谜语，谜面是“古代交通事故”，打一成语，而答案是“人仰马翻”。确实，在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社会，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也只能是这样的结果了。而其实，在中国古代，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几率一直都是很低的。

不过，凡事都不能绝对化，意外总是难免，1973年，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一份卷宗，是关于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一起交通肇事罪，于是，人们才得以了解到一千多年前的一次车祸。事情发生在唐时西域的高昌城，一个叫康施芬的人赶着牛车往城外拉土坯，因为疏忽，拉车的牛受惊，在奔跑中轧伤了两个玩耍的小孩，并且构成了生命危险。小孩的家长于是把“康师傅”告到了官府。好在这个“康师傅”一没有肇事逃逸，二没有推卸责任，官府最后的判决是，“康师傅”保释出去为孩子治病，如果孩子有了什么闪失，再按照相关法规处理。

卷宗里提到了“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这也就是说，早在唐代，对交通肇事的审判和处罚就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支持了。并且，处理案件时，能够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具备了合理化的逻辑推理。

事情还真的就是这样，唐代是我国古代陆路和水路发展的极盛时期，交通立法也十分发达。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制定了行人“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也就是进城门时必须靠左边行走，出城门则必须靠右行走。可以说，唐代开创了中国古代交通立法的先河。

而驾车伤人，唐朝法律更是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当年有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议》，这是一部最具权威的法典，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意思就是，在人群里驾驶马车，造成伤人事故的，比斗殴伤人减少一个等级的量刑。这里有点“过失伤人”的意思，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却没有涉及“紧急避险”的事项。

唐代的“交通法”有个特别的名字，叫《仪制令》，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到了宋代依旧十分盛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朝廷下诏，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在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人人都要遵守。碑文上面写有“尊老敬长必让道，来往应先后有序，讲究礼让”等内容，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明礼节。

等到了南宋时期，这一交通规则已经从各州扩大到各县，而且悬挂的木牌也换成了石头刻成的碑文。现今，陕西灵崖寺大殿左厦房还存有《仪制令》石刻实物，在竖刻“仪制令”三个大字下方，并列四行竖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很符合“礼让三先”的现代交通精神。

17．古代舟船的发展史

（古代的造船业）

陆上交通靠车马，水上交通靠舟船。我国古代的造船业，同样有着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曾经雄踞在世界前列。

古代很早就有“伏羲始乘桴”的传说，这说明最早的船只——筏和独木舟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问世。可以想象，古人发现木头和树叶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于是得到灵感，抱着木头也许就不会沉下去了，试验成功后，又想着怎么才能把两只手空出来，所以，当人们把砍下来的树干，用石斧和火，将一面削平、挖空，第一只独木舟就这样产生了。进行水上捕捞和迁徙航行也就开始有了“船”。

船的发展当然是一个不断摸索改进的过程，比如最早出现的木板船叫舢板，原名“三板”。顾名思义，可以推测它最初是用三块木板构成的，就是一块底板和两块舷板组合而成。

木板船航行时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它的抗风能力较差。于是借助大自然风力进行远距离航行的木帆船又出现了，经由水路外出的古人，也在自然环境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出现了专门的造船工场——船宫。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来往经常通过船只，并有了战船的记载。

而秦汉时期，古代的造船业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据记载，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舰队攻打楚国。统一中国后，他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巡行，乘船在内河游弋，到海上航行。

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出现在唐宋时期。古代造船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进入了成熟时期。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的有效利用等等，到了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

唐朝时，在内河航行的船只中，长20余丈，能载客六七百的已经很多了。甚至，有的船上居然还能够整个花园种花种菜，仅水手就有数百人之多，这样的船有多大，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宋朝为出使朝鲜建造的“神舟”，它的载重量竟达1500吨以上。

明朝时期，造船业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高峰。明代建造了很多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在当时的造船技术上，可以说是奇迹。

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广、规模大、配套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可以说达到了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之上，明朝才有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郑和船队的宝船，最大的长达44丈，宽18丈。尽管明朝用的尺没有我们今天的尺长，但是就算按一丈合二米半计算的话，这样的船的长度也超过了100米。

1864年，江苏无锡人徐寿、徐建寅父子和华蘅芳经过努力，制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艘轮船，为古代造船业做了一个漂亮的结尾。

18．中华自古多名桥

（古代的名桥）

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不仅有大江大河的豪迈，也有小桥流水的恬静；不仅有北方园林开阔湖面的慷慨气派，也有南方山水自然形成的秀丽丰姿。有水的地方，自然就会有桥。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无数的桥梁沟通了交通，便利了生活，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诉说着动人的故事和昨日的辉煌。

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村居的四周，有宽深各约五六米的围堑，要来往村落必然要越过这些围堑，这说明当时已有了即使是很简陋的木桥。由此可知，说到中国桥梁的历史，同样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诗歌里有很多关于“梁”的记载。这些梁，可能是架木而成，或是堤梁一类有少数架空的部位。文献中出现的比较早的大桥，是殷代首都殷附近跨漳水的“巨桥”。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攻克朝歌，命南公括“发巨桥之粟”以救济贫民。这些都是桥梁建设的文字记录。

在这之前，大约在公元前1134年，周文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这是说当时有用船连接在一起临时搭建的浮桥。

据《华阳国志》所记，秦代李冰任蜀守时，在四川益州造了七座桥，其中一座名“笮桥”，据唐代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志》中解释道，西南地区凡称“笮”的地名便表示有藤索桥或竹索桥。铁索桥传说起自西汉初期，据陕西褒城樊江桥明嘉靖八年在桥头所树碑上的记载，是西汉大将樊哙在褒城马道驿的寒溪上建起了这座铁索桥。

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汉末年，我国就已经有了砖石拱桥，魏王都邺有石窦桥，晋代洛阳有石拱桥。

古代的桥梁技术历来为中外称道，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也留下了很多“名桥”。比如位于河北的赵州桥，又名安济桥，是一座单孔弧形敞肩拱石桥，其长60多米，历尽风雨沧桑1400年。据说拱肩加拱这一“敞肩拱”法的运用，是世界桥梁之首创及赵州桥最独特之处。桥上雕刻栩栩如生，注视着车水马龙的过客。隋朝石匠李春以无比的聪明才智，用无言的石料，不仅完成了这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又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诗画般的意境。

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上的安澜桥，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古代索桥。该桥以竹为缆，木桩为墩，早在宋代文献上就有了记载。到了清朝，一对夫妻为了方便通行，重新修建了此桥，所以，这座桥又被称为“夫妻桥”。如今，安澜桥桥头堡巍峨雄壮，沿堡侧上楼，可以俯瞰索桥和都江堰的无限风光。

在乾隆年间建造的扬州五亭桥，是一座造型别致的拱形石桥。五座方亭各抱地势，中间的方亭最高，其余四亭相对称，就像是五朵亭亭玉立的莲花，所以也被称为“莲花桥”。桥的造型典雅秀丽，桥墩朴素厚实，集中了南北方建筑的艺术特色。五亭桥的15个桥洞，在月圆之夜，每洞各衔一月，15个圆月倒悬水中，争相辉映，泛舟穿插洞间，具有别样的情趣。

19．为什么路费叫“盘缠”

（“盘缠”这个说法的来历）

无论古人和今人，出门在外，都知道要有备无患，所以路费不但要好好做准备，而且越多越好。俗话中说的“穷家富路”，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说到路费的时候，往往会叫做“盘缠”，但从字面上来看，这两个字似乎和金钱、道路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路费为什么会被叫做“盘缠”呢？

“盘缠”这个词，大约产生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后来随着宋朝的南渡而流入南方。“盘缠”刚开始指的是日常费用，生活开支。王溥《五代会要》中有记载，“共十一文足，充备仓夫斗袋人夫及诸色吃食、纸笔、铺衫，盘缠支费”。

到后来，“盘缠”就专指路费了。经考证，至少元代就已经常在口语中使用了。《古今杂剧》载有元代张国宝编的《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其中有句台词是这样的：“我往京去无有盘缠，怎生是好？”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盘缠”一词出现更多。

但是，路费或旅费为什么又“盘”又“缠”呢？其实，这和古代铜钱的制式有关。中国古代的铜钱制式是圆形方孔，即圆形古钱中间有方孔的金属硬币，常用绳索将一千个钱币穿成串，再吊起来，穿钱的绳索叫做“贯”，所以，一千钱又叫一吊钱或一贯钱。昆曲《十五贯》就是讲述的“十五串铜钱引发的血案”。

古时人们都是直接用金、银、铜钱交易的，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北宋后才出现的。于是，人们在出远门办事探亲之时，只能带上笨重的成串铜钱。但是，带着沉甸甸的钱财出门毕竟心里不踏实，不敢随便乱放，怕闹不好还没到目的地就被贼盯上了。

所以，和现在人往鞋垫下放钞票一样，古人把铜钱盘起来缠绕腰间，既方便携带又安全，这把出门的费用又“盘”又“缠”的过程，也就指代了旅费本身，叫“盘缠”了。

尽管后来纸币出现，到我们现在，都是“一卡在手走遍神州”了，但是，“盘缠”的词义却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在实际生活中将路费或者旅费说成“盘缠”，也算是约定俗成的。不过，恐怕是没有人会将钱缠在腰间了。

这样说起来，现在人们把钱叫“猫腻”，很多年以后，会不会有后人也要仔细考证一番，才弄清楚里边的来龙去脉呢？可见，词语的生命力，是需要在不断的传承中才能保持的。

20．鸣锣开道的讲究

（古代“鸣锣”有讲究）

古代的官员出行，很讲究仪仗威武和官谱官派，认为这是必要的官仪，不然就显得自己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了。特别是到了清朝，在出行方面，更是做得等级分明，面面俱到。

鸣锣开道的场面，人们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很多影视剧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锣声一响，闲杂人等回避，官老爷才能走得威风八面，顺畅无阻。而且，这也正是要告诉老百姓，咱是官啊！

不过，这个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乱敲一通的，要根据官职的大小区别，按照规矩来，因为，不同的锣声，其表达的具体含义也有所不同。

比如，州县官出行鸣锣，是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打十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锣声和字数是相等的，要是心里跟着念，说不定还能敲出韵来呢。

除了锣声，在清朝的礼制中，各省文武官员从督抚到知县，在外出时还都有仪仗，仪仗和锣声一样，也依照官品分出等级。

所谓的“八座之仪”，指的是督抚的仪仗，也就是以小红亭为前导，次为红伞，有避雨的意思，然后是绿扇，有障日的意思，再然后就是四个敲锣的，后面还有人举着肃静、回避的木牌一样两个，此外还有官衔牌，再然后是戴红黑帽的皂役各四人，一路上呼喝不绝，再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前导，俗称叫顶马，还有四个提香炉的人，这才出现官员所乘的绿围红幛大轿，四个人抬着，还有四人左右扶着……不过还没完，轿子后面是两个巡捕，还有两个叫做跟马的骑马人。

这样的排场，与其说是出行办事，到不如说是上山打狼了。除了坐轿，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也得是高大的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都插在舱面，也照样要鸣锣。

在清代的官场上，如果没有这样“嗦”的排场和气派，就会被认为不成体统。据说郑板桥在潍坊当知县时，有一次夜间出去没有鸣锣开道，也没用“回避”、“肃静”之类的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别人就觉得他很“不相宜”。

“鸣锣开道”是官员的谱儿，但是百姓却有一个“拦轿喊冤”的招儿，深有冤情的老百姓，往往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喊着冤枉，手举状纸跪在官员车驾、轿子所经过的路上，希望有清官能够给自己做主。

不过，这仪仗是国家礼制，喊冤的代价就是，官员大多数都会先不问冤情虚实，一律按“冲突仪仗罪”责打数十大板再说，所以，“拦轿喊冤”也是个风险挺大的事儿。

第五章

肌香鬓影

——长盛不衰的爱美之心

1．不需要比拼乳沟的年代

（古代美女的标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曲解一下，任何时代的人，对美女都是向往和追求的。不过，和今天动不动就来比较三围，有了乳沟就骄傲非常的审美来比，古代美女的标准就显得“细节化”很多。

对于古代的美女来说，肌肤才是美的第一要素，“肤若凝脂”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女的主要标准之一。而且，好的肌肤并不是一味求白，而是“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属于白里透红的和谐美、健康美。

另外，一双漂亮的手，也是对美女的要求，《诗经》中写美女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就是在极力赞美手的洁白、光滑，还有纤细无比，宛若无骨。

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古代美女在头发上的标准。《诗经》里有赞美妇女头发乌黑、浓密的诗句。女人秀发如果是“乌云高绾”，那就意味着美丽动人了。

古代美女的标准脸型是“面如满月”和“鹅蛋脸”，总之是要丰满洁白、富态而有神采。而脸部的酒窝叫做笑靥或双靥。一个“笑靥如花”的美女，足以迷倒一大片了。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古代美女眼睛的标准既侧重于神韵又有着恰如其分的比喻，双眼流波的美女，必定能够“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另外，鼻子在对古代美女的打分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女鼻子的标准是玲珑剔透，富有立体感。古代有“鼻若琼瑶”的说法。琼瑶是美玉的一种，晶莹、光滑而且温暖，这就是要求鼻子的玲珑剔透美，而“鼻若悬胆”则侧重鼻子的立体美。

对美女来说，嘴唇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唇色要红润、有光泽、其形要小巧。所以人们常以“樱桃”来比喻口唇，即因其形，更由其色。唐朝的白居易曾写诗称赞美姬樊素：“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说她的口唇小巧红润，就像熟透的樱桃一般娇艳欲滴。后来的苏轼，也赶过来凑趣，写下了“一颗樱桃樊素口”的句子，来对美人的口唇加以描绘。

尽管过去讲究“笑不露齿”，但晶莹洁白、整齐均匀的牙齿，同样是考察美女的一项指标。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绘邻家女“齿如含贝”。曹植也在《洛神赋》中说：“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这个“鲜”字，说的是皓齿的光泽。朱唇轻启，嫣然一笑，雪白整齐的牙齿的确能增加不少美女的妩媚。

不止是头部脸部，脖子同样能决定一个女子的美丑，《诗经》中写美女“领如蝤蛴”。蝤蛴是天牛与桑牛的幼虫，乳白色，长而丰满，这意思就是女人的脖子要洁白、丰满。韩在《席上有赠》一诗中，以“鬓垂香颈云遮藕”之句来描写女子颈部的馨香、嫩白，颇为经典。宋代词人曾布也曾有“窗间粉颈断瑶琼”的诗句。

从上面的这些“考察条件”来看，虽然我们未必找得到古人对于美女的具体标准和细则，但现在，“美女”两个字已经成为人们打招呼的大众化的口头禅，如果认真和古人认为的美女比较起来，恐怕能够及格的也没有多少吧。

2．为什么唐朝以胖为美

（崇尚丰腴的唐朝美女）

前面说美女标准，并不需要比拼乳沟。也许还可以有一种解释，就是古代女子的着装比较“严谨”，身材再好也显不出来。不过，历史上的唐朝，确实众所周知的，靠身材选美女，不过，和现在的减肥运动相反，唐朝是以胖为美。

说到唐朝的以胖为美，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都是杨贵妃。因为她的丰腴，使得她在唐皇宫三千粉黛中脱颖而出，深得当时的李隆基宠幸。而另一位姓梅的妃子，虽然也天生丽质，但终因其体态轻盈而被冷落一旁。人们据此可知皇帝老儿也是以胖为美的。这便更加地助长了这一风气。

纵观唐朝的一些雕塑和绘画，人们的衣着宽大，画中的仕女肥腴，唐三彩人物、动物和器物的造型无一不胖，连菩萨也是胖的。看起来，那个时代，人们真的可以胖得很骄傲，胖寄寓了人们对于富贵和圆满的向往。胖意味着美好。胖是标准。打肿脸充胖子的也大有人在。

显然，唐人与大多数时期人们欣赏窈窕淑女的审美观不同。这种“另类”审美眼光正是那个如日中天时代的必然特点。

首先，唐代繁荣昌盛、丰衣足食，正如杜甫诗句所写“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还有就是唐代兼容并包的开放风气，使得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唐代人充满自信，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奔放。

还有一点，皇帝的血统也决定了唐人对健硕的体魄更易亲近。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也就是说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因此，唐朝的几代国君大都宠爱丰肥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崇尚的“丰肥浓丽、热烈放恣”，绝不单纯是女性体态上的肥瘦，穿着上的袒露。可以说，这种审美取向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理念，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唐人喜爱牡丹，而牡丹的花型正是高贵丰满。唐人塑造的骏马形象都是骠满臀圆。而唐代影响最大的颜体书法更是肥硕、庄严而浑厚。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大一些，就会发现，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马路是最宽阔的，宫殿是最高峻宏伟的，当时的中国是世界向往的中心。看起来，这胖同时也意味着热烈奔放、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3．闻说江南高一尺

（古代女子的发型）

“闻说江南高一尺，六宫争学牡丹头。”这两句诗是清代诗人尤侗写的，说的是古代女子追逐“时尚头型”的事。不要以为那时候没有“美发店”，女子的头型就弄不出花样来。因为过去的女子并不剪发，长长的头发提供了千变万化的基本条件，真要认真比较起来说，那时候的各种发式，能愁死现在的“美发专家”了。

过去男子也不剪发，但男子的头型却也相对简单一些，只是根据年龄段来规定，一种是古代幼童把垂发分成两个发结，在头顶扎成髻，形状如角，所以后来也用“总角”来代指人的幼童阶段。“总角之交”也就是“发小”的意思了。到了二十岁，男子束发而冠，表示成年。头型也就不再变化了。

而女子成年时，举行成人礼要挽髻，古代女子的发型，其实也就是发髻富丽多姿的发展史了。据记载，秦始皇信奉仙道之术，崇尚仙女发型，于是他就下令宫中后妃、美女浓装艳饰，使发型变化多而新奇，为了取悦皇帝，大家相互模仿与创新，发型的变化与装饰也就不断地推陈出新。

这样的“审美取向”，也就一直延续和影响着后面的历朝历代，特别是汉唐两朝，发型的装饰变化更精致更艳丽，有一本书叫做《髻鬟品》，记录了这一时期比较经典的发式，光是名字就有一百多种。

不过，元、明两代，在评判一个女子美不美的时候，发型的参考价值并不太高，这一时期的发式才开始走向简约和单纯。标新立异的高髻和浓涂重抹的装饰逐步减少，到了满清时期，男人梳起了长辫，女人发型则以后垂髻为主了。

漂亮的发式能增加仪容的俊美，这也难怪古代妇女在发式造型的变化上积极“落实”。那些极为富丽而多姿的各种设计，一直在历代相承，从简至繁，又从繁复简，就算是几种最基本的编发和发式，也都叫人叹为观止。

比如结鬟式，这类发型，都是结鬟而成，有的耸立头顶，有的倾向两侧，有的平展，有的垂挂，有的妇女自身头发有限，往往还要加上“假发”和首饰，这样才显得巍峨华丽。这种发式在秦汉两代及秦以前各代颇为盛行，就是前面提到的仙女发型，很多名流仕女也经常有采用。

汉代末期出现了一种叫“拧旋式”的发式，据说是甄后发明的，这种发式的编法是将头发分成几股，像拧麻花似的把头发盘曲扭转缠在头上，灵活生动又饶有风韵，为很多未出室的名贵女流所喜好。

在唐代的绘画、雕塑与墓壁画中皆可见到的一种发式叫“盘叠式”，其形高耸而不走落，号为螺髻。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中，有很多盘叠的螺髻。

《髻鬟品》中记有魏武帝宫中的宫妃梳“反绾式”的记载，隋唐时期这种发式也很流行，一般多为宫妃、名贵女流所喜好，未出阁的少女常在反绾的髻下留一发尾，使之垂在肩后，称为“燕尾”，亦称“分髫髻”。

古代妇女的发型中，最为普遍，采用最广的是“结椎式”，可以说从商周一直到明清一直沿用。偶尔的变化也只是发型的高、平、低，以及结椎在前、中、左右、后的不同而已。

不过，古代女子的发式，现代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现在只能是在文字里看一下，因为忙碌的现代人要想做出这样的发式，估计最缺乏的，就是耐心和时间了。当然，偶尔也有一到美容店做起头发，就能做上一天的“爱美”女士。

4．发饰：配合发型的重要“零件”

（古代女子的头饰）

可以想象，古代女子的发型要想保持住精心设计的“千姿百态”，最重要的的一点就是如何“加固”的问题，而且，聪明的古代女子，也当然能想得到在发型上添加一些点缀的饰物，这样才能相映成趣。所以，发饰也就成了古代女子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

在古代，女子的发饰主要有下面的几种——

笄，这就是最常见的用来贯发或者固定发髻的东西，古代女子到了成年的时候就用笄将头发绾起，因此“及笄”也就成了女子的成年礼和代名词。“笄，女之礼，犹冠男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簪是由笄逐步发展而成的，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一般用石，竹，玉，骨，金，银等多种材料制成，也有的用金属，骨头，玉石等制成。因为古代女子洗头的条件差些，估计大部分人会头皮发痒，所以，人们会用簪子来挠一挠，这样，簪子在俗称里，也叫做搔头。比如，《西京杂记》就有记载：“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簪。”钗，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一种首饰。用来绾住头发，也可用它把帽子别在头发上。钗与簪是有区别的，发簪是一股，而发钗一般是两股。

和钗簪比起来，华胜这种首饰的装饰性就有些胜过实用性了，这是一种花形首饰，通常制成花草的形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

步摇，一般是和簪钗附在一起的一种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来形容杨贵妃，我们似乎能够想象，古代美女头上那随着一举一动轻轻摇摆的步摇，会有怎样的韵味和韵律。

古代女子头上，一般还会出现一种比梳子密的梳头工具，被称作篦。这个东西直到现代，还能在农村找到，可以用来剔除发垢，也能固定在头上，随用随取。古代有鸾篦的叫法，应该是做成了“鸾”的形象。中国自古便注重礼仪，人们对自己的仪容装饰十分重视，梳篦在古时是人手必备之物。尤其是妇女，几乎梳不离身，时间一久，便形成插梳的风气。

此外还有钿花，是一种用金、银、玉、贝等做成的花朵状装饰品。也是别在或插在头上的。一般情况下，当时的经济越发达，妇女们所佩戴的头饰越多，制作的也越为精巧、复杂。妇女们佩戴头饰也是有身份地位的讲究的，不同地位的人在不同场合所佩戴的头饰不一。《后汉书·舆服志》中提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时所佩戴的首饰，“簪以玳瑁为，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头上插了一尺长的发簪，再加上零零碎碎的各种发式，其实，也挺考验脖子的，真担心会头重脚轻，不过，为了好看，古代的女子肯定会觉得值。

5．拼不过脸蛋就拼脚丫

（女人裹脚的历史）

有个成语叫“品头论足”，本意是议论人的容貌体态，头和足，历来就是人们眼里“女性美”的重要标准。脸蛋的漂亮大多靠了遗传，谁也做不到“长得随心所欲”。不过，这脚的差别却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争取一下的，所以，虽然说缠足是摧残妇女的现象，但是，自从广泛的普及开来，还真是有了点“愿打愿挨”的味道。

据记载，满清入关后，一开始也是极力反对汉族女子的缠足风俗的，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这时候，缠足的风气已是欲罢不能、难以停止了。

女人裹脚的风俗，大约产生在五代末年或北宋初年，而到了明清开始盛行。宋朝时，只有高贵女人才裹脚，普通妇女是不裹的。而且当时对裹脚的要求只是纤直，还不至于到后来的伤筋动骨那么“夸张”。

最初的裹脚，是和舞蹈有关系的，据说南唐后主李煜喜欢观看女人在“金制的莲花”上跳舞，但莲花太小，舞女便将脚用白绸子裹起来，这样，脚就能够弯曲着立在上面了，大概和芭蕾舞的垫脚尖差不多吧。这样跳舞，因为重心需要不断调整，就显得更加婀娜多姿，结果，跳完舞也不解开缠脚的白绸，那走路也就跟着婀娜起来，宫里传到大臣家里，再接着传到民间，你学我，我学你，也就成了一种习俗，估计那时候，只求扭得好看，还没人考虑病态不病态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女为悦己者容，至于别的副作用，也就顾不上在乎了。

什么事都容易少数服从多数，慢慢地，当缠足的人越来越多，不缠足的就显得“异类”了，所以，长大了连出嫁都会成问题，就算缠了，假如缠得不好看，也可能就影响了女人的一辈子。

到了后来，缠足就变成了一件很残酷的事，从女孩子几岁开始，就要忍受着折磨，用长长的缠脚布一层层地围绕上去，直到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妥帖地缠到靠在脚底为止。其实，这就是用人工造出的畸形美、病态美！

不过，男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女人的痛苦，而是对小脚颇有赞美之词，什么“金莲”、“三寸金莲”、“香钩”等等，甚至还制定出了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尖、弯、香、软、正，又总结出了小脚的“七美”，“形、质、资、神、肥、软、秀”，看起来，这“小脚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也真是惨无人道。

不过，“三寸金莲”并不是古时女子的“专利”，大老爷们缠小脚的，在零零散散的各种史料当中也不乏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清代声色志》中说，有个叫胡幺四的演员，扮演旦角，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自小时候学艺起，就把自己的脚缠成小脚，也算一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吧。

当然，怀有比较龌龊目的的例子也有。明朝成化年间，有一个名叫桑冲的男子，贪恋女色，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就把自己的脚也缠成小脚，还专门学习了女红，然后混在美女堆里。可惜的是，最后还是露馅了，落了个凌迟处死。

6．不嫌脂粉污颜色

（古代女子的化妆品）

爱美之心，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涂脂抹粉，更是女人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爱好。古代的女子当然没有今天的女性这么好的运气，有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供挑选，从保湿到祛痘，一应俱全。不过，这点困难是打消不了她们“为悦己者容”的念头的。

从出土的战国时期楚俑上，可以看出当时就已经有敷粉、画眉及胭脂的使用了，而在更早的夏、商时期，民间就已开始使用化妆品了。并且，大部分都是纯天然的“绿色原材料”，比如天然植物、动物油脂、香料等，在经过煮沸、发酵、过滤等步骤而制成。

古代女子的化妆品大体可归结为一首打油诗：“粉香傅玉面，红脂唇腻甜。黛笔添眉样，婉婉月中仙。”也就是说，主要包括了妆粉、黛粉和胭脂，白、黑、红三种颜色，成就着古代女子的“美之梦”。

妆粉主要是用“米粉”做成。除此之外，还有铅粉。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肤保持光洁。而正因为有铅粉，才有了“洗尽铅华”的说法。古人以白为美，往脸上搽粉，古代叫做傅粉，一直是最普遍的化妆方式。而随着发展，粉的颜色也由原来的白色增加为多种颜色，并掺入了各种名贵香料，使其具有更迷人的魅力。

黛粉是用来画眉毛的。“黛”是一种藏青色的矿物，磨成粉末后加水调和使用。画眉是最常见的化妆方法，流传下来的传说也有很多，比如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就开创了一种叫做“远山眉”的流行妆容。而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光是见诸经传的眉形就有十种，古人爱美之心的浓厚可见一斑。

胭脂其实就是古代的口红，早在商朝就有了。它的原料是一种叫“红蓝”的花朵，与妆粉调和后也可当腮红使用。据记载，纣王喜将凝固的花汁给宠妻爱妾染指甲和化妆面容，因这种化妆品最早源于燕国，所以后人就把它叫做“燕脂”。胭脂涂在嘴唇上，可以增加口唇的鲜艳，给人健康、年轻、充满活力的印象，再加上古人喜欢“樱桃小口”，这点朱唇的“法宝”当然也就成了女子的必备之物了。

除了这基本的“三大件”，古人化妆还有很多其他技法，比如“花钿”，也称面花，是一种用金箔剪裁而成，贴在眉间或者脸颊的小装饰。《木兰辞》里就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句子，花钿的形状有梅花，以及各种小鸟小鱼等，十分生动有趣。

另外一种化妆品，现在已经淘汰掉了，叫做额黄，就是在额间涂上黄色。这种化妆方式起源于南北朝，在唐朝盛行。李商隐曾经写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就是描述当时女子喜欢额黄的情景。

古时女子爱化妆，连盛放化妆品的物件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妆奁”。所以有“晨起对镜奁，晓妆点绛唇”的诗句。而不管是早在战国时期，女子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还是到了如今的各种纹眉、去皱，这古今皆然的，其实就是那对美追求之心吧。

7．从评花榜到世界小姐

（古代也有“选美”活动）

最近几年，“美女经济”这个词很流行，似乎成为商业运作的必胜法宝一样。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招数，古代早就盛行过了。

“评花榜”，就是在北宋直至明清，由一批没落文人发起的妓女“选美”活动，应该算是最早的“美女经济”了。而且，这群文人可不只是说说闹闹的起一次哄，他们还就真的通过这个“榜”，造就出一批名妓，然后，“名士品名花，名花倚名士”，大家互相捧着，各得其所。同时，这种“选美”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楼、酒馆等行业的繁荣，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实现了“美女搭台，生意唱戏”的目的。

早在开放的唐朝时期，就有了文人骚客和名妓歌女的往来，诗酒唱和。那些诗人们常常写几句诗赠给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而北宋的“评花榜”其实也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把戏。据说，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就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看起来，文人们科举失利，就不想当考生，而找机会要过考官的瘾了。这也算是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揶揄与嘲讽吧。

跟现在的“选美”大赛差不多，“评花榜”也要订立评选章程，对妓女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才艺表现都有要求，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也算丰富了当时百姓的文化生活。而评委最后要题写诗词或评语，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倍增。

到了明代中叶后，“评花榜”就更为盛行了。冯梦龙在《情史·情痴类》中就记载了由当时文人才子评品出的“金陵青楼十二钗”。还有闲着没事干的人专门写了《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据“品、韵、才、色”把名妓分为四种风格，这也成为后来“评花榜”的四条标准。到了清朝末年，因为已经有了近代报纸行业，“评花榜”等于多了传媒的支持，和现在的“选美”在形式上就更为接近了。《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通过《游戏报》进行“评花榜”活动。从1897年夏天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评选最受关注。评选采用投票方式，分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并在报上公布中选者的姓名、照片、住所，当然，更少不了文人们附和的赞词。

而一次评选活动做下来，报纸销量骤增，照相馆门庭若市，连带服装裁剪业也兴隆一时。

8．洗脸盆和镜子的血缘关系

（古代的镜子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用的玻璃镜子，是从明清年代才有的，那么在这以前，古人用什么照镜子呢？一般人都会说，当然是铜镜。那么，镜子和脸盆又怎么扯得上关系呢？

这就要继续往前推，追溯到铜镜发明以前。没有铜镜的时候，人们当然也想看到自己的模样。怎么办？那就只好到水边去看自己的倒影了。不过，在脸盆里放上水，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时候，盛水的大盆叫做“鉴”，所以，“以人为鉴”、“以史为鉴”都是从这里引申过来的。而后来的镜子，也被叫做“鉴”，就是因为它代替了脸盆的附属作用。

就这样，镜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必不可少的用具，流行了几千年。中国最早的镜子是在殷商时代产生的，是用铜铸造而成的铜镜。在殷商、西周以前，青铜镜都是王室勋戚、高级贵族的专用器具，平民百姓是无缘享用的，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贵族才获得使用的权限，秦汉以后就成为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用具了。

这种用青铜制造出来的镜子，一面磨光发亮，一面铸刻花纹。随着制作工艺的日渐精熟，镜子上的花纹和镜子的形状也越来越花样百出，精美绝伦。早在唐代，制镜艺术就打破了以往圆形镜的模式，创造了八棱、菱花、海棠花等式样，显得更加新颖别致，富丽堂皇。

古代铸镜的方法被人们叫做“范铸法”，就是先用泥塑造出模型，在镜子背面雕塑各种花纹图案或者文字，等到阴干以后，再烧制成母模。这样，再用母模翻制泥范，同样要阴干烧制。接下来就可以熔化合金，浇注到范模里成器。最后一步，就是从模子里取出打磨成青铜镜的成品了。在文物鉴赏中，这也是鉴定古镜真伪的重要依据。

因为镜子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古铜镜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成为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极高的考古和收藏价值。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甚至已形成了一种古铜镜文化并掀起古铜镜收藏热。

古镜除用来照映面容以外，在古代还有很多其他的寓意和用途。比如，古代男女用来做传情的信物，表达朝思暮恋的情感，而“破镜重圆”的故事，更是寄予了很多美好的人间祝福。在陪嫁，送礼，甚至向皇帝进献贡品时，镜子都是经常被选用的。这是因为，古人认为铜镜能发光，具有辟邪消灾，降妖镇魔的功能。在民间，常常能看到以镜悬门，就是为了起到“以辟不祥”的作用。

而古代寺庙建筑正脊和壁上都要嵌镜，过去的武士铠甲上，胸前也有护心镜，都是为了“驱除鬼魅”而设。在考古中也发现，古人多用铜镜悬于墓室棺椁上方四周，这种“以镜悬棺”的用意，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驱邪辟妖，保护死者不受侵扰。

9．红袖是怎样添香的

（“红袖添香”有讲究）

“红袖添香”在古代的诗文里屡见不鲜，而“红袖添香夜读书”更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艳福”。不过，仔细琢磨起来，这个“添”字很有讲究。现在的香，一般都是细细的一根，如果是那样，拿出打火机点上，往香炉里一插不就完了？还需要添什么呢？

所以，古时候的“红袖添香”，应该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的。如此令人神往的意象，起码得是一套优美的“组合动作”才说得过去。

确实，如果在一些古代绘画里观察，虽然屋子里有香炉，却看不到画出一根细细的“线香”插在那里。而实际上，“线香”的出现也比较晚，古代“焚香”所用的香，是一种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香丸、香球或者香饼，也有的香，干脆就是散末状的。

明代有一副画作叫《千秋绝艳》，表现的是《西厢记》里“莺莺烧夜香”的情节。画面上，崔莺莺立在一座高高的香几前，香几上放着焚香必备的工具——插有香匙和香箸的香瓶，以及一只小香炉。不过，哪里也找不到一根细细长长的“线香”。而是在她的右手捧着一个香盒，左手是刚刚从香盒里拿出的一颗小小的香丸，可以想象，把香丸放进香炉中，静静地等待馥郁的香气弥漫，这是古代女子“红袖添香”的“标准化”场景。

当然，“焚香”也并不是把香丸、香饼直接放在火里焚烧，如果是那样的话，崔莺莺拿的就不应该是香盒，而应该是香桶了。和现在的“蚊香片”差不多，焚香要让香丸、香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香。因为古人追求焚香的境界，是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所以，香炉中的炭火也要十分讲究，不能是烈焰熊熊，而是慢火慢热，久久不灭。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添香的“红袖”才不会把香放进去之后，就只剩下“傻坐着”了，因为完成一套复杂的程序性动作，很是要花些时间的。

首先，要把一块炭烧透，然后才能放进香炉里，再用特制的细香灰把炭埋起来。当然，还不能忘了在香灰上插出些小眼，不然，没了氧气，炭也就不能充分燃烧了。然后，还要找些瓷、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薄而硬的东西放在香灰上，用来“隔火”，接下来，才是把小小的香丸、香饼，放在这隔火板上，借着微火烤焙，让香气因为受热而缓缓地发挥出来。所以说，虽然是焚香，但实际上“烤香”更加准确一些。

最后，香味出来了，也并不意味着就能“一劳永逸”了。最主要的还要继续观察“火势”。因为“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可是，如果炭叫香灰埋住了，怎么判断呢？很简单，用手放到灰上面去感觉，根据烫不烫来看炭火过旺还是过弱。在唐人诗词中就有描写女性“试香”的情景，“手试火气紧慢”。

手捧书卷读书的书生，吟咏之余，回头看看身边的美人，正伸出玉手去香炉里试探，其情其景，确实是美不胜收。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残酷性，“红袖添香”对很多的读书人来说都不能美梦成真……

10．古人被子里的香球

（别具特色的“香球”）

真正的香料并不产于中国，而远在西域诸国。而且，不单单是读书时有人“添香”，香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使用。从熏燃到佩戴，香一直体现着古人精致的生活情趣。不过，应该说香还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奢侈品的。据史料记载，东晋巨富石崇家的厕所都要用熏香，《世主新语》中说，平素崇尚节俭朴素的尚书郎刘寮去石崇家做客，想上厕所了，结果进去一看，里边挂着紫色的帷帐，有侍女拿着香囊在里边伺候着，赶紧又退了出来，说，不好意思啊，跑到你的卧房去了。而石崇回答，没错，那就是厕所。刘寮感慨说，我可用不起这样的厕所啊。这件事一时被传为笑谈。

只要条件许可，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贵族阶级，其实都知道自己及周围环境所散发的气味，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涉到一个人生活质量的好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素质啊。对于睡觉时使用的卧具，古人一直就很注意要让它们散发怡人的香气。在使用被褥前，都讲究要“浓熏绣被”。因此，富贵人家都必备一种叫做“熏笼”的器具，专门用来为衣服、被褥熏香。李清照写自己的生活时，也多次提到熏香的器具，比如，她在《凤凰台上忆吹箫》里写道，“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这个“金猊”就是用来熏香的器具，古代士大夫家庭里充满情致的生活场面，也在这里得到了的具体反映。

在被子中燃香，睡起觉来，想必是深染香氲，沁人心脾的，为了这个目的，能工巧匠们专门发明了一种可以置放在被下的小香球，以便夜里睡觉时，在被褥间能有暗香浮动。

在唐朝就已经制作出的这种香球，近年来已经发现了不止一件。著名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物中，就有两件涂金缕花银熏球。

这种熏球的外壳是个圆球状，上面都是镂空的花纹，这样香气就可以由此散出。在熏球的立面，是两个可以转动的同心圆环，然后在环内再装置一个用轴承和圆环相连的小圆钵。这个小圆钵，就是用来盛放燃炭和香丸的。而因为重力的作用，不论香球怎样滚动，小圆钵都可以在里面保持平衡，不会“翻车”。

良夜之中，被子里有一个暖暖的香笼，的确是神秘而销魂，而这样的习惯，也成了体面人家不可或缺的讲究。

如此精巧的发明，如果只是用来熏被子，有点大材小用了。所以，有时候人们也用来悬挂使用。据《宋史》记载，在宋代的那种规格最高、比较隆重的国宴上，不仅要张挂锦绣帷幕，还要设放兽形银香炉。因为精巧的构造，即使挂在空中的香球被碰到，也不会弄翻里面的炭火，举杯畅饮之际，宫殿中、华堂上，金辉银烁的香球，飘摇晃动，不停地喷芳吐麝，真是不亦乐乎。

11．关于洗澡的那些事

（古代怎么洗澡）

在洗澡这件事上，古人很早就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官方在《礼记·内侧》里就发布了规范的洗澡指南——“五日则熏汤清浴，三日具沐”。如果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浴”者，洒身也；“沐”者，濯发也，那么“洗澡”的意思却是有所偏离的，因为洗是“洒足”，澡是“洒手”，都还只是停留在人身体的“终端”。所以从规则和技术两个方面对洗澡进行严谨而全面的阐述，现在的洗澡，至少要包括了古代的“洗、澡、沐、浴”四组“规定动作”，才能及格了。

最开始的洗澡，当然是在大热天里，出于本能地跳到河里去扑腾，这也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限制，除了这“浴池”够大，其余的乏善可陈。一不小心还可能如盘丝洞里的蜘蛛精那样，被猪八戒偷去了衣裳。更重要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每个人心里估计都有个“咱家的东西不给别人看”的念头，所以，“隐私保护”问题就显得有点儿迫在眉睫。

于是，能躲在屋子里洗澡的浴盆就随着古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及时出现了。从我国现存古器物中可以看到，古人至少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用浴盆洗澡了。周代的“虢季子自盘”的形状就基本上和现代的浴盆大同小异。而战国时期另有一种叫“鉴”的水器，则是有证可查的浴盆。

接下来的文字记载，更加说明古代中国人洗澡不仅认真，而且日趋讲究，“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屈原的诗句里多次出现关于沐浴的描写，“兰汤”，指的是加天然兰草煎煮而成的特殊洗澡水，这时的洗澡，对古人来说，已经是一种令身心愉悦的高级享受。兰草的芬芳，在热水的氤氲中缭绕蒸腾，出浴的人，身体上也会留下淡淡的香气，一向追求细致情趣的古人，被它激发的想象力，由此也无限地恣肆飞扬起来。

比较香艳的洗澡，在汉代有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两个人在争宠上积极“挖潜增效”，连洗澡也不放过，据说这场“战斗”，最终胜出的是赵合德，居然让汉成帝为了偷窥她洗澡而贿赂宫女，也算开“朦胧美”之先河了。而另外一出“洗澡经典”，恐怕就得算诗文、戏曲、绘画都舍不得丢掉的好题材“杨贵妃出浴”了。“温泉洗凝脂”，杨贵妃自己洗得自得其乐，还要给自己的干儿子安禄山“三日洗儿”，想想肥胖的安禄山装作婴儿被一群女人摆弄，作为“史上最牛”的一出闹剧该当之无愧吧。

抛开杨贵妃的荒唐，洗澡在古人心里是一件挺严肃的事儿。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清洁卫生，也是作为一种礼仪，一种社会公德，而共同遵守着。因为除了洁身爽体，健身治病的“洗刷刷”，古人还觉得“洗身是表，洁心是质”。《礼记》里说：“澡身而浴德。”洗澡是涤荡自己的品行，这样才能身心清白，譬如上朝谒见、会客等等，都要先焚香洗澡，以表示虔诚和尊敬。《论语·宪问》说：“孔子沐浴而朝。”还有《礼记·内则》说的：“外内不共井，不共浴。”在这里有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也有清洁卫生的含义。

在汉代，“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就是说，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固定下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古人重视仪容的程度。此法到了唐代，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做：“休浣”。

浴池较明确出现，大概在秦始皇当政期间。但这结论却是来自文学作品而不是确凿的史料，毕竟，最好的证据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中有“二川溶溶，流入宫墙”、“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的句子。由此有人推断：阿房宫中是筑有水道的，外面的渭、樊二川之水，可以引流入宫。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以至使“渭流涨腻”。这就可以想见，阿房宫里不但有浴池，而且数量不少，档次不低呢。

不过，民间的洗浴，当然不可能这么摆谱，直到唐代，人们还用一句俗语“不识澡豆”来嘲笑一个人土气，《世说新语》中的王敦，刚刚娶了公主的时候，上罢厕所，把公主的女婢用玻璃碗奉上的澡豆误当成了炒面，倒在洗手的金盆里，像喝面茶一样吞了下去，闹了一个大笑话。澡豆就是那时候的“肥皂”，贵族阶层的人用它来洗脸洁体，对普通人来说，却是不常见的奢侈品。

但“洗澡事业”还是在逐步完善的。据史书记载，公元334年，东晋石虎在邺城盖了“龙温池”，这是我国较早的大型私人浴室。西安临潼闻名中外的温泉浴室“华清池”，则建于唐代。宋代，开始出现公共的澡堂和浴室，当时称为民汤。到了明代，公共浴室更为普遍，有了和现代男浴室差不多的“混堂”，用大铁锅烧水，热水与大池子相通，门上还挂一块“香水行”的牌子。

自宋以后，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苏轼就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有“寄语擦背人，昼夜劳君挥肘”的句子。当然，什么时候都会有另类出现，和苏东坡同时的王安石就以不爱洗澡出了名，据说这是他“廉洁奉公”的自我包装，以“身上的虱子都比别人的个大”为荣的。

在朝鲜从古代传下来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里，曾经细致描绘了一幅元代大都的“市民洗澡图”——当时公共浴池除洗澡外，还可挠背、梳头、剃头、修脚，浴池里还有放衣裳、帽子、靴子的柜子，而洗澡的程序是：开始时洗一会儿，睡一觉，再进去洗一洗……“折腾”程度基本上和现在的洗浴中心一样“系列”起来了。

不过，现代人去浴池，更多的成了一种社交应酬，平时的洗澡却习惯于“简单明快”了。网上甚至有人宣称用一瓶500ml的矿泉水洗了一个澡，并将程序一一道来，听上去似乎也没什么明显的破绽，如果这样也行的话，那么洗澡对中国人而言头等重要的享乐功能，也差不多等于是消弭殆尽了。

12．古人的个人卫生用品

（古代的牙膏洗头膏洗澡水）

提到卫生用品，现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总有一款适合的”，然后开心舒适地“洗刷刷”。那么古人洗头、洗脸都用什么呢？还有，古人也是用牙刷来刷牙的么？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洗发用品打着“传统配方”的旗号，可见古人在洗发时，也是有讲究的。从前面洗澡的知识就可以看出，古人比我们想象的卫生习惯要好得多。

尽管古人没有现代的化工产业，但他们发现了很多来自大自然的卫生用品，而且不必经过很复杂的加工就能直接使用了。例如，皂角具有清洁作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懂得利用皂角来洗涤衣物或者头发，至今仍被认可。

一般情况下，穷人洗发有用淘米水的习惯，更好一点的有皂角和猪苓。淘米水富含淀粉，它的微小颗粒可以吸附脏东西，从而去除头发上的脏东西。另外，淘米水具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对保持头发黑亮也具有很好的作用。

皂角是比较常见的和为人熟知的，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护理头发的“偏方”。而猪苓也是我国常用的菌类药材，已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了，猪苓里加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一般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至于洗澡，古人用胰子、澡豆。就是把猪胰研磨，再加入砂糖、猪油和一些其它的香料，压制成球或块状，和今天的香皂十分近似。在唐朝的时候，胰子还有治疗冻疮的作用。甚至，皇上还会把制作高档的“胰子”作为劳保用品，等到了冬天发给官员。

而说到“爱牙”，古人也是掌握了许多护齿措施的。在《礼记》中，有“鸡初鸣，咸漱”的记载，这证明我国人民在2000年前就知道要早晨洗脸、漱口了。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也是最先使用牙刷的国家。宋代就已经有植毛的牙刷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牙刷实物，就是从辽代墓穴中出土的骨质牙刷柄，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不过，敦煌石窟中的壁画里边，古人是用右手中指当“牙刷”用的，所以说，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明。

因为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人已经懂得用盐来清洁牙齿。另外，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就有不少“揩齿方”，所用药粉大多具有芳香祛风、解毒止痛、排脓消肿的功效。《太平圣惠方》还载有“清洁牙齿”的膏药配方：“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这恐怕算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药物牙膏”的雏型了。而苏东坡提出，茶叶对预防龋齿有作用，也代表了古人对于牙齿养护的认知，现在，医学已经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所以有防龋和杀菌消炎的功效。

从上面的内容看，讲究卫生也是一项“光荣传统”，古人的个人卫生用品，也算面面俱全了。

13．藏在嫁妆里的春宫图

（特殊的嫁妆“春宫图”）

一说起“春宫图”，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黄色”和“下流”，但是，这玩意儿既然流传了几千年，也不能一下子就用“低级趣味”的棒子打死。应该说，古代的春宫画其实肩负着欣赏、教育，甚至是医疗等实用功能的。

在有关的史料记载中，春宫图最初是以“压箱底儿”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是新娘作为嫁妆带过来的。汉朝张衡在《同声歌》中写道：“得充君后房，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新婚之夜，洞房花烛，新娘宽衣解带，把春宫画铺在床上，和新郎一起“学习研究”，然后再按照上面画出的性交技巧去做。在这里，春宫图完全成为了新婚夫妇性启蒙的教育工具了。

通过考古挖掘出的实物，中国的春宫画可以追溯到先秦，在汉朝的画像砖上也有大量表现。而春宫画的广泛流行，应该是在明朝后期，其中仇十洲和唐伯虎两位名画家的作品尤为出色。而风流才子唐伯虎的迷恋女色，想来也是为了崇高的艺术创作去体验生活的。毕竟，在古代，还没有专门的“人体模特”，为了画得传神，他得把自己搭进去才成。

算是风气所及，在明代，连大家闺秀都喜欢画春宫画。而在当时，甚至有一些贫家女子，把自己画的画拿出去卖，被称为“女儿春”。

不过，到了清朝，春宫画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了。开始时，装潢精美的春宫画册，仍然可以被作为馈赠达官贵人的高级礼物。后来，康熙皇帝明确表示要严禁“情色文艺”，并要求手下大臣拟定实施方案，对春宫画查禁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在国家法令的高压下，春宫画走向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春宫画除了性教育、性启示的作用外，还有“压邪避灾”的作用。因为古人总是把“性”看做是污秽不洁的事情，所以，用春宫画做“门神”，连鬼都不敢进来，而贴在灶头上，就可以避免火灾等等。《红楼梦》中就有一段文字，叙述春宫图是作为防火之用的。

近些年，随着风气的开化，人们对春宫画的了解逐渐多了起来，千姿百态的春宫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人决不是像过去我们所想的那么古板、保守，而是很懂得追求性生活的快乐的，并且掌握了比现代人甚至更多的性爱技巧。而看春宫画也是古代医生治疗“性冷淡”的方法之一。

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对性的压抑和禁锢是很严酷的，而生生不息的春宫画，其实也正反映了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泯灭的自然本性。

14．约会的技巧和常识：丢手绢和带枕头

（古人是怎么约会的）

在古代，大多数情况下，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的。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才是好女孩的行为准则。不过，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女孩子们可以结伴出来游玩，比如逛个庙会或者看个花灯什么的，这就为年轻的男女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的机会，趁机物色到一个自己心仪的恋人，当然就成了“未婚人士”的主要目的。

不过，即使真的“蓦然回首”看到了心上人，也不可能过去找人家要“手机号”、“QQ号”的，估计也就是眉来眼去一番，假如真的是你有情我也有意，女孩子可能也就嫣然一笑，转身而去了。其中，很有标志性的“暗号”，已经在影视里被演绎了很多次了，女孩子会故意丢下一个手帕或者扇子，叫男子捡到，给互相的搭话创造机会。而至于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没有白素贞的法力，就得靠老天爷垂怜了。

接下来的节目，就应该是约会了。如果喜欢翻读史书，那么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古代的女子，经常是带着自己的枕头前去与情人约会的。《西厢记》里，红娘送崔莺莺相会张生时就抱着一个“鸳鸯枕”——“鸳鸯枕，翡翠衾，羞搭搭不肯把头抬，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

除了崔莺莺，三国时候，曹植笔下的“洛神”甄妃也是如此。相传曹植和自己的嫂子甄氏互相爱慕，情投意和，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如今，都是违背伦理、大逆不道的，所以，两个人直到最后也没能够“越雷池一步”，而甄氏终于相思成疾，抑郁而终。于是，曹植写下了有名的《洛神赋》，借此来怀念自己的心上人，说她死后化为洛水之神。两个人也终于能在梦里约会了，甄氏“明眸善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若飞若扬”地来了，和曹植曲尽缠绵之欢，还把自己带来的玲珑枕留给了曹植。这样看来，女性带着枕头约会，是比较“大众化”的潜规则了。

古代女子约会也好、偷情也罢，都是要秘密进行的，为什么要带上一个容易暴露目标的枕头呢？是因为“鸳鸯枕”上的好梦更甜？还是准备留下难得的爱情见证？要么就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这些恐怕就很难有标准答案了。不过，风流枕上的爱情故事，却感动了无数情人，留下了无数“粉红的回忆”。

不过，约会带着枕头，也是有悲惨教训的。最倒霉的要算与大唐王朝的高阳公主偷情的辩机和尚了。这个辩机和尚可不简单，是玄奘的高徒，而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嫁给当朝宰相房玄龄之子、散骑常侍房遗爱为妻，这一对男女却瞒天过海，硬是在礼教和禁规之间，整整交往了八年，还生下了一儿一女。而事情的败露，恰恰就是因为高阳公主赠送给辩机的一只皇室专用的金宝神枕。

和现在很多贪官落马相似，这只枕头最后落在了一个小偷手里，结果，小偷被抓，查来查去找到了和尚身上，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真不知道，这带枕头的习俗是不是因此就慢慢废掉了。毕竟，这是比莱温斯基的裙子还危险的“铁证”。

15．定情信物的多项选择题

（古人的“定情信物”）

在中国古代，男女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在正式结婚前，一般还要有一个定亲仪式，表示男女双方确定婚姻关系。且不管这些算不算“封建”，不论什么时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都免不了彼此有好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到约会完了，也经常用信物来表示互相“定情”，按照电视剧里演的，就是女的可以安心回家等着男的来上门提亲了。只不过，这样交换信物的做法，迫于当时的礼教和社会压力，一般都是私下进行，别人无从知晓。

这样说起来，古人还是相当有诚信观念的，一方赠予信物表达情感，对方也是要回赠信物的。信物对于互相爱慕的双方至关重要，是一定要保管好的，更不能转送他人。信物丢失，预示着不忠。若是退回，就等于说情感破裂了。

古代少女赠少男的定情信物其实很多样化，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一般都有着特殊的来历，或者和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互相赠送了信物，就表示自己的忠贞，也希望对方能看重。

通常情况下，信物的种类包括戒指、如意、罗汉钱、红豆、凤钗、手帕、荷包等，也都有着各自的讲究。

比如，用戒指定情的习俗，在我国就由来已久，隋朝时，丁六娘《十索诗》写道：“欲呈纤纤手，从郎索指环。”这和今天女人和男人要钻戒，至少形式上是十分类似的了。

簪、钗、手镯等都是女性随身佩戴的事物，也就更容易被用来赠送。比如古代恋人或夫妻之间有一种赠别的习俗是，女子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一半赠给对方，一半留给自己，待到他日重逢的时候再合在一起。这样的寓意，到如今看来，依然有着动人的美丽。而手镯的信物功能似乎已经消弭殆尽了，古代的女子，如果把手镯摘下来送给心上人，那可是托付着一份重重的盟誓呢。

唐代张籍《节妇吟》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个“明珠”指代的是耳环，也就是说，耳环也是信物的一种，不过，在这首诗里，却是充满了遗憾和悲情罢了。耳环在古人的审美观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女性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用各种耳饰打扮自己了。试想一下，如果一位俏丽的女子，侧头摘下自己的耳环，轻轻放在你的手心，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动和温馨。

有一首民歌叫《绣荷包》，这个习俗其实就是送香囊作为信物，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正因为是随身之物，恋人之间也常常把它当做礼物相互赠送，来表达自己的衷情。

除此以外，玉佩、罗璎、同心结，甚至女子的裙子，都能够作为信物来表达情感。其实，不管这定情信物有多少选择，所表达的主题是不变的，那就是古代少男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对情感的执着和忠贞。

16．“美眉”原来指美男子

（“美眉”这个说法的由来）

记得一个小品里说，既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眼皮就是心灵的窗帘。我们不妨联想一下，那么眉毛呢，眉毛能不能算是心灵的“窗框”？玩笑归玩笑，但成语说“眉目传情”，可见，眉毛也确实是美貌的装饰物、心情的晴雨表。

“美眉”这个词，现在被人们用的多了，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可闻。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呢，当然就是“美丽的眉毛”，不过，引申出来的意思大家也都明白，这是专门用来作为漂亮女性的代称的。

不过，“美丽的眉毛”并非女性的专利，“浓眉大眼”历来也是美男子的评选标准之一。既然在拥有美丽的眉毛这件事上，男女权利平等，那么“美眉”专指女人，似乎就显得不太准确了。

如果回顾历史，事情就显得更加有趣了。“美眉”在古代竟然曾经是专门用来称呼美男子的。据史书记载，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就是“美眉之子”。而他的父亲陈光蕊，则更是因为玉树临风、仪表堂堂被形容为“美眉明目”。还有一个成语也能成为“旁证”，“巾帼不让须眉”，这个“须眉”肯定是指男子，而“美眉”中的“眉”字其实也应该就是“须眉”中的“眉”。“美眉”这个词用来指女人，最早应该出自宋朝人许，他认为昭君出塞而平息了边关的战祸，这样的功劳抵得过百万雄师，所以写诗道：“汉家美眉息边尘，不下貔貅百万人。”在这里，就已经彻底完成了“美眉”从指代男性向指代女性的转变，不过，真要追溯起来，对这一转变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却应该是西汉的名臣张敞。

在《汉书·张敞传》中写道，“京兆尹张敞，常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画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意思就是说，张敞在家里给老婆画眉毛，结果被同事告到了皇帝那里，认为这有失体统了。张敞就分辩说，我听说两口子在家里做的事儿，有的比画眉毛还“不成体统”呢。这样的“大实话”，叫皇帝都无话可说了。

其实，把眉确定为美容的对象，大概是因为它与面部颜色有明显反差，通过对它的美化可以增加人的外表美，并表现出人的性格来。而古人对眉毛的重视，甚至可以在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里也找到记载：“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也。”也就是说眉毛长粗、浓密、润泽，体现了血气旺盛；反过来，眉毛稀短、细淡、枯脱，则反映了气血不足。

以前的所谓相学家，还通过眉毛来判断一个人的命运，有“眉长过目即良相”的说法，而曾国藩在他所著的《冰鉴》一书中，也提及了眉相，列举了各种不同的眉形，以及这些眉形所象征的性格特质。但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那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待后人研究了。

17．“胡子”成就的偶像派

（“胡子”在古代很重要）

历史上著名的大胡子有很多，比如被汉献帝称为“美髯公”的关羽，他的“五绺长髯胸前飘洒”，这是说书人必定要着意描述的。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有损伤，视为不孝。所以，古人一般都有蓄须的习惯。并且，人们还不厌其烦地给胡子做了细致分类，长在上唇的的胡须叫做“髭”，下唇的胡须叫做“粜”，颊旁的胡须叫做“髯”，而下巴的叫“襞”……对胡子的“细心”和“体贴”由此可见。

而有一部“漂亮的胡子”，在讲究“须眉堂堂”的时代，自然也就是值得自豪和被人羡慕的。况且俗话也是这么说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在习惯性的认知里，胡子代表了阳刚之气，代表了成熟之美，同时也是智慧和能力的外在标志物。

宋朝的时候，皇上很欣赏寇准，觉得他的学问品性都不错，应该委以重任。但是，皇上也有自己的顾虑，因为他觉得寇准“年轻了一点”，如果提拔他，恐怕难以服众。本来是随口说的话，最后还是传到了寇准的耳朵里。为了迅速地老成持重起来，寇准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偏方，何首乌就白萝卜。于是，没过多久，寇准的胡子就变白了，人也一下子“饱经沧桑”起来，甚至有了几分“德高望重”的样子，变得“值得托付重任”了。而宰相的位置，也顺利地归到了他那里。

长胡子比短胡子潇洒，白胡子比黑胡子威风，胡子的数量多少和颜色深浅可以说是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而本来不长胡子的太监，要是“不小心”有了胡子，都会多获得几分尊重呢。据《宋史》记载，太监童贯“颐下生须十数”，也就是说腮帮子上有一些胡子的“残余势力”，虽然只有十几根儿，却已经“不类阉人”。这对童贯权倾一时，也不能说没有帮助，按说太监是不准干政的，但当时人们甚至称童贯为“媪相”，把他和“公相”蔡京并列起来。

古人爱惜自己的胡子，自然要经常打理和养护，在《三国演义》里，就写到曹操送给关羽一个装胡子的锦套，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胡子装起了，以免折断。而南朝诗人谢灵运，也有一副和才华齐名的胡子，后来谢灵运被人诬告，处以极刑。他的临终遗愿竟然是把自己的胡子割下来，给维摩诘菩萨像做胡子。因为他觉得，这样才算没有糟蹋了自己的“美髯”。而事实上，他也如愿以偿了。不过，没想到的是，两百年后，唐中宗的安乐公主为玩“斗百草”，竟把这当年名满天下的胡子从菩萨塑像上拔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也是草，人身上的草……

不但男人长胡子被欣赏，在古人眼里，如果女人长了胡子，也是件大大的好事。据赵崇绚的《鸡肋》记载：“唐李光弼母有须数十茎，长五寸许，封韩国太夫人。”看起来，古人对胡子的爱戴，都有点儿不理性了呢。

18．花团锦簇的男子汉

（“男人戴花”也很美）

一面是男人都追求有一部好胡须，而另一面，男子戴上妖娆的花朵，也曾经是一种流行。男人戴花，在今天看来也许很怪异，但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在两宋期间，男人戴花简直可以说是蔚然成风了。

这一点，喜欢读《水浒传》的人一定不陌生，病关索杨雄，“鬓边爱插芙蓉花”；浪子燕青，“鬓边长插四季花”；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就连刽子手出身、满脸横肉的蔡庆，也因为天生爱戴花，外号居然就是“一枝花”蔡庆……

造成这样风尚的也许正是风流君主宋徽宗。据说这位皇帝不但自己喜欢戴花，就是对自己的臣子、护卫，行赏的时候也是“赐花簪戴”。在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铁围山丛话》里，对此有详细的记录。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皇帝都要赐花给臣僚。皇帝赐给臣僚们的簪花还分品位：生辰大宴又有辽使在场时，用绢帛花；春秋两宴，用罗帛花；陪同皇帝游玩的小宴，则用滴粉缕金花……

不但如此，赐花时，还要按官员的品阶决定多少。可以说是“尊卑有序、多寡有数”。后来，他甚至要求，只有戴花的人，才能自由出入大内。这小小的簪花，一下子就因为皇帝的爱好，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等级的象征。

针对北宋末年这种上至皇帝，下至大臣的广泛普遍的“戴花现象”，杨万里曾经写了一首诗来调侃：“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出生在武将之家，却主张“以文治国”。他还留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遗训——“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或许他的想法只是，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扛枪造反，所以尽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言。不管怎么说，这个遗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翻身做主。

于是，宋代的人争着去做文人，并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学艺术。在浓厚的文人气氛之下，很难不把一切关乎风雅的事情都发展到极致。这其中便包括把原本属于风情、爱好、习俗的男子戴花，演变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礼制。

说到簪花，除了鲜花，宋人还戴人造花。有一种是用琉璃即玻璃制成的，宋度宗时，宫中就流行起了簪戴琉璃花，被民间争相仿效。

对此现象，有诗人便赋诗道：“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琉璃的谐音就是流离，有识之士认为这是“流离之兆”。确实，度宗死后才五年，南宋即告灭亡。也许这不是戴花的错，但男子戴花在宋以后，却也就流行过去了，直到现在，也很少见到男人戴花。

19．轮回中的中性美

（古代也有“中性美”）

如果说小沈阳在春节晚会上的穿裙子是一种“不男不女”的恶搞，那么，从当年的“加油，好男儿”选出“一堆女娃”的调侃，再到活跃在娱乐圈的明星里，我们还是能感觉到那不容置疑的“中性化”倾向的。郑元畅、吴彦祖、李俊基，似乎大众的审美越来越钟情于这样的“如花美男”，而所谓的“高大威猛”却渐渐丢掉了市场。

不过，这些堪称“尤物”的男人，也并不是开创出了什么新时代。事实上，我国古代的“美男”标准，一直就有着“中性”元素，说“奶油小生”们的兴起是一种复古潮流，倒也不为过。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的句子，这个“沈腰潘鬓”是专门用来形容姿态、容貌美好的男子的。“沈腰”指的是梁朝时的美男沈约，他“一时以风流见称，而肌腰清癯，时语沈郎腰瘦”，而“潘鬓”里的潘，就是那个更著名的美男子潘安。成语说“才过宋玉，貌赛潘安”，潘安一直就是“俊美男人”的代名词。

潘安是西晋人，年轻时，潘安常常坐在马车上到洛阳城外“兜风”，不少妙龄姑娘见了他，都免不了一番怦然心动，有的追着车子走，而有的追不上了，就拿水果往他的车里扔，所以，留下了“掷果盈车”的典故。而另外一位比潘安才华有过之无不及的左思，可就命苦多了，就因为长得丑，没水果吃倒也罢了，一出门就有小孩朝他扔石头。

可以说，在潘安所处的两晋、南北朝时代，就是一个“帅哥大爆炸”的年头，文的有潘安、卫，武的有韩子高、高长恭，都是美得一塌糊涂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魏晋人士非常看重人的相貌和风度，只要你长得漂亮，高官厚禄都如探囊取物一般。

另外一位和潘安齐名的美男子卫，可能中性化特征更强一些。在他身上汇集了晋代美男偶像的一切重要特征，“美貌、白皙、优雅的谈吐以及淡淡的冷漠与哀伤。”卫和潘安一样，也经常坐着马车在洛阳城里四处溜达，因为“又白又嫩”，远远看过去，就好像一座白玉的雕像，所以当时的老百姓都称他为“玉人”。在《世说新语》里记载，因为卫长的实在太好看了，有一次他去京都，被人围观，阻塞了几十里路的交通，而他为了让“粉丝们”能一偿心愿，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竟然活活累死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在自己“最灿烂”的年华里死去，所以才成为了“永远的美男”。另外一个关于“美男”的典故，是三国时的何晏，史书上记载，这家伙自恋成癖，终日粉饼不离手，天天身上抹“香香”，走在路上，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得站下来好好端详一会儿。

尽管现在看来，魏晋时的审美观可能太过文弱委靡，但是如果反观一下，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位明星，是不是有点“异曲同工”呢？中国的文化“尚文轻武”，不能说对这样的审美观没有影响，而相书上说，男生女相或女生男相，都主本人大富大贵，对这种贯穿几千年的中性审美情结，也可以说算是个旁证了。

20．迫不得已的“整形手术”

（古代的整形手术）

说到“整形手术”，一般人首先就会联想到那些沸沸扬扬的“明星整容”事件，或者是网上流传的那些判若两人的“对比图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即便不能像有钱人那样去韩国“脱胎换骨”一番，普通百姓对割双眼皮之类的“小动作”也都有着跃跃欲试的冲动。

其实，1600多年前，早在我国的晋代，“美容整形术”就已经很有建树了。不过，那时候的整形手术应该说是属于“亡羊补牢”类型的，而不属于今天这样的“锦上添花”。

根据《晋书》卷八十五《魏咏之传》的记载，魏咏“生而兔缺”，也就是老百姓俗话里说的“豁子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生下来时是个兔唇。这在讲究“品评人物”的魏晋时期，可是个了不得的大缺陷，甚至到了影响魏咏“政治前途”的地步，当时的权臣桓玄就因此很看不上他，“竟不调而遣之”。

不过，魏咏后来遇到了一位名医，为他“割而补之”。这其实和现在的兔唇修复术原理是一样的——从别处割下一块好的皮肤，补到裂唇上。当然，那时候的条件肯定比不上现在，魏咏为了“美”，也算是受够了罪，据说“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

除了正史记载的“魏咏的故事”，在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明代《疡医准绳》、清代《疡医大全》等医学典籍中，都有关于唇裂修补术的记载。而在康熙年间，琉球国还派人来到中国，专门学习“唇裂修补术”，以便回国后给皇室人员做美容整形术。

除了这些迫不得已需要弥补缺憾的“整形”，在唐代就已经有了人工“酒窝”的记载。古人说“笑靥如花”，这个靥，就是酒窝了。唐诗中有“当面施圆靥”的句子，实际上就是说用一种“化妆品”来制造酒窝，而中医认为“靥”有“痘痕”的意思，所以，在《普济方》和《卫生易简方》等医书中还有许多“治靥方”。

到了南宋时，已经有装假眼的记载了。元代陶宗仪撰写的《南村辍耕录》记载，“杭州张存，幼患一目，时称张瞎子，忽遇巧匠，为之安一磁眼障蔽于上，人皆不能辨其伪”。

最令人惊叹的是，到了元代，就有了“鼻梁修补术”的记载。在戴良所写的《九灵山房集》中说，一位陈姓的军官，上阵打仗的时候被刀砍伤了脸部，刀伤虽然愈合，但鼻子却被砍断了，脸上长期挂着一团腐烂的肉，惨状可想而知。后来，名医项颜章“命壮士按其面，施治以法，即面赤如盘”。从这个记载来看，中国的鼻梁修补术的创始距今至少已经有700多年了。而至于一些疤痕消除术，更加的属于“小case”了，北宋《圣济总录》就记载了用玉磨治疗面部瘢痕的事例，比国外早了近一千年，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磨削术的先导”。

第六章

声色犬马

——亦俗亦雅的游戏情结

1．曲水流觞里的酒文化

（古代酒令是这样形成的）

所谓“酒令”，就是古人在喝酒的时候用来助兴的游戏。

酒令由来已久，起初酒令是人们为了维持酒宴秩序而创立，同时，在古代它也有辅助礼仪教化的作用。随着时代的更迭，助兴取乐就成了酒令的最主要功能。“不醉不欢，唯醉必由于劝酒”，古人和今人骨子里都是如此。

古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流传下来一段又一段的佳话，给我们后辈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日，酒令已成为小市民的最爱，他们通常赤膊上阵，吵吵嚷嚷，争得耳红面赤，大有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势。或许有人会感到接受不了，感到这样的行为有失风度，可是老百姓要的就是热闹，只要开心，只要热闹，何乐不为？

礼制和酒令扯上关系，要从投壶说起，它可是最古老最持久的酒令了。按周礼，奴隶主贵族应该行射礼，玩的是射箭，不过到春秋的时候，有些人因为拉不动弓，而用投壶来代替。

到了战国，这些贵族们越发腐朽，身体和力气都亏损得厉害，能拿得起弓的人都不多了，于是投壶盛行起来。

投壶如此流行，以至于有些人因为擅长投壶而青史留名，甚至因此而发财致富。《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时有一个郭舍人善投壶，可以‘一矢百余反’，‘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魏晋时也流行投壶，投壶的技巧还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有一个叫王胡的人，闭上眼睛投壶都可以百发百中。那个喜欢“斗富”的石崇，他家里有个伎女可以隔着屏风投壶，命中率也是百分之百。

到了魏晋的时候，不甘寂寞的文人雅士们开始喜欢一种名为“流觞曲水”的游戏。这种酒令犹如“阳春白雪”，是目前已知的酒令中最高雅的一种。

所谓“流觞曲水”，是选择一个风景秀美、僻静的地方，文人墨客坐在弯弯曲曲流淌的小溪旁边，专门有个人负责往水里放酒杯，这酒杯在水里漂浮着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就饮一杯酒并作首诗，作不出来还得罚酒三杯。

相传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0余名当朝名士云集兰亭作流觞曲水之戏。他们饮酒赋诗，将当日所作结成诗集，王羲之借微醉笔走龙蛇，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这些文人雅士的游戏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了的，普通人只能望而却步。南北朝时期，除了比较原汁原味的“流觞曲水”外，还从中演化出吟诗应和，这时酒令变得简化，但保留了文雅的内涵，受到文人骚客喜爱，很快便流行开来。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积淀，酒令发展到唐代已经蔚然成风，因为受到士大夫的欢迎而在唐代诗文中频繁出现。

白居易诗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欧阳修《醉翁亭记》：“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唐代的酒令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此时，已经可以大概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了。雅令主要是文人使用，对人的学识和机敏程度有较高的要求，包括四书令、花枝令、诗令等等。唐代传奇《申屠澄》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雅令的动人故事。秀才申屠澄赴任途中夜遇风雪，借宿农家，围炉饮酒。他举杯引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主人之女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听出弦外之音，向此女求亲，喜结良缘。

而通令规则简单易懂，操作简便，受到普通人喜欢。其中包括掷骰、抽签、划拳、猜数等，“藏钩”“射覆”是较为盛行的两种。“藏钩”也称“送钩”，即一方将“钩”藏在手中，握成拳状让另一方猜“钩”在哪个手中，猜错罚酒，这和现在的“猜有无”差不多。

“射覆”也叫“分曹”，先让一方在器皿下面藏一个东西，让另一方猜是什么。唐代诗人李商隐就精于此道，他在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经宋元明的发展，到了清代，酒令形式发展趋于完备。明清两朝流行的酒令趣味性十足，选择了不倒翁作为道具，称为“拧酒令儿”。拧着它旋转，停下后，不倒翁的脸朝向谁就罚谁喝酒，粤人称“酒令公仔”。这似乎更迎合孩童的口味，看来大人们也是童真未泯。

苏州用泥胎制作这种不倒翁，上面的彩绘滑稽逗乐，成为当地有名的特产，受到人们喜欢。《红楼梦》六十七回写到，薛蟠给薛姨妈和宝钗带的礼物中就有这种惟妙惟肖的酒令儿。

而到了现代，那些雅令几乎不见踪迹，流行开来的都是些通俗易懂、容易活跃气氛的酒令。像“一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老虎、棒子、鸡、虫子”等，这些酒令和语言有关系，不需要借助道具。还有些需要借助道具，如“掷骰子”“猜骰子”等等。

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也有些酒令和外国文化有关，像“007”。如今，酒令的产生和传播速度都是古人所不可想象的，但是其中的文化内涵之浅薄也会令古人所不齿。

不过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开始重视起来，那些古典高雅的酒令有机会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继续为中华文化谱写诗篇佳话。

2．饮酒诗PK禁酒令

（古代饮酒和禁酒之争）

近几年来，禁酒令频繁在各地出现，如河南濮阳颁布机关禁酒令，连续三次违规者免职，山东威海规定，干部若违反禁酒令须自动辞职等等。这些地方版本各有不同，但实质都是禁酒。其实，饮酒和禁酒，这一对矛盾很早就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它们之间的PK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这点可以从古代的“禁酒令”和“饮酒诗”上反应出来。

据《战国策》记载：“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大禹，他下令“绝旨酒”的目的并不只是说自己不饮酒，也有以身作则，不被美酒诱惑，防止民众过度饮酒的意味。远古时期，最早提出禁酒的可能就是这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了。

以后的历史证实了大禹的预见，后世不少帝王因纵酒贪欢而亡国。史载夏桀“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最后，夏桀因此亡国，被商汤放逐。

不幸的是，商朝的贵族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商纣也因贪酒贪色，暴虐无道，走向了亡国的道路。夏商两代亡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原因，那就是酗酒丧德。

西周推翻商朝后，为了引以为戒，周公姬旦颁发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主要宗旨是“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意思是，不要经常饮酒，聚众饮酒的杀掉，严禁酗酒。这成了后世历代王朝禁酒的主导思想。

西汉前期，相国萧何发布律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个禁群饮，实际上是沿袭《酒诰》而制定的。当时，这些禁令都是针对全国百姓的，范围较广，而不是像现在的禁酒令，只是针对公务员这个特殊的阶层。

在历史上，禁酒是很普遍的事。政治上是防止百姓聚众闹事，经济上是粮食问题，造酒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禁酒时，凡是私自酿酒的，会受到惩罚。轻则罚没酒曲或酿酒工具，重则处以极刑。当时的政府大概只是禁止有人私自酿酒就可以了，而不用像我们现在这样，喝酒的同时还要防备不要喝到假冒伪劣的酒水，以致危害我们的健康。

随着不断出现的禁酒令，饮酒诗也一直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与禁酒令做着不停歇的斗争。如《诗经》中，“我姑酌彼金侥，维以不永怙”。文学史上大量写饮酒诗的是东晋诗人陶渊明。他最有名的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诗和禁酒令的斗争，比较明显地体现在曹操统治的时代。曹操嗜好饮酒，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一点，他自己的诗就可以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说起他的禁酒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建安初年，曹操为巩固统治，发布禁酒令，引起很多人反对，有名的文人孔融，给曹操写信加以讽刺，结果被罢了官，不过他仍然是“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对此，曹操是一忍再忍，最后借故把孔融处死了。一个要饮，一个要禁，看起来是桩小事，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实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

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文人，都很喜欢饮酒。酒在增添了生活情趣的同时，也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最有名的要数有“酒仙”和“诗仙”之称的李白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中酒家眠”，他不但饮酒有名，饮酒诗也非常出色，有点文化的人都能随口说出李白的那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饮酒诗。

虽然古训说“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赌钱”，但李白是根本不管这些陈腐的教条的，他一个人照样饮酒，而且饮的是情趣十足。直到最后，相传他老人家在喝醉酒后，到水里捞月亮的时候淹死了。

美酒虽好，莫贪杯，贵在适度，见好就止，才是最佳境界。

3．题壁诗——最早的BBS

（古代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

“BBS”，也就是电子公告板，是现代人发布信息的一种方式。其实，古人也使用一种类似BBS的信息发布方式，这就是题壁诗。

和现代人不同，古人更有创意，一般都是把诗歌写在墙壁上。像寺壁、石壁、驿壁、殿壁、楼壁等等都是古人发布作品、提高自己人气的好地方。

题壁诗始于汉代，谁发明了古代的“BBS”，不得而知，不过汉末书法家师宜官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题壁者。

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唐代，题壁之风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全唐诗》里的大量诗作都是随意写在墙壁上的，这可真是够“山寨”。

崔颢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山寨诗人”，他的题壁诗《黄鹤楼》被公认为是七律中最好的。即使有“诗仙”美誉的李白看到崔颢的这部作品，竟也无奈打消了题诗的念头。

与贾岛齐名并称为“姚贾”的姚合，也喜欢在墙上写写画画，他的诗友项斯说他“官壁诗题尽”，建议他不妨跑到万里长城去题诗，足够他折腾了。

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的诗歌盛行一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农人牧童，都能朗诵几首。元、白二人有时亲自书写，这些墙壁如果被人拆了藏在家里传给子孙后代，到现在可就是稀世之宝了。

五代时期最著名的题壁者当属大书法家杨凝式。杨凝式“素不喜尺牍”，对铺在桌子上的纸张视而不见，专门喜欢把书迹留在寺庙的墙壁上，真是一个怪人。放到现在，肯定会被人追捧为“行为艺术大师”。

宋代题壁之风不逊唐代，举凡邮亭、驿墙、寺壁等处多有题咏。如果你在读古诗的时候，发现诗名是“题什么壁”或“书什么壁”的格式，那么这往往就是题壁诗。

苏轼的《题西林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更多被人提及的是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繁星似锦的文学史上，林升不过是一颗勉强被人眼看到的六等星，他能够名垂后世，还要感谢驿站那一面冷冰冰的墙壁。

元代以后，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题壁的这股风气一天比一天弱。此时的文人士子们“吟诗作词”的水准连小学生都忽悠不了，但印刷出版的诗集却泛滥成灾。像号称“十全老人”的风流皇帝乾隆竟然写了四万多首，数量直逼《全唐诗》，不过没有一首流传开来，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乃“枪手”所为，真是替他老人家汗颜。

后世也有“康乾盛世”，不过这题壁诗为何独独兴盛于唐宋？题壁诗与古人的诗歌创作和书法活动紧密相连，而唐宋时期诗歌、书法正呈现“大爆炸式”的发展。同时，唐宋时期印刷出版业并不发达，以至大量诗歌不能及时刻印，“题壁”就成为诗人即兴“发表”诗作的最佳方式。

唐宋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在“悬崖峭壁”上题诗，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有着强烈的“传播欲望”，他们今天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小妾，也巴不得明天全天下都知道。就像今天的人们，总喜欢在博客、论坛等等一切渠道发布自己的作品，虽然文理不通却也奢望“一举成名”。

有一位仁人志士，就试图通过一首题壁诗来唤醒民众。这个人就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在狱中题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写完这首诗后，他慷慨就义。不过，也有人说，这首广泛流传的诗其实被梁启超修改过，现在看到的诗比原诗更有气势。

到了今天，能够写诗的和愿意写诗的人都越来越少了，那些在古寺名刹、摩崖石刻游览观光的游客，“题壁”只会留下“某某到此一游”“某某我爱你”之类的话。游客们满足了自己的传播欲望，却损坏了景区的文物、树木等设施，这种没有公德心的行为还是越少越好。

4．象戏翻能学用兵

（象棋的发明者是谁）？

象棋，又称中国象棋。象棋的棋盘和下棋规则，恐怕了解的人真的不少。可是有谁知道“象棋的发明者是谁？”

“象棋”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候，宋玉的《楚辞·招魂》里有“菎蔽象棋，有六博些”的记载。现在我们都认为，象棋是由那个时候的六博戏发展而来的，接下的演变顺序为塞戏、北周象戏、唐代象戏、北宋象棋，定型于北宋末年。

至于为什么称为“象棋”，则来历颇多。传说舜的弟弟象品德不好，好几次想害死舜。后来舜把他幽禁起来，又怕他寂寞，就制了象棋给他做文娱活动。这种说法把象棋的“象”字和舜的弟弟的名字硬生生联系在一起，很难让人信服。

到了秦朝末年，群雄并起。项羽和刘邦争斗了七年，这就是“楚汉争霸”。据说，韩信为了推演战争部署、模拟战争过程而发明了象棋。不管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儿，象棋的很多规则确实和“楚汉争霸”有关系。

史上有这么搞笑的一幕，楚汉两军曾经隔着鸿沟附近的广武山对峙，项羽威胁刘邦说要把刘邦的老爸煮了吃。刘邦说：“我们曾经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随便吧。”项羽看这个威胁没用，便要和刘邦决斗。刘邦就耍无赖，隔着山骂项羽。项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拿起弓箭射向刘邦，差点儿要了刘邦的小命。

现在象棋有一条“将帅王不见王”的规定，不能在同一直线上帅与将直接对面，否则走方判负。这就好像代表刘邦及项羽的将帅，朝对方射了一箭一样。

这象棋能和这么多“牛人”扯上关系，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到了南北朝时，后周武帝也上演了一场好戏，皇帝和大臣们聚在一块儿，但却不是商量国事，而是听皇上讲解如何下象棋，真让人大跌眼镜。这场“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编写了《象经》这么一本“名著”，也难怪这时候的象棋被称为“北周象戏”。

到了唐代又演变成“宝应象棋”。唐朝宰相牛僧孺作《玄怪录》，记载了有人发现神仙在桔子里下象棋的故事，由此象棋也被称为“桔中戏”，后来还出了一本象棋古谱叫作《桔中秘》。宋代是象棋广泛流行，形制大变革的时代。北宋时期，很多象棋专著问世。司马光不光会砸缸，还会下象棋，还写了《七国象戏》这么一本书。那时候，民间流行的“象戏”根据玩法不同还分为“小象戏”和“大象戏”，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很喜欢玩“大象戏”。

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玩法和现在没什么区别，而32枚棋子和今天也基本相同。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

爱国诗人文天祥，就执迷于象棋。在缺少棋具的情况下，他发明了读谱下棋的“闭目棋”，这可是史上第一次。

元明清时期，象棋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不断得以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想必象棋爱好者对《梅花谱》绝对不会陌生。这时候的“棋迷”肯定得算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他自幼才华过人，不专心读四书五经却喜好象棋。有一次，与棋友在河边下棋，太过痴迷而忘了回家吃饭。他的母亲呼喊了三次“你快回家吃饭”，他也不理睬。结果，他母亲气得把象棋扔到了河里。

现在，对象棋如此痴迷的绝不在少数。无论是在小巷里，还是公园内，到处都能看到全神贯注下棋的人，而周围往往有大批围观者。

不过，和围棋相比，象棋好像不够文雅，不够有档次。和国际象棋相比，国际化程度又太低。不过，象棋界有关人士一直在努力推动象棋事业的发展。

最近为了推动象棋走向世界，特意将“中国象棋”的正式名称改为“象棋”，并且建议英文名为“xiangqi”。希望象棋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成为世界人民普遍喜爱的棋类游戏。

5．围棋是这样发明的

（围棋的发明者是谁）？

现代人说“弈”，包括围棋、象棋、军棋等等一切棋类。最早的时候，弈是专指围棋的，《论语》、《左传》和《孟子》中都提到过。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弈，围棋也。从丌、亦声。”“丌”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象形。西汉未杨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可见，西汉年间，围棋已经成了正式名称，弈作为别称，把弈作为正式名称的只有北方部分地区。

到了东汉，围棋在书面语中已经广泛使用，比如马融著有《围棋赋》，李尤写了《围棋铭》等。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除了“弈”和“围棋”，还有其它有意思的名称，比如晋朝有人称围棋为“坐隐”和“手谈”。不过到最后，还是“围棋”这个最形象的名称流传开来。

围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围棋的发明者是谁，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果。相传上古时期的尧发明了围棋，目的是为了教育顽劣不堪的儿子丹朱。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见于史籍的第一位棋手——弈秋。《孟子》记载到“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弈秋名气很大，棋艺高超，以至于后世的围棋著作《弈旦评》推崇他为围棋“鼻祖”。那个时候，围棋在社会上已经广泛流传，人们用“举棋不定”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

秦汉时期，围棋的发展比较缓慢，甚至一度沉寂，到了魏晋南北朝又开始活跃起来。三国时涌现出一批有名的棋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曹操棋力相当不错，“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更是被称为“弈中神人”。有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竟然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

魏晋时期的棋局是纵横17道，共289个点，白、黑棋子各150枚，王粲记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到了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共361个点，比原来更加复杂了。

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文人学士崇尚“清谈”，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非常喜好围棋，梁武帝创建了“棋品”制度，根据棋士的水平为他们授予一定的“品格”，现在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就来源于此。围棋的地位得到了提升，逐渐成为古代读书人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而被古代知识分子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曾经顽固地认为围棋是无聊消遣的东西。

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围棋事业的发展，唐玄宗特意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官职，叫“棋待诏”，官阶九品。至此，围棋手也成为了“国家公务员”，并且是国家高级文职人员。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层层淘汰所留下的精华。他们的棋艺往往代表了国家的第一流水平，所以被人们称为“国手”。

为围棋发展做出贡献，并不只有唐玄宗一个皇帝。唐玄宗就曾以一只盖金花碗为奖品，举行过围棋比赛，应该称为“盖金花碗杯围棋挑战赛”，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围棋奖杯赛了，其含金量和影响力绝对不输给现在的“应氏杯”“富士通杯”等比赛。

唐朝国力强盛、文明远播，在日益增多的国事交往中，围棋高手作为“友谊大使”起到了不少积极作用，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声誉。

顾师言是当时有名的“国手”，曾经让来访的日本国王子输得心服口服、目瞪口呆。

明朝是棋艺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不但形成一些著名的围棋流派，大量的围棋谱也涌现出来。围棋长期被士大夫垄断，此时也开始“草根”起来，市民阶层中也涌现出一些高手。

清朝初年，出现了中国古代围棋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一时间高手如云，留下大量名局棋谱，如黄龙士与徐星友的“血泪篇”，施襄夏与范西屏的“当湖十局”。同时，围棋理论的研究也达到一个高峰，代表作有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等。

不过从清末开始，中国围棋渐渐衰败，围棋发展的中心也转移到日本。日本对围棋进行了一些革新，废除了中国古代围棋的座子制，这一变化使得布局理论得以极大发展。

昭和时代，吴清源和木谷实共同引领了“新布局”的潮流，这被看做是现代围棋形成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围棋开始复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并逐渐形成中、日、韩三国争霸的局面。

6．中国的“高尔夫”

（古代的捶丸）

说到“高尔夫球”，现在的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可要是说到中国古代的“高尔夫球”，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中国古代的“高尔夫球”叫做“捶丸”，“捶”就是击打的意思，“丸”就是球。

据研究，捶丸的产生其实和唐代的马球有关系。当时，在皇宫中，打马球是非常流行的，连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非常喜欢。不过，有些宫女觉得这项运动太野蛮了，很容易受伤，于是改为徒步打球，这便是唐代的“步打球”，和现代曲棍球十分相似。

宋人比唐人更文弱，觉得“步打球”对抗性太强了，干脆改为非对抗性的比赛，取消了球门，改用球穴，球进穴得一分。竞赛形式变了，名称也随之改变了，叫“捶丸”，和现在的高尔夫球十分相似。

北宋末年，书画双绝的宋徽宗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爱玩也最会玩的人，玩蹴鞠这个爱好在《水浒传》里就被提到过，没想到他还喜欢“小白球”。在玩乐上，他真是一个很刻苦的学生，经常钻研古人如何打球并勤加练习，就像现代人通过请教教练与观看教学录像来改善球技一样。

宋徽宗坐拥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他可谓是全球第一富豪，所用的球杆，自然要对得起“泱泱大国”的脸面。以纯金打造缘边，顶上缀饰玉器，打完球后，球具不装在球袋而收藏在锦盒中，所谓“盛以锦囊，击以彩棒，碾玉缀顶，饰金缘边”，其豪华和名贵，是现代任何一套极品球具都无法相比的。

说起来，徽宗要是处理军国大事像玩球一样用心，也不至于遭遇“靖康之耻”了。不过金朝的皇帝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学会了像宋徽宗一样过有钱人的生活，喝喝小酒、吟吟诗词、打打小白球，据说金章宗就是知名的捶丸发烧友。

征服者总是喜欢被征服者的游戏，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作为后起之秀，先后征服西夏、金、南宋的蒙古人也喜欢上了“捶丸”这个游戏。那个时候的人要是看谁不顺眼，就会来一句“你敢和我玩捶丸吗”，这就好像中世纪的贵族拿着枪说“你敢和我决斗吗”一样牛气。蒙古人骑着马，拿着弓箭，让欧洲人瑟瑟发抖，不过也给他们带去了“捶丸”这个有意思的游戏，据说，“高尔夫球运动就是由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西征时带到欧洲的”。

元世祖在位期间，有一位题其书房为“宁志斋”的老人，写了一本关于“高尔夫球”的专著《丸经》。他宣扬捶丸有“收其放心，养其血脉，而怡怿乎神情”的作用，并视为“训将练兵之一伎”，不但可以修身养性，还能够作为军事训练手段。全书目录有三十二章，从捶丸比赛规则到挥杆要领，从球棒的制造到场地如何保养，绝不吝啬纸张，专业的精神与精致的程度绝不输于现代的高尔夫球运动。

宋、金、元三朝的君主无不喜欢捶丸，以身示范，极大地促进了捶丸这项运动的普及。在他们的带动下，捶丸大有成为全民运动的态势，就连小孩都喜欢玩一种类似捶丸的游戏——“击角球”。这段时间可谓是中国捶丸发展的黄金时代。

到了明代虽然日渐衰落，可也有宣宗这样的忠实捶丸粉丝。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宣宗行乐图》就记录了明宣宗捶丸的场景。图分为六个部分，其中一幅图上我们看到在草皮平整的皇家私人球场上，分布着十个球洞，每个球洞旁都会插着不同颜色的彩旗作为提示，主人公明宣宗正集中注意力挥杆击打一白色小球。在他身后，一根根粗细不同做工精良的球杆立在特制的球台上，旁边还有两个太监负责看守，而几个侍从每人都捧着一根推杆，恭恭敬敬地侍候主子换杆。这场面、这气派，根本不是现在的大老板所能赶上的。

到了清朝，捶丸终于慢慢消失了，并且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中国的上流社会才开始接触到西方的“高尔夫球”运动，无奈国运衰落，这项运动并没有流行起来。不过到现在，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尔夫球运动也开始在中国大受欢迎，成为金领一族追逐时尚与潮流的象征。

7．没有老虎机的年代

（古代的赌博方式）

赌博就是拿有价值的东西做注来赌输赢。赌博需要赌场、赌局还有赌博的游戏规则。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赌，可是像“老虎机”“二十一点”这样的东西古代并没有，那么古人怎么来赌博呢？

在古代，赌博的游戏被称为“博戏”。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是出自夏朝末期乌曹之手。算起来，赌博游戏在中国的历史有3500余年了。这乌曹是暴君夏桀的大臣，看来“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暴君”手下也只能出现“赌徒”大臣了。

六博在秦汉时期非常流行，和许多赌博手段有渊源。六博包括“掷采”和“走棋”两个环节。“走棋”后来发展为许多棋类游戏，如象棋。“掷采”这一环节，发展为专门用于赌博的“掷骰子”。一开始，六博只是种娱乐活动，直到后来才成为一种赌博手段。六博曾盛行一时，但到了宋代便完全消失了。

“斗鸡”也是一种产生非常早的赌博方式。用动物来进行赌博，还包括“斗鹌鹑”“斗鹪鹩”“斗蟋蟀”“走狗”“赛马”等。战国时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而一开始的时候，斗鸡是王公贵族用来斗气的游戏。但到了唐代普遍带有了赌博的性质，相传大诗人李白有一次斗鸡斗输了，竟然像打了鸡血一样，拔刀把对手当场捅死。

唐宋以后，各种赌博方式像是从地上冒出来一般，充斥着各种场所。有各种球类运动，主要是蹴鞠、击鞠和捶丸。元代出现的捶丸专著《丸经》，对捶丸赌法有详细的规定。有各种棋类游戏，如围棋、大小象棋。有掷骰子类的赌博品种，主要有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等。还有用钱来赌钱的独特方法，如赌钱的数量、猜反正面等。

说到赌具，就不得不说说“叶子戏”，因为它可以说是后来许多棋牌类游戏的祖宗。叶子戏最早出现在唐代，据说是当时一个天文学家发明的，形状大小看上去像树叶，因此而得名。“叶子戏”后来和宣和牌（也就是骨牌）相结合，演变为中国纸牌；还经历了“马吊”的阶段并发展出国粹“麻将”。随着蒙古人西征，“叶子戏”还传到了西方，演变成了塔罗牌和今天的扑克牌。

宋朝时还出现了骨牌，因出现在宣和年间，又叫做“宣和牌”。这种骨牌游戏在宋高宗时传入宫中，随后迅速在全国盛行。当时的骨牌多由牙骨制成，所以骨牌又有“牙牌”之称，民间则称之为“牌九”。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多米诺的意大利传教徒把这种骨牌带回欧洲作为礼物送给女儿。多米诺为了让更多的人玩上骨牌，制作了大量的木制骨牌，并发明了各种的玩法。于是一种风靡全世界的骨牌游戏“多米诺”诞生了。

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等引入中国，中国的赌博活动就变得更加五花八门、纷繁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赌场，并打击赌博犯罪。不过，赌博活动并没有完全消失。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会拿出纸牌或者麻将小赌一把。曾经有一段时间，游戏机厅里流行“老虎机”，使许多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到了如今，“赌球”则是一种比较新兴的赌博方式了。

8．下里巴人的通俗唱法

（古代的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是指那些通俗易懂、被普通人所喜爱、流传较广的歌曲。古代的流行歌曲被称为“下里巴人”。下里：乡里；巴：古国名，在今川东一带。下里巴人擅长表演民间乐曲。曾经有人在楚国演唱下里巴人的歌曲，“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人们很喜欢，还跟着一起唱，所以后来“下里巴人”便成为通俗的文学艺术的代称了。

早在远古时期，民间就产生了民歌。这些民谣比较粗俗浅显，表现出人们质朴的审美观。

周代的时候，有专门的“礼乐”，用于祭祀、朝贺等。但平常娱乐的时候，周王还是喜欢听听土风歌谣。周朝专门设有采诗的官吏去民间采集民歌，然后由宫廷中的乐官加工整理，然后供周王欣赏，同时周王还能了解民风民情。

《诗经》的“十五国风”便记录了当时各国的民歌。当时的秦国多流行战歌，而卫国多流行爱情歌曲，这也许是卫国灭亡而秦国一统天下的一个原因吧。

到了汉代，有“乐府”这样一个掌管音乐的机构，专门负责收集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李延年就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流行歌手。他唱了一曲“佳人难再得”，引起了汉武帝对“北方有佳人”的兴趣，成功把自己的妹妹推销给皇上，靠着这个关系，自己也获得了荣华富贵。

唐朝是流行音乐大发展的时代。宫廷和官署有梨园和教坊这样专门训练歌唱、表演歌唱的机构。当时从民间强征一些嗓音好、容貌好的女子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这些歌手歌唱技巧很高，可以达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境界。

随着佛教的盛行，还出现了“变文”这种以传播佛教教义为主旨的讲唱艺术形式。“变文”这种说唱形式，是向不识字的百姓宣扬佛法的好方法。不过那个时候的说唱和今天的黑人说唱则是两码事了，古代的说唱艺术并没有独立出来，而是融合在后来的各种曲艺之中了。

宋朝的时候，经济、文化非常繁荣，市井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勾栏瓦肆里，夜夜笙歌，歌女们献唱一曲博大家一乐，就能收获大笔的赏钱。过去的流行歌曲都是官府采集民歌制作而成，老百姓是流行歌曲的创造者，但却不能享受流行歌曲。而这时，出现了一位为老百姓写歌的文人，这就是柳永，柳三变。对歌女们来说，要是唱了柳永写的歌，一准儿能红。那个时候的歌词，就是古典文学的代表“宋词”。这“宋词”读起来都那么优美，唱起来恐怕更动听。遭受了宋末元初的战争的摧毁，到了明清时期，宫廷雅乐迅速衰退而奄奄一息，但民间音乐依旧顽强，产生出千姿百态、交相辉映的各类民歌。像这个时期流行的“茉莉花”就是最出名的一首了。全国各地流行着许多版本，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江苏版。清朝时，外国人到广州旅行，听到这首歌，把它记下来带到了西方，“茉莉花”就成为了最早传到西方的中国流行歌曲。

9．古代歌坛的第一偶像

（古代粉丝也疯狂）

很早以前，古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就已经很丰富了。在大宋的歌坛上，还出现了一颗璀璨的明星，不过他并不登台演出，而是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被人们所熟知，这就是宋词第一人柳永。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又名柳七。

宋仁宗的时候柳永中了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所以人们又称他“柳屯田”。柳永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歌坛偶像，红得发紫，拥有无数铁杆“粉丝”，这些“粉丝”的狂热程度绝对不逊于今天的追星一族。

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的“粉丝”可以说是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在勾栏瓦肆里卖唱的歌女们最喜欢唱的就是谱了曲的柳永词，这可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

当时“粉丝”的狂热程度，绝对不输给现在“超女”的“粉丝”。柳永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那个时代的歌妓如果能够演唱柳永的词儿，就可以一夜走红、身价暴涨。于是，歌妓们爱他爱得发狂。和柳永“床下填词、床上戏水”成为当时妓女们最一致的愿望。她们通过一首顺口溜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连皇帝知道了，都大发醋意。

说到铁杆程度，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能及。柳永虽然写词无数，但因为没有版税什么的所以没赚到什么钱，加上自己不懂理财，花钱大手大脚，死的时候竟然没有遗产，连下葬都成了问题。这个时候，还是迷恋他的那帮歌妓“粉丝”一起凑钱为他买了块墓地，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柳永死后，家族中的人也不来祭拜。反而在每年清明，总是有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有组织有秩序地到他的坟地上祭扫，以至于竟然成了一种风俗，被人们称为“吊柳七”或“吊柳会”。

在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有宋仁宗这样一个并不昏庸的皇帝，作为一个文人，为什么会混的这么惨？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有一个为文人提供跻身上流社会机会的完善的科举制度，无数书生才子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念头投身于书海与官场。从才气上说，柳永可以说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为何他的思想和行为这么“非主流”呢？甚至让我们这些人觉得他有点儿“弱智”和“脑残”？

其实，一开始柳永也非常上进，希望能够一举中的，成为一名生活有保障、前途很光明的“公务员”。

宋真宗天禧元年，柳永千里迢迢地跑到京城参加科举。第一次科考，他名落孙山，但并没有动摇他视状元如囊中物的想法。他并没有像包公一样黑着脸，而是仍然露出很灿烂的微笑，表示他认为理想仍然是丰满的。当辛辛苦苦等了六年，等来的却是第二次的落榜，他顿时感到现实很骨感。这一下，他由一个有志青年变成了一个“愤青”，把脏水一股脑地抛向了朝廷。他在《鹤冲天》里写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骂归骂，“公务员”这个职业仍然对他有着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有成为“父母官”的机会，谁也不会甘心成为一个词作家。柳永混迹在青楼茶馆，仍然等待着科举的机会。谁也料不到，宋仁宗看了他的《鹤冲天》，变成了一只愤怒的“龙”，向柳永喷出炙热的火焰。当三年后，柳永终于“过三关，斩武将”，只等着皇帝朱笔圈点就可以放榜时，宋仁宗看到了柳永的名字，于是在试卷上大笔一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当柳永看到榜单时，放声大笑，吟到“他人说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干脆称自己为“奉旨填词柳三变”！不再苦读四书五经，而是流连于青楼妓院之中，靠写词谱曲为生，把妓女们当做红颜知己，也被妓女们看做知音。

不过，柳永的家族里出了太多的进士，父亲、叔叔、哥哥，甚至于侄子。柳永骨子里仍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烙印。

正大光明的去考试无法取得成功，柳永动起了“歪门邪道”的念头，走了一次“后门”。当时的两浙转运使孙何是柳永的好朋友，但柳永不好意思直接求他，便写了一首《望海潮》来夸赞孙何管辖的杭州很美。孙何很高兴，热情款待柳永，但不久就死去了，没帮上柳永什么忙。但这首词后来传唱到金朝的君王完颜亮耳中，对“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非常向往，渴望派兵占有江南。就因为这个，柳永差一点儿被人当成了“汉奸”，柳永的运气真是衰到家了。

等到年纪半百的时候，柳永才中了进士。不知哪根神经错乱了，宋仁宗不但原谅了柳永，还把他召进宫里，好吃好喝地款待。虽然如此，但柳永的性格根本不适合混迹在官场上，后来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政绩，只好辞掉了官职彻底“堕落”为一个不得志的“风流才子”。

10．交谊舞诞生记

（古代的交谊舞）

在内蒙古曾经发现这样一幅岩画，画面上一男一女，胳膊连在一块儿，面对面地跳舞。这就是中国最原始形态的交谊舞，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交谊舞图画记录。

这个时候的交谊舞，非常单纯，其作用应该是求偶，就像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一样。

可惜，中国原始的交谊舞还没怎么发展就消失了。不过在汉魏时代，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交谊舞，和现代交谊舞不同的是，它是在男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是史书上多有记载的“以舞相属”。“属”者，委也、付也，即邀请之意。中国的官宦和贵族举行宴会时，把这种交谊舞作为交际与交往的礼节性手段。

古代的交谊舞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对舞步、舞姿以及舞者的仪容都有很高的要求。在宴会上，一般由主人在宴会进行过程中第一个起舞，主人跳完之后，邀请另外一个人继续跳下去。第二个人跳完后会接着邀请另外一个人，如此循环相接。被邀请人必须跳舞作为回报，如果被邀请人拒绝跳舞，会让邀请人很没有面子，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

《后汉书·蔡邕传》就记载了一个“以舞相属”的故事。东汉书法家蔡邕“空降”到地方去做官，心情不好。五原太守王智特意举行宴会为他送行，宴会期间王智跳了一段舞后邀请蔡邕。因为蔡邕厌恶王智的哥哥中常侍王甫，所以蔡邕对他的邀请置之不理。王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没想到蔡邕脾气很大，竟然甩了甩衣袖潇洒地离开了。蔡邕得罪了当朝权贵，想再回到京城任职就没什么希望了。

古代士大夫之间存在分歧是很常见的，正所谓“文人相轻”，但又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说话很直接，交谊舞就成了一个含蓄的表达方式。

三国时期，陶谦任舒县令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庐江郡守刚好是他父亲的朋友张磐。张磐觉得陶谦是自己人，对他很关照。陶谦却看不起张磐，觉得自己比他能力强却受到他的管辖。有一次张磐请陶谦赴宴，并跳起舞来邀请他。陶谦不情愿地跳起舞来，但跳到应该转身的时候，却停下了。张磐问他：“为什么不转？”陶谦说：“不可转，转则胜人。”古人把升官比做“日转千阶”，陶谦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一转，就会升迁，不再屈居你之下了。张磐不是个傻瓜，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为此感到很愤怒。陶谦在这里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放弃官职另谋出路去了。

到了唐代，宴会中以舞相属的风气仍然很兴盛。唐太宗举行宴会时，就经常邀请大臣们一块儿跳舞，并且还说跳舞不用遵循繁琐的礼仪，只要玩得高兴就行了。

这个时候流行一种名叫“打令”的交谊舞，这是在行酒令时跳的习俗舞蹈。“打令”既可以两个人对着跳，也可以群体跳，还发展出一系列舞蹈规范动作。宋代的朱熹《朱子语类》记载：“唐人俗舞，谓之打令，其状有四：‘曰招、曰摇、曰送、曰邀。’”

唐代以后，交谊舞绝迹。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再注重舞蹈的社会意义，而是更加重视舞蹈的娱乐作用。参加宴会的客人不再是乐舞表演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观众。

中国现代的交谊舞是从西方传来的，和古代的交谊舞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在中国比较正式的宴会中，一般都会采用这种源自西方的社交舞蹈。如果能够结合中国的舞蹈技艺对现代交谊舞进行改进，应该可以促进交谊舞在中国的发展，使普及率有所提高。

11．史上最早的书店

（古代的书店）

古代的书店叫书肆，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汉代。“肆”有店铺、手工作坊的意思，实际上书肆包括了卖书的市场、地摊、店铺和印刷制作书籍的作坊，那个时候的书肆实际上拥有编辑、出版、发行等全部功能，不像现在的书店只负责发行。此外各朝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籍铺等名称。这些名称一般都统称为书肆，宋代以后统称为书坊。

书店一名，最早出现在清明乾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被称为书局。

早在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中国的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公开的书籍买卖活动。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于是在京城长安办了一所太学，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从这以后学校还年年扩招，于是学生数量不断增多。太学生们不但需要买书，还需要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许多商人从中嗅到了商机，于是在学校旁边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卖书的摊位、商铺就是书肆，很快便成为文人雅士们的好去处。扬雄在文中就说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

当时，书肆出售的书籍，都是手抄本，也就是请人把文字抄写在竹简或丝帛上。纸张发明后，就抄在纸上。这个时候的书谈不上精美，而且还有点儿昂贵。东汉的王充年轻时很喜欢读书，但又买不起书，于是经常在洛阳的书肆里厚着脸皮只看书不买书，后人们还赞扬他“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人们总是会偏袒那些有才华的读书人。

东汉时代还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这种职业被称为“佣书”。“投笔从戎”的班超也做过此工作。东汉名士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洛阳市肆佣书”，靠抄书来养家糊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又被称为“经生”，名字变得高雅了一点，不知道报酬有没有涨。有些书肆的主人本身就是佣书人，自抄自卖，算得上是当时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个体户了。

纸张的发明为书籍的制作提供了最好的原料，而佣书人的出现则满足了书肆的人才需求，在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书肆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北朝时代，书肆已经遍及洛阳、长安、大同、安阳、南京、成都、江陵等大城市。唐代书肆里售卖的抄本书的种类和数量都超过以前很多，有的还出售字画，这就涉及到古董行当的业务了。

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明显提高了书籍制作的效率，促进了书肆的发展。唐代后期至五代时期，在成都、长安两座城市，出现了大量书肆，它们使用雕版来印刷各种书籍进行出售，不但有字书、小学、文集等语言文学类书籍，还有日历、佛经、以及阴阳占卜等书。到了两宋时期，书坊出售的雕版书已经基本上代替了抄本书。

到了明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四座繁华的城市成为全国“四大聚书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图书集散地。当时的图书出版行业竞争已经比较激烈，许多书坊为了生存采取了一些营销策略，根据读者的需求来刊刻和出售书籍。普通人注重书籍的实用性和娱乐性，那么书坊就为他们提供文艺书、日用书、医书等。而读书人买书主要是为了科举考试，那么书坊就为他们提供策论、字书、韵书、类书、文选、经书、子书等。

清朝末期，西方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都开始传入中国，促进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书店、书局、印书馆等，大多数有出版、发行两种职能，甚至有的还兼营印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确定了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协作的制度。国营的新华书店成为了现在最大的书店。

12．皇帝领衔的娱乐业

（古代也有娱乐圈）

古代的老百姓为生计而奔波，为柴米油盐而发愁，自然没有什么闲钱和时间去娱乐场所，顶多回家和自己老婆“娱乐”一下而已。只有以皇帝为首的权贵们才有资格娱乐，而众多皇帝不但是古代娱乐业的大亨，许多还是娱乐圈的名人。

正儿八经地说，中国娱乐业的创始人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从他开始娱乐业才成为了一门真正的行业。李隆基嗜戏如命也精通音律，而大唐帝国此时国富民强。于是李隆基在其皇宫一隅的“梨园”，亲手精心栽培了三百名专攻《法曲》之“皇帝园弟子”，“梨园弟子”一说遂出此典。“梨园弟子”也便成了今日演艺明星的远亲。沾了皇帝的光，“梨园”也就成为值得瞻仰的娱乐圣地。

从此以后，艺人们的地位不再那么低贱，反而身价一直只涨不跌，如今的世道里，你不见，前仆后继学唱歌、学演戏的男人女人该有多少？

大唐天子李隆基不但是当时文化娱乐圈的后台老板，还是当时著名的“戏子”。皇帝亲自演戏，对唐朝宫廷梨园众多戏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鼓励。

唐玄宗在“梨园”演戏还专门扮演“丑角”，剧中凡有“丑角”可演，无论角色大小，唐玄宗总是很认真地登台上场。不过皇帝登台演出且扮演丑角，有失君王威严，于是在演出时，特意在脸部挂上一小白玉片儿做一些遮挡。后来的丑角艺人效法唐玄宗，在脸上勾画一个类似白玉片的白粉块儿，慢慢就形成了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脸谱。

因为唐玄宗爱演丑角，扮演丑角的人也跟着沾光成了旧戏班中的“特权阶层”。戏班里的人都认为，就算你唱得好、演技高，是“台柱子”，在班子里的地位也只能屈居老二，唱丑角的演员才是老一，因为尊“丑”就是尊皇帝。

在开“演唱会”之前，戏班子先要进行敬“神”仪式，大家都要磕头跪拜表示崇敬，但是唱“丑”的演员，无论年龄、性别、资历如何，都可以不鞠躬、不作揖、不磕头。这些规矩，都是因为唐玄宗当年出演小丑的缘故。演其他角色的演员都忍不住幻想一下，为什么唐玄宗当年不饰演自己的角色呢？

皇帝以身作则，自然吸引了不少人参与到文化娱乐事业中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安禄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但他总是得不到重用。虽然是个胡人，但他也想到了走后门，于是备上厚礼拜访了当朝国舅杨国忠，而杨国忠把他引荐给了杨贵妃。杨玉环一看到他就喜欢上了他，竟然把他认作了“干儿子”，要知道安禄山的年龄都赶得上杨贵妃她爹了。杨贵妃对这个乖儿子很宠爱，告诉他，当今圣上喜爱胡旋舞，如果你学会了表演给皇上看，就可以升官了。杨贵妃还亲自示范给安禄山看。

有了升官发财的诱惑，有了杨贵妃的指导，肥胖的安禄山历经五年寒暑终成一代胡旋舞大师，进入了当时长安的娱乐圈。此后，杨玉环专门引荐安禄山给皇帝表演，唐玄宗果然开始宠信安禄山，于是便有了后来的马嵬兵变，杨贵妃、杨国忠相继身亡。谁也想不到，大唐帝国栽在小小的胡旋舞上。

虽然有了唐玄宗的教训，但仍然有皇帝对娱乐业情有独钟，这便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作为开国皇帝，李存勖也曾经英明神武了一把。不过称帝后，却都把精力转移到发展娱乐业上了。他还是一员猛将的时候，就亲自编出军歌乐曲教给将士，用战歌激励士气。现在当了皇帝，不但提高了“伶人”“倡优”等娱乐从业者的地位，给他们涨了工资，还热衷于演戏，亲自粉墨登场。李存勖还为自己起了个艺名“李天下”，结果后来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这“天下”也不再姓李了。

13．中国式运动会

（古代的体育项目）

中国古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但却没有一个类似“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的体育盛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体育活动渐渐销声匿迹，这不禁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如果我们穿过历史的长河，去认识古代的体育运动，可以发现古人的生活原来这么精彩。

任何体育运动的源头都差不多是人类与自然搏斗的过程。曾经就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英雄，敢和太阳赛跑，跑过的距离连马拉松都无法相比。夸父是古人编造出来的，但却激励了更多的人勇敢地向前跑。周成王的两个随从因为跑得和马车一样快，而获得了周成王赏赐的十个奴隶。北魏的杨大眼则是一个短跑名将，一瞬间可以拉直三丈长的绳子，没有百米11秒的速度是无法做到的。

跑步这项运动虽然很酷，但毕竟是一个人的独角戏，爱看热闹的古人对格斗类的项目有了更大的兴趣。角抵、相扑、摔跤是一个运动项目，都是徒手搏斗的一种，只是不同朝代叫法不同。两个人不顾一切地扭打在一块儿，就是为了把对方摔倒。到了宋代，还出现了表演性质的摔跤，比赛的两个人几乎不穿什么衣服，这也就是现在日本相扑的原型。

摔跤不过是两个人的战争，而古代成千上万兵马打仗的场面绝对不稀罕。整个冷兵器时代，骑马射箭都是最厉害的战争技能，它们成为重要的体育项目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孔子把“御、射”列为六艺，齐国有“田忌赛马”，赵武灵王也曾经提倡“胡服骑射”。北魏孝武帝时期还举行了射箭“奖杯赛”，谁射中酒杯谁就可以拥有它，这可是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和战争有关系的体育项目少不了源远流长的武术。有赤手空拳的搏斗，也有“十八般武艺”。据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擅长棍法，后来甚至传给了少林武僧，这便是后来的少林棍法。大诗人李白则是个剑术爱好者，现存《李白全集》中的964首诗，其中描写击剑的竟然多达100首。

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都不算好玩的，真正好玩的是球类项目。“蹴鞠”是用脚踢的，后来又演变出各种球类项目，可以算是球类运动的始祖了。传说黄帝发明了蹴鞠，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很流行了。刘邦的老爸刘太公就是个球迷，曾经为在皇宫中无法踢球而闷闷不乐。到了汉代，人们认为蹴鞠这种运动不但可以增强勇气，还可以培养勇敢的精神，于是作为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赫赫有名的霍去病就曾用蹴鞠来提高士气。到了宋朝，还诞生了蹴鞠运动协会“齐云社”，它负责专门组织蹴鞠比赛。

蹴鞠踢来踢去的，累得满头大汗也觉得不过瘾，竟然想出了骑着马玩蹴鞠的主意，曹植有《名都篇》曰“连骑击鞠壤”，这“击鞠”就是古代的马球。唐玄宗在还是个王子的时候就曾经率领大唐马球队战胜了吐蕃马球队，为国争了光，受唐玄宗的影响，连文人们都忍不住想练练身手。

单单一个唐朝，喜欢打马球的皇帝就有好几位。皇宫中的第一运动非马球莫属。不过，打马球毕竟需要充沛的体能、高超的骑术和过人的勇气，一般人是玩不了的。于是有些体弱、胆小的宫女发明了“步打球”，很像是现在的曲棍球。一开始是往球门里打，后来改为在地上挖个洞，这又成了“捶丸”，成为现代高尔夫的祖先。

不过这些都是在陆地上玩的体育项目，水里的体育项目才更刺激呢。最简单的是游泳，这和人们早期的生存需要有关。在宋朝，江南一带，靠近大海，多江河湖泊，水性好的人很多。那时的游泳爱好者，喜欢趁着钱塘江口出现大潮的时候去海里弄潮，显示出过人的水性和勇气。而在楚国故地，为了悼念爱国诗人屈原，人们形成了赛龙舟的习俗。

现在被继承下来的只剩下武术、赛龙舟等少数几个，其它的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随着现代体育竞技事业的发展，有些传统项目被人们发掘出来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像赛龙舟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运动，如今已经传遍五洲四海，拥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而武术这种运动一旦申请为奥运项目，那么也会极大地促进它的发展。

14．有炒作就有八卦

（古代的狗仔队）

炒作，就是通过某种刻意的手段来使某人或某种事物获得一定的名气。八卦指的是和隐私有关的新闻。狗仔队就是专门挖掘八卦的那些人。炒作离不开八卦，有八卦就有狗仔队。

古代的造反者也许是炒作的发明者吧。像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就吹嘘自己是赤帝的儿子，他老妈和蛟龙交合才生下了他，而他曾经“斩断白蛇”等等，通过这些迷信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不过唐代才是炒作成风的年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科举制度有关系。在那个人才大爆炸的年代，许多人都去挤科举这座独木桥，惨败而归的人很多。为了能金榜题名，光有才华还不够，还需要一定的名气。当时许多文人为了尽快出名，就频频参加各种宴会，并吟诗作对，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开来，以引起大人物的注意。

当时一个叫朱庆余的考生就专门写了一首《闺意献张水部》诗给当时的主考官张籍，希望能得到他的照顾。朱庆余这种做法虽然有效果，不过还是比不上他的前辈陈子昂。陈子昂为了让自己出名，以增加金榜题名的机会，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炒作”，被后来的炒作者看做是非常经典的参考案例。他首先在大街上花费千金买了一把破胡琴，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然后又告诉大家，他擅长弹琴，并准备第二天在自己的住处表演一场，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第二天，他边弹边唱，“演唱会”气氛非常浓烈，就在大家沉浸在音乐之中时，他突然摔烂了琴，让大家感到震惊。趁大家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拿出自己写的诗文硬塞给大家。这次炒作很成功，很快他就成了京城的“文化名人”。再次参加科举，一下子就中了进士及第。不过这个故事具有不可复制性，如果现在你把自己炒红了，然后去参加高考，估计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唐代以后，随着“娱乐事业”的发展，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八卦娱乐图片”，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时期，后主李煜对朝廷里面的北方人不太放心，韩熙载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消除皇帝的疑心，韩熙载经常邀请一些官员在家里开派对。后主李煜于是派顾闳中和周文矩在深夜潜入韩宅，希望了解一下韩熙载究竟在干什么。这两位大臣这回可算是客串了一把“狗仔队”的角色，并且完成得很出色。他们经过仔细观察，详细记录之后，回到家里，还每人画了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李煜看了画以后，知道韩熙载真的是在搞娱乐活动，而不是图谋不轨。

不过这皇帝派人偷偷摸摸地监视别人，未免有点儿不光彩。可到了宋朝，还真有人把“狗仔队”当成一种“神圣”的职业。那时候四川有个叫杨铮的秀才，喜欢专门搜集别人的隐私、揭露别人的丑闻，不是毁坏别人名誉，就是敲诈勒索，真是人见人怕，都躲得远远的。他靠着当“狗仔队”过了几年好日子。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后来被一个名叫王茂权的黔南节度使整得很惨，不但受到欺骗娶了一个又丑又凶悍的老婆，还被吓得不敢在四川混了。这可以算得上是对“狗仔队”的第一次成功的反击了。

在古代，无论是“炒作”、“八卦”，还是“狗仔队”，都只不过是一种个别现象。而现在，人们对这些现象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并且感到了厌烦。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就是为了摆脱“狗仔队”的跟踪而出了车祸，她遇难之后人们开始声讨“狗仔队”，甚至有人建议制定一部《反狗仔队法》。不过，“狗仔队”们的行动仍然非常活跃，明星们也不时地把一些“八卦”透露给他们，好让他们帮自己“炒作”。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会存在有一定的道理，套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15．古人的宠物很袖珍

（斗蛐蛐的乐趣）

蛐蛐儿，学名叫蟋蟀，人们在平常一般会叫它促织。因为一听见蛐蛐儿叫唤就表示秋天到了，天气会逐渐变凉，提醒人们该准备冬天的衣服了。所以有“促织鸣、懒妇惊”这样的说法。蟋蟀，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和观察。在《诗经》中，就有一篇《蟋蟀》。人们已观察到秋季天气转凉，蟋蟀就会躲进屋里的规律，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

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像蝗虫但又比它小，所以汉魏人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

从“蟋蟀”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可以得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它争强好斗，而是由于它能发出如音乐般悦耳的鸣声。正所谓“境由心生”，这小虫的鸣声被不同的人听到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劳动妇女们听到它，就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提醒她赶紧织布、缝制寒衣。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它，则会觉得它在诉说着哀愁，心中生出悲凉的感觉。杜甫就曾感叹地唱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蛐蛐以欣赏它的声音，这已经很难调查清楚了。不过，斗蛐蛐儿是开始于唐代的。据说天宝年间，宫女在玩赏蟋蟀的过程中，发现雄性蟋蟀有好斗的特点，于是斗蛐蛐儿这个游戏率先在宫中流传起来。传到社会上之后，和赌博联系在了一块儿，就像现在的赛马一样，赌徒的命运寄托在了动物身上。

南宋，在斗蛐蛐儿的历史上是著名的时代。这个时候，斗蛐蛐儿从地域上来说已经冲出了京师的范围，从阶层上来说也不再限于贵族，普通民众，甚至于和尚也喜欢这种游戏。民间称为“活佛”的济公，不但奉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还喜欢斗蛐蛐儿。他有一只名为“铁枪”的蟋蟀不幸死去，他不但把它好好安葬，还郑重其事地为它作悼词、祭文。

这个时期，还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末期的权相贾似道。当襄阳城被蒙元军队围攻的时候，他把情报藏起来不报给朝廷，也不派去援兵，却整天躲在家里和自己的小老婆们斗蟋蟀。有人嘲笑他把斗蛐蛐儿当做“军国大事”，他听到一点也不脸红。

贾似道作为南宋重臣，因斗蛐蛐而误国误民，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称得上是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蟋蟀等方法。

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多年，斗蛐蛐儿的风气一直持续不衰，尤其是在明宣德年间非常繁盛。宣德皇帝因为喜欢斗蛐蛐儿而被称为“蟋蟀皇帝”。他曾经下命令让官府进献蛐蛐儿，加重了百姓负担。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根据这段历史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

清朝的王公贵族，在入关之后就开始喜欢上了斗蛐蛐儿这个游戏。每年秋季，京师会架起宽大的棚场，在官方的组织下开局赌博，无数赌徒的眼睛都盯在了小小的蟋蟀身上，北京城此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座赌城。

明清两代又相继出过多部有关蟋蟀的专著，不过大多数都是在贾似道《促织经》的基础增加了一些内容，并没有新的突破。

自清末以来，由于政局不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斗蛐蛐儿的风俗已接近绝迹。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斗蛐蛐儿的风俗又开始恢复起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蟋蟀市场可以达到万人的规模，各地纷纷成立蟋蟀协会，组织斗蛐蛐儿大赛，可谓盛况空前。如今，斗蛐蛐儿已经成为了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有朝一日还可能走出国门，让外国人开开眼界。

16．千古博弈话麻将

（穿山过水走世界的大游戏）

严格算来，麻将的历史有三四千年之久了。

在早些时候，麻将可是人家皇家和王公贵胄的游戏，一般老百姓根本玩不到。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慢慢地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时基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麻将来源于中国的博戏。据现存资料记载，这个博戏主要由一大主流、两大支流汇合而成。

一大主流是指以骰子的来龙去脉为标志。骰子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历程。

博戏的两大支流为诗牌和叶子戏，它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唐宋时，出现了叶子和诗牌。叶子戏很快发展起来，到明清之时已成为博戏中的霸主。此时，由叶子而演变出来的各种牌戏也大肆流传于大江南北。

与叶子戏不一样的是，牌戏到宋代时已发展为“宣和牌”。到了清代中、末时期，以纸牌为基础，吸收骰子与宣和牌中的成份，杂交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牌戏——这就是麻将，在清代道光至清末时期牌数和规则已经固定，有一套144张牌和每把13张的定型打法。一副完整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其中有序数牌（含万子牌、饼子牌和条子牌）108张、风牌（即东、南、西、北）16张，箭牌（中、发、白）12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8张。

当前，我们能够查到的关于麻将的早期资料主要见于清代徐珂《清稗类钞》：“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此外，关于麻将的传播有一条史料值得注意。杜亚泉《博史》称：“相传麻将牌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年由宁波江厦延及津沪商埠。”根据这个资料看来，麻将是清末年间经由宁波推广到全国，直至走出国门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麻将牌不仅在亚洲盛行，而且还流行欧美。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时出口的麻将牌，牌面上往往还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以及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把麻将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里珍藏起来的也不乏其人。

制作麻将的材料繁多，最早的麻将有竹质和木质，后来开始使用象牙、牛骨制作。早时候的麻将因为年代久远，所存不多。至今流传下来的那些麻将也都成为文物被封存在博物馆里，难得一见了。

关于麻将的来历，众说纷纭。

相传，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船上缺乏娱乐设备，寂寞之际，船上的将士们就只能以投掷骰子赌博作为消遣。但时间一长，将士们就厌倦了这样单调的游戏，有些将士开始想家，甚至有些人试图谋反，私自逃跑，一时间军心大变。郑和知道此事之后，杀了那些打算叛逃的将士，为了稳定军心，郑和发明了一种娱乐工具。当时，郑和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以100多块小木片为牌子，以舰队编制，分别刻了1～9“条”，然后又以船上装淡水桶的数量，分别刻了1～9“桶”（筒）。然后又根据风向，刻了“东西南北”四个风向。又以吸引人的金钱刻了1～9“万”。然后以“大中华耀兵异域”的口号刻了红色的“中”，然后根据一年四季刻了四个花牌，最后有一块牌不知道刻什么好，就不刻任何东西，这个就是“白”。

据说，在第一次玩麻将的时候，先是郑和、副帅、大将军、郑和的夫人（那时候太监也可以娶妻）四个人一起玩，最后确定了游戏规则后，全船逐渐推广这个游戏。当时船上有一个姓麻的将军，他玩这个游戏最得心应手，于是郑和给这个游戏命名“麻大将军牌”，这就是后人说的“麻将牌”。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麻将是为纪念梁山好汉而发明的。麻将基本张数为108张，代表着水浒里的108位好汉。东南西北则代表这些好汉来自四面八方；中发白是说这些人有的是中产阶级，有的是高官贵族，有的则是白丁出身。至今山东人把摸牌读作ma牌，所以叫做ma将。

千万别看轻了这一副小小的麻将，麻将虽小奥妙繁多，它可是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哲学的一个展示平台。我们的老祖宗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麻将中的“白”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个天圆不是地球的圆，而是宇宙的圆。而“中、发、白”3张牌就寓意着“中正”“发达”“纯洁”之意，把中国人的自然观和人们的良好愿望结合起来了。

还有，古人认为：万、饼、条3种花色分别代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古人还认为，3为基数，9为极数，因而万、饼、条分别有9张。5和12也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五行、五味、五脏、五色等和5有关的物质外，还有很多和12有关的，如12生肖、12时辰、12个月……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副完整牌是144张，正好是12的平方，108也是12的倍数。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4家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此外，麻将的牌面图案设计也是深含寓意的，仔细揣摩麻将牌的牌面图案你会发现，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是有某种寓意的，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

譬如，以“花牌”为例，人们通常采用梅、兰、竹、菊为图案。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梅”表示高洁傲岸，“兰”代表幽雅空灵，“竹”象征虚心有节，“菊”则暗示冷艳清贞，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也是对某种审美人格境界的向往，一直都是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

小小麻将将中国人特有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充分地阐释开来。我国已经加快申请麻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作为一种娱乐无可厚非，但不可玩物丧志，更不可以赌博害己害人。

17．文房四宝也是讲品牌的

（古代的精品文具）

文房四宝，是中国特有的书画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这个名字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叫起来的，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写字、画画离不开毛笔、墨、宣纸、砚台，文人把它们看做是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

古人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像书画这么高雅的活动，所使用的工具一定不能马虎。一些用料考究、工艺精美的书房用具慢慢就成了名牌，成为文人雅士的宠儿，也成为附庸风雅之人装点门面的工具。如果那些制作、出售名牌文具的人请王羲之、苏东坡、唐伯虎等文化名人做做广告，发挥一下名人效应，保证可以财源滚滚而来。

笔墨纸砚在我国的产地很多，在不同的时代“文房四宝”也并不相同。在南唐时期，指的是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江西婺源龙尾砚。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认同。

笔算是最先出现的书写工具了。春秋战国时，各国对笔的称呼都不同，吴国叫“不律”，燕国叫“弗”，楚国叫“幸”，秦国叫“笔”。幸亏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笔”成了唯一正式的名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否则这乱七八糟的名字都够让人头痛的。笔这种东西虽然容易和文弱书生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现在所用的毛笔据说是秦国大将蒙恬发明的。

蒙恬大将军发明的毛笔是用兔子尾巴上的毛制成的。从此，用兽毛做毛笔就成为了主流。唐宋时候的名牌毛笔叫做“诸葛笔”，也叫“宣城笔”。传说曾经有个有钱人为了学习王羲之的楷书，用每支十金的价格来买诸葛笔，不过看来学习效果不太好，不然书法史上怎么没有留下他的姓名呢？

元代以后，湖笔后来者居上，一脚把宣笔踢开，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笔。湖笔制作上更加复杂，工艺更加精湛。从质地上说，有软毫、兼毫、硬毫三大类。从材质上说，有羊毫、兼毫、紫毫、狼毫四大类。一般要经过浸、拔、并、梳等七十余道工序才能制作一支合格的湖笔，怪不得被称为“笔中之冠”。

有了笔，没有墨也无法写字，墨应该是和笔一块儿产生的。一开始的墨质量较差，更谈不上有什么名牌。直到后来随着制墨工艺的进步，终于出现了“徽州李廷圭墨”。

李廷圭用燃烧松树产生的烟来制作墨，成为一代制墨名家。李廷圭墨也被称为“歙墨”，成为南唐和北宋御用之墨，曾经出现过“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局面。后来，歙墨演变为徽墨，还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并获金质奖章，可以算是为国争光了。

笔和墨产生后只能在书简或帛书上书写，让它们感到拘谨束缚，直到纸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现状。徽州不但出了名笔，名墨，造纸也不愿让别的地方抢去风头。

南唐后主李煜很喜欢徽州的纸，甚至专门建了一座殿堂来存放，所以这种纸得名“澄心堂纸”。李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他也无法阻止“宣纸”迅速彻底地取代了“澄心堂纸”的地位。“宣纸”号称“纸中之王、千年寿纸”，许多画在“宣纸”上的古画，到今天依然完好如初。

文房四宝缺一不可，不得不说说这“砚”。最有名的要算这“龙尾砚”和“端砚”了。南唐时，皇帝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官职负责开采制作“龙尾砚”，如此打造品牌，它要是不红就应该感到脸红。而“端砚”的成名则是一步步来的，并且它的命运不太好，现在已经几乎挖不到原料了，但反而使它身价大涨。

到了现在，人人都敲着键盘打字，连笔估计都快握不住了。笔墨纸砚和现代化的生活格格不入，已经是“明日黄花”，几乎销声匿迹。不过它们是融合了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文化的艺术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了拯救文房四宝，中国科学院科技史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8．史上最早的侦察机

（风筝的历史）

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古代，人们发明风筝这样一种用途不大的玩具，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有些人认为，古人发明风筝是为了怀念逝去的亲友，当清明节鬼门暂时开放时，可以通过放风筝把慰问的情意传送给死去的亲友。不过也有人认为，风筝的发明是军事活动的需要。

相传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墨子用木头制作了一只木鸟，“斫木为鹞，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鹞”在古代是老鹰的意思，也是“风筝”的古称，墨子制作的这个像老鹰的木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

后来，墨子把制作“风筝”的技术传给了鲁班。鲁班选择又轻又结实的竹子来作为材料，算得上一个不小的进步。鲁班制作的风筝不再像凶猛的老鹰而是像喜鹊，所以称为“木鹊”。它可以在空中持续飞三天，被鲁班用于侦察敌情，这就是“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可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侦察机”了。

这个时候的“风筝”，制作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还没有在民间普及，不过它却是军队的“宠儿”。

“风筝”作为军事工具，不但可以测查天空风向和用于通讯，竟然还可以作为三角测量的信号。

公元前190年，楚汉争霸，汉将韩信攻打未央宫，利用“风筝”来测量未央宫下地道的距离。而垓下之战，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围困，韩信派人用牛皮作“风筝”，上敷竹笛，同时汉军配合笛声唱起楚歌，结果楚军士气低落，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故事。

不过使用“风筝”也不是没有风险。梁武帝在位晚期，爆发“侯景之乱”，都城被重重围困。当时的太子乘西北风放风筝向外界求援，不幸被叛军发现，“风筝”被射落。最后，都城沦陷，梁武帝被囚禁起来，结果被活活饿死。

到了东汉的时候，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能工巧匠们很快就想到了用纸来做风筝，于是这个时候风筝开始被称为“纸鸢”。

到了唐代，风筝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放风筝可“高百余丈”。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个叫李郑的人突发奇想，在风筝的头上放上一个笛子，“使风入竹，声如筝鸣，故名风筝”，这便是“风筝”这个名字的来历。

到了宋朝，风筝已经是民间常见的娱乐活动了。这时候，一些学者开始对风筝进行研究，风筝也成为绘画、诗歌等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宋徽宗是个喜好玩乐的皇帝，他对风筝也是情有独钟。这位大宋天子常常在宫中领着一群美丽可爱的宫女放风筝，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个场景。皇帝娴熟地把风筝放起来，让它飞得很高，然后剪断线让风筝飘走，据说这样可以祛病避邪。当时在开封城中，许多人家常常可以捡到从宫中飘出来的风筝。

明代时，民间放风筝的活动已经非常普遍了。当时民间有二月外出放风筝的习俗，“二月天宜放纸鸢，杨花滚雪絮飞棉”，“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做吹箫”，这些诗歌就是放风筝场景的最好写照。

清朝是风筝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在京津和山东潍坊地区，风筝制作工艺很发达。地方上经常把一些制作精美有吉祥寓意的风筝进献到宫中。北京风筝制作水平高，因此还形成了北京宫廷风筝流派。曹雪芹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不但把放风筝的场景写入《红楼梦》，而且还写过一部风筝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里面涉及到风筝历史、名称演变、种类、扎制工艺等。中国的风筝拥有如此独特的魅力，很早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大概八世纪时，风筝开始传到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十三世纪时，意大利马可·波罗自中国返回欧洲后，风筝开始传到西方。

美国的富兰格林利用绸子制作的风筝，证明了雷电与闪光是空中放电的现象，而发明了避雷针。被称作“英国航空之父”的凯利受到风筝的启发，发明了滑翔机，并在《论空中航行》一书中阐述了滑翔飞行原理。

到了现在，风筝已经是全世界流行的游戏了，在全世界拥有大批“粉丝”。不过由于受制作材料和气候的制约以及民俗习惯的影响，而演化出形态各异和样式繁多的风筝。例如北方的“沙燕”传到东南亚和南亚后，就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月亮风筝”；而硬拍和米字结构传到韩国发展成“风穴风筝”，传到日本，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浮世绘风格。而风筝传到欧美地区后，由于那里缺乏制作骨架的竹子，所以在造型上以风箱、伞翼及十字结构为主，追求简洁，并使之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

自1984年开始，每年4月20日至25日都会在潍坊举行“潍坊国际风筝节”。届时，大批中外风筝专家和爱好者来到这里，展示自己的风筝并进行各种比赛。

在天空中，数不胜数的风筝争芳斗艳、一比高下，游人们也可以大饱眼福。这种放风筝的盛大活动，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9．现代电影的祖宗皮影戏

（古代也有电影院）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有的地区叫“皮猴戏”、“纸影戏”等，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

表演时，皮影艺人们坐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做各种动作，一边用一定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皮影戏是出现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而且不少的地方戏曲剧种都是从皮影戏中派生出来的。完全可以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是现代电影的始祖。

皮影戏好玩，可是制作起来也非常讲究，一般使用牛皮、羊皮、驴皮、猪皮等兽皮，其中又以驴皮为最佳。制作过程很复杂，首先皮子要经过泡制、刮薄、磨平等处理，然后将各种人物的图谱描绘在上面，用各种型号的刀具刻出造型，再涂抹上颜色。人物造型与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皮影人的四肢和头部是分别雕成的，用线把它们连接起来，在皮影人的操纵下可以活动自如。

很早以前，我国人民就已经掌握了皮影戏这种艺术形式。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在今天山西的孝义讲学，为了吸引普通百姓听他讲儒学，在夜晚利用“影乐”来增加人气。子夏擅长“乐、琴”，把“讲课、影乐、乐琴”融合在一起，这可能是世界上使用“幻灯片”进行多媒体教学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当地人很喜欢子夏免费给他们提供的夜晚娱乐，很快他们自己也学会了表演影乐的技法，后来就创造出了“孝义皮影戏”，子夏讲的那些“四书五经”什么的早就被抛之脑后了。

关于皮影戏的产生，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凄婉的爱情故事。汉武帝的爱妃李夫人生病死去了，武帝思念之情越发浓重，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也顾不上国家大事了。大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什么办法。有一天，一个叫李少翁的臣子碰巧在街上看到小孩儿拿着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在地上活灵活现。李少翁灵光一现，用棉帛制作成李夫人的形象，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装上木杆。到了晚上，围上一块布，点一支蜡烛，请皇帝坐在一边观看。武帝似乎看到了李夫人的影子，顿时龙颜大悦，从此养成了观影的习惯。

不过，虽然皮影戏产生的很早，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少数人掌握这一技艺。此时的灯影表演者大多是民间方士，他们很重视技术的保密性，影响了它的普及程度。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的盛行，一些僧侣利用了这一民间的演艺形式，用活动的纸人来做宣扬佛事的解说图像，称做“纸影演故事”。而唐玄宗创立梨园之时，皮影戏就已列入了梨园的表演之中。

直到宋代，皮影才真正在民间盛行起来，每逢节日，到处都搭建戏台表演皮影。这些戏台可以算是最早的“电影院”了。到了南宋时期还涌现出一些有名的艺人，杭州甚至有“绘革社”的影戏组织出现，不知道有没有给当时的皮影戏艺人颁发“奥斯卡奖”。

灭掉金朝和南宋的蒙元势力，在战争中俘获了许多汉族皮影戏艺人，于是皮影戏一度成为军中娱乐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明代，皮影艺术被称为“宣卷”，这个时期又有了较大发展，仅北京一地的皮影班社就达到四五十家。明武宗在位期间，在北京还举行过包括皮影戏在内的百戏大会演。

从满人入关，一直到清末民初，这是中国皮影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很多皮影艺人把自己的技艺传给自己的后代，一代代的不断积累，日臻成熟，无论是影人造型制作、影戏演技唱腔还是流行地域，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当时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城镇，大大小小皮影戏班比比皆是。无论逢年过节、喜庆丰收、祈福拜神、嫁娶宴客、添丁祝寿，都少不了搭台唱影。这个时候还出现了“连本戏”，演完一出戏需要通宵达旦或连演十天半个月，这就是最早的“连续剧”。

不过，从清末到现在，皮影戏经历过几次磨难，日渐衰落，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娱乐方式让人们几乎忘记了皮影戏的存在。

其实，皮影拥有相当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是一门结合了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手段的表演形式，也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传统艺术。

大概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皮影开始传到欧洲。据记载，1767年，法国传教士把中国皮影戏带回法国，并在巴黎、马赛演出，被称为“中国灯影”，曾轰动一时。后经法国人改造，成为“法兰西灯影”。

中国的皮影戏丰富了世界艺术舞台。无论是18世纪的歌德还是后来的卓别林等世界名人，对中国的皮影戏艺术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今天如何拯救这门璀璨的艺术，重新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皮影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为皮影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

20．遗失在饭桌上的乐趣

（古人饭局上的节目）

我们现在的饭局，如亲朋聚会，商业往来，很多都起着社会交往的作用。酒席间一定要安排一些节目，如行酒令，听音乐，观看歌舞等，这些节目各有各的乐趣，活跃了气氛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们饮食的乐趣。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人们在吃饭的时候，适当进行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能使精神振奋，心情愉悦。而情绪的愉悦，可以增加食欲，促进唾液、胃液分泌，有助于消化吸收，有利于健康。

其实，古人也懂得这一道理，很早就有“以乐侑食”这个说法，也就是用音乐来辅佐饮食。《周礼·天官》中记载，“以乐侑食，膳夫受祭，品尝食，王乃食，率食，以乐彻于造”。意思是周王吃饭时，不但要满足口腹之欲，还要奏乐助兴，并且还要在音乐声中将剩下的食物送回去。这种宴会上的音乐和唱歌，大概和我们今天在包厢里吃饭时唱的卡拉OK，有着差不多的效用。

由于朝代和规格的不同，“以乐侑食”在具体的宴席上内容是不同的。在宫廷宴会的音乐，大多都是为了向皇帝们歌功颂德，有着很隆重的氛围和繁琐的规矩。这些繁琐的礼节，在娱心悦目的同时，也有着强调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尊卑等级差别的政治意味。

古代宴会上，并不局限于“以乐侑食”，还有“以舞侑食”，器乐和舞蹈是合为一体的。不过这个舞蹈，有时候还有武的意思，比如舞剑。我们印象较深的，是项羽招待刘邦的鸿门宴，这场宴会不乏美酒佳肴，却也暗藏杀机。亚父范增欲杀刘邦，派项庄舞剑，其意却在刘邦。项伯为了掩护刘邦，也陪着项庄舞上了一把。电影《夜宴》里，皇帝大宴群臣，即有“今夕何夕兮”的歌唱，也没少了杀气腾腾的剑术舞蹈。这时的舞蹈，就不只是帮助饮食，提高兴趣的意思，而是含有政治意味的较量。

唐朝时，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安城内举行宴会招待诸王。席间鼓乐齐奏，其中唐明皇最喜欢的乐器——羯鼓高亢激昂，相比之下，其它的音乐演奏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对此，李商隐在诗中写道“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唐代有名的歌舞《霓裳羽衣曲》，据说歌词是唐明皇写的，而舞姿的美妙则以杨贵妃为最。大诗人白居易参加过昭阳殿里的宴会，就非常喜欢这个舞蹈，在诗中写道：“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是最爱霓裳舞。”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有一次宋朝皇帝举行盛大的宴会，场面十分可观。当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入席的时候，教坊司模仿百鸟的鸣叫。席间有很多节目。除了奏乐唱歌，还有京师百戏，演杂剧，琵琶独奏，蹴球表演，四百童女跳采莲舞等。这种宏大的场面，就有点类似我们每年都举行的春节晚会了。

因为宫廷饮宴“以乐侑食”的影响，这种用歌舞管弦来辅助饮食的风气也渐渐流行到了民间。官僚士大夫们的饮酒宴会，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还要满足声色之欲。这声和色说起来无非就是歌舞演唱，丝竹管弦之类。

更多的时候，那些古代的文人，在酒楼饭馆间的饮宴，经常是听些民间艺人弹点乐器，唱点小曲什么的。这些小曲大多是当时流行的辞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流行歌曲。比如，白居易在船上给客人送行，“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他当时的职位是“九江司马”，和我们现在的副市长差不多。在他看来，没有歌舞声色大大降低了送行宴会的乐趣，于是寻寻觅觅，找到了个会弹琵琶的歌伎。于是，就有了后来脍炙人口的《琵琶行》。

至于平常老百姓的聚会饮宴，就更随意散漫了。这种情况，就像我们现在呼朋引伴很多人围成一大桌，热热闹闹地点唱卡拉ok一样，带有平民的色彩和趣味。

“以乐侑食”这一风雅的行为相传已久，至今还在中国不少的民族和地方流行着。比如，藏宴就继承了“以乐侑食”的这个传统，在粗犷的歌声中，热情的舞蹈中，端一杯青稞酒，吃着甜甜的糌粑，香浓的烤肉，这是何等的风情。故在饮宴时奏乐助兴，得以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成为宴请嘉宾的一种礼仪。

第七章

规矩方圆

——因循传承的公序良俗

1．白纸黑字上的鲜红手印

（各式各样的古代合同）

现在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已经养成了签订合同的习惯，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其实，签订合同并不能说明现代文明的进步性，因为古人很早就使用合同了。古人做事也讲究有凭有据，签订的合同也是有模有样，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差。在古代，合同叫“契”或者“契约”。

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契约制度就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了。西周时期有两种主要的契约，一种是“质剂”，一种是“傅别”。“质剂”是买卖契约，大买卖使用长券，也就是“质”；小买卖则用短券，即“剂”。“傅别”是借贷契约。质剂和傅别不但内容不同，形式也不同。傅别是在一片简牍上写一份借贷的内容，然后分为两片，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各执一半；质剂则是在一片竹简上写两份内容相同的合同，然后一分为二，买卖双方都拿着一份完整的合同。

秦汉时期的契约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判书”，另一种是“下手书”。“判书”在秦代就有了，形式和“傅别”类似，似乎只是变了变名字。“下手书”则是汉朝人的发明，它是在“质剂”的基础上，由双方或双方再加上保人画指。所谓“画指”，就是由当事人在契约后面自己名字的下方或名字上，亲手画上自己一根手指长度的线，这个线需要画出指尖、指节的位置，或者是仅仅点出指尖、指节的位置。看上去，这“画指”是一种防伪标识。

老是在竹片或木牍上写合同相当费劲，好在东汉发明了造纸术，老式的契约就被纸张做的“券”所取代了。

东晋的契约被称为“文券”，这种契约在交了税后会盖上官印，受到官方的承认。十六国的时候，人们会在书契两札的接合处写上一个“同”字，后来变为写上“合同”二字，这便是“合同”一词的来历。有些人会别出心裁地写上一句吉祥语，估计有恭喜发财的意思。从这个时候开始，写字就代替了汉代的画指。

唐代人又把契约叫成了“市券”，并且由官府统一规定格式和文字，这倒是方便了签订合同的人。“合同”这一称谓，也是在唐代成为契约的正式叫法。“合同”二字，就是签订后分为两部分，用的时候“合二为一”的意思。

到了南宋，契约又被通称为“千照”。大宋法律还明确规定：无论是买卖或转让财产，都必须签订合同，并且合同经官府印押才算是公证有效。不过，南宋政府是不会为百姓无偿服务的，少不了要收税。经过官府印押的合同称为“红契”，打官司的时候可以作为主要依据。不经过官府印押那就是白契，没有法律效力，到了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

元代规定由官府统一印制合同。当时的法律规定，契约文书必须带有“契本”这个附件。所谓“契本”是元朝政府颁发给纳税人的纳税凭证，没有契本就被看做是偷税。据官方说，这个“契本”是用铜板制造，成本较高，但官府体谅百姓疾苦，只是收取适量的工本费，原先收一钱，后来物价上涨自然增加到三钱了。

明朝的契约形式比前朝有进步，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像“租佃契约”就分为“招佃契式”和“承佃契式”，前者是地主出租土地给佃农耕种的契约，后者是佃农承租耕地的合同。

清代中期以前，法律允许民间自己书写订立合同，不过需要在合同后面粘贴官府颁印的契尾。“契尾”是交易完成后，在官府那里登了记、纳了税，然后由官府颁发的一种文书，它是契约的重要附件。后来出现了官印的契纸，不过民间自己制作的合同仍然有效。

到了清末，为了增加税收，清政府从西方引进了印花税。所有的合同上都必须粘上印花税票，否则合同就没有法律效力了。这种税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口头合同、电子合同等也同样具有传统的文本合同效力，方便了经济活动的开展。

2．从质库到钱庄

（古代最早的银行）

“银行”是办理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银”是明朝后期最主要的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

早在唐宣宗时期，苏州就出现了“金银行”这个词。北宋人写的《教民十六事》中第六条为“银行轧造吹银出卖许多告提”，这是“银行”一词单独出现最早的时间。到了南宋乾道六年，建康城内的“银行”规模很大，已经成了“市”。到了景定元年，竟成了一条繁华“银行街”。不过这里提到的“金银行”和“银行”都是经营金银首饰、器物的商铺或手工作坊，和现在的首饰店、珠宝店差不多。直到近代，太平天国洪仁轩所著的《资政新篇》里才第一次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称为“银行”。

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被清政府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此外还代收库银及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大清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官办银行，建于公元1904年，后来改称“大清银行”，现在的名字则叫做“中国银行”。近代银行是由西方传来的，但是从事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早在南北朝时就产生了。南北朝时寺院里的“寺库”便是最早的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百姓向“寺库”质押典当物或布施物品，而“寺库”便放款给贫苦人士，只收取微薄的利息，甚至分厘不取。这制度一直流行至宋元，只是名称有异，宋朝称为“长生库”，元朝称为“解典库”。这是寺庙宣扬佛法的经济方式。不过寺庙只是兼营金融业务，“僧人”做银行家似乎难以称职。看准了其中商机的官僚、贵族、商人纷纷创办专门的借贷机构——“质库”。“质库”亦称“质舍”、“质肆”、“解库”等，典质者将财物抵押给“质库”，折价后换取押款，到期后还本付息，将原物赎出，如到期不还，质物即被没收。

一般情况下，质物的估价总是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加之利息，因此经营质库有着丰厚的收益。看到民间经营质库发财，到五代时就出现了官营质库。到了明清时期，质库被另一新型的借贷机构──“当铺”所取代。

唐代时还出现“柜坊”，专门为人保管钱财等贵重物品，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便是早期的存款业务了。北宋时期的“柜坊”或“铺户”不但经营存款业务，还开展了汇款业务，而汇款的凭证被称为“交子”，于是这些铺户被称为“交子铺户”。“交子”后来具有了流通功能，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钱、纸币兑换的需求量大增，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钱币兑换的人，并把这个作为一种产业，开立“钱铺”，这也就是最早的“钱庄”，也可以叫做“票号”或“银号”。一些规模大、实力雄厚、信用度高的“钱铺”签发的钱票可以像货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

明末清初时期，为适应社会的需要，钱庄扩大了经营范围，不仅经营银两的汇兑，同时也吸引存款、放款，和近代银行已经非常类似。成立于清道光三年的日升昌票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业务还发展到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闻名。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形势不断恶化，近代银行兴起，钱庄、银号的经营往往困难重重，民国时经常有钱庄倒闭。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没有停业的也被改造为公私合营银行。而今天仍然非常活跃的那些地下钱庄，则是从事洗钱等犯罪的工具了。

3．“鸿都门学”里的文艺生

（古代的专科学校）

汉灵帝创办了一所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高等专科学校，因为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所以叫做“鸿都门学”。这可是中国最早的艺术类院校，也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学校。它在当时的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不过它可不是为了培养艺术人才，而是专门培养官吏的。

在汉代早就有了“太学”，这可是一所很牛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太学的学生往往出身高贵，在学校里学习儒家经典，一旦毕业，就会步入仕途，青年学子们无不对它充满了向往。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创办“鸿都门学”呢？这不是明摆着和太学唱对台戏？两所学校甚至可能因为争夺生源而爆发冲突。这不得不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当时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包括士族势力和宦官势力两个集团，两大集团的斗争十分激烈，谁都想一口把对方咬死。宦官集团虽然有靠近皇帝的优势，但无奈手里没什么“好牌”，因为人才都被士族占据的太学抢走了。

到了汉灵帝的时候，“求贤若渴”的宦官们迎来了转机。汉灵帝是个昏庸的皇帝，但多才多艺，爱好辞赋书画。不过在士大夫眼里，灵帝爱好的辞赋书画都算不上“正道”，这让灵帝很不高兴。宦官们洞察了灵帝的心思，便怂恿皇帝开办一所学校和太学对着干。爱好唱歌的灵帝正愁没有人帮他写歌词呢，皇上和奴才一拍即合，创办了“鸿都门学”。

为了让这所学校具有社会影响力，皇帝在学校挂上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请孔子师徒作为这所学校的形象代言人。这分明就是表示，我们这所学校传授的也是儒家文化。不过这所学校就是用来和太学唱对台戏的。招的学生都是士族看不起、太学不招收的平民子弟。课程和太学也大不相同，基本上是太学教的它不教，太学不教的它都教。教学内容不是五经之类，而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偏于文艺性的东西。灵帝还亲自动手，写了一部辞赋《羲皇篇》，来作为鸿都门学的教材。

尽管有天子作为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有四五十个学生。不过随着一些爱好文艺的名人来到这所学校，它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辞赋、书画、音乐等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汉代的艺术殿堂。报考这所名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在校生曾经达到几千人。选择了这所学校，不用担心“挂科”，也不用担心就业，因为“关系就是硬道理”，进入这个校门就等于和当时权势炙热的宦官们扯上了关系。宦官们对鸿都门学的学生非常照顾，及格就给一个大官做，不及格都可以有小官做，“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皇帝通过这所学校提高了文学艺术的地位，而宦官们则培养了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对皇帝和宦官来说，是“双赢”，皆大欢喜。不过，这个学校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士族和士大夫们的利益，他们感到不满，在朝堂上吵吵嚷嚷，但灵帝才不管这个，自己满意就行了。

这所学校虽然名噪一时，但延续的时间却很短。那些士族们一直都在搞破坏，后来还受到黄巾起义的影响，很快就随着汉朝的衰亡而停办了。但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很多人，为魏晋时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鸿都门学“以文取士”的标准影响深远，被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度采用。后来的考试内容就不再局限于经学了，也不再限制门第，这样出身寒门的青年才子们也可以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在今天，艺术类的毕业生如果想做“人民的公仆”，也可以尝试报考公务员，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4．古代老干部的退休生活

（古代的养老法规）

退休制度早就存在了，不过在古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年老体衰的时候也仍然在坚持劳动，只有那些当官的人才有机会得到休息。说起来，古代的退休制度就是官员的退休制度。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叫做“致仕”，听起来像是去当官，其实本义是“把官职还给君王”，也就是不当官，退休了。此外还有“致事”、“致政”等雅称，不过用的最普遍的还是“致仕”这个词。

到了唐代，开始出现“退休”一词，如唐代散文家韩愈就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在退休回家后写了《复志赋》这本书。不过，文人出身的这些官员们还是喜欢“致仕”这种普通人听不懂的说法。

建立退休制度，首先要确定退休年龄，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规定。据《礼记》记载，周朝是“大夫70而致事”，后来的朝代基本上沿袭了这个标准。如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70，精力衰耗，例行致仕。”而古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不长，“人生70古来稀”，所以能活到70岁享受退休的待遇，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幻想。

到了官员数量倍增的明清时期，退休太晚明显不利于腾出官位，于是退休年龄便逐步改为60岁了。特别是到了清朝，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根据职务的不同提前了许多：“参将54，游击51，都司守备48，千总、把总45。”也就是官越小退得越早。要知道两宋时的武官都是70岁甚至80岁才退休，看来清朝武将真是人才济济，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这退休年龄是皇上制定的，那么皇上就可以不遵守。比如元朝的大天文家郭守敬，都70多岁了，天天嚷着退休，可是皇上就是不准，结果86岁时猝死在办公桌上，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官员们来说，能退休当然不错，可是也得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对退休待遇非常关注。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视。

据《礼记》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从称谓上看朝廷对老臣非常尊重，不过这时并没有退休金。到了汉代，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一般会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供养起来。

到了唐朝，致仕官员要退休了，朝廷会举行欢送仪式，给足了面子。三品以上官员退休后，仍然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成员。五品以上的官员退休，退休金按俸禄的一半发放。而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退休后可保留全薪。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回家当个小地主也是不错的。

两宋时期对退休官员还是很优待的，尤其是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退休。官员致仕时，品级会自动升一级。致仕后，仍然可以升官、可以评职称，并参与朝政，薪水一点不少，只是比在职官员少了一点实权而已。

明朝初期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期又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明初曾规定致仕官员享受原有俸禄，但很快就被小气的朱元璋取消了。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只有那些家庭贫困的人，政府才每月发放二石大米，听起来怎么像是慰问困难户呢。而清朝的退休制度基本上和明朝差不多，不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不要退休金就没什么意义了。

在中国古代，也有官员主动请辞或提前告老还乡，一般会百分之百地批准，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希望提前退休的官员要么是逃避政治斗争，要么就是身体不允许。不过也有皇上不恩准的情况。如汉代著名经学家张禹以生病为理由要求提前退休，结果皇上派人给他治病，把他强留住。谁让他太有才了，皇上舍不得让他走。

而今天，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就连农民都可以靠“养老金”供养自己了，不用再坚持“养儿防老”的陈旧观念了。这和古代的退休制度真是有了天壤之别。

5．古人的城市规划水准

（古代城市的建筑水平）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我国宏观的城市规划正在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来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少误区，因此，如何更好地进行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城市规划这门学问，很早就有了，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理念。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城市。当时的城市规划虽然比较简单，整体布局已有了初步的划分，以都邑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宫署区、居住区、农业区等。商代王城的遗址经过测量，整个城市的周长大约有7公里。

周代时，对城市的建设和规划有了较明确的等级差别。据《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城市的大小，道路的宽窄，城墙的高矮和建筑物的颜色都和受封者的等级相适应。这个等级有别的城市规划原则，对隋唐以后都城的规划布局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城市的选址，商周以来，都用占卜的方式确定。对此，管子提出了异议，他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主张城市的建设要选择依山傍水的地形，以免受旱涝之害，节省开渠引水和筑堤防涝的费用。这种规划理念，其实应该算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倡的生态环保式的城市规划了。

受此影响，中国一些著名城市的选址，如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都经过了周密细致的考虑。千百年来，这些城市虽然遭受了不少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战争的殃及，但经过不断的改建或扩建，仍然延续到了现代。

春秋战国时的城市规模已经很大了，功能也比较复杂。当时的都城规划大多采用大小城相结合的方式，有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战略思想。从我们现在发掘考证的古城遗址来看，这些城市大都有王城和外郭两个部分，比如，曲阜鲁国的古城，王城在内，和外郭结合起来，呈“回”字形的整体面貌。

从秦始皇起，城市在规划上，很大程度上同当时的行政建制郡县制相适应。如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是秦朝的首都咸阳，地方性的中心城市是州郡的治所，到下面基层，是数量很多的小县城。这种城市规划依据一定的行政建制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当时间从西汉延续到三国时期的时候，魏国首都邺城的规划，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整体观念，以主干道和宫殿建筑群为中轴线，整体布局有着鲜明的功能区分，有着处理大尺度空间的丰富艺术手法。这种整体和个体相结合的规划理念，也是我们现代城市规划中比较讲究的。

南北朝时，北魏的首都，从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在原东汉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东、南、西三面大规模地扩建了居住里坊和市，形成王城居中偏北的布局。这对后来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公元582年，“城市规划家”宇文恺制定了隋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城市平面为矩形，宫城居中偏北，整个城市的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宫室和官署等分布在南北中轴线的两侧，城内的道路呈棋盘格的样式，每一棋盘格称为坊。长安城的规划和建筑展示了唐代高超的规划和建筑水平，是中国古代前期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日本和朝鲜等国的都城和一些城市在建设上都仿效了长安城的这种规划布局。

宋代的开封原来是漕运重镇。五代时和宋初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形成了宫城居中的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影响了后来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规划。

元大都的规划吸取了春秋战国时的规划思想，并因地制宜，做了适当的处理，采用汉族传统的规划原则，布局严谨，对称美观，南北和东西的两条中轴线交汇于城市的中心。明代的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汇集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大成。清代继续作为国都，并在远近郊区修建了不少园林和别馆，使北京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规划和建设的杰出典范，受到全世界瞩目称赞。

6．古代离婚“男女有别”

（古代的离婚制度）

在当今社会，离婚率持续上升，离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离婚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有人认为，离婚率的高发往往和婚外情“第三者”交织在一起，也有人把问题的症结归于现行的离婚制度，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的低成本离婚导致了婚外情的高发。

那么，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人们也能像我们现在这样随意离婚吗？

在周朝以前，婚姻是很自由的。“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从周朝开始，建立了夫权制的婚姻制度。但是，直到战国时期，当时的婚姻基础并不稳定。

在古代社会，男女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就是，丈夫有权力休妻，而妻子却没有离婚的自由。所以，古代的法律只有“绝婚”、“离弃”、“休妻”、“出妻”等用语。“七出”作为离婚的制度，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周礼》规定，丈夫可以用七种理由“休妻”，也叫“七去”，是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唐朝时更是将“七出”列入了法律条文，宋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唐律。

“七出”的规定，大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利益，不顺父母违背了封建道德；无子就不能承继宗庙；淫乱会造成宗族的血缘混乱；嫉妒会为家庭增多怨仇；多言使家庭失去和睦；有恶疾就不能共同祭祀祖先；盗窃是不义的行为。可见，这样的规定在根本上是维护丈夫一方的权力的，是对女子一方的过分苛刻。

到了唐代，这种情况稍微有了改变，有了名为“三不去”的法律。这“三不去”的条件是，没有娘家，无处可去的；与丈夫在一起为父母守过三年丧的；跟丈夫经历过患难一起致富的。这个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丈夫随意休妻的事情发生。但是，对于七出之中的淫和恶疾，不适用三不去的原则。

其实，在执行上，“七出”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虽然于礼可出，可不一定就出。比如，“七出”中的“无子”这一条，唐律规定必须在50岁以上才可以。而50岁以上想离婚的人就很少了。再如，唐律规定了“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就是说，擅自出妻也是有罪的。此外，古人休妻的理由有时候反而非常的多，往往超出了“七出”的规定，像汉代的鲍永妻，因为在婆婆面前训斥了一声狗就被休掉了。

《唐律疏议·户婚律》还规定了一种离婚制度，那就是夫妻“义绝则离”，意思是如果夫对妻族、妻对夫族有殴、杀、奸罪及妻谋害丈夫的情况，必须离婚。当时法律上的“义绝”是强制执行的，有“义绝”的事实不离婚也有罪，这跟“七出”的执行权在丈夫一方不同。

另外，还有一种“和离”的制度。就是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法律允许离婚。有一份唐朝的“放妻书”，也就是今天的离婚证书是这样写的。这份敦煌出土的文献“放妻书”，先叙述了夫妻缘分，“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说，因为个性不合经常发生矛盾，“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捻棒”。这种大小不安，家畜不宁，六亲相怨的情况，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既然结合在一起是一场美丽的错误，那就干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痛快超脱的分手吧。最后是祝愿双方各有好的前程，“夫觅上树，千世同欢；妇聘豪宗，鸳鸯为伴”。这样的“离婚协议书”，也有和现在差不多的写明给女方赡养费的，类似我们今天的“协议离婚”，尽量好聚好散。

我国古代的社会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要遵从“三从四德”，但是男子一般来说也并不随意休妻，夫妻的离异受到家族观念、法律和情理三方面的约束。

古人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婚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也就很低。《管子·小匡篇》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的时候把妻子给休掉了，结果被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大多认为出妻的人品行不好。在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就更少了。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人们不轻言离婚。所以，人们对夫妻吵架大多是“劝和不劝离”，劝人离婚的人会有报应。由此可知，古代“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维持了婚姻的关系，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

7．公款吃喝的古老纪律

（古代的招待餐标准）

对于公款吃喝的现象，因为立场不同，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些官员抱着无所谓和侥幸的心理认为，他们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仍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屡禁不止，这似乎已成了中国特有的积重难返的痼疾。

这股不正之风，造成每年数千亿的浪费，不仅“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指责，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大。

俗话说，需求决定存在，在古代的官场接待中，很早也就有了公款吃喝的潜规则。

最早的公务接待大概出现在商朝，当时设有“宾”，专管宾客接待。春秋时设“典客”，配以“馆舍”、“驿站”等。可见，驿站是古代政府规定的接待场所。实际操作起来，应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并不局限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汉代时，有了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官员外出执行公务的时候，一般在驿站接待，接待的标准也都有明确规定。接待时，根据官员的级别，饮食的标准也有不同。级别高一点的可以有酒有肉，而级别低一点的就只有少许肉，而且不能喝酒。在当时来说，这些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

自汉代以来，随着行政机构的扩充，各级公务往来不断增多，也渐渐滋生出公款吃喝的风气。公元4世纪初，当时任职东晋郡主薄的虞预曾发出尖锐的批评，“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也不乏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

不少时候，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带头破坏驿站的接待制度。如明朝正德皇帝的几次南巡，游玩寻乐，耗费巨大，还让沿途的驿站给他准备美女，以方便他随时寻欢作乐。这样奢侈的巡游显然不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必然会导致腐败。高踞社会顶端的皇帝，对物欲的疯狂追求和对驿站制度的破坏，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引发了官场奢侈之风和送礼之风的兴起，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消失殆尽。

讲排场，搞铺张，穷奢极欲，是古代公务接待公款吃喝经常有的现象。

比如，明朝招待官员和吃饭送礼，对基层的地方官来说，一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海瑞当浙江淳安知县时，有一次，接待总督的公子，用了相当于我们现在150元的标准，结果是公子大怒，把具体招待的衙役给吊了起来。虽然，对于接待的标准，当时的朝廷也有明文规定，但各地基层政府不但不严格执行，反而在相互攀比中不断升高。很多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执行。

当时，明朝的地方官员没有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报销制度，而且，就算是一县之长，忙活一年也只有几十两银子，就是自己不吃饭，也接待不了几次。繁重的公款吃喝和招待费用，地方官就只能自己掏腰包找门路了。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当有高级官员去地方上执行公务时，这些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宁愿敲诈百姓，横征暴敛，也要挖空心思侍候好他们。古代宴请的接待规格并不低于现在的豪华奢侈的“黄金宴”之类，那是官员们有“面子”的象征。比如，兴起于清代乾隆时期的满汉全席，又称“满汉燕翅烧烤席”，对后代影响很是深远，袁枚称它是“官场之菜”，专门用来伺候“上司入境”。

满汉全席用料华贵，菜点繁多，入席品种多达200多种，这种隆重的礼仪被袁枚讥讽为“耳餐”、“目食”。《随园食单》上写，“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慕‘食前方丈’之名，多盘叠碗，是以目食”。随着官场吃喝奢靡之风的盛行，引发了全社会的争相效仿。近几年，在不少地方实行了对村委一级的“零接待”制度，也就是，上级和其他单位到村委这样的基层检查工作时，就餐费用自理。也许，这个方法对刹住公款吃喝的风气有借鉴意义。

8．史上最奇特的工资制度

（宋仁宗按身高发工资）

在招聘大会上，每个单位都有相应的应聘条件，大都要求有一定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只有某些特殊的行业，才会对身高有所要求。至于工资的发放，一般按个人的能力和业绩，和个子高矮联系在一起的，恐怕是绝无仅有。

然而，在历史上，却有一个皇帝，叫宋仁宗，发工资的标准比较特殊，个子高的给多点，个子矮的给少些，甚至不给底薪，这恐怕是史上最奇特的工资制度了。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结束之后，宋代打下了江山，为了巩固统治，皇帝们急急忙忙地开始了招兵买马，不过他们的招兵标准和前代皇帝显然是不同的。

宋朝征兵，也是采用招兵的办法。从太祖到哲宗，基本都是按身高来挑选士兵的。招兵的主要标准是身高，身高是宋朝时招募兵员的硬指标之一。不论禁军还是厢军，或者是南宋时期的屯驻大军等，都是要求在一定的身高以上才可以。比如太祖时的正规军，要求五尺五寸，按宋代的度量衡制，一寸相当于现在的三厘米多一点，所以，身高只要有现在的一米七，就可以加入宋朝的正规军了。真宗时招厢军，规定最低身高不得低于五尺二寸，大概一米六八左右。

说起来，宋朝军人的工资是比较复杂的，不但官和兵是不同的，又因各地的物价不同，还形成了地区差别。

这些不算，最奇特的是，到了仁宗那里，他不单是招兵的时候按身高，发工资的时候，也按身高来算。据说他发工资的时候，身高五尺八寸以上，月薪一千文；五尺七寸以上，月薪七百文；五尺六寸以上，月薪五百文，如果身高在五尺二寸以下，那就很对不起了，只管吃住，没有月薪。当时的一千文大约相当于现在220元的购买力。如果拿破仑不幸生在当时的中国，那他铁定是要饿死的。如果是姚明，就会幸运多了。

当然，对于仁宗来说，他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逻辑是，他招兵为的是打仗，打仗要的是力气，俗话说身高力壮，个子高的就一定能打得过个子矮的，打不过至少也会在身材上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战斗力的强弱就决定了薪水的高低。

由于上面的原因，那些自然条件好，身材高的人在宋朝的军队里占有了很大的优势。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是在全国海选的最高的一群，如果有现代的人对他们稍加训练，就能组成一支无坚不摧的球队了。据说，当时有个叫戴兴的人，特别高，七尺有余，现在的高度是两米多，被任命为宋太宗的御马左直，就是站在御马的左边当仪仗队员。可是，为了再找一个能够和他身高相配的人站在御马右边却费了不少力气。毕竟，身高两米多的，现在也不是很多。在我们看来，只要有点生活常识就会明白，个子高未必就有力气，有力气也未必能打仗，按身材高矮来挑士兵是不科学的，所以宋代的皇帝在招兵这个问题上，开了历史的倒车，比前代皇帝的见识差远了。

然而，宋朝的这些皇帝，就这样不约而同地认准这个理儿，个子高的士兵一定会是好士兵。整个北宋一百六十多年，基本上是按身高来选拔士兵的。可惜，这些通过身高选出来的军队，无法阻止金兵南下，北宋王朝的幸福生活也就结束了。

9．古人上班也“打卡”

（古代官员的考勤制度）

现代社会，日常考勤的常用方式是打卡。打卡迟了会被罚款或扣工资。为了防止有别人代打的现象，某些单位还用指纹打卡机取代了感应式打卡机。

其实，古代的官员上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他们每天上班也要“打卡”，时间上一般是鸡鸣即起，黄昏才散，这和农业社会里的作息习惯是相适应的。如《诗经·齐风·鸡鸣》中记载：“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是说妻子催促丈夫，快起床吧，公鸡都叫了，天也亮了，该去上班了。可见，“鸡鸣即起”这个上班的传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

以后，古人的上班时间逐渐定为卯时，所以，也有“点卯”这个说法。他们的点名册被称为“卯册”，吏役听候点名叫“应卯”。如果需要亲自签到，则是“画卯”。卯时也就是现在早上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比现在一般机关要求的朝九晚五早很多了。

古代的公务员，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在中央上班的，一定品级以上，或职务所在，还必须“上朝”，也就是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的。也就是说，除了法定的节假日，这种“上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若是皇帝生了病，或者像唐明皇那样“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例外，大臣们也就可以跟着不用很辛苦地早起，很清闲地在家睡个回头觉了。

唐朝的翰林院，有个比较特别的规定，上班时间为，太阳光照到通道第五块砖的时候。当时有个叫李程的翰林学士性情疏懒，经常等太阳光照过了八块砖才赶过去上班，被当时的人戏称为“八砖学士”。

据《明皇杂录》记载：“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说明了当时长安城上班的景象。夜色朦胧中，街道上行人稀少，老百姓大都还在沉睡，百官们便早早去上朝。相比之下，现今的上班族往往是一大早从被窝里爬出来，匆匆忙忙地赶公交挤地铁，却经常遇到堵车的烦恼，奔到单位，结果还是迟到了。

古代的公务员，每天一大早要赶去签到，下午三点到五点收工。中饭以后，有一段时间自由支配，比如来个午休什么的。若是有迟到，无故缺勤的，也会和我们一样被扣工资。比如参加朝会，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都属于违纪，历代都有处分的条例。有时候，还有更严重的惩罚，一个月白干不说，乌纱帽都可能会玩完。

古代的这些“上班族”，可以说，都是国家机关单位的。由于起得较早，他们经常要赶夜路，但是，那时候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路上灯火通明。明代的紫禁城一开始是有路灯照明的，但后来在魏忠贤当权的时候被下令废掉了，理由是“消防”问题。

缺乏灯光的古代公务员们，在黑暗中进行着他们上班的生涯，因为夜黑下雨路滑，还发生过失足掉进御河淹死的事。如按现在的工作制度，这会被视为工伤死亡了，应该给以抚恤。不过，这种上班时的牺牲不会发生在官阶较高的王公大臣身上，他们被特许有灯。这些“有灯的上班族”，就是广大“无灯的上班族”追逐的对象了，他们远远看见灯光过来，就赶紧拥过去，跟着借光。赶不上趟的，只好等待下一个“有光的上班族”到来。

其实，“下班”这个说法，很早也就有了，在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中写道，开封府吏张千请假探亲，得到批准，对前来替补的同事娄青说：“兄弟，我如今下班去也。”可见，“上班”和“下班”，这两个词语，不过是古人之间比较通俗的说法，正规的书面表达，则有上朝、上值、朝参、退朝、散值、散衙等十余种之多。

10．择邻而处和老死不相往来

（古代的邻里关系）

随着社会向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已不能再像古人那样，随意地选择邻居。

所谓邻里，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宽泛地来说，也是指所在的家乡，如一个村落或一个小镇。

传统的邻里关系，大多是家族式的，或者亲戚熟人关系，以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为背景。传统文化历来注重邻里关系的道德调节。《春秋左传·隐公六年》中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把“善邻”看做是国家之宝，这是从政治角度把“善邻”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一个公正良序和谐的社会，当然离不开老百姓的和睦相处。

对于选择什么样的邻居，古人是很有讲究的。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就是住处。他的意思是，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算是明智呢？荀子也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在儒家的圣贤看来，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关系重大。“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古人也有“千金买邻，八百置舍”的说法，把选择邻居放在首位，不惜重金。邻居乡里对一家人的生活，特别是对子女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环境。相比较之下，自然环境似乎不那么重要，这正是儒家人伦至上的体现。

然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择邻而处已经并不那么现实。现在的邻里关系，也大多是对门的不认识对门的，楼上的不认识楼下的，即便是认识，那种关系，也只不过是点头之交。

经常有这样的故事，说某小区某楼上有住户被窃，小偷大张旗鼓地用车把东西拉走，而楼下的住户还以为是这家人在搬迁。甚至还有这样的新闻，一对母子在意外死亡后，十四天内居然无人察觉。

现在的邻里关系，隔着一道厚厚的门，“门虽设而常关”，对门对户也很少往来，躲进小楼成一统，似乎完全达到了老子所说的那种“大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

古代的邻里关系，在农业社会的大环境下，有着很重的乡土情结，更多的是体现了浓浓的人情味。在古代的乡村社会，人们之间有着普遍认同的地缘联系，不少寻常百姓住在老街小巷，街坊邻里形形色色，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他们看来，邻里之间平时相互周济，往往胜过远亲。俗话说的“远亲不如近邻”，正是这种邻里关系的反映。在古代，像上面所的小偷搬家，意外死亡不被发现的事情恐怕不会发生。

古人讲究择邻而处，择友而交，对邻里关系的体会较深，“居不必无恶邻，会不必无恶友，惟善自持者而得知”。有彼此谦让助人为乐的好邻居，也少不了泼妇骂街暗中使坏的恶邻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不能选择邻居的情况下，能够把持自我，不同流合污，不招惹是非，是很重要的人生经验。

邻里关系从远古的农业社会走到现代的文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城市拆迁、异地安置以及住房多为高楼大厦的方式等外在因素，打破了长期积累起来的街坊文化。历史的沉淀从此断裂。

能“择邻而处”固然理想，无法选择也大可不必“老死不相往来”，在共建和谐社会文明社区的时代大背景下，传统处理邻里关系的历史经验和道德传统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借鉴。

11．中国古代的公费医疗

（太医走穴成巨富）

公费医疗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事物，早在周朝就出现了，并且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存在的。周代建立了“医在王官”的公费医疗制度。据《周礼·天官》记载：凡采集药物，分科治病，以及医士培训，都在“掌医之政令”的医师统一领导下开展，“凡邦之有疾病者，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一年结束后根据治愈率，分别评定“上士”、“中士”、“下士”的职称，他们的“薪水”和“职称”挂钩。这个时期的公费医疗并不限于官吏，还包括“贵族”、“国人”（自由民）等城邦居民，而奴隶生了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西周是古代公费医疗的雏形阶段，经过秦汉的发展，随着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逐步完善，到了唐宋，公费医疗制度已经非常系统了。

唐代礼部设有“祠部”，专门负责医药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太常寺里设有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既从事医疗活动，也负责医学教育，就像现在医学院一般都会有附属医院。此外，翰林待诏院也拥有一批医术精湛的名医，如同医药研究院，这些翰林医官一般会被派去“殿中省尚药局”这样的宫廷医疗机构轮值，让他们看病可就是“专家门诊”了。

宋代的医事制度和唐代相比，变化并不是很大。“翰林医官院”取代了“祠部”充当“卫生部”，“太医局”取代了“太医署”。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殿中省尚药局和御药院没有什么变动。这些中央级的医疗机构按照当时的制度，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医疗服务对象。如唐代制度，太医署负责京师各部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尚药局则负责皇帝嫔妃、诸王公主和禁军官兵。宋代，太医局负责京师官吏、三学（太学、律学、武学）师生和驻京各部队官兵。其实中国自春秋以来，军队里都设有专门的医疗组织，这在京军人去太医院看病，恐怕是军医治不好病，于是便向太医求助。

唐宋时期，地方上也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不过，太医院的医疗水平，一般而言要高于地方医学院。太医院的医官王彦伯医术精湛，求诊的人很多，甚至他不上班的时候，也有许多人跑到他家里请脉求方。此外，当时经常有来自西域、天竺等地的外国医生在太医院从事“医学交流活动”，中医看不好还可以试试国外医术。刘禹锡就曾经患过眼疾，由在京师的天竺医僧采用“金蓖术”治疗，效果还不错。

不过太医院的太医们，包括地方上医学院的医官，在政治上地位还是非常低的，国家提供的薪水也不高。许多医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公费医疗制度来谋求私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巴结巴结有权势的官员或贵族，给他们看病的时候用心用力，送给他们一些新药、贵重药材等等，可以得到一些赏钱。给那些普通官员看病时，则伸手要“红包”。还有的把国家购进的药材偷偷卖掉，用次品或其它药品替换。

不过隋唐以后，政府允许私人行医，允许一般医官在当值时间以外“走穴”。《清明上河图》中就能看到挂着“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所谓“太丞”，即“太医丞”，相当于“中央医学院副院长”。画卷中他的住宅兼诊所药铺，看上去高大宽敞、装修得有模有样，想必他的生意一定非常兴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多太医都热衷于第二职业，谁还有精力放在本来的岗位上？公费医疗的质量出现下降就是很正常了。公费医疗制度已经流于形式了。生病了享受公费医疗，恐怕会越治越糟糕，还不如花钱去他们的私人诊所看病。

受到时代的限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的制约，各朝各代规模不同的公费医疗和公共药政最终都不免面临崩溃。到如今，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医疗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人人都有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

12．探秘古代户籍管理

（户籍管理的由来及趣谈）

现代生活中，户口对我们太重要了。没有户口的人，被戏称为“黑人”。这类“黑人”在升学、就业、结婚、出国等很多方面有很多不便。

那么，户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古人也有户口吗？

实际上，自古至今，中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户籍制度。早在商朝，户籍登记的萌芽就出现了，殷墟甲骨卜辞记载“登人三千呼战”，商朝在有较大军事行动时，会下令“登人”，就是我们说的征兵。征兵从千人到万人，数目在当时是很大的，应有一定的户口登记基础。

西周时，户籍登记制度初步形成。《周礼》记载：“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可见，当时“司寇”“司民”这样的官吏，专门掌管户口，向周王报告。当时的人口统计虽然还较原始，和我们今天的人口登记已很相似了。

春秋战国时实行“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今天看来，是相当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各个诸侯国用“编户”、“定籍”的办法来管理户籍。这时的户籍就是我们现在的户口了，有了户口，就是获得政府认可的合法公民了。

秦朝规定，不论男女都要在户籍上列名。迁徙必须报官，方能“更籍”。如果有人想到别的地方去上班，经商等，就必须提出申请，经过政府允许，才可自由行动。秦朝统一后，加强了对人口的控制，进行什伍编制，“连坐”制度。可见，秦朝的户籍管理，相比于前代，更为严密，在制度上也相当完备了。

汉代实行编户齐民，户籍制度有所发展。萧何在《九章律》中，首次确定了户籍管理的法律规范。汉代有个“案比”制度，时称“案户比民”。每年八月份，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前往官府衙门，群聚在一起，接受官吏对户口进行验查和登记。为了防止瞒报、虚报，还制订了“临检”措施。这种“临检”，和我们有时在车站乘车时，警察对经过的人进行的临检差不多。魏晋时实行乡里制。为防止人们逃脱管理，政府严禁自由迁徙，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地，否则要受惩罚。这加强了对农民自由移动的控制。其实，我们现在的农业户口，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自由移动。

隋唐时期，对户籍的控制趋向严密。户口登记的原则是自生齿以上，都要登记在册。生齿就是长出了牙齿，大概在小孩七八月的时候。汉代的“案比”，在唐代叫“貌阅”。“貌阅”这个说法比较有趣，实际上就是将被登记人的面貌特征和疾病情况描述下来，如某人右腿有毛病不便行走是个瘸子，就写上“右足跛”，如某人耳朵下面有个瘤子，看起来比较明显，就写上“耳下小瘤”，以此类推。可以想象，唐人只是限于技术，没有照相机，否则的话，一定会给每人来张相片，贴在户口本里。

宋代实行都保制，一保中发生了“强盗、杀人、放火、强奸、传习妖教，造畜蛊毒”之事，有“知而不告”的，要依法治罪。比较特别的是，元代在村社设有“鼠尾簿”，登记时，富一点的排在前，穷一点的排在后，就像老鼠尾巴那样从粗到细。当时的人就说，“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谓之鼠尾簿”。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在这样一个小本子上登记的事上，鲜明地体现出来。明朝推行护贴制度，为此，朱元璋还下了个“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的白话圣旨。护贴，就是户口本。明朝规定农民“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出了百里之外，都须持有“路引”，“路引”就是离乡的官方证明。

清朝的保甲制，也有相似内容，《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如果有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就会被“捉”去治罪。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1931年颁布《户籍法》，1937年颁布《保甲条例》，全国实行“联保连坐”。1946年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1947年颁布《户口普查法》。

户籍制度，是我国现行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自1958年开始实行，到全国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和暂住人口制度基本定型。

13．最早的“城管”在唐朝

（古代的城市管理）

最近几年，因为种种事件，人们对城管的争议和讨论越来越热。现在的城管作为一项职业，大概是在1992年左右陆续在全国建立。城管这个行政单位的全称叫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很多人都以为“城管”这个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兴事物，其实早在唐朝，就有这一类的工作岗位了。据《旧唐书》卷三记载，“监市践于衙，理市治序”，“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

这里的“监市”，就和我们今天的城管是非常相似的。“监市”归属衙门管理，其特点和职业性质就是“理市治序”，也就是管理城市街道的秩序。具体执行起来还有相应的细则。那就是，老百姓要想在街上摆地摊卖东西，必须在距离官府衙门、达官贵人的官邸十丈之外、沿街民房半丈之外才可以。监督执行这项城市管理规定的是“监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城管。如果在不被允许的地方经营，或者摆放不当，影响了城市的交通，市容环境什么的，他们的摊位会被这些古代“城管”们掀翻，卖东西的器具也会被没收。

然而，根据房玄龄《唐世记》记载，这些“监市”并不是国家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他们的存在，由当地官员依据具体形势临时从民间选择人员组织而成。期间，他们的工资由衙门来发放。看起来，这些“监市”应该属于外聘人员，也就是我们现在临时招聘的交通协管员之类的职业。由于古代的职业分类远远没有我们现代这样细致，所以这里的“监市”很可能是兼城管、税务、工商管理职能于一身。

不管他们是不是正式的公务员，但这可以说明，最早的“城管”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

“监市”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知北游》，有“监市履也，每下愈况”的文字，似乎是与城管有关的最早记载了。但这里主要说的是和市场管理有关，和当今“城管”所做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也有人说，唐代白居易《卖炭翁》诗中的“黄衣使者”比较像今天的城管。这样说，其实是对现在社会上某些“城管扰民”进行的调侃而已。“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翩翩而来的“黄衣使者”手里拿着文书、口里喊着敕令，名义上是采购，实际上是打劫，“半匹红绡一丈绫”不过象征性地意思一下。可见，当时的宦官去“宫市”，只是为了采购东西而已，并不负责对城市街道的管理。

据韩愈《顺宗实录》记载，德宗末年连宫市文书也不用了，“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正如“白望”这个名字，只要被“望”上的货物，就以宫市的名义掠走，只付大约十分之一的货值，还索要货物进宫的“门包”和脚钱。这些恶棍的身份真假莫辨，卖货的百姓常常空手而归，“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韩愈记载了一个和卖炭翁差不多的事，有个农夫卖柴，碰到自称宫市使的宦官，只给了几尺绢，还索要“门包”，让他送柴入宫。农夫不愿意，向宦官告饶，宦官不接受，坚持要送柴进宫。倔强的农夫开始了抗争，“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于是矛盾激化，农夫殴打宦官，街吏把他抓了起来。最后惊动了德宗皇帝，皇帝下诏处理了这个败坏宫廷形象的宦官，还赏赐了农夫十匹绢。然而对百姓不断骚扰的宫市，并没有因此取消。

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忍气吞声任宦官宰割，和韩愈记载的农夫，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两个实例相比较，给人们提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当时的“街吏”身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巡警，居然照章办事拿人上奏，也算是给皇上出了个难题。

随着对“文明城市”的追求，为了城市的洁净、整齐，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究竟什么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14．《二十四孝图》是怎么一回事

（古代的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由元代郭居敬编录，也有人说是他弟弟郭守正，还有人说是郭居业。这是一部讲述了历代二十四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后来的印本一般都配以图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

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通俗读物，一般用做儿童的启蒙读物。《二十四孝》的故事大多数取材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也有一些故事来源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

二十四孝包括下面二十四个故事，不同说法通常仅仅是不同顺序的排列。

“孝感动天”指的是舜的父亲、继母、异母弟弟想要害死舜，而舜多次逃生，并且“以德报怨”，对父母仍然很孝顺，感动上天的故事。

“戏彩娱亲”指的是老莱子年老仍然装作小孩，逗父母笑的故事。

“鹿乳奉亲”指的是周郯子上山寻找鹿乳为父母治病的故事。

“百里负米”指的是孔子弟子子路跑百里路给父母背来米，而自己却吃野菜的故事。

“啮指痛心”指的是孔子弟子曾参的母亲咬手指而曾参就知道母亲盼着自己回家的故事。

“芦衣顺母”指的是孔子弟子子骞遭受继母虐待却在父亲面前为她求情的故事。

“亲尝汤药”指的是汉文帝在喂母亲吃药前总是先尝尝冷热的故事。

“拾葚异器”指的是蔡顺孝顺感动叛军赠米的故事。

“埋儿奉母”指的是郭巨为了孝顺父母而把自己的孩子活埋的故事。

“卖身葬父”指的是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仙女下嫁的故事。

“刻木事亲”指的是丁兰怀念去世的父母而刻木为像，木像通了人性的故事。

“涌泉跃鲤”指的是姜诗和妻子庞氏孝敬喜欢吃鱼的母亲，感动上天，于是家中跃出鲤鱼的故事。

“怀橘遗亲”指的是陆绩偷了两个橘子放在怀里带回家给母亲吃的故事。

“扇枕温衾”指的是黄香夏天为父亲扇扇子，冬天为父亲暖被窝的故事。

“行佣供母”指的是江革背着母亲逃难，遇到强盗要杀他，又觉得他孝顺就放过他的故事。

“闻雷泣墓”指的是王裒每逢打雷的时候就跑到生前害怕打雷的母亲坟前安慰母亲的故事。

“哭竹生笋”指的是孟宗为了给母亲治病在冬天去找竹笋，没有找到而痛哭结果竹笋自己从土里冒出来的故事。

“卧冰求鲤”指的是王祥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化掉冰捉到鲤鱼给继母吃的故事。

“扼虎救父”指的是杨香舍命同猛虎搏斗从虎口救出父亲的故事。

“恣蚊饱血”指的是吴猛为了父母不被蚊子咬而故意脱去衣服吸引蚊子来咬的故事。

“尝粪忧心”指的是庚黔娄通过尝父亲的粪便来判断病情的故事。

“乳姑不怠”指的是崔山南学习祖母唐夫人用奶水孝顺她的婆婆的精神来孝顺唐夫人。

“涤亲溺器”指的是黄庭坚亲自刷洗自己母亲的马桶的故事。

“弃官寻母”指的是朱寿昌放弃官职去寻找自己失散的母亲的故事。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文化的美德，孝道值得褒扬和继承，孝行作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有倡导的必要。

不过二十四孝的故事中，有一些将孝行推到了极端，对此，今天的人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如“郭巨埋儿”实在太残忍，可以说是灭绝人性。鲁迅先生曾批评：“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而“曾参啮指心痛”、“姜诗涌泉跃鲤”、“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鲤”、“丁兰刻木事亲”、“虞舜孝感动天”、“董永卖身葬父”第七个故事，经过道学家的夸张和扭曲，变得非常荒谬，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

此外，像“王裒闻雷泣墓”、“吴猛恣蚊饱血”则显得神经兮兮，非常幼稚可笑；“庚黔娄尝粪忧心”则让人恶心难受。孝顺父母自然是应该的，如果学习古人的做法，不但可能无法尽到孝道，还可能违法犯罪，让父母为你担心，反而是违反孝道了。

15．古代的身份证

（身份证的老历史）

2009年2月，有近百位明星的身份证照片被网友曝光，其中有演员，也有主持人和歌手。曝光的照片中，有二代证的彩照，也有一代证的黑白照。这引发了网友对照片和本人像不像的讨论及争议。

在中国古代，百姓也有身份证这样的证件吗？生活中，他们的隐私也会遭到曝光吗？

说起身份证，其实，早在隋代就开始使用了，不过比较简单，只供官员使用，上面刻有姓名和官品。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发给官员们的“鱼符”。

“鱼符”由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外形像是一条小鱼，分左右两片，上面凿有小孔，以供穿线佩带。上面刻着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官级、俸禄以及出行享受的待遇等。当时的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以方便应召出入官府衙门。于是，西安城里的宫廷官员们在每天上班的时候，最先使用了这样的“身份证”。

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附身鱼符者，以名贵贱，应召命。”史学家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不过，“鱼符”的制作材料并不相同，根据官员的官衔大小有所差别。亲王和三品以上的官员的“鱼符”，均用黄金铸制，以显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的官员的“鱼符”用白银制造；六品以下的“鱼符”则为铜质。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发放“鱼袋”，用来存放“鱼符”。

到武则天时，一度把“鱼符”改为“龟符”，因为它的形状像是一只乌龟，而用途仍然与“鱼符”相同，也是用来证明官员们的身份。

宋代，“鱼符”被废弃掉，但官员们在上班的时候仍佩带鱼袋。袋里面写上他们的官阶、供职的衙门等等。这时的“鱼袋”和唐朝时用的“鱼符”相比，简约了许多，使用更为便捷。

到了明代，朝廷取消了唐、宋时期所使用的鱼符和鱼袋，官员的“身份证”改用“牙牌”。这里所说的“牙牌”，并不是人们经常在赌场看到的称为“牌九”、“天九”的那种赌博工具，而是明朝大臣必备的“入宫通行证”。“牙牌”在材料制作上也与前代有了改变，多用象牙、兽骨制成，分为“勋”、“亲”、“文”、“武”、“乐”五种。上面刻着持牌人的姓名、籍贯、入仕年份、官阶、年俸以及所在衙门的名称等比较详细的身份信息，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意义上通用的那种塑料卡片式的身份证了。

据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载：“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从这里可以看出，明代的“牙牌”这样的“身份证”，已经不再局限于官吏这个阶层了，逐渐开始向社会的中下层发展使用。这样的“牙牌”，比我们出入小区、学校等单位使用的出入证上登记的信息要详细多了。

“身份证”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是比较特别的形式了，清代是用帽子上的饰物，就是帽珠，也叫顶子，来区分官员的官衔大小和使用者的身份高低的。帽珠的材料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比如，如果是一品大员，可以佩戴个大红宝石顶子，如果是一个秀才，则就只能佩戴铜顶了。当然，一般的老百姓的帽子上没有顶的，只能用绸缎打一个帽结。

16．谁家过年不收礼

（古代的送礼习俗）

每到逢年过节，就成了送礼季节。商场里琳琅满目，摆满了精美的商品。就是在平时，送礼活动也是静水流深，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就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正是人们对礼的认识的真实写照。

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常有天子赐与诸侯“千金”等，说明钱币之类是可以作为礼物的。另外还可以是宝剑，“宝剑赠英雄”是人们认可的佳话，甚至是马这种特殊的礼物，关羽的“赤兔马”就是曹操所送。可见，古人不但送礼，而且对送礼很讲究。

然而，对于送礼，也有古话是这样说的，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说的是，礼品的意义重在价值而不是价格。其实这个故事，原是说唐贞观年间，西域回纥的一个使臣，背了只天鹅去长安进贡。不料路上天鹅飞跑了，使臣捡了根羽毛去长安进贡，居然受到唐朝皇帝的嘉奖。现在的人送礼时，往往也很喜欢用“千里送鹅毛”来替自己的礼物客套上一番。而实际上，当今的风气，却是礼越来越重，名目花样也越来越多。

明代冯梦龙的《古今笑》中，辑有两则关于送礼的故事。一个是南朝孔之给皇帝送礼，送的居然是二片干姜。正史上说孔所献的干姜为二十斤。另一个是明朝鲁铎给他的老师送寿礼，送的是半条枯鱼。这两个小故事，作者是把它当笑话来讲的。所幸的是，皇帝知道孔之的清廉，并没有怪罪，只是嫌少了点。而鲁铎的老师更是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与学生言笑甚欢。这样的送礼没有别的企图，只是表达了心意。

不管怎么说，干姜和枯鱼还是能拿得起来的东西，但是竟然还有拿雪和云送礼的。明张岱《西湖梦寻》中写道：“五云山去城南二十里，宋时每腊前必奉雪表进。”这是拿山上的雪送给当官的作礼物。清戴延年《秋灯丛话》：“天都黄山之云海，相传为第一奇观。山中人往往以盒收之，纸固其口，作土物馈送。”这是拿空中的云作礼物。恐怕这世上没有什么礼物比送雪和云更雅致的了。

由此看见，古人送礼，更多的时候送的是心意，讲究的是情致。比如，李白以诗赠予好友汪伦，更是将“送礼”送心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古代的情人之间，送的手绢也是很特别：“一方罗帕寄相思，横也丝（思）来竖也丝（思）。”而如今，我们社会上的送礼，无非是为了拉关系，找工作求人办事等等，当官的能够发财，很大一部分靠的就是送礼。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送礼就伴随了人的一生，孩子出生要送，过生日节日要送，结婚要送，人死的时候也要送。过年过节的送礼都已改变了它的本意，变得过于功利，从这点上讲，很多节日也失去了节日的气氛。

17．秦晋之好举案齐眉

（典故里的婚姻关系）

对于婚姻，无论是在“男尊女卑”格局下的古代，还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代，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毕竟，婚姻的洗礼，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

凭借现在的发达传媒和网络条件，想要了解现代人的婚姻，是颇为容易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古人的婚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传统文化里，有很多美好的典故。像如秦晋之好、举案齐眉等等。这些典故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之情。

古诗文中，最早的反映爱情婚姻典故的，是《诗经》中的“桑中之约”。典出《诗经·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后世用“桑中”泛指恋人约会的场所，当时的中原大地，大概桑树是很多的。这首诗的发生地点在现在的河南安阳淇水岸边。现在的年轻男女，恐怕很少有人特意选择桑林去约会的，但很多都是选在幽静的有花有草有树的公园里。

秦晋之好，典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秦国在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晋国在今天的山西南部，这两个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位置相邻，两国的统治者出现过几代通婚联姻，含有政治色彩。后来，秦晋之好逐渐发展为成语，人们经常把两家结亲说是结为秦晋之好。如元·乔孟符《两世姻缘》中的第三折就这样说了一句：“末将不才，便求小娘子以成秦晋之好，亦不玷辱了他，他如何便不相容。”现代这个成语更是被人们当做日常用语来使用，或是用在婚礼的贴子，或是用在门口的对联上，或是用在文章的标题上。

举案齐眉的故事发生诗人梁鸿身上的。梁鸿是东汉时一个破落贵族的后代，娶了个妻子叫孟光。梁鸿做了首《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被当时的皇帝汉章帝刘妲通缉。夫妻两人为躲避政治迫害，跑到今天的临淄去打工，梁鸿每天回来，妻子就做好饭食，举案齐眉，送到丈夫面前。“案”是古代用来放食物的托盘，举的和眉毛一样高，用来形容夫妻间相敬如宾。

关于中国“月老”的传说，语出“赤绳穿足”这个典故，出现在唐代李复言《续幽怪记·定婚店》中。唐代有个读书人，叫韦固，夜里行经宋城，碰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在月下翻阅一册簿籍，那是“天下婚书”，翻到谁，就拿一根红绳子在男女双方的脚上一系，这姻缘就定了。注意，这老人系的是脚，想跑也跑不了。不管你是千里之遥，还是有仇怨之家，都注定能成就婚姻，韦固对这老人的说法当然不信，但是后来，终究没有逃脱月下老人的手掌心。后来人们把月下老人泛指媒人，把“赤绳穿足”指上天注定，逃也逃不了的姻缘。

其实，中国传统的婚姻，大多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讲究门当户对。婚姻并不只是两个人的事，除了传宗接代的任务，还具有社会意义，担负着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使命。传统文化中关于婚姻的典故，也大多体现了农业社会形态之下，夫妻双方的男耕女织，弹琴做诗，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的生活，看起来很平淡，却又让人觉得这平淡中有一丝甘甜值得回味，感觉很淳厚。这样的生活，比现代社会的打情骂俏，野蛮女友式的爱情，似乎更让人感动和向往。

当然了，传统的婚姻也不缺少情趣的，如唐朝诗人朱庆馀的诗就这样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18．最倒霉的“性骚扰”

（古代也有性骚扰）

性骚扰这个词来源自西方社会，历史比较短暂。不过性骚扰事件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自古以来就有“调戏良家妇女”和“勾引正派男人”的说法，调情、调戏、勾引、勾搭、猥亵、侮辱、挑逗、瓜葛等词语都和性骚扰有关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记录了一次性骚扰事件。当时楚庄王在宫中大宴群臣，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于是点上蜡烛。突然来了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不知哪个人竟然色胆包天，在黑暗中拉扯王后的衣服。不过，这件事却被楚庄王给压下了，想必这种事情揭露出来，对大家都没好处。这个人逃过一劫，算他运气好。

楚庄王是心胸宽广，不计较别人骚扰了他的老婆。但汉代的吕后遭遇了性骚扰就是有苦说不出，打掉牙往肚里咽了。当时的匈奴单于曾经写了一封情书送给吕后，这可算得上是比较高档次的性骚扰了。吕后很生气，一帮子武将也吵着要把匈奴踏平。还是季布比较冷静，提起了刘邦被匈奴围困的往事，于是吕后只好委婉了拒绝了匈奴单于的“好意”。后来汉武帝穷兵黩武，打残了匈奴，总算报了“他祖奶奶的”的一口窝囊气。

就连吕后这样的权贵遇到了性骚扰都得忍气吞声，报仇都要等好几十年，普通人家的女子面对性骚扰不就更无奈了？不过，对那些聪明、勇敢女子来说，对付性骚扰算不上什么难事。修建了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就是个好色之徒，他常常把手下官员的妻子叫进王府，强行不轨之事。有一次，滕王召唤一个叫做崔简的小吏的妻子郑氏。郑氏就大大方方地过去了，刚进屋滕王就开始动手动脚，结果郑氏又打又骂，用鞋底打了还不过瘾，又用手抓滕王的脸。滕王的老婆及时赶到，郑氏得以脱身。滕王出了丑，觉得很没面子，也没有对崔简打击报复，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看来对付色狼，女子就应该机智勇敢地反抗，这样才能保护自己。越是忍气吞声，对方就越嚣张，性骚扰随时都可能升级为强暴。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女子想要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看上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不过，毕竟这是在比较看重封建礼教的时代，男女打情骂俏毕竟是“有伤风化”的行为。作为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还是安分守己的好，不然有可能惹来许多是非，甚至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在清代，就有人非常倒霉，仅仅因为调戏妇女就被判了死刑。有一个小流氓在路旁小解，恰好被一个妇女撞见。这个男子不但没有回避，反而撒着尿，对着这个妇女耍流氓。这个妇女当场被吓得大哭起来，回到家心里想不开就上吊死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数人认为这个男子的行为虽然让人感到厌恶，但毕竟没有动手动脚，甚至连话都没有说一句，于是就暂定为“缓决”，也就是“死刑暂缓执行”的意思。本来这个小流氓还有一线生机，无奈刑部有个司员一口咬定：“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直接写了句“情实”，意思就是情况属实，最终这俩字要了这个人的命。因为性骚扰就丢了性命，这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对于现在这些有“性骚扰”癖好的人来说，看了这个故事，心里可能会暗自庆幸，幸亏赶上了好时候，不然，长多少脑袋都保不住自己的小命。

对于现代社会里遭受着性骚扰的女性来说，她们心里不知多么渴望有人出来管管性骚扰，哪怕像刑部那个官员一样狠毒。不过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想惩办性骚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古代只要追求犯罪动机就足够了，现在却需要证据，而证据又是非常难以获得的。目前来说，走法律渠道还不是最实用的，和流氓斗智斗勇才是比较靠谱的。

19．比黑话还多的“别称”

（古代年岁的别称）

“年”和“岁”都有年龄的意思。年龄当然是用数字来表示了，不过在古代，有时候也会用一些词语来代替数字。

婴儿出生满一个月称为“满月”，也叫“弥月”或“诞月”。直到现在，民间还有喝“满月酒”的习俗。小儿满月、满一百日或满一岁都称为“”。民间有“抓周”的习俗。

“襁褓”借指未满周岁的婴儿。“襁”指婴儿的带子，“褓”指小儿的被子。这个时候的小孩子不会走，就只能老老实实被父母抱着了。小孩二三岁称“孩提”或“孩抱”。“提”的意思是“抓住小孩两腋将其向上抱起”，小孩子会跑了，可是跑累了仍然想让爸妈抱着。

“龆龀”指的是七八岁的年龄。“龆”是指儿童换牙；“龀”是说乳齿脱落长出恒齿的过程。“黄童”，指儿童，因幼童头发呈黄色，故称“黄童”。“垂髫”，古时候儿童不束发，头发下垂。髫，儿童垂下的头发。因称儿童或童年为垂髫或髫年。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而乐。”

“幼学”指的是十岁，《礼·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名曰幼，时始可学也。”古人认为十岁了就可以上学了，看来古人接受教育还是非常晚的，不像现在“胎教”盛行，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学习了。

女子十三四岁称“豆蔻年华”。豆蔻是南方一种很漂亮的花，诗文中常用以喻指少女，如唐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后来人们常称女子十三四岁为“豆蔻年华”。

十五岁称“志学”，来源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男孩到了十五岁会把头发束起来，盘在头上成为一髻，所以用“束发”，指代十五岁左右的青少年。“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束发”后男子就应该努力学习，为成年做好准备。

“及笄”，女子十五岁。把头发梳成髻，插上簪子如成人，相当于男子之冠礼。古代女子已许婚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未许婚者，二十则笄。古代女子一般十五岁许婚，结发上簪。也就是说，十五岁的男孩还是孩子，而十五岁的女孩就已经是成人了。

“破瓜”，诗文中习称女子十六岁为“破瓜之年”。“瓜”字拆开便是“二八”，“二八”一十六，“破瓜”便是十六岁。俗语称为“二八年华”。到了后来，“破瓜”被误传为“破身”的意思，也许是古代十六岁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已经为“人妇”的缘故。

古时候以男子二十岁为成人，行“冠礼”，就是束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已到成年。初加冠，体还未壮，故称弱，“弱冠”就成了刚刚成人的代称了。

“而立”，指三十岁。这个词来源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壮有室”也指的是三十岁。《礼·曲礼上》说：“三十曰壮，有室。”“有室”，指男子娶妻。就是说人到了这时候已经心智成熟，可以成家立业了。

“不惑”，指四十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天命”，指五十岁。《论语·为政》：“五十岁而知天命。”“知天命”指的是“明天理、顺天意”，意思是活到这个时候应该明白许多道理了。“艾”，亦指五十岁。年至五十气力已衰，头发苍白如艾，故名。半百即五十人人皆知，但多指岁数，如年已半百，年近半百，年过半百等。

“花甲”，指六十岁。十天干与十二地支配合用来纪年，从甲子起，六十年成一周，因称六十岁为花甲。“耳顺”，亦指六十岁。《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

“古稀”，指七十岁。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耄耋”，指七十岁到九十岁。“耄”，老，年高。《礼·曲礼上》说：“八十九十曰耄。”也泛指老年。“耋”，老，寿。六十以上曰“耋”，泛指年寿高。“期颐”，指百岁老人。百年曰“期”，保养曰“颐”。就是说，人活百岁只能养老了。

而到了今天，也有“花季、雨季”这样的别称，花季指十六岁，雨季指十七岁。此外还有“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等说法。

20．人生密码大盘点

（古人的生辰八字理论）

平常出差或者旅游，总能在街头、车站、山下、河边等人口流动量大的地方看到许许多多的“八字先生”，这些“八字先生”为人算命，经常用“生辰八字”来故弄玄虚，说凭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就能推算出多少年的运程，以及将来的富贵贫贱等等。

这个用“生辰八字”算命的方式，也叫“八字命理学”，应该算是传统文化预测中的龙头老大了，比较通俗的说法是“批八字”。

那么，能决定命运的八字是什么？其实，“八字”并不神秘，就是把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这四个时间点和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结合起来。每项两个字，加起来就是八个字，所以叫“生辰八字”，简称“八字”。

“生辰八字”排列的时候，天干在上，地支在下，像是四根柱子，再按照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关系来推测人的吉凶祸福，所以，“八字命理学”也叫“四柱预测学”。

用“生辰八字”来算命，是从唐朝一个叫李虚中的官员开始的。据《三命通会·论年月日时》记载，“唐李虚中独以日干为主，却以年月时合看生克制化，旺相休囚，取立格局。此发前贤所未发，故今术家宗之。”《渊海子平·论日为主》所记：“予尝观唐书所载，有李虚中者，取人所生年月日时干支生克，论命之贵贱寿夭之说，已详之矣！”这两部书都明确地指出了“八字术”的起源。

李虚中（761－813），官至殿中侍御史，喜研究阴阳五行。据说，李虚中给人算命是很准确的，他以人的生年月日，再根据阴阳五行的生克变化推算人的贵贱夭寿，吉凶祸福，史载“百不失一”，以致到了“其验如神”的地步，当时的达官贵人趋之若鹜。

看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有“随大流”的心理，听到哪里有算卦很准的，往往也是开着大车小车跑过去算。至于到底准还是不准，准的程度有多少，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估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越传越玄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到了宋代，有个叫徐子平的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李虚中的理论做了整理归纳，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八字命理学说。他将命理推算的时间从原来的“年、月、日”三个因素中又加入了“时”，并且每个因素用两个字做代表，比如“甲子”代表年，“乙丑”代表月，“丙寅”代表日，“丁卯”代表时，就成了“生辰八字”，这就是“生辰八字”最初的由来。

有些算命先生常把“八字”奉为“子平”，是因为徐子平创造了“八字”并著有《禄命书》。“生辰八字”算命的理论最初的依据是儒家的经典《周易》，发展到现在的算命术，有一个从雅文化向俗文化演变的漫长过程。当它进入民间的广阔天地，成了俗文化的主流时，预测人的财、官也就成了八字算命术的主要任务。

这个用“生辰八字”来推算命运前程的理论，就这样在中国发展了上千年，经过人们的反复实践，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一直流传到今天。

对于“生辰八字”算命学的蔓延，也许我们更应该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要盲目迷信命运的背后真的是有神灵在主宰。

21．认真行礼，锻炼身体

（古代的行礼方式）

在我们现代，日常生活常用的礼节是握手。平常路遇熟人，随意的点一头也就可以了。但在某些特别的行业也会有特别的方式。如军人的军礼，学生的起立和老师的鞠躬等。

在一些戏剧和电影中，经常能看到古代的人行礼，不是三跪，就是九拜。这些繁多而且琐细的礼节，恐怕比我们现在有意识的去做运动还能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不过我们今天的人是忍受不了这种繁文缛节的。

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古人对行礼方式十分讲究。他们举行祭祀或相互见面时，都要行礼，行礼时长幼分明、尊卑有别。

古代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礼节呢？这要从当时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说起。

我国汉代以前，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无论进食、议事，还是看书，都要坐在地上。下面铺一条席子，用芦苇、竹篾等编成。有客人来了，也是坐在席上。就连当时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这样“席地而坐”，只不过，所坐的东西好一些罢了。

所以，古代“坐”的姿势，同我们现在说的“坐”完全不一样。古人坐时两膝着地，臀部坐在后脚跟上。这样的“坐”，实际就是我们现在的跪。酒席间，这样“坐”着向客人致谢时，往往还要伸直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如《鸿门宴》中，项羽赐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按照《周礼》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都作了严格的规范，共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拜，就是行敬礼。《尚书·舜典传》载“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礼”。这个礼节必须屈膝跪地，两手支撑地上，缓缓叩头到地，并停留一段时间，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朝臣拜见君主和祭祀先祖的礼仪。后代，出家人举起手在胸前向人们行礼，也叫“稽首”。

汉代时，渐渐有了凳椅之类的生活用具，人们不用坐在地上了，原来的“跪坐”也起了很大变化。但跪拜礼仍然存在，而且成了等级差别的标志，广泛运用于官场，并逐渐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如大臣拜皇帝，小官拜大官，奴才拜主子等。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几千年的君主制度被推翻，才结束了这种跪拜礼。不过，直到现在，这种礼节仍在我们民间的风俗中流传着，如在祭祀、祝寿这样特殊的日子里。

后来，礼节上又增加了作揖、鞠躬等形式。

作揖是古代通行的不分尊卑的相见礼。施礼和答礼的礼数是一样的。行礼时身子略弯，双手合抱高举，自上而下延至胸前止。如《儒林外史》第三回：“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俗话说的“八拜之交”中的“八拜”，通常是在极正式的场合对父母行的礼仪，比如婚礼上。一般的正规场合，对其他长辈一般都是四拜，如对岳父母，老师等。夫妻之间拜天地也是每人四拜。对其他平辈的一般都是两拜就可以了。

至于“八拜之交”的另一个版本，讲的是故事，并非礼仪。指的是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伯牙和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颇相如的刎颈之交；角哀伯桃的舍命之交；陈重雷义的胶膝之交；元伯巨卿的鸡黍之交；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刘关张的生死之交。

第八章

来龙去脉

——继往开来的聪明点子

1．狼烟四起的“二进制”

（古代的数字化通讯）

从古至今，信息传递都是值得重视的事情。一旦战事开启，必定是“狼烟四起”，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军情，好调兵遣将，应对战事。可以说，军事需要是古代通信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我国商代最早的军事通信方式是击鼓传声，不过击鼓传递的距离十分有限，所以主要作为战场上攻击的信号。到了纣王时，开始使用烽火。商周时，在传递边疆紧急军情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声、光”通信相结合的通信方式，即“烽燧大鼓”，就是把烽火和击鼓结合在一起。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一直都是古代军事通信的重要手段，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但周幽王把烽火当做游戏，玩了一把“烽火戏诸侯”。卫青和霍去病就有正事多了，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

“鼓”也好，“烽火”也好，都无法传递复杂的信息。书信就成为了新的工具，写书信容易，传递书信可就要大费周折了。一开始，当然是靠人的两条腿跑，外国人还因此跑出了个“马拉松”，不过却累死了送信人。中国古代人当然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很快就知道利用各种动物来节省人力。

苏武被匈奴强行扣留在大草原上放羊，无限思念家乡，无奈交通闭塞，只好“鸿雁传书”。到了南方没大雁怎么办？没事儿，水多的是，有水就有鱼，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做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其实，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早先使用形状像鲤鱼的竹简，并不是真的有人把书信放到鱼肚子里。

民间传说中，西王母有三只青鸟，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据说西王母曾用青鸟给汉武帝送过书信，这便是“青鸟传书”的典故。青鸟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但是古人成功地驯化出信鸽来传递信息。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唐朝诗人张九龄还给信鸽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历朝历代，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鸽是靠地球磁场来定位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地球就会出毛病，干扰信鸽的飞行。相比之下，由人来送信就可靠多了。

早在西周的时候，古人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那时候可能还比较缺马，除了靠双脚，还能坐坐牛车，能坐上马车的不啻于现在乘坐动车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非常频繁，逼迫各国国君尽快把邮驿通信制度完备起来，这个时代骑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赵国就曾经进行过“胡服骑射”的改革，那个时候的驿卒想必也是穿着胡服去送信的。

三国时期，曹魏还专门制定了《邮驿令》这样一个法令，这算是个不小的进步。隋唐邮传事业发达，明显增加了驿的数量。到了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为了方便统治，政府大力发展邮驿，还专门在中央设置了管辖全国驿站的机构——通政院。明朝末年，政府为了节省开支，裁汰驿卒，结果李自成就失业了，只得起来造反，最终葬送了明王朝。清代吸取了教训，于是合并了“邮”和“驿”，减轻了政府负担。

这邮驿是专门为政府服务的，自然是公务优先，平常也许还能用邮驿传传书信，到了战争爆发，可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到明朝时出现了民间邮政机构——民信局。到了清朝同治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不过随着西方近代邮政的入侵，很快就衰落下去了。直到新中国成立，邮政业才步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如今，写书信已经是老土的做法了，直接发个电子邮件就行了，又快又省钱又省事。

2．“新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的前世今生）

“四大发明”指的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项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发明。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四大发明”的说法，指的是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四项发明。许多人认为新的四大发明才能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最高成就。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生产丝绸了。在丝绸生产中包含着众多独领风骚的先进技术。把野桑蚕驯化为家蚕，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发明，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只有家蚕和蜜蜂两种昆虫被驯化。此外，古人还发明了织丝所用的踏板织机，以及一整套织物结构系统。除了上述三大领先技术之外，还必须说说提花程序，这是丝织技术中最为神奇的部分。提花程序可以控制图案循环，欧洲的打孔纸版就是在中国工匠线编而成的花本基础上诞生的，电报和早期计算器的发明也是从中得到的启发。

青铜器可谓是一匹从中国发明中杀出挤进四大发明的黑马。中国不是世界上最早利用青铜的国家，但却是把青铜铸造和冶炼运用得最炉火纯青的国家。中国古代青铜器皿多为礼器，体积庞大、工艺繁琐、图案精美，铸造一件大型青铜器需要几百人同时协作，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方法是无法完成的。

和瓷器相比，青铜器就只能是黯然失色了。虽然陶器在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中都非常普遍，但是陶器有许多缺点，完全无法和中国发明的精美的瓷器相比。早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瓷器烧造技术。经过不断改进，到宋代时，不但技艺成熟，规模也变得非常大，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想想看，当西方诸国的贵族使用昂贵的金银器皿、穷人只能使用粗陋的陶器的时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已经使用上了精美的瓷器，生活水平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直到明朝中期，也只有中国掌握了烧瓷技术。后来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从澳门“偷师”学到了这项技术，将其传入欧洲。“流水作业”的工作方法传到了西方，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工业生产的最核心的作业方式。

“造纸印刷”作为一项发明被放在一起。没有造纸，印刷就无法大规模出现。没有印刷，纸张便无法成为快速、便捷的传播文明的工具。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这“新四大发明”是中国人自己总结出来的，但过去的“四大发明”却是外国人的说法。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新工具》中第一次提出，造纸、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三大发明推进了欧洲历史的巨变，“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

两百多年以后，马克思也在《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到了这里，“四大发明”的概念横空出世，并且为大多中国人所熟知，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又出现了所谓“新四大发明。”不过是拿祖先的东西说事儿而已，正是新瓶装旧酒，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倒是另一个版本的“新四大发明”才是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涌现的四项发明，包括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则解决了汉字在电脑上排版的难题，被誉为继“活字印刷术”之后的中国印刷术的第二次革命。人工合成胰岛素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对生命科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复方蒿甲醚是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拯救了许多疟疾患者的生命。

过去的辉煌都已经过去了，只有不断创造出造福人类的新的发明，才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到骄傲。不然总是吹嘘祖先的东西，反而显得我们现在无能。

3．诸葛亮和最早的热气球

（古代的孔明灯）

“孔明灯”又叫“天灯”，据说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发明的。当年，诸葛亮在阳平被司马懿包围了，没有办法派人出去请救兵。诸葛亮情急之下，算准了风向，派人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把求救的讯息系在上面，后来终于顺利脱险，诸葛亮又被称为“孔明先生”，于是人们就把这种灯笼称为“孔明灯”。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热气球”了。

孔明灯分为支架、灯罩和燃烧物三部分。支架一般用轻巧、结实的竹篦制成，灯罩一般用棉纸或纸糊成，而燃烧物就是沾上油的粗布或金纸。孔明灯有大的，有小的，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孔明灯开口向下，想放飞的时候，就点燃底部的燃烧物，产生的火焰会使灯罩内充满热空气，放手后孔明灯会冉冉升空。

孔明灯一开始用于军事联络，后来被用于纪念亲人、祈福、节日庆祝等。许多地方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施放孔明灯的习俗，主要集中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海南地区。

云南傣族地区在泼水节的时候有放孔明灯的习俗。到了夜晚，人们聚集在广场空地上，把一盏盏孔明灯放飞上天。人们会一直看着这些孔明灯，直到它们消失在漆黑的夜晚中。他们施放孔明灯是为了纪念古代的圣贤孔明，可见诸葛亮还是很有人缘的。

台湾人有元宵节放孔明灯的习俗，这习俗和清朝时闹土匪有关系。台湾的十分寮地区地处山区，一旦有土匪作乱，村民们就会跑到山里躲起来。等到土匪走后，留在村里的村民就会在夜间施放孔明灯作为信号，告诉山里的村民，已经安全了，可以回家了。当时避难在山里的村民回家的日子，刚好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于是从那以后，每年的元宵节，十分寮地区的村民便以燃放孔明灯的方式来庆祝，并且和邻村的村民互报平安。因此十分寮地区的村民把孔明灯称为“祈福灯”或“平安灯”。

海南的孔明灯又称文灯、天灯，如今在海南已成为当地的一种很有特色的民间风俗，特别是在文昌、万宁、儋州一带的村庄里，这种风俗非常流行。在文昌口音中“天灯”与“添丁”谐音，有男孩的人家会拿着写有吉祥词语的各式花灯自发组成“送灯”队伍，在敲锣打鼓的热闹气氛中，绕着村子走到村中的庙宇前，这表示送去“人丁兴旺，家景兴隆”的意思。放天灯时，人们都要在灯上写出自己的愿望，与天灯一起升空，同时心里祈求心愿能够实现。不过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品的提高，一些传统的民俗又重新流行开来。每逢七夕节、元宵节等节日，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施放孔明灯的景象。不过，施放孔明灯会带来各种危险，容易造成火灾、威胁飞机安全等，因此许多地方政府都严禁市民施放孔明灯。

4．幻灯片的滥觞走马灯

（古代的动画片）

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挂花灯的习俗，这走马灯就是其中的一种。走马灯一般都是宫灯的形状，里面粘贴着一轮带有图案的剪纸。点燃里面的灯烛之后，热气会推动纸轮转起来，灯罩上会出现人马追逐、物换景移的影像，看上去就像是现在的动画片一样。最晚在宋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走马灯，当时称为“马骑灯”。当时在灯面上往往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上去像是几个人互相追赶，所以被称为“走马灯”。

走马灯实际上是灯笼的一种，放置在灯笼内部的蜡烛点燃时会产生上升的热气流，可以推动灯笼上方的叶片，使得与叶片连接的轴承转动起来。轴承连着剪纸，烛光将剪纸的影子投射在灯罩上，随着剪纸不断转动，灯罩上的投影像是在不断前进，这样就产生了动画的现象。在元宵节，走马灯上往往会有灯谜供游人猜测。传说大改革家王安石二十三岁的时候，去参加科举考试，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在街上闲逛。逛着逛着就来到了马员外家门口，看到走马灯上有一个对联：“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很明显，这是等着给出下联。王安石不知道看懂没有，就拍着手说“好对！”他本来的意思是夸赞这个上联非常好。不料旁边的马家仆人误以为王安石的意思是“对出下联还不容易”，于是马上告诉了员外。原来这上联是马家小姐专门为选择老公而出的，马员外急急忙忙出来寻找王安石，王安石却早就吓跑了。

王安石把这事儿给忘了，专心参加考试，并且第一个交了卷子。主考官把他叫住，心想，既然你交卷子交的快，那我就考考你。主考官指着厅前的飞虎旗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一下子就想起了马员外门前的“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自然是脱口而出，给主考官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王安石考完试，觉得很有把握，心情很好，鬼使神差地又来到了马家门前。马家仆人认出他就是那个说“好对”的人，这一下王安石跑不了了，被请到了府中。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就对出了下联，这马家又看到王安石相貌不凡，于是就当场决定把女儿嫁给他。过了些日子，王安石与马家小姐正在举行婚礼，又听得报子来报“王大人高中，明日请赴琼林宴”。这正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王安石又是榜上有名，又是抱的美人归，运气可以说是好到家了。从这个事儿上可以看出，走马灯在宋代的民间已经是很常见了。后来，走马灯还传到了西方。西方人觉得这种灯笼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称它为“魔灯”。走马灯可以产生连续的画面，在它的启发下，西方人后来发明了幻灯片和电影。

5．最早的“太阳能”钟表

（古代的计时工具）

早期的人类，观察到日升日落、昼夜更替和四季循环，建立起初步的时间观念。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类逐渐利用日影的移动、燃料的燃烧、物质的流动等原理制成了早期的计时工具。古代计时工具有圭表、各种日晷、以滴水多寡来计时的各种水钟，还有沙钟、火钟、蜡烛钟、辊弹漏刻千章铜漏、延佑滴漏、龙舟香漏、火龙出水、赤道式日晷、赤道经纬仪、浑仪等。

圭表是最古老的一种计时器，它利用影子的长短来判断时间。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直立于平地上的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做表；一为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既然日影可以用长度单位计量，那么“一寸光阴一寸金”，用“分”、“寸”来表示光阴及时间的长短就顺理成章了。这种计时器结构和原理都很简单，而民间使用的“土圭”就更简单了，直接把一根杆子直立在地上，通过观察日影来估计时间。

日晷这种计时器也是通过观测日影来计时，不过它不像圭表一样通过判断日影长度来确定时间，而是根据日影的位置。日晷的主要部件是一根晷针和刻有刻线的晷面，随着太阳东升西落，晷针的投影会在晷面上移动，这样就可以指示时辰了。看上去，日晷像是圭表的小弟弟，两者都是利用太阳来指示时间，是古代的“太阳能”钟表。日晷绿色无污染，制造简单，因此从汉代开始便成为通常使用的计时器，一直到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才被淘汰。

虽然圭表和日晷优点很多，但对太阳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一旦阴天下雨或进入黑夜便毫无作用。于是能保证全天候计时的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漏刻”。“漏”，是指漏壶；“刻”，是指刻箭。“箭”，则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和日晷相比，漏刻摆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很快便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计时器。

不过水温和水质会直接影响水钟的使用和准确性，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发明了“沙漏”。沙漏的制造原理与漏刻大体相同，它是根据流沙从一个容器漏到另一个容器的数量来计量时间。这种采用流沙代替水的方法，是因为我国北方冬天空气寒冷，水容易结冰的缘故。沙漏不像漏刻那样受到水压的影响，因此计时更加精确。

到了元明之际，定时器摆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可惜只是用于官方的天文学研究，并没有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但西方国家在14世纪就已经广泛使用机械钟了，西方人的时间观念开始领先于中国，这恐怕是中国人做事喜欢拖拖拉拉的一个原因吧。

6．有考试就会有作弊

（古代考试作弊的高招）

科举制度从隋朝就开始了，一直到清光绪三十年才结束，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将近1300年。在升官发财的巨大诱惑下，无数读书人为了金榜题名而寒窗苦读，同时也有不少人为了“登科”而在科场中作弊。作弊的手段有夹带，代考，泄卷，疏通关节，贿赂监考、阅卷、审卷等。这些“先进”的手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被人们所采用。

就说这个“夹带”吧，就有以书夹带、以砚夹带、以衫帽夹带、以食物（馒头糕点）夹带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以书夹带”需要非常小的“书”，当时有些商人就专门印制这样的书来卖给考生。当时的微型作弊用书只有火柴盒般大小，印刷非常精良，书中的字迹清晰可辨，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犹如上帝给他们带来了“福音”。今人在河南洛阳发现的《五经全注》，就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微型书。

“书”虽小，仍然不太方便，于是有的考生选择了用靴夹带的方式。当时有考生在绸布上写上《四书》注释，然后塞到靴后跟内。另外，有的考生将作弊内容写在内衣衬衫上，做成夹带衫，然后穿着它进入考场。还有的把砚台底部镂空，藏进作弊用的微型书或手稿。

宋代的时候，出现了准考证的雏形——相貌册。不过这相貌册过于简单，代考现象屡见不鲜。想想看，即使现在有了照片，仍然有人冒着风险替考，何况那时候只是画像呢？

朝廷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在考前不但检查相貌册核实考生姓名、相貌等，还要求有两个“保人”来确定考生的身份。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场防作弊的措施是够严格的了，但在阅卷、审卷方面还是相继出现作弊的现象。贿赂阅卷官、审卷官的事不时会发生并被曝光，有人还向朝廷投递举报信。为了刹住这股不良风气，从宋仁宗天圣年间起，开始实行“糊名制”。所谓“糊名”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糊”住，不让阅卷官发觉姓名。采用此法后，情况有所好转，因而“糊名制”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糊名”也有很大的漏洞，考生很快就更新了作弊手段。在考卷上作记号便是了，有的在考卷上洒上一滴墨水，有的裁去考卷一角。为堵这一漏洞，后又实行了“誊录制”，即在阅卷官批阅之前，请人专门抄写考生的考卷，使阅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原卷。

不过这也难不倒考生，考试时在文章的风格上下功夫就行了，这样也能确保阅卷人认出自己。北宋著名大文人苏东坡就干过这样的事。苏东坡在某次科举考试担负阅卷工作，在考前他就把题目透漏给了自己的学生李方叔。结果却被章持章援兄弟俩偷走了书信，他们有意模仿苏东坡的笔调和文风，做好了试题。苏东坡阅卷时，给这两份卷子都判了高分，结果李方叔落榜，章持章援兄弟俩“高中”。苏大学士也许就不适合玩歪门邪道，还是老老实实地吟唱“大江东去”吧。

历朝历代打击作弊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明朝时的皇帝朱元璋还动不动就杀人，可考场作弊行为还是无法杜绝。今天，作弊的行为也是司空见惯，而且普遍具有了高科技含量。在耳朵里装上微型耳麦，可以接收考场外的信号并转化为声音，此法风靡一时。不过这种作弊方式不但有失灵的可能，还可能因为耳麦粘的不结实而掉到耳朵里，这时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医院麻烦医生了。

7．草书原来是速记方式

（中国式的速记与速算）

“速算”和“速记”是常用的两项技术，现在所用的是西方传来的，其实，古人曾经发明过中国式的速记和速算。

“草书”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种速记方法。草书一开始并不是一种书法，而是一种文字书写技术。早在秦代的时候，人们就有快速书写的需要。当时流行的书写方式是大篆、小篆，写起来不方便，于是发明了隶书。隶书虽然简化了许多，可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到了汉代，人们在保持文字基本特征，结合遵循一定的省略规律前提下，尽量减少文字书写在起笔、收笔、提笔、移笔运动中的空间动作，使文字的笔画与笔画之间，单体文字之间的自然过渡、联接，起承转合，上下勾连，于是诞生了“草书”这一书写方式。

草书笔画简单而且数量少，比隶书、楷书的书写速度快1～2倍，是古人常用的一种速记法。不过后来草书走上了向书法艺术发展的道路，快速书写技术的身份反而逐渐被人们淡忘。

公元10世纪的时候，有个中国人前往阿拉伯，利用草书这种速写技术记录了阿拉伯医生口述的16卷医学著作。从这以后，草书开始传往西方世界，并对现代欧洲速记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个人就受中国草书的启发而发明了一种英文速记法。现在国内的速记法，就是依据西方的语音分析原理来设计的。过去做老师的现在又做起了学生，不知道什么学生再做一次老师，让外国人再向中国学习一下速记技术。

古代的速算方法叫做“袖里吞金”。这是古代商人发明的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手心算方法。古代人的衣服袖子肥大，计算时只见两手在袖中进行，所以叫做“袖里吞金速算”。

后来晋商学会了这种方法，当作了自己发财的秘密武器。晋商们一面走路一面算账，十个手指就是一把算盘，所以山西人平时总将一双手吞在袖里，怕泄露了他的经济秘密。过去人们为了谋生不会轻易将这种算法的秘笈外传，这种速算方式差点就失传了。

据说，袖里吞金是把手指用来代表各种数字，然后采用心算办法来求出结果。它不借助于任何计算工具，不列运算程序，只需两手轻轻一合，便知答数，可进行十万位以内的任意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袖里吞金速算的运算速度，加减可与电子计算机相媲美，乘除比珠算要快，平方、开平方比笔算快得多。

袖里吞金速算法虽然脱胎于珠算，但与珠算相比，不需要任何的工具，只要使用一双手就可以了。“袖里吞金”有不用工具、不用眼看等特点，可以在特殊环境中使用，比如室外、黑暗环境中，尤其是对于盲人，这种算法简直就是为他们而发明的。俗话说“十指连心”，运用手指来训练计算技能，不但可以提高手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提高脑力。

现如今，用计算器来进行数学计算十分方便，商人们早已不用袖里吞金速算法算账了。但是，一些教育工作者改进了这种速算，并将这种方法应运于儿童早教领域。它在启发儿童智力方面，有着良好效果。

8．酸秀才和臭老九的来历

（读书人的穷酸劲儿）

酸秀才、臭老九、穷酸等词语都是嘲弄读书人的。可是在古代，读书人一般都有比较高的地位，这其中又有什么缘故？

最早的时候，这“酸”和文人联系在一块儿，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晋代人流行清谈，对于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都非常讲究，反正就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人们听起来觉得他们这些文人雅士装腔作势，听起来酸酸的，便用“酸”字来形容他们。不过这时候的文人雅士可一点儿都不穷，甚至有权有势，“酸”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嘲讽意味。

“酸”啊，“臭”啊的，真正成为人们嘲讽文人书生的词汇，应该是元朝的事情。元朝崇尚武力，鄙视文治，连科举都废除了，读书人一下子就丧失了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其中“儒”比“娼”还不如，真是知识贬值，读书无用。民间干脆称读书人为“老九”，听上去倒是很亲切，可到了文革时期，又觉得“老九”还不解恨，必须加上一个“臭”字才痛快，于是“臭老九”一词闪亮登场，像屎盆子一样牢牢扣在知识分子头上。

生活在大元朝的文人不能参加科举走仕途，可还是要生活的，就只好给戏院写写剧本混口饭吃，关汉卿就是其中一位比较有名的。当时流行的戏剧叫作“杂剧”，杂剧有“酸”这样一个角色，主要是扮演青年文人，人们联想起读书人说话酸酸的感觉，便用“穷酸”来形容文人了。

有一个贫困书生，送的礼物“寒酸”怕别人看不起，于是“酸”劲儿就又上来了，在礼盒里再加上一副对联：醋泡曹公一坛，汤烧右军两只。当年曹操曾“望梅止渴”，也够“酸”的吧？而“书圣”王羲之落魄时养过鹅，也算够“穷”的了。如此看来，“穷”和“酸”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我的礼物虽然不重，但把曹操和王羲之也一并都捎带上，谁还敢说轻？

有些好事的人还为“穷酸”编出了新的来历。说是从唐朝开始，女人妒忌叫作吃醋，而“文人相轻”，一旦见了面，各执己见，谁也看不起谁，就像女人争风吃醋一样。

明朝的时候，恢复了科举制度。可是要想完成“读书人”到“官吏”的转变还是很辛苦的。首先要参加院试，通过了就成了“生员”，俗称为“秀才”。“秀才”也是不一样的，像“廪膳生员”就可以吃皇粮了，不过大多数的秀才都是很“穷酸”的，还要通过教书等兼职来补贴家用。要想从秀才考上举人还要参加乡试，淘汰率很高，中举前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但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所以秀才看人总是高人一等的感觉，说话也是“之乎者也”，人们便叫他“酸秀才”。

到了今天，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不过知识并不见得有多么值钱，又穷又酸的读书人还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下，逼迫着读书人自己做出改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读书人不再“文弱”，有人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读书人穿上“专家学者”的马甲，大放厥词，为经济活动摇旗呐喊，自己也“名利双收”。读书人还用“身体写作”，引领着文学的潮流。相比之下，还是“臭老九”的年代更为单纯可爱。

9．除了大公鸡还有“土闹钟”

（古代闹钟趣谈）

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人们的时间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基本上处于“睡觉睡到自然醒”的状态，醒了就去劳动，饿了就吃，活的真是潇洒自如，不像现代人总是被恼人的闹钟所叫醒。

古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文明时代，大多数人都从事着农业生产。人们早就有了昼夜的观念，不过就算“日上三竿”，太阳晒到了屁股，他们也不至于感到灼热，从床上一下子跳起来。这时，人们终于发现了不能下蛋的大公鸡的好处，它一叫天就亮了，正好作为起床的信号。

不过鸡总归是一种动物，发神经的时候多的是。秦国函谷关天亮时才会打开城门。孟尝君逃到函谷关时正好是半夜，于是派手下一人学鸡叫，结果全城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城的士兵条件反射式地打开了城门，孟尝君一行赶紧撒腿就跑。这便是“半夜鸡叫”这个典故的来历。

既然动物不可靠，就只能靠人了。皇帝、大臣们每天都要早起上朝，皇帝可以“从此君王不早朝”，而大臣们迟到了则要承担后果，轻则罚俸，重则挨打。在没有可以在晚上使用的计时器之前，大臣们就会严肃地叮嘱自己的奴仆一定要在某时某刻喊自己起床，否则误了时辰，你们全都得挨罚。估计那个时代的下人在心中都会有一座闹钟，这可是吃饭的必要技能。

在水钟、沙漏等计时器发明之后，晚间确定时间这一“世界性难题”被成功克服。于是聪明的古人发明了“打更”制度。许多需要按时起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当更夫喊到“小心火烛”，古人准备睡觉。当更夫喊到“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古人就从床上爬起来。人们逐渐习惯按照更夫的打更声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人看到更夫很辛苦，便动起了脑筋，让计时工具拥有报时功能。古代有种叫做“火钟”的计时工具，就是古人用燃香来计算时间。如读书读了一支香，做工做了两支香。或是点燃一盘香，看烧了多少，便知过了多少时间。有的人在香的某个位置拴上一根纱线，线的一端系上一个铜球，球下面放一个铜盘，当香火烧断纱线，铜球便落入盘中，叮当作响。这便是古人用的“闹钟”，和现在的闹钟相比，实在是有些土气，不过对那时的人来说已经是非常有趣了。

火钟本身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沙漏就称得上是高科技了。古人曾经发明过一种带有简单音响报时装置的“漏壶”。它的受水壶上分别有龙、虎、雀、龟的造象，在其木箭上相当于每个时辰标志的地位可能有一拨牙，到时候能拨动有关的机械结构，使朱雀塑像吐出一个珠子，击响铜盘而报告时间。这种机械不但报时准确，作为玩具也是妙趣横生。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到了公元1360年的时候，詹希元创制了“五轮沙漏”，这种计时工具具备了机械性的时钟结构，堪称后世机械钟表的先祖。此外，他还巧妙地添加了一个机械拨动装置，以带动两个站在五轮沙漏上击鼓报时的木人。每到整点或一刻，两个木人便会自行出来，击鼓报告时刻。不过明朝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下滑，古人也没有制作出更先进的计时工具。清朝皇宫里流行的钟表是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中国人开始用起了西洋钟。

到了今天，各种闹钟真是应有尽有，没有人会为了早晨起床而去养一只大公鸡了。而如果半夜三更地去打更也肯定属于一种扰民的行为。有很多人离不开闹钟，同时也对闹钟充满了厌恶，甚至对其拳脚相加，未来的闹钟一定是更人性化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10．古代没有冰箱，如何保存食物？

（古代的防腐保鲜技术）

食品防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很早以前，人们就意识到在低温状态下，食物可以保存得更长久一些。于是古人把冰块放在箱子里，以保持低温状态，再将食物放在冰中间，可以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了。

想要使用冰箱，必须得有冰。在夏季，自然环境中一般是不会有冰的。于是，古人在冬天冒着严寒去水里凿冰，然后把它们存放在冰窖，等到夏天的时候再拿出来用。早在先秦时期，奴隶主们就常常逼着奴隶们在寒风凛列中去河湖中为自己凿冰。《诗经》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入凌阴”的诗句，“冲冲”指的是凿冰的声音，而“纳入凌阴”指的是放入地窖中。

古代的藏冰，用途虽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用于食物的冷藏，保鲜防腐。凌阴是储冰的地方，为了加强管理，朝廷还专门配备了管理冰库的专门官吏，名曰“凌人”。到了清代，这项工作由工部负责，设专人管理，紫禁城内就曾设有冰窖5座，藏冰近3万块。

宫廷中还专门设有“冰厨”，不但是储存食物的场所，还是夏季为帝王供备饮食的地方，因此又被称为“冷宫”。冰厨一般设于地面下，室内多挖有冰井，井内用陶制井圈叠套成井壁，下有与井的直径同大的陶鉴作为井底，里面的环境非常清洁，可以放入各种食物。炎炎夏日，冰厨里如同开了空调，在里面工作还是个美差呢。

而在地面上，人们则使用“冰鉴”来保存食物。所谓“冰鉴”就是暑天用来盛冰，并置食物于其中的容器。算起来，“冰鉴”该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冰箱”了。

春秋时期的“冰鉴”是用青铜制作的，看上去像是方形的箱子，上面有盖子，当中放着一个方壶。冰鉴中的方壶，装满了酒，在鉴与壶间的空隙里放上冰，便可以享受到“冰冻甜酒，满杯进口真清凉”，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相当奢侈了。

到明朝时，北京城里的皇公贵族们都普遍配备了这种冰箱。不过这个时期的冰箱的材质已经变成黄花梨木或红木了。从外观上看，冰箱口大底小呈方斗形，箱子两侧有铜环便于搬运。上面盖着两块镂空的木板，一块儿可以活动方便使用，木板上的小孔实际上就是排气孔。冰箱内还挂着锡裏，保护箱体不受冰水的侵蚀。每当暑热来临，箱内放冰块并将时新瓜果或饮料镇于冰上，随时取用。味道干爽清凉，用后让人觉得十分惬意，暑气顿消。除此之外，冰慢慢融化还可以调节室温，起到空调的作用。

这还不算什么，到这时海上已经出现了“冷冻船”。沿海渔民，在冬季储存大量的冰，到了夏季出海冷冻鲜鱼，叫作“冰鲜船”。明朝万历年间，有人在六月炎夏使用这种船跨越3000里的距离把江南的鲥鱼运到北京，想必“物以稀为贵”，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

其实，无论冰箱还是冰鉴，平民老百姓是没有条件使用的。但老百姓有自己的方法，老北京人会用提篮盛上瓜果，然后把篮子送到井下去，使瓜果泡在冰冷的井水中，然后就可以体验到冰凉的感觉了。

可以说，用冷藏法使食物保鲜，在文明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西方，英国科学家培根为了揭示冰藏保鲜的秘密，经常出入冰库着了凉，结果转成肺炎，为科学献出了生命。在中国，古人也早就提出了“夏月造冰”的理想，不过只是空想而已，直到发明了人工制冷器，人工制冰才变成了现实，人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冷藏食物了。不过，冷藏过后的食物总是缺少了点味道，吃的东西还是“新鲜出炉”的比较好。

11．心病还须心药医

（古代的心理疗法）

人的生理与心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许多疾病都和人的心理因素有关。单纯地采用药物等方法治疗，效果并不好，于是“心理疗法”应运而生。“心理疗法”指的是用心理学方法，通过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对患者进行治疗。在古代，许多医生虽然没有心理学的概念，但已经采用心理疗法来给病人治病了。

在原始社会，如果有人生病，只能求助于巫术，然后把咒符戴在患者身上，这种心理安慰有时候对病人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心理疗法了。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神奇的中医诞生了，并且不断前进发展，各种心理疗法纷纷出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效果也是相当神奇。

逗人笑也能治病，这便是“逗笑疗法”，看来相声演员也可以尝试做医生。清代有一位巡按大人，患上了抑郁症，终日闷闷不乐。一位老中医望闻问切之后，对巡按大人说：“没事，你只是得了月经不调，调养调养就行了。”巡按听了哈哈大笑，这糊涂医生竟然连男女都分不清。从这以后，一想起这件事，就忍不住发笑，时间长了，抑郁症竟好了。

有时又要让人痛苦，这便是“痛苦疗法”。明朝李大谏连续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他爸爸一高兴患上了狂笑病。后来医生骗他，你儿子去世了。李大谏的父亲悲痛过度而止住了狂笑。过几天，医生又告诉他，你儿子被救活了。结果，李的父亲又止住了悲痛。就这样，历时十年之久的狂笑病竟然好了。

还有“激怒疗法”，故意惹人生气。战国时齐闵王患了忧郁症，请宋国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故意失约，结果齐王很生气。几天后文挚突然来了，故意激怒齐王，齐王破口大骂，并一气之下把文挚杀了。但齐王的病却治好了，效果的确很好，不过却搭上了性命，这代价有点儿太大了。

相比之下，开导暗示的做法就比较稳妥。隋炀帝晚年喜好服用火丹，结果内热炽盛，每日饮水十余杯仍口渴不止。太医莫君锡建议将冰块放在隋炀常面前，让他每天望冰，不几天口渴就止住了。这便是“望冰止渴”的典故。

这是心理暗示，也有心理转移的做法。可以叫做“声东击西”或者“移情易性”。明代有个病人得了突发性视力障碍，变得烦躁不安，病情越发加重。名医杨贲享对病人说：“你眼睛的毛病算不了什么，我倒担心毒气从你腿上发出来呢。”病人听后，天天都观察大腿的变化，过了一段时间，眼睛竟然好了。

药王孙思邈也是善用心理疗法的高手。唐太宗一日外出游山，途中口渴，在山泉旁饮水，喝完后发现水中有条小蛇在蠕动，心头顿觉恶心，回宫后便一病不起。孙思邈前来诊治，他问清病因后，上山采药给唐太宗服用。服完药物，太宗呕吐起来。吐完后，太宗看到盆子里有条小蛇，顿感轻松，病慢慢就好了。其实孙思邈为太宗开了一副催吐药，同时把一条小蛇藏在袖中，并趁机将蛇掉在盆里，在虚幻中治好了唐太宗的心病，可称“虚幻疗法”。

羞耻是人的一种心理，中医就利用它来治疗一些疑难怪症，收到了神奇的意外效果。一个孕妇起身拿东西之后不能弯腰。名医徐迪让人给她穿上数十层的衣裙，又叫人当众一层层解开，每解掉一个裙子，就丢在她面前，当解到最里面一层时，这个孕妇下意识的用手去遮掩，自然就弯下腰来。这个情景不禁让人想起不慎走光的女明星们总是用最快的速度来遮掩住自己的身体。

到如今，心理疗法更是层出不穷。如冥想放松法、系统脱敏治疗、休闲疗法、生物反馈疗法、音乐疗法等。最令人们好奇的，还应该算是催眠疗法。这种方法并不复杂，但却可以治疗几十种疾病。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充满了魔幻色彩，看上去更像是巫术，人们乐于欣赏催眠表演，就像欣赏魔术一样。

12．起源于中国的种痘技术

（最早的疫苗）

天花作为一种疾病，已经被人类消灭了，这要归功于英国人发明的种痘技术。这种种痘技术是将牛痘苗接种人体，使人体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不过我国古代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用于防治天花。这种方法是取轻症天花患者的痘痂或痘浆，处理后置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内，从而使其感染痘苗后对天花产生终身的免疫力，借以达到预防天花传染的目的。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每4名病人当中便有一人死亡，而剩余的3人却要留下丑陋的痘痕。人们曾在埃及的木乃伊面部发现过类似天花的瘢痕，可见这是一种古老的疾病。

在我国，天花又名“痘疮”，最早出现在东汉光武帝年间，由汉军“于南阳击虏所得”，应该是由战俘从印度经越南带到中国的，所以天花在中国古代也称“虏疮”。在古代医书中，又常常根据症状和流行特点，命名为“豆疮”、“豌豆疮”、“天行发斑疮”等等。

天花这种瘟疫出现之后，对人类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西方曾经多次爆发大流行，造成人口急剧减少。面对天花的威胁，古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介绍了一些治疗方剂，但是没有效果。后来古人们注意到，得过天花的人终生都不会再受到天花的威胁了。于是在“以毒攻毒”的指导思想下，古人发明了“人痘法”。

“人痘法”最早产生于唐宋时期，从天花传入到发明“人痘法”，古人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不过也造成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古代人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可见它也有“副作用”。

“人痘法”产生之后，也在不断的改进。最开始的方法叫作“痘衣法”，就是把天花患者的内衣穿在接种者身上，结果可能感染重型天花而死，也可能不会产生免疫反应。这种方法太原始很快就被淘汰。后来出现了浆苗法，采集天花患者身上脓疮的浆，用棉花沾上一点，然后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使其产生抵抗力。使用这种方法，感染重型天花而致死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再后来又发明了旱苗法，把痊愈期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研磨成粉末，再用银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最成熟的则是水苗法，把痘痂研成粉末，然后加水调湿，用棉花团包起来塞入鼻腔内。

后三种方法因同样使用鼻腔接种，故统称“鼻苗法”。其中旱苗法与水苗法，都是用天花病人痊愈期的痘痂来制作痘苗，既能产生一定的预防作用，毒性也比较低，比较安全。而两者相比较，水苗法更加平和、安全、有效，成为种痘方法里最好的一种。

早期的“痘痂”一般都是人身上自然发出的天花的“痂”，叫作“时苗”。“时苗”的毒性比较大，安全性差，后来被“熟苗”所取代。所谓“熟苗”指的就是通过接种发出来的痘作为种苗，经过“养苗”、“选炼”，要连续种七代过后所形成的种苗，具有毒性小、安全性高的优点。到了明代，“人痘法”已经非常成熟，并广泛应用，并且开始向外传播。康熙皇帝得过天花，而他的父亲又死于天花，因此极力推广这种“种痘技术”。1652年前后，人痘接种术传到日本。十七世纪，俄国甚至专门派人到中国来学习痘医。此后我国的人痘接种术又传播到朝鲜、土耳其等地。十八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蒙塔古为她三岁的儿子接种了人痘，三年后她又在英国为五岁的女儿种了人痘。自此，人痘接种术又传播到了欧洲。

人痘接种术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是牛痘发明以前人类预防天花的最有效方法，并且它启发了“牛痘”技术的发明，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这样高度赞扬人痘接种：“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如今，医学工作者仍然在努力奋斗，争取发明更多的疫苗来帮助人类克服疾病。

13．古代有消防车吗？

（古代的巧妙消防措施）

当我们游览故宫的时候，除了对古人高超的建筑技艺感到赞叹，还会产生疑惑：古建筑基本上都是木头做的，岂不是很容易发生火灾？

的确，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古建筑耐火等级非常低，可以说简直就像是一堆干柴，一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木结构的古民居。古代的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大量运用防火技术措施，使得它们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

譬如像故宫这样的大型建筑群，防止火势蔓延是非常重要的。于是，防火墙和防火间隔就应运而生。在故宫里现在还保存着明朝时修建的厚达5米的防火墙，实际上是把一间房屋用土填实，这样就能起到阻隔火势的作用。在古建筑的防火墙中常见的还有山墙、风火檐等，在山墙中有硬山墙，马头墙、它们的防火效果尤为显著。

一旦出现火灾，需要救援人员用最快的速度参与救火，留下消防通道正是一个有力的保证。古代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很早就注意预留防火安全间距和消防通道。中国的古代城池都是方格状的，四周有着非常宽阔的道路，这既是古代战争的需要，也是消防的需要。

古人在规划城市时，对水源问题总是优先考虑，这不仅是满足生活、园林等用水的需要，也是保证消防用水的需要。原始社会的村落不是建于河流两岸，就是建在河流交汇处，说明原始人也有消防意识。汉武帝修建上林苑，在苑中开挖20公里长的昆明池。后世建造的都城，莫不如此，故宫消防设计最为典型：宫外有金水河、护城河，宫内遍布弯曲的河道，除此之外还打了80多口水井。在三大殿后各有两座古亭，亭中各有一口水井，井口放着一块大石头，不知道等到真的起火需要取水的时候，这块大石头能不能拿得开呢？

古人很早就发现雷击也会引发火灾，所以千方百计设计避雷设施。开始是用吻兽，不过这明显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这种吻兽在屋脊上只能起到装饰作用，并不能避雷防火。后来误打误撞地制造出了吐舌（金属丝做成）的龙头，像是避雷针的雏形，这倒是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避雷防火作用。

到了现在，所有的建筑则基本上都安装上了美国人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不用再担心被“天打雷劈”了。而且现代建筑多是钢筋水泥的，比古代的“木疙瘩”可要耐烧多了。不过，现在的人们仍然非常重视消防措施，毕竟现在引发火灾的因素比过去可要多得多。

14．古人如何预测天气？

（古代的气象学）

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中孔明“借东风”的故事。其实东风根本不是孔明借来的，而是他早就预测到会出现东风。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观测天气气候的变化，在农业生产、军事活动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所以古人很重视“气象科学”。

相传早在黄帝时代，就设有专人从事气候观测，那时没有先进仪器，就只能凭借眼睛耳朵等器官。到了帝尧时代，还设立了专门掌管天文和气象的官职。这一官职哪朝哪代都少不了，秦汉时叫“太史令”，宋代时叫“司天监”，到明清时称为“钦天监监正”，是掌管天文、气象的最高政府官员。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在明代供职于钦天监，在清代又担任“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天文台台长，为中国的气象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商代时利用占卜来预求天气信息，预测的时间可以到十天之后。可惜到西周时，占卜术失传了，人们只好用各种天气谚语和气候谚语来指导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时期，曾参尝试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风、雨、雷、雾、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庄周指出风的本质是空气的流动，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使水面悄悄蒸发。

汉代，在《淮南子》中，第一次提到了二十四节气名，并提到“、铜凤凰、风铜鸟”三种测定风向仪器和“天平式土灰测湿计”这种测湿度的仪器。王充在《论衡》中批驳了当时在雷电认知方面的迷信观点，指出雷电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声是由于爆炸而产生的。蔡邕在《月令章句》中指出，虹的形成是“阴阳交接之气，著于形色者也。常依阴云而昼见于日冲。无云不见”。

晋代盛行“相风木鸟”这种风向器，一般装置在城墙上或者天文部门内，也有设在太仆寺这种交通部门的。周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沈怀远《南越志》最早提到台风，当时称为“飓风”或“惧风”。

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在《乙已占》这本书里介绍了相风木鸟的构造、安装及用法，“木鸟口衔一支花，风来鸟首向之，花会旋转”。并根据风对树木的影响，订出八个风力等级。唐代医学家王冰在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时，客串了一回气象学家，对国内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这个概念。

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在气象学方面也有不少创见，在《梦溪笔谈》里，涉及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秦九韶是个数学家，在《数书九章》里列出了四道测雨雪的算式，告诉人们如何根据不同形状的承雨雪器皿中所积雨雪，来算出平地雨雪的深度。

从明朝末年开始，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气象知识。明朝进士熊明遇根据西洋科学原理，来研究风、云、雷、雨等气象现象和历史上各种气象灾害的起因。到清朝时，我国的气象科学与西方气象科学已经融合在一块儿，不再有中西之分了。

和古代相比，目前的气象科学已经比较发达了，人们采用卫星等先进设备来预测天气，甚至可以采取“人工降雨”等技术来改变局部天气。不过，各种气象灾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地球变暖、气候异常等问题成为了全球热点，现代人也将和古人一样，面临着“老天”的考验。

15．古人喝水是生饮还是会煮开再喝呢？

（喝开水的好处）

煮沸后自然冷却的水叫白开水。医学上认为白开水是最适合人体饮用的饮料，对人体健康有好处。饮用开水作为一种习惯，可谓是源远流长。古代的热水叫作“汤”，有“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样的俗语。

远古时代，据说是神农氏最早发明了中医，想必他也一定意识到了开水的重要性。自然界的生水直接拿来喝，是很容易拉肚子的。不过，想喝开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可以加热的容器才可以。幸亏，古人早早地就制作出了陶器，可以烧出热水了。那个时候的陶鼎就是原始居民们最主要的炊具，不但用来煮水，还用来煮各种食物，这便是最早的火锅了。

不过陶器在加热过程中容易爆裂，水会把宝贵的火苗熄灭。不过后来发展起来的冶金业给了人们新的希望，先是青铜器然后就是铁器。《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项羽也“破釜沉舟”，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堪称高科技产品。相比之下，这个时候的西方还处于游牧时代，吃饭就是吃烧烤，想喝热水也找不到合用的加热设备。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发病率一定大大降低，这或许是古代中国人口不断膨胀的一个原因。不过自然的井水或泉水或许有甘甜的味道，加热为开水就变得平淡了。这也难不倒古人，于是一种风靡世界的叫作“茶”的饮品就首先由中国人享用了。《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

茶文化的形成应该是在唐代，陆羽还写了一本《茶经》。从这时开始，人们就已经习惯用茶来招待客人了。穷人家也常备有茶，虽然是“粗茶淡饭”，但也不会失了礼数。人们出门时，也习惯了讨杯热茶喝，不是像过去那样一碗山泉水满足了。

喝开水的习惯有利于预防疾病，古代很多瘟疫都是和水有关的，像霍乱就是典型的一个。宋代时，东南地区，已经普遍有饮用开水的习惯。而宋朝的西北地区（今天的山西、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则不一定必须喝开水，也许天气冷了喝开水暖暖身子，也许生水和开水混着喝。这是和气候相适应的，西北相对温度较低，水中的细菌活性不是很大，“水虽冷饮无患”喝生水也不容易染病；而东南相对温度较高，细菌活性也相对较大，喝生水容易生病。

到了现代，人们可以放心饮用纯净水、矿泉水等生水，不用担心会因此而生病。同时有许多人觉得用自来水烧开的开水已经丧失了许多营养物质，长期饮用的话对身体不好。而水也不再仅仅是用来饮用的，像依云这样的法国名牌矿泉水就被许多人用于保养皮肤，估计古人知道了也会大跌眼镜的。

16．铁杵真能磨成绣花针吗？

（古代的绣花针制作工艺）

人要想穿衣服，恐怕是离不开绣花针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使用骨针来缝制衣服了。骨针是用大的鱼刺制作，针孔应该是用坚硬的尖石头连磨带钻制出来的。骨针在我国使用的时间非常久远，直到后来随着金属的大量使用才被淘汰。

进入文明时期后，古人学会了使用青铜器，于是就出现了铜针。应该是将铸造好的铜条敲打成为比较细的铜丝，然后将一头敲扁，用尖锐的石头等工具磨出针眼，然后用手工将针孔周围多余的部分磨掉，最后再磨出针尖，这样一根针就完成了。

直到春秋末期，有了铁器，可以使用铁制的钻头，在较粗的铁丝上钻一小圆孔，然后用锤轻轻敲打，使铁丝延展，于是针孔就变长了，最后用两块磨石，中间夹着针，搓动磨石，针就会磨得锋利圆润。

至于制造钢针，则是铁针出现1000多年后北宋时期的事情了。在宋代，针的制作工艺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当时的人们采用低碳钢丝冷拔来获得不同粗细的针，制作一个小小的针需要磨制、冲眼、渗碳、淬火等繁琐的步骤。在那个时候，针的制造工艺就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工艺方法。当时还出现了一家有名的“济南刘家功夫针店”，用正在“捣药”的“白兔”作为商标。这家店铺声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偷工，便民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做出的承诺看上去信誓旦旦，不知道制作的针到底质量如何。

到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记述了制针的具体方法：把铁块锤成细条，然后用一把钻有小孔的铁尺，把铁条从孔中用力拉过，细铁条便成为粗细均匀的铁线了。逐寸剪断铁线，锉尖一端，另一端锤扁。在锤扁的那端钻上孔——针鼻，打磨平，针的初步形态就出来了。接下来的步骤则变得非常有意思，古人竟然把这些半成品的针放到锅里，用细火慢炒，简直就和做菜一样。炒好了，还要和土末、松木灰、豆豉等“佐料”在锅里一块儿蒸一下。蒸完起锅后还得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淬火。“淬火”这道工序十分重要，不但关系到针的软硬程度，而且可以使针具有不易生锈的特性，这种针在温暖潮湿的南方可是非常受欢迎的。古人造针真的是从“铁杵”开始的，但绝不是用磨制的笨方法，如此说来“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就非常可疑了。这个故事出自宋朝人写的书里面，说不定是作者为了号召大家勤奋读书而杜撰出来的。甚至可能在李白身上真的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个磨针的老太太是李白的父母故意请来教育李白的吧。

现在的针则是用专业的机床制作出来的，普通人是没有条件仿制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针这种东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难得一见，只是随着十字绣的流行，一些女孩子又迷恋上了针线，古代人用来缝补衣服的小小的针，竟然也可以化身为时尚。

17．古代的医药“小广告”

（疗效好也要广告做的好）

人们经常会受到医药广告的骚扰，不过可别以为只有现代人才会做医药广告，古代也早就有了广告这一种促销手段。古代的医生或药商具备一定的商业意识，懂得如何利用人们的心理来为自己招揽生意。古代的医药广告一般都比较简单，以招牌和商标为主。

先来说说“招牌”，商人常说“别砸了我的招牌”，可见招牌的重要性。古代的招牌叫做“市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手写的商铺招牌”。古代的诊所和药店十分讲究“市招”，赋予了“市招”趣味性和行业特色，比现在的医药小广告有意思多了。

《清明上河图》中能看到一家挂着“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既诊治疾病也出售药物，门前竖起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广告，突出介绍各种中药丸散膏丹治病的神奇作用，信息传播效果非常好。原来古代人也知道广告牌的好处，真怀疑这个“赵太丞”是一个坐着时光机器回到宋朝的现代人。

看来那个时候的人喜欢把自己的名字放入招牌里面。南宋御医王继先，有一个祖传秘方名为“黑虎”，王氏以“黑虎王家”作为市招，名闻遐迩。汴京城中有一专售疝气药的“李家药肆”，因为病人少，便请名匠刻制了一头木牛作为市招，结果求药者络绎不绝。宋饶州高姓，从祖上就一直售卖治风湿的药，商标为“一大力士手执叉钩，牵一黑漆木猪”，人称“高屠”，自从有了商标生意就越来越好。这种文字市招甚至影响到近代，例如旧时北京的爱德堂药房，就挂着一个写有“爱德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珍丹，只此一家别无二处”的21字冲天招牌。最有趣的是，那个时候的一些药店还善于利用名人效应。如南宋临安的严某，开个小诊所加小药铺专治痢疾，生意一直不太好。一次恰好碰上宋孝宗患痢疾久治不愈，被召进宫给皇帝治病。严某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治好了皇帝的痢疾，皇帝一高兴给他一个“防御”的官职，还赐给他一个“金杵臼”。于是严家趁势打出了“金杵臼严防御”的市招，从此以后药铺就出了名，生意好的不得了。这种现象很常见，“大扇陈”的名称是来自康王赏赐的御前罗扇，“金钟李氏”的名称是来自皇帝赏赐的金钟。

仅仅靠一个招牌恐怕还不够，再加上点儿广告语就好了。于是对联这个中华文化精品也成了诊所药店广泛采用的广告形式。过去有个医师叫程道周，他在自家的药店题了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让别人都知道程先生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为人的好医生。与另一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子就缩短了药家与顾客的感情距离。又如“借他万国九州药，救我呻吟痛苦人”等也是有很深的寓意。

商标善用模型实物，相比文字更是奇妙，不禁让人为古代医药广告拍手称赞。如“悬壶”（壶是古代盛药的葫芦）便是药店、诊所的标志。一些走江湖的郎中也身背葫芦，作为行医的“招幌”。老百姓看到这些游医，明知得不到回答还总是忍不住问一句“你这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颇具调侃的意味。

有的药店还悬挂“鱼符”作为象征，鱼符是用石片或木头雕刻的鱼形幌子。因为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鱼符，就意味着这家药铺24小时都可以为病人服务。以儿科为主的诊所，用小孩的形象来作为象征。提供接生服务的稳婆以“大红纸糊篾筐大鞋一双为记”。眼药铺，则是以人的眼睛来作为象征。有人还用牛、马、豹、鱼骨、海龙等形状作广告市招，效果都比较好，这类医药广告到元明清以后，更加普遍。

当时还有一些串铃卖药的江湖郎中，一手持串铃摇动一手持招牌，在民间流动行医，或设地摊卖药兼为人治病。有的郎中一边敲着竹板，一边说唱，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人们称其为“卖嘴郎中”，在人们看来他们更像是卖唱的艺人。直到今天，药商们也热衷于花大价钱请明星来为自己做广告，这便是继承与发扬医药广告的传统了。

18．不能花的“花钱”

（古代的纪念币）

现在，我们有纪念币，而古代也有不用做流通的钱币，属于古钱币的一种，一般统称为“花钱”。“花钱”，在古代被称为“厌胜钱”或“压胜钱”，今又称“玩钱”、“吉祥钱”、“民俗钱”，其材质以金属为主。历代“花钱”有官铸也有私铸，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穿孔有方有圆，也有无穿孔的。材质有金、铜、铁、木、陶等。通常多用来馈赠、赏赐、佩带、压邪、祈福、殉葬等。

花钱源于汉代，那个时候的穷人没什么钱，于是自己造出来一些钱来玩，过年的时候可以当压岁钱哄哄小孩。所以花钱早期的用途主要是满足民间自娱自乐的需要，既然是穷人自己做的，材质啊、工艺啊都是比较粗糙的。“花钱”虽然具有钱币的形态，但不作流通使用，是钱币中的“非正用品”。到了后来，“花钱”的“花”字变成了动词，于是“花钱”便有了使用钱财、消费等意思了。

到了后来，花钱的用途可就多了去了。像开炉、镇库、馈赠、祝福、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等都要铸钱，这种“钱”，其实是专供某种需要的辟邪品、吉利品、纪念品。到了明清，花钱发展达了鼎盛，皇宫内也开始铸造花钱，而民间也开始用上等的黄铜来制作花钱。

“花钱”的种类很多，有吉语钱、生肖钱、钱文钱、咒语钱、秘戏钱等。

吉语钱如“长命富贵”、“福寿双全”、“龙凤呈祥”、“福寿康宁”、“大吉大利”、“日日生财”、“开门得利”、“连中三元”、“指日高升”、“封侯拜相”、“加官进禄”、“合宅平安”、“夫荣子贵”、“九如三多”等，把这种钱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同时也就送出了祝福。

生肖钱当然是和十二生肖有关，背面的图案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属相。

钱文钱指的是那些和真币非常类似的钱币。这种“花钱”的正面铸有如：“太平通宝”、“周元通宝”、“大观通宝”、“乾隆通宝”、“康熙通宝”、“咸丰通宝”等，看上去和真币差不多，不过背面一般铸有各种图案，这是与流通货币最大的区别。

咒语钱是道教祈用钱，常见的有“降魔伏邪”、“驱邪避恶”、“驱邪降福”等，钱背为七星和龟蛇图案，这类“花钱”又称“降魔钱”，也是道士驱魔伏邪之物。除了“咒语钱”，那些在江湖上闯荡的道士，身上还应该带着“咒符”、“宝剑”、“照妖镜”等降妖除魔的宝物。

秘戏钱是古代具有性教育功能的钱币。在儿女结婚时，古代长辈会把秘戏钱作为礼物送给子孙。这种钱一般正面书“风花雪月”、“花月宜人”、“明皇御影”或历代钱文等字样，也可以没有文字，背面则铸着男女交合的图案，有各种姿势，是古代新婚夫妻学习房事的一种工具，可以说是春宫图的钱币版。

还有一种“花钱”在皇宫内专门用于装饰或赏赐，称为“宫钱”。皇宫用的这种“假钱”比真钱也差不到哪里去，不仅铸造精细，含金量也很高。像南宋的“绍定万岁”银质鎏金币、“景定万年”铜质钱，清雍正年间背有龙凤图案的钱，都是“花钱”中的佼佼者。目前所知，最大的“花钱”为太平天国时所铸的“太平天国圣宝”，这一枚钱币竟然重达九斤。

现在的纪念币都是像货币一样由政府铸造，一般都是为了纪念某种大型活动，如“奥运会”“香港回归”等。在民间，花钱的许多功能都已经被其它的事物所取代了，只有一些花钱的收藏爱好者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花钱。

19．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利器”

（指南针的历史）

中国是指南针的故乡，指南针是“四大发明”之一。很早的时候，古人就已经发现了天然磁石具有磁性，并且有指示南北的特性。

战国时，人们把天然的磁石制作成指南工具——“司南”。用天然磁铁磨成的小勺放在青铜地盘的中心，转动小勺，等它停下后，勺柄所指的方向就是南方。不过这种指南工具太笨重，指示精度也不高。

到了宋代，人们掌握了制造人工磁体的技术，制造出“指南鱼”。“指南鱼”是把薄钢片剪成鱼形，让它像船一样能浮在水面上，然后加热并沿子午线方向淬火使之被地磁场磁化。指南鱼比司南方便多了，只要有一碗水就可以使用。

后来，人们又把钢针在天然磁体上摩擦，让钢针具有磁性，这便是“指南针”。宋朝科学家沈括还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就是“磁偏角现象”。在宋代，指南针被用于航海事业。为了方便使用，人们为指南针制作了外壳，这便是“罗盘”。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罗盘由阿拉伯商人传到了欧洲。

不过，虽然古人早就利用磁石来指示方向，但古人一直都无法对其中的科学原理做出合理的解释。沈括对指南针进行了研究，但是也仅限于技术层面，认为“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干脆放弃了理论探索。沈括虽然没有解开谜团，但好歹有自知之明，自己不知道就不胡乱解释。而后世的文人学者们，则纷纷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了各种指南针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人们眼里就是荒诞不经的，比如有人说“北方是磁针之子，南方磁针之母，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这就是说，在古人眼里，指南针充满了神奇色彩，所以到后来，罗盘会和风水、算命等联系在一起，被民间的奇人异士们所利用，用于搞封建迷信。

而西方人则依靠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三大发明开始了“大航海时代”，中世纪的阴影在欧洲人的面前逐渐消散。明清时，在闭关锁国政策中生活的人们，他们坚信罗盘拥有神秘的力量。直到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中国人才慢慢弄懂了指南针是怎么一回事。

20．与时俱进的古代雨具

（雨伞是谁发明的）

遇到下雨天，谁也不想被淋成“落汤鸡”，借助雨具就成了唯一的手段。很久很久以前，聪明的古人就已经发明了伞，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簦”。

就像黄帝的帽子被吹到地上滚起来，黄帝受到启发而发明了车轮子一样，伞的发明据说是受到了荷叶的启发。人们普遍认为是鲁班发明了伞，并且动机是为了爱情。当鲁班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他的媳妇儿云氏每天都给他送饭，结果常常被淋湿。疼爱媳妇儿的鲁班在路上建造了一些亭子，让媳妇儿避雨。不过万一雨下个不停怎么办？云氏突发奇想，“要是随身有个小亭子就好了”。

鲁班听了媳妇的话，茅塞顿开。这位中国的“发明大王”比着亭子的样子，裁了一块布，安上活动骨架，装上把儿。世界上第一把“伞”就这样问世了。而据《玉屑》记载，伞是鲁班的媳妇为防止鲁班挨淋而发明的。也不用争了，鲁班夫妇俩人共同申请专利就行了，这伞的发明，是他们夫妻恩爱的产物，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爱的结晶。无独有偶，另外一个民间爱情故事，也和伞有关。白娘子在断桥遇到了许仙，刚好“天公作美”下起了雨，两人“同撑一把伞，共擎一片天”，演绎了一段人妖相恋的传奇。

鲁班发明了伞之后，没有忘记关照一下自己的老乡，同时代的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一把年纪了，还周游列国，碰上日晒雨淋是难免的，于是鲁班就给他乘坐的车制作了一种固定的伞，既美观又防风避雨。

伞诞生之后，不单单是一种雨具，还成为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权势的象征，并且有着森严的等级。伞的用料、色彩、尺寸就像头上的乌纱，身上的朝服一样，也是区分官职大小，身份尊卑的一种标志。黄色“华盖伞”，是皇帝专用的，显示着统治者的威严，据说首先由战国时的秦穆公使用，一直延续到清代。古代的皇帝或高官出巡时场面气派，乘坐的轿子或车子都张着伞盖，美其名曰“庇荫百姓”，其实还是为了给自己遮阳、挡风、避雨。人们因此把这种伞称为“凉伞”、“罗伞”、“万民伞”，书面语又称“华盖”。伞因而象征着荣华富贵，成为一种吉祥物，所以东方民间婚礼迎娶中存在着打伞的习俗。

民间用的伞是纸伞，是东汉蔡伦发明纸后才出现的。伞主要采用黄纸作为原料，纸面上涂上桐油，于是伞就被称为“黄纸伞”。

唐代，油纸伞已经广泛在民间使用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书画油纸伞”，伞匠用宣纸做伞面，然后由书画家在伞面写字绘画，这样的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油纸伞传播到了日本、韩国、南洋等地。其中日本对油纸伞进行改进，发展成今天日本人仍在使用的“和伞”，和伞的特点是伞柄长，以红、白、紫色等颜色为主，色彩艳丽，非常漂亮，在日本的很多传统节日上都可以看到打着和伞、穿着和服的女子。

宋代纸伞的颜色很特别，以绿色为主，这就是“绿油伞”。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热闹的集市上，人们用的就是这种“绿油伞”。

到了元代，民间已经开始使用棉布，于是出现了用棉布制作的油布伞。元代以后，油纸伞、油布伞一直是我国民间主要的雨具工具。据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国时，就带去了中国的油布伞，不过遗憾的是好像一开始在欧洲并没有流行开来。直到1747年，一个到中国旅行的英国人带了一把伞回到伦敦，下雨时打开了伞，竟然被人攻击为“不尊重上帝的意愿”，真是可笑之极。人在天面前还是应该低下头的，发现雨伞的好处的英国人终于不愿意挨淋了。于是，雨伞开始在欧洲盛行起来，并且经过改进发展成了现代意义的折叠伞。

如今，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伞只是用来遮阳避雨了。日本人就动起了脑筋，在伞柄上装上收音机，只要一打开伞，就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这便是名副其实的“雨中曲”了。浸淫在香水文化中的欧美人，则在嗅觉上做文章，在伞里放上了香料，伞一撑开，就会散出迷人、浓郁的芬芳，如果两个恋人在雨中打着这种伞，这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儿。

第九章

温故知新

——妙趣横生的古今问答

1．古人有金库或保险箱吗？

（他们是怎么藏钱的？）

当还是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都是一块儿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那个年代，人还非常穷，除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和生活用品以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点儿可怜的财产由集体所有。人们没有藏钱的想法，何况那个时候也没有“钱”这个东西。不过，部落之间也经常出现掠夺，人们为了保护集体财产，想出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办法，比如挖个洞埋起来，或者干脆藏在树上。

后来，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买卖活动，也就产生了最早的货币。人们有了“自己的财产”的意识，有了多余的钱，自然会想办法放起来。在古代，存钱也有两种方式：藏在自己家里，存入储蓄机构。

古代的金融业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大多数的钱还是自己藏在家里。好在有人发明了锁，这样就可以把钱放在不同材质的箱子或柜子中了，然后再加上一把锁。这可以算是最早的“保险箱”了，不过“保险箱”不一定保险，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防盗门”，万一遇到“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钱财还是会“不翼而飞”。

“保险箱”这种东西实在是太招摇了，于是把钱财藏在暗处就成为了当时有钱人的首选。

白银长期以来都是非常贵重的货币，当时人们为了藏白银真是费尽心思，使用的方法也是千奇百怪。例如福州佘丞相，将每窖一百锭白银深埋地下；贝州李忠，将白银藏在住宅东边的墙壁内；京师杜生将一百多两银子藏在自家的门槛下；某妓女在床底下挖个洞，将银子藏在里边；还有的埋在屋后山脚下，或者藏在院子里的花坛内，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过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对那些拥有众多奴仆的大户人家来说，藏银子就要更加小心了。对那个时候的大富豪“员外”来说，往往会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大洞来藏银子。不过这还不算麻烦，还有人把所有的银子熔化成一大块藏起来，就算有人发现了，一下子也拿不走，只能干瞪眼。而员外自己要用的时候，会拿着斧头凿下来一小块。

还有人大概是读过《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类的书，知道使用“暗度陈仓”“偷梁换柱”的计策。在挖了一个深坑之后，把贵重的银两放在最下面，然后盖上一层土，然后再放上一些铜钱，最后把坑填平，在上面栽上花草树木。一旦有人挖到了铜钱，往往已心满意足，不会想到下面还有更值钱的东西。

宋代的时候就非常流行窖藏白银，但是埋藏者往往不会轻易透露消息，等到过些年宅地换了主人，在地上动土的时候，有可能挖出前人的窖藏，真是便宜了后人。据说，苏东坡年轻时曾借住在金山寺埋头苦读，感到苦恼烦躁的时候就在床下乱挖，竟然挖到一大瓮白银。不过他马上就把白银封好后再埋了回去，直到后来中了进士，才重新让家人挖出来捐给寺庙用于修寺，真是用别人的钱给自己赚了好名声，苏大才子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

自从这古宅地挖到藏宝的事传出来，竟然还带动了这种特种房屋售价猛涨，这可以算是房价上涨的非常另类的原因了。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地者，例出掘钱。”这“掘钱”就是买房人承担的可能挖到财宝的风险。当时的左丞张文孝在洛阳买了一栋宅第，除正常房款外，还支付了非常高的“掘钱”。后来翻修，非常走运地挖到了数百两黄金，恰好等于张文孝的付款总数，这让他白赚了一座宅第。

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寺院兼营存放款业务了，它们就是中国最早的储蓄机构。在当时，寺院财力雄厚，数目多，分散广；寺院势力大，人们不敢偷寺院的东西。所以，存款在寺院，既方便又安全。到了唐代，出现了柜坊、寄附铺，它们专门代为保管个人金钱财物。人们既可以直接寄存金银粟帛钱币，也可以租用柜子来存放，柜坊又叫僦柜，“僦”即“租赁”之意。到了明清时期，专门或兼营公私存款的机构越来越多，如寄存钱财的寄铺，兼营存款业务的钱庄、票号、炉房、当铺等等。而现代社会，金融业非常发达，人们就更不用为存钱而感到发愁了。

2．五车到底能装多少书？

（“学富五车”的来历）

“学富五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即“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现在，成语“学富五车”用来形容人读书多、学问大，常常和“才高八斗”一块儿用。有人望文生义，认为“学富五车”这个词的意思是拥有的书可以装满五车。按照这样的解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那么这五车书到底是多少书呢？“学富五车”这个词产生于战国时期，不知道战国时候的车有多大的运载量呢？《墨子·鲁问》中，墨子说，自己造的车，别人都赶不上，可以“任五十石之重”。墨子是古代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他说的话可信度应该还是很高的。那么，普通的车子能装多少呢？古书《鄂君启节》中记载到“如担徒，屯二十担以当一车”，按照这个说法，一车的载重应该是二十担。“担”和“石”是一个意思。根据古代度量衡和今天计量单位的换算，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候，五车的载重量可以达到6000公斤。

如果是现在，谁要是拥有或读过6000公斤的书，这数量真算是不少了。不过，不要忘了，那个时候的书和现在的可不一样。那个时候，蔡伦还没出生呢，更谈不上有什么纸了。虽然有丝帛之类的东西，但主流的书籍还是用竹子、木头做的简。赢政当上皇帝，日理万机，每天都要熬夜看“文件”，作“批示”，一个晚上的阅读量就是一石。对秦始皇来说，用二十天就可以把一车书看完，五车书也就够看一百个晚上的。这么看来，五车书并不算多。现在，随便拿一本《红楼梦》，大概翻一下都不止一百个晚上吧，更不用是精读了。

这么说来，这“五车书”形容学问大，不是显得丝毫没有道理吗？其实，庄子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也不是用来夸人的，而是用来损人的。仔细看看《庄子·天下篇》，原文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翻译成白话就是，惠施这人懂得很多方术，他写成的书足够装满五辆车了，但是他在书中所说的道理不但很杂乱，而且错误百出，他简直就是在胡言乱语。“其书五车”的“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而是特指“惠施所写的书”。原来五车书指的是写作量，并不是藏书量。惠施也不一定是真的写了五车书，庄子只不过是为了批评他而已，用夸张的手法来说他“写得多，错的也多”。看来“学富五车”的本意倒是和“著作等身”差不多。现在，写作量惊人的作家比比皆是，质量好的书却没有几本，不妨夸奖他们一句“学富五车”，他们可能还以为别人是真的在夸他们。

不过到了后来，人们只注意到了“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剩余的部分就不理睬了。造纸术发明之后，用纸做的书装满五车，看上去挺多的，有些人就认为惠施这个人读了五车书，那么他一定很有学问了。用作贬义的“学富五车”摇身一变，变成了赞扬人的话，这也就偏离了庄子的原意。庄子喜欢批评别人，可是奉行中庸之道的后人就没有那么直肠子了，哪怕心里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表面上仍然是春风满面，还一口一口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

3．打尖与打烊之争

（为什么酒店关门叫打烊？）

古人在赶路的时候，如果累了，会短暂停留，找个地方休息或吃饭，古人把这个称为“打尖”。提供打尖的场所一般都是酒店、饭馆之类的。不过，到了晚上，酒店、饭馆往往会打烊，这打烊就是关门、停止营业的意思，恐怕准备打尖的人是不希望店铺打烊的。

“打尖”这个词，在北方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北京、天津一带。这个看上去让人猜不出意思的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个叫福格的清朝人，他是旗人，靠政府供养，不用为生计而发愁，所以闲着没事研究了这个词的来历。据他讲，关于这个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打尖”原来叫做“打火”。打火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用引火工具点火啊。想吃饭，就得生火做饭。有些客人一路奔波，身体感到很疲惫，需要用热水泡泡脚，吃个热饭。在门口负责接客的小二，远远地看到有客人来了，就对厨房的伙计喊“客人来了，打火哦”。时间长了，这“打火”这个词儿就流行开来了。后来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火”就被叫成了“打尖”，也许因为容易被误听为“打虎”吧。另外一种呢，“打尖”原来叫做“打间”，这“间”就是用来供客人休息的房间。不知道怎么着，也被误叫为“打尖”。

在《水浒传》里，有“平明打火上路”的描述，而水浒传是明朝的小说，看来这“打尖”一词很可能产生于清朝。

说完这“打尖”，再来说说这“打烊”。这“烊”原来写作“炀”，在方言里边儿是炙燥的意思，也就是有火或者热的意思。关于这个词的由来也是议论纷纷，非常有意思。

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这样的，打烊的意思就是熄灭酒店里的火。酒店全靠这个火来烹饪菜饭，来做生意，把火熄灭，也就意味着这一天的买卖做完了，准备关门下班了。在这种说法中，打烊是熄灭火的意思，这和“打尖”的本意就完全相反了。

也有人说，打烊其实是点火的意思。不过点的不是炉火，而是烛火。到了晚上，客人越来越少，天越来越黑，看不清货了，对买卖双方都不方便，于是掌柜的决定收工。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需要点燃蜡烛来照明，这便是“打烊”，这“烊”代表的是蜡烛，后来“打烊”便成为约定俗成的叫法了。

这些解释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绝对没有这一个显得有趣。那个时候的酒店、饭馆等售卖事物的场所，常常引来小动物的光临。到了晚上，伙计们会检查一下房间里有没有爬进来小动物，常常拿一个木棍敲一敲门窗，试图把它们吓跑了。检查完之后，把门窗关好，防止野生小动物乘人不在时来偷吃食物。这个“烊”呢指的就是售卖食物的场所，“打”呢就是敲打的意思。看样子，古人虽然讨厌小动物，但也只是把它们赶走而已。

在商业发达的苏杭一带呢，人们又赋予了“打烊”一种新的涵义。买卖人做买卖，都想日进斗金，多多发财，对“关门”这种叫法比较忌讳，因为关门有破产倒闭的嫌疑。谁也不想整天晚上大声喊着“关门、关门”。而那个时候的营业收入基本上都是些散碎银子，晚上需要把它们重新熔化铸成整个的“大元宝”，店主们把这个叫做“打烊”。这里的“烊”就有熔化金属的意思。这“打烊”的行为有点儿“招财进宝”的意思，于是替代了“关门”的叫法。

4．你知道感冒是怎么来的么

（感冒一词来自古代官场）

感冒又称伤风、冒风，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疾病。感冒是一种常见病，几乎每个人每年都会感冒一次。一般情况下，可以自愈。人们对这种疾病一点儿都不会感到陌生，但要是问到“感冒”这个词的来历，恐怕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

有的人不服气，决定查个清楚。从先秦的《黄帝内经》查到清代的《医门法律》，翻遍了所有的中医经典，都无法找到“感冒”这个词。要是说出了这个词的由来，肯定会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竟然来源于官场。

话说南宋时期，那时的中央级学术机构“馆阁”，也就是负责编编书、写写历史的部门，实行轮流值班制度，每天晚上都需要安排一名阁员值夜班。这种制度很早就有了，算不得稀奇。到了晚上，这轮值的官员心里不痛快了，想想别人现在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自己还得熬夜守着一堆书，这未免有点儿不够“人性化”。好在当时朝廷对官员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大家都知道，在所有朝代中，以宋朝对待文官最为宽厚，开国皇帝宋太祖就立过“不杀大臣及言事者”的誓言。于是，到值班的时候，这些馆阁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纷纷开溜。不过，这开溜必须有个像模像样的名堂才说得过去。看看当时的值班登记簿，所有的官员都心照不宣地写上“肠肚不安”，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借口——“肚子疼”。

这是南宋官场的幽默，不过缺少了点儿创意，直到一位名叫陈鹄的太学生的出现，才发生了转机。太学生还是个学生而已，没有馆阁阁员的资格，也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倒霉，硬是被人拉到馆阁里值班。小青年陈鹄是个活心眼儿的人，早早就知道了其中的门道，想好了对策。在馆阁里待了一会儿，走走形式，也要开溜，有道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突发奇想在值班登记簿上大笔一挥“感风”二字。写完了，陈鹄还为此而洋洋得意，多年以后，就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著作《西塘耆旧续闻》里头，于是这“感风”一词便流传下来，成为日后“感冒”一词的滥觞。多说一句，这陈鹄名不见经传，可他的《西塘耆旧续闻》却最早披露了陆游与唐琬的婚姻悲剧以及《钗头凤》这首词。

这陈鹄虽然有点儿小才，但发明“感风”这个新奇用语，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南宋医学理论家陈无择首次把引致百病的病因区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就外因而论，又区分为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等六种反常气候变化。陈鹄看来是个喜欢赶时髦的文化人，他的同时代人陈无择还没怎么宣扬新学说，这陈鹄就知道了，所以在开溜的时候才能够卖弄卖弄小聪明，随手借来六淫之首“风”，并前缀以“感”——感者，受也。

在陈鹄创造了这个词之后，朝代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换了许多个，可这值班的制度却没怎么变，后来的官员们开溜时无不采用“感风”的理由。直到清朝，才出现了突破性进展。

这清代官员办完公事后，准备请假休息，请假条上写上“感冒假”。这里的“假”，即假期，不言自明；“感”，乃“感风”一词的省缩；最具玄机者，是那个“冒”字———“冒”，透出也。我们完全可以对“感冒假”进行这样的解读：本官操劳公务的过程中，已经受到了风寒的侵袭，疾病一直隐藏在体内，坚持工作一直到今天，症状终于爆发！所以不得不请假休养生息。

到了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医学界和翻译界需要为英文常用病名“Catch Cold”，选择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汇。选择“着凉”吧，似乎太口语化了。选择伤风吧，好像意思又不能完全对得上。还是清朝的官员们聪明，立马就想到了“感冒假”这个词，把“假”字去掉，不就更合适了吗？“感冒”这个流行很广的医学词汇，便这样诞生了。

5．一两银子折合现在人民币多少钱？

（古代货币的购买力）

看过古代小说和古装电视剧的人对于银子一定不会陌生，用银子购物、请客吃饭的情节比比皆是。许多人对于古代的银子产生了兴趣，想知道一两银子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应该是多少钱，或者自己在古代有多少银子算是百万富翁。

估算银两的币值绝对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上下五千年，有那么多朝代，就是今天，金银的价格都在不停地浮动。想要推算古币值必须得选用一个一般等价物。

中国长期是个农业社会，粮食的地位无可取代，就用大米来作为参考标准吧。据历史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普通大米二石，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一两银子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现在的普通大米在一斤1.5元至2元之间，以中间价1.75元计算，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660.8元。

唐朝的白银比明朝少，因此购买力肯定更强。贞观年间一两银子可以买20石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到了开元年间，米价涨到10文一斗，算起来一两银子值2065元人民币。

最大的问题出在宋朝，主要原因是宋朝的钱币制度极其混乱。参考“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和“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姑且以2000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太平时期米价是1石600到300钱。1两基本上可以买到4到8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计算，1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924到1848元。

古代米价的浮动也是非常大的，况且现在生产大米的效率是古人所不能相比的，所以用大米作为参考标准有些不够严格。而黄金这种贵重金属几千年来的价值都是非常稳定的，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一般等价物。

17世纪，金银的比价约为1∶8，一两黄金等于八两白银，此时的一两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7克，现在的金价姑且以100元/克来算，这样算起来，一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462元。清朝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算下来区区一个知府就有4千多万的家产，而和可以计算的财产就有2亿2千3百万两白银，以现在的观点看他拥有接近千亿的身价，绝对可以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占据头名。

6．守宫砂真的能鉴别贞操吗

（守宫砂到底是什么）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看重女子的贞洁。如何鉴别女子是否贞洁，变得庄重而神秘。传说，古人会在少女白藕般的手臂上点一颗鲜艳的红痣，作为女子保留贞操的标志，叫做“守宫砂”。守宫砂，实际上是一种药物。如果一个女子还是处女，点上守宫砂，终生都不会消失，但一旦和男子交合，它就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一个女子已经不是处女，那么点上守宫砂，过几天就可以把它洗掉。因为“守宫砂”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它就成了古人鉴别女子贞操的一种常见的手段。当一户人家，诞生了一个女儿后，慈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守住处子之身，会亲自把“守宫砂”点在她的手臂上。

那么这“守宫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守宫”实际上是蜥蝎的一种，应该是一种“壁虎”，中医很早就把它作为一种药物。后来，也有人说它是“变色龙”，而“变色龙”多分布在中国的南方，看样子应该是南方的古人把“变色龙”当作了“守宫”。

晋朝人张华写了一本《博物志》，里面有关于“守宫砂”的记载。要制作“守宫砂”，首先需要用朱砂喂养壁虎，壁虎全身的颜色会慢慢变红，等到吃满七斤朱砂后，壁虎已经鲜红如火了。这个时候把壁虎放在罐子里捣成烂泥，然后把汁液点在处女的的手臂上。只有在发生房事后，“守宫砂”的颜色才会逐渐变淡直到褪去。

据说，这种方法是东方朔告诉汉武帝的。其实，“守宫砂”的制法还有许多种。有的是选用正在处于发情期的皮肤通红的雌性变色龙直接放到罐子里和朱砂一起捣烂；有的是选用壁虎身上天生红色的一小块皮肤直接用作“守宫砂”；有的是把“守宫砂”涂满女子的身体。此外，添加到“守宫砂”中的药物都有好多种。

自从“守宫砂”诞生开始，也没有人验证过它到底有没有用。许多朝代都会把选进宫的女子点上“守宫砂”，作为她是否曾经犯淫犯戒的标志，这便是“守宫砂”这个名字的来历。上行下效，民间也认为这种方法效果绝佳且步骤简单，也不管它是否真实就流传开来，以至于众多武侠小说作者借用“守宫砂”来做文章，古墓派的小龙女就点了“守宫砂”。

“守宫砂”这种办法真正得到推广得益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在当时可以完成“四大发明”的宋朝，这种愚昧的说法还闹出了许多笑话，不但惹出许多是非，还造成了“人命案”，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出现在四川。据说，守宫砂只能用来验证处女的贞操，已婚妇女是绝对不灵验的。但当时有一个土财主不懂得这一点，在去京城出差前，给所有的妻妾都点上了“守宫砂”。看来，他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要她们不和男人发生性关系，“守宫砂”不会消失。在他走后，一个叫“何芳子”的小妾根本没把“守宫砂”当做一回事，没过几天洗澡的时候便洗掉了。而其他的妻妾都小心翼翼，大热天的宁愿臭气熏天也不敢沾水。后来这个土财主准备定居京城，便让人把家眷全都接过来。他开始检查“守宫砂”，结果发现只有何芳子身上的消失了，便大发雷霆把她活活打死。天子脚下打死了人，皇帝派人查案子，给何芳子平了反，申了冤，当地百姓还建了一座“贞女庙”来纪念她。不过人反正已经死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女子的命就是这么苦，“守宫砂”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好在到了现在，女性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现代医学证明，所谓“守宫砂”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之所以有“守宫砂”的传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守宫砂”的成分有一定的降低女性性欲的作用。另外一个是，它采用了一种心理暗示疗法，让女性在潜意识里产生敬畏廉耻之心，不敢越过道德的底线。说白了，就是拿“守宫砂”来吓唬女性，让女性老老实实地听话。“守宫砂”这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事物充分暴露了古代男性的自私和虚伪，为今天的人们所不齿。

7．五福临门的吉祥话指什么

（五福临门的内涵）

“五福”这个词，原出于《尚书·洪范》，现在已经成为民间常用的习语。逢年过节，“五福临门”是人们之间相互祝福的吉祥话。不仅仅如此，“五福临门”还是中国人最高的生活理想。《尚书·洪范》记载到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通俗来说，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

所谓“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长寿是福的基础，短命鬼儿是没有资格谈论福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生命是一切的前提。有了生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能为自己负责，才能为他人负责。所以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些年纪轻轻就自杀的人不但令人惋惜，而且更加让人看不起。

所谓“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如果只是长寿而一辈子受苦受穷，七八十岁了头发全白了还跪在地上，喝着西北风要着饭，这算什么长寿？这种长寿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反而延长了遭受苦难的时间。人生不能只追求长度，还应该追求质量。富贵发财要走正道，发了财也不忘节省，否则难保长久，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用之有度”。

所谓“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长寿了，有钱了，可是身体病怏怏的，没有福享受生活，钱也都用来治病吃药了。又或者，身体健康，但是人整天心事重重的，焦虑不安，心情难以平静。只有身体和心理都是健康的，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谓“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长寿了、有钱了、身心都健康，但却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到处招惹是非，别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倒霉了。到时候，你可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人同情你的处境，没有人会向你伸出援手。就算你一辈子都有权有势，但臭名远扬，甚至遗臭万年，整天被人背后戳脊梁骨，想必这个滋味不好受。因此要有德，即厚德，受人尊敬、爱戴、欣赏和亲近。

所谓“善终”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得到了“长寿”、“有钱”、“健康”、“德望高”四福，但却不是安详地死去，或者死于非命，或者死的不甘心，或者没留全尸，总之死的并不完美，那么人生就留下了最后的遗憾，整个人生也不算有福。

五福合起来才能构成幸福美满的人生，缺少哪一个都不算完美。五福当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好德”。人只有一心向善，才会“五福临门”。

到了后来，有人觉得“善终”谈到了死亡，这似乎不太好，于是由于避讳等原因，“五福”发生了变化。如东汉桓谭在《新论·辨惑第十三》中就把“考终命”更改为“子孙众多”，因此，后来的“五福”也就变成了“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

受到“五福临门”的启发，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横空出世，给“五福”增添了新的传奇。五个可爱的“福娃”不但寄托了对奥运会的祝福，也寄托了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五福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永远都不会过时。

8．古人写错字如何修改？

（古代也有涂改液）

古人在写字著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别字，而且没有发现它们并进行纠正，这些错别字就流传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习古文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通假字”。那么如果古人发现了自己写错了字，他们怎么来修改呢？

在纸还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把字写在竹简或木牍上面。一旦写错了字，就用刀把墨迹削去，刀就是最古老的改错工具。“删除”的“删”字从册从刀，“册”即“简册”，“删”就是用刀把简册上的错字或多余的字刮掉的意思。笔和刀都是当时最基本的书写工具，古代的文职人员往往随身携带，所以他们就被人们成为“刀笔吏”。

作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具，现在还能看到实物。曾经在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春秋时期的刀状型青铜器，有人认为是古代的刀币，也有人说是古代的钥匙。最后才得出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这种刀型青铜片应该叫做“削”，实际上就是古人用的“橡皮擦”。

纸出现之后，刀就没办法派上用场了。薄薄的纸，一撕就烂，何况是用刀来刮。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修改错别字的方法就和现在使用的差不多了。

直接用毛笔涂掉是最简单的办法，这是在刚写完一个错别字就发现了的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大书法家王羲之和颜真卿，就是这样对付错别字的。别看《兰亭序》和《祭侄稿》是二人的传世之作，其中也是错字连连，经过涂抹多次之后才完成的。如果发现错别字的时候，错字的下面已经没有空白了，应该怎么办？人们一般都是在错别字旁边，因为那个时候字是竖着从右向左写，所以常常是在右上方这里，用毛笔点上一点做个标记，保留原字，然后在旁边写上正确的字。

这些修改错别字的方法听起来好像比较“小儿科”，不过古人就是很神奇，他们那个时候竟然也使用了涂改液。

当时的涂改液是用一种叫做“雌黄”的矿物来制作的。雌黄是一种橙黄色的矿物，可用来制成颜料或做褪色剂。古时流行一种用黄檗染过的纸，据说黄檗有防虫蛀的作用，这种染过的纸看上去有点儿发黄，所谓“青灯黄卷，面壁苦读”，就是指的这种纸。这种纸还用于书写官方的文书，应用范围应该是比较广的。

而雌黄刚好是黄色的，写了错别字，用雌黄涂改后就可以重新写字了。有些人拥有了“涂改液”，觉得写了错字反正可以修改，于是写字的时候就不那么用心了。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信笔雌黄”。后来又被人改为“信口雌黄”或“口中雌黄”，用来形容那些不顾事实的言论。聪明的古人发明这些纠正错别字的办法，是为了补救错误的。不能拥有了补救措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犯错误，还是保持谨慎才好。当然，现代人已经不怎么写字了，键盘逐渐取代了“笔墨”，出现了错别字修改起来可比古人要简单多了。

9．古代的普通话是什么话

（古代官话的变迁）

普通话，即现代标准汉语，指通行于中国及海外华人的共通语文，为现代汉语共通的交际口语与书面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简单来说就是“各省共同之语”，中国疆域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必须有一种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于是便有了“共同语”，便有了“标准语言”，这种语言需要由政府来确定和规范，并且作为“官方语言”。

早在夏朝的时候，朝廷的官员到南方去，便形容那里的人都说“鸟语”，虽然好听但是听不懂，可见制定“标准语言”的重要性。到了周代这种情况便得到了改观，一直到西晋，“共同语”都是由“雅言”来充当，其中又以当时的“洛阳雅言”最纯正，也可以称为“河洛古话”。春秋时期，孔夫子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为了让大家听懂，授课语言自然应该是雅言。不过，孔子从小生活在山东，怕是乡音难改，“普通话”未免说的不标准，让人听起来多少还有些鲁国的乡土味。

到了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也就是从汉代开始，才有了“汉族”这个名称，于是也便有了“汉语”的说法。从秦汉开始，由于驻军、强制性移民、逃避战乱等因素，黄河沿岸的中原人向北方和南方陆续迁移，河洛古语开始向外扩散。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南北方陆续建立了许多政权，一般都会把首都的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共同语出现了不统一的情况。当时北方的朝代把洛阳话作为标准音，南方一般把建康话作为标准音。这时的洛阳话和晋代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北魏孝文帝强迫各民族学习汉语，同时汉语也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皇家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这便是今天吴语的来源。跑到南方避难的士人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蛮夷”横行的北方朝廷，以说“南方的建康话”为荣，就像后来的英国人以“说法语”为时尚一样。

隋朝统一中国后，官方编著《切韵》，音系主要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不过在当时，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盛，正所谓“自古江南多才俊”，所以当地的吴语仍然非常受欢迎。金陵话、苏州话和扬州话都是当时吴语的代表。隋炀帝乘着龙舟沿着大运河南下的时候，还抽出空在扬州学了学吴语。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唐宋的北方移民从北方迁移到了今天的广东，把《唐韵》和《广韵》带到了岭南，和当地的语言互相影响，于是便形成了今天流行一时的粤语。难怪粤语是最接近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

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并且废除《广韵》的标准音地位。大都话是蒙古式汉语，由蒙语和汉语杂交而成，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入”声便是在这一时期消失的。明代，政府以南京话为基础制订了《洪武正韵》来作为标准音。清代雍正帝在位期间设“正音馆”，制定的标准音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清朝北京话的使用者主要是八旗勋贵，张口一个“爷”，闭口一个“爷”，听起来都让人感觉有点“盛气凌人”。到了近代，产生了“国语”这个词。“国语”本来是儒家经典，被日本人用于指代日本语的共同语。“西学东渐”，民国政府承认了“国语”这个说法，并且以“北京话”作为“国语”的标准音。现在的“普通话”则是新中国以后制定的，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习“中国话”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10．画在鹿皮上的钱

（最早的纸币）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开始是由大家公认的某些等价物来充当的，早期有贝壳、羽毛、石头等，后来逐渐固定为金银等贵金属。金属货币优点很多，但时间长了容易出现磨损，而且携带也不方便。聪明的古人意识到可以用其它东西代替金属行使流通的作用，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应运而生了。

其实在交子诞生之前的西汉时期，还曾经出现了“白鹿皮币”。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而穷兵黩武，耗费大量财富，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的同时，还尝试用鹿皮制作皮币。据说，起因是汉武帝在自己的皇家猎场打猎的时候，政府收获了大量的鹿皮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把鹿皮裁成每张一方尺，周边画上图案，对每张皮币定值为40万钱。不过是一张鹿皮而已，虽然是白的，也值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这“白鹿皮币”只能是达官贵人之间送礼的时候用，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不能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说它是纸币的先驱还差不多。

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出现了一种“飞钱”。当时已经出现了大宗的商品交易，如果商人外出经商时带着很多铜钱会非常麻烦。商人可以先到官方开一张凭证，上面记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等，等到了目的地后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取出来钱，然后购买货物。这个凭证被人们称为“飞钱”。“飞钱”实质上属于一种汇兑业务，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种货币，相当于现在的“异地取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宋代是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朝代，商品交易非常活跃，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特别是在当时的四川地区，人们普遍使用比铜钱的价值低得多的铁钱，加上山路较多，运输钱币非常费力，于是纸币就应运而生了。刚开始，当地一些商人为了方便交易而发明了“交子”，“交子”在当地方言中是“票券”的意思。本来北宋政府想要禁止民间发行纸币，后来发现纸币方便安全，深受百姓欢迎，于是，北宋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又对纸币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样就使得“交子”更加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到了南宋，政府发行的纸币变了名字，叫做“会子”，其实性质和“交子”是一样的。不过会子的发行量比交子大多了，流通区域不限于某个领域，使用范围遍及全国，成为了南宋境内最主要的货币。发行量太大，自然难以避免通货膨胀，到南宋后期，纸币贬值得很厉害，已经没有人愿意使用了。

金代初期，采用了宋朝和辽朝的货币制度，并在公元1154年发行纸币“交钞”，与铜钱同时流通，成为当时主要的货币。交钞有大钞、小钞之分，大钞以贯为单位，小钞以文为单位。并且规定使用期为7年，到期之后会重新发行新的纸币来换掉那些旧的。不过这样又太麻烦了，干脆废除了期限，建立起无限期使用制度。一开始的时候，发行的纸币数量少，还能够保证币值保持一定的稳定。后来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发行的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数量，于是交钞的币值严重缩水，最终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纸。

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政府正式发行了“中统钞”，一种以丝为本的“中统交钞”，一种以银为本的“中统宝钞”。不过，元代实行了不兑换的纯纸币流通制度。这种纸币逃脱不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嫌疑，到了后期也被老百姓所抛弃，其价值也就和厕纸一样。

明朝初期也和元朝一样采用单一的纸币制度，后来又改为钱钞并用，以钞为主。明朝发行的纸币叫做“大明通行宝钞”，整个明朝也没什么变化，这明朝的宝钞也是一种不兑换的纸币。从宋朝到明朝，中央政府始终都无法找到一种维持币值，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它们发行的纸币最后都逃脱不了变成废纸的结局。

清政府吸取了以上几个朝代的教训，在早期不发行纸币，坚持使用铜钱。直到咸丰年间，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才先后发行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这就是“钞票”一词的由来。这些钞票的印制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并不算先进，但是为以后纸币的印制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的纸币已经是越来越精美了，看上去还有点儿艺术品的味道。

11．“HD90”的祖师爷

（古代的假币）

一批以编号HD90开头，仿真度极高的百元假钞流入市场，引发了社会极大的关注，银行验钞系统还为此而升级。从一元硬币至百元大钞，假币从来都不肯消失，造假和打假的对抗也始终处于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相互不断升级的格局。看看货币的历史，几乎也就是假币的历史。

金属货币一诞生，便有人动起了歪脑筋。黄金、白银这两种贵金属太稀有，铁钱价值太低，所以铜钱就成为古代最主要的货币。铜钱是有价值的，和现在的纸币不同，不过铜钱的购买力其实远大于其含铜的质量，因此铸钱是利润丰厚的一项产业，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政府所掌握。

为了垄断钱币的铸造，古代政府规定，私铸钱币是一种严重犯罪，会被处以死刑。不过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仍然有许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私自铸造钱币。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没有间断过。唐朝中后期对于私铸货币这种犯罪非常宽容，最严重也不过是流放而已，于是私铸货币的行为日益增多，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不过，制造金属假币需要的成本仍然不低，影响了造假者的“积极性”。到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让许多人造假者看到了新的发财良机。假造纸币的成本比伪造金属货币要低得多，而且更加不容易被识破。随着纸币的大规模流通，假币也泛滥起来。

为了控制假币的流行，宋朝政府下足了功夫。采用纸、图案、花押等作为防伪标识，并且在民间普及辨别伪钞的知识。把印钞工人也包养和监控起来，立下严刑峻法惩罚那些印制假钞和使用假钞的人，并对举报人予以重赏。还有就是实行定期换届，一套纸币只发行一段时间，时间一到，再印一套新币，把百姓手中的旧币兑换过来。

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假币泛滥。南宋胡子远的父亲收租时就收到大量假钞，竟然多达5000贯，相当于现在的50万元。南宋还查获一起假币金额为30万元的伪钞案，参与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显呈规模化、团伙化倾向。不过这些罪犯的运气真好，本来已经判了死罪，宣抚使张浚却突发奇想：既然他们能造假币，肯定也能造真币，干脆让他们进印钞厂当技工算了！这就像传说中的电脑黑客，虽然犯了大案子，却因技术过硬而被中情局高薪聘请。

元代也和宋代一样发行大量的纸币。这种“无本生意”既然官府可以做，那民间为什么不能做呢？像铅山州就把制造假钞当作了本地的“支柱产业”，经济蒸蒸日上。当地的“假钞大王”吴友文，本事很大，能够把假钞销售到江淮、燕蓟一带。他发了横财，便养了许多打手爪牙，常常用来威胁告发他的那些人，甚至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动不动就带领打手和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打起来，这可以算是性质恶劣的“暴力抗法”了。

清朝吸取了教训，不再印制纸钞，造假钞的技术就变得毫无用武之地。民国时，发行的法币一度被人们看好，结果内战爆发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自然也没人自讨没趣地去印制如同废纸的货币。

12．大写数字壹贰叁的来历

（古代的记账方式）

大写数字是一种独特的数字书写方式，用和数字同音的较为复杂的汉字来取代数字，可以起到防止数目被涂改的作用。汉字数字是指“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百、千”等，大写数字指的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等。

早在公元4世纪前后也就是东晋末年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写数字。不过大规模的使用还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武则天不但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而且也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了防止当时的官员涂改账册、贪污国库，武则天对大写数字进行了统一和规范。

大约到宋代的时候，官府里的文书就必须用大写数字来计数了。这个时候的大写数字，和现在有所不同，“柒”写作“漆”，“佰”写作“陌”，“仟”写作“阡”，其它的都一样。

经历了宋末的战乱之后，到了明朝，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种计数方式了，以至于明朝初年有人利用修改数字来进行贪污。“户部侍郎郭桓特大贪污案”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惊全国。贪官们利用空白账册大做假账，贪污的粮食竟然和当年征收的秋粮差不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穷苦农民出身。许多亲人都饿死了，他自己为了生存，要过饭，当过和尚，目睹了元朝官吏的腐败和凶残，对老百姓的苦难有着很深的认识。因此，当上皇帝后，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非常苛刻和狠毒。他发明了“剥皮囊草”这种非常残忍的处罚手段，希望用酷刑来杜绝贪腐现象的发生。《大明律》规定：凡贪赃白银六十两以上的郡守、县令或同级官员，按贪款数额多少，判决枭首示众、凌迟处死直至诛灭九族。随后还要“剥皮囊草”——用贪官的人皮做成袋子，里面填上草，高悬于公堂旁边，用来震慑贪官污吏。

而如今，数额这么巨大的贪污案件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发生了。所有人都知道一场腥风血雨是无法避免的了。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就多达几万人，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处理完这个案件，朱元璋吸取了教训，不但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还在财务管理上采用了一些技术防范措施。把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大写，使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也就是从朱元璋开始，“漆”变成了“柒”，“陌”变成了“佰”，“阡”变成了“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

和那个时候相比，我们现在的造假技术就更为先进了，一不小心就会着了道。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难辨，防不胜防。我们只好挖空心思去制作更复杂的防伪技术，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和防假之间的战争永远都不会停止。

13．厕所是一个事业

（古代的公共厕所事业）

“厕”，通“侧”字，这厕所肯定不算是正规的居室，只是偏得不能再偏的侧房，很多时候都是个小茅房而已。厕所古称“溷藩”或称“圊”、“轩”“窖”，听起来很是文雅。在民间，则干脆称之为“茅厕”。“溷”本是猪圈的意思，也可以用来指厕所，想必那个时候猪圈和厕所是连在一块儿的，甚至直接就把猪圈当做厕所了。

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在路边道旁建有厕所。这可以算是最早的公共厕所了。并且《说文解字》中提到“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可见古人已经有了公共卫生意识，设置公共厕所就是为了给人提供方便，以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不过，那个时候的厕所应该还是非常简陋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吃了刚刚收获的小麦之后，突然觉得腹胀，便急急忙忙去上厕所，一不小心就掉进粪坑淹死了。姬也就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驾崩于厕所的君主。

狡猾的汉高祖刘邦就小心多了。有一次，他正在和大臣们开会，正说到关键的时刻，他突然来了尿意，他刚想匆匆忙忙上厕所，突然想起来晋景公这个倒霉鬼，于是他直接拿过一个文官的帽子，背过身当场小解，不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就呈现在众人面前了。脑子转的这么快，难怪死心眼的项羽会输给他。

而刘邦的后代汉武帝刘彻，绝不比他的祖爷爷逊色，选择解大便的时候接见高级官员。《汉书·汲黯传》里记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不过，卫青当时正是受宠的时候，汉武帝对他非常倚重，只有这样，卫青才有在皇帝大便时被接见的“殊荣”。

不过皇家厕所自有不同寻常之处，想必待在厕所里对卫青来说并不是难以忍受。西晋时期，公主的厕所不但富丽堂皇，而且厕所里还有个精致的漆盒盛着干枣，用来塞鼻子防臭气。完事后，奴仆还会端来一盘水和盛着“澡豆”的琉璃碗，“澡豆”和现在的肥皂一样是用来洗手的。当时的王敦王大将军刚刚做驸马时并不知道，而是吃了干枣，喝了“澡豆”泡的“茶”，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而西晋的首富石崇上厕所比皇帝还要讲究，如厕前会脱掉衣服，如厕后还要换一身新衣服，难怪古人会把上厕所称之为“更衣”。

不过达官贵人们“亲自”去上厕所，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于是受到汉高祖把尿撒在大臣帽子里的启发，“便壶”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朝宫廷的便器叫做“虎子”，是用玉制成的。这种“虎子”据说还是“飞将军”李广首先发明的，因为射死了老虎表示对老虎的蔑视才称为“虎子”。不过到了唐朝的时候，因为皇上有个祖先叫“李虎”，就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就俗称为“马桶”、“尿盆”或“夜壶”。

皇帝在解决了自己的如厕问题之后，也没忘了替老百姓考虑一下。到宋代的时候，公厕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并具有了行业性质。比如说，采用了专人管理、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等方式。正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厕，宋朝的城市卫生让人相当满意，在当时被人赞誉为“花光满路”。

不过到了明清时期，厕所事业反而落后了。公厕不但少了，而且还开始了收费。于是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个叫穆太公的人选择公厕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他亲自设计，请人建造了厕所，并进行了装修，还请人为厕所题了个雅称：“齿爵堂”。不过他这厕所不但不收费，还免费提供手纸。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靠销售粪便来赚钱，虽说没有发大财，也是不愁吃穿了，真是“倒强似作别样生意”。

有一个穆太公可解决不了京城几百万百姓的如厕难题。当时的老百姓养家糊口已经不易，再花钱上厕所就是“天方夜谭”了，官府严厉的管理也阻止不了随地大小便，京城的环境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叫王思任的文人就嘲弄到“京城就是一个巨大的厕所”。

直到清末，这种情况才开始好转，大概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或许是为了改善外国人对京城的印象。而今天，随着北京加快了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步伐，北京的公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而最吸引的人的恐怕是“不收费”了。

14．真的有免死金牌么？

（古代的丹书铁券）

民间流传着古代有“免死金牌”的说法，这种东西在古代还真的存在，这就是古代的“铁券”。“铁券”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是封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

铁券上的文字在汉时用丹砂填字，即“丹书铁契”；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

在普通人看来比较神秘的铁券，上面都会写着什么呢？实际上，铁券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廷的有关法律，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在古代，这“丹书铁券”可是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的。它的开创者乃是汉高祖刘邦，当时在建立汉朝之后，为了巩固统治，笼络人心，于是发给那些功臣们“丹书铁券”作为褒奖。这个时候的“铁券”，不过是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妾的凭证，并没有免罪和免死的许诺。那些获得铁券的功臣和他们的子孙们常常因为非常小的罪过，就被判处死刑。毕竟，天下臣民的生杀大权握在皇帝的手中。

到了南北朝，这“铁券”的功能升级了，开始加上了免罪免死。西魏政府就曾经秘密把“铁券”赐给那些敌方投降过来的大臣，作为归附后享有特权的保证，并且允许他们传给子孙。这个时候的“铁券”有一层瓦解敌人的作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朝代更迭太频繁了，需要用一块儿“铁牌子”来收买人心。隋唐以后，颁发铁券成了一种通常的制度。颁发的范围比过去要广得多，不但开国元勋、中兴功臣可以获取，那些出色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以得到，甚至那些负责皇帝私人生活的宦官们也能拥有这个东西。唐代以后的“铁券”档次也比原来高了，上面不再是“丹书”，而是改为嵌入金子了。

现存最早的一块“铁券”就是唐朝末期的。那个时候的杭州有了叫钱缪的人，小时候因为自己长得太丑而被父母抛弃，差点死了，还是他奶奶把他养大的。没想到，他长大了变得很有出息。当兵打仗，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受到皇上的赞赏。唐昭宗在乾宁四年不但封他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还赐给他铁券。上面的内容写得很煽情，当钱缪接到这个“铁券”的时候，还感动地哭起来。虽然唐朝很快就灭亡了，但这个“铁券”却成了稀世珍宝。后来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像赵匡胤、朱元璋、朱棣、乾隆都曾经亲眼欣赏过。

赵匡胤围观了“铁券”之后，也照葫芦画瓢地把“铁券”赐给了后周皇族柴家人。他还在祖庙里的石碑上留下了“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的遗嘱。夺了人家的皇位，心里难免感到愧疚，于是就对人家的子孙后代照顾一下换一个好名声。《水浒传》里的柴进柴大官人就因此活的很滋润。宋江杀人了，没办法就投靠了柴大官人。柴大官人还嘻嘻一笑说：“没事儿，我这儿安全得很。你就是杀了朝廷命官也不用怕。”结果，后来柴大官人被一个小小的高唐州知府抓起来了，看来这“铁券”实在是不怎么靠谱。

明代铁券就明白着写着“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革爵革薪，不许仍故封，但贷其命耳”。也就是说，拥有铁券并不能免除一切死罪。这契约是皇帝订的，皇帝就有权力违反这个契约，想杀你，找个借口还不容易吗？

这朱元璋也围观过钱缪的“铁券”，开国后一下子就给三十多个功臣赐予了“金书铁券”。可是到后来，这些功臣没有好几个好下场的，被朱元璋直接杀掉的就有好多个，他们死后，铁券也被没收了，这真是极大的讽刺。看来要想留着命享受荣华富贵，在古代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把希望寄托在“免死金牌”上，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幼稚和可笑的。

15．从古人的饭量看度量衡

（古代的度量衡）

度量衡制度是古今都不可缺少的，度量衡指的是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统称。“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容积，“衡”是计量轻重。度量衡的制度一直都在变动之中，直到今天才稳定下来。

说到这古人的饭量，古今度量衡之间的差别便十分形象了。《史记》中记载：“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一个老头子一下子就可以吃掉十斤肉，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的确有点儿夸张。

那就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吧。史记是汉代人写的，姑且按汉代的标准来计算一下吧，汉代的一斗容积大约为2600ml，大约可以盛三斤多的米。汉代的衡制是：1石＝4钧，1钧＝30斤，1斤＝16两，1两＝24铢。将汉制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1斤≈256g。这样算来，廉颇一顿吃肉大概是5斤肉。廉颇是一位名将，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好得多，吃这么多也是可以相信的。况且还要考虑到，在赵王派来的使者面前，他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强健而故意多吃。

这个故事发生于春秋战国，这个时期邦国林立，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大小不一、十分混乱。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奠定了基础。

秦国虽然统一了度量衡，无奈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度量衡的资料并没有整理出来。而汉代度量衡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西汉末年，在著名学者刘歆主持下，重新修订度量衡。又经整理归纳，从理论上提高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后被班固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了我国古代度量史上最系统、最具权威的著作。

到了东汉末年，又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时期，好不容易统一固定下来的度量衡陷入了混乱，直到隋朝统一全国，度量衡才结束了纷乱的局面。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计量标准不时地在变动，但总体上变化不大。

1903年，清政府规定以尺、升、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1908年，又委托当时的国际权度局以铂铱合金制作中国的计量标准器。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统一度量衡的活动。从此之后，中国的度量衡制度走向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今天中国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基本上都是舶来品了。

16．吞金自杀的原理是什么

（黄金也是“杀人利器”）

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总有一些想不开的人选择了自杀这条路。自杀的方式多的数不胜数，难怪外国人会专门写一本叫做《自杀指南》的书，专门指导人们如何自杀。看过戏曲或者古代书籍的人，一定听说过这么一种自杀方式——“吞金自杀”。

有人相信，也有人怀疑，到底“吞金自杀”是怎么样的？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了“金”这个字上面。按照汉语字典的解释，金有黄金、金属、金钱等含义。一般，人们都认为古人吞掉的是黄金，或者是成块的金子，或者是金饰品。

纯金对人体是没有毒的，古人也知道这一点。金子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实际上属于物理作用。金子的比重大，进入人体后，会下坠压迫肠道，暂时不能排出去，而一时又不会致命，那么吞金者往往由于疼痛难忍受折磨而死。而有些金子比较小，很容易随粪便排出体外，看来吞金子这种方法并不保险。因此，有些人吞金自杀的时候，会事先对金子做一些改动，使金子带有锐角或者有刺，这样的话金子进入胃中或肠里，会刺破胃肠，引起穿孔，造成死亡。

虽然“吞金自杀”比较麻烦，成功率也低，但总是有人愿意尝试。据说，慈禧太后把庚子战乱的责任推卸给一个亲王，强迫他自杀。也许这个亲王生前太留恋金钱和财富了，所以太后老佛爷决定让他“含着金子而死”。不料，这个亲王体壮如牛，被迫吞下了许多金块，在床上躺了2个时辰，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传旨并等着回去复命的太监不耐烦了，干脆用几层纸捂住亲王的口鼻，在纸上浇上水，很快就把他闷死了。

关于这吞金自杀，《红楼梦》里也有所描述。不过，尤二姐吞掉的并不是纯金，而是“生金”。“生金”里面还有较多的杂质，其中有些具有剧毒。看来尤二姐应该是中毒而死的，她死的时候“穿戴得整整齐齐，死在炕上”，而吞下纯金会引起剧烈的疼痛，绝对不会死的很安详。古代文献里还记载了饮用金箔酒毙命的案例。所谓金箔酒，就是在酒中加入金箔。这种酒能够致人死亡，很可能问题出在了金箔上面。一方面可能是当时冶炼技术不够先进，金箔的纯度不高，含有一些有毒杂质；另一方面也许是有人事先在金箔上涂了有毒物质。

现在也有“吞金自杀”或者不小心误食了黄金制品的情况。不过，完全不用担心。在医院做透视，如果发现金子比较小并且可以运动，它自己一般就可以自行排出。如果不放心，可以服用大量的韭菜或者其它富含粗纤维的蔬菜，这样有利于保护胃肠道，帮助金子排出。如果金子太大不易排出，可以在胃镜的帮助下用镊子把金子取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手术，打开腹腔，取出金子。

17．木头做成的名片

（古代的名片）

名片是标示姓名及其所属组织、公司单位和联系方法的纸片。在当今社会交往中，互通名片已经是非常普遍的行为了。不过，许多人并不知道名片的来历。其实，名片在我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

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出现了名片。那个时候称为“谒”，是用竹片或木片做的。《释名·释书契》载：“谒，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东汉时，“谒”又叫“刺”，上面不但有执刺者的名字，还有他的籍贯，和今天的名片非常相似。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门用于拜见上司，名曰“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固定的书写格式，所有的内容都要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所以也叫“长刺”。

汉末郭泰是当时的“名人”，知名度很高。他坐车游洛阳的时候，行人争着把“刺”投到他的车里，常常“载刺盈车”。而南朝的夏侯叔人，因为孝顺而出名，人们争着和他做朋友，于是他家里摆满了“刺”，这便是“积刺盈案”。有趣的是，有的人还嗜好“投刺”。南朝梁人何思澄，晚上自己做“刺”，白天驾车走亲访友，晚上回来的时候“刺”全都送出去了，每天都是如此，真是个“怪人”。

到了唐代，“木简名刺”改为“名纸”或“名帖”，这个时候的名片已经是纸做的了。唐人的名帖，多使用红笺。唐代长安新科进士以红笺名纸互换，以便交流。此时的“名帖”扩大了使用范围，不管是官府还是青楼，都能看到人们交换名帖。在这个时期，“名刺”这个名字仍然在使用，并且传到了日本，直到今天，日本还把名片称为“名刺”。

宋代通行的名片叫做“门状”，内容变得更加复杂，更像是一封书信。下属求见上司时先呈进“门状”，上司在门状后加了“刺引”，然后才可以进见。这种“门状”比“名帖”更郑重和更严肃，其性质和古代的“谒”有些相似。

“门状”的制作也非常讲究。有的门状用红绫作材料，用赤金做字；有的门状就是一幅织锦，上面的大红绒字也是织出来的。呈上门状时，还要加上底壳。下官见上峰，必须用青色的底壳。门生第一次拜见座师，必须选用红绫制做的底壳。像这样的名片，放在今天也算是豪华型的。

元代称为“拜帖”，明清时又称“名帖”、“片子”。明代的“名帖”为长方形，一般长七寸、宽三寸，递帖人的名字必须写满整个帖面。如果递帖给长者或上司，“名帖”上写的名字要大一些，“名字大”表示谦恭，“名字小”就会被认为狂傲。名帖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以至到了清代人们已经不动手写名字了，而是直接拿来印章印一下就行了。

到了清朝末期，才正式有了“名片”这个称呼。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名片逐渐普及开来。清朝的名片，开始不断缩小。在官场上，名片越小地位越高。所以官小的人使用较大的名片以表示谦恭，官大的人使用较小的名片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学会利用名人的名片了。清道光年间，有人利用浙江鄞县举人徐时栋的名片前往官署徇私说情，不过被识破了。到后来，许多名人都会在名片背面注明“不作他用”字样，今天使用身份证复印件等也是一样要有所注明。

而今天的名片则比古代要先进多了。不但有印刷精美的传统纸质名片，还有金属、塑料等材料制作的名片，也有人喜欢仿古的竹简红木名片。为了适宜市场需求，“电子名片”也横空出世，用大大小小的光盘装载上各种宣传材料，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具有传统名片所不具有的优势。

18．古代人怎么喊加油

（加油这个词的来历）

“加油”这个词本意是向某种东西里加入油料，或者是燃油，或者是食用油。但现在普遍成了呐喊助威、鼓舞激励的方式，“加油声”响起，给人带来信心和力量。

说起这“加油”的来历，还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当他们从事劳动时，特别是从事“拉纤”“伐木”等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工作，会喊起口号给自己鼓劲，这口号叫做“劳动号子”，算是民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吧。而“加油”这个词便是从劳动号子里脱颖而出的。古人榨油的时候，首先把原料做成饼放在“榨槽”里，然后一根根地往槽里加木楔。而“加楔”是个体力活，需要几个人一起用力，为了协调动作，会喊着劳动号子，如“一二三，加油”、“加油，咳哚哚”之类。“加”既是指加木楔，也是指同时出油的增加；“加油”应该是“增加出油”的意思，而不是“添加用油”的意思。

其实早在原始社会，人们打猎的时候，就需要加油助威，不过人们可能只会简单的“嗷嗷”几句，既鼓舞了自己，也可以吓唬野兽。

到了后来，战争越来越频繁，战场上选择了摇旗击鼓作为主要的助威方式，有“一鼓作气”的说法。古装剧中有“风风风”“威武”“必胜”等助威的口号，应该是后人编出来的。战歌才是有根据的，战国时期军队里就已经比较流行了，像《诗经·秦风·无衣》就是当时秦国的战歌。

秦国唱着战歌统一了天下，而秦末的农民起义也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自此以后，造反者莫不是“振臂高呼，无不云集响应”，只不过他们喊的是什么就不清楚了。

后人描写这些场景的时候，编出了许多口号，简单的如“杀杀杀，冲冲冲”等，带有欺骗性质的如“神灵附体，刀枪不入”，靠道教造反的黄巾起义也许会喊“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来助阵”，也有的会喊“无敌”“必胜”。这些口号都太虚幻了，实际效果都不如“首先登上城楼者赏银百两”、“城破后大抢三天”等等。

古人也不都是闲着没事去打仗，平常吟诗作对，喝喝酒，赏赏月才是人们最向往的，要是手脚痒了，还可以玩玩骑马、打球等等体育项目。唐玄宗喜爱打马球，宋徽宗喜欢踢“足球”，明宣宗爱好“高尔夫球”，他们亲自上阵的时候，旁边的“宫女啦啦队”喊的口号一定是“万岁”吧，后来推翻了皇帝，“万岁”就成了民间喊的口号了。

到了近代社会，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参加奥运会的愿望。在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的资助下，刘长春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了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中国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加油助威的口号。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加油”这个词。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比较贫弱，体育事业也非常落后，“加油”这个词并没有被更多人所熟知。

直到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对“加油”这个词还感到非常陌生，不过他们很快就“入乡随俗”地学会了这个词，并把它翻译成英文“Go China”，意思是“前进吧，中国”。而随着中国职业足球的兴起，四川人使用的“雄起”一词也传遍了大江南北，算是“加油”的地方版本。当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加油，中国”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不但感动了中国，还感动了世界。

19．古代人装假牙吗？

（古代的补牙术）

人吃饭是离不开牙齿的，天天用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时间长了还可能发生龋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龋”字释为“齿蠹也”，意思就是牙齿被虫子吃了，直到现在大人还用“虫吃牙”来吓唬小孩。

据说，商代武丁王的妃子妇好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患上龋齿的人。这一条记录比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要早1000年左右，这又是一件能够让炎黄子孙感到骄傲的事情。

骄傲归骄傲，这牙疼不是病，闹起来可要人命，牙齿被虫子吃了，不但疼痛，而且还影响形象，总归是要想办法的。还好祖先们还是很聪明的，很早就刻苦钻研，还真的发明了一些有效的补牙术。

早期是用药物来填补蛀孔的。最早的补牙药物处方包含榆皮、美桂及其他几种药物。一般是用“附子”、“乳香”、“雄黄末”等制成药丸，填塞在蛀孔中。这一方面可以填补其孔，另一方面由于药物作用可以止痛。但是这种修补牙齿的方法，不能持久。

后来在药物填补的基础上，出现了汞合金的填补法。唐代颁行了一部药典叫作《新修本草》，里面就详细记述了用汞合金充填牙齿的内容。汞金是一种含有汞（水银）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银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铜和锌，先将这些金属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成合金，锉成粉末，然后与汞调和在一块儿形成可塑性强的软体，凝固后即成为相当坚硬的汞合金。据称，用之“补牙齿缺落”，能获得“凝硬如银”的效果。当时我国称其为“银膏”，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汞合金补牙剂。

到了宋朝的时候，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终于出现了专门镶假牙的“牙医”这一职业。这个时候的假牙材质变得丰富多彩，除了象牙、牛骨之外，还有坚硬的檀香。装假牙也一度成了一种时尚，不但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用牙问题，还有装饰和卖弄的意味。“牙桥”，就是用软金铁线绑住牙齿，再绑入口内，没有咀嚼功能，纯装饰使用。

到了后来，中国人还模仿西方用黄金做假牙，美观而不实用。还是古人发明的汞合金更有科技含量，不但有良好的的物理性能，使用方便，成本也比较低，直到今天仍然是修补牙齿的主要填充材料之一。不过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假牙”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目前最流行的可以算是“烤瓷牙”了，“种植牙”前景也相当好，而“生物再造牙”则是最值得期待的。

20．古代学生有寒暑假或周末假吗？

（古代怎么放假？）

现代学生除了放暑假还放寒假，学生放假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创立了官方正规的太学起，便有了太学生的休假制度。

古代的太学生介于官民之间，他们的休假基本和官吏一样。到隋唐时，太学改称为“国子学”，又称“国子监”，政府为太学生们制定了放假制度。据记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常假，以十天为一旬，也就是说学生每十天放假一天。由于国子学设在京城，学生们大都是住校就读，所以放这种常假时，外地的学生一般不回家，往往都是参加一些社会交际活动，增加一下自己的人脉关系。第二类假是相当于今天的每年5月间，这时暑夏伊始，正是植物茂盛、田里麦子成熟之际，故该假叫做“田假”，农忙时连学生们都回家割麦子去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假期在农村也存在过一段时间，叫做“麦假”。第三类假称为“援衣假”，不言自明，这是由于天气转凉，需要添加衣衫而放的假，时间相当于现今阳历的十月份。“田假”和“援衣假”都是长假，持续一个月左右，在放假时，学校还照顾家住京都200里以外的异乡学生，探亲赶路时所占去的时间不计算在假期之中。不过，校方对国子学学生放假有着严格的纪律。例如，有一条明确规定：“凡逾期返校者则开除学籍。”

到了明代，官吏平常不休假，国子监学生则在每月初一、十五休息。但历朝太学生都不多，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私塾读书。私塾一般规定正月十六日开学，到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结束，这样算来学生有一个月的“年假”。端午（五月初五）、孟兰（七月十四）、重阳（九月初九）各放假一天，清明扫墓放假三天、中秋、七夕（七月七）各放假一个晚上，夏、秋农忙季节，各放假十天。这样的假期安排可以说是很合理的，富有人情味，并且照顾到了当地的风俗。此外，每年的阴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诞辰，会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这一天的祭孔仪式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一至三天，以示敬重。

不过对于那些有志于考取功名的学生来说，即便是有假期，他们也舍不得休息。他们每天坚持寒窗苦读，考试前还得头悬梁锥刺股，或凿个壁偷点光，进行一下考试冲刺。今天那些面临高考的学生们一点儿也不比古人差，睡的最晚，起的最早，高考完谁不是掉下几斤肉。古今中外，做学生都是个苦差事，可为了前途，趁着年轻谁都得拼一下命。

21．准考证上没照片怎么办？

（古代如何验证考生的身份？）

古人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为了防止有人舞弊，需要验证考生的身份。“牒”是古代的身份证明材料，主要包括籍贯、父祖姓名、本人年龄、相貌等。开考的时候，考生拿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前往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报考，即所谓的“投牒自进”。

为防止“请人代考”，早在北宋真宗年间，就开始有准考证的雏形——“相貌册”。不过这相貌册过于简单，并不能有效地减少代考现象。到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严惩代考，考生的相貌册才得以逐步完善。

当时的考生必须在“相貌册”上填明自己的相貌特征，到了考试时，这便是考官判定考生真假的依据。清朝时有个名为胡希吕的学官奉命到江苏巡视考务，为了严肃考场纪律，他装模作样的查看考生的“相貌册”。不过这个人文化程度不怎么高，只知道“微”字有“无”的意思，却不知道它还有“少”或“稍”等意思。所以那些有须而“相貌册”上填“微须”的考生竟然全都被认定为假冒，一律被赶出考场，碰上这种人真是倒霉至极。后来有一天，一个面有“微须”的考生被赶出考场，与胡希吕据理力争。胡某人斥责道：“汝读书竟不知‘微’作‘无’解耶？”这位考生讥讽道：“那么，孔子微服外出，依先生之见，当释为‘一丝不挂’，这成何体统耶？”胡学官被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条莫名其妙的“逐生令”便被取消了。通过文字描述来判断考生身份看来不怎么靠谱，于是到雍正年间，相貌册除了有考生特征的描述之外，还有了“画相”的规定。看来考生们又得出点血了孝敬一下画师们了，不然把你画的不像，你就要遭殃了。不过这“画像”的做法，和文字描述相比，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不过，古人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为防止请人代考，除了核对相貌册外，还制定了“结保”的规定。所谓“结保”，就是担保。结保有好几种方式。一种叫作“五童结”，也就是五个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互相担保。另外一种则需要两个保人，一个叫“认保”，由考生自己认；另一个叫“派保”，由上面指派，一般都是由官学的廪膳生来充当证明人，并在结保证明，即“结状”上签字。这样，考生在报考和考试中如果有舞弊行为，结保者、认保或者派保的廪膳生都要受到牵连，轻则受到降职等处分，重则会有牢狱之灾。如果事情闹大了，就连上至主考、同考下至监试、弥封、誊录的一干人等都逃脱不了责任。可见，古人打击科场舞弊一点儿都不手软。

自从西方的“照相术”传入中国，准考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现今的考试，一般都要求应试者必须持有贴着自己免冠近照的准考证，才能被获准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在考试的过程中，监考人员还会再检查一下准考证等证件，把人和照片仔细对照一下，防止“枪手”冒名顶替，作弊代考。

22．孔子的坐姿是什么样的

（古代坐姿的演变史）

直立行走标志着由猿转变成人，不过老是站着，实在是太过辛苦。除了躺卧以外，人们迫切需要更多的姿势让身体处于安逸的状态，多种多样的坐姿便应运而生。古代的坐姿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坐、跪、跽、踞、跏趺和垂足坐等。

和今天的“坐”不同，古代的“坐”严格来讲实际上是两膝相并，双足在后，脚心朝上，臀部落在脚跟上。古代没有凳子、椅子，一般都是在地上铺上席子，人就“坐”在席子上，因而有“席地而坐”的说法。深受中华文化浸染的日韩目前仍然保留着这种生活习惯。

这种坐姿根据古人腰部的不同状态还可分为危坐、安坐与凭坐三种。“危坐”即直腰端坐，古成语“正襟危坐”就是指这种坐姿。在古代的礼法观念中，它是最正统的坐相。孔子为人师表，传道解惑，想必上课的时候一定是“正襟危坐”。“安坐”时，人的腰部就比较放松了。《说文解字》：“人安坐则形驰。”在礼制上不如危坐严谨。不过这种坐姿肯定比危坐要舒服，老是挺着腰，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凭坐”指的是凭几而坐。《说文解字》：“凭，依几也。”“几”是古代设于座侧，以便凭倚的家具。靠在家具上，当然比较舒服，就像现在靠在沙发上一样，这是古人闲居时常用的坐姿。

跪与坐类似，《说文解字》：“跪，拜也。”跪是两膝相并，双足在后，脚心朝上，臀部不落在脚跟上。跪是一种重要的礼节，在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祭拜祖先要下跪，后辈拜见前辈表示恭敬要下跪，大臣参加皇帝要下跪。虽然男儿膝下有黄金，遇到别人的威胁时，也难免下跪求饶。

“跽”与跪类似，《说文解字》：“跽，长跪也。”长是耸身、身体加长。跽就是跪而耸体即两膝相并，双足在后，脚心朝上，膝以上部分直起。它也是一种由坐到站的过渡状态。如《史记·鸿门宴》：“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说文解字》：“踞，蹲也。”即两足及臀部着地或物，两膝上耸。《后汉书·鲁恭传》中有“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的记载，可见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合礼节的姿态。在缺乏树木的黄土高原上，人们没有木材制造凳子，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蹲着的习惯。甚至给他一个板凳，有些人也习惯蹲着上面。

“跏趺”是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的一种坐式，可以分为结跏趺、半跏趺和善跏趺三种。“结跏趺”类似现在的盘脚坐，不同的是要求两脚心向上，古代的僧人、道士打坐都是选用的这种姿势。“半跏趺”是左右任何一脚放至另一大腿之上的坐姿，类似一腿盘坐，传到民间便发展为“二郎腿”。善跏趺是两脚自然垂下或垂下之后相交的坐姿，这种坐姿对古人影响很大，传到民间便是通常的“垂足而坐”。

“垂足而坐”指的是臀部着“床”，两脚下垂，与今天的“坐”的姿势差不多了。一开始是坐床，人们仍然用“踞”来表示坐床的这种姿势。后来出现了专门供人坐的凳椅，于是“坐”就产生了现代的意义。人们开始坐凳子、坐椅子，而不是踞凳子、踞椅子。

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看上去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变化，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做完，但是古人却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这主要是古代礼仪的影响。现在的人自由了许多，不过在公共场合仍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翘着二郎腿肯定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标志。而老师们也比孔子辛苦多了，每天都要站着给坐着的学生上课，不过谁让老师比学生“高人一等”呢。

23．到底一天几顿饭

（古人的饮食规律）

今天无论是东方西方，都养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这一文明习俗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庄子写过“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的语句，里面出现了“三餐”这个词，不过指的却不是“一日三餐”，而是吃几口饭的意思。

先秦时期，人们的饮食习惯普遍都是一日两餐。当时人们的观念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意思是说，即便是圣人也是和百姓一样劳动和吃饭，一天的生活就开始于吃早饭。古人一日两餐，第一顿饭叫“朝食”，又叫“饔”。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时”，“食时”又名“早食”，是今天的七点到九点，古人吃朝食大概在上午九点左右。楚汉之争时，项羽听说刘邦打算独霸关中，于是大怒道：“旦日享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旦日是一大早，相当于现在的三点到五点，这时本不该吃饭。项羽意图早点让士兵吃饭，早点去攻击刘邦，反映出他急不可耐的心情。

第二顿饭叫“哺食”，又叫“飧”。吃饭时间一般是申时，也就是下午四点左右，所以《说文》说：“哺，申时食也。”“飧”，《说文·新附》作“，食之余也”。这表明了那个时代的饮食特点，古人生活水平低，因此晚餐一般只是把朝食剩下的热一热吃。现在晋、冀、豫几省交界的山区还保留着这种每日两餐、晚餐吃剩饭而不另做的习惯，且多为稀饭。晋东南称之为“酸饭”，其实剩饭并不酸，“酸”即“”的音变。

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一日两餐是最好的饮食习惯，保证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古人吃了早饭，便开始了一天的劳动，直到傍晚才吃第二顿饭，重复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孔子的弟子宰予大白天睡午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这是因为“昼寝”必在两餐之间，吃了睡，醒了又吃，不久日落又该就寝，这一天将什么也干不成了，看来宰予真是不上进，他只不过读书而已，比那些农夫岂不是轻松多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贫苦百姓都是坚持“一日两餐”的，而权贵们早就享受到了“一日三餐”的待遇。只有生产水平不断得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一日两餐”才会逐渐演变为“一日三餐”。

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有诗曰：“疾行逾白步，健饭每三餐。”这说明宋代人已经普遍吃上“一日三餐”了，完全可以挑战一下“小康”生活。而且大诗人还“疾行逾白步”，看来古人也认为饭后应该活动一下，正如民谚所云：“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的确，在饱食之后散散步，有助于肠胃消化，对身体有好处。

不过，有一个佛教派别有着奇怪的戒律，每天只允许吃一餐，过了中午就不能吃饭了。据说是因为佛说了，过了中午所吃的饭不是自己分内的。宋朝大诗人黄庭坚信佛，早晨吃粥，中午吃饭，过了中午就不再吃饭了。

现代医学也认为，晚餐过饱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看来不吃晚餐还是有点儿道理的。现代的饮食口诀是：“早餐吃得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吃可少。”不过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不吃早餐，而是选择在晚上大吃大喝，或者吃过晚饭后还吃一次夜宵，这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应该改正的。

24．半夜在街上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更夫，算公务员吗？

（古代的更夫）

“星斗无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尽说困便困个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这里的“手不停敲”，说的是古代更夫寒冬值夜敲梆的事。“打更”，又叫“出更”，是世界上一种古老的职业。

这种职业是为了报时而产生的。古人的时间观念一般和太阳有关，如“日上三竿”、“日落时分”等。到了夜晚，就只能另想办法，于是古代发明了一种漏壶计时器，以细沙或水漏出的多少来计算时间。不过，漏壶计时十分不方便，所以在民间很难普及。人们就在城镇的高楼、寺庙之内设置漏壶，由专人守夜观察，按时敲击钟鼓通报。古时，一夜分为五更，从晚七点到翌日五点，每两个小时为一个更次。每到一更，值夜人就敲一次鼓，是谓“打更”。

打更的时候，一般两人一班。打更是分地区进行，按一定路线行进。哪一片归你管，你就在哪个地区打更巡逻。待更鼓过后，一人执锣，另一人执梆子，按一定的节奏敲着，穿街过巷彻夜巡行，且走且喊：“平安无事！”“小心火烛！”。除了向人们通报时辰外，他们另外负有“警惕烛火”、“提防偷盗”的保安职责。

打更的人被称为“更夫”，一般是职业的，由地方上的街坊、店家和地主等集资雇请。好一点的有月薪可以拿，惨的是没有月薪的那些更夫，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些钱或米粮的打赏，不够吃的话就只能像乞丐一样乞讨了。这种职业地位差、收入少，普通人肯定是不想做的。

旧时的打更人大多都是由无家可归的孤苦老人所担任。他们上了年纪失去了劳动力，只能用打更的微薄收入，惨淡度日。住在乡公所或祠堂的一角就算是谢天谢地了，不然就只能栖身在破烂的庙宇里。晚上打更时，为了掌握准确的时间，他们不敢睡觉，而要时时守着滴漏或燃香。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们每天晚上都要为居民巡行守夜，责任艰巨，回报寒酸。尽管为人们付出了这么多，但古人有时也常拿打更的开涮，有句俗话叫“打更人睡觉——做事不当事”就是明证。还有句话叫“落手打三更”，意思是一更天打成了三更天，指搞错了。其实，打更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原始的巫术，主要起驱鬼的作用，那可是受人尊敬的巫师才有资格来打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描述了打更驱鬼的习俗。如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就享受过更夫在他住所周围巡逻打更驱除妖怪的待遇。

自汉代直到宋元时期，更夫、扫街的都是由市井里正、地保等城镇中最小的管理者出面雇佣、管理。到了明代，巡更多是由老弱病残的穷人充任。

不过遇到战乱等情况，地方政府就会格外重视巡更。居民们或许会抱怨他们很难睡个好觉，可在地方官员的眼中，睡梦被打破恰好可以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可以防范敌人的偷袭、犯罪暴力和火灾。

北宋末年，方腊在江南发动起义，江南各地政府为了稳定局势，采取种种方法来加强防范。其中，平江府总甲带领全城平民轮流巡夜，就连府学中“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也一道参与。夜巡之法，在明代得到了颇为严厉的实行。明代乡村设有保夫，专门负责日常的夜巡，这种保夫也是按照保甲摊派的，“轮次传更守宿”。

到了清代，朝廷为了加强管理，便从治安缉盗方面强调巡更的作用，巡更的就成了官差。从此，巡更的也就多用身强体壮、手脚麻利之人，待遇也提高了一些。如此说来，这个时候的“更夫”相当于巡警，可以算得上是“公务员”了。不过他们的好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民国时期，钟表普及了，更夫这一行也就逐渐被淘汰了，治安功能也被崭新的警察制度取而代之。

25．床前明月光的床是什么床

（古代的床具）

“床”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应该是用来睡觉的家具。不过，在古代，床不但是一种“睡具”，还可以用于躺、卧、坐等。《广雅》云：“栖，谓之床。”说白了，床就是用来休息的用具。最原始的时候，“以天为被，以地为铺”，直接把地球就当做是床了。后来，学会用树枝、草铺在地上当做床，再铺上兽皮就算是很高档了。终于有一天，心灵手巧的妇女学会了用草编成席子，古人开始了“席地而坐”的生活。

人类虽然进入了文明时期，无奈建筑技术还是比较差，房屋普遍比较低矮，于是人们还是睡在地上，只不过下面铺席子，上面铺上毯子之类的东西。后来终于诞生了“鲁班”这样的木匠，各种家具才纷纷出现，人们也就能睡上“床”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床就已经非常重视了，孔子的学生曾子临死时认为床上的“簟子”不符合礼制，直到家人换掉了他才安心死去。

普通人选择坐在“席”或“床”上。而富人还拥有“榻”这种卧具，“榻”实际上一种比较狭长的床。榻有多种用途，可以坐着，可以躺着，也可以睡觉，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不过长期以来，“床”都不是一种专门睡卧的用具。人们习惯在床上放置案几，这样可以进行写字、读书、饮食等活动。唐代出现桌椅后，人们生活饮食等都是坐椅就桌，不再在床上活动。床由一种多功能的家具，退而成为专供睡卧的用品。

到了宋代，“床”的用途就变得更明确了，不再有坐卧的功能，而是专门用来睡觉，床的“脚”也变得比较长了。这个时期的桌子、椅子等家具也和后来的形制比较相近了。

不过说到“床前明月光”这句诗，对“床”字的理解似乎就是个千古之谜了。如果把它想当然的理解成可以睡觉的“床”，似乎诗的的意境就不好解释了，诗风狂放的李白又怎么会躺在床上“无病呻吟”呢？

有人干脆把它解释为“胡床”，也就是现在的“马扎”，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李白坐在马扎上欣赏月色的搞笑场景。思来想去，还是解释成“井栏”是最好的。古代人为了吃水，会挖一口水井，为了防止有人掉下去，会用木头做的栏杆把井口围起来，这便是“井栏”了。这个井栏看上去像是床，于是干脆就用“床”来称呼它了，还有人雅称为“银床”。李白还写过一首《长干行》，其中两句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里的“床”也是井栏的意思。李白这个大诗人，于一个寂静的夜晚，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欣赏着月色，看着井栏，想起了家乡甘甜的井水，不免有了思乡之情，回屋之后挥毫泼墨写下了《静夜思》，以慰“背井离乡”之苦。

如今，床就是床，就是用来睡觉的东西，似乎不再能够引发人们写诗的念头，以免留下后人疑惑。人们无论是选择木制、铁制或者塑料的床具，首要考虑的就是舒适不舒适。年轻人适应能力强，又喜欢标新立异，就不再坚持“睡在床上”这个古人好不容易养成的习惯了，睡地上，睡沙发，或者享受一下榻榻米似的日式风格。人们越来越懂得享受，水床、理疗床应运而生，在睡梦中就可以强身健体。

26．中国有官方撰写的性教育读本吗

（古代的“青春期生理健康课”）

别以为古人都思想保守迂腐，在某些事儿上他们比现代人开放多了。就说这性教育吧，古人就把它当做一件大事儿来抓，比现代人还重视。

早在公元79年，当时的东汉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研讨会，在皇帝的主持下，经学专家们汇聚一堂陈述自己的观点，会议的成果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本书提供了关于经学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经过官方认可的，可以作为统一的教科书使用。这本书很官方，很正式，很正统，可就是这么一部书，却有性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性教育读本。

《白虎通》关于性教育的内容就在“辟雍”这一章节里。“辟雍”就是古代的贵族学校，不是有钱就可以读的，因为学生全是男性贵族子弟。这些学生在里面学习一个贵族所应该具备的技艺，如礼仪、音乐、写作、射箭、骑马等。也许是受儒家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如何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成为了课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最早在学校进行的性教育。像现在的贵族学校一样，那个时候也实行“寄宿制”。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离开父母就读城内的“小学”，到15岁的时候升入郊外的“辟雍”。他们从10岁至20岁成年，有10年的时间会离开家在学校过集体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从父母那里接受性教育，而且那个时候的教育专家们也认为性教育要在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家中进行。

《白虎通》解释道：“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古人认为性教育是一种不严肃的事情，如果父亲教给儿子，那么会影响到父亲的权威。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的最好方式就应该是由父母来做孩子的老师，和古人的观点不大相同。不过，东汉把性教育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这已经说明那时人们的性观念还是相当开明的，性的问题还不是一个不能开口的话题。

贵族们可以接受系统、全面的性教育，而普通老百姓就没有那个条件了。如果仔细调查一下，那个时候的文盲率一定会让你感到吃惊。民间的性教育自然不能通过“读本”的方式来进行，老百姓可以看得懂的主要是“嫁妆画”和“压箱底”。这些教学道具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可在当时已经非常形象化了，“暗示引导”的效果比说教要强得多。

“嫁妆画”就是春宫画，一卷大概有8张至12张，每一张就是一种不同的性交方式。“嫁妆画”为了满足民间的需求量，一般采用木版印制，制作上比较粗糙，乡土味、民间色彩很浓。因为在女儿出嫁前，父母往往会购买一两卷春宫画作为嫁妆的一部分，所以就被称为“嫁妆画”了。到了新婚之夜，往往对性一无所知的新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该干什么。新娘子想起妈妈的话，就把那些“嫁妆画”铺在床上，和丈夫商量到底应该先学哪个姿势。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照猫画虎”的做，应该不至于太差吧。

除了“嫁妆画”这种平面的教材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立体的性教育工具，这就是“压箱底”。它实际上是一种瓷器，大小和拳头差不多，看上去就像是水果，不过它内藏玄机，只要把盖子打开，就可以发现一对正在行房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子底下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展示给女儿看，让她体会“夫妻之道”，这新娘子一天之内能领悟多少，就要看她的悟性了。

到了今天，可以作为性教育的工具比古人丰富多了。有一个来中国教书的美国人，就别出心裁地用黄瓜和安全套做道具，给女大学生们进行性教育。当然，如果你有空，不妨到“性用品博览会”上去看看，琳琅满目的用具、音像制品、印刷制品等等绝对可以让你大开眼界，认识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衣袂飘飘——悄然演变的衣冠服饰

1．人类服饰的“活化石”（原始社会的树皮衣）

2．从成语看服饰的演变发展（成语中的服装变迁）

3．穿在衣服上的“自然界”（古代衣服的装饰花纹有讲究）

4．服装史上的几次“基因突变”（古代服装的几次明显变化）

5．从“虎皮裙”到“金缕衣”（古代衣服原料的变化）

6．不同身份的“制服”（对颜色不可掉以轻心）

7．唐装与汉服，哪个更中国（谁才是中国服装的“正宗”）

8．乞丐服曾经是时装（古代也有“奇装异服”）

9．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古代社会的“易装癖”）

10．“羽扇纶巾”背后的真相（诸葛亮真是“羽扇纶巾”吗？）

11．穿着胡服的唐代女子（大胆开放的唐代女装）

12．裙子的“叛变”（“裙子”原来是男人的专利）

13．半途而废的“裙撑”（没流行起来的“裙撑”）

14．从保暖到情趣的进步（古代的内衣史）

15．它为胸部“谋解放”（乳罩的传入中国）

16．屈原的峨冠和阿Q的毡帽（古代帽子的变迁）

17．腰带上的学问和秘密（古人用什么样的腰带）

18．老百姓穿不起的袜子（古人穿什么样的袜子）

19．鞋匠以前也是“官”（古代鞋子的变化）

20．高跟鞋不是“舶来品”（古代中国本土的高跟鞋）

第二章　齿颊留香——源远流长的饮食传统

1．古代饮食发展的“K线图”（中国“食文化”的源流）

2．食物里的“四个方面军”（古人的饮食结构）

3．饮食文化的十个“关键词”（古代饮食的“十美”风格）

4．分餐制的传承与推翻（中国历史上的分餐制）

5．不能坏的规矩（古人的餐桌礼仪）

6．节俭与豪奢的两极分化（古代饮食文化的分化）

7．发展到极致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由来和种类）

8．良医与大厨的“合体神功”（“食疗”这门学问的由来）

9．卖油翁卖的是什么油（古人的食用油）

10．《世说新语》里的“方便食品”（古人也讲究食品的“方便”）

11．和尚皇帝倡导的“素食主义”（中国古代的“素食”）

12．古代真的敢吃人么？（中国古代的“吃人往事”）

13．筷子的“专利权”该给谁（筷子的发明者是谁？）

14．武大郎的炊饼和诸葛亮蒸馒头（“馒头”的由来和花样）

15．当饺子遭遇面条（家常食品的历史）

16．大诗人写的“冰棍诗”（古代冷饮的发展史）

17．残忍的“奇品菜肴”（饮食文化中的“残忍”另类）

18．不能忽视的那道“羹”（古代的“汤羹”文化）

19．古代的第一饮料“茶”（古代社会的“茶”文化）

20．名吃与名人的姻缘（天下名吃是这样吃出来的）

第三章　登堂入室——面面俱到的起居设计

1．那些保留在成语里的房子（成语典故里的建筑）

2．风水：家居设计的参考书（古代建筑中的风水学）

3．“外来”的狮子看大门（古代建筑上的祥瑞之兽）

4．家庭成分的鉴定符号（“门当”和“户对”的来历）

5．细致到门扇上的装饰物（古人门扇上的装饰）

6．“走投无路”的檐角（古代屋檐上的“怪兽”）

7．天黑请点灯（古代的照明办法）

8．冬天里的一把火（古代取暖用什么）

9．从“门前五柳”看古人的绿化观（古代的生态环保观念）

10．古代特困户的“廉租房”（古代也有“廉租房”吗？）

11．便宜给特权阶层的“经适房”（清朝的“经济适用房”）

12．古代官员退休后也做“房奴”（古代也有“房奴”吗？）

13．难做的“房地产开发商”（古代的“房产”是怎么开发的？）

14．变不离宗的旅店名号（古代的旅馆业）

15．夜不闭户的理想和防患未然的锁头（古代的锁是什么样的？）

16．屏风和门帘的合理化分工（古代的屏风和门帘）

17．失传的“低空”家具（已经绝版的古代家具）

18．越长越漂亮的床（古代床的演变）

19．老和尚不会在庙里讲故事（古代的“庙”里没和尚）

20．曹操与枕头的故事（古代的枕头）

第四章　古道西风——红尘滚滚的行路文化

1．“四通八达”的梦想和努力（古代中国的行路文化）

2．古代旅游业的“消费群体”（古代的游客）

3．古代的漫漫“移民路”（古代社会的“移民”风潮）

4．饯行的仪式化祝福（古人是怎么饯行的？）

5．古代车的流水账（古代的车辆制造业）

6．马：古代交通的原动力（马对古人很重要）

7．不想加上去的车轱辘（古时候的车怎么都是两个轮子）

8．扛在肩膀上的车（古代的轿子）

9．古代公车的通行证（专门给考生准备的车）

10．没有卫星难不倒古人（古人如何绘制地图）

11．拿着导游图的马可·波罗（古代最早的导游图）

12．古代小官员如何“打的”（古代的出租车）

13．明代的官车“反腐制度”（古代也有“公车私用”的弊政）

14．古车上的导航仪和计价器（最早的导航仪“仙人指路”）

15．日行千里的“甲马”梦（“甲马”能日行千里吗？）

16．一起唐朝的交通事故（古代也有交通法）

17．古代舟船的发展史（古代的造船业）

18．中华自古多名桥（古代的名桥）

19．为什么路费叫“盘缠”（“盘缠”这个说法的来历）

20．鸣锣开道的讲究（古代“鸣锣”有讲究）

第五章　肌香鬓影——长盛不衰的爱美之心

1．不需要比拼乳沟的年代（古代美女的标准）

2．为什么唐朝以胖为美（崇尚丰腴的唐朝美女）

3．闻说江南高一尺（古代女子的发型）

4．发饰：配合发型的重要“零件”（古代女子的头饰）

5．拼不过脸蛋就拼脚丫（女人裹脚的历史）

6．不嫌脂粉污颜色（古代女子的化妆品）

7．从评花榜到世界小姐（古代也有“选美”活动）

8．洗脸盆和镜子的血缘关系（古代的镜子怎么做的）

9．红袖是怎样添香的（“红袖添香”有讲究）

10．古人被子里的香球（别具特色的“香球”）

11．关于洗澡的那些事（古代怎么洗澡）

12．古人的个人卫生用品（古代的牙膏洗头膏洗澡水）

13．藏在嫁妆里的春宫图（特殊的嫁妆“春宫图”）

14．约会的技巧和常识：丢手绢和带枕头（古人是怎么约会的）

15．定情信物的多项选择题（古人的“定情信物”）

16．“美眉”原来指美男子（“美眉”这个说法的由来）

17．“胡子”成就的偶像派（“胡子”在古代很重要）

18．花团锦簇的男子汉（“男人戴花”也很美）

19．轮回中的中性美（古代也有“中性美”）

20．迫不得已的“整形手术”（古代的整形手术）

第六章　声色犬马——亦俗亦雅的游戏情结

1．曲水流觞里的酒文化（古代酒令是这样形成的）

2．饮酒诗PK禁酒令（古代饮酒和禁酒之争）

3．题壁诗——最早的BBS（古代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

4．象戏翻能学用兵（象棋的发明者是谁）？

5．围棋是这样发明的（围棋的发明者是谁）？

6．中国的“高尔夫”（古代的捶丸）

7．没有老虎机的年代（古代的赌博方式）

8．下里巴人的通俗唱法（古代的流行歌曲）

9．古代歌坛的第一偶像（古代粉丝也疯狂）

10．交谊舞诞生记（古代的交谊舞）

11．史上最早的书店（古代的书店）

12．皇帝领衔的娱乐业（古代也有娱乐圈）

13．中国式运动会（古代的体育项目）

14．有炒作就有八卦（古代的狗仔队）

15．古人的宠物很袖珍（斗蛐蛐的乐趣）

16．千古博弈话麻将（穿山过水走世界的大游戏）

17．文房四宝也是讲品牌的（古代的精品文具）

18．史上最早的侦察机（风筝的历史）

19．现代电影的祖宗皮影戏（古代也有电影院）

20．遗失在饭桌上的乐趣（古人饭局上的节目）

第七章　规矩方圆——因循传承的公序良俗

1．白纸黑字上的鲜红手印（各式各样的古代合同）

2．从质库到钱庄（古代最早的银行）

3．“鸿都门学”里的文艺生（古代的专科学校）

4．古代老干部的退休生活（古代的养老法规）

5．古人的城市规划水准（古代城市的建筑水平）

6．古代离婚“男女有别”（古代的离婚制度）

7．公款吃喝的古老纪律（古代的招待餐标准）

8．史上最奇特的工资制度（宋仁宗按身高发工资）

9．古人上班也“打卡”（古代官员的考勤制度）

10．择邻而处和老死不相往来（古代的邻里关系）

11．中国古代的公费医疗（太医走穴成巨富）

12．探秘古代户籍管理（户籍管理的由来及趣谈）

13．最早的“城管”在唐朝（古代的城市管理）

14．《二十四孝图》是怎么一回事（古代的二十四孝）

15．古代的身份证（身份证的老历史）

16．谁家过年不收礼（古代的送礼习俗）

17．秦晋之好举案齐眉（典故里的婚姻关系）

18．最倒霉的“性骚扰”（古代也有性骚扰）

19．比黑话还多的“别称”（古代年岁的别称）

20．人生密码大盘点（古人的生辰八字理论）

21．认真行礼，锻炼身体（古代的行礼方式）

第八章　来龙去脉——继往开来的聪明点子

1．狼烟四起的“二进制”（古代的数字化通讯）

2．“新四大发明”（四大发明的前世今生）

3．诸葛亮和最早的热气球（古代的孔明灯）

4．幻灯片的滥觞走马灯（古代的动画片）

5．最早的“太阳能”钟表（古代的计时工具）

6．有考试就会有作弊（古代考试作弊的高招）

7．草书原来是速记方式（中国式的速记与速算）

8．酸秀才和臭老九的来历（读书人的穷酸劲儿）

9．除了大公鸡还有“土闹钟”（古代闹钟趣谈）

10．古代没有冰箱，如何保存食物？（古代的防腐保鲜技术）

11．心病还须心药医（古代的心理疗法）

12．起源于中国的种痘技术（最早的疫苗）

13．古代有消防车吗？（古代的巧妙消防措施）

14．古人如何预测天气？（古代的气象学）

15．古人喝水是生饮还是会煮开再喝呢？（喝开水的好处）

16．铁杵真能磨成绣花针吗？（古代的绣花针制作工艺）

17．古代的医药“小广告”（疗效好也要广告做的好）

18．不能花的“花钱”（古代的纪念币）

19．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利器”（指南针的历史）

20．与时俱进的古代雨具（雨伞是谁发明的）

第九章　温故知新——妙趣横生的古今问答

1．古人有金库或保险箱吗？（他们是怎么藏钱的？）

2．五车到底能装多少书？（“学富五车”的来历）

3．打尖与打烊之争（为什么酒店关门叫打烊？）

4．你知道感冒是怎么来的么（感冒一词来自古代官场）

5．一两银子折合现在人民币多少钱？（古代货币的购买力）

6．守宫砂真的能鉴别贞操吗（守宫砂到底是什么）

7．五福临门的吉祥话指什么（五福临门的内涵）

8．古人写错字如何修改？（古代也有涂改液）

9．古代的普通话是什么话（古代官话的变迁）

10．画在鹿皮上的钱（最早的纸币）

11．“HD90”的祖师爷（古代的假币）

12．大写数字壹贰叁的来历（古代的记账方式）

13．厕所是一个事业（古代的公共厕所事业）

14．真的有免死金牌么？（古代的丹书铁券）

15．从古人的饭量看度量衡（古代的度量衡）

16．吞金自杀的原理是什么（黄金也是“杀人利器”）

17．木头做成的名片（古代的名片）

18．古代人怎么喊加油（加油这个词的来历）

19．古代人装假牙吗？（古代的补牙术）

20．古代学生有寒暑假或周末假吗？（古代怎么放假？）

21．准考证上没照片怎么办？（古代如何验证考生的身份？）

22．孔子的坐姿是什么样的（古代坐姿的演变史）

23．到底一天几顿饭（古人的饮食规律）

24．半夜在街上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更夫，算公务员吗？（古代的更夫）

25．床前明月光的床是什么床（古代的床具）

26．中国有官方撰写的性教育读本吗（古代的“青春期生理健康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