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给大家看的全球通史/（美）房龙著；高雅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484-2515-1

Ⅰ.①给…　Ⅱ.①房……②高…　Ⅲ.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Ⅳ.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551号

责任编辑：韩金华　李金秋

封面设计：华夏视觉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Part A 莽荒到文明之光

第01章 人类历史舞台的形成

第02章 我们最早的祖先

第03章 史前人类

第04章 象形文字

第05章 尼罗河河谷

第06章 埃及的故事

第07章 美索不达米亚

第08章 苏美尔人

第09章 摩西

第10章 腓尼基人

第11章 印欧人

第12章 爱琴海

第13章 希腊人

第14章 古希腊城市

第15章 古希腊人的自治

第16章 古希腊人的生活

第17章 古希腊的戏剧

第18章 希波战争

第19章 雅典与斯巴达之战

第20章 亚历山大大帝

第21章 小结

Part B 罗马到中世纪

第22章 罗马和迦太基

第23章 罗马帝国的崛起

第24章 罗马帝国

第25章 拿撒勒人约书亚

第26章 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27章 教会的兴起

第28章 穆罕默德

第29章 查理曼大帝

第30章 北欧人

第31章 封建制度

第32章 骑士制度

第33章 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第34章 中世纪的城市

第35章 中世纪的自治

第36章 中世纪的世界

第37章 中世纪的贸易

Part C 文艺复兴到未来

第38章 文艺复兴

第39章 表达的时代

第40章 地理大发现

第41章 佛陀和孔夫子

第42章 宗教改革

第43章 宗教战争

第44章 英国革命

第45章 势力均衡

第46章 俄国的兴起

第47章 俄罗斯与瑞典之战

第48章 普鲁士的兴起

第49章 重商主义

第50章 美国革命

第51章 法国大革命

第52章 拿破仑

第53章 神圣同盟

第54章 大反攻

第55章 民族独立

第56章 机器时代

第57章 社会革命

第58章 奴隶解放

第59章 科学的时代

第60章 艺术

第61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

第62章 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63章 从来如此

序言

汉斯与威廉：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那位引导我爱上书籍和画画的舅舅，答应带我做一次永难忘怀的探险。我要跟他一起上到鹿特丹老圣劳伦斯教堂的塔楼顶上去。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教堂司事拿着一把足以与圣彼得大教堂的钥匙相媲美的大钥匙，给我们打开了那扇通往塔楼的神秘大门。他说：“等你们下楼出来时，拉拉铃就行啦。”说完，在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吱吱声中，他关上了门，将繁忙街道的喧嚣与我们隔绝开来，把我们锁进了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世界里。

生平第一次，我感觉到了能听得见的寂静。当我们踏上第一段楼梯时，在我对自然现象的有限知识里面又增加了另一种发现——可触摸得到的黑暗。一根火柴为我们指引出向上的路。我们上到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直到我数不清是第几层，而前面的楼梯却仿佛无穷无尽，突然，我们眼前一片光明。这一层与教堂的顶部齐平，用作储藏室，散乱地堆放着许多古老信仰的圣像，这座城市的善良居民们在很多年前就弃绝了这种信仰，被抛弃的圣像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那些对我们的祖先意味着生和死的重要事物，在这里沦为了废品和垃圾。勤劳的老鼠在这些雕像间搭了窝，永远警觉的蜘蛛还在一尊仁慈的圣像伸出的双臂间结了网。

再上一层楼梯，我们发现了光亮的来源。镶嵌着沉重铁条的巨大窗户，让这块又高又空旷的空间成为上百只鸽子的栖息地。风透过铁栅吹进来，带来了一种神秘而令人愉悦的音乐。那是从我们脚下传来的城市的噪声，但遥远的距离将它们过滤得澄澈而干净了。载重马车的辚辚声、嗒嗒的马蹄声、起重机和滑轮的辘辘声，还有那替代人力做着千百样不同工作的蒸汽机的咝咝声——它们加在一起混合成一种柔和的曲调，正好为鸽子颤动的咕咕声提供了优美的背景音乐。

楼梯到这一层就没有了，再往上要爬梯子。第一架梯子（它又旧又滑，你必须小心翼翼踩稳每一脚）之后，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崭新而伟大的奇迹——城市的时钟。我看见了时间的心脏。我听见了飞速流逝的时间那沉重的脉搏声，一秒、二秒、三秒，一直到六十秒。这时，随着一阵猛然的震颤声，所有的齿轮仿佛一齐停止了转动，被从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切割了下来。其实没有停止，它又开始继续，一、二、三，直到最后，许多齿轮一起摩擦，发出的巨大声响，从我们头上飘开去，告诉这个世界，现在是正午时分。

再上一层是许许多多的钟。有优雅的小钟，还有令人恐怖的大钟。房间正中是一口大钟，当它在半夜敲响，警告某处发生大火或洪水时，我总是吓得浑身僵硬。在寂寞庄严的氛围里，这口大钟仿佛正在回顾过去的六百年里，它和鹿特丹人民一道经历的那些欢乐和哀愁。围绕在它周边的是一些小钟，它们整齐排列的样子好像老式药店里摆放的大口瓶子。这些小家伙，每周两次会奏一些欢快的曲调，以愉悦那些进城赶集做买卖和探听世界新消息的乡民。在角落里，还有一口巨大的黑钟，孤独地蜷缩着，寂寞而严肃，这是报死亡的丧钟。

接着往上爬，我们再度进入一片漆黑当中，梯子也比我们刚才爬过的更危险，突然间，我们呼吸到广阔天地的清新空气了。我们到达了塔楼的最高点，头上是天空，脚下是城市——一个玩具般的城市。人们像蚂蚁似的匆匆来去，专注于自己的心思，忙着自己的事情。远处，在一片乱石堆外，是乡村宽广的绿色田野。

这是我对辽阔世界的最初一瞥。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上到塔楼顶上去自得其乐。登上楼顶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情，但体力上的付出却得到了充分的精神回报。

而且，我知道这份回报是什么。我可以极目远眺大地和天空，我可以从我好心的朋友——塔楼的看守人那里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他就住在塔楼边隐蔽角落里的屋子，负责看守城市的时钟，也父亲般地呵护其他大小钟。他负责发出火灾的警报，还有大把悠闲的时间吸上一管烟，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中。大约五十年前，他进过学校，基本没读过什么书，但他常年居住在塔楼之巅，可以吸收围绕在他周围世界的智慧。

他熟悉历史故事，对他来说那都是活生生的事情。“看那儿，”他会指着一处河湾对我说，“就是在那儿，我的孩子，你看见那些树了吗？那是为了拯救莱顿城，奥兰治亲王挖开河堤，淹没大片田地的地方。”或者，他会给我讲老马斯河源远流长的故事，讲解这条宽阔的河流如何由便利的良港变成壮观的大马路。还有著名的德·勒伊特与特龙普的船队最后的出航，他俩为让大海成为人们自由航行的地方，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再看过去是一些小村庄，围绕在护佑它们的那座教堂四周。很多年前，这里曾是守护圣徒们的家。远处还能望见德尔夫斜塔，它高耸的拱顶曾目睹了沉默者威廉遭暗杀的过程，格劳秀斯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最初的拉丁文语法学习的。再远一些，那长而低的建筑就是高达教堂，也是一位智慧超过国王军队的伟人的早年居住地，他就是被教堂收养的孤儿，举世闻名的伊拉斯谟。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浩瀚海洋的银色边际，它与近在脚下的大片屋顶、烟囱、房屋、花园、医院、学校、铁路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些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家。但塔楼却赋予了这旧家新的启示。从塔顶上俯瞰下去，那些杂乱无章的街道和市场，工厂与作坊，变成了人类能力和目标井然有序的展示。更重要的是，纵览人类辉煌的过去，能使我们带着新的勇气，回到日常生活中，直面未来的种种难题。

历史是一座雄伟壮丽的经验之塔，它是时间在逝去的岁月中苦心搭建起来的。要登上这座古老建筑的顶端去一览众山并非易事。这里没有电梯，但年轻人有强健有力的双脚，能够完成这一艰苦的攀登。

在这里，我送给你们一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当你们返回时，就会理解我为何如此热情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Part A 莽荒到文明之光

第01章　人类历史舞台的形成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下面。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又将去向何方？

虽然过程缓慢，但是凭借着不懈的勇气和努力，我们已经把这个问号推得离远方的天际越来越远，越过那个边界，我们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人类想要的答案。

但我们还并没有走多远。

我们知道的事情仍然少得可怜，但已然可以相当精确地推测出许多未知的事情。

在这一章里，我将告诉你，（根据目前最有把握的成果）人类最初出现的舞台是如何被搭建起来的。

如果我们以一定长度的直线来代表生物可能在我们星球上生存的时间，那么另外一根比它更短一些的直线则表示人类（或者至少是与人类相似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存活的时间。

在地球上，人类是最晚出现，却是最早利用其大脑来征服自然力的生物。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计划研究人类而非猫、狗、马或其他任何动物的原因，这些动物，就它们自身而言，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在它们身后也留下了有趣的发展历史。

最早的时候，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就我们目前所知）是一个由燃烧着的物质构成的巨大球体，在无尽的宇宙中只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尘埃。逐渐地，在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中，地球表层燃烧殆尽，并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岩石。在这热气蒸腾的大地上，雨水不断地冲刷磨洗着这些毫无生机的岩石，坚硬的岩石逐渐瓦解为碎屑粉末，被汇集成细流的雨水带到了隐藏在峭壁之间的峡谷里。

终于有一天，阳光穿透了云层，照到了大地之上，发现了这个小行星竟遍布着一些小的水坑，而日后它们将发展成东西半球的浩瀚海洋。

随后的某一天，最美妙的奇迹发生了，曾经的死寂之中，生命诞生了。

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开始漂荡在海洋上。

几百万年来，它就这么随着洋流漫无目的地漂荡着。

但是在此期间，它也进化出了各种习性，以便更好地适应地球上恶劣的环境。一些细胞最喜欢在湖泊和泥塘的深处生存繁衍。它们在从山顶上冲刷下来的湿滑沉积物中扎下根来，变成了植物。另外一些喜欢到处游荡，并长出了奇怪的有关节的腿，就像蝎子一样，随后它们开始在海底的植物之间爬行，穿梭于一些浅绿的、看起来像水母的生物之间。还有一些细胞（覆盖着鳞片），依靠着游泳的姿态，到处寻找食物，它们在海里渐渐地演化成各种各样的鱼类。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植物数量的不断增加，它们必须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因为海底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它们了。它们不得不离开水域，在沼泽和山脚下的泥岸里安家。一天两次的涨潮，能让它们得到海水的滋润，而剩下的时间里，这些植物只好尽量充分利用周围的不利环境，并尝试在包裹着地球表面的一层薄薄的空气中生存下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训练，它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在空气中舒适地生活，正如它们曾经在水里那样。它们的体积变大了，进化成了灌木和大树，最终又学会了长出漂亮的花朵来吸引那些忙碌的、将种子传播到远方的蜜蜂和鸟儿的注意，直到整个地球被绿色的草原所覆盖，被大树的影子所笼罩。

此时一些鱼类也开始离开海洋，它们在用鳃呼吸的同时学会了如何用肺呼吸。我们称这些生物为两栖动物，即它们在陆地和水中可以一样自在地生活。第一只从你面前跳过的青蛙可以告诉你，身为两栖动物同时穿梭于水陆之间的快乐。

一旦离开了水，这些动物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适应陆地上的生活。其中的一些变成了爬行动物（像蜥蜴一样爬行的动物），它们与昆虫们一起共享森林的寂静。为了能更迅速地穿过松软的土壤，它们逐渐进化了四肢，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整个世界都被这些庞然大物（很多生物学小册子中称之为鱼龙、斑龙和雷龙等）所占据，这些巨型生物能长到三十到四十英尺高，它们跟大象在一起玩的时候，就像猫妈妈在逗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些爬行动物家族中的成员开始在树顶上生活，这些树往往有一百多英尺高。它们不再需要用腿来走路，但在树枝间跳跃却成为了必需。所以，它们把皮肤中的一部分进化成一种像降落伞一样的肉膜，可以从身体两侧伸展直到它们的小脚趾之间，逐渐地，在这层薄薄的肉膜上长出了羽毛，它们的尾巴也变成了掌握方向的舵，可以让它们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最终它们进化成真正的鸟类。

接着，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巨型动物在短时间内全部灭绝。我们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次突然的气候变化，也可能是它们长得实在太过巨大，以至于行动困难，不能游泳，也不能走路或爬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眼前的肥美蕨类植物和树木，却因无法触及而活活饿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统治地球数百万年的巨型爬行动物帝国灭绝了。

接下来，地球开始被另一动物种类所统治。它们是爬行动物的后代，但与先祖截然不同的是，它们用母亲的乳房哺育自己的下一代，所以，现代科学称这些动物为“哺乳动物”。它们褪去了鱼类身上的鳞甲，也不像鸟类那样身上长满了羽毛，而是周身覆盖着一层毛发。这些哺乳动物进化出一些与其他动物相比更利于生存的特性，比如雌性动物会把受精卵藏于自己的体内直到孵化。而当时存在的其他动物则会将它们的子女暴露在严寒酷热的危险中，以及其他野兽的攻击下。哺乳动物会将它们的崽儿一直带在身边，在它们太弱小还不足以独自面对敌人时给予足够的保护。这样，年幼的哺乳动物就会有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因为它们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生存技能。如果你曾看到过猫妈妈是如何教它的孩子照顾自己、洗脸、抓老鼠等，你就会明白了。

当然关于这些哺乳动物，我不需要告诉你太多关于它们的事情，因为它们就在你的周围。无论在街道上还是在家里，它们都是你日常生活的同伴，在动物园的铁栏杆后面，你还能看到一些你不太熟悉的表亲的尊容。

现在，我们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人类突然脱离了默然无趣、生死交替、了无尽头的生物历程，开始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掌控种族的命运。

有一种哺乳动物在寻找食物和发现住所方面远比其他同类要聪明得多，它学会了利用前肢来捕捉猎物，经过不懈的练习，它的前肢慢慢变成像手一样的爪子。又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它学会了如何利用后肢站立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动作，尽管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直立行走的历史，但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还是要从头学起。）

这个物种一半像猿，一半像猴，但又比两者都进化得更高级，成为最成功的猎手，而且能在任何地域和气候条件下生活。为了安全起见，它们经常成群结伙地行动，学会了如何通过发出奇怪的声音来警告自己的孩子危险正在逼近，千百万年之后，它们开始利用自己喉咙里的声音来进行有目的的交谈。

尽管你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这种生物，就是你最早的“类人”祖先。

第02章　我们最早的祖先

谜一般的人类初祖

我们对于最初的“真正的”人类所知甚少，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照片。在古老的土壤黏土层深处，我们有时能发现几块他们的骨头。这些碎骨与那些在地球表面消失已久的其他动物的骨头埋在一起。人类学家（渊博的科学家把人类视作动物王国中的成员之一，并将他们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拿到这些骨头，可以相当精确地重构出我们祖先最初的样子。

人类最古老的先祖是一种非常丑陋、毫无吸引力的哺乳动物。他身材矮小，比现代人要矮很多。烈日的光和寒冬刺骨的冷风使他的皮肤变成棕褐色，他的头部、四肢以及身体的大半部分，都覆盖着一层长而粗糙的毛发。他有着纤细但有力的手指，这让他的手看上去很像猴子的爪子。他的前额很低，下颚与那些用牙齿当刀叉的野生动物的下巴很像。他赤身裸体，也不会利用火，除了偶尔看到喷发的火山，给地球带来滚滚浓烟和四处流淌的炽热的熔岩。

他居住在阴暗潮湿的森林深处，直到今天，非洲的俾格米人（非洲和东南亚的一种矮小人种）还是如此。当他有阵阵来袭的饥饿感时，就会以生树叶和植物的根茎为食，或者从愤怒的小鸟那里偷走鸟蛋给自己的孩子吃。有时，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追逐，他也能抓到一只松鼠、野狗或者野兔之类的小动物。一般都是生吃肉类，因为他还没有发现用火烧烤过的食物会更美味。

白天的时候，这些原始人就在莽莽林海中四处潜行，寻找可吃的东西。一旦黑夜降临大地，他就把自己的妻儿藏到树洞里或者巨石的后面，因为凶猛危险的野兽遍布在他的周围，这些野兽习惯于夜间出动，为它们的配偶和崽儿寻觅食物，它们喜欢人肉的味道。这是一个凶残的世界，不是你吃了野兽，就是被野兽吃掉，人类生活得很悲惨，到处充满了恐惧和痛苦。

人类不仅要度过暴晒炙热的炎夏，也要熬过孩子有可能冻死在他怀抱里的寒冬。当他一旦受伤（追捕野兽时非常容易摔断骨头或者扭伤脚踝），没有人可以照顾他，只能悲惨地死去。

就像动物园里总会充斥着动物们林林总总、稀奇古怪的叫声一样，早期的人类也喜欢发出叽叽喳喳的怪叫。也就是说，他不断地重复着一些相同的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因为他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时间长了，他终于领悟到，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可以利用这种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提醒同伴。同时他还给予特定的尖叫声以具体的含义，比如“那儿有一只老虎！”或者“这边过来了五头大象”。然后他的同伴也以特定的声音回复他，表示“我看见了”或者“让我们赶紧跑开藏起来吧”——这大概就是原始语言的起源。

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于人类祖先的这些事我们知之甚少。早期人类没有工具，也不会修建房屋。除了几块锁骨和颅骨的碎片，他的生存和死亡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些碎骨告诉我们，几万年以前，地球上曾经生活过某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他们与其他的动物完全不同，这些哺乳动物可能是从一种未知的类人猿进化而来，他们学会了用下肢直立行走，把前爪当成手来用，他们很可能与人类的祖先有着某种联系。

关于人类最早的祖先，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其他的仍是未知的谜。

第03章　史前人类

史前人类开始为自己制造工具

早期人类不懂得时间的意义，在他们的记载中没有生日、悼亡日或结婚纪念日，他们甚至没有年、月、日的概念，但大体也能跟上四季变迁的节奏。因为他们留心到了，每个寒冷的冬天过后，都是温暖和煦的春天，接着会慢慢进入炎热的夏天，那时各种成熟的水果压弯树枝，野谷子结满穗等待着被人食用，夏天结束了，随着阵阵狂风扫落秋叶，许多动物也开始准备进入漫长的冬眠了。

但就在这时，一些反常甚至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这与气候变化有关。夏天温暖的日子姗姗来迟，各种果实也没有成熟，曾经绿草如茵的山顶如今也被一层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随后的一天早上，一大批野人突然从山顶上摇摇摆摆地冲下来。他们与住在附近的居民极不相同，个个瘦弱不堪，看起来一直在忍饥挨饿。他们嘴里发出别人完全听不懂的声音，像是在说他们饿了，想吃东西。当地的食物根本不足以同时养活原住民和这些新来的移民。几天之后，他们依然没有离开的打算，于是一场与原住民的惨烈战斗爆发了，他们用像爪一样的手和双脚厮杀，很多家庭都死于这场战斗，还有一些野人则逃回他们的山坡上去，然而却冻死于下一场暴风雪中。

但是，住在森林里的人也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们还发现，与以往正常的天气相比，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夜晚则更寒冷而漫长。

终于，在两座高山的一条裂缝中，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绿色小冰块。这些冰块迅速变大，成为一片巨型的冰川从山上直冲下来，巨大的石头被裹挟进山谷。在雷鸣般的响声中，冰川、泥土和花岗岩混合成一股股泥石流突然间呼啸而下，席卷了整个森林，史前人类在睡梦中就失去了生命，百年老树如碎木片般被大火点燃。随后，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连绵不绝的大雪下了一个又一个月。所有的植物都冻死了，所有的动物都逃往南方去寻找温暖的阳光。人类背起年幼的孩子，跟动物们一起踏上了逃难之路。但是他们逃亡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那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被迫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迅速想出逃生办法，要么直面死亡。看来他们还是选择了前者，因为在冰期，有四次毁灭性的灾难对地球上的人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他们却设法在这恐怖之中生存下来。

首先，人类必须穿衣服御寒，不然就会冻死。于是，他们学会了怎样挖一些大坑并在上面盖一层树枝和树叶，通过这些陷阱他们能捕捉到狗熊和鬣狗，再用石头砸死这些掉进陷阱的猎物，它们的皮毛就会被人类制成大衣来给自己和家人御寒。

接下来是解决住的问题。这个很简单，许多动物都有睡在黑黢黢的山洞里的习惯，人类现在学会了模仿它们，并把这些动物赶出温暖的山洞，自己住了进去。

尽管有毛皮大衣穿、有山洞住，但这种气候对大部分史前人类来说也还是太严酷了。很大比例的老人和小孩被冻死。这时，一位天才想出了用火御寒的主意。他出去打猎的时候，曾经遇到过森林火灾，自己差点被大火烤焦。但同时他也发现，火不仅仅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它还可以成为人类的好朋友。他把一棵枯树拖进栖身的洞穴，并用一根燃烧着的树枝点燃了那棵枯树。火让黑暗阴冷的小山洞瞬间就变成了温暖的小房间。

有一天晚上，一只死鸡掉进了火堆。开始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鸡肉被烤熟后香味扑鼻，人们才发现，烤熟的肉食比生吃要美味得多。于是，他们抛弃了长久以来跟其他动物一样吃生肉的习惯，开始学会了烧烤食物。

就这样，千万年又过去了。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的人存活了下来，他们不得不日夜与寒冷和饥饿抗争。环境逼迫他们发明并使用工具，他们学会了怎么把石头磨成锋利的石斧和石锤。漫长的寒冬教会他们必须储存大量的食物。后来他们发现，黏土能够制成碗和罐子，并且放在太阳光下照射就会变硬，然后可以使用。这样，能毁灭人类的冰期却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老师，因为它逼迫着人类不停地思考。

第04章　象形文字

埃及人发明了写字的艺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了。

那些生活在欧洲大陆荒野上的祖先，迅速地学习着很多新事物。可以肯定地说，到了某个时机，他们就会摆脱原始野蛮的生活方式，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文明。但是突然间，与世隔绝的状态终结了，他们被发现了！

这位旅行者来自神秘的南方大陆，他勇敢地横渡大海，翻过沿途的高山，来到了欧洲大陆，发现了这些野蛮人。他来自非洲，他的故乡在埃及。

早在数千年前，刀叉、车轮、房屋等还是西方人的梦中之物，尼罗河谷的埃及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我们那些还在穴居状态中的远祖，先来地中海的南岸和东岸参观一下，那里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

古埃及人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他们是优秀的农民，知晓灌溉的一切事宜。他们建造的神庙不仅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模仿，还是我们现代膜拜的教堂最初的模式。他们发明的日历，被后世证明是精确计量时间的有效工具，稍加改良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最重要的是，埃及人学会了为子孙后代保留语言的方法，他们发明了文字。

如今，我们习惯了每天读书、看报、浏览杂志，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读书写字在世界上是从来都有的事情。但事实上，书写——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在历史上还是最近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些书写下来的文献，我们人类与猫猫狗狗并没有区别。它们因为不会书写，只能教给下一代一些最简单的事情，而不能把更多的生存经验保存下来。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人来到埃及，他们发现整个尼罗河谷遍布一种奇怪的小图案，看上去似乎跟整个国家的历史有关。但古罗马人对认可“外国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也对这些古怪的图案没有刨根问底的兴趣。这些图案雕刻在神庙和宫殿的墙上，还有的描画在无数纸草上。最后一个懂得这种神圣宗教艺术、会画这些图案的埃及祭司，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失去独立主权的埃及，成为一座装满重要历史文献的大仓库，没有人能够破译其中的秘密，这些文献看上去对人或动物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十七个世纪过去了，埃及依然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直到1798年，一位姓波拿巴的法国将军正好率部队路过东非，准备对英属印度殖民地发动攻击。他还没能越过尼罗河，此次出征就失败了。但非常凑巧的是，这次著名的法国远征却在无意之中解开了古埃及图像文字的难题。

一天，一位年轻的法国军官，厌倦了罗塞达河（尼罗河的一个河口）边窄小城堡里的单调生活，决定利用几小时的空闲时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废墟去溜达一番，翻检古文物。瞧！他发现了一块让他迷惑不解的石头。与埃及的其他东西一样，这块石头上面也刻有很多小图案。但这块特别的黑玄武岩石板与此前发现的其他所有物件都不同，它上面刻着三种文字，其中之一是希腊文。而希腊文是人们所熟知的，于是他推理道：“只要将希腊文的意思与埃及文字相比较，这些小图案的秘密马上就能揭晓了。”

这个计划听起来十分简单，但人们却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揭开这个谜底。1802年，一位叫商博良的法国教授开始对比那块著名的罗塞达石上的希腊文和埃及文。直到1823年，他宣布自己破译了石头上14个小图案的意义。没过多久，他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但埃及文字的基本原则已经为世人所知了。今天，我们对尼罗河谷的故事比对密西西比河畔的历史更加耳熟能详，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个地方四千多年文字记录的历史。

因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原意是“神圣的书写”）在历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其中有几个字经过变动之后甚至出现在我们现代的字母表中。所以，你应该知道一些这个五千年前使用的相当卓越的文字系统，它将当时的语言保留下来传给了后世。

当然，你知道符号语言是什么。我们西部平原上的每个印第安部落的故事都有专门的一章，来介绍他们用奇怪的小图案表述的信息，这些小图案告诉伙伴们多少头野牛被杀，多少猎手参加某个聚会之类的。一般而言，这些信息的内容是不难被理解的。

然而，古埃及文字不是简单的图像语言，居住在尼罗河畔的聪明的人们早就跨越了这一原始阶段。他们的图案所表示的不仅是其本身的意思，还有更深的含义。现在，我尝试着给你解释一下。

假设你就是商博良，你正在研究一沓写满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纸草。突然，你看见一个图案，画的是一个男人拿着一把锯。你会说：“很简单啊，它的意思当然是指一个农夫拿着锯出去伐木。”然后，你又拿出另外一张纸草，它讲的是在八十二岁高龄才去世的皇后的故事。在这个句子中间，再次出现了那个男人拿着一把锯的图案。八十二岁的皇后当然不会去使用锯的，这个图案肯定有其他的含义。但，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法国人商博良最终为我们揭示的谜底。他发现，古埃及人是第一个运用我们称之为“表音文字”的人，这种文字系统能再现我们口语单词的声音，只需要借助很少的几个点、横、撇、捺，就能将我们的口头语言以书面语言的形式记录下来。

让我们回到一个男人拿着一把锯的图案上。“锯”（saw）这个单词，既可以表示你在木工店看见的一件特定工具，又可以表示动词“看”（to see）的过去时。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单词发生的变化是这样的：首先，它只代表着图案中所显示的特定工具“锯”。后来，这个意思渐渐丢失了，它成为一个动词的过去式。又过了几百年，古埃及人把这个图案的两种意思都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为一个特定的字母：“S”。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了。这里有一个现代的英文句子，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表述是这样的。

图案既可以表示你看东西的眼睛，也可以表示“I”，也就是现在跟你说话的“我”。

图案表示一种采蜜的昆虫（蜜蜂），或者代表动词“to be”，意思是“存在”。同样，它逐渐变成了“成为”（be-come）或“举止”（be-have）之类动词的前缀。在上图那个句子中，这个图案紧随其后，它的意思是“树叶”（leaf）、“离开”（leave）或者“存在”（live），这三个词的英文发音是一样的。

接下来的图案“眼睛”，前面已经讲过它的意思了。

最后，你看到的图案是，一只长颈鹿。这个词属于古代埃及图像语言保留的一部分，而象形文字就是从这种古老的图像语言中发展而来的。

现在，你可以很容易地读出这句用象形文字写的话。

“我相信我看见了一只长颈鹿。”

发明这种文字体系后，古埃及人又用了数千年的时间不断完善它，直到他们能够用这种文字记录任何想表达的东西。他们用这种“表音文字”跟朋友传递消息，记录商业账目和自己国家的历史，以便后人能从过去的失误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05章　尼罗河河谷

人类文明始于尼罗河河谷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因饥饿而四处觅食的历史。哪里食物丰足，人们就迁移到哪里去安家。

尼罗河河谷在很早以前就名声远扬了。从非洲内陆到阿拉伯沙漠再到亚洲西部，人们蜂拥而至，来分享那里富饶的农田。这些外来者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称自己为“雷米”或“人”，就像我们有时称美国为“上帝的国土”一样，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感激命运之神，将他们带到了这块狭长的河谷地带。每年夏天，尼罗河泛滥，将两岸的谷地变成浅湖，当洪水退去，留下几英寸肥沃的泥土覆盖在所有的农田和草地上。

在埃及，仁慈的尼罗河做到了需要上百万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养活了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人口第一大的城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耕地都处于河谷地带，但通过一个由许多小运河及吊杆组成的复杂提水系统，可以把河水从河面引至堤岸的最高处，再由一个更精密的灌溉沟渠网，将水分配到各处的农田。

当史前人类还需要把一天中的十六小时用于搜集食物，来喂饱自己和部落成员时，埃及的农民和市民却可以享受一定的休闲时间了。他们用这些闲暇时间来给自己制作很多仅具装饰性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小东西。

不仅如此，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头脑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些想法与平时的吃饭、睡觉或者为孩子找个栖身之地等都毫无关系。埃及人开始探索那些他们平时遇到的奇怪的问题。星星来自哪里？那些让自己心有畏惧的电闪雷鸣究竟是谁制造的？是谁让尼罗河水如此规律地按时涨落，使得日历可以据此制定出来？还有他们自己，被死亡和疾病团团包围，却能幸福快乐地生活的奇怪小生物，又是谁呢？

他们问了许多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则亲切地走上前来，尽其所能地解答，古埃及人称这些人为“祭司”，他们成为古埃及人中思想的守护者，并因此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他们学识渊博，被委以用文字书写历史的神圣任务。他们认为在世界上，人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这会给人带来坏处。他们要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未来的世界，到那里，人的灵魂将定居在西部的群山之外，并向掌管万物生死的奥西里斯汇报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他有权根据人们的行为来做出裁决。事实上，祭司们太过于强调在大神伊西丝和奥西里斯统治下的来世生活，以至于古埃及人开始认为，今生微不足道，只是为来世做的短暂准备而已，他们甚至将这富饶的尼罗河谷变成了一块奉献给死者的国土。

但奇怪的是，古埃及人渐渐相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今世赖以生存的寄身之躯，他的灵魂也就不可能进入奥西里斯的国度。因此，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他的亲属们就会马上对其尸体进行处理。给他涂上香料和药物防腐，然后，放在氧化钠溶液里浸泡几个星期，再填以树脂。在波斯语里，树脂这个单词是“木米乃”（Mumiai），所以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便被称为“木乃伊”（Mummy）。木乃伊用特制的亚麻布层层包裹起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特制棺材中，然后运往死者最后的长眠之地。不过，埃及人的坟墓倒是像一个真正的家，在那里，尸体周围摆放着各式家具和乐器（以打发等待进入奥西里斯国度的沉闷岁月），还有厨师、面包师和理发师的小雕像环立四周（这样，这个黑暗住所的主人就能体面地梳洗、进食，而不至于蓬头垢面地四处乱走）。

最初，这些坟墓被建造在西部山脉的岩石里面，但随着埃及人向北迁移，他们不得不在沙漠里为死者建造坟墓。然而，沙漠里充满了残暴的野兽和同样残暴的盗墓贼，他们强行闯进墓室，乱动木乃伊，或者偷走随葬的珠宝。为防止这种亵渎死者的行为发生，古埃及人习惯了在死者的坟墓之上建起一座小石冢。这些小石冢开始逐渐变大，因为有钱人建造的石冢总是比穷人的高，他们互相攀比，都争着要建最高的石冢。最终，纪录的创造者是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胡夫法老，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奇阿普斯王。他的陵墓高达五百多英尺，被希腊人称为金字塔（因为在古埃及语中，“高”为Pir-em-us，即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占地超过十三英亩，这个数字相当于圣彼得大教堂占地面积的三倍，而这座教堂是基督教最大的建筑物。

在二十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超过十万人辛勤劳作，将必需的石材运过尼罗河（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至今仍无从知晓），再多次拖着巨石穿过无垠的沙漠，最后将其吊装到合适的位置。胡夫金字塔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异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直到今天，虽然几千吨巨石从各个方向重压了数千年，但是通往金字塔陵墓中心的狭长过道丝毫未变形。

第06章　埃及的故事

埃及的盛衰

尼罗河是人类的好朋友，可有时候，它又像一位严厉的监工，教会了生活在两岸的人们“团队合作”的精神。他们通过合作来建造灌溉沟渠，修筑防洪堤坝。同时，也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他们的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逐渐就发展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城邦。

后来，有一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日渐显赫，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社区的领袖，当西亚那些出于妒忌的邻居闯入这个富饶的河谷时，他还担当了抵御外敌的军事首领。顺理成章地，他成为了当地的国王，统治着从地中海沿岸到西部山脉的广袤土地。

然而，古埃及法老（法老意为“住在大宫殿里的人”）们的种种政治冒险活动，很少能引起那些吃苦耐劳的农夫的兴趣。只要国王不强征超过他们接受范围的税赋，他们就愿意接受法老们的统治，如同接受敬爱的大神奥西里斯一样。

然而一旦某个外族入侵者闯入，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情况就会变得有所不同。在过了两千年的独立生活之后，一个名为喜克索的野蛮的阿拉伯游牧部落闯入了埃及，统治了尼罗河河谷达数百年之久。喜克索人极不受当地人欢迎，同样被极度憎恶的还有希伯来人，他们经长期流浪，穿过沙漠来到埃及的歌珊地定居。可他们却是入侵者喜克索人的帮凶，充当喜克索人的收税人和公务员角色。

但公元前1700年后不久，底比斯的人民发动起义。经过长期的斗争，喜克索人被逐出尼罗河谷，埃及又一次获得解放。

一千年之后，当亚述人征服整个西亚时，埃及沦为了沙达纳帕路斯（亚述帝国的末代君主）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7世纪，埃及再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接受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塞易斯城国王的统治。但在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占领了埃及。到公元前4世纪，波斯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也随之成为了马其顿的一个行省。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在埃及自立为新埃及之王，定都亚历山大城，开创了托勒密王国。至此，埃及又一次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最终，在公元前39年，罗马人来了。埃及最后一代女王克娄巴特拉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的国家。她的美貌和魅力倾倒了罗马的将军们，其威力甚至大于数个埃及军团之和。先后有两位罗马的最高统治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恺撒的甥孙兼继承人，登陆亚历山大城。他并没有像自己过世的舅公一样被这位妖艳女王的美色所迷惑，而是毫不犹豫地歼灭了女王的军队，但他饶过克娄巴特拉一命，打算把她作为战利品之一，在返回罗马城的凯旋仪式上游街，供罗马市民欣赏。克娄巴特拉得知这一计划后，便服毒自杀了。埃及从此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第07章　美索不达米亚

东方文明的第二个中心

现在，我将带你到最雄伟的金字塔之巅，让你想象自己拥有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你的目光看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越过大漠的漫漫黄沙，你将看见一片绿色的国土在闪烁着光芒。它坐落于两条大河之间的一个河谷，在《旧约全书》中被称为乐土。这块充满神秘感的仙境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国土”。

这两条河的名字分别是“幼发拉底河”（巴比伦人称其为普拉图河）和“底格里斯河”（也叫迪克拉特河）。它们发源于亚美尼亚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那里是挪亚方舟途中曾驻足休息的地方。河水缓慢地流过南部的平原，直到它们抵达波斯湾泥泞的海岸。它们养育着两岸的人民，并将西亚干旱的沙漠地区变成了肥沃的花园。

尼罗河谷之所以能吸引人们，是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这块“两河之间的国土”也同样备受青睐。这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来自北部高山的居民和游荡在南部荒漠的部落都曾试图占领它，宣称这是自己的领地，拒绝外人的进入。山区居民与沙漠游牧部落的长期争夺导致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只有最强悍、最勇敢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会成为一个最强壮种族的家园，他们能够创造一个在各方面都足以与古埃及比肩的伟大文明。

第08章　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用刻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给我们讲述了闪米特人的大熔炉——亚述和巴比伦王国的故事。

15世纪是一个航海大发现的世纪。哥伦布想要找到一条通往香料群岛的水路，却意外地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一位奥地利主教出资组建了一支探险队，向东方去探寻莫斯科大公的家园，却无功而返。直到一代人之后，西方人才首次造访了莫斯科。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巴贝罗的威尼斯人考察了西亚的古迹，并带回有关一种神秘文字的报告。这种神秘的文字有一些刻在伊朗谢拉兹地区众多庙宇的石壁上，但更多的是刻在无数烘干的泥版上。

不过，此时的欧洲无暇顾及这些事情，直到18世纪末，第一批“楔形文字”泥版（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该文字的笔画呈楔状）才被一个名叫尼布尔的丹麦勘测员带回欧洲。后来，一位极富耐心的德国教师格罗特芬花了三十年时间，才破译了前面的四个字母，分别是D、A、R和SH，合起来正是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名字。时间又过了二十年，英国官员亨利·罗林生发现了著名的贝希斯顿岩壁楔形文字，这才为我们破解这种西亚文字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

与破译这些楔形文字的难题相比，商博良的工作还算轻松。古埃及人至少运用了图像。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想出了把他们的文字刻在泥版上的主意，他们完全放弃了象形文字这条道路，而是逐渐演变出一种全新的V形文字系统，尽管这种文字系统是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但你基本看不出它与象形文字之间的任何联系。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就能明白我说的意思。最早的时候，将一颗“星”用钉子刻在砖上，它的形状是这样的：然而，这个图案太烦琐了。不久之后，当这个星的图案又添加进“天空”的意思时，该图案便被简化成：，这让人更难看懂了。同样，一头“牛”的写法从变为，一条“鱼”从变成。“日”最初是平面的圆圈，后来变为。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沿用苏美尔人的写作方式，我们就会把画成。这种记录我们想法的文字系统看上去非常复杂，但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波斯人，以及所有那些曾生活在两河流域富饶土地上的种族，无一例外地使用过这种文字。

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交织着连绵不断的战争与征服。最早的时候，苏美尔人从北部来到这里，他们是生活在山区的白种人，习惯于在山顶之上祭祀他们的众神。在进入这块平原地区之后，他们开始堆造人工的小山丘，并在山丘顶上修建祭坛。他们不知道如何建造楼梯，于是将倾斜的长廊环绕高塔。现在，我们能在大火车站看到通过上升的回廊连接不同楼层，就是现代的工程师借用了这个创意。可能还借用过苏美尔人的其他创意，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后来，苏美尔人完全被占领两河流域的其他种族同化，再也找不到踪迹。然而，他们建造的高塔依然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之中。犹太人在流浪途中经过巴比伦时看见了这些宏伟的建筑，便把它们称为巴别塔，也称通天塔。

公元前40世纪，苏美尔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很快他们就被后来的阿卡得人所征服。阿卡得人是阿拉伯沙漠世界里讲同样方言的诸多部落中的一支，这些部落被通称为“闪米特人”，因为在古老的年代，人们认为他们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闪”的直系后裔。又过了千年，阿卡得人被迫臣服于另一个闪米特人的沙漠部落——阿摩利人。阿摩利人拥有一位伟大的国王——汉穆拉比。他在圣城巴比伦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并向其子民颁布了一部法律《汉穆拉比法典》，这让巴比伦成为古代世界中管理最完善的帝国。接着到来的是赫梯人，在《旧约全书》里也有这样的记录，赫梯人掠夺了这块富饶的河谷，并摧毁了所有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没过多久，他们被信仰沙漠之神阿舒尔的部族征服，这个部族称自己为亚述人。亚述人以首都尼尼微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地域广阔并十分可怕的巨大帝国，它征服了整个西亚与埃及，并向其统治下的无数种族征收赋税。直到公元前7世纪，同为闪米特部族的迦勒底人重建了巴比伦，并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首都。迦勒底人最著名的国王尼布甲尼撒非常鼓励科学研究，我们当代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都是从迦勒底人发现的最基本的原理中发展而来的。公元前538年，一支野蛮的波斯游牧部落侵入了这块古老的土地，推翻了迦勒底人的帝国。两百年后，亚历山大大帝又征服了他们，把这块富饶的河谷、众多闪米特部族的大熔炉，变成了马其顿帝国的一个行省。随后来的是罗马人，紧接着是土耳其人。而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世界文明的第二个中心，终于沦为了一片广漠的荒原，只有那些巨大的土丘，在述说着这块古老土地昔日的光荣与沧桑。

第09章　摩西

犹太人的领袖摩西的故事

公元前20世纪的某一天，一支不甚重要的闪米特小游牧部落离开他们古老的家园——幼法拉底河口的乌尔地区，踏上了流浪的旅程，试图在巴比伦王国找到一块新的牧场。他们被国王的士兵驱逐，不得不一路向西流浪，以期找到一块可以让他们定居的无主土地。

这支游牧部落被称为希伯来人，或者我们也可以叫他们犹太人。他们流浪了很多地方，经过很多年的悲惨漂泊之后，终于在埃及得到了一小块栖身之地。在埃及居住的五个多世纪里，他们一直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直到后来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被喜克索人占领时（参见《埃及的故事》一章），他们转而竭力地服务于外国侵略者，以使自己的牧场得以保全。但是当喜克索人被赶出尼罗河谷之后，犹太人的悲惨时代来临了。他们被贬为奴隶阶层，被迫在皇家大道和金字塔工地上劳作。并且，由于边境线上有埃及士兵的严密看守，逃跑对犹太人来说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经多年的磨难之后，一位名叫摩西的年轻犹太人把他们从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摩西曾长时间居住在沙漠里，在那里他学会了先祖们的传统美德，他们拒绝城市生活，拒绝被外来文明中的安逸和奢侈生活所腐蚀。

摩西决定唤回族人对祖先们质朴美德的热爱。他成功地躲过了埃及追兵的包围，带领族人来到西奈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在漫长而孤单的沙漠生活中，他对闪电与风暴之神充满了敬畏。这位神统治着最高天庭，牧羊人的生命、取火和呼吸都依赖于他。这个神是西亚广受崇拜的众神之一，名为耶和华。通过摩西对族人的谕示，耶和华成为了希伯来民族唯一的精神主宰。

一天，摩西从犹太人的营地消失不见了，有传言说他是带着两块粗石板出去的。当天下午，山顶上乌云蔽日，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四处漆黑一片，人们连山顶都看不到。但是当摩西返回来时，看啊！那两块粗石板上已经刻满了耶和华在电闪雷鸣中对以色列民族的叮嘱。从那一时刻起，耶和华被奉为犹太人命运的最高主宰，唯一的真神，他吩咐犹太人遵从十诫这一训示，去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跟随摩西继续穿越沙漠，服从于摩西所作的所有训示，包括告诉他们该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在炎热气候中保持身体健康。所有这些，他们都一一遵从。最终，经过多年的艰难跋涉，他们来到了一块快乐而富饶的土地。此地名为巴勒斯坦，意思是“腓力斯人之地”。腓力斯人是克里特人的一个小部落，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岛屿后，就在西亚海岸定居下来。很不幸的是，此时巴勒斯坦的内陆已经被另一支闪米特部族迦南人所占据。但是犹太人奋力前进，进入山谷，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并建造了一座敬奉耶和华的宏伟庙宇，他们把庙宇所在的城市命名为“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之乡”。

至于摩西，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领袖了。他从远方望见了巴勒斯坦的群山，然后永远地闭上了他疲倦的双眼。他一直虔诚而勤勉地工作来效忠于耶和华，不仅帮助族人摆脱了外国人的奴役，带他们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新家园，而且还使犹太民族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信奉单一神教的民族。

第10章　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为我们创造了字母

腓尼基人是犹太人的邻居，同属闪米特部族。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在地中海沿岸定居下来，并修筑了两座防备坚固的城市——推罗和西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贸易。他们的船只定期开往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还冒险地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锡利群岛去采购锡。无论去到哪里，他们都会在当地建立起被称为“殖民地”的小型交易站点，而这些殖民地很多都是现代城市的前身，比如加的斯和马赛。

腓尼基人买卖一切有利可图的东西，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内心不安而受到折磨。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邻居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腓尼基人从来不知道诚实和正直的概念。他们把装得满满的钱箱当成是所有正派公民的最高理想。事实上，他们是极不招人喜欢的，也从未交到过任何朋友。然而，他们却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伟大的遗产——他们创造出了字母。

腓尼基人熟知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不过他们觉得这些歪斜的笔画既笨拙又浪费时间。他们是讲求实际的生意人，不能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雕刻这些烦琐的字母上。于是他们开始新的文字创作，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远胜于之前的新文字体系。他们从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借来几个图案，并将楔形文字的部分字形简化，舍弃了旧有文字的优美外形，转而追求书写的速度和效率。终于，他们将数千个不同的文字图案简化成短小而方便书写的22个字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字母越过爱琴海进入希腊。希腊人在这个系统中添加了几个他们的字母，并把这改进后的文字体系带到了意大利。罗马人对字母的外形稍加修改，又将它们教给了西欧当时的野蛮部落，而这些野蛮人即我们的祖先。这也使得这本书是以腓尼基人的字母文字书写，而不是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第11章　印欧人

印欧语族的波斯人征服了闪米特人与埃及人的世界。

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腓尼基人的世界已经存在了将近三千年。这些富饶河谷地带的古老部族日渐变得衰朽而疲惫。当一支精力焕发的新兴种族在地平线上出现时，他们覆亡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我们称这个新种族为“印欧语族”，因为它不仅征服了欧洲，而且还使自己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英属印度的统治阶层。

这些印欧种族人与闪米特人一样，同属于白种人，但他们所说的语言完全不同，这种语言被认为是所有欧洲语言的共同母语，只有匈牙利语、芬兰语及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方言例外。

当我们最早听说印欧人时，他们已经在里海沿岸居住了多个世纪。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收拾好帐篷，开始向北流浪，寻找新的家园。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中亚的群山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环绕伊朗高原的山峰间。这也是印欧人又被称为雅利安人的原因。其他人则朝着日落的方向一直走，最终占据了整个欧洲平原。在讲到希腊和罗马的故事时，我将详细告诉你这段历史。

此刻，我们先顺着雅利安人这条线继续下去吧。在他们的伟大导师查拉斯图特拉（又名琐罗亚斯德）的带领下，许多雅利安人离开了山中的家园，沿湍急的印度河而下，一直来到海边。

剩余的人则更愿意留在西亚的群山中，他们在此建立了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半独立社区。这两个民族的名字，都是我们从古希腊的史书中发现的。在公元前7世纪，米堤亚人建立起自己的米堤亚王国。但是当安善部落的首领居鲁士成为所有波斯部族的国王时，他消灭了米堤亚王国。随后开始踏上了征伐的路程，不久他及他的子孙便成为了整个西亚及埃及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事实上，这些印欧种族的波斯人凭借他们超凡的精力，将远征一直向西推进，并连连获胜。很快，他们便与另一个印欧种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种族于数世纪前迁入欧洲，并占据了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岛屿。

这些冲突导致了希腊和波斯之间三次著名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波斯国王大流士和泽尔士先后率兵侵入希腊半岛的北部，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大肆劫掠，并竭力想要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

但这次他们并没有成功。雅典的海军证明了自己是战无不胜的，通过切断波斯军队的补给线，希腊的水手迫使亚洲的入侵者退回了他们的基地。

这是亚洲与欧洲的第一次交锋，一方是古老的导师——亚洲，一方是年轻气盛的学生——欧洲。本书的其他章节还将给你讲述东西方是如何一直交战，直到今天。

第12章　爱琴海

爱琴海的人民将古老亚洲的文明带到了蛮荒的欧洲

当海因里希·谢里曼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父亲给他讲了特洛伊的故事。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迷住了，于是立下志愿，等自己长大到能够离家远行的时候，他就会前往希腊去“寻找特洛伊”。虽然他只是梅克伦堡村一个贫穷的乡村牧师家的儿子，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知道寻找特洛伊需要花费很多钱，所以决定先富足起来，再去做考古挖掘的工作。事实上，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赚到了一大笔钱，当这些钱足够装备一支探险队的时候，他就启程前往小亚细亚的西北角，那个他认为特洛伊城旧址的所在地。

在古老的小亚细亚角落里，有一座高土丘，那里被满是谷物的土地覆盖。据当地的传说，这里就是普里阿摩斯王的特洛伊城故址。谢里曼的热情高涨，甚至超越了他的考古知识，在探险队没有初步勘测的情况下，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挖掘工作，以至于速度过快，使他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失之交臂。他的壕沟径直穿越了特洛伊城的中心，将他带到了深埋于地下的另一座城市的废墟，而这座城市比荷马描写的特洛伊城至少还要古老一千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谢里曼只找到几把打磨过的石锤或者几个粗陶罐，没人会为此吃惊。人们会将这些器物与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定居此地的史前人类联想在一起的。可事实上，谢里曼并没有发现这些东西，而是在废墟里发现了做工精美的小雕像、贵重的珠宝首饰以及希腊人不曾见过的带有精美图案的花瓶。根据这些发现，谢里曼大胆提出，距那场宏大的特洛伊战争一千年之前，爱琴海沿岸就有一个神秘的种族定居在此。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比入侵他们国土的希腊野蛮部落要优越得多，但这些文明却不幸被侵略者吸收、摧毁直到他们的种族覆灭。他的推测最后被证实是正确的。19世纪70年代末，谢里曼见到了迈锡尼废墟。这些废墟古老到让有悠久历史的古罗马都惊叹。在一块用小圆石围起来的平坦石板下，谢里曼再度发现了令人惊羡的藏宝库。留下这些宝物的仍是那个早于希腊人一千年的神秘种族。他们在希腊海岸到处修筑城市，其城墙高大、厚实、坚固，被古希腊人敬羡地称为“诸神之作”。在古希腊，像天神一般在山峰间掷球的巨人，才能完成这样伟大的工程吧！

对这些废墟进行一番详细的研究，笼罩在众多遗迹上的神秘面纱就可以被揭开。这些早期工艺品的制作者和雄伟城堡的建造者并非是什么魔法师，而只是最普通的水手和商人。他们曾定居在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众多岛屿上，通过辛勤的劳作，把爱琴海变成了一个贸易繁荣的商业中心，在高度文明的东方与蛮荒落后的欧洲之间源源不断地交易着商品和物资。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维持着这个岛屿帝国的繁荣，并发展出了高度的艺术文明。位于克里特岛北部的重要海岸城市诺萨斯，曾经在卫生条件和生活舒适度方面，达到了相当现代化的水准。诺萨斯的宫殿排水设施精良，住宅配有取暖的火炉。此外，诺萨斯人还在历史上第一个把浴缸引入了日常生活。他们的国王宫殿以其蜿蜒盘旋的楼梯和宽敞高大的宴会厅而蜚声于世，宫殿下面建有储藏葡萄酒、谷物和橄榄油的地窖，每个都巨大无比，给第一批前来的古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把这里称作“克里特迷宫”。迷宫常用来形容一座有着许多复杂通道的建筑物，一旦入口处的大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地合上，我们将惊恐地发现自己找不到其他的出口。

但是伟大的爱琴海帝国最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彻底灭亡？这一切都无从解释。

克里特人精通书写的艺术，但是迄今为止，还没人能破译他们留下的碑文。因此，我们未能了解他们的历史，而只能从爱琴海人存留的遗迹中，重构出他们的种种英雄事迹。那些废墟告诉我们，爱琴海帝国是突然之间被来自欧洲北部平原的野蛮民族所攻陷。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摧毁克里特人和爱琴海文明的野蛮种族就是刚刚占领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之间那个岩石半岛的游牧部族，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古希腊人。

第13章　希腊人

印欧语系的赫愣人占据了希腊半岛

历史来到了这一天，金字塔已屹立千年，并开始显现出衰败的征兆，古巴比伦英明的国王汉穆拉比也已经长眠于地下几个世纪了。这时，一支印欧种族的小游牧部落离开他们位于多瑙河畔的家乡，一路向南寻找新鲜的牧场。这支游牧部落以赫愣来命名自己的部落，称自己为赫愣人。根据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变得非常邪恶，他们背叛了伟大的众神之王——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宙斯用洪水摧毁了邪恶的世界，灭绝了所有的人类，而赫愣就是在这场灾难中唯一幸免的狄优克里安和他的妻子皮拉的儿子。

对于这些早期的赫愣人我们不甚了解。记录了雅典衰落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以鄙夷的口气谈起过自己的这些先祖，认为他们“不值一提”，这多半是正确的。赫愣人粗野无礼，他们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对敌人异常的残忍，常常将他们的尸体扔给凶猛的牧羊犬分食。他们毫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并大肆残杀希腊半岛的土著皮拉斯基人，掠夺其农庄和牲畜，并将他们的妻女卖为奴隶。他们写了无数的颂歌来赞美亚加亚人的勇气，感谢他们曾充当赫愣人的前锋，引领其进入塞萨利和伯罗奔尼撒的山区。

但是站在山顶上，他们也看见了爱琴海人的城堡，却不敢贸然攻击。他们知道仅凭自己手里粗陋的石斧，是无法战胜爱琴海战士们手中的金属刀剑与长矛的。

在之后的许多个世纪，他们就这样游荡于一座又一座山谷。直到所有的土地都被他们占领，游牧生活也就此结束，他们开始定居下来做了农民。

此刻，希腊文明缓缓地拉开了序幕。这些希腊农民每天眺望着爱琴海人的殖民地，终于忍不住好奇心，去拜访了他们高傲的邻居。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可以从这些居住在迈锡尼和梯林斯高大石墙后面的人那里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

他们是绝顶聪明的学生，没用多长时间，便学会了如何使用爱琴海人从巴比伦和底比斯买回的那些奇怪的铁质武器，也开始慢慢明白了航海的奥秘。于是，他们开始自己建造小船，出海航行。

当他们学会了爱琴海人的所有技艺，便立刻掉转矛头，将自己的老师赶回了爱琴海岛屿。此后不久，他们冒险渡海，征服了爱琴海上的所有城市，并在公元前15世纪，攻克并洗劫了诺萨斯，将其夷为平地。就这样，在赫愣人初次登上历史舞台十个世纪之后，他们成为整个希腊、爱琴海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特洛伊，这个古老文明最后的贸易中心，在公元前11世纪被希腊人摧毁。欧洲的历史真正开始了。

第14章　古希腊城市

古希腊的城市其实是独立的国家

我们现代人总喜欢“大”这个字眼。我们都以自己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最大”的海军，甚至出产“最大”的柑橘和马铃薯而自豪。我们喜欢住在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甚至死后都想被葬在“最大的国家公墓”。

如果一个古希腊人能听见我们诸如此类的说法，他很可能一头雾水，因为根本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万事追求适度”，这是他们理想生活的准则，而单纯依靠庞大的数量和体积根本不会给他们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并且，这种对“适度”的热爱并非特定场合的空洞说辞：它渗入了古希腊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日常生活，它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他们造出了小巧但完美的神庙，它体现在男人的着装和女人的配饰上，它使剧场的观众们对任何胆敢违反高雅品味这一原则的剧作家报以一片嘘声。

古希腊人甚至要他们的政治家和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也要具有这种“适度”的品质。当一位著名的长跑运动员来到斯巴达，吹嘘自己比任何希腊人单脚站立的时间都久时，人们会毫不留情地把他赶出城市，因为随便一只普通的鹅都能比他引以为豪的“壮举”做得更好。

“那很好啊，”你会说，“注重适度与完美当然是一种优秀的美德。但是为什么在古代只有希腊一个民族具备这种品质呢？”我需要讲一讲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古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只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最高统治者的“臣民”。这个统治者住在遥远的深宫里面，他为数众多的臣民大多一生都未见过他一面。但希腊人完全相反：他们分属于上百个独立的小型“城邦”中的“自由公民”。这些城邦中最大的一个，其人口也超不过一个现代的大型村庄。当一个住在乌尔的农民说自己是巴比伦人时，他的意思是，他属于数百万向当时统治西亚的国王纳税进贡的臣民之一。但是当一个希腊人自豪地称自己是雅典人或底比斯人时，他谈到的那个小城镇，既是他出生的家乡，又是他的国家，在那里不承认有什么最高的统治者，一切都是由普通人民的意志来决定的。

对古希腊人来说，祖国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在雅典卫城的石墙间玩捉迷藏游戏，度过快乐童年的地方；是他对每一个人熟悉到能叫出名字，就如同同班同学一样，并与这些少男少女一起长大成人的地方。他的祖国是他的父母亲埋葬的圣洁土壤。高大坚固的城墙庇佑着他和妻子，孩子们安乐无忧地生活。这块四五英亩的土地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你是否发现，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巴比伦、亚述、古埃及的人们仅仅是广大贱民的一分子，他们的一生就像一滴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河里。而希腊人却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在小城里大家都十分熟悉，他与邻居们也相互关注，无论做什么事情——写一出戏剧、雕一座大理石塑像或者谱几首曲子，他都懂得：自己的努力将全部呈现在故乡这些生而自由的公民眼前，接受他们的评判，而他们又都精于此道。这种环境给了他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努力追求完美，再完美。而他从童年开始便接受这种教导：只有适度和节制，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

在这所环境严苛的学校里，古希腊人在众多方面都有优异表现。他们创建了新型的政治体制，发展出新的文学形式及艺术理念，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难以超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创造如此奇迹的场所，竟然只相当于现代城市四五个街区规模的小村庄。

看看最终发生了什么吧！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决定将真正的希腊精神传播给全人类。他将希腊精神从那些小村庄、小城市里带出来，努力让它在自己新建立的辽阔帝国里开花结果。但是希腊人，一旦远离了朝夕相处的庙宇，远离了故乡弯曲小巷里亲切的声音与味道，他们立即丧失了快乐的源泉和曾让人叹为观止的良好均衡感，而这些正是他们双手和大脑创作的灵感之源，是故乡繁荣之所在。逐渐地，他们沦为廉价的艺匠，满足于二流的拙劣品。自从古希腊的小城邦丧失独立，被迫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附属地开始，古希腊精神就永远地消亡了。

第15章　古希腊人的自治

古希腊是历史上最早尝试自治的民族

最早的时候，所有的希腊人在财富上是均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特定数量的牛羊。泥筑的小屋就是他自己的城堡。他有去留的自由，全凭自己的意愿。一旦有重要的公共事务需民众一起讨论，所有市民便聚集在市场上议事。人们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会议主席，他的职责就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当有战事发生时，一位精力特别充沛且具有强烈的自信心的村民便会被推举为军事领袖，但是，一旦危机过去，这些选举他为统帅、给他指挥权的人，也会保留着解除他职务的权力。

但是渐渐地，小村庄发展壮大为一个城市。有些人工作勤奋，而有些人懒惰成性。有些人运气欠佳，而有些人却靠不诚实的邻里交易聚敛了财富。结果，城市再也不是以前那样由很多财富均等的市民组成了，恰恰相反，城市的居民开始出现财富的两极分化。

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个变化。老的军事统帅，就是那些因带领人们取得战争胜利而被众人心甘情愿推选为“首脑”或“国王”的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被一群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攫取了超额土地与财产的富人阶级所取代。

这些贵族享有许多普通民众享受不到的特权。他们能够到地中海东部的集市去购买最精良的武器，他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来练习争斗之术，他们住在防御坚固的大房子里，并且有钱雇佣士兵为他们作战。他们之间通过不停的争执，来决定由谁统治这座城市。获胜的贵族于是僭称王号，其地位超越所有的邻居，并统治着整个城市，直到有一天他被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杀掉或驱逐。

依靠手下士兵的保护作威作福的君主，通常被称为“暴君”。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期间，几乎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有着一段暴君统治史。顺便提一句，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极具才干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统治最终还是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出现了许多革新的尝试，正是这些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世界上有记录的最早的民主制度。

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人决定做一些政治革新，赋予众多自由子民以发言权，让他们参与政府的管理，这种权利在其亚加亚人的先祖时代就一直存在。他们让一位名叫德拉古的人通过制定一套法律来保护穷人免遭富人的侵害。德拉古立即投入工作，但遗憾的是，他是一位职业律师，远离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犯罪就是犯罪。等他拟订完所有的法律条款，雅典人发现德拉古法典显得过分严苛了，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如果按照这套新的法律来执行，雅典连绞死所有罪犯的绳子都不够，因为在这套律法之下，偷一个苹果都被定为死罪。

雅典人于是去寻找一位更人性化的改革者。最终，他们找到了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他名叫梭伦，来自一个贵族家庭，他曾游历世界，考察过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经过对这项主题仔细的研究，梭伦给雅典人拿出了一套法典，它极好地体现了适度原则，而这正是希腊人所崇尚的。梭伦在尽力改善农民状况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触及富人的权益，因为富人掌握着主要的兵源，对城市是极有用处的。为保护穷人阶级免遭法官们滥用权力的危害（法官总是从贵族阶级中推选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工资），梭伦特别拟订了一项条款，让利益受损的市民有权向一个由三十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申诉。

最重要的是，梭伦通过法律的形式，迫使每一个普通的自由民关注并直接参与城市的事务。雅典人不能再待在家里，找托词，“哦，今天我太忙了”或者“在下雨，我最好是待在屋里别出去”。每一个公民都期待着履行其分内的义务，出席市议会的集会，并为城市的繁荣与安全出一份力。

这个公民自治的政府远远称不上是成功的，有太多不着边际的空谈充斥其间；为争名夺利，常常发生相互诋毁与中伤的情形。但是，它教会了希腊人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解放。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作用。

第16章　古希腊人的生活

古希腊人是如何生活的

也许你会问，如果古希腊人一听到召唤，就跑去集市讨论城邦事务，那么他们如何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家庭和生意呢？在本章，我会告诉你答案。

在所有的政府事务中，希腊的民主制度只承认一类市民——自由民拥有参与的权利。每一个希腊城市都是由少数生而自由的市民、大量的奴隶和零星的外国人组成的。

只有极少数的时候（通常是发生战争，需要征人入伍时），希腊人才愿意授予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即外国人以公民权。但这种情形纯属例外。公民资格是一个出身问题。你是一个雅典人，是因为你的父亲和你的祖父就是雅典人。除此之外，无论你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商人或士兵，只要你的父母不是雅典人，终其一生你都只能是住在雅典的“外国人”。

因此，希腊的城市只要不是由一位“国王”或“暴君”统治时，这个城市就归自由民阶层管理，并为其利益服务。但这种体制，如果没有一个数量六七倍于自由民的奴隶阶层来为其服务，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奴隶为有幸成为自由民的古希腊主人承担了种种繁重的劳动，而我们现代人却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支付公寓的房租，去付出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奴隶们负责整个城市的烹饪、烤面包、制作蜡烛等多种工作，他们还是理发师、木匠、珠宝匠、学校教师和图书管理员，他们负责照看商店、经营工厂。而主人们则要么出席公共会议，讨论是战是和的重大问题；要么前往剧院，欣赏埃斯库罗斯写的最新悲剧；要么去听一场关于欧里庇得斯革命性观念的激烈讨论，因为他居然敢对大神宙斯的威严表示怀疑。

事实上，古代的雅典类似于一个现代俱乐部。所有的自由民都是世袭的会员，而所有的奴隶则都是世袭的仆人，他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当然，能够成为这个组织的会员倒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不过当我们谈到“奴隶”一词时，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就像你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里读到过的那种人。确实，每天替人耕田种地日子不好过，但是那些家道中落的自由民也不得不受人雇佣，在富人的农庄做帮工，他们的生活其实跟奴隶一样悲惨。有时候在城市里，许多奴隶甚至比贫穷的自由民更富有。对“万事追求适度”的古希腊人来说，他们不愿意虐待自己的奴隶，不像日后在古罗马流行的那样，奴隶们的权利少得可怜，他们就如同现代工厂中的机器一样，甚至经常因为非常微小的过失而被主人扔进兽栏喂野兽。

古希腊人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成为文明人舒适生活的家园。

奴隶们也从事一些像今天由商人和专业人员所担任的复杂工作。而至于那些占据了你母亲大部分时间，并让你父亲下班回家之后愁眉不展的家务劳动，古希腊人则不以为意。他们深谙闲适生活的价值，通过居住在最为简朴的环境里，把家务劳动减少到了最低点。

首先，他们居住的房屋非常简朴，甚至富裕的贵族们都居住在用土坯建造的大而空荡的房屋里，缺少一切现代人认为是自然应该享受的那些舒适条件。古希腊人的房子就是由四面墙和一个屋顶组成的，有一扇通向街道的门，但没有窗户。厨房、起居室、卧室环绕着一个露天庭院，庭院里有一座喷泉或是一些小型雕塑，还有几株植物，使整个环境显得宽敞明亮。如果没下雨或者天气不太冷，一家人就在庭院里生活。在院子的一角，厨师（是奴隶）在准备食物；另一边，家庭教师（也是奴隶）在教孩子们希腊字母和乘法表；还有一个角落，家庭的女主人（她很少走出家门，因为在古希腊，已婚妇女经常在大街上被人看到是不体面的事情）和裁缝（也是奴隶）在缝补她丈夫的外套。而门后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男主人正细心查对农场的监工（也是奴隶）刚刚送过来的账目。

当饭菜准备好，全家人便围过来一起就餐。不过饭菜很简单，用不了多久便吃完了。古希腊人似乎把吃东西当成一件无法避免的麻烦事，而不是消遣。吃饭既不能打发无聊的时光，又不能怡情益智。他们主食是面包，喝葡萄酒，外加一点肉类和绿叶蔬菜。只在没有其他饮料可喝的情况下才喝水，因为他们认为喝水是不健康的。古希腊人喜欢邀请朋友一起进餐，在我们看来，节日聚会应当大吃大喝，每一个人都会饱餐一顿，但这会让古希腊人觉得恶心。他们在餐桌上欢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聊天，或者饮酒喝水。他们是懂得节制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是遭人鄙视的行为。

餐桌上盛行的简朴之风，同样也表现在希腊人对衣服的选择上。他们喜欢干干净净，修饰整洁，头发和胡子都梳理得恰到好处。他们喜欢身体强壮，所以经常去游泳和锻炼。但是他们从不追赶亚洲的流行式样，穿那些色彩艳丽、图案古怪的服装。通常只会穿着一袭白袍，就像现代身披蓝色披肩的意大利官员一样风度翩翩。

他们喜欢看自己的妻子佩戴珠宝首饰，但认为在公众场合炫耀财富（或他们的妻子）是相当庸俗的行为。所以一旦妇女们要离家外出，她们都尽可能地不引人注意。

简而言之，古希腊人的生活不仅节制，而且简朴。桌子、椅子、书籍、房子、马车等这些东西，总会占据其主人大量的时间，最终，这些东西的所有者会沦为它们的奴隶，不得不耗费精力去照顾它们，打磨、擦拭和刷漆。古希腊人在所有的东西中最先想要的是“自由”，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所以为维持真正的精神自由，他们将自己的日常需要压缩到最低的程度。

第17章　古希腊的戏剧

人类最早的公众娱乐形式——戏剧的起源

在希腊历史的初期，古希腊人就开始采集诗歌，歌颂他们的先祖把皮拉斯基人逐出希腊半岛以及摧毁特洛伊城的丰功伟绩。这些诗歌在公共场合朗诵，每个人都来聆听。但是，戏剧，作为我们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娱乐形式，却并没有随着这些当众吟唱的诗歌而产生。它的起源是如此奇妙，以至于我不得不单开一章来告诉你关于它的故事。

古希腊人向来喜欢游行。每年他们都会举行隆重的游行来颂扬与敬奉酒神狄俄尼索斯。因为每个古希腊人都爱喝葡萄酒（古希腊人认为水的用处仅限于游泳与航海），所以这位酒神在古希腊大受欢迎，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汽水之神存在的话，应该能达到差不多的受欢迎程度。

古希腊人认为这位酒神应该是住在葡萄园里的，终日与一群萨堤罗斯（古典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怪物）在一起，过着快乐而放纵的生活。所以，参加游行的人们通常穿着羊皮，并发出咩咩的叫声，像真正的公羊。在希腊语里，山羊的写法为“tragos”，而歌手则为“oidos”。因此，学山羊发出咩咩之声的歌手就被称为“tragos-oidos”，也就是山羊歌手。正是这一奇怪的称呼后来发展成为现代名词——“悲剧”（Tragedy），意指在舞台剧中结局悲惨的戏，就如同喜剧“comedy”（原意是对一些喜悦之事的歌咏）是以大团圆收场的戏。

但是现在，你肯定会问，这些乔装的歌手跳着山羊的舞步的嘈杂合唱，究竟是如何发展成在世界各剧院上演近两千年而不衰的高贵悲剧的呢？

山羊歌手和汉姆雷特之间的联系其实非常简单。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最初的时候，山羊歌手的咩咩合唱很让人着迷，吸引了许多的围观群众，他们站在街道两旁不断发出笑声。但是很快，这种山羊叫声便让人厌烦了。古希腊人认为沉闷乏味是一种等同于丑陋、疾病的罪恶，他们要求增加一些更富有娱乐性的东西。后来，一位有创造力的青年诗人，他来自阿提卡的伊卡里亚村，想出了一个新点子，后来被证明超级成功。他让山羊合唱队的一名成员走出队列，与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首席排箫乐师对话。这位合唱队队员被允许可以离开队列，他一边说话，一边挥舞双臂，做出种种姿势（这就是说，当别人站在一旁唱歌的时候，他是在“表演”），他提出许多问题，乐队领队则根据诗人事先写在纸草上的答案，一一予以回答。

这一粗糙且事先准备好的对话，就是戏剧里“对白”的前身。它通常是讲述酒神狄俄尼索斯或其他某个神的故事。这种形式一经出现，立刻受到群众的欢迎。从此，每一次酒神游行仪式里，都有了这样一段“表演”。没过多久，“表演”就被认为比游行本身以及咩咩合唱更重要。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最成功的“悲剧家”，在其漫长的一生（公元前526～前455年）中，他写了至少八十部悲剧，还做出一个大胆的创新，为合唱表演引入两名“演员”。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索福克勒斯把演员的人数增加为三人。公元前5世纪中期，当欧里庇得斯开始写作他那些可怖的悲剧时，他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想用几个演员就用几个了，当阿里斯托芬写作他那著名的喜剧作品时，他嘲笑每个人、每件事，甚至奥林匹斯山众神，合唱队已经被降到旁观者的地位，他们列队站在主要角色的身后，当前台的英雄犯下了违反神意的罪行时，他们便齐声高唱：“这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这种新颖的戏剧娱乐形式需要合适的场所，很快，每个希腊城市都拥有了一座剧院，它们基本上都被开凿在附近小山的岩壁旁。观众们坐在木质长凳上，面向一块宽阔的圆形场地（我们现在去听音乐会，你需要花3美元买一个座位）。这个半圆形的场地，就是舞台，演员和合唱队在此找到他们的位置。在他们的后面是一座帐篷，演员们在这里化装。他们戴上黏土制作的大面具，向观众们演幸福、欢笑、悲哀、哭泣等表情。希腊语中称帐篷为“skene”，这就是我们的舞台“布景”（scenery）一词的来由。

一旦观赏悲剧成为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而不是因为想放松精神才去剧院。一出新戏的上演甚至等同于一次选举的重要性，一个成功的剧作家获得的荣耀甚至超越一名刚刚凯旋的将军。

第18章　希波战争

古希腊人如何成功抵御了亚洲人对欧洲的入侵，并将波斯人赶回了爱琴海对岸？

古希腊人从爱琴海人那里学会了贸易之道，爱琴海人又是腓尼基人的学生。他们按照腓尼基人的模式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甚至在腓尼基人的贸易方法上更进一步，用一种更通行的货币与外国客户做生意。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已牢牢地控制了小亚细亚沿岸，非常迅速地从腓尼基人手里抢走了大部分生意。当然，腓尼基人对此怀恨在心，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对希腊的竞争者们发动一场战争。所以他们坐下来静静地等着，当然并不是干等。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讲过，一支默默无闻的波斯牧羊人部落如何突然崛起，并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西亚的大部分土地。这些波斯人彬彬有礼，做事方式还算文明。他们并不劫掠归顺于他们的臣民，只要每年进贡一定的赋税就心满意足了。当波斯人进入小亚细亚海岸时，他们坚持要求吕底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城市承认波斯国王是其至高无上的主人，并按国王规定的数额缴税。这些希腊殖民地的人民拒绝了，而波斯人也不肯妥协。吕底亚人向祖国求救，一场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如果记述属实的话，历任波斯国王一直将希腊的城邦制度视为非常危险的政治体制，因为这将成为很多归顺于波斯帝国的温驯民族的坏榜样。

当然，希腊人享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国家藏在风大浪高的爱琴海彼岸。这时，他们的宿敌腓尼基人跳了出来，他们找到波斯人，给予帮助和建议，并许诺，如果波斯国王提供兵力支持，腓尼基人将提供船只，保证将他们送到欧洲。那是公元前492年，亚洲帝国已经做好了摧毁新兴欧洲的准备。

作为波斯国王的最后警告，他们派遣使者去希腊索取“土地和水”，作为希腊臣服的象征。希腊人当即把这个使者扔进了最近的井中，并告诉他在那里能找到大量的“土地和水”。这种情况，和平是不可能了。

但是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直庇护着他们的孩子们，当腓尼基人的舰队载着波斯军队进入阿陀斯山附近时，风暴之神鼓起他的脸颊吹气，直到脸上的青筋几乎爆裂，这支舰队被这场恐怖的飓风摧毁了，波斯士兵都淹死在大海中。

两年后，他们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直接横渡爱琴海，在一个叫马拉松的小村庄登陆。雅典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派出了万名士兵去守卫马拉松平原周围的山陵地带。同时，他们派了一位速度最快的长跑选手去斯巴达请求援助。但斯巴达嫉妒雅典的声誉，拒绝援救。其他的希腊城市都追随斯巴达的决策，只有一个很小的普拉提亚例外，它派出了一千名士兵。公元前490年9月12日，雅典统帅米太亚得率领他很少的兵力去抵抗波斯军队。希腊人冲破了波斯人的箭雨，他们的长矛给这群无组织的亚洲部队带来严重的破坏，这些波斯人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敌人。

那天夜里，雅典人望着被燃烧的船只映成的红色天空，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终于，一缕烟尘出现在通往北部的道路上，那是长跑者斐力庇第斯，他跌跌撞撞喘着气。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完成使命从斯巴达回来，就赶去参加米太亚得的军队，那天早上，他参与了对敌人的攻击，稍后又跑着把胜利的消息带回他挚爱的城市。人们冲上前扶住精疲力尽的他，“我们胜利了！”他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然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样伟大的牺牲，受到了后世的景仰。

至于波斯人，在失败过后，他们试图在雅典附近登陆。但很快发现，雅典的海岸线上已有重兵把守，波斯人只好撤退。又一次地，希腊人守护住了他们的国家，赢得了和平。

此后的八年，希腊人一直在等待，他们不敢有任何懈怠。因为他们知道，一场最终的战斗将会到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就如何抵御危险达成共识。一些人希望增强陆军的实力，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一支强大的海军才是战胜波斯人的关键。这两大阵营分别由阿里斯蒂里司（支持陆军）和地米斯托克利（支持海军）领导，他们彼此攻击，争执不下，以至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直到阿里斯蒂里司被放逐。地米斯托克利赢得了主动权，他建造了能力范围内最多的战船，并且将比雷埃夫斯变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海军基地。

公元前481年，一支庞大的波斯军队出现在希腊北部省份色萨利地区。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希腊城邦中武装力量最强的斯巴达被推举为军事统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被入侵，所以他们对希腊北部的战事也并不经心，还忽视了防守从北方通往希腊腹地的要道。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奉命率一支斯巴达小分队去防守一条狭窄的小路，这条路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连接着色萨利和希腊南部省份。列奥尼达恪尽职守，以寡敌众，以过人的勇猛浴血奋战。不过遗憾的是，一个名叫埃非阿尔蒂斯的叛徒出卖了希腊人，他知道一条梅里斯的小路可以穿过高山深入列奥尼达的后方，他引导一支波斯军队从腹背发起攻击。在温泉关（德摩比利）附近，一场血腥的战役打响了。

当夜幕降临时，列奥尼达和他忠诚的士兵们在敌人的围攻下全都英勇牺牲了。

温泉关的失守使波斯大军长驱直入，希腊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波斯人之手。他们向雅典挺进，攻占了雅典卫城，并纵火烧城，迫使雅典人逃去萨拉米岛。这场战争看起来是彻底失败了，但公元前480年9月20日，地米斯托克利率领雅典海军，将波斯舰队骗入希腊大陆与萨拉米岛之间的狭窄海面。波斯舰队被迫与雅典海军决战，几小时之内，他们就摧毁了四分之三的波斯舰队。

这样一来，波斯人在德摩比利地区的大捷就变得毫无意义。波斯国王泽尔士被迫撤退，他打算来年再与希腊人进行最后决战。波斯军队撤至北部的色萨利地区休整，等待第二年春天的来临。

但是这一次，斯巴达人终于意识到，这是事关整个希腊半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走出了城墙——这座以前修筑的横跨科林斯地峡保护带的安全避难所，在波桑尼的率领下，他们主动迎战玛尔多纽斯指挥的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附近，希腊联邦（来自十二个城邦的十万军队）迎战三十万的敌人。再一次地，与马拉松战役一样，希腊重装步兵突破了波斯军队的箭阵，彻底击溃了波斯人，而这一次离开后他们再也没来过。巧合的是，在希腊步兵赢得普拉提亚战役的同一天，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附近的米卡尔角摧毁了敌人的舰队。

就这样，欧洲与亚洲的第一次较量落下了帷幕。雅典赢得了莫大的荣誉，斯巴达也因其英勇而闻名。如果这两个城市能够达成共识，如果它们愿意忘掉彼此之间的小小嫉妒，它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希腊帝国。

但是，它们错过了这个时机，而同样的机会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19章　雅典与斯巴达之战

雅典与斯巴达为了争夺希腊半岛的领导权，展开了一场漫长而灾难深重的战争。

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希腊城邦，它们的人民说着同一种语言。但在其他方面，两个城市则毫无共同点。雅典高高地屹立在平原之上，这个城市享受着徐徐而来的清新海风，人们用孩子般的快乐来看待这个世界。斯巴达则是另一番景象，它坐落在幽深的谷底，四周高耸的群山作为阻挡外来思想的屏障。如果说雅典是一个贸易繁忙的商业城市，那么斯巴达就是一座冷冰冰军营，那里人人秣马厉兵，都想成为最优秀的士兵。雅典人喜欢坐在温暖的阳光下，谈论诗歌或聆听哲人智慧的语言。斯巴达人则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写任何与文学相关的东西，但他们知道如何战斗，并由衷地喜欢打仗，且不惜为了战争这一理想而牺牲人类的一切情感。

难怪这些阴郁的斯巴达人会对雅典的成功抱有恶意的仇恨。反抗波斯的战争结束后，雅典人将保卫共同家园所焕发的精力，用于和平建设。他们重建了雅典卫城，并将其作为祭祀雅典娜女神的大理石神殿。雅典民主制度的领袖伯里克利派人四处邀请著名的雕塑家、画家和科学家来雅典，以让城市变得更美好，而雅典的年轻人所具备的才德无愧于他们的家乡。与此同时，伯里克利不忘时刻警惕着斯巴达的动向，他派人修筑了高高的城墙，连接雅典与大海，使雅典成为当时防守最坚固的堡垒。

一次无关紧要的争执成为了这两大城邦决斗的导火索，雅典与斯巴达的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十年，最终以雅典灾难性的重创而结束。

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了雅典城。半数以上的人口以及雅典伟大的领袖伯里克利都死于这场天灾。瘟疫过后，雅典进入一个政治紊乱、民心涣散的阶段。一位名叫阿尔西比阿德的年轻人聪明睿智，赢得了公众的认可。他建议对西西里岛上的斯巴达殖民地锡腊库扎进行一次远征。远征军已经装备起来，万事俱备，可阿尔西比阿德却卷入了一场街头斗殴，被迫逃亡。他的继任者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在他的指挥下，先是海军损失惨重，接着陆军也失败了。少数幸存的雅典士兵被俘后，扔在锡腊库扎的采石场做苦役，他们最终死于饥饿和干渴。

这次远征基本上使雅典的年轻人都牺牲了。这个城市注定在劫难逃。公元前404年4月，经过长时间无望的困守，雅典投降了。防护城市的高大城墙被夷为平地，海军舰队被斯巴达人全部掠走。雅典再也不复昔日荣光，在繁荣时期它曾征服过幅员辽阔的土地，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伟大殖民帝国。但是，那种求知、求真以及探索未知的渴望，那种使雅典公民在其繁荣与强盛时期卓越于世的自由精神，并未随城墙和舰只一起消失。它在继续成长，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辉煌。

雅典从此不再能决定希腊半岛的命运了。但是现在，作为人类第一所大学的发源地，这个城市继续指导着对智慧充满向往的人类的心灵，其影响远远越出了希腊半岛的国界。

第20章　亚历山大大帝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希腊的世界帝国，他的雄心壮志结果如何呢？

当亚加亚人离开他们在多瑙河畔的家园，向南寻找新牧场时，他们曾在马其顿的群山中度过一段岁月。从此，希腊人一直与他们北部的邻居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正式联系。而马其顿人也一直关注着希腊半岛上局势的最新进展。

现在事情发生了，当斯巴达和雅典刚刚结束了那场为争夺希腊统治权的毁灭性战争时，马其顿正被一位名叫腓力的聪明绝伦的能人统治着。他倾慕希腊的文学与艺术，但对他们在政治上缺乏自制大为蔑视。看着一个优秀的民族把它的人力、财力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吵上，这让腓力非常生气，所以他出兵希腊，希望自己成为整个希腊的主人，来解决这个难题。随后，他要求新归顺的希腊臣民们加入他谋划已久的远征，出兵波斯，作为一百五十年前对泽克士入侵希腊的“回礼”。

不幸的是，腓力在这次精心准备的远征还未开始前就被谋杀了。为雅典复仇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身上。亚历山大是希腊最具智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心爱的学生。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暂别欧洲。七年之后，他的大军抵达了印度。在此期间，他消灭了希腊商人的宿敌腓尼基，征服了埃及，被尼罗河谷的人民当作法老的继承人来膜拜。他击败了最后一任波斯国王，推翻了整个波斯帝国。他下令重建巴比伦，并率领士兵进入喜马拉雅山的心脏地带。他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马其顿的行省和附属国。接着，他停下了脚步，宣布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

建立的新帝国必须置于希腊精神的影响之下，人们必须学习希腊语言，居住在按希腊样式建成的城市里。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现在成了学校的老师，昨日军队的营帐变成了输出希腊文明的宁静课堂。希腊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像席卷世界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就在此时，亚历山大却遭到热病的袭击，并于公元前323年死于巴比伦汉穆拉比国王的旧王宫。

之后这股浪潮开始退却，但却留下了一片希腊文明的肥沃土壤。尽管有着孩子气的雄心与愚蠢的自负，亚历山大还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帝国在他死后不久开始土崩瓦解，很多野心勃勃的将领开始瓜分世界，但他们仍忠于亚历山大的梦想——建立一个融合希腊文明与亚洲精神的伟大世界。

他们一直保持独立，直到罗马人将整个西亚和埃及囊括进自己的版图。亚历山大留下的这份奇特的精神遗产（包括部分希腊、部分波斯、部分埃及和部分巴比伦）落入了这些罗马征服者的手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牢牢地扎根于罗马的世界，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第21章　小结

第1章　至第20章的小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高塔上眺望着东方。但从现在开始，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意思，我必须带你去研究西方的景色了。

在这么做之前，我们先停一下，回顾之前我们都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展示给你的是史前人类，他们习俗简单，生活方式也不太吸引人的注意。他们是众多动物中防御能力最差的一种，流浪在早期蛮荒的五大洲土地上，但是因为有着比其他动物发达的大脑，所以他们存活了下来。

接着来到了冰期，几个世纪的严寒天气，让地球上的人类生存得异常艰难，他们不得不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开拓思维。然而，正是“要活下去”的动力，使得每个人都脑力全开，直到生命的终结。在冰期很多勇猛的野兽丧生了，而勇敢的人类不仅设法度过了漫长的冰期，而且当地球回暖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更多的谋生手段，用智慧超越了其他的邻居，让灭绝（这对于人类最初在地球生存的前五十万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的危险离他们越来越远。

我还曾经提到过，当这些早期的祖先还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前行时，突然（没有充足的原因）居住在尼罗河谷的人们已经跑在了前面，好像一夜之间，他们就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文明中心。

然后我们讲到“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摇篮。我给你描绘了一幅以小岛作为桥梁的爱琴海地图，通过这座桥，将古老东方的科学知识传递到了年轻的西方，那里就是希腊人的居住地。

接下来，又讲到一个印欧部落，名为赫愣人，他们几千年前离开了亚洲腹地，在公元前11世纪来到布满岩石的希腊半岛，从那时起，他们就称为古希腊人。还有那个希腊小城市的历史，它们是真正的国家，在那里，古老的埃及和亚洲文明蜕变（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词，但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为比以前更高贵更出色的新产物。

当你看向地图的时候会发现，到现在为止，文明地区已经勾勒出一个半圆形的轮廓。它始于埃及，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爱琴海岛屿，一路向西直抵欧洲大陆。在最初的四千年里，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以及大批的闪米特部族（请记住犹太人仅仅是这支闪米特部族中较大的部落之一），都曾高举火炬照亮过世界。现在，他们将火把传递给了希腊人，他们是同为印欧种族的罗马人的老师。而与此同时，闪米特人也正沿着北非海岸向西推进，成为了地中海西部的主人，而希腊人（或印欧人）则占据了东部。

很快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导致了两个种族间严重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罗马帝国获胜，它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的文明更深广地与欧洲大陆相结合，奠定了我们现代欧洲社会的根基。

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很复杂，但只要你掌握了这几条主要的线索，我们其余的历史将变得简单许多。地图将使我们明白很多文字难以言传的东西。在这个简短的小结之后，让我们再回到历史中来，告诉你那场发生在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著名战争。

Part B 罗马到中世纪

第22章　罗马和迦太基

位于非洲北岸的迦太基是闪米特种族的殖民地，而印欧种族的罗马位于意大利西海岸。两者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统治权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最终迦太基灭亡。

腓尼基人的小贸易站卡特·哈斯达特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可以俯瞰阿非利加海。这片九十英里宽的平静海面，分隔了欧洲与非洲。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商业中心！但它发展得太快，变得太富裕了。公元前6世纪，当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推罗的时候，迦太基就与母国割断了一切联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闪米特种族向西方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

不幸的是，这座城市继承了许多腓尼基人已传承千年的典型特性。这里就是一座大型商场，被强大的海军所保护，人们对美好的生活毫无追求。这座城市、周边的乡村，以及许许多多遥远的殖民地，全都由一个为数不多但权倾一时的富人集团统治着。在希腊语中，称呼富人为“ploutos”，因此希腊人把这样一个由富人掌管的政府称为“Plutocracy”（富人统治或财阀统治）。迦太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富人政权，整个国家的真正权力实际就操控在十二个大船主、大矿场主和大商人的手中。他们在政府后面的密室中碰头，商讨国家事务，将祖国视为一个大公司，理应让他们赚取丰厚的利润。不过这些人确实头脑冷静、精力充沛、工作勤奋。

随着时间的流逝，迦太基对临近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势力发展到北非的大部分海岸，西班牙以及法国的部分地区。它们都成为迦太基的属地，定期向这个阿非利加海沿岸的强大城市进贡、缴纳赋税和红利。

当然，这样一个富人政权的存在，总是要经过民众的同意或默许。只要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及丰厚的薪水，大多数的市民都会感到心满意足，不会提出令人为难的要求，任由这些“能人”和“精英”来发号施令并统治他们。但是一旦船只不能出海，没有矿石运进港口来供熔炉冶炼，码头工人和装卸工人处于失业的境地，那么人们就会怨声四起，要求召开平民会议，就像当初迦太基还是一个古代自治共和国时举行的议会传统。

为防止平民暴动的发生，富人政府不得不尽全力维持整个城市的商业高速运转。他们将这套体系成功地运转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意大利西海岸的谣言传来，这让他们寝食难安。传言声称，台伯河畔的一个小村庄突然崛起，已成为意大利中部所有拉丁部落公认的领袖。还说这个名叫罗马的小村庄，正打算建造船只，积极谋求与西西里及法国南部地区通商。

迦太基不可能容忍这样的竞争。新兴的年轻对手必须被扼杀掉，否则有损迦太基的威望，进而失去对西地中海绝对的统治权。他们仔细调查这个传言，终于弄清楚了大致的真实情形。

长期以来，意大利西海岸一直是被文明忽略的地区。在希腊，所有的良港都面朝东方，眺望着商业繁忙、生意兴隆的爱琴海岛屿。而意大利西海岸则一无所有，除了地中海冰冷的波涛拍击着荒芜的海岸，再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片穷乡僻壤，因此外国的商人们鲜有造访，土著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这绵延的丘陵和遍布沼泽的平原之上。

这块土地第一次被严重入侵来自北方。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一些印欧种族的游牧部落开始设法寻找道路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隘口，从欧洲大陆向南推进，直到他们部落的牲畜和村庄遍布整个酷似长靴形状的意大利半岛，从鞋尖到后跟。对于这些早期的征服者，我们一无所知，没有荷马来歌颂他们的辉煌往昔。而他们自己对于罗马城建立的记述（写于八百年之后，那时这座小城已经成为一个宏伟帝国的中心）多半是些神话故事，不能归于历史的范畴。罗慕路斯和勒莫斯跳过了对方的城墙（我总是忘记到底是谁跳过了谁的墙）可以写成有趣的读物，但说到罗马城建立的过程，那无疑是一件乏味而单调的事情。罗马的起源就像美国上千座城市的起源一样，其发迹首先是由于地处交通要津，四乡八野的人们纷纷来此交易货物、买卖马匹。罗马正位于意大利中部平原的中心，台伯河为它提供了直接的出海口。一条贯通半岛南北的大道经过这里的浅滩，一年四季都能使用。沿台伯河岸有七座山丘，帮助居民们抵御居住在周围山地、附近海边的外敌。

住在山地的敌人叫作萨宾人，他们行为粗野，心怀恶意，总希望通过劫掠来维持生活。不过他们很落后，所使用的武器仍然是石斧和木质盾牌，难以与罗马人手中的铁剑相抗衡。那些滨海地区的敌人才是真正的危险。他们被称为伊特剌斯坎人，其来历至今依旧是历史学上的一个不解之谜。无人知晓他们何时定居于意大利西部滨海地区，属于哪个种族，以及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家园。我们在意大利海岸随处都能发现他们的城市、墓地和水利工程等遗迹，还经常能看到他们的碑文，但因为没有人懂得伊特剌斯坎文字，这些书写的信息至今不过是些令人大伤脑筋而无用的东西。

我们能做出的最接近事实的推测是，伊特剌斯坎人最初来自小亚细亚，因为那个国家一场大的战争，或是因为一场瘟疫，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别处去寻找新的栖居之所。不管迫使他们来到意大利的原因是什么，伊特剌斯坎人在历史上确实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东方带来了古代文明，传播到了西方，教会了来自北方的罗马人文明生活的基本原理，包括建筑学、艺术、烹饪、医药、天文学以及如何修建街道、如何作战等。

但是正如希腊人不喜欢他们的爱琴海人导师一样，罗马人也同样厌恶他们的伊特剌斯坎人老师。他们希望能尽快摆脱伊特剌斯坎人，终于有一天，希腊商人发现了与意大利通商可能带来的好处，当第一艘希腊商船满载货物抵达罗马城时，罗马人摆脱伊特剌斯坎人的机会到来了。希腊人本是来意大利做生意的，但是却留了下来，担任罗马人的新导师。他们发现这些居住在罗马乡间（被称为拉丁人）的部族非常乐于学习有实用价值的新事物，比如他们发现可以从书写文字中得到巨大的好处时，就迅速地模仿希腊字母的样子，创造了拉丁文字。他们还认识到，统一货币、度量衡的制度能大大促进商业的发展。最终，罗马人不仅咬上了希腊文明的鱼钩，而且连鱼线和诱饵一起吞了下去。

他们甚至把希腊的诸神也请进了自己的国家。宙斯被带到罗马，在那里他的新名字叫朱庇特，其余的希腊神祇也接踵而至。然而，罗马的诸神可从来不像他们那些陪伴希腊人走过漫长道路、穿越整条历史长河的表兄妹那样神采飞扬。罗马诸神都是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每一位神明都在尽力管理着自己负责的部门，都深明大义，保持公正，但是作为回报，他要求他的信徒们对自己保持绝对的顺从，而罗马人也都做到了。但是他们与神祇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那种热诚亲密的个人友谊，而这些则存在于古希腊人与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之间。

罗马人并没有模仿希腊人的政治体制，但是因为与希腊人同属印欧种族，罗马早期的历史便与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有着相似之处。他们发现，摆脱君主和部落首领的统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君主被驱逐之后，罗马人就很难对贵族们的势力加以约束，他们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建立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政治体系，可以让罗马的每个自由民都有机会在家乡的公共事务处理中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利。

在那之后，罗马人享受到了比希腊人更大的福利。他们不用靠发表一大堆枯燥的言论和滔滔不绝的演讲来治理国家，他们的想象力不如希腊人丰富，宁肯选择一个微小的现实行动也不要一百句无用的言辞。他们明白平民大会（“Pleb”，即自由民的集会）其实是一种空谈，浪费时间而没有用处。因此，他们将管理城市实际事务的权力交给了两名执政官，并让一群老年人去辅佐，这个机构被称为“元老院”（“senex”这个词是老年人的意思）。按照惯例，也是从实际操作的现实角度考虑，元老院议员都是从贵族阶层选出，但是同时他们的权力也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

正如雅典曾经被迫接受解决穷人和富人争议的德拉古法律和梭伦法典，罗马也经历了类似的斗争。在罗马这场矛盾爆发于公元前5世纪。结果，自由民的抗争换来了一部成文的法典，通过设立一名“保民官”来保护他们，对抗贵族法官的专制统治。这些保民官都是城市的地方长官，他们从自由民中选出。当有不公正情况出现时，他们有权保护所有市民，使自由民免于受到政府官员不公正行为的对待。依照罗马法律，执政官有权判一个人死刑，但是如果案件并没有充分证据，保民官就可以介入，挽救这个可怜家伙的性命。

当我使用“罗马”这个词时，指的仅仅是拥有几千居民的那个小城市。而实际上，罗马真正的实力蕴藏在城墙之外的广大乡村地区。正是在对这些域外省份的管理上，早期的罗马帝国展示了它令人惊叹的殖民技巧。

在很早以前，罗马城就是意大利中部唯一防御坚固的堡垒，但是，它一向都慷慨好客地敞开城门，为其他不时遭遇外敌入侵的拉丁部落提供紧急避难。于是这些拉丁邻居开始意识到，与如此强大的朋友结成联盟，对自身的安全是大有好处的。他们开始试图寻找一种合作模式，建立与罗马城的同盟。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甚至希腊这些国家，都曾坚持要那些非我族类的“野蛮人”签订归顺条约，才肯提供必要的保护。罗马人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给予“外来者”一个平等的机会，让他们成为“共和国”或共同体的合作伙伴。

“你想加入我们？”罗马人说，“那好，尽管来加入吧。我们将视你为具有充分权利的罗马公民。但是作为这种优待的回报，我们希望一旦有任何需要，你能为我们的城市，我们共同的母亲而战。”

这些“外来者”感激于罗马人的慷慨大方，也表现出他们的诚意，以无比坚定的忠诚来报答罗马。

在古希腊，每当一座城市遭受攻击的时候，所有外国居民总是尽快地收拾细软逃之夭夭。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个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呢？这里不过是他们临时寄居的地方，不间断地缴纳税款，才能得到主人勉为其难的接纳。但是，当兵临罗马城下时，所有的拉丁人都会跑来抗战。因为他们共同的母亲正处于危难之中。也许他们居住在离城一百英里之外，甚至于从未看到过罗马的城墙和圣山，但他们仍然视之为自己真正的“家乡”。

没有任何失败和灾难能改变他们对罗马城的这种感情。公元前4世纪初，野蛮的高卢人闯入了意大利。他们在阿利亚河附近击败了罗马军队，接着向罗马城进军，最终拿下了这座城市。他们本以为罗马人会主动找上门来求和，然而一直等待，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过多久，高卢人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四周都是充满敌意的人，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得到必需的给养。七个月之后，饥饿终于迫使他们退兵。罗马人以平等之心接纳“外来者”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得罗马空前强大地立足于世界。

这段简短的罗马早期历史可以说明，罗马人对于建立一个健全国家的理想与古代迦太基的城邦世界的国家理想，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罗马人的国家依靠的是一大群“平等市民”之间和谐而真诚的合作，而迦太基人则沿袭古埃及和西亚的旧有模式，要求其属民无条件（因此也是被迫地）服从，一旦有所反抗，便花钱雇佣职业军人进行镇压。

现在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迦太基会惧怕这个聪明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迦太基的富人统治集团那么愿意找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挑起战争，伺机将这个危险的对手扼杀于羽翼未丰之时。

但是，作为精明老练的商人，迦太基人深知仓促行事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于是，他们向罗马人提出建议，各自在地图上圈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承诺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土。这个协议迅速达成，又同样迅速地被撕毁。双方都希望将各自的军队派入西西里岛，当时土地富饶的西西里岛由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统治，无疑是在向外来入侵者招手。

随之而来的战争一共持续了二十四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战争在公海上展开，最开始的时候，训练有素的迦太基海军看上去能顺利击败刚刚建立起来的罗马舰队。沿用古老的海战策略，迦太基战船要么猛撞敌人的船只，要么从敌舰的侧面发动猛攻，折断对方的船桨，然后用弓箭和火球杀死那些逃生无望的水手。但是，罗马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新型战船，这种战船上装有木板吊桥，放下来就能够让勇猛的罗马重装步兵顺吊桥冲上敌方的船只。就这样，迦太基的胜利突然就到头了。在米拉战役中，迦太基的舰队遭到重创。迦太基人被迫求和，西西里就此成为了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二十三年后，两国再次发生了争端。罗马为开发铜矿占据了撒丁岛，迦太基为寻找白银占领了整个西班牙南部。这让迦太基与罗马两大强权成了邻居。罗马人可不喜欢与迦太基人为邻，他们派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去监视迦太基军队的一举一动。

两军对阵的第二次战争舞台已经布置就绪，一个希腊殖民地再次成为战争开始的导火索。迦太基人包围了西班牙东海岸的萨贡特部落，萨贡特人向罗马求救。与平时一样，罗马人还是乐于提供帮助的。元老院承诺派出军队救援，但是在组织远征军的这段时间里，萨贡特被攻破，而且整个城市遭到迦太基人的焚毁。这显然违背了罗马人的意愿，元老院决定向迦太基宣战。他们派出一支罗马军队穿过阿非利加海，在迦太基本土登陆。另一支军队则负责牵制占据西班牙的迦太基部队，阻止他们奔回本土去救援。这是一个绝妙的计划，每个人都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胜利降临。但是，诸神的意志却另有安排。

公元前218年秋天，负责攻击驻守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的罗马军团启程离开了意大利。罗马的人们正热切期盼着一个轻松完胜的消息，一个可怕的谣言却开始在整个波河平原蔓延开来。那些野蛮的山地人因为害怕而嘴唇发抖，他们说，成千上万的棕色人带着一种奇怪的野兽，“每一只都有一座房子那么大”，突然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的云端之中出现，他们穿过了古格瑞安山隘，传说中几千年前赫拉克勒斯便曾赶着他的格尔扬公牛经过这里，从西班牙前往希腊。没过多久，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逃难人便拥到了罗马城前，他们带来了更具体的细节。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率领着五万步兵、九千骑兵和三十七头战象，已经跨过了比利牛斯山，在罗纳河畔击溃了大西庇阿将军率领的罗马军队，尽管时值10月，道路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他还是成功地带领军队安全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与高卢人联合，一起击败了正要渡过特拉比河的第二支罗马军队，而且包围了普拉森西亚，这个位于罗马与阿尔卑斯山区行省之间的北方重镇。

元老院非常吃惊，表面却很平静，依旧像平常那样冷静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着。他们隐瞒了罗马军队接连失败的消息，又派遣两支新装备的军队去阻止入侵者。汉尼拔设法在特拉西米诺湖边的狭窄道路上伏击，成功地杀死了大部分的罗马军官和士兵。这给罗马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但元老院依然强作镇定，第三支军队被组建起来，交给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墨斯统领，并授予他“以拯救国家为最高目标”绝对的行动的特权。

费边深知他必须十二分小心，以免全军覆没。他手下的那些新兵已经是罗马可以征召到的最后一批士兵了，他们都未经训练，肯定不是汉尼拔手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的对手。他拒绝接受正面战争，而是不停地尾随在汉尼拔身后，破坏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毁坏道路，他还时不时地偷袭迦太基人的小分队，用一种令人痛苦烦恼的游击战术，来不断削弱汉尼拔军队的士气。

然而，这样的战术并不能安慰躲在罗马城墙内饱受惊恐折磨的罗马人民。他们需要有所“行动”，且必须迅速行动。一个名为瓦罗的民间英雄，在罗马城内四处奔走，告诉每个人他会比那个被冠以“拖延者”绰号的费边做得好很多，而瓦罗凭借吹嘘赢得了人们的青睐，被选举成罗马军队新的总司令。可是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中，瓦罗指挥的军队遭到了罗马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七万多士兵牺牲，汉尼拔统治了整个意大利。

他走遍了整个半岛，宣称自己是“解放罗马人民的救世主”，并号召各行省人民加入反抗祖国罗马城的战争。这一次，罗马明智的行省政策又结出了宝贵的果实。除了加普亚和锡腊库扎之外，所有的城市都表示忠于罗马，号称“救世主”并伪装成人民朋友的汉尼拔发现自己被所有人抵制。他远离故国，并感到了自己的这种危险处境，所以派信使回迦太基，要求增援装备和士兵。遗憾的是，这两样迦太基一样都无法给他。

罗马人利用有吊桥的新型舰队，成为海上霸主。汉尼拔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进行自救，虽然他能继续击败罗马军队，但是他自己的士兵数量也在急剧减少，而意大利的农民们对这位自封的“救世主”非常疏远冷淡。

虽然多年取得持续不断的胜利，可汉尼拔发现自己反倒陷入了这个刚刚被他征服的国家的包围之中。有段时间，他的运势似乎有所好转。汉尼拔的兄弟哈士多路巴在西班牙击败了罗马军队，而且计划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增援汉尼拔。哈士多路巴派信使南下，告诉汉尼拔他的到来，而且让汉尼拔派出另外一支军队到台伯河平原接应。不幸的是，信使落到了罗马人的手里，汉尼拔只能徒然地等待着消息，直到他兄弟的头颅被精心装在一只篮子里，滚落到汉尼拔的营帐前，他才知道增援的迦太基军队失败的命运。

在扫除了哈士多路巴这一障碍之后，年轻的罗马将军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西班牙，四年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对迦太基发起最后的攻击了。汉尼拔被紧急召回，他渡过阿非利加海回到故乡，尽力组织起迦太基城的防御。在公元前202年的扎马战役中，迦太基军队被彻底击败，汉尼拔逃到推罗，从那里他再转道前往小亚细亚，去鼓动游说叙利亚人和马其顿人对抗罗马。他这种煽动行为不但没有成功，还给罗马人制造了一个借口，将战火引向了东方版图，并占领了爱琴海世界的大部分领土。

被迫从一座城市流亡到另一座城市，失去家园的逃亡者汉尼拔最终明白，自己雄心勃勃的梦想已经到了尽头。他至爱的祖国迦太基已经毁于战争，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以换取和平。迦太基的海军已沉没，而且没有罗马的许可，禁止它再随意发动战争。迦太基在无尽的岁月里向罗马缴纳数以百万计的战争赔款。看不到人生任何希望的汉尼拔，于公元前190年服毒自杀了。

四十年过去了，罗马人向迦太基发起了最后一战。在这漫长而艰苦的三年里，古老的腓尼基殖民地人民顽强地抵抗着新兴的罗马共和国。最终，饥饿迫使他们投降，幸存下来的那些男人和妇女被胜利者卖作奴隶，整个城市被付之一炬，仓库、宫殿、兵工厂都笼罩在冲天的火焰中，大火整整烧了两个星期。在对烧得乌黑的废墟施以恶毒的诅咒后，罗马军队班师回到意大利，去欢庆他们的胜利。

在接下来一千年的时间里，地中海一直都是欧洲的内海。直到罗马帝国被毁灭，亚洲又试图再次统治这片庞大的内陆海洋。我会在讲到穆罕默德时详细地告诉你。

第23章　罗马帝国的崛起

罗马帝国是如何建成的？

罗马帝国的出现是一件偶然的事。没有人策划它，也没有过任何一位著名的将军、政客或篡权者站出来说：“朋友们，罗马人们，公民们，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帝国。大家跟着我，我们将一起征服从赫拉克勒斯之门到托罗斯山的所有土地！”

罗马诞生过众多功勋卓著的将军和许多杰出的政客与篡权者，罗马军团也曾横扫整个世界。但是罗马帝国的产生却并非出于一个精心构思的策划。罗马的普通百姓都是些非常务实的公民，他们不喜欢探讨关于政府的理论。当某个人开始慷慨陈词：“我以为，罗马帝国应该向东扩进……”人们就会匆忙离开会场，去忙自己的事。罗马人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这么做是因为环境的迫使，而不是出于野心或贪婪的驱使。无论从天性还是倾向性上来说，罗马人都是愿意待在家里的安分守己的农民。但是一旦受到外来攻击，他们就会不得不奋起自卫。如果敌人恰巧来自海外，需要他们去遥远的国度展开反击，有耐心的罗马人便会跨越数千英里漫长的路程，去击败这些危险的敌人。而一旦这些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会留下来管理这些新征服的行省，以免它们落入四处游荡的野蛮部族之手，成为对罗马安全的新威胁。这听起来相当复杂，但是对现代人来说却是非常简单，下面你就会明白。

公元前203年，西庇阿率军渡过阿非利加海，将战火烧到非洲。迦太基紧急召回汉尼拔。由于汉尼拔率领的雇佣军士气低落，他们在扎马附近被击败。罗马人要求他们投降，但汉尼拔逃往亚洲，向马其顿和叙利亚王国寻求支持。这些是我在上一章已经讲过的。

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两者都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的残余）当时正在策划一场对埃及的远征，他们企图瓜分富饶的尼罗河谷。埃及国王有所耳闻，他急忙向罗马人请求帮助。战争的舞台已经搭好，一连串富于戏剧性的阴谋与反阴谋即将上演。但是，罗马人以他们一贯缺乏想象力的行为，大戏还未开演就粗暴地拉下了帷幕。罗马军团一举摧毁了马其顿人沿用的古希腊重装步兵方阵。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97年，地点位于色萨利中部的辛诺塞法利平原，也称“狗头山”。

随后，罗马人向半岛南部的阿提卡进军，并告诉希腊人，他们是来“把赫愣人从马其顿的重轭下解放出来”的。然而，希腊人并没有从多年的半奴役生活中学到什么，将重新获得的自由用在了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所有的希腊城邦又开始了无意义的争吵，就像它们在繁盛的古老时代一样。罗马人完全不能理解也不喜欢这种民族内部愚蠢的争吵，这让他们非常看不起希腊人。开始他们还表现出极大的容忍，但逐渐失去了耐心，罗马开始出兵希腊，焚毁了科林斯城（作为对其他希腊城邦的警告），并派出了一个罗马人去雅典做总督，统治这个骚动不安的省份。就这样，马其顿和希腊变成了保卫罗马东部边疆的缓冲区。

与此同时，穿过赫勒斯滂海峡就是叙利亚王国，国王安提奥克三世统治着这块广袤的土地。当他奉为贵宾的汉尼拔将军告诉他入侵意大利、掠夺整个罗马城是一件如何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安提奥克三世表现出了极为热切的渴望。

卢修斯·西庇阿，即征服非洲并在扎马战役中大败汉尼拔及其迦太基军队的西庇阿将军的弟弟，被派往小亚细亚。公元前190年，他在马格尼西亚附近摧毁了叙利亚军队，此后不久，安提奥克三世被自己的人民私刑处死。小亚细亚随之成为罗马的保护地，罗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最终成为了地中海周围大片土地的主人。

第24章　罗马帝国

罗马共和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动乱和变革之后如何变成了罗马帝国。

罗马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狂欢来庆祝赢得战争胜利的罗马军队凯旋。可惜呀，这种突然而来的荣耀，并未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变得更幸福一些。恰恰相反，无休止的征战使农夫们不得不放弃农耕而去服役。而那些位高权重的将军（和他们的亲信）手里掌握了太多权力，他们以战争之名，大量聚敛财富。

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崇尚俭以养德的生活方式，但新的共和国却以简朴的生活和崇高的道德标准为耻，而这些正是祖辈们流传下来的美德。罗马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富人统治、为富人谋福利、被富人享有的国家。这便注定它要遭受灾难性的失败，现在我就来慢慢讲给你听。

在不到一百五十年的短暂时间里，罗马事实上成为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土地的主人。在那些早期历史中，作为一名战俘会失去自由，并被卖为奴隶。罗马人将战争视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们对被征服的敌人毫无怜悯之心。在迦太基陷落之后，那里的妇女和儿童也被捆绑着当作奴隶出售。对于那些顽固的难以控制的希腊人、马其顿人、西班牙人和叙利亚人……一旦他们敢于反抗罗马的统治，等待他们的将是同样的结局。

在两千年以前，一名奴隶仅仅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现代的富人把钱投资给工厂，而古罗马的富人们（元老院议员、将军、发战争财的商人）则将自己的财富用于购买土地和奴隶。土地来自新近征服的行省，通过购买或直接攫取的方式获得。奴隶则是他们从公开的市场上买来的，哪里的市场最便宜他们就去哪里买。在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奴隶的供应一直相当充足。因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拥有者们可以像牛马一样尽情驱使他们的奴隶，当一些奴隶被活活累死时，他们的主人就去最近的奴隶市场讨价还价，购买新到的科林斯或迦太基战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自由农民的命运吧！

他尽心尽力地为罗马尽责，毫无怨言地为罗马而战。但是当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漫长兵役后，回到家乡，他的田地里杂草丛生，家庭也被战争所毁灭。然而作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他决心从头开始新的生活。灌溉，播种，耐心等待收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他带着谷物和家里养的牲畜、家禽一起来到集市，却发现，大庄园主用奴隶替他们耕种大片土地，其农产品的价格比他卖的要低得多得多。他勉强支撑了几年之后，不得不绝望地放弃了。他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依然填不饱肚子。在这里，他遇到了几千个与他一样命运的人，他们聚居在大城市郊区肮脏污秽的棚屋里，很容易感染疾病，严重时甚至会死亡。他们极度不满，怨气冲天，每个人都曾为祖国而战，但得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回报！他们很愿意倾听那些善于花言巧语具有煽动能力的演说家的言辞，这些野心家别有用心地把这群饿鹰似的人聚集在自己身旁，很快，这些人便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但是，那些新兴的富人阶级只是耸耸肩膀：“我们有军队和警察。”富人们辩解道：“他们能使暴徒们遵守秩序。”然后，便躲进自己高墙环绕的舒适别墅，惬意地修剪他们的花园，或是读上几行希腊奴隶刚刚为他们翻译成拉丁文的《荷马史诗》。

然而，在几个贵族世家里，古老共和国时代的质朴品德和无私的服务精神还保持着。科内莉亚是阿非利加将军西庇阿的女儿，她嫁给一位名叫格拉古的罗马人，育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提比留和盖约。这两个男孩长大后，都进入了政界，并致力于带来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方案。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意大利半岛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掌握在两千名贵族家庭的手里。当选为保民官的提比留·格拉古试图帮助那些自由民。为此，他恢复了两项古代的法律，把个人可以拥有的土地数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他希望通过此项改革，能重振以往对国家极有价值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新富裕阶层的人们称他为强盗和国家公敌，他们策划了一场街头暴乱，雇佣了一群暴徒来刺杀这位深受人们爱戴的保民官。当提比留·格拉古步入平民大会的会场时，暴徒们一拥而上将他殴打致死。十年之后，他的兄弟盖约再度开始进行国家改革，以对抗势力强大的特权阶层的无理要求。他通过了一部“贫民法”，初衷是想帮助那些极度贫穷的农民。但是最终，这部法律却使得大部分罗马公民沦为了乞丐。

盖约在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为那些赤贫的人建立了一些居留地，但是这些居留地没能吸引到想留住的那类人。在盖约·格拉古能犯下更多错误之前，他也被暗杀了。他的追随者们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这两位最初的改革者都是真正的绅士。而接下来的两个人却是截然不同的类型，他们是职业军人，其中一人名为马略，另外一位叫苏拉，他们两个各自拥有一大群支持者。

苏拉是大庄园主们的领袖，马略则是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自由民的英雄，因为他是那场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脚歼灭条顿人和西姆赖特人的伟大战役的领袖。

在公元前88年，从亚洲来的一些传言让元老院深感不安。米特拉达悌是黑海沿岸的一个国家的国王，他的母亲是希腊人，据传他正秣马厉兵，大有重建第二个亚历山大帝国的可能。米特拉达悌杀死了所有的小亚细亚一带的罗马公民，男女老少无一幸免，他将此举作为其世界远征的开始。这样的行为对罗马而言当然意味着战争。元老院组织了一支军队去征讨这位本都国王，惩罚他的罪行。但究竟由谁来担任统帅呢？“苏拉，”元老院的议员们说，“因为他是执政官。”而民众却说：“马略，因为他不仅做过五次执政官，而且他维护我们的利益。”

拥有财产多的人最终获胜。苏拉控制了军队，他率军东征，去讨伐米特拉达悌，而马略则逃到了非洲。在那里他静待反击的时机，当听说苏拉已经率领军队抵达亚洲，马略便返回意大利，纠集了一群不满现状的乌合之众，气势汹汹地向罗马进军。他率领着这群擅长拦路抢劫的人进入了罗马城，用了五天五夜的时间来屠杀他在元老院的政治对手，并让自己顺利当选为执政官，但随即因前两周的过度兴奋而猝死。

接下来的四年，罗马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苏拉打败了米特拉达悌，宣称已经准备好返回罗马，来了结一些私人恩怨。他确实言出必行。一连好几个星期，他的士兵都在忙于处死自己那些有赞成民主改革嫌疑的同胞。一天，他们抓住一个常常陪同马略出入的年轻人，准备将他吊死，这时有人说：“饶了他吧！这孩子还太小。”于是士兵放过了他。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尤里乌·恺撒，接下来你会再次看到他。

至于苏拉，他成了“独裁官”，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及其全部财产、属地的唯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统治了罗马四年，然后在床上安详地死去。像许多一辈子屠杀自己同胞的罗马人一样，他的晚年安闲适意，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浇花种菜上。

但是罗马的情况并没有因苏拉的死而好转，相反，局势越来越差。另外一位名叫格涅乌斯·庞培的将军，他是苏拉的密友，再度领军东征，去讨伐不断给帝国制造麻烦的米特拉达悌国王。庞培将这位精力旺盛的反抗者赶入山区，绝望的米特拉达悌深知成为罗马人的俘虏，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于是服毒自杀了。接下来，庞培重建了罗马在叙利亚的统治地位，摧毁了耶路撒冷，他纵横整个西亚，试图延续亚历山大大帝的威名，在公元前62年，他返回了罗马，随行的十二艘舰船上满载着被他俘虏的国王、王子和将军，这些俘虏都将作为战利品，被迫参加罗马人为庞培举行的盛大凯旋仪式。此外，庞培还向罗马献上了高达四千多万美元的财富。

现在，罗马的政府治理确实需要交付到一位政治强者手里。仅仅在几个月前，罗马城险些落入一个一无是处的年轻贵族之手。此人名叫喀提林，因为赌博输光了家产，所以希望通过发动一场政变来趁火打劫，捞一笔钱弥补自己的损失。一个正义的律师西塞罗察觉了喀提林的阴谋，及时向元老院发出警告，喀提林被迫逃亡。但是具有同样野心的年轻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详叙。

庞培组织了一个三头政治来负责处理政府事务。他成为了这个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尤里乌·恺撒因为在做西班牙总督期间获得了良好声望，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排在第三位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名叫克拉苏，他的当选完全是因其拥有惊人的财富，曾经给罗马军队提供过战争给养与物资装备。但很快他就被派去远征帕提亚，并在那里牺牲了。

至于恺撒，目前为止他是三人之中能力最强的一个。他认为，自己需要建立一些军功，借此来成为更受人民欢迎的英雄。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征服了现在被称为法国的那部分世界。然后，他在莱茵河上架设了一座坚固的木桥，侵入了野蛮的条顿人的国土。最后，他打造船只，造访了英格兰。如果不是因为他被迫要返回意大利，天知道恺撒的远征会以哪里为终点。在征途中，恺撒突然接到消息，庞培已经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这显然意味着恺撒的名字只能被列入“退休军官”的名单。这个念头和形势让他非常不满，作为马略的追随者，他决定给元老院和他们的“终身独裁官”一个教训。恺撒率军渡过了高卢行省和意大利本土分界的卢比孔河。每到一处，他都被人们当作“人民之友”来热烈欢迎。没怎么费力，恺撒就攻入了罗马，庞培则逃亡希腊。恺撒率军追击，在法萨罗附近击败了庞培及其追随者。庞培又渡过地中海，逃往埃及，当他登陆后，就被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命人给暗杀了。几天后，恺撒也抵达埃及，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包围之中，埃及人和仍效忠于庞培的罗马驻军联合起来向他发起攻击。

何其幸运的恺撒！他成功地放火烧毁了埃及舰队。碰巧迸出的火星落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它正好位于海边）的屋顶上，并将这座埃及著名的建筑付之一炬。接下来，他对埃及陆军发起攻击，将士兵们赶进尼罗河，并溺死了托勒密国王，随即建立了一个以已故国王的姐姐克娄巴特拉为首的新政府。就在这时，又有新消息传来，米特拉达悌的儿子兼继承人法那西斯准备发动战争，并且已经踏上了征程。恺撒立刻挥师北上，在一场持续五昼夜的战争中打败了法那西斯。在向元老院报捷的过程中，他为世人留下了一句名言，“Veni, vidi, vici”，意为“我来，我见，我征服！”然后恺撒返回埃及，在那里他坠入了女王克娄巴特拉的情网。公元前46年，克娄巴特拉陪恺撒一起返回罗马去接掌政权。他曾经先后赢得了四次重要的战争并举行了四次凯旋仪式，每次都威风八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

恺撒来到元老院，向议员们报告了他的征服史，满心感激的议员们任命他为十年期的“独裁官”，没想到这却是致命的一步。

这位新任的独裁官严肃地施行了许多改革措施，试图改变罗马的现状。他让自由民获得了成为元老院议员的资格，来改革危机四伏的国家现状。他像罗马早期历史上那样，授予罗马边远地区的人民以公民权，增加了“外国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改革了一些边远行省的行政管理，以免它们沦为某些贵族世家的领地和私有财产。总之，他做了许多惠及大多数人权益的事情，但这也让他被元老院中最具权势的人所憎恨。五十个年轻贵族联合策划了一个“拯救共和国”的阴谋，在罗马历的三月（按照恺撒从埃及引入的新历法，是3月15日），当恺撒走进元老院出席会议时被谋杀了，罗马再一次失去了领袖。

有两个人试图延续和继承恺撒的荣光。一个是安东尼，恺撒以前的秘书。另一个是屋大维，恺撒的甥孙兼财产继承人。屋大维留在罗马，而安东尼去了埃及，在那里他也陷入了克娄巴特拉女王的情网，看上去似乎罗马的将军们都有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习惯。

一场战争在屋大维和安东尼两个人之间爆发了。在亚克兴战役中，被屋大维击败的安东尼自杀了，留下克娄巴特拉独自面对敌人。她施展所有的魅力和手段，想让屋大维成为她征服的第三位罗马将军。当她发现自己完全不可能让这位骄傲的罗马贵族有所动心的时候，她也选择了自杀，从此埃及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至于屋大维，他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年轻人，没有重复犯他那著名舅公的错误。他深知，人们对言辞的承受能力有限，所以当他返回罗马时，提出的要求非常谦虚克制。他说他不想当“独裁官”，只需一个“尊荣者”的头衔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几年后，当元老院授予他“奥古斯都”（神圣、卓越、显赫）的尊号时，他并没有反对。又过了几年，有人在街上称他为“恺撒”或者“皇帝”，而那些士兵，一贯将屋大维视为他们的统帅和总司令，称他为“元首”“国王”。就这样，共和国不知不觉变成了帝国，但普通的罗马人竟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个事实。

到公元14年，屋大维作为罗马绝对统治者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以至于他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崇拜对象，而这个位置一直是为众神所有。他的继承者们也随之成为真正的“皇帝”，即世界上一个空前强大帝国的绝对统治者。

说实话，一般的罗马公民已经对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势感到厌倦。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到底是谁统治，只要不再时常听到街头暴动的喧嚣声，给他们一个平静生活的机会就可以。屋大维给了他的臣民们四十年和平的生活，没有继续扩张领土。公元9年，他对居住在欧洲西北荒野的条顿人发动了一场战争，但是他的将军瓦鲁斯和所有士兵在条托堡森林全部被消灭，从此，罗马人再也不敢做进一步的尝试来教化这些野蛮民族。

他们把精力放在重大的国内改革问题上，但是为时已晚。两个世纪的国内革命和对外战争使得年轻一代的优秀人才死伤殆尽。战争摧毁了自由民阶层，由于大量引进奴隶劳动，自由民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战争还使得城市变得像一个个蜂巢，里面蜗居着大量贫苦而不健康的破产农民。战争滋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小吏们拿着少得可怜的薪水，不得不接受贿赂来买面包和衣服养家糊口。最糟糕的是，战争使人民对暴力和流血习以为常，甚至形成了一种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的麻木心理。

从表面上看，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无疑是一个辉煌庄严的政治体，它幅员辽阔，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都变成它一个微不足道的行省。但在这辉煌的表面下，却生活着成百上千万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如蝼蚁一般长时间为他人辛苦地劳作。吃着和田间牲畜一样的食物，住在牛棚马厩里，渐渐死于绝望之中。

时间到了罗马建国以来的第753年。此时，盖约·尤里乌·恺撒·奥古斯都正住在帕拉蒂诺山的宫殿里，忙于处理帝国的政事。

在遥远的叙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木匠约瑟的妻子马利亚正在悉心照料她的小男孩，一个出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孩子。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不久之后，“王宫”与“马槽”将会相遇，并进行公开的斗争。

而“马槽”是最后的胜利者。

第25章　拿撒勒人约书亚

拿撒勒人约书亚的故事，也就是希腊人所称的耶稣的故事。

罗马建城第815年即公元62年的秋天，一位罗马医生埃斯科拉庇俄斯·卡尔蒂拉斯写信给正在叙利亚步兵团服役的外甥，全信如下：

我亲爱的外甥：

几天前，我被请去为一个名叫保罗的病人诊病。他看上去是犹太裔的罗马公民，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端庄。我曾听人说他是因为一桩诉讼案来到这里的，那桩案件是由我们的一个省法院起诉的，可能是该撒利亚或者某个东地中海地区的法庭。人们说他是一个“野蛮且暴力”的家伙，曾经到处发表反对人民和违反法律的讲演。但我却发现，此人才智出众，诚实守信。

我的一位曾经在小亚细亚服过兵役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听说过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传教的故事，他在宣扬一位新上帝。我问我的病人，此说法是否属实，还有他是不是真的号召过人民起来反抗我们所敬爱的皇帝陛下？保罗回答说，他所宣讲的国度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他还讲了许多我听不明白的奇奇怪怪的言论，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发高烧吧。

他高尚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听到几天前他在奥斯提亚大道上被人杀害的消息时，我感到非常难过，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当你下次路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希望你能帮忙了解一些我的朋友保罗的故事，还有他宣讲的那位奇怪的犹太先知，那个人似乎是他的导师。我们的奴隶听说了这位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都异常激动，其中有几个人还因为公开谈论这一“新的国度”（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而被钉上十字架处死。我非常想知道关于所有这些传言的真相。

爱你的舅舅

埃斯科拉庇俄斯·卡尔蒂拉斯

六个星期后，外甥格拉丢斯·恩萨，高卢第七步兵团上尉，给他舅舅回信了，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舅舅：

收到您的来信，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了解了情况。

两个星期之前，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耶路撒冷。上个世纪，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几次革命，老城区的建筑已经所剩无几。现在我们来此已经近一个月，明天就将继续我们的征程转赴佩德拉地区，那里有一些阿拉伯部落在制造麻烦。我只有今天晚上的时间给你回信，但是千万别期望我能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

我与这座城市中的大部分老人都交谈过，但很少有人能告诉我确切的信息。几天前，一个商贩来到军营附近。我向他买了一些橄榄，顺便跟他闲聊起来。我问他是否听说过那位著名的弥赛亚，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便被杀死的那位。他说他记得非常清楚，因为父亲曾带他去过各各他（耶路撒冷城外的小山，耶稣被钉死之地）观看死刑的场面，以便警示他违反法律、沦为犹太人民公敌的人会遭到什么下场。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去找一个叫约瑟夫的人，他曾经是弥赛亚的好朋友。这位商贩告诉说，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消息，最好去找一趟这位约瑟夫。

今天上午，我去拜访了约瑟夫，他已经非常老了。他曾经是淡水湖边的渔夫，记忆还非常清晰，从他那里，我终于了解到在我出生前那个动荡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当时在位的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皇帝提比略，而担任犹太与撒马利亚地区总督的人名叫本丢·彼拉多。约瑟夫对这位彼拉多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在做地方长官期间留下了正派廉洁的名声。在公元783年或784年（公元30年或31年，约瑟夫记不清具体的时间），彼拉多被派往耶路撒冷处理一场骚乱。据说，一位年轻人（拿撒勒木匠的儿子）正在策划一场反对罗马政府的革命。奇怪的是，我们的情报官员向来消息灵通，但对此事却毫不知情。当他们调查过整个事件之后，报告说：这位木匠的儿子是个纯良守法的公民，没有任何理由来控告他。但据约瑟夫说，犹太教的老派领袖们对这一结果却非常不满，他们嫉妒这位木匠的儿子在希伯来贫穷大众中享有的威望。于是他们向彼拉多揭发说，这个“拿撒勒人”曾公开宣称，无论希腊人、罗马人，甚至腓力斯人，只要他努力去过正派高尚的生活，他就和一个终其一生研究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具有高贵德行的人。彼拉多对于这些争议并不在意，但是，当聚集在庙宇周围的人群威胁要私刑处死耶稣，并杀光他所有的追随者时，他决定将这位木匠的儿子拘留起来，以挽救他的性命。

彼拉多似乎并不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当他要求犹太祭司们解释对这位木匠的儿子到底有何不满时，情绪激动的人们大声高呼“异端！”“叛徒！”约瑟夫告诉我说，最后，彼拉多叫人把约书亚（这就是那个拿撒勒人的名字，但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都习惯把他叫作耶稣）带到面前，单独和他交谈了好几小时。彼拉多向约书亚询问了那些所谓的“危险教义”，就是他在加利利海边布道时曾经宣讲过的。但他说他从不涉及政治，比起人的肉体他更为关心的是灵魂。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视邻人为自己的兄弟，敬爱一个唯一的上帝，他是所有生灵之父。

彼拉多对斯多亚学派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似乎没有发现耶稣的言论有什么特别煽动人心的地方。据向我提供消息的约瑟夫讲，彼拉多又做了一次努力，尝试挽救这位仁慈先知的性命。他一直拖延着这场审判，与此同时，犹太人在祭司们的再三鼓动之下，变得歇斯底里。在此之前，耶路撒冷已经发生过多次骚乱，但驻扎在附近能随时听候召唤的罗马士兵却为数甚少。人们向该撒利亚的罗马当局递交报告，控告彼拉多总督“对拿撒勒人的危险教义入了迷，沦为‘异端’的牺牲品”。城市里到处都充满了请愿活动，要求召回彼拉多，因为他已经成为帝国皇帝的敌人。你知道，我们的政府对驻海外总督有一条严格规定，那就是必须避免和当地属民发生公开冲突。为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彼拉多最终不得不牺牲掉他的囚犯约书亚，而约书亚以令人钦敬的态度接受了这种结局，并对所有憎恨他的人施以宽恕。在耶路撒冷群众的狂叫与嘲笑声中，他被钉上十字架处死了。

约瑟夫老泪纵横地讲完了这个故事，离开时，我想给他一枚金币，但是他拒绝了，还请求我把金币送给比他更贫穷的人。我也向他问了几件你的朋友保罗的事情，不过他了解不多。保罗似乎原本是一名制造帐篷的人，后来他放弃了职业，为的是能一心宣讲他那位仁爱宽容的上帝，这位上帝与犹太祭司们一直以来向我们描述的耶和华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后来，保罗游历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许多地方，他告诉奴隶们，大家都是同一位仁慈天父的孩子，不论富有或贫穷，只要尽力过诚实的生活，为那些遭遇悲惨命运的人做善事，就能进入天国，就有幸福的前景在等待他们。

希望我的回复能让您满意。据我看，整个故事对帝国的安全来说没有任何危险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罗马人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我很遗憾他们杀害了你的朋友保罗。真希望此时我能在家里。

您忠实的外甥

格拉丢斯·恩萨

第26章　罗马帝国的衰落

罗马帝国的暮年

古代史教科书上一般把公元476年定为罗马帝国灭亡之年，因为在那一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被赶下了宝座。但是正如罗马并不是一日建成的一样，它的灭亡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此平和缓慢，以至于绝大多数罗马人根本就没能觉察到他们的旧世界是如何走到末路的。他们抱怨时局的动荡，对居高不下的食物价格和低得可怜的工资牢骚满腹，他们咒骂那些垄断着谷物、羊毛和金币的奸商。有时遇上一个贪得无厌、横征暴敛的总督，他们也会起来反抗。但总的来说，在公元头四个世纪里，大多数的罗马人依旧过着正常日子。他们照常吃喝（视钱包的鼓瘪来决定购买力），照常爱恨（根据他们各自的性格），照常去剧场（只要有免费的角斗士搏击表演），但也有人饿死在这个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人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帝国已注定要灭亡。

他们怎么能意识到亡国的危险呢？罗马帝国的外表处处显示着辉煌繁荣的景象。宽阔畅通的道路将各个行省连接起来；帝国警察工作勤勉积极，对那些拦路的强盗毫不留情；国家的边界线防守严密，使居住在欧洲北部荒野的蛮族不敢越雷池一步；全世界都要向强大的罗马进贡纳税。而且，还有一群精明能干的人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争取使帝国重返共和国早期的幸福岁月。

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的，造成罗马帝国衰败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因此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奏效。

自始至终，罗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城邦，正如古希腊的雅典或科林斯一样，它能够统治整个意大利半岛。但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主宰，罗马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合格的，也是不能胜任的。罗马城中的年轻人都丧命于无休止的战争，农民们也被长期的兵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垮了，他们或沦为职业乞丐，或受雇于有钱的大庄园主们成为“农奴”，用他们的劳力来换取基本的衣食住宿。这些不幸的人既非奴隶，也不是自由民，而是他们劳作的那块土地的附属品，就像众多的牲畜和树木一样终身无法离开。

帝国就是一切，普通公民则无足轻重，至于悲惨的奴隶，他们听信了保罗宣讲的话，接受了那位卑贱的拿撒勒木匠所散布的福音。他们并不反抗自己的主人，恰恰相反，他们被教导要顺从主人的意志。但是，他们却完全丧失了对现世事务的兴趣，认为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一个悲惨的寄身之所，他们宁愿“打那灵魂上美好的仗”，以便可以进入天堂乐土，也不愿为罗马帝国打仗，因为那不过是某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为渴求更多更辉煌的胜利，为侵入努米底亚或帕提亚或苏格兰而发动的战争。

就这样，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初的几位罗马皇帝还保持着“领袖”的传统，授权部族的头领管住各自的属民。但第二、三世纪的皇帝们却都变成了“兵营皇帝”，他们出身职业军人，生命全系于他们的保镖，即所谓禁卫军的忠诚。皇位的轮换异常频繁，通过谋杀坐上帝王的宝座，随后，只要另外一个篡位者掌握了足够的财富，能贿赂禁卫军发动新一轮的政变，前任就会迅速被后继者以同样的谋杀方式推下去。

与此同时，野蛮民族正在频频敲击北方边境的大门。因为不再有罗马本土的士兵可以去抵抗他人的侵略，所以只能招募一些外国雇佣兵来与入侵者对抗。而一旦这些外国雇佣兵恰好与敌人属于同一种族血脉，在战斗中就很容易对敌人产生怜悯之情。最后，一种试行的方式出现了，政府允许一些部族在帝国境内定居，他们接踵而至，但很快这些人就怨气冲天，开始抗议贪婪的罗马税吏夺走他们的最后一分钱。当这些要求得不到任何补偿时，他们便开始向罗马进军，大声呼吁他们的声音能够上达天庭。

这使得作为皇帝居所的罗马成为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所在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23年至337年在位）开始寻找一个新的首都。他选择了拜占庭这个欧亚之间通商要路上的贸易门户，城市更名为君士坦丁堡，整个皇廷东迁。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政务，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哥哥住在罗马，统治帝国的西部，弟弟留在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东部的主人。

时间到了公元4世纪，迎来了匈奴人残暴的入侵，这些神秘的亚洲骑兵在欧洲北部纵横驰骋了两个多世纪，以杀人流血为业，直到公元451年在法国沙隆的马恩河被彻底击败。当匈奴人进军到多瑙河附近，很快就给当地定居的哥特人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生存，哥特人不得不入侵罗马境内，瓦伦斯皇帝曾试图阻止，但在公元378年战死于亚特里亚堡。二十二年后，在国王阿拉里克的率领下，还是这一群西哥特人再次向西挺进，袭击了罗马。他们没有大肆劫掠，只是毁坏了几座宫殿。接着来犯的是汪达尔人，他们对这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城市表现得缺乏敬意。接下来是勃艮第人，然后是东哥特人，接着又是阿拉曼尼人和法兰克人。外来侵略始终没有尽头，罗马最终变成了一个只要拥有追随者的野心家都能唾手可得的猎物。

公元402年，罗马帝国皇帝逃往拉韦纳，那是一座有着坚固防御堡垒的海港。就是在这座海滨堡垒里，公元475年，日耳曼雇佣军的指挥官鄂多亚克渴望由他的军队来瓜分意大利的土地。于是，他采用温和但有效的手段，将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赶下了宝座，宣布自己是罗马新的统治者。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正被自己国内的事务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只得承认这一事实。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鄂多亚克一直统治着西罗马帝国余下的省份。

几年之后，东哥特国王狄奥多理克率部入侵这个新建立的贵族王国，占领了拉韦纳，在餐桌上杀死了鄂多亚克，并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哥特王国。但这个王国同样也未能维持多久。公元6世纪，一伙由伦巴德人、撒克逊人、斯拉夫人和阿瓦人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入侵意大利，摧毁哥特王国，建立了一个以帕维亚为首都的新国家。

最终，帝国的首都被人遗忘，古老的宫殿一次次地被劫掠，学校被烧为平地，教师们都活活饿死了，富人们被赶出了他们的别墅，一些体味浓厚、发毛浓密的野蛮人住了进去，道路因年久失修而塌陷，古老的桥梁断裂了，商业也停滞了。世界的文明——历经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几千年来辛勤劳作所创造的成果，曾经把人类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他们远的祖先做梦都不敢想的境界，此时正面临着从西方大陆上消亡的危险。

在远东，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中心还继续存在了一千年，但是它基本上不被看作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它的兴趣和心思都朝向东方，并且开始忘记了自己的欧洲出身。渐渐地，罗马语让位于希腊语，罗马字母被废弃不用，罗马法律被希腊文重写出来，并由希腊法官加以解释。东罗马皇帝成为亚洲式的专制君主，受到神一样的崇拜，就如同三千年前尼罗河谷畔的底比斯王国的国王。当拜占庭教堂的传教士寻找新的传教领域时，他们走向了东方，并将拜占庭文明带到了俄罗斯广阔的荒野。

至于西方，已落入了蛮族之手。大约在十二个世代里，谋杀、战争、纵火、劫掠成为统治社会的法则。只有一样东西，使得欧洲文明免于彻底的毁灭，将欧洲人从重返穴居和茹毛饮血的时代中解救出来。

这就是教会——一个由谦卑的男女组成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都承认自己是耶稣——那位拿撒勒的木匠——的追随者，而耶稣被杀原本只是为了伟大的罗马帝国能够免于一场在叙利亚边境小城市的街头暴乱。

第27章　教会的兴起

罗马如何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通知识分子对祖先们世代敬拜的神祇并无多大兴趣。每年他们都会定期去神庙朝拜几次，但这不是出于信仰，而仅仅是对习俗的尊重而已。当人们通过庄严的仪式来庆祝某个重大的宗教节日时，他们耐心地在路边观看，但在他们看来，罗马人对朱庇特（众神之王）、密涅瓦（智慧女神）和尼普顿（海神）的崇拜只是一些幼稚可笑的东西，是属于共和国初创时期的遗风陋俗，对于一个精研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其他伟大雅典哲学家的著作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课题。

这种态度使得罗马人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政府规定，所有人民，无论罗马人、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应该对按法律竖立在所有神庙中的皇帝像表示某种形式的敬意，这就像好多美国邮局挂有总统画像一样，但仅仅是一种形式，并无更深的含义。一般来讲，每一个罗马公民都有权赞颂、崇敬、爱慕任何他个人喜欢的神。这种宗教宽容的结果就是，罗马各地充满了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小神庙和小教堂，里面敬拜着源自埃及、非洲和亚洲各式各样的神祇。

当第一批基督耶稣的信徒抵达罗马，并且开始宣讲他们“爱人如己，人人都是兄弟”的新信仰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街上还有一些人停下脚步，聆听这些新鲜的言论。罗马，作为全世界的中心，一直充斥着五花八门、四处游荡的传教士，每个人都在传播自己的“神秘之道”。这些自封的传道士一般都倾向于用感官感受的吸引力来感召世人，向那些愿意追随的人许诺金钱和幸福。很快，在大街上围观的人们注意到，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基督的追随者或者“受圣灵所膏者”）所宣讲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别人的东西，他们完全不受财富多寡或者地位高贵与否的影响，而是把贫穷、谦卑和顺从作为美德而大加赞扬。但这些并不是罗马成为世界霸主所具有的品德，在四海升平的帝国全盛时期，听到有人来告诉罗马的人民，他们世俗的成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永久的幸福，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除此之外，这些传播基督“神秘之道”的传教士还讲到了一些可怕的故事，那些拒绝聆听上帝话语的人，将迎来悲惨无比的命运。碰运气从来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古老的罗马诸神依然存在，但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老朋友，对抗来自遥远亚洲的新上帝的权威呢？人们开始怀疑，于是又回到基督徒传教的地方，希望进一步弄清这些新教义的解释，过了没多久，他们开始与传教士们接触，发现这些基督徒的为人处世与罗马的僧侣截然不同。他们个个都一贫如洗，对奴隶和动物非常友爱，从不试图聚敛财富，反倒倾其所有施舍给别人。他们无私利人的生活榜样使许多罗马人放弃了原有的信仰，加入基督徒组成的小社团。他们在私人住宅的密室或野外露天处聚会，罗马的庙宇渐渐冷寂了。

时间一年年过去，基督徒的人数在持续增长，他们推选神父或长老（希腊语意为“长者”）负责保护小教堂的利益，每一个行省还选出一位主教作为他们所有社团的首领。继保罗之后来罗马传教的彼得成为了第一任罗马主教。到了某个节点，彼得的继任者们（信徒亲切地称呼他“父亲”或“爸爸”）便开始被称为“教皇”了。

教会逐渐成为罗马帝国内一个颇具影响力和权势的机构。基督教义不仅感染着许多对这个世界绝望的人，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精明强干的能人。这些人不可能在帝国政府内谋得公职，飞黄腾达，却能在拿撒勒导师的跟随者中施展他们的领导才能。这引起了帝国政府的注意，正如我前面所讲过的，罗马帝国政府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允许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寻求灵魂的救赎。但它强调，所有的宗教应该和平共处，遵循“自己和他人共同生存”的基本原则。

然而，基督教社团却拒绝任何宽容与妥协的行为，他们公开宣称只有他们的上帝，是天堂和尘世的真正主宰，其他所有的神都不过是冒名顶替的骗子。这种说法显然对其他宗教很不公平，帝国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此类言行，可基督徒们却依然坚持。

不久，更大的冲突产生了。基督徒拒绝遵行对罗马皇帝表达敬意的礼仪，当他们被征召入伍时，又拒服兵役。罗马行政当局威胁要惩罚他们，基督徒们回答：他们生存的这个悲惨世界只不过是进入天堂乐土的“过道”，他们宁愿丧失现世的生命，也不愿违背信仰的准则。罗马人对这样的言行大惑不解，偶尔杀死几个敢于反抗的基督徒，但大部分时候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教会成立的初期，确实发生过一些私刑处死基督徒的情形，不过这都是因为暴民们的诬陷所致，他们指控自己温顺的基督徒邻居犯下了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罪行，比如屠戮、吃婴儿、带来疾病和瘟疫、于危难之际出卖国家等。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是不会以暴易暴的，所有这种诬陷行为对他们而言也没有危险。

与此同时，罗马继续受到蛮族的侵略，当罗马军队失败的时候，基督传教士却挺身上前，向野蛮的条顿人宣讲他们的和平福音。他们都是些不怕死的强人，讲到拒不悔改的人在地狱的悲惨情形，说得斩钉截铁，条顿人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对古罗马的智慧向来怀有很高的敬意，他们想，这些人既然来自罗马，那他们讲的大有可能是真的。就这样，在条顿人和法兰克人聚居的蛮荒之域，基督传教团很快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六个传教士抵得上整整一个罗马军团的威力。罗马皇帝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对帝国可能大有益处。在一些行省，基督徒获得了与信仰古老宗教的人们同样的权利。然而，重大的变化直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发生。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君士坦丁，有时他也被称为君士坦丁大帝（天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称呼）。他是一位残忍的暴君，但在那个需要奋力生存的年代，一个仁慈温柔的人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在其漫长而坎坷的生涯里，君士坦丁经历了数不清的起起伏伏。有一次，他几乎被敌人击败，他想也许应该试试这个人人都在谈论的亚洲新上帝的威力。他许下诺言，如果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获胜，他就信仰基督。结果他大败敌军，从此，君士坦丁大帝信服了基督教上帝的权能，并接受洗礼做了基督徒。

从那时起，基督教会得到了罗马帝国官方的承认，这极大地增强了这一新信仰在罗马的地位。

但是基督徒在罗马的全部人口构成中依然属于极少数（不超过5、6个百分点），为赢得最终胜利，他们拒绝任何妥协，要求所有的旧神祇必须被摧毁。有一段时间，热爱希腊文明的朱利安皇帝在位，他曾经努力拯救异教的神祇，使他们免于更大程度的破坏。但是朱利安在一次征讨波斯的战役中受伤去世，他的继任者朱维安皇帝重新树立起基督教辉煌时期的绝对权威，古老的异教神庙大门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接着，到了查士丁尼皇帝（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著名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在位时期，他甚至把柏拉图创建的历史悠久的雅典哲学学院彻底关闭了。

这是古希腊世界的终结，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自由思考，按照自己的愿望梦想未来。当野蛮和愚昧的洪水横扫大地，冲毁旧有的秩序，需要生活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把握航向，古希腊哲学家的行为准则便显得有些不可靠了，人们需要一些更积极而明确的东西来指引方向。而这正是教会可以提供的。

在一个万事皆不确定的时代里，只有教会像岩石般坚强屹立，而且坚持神圣的原则从不退缩。这种坚定的勇气不仅赢得了大多数群众的爱戴，同时也让罗马教会安然度过了那些毁灭罗马帝国的灾难。

然而，基督教的最后胜利也有一丝幸运的因素在里面。公元5世纪，狄奥多理克建立的罗马-哥特王国覆灭之后，意大利受到的外来侵略相对减少。伦巴底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这些继哥特人之后统治意大利的部族都属于较弱的落后部落。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罗马的主教们才有可能维持他们城市的独立。不久，分散在意大利半岛的诸多帝国残余小邦便承认罗马大公（或罗马主教）作为它们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历史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等待一位强人的登场。他在公元590年出现，名为格列高利。格列高利出身于古罗马的贵族统治阶层，曾做过“高级行政长官”，也就是罗马的市长。后来，他做了僧侣，进而成为主教，最终不得已（因为他本来想做一名传教士，到蛮荒的英格兰向“异教徒”传播基督的福音）被拉到圣彼得大教堂，加封为教皇。他在位仅仅十四年，但是当他去世时，整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都已正式承认罗马主教，即教皇，作为整个基督教会的首领。

然而，罗马教皇的权威并未能扩展到东方。在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依然延续着罗马的旧传统，承认奥古斯都和提比留的继任者既是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教的宗教领袖。在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最后一位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帕利奥洛格斯死于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台阶上。

在此之前几年，帕利奥洛格斯的兄弟托马斯的女儿佐伊公主嫁给俄罗斯的伊凡三世。这样一来，莫斯科大公便顺理成章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继承人。古老的拜占庭双鹰（纪念罗马被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的日子）成为现代俄罗斯的军队徽章标志。曾经只是俄罗斯贵族首领的沙皇，此时获得了罗马皇帝的至高威严，在他面前，无论高低贵贱，所有人都是无足轻重的奴隶。

沙皇的宫殿依东方风格而重新装修，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从亚洲和埃及引入的，（按他们的自我恭维）外形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宫。垂死的拜占庭帝国遗赠给这个不确定世界的一份奇特的遗产，以蓬勃的活力在俄罗斯广袤无边的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度过了六个多漫长的世纪。最后一个佩戴拜占庭双鹰标志皇冠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他才刚被杀害，尸体第二天就被扔进一口井里，他的儿女也陆续被杀，所有古老的特权也一并被废除了，教会在俄罗斯的地位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罗马时代。

但是，东部教会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将面临驼背上的民族——阿拉伯的威胁。

第28章　穆罕默德

赶骆驼者阿哈默德成为阿拉伯沙漠的先知，为了唯一真神安拉的荣耀，他的追随者们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自从迦太基和汉尼拔之后，我们没有再提到过闪米特族的人们。你应该还记得，他们是如何充斥于本书讲述的古代世界中所有的章节。闪米特族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人、迦勒底人，他们先后统治西亚三四千年之久。后来，被来自东方印欧语族的波斯人和来自西方印欧语族的希腊人征服。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一百年之后，腓尼基人的非洲殖民地迦太基与印欧语族的罗马共和国展开了争夺地中海统治权的战争。迦太基战败并被彻底摧毁，罗马在此后的八百年成为世界的主宰。然而，公元7世纪，另一支闪米特部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挑战着西方世界的权威，他们就是阿拉伯人。天性温和的牧羊人部落，游荡在阿拉伯沙漠中，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称霸世界的野心。

后来，他们听从了穆罕默德的召唤，跨上了远征的战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就推进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带，并且向惊慌失措的法兰西农民们宣讲“唯一的真神”安拉和“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荣耀。

阿哈默德（也就是世人所知的“穆罕默德”，意思是“该受赞美的人”）是阿卜杜拉和阿米娜的儿子。他的生平事迹读起来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故事。穆罕默德是一位赶骆驼的商人，出生于麦加。他似乎患过癫痫病，每逢发病便会昏迷不醒，在昏迷期间，他会做奇怪的梦，梦里听见天使吉卜利勒跟他说话，这些话后来被记载到圣书《古兰经》里。商队首领的工作，让他走遍了阿拉伯各地，与犹太商人和基督徒生意人交往，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他认识到崇拜唯一的上帝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而当时他的阿拉伯同胞们还如其几千年前的祖辈一样，崇拜奇怪的石头和树干。在他们的圣城麦加，至今仍保存着一座方形神殿，圣堂里供奉的黑石等许多器物就属于岩石崇拜的遗迹。

穆罕默德决心成为阿拉伯人的摩西。他不能既当先知，同时又赶骆驼。于是，他迎娶了有钱的寡妇赫蒂彻，先让自己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之后，他开始向麦加的邻居们宣称，说自己就是众人期盼已久的先知，真主安拉派他来拯救世界。邻居们都肆意地嘲笑他，当穆罕默德继续坚持向他们布道的时候，烦扰不堪的邻居们决定除掉他。他们将他视为疯子和让人讨厌的家伙，不值得任何怜悯。穆罕默德得知这一阴谋，与他最信任的学生艾卜·伯克尔一起在深夜里逃往麦地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622年。它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著名的“大逃亡”事件，那一年也成为伊斯兰教历纪元。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他发现在那里宣称自己是先知来传经布道要比在他的家乡容易得多，因为家乡人人都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赶骆驼者。没过多久，他身边便聚集起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即穆斯林，意为“顺从神的意愿”的信徒，穆罕默德把“顺从神旨”颂扬为最高的品德。在七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麦地那布道，直到他相信自己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以前那些敢于嘲笑他和他神圣使命的邻居开战了。他率领一支麦地那人组成的军队穿越沙漠，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麦加，并杀死了许多当地居民。他们发现，这样一来，让其他人相信穆罕默德真的是一位伟大先知，就变得相当容易了。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穆罕默德所进行的一切事业都非常顺利。

伊斯兰教的成功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穆罕默德教导他的追随者们的教义非常简单明了。信徒们被告知，他们必须热爱宇宙的主宰，仁慈而怜悯的神安拉，他们必须敬奉和孝顺父母，与邻居交往时不得欺诈，要温顺谦卑，对穷人和病人宽厚仁慈、乐善好施。最后，他们被禁止饮用烈酒，在吃用等方面要厉行节约，这就是全部的内容。伊斯兰教里没有主教，不需要信徒们掏腰包供养类似于基督教里的牧师。穆斯林的教堂清真寺，仅仅是巨大的石砌大厅，里面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图画，信徒们可以在此聚集（如果他们自己愿意），阅读和讨论圣书《古兰经》里的章节。但是对一般的穆斯林来说，他们的信仰与生俱来，从不觉得伊斯兰教的戒条和规矩对他们是一种身心的束缚。每天五次，他们面朝圣城麦加的方向，念诵简单的祷词，其余的时间里，则把世界交给安拉去治理，以极大的耐心和顺从，接受命运安排给自己的一切。

当然，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显然不会鼓励信徒们开拓进取，去发明电动机、修筑铁路或开发新的汽船航线。但它确实给予了每个穆斯林相当程度的内心满足。它使人们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对待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穆斯林在与基督徒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穆斯林士兵们走上前线参加战斗为的是真正信仰的实现。先知曾许诺他们，凡是那些勇敢地面对敌人，死于战场的穆斯林，都可以直接升入天堂。这就使得战场上的壮烈牺牲，比在这个可悲的世界上漫长而乏味的苦苦生存，更具有吸引力。这种信念使穆斯林与基督徒对垒时，占据了极大的心理优势，基督徒长期恐惧于黑暗的地狱，更愿意尽可能地抓住今生所拥有的美好事物。顺便说一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了今天，穆斯林士兵依然可以奋不顾身冲入欧洲人的枪林弹雨，无惧死于炮火的命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直这么顽强。

将他的宗教大业整顿就绪后，穆罕默德开始享受作为众多阿拉伯部落公认领袖的权力。但是，这种成功往往是剥夺了大量身处逆境的人们的权利。为了吸引富人阶层，穆罕默德特意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富人的规定来获得他们的好感。比如他允许信徒娶四个妻子，在那个古老的年代，新娘往往是男子直接从女方父母家购买，娶一房妻子已经是一项不菲的投资，娶四个无疑成为一种奢侈，除非是那些拥有很多骆驼和椰枣园的大富之家，那是一种过分贪婪的享受。这个宗教最初是为了生活在穷荒大漠的劳苦牧人而创立的，逐渐演变成为迎合生活在城市别墅中那些自鸣得意的富商。这种离其原始初衷的转变令人遗憾，也对穆罕默德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至于先知本人，他继续传布安拉的真理，宣布新的行为标准，直到公元632年6月7日，穆罕默德因热病突然去世。

继承他为穆斯林哈里发（即领袖）的是他的岳父艾卜·伯克尔，他曾经与穆罕默德在早期传教时共担风险。两年后，艾卜·伯克尔去世，欧麦尔继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欧麦尔征服了埃及、波斯、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并定都大马士革，建立起第一个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帝国。

欧麦尔之后的继承者是阿里，他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丈夫，但是在一场关于伊斯兰教教义的争吵中，阿里被谋杀。自从他死以后，哈里发成为世袭制度，而以精神指引起家的宗教领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在底格里斯河畔靠近巴比伦遗址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将其命名为巴格达，并将阿拉伯牧马人组织成骑兵团，开始出发远征，向一切“异教徒”传播伊斯兰教的福音。在公元700年，一位名叫泰里克的穆斯林将军跨过古老的赫拉克勒斯门，到达欧洲海岸的陡峭岩壁，将此地命名为直布尔，也称泰里克山或直布罗陀。

十一年后，在泽克勒斯战役中，泰里克击败了西哥特国王率领的军队，之后，穆斯林军队继续北上，沿着汉尼拔进军罗马的路线，穿越了比利牛斯山的山隘，击败了阿奎塔尼亚大公，后者曾试图在波尔多附近阻击他们。他们继续向巴黎进军，但是在公元732年（穆罕默德逝世一百周年），他们在图尔和普瓦提埃之间发生的一场战役中被击败，在那一天，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马特（绰号铁锤查理）拯救了欧洲，使之免遭穆斯林的征服。他将穆斯林赶出了法兰西，但穆斯林依然占据着西班牙，阿卜杜·艾尔·拉曼在此建立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这里成为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中心。

这个穆斯林王国统治西班牙长达七个世纪，历史上也称摩尔王国，因为它的统治者来自摩洛哥的毛里塔尼亚地区。一直到穆斯林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于1492年陷落之后，哥伦布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委任状，授权他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性航行。不久之后，穆斯林又积聚力量，在亚洲和非洲征服了许多新的土地，直到今天，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几乎与基督徒一样多。

第29章　查理曼大帝

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称帝，试图重温世界帝国的旧梦。

普瓦提埃战役将欧洲从穆斯林手中拯救出来。但欧洲内部的敌人——随着罗马官方警察的消失而出现的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却依然存在。确实，北欧那些新近皈依基督教信仰的部族表现出了对罗马主教崇高的敬意。但是当可怜的主教大人极目远眺群山时，却并无一丝一毫的安全感。天知道又有哪支蛮族部落会突然崛起，在一夜之间跨越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这位世界的精神领袖感觉到有必要，而且非常有必要，寻找一位刀剑锋利、拳头结实的同盟者，他愿意在危难时刻随时保护教皇陛下的安全。

于是，不仅神圣还非常务实的教皇们开始苦心思虑，物色起盟友来。很快，教皇将目光投向了日耳曼部落中最有希望的一支，并主动示好，这支部落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一直盘踞在欧洲西北部，他们被称为法兰克人。早期的一位国王名叫墨洛温，他曾经在公元451年的加泰罗尼亚战役中，帮助罗马人一起击败过匈奴人。他的子孙建立起墨洛温王朝，并一点一滴地蚕食着罗马帝国的领土，直到公元486年，当时的国王克洛维（古法语中的“路易”）自觉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可以公开向罗马人宣战了。但是他的继承者们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把国事全部委托给“宫相”，即所谓的“宫廷管家”。

矮子丕平是著名的查理·马特之子，他继承父亲的宫相之位后，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当下面临的形势。他的国君是一位虔诚的神学家，对政治毫无兴趣。丕平去向教皇求教，征询意见，教皇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的回答是“国家的权力应该归于实际控制它的人”。丕平领会了教皇的言下之意，于是劝说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君蔡尔特里克出家去当僧侣，在征得其他日耳曼部落酋长的同意之后，丕平自立为法兰克国王。但是，这还不能使野心勃勃的丕平感到满意，他还憧憬着得到比一个野蛮部落的首领更高的荣耀。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加冕仪式，邀请西北欧最伟大的传教士博尼费斯为他涂抹膏油，册封其为“上帝恩赐的国王”。“上帝恩赐”这个字眼从此轻易地溜进了加冕礼的仪式之中，直到过了约一千五百年才把它清除出去。

丕平对教会的善意扶持表示衷心的感激，他发起两次对意大利的远征，为教皇征战杀敌。他从伦巴德人手中夺取了拉韦纳和其他几座城市，将它们奉献给神圣的教皇陛下。教皇将这些新征服的领地并入所谓的“教皇国”，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前，它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

丕平死后，罗马教和埃克斯·拉·夏佩勒或尼姆韦根或英格尔海姆（法兰克国王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而是携大臣和官员们不断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最终，教皇和国王联手了，这一重要行动将深刻地影响欧洲历史。

查理，一般称为卡罗勒斯·玛格纳斯或查理曼，继丕平为法兰克国王，时间是公元768年。他征服了德国东部原属撒克逊人的土地，并在北欧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城镇和教堂。应阿卜杜·艾尔·拉曼的敌人之邀，查理曼入侵西班牙，与摩尔人交战。但在比利牛斯山区，他遭到野蛮的巴斯克人袭击，被迫撤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布列塔尼侯爵罗兰挺身而出，表现出一个早期法兰克贵族效忠国王的精神，为了掩护皇家军队撤退，罗兰牺牲了自己和他忠诚部属的生命。

然而，在公元8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查理曼不得不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欧洲南部的诸多纠纷之上。教皇利奥三世受到一群罗马暴徒的袭击，暴徒们以为他死了，将他的尸体扔在了大街上，一些好心的路人给教皇包扎伤口，并帮助他逃到了查理曼的军营。很快，一支法兰克军队被派出，平定了罗马城的骚乱，并将利奥三世护送到拉特兰宫，这里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历代教皇的住所，这发生在公元799年12月。在第二年的圣诞节，当时待在罗马的查理曼参加了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盛大祈祷仪式，当他念完祷词准备起身之际，教皇将一顶事先准备好的皇冠戴在他头上，册封他为罗马皇帝，并且以好几百年都没有使用过的“奥古斯都”这一伟大称号来称呼他。

再一次地，北欧又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帝国的尊严却被一个日耳曼部落酋长所拥有，他只认得简单的几个字而从未学会过书写。尽管如此，他能征善战，没过多久就恢复了欧洲的和平和秩序，甚至连他的对头，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也给他写信，赞扬这位“亲爱的兄弟”。

不幸的是，这位精明能干的老人在公元814年去世了。他的儿子和孙子立即为了争夺大额的帝国遗产而相互攻伐，争权夺利。加洛林王朝的国土两次被瓜分，一次是根据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一次是根据公元870年在缪士河畔签订的墨尔森条约。后一个条约把整个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二。“秃头”查理接管了帝国的西半部分，它包括古罗马时代的高卢行省，这个地区居民的语言早已全盘拉丁化。法兰克人很快学会了说拉丁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兰西这样一个纯正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却讲着拉丁语这种怪事情。

查理曼的另外一个孙子获得了帝国的东半部分，也就是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方。这片不适于居住的土地从来就不属于罗马帝国的辖区。奥古斯都大帝曾试图征服这片“遥远的东方”，但是在公元9年的时候，他的罗马军团在条托堡森林全军覆没，该地区的居民也从未被高度发达的罗马文明所影响。他们说着当地的日耳曼方言，在条顿语里，“人民”（People）被称为“thiot”，基督教传教士因此把日耳曼语言称为“大众方言”（lingua theotisca）或“条顿人的语言”（lingua teutisca），大众语言中的“teutisca”一词后来逐渐演变为“Deutsch”，这就是“德意志”（Deutschland）这一称呼的来源。

至于那顶著名的帝国皇冠，它很快从加洛林王朝继承者的头上，又回到了意大利本土，在那里成为许多小君主手里的玩物，他们相互争斗，通过屠杀和流血盗得皇冠，戴在头上（不管有没有得到教皇的允许），直到不久之后被另一个更有野心的邻居夺走。教皇再度被他的敌人们所困扰，被迫向北方求救。这次，他没有去找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他的信使翻越阿尔卑斯山，去求见了撒克逊亲王奥托，他是当时日耳曼各部落所公认的最伟大的领导者。

奥托和他的日耳曼族人一样，向来对意大利半岛的蔚蓝天空和欢快美丽的人民抱有好感，他立即率兵救援。作为对奥托忠心效劳的报答，教皇利奥八世封奥托为“皇帝”。从此，原查理曼王国的东半部分便被称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一奇特的政治产物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到了839岁的高龄。公元1801年（即托马斯·杰弗逊总统的任期内），它被毫不留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摧毁这个旧日耳曼帝国的粗野家伙是科西嘉岛的一位公证员的儿子，他靠着在法兰西共和国服役期间的军功而成就了一番显赫的事业，他统率着骁勇善战的卫戍军团，成为了欧洲的统治者，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但是他并不满足，想要获得更多，他派人从罗马把教皇请来，为他举行加冕仪式。在仪式上，教皇站在一边，他则亲手把帝国皇冠戴在了自己头上，并宣布自己是查理曼大帝光荣传统的继承人。历史就犹如人生，虽然不停地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第30章　北欧人

为什么公元10世纪的人们会祈祷上帝保护他们免遭北欧人的折磨？

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中欧的日耳曼部落常常突破罗马帝国的边疆防御，长驱直入去劫掠罗马，靠抢夺当地的民脂民膏为生。到公元8世纪，轮到日耳曼人成为“被劫掠”的对象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尤其敌人还是他们的表亲，那些居住在丹麦、挪威和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去从事海盗生涯的，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一旦这些北欧人尝到了抢劫的甜头，享受了海盗生活自由自在的乐趣，就再没人能阻止他们了。这些人常常突然登陆某个坐落在河口附近的法兰克人或弗里西亚人的小村庄，他们杀光所有男人，掠走全部女人，然后驾着他们的快船风驰而去，当国王或皇帝的士兵们赶到现场时，强盗们早已远走高飞，除了一堆堆冒着烟的废墟，什么也没有剩下。

在查理曼大帝去世后的混乱岁月里，北欧人活动频繁。他们的海盗船队光顾了临海的所有国家，他们的水手沿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德国的海岸线，建立起一系列独立小王国，他们甚至找到了远航意大利的路线。这些北欧人非常聪明，他们很快学会了讲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抛弃了早期维琴人（也是海盗）不注意卫生的生活方式和野蛮残暴的特征。

公元10世纪初期，一个叫罗隆的维琴人多次攻击法国海岸地区。当时的法国国王懦弱无能，无力抵御这些来自北方的强盗，于是，他试图通过贿赂以让他们“成为良民”。他允诺，如果维琴人保证不再骚扰他的其他统治区域，他就愿意把诺曼底地区奉送给他们。罗隆同意了他的这个谈判，从此成为了“诺曼底大公”。

不过，征服的热情依然流淌在他子孙后代的血液里。穿过狭窄的海峡，从欧洲大陆经过短短几小时的航程，他们就可以看到英格兰白色的岩壁和碧绿的田野。可怜的英格兰经历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困难岁月啊！先是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它做了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罗马人走后，它又被来自欧洲北部石勒苏益格的两个日耳曼部族——盎格鲁和撒克逊——征服。接下来，丹麦人占领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土地，建立起克努特王国。丹麦人终于被赶走之后，到了现在（公元11世纪初期），另一个撒克逊人又登上了王位，他被叫作忏悔者爱德华。但是爱德华看起来活不了多长时间，也没有后裔继承王位，这样的情形非常有利于野心勃勃的诺曼底大公。

公元1066年，爱德华去世。诺曼底大公威廉立即横渡海峡，在哈斯丁战役中击败了威塞克斯亲王哈罗德（继爱德华之后的国王），自封为英格兰国王。

我在上一章曾说过，公元800年，一个日耳曼酋长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现在，在公元1066年，一个北欧海盗的孙子又被承认为英格兰国王。

真实的历史如此具有娱乐性，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读那些神话故事呢？

第31章　封建制度

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中欧是如何变成一个大军营的？如果没有作为未来封建制度一部分的那些职业士兵和行政官员，欧洲早就灭亡了。

接下来要讲的是欧洲在公元1000年时的普遍景况。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过着悲惨困顿的生活，关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四处流传，人们惶恐不安，纷纷跑到修道院当僧侣，以便在末日审判发生之时，自己正在虔诚地侍奉上帝。

在一个没有记载的时间里，日耳曼部族离开了他们在亚洲的家乡，向西迁移到了欧洲。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他们强行敲开罗马帝国的大门，伟大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得益于远离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路线而幸免于难，但是，这也只是苟延残喘，再无力重现以前罗马帝国的辉煌。

在接下来的动荡岁月中（公元6世纪和7世纪是历史上真正的“黑暗年代”），日耳曼部落被劝服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并承认罗马大主教为教皇，是世界的精神领袖。到了公元9世纪，出色的组织天才查理曼大帝复兴了罗马帝国的光荣传统，并将西欧大部分地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公元10世纪，这个帝国再次四分五裂。西半部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法兰西。东半部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联邦内的各国统治者全部假托自己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直接继承人。

很不幸的是，法兰西国王的权力从未伸展到皇家居住地的护城河以外的地方，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则常常受到追求自身企图和利益的臣属们的公然挑战。

更加深了人民苦难的是，西欧的三角地带一直以来都处于三面攻击之下。南方居住着穆斯林，西海岸常常受到北欧海盗的滋扰，东方的防御前线（除一小段喀尔巴阡山脉之外）听凭匈奴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鞑靼人的蹂躏。

罗马的和平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那些“过去的美好日子”只能出现在梦中了。现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战斗，要么死亡”，很自然，人们选择了战斗。出于环境的逼迫，欧洲变成了一个大兵营，人们急需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但是国王和皇帝都离得太远了，边疆（公元1000年的大部分欧洲地区都属于边疆）居民必须自救。他们很愿意服从国王派来的代表，由他来管理本地区的行政事务，只要他们有能力保护属民免遭外敌的侵害。

很快，欧洲中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公国、侯国，每一个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由一位公爵、伯爵、男爵或主教大人统治，并各自组成一个作战单位。这些公爵、伯爵、男爵统统宣誓效忠于赐予他们“封邑”（封邑为“feudum”，这也是封建制“feudal”一词的由来）的国王，这些封邑也是作为他们效忠国王和缴纳高额税金的一种回报。但是在那个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的年代，皇帝和国王的权威很难迅速传达到他们属地的所有角落，所以这些委任的管理者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属于他们自己管辖的行政区域内，他们僭取了大部分本属于国王的权力。

但如果你以为公元11世纪的普通老百姓反对这种行政体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支持封建制，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实用且必需的政治制度。他们的领主通常居住在高大坚固的石头城堡里面，这些城堡或矗立于陡峭的岩壁之上，或建在四周环有深险护城河的地方，不过城堡所在的地方都会让封地属民们一眼就能看到。一旦危险来临，属民们可以躲进领主城堡的坚固高墙内避难。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居民总是尽可能住得靠近城堡，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的欧洲城市都起源于靠近封建城堡的地方。

不过，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并不仅仅是职业战士，他们还是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他们担任社区的法官，也是负责治安的警察首脑。既要抓捕拦路抢劫的盗贼，保护四方游走的小贩（这些小贩就是公元11世纪的商人），又要负责照看排水的沟渠，以避免四周的乡野遭受洪水之患（就像四千年前的埃及法老在尼罗河谷所做的一样），还鼓励那些走村串户的行吟诗人向居民们朗诵赞美大迁徙时代的战争英雄史诗。除此之外，他们还保护辖区内的教堂与修道院，尽管他们自己不会读书写字（当时知晓这些事情的人被认为是缺乏男子气概），但却雇佣着一些教士为他们记账，并登记发生在所属男爵或公爵领地里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等事情。

到了公元15世纪，国王们又重新强大起来，能够充分行使他们作为“上帝恩许”之人所应拥有的权力。这样，封建骑士们丧失了原来的独立性，沦为普通的乡绅，也不再适应时势的需要，很快就变成令人讨厌的人。但是，如果没有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欧洲早就消亡了。确实，有很多坏的骑士，就像今天有很多坏人一样，但是就整体而言，公元12、13世纪的硬拳头男爵们大多数是些吃苦耐劳、工作勤奋的行政管理者，为历史的进步做出过极有价值的贡献。在那个年代，曾经照亮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化与艺术火炬，光芒已异常微弱。如果没有骑士阶层和他们的好朋友——僧侣们，欧洲文明将完全灭绝，而欧洲人也将被迫回到原始的穴居时代，重新走上一遍。

第32章　骑士制度

骑士制度

很自然地，欧洲中世纪的职业骑士们尝试建立某种组织，可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相互扶助。出于对这种紧密团结制度的需要，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诞生了。

我们对于骑士制度的起源知之甚少，但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它正好给当时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极其需要的东西——一整套明确的行为准则，它多少弱化了那个时代的野蛮习俗，并使人们比在此前五百年的黑暗时代相处得更好。想要教化粗野的边疆居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穆斯林、匈奴人或北欧海盗作战，经常因为无法遵守誓言而充满负罪感。每天他们在早晨发誓从善，许诺要行为仁慈和态度宽容，但等不到傍晚，他们便把诺言抛诸脑后，杀光所有的俘虏。但是进步来自缓慢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就连最肆无忌惮的骑士们都不得不遵守他们所属“阶层”的准则，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这些骑士准则在欧洲各地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强调“服务精神”和“敬忠职守”。在中世纪，“服务”被视为非常高贵、非常优美的品德。做仆人并无任何丢脸之处，只要你是一个好仆人，在工作中勤勤恳恳、毫不懈怠。至于忠诚，在那个时代，忠诚地履行许多并不让人愉快的职责才能使生活继续下去，它当然会成为骑士们首屈一指的重要品德。

因此，一个年轻骑士会被要求起誓，他将永远做上帝忠实的仆人，同时也将终其一生忠心耿耿侍奉他的国王。此外，他还允诺向那些比自己更穷苦的人慷慨解囊，发誓在他的个人言行中要谦卑，永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与所有的受苦大众做朋友（穆斯林除外）。

纵观这些誓词，不过是把十诫的内容，以中世纪人民能够理解的语言通俗化地表达出来，骑士们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关于礼貌和行为举止的复杂礼仪。他们努力以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和查理曼大帝的宫廷贵族为榜样，就像普罗旺斯骑士的抒情诗或骑士英雄的史诗向他们述说的那样。他们期望自己如朗斯洛一样勇敢，如罗兰伯爵那样忠诚，不管他们衣着多么简朴甚至褴褛，不管他们是否囊中羞涩，他们总是仪态庄重，言语优雅，行为有节，保持着作为真正骑士的声誉。

就这样，骑士团成了一所培养优雅举止的大学校，而礼貌的仪态正好是保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骑士精神意味着谦虚有礼，封建城堡里的人们向周围的世界展示着如何搭配衣着、如何优雅进餐、如何彬彬有礼地邀一位女士共舞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日常生活礼节，这些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融洽。

像所有的人类制度一样，骑士制度一旦衰老无用，便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

此后随着商业的极大复兴，城市在一夜之间出现。城里的人们变得富裕起来，他们雇佣了优秀的学校教师，并很快赶上了骑士阶层。火药的发明使得冷兵器时代的骑士们丧失了以前的作战优势，雇佣军的使用更使得作战不可能再像下棋那样，以精致的步骤和富于美感的策划来指挥一场战役。骑士变成了多余的摆设，很快沦为了荒谬可笑的角色，他们献身理想的高尚情操也不再有任何实用价值。据说尊贵的拉曼却·堂吉诃德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真正的骑士。在他死了之后，他忠诚的宝剑和盔甲被拍卖来抵偿他生前的个人债务。

但是不知怎么，他的宝剑似乎辗转过许多人的手。在福奇谷绝望的日子里，华盛顿总统曾经佩带过它。在喀土穆城堡被包围的那段时间里，这把宝剑是戈登唯一的自卫武器，那时，他拒绝抛弃那些信任并将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民，等待着死亡的命运。

我不太清楚这把宝剑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第33章　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中世纪人民奇特的双重效忠制度，引发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无尽争斗。

要想真正理解以往时代的人们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你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祖父，他仿佛就是一个无论在思想、衣着和行为态度上，都生活在一个不同世界的神秘人物。我现在给你讲述的，是比你祖父还要早二十五个世代的老爷爷们的故事。如果你们不把这一章重复读几遍，我想你们是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的。

一个中世纪的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简单，平淡无奇的岁月中少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即便他是一个自由市民，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去，他的生活范围也极少能超出自己居住的邻区。那时候没有印刷读物，仅有几本手抄书。在各个地方，总有一小批勤勉的僧侣在教人读书、写字、学习一些简单的算术。但是，科学、历史和地理，则被深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废墟之下。

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了解，大都来自他们日常听闻的故事和传奇。这些由父亲讲给儿子的代代相传的故事，常常在细节上有轻微的出入，但仍然以令人惊奇的准确性保存了历史的主要事实。两千多年过去了，印度的母亲们为让淘气的孩子安静下来，依然会吓唬他们说：“伊斯格达尔要来捉你了！”这位伊斯格达尔不是别人，他就是公元前330年率军横扫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故事经过几千年，依然在印度的大地上流传。

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从未读过任何一本有关罗马历史的教科书，他们在许多事情上显得非常无知，甚至连现代小学三年级儿童应该了解的起码知识他们都不具备。但是罗马帝国，对你而言，可能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对他们来说却是非常鲜活的事实，他们能感觉到罗马帝国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承认教皇是自己的精神领袖，因为住在罗马城的教皇，代表着罗马帝国这一伟大概念。当查理曼大帝及后来的奥托大帝复兴了“世界帝国”的梦想，创建起神圣罗马帝国时，人们打心眼里觉得欣喜和感激，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世界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罗马传统存在着两个不同继承人这一事实，却将中世纪虔诚顺服的自由民们推向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中世纪政治制度背后的理论明确而简单，即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皇帝）负责照顾臣民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教皇）负责照顾他们的灵魂。

然而，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这一体系暴露出许多弊病。皇帝总是试图插手教会事务，而教皇则针锋相对，不断指点皇帝应怎样管理他的国家。然后，他们开始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相互警告，让对方别多管闲事。最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战争。

在此情形下，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呢？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既忠于教皇又服从于国王的。但是教皇与皇帝成了敌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臣民，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要给出正确的答案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在位的皇帝碰巧是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强人，同时又有充足的财源来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他就会倾向于翻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如果有需要，就会重兵包围教皇的宫殿，迫使教皇陛下服从帝国皇帝的指示，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但是，多数的情形是教皇方面更强大。于是，皇帝或国王连同他的全部无罪国民，将被一起开除教籍。这意味着境内所有的教堂都要关闭，没人能够受洗，垂死之人也不能举行临终忏悔。总之一句话，中世纪政府的一半职能都被取消了。

更糟糕的是，教皇还免除了人们对其君主的效忠宣誓，并鼓励他们起来反抗自己的宗主。但是，如果人们真的遵从了遥远的教皇陛下的指示，而被身处近处的国王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绞刑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事实上，这些可怜的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困境，而最倒霉的则是生活在公元11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当时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打了两场不分胜负的战役，非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反倒扰乱了欧洲的和平，使其陷入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混乱。

在公元11世纪中期，教会内部兴起了激烈的改革运动。当时，教皇的选举还是一件极不正规的事情。如果一位对皇帝有好感的主教入选，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每到选举之时，他们就会频繁地来罗马，运用他们手中的影响力，来支持倾向于自己的主教候选人。

公元1059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在罗马城内和周围的教会中，主教和执事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名为红衣主教团的组织，这些教会中的显赫头目被赋予选举未来教皇的绝对权力。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团选出了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的名字叫希尔德布兰德，是托斯卡纳地区一个极普通人家的儿子，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旺盛精力。格列高利深信，自己教皇之位的超然权力是建立在花岗石般坚固的信念和勇气之上的。在格列高利看来，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首脑，而且还应是所有世俗事务的最高上诉法官。教皇既然可以将普通的日耳曼王公提升到皇帝的高位，享有皇帝的尊严，他当然也有权随意废黜他们。他可以否决任何一项由某位大公、国王或皇帝通过的法律，但是，要是有谁胆敢质疑某项教皇宣布的敕令，那他可要当心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惩罚将是迅速而毫不留情的。

格列高利派遣大使到所有的欧洲宫廷，向欧洲君主们通告他颁布的新法令，并要求他们了解其内容。征服者威廉答应好好听话，但是从六岁开始便常与臣属打架的亨利四世，根本不打算屈从于教皇的意志。他召集了一个德国教区的主教会议，指控格列高利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的一切罪行，然后以沃尔姆斯宗教会议的名义废黜了教皇。

格列高利的回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并号召德意志的王公们驱逐这位德行败坏、不配为人君主的统治者。日耳曼的贵族们正乐得除掉亨利四世，纷纷要求教皇亲自前来奥格斯堡，为他们挑选一位新国王。

格列高利离开罗马，前往北方。亨利四世当然不是傻瓜，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危险处境。他必须马上行动，不计一切代价与教皇讲和。在凛冽的严冬，亨利四世越过阿尔卑斯山，火速赶往卡诺莎城堡，教皇在那里停下来短暂休息。从公元1077年1月25日至28日，整整三天，亨利装作一个极度忏悔的虔诚教徒，身穿破烂的僧侣装（但破衣之下藏着一件暖和的毛衣），恭恭敬敬地守候在城堡的大门前。后来他终于被允许进入城堡，并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但是亨利的忏悔并未持续多久。他一返回德国，很快又故态复萌，教皇再次把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亨利再一次召开了德意志主教团会议，废黜了格列高利。但是这一次，他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带上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他的军队包围了罗马城，强迫格列高利退位，并将他流放到萨莱诺，格列高利最终死在那里。教皇与国王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没能解决任何问题。亨利返回德意志，新教皇与皇帝之间的争斗又开始了。

不久之后，夺取了德意志帝国皇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变得比他们的前任更为独立。格列高利曾经宣称，教皇超越于所有世俗的君主之上，因为末日审判那一天到来时，教皇将为他所照管的羊群里的每一只羊的行为负责，而在上帝的眼中，一个国王不过是众多忠诚的牧羊人之一。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通常被人称为红胡子巴巴罗萨，提出了一个反对理论。他宣称，神圣罗马帝国是经“上帝本人的恩许”，赐予他的先祖掌管的。既然帝国的疆域包括意大利和罗马，他要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以将这些“失去的行省”加入到北方的国度中。弗里德里希在小亚细亚的一场战争中意外溺死，但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将继续与教皇战斗下去。他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当他很小的时候便受过西西里岛穆斯林文明的熏陶，教皇指控他犯下了“异端邪说”罪。的确，弗里德里希二世倒是真的对北方基督教界的粗犷作风、德国骑士的平庸愚笨以及意大利教士之阴险狡诈，怀有深刻的蔑视。但是他保持沉默，继续参加战争，从“异教徒”手里夺回了圣城耶路撒冷，并因此被封为圣城之王。但即便立下如此辉煌的护教功勋，他也没能抚慰教皇们。他们把弗里德里希逐出教会，将他的意大利属地授予安茹的查理，即著名的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的兄弟。这当然引发了更多的争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康拉德四世之子康拉德五世，试图夺回自己的意大利属地，但是被击败，他本人也被处死于那不勒斯。不过二十年后，在被称为西西里晚祷的事件中，极不受欢迎的法国人被当地居民统统杀死。所以战争仍在继续。

教皇与皇帝之间的争斗永远没法解决，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仇人慢慢学会了各管各的事情，互不干涉。

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他不愿去罗马接受加冕，觉得麻烦。教皇对此没有反对，但作为报复，教皇疏远了德意志。这意味着和平，可是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那些本可以用于内部建设的宝贵精力，却统统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上了。

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意大利的诸多小城市在教皇与国王之间维持着小心谨慎的平衡，设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增强了它们独立的地位。当朝拜圣地的伟大运动开始时，面对成千上万吵吵嚷嚷、急于拥向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战士，它们从容自如地解决了这些人的交通和饮食问题，而在战争结束时，它们已经能够用砖石和金子堆起坚固无比的防御，可以同时冷漠地蔑视教皇和国王了。

教会和国家相互争斗，而第三方——中世纪的城市——却攫取了胜利的果实。

第34章　中世纪的城市

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说“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

中世纪初期是一个拓荒与定居的时代。一个新来的部族，他们原本生活在罗马帝国东北部森林、高山与沼泽之外的荒野地带，这个地带是罗马帝国的天然屏障，此时，他们强行闯进西欧地区的肥沃平原，将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他们天生好动，就像有史以来所有的拓荒者一样，喜欢一直“在路上”。他们砍伐森林，然后又以同样的精力厮杀。他们没有人想在城市居住，都希望保持“自由”的状态，他们喜欢驱赶着羊群穿过草坡，感受微风拂面，让山间树林的清新空气充满他们的五脏六腑。当他们不再喜欢自己的旧居时，就会拔起帐篷，重新出发去寻找新的冒险历程。

弱者被淘汰，那些坚强的战士和他们的女人，勇敢进入荒野并幸存下来。就这样，他们进化成为一个非常强壮的种族。他们对生活中优美细致的东西不甚在意，总是在奔波忙碌，没有闲情逸致去玩乐器或写作诗歌。他们不喜欢空谈或讨论问题，教士作为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在公元13世纪中期以前，一个普通人如果能读书写字的话，会被认为是“女人气的男子”），人们都仰仗他解决所有的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问题。同时，那些日耳曼酋长、法兰克男爵或诺曼底大公（或者是别的什么头衔和称号的贵族），他们心安理得地占据着自己那份原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在帝国昔日辉煌的废墟中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让他们心满意足，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完美。

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处理好城堡和四野乡村的事务，就像任何软弱的普通人一样，期望着来世的天堂，对教会的戒律毕恭毕敬。他们对自己的国王或皇帝表现出十足的忠诚，以便和这些距离遥远但向来危险的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总之，他们总是尽力把事情做正确、做漂亮，对邻居们公正而又不真正损害自己的利益。

有时他们也感觉到，自己身处的并非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部分人沦为农奴或“长期雇工”，和牛羊同住于栏圈，自身也和牛羊一样变成了依附土地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谈不上特别幸福，也算不得异常悲惨。但是，他们还能怎么样呢？主宰着中世纪生活的伟大上帝当然毫无疑问是按着尽善尽美的方式来安排世界的。如果上帝凭其不可揣测的智慧决定这个世界该同时存在骑士和农奴，那么作为教会虔诚的儿女，他们是不应该质疑这种安排的。因此，身为农奴的人们也没什么好抱怨，但是当他们被奴役得太厉害的时候，就会像饲养不当的牲畜一样默默死去，主人们会因此做一些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世界进步的责任是落在农奴和他们封建领主肩上的话，那我们现在可能还像公元12世纪一样，牙疼了便念一番咒语来抵御肉体的疼痛，如果正好有一位牙医试图用他的“科学”来帮助我们，其结果只能招来我们的憎恶，我们会认为，那些邪里邪气的东西多半是来自穆罕默德信徒与“异教徒”，所以当然是既恶毒又无用处的。

当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身边有许多人不相信“进步”，他们还会通过一些当下时代的可怕事实，来向你证明“世界从来没有变化”。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这种论调上。你看，我们祖先几乎用了一百万年的时间，才学会用下肢直立行走，又花了好几个世纪，才终于能够把动物般的咕咕声进化成可以理解与沟通的语言。书写——为未来人类保存我们思想的技术，没有它，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是没有可能的，而它的发明不过是在短短的四千年之前。那些将自然的力量转化为为人类服务的想法，就在我们祖父那一辈时还是非常新奇的。因此，在我看来，人类其实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飞快速度在进步着，也许我们对舒适的物质生活关注得稍微多了一些，这种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必然会扭转。到那时，我们会集中精力去解决那些与身体健康、工资多少、城市下水道和机械制造等不相关的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对所谓“古老的美好时光”抱有过多的感伤之情。许多人眼里只看到中世纪留下的壮丽教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拿千年之前的城市和我们这个到处都是急匆匆的身影，充斥着喧嚣的噪声和汽车尾气的现代丑陋文明作比较，从而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但是，这些富丽宏伟的中世纪教堂边上，无一例外地布满了大量悲惨肮脏的贫民窟，与之相比，连现代最简陋的公寓也堪称豪华奢侈的宫殿。的确，高贵的朗斯洛和同样高贵的帕西法尔，当这些年轻纯洁的英雄上路去寻找圣杯时，他们当然用不着忍受汽油的臭味。但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其他臭味——谷仓牛栏的味道，扔到大街上的垃圾腐烂发酵的味道，包围着主教大人宫殿的猪圈味道，还有那些穿戴祖父传下的衣服和帽子而且一辈子没享受过用肥皂洗澡的人的味道。我不想着力描绘出一幅十分令人不快的画面，但是当你阅读古代编年史，看到法国国王在皇宫内悠然眺望窗外，却被巴黎街头拱食的猪群发出的冲天臭气熏得昏倒时，当你看到某本稍稍记载了一些天花和鼠疫横行惨状的古代手抄书时，你就会真正明白“进步”一词绝非现代广告人使用的时髦话。

不，如果没有城市的存在，过去六百年来取得的进步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将用比其他各章稍长一点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它太重要了，不可能像对待单纯的政治事件那样，用三四页的文字便概括了。

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叙利亚王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古希腊则是由许多小城邦组成的国家，腓尼基的历史就是西顿和推罗这两个城市的历史，罗马帝国无非就是罗马这个城市的“腹地”。文字、艺术、科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这是一个可以无穷开列的名单，它们全部都是城市的产物。

在差不多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称为城市的这个木质蜂房一直就是世界的大作坊。然后出现了大迁移，罗马帝国灭亡，城市被焚烧殆尽，欧洲再次成为一块由草原和小村庄构成的土地。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里，文明的土壤进入了休耕期。

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战争为文明的重新播种准备好了适合的土壤，但到了收获的季节，果实却被城市的自由民们抢先一步摘走。

我曾经讲过关于城堡与修道院的故事，在它们周围围绕着高大沉重的石墙，里面是骑士和僧侣的家园，前者负责保护人们的肉体，后者则悉心看护着人们的灵魂。你应该看到，一些手工匠人（屠夫、面包师，偶尔有几个制烛台的工人），如何来到靠近城堡的地方住下，以备他们主人的不时之需，同时在发生危险时可以寻求庇护。有时，领主会允许这些人将自己的房子围上栅栏，但是，他们的生计完全系于威严有加的城堡主人大发善心。当领主外出巡视时，他们要跪在领主的面前亲吻主人的手。

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以前的大迁移驱使人们从欧洲东北移居西部，而现在几百万的人民却从欧洲西部迁徙到高度文明的东南地区。他们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他们狭小居室的四壁之内，他们开始欣赏华美的衣服、舒适宜人的住房、全新口味的佳肴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神秘的东方新奇物品。当他们返回自己古老的家园，仍坚持认为自己应该享用这些稀有商品，于是，背着货囊走村串户的小贩——中世纪黑暗时代中唯一的商人，便在原有的商品目录里添加上这些新品种，他们买一辆货车，雇佣几个曾经的战士充当保镖，以防范随这次国际性战争而来的犯罪浪潮。就这样，他们以更为现代的方式做起了大规模的生意。做这个行当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每次他们进入另外一个领主的属地之内，都得交纳过路费和商品税。但是，做生意总是有利可图的，这些商贩也乐此不疲地继续着他们的贩运。

不久，某些精明能干的商人发现，那些他们一直从远方进口而来的商品其实也可以就近生产。于是他们腾出家里的一块地方，将它设为生产作坊，就这样，他们终结了商贩生涯，摇身一变成为产品的制造商。他们生产的商品不仅卖给城堡里的领主和修道院院长，而且还行销到附近的城镇。领主和修道院院长们用自己农庄的产品——鸡蛋、葡萄酒，还有在那个时代当作糖用的蜂蜜——来交换商人的商品。但是，市民和遥远的城镇居民则不得不支付现金，这样，制造商和销售商手里开始慢慢地积蓄起少量的金块，此举完全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的社会地位。

对你而言，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在一个现代城市里，如果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从早到晚，你都一直带着一个装满小金属圆片的钱包，以便随时支付费用。你需要一便士来乘公共汽车，一美元来吃一顿晚餐，三分钱买一份晚报。但是，在中世纪初期，许多人从出生到死去，一辈子都没看见过一枚铸造的钱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金币和银币都深深地埋在城市的废墟下面，继罗马帝国大迁移之后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个农民都种足够的粮食、饲养足够的绵羊和奶牛，完全自给自足。

中世纪的骑士同时也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很少出现必须付钱购买某种物品的情形。他的庄园里能够出产供他和家人吃、喝、穿的一切物品，修筑城堡所需的砖块是在最近的河边制造的，大厅的檩梁直接从自己拥有的森林采伐，少量来自国外进口的物品也是拿庄园出产的蜂蜜、鸡蛋、柴捆去交换的。

但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那场战争把古老农业社会的规矩打了个天翻地覆。设想一下，如果希尔德斯海姆公爵想要去圣地，他必须跋涉上几千英里的路程，一路上，他不得不支付自己的交通费、伙食费和住宿费。如果在家里，他可以拿田庄里的农产品跟别人交换，但是他总不能载着一百打鸡蛋和整车火腿上路，好随时满足某个威尼斯船主或布伦纳山口旅店主的口腹之欲。这些绅士坚持要收现金，因此公爵大人不得不被迫带上少量的金子去开始他的旅程。他到哪儿去找这些金子呢？可以从老伦巴德人的后裔伦巴德人那里去借，他们早已经变成职业的放债人，坐在兑换柜台（柜台被称为“banco”，它就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后面，很乐意用公爵大人的田产做抵押，然后借给他们几百个金币，这样，万一公爵大人死在土耳其人的手上，他们付出的钱也能得到偿还。

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后总是伦巴德人占有了庄园，而骑士却破产了，他们只好受雇于某个更细心、更有权势的邻居，为其作战。

当然，公爵大人还可以去城镇的犹太人居住区。在那里，他能够以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到钱，可这同样是笔很不划算的生意。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听说城堡附近小镇里的一些居民挺有钱的，他们打小就认识年轻的公爵大人，他们的父辈也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些人是不会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于是，公爵大人的文书——一位知书识字、常年为公爵记账的教士，给当地最有名的商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一笔小小的贷款。城镇里的居民聚集到为附近教堂制作圣餐杯的珠宝商家里讨论这件事，他们当然不好拒绝公爵大人的要求，如果收取“利息”，对他们而言也没有多大意义。首先，收利息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宗教原则；其次，利息也只能以农产品来支付，这些东西大家都绰绰有余，拿来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一整天都安静地坐在桌子前面的裁缝突然开口了，他看起来挺像个哲学家，“设想一下，我们请公爵大人恩允一件事情，作为我们借给他钱的交换。大家都喜欢钓鱼，但是大人偏偏禁止在他的小河里钓鱼，如果我们借给他一百金币，作为回报，他签署一张允许我们随意在他所拥有的河流里钓鱼的保证书，这样，他得到了急需的一百金币，而我们得到鱼，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交易。”

公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看起来倒是轻轻松松得到一百金币的好法子），他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亡证书。他的文书拟好协议书，公爵大人盖上自己的印章（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向东方出发。两年后，他回到家里，已是囊空如洗。镇民们正在城堡的池塘里钓鱼，他们排成一排的钓竿悠闲地此起彼伏于水边上。此情此景让公爵大为光火，他吩咐管家去把众人赶走。但是当天晚上，一个商人代表团造访了城堡，他们彬彬有礼，祝贺公爵大人平安归来。因为钓鱼的人而使大人不高兴，他们深表遗憾。但是，如果大人还记得的话，是其本人亲自恩允他们到池塘垂钓的。然后，裁缝出示了那封由大人盖章的特许状，从大人出发去圣地那天起，它便被细心地保管在珠宝商的保险箱里。

公爵大人更加生气了。但是，他现在还急需一笔钱。在意大利，他曾经在几张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它们现在正存放在著名银行家瓦斯特洛·德·美第奇手里。这些文件都是“商业期票”，再过两个月就该到期了，它们的总数目是340镑佛拉芒金币。在这种情形下，贵族骑士再也不能把骄傲的灵魂中冲天的怒火流露出来，相反，他要求再借一小笔钱，商人们答应回去讨论一下这件事。

三天后，他们又来到城堡，并同意借钱给公爵。他们非常高兴能在主人困难之际提供小小的帮助，但是，作为340镑金币的回报，公爵是否可以给他们再签署一张书面保证（又是一张特许状），准许人们建立一个由所有商人和自由市民选举出来的议会，由这个议会管理城镇的内部事务而不受城堡方面的干涉？

公爵大人被深深地激怒了。但是又一想，他确实需要那笔钱，所以只好答应并签署了特许状。一个星期后，公爵后悔了，他召集自己的士兵，闯进珠宝商的家里，问他要还那张特许状。公爵说，那是狡猾的市民趁着他手头紧，从他那里诱骗走的。公爵拿走了特许状，并一把火烧掉，镇民们安静地站在一旁，什么话也没说。但当下一次公爵急需用钱为他的女儿置办嫁妆时，他连一文钱也借不到了。经过在珠宝商家里发生的小纠纷之后，公爵大人被认为信用不佳，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公爵大人拿到合同数目的第一笔借款之前，镇民们重新握有了所有以前签署的特许状，外加一张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座“市政厅”和一座坚固的塔楼，塔楼将用作保管所有的文件和特许状，以防失火或失窃，但真正的用意无非是防止公爵大人和他的士兵们将来的暴力行为。

在那场战争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地普遍发生。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权力逐渐地由封建城堡向城市转移。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流血战斗，有几个裁缝和珠宝商被杀，有几座城堡被焚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封建领主却越来越贫穷。为维持他们的地位，封建领主总是被迫放宽公民自由的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地成长壮大。它们为逃跑的农奴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当他们在城墙背后居住若干年后，就获得了新的身份和自由。城市也成为附近乡村地区那些精力充沛、天性活跃的人的家园，他们为自己新获得的重要地位深感骄傲，沿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鸡蛋、绵羊、蜂蜜、盐等商品以货易货的古老市场周围，他们新建起教堂和公共建筑，公然表达自己的权利。他们期望子女们能获得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机遇，出钱雇佣了僧侣到城市来做学校教师。当他们听说某个人能够在木版上画出美妙的图画，他们就慷慨地许以重金，请他来把教堂和市政厅的四壁涂满金碧辉煌的《圣经》的图画。

与此同时，公爵大人坐在自己密不透风的城堡里，看着这一切繁华的景象，不由得后悔那一天，他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出卖自己封建特权的许可状。但他已经无计可施，那些箱子里满满地装着特许状和文件，镇民们对着他指指点点，不屑一顾。他们现在是自由人，准备好好享受他们获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可是他们用汗水和持续的斗争，经过十几代人才辛苦得来的。

第35章　中世纪的自治

城市中的自由民如何在皇家议会中维护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人类历史还处于游牧阶段时，在四处漂泊的牧羊人部落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对整个社群的福祉和安全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

但是当他们定居下来以后，有的人变富，有的人变穷，政权便渐渐转移到那些不必为生计而艰苦劳作，能够一心一意投身政治的富人手中。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富人掌握统治权的情形是如何在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发生的。当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恢复过来，再度建立起正常的政治与生活秩序时，这种情形在西欧的日耳曼部族中同样发生了。最早的时候，西欧世界是由一位皇帝来统治的，他是从大罗马帝国中七八个最有权势的国王中选出来的，他享有很多虚衔，但基本没有实际的权力。虽然国家是由处境岌岌可危的国王们统治着，但日常的行政管理职责则落在数以千计的封建领主手中。他们的属民是农民或者农奴，当时基本没有城市，更谈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但是在公元13世纪期间（在缺席了差不多整整一千年之后），中产阶级，也就是商人阶级，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前一章所讲，这一阶级的出现伴随着权力的兴盛，意味着封建城堡影响力的衰退。

到目前为止，统治自己领地的国王还仅仅把精力专注在贵族和主教们的需求之上。但是，逐渐成长壮大的贸易与商业的新世界，则迫使他承认中产阶级强有力的存在，否则便要承受国库亏空之苦。国王陛下们（如果按照他们本意）情愿向他们的牛和猪咨询财政问题，也不愿求教于城市的自由民。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挣扎着吞下这颗镀了金子的苦果。

在英格兰，当狮心王查理一世不在任时（他去了圣地，但是他战争旅程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度过的），国家的管理权交到查理的兄弟约翰手里，约翰在带兵打仗的事情上不如查理，但在拙劣治理国家方面，两人倒是有一拼。约翰以丧失了诺曼底和大部分法国的属地作为其摄政王的开始。接下来，他又使自己卷入了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争吵中，英诺森三世是霍亨斯陶芬家族著名的敌人，教皇把约翰驱逐出教会（就像两百年前格列高利七世对付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的样子）。到公元1213年，约翰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表示忏悔，求得与教皇和解，其情形和亨利四世在公元1077年所做的如出一辙。

约翰一点也不因失败而泄气，他继续滥用王权，直到愤怒的大臣们再也忍不下去，将这位君主禁闭起来，迫使他允诺好好治理国家，并保证永远不再侵犯臣属们自古拥有的权利。这一事件发生于公元1215年，在泰晤士河畔靠近伦尼米德村的一个小岛上。那份由约翰签上自己名字的文件被称为《大宪章》，它所包含的内容没什么新意，只是以简单明了的话语重申了国王古老的职责，并一一列举了他的大臣理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它对占当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权利（如果有的话）基本没有涉及，但是对新兴的商人阶级则允诺了某些保障。它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宪章，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精确言辞，限定了国王享有的权力。但是，《大宪章》依旧是一份纯粹的中世纪文件，并未涉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除非他们碰巧属于某位大臣的财产，那才可以保护他们免遭皇室暴政之害，就如同男爵的森林和牛应严加看守，以防皇家林务官过分热心。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在陛下的议会上听到截然不同的论调。

无论从天性还是性格倾向上来说，约翰都是一个糟糕的家伙，他刚刚才庄严承诺要遵守《大宪章》，但随后他就迅速破坏了每一项条款。幸运的是，约翰很快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亨利三世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承认了《大宪章》。与此同时，他的叔叔查理，忠诚的基督徒，已经耗费了国家大量的金钱，不得不想办法寻求一笔小小的借款，好偿还精明的犹太人的债务。作为皇家顾问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主教们却无法为国王提供这笔迫在眉睫的金钱，国王亨利只好下令，征召一些城市的代表来出席他的大议会例会。公元1265年，这些新兴阶级的代表初次亮相，他们只被允许作为财政专家出席会议，而并不能参与对国家事务的一般性讨论，但是可以提出如何增加税收方面的建议。

然而，逐渐地，这些“平民”代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事情都会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个由贵族、主教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会议发展成固定的国会，法语中的“oln parlait”，意思是“人民说话的地方”，重大的国家事务在做出决定之前都要在此讨论。

但是，这样一个拥有一定执行权的咨询会议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项源自英国的发明，这种由“国王和他的议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绝非不列颠群岛的专利，你在欧洲各国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一些国家，比如法国，中世纪后皇权的迅速滋长大大减少了“国会”的影响力，甚至它的影响力降为零。公元1302年，城市的代表已经被允许出席法国议会，但是直到五个世纪之后，这个“国会”才强大到能够维护“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并最终打破了国王的权力。随后，他们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终于废除了国王、神职人员及贵族的特权，使普通人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真正统治者。在西班牙，“cortes”（即国王的议会）早在公元12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向平民开放。在德意志帝国，一些重要的城市取得了“帝国城市”的地位，帝国议会必须倾听其代表的意见。

在瑞典，民众的代表们已然参加了于公元1359年召开的第一界全国议会。在丹麦，公元1314年重新开始了古老的全国大会，虽然贵族阶层经常以牺牲国王和人民的利益来攫取对国家事务的控制权，但城市的代表从来没有被完全剥夺了权利。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有关代表管理政府的故事更为有趣。在冰岛，由所有自由土地拥有者组成议会，负责处理全岛事务，这个议会从公元9世纪开始就定期召开，并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在瑞士，不同行政地区的自由市民努力捍卫他们的议会，防止邻近地区一些封建主的掠夺，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最后，再来看看低地国家。在荷兰，早在公元13世纪，许多公国和州郡的议会便允许第三等级的代表出席。

到了公元16世纪，一些小省份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国王，在“三级会议”上正式废除了国王陛下，并将神职人员驱逐出议会，彻底打破了贵族权力，并在七个地区一起组成的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中享有完全的政府管理和行政权力。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议会的代表们自己统治国家，没有国王，没有主教，也没有贵族。城市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善良的自由民就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第36章　中世纪的世界

中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他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日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发明。没有了日期，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除非我们特别小心，不然就很容易被日期戏弄。它有一种使历史过分精确的天性。比如，当我谈到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和观点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公元476年12月31日时，所有的欧洲人突然一起惊呼：“啊，现在罗马帝国灭亡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中世纪了。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你可以在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宫廷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们在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和对生活的看法上，完全像一个罗马人。另一方面，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某些人从未脱离过穴居人的阶段。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年代都是相互重叠的，一代人的思想紧接着另一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连接。但是，研究中世纪许多代表人物的思想，能让你真正了解当时的人们对于人生及生活中许多难题的普遍态度，这项工作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首先，记住这一点，中世纪的人们从未将自己视为生而自由的公民，可以来去自如，并凭借自己的才能、精力或运气改变自己的命运。恰恰相反，他们统统把自己看作整体的一分子，这个体制里面包括皇帝与农奴、教皇与“异教徒”、英雄与恶棍流氓、富人与穷人、乞丐与盗贼。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神圣的秩序，并且从来不问为何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当然和现代人截然不同，现代人不会接受既定的命运，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改善自己的经济与政治条件。

对于生活在公元13世纪的人们来说，未来的世界——布满金色光芒的天堂和充满烈火式磨难的地狱——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空话或者模糊的神学词句，这是真实的情况，中世纪的自由民和骑士们都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为来世生活做准备。我们现代人是在历经圆满的一生之后，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特有的平静安详，迎接一个充满尊严的死亡。在经历了六十年的辛苦工作和努力之后，我们怀着一切都会好转的心情悠然长眠。

但是在中世纪，咧嘴微笑、骨骼咯咯作响的死神却随时陪伴在人们身旁。他用恐怖刺耳的琴声惊醒睡梦中的人们，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当他们带着女伴外出散步时，他躲在树林和灌木丛后面向他们心怀叵测地微笑。如果你小时候不是听安徒生和格林讲的美丽动人的童话，而是听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怪故事长大，你一样也会终其一生，活在对最后时刻和末日审判的恐惧之中。这正是发生在中世纪儿童身上的真实情形，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里，天使只是偶尔地出现一下。有时，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的心灵充满谦卑和虔诚，但是更多的时候，恐惧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他们，使他们变得残忍而敏感。他们会先把所攻占城市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杀掉，然后举着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双手，虔诚地前往圣地，祈求仁慈宽厚的上帝赦免他们所有的罪行。是的，他们不仅仅是祈祷，他们还流着伤心的眼泪，向上帝承认自己就是最邪恶的罪人。但是第二天，他们又会去屠杀整整一营的撒拉逊敌人，心中不存一丝半点的怜悯。

当然，这些骑士遵循的是与普通人不尽相同的行为准则。但是在这些方面，普通人与他们的主人并无二致。普通人就像一匹生性敏感的野马，很容易被一个影子或一张纸片给惊吓到，同样也能够忠心耿耿地为主人提供服务，但是当其在狂热的幻想中看见鬼怪时，就会惊吓不已地跑开，做出可怕并极具破坏性的事情来。

然而，在评判这些善良的人时，最好要记得他们当时生活的糟糕环境，这些没有知识的野蛮人，装出一副文明人的样子。查理曼大帝和奥托皇帝虽然名义上被称为“罗马皇帝”，但他们和一位真正的罗马皇帝（比如说奥古斯都或马库斯·奥里欧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就如同刚果皇帝旺帕旺帕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瑞典或丹麦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他们是生活在罗马帝国辉煌古迹上的野蛮人，古老的文明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们摧毁，使他们没机会享受其中的好处。他们对那些如今连十二岁的小孩都耳熟能详的事实，却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就是《圣经》，不过《圣经》只能够把人类历史向美好方向引导，如《新约全书》中那些教导我们博爱、仁慈和宽恕的章节。但想要学习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几何学和其他所有学科，《圣经》则无能为力。在公元12世纪，第二本书被列入了中世纪文库，那就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纂的实用知识大百科全书。为什么基督教会在谴责所有希腊哲学家为“异端邪说”的同时，却愿意把这一崇高的荣誉授予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本书仅次于《圣经》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被视为唯一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他的著作可以放心地交到真正的基督徒手中。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传到了欧洲。它们先是从希腊传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然后在公元7世纪，当穆斯林征服埃及时，又被穆罕默德的信徒从希腊文译成了阿拉伯文。它们随着穆斯林军队来到西班牙，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的大学里，这位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家乡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地区）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普遍的传播。随后，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又被越过比利牛斯山前来接受自由教育的基督教学生译为拉丁文，最后，这一辗转漫游了很长路程的哲学名著译本终于在欧洲北部的许多学校讲授，其具体经过不太清楚，但却很有趣。

有了《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大百科全书的帮助，中世纪最杰出的人士开始着手解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并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体现了上帝的伟大意志。这些聪明人，所谓的学者或导师，确实称得上才智超群。但是，他们的知识完全来源于书本，而不是实际的观察，如果想在课堂上做一番有关鲟鱼或毛虫的讲演，他们就得先翻翻《新/旧约全书》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然后告诉学生们这几本伟大著作里关于鲟鱼或毛虫都讲了些什么。他们不会冲向最近的小河捉一条鲟鱼看看，也不会离开图书馆，散步到后院去抓几条毛虫，观察这种奇怪的动物在土生土长的巢穴里是如何生活的。甚至即便是阿尔伯特·马格纳斯或托马斯·阿奎那这样有名的学者，他们也从不思考巴勒斯坦的鲟鱼和马其顿的毛虫与生活在西欧的同类有哪些差异？

有时很偶然地，也有如罗吉尔·培根式的人物出现在学者们的讨论会上，真的捉了几条鲟鱼和毛虫，在讲台上拿着古里古怪的放大镜和看起来相当滑稽的显微镜开始做实验，证明了眼前的鲟鱼和毛虫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生物是有区别的，那些尊贵的学者则纷纷摇头。培根走得太远了，他甚至斗胆宣称，一小时实实在在的观察抵得上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十年的研究，并且还说那位希腊人的著作虽好，但还是别翻译为妙。学者们纷纷赶去找警察说：“这个人对于国家安全是莫大的危险，他让我们学习希腊文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他为什么对我们的拉丁-阿拉伯译本心怀不满？而我们这些善良虔诚的信徒几百年来都读这个译本，我们不是一直很满意吗？他为什么对鱼和昆虫的内脏那么着迷？他多半是个心存险恶的巫术师，妄图用他的巫术迷惑人们的头脑，把世界的秩序搞乱。”他们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把负责捍卫和平秩序的警察们吓坏了，宣布禁止培根在十年内再写一个字。当培根恢复研究后，便汲取了一个教训，他开始用一种古怪的密码写书，让自己同时代的人一个字也看不懂，因为教会一直严防人们问出一些可能导致怀疑现存秩序或动摇信仰的问题，所以用这种密码的方法非常流行。

然而，这种做法并非出于任何险恶用心而让民众愚昧无知，在那个时代打击“异端”思想者的心里，其实涌动着一种非常善良的感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现世生活不过是为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做准备。他们深信，了解过多的知识反而使人感到不安，让人们的心灵充满危险的念头，必将导致怀疑并最终走向毁灭。当一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看到他的学生离开《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启示的正统思想，走入危险的迷途，想自己独立研究一些东西，他会感到异常不安，就像一位慈母看见年幼的孩子正在走近滚热的火炉一样。她知道，如果任由孩子触摸火炉，他一定会烫伤手指，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拉回来，如果必要的话，她不惜使用强力。但是，她是真心爱着这个孩子，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为他好。同样，中世纪的灵魂捍卫者们，在与信仰有关的所有事务上要求严格，并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都是为他们所看顾的羊群服务，并随时准备着伸出援助之手。在当时的社会，他们的影响力是随处可见的，成千上万的虔诚男女倾尽全力，来改善世人的悲惨命运。

农奴就是农奴，他的地位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但是，中世纪善良的上帝虽然让农奴一生做牛做马，但他同时也赋予了这个卑微的生命一个不朽的灵魂，他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也能像一个善良的基督徒那样生活和死去。当他年老体衰，无法再承担繁重的劳役之时，他为之工作的封建领主便负有照顾他的责任。因此，中世纪的农奴虽然生活单调沉闷，可从来不用为明天担心。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会突然之间失去工作，头顶上永远有一片挡风避雨的屋顶（可能有点漏雨，但毕竟也是个屋顶），也一直有东西吃。

这种“稳定”和“安全”感在中世纪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普遍存在着。在城市里，商人和工匠们组织起行会，确保每一个成员都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行会不鼓励那些雄心勃勃的人做得比自己的邻居更好，而是常常保护“得过且过”的“懒汉”。行会也在整个劳动阶层里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满足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在现代竞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中世纪的人们深知“囤积居奇”的危险，当某一个富人手中控制了所有能买到的谷物、肥皂或腌鲱鱼时，就可以迫使人们以他规定的价格在他那儿购买商品。因此，政府会限制批发和大宗贸易，强迫商人必须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

中世纪不喜欢竞争。竞争只能使世界充斥着明争暗斗，还会产生一大群野心勃勃向上爬的投机家。既然末日审判的日子就快来临，到那时尘世的财富将变得毫无意义，善良的农奴将进入天堂的金门，而那些坏骑士会被打到地狱的最深处接受烈火的惩罚。

总之，中世纪的人们被要求放弃部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以便于他们可以从身体和灵魂的贫困中享有更大的安全感。

大多数人都不反对这种安排，他们坚信，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短暂过客——他们来到此地，无非是为另一个更幸福、更重要的来生做准备。他们故意背过身去，不看遍布这个世界的痛苦、邪恶与不义。他们拉下百叶窗，遮挡住炫目的阳光，好让自己能一心一意地阅读《启示录》中的章节，这些文字告诉他们，只有天堂之光才能照亮他们永恒的幸福。面对着尘世中的大部分欢乐，他们试图闭上眼睛，为的是能够享有就在不远处等待他们的欢乐未来。他们视现世的生命为一种必须忍受的罪恶，把死亡作为辉煌时刻的开始而热烈期待。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从不为未来担心，他们努力生活与创造，试图就在今生今世、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来。除了奴隶以外的自由人们，把生命变成了一件极其愉快、享乐的事情。中世纪则是另一个极端，人们在高不可及的云端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天堂，把眼前的世界变成了所有人的渊薮，无论你高贵或者卑贱，富裕或者贫穷，聪明或者愚昧，皆不例外。现在，钟摆朝另一个方向摆动的时候到了，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讲述给你们听。

第37章　中世纪的贸易

地中海地区是如何再次变成一个生意繁忙的贸易中心的？意大利半岛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与亚洲和非洲商业交流的集散中心的？

在中世纪晚期，为什么意大利半岛的诸多城市率先兴盛起来，取得了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其中有三个原因。首先，在很早以前，意大利半岛就是罗马帝国的中心，这里有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公路、城镇和学校。

蛮族人入侵欧洲的时候，他们像对待其他各地一样，肆意焚烧毁坏了意大利的一切，但是这里建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还有一部分幸存下来。其次，教皇陛下居住在意大利，作为一个庞大政治机构的首脑，他拥有土地、农奴、城堡、森林、河流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法庭，他还经常接受大量金钱的捐赠。教皇的权威必须要通过支付金银来表现，就像威尼斯、热那亚的船主和商人一样。在给遥远的罗马城付账之前，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奶牛、鸡蛋、马匹和其他所有农产品必须被兑换为实用的现金，这使得意大利成为金银相对较多的一个国家。最后，在战争期间，意大利城市成为了运载基督徒战士去往东方的海运中心，赚取的利润之高，让人几乎不敢相信。

早在战争期间，欧洲人就开始依赖这些远东的商品，当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意大利城市仍然是那些东方商品的集散中心。

在这些城市里面，很少有能与威尼斯齐名的。威尼斯是一个海滨之上的城市共和国，在公元4世纪野蛮人入侵的时候，海对岸的人从半岛大陆逃到这里躲避战祸。因为这里四面都被海包围着，人们便开始从事海盐制作的生意。在中世纪时，食盐是相当紧缺的商品，价格也非常之高。几百年来，威尼斯一直垄断着这种不可或缺的餐桌调味品（我说食盐不可或缺是因为，人同羊一样，如果食物中的食盐含量不足就会生病）。威尼斯人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大大增强了其城市的力量，有时，甚至敢于公然对抗教皇的权威。城市变得越来越富有，人们开始建造船只，用于与东方的贸易。在战争期间，这些船只又被用于运载基督徒战士去圣地，当旅客无法以现金支付他们高额的船费时，他们便不得不帮助威尼斯人去攫取土地作为补偿。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小亚细亚和埃及的殖民地不断扩张。

到了公元14世纪末，威尼斯的人口增长到二十万，使其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普通市民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政府管理成为少数富有商人家族的私事。他们通过选举选出一个参议院和一位公爵，但城市真正的统治者是著名的十人委员会。他们靠一个组织高度严密的私人密探和职业刺客体系来维持政权，这些人负责监视所有的市民，并秘密处决那些可能对目空一切、高压专横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构成威胁的人。

而在佛罗伦萨则是另一种极端的政权体制，充满了太多动荡和不安的民主政治。这个城市控制着欧洲北部通往罗马的大道，依靠这种幸运的地理位置赚来的金钱全部投资在商品制造业上。佛罗伦萨人试图以雅典人为榜样，贵族、教士和行会成员，全部参与到城市事务的讨论之中，这导致了永无休止的骚乱。在佛罗伦萨，人们永远分属不同的政治流派，各个党派之间激烈斗争，一旦某党派在议会中取得胜利，他们便流放自己的竞争对手，将其财产充公。经过几个世纪的暴民统治，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家族成为了佛罗伦萨及其周边乡村的主宰者，并按古代雅典的“专制暴君”方式统治着这些地区——这个家族被称为美第奇家族。最早的美第奇是外科医生（在拉丁语中，“美第奇”就是医生的意思，这个家族也以此得名），但后来，他们就转行成为银行家。他们的银行和当铺遍布所有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直至今天，你还能在美国当铺的招牌上看到三个金球，它就是势力强大的美第奇家族族徽上的图案。这个家族不仅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而且还将女儿嫁给法国国王，他们死后埋藏他们的陵墓，其奢华气派足以与恺撒大帝相媲美。

著名的城市还有热那亚——威尼斯最大的竞争对手，那里的商人专做与非洲突尼斯及黑海沿岸几个谷仓的贸易。另外，在意大利半岛上还散布着二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每一个都是完美的商业单元，人们怀着无休止的仇恨打击对手，因为对方的强大就意味着自己的商业利润在减少。

东方与非洲的商品运达这些集散中心，再被转运到欧洲西部和北部去。

热那亚通过海路将货物运抵法国马赛，在那里重新装船，运往罗纳河沿岸城市，而这些城市又成为了法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零售市场。

威尼斯则通过陆路将商品运往北欧。这条古老的大道经过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口，这里曾是野蛮人入侵意大利的古老门户。经因斯布鲁克，威尼斯的货物被送往巴塞尔，在那里，再顺莱茵河而下，到达北海地区和英格兰，或者是将货物运到富格尔家族（该家族既是银行家，又是制造商，通过苛扣工人的工资而发了大财）控制的奥格斯堡，在他们的照管下，将货物分送到纽伦堡、莱比锡、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及哥得兰岛上的维斯比，而维斯比又进一步满足波罗的海北部地区的需要，并直接与俄罗斯古老的商业中心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进行交易，该共和国于公元16世纪中叶毁于伊凡雷帝之手。

欧洲西北沿海的小城市也有着自己有趣的故事。在中世纪的世界，鱼的消费量是相当庞大的，那时存在大量的宗教斋戒日，人们在斋戒时不能吃肉。所以，对于那些远离海岸和河流的人来说，除了吃鸡蛋，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还好在公元13世纪初期，一位荷兰渔民发明了加工鲱鱼的方法，可以使鲱鱼运送到遥远的地区。从此，北海地区的鲱鱼捕捞业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商业支柱。可是在公元13世纪的某个时候，这种大有价值的小鱼（出于它们自己的原因）突然从北海迁居到波罗的海，使得这个内海周边的地区大发其财。每逢鲱鱼的捕获期，全欧洲的捕鱼船云集波罗的海。由于这种鱼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捕获期（其余时间它们都待在深海里，繁殖大群的小鲱鱼后代），捕捞船在非捕捞季无所事事，人们只能另找工作。于是，渔船便被用来把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小麦运到欧洲南部和西部，回程时，再把威尼斯、热那亚的香料、丝绸、地毯和东方挂毯运送到布鲁日、汉堡和不来梅。

从这样简单的商品转运开始，欧洲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体系，它从布鲁日、根特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当地强大的行会与法国国王、英格兰君主发生了激烈斗争，并最终建立起一个使雇主和工人都破产的劳工专制），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座原本强大的城市被伊凡沙皇所攻占，他不相信所有的商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屠杀了六万居民，而幸存者也全部沦为乞丐。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海盗、苛捐杂税及各种法律的滋扰，北方城市的商人们成立了一个保护性联盟，世称“汉萨同盟”。它的总部设在卢卑克，由一百多个城市自愿组成。汉萨同盟拥有自己的海军，随时在海上巡逻，如果英格兰和丹麦国王胆敢干涉汉萨同盟商人们的权利，海军就会与之开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我真希望能多一些时间和篇幅，好好给你们讲述这个奇特贸易旅程中的美妙故事。这种贸易要跨越险峻的群山，穿过汹涌的深海，随时处在重重危险的包围之中，也因此每一次行程都无异于一次华丽的冒险。不过要详细讲这些故事，恐怕要写上好几卷书才行。

另外，我希望给你们讲了这么多有关中世纪的事情，能够引起你们的好奇心去阅读更多优秀的著作。

正如我试图向你们指明的，中世纪是一个进步异常缓慢的时代。当权者们相信，“进步”是一个用心险恶的发明，当然不应该被鼓励，恰好他们又占据权力的位置，所以更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顺从的农奴和目不识丁的骑士身上。零星地，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勇敢者站出来，冒险闯进科学的禁区，但是他们的遭遇往往非常悲惨，能够保住性命或者免去二十年牢狱之灾的，就相当幸运了。

在公元12、13世纪，国际贸易的洪水席卷了整个西欧大地，就像四千年前尼罗河水冲刷着古埃及的山谷，洪水过后留下了肥沃的土壤。繁荣意味着悠闲的时间，而闲暇则给了人们机会，让他们去购买书籍，培养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兴趣。

再一次地，世界充满了神圣的好奇心，使得人类突飞猛进地超越了自己的同类远亲，在它们还过着沉重麻木的动物生活时，人类却创造出文明。此外，我在上一章讲过的那些城市，给敢于脱离现存秩序、进入开阔天地的勇敢先驱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他们开始动手工作，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书房窗户和自己好学求知的细胞。洪水般的阳光涌进落满灰尘的陋室，让人们看到了在漫长的半黑暗时代布满蜘蛛网的文化遗产。

他们开始打扫房间，还需要修整一下自己的花园。

当他们走出室外，走向开阔的田野，走近几乎坍塌的城墙，忍不住感叹道：“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很高兴我生活于其中！”

此刻，中世纪走到了尽头，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了。

Part C 文艺复兴到未来

第38章　文艺复兴

人们为自己的生活欢欣鼓舞。他们试图挽救古罗马和古希腊令人身心愉悦的文明遗迹，并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这一时期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文明的再生。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次政治或宗教运动，它是一种意识形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的虔诚教徒，是国王、皇帝和公爵统治下的顺民，毫无怨言。

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改变了。大家开始穿不一样的服装，讲不一样的话语，在不同于以往的房子里，过着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所有的思想与精力都集中在进入天堂去永生，而是开始尝试在这个世界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说实话，他们取得了非凡的进步。

我经常告诫你们，要警惕历史日期的危险性。人们太拘泥于从字面上看待历史日期了，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随着钟声“咔嗒”一响，文艺复兴运动就此开始了，城市和宫殿在这一瞬间被文明的光芒充满了。

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公元13世纪当然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它是否仅仅就是一个充斥着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呢？显然不是。人们异常活跃，伟大的国家在建立，庞大的商业中心在蓬勃发展。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屋顶旁，那纤细的塔尖是新建成的哥特式大教堂，世界各地都生机勃勃。市政厅里高傲显赫的绅士们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依靠他们最近获得的财富），正在为争夺更多的权力而与封建领主斗得不可开交。行会成员们好像突然意识到“多数有利”这一重要原则，也正在市政厅里与绅士们一决高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利用两者之间的斗争趁机浑水摸鱼，竟捉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闪闪的鲈鱼，还当着那些又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弟兄的面，精心烹调，并享受起这些美味来。

当长夜降临，灯光昏暗的街道不再欢迎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为活跃气氛，普罗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国的游吟诗人登场了，他们讲述着冒险生涯、英雄主义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谣唱颂浪漫，表达对天下美女的忠心。与此同时，青年人再也不能忍受缓慢的进步，他们成群地拥入大学，引出另一番佳话。

中世纪是富有“国际精神”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令人费解，请听我慢慢解释。我们现代人是具备“民族精神”的。我们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各自说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我们上着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大学，除非一心想要研读外国才有的某项专门学科，否则不会去慕尼黑、马德里或莫斯科学习另一种语言。但是公元13、14世纪的人们很少称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设菲尔德公民”或“我是波尔多公民”“我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教会，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情谊。而且，由于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会说拉丁语，他们便掌握着一门国际性语言，避免了愚蠢的语言障碍带来的麻烦。在现代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这种语言障碍无处不在，使得弱小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让我们来看看伊拉斯谟的例子。他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于公元16世纪完成了他的全部书稿，是一位宣扬宽容和欢笑的伟大导师。他用拉丁语写作，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读者。如果他活在今天，大概只能用荷兰语写书，这样也就仅仅五六百万人能够直接阅读他的著作。要想让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理解他的思想，出版商就不得不将其著作译成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这要花上很大一笔钱，更可能的情形是，出版商压根就不会招惹这个麻烦或者冒这个风险。

在六百年前，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那时的大多数人还处于非常无知的状态，根本不会读书或写字。对于那些掌握了使用鹅毛笔这一困难技艺的人来说，他们全都属于一个国际文坛，这个文坛跨越整个欧洲大陆，不存在国界，也没有语言或国籍的限制。大学是这个国际文坛的坚强后盾，当时的大学没有围墙，只要有一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凑在一块儿，那里就是大学。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现代又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如今，要建立一所新大学，其遵循的程序（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的：某个富人想为他居住的社区做一些事，或者某个特定的宗教社团想建立一所学校，来将信徒的孩子们置于可靠的监督之下，或者一个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教师一类的专业人才，这时提出了建立大学的想法。接着银行户头里要有一大笔办校资金用来大兴土木，修建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最后，招聘职业教师，举行入学考试，这所大学便步入轨道了。

但是在中世纪，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位聪明人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分享给别人。”这样，无论何时何地，一旦能聚集起几个听众，他便开始传播其智慧，就像现代的街头演说家一样。如果他是一位言辞有趣的演说家，人们就会聚拢过来，待在那里听他讲什么。如果演说沉闷乏味，人们就耸耸肩膀，继续赶路。

渐渐地，有一帮年轻人开始固定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辞。他们随身还带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记下那些听起来好像很重要的话。有一天，下雨了。于是，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转移到某个空地下室或者去“教授”的家里。这位博学的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则席地围坐，这就是大学的开始。在中世纪，“universitas（大学）”一词，原意就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教师”意味着一切，至于他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执教则无关紧要。

我还要举一个发生在公元9世纪的例子。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小城里，有很多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吸引了许多有志学习医学的人前来求教，于是就产生了延续将近千年的萨莱诺大学（直到1817年才关闭），它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医学智慧，这位伟大的希腊医生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曾在古希腊半岛广施医术，行医救人。

还有阿贝拉德，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神父，公元12世纪初期，他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千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蜂拥到这座法国的城市聆听他讲课，而那些不同意阿贝拉德观点的神父也站出来阐述他们的理论。很快巴黎便挤满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英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还有来自遥远的瑞典和从匈牙利赶来的学生，这样，在一个塞纳河小岛的老教堂附近，诞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一位名叫格雷希恩的僧人为那些想了解教会法律的人编纂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多年轻教士和俗家人纷纷自欧洲各地前来，听格雷希恩阐释他的思想。为保护自己不受地主、小旅店老板和房东老板娘的压迫，他们组织了一个联合会（或称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接下来，在巴黎大学的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一群对当局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渡过英吉利海峡，他们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为牛津的小村庄，找到了热情好客的新主人，这样，著名的牛津大学成立了。同样，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也发生了分歧。心怀不满的部分教师（同样带着他们的学生）迁移到帕多瓦另起炉灶，从此，这座小城也能以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而自豪了。就这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到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提埃到德国的罗斯托克，一所所大学在欧洲各地建立。

的确，对于现在习惯了聆听数学和几何原理的人们来说，这些早期教授所讲的东西听起来未免有些荒谬可笑。然而，我在这里想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公元13世纪，并非一个世界完全停滞不前的时代。在年轻一代里面，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和四处洋溢的热情，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就算有些不好意思，他们也会无休止地问下去。在这片不安和躁动的土地上，文艺复兴诞生了。

但是，就在中世纪的舞台落下帷幕之前，还有一个孤独的身影从舞台上走过，对于这个人，你需要了解比他的名字更多的东西。这个人名叫但丁，是佛罗伦萨一位律师的儿子，属于阿里基尔利家族，他出生于1265年。但丁在祖辈们生活的佛罗伦萨长大，在他成长的年代，乔托正致力于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生平事迹，画到圣十字教堂的四壁上，但是，在少年但丁上学的路上，他经常会惊恐地看到一摊摊血迹，这些血迹诉说着当时的教皇的追随者奎尔夫派和皇帝的支持者吉伯林派彼此刀戈相向，流血与杀戮延绵不休。

但丁长大后，因为他的父亲是奎尔夫派成员，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一员，就像一个美国孩子最后成了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碰巧属于其中一党。但是几年之后，但丁看到，意大利除非统一在一个领导者之下，否则成千个小城市出于嫉妒而相互倾轧，最终会走向毁灭。于是，他改投了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

他的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寻求北方的帮助。他希望能有一位强有力的皇帝前来整顿意大利，重建统一和秩序。可惜，他的希望落空了。1302年，吉伯林派被放逐出佛罗伦萨，从那时起，直到1321年在拉韦纳城的废墟中孤独地死去，但丁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着许多富人餐桌上的面包果腹，这些人的名字本来将被后人所遗忘，但仅仅因为他们对落魄的伟大诗人的善心，而得以流传了下来。在但丁长年的流亡生涯中，他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自己必须为当年在家乡作为政治领袖的种种行为辩护，他还怀念当年漫步在阿尔诺河的河堤上，希望能够瞥一眼美丽的比阿特丽斯·波提纳里，尽管在吉伯林派灾难来临前的十几年，她就已经嫁为人妻并不幸死去。

但丁的政治雄心彻底以失败告终。他曾满怀赤诚地为生养他的佛罗伦萨效力，可腐败的法庭却指控他盗取公共财富，并被处以终身流放的刑罚，如果他胆敢回到佛罗伦萨，就将被活活烧死。为了在同时代的人们面前洗清自己，更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丁用诗歌创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详细叙述了他事业失败的种种因素，并描绘了无可救药的贪婪、私欲和仇恨，是如何将自己美丽的祖国意大利变成了一个任邪恶自私的暴君们相互争权夺利的战场。

他向我们叙述了1300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在一片浓密黝黑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自己的前路被一只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匹狼阻挡。正当他绝望时，一个身披白衣的身影从树丛中浮现，他就是古罗马诗人与哲学家维吉尔。维吉尔受圣母马利亚和比阿特丽斯所托来将他引出迷途，因为比阿特丽斯在天上看到了她的情人但丁处境危险。随后，维吉尔带领着但丁踏上了穿越炼狱和地狱的旅程。曲折的道路将他们引向越来越深的地心，直到最后到达地狱的最深处，魔鬼撒旦在这里被冻成永恒的冰柱，围绕着撒旦的，是那些最可恨的罪人、叛徒、说谎者，以及那些用谎言和行骗来获取名誉的欺世盗名之徒。但是，在这两位地狱漫游者到达这个最恐怖的地方之前，但丁还遇见了所有在他挚爱的佛罗伦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皇帝和教皇们，勇猛的骑士和满腹牢骚的高利贷者，他们全都在这里，被注定永远受惩罚，或者等待赦免之日，那时他们将离开炼狱前往天堂。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它是一本关于公元13世纪人们生活的手册，满满地记载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想以及所祈求的每一件事情。而贯穿这一切的，是佛罗伦萨那位孤独的流放者，身后永远拖着他绝望的影子。

看哪！当死亡之门即将在这位悲伤的中世纪诗人身后重重关闭之时，生命的大门才刚刚向一位日后将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婴儿敞开。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阿雷佐小镇一位公证员的儿子。

弗朗西斯科的父亲与但丁同属于一个政治党派，他同样在吉伯林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因此，彼特拉克出生在佛罗伦萨之外的地方。在十五岁的时候，彼特拉克被送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以便日后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男孩儿厌恶法律，一心想成为一位学者和诗人——正因为他对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梦想超过了其他的一切，像世界上所有意志坚强的人一样，他最终做到了。弗朗西斯科开始长途旅行，沿途抄写古代的手抄书稿，在佛兰德斯、在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在巴黎、在列日，最后在罗马，一路抄下来。他来到沃克吕兹山区一个寂静的山谷居住下来，在那里，他勤奋地从事研究与写作。很快，他便因诗歌和学问而声名鹊起，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去为自己的学生和臣民们讲学。在去新工作的路途中，他必须路过罗马，作为一名专门整理被人们几乎遗忘的古罗马作家作品的编辑者，彼特拉克在罗马城中早已家喻户晓。市民们决定授予他至高的荣誉，在古罗马帝国城市的广场上，彼特拉克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从那一时刻开始，彼特拉克的人生充满无尽的赞誉和掌声。人们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神学辩论，而他却写下了人们最乐意听到的事情。可怜的但丁还尽情地在地狱中穿行，而彼特拉克歌颂爱、歌颂自然、歌颂太阳，却绝口不提阴郁的事物，那不过是上一代人的陈词滥调。每当彼特拉克来到某座城市，所有的人都蜂拥而至，就像欢迎一位征服世界后归来的英雄。如果他碰巧带着自己年轻的朋友、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起，欢迎的场面会更加热烈。他们两个人都属于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阅读任何新鲜的作品，并常常一头扎进几乎为人所遗忘的、发霉的图书馆仔细搜寻，也许他们会继续发现另外一部维吉尔、奥维德、留克利希阿斯或者其他古代拉丁诗人散佚的手稿。两人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们当然是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但你没必要仅仅为某一天你注定会死去，就成天拉着阴沉的脸，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生命是美好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追求幸福。你想看到证据吗？好极了，拿起一把铲子，往地里掘几尺吧，你发现什么了？美丽的古代雕塑，优雅的古代花瓶，还是古代建筑的遗迹？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伟大的帝国留给后人的，他们强壮、富有、英俊（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雕塑就知道了），统治了全世界整整一千年。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永远进不了天堂，最好的情况，是在惩罚较轻的炼狱度日，但丁不久前才在那里拜访过他们。

可谁在乎呢？能够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生活一遭，对任何凡人来说已经胜似天堂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此世的生命只有一次，就让我们仅仅单纯地因为生存而快乐吧！

简而言之，这就是刚刚开始在许多意大利小城洋溢开来的时代精神，充满了他们狭窄昏暗、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

你知道我所说的“自行车热潮”或“汽车热潮”吧？数万年以来人们一直都是凭借缓慢而费力的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自行车的发明，他们高兴得要发疯了。借助自行车轮之力，迅速而轻松地翻山越岭，享受速度的乐趣。后来，一个聪明的工程师又造出了第一辆汽车。人们再也不用脚踩着踏板，蹬呀蹬呀蹬个没完，你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着，让一滴滴的汽油为你出力。所以，每个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人们都在谈论着劳斯莱斯、福特、化油器、里程表和汽油。探险家们不辞辛苦地深入那些未知国度的心脏地带，为的是发现新的石油资源，而苏门答腊和刚果的热带雨林可以为我们提供橡胶。橡胶和石油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人们为了争夺它们不惜发动战争。整个世界都是“汽车狂”，小孩子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说“汽车”。

在公元14世纪，面对重新发现湮灭已久的古罗马之美，整个意大利的人们都疯狂了。很快，他们对古罗马的热情感染了全西欧的人。于是，发现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都能成为市民们举行狂欢节的理由。一个写了一本语法书的人，其广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现代造出一种新火花塞的工业发明家。人文主义者，即那些致力于研究“人类”或“人性”（而不是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神学探索上）的学者，他们受到的赞誉和深深的崇敬远远高于刚刚征服食人岛凯旋的探险英雄们。

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大有利于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事情。土耳其人再度发动了对欧洲的进攻。古罗马帝国最后遗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重重围困。1393年，东罗马皇帝曼纽尔·帕莱奥洛古斯派遣特使伊曼纽尔·克里索罗拉斯前往西欧，向西欧人解释拜占庭帝国岌岌可危的处境，并请求他们的援助。可援军永远不会到来了，罗马天主教世界一点也不喜欢这些希腊的天主教徒，倒情愿看他们受到邪恶“异教徒”的惩罚。然而，不管西欧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有多么漠不关心，但是他们对古希腊人却深感兴趣，拜占庭这座城市也是古代希腊殖民者于特洛伊战争发生十个世纪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的。他们极度想学习希腊语，以便直接研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及柏拉图的原著，但是他们没有书籍、语法教材和教师。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得知了克里索罗拉斯来访的消息，立刻邀请他来教授希腊语，并表示城市的居民们“想学希腊语都快想疯了”，他愿意接受邀请吗？他愿意！看哪！欧洲的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开始领着几百个求知若渴的青年学生，学习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些年轻人都是千辛万苦，甚至沿途乞讨赶到小城阿尔诺的，住着肮脏的马厩或狭窄的阁楼，为的只是学会希腊语，以便进入到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世界中去。

与此同时，在大学里面，老派的经院教师还在孜孜不倦地教着他们的古老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一边阐释《旧约全书》中隐含的神秘意义，一边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著作里稀奇古怪的科学。他们先是惊慌恐惧地旁观事态的发展，继而便勃然大怒。年轻人竟然都离开正统大学的演讲厅，跑去听某个狂热的“人文主义分子”宣扬他“文明再生”的新理论。

他们找当局告状，怨声载道。但是，谁也不能强迫一匹不想喝水的马喝水，谁也不能强迫人们对不感兴趣的说辞竖起耳朵。这些老派经院教师的阵地迅速失守，虽然偶尔也能赢得几场小胜利。他们开始和那些从未求得幸福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联合作战，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旧秩序与新生活之间展开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个面色阴郁、对美怀有极端憎恨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侣便是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他发动了一场堪称勇敢的战斗。日复一日，他雷霆般的怒吼回响在费奥里马利亚大厅宽敞的四壁间，警告着上帝的神圣愤怒。“忏悔吧！”他高喊道，“忏悔你们忘记了上帝！忏悔你们对不圣洁的事物感到的欢乐！”他耳朵里开始听到各种声音，眼中看见燃烧的利剑纷纷划过天际。他向孩子们布道，循循善诱这些尚未被玷污的灵魂，以免他们重蹈父辈的覆辙。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全心全意地侍奉伟大的上帝，并自诩为他的先知。在这阵狂热发昏之中，心怀恐惧的人们答应改过，忏侮他们对美与欢乐的热爱。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书籍、雕塑和油画交出来，运到市场上，以狂野的方式举行了一个“虚荣的狂欢节”，人们一边唱着圣歌，一边却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与此同时，那位多明我会僧侣萨佛纳罗拉则将火把投向堆积如山的艺术珍品。

但是，当灰烬冷却下来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使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最珍爱的事物。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罗拉，将他投入监狱，他受到严刑折磨，但却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试图过着圣洁的生活，所以很乐意毁灭那些蓄意与其信仰相违的人。无论在哪里发现罪恶，消灭这些罪恶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热爱“异教”的书籍和“异教”的美，在这位忠诚的教会儿子眼里，本来就是一种罪恶。不过，他只是孤身一人，为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打了一场无望的战争。罗马的教皇甚至从未动一根指头来搭救他，恰恰相反，当“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佛纳罗拉拖上绞刑架时，群众吼叫和欢呼着要焚烧其尸体时，教皇也赞同了他们的做法。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是无法避免。如果生在公元11世纪，萨佛纳罗拉将肯定成为一名伟人。可是在公元15世纪，他的事业注定失败。不管好也罢坏也罢，当教皇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了收藏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品最重要的博物馆时，中世纪的确走到了尽头。

第39章　表达的时代

人们开始感受到，有必要将他们新发现的生活乐趣表达出来。于是，他们的幸福通过诗歌、雕塑、建筑、油画及印刷出版的书籍表现出来。

1471年，一位虔诚的老人去世了，在他九十一年的漫长生命中，有七十二年是在圣阿格尼斯山修道院隐蔽的高墙内度过的。这座修道院坐落在伊色尔河畔古老的荷兰汉撒市兹沃勒小镇附近，这位老人被称为托马斯兄弟，因为他出生在坎彭村，人们又称他为坎彭的托马斯。十二岁时，托马斯被送到德文特，一位巴黎大学、科隆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格哈德·格鲁特，在此地创建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他以周游布道者而闻名。那些善良的兄弟会成员都是一些谦卑的凡人，试图过简单的生活，就如同早期的耶稣门徒一样，从事自己常规的木匠、油漆工、石匠等工作。他们成立了一所非常出色的学校，以便让贫穷的农家孩子也能受到基督伟大智慧的教诲。就是在这所学校，小托马斯学会了如何拼写拉丁动词，如何抄写古代手稿。学成后，他许下誓言，背上自己的一小包书籍，翻山越岭来到兹沃勒。然后，他欣慰地叹息一声，将那个躁动不安、对他毫无吸引力的世界关在了门外。

托马斯生活在一个瘟疫流行、会突然死亡的动荡时代。在中欧的波西米亚，英国宗教改革者约翰·威克里夫的朋友及追随者约翰尼斯·赫斯的忠实信徒们，正准备为他们被谋杀的敬爱领袖发动一场可怕的复仇之战。根据康斯坦茨议会的命令，这位领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这个议会曾经允诺，如果他能前往瑞士，面对教皇、皇帝、二十三名红衣主教、三十三名大主教和主教、一百五十名修道院院长以及超过一百位王公贵族，讲解他的教义，共同商讨宗教改革，就为他提供安全保证。

在西方，为了将英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法国人已经进行了百年的抗战，并且就在不久前，因为圣女贞德的及时出现，才避免了彻底败北的命运。但是没等这场战争的硝烟落定，法兰西王国和勃艮第又开始为争夺西欧的霸主地位，互相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在南方，罗马的教皇正在祈求上天，降祸给住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另一位教皇，而阿维尼翁的教皇也准备对罗马的教皇施以同样的祷告。在远东，土耳其人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俄罗斯人则开始了最后的一次东征，去彻底摧毁他们鞑靼主人的势力。

但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传到托马斯兄弟那个安静的隐修室里。他有着自己的手稿，自己的思想，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把自己对上帝满腔的热爱倾注在一本被他称为《效法基督》的小册子里，除了《圣经》以外，这本小册子是被译成语种最多的书籍，它拥有的读者跟《圣经》一样众多，它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简单而淳朴——“平静地坐在一个小角落里，手持一本小书，安详地度过此生”。

好兄弟托马斯代表着中世纪最纯净的理想。在节节胜利的文艺复兴浪潮的四面包围中，在人文主义者高声宣布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呐喊声中，中世纪也在积聚力量，准备做最后一搏。修道院进行了改革，僧侣们放弃了追求财富与享乐的恶习。简单、坦白、诚实的人们，正努力以自己无可挑剔的虔诚生活为榜样，试图将世人带回到正义与归顺上帝意志的道路上去。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新世界从这些善良人的身旁冲了过去，静心冥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伟大的“表达”时代开始了。

现在，请容许我在这里说明一句，我非常抱歉自己用了这么多的“繁词冗句”，我也想用一个音节的单词从头至尾地写完这部历史，但这不太可能。就如同你不可能写一部几何教科书，而不用“弦”“三角”和“平行六面体”这样的术语，你必须理解这些术语的意思，否则就不要去学数学。在历史学里（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最终将不得不学着去理解很多拉丁和希腊起源的深奥词汇，那么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学呢？

当我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表达的时代”，我的意思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当台下的听众，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由皇帝和教皇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他们想成为生活舞台上的表演者，要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对治理国家有兴趣，就像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尼可罗·马基雅弗利一样，写一本书“表达”自己对何谓一个成功的国家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统治者的思考。如果他喜欢的是绘画，那他就用图画“表达”自己对美丽线条与鲜活色彩的热爱，于是就出现了乔托、弗拉·安吉利科、拉斐尔等这样一些伟大的名字，来表达那些事物真正的、永恒的美。

如果这种对色彩和线条的热爱碰巧还加上了对机械与水利的兴趣，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列奥那多·达·芬奇。他一面画着自己的画，一面进行热气球和飞行器的实验，并构思着排干伦巴德平原沼泽积水的方法。他在散文、绘画、雕塑以及各种奇思妙想的发动机中“表现”出他在万事万物里感到的无穷乐趣。当一个人拥有着无穷的精力时，就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发现画笔和调色板对他那双强壮有力的双手过于温柔，就转向雕塑和建筑，从沉重的大理石块中凿出最不可思议的美妙形象，并为圣彼得大教堂绘制蓝图，将大教堂享有的胜利荣耀具体地“表达”。

整个意大利（很快就是整个欧洲）便充满了许许多多勇于“表达”的人，他们为人类的知识、艺术与智慧的宝贵积累，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在德国的美因茨城，约翰·谷登堡刚刚发明出一种新的印刷书籍的方法。他研究了古代的木刻法，对现行方法加以完善，将单独的字母制在软铅上，然后排列组成单词及整篇的文字。虽然他不久后便在一桩有关印刷术发明权归属的官司中输得倾家荡产，最后死于贫困，但是他“表达”的特殊发明天赋却流传后世。

很快，威尼斯的埃尔达斯、巴黎的埃提安、安特卫普的普拉丁、巴塞尔的伏罗本，这些人使印刷精良的古典著作大行于世，它们有的用《谷登堡圣经》使用的哥特字母印刷，有的用意大利体印刷，就像本书一样，有的用希腊字母印刷，还有的用希伯来字母印刷。

于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那些有话要说的人的热情听众。知识只为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的时代宣告结束了，随着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开始大量印刷廉价通俗读物，无知和愚昧的最后一个理由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从此，只需要花上几毛钱，你便能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及普林尼等这些所有的伟大古代作家和哲学家为伴。人文主义让所有人在印刷文字面前取得了自由与平等的地位。

第40章　地理大发现

既然人们冲破了狭隘中世纪的束缚，他们就需要更多的空间去漂泊。欧洲世界在他们的勃勃雄心面前已经变得太小了，航海大发现的伟大时代终于来临了。

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那场战争是一堂旅行基础知识及技巧的培训课，极少有人敢冒险超出那条为人熟知的经威尼斯至雅法的路线。在公元13世纪，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曾经长途跋涉，穿过蒙古大沙漠，翻过高耸入云端的群山，找到了一条大道通往当时蒙古大汗统治下的中国。波罗兄弟之一的儿子名叫马可·波罗，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详细描述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东方漫游与冒险的经历。在他的笔下，有对奇特的岛国“吉潘古”众多金塔的描述，“吉潘古”是意大利语对日本的称呼，这个让人惊讶的岛国使当时的欧洲人目瞪口呆，梦想前往东方去寻找这片铺满黄金的土地。但因为旅程遥远而危险，他们最终只能待在家里。

当然，经海路到达东方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海路在中世纪极不普遍。首先，当时的船只体积非常小。当麦哲伦进行持续好几年的著名环球航行时，他所用的船只还不如现代的一只渡船大。它们只能装载二十到五十人，船舱脏而拥挤（舱顶极低，以至于没有人能站直身体），因为厨房设备简陋，只要天气稍转恶劣便无法生火，水手们不得不吃一些烹煮得很差劲的食物。在中世纪的世界，人们已经知道如何腌制鳕鱼和如何制作鱼干，但罐头食品还未出现，一旦离开海岸，新鲜蔬菜便再也不会在菜单上出现了。淡水是装在小木桶里储存的，很快就会变质腐败，喝起来有一种烂木头加铁锈的味道，还会长出许多滑腻腻的东西。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对细菌（13世纪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僧侣罗吉尔·培根似乎怀疑过它们的存在，不过他很明智地守住了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所以他们经常喝不干净的水，这会导致全体船员死于伤寒症。事实上，在早期航海家的帆船上，死亡率高得吓人。在1519年，麦哲伦从塞维利亚出发去做著名的环球航行时，跟随他出发的共有二百名船员，仅有十八人活着回来了。甚至到了17世纪，西欧与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极为活跃时，对完成一次从阿姆斯特丹到巴达维亚的往返行程，百分之四十的死亡率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数字。这些不幸的人大部分死于坏血症，即一种因缺乏新鲜蔬菜所导致的疾病，它通常影响患者的牙床，使血液中的毒素变浓，直到他们精力枯竭而亡。

在这样恶劣的情形下，你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海路不能吸引当时欧洲人中的优秀人才。伟大发现者，如麦哲伦、哥伦布、华斯哥·达·伽马等，他们往往是率领着一帮几乎由曾经服过刑的罪犯、未来的杀人犯和失业的小偷组成的乌合之众，去开启自己的航程的。

这些航海者的勇气和胆略当然值得我们敬佩，凭借着超人的勇气，去克服我们这些习惯了舒适生活的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无望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船只会漏水，装备笨重，从13世纪中叶开始，他们获得了某种类似罗盘的仪器（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再由基督徒带回欧洲），但是他们的航海地图却极不准确，常常把自己的路线选择权交给上帝或者纯靠猜测。如果幸运之神伴随他们，过上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他们就可以返回欧洲。如有不测，他们的白骨就只能遗留在某个荒寂的海滩上，任由风吹日晒。但是，他们是真正的先行者，与命运对赌，生命即意味着辉煌的冒险历程。当他们的眼睛看到一处新海岸线的模糊轮廓，或是船只进入一片人迹未至的新水域，为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干渴、饥饿、病痛，就统统被忘在了脑后。

再一次地，我真希望这本书能够写上一千页那么长。关于早期地理大发现这一话题实在是太迷人了。但是，历史书是给你们一个对于过去时代的真实概括，它应该采用类似伦勃朗创作蚀刻画时所通常采用的方法，即对那些最重要的事业、最伟大的人物、最富于意义的时刻投以鲜明生动的光线，而其余相对次要的，则只需要用阴影或几根线条稍作勾画就可以了。因此在这一章里面，我只能给你们罗列一个最重要的航海发现的清单。

请一定记住，在14、15世纪，所有航海家脑子里想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找到一条舒适安全的航线，通往震旦帝国（中国）、吉潘古海岛（日本）及那些盛产香料的神秘东方群岛。欧洲人逐渐喜欢使用香料，在冷藏法被发现之前，香料的使用变得十分必要，肉类和鱼都会很快腐烂变质，只有撒上一大把胡椒或豆蔻才可以食用。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地中海的伟大航行者，但是，发现与探索大西洋海岸的荣誉后来却落到了葡萄牙人的头上。在与摩尔入侵者的长年战斗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被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一旦存在，便很容易被转移到新的领域。13世纪，葡萄牙国王阿尔丰沙三世征服了位于西班牙半岛西南角的阿尔加维王国，并将之并入自己的领土。在接下来的14世纪里，葡萄牙人在与穆罕默德信徒的战争中渐渐扭转颓势，他们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了阿拉伯城市泰里夫对面的体达城和丹吉尔，后者是阿尔加维王国在非洲属地的首府。

他们已经准备好开始其探险事业了。

在1415年，以“航海家亨利”闻名的亨利王子开始为系统探索非洲西北部地区做周密的准备。亨利王子是葡萄牙约翰一世和冈特约翰（关于冈特的约翰，你可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二世》中看到）的女儿菲利巴的儿子。在此之前，腓尼基人和古代诺曼人曾经来到过这片炎热的荒凉海岸，在他们的记述中，这里是长毛“野人”的家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所谓的“野人”其实就是非洲大猩猩。一个接一个地，亨利王子和他的船长们先是发现了加那利群岛；接着又找到了马德拉群岛，一个世纪以前，一艘热那亚商船曾在马德拉群岛逗留；他们还仔细勘察了亚速尔群岛，绘制出详细的地图，而此前，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对亚速尔群岛都只有模糊的了解；他们又远远地瞥了一眼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河河口，以为它就是尼罗河的西部入海口。最后，在15世纪中期，他们到达了佛得角，也称绿角，发现了约位于非洲和巴西海岸中点的佛得角群岛。

但是，亨利并没有把自己的探险活动局限于海洋，他同时还是基督骑士团的首领。1312年，应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取缔了圣殿骑士团，菲利普趁机将自己的圣殿骑士全部烧死在火刑柱上，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和领地。亨利王子利用他的骑士团所属领地的岁入，装备了几支远征队去探索几内亚海岸的撒哈拉沙漠腹地。

但是，亨利本质上仍然是中世纪的思想，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的“普勒斯特·约翰”。据传，“普勒斯特·约翰”是一个辽阔帝国的皇帝，这个帝国“坐落在东方某处”。关于这个奇怪君主的故事，最早流传于12世纪中叶的欧洲。三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普勒斯特·约翰”及他的后代，亨利也加入找寻者的行列，在他去世三十年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1486年，巴瑟洛缪·迪亚士试图从海路去寻找“普勒斯特·约翰”的国度，他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最早的时候，他将此地命名为风暴角，因为这片海域的强风阻止了他继续向东航行的进程，不过他手下里斯本的海员们深知，此地的发现对于他们向东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给它改名为“好望角”。

一年以后，佩德罗·德·科维尔汉带着美第奇家族的委托书，从陆路出发去寻找“普勒斯特·约翰”的神秘国度。他渡过地中海，经过埃及，继续向南方深入，到达了亚丁港，从那里换船驶过了波斯湾海面。自从一千八百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很少有白种人能看到这片海域。科维尔汉到达了印度沿岸的果阿和卡利卡特，在当地，他听说了许多有关月亮岛（马达加斯加）的传说，据说月亮岛位于非洲与印度的中途。之后，他离开印度返回波斯湾，秘密地拜访了麦加与麦地那，然后再次渡过红海，在1490年发现了传说中的“普勒斯特·约翰”的国土，原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尼格斯（或国王），其祖先早在公元4世纪就皈依了基督教，比基督传教士辗转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时间还早七百年。

这许许多多的航行使葡萄牙的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者们确信，虽然从向东走的海路抵达印度支那是有可能的，但实行起来绝非易事。于是，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些人赞成从好望角继续向东探索，而另一些人则说：“不，我们必须向西越过大西洋，才能到达中国。”

让我在此指出一点，那个时代的聪明人都相信，地球并不像一张扁平的烙饼，而是圆形的。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伟大的埃及地理学家克劳迪亚斯·托勒密建立了描述宇宙构成的托勒密体系，这一理论满足了中世纪人们的简单需求，但是却被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长期抛弃了。他们接受波兰数学家尼可拉斯·哥白尼的学说。哥白尼经过研究认为，地球只是围绕太阳转动的众多行星中的一颗，这个发现他不敢冒险去发表，因为惧怕宗教法庭的审判，而整整隐藏了三十六年（这个学说发表于1543年，那一年哥白尼去世）。宗教法庭最初建立于13世纪，当时主要是为防范法国阿尔比教派和意大利华尔多教派的“异端”们（他们都是性格非常温和的“异端分子”，信仰虔诚，不相信私有财产，宁愿过基督那样的贫穷生活）威胁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但是，地球是圆的的信念在航海家中已经非常普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正在争论的，是往东或往西哪个路线航行会更有利。

在赞成走向西航线的人士中，有一位名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他是一位羊毛商人的儿子，本人好像曾是帕维亚大学的学生，专业是数学和几何学。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羊毛生意，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他在东地中海的希俄斯岛上做旅行出差。从此以后，他又乘船去了英格兰，但此行到底是作为羊毛商去北方购买羊毛还是作为一艘商船的船长，我们不得而知。1477年2月，哥伦布到达了冰岛（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本人所说），但更可能的情形是，他仅仅抵达了法罗群岛，在每年2月的时候，此地也非常冷，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误认为这里就是冰岛。哥伦布在这里见到了那些强悍勇敢的诺曼人后裔。10世纪时，他们就已经在格陵兰岛定居，在11世纪，就首次造访了美洲，当时利夫船长的船被狂风刮到美洲的瓦恩兰岛（适宜种葡萄的地方），即拉布拉多海岸。

这些远西地区的殖民地结局如何没有人知晓，利夫的兄弟托尔斯坦因的遗孀后来嫁给了托尔芬·卡尔斯夫内，他于1003年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洲殖民地。但因为因纽特人的敌意与反抗，该殖民地只维持了三年。至于格陵兰岛，自从1440年起便没有了当地居民的任何消息，很可能他们都死于黑死病，这种病当时刚刚夺走了一半挪威人的生命。然而，不管实际情形如何，关于“远西地区的大片土地”的传闻依然在法罗群岛和冰岛的居民里盛行不衰，哥伦布想必是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从北苏格兰群岛的渔民那里收集到更多的信息，随后前往葡萄牙，在那里娶了一位曾为航海家亨利王子工作的船长之女为妻。

从那时（1478年）起，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寻找通向印度的西方航线中。他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分别递交了自己拟订的航海计划。当时，葡萄牙人对他们垄断的向东航线正自信十足，他们根本就没兴趣听哥伦布的计划。在西班牙，亚拉冈的斐迪南大公和卡斯提尔的伊萨伯拉于1469年成亲，这桩婚姻使亚拉冈和卡斯提尔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此时，他们正忙于攻打摩尔人在西班牙半岛的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他们需要把每一个比塞塔都投入到战争中去，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财来支持哥伦布的冒险远征计划。

很少有人能像这位勇敢的意大利人一样，为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拼命奋战。有关哥伦布的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毋须赘述。1492年1月2日，困守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终于投降，同年4月，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及王后签订了合同。在8月3日，一个星期五，哥伦布率领三只小船和八十八名船员离开了帕洛斯角，船员中有许多是在押罪犯，为寻求免刑而参加的远征队。在1492年10月12日，一个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哥伦布第一次发现了陆地。1493年1月4日，哥伦布告别留守拉·纳维戴德要塞的四十四名船员（他们之中无一人生还），踏上返乡之旅。于2月中旬，他到达了亚速尔群岛，那里的葡萄牙人威胁要将他投进监狱。1493年3月15日，船长先生终于回到帕洛斯角，随后带着他的印第安人（哥伦布相信他发现的是印度群岛延伸出来的一些岛屿，因此将他带回的土著称为红色印第安人）赶往巴塞罗那，去告诉他忠实的保护人，他的航行大获成功，通往遍地金银的中国和吉潘古（日本）的航线已经畅通，可供至为宽宏大量的国王与王后陛下随意调用。

遗憾的是，哥伦布永远都没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到他生命的晚年，当他在第四次航行中到达南美大陆时，他也许在瞬间怀疑过自己的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至死还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其他大陆的存在，他已经找到了直接通往中国的路线。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还在坚持他们的东方航线，他们的运气好多了。1498年，华斯哥·达·伽马成功到达马拉巴尔海岸，并满载着一船香料安全返回里斯本。1502年，达·伽马再次来到这里，但是，探索向西航线的工作却令人失望。在1497年和1498年，约翰·卡波特和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兄弟试图找到通向日本的路径，但他们除了看到纽芬兰岛白雪皑皑的大地和岸边的岩石，其他则一无所获。早在五个世纪前，北欧人已经最早目睹过这一场景了。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成为西班牙的首席领航员，美洲大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探索了巴西海岸，但却根本找不到印度群岛的踪影。

在1513年，即哥伦布去世后的第七年，欧洲的地理学家们才最终了解了新大陆的真相。华斯哥·努涅茨·德·巴尔沃亚穿越巴拿马地峡，登上了著名的达里安峰，从峰顶往下看，他看到眼前竟还有一片无穷无尽的辽阔海面，这似乎证明了另一个大洋的存在。

最终在1519年，一支由五只西班牙小船组成的船队，在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德·麦哲伦的率领下，向西寻找香料群岛（因为向东的路线完全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他们是不允许西班牙人参与竞争的）。麦哲伦穿过非洲与巴西之间的大西洋，继续往南航行，到达了一个位于巴塔戈尼亚最南端与火岛（这个名字起源于有一天晚上，船员们看见岛上有火光，这表示岛上有土著活动）之间的狭窄的海峡，巴塔戈尼亚意为“大脚人们的土地”。差不多五个星期，麦哲伦的船队遭到横扫海峡的狂风和暴风雪的吹袭。船员中发生了哗变，麦哲伦以异常严厉的手段镇压了叛乱，并把两名船员留在荒芜的海岸上，让他们在那里忏悔自己的罪过。最后，风暴终于停息，海峡也逐渐变宽，麦哲伦驶入了一个新的大洋。这里风平浪静，阳光普照，他称其为太平安宁的海洋，即太平洋，随后，继续向西航行。他航行了九十八天都没有看到陆地的影子，船员们因饥饿和干渴而悉数死亡，他们吃光船舱里的老鼠，便开始咀嚼一片片的船帆充饥。

1521年3月，他们终于再次看见陆地。麦哲伦将此地命名为“盗匪之地”，因为那里的土著凡是手能够到的东西他们见什么偷什么。接着，他们继续西行，前往香料群岛。

他们又看见了陆地。这是一群孤独岛屿组成的群岛。麦哲伦以其主人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其为“菲律宾”，但是菲利普二世在历史上并未留下什么光彩的记录。在菲律宾，麦哲伦一开始受到了友好热情的接待，但是当他准备用船上的大炮强迫当地居民信仰基督教时，被土著杀死了，同时丧命的还有他的船长和船员们。幸存者们焚毁了残余三艘船中的一艘，继续他们的航行。他们发现了马鲁古群岛，即著名的香料群岛。还发现了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抵达了蒂多雷岛。在这里，剩余的两艘船之一由于漏水严重，只能连船员一起留在当地。幸存的“维多利亚”号在船长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的率领下，穿越印度洋，很遗憾地错过了发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机会（直到17世纪初期，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才发现了这片平坦荒芜的土地），最后，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终于返回了西班牙。

这是所有冒险远航中最重要的一次。它耗时三年，以巨大的金钱和人力损失为代价获得了成功。但是它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地球确实是圆的，而且哥伦布发现的新土地并不是印度群岛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大陆。从那时起，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将其全部的精力投入开发他们与印度及美洲的贸易上。为防止这对竞争对手最终以流血冲突的方式解决争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唯一曾被选为最高教职的天主教“异端分子”）不得不以格林尼治以西的五十度经线为界，将世界平分为两个部分，即所谓的1494年托尔德西亚条约的分界线。葡萄牙人可以在这条经线以东地区建立他们的殖民地，而西班牙人获得了经线以西的地区。这就是除巴西之外的整个美洲大陆都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而全部的印度群岛和非洲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西班牙的原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殖民者们将这些殖民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夺走。

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中世纪的华尔街——威尼斯的利奥尔托时，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恐慌。股票和债券的价格狂跌了40%～50%。一小段时间过后，当事实表明哥伦布并未真正找到通往中国的海路时，威尼斯商人们才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但是达·伽马与麦哲伦的航行证明，向东由海路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这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两大著名商业中心——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统治者们才开始因为当初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而懊悔不已。但是为时已晚，他们的地中海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片内海，而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陆路贸易也因为海路的发现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意大利昔日的荣耀已经结束，大西洋开始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成为了文明的中心，这种地位从那时一直保留至今。

你看，从文明最早产生开始，它是以多么奇特的方式在前进的。五千年前，尼罗河谷的居民开始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历史。文明从尼罗河流域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接着，是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兴起地，地中海这个内陆海变成了全世界的贸易中心，它沿岸的城市成为了艺术、科学、哲学及其他知识的家园。到16世纪，文明再次向西转移，使得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最终成为了世界的霸主。

有些人说，世界大战和欧洲主要国家间自杀性的战争已经大大降低了大西洋地位的重要性。他们期望看到，文明将越过美洲大陆，在太平洋找到新的家园。但是，对此我表示怀疑。

伴随着向西航线的发展，船只的体积在逐渐增大，航海家们的知识和视野也在不断开阔。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平底船被腓尼基人、爱琴海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及罗马人的老式帆船所取代。这些老式帆船随后又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明的横帆帆船取代。而当英国人和荷兰人驾驶着满帆帆船航行在大洋上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又被赶出了海洋。

然而今天，文明的发展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船只了。飞机已在取代并将继续取代帆船和蒸汽船的位置，下一个文明中心将取决于飞行器与水力的发展。海洋将再次成为小鱼们不受打搅的宁静家园，正如它们与人类最早的祖先共同生活于深海那样。

第41章　佛陀和孔夫子

佛陀和孔子的事迹

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地理发现，使得西欧的基督徒可以与印度及中国的人们发生密切的接触。当然，西方人早就知道基督教并非世界上唯一的宗教，他们已经见过伊斯兰教，还有北非那些崇拜木柱、岩石和枯树干的异教部落。但是在印度和中国，基督教征服者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存在成百上千万既未听说过耶稣也不想信从基督教义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已经绵延了数千年，比西方的信仰要好得多。由于我讲的是一部关于全人类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人和我们居住的西半球历史，所以，你应该了解一下这两个人：佛陀与孔子。他们的教导和榜样依然在继续影响着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多数同行者的行为和思想。

在印度，佛陀被尊为最伟大的信仰导师，他的生平事迹非常有趣。佛陀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出生的地方就望得见气势宏伟的喜马拉雅山。四百年前，雅利安民族（这是印欧种族的东方分支对自己的称呼）的第一位伟大领导者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斯德）就是在此地教导他的人民把生命视为凶神安格拉·腊曼纽与至高的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之间的一场持续的斗争。佛陀的父亲首图驮那是迦毗罗卫部落强大的首领，他的母亲摩诃摩耶，是附近王国的公主，当她还是少女时，就出嫁了。但是月亮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脊上升起又落下，过了许多个春秋，她的丈夫还未得到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最终，当摩诃摩耶五十岁时，她怀孕了，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她返回家乡，以便可以与她的族人一起迎接儿子的降生。

要回到摩诃摩耶童年生活的柯利扬，需经过一段漫长的路程。一天晚上，摩诃摩耶正在蓝毗尼一个花园的树荫下小憩，她的儿子就于此刻降生了。他被取名为悉达多，不过我们通常叫他佛陀，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

渐渐地，悉达多长成了一位漂亮英俊的年轻王子，当他年满十九岁时，迎娶了自己的表妹雅苏达拉。在婚后的十年里，他一直安全地生活在皇室宫墙的保护中，远离人世间的所有痛苦和磨难，安静等待着继承父亲的王位，成为迦毗罗卫的国王。

但是在他三十岁那年，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别样的事情。一次，他乘马车出宫门，看见一位年老体衰、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他虚弱的四肢似乎因无法支撑身体的重负而摇摇欲坠。悉达多指着这位老人问自己的马车夫查纳，但查纳却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穷人，再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没关系。年轻的王子深感悲伤，但他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回到宫中与他的妻子和父母一起生活，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又过了不久，他第二次离开王宫，在马车上看见了一个正受恶疾折磨的病人。悉达多于是问查纳，是什么让这个人遭受如此的痛苦，但马车夫却回答说，世界上的病人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必在意。听到这个回答，年轻的王子感觉更加悲伤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傍晚，悉达多命令他的马车夫送他去河边洗浴。突然间，因为看到一个死人仰躺在路边水沟的恐怖景象，他的马惊了。年轻的王子一生都被父母好好地保护着，从未目睹过如此恐怖的情景，不由得惊骇不已。但查纳告诉他说，不要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这个世界充斥着死人，这是生命的规律，万物皆有生命终止的一刻，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的，坟墓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无一能幸免。

当天晚上，当悉达多回到家时，迎接他的是阵阵悦耳的音乐。原来在他出门期间，妻子为他产下了一名男婴。人们欢天喜地，王位又有了继承者，他们敲鼓以庆祝这一重大的喜事。然而，悉达多并没有分享他们的喜悦。生命的幕布已经在他面前升起了，让他领略到人类生存的种种痛苦与恐惧。死亡与磨难的景象像梦魇一样跟随着他，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月光分外明亮。悉达多半夜醒来，开始思考许许多多的事情，除非他能解开人类存在的谜题，否则在此之前，他再也不可能快乐起来。他决定远离自己热爱的亲人，去寻找答案。他悄悄走到妻子的卧房，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妻子和儿子，随后叫醒忠实的仆人查纳，跟他一起走。

两个男人一起走进夜色之中，一个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平静，一个是要忠心侍奉自己热爱的主人。

悉达多在印度人民中间流浪的时候，印度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他们的祖先，即印度土著，被好战的雅利安人（我们的远房表兄）没费多大力气就征服了，从那以后，雅利安人就成为了几千万性格温和、身材瘦小的棕色居民的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等级，并逐步将一套严厉而僵硬的“种姓”制度强加到土著身上。印欧种族征服者的后代属于最高的“种姓”，即武士和贵族阶层，其次是祭司阶层，再往下是农民和商人阶层，而原先的土著被称为“贱民”，成为了一个被鄙视被轻贱的奴隶阶层，永世不得翻身。

甚至连人们信仰的宗教也有了等级之分。那些古老的印欧人，在其几千年的流浪生涯中，有过许多奇特的冒险经历。这些事迹被搜集成一本书，名为《吠陀》。这本书所用的语言被称为梵文，与欧洲大陆的希腊语、拉丁语、俄语、德语及其他几十种语言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三个高等的种姓被允许阅读这部圣书，而作为最低种姓的贱民们则无权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一个贵族或是僧侣阶层的人胆敢教一个贱民阅读圣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因此，印度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既然这个星球此世允诺给他们的欢乐太少，他们必然会寻找别的途径去脱离苦海，而冥想来世的欢乐就成为他们的些许安慰。

在印度人的神话里面，婆罗贺摩“梵天”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是生与死的至高统治者，是完美的最高典范。能够与婆罗贺摩一样，弃绝对财富和权势的种种欲望，便被许多人视为生存的最崇高目的。他们认为，圣洁的思想比行为更加重要，许多人为此走进荒漠，以树叶为食，饿其体肤，通过冥想婆罗贺摩的光辉、智慧、善良、仁慈来滋养灵魂。

悉达多经常观察这些孤独的流浪者，他们远离城市与乡村的喧嚣向远方去寻找真理，悉达多决意以他们为榜样。他剃掉头发，脱下随身穿戴的珠宝，连同一封诀别信一起让一直忠实跟随他的查纳转交给家人。然后，一个随从也没有，这位年轻的王子孤身移居荒野。

很快，他的圣洁行为便在山区传播开来。有五个年轻人前来拜访，请求自己能聆听他智慧的言辞。如果他们决定跟随悉达多，他就同意做他们的老师。五个年轻人答应后，悉达多便领他们到自己修行的山区，在温迪亚山脉的寂寞山峰间，花了六年时间将自己掌握的智慧对学生们倾囊相授。但是，当这段学习生活接近尾声时，他感觉自己离完美的境界仍相差甚远，那远离的世界依然继续在诱惑着他。现在，悉达多要求学生们离开他，独自一人坐在一棵菩提树的树根旁，禁食四十九个昼夜，沉思冥想。最终，他的苦修得到了回报，在第五十天的黄昏降临时，婆罗贺摩亲自向他忠实的仆人显灵。从那一刻开始，悉达多便被尊称为“佛陀”，他被视为前来人世将人们从不幸的必死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大彻大悟者”。

在其生命的最后四十五年里，佛陀一直在恒河附近的山谷中度过，对人们宣讲他谦恭温顺对待所有人的简朴教训。公元前488年，佛陀在经历了圆满的一生后去世，深受成百上千万人民的热爱。他并不仅仅为某个阶级传道，他的信念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甚至最低等级的贱民也能宣称自己是佛陀的信徒。

然而，这些教义让贵族、祭司和商人们大为不满，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摧毁这个承认众生平等且许诺给人们一个更幸福的来世生命（投胎转世）的宗教。一有机会，他们便鼓励印度人回归婆罗门教的古老教义，坚持禁食及折磨自己有罪的肉身。但是，佛教不可能被消灭，反而流传更广了，“大彻大悟者”的信徒们逐渐越过喜马拉雅山，将佛教带进了中国。他们还渡过黄海，向日本人民宣讲他们的导师佛陀的智慧，他们忠实地遵守其伟大导师的意愿，从不使用暴力。到今天，将佛陀视为其人生导师的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总和。

至于中国的古老智者孔夫子，他的故事要相对简单一些。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他过着平静、恬淡、崇高的生活。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人民被封建主和盗贼们任意摆布，这些盗贼从一个城市流窜到另一个城市，肆意劫掠、偷盗、谋杀，将中国富饶的北方平原和中部地区变成了饿殍遍野的荒原。

热爱百姓的孔夫子试图要拯救他们。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人，并不相信暴力，也不认为通过新法律就能约束人民。他知道，唯一的拯救之道在于改变世道人心，于是，孔夫子着手这件看似毫无希望的工作，努力改善聚居在东亚平原上数百万同胞的性情。中国人向来对我们所认为的宗教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像许多原始人一样相信鬼怪神灵，但他们没有先知，也不承认“天启真理”的存在。在世界上所有伟大的道德领袖中，孔夫子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看见过“异象”、没有宣称自己是神的使者、没有时不时就说自己听到从上天传来的声音的人。

他仅仅是一个通情达理、仁爱为怀的普通人，宁愿一个人孤独地漫游，用笛子吹奏出忧愁的曲调，也不愿强求别人的认同，更不会要求任何人追随他或是崇拜他。这使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的智者，特别是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这些人同样相信不求回报的正直生活与正义思考，他们追求的仅仅是灵魂的平静和良心的安宁。

孔夫子是一位非常宽容的人。他曾主动去拜访另一位伟大的思想领袖老子。老子创建了一个被称为“道教”的哲学体系，其教义有些像早期中国版的基督教“金律”。

孔夫子从来不对任何人怀有厌恨之心，他教人们保持极端自我克制的美德。根据孔夫子的教导，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是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事情激怒的，他应当坦然承受命运的磨难而不怨天尤人，因为真正富于智慧的哲人都明白，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它们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变得于人有益。

最初，孔夫子只有几个学生。逐渐地，学生的数目越来越多，在他去世前不久，即公元前478年，甚至有几位国君和太子公开承认是孔子的信徒。当基督在伯利恒的马槽降生时，孔夫子的哲学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组成部分，并一直影响他们的生活直至今日。尽管，孔夫子的思想已经不是其最初、最纯粹的，就如同大部分宗教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变。基督最初宣扬人们要谦卑、温顺、弃绝世俗的野心和欲望，但到了他在各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十五个世纪后，基督教会的首脑却耗费成百万的金钱修建豪华宫殿，这与最初伯利恒寂寞的马槽毫无关系。

老子以类似金律的思想教导人们，在不到三个世纪后，无知的大众却将他塑造成一位真实的、异常恐怖的上帝，将他充满智慧的思想掩盖在迷信的垃圾堆下，使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一系列忧虑、害怕与恐惧。

孔子曾经向他的学生阐述孝顺父母的美德。很快，他们对死去父母们的追思纪念，超过了对儿孙幸福的关注。他们故意背对未来，却极力对过去的无尽黑暗投以深深的注视。这样，祖先崇拜开始成为一种正当的宗教仪式。为了不惊扰埋葬在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的山坡向阳面的祖先，他们宁愿将小麦和水稻种植在土壤贫瘠的山坡阴面岩石上，那里不可能长出任何东西，他们情愿忍受饥荒的痛苦也不愿意亵渎祖先的坟墓。

与此同时，孔夫子充满智慧的警句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东亚人民。儒教以其深刻的格言和精辟的观察，给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心灵抹上了一层哲学常识的油彩，并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不管他是在冒着蒸汽的地下室里工作的普通洗衣工，还是居住在高墙深宫之内，管辖广袤地域的统治者。

到了16世纪，西方世界的狂热但不够文明的基督徒们，第一次与东方的古老教义有了面对面的接触。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看到宁静和平的佛陀塑像及年高德劭让人尊敬的孔夫子画像，根本不懂得向这些伟大的先知表示最起码的尊重，只是报以轻描淡写的一笑。他们轻易得出结论，这些奇怪的神祇是恶魔的化身，代表着偶像崇拜和异教的旁门左道，不值得基督信徒们去尊敬。一旦佛陀或孔夫子的精神看起来阻挠了他们的香料与丝绸贸易，欧洲人便以坚船利炮攻击这些“邪恶的势力”。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恶果，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愉快的、充满敌意的遗产，对我们的未来无任何益处。

第42章　宗教改革

人类的进步好似一个钟摆，它不断地前后摆动。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和对艺术与文学的热情，在随后的宗教改革时期就变成了对艺术与文学的淡漠及对宗教的热情。

你肯定听说过宗教改革，你想象中应该是一伙为数不多但勇气十足的清教徒，他们为“宗教信仰的自由”漂洋过海。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我们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逐渐变成了争取“思想自由”的同义词。马丁·路德被视为这个进步运动的领袖。但是，历史并非由一连串对祖先的溢美之词组成，而是有更多的其他东西，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话来说，我们要尽力去探究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带着这种态度，过去的事情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有所不同了。

在人类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作为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他的责任就是要对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正反两面予以真实的描述。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偏好与憎恶。但是，我们应当做到尽可能公平理性，不让我们自己的偏见太多地影响我们对历史的看法。

就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吧。我在一个新教气氛异常浓厚的国家长大，十二岁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天主教徒。当我后来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不舒服。事实上，我有点害怕，我知道成千上万的新教徒被西班牙宗教法庭绞死、烧死，甚至五马分尸的故事，这是当时的阿尔巴大公为惩罚信仰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荷兰“异端”们所采取的极端手段。这些故事在我眼里是非常真实的，好像就发生在前一天，并且完全有可能再度发生。这里甚至可能发生另外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这天晚上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可怜的我可能穿着睡衣就被杀害了，我的尸体会被扔出窗外，就像高贵的科利尼将军所遭遇的那样。

多年以后，我在一个天主教国家生活了几年。我发现那里的人们更温和、更宽容，并且与我的祖国的人民一样聪明。更让人吃惊的是，我发现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徒也有有理的一面，就像新教徒的理由一样充分。

当然，那些真实经历过宗教改革，生活在16、17世纪的善良的人，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在他们眼里，自己永远正确，而他们的敌人永远错误。这是一个绞死或者被绞死的选择，当然双方都要成为绞死别人的一方。求生为人的本性，因此也不必为此承受责备。

让我们看一下1500年时候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容易记住的日期，查理五世在这一年降生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世纪的封建割据与无序状态已经让位于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其中最有权势的君主是查理大帝，这时他还是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孩。查理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萨伯拉的外孙，他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连和他的妻子玛丽的孙子，玛丽是勇敢者查理的女儿，勇敢者查理即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大公，他曾成功地击败过法国，但后来被独立的瑞士农民杀死。因此，童年时代的查理便继承了世界地图上的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全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姑妈们留给他的，包括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加上他们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的全部殖民地。也许是出于命运的嘲弄，查理出生在根特那座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入侵比利时时用作监狱的法兰德斯城堡，尽管作为西班牙的国王和德意志的皇帝，但他本人接受的却是佛拉芒人的教育。

因为其父亲早逝（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这种传说从未得到证实），母亲发了疯（她带着装殓丈夫尸体的棺材，在自己的领土上四处游荡），小查理被留下来受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管教。长大之后的查理虽然是一个地道的佛拉芒人，被迫统治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上百个奇怪的种族，他作为一个天主教会忠实的子民，却非常反对宗教的不宽容。无论在童年还是成人之后，查理一直都是一个懒散的人，但命运偏偏要让他治理正处在一片宗教热狂和喧嚣中的世界。他永远都在急匆匆地从马德里赶往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日奔赴维也纳。他热爱和平和宁静，却一直都在打仗。五十五岁时，他以极度的仇恨和愚昧，非常厌恶地放弃了朝政管理。三年之后，在精疲力尽与绝望失意中闭上了双眼。

关于查理皇帝就讲这么多。当时世界的第二大势力教会又怎么样呢？中世纪早期，教会致力于征服“异教徒”，向他们展示虔诚与正直生活的好处，自从那时起，教会就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开始变得非常富裕。教皇不再是一群谦卑的基督徒的牧羊人。他居住在宽大豪华的宫殿里，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学家。大大小小的教堂里挂满了崭新的圣像，使圣者看上去更像希腊的神祇，而这是毫无必要的。他将自己的时间极不平衡地分配在处理国家事务和赏玩艺术品上。处理教廷事务大概只占用了他百分之十的时间，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都花在欣赏古罗马雕塑、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新设计的夏宫或者彩排一出新戏上。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争相以教皇为榜样，而主教们又尽力效仿大主教的样子。只有乡村地区的牧师依然忠于职守，远离世俗世界的邪恶和“异教徒”对美与享乐的热爱。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那些腐化堕落的修道院，那里的僧侣们似乎忘记了谨守淳朴与贫穷的古老誓言，尽最大的能力追逐声色之乐，只要别成为公众丑闻中的人物。

最后，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他们变得更加富裕，住着比以前更舒服的房子，孩子们都去了更好的学校，城市也比以前更加漂亮整洁，他们手中的火枪能够与老对手——强盗领主们抗衡了。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封建领主对他们的辛苦生意随意课以重税。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主角们，我就介绍这么多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学术与文艺的复兴之后，会紧接着是新一轮对宗教兴趣的复兴。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再从那里扩展到法国。它在西班牙的发展并不怎么成功，因为五百年来抗击摩尔人的战争使这里的人们变得心胸狭隘并且充斥着宗教狂热。虽然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是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它的性质便发生了某种变化。

北欧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气候中，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们的南方邻居也截然不同。意大利人喜欢住在户外，享受灿烂的阳光与开阔的天空。他们很容易欢笑、唱歌，享受生活的快乐。而德国、荷兰、英国、瑞典的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聆听雨水拍打着舒适小房间紧闭的窗户的声音。他们不苟言笑，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非常严肃认真，永远都在思考自己不朽的灵魂。他们不喜欢拿圣洁和神圣的事情开玩笑，文艺复兴中的“人文”部分——书籍、关于古代作者的研究、语法以及教科书——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回归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异教文明，却使他们心中充满恐惧。

但是教皇和红衣主教团几乎全部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气氛愉快的俱乐部，在这里，人们可以优雅地谈论着艺术、音乐和戏剧，却少有提及信仰的问题。由此，那道横亘在忧郁严肃的北方与文明发达但对信仰淡然处之的南方之间的裂痕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分裂会给教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这里还有几个次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运动正好发生在德国而非瑞典或英国。德国人自古以来就与罗马教会积怨甚深，日耳曼皇帝与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其他的欧洲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手中，统治者能够保护自己的臣民免遭贪婪教士的迫害。可在德国，一个摇摇欲坠的皇帝名义上统治着一大帮蠢蠢欲动的小封建主，善良的自由民更容易落入主教和教士们的直接掌控中。这些教士试图聚敛大量的金钱，来讨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为之修建宏伟豪华的教堂。德国人认为他们被掠夺了，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不喜欢这样。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提及的原因：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北欧，图书价格非常便宜，《圣经》也不再是专门被教士们垄断与解释的神秘手抄本，它成了许多父亲与孩子都懂的拉丁文的普通家庭必备之书。全部的家庭成员都开始阅读《圣经》，这是违反教会法律的。他们发现，教士告诉他们的很多东西与《圣经》中的原文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这便导致了怀疑。而问题一旦存在，要是得不到适当的解答，就会导致更大的麻烦。

当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向僧侣们公开开火时，攻击正式开始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对教皇怀有深深的尊重和敬畏，不敢将矛头直接对准这位最神圣的人物。但是，那些懒惰、愚昧的僧侣，舒舒服服躲在富裕的修道院的高墙之后，是再好不过的嘲弄对象了。

非常奇怪的是，这场战争的领袖居然是基督教会的忠实信徒。此人名为盖哈尔得·盖哈尔兹，人们更习惯于称他伊拉斯谟，他是一个穷孩子，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语学校上过学，好兄弟托马斯·阿肯皮斯也曾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伊拉斯谟后来成为了一名教士，并在一家修道院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周游欧洲各地，将自己的旅途见闻写作成书。当伊拉斯谟开始其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如果在我们的时代，他会被称为社论作家）的生涯时，全世界都被一本名为《无名小卒的书信》的诙谐幽默给逗笑了。这些书信采用的是一种古怪的德语-拉丁语混合的打油诗形式，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的五行打油诗，在这些书信里，中世纪晚期僧侣中普遍弥漫的愚蠢与自负被暴露无遗。伊拉斯谟本人是一位渊博而严谨的学者，拉丁语和希腊语都十分精通，他先是修订了《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再将其译为拉丁文，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本可靠的拉丁文《新约圣经》。但是，与古罗马诗人赛勒斯特一样，他也相信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唇边带着微笑来阐明真理”。

1500年，伊拉斯谟去英国拜访托马斯·摩尔爵士，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星期，并写作了一本妙趣横生的小书，名为《愚人颂》。他在书中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幽默——攻击了僧侣和他们荒谬的追随者。这本小册子是16世纪的畅销书，几乎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译本，它的成功使得人们开始注意伊拉斯谟写的其他书，在那些书里，他宣传宗教改革，要求制止教会滥用权力，并呼吁其他人文主义者与他一道，参与到复兴基督信仰的伟大运动中。

但是这些美好的计划未能结出任何果实。伊拉斯谟的方式太理性，也太宽容，无法取悦教会的大部分敌人。他们期待着一位天性更强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领袖。

他来了，他是马丁·路德。

路德出身于一个北日耳曼农民家庭，拥有一流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个人勇气。他是一个大学生，厄尔福特大学文学硕士，后来进入了多明我会修道院。他在维滕贝格神学院担任了大学教授，开始向心不在焉的萨克森的农家子弟解释《圣经》的道理。他有很多闲暇时间用于研究《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原文。不久之后，他发现基督本人训示的话语与教皇和主教们所讲的话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511年，路德因公造访了罗马。此时，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已经去世，他曾为子女们聚敛了大量的钱财。他的继承者朱利叶斯二世，是一位在个人品行上无可挑剔的人，但是，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仗和大兴土木上，他的虔诚并未给头脑严肃的日耳曼神学家路德留下任何印象。路德大失所望地返回维滕贝格，但是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宏伟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计划，是朱利叶斯教皇临终之前托付给他清白无瑕的继任者的，可是刚刚开工不久，它就已经需要维修了。亚历山大六世已经将教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上了。于1513年接任朱利叶斯教皇之位的利奥十世上台伊始，教会便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不得已恢复了一项古老的做法，以筹得急需的资金。他开始出售“赎罪券”。一张“赎罪券”就是一张以一定量现金换取的羊皮纸，允诺缩短罪犯本应待在炼狱里赎罪的时间。根据中世纪晚期的教义，这样做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既然教会有权力赦免那些死前真心忏悔的罪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也有权力通过代罪人向圣人祈祷，缩短灵魂必须待在阴暗炼狱里洗涤罪恶的时间。

很不幸的是，这些赎罪券必须用现金来购买。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一条增加收入的轻松途径，而那些实在是太穷的人，也可以免费领取赎罪券。

事情发生在1517年，当时，萨克森地区的赎罪券销售权被全部交到一个名为约翰·特茨尔的多明我会僧侣的手上。这位约翰兄弟是一位擅长强买强卖的推销员，说实话，他敛财的心情有点过于迫切了，他的商业手法大大激怒了这个日耳曼小公国虔诚的信徒们。而路德，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信徒，盛怒之下，他做出了一件莽撞的事情。1517年10月31日那天，路德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将自己事先写好的九十五条宣言（或论纲）张贴在教堂的大门上，猛烈抨击了销售赎罪券的做法。这些宣言全部用拉丁文写成，路德无意挑起一场叛乱，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反对销售赎罪券这一制度，并希望他的神职同事们能了解他的想法。这本是神职人员与教育界人士间的家务事，路德并未打算煽动起世俗老百姓对于教会的偏见。

很不幸的是，在那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全世界都开始对宗教事务感兴趣，要想心平气和地讨论任何宗教问题而不马上引起严重的思想骚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欧洲都在讨论萨克森僧侣的九十五条宣言，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站在哪边，连最名不见经传的神学人员都必须发表自己的观点。教会当权者大为震惊，他们急令这位维滕贝格神学教授前往罗马，对他的观点和行动做出解释。路德很聪明地想起了发生在胡斯身上的事情，他选择留在德国，罗马教会只能开除了他的教籍作为惩罚。当着一大群崇拜与支持者，路德焚毁了教皇的敕令，从此刻开始，他和教皇之间便不可能再有和平。

尽管本人并不情愿，路德还是成为了一大群对罗马教会心怀不满的基督徒的领袖。德意志的爱国者们，像乌利奇·冯·胡登，都赶去保护路德。维滕贝格、厄尔福特、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也发表声明，如果当局试图拘禁路德，他们一定会誓死保护他。萨克森选帝侯向群情激愤的青年们保证，只要路德待在萨克森的土地上，就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520年。此时，查理五世已年满二十岁，作为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他不得不与教皇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发布命令，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要求路德必须出席，并对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做出解释。而路德已经是日耳曼的民族英雄，他慨然前往，拒绝收回他写过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的良心只受上帝的支配，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必须凭自己的良心行事。

经过审慎的讨论，沃尔姆斯会议宣布路德是上帝与人民的罪人，禁止任何德国人收留他，供给他住宿和吃喝或阅读这个卑鄙的“异端分子”所写的一切书籍，一个字都不允许。但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却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在大部分德国北方的人民看来，沃尔姆斯敕令是一项极不公正、令人愤怒的文件。为更安全起见，路德被藏匿到华特堡——萨克森选帝侯的一座城堡里面。在这里，他进一步藐视教廷的权威，将整本《圣经》翻译成德语，使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自阅读与理解上帝的话语。

到这个时候，宗教改革不仅仅只涉及信仰和宗教，那些憎恶现代大教堂之美的人利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攻击并毁坏了他们不喜欢的教堂建筑，原因仅仅是他们不懂得欣赏。穷困潦倒的骑士们试图弥补过去的损失，强占了原属于修道院的土地。心怀不满的王公贵族利用皇帝不在的机会，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饥寒交迫的农民在半疯癫的煽动家的领导下，趁着时局的混乱，袭击领主的城堡，以旧日基督徒战士的疯狂热情进行劫掠、谋杀、焚烧。

一场名副其实的骚乱像洪水一般在帝国境内蔓延开来。一些王公成了新教徒（新教徒的意思就是路德一派的“抗议者”），大肆迫害他们辖区内的天主教属民。另一些王公依然是天主教徒，他们便吊死自己的新教徒属民。1526年召开的斯贝雅会议试图解决臣民的宗教归顺问题，便宣布了一条法令，即“所有臣民必须与其公侯领主信奉同一教派”。这条命令把德国变成了一盘散沙，成百上千个信仰不同的小公国、小侯国相互敌对，彼此征伐，这阻碍了德国政治上的正常发展长达数百年。

1546年2月，路德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二十九年前他发出著名的反对赎罪券销售呼吁的同一间教堂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文艺复兴时期淡漠宗教、追求幽默与欢笑的世界，已完全被讨论、争吵、谩骂、辩论的宗教狂热世界所取代。一直由教皇们负责的精神世界帝国突然之间土崩瓦解了，整个西欧再度成为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战场，在那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将各自坚持的某些神学教义发扬光大而彼此残杀。在我们现代人眼中，这些神学教义是如此深奥难解，就如同古代伊特剌斯坎人留下的神秘碑文一样。

第43章　宗教战争

宗教大争论的时代

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争论的时代。

如果留意观察，你会发现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生意经”，讨论着工资的高低、工时的长短和罢工等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生活在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却不太走运，他们听到的除了“宗教”以外，再无其他。“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以及其他上百个类似的生奥字眼充斥着他们的大脑，这些字眼述说着令他们迷惑不解的关于“真正信仰”的观念，无论你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根据其父母的意愿，他们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浸礼派教徒。他们的理论学习来自路德编纂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或者是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教规”，或者念叨着英国出版的《公祷书》里的“信仰三十九条”，并且都被告知只有它们才代表“真正的信仰”。

他们都听说过亨利八世的故事，这位多次结婚的英格兰君主把原属教会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还自封他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并僭越了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古老权力。当提到可怕的宗教法庭，还有它恐怖的牢房与种种折磨人的刑具时，人们晚上肯定噩梦连连。还有人给他们讲述同样恐怖的故事，比如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如何捉住十几个无抵抗能力的老教士，并把他们统统吊死，仅仅因为杀死持不同信仰者是一件让他们大感快乐的事情。很不幸的是，两个敌对的阵营是如此的势均力敌。若不然，冲突就会很快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现在，它整整蔓延了八代人的时间，而且冲突变得异常复杂，我只能告诉你最重要的细节，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可以在许多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书中随便找一本来读。

伴随着新教徒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内部也开始彻底改革。那些身兼业余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商的教皇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工作二十小时，孜孜不倦地处理手上神圣职责的严肃教皇。

修道院里长期盛行的寻欢作乐的生活也走到了尽头。教士和修女们不得不日出而起，学习教会的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垂死者。宗教法庭睁大眼睛，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以防危险教义通过印刷品流传开来。讲到这里，人们通常会提到可怜的伽利略，他被宗教法庭关了起来，因为他有点不够谨慎，竟想凭他可笑的小望远镜解释宇宙，而且还小声咕哝出某些与教会正统观念全然违背的所谓行星运动规律。但是出于对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公平起见，我必须在此指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视科学和医学为危险的敌人，新教徒在把那些自主观察事物的人当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时，其愚昧和不宽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天主教徒。

比如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同时也是日内瓦地区的专制者（既是政治上也是精神上的）。当法国当局试图绞死迈克尔·塞尔维特（西班牙神学家与外科医生，他因作为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而声名鹊起）的时候，加尔文不仅大力提供协助，而且当塞尔维特设法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时，加尔文还亲自将这位才智出众的人投进监狱，经漫长的审讯，加尔文批准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全然无视塞尔维特作为著名科学家的事实。

宗教之争就这样愈演愈烈。我们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资料，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地对这场纷争感到厌倦，大部分因其宗教信仰而被烧死、吊死、砍头的都是些诚实善良的普通人，却沦为了激进和极端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等你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这个词）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品质，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人，也仅仅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宽容。比如说，他们可以对一个非洲土著宽容，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因为无论何种信仰对他们而言都毫无意义。但是一旦他们听说身边的某位邻居，原本是共和党人且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现在居然加入了美国社会党，还赞成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他们的宽容就不见了。他们开始使用与17世纪几乎同样的语言来谴责这位好邻居，就像一位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得知，自己一向尊敬和热爱的好朋友突然沦为可怕的“异端邪说”的牺牲品。

直到不久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如今，当我们发现某个人不重视身体和居所的清洁，使自己和孩子们受到伤寒病或别的可预防疾病的威胁，便会向卫生部门报告，卫生局的官员会召来警察，一起将这个人拘押或迁走，因为他的存在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16、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即公开质疑自己所属教派基本教条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比伤寒病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确实非常可能）摧毁人的肉体，但“异端邪说”，在他们看来，毁掉的却是人们本应不朽的灵魂。因此对所有善良而有理性的人来说，提醒警察留心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异端分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而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就像现代人发现自己的邻居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不通知最近的医生一样，都是有罪的。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将会听说许多有关预防性药物的知识。所谓预防性药物，简单地说，就是医生们不愿等到人们真的发病，才着手前去医治他们。恰恰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身体情况，消除所有可能引发疾病的根源，让他们清扫垃圾，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避免不良习惯，教给他们关于保持个人卫生的种种方法。他们甚至会去到学校，教孩子们如何正确使用牙刷、怎样防止感冒等。

在16世纪的人们看来，与肉体的疾病相比，灵魂的威胁更为恐怖（这是我一直努力向你们说明的一点），因此他们系统组织了一套精神疾病的预防性药物。当孩子长大到能够拼写他姓名的时候，便被教育信仰（并且是“唯一真正”）的种种原则。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人的普遍进步，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里很快就遍布了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对“教理问答”反复的解释上面，但它们也教除神学之外的其他知识，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繁荣。

但是，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将大量时间与精力倾注在教育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天主教会找到了一个无价的朋友，与新成立不久的耶稣会结成了同盟军。创建耶稣会这一卓越组织的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段不圣洁的漫长的冒险生涯之后，皈依了天主教。曾经有许多的罪人，他们被“救世军”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于是将余生全部奉献到帮助与安慰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上。像他们一样，这位西班牙士兵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教会服务。

这名西班牙人叫依纳爵·罗耀拉。他出生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1491年）。他曾在战争中负伤，腿部留下终身残疾，在医院治疗时，他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圣，吩咐他抛弃过去的罪恶生活改过自新。于是，罗耀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占领圣城的神圣任务。但是参观耶路撒冷之行向他证明了，目前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西欧，投入到反对路德教派的战斗之中。

1534年，罗耀拉在巴黎大学的索邦学院学习。他和另外七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八人互相允诺，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坚持追求正义，并且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教会。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成长为一个正规的组织，而且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承认为“耶稣会”。

罗耀拉以前是一名军人，纪律和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成为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耶稣会擅长教育，教师在被允许单独和学生谈话之前，要先接受极其完备的培训。教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参与各种游戏活动，悉心看护他们。这样的教育结果是，耶稣会培养出新一代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像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一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信仰职责。

然而，精明的耶稣会并不是将所有精力都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进入权贵们的宫殿，成为那些未来皇帝和国王的私人教师。当我给你们讲到三十年战争时，你们就会明白耶稣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在这股可怕和终极的宗教狂热最后爆发之前，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查理五世去世了，德国和奥地利落到了他的兄弟斐迪南手中。他的其他所有领地，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及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腓力接管。腓力是查理五世和自己的亲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所生的儿子。这样近亲结合所生下的孩子很容易行为古怪、精神不正常。腓力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后来经自己父亲的授意被杀死）就是一个疯子。腓力本人倒并不十分疯狂，但是，他对教会的热情却近乎一种宗教歇斯底里。他相信自己是上帝指派给人类的救世主之一。因此，要是有谁固执己见，拒绝分享陛下大人对上帝怀有的绝对热情，他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清除，以免他的坏榜样腐化邻居们虔诚的灵魂。

当然，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新世界所有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卡斯提尔和亚拉冈的国库。但是，西班牙也患有一种奇怪的经济病。它的农民们辛勤劳作，妇女们甚至更加勤劳，但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怀有根深蒂固的轻蔑，只愿意加入陆军、海军或担任政府公职。至于摩尔人，他们一直是工作异常勤奋的手艺人，但在很早之前便被全体逐出了西班牙。这种经济病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金银库的西班牙，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因为它所有的钱都必须拿到海外去交换西班牙人自己不屑于出产的小麦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腓力身为16世纪最强大的国家统治者，他的财源非常依赖于荷兰这个忙碌的商业蜂房所征集的税收。但是这些佛拉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和加尔文教义的忠实追随者，他们不仅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偶像和圣像画，还说教皇不再是他们的牧羊人，而是要跟随自己的良心指示和他们新翻译出来的《圣经》教诲行事。

这样使得腓力国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绝对不能容忍荷兰臣民的“异端”行为，但又着实需要他们的金钱。如果他允许荷兰人自由地做新教徒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对上帝的不尽职。如果他把宗教法庭派到荷兰，把敢于反抗的臣民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又将失去大笔的收入。

作为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腓力犹豫了好长时间。他试过仁慈和严厉，允诺和威胁等各种手段。荷兰人依然不知悔改，继续唱着诗篇，聆听着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出于无奈，腓力将自己的“钢铁汉子”阿尔巴公爵派往荷兰，来让这些冥顽不灵的罪人臣服。阿尔巴首先将那些没有在他到来之前溜走的宗教领袖砍头。在1572年（也就是法国新教领袖在血腥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被悉数赶尽杀绝的那一年），阿尔巴袭击了数座荷兰城市，将城中的居民全部屠杀，以此作为对其他城市的威慑。次年，他又率军围困了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与此同时，北尼德兰的七个小省份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即所谓的乌德勒支同盟。它们共同推举曾做过查理五世皇帝私人秘书的德国王子，奥兰治的威廉为军事领袖和海盗水手的总司令。这些乌合之众曾以“海上乞丐”的名号而闻名于世。为了挽救莱顿城，威廉挖开防海大堤让海水倒灌，在城市周围形成了一片浅水的内海，然后，他率领着一支由敞口驳船、平底货船组成的奇怪海军，边划边推边拉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下。他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打败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国王的无敌军队第一次遭到了如此耻辱的失败。这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沈阳大败俄军，也着实让我们这代人大吃一惊一样。新教徒的士气大振，腓力只好策划了另一个新阴谋来征服他反叛的臣民。他雇佣了一个半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去暗杀奥兰治的威廉。但是领袖之死并没有使北尼德兰的七省人民屈服，恰恰相反，这更加激起了他们的义愤。1581年，各级会议（七省的代表）在海牙召开，庄严地宣布废黜他们“邪恶的国王腓力”，并自己承担从古至今只授予“上帝恩许的国王”的统治权。

这是在人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比英国贵族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国王签署《大宪章》，更远地前进了一大步。这些善良的自由民认为：“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基于一种默契，双方都应履行某些义务，遵守某些职责。如果其中的一方违背了这份和约，另外一方也有权终止和约的执行。”英王乔治三世的北美属民在1776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在他们和统治者之间，毕竟还隔着三千英里波涛汹涌的大洋，可七省联盟议会这一庄严的决定（该决定意味着一旦战争失败，他们全部都将面临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是在听得见西班牙军队的枪声并始终怀着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恐惧之中做出的。

有关一支神秘的西班牙舰队即将出发去征服荷兰和英国的故事很早便开始流传，新教徒女王伊丽莎白继承天主教的“血腥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旧话。年复一年，码头的水手们都在谈论着它。在16世纪80年代，谣言有了确切的行动。根据到过里斯本的水手所说，所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坞里，都在大肆兴造战船。在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境内），帕马公爵正在集结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一旦西班牙舰队到来，便将他们从奥斯坦德运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在1588年，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终于向北方逼进。但佛拉芒海岸的港口都为荷兰舰队封锁，英吉利海峡也有英国人把守，而且西班牙人熟悉南方较为平静的海水，并不知道如何在北方风暴恶劣的气候下作战。至于无敌舰队是如何先被敌舰攻击，后又遭遇风暴吹袭的详细情形，不用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了。结果是，除几艘绕道爱尔兰的战船得以侥幸逃回，向西班牙人讲述可怕的战事，其他大部分战船都葬身在北海冰冷的波涛里。

战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现在把战火引到敌人的国土上了。在16世纪结束之前，豪特曼凭借林斯科顿（一个曾在葡萄牙船只服役的荷兰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发现了通往印度和印度群岛的航线。结果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一场争夺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属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战争全面地展开了。

就在这个抢夺海外殖民地的早期阶段，一桩奇特的诉讼案被告到了荷兰法庭。17世纪初期，一位名为范·希姆斯克尔克的荷兰船长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只，他曾作为一支探险队的领导，试图找到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在新泽勃拉岛附近被封冻的海水围困了整整一个冬天而声名大噪。你一定记得，教皇曾经将世界分为面积相等的两个部分，一半给了西班牙人，另一半给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环绕他们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水域就是自己的财产，由于当时葡萄牙还没有向尼德兰七省联盟宣战，因此他们宣称，希姆斯克尔克作为一家私有贸易公司的船长，无权擅入葡萄牙所属海域并偷盗葡萄牙船只。于是他们向荷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聘请了一位名为德·格鲁特或格劳秀斯的杰出青年律师为其辩护。在抗辩中，格劳秀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即“所有人都可自由出入海洋”。一旦越出陆上大炮的射程之外就是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根据格劳秀斯本人的理论）。这是第一次公然在法庭上提出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它随即遭到所有航海界人士的反对。为反击格劳秀斯著名的“公海说”或“开放海洋说”，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写出了著名的关于“领海”或“封闭海洋”的论文，他认为，环绕一个国家的海洋应该归属于这个国家，并且应该是这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个争论，是因为有关的问题最终并未得到解决，就在上次世界大战中还引出了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西班牙与荷兰、英国的战争。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拥有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殖民地，包括印度群岛、好望角、锡兰甚至包括日本，都落到了新教徒手里。1621年，西印度公司成立，它征服了巴西，还在北美哈得孙河口处建立了一个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要塞，此地是亨利·哈得孙于1609年最早发现的。

这些新殖民地使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变得异常富裕起来，以至于都可以雇佣外国士兵来为他们在陆上作战，而自己则专心从事商业贸易。对他们而言，新教徒的反抗意味着独立和繁荣。但在欧洲的许多其他地区，则意味着不断的恐慌，与此相比，上次的战争只不过是一帮教会学校的孩子一次轻松友好的郊游。

三十年战争爆发于1618年，它以1648年签订著名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是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宗教仇恨的结果。正如我前面讲过的，它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每个人都卷入其中，厮杀，直到参战各方精疲力竭，再没力气打下去为止。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战争将中欧的许多地区变成了荒地，饥饿的农民不得不与更饥饿的野狼厮杀，只为争夺一匹马的尸体充饥。在德国，六分之五的城镇和村庄毁于战火，西德地区的帕拉丁奈特被反复纵火劫掠达二十八次之多，人口由一千八百万剧减为四百万。

仇恨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二世当选德意志皇帝后迅速点燃的。斐迪南本人是耶稣会悉心教育的产物，是一个最虔诚、最顺服的天主教教会支持者。年轻时他便发下誓言，要将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异端分子”和“异端教派”统统铲除，他尽了自己的一切能力来遵守诺言。在他当选皇帝两天之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弗里德里希，既是帕拉丁奈特的新教徒选帝侯，也是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婿，成为了波西米亚的国王，这直接违反了斐迪南的意愿。

很快，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军开进波西米亚。年轻的国王徒劳地求援，无果，只得自己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荷兰共和国倒很愿意施以援手，但是，他们当时正忙于和西班牙的另一支哈布斯堡王族作战，自顾不暇。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则更关心如何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力，而不愿将金钱和士兵浪费在遥远的波西米亚一场无望的战争上。苦苦支撑几个月之后，帕拉丁奈特选帝侯被逐出了波西米亚，他的领地也被划归巴伐利亚信奉天主教的王族。而这仅仅是三十年战争的开始。

接着，哈布斯堡的军队在蒂利和沃伦斯坦将军的指挥下，横扫德国的新教徒聚居区，一直打到波罗的海边上。对丹麦的新教徒国王来说，一个强大的天主教邻居意味着严重的威胁。于是，克里斯琴四世试图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先发制人。丹麦军队开进了德国，但被击败了。沃伦斯坦携武力乘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最终，波罗的海地区只剩下一个城市还控制在新教徒手中，它就是施特拉尔松德。

在1630年初夏，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的古斯塔夫·阿多夫在新教徒的最后一个桥头堡施特拉尔松德登陆，他曾因带领国人成功抗击俄国入侵而一举成名。古斯塔夫·阿多夫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新教徒君主，一直梦想着将瑞典变成一个伟大的北方帝国中心，他被视为路德事业的拯救者，受到欧洲新教徒王公们的欢迎。古斯塔夫击败了不久前大肆屠杀马格德堡新教徒居民的梯里。接着，他的军队开始了长途行军，穿越德国中心地区，试图袭击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属地。由于腹部受到天主教军队的威胁，古斯塔夫突然掉转枪头，在吕岑战役中大败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队。不幸的是，这位瑞典国王由于脱离自己的部队而被杀。但是哈布斯堡的势力已经开始瓦解。

斐迪南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立即开始怀疑自己的臣仆。在他的授意下，军队总司令华伦斯泰被暗杀。当时统治法国的是信奉天主教的波旁王朝，他们一直与哈布斯堡王朝怀有宿怨，一听到这个消息，波旁王朝立即与信奉新教的瑞典结为同盟。路易十三的军队侵入德国东部，法国的都伦和康代将军的军队，再加上瑞典将军班奈与威玛的军队，几支军队联合，大肆杀戮、掠夺、焚毁哈布斯堡王族的财产。这给瑞典人带来巨大的声誉，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因此引起了他们的邻居丹麦的嫉妒。于是信奉新教的丹麦向同为新教国家的瑞典宣战了，宣战的原因是，瑞典人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合作，而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刚刚剥夺了胡格诺教徒（即法国的新教徒）在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中保证的公开礼拜的权利。

战争反反复复，仿佛形成了某种惯性，当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署最终结束战争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时，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仍旧忠实于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的教义。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并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法国保留了梅斯、土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继续作为一个傀儡国家而存在，既没有人力、财力，也没有希望和勇气。

三十年战争唯一的好处就是教给欧洲诸国一个反面教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再也不想尝试战争了。因此，他们彼此和平共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感情与不同信仰间的仇恨会消失，恰恰相反，天主教和新教的争吵刚刚告一段落，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荷兰，围绕何为“宿命论”的真正实质（这是一个非常模糊难解的神学观念，但在你们的曾祖辈眼里，它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引起了剧烈的争吵，最终使得奥登巴尼维尔特的约翰人头落地才结束。约翰是荷兰的政治家，在荷兰独立的头二十年，曾为共和国的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在促进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上也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干。而在英国，新教内部的争吵导致了一场内战。

但在我为你讲述这场导致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法律程序被处死的欧洲君主的冲突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英国此前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我尽力为你描述的，只是那些能使我们更清楚理解当今世界的历史事件。如果我未曾提及某些国家，并非是出于我私人的好恶。我也希望能给你讲讲挪威、瑞士、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事情，但是这些国家对于欧洲16、17世纪的发展并没有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我只能满怀敬意地鞠上一躬，略过这些国家。然而，英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小岛国的人民在过去五百年间的所作所为，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对英国历史背景知识的适当了解，你就无法理解今天报纸上的大事。因此，你很有必要了解，当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还处于君主专制的时候，英国为何能独自发展出一个议会制政府。

第44章　英国革命

国王的“神授君权”与虽非“神授”却更合理的“议会权力”相互争斗，结果以国王查理二世的灾难性结局而告终。

恺撒是西北部欧洲最早的探险者，他曾在公元前55年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英格兰。在随后的四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是罗马的一个海外行省。但当蛮族人开始威胁罗马，罗马军团被从前线召回保卫罗马本土，不列颠便成了一个没有政府，也没有防御的海外孤岛。

当日耳曼北部饥饿的撒克逊部落得知这一消息，他们便马上渡过北海，来到这个富裕的岛屿安家落户。他们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因最初的入侵者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而得名），但是这些小国家相互间争吵不休，没有一位国王的实力足够强大，能够坐上英格兰统一联合王国的宝座。五百多年来，由于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默西亚、诺森伯里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东英吉利，或其他不管叫什么名字的地方，都频频遭到不同派别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最后在11世纪，英格兰连同挪威及北日耳曼，一起沦为甘纽特大帝统治下的大丹麦帝国的一部分，英格兰最后一丝独立的痕迹也消失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丹麦人终于被赶走了，但是英格兰刚刚获得自由不久，又第四次被外敌征服了。新的敌人是另一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他们在10世纪初期入侵法国，建立起诺曼底公国。诺曼底大公威廉长期以来就以嫉妒的目光盯着这个一海之隔的富饶岛屿，1066年10月，威廉率军渡过海峡。在10月14日发生的哈斯丁战役中，他彻底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最后的国王——西撒克斯的哈罗德率领的疲弱之师，自立为英格兰国王。然而无论威廉本人，还是他的安茹和金雀花王朝的继承者们，都并未将英格兰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对他们而言，这个岛屿无非是他们在大陆继承的庞大遗产的附属部分——一块定居着一些落后民族的野蛮殖民地，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给这些岛国居民。然而，“殖民地”英格兰的发展逐渐地超越其“祖国”诺曼底。与此同时，法兰西的国王们正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他们的诺曼底-英格兰邻居从自己的土地上彻底清除出去，在法国人眼里，诺曼底的王公们只不过是法国国王貌合神离的不听话的仆从。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战争，法国人民在一位名叫贞德的年轻姑娘的领导下，终于将这些“外国人”逐出了自己的国土。贞德本人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不幸被俘，又由俘获她的勃艮第人转卖给英国士兵，最后作为女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英国人从未能在欧洲大陆上站稳脚跟，他们的国王最终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经营不列颠领地来。由于这个岛上的封建贵族们长期纠缠于世仇宿怨，在中世纪这就像天花和麻疹一样流行，大部分家世古老的封建主纷纷在所谓的“玫瑰战争”中命丧黄泉，这使得国王们轻而易举地增强了他们的皇室权力。到15世纪末，英格兰已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由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统治，这位国王设立的著名的“星室法庭”曾给国人留下过许多恐怖的回忆，它运用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了试图恢复对政府的旧有影响力的老贵族。

1509年，亨利八世接任其父亨利七世为英格兰国王，从那时起，英格兰从一个中世纪的岛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也因为如此，他统治的时期在英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亨利对宗教没什么深入的兴趣，他很乐意利用自己的多次离婚，造成与教皇私下的不和，趁机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独立，使英国教会成为欧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教”，他本人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国王也担当了臣民的宗教领袖。这一和平的改革运动发生在1534年，它不仅得到了长期以来饱受路德派新教徒攻击的英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而且还通过充公以前修道院财产大大增强了王室的实力。同时，这一举动还让亨利在商人和手艺人中大受欢迎，这些自豪而富裕的岛国居民，由一条宽阔深邃的海峡与欧洲大陆分隔开，他们不喜欢一切“外国的”东西，也不愿意由一位意大利主教来统治英国人诚实清白的灵魂。

1547年，亨利去世。他把王位留给年仅十岁的儿子。小国王的监护者们对流行的路德新教义大加欣赏，尽他们所能地帮助新教徒的事业。但是小国王未满十六岁便不幸夭折，继任王位的是他的姐姐玛丽，她是当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妻子，她以天主教的丈夫为榜样，一上台便把新“国教”的主教们统统烧死。

幸运的是玛丽于1558年去世，由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他六个妻子中的第二个安·博林所生的女儿，安·博林后来因失宠被亨利斩首。在玛丽执政期间，伊丽莎白曾一度被投进监狱，后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亲自求情才被释放，她是一切天主教与西班牙事物的死对头。与父亲一样，伊丽莎白对宗教异常冷漠，但她继承了父亲对人的性格的惊人判断力，在执政的四十五年间，她不仅加强了王室的权力，英格兰这座欢乐岛屿的财政和税收也不断增长。女王当然得到了拜倒在她王座下的大批杰出男性的有力辅佐，这让伊丽莎白时代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你们应该专门找一本详细讲述伊丽莎白时代的书来读。

然而，伊丽莎白的王位也并不安稳的，她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即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玛丽的母亲是一位法国公爵夫人，父亲是苏格兰贵族。她现在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二世的寡妻，也是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血腥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就是由她策划组织的）的儿媳。玛丽的儿子后来还成为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乐意与一切敌视伊丽莎白女王的人结为朋友。由于缺乏政治才能且采用了极为暴力的手段镇压苏格兰境内的加尔文教徒，玛丽引起了苏格兰人的暴动，自己不得不逃到英国境内避难。她在英国的十八年里，没有一天停止过策划反对收留她的伊丽莎白女王，最终，伊丽莎白不得不听从她忠实顾问们的建议，“将那个苏格兰女王斩首”。

1587年，苏格兰女王按计划被“砍了头”，由此引发了一场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但是正如我们上一章讲过的，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协力击败了腓力的“无敌舰队”，原本是为摧毁两个反天主教国家而刮起的狂风，现在却掉转风向，变成了英荷两国一桩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

经多年的犹豫不决，英国人和荷兰人终于意识到入侵印度和美洲的西属殖民地是他们的正当权力，而且还可当作对西班牙人迫害他们的新教徒同胞的报复。1496年，英国船队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引导下，作为哥伦布之后最早的一批继承者，发现并探索了北美大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作为殖民地的重要性虽然微乎其微，但纽芬兰沿岸却给英国捕鱼船队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一年之后，在1497年，同一位卡波特发现了佛罗里达海岸。

接下来到了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忙乱年代，当时也没有钱来进行海外探索。但是到了伊丽莎白时期，国家太平昌盛，斯图亚特的玛丽也被投进监狱，水手们终于可以离港出海远航，而不用再担心他们家人的安危。当伊丽莎白还是个小孩时，威洛比就已冒险航行过了北角。威洛比手下的一位船长里查德·钱塞勒为找到一条可能通向印度群岛的航路，更是进一步向东深入，抵达了俄国的阿尔汉格尔，从而与遥远的莫斯科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起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在伊丽莎白开始执政的第一年，又有许多人顺这条航线航行。“联合股份公司”的商业冒险家们，为后几个世纪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贸易公司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半是海盗、半是外交家的家伙们，愿意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次吉凶未卜的航行上，赌一把自己的运气。走私者将一切能够装上船的东西统统装载上船，商人们贩卖包括人口在内的一切商品，眼睛里除了利润，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伊丽莎白的水手们将英格兰的国旗，也将女王陛下的威名，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在国内，有威廉·莎士比亚以接连不断的新剧目来愉悦女王陛下的视听，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紧密团结在女王的周围，努力帮助她将亨利八世留下的封建遗产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以七十岁的高龄寿终正寝。她的侄子、祖父亨利七世的曾孙、她竞争对手斯图亚特的玛丽的儿子，詹姆士一世继承英国的王位。承蒙上帝的眷顾，詹姆士一世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得以逃脱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彼此残杀，无望地试图摧毁他们宗教竞争对手的势力，并建立起自家教义的绝对统治时，英格兰却和平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罗耀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此举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了极大的优势，它还保证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连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是英格兰的“外国人”，但他们似乎既不喜欢也不了解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本土成员可以偷一匹马，但“外国人”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极大的非议。老女王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着她的子民，还尽享爱戴，当然她一直遵循着让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尽量装满他们的钱包的政策。因此，老女王也得到了那些感激涕零的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有时国会的一些小权力、小职能会被女王自由地拿走，而这些不法行为都被乐意地忽视了，因为从女王陛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将最终收获更大的利益。

从表象来看，詹姆士国王是在继续执行相同的政策。但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伟大前任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天主教徒也并未获得任何新自由。但是当西班牙对英格兰展现谄媚的笑容，试图努力重修旧好时，詹姆士也对他们笑脸相迎。大部分英国人是不接受这种做法的，但是詹姆士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也只好保持沉默。

很快，又有了其他的一些摩擦。詹姆士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儿子查理一世一样，都坚信自己是“君权神授”，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征询臣民们的意愿。这种观念并不新鲜。教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者（或者说将世界已知领土都统一于罗马这个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在地球上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没有人质疑上帝以自己的方式统治这个世界。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也很少有人敢于怀疑“基督的代理人”做同样的事情，并要求大众顺服他，因为他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在世间的直接代表，而且他只对上帝本人负责。

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成功，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世俗统治者接管。身为国教或者本王朝教会的领袖，他们坚持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代理人”。人们并没有质疑他们的统治者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而是接受了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接受议会制政府一样，在我们看来，这是政府唯一最合理的模式。因此，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士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而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这是不公平的。地道的英国人不相信国王宣传的“君权神授”肯定还有着其他的原因。

首次听到人民发出公开否定“君权神授”的声音，是在1581年的荷兰。当时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们是这么说的：“国王破坏了他的协议，因此国王也像任何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解雇了。”从那时开始，国王对其属民应该承担责任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的国家中流传开来。人民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掌握着财富，不像中欧地区的贫困人民长期处在统治者卫队的监视之下，不能讨论这个可以把他们立即关进城堡监狱的问题。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们，掌握着维持强大陆军与海军的必需资本，而且也懂得如何操纵被称为“信用”的这一犀利的武器，根本不用担心牢狱之灾。他们很愿意以自己争取的“神圣财权”，来对付任何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先令足以击败拙笨无能的封建军队，而这支军队是国王拥有的唯一武器。当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时，要么是默默忍受，要么就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而他们则敢于行动。

当斯图亚特王朝开始激怒英格兰人民，宣称他们有权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并且也不用承担责任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利用下议院为第一道防线，来抵抗王室的滥用权力。国王非但拒绝让步，还解散了国会。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查理一世独自统治着国家。他强行征收一些大部分英国人认为是不合法的税收，还随意地管理着不列颠王国，就好像这个国家是他自己的私人乡村庄园一样。他有许多得力的助手，并且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很不幸的是，查理不仅未能争取到苏格兰忠实臣民的支持，反而卷入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争吵当中。尽管不是自己的意愿，只是迫于急需现金的压力，查理一世最终不得不再度召开议会。议会于1640年4月召开，并表现得异常火爆，几周后这个议会又被解散。同年11月，一个新国会组成了。可这个国会比第一个更不听话，议员们必须要弄明白“神圣君权的政府”还是“国会的政府”这个问题。他们攻击国王的主要顾问官，并处死了其中的六人，还宣布，未经他们的同意，国王无权解散国会。最后，在1641年12月1日，他们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详细罗列了人民在其统治者治下所受的种种不满。

查理希望能在乡村地区为自己的政策寻求到支持者，于1642年1月离开了伦敦。双方各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在君主和国会的绝对权力之间展开一场公开的战争。在这场斗争中，英格兰势力最强的宗教派别，被称为清教徒（这些人属于国教圣公会中的一个派别，试图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他们迅速站到了战斗的第一线。这支清教徒组成的“虔诚兵团”由著名的奥利弗·克伦威尔指挥，他们凭着铁一般的纪律及对神圣目标的坚强信念，很快成为了反对派阵营的榜样。查理的军队两次遭到失败，在1645年的纳西比战役失败之后，查理一世逃到苏格兰，苏格兰人又将他出卖给了英国人。

紧接着是一段明争暗斗的时期，苏格兰长老会与英国清教徒之间的矛盾激化。1648年8月，在普雷斯顿盆地激战三昼夜之后，克伦威尔胜利结束了第二场内战，并攻占了爱丁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士兵们已经厌倦了国会滔滔不绝的空谈与旷日持久的宗教论争，他们决定按自己的最初心愿行事，驱逐了所有不赞成清教徒教义的议员，余下的老议员们组成的“残余议会”正式指控国王犯下了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坐上审判员席位，一个特别的审判团上任并宣布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平静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一个君主国家的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处死了一位不能摆正自己在现代国家中的位置的国王。

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的时代通常被称作克伦威尔时代。最初的时候，克伦威尔只是英格兰非正式的独裁者，在1653年，他被正式任命为护国主。他统治了这个国家五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继续推行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策，西班牙再度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敌人，向西班牙人开战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神圣议题。

英国的商业和商人的利益被放在了所有事情的首要位置，宗教上则实行最严格的新教教义，毫无讨论的余地。在维持英格兰的海外地位上，克伦威尔是成功的。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他却失败得非常彻底。世界是由许多人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所思所想也不会一模一样，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个仅仅为社会中的部分成员谋利益、代表部分成员的政府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当他们试图纠正皇室滥用权力的时候，清教徒是一支代表进步的伟大力量，当作为英格兰的绝对统治者时，他们却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克伦威尔1658年的去世，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变得非常轻松。事实上，流亡王室受到了人们“救世主”般的欢迎，人们发现，清教徒的虔诚枷锁和查理一世的暴政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只要斯图亚特王室的接班人愿意忘记他可怜的父亲所一再坚持的“神圣君权”，并愿意承认国会在统治国家方面的优先地位，人们许诺会再度成为效忠国王的好公民。

整整两代人为此而努力着，但斯图亚特王室显然没有汲取教训，依然改不掉他们热爱权力的老毛病。1660年回国继位的查理二世，是一个性格温和但毫无才能的人。他天性的懒惰，畏难好易、随随便便的气质，加上他在撒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暂时避免了与臣民爆发公开冲突。通过1662年的“统一法案”，他将全体不信奉国教的神职人员清除出教区，借此瓦解了清教徒的势力。1664年，他又通过了所谓的“秘密宗教集会法令”，以流放西印度群岛作为惩罚，试图阻止“异教徒”参加秘密宗教集会。这看起来已经非常像“君权神授”的旧日行为了，人民也表现出不耐烦迹象，国会也在为国王提供资金的事情上突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既然他无法从一个心怀不满的国会那里弄到钱，查理二世便秘密从他的近邻兼表兄，法国的路易国王那里借款。他以每年二十万英镑的代价出卖了他的新教盟友，还暗自嘲笑着国会那帮头脑简单的人。

经济上的独立突然给了查理国王巨大自信。他曾在那些天主教亲戚间度过了很多年的流亡岁月，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免也产生了一种秘密的好感。也许，他能够带领英格兰回到罗马教会呢！于是，他通过了一项“赦罪宣言”，取消了那些压制天主教徒与非国教徒的旧法律，这一行动正好发生在传言查理的弟弟詹姆士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看上去都有些可疑，大街上的人们开始害怕这是一场可怕的阴谋，一股新的骚动在岛上悄悄蔓延。大多数的人希望能够阻止另一场内战的爆发，对他们来说，宁愿要王室的压迫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甚至是“君权神授”，也不愿意选择同一种族的人新一轮的自相残杀。然而，经常遭受恐惧的非国教徒并没有这么宽厚，他们必须要坚持自己的信仰。领导他们的是几个才智杰出的贵族，他们再也不愿意回到绝对王权的旧日子。

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两大阵营相互对垒。其中之一被称为“辉格党”（中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在1640年的时候，苏格兰长老会的神职人员带领了一大帮辉格莫人，即马车夫，向爱丁堡进军去反对国王，所以他们得到这个可笑的名字），另一派叫“托利党”（原用于称呼爱尔兰反王室人士，但现在用在国王的支持者们身上），但双方都不愿制造出一场危机。他们耐心地等到查理二世终老天年，安静地死于床上，并且也容忍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于1685年继任他的哥哥当上了英国国王。但是，詹姆士先是设立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将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指挥），将国家置于外国干涉的严重危险之下；后于1688年颁布第二个“赦罪宣言”，强令在所有国教教堂宣读，他的绝对权力未免越出了一个合理的界限，这一界限只有那些最受爱戴的统治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被允许偶尔超越。有七位主教拒绝宣读国王的命令，尔后他们被以“煽动性诽谤罪”指控，受到法庭审判。陪审团大声宣布被控者“无罪”时，引来公众铺天盖地的掌声与喝彩。

正巧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詹姆士（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的玛丽亚出生于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伊斯特家族）有了一个儿子。这意味着，日后继承詹姆士王位的将不是他的新教徒姐姐玛丽或安娜，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孩子。街道上的人们再度疑心滋长。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看上去已经年岁太大，应该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了！这是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肯定是某些用心险恶的耶稣会教士将这个身世离奇的婴儿带进皇宫，好让未来的英国有一位天主教君主。流言越传越多。看上去，另一场内战即将爆发。此时，来自辉格和托利两党的七位著名人士联合给詹姆士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去信，邀请他来英格兰，接替虽然合法但完全不受欢迎的詹姆士二世的英国王位。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图尔比登陆。由于不希望让自己的岳父成为另一个殉难者，威廉帮助詹姆士安全逃到了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开国会会议。同年2月13日，威廉与自己的妻子玛丽被宣布一起成为英国国王，终于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新教事业。

此时的国会早已不只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它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去获得更大的权力。1628年旧版的《权利请愿书》从档案室某个早被遗忘的角落里翻了出来。接着又通过了第二个更严格的《权利法案》，要求英格兰君主必须是信奉英国国教的人。更进一步地，该法案还宣称，国王没有权力中断或取消法律，也没有权力允许某些特权阶层不遵守某项法律。它还强调说，“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税，也不得擅自组织军队”。这样，在1689年，英格兰获得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闻所未闻的自由。

但是，并非只是这些自由开明的政策，英国的威廉统治时期才被人们记忆至今。在他有生之年，政府首度采用了一种“责任”内阁的体制。当然，没有哪位国王能独自治理国家。他需要一些信得过的顾问。都铎王朝就有着自己著名的“大顾问团”，全部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组成。这个团体慢慢变得过于庞大，后来被限制到小型的“枢密院”规模。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惯例，这些枢密官时常去宫殿的一间内室觐见国王。因此，他们被称作“内阁成员”。又过了不久，他们因“内阁”这一名字而闻名于世。

与之前大部分英国君主一样，威廉也从各个党派中挑选自己的顾问。但是随着国会势力的日渐壮大，威廉发现当辉格党占据国会的多数时，想在托利党人的帮助下推行自己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托利党人被清除出局，由清一色的辉格党人组成整个内阁。几年过去之后，当辉格党人在国会失势，国王出于行事方便的考虑，又被迫向托利党的领袖们寻求支持。一直到他1702年去世为止，威廉一直忙于和法王路易交战，无暇治理国内朝政。事实上，所有重要的国内事务都交给了内阁去处理。当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娜继位之后，这种情形依然继续。1714年安娜去世（不幸的是，她的全部七个子女都先她而死），王冠落到了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苏菲的儿子——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头上。

这位有些粗俗的君主，从未学过半句英语，完全迷失在英国这套复杂的政治制度的迷宫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抛给了自己的内阁，与他们的会议保持很远的距离，因为一句话都听不懂，参加这些会议对他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这样，内阁养成了不打搅国王陛下而自行治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习惯（1707年，苏格兰的国会与英国国会合并），而乔治则情愿将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欧洲大陆上。

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期间，一系列杰出的辉格党人（其中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主政长达二十一年）组成了国王的内阁。辉格党的领袖们因此被公认为不仅是责任内阁的首脑，还是把握国会权力的多数党。乔治三世继位后，试图重新控制权力，将政府实际事务从内阁手中夺回，他的努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的继任者们再不敢做类似的尝试。这样从18世纪初期开始，英国便拥有了一个代议制政府，由责任内阁成员负责处理国家事务。

事实上，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全英国拥有选举权的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但是，它是现代议会制政府最初的基础。借助一种平稳而有序的方式，国会剥夺了国王的权力，将它交到一个人数日益增长且广受欢迎的民众代表团手中。此举虽然谈不上给英国带来了太平盛世，但它确实使这个国家免遭激烈革命的动荡，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革命都带来了灾难性的流血后果。

第45章　势力均衡

在法国，“神圣君权”继续发展并空前膨胀，统治者的野心只有在新出现的“势力均衡”原则下才能保持稍微的克制。

让我们与上一章作个对比，当英国人民在为自由而战的那些年里，法国都发生了些什么。在历史上，恰当的人选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国家，这种组合是极为少见的。但对于法国而言，路易十四的出现正是这一理想状态的完美实现，不过如果他没有出现的话，欧洲其他地区应该会更高兴一些。

当时，法国在这位年轻国王的统治下，成为欧洲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路易十四登上王位之时，马萨林与黎塞留这两位伟大的红衣主教刚把古老的法兰西王国整顿成17世纪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路易十四本人也有着超凡的能力，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也仍然生活在他那太阳王时代辉煌的包围之中。我们的社交生活是建立在路易十四的宫廷所创造的完美礼仪和高雅谈吐之上。在外交关系中，法语依然作为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因为早在两个世纪前，法语的优美措辞与精巧表达，就已达到了其他语言所无法企及的境界。路易十四的剧院至今仍是现代戏剧艺术的典范，在它面前，我们只能自叹天资有限、学得太慢。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兰西学院（由黎塞留首创）开始在世界学术界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其他国家则以效仿它为荣。如果有足够的篇幅，我们还可以把这张单子列好多页，就连现代的菜单都是用法语印刷的，这绝非偶然。高雅、复杂的法式烹调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它最初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这位伟大君主的口腹之欲。路易十四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绚丽豪华而又温文尔雅的时代，至今仍能教给我们许多东西。

很不幸的是，在这幅灿烂的图景背后，还存在着令人沮丧的一面。国际舞台上的大放异彩，往往意味着牺牲国内为代价，法国也不例外。1643年，路易继承父位为法国国王，直至1715年去世。在长达七十二年的时间里，由一人独揽法国大权，几乎跨越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

我们必须充分理解“独揽大权”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建立过被我们称为“开明专制统治”的高效独裁制度，而路易十四正是这一特殊制度的首创者。他并不是那种只扮演统治者角色，而把国家事务当成愉快游戏的国王。开明专制时代的君主们工作勤奋，远甚于他们统治下的任何臣民。君主们比任何人都晚睡早起，紧紧抓住“神圣君权”，可以任意行事而不必征询臣民们的意见，但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神圣的责任”。

当然，国王不可能事必躬亲，还需要一群得力的助手和顾问来辅佐自己。一两个将军、几个外交政策的专家、一些精打细算的财政顾问与经济学家都是来帮助他完成目标的。但是，这些高级顾问只能向国王提出建议，并无自己的独立权限，只能按陛下的意旨行事。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神圣君主事实上就代表着整个国家与政府，祖国的荣耀变成了一个王朝的荣耀，这与我们美国的民主观念是正好对立的。法国事实上成为了由波旁王朝所统治、并为其服务、归其所有的国家。

这种体制带来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国王就是一切，“朕即国家”，而国王之外的所有人则什么都不是。年老有才干的贵族们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放弃他们以前享有的行省管理权。现在，一个手上沾满墨水的皇室小官僚，坐在远离巴黎的某幢政府建筑物的窗后，执行着一百年前由各地封建主自行承担的职责。而那些被剥夺工作的封建主则迁居巴黎，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尽情娱乐身心。不久之后，他们的庄园便患上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经济病，即众所周知的“地主缺席所有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原来那个工作勤奋能干的封建主统治阶层，成为了游荡在凡尔赛宫周围风度翩翩但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

路易十四十岁那年，正是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之时，这一终结三十年战争的和约，同时也终结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可以想见，一个有着勃勃野心的年轻人，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取代从前哈布斯堡王朝的荣耀。1660年，路易十四迎娶了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玛丽亚·特利莎。不久之后，他的岳父，也是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分支的腓力四世去世了，路易十四马上宣布西班牙属下的荷兰部分（今比利时）作为其妻子的部分陪嫁。这样的无理要求当然会给欧洲的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会威胁到新教国家的安全。在荷兰七省联盟的外交部长扬·德维特的领导之下，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国际联盟，即瑞典、英国和荷兰的三国同盟于1664年宣告成立。它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路易十四用金钱和许诺收买了英国的查理国王和瑞典议会，荷兰被盟友们出卖，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1672年，法国军队入侵这个低地国家，他们一路向荷兰腹地挺进。于是，堤防第二次开启，法兰西太阳王深陷在荷兰沼泽的泥淖中。1678年签订的尼姆维根和约不仅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引发了另一场战争。

第二次战争发生在1689年至1697年，最终以里斯维克和约宣告收场，但它并未给予路易十四梦寐以求的欧洲统治权。他的老对头扬·德维特被荷兰暴民谋杀，但是他的继任者威廉三世（你在上一章已经见到过的）继续挫败了路易十四力图成为欧洲统治者而做出种种努力。

1701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一死，一场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便展开了。这次战争以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告终，这个和约仍未解决任何问题，但这场战争却使得路易十四的财政濒临破产。在陆战中，法国国王取得了胜利，但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使法国最终赢得整场战争的美梦化为泡影，除此之外，这次长期的较量，催生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从今往后，再也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来单独统治整个欧洲及世界，多长时间都不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势力均衡”。它并不是一条成文的法律，但在三个世纪里，像自然法则一样得到了各个国家的严格遵守。提出这一观念的人士认为，欧洲在其民族国家不断发展茁壮的阶段，只有当整个大陆的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才能存在下去，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单个的权力或单独的王朝来统治所有的国家。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就成为了这一法则的牺牲品。然而，它是不自觉地成为了牺牲者。锣鼓喧天的宗教论争让我们看不清掩藏在矛盾之下的真正冲突。但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看到经济利益的冷酷算计是如何在所有国际事务中占据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政治家的诞生，他们是偏爱拨弄计算尺和现金出纳机的政治家。扬·德维特是这个新型政治学校的首位成功倡导者和教师，威廉三世则是他的第一名优秀毕业生。而路易十四尽管拥有无比的名望和荣耀，却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从那个时代开始，还有许多人重蹈他的覆辙。

第46章　俄国的兴起

神秘的莫斯科帝国突然在欧洲政治大舞台崛起的故事。

如你所知，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同年的早些时候，一位名为舒纳普斯的提洛尔人，为当地大主教率领一支科学远征队，带着最好的介绍信和良好的信誉，试图到达传说中神秘的莫斯科城。但他并没有成功，当他抵达这个人们依稀觉得是在欧洲最东边的莫斯科帝国边界时，他被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那里不欢迎任何外国人。舒纳普斯只得掉头前往土耳其“异教徒”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以便回去后能给主教大人呈上一份至少有些内容的探险报告。

六十一年后，理查德·钱塞勒试图找到通往印度的东北航道，船被疾风刮进北海，到达了德维纳河的入海口，发现了霍尔莫戈里村，这里离1584年建立阿尔汉格尔城的地点只有几小时的路程。这一次，外国的来访者们被邀请到了莫斯科，并被引见给统治莫斯科帝国的大公陛下，他们带着俄罗斯第一次与西方世界签订的通商条约返回了英格兰。其他国家很快循迹而至，有关这片神奇土地的真相也开始为世人所了解。

从地理上说，俄国是一片广阔的大平原。乌拉尔山脉低矮平缓，根本无法构成对入侵者的防御屏障。流淌在这片平原上的河流宽阔而清浅，是一块游牧民族理想的放牧之地。

当罗马帝国经历着建立、强大又再次消亡之时，很早以前就离开中亚故土的斯拉夫部落，正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森林和平原上漫无目的地往来游荡。希腊人偶尔遇见过这些斯拉夫人，公元3、4世纪的旅行者也曾提到过他们。要不然，他们也将和1800年的内华达印第安人一样，根本不为外界所知。

不幸的是，一条非常便利的商路纵贯了这个国家，扰乱了原始居民和平宁静的游牧生活。该商路是连接北欧与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道路。它沿波罗的海直至涅瓦河口，穿过拉多加湖，顺沃尔霍夫河南下，之后横渡伊尔门湖，溯拉瓦特小河而上，再通过一段短暂的陆路行程就到了第聂伯河，最后沿第聂伯河直入黑海。

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条路线。公元9世纪，他们开始在俄罗斯北部定居，就像其他北欧人为在德国和法国建立独立的国家打下了最早根基一样。但是在公元862年，北欧来的三兄弟渡过波罗的海，建立了三个小王国。三兄弟里面，只有一个叫奥列格的人活的时间比较长，他吞并了其他两人的国土。在北欧人首次到达该地二十年后，这里建立起第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斯拉夫王国。

由于从基辅到黑海只有很短的距离，不久之后，一个有组织的斯拉夫国家出现的消息便在君士坦丁堡流传开来。这意味着，热切的基督传教士们又有了一片传播福音的新土地。拜占庭的僧侣们纷纷沿第聂伯河溯流北上，很快到达了俄罗斯的腹地。他们发现，这儿的人民居然还崇拜着一些居住在森林、河流及山洞里面的奇怪神祇。僧侣们开始讲授耶稣的故事，这里没有竞争，罗马教会正忙于教化野蛮的条顿人，而无暇顾及遥远的斯拉夫人。所以，俄罗斯人很自然地接受了拜占庭的宗教信仰、文字，并从这里汲取了关于艺术和建筑的最初知识，由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遗迹）已经变得非常东方化，失去了许多它原有的欧洲特点，俄罗斯也相应地受其影响。

从政治上讲，兴起于俄罗斯辽阔平原上的这些国家命运并不好。按北欧习俗，父亲留下的遗产总是由所有儿子均分。一个小国家刚建立不久，就会被分成八九个等份，而这些更小的国家又将继续循例分给其后面不断增加的子孙们。可以想见，这些相互竞争的小国总是陷于彼此的争吵与内耗中，无秩序成了当时唯一的秩序。当火光映红东方的地平线，一支来自亚洲的野蛮民族入侵了，这些小国因为实力太弱，太过于分散，而无力组织起像样的防御来面对强大的敌人。

1224年，鞑靼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伟大的成吉思汗，继征服了中国、布哈拉、塔什干及土耳其斯坦之后，首度出现在西方。斯拉夫军队在卡尔卡河附近被彻底击败，俄国的命运掌握在了蒙古人的手中。就像他们出现时从天而降一样，又突然间消失了。然而，十三年后，也就是1237年，蒙古人又重返俄罗斯。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广阔平原上的每一个角落。直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在库利科沃平原击败了蒙古骑兵，鞑靼人才结束了对俄罗斯的主宰。

总的来说，俄罗斯人用了漫长的两个世纪，才将自己从蒙古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极为沉重且不堪忍受的枷锁，它将斯拉夫的农民变成了悲惨的奴隶。俄国人不敢奢望活命，除非他们能乖乖地匍匐在蒙古主人脚下，忍受端坐在草原帐篷中的奴隶主朝他们吐口水。这把枷锁使俄罗斯人民的荣誉感与独立感荡然无存，饥饿、痛苦、虐待和肉体的责罚成为俄罗斯人的家常便饭。直到最后，不管是农民还是贵族，每一个俄罗斯人都被抽打责罚，以至于精神崩溃，变得像一条精疲力尽的丧家之犬，甚至未经主人许可连摇尾乞怜也不敢了。

逃跑是不可能的，鞑靼可汗的骑兵迅疾而无情。无尽的大草原不会给任何人逃往邻近安全地区躲藏的机会。他必须要安静地承受黄种主人加诸他身上的种种折磨，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当然，欧洲应该出面交涉，但当时他们正忙于家务事，教皇和皇帝之间吵着开战，或忙于镇压这里、那里的“异端分子”。如此一来，斯拉夫人只能自己寻求解救之道了。

俄国最终的救星来自早年北欧人建立的诸多小国之一。它坐落在俄罗斯大平原的心脏地带，其首都莫斯科建在莫斯科河畔一座陡峭的山岩上。这个小公国靠着时而讨好鞑靼人，时而在安全限度内对其稍加反抗，于14世纪中期确立起自己民族领袖的地位。必须记住一点，鞑靼人完全缺乏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他们能做的仅仅是破坏，不断征服新土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源源不断地得到岁贡。为了以征税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鞑靼人不得不允许旧政治组织的某些残余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俄罗斯的许多小城蒙大汗之恩得以存续下来，他们要作为征税人，以充实鞑靼可汗的国库去掠夺邻近地区。

莫斯科公国以牺牲周围邻居们的领土为代价，自己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公开反叛它的主人——鞑靼人。它做得相当成功，作为俄罗斯独立事业的领袖，莫斯科公国很自然地成为了仍坚信光明未来的斯拉夫部落的中心。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十年之后，在伊凡三世的统治之下，莫斯科向西方世界宣告，斯拉夫民族对已经灭亡的拜占庭帝国及尚在存续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享有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继承权。一代人之后，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已经强大到敢于僭越恺撒的名号，自称沙皇，并要求西方欧洲各国的承认。

1598年，随着费多尔一世的去世，北欧人奥列格的后裔们所执掌的古老莫斯科王朝宣告终结。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一半鞑靼血统、一半斯拉夫血统的波利斯·戈东诺夫成为了新的沙皇。正是在他执政期间，俄罗斯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俄罗斯帝国虽地域辽阔，但金钱紧缺，这里既无贸易，也没有工厂，为数不多的城市，也不过是一些肮脏的小村落。这个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和大量目不识丁的农民所构成的国家，其政府是受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及鞑靼影响的混合体，除了国家利益，它对其余的一切都漠然视之。为了保卫这个国家，政府需要一支军队，而为了征集供养士兵所必须的税收，它又需要国家公务员，为向这些公务员支付薪水，又需要土地。在东部和西部的辽阔荒原上，土地是最不愁供应的廉价商品，但若无适当的人力来耕种土地、饲养牲畜，土地便毫无价值。因此，旧日的游牧农民被接连剥夺掉一项又一项的权利，最终在17世纪初叶，他们正式沦为了土地的附庸。俄罗斯农民从此不再是自由民，被迫变成了农奴或奴隶，直到1861年，他们的命运已悲惨得无以复加，而纷纷丧命。

在17世纪，这个新兴国家的国土不断扩张，并迅速蔓延到西伯利亚，成为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正视的一支力量。1613年，波利斯·戈东诺夫去世之后，俄罗斯贵族从自己人当中推选出了新沙皇，他就是费多尔的儿子，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他一直住在克里姆林宫外的一所小房子里。

1672年，米哈伊尔的曾孙，另一位费多尔的儿子彼得出世了。当这个孩子十岁时，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王位。小彼得被送到帝国首都的郊区，外国人聚居地去生活。身处于苏格兰酒吧主、荷兰商人、瑞士药剂师、意大利理发匠、法国舞蹈教师和德国小学教员的包围中，这位年轻的王子耳濡目染地对全欧洲有了最初但却极为特别的印象，在遥远而神秘的欧洲，有着一个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当彼得十七岁时，他突然将姐姐索菲亚赶下王位，自己当了俄罗斯的统治者。他并不满足于做半野蛮、半东方化民族的沙皇，而是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伟大君主。但是要想把一个拜占庭与鞑靼混合的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大的欧洲帝国绝非易事，它需要一双强有力的手腕和一副睿智清醒的头脑，而彼得正好两者兼备。1698年，将现代欧洲移植到古老俄罗斯体内的高难度手术正式开始施行了，最终，病人存活了下来。但是此后五年所发生的事情向我们表明，俄罗斯其实一直未能从这次手术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第47章　俄罗斯与瑞典之战

俄罗斯和瑞典相互征战多年，来争夺东北欧地区的领导权。

1698年，彼得沙皇起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欧之行。他取道柏林，前往当时的荷兰和英国。在他还是个小孩子时，曾经在父亲的乡间池塘里用自制的小船划水，差点被淹死，但这依然不能阻挡他一生对水的热爱。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热情通过他执着地为俄罗斯这个内陆国家开辟一条通向广阔海洋的道路而充分表现出来。

当这位严厉而不受欢迎的青年统治者出海考察远离国家时，一群聚集在莫斯科的旧制度拥护者密谋瓦解他的改革。他的卫队斯特莱尔茨骑兵团突然发动叛乱，迫使彼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他自任最高行政官，将斯特莱尔茨处以绞刑后碎尸，并将全团成员统统处死。叛乱的首领，彼得的姐姐索菲亚被关进了一座修道院，这样，彼得的铁腕统治得到大大的加强。1716年，当彼得第二次前往西欧时，同样的事件再度发生。这次，带头作乱的是彼得半疯癫的儿子阿列克西。彼得被迫又一次匆匆赶回国内，将阿列克西活活打死在牢房里，其余拜占庭传统的旧友们则艰辛跋涉几千英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铅矿，那是他们人生最后的目的地。从此直到他死去，再也没有发生过针对他的暴动，彼得和平地推进着他的改革。

我们很难按编年顺序列出一张沙皇推行改革的清单。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并且不依照任何章法，非常迅速地颁布各项法令，仅仅是记录下来都很困难。在彼得看来，此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错误的，必须在尽可能快的时间里把整个俄国彻底地纠正过来。当他去世时，为俄罗斯留下了一支二十万人的训练有素的陆军和一支拥有五十支战舰的海军。旧的政府体制在一夜间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国家杜马，即老的贵族议会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沙皇身边一个由国家官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也被称为参议院。

俄罗斯被划分为八大行政区域，或称为行省。修筑道路，建造城镇，工厂纷纷设立在最能取悦于陛下的地方，根本不考虑是否接近原材料的产地。多条运河在开挖之中，东部山脉的矿藏也得到了开发。在这片愚昧无知的土地上，中小学普遍建立起来，配套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医院及职业培训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荷兰造船工程师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工匠们被鼓励到俄罗斯定居。印刷厂纷纷设立，不过所有出版的书籍必须由严厉的皇家官员事先审查。社会各阶层必须担负的责任由一部新法典做了详细的规定，民法与刑法体系也被建立起来，并印刷成一系列丛书出版。古老的俄罗斯习俗被明令废止，帝国警察手持剪刀，守候在每一个乡村路口，一夜间将长发披肩、胡子满脸的俄罗斯山民变成了面容干净、修饰一新的文明西欧人。

在宗教事务上，沙皇绝不容忍旁人分享权力。曾经在欧洲出现过教皇与皇帝对立的情形，在俄罗斯根本不可能发生。1721年，彼得自任俄罗斯教会的首脑。莫斯科大主教一职被废除，神圣的宗教会议作为处理国教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出现在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中。

然而，由于旧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在莫斯科还拥有顽固的立足点，改革不可能取得完全的成效，彼得决定将政府迁到一个新首都。建设新都的地址被选在波罗的海沿岸不宜人居的沼泽地带。1703年，彼得开始改造这片土地。四万农民花费数年时间为这座帝国城市打好了地基，瑞典人却对彼得发动攻击，企图摧毁这座城市。疾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死去，但工程仍在继续，历经了一个个寒暑，一座人工城市很快在波罗的海边上矗立起来。1712年，它正式被宣布为“帝国首都”。十几年后，它已拥有居民七万五千人，每年两次，泛滥的涅瓦河水将该城淹没在一片泥浆之中。但沙皇以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修建了堤坝和运河，使洪水不再危害城市。当彼得于1725年去世时，他已经是北欧最大城市的拥有者。

当然，一个如此危险的对手突然间崛起会使它的邻居们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压力，而彼得也长期注视着他的波罗的海对手瑞典王国的一举一动。1654年，克利斯蒂娜宣布放弃王位，前往罗马，做一个虔诚的教徒侍奉天主，以终此生。克利斯蒂娜是三十年战争的英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的独生女。古斯塔夫的一个新教徒侄子从瓦萨王朝最后一任女王手里继承了王位。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的精心治理下，新王朝将瑞典带向了一个兴旺繁荣的最高峰。但是在1697年，查理十一世突然去世，由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男孩继位，他就是查理十二世。

这是北欧诸国期待已久的大好时机。在17世纪激烈的宗教战争中，瑞典以牺牲邻居们的利益为代价，独自坐大。现在，邻邦的所有者们认为，上门索债的时候到了。大战迅速爆发，一方是俄国、波兰、丹麦和萨克森组成的联盟，另一方是瑞典。1700年11月，在著名的纳尔瓦战役中，彼得麾下缺乏训练的新军遭到了查理率领的瑞典军队毁灭性的打击。之后，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查理，迅速掉转矛头去迎击其他敌人，在接下来九年的时间里，他长驱直入，一路烧杀焚灭，摧毁了波兰、萨克森、丹麦及波罗的海各省的大量城镇和村庄。此时，彼得却在遥远的俄罗斯养精蓄锐，加紧训练他的士兵。

结果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中，莫斯科帝国一举击溃了精疲力竭的瑞典军队。查理依然是历史舞台上一个高度形象化的人物，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英雄。但是他徒劳无功的复仇行动，却毁灭了自己的国家。1718年，查理因意外事故或被刺身亡（具体情形不详）。当1721年签订尼斯塔特和约时，瑞典除继续保留芬兰外，丧失了此前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的全部领土。彼得苦心缔造的新俄罗斯帝国，终于成为了北欧地区的领导力量。但是，另一个新对手正在悄然崛起之中，普鲁士帝国已具雏形。

第48章　普鲁士的兴起

在日耳曼北部的荒凉地区，一个名为普鲁士的小国家突然崛起。

普鲁士的历史，是一部欧洲边疆地区的变迁史。早在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就致力于将旧有的文明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向欧洲西北部的蛮荒地区转移。他的法兰克士兵将欧洲的边界一步步向越来越远的东方推移。他们从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手里占领了许多土地，其中大部分位于波罗的海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平原地带，法兰克人不太用心地管理着这些边远地区，就好像美国在尚未立国前管理它的领土一样。

边境的勃兰登堡省最初是由查理曼一手设立的，目的是防御野蛮的撒克逊部落袭击他的东部领土。文德人是定居在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分支，他们在10世纪被法兰克人征服，他们名叫勃兰纳博的集市聚集地，被用来命名勃兰登堡省的中心。

11世纪至14世纪，一系列贵族家族作为帝国总督管理着这个边境省份。最后在15世纪，霍亨索伦家族异军突起，成为了勃兰登堡选帝侯。他们开始将这个贫瘠荒凉的边疆地区一步步改造成现代世界最精悍、最有效率的帝国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欧洲及美国联合赶下历史舞台的霍亨索伦家族，原本来自德国南部地区。这个家族出身非常低微。12世纪，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通过一桩幸运的婚姻，爬上了勃兰登堡城守将的职位。从此，他的后代们利用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势力，经过几个世纪的苦心攀爬与巧取豪夺，霍亨索伦家族居然当上了选帝侯——授予那些有权当选旧日耳曼帝国皇帝的王公贵族的名号。在宗教改革时期，他们选择站在了新教徒一边，到17世纪早期，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成为北日耳曼最有权势的王侯之一。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以相同的狂热多次劫掠了勃兰登堡与普鲁士。但是在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悉心统治下，普鲁士不仅迅速治愈了战争创伤，还聪明地调动起国内一切经济与智慧的力量，很快建立了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新国家。

现代普鲁士是一个个人抱负与愿望完全和社会整体利益融为一体的国家，它的创立要归功于弗里德里希大帝之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他是一个埋头苦干、节俭勤勉的普鲁士军士，对酒吧里的故事和气味浓烈的荷兰烟草极其热爱，而对一切华丽服饰和花边羽毛（特别是来自法国的）怀有强烈的厌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恪尽职守。他对自己严厉，对下属们的弱点也绝不宽容，无论将军还是士兵。他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粗鲁气质的父亲与感情细腻、温文尔雅的儿子格格不入。儿子喜欢法国式的礼仪，热爱文学、哲学、音乐，而这些都被父亲认为是女人气的表现，严厉反对，两种迥异的性情间爆发了严重冲突。弗里德里希试图逃往英格兰，但他途中被截回，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还被迫目睹了帮助他出逃的好友被处斩首的全过程。然后作为惩罚的一部分，这位年轻的王子被遣送到外省的某个小要塞，在那里学习日后做一个国王所应掌握的种种治国之道。没想到弗里德里希却因祸得福，当他于1740年登基后，熟知如何治理国家，从一个贫困人家孩子的出生证明，到复杂无比的国家年度预算的细枝末节，他都了如指掌。

弗里德里希还是一名作者，在他写的《反马基雅弗利》一书中，对这位古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的政治观点表示了反对和轻蔑。马基雅弗利曾教导他的王侯学生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运用撒谎和欺诈的手段。在弗里德里希的书中，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第一公仆，他赞成的是以路易十四为榜样的开明君主专制。然而，在现实中，弗里德里希虽然每天为他的人民工作长达二十小时，但他却容不得身边有任何顾问，他的大臣们无非是一些高级书记员。普鲁士是他的个人财产，完全凭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并且，绝不能容许任何事情干涉到国家的利益。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他在生前曾用一张羊皮纸上的白纸黑字，确立了一项严正的条约，试图保护他唯一的女儿玛丽亚·特利莎的合法地位。但是，他刚被安葬进哈布斯堡王族的祖坟没多久，弗里德里希的普鲁士军队就已浩浩荡荡地开向奥地利边境，占领了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普鲁士宣称，根据某项古老且非常可疑的权力，他们有权占领西里西亚（甚至整个欧洲中部地区）。经过多场激烈的战役，弗里德里希吞并了整个西里西亚地区，尽管有好几次，他都面临被击败的边缘，可最终还是在自己新获得的土地上坚持了下来，打退了奥地利军队的所有反击。

这个强国的突然崛起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关注。在18世纪，日耳曼本来是一个已经毁于宗教战争，且不被任何人看重的弱小民族。弗里德里希凭着与俄罗斯彼得大帝一样的意志与努力，使世人对普鲁士的态度，由过去的轻蔑变成深深的忌惮。普鲁士的国内事务被治理得井井有条，臣民们没有丝毫可以抱怨的理由。财政状况也由以往的赤字变成每年都有盈余。古老的酷刑被废除，司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铺设通畅的道路，优良的中小学和大学，再加上一丝不苟、忠诚的管理，一切都使人们觉得无论国家需要他们怎样的付出，对他们而言都是完全值得的。他们的钱被用在了刀刃上，他们的回报也是切实可见的。

几个世纪以来，日耳曼一直被法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及波兰诸国当成争霸的战场，在普鲁士光辉榜样的感召之下，终于开始重拾自信。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那个身形瘦小、长着鹰钩鼻，成天制服不离身的小老头，他对他的邻邦们说了许多滑稽可笑但着实令人不快的言语，在18世纪的外交领域鼓捣了一连串的鬼把戏，只要通过谎言能给他带来一点点好处，他就会竭尽毁谤造谣之能事而全然罔顾最起码的事实。他虽然写下了那本《反马基雅弗利》，可他的行动完全是另一码事。1786年，他终于走到了终点。他的朋友们全都离他而去，他也从未有过子女，他一个人孤独地离去，身边只有一个仆人和几条忠诚的狗，他爱这些狗甚于人类，用他自己的话说，狗永远知道感恩图报，并且忠实于它的朋友。

第49章　重商主义

那些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和王朝是如何使自己发财致富的？重商主义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在16、17世纪，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国家是如何发展形成的。它们的起源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是某个国王精心努力的成果，有的则源于偶然，还有一些则是因有利的地理边界造就的。而国家一旦建立，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努力加强自己的内部管理，并试图对国际事务尽可能施加影响，所有这些过程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中世纪的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它们的生存也无法依赖于一个富有的国库。国王要从皇家领地上取得税收，内政服务方面则需要自给自足。在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里，情况要更复杂。老派的骑士阶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雇佣的政府官员。要维持陆军、海军和国内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的花费往往以百万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笔钱该从何而来呢？

在中世纪，黄金和白银是稀有商品。正如之前讲过的，中世纪的普通人通常一生都没看见过金币是什么模样，只有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才会对银币比较熟悉。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对秘鲁银矿的开发改变了这一切，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古老的意大利“商业城市”们丧失了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新的“商业国家”取代了它们的地位，黄金和白银在普通人眼里再也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了。

通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这些国家，贵金属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16世纪有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提出了“国富”理论，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对他们各自的国家都十分有利。他们论证说，黄金和白银都是实际的财富，因此，国库和银行里拥有最多金银现金的国家便是最富有的国家。而既然金钱意味着武装，那么也就意味着，最富有的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可以统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为“重商主义”，它得到了当时欧洲各国毫无保留的接受，就像早期的天主教徒接受神迹的存在或现在的美国人相信关税政策的魔力一样。在现实中，重商主义按以下程序操作：为得到最大限度的贵金属储备，一个国家必须在出口贸易上争取尽可能多的盈余。如果你对邻邦的出口超过邻邦对你的出口，它就会欠你的钱，并不得不将它的黄金储备付给你抵偿债务。因此，你的获利就是它的损失。这种理念的结果就是几乎17世纪的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以下经济政策：

1.尽最大可能获取大量贵金属。

2.鼓励对外贸易优先于发展国内贸易。

3.尽量支持那些将原材料加工成出口商品的工厂。

4.鼓励增加人口，一个农业社会不能提供工厂需要的大量劳动力。

5.让国家监督以上的规程，如有必要，随时加以干涉。

16、17世纪的人们试图通过政府条文、皇室法令和部分的政府财政支持，来控制和管理他们的商业，但他们不知道，国际贸易如同自然力一样，是人类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特定自然法则。

在16世纪，查理五世接受了这种“重商主义”理论（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并把它引入到自己的很多统治区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效仿他的这种做法。法国的波旁王朝，尤其是路易十四，也是这一信条的狂热拥护者，他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甚至成为了重商主义的“先知”，整个欧洲都满怀景仰地寻求他的点拨。

在克伦威尔执政时期，整个对外政策其实就是对重商主义的实际应用，它是针对荷兰共和国这一富有的对手而定的。因为荷兰的船主们，作为欧洲日常商品的承运者，具有某种自由贸易的倾向，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摧毁。

很容易理解，这样一种体系对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处于重商主义笼罩之下的殖民地，只是作为黄金、白银和香料的产出地，为宗主国的利益而被开发。亚洲、美洲、非洲的贵金属以及这些热带国家的原材料，完全被它们的欧洲国家殖民者所垄断，外人不得进入这些管辖地，当地人也不允许与悬挂外国国旗的商船进行贸易。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刺激了某些国家新兴制造业的产生和发展。它帮助这些国家铺设道路，开挖运河，为交通运输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它要求工人掌握更熟练的技巧，让商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削弱了贵族地主的势力。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它使得殖民地居民成为了最无耻、最残酷剥削的牺牲品。它使宗主国的普通人民面临更可怕的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大兵营，并将地球分割成小块的领土和属地，大家都只盯着自己的直接利益，还想方设法地摧毁邻居们的势力，将财富据为己有。重商主义还使得拥有财富成为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将“有钱”变成了每一个普通人至高无上的追求。经济制度也像外科手术和妇女时装一样随时势变迁，在19世纪的时候，重商主义终于被抛弃了，人们开始拥护一个开放和竞争的自由经济体系。

第50章　美国革命

在18世纪末，欧洲传来了北美大陆荒原上发生的一些奇闻，对坚持“君权神授”的查理国王施行惩罚的人的后代们，又增添了一段为自治而斗争的新篇章。

为了讲述方便，我们必须回溯几个世纪，重复一下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早期斗争史。

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许多欧洲国家重新建立起来，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那些由本国商人和贸易公司商船资本所支持起来的统治者，必须为本国商人的利益继续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攫取更多的殖民地。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最早探索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比英国人和荷兰人早一百多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后来者居上，因为最初的开创工作已经被别人做完了，更有利的是，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们由于采用暴力手段，使自己在亚洲、美洲、非洲的土著那里变得臭名昭著，而后来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则受到了朋友甚至救世主般的欢迎。我们不能说这两个国家就比先到者道德高尚多少，他们首先是商人，从不允许宗教因素干涉他们正常的商业生意，所有欧洲人在第一次与弱小民族打交道时，往往都表现得异常野蛮。然而，英国人和荷兰人知道在什么时候要适可而止，只要能得到香料、金银和适当的税收，他们倒是很愿意让土著随心所欲地生活。

因此，他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在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站稳了脚跟。但这一目的刚刚达到，他们便开始为争夺更多的领地而大打出手了。有一点非常奇怪，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从来不会在殖民地本土上发生，而总是在三千英里之外的海上，由对阵双方的海军来解决。这是古代和现代战争中一个最有趣的原则（也是历史上为数极少的至今仍站得住脚的规律之一），即“控制了海洋的国家，最终也能控制陆地”。迄今为止，这条法则依然没有被打破过，但是现代飞机的出现也许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在18世纪，作战双方都没有飞行器，正是不列颠的海军为英国赢得了幅员辽阔的美洲、印度及非洲殖民地。

17世纪在英国与荷兰之间发生的系列战争，已经引不起我们多大的兴趣。它们像所有实力太过悬殊的战争一样，以强者最终获胜而结束。倒是英国与法国（英国的另一重要对手）的战争对我们理解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皇家舰队最终击败法国海军之时，很多准备战争是在美国大陆上展开的。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英国和法国都宣称，已经发现的以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切东西，全部归自己所有。1497年，卡波特在美洲北部登陆，二十七年后，乔万尼·韦拉扎诺拜访了同一片海岸。卡波特悬挂了英国国旗，韦拉扎诺在法国国旗之下巡航。因此，英国和法国都宣传自己是整个北美大陆的主人。

在17世纪，十个小规模的英国殖民地在缅因州与卡罗来纳之间建立起来，这里是一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特殊教派的避难所，比如1620年来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或者1681年定居于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他们形成了一些小型拓荒者社区，地点通常位于紧靠海岸的地带，人们在那里聚集，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园，在轻松幸福的氛围中开始新生活，远离王权监督与干涉。

另一方面，法国的殖民地却一直都是皇家属地，严格禁止胡格诺教徒或新教徒进入，以防他们向印第安人传播危险有害的新教教义或妨碍耶稣会传教士的神圣工作。因此，相对于邻居兼对手的法国殖民地来说，英国的殖民地无疑建立在更健康的基础之上。这些殖民地是英国中产阶级蓬勃商业能量的体现，而法国的北美据点里住着的却是一批漂洋过海的皇家仆人，他们一直期盼着有机会能返回巴黎。

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英国殖民地的状况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人已经在16世纪发现了圣劳伦斯河口，从大湖地区，他们又一路向南开发，到达了密西西比地区，并沿墨西哥湾建立起几个要塞。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一条由六十个法国要塞构成的防线将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和幅员辽阔的北美腹地拦腰隔断。

英国颁发给许多殖民公司“从东岸到西岸全部土地”的土地许可证，面临着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文件上写得非常美好，但在现实中，不列颠的领地终止于法兰西的要塞面前。要打破这条防线当然是有可能的，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并要引起一系列可怕的边境战争，在战争中，英法双方都借助于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帮助，谋杀自己的白人邻居。

只要斯图亚特王朝继续统治着英格兰，它与法国就没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斯图亚特王朝需要波旁王朝的鼎力相助，来建立起君主专制统治的王朝，并削弱议会的权力。但是在1689年，最后一位斯图亚特王室成员从不列颠的土地上消失，路易十四最顽强的敌人——荷兰的威廉继位执政。从那时开始到1763年签订巴黎条约，英法两国为争夺印度与北美殖民地的所有权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正如我此前所讲的，在这些战争中，英国海军总是能不断地击败法国，切断其与殖民地的联系。法国丢失了大部分地区的所有权，当和平条约签订时，整个北美大陆都落入英国人手中，卡蒂埃、尚普兰、拉赛里、马尔凯特等一代代法国探险家辛苦工作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了。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有人定居。从北部的马萨诸塞到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两个完全为了利润而专门种植烟草的省份），延伸出一条细细的人口稀少地带。马萨诸塞生活着1620年到达此地的清教徒们（一小部分极端的新教徒，他们在信仰问题上绝不宽容，因此，无论英国的国教还是荷兰的加尔文教义都不能让他们感到幸福）。但是在这片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土地上生活着的拓荒者们，与其国内同胞的性情截然不同。在旷野荒原中，他们学会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他们是刻苦耐劳、精力充沛的先驱者的子孙，在那个年代，懒汉和闲人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的。来美洲的殖民者们痛恨自己祖国的种种限制、压抑和迫害，使他们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生活郁郁寡欢，他们决意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英国的统治阶级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讨厌这种干涉方式的殖民者们，也开始对英国政府怨恨起来。

坏的情绪只能引发更多的怨恨。没有必要在此详述冲突发生的细节，也不必假设如果当时在位的是一位比乔治三世聪明一些的国王，或是乔治不那么放任他的首相诺思勋爵的昏聩无能，局面也许是可以挽回的。当英国的殖民者们意识到和平谈判不能解决问题时，他们便拿起了武器，从忠诚的顺民变为了叛乱分子，这就意味着，一旦他们被乔治国王雇佣的日耳曼士兵俘获，将面临被处死的惩罚。这些日耳曼士兵是根据当时一个有趣的习俗被乔治三世雇佣来的，即条顿王公们经常将整团的士兵出租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

英格兰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一共持续了七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反叛者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一大批殖民者，特别是城市居民，依然效忠于国王，他们倾向于妥协，很乐意发出求和的呼声。但是伟大的华盛顿依然坚持着殖民者们的独立事业。

在一小部分勇敢者的大力配合下，华盛顿指挥着他装备奇差但顽强无比的军队，不断削弱着国王的力量。一次又一次，每当军队濒临失败的边缘，他的谋略总能扭转战局。士兵们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给养，冬天，他们缺少鞋和大衣，被迫蜷缩在寒风刺骨的壕沟里，但是他们坚信自己的伟大领袖，毫不动摇，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不过，比华盛顿指挥的一系列精彩战役以及去欧洲游说法国政府和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取得的外交胜利更有趣的，是发生在革命初期的一件事情。当时，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代表们齐集费城，共同讨论革命大计。那是独立战争发生的第一年，沿海岸线的大多数重要城镇仍然控制在英国人手中。英国的援军和补给通过船运不停地抵达美国，只有那些真正深信其事业正义性的人，才有勇气走在一起，接受1776年6月和7月做出的那个历史性的决定。

6月，来自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出一项议案：“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有权是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应该解除对英国王室的效忠，并且与大不列颠帝国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应该完全解除。”

这项提案由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附议，于7月2日正式实施。在接下来的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发表了《独立宣言》。该宣言是托马斯·杰弗逊的杰作，他为人严谨，精通政治学，擅长政府管理，注定将成为美国名垂青史的总统之一。

当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后，接踵而至的是殖民地人民的最终胜利以及1787年通过宪法（美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的消息。这一连串的事件引起欧洲人极大的关注。在欧洲，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制度随17世纪的宗教战争建立起来，此时已达到了它权力的巅峰。国王的宫殿越建越庞大，显出不可一世的宏伟与豪华，可陛下的城市却被迅速膨胀的贫民窟所包围。贫民窟中的人们生活在绝望与无助之中，但上等阶层的贵族与公职人员，也开始怀疑他们生存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北美殖民者的胜利正好向他们表明，一些在不久前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能做到的。

根据一位诗人的说法，揭开列克星敦战役的枪声“响彻了全球”，这当然有些夸张。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更别提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人，他们刚刚被库克船长重新发现，但不久就因库克制造了麻烦而杀死他）就根本没听到。但是，这枪声确实越过了大西洋，落在欧洲不满现状的火药桶中，并在法国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深深震动了从彼得堡到马德里的整个欧洲大陆，把旧的国家制度与外交政策埋葬在数吨民主的砖块之下。

第51章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的人民宣告了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原则。

当我们谈“革命”之前，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根据一位伟大俄国作家的说法（俄国人应该对他们所谈论的这个领域深有体会），革命就是“在短短数年之内，迅猛地推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一度曾显得那么牢固和不可动摇，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者也不敢用笔杆子去攻击它们。革命就是它的落幕，在短时间之内，将那些迄今为止构成一个国家旧有的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根基彻底瓦解”。

这样的一场革命在18世纪的法国发生了，当时这个国家古老的文明已经开始腐朽变质。在国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年代，已经达到“朕即国家”的高度集权。以前曾为封建国家忠实服务的贵族阶层，发现自己被解除了所有职责，无所事事，沦为凡尔赛宫廷浮华生活的点缀品。

然而，这个18世纪的法国却一直用天文数字的金钱来维持，这笔钱完全来自各种形式的税收。不幸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势又无法强大到使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承担他们的税收。因此，巨大的税务负担便完全落到了农业人口身上，当时的农民们住在透风漏雨的茅屋棚户里，与他们以前庄园主的关系也不再密切，成为了残忍且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活每况愈下。增加土地收入仅仅意味着更多的税负，而于自身则一点好处也没有，那为什么还要辛勤劳作，榨干自己呢？所以他们也就慢慢地使土地荒芜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法国的国王徘徊在一片空虚华丽的宫墙内，穿过一间又一间宏伟宫殿，身后习惯性地跟着一群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的政府官员，所有这些人都依靠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税收，而农民们则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这并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画面，但却没有夸张。我们必须铭刻于心，这就是所谓“天朝旧制”的另一面。

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的程序是某个有钱银行家的女儿嫁给某个穷男爵的儿子），再加上一个吸纳了全法兰西所有魅力人物的宫廷，他们齐力将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带向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头脑没机会在政治经济的问题上施展才华，他们便只能悠闲度日，把时间耗费在最抽象的空谈之上。

由于思想方式和个人行为的潮流如同时装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很自然地，那个年代最矫揉造作的社会精英们会对他们想象中的“简单生活”生出极大的兴趣。法国国王和王后，绝对的权力拥有者和无可质疑的主人，加上其所有的殖民地与附属国，纷纷住进一些滑稽可笑的乡村小屋里，打扮成挤奶女工和牧童的样子，像古希腊快乐淳朴的牧羊人一样嬉戏游乐。簇拥在他们周围的是：宫廷弄臣的长袖善舞与诙谐滑稽，宫廷乐师演奏的轻快活泼的小步舞曲，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的越来越复杂而昂贵的新奇头饰，最后纯粹出于无所事事和极端的烦闷，这些绕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为逃避喧嚣嘈杂的城市而在巴黎市郊修建的一所大舞台）旋转的人开始一个劲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距离最远、最无关的话题，就好像一个即将饿死的人只知道谈论食物，再无其他。

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暴君最危险的敌人——伏尔泰，开始在他的《风俗论》里掷出批判的炸弹，抨击法国现存秩序里的一切东西。这时，整个法语世界都为他鼓掌叫好，他的戏剧只能在仅售站票的戏院里上演。当让-雅克·卢梭点染着热爱自然的感伤油彩，为他的当代同胞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在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他对原始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就好像对儿童也毫无了解一样，可他却被公认为是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所有的法国人都在读他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朕即国家”的社会里，当人们听到卢梭呼吁重新返回到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时，他们流下了感动而辛酸的热泪。

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的信札》，在这本书里，两个思维敏锐、观察力非凡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并嘲笑了上至国王下至他的六百个糕点师傅在内的一切事情，这本小册子迅速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印四版，并为孟德斯鸠下一本著名的作品《论法的精神》招来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在这本书中，一位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大力宣扬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各自独立行使其职能的进步制度代替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当巴黎图书出版商勒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尔哥及其他很多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囊括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时，来自公众的反应相当热烈。二十二年之后，这二十八卷《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最终发行时，警察方面迟来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情，它对整个法国社会所做的重要但异常危险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告诫。当你阅读某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相关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即这次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所为。这并不是事实的真相。虽然革命的舞台上经常出现乌合之众的身影，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中产阶级将饥渴盲目的大众作为他们对抗国王和宫廷时威力无比的盟军。但是，最初引发革命思想的只是少数几个拥有杰出智慧的人物，作为新鲜的娱乐，他们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为腻烦透顶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展示智慧与奇思异想的火花。这些赏心悦目但危险无比的人玩起了“社会批评”的焰火，几粒火星不小心从这座大房子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不幸落到了堆满陈谷子烂芝麻的地下室，引起了火灾，接着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虽然房子的主人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备感兴趣，但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财产，他不知道如何扑灭火苗，火势迅速蔓延开来，整座建筑都被吞噬在熊熊大火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法国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年到1791年，人们还或多或少地努力为法国引入君主立宪制的阶段。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另一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无人能够控制。

从1792年到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还第一次努力尝试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但是，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是多年的动荡和多次无效的改革尝试累积的结果。

当法国背负起四十亿法郎的巨额债务时，国库也非常空虚，并且再也没有一项新的税目可以用来增加收入，甚至连好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的猎手，但却是个无能的政治家）也模糊地感觉到，是时候做点什么来补救了。因此，他召见了杜尔哥，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财政大臣。安·罗勃·雅克·杜尔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他刚刚六十岁出头，是一位正在迅速消失的贵族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成功的行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危局。不幸的是，奇迹很难创造，因为再也不可能从衣衫褴褛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所以必须让从未付出过一分钱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必要的义务了。此举使得杜尔哥沦为了凡尔赛宫最招人厌恨的人物，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这位女士反对任何在她的听力范围内提到“节俭”这个字眼的人。很快，杜尔哥便为自己赢得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绰号，当然，他的官位也岌岌可危，在1776年，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紧随“理论教授”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兢兢业业的瑞士人，名为内克，通过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国际银行而非常富裕。他野心勃勃的妻子硬把他推上其力所不及的政府宝座，只是为宝贝女儿谋取更好的攀爬之阶，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成为19世纪初期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内克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和杜尔哥所做的一样。1781年，他发布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回顾，可国王完全不懂得他的这份“财政报告”，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美洲，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事实证明，这次远征耗资之巨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国王要求内克募集到急需的资金，可他非但没增加收入，反倒呈上了一份充斥着统计和数字的枯燥报告，并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这类的讨厌字眼来，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1781年，他因工作无能被国王解职。

“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相继下台后，接着登场的是一位伶俐讨巧、极其使人愉快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完美政策，他保证每月付给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回报。

他就是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爱出风头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工厂和不择手段的撒谎与欺瞒，在仕途上混得一帆风顺。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作为一个聪明人，他乐于向每个人施惠。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简便迅速的补救办法——借新债还旧债。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可它带来立竿见影的后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又有八亿法郎的债务添加到法国的财政赤字上。可这位魅力非凡的财政大臣从不知道担心为何物，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总是在国王与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要求上欣然签上自己的大名，这位王后年轻时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最后，甚至连对王室缺乏忠心的巴黎议会（一个高级的司法机构而非立法机构），也决定要做些事情来阻止局势的发展。可卡洛纳还一心想再借八千万法郎的外债。那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年景，粮食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将走向破产。国王一如既往地对局势的严重性浑然不觉，征询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被取消以来，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再也没有召开过。鉴于目前惊人的恐慌情绪，所有人都在呼唤重开三级会议。然而，从来不能果断下决定的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么做。

为平息公众的不满，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仅仅意味着全国的显贵家族们齐聚一堂，在绝不触犯封建地主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前提下，讨论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要指望这个社会阶层为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悲苦同胞的利益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行为，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与会的一百二十七位知名人士断然拒绝放弃任何一项古老特权。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便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做财政大臣，显贵们说“不”。街头的人们开始砸碎玻璃并做出其他种种出格的事情，知名人士们逃走了，卡洛纳随之也被解职。

红衣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迫于饥饿民众的暴动威胁，路易十六只得同意“尽可能地”迅速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词的允诺当然不能使任何人满意。

将近一个世纪，法国都未出现过这么饥馑难熬的严冬。庄稼要么被洪水冲毁，要么冻死在土地里，普罗旺斯省所有的橄榄树都死了。虽然有私人救济试图尽一点微薄之力，可面对一千八百万的饥民，这点救济基本是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哄抢粮食和面包的骚乱，在一代人之前，这些骚动本可以靠军队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已经结出硕果，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是完全无效的，甚至士兵们（同样来自群众）也不再为国王卖命了。在此危急关头，迫切地需要国王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的信心，但是路易又一次地犹豫不决了。

在很多行省地区，新思想的追随者们纷纷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小共和国。“没有代表权便拒不交税”的呼声（这一口号是二十五年前由北美殖民者首先喊出的）也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间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法国濒临全国性大混乱的边缘。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挽回王室声誉，政府出人意料地取消了以往异常严厉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印刷品如洪流般席卷了法国。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被别人批评。超过两千多种小册子被出版。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斥责与叫骂声中下台。内克被紧急召回，重任财政大臣，尽其可能地安抚这场全国性的精神骚乱。消息传出之后，巴黎股市暴涨了30%。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人民暂缓了对专制王权的最后判决。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全法国最杰出的头脑将汇聚一堂，迅速解决所有问题，将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设成健康幸福的乐园。

认为人民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的看法，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一段极其关键的时间里，它束缚了所有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不仅未能在这段关键的时间里将政府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反而让一切顺其自然。此后，在关于改造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上，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法国各地，警察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巴黎郊区的居民们在职业煽动家的领导之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公然扮演起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属于自己的角色——当革命的领袖们在不能通过立法途径达到目的时所使用的野蛮武器。

作为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让步之举，内克同意他们在三级会议里获得双倍的代表名额。关于这一问题，西哀士神父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在书中，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第三等级（对中产阶级的另一称呼）应该代表着一切，他们过去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获得应有的地位。他的书表达了当时关心国家利益的大多数人的情感。

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混乱状态下开始了。当选举结束以后，一共有三百零八名神职人员代表、二百八十五名贵族代表和六百二十一名第三等级代表将要收拾行装，前往凡尔赛宫。第三等级还将携带额外的行李，其中包括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内容写的是他们的选民所申诉的种种抱怨与冤情。舞台终于准备就绪，拯救古老法国的最后一幕大戏即将开场。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情绪很不好。神职人员和贵族们也公开放出话来，声称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项神圣的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他们各自的冤苦，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执行陛下的旨意。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为这个非法会议所匆忙布置的会场）庄严宣誓，坚持要求贵族、神职人员和第三等级在一起开会，并将他们的决定通知了陛下。国王最终屈服了。

作为“国民会议”，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国的国家体制。国王大发雷霆，可又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宣称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绝对君权。随后，他便出去打猎了，忘记了所有的国家大事，当他归来时，又做出了让步。这是陛下的神圣习惯，他总是喜欢选择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每当人民吵吵嚷嚷，提出A要求时，国王对他们严加斥责，不给好果子吃。之后，当他的宫殿被一大群喧声震天的穷人包围时，国王便投降了，答应给臣民所要求的条件。然而此时，已经是A要求加上B要求了。这样的情形一演再演，陛下屈服于自己热爱的人民，在同意A要求和B要求的文件上签署大名时，人民又不乐意了，他们以灭掉全体皇室人员要挟国王答应A加B加C要求。就这样，要求从一个单词开始，一项项增加，直到写满整页白纸，直到陛下稀里糊涂地上了断头台。

不幸的是，国王的行动总是比形势的发展慢半拍，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他将自己的头颅放在断头台上，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饱受迫害与虐待的人，倾尽全力来关爱自己的臣民，却在这些人手里得到了天底下最不公正的对待。

我经常告诫你们，对历史追问“假如”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许能够轻轻松松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精力充沛、心肠狠毒的人，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国王并不仅仅是孤身一人，就算他拥有拿破仑般的冷酷无情、横扫千军的力量，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他的生涯也很可能因其妻子的行为而被断送。他的妻子是奥地利皇太后玛丽亚·特利莎的女儿，她的身上综合了在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中世纪宫廷长大的年轻姑娘所具有的全部美德与恶习。

她决定采取行动，策划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突然被解职，忠于国王的军队也被召回巴黎。当消息传开，愤怒的人民便开始猛攻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起义的人们捣毁了这座熟悉且受到憎恨的政治犯监狱，它曾经是君主专制暴政的一个象征，但现在只用作关押小偷和轻微刑事犯的城市拘押所。许多贵族预感形势不妙，纷纷出逃国外，但国王仍和平常一样无所作为。在巴士底狱被攻占那天，他还去皇家林苑打了一天猎，最后载着几头母鹿，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凡尔赛。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投入运转，在巴黎群众的强烈呼声之下，国民议会废除了王室、贵族及神职人员的一切特权。8月27日，他们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即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到目前为止，局面还在控制之中，但王室依然没能从中汲取教训。人们怀疑国王会再次密谋，妄图阻挠这些改革措施，结果在10月5日，巴黎发生了第二次暴动，波及凡尔赛，一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市内的宫殿，骚乱才稍微平息下来。人们不放心国王在凡尔赛的行动，他们要求随时监视，以防止他与维也纳、马德里及欧洲其他王室亲戚们的秘密联系。

与此同时，国民会议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这位贵族后来成为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但是还没等他挽救国王的地位，便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他的死使国王开始真正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6月21日，国王悄然出逃。国民自卫军从一枚硬币的头像上辨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附近将他的马车截住，遣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完成使命的国民议会成员便各自回家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议会未尽的工作。在这群新聚集起来的立法会议代表中，有许多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其中最大胆、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派别是雅各宾派，因其常常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这些年轻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专业人员）喜欢发表慷慨激昂、充满暴力色彩的演说，当报纸将这些演说传到柏林与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便决定采取行动，以拯救他们的好兄弟、好姐妹的性命。虽然当时他们正忙于瓜分波兰，那里的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自相残杀，使整个国家成为了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但他们还是设法派出了一支军队去入侵法国，试图解救国王。

然后，整个法国突然陷入了一股普遍的恐慌之中。多年饥饿与痛苦所累积的仇恨，此时达到了可怕的巅峰。巴黎的民众开始猛攻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忠于王室的瑞士卫队拼死保卫他们的主人，但一生都拿不定主意的路易此时又临阵退缩了，当冲击王宫的人潮正要开始退却，国王却发出了“停止射击”的命令。民众们饱饮廉价酒，趁着血液里酒精的作用，在震天的喧嚣声中冲进王宫，将瑞士卫队的士兵斩尽杀绝。随后，他们捉到了逃进会议大厅的路易，并立即剥夺了他的王位，将他关进丹普尔老城堡。昔日高高在上的国王如今沦为了阶下囚。

但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还在继续推进，恐慌变成了歇斯底里，使善良的男人女人们变成了凶残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民众冲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在押囚犯。政府并没有出面阻止，由丹东领导的雅各宾党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危机要么以革命的彻底胜利告终，要么以为首者的人头落地收场。只有采取最极端、最野蛮的方式，才能拯救自己的性命于危局之中。1792年9月21日，立法会议闭会，成立起一个新的国民公会，其成员几乎全部是激进的革命者。国王被正式控以最高叛国罪，并在国民公会前受到审判。他被判罪名成立，并以三百六十一票对三百六十票的表决结果（决定路易命运的额外一票，是由他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所投）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平静而不失尊严地走上了断头台，他至死也没了解导致所有这些流血与骚乱的原因，他太高傲，不屑于向别人请教。

随后，雅各宾派将矛头转向国民公会中一个较温和的派别吉伦特党人。这个派别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南部的吉伦特地区，也因此而得名。一个特别革命法庭成立起来，二十一名领头的吉伦特党人被判处死刑，其余成员纷纷被迫自杀。他们都是一些诚实能干的人，只是过于理性、过于温和，难以在恐怖的岁月中苟全性命。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和平恢复以前”，暂停宪法的实施。所有的权力都接掌在一个小型“公安委员会”手里，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是这个委员会组织的领导。基督信仰与公元旧历被废除，一个“理性的时代”（托马斯·潘恩在美国革命期间曾大力宣扬的）带着它的“革命恐怖”，终于莅临人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善良的、邪恶的、中立的人们被大批屠杀，死于革命恐怖的人数平均高达每天七八十人。

国王的专制统治被彻底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对民主怀着如此深厚的热爱，以至不得不杀死那些与他们观点相悖的人。法国变成了一座屠宰场，人人自危，相互猜疑，没人有安全感。几名老国民议会的成员自知将成为断头台的下一批候选者，出于纯粹的恐惧，他们最终联合起来反抗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同伴处死的罗伯斯比尔。这位“唯一真正的民主战士”试图自杀，但失败了。人们草草包扎好他受伤的下颚，将他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根据奇特的革命新历，这一天是第二年的热月9日），恐怖统治宣告结束，全巴黎的市民如释重负地欢欣鼓舞。

然而，法国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使政府必须控制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物手中，直到革命的诸多敌人被彻底驱逐出法国的本土。当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各条战线浴血奋战，击败大革命的每一个凶险敌人时，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成立起来，他们统治了法国四年。之后，权力转移到一个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将军手里，他在1799年担任了法国的“第一执政”。此后的十五年，古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室。

第52章　拿破仑

拿破仑

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是卡洛·马利亚·波拿巴的第三个儿子。老卡洛身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市的一位诚实的公证员，娶了贤惠的妻子，莱蒂西亚·拉莫莉诺。因此，拿破仑并非法国人，而是一个地道的意大利人。他所出生的科西嘉岛曾先后是古希腊、迦太基及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殖民地。多年来，科西嘉人为争取独立而顽强奋战。一开始，他们努力想摆脱热那亚人的统治，在18世纪中期以后，他们斗争的对象变成了法国。法国曾在科西嘉人反抗热那亚的战斗中慨然施以援手，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将该岛据为己有。

在拿破仑前二十年的生涯中，他是一位坚定的科西嘉爱国者——科西嘉的“辛·费因”成员之一，一心期盼着将自己热爱的祖国从法国令人痛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是法国大革命出人意料地满足了科西嘉人的种种诉求，因此在布里埃纳军事学院接受完良好的军官训练后，拿破仑开始为他的第二故乡服务。尽管他法语说得很笨拙，既未学会正确的拼写，也始终带有浓浓的意大利口音，但他最终成为了一名法国人，并成为法兰西优秀德行的最高表率。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视为高卢天才的象征。

拿破仑是典型的平步青云的人，他的全部政治与军事生涯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年。可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指挥的战争、赢得的胜利、征战的路程、征服的土地、牺牲的性命、推行的革命，不仅将欧洲大陆搅得天翻地覆，也大大地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人物（包括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谁也不能与他比肩。

拿破仑身材矮小，在早年的时候，健康状况不佳。他相貌平平，很难凭长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他辉煌的高峰，每当不得不出席某些盛大的社交场合，他的仪态举止仍显得非常笨拙。他没有高贵的门第、显赫的出身或家庭留下的大笔财富可以沾光。在他年轻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穷困潦倒，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为搞到几块额外的硬币而煞费苦心。

他在文学方面天赋非常一般。有一次参加里昂学院举办的有奖作文竞赛，他的文章在十六名候选人中排名第十五位，即倒数第二。但是凭着对自己命运和辉煌前程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克服了一切困难。野心是他生命中的主要动力，他对自我的坚强信念和崇拜，体现在签署信件以及他匆匆建起的宫殿里大小装饰物上反复出现的大写字母“N”，他要使“拿破仑”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上帝的重要名字的绝对意志，这强烈的欲望将他带到了历史上从未有人达到过的荣誉顶峰。

当他还是一个领半饷的陆军中尉时，年轻的波拿巴就非常喜欢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所写的名人传。不过，他从未打算追赶这些古代英雄所树立的崇高德行标准。他似乎完全缺乏使人类有别于兽类的那些深思熟虑、为他人着想的细腻情感，很难断言他一生中是否还爱过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他对母亲倒是温文有礼，但是莱蒂西亚本身就具有高贵女性的风度与做派，并且像所有意大利母亲一样，她很懂得如何管治自己的一大群孩子，从而赢得他们应有的尊重。有几年时间，拿破仑确实爱过他美丽的克里奥尔妻子约瑟芬。约瑟芬的父亲是马提尼克的一名法国官员，丈夫是德·博阿尔纳斯子爵，在一次对普鲁士军队的战役指挥失败后，被罗伯斯比尔处死，约瑟芬便成了寡妇，后来得以嫁给拿破仑。但是约瑟芬不能给当上皇帝的拿破仑生育子嗣时，他便决然和她离婚，另娶了奥地利皇帝的女儿。在拿破仑眼里，这次婚姻是一桩不错的政治交易。

在作为一个炮兵连指挥官围攻土伦的著名战役中，年轻的拿破仑一举成名，他还勤奋钻研了马基雅弗利的著作，显然他听从了这位佛罗伦萨政治家的建议，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如果违背承诺对他有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食言。在他的个人字典里，从来找不到“感恩”这个词。不过很公平的是，他也从不指望别人对他感恩。他完全漠视人类的痛苦，在1798年的埃及战役中，他本来答应留战俘一条性命，但旋即将他们全部处死。在叙利亚，当他发现不可能将伤兵们运上船只时，便默许手下人用氯仿将他们悄悄杀死。他命令一个怀有偏见的军事法庭判处昂希公爵死刑，在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将他枪杀，唯一的理由就是“必须给波旁王朝一个警告”。他下令将那些为祖国独立而战的被俘德国军官就地枪决，毫不怜悯他们反抗的高尚动机。当蒂罗尔英雄安德烈斯·霍费尔经过英勇抵抗，最终落入法军之手时，拿破仑竟将他当作普通的叛徒处死了。

简而言之，当我们真正研究拿破仑的性格时，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些焦虑的英国母亲在驱赶孩子们入睡时会说：“如果你们再不听话，专拿小男孩和小女孩当早餐的波拿巴就要来捉你们了。”无论对这位奇特的暴君说上多少令人不快的坏话，仿佛都没个尽头。他极度仔细地监管军队的所有部门，却唯独忽略了医疗服务，因为不能忍受士兵们发出的汗臭，他一个劲往身上喷洒古龙水，以至于将自己的制服都毁了。这样的坏事甚至可以没完没了地说下去，但说过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怀有某种怀疑感觉。

现在，我舒服地坐在一张堆满书本的写字台旁，一只眼睛留心盯着我的打字机，另一只眼睛看着我的爱猫利科丽丝，它正在跟我的复写纸较劲儿。此时此刻，我正在写着拿破仑皇帝是一个至为可鄙的人物。但是，如果这时我碰巧往窗外的第七大道望去，假如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载重卡车和小汽车戛然而止，随着一阵威武雄沉的鼓声，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穿着他破旧已磨损的绿色军装，骑着白马走在纽约的大街上。那么，我不道会发生什么，但恐怕我多半会不顾一切地抛下我的书本、我的猫、我的公寓以及我所有的一切东西，去追随他，跟他到任何他领我去的地方。我的祖父就这么做了，天知道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英雄，成百上千万的祖父也这么做了。他们不求任何回报，欢天喜地、斗志昂扬地追随这个科西嘉的外国人，为他浴血奋战，缺胳膊少腿，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将他们带到离家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让他们冒着俄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的漫天炮火冲锋陷阵，在死亡中痛苦挣扎，双眼却平静地凝视着天空。

假如你要我对此做出解释，我必须承认我也无言以对。我只能猜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拿破仑是最伟大的演员，而整个欧洲大陆都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他总能精确地做出最打动观众的姿态，说出最触动听众的言辞。无论是在埃及的荒漠，站在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前，还是在露水润湿的意大利草原上对着士兵们演讲，对他而言毫无差别。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他都是局势的控制者。甚至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已经沦为大西洋无尽波涛中一个岩石荒岛上的流放者，一个被庸俗可憎的英国总督摆布的垂死病人，拿破仑依然把持着舞台的中心。

滑铁卢失败之后，除为数很少的几个可靠的朋友，再没人见过这位伟大的皇帝。欧洲人都知道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有一支英国警卫部队夜以继日地严密看守着他，还有一支英国舰队严密监视着在隆伍德农场看守皇帝的这支警卫部队。不过，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法忘记他的形象。当疾病与绝望最终夺去他的生命，他平静的双眼仍然注视着整个世界。即便到了今天，他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依然像一百年前那样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那时，人们哪怕仅仅看一眼这个面色灰黄的小个子，就会兴奋或恐惧得晕过去。因为只有他才敢在神圣的克里姆林宫喂养马匹，而对教皇和世上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仆役。

即便只对他的生涯勾勒一个简单的提纲，就需要好几卷书的容量。要想讲清楚他对法国所做的巨大政治改革、他颁布的被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纳的新法典、他在公众场合数不胜数的积极作为，写几千页都不够。但是，我能用几句话来解释清楚，为什么他的前半生如此成功而最后十年却一败涂地。从1789年到1804年，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伟大领导者。他之所以能够一一将奥地利、意大利、英国、俄国打得溃不成军，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士兵们那时都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民主新信仰的热切传道者，是王室贵族的敌人，是人民大众的朋友。

但是在1804年，拿破仑自封为法兰西的世袭皇帝，派人请教皇庇护七世来为他加冕，正如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请利奥三世为他加冕做日耳曼皇帝一样，这一情景有着无尽的诱惑，反复出现在拿破仑眼前。

一旦坐上了王位，原来的革命首领摇身一变，成为了哈布斯堡君主的失败翻版。拿破仑忘记了他的精神之母——雅各宾俱乐部。他不再是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反而变成了一切压迫者、一切暴君的首领。他的行刑队时刻都磨刀霍霍，准备枪杀那些胆敢违抗皇帝神圣意志的人。当神圣罗马帝国忧伤的遗迹于1806年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古罗马荣耀的最后残余被一个意大利农民的孙子彻底摧毁，没有人为它一掬同情之泪。但是当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逼迫西班牙人民承认一个他们鄙视厌恶的国王，并大肆屠杀仍然忠于旧主的马德里市民时，公众舆论便开始反对过去那个马伦哥、奥斯特利茨及其他上百场战役的伟大英雄了。这时，在拿破仑从革命的英雄变成旧制度所有邪恶品行的化身时，英国才得以播种迅速扩散的仇恨的种子，使所有诚实正直的人民变成法兰西新皇帝的敌人。

当英国的报纸开始报道法国大革命阴森恐怖的某些细节时，英国人便对法国深感厌恶。在一个世纪前的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他们也曾发动过自己的“光荣革命”。可相对于巴黎革命翻天覆地的动荡，英国的革命不过是一次郊游般简单轻松的事件。在普通的英国老百姓眼里，雅各宾党人不啻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而拿破仑更是首恶之人。从1798年开始，英国舰队便牢牢封锁了法国港口，破坏了拿破仑经埃及入侵印度的计划，使他在经历尼罗河沿岸一系列辉煌胜利之后，不得不面对一次屈辱的大撤退。最后在1805年，英国人终于等来了战胜拿破仑的时机。

在西班牙西南海岸靠近特拉法尔加角的地方，纳尔逊将军彻底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从那时起，拿破仑便被困在了陆地。即便如此，如果他能把握时局，接受欧洲列强提出的不失颜面的和平条件，仍然可以舒服地坐稳自己欧洲霸主的位子。但是拿破仑被自身的荣耀蒙蔽了双眼，他不能容忍任何对手、任何人与他平起平坐。于是，他把仇恨转向了俄罗斯，那片有着无尽炮灰的神秘国土。

只要俄罗斯还处在凯瑟琳女皇半疯癫儿子保罗一世的统治之下，拿破仑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俄国。保罗的脾气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被愤怒的臣属们谋杀了（不然他们都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铅矿）。继任保罗的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沙皇，亚历山大不像他父亲一样对这位法国篡位者有好感，而是将他视为人类的公敌与和平的永久破坏者。他虔诚地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解放者，负有将世界从邪恶的科西嘉诅咒中解脱出来的责任。他毅然加入了普鲁士、英格兰、奥地利组成的反拿破仑同盟，却惨遭败绩。他尝试了五次都以失败告终。1812年，他再度辱骂了拿破仑，惹得这位法国皇帝怒发冲冠，发誓要打到莫斯科去签订城下之盟。于是，从西班牙、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广大的欧洲地域，一支支部队被迫向遥远的北方开拔，去为伟大皇帝受伤的尊严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

接下来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经过两个月漫长的行军，拿破仑终于抵达了俄罗斯的首都，并在神圣的克里姆林宫建立起他的司令部。1812年9月15日深夜，莫斯科着火了，一直燃烧了四个昼夜，直到第五日傍晚，拿破仑才下达撤退的命令。两星期之后，法军在纷扬的雪片和泥泞中艰难跋涉，直到11月26日才抵达别列齐纳河。然后，俄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哥萨克骑兵团团包围了溃不成军的“皇家军队”，然而他们已经不再是军队，只是一堆乌合之众。直到12月中旬，才有第一批幸存者出现在德国东部的城市。

随后，即将发生反叛的谣言传播开来。欧洲人说道：“是时候把我们从无法忍受的法兰西枷锁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将一支支在法国间谍监视下精心隐藏好的滑膛枪拿出来，但是还没等他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拿破仑就带着一支新军返回了。他离开了溃败的军队，乘坐自己的轻便雪橇，秘密奔回了巴黎，发出最后的征集军队命令，以便保卫神圣的法兰西领土免遭外国的入侵。

一大批十六七岁的孩子跟随着他去东行迎击反法联军。1813年10月16、18、19日，恐怖的莱比锡战役展开了。整整三天，身穿绿色和蓝色军服的大男孩们殊死拼杀，直到鲜血染红了埃尔斯特河水。10月17日下午，源源不断拥来的俄国后备部队突破了法军的防线，拿破仑逃跑了。

他返回巴黎，有意让位于他的幼子，但反法联军坚持由已故的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继承法国的王位。在哥萨克和普鲁土骑兵的前呼后拥之下，两眼无神的波旁王子胜利地进入了巴黎。

至于拿破仑，他成了地中海厄尔巴小岛上的君主，在那里将他的马童们组织成一支微型军队，在棋盘上演练一场场战役。

但是拿破仑一离开法国，人们就开始意识到他们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在过去二十年，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那毕竟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年代，那时的巴黎是世界之都。肥胖的路易十八在流放期间不学无术、毫无长进，很快就使巴黎人对他的懒惰与庸俗心生厌倦了。

1815年3月1日，当反法同盟的代表们正准备着手清理被大革命搞乱的欧洲版图时，拿破仑却突然在戛纳登陆了。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法国军队抛弃了波旁王室，纷纷前往南方去向他们的“小个子”表示效忠。拿破仑的军队直奔巴黎，于3月20日抵达。这一次，他变得更加谨慎了，向盟军发出了求和的呼吁，但对方坚持要用战争来回应。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这个“背信弃义的科西嘉人”。拿破仑迅速挥师北上，他要在敌人们集结起来之前将其各个击破。但是如今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他不时患病，动不动就感到疲劳。当他本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指挥先头部队发动奇袭时，他却睡着了。同时，许多对他忠心耿耿的老将军也都去世了。

6月初，他的军队进入比利时。同月16日，他击败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但是拿破仑的一名下属的将军并未遵照命令，将退却中的普鲁士部队彻底歼灭。

两天后，拿破仑在滑铁卢与威灵顿相遇了。那是一个星期天，6月18日下午两点钟，法军看起来似乎即将赢得战役的胜利。三点的时候，一股烟尘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拿破仑相信那是自己的骑兵部队，此时他们应该击败了英国军队，前来接应他。到四点的时候，他才搞清楚原来那是老布吕歇尔咆哮怒骂地驱赶着精疲力竭的部队再次投入战斗。此举打乱了拿破仑卫队的阵脚，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预备部队了，只能吩咐部下尽量保住性命，自己则又一次逃跑了。

他第二次让位于他的儿子。此时距离他逃离厄尔巴岛刚好一百天，他再次离岸而去，打算去美国。在1803年，仅仅为了一首歌，他将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当时正处于被英国占领的危险之中）卖给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所以他说：“美国人会感激我，他们会给我一小片土地和一座栖身的房子，让我在那里平静地度过晚年。”但是英国舰队监视着所有的法国港口。夹在盟国的陆军和英国的海军之间，拿破仑别无选择。普鲁士人打算枪毙他，英国人可能会稍微大度一些。拿破仑在罗什福尔焦急等待着，期望局势能有所转机。在滑铁卢战役一个月后，拿破仑收到了法国新政府的命令，限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法国的土地。这位永远的悲剧英雄只好给英国摄政王（国王乔治三世精神失常被关进了疯人院）写信，告之陛下他准备“将自己像地米斯托克利一样交托到敌人手上，希望在贵国的壁炉旁找到一块温暖的地方……”

7月15日，拿破仑登上英国战舰“贝勒罗丰”号，将自己的佩剑交给霍瑟姆海军上将。在普利茅斯港，他被转送到“诺森伯兰”号上，开往他最后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七个年头。拿破仑试着撰写回忆录，不时地和看守人员争吵，不断地陷入对往昔的回忆之中。有趣的是，他又回到了（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最初出发的地方。他回忆起自己为革命艰难作战的岁月，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他一直坚持“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伟大的原则，并由那些国民议会里衣衫褴褛的士兵传到了整个世界。他只喜欢讲述自己作为总司令和首席执政官的生涯，很少提及帝国。有时，他会想起儿子赖希施坦特公爵，他热爱的小鹰。现在，“小鹰”住在维也纳，被他的哈布斯堡表兄们当成一名不文的“穷亲戚”勉强接待。想当初，这些表兄的父辈只要一听到拿破仑的名字，都会吓得浑身发抖。临终之际，他还幻想着带领他的军队走向胜利，发出一生中最后一道命令，让米歇尔·内率领卫队出击。然后，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如果你想为他的奇特一生寻求解释，真的希望弄清楚为何一个人能仅凭其超人的意志便长久地统治如此之多的人，请你一定不要去阅读他的传记。这些书的作者要么对他满怀厌憎，要么热爱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你也许能从这些书中了解到许多事实，可比起僵硬的历史事实，有时候，你更需要去“感受历史”。在你有机会听到那首名为《两个掷弹兵》的歌曲之前，千万别去读那些书。这首歌的歌词是由生活在拿破仑时代的伟大德国诗人海涅创作的，曲作者是著名的音乐家舒曼。当拿破仑去维也纳朝见他的奥地利岳父时，舒曼曾站在很近的地方，目睹过这位德国敌人。所以，这首歌是出自两位有充分理由憎恨这位暴君的艺术家之手。

去听听这首歌吧。听完之后闭上眼睛回味片刻，你也许能体会到一千本历史书都无法告诉你的东西。

第53章　神圣同盟

当拿破仑刚刚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时，那些屡败于“可恶的科西嘉人”的欧洲统治者便齐聚维也纳，试图消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多项变革。

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公爵首相、特命全权大臣以及一般的大使总督主教们，还有紧随其后的大群秘书、仆役和听差，他们的工作日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的突然重返（如今，他只能整日在圣赫勒拿岛的烈日下昏昏欲睡了）而被粗暴打断。现在，他们纷纷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为适当地庆祝胜利，举行了各种晚餐会、花园酒会和舞会。舞会上，追逐潮流的人士跳起了令人吃惊的新式“华尔兹”舞，引起了那些仍在怀念小步舞时代的女士先生的非议。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权贵们处于惶恐不安的引退状态。最后，当危险过去，他们谈起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个个滔滔不绝。他们期望捞回损失在可恶的雅各宾党人手里的每一个钢镚儿。这些野蛮的革命者居然敢处死上帝所封的国王，还自作主张地废除假发，拿巴黎贫民窟的破烂马裤来取代凡尔赛宫廷式样优雅的短裤。

你们一定会觉得荒谬，因为我竟会提到这样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但是，你要知道，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就是由一长串荒唐可笑的议程所构成，有关“短裤与长裤”的问题吸引了与会代表们长达数月之久的关注，相形之下，撒克逊未来的安排或西班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普鲁士国王陛下做得最彻底，他特意定制了一条短裤，以便向公众显示陛下对一切革命事物的极度蔑视。

另一位德国君主在表现他对革命的高贵仇恨方面也不甘落后，他颁布了一条敕令，凡是在那位法国篡位者统治期间缴纳过税款的属民，必须再次重新向合法统治者缴纳这些税款，因为当他们在遭受科西嘉魔王的无情摆布时，他们的国王正在遥远的角落里默默地爱着他们。如此这样，不胜枚举，维也纳会议上的荒唐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直到有人气得疾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老百姓为什么不抗议、不反抗呢？”是啊，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人民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完全绝望了，根本不在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者由谁在哪里及如何统治他们，只要能得到和平就可以了。他们已经厌倦了战争、革命、改革这些字眼。

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他们还都曾围着自由之树欢舞。王公们热情拥抱他们的厨子，公爵夫人拉着仆役跳起了卡马尼奥拉舞，他们真诚地相信，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纪元已经降临到这个充满邪恶的人世。但伴随新纪元而来的，是造访他们客厅的革命委员，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当他们返回巴黎，向政府报告，“被解放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热情地接受法国的自由宪法时，他们还顺手牵走了主人家传的餐具。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青年军官将枪口对准暴民，镇压了巴黎发生的最后一阵革命骚乱，他们不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安宁，牺牲一点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没过多久，这位“波拿巴”或“邦拿巴”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又成了唯一，最后终于变成法兰西的皇帝。由于他比此前的任何统治者都更为强大、更有效率，他的手难免伸得过长。他毫不怜悯地压迫着可怜的属民们，强征他们的男孩子入伍，把他们漂亮的女儿嫁给手下的将军，夺走他们的油画古董去充实私藏。他将欧洲变成一个大兵营，牺牲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性命。

现在，他终于被送走了。人们（除了少数职业军人）只剩一个愿望，即让他们不受打扰地安静过日子。曾几何时，他们被允许自治，选举自己的市长、市议员和法官。这套体制在实践中以失败告终，新统治者不仅毫无经验，且非常奢侈。出于纯粹的绝望，人们转向旧制度的代理人。他们说：“你们像过去一样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欠你们多少税收我们全部缴上，只要让我们清净一阵，我们正忙于修复自由时期遭受的创伤。”

操纵维也纳会议的大人物们，当然会竭尽全力来满足人们期求和平、安宁的渴望。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神圣同盟的缔结，它使警察机构变成国家事务最重要的力量，对那些胆敢对国家政策提出任何批评的人士，动辄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终于得到了和平，然而是笼罩在墓地之上死气沉沉的和平。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首相及前奥顿地区主教塔莱朗。在历次法国政府危机四伏的动荡中，塔莱朗完全凭自己的精明狡猾，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代表法国来到奥地利首都，试图尽可能地挽救遭拿破仑涂炭的法国。就像打油诗里描写的对旁人白眼浑然不觉的快活青年，塔莱朗这位不速之客闯到了宴会上开心地吃喝说笑，仿佛他真是被邀请的上宾。事实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便大摇大摆地坐上了主位，用他妙趣横生的故事为嘉宾们助兴，以自己迷人的风度赢得了大家伙儿的好感。

在塔莱朗抵达维也纳的前一天，他了解到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妄图吞并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是奥地利与英国，它们想制止这场兼并，因为无论让普鲁士还是俄国获得主宰欧洲的霸主地位，都会有损于英奥两国的利益。塔莱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和骑墙做法，游刃于两派之间。由于他的努力，法国人民得以免遭其他欧洲邻居在盟国手下受了十年的压迫的命运。他在会议上争辩道，法国人民其实是毫无选择的，是拿破仑强迫人们按他的旨意行事。但是现在拿破仑已经一去不返，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给他一次机会吧。”塔莱朗请求说。盟国正乐于看到一位合法君主端坐在革命国家的王位上，便慨然让步了。波旁王朝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只过了十五年就被再度赶下台。

维也纳三巨头中的另一位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首席制定者，全名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温内堡亲王。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他是一位大庄园主，风度翩翩的英俊绅士，家财万贯且能干异常，但是，他与城市和农庄里挥汗如雨的平民大众相隔千里，生活在封闭的圈子里。在青年时代，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梅特涅还记得，青年时代愉快的社交生活被粗暴打断了，一大群才能平平的市民被突然召去从事他们并不胜任的工作，暴民们通宵欢庆以谋杀无辜生命所换来的新自由。梅特涅却没能看到人民大众的真挚热情，也没看到当妇女和儿童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褴褛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过城市，去前线为法兰西祖国光荣献身时，他们眼里所闪烁的希望和神采。

这一切只给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留下满心的厌恶。革命太不文明，如果真的需要一场战斗，那也应该由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人，骑上装配精致鞍具的高头大马，冲过田野去体面地厮杀。但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发出恶臭的军营，把流浪汉一夜之间提拔为将军，这不仅愚蠢，而且邪恶。他常常会对奥地利大小公爵们轮流提供的小型晚餐会上遇到的法国外交官说：“看看吧，你们那些精致的思想都带来了什么？你们喊着要自由、平等、博爱，可最终招来的是拿破仑。如果你们能满足于现行制度，情况会比现在好多少啊。”随后，他就会阐述自己那套关于“维持稳定”的政见，竭力宣扬重返大革命前旧制度的正常状态，那时人人幸福，也没人胡说什么“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态度是真诚的，意志是坚强的，才能是卓越的，他极善说服他人，因此也成了一切革命思想最危险的敌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自己苦心炮制的政策扫进历史垃圾堆，遭到彻底的失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变成了全欧洲最招人憎恨的家伙，好几次面临被愤怒的市民私刑处死的危险。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坚信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确的。

他始终相信，比起危险的自由，人民宁愿要和平，他尽自己所能将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带给他们。公正地看，我们不得不说他所全力构建的和平世界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有近四十年时间没自相残杀，直到1854年，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米亚爆发了一场大战，和平局面才被打破。这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创纪录的。

华尔兹式会议上的第三位英雄是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在其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的。除了这位精明的老妇人教给他将俄罗斯的荣耀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有一位瑞士籍的私人教师，这位教师是伏尔泰和卢梭的狂热崇拜者，他向亚历山大幼小的心灵灌输了热爱全人类的思想。在亚历山大长大后，他的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自私的暴君与感伤的革命者两种气质。在他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备受屈辱。他被迫目睹了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俄军凄惨的溃败。后来时来运转，他的军队为盟国赢得了胜利。俄罗斯摇身一变成为欧洲的救世主，这个伟大民族的沙皇也被奉为神明，可以医治世间所有的创伤。

可亚历山大本人却不够聪明。他不像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深谙人性，对外交这一奇妙的游戏，也玩得不够精熟。当然，亚历山大爱慕虚荣（在某些情形下谁又能不爱呢），喜欢听到群众的掌声与欢呼。很快，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主要的“焦点和吸引力”，而梅特涅、塔莱朗、卡斯尔雷（精明干练的英国代表）则悄悄绕桌而坐，一边惬意地喝着匈牙利甜酒，一边决定着具体该做的事情。他们需要俄国，因此对亚历山大礼遇有加，但是亚历山大本人越少参与实质性工作，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对亚历山大提出的组织“神圣同盟”的计划大加鼓励，好让他全心投入其中，而他们则可以放手处理其他的事情。

亚历山大在社交上非常活跃，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晚会，会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些场合，他显得既轻松又快活，但是他的性格中还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试图努力忘掉某些难以忘却的事情。1801年3月23日晚上，他坐在彼得堡圣米迦勒宫的一间房间里，等待着他父亲退位的消息。但是保罗拒绝签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员强塞到他桌前的文件，官员们盛怒之下，用围巾缠住老沙皇的脖子，将他活活勒死了。随后他们下楼去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所有国土的皇帝。

这个恐怖夜晚的记忆一直纠缠在他的脑海之中，而亚历山大本身就是一个生性敏感的人。他曾经在法国哲学家们的伟大思想中受过熏陶，这些人相信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的理性。但是，仅仅理性并不足以解脱处于心灵困境中的沙皇，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视。他试图找到一条途径，使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静下来。他变得异常虔诚，开始对神秘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对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奇特崇拜和热爱，与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久远。

大革命期间过度膨胀、过度焦灼的情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性格。经历了二十年恐惧与焦虑的折磨，人们都变得有些神经质。每听到门铃声响，他们都会惊跳起来，因为这响声可能意味着，他们唯一的儿子“光荣战死”了。革命期间所大肆宣扬的“兄弟之爱”或“自由”等观念，在饱受痛苦煎熬的农民耳朵里，无非是一些意义空洞的口号。他们愿意抓住任何能救其脱离苦海的东西，使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痛苦与悲伤中的人们，轻易让一大帮伪装成先知的骗子得了手，他们四处传播从《启示录》的某些晦涩章节里挖出来的新奇教义。

1814年，已经多次占卜问灵的亚历山大听说了一个新的女先知，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正敦促人们及早悔悟。此人就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这位俄国女人的丈夫是保罗沙皇时代的一名外交官，但有关她的年龄和声誉，没有人能确定。听说她把丈夫的钱财挥霍一空，还因种种桃色事件，使他颜面尽失。她过着异常轻佻放荡的生活，最终身心崩溃，一度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后来，因目睹一位朋友的突然死亡，她开始皈依了宗教。从此，她厌弃了生活中的所有享乐，向一位鞋匠忏悔自己从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一位虔诚的摩拉维亚兄弟会成员，也是被1415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处以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的信徒。

接下来的十年，克吕德纳一直在德国，专门从事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的工作。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使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这是男爵夫人平生最大的理想。而亚历山大正处于忧伤之中，任何能给他一丝慰藉的人，他都乐意听听他们的开解，安排见面就非常容易了。1815年6月4日傍晚，男爵夫人被带进沙皇的营帐。她第一眼看见这位大人物时，他正在读自己随身携带的《圣经》。我们不清楚她究竟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但是当她三小时后离开时，亚历山大泪流满面，还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宁”。从那天开始，男爵夫人便成了沙皇忠实的伙伴及灵魂的导师。她随他去巴黎，然后又到维也纳。当亚历山大不出席舞会的时候，他就参加克吕德纳夫人的祈祷会。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给你们讲述这个故事？难道19世纪的种种社会变革不比一个精神失衡的女人的生涯更具重要性吗？忘掉这个女人不是更好吗？但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历史书，它们能精确而详尽地告诉你那些历史大事。而我希望你从历史中了解到比一连串的历史事实稍微多一些的东西。我想让你带着一颗毫无偏见的心去接近历史，绝不要仅仅满足于“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这样简单的陈述。要去发掘隐藏在每个行为下面的动机，而后你对世界的了解就会更上一层，你也将更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归根结底，这才是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我不希望你把“神圣同盟”仅仅视为1815年签署，然后勉强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早被废弃和遗忘的一纸空文。它也许是被遗忘了，但它绝非是无意义的。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的产生，而门罗主义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一文件如何碰巧出现，以及隐藏在这一重申基督教对责任的忠诚奉献的宣言背后真实的动机。

神圣同盟是一种神奇的缔结，一个是遭受了恐怖的精神打击，试图抚平灵魂不安的不幸男子，另一个是虚度半生，容颜老去，只能靠自创一种新奇教义来满足虚荣心与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人。它是两个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当我告诉你这些细节时，里面并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像卡斯尔雷、梅特涅、塔莱朗这等清醒理智的人物，他们当然完全了解这位多愁善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打发回德国，只要给神通广大的帝国警察局首领写一纸便条就能解决问题。

但法国、英国和奥地利正需要依靠俄罗斯，所以不敢触怒亚历山大。他们容忍这位愚蠢的老女人，虽然大家都认为神圣同盟是纯粹的胡说八道，甚至不值得为它浪费纸张，可当沙皇向他们朗诵以《圣经》为基础创作的《世人皆兄弟》的潦草初稿时，他们只能耐心地倾听。这是创建神圣同盟试图达到的目的，签字国必须申明“在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及处理与别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时，应以神圣宗教的戒条，即基督的公正、仁慈、和平为唯一指导。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且应对各国的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作为加强人类制度，改进人类缺陷的唯一途径，体现在政府行动的各个步骤中”。然后，他们还相互承诺，将保持联合，“本着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彼此以同胞相待，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都相互施以援手”。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

最后，尽管一个字也没读懂，奥地利皇帝还是在“神圣同盟”誓约上签署了自己的大名。法国的波旁王室也签了字，它非常需要拿破仑旧敌的友谊。普鲁士国王也加入了，他希望能从亚历山大那里得到对他的“大普鲁士”计划的支持。当然，受俄国摆布的所有欧洲小国都签了字。英国拒绝签字，因为卡斯尔雷认为该条约不过是一些空话。教皇没有签字，因为他对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来插手他的事务感到甚为愤恨。土耳其的苏丹也没有签字，因为他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然而，欧洲的老百姓很快就不得不正视这一条约的存在。隐藏在神圣同盟空洞词句背后的，是梅特涅纠集起来的五国盟军。这些军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的存在无疑在警告人们，欧洲的和平是不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打扰的，这些自由主义者被视为乔装打扮的雅各宾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欧洲重返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欧洲人对从1812年到1815年伟大解放战争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对幸福生活的真诚企盼。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士兵也希望和平，他们成为和平的宣讲者。

但是，人们并不需要神圣同盟和列强会议赐予他们的那种和平。他们哭喊着自己被出卖了，却仍小心翼翼，以免自己的话传到秘密警察的耳朵里。对革命的反攻是成功的，策划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作为有益于人类幸福，但是却让人们难以忍受。它不仅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还大大阻碍了政治改革的正常进程。

第54章　大反攻

他们试图通过压制新思想来维持一个和平的世界，秘密警察成为最有权势的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不久，所有国家的监狱都人满为患，里面都是那些宣称老百姓有权自主自治的人。

要完全清除拿破仑所带来的祸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防线被一扫而空，历经四十多个朝代的宫殿被毁坏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其他的皇家居所则以不幸邻居的损失为代价，拼命扩张地盘。革命的洪水退去，留下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革命教义残余，强行清除它们势必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但是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们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限，以下是他们取得的种种成就。

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法国在打破世界的和平，人们不免对这个国家有些本能的恐惧感。虽然波旁王朝借塔莱朗之口，允诺以后要好好治理国家，但“百日政变”却教给欧洲国家，一旦拿破仑第二次脱逃将会出现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荷兰共和国被改为王国，比利时（由于比利时没有参加16世纪荷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它一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开始由西班牙统治，后又归属奥地利）变成了这个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无论是新教徒控制的北方，还是天主教徒主导的南方，没人想要这种人为的联合，但也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它似乎有利于欧洲的和平，这就是当时的主要考虑。

波兰人对未来怀有极大的憧憬，因为他们的亚当·查多伊斯基王子，不仅身为亚历山大沙皇的密友，而且在整个反拿破仑战争及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担任沙皇的常务顾问。但波兰被划为俄国的半独立属地，由亚历山大作为他们的国王，这种解决办法引起波兰人民的不满，群情激愤之下导致了后来的三次革命。

丹麦一直追随拿破仑到最后一刻，是他最忠诚的盟友，相应地，它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七年前，一支英国舰队驶到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在没有宣战或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炮轰了哥本哈根，并掠走所有丹麦军舰，以免它们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则采取了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它将挪威（自从1397年的卡尔麦条约签署，一直与丹麦联合）从丹麦划出，交给瑞典的国王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奖赏。想当初，还是拿破仑帮助查尔斯走上王位的。非常离奇的是，这位瑞典国王原是一名法国将军，本名贝纳道特。他作为拿破仑的副官长来到瑞典，当霍伦斯坦-戈托普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去世，身后未留下子嗣，瑞典人就请贝纳道特登上了王位，从1815年至1844年，他尽心尽力统治着这个收养他的国家（尽管他从未学会瑞典语）。他是个聪明人，赢得了他的瑞典子民和挪威子民的共同尊重。但是他也不能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与天性调和起来，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体从来没有成功过。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独立的王国，而瑞典也乐得祝愿挪威“前程顺利”，明智地让它走了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饱受入侵者的侵略，他们也对波拿巴将军寄予厚望。然而，作了皇帝的拿破仑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非但没有出现一个人们翘首以盼的统一的新意大利，它反而被划分为一系列小公国、公爵领地、小共和国及教皇国，教皇国在整个意大利半岛（除那不勒斯外）治理得最为糟糕，人们生活极其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几个拿破仑建立的小共和国，在它们的领土上恢复了老的公国建制，分别奖赏给哈布斯堡家族几个有功的男女。

可怜的西班牙人曾经发动过反抗拿破仑的伟大民族起义，为效忠他们的国王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但当维也纳会议允许国王陛下返回其领地时，西班牙人等来的却是严厉的惩罚。这个心胸狭小的斐迪南七世，在他流亡生活的最后四年是在拿破仑的监狱中度过的。为打发坐牢时光，他给自己心爱的守护圣像编织了一件又一件外套。而他庆祝自己回归的方式是恢复残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两者本是在革命期间被废除掉的。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不但其臣民，连他的四个妻子也同样鄙视他，但是神圣同盟却坚持要维护他的合法王位，正直的西班牙人民为清除邪恶的暴君及建立一个立宪王国的所有努力，最后都以屠杀和流血而告终。

自1807年王室成员逃到了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便一直处于没有国王的状态。在1808年至1814年的半岛战争期间，该国一直被威灵顿的军队用作后勤补给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继续做了几年英国的行省，直到布拉干萨王室重返王位，留下了一位布拉干萨成员在里约热内卢当了巴西的皇帝，这是美洲大陆唯一的帝国，居然维持了好多年，直到1889年巴西建立共和国时才寿终正寝。

在东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悲惨处境，他们依然是土耳其苏丹的属民。1804年，一位叫黑乔治（卡拉乔尔杰王朝的创始人）的塞尔维亚猪倌发动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但是被敌人击败，最后被他认为是朋友的另一塞尔维亚领袖杀害，杀害他的人名为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后来成为塞尔维亚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而土耳其人则继续当着巴尔干半岛的主人。

希腊人从两千多年前丧失独立开始，先后成为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臣属，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同胞，科孚人卡波·德·伊斯特里亚和亚历山大亲密的朋友查多伊斯基，希望他们能为希腊人争取点什么。但是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的要求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想如何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他教的，保住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腊人什么也没盼到。

维也纳会议犯下的最后也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国的处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不仅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繁荣与财富，而且将它变成了一盘毫无希望的政治散沙，分裂成两三个王国、几个大公国、许多个公爵领地以及数百个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城市和自由村庄，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剧里才能见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统治者分别治理着。当弗里德里希大帝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时，他改变了这一状态，但这个国家在他死后不久便消失了。

拿破仑虽然满足了大多数德意志小国的独立愿望，但总共三百多个国家里，只有五十二个存续到了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期间，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新祖国。但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而究竟谁能担当这个领导者的重任呢？

讲德语的地区一共有五个王国，其中两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它们的国王都是得到上帝恩许而加冕的。其他三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滕贝格的国王却是被拿破仑所封赏的，因为他们曾经都做过法兰西皇帝陛下的忠实走狗，所以，在其他德国人眼里，他们的爱国信誉不免要大打折扣。

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由三十八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日耳曼同盟，以原奥地利国王，现在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为首领。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能让任何人满意。确实，一次日耳曼大会在古老的举行加冕典礼的城市法兰克福召开了，目的是讨论“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务”。但是三十八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们济济一堂，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一项曾在上个世纪毁掉强大波兰帝国的荒唐的国会程序），这使得本次著名的日耳曼大会很快沦为了欧洲人的笑柄，使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像我们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邻居。

这对于为民族理想牺牲一切的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侮辱。但是维也纳会议对“属民”们的个人情感是毫无兴趣的，它很快停止了有关德国问题的争论。

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情感平息下来，当反拿破仑战争的巨大热情开始退却，当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借“维护和平与稳定”之名所行的种种罪恶，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甚至威胁要进行公开的反抗。但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无权无势，正处于世界上前所未有且最残酷无情的警察体系的严密监控之下。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导致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行的根源”。他们觉得将所谓“法国思想”的追随者们消灭干净，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良心的召唤。在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自己属民的神圣权力，任何不承认这种权力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的应尽责任。而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及首相的方式统治属民的人，被视为“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时做得漂亮多了。1815年至1860年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大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出入王公贵族的宫殿，深入到最下层的低级客店，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偷听在市政公园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警戒着海关和边境，以免任何没有正式护照的不法分子出入；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严防每一本可能带有“法兰西思想”的书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任何胆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马上便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身后，免得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神职人员的大力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的损失异常惨重，教会财产被充公，一些教士被杀害。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的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然围着“理性的祭坛”欢歌笑语。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情积极投入了工作。

甚至连耶稣会也于1814年回来了，继续教育年轻一代献身上帝的工作。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战斗中，它做得非常成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会的“教区”纷纷建立起来，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是它们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并不断干涉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执政时期，耶稣会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了这项禁令。现在，他们回到了工作中，循循善诱地对商人们的孩子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以免他们将来遇上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发出窃窃的笑声。

但是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们，还有号召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如今被贴上了危险的“蛊惑人心”的标签。住房被搜查，信件受到检查，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都发泄到管教年轻一代身上。在古老的瓦尔特堡，当一群青年学生以一种喧闹却无害的方式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莽撞地杀死了一个被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时，普鲁士各大学被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并且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做得更荒谬。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解脱出来，他逐渐患上了慢性忧郁症，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能力有限，知道了他是如何在维也纳会议上沦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日益讨厌西方，开始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其实存在于那个曾经给斯拉夫人上过最初一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亚历山大工作也越来越努力，他能够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已经将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刺刀林立的兵营。

这绝非一幅美妙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让你们对这个时期产生彻底的了解，也是一件好事。这种试图扭转历史时钟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果通常是重蹈覆辙。

第55章　民族独立

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烈，很难用反动的方式摧毁。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紧随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民族，19世纪充满了独立战争的传闻。

“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错误，那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二十年的恐怖与持续不断的战乱记忆犹新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这是我们所谓的反动人士。他们真心认为人民大众不善于自我治理，如果要保证欧洲长治久安，就要重新安排欧洲版图了。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出于任何有恶意的用心。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旧式外交学校毕业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着重回“过去的美好时光”。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大陆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这是他们的不幸，但算不上罪恶。法国大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拥有“民族自决”权。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方面，他显得极端冷酷无情。但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却宣扬过一种新信条，即“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划的限制，与圆颅骨或塌鼻梁也没多大关系，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儿童宣讲法兰西的伟大时，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很快，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优越天性的人便开始挖掘过去，穿过封建城堡的废墟，发现他们伟大种族久远的足迹，而他们则自愧为这些伟大祖先的孱弱子孙。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历史发现的结果往往都引起一阵阵对古老祖国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上，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坚信其伟大祖先的荣耀和声誉。

维也纳会议并没有打算感情用事。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他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一道，统统列入了禁书目录。

但是历史对于所有会议都一视同仁。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但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企图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将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以惨败收场。

奇怪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是从遥远的南美洲开始点燃的。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无暇他顾，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甚至当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时，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于他，而拒绝承认1808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首次航行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出于一阵突发的博爱与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给予这里的黑人兄弟曾经只有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但他们很快就后悔迈出了这一步，法国人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了海地黑人领袖图森·路维杜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图森·路维杜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议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决不利用和谈的机会加害于他。图森·路维杜尔相信了白人，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此后不久便死于法国的一所监狱。但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时，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他到访过巴黎，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状况，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返回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也成为革命将领之一。在两个月之内，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出逃他乡。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玻利瓦尔独立领导着这项看起来注定失败的事业。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支持，他不可能开始他的最后一次也是成功的一次远征。紧随其后的各种起义在整个南美大陆蔓延开来，很快，西班牙殖民者完全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反叛一一镇压的，于是紧急向神圣同盟求助。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担忧。如今，英格兰船队已战胜荷兰，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宣布独立的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神圣同盟的行动，但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很多声音表示不赞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正在此时，英国内阁发生人事变动。辉格党被踢出局，由托利党人上台组阁。乔治·坎宁成为了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的起义计划，那么英国将非常乐于将全部的海上力量支援美国。就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将把神圣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企图，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行为的具体表现”。四周以后，英国报纸刊载了“门罗主义”的全文，神圣同盟的成员们被迫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做出抉择。

梅特涅犹豫了。从个人来说，他倒很乐意去触怒美国（自1812年失败的美英战争后，美国的陆海军一直不被重视）。但是坎宁满含威胁的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存在的麻烦使他不得不谨慎从事。于是，远征没有成行，南美及墨西哥最终获得了独立。

至于欧洲大陆本身的麻烦，则来得更迅猛和激烈。1820年，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充当和平警察的角色。不久之后，当意大利“烧炭党”（由烧炭工人组织的秘密会社）为建立统一的意大利造势，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时，奥地利的军队出于同样执行“和平”使命的目的被派驻意大利。

俄罗斯也传来了坏消息，亚历山大沙皇的去世引发了圣彼得堡的一场革命，这是一场短暂的流血暴动，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因为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最后以大批优秀的俄罗斯爱国者被绞杀而告终，他们不满于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统治，试图在俄罗斯建立一个议会政府。

但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在艾克斯夏佩依，在特伦托，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纳，梅特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得到欧洲各宫廷继续支持其政策的保证。各国的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准时到达这些风景宜人的海滨胜地，奥地利首相经常去那些地方度夏避暑。他们一如既往地承诺全力镇压起义，但每个人都对能否取得成功心中没底。人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岌岌可危。

真正的麻烦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蛮族入侵西欧的门户。起义最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该地原为古罗马达西亚行省，于公元3世纪脱离了罗马帝国。从那时开始，摩尔达维亚就成了一块如阿特兰提斯州一般的“失落的国土”，当地人民仍旧讲古罗马语言，自称罗马人，将他们的国家也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王子发动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俄国会支持他们的斗争。但是梅特涅的特急信使不久便风尘仆仆地前往圣彼得堡的大道，而沙皇完全被奥地利人关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观点所说服，拒绝对罗马尼亚人施以援手，易普息兰梯被迫逃亡奥地利，并在那里沦为囚徒达七年之久。

就在1821年，希腊也发生了暴乱。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团体便一直在筹备起义。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半岛（古伯罗奔尼撒半岛）扯起独立大旗，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驱逐出去。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报复，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并在1821年复活节那天，将这位希腊人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处以绞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希腊人以牙还牙，屠杀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而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作为报复杀死二万五千名东正教徒，并将四万五千人作为奴隶卖到亚洲与埃及去。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但梅特涅却大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自食其果”（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首相殿下对俄国沙皇所说的话，“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生自灭”）。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前往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爱国者们。他们似乎要绝望了。应土耳其的要求，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旗帜又飘扬在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城的上空。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维持着当地的治安，而梅特涅则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待“扰乱欧洲和平的举动”变成陈年旧事。

英国人再一次打乱了梅特涅的计划。英格兰最伟大的荣耀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或是令人羡慕的财富和天下无敌的海军，而是它为数众多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标志性区别。但是，他们却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在某件事情上国家做错了，便会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政府也懂得尊重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并全力保护他们免遭大众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人们便喜欢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越他们的杰出个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距离多遥远，或者多不受欢迎，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英国人民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他们紧盯手边的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娱乐性冒险”上。但是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卑贱人民而战的古怪邻居，他们却会抱有相当的敬意，如果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勇气与骑士精神的真谛。

甚至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也动摇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824年，拜伦勋爵扬起风帆，驶往南方去援助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的诗歌打动过全欧洲的人民，使他们一掬同情的热泪。三个月后，消息传遍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在了迈索隆吉这块希腊最后的营地。他孤独的死亡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四处奔走呼吁。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去希腊。钱财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正在那里挨饿的起义者。

约翰·坎宁在挫败了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他看到了打击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机。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而派出了军舰。法国一直自诩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他们的舰队也不甘落后地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并将之彻底摧毁。在欧洲，从来没有哪场战役的消息受到过公众如此热烈的欢迎，西欧和俄国人民在国内压抑着对自由的渴望，通过想象参与了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遭受失败。如果我试图在短短一章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肯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书籍。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面对维也纳会议苦心经营来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它是第一次成功的突防。虽然压迫的堡垒依然存在，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终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建立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警察统治，试图削弱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九年“和平生活”的折磨，事实证明，这种“和平”甚至比帝国时代的十年战争还要让人不高兴。法国人民好不容易盼走了路易十八，又来了他的弟弟查理十世。

路易属于著名的波旁家族，他们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当他的哥哥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传来时，他永远记得在哈姆的那个清晨，这一幕一直萦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君主会遭到何种下场。可查理却完全相反，他在未满二十岁时就已欠下五千万的巨债，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也完全不打算有所长进。当他一接替哥哥做了法国国王，就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的新政府，这一评论是由非激进自由主义者的威灵顿公爵做出的，查理的统治方式甚至连最敬重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查理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自由派报纸，并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国会，这时他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1830年7月27日夜，一场革命在巴黎爆发了。同月30日，国王乘船逃往英国。就这样，一出“十五年的著名闹剧”就以这种方式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被彻底赶下了法国王位，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此时，法国本可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政府，但这样的行动是梅特涅所不能容忍的。

形势已经极度危险了。一撮反叛的火花越出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桶。新尼德兰王国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大败笔。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虽然也算个工作认真、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太缺乏必要的策略与灵活性，不能使两个心怀怨意的民族和睦相处。此外，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逃难的天主教士拥入比利时，身为新教徒的威廉无论想做点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立即被众多激愤的臣民指为“争取天主教自由”的企图而受到拦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当局的群众暴动，两个月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推举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即科堡的利奥波德为他们的新国王。两个本不应该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镳，这样它们反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彼此和睦相处。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里程不长的铁路，消息的传播还很缓慢，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到波兰时，立刻引发了波兰人民与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激烈摩擦，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俄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以臭名昭著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的秩序”。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拥有统治波兰的神圣权力，而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以亲历的磨难证明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在俄国沙皇那里不过是一纸空文。

意大利同样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前皇帝拿破仑的妻子，在滑铁卢战败之后便离弃了他，后来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在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一切如旧。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邸——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返工作岗位，“和平”被紧紧地维护着。又过了十八年，人们才再度发动了一场更为成功的革命，彻底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恐怖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率先起义的又是法国，这里是欧洲的革命风向标，任何起义的征兆都首先由此地显露出来。继任查理十世担任法国国王的是路易·菲力浦，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支持雅各宾党，曾对其表兄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投下了至关重要的赞成票。他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博得了“平等的菲力浦”这一绰号。最终，当罗伯斯比尔打算纯洁革命阵营，肃清所有“叛徒”（这是他对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他的儿子也被迫逃离革命军队。从此，年轻的路易·菲力浦浪迹四方。他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还花了好几年时间致力于探索美国的“远西”地区。拿破仑垮台后，菲力浦回到巴黎。比起愚不可及的波旁表兄们，他显得聪明多了。他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常常腋下夹一把红雨伞，去巴黎的公园散步，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就像天底下任何一个好父亲一样。但是法国已经过了需要国王的时代，路易·菲力浦却始终未能理解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一大群人拥进杜伊勒里宫，将他们的菲力浦陛下赶下台，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

当这个消息传到维也纳，梅特涅漫不经心地评论说，这只不过是“1793年闹剧”的重演，其结果无非是迫使盟军再度进驻巴黎，终止这场烦人的“革命演出”。但两个星期之后，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公开的起义，梅特涅躲开愤怒的民众，从王宫的后门悄悄溜走了，皇帝斐迪南被迫赋予臣民们一部宪法，它包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梅特涅首相在过去三十三年里尽心竭力加以压制的那些革命原则。

这一次，全欧洲都感觉到了震动。匈牙利宣布独立，在路易·科苏特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者，保全了匈牙利的君主统治。随后，哈布斯堡王室设立起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大部分他们在公开战场上无法击败的匈牙利爱国者。

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宣布脱离那不勒斯独立，并赶走了他们的波旁国王。在教皇国，首相罗西被杀，教皇被迫出逃。第二年，教皇率领着一支法国军队重返自己的国土，从此，法军一直留在罗马，防范臣民们随时可能对陛下发动的袭击。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这支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而罗马最终成为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半岛北部，米兰和威尼斯在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大力支持下，奋起反抗自己的奥地利君主，但是老拉德茨基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挺进波河平原，在库斯托扎和诺瓦拉两地击败了撒丁军队，迫使阿尔伯特让位给他的儿子维克托·埃马努埃莱。几年之后，埃马努埃莱终于统一了意大利，成为第一任国王。

在德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震波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示威，人们高声呼吁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在巴伐利亚，国王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浪费在一位冒充成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士身上（该女士名为洛拉·蒙蒂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被一群愤怒的大学生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国王被迫站在巷战中死难者的灵柩前，向这些不幸的抗议者脱帽致哀，并承诺组建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全德各地区的五百五十名代表聚集在古老的法兰克福，召开国会大会，代表们推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

然而，不久之后，风向仿佛又开始转了。昏庸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兰茨·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忠诚，刽子手们忙个不停，而哈布斯堡家族素来有如猫一般九条命的天性，他们再度站稳脚跟，并迅速增强了自己控制东西欧局势的能力。他们以精明圆滑的外交手腕大玩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利用其他日耳曼国家的嫉妒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升任帝国的皇帝。在其接连失败的漫长磨难中，哈布斯堡家族学会了忍耐的价值，他们懂得如何静待时机。当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正起劲地大谈特谈，深深陶醉于自己激昂动人的演讲时，奥地利人却在悄悄地调兵遣将，积蓄力量，解散了法兰克福国会，重建起不可能实现的旧日耳曼联盟，这也是维也纳会议试图强加给整个德意志世界的。

但是，在出席这个奇特国会的一大群不谙世事的爱国者中，有一位心机深沉的普鲁士乡绅，他的名字叫俾斯麦，他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厌恶一切空谈，是崇尚行动的强人。他深知（其实每一个热爱行动的人都知道），空谈永远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爱国方式。俾斯麦属于那种老式外交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在外交上轻易蒙骗对手，就好像在散步、喝酒、骑马等方面，也同样远胜于他们。

俾斯麦坚信，德意志要想成功跻身欧洲列强之林，这种松散的小联盟形式必须变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日耳曼国家。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效忠思想，他认为自己忠心服务的霍亨索伦家族，应该作为这个新国家的统治者，而非昏聩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清除奥地利对德意志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为施行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进行着必要的准备。

与此同时，意大利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深受其憎恨的奥地利主子。意大利的统一工程是由三位杰出人士共同完成的。他们分别是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三人之中，加富尔这位戴钢丝边近视镜的建筑工程师扮演的是一位思想缜密的政治领航员角色，为躲避奥地利警察无所不在的追捕，马志尼在欧洲各国的阴暗阁楼里度过了大部分岁月，他负责煽动公众的热情，而加里波第和他那群穿红衬衣的粗鲁骑士则负责唤起意大利人民的觉悟。

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是共和制政府的忠实信徒。然而，加富尔却主张君主立宪。由于两个同伴都承认加富尔在把握政治方向上高人一筹，他们便牺牲了为自己热爱的祖国谋取更大幸福的雄心，接受加富尔更为现实的主张。

就像俾斯麦支持他所效忠的霍亨索伦家族一样，加富尔倾向于意大利的撒丁王族。他以极大的耐心和高明的手腕，一步步引诱撒丁国王，直至陛下最终能担当起领导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重任。欧洲其他地区的动荡局势助了加富尔的伟大计划一臂之力，而其中为意大利统一贡献最多的，莫过于它最信任的（常常也是最不可信的）老邻居法国。

在这个骚动不安的国家里，1852年11月，执政的共和政府却突然垮台了，当然这也不是出乎意料的结局。拿破仑三世是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那位伟大叔叔（拿破仑）的小侄子，他重新建立起帝国，并自封为“得到上帝恩许和人民拥戴的”皇帝。

这位年轻人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因此他的法语中带着一股刺耳的条顿腔（如同第一位拿破仑一生都未摆脱自己著名的意大利口音一样），他非常努力地运用着拿破仑的声望和传统，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他树敌太多，对能否顺利戴上王冠，心中并没有那么确定。他赢得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好感，但女王毕竟是一位平庸且极易被奉承话打动的老好人，想讨她的欢心算不上一件难事。至于其他的欧洲君主，他们总是以一种高傲的态度面对法国皇帝，甚至朝思暮想地设计一些有创意的新方法，来表现他们对这位一夜暴发的“好兄弟”的深刻蔑视。

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寻找一个消除敌意的办法，无论通过施恩还是加威。他非常了解，对于“荣誉”的渴望仍深深驻留在法国人心间。既然他无论如何都得为自己的王位赌上一把，他决定进行一场豪赌，将整个帝国的命运押上去。他利用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攻击，掀起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联合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对抗俄国沙皇。这是一桩代价高昂但所得甚微的冒险。无论对俄国、英国、法国，都谈不上收获了多少荣耀或尊严。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有机会自愿站在了胜利者一方，当宣布重新回归和平时，加富尔就抓住机会向英法两国索取回报。

在充分利用国际局势，使撒丁王国得到欧洲列强更多的重视之后，这位聪明的意大利人在1859年6月又挑起了一场撒丁与奥地利的战争。他以有争议的萨伏依地区和确实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了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法意联军接连在马詹塔和索尔费里诺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几个前奥地利行省及公国被并入了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佛罗伦萨成为新意大利的首都。直到1870年，当时驻守在罗马的那支法国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他们刚刚离开，意大利的军队就踏进了这座永恒的名城。撒丁王族随之住进了由一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起来的行宫——奎里纳宫。

这样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躲进了梵蒂冈的高墙大院之中。自从那位古代教皇于1377年从流放地阿维尼翁返回之后，这里便一直是他的多位继任者的居所。教皇大声抗议意大利人公开抢夺其领地的专横行为，并向那些同情他的忠诚天主教徒发出了呼吁信。然而，忠诚的天主教徒实在不多，而且还在不断减少之中。一旦从世俗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教皇便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解决当代人的精神问题上，摆脱欧洲政客们琐细的纷争，教皇反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这明显对教会事业更有助益，使其成为了一股推进社会与信仰进步的国际力量，并且能够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为明智地估量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

就这样，维也纳会议将整个意大利半岛变为一个奥地利行省的企图流产了。

然而，德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它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1848年革命的失败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大批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德国人都流失了。这些年轻人移民去美国、巴西及亚非的新兴殖民地，他们未竟的事业由另一批气质截然不同的德国人来接手。

德国议会垮台及自由主义者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失败之后，在法兰克福又召开了一个新议会，其中代表普鲁士王国的是我们在前几页里讲到过的奥托·冯·俾斯麦。现在，他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的充分信任，这是他大展宏图的前提条件，至于普鲁士议会或人民的意见，根本不能引起他的任何兴趣。他曾目睹过自由主义者的失败，深知若想摆脱奥地利的干扰，必须发动一场战争，所以，他着手增强普鲁士的军力。德国联邦的州议会被他的高压手段激怒，拒绝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俾斯麦根本不屑讨论这个问题，他径直行事，利用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及国王交给他的钱财来扩军备战。随后，他开始四处寻找一项能激发所有德国人爱国热情的民族事业。

在德国北部有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自中世纪起它们便是麻烦不断的是非之地。两个国家都住着一定数量的丹麦人和德国人，虽然一直由丹麦国王统治，但是并不属于丹麦的领土，这种奇怪的情形导致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是故意在此提出这个早被遗忘的问题，只是最近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似乎已彻底解决了它。但是，荷尔斯泰因的德国人高声抱怨丹麦人对他们的虐待，而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则拼命维护他们的丹麦传统。一时间，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当德国男声合唱团和体操协会还在倾听催人泪下的演说时，当许多内阁大臣还在试图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普鲁士已经动员它的军队去“收复失去的国土”。作为日耳曼联盟的传统领袖，奥地利当然不允许普鲁士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单独行动，哈布斯堡的军队也被调动起来，和普鲁士军队一起杀入了丹麦的边境线，丹麦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最后这两个公国还是被占领。丹麦人向欧洲求援，但欧洲还忙于别的事情，可怜的丹麦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悲惨命运。

随后，俾斯麦开始着手他大德意志计划的第二步。他利用分配战利品的机会，挑起与奥地利的激烈争吵，哈布斯堡家族一头扎进了他设好的陷阱。俾斯麦及其忠心的将军们缔造的新型普鲁士军队侵入波西米亚，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最后一支战斗力尚存的奥地利军队也在柯尼格拉茨和萨多瓦全军覆没了，通向维也纳的大道从此敞开。但是俾斯麦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他知道，在欧洲政治舞台上驰骋需要一些朋友相助。他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开出非常体面的议和方案，只要他们放弃日耳曼联盟的领袖角色，不过对那些帮助奥地利的德意志小国，他可是一点没有心慈手软，将它们全部并入了普鲁士。这样，大部分的德意志北方小国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所谓的北日耳曼联盟，得胜的普鲁士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领袖。

欧洲人被如此迅速的扩张与吞并惊得目瞪口呆。英国显得漠不关心，但法国人却流露出不满之意。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控制已经逐渐出现松动的迹象，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863年，拿破仑三世进行了第二次冒险行动。他派出军队，试图将一位名为马克西米连的奥地利大公强加给墨西哥人民做他们的皇帝。当美国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时，他之前的努力便全部付诸东流了。华盛顿政府迫使法国撤出在墨西哥的军队，给墨西哥人一个机会去肃清国内的敌人，他们立即枪毙了那位不受欢迎的皇帝。

拿破仑三世必须再找机会为自己的皇冠涂上一层荣耀的色彩。几年之内，北日耳曼联盟便会成为法国一个危险的对手。因此，他决定发动一场对德战争，这对其王朝大有益处。于是他开始寻找开战的借口，这时饱受革命之苦的西班牙，正好向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时，西班牙王位碰巧空缺，本来已经许给了一支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旁系，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霍亨索伦家族便礼貌地拒绝了接受王位。但是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已显出患病的迹象，很多决策都深受他漂亮妻子欧仁妮·德·蒙蒂若的影响。欧仁妮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的爱女，其祖父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是驻葡萄盛产国马拉加的一位美国领事。欧仁妮尽管天性聪明，可像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她接受的教育极其糟糕，完全受一帮宗教顾问的摆布，而这些人对普鲁士的新教徒国王全无好感。“要大胆。”这是皇后对她丈夫的建议，但她却省略了这句著名的普鲁士格言的后半句，“要大胆，但绝不要莽撞。”拿破仑三世对自己的军队盲目自信，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求其保证“国王本人绝不允许再有一位霍亨索伦王族的候选人竞逐西班牙王位”。由于霍亨索伦家族刚刚放弃了这一荣耀，提出这一要求完全是多余的，俾斯麦如此照会了法国政府，但是拿破仑三世仍不满足。

那是1870年，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河游泳。一位法国外交官觐见了国王，试图再讨论西班牙的问题。国王愉快地回答说：今天天气真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了，对这个议题没必要浪费更多的口舌。作为一种例行公事，这次会面的谈话被整理成报告，通过电报发给负责所有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为了普鲁士和法国新闻界方便，俾斯麦对这则消息进行了编辑，许多人指责他的行为。然而，俾斯麦托词说，自古以来，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任何文明政府的权力。当这则经过“编辑”的电报发表之后，善良的柏林市民觉得他们可敬的白胡子老国王被矮小自负的法国外交官戏弄了，而巴黎善良的群众也同样怒气冲天，因为他们彬彬有礼的外交使节竟在一名普鲁士皇家走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就这样，双方都选择了战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做了德国人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走到了终点，随之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号召人民做好准备，打一场抵御德国入侵的巴黎保卫战。巴黎坚守了漫长的五个月，在陷落的十天前，普鲁士国王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由德国最危险的敌人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宣布登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一阵轰天齐鸣的枪炮声告诉饥饿难耐的巴黎市民，一个新的日耳曼帝国取代了以前和平的条顿国家联盟。

以这种粗鲁草率的方式，德国问题最终获得了解决。到1871年年末，即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召开五十六年之后，会议所精心建构的全部政治工程已经彻底瓦解。梅特涅、亚历山大、塔莱朗本想给欧洲人民一个持久稳固的和平，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招致了无穷无尽的战争和革命，紧随18世纪“神圣兄弟之情”而来的，是一个偏激的民族主义时代，它至今还没有结束。

第56章　机器时代

当欧洲人为他们的民族独立奋力抗争时，他们生活的世界也因科学技术的一系列发明而彻底改变，18世纪发明的笨重蒸汽机成为了人类最忠实、最有效率的仆役。

人类最大的恩人死于五十多万年以前。他是一种低眉毛、凹眼睛，长着沉重的下颚和老虎一般尖利牙齿的长毛生物。如果出现在一个现代科学家的聚会上，他这副尊容肯定不雅观，但科学家们却会尊他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他曾用石块砸开了坚果，也曾用长棍撬起了巨石。他是人类最早的工具——锤子和撬杆的发明者。他对人类福祉所做的贡献远超过此后的任何人，以及与人类共享这个地球的任何动物。

从那时开始，人类就通过使用工具来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当世界上第一只轮子（用一棵老树制成的圆盘）在公元前十万年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所引起的轰动肯定不亚于几年前飞行器的问世。

在华盛顿，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专利局长，他建议取消专利局，因为“一切可能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出来了”。当第一张风帆升起在木筏上，人们无须划桨、撑篙或拉纤便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史前世界的人们一定也产生过与这位专利局长类似的想法。

事实上，人类历史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就是关于人们如何想尽办法让别人或别的东西替其工作，而自己则悠闲地享受着闲暇的乐趣，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去岩石上画画，或者耐心地将小狼和小老虎训练成温顺讨巧的宠物。

当然在最早的年代，奴役一个弱小的邻居，逼迫他去做那些令人不快的苦累活，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与我们同样拥有聪明智慧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能制造出更多有趣的机械，原因之一就是奴隶制的普遍存在。当能够去最近的市场，以最低价格买到所需的全部奴隶时，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为什么要把时间耗费在线绳、滑轮、齿轮等乱糟糟的东西上，把自己的屋子弄得乌烟瘴气，喧嚣杂乱呢？

在中世纪，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仅剩下比较温和的农奴制，但行会不赞成使用机器，因为他们认为此举会导致大批行会兄弟丢掉饭碗。另外，中世纪的人们对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不感兴趣。当时的裁缝、屠户和木匠只为满足他们所在小社区的直接生活需要而工作，不想与邻居们竞争，也不愿出产超出社区需求的商品。

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对科学探索的偏见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严格强加给世人了，许多人开始投身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化学的研究。在三十年战争开始的前两年，苏格兰人约翰·耐普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述对数这一新发现。在战争期间，莱比锡的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完善了微积分体系。在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之前的第八年，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牛顿出生了，同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去世了。随着三十年战争将中欧地区化为一片废墟，当地突然兴起一股“炼金术”热潮，这种炼金术是一门源于中世纪的伪科学，人们希望通过它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炼金术士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碰巧也会产生出一些新想法，这为他们的继任者——化学家们日后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合在一起，为世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使最复杂的机器发明成为可能，而许多精于实干的人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中世纪，人们已经开始用木头制作为数不多的几种必要的机器，但是木头极易腐烂，铁是一种好得多的材料，可是铁在整个欧洲都是稀缺物品，除了英格兰。因此，在英格兰兴起了冶炼业。要熔化铁需要高温猛火，最开始的时候，人们用木材做燃料，但逐渐地，英格兰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人们就开始使用“石炭”（史前森林的化石，即煤炭）。但是，你知道，煤必须从很深的地面下挖出来并运送到冶炼炉，而且煤矿必须保持干燥，防止渗水。

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最初，人们可以用马拉煤，但解决抽水的问题就不得不需要特别的机器。好几个发明家忙于解决这个难题，他们都知道，蒸汽可以作为动力用在他们的新机器上，因为有关“蒸汽机”的构想由来已久。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英雄亚历山大，就曾向我们描述过几种蒸汽推动的机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还设想过“蒸汽战车”。与牛顿同时代的渥斯特侯爵在他的一本发明手册里，为人们详细讲述过一种蒸汽机。在不久之后的1698年，伦敦的托马斯·萨弗里为他发明的一种抽水机申请了专利。与此同时，荷兰人克里斯琴·海更斯正在设法完善一种发动机，其内部用火药定时引发连续不断的爆炸，类似我们今天用汽油内燃机来驱动汽车引擎。

欧洲各地的人们纷纷致力于“蒸汽机”这一构想。法国人丹尼斯·帕平曾是海更斯的密友兼助手，他先后在几个国家进行过蒸汽机实验。他发明出蒸汽推动的小货车和小蹼轮，但是当他准备驾着自己的小蒸汽船试航时，船员工会却担心这种新事物的出现会抢走船员们的生计，于是向政府提出了控告，帕平的小船被没收了。帕平倾尽全部家产从事发明研究，最后穷困潦倒地死于伦敦。但当他去世时，另一位名为托马斯·纽科曼的机械热爱者正在潜心研究一种气泵。五十年之后，一位格拉斯哥的机器制造者詹姆斯·瓦特改进了纽科曼的发明，于1777年向全世界推出了第一台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但是，就在人们争相研制“热力机”的那几个世纪里，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人取代荷兰人，成为海上贸易的新霸主和主要的承运商。他们开拓了许多新殖民地，将殖民地出产的原材料运回英格兰，然后将其制成商品，再出口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17世纪，北美乔治亚和卡罗来纳的人们开始种植一种出产奇特毛状物质的新灌木，即所谓的“棉毛”（棉花）。当这种棉毛采摘下来，便被运往英国，由兰卡郡的人们织成布匹。起初，这些布匹由工人们在家手工织成。不久后，纺织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1730年，约翰·凯发明出“飞梭”。1770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为他发明的“纺纱机”申请了专利。一位名为伊莱·惠特尼的美国人发明了轧花机，它能够自动将棉花脱籽，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以前采用手工脱籽的时候，一个工人每天才能分拣一磅棉花。最后，理查德·阿克赖特和埃德蒙·卡特赖特发明了水力推动的大型纺织机。18世纪80年代，正当法国三级会议召开，代表们忙于讨论那些将彻底变革欧洲政治秩序的重大议题时，人们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装在了阿克赖特的纺织机上，用蒸汽机的动力来带动纺织机工作。这一创举引起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固定式蒸汽机取得成功后，发明家们马上将注意力转向利用机械装置推动车、船的问题上。瓦特本人曾推出过“蒸汽机车”的研制计划，但是没等他完善这一设想，1804年，一辆由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的火车便载着二十吨货物在威尔士矿区的佩尼达兰开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位名为罗伯特·富尔顿的美国珠宝商兼肖像画家正在巴黎四处活动，试图说服拿破仑采用他的“鹦鹉螺”号潜水艇以及他发明的汽船，使法兰西海军能一举摧毁英格兰的海上霸权。

富尔顿的“汽船”设想并不是首创。他肯定抄袭了康涅狄格州机械天才约翰·菲奇的创意，早在1787年，菲奇建造的小巧汽船便在特拉华河上进行了首航。但拿破仑和他的科学顾问们根本不相信这种自动力汽船的实用性，尽管装配着苏格兰引擎的小船正喷着烟雾在塞纳河上欢畅来去，但是皇帝陛下竟忽略了利用这一威力无比的武器，也许能为他报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一箭之仇呢。

至于富尔顿，他回到了美国，作为一名精于实干的商人，他很快便和罗伯特·利文斯顿一起合伙组织起一家极为成功的汽船公司。罗伯特·利文斯顿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之一，当富尔顿在巴黎试图推销其发明时，他正担任当时的美国驻法大使。这个新公司的第一支汽船“克勒蒙”号装配着英国的博尔顿与瓦特制造的引擎，于1807年开通了纽约与奥尔巴尼之间的定期航班，不久后，便垄断了纽约州所有水域的航运业务。

至于可怜的约翰·菲奇，他本来是最早将“蒸汽船”用于商业运营的，最后却悲惨地死去。当菲奇建造的第五条螺旋桨汽船不幸被毁时，他已经到了贫病交加、一贫如洗的境地。他的邻居们无情地嘲笑他，就像一百年后人们嘲笑制造滑稽飞行器的兰利教授一样。菲奇一直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开辟一条通往中西部大河的捷径，可他的同胞们却宁愿选择乘平底渡船或徒步旅行。1798年，于极度绝望和悲惨中，菲奇服毒自杀了。

但是二十年之后，载重一千八百五十吨的“萨凡纳”号汽船以每小时六节（“毛里塔尼亚”号只比它快三倍）的速度从萨凡纳驶达利物浦，创造了二十五天横渡大西洋的新纪录。直到此刻，公众的嘲笑声终于平息了，在对新事物的巨大热情中，他们又将发明的荣誉安放在错误的人身上。

六年之后，苏格兰人乔治·斯蒂芬孙制造出著名的“移动式引擎”，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制一种将原煤从矿区运往冶炼炉和棉花加工厂的机车。现在，他的发明不仅使煤价下跌了百分之七十，还使得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第一条客运线路的开通变为现实，人们能够以闻所未闻的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高速，从一个城市奔向另一个城市。几十年过后，火车速度又提高到每小时二十英里。今天，任何一部运转良好的廉价福特小汽车（19世纪80年代的戴勒姆及莱瓦莎小型机动车的直系后裔）都能将这些早期的蒸汽机车远远抛在身后。

但是，当这些实用主义的工程师正专心致志地琢磨着他们的“热力机”时，另一群搞“纯科学”的科学家（就是那些每天花十四小时研究“理论性”科学现象的人，没有他们，任何机器的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正沿着一条新线索的指引，深入到大自然最秘密、最核心的领域。

两千年前，许多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哲学家（最著名的有米利都的泰勒斯和普林尼，公元79年爆发的维苏威火山把罗马古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淹没在火山灰之下，亲临现场观察的普林尼也不幸罹难）已经察觉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用羊毛摩擦过的琥珀能吸附小片的稻草和羽毛碎屑。中世纪的经院学究们对此神秘的“电”力现象并不感兴趣，但是文艺复兴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医生威廉·吉尔伯特便写出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探讨磁的特性及表现。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马格德堡市长及气泵的发明者奥托·冯·格里克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大批科学家投入到对电的研究中，1795年，至少有三名教授发明了著名的“莱顿瓶”。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美国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继本杰明·汤姆森（他因同情英国而逃离新罕布尔什，后被称为朗福德伯爵）之后，将注意力转向这一领域。他发现闪电与电火花属于同一性质的放电现象，此后，他一直对电进行研究，直到忙碌而有意义的一生走到尽头。随后出现的是伏特和他的“电堆”，还有伽伐尼、戴伊、丹麦教授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安培、阿拉果、法拉第等，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勤奋不懈地探索着电的真正特性。

这些人无偿地将自己的发现贡献给全世界，塞缪尔·莫尔斯（像富尔顿一样最初是艺术家）认为，他能利用这种新发现的电流，将信息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他准备采用铜线和他发明的一个小机器来达成目标。人们肆意嘲笑他。因此，莫尔斯不得不自己掏钱做实验，很快便花光了所有积蓄，而人们对他的嘲笑声却更猛烈了。随后，莫尔斯请求国会提供帮助，一个特别财务委员会答应为他提供所需的资金。但是，国会的议员们对这个想法根本没有兴趣，莫尔斯不得不苦苦等了十二年，才最终拿到一小笔国会拨款。随后，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建造了一条“电报线”。1837年，在纽约大学一个讲演厅里，莫尔斯第一次成功地演示了“电报”。最终，在1844年5月24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长途电报从华盛顿发至巴尔的摩。今天，整个世界布满林林总总的电报线，我们可以将消息从欧洲发到亚洲，只需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二十三年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利用电流原理发明了电话。又过了半个世纪，马可尼更进一步，发明出一套完全不依赖老式线路来传递信息的无线通信系统。

当新英格兰人莫尔斯为他的“电报”奔忙之际，约克郡人迈克尔·法拉第制造出第一台“发电机”。这台不起眼的小机器完工于1831年，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将维也纳会议的美梦彻底颠覆的法国七月革命的巨大震撼之中。第一台发电机不断改进，到今天，它已能为我们提供热力、照明（众所周知，爱迪生于1878年发明的小白炽灯泡就是在同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及法国的实验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和开动各种机器的动力。如果我的推想没错，那么电动机将很快彻底取代热力机，就如同更高等、更完善的史前动物取代它们生存效率低下的邻居们一样。

就个人而言（但我本人对机械一窍不通），我非常乐于见到这种情形的发生。因为电机由水力驱动，是人类清洁而健康的忠仆。但反观18世纪最大的奇迹“热力机”，它是一个喧闹且肮脏的事物，让我们的地球竖满无数荒谬可笑的大烟囱，倾吐着滚滚的灰尘与煤烟。并且需要源源不断地用煤来满足其贪得无厌的胃口，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费尽艰辛、冒着生命的危险向矿坑深处挖掘。

如果我不是一名必须坚守事实、不能随意挥洒想象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我将会描写把最后一部蒸汽机车送进自然历史博物馆，置于恐龙、飞龙及其他已灭绝动物的骨架旁时那愉快的一天。

第57章　社会革命

但是，新机器非常昂贵，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旧日在小作坊里独立劳作的木匠和鞋匠们被迫接受大机器拥有者的雇佣，虽然他们比过去挣的钱更多，但同时也失去了昔日的自由，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端坐在屋前小作坊里的独立劳动者们完成的，他们拥有工具，可以由着性子打骂自己的学徒，只要不违反行会的规定，就能随心所欲地经营业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必须工作很长时间才能维持生计，但是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某天一早醒来，发现这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他们便出外钓鱼，没人会说“不许去”。

但是，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这一切。机器实际上就是放大的工具，一辆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载着你飞驰的火车其实就是一双快腿，一台把沉重铁板砸平的气锤也不过是一副力气出众的铁拳。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好腿、一副好拳，但是一辆火车、一台气锤或一个棉花工厂却是贵得要命的机械装置，它们不是个人能够拥有的，通常由一伙人各出一定的金额购买，然后按投资的比例分享他们铁路或棉纺厂赚取的利润。

因此，当机器改进到可以实际使用并产生利润时，这些大型工具的制造商便开始寻找能够以现金支付的买主。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几乎是代表财富的唯一形式，因此只有贵族才被视为有钱人。但是正如我在前面章节所说的，他们拥有的金银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当时采用古老的以物易物的制度，以奶牛交换马、以鸡蛋交换蜂蜜。随着东西方间再度复兴的贸易，城市的自由民们聚敛了大量财富，成为贵族与骑士们的重要对手。

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了贵族的财富，极大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地位。紧随大革命而来的动荡年月为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提供了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使他们积累了超过自己在世上应得的份额。教会的地产被国民公会没收一空，并悉数拍卖，其中的贿赂数额高得惊人。土地投机商窃取了几千平方英里价值不菲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本囤积谷物和军火，牟取巨额暴利。现在，他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能够自己开设工厂，并雇佣男女工人为他们操作机器。

此举导致数十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短短几年内，许多城市的人口成倍增长，以前作为市民们真正“家园”的市中心，如今被粗糙而简陋的建筑团团包围。这里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厂工作十一到十三小时的工人下班后的休息地，当一听到汽笛响起，他们又得从这里赶紧奔回工厂。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纷纷传说着去城里挣大钱的消息。于是，习惯野外生活的农家子弟们蜂拥到城市。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满布烟尘污垢的早期车间里苦苦挣扎，昔日健康的身体迅速垮掉，最后不是在贫民窟就是在医院里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并非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形下完成的。既然一台机器能抵一百个人的工作，那因此失业的其余九十九人肯定会心怀不满。袭击工厂、焚烧机器的情形经常发生，但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出现，厂主们通常总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以避免损失。

很快，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再度安装就绪，工厂四周围上了高墙，暴乱随之停止了。在这个充满蒸汽与钢铁的新世界里，古老的行会根本无法生存。随着它们的消失，工人们试图组织新式的工会。但工厂主们凭借他们的财富，能对各国的政要施加强大的影响，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因为它妨碍了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请一定不要以为，通过这些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全是些用心险恶的暴君。他们是大革命时代的忠实儿子，那是一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人们甚至常常因邻居们没有表现出“热爱自由”而杀害他们。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德行，那就不应由工会来决定会员该工作多长时间、该索取多少报酬。必须保证工人们能随时“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能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国家控制全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已经终结。新的“自由经济”观念认为，国家应该完全站在一边，让商业按自己的发展规律运行。

18世纪下半叶不仅是一个对知识与政治怀疑的时代，而且旧有的经济观念也被更顺应时势的新观念所取代。在法国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路易十六屡遭挫折的财政大臣杜尔哥曾宣告过“自由经济”的新教义。他生活在一个被过多繁文缛节、过多规章制度、过多大小官僚所控制的国家。“取消这些政府监管，”杜尔哥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心意去做，而一切都会顺利运转的。”不久之后，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便成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热烈呼喊的口号。

在同时期的英国，亚当·斯密正在写作那本大部头的《国富论》，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发出又一轮呼吁。三十年后，当拿破仑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在维也纳取得成功时，那个在政治上被拒绝赋予人民的自由，却在工业生活中强加给了他们。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好处。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甚至使一个单独的国家，比如英国，凭一己之力就能负担起反拿破仑战争的庞大费用。资本家（那些出钱购买机器的人）赚取了巨额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滋长，开始对政治产生出兴趣。他们试图与迄今仍控制着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竞争一番。

在英国，国会议员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产生，大批新兴的工业中心在议会中没有代表，他们在1832年设法通过了修正法案，在法律上改革选举制度，使工厂主阶级获得了对立法机构的更大影响力。然而，此举也引发了成百万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政府中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开始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将自己的要求写在一份文件上，即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宪章”。有关这份大宪章的争论日益激烈，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争论还未停息。由于害怕爆发一场新的雅各宾党流血革命，英国政府召回年逾八旬的威灵顿公爵指挥军队，并开始征召志愿军。伦敦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为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

但是，宪章运动因其领导者的无能而自行夭折了，没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信徒们滥用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加强控制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蚕食着广大的牧场和麦田，将它们变为阴暗拥挤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注视着每个走向现代化的欧洲城市。

第58章　奴隶解放

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如亲眼见证铁路取代驿车的那一代人所预言的，带来一个幸福与繁荣的新世纪。人们提出了几项补救办法，但没有一项能真正解决问题。

1831年，就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英国杰出的立法家，当代最富实效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自己过得舒适就必须让别人过得舒适，要让别人过得舒适就必须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要想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就必须真正去爱他们。”杰里米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的观点被分享给成千上万的国人。他们觉得有责任使那些不幸的邻居也得到幸福，准备倾尽全力去帮助他们。上帝知道，是时候做些什么了！

“自由经济”（杜尔哥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在那个工业力量仍被中世纪的条条框框缚住手脚的时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行为自由”视为经济生活的最高准则，则导致了非常可怕和恐怖的情形。工厂的工时长短仅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纺织机前，没有因为疲劳而晕过去，她就被要求继续工作。五六岁的儿童被送到棉纺厂劳动，以免他们遭遇街头的危险或沾染上游手好闲的习性。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穷人的孩子去工厂做工，否则将用铁链锁在机器上以示惩罚。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劣质食物维持生命和猪圈般的过夜场所。他们常常因极度劳累而在工作时打起瞌睡来，为了让他们保持清醒，监工们拿着鞭子四处巡视，有必要让他们打起精神干活儿时，便抽打他们的指关节。当然，这样的恶劣环境造成了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雇主也是人，当然有着同情心，他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但既然人是“自由”的，同样，儿童们也是自由的。可是如果琼斯先生的工厂不用五六岁的童工，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就会将多余的小男孩统统招到自己的工厂，琼斯先生便会遭到破产的打击。因此，在国会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可能单独停用童工的。

但是如今的国会已不再是老派土地贵族们（他们倨傲地打量着暴发户工厂主们，以公开的蔑视之情回敬他们满满当当的钱袋）的天下了，而转由工业中心的代表们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情形便不可能出现丝毫好转。当然，那个时代的智者与道德家们并非对种种可怕的情况视若无睹，他们只是没有办法。机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让它真正变成人类的仆人而非主宰，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奇怪的是，对这个遍布世界各国的野蛮雇佣制度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为的是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奴隶。奴隶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大陆的。当时，他们曾尝试过用印第安人做田庄和矿山的劳工。但一脱离野外的自由生活，印第安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病倒死去，为了使印第安人免遭灭绝的危险，一位好心的传教士建议从非洲运送黑人来做工。黑人身强体健，经得起恶劣的待遇。并且与白人的朝夕相处还可以给他们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仁慈的白人和他们无知愚昧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但是，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们被迫比以往更辛苦地劳动，像印第安人一样，他们也开始纷纷死在监工的虐待之下。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消息传回欧洲，所有国家无论男女都开始了激烈的废奴运动。在英国，威廉·威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莱（他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读过他的英国史，你就能体会到历史原可以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组织起一个禁止奴隶制度的团体。首先，他们设法通过一项法律，使“奴隶贸易”成为非法行为。在1840年后，所有英属殖民地都杜绝了奴隶的存在。1848年革命使法国各属地的奴隶制也完全终结。葡萄牙人于18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承诺在二十年内给予所有奴隶自由。荷兰在1863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将强行剥夺两个多世纪的自由归还给了他的农奴。

在美国，奴隶问题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漫长的内战。尽管《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可这条原则对那些长着黑色皮肤、在南部各州种植园内做牛做马的人却是个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人对奴隶制的反感与日俱增，而且他们毫不讳言自己的这种感情。然而，南方人则声称，若取消奴隶劳动，他们便难以继续维持棉花种植业。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众议院和参议院一直为此问题在激烈争论着。

北方坚持自己的观点，南方也毫不退让。当情况发展到无法妥协时，南方各州便威胁要退出联邦。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一个最危险的时刻。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异常杰出且富于仁爱之心的伟人。

1860年11月6日，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伊利诺伊州律师当选美国总统，他完全是自学成才。林肯属于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深知人类奴役的罪恶性质，敏锐的直觉告诉他，北美大陆绝对容不下两个敌对国家的存在。当南方的一些州退出合众国，组织起“美国南部联邦”时，林肯接受了挑战。北方各州开始征召志愿军，几十万热血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应征入伍，随之而来的就是四年残酷的内战。南方备战充分，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出色指挥下，不断击败北军。尔后，新英格兰与西部的经济力量开始发挥决定性影响。一位名叫格兰特的默默无闻的北方军官一鸣惊人，成为了这场伟大废奴战争中的查理·马特。他向南军发起了暴风雨般的持续攻势，不给对手丝毫的喘息之机，并瓦解了他们的防线。1863年初，林肯总统发表了《解放宣言》，使所有奴隶重获自由。1865年4月，李将军率最后一支骁勇善战的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几天后，林肯总统在剧院被一名疯子刺杀，但是他的事业已经完成。除仍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古巴之外，奴隶制在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不复存在了。

但是，正当黑人们享受着日益增长的自由时，欧洲的“自由”工人却在“自由经济”的束缚下喘息。事实上，在许多当代作者和观察家看来，工人大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极其悲惨的处境中竟没有整体灭绝，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们居住在贫民窟肮脏阴暗的房子里，吃着粗劣的食物，接受一丁点儿仅能应付工作的教育，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事故，他们的家人将失去所有依靠。但是酿酒业（它们可以对立法机构施加极大的影响）却在不停地向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励他们借酒消愁。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发生的巨大进步，并非出于一人之力。两代人的杰出智慧被凝聚起来，努力将世界从机器时代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里解救出来。他们并不想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样做无疑是愚蠢的，因为对部分人积累的财富、如果合理运用，完全能使它有益于全人类。但是，对那种拥有产业和财富、可以随意将工厂关闭而衣食无忧的工厂主与无论工资多少都必须接受工作，否则便面临自己和妻儿都受冻挨饿的劳工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平等，这也是他们真正的改革宗旨。

他们努力引进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在这方面，各国的改革者都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到今天，大多数劳动者都已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减至平均每天八小时的上佳水平，他们的子女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不再像以前一样去矿井和梳棉车间做工了。

然而，还有些人面对黑烟滚滚的高大烟囱，倾听火车夜以继日的轰鸣，看着被各种剩余物资塞满的仓库，开始沉思这种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方。他们记得，人类曾经在完全没有贸易和工业竞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万年。他们能否改变现存秩序，取消那种以人类幸福为代价的竞争制度呢？

这种观念——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模糊憧憬——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在英国，拥有许多家纺织厂的罗伯特·欧文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当欧文死后，他的“新拉纳克”社区的繁荣便就此告终。法国新闻记者路易·布朗也曾尝试在全法国组织“社会主义车间”，可效果很不理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仅凭在常规的工业社会之外组织与世隔绝的小社团，是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之前，非常有必要先研究支撑整个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继罗伯特·欧文、路易·布朗、夏尔·傅立叶这些实用社会主义者之后，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研究家。两人之中，马克思名气更大。他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曾与家人长期定居于德国。马克思在听说欧文与布朗所做的社会试验后，开始对劳动、工资及失业等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遭到了德国警察当局的反对，被迫逃往布鲁塞尔，后辗转到伦敦，在那里做了《纽约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过着贫穷拮据的生活。

当时，没有人对他的经济学著作予以足够重视。但是在1864年，马克思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劳工联合组织，三年后的1867年，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漫长斗争史。机器的引进及大规模使用，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剩余财富购买工具，再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又用于修建更多的工厂，如此循环，直到时间的终点。同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将越来越穷。他预言，这种资本的恶性循环发展到某一天，世界的所有财富将被一个人占有，而其他人都将沦为他的雇工，生存将仰仗于他的善心。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马克思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而斗争，在1848年，即最后一场伟大的欧洲革命发生那一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详细列举了这些措施。

这些观点当然受到欧洲政府的深恶痛绝，许多国家，特别是普鲁士，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来对付社会主义者，警察们则受命驱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演讲者。但这种迫害与镇压并不能带来丝毫益处，对一桩备受打压的事业来说，殉道者反而会成为最好的宣传。在欧洲，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很快人们便清楚了，社会主义者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暴力革命，不过是利用他们在各国议会里日渐成长的势力来促进劳工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被任命为内阁大臣，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合作，共同消除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危害，把由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增长所带来的利润更合理地加以分配。

第59章　科学的时代

但是，世界还经历了另外一场比政治和工业革命更深刻、更重大的变革。在饱受长期的迫害之后，科学家们终于赢得了行动的自由。现在，他们试图探索那些制约宇宙的基本规律。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都曾对早期科学的模糊概念及研究做出过贡献。但公元4世纪的大迁移摧毁了地中海地区的古代世界，而比起人类的肉体，基督教对人类的灵魂更感兴趣。它将科学视为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之一，认为科学试图窥探属于全能上帝领域内的神圣事物，因此，应该判处《圣经》中的七重死罪。

文艺复兴在有限的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的偏见之墙。然而，在16世纪初期取代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对“新文明”的理想抱有敌意，科学家们如果胆敢逾越《圣经》所划定的狭隘界限，他们将面临极为严厉的惩罚。

我们的世界充满着伟大将军的塑像，他们跃马扬鞭，率领欢呼的士兵们奔向辉煌的胜利。在各处，也矗立着一些沉默而不起眼的大理石碑，宣示着某位科学家在此找到了长眠之地。千年之后，我们可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个问题，那一代幸福的孩子们将懂得尊重科学家，他们拥有惊人的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献身精神，他们是抽象知识领域的先驱者，而正是这些抽象知识使我们的现代世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许多这样的科学先驱饱受贫困、蔑视和屈辱。他们住在阁楼，死于地牢，不敢把名字印在自己著作的封面上，也不敢在自己的出生地公开研究成果，只能将手稿偷运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某家地下印刷所去秘密出版。他们暴露在教会的敌意面前，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不会对他们怀有丝毫同情，而号召教区民众以暴力去对付这些“异端分子”是他们无尽的主题。

在零星的几个地方，他们也能找到几处避难所。在最具宽容精神的荷兰，当局虽然对这些神秘的科学研究者好感寥寥，但他们也不愿去干涉别人的思想自由。这里就成了自由思想者的一个小型庇护所，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们纷纷来到这里，享受短暂的假期，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在此前的章节里，我讲到13世纪最杰出的天才罗吉尔·培根是如何被迫长年禁笔，以免教会当局再找他的麻烦。五百年过后，伟大的哲学著作《百科全书》的编写者们仍然处于法国宪兵不间断的监视之下。又过去半个世纪，达尔文因大胆地质疑《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被所有的讲坛谴责为人类的公敌。甚至到今天，对那些冒险进入未知科学领域的人的迫害仍未完全停止。就在我写作关于科学的这一章时，布赖恩先生正在对群众大力宣讲“达尔文主义的威胁”，并警告听众们去反击这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的谬误。

然而，所有这些统统是细枝末节，该做的工作最后还是完成了。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的最终利益，到头来依然为同一群大众所分享，而往往是他们将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在17世纪，科学家们纷纷将专注的目光投向辽远的星空，研究我们身处的行星与太阳系的关系。即便如此，教会仍然不赞同这种不正当的好奇心。第一个证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临死前才敢发表他的著作。伽利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教会的密切监视之下，但他坚持不懈地透过自己的小望远镜观察星空，为艾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数据。当这位英国数学家日后发现存在于所有落体身上的、被称为万有引力的定律时，伽利略的观察功不可没。

这一定律的发现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穷尽了人们对天空的兴趣，转而开始研究地球。在17世纪中期，安东尼·范·利文霍克发明了便于操作的显微镜，这使得人们有机会研究导致人类患上多种疾病的“微”生物，为“细菌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19世纪的最后四十年里，人们陆续发现多种引起疾病的微生物，使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许多疾患得以消除。显微镜还使得地理学家能够仔细研究不同的岩石和从地层深处挖掘出来的化石（史前动植物的遗体）。这些研究证明，地球的历史比《创世记》所描述的还要久远。1830年，查理·莱伊尔爵士出版了他的《地质学原理》，该书否认了《圣经》讲述的创世故事，并对地球的缓慢形成和逐渐发展做出了一番更为有趣的描述。

与此同时，马尔基·德·拉普拉斯正在研究一种有关宇宙形成的新学说，它认为地球不过是形成行星系的浩瀚星云中的一块小斑点而已。还有邦森与基希霍夫在透过分光镜观测我们的好邻居太阳的化学构成，而最先注意到它表面的奇异斑点的是伽利略。

同时，在与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的神职当局进行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后，解剖学家与生理学家最终获得了解剖尸体的许可，从而能够用身体器官及其特性的正确知识来赶走中世纪江湖医生的胡乱猜测了。

自人类开始遥望星空，思索为什么星星会待在天上，几十万年的时间缓慢逝去，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从1810年到1840年），科学的各学科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的总和。对于那些在旧式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年代。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人怀有的恨意，虽然他俩并未明确宣告人类是“猴子的后裔”（我们的祖父辈惯常将其当成人身攻击来痛加控诉），但他们确实暗示了骄傲的人类是由长长的一系列祖先进化而来，其家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行星的最早居民——水母。

主宰19世纪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建立起自己充满尊严的世界，他们乐于使用煤气、电灯，以及伟大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全部实用成果，但那些致力于“科学理论”（没有这些理论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取得）的研究者却始终不能得到信任。直到前不久，他们的贡献才获得承认。今天，以往将财富捐献出来修建教堂的富人们开始捐资建设大型实验室。在这些寂静的实验室里，沉默寡言的人们正在与人类隐蔽的敌人进行着战斗，他们甚至为人们能享受到更幸福健康的生活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曾被我们祖先认作是“上帝所为”而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已被证明仅仅是出于我们自身的无知与疏忽。今天的每一个儿童都知道，只要注意喝清洁的水，就能避免感染伤寒。但医生们是在历经多年努力之后，才使得人们相信这一简单的事实。现在我们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去看牙医了，对口腔细菌的研究，使我们可以预防蛀牙。如果非拔掉一颗坏牙齿，无非是深吸一口麻醉剂，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让牙医解决这个问题。1846年，当美国报纸报道了利用“乙醚”进行无痛手术的新闻时，欧洲人不禁对这一消息大摇其头，在他们看来，人类居然违背上帝的旨意，试图逃脱所有生物都必须承受的疼痛。此后又经过了很长时间，在外科手术中使用乙醚或氯仿才被普遍接受。

但追求进步的战役毕竟打赢了。古老的偏见之墙裂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代的愚昧之石终于土崩瓦解。一个新的、更幸福的社会制度的追求者们冲出了包围圈，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面前又横亘着一道新的障碍。在旧时代的废墟中，另一座反动堡垒矗立了起来，为摧毁这最后一道防线，成百万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60章　艺术

艺术的起源

一个婴儿若身体健康，吃饱睡足后就会哼哼一首小曲，以表示他是多么幸福。在成人听来，这哼哼声毫无意义，它听起来像是“咕嘟，咕嘟，咕咕咕咕……”但对婴儿来说，这就是完美的音乐，是他对艺术的最初贡献。

一旦他长大一点，能够坐起身子，捏泥饼的时期便开始了。这些泥饼当然引不起成人多大的兴趣，世界上有成百上千万的婴儿，他们同时在捏成百上千万个泥饼。但对婴儿们来说，这代表他们迈向艺术王国的又一次尝试。现在，婴儿变成雕塑家了。

到三四岁的时候，小孩的双手开始服从大脑的指令，他便成了一名画家。亲爱的妈妈给他一盒彩色画笔，不久之后，每一张纸片上便布满了奇怪的笔画，有的歪歪斜斜，有的弯弯曲曲，分别代表房子、马、可怕的海战等。

然而，没过多久，这种尽情“创作”的幸福时期便结束，学校生活开始了，每天大部分时间被功课填得满满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谋生”，变成了每个男孩女孩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在背诵乘法表和学习法语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分词之余，孩子们很少有时间来从事“艺术”，除非不求现实的回报，仅仅出于纯粹的快乐而创造某种东西，否则等这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完全忘掉自己生命的头五年是主要献身于艺术的。

民族的经历跟小孩子并无不同。一旦穴居人逃脱了漫长冰期种种致命的危险，并将家园整顿就绪，他们便开始创作一些自认为美丽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对他们与丛林猛兽的搏斗并无什么实际的帮助。他们在岩洞四壁画上许多他们捕猎过的大象和鹿，还把石头刻成心目中最迷人的女人形象。

当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沿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建立起自己的小国家时，他们便开始为国王修筑华美的宫殿，为他们的女人打制亮丽的首饰，并种植花草，用斑斓的色彩来装点他们的花园。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也是热爱自由轻松生活的猎人与战士，他们谱写过许多歌谣来赞颂部族领袖的伟大业绩，还发明了一种诗歌形式，流传至今。一千年后，当他们在希腊安身立足，建立起自己的“城邦”时，他们开始修建古朴庄严的神庙、制作雕塑、创作喜剧和悲剧，并发展一切他们能想出的艺术形式，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欢乐和悲伤。

罗马人和他们的迦太基对手一样，忙于治理其他民族与经商赚钱，对“既无用处又无利润”的精神冒险不感兴趣。尽管他们征服了世界，修筑了道路桥梁，但他们的艺术却是从希腊照搬过来的。他们也创造出几种实用的建筑形式，满足了当时的实际需要。但是，他们的雕塑，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镶嵌工艺，他们的诗歌，统统是希腊原作的拉丁翻版。没有那种模糊而难以定义的、世人称之为“个性”的素质，便不可能产生出好的艺术，而罗马世界正是不相信“个性”的。帝国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精明高效的商人，像写作诗歌或画画这些事情就留给外国人去做了。

随后是“黑暗时期”的来临。野蛮的日耳曼部族就像闯进西欧瓷器店的一头狂暴的公牛。他不理解的东西就认为对他毫无用处。拿1921年的标准来讲，他拿起印着漂亮封面女郎的通俗杂志爱不释手，反倒将伦勃朗的蚀刻画随手扔进了垃圾箱。不久，他的见识增长了一些，想弥补自己几年前造成的损失。但是垃圾箱已经不见踪影，名画也再找不回来了。

但是这个时期，他从东方带来的艺术得到了优雅的绽放，可以弥补他过去忽略和漠视的所谓“中世纪艺术”，至少就欧洲北部而言，所谓的“中世纪艺术”主要是一种日耳曼精神的产物，很少借鉴希腊和拉丁艺术，与埃及和亚述的古老艺术形式也完全无关，更不用提印度和中国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两个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北方日耳曼民族受他们南方邻居的影响非常少，以至于他们自己发展的建筑完全不被意大利人所理解，受到十足而彻底的蔑视。

你肯定听说过“哥特式”这个词，多半会把它与一幅细长的尖塔直插云霄的美丽古教堂的图画联系起来。但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意味着“不文明的”和“野蛮的”东西——某种出自“不开化的哥特人”之手的事物。哥特人是一个粗野的落后民族，对古典艺术的既定规则毫无崇敬之心，他们建造起一些“恐怖的现代建筑”去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而根本看不见古罗马广场和雅典卫城所树立的崇高典范。

可在好多个世纪里，这种歌特式建筑形式却是对艺术纯真感情的最高表现，一直激励着整个北欧大陆的人民。读过前面的章节，你一定记得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除非他们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否则就是城市或古拉丁语所称的部落公民。事实上，这些住在高大城墙与宽深护城河之内的善良自由民是名副其实的部落成员，凭借着整个城市的互助制度，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有庙宇坐落的市场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在中世纪，教堂，即上帝之屋，成为了这样一个新的中心。我们现代人每周仅去一次教堂，待上几小时，是很难体会中世纪的教堂对一个社区的重要意义的。那时，当你出生还不到一星期，便被送到教堂受洗。在儿童时代，你常常去教堂听讲《圣经》中的神圣故事。后来你成了这所教堂的会众，如果你足够有钱，可以为自己建一座小教堂，里面供奉自己家族的守护神。作为当时最神圣的建筑，教堂在所有白天及大部分夜晚都对公众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类似一个现代的俱乐部，为市内的所有居民共享。在教堂，你很可能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见钟情，她日后做了你的新娘，在高高的祭坛前与你誓约相守终身。当你走到生命的终点，你会被安葬在这座熟悉建筑的石块下，你的孩子、孙子会不断走过你的坟墓，直到末日审判来临的那天。

因为教堂不仅仅是“上帝之屋”，还是一切日常生活的真正中心，所以它的式样应当不同于此前所有的人工建筑物。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神庙仅仅是一个供奉地方性神祇的殿堂，并且祭司们也不需要在奥西里斯、宙斯或朱庇特的塑像前布道，因此它的内部空间也不需要能容纳大量公众。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所有宗教活动都在露天举行。但在北方，天气总是很恶劣，大部分宗教活动必须在教堂的屋顶下进行。

在许多个世纪里，建筑师们孜孜探索着如何建造空间足够大的建筑物。罗马的建筑传统告诉他们，要砌沉重的石墙，必须配以小窗，以免墙体承受不住自身重量而垮塌。在这个巨大的建筑物上方，他们还会铺上沉重的岩石屋顶。但在12世纪，当欧洲的建筑师们见识到穆斯林清真寺穹顶时，他们构想出一种新风格，使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造出适合当时频繁的宗教活动所需的那种建筑。稍后，他们在被意大利人轻蔑地指为“哥特式”或“野蛮的”建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奇特的风格。他们发明出一种由“肋骨”支撑的拱顶来达到他们的要求。但是，拱顶如果太重的话，很容易压垮墙壁，就如同一个三百磅的大胖子坐在一张儿童摇椅上。为解决这一难题，一些法国建筑师开始用“扶垛”加固墙体，扶垛不过是砌在边上的大堆石块，以支撑屋顶的墙体。后来，为进一步保证屋顶的安全，建筑师们又发明了所谓的“飞垛”来支撑屋脊。只要看一眼建筑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这种新的建筑法允许开大窗户。在12世纪，玻璃还是非常珍稀的奢侈品，很少有私人建筑能安装玻璃窗，甚至贵族们的城堡也是四壁洞开，这就是当时的房子里面穿堂风长年不断，人们在室内也要穿毛皮衣服的原因。

幸运的是，古地中海人民制作彩色玻璃的工艺并未完全失传，此时又复兴起来，不久，哥特式教堂的窗户上便出现了用小块鲜艳的彩色玻璃拼成的《圣经》故事，以长长的铅框固定起来。

就这样，明亮辉煌的上帝新屋里，挤满了如饥似渴的信众，使信仰显得“真切动人”的技艺，在此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峰。为打造这“上帝之屋”和“人间天堂”，人们不吝代价，不惜工夫，力求让它尽善尽美。自罗马帝国毁灭后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雕塑家们，此时又小心谨慎地重返高贵的艺术工作。正门、廊柱、扶垛与飞檐上，满满地刻着上帝和圣人们的形象。绣工们也尽心投入工作，绣出华丽的挂毯装饰教堂四壁。珠宝匠更是贡献自己的绝艺来装点祭坛，使它承受得起人们最虔诚的崇拜。就连画家们也全力以赴，但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作画材料，也只能扼腕长叹。

这又引出了一段故事：

在基督教初创时期，罗马人用小块彩色玻璃拼成图案，以此装点他们庙宇的墙和地。但这种镶嵌工艺掌握起来异常困难，它使画家们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想诉说的情感，所有尝试过用彩色积木进行创作的儿童，都体会过与这些画家相同的感受。因此，镶嵌工艺在中世纪便失传了，而只有俄罗斯一地保存下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的镶嵌画家纷纷逃往俄罗斯避难，彩色玻璃装饰了东正教教堂的四壁，这种工艺得以保存下来，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再有新教堂修建为止。

当然，中世纪的画师们可以用熟石膏水调制颜料，在教堂墙上作画。这种“新鲜石膏”画法（通称为“壁画”）在数个世纪里非常流行。到今天，它就像手稿中的微型风景画一样罕见，几百个现代城市画家中，恐怕只有一两个能够成功调制这种颜料。但在中世纪，没有别的更好的调配材料，画家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壁画工。然而，这种调料法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往往用不了几年，要么石膏从墙壁上脱落，要么湿气浸蚀了画面，就像湿气会浸损我们的墙纸一样。人们试验了各种各样的介质来取代石膏水，尝试过用酒、醋、蜂蜜、黏蛋清等来调制颜料，但是效果都不能令人满意。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试验一直持续着。中世纪画家在羊皮纸上作画是很成功的，然而，一旦在大块的木料或石块上作画，颜料就会发黏，这使他们一筹莫展。

最终，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一困扰画家们多年的难题被荷兰南部地区的杨·凡·爱克和胡伯特·凡·爱克解决了。这对著名的佛拉芒兄弟将颜料调以特制的油，使他们能够在以木料、帆布、石头或其他任何材质为底的东西上作画。

但此时，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热情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富裕的城市自由民接替主教大人们，成为了艺术的保护人。由于艺术不可避免地要为谋生服务，于是此时的艺术家们开始为这些世俗的雇主工作，给国王、大公、富裕的银行家们绘制肖像。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新的油画法风靡整个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兴起了一个特定的画派，以其创作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反映当地人民独有的艺术趣味。

比如在西班牙，有贝拉斯克斯在描绘宫廷小丑、皇家挂毯厂的纺织女工及其他关于国王和宫廷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主题。在荷兰，伦勃朗、弗朗斯·海尔斯及弗美尔却在描画商人家中的仓库、他邋遢不堪的妻子与健康而肥胖的孩子，还有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船只。在意大利，则是另一番气象，由于教皇陛下仍然是艺术最主要的保护人，米开朗琪罗和柯雷乔继续在全力刻画着圣母与圣人的形象。在贵族有钱有势的英格兰和国王高于一切的法国，艺术家们则倾心描绘着政府中的高官显贵和与陛下过从甚密的可爱女士们。

旧教会的日渐式微及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给绘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其他所有形式的艺术中。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作家们有可能通过为大众写作而赢取极大的声名。这样，就出现了职业小说家和职业画家。但是，有钱买得起新书的人，并非那种整夜闲坐在家或望着天花板发呆的人。他们只需要娱乐，中世纪区区几个游吟诗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消遣的需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早期希腊城邦迄今，职业剧作家第一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在中世纪，戏剧仅仅是某些宗教庆典的捧场角色。13世纪和14世纪的悲剧讲的都是耶稣的受难故事。但在16世纪，世俗的剧场开始出现。最开始，职业剧作家和演员们的地位并不高。以他的悲剧和喜剧给邻人逗乐解闷的威廉·莎士比亚曾被视为某种类似马戏班成员的角色。但是当他在1616年去世时，开始赢得国人的敬重，而戏剧演员也不再是必须受警察监视的可疑角色了。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还有洛佩·德·维加，这位创作力非凡的西班牙人一生中共写出了一千八百部世俗剧和四百部宗教剧本，是一位受到教皇称许的高贵人物。一个世纪之后，法国人莫里哀不可思议的喜剧才华竟为他赢得了路易十四的友谊。

从那以后，戏剧日益受到群众的热爱。今天，“剧院”已经成为任何一座治理有方的城市必不可少的风景之一，而电影中的“默剧”已经深入到最不起眼的小乡村。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艺术最受人们的欢迎，那就是音乐。大部分古老的艺术形式都需要大量的技巧训练才能掌握。想要让笨拙的双手听从大脑的使唤，将脑海中的形象准确再现于画布或大理石上，这需要年复一年的训练。为学习如何表演或怎样写出一部好小说，有些人甚至花费了一生的时间。作为接受者的公众来说，要想欣赏绘画、小说或雕塑的精妙，同样需要接受大量的训练。但是音乐不同，只要不是聋哑人，几乎所有人都能跟着唱某支曲子，从音乐里享受到一定的乐趣。中世纪的人们虽能听到少量音乐，但全是宗教音乐。圣歌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节奏与和声法则，很快便令人感到单调。另外，圣歌也不适合在大街和集市上唱颂。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一情况。音乐再度成为人们最好的朋友，无论喜怒哀乐都陪伴在旁。

埃及人、巴比伦人及古犹太人都曾是伟大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甚至能将不同的乐器组合成正规的乐队。但是希腊人却对这些野蛮的异域噪音大皱眉头，他们喜欢聆听别人朗诵荷马和品达罗斯的庄严诗歌，允许用里拉（古希腊的一种竖琴，所有弦乐器里最简陋的一种）伴奏，不过这也仅仅是在不激起众怒的情况下才敢使用。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喜欢在晚餐和聚会中伴以管弦乐，发明出我们沿用至今（当然经过了改进）的大部分乐器。早期的教会鄙视这种音乐，因为它带有太多刚被摧毁的异教世界的邪恶气息。由全体教徒颂唱的几首圣歌，便是3、4世纪所有主教音乐忍耐力的极限。由于教徒们在没有乐器伴奏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唱得走调，因此教会特许使用风琴伴奏，风琴发明于公元2世纪，由一组排箫和一对风箱构成。

接下来是大迁徙时代。最后一批罗马音乐家要么死于兵荒，要么沦为走街串巷的流浪艺人，在大街上表演，像现代渡船上的竖琴手一样以讨几个小钱为生。

但是，一个更世俗化的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城市里复兴了，这导致了对音乐家的新需求。一些如羊角号一类的乐器，本来是用作战争和狩猎中的信号联络，此时经过改进，已经能奏出舞厅或宴会厅里心旷神怡的乐音。有一种在弓上绷马鬃毛为弦的老式吉他，这种六弦乐器（它是所有弦乐器里面最古老的一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和亚述）在中世纪晚期发展成我们现代的四弦小提琴，这种小提琴在18世纪的斯特拉地瓦利及其他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手里，达到完美境界。

最后，现代钢琴终于出现了，它是所有乐器里流传最广的一种，曾跟随热爱音乐的人们进入丛林荒野或格陵兰的冰天雪地。所有键盘乐器的始祖本来是风琴，但当风琴乐手演奏时，需要另一个人在旁拉动风箱，这项工作如今已由电力来完成。因此，当时的音乐家试图找到一种简便而不受环境影响的乐器，帮助他们培训众多教堂的唱诗班学生。在伟大的11世纪，阿雷佐（诗人彼特拉克的出生地）的一个名为圭多的本笃会僧侣发明了乐音注释体系。就在同一个世纪的某一时期，当人们对音乐的兴趣日益增长，第一件键弦合一的乐器诞生了。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想必和现代每一家玩具店出售的儿童钢琴声音相似。在维也纳，中世纪的流浪音乐家们（他们曾被划为骗子和打牌作弊一类的人）于1288年组织了第一个独立的音乐家行会，小小的一弦琴被改进成现代施坦威钢琴的直系前身，当时通称为“击弦古钢琴”（因为它配有琴键）。它从奥地利传入意大利，被改进成“斯皮内蒂”，即小型竖式钢琴，其得名源自它的发明者——威尼斯人乔万尼·斯皮奈蒂。最后，在18世纪，应该是1709年至1720年的某个时间段，巴尔托洛梅伊·克里斯托福尔发明出一种“键盘乐器”，演奏者可以同时奏出弱音（piano）和强音（forte）。这种乐器几经改进就变成了我们现代的钢琴。

这样，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一种能在几年内掌握的便于演奏的乐器，它不像竖琴和提琴一样需要不断调音，而且拥有比中世纪的大号、单簧管、长号和双簧管更悦耳动听的音色。如同留声机使成百上千万的人迷上音乐一样，早期钢琴的出现使音乐知识在更广的社会圈子里普及，音乐成为教养良好的上流男女的必修课。王公富商们还有自己的私人乐队。音乐家从四处流浪的“行吟诗人”，摇身成为社区中备受尊敬的成员。音乐被引入到戏剧演出中，由此诞生了我们的现代歌剧。最初，只有少数非常富有的王公贵族才请得起“歌剧团”。但随着人们对这一娱乐的兴趣日渐增加，许多城市纷纷建起自己的歌剧院，先是意大利，接着是德国，歌剧使所有公众在剧院得到无尽的乐趣，只有少数极为严格的基督教教派仍对这一新艺术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认为歌剧造成的过分欢乐有损灵魂的健康。

到18世纪中期，欧洲的音乐生活蓬勃热烈。此时，一位最伟大的音乐家诞生了，他名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一位普通的风琴师。他为各种乐器创作了许多音乐，从喜剧歌曲、流行舞曲到最庄严的圣歌和赞美诗，为我们的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础。当他于1750年去世时，莫扎特继承了他的事业。莫扎特创作出充满纯粹欢乐的乐曲，常常让我们联想起由节奏与和声交织的美丽花边。接着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伟人，他给我们带来现代交响乐，却无缘亲耳听到自己最伟大的作品，贫困岁月的一场感冒导致了他的两耳失聪。

贝多芬亲历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满怀着对一个新的辉煌时代的憧憬，他把一首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献给拿破仑，但此后他一直生活在悔恨中。当贝多芬于1827年告别人世时，拿破仑早已去世，法国大革命也成为过眼云烟，随后蒸汽机降临人间，使整个世界充满着一种与《第三交响曲》所营造的梦境全然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蒸汽机、钢铁、煤和大工厂构成的世界新秩序根本不需要艺术，不需要油画、雕塑、诗歌及音乐。旧日的艺术保护人，中世纪和17、18世纪的主教、王公、商人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业世界的新贵们忙于挣钱，受过的教育又少，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蚀刻画、奏鸣曲或象牙雕刻品这类东西，更不用说那些专注于创造这些东西而对社会毫无实际用处的艺术家了。车间里的工人们整日淹没在机器的轰鸣中，到头来也丧失了对他们的农民祖先发明的长笛或提琴乐曲的鉴赏力。艺术沦为新工业时代的弃儿，与现实生活彻底隔离了。幸存下来的一些绘画，无非是在博物馆里苟延残喘。音乐则变成一小撮“批评家”的专利，它离开了普通人的家庭，走进了高雅音乐厅。

尽管非常缓慢，但艺术还是逐渐找回了自己。人们终于开始了解到，伦勃朗、贝多芬和罗丹才是本民族真正的先知与领袖，而一个缺少了艺术和欢乐的世界，就如同一所失去儿童笑声的托儿所。

第61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

本章应该给你详细讲述一下最近五十年的政治局面，但其实只包含了几个简短的解释，谨表歉意。

如果早知道写一部世界历史如此困难，我是不会贸然接受这项工作的。当然，任何人若具备足够的耐心与勤奋，乐意花上五六年时间泡在图书馆充满霉味和尘土的书堆里面，都能编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书，并巨细无遗地搜罗进每个世纪、每块土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这并非本书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富于节奏感的历史书——其中的故事在精神抖擞地跃进而不是蜗牛般地缓慢爬行。现在，当这本书行将完成时，我发现有些章节生动流畅，而有些章节却如同在逝去岁月的枯燥沙漠里艰难跋涉，时而毫无进展，时而过分沉溺于行动与传奇的爵士乐。我不喜欢这样，还曾建议毁掉整部手稿，重新再写一遍，但是出版商不会同意这么做。

作为解决难题的第二个方法，我将打出的手稿带给几位好心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之后，帮忙提一些有益的建议。可这种经历同样令人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喜好与倾向，他们全都想知道，为什么我竟敢在某处删掉他们最喜欢的国家、最崇敬的政治家，抑或最倾心的罪犯。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是应该受到最高赞美的伟人。我解释说，我已经非常努力地描写拿破仑了，但在我看来，他比乔治·华盛顿、古斯塔夫·瓦萨、奥古斯都、汉穆拉比、林肯及其他十几个人物远为逊色。这些人更有理由被大书特书一番，可限于篇幅，我只能寥寥几笔带过。至于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是大规模屠杀方面的天才，而且我不打算为他做更多的宣传。

“到目前为止你干得很棒。”另一个批评家说道，“但是，你考虑到清教徒问题了吗？我们正在庆祝他们抵达普利茅斯三百周年，他们应该占更多的篇幅。”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一部美国史，那么清教徒肯定会占据头十二章的一半篇幅，然而本书是一部人类的历史，而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的事件直到好几个世纪以后才获得了国际性的重要地位。并且，美利坚合众国最初是由十三个州组建的，前二十年历史中那些最杰出的人物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尼维斯岛，而非来自马萨诸塞。因此，用一页的篇幅和一幅地图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应该让他们满意了。

接着是史前史专家的质问。凭着霸王龙的赫赫威名，为什么我就不能多讲讲生活在恐龙时期的那些可敬可叹的克罗马农人呢？他们在十万年前就发展出了高度的文明。

确实，为什么没提到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我并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那样惊叹于原始初民的完美。卢梭和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创出“高贵的野蛮人”一说，他们构想了这么一群生活在天地初开时的幸福人类。我们的现代科学家把这些我们的祖父辈深深热爱的“高贵的野蛮人”扔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法兰西谷地的“辉煌的野蛮人”，这些人在三万五千年前结束了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日耳曼邻居的野蛮生活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克罗马农人绘制的大象和雕刻的人像，这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荣耀。

我并非觉得他们是错的。但我认为，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要想精确描述早期的西欧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我宁愿闭口不谈某些事情也不愿冒信口胡说的危险。

另外还有一些批评者，他们干脆就指责我不公平。为什么我把诸如爱尔兰、保加利亚、暹罗（泰国的旧称）等抛到一边，却硬把荷兰、冰岛、瑞士这样的国家拉扯进来？我的回答是，我并未将任何国家硬拉进来，它们只因当时当地的时势变化而自然呈现，我根本无法将之排除在外。为让自己的观点能被更好地理解，请允许我申明这本历史书在选择那些活跃成员时所考虑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条，即“某个国家或个人是否发明出一个新观念或实施一个创造性的行为，从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这并非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一个冷静、几乎是数学般精确的判断。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个种族扮演过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富传奇性的角色，可同时也没有哪个种族比蒙古人对人类成就或知识进步的贡献更小。

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事件，但对我们来说，他的存在对现代人没有任何意义。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吸引人，并不是因为德·勒伊特的水兵曾在泰晤士河中钓鱼，而是由于这个北海岸边的小国曾经为一大批对各式各样不受欢迎的问题抱有古怪看法的奇特人物提供过友善的避难所。

确实，全盛时期的雅典或佛罗伦萨，其人口仅相当于堪萨斯城的十分之一。但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小城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我们目前的文明就会是另一番模样。而对于堪萨斯城这个位于密苏里河畔的大都会，却很难说上同样的话（我谨此向怀恩多特县友好的人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我的观点非常个人化，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先搞清楚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想知道他会从哪个角度为我们诊病。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我们也该像选择医生一样仔细。人们通常认为“咳，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读。但是一个在苏格兰偏僻乡村、受长老会教派家庭严格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儿童时代就被领去听否认一切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忘记他们早年的训练，从此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但幼年的印象会一直影响他们，从他们所写、所说或所做中无法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说过，我并不是一位完美无缺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要重申这一告诫。我生长并受教于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每日熏陶的是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们的思想。在儿童时代，我跟舅舅度过很多时光，而他又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生在鹿特丹，在豪达市念书，这使我不断接触到伊拉斯谟，在不知不觉中，这位宽容的伟大宣讲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发现了阿纳托尔·法朗士，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邂逅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这部小说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超过任何一本英文著作。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欢乐的美国中西部城市，也许会对童年听过的赞美诗怀着某种感情。但我对音乐的最初记忆要追溯到童年的那个午后，当时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新教音乐大师以其数学般的完美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于我一听到祈祷会上平庸无奇的赞美诗，就会生出一种备受折磨的感觉。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打小就沐浴在阿尔诺幸福山谷温暖和煦的阳光中，我可能会热爱色彩绚丽、光线明亮的画作，而现在的我对这些之所以无动于衷，那是因为我最初的艺术印象得自一个天气阴沉的国度，那里少有的阳光一旦刺破云层，以某种近乎残酷的姿态照射在雨水浸透的土地上，一切都会呈现出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

我特意申明这些事实，好让你们了解本书作者的个人偏见。这样你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

说过这段简短但必要的离题话后，让我们回到最后五十年的历史上。这段时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很少有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强国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体，它们还变成了大型企业，修筑铁路、开辟并资助通往世界各地的轮船航线、设立电报线路，将不同的属地联为一体。并且，它们稳步扩充着在各大陆的殖民地，每一块能够染指的非洲或亚洲土地都被宣布为某个强国所有。法国成为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东京湾（今北部湾）的宗主国。德国声称对西南及东部非洲的一些地区拥有所有权，它在喀麦隆、新几内亚及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占了中国黄海边上的胶州湾。意大利人试图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碰碰运气，结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黑人士兵打败，只好从土耳其苏丹手里夺取了北非的的黎波里聊以自慰。俄国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后，进一步侵占中国的旅顺港。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强占了台湾岛，1905年又将整个朝鲜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开始着手“保护”埃及。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长期遭受世界的冷落，但从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便一直处于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之下。英国卓有成效地实施着自己的“保护”计划，同时攫取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英国在世界不同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1902年，经过三年苦战，它征服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独立的布尔共和国。与此同时，它鼓励塞西尔·罗得斯为一个巨大的非洲联邦打好基础，这个国家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口，巨细无遗地将所有尚无欧洲主人的岛屿和地区收入囊中。

精明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利用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发现，于1885年建立了刚果自由邦。最初，这个幅员辽阔的赤道帝国施行着“绝对君主专制”，经多年的糟糕统治后，比利时人将其吞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1908年），并废除了这位皇帝陛下一直容忍的肆无忌惮滥用权力的可怕行为，只要能获得象牙与天然橡胶，他根本就不在乎土著的命运。

至于美国，他们已经拥有那么多的土地，扩张领土的欲望并不强烈。但是西班牙对西半球最后一块领地——古巴的残酷统治，事实上迫使华盛顿政府采取行动。经过一场短暂而平淡无奇的战争，西班牙人被赶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后两者则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是非常自然的。英国、法国、德国不断增加的工厂数量，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产地，而不断膨胀的欧洲劳工，更要求稳定扩大食品的供应。到处都在呼吁开辟更多更丰富的市场，发现更容易开采的煤矿、铁矿、橡胶种植园和油田，增加更多的小麦和谷物的供应。

在那些正计划开通维多利亚湖的汽船航线或修筑山东铁路的人看来，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单纯政治事件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他们知道欧洲仍然留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出于纯粹的冷漠或疏忽，他们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充满仇恨与痛苦的可怕遗产。好多个世纪以来，欧洲东南角的巴尔干半岛一直就是杀戮与流血之地，在19世纪70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及罗马尼亚的人民再次为争取自由揭竿而起，土耳其人（在许多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试图极力镇压。

1876年，保加利亚在经历一段极其残暴的屠杀后，俄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政府被迫出面干涉，就像麦金莱总统不得不出兵古巴，制止惠勒将军的行刑队在哈瓦那的暴行。1877年4月，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风卷残云般拿下希普卡要塞，在攻克普列文后，他们一路向南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下。土耳其紧急向英国求援，许多英国人谴责政府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但迪斯累里（他刚刚把维多利亚女王扶上印度女皇的宝座，由于憎恨俄国人残酷镇压境内的犹太人，他对土耳其人反倒抱有好感）还是决定出面干涉。俄国被迫于1878年签署圣斯蒂芬诺和约，巴尔干问题则留给同年6月至7月的柏林会议去解决。

这次著名的会议完全由迪斯累里个人一手操控。面对这位留着油光发亮的鬈发，态度高傲却又具有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出色的恭维本领的睿智老人，连俾斯麦都要畏惧三分。在柏林，这位英国首相细心看护着他的土耳其盟友。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的王国，保加利亚公国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腾堡的亚历山大的关照下，只获得半独立地位。但是，由于英国十分关心土耳其苏丹的命运，因为他的领土是大英帝国防范野心勃勃的俄国入侵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这几个国家均未获得其本应充分发展的权力与资源。

更糟的是，柏林会议允许奥地利从土耳其手中夺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加以统治。诚然，奥地利人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把这两块长期被忽视的地区管理得与英国殖民地一样，这是一件好事。但这里聚居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早年曾是斯特凡·杜尚创建的大塞尔维亚帝国的一部分，在14世纪初期，杜尚成功抵御过土耳其人，使西欧免遭入侵，当时的首都乌斯库勃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一百五十年就已经是塞尔维亚人的文明中心。塞尔维亚人心中始终牢牢记着祖先昔日的荣光，谁又能忘记呢？他们憎恨奥地利人在这两个省份的存在，他们觉得从传统的各方面权力来说，两地领土应该只属于他们自己。

1914年6月28日，正是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被暗杀。刺客是一名塞尔维亚学生，他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爱国动机。

但是，这次可怕的灾难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非唯一却是最直接的导火线。这并不能归咎于那个狂热的塞尔维亚学生或他的奥地利受害者，其根源还得追溯到柏林会议的时代，当时的欧洲过分忙于物质文明的建设，而忽略了老巴尔干半岛上一个被遗忘的古老民族的渴望与梦想。

第62章　一个崭新的世界

世界大战其实是为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

在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倡导者中，德·孔多塞侯爵是人格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他为穷苦和不幸人们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还是德·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时的助手之一。在大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年，他一直是国民公会里温和派的首领。

国王和保皇分子的叛国阴谋使得激进分子有机会控制政府并大肆屠杀反对派人士，孔多塞侯爵的宽容、仁慈和坚定的信念，使他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放逐者，因此，可以任由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随心所欲地处置。他的朋友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他，孔多塞却拒绝接受朋友们的牺牲，他逃出巴黎，试图回到老家，那里也许是安全的。接连三个夜晚，他风餐露宿，衣衫褴褛，身上被划得伤痕累累，当他走进一家乡村小客店想要些吃的，警惕的乡民搜查了他，找出一本他随身携带的古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这证明他们的囚犯是一位出身高贵的人，而在一个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被视为革命之敌的年代，他是不应该出现在马路上的。他们抓住孔多塞，将他捆绑起来，塞住他的嘴，将他扔进乡村拘押所，当第二天早晨士兵们赶来，准备把他押回巴黎斩首时，孔多塞已经死了。

当一个人为人类献出了一切，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他完全有理由憎恶全人类的。但他写过一段话，直到今天仍然与一百三十年前一样铿锵在耳。我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自然赋予人类无限的希望。”他写道，“现在，人类挣脱枷锁，并以坚定的步伐向真理、道德、幸福的大道迈进。这给哲学家提供了光明的前景，使他从污染和荼毒这个世界的种种错误、谬行和不公中超脱出来，得到莫大的安慰。”

我们身处的世界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痛苦，与之相比，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人们受到的震惊如此巨大，以至于扑灭了成百上千万人心中最后一线希望之火。他们也曾为人类进步高唱赞歌，可随着他们和平祈祷而来的，却是四年残酷无比的战争。因此，他们不禁要自问：“值得吗？我们为尚未超越穴居阶段的人类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劳役究竟值不值得？”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值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它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恰恰相反，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要写一部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或中世纪的历史是非常容易的。在那个早被遗忘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演员们都已经逝去，我们可以冷静地评判他们。而在台下鼓掌呐喊的观众也已烟消云散，我们的批评不会伤害到他们的情感。

但要真实地描述当代发生的事件却是异常困难的。那些困扰着同时代人的种种难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难题，它们或者伤害我们太深，或者取悦我们太过，让我们难以用一种写作历史而不是鼓吹宣传所必需的公正态度进行叙述。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赞同可怜的孔多塞对美好明天所持有的坚定信念。

此前，我曾不断提醒你们要警惕所谓的历史时代划分法造成的错误印象，即人类的历史简单地分为前后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现代。而最后一个阶段的称谓是最具危险性的。“现代”一词仿佛在暗示我们，20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人类进步的顶点。五十年前，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们认为，通过让工人享有与其雇主同等政治权利的第二次“改革法案”，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议会制民主政府的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当迪斯累里与他的保守派朋友批评此举是“盲人骑瞎马”时，他们回答说：“不。”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深具信心，并相信从今往后，社会各个阶级将通力合作，使他们共同的政府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自此之后发生过许多事情，让一些依然在世的自由主义者也终于开始意识到当年的错误。

对于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奋斗，否则就会像史前时期那些懒惰动物一样灭绝。

一旦掌握了这一伟大的真理，你将获得一种全新的、更宽广的视野。然后，你不妨更进一步，设想你处于公元一万年时你子孙后代的位置。他们同样要学习历史，但对于我们用文字记录的短短四千年的思想与行为如何看待呢？他们也许会把拿破仑当成亚述征服者提格拉·帕拉萨的同时代人物，还可能把他同成吉思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为一谈。刚结束的这场世界大战会被他们误以为是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所进行的长达一百二十八年的商业战争。在他们眼里，19世纪的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及门的内哥罗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抗争）就像是大迁徙时代混乱状态的延续。他们会看着不久前才毁于德国炮火的兰斯教堂的照片，如同我们打量二百五十年前在土耳其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毁的雅典卫城的照片一样。他们会把我们时代许多人对死亡的恐惧视为一种小孩般的迷信，因为对一个迟至1692年还对女巫施以火刑的幼稚种族来说，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甚至连我们引以为荣的医院、实验室、手术室，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稍加改进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和江湖医生的作坊而已。

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其实根本不“现代”。恰恰相反，我们仍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几代子孙。新时代的地基仅仅在昨天刚刚奠定，只有当人类有勇气质疑所有现存事物，并在“知识与理解”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宽容的共同社会，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变得真正文明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个新世界“成长中的阵痛”。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会写出大量的书来证明，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导致了这场战争。社会主义者会出版成卷的著作来谴责“资本家”们为“商业利益”而发动了战争。资本家们则反驳道，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远远多于他们的所得——他们的子女站在冲锋的最前线，战死沙场。他们还会证明，各个国家的银行家是如何为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倾尽全力。法国历史学家会历数德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一直到威廉·霍亨索伦统治时期。德国历史学家同样会还以颜色，痛斥从查理曼时代到布温加雷总统执政时期的法兰西暴行。如此，他们便能心满意足地将“导致战争”的责任推到对方头上。而各国的政治家们，无论已故还是健在，无不迫切地奔向打字机，倾诉他们如何尽力避免敌意，而邪恶的敌人又如何迫使自己卷入战争等。

再过一百年，历史学家将不再理睬这些歉意和托词。他将看透表象下面的真实动机，明白个人的野心、邪恶和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关系甚微。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最初错误，其实早在科学家忙着创造钢与铁、化学与电力的新世界时就已经种下了。他们忘记了人类的思想进化比谚语中的乌龟还要缓慢、比出名的树懒还要怠惰，往往落后于那一小群充满勇气的先驱者两三百年。

披着羊皮的狼依然是狼。一只被训练得会骑自行车、会抽烟管的狗依然是只狗。而一个驾着1921年新款劳斯莱斯汽车、心智却停留在16世纪的商人依然不过是16世纪的商人。

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一道理，请再读一遍。到某个时候，它会在你的头脑里变得清晰起来，能向你解释这最后六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也许我该给你举另一个更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在电影院里，笑话和滑稽的解说词常常映在银幕上。下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观众的反应。一些人似乎很快就领会了这些词句，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用了不超过一秒的时间就读懂了。还有一些人慢一些，他们要花上二三十秒才笑出声来。最后，还有那些理解力有限的男男女女，他们要在聪明的观众开始破译下一段字幕时，才对上一段若有所悟。正如我要向你们说明的，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罗马帝国的观念在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死后依然延续了一千年，它导致大量的“仿制罗马帝国”的建立，还使得罗马主教有机会成为整个教会的首脑，因为他们正好代表着罗马世界的强权这一观念。它驱使许多原本善良无辜的蛮族酋长卷入一种充满犯罪和无休止杀戮的生涯，因为他们终生笼罩在“罗马”一词的神奇魔力之下。所有这些人，无论教皇、皇帝或普通战士，他们与我没有根本区别，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罗马传统笼罩下的世界，传统作为某种活生生的东西，留在一代又一代人们心间。所以，他们殚精竭虑，耗费终生，为一个放到今天连十个支持者也找不到的事业而战。

在另一章里，我还告诉过你们，规模空前的宗教战争是如何在宗教改革出现的一个多世纪后发生的。如果你将关于三十年战争那一章和有关发明创造的章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正好是发生在第一台喷着白烟的蒸汽机，在法国、德国、英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问世的时候。但全世界大多数人对这种奇特的机器毫无兴趣，依然沉浸在那些庞大而空洞的神学讨论中。而放到今天，它们除了引起人们的哈欠，再也激发不起别的情感了。

情况就是这样，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历史学家会用同样的词句来描述19世纪的欧洲，他们会发现当大部分人致力于可怕的民族战争时，在他们身边的实验室里，却有着一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在埋头工作，一心思量着如何从大自然那无尽的秘密中找到一些答案。

你们将逐渐开始领会我这番话的用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工程师、科学家、化学家已经让欧洲、美洲及亚洲遍布他们发明的大型机器、电报、飞行器和煤焦油产品。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缩短了距离。他们发明出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又尽力将它们改进得物美价廉，使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能买得起。我在前面已经给你们讲过了这些，但重复一遍毫不为过。

为让不断增加的工厂持续运转，工厂主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材料，特别是煤。同时，大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16、17世纪，依然固守着将国家视为一个王朝或政治组织的旧观念。笨拙的中世纪体制突然面临机械和工业世界高度现代化的难题，难免手忙脚乱，它根据几个世纪前制定的游戏规则尽力而为。各国分别创建了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用以在遥远的大陆争夺殖民地。哪里还有一小块无主的土地，哪里就会变成一块新的英国、法国、德国或俄罗斯的殖民地。如果当地居民反抗，他们便会遭到屠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不反抗，只要不阻挠钻石矿、煤矿、油田或橡胶园的开发，他们便被允许过和平安宁的生活，并能从外国占领者那里分享一些利益。

有时，刚好有两个正在寻找原料的国家同时看中了一块土地。于是，战争便爆发了。十五年前，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属于中国的土地，就曾大打出手。然而，这样的冲突毕竟属于例外，没人真正愿意打仗。事实上，大规模使用士兵、军舰、潜艇进行相互杀戮的观念，已开始让20世纪初的人们感到荒谬。他们将暴力的观念与多年前不受限制的君权和汲汲营营的王朝联系在一起。每天，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很多的发明，或看到一组组英国、美国、德国的科学家亲密无间携手合作，使某项医学或天文学的研究有了重大进步。他们生活在一个人人忙于商业、贸易和工业的世界，只有少数人觉察到，国家（人们抱有某些共同理想的巨大共同体）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他们试图警告其他人，但大家都只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务。

我已经用了太多的比喻，请原谅我还要再用一个。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威尼斯人以及17世纪商业冒险家们的“国家之船”（这个古老而可信的比喻永远这么生动和形象），曾是非常坚固的船只，用干燥适宜的木材建造，并由熟悉船员和船只性能的船长指挥，他们了解祖先传下的航海术。

随后到来的是钢铁与机器的新时代。先是船体的一部分，后来是整个国家之船全然变样了。它的体积增大许多，风帆被换成蒸汽机。条件更好的客舱建起来了，但更多的人被迫下到锅炉舱去，虽然工作更加安全，报酬也不断增加，可就像以前操纵帆船索具的危险活一样，他们并不喜欢。最后，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古老的木船变成了焕然一新的现代远洋轮船，但船长和船员还是同一帮人。他们按照一百年前的老规矩，被任命或选举出来操控船只，但使用的还是15世纪的老式航海术，虽然船舱内悬挂的是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航海图和信号旗。总而言之，他们（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完全不能胜任。

国际政治的海洋并不辽阔。当众多帝国与殖民地的船只开始在这片狭窄海域中相互竞逐时，注定会发生事故，事故也确实发生了。如果你冒险经过那片海域，仍能看到船只的残骸。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当今的世界迫切需要能担负起新责任的领导者——他们具备远见和胆识，能清醒意识到我们的航程才刚刚开始，并必须掌握一套全新的航海术。

他们还需要经过多年的学徒阶段，必须排除种种反对和阻挠才能奋斗到领导者的位置。当他们到达指挥台时，也许嫉妒的船员会发生哗变，杀死他们。但是总有一天，一个将船只安全带进港湾的人物终将出现，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第63章　从来如此

“我越是思索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就越坚信我们应选择‘讽刺和怜悯’作为陪审团与法官，就像古代埃及人为其死者向女神艾西斯和内夫突斯祈求一样。”

“讽刺和怜悯是最好的顾问，前者以微笑让生活愉悦，后者用泪水使生活纯洁。”

“我所祈求的讽刺并非残忍的女神。她从不嘲笑爱与美；她温柔仁慈；她的微笑消除了我们的敌意。正是她教会了我们讥笑无赖与傻瓜，而如果没有她，也许我们会软弱到去鄙视和憎恨他们。”

我引用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法朗士的睿智言辞，作为给你们的临别赠言。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21年6月26日星期六

于纽约巴罗街8号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言

Part A 莽荒到文明之光

第01章 人类历史舞台的形成

第02章 我们最早的祖先

第03章 史前人类

第04章 象形文字

第05章 尼罗河河谷

第06章 埃及的故事

第07章 美索不达米亚

第08章 苏美尔人

第09章 摩西

第10章 腓尼基人

第11章 印欧人

第12章 爱琴海

第13章 希腊人

第14章 古希腊城市

第15章 古希腊人的自治

第16章 古希腊人的生活

第17章 古希腊的戏剧

第18章 希波战争

第19章 雅典与斯巴达之战

第20章 亚历山大大帝

第21章 小结

Part B 罗马到中世纪

第22章 罗马和迦太基

第23章 罗马帝国的崛起

第24章 罗马帝国

第25章 拿撒勒人约书亚

第26章 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27章 教会的兴起

第28章 穆罕默德

第29章 查理曼大帝

第30章 北欧人

第31章 封建制度

第32章 骑士制度

第33章 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第34章 中世纪的城市

第35章 中世纪的自治

第36章 中世纪的世界

第37章 中世纪的贸易

Part C 文艺复兴到未来

第38章 文艺复兴

第39章 表达的时代

第40章 地理大发现

第41章 佛陀和孔夫子

第42章 宗教改革

第43章 宗教战争

第44章 英国革命

第45章 势力均衡

第46章 俄国的兴起

第47章 俄罗斯与瑞典之战

第48章 普鲁士的兴起

第49章 重商主义

第50章 美国革命

第51章 法国大革命

第52章 拿破仑

第53章 神圣同盟

第54章 大反攻

第55章 民族独立

第56章 机器时代

第57章 社会革命

第58章 奴隶解放

第59章 科学的时代

第60章 艺术

第61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

第62章 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63章 从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