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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穆朗玛之魔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刘勇军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ABOMINABLE

ISBN 978-7-5399-9472-7

Ⅰ. ①珠⋯ Ⅱ. ①丹⋯ ②刘⋯ Ⅲ.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6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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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2013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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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202号

书       名   珠穆朗玛之魔

著       者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刘勇军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夏文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27.5

字       数   599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72-7

定       价   1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部分

主要人物表

前 言

―第一部分― 登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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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表

1925年珠峰探险

理查                  �勇敢、无畏的上尉，参加过一战最激烈的战斗，受到不少于14次嘉奖。受人之托，毅然发起了这场珠峰挑战。

杰克                  �年轻、浪漫的美国男孩，醉心于登山，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这场珠峰探险。

让-克洛德         �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向导，他能否带领探险队走出“死亡地带”……

雷吉                  �神秘、自信、拥有深蓝色眼眸，管理着印度的大片茶园，为什么执意要攀登珠峰？

这本书要特别献给雅各布“杰克”・威廉・佩里，感谢他提供给我的回忆（1902.04.02—1992.05.28）。

当人与自然接触时，伟大的事业将会诞生。

——威廉・布莱克

前 言

我是在1991年夏天见到杰克・佩里[1]的。

我对南极探险和探险家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到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上，我就产生了兴趣。当时美国还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永久基地。说实话，南极探险让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特别向往，大约1990年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应该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可是，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我才正式动笔，出版了一本跟北极（不是南极）有关的灾难小说，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那本《极地恶灵》（The Terror），但1991年夏，我又向出版社推荐了一套三部曲的新书。其实，本人主要对南极探险感兴趣，对北极则兴致寥寥（可造化弄人，我这套书终究没有写成）。又过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看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艾普斯雷・切瑞・格拉德等英烈在南极的探险故事，因此我对南极的兴趣也日渐浓烈。

1991年夏天，妻子的一个朋友说她认识一个真正的南极探险家。不过那人年纪可不小了，住在科罗拉多西斜坡区德尔塔小镇的一个特护养老院中。20世纪30年代，他曾跟随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的美国探险队前往南极。

最后卡伦表示，反正玛丽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其实，我怀疑那位老人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信口开河，要么就是他吹惯了牛皮。说不定三种说法都对。

可根据玛丽的说法，这个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名叫雅各布・佩里，他曾于1934年参加美国南极探险队。当年，那次探险可谓麻烦不断，而伯德少将总喜欢一个人出风头，结果，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独自在一个高级气象站的冰洞里待了五个月，因为炉子通风不好，他差点儿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伯德还打算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畅销书来着，书名倒也不难猜测，名为《孤独》。

玛丽告诉我妻子卡伦，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整个南极伸手不见五指，暴风雪肆虐，佩里和另外三人艰难跋涉了100英里[2]，去营救伯德少将。后来，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不得不等到十月，也就是南极洲的夏天来临才被救起。“听起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可为你提供有关南极的信息。”卡伦说，“估摸着你专写这位佩里先生，就能写出一本书了。没准儿他跟到达北极的第一人皮里少将是同一个人呢！”

“佩里，”我说，“即便他去过南极，也不会是那个声称在1909年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里少将啊。”

“为什么不能？”卡伦说，“这可说不准。”

“首先，他们的名字就不一样，一个叫佩里，一个叫皮里。”我说。玛丽非要和我较真儿，我有点儿不高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无论谁对我的写作内容指手画脚，我都会来气。于是我特地强调，“皮里少将”和玛丽说的那个住在德尔塔的小老头儿“佩里”先生，根本不是同一人。

“还有，”我说，“皮里少将现在应该一百三十岁左右了。”

“行了，行了。”卡伦说着举起双手，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早已对这种信号有了共识，意思是夫妻双方谁也别不依不饶，紧盯对方的错误不放了。“我承认我错了还不行吗？可这位佩里先生没准儿真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还有，”我打断他的话，老实说，我还真有点儿一根筋，“罗伯特・皮里少将1920年就死了。”

“这个雅各布・佩里仍在德尔塔活得好好的，”卡伦说，“不过也是个行将就木之人了。”

“行将就木？你是说因为他这么大年纪了吗？”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活到八十九岁或者九十岁了，大可归类为“行将就木”的范畴。见鬼，1991年的时候，要是谁超过六十岁了，我都会认为他来日无多。（不怕告诉你们，我承认，2011年我写这篇愚蠢的前言时，已经六十三岁了。）

“不，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卡伦说，“玛丽在电邮中还说他得了癌症，当然，他还能四下走动，不过……”

之前卡伦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旁浪费时间，把候选书名敲进电脑里。现在我已经关掉电脑了。

“玛丽真说过他在1934年时跟伯德去过南极？”我仍不放心。

“是啊，她真这么说了，”卡伦说，“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虽然我的心思被妻子猜中了，但她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自鸣得意。“其实你离开办公室几天也好。从这里走州际公路到大章克辛只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德尔塔，你可以跟盖伊和玛丽一起过夜。”

我摇摇头。“我开那辆马自达去。到时候我过了I-70高速公路，穿过卡本代尔，再翻过麦克卢尔山口。”

“你那辆马自达能翻越麦克卢尔山口吗？”

“等着瞧好了。”我说，假如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跟佩里先生聊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看来，这次行程就是两天，我思忖着该在旅行包里塞什么衣服。我有一件乐斯菲斯旅行袋，正好可以放在那辆马自达的小行李箱里。我心里盘算着还得带上我的尼康相机。（当年数码时代还没开始呢，至少没有数码相机这玩意儿。）

幸亏我一心想着要驾驶我那辆崭新的1991年产马自达车走山路，这才有幸见到了雅各布・佩里先生。

*

科罗拉多的德尔塔是个大约六千人口的小镇。我按照之前计划的路线来到那里，从哥伦伍德温泉离开I-70高速公路，往南行驶，然后拐入卡本代尔的65号公路，沿着那条狭窄的双车道，翻过高高的隘口，路过马贝尔和佩奥尼亚偏远的居民点，不由得感觉这座小镇被群山环抱。德尔塔位于格兰德台地南部的宽阔河盆中，当地人还称那座山为“世界上最大的平顶山之一”。

杰克・佩里在德尔塔所住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像养老院，更不像二十四小时特护的养老院了。在几笔联邦补助金的帮助下，玛丽将曾经辉煌、现已破败的酒店翻修了，并跟隔壁一个空荡荡的仓库合并。看上去就像一个1900年的四星级酒店，怎么看也不像是养老院。

我发现雅各布・佩里在三楼有自己的房间。（玛丽对养老院的一项翻新便是安装了电梯）玛丽向他介绍，并解释我前来采访他的原因——丹是名小说家，准备写一本与南极有关的书，听说了杰克的事，她如是说——佩里先生邀我进去。

房间和老人似乎很搭调。佩里的房间很大，屋子里有张双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过屋顶和小镇低矮的商场，北边便是群山和格兰德台地。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着硬皮书，我注意到许多书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山脉的，书架上还有不少纪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绳、北极探险者经常佩戴的克罗克斯玻璃护目镜、一个破损的皮质摩托车头盔、一个老式的柯达相机，还有一把旧冰镐，木柄要比现代的冰镐长得多。

至于杰克・佩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当然，岁月在他身上有了明显的痕迹，过去近九十年的岁月压得他的脊椎有点儿弯曲、变形，让他矮了一两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过6英尺[4]。他穿着一件短袖斜纹粗棉布衬衣，我发现他的二头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萎缩了，但它们仍然十分健硕强壮。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他的上半身依旧充满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来孔武有力，看来当年没少锻炼过。

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见了。看起来像是旧伤了，指关节骨头残根上的肉已经变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皮肤一样饱经沧桑。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手的灵活性。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佩里先生还玩起了两根细细的皮鞋带，每根都有18英寸长，我惊讶地发现他能系很复杂的结，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两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

佩里先生点点头。“波尔特博士、韦特先生和我的顶头上司E.J.德玛斯掌管雪地牵引车。是德玛斯坚持让我跟去，开那辆雪地牵引车的。”

“这算是你的探险任务吗？”佩里又给了我一块美味的苹果。

“作为杂工，与那些该死的雪地牵引车有关的工作都是我的事。夏天，如果那些科学家要离开小美利坚站，我就得帮他们开车，”老人说，“我想是因为德玛斯先生觉得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车开进冰隙中吧。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警告冰隙的旗子都不见了，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但立即又出发了——尽管当时的天气更加恶劣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还是伯德上将想惩罚你呀。”我说，感觉嘴中的苹果又脆又鲜，“居然让你孤身一人待在一个地方长达七个月之久。”

杰克・佩里耸耸肩。“还不是因为‘救了’上将——他讨厌任何人用到这样的字眼儿，让他挂不住面子。不过他没办法对波尔特博士和韦特先生怎么样——他们可是探险队里的大人物，他将德玛斯先生也派去一个遥远的、他几乎见不到的地方参加任务。他派我先去参加夏天的探险任务，后来，又让我在罗伊德角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伯德上将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我参与救他的事。我的名字也没在大多与南极有关的史书中出现。”

听到伯德上将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冬天被派往罗伊德角跟单独拘禁有什么区别？”我说，压抑不住内心的怒气，“连无线电也没有吗？我看是伯德上将被关押三个月后变成了疯子——他自己倒是每天用无线电跟小美利坚站联系。”

佩里先生咧嘴笑道：“没有无线电。”

我越想越不明白。“他让你在罗伊德角沙克尔顿那个地方待了七个月，其中还有五个月是全黑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佩里先生摇摇头，但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腔调都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是怨恨。“我不是说过我是被探险队聘用前往那里登山的吗？我们救了伯德之后，被要求和他一起待在他在高级气象站挖的地下室里。我们是8月11日到的，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伯德和波尔特博士医生一起乘‘朝圣者’号飞走了——我终于参加了夏天的探险，让我有机会用我的登山技巧帮助那些科学家。”

“‘朝圣者’是飞机吗？”我说。

佩里完全可以说，既然是说飞走了，这玩意儿不是飞机是什么？难道是只大信天翁吗？但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说：“他们开始探险时有三架飞机，‘大福克’……”他停了下来笑着说，“是‘福克’飞机，西蒙斯先生，F-O-K-[6]……”他将这架飞机的名字拼写了出来。

我咧嘴笑道：“我明白了。不过，你叫我丹就可以了。”

“那你得叫我杰克。”他说。

直呼“杰克”，我还真有点儿说不出口。跟那些名声在外、头衔很响或位高权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他们有多了不起，但在雅各布・佩里先生面前，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我来说，即便嘴上多次以“杰克”相称，但我在心里仍旧尊称他为“佩里先生”。

“总之，”他继续说，“我们有架大福克，名叫‘蓝色刀锋’……不过，我们到达南极后，他们第一次想让这架飞机飞离地面时就撞毁了，对了，我应该说飞离冰面才对。他们还有一架更大的水上飞机，名字是威廉・霍利克，但那家伙好像时常需要维修。所以，十月份天气刚稳定下来，那架叫‘朝圣者’号的单翼机便被派去接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了，我们到达他那里后，将他冰川下地下室的通风设备修好了。我记得在我们等待的那几个星期中，波尔特博士会经常观察星星、流星，测量气压。伯德病得不轻，整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做不了。一氧化碳对上将的脑子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八月份，在‘朝圣者’号将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接走后，我、韦特和德玛斯便开着那辆雪地牵引车回到了小美利坚站……我也恰好赶上了他们前往海恩斯山脉的探险。”

“你加入探险队就是为了去南极爬山吗？”玛丽敲门进来后给我俩端来了两杯柠檬水，但也短暂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柠檬水是自制的，味道好极了。

佩里先生点点头。“登山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也是我参加那次探险的唯一原因。嗯，就是登山。对了，我还会开车，那些设备玩得也很溜……所以，冬天来临，不用登山的时候我就帮德玛斯折腾那些雪地牵引车……但我去南极就是为了登山。”

“你登过很多山吗？”我问。

佩里再次咧嘴笑了，那双蓝色的眸子像在沉思。“1934年夏天，上过麦金莱峰……可不是麦金利山，但南极附近的那座山峰名字跟它很像。还登上过海恩山山脉上几座没有命名的山峰……科学家去那里寻找苔藓和地衣，我将他们安全送达山脊后，便登上了山峰，下山后我再帮他们整理设备。1934年夏天，我爬上了福特山脉的伍德沃德山，后来又征服了雷亚山、库伯山和桑德斯山。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山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山上到处都是冰雪，还有许多冰隙、冰崖和雪崩。让-克洛德可能会喜欢。”

“让-克洛德又是谁？”我问道，“是伯德探险队中的成员吗？”

佩里先生的眼神之前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中，这时他凝神看着我，笑道：“不，不是。他只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登山者。凡是跟雪啊、冰啊、冰川啊，或者冰隙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对了，我还登上过幽冥山和恐怖山。”

“这最后两座是火山吧。”我是想告诉他，对南极我并不完全是个门外汉，“是以两艘英国船的名字命名的，对吗？”

佩里先生点点头。“是由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在1841年命名的，他也被认为是真正发现南极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正式踏入过南极大陆，‘幽冥’号是他的汽船，而‘恐怖’号则是由罗斯的副指挥官弗兰西斯・克罗泽指挥的。”

我把这些统统记下来，也不知道我这些材料对我正在构思的变异巨型企鹅袭击沙克尔顿南极小屋的那本书有何用途。

“几年后，克罗泽成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副指挥官，而‘幽冥’号和‘恐怖’号都迷失在了北方的冰原里。”佩里先生心不在焉地说，像是结束了刚才的回忆。“我说的是英国人的破冰船，”他笑着说，“可不是火山，那两座山仍然在那儿。”

我抬起头。“船沉了吗？我是说‘幽冥’号和‘恐怖’号，几年后沉了吗？”

“比这个可要糟糕，丹。那两艘船完全消失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弗朗西斯・莫伊拉・克罗泽还有127名船员。他们本想前往西北航道和加拿大的北边，可所有人都……失踪了。那里的荒岛上留下了一些坟墓和人骨，但至今仍然没有船或者大部分船员的遗体。”

我胡乱地把这些统统记下来。其实我对北极以及与之有关的探险都不感兴趣，但一百多号人和两艘船居然凭空消失了？我叫他重复了克罗泽船长的全名，然后写下来，佩里耐心地将克罗泽的名字拼出来，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

“总之，”佩里先生说，“因为伯德上将见到我不怎么高兴，可能是他一看到我，便会想起在他那个言过其实的‘高级气象站’，想起因为自己的过失差点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后来还让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事吧。所以，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南极的最后一个冬天，伯德上将并没有让我跟其他人在主基地过冬，而是命令我从三月份到十月份独自待在沙克尔顿在罗伊德角的小屋‘观察企鹅’。”

“应该是说观察已经离开的企鹅。”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交叉双臂，咯咯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的前臂仍然强壮，上面还有几道青灰色的疤痕，是旧伤了，“但那个时候是秋天，还不是特别冷。我每天都能闻到企鹅群栖地的恶臭。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对你来说那是真真切切的惩罚啊！”我再次对他说，想到这种孤独的滋味，我仍然觉得恐惧，继而转为对伯德卑鄙行为的愤怒，“我说的惩罚可不是指企鹅粪，而是指那种被单独拘禁的滋味。”

佩里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挺喜欢的。在沙克尔顿小屋过冬的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里又黑又冷，没错……有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因为那个小屋的保暖设施做得并不好，并不适合一个人居住，小屋到处都是缝隙，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风真是无孔不入……但感觉很好。我用帆布和沙克尔顿以前的板条箱在门边做了个小房间，这样，我待在里面会感觉暖和一些。虽然有些早晨，睡袋开口处的狼獾皮几乎都会覆盖着一层白霜，但那种体验……不错。真的不错。”

“那年冬天你登过山吗？”我问。话刚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愚蠢。他能在零下六七十度，一片漆黑的环境下爬山吗？

令人吃惊的是，他再次点点头。“1908年，沙克尔顿的手下就登上过幽冥山——至少上过火山口的边缘。”他说，“我独自一人上过三次，不过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有一次还是晚上。哦，虽然他们将第一个在冬天登上幽冥山的荣誉给了一个叫罗杰・米尔的英国登山者，他于六年前，也就是1985年登上了幽冥山，但我在1935年冬天就上过幽冥山两次。不过，书上可没有记录，可能有人会记载这些，但我懒得提及。”

他陷入了沉默，我也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这个慈祥的老头是不是在我面前信口雌黄。接着，他站起来，抬起那把木柄旧冰镐，说：“1991年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麦克默多站一个叫查尔斯・布莱克默的钢铁工人花了17个小时登上了幽冥山。他的事迹在各种高山期刊中都有记录，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官方的新纪录。”

“你在五十六年前登山时留意过时间吗？”我问。

佩里咧嘴笑道：“十三小时十分钟。不过，我以前也留意过。”他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但这个可帮不了你的研究，丹。关于南极探险，你到底想了解些什么？”

我叹了口气，意识到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实在太不合格了。（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一个人我也很不合格）“你能告诉我些什么？”我说，“我是说我想了解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佩里摸了摸下巴。他下巴上的白须硬邦邦的，传出明显的刮擦声。“呃，”他轻轻地说，“当你看着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特别是碰上特别冷的天气……那些星星会四处跳动。时而跳向左边，时而跳到右边……同时还会跳上跳下。我觉得是地面或者冰冻海洋上有大团超冷空气所致，像正在移动的镜头一样……”

我飞快地在纸上写着。

佩里先生咯咯笑道：“这样的小事对写小说有帮助吗？”

“这可说不准。”我说，继续记录着。

后来，那些在地平线上跳动的星星出现在了我的那本《极地恶灵》第一页的结尾和第二页的开头部分，小说十六年后才得以问世，写的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在西北航道的那次灾难，跟南极毫无关系。

但《极地恶灵》出版时，佩里先生早就罹患癌症去世了。

*

我后来获悉，佩里先生参与过几次著名的登山探险，比如他去过阿拉斯加的好几座山峰，前往南美探险，攀登乔戈里峰，当然还有1991年夏天我们聊过的他跟伯德上将在南极探险的三年。“采访”期间，我们聊得不错，谈到了旅行、勇气、友谊、生、死，还有命运——聊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其间我一次也没问到点子上，我是说没有问及他1925年在喜马拉雅山的探险经历。

我们的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得出佩里先生累了。而且，他说话时的呼哧声更加明显了。

发现到我注意到他声音中的异样后，他说：“去年冬天，医生帮我切掉了我一块肺。我得了癌症。肺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感染了，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肺可能不是我致死的原因。”

“对不起。”我说，那一刻我真的词穷了。

佩里先生耸耸肩。“嘿，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岁，我就赚到了，丹。你是没办法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他咯咯笑道，“我得肺癌其实挺荒唐的，因为我从不抽烟。这辈子连一根都没抽过。”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说起来还真是讽刺，我搬到德尔塔就是为了离那些山近一些，到那里只需几分钟路程。”佩里先生继续说，“可现在我哪怕爬一座小山丘也会气喘吁吁。即使是在小镇边缘的草地上走几百英尺，也让我觉得跟爬上28,000英尺以上的山峰一样喘。”

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得了肺癌是很可怕的事。只不过我当时实在太愚钝了，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爬过28,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一座超过8000米的山，大约就是25,000英尺高，这样的高度足以称为死亡地带了。登山者每待一分钟，他的身体就会更加虚弱，会咳嗽、气喘、呼吸短促，登山者甚至没办法通过睡眠补充能量（在那么高的情况下，睡觉已经成为奢望）。我后来想，不知道佩里先生是用28,000英尺这个高度形容他现在的呼吸有多困难，还是真冒险登上过这么高的山峰。我知道南极最高的山文森峰也不过16,000多英尺。

我还没来得及问个聪明点儿的问题，佩里先生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喜欢这样的讽刺。如果这个操蛋的世界真有上帝，那就太他妈的太讽刺了。对了……你是作家吧。”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说。新近认识的人，他们接近作家的一般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第一，帮他们找个经纪人；第二，帮他们出版书；第三，找个经纪人帮他们出版书。

“你有自己的经纪人吧？”佩里问道。

“嗯？”现在，我说话的语气更加谨慎了。尽管才跟佩里聊了四个小时，但我非常崇拜他，不过业余写作就是业余写作。那种东西压根儿就没办法出版。

“我一直都想写点儿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听到这番熟悉的话我感到很失望。跟许多新认识的朋友聊天时，他们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这上面来。但我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要是他以前没把书写好，现在他差不多快九十岁了，而且即将死于癌症，还有什么机会写作呢？

佩里先生看着我脸，看懂了我的心思，然后大声笑道：“别担心，丹。我不是叫你帮我出版书。我可没打算出版。”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他再次揉了揉脸和下巴。“我想写点儿东西，希望有人看到。这样可以吗？”

“可以呀。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

他摇摇头，我总觉得他有点儿不耐烦。“不是。你写东西是想让许多读者了解你的想法。我只想找一个读者。能够理解、相信我所写的东西。”

“你是说家人吗？”我问。

他再次摇摇头。我察觉到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他也是难以启齿。

“我唯一的家人就只剩下一个侄孙女了，也许是曾侄孙女，我也弄不清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她住在巴尔的摩还是什么地方。”他轻声说，“我从没见过她。真是见鬼，我甚至都没见过她母亲或者奶奶。但玛丽和养老院有她的地址，不知记在哪里。说将来等到我离开后，就可以将我的东西都寄到那里去。丹，如果我真写了，我希望它能被真正理解它的人看到。”

“是小说吗？”

他咧嘴笑道：“不是，但我相信读起来会像小说一样。可能像那种二流小说吧。”

“那你开始写了吗？”

他再次摇摇头。“没有，这个机会我等了几十年了……见鬼，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等到死神叩响我的门时，我才会有动力。这不，它正在敲门呢。”

“无论你想给我看什么，我都会觉得非常荣幸，佩里先生。”我说。说这话时，我特别真诚，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通常来说，我看那些业余爱好者写的东西时，总会觉得上面跟粘了鼠疫杆菌似的。但此刻我却意识到，无论这个老人写什么，我都特别想看，虽然我当时觉得他写的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经历吧。

雅各布・佩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久久看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莫名地触动了我，他那八根满是伤疤、硬邦邦的手指似乎正敲击着我的脑门。那种感觉并不愉悦，却十分亲切。

“好吧，”他终于说道，“要是我真写了什么，我一定会寄给你。”

我早已经将印有我地址等信息的名片给了他。

“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他举起两只手，即便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手指，但他的手仍然极为灵巧。“我完全不会打字。”他说。

我笑了。“如果你将手稿交给出版商，”我说，“我们会帮你找个打字员，帮你打出来。我也可以为你效劳。只不过……”

我从我那个磨损得厉害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莫莱斯基牌的米色空白日记本，里面共有240页。这本空白的日记本外面裹着一层柔软的“皮”，上面有个皮质的双环，可以放笔。我已经将一支削好的铅笔放在环里。

佩里先生摸着皮质的封面。“这也太昂贵了……”他想将笔记本还给我。

“昂贵”这两个词让我十分受用，但我摇摇头，将那本皮封日记本重新塞到他手里。

“你花了好几个小时跟我聊天，这东西算是我聊表心意。”我说。我本想在后面加上“杰克”的称呼，但仍然没办法直呼他的名字，“我真的想送给你。我很期待能够拜读你的作品。而且我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一定诚实地做出评价。”

佩里先生仍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翻着皮封日记本，咧嘴笑道：“等你拿到书后，我肯定已经进黄土了……丹。所以，你只管批评就是。反正你也伤不到我的自尊。”

我一时语塞。

*

2011年夏末，我写下本书手稿的前言时，离1991年跟雅各布・佩里的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1992年5月末，玛丽在德尔塔医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佩里先生辞世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问玛丽，佩里先生是否有东西留给我时，她似乎很惊讶。他所有的遗物——其实也不多，就是那些书和旧物——都已经打包好，送去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侄孙女了。当时玛丽并不在养老院里，而是在丹佛的医院里。是她的助手邮寄的包裹。

九个星期前，也就是2011年晚春，距离我的德尔塔之行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收到UPS的快递，寄件人叫小理查德・A.杜巴戈，家住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我以为是一包希望我签名的旧书，有些读者没经过我允许就把书送来让我签名让我特别恼火，我本想原封不动地将包裹寄回去。不过，我还是用美工刀狠狠地将包裹划开了。卡伦看了配送单上的信息，说我们从未收到过从卢瑟维尔-蒂莫尼姆寄来的书，这把我逗乐了，她很快便上网查了（卡伦的确热衷于地理）。

但里面寄的并非是让我签名的旧书。

包裹中有十二本莫莱斯基牌的笔记本。我仔细地翻看，发现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字，字很小，标准的草写体，书写者的手强劲有力。

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那是佩里先生写的，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日记本的皮封仍在，上面还有一个二号铅笔的笔头，但皮封已经破烂不堪，经过佩里先生长年累月的触摸，它被油脂浸透已经变黑。在十个月漫长、枯燥的写作过程中，显然，他每写一本就会把这个皮质封皮换上去。

里面还有封打印的信。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

我母亲莉迪亚・杜巴戈于今年四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这个盒子。这是1992年由她的一位远房亲戚——雅各布・佩里先生所在的特护养老院寄给她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似乎并不太了解，也从没见过她的这位伯祖父，看起来我母亲只是扫了几眼盒子里的东西，估计也就选了一两件物品在每个星期举行的车库甩卖中出售，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我相信，她应该从没打开过包裹中的笔记本。

最上面一本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是一封信，不过那封信不是写给母亲，显然是写给德尔塔特护养老院经营者“玛丽”的，信中要求将这些笔记本，还有一部柯达袖珍相机寄给你。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所以，我这才将这个迟来已久的包裹寄给你。

如果二十年前你就在等待这些物品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万分抱歉。母亲是个健忘的人，在中年时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笔记本是要寄给你的，所以我决定不看里面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扫了几眼，发现母亲的这个亲戚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里面有地图，还画了山，还有一些别的素描，颇具专业水准。

我再次对母亲的疏忽大意和迟来的包裹表示歉意，我相信雅各布・佩里先生当年是希望它能及时送到你那儿的。

小理查德・A.杜巴戈敬上

我将盒子拿到书房，拿出那摞笔记本，下午便开始看起来，读了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看了大约九本。

雅各布・佩里的遗愿令我考虑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决定出版雅各布・佩里的终稿（也是唯一一份手稿）。我觉得他花了生命最后的十个月辛苦写出这些手稿，肯定是希望它出版。我还相信这也是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的原因。他知道我能判断手稿值不值得出版。我确信，雅各布・佩里的手稿——也就是这本书——绝对值得出版。

第二版，也是限量发行的版本中会有佩里先生亲笔写的书稿，里面包含佩里先生加在文本里的几十幅素描、肖像画、认真画出的地图、山上的景色、老照片还有其他东西。这个版本只有文字，但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讲述雅各布・佩里从1902年到1992年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他的编辑，我只是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并且在文本中加了少数说明性的注释。佩里先生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是因为他信任我并希望我能够竭力让读者读到这份奇怪却格外美丽的遗作。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愿望。

不过，现在我只能向上帝核实了。

―第一部分―

登山者

1

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7]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儿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8]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9]）——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这么做还真是管用。我们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练习过无数次。但是，那个山脊对于失败后的惩罚，或者说对于绳子断裂后的惩罚，只会让当事者滚到50英尺下的雪地里，而不是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0磅[10]，所以，当我跟可怜的让-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5磅）玩“跳绳游戏”时，理论上来说，他会像上钩的鱼一样从大雪覆盖的山脊线那边翻过来，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滑下雪坡。但是，因为让-克洛德习惯背最重的背包（他使用他那把长冰镐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问题还好解决，高应力麻绳会嵌入垂直的雪檐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坚硬的冰块上。

但是，正如我说的，马特洪峰长长的山脊比法国的大马路还要宽，至少走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纵队走过。如果你艺高胆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这个游戏。理查就是这么做的，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他的旧烟斗，点燃了，在上面来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几天不说话。这天上午，他显然豪情大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示意我和让-克洛德成纵队跟在他后面，去远端的山脊。我们在那里可以俯瞰意大利山脊，之前走过的路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还看到了温伯尔走过的路线，后来，他决定走看似更有难度（事实上，因为那边有大冰块突出的角状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尔的登山队去过那儿。”理查说，然后指着一条尖塔状的狭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处的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温伯尔终于比他的老朋友和那个意大利向导要早两三个小时到达山峰。”

当然，他讲的是温伯尔和他手下六个登山队员于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马特洪峰的情形。

“温伯尔和克罗泽有没有用石头扔他们？”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看着我们的这位法国朋友，想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接着两人都笑了。

理查指着我们左边的峭壁说：“温伯尔一门心思只想引起卡雷尔的注意。他和克罗泽大声叫喊着，往北坡扔下了石头，当然啦，他们并没有朝意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尔和他的队员听来，觉得那动静如同加农炮弹。”

我们三个人看着下面，像是看到了意大利向导和他的同伴正吃惊地望着上面，眼睛里满是绝望。

“卡雷尔认出了老朋友温伯尔那条宽松的白裤子。”理查说，“卡雷尔认为他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登上山峰，当时，他和他的队员已经爬过山脊最艰难的部分，但看到温伯尔已经登顶后，他转身领着他的队员下去了。”理查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口烟斗，然后望着我们下面的群山、峡谷、草地和冰川。“两三天后，卡雷尔登上了马特洪峰，依旧是从意大利山脊那边上去的。”他轻轻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尽管英国人显然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人，意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顶者。”

“没错，他们的确赢了，可却是如此的悲剧。”让-克洛德轻轻地说。

之前，我们将背包堆在了狭窄山脊最北端的几块大石头上，回到那里后，我和让-克洛德开始准备午餐。这是我们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一天，兴许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后最后一次一起登山……没准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特别希望不是这样的结局。我只想跟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完成欧洲的“游历”，攀登阿尔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国办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向导协会履职。每年，夏蒙尼的向导都会依照夏蒙尼山谷诡异的传统，带上具有兄弟情谊的神圣绳子在那里聚会。

我不再去想分离抑或是永别的离愁别绪，也没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比腹中的饥肠辘辘更甚。

空中万里无云。离我们130英里外的海滨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最先由温伯尔和向导克罗泽登上的艾克林斯国家公园庞大的轮廓像一头大白猪一样映衬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边望去，看到罗纳河远端奥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边，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对照下都相形见绌，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稍微将脸转向东边，望着那边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过去九个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过的，有的则等着被人征服，有的则永远不会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山顶在远处模糊成崎岖不平的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查理和让-克洛德吃着三明治，不时抿一口水。我停止观望，也不再胡思乱想，开始吃起东西来。冷牛肉的味道美极了。面包坚硬的外皮很有嚼劲。山葵将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勃朗峰变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边望去，由衷地赞叹温伯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尔卑斯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帐篷借助蜡烛看过的，这会儿仍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爱德华・温伯尔于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绘了马特洪峰的景致，而我则于1924年6月末贪婪地看着温伯尔这段景色描写：

那里有阴郁的黑森林、生气勃勃的草甸、翻腾的瀑布和静谧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开花的荒原、阳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里有最崎岖的山峰，最优雅的轮廓，有险峻、陡峭的悬崖，缓缓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皑皑的大山，忧郁而庄严，或是闪闪发光，或是银装素裹，城墙、炮塔、顶峰、金字塔、圆顶、锥体和尖顶，形态万千！真可谓巧夺天工，天从人愿。

看得出来，爱德华・温伯尔一定是个浪漫的人，19世纪中晚期，众多黄金时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样的绚丽、古典。

但是，我经常被人诟病毫无浪漫可言，坦白说，我的确如此。这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专业还是英文，准备创作自己“伟大”的旅行见闻和小说——当然啦，我只会以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创作——但我还是能惊奇地发现爱德华・温伯尔19世纪的文字是那样华丽，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1924年6月的这天，看到这段五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动，看到情感丰富的爱德华・温伯尔对景色的描写，我的灵魂更是被其俘虏。这位伟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马特洪峰，看到这样的景色时才二十五岁。而我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览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己离温伯尔和一众登山者如此之近，他们中有些人被诟病为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样不谙浪漫，此刻，我正从这个山脊，从这块低矮圆石的顶端往南望向意大利。

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让-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尔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们都有一个问答环节。提问时，我们从来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过程的，因为我能从两位登山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打我从美国来到欧洲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亏了让-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礼的教导——有时候他们也会开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导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会卖弄学问。我知道我正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应该说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小兄弟会中的一员。除此之外，理查和让-克洛德会对我谆谆教诲，包括山峰上的问答指导，帮助我学会如何去爱我刚爬过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亲密接触中，她可能凶险异常，我也应该爱她，比如遇上风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时候连个手点[11]也没有，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营，狭窄的壁架上甚至都无法垂直放下一本书，我们却还要在冰冷的天气里挤在那里，有时还会碰上冰雹风暴、雷暴，晚上，我那个冰镐的金属嘴在电暴下闪着蓝色的光，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掉入万丈深渊，你还得在下巴下夹一根蜡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理查，特别是让-克洛德一直都在教我，要爱我们攀登过的山，爱真实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对她的爱仍要矢志不渝。

马特洪峰的问答教学是由让-克洛德发起的，比以往都要简短。

每座精彩的山峰总有让你爱慕的东西。而马特洪峰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山。你爱这座山峰的峭壁吗？

不爱。马特洪峰的峭壁，特别是我们耗费了大部分时间的北坡，都不值得爱。那上面到处都是碎石。掉落的岩石犹如雨下，还有雪崩。

那你爱岩石吗？

不爱。岩石太过奸诈。反复无常，还会撒谎。用锤子将岩钉敲入岩石中，你肯定听不到正常的钢铁相撞声，听不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一分钟后，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毫无用处的岩钉拉出来。马特洪峰的岩壁太恐怖。登山者知道，所有的山都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因为它们垂直露在外面，无遮无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风、被水、被天气和重力腐蚀，但比起大多数山峰，马特洪峰的碎石要更加不稳定。还指望我爱上岩石？没门！

你爱山脊吗？

不爱。马特洪峰最著名的山脊：意大利的福吉恩山脊和瑞士的茨姆特山脊要不就是太危险——不断有岩石掉落，雪崩时有发生，要不就是太温顺——上面安装了为女性登山者和一把年纪的英国老人使用的缆绳。爱这样的山脊？绝不。至少在爱德华・温伯尔之后就不爱了，当时这里还无人涉足。

可你爱这座山。这点你很清楚。那你到底爱它什么？

我爱它。马特洪峰能为登山者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跟没有登上过的艾格尔峰北坡，以及其他一些我见过或者听过的山峰不同，马特洪峰能让每个出色的登山者干净利落地解决每个问题。

马特洪峰上是一堆坍塌的碎石，但它的峭壁和山脊却是那样的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在心酸的外表下，卸去令人心酸的妆容后，年轻时的面颊和骨架仍然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仍然经常能看到昔日近乎完美的容貌。山峰独自矗立在那儿，跟其他的山并无关联——也许，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最干净、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去让一个从未见过山的小孩画一座山，她会用蜡笔画出马特洪峰。那座山峰就是那样深入人心。北面垂直的上沿往外弯曲了一部分，像一片碎浪板，那座山像是随时都在动似的。那个陡峭的崖壁能够自己酝酿天气，形成大块的云彩。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你会爱它的魂魄。

没错。它的魂魄不由得你不去爱。爱德华・温伯尔那个忠诚的向导让-安托万・卡雷尔受爱国情感驱使，背叛了他。1865年7月14日，他领着菲利斯・乔达诺登上了意大利山脊，此举是为了让所有意大利人享有最先登顶的荣誉。二十五岁的温伯尔绝望地冲到策马特，希望从另一边的山脊上山，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那个匆忙组建的登山队。

从那日起，四个死去的灵魂从岩石上用最大的声音对我喊话，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必须学会聆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踩过的每块岩石、睡过的板石，在温伯尔等七个登山队欢呼过的狭窄山峰上发出胜利的欢呼，集中注意力从四人掉落致死、现在仍然凶险的万丈山崖下山。

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是的。我的确喜欢这样的景色。尽管登山让我的肌肉酸痛，手上血肉模糊。但这样做绝对值得——身体上的痛楚早已忘却。映入眼帘的只有景色。

我吃着东西，眺望风景，让-克洛德为我设计的问答教学圆满完成，这会儿，他摊开三明治干酪布外的报纸。

“马洛里和欧文在登顶珠峰的时候遇难了。”他用轻柔的法国口音大声读了出来。

我停止咀嚼。查理不是在捣实烟斗里的烟丝就是在掏里面的烟灰，这会儿，正在平头钉靴上敲打烟斗。听到这话后，他也僵在了那里，他将靴子放在膝盖上，那个空烟斗则靠在靴子上，直勾勾地盯着让-克洛德。

让-克洛德说：“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他不说了，将那张皱皱的报纸塞到我手里，“杰克，这是英文报纸，你来读。”

我十分惊讶，不明白让-克洛德为何不继续读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英语读写均十分流利，我接过报纸，在膝盖上抹平，接着大声读了出来：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诺顿上校的电报，电报是6月19日下午4点50分从帕里镇发出的。

马洛里和欧文在最后一次登山中殒命。那天，登山队余下的成员均安全到达营地。在其余人员离开后，两名追随者在最后一天丧生于珠峰的雪崩中。

珠峰委员电报诺顿上校，对探险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两位英勇的登山队员的牺牲肯定跟恶劣的天气情况和大雪脱不了干系，登山行动从开始一直受到恶劣天气阻碍。

我继续读着报纸，那份报道既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又算是一篇传记：

这起悲剧事件的遇难者，乔治・莱・马洛里是唯一参与过前两次探险的人，而作为他们新招募的队员A.C.欧文在三年前就开始想登上这座山，最后却被这座山索了命。就在几天前，我们才刚刚发表马洛里亲自撰写的有关这次探险第二次失败的文章……

那次失败是因为风雪，登山队不得不从最高的营地撤下来。

但那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绝没有失败。

这是马洛里写给《泰晤士报》的话。接下来的几段，大抵上是说尽管天气寒冷、大风肆虐，随时都会雪崩，预示着今年的登山季节即将结束，季风即将到来，但马洛里并不甘心。

我停下来，看着两位朋友，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示意我不要继续读下去，把报纸递给他们，但让-克洛德和理查只是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微风轻起，我紧紧地抓住皱巴巴的报纸，继续读着那篇长文的第二栏。

马洛里的整篇文章都充盈着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次行动，”他说，“暂时耽搁下来，只是为了更精彩的高潮。我们很快达成了意见。第三次行动中，我们将从绒布冰川上，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他在文中写到了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还说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预计，”他接着写道，“珠峰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哎，果不其然，珠峰索去了他的命！

我放下报纸，理查和让-克洛德坐在那里等着，从理查的肩头望去，一只很大的乌鸦悬在微风中，它的身体几乎停在了5000英尺高的稀薄空气中。

我跳过了一些散文式的批评，继续念道：

马洛里向来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他有决心登上珠峰（“唉！”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并没有说出来），在C.G布鲁斯将军、E.F.诺顿少校以及一些前辈的努力下，他们征服了阿布鲁奇公爵创下的22,000英尺高的纪录，现在正往远处独立的乔戈里峰进发。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自然是三十七岁的乔治・莱・马洛里，他做事果断，是个攀登珠峰的老兵了；年轻的安德鲁・欧文，年仅二十二岁，居然跟我一样大！他们于6月8日早上离开了他们的高地营，应该带上了氧气设备。之后，两位英雄只露过一次面，也就是几小时后，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地往山顶攀登”。后来，云层迫近，暴风雪来袭，马洛里和欧文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将《泰晤士报》上的报告大声读了出来，他们是那天晚上失踪的。当时，奥德尔已经上到了危险的六号营地，那天晚上，他朝高海拔的山上大声叫喊，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可能会趁黑下山。马洛里将他的火把和提灯留在了六号营地的帐篷里。即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幸存了下来，他也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出信号。

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

“第一段就写到了登山队还有两名队员遇难。可到底是哪两个，又是怎样遇难的？”

“哦。”我笨手笨脚地摊开报纸，手指从头挪到尾，指到最后一段。文章写的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但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另外两人的信息。在这儿呢。文章说：

根据德国探险者布鲁诺・西吉尔的说法，登山队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珠峰的大本营，身负为德国人攀登珠峰执行侦察任务的西吉尔看到了三十二岁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此人是莱斯特第五任侯爵的兄弟，还有另外一名德国登山者——西吉尔认出他是科特・梅耶，两人是在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被雪崩卷走的。布罗姆利勋爵是诺顿上校探险队的非正式成员，跟同探险队从大吉岭前往珠峰大本营。虽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诺顿上校的探险队早已从山上撤了下来，他们当时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打算最后一次去搜寻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下落。最后，布罗姆利爵士和那名德国登山者的尸体都没找到。

我再次放下报纸。

“一名世袭的贵族死在珠峰上，报纸上竟然只有寥寥几句。”让-克洛德咕哝道，“上面写的全是马洛里，全是他和欧文的报道。”

“我们在英国称他为‘珀西勋爵’或‘珀西瓦尔勋爵’，”理查轻声说，“‘布罗姆利勋爵’是他的兄长，他是一名侯爵。就算珀西・布罗姆利是第二位继承人，他其实也不配做一个贵族。乔治・马洛里虽然出身贫寒，但确实是那次探险中真正的贵族。”他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低着头，漫步走到狭窄的山脊那头。他看起来就像在校园里心不在焉地行走的教授，正思考他所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

理查走远后，我小声对让-克洛德说：“他认识马洛里或者欧文吗？”

让-克洛德看着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尽管理查已经走远，但他还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欧文，杰克。但他认识……马洛里，理查认识他很多年了。战争开始前，他们曾在剑桥的同一所大学上学。战争期间，他们曾多次一同上过战场。理查曾于1921年受马洛里之邀参加一次侦察活动。1922年，他们还曾一起在珠峰勘探。但今年无论是马洛里，还是登山俱乐部，都没有邀请他。”

“天哪！”我以为已经慢慢了解我这两位新朋友及登山伙伴。现在我才发现，我压根儿就不了解他们。“原本在珠峰上失踪的可能是马洛里和理查，而不是年轻的桑迪・欧文。”我小声对J.C.说。

让-克洛德紧咬嘴唇，看起来像是确保理查仍远远地在意大利山脊那边似的，他似乎正入神地盯着某个地方。

“不，不是这样的，”让-克洛德小声说，“在前两次探险中，马洛里和理查有几次都……怎么用英语地道地说‘跌落’呢？”

我以为他是想形容两个人用绳子绑在一起，往下掉时的情形，尔后我才恍然大悟。“应该是‘争吵’[12]。”我说。

“是的，是的，而且，恐怕两人吵得还很凶。我确定，自打他们从1923年的那次探险回来后，马洛里没有跟理查说过话。”

“两人为什么事情争吵呢？”我小声说。现在又起风了，将山峰上的小冰块吹到我们脸上。

“第一次探险……正式的说法应该叫作侦查探险活动，但马洛里等人的真实目的是在到处都是冰崩和冰川的大本营找到前往山里的最快路线，然后尽快开始登山。我知道理查和马洛里都相信他们可能在1923年的那次探险中登顶成功。”

“他们野心可真不小。”我喃喃道。理查仍在山峰远端的意大利山脊上。风从他那个方向吹来，越来越大，我怀疑即使我们大声喊，他也未必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快速小声地说着。

“所以，马洛里坚持认为前往珠峰北坳的最佳路线是从东边出发，往上翻越卡塔山谷。但那里却是一个……用英语如何说‘culdesac’？”

“死胡同。”

让-克洛德咧嘴笑了。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喜欢这种半生不熟的英语。“是的——死胡同。马洛里领着所有人绕过那座大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他甚至让布洛克上到西绒布，他们差点儿穿过边境，进入尼泊尔境内，寻找往南登上珠峰的路，最后他们认为南面的冰川和冰崩，再加上那些山脊根本没办法登山。最后只能从北坡上去。”

“我很怀疑。”我小声说，与其是在对J.C.说，不如说我在自言自语。

“无论怎样，几个月就这么白白浪费了。”让-克洛德说，“至少在理查看来，时间的确浪费了——他们不停地往东边、西边勘探，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该拍照的也都拍照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前往北坳的路。”

“我看过一些照片。”我说，一边瞥了一眼，确保理查仍然在山峰远端。他看起来像是一动没动。“照片挺漂亮的。”

“是的。”J.C.说，“最初那批照片，是马洛里登上一座较高的山峰，找了个绝佳的观测点拍摄的，但是他将照片底片放错了。结果什么都没拍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布洛克等人拍出来的。”

“可是这些跟马洛里和查理的争吵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想，彼此肯定也十分尊重……后来却形同水火。”

让-克洛德叹了口气。“大山附近的大本营最初设在一个小峡谷的进口处，那里有一条河穿过平原。他们肯定不下百次地从那条河边走过，但并没有实地勘探。理查就想探查一下这条河，看能不能找到前往北坳的路线，但马洛里每次都会反对他，坚持声称这条河流向东绒布冰川，在那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侧的山谷有个入口，上面铺着碎石，以及以前的冰川留下的像尖塔一样的积雪，走在上面很容易。理查告诉他们，这个山谷可能会再次蜿蜒横向西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他们就会顺一条安全容易的路线去到北坳了。马洛里表示反对……当时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什么这几个星期的勘探白白浪费了，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路线都耽搁了。而且，马洛里和登山俱乐部还认为夏天的季风季节才是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但是，到了六月，天还是没完没了地下雪，就连马洛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间非常糟糕，就连勘测都不行，更别说爬山了——暴风雪太频繁，怎么说来着，越往上越猛烈。”

“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

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13]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

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

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

起初，谁也没办法从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里分清谁是谁，就连温伯尔也不行。但后来这个英国人通过迈克尔・克罗泽的一点点胡子，认出了他的朋友兼向导。克罗泽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大部分头骨也都破碎了，但一部分下颚保存了下来，胡须的颜色跟克罗泽的吻合。岩崩有所减轻的时候，其中一名向导回来了，他是迈克尔・克罗泽的旧友，认出了一只撒落在好几码远外的前臂上的伤疤，还有一只手落在一块冰石上，上面伤疤更多，他的朋友记得很清楚，这些伤疤就是克罗泽手上的。

说来真是奇怪，克罗泽被肢解的躯干上那条裤子只是稍微破了一点，在整个下落的过程中，口袋里还保存着六枚金币。

有人还发现了克罗泽的十字架，如果没戴那玩意，他绝不会爬山，那个十字架就像颗十字形的子弹一样，深深地、牢固地嵌在他的下颚里。其中一个叫罗伯特森的人觉得克罗泽的家人可能需要，于是打开小折刀，把十字架挖了出来。

哈德森的尸体仅是通过他的钱包辨认出来的，里面还有一封他妻子寄给他的信，哈德森下落的过程中，这封信完好无损，而他的胳膊、腿和头都没了。温伯尔还找到了哈德森的手套，接下来，他走过满是鲜血的冰川深处，才找到一顶英式宽边遮阳帽，那是温伯尔不久以前才送给克罗泽的。

哈多的大部分尸体撒落在克罗泽和哈德森中间。

后来，再次发生了岩崩，向导们跑去躲避，温伯尔站在尸体旁边，这才发现绳索仍然拴在克罗泽和哈多剩余的躯干上，哈多和哈德森的尸体同样也被绳索连接着。

他们没有发现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有记录说，他们那天找到了道格拉斯爵士的一只靴子，但里面并没有脚，还有人说温伯尔发现了道格拉斯登山时系的一条皮带。还有传言说是一只手套。

直到那个时候温伯尔才发现，拴前面三个人的绳索更粗，更结实，而老彼得跟道格拉斯拴在一起的绳索要细得多，也轻得多，真正的登山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绳索。当时温伯尔坚信，老彼得故意使用一条不那么坚实的绳索，以防下面四人掉下去。几年后，这名英国著名的登山者曾直言不讳地发文谴责过这名老向导。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

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时，理查像白痴一样咧嘴笑起来。我好像从来没见理查・迪肯咧开大嘴笑过，当然，我倒见过他面带讽刺的笑。但像正常人一样咧嘴大笑，更别说笑得像个白痴一样？我还真没碰到过。他的笑怎么看也不对劲儿。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明显让人察觉到他的兴奋，但说话的语速却很慢，颇有几分剑桥生抑扬顿挫的意味。说话的时候，理查故意认真地看着我们两个——他平日里也很少这样。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轻轻地说，“雅各布・威廉・佩里，你们愿意在1925年春天和夏初的时候陪我去攀登珠峰吗？经费已经全额到位。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挑夫，其中包括一些经常攀登高峰的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建立高地营地，不过他们只是挑夫。登山的只需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

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觉得这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本该大声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去骗那些雏鸟吧，英国佬。但这话刚才可是理查说的，所以，我和那名年轻的法国夏蒙尼向导面面相觑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理查，表情格外严肃。

“愿意。我们去。”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

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15]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从伦敦坐车到布罗姆利在林肯郡的庄园一共花费了我们两个小时，因为我们本就比预定的时间早，又不想太早去往那里，于是还在桑迪吃了午餐。但正午时分，当时仍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我们到达了斯坦福德枢纽站。现在，离目的地也就几英里远了。我承认，自己竟然紧张得想吐。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坐在敞篷式旅游车里，微风习习，送来农场和森林芳香的气味，路旁景致宜人，头顶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斯坦福德枢纽站又叫“木匠旅馆”，英国人还就喜欢这样混淆视听，我们将车转左，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接着，一个十英尺高的砖石墙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挡住了我们2英里以内的风景。

“那堵墙是干什么的？”我问正在开车的理查。

“这墙将布罗姆利的庄园圈起一小部分。”叼着烟嘴的理查说，“鹿园在墙的另一边，布罗姆利夫人不希望她那些被驯服的鹿跳到墙外受伤。”

“也是为了防偷猎者吧，我想。”让-克洛德说。

理查点点头。

“布罗姆利的庄园有多大？”我在车后座上问道。

“呃，我想想，”理查说，“我好像记得前任侯爵，也就是已故的布罗姆利爵士曾经留出了大约8000英亩的农田——大部分都是休耕地，是用来捕猎的，还有大约900英亩林地，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原始森林。鹿园、花园和庭院什么的也就留出400英亩，所有这些均由为数不少的林木工人和园丁全年照料。”

“一共差不多有10,000英亩。”我傻傻地说，转头看着那堵高墙，像是突然能看穿它似的。

“差不多。”理查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远不止9400英亩，我们经过的斯坦福德村其实也属于布罗姆利庄园，住在斯坦福德里面的村民以及斯坦福德附近140栋左右的房舍也都属于那个庄园，另外还包括斯坦福德里里外外的好几十个商用地产，布罗姆利夫人现在还拥有、管理着部分庄园。他们说这是从前的地主时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希望自己的脑筋能够转过弯来。这样的私人领地我自然也见过不少。当年我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暑假会去登山。有一次我去了西部攀登落基山脉，火车经过不少牧场，我估摸着得有50万英亩，没准有100万英亩。有人告诉我，在我们家乡马萨诸塞州，不到一英亩的牧场就能让一头牛吃得饱饱的，而在东科罗拉多或者怀俄明州，同样一头牛需要40多英亩的牧场才不至于饿死。那里的大牧场生长的多半是山艾、银鲛，如果牧场有小溪的话，小溪边上还会长些古老的杨木，但大部分牧场都没有小溪。按照理查的说法，布罗姆利的庄园有900英亩古老的林地，可这些林地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狩猎，或做消闲散步之用。那些驯服的鹿会在那片专属的园区闲庭信步，如果它们在太阳底下走累了，就得找个遮阳的地方。

墙蜿蜒往南，我们开着车又往前面行驶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左转，沿满是车辙的马路上驶去，然后毫无预兆地从一个古老的拱门进入庄园。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碎石路上，那里没有房子，没有花园，从这里到地平线那头郁郁葱葱的山丘之间没有任何引人兴趣的东西，理查将我们的旅游车停在树荫下，领着我们往一辆马车走去，司机长着大胡子，马车由两匹白色的马拉乘，在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上等着，小路蜿蜒进入绿色的庄园深处。马车的两侧和后面装饰得非常豪华，看起来像是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游行设计的。

司机跳了下来，为我们打开无顶的马车车门。他看起来年龄着实不小了，没准还真参加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行呢。我非常羡慕他那又长又白的八字胡，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只又高又瘦的海象。

“欢迎回来，迪肯少爷。”老人说着关上了门，“恕我冒昧，先生，您看上去非常健康。”

“谢谢，本森。”理查说，“你也是。很高兴你仍然在这里做管家。”

“哦，我现在只掌管入口的马车了，迪肯少爷。”老人敏捷地跳到马车前面，拉住缰绳和鞭子。

我们一路沿着一条巷子驶去，马车的车轮（铁制的轮，而非橡胶的）在柏油路面上轰隆行驶，两匹大马马蹄嘚嘚，在这种情况下，本森肯定没办法听到我们正常的说话声。但我们还是将头凑在一起，说话声几乎跟耳语差不多。

让-克洛德说：“迪肯少爷？你来过这里呀，我的朋友。”

“上次我来这儿还是十年前的事了。”迪肯说，“因为布罗姆利家的小主人珀西瓦尔玩游戏时耍赖，我一拳打在他的长鼻子上，结果被他们的一个男管家揍了。”

其间我一直都左顾右盼，想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山丘、树林、灌木，还有一个有好几英亩宽的湖，微风习习，水面荡起涟漪，波光粼粼。马车往南边行驶，我终于看到了正式的花园，还隐约看到地平线上有一栋高高的建筑物。但这么一栋独立的建筑物实在太过宽敞，造价也太过昂贵，即便是布罗姆利的府邸也显得太奢华——所以，想必那里应该是个村庄吧。

“莫非你跟布罗姆利一家是世交？”我小声说。这样的问题有些无礼，但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震惊，问题就脱口而出了。之前理查坚持要我去他在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特地为这次会面买件定制的西服，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或者从来没感觉那么好过。而且，理查还坚持帮我付款，但因为我跟理查一起在欧洲待了好几个月，清楚他本人没那么多钱。现在我却在想，出了斯坦福德的下一个9000公亩的庄园是否叫作迪肯府邸。

理查摇摇头，放下烟斗，自怜地笑笑。“我们家以前倒是有点儿声望，不过到头来却没有钱留给我这个令人失望的子孙。当今放弃贵族头衔是不合法的，否则，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放弃。实际上，自从我参战归来，对这个贵族头衔一直都是避之不及。不过，上个世纪的时候，我偶尔会来这里跟查尔斯・布罗姆利玩，他跟我差不多大，还有他弟弟珀西，他没什么真正的朋友和玩伴，你很快就会知道原因了。但这一切都随着我在珀西瓦尔鼻子上的那拳结束了。后来，反而是查尔斯来看我了。”

我知道理查跟乔治・马洛里同年，都是1886年出生的，但因为他的头发仍然黝黑，身体也非常健壮，在登山方面很多都比我和让-克洛德做得好（我相信我以前提及过），比如登山技巧，冰天雪地里的经验，耐力。我从没想过理查・迪肯在上个世纪还生活了十四年……也没想过他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生活了十五年。

马蹄嘚嘚，我们继续往前行驶。

“所有访客都要将车停在大门口，再坐马车进去吗？”J.C.大声问马车司机本森。

“哦，不是的，先生。”老人头也没回地回答道，“要是布罗姆利府邸或者布罗姆利公园举行聚会或者接待客人，就得如此。当然啦，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少见，开车来的司机可以直接驾车进入庄园。我们有些身份高贵的来访者，包括前女王和现任国王都是如此。”

“乔治国王五世也到访过布罗姆利府邸？”我说，美式的鼻音中透着乡下人的震惊。

“哦，是的，先生。”本森开心地说，用鞭子轻轻抽打两匹白马的屁股。

我只知道现任英国国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换自己家族姓氏的，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成了更具英国特色的温莎王室，此举是为了撇清他们跟德国的关系。但恺撒仍然是乔治五世的表亲，他们的关系还很亲密。而且，他们的相貌也十分相像。如果他们在互访的时候交换勋章，把衣服换了，我敢说他们能在神鬼不觉的情况下互相统治对方的王国。

我曾问过理查有关现任国王的事，他只是说：“雅各布，我的老伙计，他的时间恐怕不是花在打猎上就是集邮上。要是乔治陛下有第三样嗜好，或者还擅长别的什么，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别的英国皇室成员参观过布罗姆利府邸吗？”让-克洛德大声问道，想让司机本森听清楚。

“哦，是的。”司机这次从穿着黑色制服的肩膀上回过头来，“1557年，布罗姆利府邸开始动工，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横空出世的前一年。自府邸建成之日起，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来过，并在这里住过。伊丽莎白女王在这里有个专属公寓，别人都没住过。所谓的‘乔治府邸’只在1844年的几个月里用作度假套房，伊丽莎白女王回来过多次。据说女王陛下非常喜欢安东尼奥・贝利奥画的天花板。”

马车继续往前行驶，我们再次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许多国王、王后，威尔士的王子以及别的皇室成员都喜欢在布罗姆利府邸举行聚会，或是在这里过夜，甚至长时间在此度假。”本森补充道，“但最近几年，皇室成员来的次数少了。布罗姆利勋爵，也就是家族的第四任侯爵十年前去世后，比起来这里看望这些寡妇，国王陛下也许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先生……”

“在珠峰失踪的珀西・布罗姆利不是还有个兄长吗？”我小声问理查，“就是那个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他是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吗？”我对理查说。

“他就是查尔斯。我跟他很熟。他在‘一战’的时候因为毒气致残，后来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实际上，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来没有出去，已被护士照顾多年。所有人都认为查尔斯时日无多，今年某个时候，珀西将接任莱克斯顿的第六任侯爵。”

“他是如何中毒的？”让-克洛德小声问道，“英国军队到底将布罗姆利勋爵安排在哪里？”

“查尔斯曾经官拜陆军上校，在许多残酷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和政府的一些要人，以及一些士兵参加了红十字代表团，去往前线，向当局汇报战况。”理查轻轻地说，“英国人在其前线跟德国人安排了三个小时的停火协议，但出现了意外，一枚炮弹几乎在他们身边爆炸……结果发现是芥子气。大部分政府要人都预先准备了毒气罩。但对查尔斯来说没什么用处，因为他最致命的伤并没有在肺上，芥子粉随着弹壳嵌入了他的身体里。这样，有些伤口——特别是暴露在芥子气粉末的伤口再也无法治愈了。每天都得清理伤口，天天受罪。”

“该死的德国人。”让-克洛德嘶声骂道，“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

理查不无苦涩地笑了笑。“毒气弹是英国人发射的。只是英国人的毒气弹发射的距离短了些。有人并没有接到停火协议的通知。”马车的车轮声和马蹄声继续响起，不到一会儿，理查补充道：“实际上，当时的炮兵负责人还是乔治・马洛里，那发毒气弹要了六名红十字要人的命，还将可怜的查尔斯・布罗姆利爵士害成了残疾，不过我听说马洛里当时并不在场……他回英国本土疗伤去了，好像是病了还是什么。”

接着，理查更加大声地说：“本森，你能跟我们说说庄园西侧供皇室成员进出的门吗？”

我瞥见我们前面有一个正式的花园，田野和低矮的山丘修剪得极为整齐，地平线上尖顶、尖塔林立。对于一栋独立的房舍来说，尖顶和尖塔实在繁多，即使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也太多。我们像是正驾车行驶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城市里。

“当然可以，迪肯少爷。”马车司机说。他那白色的长须微微抽动，我即使坐在后面也能看到，也许因为他正在微笑。

“自从17世纪以来，伊丽莎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和乔治国王五世等人总会被安排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来。当然，诸位，这也得看皇室成员是否方便，因为西侧有好几百扇专为欣赏日落设计的窗户。我觉得玻璃专门处理过，它们全都闪着金光，先生，你或许会觉得每扇窗户后面像是燃烧着明晃晃的火。即使是在冬天的傍晚，无论是女王还是国王都能感受到最温暖、最诚挚的欢迎。府邸西墙的中心有扇金门，除了皇室成员外无人可以进入，对了，准确地说，那扇金门应该只能称为黄金雕刻的门，因为只在几扇漂亮的外层雕刻着金饰，这也是为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来访特地设计、建造的。当时布罗姆利勋爵还没有死，1598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随行人员应该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诸位，侧翼的中间有个漂亮的庭院，那里非常隐秘。不过，到时候你们跟布罗姆利夫人喝茶的时候应该可以瞥见部分庭院，据说莎士比亚的剧团曾在这里演出过好几次。庭院进行了专门的设计，说话声和别的音效能够非常自然地放大，可供好几百名观众欣赏戏剧表演。”

我很不知趣地打断了他的话：“让-克洛德，理查，看看山丘上那个古老的遗迹。看起来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小城堡，要么就是个要塞，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塔楼周围全是蔓生的常春藤，石头也已经坍塌，一堵破损的墙上有个哥特式的高窗，里面还长出了古树。真是神奇，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

“应该不到一百年。”理查说，“是那种装饰建筑，杰克。”

“什么？”

“就是那种没什么用处的装饰建筑。17世纪到19世纪风靡一时——期间风格有些反复。我想这应该是上一位布罗姆利夫人在18世纪晚期建的装饰建筑，她要求在山丘上建立这样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这样，她骑马经过时便能看到了。大部分景观在那之前已经重新设计过了，我想应该是在17世纪晚期的时候由全能布朗[16]设计的。”

“谁？”让-克洛德问道，“这个绰号用在登山好手身上倒是不错。”

“他的真名叫兰斯洛特。”理查说，“但所有人都叫他‘全能布朗’。他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园艺师，我想想看……他设计的花园和庭院，我都数不过来，英国几乎两百座顶级的乡村别墅、府邸以及像布莱尼姆宫这样的皇室庄园的园艺都是他设计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全能布朗曾在1760年的时候跟汉娜・莫尔说过一番话，当年，他们两个都很有名。”

“汉娜・莫尔又是谁，她是干什么的？”我问道，也没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英国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陌生。

“她是一名宗教作家，阅读极为广泛，而且她还是一名非常慷慨的慈善家，在1830年去世之前，她一直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总之，全能布朗将他那些复杂的花园和庭院称之为‘语法景观’，他带着汉娜・莫尔去看庭院时，可能其中也有她的庭院，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请布朗为她设计乡村别墅，而里面的园林设计全是按照她自己的要求设计的，我现在还大致记得母亲引用布朗的话，二十年前母亲去世之前，一直对园艺情有独钟。”

我觉得这会儿就连坐在驾驶位的本森也在听了，因为他的身子比之前更向后倾，甚至没有拉缰绳了。

“‘瞧瞧，’万能布朗可能指着如同浑然天成，但实际由他设计的景观说，”理查说，“‘我打算在这里加个逗号，至于这里’——他会指着一块大石头、倒伏的橡木或者看起来比较自然的元素说，那些东西可能离花园有一百码的距离，可能就在花园里，‘这里的风格转换必须明确，因此我要在这里加个冒号，为了让景观看起来不是很满，要分隔开来，所以我要在这里加一个括号。这里得加个句号，然后我才开始设计别的主题’。”理查顿了顿说，“他大抵会这样说话。母亲跟我聊全能布朗的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我能从他沉思的眼神中感觉他像是正在聆听母亲的声音。

“也许山丘上的那座装饰用的城堡就是个分号。”我傻傻地说，“不，等等，你不是说过全能布朗是不会设计这种无用的装饰建筑的吗？”

“即使给他100万英镑[17]，他也不会设计这玩意儿。”理查笑着说，“他的专长是设计精致的花园，就连最专业的眼光也看不出那是个花园。”理查指着部分林木繁茂的山坡说，那里各式各样的灌木、倒伏的树干和野花让人称奇。

就在这时，马车驶过一个低矮的小坡，我们稍稍往右拐去，马蹄声依旧在柏油路上嘚嘚响起，我们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那些颇为正式的花园现在已经清晰可辨，花园要么被笔直的车道和环形车道包围，要么横穿而过，车道上铺着纯白色的砂砾，要么就是碾碎的牡蛎壳，说不定还有珍珠呢。花园和喷泉令人叹为观止，但花园那头的布罗姆利府邸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立即从马车上站了起来，望过本森的肩膀，不由得脱口而出：“我的上帝。”

我的行为可能不是特别有礼貌。但我刚才的感叹却像极了美国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人说的话（我在波士顿的家人均是论教派的信奉者）。

布罗姆利府邸是那种正统的都铎式大厦，我之前也提到过，这栋大厦由第一任布罗姆利勋爵设计，他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大臣，于1550年开始建造这座房子。理查后来告诉我，当年英国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建了好几栋“奇屋”，布罗姆利府邸只是其中一栋，但我忘记所谓的“奇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还告诉我，虽然布罗姆利的第一任勋爵和他的家人于1557年，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出现的头一年第一次搬进了庄园宜居的房舍，但布罗姆利府邸前后建造的时间超过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外加四个世纪，即使不算那些修修补补，就连我这个对建筑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简单地算出，住在里面的王公贵族对这个庄园的改建肯定不下千次了。

“这栋房子……”我听到年老的本森一字一顿地说，他的声音轻柔，却很自豪，“在内战时受到了损毁，克伦威尔的手下都是禽兽，他们的行径跟土匪无异，即使对那些最精致的艺术品也毫不留情，但第五任侯爵将损毁的南侧用窗户封起来，建了一个不错的画廊。我听说里面灯火辉煌，除了寒冬腊月，里面甚是迷人。17世纪晚期，第八任伯爵将画廊封起来，尔后改建成了一个大礼堂，这样也更容易提供暖气。”

“伯爵？”我小声对理查说，“我以为你说的全是贵族、小姐，以及珀西瓦尔家族的侯爵夫人什么的。”

理查耸耸肩。“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头衔会有所改变，老伙计。1500年建造这座庭院的人是威廉・巴兹尔爵士，也就是布罗姆利第一任勋爵。他儿子，查尔斯・巴兹尔爵士也被称为布罗姆利勋爵，于1604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一年后，被封为莱克斯顿的第一任侯爵。”

他说了一大通，但除了伊丽莎白的驾崩外，他说的这些我都没弄明白。我们的马车绕过那栋巨大建筑物的南面，朝东侧远处的入口驶去。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空荡荡的角落挺有意思。”理查指着我们经过的一个房子的角落说。西侧有两排垂直的漂亮窗户，窗户大概有60英尺或80英尺高，但这栋房子的角落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像只是用分量不轻的砖石匆匆遮盖起来的。

“几百年前，也不知道布罗姆利家族的哪位勋爵发现，虽然整片地方都镶嵌着玻璃，从高高的大礼堂可以看到外面的橘苑，美轮美奂、光线充足，但是玻璃做成的漂亮窗户太多了，承重墙不够。英国橡树屋顶又特别重，再加上还装了许多科利韦斯顿瓦。”

“什么叫科利韦斯顿瓦？”让-克洛德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英国的猎狗，要么就是牧羊犬。”

“科利韦斯顿瓦是一种由特别重的灰色板岩做成的厚板，英国古代一些大庄园喜欢用它做屋面瓦。这种瓦最初是由罗马人在这片土地找到并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现在除了布罗姆利府邸的庭院以及少数几个偏僻之所外，英国几乎已经找不到科利韦斯顿瓦了。总之，你也看到了，几个世纪前，伯爵因为担心便用一些漂亮的垂窗遮盖，加了些承重墙。我们从北侧进来的时候，你们看到四楼上面的那些小窗户就是了，上面安装了玻璃窗格，但后面全是砖石。屋顶特别重。”

布罗姆利府邸的整体效果令人惊愕，围墙林立，里面的空间和室内的庭院比我去过的许多马萨诸塞州村庄都要大，但吸引我的还是屋顶以及上方的东西。（我怀疑我当时肯定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但是，那一幕看得我太入迷了，也顾不上失态不失态了。我确定如果我真像个乡下来的白痴一样，理查定会帮我把下巴合上。）本森快活地从马车的横档上跳了下来，绕到侧面，帮我们打开半截门。

高高的庄园顶上有无数垂直的（有部分是水平方向的）突出物：看起来没什么用途的方尖碑、雄伟的钟塔，钟面对着房子南侧明显未曾使用过的客房，还有一排排高高的古希腊风格的柱子……实际上，这些柱子是大房子里众多的壁炉烟囱，还有一些无端生出来的拱门。雉堞状塔楼垂直的塔尖上嵌有又高又薄的窗户，塔楼犹如阴茎，上面像是顶着不少松饼，塔身下面有一些圆形小窗，地平线上，老伦敦桥风格的悬挂式上层楼面跟一些更加厚重、更多窗户的建筑物相连，屋顶上杂乱无章地矗立着一些塔楼，还有一些更高、更瘦、更性感的阴茎状塔楼随意散落在塔楼之间以及塔楼上面其他的凸起物上。最后是一些颇为优雅的塔楼，看起来像是从中东清真寺剽窃而来的穆斯林尖塔。

这时，又有一个穿着老式制服的管家出现了，他的着装非常正式，看起来显然比我们的马车司机更老，但他刮得光秃秃的脑袋就像台球一样光滑，因为脊椎已经弯曲，他显得更谦卑，站在东侧开着的门里，朝我们鞠躬，口中说道：“欢迎，先生们。布罗姆利夫人正在等你们，她马上就来。迪肯少爷，恕我冒昧，你气色真好，身体也很棒。”

“谢谢，哈里森。”理查说。

“你说什么，先生？”哈里森将手握成杯状放在左耳朵上说。除了驼背，他看上去耳朵也很背，而且显然不大擅长解读唇语。理查将刚才的五个字大声重复了一遍。哈里森笑了笑，露出两排漂亮的假牙，接着粗声粗气地说：“请跟我来，各位。”说完转身领着我们进入。

我们跟着这个老管家慢慢地从前厅走了进去，然后进入好几个大房间，谁也不知道要去往哪里，这时，理查小声对我们说：“三十年前，我揍小珀西瓦尔勋爵时，打我屁股的管家就是哈里森。”

“我今天也想看看他是怎么打你屁屁的。”让-克洛德邪恶地笑道，这样的表情我以前见过，有些淘气，在女士面前挺受用的。

我们跟着老管家拖着步子慢慢地经过一组具有艺术风格的悬挂式波斯地毯，挂着红色帷帐的门厅，然后从至少三个“公共房间”里穿过去，光是那些古董的工艺、颜色、尺寸和品质就让人叹为观止。

但让我几乎惊讶得停住脚步的并非那些镀金的古董家具。

哈里森的左臂大体朝天花板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指，用老人特有的沙哑声音说：“先生们，这是天堂室，相当……”

我没有听到最后一个词，没准他说的是“出名”。

对我来说，这里更像一个“橄榄球室”，因为天花板至少高达40英尺，房间看起来也跟美国的橄榄球场一样长、一样宽。我觉得可以在这些装有不少画作的镀金墙上装上几排露天看台，在这里举办哈佛对耶鲁的橄榄球比赛。

但那个饰有无数精致画作的天花板再次让我惊讶得掉下了下巴。

我确定天花板上挂着好几百幅（没错，是好几百幅！）裸体或者近乎赤裸的男女画像，这些画像应该是以异教徒方式描绘出的诸神嬉戏图，但在我这种凡夫俗子的眼中，这样的画显然堪称极为淫秽的作品。令人称奇的是，画家将天花板上的画像巧妙地转移到墙上，画像里的人物很明显是在私通，互相扭打着滚到了墙上，丰盈的大腿、胸部、二头肌堆积在角落里，侧门和镜子上也还印着更多交错缠绕的身体，像是只有缠绕在一起，才不至于掉到波斯地毯和镶花地板上。房间内的三维效果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令人不安。

“这些壁饰大部分都是安东尼奥・贝利奥于1695年到1696年画的。”理查轻轻地说，显然认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导游”听不见，“如果你觉得这些画作就让人惊叹了，那你们应该去看看宏伟的楼梯尽头的天花板上‘地狱之口’的壁饰，按照贝利奥的说法，地狱之口是一只巨猫的咽喉，它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迷失的赤裸灵魂，像吃掉恶鼠一样轻而易举。”

“叹为观止。”让-克洛德也看着天堂室的天花板，用近乎耳语的声音感叹道，“不过有些……用英语怎么说来着……招摇。对，太招摇了。”

理查面带微笑。“这样的词在他当年在这里作画的时候就被人提及了。他在庄园里对每个女仆都是为所欲为，甚至包括在田野劳作的乡下女孩。实际上，他们将一个童书插画师带来这里完成这个地狱般的天堂室时，那些壁画还没完工。对了，那个插画师应该叫斯托萨特。”

我盯着几十个互相缠绕，拥挤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的裸体形象，如我刚才所说，许多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顺着墙壁扭打一起。我不禁在想，这些画作的其中一部分真是由一名童书插画师所作？

老管家拖着步子，一言不发地走过天堂室，我跟在后面，真得感谢理查坚持让我去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找了这么一套得体的黑色西服。因为J.C.曾经跟我说过，理查这个曾经生于富庶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现在可谓穷困潦倒，我之前也坚决不答应，但理查说他就是没办法让我穿着那件积满灰尘、款式奇特、如同大便色的花呢西服去见布罗姆利夫人。我生气地向理查解释，这件“大便色的东西”是我最好的花呢西服了，我在哈佛上学那阵，这件衣服可是跟着我出席过大大小小的场合（至少出席过着装要求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但我这位在登山时结交的英国朋友对我的抗议不为所动。

我们离开了天堂室，进入一间温馨得多的小厢房，我再次感激理查在萨维尔街为我选中、并且付款买下的定制西服。让-克洛德穿着一件老式西服，整个人显得信心满满，那身旧衣服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登山向导，要是他穿双山地靴的话肯定会很不错。

*

老管家哈里森终于把我们带到厢房，房间有两个富丽堂皇的走廊，天堂室那头还有个豪华的图书馆。我们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来到这里，这个舒适的小厢房看起来就像个迷你娃娃屋，尽管这里差不多有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前客厅一半大。

“请坐，先生们。茶很快上来，布罗姆利夫人也会很快来的。”说完这话，老哈里森便慢悠悠地走出去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他和英国最大庄园之一的女主人是平起平坐的。也许两人到哪儿都影形不离。

这个小房间一度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中间豪华的波斯地毯上放着几件家具，周围则是闪亮的镶花地板，一个高背椅上放有一块像19世纪织物一样的东西，一个低矮的圆桌上可能会摆放即将呈上来的茶水，两边分别立着一把精致的椅子，似乎很不结实，承受不了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那把布面椅的正对面有一把红色靠背长椅，让我一度觉得这个是布罗姆利府邸其中一个私人房间，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铺着精致壁纸的墙上贴的画和相片全是女人的。房间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书架，跟早先时候我们瞥见的那个超大的图书馆不同，这里的书也不多，像是自制的，也许是剪贴簿、相册、食谱或者族谱。

但是，不管这里看起来多像私人房间，其实不是。我知道布罗姆利夫人肯定是在不那么正式的会面中使用这个房间。也许她在这里跟她的庭院设计师、猎场看守人或来做客的远房亲戚——那些不会在这里过夜的亲戚闲聊。

我和让-克洛德、理查紧挨着大腿，笔直地坐在那张红色的长靠椅上等着，椅子坐上去感觉有些不舒服，也许这说明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我拇指和食指捏着新裤子上笔挺的折痕紧张地来回动。

这时，图书室墙面一扇暗门突然开了，伊丽莎白・马里恩・布罗姆利夫人走了进来。我们三个匆忙起身，差点儿将对方撞翻。

布罗姆利夫人个子很高，一袭黑衣让她看上去更高了，她穿着一条蕾丝裙，黑色的镶褶边高领，裙子可能是19世纪的，但看起来莫名的时髦。她腰身挺得很直，泰然自若，显得她更高挑，俨然一副社会要人的样子。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个老夫人——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失踪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但这位布罗姆利夫人，头发梳得精致且时髦。她的发型我只在杂志上见过，她的头发除了鬓角略显花白外，几乎全是黑的。她黑色的双眸明亮、炯炯有神——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朝我们走来时步伐显得十分轻快，绕过桌子后，往我们走近，她笑得很慈祥，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她朝我们伸出两只手致以问候，那两只手优雅、白皙，是那种钢琴家的长手，一点儿也不像普通老妇人的手。

“哦，迪奇……迪奇……”布罗姆利夫人双手握着理查那双长满茧的大手，“见到你回到这里真好。你母亲把你留在这里跟查尔斯一块儿玩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哦，当年小珀西想跟上你们，你和查尔斯这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就会生气！”

我和让-克洛德大胆地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满是狐疑。迪奇？！

“见到您真高兴，布罗姆利夫人，但我们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理查说。

布罗姆利夫人点点头，然后低下头，眼眶湿润了，但她很快笑了笑，再次抬起头。“非常遗憾，查尔斯今天不能亲自来见你，你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理查同情地点点头。

“你不也在战争中受伤了吗。”布罗姆利夫人说，仍然将一只手放在查理的手上面，另一只手扶着他的手肘。

“我的只是小伤，早就好了。”理查说，“跟查尔斯被毒气荼害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一直在挂念他。”

“你慰问珀西瓦尔的信写得很好，真的很好。”布罗姆利夫人轻轻地说，“看我，太无礼了，迪奇，把我介绍给你朋友认识吧。”

我们简短地介绍了一下，一切都很顺利。布罗姆利夫人还用流利的法语跟J.C.交谈了，我能听懂一点点，大体是，克洛德这么年轻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夏蒙尼向导，这让布罗姆利夫人刮目相看，让-克洛德则回之以灿烂的笑。

“佩里先生，”她终于跟我说话了，我笨拙地伸出手，她优雅地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这样简单的接触却有种触电般的感觉。“即使在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我都听说过波士顿的佩里家族颇有声望。”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感激的话。没错，我的确来自一个颇有声望的古老家族：我是这个家族的倒数第二代，代代相传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30年代，家族成员多为商人、哈佛大学毕业生，名声在外，一些英雄还曾在邦克山和葛底斯堡战役中表现出众。

但可惜的是，波士顿的婆罗门・佩里家族现在已经几近破落。尽管家道中落，但父母仍旧会将哈佛耶鲁大学橄榄球比赛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比赛”，也不会阻止我去楼高七层，自1831年开始就专为我们这种家族服务的S.S.皮尔斯百货公司购买少得可怜的圣诞商品。而且，在明知道家族已经败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让我入读高级私立学校，让我体验布鲁克莱恩乡村俱乐部（当然，我们仍旧只会称之为“乡村俱乐部”，就好像这世上只有这一所俱乐部一样）的网球场、绿草如茵的草坪和正式的餐饮区，也不会影响父母供我读完哈佛，从而榨光了家中的最后一点儿财产。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将所有课后时间、暑假都花在了和朋友攀岩和登山上，从不担心开销。即便我在二十一岁那年继承了姑姑的1000英镑，也从没考虑交给父母，帮忙支付他们或者我的部分账单，最后，我还是将这笔钱花在了欧洲，用来攀登阿尔卑斯山。

“请坐。”布罗姆利夫人对我们所有人说。她朝那张矮桌子的另一边走去，在那张看起来很舒服的高背椅上坐了下来。恰在这个时候，三名女仆打扮的人从另一扇门里走了进来，她们端着的盘子上放着茶壶，古老的瓷杯和碟子、银勺，以及放有糖和奶酪的银质器皿，一个五层布置的银质托盘，每层都放有小糕点和饼干。

其中一名佣人想要倒茶，但布罗姆利夫人说由她来做就行，她还问了我和让-克洛德要喝什么茶，至于“迪奇”，她自然记得，只是在他的茶里加了一点儿奶酪，一点儿柠檬和两颗糖。问到我时，我傻傻地答道：“什么都不用加，夫人。”结果，布罗姆利夫人冲我笑了笑，就只给我呈上了茶托和茶杯。其实我最讨厌喝茶了。

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当然，基本上是理查和布罗姆利夫人在说话。后来她俯过身子，轻快地说：“我们还是谈谈你的另一封信，迪奇。也就是我收到那张漂亮的慰问卡后三个星期收到的信，你在信中说你们三个要去珠峰寻找珀西瓦尔。”

理查清了清嗓子。“我这么做也许十分冒昧，布罗姆利夫人，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失踪还有很多谜团尚未解开，我觉得我能帮上些忙，设法解开事故的谜团，不管是意外也好，从山崖掉落也好，还是雪崩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情况也好。”

“没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布罗姆利夫人说，她的声音近乎严厉，“你知道吗？那个目睹整个事情经过的德国人声称是‘雪崩’卷走了珀西和一名德国挑夫，那人叫赫尔・布鲁诺・西吉尔，现在既不回我的电报，也不回我的信。他只是给我寄了一封极为无礼的信，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尽管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要他更为详细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这可不行。”让-克洛德轻轻地说，“家人应该知道真相。”

“我不大相信珀西瓦尔真的死了。”布罗姆利夫人说，“他可能受伤了，在山里迷路了，已经危在旦夕，还有可能在藏人的村子附近等待救援。”

原来如此，我想，理查是想利用这位有点儿疯狂的母亲。我感觉有些恶心，随即放下了茶杯和茶托。

“诸位，我知道我家珀西在山里幸存的机会十分渺茫，但我没有失去心智。我住在现实的世界里。但不去救援，不派人去山里寻找，我如何确定他是否死了？珀西瓦尔还年轻……他的一生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复杂……过去我几乎不怎么了解他，我感觉自己至少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或者至少知道他是怎么失踪的。知道他为什么去西藏。为什么去珠穆朗玛峰。为什么死的时候跟那个叫梅耶的德国人在一起。”

她停了下来，我看过的报道都说那个年轻的勋爵珀西瓦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赌徒，他去过德国和奥地利，常年在外面流浪，几乎从不回英国的家乡，他会住在全欧洲最豪华的酒店，坊间传说（不过我没有胆量向理查求证）他是个鸡奸者，特别喜欢逛德国和奥地利的妓院，寻找跟他臭味相投的男人做这种事。神秘、复杂，没错，有这种喜好，做这种事情的人生能不神秘复杂吗？

“珀西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你肯定还记得，迪奇。”

“我记得。”理查说，“珀西是要代表英国参加1928年奥运会的划船比赛吗？”

布罗姆利夫人笑了笑。“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二十几岁之后吧，听起来很滑稽，是吧？但这正是珀西的计划，他打算四年后加入英国划船队，去参加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你应该还记得他在牛津的时候就特别擅长划船，体形也保持得相当不错，每次回家，他会跟英国奥运会级别的划船队训练。他还会去荷兰、法国和德国训练。但珀西擅长的——或曾经擅长的可不只是划船一个项目。”

“他去珠峰之前还去过什么地方登山？”理查问道，“我跟珀西瓦尔好久没联系了。”

布罗姆利夫人笑了笑，又给我们倒了些茶。“他跟着他的表亲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向导在阿尔卑斯山有过十五年的登山经历。”她骄傲地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爬山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从大乔拉斯峰的南侧登上过那里所有五个山峰，包括那座最高、最险的山峰，好像叫什么行者峰。当然还有马特洪峰，巴迪勒峰……”

“他是从南边登上去的？”理查打断她的话。

“我不大确定，迪奇，但我相信应该是的。珀西和他的向导还做了……怎么说来着，在登山的时候做长距离侧向移动时怎么说？”

“横越攀登？”让-克洛德提醒道。

“没错，谢谢。”布罗姆利夫人说，“珀西和他的向导横越攀登了勃朗峰，从圆顶小屋到大米来兹，当时还碰上了夏日暴风雪。我记得他还把他在大孔班山的情况写了下来，也不记得具体做了什么，但他在那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大部分写的都是从山峰看到的景色。我还收到他的明信片了，里面谈论的正是……没错……就是横越攀登，说他横穿了芬斯特拉尔霍恩峰，还成功登顶内斯杭峰。”她不无伤感地对我们笑了笑，“珀西这几年都在进行一些冒险的体育运动，其中就包括登山，做母亲的能不担心吗，我只能在我们家图书馆里忧心忡忡地看着地图上那些山峰。”

“可他从来没加入过登山俱乐部。”理查说，“而且他直到去年春天还不是诺顿、马洛里等人组织的珠峰探险队的正式成员吧？”

布罗姆利夫人摇摇头，她那精致又简约的发型再次让我暗中赞叹不已。让本来个子不矮，笔直站着的她显得更高了。

“珀西瓦尔以前从来不会加入协会。”她说，意识到自己已经用过去式描述儿子了，一丝伤感蓦地在脸上掠过，“我是在三月份收到他的短笺的，是从他表亲雷吉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寄来的，信上说他可能跟随马洛里先生或与他同行去探险，他们打算进入西藏，后来就杳无音讯了，直到六月份噩耗传来。”

“你能记得陪同他一起登山的向导的名字吗？”理查问道。

“哦，记得。”布罗姆利夫人说，脸上的表情稍微开心了一点儿，“三个向导都来自夏蒙尼，全是他最喜欢的。”

她说了三个人的名字，让-克洛德叹了口气。“他们三个是我们那里最出色的。”他说，“他们对岩石和冰雪环境极为了解。是非常优秀的向导，本人也是极其出色的登山者。”

“珀西瓦尔很喜欢他们。”他母亲说，“还有个经常跟他一起爬阿尔卑斯山的英国人，也叫珀西，好像姓费罗还是费雷。”

“珀西・费拉吗？”理查问道。

“没错，就是这名。”布罗姆利夫人说，脸上再次露出了微笑，“我能记得法国和德国的向导，自己的同胞英国人却不记得，真是有点儿奇怪？”

理查转头看着我和J.C.，说：“在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爬山之前，珀西・费拉有十六年还是十七年极地高山的攀爬经验。”他又径直盯着我，补充道，“后来费拉成为了登山俱乐部的主席，也是他提议让乔治・马洛里参加1921年探险珠峰的活动的。”

“看来跟您儿子一起爬山的都是顶尖好手。”让-克洛德对布罗姆利夫人说，“尽管他从来没加入哪家登山俱乐部，也没被邀请参加珠峰探险，但他的登山能力不容置疑。”

“但珀西并不在任何登山俱乐部的正式名单上，也不是珠峰委员会的一员。布罗姆利夫人，您知道您儿子为什么几乎跟马洛里的登山队同时上的珠峰吗？”

布罗姆利夫人喝下最后一口茶，然后将茶杯轻轻地放在托盘上。“正如我说的，我收到了珀西瓦尔三月份发自大吉岭茶园的短笺。”她耐心地说，“很显然，珀西和马洛里及他的登山队今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在他表亲雷吉位于大吉岭附近的茶园见过面……我儿子刚从亚洲探险归来，没打招呼就去大吉岭旁边的茶园……那个茶园经营了多年，现在由珀西的表亲雷吉照管。”

“雷吉在寻找马洛里探险队的尼泊尔挑夫，也就是所谓的夏尔巴人时帮了很大的忙，这些挑夫有很多亲戚在茶园工作多年。其实，探险队的真正领导人是五十八岁的查尔斯・布鲁斯准将……但诺顿上校告诉我，其他人返回英国时，布鲁斯将军病倒了，在探险队离开大吉岭、从嘉措拉隘口前往岗巴镇和西藏时不得不回去。已成为探险队成员的诺顿上校被选为探险队队长，代替布鲁斯将军，后来诺顿还好心地亲自来看我了，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任命乔治・马洛里为登山队的队长。关于珀西瓦尔最后的日子，我了解的也就这么多了。他并没有跟英国探险队一起露营，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登山。”

“布罗姆利勋爵是单独前去旅行的，还是有男仆陪同？”理查问道。

“哦，珀西总喜欢独来独往。”布罗姆利夫人说，“真有点儿搞不懂他，因为每次选择衣物和行李的时候都会满腹牢骚，但这的确是他的喜好。诺顿上校说他在珠峰探险的五个星期里，都是一个人扎营。”

“他从来没跟探险队待在一起吗？”让-克洛德有些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名英国勋爵要跟英国探险队分开呢？”

布罗姆利夫人将两只手放在手杖上，轻轻摇了摇头。“根据诺顿上校以及登山俱乐部的说法，应该没有。就连雷吉也不知道为什么珀西要去西藏，或者选择在探险队附近登山，而不是加入他们。”

“那些德国人呢？”理查问道，“不是说发生雪崩时，那个叫梅耶的人跟布罗姆利勋爵在一起吗？布鲁诺・西吉尔说他在下面的山上目睹了雪崩的过程。你知道珀西认识这些人吗？”

“绝对不认识！”布罗姆利夫人大声叫道，“这点我十分肯定。根据登山俱乐部以及我在英国政府的朋友的说法，这人好像就是一介草民，至于西吉尔先生……就这么说吧，珀西应该不会跟这样的人交际。”

理查摸了摸眉毛，像是头痛发作了一样。“要是真如布鲁诺・西吉尔所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时候，布罗姆利勋爵并没有跟英国探险队在一起，那他如何跟那个不认识的德国人一起被雪崩带到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呢？马洛里的五号营地在7625米高地上方几百英尺，那可是25,000英尺，布罗姆利夫人，真的很高了。但他们出发登顶山峰的六号营地超过了8000米，也就是差不多26,800英尺。仅比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矮了3000英尺。报纸推测说：在诺顿以及探险队宣布那两人失踪后的几天里，布罗姆利勋爵试图去搜寻两人，但探险队从山上撤退的时候，既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也没有看到梅耶和西吉尔。既然诺顿上校等人已经离开了那里，你能解释珀西瓦尔为什么还留在高山上吗？”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布罗姆利夫人说，“除非珀西瓦尔……我的珀西……想独自或者在那名德国登山者的陪同下登顶珠峰。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也知道，珀西……野心向来很大。”

听到这话，理查只是点点头，瞥了我一眼。诺顿等人没去救援马洛里和欧文，让他们等死，放弃了进一步登山的机会，不仅是出于尊重同伴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惧怕已经开始的季风季节。他们在难得的好天气下从珠峰大本营撤回，只是担心在季风天气迫近的威胁下，即使像诺顿这样的业余登山者也不会想要去登顶珠峰——或者爬到高处去寻找失踪的马洛里和欧文。季风来袭时，被困在高高的珠峰上是特别愚蠢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之举。

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中，气氛似乎有些尴尬。这会儿，茶也喝光了，我们没办法转移注意力，我和让-克洛德随便吃了些点心，理查终于开口了。

“布罗姆利夫人，你希望我们三个进行这个任务吗……事故发生一年后再去执行救援任务是有点儿迟，不过，倒可以称为搜索任务……也就是在今年春天可以再次攀登珠峰的时候。”

她低下头，我看到她的皓齿轻轻地咬着丰盈的下唇。“珠峰委员会和登山俱乐部并没打算组织1925年的探险活动，对吗，迪奇？”

“是的，夫人。”理查说，“因为马洛里和欧文，当然，还有您儿子的失踪，让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拿不定主意了，可能要等几年后才会再次组织探险队前往珠峰。而且，西藏似乎对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也很生气，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听说中国西藏当地的督领可能不会这么快再允许组织探险队前往。当然啦，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都自以为珠峰是英国人的山，根本不愿想象被别的国家的人捷足先登了，但阿尔卑斯山有传言说德国人正在努力争取。不过我觉得他们在明年夏天前还是没可能前往那里，1925年肯定不行。但我们三个能够做到。”

“珀西加入的马洛里探险队有好几十个人。”布罗姆利夫人说，“我相信里面有20多个白人，还有几百个挑夫以及几百只驮兽，我记得珀西在那封从茶园寄出来的信中向我抱怨，说他们打算用西藏部队的骡子，但终归还是不行。诺顿上校曾对我说，一个一个地建立营地速度极为缓慢，首先要在冰川上扎营，然后要将营地建立在珠峰以及与之相邻山峰之间的冰脊上。几位，我研究过山里的地势，知道他们刚开始攀登北坳山脊的冰墙时，白人登山者每往上面攀登几英尺，就会给挑夫凿出阶梯。这么多人上山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登山的进度极为缓慢。你们三个人怎么能行——不是说登顶珠峰，我对这次探险并没有兴趣——只要能够上到五号和六号营地，搜寻我儿子就行。”

这次回答的是让-克洛德。“布罗姆利夫人，我们爬山的速度会非常快，会用攀爬阿尔卑斯山的方式，而不是像马洛里探险队一样，跟部队冲锋一样攀登珠峰。我们应该会雇几个夏尔巴人当挑夫，包括一些可以攀登高峰的挑夫，也许会找珀西的表亲雷吉帮忙在你的茶园里找些好手，但是，只要我们到达珠峰，速度和效率将成为我们不变的目标。我们会按照攀爬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山、睡觉、吃干粮，我们的背包里随身携带露营设备，无须担心建立营地的问题，我们应该能在一到两个星期内完成从北坳四号营地一路到六号营地以上的全面搜索工作，而不用像布鲁斯将军的登山队一样，带着一大队人马上到那么高的地方，那个要花五到十个星期。”

布罗姆利看着我们三个，然后又定定地看着理查。她的目光突然涣散了……不是冷漠，而是生疏，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次救援……搜索行动要花费多少钱，先生们？”

理查回答了，语气也跟布罗姆利夫人一样，显得很正式。“登山俱乐部在他们前两次登山行动，也就是1921年的勘探行动和1922年的实际登顶行动中留出了10,000英镑。他们估算勘探计划只用花费3000英镑，而1922年的实际登山行动将余下10,000英镑都花光了。但他们检查了两次行动的预算。今年，也就是1924年，您儿子、马洛里还有欧文失踪的这次登山行动中，花费了他们差不多12,000英镑。”

布罗姆利夫人一直用严肃的目光盯着理查的脸。

“你是要我出12,000英镑，进行这次搜索探险计划，寻找我儿子吗？”

“不是的，夫人。”理查说，“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或许还有几十个优秀的夏尔巴登山挑夫，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前往加尔各答的汽船，还有帐篷、登山设备，包括在上次探险中芬奇发明、由桑迪・欧文改进的氧气设备，还要租一些马和骡子，将我们和装备驼到珠峰大本营，我估计这次搜索探险行动的所有花费不会超过2500英镑。”

听到这么少的数字，布罗姆利夫人惊讶地眨着眼睛。坦白说：“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并不低。”

“我们是专业的阿尔卑斯山登山者，夫人。”理查说，往穿着一袭黑衣的布罗姆利夫人靠了靠，“我们的速度很快，而且可以全天候登山，我们吃得很少，会用绳索将睡袋挂在山腰上睡觉，如若不行，我们会在狭窄的壁架上坐一整晚，还会在下巴下面点根蜡烛，这样就不会打瞌睡了。”

布罗姆利夫人的目光扫过我们三个，接着又盯着理查，始终没有说话。

“布罗姆利夫人。”理查说，“您也提到了，您儿子跟随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到珠峰时，带了很多物资。光是陆军和海军合作社就带去了60吨鹅肝酱，301磅猎人火腿，48瓶蒙泰贝洛香槟。你必须明白，我们的探险绝不会这样——我们三个都是阿尔卑斯登山专家，行动迅速，知道去哪里找您儿子，能够很快上到高山，完成工作后则会全身而退。”

理查说了一大通，我不大确定布罗姆利夫人是否被他说服了，良久，她终于开口了。

“我会为你们的探险提供3000英镑。”她轻轻地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们等在那里。

“我希望我的一个家人一同前往。”布罗姆利夫人用我以前从没听过的语气说。语气中透着一股高贵的气质，声音虽小，但不容辩驳，像是已经说定了一样，“珀西的表亲雷吉也登过阿尔卑斯山，他曾经跟珀西以及我之前提到过的许多优秀的向导一起去过，他完全有能力跟你们至少登上珠峰的低矮部分，也许他能一路上到三号营地，或者任何你们设在大山之间冰脊高地的营地。当然，登山的决定都由你说了算，迪奇。但雷吉将统筹探险事宜，比如分发资金给夏尔巴人和康巴镇牦牛出售者，大抵上是打理这些事务。雷吉表亲将跟踪每笔收据和每笔钱的花销，同意吗？”

理查转头看着让-克洛德和我，我能看出他的心思。再加上一个跟珀西差不多业余的登山者……可能会拖延我们的速度，而且，如果我们必须在冰川或者北坳的冰面上救他，可能还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但布罗姆利夫人的话似乎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不带雷吉表亲，她将不会赞助这次探险。这个“雷吉表亲”显然不是真正去跟我们登山的。

“没问题，夫人，我们同意。”理查说，“我们很高兴能有珀西的表亲前往。还不用让我操心钱的事了。坦白说，这活儿对我来说可不轻松。”

布罗姆利夫人突然站了起来，我们三个也很快起身。她依次握着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手。我看到她黑色的眸子里噙着眼泪，但她并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这次探险需要多久……”她说。

“我们应该到明年仲夏的时候完成探险，并将报告带给您。”理查说，“我会带一个小照相机去，但我答应，无论找到什么，我们都会带回来，比如布罗姆利勋爵的私人物品、衣物、信件……”

“要是他死了的话，”布罗姆利夫人用极其平淡的语气打断他的话，“他会希望自己被葬在雪山。但如果你真的带回来一些让我有念想的东西，我会非常感激，尽管看到……照片……的话会让人无比难过。”

我们全都点点头。我突然莫名地想哭，还觉得十分内疚。当然也很兴奋。

“要是珀西还活着。”布罗姆利夫人说，这会儿，她站得更直了，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希望你能把他带回我身边。”

她再没有说话，转身从图书馆墙面的那扇暗门中离开了房间。

我们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主人算是送客了，理查也兑现了之前答应我们的承诺，资助三个（现在还加了一个“会计”）习惯阿尔卑斯登山方式的登山者去攀登珠峰。如果我们找到可怜的珀西的尸体，更好，要是没找到，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或许会被我们征服。

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后，我们转头发现老管家哈里森正站在远端的门附近，准备领着我们回到走廊，然后经过那个大图书馆，再经过更多的走廊，来到天堂室、门厅，七拐八弯地回到前门，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

搭乘马车前往庄园出口的路似乎遥遥无期。那个长着海象胡须的马车司机本森一路无言，我们坐在马车上也没有说话，但心潮澎湃。

本森将我们带到用白色碎石铺就的司机专用停车场，那里除了我们停靠在树荫下的双座马车外再无别的车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说话。

让-克洛德突然跑向碎石停车场那边修剪过的大草坪，高声叫喊，连着翻了四个跟斗。这一刻，我和理查开心得像白痴一样冲对方大笑不已。

但我们开车往前行驶时，虽然开心，虽然对这段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探险之旅满怀期待，但一个念头却不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我们能给她带去些许安宁吗？这是我们“共谋”这个计划以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个“难以置信的珠峰探险三人行计划”时，首先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能给布罗姆利夫人带去些许安宁吗？

在英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户外开着车，长长的影子掠过田野和空旷的公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登上珠峰，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从那座死亡之山带些什么东西回来，什么东西都行，然后……然后怎样？仍旧不能治愈布罗姆利夫人那颗破碎的心，因为她就要失去八年前被英国人的芥子气炸弹荼害的大儿子，而她的小儿子也永远迷失在了珠峰，也许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突如其来的死亡的真相能带给她慰藉。

也许吧。

开着车一路前行的时候理查一直在笑，坐在副驾驶座的让-克洛德也在笑，他的头歪向一边，像一只迎着风的狗，我决定加入他们，咧嘴笑起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

3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

1924年的夏末和秋天，人们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很多追悼会，但最重要的追悼会可能是在10月17日于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那次追悼会仅限受邀人员参加，而我们三个人中也只有理查受邀出席了。后来关于葬礼的事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但伦敦的报纸到处刊登着切斯特大主教的悼词。而大主教最后还引用了圣经中大卫王的悼词：“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让-克洛德第二天指出，要真是这样的话，若其中一人在上山或者下山的时候先掉下去，那他们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里肯定是分开的，事实上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主教马洛里和欧文的悼词里只稍微提到了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的死：“我们还须缅怀那个月在山里死亡的其他人。”那年夏天或秋天，布罗姆利夫人并没有为儿子举行追悼会。（也许是因为她仍然相信儿子仍在珠峰绒布冰川下的某个地方活着，真的相信我们三个能在他失踪一年后救下他）布罗姆利夫人催促理查，让他在1924年秋天开始探险，希望他能在冬天开展珠峰“营救”计划，但他很确定地告诉她，冬季，喜马拉雅山以及通往那里的路都没办法过去，也没办法攀登。布罗姆利夫人尽管无比伤心——精神也极不稳定，但她在内心深处终于相信1925年春天和夏天的任务顶多算是搜索，而非救援。

10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还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集会，尽管人特别多，集会者不得不租用了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但理查想办法让我和J.C.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登山俱乐部举行的会议“旨在接收1924年珠峰探险报告”。与会者大多为登山者，还有不少记者，他们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

这次集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摄影师兼登山家的诺尔・奥德尔的报告。许多人相信，马洛里在试图攀登最后一座山峰的时候，应该是奥德尔而不是年轻的安德鲁・欧文跟他在一起。奥德尔的报告中说，他曾在高地营地中心急如焚地等待两位失踪的登山者，他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四、五号营地之间，当时云层稍微散开了。不过，奥德尔似乎也搞糊涂了，他不知是看到“两个黑色点”在东北山脊的第一台阶上方的雪地里移动，还是在第二台阶，甚至可能在更小的第三台阶和“金字塔式的雪地上”移动，此处离山峰已经很近了。

“因此留下的疑问是，”奥德尔在报告中说，“珠峰被征服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考虑到他们最后被人发现时所在的位置，我相信，马洛里和欧文真的有可能登上了珠峰。不过，我只能推测到这一步了。”

听到这话，那些英国最出色的登山者开始窃窃私语。许多人，甚至包括曾经跟马洛里和欧文一起探险的队友都不相信两人登顶的证据。即便奥德尔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即便马洛里和欧文爬上了凶险的第二台阶，那时天色已晚，他们不大可能成功登上珠峰，可能不得不趁着夜色下山，那个时候，他们的氧气瓶不是空了，估计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天晚上，大部分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聚会的世界级登山者都认为，马洛里和欧文爬得太高，又加上天色已晚，便打算趁着夜色下山，应该远没有接近顶峰，后来，两人在月黑风冷，超过27,000英尺高的北壁摔死了，在28,000英尺高的地方，大气中含氧量极低，根本无法呼吸。

但是，我记得奥德尔在报告的最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被冻死的，此话一出，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

对于这两个民族英雄，这两个即将成为英国传奇的人来说，“冻死”可不体面，但那些认识马洛里的外国登山者，以及那些跟马洛里一起登山的人——在这样一个十月中旬的晚上，他们对所谓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相信马洛里，甚至桑迪・欧文会傻到被活活冻死。会议结束后，我们听到大部分登山者讨论，他们猜测，那天傍晚日落之前，两人开始从顶峰或他们所在的高处下山，天色渐暗，狂风怒吼，他们在北壁避风时，其中一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欧文——摔倒，牵连另一人失去平衡，两人一同掉入万丈深渊。

就连1924年这次致命探险的正式领队，爱德华・“泰迪”・诺顿也在大本营写道：“奥德尔在他的报告中说两人是被活活冻死的，这让我深感遗憾。”他又在珠峰委员会强调，“我们剩下这些人都认为失足跌落的可能性很大。”

十月的那个晚上，登山俱乐部聚会结束后，我们步行回到了酒店，让-克洛德问了理查，“你觉得马洛里和欧文到达山顶了吗，理查？”

“我不知道。”理查嘴里叼着烟斗说，我们匆匆赶路，烟叶的芳香弥漫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

“你真觉得他们是被冻死的吗？”J.C.仍不甘心，“要么就是摔死的？”

理查拿开嘴中的烟斗，看着我们。在角落路灯的光亮中，他灰色的眸子闪着光芒。“不管是公共报道也好，还是《阿尔卑斯山期刊》根据奥德尔等人提供的情况刊登的报道也好，根据这些去判断他们是怎么遇难的，或是在哪里遇难的，显然不够。我们三个必须去跟诺顿、约翰・诺尔、奥德尔、萨默维尔医生，以及去年三月份跟我一同参加那次探险的朋友谈谈。然后我们再去德国，也就是慕尼黑，跟那个登山家布鲁诺・西吉尔谈谈，他说尽管他在珠峰海拔较低的地方，但他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亲眼目睹了雪崩将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神秘的德国人梅耶卷走了。你们意下如何？”

我和让-克洛德默默地对视。我从J.C.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他绝不会跟我和理查去德国。他的三个兄弟死在德国人手里，他很久以前就发过誓，绝不会踏入德国一步。

“我知道，克洛德。”J.C.还没开口，理查便说，“我理解。下个月，也就是十一月，我和杰克去慕尼黑，到时候再将西吉尔所述的布罗姆利爵士和德国挑夫梅耶遇难一事告诉你，要是他提到了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详细情况，我们会一并告诉你。不过，你得在伦敦多待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去见诺顿等人。”

“要是这个叫西吉尔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近乎悲观地说，“要是我们下个月的慕尼黑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是我们无法获悉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事件的最新情况，或者更惨的是，无法了解布罗姆利的情况怎么办？这才是跟我们这次任务休戚相关的。”

“这样，”理查笑着说，眼神似乎充满渴望，“那我们就明年三月去珠峰，亲自找出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珠峰干燥的风会让尸体风干、变成木乃伊，可比古埃及的大祭司的本事强多了。”

4

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龛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尔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

“应该是关于马洛里和欧文的事吧？”诺顿对理查说，我觉得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这些人被多少次问过有关“两位英雄”失踪的事？

“不是的。”理查说，“今年夏天，我拜访了布罗姆利夫人，答应她尽我所能帮她找到失踪的儿子。”

“你是说年轻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电影制作人诺尔说，“我们怎么帮她？布罗姆利又没跟我们在一起，这你知道的，理查。”

“我好像记得他是从大吉岭出发的，跟你一起到了绒布。”理查抿了一口威士忌，那张犀利的脸被我旁边的炉火照得轮廓分明。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理查。”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他在我们后面，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坐着一匹藏马，带着一头驮着装备的骡子。一直落后我们一两天。后来，他追上了我们，还看了我们的营地……对吧，约翰？”他问电影制作人诺尔，“好像来过三次吧？”

“我记得是两次。”诺尔说，“第一次是在康巴镇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睡了三晚。最后一次是在协格尔镇，后来我们往南朝绒布寺和绒布冰川去了。我们在协格尔镇待了两晚。小布罗姆利好像在每个地方露宿都不会超过一晚。他有一个简易的温伯尔帐篷，是那种更小、更轻便的帐篷。”

“他不会走在你们前头吧？”让-克洛德说，他正美美地喝着威士忌，“我是说，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个晚上，而布罗姆利却只会露营一个晚上……”

“呵呵，”辛斯顿医生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这样的……布罗姆利好像还往岔路走了。比如，我们在江嘎镇待了两晚后，他往南沿年楚河走了一段距离，可能是想在低处的山峰上欣赏一下珠峰的风景吧。总之，等我们到达协格尔镇的时候，他又落在了我们后面。”

“最奇怪的是，”诺顿上校说，“无论小布罗姆利勋爵什么时候来营地里看望我们，他都会带上自己的食物和饮料。我们想要款待他，可他根本不买账，其实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后来还剩好多罐装食品，就那么扔那儿了。”

“这样看来他带去的补给品挺多的？”理查问道。

“如果周末去林肯郡露营倒是够了。”约翰・诺尔说，“要是单枪匹马闯西藏的话，肯定不够。”

“没有正式批准，他怎么能单独前往那里呢？”我脱口问道，感到脸都红了，就跟我肚子里的威士忌一样烫。我今晚本来不打算说话的。

“问得好，佩里先生，”诺顿上校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卫兵会检查我们的文件，所以，我们觉得布罗姆利勋爵肯定拿到了正式的批准文件，也许是通过孟加拉政府拿到的。布罗姆利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现在属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了，他们跟藏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跟孟加拉和锡金的管事的人也一直挺要好。”

“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

“他跟着你们从协格尔镇到达绒布冰川脚下的大本营吗？”理查问道。

“当然不是啦。”诺顿上校说，“我们转向南边，朝珠峰去的时候，布罗姆利继续往东，走了12英里到15英里去了定日镇。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感觉他打算过了定日镇，继续往东走。你也知道，理查，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勘探过。我记得1922年你跟我们去过那里，当年，就折腾得够呛。”

“是的。”理查答道，也没再详述当时的情况。

“当初在他们家族的茶园时，”辛斯顿医生说，“我感觉小布罗姆利去西藏是跟人见面的。感觉他带的食物和装备只够走到协格尔镇那头某个地方，去那个约会地点似的。”

“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

“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将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

“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

“真是十分抱歉，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说得特别乱，但我们当初听到有关布罗姆利勋爵死亡消息的转述时就已经比较凌乱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就在约翰・哈泽德和哈里・塔帕即将到达西绒布地区进行勘探的时候，一些宗教朝圣者遇见了他们，并通过哈里・塔帕的翻译跟他们说，说什么有两位英国先生在定日镇，一个叫布罗姆利，另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人’叫梅耶，他们租了六头牦牛往南边去了，再往东沿河去了卓布山口，然后往南去往绒布冰川和珠穆朗玛峰。”

“你确定藏人是说布罗姆利和梅耶一起往珠峰去了吗？”理查喝完了威士忌，将杯子小心地放在挨着他椅子旁边的餐桌上。

“是的。”诺顿上校说，“哈泽德和塔帕往回朝东北方向，朝彭拉山口和协格尔镇去的时候，两个往绒布寺方向去的朝圣者也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们强调说还有七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先生’，说他们在布罗姆利和梅耶离开后，开车抵达了定日镇，但他们很快又离开了村子，往东南方向而去，像是去追赶布罗姆利了。”

“这也太奇怪了。”理查说。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诺顿继续说，“哈泽德和塔帕还真看见了布罗姆利和梅耶。而且还看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人。”

“约翰・哈泽德现在在哪儿？”让-克洛德说。

约翰・诺尔的左手下意识地摆了摆。“哦，可能是回印度帮政府绘制地图了吧。”

“那哈里・塔帕呢？”理查问道。

“也在印度绘制地图。”诺顿上校说，“但并没有跟哈泽德在一起。”

“你能告诉我哈泽德看到什么了吗？”理查问道。

这时，辛斯顿开口了，我感到脖子和后背发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们还没有获得想要的重要信息。

“哈泽德和哈里往东北方向去了，他们刚爬上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往彭拉山口走去，那时，眼尖的哈里说看到两队人正骑着马往南去。大概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地方，但那天天气特别好，哈泽德说他们看到珠峰上的烟雾比以往都要多，雪如同浪花一样往方圆30多英里远的地方扩散开来，一直飘到我们东边的山峰上。实际上，哈泽德和哈里还特意拐到附近的山上，这样哈泽德就能用军用望远镜证实自己看到的情况了。哈泽德说两个人在最南端，他说他确定看到了布罗姆利勋爵从大吉岭带去的藏马和骡子，而且后面还一路跟着六只牦牛，七个人坐在更高大的马上，离他们后面有几十英里远，也许骑马都需要五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才能赶上他们。哈里说他们坐的马更大，不是藏马，要么就是又高又大、长着粗毛的蒙古马。”

“那些人会不会在追他们两个？”理查说。

“哈泽德只是觉得特别奇怪。”诺顿说，“他们在大吉岭追上我们时，哈泽德告诉我们他和塔帕本应该往南回绒布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布罗姆利和那些跟在他后面的人是不是在我们的山里偷猎，看起来真像是那么回事。但因为要绘制地图，哈泽德已经落后我们好几天了。他想赶在我们到加尔各答之前追上我们，最后，他和哈里转头往北越过了彭拉山口。”

“是哪天看到的？”理查说。

“6月19日。”诺顿回答道，“就在我们离开绒布冰川河谷，跟探险队分开后的第三天。”

“这事真是挺有意思的。”诺顿说，“但这也没办法说明布罗姆利勋爵就死在珠峰的雪崩中。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从别的可靠途径收到更多信息呢？”

“还真有。”奥德尔肯定地回答道，“我和谢比尔即将完成有趣的地质勘探任务时，往东北的主干道走去，其间，我们碰到了三个之前陪我去往珠峰的夏尔巴人，他们非常重要，在高海拔地方全凭他们携带东西。你还记得1922年那个老虎夏尔巴人[18]吗，那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名叫彭巴・切任，但不知何故，所有人都叫他‘卡米’。”

“卡米啊，我记得。”理查说，“他在没有备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居然把很重的行李带到了五号营地。”

“没错。”奥德尔说，“尽管今年的探险意外不断，他却跟以前一样靠谱。不过，我和谢比尔再次往东北方向走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卡米和两个不会说英语的表弟德斯诺和尼玛在一起。他们正鞭打着他们的小藏马，匆匆赶路……你也知道，夏尔巴人很少这么做。他们之前已经回到了绒布冰川，而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逃命似的。”

“那是哪天？”理查问道。

“6月21日。”奥德尔说。

诺顿上校清了清嗓子说：“卡米和他的两个表弟跟我们往回走，但他们不希望跟着大部队。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自行回家，便答应了。但后来他们显然是想回到我们的大本营……或许还想上到更高的营地。”

“是想将营地里的东西洗劫一番吗？”让-克洛德说，“也许我应该说他们只想把东西清理干净拣点儿剩下的东西？”

诺顿蹙着眉头。“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也没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了，除非把我们留在各个营地的大麦和罐头也算上。”

“卡米后来坚持道，他们不小心把一个宗教护身符落在了后面。”奥德尔说，“他认为是把那玩意留在大本营或者塞在二号营地的石墙里了。他说没有那个东西，他们没办法回到家里，回到村子里，我自然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说看到什么了？”理查问道。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表。现在离皇家地理协会在劳瑟庄园正式的宴会顶多只有三分钟了，这些受人尊敬的登山家马上就要出席酒会。我回头瞥了一眼，跟肯辛顿大道交会的博览会路华灯灼灼。十月的夜晚已经降临了。

“卡米说他和两个表弟于6月20日抵达了我们大本营。”奥德尔说，“他们找寻了一番，但护身符并没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发现的情况没将他们吓得半死……七匹蒙古马瘸着腿在墓碑下面行走，融雪的水池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片杂草。”

“那些马没人照顾吗？”理查问道。

“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奥德尔说，“山谷上方一点儿，还没走到苦修者冰塔那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帐篷，卡米很快认出那是布罗姆利勋爵的温伯尔帐篷——这也是我们看到布罗姆利在旅行途中每天用来睡觉的那顶，还有两匹藏马。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被爆头了！”让-克洛德愕然喊道。

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告诉我们，他和两个表弟也吓坏了，尼玛没再往前走了，也没有待在两匹被杀的藏马附近，德斯诺带着尼玛回到了大本营，卡米则爬上冰川，往二号营地去了。他说他必须找到护身符。而且他对布罗姆利勋爵的处境感到好奇，也多少有点儿担心，布罗姆利在行进途中曾多次到过我们的营地，对卡米很好。”

“他后来还见过布罗姆利吗？”我问。

“没有。”奥德尔说，“后来卡米找到了他的护身符，那玩意儿如他所料，卡在他们在二号营地建立的桑格墙里。”

“什么叫‘桑格墙’？”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解释道：“就是我们和挑夫在一号营地以及一号营地以上建立的石墙。可以将帐篷围起来，这样起风的时候就不会把东西吹走了。那挑夫通常只在地上铺一块布，然后用杆子撑着油布当顶，在石墙里面睡觉。”接着，理查转头对奥德尔说，“卡米看到什么了？”

奥德尔揉了揉脸。“卡米向我们承认，找到护身符后，他本来应该很快跟他的两个表弟会合，但因为出于好奇，他继续往三号营地去了。”

“季风雪覆盖的冰隙肯定十分危险。”让-克洛德说。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峰值。没错，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在爬山的时候，风的确刮得很大。但我们在6月16日离开的时候，季风并没有抵达绒布，就是卡米说他在6月20日折回去时也都没有到来。雪倒是下了，风也很大，但并不是季风。直到我们返回大吉岭，季风才真的到来。真是太奇怪了。”

“卡米说他在二号营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爬上最后那4英里的冰川，穿过高高的冰塔，他听到上面的山上，也就是北坳上传来打雷一样的声音。”奥德尔说。

“打雷一样的声音？”理查问道。

“卡米觉得特别奇怪。”奥德尔说，“因为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天空一片湛蓝，能清楚地看到珠峰上的雪羽[19]——但他却说那动静听起来像打雷。”

“是雪崩吗？”J.C.问道。

“要么就是手枪或者步枪开枪后的回声？”理查说。

听到这话，诺顿很震惊，但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在冰川上露营了一个晚上，在晨光中看到我们的三号营地出现了新帐篷，他说，我们设在北坳壁架上的四号营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帐篷。他还说看到高高的山上有三个人影，就在东北山脊跟北部山脊交接的地方。他说远处的西边，也就是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之间，有块大石头。那块石头看起来像个蘑菇。三个黑色的小点站在那块石头附近，突然间，就只剩下一个人影了。几个小时后，他看到有人从北坳陡峭的冰面上下来了，使用的正是桑迪・欧文接在一起的绳梯。他想下山的应该有四五个人吧。”

“如果没有望远镜，即使视力很好的夏尔巴人也没办法在那么高的山脊线上看清楚到底是谁。”理查若有所思地说。

“嗯，没错。”诺顿上校微笑道，“卡米承认，他从三号营地德国人的空帐篷里‘借’了一个蔡司望远镜。”

“你把欧文的绳梯落在后面了？”理查问诺顿，“还将它留在北坳的冰崖上吗？”

“我们本想拿下来，因为那根绳梯已经磨损不堪、使用过度，已经很危险了。”上校说，“但最后觉得弄下来太麻烦了，而且，我们想到也许在下次探险的时候还能用得着，所以，我们就留在上面了。说实话，这也算是对桑迪的一种怀念吧。”

理查点点头。“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我还想问问，卡米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让你根据一个德国的布鲁诺・西吉尔的说辞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已经殒命？”

奥德尔清了清嗓子。“卡米当时被打雷的声音吓得要命，但他第二天还是待在了三号营地附近，想看看到底是谁从山上下来了，希望是布罗姆利勋爵，但是，就在他正要放弃，准备离开三号营地区域的时候，有人用浓重的英国口音叫他停下来。冲他喊叫的那人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手枪。应该是把鲁格尔手枪，卡米想。他随即停了下来。”

“珠峰上还会出现手枪。”让-克洛德小声说。我听得出来，手枪让他十分厌恶。我能感觉到。

“至少解释了是谁枪杀了布罗姆利和梅耶的两匹小藏马。”我说。

*

理查摇摇头。“也许那两匹马只是瘸了。没准儿是布罗姆利和梅耶自己把它们打死的，然后打算牵着牦牛步行回定日镇或者协格尔镇。”

“总之，可怜的卡米以为自己会因为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偷窃蔡司望远镜被人射杀。”奥德尔继续说，“他还告诉我们，当时他只希望他的两个表弟有勇气找到他的尸体，体面地将他葬在冰隙里。但那个手持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人却用英语问了卡米是谁——卡米在加尔各答待了挺长时间，所以能听出那人操着德国口音。卡米告诉那人，他是夏尔巴人，跟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是一起的，他跟其他几个人回来拿忘记的东西，他们正在等他回去。”

“还有多少人？”那个德国人不友好地问道。

“‘九个。’卡米撒谎道，‘还有两位英国先生在绒布寺等。’”

“他挺聪明的。”理查说。

“总之，那个德国人放下了手枪，声称自己是欧洲探险者，名叫布鲁诺・西吉尔，他还说他只是跟两个朋友来这里勘探的，但卡米并不相信只有两个人，因为他看到六个人骑着蒙古马，还看到四个人仍然在欧文的绳梯上，也不相信西吉尔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叫科特・梅耶的德国人在20个小时前死在了雪崩中。”

“当时卡米的头脑还很清醒，问了布罗姆利先生遇难的地点在哪儿，西吉尔说是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之上。卡米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假装在西吉尔面前哭起来了，卡米承认道，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在布罗姆利出事的地点上对他撒谎了，直到这个时候，卡米仍然相信他可能被这个德国人开枪打死，但西吉尔只是摆了摆手，叫他离开绒布。”

“卡米遵照他说的做了，”奥德尔说，“从危险的冰川滑下去，跟尼玛和德斯诺会合了。三人用鞭子抽着马，连夜离开了那里，后来便撞见了我和谢比尔，跟着他们往北，朝商道去了。”

“于是，我们在大吉岭发出电报，第一次详细地将布罗姆利勋爵遇害的情况试探性地告诉了《泰晤士报》。”诺顿上校说，“我们坐火车到加尔各答不到两天后，西吉尔就现身大吉岭，将布罗姆利勋爵死亡的消息电传给了德国的《人民观察家报》。”

“《人民观察家报》是德国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报纸，对吗？”让-克洛德问道。

“是的。”霍华德・萨默维尔说，“是纳粹党发行的报纸。但西吉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德国登山家，他的故事很快被《明镜周刊》转载，然后又被《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转发。我们草草完成第一份报告后不到一天，西吉尔的故事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泰晤士报》转载，并被夹在了我们的报告中，说实话，我们也不怎么关心这个。”

诺顿和其他人点点头。

“不过，哈泽德、哈里・塔帕，西藏的朝圣者和卡米的报告都会佐证西吉尔的观点，他们都曾目睹布罗姆利勋爵爬过珠峰。”理查总结道，“我现在只能给布罗姆利夫人一点点希望，或者安慰她，她儿子在山上失踪的报告只是个错误。”

“也许不是，”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给人的印象非常糟糕，难道不是吗？不只是因为小珀西是个贵族。”萨默维尔拍打着他那把高背椅的皮质扶手，“好了，各位，时间到了……”

我们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在感谢完他以前的同事和登山拍档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后，理查说，“我们对布鲁诺・西吉尔都有所了解，这名德国人从事登山运动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是一名探险家。那个科特・梅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布罗姆利勋爵为什么要选择跟这个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去攀登珠峰，尽管他们只往上爬了一点点？”

诺顿上校耸耸肩。“英国登山俱乐部一直跟德国登山俱乐部有联系，他们说所谓的科特・梅耶根本不是注册登山者。这事也太蹊跷了。”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走过地图室往宴会厅走去时，辛斯顿医生说，“太他妈的奇怪了。”

他们跟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比之前的问候热情多了。

外面，北风从肯斯顿花园吹过宽阔的林荫大道，风中不仅夹杂着一股植物和鲜花的味道，而且弥漫着落叶和腐叶浓烈而刺鼻的味道。秋日，死亡的味道发出阵阵恶臭。云很低，我嗅到即将下雨了。

“我们最好找辆出租车。”理查说。

坐车回酒店的途中，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5

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

我们参加完十月的追悼会，登山俱乐部的报告看完了，也亲自拜访过诺顿、萨默维尔、诺尔、奥德尔和辛斯顿，但是，离十一月去慕尼黑见西吉尔还有段时间，我和让-克洛德准备打点去珠峰的行李。但理查叫我们先不要忙着做这事，他说为这次探险准备各种物资之前还有两件事要做。

理查说我们先得了解有关乔治・马洛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事对我们挑战即将面对的珠峰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驱车去威尔士。（我对威尔士根本不了解，只是隐约记得他们发音的时候似乎不用元音，要么就是用很多元音？我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离我跟理查动身去德国之前还有几个星期。他将我们跟布鲁诺・西吉尔的约会安排在十一月。期间，理查提醒我说让-克洛德的三个哥哥在一战中牺牲，而且他的两个叔叔和十几个其他男性近亲也都在战争中丧生。

了解到这些真相后，我觉得很惊奇，因为让-克洛德在夏蒙尼做向导时不拒绝德国客户，而且理查说他跟德国人打交道时，跟对待他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客户一样，都很小心，也十分有礼，保护得也很到位。但理查说，J.C.在内心深处非常痛恨德国人。

但十一月份的慕尼黑之行迫在眉睫。

我们将大部分东西都装在了汽车后座和行李箱里，那是一辆借来的汽车，里面放满了帆布背包和登山的装备，包括许多理查自己设计的昂贵绳索——我和J.C.将其称之为“理查的奇迹绳”，因为用混合材料制成的绳子抗张强度非常不错，比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使用过的登山绳坚实多了，我估计我们会用这些绳子去爬珠峰。“我们先去彭亚山口。”理查说。

“彭尼山口？”我说，尽管他不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就像汤姆・麦克斯西部片中的某个地方。”

引擎发动了，理查并没有回答我，而是开车驶出了镇子，朝威尔士而去。

*

彭亚山口位于威尔士北部，靠近斯诺登峰附近，那里峭壁高耸、岩板林立，我们经过位于山口的酒店，理查说英国许多攀岩爱好者都曾下榻过这里，许多优秀的攀岩者都会来到此地，其中就包括马洛里于1909年认识的老朋友杰弗里・温思罗普・扬。

要是去酒店美美地吃顿午餐，来一品脱啤酒就好了，但我们并没有停车，之前我们在背包里装了些三明治和水，但我私下里希望能带上些好吃的东西。

我们开着车在泥泞的路上行驶了一个小时，沿途有不少适合攀登的峭壁，但理查一路驾车开过，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他终于将那辆小轿车停了下来，说：“从行李箱中把你的帆布背包和所有的装备都拿出来，伙计。绑牢了，我们接下来要步行很长一段距离。”他所言不虚。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他选中的峭壁（我不记得那里是叫利韦德还是叫利奇格，但那真是一块很大的峭壁，到山顶的垂直高度至少400英尺，山顶下面5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悬垂部分）。我们只知道理查在一战爆发前曾和马洛里及其妻子、克洛德・艾略特、大卫・派伊以及另一位更出色的登山者哈罗德・波特攀登过这里的山，他们在1911年首次登上这里的峭壁，还开辟过不少新的路线，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当年最优秀的登山者，可能也是跟马洛里关系最好的朋友齐格菲里德・赫福德。

我和克洛德准备坐下来，研究一下有点儿瘆人的岩壁，顺便吃点儿简单得可怜的午餐，但理查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再等一等，再走一走。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领着我们绕过一块巨大的峭壁，来到后面。不过，从那里爬上山峰就跟玩儿似的，只要从几个倒伏砾石爬上去，很容易就能从壁架爬上山顶。我们也正是这样上去的，这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讨厌从容易的线路上山，尽管一般来说这是在垂直峭壁上侦察地形的最好方法。许多伟大的攀岩者都是这么做的，尽管在开始攀登之前在下面检查地形情况让人反感。虽然理查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也是从这条容易的路线上的山，又顺着绳索降落下去侦察地形，再让他的登山搭档哈罗德・波特带头上山。

即便我们将物资拉到了峭壁顶上，理查也不允许我们吃东西。那个狭窄的峭壁根本没办法用来侦察地形，因为山峰下面那个四五十英尺下的悬壁遮住了视线。

“你来做我的保护点。”理查说，将我们千辛万苦拿到山顶的一卷长绳子递给我。将绳子拴在我身上其实也符合情理，我是我们三人中最重的，也是最高的，可能也是最强壮的，而且这上面也没个拴绳子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恼火。这样会浪费我的体力，因为说不定理查还计划让我们攀爬这里的峭壁呢。

幸运的是，山峰上有一块壁架，我的双脚能牢牢地卡在上面，这样即使我一人做保护点也不会往下滑了。我感觉我后面的让-克洛德拿起绳子，就像我和理查都会被绳子拉下去似的，身形更小、体重更轻的让-克洛德能在下落的过程中抓住我们的可能性为零。他肯定也会跟我们一样，从3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

理查背对着峭壁，顺着绳子往下降落时还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很快从山峰的边缘消失了，他下降得很快，每次跳跃都能下落八到十英尺的距离。绳子上的负重很大，我丝毫不敢大意，摆出经典的确保姿势，一边留意绕过我肩膀的绳子，幸亏山峰的岩壁里有道裂缝，我可以将靴跟塞到里面。

让-克洛德仍然紧紧地拽着绳子的一头，往峭壁边缘走了几步，他俯身向前，看了看，说：“他现在在悬壁下不见了。”

接着，绳索令人吃惊地变得松垂了。他仍在降落，我必须继续松绳子，但他现在开始沿着壁架往水平方向移动，我也不用紧绷着绳子了。接着，绳子不再动了，我仍然站着没动，让-克洛德又往边缘俯过身子，说：“我看到悬壁上冒出了烟。理查正坐在该死的壁架抽烟呢。”

“老子可是饿坏了。”我说。

“我想喝点儿我带上来的葡萄酒。”让-克洛德说，“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好玩。在这里攀岩跟咱们爬珠峰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不管马洛里和理查战前是怎么征服这些愚蠢的石头的，珠峰可不是简单的攀岩，那里有冰、雪、冰川、冰隙、冰墙、高高的山脊和陡峭的雪原。这次威尔士之行简直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他好像听见我们说话似的，绳索警告性地扯了一下。然后我又再次摆好确保姿势，绷紧绳子，往后靠着，拉着理查整个身体的重量，幸亏不是特别沉，因为他的消瘦的体形跟夏洛克・福尔摩斯差不多。他往上爬到悬壁上，又爬上50英尺高的岩石，他攀爬的时候，身体后倾，几乎成水平方向。

接着，他终于爬上了山峰上的壁架，站在我们旁边，解开拴在身上的绳结，没再抽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想必烟斗肯定放在他的衬衣口袋里，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先吃东西，然后下去完成我们来这儿的计划。”

*

“我希望你们两个爬上去。”理查说，我和J.C.不由得盯着令人生畏的峭壁。

“爬到山顶上吗？”让-克洛德说，低头看着一堆堆绳子、登山扣、登山钉等装备，这些都是我们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这里来的。我们还得将德式的登山钉钉入岩壁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会用上马蹬，还会将绳梯挂在令人心生畏惧的悬壁下面，用普鲁士结一圈圈地绕在上面，找到攀着点，然后展开四肢，贴在宽阔的岩壁边缘，爬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是说要你们爬到我忘记拿烟斗的地方。”他说，指了指悬壁下方，也就是岩壁离地面四分之三距离的一块长草的壁架，“我想把烟斗拿回来。”

按理说，我和J.C.会毫不客气地说，你干吗不自己去。但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这事儿不是跟马洛里有关就是跟我们攀登珠峰有关。

“不能使用马蹬。”理查说，“就你们两个，只能用绳子，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还可以使用冰镐。”

冰镐？我和让-克洛德再次面面相觑，抬头看了看那个斜坡。

理查留下烟斗的草皮壁架在我们上方约250英尺的距离，完全被壁架遮盖，但上面足够宽敞，可以将一条腿悬挂在上面，抽着烟斗，在25层楼高的地方观赏风景，之前理查正是这么做的。

*

他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从山峰降到那个壁架，用绳索降落的时候难度着实不小，然后才爬到那个悬壁下面。可现在却要从这里爬上去……

爬上那块峭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登山者就算脾气再好也会说出难听的话来。

“我知道。”理查说，像是读懂了我们的心思，“这玩意儿的确不好对付。”

那块长满草的壁架下方是一块很大的突出部分，大约有50英尺到75英尺宽，表面光滑，十分陡峭，就像一头巨大的石头母猪或者一个不修边幅的退役职业拳击手的下腹部。我比较擅长攀岩，当年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我攀爬过无数岩石，还在科罗拉多和阿拉斯加小试身手。我向来觉得，哪块峭壁只要在理论上可以攀爬上去，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

可是，山脊下这面长草的峭壁实在让人生厌，根本就没办法攀爬。至少按照1924年的标准、装备和能力是办不到的。（也许德国人用生铁制成的装备，比如登山扣、登山钉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我们倒也带上来了，但在这次攀爬中理查不让我们用德国人的装备。）我发现上面没有壁架，没有缝隙，没有指攀支点，没有可以落脚的山脊，那头光滑的“母猪”将那个弯曲的肚子往外伸了出来，然后往我们站立的地方内弯进去。在这样一个垂直的峭壁（也就是弯曲的下腹上面）上，登山者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速度和摩擦力了，比如四肢展开时身体各部位的摩擦力，包括手掌、面颊，以及尽量贴着岩壁的躯干所产生的摩擦力。只有让身体成为岩石的一部分，登山者才不会从2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成肉泥。但这个向内弯曲的“母猪肚子”下面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根本没有产生摩擦力的攀爬点，如果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也没有登山钉，登山者几乎只能呈水平方向挂在上面，极易掉下去。即使有登山钉，我也没看到这个坚硬无比的花岗岩上有任何裂缝或者柔软的地方可以将登山钉钉进去。

所以，通过直线攀登的方式，上到理查的烟斗所在的草皮壁架上根本行不通。这个方法被否定了。

看来只能借助那条往上横过大部分岩壁的裂缝了，裂缝在长草壁架上方250英尺高的地方，距离壁架右侧50英尺远。

我和让-克洛德来到底下，抬头望去。我们必须将身子后仰，才能看清楚那道狭窄的缝隙在大悬壁下方不远处逐渐消失了。

攀爬开头的30英尺非常容易，这段距离不长，岩石、碎石和山梁均已腐蚀，但那条狭窄的裂缝贯穿上方，现在只能祈祷上面有我们看不到的指攀点和立足点。

“我最讨厌借助像阴户一样的裂缝攀登了。”让-克洛德嘟囔道。

听到这话，我吓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听这位新结交的登山朋友使用过淫秽的字眼，或者说过此等粗俗的话。我只能理解为让-克洛德不知道那是英语中最忌讳的词语。

但是，我再次抬起头，顿时明白了让-克洛德为何如此厌恶这样的攀登。我们必须完全将双手嵌入裂缝中，攀登超过200英尺的距离，胳膊肯定会弄得生痛，手指也会鲜血淋漓，必须将靴尖或者鞋尖嵌入狭窄的之字形裂缝中。我怀疑这个极小的裂缝中根本没几个像样的地方可以做保护点，压根儿就没办法在裂缝两边寻到手点或者脚点。

“你带头，杰克。”让-克洛德问都没问，直接是指示。这个颇具天赋的年轻登山向导擅长于在冰雪和高山的山脊、山崖上攀爬，却不喜欢这种攀岩。

他说：“我们要不要用绳子连在一起？”

我再次看了看岩壁和裂缝，长草的“烟斗壁架”距离我们必须借助裂缝横过的最高点尚有50英尺的距离，而且能不能爬上去还得两说。事实上，至少对我来说，单独攀爬可能会更安全。岩壁上根本没几个可以系绳索的地方，要是其中一个人掉下去，另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拖住他。

但有机会总比没机会好。

“好。”我说，“我们之间的绳索保持10米的距离应该就行了。”

让-克洛德嘟囔了一声。这么短的绳距能增加抓住掉落者的机会，打个比方，如果我领头攀爬，摔了下去，而处于保护点的人（让-克洛德）需要承受60英尺高的物体下落的惯性，如果第二个人，也就是让-克洛德掉下去，领头的攀岩者（如果我能抓牢的话）承受的身体重量要远小于前者。但是，这么短的绳距意味着往上攀爬的速度将慢下来，两个人都必须经常停下来，为对方寻找保护点。按理来说，攀岩的速度是很快的，这样又慢又危险是最忌讳的。

“但我们应该带不少绳索上去，”我补充道，“到时候从放烟斗的壁架上降落时用得着。我可不想再从那条该死的裂缝里爬下来。”

让-克洛德生气地看了一眼我们上方约250英尺高的“烟斗壁架”，然后又看了一眼理查，说：“即使从顶上用套索下降，绳子也够长了。”

“我们分两步吧，J.C.。”我壮着胆子说，“裂缝的中间部分应该至少有一个像样儿的保护吧。到时候我们先让领头的用绳索降落，然后他再将第二根下降的绳子系在那上面。小菜一碟。”

让-克洛德只是嘟囔了一声。

我转头看着理查，J.C.也盯着我们的“带头大哥”，我用明显生气的语气说：“我希望你能解释下，这次舍命帮你拿烟斗的攀岩跟马洛里或者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

“等你们帮我拿到烟斗后我会解释的，伙计。”理查用自鸣得意的英国腔说，我这个美国人真想给这样的英国佬一记老拳。

我和让-克洛德背靠着峭壁坐了下来，开始卷备用的绳子，我们必须在后背和腹部绕很多圈，接着，我们又将背包清空了，以便携带更多的绳子。我的背包通常都是用来装冰镐的，尽管让-克洛德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冰雪的岩壁上带上冰镐是疯狂之举，但我觉得没准真能派上用场呢。

他吃惊地盯着我——看来他真觉得我有些疯癫了。我脱掉登山靴，穿上那双之前塞在背包里的旧胶底运动鞋，那是我用来在预备学校、大学网球场，以及红土球场打网球的，上面烂了好些个洞。其实我挺理解的这位法国朋友的怀疑。借助裂缝攀爬时，穿的登山靴必须又硬又重才行，这样才能将脚指头嵌入极小的山嘴里，或者立足点里，只有这样才能在寻找下一个立足点的时候站稳。要是穿着网球鞋徒手攀登，到时候，我的脚指估计不是变得青肿，就是变得血肉模糊。

但我现在心里只想着，徒手横切攀登50英尺远的“烟斗壁架”，那里非常光滑，看来上方250英尺高的“猪肚皮”上压根儿就没有攀附点。攀登这样的岩壁时，我习惯穿最柔软的鞋子，我的美国同僚将德国新一代攀岩者穿的那种鞋底柔软、抓缚能力超强的鞋子称为“攀岩鞋”。今天，我那双上面有洞的旧网球鞋就得用作攀岩鞋了。

*

我和让-克洛德用绳子连在一起，开始攀登。我们很快就能将裂缝派上用场了，那玩意儿比我想象得还要难对付，尽管我的手因为攀岩早已变得坚硬，上面长满了老茧，第一个绳距还没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出了不少血。那双网球鞋上的洞更多了，我感觉我那双瘀青、撕裂的脚上也像是裂开洞了。

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不时在裂缝上找到拴绳的保护点，速度也快起来了。让-克洛德看着我将手或者脚指头嵌入看似不大可能的岩壁里，稳稳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往上的攀爬很快变得顺利起来。只是偶尔会有几声夹杂着美式和法式英语的骂声，传到理查所在的下面，这会儿，他正悠闲地靠在一棵树上，只会偶尔向我们瞥来几眼。

我们正攀爬第三个绳距，大约在峭壁上爬了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大部分攀岩者都喜欢在靠近马路边的峭壁和岩石上攀爬，从垂直的岩壁上掉下来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攀岩者摔下去的时候幸存下来，但因为骨折，或者后背受伤了，动弹不得，尽快送受害者去进行医疗救助（前提是他能够被移动）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因为后背和脖子被摔断不能移动，那就得尽快给他找来医疗救助。可我们艰难跋涉了两个小时才来到这个峭壁处，别说找辆车了，就是四轮马车也没办法从这些大石头中间驶过去，在我看来，一战前，马洛里、理查、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等人在此处攀岩，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或者可以说他们妄自尊大到愚蠢的地步。

我应该告诉其他人这事真的很蠢，我心里想，忍痛拽紧流血的左手，再次将其当成了楔子，尽量伸着胳膊，塞入我头顶的缝隙里。接下来，虽然脚下空无一物，我还是开始双臂用力，往上拉自己。

我找到缝隙中的尖物，可以至少将一只烂网球鞋的鞋尖放在上面后，我的一只手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攀附点，至少比光靠只能提供摩擦力的楔形岩壁要好，便大声喊道：“确保完成[20]。”等着让-克洛德爬过10米的距离，或者等到他的头能够挨到我那只穿着球鞋，悬空的脚下。

在峭壁上攀爬了大约200英尺后，我们终于停下来喘口气。不过，在这个临时的攀附点停留太久，只会更加消耗我们的体力，但我们必须休息一会儿。这时，让-克洛德用夹杂着法语的英语喊道：“我的朋友，这样的攀岩真是操蛋。”

“可不是。”我答道，将我学的那一星半点的法语派上了用场。现在我左手的小指还真有可能断了，至少感觉像断了一样，这样去爬珠峰可不是什么好事，尽管我们至少还要等八个月后才会去。

“让-克洛德。”我朝下面大声喊道，“我们只有爬到这条该死的缝隙上面，才有机会横过峭壁，到达那块悬壁上。”

“我知道，杰克。到时候你得将半个身子晃过去，半个身子滑过去，才能往下去到烟斗壁架。差不多要攀爬20米才能横过那段表面光滑，几乎垂直的岩石。到时候我们还得在身上系条绳子，当然，前提是能在上面给我找个保护点，不过我觉得这事不靠谱。等你滑下那个圆顶状壁架的时候，你肯定会将我像拉葡萄酒瓶的活塞一样从裂缝中的保护点拉出来。”

“谢谢你丰富的想象力和鼓励。”我说，接着，我更大声地喊道：“爬！”随即将那只可能已经断了的手指嵌入头顶3英尺深的裂缝里，以此支撑我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摸索着寻找另一个指攀支点，或者为我的网球鞋寻找裂缝。

*

我们现在正好位于那块6英尺宽的悬壁下方，身体紧贴在岩壁上，不由得感觉到一股压迫感，好像头顶那块悬壁正将我们所剩无几的支撑点压榨得没了似的，现在这条该死的缝隙几乎成水平方向了。不过，25层楼高的景致倒是不错，但因为上面几乎没有支点了，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哪有心情欣赏景致。现在我们离草皮壁架只有40英尺的距离了，但在几乎垂直、表面光滑的弯曲岩壁上，像是有半英里那么远——那块我打算借摩擦力滑过去的岩壁情况比我想象得要棘手。

我小心翼翼地腾出一只手，将穿在帆布背包环里、至今还无半点儿用处的冰镐拿出来，然后将长而弯曲的破冰锥尽可能深地塞进水平缝隙里。幸运的是，缝隙有个向下的V形口。接着，我又腾出一只手，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缝隙里有个往下倾斜的弧形，正好契合弯曲的破冰锥。

冰镐卡在了里面，但我不愿意孤注一掷，事实上，我现在还真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我吊在上面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这就是你的保护点。”我对让-克洛德说，他正沿着那条即将消失的裂缝，往我的右边移过来，其实，现在他已经超过我了，在整个攀岩过程中，他第一次跟我有了眼神接触。

“等等，你就在冰镐那里等着我。”让-克洛德淡定地说。

“知道。你将左脚踩在这个垂直的缝隙里，也就是将我的网球鞋鞋尖撕裂的地方。”

“如果吊在你的冰镐上，我的腿不够长，踩不到那个缝隙。”J.C.有气无力地说。这次攀岩早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心里非常清楚，让-克洛德其实希望自由攀爬[21]，爬上这个极为凶险的悬壁上，然后上到山顶，而不想帮我下到那个该死的壁架上。“你可以把腿伸长点。”我说，然后将第二卷我之前拿到峭壁上的50英尺长的绳子末端递到他。J.C.比我更擅长打结。

我们准备好了后，将新绳子绑好，让-克洛德和我之间的绳距为80英尺。我横切攀登的岩石上面光秃秃的，这样的距离很有必要，现在离壁架还有60英尺远，为了在峭壁爬上爬下，绳子应该稍微松点儿，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从80英尺的高度摔下去，J.C.必须抓住我。我看了看他的确保姿势。他的左腿倒是伸长了点儿，但也只是几乎水平地悬挂在那儿，那只在岩壁上的靴子比我所在的缝隙要高。他左手抓着冰镐，整个身体悬挂着，他身体的大部分重量被右前臂以及他在缝隙下面找到的一个3英寸宽的岩壁支撑着。

我想象着让-克洛德会怎样救我：如果我掉下去，他肯定会像葡萄酒瓶的塞子一样从那个小小的支点拉出来。对了，现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动静会更大，估摸着用香槟酒瓶塞比喻更恰当。

不过，一旦我上到烟斗壁架，如果我要为他做保护者[22]，我们之间得用绳索连接在一起。我想象自己是J.C.，我会腾出右手，将刀打开，准备在保护绳绷紧之前，将其割断。也许他也会这么做，现在，因为岩石的遮挡和他身体的位置，我没办法看清楚他的手。

“好吧。”我说，“真是白费心思。”

理查和让-克洛德早已习惯我这个美国佬特有的抱怨方式，但这次即使抱怨也没用。理查看起来像是在我们下方250英尺的地方打起了瞌睡，他背靠着一块温暖的石头，用花呢帽遮住眼睛，让-克洛德自然也没心情听我叽叽喳喳的抱怨。

我将脚从缝隙里抽了出来，踩到几乎垂直的光滑岩壁上。

我仅仅滑动了一两英尺的距离，就因为摩擦力滑不动了。接着，我四肢展开贴在岩壁上，衬衣、脸、肚子、睾丸、大腿都贴在上面，我紧绷着小腿，希望能和岩壁产生摩擦力，现在，大部分摩擦力都是我穿着网球鞋的脚指头提供的，这会儿，我的鞋尖几乎跟鞋子和脚成直角了。感觉有点儿不舒服，但也好过从250英尺的地方掉下去。

我不能趴在这里不动，于是，我开始慢慢往左边滑去，朝那个现在在我下面25英尺远的该死的烟斗壁架滑去，但水平距离大约还有60英尺。

我不停寻找攀附点，就连岩壁上极小的皱褶也不放过，但这个地方的岩壁实在可恶，连一点儿皱褶也没有。我继续往左边滑去，借助摩擦力和速度，我将身体紧紧贴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如果速度够快，有时候瞬间的重力可以忽略不计。我现在还能贴在这个弯曲的“猪肚皮”上，80%的功劳都要归功于这双网球鞋。

我像螃蟹一样往左边横过去的时候，很难将绳子放给让-克洛德。绳子的大部分都在我的帆布背包里，除了绳子之外，背包里还有另外一些小物品，总会往后拉我，让我不能紧贴在岩壁上，但我仍然必须将绳子从右肩绕过去，继续放给J.C.。绳圈本身也会往后拉我，让我很难跟峭壁产生摩擦力，每次我放出更多的绳子给让-克洛德时，我都会往下面滑一点点，接着，我又会将手掌、手指和前臂紧贴在岩壁上。

我继续往下滑去，现在离烟斗壁架的距离已经超过一半多一点儿了。我的身体刚刚离开了那块大岩壁的光滑部分。

我很想抓住岩壁，只要岩石上有任何攀附点，有任何隆起和不规则的地方，我都会将手指伸过去，但我继续往下滑，起初还慢一点儿，后来越来越快。我现在的位置已经低于“烟斗峭壁”的水平位置，而且那块峭壁仍然离我左边很远，这会儿，我正往下慢慢朝一个弯曲的岩壁滑去，我完全有可能掉下去。如果掉下去，我肯定会掉到理查正在午睡的地方。如果J.C.没有机灵地用刀切断绳索，那他肯定也会被我拉下去。往下滑动之前，我想我应该大声叫他，他现在离我也就40英尺远，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他挪了挪，希望放在稍稍隆起岩壁上的右臂能承受更多重量，但我无暇顾及，也没来得及大声喊了。他要是割断绳子，随便他，如果没有割，那他就随我一同赴死。刹那之间定生死。

我左侧的身体突然荡过去，翻了个跟头，头很快朝下，尽管我的四肢仍然展开着，但身体已经翻转过来，我的脸和身体的上半部分擦过突然变得粗糙的岩石，渗出血来。

粗糙的岩石。

我那血肉模糊的手指变成了利爪，试图抓住一块足够大的岩壁，阻止我加速下滑，趁机将身体翻转过来。我掉了一块指甲，也许是两块，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也不能降低我的速度——这种倒姿非常不利。

现在，我已经下落到之前横切过来的峭壁20米的下方，而且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绳子还没有绷紧，剩余的绳子仍从我的肩膀上飞快地滑落，我和让-克洛德之间的绳子仍然处于松弛状态，等到系在我背包里的绳子再飞出40英尺左右，我就会从离我几米远的边缘掉落下去。

这时，我右脚的鞋尖突然塞入下落点上方石头缝的深处，突然停了下来。“好险！”

帆布背包要从我的头上翻转过来，但并没有将我拉下去。

过了很久，总觉得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我仍然四肢展开，挂在岩壁上，血从手上和撕裂的面颊滴到了我身下的岩石上。接着，我开始想办法慢慢移动身体上方一只网球鞋支撑的脚指攀附点，先是将身子侧向右上方，然后再做打算。

移动那个脚指头遇到了大麻烦，我觉得特别别扭。为了想办法用一只脚指头支撑身体，我不得不将其余的身体尽量拱成U形，将手臂和带血的手指上绷直了，但这个姿势很不利，我要在运动鞋从断层里掉出来，以及我和让-克洛德从岩壁上掉下来之前，设法将一只手塞进岩缝里。要是这时候将脚抽出来，我弯曲的身体肯定会摔出去。接着，我再次向下滑去。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里的地形都跟阿尔卑斯山相去甚远。接下来很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瞬间，200英尺下面的理查并没有在看，我突然开心起来。

这种翻转的姿势马上就要耗光我的能量了，我的思维也因为血冲到脑袋里而变得迟钝，每次一想到这个，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而我右脚的网球鞋尖很可能会从岩石缝里脱落。

我尽可能地往岩石那边扭动身体，利用那粗糙的岩壁当攀附点，将自己最大限度地弯成U形，于是，我手指紧紧地扣着，尽量扭转身子。这时，我运动鞋的鞋尖又不听使唤地滑了出来，我的腿再次滑动。看来我掉下去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幸亏我的身体弯成U形，利用惯性，我将身子猛地向之前落脚的那块山脊甩去。

感谢上帝，那里不仅仅是个狭窄的山脊，而且还有条缝隙，而且那条缝隙够深，完全能将双手塞到里面，这下，我将手深深地嵌入裂缝中，终于将身体头朝上倒过来了，就连我的运动鞋也在刚才我的头所在的位置下方找到了一块粗糙的岩石作为支点。我发现那个缝隙大约6英寸宽，至少18英寸深，往左边延伸，结束的地方在烟斗山脊下方25英寸远。水平裂缝的终点居然是往烟斗山脊延伸，这也让我离烟斗山脊也更近了。

这时，我听见让-克洛德在下面大声喊，因为峭壁是弯曲的，我看不见他。只能听到他在大声喊：“杰克！杰克？”

“我没事儿！”我也冲他大声喊道。周围传来我的回声。

我真没事儿吗？现在，我的手指攀附在刚才的裂缝上，可以往左边攀爬，但现在还有更好的登山方式。

我仔细看了看那块岩石，在裂缝上面找到了几块隆起的岩壁，我的手完全可以攀附在上面。于是，我将一只手攀附在裂缝里，以防突发意外，接着，我猛地将右手伸向一道突出的岩壁，可我的胳膊竟然够不着，所以，我的膝盖和穿着运动鞋的双脚不得不一阵乱蹬，活像美国新拍的迪斯尼短片——《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那样，像是电影中真人正和笨拙的卡通人物在互动。只不过我成了那个笨拙的卡通角色，腿不停地抖动，脚疯狂地蹬着。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手点，接着，我的身子猛地往左上方甩去，这个攀附点不是那么牢靠，但因为在攀爬的时候，我利用速度和摩擦力克服了暂时的失重状态，有下面的裂缝做支撑，倒也能够支撑我身体的重量。

果然成功了。现在，我的脚踩到了下面的裂缝里，只要慢慢地将脚挪过去，就能往左边移动。即便我的手里攀登的裂缝或者突出的岩石不那么牢靠，但我的上半身已经贴在了弯曲的岩壁上。我脚下快速地挪动，不出几分钟，我就到达了裂缝的最高点，但是，现在我离上面那块该死的烟斗岩石的起始点还有15英尺的距离，而且中间全是光秃秃的岩石。

我抬头望去。现在，我可不想让我的脚离开这个足以救命的裂缝。我不想再四平八叉地趴在岩壁上，听天由命。我右边跟让-克洛德相连的长绳往上弯曲，已经看不到了。这边突出的岩石很多，我暂时看不到我的伙伴。

接下来，我的信心慢慢恢复了，我学过攀岩，在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又去了落基山脉两次，暑假还曾去过阿拉斯加。跟我在哈佛的朋友攀爬过两年后，我成了我们那群人中最会攀岩的。

这个距离15英尺，往上的光滑峭壁实在惹人生厌。加油，杰克，垂直峭壁的阻力、牙齿、膝盖、运动鞋的鞋尖都能派上用场，没错，若有必要，牙齿也能派上用场，只要三秒钟就足够爬过15英尺的距离。

我张开手臂，手指抓在峭壁上，身子往上一冲，将双脚从那道足以保我不死的裂缝中抽了出来，匍匐往上爬去。

这个时候，我早已筋疲力尽，等我触到烟斗峭壁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身子在上面挂了一阵儿，然后才翻身到上面的草皮。

该死的理查。他全然不顾我和让-克洛德的性命，这家伙到底唱的是哪出？

他那个该死的烟斗就放在我右边10英尺的草皮上，我站起来，看到了理查刚才在这里看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可我千辛万苦下来，命都快丢了。这里还有块薄薄的砾石，石头往后上方弯曲，正好可以作为绳降的锚点。我将绳子挽了几个圈绕在上面，然后往左边退去，冲让-克洛德挥挥手。这会儿，他正朝那条垂直的裂缝退去，现在，他将我的冰镐嵌入了他脚下的岩壁里。他让一只胳膊嵌入缝隙中，站在冰镐弯曲的钢面上晃荡，这是他新的保护点，如果我从崖壁边缘掉下去，他也许能阻止我。

也许行。

也许不行。

我匀了匀呼吸，大声喊道：“准备，拴保护绳！”回声在峭壁间回荡。

让-克洛德肯定地挥挥手。我绷紧了系在我俩中间约60英尺左右的绳子。

J.C.从我那个冰镐所在的小小的岩壁上下来颇费了一番工夫，他利用下面垂直的缝隙爬了下去，取回斧子，塞进他那个帆布背包的圈里。

接着，他再次从远处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可以爬了！”接着便爬上了峭壁。

他在第三次横过峭壁后，开始往下降落。他滑落时跟我先前采取的方式一样，不过，现在，因为我们之间有了连接的绳子，克洛德在朝悬壁下自由滑落时不用头朝下。

他不会去到那里。现在，我们之间的绳子长度不到40英尺，我将一只脚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作为额外的支撑点，再借助我绕在身后一块尖石上的保护点，就能轻易支撑他身体的重量了。不过，在我拉让-克洛德的时候也会磨损绳子，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到时候我们会检查绳子的磨损度，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降落的时候会用更短的绳子。

让-克洛德决定不去自己防滑了，免得给自己的手指、指甲和膝盖造成更大的损伤。他在我的下方晃了个很大的弧形，我的保护绳能够轻松地拖住他，接着，他朝我的下方直接晃了过来。

尽管有块尖石做保障，但我丝毫不敢怠慢，J.C.直着身子，一边紧紧抓住绳子，鞋底终于落到了岩壁上。他开始这样攀爬，唯一支撑他的只有那根磨损绳子的张力，我很快将绳子拴在了自己身上，不希望那根绳子继续在石头上磨损。那是一根上好的马尼拉绳，也是理查所能找到的最贵的绳子，但这根救生索仅有半英寸粗。

接着，他终于翻身上了那块峭壁，重重地落在草地上。

我卷起绳子，仔细检查。

“该死的理查。”J.C.喘着粗气，用法语骂道。

我点点头。尽管我的法语水平不济，但这句骂人的话我还是听得懂。我恨恨地表示同意。

让-克洛德将他身上的最后一圈绳子松开，走到边缘，拿起理查的烟斗。“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他用英语说道。接着，他将那个该死的东西放在扣着纽扣的大衬衣口袋里，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

“我们准备用绳子降落吗？”我问。

“杰克，给我三分钟，让我好好欣赏上面的景色。”他说。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看出，这会儿，他早已筋疲力尽了。

“好主意。”我说，于是，我们将脚垂在峭壁上，在软软的草地上坐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我们背靠着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弯曲尖石，等会儿，我们打算用它做下降的锚点。

从离地面将近250英尺高的这块岩壁上看到的景色美不胜收，像极了从纽约25层高的摩天大楼的大窗户里看到的景色。我发现还有几块更高、更薄的峭壁，对于登山者来说也更具挑战性。这会儿，我百无聊赖地想，不知乔治・马洛里、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和理查・戴维斯・迪肯是否也爬上过那些峭壁，我是说马洛里和理查于1909年从剑桥毕业后到1914年参加战争的那几年。

至于我，也就是今年夏天登上了威尔士的峭壁，也许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挺有意思的，但下次就免了。

活着的感觉真好。

欣赏完景色后，让-克洛德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们将绳子牢牢地绑好用来下降。对了，我们用的绳子也就是刚才用来拉J.C.的那根，现在将其绑在岩石上作为保护绳看起来还行。不过，我还在背包里留出了一根绳子，以防万一。

用绳子下降的过程很好玩，下降80英尺后，我们在光滑的岩壁上晃荡。事实上，我们的脚还能点在上面，做钟摆式运动。后来，让-克洛德终于抓住那条垂直裂缝的边缘，这才没有晃荡了。不一会儿，他将脚嵌入裂缝中，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足点，接着还找到了我们先前攀爬时发现的崎岖峭壁，也就是位于垂直裂缝中的那个可靠平台，不一会儿，我也跟他一样荡了上去。

J.C.为两根绳子的保护点打了一个精巧的结，这么长的下落距离，要是绳子卡住没办法解开就麻烦了，从这里的裂缝到最后一段下降的距离，我们需要一根160英尺的绳子，期间还要两次分出80英尺来。

“拉左边的绳子。”我和让-克洛德齐声喊道。要是拉错了绳子，J.C.那个漂亮的结就会卡在我们系好的吊索里，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检查了绳子的末端，将绳子扭转的部分绕直了，还将之前系在绳子末端的安全结解开了。接着，我们两人互相提醒后，同时拉下左边的绳子，我试了试绳子，看是否牢固。接下来，绳子开始轻松地往下落去，我又大声喊道：“注意绳子！”这是我的老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有必要，绳子下降的距离有80英尺，即便登山者站在一个位置绝佳的狭窄平台上，也可能被绳子拉下来。

就在我大声喊“注意绳子”的时候，我们一边先将第一根绳子拉出来，卷好。接着，我们依葫芦画瓢，将第二根绳子也拉下来。

绳子并没有卡住，也没有碎石掉落。我们取回了第二根绳子，卷起来。J.C.开始将两股绳子用夏蒙尼向导特有的打结方法打了一个完美的结。

五分钟后，我们收起长绳，落到地上，我们让到一边，让那堆绳子落在地上，接着，我们又将绳子上的灰尘和松果抖落。

按理说，我们应该立即检查绳子，将其卷起来，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朝理查仍在睡觉的大石头走去。

岂有此理，我以为我们艰难的攀爬，横切攀登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看着我。

我不客气地用那双已经磨损不堪的运动鞋踢了踢他的膝盖，将他唤醒。

理查取下帽子，睁开眼睛。

我愤怒地说：“你不是要告诉我……妈的……这事跟攀登珠峰有关系吧？”

“是啊。”理查说，“前提是你把烟斗取下来。”

让-克洛德没有笑，从口袋里拿出烟斗。这个烟斗在我们下降的过程中没有裂成两半我还真觉得有点儿遗憾。

理查将烟斗放进那件夹克的胸前口袋里，站起来，抬头看着岩壁。我们三个人全都抬头看着那上面。

“1919年，我跟乔治・马洛里一起上去过。”他说，“我整整五年时间没有爬过山，战争就耗去了四年，战争结束后，我还找了一年的工作。”

我和让-克洛德满脸不悦，等着他继续说。我们可不想听什么老套的英雄故事，登山的探险故事。现在，我们的心思全都在珠峰上，想要爬雪山、冰川、冰隙、冰墙、光滑的石板、大风呼啸的山脊、大北壁，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马洛里在上面勘探完，用绳子降落后，还将烟斗放在了那个草坪山脊上。”理查说，“当时攀爬的只有我、马洛里和露丝，露丝不想爬到顶端。马洛里在左边的草皮山脊上发现悬壁上有一道凹痕，那也是在没有岩钉、绳梯和所有现代化悬挂工具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上去的悬壁。”

“我上去了。但从那道裂缝到草皮山脊，然后再次往上翻到悬壁上将我的精力都耗尽了。后来，我们用绳子绑在一起，但你们刚才也发现了，那个保护点根本不顶用。我和马洛里只得从同一块岩石上横切过去。”

“这事除了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是一个攀岩好手外，跟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我的声音仍然透着愠怒。

“我们从后面爬下来后，然后绕到这里，拿好装备准备回去了。”理查说，一边回头看了看峭壁，“马洛里告诉我和他妻子，说他将烟斗忘在那个草皮山脊上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还有个备用的烟斗，也可以给他买个新的时，马洛里已经再次爬上那道裂缝，就是你设置保护点的地方，克洛德，然后他又独自从光滑的岩石横穿过来。”

我简直不敢想象。我像是看到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正匆匆穿过岩壁。他居然是一个人？还没有设置保护点，而且也没有别的帮助？即使在1919年，这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独自攀岩行动也被会被人诟病为粗鲁、炫耀之举，为马洛里所属的皇家地理协会登山俱乐部所不齿。

“接着，他拿起那卷他之前爬山时用的60英尺长绳，横穿了崖壁，然后用那根绳索降落下来。”理查继续说，“马洛里拿回了烟斗，他的妻子露丝异常愤怒，生气地责怪他不仅上到了那个悬壁，他又独自完成了整段攀岩。”

我和J.C.安静地等着。我们今天的行为肯定有个合理的解释。

“马洛里和欧文遇难那日，他们于早上9点离开了26,8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开始的时候，他们攀爬的速度很慢。”理查说，“你们两个都看过珠峰的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在呼啸的大风和刺骨的寒冷中上到那个山脊，你们才会真正明白。”

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听着。

“你们一旦上到东北山脊，”理查说，“如果上面的风没将你们吹下来，那情形就如同攀爬被冰雪覆盖、往下倾斜的陡峭石板登上山顶。不过第三台阶的情况又全然不同。”

我和让-克洛德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在珠峰的山脊地图上见过那三个台阶，但在地图和远距离拍摄的照片上，那里跟普通的台阶差不多，并非真正的障碍。

“第一台阶在北壁下面一点，从下面可以轻松绕过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再次登上那个山脊。”理查说，“至于第三台阶，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里的情况。但第二台阶……我曾上去过。第二台阶……”

理查的表情很是奇怪，像是很痛苦似的，他好像正在讲述一战发生的恐怖经历。

“第二台阶没办法绕过去。那里就像无畏号战舰灰色的船头，旋云飞转，飞雪扑面。马洛里和欧文就登上过第二台阶，现在，我们三个人必须不借助任何工具攀爬上去，那里高约28,300英尺，在那上面每迈一步都会让你喘上两分钟。”

“我的朋友，东北山脊上的第二台阶，也就是那个像极了战舰的船头和前部灰色的船体堪称我们登顶的拦路虎，那里高约100英尺，比你们今天爬去取烟斗的山脊要低得多，但这段距离十分陡峭，处处都是危险、易碎的岩石。大风来临之前，我发现唯一可以登上第二台阶的路线是一条十五六英尺高的垂直小道，就在我们自由攀爬路线的上方，这条小道上还有三条宽宽的裂缝，一直通到第二台阶的顶端。当然这是我在登山伙伴诺顿生病之前看到的，我们就是因为他病了才被迫下山的。”

“如果刚才你们还登上了那个通往山顶的悬壁，你们刚才的攀岩可被认定为非常艰难级[23]。从技术上而言，登上超过28,000英尺高的第二台阶，已经超过了登山俱乐部的非常艰难级。记住，即便带着重重的吸氧装置，你在那么高的地方，甚至更高的地方每待一秒钟，身心都会受不了。在这样的高度下，甚至没办法爬上岩壁。山脊上还有更高的第三台阶等着我们，那才是真正的拦路虎，先得登上顶峰下面那块金字塔雪坡，然后才能挑战几乎不可能战胜的第三台阶。”

让-克洛德没有说话，只是久久地盯着理查。

J.C.终于说话了：“所以，你才想看看我们，确切地说是想看看杰克能不能完成刚才与之类似的自由攀登，然后像拎包一样把我拎起[24]。他做到了，可我还是不明白。难道刚才的行为就让你觉得我们能在超过28,000英尺高的地方攀登？”

理查露出了热情的微笑。“至少我相信我们去到那里不算是自寻死路了。”他说，“我相信我能征服第二台阶。现在，我觉得杰克上到那里也没问题了，当然，你也没问题，让-克洛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登顶珠峰，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冻僵的尸体外，我们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尸体也有可能在第二台阶的底端，但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放手一搏。”

我将最后一根绳子卷起来，搭在肩膀和帆布背包上，想着这一切，尽管我刚才很愤怒，但我已经原谅理查莫名其妙让我们去拿烟斗的举动了。马洛里跟着理查爬过之后，还不借助任何工具独自上去了呢——这事儿多刺激呀！因为据理查所言，马洛里擅长利用绳索下降法进行侦察。

我们往停在远处的车走去，登山结束后，我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感觉内心像是在飞翔一般。我的心，我的灵魂，或者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在快乐地飞行，在我们头顶翱翔。

我们三个即将去攀登珠峰了。

不管是否能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我们三个将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顶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理查觉得我们能登上第二台阶垂直岩壁上那个“无畏战舰”的船头。至少，我没问题。

那一刻起，我内心像是燃烧着一团烈火，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那团火一直都在燃烧。

我们马上要去攀登那座该死的山了。现在，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三个将登上世界之巅。

6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

我在欧洲待的那一年里，从没踏足德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登山。不过我们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来自德国的登山者：有些德国人很友好，有些则不。我第一次见到让-克洛德和理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望着艾格尔峰北壁，一致认为凭借当今的登山技巧和技术，压根儿就不可能登上这一面山壁，当时附近有五个非常紧张、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国人在高谈阔论，仿佛他们真的要去攀登艾格尔峰的北壁。当然啦，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连山周围的冰隙都过不去，估计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该放弃他们大胆的探索了。

为了准备我们的德国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国，他必须去那里结束一些金融业务，后经由瑞士去了苏黎世，又向北到了边界地区，从那里换乘火车，因为那时候德国火车的铁路轨距与周边国家的并不相同。这当然是德国的邻国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即便恺撒大帝从前的土地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变得毫无危害了。虽然我们坐在火车包厢里（这还要多谢布罗姆利夫人的开支），可理查还是小声告诉我，现在的魏玛共和政府就是一个相当无能的左翼辩论学会。

随后，在那天早晨，我们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乌云快速向西飘去，而我们的火车则向东行驶。1924年11月的德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德国的村庄非常整洁，都装有飞檐，一些现代建筑挨着住宅、公共建筑，而这些住宅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鹅卵石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微弱的日光。有几个男人在村里的路上走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是种田的农夫或工厂里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工人。不过我还瞥见几个男人，穿着时髦的灰色双排扣西装，拿着皮质公文包。不过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人模样的人，看上去……都像背着包袱。仿佛德国的地心引力比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连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打着被雨打湿的雨伞匆匆而行时看上去都有些弯腰驼背，微微佝偻着，头低着，眼睛抬也不抬，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影无形的重担。

随后我们穿过了一片工业区，在那里，大量矿渣之间是一排排砖和煤渣砖盖成的又长又脏的建筑物。很多塔状建筑和工业烟囱喷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灯的灯光照射到了飘飞而过的雨云之上。在这里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方圆好几英里内都是这些丑了吧唧的工业用整块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矿渣、沙子和废弃物，这些东西在雨中快速从我的火车车窗前掠过。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贝格），Brä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

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没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人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黢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妞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巴赫纳先生还是刚刚成立的德国-奥地利登山协会领导人。”西吉尔说。

这句德语就连我都能听懂。我从登山杂志中得知，正是卡尔・巴赫纳倡议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登山俱乐部联合在一起。

西吉尔指了指巴赫纳旁边的两个年轻人。“我猜你们从杂志上已经了解到阿图尔・维曾巴赫最近攀登冰川的壮举了……”

比较靠近我们的那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点点头。

“……这位是他的登山拍档，尤金・洛温赫茨。”

我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因为设计出了非常短的冰镐而名声大噪，那东西实际上就是冰锤，因此，在短冰镐、登山钉和冰锥（像理查这样爱登山的英国人则把使用这种方法登山的德国人戏称为“悬挂和重击派”）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快速地登上或许会令我们铩羽而归的冰壁，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攀登冰壁时都是使用老式登山方式，在冰壁上开凿踏脚处。

“上个星期，阿图尔和尤金只用了十六个小时就沿着直线路线攀上了德朗峰北壁。”西吉尔说。

我太惊讶了，不由得吹了声口哨。仅用十六个小时就沿直线路线爬上了全欧洲最难攀爬的一座北壁？如果这是真的——德国人说起登山似乎从不曾吹牛——那么这两个坐在我右边喝啤酒的男人真可谓开创了登山历史的新时代。

理查噼里啪啦快速地说了一句德语，后来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两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把新型冰镐带在身边？”

阿图尔・维曾巴赫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了两把短冰镐，它们的斧柄长度还不到我自己那把木柄冰镐的三分之一，斧刃则要尖利和弯曲得多。维曾巴赫把这两件革命性登山工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却没有将它们递给我或理查，让我们近距离瞧一瞧。

这倒是无所谓。光是看着这两把短冰锤（这名字比较适合），我就能够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劈凿出踏脚处，一路上把长登山钉或新式德国冰锥凿进冰山里，以保自身安全，登上了冰雪覆盖的德朗峰北壁。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也用到了10爪冰爪——这东西是1908年由英国人奥斯卡・埃肯斯坦发明的，可英国登山者倒是很少用到。现在这些新一代巴伐利亚州冰山攀登者经常使用这种10爪冰爪，他们一路把这些冰爪和短冰镐凿进巨大的冰壁里向上爬。这不光是设计巧妙——简直就是技艺高超。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公平，如果这能有任何意义的话。

西吉尔介绍了最后三位登山者——一位是冈特・埃瑞克・里格勒，两年前，也就是1922年，他成功地改造了德国登山钉，使之适用于攀登冰川；一位是卡尔・施耐德，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神奇经历；还有一位是约瑟夫・维恩，这位登山者的年纪比较大，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在登山杂志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带领苏联和德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和苏联高加索地区其他不可能攀登的山峰。

理查用流利的德语表达了我和他见到这些伟大的巴伐利亚登山者所产生的荣幸之情。这六个受到夸奖的男人——算上布鲁诺・西吉尔正好是七个——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理查又喝了一大口装在那种沉重啤酒杯里的啤酒，然后对布鲁诺・西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儿了吗？”

“这可不是像你说的‘谈谈’而已，”西吉尔厉声说，他那巴伐利亚式的礼貌突然间彻底消失，“那是审讯，仿佛我身在英国的法庭里。”

听了他这话我目瞪口呆，可理查只是笑着说：“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在英国的法庭里，那么我肯定戴着搞笑的白色假发，而你呢，肯定是在被告席上。”

西吉尔蹙着眉。“我只是一个证人，迪肯先生。只有被告——往往是有罪的人——才会在英国法庭的被告席中，不是吗？证人就坐在……坐哪儿呢？应该是法官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是不是？”

“是，”理查表示赞同，他依旧笑眯眯，“我说得不对，予以纠正。我们用德语说话，以便你所有的朋友都能听懂，可以吗？稍候我会翻译给杰克听。”

“不用了，”布鲁诺・西吉尔说，“我们说英语。你的柏林口音真叫我这听惯巴伐利亚口音的耳朵难受。”

“抱歉，”理查说。“不过我们都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他的登山同伴科特・梅耶在雪崩中丧生的证人，不是吗？”

“迪肯先生，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在这里审讯……或者说是问询我？”

“一点儿权柄都没有，”理查平静地说，“我和杰克・佩里到慕尼黑来找你谈话，全是要帮布罗姆利夫人个人一个忙。她的儿子在登山时突然去世，她只想知道更多细节而已，这完全可以理解。”

“帮布罗姆利夫人一个忙，”西吉尔说，即便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也掩不住他声音里的挖苦意味，“依我看，帮了这个忙，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理查依旧保持微笑，等待着。

终于西吉尔砰地一摔他那空空如也的石头啤酒杯，招呼一旁恭候的服务员再来一杯，然后嘟囔着说：“关于那次事故，我早就把我所见到的一切细节都对德国《登山杂志》说了，还就此写了信给你们的皇家地理登山俱乐部杂志。”

“那只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报告。”理查说。

“那次雪崩是瞬间发生的，”西吉尔说道，“你参加过马洛里早前率领的两次珠峰探险，你见过雪崩吧？或者起码在阿尔卑斯山时也该见识过吧？”

理查点了两下头。

“那你就该知道，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这一秒他们还在那里，等到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了。”

“是的，”理查表示同意，“可很难了解清楚珀西瓦尔勋爵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你和你的六位德国朋友也在那里？你告诉《法兰克福日报》，当你在定日镇听说有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西藏定日镇租了牦牛，买了登山装备，你们就改变了路线，还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纯属好奇，才会向南去调查一番……仅此而已。”

“我对报纸说的都是实话，”西吉尔说，语气有些不屑，“你和你的美国同伴不远万里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听我确认我所说过的话？”

“你从前的证词意义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意义，”理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遗漏的事实，那么布罗姆利夫人，也就是小珀西瓦尔的母亲，将会非常感激。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事。”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帮一位老太太了解更多……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关于她儿子之死的细节。”西吉尔说，那表情简直就是在冷笑。我真惊讶，理查居然一直都没发脾气。

“那位科特・梅耶是不是来自你的……哦……登山队？”理查问。

“不是！在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此人……那些藏人还说他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骑马向东南方向的绒布寺去了。”

“这么说梅耶根本不是个登山者？”

西吉尔喝了一大口啤酒，打了个嗝，耸耸肩。“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科特・梅耶这个人。我们只从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定日藏人口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几乎认识每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真正登山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们？”他的这个问题是在问他的德国同伴。他们点点头，几个人还连连称“是”，虽然刚才西吉尔才和我们说，他们都听不懂英语。

理查叹了口气。“你宁可让我问你各种问题，让你感觉像是在法庭里，西吉尔先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知道的事儿和盘托出呢，说说你们为什么会在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你们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在干什么？或许你们甚至还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马会被枪杀。”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马已经死了，”西吉尔说，“如你所知，迪肯先生，一号营地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冰川堆石地区。或许他们的马都摔断了腿。也可能是布罗姆利先生或梅耶先生发了疯，所以把马都打死了。谁知道呢？”这位德国登山者又耸耸肩。

“至于我们‘跟踪’布罗姆利和梅耶两人到绒布冰川去的原因，”西吉尔接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我和我的六个朋友只是想去见见乔治・马洛里、诺顿上校和其他登山者，我们听说他们那年春天去登珠峰了。很显然，因为我们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所以一直没听说马洛里和欧文已经遇难，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探险队有没有抵达那座山。不过，当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布罗姆利已经出发去了他们口中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就打定主意，就像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常说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东南方，而没有返回北方。”

不知什么原因，西吉尔的德语口音开始在我听来非常刺耳。

“当然了，”理查说，他的语气文质彬彬，却显得坚持不懈，“当你们看到诺顿和马洛里的大本营已经废弃，只剩下一些帐篷碎片和尚未吃过的废弃罐头，你肯定就明白，登山队已经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冰川向上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正从北部山脊下山，而且显然他们碰到麻烦了。”西吉尔厉声道。

“你们在大本营就能看到那两个人，那里距离珠穆朗玛峰可有12英里啊？”理查问，听他的语气，与其说他是在质问，倒不如说只是好奇罢了。

“不，不！发现死马之后我们就去了二号营地，而且认为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布罗姆利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可能碰上麻烦了。我们从马洛里的二号营地看到他们在山脊线上。我们用的是德国精密望远镜，蔡司望远镜，那可是世界上最棒的。”

理查点点头，认可这话属实。“这么说，你们一看到北坳下方1000英尺处废弃的马洛里三号营地，就搭建了你们自己的营地，然后爬上了北坳。你们有没有用到诺顿上校的探险队在那最后100英尺垂直冰壁上留下的绳梯？”

西吉尔手指一摇，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梯子，也没有用固定绳索。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攀登冰川的冰镐和其他德国登山技术，才爬上了那面冰壁。”

“嘉密・赤仁说看到几个你们的人顺着桑迪・欧文的绳梯从北坳上下来。”理查说。

“嘉密・赤仁是谁？”西吉尔问道。

“就是你们遇到的那个夏尔巴人，那天就是他举着左轮手枪对准了三号营地附近的地方。你还把布罗姆利之死的事儿告诉了这个人。”

布鲁诺・西吉尔耸了耸肩，冷笑一声。“夏尔巴人。你们听着，夏尔巴人满嘴谎言。我和我的六个朋友根本就没靠近那架都已经磨损的绳梯。你们也看到了，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这么说，你们纯粹是为了到中国探险，可你们还把登山和登冰川的设备带在身边。”理查说着拿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塞烟叶。这个巨大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浓得不能再浓了。

“中国有很多高山和陡峭的山口，迪肯先生。”西吉尔此时的语气已经不是充满敌意，而是有些瞧不起人了。

“我无意打断你的叙述，西吉尔先生。”

西吉尔又耸耸肩。“如你所说，我要叙述的已经不多了，迪肯先生。我和我的朋友去攀登北坳，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两个从北部山脊下来的人有麻烦了。一个似乎出现了雪盲症，被另一个人牵引着，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人在搀着这个人了。”

“这么说你们是在北坳扎营了？”理查说着点燃了他的烟斗，嘬了几口，让烟叶烧着。

“没有，”西吉尔大声说道，“我们没在北坳扎营。”

“嘉密・赤仁看到，在北坳的那道壁架上至少有两顶帐篷，而诺顿和马洛里的四号营地曾经就在那里。”理查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一次是好奇的意味多，质问的意味少。他就是在帮一位伤心母亲的忙，探明实情，从而弄清她儿子失踪的团团迷雾，让她得到慰藉。

“那些帐篷是布罗姆利的，”西吉尔说，“一个已经被高山上的狂风吹烂了。就是因为这风，退下山来的布罗姆利和梅耶才被迫离开了山脊线，到了五号营地上方的冰壁上，那里的积雪很不结实。我用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喊话，叫他们不要去那面冰壁，因为那里的雪太不稳固了要不就是风太大了，他们没听到我的话，要不就是他们压根儿没想搭理我。”

理查微微扬了扬两道浓眉。“你们的距离已经近到可以和他们讲话了吗？”

“是向他们喊话，”西吉尔说，他的语气分明是对反应迟钝的儿童说话的语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有30米，或者更远。随后，他们脚下的雪开始摇晃，然后大量积雪呼啸着，从那面冰壁向下坠了数千英尺。他们在这次雪崩中彻底消失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你们就没试着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声音里没有夹杂着任何谴责的意味，可布鲁诺・西吉尔依旧很生气，怒目而视，仿佛受到了多大侮辱似的。

“根本就不可能下到那面冰壁下面去。根本就看不到那面山壁的本来面目了。山壁上的雪全都被雪崩卷走了，很显然小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都死了，被埋在数千英尺山下几吨重的雪中，没命了，完蛋了。”

理查点点头，仿佛他完全能够理解。我还记得，他曾经眼见着乔治・马洛里攀登通往北坳的那道长雪坡，并且提醒他不要这么做。1922年，在珠穆朗玛峰的一次雪崩中，这座雪坡夺去了马洛里七位挑夫的性命。

“这些事在你给报纸的报告中都写了，其实你只是重复了一遍，说什么通往六号营地的山脊上狂风大作，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先生不得不退到北壁的岩石滩和冰雪上，以便能够下到五号营地，”理查说。

“是的，一点儿不错。”

“西吉尔先生，想必在上山去寻找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们也不得不离开山脊，爬上了那边山壁。这就是说，你们和他们相遇了，你们看到他们，冲他们大喊，他们也冲你们喊来着，这一切都发生在山壁之上，而不是山脊上。这就解释了为何山脊上没发生雪崩。”

“是的，”西吉尔说。他说这个英语单词时带着盖棺定论的语气，仿佛这次询问已经结束了。

“可是，”理查说，修长的手指比画成一个塔尖，“你刚才告诉我，即便山脊上狂风呼啸，你们和那两位已经遭遇不幸的人相隔30多米，也就是100英尺，可是你们仍可以互相喊话，且能够听见对方说话。”

“英国人，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任何暗示，”理查说，“不过我还记得，1922年，我在那座山脊之上时，那里海拔那么高，我和另外两名登山者被迫离开那座山脊，顺风到了布满岩石的北壁上，我们之间相隔五步，这可比30米短多了，可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呼喊声。”

“这么说，你觉得我是个骗子？”西吉尔的声调很低，脸部紧绷。他把双手和前臂从桌上拿开，右臂动了动，仿佛正从他那宽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没准儿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刀。

理查轻轻放下烟斗，手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下，他的手指修长，手上因抓握岩石而遍布伤痕。“西吉尔先生，我并没有说你是骗子……我只是在尝试理解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伙伴在人生最后几分钟的经历，以便能够详细地向布罗姆利夫人报告，她此刻伤心欲绝，以至于还幻想着她儿子现在还活着，就在山上的某个地方。依我看，你刚一离开那道山脊，继续沿着山壁向上攀爬，风就小了，呼啸声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你完全能够对着30米开外的布罗姆利喊话。”

“是的，”西吉尔说，他依旧一脸怒容，表情阴沉，“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理查问，“你冲他们喊了什么，特别是对布罗姆利说了什么，在雪崩开始之前，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他们两个人是谁出现了雪盲症状？”

西吉尔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这次的询问中再多说话，就意味着他屈服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开口了。他那个长着奇怪眉毛的朋友赫斯先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似乎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的英语对话，而且可以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或许这个瘦削的男人充其量也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也可能是耐心等待西吉尔先生给他翻译。不论如何，反正他看上去对他们的对话十分感兴趣。

我确信，虽然我不肯定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右边的男人，也就是著名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先生绝对听得懂这唇枪舌剑的英语对话。

“是布罗姆利勋爵牵领着出现雪盲症、步履蹒跚的梅耶，我对布罗姆利喊——‘你俩怎么爬这么高？’”西吉尔说，“然后我又喊——‘你们需要帮忙吗？’”

“你对着布罗姆利喊话时，你的六个德国探险家同伴和你一起在山脊上吗？”理查问。

西吉尔摇摇他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没有，没有。海拔太高了，我的朋友们受到的影响都比我严重。他们有几个留在三号营地休息，你们英国的探险队就这么叫，还有几个爬上了北坳。我一个人爬上北部山脊，去了五号营地和更上面的地方。就像我在给几家报纸和登山杂志的报告里写的那样，我碰见布罗姆利和他那个得了雪盲症的同伴时只有我一个人。你肯定在此之前也看过了我的解释了吧？”

“这是自然。”理查又抽起了烟斗。

西吉尔叹了口气，似乎是觉得和他用英语说话的这个人慢吞吞的，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西吉尔先生？带着那些蒙古马、驴子和登山设备，你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想看看我能不能碰到乔治・马洛里和诺顿上校，而且没准还可以远距离观察一下珠峰，迪肯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或许还能登上珠峰？”理查问。

“登珠峰？”布鲁诺・西吉尔重复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十分刺耳，“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带了一些基本的登山设备，远远不足以登上那样一座山。况且季风已经迟到了好几个星期，随时可能朝我们袭来。只有布罗姆利这么傻的人才会认为凭借那些所剩无几的罐头、马洛里登山队留下的破烂绳梯和被冰雪覆盖的固定绳索，就可以爬上珠峰。布罗姆利真是个傻瓜。当他在人生最后时刻双脚踏在松动的冰雪之上时，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不仅送了自己的命，还让我的同胞[26]也丢了命。”

就和鲁道夫・赫斯一样，坐在我右边的几个德国登山者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西吉尔旁边那个大块头，也就是头发剃光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刚才西吉尔介绍他是某人保镖的那个人，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对眼前的一场闹剧视而不见，仿佛失去了知觉。也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毫无兴趣。

“我亲爱的迪肯先生，”西吉尔继续说，“人人都说，珠峰根本就不是一座可以单人攀登的高山，”他冷酷地看着我，“也不是两个……或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者凭借野心和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就能征服的。采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决不可能登上珠峰。那里也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的地方。不，我只是想从远处看看那座山。”

“在那最后一天，你在山壁上对布罗姆利和梅耶喊话，”理查说，“你能再说一遍你对他们说过的话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西吉尔说。他看上去挺不耐烦。

理查等他回答。

“我问他们——我向他们喊道——‘为什么你们爬得这么高？’”西吉尔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还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他们显然需要。一看就知道梅耶得了雪盲症，而且累得没力气了，没有布罗姆利的帮助，他根本连站都站不住。那位英国勋爵本人看上去有些迷惘，不知所措……茫然恍惚。”

西吉尔停下来又喝了几口啤酒。

“我警告过他们，千万别到那道雪坡上去，可他们一意孤行，雪崩开始了，我和他们的对话就此告终……彻底结束了。”西吉尔说。很显然，他不打算再重复这件事了。

“你说过，你用德语和英语和他们喊话，”理查说，“梅耶用德语回答你了吗？”

“没有，”西吉尔说，“那个被定日镇的藏人称为科特・梅耶的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得了雪盲症之后非常痛苦，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冰雪卷走他之前，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你还和他们说了——喊了——别的话吗？”

西吉尔摇摇头。“冰雪在他们脚下摇晃，雪崩把他们从珠峰的那面冰壁上卷走，我退到了更加结实的山脊上，风太大了，我几乎是爬着回去的，我先是退到了四号营地，然后是北坳，最后离开了那座山。”

“你就没看到山下他们的尸体？”理查问。

西吉尔此时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嘴唇变得很薄，完全是在咆哮了。“按照你们英国人的单位来说，从北壁的那个位置到下面的绒布冰川有该死的5英里多的落差！我没有到8000米之下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尸体，迪肯先生，我用我自己的冰镐，离开了我所处的那些覆盖着松垮冰雪的板岩，这些雪随时都会开始崩塌，然后返回了被冰雪覆盖的板岩的北部山脊，以便我能尽快下到北坳。”

理查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你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登上那里？”理查的声音显得他是真心感觉好奇。

布鲁诺・西吉尔看着桌子那一边的巴赫纳和其他几个德国登山者，我又感觉好奇了，这些人里到底有几个听得懂这次的英语对话？

“事实就摆在眼前啊，”西吉尔说，此时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蔑视的意味，“几分钟之前我就已经说过了。你没听到吗，迪肯先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迪肯先生？”

“再和我说一遍，拜托了……”

“你们那位假行家布罗姆利在向导的带领下爬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就以为凭借一己之力，靠着诺顿和马洛里探险队剩下的破绳子和帐篷，只带一个傻瓜似的科特・梅耶当挑夫和登山同伴，就能爬上珠峰。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傲慢……这话用希腊语怎么说来着……hubris（狂妄自大）。纯粹一个自大狂。”

理查缓缓地点了点头，用烟斗杆轻点着下嘴唇，仿佛一个绝世谜团得到了澄清。他说道：“在摔下来之前，你觉得他们已经登上了多高？”

西吉尔哈哈一笑。“谁在乎这个呢？”

理查耐心等待着。

终于，布鲁诺・西吉尔开口道：“如果你认为那两个傻瓜可能登顶了，那就赶快醒醒吧。他们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就那么点儿时间，根本不可能爬到五号营地以上的地方……如果他们用了马洛里的人留在五号营地里的吸氧器的话，没准能达到六号营地。不过我怀疑那里有没有吸氧器。肯定没有登到六号营地，这点我很肯定。”

“为何你如此肯定？”理查问，显得很通情达理，兴趣盎然。他依旧用烟斗杆轻击下嘴唇。

“因为风，”西吉尔说，完全是在总结陈词，“天寒地冻，狂风大作。当我在五号营地上方遇到他们的时候，待在山脊线上，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往上靠近六号营地的地方，海拔将近8000米，向上是裸露在外的东北山脊，那儿海拔更高，要不就是光秃秃的山壁，再走下去就意味着找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迪肯先生。毫无可能。”

“你带着极大的耐性回答了我的问题，西吉尔先生，”理查说，“我诚心向你表示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或许可以令布罗姆利夫人释怀了。”

西吉尔闻言只是咕噜一声，然后他瞧着我。“你在看什么，年轻人？”

“那面墙上的红色旗子，就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我直言，一边指着西吉尔身后，“还有红旗子上白色圆环里的符号。”

西吉尔盯着我看，那双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美国来的雅各布・佩里先生，你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说。在哈佛大学时，我对很多梵文和印度河流域文化有过涉猎。“这个标志来自于印度、西藏地区，和其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化，意思是‘好运’，有时候也表示‘和谐’。我想，这个标志用梵语来念就是svastika。据说，印度古老的庙宇中到处都是这种标志。”

此时西吉尔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我在嘲笑他，或是在嘲笑对他来说某个非常神圣的物件。理查点燃了烟斗，看着我，但一言不发。

“在现今的德国，”西吉尔终于说，薄唇几乎动也不动，“我们都念swastika。”他用听上去是英语的字母念给我听，“这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光荣象征。这个党派，还有那些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将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

我的视力挺好，不过还是看不清“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红色旗子下面的墙上挂着两幅非常小的带相框照片，此外角落里还有一面卷起的红旗，升到了旗杆6英尺高的位置。我估计这面旗子和那两面悬挂在墙上的旗子差不多。

“过来。”布鲁诺・西吉尔命令道。

所有人——那些德国人，也包括赫斯，坐在桌子对面、西吉尔身边的光头男人，巴赫纳，我们这面的所有登山者，然后是依旧抽着烟斗的理查，都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都跟着西吉尔走到那个角落里。

那条隔开这片小角落纪念区域的绳子就是一条普通的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登山绳，被刷成了金色，两端系在两个小柱子上，就是在豪华餐厅入口，餐厅领班用来勾住天鹅绒短绳子的那种柱子，而那片区域就像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圣坛。

有一个男人出现在那两张照片里，所以，据我估计，这个男人，还有这个使用万字旗的社会党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在红旗下面、靠右边墙上的照片是这个男人的独照。从远处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查理・卓别林的照片，因为此人鼻子下面也有一撇可笑的小胡子，可此人并非卓别林。这个男人有一头深色头发，中分，还有一双深色的眸子，眼神热切或者说“狂怒”地看着照相机或摄影师。

左边的照片里也有这个男人，他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地方的门口，我认得那就是这间啤酒馆的门口。另外两个人都穿着军装，留着查理・卓别林式小胡子的那个人则穿着宽松便服。在照片里的三个人中，他的个子最矮，当然也最不显眼。

“此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布鲁诺・西吉尔说，然后密切关注我作何反应。

我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想我听到过这个名字，此人与1924年十一月德国此地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关，不过我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刻。显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位社会主义领袖。

在我身后，优秀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说：“Der Mann, den wir nicht antasten lassen。”

我看向西吉尔，希望他能给我翻译一下，可这位德国登山者一语不发。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理查翻译给我听，此时他把烟斗拿在一只手里。

此时我注意到，那面印有白色圆环和万字标志的红旗已经破了，像是被子弹打穿的，而且血淋淋的，如果那些干涸的棕色斑点的确是血迹的话。我冲着旗子伸出手，打算问个问题。

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那个光头圆脸的肌肉男一直默默坐在西吉尔身边，此时他身体突然一晃，一把拍打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向下打偏，如此一来，我并没有真的摸到那块破碎的织物。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放下手，看着这个如摔跤选手一般恶狠狠的人。

“这是Blutfahne，也就是血旗，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追随者的一件圣物，”布鲁诺・西吉尔说，“绝对不可以让非雅利安人触摸。Ausländer（外国人）也不行。”

理查并没有给我翻译这个词，不过根据前言后语我也猜到了其中的意思。

“那是血吗？”我傻兮兮地问。今天晚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种感受，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而且我就快饿死了。

西吉尔点点头。“去年11月9日，慕尼黑警察毫无人性地向我们开枪，那是一次屠杀，旗子上面的血迹就是这么来的。这面旗子属于风暴第五冲锋队，上面的血迹大部分属于我们的同志，在他被那些警察打死的时候，正好倒在这面掉下来的旗子上。”

“不成功的啤酒馆暴动，”理查向我解释，“我记得那起事件就是从这家啤酒馆开始的。”

西吉尔透过我朋友的烟斗冒出的烟雾看着他。“我们更喜欢称之为希特勒暴动或希特勒-鲁登道夫暴动。”那位德国登山者厉声说，“而且，那也不像你说的，是一次‘不成功的’的政变。”

“真的吗？”理查说，“警方镇压了你们的起义，驱散了游行的纳粹党人，逮捕了党首，你们的希特勒先生也锒铛入狱。我相信，他现在正在服刑，他因为叛国罪被判入狱五年，而他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古老的堡垒监狱兰茨贝格监狱，位于莱希河的一座悬崖之上。”

西吉尔露出了奇怪的笑容。“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成为了德国人的英雄。今年年底之前他就会出狱。就算是在那里，那些所谓的‘守卫’也把他当作皇室一样妥善照顾。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理查轻轻拍了拍烟斗，把烟叶弹掉，将之放在粗花呢夹克口袋里，随后非常感激地点点头。“非常感谢西吉尔先生今晚提供了这么多信息，还要感谢你让我了解到了关于希特勒暴动和希特勒先生目前状态的真相，原来事情并不像雅各布他们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我理解错了。”

“我送你们出贝格勃劳凯勒大门。”西吉尔说。

*

刚到晚上10点，我们的火车便驶出了车站，这趟列车将驶过边界前往苏黎世。我现在了解到准时是德国人的一大特点。

我很高兴我们能有一间私人包房，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赶在后半夜到瑞士边界更换铁轨和火车之前，在里面伸展四肢躺在衬垫长椅之上打个盹。在从贝格勃劳凯勒到慕尼黑火车站的出租车上，我才意识到，我的汗衫被汗浸透了，硬挺的衬衣被汗浸透了，就连我那件很厚的羊毛西服外套也都被汗浸湿了。我看着慕尼黑的灯光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乡间的一片漆黑，我的手不住地颤抖。在看到其他任何城市的灯光消失在我身后时，我从未这么高兴过。

我声音里的颤抖终于消失了（这倒是和刚才我的手抖挺搭调），于是我说：“这个阿道夫・希特勒，我听过他的名字，但对他毫无印象，他是不是那个呼吁打倒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

“正好相反，老伙计，”理查伸平四肢躺在包厢另一个衬垫长椅上答道，“因为受审，整个德国都听到了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他之所以出名且如此受人爱戴，完全是因为他那些极右翼观点，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等等。”

“啊，”我说，“可他去年因为试图发动政变而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要被关进监狱五年啊？”

理查坐起来，又点燃了烟斗，然后把火车车窗打开一条缝，从而驱散包房里的烟味，不过我倒是不介意。“照我看，西吉尔先生说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一是新年之前希特勒就会出狱，总共坐牢还不到一年，二是在那座河上监狱里，当局像对待达官贵人一样厚待他。”

“为什么？”

理查微微耸耸肩。“1924年的德国政治不是我这个小人物能够理解的，不过，从这场超级通货膨胀席卷德国以来，极右翼势力，确切地说就是纳粹党，似乎为很多备受挫折的人说起了话。”

对那个留着查理・卓别林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我觉得我的确提不起一丝兴趣。

“顺便提一句，”理查又说，“关于那个坐在你对面、光头圆脸一脸阴沉的男人，就是你想要摸他们那面神圣血旗时拍你手的那个男人。”

“怎么了？”

“乌尔里希・格拉夫是希特勒先生的私人保镖，可能正因如此，在去年十一月那场荒唐的暴动中，他才会挡住了射向希特勒的几颗子弹。不过今晚你也看到了，格拉夫身强体壮，很可能会活下去，再次成为德国救世主纳粹的英雄，对此我十分肯定。在加入纳粹和成为他们领袖的保镖之前，格拉夫是个屠夫，半专业摔跤选手，而且只要给钱，他就会在街上和别人打架。有时候他还自愿毒打，甚至杀死那些犹太人或德国共产党人，对他的老板分文不取。”

我心里琢磨着，良久，我才开口说话，声调略高于耳语，虽然周围就是包厢的四壁。

“关于珀西瓦尔勋爵和奥地利人梅耶遇难的经过，你相信西吉尔说的那些话吗？”我问。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多不喜欢西吉尔和其中几个他的朋友，就有多不相信他这个人。

“一个字也不信。”理查说。

听了这话，我从我本来半躺半坐的地方腾地一下直直坐了起来。

“不信？”

“不信。”

“那么你觉得布罗姆利和梅耶遇到了什么事？西吉尔撒谎有什么好处？”

理查又一次轻轻耸了耸肩。“可能是在定日镇听说马洛里的登山队已经离开之后，西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准备非法尝试登顶珠峰。西吉尔当然没有得到西藏登山和旅游的许可。没准西吉尔和他的五个朋友在北坳下面的某个地方追上了布罗姆利，强迫他和梅耶冒着与季风差不多的恶劣天气，与他们一起去登山。当布罗姆利和梅耶摔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死在了山上，西吉尔只好退回去，然后编造了一个迷失男孩之类的故事，说什么另外两个男人孤身登山，然后被一场雪崩吞噬了。”

“你不相信他说的，觉得并没有发生雪崩？”

“雅各布，我曾经去过那片山脊和山壁，”理查说，“那部分山壁很少会堆积如此多的雪形成西吉尔所说的那种从板岩上落下的大规模雪崩。而且就算真有雪崩，我总感觉布罗姆利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躲避雪崩的经验，所以不会笨到去登那样一座雪坡。”

“如果不是雪崩夺走了布罗姆利和那个奥地利人的性命，你说会不会是他们和西吉尔一起在六号营地上方登山时摔死的？”

“还有其他可能，”理查说，“特别是因为，根据我对珀西・布罗姆利并不多的回忆，他未必会让他自己受到几个德国政治狂热分子的威胁，满足他们的企图，和他们一块儿去攀登珠峰，让他们把登顶珠峰的荣耀献给他们祖国德国。”

理查端详着他的烟斗。“我真希望能更了解珀西瓦尔勋爵。我对你和让-克洛德说过，我偶尔会被带到他家，陪珀西的哥哥查尔斯玩，有点儿像贵族让别人把其他东西送到家来一样，当时查尔斯和我差不多大，大概九岁、十岁的样子。小珀西瓦尔总是闹着跟我们一起。他这人吗，你们美国人怎么说来着，雅各布？就是个跟屁虫。”

“在那之后你就再没见过珀西瓦尔吗？”

“哦，在英国的花园派对和欧洲我无意中碰到过他几次。”理查含糊地说。

“珀西瓦尔真的是……同性恋吗？”我很难大声说出这个词，“有些欧洲妓院是年轻男子在出卖色相，他真的是那里的常客吗？”

“那只是传闻，”理查说，“雅各布，那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想了想，可理不出头绪。我意识到，我一直过着中规中矩的生活。我的朋友里从来都没有同性恋。至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那样的人。

“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还有可能是怎么死的？”我问，我感觉挺尴尬的，所以急着改变话题。

“可能是布鲁诺・西吉尔杀了他俩。”理查说。我俩中间弥漫着一股蓝色烟雾，不过这烟雾盘旋一阵，便飘向了敞开的窗户。钢铁车轮驶在金属铁轨之上，响声震天。

听到他这话，我不由得深感震惊。理查是在虚张声势地开玩笑吗？就为了吓吓我？若果真如此，他的确干得漂亮。

我的母亲是位天主教徒，曾经是奥莱利夫人，是波士顿婆罗门名门望族佩里家族的另一个名誉污点，我从小就知道可赦轻罪及不可赦重罪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在珠穆朗玛峰这样一座山上杀死另一个登山者比不可饶恕的重罪还要罪无可赦。对于一个登山者而言，这种谋杀不可恕重罪还夹杂着亵渎神明的意味。“杀死一起登山的人？为什么？”我终于开口道。

理查把烟斗在设于扶手一端的烟灰缸里捣了捣。“我看我们得去登一登珠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骨，以便找出答案。”

理查拉下粗花呢帽子，盖在眼睛上，没一会儿便睡着了。良久，我就这么直挺挺地坐在哐当哐当直响的火车包厢里，脑筋不停转动，想要理清这怎么也理不清的局面。

最后我关上窗户。外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7

岩架只有那个面包托盘那么宽……

1925年3月底，另一趟列车沿着窄轨铁路从乌烟瘴气的加尔各答驶往7000英尺高的大吉岭高山。在这辆火车上，我终于有时间在我们出发之前，好好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这好几个月的繁忙时光。

1925年1月初，我们三个人返回苏黎世，去探访乔治・英格尔・芬奇，此人可能是除理查・戴维斯・迪肯之外，英国还在人世的最好的登山者。

1922年，芬奇和马洛里、理查一起，也是珠峰探险队的一员，和理查一样，他的运气也很差，得不到当权派的青睐——而且芬奇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和乔治・莱・马洛里意见不和，而且还和整个珠峰委员会、登山俱乐部和三分之二的皇家地理协会成员关系疏远。

芬奇曾在巴黎医学院学习，但在这里的学习时间并不长。后来，他于1906—1922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期间转而学起了物理科学，然后成了皇家地面炮兵的一位上尉，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埃及和马其顿作战。战后，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瑞士登山，他在阿尔卑斯山脉首攀的山峰数比珠峰探险队其他精挑细选成员的首攀数加起来还要多。相比珠峰委员会的登山者和其他英国登山者，他更为了解德国的和其他全新的欧洲登山技术，可他并没有入选1921年珠峰登山队入选名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他的身体太差了。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尽管他是英国公民，还在一战期间被授予炮兵军官的勋章，可战前战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住在讲德语的瑞士地区，在那里登山，所以他更习惯讲德语，而不是英语。正如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对选拔委员会甄选人员的描述——“如有可能，他们，我们，都希望珠峰探险队能成为老男孩俱乐部。我们自己称之为‘BAT’阵容，即‘清一色的英国人’”。

据理查所说，布鲁斯将军是珠峰委员会的头儿，1922年探险队的领导，就连清一色英国人探险队这个要求也是他提倡的，他曾经写信给其他有可能成为委员会和探险队成员（包括理查在内）的人，说乔治・芬奇是“一个故事大王，说话天花乱坠，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每年2月1号刷牙，如果那天的水很热，他还会洗个澡，否则的话就会等到明年这一天”。

然而，根据理查所言，在委员会清一色英国人的眼中，芬奇的主要罪名除了经常蓬头垢面和奇怪的德国口音这些“不够格”的地方之外，还因为乔治・芬奇不断提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创新登山技术。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俱乐部（在这一方面也包括珠穆朗玛峰委员会）都不喜欢这种“创新”。他们认为老方法都是好方法：钉靴，19世纪样式的冰镐，为了在28,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的零下温度下保护登山者免受这种几乎是非地球气候的天气伤害，使用一层层薄羊毛夹层。

理查说，这位成功的登山者芬奇有很多新奇的创新，其中就包括他设计并制造的一种外套，这衣服专为珠峰的环境设计，夹层里填充的是鹅绒（而不是普通的羊毛、棉或丝绸）。芬奇尝试了很多种材料，最后选定了一种很薄却非常坚韧的气球用织物，制造出了一种长大衣，大衣上有很多缝制出来的间隔空间，里面填塞了鹅绒，从而把人类身体的热量储存在这些气囊里。在北极，鹅身上的鹅绒就是这么给鹅保暖的。

理查解释说，结果在1922年那次登山过程中，在海拔20,000英尺及以上的高山上，芬奇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高海拔地区的狂风和严寒冻僵的人……

然而，虽然乔治・芬奇在以往的珠峰登顶尝试中表现优异（1922年5月7日，他和小杰弗里・布鲁斯尝试登顶，勇敢无畏却没有成功，那时他们创造了最高攀爬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可他还是被挡在了1924年那次珠峰探险之外，究其原因则是芬奇提议并改装了皇家飞行服务队的吸氧设备，1922年和1924年，探险队员都使用过这种吸氧装备，而且效果非常好。（在1924年最后一次珠峰探险中，尝试登顶时马洛里和欧文都携带了芬奇式吸氧装备，不过修补天才桑迪・欧文做出了很多改装，后来两位英雄都失踪了。）

芬奇的吸氧装置在高海拔模拟室的实验中，在艾格尔峰甚至在珠峰上都被证明效果显著。很久之后，关于芬奇的吸氧装置，珠峰委员会主管探险资金支出（与引资）的负责人亚瑟・希克斯给出了被多次引用的官方评价：“如果这种吸氧设备妨碍他们在没有该设备的情况下攀登更高高度，我将非常遗憾。如果有人不吸氧就登不上25,000-26,000英尺，那他们就是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不中用的东西？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海平面的人来说，说出这种话自然轻而易举。”1925年1月，我和理查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时，他这样评价。

“我真想把希克斯先生送到珠峰26,000英尺的地方，看看他如何气喘吁吁、干呕并且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上下前后地乱蹦，”理查接着说，“然后问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真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即便在海平面上也是一样。”

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珠峰探险中，我们初步计划带上25套经欧文改装的芬奇式吸氧设备和100个氧气罐。（1924年，马洛里和他的队员们带了90个氧气罐，供12名登山队员和高山挑夫使用。我们的氧气罐数量比他们的要多。而且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登山）“那个叫雷吉的表亲呢？”让-克洛德曾这样问，提醒理查不要忘了布罗姆利夫人的条件：带上在布罗姆利茶园种茶的那位表亲和我们一起去。

“‘雷吉表亲’当然是留在大本营啊，呼吸呼吸16,500英尺高山上夹杂着浓郁牦牛味儿的空气。”理查说。

此时此刻，时值今年的第一个月，天气寒冷，我们即将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就此丧命，所以理查希望我们去一趟乔治・芬奇的第二故乡苏黎世见见这个人，和他聊一聊。（理查曾经邀请他来伦敦，并表示会支付车马费，这么做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有三个人，而芬奇只有一个人，不过这位性情暴躁的登山者在电报中回复道：“现在整个英国都没有这么多钱能引诱我回伦敦。”）

我们在皇冠大厅饭店见到了乔治・英格尔・芬奇，即便是从苏黎世豪华餐馆的高标准来说，这里都堪称奢华，而且这里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理查告诉过我们，虽然皇冠大厅饭店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可近些年来，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期间内，这家古老的餐馆一直凭借其在19世纪的卓越声誉才得以惨淡经营。然而，希尔达・扎姆斯蒂格和戈特利布・扎姆斯蒂格夫妇买下了这个地方，将之装饰一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公司，包括一位新厨师，一份包含了最美味的巴伐利亚美食、经典美食和瑞士美食的菜单，并且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使得这家餐馆达到了瑞士和苏黎世真正的优秀标准。因此，在几英里之外的边界那一边，德国人食不果腹，而瑞士的银行家、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公民则可以享受到奢华盛宴。

皇冠大厅饭店位于拉米大街4号，在苏黎世大学西南方不到1英里处，而利马特河正是从此处汇入苏黎世湖。一月末的风吹拂着湖水，时不时地被行驶在宽阔的拉米大街上的有轨电车遮挡，那车子噗噗驶过，声音轻柔，而我虽然穿着最厚的羊毛正装大衣，还是被冻了个透心凉。

就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特别想知道，如果在苏黎世的拉米大街上，瑞士的一座湖上吹来阵阵微风，被风吹了一会儿，我都快被冻僵了，牙齿直打战，那么我究竟怎么才能在26,000多英尺高的珠峰上，征服亚北极区的狂风，并且活下来？

我原以为我在波士顿、纽约、伦敦和巴黎已经享尽美食了，那时候吃饭时要么用我姑姑留给我的遗产付账，要不就是理查慷布罗姆利夫人之慨来埋单，可皇家大厅饭店自然是我踏足过的最大也是感觉最为正式的餐厅。我们和芬奇见面的那天是这家餐厅这一周里唯一供应午餐的一天，男服务员、餐厅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旧穿着礼服。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盆栽植物，这个角落里，那根柱子边，还有那扇窗户附近，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植物看上去太正式了，失去了植物的味道；似乎它们也希望穿礼服。

我穿的是那套理查在伦敦给我买的深色西装，但是走过苏黎世皇家大厅饭店那巨大的宽敞空间，坐在午餐桌边的大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子，也有一些优雅的女士，我不禁意识到，在欧洲上流社会里，我依旧感觉那么心神不定。即便脚穿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礼服鞋，可我突然觉得这家大型餐厅里的每个人肯定会认为我的鞋子又笨拙又破旧。

我们被带到一张餐桌边，上面铺有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餐具。有个男人坐在那里，此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脸轮廓清晰。他压根儿就没注意已经倒好的红酒和清水，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芬奇是这家餐厅里唯一一身日常粗花呢西装和背心打扮的人，而且当时看上去并不整洁（背心上落着烟灰），他很舒服地跷着腿，摊手摊脚地坐在那儿，毫不在意周围的事物，我认为只有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非常非常自信的人才会如此。理查轻咳一声，这个面容瘦削的男人抬起头，合上书，将之放在桌子上。那本书的标题很长，字体很大，而且是德语，我根本看不懂。

芬奇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我们，仿佛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不明白我们为何会站在他的餐桌边上。我无法肯定他鼻子下面的那块污渍是他那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上一撇粗硬的褐色胡子，还是已经在他的下巴和脸颊上生长出来的棕色须茬蔓延到了鼻子之下。

理查重新介绍了他自己，虽然他们俩在1922年的时候结伴一起试攀珠峰，然后又给我们几个做了介绍。芬奇懒得站起来，只是抬起一只似乎非常软弱无力的手晃晃，仿佛他盼着我们亲吻他的手，而不是和他握手。他的手指又长又细，可和别人握手时却十分有力，不光让人感觉惊奇，几乎有些令人震撼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的手、手指和指甲都有损伤；这个男人是个登山者，常年赤手空拳用力抓住那些花岗岩、石灰岩和锋利冰川上的裂缝和支撑点，所以留下了这些创伤。

“杰克，让-克洛德，”理查接着说，“我很荣幸给你们介绍乔治・英格尔・芬奇先生。你俩都知道，两年半之前，我和芬奇先生都参加了那次探险队，在珠峰的东部山脊和北壁，我们爬到了27,300英尺以上的位置……而且没有带吸氧设备。这在当时是一项登高纪录。然而，虽然我们那天没有带氧气罐去爬山，乔治还是帮忙设计了去年六月马洛里和欧文失踪时使用的吸氧装置，而且他为人十分善良，吃过午饭后，他将带领我们参观他在苏黎世的工作室，向我们介绍吸氧装置的工作原理……并且会对我们的……这一趟搜寻探险……给予各个方面的建议。”

说了这么多话，理查似乎有些发窘，而且不太肯定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很少有词穷的时候。这时芬奇懒洋洋地挥挥手，让我们几个坐在那三个空位子上，这才缓解了这一刻的尴尬。

“请坐，”芬奇说，“我自作主张，点了红酒，不过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点一瓶……特别是这顿饭由你付账，理查。”芬奇笑了笑，那笑容转瞬即逝，一口牙齿露了出来，他的牙很小，微微被烟熏黄了，但非常坚固。虽然登山俱乐部对他有成见，侮辱他，可显而易见，他绝不止一年只刷一次牙。“这里的食物不错，而我基本上没钱来这里吃饭，即便是午餐也吃不起，”他用那口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接着说道，“所以你说你请客的时候，我才会建议来这里见面。”他漫不经心地向餐厅领班挥挥手，而那位穿着礼服的男人虽然惊讶于芬奇的一身打扮，还是立马也向他示意，而且带着明显的敬意。没准苏黎世人都对芬奇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如雷贯耳。也有可能这里的服务员只是认为，只要能在皇冠大厅饭店吃得起饭，就算是有钱人，就理应得到这种尊贵的待遇。

我承认，在我们点餐时（我只是说理查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在让-克洛德和芬奇起劲儿地聊着该点哪种红酒配餐时，我有点儿生气。我觉得芬奇说那句方言“this joint has good food.（这里的食物不错。）”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且看上去是个不太成功的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原因并非如此；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很多种语言，而且说话时会带出各种方言，甚至是美国特有用语，这纯属一种随意的乐趣。在苏黎世的这一天快结束时，我觉得，芬奇虽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相比我所认识的其他登山者，或许他是最不屑于拿自己的见识、能力和个人成就在他人面前显摆的人。）

这里的食物的确好吃。不论什么牌子的红酒都很好喝（我二十二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别红酒）。而我本以为服务员会很招摇，甚至对我们几个外国人表现出带有德国意味的瑞士式专横无礼，可他们却非常礼貌地招待我们，他们默默地上菜，撤盘，仿佛都是隐形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为数不多的几条箴言之一就是：不引起客人注意就是优质服务。此外，在他和我妈妈送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了另一个观点：“好了，杰克。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个男人了，要对你自己负责。努力别让酒瓶靠近你的卧室，尽量让老二留在你的裤子里，还要埋头书本，直到你拿到文凭为止。任何文凭都可以。”）

我放下我的红酒杯，这才注意到芬奇、让-克洛德和理查正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比如说这会儿正说到我们即将进行“寻回探险”，把布罗姆利的个人物品带回来给他的母亲，又或者，因为我们都晓得带回个人物品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所以起码要带回详细报告，说明小珀西瓦尔到底是怎么死的。理查之前和我们保证过，芬奇绝对了解不能把我们这次私下探险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再说了，”理查曾经这样补充道，“现在芬奇和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及整个皇家地理协会之间关系紧绷，他自然不会急着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秘密了。”

“这么说你认识珀西瓦尔……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让-克洛德开口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雇我做向导。”芬奇温和地说，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才有的语气，而且略带德国口音，“当时布罗姆利想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他顿了顿，第一次看了看我，“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是一座尖坡状的山，佩里先生，那里非常陡峭，像根大钉子一样，是位于阿罗拉山谷东边的格兰茨登特斯主山脉最边上的一座山峰。”

“没错，我去过那里。”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毕竟我不再是一个登山菜鸟了。去年秋天，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以横切方式登上了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

芬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气，也可能他注意到了，却压根儿不在意。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即使是在那时，小珀西就有能力完成横切攀爬，不过他希望尝试攀爬他口中‘诱人’且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连绵冰川竖坑，这些冰川竖井是菲尔皮科冰川上部上方2000英尺高的岩壁上的裂口，他希望有人用绳索和他拴系在一起攀登。”

我们三个人都等着芬奇说下去，可他似乎对布罗姆利这个人以及我们的对话失去了兴趣，把他的注意力又放到了牛排和红酒上。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理查问。

芬奇抬起头，仿佛理查说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意识到，这么比喻真糟糕，因为事实证明，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一点儿斯瓦希里语，而且相比说斯瓦希里语，他的理解能力更强。）

“我的意思是，”理查说，“他表现得如何？”

芬奇耸耸肩，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像是这次谈话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结束了，真让人沮丧。不过，没准儿他意识到了几点情况，一来我们可是千里迢迢而来，二来确实有可能我们不久以后会登上珠峰山肩非常高的地方，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再者，毕竟是我们（或者说布罗姆利夫人）请芬奇在瑞士最贵的一家餐厅里吃了饭。没准儿这里还是全欧洲最贵的餐厅哩。

“布罗姆利很不错，”芬奇说，“就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他的攀登技术挺棒。从不抱怨，即便我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南部山脊一块非常狭窄的壁架上过夜，从那个地方到峰顶只有一段距离很短却极难攀爬的斜坡。那天晚上漫长无比，天寒地冻，没有吃的，没有合适的过夜装备，可他依旧一句怨言也没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保暖的外衣或睡袋，岩壁上连块供我们拴系的突出岩石都没有。而且那块岩架只有面包托盘那么宽……”芬奇说着朝那个窄窄的银托盘点点头，“我们没有蜡烛可以点着放在下巴下面以免我们打盹，所以漫漫长夜里，我们只能轮流坐在那里放哨，确保另外一个人不会睡着，然后前倾身体一头栽下3000英尺，摔到下面的冰川上。”

或许是为了确保我们了解了他的看法，芬奇补充道：“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这么说，比起时下其他登山者，珀西瓦尔勋爵更为优秀了？”理查就快把他的精煮牛肉吃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由精选牛肉和根菜类蔬菜及各种调味料在浓汤里一道炖制而成，搭配烤土豆片，以及加入了辣根调味品的苹果末和酸奶油混合调味料……我一直非常惊诧，英国人居然可以用叉子叉起一小块肉，叉子背面蘸上酱汁，看上去不仅轻而易举而且非常得体。在我看来，在英国和欧洲吃东西就和去中国得适应筷子一样。

“这取决于你心里想的‘其他登山者’是谁。”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芬奇答道。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的领队，“有没有具体对象？”

“布鲁诺・西吉尔？”

芬奇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刺耳极了。“那个小霸王，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先生的朋友？”他说，“西吉尔是个技艺纯熟的登山者，可他还是个爱扯谎的Scheisskopf（笨蛋），他这人有可能会杀死比他年轻的登山伙伴。我从来没和他一起登过山，但多年以来，我在登山时差不多碰到过他十几次。不论是登岩山还是冰山，他都很得心应手，小心翼翼，能力卓绝。”

“这个Scheisskopf……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没脑子，靠不住的家伙。”理查一边飞快地说，一边回头看着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他对芬奇说，“那么，如果西吉尔先生告诉你，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同伴一起，冒险攀登危险重重的珠峰北壁，还走上了很明显有发生雪崩可能的冰雪板岩，你不会相信他吗？”

“我不会相信布鲁诺・西吉尔说的每一句话，即便这个无赖告诉我，明天太阳会升起。”芬奇说着把我们最后一些红酒倒进了他的杯子里。

“理查，1921年你带领马洛里爬上了嘉措拉山口，那时候有几个人最先见过了怪物脚印，你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乔治・英格尔・芬奇一边吃大块涂有奶油的薄皮苹果卷一边问。让-克洛德和理查只喝香浓咖啡当甜点。我吃的则是味道浓郁的巧克力布丁。

“怪物？”让-克洛德问，显然打起了精神。我注意到，这位体格健壮的法国登山向导非常吃不惯这些油腻的巴伐利亚饭菜，他都有些昏昏欲睡了。“怪物？”他又说了一遍，仿佛不太肯定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

“是的，”芬奇答，“坐在这里的我们的朋友理查，和那位令人对他的死深感遗憾的乔治・马洛里，在22,000多英尺高的嘉措拉山口发现了某种巨型两足动物留下的脚印，理查告诉马洛里，他们可能会在那座高高的山口上找到一条通往珠峰的路线，结果证明他说的完全正确。不过在攀爬途中，我想当时是1921年9月底，他们却发现了怪物的脚印，但没有看到怪物。是不是？”他转头看着理查。

“9月20号，”理查说着小心翼翼地放下咖啡杯，“当时正是季风季节的高峰期。下的都是雪末，而且到屁股那么深。”

“尽管雪那么大，可你们还是登上了这座小山的山峰，那里更像是一座山峰，而不是山口，是不是？”芬奇说。他并非是在发问。

理查挠了挠下巴。我看得出来，他很想点着烟斗抽一口，却强忍着在芬奇仍在享受甜点时不这么做。“我和马洛里没费劲就在冰瀑上开辟了道路，但是雪太深了，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挑夫只能带着帐篷返回山峰之下800英尺的地方。1922年，我们——我、马洛里、惠勒和布洛克，以及预备队的沃拉斯顿、莫希德、霍华德-伯里——都登顶了，并且建立了营地。”

“那些怪物的脚印呢？”让-克洛德念念不忘。

“是啊，那些怪物的脚印呢？”我问。在整个就餐过程中，我只说了几句话，这就是其中一句，而我说的其他几句话都是请别人递东西给我。

“在冰瀑之上，也就是20,000英尺和22,000英尺的地方，我们这些登山者和挑夫都没踏足过那里，上坡处的松软积雪上和积雪更为坚固、冻得非常结实的地方都有很深的脚印，在这些地方，不必完全敲裂积雪表面冻的一层冰，我们就可以爬上去，”理查说，他的声音很轻，“好像是某种双足生物留下的脚印。”

“为什么说‘好像’？”芬奇问。他那撇毛茸茸的胡子下面出现了一抹笑容，“马洛里、沃拉斯顿、霍华德-伯里和其他几个爬上嘉措拉山口的人都信誓旦旦，说那些就是某种双足、长爪、类似哺乳类生物留下的巨大脚印。”

理查把最后一点儿咖啡喝掉。服务员忙着给我们添咖啡，我们都接受了续杯，这样就能坐得久一些。

“雪地里的脚印有多大？”我问。

“真是长着爪子的类人生物留下的14英寸到16英寸长的脚印？”芬奇说，他一边扭头看着理查，一边把刚才的话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朋友只是点点头。终于，再一次放下咖啡杯，他说：“等到沃拉斯顿和其他人终于登上了嘉措拉山口，我们的挑夫，也就是我的和马洛里的挑夫，早就踩过了我们看到的最初那些脚印，因为在第二次攀登时，我们几个人打头阵。所有英国登山者都不可能肯定那到底是什么或者雪地里的脚印到底有多长。”

“可乔治・马洛里拍了照片。”芬奇说。

“的确。”理查说。

“而且照片里的脚印与很久以前，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锡金一座高山山口上有人报告发现和拍下来的脚印几乎一模一样。”芬奇说。

“他们倒是这么告诉我的。”理查说。

芬奇轻声笑笑，然后转头看着我和让-克洛德。我肯定我和让-克洛德一样都有点儿目瞪口呆。

“那些挑夫很清楚那些脚印是什么，也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留下了那些脚印，”芬奇用夹杂着轻微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那是人熊雪人的脚印……也就是耶蒂。”

“谁的脚印？”我说，我把咖啡杯举在半空中，仿佛我既喝不到里面的咖啡，也不能将之放在杯盘中。“那是什么东西？”让-克洛德几乎和我异口同声。

“耶蒂，”芬奇重复了一遍，“这可不是那些当地人认为生活在山里的魔怪，而是一种真正的类人生物，活生生地存在，会呼吸，嗜血……一种生物巨怪，足有8英尺高，甚至更高。有一双巨足。一只很像大猩猩或者人类的怪物，可以在珠峰附近海拔22,000英尺及更高的高山上存活。”

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大眼瞪小眼。

芬奇吃着果馅奶酪卷，又笑了起来：“转过年来，也就是1922年，我也亲眼看到了脚印，那时候我和杰弗里・布鲁斯第一次登上了东北山脊。那些脚印在25,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人类从来都没有攀爬到那片雪地，很明显那是像我们一样的双足动物留下的脚印，可几乎是个头最高的人的脚掌长度的两倍，而且在雪地较浅的地方，那些脚印几乎整体嵌进了柔软的冰中，我们可以看到怪物双脚的真正轮廓，差不多有16英寸长，脚指处看上去还长着爪子。”他看着理查，“1922年，在我们都在讨论耶蒂的时候，你也身在绒布寺，是不是？”

理查点点头。

芬奇又瞧了瞧我和让-克洛德。“因为靠近卓布村，且位于通往珠穆朗玛峰的绒布河谷入口对面，所以绒布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珠穆朗玛？”让-克洛德插嘴道。

芬奇刚才就转过头看着理查，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回答J.C.的问题时依然看着他。“当地人都称埃佛勒斯峰为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尘世圣母’。”

“啊，是，”让-克洛德说，“我怎么忘了。我们在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者聊天时，诺顿上校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

“这么说，绒布寺的喇嘛都知道这个……叫耶蒂的生物喽？”我问。我可不想让这个“怪物”的话题中断。

芬奇点点头，对理查说：“1922年4月底，你和我都在那里，你也听到那个绒布寺的大喇嘛和他的弟子们讲的关于珠峰耶蒂的事儿了。那个喇嘛是不是说有四只这种生物生活在那里？”

“是五只，”理查说，“布鲁斯一直求他们讲讲那些脚印和神秘生物的事儿，大喇嘛札珠仁波切十分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和喇嘛们曾经见过五只耶蒂。他说，它们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北坳甚至更高的地方。札珠仁波切说，耶蒂要比那些山间魔怪可怕多了，因为这些魔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他说，耶蒂长得很像人类，但是更高、更大，有宽阔的胸膛，手臂长且有力。他说，耶蒂浑身长着长长的毛发，有一双黄色的眼睛。那个喇嘛告诉布鲁斯和我们——你也在那里，芬奇，我知道你还记得喇嘛的话——有时候，耶蒂会袭击卓布村，却从不曾来绒布寺肆虐，它们喝牦牛的血，长着尖爪的手掌一挥，就会要了男人们的命，而且还会掠走卓布村的女人，我看杰弗里・布鲁斯对这件事最感兴趣。”

“这怪物抓走人类的女人干什么？”让-克洛德问，声音很小，几乎有些天真烂漫。

我们三个人没忍住全都咯咯笑起来，J.C.的脸腾一下红了。

“那个喇嘛还说，村里派男人带着武器到冰川河谷上去，”芬奇说，他的声音十分低沉，这样在近处候命的服务员就听不到了，“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耶蒂和被掳走的女人，至少没有找到活着的女人，找到的始终是那些女人被啃噬过的骨架和头盖骨。据那位喇嘛所说，那些女人骨头里的骨髓都被吸光了。他说，头盖骨上的眼窝看上去就像是被舔净了一样。”

我终于还是把我的咖啡杯放到了杯盘上。杯子和杯盘相碰时咯咯直响。听了这声音，我不禁想象着珠峰上的狂风呼呼吹着被啃咬过的胸腔和头盖骨上被掏空了的眼窝。

乔治・英格尔・芬奇喝完了他的咖啡，又看看我们这沉默三人组，确定我们也都喝完了，然后优雅地朝服务员挥挥手，被岩石蹂躏过的手指在空中一比画，示意要账单。当账单被送过来的时候，他同样优雅地一比画，示意将之递给理查。

*

我们走出皇冠大厅饭店的前门，左转走到了拉米大街上，自湖上吹来的冷风迎面袭来，我被冻得牙齿咯咯直响。走过了一个半街区后，我们来到了凯伊大桥，然后左转，走到一条名为尤托奎亚伊的空旷林荫大道上，然后沿一条冰冻的湖边通道，步履艰难地朝东南方向走去。我们的右边是一排低矮的混凝土栏杆，上面结满了尖尖的冰锥。下面隆隆声响个不停，提醒我们，湖冰正在嘎嘎地挤压着栏杆下的水泥防波堤，靠近湖岸处的湖水已经结冰，冻得非常结实，100码左右以外的地方才是冷冰冰但依然流动的湖水。狂风呼啸着，劲道十足，在白色的冰和白色的水上掀起了白色的浪花，而这没准会把我吹倒的狂风使得始终效率高超的瑞士人没法清理尤托奎亚伊大道人行路上的冰雪，所以他们只好撒大量的盐在上面。芬奇刚才说他的储藏仓库就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我和让-克洛德一边沉重而缓慢地走在理查和芬奇身后，一边希望能偷听到他们的对话，狂风大作，天寒地冻，半英里的距离走起来似乎太远了。

我和让-克洛德加快脚步，缩短与前面两个人的距离。

“我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乔治・芬奇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理查。”

“我打算做什么，乔治？”

“按照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攀登珠峰，”这个个子较矮的人说，“并不是按照马洛里、布鲁斯和诺顿那样采用军事包围袭击式方式，也就是每一次都缓慢扎营，冲击，撤退，再冲击，而你和你年轻的朋友们想要一次冲锋快速登顶。可这行不通，理查。你们肯定会把命丢到那里的。”

“布罗姆利夫人给我们钱，让我们进行调查和寻回行动，起码要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并将其埋葬，”理查说，“如果运气好，我们会在较低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远远到不了布鲁诺・西吉尔所说的四号和五号营地之间的地方——这说法根本说不通。但我并没有说我们三个人打算攀登珠峰。”

乔治・芬奇点点头。“但是你一定会尝试，理查。我了解你。所以我为你和你那两位优秀朋友的命运感到不安。”

理查没有回答。我们走过歌剧院，左转到了一条名为福尔肯的大街上。至少我们此时是顺风而行了。

“你还记得吗，1922年，”芬奇继续说，“那一天，我们登上了海拔17,200英尺的庞拉山口，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珠峰。”

“记得。”理查咕哝着说。

“庞拉山口的风太大了，我们只能躺下来，大口喘着气，紧紧靠在岩石上，以免被风吹走，”芬奇接着说，“可突然间，100英里以外的喜马拉雅山脉奇观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珠峰在往南40英里远处，可那座巨大的高山便是万物的主宰。理查，还记得吗，云雾从珠峰飘散开来？你还记不记得，珠峰的雪旗向西绵延数英里？这座可恶的高山创造了它自己的气候环境。”

“乔治，我与你一样，也在那里。”理查说。我们往右转，来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前门紧闭的仓库和萧瑟老旧的公寓大楼。一块被冰雪覆盖的路标牌上印有泽菲尔德路几个字。

“以后你就会知道阿尔卑斯冲锋式登山方法根本就行不通。”那位登山者说着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串又重又沉的连在钥匙环上的钥匙，找出仓库大门的钥匙。“登山者会生病，挑夫会生病，可怕的狂风，大雪突然从天而降，季风季节提前到来，受伤，雪崩，岩石坠落，帐篷撕裂，氧气罐失灵，痢疾，高空病，冻伤，火炉出现故障……任何挫折都有可能发生，阻碍不计其数。理查，这点你和我一样清楚……任何阻碍都可能毁了整个阿尔卑斯式登顶尝试。你们中有人会丧命，也许所有人全都会死在那里。进来吧。”

芬奇走进那漆黑一片如无底洞似的仓库，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

这座仓库的一层——我那美国式思维认为的一层——并非我预想的那种巨大存储空间。或者说这里的确是很大的存储空间，却被分隔开了。9英尺高、没有吊顶的墙隔离出了十几个存储区，每片区域的入口都装有一个金属格栅门和沉重的挂锁。我们跟着芬奇走到这片充满回响的空间中央，他从钥匙环中找出另外一把长钥匙，然后打开铁丝格栅门，让我们走进他的储存区，这里大约是25乘20英尺大。

只见里面远端的墙边有一张很长的工作台，上面堆了很多氧气罐。

我们左边的墙上悬挂着十几种不同大小的冰镐。架子上有多双鞋底钉有平头钉且装有毛垫毡的靴子，一个长挂物架上挂着各种式样的羊毛登山夹克、可抵御北极严寒的皮猴，此外还有一整排极为特别的长棉衣和大衣。我数了数，挂物架上竟有十件御寒衣，而且我真惊讶，芬奇居然需要这么多件衣服。

等我走过去，芬奇便关上了门。我举起挂物架上离我最近的一件羽绒填充长外套，说：“这就是你那件著名的气球布夹克吗？”

芬奇瞪着我。很显然，为了这件特殊材质的衣服，他已经忍受了太多的嘲笑。“这是我为珠峰环境设计的鹅绒夹克，”他厉声说，“没错，这确实是气球织物，我唯一能找到的不会被撕裂和扯破的材料，而且很容易用这种材料缝制羽绒隔层。穿上这件衣服，在差不多24,000英尺的珠峰东北山脊下我都不觉得冷。”

理查咯咯直笑。“我可以担保。我们三个人，也就是我，乔治和杰弗里・布鲁斯三个，而布鲁斯当时还是个登山新手，使用‘英国空气’，也就是乔治的吸氧装置穿越了黄色地带[27]，到了东北山脊下的某个地方。我们本来可以登上山脊的，结果布鲁斯的吸氧装置出了问题。原来是布鲁斯的装备里有一根玻璃管碎了。很幸运，乔治带了一根备用玻璃管，可他不得不停下来，把他自己的吸氧设备改装，以便在他修理布鲁斯的装置时，可以同时供杰弗里和他一起吸氧。这些事都要在27,300英尺的高山上完成……在当时，这可是人类踏足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不得不返回，”芬奇怒气冲冲地说，“布鲁斯出现了暂时性缺氧症状，所以那次登顶尝试只能半途而废。他一直是坚持不用‘人造空气’登顶的人之一。如果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的咆哮声减弱了，可铭刻在乔治・英格尔・芬奇脸上的悲伤和愤怒依旧挥散不去。

理查点点头，表示了解芬奇的沮丧。这时，我第一次彻底意识到，这两个男人登上的海拔高度比1922年马洛里和任何人登上的都要高，却并没有得到1924年再次探险珠峰的机会，这该是多么大的侮辱和失望啊。当他们得知没有入选1924年珠峰试登顶探险队，得感到多么气愤。我一只手握着芬奇的气球外套，突然之间我想到，这两个骄傲的男人被拒之门外，必定一直以来都在体会愤怒的滋味。

理查说：“我只是想说，那天晚上我们返回四号营地，我和杰弗里・布鲁斯都快被冻僵了，可乔治穿着他的羽绒服登山一直都很暖和。所以我才叫你们俩带来两个空旅行包。我已经付钱给乔治，让他给我们做了九件这种大衣。”

“九件？”让-克洛德说，他瞧着衣架上一排鼓囊囊的羽绒夹克，“这么多有什么用？这衣服很不结实，一穿就破吗？”

“不是，”理查说，“我想我们尝试登顶时，每个人都要带两位高山攀登挑夫，一起到达山上的营地。我也给他们订购了几套吸氧装备和羽绒服。一共九套。这些衣服可以压缩到很小。我们今天就把它们装在旅行包里，亲自带回去，以免在海运途中丢失。”

芬奇咕哝着说：“马洛里把我的羽绒服当作去年珠峰探险队员的备选外套，”他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买。他们宁愿穿丝绸、羊毛、棉质的衣服，他们就喜欢穿多层羊毛的衣服去登山，去赴死。”

“多层羊毛的衣服很暖和，”让-克洛德试探性地说道，“很多个晚上，在高山露营时，我都是穿着这衣服才活下来的。”

芬奇并没有争论，只是点点头，先是摸了摸他挂在那里的两件已经穿旧了的羊毛短外套，然后又摸摸其中一件沙克尔顿防风华达呢滑雪衫。“羊毛的确不错，可一旦湿了，就不再保暖。汗，雪或雨都会浸湿羊毛。如此一来，除了背包里四五十磅重的东西，三十几磅的吸氧装置，你还得穿着四十磅重的浸湿了的羊毛爬山。而且，当你停下来，被高山上的寒风一吹，羊毛衣服里浸透的汗水就会冻成冰……”他摇摇头。

“你的羽绒衣是不是被汗水浸湿后便不再松软了呢？”我问。

芬奇又摇摇头。“我的底层衣物采用普通羊毛制成，但因为羽绒透气性好，所以积攒的汗水会少很多。浸湿之后，羽绒会不再蓬松——鹅绒里的气囊会给鹅绒，还有穿着鹅绒夹克的我保暖——不过我所选择的气球用织物防水功能很好，除非是被完全浸泡在一座湖里。”他微微一笑，“而珠峰20,000英尺之上的地方没有几座湖泊……除非是滑倒。”

“我没见过绒布冰川上游有湖泊或者死水，”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看着芬奇，“只有冰川河谷的入口处有一些融雪水池。”

我这位法国朋友明显有些咬文嚼字，乔治・芬奇为此叹了口气，轻轻地耸耸肩，“如果你从东北山脊或珠峰的顶峰山脊上垂直跌下2英里，那么你的冲击速度或许足以融化寒冰，从而形成大水坑。”

芬奇知道的比我们多，不过所有登山者凭经验都知道，一位登山者不管是从哪座山上摔下来，都不可能一直摔到山脚下。他们的身体会撞到很多岩石、砾石、冰碴、山脊，和坠落途中其他的凸出物……这样的障碍物太多了，以至于最后只有一小块一小块残骸滚落到下方的冰川上，全都无遮无掩，而且几乎难以辨认这些残骸曾经属于人类。

“或许不会如此，”他又说，一边指着零乱的工作台，“理查，羽绒衣确实已经做好了，你今天就可以取走。我还想着，我们或许可以看一看我们1922年时使用的那种吸氧设备，然后看看桑迪・欧文为他和马洛里最后登顶尝试改装的吸氧设备，以及现在我和你确认的最后样式。我需要你的认可，才能把它们海运到利物浦，装上你们下个月要坐的船。”

还有一个月就到了我们二月份出发的日子了。当然了，我和让-克洛德自从去年十一月就知道理查为我们这次小规模探险订购了氧气罐和吸氧设备。而且我们知道他决定不使用英国西贝・戈尔曼公司生产的吸氧设备，即便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官方珠峰探险均使用这家公司制作的吸氧设备，或许实际上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用这家公司的产品。理查曾经解释过这么做的缘由，西贝・戈尔曼公司没准儿会泄露风声，说有另外一支探险队购买吸氧装备到喜马拉雅山探险，而这消息没准会传到皇家地理协会的理事们、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的人耳中，这样风险就太大了。他说，据他所知，没有哪家英国制氧公司值得托付我们的秘密。所以他转而利用“瑞士资源”。

此时我和J.C.都知道这个资源名叫乔治・英格尔・芬奇。

可当我大声说出心中的想法时，芬奇只是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不，佩里先生，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确把布罗姆利太太的钱汇给了我，不过我则把这些钱给了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这是我认识的一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制造商。”

我看上去肯定一脸疑惑。“我是一位科学家，佩里先生。一位化学家。我一直和科学仪器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是瑞士人，这就是说，谨慎的态度已经被灌输到了他们的大脑里。”

长工作台上高高堆着很多氧气瓶、氧气瓶框架、阀门、管子、调节阀，以及各种面罩，而工作台上方的墙上用木钉挂着很多工具，有的很普通，有的很怪异。

芬奇把一套吸氧设备从桌子那边拉到我们跟前。他对理查说：“看着眼熟吗，理查？”

理查只是点点头。

“我们俩都带着这东西登上了27,300英尺，是不是，理查？”芬奇说，“而且，如果布鲁斯面罩里的玻璃管没有被冻裂，我们很可能爬得更高。”

“并不会高很多，”理查说，“乔治，那一天我们不可能登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

芬奇紧咬牙齿，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如果我们让布鲁斯一个人返回五号营地，你和我两个人带着这些氧气罐，继续向上攀登那道山脊和更高的地方，可能就会登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愿意把命丢在那里。我想我们会在黄昏时分到达峰顶。”

理查又摇了摇头。我意识到，他并没有否认他们能做到，也就是在1922年5月末，他们两个人会在黄昏时分或黄昏过后不久登顶珠峰，只是理查不愿意就这么死去。

我决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很可能对芬奇来说是个侮辱，因为正是他提倡使用氧气登珠峰）。“这种氧气设备真的有用吗？我认识的大部分英国登山者都反对在攀登珠峰时使用氧气罐。”

让我惊讶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理查。“大多数英国登山者从没登上过珠峰北坳下面的地方。如果他们能登到这么高，他们就会知道随身携带氧气的好处了……携带氧气与携带食物或者携带火炉融化冰雪煮热水一样必要。”

或许我和让-克洛德看起来一脸怀疑的神情……我知道我肯定如此……因为芬奇接着说起了很多细节。他立刻停下来问：“几位更习惯用公制单位还是英制单位？”

“都可以。”让-克洛德说。

我承认，我并不习惯公制度量，虽然我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登山时总是使用单位米来计算高度。可我还是不太会把公制数字换算成英尺或英里。

“我两种方式都会使用，”芬奇说，“或许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以前进基地为起点进行了两次重要的登顶尝试，那一年，前进基地的海拔高度为5180米，也就是17,000英尺，佩里先生。乔治・马洛里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在尝试登顶时，用了十四个半小时登上了8320米的高度，也就是将近27,000英尺。记住，他们没有用吸氧设备。所以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攀登速度只有每小时120米，也就是将近393英尺。我说的这些都还清楚吗？”

我和J.C.都点点头，我虽然点头了，却没说实话。在说到第一个海拔高度时，我就已经换算不过来了。

“后来，我、理查和杰弗里・布鲁斯也是从前进基地开始尝试登顶，爬到了8320米……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27,300英尺，在这里重复一遍，是因为直到去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前，那都是人类攀登珠峰的一个高点。带着氧气，我们用了十二个小时零一刻钟就登上了这个海拔高度。因此我们三个人带着最初那种氧气罐的登山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5米……也就是517英尺。这显然比马洛里或萨默维尔的登山速度要快，我和理查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山脊上狂风大作，我们也不会速度缓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北壁，否则我们的登山速度和最终登上的海拔高度将会更高。”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仿佛他是个学生，想要向导师提问。“可因为布鲁斯的吸氧设备有个阀门坏了，你们只能返回。所以，说到底，还是氧气罐让你们的登顶可能成为了泡影。”

芬奇笑了。“到时候我会具体说一说阀门的问题。不过请记住，克莱罗克斯先生，背着氧气罐到那样高的海拔还有一个好处。”他瞧着理查，“它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

“怎么说？”我问。

“5月24日，我、理查和布鲁斯让我们的挑夫下山，在海拔25,600英尺、也就是7800米的高度一片空旷的地方扎营。在那里，我们最终遇到了大麻烦，我们被狂风吹了36个多小时，我们的帐篷都被吹离了地面。那顶帐篷成了一叶孤帆，随时可能被吹下3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根本没可能睡觉，白天黑夜，我们都得压住帐篷底防潮垫，时不时还得有人冒险出去，顶着狂风往砾石上再系一条绳子。后来狂风真正开始减弱，我们本应该立刻退到低处，可我们没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即便我们的食物不够吃了，我们的身体也被冻得麻木了。那天夜里，我们都虚弱极了，三个人都出现了冻伤初期症状，到了早晨，我们或许就会丧命。天寒地冻，又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之后，我们谁也无法下山到低处的营地里去。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带来的氧气罐。”

我们看着理查。他点点头，动作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那天夜里，氧气救了我们的命，”他说，“一整夜，当我们觉得冷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就接传氧气瓶，甚至呼吸几口氧气都会让我们更加暖和一点儿……效果立竿见影。就这样，在那样一个我在任何一座山上都没有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夜晚，我们可以睡上一觉，保持身体温暖，最后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登顶，”芬奇说，“我们三个人早上6点30分离开帐篷，开始强力登顶。吸氧装置不仅在夜里救了我们的命，让我们不至于被冻死，而且还让我们恢复了决心，在第二天尝试登顶，或者至少要登上东北山脊。记住一点，这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史无前例的海拔高度停留了四十八小时，而且几乎没有食物，水也不充足，我们是在经历了这四十八小时之后尝试登顶的。夜里狂风大作，大部分时间，我们甚至根本无法从外面舀起一锅雪，或者把炉子点燃。不过有了氧气，我们就能在那一天向着东北山脊进发。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登山速度，我们之前已经登上了25,500英尺，而且凭借罐装氧气，很多个小时里我们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666英里，而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速度只有363英里。几乎是他们速度的两倍，先生们。”

“很好，”我对理查和芬奇说，“就连我都感觉这意义重大。我们将带着吸氧装备登山。这种设备如何运转，芬奇先生？”

芬奇开始向我和让-克洛德解释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我说话，可随后他停了下来。“佩里先生，你是这次探险的修理技师，是吗？”

“我不是！”我说，差点儿被吓了一跳，“我几乎连火花塞都不会换。让-克洛德才是懂技术的那个。”

芬奇眨眨眼。“我真够蠢的。佩里先生，我觉得你对技术在行，或许是因为你长得太像桑迪・欧文了，去年马洛里探险队的技术工作差不多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甚至他还改造了这套吸氧装置。我想你和他的年纪一样大，二十二岁？身高相同。体重相同。看上去同样信心十足。都有一副体育学院桨手似的体魄。同样的金发。就连笑容都一模一样。”他转身面对J.C.，“请原谅我，先生。我本该看出你才是你们几个当中的工程师。”

“多谢，”让-克洛德点头道，“不过我担心我只能算是个修理匠而已，芬奇先生。根本同年轻聪明的工程师欧文先生没法比，我的父亲是位铁匠，大半生都从事这一工作，战前他开了一间小型钢铁制造公司。战争期间，公司得到了迅速发展，家父开始为军方锻造更为复杂的金属制品。我常常会在一旁看着……有时候还会帮忙……不过我并不是一位工程师。”

“我看你一定会成为你们几个人中的工程师。”芬奇一边说，一边放好那套沉重的吸氧设备。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按照我猜想的那样，开始讲起了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

“我知道理查很清楚，”芬奇说，“不过你们两位是否知道，在海平面和比方说28,000英尺的高山上，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有什么差别吗？”

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像个被突击测验难倒的小学生。我拼命地回想着海平面上空气里的含氧量，可脑海里一个数字都没有，甚至更为拼命地找出公式，可以让我换算出28,000英尺高山上的氧气量，那个数量肯定较小。没准儿是除以28？可用什么来除？“28,000英尺高山上的空气含氧量与海平面上的几乎相同。”让-克洛德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我的法国朋友显然脑筋不太灵光。

“非常好。”芬奇说。他努力不像令人讨厌的学究那样哼哼唧唧、抑扬顿挫地说话，而是保持正常的语调。“可如果氧气量在这两个海拔高度大致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戏剧性地顿了顿，“你在海平面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海滩跑1英里，在28,000英尺的高山上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像条鱼似的大口呼吸？”

“气压不同。”让-克洛德说。

芬奇点点头。“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对高海拔生理学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英国空军部在过去几年的一些研究，以及1921年到1924年几次珠峰探险的实验，很显然飞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攀升到10,000英尺以上。可我们很清楚，正因为海拔20,000英尺以上的地方气压低，所以我们才会丧命，准确说那里会杀死我们的脑细胞，杀死我们的器官和代谢能力，还会夺走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正如克莱罗克斯先生所言，正因气压不足，呼吸才会更加困难，更加难以把氧气吸入我们的肺里，氧气也更难被推入肺脏细小的毛细血管和血管中从而恢复红血球的数量。”

他把那套沉重的吸氧装备举高一些。“这些瓶子里的氧气——也就是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时被夏尔巴人有趣地称为‘英国空气’的东西——被加压了，适用于15,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一个身体健康的登山者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不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我还记得，去年六月我们攀登的马特洪峰的海拔高度为14,690英尺。在那里我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感觉。吸进肺里的空气感觉略微稀薄和冰冷，不过空气也很充足，足以让我们使出登山所需的体能。

芬奇把一个看上去很沉的氧气罐包放在我面前。“这非常接近英国空军部提供给我们的那个设计，而他们是按照德雷尔教授给他们设计制造而成。请注意，这个框架是非常坚固的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可以承载四个钢制氧气罐，像我前面所说的，每个氧气罐都被加压到了15,000英尺。接下来再看看这些管子，还有调节阀——这东西从肩膀上绕过，垂到登山者的胸口，登山者如果乱动这些零件，就有无法吸入氧气的危险——而且，最重要的是，算上我自己的改装，这里总共有不少于三种不同的面罩。”

芬奇缩身把装有四个氧气罐背架的背带套在身上。管子，阀门……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一条未被切断的脐带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每一个装满的氧气罐重5.75磅，”他说，“克莱罗克斯先生，你更喜欢使用英国磅制单位的数据，还是我该使用公斤单位？”

“我完全能理解磅制，”让-克洛德向他保证，“还有，请叫我的教名吧。”

“是的，非常好，”芬奇说，“嗯，为了准确起见，我将使用公制单位，每个氧气罐的重量为2.6公斤多一点儿。而整个吸氧装备重14.5公斤……也就是32磅，佩里先生。”

“叫我杰克吧。”我说。

“Oui,tresbien，”他又说了一遍，“嗯，杰克……理查很清楚这种款式氧气罐的重量。你为什么不背上试试看，然后交给让-克洛德让他也背上试试。”

我从芬奇那里接过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和氧气罐，迅速把粗背带套在身上，身体一缩，将之背好。我不知道该如何操作那些调解阀、管子和面罩，于是任由它们摇晃着悬挂在我身前。

“不是很沉，”我说，“我背过比这沉差不多两倍的东西登了很多难登的山。”

“没错，”芬奇笑着说，“可你该记得，除了氧气瓶和卑尔根背物架，你还得背背包或帆布包。还有食物、衣服、备用登山用具，在高山上扎营用的帐篷……杰克，你用的普通三人帐篷有多重？”

“60磅。”

在我看来，芬奇的笑容开始有了自鸣得意的意味。“背着这些1922年式氧气罐，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失去平衡，身体后倾，而且想想吧，爬岩壁时，所有这些阀门、调节器和罐子都垂在你的胸前！背着这个装备，在19,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走10步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

让-克洛德此时正用手摸着氧气罐、流管和调节装置，仿佛他通过触觉就能更加彻底了解这装备的用途。我后退一步，给他让出更多空间。

“你俩都背上试试吧，”理查说，“请吧，两位。”

J.C.把吸氧装置竖放在工作台上，轻而易举便套好了背带。他把背的东西抬高一点儿，然后将交叉带子在胸前系紧。“不算太糟，”他说，“我以前登山时背包里放的东西更重。不过关于平衡问题，我觉得你或许说得没错……”然后让-克洛德做了一个让我惊讶无比的动作，他一只脚踩到工作台的凳子上，仅靠双臂支撑，抬起身体和吸氧装置，然后跪在坚固的工作台上。他双手按在墙上，站了起来。

让-克洛德赫然耸立在我们之上，说：“没错，攀爬陡峭的岩石或冰川要比现在难处理得多。”随后他一下子跳到了4英尺之下的地面上，仿佛他的背上压根儿就没有背着32磅沉的加压钢制氧气罐。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背带放松，以适应我更为壮硕的体形和围长，再把背带系紧，然后在工作室里走了几步，哼了一声，没作任何表示。在J.C.的帮助下，我缩身摘下背包，将之轻轻放在工作台上。我无法肯定这样的重量是否会成为我登山的阻碍，不过，尽管我从未大声讲出来，可我力气更大，年纪更轻，我一直依赖我这两方面的优势来使自己展现更好的体能，而我的体能或许会比三十七岁的理查和身材瘦小的让-克洛德要好。

“现在来说说多功能面罩的悲伤故事吧，”乔治・英格尔・芬奇说。他把三个面罩从工作台另一边拉过来。“这一个面罩叫节气面罩。在珠峰那样的高海拔高山上，气压较低，登山者吸入的大部分氧气在奋力登山时又都被呼出去了，你的身体或红细胞并没有从这些氧气中得到任何好处，这种面罩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设计。所以说，节约装置有两个阀门……”

芬奇把面罩翻过来，轻轻敲了敲内部的复杂结构。“转动这两个阀门，二氧化碳就可以被滤出面罩，但可以储存未使用的氧气重新使用。不过这该死的阀门通常都会被冻住，这样一来，整个面罩就成了废物。”

这时他又拿起一个面罩，看上去要沉得多。“我们希望这种备用面罩——也就是标准面罩——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它采用非常柔韧的铜，表面覆有麂皮。这种面罩的设计理念在于可以随意将之弯曲，以符合每一位登山者的脸型。你们看，这里面没有阀门……”他轻轻拍了拍空荡荡的面罩内部，“咬住输氧管的一端来控制呼吸和重新呼吸。操作简便。”

“马洛里最讨厌那个面罩。”理查说。

芬奇笑了。“的确如此。他同样讨厌我教给每个人的应急备用方案，这方案就是扯掉面罩，直接用氧气罐吸氧，皇家空军飞行员在10,000英尺高空短时飞行时经常这么干。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也不喜欢这个面罩和裸管，因为用这个面罩，登山者会像婴儿一样流口水，然后口水就会被冻住，要不就是口水流到喉咙和领子处被冻住。”

“那么第三个面罩怎么样呢？”我说着一指。

“这就是我对标准面罩流口水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芬奇说，“T型玻璃管，就像是小勒嘴一样，而不是采用橡胶管。这可以使流出的口水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且特别有助于再次吸入身体呼出来的未加利用的氧气。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杰弗里・布鲁斯发现的，就在1922年，他、我和理查向东北山脊攀登，而且创造了最高登山纪录的时候……”

“这种管子会被冻裂。”让-克洛德说。

“正是，”芬奇叹口气，“在极寒气候下，玻璃管就变得十分脆弱，会被冻裂……或阻塞……在这两种情况下，给登山者的所有氧气输送就会被切断。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珠峰探险之前，许多大气科学家都认为，登山者若使用加压到15,000英尺的瓶装氧气，如果氧气输送突然中断，而这时的海拔是……比方说是在布鲁斯的阀门裂掉时，我、布鲁斯和理查登上的27,300英尺……那么登山者将会立刻毙命。”

“可并没有人因为这样的故障而死。”让-克洛德说，显然他很清楚吸氧装置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历史。

“的确如此。至少有两位我们的登山者和三名挑夫在吸氧装备失灵的情况下一直登上了东部山脊25,000英尺处的五号营地。可正如我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那天布鲁斯的阀门坏了，的确导致我们三人在尚未登上东北山脊前返回。”

“这么说，我们就要用这款氧气背架和这种带玻璃阀门的面罩去登珠峰？”我问，先看看理查，又看看芬奇。

“不是。”这两个人立刻说。

芬奇从靠着工作台后面的一堆装备中又拿出一个卑尔根登山背物架。这个背包看上去有些不同。

“这就是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式样，”芬奇说着轻轻拍了拍钢制氧气罐，“你们看看哪里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这装备确实不太一样，可要是我能看出哪里不同，就他妈的真是活见鬼了……等等，我注意到，背物架里有三个氧气瓶，而不是四个。我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微微一笑。

“几乎每个地方都不同，”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又一次用双手抚摸背物架、氧气罐、刻度盘和管子，“首先，我看得出来，欧文上下颠倒了氧气罐，所以阀门现在在底部而不是顶部……”

哦，我还真活见鬼了。他也是。

“欧文拆除了几乎所有的管子，”让-克洛德接着说，“而且在极大程度上简化了这个流量表，将之安装在背物架下部的中心位置，这样整个装备的平衡性就更好了。”

没有请求允许，J.C.就用力把桑迪・欧文式氧气装备背到背上。“现在这根软管绕过肩膀，而不是在手臂之下，而且穿过原本垂在胸前的阀门和管子。那些东西都没了。氧气输送应该更为流畅，登山也应该更容易了。而且感觉轻了很多。”

“很对，”芬奇说着点点头，“已故欧文先生的马克五号式几乎比以前的款式轻了足足五磅，同时效果更好，还把尴尬的情况降到了最低点。”

哦，真是活见鬼了，我又一次想到。

“欧文先生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就完成了大部分改装工作，”芬奇接着说，“他把改造方案寄给了一家公司制造生产，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西贝・戈尔曼公司，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按他要求做出任何改装。”

“任何改动都没有？”我重复一遍。

“任何改动都没有，”芬奇说，“他们压根儿对他和珠峰委员会的改造要求置之不理，海运过来的装备还是我、理查、马洛里和布鲁斯在1922年试登顶时用过的款式，不灵便、漏气、笨拙。诺埃尔・奥德尔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最后一个看到马洛里和欧文向高处攀登的人，据他对我说，到了加尔各答时，探险队的90个氧气罐有15个已经空了，24个泄露得非常严重，根本不能用来登山。欧文先生告诉奥德尔，他自己，也就是桑迪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装货箱里拿出吸氧装备，结果就有一套因此坏掉了。1922年，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十分之一海运过来的氧气瓶都不能用了。焊接点全部漏气，因为在前往珠峰途中经过了高地沙漠，垫圈全部变干，焊接点不再保持气密，而且绝大多数计量表都失灵了。有些装置还可以调整，我把能调整的全调整了，可基本来说，要评价一下西贝・戈尔曼公司的氧气罐的话，那就是它们全都是……垃圾。”

让-克洛德摘下欧文的马克五号设备，“砰”一声将之放在工作台上。“那么桑迪・欧文是怎么改造的呢？”

芬奇浅浅一笑。“在前往珠峰长达350英里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动手修理，然后在大本营和更高处的营地里接着改装，一刻不停地修理和改装，而且使用的是手边为数不多的工具和零件，一直到那天早晨，他和马洛里离开六号营地，消失在珠峰之上。”

“那么我想我们将收到欧文的马克五号式了？”让-克洛德说。

“是的，不过是按照我的规格进一步改良过的款式。而且你们收到的装备不是西贝・戈尔曼公司制造的，而是由我刚才说的那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生产的。”他的笑容微微加深，“而且，我保证，先生们，装备将会被精心制造出来，赶上而且超过已故欧文先生的装备标准。”

理查上前一步，摸了摸马克五号氧气罐。“乔治，你说你做了几处你自己的最终改造。”

芬奇点点头。“我请苏黎世的工程师用铝金属制造了卑尔根登山背物架、流量计，还有其他几个氧气罐元件，铝是从铝土矿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固的金属。我希望也可以用铝制造氧气罐，可是没有设备来安装适用的阀门或给铝制氧气罐加压，所以，氧气依旧得装在钢罐之中。不过现在只要装备三个而不是四个氧气罐，而且还配备了新型铝制元件，整体重量已经大幅下降了。”

芬奇又拉出一套吸氧装备。这套器械与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设计十分相似，可同时又有些……不同。

“重量减轻了多少？”理查一边问，一边用一只手抚摸铝制背物架。

芬奇耸耸肩，可骄傲感溢于言表。“从西贝・戈尔曼公司的32磅降低到了20磅多一点儿。”

“你还改装了面罩阀门。”理查说。

芬奇举起他的马克六号登山背物架的面罩。那个面罩在设计上似乎比其他面罩更简约，拿在芬奇那只布满疤痕的手上显得更为柔韧。“我没有采用玻璃材质，而是使用了非常高级的橡胶改装了呼吸-再呼吸的口阀门，”他说，“我们在30,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和极端干燥的环境下对橡胶进行了实验，橡胶并没有脆化或渗漏。我自作主张，把西贝・戈尔曼公司所有会漏气的垫圈和阀门也都换成了这种质量相当高的橡胶材质。”芬奇低下头，他的声音听上去几乎有些尴尬或羞涩，“理查，我没有时间到高山上去一一检验这些新零件了。我原想要试验一番……也有此打算，我觉得艾格尔峰北壁的山脊或许是个不错的实验场地……不应该让你到了珠峰那样的高度才去看是否一切运转正常……可把这些新设计制造出来用去了太多的时间……”

理查轻轻拍了拍芬奇的后背。“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肯定，你在苏黎世进行的实验完全可以确保我们订购的氧气罐将会运转良好，而且不会像之前那些一样出现泄漏。乔治，谢谢你所做的工作和建议。”

芬奇微微一笑，点点头，然后把双手插在了口袋里。

理查看看表。“要想赶上火车，最好现在就出发了。”

“我送你们去火车站。”乔治・英格尔・芬奇说。

火车很准点，自然不必为此担心。这可是一列瑞士火车。

我和理查要经由法国其他地区返回瑟堡，然后回到英国，继续做准备工作。让-克洛德则要返回夏蒙尼作短暂停留，凭我的直觉，他这趟去主要是和他即将迎娶的那个女孩道别，然后会在伦敦和我们会合，这之后，我们就该前往利物浦，出发去印度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带两个装有九件压扁了的羽绒服的皮质旅行箱搭乘自苏黎世驶出的列车。

就在我们准备上火车的时候，在冒着严寒前往车站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的芬奇突然开口道：“还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事关乎你们前往珠峰的原因……也就是关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我们停下脚步。理查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列车下面一层台阶。我们后面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站在那儿，手拿着十分轻的旅行箱，认真听着，这时候火车冒出蒸汽，温暖且飘移的蒸汽笼罩在我们周围。

“几年前我和布罗姆利一起登山，那之后我又见过他一次，”芬奇继续说，“1923年的春天，他到苏黎世来找我，还去了我家。那是四月份的事儿。他说他想向我打听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的一件事儿……”

芬奇似乎是在组织词汇。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月台那一边，最后一些乘客正在登上列车。

芬奇吁出一口气，那一小团哈气和蒸汽混合在了一起，他接着说：“事实上，这十分荒唐。小布罗姆利希望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一切，而对象就是……嗯……人熊雪人。”

“耶蒂？”我惊讶地说。

芬奇挤出最后一抹微笑。“是的，佩里先生，我是说杰克。就是耶蒂。我告诉他，我在珠峰北坳附近的绒布冰川上看到了脚印，给他看了去年马洛里在嘉措拉山口附近发现脚印后所拍摄的照片，还和他讲了那个绒布寺喇嘛的话，说他们肯定有五只耶蒂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这就是我给小布罗姆利看过和讲过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根本不值得他特地从巴黎到苏黎世来一趟，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失望。他感谢我抽时间给他提供信息，喝完了他的茶，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巴黎。”这时列车长向我们挥挥手，用力地指了指他的表。

理查立刻说：“布罗姆利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对耶蒂的故事感兴趣？”

芬奇只是摇摇头。随后他跨步向前，微微屈身，非常正式地磕了磕脚后跟，这有点儿普鲁士范儿，与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说：“再见，先生们。不知何故，我总感觉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三个了，不过我还是祝你们旅途一路顺风，珠峰探险好运，搜寻时……诸事顺利。”

8

到秣市的巴宝莉商号（“找平克先生购买”）。

去年十一月，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次珠峰探险中，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给每名队员拨款50英镑购买全套“装备”。他还对我们说，这些上流社会的先生们大部分又自掏腰包购买设备，所以他做主，从布罗姆利夫人的预算中给每人拨出100英镑用于购买装备，如果必要，金额还会再行增加。

就算有理查自己那份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的装备清单，以及他的朋友电影制片人兼登山者约翰・B.L.诺埃尔上尉提供的1924年最新的珠峰探险装备清单，寻找和购买攀登珠峰所需的登山服和专业登山设备几乎无异于在为南极探险做准备。不过，时至今日，实际上是到去年欧文和马洛里失踪的那个时候，整个英国为登顶珠峰所做的准备都是以南极探险为模板：比如说，雇用挑夫在途中按阶段设置一连串食物和材料补给营地，或者以我们的情况来说，是在珠峰上不同的海拔高度设置这样的营地；然后在这些营地之间来回移动，直到最后，挑选出规模更小、素质更加精良的一队人，在好天气的情况下，向顶峰发起冲刺。正如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十三年前到南极探险时所做的一样，当时只有他和四个精心挑选的精英，计划乘雪橇进行他们长达1600英里的南极环程探险。那次探险有欠考虑，斯科特和他的四个同伴时运不济，全都遇难，所以我努力不要老是琢磨着拿那次探险和我们的探险对比。

然而，我们现在购买的衣物和材料，与斯科特和他的同伴在北极冻死时所穿的衣服极为相似，只不过我们的装备有了很多绝妙的现代化改进。

神圣清单上的第一个物品就是防风衣，而且清单上写明要买防风衣，我们应该“到秣市的巴宝莉商号（‘找平克先生购买’）”。这家商店号称全伦敦最时髦的男子服饰用品商之一，“是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装备供应商”，我和让-克洛德真有点儿为此打退堂鼓。有一天，趁着理查忙着准备其他探险物资的时候，我和J.C.结伴一起去了那家店。

结果，那一天“平克先生”生病了，并没有出现在秣市的巴宝莉商号，反而是一位穿着正式且彬彬有礼的“怀特先生”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帮我们挑选合适尺码的衣服，然后我们收到了一张收据，并且得到保证，这些东西会在当天下午送达我们的旅馆。结果我们买的东西太多了，只好返回旅馆，只是在逛完巴宝莉商店后在返程途中停下来喝了一品脱啤酒。

我们在巴宝莉商号买的绝大部分衣物都是沙克尔顿购买过的防风提灯裤、罩衫和手套。我们购买了一种连指羊毛手套，戴在由沙克尔顿华达呢制成的更大的连指手套里面。我们还在巴宝莉购物清单里加入了厚羊毛围巾。

在珠峰之上，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的头和脸，而且我们要穿越西藏前往珠峰，这个过程需徒步跋涉350英里，途经很多海拔在17,000英尺及以上的山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护头脸，而且，令我相当惊奇的是，巴宝莉商号居然出售一种皮革飞行头盔，也可能是摩托车头盔，衬里是兔皮或狐皮，还有可系在下巴下面的护耳。而且他们还卖一种麂皮面罩，很薄、柔软、透气，有皮革衬里，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这个组合太令人惊奇了，皮革耳套、带子、皮毛、黄铜拴扣，最棒的是还有一种很大的护目镜，由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将之缝进皮革面罩和头盔里。戴上厚实的眼镜，眼前的景物都变成了深色，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不被高海拔高山上的刺目阳光伤害。每个登山者都知道爱德华・诺顿的故事，1922年，他和萨默维尔勇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爬珠峰北壁，在攀登那道从顶峰向下延伸、填满冰雪的巨大沟壑时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戴护目镜。那次攀登要求登山者使出所有技术，所以诺顿好几个小时内都没戴眼镜，以便确保看清手抓和脚攀的位置。他以为他爬的是光秃秃的岩石，而不是会反光的冰川雪坡，所以阳光不会伤害他的眼睛。

他们并没有成功登上那座暗藏危险的峡谷，可那天晚上，下山来到六号营地时，诺顿饱受了双眼失明的痛苦。他得了眼炎，也就是雪盲症，而且出现了感染，这之后，病痛和失明折磨了他整整六十个小时。他们只好帮助这位失明的同伴下山回到前进营地里，把他安置在一顶铺有睡袋的帐篷中度过那个饱受病痛的夜晚。据说，在那顶帐篷里，诺顿受到了极大的病痛折磨。

在早期几次探险中，沙克尔顿夹克——其实就是上了蜡的棉夹克——有助于保护羊毛衣物免被浸湿，可这种衣服的保暖效果不好，虽然从理论上而言这种衣服具有防风功能。理查有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他认为，一个登山者，至少是我们三个登山者，只要穿着芬奇的鹅绒夹克和我们的防水沙克尔顿夹克，完全可以在天黑之后待在珠峰的空旷地上而不会被冻死。或许——绝无可能，只是或许而已——只要衣服足够保暖，我们就能在25,000英尺之上的开阔营地中熬过一整夜。

据理查说，落日之后，在东北山脊之上，欧文和马洛里失踪时穿的那为数不多的几层衣服根本不可能让他们静坐一个小时后还能存活。“我无法保证，芬奇先生的羽绒衣能够在珠峰之上保人不死，”在我们决定选择何种外套之际，理查这样说（其实主意都是他拿的），“可我知道，1922年时，芬奇比我们其余人感觉都暖和，再说了，羽绒比好几层的羊毛衣服更轻，而且沙克尔顿夹克应该可以保持鹅绒干燥，所以值得赌一赌。”

涉及到我们在世界之巅的生死存亡，我很不喜欢用到“赌”这个字眼儿。

在我们去巴宝莉商号的第二天，我和让-克洛德与理查一道去了杰明街的法格兄弟商号买登山靴。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款非常适合我们三个人的皮底毡靴，这一款近来的新设计自然是为极地探险而制，特意做成超大尺码，至少可以容纳三双厚毛袜。在1924年的珠峰探险中，一旦登山者登到了较低的冰川上方，几乎没有人选择穿毡靴，所以也不会有人确切地知道，在真正高海拔的山上，穿毡靴攀登岩石和寒冰会有怎样的效果。

“为什么我不能穿我自己的登山靴？”让-克洛德说，“那双靴子我穿了很多年了，效果非常好，只是不时需要更换鞋底而已。”

“我们这些参加了前两次珠峰探险的人，甚至是芬奇也算在内，以及参加去年珠峰探险的高山登山者，都穿的是我们自己的钉靴，”理查说，“我们的脚全都冻得冰凉，几个人的脚被冻伤了，还有人失去了脚指。去年，桑迪・欧文告诉约翰・诺埃尔，其中的缘由不仅仅在于这些专业登山靴有平头钉，无论你选择何种样式均如此，马洛里和其他人就选择了不同式样的靴子，还因为靴子的内底和外底之间有小块金属板，从而增加额外的抓地力。而且有些平头钉都是锯齿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终于对我们的领队有些不耐烦了，“这些价格不菲的钉靴能让登山变得更容易吗？若果真如此，金属板倒是个好主意，是不是？反正金属板轻得很。”

理查摇了摇头，每当他这样做，就表示“不，你不了解”。

“为了减轻重量，欧文确实建议我们应该少用一些平头钉，”他说，“在军队里，我们得知脚上负重一磅等于背上负重十磅。我们在‘一战’期间使用的皮靴非常结实，却设计得十分轻便，以便可以最大限度地行军。不过，桑迪・欧文给诺埃尔的警告并非针对重量，而是因为钉靴会把热量向冰冷的地方传导。”

“把热量向冰冷的地方传导？”让-克洛德重复了一遍，仿佛他不肯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皮底和厚袜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绝珠峰上岩石和冰雪中的可怕寒气，”理查说，“可欧文有一个想法，我们大家所穿的钉靴把自身体传到脚上的热量再通过那些金属板和平头钉传导出去。当然，热量总会向冰冷处传导，而且，根据欧文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脚指差点儿被冻伤以及真正冻伤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那次探险中，亨利・莫西德不得不在我们回到印度之际被截去一根脚指和几根手指尖。他申请参加1924年的珠峰探险，可因为受过伤，便被拒之门外。所以我同意桑迪・欧文的见解，钉靴会使人失去身体的热量，将之传导到岩石或冰雪之上。”

“那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说，“如果这些贵得要命、带平头钉的靴子只会更快地让我们的双脚变得更加冰冷，我或许还是穿我那双值得信赖的旧登山靴为好。”即便在我自己听来，这话都有些孩子气的任性。

理查从夹克口袋里拿出几张纸并将之展开。每一张上都有用铅笔或墨水小心画上的图示，两侧有一行行一列列的手写字体。英文拼写得简直乱七八糟，可其中的意思却清晰明了，桑迪・欧文在标准登山靴设计基础上做出了他自己的修改，标明了应该在贴边和带钉鞋底之间的哪些地方增加数层毛毡。欧文书写总结（理查确认这些注解确实出自欧文之手，在欧文和马洛里失踪前的最后几天，欧文把这些纸交给了诺埃尔上校）的笔迹十分清晰，但拼写却一塌糊涂，他是这样写的：Boots shulde be spareingly naild for liteness–everry ouns counts!（除了第一个单词，欧文的拼写都不正确，意为：为轻便设计，登山靴应该少加靴钉——每盎司重量都至关重要！）

“这样的拼写。”我对理查说，一边举着折叠起来的笔记，仿佛它是一个证物。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新闻报道和葬礼演说之后，每个人都知道安德鲁・“桑迪”・科明・欧文毕业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是高山缺氧的结果吗？”

理查摇摇头。“诺埃尔说，欧文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在工程学以及实际应用中进行修补方面，他几乎就是一个天才……不过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年轻人一直都没有学会如何正确拼写。不过这似乎并没有让他畏缩不前。他是牛津大学划船俱乐部（OUBC）的划手，还是极为臭名昭著的墨顿学院密耳弥冬餐饮俱乐部的成员。”

“臭名昭著？”让-克洛德说。他一直在仔细查看欧文关于特种登山靴的图表，闻言惊讶地抬起头来，“欧文参加了臭名昭著的……什么东西？”

“是一个餐饮俱乐部，成员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大多数人都是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专门破坏大学的校规，砸烂学校的窗户。”理查说。他拿回折好的几张纸，将之交给恭候一旁、一直与我们讨论靴子的法格兄弟。“现在我们要决定，我们去的时候，是穿欧文设计的登山靴，这种靴子更新，或许还更为暖和，还是选择这种新款毡靴，还是按照让-克洛德刚才要求的那样，穿那种超级硬挺的靴子，并且搭配他新设计出来的冰爪，又或者，干脆就带我们自己的靴子。”

“我们为什么不四种都要呢？”让-克洛德问，“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们见识到，为什么我要求的那种特别硬挺的靴子在珠峰上来说必不可少。这四种靴子都十分必要——高帮毛毡可防寒，特别硬挺的靴子则适合我新设计的冰爪，欧文带靴钉的毡靴，还有我们自己的旧靴子当作备用，或许需要换新底。布罗姆利夫人的钱够用吗？”

“够用。”理查说。他指着那几张图表，对法格兄弟商号的人说：“每人两双这种专用靴，多加一层毛毡，金属板不要接触到金属钉。每人两双这种特别硬挺的靴子，让-克洛德会给你们一张写着规格的纸。每个人再要两双拉普兰德南极毡靴。现在我们有时间，可以量一下尺码。”

然而，在为我们1925年这次小型探险准备的装备当中，最大的变化既不是芬奇的气球外套，也不是欧文设计的新靴子。

J.C.最近一次从法国回来，刚刚和我们会合便火急火燎地让我们在一月底前抽出两天时间。理查回答说这压根儿就不可能；一月份到二月底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坐船去印度，所以根本没有两天时间来浪费。

“这事儿很重要，雷沙[28]，”让-克洛德说。此时J.C.喊了理查的名字，他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每每听到J.C.的法语发音，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这特别重要。”

“重要到关系整个探险的成败？”理查的声音并不友好。

“对极了，就是这样。”J.C.看着我们俩，“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没错，这两天就是这么重要，整个探险的成败就在于此。”

理查叹了口气，拿出一个带日历的日记笔记本，他一直把这个本子装在夹克口袋里。“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终于开口道。“1月24日和25日。我有几件重要的事儿要办……我会挪到别的日子去做。那个周末会有满月……这会有什么差别吗？”

“或许会。”让-克洛德说。他突然露出一抹小男孩似的灿烂微笑，“满月或许真能带来某些改变呢。没错。谢谢你，我的朋友。”

1月24日星期六，日出之时，我们就出发了，或者说在一月末这样一个日子里，冷风不住地吹着，天色十分灰暗，四周笼罩着雾气，还飘着雪花，我们只是估摸着这个时候是日出之时而已。我们三个谁也没有汽车，所以理查只好从他一个叫迪克・萨默斯的朋友那里借了辆车。那是一辆沃克斯豪尔牌汽车，在我的印象里，这款车大约长30英尺，共有三排座椅，有充足的空间让乘客摆放双腿，而且轮子几乎到我的胸口这么高。（理查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件稍具讽刺意味的事儿，不到两年前，迪克・萨默斯就是开着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进行了第一次汽车双向穿越湖区威利诺斯山口和哈德诺特山口的探险，那是一条颠簸石路，汽车难以通行，且理查说这条路只比羊肠小径宽一点点。我说我怎么没发现这事儿有什么讽刺的，结果理查点燃了烟斗，道：“这倒是。我忘了说了，萨默斯开车探险的时候，桑迪・欧文就坐在第三排座椅上，而与他坐在一起的，是两位漂亮姑娘。”）

刚一离开萨默斯的车库，我们就意识到，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更适合夏季穿越高地山口的探险，而不宜在冬日里驾驶。这是一辆敞篷汽车，英国人管这车叫折篷汽车或无篷汽车，我们三个只花了三十分钟，骂骂咧咧的，还弄伤了手指，才把无比复杂的篷顶打开，锁好，然后又用了半个小时把柔软的侧窗和后窗玻璃扣好，“咔哒”一声关上，尽管如此，一把车驶上伦敦的街道，朝着东北方向出城，我们就意识到，这辆破车的上层部分有很多裂口，还不如一个便宜的漏勺呢。把这辆巨型汽车开上街还不到十分钟，雪花就迎面扑来，雪堆积在车子的木底板上，我们的脚上，我们的腿上也落满了雪。

“我们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理查问坐在驾驶座上的让-克洛德。J.C.一直都没有公布我们的目的地在何方，理查为此格外恼火。（这并不是说这些日子他没事给自己找气受；为了我们这次有限的小型“搜寻探险”，他一直在做大量的后勤工作，忙得他没时间睡觉，也没工夫吃饭，更别提放松放松或者锻炼了，而且很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听说，在风和日丽的夏天，开车的话，将近六个小时就能到。”让-克洛德用两只戴着羊毛手套的手紧紧握着巨大的方向盘，一边高兴地说，一边把唇边的雪吹开，“今天需要的时间没准儿长一点儿。”

“十个小时？”理查咆哮道，边试着点燃他的烟斗。这可不太容易，他总共戴了三层手套，最里面是新买的露指手套，第二层新买的羊毛连指手套，第三层则是沙克尔顿布料做成的连指手套。我们起码是穿着去南极的衣服开始了此次汽车郊游。

“如果运气好，我们十二个小时能到，”让-克洛德开心地大声说，“休息一下吧，像你说的那样，放松，放松。”

想好好休息纯属妄想，原因有两个：首先，在奔驰过程中，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只有一个理论上的加热器，尽管那东西吹出来的都是冷风，我们三个人还是都冲着这个加热器前倾身体，挤作一团。而我呢，则是从第二排座椅上向前靠；其次，让-克洛德根本不习惯开任何汽车，在英国尤甚，更要命的是他还总弄错应该拐弯的方向，如此一来，这趟冰雪上的汽车旅程简直堪称惊心动魄。

雪越下越大。我们继续朝着西北方向驶去，而唯一鲁莽到敢在这种鬼天气上路的汽车就只有卡车了。我们一路经过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考文垂，然后是黑烟缭绕的伯明翰市，随后朝着什鲁斯伯里驶去。

“我们现在正开往威尔士北部。”在到达什鲁斯伯里前，理查叹口气说。不知怎的，他说“威尔士”这几个字的韵律仿佛是在说“地狱”。

宽阔的第三排座椅以及我所坐的第二排座位的一半空间都放着几个又大又沉的背包，J.C.在我们的帮助下才能把它们搬上车。这些袋子太沉了。我们一会儿转左，一会儿转右，晕头转向地想在这条被冰雪覆盖的路上再次呈直线行驶，而袋子里则传出一阵阵钢铁撞击的铿锵声，还有沉重的金属发出的砰砰声，我猜那些袋子里肯定装了很多装备。

“你把氧气罐带来了吗？”我问，一只手紧抓着前排座椅，仿佛是抓着过山车上的控制杆。

“没有。”让-克洛德心不在焉地说，一边咬着下嘴唇，一边见缝插针，操纵着这辆12英尺宽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既要躲开迎面而来的卡车，还不能碰到这条被冰雪覆盖的道路左边那些难以逾越的树篱和深沟。

理查把烟斗拿开了一会儿。我刚刚才决定，我应该再靠得近点儿，把手伸向它，也就是他的烟斗，因为这东西好歹是个热源，这辆汽车那个所谓的“加热器”太不顶用了。“不会是氧气罐，”理查闷闷不乐地说，“还记得吗，芬奇会直接把那些东西从苏黎世送到我们的船上装船。”

天黑了。我们的晚餐是冷冻三明治，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冷冻食品，里面有很多冰碴哩，放三明治的食盒此时大部分地方都有积雪，而一保温瓶热汤早在十个小时之前我们到达伦敦西北部郊区的某个地方时就已经凉透了。

雪还在不停地下。沃克斯豪尔汽车微弱的前大灯射出的灯光也就和两根摇曳蜡烛的光差不多。这倒无所谓，反正也没有别人傻到在这样的晚上上街。没准儿让-克洛德一心盼望的满月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早就升起来了。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落雪打着旋儿，这个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让-克洛德顶着风雪坚定地向前开着，一边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白茫茫的黑暗，一边眨眼，把落在眼睛上面未融化的雪花抖落。

“我们这是去斯诺登峰。”理查说。一阵狂风刮起，摇晃的车身两侧、车顶和窗格都漏风，他的烟斗灭了。

“不。”让-克洛德严肃地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笑还是在刚过了伯明翰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到达他的那个目的地。首先，一路上都很好使的两个轮胎被刺破了，这下子我们就更到不了目的地了。很幸运，迪克・萨默斯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把两个完好的备胎绑到了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的左后脚踏板上（因此我只能从右侧上下后座）。不幸的是，我们终于发现，顶着呼啸的暴风雪更换备胎所需的千斤顶和其他工具肯定都被放在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里的一个小行李箱中了。关键是这个行李箱被锁住了。更关键的是汽车点火钥匙居然无法将之打开。而我们的车坏在了路中央，如果恰巧有一辆卡车或其他汽车快速从雪花纷飞的黑暗中驶来，那我们几个的末日就到了。（我们甚至连个手电筒都没有，或者按照理查的叫法，称之为“torch”[29]，连蜡烛都没有，更别提照明火把了，所以压根儿就别想把这些东西摆在路上警示其他车辆。）

那天夜里，我们几个骂骂咧咧，就像是编制了一张非常厚的脏话毯子，而我肯定这张毯子至今飘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久久无法散去。

最后，我们中有一个人想到，或许这个行李箱只是被冻住了，而不是锁住了，所以只要使劲儿敲击那个依靠合页连接的箱盖即可。结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那个小小的金属片就一下子翻了上来，只见里面有千斤顶，轮胎撬棒等物，而这些工具看上去像是适用于比这辆庞大笨重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小上好几圈的汽车。

这倒无所谓。反正我们只用了九十分钟就把轮胎换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叫作瑟里吉卓迪恩的地方，在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过夜，那里房费特别高，而且不是很干净。我们到得太晚了，他们之前供应的温热食物都已经没有了，店主也没有打开厨房，让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公共房间里有一个壁炉，尽管店主回房睡觉时走上前来，仿佛是想告诉我们，不要再往火里添煤了，可一看到我们三个人愤怒的目光，他便灰溜溜地没敢走过来。

我们一直在这团小火边待到半夜，希望能够暖和过来。随后我们拖着脚步去了客房，房间很小，充斥着一股怪味儿，而且几乎和沃克斯豪尔汽车一样冷。因为J.C.告诉我们，周六晚上我们得在外面露营，所以我们带来了最好的羽绒睡袋，可这个窄巴巴的房间太冷了，那股子气味儿难闻得要命。凌晨3点左右，我只好多穿上几层外套，步履艰难地走了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把炉火点燃。

无此必要。因为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在我之前到了那里了，点燃了一小堆闪闪发亮的煤火，他们俩歪歪扭扭地躺在两张安乐椅上，四肢跨在上面，正打着呼噜。房间里还有一张老式安乐椅。我把椅子拖过来，尖锐的声音并没有吵醒我的两位登山搭档，然后我将之摆放在距离那一小堆炉火最近的地方，拉过羽绒睡袋，像是盖被子似的盖在身上。然后沉沉睡去，一直到清晨6点，客栈主人把我们从我们愉快的安乐窝中唤醒。

1925年1月25日周日，这一天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尽管我只有二十二岁，年纪很小，大部分人生还在前面等着我。然而，说句实话，在这之后近七十年的时光里，在和别人分享我那些“最美好的日子”时，从不曾如同那天一样，能感受到像我和我的朋友兼绳索上的弟兄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和理查・戴维斯・迪肯在一起时的美妙感觉，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经历了更多这样的日子与时刻。

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可这天天空碧蓝，阳光明媚。在我印象中，或许这是我待在英国期间阳光最灿烂的日子了，或许还有我们去探访布罗姆利夫人的那个夏日，那一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天气依旧天寒地冻的，起码有零下十度，所以雪没有融化，可这辆巨型沃克斯豪尔汽车有强力发动机和巨大、怪异且布满疙瘩的轮胎，这车在雪地上开倒也十分适得其所。那天早晨，即便是在威尔士的省道上，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们还是把车开到了每小时30英里，这速度既舒适又安全。

开了几英里后，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不能忍受再一次像待在坟墓一样待在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里了。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中间，公路上空荡荡，覆盖着白雪，令人目眩。我们身后的两道车痕如同这个白茫茫半球形世界里的两道黑色铁轨，在最近一条小路的那一边消失不见。我们把顶棚拆开，把乒乓响的窗户，帆布侧罩以及其余的东西都放在车子底板上，挨着我身边J.C.那几个巨大的袋子。

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了五层羊毛衣服，然后穿上羽绒气球织物大衣，之前我们把这衣服装在旅行箱里，从苏黎世芬奇那里带了回来，另外又穿了从巴宝莉商号买来的沙尔克顿夹克。我和让-克洛德还把飞行皮头盔（没准儿是摩托车头盔）和面罩戴上，最后还戴了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防眩光护目镜。

我至今依然希望那一天能有人在这里，在我们几个人路过杳无人烟的斯诺登峰地区时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们看上去肯定很像威尔斯先生笔下那些火星入侵者。

可事实证明，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让-克洛德的秘密目的地，并非冬季常有人攀爬的斯诺登峰或者乔治・马洛里登过的彭亚山口板岩，去年秋天，我们几个登上了这座岩山。我们在那年一月的一个周日上午10点左右到达了目的地，即伊德沃尔湖及其附近的冰碛石，冰擦岩（让-克洛德说的是法语，不过因为去年一年我爬了很多座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所以我对这种岩石并不陌生），有闪光条痕的崖边，遍布冰碛石和碎石的荒芜斜坡，漂砾（是一些砾石，被很久以前的冰河带到这里，停留在布满岩石的平原之上，仿佛是巨人在比赛时投掷的石头，后来被巨人们忘在了这里），以及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垂直山壁、板岩和斜坡上裸露在外的深层岩体。这座湖现在已经冻上了，周围是直上直下的坚硬岩山。我们从车里出来，在雪地之中活动双腿，这时候J.C.伸手指着格莱德尔法沃尔和嘉恩两座山的高峰。我和让-克洛德都穿着蜡棉绑腿，以保持长筒袜干燥。理查也穿了一条提灯裤，带着老式绑腿，不过这是用最好的羊绒制成的，他看上去像极了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珠峰探险队照片中那些一副挑剔样子的英国登山者。而且，理查那件气球织物外套的扣子没系，里面的卡其色羊毛衬衫露了出来，再加上那件卡其色提灯裤，他看上去真像个军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就是一名上尉。

看到理查这样一身打扮，穿着棕色和卡其色的衣服，带着厚绑腿，一种不安的感觉不禁在我心中升起。他从那辆大车里出来，伸展四肢，伸着脖子回头看周围的山峰和冰瀑。然后从那件又老又旧的羊毛外套口袋里拿出烟斗，将之点燃。如果这身衣服会让他想起战争期间那些痛苦的回忆，他自然不会表现出来。我还记得，寒风中他的烟草的味道很像一剂强效药。

我很担心我们还得再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登山的地方，就像到马洛里登过的那座该死的管状岩架去的时候一样，可让-克洛德直接把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停在了距离他真正的目的地只有一百来码远的地方。

他要的是夏季的瀑布、如今的冰瀑；他要的是200英尺高的冰封岩壁和岩壁尽头令人望而却步的结冰突出板岩。他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伊德沃尔湖大部分水域都已结冰，此处是湖的远端，上方便是伊德沃尔山谷的悬崖，整个山谷都是冰冻的瀑布和壮观的冰川。我们用力把那些沉重的袋子拖到其中一座最大、最陡峭、顶部最为突出的垂直冰川脚下，他猛地把他的东西扔到雪地里，然后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也这样做。然后他说了一些话，而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攀登方式都将因为他的这番话彻底地改变。

“首先，你们必须换上法格商号给我们做的新靴子。”让-克洛德说。他从其中一个沉重的帆布包里拿出两双硬挺的靴子。J.C.自己那双已经穿在了脚上。

我和理查嘟囔着发牢骚，却还是找了独立的砾石，坐在上面脱下我们那双很舒服且已逐渐合脚的新登山靴，然后用力拉上这双硬挺到了极点的靴子。在伦敦的时候，我们曾经穿着这种新靴子练着走了走，非常不舒服。（拉普兰德靴子最舒服，这种高帮靴带有绒毛，由毛毡和皮革制成，像是穿着那种及膝高、特别暖和的印第安莫卡辛鞋在走路一样。很不幸，在长达350英里前往珠峰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一路上遍布岩石和砾石，往往还得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如果我们一直穿着这种带有绒毛的靴子，我们的脚底肯定会受到严重的瘀伤。不过这种靴子是在营地里活动时的最佳选择。）

我和理查穿着这种包裹住整个小腿的“硬靴”笨拙地走了几步，先是皱着眉头看了看彼此，然后瞪眼看着让-克洛德。这种蠢笨的靴子压根儿一点儿灵活性都没有。这靴子永远不会有合脚的一天，绝不可能成为穿着舒服的远足靴或登山靴。

让-克洛德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被我们愤怒的目光吓倒。他正忙着像变戏法似的，把很多金属制品和金属与木头混合制品从他那三个袋子里拿出来。“这些是什么？”让-克洛德举着两个旧冰爪问我们，我见过他用过很多次这东西。

“冰爪？”我说，讨厌这两个字结尾处我的声音里那小学生似的升调。“冰爪。”我更加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干什么用的？”他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声音中只夹杂着轻微的法国口音。

“攀越冰川，”我越发坚定地说，“有时候还可以攀爬雪坡，如果不是很陡的雪坡的话。”

“每个有多少爪尖？”

“爪尖？”我傻兮兮地问。

“就是底上的尖刺。”理查说。他又在翻找他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我们前面的冰川下端悬垂着很多4英尺长的冰锥，我真想用其中一个给他来一下。

“十个爪尖。”我说。我只好想象着我放在家里的冰爪，然后在心里数了数它有多少个爪。笨蛋。自打我十几岁时就开始用这东西了。“十个。”

“为什么爬山时我们不能更多地使用这种冰爪？”让-克洛德问，“为什么我们不用它来攀登珠峰？”他那轻柔天真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靠不住。这里面肯定有陷阱。我瞧了瞧理查，可他突然间只顾着点燃他的烟斗。

“因为这该死的东西并不适合攀登岩石。”我终于开口说。我真不耐烦再扮演这种缺心眼小学生似的角色了。

“在珠峰之上，我们脚下踩的都是石头吗？”

我着实地叹了口气。“不是，让-克洛德，在珠峰之上，脚下所踩的并非都是岩石，却也足够多了。在偶尔出现的雪地上，我们可以使用冰爪，如果那些地方不是特别陡峭的话。不过钉靴效果更好，抓地力更强，附着摩擦力更大。根据登山俱乐部的报告和1924年珠峰探险队高山登山者的口述，珠峰北壁、东北山脊和东部山脊由主要向下倾斜的板岩组成，就和陡峭房顶上的石板瓦一样。而且是非常陡峭的屋顶。”

“这么说在那里使用冰爪欠妥了？”

我的一位预备学校几何老师时常用这副调调引导课堂指导和讨论。我也很讨厌他。

“非常欠妥，”我说，“那就像是穿着钢制高跷走路一样。”要想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

让-克洛德缓缓地点了点头，仿佛终于对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有了基本了解。“那诺顿的峡谷呢？”

所谓“诺顿的峡谷”，就是现在的登山者对从珠峰北壁中央垂直向上延伸到顶峰三角岩的一道巨大沟壑的叫法，沟壑中尽是板岩和冰雪。一年前，爱德华・诺顿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开拓了一条从东部山脊通往北壁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所谓的黄色岩石带之上，高28,000多英尺。诺顿领头，而且他们俩并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萨默维尔感觉身体很不舒服，远远落在后面，而诺顿已经到达了那道巨大的垂直峡谷，想要试着爬上去。可那里的雪几乎及腰深。而在雪不那么深的地方，向下倾斜的板岩上都覆盖着一层冰。诺顿这才意识到，他所处的位置堪称极端危险，放眼望去，只见打滑的脚下就是绒布冰川，落差足有8000多英尺，他迫不得已，只能结束了登顶尝试，非常缓慢地下山去找萨默维尔，并且用颤抖的声音问他们是否可以一条绳子相互系在一起。（在登山时，特别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勇敢尝试之后突然丧失勇气的情况可谓司空见惯，甚至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仿佛大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迸发了求生本能，即便是最勇敢的登山者，他们的肾上腺素和雄心抱负最后也都被压制了下去。在真正危险境地中，如果未加提防这种“勇气丧失”的情况，那么登山者往往都没能活着从登山探险中归来，乔治・马洛里就是一个例子。）

诺顿为攀登那道峡谷所作的努力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尝试。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海拔攀高纪录，即28,126英尺，而唯一能够打破这一纪录的，或许只有马洛里和欧文沿狂风大作的东北山脊所做的最后一次登顶尝试，他们也因此命丧黄泉。

不过大多数自称攀登过珠峰的人都断言说诺顿的峡谷是无法攀越之地：太过陡峭，太多松软的雪，太多地方需要垂直攀爬。而且，在那样一个又高又冷的地方，好几个小时内付出了极端的努力，可只要脚底一滑，便会导致严重后果。

“为什么不使用冰爪攀爬诺顿的峡谷？”让-克洛德问，“又或者用冰爪攀爬27,000英尺以上的东部山脊和东北山脊的陡峭雪坡，那里只有马洛里和欧文上去过。”

听到最后半句话，我不禁浑身发冷。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已经脱掉了芬奇的气球外套，恰巧一阵冷风从伊德沃尔山谷上方、从伊德沃尔湖对面吹过来，我才会感觉冷。

“在陡峭如诺顿的峡谷这样的雪地之上，冰爪根本不管用，”我暴躁地说，“甚至在他们27,300英尺左右的高山营地下方那片高山山脊雪地上也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让-克洛德问，带着法国人的自命不凡，听了让人很不爽。

“因为人类的双脚和脚踝不能弯曲到那种程度，该死的！”我大声说，“还因为当登山者的重量不压在冰爪之上时，冰爪没有受压，根本不能保证在陡峭的雪坡上始终拥有抓地力，J.C.，这点你清楚得很！”

“是的，我很清楚，杰克。”他说着把旧冰爪扔在雪地上。

“我想我们的朋友有东西给我们看。”理查说。他的烟斗此刻冒着烟，他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让-克洛德笑了，弯腰去够他那个大背包，然后拉出一个闪闪发亮的全新金属冰爪。要好一会儿之后我才看出这东西的新奇之处。

“这个冰爪前面有尖刺……爪尖，”我终于说道，“就像是角一样。”

“12爪冰爪。”让-克洛德说，他的语气现在变得非常锐利，很有条理，“德国的冰川攀登者都在谈论这种冰爪。我让我父亲进行了设计，并且制造出来。”

我们都知道让-克洛德的父亲一开始是个铁匠，后来经营着一家金属浇注和成型公司，是全法国最大的同类型公司之一，当然在夏蒙尼也是最大之一。还要多亏法国政府在一战期间下的合同（以及英国政府的几份合同和美国政府的一份合同），老克莱罗克斯先生的生意才能飞速发展。现在他们生产各种产品，从专业钢质管道到牙科器械，无所不包。

“看上去挺危险的。”我说。

“的确，”让-克洛德说，“专门用来攀爬那座不想被人征服的高山。”

“我想我明白了，”理查说着走上前来，接过那个看上去挺吓人的12爪冰爪，“你把这些爪尖踢进冰川，用你那双特别硬挺的新靴子的鞋底腰部来支撑你全身的重量，因为那个部位十分坚固，不会弯曲，你将之作为一个平台。甚至从理论上来看，还可以用这种冰爪攀爬近乎垂直的冰川。”

“是的，”让-克洛德说，“不过不仅仅是‘近乎垂直的冰川’，我的朋友。还可以爬更加垂直的冰川，以及比垂直冰川更危险的地方。我曾经在法国做过试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试验一番。”

我承认，我的心开始快速地怦怦直跳。我一直不喜欢攀越冰川。我讨厌那些让我的靴子在上面直打滑的表面，虽然这么说有点儿牵强。J.C.说的那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试验一番”使我惊出一身冷汗，本就冰冷的皮肤现在又湿又冷。

“还有呢，”让-克洛德说，“给我看看你们的冰镐，我的朋友们。”

我们当然都带了我们的冰镐来。我把我的冰镐从雪里拿出来，放在面前。冰镐的木柄很长，顶端是金属扁斧和镐头。理查从雪里找回了他的冰镐，然后靠在上面。

“杰克，你的冰镐有多长？”让-克洛德问。

“38英寸。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短的长度，这样在陡坡之上，就可以凿出踏脚处。”

“你的呢，理查？”他的法语口音就像是在说理查。

“48英尺。我知道，这属于老式冰镐。不过我也是个老派的人。”

让-克洛德只是点点头。然后他把手伸进雪地里的那个鼓鼓囊囊的袋子，拿出好几把“冰镐”，而这些根本称不上冰镐。最长的一把也只有20英寸多一点儿。我的老天，这就是一些锤子吗。只不过顶端装着不同的扁斧和镐头，而有的斧柄是木头的，还有的是……我的天……居然是钢质的。

原来让-克洛德的老爸在他的钢铁配件工厂就忙着做这些东西啊。

“这是你的设计？”理查问，一边举起其中一个荒唐可笑，像锤子似的东西。

J.C.耸耸肩。“在德国人今年的设计基础之上改进的。就是去年十一月你们俩从慕尼黑回来之后对我讲过的德国人的设计。所以十二月的时候，我和几个德国年轻人一起在夏蒙尼攀登冰川，我见识到了他们的新技术，也用过了一些他们的新设备。然后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做了我自己的一些变动，提高了它们的性能。”

“那些根本就算不上冰镐！”我几乎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算不上？”

“算不上，”我说，“你不能用它们长途徒步跋涉，不能靠在它们之上，不能在陡坡上把冰凿出踏脚处。”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正好相反。”他轻声说。刚才他一直把那五把短短的又像冰镐又像锤子的东西放在帆布袋子上，现在他从里面拿起一把。他举起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最像普通的冰镐，木柄等处都很像，不过更像是被丢在雨里淋过、缩小了三分之二的冰镐。然而，不像我们的冰镐似的，它的一端没有扁斧，短的那一端只有一个钝钝的锤头。根本就是一把锤子嘛！

“我和我父亲把这种破冰锤叫‘笔直下垂’，”J.C.说，“在陡峭的冰坡或雪坡之上开凿踏脚处的能力超强。而且有了它，再也不会出现从前靠在老式较长的冰镐上而失去平衡的情况了。”

我只是摇摇头。

“那把是最短的。”理查说着指了指一把大号破冰锤大小的东西，它通体都由钢制成，底部很尖，带有螺纹，一端有一个很长的平头镐，另一端是一个非常短的扁斧。

J.C.笑了，将之拿起，交给理查。理查用没拿东西的那只手接过来。“很轻。铝做的？”

“不是，钢制的。不过斧柄是中空的。我和我的父亲称之为工艺弯曲短冰镐。可用来攀登冰坡，特别适合开凿踏脚处。而这把稍长一些，配有木柄，看上去更像是缩短了的普通冰镐，不过配有弯曲、锯齿状的长镐头，我们称之为反向弯斧，是用来……”他转身面对我们身后那面不可能攀爬的垂直冰壁，“专门攀登这种冰壁的。”

理查把这两把短冰镐交给我，然后摩挲着满是须茬的脸颊和下巴。虽然那天早晨我们从那家非常差劲的旅店弄了些热水，但是他还是懒得刮胡子。

“我开始有些明白了。”他说。

我拿着这两把武器似的冰镐手柄，把那两个非常锋利，如同镐头似的东西晃来晃去。我想象着这些又长又弯曲的镐头穿透一个法国人的头盖骨是怎样一番情形。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伊德沃尔山谷？”理查问。他向后伸着脖子，仰头望向垂直的冰崖，此时，上午快过去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那里闪闪发光。突出的板石和悬冰就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可怕极了，仿佛这巨大沉重的突出冰石随时会坠落到200英尺之下，砸在我们身上。这块突出岩冰太宽了，压根儿不可能脱绳攀登，岩石的宽度至少是让-克洛德身高的双倍，而且因为结了冰，宽度又增加了5到6英尺。凭借理智的方式，根本没可能爬上这块垂直突出岩冰的最后8英尺左右的冰壁。

“我找英国的冰川攀登者打听过，问他们哪里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好的冰川。”让-克洛德答。

“英国有攀登冰川的人吗？”理查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装惊奇或惊讶的语气。我一直相信理查认识英国所有的登山者。法国和德国的大多数登山者他肯定也认识。

“倒是没几个。”让-克洛德说，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还有什么？”理查一边问，一边指着依旧十分鼓鼓囊囊的袋子，听上去十分着急想看里面会有什么古怪的东西突然冒出来。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转过身，后退几步，把手搭在眉头，和理查一起举目张望那面几乎垂直的冰壁，以及我们上方差不多200英尺处那道令人胆战心惊的突出岩冰。“接下来，”他说，在越来越大的风中，他的声音几乎不可闻，“……接下来，我们三个人今天就要爬一爬这面冰壁。从下到上。也包括那块突出的岩冰。一直登顶。”

好吧，我得实话实说。那一刻，如果不是我肯定我的丝绸内裤和新买的羊毛提灯裤会冻成又长又非常不舒服的冰锥，我没准会被吓得尿裤子。

“你他妈……不会……是……认真……的吧……”我对我这位身材矮小、从前的法国好朋友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说“他妈的”这几个字，当着我这两位新结识的登山伙伴说自然是第一次。

J.C.笑了。

*

J.C.从最大的袋子里拉出三个非常结实，却是用轻革做成的……“安全带”，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前面的带子在胸口中央交叠在一起，配有金属挂钩，而整个宽带上还有很多挂钩……当我和理查犹豫不决地用力拉着安全带套在身上的时候，让-克洛德则尽量抬高左腿，把他那带有12个爪的前踢式新冰爪踢进冰壁里，然后用他那两把短冰镐带有镐头的一端劈凿，我注意到短冰镐通过短皮带和环连接在他的手腕上，然后他缓缓站起来，直到最后，他身体的重量完全靠那只硬挺的的左脚登山靴支撑。他的安全带发出叮当声，这是因为他在上面别了很多他自己设计的钢质工具，包括另外一件放在皮套里的破冰工具，很多发亮的挂钩，一大包冰锥，还有其他几袋叮当响的东西别在他的带子上。一大卷绳子吊挂在他的肩膀和胸口上，此刻，他正一边向上爬，一边慢慢地把绳子放到他身下。

他向下拉右手中的那把短冰镐，急速抖动，从冰里拔出来，然后用带镐头的一端深深劈凿进上方4英尺的地方。此时J.C.全身的重量依旧靠左脚支撑，我觉着这么做倒是没什么难度，然后他抬起右脚踏住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扭动左脚上的前踢冰爪，将其拔出冰层，然后凭借双臂的力量向上拉升身体。他使劲将左手里的冰镐深深凿进比右边冰镐所处位置更高的冰壁里，然后抬起左脚，登踏进寒冰之中。

J.C.站在那面冰壁6英尺高处，就和他站在城市里的人行道上一样悠闲轻松，他扭着身子看看后面终于把安全带套好了的理查，说：“如果这是珠峰北坳下方的冰壁，我们就必须给其他登山者和挑夫做好攀登准备，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开辟出必不可少的踏脚处？”

理查眯着眼睛向上看。“这里太陡了，无法开辟踏脚处。而且还有那块突出的岩冰……根本是不可能的。挑夫上不去，即便有固定绳索也不成。”

“那么好吧。”J.C.说，站在那笔直的冰壁上，他甚至连粗气都没喘，“那我们就带一个去年桑迪・欧文串起来给挑夫用的百英尺绳梯似的东西。挑夫可以顺着它跟着我们登山。”

“那也是在马洛里自由攀登冰川竖坑，也就是冰壁上的一道裂沟之后，”理查说，“他们还装了一个滑轮，以便把装备拉上去。”

“可假设有人能够只凭借凿出踏脚处这种方式就能登上这座冰壁，”让-克洛德不依不饶，“第一次攀登需要多长时间？”

理查有向上看了看。阳光照射在垂直的冰壁上，十分刺目。他用力拉过护目镜戴好。“三个小时，”理查说，“或许四个小时，或许五个小时。”

“七个小时，”我说，“起码需要七个小时。”

J.C.笑了笑，又开始一边用冰爪楔入冰面，用短冰镐凿冰壁向上爬。每隔30英尺他会停一停，用他的镐头带尖的一端在他上面或面前的冰壁上凿出一个小洞，然后从别在安全带上的包里拿出一个12厘米到18厘米长的冰锥，用手旋拧冰锥，且总是按照尾部倾斜向上的角度，也就是向下倾斜着将之拧进冰壁之中，据我的判断，冰锥与他的重力和引力的方向呈现45度到60度角。有时候，冰太硬了，冰锥无法完全被旋拧进去，J.C.就使用冰镐镐头的尖端或从他的带子上拿出一种破冰工具，伸进冰锥的孔里，从而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将冰锥彻底推进冰中。

每固定住一个长冰锥，他就咔哒一下套一个挂钩在上面，然后用他自身的重量来测试其是否结实，而绑在登山靴上的冰爪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冰壁。

即便每隔10码左右他就要停下来，把起到保护作用的冰锥插入冰壁之中，可他还是像只蜘蛛一样向冰壁上方爬去。有时候他需要使劲儿把两把冰镐都凿进冰里，然后使用双手把不易旋拧进冰壁里的冰锥弄稳固。这两把冰镐仅用一根两端叉开的拴绳连接在一起，这根拴绳则从安全带胸口部分的一个挂钩中穿过，连接着他手腕上的一个挂钩。

随着他越爬越高，我也越来越难看清楚他是如何移动的。他把他的绳子穿过安全带胸口和腹部部位一连串复杂的结中。从理论上讲，如果他从冰壁上掉下来，他的绳子会延缓他的下坠趋势，可如果他又向上攀登一步，在他还没来得及插入另一枚冰锥之前，他真从他所处的高度摔下来，那么在绳子卡住最近一个嵌入冰壁的冰锥的孔眼之前，他可能已经垂直摔下了60英尺。就算有很好的立足点和绳索拴系点，能够把拴在一个已经垂直跌落了60英尺的人身上的绳索拴牢在拴系点上的登山者几乎寥寥无几。向下的拉力太大了。而且在那样长距离的滑落之后，跌落的速度将非常快。

再说了，1925年的登山绳在受力过大的情况下往往会突然折断。

我之所以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注意到让-克洛德的那一大卷绳子看上去是如此巨大，不仅他开始攀登时盘绕在他胸口上的绳子足有200多英尺长，而且现在像一张蜘蛛网垂悬在冰壁上的绳子比以往我们用过的绳子都要粗。

让-克洛德继续垂直攀登这座不可能攀登的冰壁，在不得不躲避蜂窝冰或外露的冰块时，他只能向左或向右移动几英尺或几码，如此一来，他身后留下的那些固定绳索看上去真有点儿像是蜘蛛网了。

理查刚才从他背心口袋里把金表拿了出来，一直盯着看。我知道这块表还是一个计时器。他在给我们的朋友计时。

此时让-克洛德的身形已经变得非常小，他到达了这面垂直冰壁180英尺左右的高度，那块15英尺宽的突出岩冰就在那里，他把最后一枚冰锥嵌入冰壁和突出岩冰的连接处，他把胸口或腰部（距离太远了，很难看清楚）安全带上的锁扣扣在连接这枚冰锥的一根粗带子上，然后冲着下方大喊（听上去只有一点点呼吸不畅）：“多长时间了？”

“二十一分钟。”理查收好表，大叫着回答他。

我可以看到让-克洛德摇了摇头。他戴了一顶松松垮垮的红色绒线帽，和贝雷帽不太像。“要是多加练习，我只要用一半的时间，而且……”他透过张开的双腿形成的V字型垂直向下看过来，“……我想用掉的冰锥也会更少。”

“让-克洛德，你已经让我们刮目相看了，”理查喊，“你已经证明了你的新装备！棒极了。现在下来吧！”

那个身体套在安全带和系带里向后仰、在我们上方差不多200英尺高处的人摇了摇头。他喊叫了几句话，可我和理查谁都没听清楚。

“我是说——‘登顶’。”

他又喊了一遍，再一次从双腿之间低头看着我们。

我急坏了，紧搓着双手，这么做一点儿用也不管，因为我才是我们三个之中擅长攀爬近乎垂直山壁的人。我应该喜爱接受这种垂直攀爬的挑战才对啊，有很多暴露在外的裂缝性岩石，甚至并不十分危险的突出岩石都是又一次挑战。可现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在自杀啊。

当时我就意识到，我真的非常讨厌冰川。带着这些愚蠢的安全带和叮当乱响的金属去爬珠峰这个想法似乎突然之间变得可憎无比。既令人讨厌，又荒唐透顶。英国登山者经常嘲笑在坚硬的岩壁和斜坡上使用金属挂钩、岩钉等物的德国登山者和少数法国登山者，给他们冠上“嗜血铁怪”这样的称号。

在那一刻，我还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紧张不安。和这两个人一起攀登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壁架、山脊、岩壁、峰顶或斜坡时，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紧张感。

我抬头看着，盼着J.C.能下来。他剩下的绳索足够长，可以借之下来。如果他相信那些该死的冰锥的话。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既没有借绳索下降也没有快速沿着上去的路下来，那个时候，也就是六十五年前，他做了一件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

首先，一条绳子此时依旧连着J.C.胸口部位的安全带和他插入这面冰壁顶端垂直部分的一个冰锥，他向后倾斜，一直到这条5英尺长的索带绷紧，使他几乎与冰壁处于垂直位置。随后，他把两把冰锤尽可能远地凿进突出岩冰里。然后J.C.抬起双脚，太吓人了，我赶紧把目光移开，又回头去看，等着瞧他是怎么掉下来的，然后他把他的冰爪和脚指处的冰爪牢牢地楔入垂直冰壁和水平突出冰岩接缝部位的折角处。

他不知怎的就这样水平地悬挂在那里，一边用一只手臂支撑着他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插入长冰锥，他只能猛击冰锥，以便把最后几厘米凿进去，我听见钢锥穿透冰层楔入坚硬岩石的声音，然后他把一个挂钩和一条双拴绳皮带别在那枚冰锥上，然后下降身体，最后他的身体只依靠绳索水平悬挂在突出岩冰下方差不多7英尺的地方。

然后，每次向内摆动时他都使用抵在垂直冰壁的钢制冰爪尖端，他开始来回摇摆身体，完全依靠一枚冰锥和一条绳子，身体并不接触冰壁或突出岩冰，只是会一次次地蹬踏冰壁或突出岩冰，每一次都更用力，以便可以更大幅度地向外摇摆。

“圣母玛利亚。”理查低声说。也可能这话是我说的。不过我真记不清了。

可我真真切切地记得，让-克洛德在20英尺宽的突出岩冰下不停向外摆动，而当他把两支冰镐都使劲插入了他上面的冰顶时，他停下了摇摆动作。只有一把冰镐牢牢地嵌入了冰顶，不过他还是拉升身体，以便使他水平悬挂的绳索能够变松。他开始一阵猛踢，最后，靴子前端的冰爪尖头再一次嵌入了冰顶。然后他把另一柄冰镐用力敲进冰顶。

所有的登山者都必须有强壮的身体。在我们的前臂上你会看到大块肌肉，其他运动员则很少拥有，更别说“普通”人了。不过像那样不止是水平悬挂，因为他脑袋的位置比爪尖嵌入冰层、绑着冰爪的靴子还要低，而且这么做时完全凭借双手握住短冰镐的力量支撑，凭借两只前臂和上臂的力量。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他做到了。

然后他松开一把冰镐。他的左手在安全带上摸索着，然后从悬荡着的装备袋里拿出一枚冰锥。

这枚冰锥突然从他的指间滑落，然后掉到了200英尺下的下方，这说明当时他的手指已经快没有力气了。这枚长冰锥砸到了我和理查之间的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反弹开来，激起一串火花，落在四周的积雪上，我俩赶紧躲开。

J.C.冷静地伸手又拿出一枚冰锥，然后正了正袋子，以免更多的装备掉出来。让-克洛德交换了下握住嵌入冰顶的冰镐的手，所以此时他的重量全部由左手支撑，然后平静地把最后一个起锚固作用的冰锥旋拧进去。他从安全带里拿出一个很小的钢制破冰工具，把这枚冰锥旋拧进最后一部分冰中，然后将其使劲儿敲进冰下的岩石里。我真搞不懂，在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为什么没从那块突出的岩冰上掉下来。

他又把安全带上的皮带放松了七八英尺，然后开始大幅度地来回摆动，而他的脑袋和双脚都比他的躯干低。在他向外摆动时，最远的距离超过了突出岩冰的边缘。他来回摆动着，我等着看、等着听嵌入冰顶的两枚冰锥弹出来，然后他急速顺着冰壁掉下30或60英尺，而这几乎肯定会把他摔得不省人事。而我和理查两个人中得有一个不得不顺着固定绳索爬到冰壁之上，把我们那位失去意识或者已经摔死的朋友救下来。我可不希望上去的人是我。

让-克洛德并没有掉下来，他摇摆的弧线反而超出了突出岩冰的边缘，甚至摇摆到了突出的冰石之上，在第二次摇摆到这个距离时，他把两把破冰锤的弯曲镐头用力凿进冰层。

他每次拉出一把破冰锤，向上拉升身体，越来越高，再一次凭借手臂和前臂的力量支撑整个身体，到了这个时候，因为紧张和毒素，他的手臂肯定已经开始颤抖了。

他爬到了12英尺高突出岩冰的外部垂直冰壁7英尺处，然后把他的新式攀冰冰爪的前尖爪嵌入了冰中，冷静地把他所需要的最后一枚起保护作用的钢制冰锥旋拧进冰中。唯一能看出J.C.已经十分疲倦的迹象，就是在他把一个挂钩别在那枚冰锥之上。然后使用Y型拴绳连接好他的胸口和安全带之后，他向后倾斜，与那面很短的冰壁成约40度角，休息了几分钟。或许他并不是累，只是肾上腺素骤降之后造成登山者在经历了真正可怕情况后手和手指开始颤抖。此时他的短冰镐从他手腕处的带子上悬垂下来。即便是从200多英尺下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到他在张合手指。

然后他再次抓住两把冰镐，直起身子，再一次又砍又劈，向上爬去。

我和理查看着他伏在突出岩冰的顶端，把他右手破冰锤尖嵌入了什么东西里，然后他站起来，越过了悬冰边缘，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片刻之后，他又出现了，站立在边缘附近，把绕在肩膀上的剩余绳子取下来，低头冲着我们大喊。

“我还有差不多100英尺的绳子，”胜利者的呼喊声回荡着，“我已经把两端系好了。我们需要两根绳子做保护，所以带另外100英尺绳子上来，就是理查那条比较粗的奇迹绳，我放在第二个包里，你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将它们系在一起。谁下一个上来？”

我和理查面面相觑。

我又一次成了我们三个人之中的“厚脸皮”。如果我们能够到达位于28,000多英尺的东北山脊峰顶附近所谓“第二台阶”的战舰船头，我可是被寄予厚望能够自由攀登岩壁的那个人啊。

但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怕极了。

“我第二个上。”理查说着身体一缩，把J.C.那条100英尺长的“优质绳索”套在身上，走到那面冰壁前，举起了两把破冰锤。

我们既不想再住在瑟里吉卓迪恩那个寒酸的旅馆里，也不想住在威尔士附近的任何地方，于是理查趁着黄昏和漫长黑夜，一直把车开回了伦敦。沃克斯豪尔汽车的车头灯依旧是有等于没有，不过一等到天黑后我们上了真正的高速公路，理查就开着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跟在各种各样的卡车之后，我们与那些卡车之间的距离很近，利用它们的红色小尾灯给我们指路。我们花了点儿时间，用力移出顶棚、窗户和侧面活板，将它们安放在原处，扣紧，“啪嗒”一声关好。不知怎的，加热器似乎终于开始工作了（或者可能只是我们的身体变得太热了），让-克洛德伸开手脚躺在后座的垫子和装备袋子上，在返回的路上呼呼大睡。我和理查说话的时候，都是压低声音，而且带着恭敬的语气。这不可思议的一天以及让-克洛德带给我们的不可思议的惊喜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终于轮到我了，而且攀爬的过程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可怕。破冰锤和12爪冰爪给人一种战无不胜的感觉。而且理查之前已经把另外一根100英尺长、被J.C.称为“理查的奇迹绳”的绳子带了上去，系在了让-克洛德的另一根绳子上，如此一来，算上第一条固定绳索，我的整个攀登过程基本上是处于双重保护之下。

一共两次，在尚未使用三个坚固的爪尖踏稳下一步之前，我便稍微有些着急地移动我的冰爪，结果我和冰壁拉开距离，这时候双重绳索就派上用场了。而且有一次，因为紧张，我本可能跌落50英尺左右之后，我下面的冰锥才会降低我下跌的速度（或者无法减速），但是，突出岩冰上有一棵大树（在低下的时候我看不到），绑在树上的第二根安全绳及时阻挡了我，所以我只下滑了5英尺左右，而且理查也拉住了这根绳子。

从下面看那块突出岩冰可把我吓坏了，可攀爬的感觉还是挺好玩儿的。那两枚冰锥刚才已经支撑过两位体重较轻的登山者了，而我的体重较重，所以我很担心这些冰锥不够结实，不过在水平悬挂在突出岩冰下方时，理查已经花时间牢牢地凿进了第三根更长的冰锥，使出浑身力气把冰锥最后五六厘米楔进岩石之中。

所以，我在大幅向外摆动时其实还挺享受的，在我摆动到最大幅度时身下空无一物，只有200英尺空荡荡的空气以及地面上的岩石，然后我在第一次尝试时，便成功地将两个冰锤的镐头凿进了突出岩冰的外部垂直部分。事实证明，多年来攀登险峻岩山的经验在攀登冰山时并非没有用武之地：我只用双臂的力量紧紧抓住冰锤，拉升身体，翻上了最后10英尺，从而成功登顶。一到了峰顶，伊德沃尔湖、伊德沃尔山谷和远处的山峰与湖泊的风景尽收眼底，美不胜收，而让-克洛德训斥了我几句，责怪我不该不使用冰爪攀爬最后几英尺，不过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咧开嘴对着他笑。

我们一个接一下借绳索下来，将第二根安全绳留在了冰壁上，然后，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在较低的斜坡上进行练习。只有理查的新绳子才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这样拉拽着它下降。这种绳子的直径更宽，由大麻纤维、普通登山绳和一些他没有告诉我们的秘密材料混合制成，不过就是这些秘密材料使得这种绳子拥有更大的柔韧性和更大的强度极限。在1924年和1925年，几乎没有几个登山者相信他们可以依靠绳子下降这么长的距离。现在理查把这些登山者的绳子称为“我们以前那种晒衣绳似的登山绳”。

在开车回伦敦的漫漫长路上，我努力保持清醒，以便和理查做伴，他一直在开车，所以不能睡觉。而我那已经疲惫不堪的思绪中不停闪过一些关于这种冰川及冰层攀登新技术的法语词汇，这些都是J.C.反复灌输给我们的。

步行法，即走过平坦的寒冰和坡度15度并不陡峭的斜坡，仿佛是在攀越冰川，从前我们穿着普通的10爪冰爪一起这样做过很多次。

鸭式行走，即走在最大30度的斜坡上，穿着10爪冰爪谨慎穿入冰层前进。这种方法看上去和感觉上就和听上去一样傻，不过我们可以使用老式长冰镐对付这样的斜坡。

平切步，即在最大65度左右的斜坡上，在用每只冰爪的10个爪尖支撑身体直立时，使用冰镐向上凿劈。这是休息一下的好办法。

然后是一些普通的冰镐移动方式：在35-50度的斜坡上，采用身体斜挎姿势，这种在陡坡上凿出踏脚处的方式非常优雅；俯劈式，在斜坡、45-60度陡坡甚至更陡的坡上采用的一种寻找支撑点的方式，可以开凿出踏脚处或使用双手（比如说用不持物的手旋拧冰锥）。

关于冰锤也有专门词汇，比如凿挖角度，以及在攀登时抓住工具上端抑或下端，还有一些词汇从我学会的那一天起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如刺斧式，即低持姿势劈刺，用于45-55度角陡坡；握刺式，即高持姿势劈刺，我们用于攀登50-60度这些较为陡峭的斜坡；那天我们最常用的方式是双斧法，用于攀登60度斜坡，垂直冰壁和突出岩冰。

由于最后这些技巧均采用了“前踢式”冰爪技术，我肯定，正如让-克洛德所说，他是在去年十二月和德国人及奥地利人一起登冰川时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过我有一点儿糊涂，为什么这些词不是德语。答案很简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直使用老式法国10爪冰爪和长式冰镐方面的词汇，于是就沿用法语增添了更多的词汇。真是搞不懂欧洲人。

那个周日下午，我们在伊德沃尔湖附近坡度不大（却滑得厉害）的冰坡上开始学习了一种我觉得是“舞步”（自那时以来，在使用过数千次这种方法后，至今我依然这样认为）的登山技巧：平切步—身体斜挎，比如说，脚放平上坡，同时以身体斜挎的优雅姿势使用短冰镐寻找下一个支撑点。在一个非常陡峭却算不上垂直的斜坡上，让-克洛德非常漂亮地采用了这一方法，看他使用这种方式登山真是饱了眼福——左腿向内弯曲，直至微微呈内八字姿势，双手握住短冰镐，劈凿斜坡高处，然后右腿跨过左腿，仿佛是做出了一个技巧十足的舞步，这之后，当冰镐的斧尖和套在右脚靴子上12爪冰爪的10个钢爪再一次完全按压进了冰层时，在斜坡更高处摇摆左腿，直至左脚底部的10个钢爪牢牢咬合住冰层。

随后重复进行这样的舞步。

让-克洛德给我们展示了在攀登时如此耗费体力的陡坡上可采取的各种休息方式，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简易的坐姿脚，在斜坡上向后倾斜，直至臀部几乎（但并未完全）触到冰面，左腿弯曲，左脚置于身下，左脚冰爪全部嵌入冰中，右脚踝转动，右腿继续向外侧，使右脚登山靴及冰爪与右膝盖所指方向成差不多90度角。并不需要使用冰镐或冰锤来维持这个姿势，如此一来，只要你的腿部和大腿肌肉不再痉挛，登山者就可以更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双手执冰镐，有很多时间俯瞰斜坡以及下面的风景。

然而，那天下午大多数时间以及在美丽的威尔士日落时分，我们都在学习如何按照基本的低持姿势劈刺和高持姿势劈刺方式使用最短的冰镐和冰锤，以及前踢式（只使用12个冰爪的前面两个爪尖）支撑姿势，前踢式牵引姿势，前踢式高持姿势劈刺方式（我们攀登那面垂直冰壁时采用的方式），三点钟姿势，这种姿势要求在陡坡之上使用两把冰锤，一个高出另一个，同时右腿弯曲，在身后向下猛踩冰面，把前两个冰爪踢入十分陡峭的斜坡，从而使得体重完全靠冰锤支撑，而冰锤的镐头则采用低持姿势劈刺进冰层（同时使用两把冰锤攀登，大体上要将它们置于身下），如此等等。

那天下午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学习冰川横切攀登和下坡技巧，特别是快速下山技巧（我一直钟爱从陡峭的雪坡上滑降下来，仅使用普通的冰镐当作方向舵，然后在快到底部时再利用这把冰镐自行减速，而J.C.给我们展示了穿着冰爪、脚放平下山的方式，可以使用持短冰镐斜挎身体姿势，或者以锚固姿势用冰镐在身后拖拉，这种方式几乎同样快速，而且适用于极为陡峭的斜坡）。

*

晚些时候，在一面岩壁下方的陡峭雪坡上，让-克洛德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最后一个绝技。

那是一个很小的金属工具，相对较轻，V形，装有钢质弹簧，用手施加压力便可松放弹簧，在无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弹簧会自行绷紧，凭借这个工具可以沿着固定绳索滑行。J.C.穿着他全新的12爪冰爪费力地爬上了一座雪坡，把理查的奇迹绳系在一根长冰镐上，然后把这把冰镐深深敲进了我们头顶150米高处砾石下面的冰层中，然后他又凿进了几枚冰锥，以便加固这个支撑点，随后他脱下冰爪，十分娴熟地从这个陡坡上滑降到我们身边。这条绳子就像是闪闪发亮的白色冰雪中一道长长的黑色裂纹线。

接下来，J.C.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这种手动绳索夹具。

“很简单，对不？”他说，“完全释放手部的压力，它就能紧紧扣在绳子上。如果愿意，可以用它悬垂在绳索上。用一只手轻轻挤压，这个装置就会沿着绳子滑动，好像绳子就是一个引导装置。如果用力挤压，那么这个装置，还有你，就不再有……该怎么说来着？摩擦力。你们在绳索上的摩擦力就没有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用这个小工具？”我问，不过我注意到理查已经领会其中的意思了。

“最好可以将之安装在某种轻型登山安全带上，”理查说，“这样登山者在固定绳索上时就能腾出双手了。”

“非常好！”让-克洛德大喊，“我一直都在做这种轻型皮革和帆布安全带。不过，今天的话，我们来试试用一只手吧，好吗？”

J.C.把这个小工具夹紧在固定绳索上，一边平稳地向上爬，一边将之向上滑动，甚至都没有穿冰爪。理查是下一个，施加压力，释放弹簧，只走了几步远，他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我用了较长时间才摸清情况，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用了这个傻兮兮的弹簧驱动小工具紧扣住固定绳索，登山时的安全性就增加了，而它扣住绳索的紧实度要比登山者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握住绳索的紧实度强多了。如果像他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能够把这东西通过绳索或挂钩连接到登山安全带上，那么保险度将会更高。

冷风吹过，我们在这座坡度50度、150米长的斜坡顶端挤作一团。太阳西沉，正落入山峰后面。月亮在东方升起。

“现在我们用它来一次可以控制的下降，”让-克洛德说，“我相信，你们将会看到，这种装备甚至将会被用在垂直的固定绳索上。这东西，怎么说来着？万什么失。”

“是万无一失，”理查说，“给我们展示一下快速下降吧。”

于是J.C.松开装置的夹钳，把它从双线固定绳索上取下来，之所以用双线，是因为在我们顺着绳索滑降下来之后可以把绳子收回，他把冰镐取走，这样的话，只有长冰锥作为绳拴支撑着双线，然后他把那个小工具在我下面的一条绳子上夹紧，接下来，在不穿冰爪的情况下，开始快速滑降，而整个滑降过程只是靠他用手控制那个弹簧装置施加压力来完成。

“太神奇了！”我和理查滑降到坡底时我气喘吁吁地说。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快的滑降之一。

“在我们出发之前，在徒步前往珠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多加练习。”让-克洛德说。

此时此刻，我们置身于黄昏的阴影之中，突然间天气变得冷极了。J.C.正在把绳子拉出冰锥的孔，收回那条长绳子。

“你给这个工具起名字了吗？”理查问。

J.C.一边咧着嘴笑，一边熟练把神奇之绳从拳头到手肘卷成长长的一圈，一圈又一圈地卷起来。“Jumar。”他说。

“这个法语词什么意思？”我问，“代表什么？”

“什么也不代表，”J.C.说，“这是我小时候养的一条狗的名字。要是它乐意，它可以为追一只松鼠而爬到树上去。我没见过比它更会攀爬的狗了。”

“Jumar。”我重复道。真是个奇怪的词。我觉得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个词。

“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担心珠峰绒布冰川和北坳之间的最后一面冰壁。”我们快到伦敦时，理查静静地说。冬日的日出散发着朦朦胧胧的光芒。

一直没有睡觉的我点点头。“为什么？”我低声说，“1922年，你、芬奇和其他人找到了通往北坳的雪坡，还在上面凿出了踏脚处供挑夫使用。去年六月，虽然没有雪坡，却有道裂沟，也就是如同竖坑一样的冰墙，马洛里自由攀登了上去，降下了固定绳索，随后还弄了桑迪・欧文临时搭建的绳梯。”

理查微微点点头。“杰克，可绒布冰川会升高，下沉，产生裂缝，出现断层，移动，瓦解，形成冰隙。有一点是肯定的，绒布冰川再也不会是去年马洛里攀登时的样子。在绒布冰川上，马洛里正好可以展示他的登山技巧。也不会是前年芬奇和我们攀登时的样子。今年春天，冰壁上可能会出现可以攀爬的裂缝，或者形成新的雪坡，还有可能，那里会出现一座200英尺高的垂直冰壁。”

“哦，如果是近乎垂直的冰壁，”我说，我累极了，却突然有了一种想逞强的感觉，“让-克洛德不是有那些带前爪的冰爪，傻兮兮的小冰镐，还有那个叫祝玛的玩意儿？我们绝对能爬得上去。”

良久，理查只是默默地开着车。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映入眼帘。

“好了，杰克，”他说，“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去攀登珠峰了。”

9

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

加尔各答是个可怕的城市，夜晚走在路上，地上尽是吉卜林笔下“裹尸布里的死尸”，事实证明那些并非死尸，而是有些人把床单裹在身上，躺在小路上呼呼大睡，而且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味儿：有焚香味儿、香料味儿、人尿味儿、牛身上的味儿，密集人群中散发出的汗臭和呼吸的气味儿，这股气味倒是不会令人不悦，还有牛粪燃烧后喷出的烟雾中夹杂的芳香。每一个深色皮肤的男人都带着好奇、轻蔑或决然愤怒的目光，而女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诱惑，魅力十足，甚至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们，也从严严实实的黑色衣物里看我，在我看来，这样的眼神倒有几分性感。

这一天是1925年3月22日，很久以后才会进入酷热天气以及夏末的雨季，届时将会下起瓢泼大雨，不过，现在我感觉加尔各答的天气已经像一条湿乎乎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卷在了里面。

起码这就是在这里待了两天半后这里留给我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尽管去年我乘船穿越大西洋从波士顿到了欧洲，可在这次搭乘卡里多尼亚号从利物浦来到加尔各答的这五个星期航程中，我似乎体验到了千倍万倍的异域风情。最开始的那几天过得简直苦不堪言，海风大作，波涛汹涌，拖船好不容易才载着我们离开利物浦港，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没有晕船的人。船只左摇右晃，船上的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完美比赛，而挑战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从甲处到乙处，然后向前，再向上到木甲板上。我每天都会在前后左右摇个不停的椭圆形木甲板上跑12英里，而我一点儿晕船的症状都没出现，可在这段航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晕船症简直把让-克洛德和理查折磨得痛不欲生。

船缓慢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挺无聊的，到了西地中海又赶上了暴风雨，我只能在甲板下闷了一天，除此之外，这趟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可谓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科伦坡，我买了一些花边，并把它们寄给了我在波士顿的母亲和姑妈。这里是一个小镇，房子都是白色的，四周都是样子怪吓人的密林。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兴奋极了。而且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前奏而已，只是当时的我对此没有充分认识。

*

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三支珠峰探险队都经由加尔各答前往正式起点大吉岭，不过，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和该俱乐部创始组织皇家地理学会像赞助探险队一样，出资赞助代理人，让他们在加尔各答待命，分类整理成箱的补给和装备。如此一来，在登山者抵达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要么是已经装上了前往大吉岭的火车，要么是整理完毕，只待装车。

我们是一支秘密探险队，而且并不合法，所以自然不会有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等我们。理查负责支出布罗姆利夫人的钱，至少是在“雷吉表亲”在印度接手此事之前，财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而且，很快理查就告诉我和让-克洛德，印地语“bandobast”一词为“安排”之意。很显然，在加尔各答，“bandobast”（加尔各答大部分人都说孟加拉语，而不是印地语，不过这个词依旧在这里沿用，我想这是因为在使用多种语言和多民族混合的印度，这个词差不多代表着一个人所周知的概念）与中东的“小费”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就算要做最简单的事情，都得使钱。

不过理查和马洛里等人一起参加过最早的两次珠峰探险，而且对探险队的大小事宜都很感兴趣，包括想在加尔各答办事就得付小费这种潜规则（我和让-克洛德只希望稍后在大吉岭和西藏，理查也能搞定一切），所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三天下午，那12个沉重的大箱子便从码头运到了火车站货运站。箱子里除了有从欧洲带来的必需品外，还有很多理查的优质新绳子。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从加尔各答另一边的锡尔亚达火车站搭乘一辆名为大吉岭之星的夜间火车——姑且说那是一辆火车吧——只到西里古里站，那里是一个小贸易中转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抵达时间是第二天清晨6点30分。我们只能从那里换乘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大家都说，那是一辆玩具似的窄轨列车，发着嘎嘎声攀爬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端山麓，而后抵达大吉岭，攀升高度为海拔7000多英尺，英属印度下辖孟加拉殖民英政府的避暑之地就在那里。这趟火车将行驶大约400英里，理查告诉我们，大吉岭之星上太热了，而且尘土飞扬，根本别想睡觉。

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打算把待在火车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

我们待在加尔各答的第一天早晨收到了“雷吉表亲”的电报，上面是这样写的：

3月24日周二在大吉岭珠峰旅店见。届时我将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

——L./R.K.布罗姆利-蒙特福特

“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胡说八道。”理查说着用修长的手指将电报团成一团，然后扔到了地上。

“这里这个‘L./’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把皱巴巴的电报捡了回来，将之抚平，然后问道。

“Lord（勋爵）。”理查说着狠狠地咬了一下尚未点燃的烟斗柄，我本以为那烟斗柄会啪一声折断呢，“也就是雷金纳德・某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

“为什么他要在他的姓名里加入布罗姆利这个姓氏呢？”我问。英国皇亲的行事风格对我来说依旧神秘无比。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厉声说。他很少会这样发脾气。我和让-克洛德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不由得后退一步。“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他住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他了解这里的文化，在这里，做他妈的一件最小的事儿，都得他妈的使钱，这些贿赂行为虽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可要是不这么做，在任何地方都寸步难行，而且没有一个人他妈的能守时赴约。所以，当我们真正需要他这个大饭桶时，这位‘探险指挥’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让-克洛德面面相觑，我觉得我俩都在想同一件事。乔治・马洛里一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身上可没有承担行政职责，后来他们到了西藏，领队杰弗里・布鲁斯在前往珠峰大本营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途中病倒了。布鲁斯犯了心脏病，而且就连西藏山口的海拔都无法适应，要知道在这些地方，连珠峰的影子都还看不到呢，所以队医只能要求五十八岁的布鲁斯返回大吉岭，就这样，原本是登山领队的诺顿上尉成了探险队的总指挥，马洛里则成了登山领队。

不过，即便马洛里需要负责策划登山的后勤工作，但他无须负责更为沉重的行政职责，其中包括管理整个探险队，租骡子，雇挑夫，处理所有西藏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其中有一项工作最累人，那就是和整个英国探险队及100多名鱼龙混杂的挑夫打交道，而且还要应付他们之中有人突然患病的状况。

理查突然间发起了脾气，而正如我所说，我认识理查的・戴维斯・迪肯超过一年半了，我从没有听过他这样说话（对于后勤工作以及登山遇到的挫折，他平常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抑或露出一个冷笑，然后把烟斗点燃吸两口），我和让-克洛德盯着对方，我知道我们都在想，我和让-克洛德自由自在地享受航海乐趣时（风大浪大之际，让-克洛德就会出现短暂的晕船症状，因此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或许应该说他是在晕船间歇“享受”蓝海遨游），理查则在处理无数关于未清算的钱款，以及行政、后勤和登山等方方面面的琐事。

在乘坐卡里多尼亚号航行期间，虽然理查每天都会为保持体形而锻炼身体，可他一直没有时间像我那样，每天在左摇右摆的甲板上慢跑几英里。每每都能看到他坐在那间头等舱房的小桌子边，伏案研究珠峰及其附近区域的地形图、照片和过去三次英国珠峰探险的官方报道和私人记述，其中就包括理查本人记满的20个笔记本，那是在他和马洛里闹翻之前，参加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时写下的。

我们的珠峰探险此时才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做准备搭乘火车从加尔各答锡尔亚达火车站到西里古里小镇，然后一路向上前往大吉岭，从那里，前往珠峰的真正徒步行进才开始，然而，理查已经累了。

而且我还意识到事情不止如此。这位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发来的电报言辞嚣张，惹恼了理查。这位“雷吉表亲”本应该只是资助我们从大吉岭到珠峰的探险，而不是“成为探险的指挥”。也难怪理查会有此反应，我只是非常担心四十八个小时之后，等到这两个男人真正见面了，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我还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我们这次珠峰探险随时会有泡汤的危险。这当然不是第一支因为两位准领队之间的矛盾在行动之初就功亏一篑的登山探险队。（据我在随后六十九年里的观察，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支因此而瓦解的探险队。）

然而，在这辆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火车里，我们坐在同样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头等车厢中，离开了锡尔亚达火车站，前往西里古里，我发现自己只是望着窗外我所经过的最无聊的风景：无边无际的稻田，偶尔有几个棕榈树种植园夹杂其间。这趟火车上可谓一团糟，有二等车厢的乘客，三等车厢的乘客，还有不花钱白坐车的乘客，这些蹭车的人悬挂在除头等车厢外的每一节车厢的车门上、窗户上，更多的则待在车顶上。随着夜幕降临，数千堆篝火和提灯映入眼帘，我们一路经过的这片广袤平坦平原上的许多村庄因此变得清晰可见。仿佛有一百万人在同时烹制晚餐，大多数人都是在他们门户开放的家中或门口露天点一堆火做饭，即便我们的车窗关着，唯有高高安在墙上的小电扇慢悠悠旋转，传来一点点风，可还是有一股子并非完全令人讨厌的气味儿充斥空气，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天色渐暗的黄昏中，我们经过的大部分用来烧饭的火堆都是以干牛粪为燃料，这一点也得到了理查的确认。

理查并没有因为早前在加尔各答准备区突然发脾气而道歉，不过，随着我们所坐的这趟前往西里古里的夜车深入乡村，漆黑的夜色不时被村庄里或单独人家燃起的数百甚至数千堆火堆打破，他的态度举止表现出他不仅很抱歉，也很尴尬。在我们的小包房里，我们吃了一篮子旅馆烹制的烤鸡，喝了一瓶口感很棒的白葡萄酒，待会儿我们三个人还要躺在这里的折叠床上睡觉。吃完之后，理查烟斗里的烟草香味与印度潮湿空气里夹杂着的牛粪味儿混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平静有些不同寻常。我们很少交谈，随着这列小火车发着轰鸣声驶过一个个村庄，一栋栋房子，这些地方因为篝火和偶尔出现的几盏提灯而变得闪亮，我们几个人反而对窗外飞快闪过的动人景色更感兴趣。我们此时正往高处爬升了一点点，不过我们都知道，明天早晨，那辆窄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将搭载着我们从接近海平面的高度一路爬升到平均海拔高度7000英尺左右的大吉岭，而这座城镇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茶园就位于被称为小喜马拉雅的马哈巴拉特山脉。

太热了，我们只好打开窗户，如此一来，更多的尘土、烟雾和飘飞的灰烬全都一股脑儿钻了进来，不过随着我们呼啸着驶过更多的椰子和香蕉种植园，混浊且潮湿的空气变得微微凉爽起来，一阵阵热带灌溉棕榈树的浓郁臭味飘来，牛粪篝火的烧饭味儿就算没有被这股味儿掩盖，也渐渐与之混合在了一起。

在离开加尔各答的三四个小时之后，这辆大吉岭之星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了萨拉桥，这座桥横跨在帕德马河上，非常有名。这之后，四周变得漆黑一片，唯有平原另一边成千上万座影影绰绰的遥远村庄划破了这黑夜。

晚上11点，我们三个人都躺在铺着薄褥垫的折叠床上，从我那两位登山伙伴制造出的声响来判断，他们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去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烦得很，各种想法和疑虑在我脑海里兜兜转转，明天晚上或周二早晨，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在珠峰旅店的会面可能会像我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一场灾难。过了一会儿，伴随着列车的摇晃，以及大吉岭之星的铁轮碾压在铁轨上发出的舒缓声响，我也睡着了。

*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西里古里车站给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白人乘客准备的保留区里喝了茶与咖啡，吃了一顿丰盛的西式早餐，然后便换乘了那趟窄轨列车。这趟车总是在大吉岭之星抵达西里古里三十五分钟后准时发车，前往大吉岭。坐着这辆火车行驶了7英里后，我们来到了苏克那车站，开始沿着极陡峭的之字形转向线，慢悠悠地驶向大吉岭。这辆火车真的非常小，好像小男孩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玩具火车，只不过稍稍大了一点儿。拥挤不堪的孟加拉平原上那股潮湿的气味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微风，我们还看到了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林子里散发着雨后的清新气味，树林间时而出现茶园一行行高低起伏的茶树。我们原本预计会在正午抵达大吉岭，但我们碰到了两次岩崩，滚落的岩石横亘在铁轨上，因此耽搁了好几个小时。

“康尼岛小玩具火车”的工程师和消防员在三等甚至是二等车厢里一通吆喝，叫出了十几个人去搬从雨后湿透的悬崖上掉落下来的岩石，不过我和让-克洛德也满腔热情地加入其中，用撬棍撬起那些小块岩石，把它们从铁轨上弄走。

理查站到一边，双臂交叉，恶狠狠地瞪着我们。“要是你们现在弄伤了后背、大腿或者双手，”他轻声说，“你们攀登珠峰的机会就泡汤了。我的老天，让其他乘客去搬吧。”

我和让-克洛德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却也没搭理他，继续帮着清理铁轨，而那个工程师、消防员和一无是处的列车长（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玩具列车发车之前，这个人就收走了我们的车票，因为人没法在一个个小车厢之间穿行，不过从那之后，这个人就闲待着，没活可干）全都懒洋洋地看着我们，交叉着手臂，皱着眉头。时不时地，他们还用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其他一些方言大喊大叫，要么是指挥我们，要么就是批评我们几句。最后我们终于把铁轨清理了出来，我和J.C.摇摇晃晃地走回了车厢。

又行驶了12英里后，我们居然再次碰到了岩崩，火车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掉下来的岩石和砾石更大，一股脑全都堵在了铁轨之上。“暴雨。”那位工程师说着耸耸肩，抬头看看我们上方的垂直悬崖，无数微型“瀑布”从那里流下来。我和让-克洛德再次和那些二三等车厢的乘客一起，把数吨重的岩石撬离铁轨。理查可好，直接躺在他的铺上，打了个盹儿。

就这样，我们晚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大吉岭，并没有按照列车时刻表承诺的那样在正午抵达，而是快到黄昏的时候才到。因为下暴雨，在我们快到大吉岭的路上，并没有看到据理查说平时都能看到的干城章嘉峰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高峰。搬了几吨沉的石头，我们两个都累得腰酸背痛，而且有了瘀伤，尽管权当是为登山磨炼体魄了，可我们的肌肉还是疼得厉害，而且登山时必不可少的手指也被划破了，流出血来；我们这一队的第三个成员也在“流血”，不过他是恨我们恨到快吐血了。

我们走回康尼岛快线第五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那里是所谓的“运货车厢”，其实就是一个平板挂车，我们的箱子和盒子被胡乱捆牢在上面，覆盖着防水布，而我们真不晓得，该怎么才能把这好几吨重的东西运到珠峰旅店去。（探险队员，特别是领队，往往都会被邀请待在山上的总督府邸，不过我们的探险完完全全是一次非官方活动，所以我们只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行事。我们住店时也不能引人注目。）

突然之间，如同奇迹降临一般，一个高个子男人举着一把雨伞从瓢泼大雨中向我们走来。他后面跟着十几个挑夫，这些人从三辆福特卡车里涌出来，在卡车的驾驶室后面，有木制车板。火车站月台没有篷顶。在海拔7000英尺的这个地方，雨水冰冷无比，卡车引擎盖里冒出蒸汽，引擎依旧运转着，散发出热量。

这个高个子男人穿一件雅致的米色棉袍，长羊毛背心垂挂下来，有点儿像棕色围巾。他头戴一顶帽子，设计精致，大小正合适，这帽子的款式与我迄今为止在印度所见的帽子都不一样。他看上去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人，说他不像后者，是因为他身上亚洲人的特点并不多，说他不像前者，是因为他的肤色并非深棕色，个子不够矮，而且发色不够深，他可能是一个传说中的夏尔巴人。我对夏尔巴人简直如雷贯耳，我知道夏尔巴人往往个子都很矮，这个男人的一双棕色眼睛与我的双眼在一般高度，而我的身高则是6英尺2英寸。他既没说话，也没做任何手势，可不知怎的，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威严感。显然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这人真可谓“威风凛凛”。

理查冒着雨向前走了几步，雨水从他的帽子上如瀑布似的落下来，这时候那个男人把雨伞举了过来，如此一来，那把宽大的圆形黑伞就能多遮住一点儿理查的身体。

“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派你来的吗？”理查问。

那个人盯着理查。雨水哗哗落下，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之间一片沉寂，故而显得时间极为漫长。

理查只好指着他自己的胸口，说：“我……理查・戴维斯・迪肯。”然后他指着那个高个子男人的胸口，“你呢？”

“帕桑。”他的声音太轻了，伴随着雨滴吧嗒吧嗒落在雨伞上的声音，我勉强才能听清他的话。

“还有呢？”理查问。

“帕桑……酋长。”

我淋着雨走近，然后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帕桑萨达[30]。”

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只是挪了挪雨伞，往我头上遮了遮。

“不，不，杰克，”理查说，几乎是在瓢泼的雨水中大声呼喊了，“‘Sirdar’的意思是‘首领’。他是这些挑夫的头儿。很明显现在只有帕桑能帮我们。”他转过身看着那个大高个儿。“帕桑，你……能……搞定……这些……吗？”理查猛地指了指一堆堆盖着防雨布的箱子，而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开始着手解开捆绳。“搬……到……珠峰旅店？”理查茫然地指着山上黑漆漆的梯形山城大吉岭，然而雨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他用更大的声音又说了一遍。“珠峰……旅店？”

“不成问题，迪肯先生。”帕桑用一口标准的牛津剑桥口音英语说。他那温柔低沉的声音听上去与理查的口音一样，都很像上流社会英国人的音调。或许他的音调更为标准。“五分钟就好。”

帕桑把雨伞交给我，然后走进雨中，用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对那十几个在瓢泼雨中默默等待的挑夫大喊。那些人冲过来，把箱子上的绳子解开，然后快速地将它们搬到几辆福特卡车的后面。不知怎么回事儿，反正我只记得我侧着身体靠在第一辆卡车乘客座一边的门上，让-克洛德一只脚踩我的左膝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居然就都挤进了驾驶室里，帕桑也在里面，他负责开车。瓢泼大雨越下越大，卡车颠簸着行驶，上下震颤，齿轮摩擦时嘎嘎直响，转过一个个看不见的弯，在一条仿佛没有尽头、陡峭且模糊的之字形路上前行，唯一一个尚能用的挡风玻璃刮水器砰砰不停地在帕桑前面以最小的弧度刮着雨水，无论是从前面、侧面，还是后面，我什么都看不到。不管大吉岭是个什么样子，我都甭想在这个夜里看清楚。

在开车上山的途中，我们四个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

*

我本以为珠峰旅店会是一栋老旧的石屋，周围也是一些老旧的石屋，除了灰色，还是灰色。可我们停在了一栋高高矗立在山坡上的三层维多利亚式建筑前，旅店十分亮堂，看上去富丽堂皇。这座旅店或许很符合美国人心里想象的老派伦敦小镇的模样，因为这里有山墙、椽、塔楼，精致的停车门廊里有砖砌的车道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柱子，正门右侧有一栋木瓦角楼，前面花园里铺有一条白色碎石路，旅店前面栽种着枝繁叶茂的小树（并非那种我们坐着那辆小火车在较低海拔地区穿行其中的多树干高大印度榕树），后面则种着优雅高大的松树。

我们刚一走到旅店大门处，大雨便戛然而止，仿佛有人关掉了水龙头。没过多久，一轮满月便从匆匆飘走的云后露了出来，照亮了旅店后方北面、东面和西面那些应该是高峰雪顶的物体。

“这里离喜马拉雅山脉并不近，是不是？”我们三个人从酒店又向后退了几步。走出旅店的飞檐，抬头望着，眼前所见不是什么山峰，肯定就是更多的云而已。这些云距离大吉岭非常远。

“那是照射在冰雪之上的月光，”让-克洛德说，“山峰与山脊。”

虽然已经很晚了，可还是有四个衣着华丽的帅气男服务员从大厅里急匆匆出来，把我们的行李（有几个手提箱，不过大部分都是背包和旅行袋）搬进旅店。理查坚持我们几个去找帕桑及福特卡车里的其他挑夫，确认我们的装备已经安全存放。一看才知，我们的东西被放在一栋巨大的建筑里，显然这里曾是珠峰旅店的大马厩。在帕桑的监督下，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我们的箱子运送进三个带有摇摆高门的大马厩里，重新盖好防雨布。

“我觉得我们之中应该有个人留下来，看着我们的……”理查道。

不过，在把我们的箱子过了数，检查完毕，确认防雨布也都系紧之后，帕桑关上马厩大门，把门前沉重的锁链锁好，并默默地把钥匙交给理查。“迪肯先生，今天晚上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我派了茶场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雇工来这里睡觉和放哨，以防万一。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我们步履艰难地走回了旅店前面，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有潮湿的草叶味儿，肥沃土壤味儿，车道两边花园里各种花朵的馥郁香气，拱桥下潺潺流水边湿漉漉的苔藓味儿，潮湿的树皮味儿，车道上没有铺砖和其他铺路材料的地方都铺着树皮，而或许最为浓烈的气味儿还属茶树散发的香气。在山城大吉岭之上、之下和两侧的陡峭山坡上，有成千上万块绿色的梯田，此时梯田被月光照射得十分明亮，田里栽种着数十万株茶树，茶树已经成熟了，湿漉漉的，在高山微风的吹拂下，茶树香气迎面袭来。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很多都是电灯。

旅店的夜间值班经理是个印度人，打扮正式，穿着长礼服和19世纪的高领圈，我们来到他的旅店，他似乎非常兴奋。宽敞的大厅异常空荡，只有几个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帕桑和我们三个人。

“好，好，好。”经理一边用浓重的印度口音说，一边打开巨大的登记簿，将之转过来，然后拿出一支高档钢笔。红木柜台因年久和经常使用而闪烁着金光。“布罗姆利探险队，好，好，”经理含笑继续说，“尊敬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探险队光临敝店，我们万分欢迎。”

理查眼中射出两道愤怒的目光，几乎（并非完全）足以浇灭经理的灿烂笑容。“我们不是……布罗姆利探险队，”我们的领队轻声说，“我们这一队人并没有命名。可如果要定名的话……那就是迪肯-克莱罗克斯-佩里探险队。”

“好，当然，好，好。”经理说着紧张不安地瞥了一眼帕桑，而帕桑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先生，好，好，我们顶层的一半房间都是为布罗姆利探险队保留的，那里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套房，现在我们都把顶层称为马洛里之翼。”

理查叹了口气。我们都累极了。他在登记簿上签了名，然后把那支钢笔交给J.C.，J.C.签名后又把笔交给我。那些穿着制服的服务员迅速过来拿起我们行李箱、背包和旅行袋。这些人并非给我们搬运板条箱的深肤色挑夫。我们三个人和一位服务员挤进一部单厢升降梯，这是一部非常古老的铁制电动电梯，而负责发电的居然是一大堆错综复杂却依然在运转的链条和齿轮。一位操作员开始滑动升降机门，将之关上。

“等一会儿。”理查说着走回登记处。那位经理突然立正站好，仿佛一位正在接受昔日德国皇帝检阅的普鲁士士兵。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已经在这里住下了吗？”理查问。他的声音冷冰冰的，抑或他只是太累了才会这样说话，“要是他还没休息，我希望今晚能和他见一面。”

经理灿烂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变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他一边又是点头又是摇头——是的，没有，是的，没有——一边用眼睛直瞟帕桑。帕桑还默默站在原地，周围是一大堆行李和几个服务员。

“见面定在明天早晨。”帕桑说。

“是，是，是，”放下心来的经理长吁一口气，“明天早晨……是的……早餐室可供几位使用。”

理查摇摇头，双手捋了捋稀疏的头发，走回升降梯里，我们还在那里等着他。我们或许是准备攀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可今天晚上我们太累了，我们的豪华套房正在恭候我们，我们却连爬上三层楼梯去房间的力气都没有了。

10

深蓝色是一种奇怪且少见的颜色：比海蓝色要深，甚至比更深一些的蓝色，即画家口中的藏青色，还要深。我的母亲画画时并不经常使用深蓝色，可当她用到这种颜色时，她就会用拇指把小块纯天青石碾成粉末，然后从杯里滴几滴水或者用她的唾液把粉末浸湿，接下来用她的调色刀用力地刺戳，把一点点这种浓郁到极致的色调，也就是深蓝色，涂到她正在创作的海景和天空景色的画上。若有一丁点儿过量，色调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用量刚刚好的话，那会是世上最美丽的色彩。

珠峰旅店的套房名副其实，起居室里摆放着加了厚垫料的维多利亚式家具。我们的观景套房有高大的窗户，都面朝东南方，可以看到旅店下方山坡上那些大吉岭建筑物；拉开窗帘，透过不停移动的云朵，能看到一座座高山，它们如同壁垒一样巍峨耸立在北方和东北方，山峰上白雪皑皑，笼罩在月光之下。“哪一座是珠峰？”我用恭敬的语气问理查。

“左侧中间，那一座看上去很低的小山峰……你根本看不清楚，”他说，“近处的几座高峰如卡布尔峰和干城章嘉峰把珠峰挡住了。”

在这个宽敞的套房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卧室，而且……最棒的是……居然有羽绒床垫。

我和让-克洛德真想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10点，谁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在羽绒床垫上睡觉啊？可理查早早地穿戴整齐，脚踏登山靴的他走起路来靴底噔噔直响，一手毁了我们的安睡计划。他砰砰砰敲打我们的房门，把门打开，先是叫醒了让-克洛德，然后咚咚咚走进我的房间，一把拉开厚重的窗帘，让高海拔地区的阳光照射进来，把我叫了起来，而这时候，太阳才刚刚出来。

“你能相信吗？”他厉声说道，这时我正东倒西歪地坐在我那既舒服又暖和的床边。

“相信什么？”

“他没让我进去。”

“谁没让你进去哪里？还有，现在几点了？”我的语气有些不客气。我现在都怒火中烧了。

“快7点了。”理查说着走进让-克洛德的房间，确定他已经起床穿衣服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正从盆里把肥皂水泼到脸上和腋窝，然后换了新衬衫和长裤。昨天晚上我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然后才上床睡觉，事实上，还泡在热水里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不知道在这家特别高档的珠峰旅店里是否应该正式打扮，可理查穿着斜纹布长裤，登山靴，白衬衫和亚麻背心，可见在这里人们不必穿着正式就可以去吃早餐。不过我还是穿上花呢夹克衫，打一条领带。即便这家旅店不那么正式，能接纳理查的登山装。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会不会介意就得打个问号了。

“谁没让你进去哪里？”我们在走廊里再次碰面时我又问了一遍。在理查真动气的时候，他会把本就很薄的嘴唇抿成更加薄的一条线。而今天早晨，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嘴唇了。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我们套房另一端的大厅整个侧厅都被他封闭了，还让帕桑酋长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壮汉站在门口，这两人双手怀抱胸前，杰克，他们是在守着门啊，仿佛那里是他妈的闺房。”

理查厌恶地摇摇头。“很明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会睡到日上三竿，而且不希望被打扰。即便来求见的是几位不远万里而来，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他亲爱表弟尸体的登山者。”

“那是他深爱着的人吗？”让-克洛德问，他和我们并排走下极为狭窄的楼梯。

“谁？”理查厉声说，显然仍在为在雷吉勋爵的套房门前吃了闭门羹而生气。

“小珀西瓦尔勋爵，”让-克洛德说，“珀西表弟。布罗姆利夫人的败家儿子。我们要去寻找的就是此人的冰冻尸体。小珀西是大吉岭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深爱着的人吗？是这位雷吉表兄的亲爱表弟吗？”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咆哮道。他领着我们下楼，来到那间宽大的早餐室。

“我看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早餐，”我说，然后就再也听不到理查式的怒吼了。印度把我们朋友阴暗且焦躁的一面召唤了出来，我们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我认识理查・戴维斯・迪肯好几个月了，我始终相信，在他选择当众表露情感之前，他肯定会先把自己的头扭下来。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认知简直大错特错。

细长的早餐室空荡荡的，只有一张七人用餐桌。半夜接待我们的那位经理带领我们来到桌边，放下五份菜单。我和让-克洛德同坐在桌子一边，理查坐在我们对面，我们把我右边的桌子首位和理查左边的座位留空。我本以为早餐会是英式自助餐，就是上流社会吃的那种，想吃什么自己动手拿，可珠峰旅店给我们吃的显然不是这种早餐。一共五份菜单，这就表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和另外一个人要加入我们，没准儿另一个人会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夫人。这可不是什么福尔摩斯级的推理，早晨没喝咖啡，我现在依旧昏昏沉沉地想睡觉。

等了他们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决定点餐。等待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只有我们的肚子传来咕咕叫声。早餐是纯正西式的。让-克洛德只点了松饼和黑咖啡，而且是一大壶黑咖啡哟。这位既是值班经理也是服务生的先生噘着嘴板着脸说：“不要茶吗，先生？”

“不要茶，”让-克洛德咕哝着说，“咖啡，咖啡，只要咖啡。”

身兼值班经理和服务员的这位先生闷闷不乐地点点头，然后慢吞吞地走近几步，赫然站在我身边，又把笔举了起来。“佩里先生呢？”

我本应该发现这有些不同寻常，他居然光是凭借我们昨晚的登记就能记住我的名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除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从，我们似乎是这家旅店里唯一的三位客人。我不知道该点什么，在英国时我就点不到我真正喜欢吃的早餐，而这份菜单包括的又都是英式早餐。

理查朝我这边靠过来。“杰克，试试看蒙蒂全早餐。”

我没见到菜单上有这种早餐。“蒙蒂全早餐？”我对理查说，“那是什么？”

理查笑笑。“信我的没错。”

我点了一份蒙蒂全早餐和咖啡，理查也点了一份蒙蒂全早餐，另要了茶，让-克洛德又喃喃地念叨着“咖啡”，然后，长长的房间里再一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珠峰旅店这些日子生意不太好啊。”等餐时我说。

“别傻了，杰克，”理查说，“一看就知道，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包下了整栋旅店，就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

“噢。”我说，感觉自己真够缺心眼儿的。不过更傻的是我居然又问了句：“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理查叹口气，摇了摇头。“我们这一趟得避人耳目，路过大吉岭时必须神不知鬼不觉。”

“哦，”我刨根问底，“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不让别人到这个地方来，以便我们今天早晨可以见面……那他在哪儿？为什么让我们一直等？”

理查耸耸肩。让-克洛德说：“显而易见，英国的勋爵到了印度都喜欢睡懒觉。”

我们的早餐送来了。咖啡喝起来就像微热的地沟水。我的早餐盘上高高摆着一大堆油炸食品，有些直往盘子外面掉，仿佛是在逃跑；这一堆东西包括六片烧焦了的培根，至少五个煎蛋，两大片厚厚涂着黄油的炸面包，某种半流动的黑色布丁，炸番茄蜷伏在烤番茄边上，一排外皮都被炸焦了的香肠，皮开肉绽的炸洋葱被随意撒在盘子各处，昨天晚餐的剩菜和土豆现在被稍稍一炸，然后杂乱地堆在一起：我知道这乱七八糟的剩菜与土豆叫油煎菜肉。我讨厌油煎菜肉。

以前我倒是也吃过大份的英式早餐，不过这一盘……也太离谱了吧。

“好极了，”我对理查说，“为什么这叫作‘蒙蒂全早餐’？这个‘蒙蒂全早餐’是什么意思？”

“意思吗，差不多就是‘全包括’，或者‘应有尽有’。”他已经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开始用叉子叉住这些油炸食物往嘴里送，真叫人没法忍受，只见他左手持叉，叉头朝下，叉背冲外，插起一块摇摇欲坠的食物，右手则一直拿着餐刀切那一大堆凝胶状食物。

“‘蒙蒂全早餐’是什么意思？”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词的来源是什么？谁是蒙蒂？”

理查叹口气，放下叉子。相比食物，让-克洛德显然对山景更感兴趣，他此刻正看着窗外大吉岭的明媚晨景。

“杰克，关于‘Full Monty（全早餐）’这个词的词源，有很多解释，”理查缓慢而庄重地说，“我觉得最靠谱的一个说法源自蒙塔古・伯顿爵士的裁缝生意，我想他是在世纪之交后不久开始这门生意的。伯顿的服务可以说是最自相矛盾的，他给普通资产阶级男性定制西服。”

“我觉得你们这些英国人穿的全是定制西装……你在伦敦给我定制西服的时候怎么叫来着？”我说，“定做。”

“定制西装当然只是上流社会的专享。”理查说，“不过蒙塔古・伯顿爵士把这种定制西装卖给那些成年后只会穿几次西服的男人，比如他自己结婚的时候，他的孩子们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的葬礼，他自己的葬礼，诸如此类。而且伯顿的商店有一个特色，就是为顾客终生改裁同一套西装，这样，资产阶级绅士发福了，他的西装也可以改大。而且改动过的西装不会像波士顿人所说的那样‘过时’。伯顿最初只有一家店，我想这店位于德比郡，几年之后，他就拥有了遍及整个英国的连锁店。”

“那么，要求Full Monty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想要全套西装？每样都要？”

“对极了，我亲爱的朋友。外套，裤子，背心……”

“是马甲。”我纠正。

理查又眯起了眼睛。事实上这一次是因为我切香肠时把汁液溅到了他身上。

我说几句挖苦话，接着便说不下去了，嘴巴张开，无法闭上，因为我这一生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走进了房间。

*

我无法淋漓尽致地把她描述出来。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尝试动笔把这些回忆写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患上癌症，死亡的阴云尚未笼罩在我的头上。当时，到了描述……她的时候，我便不得不放弃那次尝试。或许，通过形容她不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让你们了解到一点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是1925年：时尚女性都有一定的样子。要想在1925年做个时尚女，就意味着女性的胸脯必须像男孩子一样平（我听说不幸天生没有平胸的女性可以买胸带或其他类似的内衣制造出平胸效果），而与帕桑并肩走进早餐室的这个女人的的确确胸脯鼓鼓的，不过她并没有刻意炫耀她的丰胸。事实上，她穿了一件细亚麻衬衫，那更像是一件男式衬衫，而不是女性的罩衫，剪裁式样很像男性工人的野外工作服。但这并没有掩盖住她的玲珑曲线。

1925年的时髦女人会把头发剪短，再把一部分头发做成卷发，波士顿、纽约、伦敦的妓女、荡妇尤以贴在额头和两鬓的卷发为时尚，抑或最最时髦的人则喜欢留短鬈发。而这个与帕桑在一起的女人有一头天然蜷曲的长发，垂到肩膀之下。

1925年流行的女性发色是近似于银灰色的金色，这个女人的发色却很深，介于蓝色和黑色之间。阳光照射到她的一头长发上，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一头乌黑卷发上的光泽不住闪烁和舞动。我在哈佛大学遇到过老于世故的社会女性，在波士顿地下酒吧遇到过妓女，这些女人都把她们真正的眉毛拔光，然后用眉笔画上细细的、高高弯起的假眉毛，这是珍・哈露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导的时尚潮流。而这个朝我们的桌子走过来的女人有两道浓密的黛眉，眉弯的幅度不大，却无限秀美。

还有她的双瞳……

当她在25英尺开外的楼梯底部时，我以为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可在她走到20英尺远的地方时，我意识到我想错了，她那双眸子是深蓝色的。

深蓝色是一种奇怪且少见的颜色：比海蓝色要深，甚至比更深一些的蓝色，即画家口中的藏青色，还要深。我的母亲画画时并不经常使用深蓝色，可当她用到这种颜色时，她就会用拇指把小块纯天青石碾成粉末，然后从杯里滴几滴水或者用她的唾液把粉末浸湿，接下来用她的调色刀用力地刺戳，把一点点这种浓郁到极致的色调，也就是深蓝色，涂到她正在创作的海景和天空景色的画上。若有一丁点儿过量，色调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用量刚刚好的话，那会是世上最美丽的色彩。

这个女人眼眸的深蓝色可谓恰到好处，既令她其余的美好完美无缺，又使她其余的美好更添几分亮丽。她的眼睛完美无瑕。她整个人亦是一个完美的可人儿。

她从房间那边走过来，帕桑在她右边，落后半步的距离，然后他们两个人走到桌子首位的空座后面停了下来，这样一来，理查处在她的右边，让-克洛德和我在她的左边，而我则像呆子一样注视着她。我、理查和让-克洛德连忙起身，和她打招呼，不过我承认我站起来时更像是一个弹簧装置弹了起来。让-克洛德笑了。理查没笑。帕桑拿着一堆书，还有看上去像是一卷卷地图的东西，不过我的双眼正忙着，根本抽不出空在帕桑或我的朋友们身上流连。

除了一件漂亮的亚麻衬衫，这个女人还穿一条骑马裙，系了一条宽腰带，其实那是一件马裤，但看上去很像裙子，而且似乎是用世界上最柔软、最精美的软羔皮做成的。在大吉岭高山阳光的照耀下，软羔皮变成了一种更为淡雅的均匀色彩，且变得更加柔软了。真有点儿像她穿着种植茶园的工作服来了这里（如果有这么剪裁合身的工作服的话）。她的骑马靴是那种女士只有在高高的草地里和蛇形地域骑马时才会穿的靴子，看上去是用极为柔软的皮革制成，我觉得那肯定是刚刚生下来的小牛犊的皮。

她站在桌子首位边上，帕桑轮流和每个人点头示意。“理查・戴维斯・迪肯先生，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先生，雅各布・佩里先生，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在一一介绍我们的时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向我们每个人点点头，不过她并没有主动和我们握手。她戴一双与她的靴子同样材质的薄皮手套。

“佩里先生，克莱罗克斯先生，终于见到两位，我感到非常愉快，”她说，然后转身面对理查，“还有你，迪奇，我表兄查理和表弟珀西小时候时常给我写信讲你的事儿。你从前还真是个野孩子呢。”

“我们期待能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见一面，”理查冷冷地说，“他在附近吗？我们有关于探险的事儿和他商量。”

“蒙特福特勋爵在我们山上的种植场里，乘车三十分钟便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不过我恐怕他无法与各位见面。”

“为什么？”理查问。

“他在茶园的地下墓室里。”这个女人说，她那双令人惊艳的双眸一直清澈无比，而且始终看牢理查的脸。她像是有些高兴。“我和蒙特福特勋爵1919年在伦敦结婚，然后我们回到印度，回到这座茶园，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也归我管。在我成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八个月后，蒙特福特勋爵罹患登革热，与世长辞。他一直不曾真正适应印度的气候。”

“不过我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写过信……”理查气急败坏地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烟斗，用牙齿紧紧咬住烟斗，却没有动手装烟叶或将之点燃，“布罗姆利夫人说的是表亲雷吉[31]，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以为是……”

她笑了，我的双腿变得更软了。“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她轻声说，“我的朋友们叫我‘雷吉’。克莱罗克斯先生，佩里先生，我真心希望你们叫我雷吉。”

“雷吉，叫我让-克洛德吧。”我的朋友说着朝她一弓身，执起她的手，亲吻了一下，尽管她还戴着手套。

“杰克。”我挤出这两个字。

雷吉在桌子首位坐下，这时候那个仪表堂堂的大高个儿帕桑像个保镖似的站在她身后。他交给她一幅地图，她将用过的盘子和杯子随手推到一边，腾出空间，把地图铺在桌子上。我和让-克洛德看了对方一眼，也坐了下来。理查使劲儿咬了一下烟斗柄，噼啪一声清晰可闻，不过他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雷吉开始说话。“你们建议的路线是标准的路线，其中大部分我都同意。后天我们可以开茶园的卡车到第六英里石，在那里做最后的打包工作，并将物资装在驮兽身上，然后和夏尔巴人一起步行穿越提斯塔桥及周边地区，抵达甘旁，另外一些我们的夏尔巴人会准备更多骡子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理查说，“你说我们？”

她笑着抬头看着我们。“这是当然，迪奇。我姑妈同意资助你们去寻找珀西表弟的尸体，所以我和你们一起去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次探险要得到继续资助，这是一个绝对条件。”

理查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快把他最喜欢的烟斗的柄咬断了，于是猛地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险些碰到雷吉的头。他没有道歉，反而这样说：“你加入珠峰探险队？一个女人？还要去大本营？还要去西藏？简直荒唐。可笑至极。绝无可能。”

“要想为寻找珀西瓦尔表弟尸骨的探险得到资助，这是绝对条件，这是我的探险队。”雷吉说，笑容依然挂在她的脸上。

“我们会继续探险，但你不能参加。”理查说。他的脸涨得通红。

“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但再也不能从布罗姆利家的财产里得到一分钱。”雷吉说。

“很好，我们就用我们已有的资金继续行动。”理查吼道。

哪里来的资金？我琢磨着。就连从利物浦到加尔各答的船票都是用布罗姆利夫人的钱买的……很显然这些钱都是雷吉的茶园赚来的。

“除了我的赞助必不可少外，我会告诉你们两个我参加这次探险的理由，”雷吉冷静地说，“你要么当个好人听我说，要么继续弄出那些无聊的声音来打断我。”

理查交叉着手臂，一言不发。看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那副架势，就知道他绝对不会被说服。

“首先……或者说，这是排在资金之后的第二个理由，”雷吉说，“你们的探险队居然没带医生，这简直太可怕了。前三支英国珠峰探险队至少都带了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是外科医生，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有两位以上的医务人员随队。”

“战争期间我学了一些重要的急救知识。”理查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肯定你确实学过，”雷吉面带笑容说道，“在探险过程中，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受了弹片伤或被机枪射中，我一点儿也不会怀疑你能让我们多活几分钟。可在西藏的战线后方压根儿就没有急救所，迪肯先生。”

“你是想告诉我们，你是一位能干的护士？”理查说。

“是的，我的确是，”雷吉说，“在我们的两个茶园里共有1.3万名当地人工作，因为他们，我学习了很多护理技术。不过我要说的重点不在于此。我准备请一位优秀的医生加入我们的探险队。”

“我们没有钱加人了……”理查道。

雷吉优雅地扬起一只手，打断了他的话。“帕桑医生，”她对她的酋长说，“你愿意对这几位先生说说你的从医资历吗？” 帕桑医生？我心想。我得坦白，在帕桑用那口流利且文雅的英国口音说出下面这番话之前，有那么几秒钟，印度托钵僧、神棍以及海地伏都教巫医的模糊形象在我们脑海里蹿来蹦去。这么想真令我羞愧难当。

“我在牛津和剑桥分别上过一年大学，”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说，“后来我在爱丁堡医疗中心受训过一年，在密德萨斯医学院受训过三年，在海德堡，向著名的胸外科医师克劳斯・沃海姆医生学习过十八个月的外科学，在回到印度之后，我在拉合尔的卡拉斯修道院医院当过一年住院实习医生。”

“剑桥和牛津从来不允许……”理查说，接着把后面要说的话生生咽了回去。

“不允许他们之中有东方佬？”帕桑医生不带一丝敌意地说。他露出了至今我们见过的第一个灿烂笑容。这笑容里没有夹杂着一点儿恶意。“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接着说，“这两座优秀学府出现了奇怪的幻想，以为我是埃达普王公的小儿子，我说的爱丁堡和密德萨斯医学院也是这样想的。在你进剑桥求学前，迪肯先生，我在那里待了一段并不长的时间，在当时，和印度皇室保持良好关系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让-克洛德小声问道：“帕桑医生，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接受了如此卓越的医学训练，而且成为了一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为什么你会回到这里……在雷吉的……在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茶园里……当一个……酋长？”

他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酋长只是我这次到西藏圣山珠穆朗玛峰探险的名衔，”他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刚才说过了，有13,000多名男女工人直接接受她的雇佣。这些工人还有家人。在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之间的群山里，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本领得到了施展。我们有两个种植场诊所，每个大茶园都有一个，恕我直言，无论是从医疗设备上，还是从可供药物方面，这两个诊所都比大吉岭的小型英国医院还要先进几分。”

“你和我们去探险了，谁给这里的人看病呢？”我听到自己这样问。

“除了我，最仁慈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还送其他几个年纪更轻的人去英国和新德里学医。我们有几个女性夏尔巴人已经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完成了护理综合训练，和我一样，为了回报她们的恩人，她们回到了茶园，为人们服务。”

“你真是个外科医生？”理查问。

帕桑笑了笑，这个笑容有些不同，较为犀利。“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我去从我的袋子里取手术刀和柳叶刀，然后向你展示一下，迪肯先生。”

理查转过脸来看着雷吉。“你说过有三个我们必须接受你一起去的理由。我们可以带着帕桑医生一起，对此我们感激不尽，可带一个女人去珠峰探险……”

“我认为，没有官方通行证，你们会发现在西藏寸步难行。”雷吉说。

“我……我们……”理查说。他用拳头敲击了一下桌子，“布罗姆利夫人承诺过，她会拿到通行证，还说我们到大吉岭时就能收到证明文件。”

“的确如此。”雷吉说。她把一只手举过右肩，帕桑把另一卷文件放在她的手里。她在地图上把那张厚羊皮纸抚平，而那张地图上则标着我们计划好的徒步路线，以大吉岭为始，穿越绒布，最后抵达珠峰，耗时五个星期。“各位想看一看吗？”她问，然后把证明转过来。

我们三个人全都站起来一点点，身体伏向桌子，好看个清楚。这是一份手写证明，笔迹漂亮极了，上面盖有六个印章和蜡封。

致帕里崇（PHARIJONG）、廷柯（TING-KE）、甘巴（KAMBA）和卡达（KHARTA）等地督领：

各位都已牢记在心，有几位大人要去一睹珠穆朗玛峰圣容，虽然在1924年那次所谓的“珠峰探险”之后，出现了一些无礼行为，但这次你们已得到特批，因为领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是藏人和多位西藏当地首领的老朋友，我们希望她偕同她的几位同伴能够前往珠穆朗玛峰，尝试寻回她已故表弟英国勋爵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的尸首，而各位中的很多人都曾见过他。他于1924年在圣山上丧生，我们的朋友布罗姆利家族真心希望能够将他安葬。我们相信，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及其同伴必将一如既往地对藏人表现友好和慷慨，正如她在她的大吉岭茶园中长久以来建立的传统一样。因此，特出具一份通行文书，望各位和西藏所有官员和子民，在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及其帮手提出要求之际，提供运输工具，如供骑行的马匹，驮兽及苦力等，务求令你们双方均获满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若需要其他帮助，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是在行进途中还是在休息之际，不论在她们的营地之中或附近还是在我们的村落里，都要予以诚挚的配合，她们提出任何关于运输工具或其他事宜的要求都应立即予以办理。不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她的帮手去到何地，西藏全境都应竭尽全力给予必要的协助。

水狗年签发

督领印章

理查一语未发。他面无表情，和我以前所见的他一模一样。九个月前的一天，我们在马特洪峰峰顶知道了马洛里和欧文遇难的消息，那时候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此时他这张面无表情的脸比当时更甚。

雷吉（我当然地直呼她的昵称）把督领的官文和那张大地图都卷了起来，交给帕桑，说：“我已经告诉旅店侍者把你们的衣物打包了。我们现在就得出发去茶园，这样就能利用今天余下的时间来讨论你们提出的路线，登山细节、途中所需的食物，如何与西藏当地首领打交道，以及所有其他事宜。明天早晨你们要选择你们的贴身夏尔巴人和马匹。我有很多很棒的人选，明天，趁着喝茶的工夫，我们就能选出60来个挑夫，他们将在天黑之前把装备装到驮兽身上。”

她站起来，大步走出早餐室，帕桑——是帕桑医生才对，我提醒自己——跟在她身后，保持一步远，他大步流星，姿势优美舒展，并没有被甩在后面。片刻之后，我和让-克洛德站起来，彼此对视，强忍着不在沉默无语的理查面前嘻哈笑出来，然后我们走到楼上，去看看我们的行李打包好了没有。

终于，理查也跟着我们走上楼去。

11

我突然意识到形势出现了逆转；我们现在需要祈求她带上我们去探险，而不是反过来她求我们。我看到理查的目光有几分呆滞，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雷吉的主茶园房子里有一间藏书室，里面的长长的读书桌上铺着好几张地图。在波士顿有钱的朋友家里，抑或在英国，我几乎没见过藏书如此之多的藏书室。即便是布罗姆利夫人的藏书室里也没有这么多层，这么多夹楼，亦没有这么多一直伸向宽阔天窗的圆形铁楼梯或可移动梯子。这张读书桌大概有14英尺长，两侧摆有地球仪，一个上面绘有古时地形，另一个绘有现今的地形，而地球仪的直径肯定有6英尺。我们围站在读书桌一端，除了雷吉在珠峰旅店给我们看过的标有我们建议路线的地图，另有几幅彩色地图放在那张地图之下或旁边。

*

那天早晨，我们气派十足地来到了山上的茶园，至少是雷吉和我们。三辆卡车拖运着我们的食物和装备一路向山上驶去，打头的一辆车由帕桑医生驾驶，不过我、让-克洛德和雷吉都坐在一辆1920年产劳斯莱斯银灵牌汽车的豪华车厢内。天下起了雨，司机所在的前座是露天的，不过让-克洛德舒舒服服地坐在带有厚垫子的后座上，挨着雷吉，但没有挤到她，她头上是黑色顶篷，而我则坐在J.C.对面一个小折叠座椅上，这个座椅只是个用皮革包裹的镶板，从我们和司机所在前座之间的隔离墙上翻下来。要命的是这条泥土路上到处坑坑洼洼，凸块随处可见，每一次我们碾压到了深坑或大块隆起物，我就会被抛起来，没戴帽子的脑袋便会与顶篷的硬帆布来个亲密接触，然后再次狠狠地跌到座位上。我的两条长腿只能和J.C.两条不那么长的腿交缠在一起，每次被弹起来之后，我都不住地道歉。

理查选择坐在司机左边的前座上。司机是一位印度人，身材不高，沉默不语，名叫爱德华，他的个子太矮了，我搞不清楚他如何才能看到银灵汽车那似乎没有尽头的引擎盖另一端。这辆车名叫“银灵”，可与其说它是银色的，倒不如说是一种淡奶油色，闪闪发光的水箱、车头灯底座、五条镀铬金属条纹——从水箱一直延伸到同样闪闪发光的保险杠。挡风玻璃窗框和很多其他亮晶晶的零星零件如封闭备胎的闪亮镀铬金属辐条，而备用轮胎就安在挡泥板下部前门前端。

车子的镶板可以滑动，这样雷吉就能和司机说话，此时只有右侧也就是司机那侧的镶板开着。发动机咆哮着，倾盆大雨砸到厚厚的顶篷上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所有人都只能冲理查大喊，他才能听到我们说话。理查身后镶板上的玻璃采用磨砂工艺蚀刻着布罗姆利家族的族徽，那是一个狮鹫兽，执一柄格斗用的长矛，我见过布罗姆利夫人在林肯郡的房子里有一面飘动的旗子，旗子上也有同样的标志。

“你的茶园有多大，布罗……雷吉？”让-克洛德问，突然狂风大起，风声呼啸。

“距离大吉岭比较近的主种植场大约有26,000英亩，”雷吉说，“在西北方向更高的山上，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茶园，不过大吉岭的那辆小火车到不了那里，只通这个主茶园，所以把那里的茶叶送到市场上就需要更多的成本。”

总共超过五万英亩啊，我心想。那得是好多好多的茶啊。随后我想起，英国人一天到晚都喝那东西，而且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也都有喝茶的习惯。

这里的陡峭群山上到处都是梯田，种植着一排排茶树，山上因而都变成了绿色，每棵树之间的间隔就和葡萄园里的葡萄树之间的间隔差不多，不过茶树要矮得多。我看到有男女工人穿着湿漉漉的棉制沙丽和衬衫，在无边无际的一排排绿色茶树之间工作，这些茶树沿着群山的曲线栽种，如同地形图上一条条弯曲的平行线。这片绿色颇具气势磅礴之势。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在这条布满车辆碾压痕迹的陡峭泥土路上转弯，开上了一条白色碎石车道，这条车道很长，地势向上倾斜。我不知道自己期待这条长车道的尽头会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没准儿是另一栋石砌房屋，就像布罗姆利夫人在林肯郡的家一样，不过雷吉的家虽大却不张扬，周围有马厩和构造坚固的附属建筑，所以这里的色彩和风格更像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大农舍。三辆卡车跟在我们后面驶到了宽阔的车道上，不过在银灵汽车到达房子前面宽阔的碎石环路之前，卡车便转弯朝马厩和车库驶去。这条环路中央和外围种着各种各样的绿色热带植物，此时这些植物都湿漉漉的。车子停下，爱德华快步走过来打开了雷吉这边的车门。

时到今日，我都没再坐过别人的劳斯莱斯。

*

热带地区的夜色降临，我们享用了一顿小牛肉美餐，餐厅的餐桌甚至比此刻仍摆着地图的14英尺长读书桌还要长，我们四个人——算上沉默不语的大高个帕桑医生的话，就是五个人——回到了那间藏书室，每个人都喝了白兰地，我和J.C.吸了雪茄，理查则抽着他的烟斗，一声不吭，显然依旧在琢磨有什么理由可以让雷吉在我们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后出发时不和我们一起走。我们没有再次围绕在摆着地图的桌旁，而是围坐在巨大壁炉的炉前砖地上，仆人们之前已经把炉火点燃了。在这座海拔8000英尺的茶园里，简直冷得要命。

“带一个女人登珠峰，这想都不用想，绝对办不到。”理查说。

雷吉不再摇晃梨形小口高脚杯里的白兰地，抬起头来。“根本就不必想，迪肯先生。我一定要去。你需要我的钱、我的夏尔巴人、我的马、我的马鞍、帕桑的医术，以及我从西藏督领那里得到的许可。”

理查露出一个苦瓜脸。至少她不再称呼他“迪奇”了，我心想。

“那么，布罗……雷吉……是怎么得到批准的呢？”让-克洛德问。

雷吉又笑了。“我直接去找了达赖喇嘛和督领，请他们发放个人许可给我。”她说，“有个弗雷德里克・马萨曼・贝利少校曾阻止西藏向英国人颁发登山许可。不过，我压根儿就没搭理他。他为这事儿恨上了我。在贝利想到办法阻止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又快又不引人注目地穿过锡金。他是一个小人。我们只有唯一一个优势，我动了些手脚，故意误导他，让他以为我们的探险队会在八月份季风季节之后才会前往珠穆朗玛峰，而不是现在，在季风季节来临前的几个月里就开始行动，而且我还让他觉得我们会走南部直接路线，也就是穿越唐古平原和舍波拉山口，而不是走更东边的传统路线。”

“为什么贝利会傻到相信有人会在八月份再次尝试登顶珠峰？”理查问。他参加的1921年那次珠峰勘测探险就是在八月进行的，结果唯一的发现便是八月份的雪太深了。不过，在六月五日这一天，时值季风季节初期，刚刚下过一场暴雪，马洛里固执己见，非要返回北坳三号营地，结果马洛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遇到了雪崩，共有七名夏尔巴人和西藏南部人遇难，但这些人里不包括理查，因为他觉得当时的雪情太危险了。

“因为一年前的八月，我、帕桑和另外六个人就那么做了。”雷吉说。

我们三个人齐刷刷地转过脸盯着她，谁也没说话。帕桑医生正站在雷吉的安乐椅后面，是唯一一个只有一半身体被笼罩在闪烁火光下的人。雷吉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伏向她手中的白兰地。终于，理查开口问道：“做什么了？”

“攀登珠峰，”雷吉答，声音十分尖刻，“我们尝试去找珀西表弟的尸体。我本来应该较早出发，赶在夏季的时候，可在诺顿上尉、杰弗里・布鲁斯和前马洛里探险队其他成员失败而归之后，正好是季风季节肆虐最严重的时候。我和帕桑只能等到不再下暴雨，而且珠穆朗玛峰上不再下雪，我们才和六个夏尔巴人开始徒步前往珠峰。”

“你们走了多远？”理查说，听上去有些半信半疑，“协格尔镇？还是更远？难道你们到了绒布寺？”

雷吉抬起头，不再看她的白兰地，听了这话的语气，她挺生气，那双深蓝色的双眸因此变得更深了。不过她的声音依然非常坚定，而且情绪控制得很好。“我、帕桑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在23,000英尺之上的马洛里四号营地待了八天。可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有一天我和帕桑向上攀登到了马洛里的五号营地，但是那里没有剩下任何补给，而且暴雪越下越大。我们非常幸运地返回了北坳，之后又在那里被困了四天，也就是被困八天里的后四天，而最后三天连一口吃的都没有。”

“马洛里的五号营地在海拔25,200英尺的高度。”让-克洛德小声说。

雷吉只是点点头。“待在北坳四号营地的这八天里，我的体重减轻了30多磅。其中一个夏尔巴人那旺・布拉因为高空病和脱水，差一点儿丢掉性命，明天早晨你们就能见到他。8月18日，趁着这种鬼天气稍微好转的时候，我们一路下山退回到马洛里的一号营地，一直留在北坳下三号营地的四个夏尔巴人几乎是把那旺抬下了冰川，我们在一号营地重新集结，然后徒步走了回来。大雪从未真正停止。九月中旬，我们步履沉重地穿越冒蒸汽的锡金丛林，结果赶上了持续不断的暴雨。我还以为我的身上永远都不会有变干的一天了。”

我、理查和让-克洛德在火光的笼罩下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我很肯定我的想法得到了呼应，这个女人和那个高个子夏尔巴人在季风季节的高峰期登上了珠峰25,000多英尺的地方？在23,000多英尺的高处连续待了八天？在前三次珠峰探险中，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么高的地方待上这么多天。

“你在何处学的登山？”理查问。白兰地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我从不曾见过他这副样子。或许都是这里的海拔高度惹的祸。

雷吉拿着她的空杯子比画了一下，帕桑立刻冲着黑暗中点点头，然后一位仆人走到火光之中，给我们所有人的酒杯中又倒满了白兰地。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爬过阿尔卑斯山，”她简单地说，“我曾和珀西表弟一起登过山，和向导登过山，自己一个人也去过。我从印度回欧洲时，去阿尔卑斯山的次数比回英国的次数还要多。在这里我也登过山。”

“你还记得你的登山向导的名字吗？”让-克洛德问。他纯属好奇，声音里一点儿挑衅的意味也没有。

雷吉说出了五个年纪较大的夏蒙尼登山向导的名字，这些人很有名，就连我也知道他们的大名。布罗姆利夫人曾经提到过其中三个向导的名字，多年以前他们曾和她的儿子珀西瓦尔一起登山。让-克洛德再次轻声吹起了口哨，当年布罗姆利夫人说起这五个人里其中三个人的名字时，他也这么做过。

“你自己一个人攀登过哪些山峰？”理查问。他的腔调和刚才不一样了。

雷吉微微耸耸肩。“佩沃斯峰，艾勒弗洛伊德兹峰，梅吉峰，大乔拉斯峰北壁，巴岱尔峰东北山壁，德鲁斯峰北壁，还有勃朗峰和马特洪峰。此外就是这里的一些山峰，不过这里只有一座8000米的高峰。”

“一个人。”理查说。他的表情有些怪。

雷吉又耸了耸肩。“你爱信不信，反正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迪肯先生。你需要了解的就是，去年秋天，我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给我写信，请我想办法为你们‘寻找珀西瓦尔’的探险拿到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其实那个时候我早已去过了拉萨，拿到了许可……而我申请许可是为了今年春天再进行一次尝试。我自己的第二次尝试，而且这一次我要带帕桑和更多夏尔巴人一起去。”

“可许可证上提到了‘其他几位大人’……”理查说。

“我本想自己去找几个人，迪肯先生。我的确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且邀请他们今年春天和我一起踏上寻回探险。当然了，我将付给他们酬劳。不过伊丽莎白姑妈写信告诉了我你们的名字，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你们……足以胜任。再说了，你是我查尔斯表兄的朋友，而且你也见过珀西。我觉得最好给你一个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形势出现了逆转；我们现在需要祈求她带上我们去探险，而不是反过来她求我们。我看到理查的目光有几分呆滞，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你的查尔斯表兄现在怎么样了？”他问，似乎他既想改变话题，也想得到答案。

“一周之前，我收到了伊丽莎白姑妈发来的电报，”雷吉说，“在你们来加尔各答途中，查尔斯终因肺病恶化去世了。”

我们三个人都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理查似乎因这个噩耗而特别不安。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沉默不语，唯有木柴燃烧时噼啪作响。

我和J.C.抽完了雪茄，我学着他的样子，把雪茄屁股扔进了火里。我们把空杯子放在桌子上。

“对于路线和你们的给养计划，我们需要做一些变动，”雷吉说，“不过我们可以下午再做，你们先去选你们的夏尔巴人和马吧。天一亮，夏尔巴人都会到这里来，今天晚上他们就在距此不到1英里的地方扎营，而且我想到外面去迎接他们。为免几位中有人睡过了头，我会让帕桑去敲各位的门，叫你们起来。晚安，先生们。”

雷吉站起来，我们也赶紧起身，她离开了火光的照耀范围。几分钟之后，依旧沉默不语的我们跟着一个男仆前往二楼我们的房间。我注意到，在我们沿着宽大而蜿蜒的楼梯拾级而上时，理查仿佛无意抬动他的双脚。

12

可如果在北坳下的三号营地遭遇了暴雪，你怎么在好几个星期内给鸡肉保鲜，迪肯先生？你打算随身携带冰块？还是带着冰箱？

我们在雷吉的房子里起了个大早。这幢茶园中的房子有一座打理得十分整洁的后院，和板球场一般整洁，大小也相同。房子上方和下方都笼罩在晨雾之中，这雾气仿佛来源于一排排绿色茶树的呼吸作用。突然之间，我能看到许多人的轮廓在这些成排的茶树之间移动，然后从中走出来，来到后院，如同雾气凝结成了人形。在阳光的照耀下，我数了数，一共有三十个人，这时候晨雾开始消散。在茶园所在群山的另一端，远处喜马拉雅山脉的白色山峰赫然耸立，在黎明阳光的映衬下，那些峰顶是如此明亮，以至于我只能眯着眼睛望向它们，纵然如此，它们那白色的光辉还是照得我们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人太多了，”理查说，“我原本计划只带大约十二名夏尔巴人苦力。”

“他们是夏尔巴人，不是苦力，”雷吉说，“‘夏尔巴人’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几代以前，他们从19,000英尺的囊帕拉山口那一边迁徙过来。为了他们的土地和独立，他们已经奋战了千年。而且他们从不曾让自己沦为任何人的‘苦力’。”

“人还是太多了。”理查说，这时候那些不规则的人形变得更加充实，正穿过草地向我们走来。

雷吉摇摇头。“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需要三十个人。现在我来一一介绍他们，并且把大约十几个我觉得会成为优秀高山登山者的人拉到一边。你们的布鲁斯准将和诺顿上尉喜欢叫他们‘老虎’。被选出的人大部分都能听说英语。我会让你们三个人给他们面试，你们可以选择任意两个成为你们的登山搭档。”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问。

雷吉点头。“当然了。我还认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家人。”

“这些夏尔巴人都住在大吉岭附近吗？”让-克洛德说。“在你的茶园周围？”

“不是，”雷吉说，“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有些人住在尼泊尔的索鲁坤布地区，就在珠峰的南部通道附近。其他人来自尼泊尔的赫拉姆布鲁、阿朗山谷和若瓦林地区。还有些人来自加德满都。这些登山者中只有四分之一住在步行四天可到达大吉岭的地方。”

“之前的探险队总是在大吉岭挑选一些夏尔巴人，然后再从途径的西藏村庄里增加一些挑夫。”理查说。

“没错。”雷吉说着用她的皮马鞭抽打她戴着手套的手掌。日出之前，我们三个人聚在巨大的厨房里喝咖啡，正好这时候她骑完晨马走进厨房。“所以前三次英国珠峰探险才会有优秀的夏尔巴人登山者，而许多挑夫却不适合登山。藏人都很棒，自豪、勇敢，可当他们当了挑夫后，他们往往会表现得像英国的工会工人，闹罢工，争取更多的薪水，更多的食物，缩短工作时间……而且都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难。或许你还记得你两次在这里的探险经历，迪肯先生。可夏尔巴人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他们受雇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帮忙到死的那一天为止。”

理查咕哝了一声，不过我注意到，这次他倒是没有反驳雷吉。

帕桑已经让三十个夏尔巴人大致排成一行，然后他们一个个走上前来，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鞠躬，雷吉亲自将他们介绍给我们。那些奇怪的名字涌进我的脑海里，我真搞不懂她是如何能分清这些棕色皮肤的矮个子男人的，不过随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美国式记忆法：这个夏尔巴人的体重比其他人重，这个留着黑色的胡子，那个人有一小撮胡子，这个人的胡子刮得比较干净，不过一对眉毛连接到了一起，成了眼睛上方的一条黑线。这个人少了一颗门牙；他后面的那个人拥有明媚灿烂的笑容。有些人很魁梧，有些人很单薄。有些人穿着上等棉衣，其他人穿的则是破衣烂衫。有些人穿着西式登山靴；许多人穿凉鞋；还有人打赤脚。

介绍完毕，帕桑冲着一半以上的人挥手，示意他们站到后面更远一点儿的地方，然后他们友好地蹲坐在那里，彼此轻声说着话。

“以前我可从没给夏尔巴人做过工作面试。”让-克洛德说。

“我做过。”理查说。

不过到了最后，还是帕桑和雷吉帮我们做出了决定。在我们三个人不着边际地和夏尔巴人聊天的时候，帕桑会说“尼玛可以一整天搬运他体重两倍沉的东西，而且不会累”，要么雷吉会给出这样的意见“昂・蚩力居住的村子海拔为15,000多英尺，而且似乎可以适应更高的海拔”，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他们还介绍了这些夏尔巴人听说英语的能力，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做出决定，特别有助于我们选出自己的贴身夏尔巴人。

二十分钟后，我们意识到雷吉只有一个夏尔巴人，这人就是帕桑，同时帕桑也是所有夏尔巴人的酋长，甚至同时还要兼任探险队的队医。J.C.选了诺布・切蒂和拉帕・伊舍做他的夏尔巴人。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村落，而且显然没有亲戚关系，可看上去就像是两兄弟一样。他们俩的刘海都遮住了眼睛，雷吉解释说，这样的长刘海可以充当加深护目镜，这样一来，住在四周都是冰川的高海拔地区，他们就不会得上雪盲症。

理查选的是尼玛・特仁，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很结实的夏尔巴人，他总是先大声笑，然后才用他那蹩脚英语回答每一个问题，他可以搬动他体重两倍多的东西。理查的第二个选择是一个较高较瘦的人，英语更好，名叫登津・伯西亚，这个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自己的小兄弟特比・诺盖。

我选了一个名叫巴布・里塔的人做我的双虎之一，这人总是笑眯眯的，又矮又胖，但一看便知非常健康和快乐，又选了住在高海拔村庄里的昂・蚩力做我另一位登山搭档。巴布的灿烂笑容很有感染力，我没法不对他报以笑容。他的一口牙齿一个不缺。昂的个头儿相对较矮，但他的桶状胸太宽阔了，我的父亲准会将之形容为“做肯塔基州一流的法官”。我可以想象得到，昂・蚩力可以一路爬到珠峰峰顶，而且不用从任何人的氧气罐里吸一口氧气。

我们又用了几分钟时间来聊天，然后雷吉宣布任命一个很开朗的人作为此次探险的厨子，这人个子很矮，名叫瑟姆楚比，很显然他没有姓氏。另有一个高个儿夏尔巴人负责管理驮兽，这个人不苟言笑，肤色相对较浅，名叫那旺・布拉。

“说到驮兽，”雷吉说，“我们现在得把装备分配到驮篮里。”她拍拍手，帕桑一比画，这三十个男人朝着较低处的马厩飞快走去，装着装备的卡车就停在那里。

“好了，先生们，你们该去选择你们的马和马鞍了。”雷吉说着带领我们向高处那个更大的马厩快速走了过去。

*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坐在一匹白色小马身上，双脚贴着地面。

“这些是西藏矮种马，”雷吉说，“相比普通的马或矮种马，这种马更擅长走我们要去的冰山雪径，而且能够在普通的马或骡子找不到食物的地方找到草吃。”

“是啊，可是……”我说。我站起来，让这匹马从我腿下走过去。让-克洛德见状捧腹大笑。他的腿够短，所以他能够抬高双腿，夹在马肚子两侧，看上去就和他正在奔驰中一样。理查选了一匹马，不过他懒得骑上去试试。

拂晓的时候，雷吉骑完马之后，我看到她那匹高大的花毛马小跑着回到马厩里，我还以为我们会骑着真正的骏马去西藏。毕竟杰弗里・布鲁斯的1924年探险装备清单建议每个英国人都把他们自己的马鞍带来。

这匹白色小马从我弓着的双腿下走过去，我不禁仔细端详着它。老天，就连英式马鞍都会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压垮；如果换成了美国的西式马鞍，这家伙肯定直接就被压死了。

理查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说：“骑马时你可以只铺一块毯垫在这可怜的牲口上，不过老是抬着腿，你肯定会累的，杰克。在一些狭窄山路上，从马上滑下来可相当危险……那里和山下的河流之间可能会有三四百英尺的垂直落差。1921年时，马洛里曾希望我们使用一种藏式木马鞍，不过我并不做此推荐。”

“为什么不？”我问。

“这种木马鞍是‘V’型的，”雷吉说，“两三百英里之后，你的睾丸就会被压碎了。”

从前我可从没听过一个女人脱口说出睾丸二字，然后我意识到我的脸忽然变得通红。让-克洛德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去帮帕桑医生监督装载装备。”理查说。

雷吉给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讲解哪匹小矮种马该配哪个小矮种马马鞍。而我拿到了最大的一个马鞍。

“准时11点吃午餐，”她在理查身后大喊，“然后我们得把给养的事情定下来。”

理查停下脚步，转过身，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可接着他却从他的花呢夹克衫口袋里拿出烟斗，咬住烟斗柄，并没有将它点燃。他用右脚脚后跟做了一个军事旋转动作，然后用齐步走的步速快步走出马厩，朝着车库和小马厩走去，我们能听到夏尔巴人的呼喊声和骡子的叫唤声从那个方向传来。

*

午餐期间，理查和雷吉一直在大声争论着，下午，装备和给养终于按比例分配为数个包裹，以便能在明天早晨快速装到骡子身上，这时候是我们喝雪利酒的时间，他俩还在争个不停。在大餐厅吃晚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又争论了起来。

他们为了补给吵，为了路线吵，为了搜寻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尸体的候补计划吵，为我们抵达珠峰后的攀登方式吵，而所有争论的核心点都在于谁来当此次探险的领队。

在午餐时间的争论中，理查提出了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虽然理查和1924年的珠峰探险队有接触，可我们始终未能解开这个难题：到底为什么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能在大吉岭加入探险队？不论是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在他生病被迫离开探险队之前），还是后来成为探险队总指挥的诺顿上尉，都是非常顽固的人，肯定会严格遵守他们已经制订好的计划。且不论再吸纳一个人进探险队，给养和随身携带帐篷数量等计划肯定会被打乱，而且小珀西自然也算不上那种闻名遐迩的登山者，以至于马洛里和其他人不会强烈反对在最后时刻收编这样一个多余的累赘。甚至理查的好朋友诺埃尔・奥德尔，曾告诉过理查，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珀西会被允许跟来。他们只知道，布鲁斯准将和诺顿上尉坚持这样做是对的，可这根本不合常理，而且，理查问过的每一位登山者，他们都说珀西这个小伙子人挺好，为人很低调，而且只要他本本分分地跟在探险队后面，落后于大部队差不多半天时间，大家就不会找茬。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让小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跟到绒布冰川脚下的珠峰大本营。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争论给养的过程中，理查又把话题绕回到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得到允许，可以随队前往珠峰。

雷吉已经说得不耐烦了，她的语气听上去像是要结束大部分对话一样。“我只说最后一次，迪肯先生。1924年探险队的几位领导受邀到茶园来和利顿勋爵及夫人共进晚餐，这时候珀西瓦尔表弟也受邀到这里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你或许还记得，利顿勋爵曾经是孟加拉总督，他和布鲁斯准将及诺顿上尉几个人在书房里单独和珀西聊了大半个钟头。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布鲁斯和诺顿都宣布，珀西得到允许，可以跟着探险队，你知道，他不能和他们一起，而且并不是正式成员，不过他可以在后面跟着，前提是珀西要自己准备马匹、帐篷和食物。最后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在探险队抵达加尔各答的两个星期前，珀西就已经把他的装备放在茶园里了。”

理查摇摇头。“这说不通。让人跟在探险队后面去西藏？没有官方许可就能进藏？即便珀西瓦尔勋爵落后于真正的探险队只有一天时间，可作为一个英国人，他要是被逮捕或拘留了，整个探险队就可能与领主和西藏发生矛盾。这根本就说不通。”

“我听人说过很多次领主了，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让-克洛德说，“当地的首领？村长？还是别的什么？”

“其实都不是，”雷吉说，“大部分西藏居民聚集地都由领主管理，通常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喇嘛，另一个人是村子里的俗家人。不过也有只有一位领主的时候。”她转过身看着理查，“时间不早了，迪肯先生。你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满意的答复了吗？”

“只除了为什么你的表弟会在诺顿探险队离开那里之后还要尝试攀登珠峰。”理查不依不饶。

雷吉哈哈大笑起来，只是她的声音里一点儿幽默的意味都没有，“珀西从来不打算尝试攀登珠峰。这一点我十分肯定。”

“西吉尔告诉《柏林日报》和《伦敦泰晤士报》，他的确这样尝试过，”理查说，“西吉尔说，当他和其他几个德国人到达二号营地的时候——他们探险，一开始只是打算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马洛里，后来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他，也就是西吉尔，和其他几个德国人能看到你的表弟和科特・梅耶正步履蹒跚地从北部山脊下来。而且很显然碰到了麻烦。”

雷吉坚定地摇摇头。她那头蓝黑色秀发从肩膀上划过。“布鲁诺・西吉尔在说谎，”她尖锐地说，“珀西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去了那座山上，不过我肯定，他去西藏并不是为了要登上珠峰。布鲁诺・西吉尔就是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恶棍，而且爱撒谎。”

“你怎么知道西吉尔是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恶棍？”理查问，“你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雷吉厉声说，“不过我到德国和其他地方打听过。西吉尔是个危险的登山者，不只让他自己陷入危险，对和他在一起的人来说，他也是个危险分子，而且他在慕尼黑的时候，就是个法西斯暴徒。”

“你觉得西吉尔和你表弟及梅耶的死有关？”理查问。

雷吉用她那双深蓝色眼睛凝视理查，却没有回答。

在那天下午较为安静的时间里，我们给雷吉看了J.C.改进过、用来攀登垂直冰壁的12爪冰爪和短冰镐。接下来，让-克洛德展示了他的祝玛登山装置和我们带来的凯佛斯绳梯。

“太棒了，”雷吉说，“有了这些东西，攀登北坳就容易多了，而且有了固定绳索和绳梯，挑夫也能更安全了。不过我恐怕我没有足够硬挺的登山靴来配这种尖冰爪。”

“只有领头登山者才需要冰爪，”理查说，“而我保证肯定不会是你第一个上去。”

“我多带了一双硬挺的登山靴，”让-克洛德说，“我觉得你穿上或许合适。我现在就去拿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

这双靴子的确适合她。她挥舞了几下短破冰锤，练习了一下。理查压根儿都没正眼瞧她，不过我能看得出来，他可是强忍着才没去看雷吉。

“我为你们所有人准备了一个新发明。”雷吉说。她去了储藏室，几分钟后回来时手里拿着四副像是皮带橄榄球头盔的东西，也很像煤矿工人戴的皮带。不过那东西后面有两块绝缘电池，前面有一个电动矿灯。

“去年九月从珠峰回来之后，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她说，“蒙特福特勋爵曾在威尔士有很多采矿生意，这些都是最新型的，电动头灯，而不是可能引发爆炸的碳化物火焰。电池有点儿沉，不过它们可以支持头灯开启四个小时……而且我有很多多余的电池。”

“到底有什么用呢？”理查一边把皮带、灯和有些沉的电池举在一臂距离的地方，一边问。

雷吉叹口气。“去年，当诺顿、诺埃尔和其他人大败而归退回到大吉岭的时候，我和他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马洛里和欧文本来计划在凌晨6点或6点30分离开高山营地，可他们做所有事儿的时候都慢腾腾的。穿好靴子，在火炉上把雪融化，以便在出发之前烧热水熬热粥，结果却推翻了炊具，还有背好氧气罐并将之调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一切做起来都是那么慢，所以一直拖拖拉拉到了8点多才离开营地。要想尝试登顶，这个时间离开营地就太晚了。就算他们登顶了，也没有可能在天黑之前下山返回五号营地。或许连黄色地带都到不了。”

“你认为脑袋上戴着这些……这些……东西，登山队能多早离开营地？”理查问。

“不能晚于凌晨2点，迪肯先生。我建议在真正尝试登顶的前一夜近午夜时分离开营地。”

一想到要在夜里登上那么高的海拔，理查便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肯定都被冻僵了。”他轻蔑地说。

“不会，不会，”让-克洛德说，“还记得吗，理查，这还要多亏你，我们有了芬奇先生那些特别暖和的鹅绒夹克，足够我们几个和四位夏尔巴人穿。而且，我觉得布罗姆……雷吉这么说很有道理。夜里雪崩会少很多。雪和冰也更为坚固。在比较坚硬的雪和冰上，新的冰爪效果更好。而且如果这些头灯真能把路照得很清楚的话……”

“这些头灯给数百名现代威尔士矿工照清了路，”雷吉插口道，“至少工程师和监工因此受惠。而且，在黑漆漆的矿洞里，威尔士矿工可享受不到星光或月光。”

“太棒了！”让-克洛德说。

“很有意思。”我说。

“午夜时分离开高山营地尝试登顶，”理查说，“简直疯了。”

*

因为要徒步去珠峰，我们一共用到了40头骡子，而每一只骡子都能驮两个包裹，即可负重160磅。一位夏尔巴人挑夫除了要背着非常重的装备，还要负责牵两头骡子。

不过雷吉一直要求带更多速食食品去。理查则坚决反对她的提议。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野鸡晚餐，喝了口感极佳的白葡萄酒，那酒在玻璃的映衬下美极了，吃饭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向对方开火了。

“我认为你不理解我对这次探险背后的想法，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冷冷地说。

“我非常理解，迪肯先生。你打算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法向世界上的最高山发起冲击，把那里当成马特洪峰来攀登。你计划在沿途的西藏村落里买尽可能多的食物，还要打猎获取更多的食物，野山羊、兔子、西藏原羚，也就是一种西藏的小羚羊，白鹿、喜马拉雅岩羊，所有你能找到和猎到的猎物。”

“说得不错，”理查说，“你自称登过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那么你就该知道，从来没有人用过阿式登山法攀登过珠峰。”

“这是有原因的，迪肯先生。不止因为珠峰太高，还因为珠峰的气候。就算现在还没到季风季节，山上的气候也可能瞬息万变。珠峰有它自己特有的气候，迪肯先生。你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便携食物在山上撑好几个星期，如果能够以星期计时的话。你知道，食物快耗尽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总是从绒布冰川下去，翻过庞拉山口，到协格尔镇去买吃的。而且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庞拉山口靠近珠峰一边的小村庄初冬也没有足够多的多余食物。”

现在我知道，藏语里“拉（la）”代表山口。庞拉山口就是协格尔镇以南一座海拔高度为17,000英尺的山口，翻过了这座高山山口，就可以到达绒布寺、绒布冰川和珠峰。大多数探险队都用了四天多的时间，从协格尔镇徒步跋涉到绒布冰川河谷入口处的珠峰大本营……然后再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找到路向上攀登绒布冰川，前往北坳。

“我们可以沿途从村民那里购买备用食物。”理查坚持说。

雷吉哈哈笑。“一般的西藏村民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鸡卖给你，即便这么一来他们的家人就要挨饿，”她说，一排晶莹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可如果在北坳下的三号营地遭遇了暴雪，你怎么在好几个星期内给鸡肉保鲜，迪肯先生？你打算随身携带冰块？还是带着冰箱？而且一旦翻越过绒布冰川，就根本不要打算靠打猎活下去。除了非常罕见的喜马拉雅山野绵羊，以及更为罕见的耶蒂，那里什么都没有。就算你不去登山，整天打猎……依旧很可能饿肚子。”

理查没有理会关于耶蒂的话题。“我去过那里，请记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探索珠峰北面的通路，而你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待上这么久。”

“1921年，你只能在那里逗留这么长时间，因为你和马洛里根本找不到明显的路翻越东绒布冰川，迪肯先生。”

理查绷起脸。

“听着，”雷吉说着转头面对我和让-克洛德，同时也看着理查，“我并不建议我们按照布鲁斯、诺顿和马洛里所做的那样安排我们的给养……天哪，我是看着他们离开大吉岭的。70个夏尔巴挑夫，穿越边界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些藏人，总共140个挑夫，300多只驮兽，不光带了氧气、帐篷和必要的补给，还有大量罐头食品，有鹅肝、熏肠，还有牛舌。”

“海拔越高，食欲越不好，”理查说，“所以需要能够刺激食欲的食物。”

“噢，是的，我知道，”雷吉笑笑，“去年八月在北坳我的体重掉了30多磅，或许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这事儿。在23,000英尺以上的高度，一想到食物就会觉得讨厌。而且人也没有力气来做饭。所以我才增加了罐头食品，简单的主食，很多袋面条和大米，开水一煮就能变热，以防我们被恶劣天气困住。”

理查看着我和让-克洛德，仿佛我们应该立刻跳起来，和他站在一边，与雷吉争个你死我活。结果我们只是对他笑笑，等着看好戏。

“我们没有准备300头驮兽，”雷吉继续说，“我们只带了40只，如有需要，可以在沿途购买替代的驮兽。我们没有70名夏尔巴人挑夫，我们只用到了30位。我们不会在协格尔镇雇另外150名挑夫，但我已经安排好，在那里把我们的骡子卖了，换成牦牛，并且继续用这30名夏尔巴人做挑夫。但我们必须有充足的食物。寻找珀西表弟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我们决不能只是因为没有食物了，就放弃寻找，打道回府。”

理查叹口气。他不能把我们参加这次探险的真正原因告诉她。我们要等到一个好天气，采用阿式登山法一举登顶，然后……回家。

雷吉依次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你们加入这次探险的真正原因，先生们，”她说，仿佛她能读懂我们内疚的心理，“我知道你们希望登上珠峰，你们只不过是利用我姑妈的钱，而且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你们能去到那座山，如果够幸运的话，还可以登顶。”

我们无言以对。我们谁也没有与她那冷酷的目光对视。

“这无所谓，”雷吉接着说，“找到珀西瓦尔的尸体对我来说比对你们更重要，至于原因吗，你们或许尚无法理解，不过我也想登上珠峰。”

听了这话，我们全都抬起头来。一个女人登上珠峰峰顶？这太可笑了。可我们没有一个说话。

“9点了。”雷吉说，与此同时，钟声响彻这幢巨大的茶园房子，“该睡觉了。天一亮我们就出发。”

我和J.C.与雷吉一起站起来，可理查依旧坐在那里。“必须先把谁当探险队指挥的问题敲定才能睡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一个探险队不能有两位领队。这样肯定会乱套的。”

雷吉再次露出了微笑。“去年，布鲁斯准将患上了疟疾之后，这法子就行得通，迪肯先生。泰迪・诺顿上尉当了探险总指挥，他可能是知道他自己最后无法入选登顶小队，而马洛里先生则负责攀登计划和甄选尝试登顶的人选。当然了，结果证明，可以尝试登顶的人就是他自己和他那位非常健康却缺乏经验的助手桑迪・欧文……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我很开心曾邀请他到我家里来做客。现在，我想我们得使用相同的方法。我负责这次探险，而你主管登山，负责做出登山方面的决定，而关于寻找珀西表弟尸体一事，我若提出合理建议，你则需要听取。”

我看得出来，理查正努力琢磨恰当的话来彻底反驳这个建议。可他的嘴皮子太慢了。

帕桑……帕桑医生……把雷吉的椅子拉开，给她让出路。

“晚安，先生们，”她轻声说，“天一亮，我们就出发前往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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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雅各布・佩里。——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1英里约为1.61千米。

[3]1英寸约为0.03米。

[4]1英尺约为0.30米。

[5]《超人》漫画中的角色，刚出场时是初出茅庐的新记者。

[6]“Fokker”：福克是德国的一种飞机品牌，在德语发音中跟英语中骂人的话“Fucker”（蠢货）相似，故佩里强调了一次，还将单词拼写了出来。

[7]专用于宗教方面的一种职位称呼，主要执行各项教会底层工作的天主教神职，又称六品。

[8]1码为0.91米。

[9]Belay，保护点，登山术语，是指登山者将绳子拴在某个可以拴绳的地方，比如突出的峭壁、另一个登山者身上，也叫“确保者”。

[10]1磅约为0.45千克。

[11]登山术语，与此对应的还有脚点。

[12]身为意大利人的克洛德的英语不是很地道，跌落“fall down”和争吵“fall out”这两个词组比较相似。

[13]岩石和矿体露出地面的部分。矿体的露头是矿床存在的直接标记，也叫矿苗。

[14]爬山者用以攀登悬崖用的铁柱，一端有环可穿绳。

[15]1英亩约为0.41公顷。

[16]“Capability Brown”，当时英国著名的园艺设计师。

[17]1英镑约为8.56人民币。

[18]自1924年珠穆朗玛峰探险开始，“老虎”（Tiger）的称谓就经常被使用，而且随后只有顶尖水平的人们才能被叫作“老虎”（Tiger），他们还会获得一枚虎头形状的铜制奖章。1939年5月30日，首批奖章授予给那些曾到达过高海拔区域的夏尔巴人。

[19]“snowplume”，由山顶吹向空中的雪。

[20]Onbelay，这种口号也是攀岩者经常吆喝的。

[21]自由攀爬意指不预先设置保护点，相对于预先设定保护点的传统攀爬。

[22]保护者也是登山用语，意指将绳子拴在身上或其他锚固点上，为其他登山者提供保护的人。

[23]“Very Severe”是攀岩等级中的一种，攀岩等级从易到难大致为：容易、普通、困难、非常困难、艰难、非常艰难、极度艰难。

[24]指的是杰克站在壁架上，做保护点后拉克洛德的过程。

[25]原文为德文：Vielen Dank，Herr Sigl. Ich habe ebenfalls von Ibren Erfolgen und Leistungen gelesen.

[26]奥地利共和国是在一战后形成的，之前是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王国，与普鲁士、萨克森等都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所以西吉尔才说梅耶是他的同胞。

[27]从7650米往上，到海拔8100米的山脊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岩石是深黄色的，也就是英国人在1922年登珠峰时所说的“黄色地带”（Yellow Band）。

[28]让-克洛德实际上是在说理查，但他的法语发音念起来并不准确。

[29]意为手电筒，前一个表示手电的英语单词为flashlight。

[30]酋长英语为Sirdar，这里杰克误以为这是帕桑的姓氏，所以喊他为帕桑萨达。

[31]在英语里，cousin一词代表表兄弟姐妹，所以理查他们误以为这位布罗姆利夫人口中的表亲雷吉是表兄雷吉。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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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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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玛峰依旧在40英里[1]开外的地方，可在喜马拉雅山脉众多白色高峰的轮廓线之中，它依然是最显眼的一座，抬头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这座高峰。我怀疑理查带了一面英国国旗来，准备将它插到峰顶上。不过现在我可以看到，这座高山已经有了细长三角旗。一片白色的云雾和浪花溅沫般的飘雪，在自西向东的狂风吹拂下，滚滚翻腾着，足有20英里长；在珠峰雪顶的东面，一片白色羽状物在较低的山峰上方从右到左打着旋儿。

“我的天哪。”让-克洛德低声说。

算上帕桑在内，我们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尔巴人挑夫赶着牦牛在后，我们几个爬上了庞拉山口东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们身后几码[2]远的地方，位于山口高点之下，抓着J.C.那匹小白马的缰绳，庞拉山口上的风太大了，这匹马受了惊。过了庞拉山口，就到了绒布冰川和珠峰。此时我们四个人只能躺在砾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则就会被风卷走。

我们随随便便向右侧躺着，很像罗马人在宴会上躺在长榻上一样，理查离我最远，用右手手肘支撑身体，左手稳稳拿着军用望远镜；他旁边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来像是倒转的感叹号，她用双手扶住一个海军式望远镜，抵在她前面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她的旁边是让-克洛德，他比我们几个坐得都直，眯缝着眼睛透过护目镜看着南方；最后是我，我靠着右手手肘斜撑着身体，处在他们三个人的后面。

我们几个都戴着宽边帽子，好遮挡阳光，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阳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几个星期里，我被晒得快着火了，身上直脱皮，难受得不得了，显然桑迪・欧文曾经也受过这罪，我们三个男人把我们脑袋上的帽子尽可能向下拉，以便抵御狂风，而雷吉则戴了一顶非常奇怪的男士软呢帽，左面、前面和后面的帽檐很宽，右边则用纽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调节的带子，绕过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紧。她说她是在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时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帽子。

我们一个个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声说出圣诞礼物：“在西边，那座高山名叫卓奥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阴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两万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东面那里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还有马卡鲁峰，”理查说，“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声说。人们可以征服美国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但对于这些有着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们或许就连山麓小丘都无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状山口，是连接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间的低点，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据雷吉和理查说，一般情况下，前面几支探险队队员在向西前往协格尔镇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绕道定结县以西的雅鲁山谷，向上爬一段距离，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过去五个星期我们都是顶着厚厚的低矮云层艰苦跋涉，时常还要冒着冻雨和飞雪前进，因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庞拉山口顶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边，身下是发红的泥土和坚硬的岩石，这还真是一个奇异的亲密时刻呢。她把镜筒弄稳，好让我透过望远镜往前看。

“我的老天。”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会说的几个字。

虽然我年纪不大，在锡金的时候我度过了我的二十三岁生日，可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登山经验，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从远处看似乎无法攀爬，可到了特别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发现攀登路线，或许还会有极易攀爬的路线呢。可珠穆朗玛峰看上去……是那么巨大、那么高耸、那么白，风是那么大，而且无限遥远。

让-克洛德爬过去借用理查的望远镜。

“从这里看不到北坳或东绒布冰川的高点，因为中间有很多山挡住了视线。”理查说，“不过朝东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顶峰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吗？”

“我能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浪花溅沫般的羽雪。”让-克洛德说，“现在东北山脊上刮的什么风？”

理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峡谷，他们现在都称之为诺顿的大深峡谷，从顶峰三角岩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声说。

透过雷吉那个两个镜筒贴得太近的望远镜，我压根儿不可能看清那道峡谷是否填满了雪，是否是个雪崩随时会爆发的夺命之地。

“春季的狂风真是太好了。”雷吉说，庞拉山口上狂风大作，呼啸着，咆哮着，从砾石之间刮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了，“风吹走了季风季节和冬季的积雪。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赶快去到那座山，开始攀登，几乎把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事儿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表面原因抛到了脑后。一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那座难以攀登且异常危险的高山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狂风在那里肆虐，我便不由得浑身发抖。

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

4月27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徒步跋涉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狂风肆虐的小村庄初东村外过夜，转过天来，我们穿过一条18英里长的山谷，朝绒布寺进发，绒布寺距离绒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远，而我们的大本营就应该设在那里。

“绒布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雷吉给出了答复：“雪之寺。”

我们在这座暴露于狂风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长时间，请求拜见神圣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诺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一场赐福法式。“夏尔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样笃信这个，”在我们等待期间雷吉解释道，“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大本营之前，得到这样的赐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儿，何况我们还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们的愿望破灭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锡罐从混凝土台阶上滚下来时发出声响的喇嘛叫人捎信来说，此时他与我们见面“不祥”。这位神圣喇嘛派来的人说，如果神圣喇嘛感觉他出现给我们赐福是吉祥的，那么札珠仁波切将召唤我们回到绒布寺。

雷吉对此感觉非常惊讶。她说，不管是绒布寺里的普通喇嘛，还是这位神圣喇嘛，她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当她问到一位她认识的喇嘛，为什么札珠仁波切拒绝见我们，这位光头老人回答了她，他说的是藏语，雷吉给我们翻译了过来，意思就是：“占卜结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经苏醒，十分愤怒，更多的魔鬼即将到来。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跃起来，愤怒异常……”

“人熊雪人？”让-克洛德问。

“耶蒂，”理查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无处不在长满毛发的类人怪物。”

“……你们的布鲁斯准将三年前向我们保证，所有英国登山者都属于英国一个大山崇拜的教派，他们都是来珠穆朗玛峰进行神圣朝圣之旅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布鲁斯准将撒谎了。你们英国人并不崇拜那座山。”那个老喇嘛一边说，雷吉一边飞快地翻译。

她用抑扬顿挫的藏语说了几句话，并鞠了一躬，包括帕桑在内的我们五个人便退出了这位神圣喇嘛所在的地方。那位老人继续转起了祈祷轮。

我们又回到了外面的大风之中，她呼出一口气：“糟透了，先生们。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能攀登高山的老虎夏尔巴人，都非常非常希望得到这份赐福。我们现在得建好大本营，然后我会回来，努力说服神圣喇嘛，让他相信我们这次登山值得他为我们赐福。”

“如果那个老家伙不愿意赐给我们他那该死的祝福，那就祝他下地狱。”理查咆哮着说。

“不，”雷吉说着身体一晃，优雅地跨上了她的小白马，“如果我们没法为我们的夏尔巴人得到赐福，那么该下地狱的人就是我们了。”

*

那还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过了噶伦堡之后，我们扎了营，这时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来找理查。

我注意到帕桑医生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走进营地，雷吉和这个人聊了起来，可除了穿着传统的夏尔巴人尼泊尔式服装外，他还戴了一顶印度人的棕色无檐帽，而且这个陌生人一身棕色皮肤，留着黑色大胡子，我本以为这就是个特别高的夏尔巴人，没准是帕桑的亲戚来这里看我们。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不过靴子已经穿得很旧了。

结果证明，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白人，还是个英国人，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人。

在整个营地里开始窃窃私语这个陌生人的身份之前，理查的贴身夏尔巴人尼玛・特仁已经过来请我们的朋友了。“有位先生想见你，大人。”尼玛带着一如既往的灿烂笑容对理查说。

理查和让-克洛德一直在摆弄氧气罐流量开关，他闻言抬起头看我们的访客，只见此人留着大胡子，穿着尼泊尔农夫的衣服，脚上却穿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他连忙跳起来，慢跑几步握住那人的手。我以为理查会把这个陌生人带到篝火边，介绍给我和让-克洛德认识，结果这两个人却去了附近的河边，那条河将会汇入我们之前横穿的蒂斯塔河，我觉得他俩真是太没礼貌了。透过一排排的树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陌生人像夏尔巴人喜欢的那样，蹲坐在那里，理查则坐在河边一块小砾石上，两人立刻便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那人是谁？”雷吉终于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想要咖啡，这时候我问她。

“K.T.欧文斯。”她说。

我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就算她宣布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二度降临人世，我也不会更为惊讶。

自从我十二岁起，肯尼斯・泰伦斯・欧文斯就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这位“登山家诗人”是一战前英国最厉害的五位仍在人世的登山家之一，不过他还是一位更为著名的英国自由诗体诗人，与死于一战期间的鲁伯特・布鲁克和其他伟大诗人齐名，这些诗人包括维尔浮莱德・欧文、爱德华・托马斯和查尔斯・索利，也与那些为数不多依然活着书写一战题材诗歌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有西格夫里・萨松和艾弗・格尼。

K.T.欧文斯在战争期间一路从中尉升到了少校，并且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他没有写下任何关于那场战争的文字。事实上，据我所知，自从一战爆发以来，欧文斯连一篇诗文都没有写过。在这方面，他和理查很像，战前理查写了很多诗，因此名声大噪。但自从战争打响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字，抑或明显写过一首诗。欧文斯也没有像乔治・马洛里和理查（马洛里常常是在理查的陪同下一起登山）那样，再去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虽然在一战之前，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一个如此著名的登山家。K.T.欧文斯凭空消失了。据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报道，K.T.欧文斯去了非洲，一个人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并且留在了山上。还有人肯定他去了中国，攀登那些无名高山时不幸被当地的土匪杀死了。而最新的权威消息则说，K.T.欧文斯为了净化他在一战中的经历，造了一艘小帆船，想要环游世界，结果在南大西洋碰到了暴风雨后葬身大海。

我再一次透过树枝看过去。K.T.欧文斯就在那儿，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干净的破布，黑色大胡子有些部分已经变得花白，蹲坐在那里，正语速飞快地和理查聊天。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我站起来，拿过我的金属水壶，向那条河走去。

“迪肯先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雷吉说。

“我只是去打点儿水，”我说，“我不会妨碍他们的。”

“一定把水煮开了再喝。”雷吉说。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河边，始终保持与这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树枝。我一边往我的大金属水壶里灌水，一边把身体往左边的树枝靠靠，以便偷听。我这才发现，理查说话的声音非常小，根本听不清楚，不过欧文斯的声音倒是粗声粗气的，他是个大嗓门。

“……我去了非常高的地方侦察，发现山脊上有一道非常危险的台阶，是一面约40英尺高的岩壁，就在峰顶山脊之下……在山谷中，我用望远镜就能看到，爬到……山侧凹地上……我又看到了它……”

什么意思？欧文斯似乎在为第一台阶或第二台阶提醒理查……可能是第二台阶，因为顶峰山脊就在……珠峰东北山脊上。不过我们谁都知道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虽然没有人能登上那么高的山脊去征服它们（特别是更大、看上去更陡的第二台阶），不过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失踪的那一天可能做到了。自1921年那次探险以来，在历届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中，这两道台阶都清晰可见。为什么欧文斯现在要劝理查当心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呢？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用到凹地这个词来指代北坳，而没有说山坳。对于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以后被命名的各种地貌，没准儿这位诗人登山家有他自己特殊的名字呢。欧文斯是不是一个人去登珠峰，然后因为这些位于东北山脊之上的巨大石阶障碍而不得不退回？这两道石阶是主因，再加上山脊线上狂风大作，诺顿和其他人才不得不移动到北壁之上，尝试攀爬近乎垂直的大深峡谷。

“……用固定绳索或许……”从理查的轻声答复里我只听到这几个字。

“是，是，那或许可以，”欧文斯判断道，“不过我无法肯定在……之下有营地或贮藏补给品的地方……”

理查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可能是提醒欧文斯小声说话，因为当他们再聊起来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登山家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了。

“……最危险的部分几乎要算是冰瀑了……”欧文斯急切地说。

冰瀑？我琢磨着。他指的是北坳之下、东绒布冰川最上方的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封雪壁吗？当然了，那里的确很难攀爬，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七名夏尔巴人挑夫就是被那里的雪崩夺走了生命，可为什么那里会是珠峰探险中“最危险的部分”？毕竟两次探险都已成功登上了比那还要高的地方，甚至每天还会把沉重的物资从那面冰壁运上去。那可是登山者和挑夫时常来往的地方。去年，桑迪・欧文临时建造了一架木绳梯，以便挑夫可以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那里。甚至帕桑和雷吉都费力地在那面冰壁上开凿出踏脚处，自由攀登了上去，而且赶在坏天气困住他们之前，他们还到了北坳营地，甚至还向上攀爬了一段距离，当然这些是建立在她的话可信的基础下，而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带来了洞穴探险者专用绳梯和让-克洛德的新12爪冰爪，还有他那个祝玛小玩意，这样挑夫就能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北坳了。

*

“我排列了顺序，”欧文斯粗声粗气地说，“白色，绿色，红色。确保……让它们到高处，非常非常高，而且……”

这句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我一直蹲在河边偷听，突然之间，我的靴子在一块石头上一滑，这时水瓶已经装满了，然后我听到理查说：“嘘，附近有人。”

我只好红着脸，若无其事地盖上瓶盖，站了起来，尽可能表现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漫步回到了营地，也不知道理查和他那位名人朋友有没有透过长满树叶的树枝看到我。

这两人向下游走了一点点，走出了我们的视线，来到一片空地之上，没人可以蹲伏在那里还不被发现，他们俩又非常热烈地聊了三十分钟。然后理查一个人回到了营地。

“欧文斯先生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雷吉问。

“不了，他今天晚上就回去了。希望明天晚上能到大吉岭。”理查一边答，一边非常犀利地看着我，我坐在那儿，那个暗示我偷听的证据，也就是水瓶还在我的手里。在我的脸变得通红之前我赶紧低下头。

“理查，”让-克洛德说，“你从来没和我们说过你认识K.T.欧文斯。”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起过这个人啊。”理查说着自在地靠在一个包装箱上，手肘放在穿着羊毛裤的膝盖上。

“我非常愿意结识K.T.欧文斯先生。”J.C.接着说，我觉得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些许责怪。

理查耸耸肩。“肯[5]这人不喜欢与人交往。他找我谈些事，说完他就走了。”

“他住在哪里？”我努力问出这个问题。

“尼泊尔。”回答问题的是雷吉，“我想是在提扬博泽附近。就在坤布谷里。”

“我以为尼泊尔禁止白人——英国人——居住。”我说。

“并非如此。”理查说。

“欧文斯先生在战后去了那里，”雷吉说，“我想他娶了一位尼泊尔妻子，还生了几个孩子。他得到了当地的接纳。他很少穿越边境到印度或锡金来。”

理查一言不发。

那些白色、绿色和红色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我真想问问理查。为什么那面冰壁，或者说欧文斯口中的冰瀑，会是攀登珠峰最危险的部分？为什么他会说到营地和贮藏补给的地方？在三支英国探险队都没能登上的珠峰北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抑或落了什么东西？

“你是在战争期间认识了欧文斯少校的吗？”雷吉问。

“是的，那时候我认识他，”理查说，“不过那之前我俩已经相识了。”他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很晚了。我们是不是去找瑟姆楚比做点儿吃的，不然今晚我们就得挨饿了？”

*

许多夏尔巴人因为没能得到赐福而怨声连连，在他们的抱怨声中，我们离开了绒布寺，他们一直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结果帕桑医生冲他们大喊了几声，他们这才安静了下来。我们这三十五个人在山谷中吃力地走了2英里，穿过了一条河，朝着绒布冰川的入口走去，然后我们抵达了前三支探险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时候距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绒布寺空等了一场，结果大喇嘛札珠仁波切拒绝接见我们，我们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我承认，在我们抵达大本营所在地的那一刻，我感觉沮丧不已。前三支探险队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这个地方在绒布冰川河谷之内，但南面一道40英尺高的冰碛石山脊正好遮挡了狂风，北面视野开阔，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这里有平坦的地面，可以搭建帐篷（有些地方甚至连大一点儿的岩石都没有），甚至这里还有一个融化的湖泊，马、骡子和以及我们换来的牦牛可以到那里喝水。附近有一条冰河，周围都是人畜的粪便，只有把河水煮开才能喝，但我们更喜欢用融化干净的雪煮水喝，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河水洗个澡。

这里也有前三支英国探险队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破碎的帐篷帆布和破帐篷杆；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弃氧气罐和框架；低矮的石墙，在狂风的吹拂下，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一大堆好几百个废弃的锡罐，罐子尚未生锈，有些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尚未吃过的美食，现在已经腐烂，都是前几支探险队剩下的；在主帐篷区的左边，一条平整岩石线沿线区域明显是厕所。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沟里无数风干了的人类粪便，诺顿和其他人从这里撤走的时候，既没把这个沟挖深，也没有将之填平。

还有更让人压抑的呢，在这片遍地垃圾的马洛里大本营的下坡处，有一座高高堆起的石头金字塔，是前一支探险队用来纪念死在珠峰上的亡魂的。最上面的一块圆石上涂着“纪念三次珠峰探险”几个字，这块圆石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21年凯勒斯”几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在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中遇难的一位医生，而理查也是那次探险队的一分子。在这两块石头下面，马洛里和欧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石头上，同样被刻在上面的还有在1922年那次雪崩中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的名字。这座石头金字塔纪念碑似乎把整座大本营变成了一个墓地。

但不知怎么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珠穆朗玛峰，它与马特洪峰的叠嶂山峦并不一样，那座高峰依然矗立在狂风肆虐的绒布冰川河谷上方12英里处。只有在偶尔不再飘雪、几乎常年环绕珠峰的云雾片刻散开之际，我们才可以看到珠峰的西部侧腹和山脊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可即便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这座山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奇形怪状、巨大无比。珠峰并不像勃朗峰和马特洪峰一样是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山，它更像是一排难以逾越的巨牙屏障之中一颗无比巨大的尖牙。从峰顶和山脊刮起的狂风此刻已经吹过了东边的地平线，不仅在附近的凯勒斯峰上方吹拂，还吹过更高而且非常巨大、非常高耸、非常陡峭、非常雄伟、非常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多山峰，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像是诸神建造的一堵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可以感觉到理查非常不喜欢在这里扎营，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夏尔巴人没有力气背东西再往前走了。理查一直希望我们能在河谷高处距此地超过3英里远的地方建立我们第一个大本营，在之前的几次探险中，那里曾是一号营地或前进营地。不过这片大本营营地已经有16,500英尺高了，虽比难以攀登的珠峰顶峰低了12,500多英尺，但依旧足够高到让我们大部分人在负重60磅时上气不接下气了。根据理查和雷吉所说，一号营地的海拔是17,800英尺，那里是所有珠峰营地中阳光最充足的一个，然而，从珠峰北壁横扫绒布冰川的呼啸狂风却也更为频繁地摧残那里。那里的冰比冰碛石多，而且帕桑医生也曾说过，即便是在比此地低1300英尺的下方，一旦患上了高空病，将更加难以复原。在我们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晚上扎营时雷吉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服了我们，即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第一条帐篷线，如果有人患上了高空病，就可以退到这里来，而理查似乎不再有兴趣为这件事争来争去。他打算把几乎全部高山攀登装备贮存在二号营地，也就是大本营上方6英里处。

这时他把一直背着的沉重装备卸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然后对雷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请你监督在这里建好大本营。我要去河谷上方一号营地侦察侦察。”

“简直疯了，”雷吉说，“你还没到那儿天就该黑了。”

理查把手伸进那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雷吉的电池灯皮头盔。他把头灯打开，然后关掉。“我们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威尔士矿工的新发明是不是管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个老式手电筒。”

“你不应该一个人去，理查，”让-克洛德说，“特别不能一个人到绒布冰川上去。黄昏里，有的冰隙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或许不会爬到一号营地那么远，”理查说，“我的外套口袋里倒是有些饼干，不过如果你们留给我一些热咖啡和热汤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他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正渐渐被阴影笼罩的河谷上方。

雷吉把帕桑叫过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挑夫组织起来，把牦牛和骡子身上的装备卸下来，并且做出决定，哪个帐篷应该搭在这片莫名忧伤之地的哪个区域。帕桑指挥着夏尔巴人把一顶温伯尔大防雨帐篷搬到一片倒塌的石墙内，把帐篷帘挂好，并宣布这是医疗帐篷。立刻就有几个夏尔巴人排队咨询和接受治疗。

我们的山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可珠峰却在我们上方很远的地方闪闪生辉，冰冷、强大，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与世隔绝。它太令我震撼了，我不禁望而生畏。

*

那是我们留在锡金的最后一夜，然后我们就要翻越加里普山口进入西藏，而这一天，4月2日，正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肯定有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们给我办了一场庆生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扎营，村子距离古雅通有十二三英里远，我不记得那座村庄的名字了，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名字，当然也没有驿站旅馆，不过那里却有被我称为摩天轮的东西，理查管那个东西叫“布莱克普尔摩天轮的缩微模型”，而雷吉则说那是“小型维也纳摩天轮”。那个东西非常粗糙，用原木制成，包含四个“乘客车厢”，只比人们可以爬进的木箱子大一点点。就算是至高处，这个“摩天轮”也无法把一个人的双脚抬高到10英尺的高度，他们哄着我坐到其中一个盒子里，而维持这个东西运转的机械装置居然就是让-克洛德在一边向下拉旁边的车厢，而理查则在另一边向上推另外一个车厢。这个奇妙的装置肯定是给村子里的孩子们搭建的，不过我们进村的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孩子，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之前也没见着有小孩。

接下来他们把我停在了所谓的高点之上，村子里全部八栋小茅屋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房顶只比我的膝盖高一点点，然后，雷吉、理查、让-克洛德、帕桑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挑夫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随之他们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声很不齐。我得承认，我坐在那上面，穿着羊毛袜的双腿来回荡着，而我的脸，则涨得通红通红的。

雷吉带来了做美味蛋糕的所有材料，甚至还准备了糖霜和蜡烛，她、让-克洛德和厨子瑟姆楚比用普里默斯牌便携式汽化炼油炉和石砌炉灶烤好了蛋糕，然后那晚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了这个蛋糕。理查拿出了两瓶上等白兰地，我们四个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一直喝到深夜才罢休。

最后，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里，而我则东倒西歪地走出了我的帐篷，仰头望向夜空。这是我们待在锡金期间为数不多没有下雨的几个时刻之一。

我二十三岁了。出于某种原因，相比二十二岁，这个年纪似乎老了很多，却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智慧。桑迪・欧文去年在珠峰遇难时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三岁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二十二岁吧，我觉得，比那一夜在锡金的我要年轻。白兰地的气味令我头昏眼花，我靠在摩天轮其中一根很不结实的支柱上，眼神越过黑色的树梢，继续望着已经升到丛林上方的一轮半月。这一天是周二，再过一天，我即将踏上偏远的土地，进入西藏的高原荒野。

我想到了雷吉。她带女式睡衣来了吗？或者她既穿着日常的衣服，也穿着内衣睡觉，又或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穿宽大的睡衣裤？还是像理查一样裸睡，即便在蜈蚣和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又一次摇摇头，希望能把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倩影甩出我的脑海。雷吉最起码要比我大十岁，或许更多。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被白兰地解放了的大脑这样问。

我望着那弯半月，月光如此明亮，给雨林上部的树叶洒上了一层银光，星辰慢慢悠悠地爬向它们的最高点，可在月光的衬托下，那些星星全都黯然失色，我想象着，在未来的徒步行进和登山过程中，我即将做出各种英雄行为，然后雷吉就会因此垂青于我，那时我俩之间的感情肯定更胜于我们现在的纯友谊，或者起码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她早就知道我的生日，费力地运来面粉、糖和罐装牛奶，还在这个村子或者上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鸡蛋，和瑟姆楚比、让-克洛德一起在用来烧饭的露天炉火上把蛋糕烘烤好。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蛋糕可口无比，连巧克力糖霜都那么好吃。蛋糕上还插了23支小蜡烛，一小簇一小簇的火焰燃烧着。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的初恋中，我删除了让-克洛德和瑟姆楚比对这个蛋糕的贡献，删除了理查真心的演唱和鼓掌，以及他那珍贵的礼物白兰地。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

在我放声大哭之前，我努力爬回了我的帐篷，脱掉靴子，挣扎着钻进睡袋，努力让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且希望这是我进入梦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在我睡着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想法其实是，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能活到二十四岁吗？

*

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感觉头疼欲裂，还有些恶心。这情况真让我极度失望，一个多月前，我在锡金得了痢疾，帕桑医生给我治好之后，近来我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年纪最轻，所以我会是此次探险过程中最健康的一个人，可事实证明，我竟然是探险队中身体最不济的那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无法记起今天是哪一天，所以在我爬出我那温暖的睡袋、来到严寒中（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看了温度计，发现最高温度是零下28摄氏度）之前，我看看了我的袖珍日历。这一天是1925年4月29日，星期三。我们穿越锡金的时间落后于诺顿和马洛里所用的时间，不过后来我们一路向西，徒步穿越西藏，前往山城要塞斜格尔镇，后取道南方前往绒布，在长途跋涉过程中，我们走了雷吉给我们指出的捷径，弥补了之前在锡金境内损失的时间。在前几支探险队停留了两夜的村庄里，我们也只停留了一夜。整整一年之前，马洛里、欧文、诺顿、奥德尔、杰弗里・布鲁斯、萨默维尔、比瑟姆和其他高山登山者带着登顶珠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醒来，迎来了他们在大本营的第一天。

我发现让-克洛德已经钻出了睡袋，此刻正在活动，他一边点燃我们那个小普里默斯炉，一边向我说早安。他已经穿戴整齐，而且走到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取回了干净的雪，将之融化，做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杯咖啡。此时没有夏尔巴人像在徒步行进过程中那样，一大早端着热饮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前，不过厨师瑟姆楚比大概正在那个圆圆的大试验帐篷里，用最大一个多烤架普里默斯炉子给我们做早饭。这个试验帐篷是雷吉带来的，在大块防水布不足以为我们遮挡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后，我们便把它当普通用餐帐篷来使用。

我们这次探险一共带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帐篷：较为沉重的A形温伯尔帐篷，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帐篷，前几次珠峰探险用的也是这种帐篷，我们计划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用这种帐篷扎营；另一种是很轻但十分坚固的米德式A形帐篷，可用于高山营地；最后就是这种雷吉带来的圆顶试验帐篷。营地运动公司制造的一种特殊框架半球形帐篷就是以这种帐篷为原型，外壳采用双层提花布料制成。我们给这个帐篷起了个名字，叫“雷吉的大帐篷”，它有八根弧形木支柱，每一根柱子都可以从中间折叠，方便托运。这种帐篷的帐篷底防水布是和帐篷缝制在一起的。我曾经见过，在这里的严寒气候中搭建这顶帐篷时，雷吉和帕桑监督夏尔巴人铺了另一块更厚的帐篷底防雨布，雷吉说这块防雨布是飓风工作服制造公司为她特制的。这款特别的圆顶帐篷里不仅有两扇窗户——我们的其他帐篷当然只有系带式出口而没有窗户——还有系带式大门，构造相当复杂，但防风功能很强大。此外，大帐篷装有通风设备或者说是烟囱通风帽，这东西可以朝任何方向旋转，以适应风向。这个帐篷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舒舒服服地睡觉，在吃饭时间，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挤进去八九个人。

雷吉和帕桑在我们徒步行进过程中第一次搭建起这个圆顶帐篷时，理查没好气地说这个精巧的设计还真像是个没有了冬青树枝的圣诞葡萄干布丁。

然而，事实证明，相比我们的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式帐篷，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防风效果，这个大帐篷都要更胜一筹。在我们留在大本营的头几天，我记下了这一点：未来的探险队应该携带小型半球形帐篷，或许还要搭配四个铰链连接的弧形支柱，而不是八个，可以用来在最危险的营地里扎营，比如山上的四号、五号、六号营地，甚至是七号营地，如果这个较高的营地能够被搭建起来的话，在这些地方，只能从冰雪之中开凿出搭建帐篷的平台，或者费力把可以移动的岩石挪开。这种圆顶帐篷在山上不仅占地较小，而且今天这样的呼啸狂风只能吹过这顶大帐篷，对它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与此同时，A形帐篷已经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发出的巨响像是很多支步枪在同时发射。

“天气怎么样？”我一边从J.C.那里接过我的第一杯热咖啡，一边睡眼蒙眬地问道。

“你自己看看吧。”我的朋友说。

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一面蹲伏在带子系得很紧的帐篷开口，向外看。

那绝对是一场大暴风雪。我连附近的帐篷都看不见了，甚至是中央大帐篷也不见了踪影。

“哦，该死的。”我低声说。我原本觉得我们的帐篷里已经够冷的了，可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吹透了我的两层长内衣和第三层我睡觉时穿的内衣，险些没把我冻死，“理查昨晚去一号营地那里探路回来没有？”

如果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登山领队在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暴风雪困住，然后被冻死，那该有多讽刺，多悲伤啊？

J.C.点点头，抿了口咖啡。“他半夜回来的，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雪了，狂风也更大了。他的贴身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说，他的面罩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理查饿坏了。”

“我也是。”我把我的咖啡一饮而尽。我还是很恶心，头也疼得厉害，不过我相信，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儿，“我马上穿衣服，如果能过得去的话，我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时见，你说怎么样？”

*

4月18日，我们仍在徒步向珠峰行进，这一天，我们与土匪狭路相逢。

到了这时候为期五个星期的徒步跋涉已经过半。我们在较大的西藏城镇定结县扎营了两个晚上，并且决定不转向雅鲁楚山谷，虽然那里可以看到珠峰，可那里气候恶劣，常年云雾缭绕，雨夹雪、暴雪和狂风天气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沿着主要贸易通道，向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电光火石之间，一群人骑着马咯噔咯噔地冲下山来，把夏尔巴人和他们牵引着的骡子赶到前面，和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团团围住。

这些骑马的人大约有60个，全都穿着精致的皮革和野生皮毛衣服，戴着长帽檐的帽子。他们的脸、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更像是亚洲人，而不像我们在西藏这两个半星期徒步跋涉途中所见过的村民。这些强盗不是留着大胡子，就是蓄着小撮胡子，而那个土匪头子则是个大块头，胸肌发达，拳头特别大，脸上的毛发和他帽子上的毛发一样多。他们全都拿着步枪，既有看上去很像19世纪毛瑟枪的枪，也有古印度陆军用的后膛枪，更有一战期间使用的现代恩菲尔德式步枪。我知道雷吉和帕桑每个人都带了一把步枪，就在他们的枪套里，是用来打猎用的，而且在利物浦的时候，我偶然间看到理查把一把肯定是他服役期间用过的韦伯利左轮手枪放在了他的背包里，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行动，把他们的武器取出来，而是任由这些土匪飞奔过来，在我们周围踏来踏去，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作一团。

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称不上老虎的夏尔巴人，看上去都吓坏了。帕桑倒是一副倨傲的表情。骡子的日常行程被打破了，不由得一阵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我的西藏小白马想要脱缰逃跑，可我站稳脚跟，死死抓住马鞍，把马的一半身体拉离了地面，直到马儿平静下来才松手。

土匪们骑的都是身形较为高大的蒙古矮种马，毛发粗浓杂乱，可鬃毛和尾巴都被精心交错编织在一起，相比我们这些可笑的小马，它们在体形上更为接近真正的欧洲马。

红色的尘埃终于落定，土匪们把我们分成两组包围起来：绝大多数土匪在包围夏尔巴人挑夫和矮种马，而那个匪首则带着大约12个武装土匪把我、雷吉、理查、J.C.和帕桑团团围住。这许多步枪虽说没有直指我们，但我们依然是土匪们的射击目标。我瞧着这些人，脑海里闪过唯一的念头，我们不知怎的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过去，遇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一部分游牧部落。

雷吉走上前去，开始用藏语和强盗头子飞快地交谈，不过用的也可能是某种西藏方言。在亚东、帕里、康巴镇及其他很多我们路过的较小村庄里，雷吉都用藏语和领主及村民说话，主要是为了买食物讨价还价，或是为了在他们的村子附近扎营，可她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听上去并不太像她之前用的那种藏语。

这位匪首露出一副坚固的白色牙齿，他说了几句话，结果他的土匪同伙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雷吉和他们一起笑，因此我只好认为那个匪首不是在占她便宜。（没准儿是在拿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开涮。）只要这些土匪不向我们开枪，我对此倒也无所谓，可就在我胆怯地寻思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些强盗抢走了我们的骡子、装备、氧气罐、帐篷、食物、雷吉的和布罗姆利夫人的钱，那我们的探险也就泡汤了。

土匪头子咆哮了几句话，依旧像个疯子似的咧着嘴笑，然后雷吉给我们翻译：“可汗说，今年去珠穆朗玛不吉利。他说所有的魔鬼都已苏醒，而且非常愤怒。”

“可汗？”我傻兮兮地重复了一遍。或许我们穿过了某种时空隧道。不管什么原因，这都不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包围了我们。

“吉米可汗。”雷吉说。她对这位名字古怪的匪首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走回一头骡子边上，之前帕桑一直把这头骡子拴在她的白色矮种马后面。她拿着两个比较小的装货箱走了回来。她先是微微鞠了一躬，带着笑容说了几句话，然后便把第一个箱子呈送给了可汗。

他从皮带里抽出一把比阿拉伯人的半月形刀短不了多少的弯刀，把箱子撬开。箱子里有一些稻草，稻草上放着一个很有光泽的红木小盒子。可汗把装货箱扔在一边，几个他的人连忙驱赶他们的坐骑蜂拥着凑到近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家伙身上散发着足以熏死人的气味儿，有马味儿，人的汗味儿，烟味儿，大粪味儿，还有马汗味儿。

可汗把刀放回刀鞘，从那个红木盒子里拿出两只美国制西式左轮手枪，枪上装有镀铬自动剥线器，配象牙手柄。子弹盒表面包裹着红色丝绒。其他土匪一齐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听上去像是又羡慕，又生气，又嫉妒。可汗骂了他们几句，他们便乖乖地不吭声了。另外一队包围着我们那些被赶到一堆的夏尔巴人，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们。

雷吉用那种西藏方言说了几句话，并把第二个较大的箱子交给可汗。他又一次撬开纸板箱，这次他举起一个盒子，冲他的人喊了几句。

这个装货箱里堆着一盒盒独具风味的约瑟夫・朗特里牌英国巧克力。可汗开始把这些盒子抛给他的手下。突然之间，绝大多数土匪喊了起来，并开枪，我们的夏尔巴人只能拼命抓住那些马和骡子不松手。我再一次把我那吓坏了的小马前蹄拉离了地面。

可汗打开了第一个盒子，剥开包装纸，里面是一块精致的椭圆形巧克力，然后美美地吃了起来，而他那些脏兮兮的手指都快和巧克力一个颜色了。

“杏仁巧克力，”他用英语说，“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您喜欢这些。”雷吉说，这回她也说起了英语。

“当心那些魔鬼和耶蒂。”吉米可汗说。他开了一枪，用踢马刺踢了一下他那匹毛发粗浓杂乱的马，然后这匹蒙古铁骑便朝着他们来时的东北方向疾驰而去，消失在了一片红色的尘埃之中。

“老朋友？”我们重新组成了一排长队，再次朝着定结跋涉，这时候理查问道。

“有时候会有生意往来。”雷吉说。她的脸被那些大马扬起的尘土染成了红色。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落满了尘土，下起了冰冻毛毛雨，我们身上那一层泥土很快就变成了红色泥浆。

“吉米可汗？”我听见自己提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承袭自他的父亲。”雷吉一边说，一边用力拉她那匹固执的小马的缰绳，牵引着它踏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向着海拔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

*

我们被困在大本营的前三天里，理查简直快发疯了。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失去了理智，我担心自己就快没命了，因为这该死的高度让我的头一直疼个不停，一天至少呕吐一次，而且胃口尽失，晚上还睡不着觉。每翻一次身，我都不禁气喘吁吁，本就睡得不踏实，一喘粗气就会醒来，只能艰难地喘大气，而我躺在帐篷底下的那些石头上，到了转过天来的夜里，我的身体都对这些石头有印象了。这真是太荒唐了。大本营的海拔只有16500英尺啊。要到了北坳之上，真正的攀登才算开始，那里的海拔几乎比这个低矮大本营高一倍半。16500英尺并没有比我去年嬉戏过的一些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峰高出很多，我不停地对自己这样说。为什么在那里没问题，在这里却问题一大堆呢？

你通常在那些山峰上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呆子，那个有推理能力的我解释道。你可是在这里住下来了呀。

在这悲惨的三天里，我压根儿就不想听到那个该死的理性自我说三道四。我还拼命不让别人发现我的情况，可让-克洛德和我住在同一个温伯尔帐篷里，不仅听到了我呕吐的声音，我在夜里的喘息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看到我手脚撑着睡袋，像条病狗似的气喘吁吁。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在我们在雷吉大帐篷里一起开计划会议的时候，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了我有些无精打采，可他们什么都没说。我能看得出来，雷吉和理查都没有因高海拔而出现不适，在留在大本营的第二天，让-克洛德轻微的高空病就消失了。

虽然这里极度寒冷，狂风大作，气候也很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整日蜷缩在帐篷里度过我们在大本营的头几天。在第一个整天之中，暴风雪铺天盖地，气温只有零下29摄氏度，我们还是冒着暴雪蹒跚而行，把我们的全部装备都卸了下来，并且整理妥当。这里没有草给骡子吃，所以几个夏尔巴人把它们赶回了初东村，我们把牦牛拴在了半英里外一个有遮蔽的地方，那里比较靠近我们北面的一条河，这些毛茸茸的可怜牲畜可以把爪子伸进岸边飘动的雪里，寻找到非常少的一些草料。

我们还在帐篷边上搭建了一个大温伯尔帐篷，给让-克洛德当工作室，他在那里检查氧气罐、装氧气罐的架子、普里默斯炉和我们的装备。他的工具可比一年前可怜的桑迪・欧文用的工具强多了，而那时候欧文就是用那些工具出色地完成了他那些修理和维护工作，临时建造了绳梯，还改造了吸氧装置，可让-克洛德的这套工具依旧相对落后。让-克洛德会金银锡的焊接，却不会铝和钢铁的焊接；在具备合适工具的前提下，可以拆开照相机、手表、火炉、提灯、冰爪和其他东西并把它们重新组装好，可他没有多少备用零件来做替换；他可以把金属恢复原形，可如果某些东西严重损坏到无法复原了，他并不能锻造出新的金属制品来。

很幸运，经过了两天的测试之后，让-克洛德告诉我们，我们那100个氧气罐中，只有14个漏压了，而这14个中的9个只是部分漏压。而理查告诉过我们，去年诺顿、马洛里和欧文的探险队一共带了90个氧气罐，却有30多个漏压。在抵达斜格尔镇进行盘点之际，他们那30个氧气罐里的大部分氧气都漏光了，根本成了废物。有了桑迪・欧文在去年徒步行进途中重新设计的马克五号吸氧装备，再加上几位天才的进一步改进，包括乔治・芬奇、让-克洛德和他那位曾经是铁匠现在是钢铁制造商的父亲，特别是在垫片、阀门和流量表等几个方面的改进，效果果然十分明显。就算我们此次探险没有成功——甚至就连我们要在珠峰较低处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尸体这个有限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也决不会是因为缺乏夏尔巴人口中的“英国空气”而败北。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无所事事。在第二天，我们先是费力地把牦牛和骡子背驮的物资重新装到了挑夫的背篮里，其他板条箱有的放在大本营里，有的被放在一边，留待将来运到一号、二号或三号营地里，然后我们四位大人和帕桑单独在雷吉的大帐篷里开会，敲定我们的策略。

“我们登顶的日期依然定在5月17日。”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四个人伏下身体看雷吉帐篷中的圆形铺地防潮布上的地形图和手绘地图。我们头顶上悬挂着的一盏提灯不住发出咝咝声。帕桑站在阴影之中，守卫着已经系紧的入口，以免冷不防有人闯进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珀西表弟？”雷吉问。

理查用那个冰冷的烟斗轻轻敲着他的牙齿——帐篷里的空气太浑浊了，充斥着湿羊毛的气味儿，再加上点儿烟味儿也无所谓——说：“一路上在每个营地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搜索，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你的目标依旧是珠穆朗玛峰。”她说。

“是的，”理查清清喉咙，“如果有必要的话，在登顶小队成功之后，我们可以花时间继续搜索珀西瓦尔勋爵的尸骨，一直到季风季节真的光临此地为止。”

雷吉笑着摇摇头。“我非常了解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高海拔攀登记录且没有登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在吸氧装置失灵之后，布鲁斯犯了心脏病，出现了外伤性休克，而且被冻伤了。1922年，莫西德、诺顿和萨默维尔的身体都很虚弱，根本不能安全下山，跌向了那块突出的冰石，还是纠缠在一起的绳子救了他们的命，而且马洛里根本不可能用绳索把他们仨拴住防止他们滑落。高山攀登的挑夫不是死于大脑栓塞，就是因为摔断了腿而丧生，其他挑夫则由于严重冻伤而被遣回。去年，因为得了雪盲症，诺顿疼得尖叫了六十个小时……”

理查挥挥手，打断了她的反驳。“没有人说这座山不会让我们遭受重创。我们可能都会没命。但也有可能，即便我们在5月17日登顶了，我们中有人，或者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良好的状态下，指挥老虎夏尔巴人去寻找珀西。我们具有前几支探险队都不具有的优势。”

“愿闻其详。”雷吉说。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好奇得要命，我承认我自己也相当渴望听一听理查的解释。

“首先是氧气装备。”理查说。

“前三支探险队中有两支用的都是类似的氧气罐。”雷吉说。她的声音非常平静。

理查点点头。“的确如此，可他们的氧气罐远没那么好。而且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乔治・芬奇肯定，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以前大多数登山者使用氧气罐的时间太晚，用量也太少。甚至是在大本营，高空病就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储备的体力了。我和你能够适应这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可你也看得到，只是17,000英尺的海拔就已经对一些夏尔巴人和……其他人产生影响了。”

他的目光只是从我身上一闪而过。

“在北坳之上，”他接着说，“特别是8000米之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开始衰弱。不只是累了，疲倦不堪，而是真正的衰弱。前几支探险队往往只是到了北坳之上，才少量发放氧气罐，甚至对挑夫也是如此。之后也只是在登山的时候才发放氧气罐。我计划我们从三号营地开始就使用氧气，有需要的时候，老虎夏尔巴人也要用，搭建帐篷的时候也要用。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和帕桑在北坳待了两个星期，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登上了更高的地方。”雷吉说。

“整个过程中你是不是非常痛苦？”理查问。

她低着头。“是的。”

“晚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或者能睡得着吗？”

“不能。”

“即便是还有食物的时候，你有胃口去吃吗？”

“没有。”

“在你在那个海拔高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需要融雪做汤或想喝水的时候，你能鼓励你自己去取雪，并且点燃普里默斯炉吗？”

“不能。”

“你们是不是几天之后就会脱水、头疼和呕吐？”

“是的，”雷吉叹气道，“到了珠峰上就会这样，不是吗？”

理查摇摇头。“这是因为在珠峰将近8000米和以上的高度，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虽然在夜里吸几公斤氧气无法阻止这种缓慢的衰弱过程，但它可以稍稍延缓这个过程。让我们在一定的高度多停留几天，想清楚，适当地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发挥作用。”

“理查，这么说，我们从北坳向上攀登时都要用英国的空气吗？”让-克洛德问。

“是的。而且在北坳上也得用。我可不想变成傻瓜，女士和先生们，这座山让每个人都变成蠢人，还会让人出现幻觉。至少在冰瀑脚下的三号营地就会出现这些症状。1922年，我和绳子上的第四个人一起爬了两天……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是幻觉。如果能日夜使用氧气，就算流速很慢，也能减少那种致命的糊涂状况。我希望这些氧气足够支撑我们到达顶峰和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

我看得出来，雷吉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可她有什么选择呢？她一直很清楚，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登顶（不过病了两天，对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只能相信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上山和下山途中寻找珀西，如果我们能“下山”的话。

*

在第四天早晨，暴风雪终于出现了减弱的迹象，我们在大帐篷里重新开会，仔细检查理查的行动计划。“每一支英国探险队都由军人率领是有理由的。”我们俯身围在珠峰地图周围时理查说。他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雷吉的脸上，看我和让-克洛德的次数要少很多，我知道，他这是要做最后努力，说服雷吉。“这种攻顶方式，也就是先到一号营地，然后到二号营地，以此类推，到六号或七号营地，然后尝试登顶，属于经典的军事包围战略。”

“就像‘一战’期间的围攻战？”雷吉问。

“不，”理查带着终极结论的语气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为期四年的愚蠢战壕战。为了拿下几码土地，一天内会有数万条性命白白葬送……第二天，在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下，这几码土地又会得而复失。不，我现在说的是中世纪以来的经典围攻战。就像对约克城康沃利斯将军的围攻，围攻一方是你们的将军，杰克……华盛顿……这一招是他的法国朋友教给他的……”理查冲让-克洛德点点头，“……这人就是拉斐特。在敌人无法撤退的地方将他们包围，那是在一个半岛之上，只要法国军舰能挡住英国皇家海军不去救康沃利斯和他的人，他们就插翅难逃。接下来便是炮轰。在轰炸之下，一码接着一码地向前推进战壕，一英里一英里地前进，一直前进到敌人的防区附近。随后发动最后的快速攻击……必胜。”

“可你们那些英国将军没有一个在珠峰之上，”让-克洛德说，“把他们的战壕推进到峰顶近处，然后发动最后的成功冲刺。”

理查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能看出来他有些心不在焉。或许是雷吉那坚定目光的缘故。“1922和1924年的探险队都计划在27300英尺左右建立七号营地，却都没能实现这个目标。马洛里和欧文，以及在他们之前尝试登顶的我们其他人都从六号营地，也就是26800英尺的高度开始攻顶。”

“这之间不过只有500英尺的差距。”雷吉说着将目光移到绒布冰川和珠峰的地图上。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登上500英尺垂直距离意味着需要半天时间。”理查把玩着他那个并未点燃的烟斗，“这属于无谓的付出。”

“因为挑夫筋疲力尽了，诺顿和马洛里不是没能建起七号营地？”我问。我听说过这个消息，也看过所有的报道，“他们不能把帐篷运到更高的地方去？”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理查说，“不过那些正式登山者因为在六号营地上方背运物资也全都筋疲力尽了。1922年那次我和芬奇也是如此。再说了，七号营地一直是为了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发动最后的攻顶而准备的。在马洛里决定由他和欧文带着氧气罐进行登顶尝试的时候，再多爬500英尺的垂直距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可你却觉得区别甚大。”雷吉说。

“是的。”即便她在讽刺，理查的语气也表示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把烟斗柄抵在用墨水画出的六号营地上方、北部山脊与长长的东北山脊相交处下方的一个地方，“问题不只在于那里的海拔，虽然那也足以令人感觉衰弱。越接近东北山脊，那些板岩就越陡峭，可压紧的雪会少很多，也很少有地方能开凿出够搭建一个帐篷的平台，登山者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挪动石块创造出一个平台来。可最重要的是那里狂风肆虐。六号营地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越靠近东北山脊，大部风时间都会有狂风。就连登山者都会被卷走，更不用说帐篷了。”

“理查，你原本就打算从25,300英尺的五号营地快速攻顶的，”让-克洛德说，“我们三个登山者只带着背包、面包、水、巧克力，或许还要带着旗子插在顶峰之上。”

理查苦笑一下。

“或许还要带帐篷袋，”我说，“如果我们下山时，在爬下第二台阶或第一台阶的时候，正好赶上日落时分，就用得上了。”

“啊，有一个困难。”理查边说边搓着他那长满须茬的脸颊，刮擦声清晰可闻，“没有人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露营一夜后还活着。在四号、五号、六号营地，待在帐篷里，带着可正常工作的普里默斯炉，想活下来非常难。所以我才决定我们必须从七号营地发起攻顶，抑或像马洛里和欧文那样，在下面的六号营地进行尝试。但要早一些出发。甚至还要像雷……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建议的那样，夜里就出发。那些小头灯效果非常好。不过我还没有想出在天亮前或天黑后登山时，怎么不被冻死。”

“说到求生嘛，”雷吉道，“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她走出帐篷时雪吹了进来。帕桑一直待在后面，重新绑好了门绳。

理查看着我们，可我们耸耸肩。没准儿他说了什么话让她不高兴了。

几分钟之后她从她自己的帐篷里回来，把雪从她那一头漆黑的长发上抖落，她怀里抱着许多衣服，一开始我们以为她又拿来了几件芬奇鹅绒服。

“你们三个以前笑话我居然带着脚踏缝纫机徒步行进。”她说。没等我们开口，她接着说道，“不，我听到你们几个发牢骚了。你们说那可是半个骡子的负重。在徒步行进的途中，晚上我在我的大帐篷里缝纫衣服，你们能听到脚踏板的声音。我听到你们窃笑来着。”

我们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她说着把那一大堆体积庞大但十分轻盈的东西递了过来。

那是三条缝纫好的鹅绒长裤。我心想，所以在种茶场的时候她才会要走了我们三个人的尺寸。

“我认为芬奇先生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她说，“通过登山者所穿的丝绸、棉和羊毛内衣与裤子，依旧会失去很多身体热量。我做的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几个人、帕桑和八名老虎夏尔巴人穿。我不能保证穿上这衣服，我们每个人都能在28,000英尺以上活着露营一夜，但这样我们至少有机会可以在天亮前和天黑后继续行动。”

“这些衣服会被扯破的。”理查说。我和让-克洛德正忙着脱掉我们的靴子，扭动着身体穿上我们新的鹅绒裤。

“这些裤子同样采用了芬奇先生制作大衣用的那种气球织物，”雷吉说，“而且，所有的裤子外面我都罩了一层蜡棉。非常轻。比你们穿的芬奇羽绒服还要强韧。请注意看你们所有人的裤子，里外都有纽扣、背带或裤裆开口部位的纽扣。和你们说，裤裆开口部位这些纽扣可是费了我很多额外的功夫。”

听到这话，我的脸红了。

“我还用最后一些气球织物做了几件带纽扣的鹅绒兜帽，搭配芬奇做的羽绒服，”雷吉说，“而且我得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使用缝纫机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理查使劲儿咬着冰冷的烟斗，沉着脸，“你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气球织物？”

“我牺牲了种茶场的热气球。”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

*

我和让-克洛德戴着我们的三层手套，穿着芬奇的外套、雷吉的裤子、沙尔克顿防风夹克、雷吉刚刚做好的扣子鹅绒兜帽，还有非常结实的鹅绒裤蜡棉罩层，顶着飞雪，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在大本营周围溜达了二十来分钟。有了我们的三层连指手套、皮制羊毛飞行员帽子、新的兜帽、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和护目镜，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居然感觉异常暖和。

雷吉全副武装完毕后也出来了。我心想，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人了。事实上，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人。

“我感觉自己真像米其林轮胎先生。”让-克洛德透过内衬羊毛、罩住脸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口部罩盖哈哈笑。我和雷吉也笑了。我曾见过米其林轮胎先生的海报和广告牌，那是一个矮胖的品牌广告形象，通身都由轮胎制成，自从1898年开始在巴黎推出。

“再背上氧气罐，”雷吉说，“我们感觉我们像极了火星人。”

“我们就是火星人。”让-克洛德哈哈大笑。

当时我猛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里，我们或许会感觉自己不再是在进行人类的登山活动，不会再与岩石、冰雪和这个世界互动。

理查从他的帐篷里出来。他拿着他的长冰镐，穿着芬奇的羽绒服，戴着全套手套和护头装备，可腰部以下依然穿着厚实的英国羊毛提灯裤、绑腿和皮制登山靴。

“反正我们也都出来了，而且看来今天天气会变晴。”他说，“我们三个人运一些温伯尔帐篷到一号营地去，然后查看一下那里的冰川情况，你们说怎么样？这样连冰爪和短冰镐都用不到。”

“不带老虎夏尔巴人？”雷吉说。

理查摇摇头。“就让这第一次侦察只有登山者参加吧。”

我们回去取了更大的背包，一些绳子和长冰镐。在理查的监督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负重40磅到50磅，包括帐篷零件、支柱、更多的绳子、单个氧气罐、普里默斯炉和一些罐头食品，就连雷吉也背了全部负重。帕桑只穿戴着他在大帐篷里时穿戴的棉袍和围巾，双臂抱在胸前站在外面，满脸怒容，一副不赞成的样子，盯着我们四个人顶风冒雪，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岩石屏障，登上了遍布砾石和冰雪的绒布冰川河谷。

2

1925年5月2日，星期六

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背着我们的装备，在绒布冰川冰床上爬了3英里，来到了一号营地所在地。这或许道出了这里的海拔和严寒状况，没准儿还可以表明我的状态是多么糟糕。

我们向上攀登，暴风雪渐渐停止了，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登山靴下的冰碛石上只有一两英寸[6]积雪，刚好令我们脚底打滑。这是我们“围攻”珠峰的第一阶段——我在心里觉得，与其说这是我们按原定计划进行的快速攀登，倒不如说是基于南极探险那种在途中建立补给站的方式——我们倒是用不着爬到冰川之上，不过我们确实浪费时间在迂回穿过很多冰冻尖柱上，这些冰柱有50英尺到70英尺高，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将之称为“苦行者”：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极了穿着白色长袍的宗教朝圣巨人。除了这些把冰碛岩石槽谷变成了重重障碍的冰柱，还有数不清的融冰池，池子上面结满了冰，可那层冰往往非常薄，在我们尝试穿过这些滑溜溜的冰面时，一脚下去就会把冰踩裂，靴子也会被浸湿了。

鉴于我们来到绒布冰川河谷入口处以后，就一直忍受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我们现在这样做似乎毫无意义可言，可这也是珠峰及其周边地区异乎寻常之处的一部分；在河谷里的有些地方，岩壁和冰壁挡住了寒风，在五月初的温暖阳光照耀下，被遮挡地方的温度会达到50摄氏度，而大本营的温度还要高。在绒布冰川之上，气候最为恶劣，可在这第一天里，我们只是待在冰川外围，沿着前几支探险队口中的槽谷，也就是冰碛岩石底部行进，情况倒也不是很糟。

我的背包要比我之前的任何负重都沉，而且，在我们费力上山的时候，我一直走在理查和雷吉身后，与他们拉开50英尺的距离，以免他们听到我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干呕声。可就因为我现在浑身不舒服，我才意识到，在1921年的夏末秋初，为什么好几个月马洛里和布洛克都没找到那条前往北坳的通道。他们发现绒布冰川主区的主要通道通往珠峰西部山脊下方的洛拉山口，而且这条通路更高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行。宽阔的喀拉冰川从珠峰东北山壁和北壁向下延伸，而后却一直向正东方延伸到嘉措拉，理查终于把马洛里生拉硬拽到了那里，正是在那个地方，探险队终于发现了真正通往北坳的路，也就是我们所在的东绒布冰川。

不过东绒布冰川是一个难以捉摸、难以应付的地方，与大本营所在地绒布冰川河谷主要区域相接，而后却又蜿蜒延伸到东方，然后是东北方，接下来直愣愣地转向西北方——和喀拉冰川平行，从一号营地延伸向北坳。1921年的探险队曾经尝试沿着不同山脊登上北壁，可最有可能的一座山脊，即沿着绒布冰川主区东边延伸的一座山脊，却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他们把那个绝境称为北峰，而我们现在则称那座山为章子峰。

1921年夏末正是季风季节肆虐最严重的时候，马洛里和布洛克就是不能相信这样一座大冰川竟会孕育出这样一条涓涓细流，就是流经我们的大本营的那条河，而且他们一直沿着北部的各条路来来回回绕圈子，甚至转向更西边和东边，然后又转回了西边，苦苦寻找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或小河，而这样的河一定要配得上一直延伸到北壁或北坳的冰川才行。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河。正如理查在1921年猜测的那样，这条流经大本营的涓涓细流是东绒布冰川唯一的河。为了这个正确的猜测，再加上理查到嘉措拉山口探路，他们不仅在那里新落的雪上发现了耶蒂的脚印，而且还在那里看到了正确的路，我相信马洛里永远也不会与理查真正握手言和。

今天我们本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因为有很多通道介于五层楼高的冰柱之间，这些通路要么通向冰壁，要么连着冰碛石山脊死胡同。可在我们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理查来这里探路的时候随身携带了竹枝，所以沿着雪地里这些不规则的线条，我们始终没有走错路。我们并没有真正到达绒布冰川之上，也没有到有冰隙的真正斜坡之上，所以我们自然没有用绳索相互拴系在一起，可我们还是排成了一条纵队，理查领先，雷吉在他后面，让-克洛德轻轻松松地走在雷吉后面，我呢，则远远落在最后面。有时候，在众多的冰柱之间，我根本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唯有凭借着如薄棉布一般的冰雪上的竹枝印记和模糊脚印，我才知道该在何处转弯。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一号营地，我们四个人赶忙卸下我们背负的东西，气喘吁吁地坐下来，背靠在砾石上。1921年的探险队正是在这个地方扎营，这里和大本营一样，到处都是使用过的痕迹，令人不胜其烦。不过这里的位置同样避风，而且有一条宽阔的淡水河流从冰碛石山脊处流淌出来。前几支探险队没有在这里搭建石砌矮墙，如果在那些低矮的石墙内搭建帐篷或支撑起油布的话，石墙可以起到额外的防风作用，可有些地方的石头已经被移走了，地面也被收拾得极为平滑，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前几支探险队在哪里搭过帐篷。

“我们搭一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小帐篷，吃午饭，然后返回。”理查说。

“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迪肯先生？”雷吉说。

此时我依旧上气不接下气，就算我想，也没法加入他们的对话。再说我也不想。让-克洛德看上去呼吸很顺畅，他的手肘放在膝盖上，正用刀子切苹果吃，不过他似乎也没兴趣投入讨论。

“什么，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说，他眼睛睁得老大，假装天真。

“我们背这么重的装备到一号营地里来啊，根本就是多此一举。”雷吉厉声说，“诺顿和杰弗里・布鲁斯去年都是让挑夫把物资运到一号、二号、三号营地，而英国登山者一直留在大本营里，保存体力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

“去年八月你和帕桑不是也把你们自己的装备背到了这个地方？”理查问。

“是的，可我们有6个夏尔巴人帮忙。而且我和帕桑只背着很轻的帐篷，我们无论到哪个营地都会带着这些帐篷……再有就是背最少量的食物。”

理查用水壶喝了几口水，没有说话。

“这是某种测验吗？”雷吉不依不饶，“一个对我、杰克和让-克洛德的低级测验，仿佛我们没有徒步行进350多英里，翻越一座座最高海拔达到19,000英尺的山口？测试我们是不是能够把40多磅的物资背到河谷上来？”

理查耸耸肩。

雷吉平静地从她那个超负荷的背包里拿出一瓶沉沉的桃罐头，砸向了理查的脑袋。他赶紧闪避，刚刚好避过。桃罐头从一块砾石上弹了出去，但没有摔裂。

让-克洛德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

理查只是指了指雷吉和让-克洛德的脑袋上方，然后说：“看。”

这时候雪不仅停了，云也向南边飘去。从我们所处的地方向上，珠峰高处还有9英里的危险冰川和山坳以及差不多2英里的垂直距离。喜马拉雅山脉的空气是如此干净与清新，仿佛我们一伸手，便能触摸到清晰可见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手指向下即可触摸着诺顿的峡谷，仿佛还可以把手掌按在珠峰那白雪皑皑的尖顶上。

没有人说话。然后雷吉把她那塞得过满的背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站起来，说：“你可以搭起帐篷，把你的罐装食物堆在这里，迪肯先生。我要回大本营了，去把装备分给夏尔巴人，明天要来回两趟搬运装备。”

然后让-克洛德也把他包里的东西倒出来，风减弱了，只能算是微风，可帐篷布依旧被吹得不住摆动。“我要回大本营指导夏尔巴人怎么使用冰爪和祝玛。”他消失在了下坡处那些冰柱后面，落后雷吉几分钟时间，不过他似乎没打算赶上她。

我依旧坐在那里，靠在背包上。

“杰克，把东西倒出来就回去吧。”理查说。他点燃了他的烟斗，“雷吉是对的。这就是某种测验，我错了，不应该让你们三个人遭这份罪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叫她“雷吉”。

“我在大本营没有事急着要做。”我说。我承认我现在很不爽，不仅因为我们刚到珠峰他就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测试我们，还因为我现在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可那该死的烟斗居然还直往外冒烟。“我帮你把两个帐篷搭起来。”我听到我自己说。

理查再次耸耸肩，不过他缓缓站起来，目光依旧落在珠穆朗玛峰那越发清晰可见的山峦之上。

我一边强忍着不要太大声地呼哧呼哧喘气，一边从一大堆东西里翻找温伯尔帐篷那块较大的铺地防潮布。

3

1925年5月5日，星期二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三号营地区域。我们从绒布冰川下方的槽谷冰柱丛里走出来，第一次真正看到北坳，这时候我不禁感叹道：“天哪，这里可真是个可怕的地方。”靠近直通北坳的那面巨大冰封雪壁的地方，有一堆崎岖的三角形岩石，这里因此变得更加可怕了，我意识到那堆石头其实是一座纪念碑，为纪念1922年雪崩丧生于此处的七名挑夫而设，在那堆三角形岩石边上，堆着七个空氧气罐，气氛因此显得更加悲凉。

我根本无从得知，终有一天，三号营地不仅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这里我们的呼吸不会那么困难，并且让我们在克服无法忍受的重重困难之际得到喘息之机，不过这里也对我的耐力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考验。

我和让-克洛德领头，进行了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的第一次攀登，我们的贴身老虎夏尔巴人拉帕・伊舍和诺布・切蒂与J.C.用绳子连在一起，昂・蚩力和巴布・里塔则用绳索与我系在一起，向上攀登。我们在距离真正营地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和之前一样，一看到倒塌的帐篷杆，冰雪覆盖的废弃帐篷上的破碎帆布，以及其他一些探险队留下来的零碎东西，就知道那里是营地了，然后我们看着前方那面1000多英尺高的冰峰雪壁，从这面雪壁上去就是北坳了，而北坳的一边是珠峰的北部山脊，另一边则是章子峰的南部山脊。“Col”是一个威尔士词汇，意思是“鞍状山”，不过这里自然是我亲眼所见的最高一座鞍状山。

夏尔巴人坐在砾石上气喘吁吁，已经筋疲力尽，我和J.C.就拿着他的望远镜，眺望那面矗立在三号营地另一边的巨大冰封雪壁。我很高兴和我的法国朋友与几个夏尔巴人在一起。今天雷吉还在二号营地，监督第二队夏尔巴人把他们负责运输的装备运到这里的三号营地来，而让-克洛德已经用竹枝标记出了穿越冰川的路线。理查则在大本营，和第三队夏尔巴人往来于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之间背运装备。

“马洛里的冰隙不见了。”让-克洛德说着把他的小型望远镜交给我。

一年前，马洛里通过一道冰隙，自由攀登上了最后200英尺，到达了北坳之上，就是在那次尝试攀爬那面垂直冰壁的时候，他们放下了桑迪・欧文制造的独具匠心的木绳梯，布鲁诺・西吉尔曾经扯谎，说他的人没有用这条绳梯下山；雷吉也说去年八月，虽然绳梯已经磨损，她和帕桑还是顺着爬了上去。因为有了这架绳梯，去年那只大型探险队中的许多挑夫才能爬上北坳，而不必找人不停地为他们开凿出踏脚处。

眼下那道冰隙和绳梯都消失了，全都与那面不停变化的冰壁和冰川融为了一体。北坳上有一道岩架，到达那里的最后200英尺垂直距离再一次变成了一面滑溜溜的90度坚硬冰壁，而前两次探险队都把帐篷搭建在北坳的那道岩架之上。可冰壁下面800多英尺的雪坡看上去同样凶险万分。

“这片通往冰壁的雪地看起来太深了。”我一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边说。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最后一段攀爬距离，很短却很艰难。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使用吸氧装置，如果理查坚持他的计划，这就是最后一段我们需要无氧攀爬的距离。而且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和我们一起上来的老虎夏尔巴人全都瘫倒在地，向后躺在他们所背负的装备上，他们太累了，提不起一点儿力气把他们背上那30磅到40磅的装备卸下来。

J.C.摘下他那个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然后抬起头眯着眼瞧着那面冰壁。

“千万别得雪盲症。”我说。

他摇摇头，可他继续把手放在眼睛上方，眯着眼研究这面1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相比冰川上，那里新落的雪更多。”他终于说道，并且戴上了护目镜，“或许情况糟得就像……”

让-克洛德在尚未想好之前住了口，可我能够读懂他的心思，所以能听到这句话没说完的那部分：或许情况糟得就像1922年时的雪坡状况，那个时候雪崩夺走了7名夏尔巴人的性命。可理查来到此处的三号营地之前，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不过我怀疑情况就是如此。

“趁着我们还没有瘫倒在咱们的朋友边上，咱们还是帮他们重新站起来吧，免得大家一块被冻死。”让-克洛德说。他转过身，开始劝那四个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站起来，这几个人背着装备，个个萎靡不振。“就剩下几百码了，而且都是下坡路。”他用英语对他们说，他知道他的夏尔巴人诺布和我的夏尔巴人巴布会翻译给另外两个人听。

我们从绒布冰川脚下一片巨大的冰柱森林蹒跚走向一片冰碛石。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穿上了冰爪，夏尔巴人穿的是10爪冰爪，我和J.C.则穿了12爪冰爪。即便我们现在准备穿越冰碛石岩石带也依然没有脱下冰爪。这时候，我指着我们前面、距离营地差不多200英尺远的一片开阔地，说：“那肯定是一年前嘉密・赤仁遇到布鲁诺・西吉尔的地方。”

让-克洛德只是点点头，我感觉到他已经累坏了。

*

从绒布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需要攀爬3英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徒步向上穿越横向冰碛石床，还要穿越成百上千根冰柱之间的薄冰地带。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同样需要向上攀爬3英里，一路上既要跨过冰碛石，也要穿越真正的冰川，不过途中大部分路程都要沿着槽谷而行，从河谷底部的冰柱之间穿行。然而，从二号营地到那面冰壁底部的三号营地，需要向上攀爬5英里，而这难以攀登的一段距离几乎全都是越来越陡峭的冰川。

而且冰川之上布满了成百上千道冰隙，上面覆盖着新雪。

J.C.在这些看不见的裂缝中间，弯弯曲曲地踩出我们的行进路线，我跟在他后面已经有两天了，大多数时候，让-克洛德都是在深及大腿或腰部的雪中开路，深深的雪上只留下了我们的脚印，不过我们还用细枝标记了路线，在较为陡峭的地方安装了固定绳索。

这两天的日头全都高高的，透过我的护目镜，可以看到这片冰川雪原到处都是漂移的雪面波纹和相对应的蓝色阴影，如迷宫一般。其中一些蓝色阴影只是影子。但很多则是薄薄一层雪下的冰隙，不管是谁，如果掉到了这些裂口中去，或许就会跌下数百英尺，一直跌落至冰川的中心。不知怎的，让-克洛德似乎总是知道这些阴影都是怎么回事儿。

从二号营地攀爬到三号营地的过程中，有两次我们不得不绕到那些特别宽的缝隙两侧寻找道路。第一次是在昨天，J.C.终于找到了一座雪桥，他判断那里能够承受我们的重量。我把我的冰镐深深插进冰层之中，再把让-克洛德身上的绳子拴在冰镐上，然后我拉住绳子做保护，他第一个跨过了那座雪桥，接下来我们把两条及腰高的坚固引导绳和祝玛连接在一起，再把祝玛扣在夏尔巴人新的登山安全带上。

第二个大冰隙处可没有雪桥，而且若打算向缝缝两边绕行，只能走向无边无际的雪原，那里有更多隐藏的冰隙。最后，我只能用绳子拉着J.C.，而夏尔巴人就用绳子拉着我，然后把另一把短冰镐插在冰隙边缘的另一边，这样绳子就不会绷入雪中了。让-克洛德使用他的新式短冰镐和12爪冰爪顺着那个可怕的裂缝向下爬了60英尺到70英尺，最后他到达了一个位置。在那里，两面冰壁贴合的距离足够近，然后他跨出了一大步（个子不高的人的一大步），把右手里的冰锤使劲凿进对面的冰壁里，又把右脚的冰爪前爪踢进对面的冰壁里。随后他摆动左臂和左腿，越过了这个不断扩大的深渊，深渊底下则是绝对的黑暗，他把两只脚上的冰爪前爪都楔进蓝色的冰壁里，之后一边把两把短冰镐凿进冰中，一边向上爬，而两把冰镐楔进对面冰壁的位置一个比另一个高。

J.C.一爬出来，站在冰隙对面，我就把一卷结实的绳子扔了过去，然后又把他用来固定绳索的两把长冰镐也扔了过去。接下来我用两把冰镐和几枚长冰锥把绳索固定在我们这一边的冰隙处。J.C.身上穿着我们尚无人在这座山上系过的安全带，然后他把安全带上的扣环扣在一个祝玛上，抬起套着冰爪的靴子，跨过绳子，两臂轮换着，屁股冲着我们，拉着跨越无底洞的双绳，快速朝我们过来，仿佛他是个在游戏场上玩耍的小孩儿。

“夏尔巴人背着东西可过不来。”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这时候他正解开身上的绳索，从危险的边缘走开。

让-克洛德摇摇头。他一直在攀登，忙这忙那，而我还在这里气喘吁吁。“现在让他们把背的东西卸下来，放在这里，我们回二号营地。现在雷吉应该已经让她那队九名挑夫把绳梯运到二号营地了。我们可以把两个10英尺长的绳梯捆扎在一起，再用我们过雪桥时用的引导绳，接下来……搞定！”

“搞定！”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却不像他那么热情。一路上沿着冰川攀登到这里，路程很长，难度很大，而且到处都是危险，到三号营地的这段5英里路程我们已经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二了，可现在我们竟然还得退回二号营地，去搬运绳梯和更多的绳索回来。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夏尔巴人正咧嘴笑着。他们今天搬运东西已经累得够呛了，自然很乐意把沉重的装备卸下来，毫无负担地走下带有竹枝标志的冰川，那里很安全。

理查提醒过我们，前几支探险队的计划和行程，也包括一年前马洛里探险队的计划和行程，到了最后就是这么变得乱七八糟的，在前往三号营地和北坳途中长11英里的槽谷和冰川上，他们把装备卸得到处都是。他说，这世上所有的军事计划都无法克服这种因为冰隙和人员疲惫而带来的固有混乱状况。

“反正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竹枝。”J.C.说。这倒是真的。让-克洛德选的这条攀登冰川的路线冰隙太多了，而且蜿蜒曲折，在我们已经走过的3.5英里路上，很少有笔直的路线。我们其实需要大量竹枝准确标记路线，给后来的挑夫引路，在下暴风雪的情况下竹枝尤为不够用，可我们却低估了所需竹枝的数量。

然而，到了5月5日星期二的下午1点左右，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装备安全地运到了三号营地。我们把15英尺长、捆扎在一起的木梯子放在无底裂缝上，仅用及腰高的引导绳把我们自己固定在冰爪上，然后穿了过去，我真希望自己再也不会经历这样恐怖的事情了（不过我知道肯定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经历）。我们搭起了我和J.C.共同居住的小米德帐篷，而且因为预计大部队会按照计划搬运物资来到这里，我们还搭起了雷吉的半球形大帐篷。今天晚上，那四位夏尔巴人可以睡在里面。

*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几个今晚在这里扎营，等着雷吉带领老虎第二队9名夏尔巴人把物资运到这里来，按计划他们会在明天中午之前抵达，然后我们在三号营地继续等待，并乘机适应新环境，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7日星期四，理查会带着老虎第三队到来。根据计划，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或许会再整休一天，然后派人尝试攀登那1000英尺高的斜坡和冰壁，从而登上北坳。我心想，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因为理查不希望任何人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登上北坳，或许他还希望由他来第一个攀登那面斜坡与冰壁。

在这个周二的晚上，天色尚未变得漆黑一片，我的头就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

在我们到达大本营时，我就开始头疼了，那里要比此处低很多，可突然间我感觉就像有人每隔30秒就把一根冰锥楔进我的头骨里似的。我看到的一切开始震颤起来，眼前的景物和很多黑点一起乱蹦乱跳，而且开始压缩成一条隧道。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有出现过偏头疼，我只记得自己有过两三次严重的头疼，可这次我简直要疼死了。

我没顾得上穿上我的鹅绒大衣或外套夹克，也没戴手套，便爬出了左摇右晃的帐篷，绕开了我们拴系的另一个较大帐篷，在最近的一块砾石后面哇哇大吐起来。就算我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头疼还是令我不停地干呕。没几秒钟，我的手就冻僵了。

在模糊的意识之间，我意识到三件事：第一，风太大了，之前我和J.C.蜷缩的小米德帐篷此刻被风吹得猛烈摇晃着，发出巨响，如同洗好的衣服被放到飓风之中晾干时发生的声响（我以为这声响是从我那抽痛的头盖骨里发出来的）；第二，狂风不停地吹，温度会继续下降，暴风雪也越下越大，我几乎看不到8英尺之外的大帐篷；第三，也是最后一件事，就是让-克洛德穿着芬奇羽绒外套，穿过帐篷开口处走了过来，正大声喊我回到帐篷里面去。

“行行好，杰克，到里面去吐吧！”他大叫，“我们可以把盆扔到外面去。要是你在外面再待一分钟，你的冻伤一个月都甭想好！”

强劲的风呼呼刮着，帐篷布猛烈飘荡着，我勉强能听清他的话。如果我的头没有跳着疼，我的五脏六腑没有忙着向外涌，我倒是会觉得他的第一句话还挺好玩儿的。可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而且我几乎连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没法爬回我们同住的那个被风吹得砰砰直响的帐篷。雷吉的大帐篷就在八九英尺之外，四个夏尔巴人在里面挤作一团，现在我连大帐篷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不过我能听到大帐篷的帆布在风中摆动的声音。处在那顶帐篷和我们的帐篷之间，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两个步兵营在交火。然后我回到了帐篷里，J.C.摩擦着我那双被冻僵的手，然后帮我钻进我的睡袋里。

我的牙齿颤抖得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过一会儿之后，我还是挤出了一句话：“我……快……死了……我们……甚至……还没……真正……到……这座……该死的山上……呢。”

让-克洛德哈哈笑起来。“我才不信你会死呢，我的朋友。你只要吃点儿治高空病的药就能好了，我也在抵抗高空病。”

我摇摇头，想要说话，结果磕磕巴巴得厉害，最后只挤出两个字：“水肿。”

我不是第一个在登山途中死于肺水肿和脑水肿的人。我想不出还有别的病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头疼和恶心。

J.C.听了这话一个激灵，马上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在我的眼前用光晃了几晃。

“我想不是，”他终于说道，“我看这就是高空病，杰克。而且你在经过槽谷和冰川的时候被严重晒伤了。不过我们来给你喂些热汤和茶，然后看看你感觉如何。”

可是我们做不了热汤了。我们带来的普里默斯炉，就是那个可以供六人使用的较大的炉子，怎么都点不着。

“他妈的，”J.C.小声说，“再等几分钟，我的朋友。”他开始非常熟练地把这个复杂的机械装置拆开，吹了吹小阀门，检查了那些零件，用手电筒照着看底下那些细长的气缸零件，我的父亲每次擦完步枪后都这样看枪筒里面。

“所有的零件都在，而且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终于这样宣布。他飞快地把炉子重新组装好，就像美国海军在拆卸检修后重新组装步枪一样快。

这该死的东西依旧点不着。

“燃料出问题了？”我提出了一个可能性。我蜷缩在睡袋里，因为盖着帆布和羽绒，我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即便只是看着J.C.在这么寒冷的情况下竟光着手把活儿干得这么漂亮，我的头都会疼得更加厉害。一阵阵头疼和胃痉挛袭来，我像一条在被飓风掀起的大浪里浮沉的小舟一样来回滚动。我特别不愿意再爬到外面去吐，只要我能躺着不动，我就不会爬出去吐。

“从二号营地这一路长途徒步过来，我们差不多把水瓶和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让-克洛德说，“没有热的食物我们可以活好几天，可要是没法融雪烧热茶和饮用水的话，在这里被困上几天，我们就有麻烦了。”他穿上了外面几层衣服。

“你说的在这里被困上几天是什么意思？”我设法透过睡袋结了一层冰霜的开口边缘说，“雷吉和她的老虎队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了，而且理查和他的夏尔巴人在黄昏之前也能来。到了明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会热闹得像纽约中央火车站，到时候食物会有的，燃料会有的，普里默斯炉也会有的，而且多得可以供一支军队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时速肯定超过100英里的狂风猛地吹向帐篷的北边，从铺地防潮布底下吹过，如果让-克洛德没有扑过去伸开四肢压在帐篷底布上，那么这风很可能就把我们卷向空中吹走了。片刻之后，就在我们会不会成为空中飞人还未有定论之际，我们从原地被狠狠地弹了起来。与此同时，帐篷壁开始不停地来回摆动，噼啪直响，像是重新开始的步枪火力。我猜那几个我们牢牢拴紧的拴系器具都已经断裂了，要么就是桩子都被拔出来了。也没准儿是狂风把那些半吨重的砾石也给吹走了，我们之前把牵索系在这些岩石上，以便可以加固帐篷。

“或许明天他们来不了了。”让-克洛德大声说，他的声音大得就算在枪炮声中也能听得到，“不过，我们得想办法把雪融化了，在他们来之前煮茶和饮用水。而且我们还得去看看隔壁的夏尔巴人怎么样了。”

*

从外面看来，雷吉那顶半球形大帐篷的御风效果似乎比我们那个A形温伯尔帐篷要好，可我们刚一走进去，立刻就看到同住在大帐篷里的四个夏尔巴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御风能力。我和让-克洛德拿来了一些冰冻罐头食品，还把那个失灵的普里默斯炉也拖了过来，虽然可能性不大，可我们还是盼着某个夏尔巴人能修好它。走进帐篷时，雪片从我们身后吹进来，我们赶紧把入口用带子系紧。

帐篷内唯一的光源来自一小支印度教徒进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那种蜡烛，这根蜡烛是用酥油制成的，又短又粗，火焰周围没有遮风物。酥油是一种清牛油，这一小支蜡烛散发出恶臭味，让本来就很恶心的我更加恶心得要命。四个夏尔巴人看上去可怜极了；巴布・里塔、诺布・切蒂、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全都在帐篷中央蜷缩成一团，盖着一件潮湿的芬奇鹅绒外套。其中两个人的一半身体在他们自己的睡袋里，而且这些睡袋也是湿的，可另外两个人连睡袋都没有。帐篷里看不到任何他们背来的装备或食物，甚至连一块多余的毯子都没有。这四个人，这四个早前被当成名副其实的老虎夏尔巴人的人，像是穷途末路的迷失者见到了可能的营救人员一样，直愣愣地瞧着我们。

“你们的另外两个睡袋呢？”J.C.问。

“拉帕在二号营地的时候把背包里的一些东西拿出去了，好减少负重。”诺布・切蒂说，他的牙齿咯咯直响，“他把他的睡袋、我的睡袋和另一块铺地防潮布留下了……是无意的，大人。”

“他妈的！”让-克洛德说，“睡袋是你们的负重中最轻的东西了。你们有没有水？”

“没有，大人，”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巴布・里塔说，“爬到这座营地的途中，我们把瓶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我们一直盼着你们已经融化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几个人挤成一小团，J.C.砰地把难搞定的普里默斯炉放到我们中间，把问题说了出来。巴布和诺布翻译给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听。

“食物哪去了？”让克洛德问，“汤和罐头食物呢？”

“我们拿不回我们背运的东西了，”诺布说，“都被深埋在雪下了。”

“胡说八道，”J.C.厉声说，“我们几个小时之前才把那些东西卸在距此几码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得出去，把食物和背包拿回来，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没准儿还有一个普里默斯炉？”

“不会，”巴布带着绝望的语气说，“不过我背了很多普里默斯炉四方形油罐到冰川上来。”

让-克洛德摇摇头。要不是我的头太疼了，我也会摇头的。除非我们能把普里默斯炉点燃，否则这些小罐装煤油根本一无是处。“戴上你们的手套，穿上沙克尔顿外套夹克。”J.C.命令道，“现在雪太大了，而且天也黑了，没法在外面整理背上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得把包裹和行李袋拉进帐篷里。”

外面的天越来越黑，暴风雪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可视距离只有几码远。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找行李，是不是应该用绳子互相系在一起。这时候，让-克洛德在呼啸的狂风中大声呼喊，让巴布和昂互相紧紧抓住，并且拉紧我，让诺布和拉帕也紧抓着对方，同时还要拉紧他。我们磕磕绊绊地走着，感觉已经离开了大帐篷几码远，来到了我们认为夏尔巴人卸下包裹的区域附近。我和J.C.的背包与行李袋都被压在我们帐篷入口处的岩石之下。当然了，那些背包和袋子都空了，只剩下一些罐头食品，因为我们背来的东西里有两个沉重的帐篷、帐篷杆和那个不能运转的普里默斯炉。所以，我们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能在夏尔巴人的背包里找到什么东西了。我们原本以为，相比北坳上的四号营地，甚至是相比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无遮无掩的营地，三号营地应该处在有遮挡的地方，可狂风呼啸着从那道1000英尺高的冰壁和斜坡上猛吹下来，暴风雪是如此之大，真能把我吹倒。巴布・里塔和昂・蚩力忠心耿耿地和我一起栽倒在雪地里。我趴在地上，一通乱摸，希望能在堆积物、冰雪覆盖的砾石和帐篷这一面越堆越高的雪之间找到他们的背包和行李袋。

“在这里！”我几乎听不到J.C.的声音，可我和两个夏尔巴人还是朝着他的声音的方向爬了过去。

此时，一大堆包裹上都覆盖了超过10英寸的新雪，我们每个人都抓住包裹一角，开始把它们拖回大帐篷……可大帐篷哪去了？好在拉帕・伊舍没有吹灭他们放在帐篷底布上的那根小酥油蜡烛，不过把点燃的蜡烛放在那里无人看管这事办得可真够蠢的，因为在这些帆布帐篷里，火永远是危险的源头。我们一边拖拉着装备，像猪一样发出咕噜声，骂骂咧咧个不停，一边爬向那微弱的烛光。

因为不可能冒着风雪在外面把包裹、背包和行李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们只好在帐篷里整理，结果状况简直变得一团糟。

大量的雪被从外面吹了进来，我们的鹅绒夹克和裤子（夏尔巴人没有穿我们为他们准备的额外羽绒裤）以及两个已经铺展开的睡袋上全都落满了雪，在接触了体温之后，雪很快融化成了水。鹅绒越湿，防寒效果就越差，只有湿到一定程度，鹅绒才会发挥冰冷的湿毛巾所具有的那种防寒效果，才可以保暖。

我在帐篷底布上找了一块最干的地方把身体缩成一团，我头昏眼花，费尽力气不让自己再次出现剧烈的恶心感，浑身不住颤抖，每一次发抖，头就会更疼一点儿。这时候煤油的恶臭味突然传来，强烈到令人无法忍受，对我的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让-克洛德正在整理包裹和行李袋。他倒是又找到了几罐冰冻罐头食品和密封包装食物。19世纪以来，英国皇家海军都把这种密封包装食物称为“压块汤粉”，却没有找到水。另外还有五个多普里默斯炉油罐。

现在我们煤油倒是够多的了，足以炸掉一座德国碉堡，或者把北坳那面冰壁烧个窟窿，可那个该死的普里默斯炉压根儿就没法燃烧这些煤油。

J.C.在帐篷中央清出一块地方，把他的另一件羊毛衬衫铺在上面，当作工作区。他之前从他自己的背包里拿来了手电筒，在那越烧越短的小酥油蜡烛闪烁的蓝色光亮外，增添了一些亮度。

他把普里默斯炉又立了起来。我们有两个用来煮东西的大锅，每个人都有一个用来喝水的锡杯。J.C.肯定，正如说明所说，油罐子里还有三分之二没用过的煤油，他在炉子燃烧头下面的小酒精杯里点燃一点点酒精，启动油罐泵，用泵加大压力，再次尝试点燃炉子的燃烧头。

没有反应。

J.C.用法语滔滔不绝地骂了起来，他用的词太新鲜了，以至于他每骂20句，我才能听懂一句。他开始把炉子拆开，又开始咒骂起来，同时非常小心，以免煤油或剩下的酒精洒出来。

“为什么会点不着呢？”我蜷缩成胎儿的姿势，忍着抽痛的头疼，挤出了这句话。

“我……不……知……道。”让-克洛德咬牙切齿地说。狂风一刻不停地猛烈吹动大帐篷的帐篷壁，我们四个人只能死死抓住圆顶的木梁，盼望在我们的体重和逐渐松弛的力量的作用下，大帐篷能够屹立不倒。与此同时，J.C.在外面挥动着他的小钢管仪器，低声低语地把结果告诉帐篷里的我：气压低得吓人，而且还在下降，傍晚外面的气温居然低至零下39摄氏度。我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帐篷和恐惧，狂风从上方猛烈吹向北坳脚下这片“有遮挡”的区域，我们凭借这三个因素以身测试风速，不过这风肯定达到了飓风的速度。有些时候，风速肯定达到了时速100英里，甚至更猛烈。

我强迫自己坐起来，看着已被拆散的普里默斯炉黄铜零件，只见它们此刻在唯一一个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和就快熄灭的酥油蜡烛烛光的照耀下微微闪着光。

我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瑞典造的普里默斯炉更白痴的机械装置了。

理查买的几乎全都是1925年的最新款炉子，不过对这些炉子进行了改造，使之适用于高海拔地区，一些改进是根据乔治・芬奇提出的意见做出的，其实这些炉子和1892年时的早期压力炉非常相似。在我们穿越锡金和西藏地区的时候，一直使用储备品里的普里默斯炉做饭吃。从来都没有点不着的时候。

J.C.再次把炉子燃烧头举高，冲着光亮处，确认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存在，这时候我慢腾腾地摆弄其他零件。

这个简单的小机器是1925年产黄铜普里默斯炉210型，这种新型炉子有固定的支架。它的点燃程序与多年来我在徒步行进和登山途中用过的其他款普里默斯炉完全一样。在我曾经去过的任何海拔高度，普里默斯炉一直都挺好用。

首先，人们使用设置在主燃料箱里的抽运机制给燃料箱加压。压力增加了，主燃料箱里的煤油就会顺着连接燃烧头的管道上升。为了给这些喷烧管预热，人们需在环绕喷烧管的内置酒精杯里点燃少量甲基化酒精，也就是普通的酒精。

从今天下午到现在天都黑了，我们把这套程序做了十几次，结果全是徒劳。

一旦这些喷烧管达到了足够的高温，就有一股浓烈且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热煤油气体喷雾从燃烧头的中心喷嘴里喷涌出来。当空气和这种气体混合在一起之后，即便是珠峰上的稀薄空气也一样，炉子那简单且结实的出火环就会迫使煤油气体进入火环之中。从技术上来讲，并非是煤油点燃了普里默斯炉的蓝色火焰环，而是煤油喷雾产生出来的等离子煤油气体将之点燃。火焰环燃烧头总是发出特别大的声音，很多登山者和露营者都管它叫普里默斯“咆哮者”。确实，普里默斯炉融化冰雪烧制饮用水，熬制热汤，煮炖食物，还能给设立在高山上冰雪和岩石之中的冰冷帐篷增加热度，这期间炉子会发出阵阵轰鸣声，对于筋疲力尽的登山者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感觉安心的声音了。

此时此刻……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用小酒精炉做些茶，或许还能烧汤，”我说，“再加热一些沙丁鱼。”小酒精炉是专为高山帐篷准备的，主要用来做热茶，不过都是被当作帐篷里的备用炉子。

“所有包裹里都没有酒精炉。”让-克洛德说。我们交换了一个内疚的眼神，我知道我们都有同样的愧疚感，这是因为，对于我们向着这座高山的第一次真正徒步行进，我们没有仔细监督该带哪些装备，没有监督好夏尔巴人，也没有监督好我们自己。

“这么说只有普里默斯炉了。”我说。

我傻兮兮地把那个黄铜罐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却没有找到任何孔洞或泄漏的地方。其实这个圆罐子一旦有裂口，煤油就会喷洒出来，所以这怎么也算不上我所做过的最聪明的分析。仿佛被催眠了一样，我数了数，这个金属罐的一侧居然嵌印着11种语言。现在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过去了八年，这家瑞典公司就把这种炉子卖到了至少11个国家。如炉子上及附属卡所写，该公司名为斯德哥尔摩B.A.亨杰斯公司。那张附属卡是为了给“普里默斯炉的实用配件”做广告的，比如说带喷嘴的酒精罐：型号1745；清洁针盒：型号1050；当然还有挡风板：型号1601。

这款普里默斯炉只有一块三角板作为“挡风板”，可每次试着点燃炉子的时候，J.C.都把身体蜷缩在炉子周围挡住吹来的风，所以说挡风板不是问题所在。从技术上来看，按要求，我们只能在帐篷外面使用普里默斯炉，可压根儿就别指望在撕扯着我们帐篷入口的强风下把这东西点燃。

“没问题啊！”让-克洛德一边检查每一个被拆开来的配件，一边说，这些配件包括用来加热和熄灭火焰的燃烧头喷嘴、储备帽磁头归位轴套、燃烧头收集器套管、出火环、密封腈、燃烧头里的铅封，还有加压泵皮带。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嘟囔着，使用带在身边的为数不多的工具——螺丝刀、小扳手和一些探针——把炉子重新组装好，再一次尝试点燃炉子，还是不行。

“煤油罐里的压力上不来。”他终于说道。

“怎么会呢？”我使出浑身力气说出这句话。一旦用泵给普里默斯炉加压，压力上升，煤油就会被推入小管子里。我每次这么做都能点燃炉子。

让-克洛德摇摇头。

诺布・切蒂充满歉意地小声说：“在攀登东卡拉山口的时候，那里距离康巴镇还很远，那旺布拉把他背的东西掉到了一个陡坡上。大人们一个都没看到，因为那旺和驮装备的骡子一起走在后面。有一个普里默斯炉摔到了大块岩石上，被反弹起来，向山下滚了好几码远。那旺布拉把它和其他东西都捡了回来，重新打包好，没有把这个意外告诉帕桑医生、理查大人或布罗姆利夫人。”

“那是好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我说，“那之后，我们肯定有使用过那个……这个……普里默斯炉。”

“或许没有，”让-克洛德疲惫地说，“在每个扎营地点，我们都习惯使用相同的几个普里默斯炉。这个炉子是从预备在山上使用的储备品中拿出来的，是几个1925年款适用于较高海拔的炉子中的一个。”

“你能修好吗？”

如果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那么我们是死是活，就全看他能不能把炉子修好了。热汤和茶极为重要，可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融雪煮饮用水喝。

“煤油罐没漏，”J.C.说，“我刚才把加压泵拆开，把加压泵和皮带检查了十好几遍。我看不出任何地方有问题，也没发现有损坏的零件。可是这东西他妈的就是用不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个人一句话都没说，不过这寂静中充斥着飓风越发狂野、越发大声的嘶吼，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底布或帐篷壁，以免我们被风吹走。

“桑迪・欧文修好了无数东西，造了方便登上北坳的绳梯，在大本营或者还要往上的地方修好了整个吸氧装置，而且进行了重新设计，”J.C.喃喃自语，“再看看我，一个夏蒙尼的登山向导，一个铁匠兼发明家兼钢铁实业家的儿子，在离开大本营的第二个晚上，连个他妈的一个普里默斯炉都修不了。”

“除了普里默斯炉或酒精炉，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点燃可以控制的火，来融雪烧汤？”我问，“我们有两个锅、有锡杯、还有很多火柴、酒精和煤油。”

“如果你想的是把煤油倒进杯子里点燃，然后把我们的锅放在上面，那就忘了这个念头吧，杰克。”让-克洛德说，“直接燃烧煤油产生的火焰可不能用来加热东西。要想得到我们需要的蓝色火焰，我们就要……”突然间J.C.不说话了，并且把那个黄铜煤油罐从我手里拿走。他之前已经拉开了压力泵装置，不过现在他正试着拧那个装在上面的螺丝，在开始烧饭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个螺丝向一边旋转，点燃火焰，用完之后，便把螺丝向另一边旋转，把普里默斯炉关闭。

“这个该死的放气螺钉，”让-克洛德说，“之前每次一拧它就旋转，可这东西现在错扣住了……螺钉打不开，加压煤油喷嘴就升不起来。其实就是这个该死的东西错扣住了，而且弯曲了，所以煤油罐无法持压。这个天杀的放气螺钉！”

他用扳手和小钳子继续拧放气螺钉，可这东西还是纹丝不动。我看着他用尽结实的手臂和手的力量去旋转这个螺钉。可螺钉动也不动。

“我来试试。”我说。我的块头比让-克洛德大，我的手比让-克洛德的手大很多，而且我可能还比这位夏蒙尼向导强壮，可是，不管是赤手空拳，还是使用扳手和钳子，都没法让这个放气螺钉向任何一边旋转半分。

“螺纹完全磨损了，煤油罐不耐压了，坏了的放气旋钉不能增压。”让-克洛德说。这话听上去就像我们的死亡判决，不过我大脑里仅存的逻辑思维提醒我，没有水，我们可以活几天，没有食物，我们可以活几个星期。不过我猜，要是有了大量雪融化的水和一些热汤，我现在的头疼和其他高空病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与此同时，这个半球形帐篷的篷壁一直在奋力脱离把它们撑在原地的弧形帐内木支柱。在支起帐篷前，夏尔巴人偷懒没有铺那块较厚的帐篷底防潮布，现在那片薄薄的防潮垫拼了命要在我们身下飞起来，甚至还想把散布在垫子上的我们六个人、沉重的食物、煤油罐一并掀起来。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地震，不过现在的感觉肯定和地震差不多。只是地震没有这么大的声音罢了。我们依旧得冲着彼此大喊，才能听到对方说的话。

“我和杰克回我们自己的帐篷睡觉，”让-克洛德告诉巴布和诺布，“六个人躺在这里太挤了。尽量睡一会儿，告诉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别担心。到了早晨暴风雪没准就停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会带着她那队夏尔巴人和补给到这里来，或者我们还可以走回二号营地。”

我们一直穿着登山靴和沙克尔顿防风夹克，所以本可以马上爬出帐篷。可J.C.说了声“等等，杰克”便把煤油罐塞到我手上。他还拿起了那个已经重新组装好却依然不能使用的普里默斯炉。“我们把这些油罐放在你们的帐篷外面。”他对着巴布・里塔大喊。

可他并没有这样做。J.C.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和他一起，把怀中那些小型油罐搬到我们那个可怜的歪歪斜斜的帐篷远端。到了那里，他把他的东西放在一块砾石后面，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做。他把嘴靠近我的耳朵，这样我就能在风中听到他说的话了。“我在山上见过的一些最严重的伤势都是帐篷火灾引起的。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渴极了，我可不相信他们不会去点燃那些罐装煤油。”

我点头，而且非常理解，在风和日丽的白天或晚上，这样的尝试，特别是在帐篷外面进行这种尝试，或许值得冒险一试。可在一个你周围和脚下都左摇右晃的帐篷里就不值得去尝试了。

我们自己那个7英尺长6英尺宽的小帐篷看上去歪歪扭扭的，可怜极了。J.C.竖起一根手指，告诉我在外面等一会儿，然后他爬到帐篷深处，从他的背包里拉出了一卷理查的神奇绳。他把绳子剪成不同长度的几段，然后我们使用较沉的一根绳子给这个被狂风卷动的帐篷多加了几道拴系保障。在冰川侧碛之上，长帐篷支柱压根儿就不顶用，所以我们又把本就很像蜘蛛网一样的绳索拴在与冰碛石冻结在一起的岩石上，又系在了巨石上，甚至还系在了一根冰柱之上。

到了这时候，我都已经被冻僵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工作，可以爬到低矮的帐篷里去了，这时候我总算松了口气。

我们钻进依旧干燥的鹅绒睡袋深处，脱下靴子，却把它们放在睡袋里，挨在我们身边，这样到了明天早上，它们就不会被冻得太结实、连穿都穿不进去。在这样的低温下，如果登山者把靴子放在睡袋外面，到了早晨，系靴带的时候带子往往会突然断掉。我是穿着乔治・芬奇的那件鹅绒大衣钻进了羽绒睡袋里，再加上雷吉做的兜帽和米其林轮胎先生鹅绒裤，我本来凉透了的身体，现在很快又恢复了体温。

“这里，杰克，把这些也放在你的睡袋里。”J.C.一直开着他那个笨重的手电筒，借着光线我能看到他递给我的是一罐冰冻意大利面、一小罐肉糖、一块覆有橡胶膜的“压块汤粉”硬块，还有一盒桃罐头，这就是雷吉用来砸理查脑袋的那盒，我能看到上面的凹痕，感觉仿佛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可其实就发生在昨天。

“你在开玩笑吧。”我说。这些冰冻罐头贴在我身上，我还能睡得着吗？

“才没有，”让-克洛德说，“我睡袋里放的罐头是这些的两倍。我们身体的热量或许能把一些食物融化，起码可以把它们变软。桃罐头里面有甜水，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和另外那四个人一起喝，用英语怎么说来着，可以解解渴。”

现在就打开来喝吧，就我们两个人，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卑鄙的想法。可高贵的品德获胜了。再说了，我还肯定地知道，此时此刻，桃罐头里的液体绝对冻得像砖块一样硬。

J.C.轻快地关掉了手电筒，以便可以节约电池，不过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理查的声音说道：“好吧，今天的事给了我们什么教训，我的朋友们？”

几乎每次登山之后理查都会这么问，而且只要登山时遇到了麻烦，他一准儿会提出这个问题，可J.C.把大学导师那口牛津剑桥口音模仿得太像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这一笑，我本就很疼的头开始痛得更厉害了。

“我想，在我们把装备运往更高处的营地时，应该更仔细地检查都带了些什么东西。”我对着狂风呼啸的黑暗说。

“是的。还有呢？”

“反复察看确保挑夫没有扔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他和他同伴的睡袋。”

“是的。还有呢？”

“除了普里默斯咆哮者，或许还应该给每个帐篷里配备一个乌纳炉。”我们为攀登珠峰购买的乌纳炉比普里默斯炉更小更轻，而且燃烧固体燃料，一般在较高的营地上使用，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负重。我十分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带了乌纳炉去了六号营地。

“普里默斯炉几乎没出过问题，”J.C.这样回答，“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就带着一个普里默斯炉走了900英里，运到了南极，而且回来路上的大部分时间也在使用。”

“可瞧瞧斯科特和他的人怎么样了。”我说。

我们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仿佛是在呼应我们似的，从北坳吹来的狂风开始更大声地呼啸着。我感觉我们这顶小小的双人帐篷摇啊摇的，马上就要散架了，虽然我们已经在外面加固了很多绳子，系得像个蜘蛛网似，或许正因为如此，帐篷才快要散架。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开口问：“明天上午晚些时候你觉得雷吉会带着夏尔巴人和额外的补给到这里来吗？”

良久，让-克洛德都没有给出答复，我差一点儿都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说：“我表示怀疑，杰克。如果暴风雪还是这么大，下个不停，天又这么冷，我觉得冒着这样的天气攀登最后这3.5英里冰川就是蛮拼了。别忘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普里默斯炉坏了。他们准会以为我们有吃的，有喝的，而且会……你们美国人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我还挺喜欢那个词的……静观其变。没错，就是在这里静观其变，耐心等待，就和他们一样。照我猜，一发现暴风雪来袭的迹象，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就会明智地选择从二号营地退回去。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那个营地也非常寒冷，而且暴露于寒风之中。”

他说得没错。我们原以为二号营地是个很宜人的地方，因为前几支探险队的队员都说，不像一号和三号营地，那里的位置极佳，喜马拉雅山上方的天空里哪怕只有一丝阳光也会照射到那里。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里一直是云雾缭绕、狂风肆虐，冷得要命。唯一的优势在于从那里能够望到凯勒斯峰美丽的风景，这座山峰得名于一位在1921年的侦察探险中丧生的医生。

“有了我们沿途设置的固定绳索，”我满怀希望地说，“他们或许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从一号营地，抑或甚至从大本营上来。”

“我看不行，”让-克洛德说，“今天早晨我们开路时雪已经比膝盖还高了。现在那些脚印都没了，都被吹走了，或者是被填平了。我估计，到了早晨，许多固定绳索也都会被雪覆盖住。这场暴风雪非常大，我的朋友。如果雷吉或理查尝试爬上来，那么他们和那些挑夫就会……你们的话怎么说来着……”

“踩坑开路？”

“对，就是踩坑开路，至少是从一号营地上来的路上他们得这样做，途中他们得绕开冰碛石，还要登上冰川。冒着这么大的暴风雪，既看不到路也看不到冰隙，这样做非常累人，而且相当危险。”

“我们一路上都留下了竹枝标志。”

“我们必须假设，到了早晨，”J.C.说，“许多标注就都被掩埋或吹走了。”他转而用起了理查那种缓慢、深沉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的口音，“我的朋友，还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起码要在每隔一个的竹枝标志或木绳路标上插一面红旗。”

这次我的头太疼了，根本笑不出来。而且我现在有点儿害怕了。

“如果这场暴风雪明天一整天都不停，我们该怎么办，让-克洛德？”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待在这里，静观其变，一直等到暴风雪停下来的那一刻，”他在帆布帐篷壁发出的枪声般的噼啪声中说，“不过我很担心那两个没有睡袋的夏尔巴人。他们的状态看上去已经不那么好了。我希望今夜他们的朋友能够帮助他们保暖。可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超过一天，我想我们就应该尝试回到二号营地去。”

“不过你也说了，那里差不多和三号营地一样冷，一样狂风肆虐。”

“可现在那里至少应该有六顶帐篷，杰克。很有可能他们还会留下一个包裹，以便在更高的营地上使用，那里面会有一些食物补给，至少一个普里默斯炉、一个乌纳炉子及固体梅塔燃料。”

“他妈的……好吧。”我说。

我翻了个身，正好压在一个冰冻的罐头上，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还可以感觉到帐篷底下的每一块冰碛石，大部分冰碛石都硌着我的脊椎骨和肾脏。在我们搭这顶帐篷的时候，这片营地里的雪还没有这么多，绝对不会引起雪崩，并且在帐篷底下形成了一个十分舒服的垫子，还可以在上面融化出一个人形。可现在雪大都落在了帐篷顶上，或者积聚在帐篷壁上。

我翻来覆去，又疼又冷，根本就睡不着，过了一会儿，我睡着了，可还是又疼又冷，睡睡醒醒之间，我听到让-克洛德说：“杰克？”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登上那面冰壁，这样甚至都不用接近1922年发生雪崩的那道斜坡。那里的新雪太多了。这样做不容易，可是我觉得我们只能直接登上那道900英尺长的斜坡，一面攀爬，一面设置固定绳索，然后攀登那面几乎垂直的蓝色冰壁，马洛里爬过的冰隙曾经就在那里。”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心想。一个带声音的幻觉。

“没问题。”我说。

“好，”J.C.说，“我还担心你打算用过去的方法呢。”

让-克洛德开始打起了呼噜。十秒钟之后我也睡着了。

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我们觉得那应该是在凌晨3点左右，虽然我已经钻到了睡袋里面，可还是有很多冰球砸到了我的脸上，我立刻醒了过来。我清醒过来，还因为让-克洛德在越来越大的狂风呼啸声中冲着我大声呼喊。

大风终于撕开了我们这座绝对防风的新米德帐篷北面的整个接缝处，那里的帆布全都被撕碎了。暴风雪正劲力十足地吹向我们。

“快！”让-克洛德大叫。手电打开，只见我们两个人之间横亘着一面雪墙，什么都看不到。J.C.正奋力穿上他的靴子，然后他一只手抓起背包，手电和鼓鼓囊囊的装着食品罐头的笨重睡袋在他另一只手里，同时还在对着我大喊。

我根本没顾得上系靴带，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刺痛着我的脸颊，而且我也忘了戴上我的各式手套，一只手拖着我自己那个鼓鼓囊囊装着罐头的睡袋，另一只手攥着几乎是空荡荡的背包，步履蹒跚地跟在他身后，走进了狂风与暴雪的旋涡之中。

如果雷吉的帐篷也被吹垮了，那我们就都没命了。

4

1925年5月7日，星期四

“是时候打包下山了。”在经历了痛苦不堪、漫长无尽、只能待在帐篷里的两个白天，以及两个更为漫长无尽、潮湿、冰冷、无眠的夜晚之后，天色亮了起来，这时候让-克洛德说道。

我抬起手，抚摸着我脸上正在剥落的条纹，我心想，或许我们的大限已经到了。

我们的个人装备里并没有镜子。“对我说实话吧，让-克洛德……麻风病？”

“是太阳晒伤，”J.C.说，“可你的情况很糟，我的朋友。你被晒伤的皮肤变成了红白色的条纹，而且已经开始脱落，可因为缺氧，你的嘴唇和剥落皮肤下面的嫩肉很像是蓝色，我想那是青紫色。”

“红，白，蓝，”我说，“天佑美国。”

“或者是法兰西万岁。”让-克洛德说，不过他并没有笑出来。我注意到，他和四个夏尔巴人中除了巴布之外的三个人的嘴唇上、脸上和手上也都现出了淡蓝色。

昨天，我一直舔食一个罐头形冰冻楔状土豆和豌豆当作早饭、午饭和晚饭。那东西吃起来一股子煤油味儿，夏尔巴人背来的包裹里混杂各种东西，其他东西也都散发着这种味道。我之前爬到外面又吐了一次，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我们把那个桃罐头焐热了，我们六个人都抿了一小口冰冻桃汁。只喝了这么一点点，我们的渴意被撩拨了起来，难受得要命，还不如什么都不喝呢。）

我快被冻僵了。在第一个晚上，我和J.C.原以为昂・蚩力和拉帕・伊舍能分别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分享同一个睡袋，毕竟我们的睡袋是按照欧洲男性的体形设计的，完全可以容纳两个身材矮小的夏尔巴人。这些睡袋缝制得像个茧，既没有纽扣也没有拉链，所以压根儿不能把睡袋打开，像羽绒被那样，一面盖在上边，一面铺在下边。就这样，在第一个晚上，昂・蚩力只好穿着羊毛外套睡觉，他们几个都选择穿这种外套，而没有穿我和J.C.攀登到这里所穿的“米奇林”芬奇鹅绒套装（第一天在穿越槽谷和在冰川之上的时候，天很热，我们不得不把这些衣服脱下来，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被严重晒伤的）。结果，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的脚指和脚都被冻伤了。J.C.会说英语的贴身夏尔巴人诺布・切蒂在两个晚上都呼吸困难，所以只好把脸露在睡袋外面睡觉；结果，巴布冻伤了脸，生出了一块块白色冻斑。

因此，昨天晚上我和让-克洛德把我们的芬奇羽绒外套和羽绒裤子让给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因此搞得我整个晚上都没合眼。在新鹅绒外套和裤子下面，我穿的是普通马洛里式羊毛诺福克上衣、毛衣、羊毛提灯裤和袜子，现在就连羽绒睡袋都无法给我保暖了。本来就算身体上难受得要命，我还是可以打个盹儿的，可接下来我就彻底地清醒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冷，也可能是因为我感觉有人正掐着我的脖子，要把我勒死。没准儿两者皆有。

现在做动作感觉好很多，我穿着靴子费力地移动着，然后把高帮毛毡拉普兰德“拖鞋”塞进我那个空背包深处。不过我每动一下，浑身的力气就会被用光，然后只能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看到让-克洛德在艰难地系已经冻上的靴带时同样要停下来歇歇。几个夏尔巴人的动作甚至比我和J.C.还要慢，还要笨拙。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都打包完毕，穿上了靴子和冰爪，并且把一层层衣服穿好，我和让-克洛德又穿回了我们的芬奇外套，以便下山时御寒。然后J.C.说了句话，搞得我怨声连连，四个夏尔巴人则默默地垂头丧气。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也把这顶帐篷、支柱和铺地防潮布打包。”

“为什么？”我哀怨地说。雷吉的试验大帐篷经历了两天两夜的狂风后依然屹立不倒，可这该死的东西沉得要命。上山的时候我只背了这帐篷的一部分，就差点儿没被压趴下。我心想，现在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能不能快速下到二号营地或更下面的地方了。把这顶该死的帐篷留在这里吧，给下一支老虎队用，这是我心里的想法，不过我并没有将之大声说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它在冰川上遮挡恶劣天气。”让-克洛德解释道。

我强忍冲动，才没有再次哼哼唧唧。一想到要在开阔的冰川上露营，我就感觉那跟死也没什么分别。可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只能露营……

我知道J.C.说得对，于是我对巴布・里塔说：“好，你听到他说了。你和昂・蚩力现在就把支柱拆下来。诺布，你和拉帕到外面，把桩子拔下来，然后把拴系器具解开。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千万别把它们弄断了，然后把所有绳子都连在拴系结上别拿下来。”

如果我们迫不得已只能在冰川上搭起这顶帐篷，我看我们可没有任何力气去拴新绳子，而且周围或许也没有合适的岩石和砾石。

*

再一次站在外面，还背着背包，感觉奇怪极了。狂风一点儿也没有减弱，暴风雪猛烈地下着，还是和之前的两天两夜一样大，可让-克洛德那个既是无液气压计也是温度计的便利机器告诉我们，低压随着温度在上升，而气温现在已经达到了非常宜人的零下12摄氏度。

“冰川上有积雪，正好可以穿冰爪。”狂风不停地刮，怒号声夹杂着J.C.的声音飘入了我的耳朵里。

*

情况糟透了。

我和J.C.惊讶地发现冰川上只积了2英尺新雪，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下了三天这么大的暴风雪，新的积雪会达到4英尺到5英尺厚，可雪面冻得并不结实，所以每走出十几步，我们就会一脚踏空，陷进及膝高或及腰深的雪里。尽管如此，我们倒是从没有一起摔倒过。我们就像六个身体麻痹的盲人一样，向冰川下方走去。

我们之前已经决定，用理查的奇迹绳互相系在一起，这绳子贵得离谱，是他个人为此次探险的新发明（经费都是布罗姆利夫人出的）。对于在冰川上临时使用的引导绳这类用途，我们上山途中用的都是阿尔卑斯山攀登标准的八分之三英寸棉绳，在我看来，因为在马洛里和欧文生前的最后时刻，有人看到他们攀登这座山时用的就是这种绳子，所以这绳子应该叫“马洛里-欧文登山绳”。不过对于垂直的固定绳索，以及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互相拴系在一起，理查坚持用他这种混合了棉、马尼拉麻、大麻纤维和其他材料的新型绳索。这几种材料混合在一起，绳索变得更粗更重，达到了八分之五英寸粗，而不是阿尔卑斯山攀登沿用多年的八分之三英寸粗这个标准，因此背运起来更沉，也更难以快速打结，不过理查在登山俱乐部的熟人带着他去了伯明翰一家商业绳索坚固度测试机构：全新且没有任何磨损的八分之三英寸标准棉绳会在承受500磅拉力的情况下绷断。这个数字听上去已经不小了，可一个标准体形的男性自由跌落，同时他身上系着一根30英尺长的拴绳，他自身的体重再加上跌落60英尺后的速度差不多就能把八分之三英寸标准棉绳拉断。“我看我们还是把这没用的东西当成交感巫术的好，绝不能用它们来做真正的安全防护措施。”理查曾经这样说。

去年冬天，理查让我们在威尔士试验了他的新绳子，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喜马拉雅山脉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太多登山者丧命都是在再次从陡坡下来的时候，而不是在具有真正的安全保障下用绳索下降途中殒命，这种绳子低弱的拉伸强度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测试结果显示，理查的这种新式混合纤维绳——这是他喜欢的叫法——可以承受1100多磅拉力。理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不过这绳子肯定比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在世的最后一天所拴系过的八分之三英寸棉“晾衣绳”（理查以前这么叫这种绳子）要结实。理查设想未来制作出一种尼龙混合材料绳索，平均测试拉力强度可达到5000磅，只是他还不知道用1924年到1925年的材料该怎么做出这样一条绳子。

然而，即便是有了这种改进过的新型绳子，我和J.C.还是得分出下山的先后次序。毫无疑问，让-克洛德应该是打头的那个，可后面呢？当然是我们这另外五个人，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的脚冻伤了，而且肿得老高，连站都站不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俩连靴带都系不上了，还是我和J.C.给他们系好了冰爪，所以，如果让-克洛德突然掉进了隐藏的冰隙内，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俩能拉住拴绳。而且我或者理查的奇迹绳都没可能拉住三个向下跌的人，就算我能飞快地把我的长冰镐插进雪下的冰川里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J.C.走在最前面，巴布・里塔第二个，在这糟糕的一天里，他是最健康的一个夏尔巴人了，然后是我（我可以拉住前面两个人的可能性很小），昂和拉帕则跟在我后面蹒跚而行，他们两个人互相搀扶，最后是诺布・切蒂，他的脸部冻伤了，全身上下都有冻伤，是我们的最后一棒中坚力量。如果昂和拉帕其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全都掉进了我后面的冰隙，从理论上来说，我倒是可以拉住他们。

我们都知道，至少是我和让-克洛德清楚得很，如果到了诺布・切蒂得拉住我们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的地步，那我们的小命就都不保了。

所以我们跟在J.C.的后面，离开了很快就变得模糊的三号营地残迹，朝东绒布冰川退了回去，然后走下冰川惊人陡峭的斜坡。在没完没了的暴风雪中，让-克洛德是怎么找到路，躲开三天前顶着明媚阳光上山时他辨认出的那成百上千道冰隙的，我一直不得而知。大多数用来标记路线的竹枝不是被吹走了，就是被雪盖住了，不过他偶尔把手伸进雪下，用力拉出来一个竹枝，从而确定我们几个没有走错路。

我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可在这一天之后，我一直觉得，在觉察冰川的能力方面，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肯定具有诡异但货真价实的第六感。即便是在大晴天，可以通过观察阴影来辨别冰隙，这些裂缝都难以辨认，更不要说在这种什么都看不到的暴风雪鬼天气里了。好几次，他扬起手，示意我们停在原地不动，然后他转过身来，沿着他自己那些在雪中很快就消失的脚印走了回来，带领我们退回上方，绕行，然后向下从冰隙边上走过。在经过这些裂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余几个人能看到一点点冰隙的迹象，可多半情况下，除了让-克洛德，我们谁都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这些缝隙。

就这样，我们先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漫长而痛苦的时间穿衣服，绑靴带，穿好冰爪，把帐篷分装到不同的背包里打包好（J.C.负责背运大部分帐篷），又用了四个多小时停停走走地走下冰川，然后我们来到了那道搭有梯子的裂缝边上，周二上山的时候，此处距离三号营地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让-克洛德抬起了落满雪的手臂，我们停下来，然后开始慢慢走近那道冰隙。

用绳索捆扎在一起的两个15英尺长梯子此刻已经滑到了一边。

“他妈的。”J.C.说。

“真他妈的。”

此时雪依旧很大，梯子的远端已经陷入雪中，我们很难看清楚，尽管距离只有15英尺，不过几分钟之后，一阵疾风吹来，雪片被吹散了，我们趁此机会重新评估了一下形势。

在冰缝的南部边缘有一片塌陷，仿佛一根支撑远端缝隙的冰柱向下移动了6英尺左右。一根奇迹绳绷索不见了，另一根，也就是我们面朝南时处在我们左边的那根绷索，此刻因为绳上冰雪重量的压迫已经陷入了雪中，一看就知道在另一边固定绷索的带洞眼桩子和冰锥已经松了。我们之前曾留下了两套登山装备，那些负载沉重、预计在周三上山来的挑夫就可以穿戴上，走过这个摇摇晃晃的梯子，以保安全，其实就是把安全带上的登山扣钳牢在其中一条绷索上，可现在安全带都没了，不是被掩埋在新雪下，就是掉进越来越宽的冰隙里了。

我们解开了把六个人连在一起的绳子，巴布・里塔又把绳子系上，这下变成四个夏尔巴人连在一起，而巴布处在第一位。我则和让-克洛德系在一起，他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爬向梯子和裂缝边缘。

我借用了昂・蚩力和诺布・切蒂的长冰镐，然后和J.C.拼尽全力把它们深深插进了积雪和硬冰之中，然后把大约30英尺的奇迹绳绕过冰镐，这样一来，如果让-克洛德掉下去，这些冰镐就能成为主要的锚固点。我做手势示意昂和诺布走到冰隙边的冰镐锚固点并倚在冰镐上。我又借来了拉帕・伊舍的长冰镐，把它横放在缝隙边缘，并把弯曲的镐头深深插进冰里使之固定住。如果J.C.掉下去，我希望锚固点的绳子和我拉住的绳子能搭在冰镐平滑的木柄上，而不是绷在裂缝的边缘。巴布・里塔拿着他的冰镐插在我们后面，并把一卷绳子绕过冰镐，以防昂、诺布和拉帕脚下出现裂口。现在他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接下来我把我自己那把冰镐的钢尖尽可能深深插进冰雪之中，粉末状的雪太多了，所以始终感觉没有真正插牢，然后我一边从冰隙边缘退开，一边放松我留在我和J.C.之间的那30英尺绳子。

他开始爬上那个此时已经倾斜得非常严重的梯子。我稳住自己的身体，以便能抵挡住在他坠落之际拉绳子时突然产生的冲击力。

让-克洛德一边爬，一边拿着一把系牢在他背包上的短破冰锤，用力把他前面梯子横档和边缘上的冰雪敲掉，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抓住他前面的梯子。他依旧背着全部装备，我们两个不想把我们的决定大声说出来：如果梯子能够支撑得住的话，我们希望夏尔巴人背着他们的背包跨过梯子。现在天寒地冻的，气温不断下降，浪花溅沫般的雪打着旋儿，如果用手把装备送过去，肯定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只能孤注一掷。

就在J.C.爬到一半的时候，此时的他正向下爬，双脚和背部要比他的头部高，突然间横亘在缝隙上的梯子又往下面的雪中坠了大约6英寸，我连忙再次稳住身体，做好准备应付他掉下之际我拉住绳子时对脊柱产生的猛烈震荡。

我预想的危险并没有到来。冰隙远端新延伸出来的冰雪架状突出物足够结实，支撑的时候也够长，所以让-克洛德安全地爬了过去。令人惊讶的是，他依然留在梯子上，把几枚冰锥用力凿进了他爬向的那面布满残冰雪屑的蓝色冰壁上。他拿出两根事先裁好的6英尺长奇迹绳，并将它们一端系在冰锥上，然后把另外一端绕在梯子的两边，一直到绳子绷紧为止。

这起不到多大保护作用，但聊胜于无。

现在透过猛烈的暴风雪我几乎看不到让-克洛德了，不过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这时候他正把他自己的长冰镐从背包里拉出来，并把它深深插进裂缝那一边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他把更长的绳子系在新的破冰锚固点上，而且让人惊讶的是，他又爬回了梯子上，把这些新的支撑绳索系在梯子的中间部分。我把另外两根系在我们自己破冰锚固点上的绳子扔给他，然后他向前移动，把这两条绳子系在梯子靠近我们的这一端。接下来，他并没有站在我们所在的裂缝一边，而是再一次费力地爬到了严重倾斜的梯子上，而且这次是冰爪冲前，倒着爬回去的。

他站在对面的残冰雪屑上，使用破冰锤和带着连指手套的双手清除了一些残冰雪屑，以便挑夫能更容易地站起来，顺着8英尺长的崎岖垂直斜坡走到冰川上。

他把他自己的保护绳和最后一卷奇迹绳索从裂缝那边扔给我，然后慢慢退回去，把他那一端的绳子绕在他的冰镐锚固点上，随后做出保护的姿势。

“好，”我尽可能用最有威信的语气说道，“拉帕第一个。巴布，在我把我和克莱罗克斯大人的保护绳系在拉帕身上时，你要拉住另外两个人。还请你告诉拉帕和其他两个人，要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爬到梯子那边去，而且劳驾，背包不能取下来，要慢慢靠过去。告诉他们一点儿危险都没有。就算梯子会折断，对这些新绳拴也不会有影响，我和克莱罗克斯先生都会拉住你们的。好了……拉帕先上……”

有那么一刻，这个已经吓坏了的夏尔巴人并没有走上前来，而且我肯定我们都想撒手逃跑。

不过到了最后，在我打了许多手势，巴布・里塔用尼泊尔语喊了很多话之后，拉帕终于开始一次向前爬1英寸，向着梯子爬了过去，然后试着把他的膝盖放在梯子那依旧结着冰的边缘上，一次只挪动一只他那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时间漫长无比，好在拉帕终于爬过了梯子，让-克洛德为他解开他身上的绳子。这个被冻伤了的夏尔巴人像个小孩子似的在那一边嘻哈大笑。

还有我们四个人，我疲惫地想。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示意一瘸一拐的昂・蚩力趴下，爬到前面来，然后把我们俩的绳子系在他身上。

良久，四个夏尔巴人都到了冰隙那一边，再次系好了他们自己的登山绳，我使尽浑身力气把深深凿进冰雪中的那三把冰镐拔出来，然后用力丢到了缝隙另一边。J.C.把它们都捡了回来。

此时只有让-克洛德一个人拉住我了，不过他抛给我的第二根绳子还系在他自己那把依旧作为破冰锚固点的冰镐上。我把一条松散的奇迹绳系在我身上，在我的脚上打了一个普鲁士绳结，以防梯子在我身下断裂。登山者掉进冰隙时，若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借助普鲁士绳结爬出冰隙，也就是通过绳结制造出小小的攀登镫索脱困，要比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另外一边拼力把他拉上来效果好很多。

我笨手笨脚地穿过梯子，这时候我居然向下看了看那道裂缝中令人目眩的蓝黑色深渊，这么做简直大错特错。在这架摇摇晃晃、边缘结着冰的倾斜梯子下面，仿佛有一个无底洞，不是仿佛，那真真正正是一个无底洞。人到了梯子上，梯子似乎向前下方倾斜得更加严重了。我感觉血直往头上冲。

接下来我爬过梯子，好几只热切的手臂帮我站了起来。我把连着所有人的绳子重新系在自己身上，然后回头看了看那架如蛛网一般乱糟糟、临时搭建起来的梯桥，我们几个人刚刚都从那上面爬了过来。这时候疲惫不堪的我因为还活着这个事实不由得感到一阵纯粹的快乐，于是我也像拉帕・伊舍刚才那样，哈哈大笑起来。

下午的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让-克洛德在前开路，还像刚才那样，我用绳子把自己系在第三位，也就是巴布・里塔的后面，然后我们继续冒着暴风雪缓慢地向冰川下方走去。我看得出来，昂・蚩力和拉帕东倒西歪地走着，仿佛根本感觉不到他们冻伤的双脚带来的疼痛；他们的脚冻僵了行走反而更好一些。

不知怎的，我始终搞不懂J.C.到底是怎么一直找对路的。我们来到了冰川较低的地方，再一次穿行于令人压抑的高耸冰柱之间，这里的新雪比较少，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竹枝，这些竹枝仿佛被人粗心大意地飞快洒在一张雪白白纸上的墨渍。在这个灰蒙蒙的下午，大雪和天空连在了一起，巨大的冰塔就像穿着白衣的巨人幽灵一样突然从我们前面和周围冒出来。

然后我们来到了横亘在我们和二号营地之间的最后一个障碍，只要能跨越这个障碍，我们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水、滚热的汤，还可以吃到真正的食物。这个障碍就是在营地上方不到半英里处的最后一道冰隙，这道缝隙上原本有一座又宽又厚的雪桥，我们还在上面系了绷索，这样在穿越雪桥时就能产生一种安全感。

绷索还在原处，不过因为上面结了冰，所以它们全都陷进了雪中。雪桥连影儿都没有了，全都掉进了那道宽阔的冰隙里。

我和让-克洛德靠在一起对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过一点儿。四十五分钟之后，或许还到不了四十五分钟，冰川就会完全被珠峰山脊的阴影笼罩，慢慢变黑。大雪还在不停地下，气温也在持续降低。随后我们分别向左右，也就是裂缝延伸的两个方向走了半英里多的距离，然后认为雪桥才是跨越这道裂缝的最佳方式。就算我们尝试再次横穿冰川，也没有竹枝可以在遍布冰雪覆盖的冰隙中间给我们引路。我们只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行动，而且如果老天关照我们的话，明早天气可能会好起来。

我们看了看对方的眼睛，然后让-克洛德大声地对巴布和诺布说：“我们把装备卸在这里，要距离那道冰隙30英尺远。然后搭帐篷。”他把他的冰镐插进距离冰隙边缘10米远的雪中。

挑夫们站着不动，想到要在冰川上再过一夜，他们不由得目瞪口呆。

“快！利索点！趁现在天还没黑，一定要赶在风变得更大之前弄好！”J.C.使劲儿拍他那双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回声折回到我们耳畔，听起来就像是枪声一样响。

这声响让几个夏尔巴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们都使出浑身力气忙活起来，先是卸下两块铺地防潮布，把帐篷搭好，尽可能楔进更多临时弄好的桩子和冰锥。我意识到，如果大风还是和前两个夜里那么大，我们的帐篷还有我们几个的小命很有可能都要交待了。我能想象得到雷吉的大帐篷里和在帐篷里挤作一团的我们六个人在今天夜里是个什么样子：狂风就像个冰球似的，横扫过冰面，不停地吹着我们、帐篷和所有的一切，我们用手指按压，以免自己被风吹得在铺地防潮布上摇来摆去，最后，我们全都被卷进了这个无底的冰隙。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都到了帐篷里面，并且蜷缩在一块儿取暖。我们谁也没尝试去吃点儿东西。我们渴极了，这感觉根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六个人不停地咳嗽，在高海拔地区咳嗽起来，那声音简直太可怕了。“就像是豺狂吠的声音。”J.C.曾经如此形容。在他第二次说起这个形容的时候，我就直接问我的朋友，他是不是真的听过豺的叫声。“昨天听了一夜，杰克。”他这么答复。

这天夜里，我和让-克洛德把我们的羽绒睡袋给了昂和拉帕，而我们则穿着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鹅绒裤子睡觉，同时还盖上了薄毯子。我还把我的靴子放进一个防风雨麻布袋子里当枕头。

我和J.C.都累坏了，可我们冷得要命，着急得不得了，想装睡都不成。我们努力往对方身上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可我们发现对方都在打哆嗦，牙齿咯咯直响，因此我们本就糟糕的状况似乎更是雪上加霜了。没准儿我们的身体已经停止产生任何热量了。

这样下去，你们俩都会没命的，杰克。我自己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语气令我很不爽。听上去像是它已经放弃了。

“到了明天早——早——早晨。”让-克洛德小声说。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狂风刮得更猛烈了，“我会拉着固定绳索爬过去，下——下——下到二号营地，尽快带人和我一块儿回来，还会带回梯子、食物和热饮——饮——饮料。”

“听起来倒是——是——个计划。”我的牙齿直打战，不过我还是挤出了这句话。接下来我说，“或者我今晚可以试一试，让-克洛德。带上手电和……”

“不行，”我的朋友轻声说，“我觉——觉——觉得那根绳子支——支——支撑不住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重——重量。我的体重比较轻。今夜太累——累——累了，根本不能做保护。明天一早再说。”

我们又往对方那里靠了靠，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狂风更凶猛了，帐篷帆布又开始噼里啪啦响起来，像是一场机关枪扫射的战斗。似乎感觉到整个帐篷被风吹着向南面的冰隙滑去，可我太疲倦了，而且脱水得严重，所以对此无能为力，我就这么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其他人的身体挤在我边上。

让-克洛德有个坏习惯，他那缓慢的呼吸声往往会连续停止像是几分钟的时间，这期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呼吸，一直到我摇晃他，他才会貌似又恢复了呼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这么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在寒冷的黑夜中保持清醒。每次我把他摇晃回尘世，他就会小声说“谢谢，杰克”，然后再次进入那不稳定且半睡半醒的呼吸状态。

突然之间我在黑暗里坐直身体。肯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儿了。我能听到J.C.和其他人在一片漆黑中发出的呼吸声，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喘息声，可一些重要的东西消失了。

风停了。超过四十八个小时了，风声第一次消失了。

让-克洛德坐在我边上，我们摇晃着对方的肩膀，要么是在默默地庆祝，要不就是都开始歇斯底里了。我四处摸索着，终于找到了那个四四方方的手电筒，然后将之打开照亮了我的手表。凌晨3点20分。

“我现在就该去试试绳子，”J.C.小声说，“等到日出的时候我就没有力气跨过去了。”

在我回答之前，就听到帐篷门上传来了抓扒声和撕扯声。我们从前学了一招，就是应该留一部分帐篷门不要系紧，否则帐篷系得严严实实，呼吸就更加不畅了。我开始在幻象中看到明亮的光线照射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在突如其来的光亮下，只见诺布・切蒂的脸颊都已经被冻成了纯白色和黑色。一个巨大且强有力的东西正用爪子抓着帐篷门想闯进来。

突然间，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脑袋钻进了帐篷。我可以看到他们戴着连指手套的手里发出手电光，而且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光，是提灯，好几盏提灯。他们俩人还戴着雷吉的威尔士矿工头盔，在那些光的照耀下，布满讨厌冰屑的帐篷内部以及我们那一张张眼睛睁得老大的脸都被照亮了。

“你们怎么来了？”我挤出这句话。

理查笑了。“我们早就准备好，只要暴风雪小了，我们就出发。我不得不承认，这些矿工的头灯还算过得去……”

“比过得去好很多吧。”雷吉插口道。

“可你们怎么跨……”让-克洛德道。

“冰川出现了变化，”理查说，“西面大约600米处，也就是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冰川两边都塌了，那里的底部很浅，所以成了一片碎片区。大约下沉了150英尺，然后又向上集聚，形成了一个斜坡。爬起来一点儿都不危险。我们留了些固定绳索在那里。挪点儿地方，先生们，我们进来了。”

不只是理查和雷吉挤进帐篷里把帐篷填得满满当当的，连帕桑也爬了进来。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医用包。

外面的夏尔巴人蜷伏在门口，把装在热水瓶里的保卫尔牛肉汁、茶和汤递了进来，他们自己的头灯亮着，还有至少三盏提灯把大范围的光亮投射到了他们的笑脸上。一个较大的热水瓶装的全是水，我们每个人轮流着痛痛快快地喝了很多水。

帕桑医生已经检查了诺布的脸、拉帕和昂冻伤的脚。“得让特比和尼玛背他俩走了。”帕桑说。他开始把臭烘烘的鲸油抹到那两个人发黑的赤脚上和诺布的脸上。

“我们现在就走？”我挤出这句话。我连自己站不站得起来都不确定，不过热水让我体内某些已经消亡的东西又活了过来。

“现在的时机正好，”理查说，“会有夏尔巴人来帮助你们每个人。我们还给你们都准备了头灯。你们美国人怎么说那个词来着，杰克？就算我们绕道走一条新路穿越那道冰隙，四十五分钟后我们也能回到二号营地，或许还用不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已经用竹枝标记了路线。”

“来吧，杰克，我来帮你站起来。”雷吉说着把我的手臂放到了她的肩膀上。她居然能提起170磅重的我，仿佛我是个小孩子，然后搀扶着我走入了黑暗之中。

满天的星星亮晶晶的。没有雪，也没有云，映入眼帘的唯有在珠峰峰顶和山脊上猛烈飘浮着的浪花溅沫般的雪，而珠峰峰顶和山脊就在我们上方，与我们的距离只有3英里又10,000英尺远。

让-克洛德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出了帐篷，他也抬头看着珠峰和星光闪烁的浩瀚夜空。“Nous y reviendrons.”他对着珠峰说。

也许我说得不对，不过我觉得我学了不少法语了，足以翻译出这句话，他说的是“再会，珠峰”。

5

1925年5月9日，星期六

这一天天气说不出地热。

昨天晚上，我和让-克洛德被从大本营“医务室”里放了出来，而我俩用来睡觉的这顶米德双人帐篷中很闷热，尽管帐篷帆布门向后系着，留了非常宽的开口，可躺在里面还是有种像在撒哈拉沙漠上被灼烤的感觉，包裹着我们的帆布太烫了，散发着一股裹尸布的味道。

我和J.C.脱得只剩下内衣了，可还是哗哗流汗，这时我们看到理查大踏步穿过崎岖不平的冰碛石旷地朝我们走过来。

*

昨天早晨，也就是周五黎明之前，理查、雷吉、帕桑和其他人赶来救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山下的二号营地，在那里我和J.C.继续喝了一杯又一杯凉水。

他们帮助昂・蚩力和拉帕・伊舍返回大本营，让帕桑在他建在大本营的医疗帐篷“医务室”里治疗他俩的冻伤，我本以为这期间他们会把我和J.C.留在二号营地，不过理查坚持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回大本营，也包括诺布・切蒂，他的脸冻伤了，现在抹着厚厚一层鲸油和白脱油。喝了大量的水和一些热汤之后，我和让-克洛德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可以和帕桑及另外六个夏尔巴人徒步穿越槽谷，不过昂・蚩力就需要别人用临时搭建起来的担架抬着，拉帕・伊舍则依靠他的一个夏尔巴人朋友在一边搀扶他，一瘸一拐地下山。虽然我们灌下去了这么多杯水，居然没有一个人会憋不住要在下山途中停下来撒尿，由此可见，我们初期的脱水症状是多么严重。

在21,500英尺高的三号营地困了两天两夜之后，感觉海拔只有16,500英尺的大本营的空气是那么浓，足以让人在里面游泳。而且呀，在帕桑医生的“医嘱”下，我们六个人都从挑夫们背到三号营地的其中一个吸氧装备中吸了一些“英国空气”。周五下午把我和让-克洛德从医务室打发走之后，他把一瓶连接着两个吸氧装置的氧气罐送来给我们，调节器的流量仅为每小时一升氧气，他还清楚而有力地嘱咐我们，到了晚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醒来，只要喘不过气，或感觉冷，就要吸氧。

有了“英国空气”的大力相助，我和J.C.睡了整整十三个小时。

*

我和让-克洛德四肢伸开躺着我们的睡袋上，一半身体露在帐篷外面，理查蜷缩在我们身边，酷热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理查上半身只穿了一件衬衣，可下身还穿着厚羊毛提灯裤和高绑腿。

“哦，我的最后两位病人怎么样了？”他问。

我和J.C.都坚持说我们感觉好极了，睡得好，今天早晨吃早餐时胃口大开，没有出现冻伤的迹象，也没有“高山疲劳”后遗症，而且我们并没有言过其实。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再次经过槽谷和冰川前往三号营地，现在，马上，随时都能出发。

“很高兴你们感觉好多了，”理查说，“不过现在不急着去三号营地。再休息一天。有一个观点我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都赞同，那就是往高处爬，在低处睡。特别是二位老弟连着三天晚上又是挨冻又是被风吹的。”

“没带我们你就去爬了那面通往北坳的冰壁啦？”让-克洛德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失望又带着责备。

“没有，”理查说，“昨天和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加固通往三号营地的路，并且监督夏尔巴人把更多的装备运到那里去。雷……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现在在二号营地，今天一整天我们都要来回搬运东西。我和她都认为到了明天我们就更能适应三号营地的环境了，如果你们两位可以在明天下午晚些时候到达那里的话，我们可以在周一早晨尝试攀登那面通往北坳的冰壁。”他拍了拍让-克洛德的胳膊，“我可是指望你在冰雪中给我们带路呢，老伙计。我向你保证，在你准备好之前，我们决不会登上北坳。再说了，今天北坳上的风太大了。或许到了明天或后天风会变小。”

“风？”我说。大本营连一丝风都没有。

理查转向另一边，然后伸出左臂，仿佛是在介绍某个人。“看那里冒烟了。”他说。

我和J.C.一直都对蔚蓝的天空和珠峰北壁上方炫目的皑皑白雪感到惊奇，不过此刻我们注意到风居然在这么高的地方刮着。山峰上和北部山脊上浪花溅沫般的雪向左边飘去，一直飘向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太神奇了，”我说，“槽谷那里也这么热吗？”

“高出20多摄氏度吧，”理查笑着说，“我的温度计显示，在一号和二号营地之间，冰柱中间的温度超过了38摄氏度。冰川上的温度更高。我们一直给挑夫大量的时间休息，还给了他们很多水，就算这样，在他们步履蹒跚地爬上三号营地之后，还是累得站也站不住，东西也吃不下。”

“他们的负重有多少，理查？”

“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时，都不超过25磅。大部分只有20磅左右。”

“这样就得多来回几趟了。”让-克洛德说。

理查只是有些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今天早晨我们那四位朋友怎么样了？”我意识到我该先问问我们那四个夏尔巴人怎么样了，于是我开口问道。

“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已经开始再次挑运装备了，”理查说，“拉帕的脚都变黑了，不过帕桑医生说他的脚指或许能保得住。但昂・蚩力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帕桑说至少要和昂的所有脚指都说再见了，没准两三根手指也保不住。”

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震惊。周四早晨，在三号营地，我们帮着昂把他那已经变形的双脚塞进靴子里，那时候他的脚就肿得老高，而且被冻得硬邦邦的，变成了白色，昨天，我们几个人全在医务帐篷里，我倒是知道帕桑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治疗这两个夏尔巴人，不过我不知道结果居然是要截肢。

“其他一些夏尔巴人已经开始给昂准备新的‘大人们的靴子’了，他们在脚尖那里塞入楔形物，以便弥补他那些很快就会失去的脚指。”理查说，“昂的斗志非常高。帕桑可能会在周三切除他的脚指和手指，昂的三根手指看上去糟透了，都变成了棕色，而且已经萎缩、干瘪，样子就像埃及的木乃伊。昂坚持要在下周周末重新开始挑运装备。”

他说完之后，一阵庄严的静肃随之而来。最后还是让-克洛德开口说：“你肯定不需要我们今天就登上三号营地吗，理查？我和杰克感觉很好，完全可以爬山，而且我们也可以把装备从这里背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不希望你们背装备，即便明天你们上山时也是一样，要登上那座通往北坳的山壁，需要非常大的体力……那道斜坡大部分地方的雪都有及腰深，而且你们也见识过了那面蓝色的冰壁，马洛里心爱的冰隙曾经就在那儿。我和雷吉会把周一早晨开路的任务留给你们两位老兄。我们则跟在你们后面，架设固定绳索和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

“别忘了我的自行车。”J.C.说。

理查点头。“明天你可以把自行车和你的个人装备一块背上去，”他说，“反正也不会增加多少重量。”

我们总共徒步跋涉了五个星期才到达珠峰，在这期间，让-克洛德的“自行车”就是一个调侃的对象，一个真正的奇珍异品。在我们重新打包骡子或牦牛驮背的装备时，只能偶尔瞥见一眼那辆自行车的车座、脚踏板和车把。我知道那压根儿不是真正的自行车，因为根本就没见过自行车轮胎或轮子，而且几个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见到自行车框架上连接着非常奇怪的可折叠金属法兰，不过似乎只有J.C.和理查知道那该死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气能够一直这么美好，”让-克洛德说，“当然了，这可怕的燥热除外。”

“我肯定，太阳毒辣辣的，今天北坳上的气温会超过38摄氏度，不过至少风停了。”理查说。

“周二和周三晚上待在三号营地时，”我说，“我们都肯定季风季节已经开始了。”

“还没有，”理查说，“还没有。”他拍了拍他那穿着羊毛裤子的大腿，在蜷伏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站了起来，“我再去看看昂和拉帕怎么样了，还要和帕桑医生聊几句，然后带几个小伙子跟我一块儿上山。我们会把装备运到三号营地去，今晚日落之后收工。”

“理查，”J.C.说，“你是不是忘了问我们什么事儿了？”

理查咧嘴笑了。“噢，先生们，”他说，“从你们这趟运送装备到三号营地的小型探险中，我们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我和让-克洛德哈哈笑了起来，可没等我们说话，理查就挥了挥一只手，然后大踏步朝医务室帐篷走了回去。

6

1925年5月11日，星期一

这一天是个尝试攀登珠峰的好日子。

很不幸，我们只能从珠峰侧腹发起冲击，尝试在天黑之前登上北坳，并在那里建立脚支点。早晨7点刚过，我们就从三号营地出发了，第一队有四个人，用绳子拴系在一起，让-克洛德领头，然后是我，第三位是理查，最后是理查那位登山能力最强的贴身老虎夏尔巴人尼玛・特仁。第二队由雷吉打头，她后面是总笑嘻嘻的夏尔巴人巴布・里塔，另外三个老虎夏尔巴人在他后面，给这根绳子发挥锚固作用的是理查的贴身大个子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帕桑依旧在大本营里照顾昂・蚩力和拉帕・伊舍。

事实证明，理查并没有像他承诺我们的那样，在这个周末无所事事。雪很松软，从三号营地徒步行进到那道巨大的斜坡脚下，一路上要穿过及腰深的雪，非常累人，这原本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甚至更多。可理查、雷吉和几个夏尔巴人昨天已经冒着酷热开辟了道路，所以我们只用了三十分钟就来到了真正的斜坡脚下，并且做好了攀爬准备。

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白天阳光的照耀下，最上面几英寸的雪能融化掉，到了晚上，三号营地之上非常寒冷，这些表面上的雪能够冻硬，可以像冰一样坚固，这样我们就能使用新型12爪冰爪。现在就是进行测试的时候了……我和J.C.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俩不需要再捣蛋了，不需要再像在威尔士时那样，假装自己是真正的喜马拉雅山脉登山者了。让-克洛德新设计的冰爪、破冰锤、祝玛和其他设备，还有理查的奇迹绳（每次我们用这种绳子下山，而不是劈凿出踏脚处下山，都是在用性命当赌注），这玩意儿要么功效神奇，能够免去耗时多日的重复劳动，要么就是被证实是一堆代价昂贵的错误，而且足以致命。有一个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能否赶上理查设定的登顶日期5月17日，就看我们是否可以快速征服北坳。

最初300英尺那段距离无异于一道陡峭的斜坡，马洛里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也包括理查——都花了整整好几天用冰镐为挑夫在结冰的积雪表面开凿出脚支点。甚至是在那时，那些踏脚处很快就被风吹来的雪和新下的雪填满，因此需要更多时日来进行“维护”开凿工作，在21,000英尺之上，这可是个沉重的活儿。而且为了把挑夫的费力程度降到最低限度，登山者以前还需要按照简单的Z形路线来来回回地在雪坡表面上开凿出踏脚处。

今天则是另外一番光景。

让-克洛德言而有信，果然用他的冰爪在这道1000英尺的斜坡上开凿出了一条路，与他右边7名夏尔巴人在1922年的雪崩中丧生的位置成一直线，之间相隔大约100码远。虽然只是在坡底附近，我们还是安装了固定绳索，这道斜坡风险较小，位于较为陡峭的斜坡底部，所以我们用的是较轻的八分之三英寸“马洛里棉绳”，而且每隔大约50英尺，让-克洛德就会停下来，这时候我就会用木槌把又长又尖顶端带有孔眼的支柱凿进斜坡里。我们都背着一卷卷沉重的绳子（背包里还有很多），这种较细的棉绳消耗得很快。

相比在及腰深的雪中前进、开凿踏脚处，使用12爪冰爪“开路”要容易得多，可纵然如此，没多久我还是听到了让-克洛德沉重的呼吸声。我们所有人全都进入了这样的节奏，走三步，停下来，喘气，然后再向上走三步。

“现在该用氧气了。”两条绳子上的人排成一条长长的垂直线，在我们再一次停下来的时候，理查喊道。

这是理查定下的规矩，在22,000英尺之上，所有可能的登顶者都要使用氧气罐。我们登山时并没有使用全套吸氧设备，J.C.给我们五个白人和登津・伯西亚每个人分离出了一罐氧气，我们把这个单个氧气罐及其调节阀放进我们的背包里，没有使用芬奇改进过的金属背物架。那些全套的吸氧装备要留待在北坳之上冲顶时使用。至于其他四个夏尔巴人，则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登上北坳。

“我真不需要英国空气。”雷吉冲上喊。

“我还好。”J.C.站在我们上方向下喊。

理查摇摇头。“随便把调节阀调到最低的流量，不过从这里开始，在剧烈的攀爬时我们要一直使用氧气。”

我假装很不情愿使用氧气，可其实昨天一整天没骚扰我的头疼现在正试图反击，每次短暂停歇时，我大口喘着气，头就会随着我的脉搏一起抽痛，我把吸氧罩置于护目镜之下，罩在脸上，听到氧气输送时发出的轻柔咝咝声，我立马就感觉头疼好多了。流量开关可以设定成每分钟1.5升，这是最低流量，也可以设定成每分钟2.2升。我选择了较低的流量。

片刻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注射了一剂强力兴奋剂。那道雪坡的坡度开始大幅增大，也更加危险，第一根绳子上我们四个人之间以及雷吉和她那队四个夏尔巴人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可J.C.攀登的速度还是快了一倍。巴布・里塔和其他三个挑夫神经麻木地负重登山，一开始倒也没问题，不过很快他们就跟不上我们这些用了氧气的人的步伐了。

果然和我们预计的一样，到了一个位置，那些马洛里式晒衣绳用光了，理查示意我们转而始使用他那种较为沉重的奇迹绳。此时斜坡已经非常陡峭了，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绳索下降——如果我们学会相信新绳子可以让我们安全地从这种前所未闻的高度下降的话。接下来我们开始把余下的带孔眼桩子凿进斜坡之中。

我们下一次暂停是在上午11点左右，在我们等着雷吉和她的老虎队赶上来的当儿，我才意识到，在这面1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已经攀登了600多英尺了。这里无遮无掩的——从此处望去，三号营地的帐篷显得非常小，而且距离很远——可固定绳索紧紧拴系在每隔一段距离就楔进的冰锥上，12爪冰爪难以置信地紧紧抓牢冰雪，还有那些短破冰锤，这个组合给了我们真正的安全感。

我们在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壁下方200英尺处休息，这时候理查打手势示意我和J.C.交换位置。让-克洛德则示意他还有的是力气，可理查只是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手势。就在我和J.C.站在垂直线上交换位置的一刻，我们身上的绳子解开了，也没有人保护我们。现在由我领头了，于是我调了氧气罐调节阀，把1.5升最小流量调到了最大每分钟2.2升流量。氧气应该足够我登上北坳，不过过一会儿我还是会降低流量。我敢肯定，理查还是希望让-克洛德领头攀登那面赫然矗立在我们上方的垂直蓝色冰壁。

我承认，我现在既兴奋又有些失望，兴奋的是在这次探险中我终于处于领头地位了，失望的是我不是第一个只凭借12爪冰爪、每只手拿一把短破冰锤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攀登冰壁的人。这个荣誉属于J.C.。

趁着我们在垂直冰壁下方陡峭的斜坡冰面上停住的当儿，我把所有的鹅绒衣服都脱了，把它们塞进背包里，只穿着羊毛衬衫和棉内衣攀登，可我浑身还是被汗浸湿了。此时此刻，有那么一段时间内，东绒布冰川和北坳上方的整个凹地都暴露于阳光的直晒当中；我们下方的三号营地区域与我们有60层楼的距离，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洒满耀眼阳光的盆地。

雷吉和她的老虎们——我可以看到50英尺开外巴布・里塔正露出白色牙齿笑着——追了上来，这时候一根很沉的奇迹绳被递到了我手里。在我们所有人都休息了一两分钟之后，我紧了紧我的氧气罩，使用冰爪和破冰锤，开始了我自己的攀登。

就这样攀登了十五分钟之后，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在一座山上感觉自己如此强大过。我的头不疼了。我的双臂和双腿充盈着新的力量，同时我的心里则被一股全新的自信感填得满满当当的。

这种J.C.说他从顶级德国登山者那里偷学来的新型冰川攀登方式有趣极了。我每隔大约30英尺就停下来，布置和紧固下一段固定绳索，现在这些绳索几乎垂直地悬挂在我们身边，不过我现在不会再每用冰爪楔进冰壁攀登四五步就停下来喘大气了。我感觉好似我可以像这样整日整夜不停地攀爬。

我第一次开始相信我们这一小群人或许真有机会可以登顶珠峰。我知道，理查一直在考虑从五号或六号营地登上北壁，仿照诺顿上校在1924年尝试攀登大深峡谷的做法，也就是向黄色地带上方，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离开山脊，向右移动，抵达径直向上延伸到顶峰三角岩下方雪原的那道冰雪断崖，如果那道峡谷内的雪能够像北坳这面冰壁上的雪一样冻得这么结实，这个计划就应该行得通。一边吸氧一边攀登，拂晓前便从营地出发，信赖芬奇和雷吉的羽绒衣能够让我们承受住严寒，我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顶，然后在日落之前返回，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那便是登顶时也像今天这样，简简单单地用12爪冰爪和破冰锤就能搞定。

赶在梦想超越现实之前，我不再胡思乱想。即便是现在，我也还是很清楚，在珠穆朗玛峰之上，没有什么会来得“轻而易举”。我听过理查的讲述，也读过和听过别人的经历，再加上我们在三号营地受的罪，我早就清楚地了解到，这座山可以给予一切，却也可以飞快而决绝地把一切收回。或许大深峡谷会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可我提醒自己，攀登珠峰的过程最终都不会与“简单”二字贴边。

突然之间我们便爬到了那面垂直的冰壁上。我再一次停了下来，让我下方的理查使劲凿进冰锥，把最后一部分奇迹绳固定好，我喘着粗气，但没有用面罩吸氧，因为信任冰爪的尖头和两把冰镐深深插进冰雪之中的斧尖——我对它们的信任已经超过了今天之前我想象中的程度——然后我向后倚，抬头看着那面闪亮的冰壁，它是我们征服北坳的最后一道屏障。

那面冰壁似乎无法攀爬。在我右边几码开外的地方，我能看到很多冰隙和翻滚的冰川漂砾，这些都是一年前马洛里自由攀爬过的冰隙的遗迹，我敢如此肯定，是因为我见过那次攀登的一张照片，而且也听过理查的描述。马洛里的移动方式既像蜘蛛也像体操运动员，在垂直的冰面上他可以快速攀爬，即便登山高手紧随其后攀登也模仿不来。那里就是桑迪・欧文的绳梯放下来的地方，不管是挑夫还是后来的登山者，都因为这架绳梯而受益无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带来了木绳结合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不过我们计划从北坳这块突出的冰架顶端放下梯子，而不是在攀登时固定梯子。

我冲着理查竖起了我的拇指，意思是说如果他觉得可以，我还可以继续领头攀爬那面垂直冰壁，不过他摇了摇头，然后回头看了看J.C.。J.C.就在理查下方，正处在现在看来极为陡峭的斜坡之上。理查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掌冲上，这时他在问让-克洛德是不是还有力气可以领导最后的冲锋。我知道，如果让-克洛德做不到，理查会亲自带领我们攀登这面200英尺高近乎垂直的斜壁。这是理查在今天早晨的攀爬中没有领头的主要原因。

J.C.竖起拇指，然后他把他的绳子和其他负重卸下，交给了在他边上的登津・伯西亚，他的氧气罩、护目镜和皮飞行头盔遮挡住了他的脸和脸上的表情。

我和他再一次交换了位置，不过这一次更加小心翼翼，因为在这里脚一滑，摔下去可就没命了。在攀登这样的冰冻雪面和真正的冰川时，这些破冰锤效果非常好，可我们并不曾用它们进行过充足的自我防滑练习。

然后我们再次把自己系在了绳子上，我呼出了一口气，到现在我才注意到自己之前一直屏气凝神来着。这倒提醒我该把我的氧气流量调回到最低的1.5升。

在雷吉身后的那些夏尔巴人，除了总是笑眯眯的巴布・里塔之外，看上去全都又累又焦急。他们全都穿着我们的试验登山安全带，雷吉还帮着他们每个人把登山扣扣在固定绳索上，不过我注意到每一个夏尔巴人（再次除了值得信赖的巴布・里塔外）还牢牢地抓住那根绳子，他们抓得特别紧，其实仅仅为了得到一些安全感，根本不必抓得这么紧。

突然间雷吉把她身上连接着夏尔巴人的绳子解开，并快速地把一根30英尺长的奇迹绳系在尼玛・特仁的安全带上。在无绳的情况下，她不停爬上爬下，使用她的长冰镐在冰雪之上为每一位挑夫开凿出更多的碗状坑窝。接下来她向他们说明，通过倒换双手（这样就用不着彻底松开能让他们安心的固定绳索了），他们可以慢慢转过身来，把屁股降低到那些碗状的凹陷里，不过其间要一直把普通10爪冰爪嵌入他们身下的冻雪之中。看着他们坐在这面近乎垂直斜坡上的雪座里，我真高兴我们给老虎夏尔巴人带来了内衣、沙克尔顿斜纹防水布料制成的厚羊毛裤子。美景映入眼帘，巴布・里塔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现在是时候给让-克洛德的新型登山设备和技术来一次终极测验了。

*

因为一直伸着脖子看，我的脖子直疼，而且我发现我正以更大的幅度向后倚靠，这或许是因为我太相信我的冰爪爪尖和破冰锤的斧刃了。不过，要想看到让-克洛德的绝技其实并不难。

正如他在威尔士攀登那些安全得多的冰川一样，在这面近乎垂直的冰壁上，J.C.一边用冰爪踢进冰壁，一边向上攀登，如同在驿站平房的墙上爬行的壁虎。在攀登最初的50英尺时，他身上还系着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而我和理查都把我们的冰镐整个插进了冰雪之中作为我们的支撑，给他做保护。可这条超长的绳子用完了，他便把一枚冰钉凿进冰壁之中，解开了我们的保护绳索，把他的奇迹绳系在冰锥上作为保护。在攀爬这面200英尺高的冰壁过程中，他每爬大约50英尺就会这样做一次，否则他一旦摔下来，就会是在无绳情况下垂直跌落。而若在垂直跌落了400英尺后，就连理查的奇迹绳也会因为支撑不住他的体重而断裂。

在那面冰壁上爬了大约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J.C.停了下来，把手伸进背包里摸索，然后拿出了他的氧气罐。我和理查交换了一个愧疚的眼神，本来的计划是要让-克洛德带着新氧气罐爬这面近乎垂直的冰壁，将之开到每分钟2.2升全速流量。可我们都忘了给他换氧气罐了，甚至是让-克洛德自己都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他只顾着赶快开始我们今天攀爬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

此时他摘下氧气罩和自由悬垂的调节器与各种管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背包里，同时把空氧气罐拿了出来，用身体把氧气罐按压在冰壁上，这时用那只没有执物的右手拧开了连接处的螺丝。

J.C.一边喊了声“下面的人当心”，一边把空氧气罐摇摆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用力把它扔到了我们的右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既高兴又害怕，在下落1000英尺的过程中，氧气罐一开始先是碰到冰壁弹起，然后又从冰雪上弹起，最后掉到了下面的冰川之上。氧气罐反弹时发出的声响动听极了，最后一次从一块冰雪覆盖的砾石上弹跳时发出的声音尤为美妙。

理查把他自己的面罩拉下来。“需要更换位置吗？”他冲上面大喊。

在有风的日子，这样的叫喊声绝对会被狂风的呼啸声淹没，可今天太平静了。我用前臂位置的汗衫把汗擦干，即使现在我们站在垂直冰壁下方的斜坡上，只有一只手臂拉住固定绳索，冰爪的两个前爪和我们左手的破冰锤依然可以支撑住我们。

让-克洛德笑了，摇摇头，然后抬头看看他上方尚未攀爬的部分。接下来他开始再次移动起来，他停下来的次数多了，移动也更为缓慢，不过依旧在平稳地攀登。

又过了十五分钟，我们看到他强行直立起身体，完全依靠冰爪爪尖支撑身体，然后伏向北坳边缘，把右手的破冰锤深深插进我们看不到的水平寒冰之中。然后他的身影便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和肩膀部位重新出现，有一根绳子开始蜿蜒垂下。很显然他在北坳表面上安装了锚固点，并用绳索把身体连接在上面。

“把梯子递上来！”让-克洛德大喊。

我们依言行事，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这八个人或坐或站在最后这面垂直冰壁下方的冰崖上，先是为他送上了一阵欢呼。

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分为好几段，每段长50英尺，全部四段梯子连接到一起，正好可以够到北坳的边缘。因为担心每段梯子之间的连接物不太牢靠，J.C.又爬下这些50英尺一段的梯子，使用剪短的奇迹绳、冰锥和更多的登山钉加固了连接处。这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等到把最后一段梯子固定好之后，J.C.已经汗流浃背了。这时候他也来到了那面冰壁的底部，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用力拍打他的后背和肩膀，在高海拔的稀薄空气下，我们的声音非常嘶哑，却也充满了庆贺时的喜悦之情。

理查把他身上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解开，然后顺着绳梯爬了上去，冰爪咬合住木制横挡，由此向夏尔巴人和我们余下几个人展示他完全信任这些绳梯。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了上去，雷吉退到后面，在夏尔巴人都上去之后才爬上来。我则跟在我的老朋友巴布・里塔后面，他像只猿猴似的顺着绳梯向上爬，居然边爬边向下看，还冲着我笑，我不禁替他紧张起来。我真想对上面的他大喊，让他记住三点接触规则，即在登山时务必保证身体的三个部位接触到固定的物体（比如说双脚一手；双手一脚，诸如此类），我得摘掉我的氧气罩才能喊出来，可现在我还享受着“英国空气”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舍不得把它摘下。巴布爬了上去，倒也没出事儿。我们攀爬最后一段距离，从梯子上翻到北坳边缘，因为有些紧张，所以全都有些左摇右摆。巴布把手伸出来，等着我爬上去，然后他用两只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手和前臂，帮着我膝盖着地，然后站起来。

我走了几步，离开梯子顶端，然后看着这片令人头晕目眩的区域。

我们已经登上了前几支探险队搭建帐篷的“架岩”，这片区域是北坳北边的一片塌陷区域，较高处的冰脊则形成了一道完美的防护墙。然而，1922年时这里大到可以让探险队搭建几十顶帐篷。到了1924年，这里便收缩成了30英尺宽的冰架，只能搭建很窄的一排帐篷。此时此刻，冰架竟然只有不到10英尺宽了。现在这里太接近悬崖了，而且非常狭窄，根本不能用来搭建我们的四号营地。

不过这里依然是个整休的好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沿着冰架南壁弯着腰坐着。我走到一行人的最边上，和他们一起弯着腰坐着，过了一会儿，雷吉和最后三位夏尔巴人也爬了上来。她用尼泊尔语和藏语提醒他们现在不要把装备卸下来，因为他们还得爬过这道快要垮掉却被冰脊围绕的冰架，然后她在我边上坐下，把刚才对他们说的话告诉了我。

狂风和雪崩卷走了冰架上前几支探险队留下来的所有帐篷和使用过的痕迹，只剩下我们脚下一座倒塌的绿色帐篷，帐篷帆布已经被风撕扯成了碎片，一根帐篷杆依旧斜插在冰架上。我用我的冰爪戳着绿色的帆布，对雷吉和让-克洛德说：“想想吧，马洛里没准儿就睡在那里呢。”

“绝无可能，”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这顶帐篷是去年八月我和帕桑搭的，在这里被困的一个星期中，我们就住在里面。”

我早就关上了我的氧气阀门，氧气罩垂在胸口，可现在我真希望面罩还在我的脸上；这样就没人能看到我的脸腾一下涨得通红了。良久，我们就坐在那儿，望着眼前难以置信的奇景，大部分东绒布冰川从我们脚下蜿蜒延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号营地），在我们左边，巨大的章子峰直冲天际，右边，突出的珠峰山肩和东部山脊划破天空，延伸成为陡峭的锯齿状群峰。

让-克洛德看了看坐成一排的我们几个人和夏尔巴人，说：“教会执事哪去了？”

“你说的是迪肯先生？”雷吉说，“他带着尼玛・特仁和登津・伯西亚以及一大堆竹枝走了，去找更好的地方搭建四号营地。”

“那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我和J.C.费力地站起来，我又把氧气阀打开。我们走到了一道狭窄的冰上，冰的一边是夏尔巴人伸开的腿和冰爪，另一边则是连接冰川的1000英尺高悬崖，然后我们走到了能看到理查和那两个夏尔巴人脚印的地方，跟着我们翻过这片冰架区域，来到了北坳之上。

来到了真正的北坳之上，我和让-克洛德不由得停下脚步，目瞪口呆地凝视着眼前的景象。整个珠峰北壁现在就矗立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人把剧场的帷幕拉开了一样。在我们的左边，在最后几座被雪覆盖的巨大冰塔那一边，北部山脊从北坳的这座山口处赫然耸立，北部山脊这道斜坡有4500英尺高，与海拔27,636英尺的东北山脊相接，而理查依旧称之为珠峰东北山肩。从我们上方远处的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相连处，沿着山脊线向右徒步1英里就能到达真正的珠峰顶峰。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放眼望去，这座山的北壁，也包括诺顿的峡谷在内，看上去是绝对的垂直，不过我知道，从山脚处看到的山景都很有欺骗性。那道峡谷或许依旧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尤其是狂风大作，我们根本无法登上山脊线。

用不着拿望远镜，我和J.C.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前北部山脊大约三分之二高处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些微微倾斜，理查计划把我们的五号营地设在这里。在那片区域之下，北部山脊包含一块不规则的圆形扶壁状凸出岩石，这块岩石并未延伸出很远，便融入进了一座弓形舌状冰雪山壁，而这座冰雪山壁则连通着北坳上我们所处的这座被雪覆盖的低矮山口。

说来也真够怪的。我们不费力就能看到从顶峰之上刮落下来的浪花溅沫般的雪，在明亮蓝天的映衬下，这些雪末仿佛一条20英里长的白色围巾，更多的雪末从东北山脊和北部山脊较高的地方飞扬起来，这些雪末仿佛被巨风吹起，可在北坳之上，就连一丝风都没有。我还记得理查说过，他、马洛里和其他人在1921年执行侦察任务时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狂风在北坳顶上到处肆虐，风力极为强劲，人就连几秒钟都站不住，可唯独我们后面现已变得越来越小的冰架上连一丝风都没有。当时要想经过我和让-克洛德现在所走的地方肯定必死无疑。我心想，一次是在入冬后和季风季节来临前这之间一段很短的时间节点内攀登珠峰，另一次是在季风季节期间攀登珠峰，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理查和两个夏尔巴人绑着冰爪的登山靴在雪地里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脚印，我们跟着这些印记向西走去，翻过了那道冰架。在我们身后，雷吉已经让巴布・里塔和其他三个夏尔巴人行动起来，不过在23,000英尺的海拔之上，背着装备的他们只能沉重而缓慢地走着。如果有任何夏尔巴人在这个海拔高度生病，按照计划，就要给他们吸氧；如若不然，就只有我们四个高山攀登者在北坳之上使用氧气。

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没想过北坳之上会有张开大口的冰隙。北坳之上当然应该存在冰隙，北坳上的冰不停地开裂，然后坠向低处的东绒布冰川。尽管我看过不止一遍前几次探险队员的叙述，也听理查说起过我们必须穿越北坳顶上的冰隙，可我始终认为北坳顶上应该是一片平滑的表面。

事实并非如此。顺着那三个人的脚印，我沿着狭窄的山脊穿越极深的冰隙，这时候我意识到我们要再一次穿越冰隙了。我们翻过一座巨大的雪桥，理查几分钟前用插着红旗的竹枝在雪桥上做了标记，我们时而绕行，时而穿过一连串倒塌的巨大冰塔，这些冰塔通往一道向上倾斜的斜坡，那道斜坡比较宽，布满了更多的裂缝，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理查、尼玛・特仁和登津・伯西亚正搭建营地的地方。那里是一处避风处，位于一片巨大的吹积物和冰塔之间，靠近北坳的南脊，而在那个地方上方，正是北坳与向上延伸的北部山脊冰雪山坡的相连之处。

我的目光一直向上，定格在了珠峰的北部山脊和北壁上。我能清楚地看到山脊和山壁上那些向下倾斜的黑色花岗岩石板，有些石板只有一部分被雪覆盖，其他石板则闪闪发光，仿佛表面结了冰。大部分阿尔卑斯山攀登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喜欢攀登这种向下倾斜的岩石石板。爬这样的石板，特别像爬一些哥特式教堂的陡峭斜坡，斜坡上的瓦片滑溜溜的，危险至极。有时候，这些石板瓦会在你身下断裂。

这些冰隙就像迷宫一样，穿行其中的路线只用很少几根插着红旗的竹枝来标记，于是我和J.C.只好用绳子与三个夏尔巴人及雷吉系在一起，排成一条直线，继续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向上朝着这个四号营地的新地点走去。

我们刚一到理查和他的两位贴身夏尔巴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便立刻卸下他们的负重，瘫倒在雪地之上。这时候先我们到达的夏尔巴人刚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搭建好了一顶大温伯尔帐篷和两顶较小的米德式帐篷。依靠最后一点儿氧气，我把我自己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包括一个10磅重的米德帐篷和三个睡袋，今天我就是背着这些东西登山的。

我们带来了很多水，数个装着热水的暖水瓶，还有一些轻便的食物储备：大部分都是巧克力、葡萄干和其他高热量零食。不过我们今天背负的东西主要是搭建四号营地所需的帐篷和睡袋，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用这些东西搭建五号营地。一位夏尔巴人背来了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普里默斯炉，不过，有了我和J.C.在三号营地险些丧命的教训，每一个营地都接到了命令，至少要持有两个酒精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多功能乌纳炉和梅塔固体燃料。理查不想让高处的营地冒险，导致那里的人无法融雪烧饮用水、茶（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喝到的茶都是不冷不热的）和汤。

在向夏尔巴人讲明把什么东西搭建在什么地方之后，雷吉站在理查身边，相当迟疑地望着那些挡在我们和北部山脊之间的巨大冰塔。“你肯定这些东西能抵挡住狂风吗？”她问。

理查耸耸肩。他的眼中闪烁着真正的喜悦，在玛特洪峰和其他地方，每当他发自内心地享受登山乐趣时，我就能看到他这个样子。“1921年和1922年，我们常常注意到，在北坳西端这一片周围有巨大冰塔环绕的避风处中，风要小得多。”他说。他的氧气罩垂在胸口上，并未使用。“而且，泰迪・诺顿告诉我，去年的时候，除了那道冰架，他还会选择这里搭建四号营地。”

雷吉看上去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提醒我自己，她和帕桑被困在北坳之上一个星期，那时候狂风肆虐，苦不堪言，每时每刻都担心他们的帐篷——在冰架上我轻轻碰过的绿色帆布碎布和断裂的帐篷杆——会被巨风卷下北坳。北坳自此便成了她焦虑的根源。

“从这里很容易就能爬上北部山脊，”她终于开口说道，“而且相比从前设在冰架上的营地，这里比较适宜我们在深夜从五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过来……冰架那里冰隙太多了，天黑之后根本躲不开。”

理查点点头。雷吉用英语和尼泊尔语给夏尔巴人做了更多指示。她希望帐篷的开口处面向闪闪发光的巍峨章子峰，那一边，正是东方。

夏尔巴人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这时候我们四个人找了地方坐下来。J.C.和理查坐在卷起来的睡袋上，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向西望着冰塔上方能够看得见的部分北部山脊。我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今天还要接着攀登吗？”我问。

理查摇摇头。“今天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我们要返回二号营地，晚上睡个好觉，明天至少要用绳子把夏尔巴人连成三队，把食物和其他补给背到这里来，也包括在更高营地使用的装备。”

“你是想后天尝试登顶吗？”让-克洛德对理查说。

他笑了，但是没有回答。

这时候雷吉开口了。她的声音非常坚决。“你忘了吗，我们必须去寻找珀西瓦尔勋爵。”

“一点儿也没有忘，夫人，”J.C.说，“我一直把搜寻当成我们此次登山的一部分。”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随后我开口说：“北坳之上的那些冰隙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检查一下那里，搜索……搜索……珀西瓦尔勋爵吗？”

“嘉密・赤仁报告说他看到三个人在东北山脊之上，”雷吉说，“然后就只能看到一个人。我认为，我们只有到达那里，才能发现关于我已故表弟尸体的蛛丝马迹。我知道，去年八月的时候，此处和马洛里的五号营地之间没有任何痕迹。而且去年夏天，我和帕桑把提灯降到了这里所有的冰隙之下。什么都没发现。显然我们没有必要去搜寻那些新出现的冰隙。”

“这么说，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儿，”我说，“就是吃完午饭，把四号营地搭建好，然后下山回到二号营地，夜里睡个好觉。”

“就是这样。”理查说，对于他声音中夹杂着的轻微讽刺语气，我一点儿也不感觉惊讶。

*

理查带领我们下山。下山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如果夏尔巴人能像我和J.C.那样——我们完全是在测试奇迹绳——整个下山过程都借助绳索的话，速度会更快。在我们上方北坳的最西端，我们留下了六顶牢牢固定的帐篷，包括两顶温伯尔帐篷和四顶米德帐篷，并把补给品稳妥地放在里面，包括睡袋、毯子、各式炉子和梅塔固体燃料，并把煤油放在了帐篷外。

我和让-克洛德自告奋勇最后下山，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借助固定绳索下山时绳索的坚固度如何（不过我们动了一些手脚，那就是在对方借助绳索下山的时候，我们还是为对方做了保护），而且在那样无遮无拦的海拔高度借助绳索下来绝对是一件惊险刺激的事儿。我和J.C.原以为今天的攀登比较容易，谁都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好玩儿。

我们终于从较低处那面斜坡的固定绳索上下来，那天早晨我们都认为，靠近三号营地的斜坡最低处大约200英尺距离根本用不着架设固定绳索，因为那里完全是一道相对平缓的雪坡。这时候我们发现巴布・里塔正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不停地用穿着靴子的双脚踩跺地面保暖，而夜晚的阴影越来越浓重。他已经把冰爪取下来了（冰爪和我们的新硬挺登山靴还有唯一的缺陷，那就是冰爪的带子往往会阻隔血液循环，如此一来，虽然我们在新设计的“硬挺”登山靴中多加了好几层毛毡，还是会感觉双脚冰冷），此时我和J.C.也脱下了冰爪。

“今天非常棒，是不是，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问，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非常愉快的一天，巴布・里塔。”我说。我们三个人开始向下方走去，每走一步脚都会深深陷进雪中。本来相安无事，可我偏偏心血来潮地说，“巴布，你愿意见识一下真正的登山者是怎样下这样的斜坡的吗？”

“哦，是的，杰克大人！”

我先确定我的冰爪牢固地拴系在我的背包外面，而且如果我掉下去或者不得不自我防滑时，拴在这个位置上的冰爪不会刺到我，然后从前面一队人踩踏出来的槽谷中跳出来，把我的长冰镐放在外面，开始从这道长长的雪坡上滑降，我的钉靴在我身后踢出了一条如同雄鸡羽尾的痕迹，而长冰镐带镐头的一端则成了我的方向控制器。

“看咱俩谁先到！”J.C.喊道，然后他跳上了在阴影下越冻越结实的雪面，“待在这里别动，布巴。当心，杰克！”

让-克洛德的滑降速度比我快，很快就要超过我了。该死的夏蒙尼登山向导！像障碍滑雪赛那样，我们就这样一路滑向低处，在快到斜坡底部的时候，突然转向躲开为数不多的几块砾石，然后J.C.穿过了平地上那个想象出来的终点线，领先我至少15英尺。

我俩在冰碛石边缘哈哈笑，使劲儿跺着我们冰冷的双脚，然后转过头，等待巴布・里塔踩坑开路，从那条落有深深脚印的槽谷小路上走下来。

“我，一样！”那个矮个子夏尔巴人喊道，他离开前面的人留下的脚印，来到了冰冻的雪面上，把冰镐放在他的身后，当成舵杆，然后开始模仿我们滑降下来。

“不要，千万别！”让-克洛德大喊，可已经太迟了。巴布飞快地从斜坡上滑降下来，像个疯子似的哈哈大笑。

接下来他把冰镐的镐头或斧尖深深地按压进雪中，这是滑降初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引导尖端必须轻触雪面才行，结果他的镐头深深嵌入雪中。巴布开始猛烈地颠簸起来，然后他仰面摔倒在地，手臂伸开，后背冲下从斜坡上猛冲下来，速度越来越快，在他向下滑的过程中，他背包里的个人物品都散落了出来。如果说现在和刚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此刻笑得更厉害了。

“自我防滑！”我把手围在嘴边做成扩音器，大声喊道，“自我防滑，巴布！”

他的冰镐已经掉了，不过他还有他的双手，如果把连指手套脱掉，他应该可以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深深插进雪中，从而延缓他的下降速度。我们已经给所有夏尔巴人培训了自我防滑技巧，并让他们进行了练习。

可巴布现在身体展开，不停地打转儿，先是头朝上，然后头又朝下，双手和脚后跟仅能拍打着表面已经结冰的积雪。他猛冲下来，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一路上他都笑着，笑声越来越大。

在距离斜坡底部只有50英尺的地方，巴布飞过了一道隐藏的雪坡。“哎哟！”他飞到了8英尺高的空中，此时依旧是头冲下，这时候他用英语喊道。

然后，他撞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大雪枕的地方，撞击时传出了一声奇怪的声响，他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四肢伸开的身体旋转了最后三圈，在滑降到距离我们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和J.C.此时已经狂奔起来，踩坑开路，奔向那个突然沉静下来的夏尔巴人。我一直在祈祷，他只不过是有些喘不过气来而已。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皑皑白雪之上留下了长长一道红色痕迹。巴布头冲下撞到的雪“枕头”其实是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砾石。

7

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里，也就是周一夜里，我们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巴布从三号营地转移走。一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其他人立刻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的笑声，想不到听到的却是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一帮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里塔围在中间，此时的他依旧四肢张开，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这个夏尔巴人太阳穴上的肿块和一大片瘀伤，便把急救箱扔给理查，然后一边用尼泊尔语给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下命令，一边给他们指出方向，接下来她和他们一起跑回帐篷，用多余的帐篷帆布和帐篷杆组装担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边，小心翼翼地扬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脑袋，飞快地把两个纱布垫放到巴布头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缠绕纱布绷带把纱布垫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铅笔刀剪断绷带，把绷带打成结。

“他还好吗？”我问。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出意外了，我整个人，乃至我死气沉沉的语气，都表示我内疚无比，我要为这次意外负上责任。让-克洛德看上去同样很内疚。

“头部创伤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查说。他一直轻轻抬着巴布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处，“我想他的脊柱没有受伤。我们可以移动他。我们现在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尽快把他运到大本营，让帕桑医生给他医治。”

“挪动他真的安全吗？”J.C.说，他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夏蒙尼向导全都接受过训练，对于从山上摔下来的人，只要有丝毫脊柱受伤的可能，或者严重的脖颈创伤，就绝对不能移动伤者。

理查点头。“根据我刚才触摸后的判断，他的脖子没断。他的背部没问题。我觉得移动他比让他整夜留在这里危险要小。”

雷吉和尼玛・特仁带着临时搭建好的担架回来了，他们把帆布对折缠绕在两根6英尺长的帐篷杆上，并牢牢扎紧。

“我们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说，“我看得要六个人。四个人抬担架，另外两个随时替换这四个人。”

“我们来抬他。”我和让-克洛德带着哀伤和内疚异口同声道。

理查点点头。“彭巴、铎杰伊、登津、尼玛，你们四个人和两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飞快地给三个不懂英语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翻译。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经取了两盏提灯和两套头灯回来。她一直等待着，最后我们蹲伏在毫无意识的巴布身边，数了三下，极为轻柔地把他从雪地里抬到已经展开的担架上。

雪地上沾满了巴布的血，他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灯交给彭巴和铎杰伊，然后把头灯装备交给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尔巴人中个子最高的那个。我记得特比・诺盖会说英语。“你来当通信员，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诉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的人，我们到达每个营地的时候，可能需要新的志愿者来抬担架。不过不要在这些营地浪费太多时间，你要尽快到大本营，看看帕桑医生是不是能够上山来接抬担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医生说清楚巴布・里塔头部的伤势以及他是如何受伤的。大帐篷外还有一盏提灯，出发时拿上吧。”

特比点了一下头，慢跑着离开了这道雪坡，跑过营地区域内被雪覆盖的粗糙冰碛石时一把拿起了提灯，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冰柱后面，随后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让-克洛德抬起了担架杆的左前端，我则握紧右后端。尼玛・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亚和我一起抬后面。我们再一次数了三下，然后把担架抬到了及腰处。巴布・里塔仿佛没有一点儿重量。

“我们先在三号营地把明天需要背运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弄好就去追你们，”理查说，“告诉帕桑医生，我会带着所有人去一号营地或大本营。”

向冰川下方行进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为漫长的白天里我们都一直在登山。在我们爬上冰川准备下山之前，雷吉交给彭巴一整套吸氧装置和装在背物架上的三个满氧气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们累了，就可以离队，吸一些“英国空气”，同时让彭巴或铎杰伊接替我们。

可我和让-克洛德都没有中途退出，我们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山，经过了几个营地，甚至就连夏尔巴人都轮流替换了对方。我俩也经历了非常难熬的时刻，比如说绕道下山来到冰川上，然后向上行进，再次翻越数道陡峭斜坡。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有那么一两次，彭巴把氧气罩先是举到了J.C.的脸上，又举到了我的脸上，我们吸了几口丰富的英国空气，继续抬担架下山。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

帕桑医生在一号营地迎上了我们，他让我们把担架放在几个箱子上，借着提灯的光亮，他给巴布进行了初步检查。

“我想迪肯先生说得对，巴布的颈部和脊柱没有直接创伤，”帕桑说，“不过我们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们还抬得动吗，得去大本营呢，或者我去找别的挑夫来？”

我和让-克洛德无论如何都没打算让别人来替我们抬起担架的这两个角。当然了，这态度挺荒唐的，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在惩罚我们自己。不过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特别是我，的确应该受到惩罚。我至今依然如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两个缺心眼儿的小学生，如果我没有大喊一声“瞧好了”，然后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巴布・里塔现在应该好好地在三号营地，一边吃晚饭，一边和他的夏尔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里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本营。医务室帐篷侧边的帘子掀了起来，这里的夜暖和得惊人。一丝风都没有。医务室帐篷挂着六盏煤油灯，咝咝声不绝于耳，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帕桑医生希望在这里做重要的医治工作，因为这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比较暖和，而且光线也比其他营地充足很多。

和我们一块下来的四位夏尔巴人回了他们的帐篷，我和J.C.则瘫倒在医疗帐篷的铺地防潮布上，与此同时，帕桑开始仔细检查巴布・里塔的伤势。我的双臂累坏了，我感觉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抬起来了。

帕桑医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伤口，换上了新绷带，然后给他做了三十分钟检查，包括量血压，测脉搏，还检查了其他生命体征，这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接下来帕桑拿出一个氧气罐，把氧气罩放在巴布的脸上，并把流量开到最大，又把两条毯子向上拉到这个夏尔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后把刚才用过的其中一盏提灯和两面镜子撤走，这时候我终于开口问：“情况有多坏，帕桑医生？”

“他气息微弱，脉搏也很弱，呼吸困难，”帕桑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巴布头部撞击到砾石的部位出现了血肿，也就是说，那里形成了血块。”

“你能治吗？”让-克洛德问。我知道这位登山向导见过很多人在山上死于大脑栓塞，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么是受了伤，要么是出现了高空病，从而导致肺部或大脑中出现血块。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个医疗术语而已。

帕桑医生叹了口气。“氧气应该能起点儿作用。要是在正规医院，我会尽全力找到血块的准确位置，然后，如果病人无法苏醒，生命体征持续减弱，我或许会进行开颅手术。在这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最多能做的就是老式的环钻术。”

“有什么差别吗？”我问。

帕桑把他的大手放在巴布头盖骨缠着绷带的部位上。“做开颅手术的话，我会剃去巴布这部分头皮上的头发，然后切开头皮，没有X光机，我只能尽全力去猜测血块的位置以及该从何处切开头皮。接下来，我会在他的头盖骨上钻一个小洞，摘除一块头盖骨……我们称之为骨瓣。然后我会把所有压迫巴布大脑的头骨碎片取走，排出凝固的血块和积聚在一起的血液。如果大脑因为这次受伤出现肿胀，我或许会不把骨瓣复原，如此一来，从技术上来说，手术就变成了颅骨切除术。如果肿胀不严重的话，我就会使用小金属盘、金属线或手术缝合线把那片骨瓣恢复原位。”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我强忍着顺着喉咙而上的恶心感挤出这句话。

帕桑摇摇头。“这是现代的手术。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借助我带来的手术工具，我只能做环钻术。”

“那是什么？”

帕桑似乎陷入了沉思中。他终于开口道：“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了环钻术。这种手术就是在病人的头盖骨上钻一个洞，露出硬脑膜，从而可以缓解大脑因伤后出血、血块或头骨碎片所导致的压力。我还真带了一个环钻来。”帕桑绕到一个装有手术设备的小箱子边，然后举起一个工具。

“这不过是个手钻罢了。”我说。

这位夏尔巴人医生点点头。“正如我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头部穿孔工具。有时候倒也管用。”

“你怎么封闭钻洞？”让-克洛德问。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也感觉挺恶心的。

帕桑耸耸肩。“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洞应该比骨瓣入口大，不过我可以用金属线或缝合线把这块圆形头骨缝合到原处，或者找个大小合适的硬币这种普通东西旋拧在头盖骨上。当然了，头盖骨上是没有神经末梢的。”

“你要那样做吗？”我问，“我是说，在头上穿孔。”

“除非迫不得已，”帕桑说，“在这种海拔高度做那样的手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不好。况且他的头骨和头皮至少有三个部分碰撞到了那块砾石，所以我不能肯定血块的位置。我可不想在巴布・里塔的头盖骨上钻了三个孔之后还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

“对不起，请允许我离开一下。”让-克洛德说着走出了帐篷。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我这位法国朋友这么容易恶心。

“我们观察巴布10到12个小时，”帕桑医生说，“如果他能苏醒，那我们就可以照顾他直至他可以乘坐担架出行，那之后就要尽快把他送回大吉岭。”

我不禁想到了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如果翻越海拔较高的山口，会有近路直接通往锡金北部地区，可这些山口非常高，而且只在夏季中开放很短一段日子。不管是穿越肮脏的西藏山城这种长途行程，还是翻过暴风雪肆虐的危险高山山口这样的近路，似乎都不适合一个脑部受伤或刚刚接受了环钻术的人。

让-克洛德带了两个大本营的睡袋回来。“我们今夜可以睡在医务室的铺地布上吗，帕桑医生？”他说。

帕桑笑了。“我们有更好的法子。医务室帐篷后面用帘子遮盖的部分有两个空床，就在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睡觉的地方旁边。我来帮你们把床搬到这片主区域来。你们今夜可以留在巴布・里塔身边。”

*

我很晚才睡着，日出之后才进入梦乡，然后突然惊醒过来，因为我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出事儿了。我从睡袋里向外看，只见巴布・里塔正直挺挺地坐着，双眼睁得老大，咧开嘴笑着。帕桑就站在附近，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把睡在我旁边床上的J.C.摇醒。

“哦，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里塔喊道，“太好玩了，我从前从没这样过！”

我费力地向这个夏尔巴人挤出一丝笑容。J.C.只是盯着他看。

“我太幸运了，死的时候这么靠近敬爱的札珠仁波切。”巴布・里塔接着说，脸上的灿烂笑容依旧，“我希望你们能请求绒布寺的堪布法师来决定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葬礼。”

“谁都不会死。”我开口说，可随即我就住了口，因为我看到巴布・里塔瘫倒在那张铺着垫子的诊疗床上，一整夜帕桑就是在那里观察他的病情。这个夏尔巴人挑夫的眼睛依旧张着，笑容还挂在他的脸上。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已然没有了呼吸。

帕桑医生飞快地从他的床边跑过来，在漫长无比的几分钟里，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他苏醒过来，可巴布・里塔那饱受蹂躏的身体和高贵的灵魂毫无反应。他死了。

“我很遗憾。”帕桑医生终于说。他合上了巴布那双睁得圆溜溜的眼睛。

我不能自已地看着让-克洛德。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得出来，他也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就因为我们充满孩子气的胡闹举动，就因为我们缺乏常识，我们把这个好人害死了。

8

1925年5月14日，星期四

过去两天堪称登顶的绝佳时间。自从珠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以来，这座山峰终于不再“冒烟”了。就连东北山脊上的狂风似乎也减弱了，不再能吹起浪花溅沫般的雪。今天北坳上的气温达到了21摄氏度。狂风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肆虐，把大量的雪从山脊岩石上甚至从大深峡谷上吹落，现在这风仿佛收敛了不少。

然而，今天我们谁都没在山上。我们所有人，包括全部夏尔巴人、帕桑医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J.C.和我，都沿着河谷艰难跋涉11英里，从大本营前往绒布寺，去接受札珠仁波切为我们举行的祈福仪式。

理查抿着嘴，嘴唇显得非常薄，而且十分苍白，因为压制着情绪，所以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由此可见，因为我们自作自受而错过了本月里两个登顶的好日子，而且说不定这还是这一年里唯一的两个好日子，他简直气坏了。我和让-克洛德都等着理查把他满腔怒火撒到我们身上。

不过夏尔巴人都很开心，仿佛现在是学校的假期。对于巴布・里塔的突然去世，他们似乎都没有特别难过。我把心中的疑团向帕桑提了出来，这位酋长兼医生说：“他们认为，如果巴布・里塔注定要在这座山上死去，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死在这座山上，因此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哀痛了。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听了这话我不禁摇摇头。“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急切地从绒布寺的神圣喇嘛札珠仁波切那里得到赐福呢？反正他们的命运都是注定了的，那位堪布赐福与否又有什么差别呢？”

帕桑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佩里先生，千万别指望我能弄明白所有宗教里都很常见的内在矛盾。”

*

昨天，我们用一块我们能找得到的最干净的也是最白的帐篷布把巴布的尸体包了起来，大本营的夏尔巴人把他的尸体放在一个担架上，又把担架绑在一只牦牛的背上，然后由帕桑带领六个夏尔巴人骑马穿越河谷，把巴布的尸体护送到绒布寺。

我和让-克洛德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受邀参加由札珠仁波切为巴布・里塔选择的葬礼，于是我们只好背起食品和氧气，还有J.C.那个神秘的“自行车”包裹，徒步11英里，穿越槽谷和东绒布冰川，把这些东西背到三号营地去。得知雷吉和理查依旧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我和J.C.便稍稍减轻了我们的负重（在让-克洛德那个超大号背袋里，除了他那个笨重的“神秘自行车”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沿着固定绳索和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登上了北坳。当然我们已经捎信给理查，把巴布去世的噩耗告诉了他，可他传回了一封信，说什么因为巴布的葬礼我们也插不上手，所以他要留在高处的营地里。我们俩对很多事情都感觉内疚，因此并没有商量就决定在攀登那面冰壁的时候不使用氧气，把氧气留待日后给别人使用。有两个夏尔巴人跟随我们一起上山。

J.C.让那两个夏尔巴人和他一起留在那道冰架边缘，说：“你先走一步，去四号营地吧……我要在这里请铎杰伊和朗杰帮我装配好我的自行车。等我们做好了，我就去找你们。”

我穿越白茫茫、热辣辣的北坳广阔区域，来到了四号营地。从雷吉那里得知，理查带着包括登津・伯西亚和特比・诺盖在内的四个夏尔巴人登上了北部山脊最低处，选择了一块区域，建起了五号营地，搭建了两顶帐篷。那是北部山脊上不是特别高的一个地方，海拔高度稍稍超过23,500英尺，此时他们是刚刚返回了营地。

在高海拔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理查的脸几乎被晒成了黑色，他对我们笑笑，说：“如果这种风平浪静的天气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明天就可以从五号营地开始尝试登顶。”

一个小时之前，雷吉刚刚带着四个夏尔巴人把更多装备从三号营地背了上来，她听了这话之后看上去有些疑惑。她身后的北坳以及我们周围的区域全都热浪滚滚，闪烁着白色的光芒。我决定要一直戴着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加深护目镜。

理查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的午餐，包括加热了的土豆汤、牛舌、醇巧克力和可可茶，边吃边建议我们今天下午返回三号营地，明天再回到四号营地来，然后推进到五号营地，周四晚上就在那里过夜。如果周四的天气和周三一样，到处风平浪静，我们就可以在午夜时分从那座高山营地出发，在5月15日星期五进行登顶尝试。

“这么说我的威尔士矿工头灯终于派上用场了？”雷吉说，语气里夹杂着几丝怨气。

理查太兴奋了，所以没心情吵架，他只是又笑了笑，说：“我们今天在五号营地搭建的两顶米德帐篷最多可以容纳四个人。我建议，周五凌晨时分我们连成两条绳索出发，登津・伯西亚和我是第一根绳索，杰克和让-克洛德你们是第二根绳索。我们都使用氧气。调到较低的流量，瓶装氧气应该可以使用十五个半到十六个半小时。这些时间足够我们登顶并在日落之前返回五号营地了。”

“在这个计划中，我充当什么角色呢？”雷吉问。

理查只是盯着她看。

“你承诺过的，一路上山的时候我们会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雷吉继续说，“嗯，我必须跟你们一起去，这样才能确定我们是真的进行了搜索。”

理查皱着眉继续吃巧克力。“你去登顶始终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那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迪肯先生。”

因为没用氧气登山，所以我一直大口喘着气，没有加入他们的争论。我的心思现在不在珠峰上，始终萦绕在我心中的依旧是巴布・里塔死时的脸孔和圆睁的眼睛。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彭巴・谢尔巴一个人艰难地爬了上来，走出冰架区域，沿着标记出来的路线穿越北坳，朝我们所在的这片最西端的营地走来。我们几个一言不发地等着彭巴走到我们近前。

他带来的这消息太令人错愕了。札珠仁波切捎信来说，让我们所有人第二天，也就是在周四这一天，都到绒布寺去接受他的赐福。据彭巴说，巴布・里塔的葬礼在周五日出之际举行，不过只有巴布的直系亲属才会受邀留下来参加葬礼。

“妈的！”理查吼道，“现在可是一整年里最他妈好的天气了……我们只差一步就能登顶这座山了……现在的天气比乔治・马洛里碰到的所有天气都要好……那个该死的佛教老堪布居然捎信让我们全都出现在他面前。见鬼去吧。我不去。”

“我们都要去。”雷吉说。

“又不是去参加巴布的葬礼，”理查坚称，“不过是另一次该死的赐福仪式罢了，我们还得掏钱，给每个夏尔巴人两卢比，在那个可恶的喇嘛堪布每一次做该死的赐福时，他们就可以把钱给他。这之前我已经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了，我他妈的感觉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赐福了，我宁愿趁着好天气去登顶珠峰，也不愿意明天一整天都坐在那座令人讨厌的寺庙里。”

“我们都得下山去。”雷吉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有些……宽慰。

“绝不。”理查把他的蒸煮罐扔到一边，锅子撞到小乌纳炉边上的冰发出哐当一声。

“你要在没有夏尔巴人的支持下去登顶吗？”雷吉说。

“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那我也别无选择。”理查说。他看着我和J.C.，“我的朋友们，将来我们三个人系在一条绳子上好了，我们明天把吸氧装备和我们袋子里的额外衣物与食物运到五号营地去。”

雷吉摇摇头。“你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札珠仁波切的侮辱，迪肯先生，如果你在这位圣僧赐福的那一天去尝试登顶，你就会失去全部夏尔巴人的忠诚。他们一直在耐心等待这份赐福。你如果怠慢这位喇嘛，并且在没有得到札珠仁波切赐福的情况下攀登珠峰，很多夏尔巴人现在就会退出这次探险。”

“他妈的！”理查说，“杰克，让-克洛德，你们俩会跟我一起去，是不是？”

在让-克洛德尚未开口前，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不，理查。我们要和雷吉及其他人一块下山接受赐福，并且去纪念巴布・里塔。”

*

周四天气好极了，一大早，我们全都离开大本营，沿河谷徒步跋涉11英里，去接受那位喇嘛的赐福。就连冻伤的昂・蚩力和拉帕・伊舍也跟了来，他们坐在骡子上，由他们的朋友牵引着一路前行，他们的脚指和手指截肢手术因此推迟了一天。帕桑医生骑着一匹小马，雷吉骑一匹个头较大的马，他俩并肩而行。理查一个人走着，不费劲儿就与那些迈着缓慢沉重步伐的马保持同样的速度，他阴沉着脸，拒所有人于千里之外，仿佛一座城堡在敌军攻打时紧紧关闭了大门。

我一踢马肚子，赶上了雷吉和帕桑，向他们打听这座寺庙和这座寺庙的堪布是何来历。

“札珠仁波切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她说。看到我茫然的眼神，她又说道，“在穿越西藏的途中你一直都有见过莲花生大师的形象，杰克。他是一位长了九颗头的神明。”

“是的。”

“绒布寺是西藏境内海拔最高的一座寺庙……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寺庙，”雷吉继续说道，“信徒们不停地到那里朝圣，许多人每隔几码就要跪地伏拜……而他们所走的路程足有数百英里长呢。我们周围的山里遍布着很多山洞，洞里面住着遁世的圣僧。绒布寺的一些喇嘛说，许多年之后，很多圣僧每天只吃三粒大麦就能活下去。而且在这里的严酷冬季之中，他们全都赤身裸体。”

我转过头看着我们身边的帕桑医生，说：“你相信吗？”

帕桑微微笑了。“别问我，佩里先生。我是天主教徒，从小就是。”

他真挺有教养的，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傻兮兮的惊讶之情。

雷吉看着我。“你觉得绒布寺有多久的历史了，杰克？猜猜看。”

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在那里停留了一次，所以我记得这座寺庙非常古老，有摇摇欲坠的纪念碑和其他圣殿。“一千年了？”我大着胆子说。

“现在这位堪布札珠仁波切于二十四年前才开始兴建绒布寺，”雷吉说，“那时候他三十五岁，当时名叫雅旺滇津诺布。他想方设法从定日镇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还找在尼泊尔坤布地区囊帕拉山口和其他山口中生活和教书的夏尔巴人集资修庙。这里有人称他为桑耶佛、绒布佛。他则选定了札珠仁波切这个名字，他是传说中的莲花生大师的活化身，还是施身法的灵魂导师。”

我不得不问：“施身法是什么？”

“是佛家的一种精神修行，”雷吉回答道，“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施身法意思是‘断除’与这个虚幻世界的联系。11世纪的女瑜珈士玛吉拉准第一个在绒布河谷之中修行施身法……女瑜珈士就是某种密宗女术士。七岁的玛吉拉准就被认为是优秀的佛教门徒，她一生都致力于让她的思想摆脱所有大智慧。”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在做相同的事儿。”我说。巴布的死让我内疚不已，更不用说昂和拉帕即将截肢这事儿了，这一切全都因为我和J.C.的指导才能太差了。我的内疚感与时俱增。

雷吉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玛吉拉准九百年前来到了绒布河谷，凭借她的施身法修行方式打破了所有正统观念。”她说，“她教化人们，唯有可怕恐怖之地才是真正的修行场所，如绒布河谷及其周边冰川，抑或藏骨场、坟地这些荒郊野地，这些地方最恶劣、最崎岖、饱受风吹日晒的环境方能促进灵魂的真正蜕变。”

我骑在我的小马上，一边随着马儿的身体颠簸着，一边思考着她的话。位于我们前上方的绒布寺低矮屋顶此刻映入了眼帘。

帕桑说：“玛吉拉准曾写过这样的话，若现实无恶化，人则不享解脱……去到悚然之地和山间荒芜处徘徊……莫因教义和书籍而致心有旁骛……在恐怖和荒凉之境……获得真正之体验。”

“也就是说，”我说，“要面对心魔，战胜恐惧。”

“对极了，”雷吉说，“把你的身体当作礼物，献给大山之中和荒野之上的魔鬼。这是毁灭人心中最后一丝残余虚荣与骄傲的最佳方法。”

“这一点我倒可以证明。”我说。

“作为绒布寺施身法的灵魂导师，”帕桑说，“札珠仁波切曾让一千多名到这里的山上来寻找大智慧的人去面对魔鬼。大多数人都是有去无回，这些人都被认为是在他们的山洞里和高地上开悟了。”

“我想我们可以在名单中再加入四个名字。”我喃喃地说。我心中想的这四个人是马洛里、欧文、布罗姆利以及刚刚过世的巴布・里塔。我用更大的声音问道，“札珠仁波切会不会告诉我们怎么对付耶蒂？”

雷吉笑了。“告诉你一件真事，一位想要成为苦修者的年轻人确实问过仁波切，如果耶蒂光临了他的洞穴，他应该如何应付。这位大师是这么答复他的：‘嗨，当然是邀请它进来喝杯茶了！’”

想象着那幅生动的画面，我们陷入了沉默之中，默默地朝着绒布寺进发。

*

我们在楼下的接待室里一直等了大约九十分钟，可那位大喇嘛手下的高级僧侣居然带我们去吃了一顿午饭，吃的是酸奶、米饭，还有他们常喝的酥油茶。这东西非常浓稠，喝起来有些恶心。寺里的木碗倒是非常干净，可在无数牙齿的磨锉下，筷子已经形成了尖形，关键是这些牙齿没有一颗属于我们自己。他们还给我们吃了用辣黑胡椒腌制过的萝卜，结果吃得我涕泗横流。

我们终于被领上了楼，我们的夏尔巴人低着头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来到屋顶上一个有点儿像半封闭阳台的空间里，札珠仁波切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坐在一个金属宝座上，那东西看上去活脱儿就是一个红色铁床架。我们几位大人和帕桑被带领着坐到摆放在这间凹室两边的精致软垫长凳上，可大多数夏尔巴人全都趴在冰冷的石地上，目光和脸都低垂着。这时我才知道不应该直视圣贤的眼睛。

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盯着他看。

圣贤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札珠仁波切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头异常大，形状很像一个短粗的大南瓜。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他一直记得这位神圣喇嘛那迷人且令人愉快的灿烂笑容。这位圣贤那张宽大的脸上依然挂着灿烂的笑容，不过看上去从理查上次见过他之后，他似乎掉了几颗槽牙。

仁波切的声音十分低沉粗哑，像是因为长时间诵经而变哑了，我突然间意识到，他现在并没有在念经，而是在问理查或雷吉问题，没准他的疑问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无论如何，雷吉把问题翻译了过来：“札珠仁波切想知道，之前已经有很多登山者大人和夏尔巴人送了命，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你可以告诉他……‘因为它就在那儿。’”理查建议雷吉。我们这位来自英国的朋友依然表情严肃。

“我是可以，”雷吉说，“不过我不认为我会这么说。在我给出我的答案之前，你有没有别的答案要说？”

“悉听尊便。”理查怒气冲冲地说。

雷吉转过头看着那位神圣喇嘛，欠欠身，然后用音调优美的藏语飞快地说了起来。仁波切笑得更灿烂了，并且微微低着头。

“你只是告诉他，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你的表弟珀西瓦尔的尸体，还要纪念他一番。”理查指责道。

雷吉瞪了他一眼。“迪肯先生，我知道你懂藏语。如果你不想我来回答，那么别用我的翻译，你自己和大师说啊。”

理查只是摇摇头，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

仁波切又说话了。雷吉冲他一点头，然后翻译给理查、J.C.和我听：“法师提醒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处异常寒冷，对于那些不遵循圣路的人来说，充满了危险。他告诉我们，除了佛教修行，否则到那里去没有任何意义。”

“赶快说点儿好话，请求他的赐福和保佑吧。”理查说，“然后向这位法师保证，留在绒布冰川期间我们不会杀害动物。”

雷吉依言行事。仁波切点点头，好像他很满意，然后问了一个问题。雷吉没有和理查商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喇嘛再次点点头。

“我没听明白。”理查低声说。

“法师说，他和其他喇嘛未来两个星期里要在寺中做一场影响力甚大的成圣仪式，并且提醒我们，这种仪式往往会唤醒这座山中的魔鬼和愤怒的神明。”

“烦请感谢他的提醒。”理查说。

雷吉把理查的谢意转告给仁波切，他开始滔滔不绝说了起来。雷吉认真聆听，低着头，用悦耳的藏语简短地回答神圣喇嘛的问题。

“什么意思？”理查说。

“法师在夸奖我，”雷吉说，“他说，他每次见到我都会越发肯定，我是11世纪密宗女术士玛吉拉准的化身。他还说，如果我能使我的施身法修行达到化境，我就能成为珠穆朗玛峰及其邻近山脉与山谷的女主人。”

“你怎么回答的？”理查问，“我只听懂了一个藏语词，意思是‘不够格’。”

“是的，我说我可没资格让他做出这样的对比。”雷吉说，“不过我倒是承认一点，施身法修行现在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正如我之前说过的，现在世事对我诱惑太多。”

“我能问问题吗？”让-克洛德轻声说。

“我看就一个吧，”雷吉说，“如果我们要在晚餐时间赶回大本营，现在就要进行祈福仪式了。”

“我就是想知道，”J.C.小声说，“是不是像诺顿上校和其他人说的那样，‘珠穆朗玛’真的指的是‘尘世圣母’。”

雷吉笑了，把这个问题翻译给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仁波切听。这位老人——年逾花甲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又笑了笑，用音调优美的诵经式声音回答了这个问题。

“根据仁波切所说，事实并非如此。”雷吉说，“而且法师很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对于这里各个圣地的名称，尊贵的大人们往往只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译法，根本不在乎它们真正的名字。他说，珠穆朗玛这个名字被曲解为‘尘世圣母’倒也无可厚非，可他说对于他们这些生活在这座山附近的人来说，这座山更常用的名字用藏语说来就是康珠穆朗，它的意思更加接近于‘鸟国白雪’。

“不过他还说，珠穆朗玛峰的藏语名字这么翻译起来还是过分简单了。”雷吉继续说道，“法师说，珠穆朗玛这个名字比较好的翻译是‘一座可以从九个方向同时望到的高峰，靠近时无法看到它的顶峰，一座高耸的大山，所有的飞鸟飞越峰顶之后就会立刻变成盲鸟’。”

我和让-克洛德不由得面面相觑。我想我们都认为这位法师绝对是在耍我们。

札珠仁波切再一次用他那低沉的声音喃喃说了起来。雷吉翻译道：“法师已经决定明天拂晓时分举行我们死去的朋友巴布・里塔的葬礼。神圣喇嘛问这里有没有巴布・里塔的直系亲属愿意留下来参加葬礼。”

雷吉用尼泊尔语翻译了这个问题，可夏尔巴人始终低垂着眼睛。很显然，他们谁都不能算作巴布的家人。

既没商量也没看对方一眼，我和让-克洛德就齐刷刷站起来，走上前去，我们低着头以示敬意。“求你了，”我说，“我和我的朋友都希望能被视为巴布・里塔的家人，如能蒙准留在这里，参加明天早晨他的葬礼，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能听到理查牙缝里传来的咝咝声。我还能听到他的想法。又一个用来尝试登顶的早晨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这一天算是白费了。可我才不在乎呢，而且我肯定J.C.也无所谓。巴布无谓的死深深地撼动了我。

雷吉翻译了我的话，法师欣然准许。然后雷吉让既通藏语又谙英语的诺布・切蒂今晚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帮我们翻译。

札珠仁波切点点头，又说了起来，雷吉道：“现在该进行赐福仪式了。”

*

其实给我们所有人的赐福仪式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完成了，我们几位大人和夏尔巴人都接受了赐福。札珠仁波切喃喃地说了起来，音调十分优美，我始终没搞清楚他是在说话还是在诵经（或者他既是说话也是诵经），然后其中一个大喇嘛做手势示意将要被赐福的人走上前来接受赐福。雷吉和理查被同时请上前去，那位神圣喇嘛示意赠送礼物给他们俩：每人得赠一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画像和一方丝绸，那块丝绸太短了，当围巾都不行。雷吉和理查都深深地鞠了一躬，可我注意到，他俩都没有像夏尔巴人那样，跪地伏拜。雷吉拍拍手，便有四位夏尔巴人呈上了她送给仁波切的礼物：四袋调制好的水泥。扎珠仁波切再一次灿烂地笑了，我知道这些水泥将被用来修缮寺庙的纪念碑和其他相对较新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因采用泥土、石块、唾液和良好的愿望建造，现在早已破败不堪了。这四袋水泥是我们徒步跋涉途中一只骡子的全部负重，理查和雷吉为此也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大师和那几位高级喇嘛看到这礼物这么高兴，总算是值得了。

我接到示意，走上前去，仁波切用一个看上去像是白色金属胡椒粉盒的东西碰触我的脑袋，此时我深深地鞠了一躬，J.C.曾经告诉过我，那东西也是一种转经筒。没多久我们几位大人就都接受了赐福，下面该轮到夏尔巴人了。他们接受赐福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俯卧在冰冷的石地上，慢慢爬到仁波切身边，接受他的赐福，他们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接触那位圣贤的目光。

只有一个人觉得今天他要是接受了赐福，就会天诛地灭，这个人就是帕桑。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的一切活动，虽说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却也十分恭敬，没有喇嘛示意他上前接受赐福，显然他已经提前谢绝了。札珠仁波切似乎一点儿都不介意。

赐福仪式终于结束了，夏尔巴人陆续退出，他们一直是面向仁波切和其他高级僧侣，慢慢退出去的。然后札珠仁波切说了些话，雷吉翻译道：“死者的家人可以留下来参加明天早晨的葬礼。”然后这位大师也离开了。

我们走出寺庙主殿，和雷吉、帕桑及理查道别。夏尔巴人已经开始了长途跋涉，返回大本营。

“选择留下来参加葬礼，你们俩会后悔的。”理查只对我们说了这一句话。

我问我们为什么会后悔，不过他没搭理我，而是抽了一下他那匹小马，马儿先是慢跑起来，然后开始飞奔，去追赶那些夏尔巴人。

“给我们讲讲那位莲花生大师的事儿，就是仁波切是他的化身的那个大师，”让-克洛德对我们的高个子医生说，“他是人还是神？”

“两者都是。”帕桑说。

“八世纪，莲花生大师把佛教带到了整个西藏。”雷吉补充，“他用佛法真理征服了珠穆朗玛，然后击败了所有山间妖魔、神明和女神的邪恶力量，使他们成了佛教护法。空行母女王是所有邪魔和神明之中最邪恶和最强大的一位女神，她化身成了珠穆朗玛纯白的山峰，她的裙裾一直延伸到了此处的绒布河谷。”

让-克洛德轻声说：“如果莲花生大师已经打败了这里所有的神明和魔鬼，还把他们变成了佛教护法，那为什么扎珠仁波切还说他们非常愤怒，并且将为我们求情？”

雷吉跳上她的白色小马，笑了笑。“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遵循圣路的人来说，这座山上的神明、女神和魔鬼一点儿危险也没有，杰克，”她说，“还有那些精通佛法的人也不会出事儿。不过非佛教信徒和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可就危险重重了。你们确定要参加葬礼？”

我和J.C.点点头。

雷吉对又高又瘦的夏尔巴人诺布・切蒂说了几句话，然后策马而行，急匆匆去追夏尔巴人和理查那队人。夜晚临近，他们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灰蒙蒙的天色中。帕桑医生冲我们点点头，然后大踏步赶去和其他人汇合。“暴风雪就要来了”，这是他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天黑了。又一次，乌云凝聚，暴风雪降临，气温至少下降了16摄氏度。

“季风？”我说。

J.C.摇摇头。“这风的前沿是从北边吹来的。季风都是从南方和西方刮来，不停地吹向喜马拉雅山脉，直到最后，狂风肆虐各个峰顶，如同海啸卷过低矮的防浪堤。”

这时有两位喇嘛来到外面，对诺布・切蒂说了什么。

“这两位喇嘛要带我们去睡觉的地方。”我们的夏尔巴人说，“他们还为我们安排了一顿便餐，有米饭和更多酸奶。”

*

那两位年老的喇嘛——这俩人一共只剩下大概五颗牙齿了——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窗户（通风却好得不得了）的小房间里，根据诺布所说，我们一整夜都得在这里待着，等到睡醒之后去参加在日出之际举行的巴布・里塔的葬礼。我们只有一根蜡烛，三碗米饭，装在一个公用碗中的酸奶，一些水，以及已经铺在石地上的三条毯子。

在离开之前，这两位喇嘛在一面嵌在深色壁龛里的墙边停了下来，然后举高蜡烛，让我们看清那里的壁画。

“我的天。”我轻声说。

只见一群长着分趾蹄的魔鬼把登山者扔进了深渊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但丁的赤焰地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遍布白雪、岩石和寒冰的炼狱。这幅壁画上画着一个不停旋转的旋涡，很像是暴风雪，旋涡卷着不幸的登山者一直向下，向下，向下。这座山显然就是珠峰，山的两边有很多只正在咆哮的狗在守卫，狗身体的比例巨大。不过壁画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是一个躺在珠峰山脚下的人，此人躺在那里的姿势就像是一个人祭躺在祭坛之上。这个人是个白人，有一头黑发，显然是位大人。他的身体被刺穿了，一根矛竿依然插在他的身体上，长着角的魔鬼围绕在他身边。我和J.C.走到近前，只见那个白人被开肠破肚了。他还活着，可内脏和肠子都涌到了雪地之上。

“真不错。”我说。

两位喇嘛笑笑，点了点头，随后便拿着他们的蜡烛离开了。

我们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把毯子裹在身上，努力把米饭和酸奶咽下肚。狂风越来越大，吹拂着整间庙宇，风咆哮着，风声如同一个女人在发出恐怖的叫声。太冷了，而且越来越冷。

“不知道这些壁画有多少年了。”让-克洛德说。

“是去年秋天画上去的，先生们，”诺布・切蒂说，“我听其他几个喇嘛在说这幅壁画。”

“那是在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后，”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诺布・切蒂拨弄着他的米饭。“在这座寺里，定日镇，还有其他村庄都流传着一个传闻，说是大人们在较高山上的营地里留下了很多食物，有米、油、糌粑，很多很多食物。”

“糌粑是什么东西？”我问。

“就是用大麦粉烘烤成的食物。”诺布・切蒂说，“反正河谷里的一些村民和牧人都攀登上了东绒布冰川，想要把那些丢弃的食物据为己有，可就在理查大人搭建我们三号营地的那个地方附近，七个耶蒂突然从它们藏身的冰川山洞里跳了出来，追赶那些年轻的牧人和村民，一直追着他们离开冰川，跑出了河谷。所以扎珠仁波切找人画了这幅壁画，警告贪婪和愚蠢的人，不要随着那些外国来的大人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太棒了。”我说。

我们蜷缩在各自的毯子里，可依旧冷得要命，根本就睡不着。绒布寺里回荡着各种声响，附和着狂风的呼啸声，既有远处传来的喇嘛凉鞋踩踏石地面时发出的啪啪声，还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令人沮丧的诵经声，更有转经筒不停转动时发出的嗖嗖声。

我们并没有和对方商量，就决定一直点着那根蜡烛，把它隔在我们和壁画之间。

9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凌晨4点30分左右，一位高级喇嘛来找我们，可不是他“叫醒了我们”，因为我和J.C.一整夜都没合眼。诺布・切蒂倒是选择到外面冒着严寒和狂风去睡觉，这也不能怪他。这位喇嘛拿的蜡烛和绒布寺里的许多其他蜡烛一样，就是一个小碗里放的酥油。那股子味道简直太难闻了。

经过了慢慢长夜，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据说是圣地的地方里的一切味道都让我讨厌至极。我倒不是嫌这里脏，绒布寺可以说是我在西藏所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之一，我讨厌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在一起味道，人体常年不清洗散发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怪味儿（一年之中这里的人往往只在秋天洗一次澡），酥油灯冒出的强烈气味儿，那是一种强烈的麝香味儿，而且建造这座寺庙建筑的石块也散发着一股味道，那似乎是一股铜的气味儿，就像是刚刚喷溅出来的血液的味道。我不由得为这最后一个念头骂了自己两句，这里的藏传佛教徒根本和暴力两个字沾不上边儿。在附近的贝鲁尔山谷中，世代以来，动物们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未受驯服的山羊会跑进你的帐篷里，野生天鹅会飞过来啃咬你的手，而且据说喜马拉雅山脉的白狼不会在那里猎杀它们的猎物。所谓的贝鲁尔，就是几个世纪之前，法术高强的莲花生大师用佛法的力量变出的圣谷。

一位喇嘛出现在昏暗的天色中，我们跟着他和他那盏闪烁的酥油灯穿行于许多如迷宫一般的房间。在另一位喇嘛来找我们的时候，诺布・切蒂依然用指关节揉着双眼。

我本来以为葬礼会在绒布寺内举行，结果喇嘛们带着我们走出后门，沿着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走去。我们几个人默不吭声地穿过了一大堆如迷宫一般高大的砾石，然后开始向上攀爬。不管这次葬礼要在何处举行，至少已经距离绒布寺有半英里远了。

最后我们停在了一片开阔地上，那里有四个藏人，这几个人破衣烂衫的，一看就知道很穷，他们正站在一块非常奇怪的平坦石头边上等待着。在这块巨大的石头祭坛（我觉得这石头就是祭坛）后面，矗立着很多更高的砾石，上面好像还雕刻出了很多巨大的怪兽塑像。

第一位来找我们的喇嘛说话了，诺布・切蒂翻译道：“这位喇嘛说这四个人是阿旺丹曾一家祖孙三代，祖父、两个儿子和孙子，他们是巴布・里塔的死亡使者。喇嘛还说葬礼期间你们可以坐在那里。”诺布・切蒂指了指一块长长的平坦砾石，然后转身就走。

“等等！”让-克洛德说，“你不留下来参加葬礼吗？”

诺布扭过头来说：“不了。我不是巴布・里塔的家人。”他一直走进了黑漆漆如迷宫一般的砾石之间，和两位带我们到这里来的喇嘛一起走远了。

此时东方现出了隐隐的光亮，可今天肯定是个乌云密布、冰冷无比的日子。夜里我把特地带来的一件毛衣也穿上了，可不管是这件毛衣，还是我的法兰绒衬衫，抑或是那件薄薄的诺福克上衣，都没法让我暖和起来。我真希望也把我的芬奇羽绒外套塞进背包里带了来，而不是只带了几块巧克力和那件毛衣。我看到J.C.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冲阿旺丹曾一家人点头致意，那个应该是祖父的老人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脸上都是花白的粗短须，那两个非常胖的中年男人一共只有两道眉毛，而那个像电线杆一样瘦的小男孩只有十几岁，不过看上去非常小。阿旺丹曾一家人对我们的点头致意毫无反应。似乎还有什么人要来。

终于又有四个喇嘛从砾石迷宫里走了出来，这几个人的级别很显然比刚才带我们来这里的两个喇嘛要高。绒布寺在我们身后的山下，现在连影儿都看不到了。出于某种原因，我倒是希望扎珠仁波切本人能够来主持这次葬礼。可很明显，这个给白人大人打工的夏尔巴人不够格，所以那位莲花生大师化身的神圣喇嘛不会来为他主持葬礼……

我和J.C.站在那儿，这时候下起了一阵毛毛细雨，虽然时间不长，却冷得要命。

葬礼结束了。让-克洛德点点头，我们离开了，从绒布寺周边绕了一大圈，默默地走下山，找到了诺布・切蒂，他正牵着我们的三匹马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言不发，一夹马肚子，驱赶着它们朝大本营奔去。

之前，骑我们的小马从绒布寺到大本营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今天暴风雪打着旋儿，什么都看不到，再加上狂风劲吹，严寒无比，我们回去的路程居然用了三个多小时。

在返程的前半部分路途中，我和J.C.都没说话。

还差一个小时就到大本营了，刚好到达距离冰碛石和大本营下方不远的那条河，一半河水已经冻上，这时候J.C.对我说：“我想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西藏的土地一年中有十个月都被冻得结结实实的。”

“你说得对。”我说。不过我有些言不由衷。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让-克洛德转过头看着我。在确定走在前面的诺布・切蒂听不到我们的话之后，他轻声对我说：“如果我在这座山上挂了，杰克，你一定要保证把我埋进冰隙里，或者就让我留在我死的地方。行不行？”

“我保证，”我说，“你也会这样对我的，是不是？”

J.C.点点头，之后我们一路无语，骑着小马冒着暴风雪又走了十五分钟，回到了大本营。

10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我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

“不过‘祝玛’真的是你的狗的名字吗？”

让-克洛德笑只是回报给我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随后开始使用这个机械装置登山，我琢磨着应该把使用祝玛登山的方式称为祝玛式登山了。

*

一年前，不管是马洛里、欧文、诺顿，还是其他人，都用了四五个小时才能登上这面连接北坳的冰壁，尤其是遇到了我和J.C.碰到的这种打着旋儿的暴风雪的时候。在攀爬这面冰壁时，大部分时间马洛里差不多都是弯着腰，尽心尽力地用冰镐在冰雪之上开凿出新的踏脚处，因而累得筋疲力尽。我和J.C.把新冰爪的前尖刺进冰雪之中，同时借助祝玛向上攀登，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登了上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还在半途休息了一下，悬在绳子上吃了几块巧克力。我们确实用到了长冰镐，可只是在向上攀登的途中用它来插进冰雪之中，以便在左手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抑或用它来敲掉我们上方几码固定绳索上的冰雪。

暴风雪太大了，从冰架穿越北坳，前往位于北坳西北角高大冰塔之下的四号营地，这一段路程令人胆战心惊。可理查和其他人已经为我们打好了非常棒的基础，即便狂风肆虐，暴风雪侵袭，他们还是布置了稳固的竹枝和红色三角旗。如此一来，穿越这条路线简单得就像走在一条8英尺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虽然遍布着很多数百英尺深的冰隙，可这些缝隙都已经被标记分明了。

现在四号营地建起了一顶中型温伯尔帐篷，这顶帐篷是拆分开背运上来的，还建了RBT，也就是雷吉的大帐篷，以及两顶较小的米德帐篷，理查计划把运往更高营地的装备放在这两顶帐篷里。等这些东西被运上五号和六号营地之后，夏尔巴人在上下来往于理论上的补给线时就可以住在这些米德帐篷和温伯尔帐篷里。

我们走进温伯尔帐篷门，理查和特比・诺盖吃惊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俩先是在小前区抖去外衣上的雪，然后到里面找他们。我想我俩现在的模样肯定非常可笑，羽绒兜帽高高系紧，皮飞行头盔罩住了整张脸，头灯亮晃晃的，护目镜上结了一层冰，沙克尔顿夹克的肩部积了很多雪。这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来，他俩正靠在一个乌纳炉边，梅塔燃料燃烧着，一个大锅里正煮着什么东西，在23,500英尺海拔之上，气温特别低，我们用乌纳炉和梅塔燃料来煮东西吃。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沸点为77摄氏度左右，而在海平面上则需要达到100摄氏度。77摄氏度听起来似乎很烫了，可等到冷空气一吹，我们“煮沸”的热饮就会降到人体体温的温度。

我们露出了脸，这时理查说：“晚饭立刻就好，先生们。我们做了很多炖牛肉。”

我和J.C.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显然，在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徒步跋涉和登山之后，早晨的阴霾已经自动消失了。

我原以为理查会因为巴布・里塔的死指责我，结果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个尖锐的问题都没问。我知道理查・戴维斯・迪肯也非常喜欢巴布・里塔。

“你有什么登山计划，理查？”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儿炖肉和重新加热的饼干，抿着不冷不热的咖啡，这时候J.C.问道。

“到了早晨，除非天气变得更糟，否则我们就去尝试登上北部山脊，前往五号营地。”他说，“几天之前我们在那里建了两顶米德帐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它们没有被风刮走，也没有被雪崩卷到下面的冰川上。”他指着我和J.C.放在帐篷一角的吸氧装备，“你们上来的路上用了吗？”

我们摇摇头。

“很好，”理查说，“不过在四号营地还存有其他吸氧装备，而且我建议你俩夜里用一个氧气罐……用那个双人吸氧罩。如果你们感觉冷，或者真的感觉不舒服，1.5公升流量的氧气会让你们好起来。如果明天早晨去登山，我们都需要睡个好觉。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带多余的电池和矿灯来？”

我点头。

“很好，”他又说了一遍，“我所说的‘明天早晨’，指的是凌晨3点半或4点左右。”

我本想说，啊，你终于听从雷吉的建议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把这句话咽下去，只是问了句：“雷吉和登津・伯希亚呢？”

“在大帐篷里。”理查说。突然之间他笑了起来，“今天早晨，在三号营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无意中听到我和几个夏尔巴人在那里讨论RBT，她就跑过来质问我。她听好几个人说过这个RBT，所以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这代表‘雷吉的大帐篷’，并因为冒昧使用她的名字向她道歉，结果她只说了声‘啊’，脸还腾一下红了。我真搞不懂她到底以为我们在说什么。”

我想了足有一分钟，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雷吉的大帐篷[7]……”这下子轮到我脸红了。我赶紧灌下去几口咖啡，掩饰我那张红彤彤的脸。

狂风猛吹着温伯尔帐篷的帐篷壁，不过此时倒不像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号营地那样，感觉帐篷要塌了。而且，就算这顶帐篷被吹垮了，我们还有两顶没用过的米德帐篷和雷吉的大……帐篷……可以当作这场暴风雪中的救生艇。

当然了，除非在拴系结和桩子被狂风卷起来时，我们来不及从帐篷里跑出去。如果是那样的话，赶在这顶帐篷尚未滑向边缘掉进无底冰隙或垂直坠到1000英尺之下的冰川上，我们只能尝试用手抓破帐篷帆布逃生。

我们钻进睡袋里，依旧抿着最后一点儿咖啡，这时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本书拿了出来。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战时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然后开始给其他人高声朗读一首丁尼生的诗，这时候理查突然开口道：“打扰一下，杰克。我能看看这书吗？”

“当然了。”我不再朗读，把书递给他。

理查站了起来，依旧穿着靴子的他套上羽绒外套，卷起了他的睡袋，抓起他自己的背包，走出帐篷，走进了猛烈的暴风雪之中。

我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只好对自己笑笑，心想这就是个玩笑罢了，没准儿是他拿书当卫生纸了，虽然我们都随身携带了一些卫生纸来。我把头和肩膀伸出温伯尔帐篷，刚好看到理查把《人类的精神》扔进其中一个较深的冰隙里。然后他消失在了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朝着其中一顶堆满装备的米德帐篷走去。

我合上帐篷门帘，瞧着J.C.和特比。这两个人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挺惊讶，而且搞不清楚状况。

我晃晃脑袋，想说点什么，又琢磨着是不是这么高的海拔让我们这位年纪较大的英国朋友患上了暂时性失心疯，这时候帐篷帘的带子突然解开了，雷吉走了进来。她并没有穿羽绒外套，不过她倒是把它们拿了过来，一起拿来的还有她的羽绒睡袋和可充气睡垫。

“我能进来吗？”她问，其实这时她早就已经进到帐篷里来了，正在重新系好帐篷门。

“请……是的……欢迎……当然。”我和J.C.连声说。特比一直瞪眼看着，我这才想起来他只懂一点儿英语。

我们挪出地方，雷吉把她的睡垫和睡袋铺好，解开靴带，把靴子脱下来，然后钻进睡袋里，不过她并没有躺下，还坐在那儿。她飞快地用尼泊尔语对特比说了什么，然后这个夏尔巴人点点头，穿好靴子，卷起他的睡袋，又抓起他的背包，走到了外面的暴风雪中。

“我就是告诉特比，今夜我要在这个帐篷里睡觉——如果你们两位没问题的话——还说登津・伯西亚在我的圆顶帐篷里一个人挺孤单的。特比明白了我的暗示。我们现在有更多空间躺着睡觉了。”

今晚在这里睡，我头昏昏地想。接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真够可笑的，居然像个老古板似的对此感觉惊讶。除了木乃伊式的睡袋，我们三个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着好几件棉、羊毛和鹅绒衣服。我想起了在英国听说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南极的一件事儿。很显然，在地位和社会阶级方面，斯科特是个相当保守的人。据说，他们在海岸附近搭建了一栋大型简陋屋，在里面一个大房间里，他居然挂了一张毯子，把士兵和军官隔开。可在向极地行进初期——此时其他几个人返回了那栋简陋屋，从而逃过了一劫，没有在那次探险中丧生——有人非常谦恭地问斯科特，晚上到外面冒着严寒回应自然的召唤去解手时，为什么他用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大致来说，”据称斯科特这样说，“难就难在要把3英寸长的东西从7英寸厚的衣服里弄出来。”

换句话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今夜和我们在一起非常安全。当然了，就算我们三个人都裸睡，她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我出去上厕所时正好看到理查先生把一本书扔下悬崖，然后匆匆去了那顶米德帐篷腾地方睡，而那顶帐篷中的一半地方都放着为更高营地准备的物资。”

听到这里我不禁愣了一下。上厕所？在这样的暴风雪下大小便，就连我们这些男性登山者都不会离开帐篷，只是使用被我们称呼为“尿瓶”的东西，我们可不像斯科特那样对这种事儿特别挑剔。等天气好了，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倒在外面，可我从来都没想过，一个女性登山者在……“上厕所”时会遇到的麻烦。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冰隙边上摇摇晃晃，而且也很担心她会冻伤。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的脸又红了，不过我的的确确别开了脸，一直到我恢复了泰然自若，才转过头来。

“那是本什么书？”雷吉问。我意识到J.C.也在等着我的答复。

“哦，是罗伯特・布里吉斯编纂的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我连忙回答道，“我听说乔治・莱・马洛里曾经在四号营地给帐篷里的人大声朗读书中的诗歌，所以我觉得或许……挺合适……去……”我把话吞了回去。

雷吉点点头。“我知道为什么迪肯先生会把书扔到山坳下面去了。”

我看看J.C.，可他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是一头雾水。海拔这么高，理查疯了不成？我们应不应该认为他到现在还在生马洛里的气，抑或还嫉妒他？似乎哪一点都说不通。

接下来雷吉问了一些问题。她的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你们有谁见过你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裸体？”她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我和让-克洛德再一次面面相觑，可我们谁都无法给出回答，只能冲她摇摇头。

“就知道你们没看过，”她说，“我看过。”

我心想，我的老天，自从我们在大吉岭遇到她的那时起，她和理查就开始谈恋爱了。他们气呼呼地争来吵去只不过是在放烟幕弹而已。

J.C.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或许法国人对这种事儿更加开放。“请允许我问一问，你在何时见过他的裸体，夫人？”

雷吉笑了。“就在你们在大吉岭种茶场里待的第一个晚上。不过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让帕桑故意在迪肯先生的白兰地里放了一剂吗啡，好让他睡得沉一些。然后我和帕桑只借着蜡烛光检查了他的身体。很幸运，气候温暖，你们的迪肯先生正好是裸睡的。你们了解的，这并不涉及隐私。纯粹是出于医疗上的必要。”

这个时候对于这件事儿压根儿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什么都没说。这事儿不仅疯狂，而且非常放肆。不涉及隐私？还有什么会比有人把你迷晕，然后趁你赤身裸体时检查你的身体更侵犯隐私的事儿？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她和帕桑是不是也检查了我们两个的身体，我倒是记得那夜我睡得很香。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和J.C.都没有大声地把那个问题问出来，不过雷吉倒是自己给出了答案。

“你们有谁在战前就认识迪肯先生？”

我们都摇摇头。

“你们有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就认识他了？”

我们再一次示意否定的答案。有时候我都忘了，让-克洛德只是比我先两个月认识了理查并和他一起登山的。

雷吉叹了口气。“‘一战’期间，R.D.理查上尉在不少于14次公文中被传令嘉奖，”她轻声说，“你们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吗？”

“这是说理查是一员勇将？”J.C.犹豫不决地说。

雷吉笑了。“英勇无畏往往与杀人无数脱不开关系，”她说，“能在四到五份公文中被通令嘉奖说明这个人非常优秀。在七到八份公文中得到提名的往往只有那些胆量非凡的人，而这些人往往都会在战斗中牺牲。至于迪肯上尉，你们知道的，他有很多次机会被晋升为少校或上校，可他都拒绝了。他参加过蒙斯的那场混战，那时候，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他们把英国远征军安插在前线上的坑洞里，他去过伊普尔……很多英国军人都会把这个地名念成伊皮尔。1915年他参加过发生在罗斯的阿托奥伊斯战役。1916年2月，他去索姆作战，刚刚第一天，早餐时间还没到，英军就损失了5.8万人；还参加过梅西纳战役，在那里的弹坑里待过。最后，1917和1918年，他分别参加过帕斯尚尔战役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一部分信息来自于我已故表兄查尔斯，”雷吉说，“大部分消息都是珀西瓦尔表弟告诉我的。”

“我一直以为珀西瓦尔，也就是小布罗姆利勋爵，并没有参加过‘一战’。”让-克洛德说。

“珀西瓦尔是没有在那场战争中上阵杀敌，”雷吉说，“至少没有像戴维斯上尉和查尔斯那样，穿上军装当个军人。可珀西瓦尔和英国政府以及美国陆军部的联系……姑且说是……非常密切吧。”

“可在你得知理查要来执行这次探险任务的时候，你的表弟珀西已经死了。”J.C.刨根问底。

“是的，”雷吉说，“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打着珀西瓦尔的旗号确实为我打开了某些大门……或者我应该说，打开的是装有文件的抽屉。”

“我就不明白了，”我说，我语气中的不满情绪清晰可闻，“到底为什么理查那些令人称羡的作战记录，能够证明你和帕桑给他下麻药、在他睡觉时检查他的裸体是正当的行为？”

“我已经做了安排，要在今年春天去珠峰探险，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雷吉说，“有三位瑞士登山向导符合我的要求，将和我一起回来攀登这座山。后来我听说迪肯先生要带着你和让-克洛德一起来——而迪肯先生只不过是趁机利用伊丽莎白姑妈的钱资助你们登山——而且你们已经动身到了加尔各答。我必须确定迪肯先生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登山。”

“他的身体好得很。”我说，丝毫不掩饰我的愤怒，“你也见识过他是怎么徒步行进和登山的了。他可以说是我们当中最强壮的一个。”

雷吉微微耸耸肩，不过这并不足以表示她很抱歉或感到后悔。“从查尔斯表兄那里，以及通过查尔斯和珀西瓦尔为我搞到的美国陆军部秘密档案，我了解到，迪肯上尉的受伤次数不少于12次。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他自己像乔治・马洛里那样，被作为伤员送回英国。在前线的时候，马洛里一直在前沿阵线后方的炮兵部队里服役。在索姆的第40次围攻战中，马洛里官拜少尉，当看到别人在他身边被打死时，马洛里少尉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就到前线上去作战，与身在步兵团的理查・迪肯有天壤之别。后来，马洛里被当成伤员送回英国接受手术，其实那只是一次战前受过的踝关节旧伤而已，我认为那是在某个采石场攀登岩壁时摔下来导致的结果。1917年4月8日，他以伤员的身份离开法国，转过天来，就发生了阿拉斯战役，4万英国士兵战死。在这场战斗中，迪肯上尉第15次受伤。乔治・马洛里在上面有熟人——这么说没有讽刺的意思——所以他在英国度过了之后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在培训基地里一边养伤一边工作。在他感觉身体恢复得不错的时候，他还告疗养假，和朋友一起去威尔士登山。后来，帕斯尚尔战役爆发，战事惨烈，马洛里接到命令，让他返回所在的炮兵营。可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返回，因为他在英国又受伤了。他在温彻斯特骑摩托车时出了意外，这次伤到了脚和拇指。你们或许会说，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那么乔治・马洛里少尉还真是经历了一场轻轻松松的战争呢。”

“另一方面，迪肯上尉虽然多次受伤，可每一次都是返回了前线。他绝不允许自己被当成伤员遣返回英国。据我所知，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从没有回过英国，对于一个军官而言，这非常非常不同寻常。从前线回伦敦或者回家只需要一天，而且军官们只要一有假期，就会回去。通过那些公文和他受的伤，我还了解到，迪肯上尉至少两次直接接触了芥子气。”

“他的肺很健康，”我说，“他的眼睛也好得很。”

“啊！”让-克洛德说，仿佛他终于有所领悟似的。

雷吉摇摇头。“你不了解，杰克。芥子气不只是会伤害人的眼睛、肺部和黏膜组织，比如说可怜的查尔斯表兄遭受的那些伤害。当芥子气直接喷洒到人体之上，毒气的黄色粉末就会直接侵蚀伤口的肌肉。在此之后，这些伤口就永远都不会愈合了。芥子气受害者身上的伤口会出血和化脓，余生每一天都要重新包扎。我亲爱的查尔斯表兄身上就有这种化脓的伤口。你们有谁还记得约翰・德・瓦斯・哈泽德这个名字？”

“哈泽德是去年探险队的成员，”让-克洛德说，“正是此人把四个夏尔巴人留在了北坳上，当时正下着和现在一样猛烈的暴风雪，最后还是让马洛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三号营地登上那里把那几个夏尔巴人接了下去。”

雷吉点点头。“哈泽德先生在战争期间获颁了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不同寻常，只颁发给在执行任务时涌现的战斗楷模或受伤的人。理查先生在战时赢得了四枚这种勋章。哈泽德先生去年参加了珠峰探险，他身上有很多伤口，固体芥子气造成的伤口尤为严重，而他的后背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大腿和臀部则留下了机关枪造成的伤口。在这里登山时哈泽德的伤口开裂了。在羊毛和棉衣服之下，这个可怜人身上不停地出血。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成了最无能为力的那个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说了一遍这句话。

“我的表兄弟查尔斯和珀西有很多关系，”雷吉说，“而且我本人也和泰迪・诺顿上校长期通信，去年秋天你们在皇家地理学会见过此人。”

“这么说，”J.C.说，“你觉得你必须做一次核实……我想核实这个词儿是英语中的法律用语……核实理查・迪肯的身体状况，所以趁理查在你的种茶场里因为喝了吗啡而沉沉睡去的当儿，你就让帕桑去检查他的伤口？”

“没错。”雷吉说。她的语气里一丝挑衅的意味都没有，可也没有丝毫羞愧感夹杂其中。

“你有什么发现？”让-克洛德问。

我扭过头瞪了J.C.一眼。

“你们或许可以想象得到，他身上疤痕组织多达十几处。”雷吉答，“因为受过机关枪伤，左小腿已经没有肌肉了。他的躯干上至少有三处贯穿伤，在这些部位，弹片或子弹穿透了迪肯上尉的身体，显然没有伤到致命的血管和器官。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你们的理查・戴维斯・迪肯上尉浑身前后都是疤痕，看上去就像一只蜘蛛在他的肉体上编织了一张白色的网。”

“像那样监视他是一件相当无礼的事儿。”我说，虽然是对一位女士说话，我依然用了最为严厉的声音。

雷吉点点头。“确实是。这几乎是对迪肯先生的隐私无可饶恕的侵犯。可我必须了解清楚。当时，我联系的那三位瑞士登山向导已经从欧洲坐船出发了，要来帮我寻回珀西瓦尔的尸体，如果我不让他们三个人参与，而是和你们三位一起攀登珠峰，那么我就要给身在科伦坡的他们发电报。”

“理查过关了吗？”J.C.听起来一点儿都不生气，只是有点儿糊涂。我真不肯定，如果雷吉检查的是一丝不挂的他，他还能不能用这样的语气说话。细想想，没准儿他还真能这样心平气和。

“通过了，”雷吉说，“可帕桑告诉我，因为一些旧伤的位置不好，而且非常严重，所以你们的迪肯先生必定始终都在忍受疼痛。”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很多世界级的登山家都在忍痛登山。”

“或许他们都不如迪肯先生那么痛。”雷吉答，“而且我很抱歉对你们所有人说谎了，我说我亲爱的表兄查尔斯在你们来印度的时候医治无效身亡。可事实是，他自杀了。我的伊丽莎白姑妈说，也就是布罗姆利夫人，在勇敢地忍受了7年多伤痛折磨后，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听了这个消息，在漫长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言不发。

“我只是好奇，”让-克洛德终于说，“你雇用的那三位瑞士登山向导是谁？”

雷吉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让-克洛德不禁吹了声口哨，要么是因为敬畏，要么是因为尊重，反正他的眼睛睁得溜圆。“简直不可思议，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你居然让他们回去了，反而和我们一起去登山。”

雷吉笑了。“浪费了他们的时间，我补偿了这三位瑞士向导一些钱，在他们从科伦坡返回的时候，我寄给了他们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可我的姑妈已经开始支钱给你们三位了。我的姑妈从大吉岭的种茶场得到她的收入，而我从十四岁开始便负责经营种茶场。和你们三个人一起来这里，再加上帕桑和老虎夏尔巴人，貌似是最省钱的做法。不过我必须了解迪肯先生的伤势……确定他的身体是否适合在这里登山。你们知道的，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乔治・马洛里去年失踪的时候也是三十七岁。”我傻傻地说道。没有人接着我的话说。

让-克洛德扭动手臂和肩膀，把上半部分身体钻出睡袋。他得把双手弄出来才行。不用手比画他就没法认认真真地说话。

“可是，夫人，你刚才问我们是不是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就认识理查・迪肯了。那段时间与你对我们这位朋友领导才能的关注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知道迪肯先生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日子里都在干什么吗？”雷吉问。

“只知道他去了瑞士和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大部分时间都在登山。”J.C.说。

雷吉点头。“迪肯先生的母亲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就过世了。他的父亲于1917年死于心脏病。迪肯先生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杰拉尔德，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快到1918年时他也去世了。如此一来，两套豪宅、伯爵头衔、世袭贵族以及上议院成员的位置就都归理查・戴维斯・迪肯独享了，而且较大的那栋房子名为荆棘馆，和这幢房子一比，我伊丽莎白姑妈住的那栋布罗姆利宅邸看上去就成了窝棚。”

“迪肯伯爵？”我说。

雷吉哈哈笑。“我喜欢美国人。不，迪肯先生本可以成为第九代沃特斯伯里侯爵。”她用英国人那种含糊不清的发音说出了沃特斯伯里几个字……听起来有点儿像沃茨布里。

“本可以成为？”J.C.说，此时他的手掌向上摊摊手。

“迪肯先生宣布放弃了这些。拒绝了。”

“我不晓得还会有人……不想……当伯爵。”我说。

“在英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如此，”雷吉说，“可迪肯先生就这么做了。我知道，他的远亲全都在争夺这个头衔，可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在1918年，我相信迪肯先生是从法国把他的两栋豪宅、2.9万英亩[8]土地以及财产收入都捐赠给了英国政府。他建议他们把他那栋已有九百年历史的祖宅荆棘馆改成疗养院。战后他再也没有回去那里。他现在有一份十分微薄的收入，依我看，战前他以各种笔名创作了很多小说，现在可以不时得到一些版税。而且，自从1918年来，他几乎一直待在阿尔卑斯山。”

“你是想说理查・戴维斯・迪肯是个疯子吗？”我问她。

雷吉直直地看着我，一双朱红色的眼睛眯缝着。“并非如此，”她尖锐地说，“我只是在解释为什么你们的朋友会拿走你的诗集，并把它扔下悬崖。”

“我不明白。”我说。

“迪肯先生知道，1914年9月，彼时与德国的战争刚刚开始，新成立的机密机构战争宣传局召集一些英国著名作家和诗人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就在白金汉门大街惠灵顿馆战争宣传局所在地。托马斯・哈代和H.G.威尔斯先生均在受邀之列……”

“《世界大战》[9]！”我叫道。

雷吉点点头，继续说道：“与会的还有拉迪亚德・吉卜林，约翰・梅斯菲尔德，天主教作家G.K.切斯特顿，阿瑟・柯南・道尔……G.M.特里维廉，J.M.巴里……”

“《彼得・潘》[10]！”我兴奋地说，“不好意思，雷吉。请接着说吧。”

“迪肯先生当时是一位相当受尊敬的诗人，所以他也在受邀之列。”她轻声说，“一同受邀的还有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里吉斯。根据要求，他们在战争期间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去服兵役，而是利用他们的文学天分来为打赢这场战争增加砝码，就连像迪肯先生这些年纪较轻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持英国公众的高昂斗志，而且永远……永远……都不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战争有多么残酷。”

“可理查还是入伍了。”让-克洛德说，此时他的手指交叠在一起，仿佛是在祷告。

“的确，”雷吉说，“可是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里吉斯留了下来，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再写一个字。相反，布里吉斯编辑了一本鼓舞人心的英文诗选，就是乔治・马洛里在四号营地里读过两次的《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你今晚想要读的那本书，杰克。”

我有点儿糊涂了。“可那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英文诗歌，”我说，“是经典。书里甚至还收录了一首理查早期创作的诗歌。”

“可无论战争是什么样子，书里都没有提到一个字。”雷吉说。

“对极了，”我说，“那些诗歌囊括了很多主题，可没有一首关于战争的英文诗歌。而且……”

我突然间住了口。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报纸也是宣传攻势的一部分，”雷吉说，“当然了，他们必须这么做，不是吗？死亡名单不得不在报纸上登出，可真正战争中的那些恐怖之处向来没有被详细写出来……一次都没有。所有的报纸都受到战争宣传局的控制。我的查尔斯表兄1917年写信告诉我，劳合・乔治对《曼彻斯特卫报》的C.P.斯科特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的是‘如果人们真正知道’，他指的是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战争明天就会停止’。”

在我再次开口说话之际，我的声音变得非常缓慢、非常谨慎，仿佛我的话要绕过那些冰隙一样。“这么说……《人类的精神》……也是战争宣传局……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即便牺牲再多人命，也在所不惜。”

雷吉什么都没说，甚至也没有点头，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现在会思考了，她很为我骄傲。我不太习惯做课堂上的笨学生，但我还是很自豪，因为我挺聪明的，还知道我是不是笨学生，以及我在哪些时候笨得要命。

让-克洛德看上去一副不解的样子。“雷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狂风呼呼吹着帐篷壁，砰砰声不绝于耳，他只好大声说话，我们才能勉强听清楚，“把理查那些惊人的个人履历告诉我们，你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很清楚你们三个人都一心盼着用我姑妈的钱来攀登珠峰。可是我确信，理查・戴维斯・迪肯先生没打算活着离开这座山。”

11

1925年5月16日，星期六

在偷了我的书扬长而去之前，理查有一个计划：我们在午夜时分起来，借着咝咝响的提灯把茶加热，穿戴整齐，离开帐篷，在凌晨4点左右登上五号营地。所以在J.C.、雷吉和我都钻进那些木乃伊似的睡袋里睡觉时，我把我的怀表设定好，以便它可以在凌晨3点30分把我唤醒。这块表非常漂亮、价格不菲，是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而且不管在珠峰之上发生什么事，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块表受损。这表有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小功能，可以给表设定时间，到了设定的时间，嵌在表背面的一个小金属杆就会持续震动，悄无声息地通知你时间到了。

我把这块表放在背心口袋里，到了凌晨3点30分，我的心脏上方传来了一阵疯狂的震动。虽然累得要命，可我还是马上就醒了过来。

说来也够怪的，在这有限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里，我居然睡得还不赖。只有一次让-克洛德把我摇醒，轻声说了句“你喘不上气了，杰克”，然后我就从放在我们之间的氧气罐里吸了一口英国的空气，可除此之外，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在这么高的地方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在三号营地的时候，光是费力翻身就会让我气喘吁吁地醒过来，因为用力而上气不接下气，可我还不停地翻身，越是翻身越是喘不过气，而且被冻得要命，心里直窝火。可这里的海拔要比三号营地高1500英尺，我居然睡得像个婴儿一样安稳。

哦，这一天凌晨我们并没有出发前往五号营地。帐篷壁依旧飘动着，噼啪直响，我能清楚地听到无数雪粒撞到帆布上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又有一天可以睡觉和休息了，我一边感激地想，一边钻回睡袋里，这时候我仅余的理智告诉我，在这样的海拔再待一天绝非好主意。

1925年还没有“死亡地带”这个词儿，可在英国对珠峰进行了三次探险之后，人们也渐渐对这个词的含义有了基本了解。

在四号营地这里，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受到高海拔的侵蚀了。在前面的讲述中，我已经说过，不管高度如何，空气里的氧气含量都和海平面上的氧气含量是一样的，确切说来就是20.93%，可因为气压持续下降，我们的肺和身体无法获取这一珍贵资源。在海拔只有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那里的气压为海平面气压的一半，因此我们的肺可以吸入的氧气量也只有海平面上的一半。如果我们真的登上29000多英尺的峰顶，那里的气压只有海平面上的三分之一，能正常吸入的氧气量根本不足以让人保持清醒，而会出现头疼、恶心和其他严重的“高山疲劳症”。从一个登山者的角度来看，最危险的三种症状就是神志不清、幻觉、判断力削弱。

因此，8000米上方——24,000多英尺，那里比我们今夜在北坳睡觉的地方高出500多英尺——就是真真正正的“死亡地带”，绝不可以在那里多作停留。在8000米及以上的地区，人的身体会受损，真真正正地受损，在那样的海拔每多待一分钟，受损的程度就会越发严重，相关的技术术语为“坏死”。帕桑医生曾经说过，在氧气匮乏的危险境况中，不仅仅会有成百上千万脑细胞死亡，大脑其余部分也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甚至我们的血液会变稠，血液循环速度会变慢，主要器官开始肿胀（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心脏早已开始发胀，甚至连夏尔巴人都不例外），那是真真切切的肿胀，直至器官胀破，或者停止运转，不再工作。

我们的平均心跳早已加快到每分钟140多下，因此，每向上攀登一步，或每做一个简单的身体动作，都会变得困难无比。在徒劳无功地给我们的肌肉和大脑输送更多氧气的过程中，我们的血液就已经在血管中急剧变稠，因此，在这样的海拔停留的每个时刻，或者登上更高处的时候，我们患上中风和血栓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从而一命呜呼。而且讽刺的是，我们血管中的血液因为缺氧变成了暗红色，这样一来，脸颊、嘴唇和四肢就呈现出青紫色。

唯有偶尔吸一口“英国空气”才能有助于我们避开这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而且，我们依旧在珠峰顶峰之下5500英尺的地方。

我心里琢磨着我们得赶快上山，可想归想，我还是钻回我的羽绒睡袋去补眠了。我承认，我先从氧气罐里吸了一大口氧气。我冰冷的双脚和脚指瞬间便暖和了过来。

接下来有人或有什么东西闯进了帐篷门，我猛地醒了过来，想要坐起来。三次尝试之后，我总算坐直了身体。

原来是雷吉出去了。去上厕所？我琢磨着，可接下来我就注意到她的睡袋也不见了。

进来的人则是理查，阵阵雪花随他一起飘了进来，而且他还带进了一阵冷风。如果不是他早前绑在鹅绒外套手臂位置的红带子，我根本就认不出来面前的这人是理查：他身上落满了雪，还结着冰，飞行头盔、巴拉克拉法帽和护目镜边缘都是冰锥，他用带着巨大连指手套的手把冰弄掉，寒冰破碎的声音不绝于耳。他背着覆盖了一层冰的氧气装备，可他的脸上并没有带着氧气罩，我肯定调节阀被关闭了。

“今天早晨真冷啊。”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把表拿出来。早晨7点刚过。

“你去哪儿了，理查？”我注意到J.C.把他的胡子整理得比我的好看多了。我的须茬好像都长出来了，而且痒痒的。

“就是去看看北部山脊是不是适合攀登，”理查回答，“看来不行。”

“是雪的缘故吗？”我说。

“是风，”理查说，“风速肯定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20英里。我试着去爬那些石板了，可在我攀爬的时候，我被风吹着，身体前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我的鼻子差不多都贴到了花岗岩上。”

“你一个人去登山？”让-克洛德说，他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指责，“你一直都不建议我们这么做，理查。”

“我知道。”理查摸索着把乌纳炉放到温伯尔帐篷主区外的前部区域里，用他那冻僵的双手尝试在主区内点燃火柴，然后去点乌纳炉。可是风一来就会把火吹灭。“他妈的。”他说。然后他把炉子拿到了主区内，这个举动彻底违反了防火安全协议。我替他点燃了梅塔燃料，他把一大锅雪放在小前厅区内风最小的地方。

“我看我们去不了五号营地了。”他说着拉开了外层衣服的拉链，仿佛帐篷里的温度没有达到零下，而是像热带一样暖和。

“我把头钻进帐篷里，把他们都叫起来了，”理查继续说，“雷吉之前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一看就知道特比和登津・伯西亚感觉不舒服。她在给他们吸英国的空气。不过几分钟之后她就会过来，参加作战会议。”

“谁向我们宣战了，我的朋友？”J.C.问。

理查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新长出来的胡子上依旧摇晃着悬挂的冰锥。“我想是这座美丽的大山向我们宣战了，我的朋友。或许是上帝，或许是神明，或许是命运，也或许是机遇，反正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突然间他摘掉了里面一层连指手套和丝绸手套，猛地把赤裸的青紫色右手伸向我，“杰克，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书拿走扔掉了，现在我为我的白痴行为诚挚地向你道歉。我这样做真是不可理喻。等这次探险结束，我们一回去，我就买一本新书给你，或许还可以找布里吉斯签上名。”

自从1913年以来，罗伯特・布里吉斯就成了英国的桂冠诗人，因此我觉着这倒也不失为一个还不错的提议。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握住他伸出来的手。真像是抓住了一块冰冻牛肉哪。

雷吉走了进来，把她身后的帐篷门系好。她穿着我们给她的鹅绒外套。看她身上这副打扮，唯一不适合攀登这座山的就是那双高帮拉普兰德毛皮靴了，在晾干登山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比较喜欢穿这种靴子在营地里活动。拉普兰德毛皮靴的靴底相对较软，不适宜用来攀登近乎垂直的积雪、岩石和寒冰。

“登津・伯西亚病了。”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任何前奏，她便直截了当地说道，“六七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呕吐。我们得送他下去……至少要去三号营地，可最好到更下面的营地去。”

理查叹了口气。我们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了。如果我们留在北坳的四号营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可这里的位置很好，如果天气好转，我们就可以冲向北部山脊的五号营地。然而，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好天气。可如果我们选择下去，就非得耗时、耗力背运装备不可。位于那面冰壁脚下的三号营地已经住满了夏尔巴人，每个帐篷里都有人。有些人可能已经患上了高山疲劳症，还可能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山下的大本营去。我们的装备都分布在一号到四号营地之间，其中包括预备背上五号、六号营地的装备，还有用来在那里搜索珀西瓦尔尸体的装备，而且现在让夏尔巴人轮流背运装备的精心安排也泡汤了。

我知道，迄今为止的每支珠峰探险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管计划多么周详，不论挑夫的队伍多么庞大，均无一例外，现在我们处在海拔23,500英尺，在一顶随风摆动的温伯尔帐篷里挤作一团，感觉束手无策。

“我把登津送下去，”让-克洛德说，“而且我会带着特比・诺盖。”

“特比感觉还好，”雷吉说，“只是有点儿累了。”

“我们三个用绳索连在一起，他可以帮我照顾登津，”J.C.说，“而且如果有必要，我们俩还可以帮登津下到二号营地或一号营地。”

理查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如果我们现在都下去，就得把六个夏尔巴人挤出三号营地的帐篷。”

“我们只剩下三个你设计的祝玛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跟着你们下去，或者在更高的地方设置固定绳索，就得用它们来扣住固定绳索下山或上山。”我说。我感觉我的头脑像是被毛茸茸的羊毛裹住了似的。

“我还知道怎么打摩擦力结。”雷吉说。

我真想用力弹我的脑门。我们这么快就依赖于那些新装置了。相比J.C.造出来的那个机械装置，下山时在固定绳索上打摩擦力结或许要安全得多。是不太方便，可绝对稳稳当当。

“哦，我们三个人，杰克，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我，还得决定我们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理查带着结冰的胡子说，“睡觉时我们可以用氧气罐，到了夜里，如果我们感觉无力，氧气也可以助我们缓解这种状况，可留在这里把英国的空气用光绝对是一场不能取胜的比赛。那意味着还得背运更多的吸氧装置上来，留待我们在五号和六号营地进行实际工作时使用……更何况尝试登顶或不停寻找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时也得用氧气……我们准备的数量只有那么多。关于我们三个人下一步要做什么，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简直大吃一惊，理查居然会让我们对这事儿各抒己见，或者说貌似他有此意。无论是出于他的从军背景还是个人品性，在任何情况下他往往都会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且在大吉岭上我们早就都同意了，在此次探险中，但凡涉及登山的事儿，都由他来做主，就连雷吉都赞成这一安排。

短暂的沉默过后，让-克洛德说道：“我觉得今天我可以把登津送到他所需的最低营地里去，然后在天黑之前返回四号营地。我还可以让人给帕桑和其他人接力传达命令，告诉他们，一旦天气稍微好转，就由那些人通过接力方式把装备运上来。”

“暴风雪这么大，狂风这么猛烈，”雷吉说，“你真能下山之后再爬回来吗？”

让-克洛德耸耸肩。“我想可以。在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在类似的天气下我就这样做过……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在那面冰壁和冰川上布置的固定绳索。我会带几块新电池，好用威尔士矿工头灯在天黑之后攀爬最后一段路程。”

“好吧。”理查说，“我建议我们按照让-克洛德的计划行事，今天由他把登津送到所需的最低营地里，让特比到下面去，这样就有额外的地方给下一队夏尔巴人，这些人将负责把装备从这里背运到五号营地去。不过只限时24到36小时，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这个限制。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又让我们各抒己见，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我告诉我自己，这表示理查是多么尊重我们的意见。

“我同意。”雷吉说，“现在是周六早晨。要是到了下周一早晨，风雪还不停，或者依然不见减弱到足够的程度，我建议我们那时就全都下山，至少要到二号营地去。夏尔巴人肯定会给我们让地方，或者他们也可以去大本营。”

“明天是周日，也就是5月17日。”让-克洛德小声说。

理查只是盯着他看，没有出声。

“那是你计划中的登顶日期，理查。”

理查唯一的回应就是用那只赤裸的手捋了捋他那潮湿的胡子。大部分冰还挂在上面，可有些已经融化了。

J.C.开始穿外套。“我现在就去找登津和特比，带他们下山。雷吉，怎么决定还是看你，但我建议你搬到这顶温伯尔帐篷里来，等到更多的人上山来，登上北坳之后，你再作打算。哪怕是一点点身体的热量都能帮助你熬过这段时间。等我回来，就我们四个人住在这里。我带回来的夏尔巴人可以住在另一顶帐篷里。”

“我同意。”她说，“我去拿我的东西，并且告诉登津和特比知道你要带他们下山，让-克洛德。我马上就回来，而且……啊……我会带本书回来看……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我想这书是安全的，不会被搜查和没收。”

理查只是一边后悔地笑着，一边摩挲着他的湿胡子。

*

凌晨3点30分，小小的铜表锤头在我的心脏上方有规律地振动着，我猛地醒了过来。我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不对劲儿。

原来是风停了。一丁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其他几个人粗重的喘息声。因为我们的呼吸，帐篷内壁结了一层霜，可帐篷壁一动不动。天气非常非常冷。我更加仔细地聆听，可既没听到风声，也没听到从前风吹雪撞击帐篷帆布发出的持续不断的背景声音。

我穿好靴子和鹅绒外套，尽量不弄出动静，爬出睡袋，努力在不吵醒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溜出帐篷门。让-克洛德是在天黑之后回来的，那时候已经将近晚上10点了。他说他已经把登津交给了二号营地的四个夏尔巴人，他们肯定会顺利地把他送回大本营。我们给他留了满满两热水瓶的水，他几乎把这些水都喝光了，然后还没来得及把整个身体都钻进睡袋就睡着了。

来到外面，我伸伸四肢，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远离四周堆满积雪的帐篷。我走出了很远，肯定已经进入了冰隙区域，或者来到了北坳的边缘。等我确定所在的地方安全后，我便站定身体，上下左右地张望。

好一副壮丽奇景啊。

月亮并非满月，介于半圆和四分之一圆之间，月光却分外明亮，在银色月光和满天星光的照耀下，我身后的章子峰及我上方的珠峰雪坡和顶峰闪烁着晶莹的白光，仿佛是它们自己散发出了冰冷的苍白清辉。在我的北面，在北坳之下，被月光照亮的厚重积云在乳白色的光线下翻滚着，浓稠得一如翻腾的牛奶，向着北坳最上方200—300英尺范围内汹涌奔腾。三号营地和下面的一切全都被云雾遮盖住了，不过这里上方的天空布满了星辰和明月，因此明亮无比。在北方远处，云雾升腾，仿佛闪光的巨大蜥蜴类动物生着羽翅的脊柱，我可以看到一座座8000米以上的冰雪顶峰延伸向西藏深处。

“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不是吗？”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好险我没跳到山坳下面去。原来是理查。

“你上来多久了？”我轻声说。

“一会儿。”

“下面是刮季风吗？”

理查的身形黑乎乎的，他摇了摇脑袋。“别忘了，季风是从西方和南方吹过来的。那一直困住我们的暴风雪，是从北方形成的。在西面的季风来临之前的一个星期到十天内，会出现从北方形成的各种气候。这一个来星期内的气候就是一年中最适合攀爬珠峰的气候。”

他从一个热水瓶中倒出了什么东西，然后递给我一个杯子。我大口小口地喝了起来：原来是不冷不热的阿华田即饮饮料。

“你觉得现在是出现好天气的最佳时机吗？”我轻声说。

“说不准，杰克。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向五号营地挺进。”

我抿着我的饮料，点点头。“我是不是要去叫醒其他人？”

“算了，还是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理查轻声说，“让-克洛德累坏了。我知道雷吉睡得不是很好……不停地吸氧。我去给你们几个登山的人做早餐，一个小时就好。你可以睡到5点再起来。”

“你们几个登山的人？”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你今天不去五号营地了？”

“不去了。”他对我说，可他的目光却一刻不停地掠过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北部山脊、东北山脊和珠峰顶峰，“我们在那里搭了两顶米德帐篷，如果运气好，现在它们依旧好端端地在那里等着你们。你、雷吉和让-克洛德可以住在里面，为搜索珀西瓦尔勋爵做准备。依我看，如果要进行有效搜索，我们还得尽可能在最靠近27,000英尺的地方建立起六号营地。你们三个一开始攀登，我就会到下面去，今天晚些时候带着帕桑和最强壮的老虎夏尔巴人上来。我们会使用让-克洛德的自行车装置把沉重的装备运上北坳，然后重新打包食物、吸氧装置以及至少一顶帐篷，留待在最高营地使用，明天早晨，也就是周一，把这些东西送上去给你们。”

“今天是登顶日，”我低声说，“17日。”

我可以看到理查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微光。“如果没有搜索任务，或许可以。我们四个人一路向上，尝试登顶，天黑时返回五号营地。”

“可你不打算这么做？我以为我们三个人要向顶峰发起冲击，然后才去搜索。你为什么会变卦？”

那个瘦削的身影摇了摇戴着兜帽的头。“我可以向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撒谎，说我们会在从顶峰下来的路上搜索她表弟的遗体，可我之前已经上去过26,000英尺了，杰克。一旦冲击过珠峰的最高山脊，这座该死的大山就会让你油尽灯枯。前一天你的肾上腺素暴涨，准备好征服这座山的顶峰，上刀山下油锅都在所不辞。转过天来，就得要夏尔巴人帮助你摇摇晃晃地下到大本营去，你的力气消失了，心脏膨大，双眼半盲，脚指和手指都冻伤了。我真想今天就向顶峰发起冲击，可我答应了那位女士，我们要去寻找珀西瓦尔，我们得用几天时间来做这事儿，然后再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力气去尝试登顶。”

我抬头看着在我们上方耸立的北部山脊，那里无比陡峭，白色的冰雪覆盖着鲸背状的黑色岩石。我没有带吸氧装置出来，所以我发现自己正喘着大气，以便可以在这里屹立不倒。我有一点点因为这个暂缓计划而松口气，我可不愿意像去年的马洛里和欧文一样，消失在那样的海拔高度，可我更多的是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或许我们的登顶梦要就此告终了。为什么理查会在最后一天改变主意。我们的目标始终都是登上这座该死的高山的顶峰啊。

“那意味着要在8000米之上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大声说道。

“或许吧。”他似乎承认了他的决定会使我们错过登顶珠峰的最佳时机，可他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尤其是关键时刻才放弃的原因。我可以看到，东北山脊在我们上方远端犹如一条布满钻石的大道在闪烁微光，一直延伸到顶峰。以往那种夺命狂风现在彻底消失了。

“你认为找到珀西瓦尔勋爵的机会大吗？”我终于挤出这句话。

“不，”理查说，“我猜连百分之一的概率都没有。可我们已经承诺过我们会尽力寻找。我们拿了布罗姆利夫人的钱。”

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我把空杯子递给他，他把它放到热水瓶的顶端并将之拧紧。

“再去睡会儿吧，杰克。吸几口英国空气，保保暖，如果可以的话，就睡一会儿。等我用乌纳炉把早餐热好，就去叫醒你们。”

在慢慢走回帐篷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充满了魔力的景色：珠峰及其相连的较低山峰在星光下闪烁其华，云雾聚集于北坳之下汹涌翻滚，唯有微微可见的浪花溅沫般的飞雪飘带从那座终极山峰的顶峰处飞扬下来，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即将向着那里攀登。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我的一部分自我第一次感觉到，今天我们原本真的可以登顶这座该死的高山，而且这一次我是有了真真正正的信心，而不是那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张声势。如果我们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去寻找一个死人，那么未来几天内我们仍有机会登顶。确有可能。

12

1925年5月17日，星期日

结果，今天只有我和雷吉迈着沉重的步伐去攀登那面花岗石板岩侧壁，前往五号营地。

让-克洛德承认他有点儿不舒服，“有点儿没精打采”，他借用理查的英国说法这么说，然后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和理查一块到下面去，帮助组织把装备运到北坳上来，明天再背运到五号和六号营地。

“这倒有机会让我的自行车大显身手了。”J.C.说。

我想我还没有花篇幅描述过这个新奇的装置，让-克洛德把它拆分开，一路穿越西藏运到这里，并在我们登上北坳的第一天便把它尽职尽责地组装了起来。这个新发明的确由自行车零件组成，包括自行车座椅、脚踏板、齿轮和自行车链条，不过这东西还有个软垫靠背（因为使用这个新发明的人需要一边躺着一边踩踏板，过程中膝盖要比头部高）和向四个方向延伸出6英尺的金属支柱，让-克洛德用冰锥、登山钉以及蛛网一般的绳索把每一根支柱牢牢固定在那道冰架之上。那个自行车式小装置绝无可能从那道狭窄的冰架上掉下去，除非北坳上的冰川自己出现大面积崩解。

脚踏板上方大约一米处有一个9英尺长的金属臂，J.C.将之拆分成三节运送而来，每一节长3英尺，组装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结实的水平法兰面，这东西也用多种拴系工具加固了，上面放有第三个自行车齿轮和滑轮组件。

在周五的暴风雪来临之前，我们只来得及运了两包装备来检测这个装置的性能，不过这个自行车装置虽然做工粗糙，效果却好得不得了。在1924年的珠峰探险中，夏尔巴人曾把绳索放下去，把装备拉上马洛里的冰隙（马洛里曾攀上了冰隙的最后200英尺冰壁），不过那些装备要相当轻才行。用腿和脚踩踏这个装置的踏板，通过减速齿轮获得的杠杆作用就能把装备拉上来，要比使用背部和手臂的力量提拉装备省力得多，而且拴系在连续循环的400英尺长理查奇迹绳上的装备最多可达到50-60磅。在23000英尺之上，踩自行车可以说是一项剧烈运动，这一点无可否认。可我们每个人都试了试，发现只在两个人的合作下，一个人踩脚踏板，另一个人在装备升上冰架时把它们从绳索上解下来放好，就完全可以把数吨重的物资运上北坳，再也用不着夏尔巴人排成没完没了的长队背运装备了，他们再也不必气喘吁吁地一次又一次停在绳梯或固定绳索上休息了。

“如果我能运一个汽油发电机来该有多好啊！”让-克洛德说。

可今天J.C.病了，要到下方的营地恢复，所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早晨，只有我和雷吉朝着日出的方向，去攀登那面板岩山壁，前往五号营地。在我们从营地出发前，雷吉一个人站在距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专心致志地把咝咝响的吸氧装置上的流量调节阀调好，趁着这个当儿，让-克洛德轻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的朋友，理查、登津和特比只在五号营地里搭了两顶双人小帐篷。如果我运气好的话，我可以一个人睡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

我和雷吉并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原因是什么我也不太搞得清楚。照我看呢，这是因为从北坳向上攀登那片几百码的雪原只能算是踢冰爪练习，过了这片区域之后，就到了那些该死的黑色花岗石板岩上了，我们几乎只能迈大步向上攀登这些高大的岩石障碍物。在沿着山脊线攀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为数不多的山脊刃岭和可怕的突出岩石，不过我们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移动到北壁同样向下倾斜的花岗岩石板上，然后向上攀登，绕过那些突出的岩石，然后向左移动，返回宽阔的山脊线，由此便可以轻易地避过这些地方。

这并不是说从北部山脊——或者说是东北山肩（对照上方远处那面直通顶峰的东北山脊而言），理查偶尔就这么称呼那里——摔下来不会死人。

在这个黎明前的清晨，风断断续续地吹着，与理查和他的两个夏尔巴人在周五遭遇的持续狂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次的狂风已经达到了飓风级别，理查他们三个人被吹得只能向前弯曲身体，以至于他们的头比他们的膝盖还要低，而且他们的鼻子几乎触到了他们面前的岩石石板。我和雷吉现在则可以稍稍向前弓着背走路。我听说过，在索姆河战役中，在顶着敌人的机关枪火力冲锋的过程中，法国和英国步兵都身体前倾，仿佛被风吹得直不起腰一样，我们现在的样子就和他们差不多。只不过偶尔会有狂风从后面猛吹我们的后背，把我们吹得摇摇晃晃，不停摆动手臂来保持平衡。在这里向后摔倒绝对会被摔成一摊烂泥。我们沿着山脊爬着，突然之间风仿佛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我们猛烈吹来。雷吉被吹得只能向前倒下，带着连指手套的双手在她前面结冰的石板上一通乱摸，寻找抓握点，她并没有让风吹得向后摔倒，否则等待她的就只有万丈深渊。

我们真应该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的。我知道，我的每一点登山感觉和登山经验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那样做的，可出于某种原因，我愣是没有向她提出这个建议，或者坚持这样做。也许是我觉得这样做太亲密了吧。

我头一次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理查和他的两个夏尔巴人，还有在此之前的几支英国高山探险队，他们在寻找合适营地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这样的困境。在我们的右边即西面，这道陡峭山脊的边缘和北壁都暴露在从西北方向不停吹来的狂风之下，威力十足的大风在那里肆虐。帐篷在该处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住。可在北部山脊的西面就连可供搭建一顶帐篷的平地都没有，甚至一顶小帐篷都没地方搭。

在我们的左边，也就是东面，山脊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挡住了狂风，可在山脊的那一面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道道无遮无掩的陡峭斜坡。而这些峡谷的尽头则是5000英尺落差的悬崖，下面就是绒布冰川主区，这些峡谷里星星点点地遍布着如混乱迷宫般的巨大倾斜岩石，身在其中，登山者立刻就会迷失方向，坏天气时尤为如此。

理查和马洛里在1922年以及马洛里在1924年都很担心下山的登山者会转错方向，误入这些具有垂直落差的峡谷死胡同。出于这个原因，我和雷吉今天早晨带了很多带红旗的竹竿，把它们深深插进主要线路沿线，而我们选择做标志的地方都是有人顶着暴风雪下山时可能会转错方向走向死亡的地方。

我们继续朝着阳光的方向攀登，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依旧放在罩着皮头盔的额头上。在我们走出那片雪原、摇摇晃晃地登上北部山脊后不久，珠峰顶峰就一直金光灿灿。此时章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卓峰和附近其他高峰的山尖都闪烁着光辉，就连我们北边远处的高山雪顶也开始迎接早晨的到来。我殷切盼望着晨光能够照射到我们所处的山脊线海拔较低处，因为这里太冷了。即便穿着新羽绒服和毛毡靴也无济于事，只有不停地运动才可以使身体不至于在这样的海拔持续丧失核心热量，而不断地运动压根儿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儿。

理查曾经对我们所有人演示过他和马洛里的高海拔深呼吸技巧，深深吸一口气，吸气的时间要比自然吸气时间长，然后迈一步，停下来，把气呼出，然后再深深吸气走下一步。但我和雷吉都在吸氧气，设定为较低流速每分钟1.5升，因此我们没法像理查曾经教给我们的那样做出那么大幅的动作。调节器根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尽管如此，我和雷吉还是松开氧气罩，松开的时间足以让我们走完整整二十步，然后停下来一动不动，呼哧呼哧大口喘气，不过，不论是在雪坡上，还是这样的石板上，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完13步短步后就停下来。而且，每登高100英尺，我们停下来喘气的时间就越长，也越发频繁。

我不停地向下看，向四周看，而不是看我应该看的双脚。我就是忍不住要这样做。我始终钟爱所有高处的风景，而且在我的经历中，在我这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中，我所见的风景没一个能比得上在我们接近25,000英尺时从珠峰北部山肩看到的壮阔美景。我们身后建有一号到三号营地的东绒布冰川河谷之上依旧乌云密布，暴风雪徒劳地尝试把充满水汽的乌云卷向北坳，云层翻滚着，奔涌着，扑向彼此。在那些云雾之上，这里的空气是如此澄澈，而50英里开外的一座座顶峰看上去仿佛我们向下或向后一伸手就能触摸到。我深深地弯下身体，把穿着羽绒和细帆布裤子的双腿叉开成V字形，透过露出的缝隙就能看到北坳上的四号营地：在这座被白色冰雪覆盖的鞍状山上，一顶顶绿色帐篷已经成了黑色斑点。

在理查和J.C.的迫切要求下，我和雷吉都穿上了12爪冰爪，在整个攀爬过程中都要穿着它，没完没了地徒步攀登这些石板时也不例外。一开始，穿着冰爪攀登岩石，脚下没有坚硬的靴底，让我紧张到不行，而且每迈一步，都得思考怎样抬起双脚，一旦走神，前爪尖就很容易被勾住，从而导致失足，可在向上攀登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便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了站在冰爪上的好处。冰爪与岩石的真正接触点和钉靴的一样多，不过穿着冰爪向冰雪覆盖的岩壁过渡要容易得多：可以把前尖踢进冰雪中，同时以与攀登光秃岩石相同的速度向上攀登。而且，真正光秃的岩石其实并不多。虽然狂风大作，大部分岩石上的积雪还是冻成了光滑的薄冰层。冰爪可以刺穿并深深插进这些冰中，安全保险，任何靴钉都无法企及。

我们当然也用到了长冰镐，每走13步我俩都会停下来，把身体深深弯下，倚在冰镐上急切地让吸氧装置把嘶嘶响的空气送入我们受尽苦头的肺中。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三个氧气罐，并计划在前往五号营地的途中每人只使用一个，不过我们登山时用的并不是金属氧气罐背架，而是让-克洛德改装过的特殊背包。尽管需要多花几分钟时间才能把这种背包准备好，氧气管和调节阀必须穿过几个位置巧妙的孔洞，随后用带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不过背袋里还可以放额外一些食物、衣物和其他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原本只能强塞进垂在我们胸前或肩膀上的防毒面具包里，非常不方便。我当然知道三个氧气罐以及配套的阀门、软管和齿轮有多重，不过多亏欧文先生和克莱罗克斯先生的改装，所以即便算上我们背负的额外一些东西，总负重量也不超过30磅。而那些东西中就包括另一顶10磅重的米德双人帐篷，我们把帐篷分拆开，各背一部分。

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我意识到我身边的米其林轮胎先生正在做手势，示意我把护目镜拉下来。她的护目镜早已经戴好了。我很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种特殊的眼镜会扭曲颜色，而且，戴上这东西和那该死的氧气罩，我就感觉自己被锁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就像个身上穿戴着沉重的金属头盔和潜水服的人。不过她是对的。此时我们身处向上倾斜的石板和低矮的岩石尖峰之上，这片区域很长，周围没有一点儿雪，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我们还是有可能患上雪盲症。如果攀爬时间太长，光是紫外线就会令人致盲，在深色的岩石上同样如此。我和雷吉都把小型军事望远镜放在了第一层衣服沙克尔顿夹克下面。望远镜并非攀登珠峰的必要工具，却有助于我们寻找她表弟珀西瓦尔的尸体。她并没有把望远镜拿出来，而且我也没看到我右边的北壁上有任何线索，值得我掏出我的望远镜。趁我们停下来掰开巧克力放进嘴里嚼的当儿，我问她是不是已经开始寻找了。

“山脊的两面都要找。”她嚼着巧克力气喘吁吁地说，“不过……别忘了……去年八月……我和帕桑……在登上……五号营地……的途中……仔细……找过了。当时……两边……都没有……一点儿线索。”

我差一点儿就忘了，对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来说，前往五号营地的这段攀登线路可以算是驾轻就熟了。可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

我们曾经问过理查，我们从北坳到五号营地需要多长时间，他给出了一个准确数字：五小时零十分钟，这真够有趣的。不过和所有迪肯式的事情一样，他真的检查了1922年和1924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使用氧气从四号到五号营地攀登时间的记录，从而得出了这个准确时间。

在攀登了五小时十二分钟之后，在我们上方几十码远的地方，我们终于看到了理查搭建在新五号营地上的两顶小帐篷。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肯定是在开玩笑。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营地。事实上，这里根本就算不上营地。那里是一处稍稍变宽了一点儿的山脊，在一片区域内，理查、登津・伯西亚和特比・诺盖搬来了很多岩石，搭建了两个倾斜得厉害的平台，比建在它们上面的帐篷还窄，而且这片区域只有一部分有遮挡，不会受到崩石和从高处岩脊处吹来的狂风的影响。

那两顶小米德帐篷甚至都不在同一高度上。一顶位于我们攀登线路的右方，明显倾斜，边上就是悬崖峭壁。另一顶帐篷的位置甚至更为岌岌可危，比第一顶帐篷要高出差不多30英尺，位于我们攀登线路的左边。第二顶帐篷真真正正悬浮于虚空之上，边上就是有5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悬崖下就是绒布冰川主区。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这只是理查和他两个夏尔巴人开的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玩笑而已。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我心想。这他妈的根本不可能。

然而我可以理解理查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对于较低的那顶帐篷而言，这道石脊是一道很棒的保护屏障，而理查他们用粗绳结成了一张网，把那顶看上去更为暴露在外的较高帐篷连接在它边上的三块砾石上。每顶帐篷的迎风面都有新的积雪，但没有一顶帐篷倒塌或被吹走。

就算如此，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就要把性命托付给这个位于石板斜坡之上、选位疯狂的营地，真真正正闭上眼睛睡觉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可是，透过我的厚护目镜仔细察看这道山脊和山壁，我压根儿就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来建营地。

雷吉转过身，坐在较低帐篷边上其中一块向下倾斜的大石板上。她把氧气阀关掉，摘下氧气罩。我也如法炮制。得不到充足的氧气，无法充分地呼吸，溺水的感受立刻袭来，恐慌感也随之浮现。好在我们克服了这种感受。

如同我之前想象过的海底潜水员一样，雷吉缓缓地解开了帐篷门上的带子，俯身朝里面看。这顶帐篷的入口面冲石壁，并没有面对陡峭的悬崖。

“睡……袋……和……这里的其他东西……都还在……理查……和那两个人……放置……的地方，”她一边呼哧呼哧喘着气，一边说，“乌纳炉和……梅塔燃料砖也是。可是……有很多……飘雪。落在……睡袋……里面……我们的身上可能会变湿。”

他妈的。哦，好在我们带了自己的睡袋来。此刻阳光是如此明媚，处在避风的地方，还有点儿热。我把外面一层羽绒服的拉链拉开。

“小……扫帚。”我一边说一边轻拍背包左边的一个外袋。

雷吉点点头，找回了那把小扫帚，然后她不知打哪来的力气，斜靠在帐篷上，把大部分积雪都扫了出来。她把那些睡袋从内向外翻转过来，拖到了阳光下，用石头压在上面起保护作用，以免偶尔吹来的一阵狂风把睡袋卷走。

接下来，她从里面的衣袋里拿出了一个高海拔气压表看了看。“25,250英尺。”她边说边喘粗气。这时候我意识到她正指着我们左下方的什么东西。

我花了一分钟才看清那是什么。一块冰雪覆盖的陡峭岩石上有两块已经撕烂了的绿色碎帆布。“1922年的……五号营地……”她说。

得知我们比1922年那支探险队的铁人高出200-300英尺建立营地，我不由得感觉非常满意，自信油然而生，不过这也挺傻的。

“1924年的……帐篷……在……哪儿？”我问。

雷吉耸耸肩。她以前说过，去年夏天她和帕桑爬上了1924年的五号营地，所以我猜她的确知道那个营地在哪里，不过此刻她太累了，所以没法告诉我。

一想到要冒着狂风待在这些岌岌可危的高处，我的阴囊就不禁一缩。因为曾经看过理查、诺顿和其他人的报告，所以不管我们选择哪顶帐篷过夜，我都很清楚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要怎样打发。

首先，我和雷吉得准备一小张必需品清单，这里已经有一架乌纳炉了，我们得留着它，明天到更高的营地再用，然后我们就可以钻进睡袋里，在温暖阳光笼罩的帐篷帆布下，尽情享受那份并不真实的温暖。我们太累了，根本做不了任何有建设性的事儿，所以我们就躲在各自的睡袋里，睡上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或许还可以吸几口英国的空气，借以驱赶已经在我们头盖骨里搅动的头疼，这疼痛真如同远处在东绒布冰川河谷翻涌的厚重云层一般。

接下来，我们中的一个——但愿是雷吉——使出浑身力气爬出睡袋，在此过程中她肯定会频频停下来休息，并且不断呻吟，然后爬出我们的日间帐篷，穿过十分陡峭的斜坡，找到距离我们最近的净雪。这样的地方距离这顶帐篷大约有10步远，而距离我们左上方那顶悬空于悬崖之上的帐篷只有四步远，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儿力量把两个大铝锅装满雪。

随后，我们就要轮流哼哼唧唧着一起点燃该死的烧梅塔燃料的火炉，再打开一些食品罐头和包装袋——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花两个小时做一顿难以下咽的晚餐，或许是干肉饼，也可能是罐头牛肉（理查打包了很多这东西带来，所以他肯定很喜欢），然后“煮”一些不冷不热的茶，加大量糖和炼乳进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琢磨着，或许我可以睡上一天一夜，我们的热水瓶里还有水，够我喝到明天的，也可能到不了明天我就没命了。随便吧。

雷吉说了一句话，让我吃惊得够呛，而且吃惊二字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了。她说：“去……六号营地……你说……怎么样？”

“今天？”我几乎是尖叫着说出了这两个字。

她一面点头，一面从拉链拉开的芬奇羽绒服里面拿出了一块精致的女式手表，说：“还没到中午呢。理查说了……他们从五号营地……到六号营地……只用了……四个半小时。到不了天黑……我们就能到那里。”

有那么一刻我肯定这纯粹只是说说而已，雷吉不可能是认真的，可随后我看着她那张已被晒黑的脸，看着位于拉低的氧气罩和抬高的护目镜之间的她那双明眸，我就知道她绝对没开玩笑。

“他们是在……早晨……开始……攀登的，”我说，“而且是在休息过后才动身的。”

雷吉摇摇头，我见到她那头蓝黑色的长卷发从鹅绒帽兜下的羊毛帽里掉了出来。“在这样的高度……你不能休息。身体会……受损伤。睡……也睡不着。今晚……我们或许也能……再向上攀登……1700英尺。明天一早……开始寻找……珀西。然后下山。”

“理查和J.C.希望我们留在这里……留在……五号营地。”我勉强说出这句话。

雷吉耸耸肩。“我会给他们留个字条。”她从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皮本和一小截铅笔。

我的老天，我心想。她来真的！

我只好使出王牌。对此她很可能无言以对。这会救了我们的命……至少我的小命会因此保住。“那里……根本没有……六号营地。”我说，努力假装出非常遗憾的语气。“我们都不知道该在哪里……搭建营地。天黑之前……我们不可能……建立起营地。无遮无掩的，我们肯定会没命的。”

“噢，这不成问题。”雷吉说。她起劲儿地写着她的字条。随后她把半干的睡袋推回倾斜的帐篷里，先给我看了看字条，然后把它放在最近一个睡袋上面，用一块石头压住。那张简短的字条（我肯定这玩意儿绝对是我们的死亡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中午抵达五号营地。二人皆好。决定去27,000英尺左右建立六号营地。明天会在山壁上开始搜索。雷吉。

她把帐篷门系紧，我们不住哼嗨着，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有那么一秒钟我有些头昏眼花，好悬没头朝下摔下2000多英尺，掉到北坳上，我连忙摇摆手臂，乱摆的手臂就像不会飞的鸟儿那已经退化了的翅膀。如果我真的向后摔下去，这里和我们下方的陡坡都阻止不了我下滑的趋势。我继续摇摇欲坠，东倒西歪，摇晃着手臂徒劳地寻找平衡，接下来我感觉到雷吉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上臂，把我的身体拉正。

我终于找到了平衡，貌似恢复了正常呼吸，这时候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等第一个氧气瓶……空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丢掉。”她说，然后拉上了氧气罩，“或许在第二阶段……的攀登时……我们应该……少用一些氧气。更多的……留到……明天用。”

“当然。”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的氧气罩就放在我的嘴唇下方，“你说什么……都对……夫人。”

我们转过身，面对滑溜溜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和冰雪，那里特别陡峭，既十分凶险又难以攀登，并准备迈出我们的第一个13步。刚到下午，天气寒冷无比，阳光越拉越低，在我们上方差不多6000英尺之处，冰雪覆盖的珠峰顶峰三角岩西壁开始闪光。浪花溅沫般的雪再一次被狂风卷着，向东南方向延伸出好几英里。我开始想象着27,000英尺上狂风大作的情形，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黄色地带下方几百英尺处，而黄色地带则是最后一道有形的地标和分界线，从那里向上，便是东北山脊和那道直通顶峰的笔直——虽然这几乎有些不太可能——山脊线路。不过我只能叫停我的想象力，不然的话，我一准儿会找块砾石坐下来，开始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天抹泪。

我们迈出了第一个13步。

13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杰克，”雷吉轻柔地说，“要是你没睡着，出来看看这个吧。”

我当然睡不着。我们的“六号营地”只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罢了。一顶10磅重双杆小米德帐篷被搭在了一块极端陡峭的石板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脚抵在帐篷向下倾斜的一端拴系的砾石上，倾斜着睡觉，好家伙，感觉就像是斜立着身体一样。在我们把帐篷搭建在山的这一面并加重帐篷的时候，好在我想着把另一块毯子系紧在那块石板的平坦表面上，如此一来，一整夜，在这个27,000英尺的异度空间中，彻骨的寒冷并没有完全从冰冷的岩石上钻进我们体内。

在黑暗之中我睡了几分钟。我还隐隐地意识到，尽管身在茧状睡袋里，可我和雷吉依旧可以说是依偎在一起，我们俩真像冬日里坐在伦敦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车厢里的两个乘客，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辆车倾斜得严重，而且车厢里塞满了人。好在夜里的风不那么大。如果一直提心吊胆，等着在高处被风卷走，恐怕我连那片刻的半睡半醒状态都不能享有。

“好。”我说着坐了起来，痛苦不堪地穿上外面几层衣服和靴子，一整夜我都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睡袋里。对于讲卫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背包里最后一双干净的棉袜穿上。就算不顶什么用，起码能在心理上略感安慰。

我从帐篷较高的一边爬出来，真挺像向上爬出一条挂满白霜的隧道，或许更像是出生之后居然发现自己身在月球之上。

在我们这个位于27,000英尺的快乐小家的另一边，阳光的光带渐渐下沉，我意识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听到的咝咝声根本不是下雪的声音，那是乌纳炉和梅塔燃料在可怜兮兮地接连融化一小锅又一小锅雪时发出的声响。这炉子烧水的时间肯定有一会儿了，因为雷吉已经装了三暖瓶……不冷不热的东西了。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她一直穿着所有的衣物，坐在卷起来的睡袋上，靴子抵在一块石板的脊梁上，以免从这座山上滑下去。

我努力回想水在27,000英尺上的沸点，是91摄氏度？还是90摄氏度？反正不久之后这个温度就会变得非常低，如果我们不停地向上攀登，似乎就算没有炉子加热，锅里的水也会开。

事实上，我隐约记得乔治・芬奇说过，如果我们人类设法去到宇宙空间，完全在大气层之上，我们血管和大脑里的血液就会沸腾，即便我们身体背阴一面的体温或许会低于零下200华氏度也是一样。“当然了，”为了让我们感觉好过点儿，芬奇只能做出补充（当时我们正在那家四星级的苏黎世餐厅里吃甜品），“你们倒是不必担心你们的血液会在外太空里沸腾，因为你们的肺和身体早就已经爆炸了，就像那些我们偶尔从深水中捕捞上来的可怜深海生物一样。”

听了这话，我忍不住把满嘴的布丁都喷了出来。

我把我的睡袋从倾斜的石板上拉上来，打算坐在雷吉身边。我想把睡袋塞到屁股底下，这时靴子突然一滑，而我并没有穿冰爪，因为我的手指根本绑不了带子，在我的脚后跟触到另一块楔形岩石支撑住我身体其余部分之前，雷吉再一次伸出了强有力的手，把我扶稳。之前我们不得不在北壁攀爬不长的一段距离，这才找到了这片差劲儿的营地，而去年马洛里和欧文的六号营地现在根本连影儿都没有了。傍晚阴影很长，岩石如迷宫一般，雪花打着旋儿，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且这里的山壁毗邻北部山脊，就处于黄色地带之下，貌似并没有特别陡峭，可真要是脚底一滑，便会摔到6000英尺之下的东绒布冰川上。少年乔治・马洛里曾经攀登过一座坡度为35度到40度的石板瓦屋顶，那次攀登举世皆知，或许这里的山壁和那个屋顶可有一比。

“你感觉怎么样，杰克。”我意识到她并没有用氧气，所以我很高兴我也没有把夜里使用的氧气罐拉出帐篷。

“好极了。”我没精打采地说。如果说在五号营地那样的海拔，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羊绒的话，那么在六号营地这里，我感觉我的大部分大脑都已经变得空空如也了，唯有头疼一直萦绕不去……思考或说话都可以让头疼跳出来折磨我一番。

“你整夜都在咳嗽。”雷吉说。

这我倒是知道。我持续不断地咳嗽着，有时候我真以为会把内脏都咳出来。照我看，这咳嗽一准儿是因为在这样的海拔之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干燥已经蔓延到了肺部最小的囊泡，并使得喉咙里的黏液都干涸了。

“就是太冷了。”我说。事实上，我感觉有个坚硬的东西卡在了我的喉咙里。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很恶心，我赶紧把这个念头甩脱。

雷吉张开双臂。“我想你或许乐意看看日出。”

“哦……是的……谢谢。”我含糊地说。

我的老天，那简直美极了。我那一部分失灵的大脑和渴望温暖的灵魂都依稀感受到了眼前的美景。片刻之后，我眼中所见的真实美景和冉冉升起的太阳带来的些许温暖便开始进入了我的躯体，只是我的躯体现在有些行动迟缓，快被冻僵了，咳嗽起来没完没了，而且在瑟瑟发抖。

在这一刻，毫无疑问，我和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是这个地球上触及太阳光芒位置最高的人。我看向我的左边，伸着疼痛不已的脖子抬头凝视珠峰峰顶，它是如此接近！却又无限遥远！此时此刻，它就在我们上方2000英尺处，这2000英尺的距离几乎无从攀爬，而从我们西边的山脊线前往那里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太阳把光辉洒向顶峰的红色岩石上。在连接顶峰的最后一段山壁下方，顶峰三角岩上一片闪烁光辉的雪地看上去宛如仙境，根本不属于这个尘世。

我没精打采地想，这样的海拔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命里注定与这里无缘，也不会逐步进化以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忍受着在我身体里搅动的轻微疼痛感琢磨着。与此同时，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想法冒了出来——命中注定我来到了这里。我倾尽一生等待的就是要来征服珠峰。

约翰・济慈怎么评论消极能力来着——一个人在心里同时怀有两种对立的想法，不需要竭尽全力使这二者和谐一致？这可问倒我了。或许这话压根儿就不是济慈说的……没准儿是叶芝说的，也可能是托马斯・杰斐逊或爱迪生也说不定……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给你，喝点儿这个。”雷吉说着把其中一个暖水瓶交给我，“不是很烫，不过里面有咖啡因。”

喝了这些不冷不热的咖啡，我险些没吐出来，不过我转念一想，在这个世界之巅，雷吉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给我加热咖啡，供我早晨享用，把咖啡吐到身上可不是什么感谢她的适当方式。

我注意到雷吉不时用悬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仔细观察我们下面的一道道斜坡。

“看到什么了吗？”

“北壁上的雪太多了……乍一看……雪下面的每块岩石和砾石都像是人的尸体。”她把望远镜放下，“没有。什么都没看到。只能看到两个人径直朝我们爬过来了。”

“什么？”我说着把她的望远镜拿过来看。就算有她的指点，我还是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了她说的人，因为这两个人完全像是两个灰色的斑点沿着山脊在灰黑色的岩石上慢慢移动。只有在他们在偶尔出现的雪地前方移动时才能真正看出这两个斑点是活的，而且是在向上攀登。

“理查打头？”我说。

“让-克洛德呢？”

“他不在，连在绳子上的第二个人个子很高，不是J.C.。肯定是一个个头儿很高的夏尔巴人，理查叫来的……等等！是帕桑！”

她把望远镜拿了回去。我看到她的脸上闪着快乐的光芒。天空碧蓝，天气越来越温暖，云在我们下方远处的河谷上方盘旋，看得见的壮阔冰川蜿蜒延伸向没有低矮云层的地方，许多海拔20,000英尺的高峰在太阳光线的笼罩下一个接着一个地竞相闪光，像是一连串金色蜡烛被逐个点燃。不知怎的，有了美丽的她，眼前这个世界就完美了。

这两个人又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我们近前，在攀登最后一段距离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向上攀爬，这些峡沟起始于黄色地带下方约1000英尺处，并且向我们上方的山脊线延伸，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正因如此，他们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雷吉一边等着我们的朋友爬上来，一边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包括一些英国饼干、几块巧克力、几勺只解冻了一半的通心粉，然后又加了点儿巧克力和咖啡。这期间我和雷吉并没有开口交谈。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我在巴黎见过那个叫海明威的家伙之前，至少还怀揣着这个梦想），而那些作家或许会将我和雷吉之间的沉默描述为“惬意”。于是我逐个叫出那些正闪烁光华的群峰的名字，借此让我昏昏沉沉的大脑恢复正常，也让我可以满足一下：那里当然是珠穆朗玛峰的悬崖峭壁和北峰；东边远处的肯定是干城章嘉峰的雪顶；西边是卓奥友峰；南边的洛子峰刚刚开始被笼罩于阳光之下；在阳光的照耀下，更为遥远的詹卡山脉缓缓地褪去了模糊的影子，坚硬的花岗岩越来越清晰可见；在很远很远的西藏中部，有一座非常高的高峰，它正在清晰可见的地平线上方凝视着我们。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然后理查和帕桑到了，俩人依旧用一根6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拴系在一起。我和雷吉见状不禁看了彼此一眼，一是高兴，二是因为我们犯了错。在昨天的攀登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就连我们登上北壁后，或者不得不爬过沟壑，在陡峭的地方使用双手攀登时也没用。我真搞不懂，这只不过是我俩共同分享的一个小秘密而已，我居然会这么高兴。

“现在还不到早上7点呢。”雷吉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出发的？从哪儿出发的？”

自打我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帕桑以来，他的氧气罩就没放在脸上，而是悬垂着。我怀疑他已经把氧气用光了，因为我可以看到两个氧气罐的顶部从他的背包里伸了出来。那些氧气罐足够他从北坳登上这里，即便开大流量也没问题。这当然不像是帕桑医生在炫耀。没准儿不需要瓶装氧气，他也可以比我们欧洲人登得更高。不管事实是什么，反正理查一直带着氧气罩来到我们所在的石板处并站稳脚步，不过现在他关上了流量阀，拉下氧气罩，站在那里喘大气，好一阵子之后才回答了雷吉的问题。

“凌晨2点……刚过……就出发了，”他挤出这句话，“五号……营地。昨天……下午……到了那里。”

我瞧着他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强挤出一个笑容。这两套头灯依旧捆扎在他们的鹅绒帽兜下面，羊毛帽子上面。乔治・芬奇的鹅绒外套，J.C.的冰爪和其他各种发明，理查的新绳子和精心安排的后勤保障，还有我的闯劲、勇气和热情，有了这些，我们确实为这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小的一次珠峰探险带来了一些特别元素。然而，或许还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奇特矿工头灯和不论满月与否均从午夜开始登山这个主意，才能真正决定我们此次可能攀登的最高高度。

“你们的速度很快。”雷吉说。她把她的睡袋铺开，放在理查脚边，“坐会儿吧，先生们。不过先要确保你们的靴底和脚后跟牢牢抵住什么东西才行。”

帕桑咧开嘴笑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转过头看着眼前的景色，随后又转过头看着黄色地带，东北山脊以及珠峰的顶峰三角岩，它们赫然耸立在我们上方，貌似与我们非常接近。理查非常小心谨慎地摘掉背包，一边缓缓地坐下来，一边把背包搁在他身后的两块小块砾石之间。他曾经告诉过我们，1922年，在海拔26,000英尺，霍华德・萨默维尔放背包时一个不小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背包掉到了9000英尺之下的绒布冰川主区上。他们俩都没有带护目镜，理查的脸被高海拔的阳光晒得黢黑，他和帕桑看上去像哥俩儿似的。

“我们……之所以……速度快，”理查终于说道，“是因为……一些考虑非常周到……的人在陡峭的……地方……拴系了……数百英尺……固定绳索，”他冲着我们的方向点点头，以示感激，“沟壑内……带有红旗的竹枝……也帮了很大的忙。”

“反正一路到这里来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这个。”雷吉说，脸上又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你们……提前一天……建立营地……做得很好，”理查说，“这样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搜索北壁了。”

“我们不会搜索整个北壁，是吗？”雷吉问。我知道她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理查微微笑，指向下方。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已经干裂出血了。

“我们按照计划……假设东北山脊下方……是一片巨大的梯形区域……这片区域以北部山脊和第一台阶相交的地方为始。”他非常笨拙地转过身，抬头望着第一台阶，从他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第一台阶的顶部，他说，“我的老天，从这里似乎能够登得上去，是不是，杰克？不过第二台阶……”

雷吉把她的望远镜交给他，就像我之前一样，理查仔细观察了第二台阶。“攀登那里的岩石倒是有一点点难度，”他说，“不过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带你来的原因，杰克。在岩石上，你是我们的先锋。”

“‘攀登那里的岩石倒是有一点点难度’！”我大声惊呼，“在我欣赏日出的间歇……我举着望远镜……观察了大半个钟头……这该死的第二台阶……就和诺顿或者别的什么人在皇家地理学会描述过的一样。第二台阶是个庞然大物，垂直的‘舰首’高100英尺，他妈的绝对会把人吓得尿裤子。”我停下来喘了几口大气，“真抱歉我说粗话了，雷吉。”

“可以理解。”她说。

“无论如何。”理查一边继续说道，一边摘下外面一层连指手套，张开带着手套的双手，指向在我们下面延伸的陡峭岩石，“按照我们之前的决定……我们会去搜索那片梯形区域，不过从这里的六号营地开始找起，要比从五号营地……攀登上来再搜索简单得多。”

“你们还有力气今天去搜索吗？”雷吉问。

帕桑又笑了。理查露出一副苦瓜脸。

“我们还剩下两个满装氧气罐，”理查说，“你们俩呢？”

“每人两个。”我确认道。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他把刚刚耗尽的那个氧气罐从背包里拉出来，拆下阀门和橡皮管。他刚要小心翼翼地把氧气罐放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之间，雷吉就阻止了他。

“我和杰克昨天晚上丢我们的第一个氧气罐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儿。”

理查微微扬了扬眉，他的矿工头灯就在他的眉毛上方。

雷吉从他手里接过了氧气罐，用两只带着手套的手将之高高举过头顶，用力掷了出去，氧气罐从此处山壁向外飞去。

氧气罐撞击到了下方60英尺处的斜坡，又弹起了50-60英尺，之后再次撞到了岩石上，不断地向下猛冲，在明媚的晨光中变成了一个窄小的模糊影子，撞击发出的铿锵声不绝于耳，仿佛回响声永远都不会停止。随后氧气罐消失了。

理查摇摇头，不过还是笑了笑。“如果那东西掉到1英里之下的北坳上，砸到我们其中一个夏尔巴人朋友身上，我可不负责任。”他说，“这倒提醒了我。那道陡坡从这里的山壁向下延伸，最低处比我们正下方的五号营地低不了多少，一直连通到大深峡谷。我们的搜索区域……就以那里为最低边界。”

“我还是那句话，”雷吉轻声说，“那依旧是数百英亩的面积。而且还是直上直下的。”

“还是有些坡度的，”理查说，“感谢老天。”他把手伸进拉链已经拉开的羽绒外套，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纸展开之后，我看到了一张更为正式的图表，这图表是他画的，在穿越西藏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我们一直就此进行讨论，到了大本营又继续讨论。

那是一幅珠峰北壁的简图，这座北壁大致从此刻位于我们东边的北部山肩一直延伸到我们西边几百码远处的大深峡谷，在这幅图上，理查用四种不同颜色的墨水画出了四条自左至右呈之字形的横线，随后又从右向左折返画线，这些线条横贯了简图上的珠峰北壁。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正式地说，“迄今为止你是我们最好的登山者，所以如果你能继续向上攀登400英尺，前往这片凹地上方的黄色地带的底部，沿着黄色地带各条沟壑下方的山脊从东到西进行搜索，那就最好了。我认为……你不需要爬进……任何一条沟壑。使用望远镜眺望就可以了。那里的岩架逐渐断绝，到不了诺顿的峡谷，所以请不要超过那个地方。你可以把山脊上方的第一台阶当成一条山脊线……过了那里之后，向西不要走出太远就返回。”

雷吉点点头，不过还是说道：“你让我去黄色地带底部，因为那里是最宽阔、最安全也是最容易以横切方式攀登的岩架，是不是？”

“恰恰相反，”理查说，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我要你去那里，是因为那条搜索路线有最长的一段落差。而且……”此刻他的严肃表情消失了，换上了淘气的神态，“……因为要到那里就要向上攀登，而我们其余人则要下山搜索。帕桑医生？”

“是？”帕桑说。这是今天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没有半点儿而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反而如同在海平面上聊天。

“烦请向下几百码，到那块不太好形容的岩石侧壁处……”理查不再说话，给他指出了方向。所谓的“侧壁”还真的是难以形容，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才看清楚，不过照我猜测，去年，诺顿创下了世界最高攀登纪录28,600英尺，那时候诺顿和萨默维尔就是从大深峡谷退到了这面可翻越的“垂直山脊”上。当然了，这只是已知的最高攀登纪录而已，因为没有人晓得马洛里和欧文在殒命前到底登上了多高。

“只要那里足够结实，你就尽可能向西移动，然后向下爬几百英尺，沿一条最佳线路朝北部山脊向东折返。”理查接着说。他抬头看着这个大个子夏尔巴人，“帕桑，今天早晨攀爬过程中你没用氧气，好样的，不过在部分搜索过程中你或许想要吸一口英国的空气。只是让你保持警惕而已。”

“好吧。”帕桑说。他正手搭凉棚低头看着下方远处陡峭如屋顶的石板，这一大片宽阔区域正是他的搜索范围。

“我来负责这一大片凹地区域，位于帕桑医生负责的所谓难以形容的侧壁和五号营地之间。”理查说。

“那片区域太大了，”雷吉说，“而且非常陡峭。根本无遮无掩。”

他耸耸肩。“所以我会非常小心的。别忘了不要摘下你们的护目镜，我的朋友们。即便身在深色的岩石上也是如此，切记……”

“诺顿上校。”我说。

“正是。”理查说，“我们每人使用一个氧气罐，把第二罐留起来今夜用，不过到下午两点我们应该一起回到五号营地。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谁都没睡好，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不希望……还有人出现高海拔健康问题了。”他看着我，“你的咳嗽严重了，杰克。”

我暴躁地摇摇头。“继续吸瓶装氧气就会好的。”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仍然感觉喉咙里像是卡了块鸡骨头似的，可我不愿意争论，也不愿意发牢骚。

理查点点头，显然不相信我的话，然后打开了他的背包。“我有东西给各位。”他说着拿出了三个很像手枪的东西，“这东西很短，用黑色金属制成，枪筒很宽。”

“决斗用的手枪？”雷吉开玩笑地说道。我是唯一一听了这话嘻哈笑的人，不过很快我的笑就变成了干咳。

“我不知道卫瑞信号枪还有这么小的。”帕桑说。理查摆出卫瑞彩色信号弹，这东西比霰弹大不了多少。这些信号弹和信号枪比我见过的所有航海和军事方面的装备都小得多。我曾经见过理查在伦敦把这个词儿写在了一张清单上，当时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拼写的是“卫瑞”（Verey），显然这是英国拼写方法，不过我倒是一直知道这种信号枪的名字应该是“卫瑞”（Very），取自信号枪第一个设计者的名字。

“我在战争中使用过威百利-史考特马克三号信号枪，那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短枪，”理查说，“黄铜做的大家伙，喇叭状的枪筒。可以发射一枚1英寸口径信号弹，杰克，你可能见过那种1英寸口径卫瑞信号枪。不过一些德国科学家设计了这种枪体较小的12毫米口径卫瑞信号枪，用于夜间巡逻。我们缴获了一些。”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他那把较大的英国造卫瑞信号枪，借以向我们展示二者的区别。这把枪和配套信号弹比放在我们面前岩石上那些较小的德国造的要大上两倍。尽管枪身较小，样子丑了吧唧的，可这些玩意儿为黑色金属枪身，功能完备，而且一看就是德国造的。

“这么说。”我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于27,000英尺的珠峰北壁，我偏偏开起了玩笑，“军队让你带走了三把较小的德国信号枪和你自己那把较大的英国造卫瑞信号枪？真够大方的！”

“我承认我确实拿走了这把大信号枪，”理查说，“压根儿没人想着把它要回去，而且我也没有提醒他们。复员期间这样的事儿多的是。给你们的小枪是我在厄玛-爱尔福特公司倒闭之前从他们那里邮购的。另外，让-克洛德的那把我昨天已经给他了。”

“该怎么用呢？”雷吉问，这才是现在应该关心的事儿。她早就拿起了一把信号枪，并且用力打开那个弹匣缺口确定里面没装信号弹，一看就知道她对枪支十分在行。她用手指触摸那些用颜色编码的较小12毫米口径信号弹，这些信号弹就放在理查手边一块平坦的岩石上。

“你们也看到了，这些信号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以及在战争期间被我们称为白星色的颜色。”理查继续说。我不得不承认，他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在做讲座，只是在给他的朋友们做讲解罢了。“我建议我们使用绿色来示意我们有发现，而其他人则应该过去找你。红色表示你碰到麻烦了需要营救。而一看到白色，就代表所有人该回五号营地了。”

“这么说，如果我掉到山下了。”我说，现在我依旧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且有那么一会儿，我糊里糊涂地居然把搜索这个严峻的目标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应该在摔下去的过程中发一枚红色信号弹？”

另外三个人盯着我看，好像我长了两个脑袋。

“这倒也无妨，杰克。”理查终于说。

接下来我们都忙活了一阵，背好我们的背包，把卫瑞信号枪和信号弹放在背包外面的口袋里，就算不摘下背包也可以够到，而且远离我们的氧气罐，十分安全。

“杰克要负责搜索山壁较低的区域。”我们都把东西背好站起来时，雷吉说道，“你真觉得珀西瓦尔会从东北山脊上，或从北部山脊延伸出来的那面山壁上，摔下这么远的一段距离？”

理查没有耸肩，不过他那轻柔的声音里倒是夹杂着耸肩传达的不屑意味。“一旦人体从这种坡度的斜坡上摔下来，雷吉……往往就会持续滚落很长一段距离。如果如西吉尔所说，他是因为雪崩才摔下去的，那么珀西和梅耶的身体从跌落之初就会以垂直速度下跌。”

“这么说他们的尸体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面山壁上了。”雷吉说。

理查没有回答，不过我们都能听见那句无声的“或许不会”。突然间在我们下方急坠2000英尺，那就是说他们总共垂直跌下了8000多英尺，光是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

“布鲁诺・西吉尔说你的表弟和梅耶是因雪崩而丧命，可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理查补充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他对这件事儿的判断。

“可如果珀西和梅耶是从我们上方东北山脊的另一面，也就是南面掉下去的……”雷吉道。

“那就找不到他们了，”理查干脆地下了结论，“跌落12,000多英尺，几乎垂直坠向康雄冰川。即便我们沿着……东北山脊攀登这座山……马洛里曾说他会这么登山……也没有理由去搜索南面。在那样的海拔高度，我们根本分辨不出尸体，抑或尸块。特别是一年来那里又落了不知多少雪。而且那里必定会有悬雪，打死我也不会接近这样的地方。”

“那我呢？”我问。

“你什么？”理查说。

“我搜索的区域啊？”

“哦，”理查说着指了指搜索网格地图上最边上那条蓝色墨水线，“我分派给你的是最危险的一片区域，杰克。那是最靠近陡坡的一段区域。我想你不必一路搜索到五号营地下方太远的地方，也无须下降到斜坡边缘。因为，从东北山脊跌下这么远的一段距离，我们人类的身体早已经四分五裂了，或者至少已经血肉模糊了，成了乌鸦的盘中餐……那是一种生存在高海拔地区的乌鸦，甚至可以飞到这样的高度来。啊，我很抱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为何这么说？”雷吉冷静地问。

“我的话有些过分了。”理查说。他低下头。

“先生，我曾经见到过高山上的尸体，”雷吉说，“而且我也很清楚，即便是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如果梅耶和我表弟的尸体依然在这座山上的某个地方，那么食腐动物肯定能找到他们。”

“可是……”理查说。之前说了刺耳的话，他本来想说些好话弥补，可他几乎懵然不知现在又说错话了，“处在这一海拔高度的北壁可谓是一座高地荒漠。虽然只过了一年，尸体也应该变成了干尸。”

我感觉有必要改换一下话题，说些更高兴的事儿。我伸着脖子抬头看那个大高个儿夏尔巴人，说：“帕桑医生，我真惊讶你能不顾你的病人们爬到这里来。登津・伯西亚怎么样了？”

“他死了。”帕桑说，“是肺栓塞，高海拔引发了血块，血块移位后堵住了肺部主动脉。就算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北坳的帐篷里，我也无能为力，救不活他。在从一号营地转移到大本营的路上他就已经死了。”

“天啊。”我轻声对自己说。

雷吉看上去明显有些颤抖。“阿门。”她说。

14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理查为了去他的搜索区域进行搜索，要和我一起，下降到黄色地带下位于北壁的集水盆地中间区域，所以他建议我们在共同下降时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立马就答应了。

我又一次想起，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固然有很多登山者丧命，但下山时丧命的人更多。我还想到，在马特洪峰上，下山时一个人要面冲外，而不是面冲山壁靠在上面，所以在陡峭但算不上垂直的斜坡上，登山者下降时不会像他们往上登时那样使用双手，而且你已经是向着地心引力的方向移动了，不管你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有多慢、多仔细都是一样。这面陡峭的石板雪坡在那片“难以形容的岩石带”下方延伸，理查曾经请帕桑去察看了一番，发现那里并不像马特洪峰那样陡峭。正是在马特洪峰的那部分山体上，爱德华・温伯尔第一次胜利登顶时，他四位同伴失足摔死了。可这块向下倾斜的花岗岩依旧滑溜溜的，相当危险，而且，相比爬下轮廓较为清晰、坡度小很多的北部山脊，从北壁的这个地方爬下去要困难得多。

我们之前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了东边，向着北部山脊的方向攀爬，所以我意识到理查确实希望始终按照他为我们画出的搜索模式东西、折回东面、再向西进行搜索。

我们抵达了东边最远处山脊线附近的那道陡峭斜坡，那里比北部山脊低几百英尺。在这里，六号营地里唯一的帐篷被我们上方的巨石挡住，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号营地的帐篷（现在那里有三顶帐篷，昨天晚上，理查和帕桑在比另外两顶帐篷高出约80英尺的砾石上搭起了雷吉的大帐篷）。理查的搜索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们解开连在一起的绳索，我把我那部分绳索打成环状，放进背包里，小心放置以免绳子和输氧管缠绕在一起。从开始下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吸英国的空气，此时理查拉下了他的氧气罩，把护目镜抬了起来。

“在那里的时候千万当心，杰克。千万不要失足。”在我们下山的时候，一股劲风吹来，这风几乎把他的声音都吹散了，不过我一直透过厚护目镜仔细看着他的嘴唇变化。我只是点点头，然后向山下移动。我的搜索区域从五号营地的三顶帐篷所处高度开始，不过覆盖范围一直到西边的北部山脊。

在到达了我觉得是指定给我的海拔高度时，我便朝着大深峡谷的方向折返，开始小心谨慎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移动，我用负责登山的左手握住长冰镐，始终先是牢牢地把长冰镐楔入山壁，才会迈出下一步。如果一个人时刻关注自己的双脚，准备迈出下一步，那么就很难去搜索死尸了。

我又穿上了冰爪，虽然冰爪上的带子会阻断血液循环，让我的双脚变冷的速度加快。在过去两天的攀爬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穿着冰爪攀登岩石和碎石几乎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再也用不着使用登山靴带平头钉的鞋底登山了。北壁上依旧有很多冰雪，所以每隔几码的距离，冰爪就能派上用场。

我偶尔会停下来，弯腰，靠在我的冰镐上，伸着脖子往上面看，确认我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好。一来是因为距离太远，二来是因为岩石和冰雪混杂在一起，所以好一会儿之后我才能看清那三个人形在他们的搜索区域内来回移动。雷吉的位置最远，她的身影在黄色地带的反衬下显得最为醒目。地理学家奥德尔在他给登山俱乐部的报告中将这片700英尺高的岩石带称为“一片中寒武纪含有透辉石和绿帘石的大理石区域，被风化成了与众不同的黄棕色”。这话的意思就是，中寒武纪时期，喜马拉雅山脉处于远古海洋的海底，无数小海洋生物石化，融进了大理岩石中，在这里堆积起来。上大学时我的地理课成绩只得了C，可我也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可以看到在上方远处，雷吉沿着黄色地带下的那条山脊线移动，不时尽心尽力地停下来，用她的望远镜向上观察位于她上方如迷宫一般的沟壑。这些沟壑在真正的东北山脊下方不远处形成了一道道迷宫，而从理论上讲，我们要从东北山脊前往顶峰（马洛里和欧文也视东北山脊为前往山脊的理论通道），而且，如果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从山脊上掉到这里，即北面，那么就应该到这些沟壑所在区域寻找他们的尸体。如果是她第一个找到她表弟的尸体，我将会感觉非常难过。

或许和我一样，雷吉停下来用望远镜观察，就是为了找个借口喘息一下。即便带着吸氧装备，做这样的横切攀登也非常累人。我突然间非常高兴理查坚持搜索和返回五号营地的过程一定要在一瓶氧气用光之前完成，也就是说时长为四个半小时。我感觉自己可以睡上一个星期，可我也知道，在冷冰冰布满突出岩石的五号营地，这根本无法做到。或者说，在8000米之上的任何地方，这都是妄想。我开始意识到，在珠峰之上，疲劳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疲劳程度不断提高，直到人因此丧命，或从这座山上下去。

我再次移动起来，然后突然意识到我已经非常接近大深峡谷了。第一台阶在我上方远处，于东北山脊上赫然耸立，我现在就处在第一台阶的极西区域，并且几乎已经到了可怕的第二台阶下方。我的搜索区域到这里为止。如果再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就需要在诺顿峡谷的极深雪中和无遮掩的陡峭区域内跋涉。我转过身，向斜下移动，做横切攀登返回东方和北部山脊，我们那些倾斜的帐篷就在那里。

我下方100英尺左右的位置有一道陡坡，它带给了我一股挥之不去的威胁感。只要脚一滑，瞬间我就会尖叫着从边缘滚下去，没人能来救我。现在我真后悔刚才开了那个愚蠢的玩笑，说什么跌下去的过程中发射红色信号弹，摔向下面冰川的过程肯定会成为我这一生最糟糕也是最后一段有意识的时刻。我想不到比这更恐怖的死法了。

人在向下跌落数千英尺的过程中，脑海里会闪过什么念头呢？

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而是假设我肯定先是撞到岩石上，被撞得失去意识，然后才从这道悬崖的边缘摔下去，继续向下坠，最后摔死。想到这里我倒是高兴了点儿。不过我真不相信这个假设。我的大脑因为海拔太高而变得傻兮兮的，可一部分大脑还在做算术，计算在自由跌落的过程中，我的有意识状态会持续几分几秒。

“见鬼去吧。”我大声说，然后集中精神注视着我的登山靴以及我前面冰雪覆盖的山坡。

在我搜索了大约三十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挺希望理查给我们的是个人无线电装置，而不是这些丑了吧唧的信号枪。当然了，每个无线电装置的重量达60多磅呢，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背这东西挺累人的，而且那些易坏的真空管需要进行大量的填料工作和精心呵护才不致损坏。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东西连接着大约300英里长的电线，我们每个人得在身后拖着这些线去……

我停了下来，晃晃脑袋，希望自己不要再犯糊涂了。山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很像是灌木丛的树枝在摇晃，或是丝绸碎片在风中飘扬。也可能是什么鬼怪幽灵在向我挥手，冲我招手示意呢。

就在前下方那片我看到有东西在动的雪地里，我还看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

真够奇怪的，我那迟钝的思绪缓缓地转动着，在这么高的海拔，我的脑子已经变成了一摊糖浆，不过现在我的大脑正在换挡。我可不觉得这么高的地方还能生长绿色植物。

等等。它们不会在这么高的地方生长。

我停下来，举起望远镜。我的双手直哆嗦，所以只好蹲伏下来，险些失去平衡，然后我把冰镐插进山壁，把望远镜架在上面。

只见一具尸体面朝下趴在那道陡峭斜坡上，而那个“绿色植物”其实是尸体右脚上穿的绿色皮靴，尸体的手臂伸到身体上方，仿佛他依旧在奋力阻止他自己的下滑趋势。左脚上没有穿鞋子，只剩下了破破烂烂的袜子。那“一小片雪”压根儿就不是雪，而是尸体的衬衣和裤子破了洞，从而露出来了大理石白的肉。所谓动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大的狂风吹动了什么东西的残片（或者是人肉在动？）。

我那昏昏沉沉的脑袋产生的第二个想法是：这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还是梅耶，或者那是不是理查、帕桑，甚至是雷吉？会不会是我的一个朋友摔下来了，而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我完全有可能注意不到这样的意外，因为我穿着一层又一层皮衣和鹅绒衣，戴着氧气罩和护目镜，每呼吸一次，调节器就会给我输送氧气，咕嘟咕嘟直响，声音清晰可闻。就算一个行进乐队在我身后摔下来，我也听不到或看不到。

理查或帕桑今天都没有穿绿色皮靴，雷吉更没有。而且，即便相隔几百英尺，我现在也可以看出，这具死尸在那里已经好一段时间了。我注意到那些呈波浪形的碎石——这一片北壁区域大部分都布满了这些小块的松散岩石——早已滑下来盖住了死尸的一部分头部。

我更加小心地移动起来，我很清楚卫瑞信号枪就在我的背包袋里，不过在靠近观察之前，我并不打算发信号。我不再看那个离奇出现的东西，而是专心看着脚下，开始下坡，朝着那具死尸和死尸另一边的恐怖斜坡移动过去。

15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我终于还是发射了绿色信号弹，信号弹似乎并没有升得太高，而且只燃烧了几秒钟便呈弧形落到了我上方的斜坡之上，最后发出几声咝咝声便熄灭了。我瘫倒在尸体边上。我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不过我搞不清楚这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还是就快筋疲力尽了。

这具尸体不是布罗姆利就是科特・梅耶。几秒钟之前，我站在这个死人边上，低头看着它，得出了这个肯定的结论。不过现在我注意到尸体小腿上有破烂和松开的绑腿，所以我意识到这肯定是个英国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从不穿绑腿登山。

我居然找到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就在这个时候，我拿着信号枪开了一枪，开枪的时候我不得不摘下两层连指手套，这样还险些把包着绿色外皮的12毫米口径信号弹弄掉了，就像挨冻一样，我震惊得连手指都不会弯曲了。把信号枪放到一边，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膝盖酸软，或许我最好坐一下。

我的背包里有两个氧气罐和一些易坏的东西，所以我并没有按照平常坐在山坡上的方式坐下来。不出几分钟，珠峰北壁这一片花岗岩的深层凉气就浸透了我那一层层丝绸、棉、羊毛和鹅绒衣服，钻进了我的屁股，随后又钻进了大腿。没过一会工夫我就被冻了个透心凉。现在，我不仅辨认出这具尸体上绑着英国绑腿，还留意到尸体有破碎的羊毛提灯裤和诺福克夹克，所以我更加肯定此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了。在我透过望远镜观察的时候，此人是面朝下趴着，双臂扬起，没戴手套，被太阳晒黑的修长手指深深陷入头上方的冰冻碎石之中，而他的头和脸都被半埋在松散的碎石下。

现在我可没兴趣看一看这个死人的脸。我之前说过，我在山上见过不少死尸，不过除非必要，我并不急着一睹此人的真面目。雷吉看到我的信号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会下来，不得不面对她亲爱的表弟现在这副样子，一想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讨厌。

那种讨厌的感觉之中还夹杂着几分尴尬。大部分尸身上还有衣服，而且尸身尚算完整，只是右边小腿断了，腿骨露了出来，我觉得登山靴上部就容易造成这种断裂伤。而且此人后背异常宽阔，布满肌肉，后背上的衣服破了几个洞，可乌鸦已经光顾了他的臀部，所以他的臀部现在都暴露在外。我认为这些乌鸦其实是高山红嘴山鸦的变异物种。这些鸟已经吃到了可怜的布罗姆利的直肠部位，开始掏他的内脏吃。我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夹克盖在尸体触目惊心的伤口上，就像有人在伦敦或纽约的街头暴毙，别人就会拿东西盖住死者的脸一样，可我冷得直哆嗦。我太需要这件羊毛夹克了。我还知道我最好把冰爪解开，站起来，用力跺我那已被冻僵的双脚，恢复血液循环，然后来来回回地走一走，以便可以稍稍暖和一点儿。

等等。

这具尸体的双手看上去像是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褐色，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深棕色。有那么一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腐烂的结果，可随后我意识到，这就是皮肤在高海拔阳光照射后变成的深棕褐色，我们用了五个多星期徒步穿越西藏，又来回穿梭于珠峰之上的槽谷和冰川背运装备，J.C.、理查甚至是雷吉和我的皮肤也都被晒成了这种颜色。高海拔的紫外线甚至可以非常快地把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皮肤晒成深棕色。我还注意到，死尸曝露在外的皮肤上没有一丝冻伤痕迹，就连因为衬衫和诺福克夹克从中间扯裂而裸露在外的背脊和肩膀处都没有冻伤。那真是强有力的肩膀啊。我还真不知道珀西瓦尔表弟是个这么身强力壮的人。

死尸不会被冻伤，杰克。只有活人才会遭那样的罪。

这我当然知道。我的大脑还在转动，只是慢腾腾地，想法来得就像远处发生了爆炸一样，最开始的火光冲天过后很久，减弱了的爆炸声才会传来。

布罗姆利的左腿就压在右腿小腿可怕的断裂处上方，腿断之处白色的骨头和半干瘪被撕裂的韧带残余物都露在外面。

我这才明白，当他摔到这里的时候尚未断气。至少还可以把他的好腿放到断腿之上，期望借此减轻痛苦。

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很不舒服，连忙用力扯下氧气罩，准备随时吐出来。不过呕吐感很快就过去了。我意识到我还真够幼稚的，如果我的年纪相当，在一战期间到美国兵团中服兵役，见到了这样的场面，我该怎么办啊？那些军人大半年里都要泡在及膝深的腐烂尸体和死人堆中。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意识较为清楚的部分大脑里浮现出了一个答案。在这里我只需要面对可怜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一个人的尸体而已。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军人的，杰克。

透过诺福克夹克上的一个破洞，我看到小布罗姆利穿着七八层衣服：最外面是一件防寒夹克衫，因为一年来的冷风侵蚀，这衣服已经变成了碎布，还有诺福克羊毛夹克，至少两件毛衣以及几层棉质和丝绸衣服。一开始我透过望远镜以为看到了裸露的棕色头骨，其实那只是皮摩托车头盔，和我戴的这种薄飞行头盔很相似。这个死人的皮头盔有些地方已经扯破裂开了，我觉得挺奇怪的，怎么布罗姆利露在外面的一丛头发的发根处很接近铂金色，其余部分则是深棕色。男人也像女人那样染头发吗？

我没在他半埋在碎石下的脸侧发现护目镜带子。

他显然挣扎过一阵子，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他的下滑趋势，并没有从我们下方约20码开外的陡坡掉下去，而且他的双臂呈现出典型的手指抓挖式自我防滑姿势，如果一个登山者失足滑落，并且丢掉了冰镐，那么这就是自救的最后一招。我抬头看着这道陡坡，并没有发现布罗姆利的冰镐，也没有看到他左脚上不见了踪影的靴子。

最先吸引我注意力的那个摆动的东西是一张用八分之三英寸宽绳索结成的绳网，我们三个人十分轻蔑地把这种绳子称为晾衣绳，虽然在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我们没少用到它。这绳子系在布罗姆利的腰上，被拉得非常紧，并且纠结缠绕在他的左肩，断掉的一端——我可以看到绳子断裂处已经磨损和伸展开的线头——随着越来越大的狂风不停摆动。这就是刚才我看到的“摆动”动作。

布鲁诺・西吉尔曾经说过，在雪崩把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卷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是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的。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德国人到底还是说了真话。

然而，在雪崩或是猛烈的摔落过程中，绳子已经断了。只有老天知道科特・梅耶最终摔到了何处。我再一次仔细观察上方的斜坡，既没有看到德国人的死尸，也没有看到我的三位朋友到下面来找我。

我是不是应该把另外两枚信号弹也放出去？没准儿他们没看到绿色信号弹呢。那东西只燃烧了一会儿就灭了。

我决定还是继续等一等再说。我的双手到现在都还没暖和过来呢。

电光火石间我看到有人在移动，不过那可不是从上面下来的人，来人是个小个子，穿着沙克尔顿夹克，以横切攀登方式从东面直接穿越这面陡峭山壁朝我移动过来。

那肯定是科特・梅耶，我心想。不知怎么回事儿，反正这人摔下来后没死，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找他和布罗姆利。

也可能是梅耶也死在了这里，现在是他的木乃伊尸体正赶过来和我聊聊天。还有可能那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的鬼魂也说不准。

是我呼哧呼哧的喘息和不停的咳嗽让我意识到我太久没吸英国的空气了，可不是那些幻象让我想起来的。我戴好氧气罩，把流量调到每分钟2.2升。我的脑袋因此立刻变得清醒起来。

在这个戴着护目镜、穿着厚厚登山服的人来到我身边之前，我就认出了他：是让-克洛德。在氧气的帮助下，我只用了30秒钟就想起了理查说过的话：今天J.C.会带一队夏尔巴人登上五号营地，向高处的营地背运装备。他肯定是看到了绿色信号弹，所以过来瞧瞧出了什么事儿。

我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有些摇晃，然后费力地靠在我的冰镐上。让-克洛德小心翼翼地绕过尸体，先是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拉下氧气罩，转过身，这样我们就都可以低头看着那个死人了。

“我的天啊。”风势渐长，他说道。

我把我自己的氧气罩拉低，以便说话。

“这绝对是布罗姆利，”我解释道，“看见绑腿了没有，J.C.。绝对是个英国人。你看他的右腿断了。可能还有其他伤，不过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可我认为他可能不是从东北山脊上摔下来的，你知道……否则不会像现在这样留有全尸。而且肯定不是从北部山脊坠落的，这里是正西方，距离那里太远了。他生前沿着这道山脊线向上，可能快到达第二台阶了。那里没有雪崩。”

我说得太多，呼吸得太少，所以刚一开始干咳，我就把氧气罩放回原位，弯下身子，一直到不再咳嗽才站起来。

“他的右腿也是在别处折断的，杰克，”J.C.说，“而且你看他的右臂肘关节，似乎也断了……或者也是严重脱臼了。照我看，这个可怜人的尸体正面在摔落过程中受损最严重……”让-克洛德停了下来，手掌搭在眼睛上方，仔细研究我们上方的那道斜坡。而且他把护目镜抬高，以便能看清楚些，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做呢。“不过你是对的，”他说，“这道连接东北山脊的斜坡足有1000多英尺长。这人不可能摔下这么远。他没准儿是从黄色地带下面的岩石处掉下来的。你的大部分法医分析都正确无误，不过恐怕有件事你错了，我的朋友。”

“是什么？”我说，接着我的唾沫就喷了出来，因为我忘了摘下氧气罩了，而且面罩里那个简单的再呼吸小装置根本不能变换功能，把人的话传送出去。我只好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摘下来，又说了一遍，“什么事？”

J.C.想说什么，却停了下来，指着上面。

三个用绳索连在一起的人映入眼帘，帕桑打头，雷吉居中，理查处于保护位置，他们使用长冰镐凿进山壁，慢慢走下坡来。他们就在20多码开外的地方。我早该料到，在回应我的信号弹前，处事谨慎的理查肯定会花时间把他们几个人用绳索拴系在一起，而不是贸然让所有人独自冲下山来。

“我错在哪里？”我问，想继续和J.C.刚才的话题。他只是摇摇头，在我们的三位朋友到我们身边时，他从尸体边上退后一步，缓缓地绕过尸体，以尸体为中心，向下坡处绕了半圈，以便让他们更容易地观察尸体。我立刻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脱下哪怕是我的沙克尔顿夹克，去盖住珀西瓦尔勋爵被乌鸦啄食过的臀部和自下部身体被掏出来的内脏。现在可怜的雷吉正俯身向前，不得不亲眼看到这可怕的一幕，这人曾经和她一起长大，几乎就和她的亲弟弟一样。

我的氧气罩依旧放在嘴下。“我很抱歉，雷吉。”我说，我意识到在我发绿光的厚护目镜下，泪水正奔涌而出。或许就是冷风把眼泪吹出来了而已。

她摘下她自己的氧气罩，充满疑惑地看着我。她把护目镜抬高。上午快过去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脸色十分苍白。

“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看到你的表弟变成了现在这样。”我又一次表示了我的悲伤之情。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要让我做第一个找到他的人。

她摇摇头，看了看另外三个人，然后目光又落在我身上。现在他们全都在盯着我看。

“这不是珀西瓦尔。”雷吉说，风越来越大，寒冷无比，她不得不抬高声调才能让我们听到她的话。

出于本能反应，我又向后退了一步，我的冰爪在什么东西上一滑，所以我只好靠在冰镐上，不然就会摔倒。我提醒我的身体，我们距离那道近乎垂直的陡坡只有几码远啊，摔下去小命就没了。我真糊涂极了。这个登山者明明是个英国人啊，我敢肯定这一点。如果不是她的表弟……

“我认得这人宽阔的肩膀和那双绿色登山靴。”雷吉说，“珀西瓦尔瘦得多，他的上半身没有这么发达。而且他从来都没有绿色登山皮靴，杰克。我肯定你找到的是乔治・莱・马洛里。”

16

1925年5月19日，星期二

午夜过后，我们五个人——理查、帕桑、雷吉、让-克洛德和我——坐在雷吉的大帐篷中我们各自的睡袋里。大帐篷搭建在五号营地的倾斜石板上，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内的一根支柱，奋力不让越来越大的狂风把帐篷帆布撕裂，或者把我们抛到山下。我们特别特别累。

我感觉很难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埋葬乔治・马洛里。我看了看表，这才意识到那已经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了。现在是5月19日，距离理查计划中的登顶日已经过了整整两天。狂风越来越大，夜幕降临之后，一整个早晨都在珠峰峰顶盘旋的荚状云已经下降到我们头顶之上，带来了打旋儿的暴风雪。如果我们继续和马洛里的尸体留在北壁之上，那么就得再用一两个小时劈砍冰冻的岩石，得到足够的石块掩埋他的尸体。暴风雪就要来了，即便是最薄的一层石冢，也会比平常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因此，我们仔细地检查了马洛里的尸体，记录下他跌落的位置和周围的特征，并且记下了地标，以便在必要之际我们可以找到马洛里的最后安息地。做完这些之后，理查就宣布是时候自西向东以横切攀登方式长途跋涉回五号营地了。我表示反对，说虽然天快黑了，风也越来越大，可马洛里当然值得被妥善埋葬，这时候还是雷吉说了句话：“在大雪、烈日、月亮和星辰之下，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差不多一年了，杰克。再多等一夜也无妨。我们明天再回来。”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说到做到。

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可结果证明我们的返回绝对是明智之举。到了下午2点，狂风已经大到掀翻了五号营地一顶小米德帐篷的部分系泊索具的程度。在陡峭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乱糟糟一大堆倒塌的绿色帐篷帆布及折断的帐篷杆，帆布上还覆盖着冰雪。我们本应该把这顶帐篷重新搭建起来，或许要使用冰镐当支柱，可我们懒得费力气了。另外一顶米德帐篷被掉落下来的小块岩石砸破了，这些落岩就像是榴霰弹一样，把帐篷壁和顶部都砸裂了。要是那些岩石跌落的时候有人待在帐篷里，肯定当场就没命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要在漫漫长夜里忍受越来越大的狂风和更多从山上疾速滚下的岩石。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全都挤进了雷吉的大帐篷。昨天（我更正，因为我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所以应该说是周日），理查和帕桑背运装备到五号营地，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砾石顶上搭起了大帐篷，不过边上两块更大的砾石形成了一道崩岩保护屏障。理查和帕桑不仅用大块石块压住了帐篷边缘，把德国钢制岩钉凿进坚硬的岩石里，作为帐篷桩，而且把整个帐篷拴紧了，他们用20码长的高强度新绳索以Z字形来来回回地绕在帐篷圆顶的顶尖，然后把绳索拴系在比帐篷低的大块砾石上和上坡处的大巨石上。

雷吉的帐篷大得很，足能容得下我们五个人一起坐着吃饭，可是躺下睡觉就是个难题了。

尽管没有时间开凿被冻住的岩石埋葬马洛里，可我们还是冒着严寒，在北壁之上簇拥在他的尸体边上一个小时。即便我们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标签，上面写着“G.马洛里”，可理查还是希望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尸体的左边被冻住了，于是我们三个人用小刀把这一边的碎石一点点拨开，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他抬起来一点点，看到了尸体正面和脸部。

抬起尸体的过程真像是抬起一根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被牢牢冻在地上的木头。

最后，还是理查躺下来，一点点接近尸体，挪到被抬起来的僵硬尸体下面，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以便可以看清这个死人的脸。

“是马洛里。”理查说。

“你还看到了什么？”帕桑问。

“他的双眼闭着。脸颊和下巴上长着须茬，但胡子没有长长。”理查的声音非常疲倦。

“我是说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帕桑说。

“右边太阳穴上有一处可怕的刺伤，贯穿了他的眼睛。”理查说，“或许在跌下来的途中他撞到了石头上，也可能在他自我防滑的时候，冰镐的镐头发生了反冲，刺到了他。”

“那个伤口有没有贯穿他的头骨？”帕桑问。

“是的。”

“我们现在能把他放下来了吗？”我一边喘粗气一边问。为了执行搬尸任务，我们几个人都把氧气罩拉了下来。仅仅是费力搬抬一具部分内脏已被掏空了的尸体就差不多让我受不了了。

“是的。”理查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从尸体身下滑了出来。然后，他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道，“永别了，乔治。”

*

我们检查了马洛里的口袋，拨开了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帆布袋。正如我说过的，这具尸体上没有背与氧气罐配套的金属吸氧装备，也没有背包，只有一个小手提袋被压在他的胸前和一只手臂下，他的口袋里卡着几样东西。

在他的诺福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测高仪，和我们带来的这种仪器差不多，最高可测量到30,000英尺，不过这个侧高仪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坠落过程中已经摔坏了，指针也不见了。

“真糟糕，”雷吉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和欧文是不是登上了顶峰。”

“我想他们肯定带了几架相机，”理查说，“泰迪・诺顿告诉过我，马洛里本人就带了一部柯达袖珍相机。”

在可以伸进手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着内层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里面一个硬邦邦的金属物件儿。“我想我们找到相机了。”我宣布。

可那并不是相机，而是一大块坚硬的东西，包括一大盒天鹅维斯塔斯牌火柴和装在金属锡罐里的肉糖锭。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回了原处。我们在马洛里的口袋里找到的其他金属物都是各种个人日常用品，仿佛马洛里只是在冬日里出门到海德公园里散步：一小截铅笔、一把剪刀、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小金属剪刀套、一条可分离皮带，用于连接氧气罩和他的皮摩托头盔。我之所以认识最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我的下巴底下也系着这样一个带子。

我们把肉糖锭、火柴和其他东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里，继续把别的东西翻出来：一块非常旧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绢里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们知道这凡士林是用来涂抹在皲裂的嘴唇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管来，连牌子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条更漂亮的手帕。这块软绸手帕上有精致的交织字母印，印着G.L.M.[11]三个字母，有蓝色、深紫红色和绿色的图案，还包着几张纸。理查仔细看看这些纸，不过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语和其他字迹他没看其他内容（其中一封是寄给乔治・莱・马洛里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国贸易代表转交）。这些只是私人和探险事务基本信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过在一封信的空白处，有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一串奇怪数字，这封信并不是他妻子写给他的，而是来自于某位女士。

“这是氧气压力度数，”让-克洛德说，“或许记的就是最后一天凭借氧气他们可以走多远。”

“这里只有五组氧压度数，”雷吉说，“我想他们离开四号营地的时候带了不止五罐氧气。”

“确实如此。”理查说。

“这么说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说。

“或许吧。”理查说，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折叠起来，放回相应的信封里，用那块有交织字母印的手帕将它们整齐地裹好，又把手帕放进死者的口袋里。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拿，我依旧感觉自己像个盗墓的。我以前可没翻过尸体的口袋。理查做这样的事儿似乎驾轻就熟，我意识到，在西方战线上，他当然这样做过，或许都做了几百次了。

我们在马洛里的其他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折叠小刀和护目镜。

“这非常重要，”雷吉说，“他的护目镜还在他的口袋里。”

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白个中原因，那时候我正忙着咳嗽呢，可让-克洛德说：“没错。他们摔下来的时候要么是黎明时分，要么就是天黑之后……在马洛里出发的前一天，他已经见识过了诺顿的雪盲症。所以他绝对只会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摘下护目镜。”

“不过，在他们其中一个或两个人都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在向上攀登，还是在下山？”帕桑问。

“我觉得是在下山。”理查说。

“他们带手电筒了吗？”雷吉问。

“没有，”理查说，“奥德尔在他们六号营地的帐篷里找到了手电筒，并带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带上他们唯一的手电筒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日出之后离开六号营地的。还说明乔治・马洛里是个健忘的人。”

“请不要说死人的坏话。”我一边咳嗽一边说。

“这可不是坏话，”理查说，“这是事实。在前两次我和他一起参加过的探险中，乔治这人总是丢三落四的，他的袜子、剃须工具、帽子、卷装厕纸等等。他这人就这样。”

“可是……”我说了这两字，然后发现接下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理查把手掌搭在眼睛上方，在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尽可能望向斜坡高处。自从我们头顶上乌云密布以来，我们全都摘下了护目镜，以便能看得清楚。“没有手电筒、提灯或蜡烛等任何照明装置，在黑暗之中，从黄色地带下方第一台阶这一面下的沟壑区域下来非常困难。”

我们都抬头看这面山壁低处上方远处的岩石山脊和沟壑。“鉴于他的身体完好无损，而且在快要停下来时他显然还有意识奋力自我防滑，所以，马洛里并不是从东北山脊这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理查说，这确认了我刚才的猜想，“而且也不是从黄色地带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很可能他是从其中一道沟壑或者更下面比较接近我们这里的较小岩石带上跌落的。”

“这么说，桑迪・欧文的尸体或许就在上面‘等’着我们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没准是欧文第一个掉下来的，把马洛里拖下了他的立足点。除非我们也找到欧文的尸体，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真相如何。”

你的意思是，在这之后，我们还要接着搜索？疲惫不堪的我心里琢磨着。

就在这个时候，理查生硬地命令我们，暴风雪已经来了，趁现在狂风尚未变得更大、能见度尚未继续降低，立刻返回五号营地。

*

“所以说，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和桑迪・欧文到底有没有登上顶峰，”雷吉说，“马洛里的手表和侧高仪都摔坏了，指针也没了。”

“或许正是失落的东西给了我们最好的线索。”理查说。

我从肮脏的鹅绒睡袋深处微微抬起头。“柯达相机？”

“不是，”理查说，“是一张马洛里妻子露丝的照片。我和诺顿及其他几个人聊过，他们都说马洛里从四号营地开始就带着那张照片，他曾经答应露丝，他会为了她把那张照片放在顶峰之上。当然了，没有人在四号营地找到过那张照片，在更高的两个营地里也没有。”

“也可能是在他们回转之前落在了某个高处的地方呢，只有老天知道这地方在哪儿。”J.C.说。

理查听了这话点点头，咬着冰冷的烟斗杆。

“照片没了，也不能证明他登顶了。”雷吉说。

“当然，”理查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他把它丢在什么地方了。或许正如让-克洛德所说，放在了他回转之前的最高处……谁知道那是哪里呢。”

“那个丢失的相机最吸引我。”帕桑说。他深沉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柔与从容不迫。

“为什么？”我问。

“什么时候一个人会把相机给别人？”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问。

“在请别人给他拍照片的时候，”雷吉说，“在顶峰上，给欧文拍照后，马洛里或许把柯达相机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纯属推测而已，”理查说，“如果有希望可以明天继续搜索，那么我们有的或许就不是推测了，也许我们能发现真相。我们现在得睡一会儿了。”

“说得容易，”我边咳嗽边说，“在这该死的海拔高度，我就是没法睡得着。”

“注意你的措辞，杰克，”理查说，“现在可有女士在场。”

雷吉翻翻白眼。

“我带了安眠药来，”帕桑说，“吃下去，至少可以睡上三四个钟头。”

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安静了下来，我以为大家都在想我正在琢磨的事儿：在狂风把我们的帐篷卷下悬崖的时候，我们几个没准儿都还在呼呼打呼噜呢。

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可雷吉抬起手掌，示意我噤声。“嘘，大家都不要出声儿，”她轻声说，“有人。我听到有人在尖叫。”

我的前臂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是风吧？”理查说，“不可能有人在叫。四号营地在我们下面，距离太远了，而且……”

“我也听到了，”帕桑说，“有人在黑暗之中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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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里约为1.61千米。——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1码约为0.91米。

[3]1英尺约为0.30米。

[4]1磅约为0.45千克。

[5]肯尼斯的昵称。

[6]1英寸约为0.03米。

[7]这里意指晨勃，所以听到这话后，雷吉和佩里都感到难为情了。

[8]1英亩约为0.41公顷。

[9]H.G.威尔斯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

[10]J.M.巴里所著剧名及该剧主角。

[11]马洛里的名字George Leigh Mallory的首字母。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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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编后记

―第三部分―

雪 人

请丹・西蒙斯先生注意：前面大部分故事我都是以现在进行时写成，因为我参考了本人于1924年夏秋两季和1925年冬天的日记和登山笔记，行文以现在时能够让我的记忆再次变得鲜活。我知道，不管写成什么时态，我写得都不是很专业，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只跟一个人说过，从来没写下来。当时我甚至都没有记笔记。现在我凭着记忆，用过去式写下了这部分从未记载过的内容，但希望你能明白，书中所写都是真实的，自1925年后，你是第二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1

帕桑证实听到尖叫声后不到五分钟，我们三个，我、理查和帕桑就走到大雪纷飞的外面。之前，我们说好了，得有人留下按住帐篷的支柱，雷吉自告奋勇留了下来。我和J.C.则扔硬币决定，结果他输了。

“你听见了吗？”理查对帕桑大声喊道。

“没有，但我好像看见了什么。”夏尔巴人说。他指着我们留在五号营地的最先建立的两个帐篷。

因为我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上发出的光束里飘雪飞舞，我花了足足一秒钟时间才看清楚，但我还是看到了：山下几块砾石后面100英尺[1]左右的地方闪烁着一束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光。

我们三人系在一根绳子上，甚至没有来得及穿上冰爪，我便领着他们往下朝陡峭的石头坡而去。因为风的缘故，石头上没落多少雪，但上面覆盖着一层闪着光亮的厚冰，令每块岩石比以往更滑了。再次穿着平头钉靴走路的感觉怪怪的。这几天冰爪带给我的安全感早已不复存在了。

十五分钟不到，我们便到达了最初的五号营地，有个帐篷被岩崩完全毁坏了，另一个帐篷也坍塌了，我们恰好看到那道红色的闪光逐渐熄灭。很显然，那根本不是什么一闪而过的卫瑞信号灯发出的光，也不是我们带在身上那种铁路上用的光亮更为持久的手提式信号枪，这种信号弹发出的光有红白两色。

光亮10英尺以外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那人穿着探险队员穿的鹅绒外套。紧靠着倒塌的米德帐篷躺在那儿，帐篷完好无损地摊开在那儿。

我们朝他俯身过去，灯头照在他的脸上，那人仰面躺着，瞪着一双眼睛。

“是洛布桑。”理查说，“他已经死了。”

一天前，理查曾说只带几名挑夫去五号营地，洛布桑则是那些挑夫的头儿。现在，离我们早上在六号营地见面的时间仅仅才过了十七个小时。可是现在，这位个子不高，但登山决心却很大的夏尔巴人看起来真的死了。他张开嘴巴，瞳孔放大，眼睛一动不动。

“今天没有其他人死在这里。”帕桑说着放下帆布背包。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携带行李的人。我透过他摇晃的头灯灯光和飞舞的雪花发现他的医用皮袋放在重重的背包里。“佩里先生，”他说，“你能否打开洛布桑的外套和衬衣，让他的胸部露出来。”

我走了过去，单膝跪在陡峭的斜坡上，笨拙地脱掉连指手套，按照帕桑的吩咐做了，压根儿就没想过有什么妙手回春之术能让一个看起来死翘翘的人复活，他的身体和暴露在外的脸已经覆盖了一层被风吹拂而来的薄薄冰晶。

但帕桑拿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大医用注射器。注射器的针足有6英寸[2]长，那个注射器就跟兽医用在牛身上的一样，这玩意儿哪儿能用在人身上呀。

“按住他的胳膊。”帕桑指示道，摸着洛布桑赤裸的褐色胸膛。那个夏尔巴人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空荡荡的天空。

为什么要按住他的胳膊呀？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难不成尸体还会走吗？

帕桑正忙着数肋骨，找到了这个可怜的夏尔巴人皮肤下瘦骨嶙峋的胸骨，他用两只赤裸的手，将那个大注射器拿到3英尺高的地方，接着便扎进了洛布桑的皮肤，穿透他的胸骨直达心脏。针尖刺穿胸骨时发出令人恶心的咔嚓声，即便在红色光亮的嘶嘶声和风的咆哮声中也清晰可辨。帕桑将注射器的活塞推了下去。

这时，洛布桑的身子突然往上一拱，要不是我和理查死死地将他按住，他可能会滚下山崖。接着，这个小个子开始大口喘着气。

“天哪。”理查自顾地小声感叹道。我同样感到十分惊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治病救人的方式，而且，在接下来的60多年里我也不曾见过。

“直接将肾上腺素注入心脏，”帕桑医生喘着气说，“如果真有什么可以让他复苏，那就只剩下这种方法了。”

帕桑将脚抵在洛布桑旁边，将针从那人的胸膛抽了出来，那情形活像步兵听令从对手的尸体里抽出刺刀一样。洛布桑猛地吸了口气，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坐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和帕桑一起帮忙将穿着厚靴子的洛布桑抬起。我感觉就像帮助拉撒路[3]站起来一样。

神奇的是，洛布桑竟然能够支撑部分身体的重量。要是他做不到，我们就不得不将他丢在这儿，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即使三个人也没办法抬着个这么重的人走上100英尺的陡坡。他眨着眼睛，气喘吁吁，我和理查分左右支撑着他的身体，帕桑医生背着背包，紧跟在他后面，我们四个人蹒跚着往山上雷吉的大帐篷走去。如果之前我们五个人睡在这个圆顶帐篷里还能勉强凑合的话，现在是六个人了，更是绝无可能了。不过，新加入的这个人还活着，我挺开心的。

几个小时前，我们用乌纳炉烧了热水，煮了汤。现在，雷吉给仍然喘着粗气的洛布桑喝了点儿可可。他一饮而尽。等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雷吉先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她先是用英语问的，接着又用像放连珠炮一样的尼泊尔语问。“天这么黑，你为什么上到这儿来，洛布桑？”

那人再次睁大眼睛，我脑中闪过一段让人生厌的记忆，想起了几分钟前，他死了一样的眼睛无神地盯着天空。

他含糊不清地用尼泊尔语说着什么，四下看了看，然后又急迫地用英语说起来。“你们一定要下去，夫人、大人们、帕桑医生。现在就得下去。雪人把大本营的人都杀光了。”

2

我们总算睡了几个钟头，太阳终于在云层中央慢慢升起，灰色的光亮掠过。我们一直把氧气罐开到低流量，给洛布桑输氧，他睡得很好。当天气愈发寒冷的时候，我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了，大伙儿吸了点儿“英国空气”。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被允许最先使用那个大石头做成的厕所，我们其他人则是一个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去的。在25,600英尺高的地方倒有个好处，因为大伙都处于严重脱水状态，尿并不多。

我们并没有点燃乌纳炉，尽管我们还有六根备用的梅塔炉条。昨天我们装满了两个小热水瓶，应该可以应付过去。

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几乎没有说话。理查问了洛布桑几个有关袭击他的“雪人”的问题，但洛布桑说得含糊不清，我们四位“大人”自然不相信什么雪人。曾于1921年和1922年见过“怪兽”踪迹的理查就极度怀疑。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炙热的阳光会将普通四足动物的脚印变成两足动物的大脚印。至于我，在1925年时候，我对雪人仍然将信将疑，但我不相信会有两只脚的怪兽吃掉我们的夏尔巴人挑夫。

我们所有人检查了储存在雷吉那个大帐篷里的吸氧装备的管子和阀门——我们做好了充分的计划，打算在我们返回五号营地的时候用这些备用的吸氧装备进行登顶。然后，我们又将一些带下来的东西装在了背包里。我们四个人身上都带了卫瑞信号枪，除我之外，大家都还剩三发信号弹。不过，在理查的要求下，只有我背着他放在背包里的两个氧气罐。

“不用所有人下去吧。”我说，这会儿，我们终于站在了帐篷外面，周围的环境像极了伦敦寒冷的大雾天气。“我可以留下来，等你们先把情况摸清楚。”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杰克？”让-克洛德问道。

“把马洛里埋了。”

听到这个答案，J.C.看起来并不惊讶。我知道他也觉得将尸体无遮无掩地扔在斜坡上不好。但我们都知道，听从理查的命令，撤回五号营地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遇上昨天傍晚时的暴风雪，今天珠峰北壁埋的可就不止一具尸体了。

“不，杰克，”理查说，“首先，你甚至没办法在这种乌云密布的天气下找到乔治的尸体；再者，即使你找到了他的尸体，今天也可能被大雪覆盖了。我们需要你领着我们下到四号营地。”

“让-克洛德也可以带路。”我最后一次反对道，说得多少有点儿勉强。

“等我们到达雪地和北坳的冰隙处时，再由他领头。”作为登山的领导者，理查的这番话不容辩驳。“你领着我们从岩石上下去。这段路由你带头。这也是我出钱让你来这儿登山的原因，我的美国朋友。”

我没再反驳，将氧气罐的调整器调低至1.5公升的流量，然后重新戴上氧气罩，系在我那个东摇西晃的头盔上，这让我想起了乔治・马洛里放在口袋里的那截类似的带子。我耸耸肩，背上那个沉重的背包。除了两个氧气罐之外，我背的东西不多：一把卫瑞信号枪，以及剩余的两发12毫米口径的信号弹和一块巧克力。

在漫长的下山过程中，只有领头的登山者才会携带和使用两个氧气罐。我们将昨天剩下的五个氧气罐以及一些简单的装备放在了五号营地，星期日是理查留在那儿，星期一则是J.C.留下。在此期间，夏尔巴人挑夫将不少于六个装满东西的背包挑上山，每个背包中装有三个氧气罐，而在登山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有使用。储藏东西的地方海拔有些低，就在那堆坍塌的帐篷那儿，周围到处都是岩石，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我们找到洛布桑的地方。如果我们返回更高的营地，我们手里有20罐氧气，足以实施搜索珀西的行动，即使我们四个人登上山峰也不在话下。甚至可以分两组，每组三人进行登顶。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要是六个人都登上山峰的话那就好了。

洛布桑显然吓坏了，但我再也没想过雪人的问题。

“今天用两根绳子下山。”理查宣布道，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或建议，“杰克带着第一根绳子先下，帕桑医生跟在后面，让-克洛德做保护点。然后由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领着第二根绳子下去，洛布桑跟在她后面，我殿后。”之前的固定绳索有些可能被埋了。但洛布桑说他昨晚登山的时候将大部分绳子都从雪里拉了出来，这也会给我们节省不少时间。除非有人病了，除了杰克外谁也不能使用氧气，等到了四号营地上方的雪地里，杰克再将氧气罐交给让-克洛德。

J.C.开始抗议，说他不需要氧气，还说前一天他在攀登五号营地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使用，但理查没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但是，大伙儿将巴拉克拉法帽戴上，或者将厚厚的围巾罩在脸上——戴上多多少少会影响说话，这时，雷吉用拉丁语说：“洛布桑的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也不知道大本营那边会是什么情况。”

“我怀疑有什么东西把那些夏尔巴人吓傻了，他们可能放弃这次探险。”帕桑医生说。

洛布桑终于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了，不过我确定他不明白我们用拉丁语说他精神不正常的话。“不，不，不，”洛布桑用英语喊道，“不是害怕得……跑了……而是全部死了！被雪人杀死了。所有人都死了！”

“你当时在哪儿？”帕桑也用英语问道，“雪人杀死夏尔巴人是你亲眼所见吗？”

“不是，不是，”洛布桑承认道，“如果我在场的话肯定也死了。但厨师塞姆楚比和管驮兽的那旺・布拉看到了尸体。大本营的所有人都死了。非常恐怖。到处都是血、头颅、胳膊、腿。是雪人杀死的他们！”

理查拍了拍他的背，帮帕桑打了一个结实的结，系在了他和雷吉绑在一起的绳子上。“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他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记住了，洛布桑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没有穿冰爪的人。我们下山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

我将氧气罩拉了下来。“我只希望找到那些竹枝做成的记号，在云雾中将绳子固定好。”我说。但是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又将氧气罩戴上了。

J.C.说：“今天的光线这么暗，而且雾气弥漫，我们没必要戴该死的护目镜，对吧？”

“是的，”理查说，“等到天变亮了我们再把护目镜戴上。下山的时候最重要就是看清楚脚底下。”

我和J.C.还确保了帕桑医生的绳子系得没问题，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0英尺，这样的距离当然很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还非常危险，随便哪个掉下去，旁边的人都没有时间设置保护点。理查虽然没说话，但我同意他的做法，我们之间的绳子应该足够短，这样，无论风刮得有多大，无论天气情况有多糟糕，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看到前面或者后面的同伴。

“好了，杰克，”理查在后方很远的地方说，“你带头下去吧，拜托了。”

我用冰镐仔细开路，横过向下倾斜的积雪和冰块，绕过砾石，蜿蜒朝下，经过破损不堪的五号营地下面部分，往东走过十几码[4]的距离，然后往后朝北部山脊的高处爬去，那里有段危险的台阶。

3

以前的珠峰探险者谁也没像我们一样，有这么多固定绳索，我们在那里固定了很多可靠的理查奇迹绳，所以，没有哪个探险队员能像我们一样，能相对轻松地从五号营地撤回。

或者说，我们至少应该相对轻松些。事实上，当时的云层很厚，大风肆虐，我相信风速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5]，大风异常可怕，不时向我们袭来。那个星期三，也就是5月13日，我们从山脊、冰坡和珠峰冰川上下来的那段经历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噩梦。

有些用做记号的竹枝仍在，但其余的不是被夜里的大风吹走了，就是吹到一旁，要么就是被大雪覆盖了。从北部山脊的山坡下到北坳期间，我无数次地自行做出决定：我要不要直接从这里走，是从右边直接前往那个看起来熟悉的山沟，还是从左边去到那个更陡峭的地方？我一直在努力回忆白天攀登五号营地时那些没有出路的山沟，那只会让我们往东而去，要是在6000英尺高的陡坡上转错了方向，我们可能会掉到绒布冰川上。

当我发现没有歪歪斜斜的竹枝做成的标记后，我几乎别无选择地往右走。但是，两次错误转左后，我领着众人来到了珠峰的北壁，那里有几个隐藏的悬崖和垂直的冰窟窿。我两次都小心翼翼地往后方横切过去，最后，我们终于来到北部山脊的高处。接着，我领着大伙儿向下，终于又看到了先前的固定绳索，这时，我们才确定找对路了。

当我在齐腰高的雪地里艰难地行到一个不那么陡峭的地方，确定我们现在已经行走在北部山脊的雪地上，这里离下面的北坳不是很远了，就让大家停了下来，并叫J.C.到前面，取代我的位置，还将氧气罐交给了他，让他领着我们通过冰隙。

“记住，这个背包我还得要回来。”我将背包交给他的时候说，接着，我艰难地走到绑着三个人的绳子后面。我的信号枪、信号弹、双筒望远镜、空水瓶、一件备用毛线衣和一块吃了一半的巧克力仍在背包里。

让-克洛德下山的速度要比我快，他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块覆盖冰层的硬地，尽管我们穿着冰爪，但他领着我们，几乎是从上面滑下去的。我发现，自从巴布遇难后，我在这次探险中滑行的距离还真是够远的。

但我们从五号营地出发两个小时多一点儿后，J.C.领着我们通过了雪地上最后几块隐藏的冰隙，来到北坳东边角落里，几顶帐篷就在那里高冰塔的遮阳处。

整个营地空荡荡的。

“大家都吓坏了。”洛布桑说，“昨晚，我是自告奋勇上去的，就是为了给你们报信，其余的人都想下去。”

“为什么？”理查问道，“如果雪人真在下面的话，大家待在四号营地不是更安全吗？”

洛布桑一个劲地摇头。“雪人会爬山，”他说，“它们住在北坳的山洞里，对我们特别生气。”

*

洛布桑早已吓坏，理查并没有在意他语无伦次的说话，我至少应该问他，我们不请自来，入侵了雪人在北坳的家，如果他们生气，为什么先破坏我们的大本营。但我们当时都没有讨论那些神秘的怪兽，而是去寻找帐篷里的食物和水，但里面并无水瓶和热水瓶。两天前，那些该死的夏尔巴人曾经答应过我们，留在四号营地等我们，可现在他们把我们备用的睡袋、普里默斯炉和乌纳炉都带走了。不过，雷吉发现了三根忘记带走的炉条，我们点燃炉条，在乌黑的锅里装上新雪，架到明火上，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喝到融雪水了。接着，帕桑又在一个温伯尔帐篷里凌乱的衣服下找到两罐几乎冻成块的意大利面，理查还找出一听火腿和一些青豆，我们将这些东西全都倒进最后一口锅里，火苗在慢慢变小。

大伙儿又累又饿，而且还处于脱水状态。现在没了氧气，我一直咳嗽个不停，那种跟嗓子里卡着根鸡骨头的感觉更加明显了。而洛布桑一想到继续留在四号营地，显然吓得不轻，其余的人早已筋疲力尽，也没什么胃口，但是，我们必须先吃点儿东西，喝点儿什么，才能继续往冰崖下面走。我们喝了些茶，还强迫自己吃了些东西。

有了六个J.C.带来的祝玛装置，加之不少固定绳索，我们自然可以借助绳索从冰面降落，而且冰面下方大约800英尺高的大部分陡坡也可以用绳索下降。但为了照顾洛布桑的攀岩技巧，我们利用洞穴探险者的长梯下山，当然，祝玛装置和固定绳索上的摩擦力结仍然可以派上用场。不过，我们并没有利用绳索速降的方法下山，而只是抓住绳子，降低速度。尽管东绒布冰川山谷上方的云雾越来越厚，但相对而言，我们下山的过程仍然快速、高效。

“这是季风吗，理查？”让-克洛德问道，浓雾中，我们借着两根固定绳索，跳步往下滑落。

“不，我想应该不是的。”理查说，“南边的云层越积越厚，但风仍然是从北方和西北方向吹过来的。”

J.C.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往下滑去。绑着绳子的洛布桑大致在他的前方，洛布桑这会儿早已疲惫不堪，每次往下跳跃时，都会大叫一声。

我们在三号营地发现了十四个夏尔巴人，他们之前是跟洛布桑在一起的，跟我们出发的时候相比，现在人数少了一半，他们在那儿挤成一团。那里的帐篷显然不够十五个夏尔巴人安身，所以，有些人像叠罗汉似的坐在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帐篷里，要不是他们脸上露出异常惊恐的表情，那一幕看起来还真是挺滑稽的。其他人则坐在外面，围着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

“你不是说去找燃料把火烧起来吗，你从哪儿弄到的燃料点这么大堆火？”理查劈头盖脸地向他遇见的第一个夏尔巴人质问道，他会说一点点英文。原来是厨师塞姆楚比，他本该待在大本营或者一号营地的。

塞姆楚比没有回答，但雷吉指了指篝火旁边一堆引火物。夏尔巴人用斧头将我们拿到三号营地所有的包装箱都劈碎了，我们还计划将这些东西拉到更高的地方呢。

“妈的，这下好了，”理查说，“他妈的这下好了。”他紧紧地拽着塞姆楚比的肩膀。“这火能阻止雪人靠近吗？”

塞姆楚比使劲点点头，这会儿，他连英语都忘记说了，只是不断重复着“Nitikanji……Nitikanji……”。

“什么意思？”理查问帕桑医生。

“雪人。”帕桑说，“也就是耶蒂，名字来源于‘yate’，意为住在高地上的人，你也知道，这玩意儿也叫人熊雪人。”

“雪人。”理查厌恶地说，“有谁见过这些雪人吗？”

十五个夏尔巴人立即咿咿呀呀地说开了，但是雷吉和帕桑指着唯一一个见过真正怪兽的那旺・布拉，让他从头道来。在这段探险中，所有的驮兽都由他照管，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都待在大本营，照看我们带来的藏马和牦牛。

我知道那旺・布拉会说一点儿英文，但跟塞姆楚比一样，他好像也吓得失了神。

雷吉听着这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结实的人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长串音节，然后又解释给我们听了：“那旺・布拉说他是大本营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然后又说昨晚黄昏刚过，雪人就来了。那些家伙身材高大，面目狰狞，长着獠牙，还长着长长的爪子和胳膊，周身长有灰色的毛。那旺・布拉刚从一号营地返回，就看到它们正在屠杀大本营的人，他转身玩儿命地跑，这才活了下来。后来，他跟一号和二号营地的少数几个夏尔巴人跑到三号营地。当时，那些饥肠辘辘的怪兽非常生气，没人想留在人熊雪人所在的山谷里。”

“饥肠辘辘？”我说，“那旺的意思是雪人不但把一号营地的夏尔巴人杀了，而且还吃掉了？”

雷吉将这个问题抛给了那个领头的赶骡人，那旺・布拉大概说了三十秒钟，雷吉翻译道：“是的。”她说。

“大本营里有多少雪人？”理查问道。

那旺和另外十几个夏尔巴人立即回答了。

“七个，”雷吉说，“一共七个雪人。”

“不，我不是问雪人，妈的。我是说大本营有多少夏尔巴人？他们仍然在那儿吗？”

雷吉用尼泊尔语说着什么，十几个人立即回答了。

“十二个夏尔巴人。”她说，“塞姆楚比说在大屠杀中，有的远离大山，往北边的绒布寺方向跑了，但他看到，那些人还没跑到河那边的平原，有更多的雪人将他们杀死了。”

“看来七个雪人干掉了十几个强壮的夏尔巴人。”

“对不起，”帕桑说，“有两个夏尔巴人拉帕・伊舍厄和昂・蚩力并不是很强壮。他们的脚指头和手指被切断了，当初他们是留在大本营养伤的。”

“那就是七个雪人杀掉了十个强壮的夏尔巴人和两个正在养伤的人。”理查说道，“有人记得把大本营的三支步枪带上来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终于记起探险队有多少支步枪了。雷吉带来一支枪用来打猎，帕桑和理查各有一支。我们到达这里后一共有三支步枪，三支枪放在一个特殊封存的帐篷里，藏在挂锁锁着的板条箱里。即便厨师想用其去打猎，也得征得我们的同意。

“我们还有这些武器。”理查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大手枪，那不是卫瑞信号枪，而是一把真正的手枪。

他打开那把自动中折式设计的左轮手枪，里面连一颗子弹都没有，然后让我们所有人试了试那把枪。

那把手枪很重，是韦伯利・马克六型左轮手枪。还有一个粗短的皮绳，上面几乎沾满了黑色的油脂、汗渍和烟，套在手柄底端的一个金属圈上。

“用的是点455口径的子弹。”理查说，给我们看了一盒又大又沉的子弹，接着便将那把左轮枪拿回去了，将六个弹膛都装满了子弹。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还有件武器。”雷吉说。

“这是你在‘一战’中使用的手枪吗？”我问。

“这是我在战前买的，已经用了四年。现在我只希望当初要是把那几支步枪带到三号或者四号营地来就好了，可是我们把那些枪全都留在大本营了，这事做得也太蠢了。”

之前，我都没怎么注意那三支步枪，甚至在雷吉或者帕桑带着一支枪去打猎的时候也不曾留意。我只是将它们当成了普通的猎枪，虽然我现在记起其中一支可能是理查的，他曾吹嘘说枪上面还装了望远镜瞄准器。

夏尔巴人又开始咿咿呀呀地冲雷吉说着什么，但我看得出来，塞姆楚比垂着脑袋，意思是在“雪人袭击”他们期间，所有的夏尔巴人都没想过闯入“大人们的帐篷”，从箱子拿出步枪。

“没事的，”理查说，“没什么关系。到时候我们去二号营地拿些帐篷来，你们十四个夏尔巴人可以待在那里面，然后我们五个人再去大本营拿步枪。你们这些人谁愿意跟我们去二号营地？”

帕桑医生用尼泊尔语重复了一遍理查的问题。没有哪个夏尔巴人自愿跟我们去。

“那好，”理查说，“那就由我选人了，你，你，你，你，还有你……”他点出了六个夏尔巴人，包括那旺・布拉和厨师塞姆楚比。“你们跟我去二号营地，帮我们将一些帐篷拆了，然后拿到上面的三号营地来。”

帕桑解释了理查的命令，那些人不停摇头。理查突然大声对帕桑医生说：“告诉他们这不是请求，而是他妈的命令。如果他们今晚不多拿至少三个帐篷上来，到了早上，他们中就得有人死掉。告诉他们五个，到时候我们和帕桑将留在二号营地，直到他们将至少四个帐篷拿到这里来。等到他们安全返回冰川后，我们五个人才会下山去核实大本营的情况。他们可以把我的手枪拿回到三号营地。”

那五个人叹了口气，垂着脑袋，但有几个人听说可以将那把韦伯利・马克六型大左轮带在身上显然很高兴。接着塞姆楚比说了什么，雷吉随即翻译了：“厨师说如果命运让他们死在珠穆朗玛峰的雪人手里，那就听天由命吧。”

理查只是咕哝了一声。“告诉那六个人，让他们拿起背包，别再拖拖拉拉了。”

雷吉俯身往理查身边靠了靠，低语道：“我们把这里唯一一把武器留给他们是否是明智之举？”

“我可不是留给他们，”理查说，“我只是借给塞姆楚比，等到我们从大本营返回就可以了。这里有十四个夏尔巴人需要保护。我们五个人至少还有卫瑞信号枪。”

十分钟过后，我们就准备好了。理查将那把左轮手枪交给塞姆楚比的时候还安排了一个小仪式，然后他将那把装了信号弹的信号枪放在他那件沙克尔顿夹克的大口袋里。犹豫了一阵后，我和雷吉、帕桑，还有让-克洛德拿出我们那几把小卫瑞信号枪，在里面装上了12毫米口径的信号弹，我选择了白色的，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一发红色的可用了。我们将那几把小得出奇的信号枪放进了外面的口袋里。

“我们要借助绳索上到冰川吗？”让-克洛德说。

理查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到时候我跟在你旁边领路，你帮我们指出可能被昨晚的大雪覆盖的冰隙。杰克，你让六个夏尔巴人紧排成一列纵队，跟在我和克洛德后面。我们一步步往前走，让他们跟着我们的步子走。雷吉和帕桑医生，请你们跟在最后面。”

然后他又对塞姆楚比说：“将手枪的绳套绑在手腕上，没错，除非要瞄准的时候才去握枪把。这枪可没有保险栓。”

塞姆楚比像摸眼镜蛇一样摸着那把手枪，但那把枪似乎让另外五个要下山的夏尔巴人和那些留下来的人恢复了一些信心。

所有人都点点头。我们离开三号营地，先是向上，然后往下，沿又长又危险的冰川朝二号营地出发了。

4

我们抵达大本营的时候已快到黄昏了。

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我们领着六个吓得胆战心惊的夏尔巴人从冰川下去，来到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检查营地后，发现那里并没有受损，看来雪人或者山怪并没有控制那里，然后还要帮助夏尔巴人拆卸营地，重新把帐篷、杆子、支柱装好，包括其中一个必须在三号营地使用的温伯尔大帐篷，还有三个较小的米德帐篷。最后，还得说服那些夏尔巴人，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2.5英里的路程是安全的。结果，还是塞姆楚比那把大左轮派上了用场，他们在三号营地的亲朋好友还等着这把枪防身，这才说服他们回头往冰川走去。

在二号营地的时候，理查还叫那旺・布拉跟我们去了大本营，在目睹雪人袭击的人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出发去一号营地和大本营之前，我们六个在二号营地乱糟糟的帐篷里使用了那个大普里默斯炉，煮了美味的可可当午餐。我们五个人这几天就没吃过这么热乎的东西，我们还煮了豌豆汤，吃了饼干、火腿、奶酪，用新鲜的巧克力当甜品。

下午3点左右，吃完午餐后，我确定大伙儿都想钻进二号营地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帐篷里，睡上一整天。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从二号营地下到仅有17,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还有2.5英里，我们之前上山、下山的时候在槽谷中间插了竹枝当标记，这条路相对比较容易。但这个星期三，我们并没有走平时走的那条路，下山时，我们走的那条路比之前的长一倍，那条路位于槽谷上方崎岖不平的冰川侧碛上，紧邻冰川。横过大石头的高高冰川侧碛比平常沿槽谷的那条路要难行得多，但我们可不想这么快碰上一号营地的“怪物”，也不希望那些家伙从营地突然朝我们扑过来。我们希望在它们看到我们之前先发现它们。

不过一号营地并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帐篷里面空空如也，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就跟前几天我们去往北坳之前放在那里时一样，藏得好好的。我们仔细查看了一号营地附近的雪地，试图找出奇怪的靴印，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们也可能是在找雪人的大脚印，但那里除了一直驻扎在一号营地的夏尔巴人不在之外，并无任何异常情况。我承认，在高海拔的地方折腾几天几夜后，我感觉17,800英尺高的地方，浓郁的空气让人觉得很顺畅。

从一号营地到仅有16,500英尺高的大本营还有最后3英里的距离，这次，我们仍然避开那条偏僻的小路，从那条小路下山不仅绕远，而且也让我担心。等我们抵达一道冰碛石脊时，那里距离大本营，横过一个低矮的山脊就可到达，除了那旺・布拉外，我们所有人不管有没有戴着手套，都握着卫瑞信号枪。跟我、J.C.、雷吉和帕桑手中拿着的德国信号枪相比，理查手中的卫瑞信号枪显得特别大。那旺则从二号营地拿了一把很大的切肉刀。

我个人倒希望理查带上那把该死的左轮手枪。

我们找了个所有人都可以挨着岩石山脊匍匐的地方，从那里可以俯瞰我们和大本营之间最后一块冰碛石脊。接着，我们用望远镜看着下面的营地。

“天哪。”让-克洛德小声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吓得手直哆嗦，差点儿把望远镜掉了。

大本营周围到处都是尸体。所有的帐篷都被撕碎，坍塌在地上，包括那顶最大的温伯尔帐篷和医务帐篷，就连周围低矮的石墙上的帆布也都被撕了下来。

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所有的尸体都已不成形。有一具尸体的头都没了，另一具尸体倒是有头，四肢也都完好无损，但里面的内脏全部扯了出来。远处的平原上，也就是冰冻的溪流汇成浅河的地方，秃鹫在两三具尸体上面盘旋。我们通过望远镜发现，最远端躺着的尸体穿着夏尔巴人的服装，但已经无法辨认，特别是低矮的云层像浓雾一样掠过地面，尸体在我们的视线里一片模糊。突然间，云层散去，血肉模糊的尸体惊骇地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看到大本营血流成河，我脑海里只闪出一个词：怪异。

我们无法通过望远镜分辨大本营里躺着的尸体，眼中只有丑陋的死亡，每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残缺不全的四肢、断裂的头颅都浸泡在自己的血池里。

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我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惨景依旧。

帕桑站起来，要往下面的大本营走去，但理查轻轻把他拉到了冰碛石山线后面。“再等等。”理查耳语道。

“那里也许有伤员需要我们照料。”帕桑说。

理查小声说：“他们全都死了。”我们所有人都靠坐在一块岩石上，浓雾逐渐散去，然后又包围了我们。我们轮流用望远镜看着，直到夜幕降临。

“也许有些伤员我们没办法从这里看到。”帕桑小声说。我从没见过这个夏尔巴人如此激动。“我必须下去。”

理查摇摇头。“尸体都数得过来。所有人都在那儿，他们显然全都死了。先等着。”这并不是请求。我从没听过理查・迪肯，这个英国前陆军上尉用军事命令的口吻说过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云层飘动着，尸体时而隐没其中，时而暴露于外。天气越来越冷。除了偶尔有乌鸦在断肢残骸上出现，此外再无别的生物。光线已经非常暗了，这时，理查终于说：“可以了。”

理查建议，确切说应该是轻声命令我们朝屠场走去时应当分散开来。我发现他将那把信号枪放进了口袋里，却示意我们其余四个人将枪拿在手里。后来我才意识到，倘若有敌人藏在岩石后面，准会误将我们12毫米口径的卫瑞信号枪当成真枪。理查的那把大口径信号枪反倒会帮倒忙。

检查尸体的过程让人觉得怪异、不安。出于本能，我本想检查每一具尽管血肉模糊但四肢尚好的尸体，看有无生命迹象，毕竟，之前在五号营地的时候，帕桑不就是用一个匪夷所思的装着肾上腺素的大针管，才令洛布桑起死回生的吗？但理查只是草草地检查了一遍尸体，当我们在尸体中认出老朋友时，他还示意我们不要叹息，也不要大声叫出来。接着，他又指示我和J.C.跟他一起去温伯尔大帐篷。

那个大帐篷已被撕碎，破烂的帆布像碎肉一样挂着，我们发现这里也有几具尸体。所有的箱子像是被人疯狂地挥舞着斧头劈开了（要么是被爪子撕碎的？我心想）。但那些藏有步枪和备用弹盒的箱子均不见了踪迹——韦伯利左轮手枪和步枪都消失了。

理查蹲在地上，这样，如果周围的岩石和山丘上有谁拿着武器袭击我们，之前夏尔巴人围着帐篷建立的石墙多少能给我们一些遮挡。那个时候，不断移动的云雾成为了我们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

“这下好了，如果之前雪人没有武器，现在连武器都有了。”理查轻轻地对我和让-克洛德说。浓雾下，雷吉、帕桑和明显吓坏了的那旺・布拉仍在一具具的尸体中间走来走去，轻轻屈膝，然后往另一具尸体走去。

“别凑在一起。”理查命令道，他再次让我想起了约克郡33团76步兵营的理查・迪肯上尉。“即便要隔着一定的距离大声说话，那也比聚在一起充当活靶子强。”

“这事绝不是人做出来的。”雷吉说。她站在一具夏尔巴人的尸体上，他的心脏和其他内脏都被掏空了，脸上满是血，已经无法辨认。他身上唯一的标识就是那双鞋子了，那是当地的夏尔巴补鞋匠为脚指头切断的人特地做的。

“是昂・蚩力。”我轻声说，现在，我离雷吉和那具恐怖的尸体不过10—12英尺的距离。

“我要赶紧给一两具尸体进行解剖，找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帕桑说，“佩里先生、克莱罗克斯先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你能帮我把昂・蚩力和诺布・切蒂的尸体抬到那个倒塌的医务帐篷吗？有些动手术的板子仍然完好无损，我看到碎石地上有个提灯还能用。”

“找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我自言自语地嘀咕道。这些人不是被撕开了，就是被爪子挠开了，被咬得血肉模糊，甚至连骨头都碎了。解剖又能看出什么呢？

理查想的跟我们并不一样。“你打算点着提灯解剖？那些杀手可能仍在周围等着我们呢。”他俯在拉帕・伊舍那具无头尸体上说。拉帕的胸腔已经被掏空了，断裂的肋骨露在外面，而他的头就夹在他的肋骨里，所以我才能认出这人就是拉帕。

“是的，我要把提灯点燃，”帕桑说，“还有，理查先生，你能帮我把拉帕・伊舍的头拿过来的吗……没错，光是头就可以了。等我把尸体抬到医务帐篷的石墙下，就能如你所愿，让大家再次散开了。”

*

理查叫我用那把又短又粗的卫瑞信号枪“掩护”帕桑，而帕桑这会儿正全神贯注地在提灯黄色的锥形光下手术，提灯挂在一根高高的帐篷柱上，而那个帐篷柱则靠在断裂的手术台上。我试图将目光撇开，凝视在我们和冰塔、冰碛石脊之间移动的云雾，我总觉得移动的浓雾像是突然从黑黢黢的地方冲出来的灰色大块头一样，但有时候我不得不回头看着帕桑在昂・蚩力的早已掏空的胸腔里挖着什么。我发现帕桑用的是他从那个医用袋里拿出的解剖刀和钳子，先前留在大本营医务帐篷里的医疗工具都被扔在了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但都未曾带走。这会儿，他正在昂・蚩力清晰可见的脊髓里捣鼓着。

我赶紧回过头去，往后看着周围黑魆魆的地方。雷吉、理查、让-克洛德，甚至那旺・布拉全都穿着大号的灰色防水滑雪衫，在翻腾的云雾中，他们像极了站在那里，或者正缓慢移动的雪人。现在又开始下雪了。

听到身后传来金属碰撞金属的咔嚓声，我随即转过头去，发现帕桑用钳子将一个又黑又小东西扔在布满尸体的手术台上那个白色的金属盆里。

“佩里先生，你能帮我把昂・蚩力先生的尸体抬开吗——我们打算将它放在石墙下面的地上，你还能帮我把切蒂先生的尸体抬到桌子上吗？”

我依照他的吩咐做了，不过，我仍旧戴着我那个厚厚的连指手套，这样，血就不会粘到我的手上。但这么做显然是错的。我再也没办法把手套上的血擦干净了。

我承认我一直看着帕桑拿起拉帕・伊舍的头颅，靠近自己的脸，一直将脸贴在他的头颅上，在火光下转动着，像是正在检查一个稀有的水晶饰品一样。拉帕左边整张脸都被掏空了，事实上，看起来就像被熊的巨爪挠掉了一样。我看到恐惧的头骨深处流出了闪亮的灰色物质。

帕桑医生将拉帕的头颅放在桌子上，他皮开肉绽的脸贴在桌面上，我赶紧再次转过身去，差点儿没吐出来。接着，帕桑拿起一把看起来薄薄的却挺吓人的锯子。我听到锯片切割拉帕的头骨的刺耳声，强忍着没有用手捂着耳朵。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听到金属撞击金属的咔嚓声，随即回头看去，帕桑已经将拉帕的头颅移到一边，正在诺布・切蒂没了内脏的尸体里捣鼓着。

不是吧，我不由得想，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把这些可怜的人的尸体埋了不就行了？

帕桑之前戴上了他装在医用袋里的两只长长的橡胶手套，但是，他现在连手肘上都沾满了血。

突然，只听得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拿起那把德国造卫瑞信号枪，差点儿没扣下扳机，幸亏我随即意识到刚才的声音是雷吉、让-克洛德和那旺・布拉发出来的，他们全都弓着身子挤了过来，飞快地在理查的后面移动着。等他们来到低矮的石墙下粗糙的地面上时，理查没有说话，只是指着每一个人，然后示意他们朝矮墙边上指定的柱子走去。理查、雷吉和让-克洛德手里仍然拿着卫瑞信号枪，而那旺・布拉则将那把刀插在了宽宽的皮带上，手里拿着那把他在大本营的碎石地上找到的切肉刀。

“发现什么了吗？”我小声问道。

“跟那旺・布拉说的一样，死了12个人。”理查在石墙对面的开口轻声说道，之前，这个开口是用来做医务帐篷入口的。

“那边平地上那两个呢？”我再次小声问道。

“都死了。头都烂了。心脏也被扯了出来。”理查小声答道。

“谁去检查的？”我问。

“我。”

我努力地想象，尽管夜幕已经降临，雾气弥漫，但是他独自从几百码的开阔地走到两具尸体所在的平地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想我肯定做不到。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事对理查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四年里，他曾无数次地让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

“除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外，你还认识其余的人吗？”我鼓起勇气问。

理查小声对匍匐在石墙周围的其他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眼睛瞪大点儿。尽量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这样就不会放过任何细小的动静了。”接着他又对帕桑医生说，“解剖结束后，你能把那个该死的提灯熄了吗？”

帕桑点点头，将最后一块金属扔到金属盆里，把提灯灭了。不再成为活靶子……或者说不再成为盘中餐的感觉让我顿时轻松下来，我重重地吁了一口气。

雷吉沿着北墙的石头，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悄悄对我说：“杰克，我们认出了所有人。不过这事儿可不容易。除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外，其余的死者包括尼玛・特仁、纳姆亚、乌切、楚比、策林・拉莫，对了，他就是那个年轻的见习和尚，你可能还记得……”

我记起了那个身体瘦弱、总是微笑的老虎夏尔巴人，以前，他经常会跟绒布寺的僧人说话。

“……还有基鲁・特姆巴、昂特仁和昂尼伊玛。后两个人往北跑过了那条小溪。”

“是那两个‘昂氏’兄弟吗？”我小声问道。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雷吉戴着兜帽的脑袋摇了摇。“‘昂’只是一个昵称，杰克。是‘小和爱戴’的意思。昂特仁意思说‘心爱之人会长寿’。昂尼伊玛意思是说‘心爱之人在星期日出生’。”

我只能摇摇头，心中既悲切又尴尬。之前，我甚至连那些人名字的意义都未曾弄清楚。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挑夫，是我们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我们”即指理查、J.C.和我。我从来没想过多学习一些他们的语言，而我会的大都是命令。

我发誓，如果我活着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发现理查已经将他那件沙克尔顿外套脱下来，披在他和帕桑身上当雨披。接着，其中一个小矿灯点亮了，我透过衣服的缝隙，发现他们正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帐篷”里看着一些钝色金属，一共三块，全都放在帕桑医生的金属盆里。

“是子弹。”帕桑说，声音刚好够我们其他人听见，“每一颗都是从死人身上取出来的。你可能记起来了，昂・蚩力身上的那颗子弹穿心而过，心脏已经不见了，不过，那颗子弹嵌在了脊椎里。子弹因为冲击力变了形，但我觉得你能辨认出来，迪肯先生。那颗子弹跟嵌入拉帕・伊舍脑袋里的子弹差不多，后者并没有打穿坚硬的头骨，也没有变形。”

“9毫米的巴拉贝鲁姆弹。”理查拿着那颗较大的子弹小声说，“‘一战’中我见过英国人身上拔出不少这样的子弹。”

“我也见过不少。”帕桑医生说。我记起来了，战争期间，帕桑曾在英国人的医院学习、实习、工作。

“这种型号的子弹是从德国人的鲁格尔手枪发射出来的，”理查说，“弹匣容量七发。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一种卡宾枪，也就是鲁格尔・巴拉贝鲁姆M17的派生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那种枪配备30发容量的弹匣，枪管更长。”

“我们并没有听到枪声。”让-克洛德嘶声说。他手里拿着信号枪，蹲在那儿，使劲盯着他所在区域被雾气笼罩的漆黑地方。说话时也没往我这边看。

“之前一直刮大风，”理查说，“雪也没停过。在这样的山上，声音效果会非常奇怪。”

“但我们昨晚听到洛布桑冲五号营地大声喊叫的声音了，”雷吉小声说，“当时也刮大风，但我们还是听见了。”

“那时候风是从他躺着的五号营地，直接朝我们吹过来的，”理查小声说，“大本营、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全是冰塔和冰钉，昨晚从东西两边吹来的风都很大，如果人们，包括二号营地的夏尔巴人都没听见枪响，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那意思是我们要对付的是拿着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雪人咯？”我说，试图活跃活跃气氛。或者至少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谁也没有说话。

帕桑这会儿还在沙克尔顿夹克的遮挡下，他拿着三颗子弹中的最后一颗。“这颗子弹真是奇怪。仍然完好无损，但我认不出来。反正不是9毫米弹。”

“是8毫米子弹，”理查说，“奥地利和匈牙利人喜欢使用这种子弹，这种类型手枪是在‘一战’前由卡雷尔・克卡和格奥尔格・罗斯设计的。该手枪最初由奥匈帝国的骑兵所用，后来德国人为其步兵军官生产，就是罗斯・斯泰尔M1907半自动手枪。有一次在战壕，我被一把这样的枪指着脑袋，不过，那把枪的撞针掉在了空枪膛里。”

我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能装几发子弹？”

“十发。”理查说。接着，他将小矿灯关了，重新穿上那件沙克尔顿夹克，示意我们蹑手蹑脚地朝他靠过来。

“我倒希望我们对付的是雪人，但显然不是。”他小声说，“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几个杀人狂，也许就是那旺・布拉从远处看到的七个人，他们中至少一部分人手里拿着半自动手枪，甚至全自动手枪。”

“你是说机关枪吗？”我愚蠢地我问道。

“是冲锋枪，”理查纠正道，“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必须尽快回三号营地，以防那些杀人魔鬼袭击夏尔巴人。”

“可是那些夏尔巴人身上的伤口，”雷吉尖声说，“他们的四肢都被砍掉了，帐篷也遭到了破坏，有些人头也没了，心脏都被撕扯了出来……”

“很有可能由利器或者特殊的工具所致，有种非常锋利的花园爪可能会造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帕桑小声说，“他们虐尸，把尸体肢解，就是想让夏尔巴人感到彻骨的恐惧。”

“感到彻骨恐惧的是我。”让-克洛德小声说，但他脸上露出浅浅的笑。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我心想。

“我们上山的时候就不用绳子绑在一起了。”理查说，一边慢慢看着每个人的眼睛，“但我们移动的时候要排成一列纵队，而且得尽可能小声点儿，要紧挨着你们前面的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信号枪的人，必须装上子弹，还得将备用的子弹放在外面的口袋里，到时候可以很快拿出来。”

“可是你的那把左轮手枪被夏尔巴人拿去了，”雷吉说，“我们手里拿着的可不是真正的武器，那些夏尔巴人不应该下来救我们吗？”

理查笑了笑。“到了三号营地后，我会要回枪的。不过现在，想到塞姆楚比拿着一把枪要对付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凶手，我就不自在。我们知道这些猎食者有什么本事。”理查的头朝屠场歪了歪，我能闻到铜臭一样的血腥味，支离破碎的尸体和脑髓也散发着一丝臭味，而且味道正越来越浓。

“这些人都是谁？”J.C.小声说。

理查没有回答，只是冲我们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离开保护医务帐篷的石墙。

“我们这次又要直接穿过槽谷上去吗？”雷吉小声说，这会儿，我们已经列好了纵队，理查领头，雷吉跟在他后面，接下来是我，然后是帕桑、那旺・布拉，让-克洛德在最后面。

“是的，”理查小声说，“但我们不会走原来那条小道了。而是从冰柱、冰钉和冰碛石中间穿过去。我动的时候大伙儿就跟着动，我停下来的时候大伙儿就停下来。如果我们冲敌人发射信号弹，你们在发射之前一定要看清楚目标。记住，信号弹可不是武器。超过10英尺的距离，就没办法打中目标了。不要浪费任何一发子弹。”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了理查，我们伸出左胳膊摸着前面的人，右手拿着卫瑞信号枪，大雪纷飞、周围一片漆黑，我们上到绒布冰川河谷，重新往珠峰出发。

5

我们慢慢走到上面漆黑的槽谷，在一道道布满冰钉或是冰碛石的山脊中穿梭着，（但我们并没有蹲伏或者蹑手蹑脚地走路，除非理查做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我忍不住想，这次探险真是太离奇了。

我们六个人排成一排，慢慢绕过一个个50英尺高的冰塔，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情形。那时，我会强迫我两个妹妹跟着我一起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我们会在波士顿韦尔兹利的老郊区房子后面茂密的果园里玩。我们会躲起来，偷偷地往外瞅，然后偷偷跑到另一棵树边，再次躲起来。我若看到他们的裙子或者围裙在林中斑驳的光影中摇曳，就会用我那把木雕的手枪对着她们“开火”。但是即使我打中了她们，我的两个妹妹就是不愿意把连衣裙弄脏了，总是拒绝躺在森林的地上装死。至于我，每次都会死得既惨烈又真实，结果，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把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变成了“射杀雅各布，看着他在地上打滚死掉”的游戏。

回忆跟妹妹的往事让我不由得想，自从我们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后，我们中谁也没寄过任何一封信给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这次珠峰探险本来就是秘密行动，所以，我们并没有收到来自科伦坡、塞得港、加尔各答或者大吉岭的信或者明信片。这跟英国人在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探险全然不同。当时，那些跑腿的人会拿着信在大吉岭之间往来，让登山者不间断地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有人，比如亨利・莫斯黑德或者霍华德・萨默维尔写下家书，说他们想要吃巧克力蛋糕，几个星期后就能收到。

我知道让-克洛德每隔一天就会写一封信给他的心上人（或者他的未婚妻了？）安妮・玛丽。我知道他们打算在十二月，也就是J.C.晋升为夏蒙尼高级向导后结婚，到时候，他微薄的薪水有望大幅提高。

我不知道理查在这次探险中是否写过信。除了在那本皮封的旅行日志中写过正式的探险书信和笔记外，我从没见他写过任何东西。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曾写过几封信给我父母，有封是写给我在哈佛的前女友的，还有一封信写给了我最喜欢的妹妹埃莉诺，但我不喜欢将这些信带在身边，结果，我将我的写作天赋都用在详尽的登山日志上了。

飞快地穿过槽谷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死在这座该死的冰川上或者山上，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并没有走在插着竹枝或者红旗的小路中央，而是迅速穿过一个个的冰塔，不管小路在哪边，我们离那儿应该都不是很远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18,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大屠杀发生的大本营在我们下方1300英尺远。

之前我们下山的时候，一号营地的情况看起来还行，但仅仅几个小时后，那里也是一片狼藉。帆布被砍得七零八落，柱子倒在了地上，板条箱也被砸开了，跟我们在大本营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东西被损毁殆尽。但一号营地并没有发现尸体。我们检查了雪地上的印记，但上面除了一些平头钉靴留下的脚印外再无其他，我们许多老虎夏尔巴人都会穿平头钉靴。

接着，让-克洛德冲我们喊道，一个15英尺宽的雪地里留下了三个巨大的雪人足印。那些足印跟人类的脚印相似，但是长很多，我估摸着超过18英寸，事实上，脚指头还会向内歪曲，有几分像大猩猩或者大型哺乳动物的脚印。

“从步伐来看，这些家伙个子可不小，”理查小声说，“至少7英尺高。也许有8英尺。”

“你不会真认为……”雷吉说。

“我没有，”理查小声对她说，“我压根儿就么这么想过。你看，每个假脚印的下面还有靴印，每一步都会踩在巨大的雪人脚印里。”

“如果他们这么做是想把我们杀光，那他们可真是用心良苦，但也相当愚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我仔细观察过大本营的大屠杀，这种弄出假脚印的做法就跟小孩玩的愚蠢把戏一样，是想吓跑我们所有的夏尔巴人。也许他们计划杀死包括夏尔巴人在内的所有人，然后让当地人相信是雪人所为。不过，这些野蛮的凶手的目标并非夏尔巴人，而是我们四个，算上帕桑医生，应该是我们五个。”

这样的推断很有说服力，我想。

*

二号营地燃起了大火。那些家伙把能找到的一切都烧毁了，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我们藏在大雪覆盖的砾石中的五个氧气罐，那些石头位于我们往营地下方走的路上，也就是冰川那侧如同迷宫一样的冰塔、冰钉和冰碛石中间。

“三号营地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火，”雷吉说，“看来他们懒得假扮雪人了。”

“他们是一群拿着火柴和打火机的雪人。”让-克洛德戏谑道，“我们留在三号营地的14个夏尔巴人会爬上北坳逃命吗？”帕桑医生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理查说，“这样做无异于自寻死路。”

“他们可能会分散逃跑。”雷吉说，“先爬上冰碛石，再下山。寄希望下到大本营，再三三两两或者一个一个地跑到那边的平原。”

“这样做很聪明。”让-克洛德同意道。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不相信。”

我在火焰中看着六个氧气罐。在压力的作用下，上面的刻度盘显示大部分氧气罐的数值都达到了极限。“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我问道。

“把它们带上。”理查说。

“可这是为什么呀？”我说，“我们不是要去三号营地接幸存的夏尔巴人吗，然后再跑去绒布寺，或者卓布村，要不就去协格尔镇？”在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名中，只有协格尔镇看起来够大、够远，可用做我们临时的栖身所，尽管沿小路往北走的话，大本营离那里顶多60英里，乌鸦飞行的直线距离则不到40英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介意变成一只乌鸦。但就在这时，我又想到了乔治・马洛里掏空的肠子和内脏，不免感到一阵恶心（这并非我第一次感到恶心了），那个伟大的登山家的腹腔里有些种子似的东西，我想，那些东西可能马洛里在弥留之际吃的东西。

我晃了晃头。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毫无帮助。现在，我们围着吸氧装置蹲在地上。

“……夏尔巴人可能不会借助固定绳索和绳梯逃往四号营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杀手……可能会将他们逼入死胡同，”J.C.说，“但我们现在的处境也一样。登山探险的事算是结束了，不是吗，理查？现在为什么还将这些笨重的吸氧装置拉到冰川上面去？”

理查叹了口气。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还必须再次登山。”雷吉轻轻说。

“为什么？”我问，“你不是还想让我们寻找你的表弟吧？我是说……想想看，拜托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我们已经死了14个夏尔巴人，十几个人都死在了那些虐杀成性的屠夫手里。现在的情况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还有心情再去登山？爬上山顶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不是爬上山顶。”雷吉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比什么都重要。”

“她说得对。”理查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同意了，雷吉冲他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我现在完全搞糊涂了，但我瞥见让-克洛德也点了点头。他的目光游走于雷吉和理查之间。“这次探险的目的根本不只是为你们的家人找到珀西瓦尔的尸体，对吗，雷吉？”

她咬了咬下嘴唇，在昏暗的星光下，我看到她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是的，”她终于开口道，“根本不只是为了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接着，她又将目光移到理查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必须找到珀西的尸体吗？你知道不让其他人找到他的尸体有多重要吗？”

“我应该知道。”理查小声说。

“天哪，”雷吉说，“我们两个的朋友是同一个人吗？是那个签过很多支票的人吗？”

理查笑了笑。“不过他比较喜欢以黄金作保障。当然是的，夫人。”

“天哪。”雷吉再次感叹道，手指拂过眉毛，像是感觉很热似的。“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

“你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J.C.说，“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那旺・布拉趁着夜色溜走了。”

理查点点头。“是大约两分钟以前的事儿了。他朝北边大本营的方向走了。也许是逃跑了。”

“他不是懦夫。”帕桑说。

“他不是，夏尔巴人就没有懦夫。”理查同意道，“他们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的，战后很多事情都证明如此。但那旺等人面临的是与他们的信仰相悖，打小就令他们恐惧的怪兽。”

“你对他们的信仰了解多少，理查？”让-克洛德话语中透着一丝怒气。

这次是雷吉回答的。“你不知道迪肯上尉成为佛教徒多年了吗？”

我扑哧一笑。“胡说。理查甚至不愿接受札珠仁波切的祈福。”

“有些佛教徒是不相信鬼怪的，而且不会敬神拜佛。”理查说。

我不再笑了。“你没开玩笑吧。”

“你难道没看到探险期间，你朋友每天都会打莲花座吗？”帕桑问道。

“看到了。”J.C.说，听声音就像跟我的一样震惊和难以置信。“我以为他在……想问题呢。”

“我也误会了，”我说，“以为他在计划一天的事情。”

“如果真是思考日常计划，打莲花座的人是不会小声念‘唵嘛呢叭咪吽’的。”雷吉说。

“这下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让-克洛德说。

我坦白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了。J.C.从哪儿学会这种表达方式的？

“我能问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只顾着谈论我的信仰问题吗？”理查说，“现在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是去三号营地召集夏尔巴人，还是先逃走再说，或者跟许多夏尔巴人一样，往北走，然后我们五个人再赶去北坳？别被那些拿着鲁格尔手枪的雪人抢先了。我们还可以沿山谷一路逃亡，怎么样？”

“我有一个问题，理查。”

“什么，让-克洛德？”

“你什么时候变成佛教徒的？”

“1916年的7月份的时候。”理查说，“但算你们走运，我只能算半个佛教徒。如果我有机会手刃那些杀害我们夏尔巴人朋友的凶手，我绝不会心慈手软。你们可以说我是个假和尚。”

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第二次感觉双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脖颈后面的毛发竖了起来。杀光那些陌生人？他们手上拿的可都是真家伙，而我们手里拿到却是跟小玩具一样的信号枪。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让-克洛德说。

“我也是。”我小声说。我真是这么想的吗？没错。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帕桑说，“她听谁的话我就听谁的话。”

理查摸了摸脑门，像是极不情愿再次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处境下坐镇指挥一样。但他说：“一旦我们上到冰川，前往三号营地，可能有去无回。你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相信我和雷吉的判断。她依旧是整个探险队的队长，而登山和战斗的事则由我说了算。”

“你能告诉我，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为什么会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吗？”J.C.小声对雷吉说。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再次咬着带血的嘴唇，然后看着理查。

“如果能够安全去到北坳的四号营地，我们就告诉大家。”他说，“要是我们一路往东跑，跑去协格尔镇，现在更不适合讨论这事儿。”

“好吧。”让-克洛德说，像是理查已经解释了什么似的。

我现在完全是一头雾水，但我也没有说什么。

这时，离我们东边很远的高处，一束红色的光突然出现。我们目瞪口呆地看了好几分钟。

“光亮是在冰川上出现的。”雷吉小声说，“比起三号营地，光亮出现的地方离我们更近。是红色的信号弹吗？”

“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理查说，“即便是铁路的信号弹持续的时间也没这么长。”

“那道光真是有点儿瘆人。”雷吉小声说。

“像是有谁为我们打开了地狱之门一样。”让-克洛德说。

“应该是陷阱，”帕桑轻声说，“是引诱我们的陷阱。”

“没错，”理查说，“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抓几个俘虏，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看看我的对手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是得小心点儿，但我们又必须步入他们的陷阱。我们干脆把自己当成无人地带的夜间巡逻者吧。”

“大部分在无人地带巡逻的人是不是都有去无回啊？”我问道。

“是的。”理查说。接着，他示意我们将18个氧气罐中的15个搬走，还将附在铝合金框上的阀门、橡胶管和氧气罩取了下来，然后将这些吸氧装置放在我们几乎空荡荡的背包里。我们马上就搞定了这事儿，没有弄出声响来。

跟着，理查又做出手势，让我们四个人成一列纵队跟在他后面，J.C.则走在最后面。我们半蹲着，一路快速往前走去，钉鞋踩得岩石和冰块嘎吱作响，我们往上穿过如迷宫一般大雪覆盖的冰塔，上到东绒布冰川暴露的冰面上。

6

红色的闪光是在冰钉丛和大冰隙南面垂直的冰原上出现的，当初，我们还曾试图在大冰隙上架梯子，梯子掉下去后，我们在东边四分之一英里处还找到了一条下山的路线。那块隆起的冰原就在主干道东侧一点儿，就像一个又高又薄、如剃刀般锋利的垂直峭壁，只不过上面都是透明的冰块——一根根独立的冰塔，而不是连绵至槽谷。那道鬼魅般的红色闪光正是从这个迷宫一样的冰原上发出的。

理查做手势让让-克洛德领头，于是，我们跟着这位夏蒙尼向导穿过如蛛网密布，白雪覆盖的隐形冰隙。我们知道冰隙无处不在，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每次在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上下穿梭时都能看到。我不知道J.C.如何在晚上避开这些冰隙。云层仍然很低，雾气像灰色的触须一样从云层飘散过来，在我们身旁缠绕，天上既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半点儿星光。理查领着我们来到此地，部分是凭感觉，部分则完全凭借记忆，部分是靠他绑在右边脚踝上的矿工头灯，他每次只会打开几秒钟，点亮他前面几英尺的冰、雪或者岩石。令人诧异的是，每次他打开那个小灯，几乎都能发现10英尺外有红旗。

我们靠近冰脊上红色的光亮时，他并没有使用脚踝上的灯。接着，他领着我们绕过冰脊后面，往南边走去。鲜红色的亮光在不停移动的冰雾中分散开来，将空气变成了深红色。

理查示意我们全都趴下来，我们随即照做，反应就跟训练有素的军犬一样。他先是指示让-克洛德，又指了指冰脊开阔地左边低矮的冰塔，然后摸了摸自己的胸部，又往右边指了指冰脊，J.C.点点头。两人立即出发了，飞快向前跑去，就像只是用冰爪的前爪尖点在地上。顿时，飞溅的碎冰就像冰冻的血一样在冰冷的夜空中飞舞着。

两人靠在各自的冰柱上，像是准备往一个危险的房间冲一样。接着，理查稍稍点头，两人举着卫瑞信号枪，飞快绕过冰墙。

他们并没有开枪。惊心动魄的几秒钟过后，他们消失了，但J.C.很快又回到了开阔地，示意我们朝前走。帕桑第一个领头，接着是我，雷吉殿后。我们尽量跟着理查和J.C.在雪地里的脚印，小心翼翼地在染成红色的夜色中走着，我们到达冰脊的开阔地时，发现红色的光亮来自一个现代的手电筒，说是电筒，其实是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装了明亮的直射灯泡，普通透镜上装了一款红色的镜头。冰柱群中，一块如同房间大小的雪地里靴印密布。

“是陷阱……”帕桑说。

一个高大的身形从一个大冰塔旁绕了过来，直扑雷吉。我看到一个个子很高的家伙，披着一身灰色的长毛，灰白色的脸棱角分明，就像把人类的头骨从里面翻到外面一样。我良久才意识到他的右手还拿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物件。

我僵在那里，但雷吉可没有。就在那个长毛的家伙举起右手，朝她的方向冲过来时，她单膝跪下，扣动她那把卫瑞信号枪，红色的信号弹径直射向长毛怪的胸膛，距离顶多七八英尺远。

信号弹打中了那人的胸部，往上反弹后，击中它下巴下面柔软的部分，它身上穿着的厚毛皮衣着了火，如同骷髅一般的脸猛地上扬，摆向一边。一秒钟过后，它面具下的嘴张得大大的，没有尖叫，只是发出喷射状的红光。高大的身形转了一圈、两圈、三圈。接着，它的胸膛开始燃烧，火光将它左右两边扭曲的脸颊都照亮了，如同一根放在南瓜灯里的巨型红色蜡烛。接着，人影……消失了。

它并不是退到冰脊或者冰塔后面，刚才它还在那儿绕着圈，身上燃起了火，发出嘶嘶的声音，接下来……便消失不见了。

不一会儿，我看到冰川里面传出红色的光亮，连忙跑到雷吉旁边。“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在信号弹的光亮下，她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红色，而信号弹的光亮似乎并不像从我们脚下的冰川下发出来的。她冷静地将一发新的信号弹从信号枪的后膛装了进去。我转身朝前面脚下闪光的地方跑去，但让-克洛德用一只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胸部，挡住了我。

“那是冰隙。”他低声说道。接着，他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一头交到我手上，然后匍匐着朝前，慢慢爬过冰块。他低头看着雪地里参差不齐的圆孔下面，我从让-克洛德的脸上看到红色的闪光渐渐消失了。

“边缘很牢固。”他回头小声说，示意我们往前走。我和理查也将胳膊撑在地上，往冰隙西面看去。理查已经把那个像很沉的黑盒子一样的手电筒拿了过来，那玩意儿发出的光可比矿工灯强多了，他伸长胳膊，将手电筒伸到深渊下面，这么做可能是防止我们被冰川上的其他人看到吧，他随即打开了手电筒。

我看到那张如同白色头骨一样的脸，像是正从下面40英尺还是45英尺远的地方抬头看着我们，我差点儿扭头就跑。接下来，我意识到那个杀手脸上戴着的面具在下落的时候套到头顶上了。因为他的头往前耷拉着，即使从高处也看不到他的脸。那件长毛皮夹克的胸部和脖颈处仍在着火，烧焦的肉腾出一股烟雾，发出恶心的气味。我很高兴雷吉没有跟我们其他三人一起到前面来。

那人往后一头栽进了冰隙里，而那道冰隙的顶部大约7英尺宽，下面则不足1英尺半，所以他的身体就被卡在那里了。很显然，他的脊椎已经完全断裂，靴底的平头钉正从狭窄开口的一侧对着我们，他头顶那个做工粗糙的雪人面具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的头骨正从另一边对着我们，通过他毛皮夹克上摇曳的火光和理查刺眼的手电光，我们可以看到他戴着手套的手软塌塌地放大腿上，那上面还有一把黑色的9毫米鲁格尔手枪。

摔落时的冲击力将他的身体挤成一个尖尖的“V”形，结结实实地卡在冰隙最狭窄的部分，我们看到他严重畸形的身体下的冰隙变宽，下面一片漆黑，像是无底深渊。

理查把灯熄了，远离冰隙的开口往后挪动着，帕桑和雷吉围了过来，蹲在我们旁边。

“我们需要那把枪。”理查小声说。

“我下去，”J.C.小声答道，“我体重最轻，而且我手里还有冰镐。理查和杰克，你们做我的保护点。”

“不，让-克洛德。”理查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做保护点，让杰克下去。我不想使用冰镐，弄出声音，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就数杰克的腿最长、最强壮，他上来的时候能搞定这个如同竖井一样的冰隙。”

我看到让-克洛德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我们需要那把枪，”理查继续说，“但这么做会延误我们去三号营地提醒那些夏尔巴人。当然，现在可能为时已晚。但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让-克洛德，你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冰川攀爬者。你带上帕桑给你做翻译，你们两个用最快的速度上到三号营地。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使用头灯。如果你们能赶在那些该死的假雪人之前到，就让那里的夏尔巴人早做防备……你们现在只有我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和帕桑手上的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要是能如我所愿，尽快拿到那把鲁格尔，我们一定尽快来找你们。”

让-克洛德点点头，但雷吉说：“不，让我跟让-克洛德去，理查，拜托了。帕桑比我强壮得多，他可以帮你做杰克的保护点。而且，我觉得夏尔巴人可能更会听我的命令。”

听到这个建议后，理查考虑了一秒钟，然后点点头：“你说得对。去吧……小心点儿。”

雷吉和让-克洛德互相看了一眼，悄悄地朝西北方向，也就是布有竹枝标记的小路走去，对我们其他人则连个眼神交流都没有就离开了。这一秒钟，他们还在杀手手电筒红色滤光镜中和冰隙里即将熄灭的火焰形成的血色灯光下，下一秒钟，他们就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色和翻滚的云雾中。

理查从放满物品的沉重背包中拿出一卷长绳（当时我们仍然背着从二号营地拿来的备用氧气罐），将绳子的一头递给我。然后，他很快爬回冰隙圆形的开口，将帕桑那把长柄冰镐的铲型头嵌入参差不齐的洞沿，与齐平的边缘距离大概几英寸远。之后，他又在离边缘1英尺远的地方拿出他那把最长的冰锤，尽可能地深插入冰雪中，然后用他的小刀切断一截绳子，很快打了个结，然后绑在较短的那把冰镐的一头，用作长冰锤的锚点。

等他爬回我和帕桑蹲伏的地点后，我将他的奇迹绳在腰上和大腿上部绕了两圈，做成一个活动吊索，然后又小心地打了一个摩擦结。

理查站在离冰隙边缘8英尺的地方，将他自己那把冰镐深深嵌入了冰里，用长绳绕了两圈，然后将保护绳绕过帕桑的肩膀，再将绳子绕过自己的肩膀。

“如果你们想让我们放低点儿就扯两下。”理查对我说，“扯一下就表示稍微松一点儿。三下表示要我们把你拉上来。”

“除了那把鲁格尔手枪外，你还需要什么吗？”我问。

理查摇摇头。“我倒想把整具尸体都拉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搜他的口袋，弄清楚他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要跟我们做对。但那具尸体嵌得太紧了，杰克。我觉得将你拉上来后，再去拉尸体需要不少时间。但是，如果你能轻易摸到他的口袋，那就在里面找一下，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一盒9毫米的子弹，看看文件或者身份证什么的。不过千万不要冒险。他的脊椎全都断了，整个身体夹在那里极易松动，随时可能掉到深渊下面。”

我点头示意听明白了，随即将头灯套在头上，打开，走到冰隙的圆形洞口，等着理查和帕桑尽可能往后倾，绷紧保护绳，然后将冰爪踩着西边的冰墙上，将绳子往冒烟的冰隙降落。我借助头灯发现冰隙壁的碎冰呈蓝色，看起来就跟突出的匕首一样锋利。

*

下到跟尸体齐平的高度后，我估计那具尸体跟表面的距离差不多50英尺，于是，我拉住摩擦结上方的绳子，扯了两下，然后将身体转了个圈，背抵着降落时靠的那面冰墙。接着，我将两条长腿分别架在尸体旁边，又将冰爪的爪尖深深嵌入对面的冰墙里。我跟那具尸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现在，我已经看不到羔羊皮还是毛皮背心上的火焰了，也不知道那件普通的夹克外面到底覆盖着什么，但他的衣服仍在冒烟。我随即意识到那人的胸部和脖子上的肉烧着了。

我尽可能地朝那个人脸的方向弯下腰，动作异常缓慢，我可不想将那把鲁格尔手枪撞入黑魆魆的下面，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戴着手套的左手伸向那把手枪。

拿到了！

我把手枪拿了上来，小心塞进我那件滑雪衫和芬奇羽绒服里面毛衣下的衬衣里。我自己也可能掉进冰隙底部，反正我的头灯没照到底，只看到崎岖不平的冰墙。几百英尺下面漆黑一片，什么都可不见了，但无论如何，我一定不能丢了手枪。

我仔细查看了那人头顶的面具，看起来像是那种白色的轻木雕刻而成的，上面印有夸张的褶皱。张开的嘴巴周围雕刻的是真正的牙齿，可能是从狼或者身形巨大的狗身上拔下来、粘在面具槽里的。

我拍了拍他裤子的口袋，裤子松松垮垮，外面其实套着一层羊毛，但是为了看起来像猛兽的皮毛，就染成了灰色，但里面并没有可能是子弹盒的坚硬物品。接着，我透过外面的毛皮摸到了他裤子口袋里的文件，但我在想，如果不将那具成V形的尸体翻过来，我根本没办法拿到。妈的。

接着，我把头灯完全打开，照着那个死人真实的脸，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像乌鸦把他的眼睛吃掉了，像是有人将融化的蜡到在了他的脸上，但我很快意识到他的眼睛已经炸了，部分被火焰的高温融化了。他的眼睛已经变成玻璃状液体，像融化的蜡一样，正顺着满是胡茬的脸往下滴。

那人嘴巴张得大大的，想是突如其来的死让他始料未及似的。之前被雷吉的火焰弹反弹，嵌入下巴后冒出的烟已经熄了，一股像是腐食动物的恶臭扑鼻而来。我不得不将头转到右边，将脸颊靠在冰墙上，好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或者说暂时恶心一会儿。我猛吸了几口空气，又把护目镜推下。

可能是因为我刚才轻轻动了，也可能是冰川自身的原因，反正那人的身体微微歪了一下，几秒钟的工夫，他的靴子就搭到了他的肩膀上，那具尸体往下滑去，挤在一个不足1英尺宽的开口里，由于他的脊椎全都断了，坍塌的肋骨就跟一个令人讨厌的手风琴一样折叠在那儿。

这时，那具尸体开始往下掉，接下来的几秒钟真是恐怖，我那双冰爪的爪尖从对面的冰墙上滑了出来，尸体往下掉的时候肯定擦到我了，但我感觉更像是那具死尸抓住了我的脚踝，试图将我一起拖下去。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甚至没办法从冷飕飕的冰隙里往肺里吸入足够多的空气。接着，我就突然悬空了，我的冰爪也完全从对面的冰墙上脱落了。我滑落了一两英尺，理查和帕桑这才将我拴牢了。理查的奇迹绳并没有断，但我感觉那绳子从没有绷得那么紧过。

我并未在半空中多做停留，而是猛地转过身来，将右脚的冰爪踩进西侧的冰墙里。接着，我又将左脚嵌入东边的冰墙，两只胳膊张开，保持身体的平衡，扯了三下绳子之后，开始沿着狭窄的冰隙往上爬。我能感觉两个强壮的人正在上面用力拉着绳子，但我还是舒展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杀手随时都可能在冰川上出现，我可不想等杀手出现的时候傻乎乎地卡在冰隙里。

我终于爬上冰冷刺骨的冰川，滚在开阔地上，碰到了帕桑嵌入冰雪地里的冰镐木制斧柄，斧柄可以防止我身下的绳子不被冰川边缘割断，我又滚了几个圈。接着，我拿起两把用做保护点的斧头，站了起来，远离冰隙洞口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这个时候，我仍然背对着两个正在等我的朋友。这会儿，两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不论在什么高度，用绳子拉着一个体重超过200磅[6]的人都是件苦差事，在超过20,000英尺的地方干这活就更难了。

我让他们喘了会儿，然后弓着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差点儿把肺咳到冰川上。

“你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佩里先生。”帕桑说。他在摇曳的红光中走动着，在背包和医用袋里寻找着什么。

“要是你继续这么咳下去，我们还没靠近雪人，就会被它们发现。”理查说，“你拿到枪了吗？”

我将手伸进放有那个冰冷金属块的衬衣里，尽管隔着丝绵衬里，但那玩意儿似乎一直在灼烧我，我将枪拿了出来，递给理查。

他娴熟地拿起那把半自动手枪，好像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我并不怀疑。接着，他拉上扳机护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枪的保险拴……冰隙里的死人之前是将它拉下来的）附近的一个按钮，然后，他抓住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上面小小的圆筒状物体，前后拉了几下，直到复位。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打开的后膛，然后摸了一下什么东西，弹盒便掉到了他的手上。

“妈的！”

理查捏着两发从弹盒中拿出的9毫米子弹，不过，弹盒中也就两发子弹。

“你没在他的口袋里找到其他子弹吗？”理查问道。

“没有，至少在那件雪人外套里没有找到。不过，我没办法摸到他后面的口袋。”

理查摇摇头。“除非他们在大本营杀人的时候用光了弹药，否则，这周围肯定还会有别的子弹，也许这个‘雪人’的背包就藏在冰塔或者冰脊后面，谁会傻到袭击五六个人的时候，弹盒中只有两发子弹，而且还不上膛呢？”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所以我也没想回答。我甚至是不明白他所谓的上膛是什么意思。

“他的背包里可能还有子弹。我们三个赶紧在周围找找，你们可以打开头灯，我也会使用这个大手电筒，但我们顶多在此逗留五到十分钟。我们不能落后让-克洛德和雷吉太远。”

我再次咳嗽起来，几乎将整个身子蹲了下去，等我直起身子后发现帕桑的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扶着我。

“给，把这个喝了，佩里先生。全部喝掉。”

他将一个小瓶子递给我，我把里面的液体全都喝了下去，那玩意儿像一团流动的火一样噼里啪啦顺着我的喉咙而下。接着，我将瓶子还给了帕桑医生。三十秒钟不到，我就没有不得不咳嗽的冲动了，这也是在差不多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第一次不再感觉有块叉骨卡在我的喉咙了。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小声对帕桑说，这会儿，我们正跟着理查离开“雪人”伏击我们时手电发出的红色光圈。

“大部分成分为可待因，”帕桑小声说，“如果你再次咳嗽的话，我这儿还有。”

我们打开头灯和手电筒，寻找了将近十五分钟，但除了在冰脊和冰柱后面找到杀手的靴印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可能存放子弹的背包。理查最后将我们叫到一起，我们随即离开了。我能感觉理查明显十分沮丧。那把仅有两发子弹的德国造半自动手枪又能顶什么用呢。

有总比没有好，我暗自告诉自己。我想我只不过是想说服自己，之前我只身下到那个恶心的冰隙里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刚回到了西侧的冰隙，也就是冰川小路上亮着红光的地方，理查转过身来，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杰克，我不想告诉J.C.，不过，我之所以让你下去是因为你可能认得雪人面具下的那张脸，你认出来是吗？”

“是的。”

“那人到底是谁？”

“卡尔・巴赫纳。”我说，“布鲁诺・西吉尔那个德国登山拍档，年纪不小了，而且挺出名的，他好像是德国登山俱乐部的主席兼创始人，去年秋天在慕尼黑那晚，我们见到西吉尔的时候，他就坐在桌旁。”

理查离我很近，即使灯光昏暗，我也能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

7

我们看到火光，听见枪声的时候离三号营地尚有1英里的距离。

“妈的！”理查骂道。我知道他担心雷吉和J.C.恰好赶上了大屠杀。

手枪在长长的冰川峡谷下发出奇怪的回声，居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像是最后几颗玉米在平底锅里噼里啪啦变成爆米花发出的声音，但枪声很快变得密集起来。断断续续的手枪声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听来像是有人正撕扯着一块又长又厚的布。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小声说。

理查伸出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出声，只管听着。这会儿，我们谁也没有吸氧，在21,000英尺高的地方飞快地跑完一段距离后，嘴里只剩下出气的份儿了。这时，撕扯的声音再度响起。

“可能是伯尔格曼-斯迈瑟式冲锋枪，”理查终于说道，“如果真是这种枪的话，那些夏尔巴人，包括让-克洛德和雷吉只能自求好运了。”

“这种枪的速度有多快？”我问道，其实我并不想知道。

“每分钟能发射450发子弹，”理查，“只有在开枪者装32发蜗型鼓式弹匣时速度才会慢下来。这种体积庞大的弹匣会让斯迈瑟式MP-18/I型冲锋枪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也会影响射击的准确度，但在发射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准确度的要求又不是那么高了。只管一通扫射就行了。德国人在壕沟近战时特别喜欢用这种枪。

“天哪。”我不由得惊叹道。

“我们快走吧。”帕桑说着开始小跑起来，他的钉鞋在我们头灯光柱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

“我想……他们……都用不着假扮雪人了。”理查气喘吁吁地说，这会儿，他正跟在那个长腿夏尔巴人身边跑着。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带着30磅重的吸氧装置，背包里还有别的东西。

“是的，”帕桑同意道，“现在只是单纯地杀人了。”

我越跑越快，追上他们两个，但喉咙被东西堵住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不时得停下来，弓着身子，双手放在垫得厚厚的膝盖上，咳到呕吐。我再次加快速度，试图追上他们。黑暗中，他们谁都没有等我。

*

火焰点亮了整个山谷，连章子峰的崖壁和北坳的冰壁也亮着光。我们现在离三号营地不到200英尺远了。这时，两个黑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要挡住我们的去路似的。

我将手举起，差点儿用那把小卫瑞信号枪对着近前的影子开枪，突然听到理查大声说：“不要！”随即将我手臂打了下来。

是雷吉，J.C.则紧跟在她后面。

“这边走。”让-克洛德嘶声叫道，我们跟着他离开布满深脚印的小路，沿大雪覆盖的冰柱和冰塔往北而去。我们踩着嘎吱作响的雪走了不到一会儿，我很快意识到，J.C.从这里离开小道因为这里的冰壳很厚，我们不会在上面留下靴印。

“我们必须立即前往三号营地。”理查小声说，声音中明显透着焦躁。枪声在几分钟前已经停止了。理查用那只戴手套的手拿着巴赫纳那把只剩下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而不是那把大卫瑞信号枪。

J.C.和雷吉领着我们在冰钉和冰塔北边约200米的地方走着，然后往东穿过冰块组成的迷宫，终于到了一个可以俯瞰三号营地的地方，将背包中的望远镜拿了出来。

“妈的……天杀的。”理查小声骂道。

*

三号帐篷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夏尔巴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我们借助火焰发出的光数了数，那里至少有九具尸体，那些堆积起来，没被烧毁的板条箱和物资都被斧头砍成了碎片。周围并没有假雪人，但我看到雾气升起的地方，血染的脚印往南进了冰塔丛里。

我们五个人瘫坐在冰脊下方，面面相觑。

“我们来得太迟了，没能救下他们，”让-克洛德说，“他妈的全是我的错！”

“怎么回事儿？”理查问道。

让-克洛德不知是在哭泣还是在喘气，哽咽着说：“我掉进该死的冰隙里了，我这算哪门子夏蒙尼向导和冰川专家！”

“你开灯了吗？”我问道。

“没有。”J.C.沮丧地说。

“你们将绳子绑在一起了吗？”我问。

“没有。”他气喘吁吁地叹了一口长气，“之前一直都是由我带路，希望我和雷吉能上到或者至少靠近冰地中的那条小路。突然间，雪裂开了，我往一个25英尺深的冰川掉去，幸亏我头顶的冰镐卡在了冰隙狭窄的部分。我整个人都吊在斧柄上。然后，我借助冰爪往上爬，后来，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扔了一根绳子给我。她在上面拉我，我打了个普鲁士结。不过，我还是花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才爬上来，还差点儿将那个重重的背包掉进深渊了。我居然像个菜鸟一样掉进了冰隙里。”

“这事儿不能怪你，让-克洛德。”理查小声说，“今晚太他妈的黑了，而且我们也都累坏了。星期二在五号营地的时候我们谁也没踏踏实实地睡上一两个钟头的觉。现在已经是星期四午夜时分了。我们星期天、星期一都在27,000英尺高的地方，在高处度过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的水少得都不够仓鼠喝，然后在一天之内下了10,000英尺，今晚，我们又爬了差不多5000英尺。现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已经是奇迹了。”

“这里的夏尔巴人……”让-克洛德欲言又止，开始哭起来。

“他们一点儿机会都没有，”理查说，“全是我的错。我是这次探险队的队长，要为所有人的安全负责。现在夏尔巴人可能都死了，但这是我的错，我是指挥者。”

“我们现在只发现九具尸体。”雷吉小声说，“如果我们将所有挑夫送上冰川后，他们全都安全地从二号营地返回的话，三号营地上应该是14个夏尔巴人才对。”

“之前那旺・布拉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后来他失踪了，”雷吉继续说，“我们只希望他能够安全离开那个峡谷。”

“对方使用的可是伯尔格曼-斯迈瑟式冲锋枪和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把切肉刀。”理查有点儿苦涩地说。接着，他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上次那两个跑过河的怎么死的？”帕桑说。

“是用远程步枪射杀的，”理查说，“我想枪应该是从我们这里偷走的。”

“我认识我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带来的猎枪。”帕桑说，“我们两个打猎的时候使用的都是1920年曼利夏手动栓式步枪。你带来的那把是什么枪，迪肯上尉，是改装过的恩菲尔德步枪吗？”

“是的。”理查说，“装了一个广棱公司生产的瞄准器。因为是手动栓式，望远镜瞄准器往左边偏移了3英寸，须用右眼瞄准，但是实战中也可以换到左眼。我在前线的时候就使用过这种枪。这枪看起来非常笨重，当然，实际上也确实很重，但效果相当不错。”

“‘一战’结束后，他们还让你留着这把枪吗？”我问。

“这是非法的，但我还是把它留在了身边。当然，瞄准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可是理查……”让-克洛德停了数秒，“你不是一名军官吗？你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可是你今晚把枪借给塞姆楚比了，不是吗？”

“说我是军官也行，不是军官也行。”理查低低地说，像是一名天主教徒正在忏悔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似的，“尽管我是一名军官，但我当年自告奋勇，要将自己训练成了一名狙击手。我们的部队在壕沟作战的那几个星期中，我的水平突飞猛进。”

听到这番话后我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想。我只是听说战争结束后，敌我双方的人都恨死了战场上的狙击手，己方的士兵也一样。

“信奉佛教的狙击手。”雷吉终于打破沉默，“看来我们必须将其中一把步枪找回给你用。”

“其实我和雷吉已经尝试过了。”让-克洛德说，“雷吉建议我们应该在这边冰塔伏击雪人，就是那些该死的德国登山者假扮的雪人，只等他们回到这条冰川小道上。她的想法不错，我同意了。我们用信号枪袭击那些手里拿着步枪或者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家伙，希望能在夜色中趁乱夺下他们手中的一把武器，然后再撤回到这里的冰阵中。”

“那你们两个都可能送命。”理查说。

让-克洛德耸耸肩。“我们需要真正的武器，我的朋友。你们拿到那个家伙的手枪了吗？”

理查拿出了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可惜只有两发子弹，后膛里一颗子弹都没有。我想巴赫纳压根儿就没当过兵。”

“是巴赫纳？”让-克洛德说，“是你们去慕尼黑的时候跟西吉尔在一起的那人吗？”

“谁是巴赫纳？”雷吉问道。

我小声对她解释着，然后理查打断我的话。“你们看到德国人在三号营地实施的大屠杀了吗？一共有多少袭击者？13个夏尔巴人中有谁逃走了吗？”

“我们看到至少八个身穿毛皮外套的德国人。”雷吉说，“他们杀完人后甚至没戴雪人面具。他们把帐篷和物资点燃后，便把面具和毛皮背心扔进了火里。”

“我相信我们的人有些负伤逃进了冰塔丛中。”让-克洛德小声说，“靴印显示德国人顺着他们的血迹，追着他们进了迷宫一样的冰阵，把他们杀了。”

“我之前还希望有些血是德国人的呢。”我说，“我们的厨师塞姆楚比手中不是还有理查那把左轮手枪吗？我忘了，里面有多少发子弹来着？”

“只有六发，”理查说，“那是一把双动式左轮手枪。但在转动的时候里面有个自动退壳器，所以，如果有备用的子弹，开枪的人又很擅长使用这种手枪，每分钟能够发射20到30发子弹。”

“塞姆楚比擅长使用这种枪吗？”J.C.问道。

“不擅长。”理查有些恼怒地说。

“他手里有备用的子弹吗？”帕桑问道。

“没有。”

“我仍然希望他打中一两个混蛋。”我说。

“同意。”让-克洛德小声说。

我们不时探出身子，用望远镜往冰脊那边看去，但是除了即将熄灭的火之外，那边惨景依旧。德国人并没有回来。雪地里的尸体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们必须下去。”雷吉说。她的声音比我的更冷静。

“为什么要下去？”我问，“为什么要冒险？”

“我们需要吃的，需要煤油、普里默斯炉或者乌纳炉，还需要可以烧火的炉条、睡袋、备用的衣服，需要德国人没有损坏的任何有用的东西。”她说。

“我们还是撤回到冰川上去吧。”我说，“靠近那些火的话太冒险。德国人可能正等着我们这么做。他们可能正等我们上钩。”

“没错，”理查同意道，“但雷吉说得对。我们必须尽量收集三号营地的东西，大本营、一号营地、二号营地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想生存下来，就需要食物、燃料和炉子。”

“你为什么觉得那里会有东西留下来？”即使在我自己听来，我的声音都透着绝望和慌张。

“你不记得了吗，杰克？”理查说，“我们将一些物资藏在了三号营地，是用油布遮住的，大概在营地西边50码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章子峰下参差不齐的砾石那儿。今天下了雪，我们的东西就更不容易被发现了。那些东西离营地很远，德国人可能没有发现，而且，跟大本营和其他营地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到那儿的时候还有日光，而他们今晚到达三号营地后，天已经黑了。”

“我们要不要先计划下一步做什么，往哪个方向走，该作何计划，然后才去拿那些物资？”让-克洛德说。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坚持道，“探险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往西边登山，越过章子峰的山脊，经洛拉山口去尼泊尔，或者往东越过东北山脊。不，这个不行，我们还得离开这个山谷，翻过嘉措拉山口，也就是大风口，然后再翻过岗巴拉山口，进入西藏。我觉得这样或许我们还有机会。”

“等我们找到吃的后再讨论去哪儿，干什么的问题。”理查用命令的口吻说，“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杰克，让-克洛德，我只是没告诉你们而已。首先，我们必须找到个炉子，弄些燃料，只要用得着的东西都要拿上。我们下去的时候还得寻找幸存者。”

“夏尔巴人还是德国人？”我问。

“所有幸存者。”理查说，“但我敢用我的左睾丸打赌，我们绝不可能俘虏德国人。”

“加上我的。”雷吉马上说。

尽管这个位于冰川小路旁的位置十分凶险，但我们全都笑了出来。等我们终于不再笑的时候，理查说：“谁想跟我一起下去？”

“我去。”J.C.马上说。

“我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留在这里。”帕桑说。

“我也跟你们两个下去。”听到自己这么说，我甚至都挺惊讶的。

8

我、理查和J.C.还什么没找到，就发现了两具夏尔巴人的尸体。德国人（我们确定那是德国人）并没有像他们在大本营那样，以假扮雪人的方式，用刀刃或者锋利的靶子什么的虐尸，我们借着即将熄灭的火光，发现三号营地的夏尔巴人全都是被枪打死的。大部分都中了好几枪。有些尸体被近距离的冲锋枪打了个稀巴烂。

塞姆楚比就在其中，他之前想往东边跑，但背后中枪，倒在了现在已被烧毁的温伯尔帐篷后面。不管在他身上还是附近都没有发现理查的那把左轮手枪。我们不知道他死之前是否开过枪。但那把手枪已经不见了。

我们并没有进入德国人追杀夏尔巴人的冰阵里，而是往北，沿着坚硬的路面往前走去，几乎到了冰墙那儿，然后绕到仍在燃烧的三号营地的脚下。理查猜得没错。我们藏在营地东侧约100英尺远的地方的物资没有被德国人发现。我和理查钻进了防水布下，打开头灯，照着储存的物资，而让-克洛德则在外面放哨。

我们运气不错，储存的物资包括六个尚未使用的背包、一堆帆布提袋。里面虽然没有备用的吸氧装置，但有个普里默斯炉、两个乌纳炉、12根炉条。我们将那个普里默斯炉和剩下的东西放进一个空背包里，尽管我们早已清楚，普里默斯炉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经常不怎么灵光。但总觉得值得带上这么一个重家伙，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喝到融化的雪水。

事情即使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仍然觉得没必要登上北坳，现在只能往北边和东边方向去往大风口，也就是嘉措拉山口。四年前，也就是在1921年的探险中，理查最后就是领着马洛里经由这里看到了东绒布冰川。如果我们在到达嘉措拉山口之前避开那些德国杀手，我们就可以一路往东去往卡塔冰川（在1921年的探险中，那里已被仔细绘制在地图中）了，然后我们再往上越过20,000英尺高的岗巴拉山口，进入中国西藏北部，到了那里后，我们可以立即往东，避开凶险的康雄冰川，该冰川一直从延伸（从南侧）至东北山脊几乎垂直的山脚。据说，岗巴拉山口非常危险，会毫无预兆地出现暴风雪，还有恐怖的大风，甚至在仲夏时分都会降雪，所以，英国探险者才没有为了节约时间从北边进入西藏和珠峰区域，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不失为一条不错（而且是快速的）的撤退路线。

我一门心思想离开这里。如果我能提出一个好办法，我确定自己定能说服雷吉和理查，不管他们藏着什么“事实”，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关键是那些拿枪杀了大部分或者所有夏尔巴人的凶手现在正在找我们。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回家的路线不用那么凶险（不过在西藏需要长途跋涉），我们可以等到明天早上，爬上东绒布冰川高高的山肩，然后我们往东去往大风口，翻过嘉措拉山口，沿“大城墙”喜马拉雅山底部走数英里，翻过常有人行走的舍波拉山口，往下进入葱翠的提斯塔谷，接着便可进入地势更低的甘托克，从那里直接前往大吉岭。这段路更难走，我不确定是否有白人走过这条路线，但是，这样走至少不用撞上那些手持自动武器的德国杀手，因此更安全。

其实还有条更为冒险的路线。西侧的洛拉山口离我们更近，那里就在章子峰后面，与东绒布冰川交接，但需长距离横过章子峰，下山时的困难不得而知。然后，又要爬上一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去往洛拉山口，这样一来，我们几乎肯定会被关在尼泊尔人的监狱里五年，因为我们未经允许进入了别国……尼泊尔从来都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K.T.欧文斯先生是我想到的唯一一个特例。但理查跟那人是朋友，没准欧文斯可以救我们出来。

就这么决定了，我会据理力争，要么不顾恶劣的天气，前往高高的岗巴拉山口，要么长途跋涉，往东去到相对安全的舍波拉山口，据我所知，这两个地方都在发生大屠杀的大本营的东侧。我努力在我们储存的物资里翻找着，将在那里找到的空背包都塞满了。

等我们往北转了一圈后回到帕桑和雷吉等待的营地西侧时，帐篷的火已经熄了，现在只剩下灰烬了。还没走到半路的时候，理查说：“把物资都扔在这儿吧。”

这么做简直太荒唐了。我们就快靠近北坳的冰壁了，之前我们倒是在那里设置了固定绳索，但我们的绳子远在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上面。我绝不会再用祝玛装置爬上那些绳子或者绳梯了，即使德国人追在我们屁股后面来了我也不会。那上面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爬上北坳意味着死亡，根本就是逃无可逃了，因为南侧是一个几千英尺的绝壁，通往章子峰后面幽深的山谷。往高处攀登不是珠峰就是章子峰，后者我们可从没攀爬过，那里“仅有”24,878英尺高（比我们的五号营地要低），去往那里顶多算是判了“死缓”。于是，我开始抗议，但理查大声说：“相信我，杰克。把东西扔在这儿，相信我，求你了。”

那30个夏尔巴人不也相信你吗，迪肯上尉，他们现在全都死了。我差点儿就把这句话大声说了出来。但我现在早已经筋疲力尽，终于没有说出来。正是因为我的沉默，我们的友谊（我花了超过六十五年时间才确定我们之间的确存在友谊）才一直十分坚定。

这个绰号为教会执事的理查・迪肯上尉，曾在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给手下发布过无数次命令，刚才居然对我说出“求你了”这样的话。

纵使有千万条理由，这个时候我也闭口不提，往山口撤退的时候我一言不发，只是把身上携带的东西扔进了雪地里。接着，我们绕过洞穴，上到冰川，跟帕桑和雷吉会合了。

*

在要塞营地的时候，为了不让屁股冻僵，我们围坐在背包上，希望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尽管理查命令我们将氧气罐开到2.2公升的流量，吸了三分钟（他还看表了），我们说话的声音还是变得模糊不清，要么像喝醉了酒一样，要么听起来傻傻的。我们现在都快虚脱了。脑中差点儿都没办法组成词语了，我不禁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被迫在越来越低的气压下做算术题，那种情况等同于飞机飞行得越来越高，而我们在这个高度上上下下超过七十二个小时了，所有的飞行员不仅做不出算术题，而且都栽倒在了桌子上。

但是，我们和他们可没法比，他们有科学家和医生看着，随时准备在他们昏过去的时候恢复密闭舱里的压力。

而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密闭空间”以外，要么是外太空，要么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德国疯子。

我将下巴顶在胸口，轻轻打起了鼾，理查轻轻把我推醒了，J.C.正在说话。

“杰克说得对，我的朋友。除非这里还有我和他不知道的秘密，现在唯一的合理的做法就是，只要天一亮就爬出这个该死的峡谷，前往进入西藏或者尼泊尔的最近山口。因为我既不想送了命，也不想被人关进大牢，所以我建议我们经岗巴拉山口或者舍波拉山口进入西藏。尼泊尔人对非法入侵者并不友好。”

“有些事情你和杰克并不明白，我的朋友。”雷吉说，“理查或许不知道详情，但我想他已经猜到了几分……也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其实这话我很难说出口。帕桑也只知道个大概。”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明就里地问道。

“告诉你们我们今晚攀登北坳的原因。”理查说。

“这也太荒唐了。”我含糊不清地说，“我现在真的累坏了，除了钻进睡袋，哪儿也不想去。”我们之前在三号营地储存物资的地方又拿了五个鸭绒睡袋，全都绑在了背包外面，而我们愚蠢地将那些背包扔在了北坳山脚，离这里四分之一英里外厚厚的积雪中了。

“我也同意今晚去爬北坳，佩里先生。”帕桑说，“请允许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迪肯上尉解释。”

她将那张疲惫的脸转过来，看着这位前步兵上尉，“你来解释好吗，理查？”

“我不大确定我了解的情况够不够，”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跟我的一样疲惫，“我是说，我知道老板是谁，时间、原因也清楚，但对于整个计划我不大确定。”

“可你之前承认说你都知道，也大致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工作，我们那个朋友签过不少支票，但他喜欢黄金。”雷吉说。

理查疲倦地点点头。“没错，我大致了解他的计划。”他说，“我有时会为他工作，不，是同他一起工作，有时算他的合作伙伴。”

我说：“你们他妈的能不能说人话啊。”我也许没打算将话说得那么狠的。

雷吉点点头。“想必你们都听说过了，我的表弟珀西瓦尔是个败家子，令他家人非常失望。在‘一战’的时候还做出了让他祖国丢脸的事，他没有去参军，也没有去打仗。战争期间，他不是躲在瑞士就是在其他安全的地方，比如，奥地利。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母亲都羞于启齿，珀西表弟只差一点点就成为英国的叛徒了。在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中，我知道英国和欧洲大陆都盛传珀西瓦尔是一名放荡的花花公子，一名性变态者，用现在的新词说，就是同性恋。”

对这些事情我们不便发表评论，所以，我们都没有说话。

“但是这些全都是表象。”雷吉说，“都是精心计划的伪装。”

我看着理查，想听他的解释，也许会告诉我们因为在山上极度疲乏，雷吉得了幻想症，但他那双灰色的眸子只是牢牢地看着她的脸。

“我的表弟珀西瓦尔以前是一名特工，我是说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和战后都是。”雷吉说，“先是供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尔后为英国海军情报局工作，最后为……怎么说呢，英国政府一位位高权重者管理的专门情报网服务。”

“珀西他妈的是间谍？”我说，这个时候我早已筋疲力尽，没劲儿去注意自己的措辞。

“没错。”雷吉说，“年轻的科特・梅耶也不是他的登山拍档，而是珀西在奥地利最值得信任、最重要的联络人。八个月前，他们在西藏的定日镇，也就是这里的东北方碰了头，当时梅耶正被德国人追杀，他一路往东逃去了，最后进入了中国内地，往南逃到了西藏。”

“他逃跑的路线可真够长的。”让-克洛德说。

“后面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德国人在追他。”雷吉说，“你们今晚也都看到了那些恶魔干的好事。”

“梅耶到底要在定日镇将什么东西交给了珀西，德国人要这样大费周章地要回来？”理查问道，“这个谜团我一直没有解开。”

“我也不清楚，”雷吉说道，“我只知道事关英法两国的未来，让-克洛德。”

“好像不关我这个美国佬和美国的事吧。”我听见自己说。我的声音听起来明显有些生气。

雷吉看着我。“没错，杰克，的确跟你没关系。你卷入其中真的抱歉，但我不知道如何阻止你跟你的英国和法国朋友前来。不管我们剩下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谁加入了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你都应该绕过这个冰川峡谷，往东南方向，前往舍波拉山口，从那里进入印度。这比前往东边两个山口更安全，也更直接。如果运气不错，轻装上阵的话，你三个星期左右就能回到大吉岭。”

我张开嘴想说点儿什么，但没并没有说出口。

“德国人不会追你的，杰克。”雷吉说，“他们对你没有兴趣。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他们第二年回到这里，就是因为还没有拿回科特・梅耶给我表弟珀西的东西，而且因为他们还觉得我们五个人或许有机会找到那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也能在山上某个地方找到它。”

“他们杀了30个夏尔巴人，那可是30个活生生的人。”我说，强忍着愤怒和沮丧的眼泪，“他们到底要找回什么东西？难道是某艘无畏战舰的设计图，难道是活塞式飞机上更先进的机枪设计图？不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吗？”

雷吉摇摇头。“这些德国人，不管他们有多少人，我相信去年只有七个人，但他们都听命于布鲁诺・西吉尔，他们的确看到珀西瓦尔和梅耶从这座山上掉下去了，也许是他们害他俩掉下去的。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吉尔和他手下的人都没有找到梅耶试图交给英国特工，也就是交到我表弟手里的东西。你们要记住，这些德国人并不代表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代表德国。但总有一天，这些恶魔全都会追随那个叫希特勒的恶魔………不管梅耶想将什么东西交到珀西手里，都会戳到他的痛处，都会伤到他们的头头。我关心的也就是这个。”

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我说，“如果我们再次登上北坳，就会走投无路，像老鼠一样被他们围住。哪怕只有四五个德国人，可他们手里有枪，我们没有。他们手里有步枪，你那把带有瞄准器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距离是多远，理查？”

“超过500码，”理查说，“最大距离在3000英尺左右。”

“超过半英里了。”我说。

“没错，”理查说，“但这么长的距离，准确度会大打折扣。”

我没有理会他的解释。“即使没有狙击手，也不用爬到北坳，都完全可以打中身在北坳上的我们，就别说更矮的北部山脊了。”

理查耸耸肩。“可能吧。这得看风速和天气状况。”

“迄今为止，该死的风和天气并没有站到我们这边。”我大声说。

谁也没有说话。

良久，让-克洛德对雷吉说：“我也同意杰克的看法，为了那些机枪和无畏战舰的设计图，搭上我们的命不值，将来反正也会被别的间谍偷去。而且，我们现在并没有跟德国人再次交战，在跟德国佬的战争中，我已经没了三个兄弟、两个叔叔和五个表亲，雷吉。你得向我保证，无论梅耶先生从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那里偷来了什么，首先，那玩意儿一定得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其次，那玩意儿得和你我两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关。”

雷吉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第二件事我没法确定，让-克洛德。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那是什么东西，梅耶都花了大半年时间，试图将它交到我的表弟珀西手里，所以，这东西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去年，珀西瓦尔遇难之前，他也曾向我保证这东西非常重要，并非那种老套的新机枪或者炸弹的设计图。”

“所以，珀西是去年才向你承认他英国间谍的。”我说，也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问题。

雷吉微微笑了笑。“我认识他多年了，杰克。珀西爱我。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们之间并不像表姐弟，而是更像亲姐弟。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长大后，还一起登过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山麓。他肯定会告诉我并没有背叛英国，当然也不是放荡的花花公子。”

“可是你并不知道，”我不依不饶地说，“不知道梅耶手里拿的是什么，不知道梅耶跟他一起穿越了整个东欧和中东……一路进入了西藏，对吗？那些东西既然那么重要，既然值得你表弟为此献出生命，可你居然连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我只知道那个东西非常方便携带。”雷吉说，“珀西也就跟我说了这个。他本应带着那个神秘的东西……于七月初返回大吉岭。现任孟加拉总督约翰・亨利・科尔爵士和现任反情报局局长兼英国驻印度情报处处长亨利・罗林森，都接到了伦敦方面的报告，至少可以说明珀西瓦尔去取的东西非常重要，这两人现在仍然在等我的消息。”

“我不明白。”我没精打采地说，“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珠峰的山坡上进行这样的交易？简直就是疯子。要是有人在那里守株待兔，一旦上山后，甚至都没办法下来。”

雷吉看着我说：“珀西和梅耶并没有选择在珠峰进行交易，杰克。他们是在定日镇碰头的。但布鲁诺・西吉尔和他的爪牙一直都跟对梅耶穷追不舍。最后，珀西不得借助马洛里探险后留下的绳梯，先是上到北坳。后来，根据嘉密・赤仁的说法，他爬到了更高的地方，有可能甚至上到东北山脊了。他当初肯定祈祷德国人不会爬到那么高的地方，不会跟着他和梅耶上到那么高的山坡上，没准珀西在想，有了诺顿-马洛里探险队留在山上的大量物资，他们可能比下面的德国人更能熬，或者，因为当时季风即将来临，他们还可以趁机溜走。但珀西估计错了。西吉尔带来了德国最好的登山者，他们都是政治狂热分子。就是现在追杀我们这些人，他们又回来了。”

我们良久没有说话，只有越来越小的风穿过冰墙发出的声音。

最后，理查对雷吉说：“你现在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拿回你表弟珀西拼了命也没拿回的东西。”

“是的。”

“我今晚跟你一起借助固定绳索登上北坳。”理查平静地说，“我们继续登山，直到找到珀西，或者直到……”他不说了，但我们知道他后面想说什么。

“我也去，”让-克洛德说，“我恨死天杀的德国佬了。我恨不得把他们的眼睛抠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雷吉便说话了：“我没开玩笑，你应该偷偷翻过舍波拉山口，从那里径直去往大吉岭，杰克。你是美国人，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谁说跟我没关系！”我说，“拉斐特战役，我们参与了！贝劳伍德战役、坎提尼战役、第二次马恩河战役、蒂埃里城堡战役、谬司-阿恭恩战役，等等。”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一口气把美国人参加的战役都说完了。“还有蒂珀卡努河和泰勒战役。”我不相干地补充道。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所以这话听来还挺不错的。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说，“你们拦我试试。”

没人说话，也没人拍我的后背。也许这个时候大伙儿都太累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克洛德说，“你们觉得自己今晚还有没有精力登上1000英尺高的雪壁，再借助绳梯爬上北坳，然后再经山坳去到四号营地？”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理查说。

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三声枪响的回声从槽谷的冰塔、冰钉和覆盖着60英尺高的冰柱里传来。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

9

几年前，也就是1991年冬天，我在科罗拉多这间老年人公寓兼特护养老院写下这个回忆录的时候，那里的经理玛丽・普法尔茨格拉夫星期三叫我以“嘉宾演讲人”的身份，去中庭就我以前的登山经历聊几句。我还真对着养老院的其他六名住户“聊了几句”（我看了表，也就七分钟），演讲的内容大多跟我在安第斯山脉和南极洲夜晚登山有关，我还提到了那两个地方漂亮的星空（南极光在星空的幕帘下闪亮、起舞）。我那些上了年纪的观众只问了两个问题。在玩多米诺骨牌时最喜欢跟我唱反调的霍华德・赫伯特问道：“你左手的两根手指是什么时候没的，杰克？”（我早有预感，他早就想问我这个问题了，但因为出于礼貌，这才没问）“是在阿拉斯加。”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没有提到我在16,000英尺高的雪洞里待了九天的具体细节，九天里，我的两个登山伙伴连命都丢了）接着，海伍德夫人——当时我想她的老年痴呆症肯定已经非常严重了——问道：“你睡觉的时候能爬山吗？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是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直到那天我对1925年5月14日凌晨，也就是星期四那天攀登北坳的前四十五分钟全然没了记忆。我定是在登山的过程中睡着了。

在冰崖上攀登北坳的时候，我之所以醒了是因为我的头和肩膀突然顶到了厚厚的云层。我感觉像是从海里突然冒出，这才突然醒了。

天哪，那里真是美不胜收。当时天色已晚，所以我确定那轮残月早已升起，但仍然藏在珠峰赫然耸立的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后面。那是我们最爱又最恨的山峰，到处弥漫着如溅沫般的雪花，然后，在明亮的星光下，背景光是那样的美。即便当年我在哈佛求学那阵，前往远离城市几百英里的地方登山的时候，也从未见过这么明亮的星星。在那么多次登山的经历中，我一次也没见过，即使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处，星星也未曾这般明亮过，当时，我在山峰上露营，无数山峰遮住了城市的灯或者农场的提灯发出的光亮。喜马拉雅山的星空前所未见。珠峰之上，银河在星光照耀的白雪上弯成拱形，宛如夜空中坚固的公路桥，地平线附近星星的数量和亮度丝毫未减，只是硬生生地将满天星斗和星光照耀的雪地、冰川和山峰分隔开来。

风停了。这是这几天头一次没有起风（至少在23,000英尺高的高处是头一次）。远处和近处的山峰，章子峰、卓奧友峰、马卡鲁峰、洛子峰、阿玛达布拉姆峰，洛拉峰——因为我当时早已疲惫不堪，有些山峰我并没有认出来——离我如此之近，宛如带着白色尖顶的金花菊，像是伸手可得一般。

我们从晃荡的绳梯下来，来到北坳狭窄的冰架上时，我意识到理查并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难道他在我睡觉登山的时候摔下去了？还是被人开枪打死了？

“他在下面绑那些物资。”J.C.解释说。

“绑在什么上面？”我说。

“源源不断地绑在绳子上，绳子则系在连接在自行车上面的滑轮上。”让-克洛德解释说，“你还记得吗，之前在三号营地的时候，你在那里找来的十几样重物都是这样拉到北坳的。”

我强迫自己清醒过来，记忆也逐渐恢复了。当时，理查说他留在下面，将物资绑好，到时候用自行车的踏板摇上来，我以为他说的是疯话。如果三号营地的德国佬听到绳子和滑轮的声音，只须用强力探照灯或者手电筒一照，他想走都走不掉，很容易用他们手里的步枪将他射杀，但在北坳下面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只顾着将我的祝玛装置夹在固定绳索上，在J.C.的装置往上滑时释放凸轮，在剩下最后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还得忙着将我那个已经很重的背包拉到绳梯上，不让那玩意儿在不断出现的冰雾中往后翻跟斗。

我们穿着冰爪，在明亮的星光下，被冰爪踢起的碎冰发出闪亮的光，我和J.C.、雷吉、帕桑匆匆沿着光滑的壁架朝让-克洛德固定自行车的地方走去。

*

一切宛如梦境。翻滚的云层下，理查绑在绳子上的物资很重，我、J.C.、帕桑和雷吉轮番踩着滑轮自行车的踏板，真是累得够呛。而其他两个没有踩踏板的人则要指挥我们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他们得将身子从峭壁上探出去，或者将冰镐挂在重物上，两人合力将东西拉到冰脊上，第三个人则要从连续不断的滑轮绳上解开笨重的物资，然后还要将物资或抬或拉到冰脊的最东边。

我们就这样折腾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然后两根绳子扯了四下，这是理查事先说好的信号，意味着所有的物资都被拉上来了，他即将从下面割断绳子，然后自己上来。我们将那根长滑轮绳拉了上来，绑在了其中一个装有物资的背包上，又检查了一下背包和别的物资，从而确保它们在我们从冰脊下到真正的北坳时是安全的。接着，我们又回到绳梯的顶端等着。

*

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绳子和绳梯终于绷紧了，我们用手试了试绳子，绳子在我们手中晃动，那动静像是有条大鱼上钩了，但周围一片死寂。云雾中，我们无从判断是我们的朋友还是那九个或者十个德国人正朝我们爬来。最后，理查终于从迷雾中出现了，在清澈的空气中爬过最后30英尺的距离，将带在身边一大卷绳子扔在地上，用力翻身上来，我们张开双臂，准备帮他。

“我们要将你身后的绳梯拉上来吗？”雷吉问道。

理查已经累坏了，他没说话，只是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在我们让他吸了几口氧气后，他说：“就放在那里吧。我从三号营地拿了一把大斧头和两把短柄小斧，放在其中一个包里。等德国人早上开始爬那条绳梯的时候，我们就先等着，等到他们爬到高处的时候，就将绳梯从这里砍断。”

这是他将之前我们用来攀附垂直峭壁，尤其是洞穴探险者的绳梯周围那些固定绳索拉上来的原因。如果绳梯突然断了，没有了那根绳子，连个攀附的点也没有。

“我们整个晚上都得在这里放哨。”让-克洛德说，“德国佬可能随时爬上绳梯。他们也会还会假装在陡坡和冰墙上凿出踏脚处，骗我们上当。”

“不会的。”理查说。他停了一会儿，调整呼吸，然后说：“我觉得今晚他们不会上来了，过去两天下面的云层特别厚，我甚至都不大确定他们会不会看到绳梯和固定绳索。”

“但他们应该会顺着我们的足迹找到它们。”帕桑说。

理查疲倦地点了点头。“没错。但我觉得西吉尔会在白天派人爬上绳梯试探我们。”

“你确定西吉尔在下面吗？”雷吉问道。

理查耸耸肩。“要么就是西吉尔，要么那人长得像西吉尔，这个不重要。他们都是登山者，而且是德国右翼政治狂热分子，我现在只希望狂热蒙蔽了他们作为登山者的常识。但是今晚我们不用放哨。我们尽可能将这些装置拉过山坳，到四号营地去，尽可能暖和身子，尽可能睡久一点儿。这样做有风险，如果德国人趁着夜色从冰崖攀登上来，我们就完了，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休息。”

“可是，如果西吉尔和他的杀手真在今晚爬上绳梯……”我说，这时，理查打断我的话，不过我挺高兴的，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那颤抖的声音。

理查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实在太累了，杰克。我们在这么高的地方差不多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明天早上，不管天气状况如何，我们肯定会再次登山。我建议我们今晚先睡一觉，明天早上等那些德国人从这里爬到北坳时，我们再对付他们。”

一时半会儿谁也没有说话，接着，我们一个个点点头。“雷吉，帕桑医生，”理查说，“你能不能将一两袋很重的物资从山坳顶上拉过去，拿到四号营地，请把我们的睡袋也放到那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每个包里都有备用睡袋。乌纳炉在那个我用粉笔标记为一号的袋中……我们今晚就应该拿出来，放在帐篷前面，尽管我们要等到早上才用。帕桑，你还要将自行车滑轮上和洞穴登山者的梯栏上几百英尺的绳子卷起来拿走。放在四号营地的帐篷外面，跟你拉上来的物资放在一起。

“杰克，让-克洛德，”他继续说，“你们两个把那个神奇自行车滑轮装置拿给我，我们将绑在上面的绳子都割下来，然后把所有的支架、支柱都拔出来，再将这个金属怪拉到壁架这头。”

“为什么，理查？我们已经把滑轮上的绳子割断，卷起来了。为什么还要把那辆自行车拉到这儿来？”

“因为我们手头上的武器不够。”理查说。

10

相对而言，我们睡得还好，尽管所有人都患了头痛病，而且我咳嗽得更厉害了。我想我们肯定没梦见德国人手持斯迈瑟式冲锋枪对着我们的帐篷一通乱扫。也许我们该做这样的梦，但我想我们谁也没有。当时，我们太他妈的累了。

我在冰冷的夜晚醒来后打开阀门，吸了一点儿暖暖的氧气，然后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其他人也跟我一样，不过，我相信帕桑不用吸氧气也能踏实地睡一晚上。根据我父亲送我的那块怀表显示的时间，我差不多到早上7点钟才完全醒来。

帕桑和雷吉将乌纳炉放在帐篷前面热咖啡，用罐子煮东西吃。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很冷，但并没有起风。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的天空蓝得摄人心魄。

“J.C.和理查呢？”我警觉地问道。

“他们凌晨4点半就去绳梯顶端放哨了。”雷吉说，“天没亮就去了。”

“我去看看他们，然后再回来喝咖啡、吃早餐。”我边咳嗽边说，一边忙着绑上冰爪。

“对了，理查叫你无论之前穿了什么，都得加上你那件芬奇羽绒服。”雷吉说，“如果你一定要穿上沙克尔顿的滑雪衫，你就穿在那件鹅绒外套下。哦，外面还得套上我给你做的那条鹅绒裤子。对了，他还说，兜帽要一直戴在头上。”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雷吉和帕桑医生是这样穿戴的，他们将兜帽竖起来，绑得紧紧的。“为什么？”我说。“理查说我们现在在三支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帕桑说，“而且他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还有瞄准器。芬奇羽绒服上的气球布是灰白色的，比起灰色的沙克尔顿外套，这种衣服在北坳和北部山脊前沿白雪的映衬下，更难看清楚。”

“好吧。”我们都穿上了冬天的迷彩服。也不知道今天还会有什么惊喜，我想。“给。”雷吉说，“两热水瓶温度适宜的热咖啡。你可以跟J.C.和理查一起喝。”

我将热水瓶放在羽绒服的大口袋里，一只手拿着长冰镐，另一只空余的手里拿着那把迷你卫瑞信号枪。我匆匆走过北坳，往冰脊跑去，一直都没忘记低下头。我感觉那种蹒跚走路的姿势挺傻的，但想到自己正成为狙击手的靶子，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J.C.和理查没在冰脊上，而是靠近北坳的冰壁上方，离绳梯的顶端大约40英尺的距离。我扑通一声趴在他们旁边，将热水瓶递给他们。

“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杰克。”理查说着拿过一个热水瓶，放在雪地里，另一只手继续稳稳地拿着那个大望远镜。我忘记从四号营地把我的杯子带来了，不过，J.C.把他的杯子给了我。

“天破晓后他们就开始不老实了。”让-克洛德说，“忙着埋尸体，把帐篷烧成的灰烬撒开或埋起来。”

“埋起来……”我说，也用望远镜看了看。

下面的三号营地一片狼藉，一共八个人，脸上不是缠着白色的围巾就是手帕，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户外外套，确实正在拖拉最后几具被谋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其他人则将前一天晚上大破坏后留下的灰烬和碎屑铲到大油布上。

“要是有人能将我那个恩菲尔德的瞄准器拿回来，我愿意给他1000英镑。”理查小声说。

“他们为什么……”我说。

“德国人不知道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是明年还是后年来这儿。”理查说，终于将望远镜拿了下来，拧开了热水瓶的盖子。让-克洛德已经喝过了热气腾腾的咖啡，递给我他的杯子。“但他们不想留下杀人的证据。”理查继续说，“德国人特别擅长掩人耳目。”

“他们把那些东西埋到哪里去了？”我小声说，努力地回想所有夏尔巴人的名字。

“可能埋在冰塔那头，西侧冰碛石边缘那道很深的冰隙里。”理查说，“咖啡的味道不错。”

“所以他们把证据处理后就来对付我们吗？”我说。

“几乎可以肯定。”理查说。

我伸长脖子，看着湛蓝的天空，清新、静谧的空气。珠峰北壁在我们头顶若隐若现，宛如一个难以驾驭的舞台道具。“现在既没有风也没有云，我们的优势不在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没错，”理查说，“但今天是登顶山峰的好日子。”

我不大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并没有笑。

“除了你的步枪之外，他们手头上还有我们放在大本营的两把猎枪。”我说，“你说你那把改进版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射程达到550码，最大射程超过1000码。”

“北坳也就在他们上头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生气地说，“这里全都在那把步枪最大射程范围内。即使我们爬上北部山脊，也会在他们的射程内。”

理查点点头。“但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角度来瞄准我们，杰克。我怀疑那个拿着我的狙击步枪的德国人现在就在三号营地下面，那也是冰川的制高点，他想在那里瞄准我们。但北坳太高了，他们没法看清楚上面的我们，况且我们也不会站在边缘。所以目前来说，他们在有效射程里看不清我们。只要我们不把头从冰脊线上伸出去，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开枪。”

“可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头伸出去了呀！”我说，有点儿激动了。“我们就像打靶场的鸭子一样把头伸了出去！我是说，他们难道连望远镜镜头上的反光都看不到吗？”

理查往东边指了指。“没这么快，杰克。太阳仍在东北山脊和山顶那边升起，不是在我们后面就是在我们右边。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使用望远镜的时间和地点。至于你说会看到我们的头伸出去……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和让-克洛德建的那个小冰雪隧道了。尽管那玩意儿让我们的视线受阻，但可以让我们身在暗处，也让他们很难直接发现我们。”

“你看来相当自信。”我没好气地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有信心。”J.C.说，“但我觉得理查说得对，我们不大可能成为他们步枪的靶子，至少在我们开始沿北部山脊的雪地往五号营地爬的时候不会。”

“既然我们在白天露面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晚上爬山？”我向理查发难。

“因为，”他说，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恶气，“我们在离开北坳之前想干掉几个德国人。”

听到这话，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怎么干掉？用你那把偷来的鲁格尔手枪，那里面可只有两发子弹，你就想对付八个还是十个德国人？难不成等到他们从我们特意为他们留下的绳梯上来后，用我们的信号枪向他们射击么？”

“不是这样的。”理查说。

“那我们要怎么‘干掉几个德国人’？”我说，“朝他们扔石头吗？”

“你差不多说对了。”理查说。

我只是傻傻地盯着他。突然间，一个想法让我肚子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你们在冰雪隧道里注意外面的动静，怎么能知道德国佬会不会在冰壁上凿出踏脚处，上到我们东面几百码出的北坳？”这样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像是已经看到这一幕似的。

“要是他们在凿踏脚处，我们能听见响声。”让-克洛德说，“而且，他们这会儿正忙着清理犯罪证据，把尸体抬过去掩埋，即使冰隙就在他们旁边，在21,300英尺高的地方干这活也不轻松。他们还要掩盖在大本营杀人的事儿，更别说还要把一号和二号营地的证据收拾干净。我和理查觉得他们肯定到下午才能掩盖那些犯罪证据。”

“但那个狙击手肯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现身。”我说。

“没错。”理查说。

我径直看着他的眼睛。“如果你是那个狙击手，你会怎么办？你现在会藏在哪儿？”

理查将烟斗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叼在雪白的牙齿中间。他没有点燃。我从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到他抽烟斗。

“要是我的话会在半夜登上章子峰的山坡。”他冷静地说，“找个隐藏的射击点，或者待在靠近24,800英尺高的山峰上，一直等到破晓，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北坳上，那里全在他的射程和视线范围里。我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上面安装一个十发容量的弹匣。如果是我，都不用换弹匣就能把我们全干掉。”

我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接着，我猛地抬起头，眼睛紧张地扫视头顶西侧章子峰白雪皑皑的陡坡。

“你怎么知道那个混蛋现在没在那边瞄准我们？”我问。

“因为我们是今天凌晨4点30分就到这儿的，一直看着章子峰上面是否有灯光。”让-克洛德说，“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希特勒的手下纵有本事，也不可能趁着夜色爬上这么险峻的山坡。”

“可现在天早就亮了……”我说。

“我们一直都在观察。”J.C.说，“什么情况也没有。我们看到了一个德国佬，那人个子很高，拿着理查那把带有古怪瞄准器的步枪，消失在了冰塔里，朝冰川的小路方向走去。其余人则在忙着抬被他们射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将灰烬以及我们剩下的帐篷和板条箱铲走、打扫干净。”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当过兵，所以，我不懂得这些策略，更不用说战略战术了。但那一刻我真是怕得要死，即使在登山或者爬上冰壁时，经历的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也没这么怕过。理查像是能读懂我的心思，或者看懂我的表情似的，再次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杰克。我向你保证。记住，他们是德国人，向来自高自大。他们今天肯定会来对付我们，肯定会从我们留给他们的绳梯上爬上来，他们几乎确定我们没有可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武器，所以没什么防范意识。到时候，我们尽可能多干掉那些兔崽子，再战略性地往山上撤。”

听到这话，我还是笑了。我笑得很惬意，笑得很大声，三号营地那些身穿白色外套、正拖着我们朋友尸体的人没准儿能听见。但这并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

“怎么啦？”让-克洛德问道。

我忍住笑声，但仍然咧着嘴。“只有我的朋友理查・迪肯，这位本可成为沃特伯里侯爵和世袭贵族的人，”我说，“才会将攀登珠峰称为‘战略性撤退’。”

11

那天下午5点左右，德国人果然气势汹汹地奔我们而来。他们在洞穴探险者绳梯下面的陡坡上凿出踏脚处，因为我们已经将固定绳索拿了上来，他们到绳梯下面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理查仍然相信他们会匆匆爬上绳梯，用他们带来的步枪和自动化武器压制我们，将我们消灭在北坳上。我们猜想，卡尔・巴赫纳死在冰隙后，应该不会有超过十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德国人了。他们会将我们杀光，把我们的营地埋了，把灰烬（以及我们的尸体）埋在最近的冰隙里，然后在天黑之前回到我们三号营地下面隐藏在冰塔中的营地里，正好可以赶上他们吃晚饭的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理查说。

一开始，他们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六个人在我们之前安放固定绳索的陡坡上凿踏脚处，一直在我们手枪的范围之外，距离这么远，理查可不想浪费那两发宝贵的子弹。不久，六个身穿白色外套的男子都聚在了绳梯下面。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我在山脊东侧约20码的雪脊里挖了几个观测孔，让-克洛德在山脊西侧约20米的地方也挖了几个。现在，我们在东西两侧都有了很好的观测点。至少没有人可以在别处凿出踏脚处，经1000英尺高的陡坡上到北坳偷袭我们了。

J.C.吹了声口哨，我看到理查戴着白色兜帽的脑袋从悬崖边缘覆盖着白雪的崖径后面探了出来，不过，下面的人自然没办法看到他，就连冰塔里或者冰川上的狙击手都不可能看到，让-克洛德举起两只戴着手套的手，六根手指头一晃，做出攀爬的手势。

他们终于上来了。一共六个人。当然是全副武装。

这天，我们五个人可是一点儿也没闲着。帕桑和雷吉正在依照理查的指示行事，或者至少在按照理查那天早上提出的计划行事，他们已经拔了营，将四号营地重要的东西放在五个背包里收拾好了，带上一些很重的物资，其中一个包裹里面装有我们从营地里找到的温伯尔大帐篷，接着便在山坳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冰隙。他们前一天晚上将我们拖上来的包裹从冰隙里放了下去，然后又将紧紧绑好的帐篷和支柱放进了漆黑的冰隙下面，又把雪踢到用来固定的桩子上，遮盖起来。要是顺着我们留在北坳上的靴印努力寻找，这些储存的物资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他们没理由去找——我们设了诱饵，在四号营地留了一个氧气罐和两个米德帐篷，考虑到日耳曼人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肯定会当即一把火将东西烧掉。

当我问理查帕桑和雷吉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找到珀西的尸体，再从这边下去的话，我们需要食物、装备、衣服和炉灶。”

如果？我一下慌了。还要从这边下去？珠峰上还有别的下山路线吗？

这些问题我还是将来再问吧。

这个时候，有三把被敌人偷去的步枪正瞄准我们，还听到类似斯迈瑟冲锋枪的枪向我们开火的声音，我只好把脸和身体埋在雪里，因为不能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他们的子弹嗖嗖地打到冰墙和崖径上，离绳梯末端所在的冰脊两端也就60码的距离。还有别的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

我惊讶地发现——没人告诉我（我也从没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子弹近距离飞过时发出的声音像极了夏天农场里白木蜂箱中蜜蜂的嗡嗡声。

这是生平第一次有子弹向我飞来，尽管子弹离我躲藏的崖径尚有一段距离，但那种身体反应既古怪又有趣：我很想藏在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人后面，甚至想躲在我自己后面，我最初的想法是将自己埋在北坳的雪里和岩石堆里，直到完全逃离这里。

这就是战争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战争爆发时懦夫的表现。

我不再往下面钻了，强迫自己稍稍抬起头，望过去。

我、J.C.和理查这天真是一刻都没闲着：一直盯着下面的德国人。对了，那天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帕桑和雷吉来了，我们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一直弓着腰，将我们找到的大冰块往冰脊上的崖径后面推，那里也是马洛里和以前的探险队搭建四号营地帐篷的所在地，现在，我们的绳梯末端就放在那块冰脊上。

前一天晚上，山谷里云雾缭绕，理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一根10英尺长的奇迹绳绑在绳梯的支柱上，将新的桩子打进山脊后墙附近后，又将旧桩拔了出来。这活儿对于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可不轻松，何况还在这么高的地方，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但理查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搬运、装载、绑系我们用J.C.的自行车装置拉上来的重物。

这会儿，那六个德国人一只手攀着绳子，另一只手则朝绳梯尽头的崖径和冰脊开枪，我从观测孔里发现他们拿的多为鲁格尔手枪，但也有几把我不认得的半自动手枪。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但有狙击手的掩护，而且他们还不停地用火力压制我们，令我们没办法来到绳梯顶端，所以肯定觉得非常安全。

我感觉这样的场景很像中世纪敌人的骑兵爬上城墙攻城长梯的情形。北坳现在正是我们的城堡，但从绳梯上爬上来的可不是骑兵，而是德国纳粹。

让-克洛德对理查、雷吉、帕桑做了做手势，告诉他们德国人爬到多高的地方了，他们这会儿正趴在山脊和绳梯正上方的崖径后面。五个手指头和一个拳头表示50英尺，六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以及八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都各有所指。

我们的那根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一共是115英尺，他们马上就要爬到顶端了，一路爬的时候，只要觉得哪里有动静，他们就会朝哪里开枪。那几个狙击手正用步枪瞄着山脊上绳梯末端附近的崖径。我不知道斯迈瑟式冲锋枪发出的子弹往哪边飞，但子弹不停地在我身边发出嗖嗖的声音，我怕得要命。我听见理查那把狙击步枪正在远处的冰川上时不时放一枪。

我承认我非常害怕。

不过，还没有吓到手足无措的地步，理查吹了两声口哨，我很快照他说的做了。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趴在那里，往后面退了好几步，往山坳里面走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帕桑和雷吉正在等待的大冰块中间，然后往上朝山脊上面的崖径滚去。

J.C.还没来到崖径上，就从我们之前挖出观测孔望去。他伸出一个拳头，告诉我们德国人还在往上爬，然后，他伸出八根手指，告诉我们德国人离绳梯的顶端不到20英尺了。

现在，我真是有点儿六神无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往上一跃，跳过崖径，滚到冰脊上，很快半滚、半爬着朝冰脊的后墙爬去。

子弹射在了我上面五六英尺高的冰壁里，锋利的碎冰溅在脸上，感觉生痛。更多的子弹击中了我前面的冰脊边缘。但理查说得对，只要我趴低点儿，即使带瞄准器的恩菲尔德狙击手也瞄不到我，当然，我总得离开这个该死的冰脊，我心里想。

但这也是先前计划好的。

“快点儿。”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一边挪到让-克洛德那堆大东西后面，其实就是一堆用螺栓拴好的金属起吊装置，那玩意儿还带有自行车座、车把、滑轮、法兰盘、长长的金属支架。“我们只有几秒钟时间。”

我点点头，我们将绑着冰爪的靴子放在之前练习的地方，背靠在后面的墙上，我们蜷曲着腿，用尽全力往前推。

那辆带有滑轮的大自行车滑过我们用冰镐挖出的两个导沟中间。我们甚至把之前融化的雪水放在四个热水瓶里，撒在峡谷里做了一个滑道。

这个用螺栓组装起来的金属自行车有几百磅重，很容易滑出去，在拿走最后一块支撑架时，理查不得不冒着中枪的危险站起来扶着。

理查刚刚趴下，子弹刷的一下齐射过来，打在冰脊的后壁和上方壁架的雪里。

我们下方的人发出惨叫声，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远。子弹仍旧嗖嗖地朝我们射来，但现在朝我们开枪的人比之前少了。

J.C.伸出三根手指。他那辆带滑轮装置的爱车将绳梯连同三个德国人都带了下去。从绳梯上掉落的距离可不短，先是几百英尺的垂直冰壁，尔后则是冰壁下面几百英尺的陡坡。德国人的尖叫声终于停了。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但J.C.刷地又向我们伸出三根手指，意味着至少又有三个德国人朝我们爬过来。除非他们没有用绳梯，我脑中蹦出这样的想法，像是在祈祷，感觉怪怪的。

让-克洛德从躲藏的地方挥了挥拳头。

另外三个德国人仍在往上爬，他们攀爬的时候显然将双手都用上了，因为绳梯掉下去的方向已经没有发射子弹了。

“抓住我的脚踝！”理查说。

我将冰爪尽可能深地插入壁架，尽量用力抓住理查的脚踝，这么多年的攀岩经历使我的手和手腕变得非常强壮。不过，之前我们在山坳上平坦的冰雪地里练习的时候似乎要容易些，理查就像杂技演员一样往前滑动，他穿着那件灰白色的芬奇夹克，肚皮贴在地上，滑过我们为J.C.的滑轮自行车建立的光滑冰道。

我尽可能深地将我的冰镐插进后壁和壁架之间的接口处，右胳膊紧紧地抓住冰镐。即使这样，我还是往前滑去，几乎就要从壁架上掉下去。最后，我的冰爪插得更深了，右臂的肌肉和韧带差点儿撕裂，但在我的努力下，理查疯狂的下滑终于停下了，但是，他的整个上半身几乎水平悬挂在了壁架外面。

他用了两到三秒钟的时间，慢慢用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瞄准，我能想象最上面的德国人那张白色的脸，也许他正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抬头看着在他上方20英尺高的理查。接着，那把鲁格尔手枪响了，与此同时，步枪子弹击中了理查附近的冰壁。狙击手显然很紧张，生怕射中他们自己的人。现在，绳梯上还剩下两个人，但理查等在那里，那几秒钟像是格外漫长、恐惧似的。他终于将第二发，也是最后一发子弹紧贴着垂直的冰墙，往下射了出去。

“撤！”他大声喊道，我疯狂地拖着他的脚踝，抓住他长筒羊毛袜下强壮的腓肠肌，接着是大腿和臀部。最后，他终于跟我一起回到了冰壁底下。

“两个人都掉下去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没过多久，他又大声说道：“雪球！”

所谓的“雪球”其实只是冰块，但每个至少重30磅到40磅。之前我们在那里等得无聊，于是干脆花了不少工夫去找这些雪球，然后又将这些冰块做成的“弹药”全都滚到了崖径后面。

我和理查慢慢滚动冰块，尽量减少其对壁架造成的冲击，不过就算冰块掉落我们也不会介意。接着，我们走到笨重的雪球后面，将雪球往冰冻的滑道上踢去。每次我们一吆喝，雷吉和帕桑都会将大冰块往我们这边滚，我们先将冰块固定在滑道上，然后走到后面，瞄准后再踢出去。

我们在“弹药库”里准备了12个这样的冰块，全都踢出去了。绳梯开始的地方下面有900英尺左右的陡坡，极易造成雪崩。

让-克洛德飞快地冲了过去，趴在观测孔那儿。那把斯迈瑟式冲锋枪已经不再向理查射击了，这说明这种全自动武器的枪管热得很快，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只有不紧不慢的步枪声偶尔会打破喜马拉雅山的沉寂。

“又有四个德国人掉下去死了。有个家伙大难不死，没有滑下去，然后又跑到绳子那儿，再次往上爬了。”让-克洛德大声喊道，“他爬得很快，大概已经爬过一半的距离了。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差不多爬过绳梯三分之二的距离了。”

理查点点头，拿起那把他插在壁架后壁下面的消防斧，数到十，刷刷两下，便将两根用来固定绳梯的绳子砍断了。

下面传来一声长长的尖叫声，听起来让人格外安心。

“快！”理查大声说，我往壁架的西端跑去，跳入我们之前挖出的藏身所，滚到崖径后面，子弹呼啸着飞了过来。几秒钟过后，理查也跳进了东端的矮沟里。

我和理查总算躲在高高的崖径后面，跟J.C.、帕桑和雷吉会合了，我们做了个手势，告诉大伙儿，谁也没被枪打中。

“我一直都在观察，”帕桑医生说，“死了五个人，包括从绳梯上掉下去的那个。还有一个还在翻滚，但我确信他的脊柱肯定断了。其他人也受伤了，那个拿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德国人和另一个人迅速从冰塔里跑了出来，帮助他们回到了躲藏的地方。”

“如果他们跟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样，有12个人。”理查说，“再除去雷吉昨晚干掉的巴赫那，那五个人中肯定会有人害怕。”

“你觉得他们会就此放弃、离开吗？”我问道，感觉心脏怦怦直跳，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

理查看着我，那表情就像我刚才放了个屁。

雷吉回答道：“他们不会放弃的，杰克。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找到了珀西和梅耶的尸体，取回了他们身上的东西，但他们不愿像我们这样冒险。如果再次失败，他们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德国，回不了欧洲。纳粹党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已经跟死人无异了。”

“天哪，”我小声说，“梅耶交到你表弟手里的到底是什么，雷吉，难不成是圣杯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杰克。”她说，“但对于西吉尔的政党来说，远比圣杯重要。”

“德国佬还会再次爬上来的，”让-克洛德说，“最有可能在北坳崖壁的好几处地方同时开始爬。他们现在很可能还不止五个人。今年他们显然全部出动了。那些家伙往崖壁上爬的时候，狙击手会在后面掩护他们。那把步枪相当厉害，再加上还有一个相当厉害的瞄准器，理查。”

理查咕哝了一声。我知道他在责怪自己不该将步枪留在前进营地。

“你觉得他们今晚会再来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了。”理查说。我们正使用那个特意留在这里的氧气罐，正轮流戴上面具恢复体力。轮到理查的时候，他深吸了几口“英国空气”，再次说道：“在没有到涉足过的冰坡上凿踏脚处，不管他们在哪里凿，都得要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天早就黑了。而且他们还得爬上最后100英尺左右的垂直冰壁。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摸黑去爬最后那段垂直的冰壁。”

“那些德国佬可能不知道理查拿到了巴赫纳那把只有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让-克洛德说，“你刚才开枪没准儿已经将他们吓个半死了。”

“正因如此，他们更会趁夜登山。”我说，吸几口氧气，又从热水瓶里喝几口咖啡，如此反复。经历过生平中第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我承认感觉……很奇怪。我竟然不知道战斗结束后，人会同时感到兴奋和莫名的沮丧。但我知道自己最强烈的反应是什么了——活着的感觉真他妈的好。

“可是，他们在攀登艰难部分时，肯定会将手电筒绑在脖子上。”理查说。他的声音就跟我的一样沙哑。“要是巴赫纳的那把枪里还有八发子弹，肯定够他们八个喝一壶的。”

“你的手枪的枪法也很准吗？”雷吉问道，“当时除了胸灯闪烁外，你的枪可是对着一团黑漆漆的地方，而且天气那么冷，你的身子还挂在深渊边缘。”

“还行吧。”理查说。

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笑。他们好像在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感觉一丝嫉妒，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

“那我们还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吗？”J.C.说。

“是的……除非有人反对。”理查说。

谁也没反对。

“要拿到上面去的背包和别的装置都准备好了，是吗？”

“是的。”雷吉说。

“那我们现在就带上物资，朝五号营地出发。”理查说。

我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问我是否可以先去上厕所。“天还没黑。下面那个用你那把恩菲尔德步枪开火的德国人枪法还行。他会不会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地上，从冰川上可以看到我们时，一个个把我们干掉？”

理查看着珠峰将落日遮住的山峰和山脊，“黄色地带”、山顶上的砾石，以及北部山脊都闪着明亮的光。不过，山的其余部分和我们现在所在的北坳都处于阴影下。

“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坡时，肯定差不多天黑了。”他轻声说，“我们就不需要用绳子绑在一起了，而是要像今天早上商量的那样，采取不同的步调，采用横切方式往雪坡上爬，直到走到固定绳索那儿，不要开灯，甚至连头灯也不要开。”

“等到了固定绳索那儿又该怎么办？”我问，“我们到时候肯定得使用头灯，那时候天就已经很黑了。可我们不还是在位于冰川上的德国狙击手的射程范围内吗？”

“没错，我们仍在那把枪的最大射程内。”理查说，“但我们只有到了固定绳索所在的险要地带时才打开头灯，杰克。我们可以借助星光、本能和J.C.的祝玛装置登山。”

“太好了。”我说。

“本来就不错，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除了你的咳嗽还没好之外，我们的感觉似乎都不错。现在我们已经适应了——至少适应了这部分的攀登。在星光下登上珠峰肯定是任何登山者梦寐以求的事。”

“只要不是绝唱就行。”我边咳嗽边说。

“我还是给你些止咳药水吧，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说，“但不会给你太多了。我们可不想你因为喝了可待因而变得昏昏沉沉。幸运的是，我这里还有颗药丸，可以防止你打瞌睡。”

“晚上我们可能都需要这种药丸。”理查说。

“我们要摸黑爬上五号营地吗？”我问，因为咳嗽了一整天，再加上肾上腺素激增，我感觉实在太累了。

“不是的，亲爱的杰克。”雷吉牵着我那只戴手套的手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到时候会在五号营地搭建大帐篷，休息一下，然后将大帐篷收起，赶在黎明之前上到六号营地。”

现在我记起整个计划了。真是活见鬼，妈的，我几乎将这话说了出来。但因为有女士在场，而且还因为我是名哈佛毕业生，算得上一名绅士，但主要还因为当时只是1925年，我这才没有大声骂出来。

我们互相靠在一起，支撑着各自的身体，低着头，踉踉跄跄地朝四号营地以及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出发了，我们接下来的登山经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12

1925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从23,000英尺的三号营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号营地，攀越了位于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攀登了南极的幽冥山。除了这一个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没有比那个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让我享受的攀爬经历了。在那个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极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山时我的身体享受到了无限乐趣，而且和我钟爱的朋友们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无比喜悦。

当然了，后来我很想知道，帕桑医生给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对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觉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隐隐意识到，我依旧感觉喉咙里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锯齿状金属物，可我的咳嗽已经减轻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轻易使用氧气罩，所以那种奇怪的感觉也就不再那么困扰我了。

我们并没有用绳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开，依旧没有打开头灯和手电筒，从北坳上方那道山脊处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带脚下开始攀爬，然后恢复成一条直线，并且使用祝玛装置扣牢在固定绳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们在所有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装了固定绳索。

我们并没有像登山队在深雪中开路时常做的那样轮流领头攀登，而是轮流殿后。因为最后一个人要承担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从带孔眼的桩子上松开的每一段固定绳索，把绳索卷成圈，绕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开下一段绳索为止。

“啊……”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更换起确保作用的最后一位登山者，让-克洛德说，“防止后面的德国人顺着固定绳索追来，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绳索都没有了，我们自己下山的时候不就难了吗？”

“到了五号营里，在继续往上攀登之前我们会有五分钟休整时间，那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理查说。就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攀爬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戴氧气罩，也没有打开流量控制阀。我们拿了很多吸氧装备，所以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么节省氧气。

我们继续推进。现在没有一个人使用罐装氧气，尽管五号和六号营地里藏有备用的吸氧装置和氧气罐。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要尽量节省氧气，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场。

我们听到下方远处的河谷里传来了两次步枪枪响的遥远回音，可我一直都没听到子弹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弹跳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我身边飘过，而这嗡嗡声根本不是蜜蜂发出来的。理查“体贴周到”地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上装了望远镜瞄准器，德国人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我们。即便如此，理查说在夜色下也不可能从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脏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们再一次调换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尔顿夹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并且把帆布防风裤穿在羽绒绑腿外面，所以浑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们保证，与其担心在这么远的距离被步枪击中，还不如担心闪电、岩崩或雪崩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后两者是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如果我不是因为药物而进入了近乎狂喜的状态，我心里或许真的会七上八下的）

按照计划，我们在五号营地休息了五分钟，把氧气流量开到了最大，可随后我们在那里又用了十五分钟拆卸雷吉的大帐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铺地防潮布几部分，分别装进我们的背包里。那里的氧气装备太多了，我们背不走，所以我们又花了更多时间费力地把它们拖拽出大约五十码，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区，藏在一块巨大的三角形砾石后面。如果下山时我们需要找这些“英国空气”——当然了，假设我们可以活着下山的话——那么这块砾石的奇特形状会是我们唯一的引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来标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国人。

我们把那里沉重的固定绳索收回，将其中大部分卷起来后和吸氧装置一起藏在那块岩石后面。我们每个人都把150英尺长卷成圈儿的奇迹绳背在肩膀上或放进背包里，虽然在这一段的攀爬中我们依旧没打算用绳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别难攀爬的地段，我们只能靠这些绳索摆脱困境。

我们把雷吉的大帐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满的氧气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们背包里的氧气罐换成满装的。然后以横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这些之后，我们都开始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我终于把一直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没有了固定绳索，我们怎么下山？”我问理查，“下山的时候，我们要从那块三角形岩石和上面我们所有藏绳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绳索，重新布置起来吗？那样我们八成会被累死。”

“这算是个解决办法。”理查边吸氧边说。他终于和除帕桑以外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开始使用“英国空气”了。“如果德国人放弃了，或者我们能把他们全都杀了，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返回。”

“我们还可以怎么下山？”让-克洛德问，“从东北山脊不可能返回嘉措拉山口，理查。那里只有一面近乎垂直的刃状山脊，布满了檐板、山脊刃岭、尖柱形石，还有上千英尺的陡坡。下降到北部山脊另一边的康雄冰川也不可能，那里的落差足有10,000英尺。所以，除了摔下去，你有没有考虑其他的下山方式？”

理查靠在他的长冰镐上，他背负的大量装备比他的头还要高。他对J.C.坏坏一笑。“我正在考虑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他说。在这个神奇的夜晚，只有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

“横切攀登。”让-克洛德说，他先是看了看珠峰峰顶的那面山壁，然后又看看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大深峡谷的山壁。“依我看，不能从诺顿的峡谷下山，”他说，“那里下方几百英尺处有一道近乎垂直的陡坡，不过还没到那道陡坡，我们没准就被雪崩卷走了。无论是在北壁上或是在北壁另一边，我们都不可能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下山，理查。”

“说的没错，”理查说，“可如果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从北峰穿越到南峰，然后下降到南坳，到达马洛里命名的西库姆冰斗，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不过我可以看到雷吉洁白的牙齿在星光下闪着光。处在理查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之间，我突然冒出一种感觉，仿佛我们是被两匹饿狼带到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上。

“这……太疯狂了，”我终于说道，“北峰和南峰之间的那道山脊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从第一台阶到北峰这一面之间的山脊是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即便我们登上了珠峰的最高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来到了南峰——我想这倒是有可能的，而从南峰下到南坳可以说绝无可能了。从来没有人见过那道山脊，更不用说尝试攀登了……向上攀或向下爬都是一样。”

“的确如此，我的朋友。”让-克洛德严肃地说。

“让我们在去六号营地的途中接着讨论吧。”理查说。

“我看到三号营地有隐约的灯光。”雷吉说。

“德国人开始摸黑在那道连通北坳的冰壁上开凿踏脚处了，天快亮时他们就会登上来。”J.C.说。

我很想继续讨论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穿越珠峰顶峰两面山壁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真的没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们把背包背好，把一顶倒塌的米德帐篷和另一顶被砸漏的米德帐篷留在原来的雪地上，再一次迈开沉重缓慢的步伐，攀登这座陡峭的山脊斜坡。我们几个人很幸运，在五号营地上方不到200英尺处，我们再一次找到了固定绳索。理查再次殿后，承担起了最沉重的工作，在我们向上攀爬时负责收回固定绳索并将之卷起来，而我们其余人就把祝玛装置钳牢在粗绳索上，开始滑动这个装置，向上攀登，拴在一条绳索上的我们每走四步就要停下来喘粗气。

我们都在使用理查曾经教过我们的“马洛里技巧”：尽可能深吸一口气——尽管我们心里明白，在海拔8000米以上，压力不足，所以无法吸足氧气——凭借这口气走出四步，然后停下来，喘气，如此往复。

就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曙光中，我们五个人不停地向上攀爬。

13

在我们的“六号营地”，雷吉搭建了唯一一顶双人米德帐篷。在一路攀爬的过程中，我们连帐篷的影子都没看到，而且我们在北壁之上移动了很远一段距离，甚至已经过了我们印象中的营地所在地，却依旧不见那顶帐篷的踪迹，不过雷吉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地方。在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星期二，我们在那里留下了备用氧气罐和一点点食物，然后才分散去北壁寻找尸体，而且那里还有星期一晚上用过的两个睡袋。在从北坳出发之前，我们在四号营地融雪煮了热水、茶、咖啡和其他一些不冷不热的饮料，现在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背上。

“看上去舒服极了。”理查看着那顶小帐篷说。这顶帐篷搭在一块呈40度仰角的砾石顶上，周围有两块更大的砾石。北部山脊上的这段攀登距离位于黄色地带下方不远，遍布填满了岩石的沟壑与迷宫一般的大块砾石。可是，四天之前，不过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儿了，雷吉决定把我们的六号营地建在这个距离山脊线只有数百英尺的地方。在山脊之上，连一块近乎平坦的地方都没有。

曙光逐渐照亮了东北山脊后面的整个天空，此时尚未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之上，过不了多久，阳光就会直射到珠峰顶峰。珠峰顶峰就在我们西面1英里远的地方，比我们高出2000英尺。

自从离开五号营地以来，我们第一次摘掉背包，瘫坐在上面，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以免背包或我们自己掉下这面如陡峭屋顶石板一般的板岩山壁。我们都累坏了，而且我感觉可待因和苯丙胺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咳嗽回来复仇了。

现在只有J.C.的望远镜在外面，所以我们轮流使用他的望远镜，轮到我的时候，我拿起望远镜开始寻找今天妄图杀掉我们的那几个人。从北坳到北部山脊，又到更高处五号营地里闪烁微光、还有虽已倒塌却依然清晰可见的绿色帐篷，我们仔细察看了所有能望见的地方。但都没有发现有人。

“没准儿他们放弃了，打道回府了。”我一边撕心裂肺地咳嗽着，一边说。

雷吉摇摇头，伸出手一指，手臂直指正下方。“他们正从四号营地出发，杰克。我看到了五个人。”

“我也看到五个，”理查说，“其中一个似乎背着一个背包，我的步枪挂在这人肩上。这人有可能是西吉尔，除非他带了一个经验更丰富的狙击手来……这还真有可能。”

“他妈的。”让-克洛德轻声说。

“这群混蛋。”我说。我意识到理查不再把望远镜对着下面，而是望着北壁另一边和珠峰最高的顶峰，在研究着什么。“在寻找传说中的横切攀登路线吗？”我说，这句挖苦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是的，”理查说，“肯・欧文斯曾经说过，在两面顶峰之间的山脊线上有一道非常凶险的台阶，从他在坤布谷中的居住地提扬博泽，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一道该死的岩石台阶，就和据说无法攀登的第二台阶一样，而第二台阶就在我们上方的东北山脊那里。不过肯说了，这道山峰之间的岩石台阶只比下坡一侧高出了大约40到50英尺。”

“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那里根本是无法攀登的，理查。”J.C.说。

“也许吧，”理查说，“不过我们也不是非要攀爬那里，让-克洛德。如果我们能翻越这一面的顶峰，我们就可以下山。我们只需要使用绳索从那道该死的台阶下来，然后向下爬到南峰，从那里下山就可以了。”

没有人说话，不过我怀疑其他三个人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我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更甭提攀登1英里长的东部山脊和两道主要台阶了——据说，在我们右上方的第二台阶根本“不可能攀登”——更不用说陡峭的顶峰三角岩和真正的檐板顶峰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用不了多久我们是不是就得担心西吉尔或其他什么人会拿着你的步枪朝我们开火了？”我问，真希望能换个话题。

“我觉得那个拿着我的步枪的人会精心挑选时间与地点向我们射击。”理查说。

“这毫无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要这样？”

“因为他和我们都在寻找相同的东西。”理查说。

“逃离纳粹狂热分子的魔掌？”我说。

理查摇摇头。“是梅耶和布罗姆利带在身上的东西。”

“我相信，一年之前，布鲁诺・西吉尔犯了一个错误，他在错误的地方向梅耶或布罗姆利开枪，也可能他命中了这两个人，我很抱歉，雷吉，可在这个地方，在他们的尸体摔下来或被雪崩卷走之际，西吉尔和他们距离很远，根本不可能把他们拉住。”

“我同意，”雷吉说，“这很符合去年嘉密・赤仁从三号营地附近使用德国望远镜看到的情形。他认为他看到东北山脊上有三个人……后来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而且他还听到了一声应该是枪响的回声。”

“所以说我们应该到那里搜索，”理查说，“要沿着山脊线。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几乎没有人登上过东北山脊。”

“我的朋友，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J.C.说，“这三个人就是西吉尔、雷吉的表弟珀西瓦尔和那个叫梅耶的年轻人。”

“是的，”理查说，“我认为西吉尔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如果真是另一个人拿着我的步枪的话，他也不会允许他的狙击手盲目射杀我们。如果他们在北部山脊或趁着我们以横切攀登方式前往六号营地的途中向我开枪，那我们的尸体极有可能朝着绒布冰川主区摔下去，掉进沟壑里，或者一路坠向下方，滚过北壁，摔到6000英尺之下的东绒布冰川上。在这样摔下去之后，不管他们要找的是什么，哪怕是一份文件，能保存完整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你这说法还真是鼓舞士气啊！”J.C.说。

“所以说，他们并不愿意向我们开枪，除非他们肯定我们不会摔下很远一段距离。”理查说，他一点儿也没有被他自己的推测吓倒，“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只管一直在这些混蛋上面攀登就可以了。”

雷吉揉搓着她苍白的额头。我不知道她的头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疼到了极点。但起码她不像我这样咳嗽得这么厉害。

“什么意思，理查？”她问，“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我们都累坏了。”

“我的意思是，不停地爬到天黑。”理查说，一边朝着我们上方的黄色地带和东北山脊看，并且抬高护目镜。狂风沿着那道山脊卷起浪花溅沫般的雪，把飘雪吹离那两道台阶和顶峰三角岩，而那两道台阶和顶峰三角岩看似近在眼前实际却非常遥远。此时此刻，踏足之处都是雪，或者应该说冰爪之下有很多积雪。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异域。在这个异度空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生命存在。

“我们要么是爬上第一台阶，要么是以横切攀登方式绕过去……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横切攀登方式沿着黄色地带顶端的那道狭窄山脊线绕过第一台阶——然后向山脊线折返，接下来，去征服该死的第二台阶。”理查接着说，“我们就待在这一面的山脊线下方，这样我们就不会把自己暴露给下面的枪手，然后在最后的顶峰三角岩之下，搭建起雷吉的大帐篷，建立史无前例的法-英-美联合七号营地。”

“这有什么用呢，理查？让不可避免的结局晚来一点点？不需要我提醒你吧，德国人有武器，而我们呢，有的只是信号枪。”

“首先，”雷吉说，她这是在代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理查做解释，“前往东北山脊是能找到我表弟珀西的最佳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科特・梅耶花了好几个月偷偷溜出欧洲的原因。这非常重要。这才是我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可是真正找到他们的概率……”我开口道。

“你连乔治・马洛里都找到了。”雷吉说。

我叹了口气。“那块开阔地那么大。说实在的，我可以说是偶然间发现他的。现在我都拿着望远镜观察了十分钟了，可从这里我根本都看不到马洛里的尸体。他尸体的位置我是很清楚的呀。”

到现在我依旧为我们没有埋葬马洛里而感到难过。

“哦，或许我们也可以偶然找到梅耶先生或者我的表弟呢。”雷吉说，“如果我们能爬上北部山脊，至少就可以走到嘉密・赤仁最后看见他的地方。可是在第二台阶上扎营，理查……如果突然刮起狂风，我可不认为我的圆顶帐篷能顶得住。而且那里接近29,000英尺，将会非常非常冷。”

“你们都忘了一件事儿。”我一边咳嗽一边粗声粗气地说。

“是什么，杰克？”理查说。

“你和诺顿曾经把第二台阶比喻成一艘战舰的舰首，”趁着没有继续咳嗽，我费力地说出这句话，“那是一块100英尺高的近乎垂直的岩石。人登不上那里，就连马洛里也不行。在那样可怕的海拔高度，没人能做到。而且，第二台阶下的北壁看上去太陡峭了，根本不可能以横切攀登方式绕过去。”

“你说的不对，杰克。”理查说，“有一个人就可以自由攀登第二台阶的那块垂直岩石。”

我的大脑不停转动，把欧洲和美国所有伟大的岩山攀登者都想了一遍，琢磨到底谁可以接受挑战，能在这种把人吓得屁滚尿流的高度自由攀登第二台阶，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是你，”理查说，“就是你，我的朋友。我们出发吧。”

他再一次背上沉重的包。我注意到，这一次他把氧气罩戴到了嘴上。我们其余人也都如法炮制。理查把两个我们之前留在六号营地的氧气罐放进他那本就超负荷的背包里，这两个氧气罐是满的，非常沉。然后他率先向上攀登那面砾石散布的山壁，朝着特别陡峭的岩石沟壑攀去。经过了这片区域，我们就可以向上穿越黄色地带，尔后进入遍布更多沟壑与岩石的迷宫区域，在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抵达狂风肆虐的东北山脊了。

14

穿越黄色地带从而攀上北壁，之后向东北山脊移动，自从我来到珠峰之后，这可以说是最需要攀登技巧的几个地方。虽然斜坡更陡，岩层带来的挑战更严峻，甚至摔下8000英尺陡坡的可能性加大，我们都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有很多条路都可以穿越迷宫般的突出岩石和积雪，而其中大部分都向上延伸到填满冰雪的陡峭沟壑，而且大多数路都通向死胡同，路上还遍布着危险异常的突出积雪和拦住去路的砾石。理查选择了一条路，他认为从那里走最可能到达一道较浅的斜坡，那道斜坡则会通往一道山脊线，而这道山脊线就在第一台阶那块巨大突出岩石的东边不远处。我们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照我看，一来是因为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平行攀登，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可不是个好习惯，二来是因为在向上攀登陡峭沟壑时，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地把冰爪前爪踢进山壁，把我们的冰镐用力凿进我们上方的山壁中，吃力地靠在上面，大口喘粗气（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吸用罐装氧气，所以变得更迟钝了），然后继续沿着各自的路线，先踢冰爪，再走出令人痛苦不堪的一两步。我们使劲儿踢冰爪，结果大块大块的雪直往下掉。理论上，这样很容易导致雪崩，所以没有人愿意跟在后面。我们全都分散向上攀登，没人真正充当这次攀登的领导者，没有人按部就班地攀爬，就算有人失足开始下滑，也不会牵连身边的人。可不管我什么时候看他们，都能看到理查排第一，处于最上面，他是负责开路的那个人；第二个是让-克洛德，随后是我，接着是帕桑，最后则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她跟在她的夏尔巴人朋友身后向上爬，至少落后于他15英尺。

就在我们快要攀登到这道雪沟最陡峭部分三分之二高度之际，雷吉跌倒了。

那一刻，我正靠在我的冰镐上，低着头，视线越过我的靴子，看着正下方，所以我看到她脚下一滑。她穿着冰爪的右脚踢进一块岩石，而这块岩石貌似是雪下一块坚硬砾石的凸出部分，在攀爬这道沟壑之际，很多次我们都用这样的砾石尖来当踏脚点，可事实并非如此。这块松散的石头从雷吉脚下滚落，她的身体一侧重重摔到山壁上，氧气罩嘶嘶响着从她身上掉下，她立刻向下坠去。

她真是好样儿的，在猛烈的摔落过程中，她紧紧握住她的长冰镐，然后翻滚身体，面部冲下，使身体保持稳定，随后把宽阔的斧刃凿进山壁，开始自我防滑。这完全是一名技艺娴熟的登山者才有的身手，所有动作都在瞬间完成，显得既自信又优雅。

可那个12爪冰爪真该死，在过去几天的攀登中它的作用是那么大，可此刻在她下滑的时候冰爪陷进了雪中，爪尖陷得很深，使她整个人反转过来，长冰镐从她的双手中飞了出去。

此刻她正头冲下沿着沟壑向下滑去，而下面则是陡峭的斜坡和尖厉的岩石。帕桑迅即转过身来，开始迈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步沿着陡峭的雪沟向下走去，可他绝无可能截住她。现在她已经摔下了三分之二的距离，正在加速坠向一道100英尺的陡坡，那道陡坡之下，就是那片宽阔的集水盆地的高点，而我正是在那个盆地底部找到了马洛里的尸体。过了那个高点，她就会不停地向下坠落，直至粉身碎骨，可怕至极。

这时，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做出了惊人之举。

她并没有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用戴着手套的手无助地去抓冰雪来延缓她越来越快的下跌趋势，而是继续沿着越来越宽的沟壑滑坡旋转下坠。不过不知怎的，在她骤然跌向那道陡坡时，她的背包一直好端端地在她身上。她极为敏捷地把手伸向后面的背包，然后拉出两把J.C.设计的短破冰锤。她之前一直用带子把破冰锤牢牢系在装水瓶的侧袋上方。

眼看着雷吉就快坠下北壁最陡峭的悬崖，这时候她确定系破冰锤的腕带已经绕在了她的手腕上，然后使用一把破冰锤的尖端使自己旋转起来，从而可以变成头冲上的姿势，接下来，她扬起两条手臂，把镐头深深插进冰雪之中。在像这样快如闪电的三次劈凿之后，她不再旋转了，可依旧向下滑去。

她又拿着破冰锤劈凿了两次，运用上半身的力量，使破冰锤的尖端深深插进冰雪中，此时她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也都深深插进了冰雪里，就这样，她下滑的速度慢了下来，最后终于停住了，此时她距离下方的那道斜坡只有几码远，而斜坡之下就是整个北壁。

穿着冰爪的理查和帕桑不停地跳跃着向沟壑下方赶去，情况异常危险，不一会儿他们就下去了，而我们痛苦不堪地爬上来时则用了整整大半个钟头。他和帕桑下到雷吉的身边，她依旧四肢展开躺在那里，脸冲下埋在雪中，冰爪扬起。我和J.C.几乎在同一瞬间转过身，想去找他们，可是理查冲我们大喊，让我们留在原地，因为我们损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过了一会儿，雷吉坐了起来，帕桑用绑着冰爪的登山靴给她提供了一个搁脚物，让她坐在雪上的时候不致滑倒，很快她就拿着热水瓶喝了点儿理查之前煮的热茶。

现在依旧没什么风，所以在这道近乎垂直的斜坡上，雷吉在我们下方将近100英尺的地方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和J.C.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真笨，真笨，”她一直喃喃地说，“笨死了！”

帕桑正给她仔细检查，把手伸进她的外层衣物里，触摸她的手臂、腿和躯干。看他这样子，我真后悔自己不是医生。然后他告诉我们，除了一些擦伤和挫伤，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应该安然无恙。

“我们得看看你的脚踝。”理查非常担心地说。人从陡坡上滑下来，如果冰爪把人掀翻，脚踝往往就会扭伤或折断，又或者摔断小腿腿骨，就像我们曾经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清清楚楚看到的一样，而且他死的时候甚至还没穿冰爪呢。正是他那双沉重的登山靴引起了胫骨有创骨折，我们还曾经看到了他白花花的骨头。

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雷吉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晃了晃，抓住帕桑的大手后总算站稳了，然后她说：“很疼，我是说我的脚踝，不过没有扭伤，也没断。”

就在这时，帕桑跪在她面前，好一会儿都没起来，我以为他这是在祷告呢，然后我意识到他只是在把那位女士的冰爪带子重新绑紧。

“你的长冰镐找回来了。”理查说着将之交给她。

雷吉皱皱眉，我靠着冰镐站在斜坡上距离她100英尺的上方，她的侧脸清晰可见，她说：“这不是我的。”

“肯定是你的。”理查说。“这把长冰镐弹到了距离那道沟壑右边底部约20英尺处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雷吉指了指。“我的旧冰镐在那儿，就在这道沟壑的中间位置，半埋在雪里。我居然松开了冰镐，简直笨死了。这是一把新的申克冰镐。”

“你并没有松开你自己的长冰镐，夫人，”帕桑医生说，“它是自己从你的手中扯掉的。如果你绷紧系住长冰镐的腕带，就像你拉紧系在短破冰锤上的腕带一样，在猛烈的扭力下，你的手腕肯定会断。”

“是的，”雷吉心不在焉地说，“可这把长冰镐是谁的？看上去像是全新的，可是木杆的颜色比我的还要深。而且木杆上方约三分之二处还有三道刻痕。”

“三道刻痕？”理查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极了。他从她手里拿过冰镐，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背包里拿出望远镜，开始仔细观察我和J.C.所站的那道沟壑右边的一个较窄狭沟。我这么一动不动地静静站着，每多站一秒，就更冷些，脚尤为如此。

“那里有东西。”帕桑说。

“是的。”理查说，“一个人。或者说是一具尸体。”

这两个高大男子各站一边，扶着雷吉，她穿着冰爪走了十几步，然后他们三个人开始平稳地向上攀登，不过并没有朝着那道我们快要翻过的沟壑爬去，而我和J.C.一直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我们右边那道更窄、更陡峭的沟壑才是他们的目的地。有个人抑或有具尸体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去一探究竟。

15

我耍了点儿小聪明，所以我第一个到了另一道沟壑里的那个人身边。我没有像让-克洛德和其他人那样采取明智的做法，先是从我们所处的那道沟壑爬下去，然后再爬上那道相邻的狭沟，而是拼尽仅余的那点儿力气，自由翻过了横亘在我们所处的沟壑与旁边那道沟壑之间9英尺高的砾石岩脊，落到了那里的雪中。我狂乱地摆动双臂，飞快地把冰镐牢牢凿进山壁里，这才勉强稳住了身体。不过我这种不经大脑的冒险倒是让我先于其他人几分钟来到了尸体边上。

那尸体就在那儿，我立刻就看到它了。而且，虽然在死尸方面我的经验有限，可我还是看出来这具尸体有点儿怪。

这是一个又高又壮的人，仿佛他曾经坐在一块平坦岩石上，而这块岩石就在他最后安息地的上方几码远处，这之后他终于翻滚下来，呈现出一个僵硬的坐姿。

这是一位英国登山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和马洛里一样，他的背上也没有氧气罐或氧气罐背架，他的诺福克夹克外面套着一件厚外套，现在已经被风撕扯成了碎片，还有几层清晰可见的羊毛衣，在他的脑袋右侧有一些皮摩托头盔或飞行头盔的残片，这些残片非常奇怪地堆积在一起，边上还有大羊毛帽子的碎片在不住摆动。他没有戴护目镜，一张脸露在外面。

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觉得这具尸体的姿势奇怪，是因为已被冰冻的他呈现出一个前倾的坐姿，双手握在一起，手指紧扣，要么是在祈祷，要么就是让双手保暖。他的双手挤按在膝盖中间，两只手靠得如此之近，仿佛那只是被冰冻住的一块东西。

我咬着牙蹲下来，仔细观察他的脸。

这是一张英俊的脸，或许还非常年轻，尽管被珠峰高海拔的狂风和烈日侵蚀了至少一年，他的脸已经变得非常怪异了。我依旧可以看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标准氧气罩的挤压下，他笔挺鼻子的鼻梁附近和曾经必定是线条优美的嘴唇的两边都留下了深深的压痕。其实看着他的嘴我就感觉很是不安，因为不管是临死前的呐喊，还是死亡造成的肌腱紧缩，反正他的口张得很大，呈现出奇怪的样子，枯萎的嘴唇向外翻起，距离白色的牙齿很远，棕色的牙龈线裸露在外。

他的眼皮闭着，双眼似乎深深地下陷，仿佛眼球已经没有了，雪霜积聚在他的枕骨眼眶里。这张曾经年轻英俊的脸的右侧几乎完好无损，只是从他的脸颊、前额和下巴处悬挂着一些非常奇怪的半透明条状皮肤。他左脸上的皮肉被割开了，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他摔下来时划破的，可就在其他人赶来之前，我才意识到那只是乌鸦落在这具冰冻的肉体上，用嘴啄开上面的皮肉，啄食底下更为柔软的组织时造成的。就这样，这个可怜人的左边颧骨、左边脸上的所有牙齿和一道道呈褐色的韧带和肌肉组织就都露在了外面。看上去真像是这具尸体的那侧脸正咧着嘴冲我笑，我得承认，那副景象搅得我心神不宁。

他的一半额头和头皮并没有挨着移位的摩托头盔和羊毛帽子，我看到那里的头发很短，而且金灿灿的，透过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看出去很像是白色。我把我的护目镜拉上去一会儿，以便能看得更加仔细，这时候我看清了，那依旧向后梳的短发就是白色的，不过这当然是因为一年来暴露在这么高海拔的强烈紫外线之下，他的头发被漂白成了这个颜色。保存完好的右脸上有一层白色须茬，不过背阴处受损的左脸下颚线附近的须茬依旧是金色的。

我向四周看，想找找有没有背包和摔落时其他被摔成碎片的残余物，不过这具尸体就只背了一个小帆布防毒面具袋，从脖子上垂挂在身前，和乔治・马洛里的情况一样。我挣扎着把突如其来的一阵恶心感压下，再次把氧气罩放在摩托车头盔上，把流量阀调到低挡，吸了几大口氧气，好让我的脑细胞再次活跃起来。

我的四位登山同伴踢着冰爪爬上了这道沟壑的最后几码，在我身边站定，这时候我从尸体边上退后了几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没说话，与其说这是我们有意在对脚边的这位死者表示哀悼，倒不如说是我们都在呼哧呼哧喘气。可以稍后再哀悼死者……现在，我正如饥似渴地吸着加压氧气罐中的氧气，现在的流量正适合15,000英尺的海拔。然后我用力眨了眨眼睛，希望甩脱在我越来越窄的视觉锥面里短暂跳动的黑点。在这个漫长无尽的星期里，自由攀越位于28,000英尺之上的岩脊可算不上我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儿。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是你的表弟珀西瓦尔吗，雷吉？”

雷吉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在开玩笑。然后她看出我居然是认真的，便摇了摇头。之前从斜坡上摔了下去，几缕漂亮的蓝黑色秀发从她那个内衬皮毛的皮质飞行头盔里掉了出来。她也把厚重的护目镜抬到眼睛上方，我想她这样做是方便观察尸体，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比以往的颜色更深了，摄人心魄。

“看起来这人死的时候也就二十岁出头，”雷吉说，“我的表弟珀西去年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珀西的头发，我是说珀西生前的头发是深色的，比尸体的头发长，而且他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演出《黑海盗》时留的那种稀疏的黑胡子。”

“那么，这个人是谁？”

“先生们，”雷吉说，她的声音悲伤至极，“你们眼中所见的正是二十一岁的安德鲁・科明・‘桑迪’・欧文的遗体。”

让-克洛德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做。

我把我的氧气罩向下拉，以便可以说出话来。“我不明白了。我是在700还是800英尺的下方找到的马洛里……不过欧文的身上也有根绳索。而且也是在距离尸体相当近的地方断的……”我没有说下去。

理查四下看看。“你是对的，杰克。”他说。这里高达28,000多英尺，风依旧非常非常小。“马洛里不是从此处掉下去的，并没有滚下黄色地带和那些没有轮廓的山脊及岩石，否则他的尸体的受损程度要严重得多。”

“当时他们没在一起？”让-克洛德问。他的语气夹杂着不同意的意味，这语气完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夏蒙尼登山向导的语气。

“我觉得并非如此。”理查说，“依我看来，他们失足落山的地点在此处之下很远的地方，应该是在黄色地带和那道山脊线下方，就在那些岩石沟壑区域中的某个地方。其中一个人先摔了下去，而且难以置信的是，我觉得先摔下去的那个正是马洛里。”

“理由呢？”我问。

“因为欧文膝盖上的伤。”帕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倒是没注意到这一点。曾是浅色现在已经变成脏兮兮的绑腿上方的衣物都已经撕破了，上面沾满了干涸的斑斑血迹，裸露在外面的膝盖已经成了一堆粉碎的软骨。

“这能证明什么呢？”我问，然后把氧气罩放好。

“证明欧文只摔下去了很短一段距离，而马洛里摔下去的距离较长。”理查说，“不过注意一下，那根八分之三英寸粗的登山绳断裂的地方距离欧文的尸体只有10英尺，和马洛里的情况一样。因此，据我推测，绳子是被尖厉的岩脊割破的，不过他们先是被撞出了内伤，之后绳子才断的。”

“这就是他们的死因？”雷吉问。

“不，”帕桑说，“马洛里先生的死因有两个，一是摔伤，二是夜里的温度太低了。不过，正如我们都亲眼得见的那样，我认为，就算不是因为断腿带来的巨大痛苦，就是因为头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所以他失去了意识，而且他不是在几秒钟之内失去了意识，而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才这样的。至于欧文先生，我相信他是从他站的地方被拉下来的，或许是这里下方某处砾石上的保护位置，在并不长的坠落途中，膝盖被摔得粉碎，相当相当疼，顺便说一句，膝盖粉碎可以说是人体能承受的最疼的伤之一。不过，一来绳子断了，二来或许是听到了马洛里先生在长距离坠落过程中的叫喊声和岩石滚落声越来越小，所以欧文先生向上爬了几码甚至几百英尺，来到了这里，然后他在黑暗之中坐了下来，最后被冻死了。”

“他为什么要上山？”让-克洛德问，“六号营地就在东边山下几百码远的地方。”

“还记得吗，马洛里先生和欧文先生都没有指南针。”帕桑轻声说，“或许马洛里先生在摔下去的时候，正在领头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石迷宫区域，可在绳子断裂之前，他把欧文先生拽下了他的保护位置，致使欧文先生摔断了膑骨。”

“膑骨？”J.C.说。

“就是膝盖骨。”帕桑说。

“可是，”让-克洛德继续刨根问底，“马洛里已经掉下去了，欧文为什么要向山上爬啊？”

“或许是因为靠近山脊的这里还有太阳落山前的最后一丝光线，而欧文被冻坏了，认为到这里来会让他多感受几分钟温暖，可以多活几分钟。”雷吉提示道，“先别管别的了，我找到了他的笔记本。”

她拿出了欧文的笔记本，这个本子在欧文的诺福克夹克胸袋里，而不在那个防毒面具袋中。

我们都围拢过去。正如我们以前所见，桑迪・欧文的拼写简直糟糕透顶，而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失读症患者，可在这个本子上，他使用一支钝铅笔写的大多是缩写语句，读起来简直像是在解译德国密码。

我再次拉下氧气罩。“‘dsdkd 1st btl 3.48 m. in2 asnt aft V jt blw 1st st aft u fl fl 2.2l alwy’是什么意思？”

回答的是让-克洛德。他辨认桑迪・欧文那些缩写潦草字迹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其余人高超，可关于乔治・芬奇、桑迪・欧文、他自己以及他父亲改良过的氧气罐，他却是行家。“离开五号营地，攀登了三小时四十八分钟后，丢弃第一个罐——氧气罐，”J.C.译解道，不过他还没有翻译完，“丢弃位置在第一台阶之下，”他继续道，“一路上都使用最大流量2.2公升。”

“应该就是这意思，”理查说，他的声音里几乎带着敬重，“如果那天早晨他们从五号营地开始一路上都把流量开到最大，那么他们就会在快到第一台阶的时候扔掉第一个空氧气罐。”

“他们带了几罐氧气？”雷吉问。

理查耸耸肩。“没人能肯定。不过还记得马洛里口袋中那些用精致手帕包裹的信吗，其中一封旧信的边缘有很多数字，根据那个记录，我推测他们最后带了五罐氧气。”

“我的天，”雷吉轻声说，“有了五个氧气罐，在日出前后出发，他们完全可以登上珠峰峰顶，而且还有足够的罐装氧气供他们至少再次翻越第二台阶。”

“最后两条记录是什么意思？”理查问。

“‘M lft R in btfl pls. bf vry prd. acd cnt b hlpd/Mslrp sn. ne hts bt nt as much as bee4. m sbfc hts mr. nt. mny srrs. Btifl. Vry vry cld noiw. Gby M I lv u an F and H nd Au TD. Im sry’.”

理查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的手指咯咯作响，仿佛是要穿透厚厚的连指手套。“马洛里把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俩非常自豪。出了意外，没有救援……马洛里摔下去了，绳索断了。”

“最后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帕桑一边问一边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看笔记。他指着“ne hts bt nt as much as bee4. m sbfc hts mr. nt. mny srrs. bfl. vry vry cld noiw”这一行。

“‘膝盖很疼，可不像刚才那么疼了’。”雷吉翻译道，她已经掌握了弄懂这位死者的缩略法的窍门，“‘我的……’”看到“sbfc”几个字母时她停顿了下来。

“‘晒伤的脸’？”理查提示道。

雷吉点点头，叹了口气。“‘晒伤的脸疼得更厉害了。夜里。漫天星斗。美不胜收。现在非常非常冷。’”

我不愿意尖叫出声，所以只好透过厚护目镜牢牢注视着死者。他的脸没有任何变化。

“这部分呢？”让-克洛德问，指着最后一部分乱七八糟的笔记：Gby M I lv u an F and H nd Au TD. Imsry.

理查和雷吉看了看对方，理查点点头，然后雷吉用紧绷却很平稳的声音翻译道：“永别了，妈妈。我爱你、爸爸和休——这是桑迪的哥哥——还有……‘T.D.姑妈’，”雷吉停顿一下，“T.D.姑妈。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了。此人教名为克里斯蒂娜，在茶园吃最后的晚餐时他两次提到了她。接下来就是……‘我很遗憾’。”

*

“可是，在他们一路穿越这些壁架和沟壑的时候周围必定是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理查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所以护目镜才会被放在袋子和衣兜里。”

“这他妈的……全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纯属推测。”让-克洛德说。

“是的，我的朋友，”理查说，“不过有一点很令人满意，那就是我们或许找到了他们登顶的证明。”

“是什么？”我问。

“桑迪・欧文写了，马洛里把他妻子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一个美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让欧文和马洛里俩人都非常骄傲。在我听来，这就是在含蓄地宣布他们登顶了。”

“也没准儿是马洛里把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他们登上的最高处，但那个地方不是顶峰，”雷吉说，“那里是他们的折返点……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不得不回撤了，否则天一黑，麻烦就大了。只要是在第二台阶上方，所有地方的风景都堪称美景。”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我说。

理查瞧着我。“除非我们尝试用横切方式攀登双峰，”他说，“并且在更高的地方，在上方的北峰，找到露丝的照片。”

听了这话之后没有人说话。我意识到我们全都交叉双手站在那里，仿佛是在为桑迪・欧文祈祷。正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肯定会为他默哀的。

“我真遗憾那些该死的乌鸦吃了他的脸。”我突然说。

“它们并没有啄食他的这边脸。”帕桑医生说。他摘下两层连指手套，用带着薄薄一层手套的手指着从桑迪・欧文右脸上悬垂下来的奇怪透明线条。“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严重晒伤而剥落的皮肤，”帕桑说，“特别是因为氧气罩深深陷进了嫩肉和晒伤的血肉里，所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肯定极度痛苦。”

“欧文肯定不会抱怨的。”雷吉断然道。

理查眨眨眼。“我差点儿忘了，去年你在你的种茶场见过他。”

雷吉点点头。“他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相比乔治・马洛里，我对他的好感要多得多。”她指着他肩膀上的防毒面具袋和超大尺寸的诺福克夹克口袋，“我们应该看看他带了什么东西。”

“请饶恕我们，桑迪。”理查说。说完他就打开了防毒面具袋的口袋盖，开始把东西一样样翻出来。

*

和马洛里一样，他只带了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几厅喉糖、一些纸、同样的用来连接氧气罩的皮带，不过还有一个又小又沉的相机。

“我想这就是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了。”理查说。

“的确是的，”雷吉说，“去年三月，在他们出发前一夜，我在布罗姆利种茶场举行送行晚宴，他曾经给利顿夫人和赫尔迈厄尼的姐姐托妮・内华丝看过这相机。”

“大伙儿都把护目镜戴好吧，”理查说，“雪太亮了。”他把那架柯达袖珍相机给我们传阅，只说了句“别弄掉了”。

相机很小，是黑色的，比一盒沙丁鱼罐头大不了多少。欧文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东西放进其中一个超大号衬衫衣兜里，可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把它放在帆布防毒面具袋子里。在对待文物方面，J.C.的胆子可比我大多了。相机上有一个皮腔，连接着可折叠且带铰链的X型金属连接架，他一下子拉开了那个皮腔，相机立马就展开了。这个机械装置如此轻易就被打开了，仿佛它并不曾在珠峰28,000英尺的地方经历过季风肆虐的夏季、漫长无比的冬季和气候恶劣的春季。

这款相机没有取景器。若要拍摄照片，人只要把展开的相机举到齐胸高，然后低头看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棱镜。快门开关只是一个小小的控制杆。从机械方面来讲，这款柯达袖珍相机就是一部傻瓜相机。

J.C.依旧把相机举在齐胸高的位置，向身后的山上退了一步，拉开与我们五个的距离，之所以说五个，是因为也算上了桑迪・欧文的尸体。“画面是上下颠倒的。”然后他说：“大家一起说茄子。”

理查刚说了“不要，我们……”几个字，J.C.便已经按下了快门。

“可以用啊，”让-克洛德说，“真应该好好表扬柯达公司一番，或许我该给他们写一封宣传推荐信。”

“在这样的时刻你怎么还能开玩笑。”雷吉说。她的声音很轻柔，可J.C.却耷拉着脑袋，活脱一个刚受完斥责的小孩子。我们谁都不愿意惹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不高兴。

“如果胶卷格上有画面，”理查疲惫地说，“你或许已经把它二次曝光了，那张照片也就毁在了你的手里。”

“那倒不会，”让-克洛德说着把护目镜戴好，“我早就注意到那个推进胶卷的小法兰了，并且把它放置好了才去给你们拍照片。这装置居然没被冻住，真是太神奇了。”他冷静地看着理查，“如果这是马洛里的相机，为什么欧文先生会把它放在他的包里？是不是他们俩各带了一架柯达袖珍相机？”

“根据诺顿和约翰・诺埃尔所说，”理查说，“只有马洛里有一架柯达袖珍相机。在最后的两天里，欧文应该从四号营地带了几架相机，包括诺埃尔的其中一架微型电影摄像机，不过他的衣兜和斜挎包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理查沮丧地摇了摇头，桑迪・欧文的尸体似乎带给了他深深的压抑感，虽然他从不曾见过这个人。然而，他突然又高兴起来，抬起头来，护目镜下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想用柯达相机给自己拍照，他会怎么做呢？”他几乎是有些高兴地问道。

“交给别人给他拍照！”雷吉飞快地给出了答案。（我注意到，虽然现在氧气让我的思维加快了，可雷吉的思考速度还是比我的快。）

“如果他们登上了顶峰，”J.C.插话道，“那么马洛里肯定会先给欧文拍照，然后把小相机交给欧文，请他给自己拍。当时欧文可能顺手就把相机塞进他自己的包里了。这完全说得通。”

“我们得拿走这架相机。”理查说。

“如果我们拿走相机，”雷吉说，“那么我们也要把桑迪・欧文写的临终遗言拿走，交给他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家人。”

“我们可以做到，”理查说，“但前提是我们找不到珀西瓦尔表弟和梅耶，还有他们的……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吧……而且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对这次探险守口如瓶。不过你还是把笔记本拿走吧，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如果未来几天内我们命大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切告一段落之后可以谈论这次探险，那么我还有所有人就都会想知道，马洛里和欧文去年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给你，杰克，”理查说，“我来保存欧文的笔记本。你拿着相机。我敢打赌相机里面有曝光的底片，这可以解答马洛里和欧文去年是否登顶这事儿的所有疑问。”

“为什么是我？”我说。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要把马洛里的相机放在身上，我就感觉非常不安，仿佛那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因为你背的东西最少，还因为我觉得你会在这次珠峰攀登探险中活下来。”理查说。

16

事实上，我从没想过自己能登上珠峰28,000英尺高的东北山脊，但是，当初，我幻想着踏在上面的感觉时，总会想象我们三个人庄严地握手，或者像兄弟般的互相拍打着后背，或者只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看着这个世界。

结果，真的登上这道山脊后，我们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动都不想动了。过了好一阵，让-克洛德踉踉跄跄地走到附近的岩石旁边，将他的氧气罩扯下来，吐得一塌糊涂。帕桑只是盯着南边，好像那儿有什么东西正等着他似的，我们开始休息了，将氧气罐开到2.2公升的最大流量，吸了更多的氧。我、理查，还有雷吉用望远镜往底下看去，想找到那几个正在苦苦寻找我们，要将我们除之后快的德国人。

“他们在那儿呢，”我指着那边说，“一共是五个人，刚刚朝黄色地带上面的冰缝出口爬，在我们六号营地西北300英尺远的地方。他们只要三十分钟就能到达我们所在的山脊。”

“看到了吗？”我问。

“是的。”

我甚至能看清楚那个领头的登山者了，从他登山的进度和简短停顿的时间判断，那人应该是五个人中最强壮的一个，他的胸前还斜挎着一把步枪。“你觉得那人是布鲁诺・西吉尔吗？”我问理查。

“我怎么知道，杰克？”理查没好气地说，“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冬季作训服，戴着兜帽，护目镜下还系着白色的围巾，要么就是戴着面罩。这么远的距离，我怎能认出是不是西吉尔？”

“可是，你觉得会是他吗？”我说。

“应该是的。”理查说着将望远镜放了下来，那玩意儿在厚厚的皮带上晃荡着。“他是他们的头儿。也是最出色的登山者。他一心只想找出我们，然后将我们干掉。他登山的时候透着一股莫名的杀气。是的，我想应该是他。”

“有些事情，我仍然不明白，理查，雷吉夫人。”让-克洛德说。他从瓶中喝了一小口水，漱了口，吐到雪地里。“科特・梅耶或者你的表弟珀西瓦尔到底从德国政府手里拿了什么东西，雷吉，以至于那些家伙疯了似的想拿回来。毕竟，现在英法两国跟德国的关系并没有闹僵。”

雷吉叹了口气。“珀西并非被派去了解现任德国政府的情况……”她说，“魏玛共和国羸弱不堪，缺乏决断力。而我和理查的共同朋友叫珀西瓦尔获得的是极右翼民族极端分子的信息。”

“现在，德国国内不是极左翼分子就是极右翼分子。”J.C.说。

“是的。”雷吉说，“但只有纳粹，也就是布鲁诺・西吉尔和他的朋友所代表的党派，才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对英法两国带来极大的威胁。至少我们那个签过很多支票并喜欢黄金的朋友是这么认为的。”

“我讨厌你们说话这么神神叨叨。”我一边痛苦地咳嗽着一边生气地说，“那些间谍，即便他们站在我们这边，也都是为政府、特务机关工作的，而不是为哪个喜欢金子的人服务的。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一个人怎么有能耐派遣间谍去德国。我们现在都快把命搭上了，当然有权知道这个英国间谍头子是谁。”

“这次他只是派遣英国的间谍去奥地利，”雷吉纠正道，“将来有一天，你没准会亲自见到这个人，杰克。到时候，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办。那些该死的畜……那些德国人……再过四十分钟左右就能上到东北山脊了，我们得赶紧做决定，否则我们很快又会进入步枪的射程范围了。”

除了呼呼的风声外，四周一片寂静。之前在峭壁和沟渠的时候，周围十分平静，但在东北山脊狭窄的小径上，狂风呼啸。雪花卷起的飞沫在离我们头顶不到1000英尺的山峰四处飞溅。现在，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彼此说的话，可越是这么做，我本来绷得紧紧的喉咙就越痛。最后，我决定干脆闭嘴得了，让其他人去解决问题。其实，我压根儿就不在乎那个英国间谍头子是谁。事实上，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的死就是拜他所赐，现在，正是因为他，我们很可能也会葬身于此。

在山脊线下方约100英尺的地方让-克洛德拍拍我的肩膀，说：“杰克，你仍然背着欧文先生的冰镐。”

是的。之前我们决定最好将桑迪・欧文的尸体留在原处，因为一年后，顶多两年，就会有别的英国珠峰探险队前来。如果我们把他埋了——而且如果我们这次探险出于神秘原因不能曝光，那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理查就是这样推论的。但我还是茫然地拿着欧文那把手柄上有三个凹痕的冰镐，来到了第一台阶东侧的山脊线这儿，J.C.提醒我后，我将冰镐小心地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冰镐的金属尖头指着山下尸体所在的位置。这会儿，沟壑里的尸体自然看不见了，明年或者后年，英国登山者应该能找到那具尸体。

我又怎么会知道？下一支英国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再次攀登珠峰，而且找到了我留下的冰镐，却没有再往下行几百英尺去找欧文的尸体。

“我们必须从第一台阶爬上去，或者登上去。”理查说，“让第一台阶作为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屏障。你意下如何，杰克……攀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觉得该爬上去，还是横切绕过第一台阶的下面？如果攀登的话，我们是从那些砾石爬上去，还是从康雄东壁附近、山脊左边的岩石上爬上去？”

我抖了抖身子，不再幻想。接着，我朝山脊南侧的边缘走了几步。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攀爬方式，就像绕过北壁时我们做的那样，暴露的距离长达8000英尺，但在下面的时候，我们至少在面对垂直的峭壁之前，还能幻想山坡会逐渐平缓。但是在狭窄的东北山脊的南侧边缘，全是超过10,000英尺的垂直峭壁，下面便是如参差不齐的鲨鱼牙齿一样的康雄冰川。我们和冰川之间下面将近两英里处的峭壁上除了咆哮的大风外什么也没有。

“妈的。”我将身子从南侧边缘探出去的时候骂道。

“我完全同意。”让-克洛德说。他正站在我右肩处。这个时候我可不希望他站在我后面，不小心推我一把。于是，我往后退去，抬头看着东北山脊第一台阶挡住我们去路的大石头，除了越来越大的风之外，四周一片沉寂，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珠峰的上头涌起一团如同白帽一样的漩涡状卷云，似有不祥的预兆。

“如果我们按照当初马洛里和欧文采取的方式，自由攀登第一台阶。”我说，全然没想到我的声音听起来会如此权威，“我建议从靠近康雄东壁的左边上去。那边更容易攀爬，攀附点更多。但我们有不错的绳子，还有J.C.的祝玛装置。我觉得让我们中一个人把背包和氧气罐扔掉的话更容易攀爬，从那些更为粗糙的砾石上面爬到右边，然后上到顶端，在那里找个不错的保护点，一路将绳子固定，其余的人则可以借助祝玛装置攀爬。”

我相信理查一定会叫我攀爬，毕竟在他们当中我算是攀岩好手了，这也是他们带我来这里攀登世界之巅的原因。但他们不知道现在像是有一只爪子锋利的龙虾住在我的喉咙下部和上呼吸道一样，不时地动来动去。那玩意儿每次一动，几乎完全会阻断我的呼吸。

“我领着大伙爬过第一台阶，然后固定绳索。”理查立即说，“我们还是让杰克留着气力攀爬第二台阶，那里才叫真正的攀岩。”

我没有争辩。这会儿，我们已经来到第一台阶下沿南侧那堆砾石所在的地方，正在固定绳索。理查将身上的背包拿了下来，脱掉手套。我突然说：“等等！我们不是要去第一台阶的北侧寻找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吗？之前我们不是这样计划的吗？”

雷吉抓住我的上臂。“我们已经找过了，杰克。只不过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尸体。如果搜遍所有的沟壑，得花上好几个钟头，甚至几天，你也看到了，他并没有挂在山脊的南侧。而且，我觉得嘉密说得对，不管他看到的那三个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在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上面的蘑菇石之间出了什么状况，那里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地方。等我们通过这个第一台阶再说。”

“再说了，西吉尔和他的手下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理查说。

“可是……”我说，话没说完，我又咳嗽了好一阵。

雷吉将手放在我的后背上。“帕桑，”她冲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夏尔巴人喊道，“我们的朋友咳嗽得非常厉害，你能给他一些药吗？”

“不能再吃可待因了，”帕桑医生说，“现在海拔这么高，那东西极易带来催眠作用。不过，如果你想吃药的话，我袋子里还有些古印度人的咳嗽药。”

“好的。”我说，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帕桑先是在他的背包里翻找了一会儿，又去翻了翻他的小医疗包。

帕桑将一小盒史密斯兄弟止咳糖放在我的手心里，那是种新型的薄荷糖，那时候这种药才问世两三年。

雷吉一边拴绳，一边回头看过来，她笑了笑，但我只管打开盒子，将三粒糖扔进嘴里。

“我准备攀登了。”理查说着系好绳子，又将更多的绳子卷在肩膀上，“谁来做保护点？”

“我来。”雷吉和J.C.同时说。两人都将绳子从肩膀上递了过来，让-克洛德将绳子绑在那块最窄的垂直砾石上。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确保完成！”

理查将绑在他身上用作保护点的绳子抖松了，然后看了看极为陡峭的大砾石，开始攀爬起来，他身材瘦长，活像只大蜘蛛。他的姿势虽然不是很漂亮，但在攀爬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都非常管用。他从一个手点爬到脚点，然后又攀住另一个危险的手点，身后不断放出绳子，他四肢展开，飞快地往上攀登着，只有在几乎没有摩擦力的垂直峭壁上，攀岩者才会这样展开四肢，紧贴在上面。

我转身拿起望远镜。德国人已经上到东北山脊了，在我们后面不到800英尺的地方，现在他们的高度已经跟我们齐平。我看着他们停顿了很久，想好好喘口气。接着，那个胸前斜挎着步枪的高个子领头者说了什么话，然后做了个手势，五个人艰难地往西，朝我们这边爬过来。

“快点儿！”我大声冲理查喊道。

17

即便有理查的固定绳索，但攀登第一台阶的过程也真是够累人的。在28,000英尺的上方，动一动都会耗费大量精力，但是，在我们横过山脊顶端时，终于不见了五个穷追不舍的德国登山者，我们总算长吁了一口气。我们刚将第一台阶上的固定绳索收回，卷好，雷吉已经把氧气罩扯了下来，继续往前走去，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透口气。

“当然，”她说，“如果真如嘉密所看到的那样，西吉尔真在东北山脊的这个地方撞见了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那也意味着西吉尔之前也登上过这么高的地方。他可能是登上珠峰最高纪录的保持者，而且尚在人世。因此，他可能知道如何更快地绕过第一台阶。”

“诺顿上校在攀登大深峡谷的时候到底爬上过多高的地方？”让-克洛德说，“我原以为只是跟我们现在所在的山脊齐平而已……也是28,000英尺高。”

“诺顿在28,126英尺高的地方，也就是大深峡谷的最高点折回来了。”理查说，“萨默维尔到达了28,000英尺的地方，也就位于泰迪・诺顿所在位置的后下方，只是横切了北壁，应该没有登上大深峡谷。”

“如果西吉尔和其他的德国人真知道有更快的方式可以绕过第一台阶，这些登高纪录也就不算什么了。”我戴着面具气喘吁吁地说。

理查没有理会我的回答，只是指着大雪覆盖、岩石嶙峋的北壁。大深峡谷看起来就像黑色崖壁上一道垂直的白色伤疤。“诺顿和萨默维尔之前上到了那里，也就是我们西侧几百码的地方，几乎上到山峰正下方才折回来的。如果我们继续沿这边的山脊往上爬，上到第二台阶的下面，就能打破诺顿的记录。”

“那里离山峰仅有700英尺的距离。”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他的话几乎淹没在越来越大风里，大风令我们的身体往西侧倾斜着，我们衣服上但凡有点线头、布片什么的，都会像飓风中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一样，随风狠劲儿地拍打。

“700英尺。”理查同意道，“但我们要从西侧登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从这里爬上山脊估计需要三到五个小时。快点儿。我看到那块蘑菇石了，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往大风和飞雪中望去，尽管我们脸上几乎遮得严严实实的，但大雪打在脸上暴露的部分仍然生痛。就在我们走到第一台阶和更加险峻、更加恐怖的第二台阶的中间时，一块活像蘑菇一样的低矮砾石出现了。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的山脊线上！”让-克洛德大声喊道，“这里太狭窄、太陡峭。而且风势也太大了。如果德国人已经越过或者绕过第一台阶，我们就完全暴露在他们步枪的射程范围内了。”

理查点点头，开始横切下到北壁上，试图找到脚点以及通往西侧的大致路线。到达这个位置后，我们分成了两组，理查、雷吉和帕桑拴在第一根绳子上。让-克洛德和我拴在了第二根绳子上。我们排成两个纵队，艰难横切往下之前，我大声冲雷吉喊道：“现在我们要怎样找布罗姆利的尸体？”

“尽量别摔下去就行。”她大声回应道，“至少我用望远镜看到蘑菇石上有块相对平整的地方。我们先到那里落脚，再寻找别的地方。如果珀西和梅耶真是从东北山脊掉下去的，那他们掉下去的地方肯定是在那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落到山脊线下面，再寻找横切路线。一路都是剥落的岩石，北侧几码远的地方就是皑皑白雪，如同剃刀般锋利的山脊线下方非常恐怖。我能看到正下方的小点，那是下方约5000英尺北坳的帐篷，也就是说，我下面1英里多的地方完全是空的，尽管我不知道那些帐篷是我们的还是德国人的。但我确定，一旦拴在绳子上的我们掉下去，肯定会一路弹撞，被撕得粉碎，到时候我们碎裂的尸体肯定如雨点般落在三号营地东边的东绒布冰川上。

这时，我们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将第一罐氧气罐用光了，不得不在不怎么安全的落脚点上停下来换阀门，然后互相帮助将空氧气罐从背包中拿出来，再由他人帮忙解开氧气罐的配件和管子，我们也没在意是否暴露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了。即使雷吉故意将她那个银色的氧气罐高高抛起，从崖壁扔了下去，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那玩意儿先是砸到了下面200英尺的地方，然后一路哐当着从北壁蹦跳下去，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内。那个该死的氧气罐掉落的声音像是永远都不会消失似的。当时，我总觉得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有虐待倾向。

我和J.C.也将氧气罐扔了，但我有些不忍地看着我的那个氧气罐不停地往下掉，于是，我别过头去，看着白雪皑皑的崖壁，将戴着皮头盔的额头紧贴在冰冷的岩石上。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帮助，将三瓶氧气罐中的第二瓶的流量设置成每分钟1.5公升的低速率，并确保氧气罩上的调节器是打开的。这段攀岩的过程中我需要氧气。我可不想犯傻，或者变得行动迟缓。我很想把氧气阀开到每分钟2.2公升的流量，但我知道，我必须省着点儿用才行。

这段横切攀岩过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落脚点都是松松垮垮的，南侧山脊线下方一两百英尺的斜坡都是向下倾斜的石块，松散的碎石非常光滑，整个碎石斜坡看起来像是被经年累月的冻融分解而成的页岩一样。砾石之间显然还有从没踏足过的雪，里面藏有深坑。雷吉称之为“老虎陷阱”，我想她在印度的十几年中，肯定没少射杀、诱捕过老虎。但我怀疑那些高贵的英国王公是否曾将老虎困在雪坑里。要是谁从齐胸高的雪坑里掉下去，同伴要想将他救出来估计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行，危险自不必多说。

理查一直都用他那把长冰镐开路，避开那些雪坑，他还会用那把冰镐为我们指出雪坑或者特别光滑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掉进雪坑，也没有从崖壁上掉下去。

但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死胡同。

*

“妈的。”我听到在我前面40英尺远的理查轻轻骂道。跟这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他说出来的话也被风从西吹往了东边。

挡住我们去路的并非砾石，而是一块又长又光滑的花岗岩，那块花岗岩从我们上方剃刀一样的山脊延伸至我们攀爬路线下方20英尺的地方。但我立即发现，我们既没办法从障碍物的下面过去，也没办法从上面过去，当然也没办法绕过去。这块光滑的花岗岩往上形成了一个险峻的刃岭，绕过这块致命的花岗岩，那个成锯齿状的尖峰就是北部山脊了。今天，谁也没办法自由攀登上去，至少，从北壁的这个地方没办法上去。

我们在山脊下沿采取的横切路线，通常都能完美地解决绕过这块光滑的花岗岩的问题，但完美的解决方案通常意味着实施难度大，这次确实不好办了。

倘若是阿尔卑斯山，登山者会采取盲攀的方式，那里可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低20,000英尺。登山者绕过光滑的石块时，只能寄希望于将四肢展开，紧贴在岩壁上，保持三到四秒的时间不会掉落下去，他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让脚踩到另一边，因为该死的岩石是弯曲的，登山者自然看不到另一面，所以，他只能祈祷另一边会有手点或者脚点。有时候的确会有。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从每年阿尔卑斯山登山者的死亡人数就可以判断。

在阿尔卑斯山采取这种听天由命的登山方式虽然危险，但如果登山拍档有牢靠的保护点，即便掉下去也不怕。

但我们五个人在这个陡峭、光滑的横坡上，压根儿就没有靠谱的保护点。我们四个人倒可以充当理查的保护点（当然，我们这几个人中，只要谁傻得可以，都可以试试这种盲攀），一旦掉下去，意味着五个人全都会从北壁掉下去。我们的脚下和头顶倒有几快粗短的突出岩石，但所有的石头都不够大、不够坚固，没办法将绳子绑在上面，就连理查的奇迹绳也不行，那些拟作保护点的岩石十分锋利，绳子绑在上面后极有可能断裂。

“好吧，”我在后面大声喊道，“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第一台阶，先想一会儿？要么朝那些德国人扔石头？”

“我们绝对不能回去。”理查大声说。

他解开跟雷吉和帕桑绑在一起的绳子，脱掉沙克尔顿的滑雪衫和芬奇羽绒服，再将沙克尔顿的外套重新穿上。又将那件羽绒服和两层内里的手套塞进背包里，然后将背包拿了下来，小心递给雷吉，让她将背包垫在她的身体和崖壁之间。接着，他低头看了看那条羽绒裤和硬挺的登山靴，我知道他还想把那双12爪冰爪脱掉。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脱。

接着，他将登山绳拿了出来，系在腰间。我以为只有我和J.C.发现他使用的结只是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死结而已，其实那是个活结，很显然，一旦理查掉下去，结就会自行打开，绳子不会有任何张力，也不会拉动保护者。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让-克洛德也没有说话。也许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理查・迪肯是多么勇敢。

雷吉大声喊道。“不要！让我们为你做保护吧！求你了，理查！”

理查甚至都没看她。“我系的这根绳子不需要任何保护。”他说，早已盯着那块光滑的大石头，他将采取盲攀的方式跨过去。我感觉他将动作在心里过了一遍，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脑中思索着身体该如何应对。

“好了。”他说，接着便将右腿尽量伸长，跳到与临近石柱相连的光滑石头上。

他立即开始滑落，他并没有本能地去寻找着手点，当然找也没用，而是张开手掌。羊毛手套紧贴石头，他的滑雪衫、肚皮、腹股沟、气球布裤子紧紧贴在光滑的岩壁上。接下来他滑行的速度慢了下来，然后几乎停了下来。现在，理查只是靠极微小的表面摩擦力才能靠在岩壁上。从我自己的经验判断，这样的摩擦力根本没办法阻止他下滑、跌落。

他在往下掉！先是胆战心惊地朝下面的悬壁滑落，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接着又不可阻挡地再次滑落。

理查没有等待。摩擦力和速度是他唯一的武器，其中速度更为关键。他在滑行的时候拼命往右边爬去，仍然伸展四肢趴在岩壁上，手掌、面颊、肚子、大腿、冰爪紧紧地刮擦着岩石，对抗着他那疲劳的身体施加的压力。在他往远端7英尺高的拱形石柱滑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离开了石头另一边的突出部分，像是确定那边有壁架、脚点，或者手点在等他一样。

当然，他采取盲攀的方式绕过石柱时，这些东西他统统都看不见。也许那边压根儿又是一块没有任何攀附点的光滑石柱。

理查不见了，过了许久，一点儿动静都没。但那根绳子并没有抻出去，那个他绑在身上、毫无作用的假结也没有解开。至少现在还没有解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他从80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时发出的惨叫声。

我发现自己居然在想，理查掉下去的时候是否会惨叫。

良久，石柱的另一侧传来了一个沉稳的声音。“这边有块凸出的壁架，正好可以将保护绳系在岩石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往蘑菇石爬了。”

我们全都长吁了一口气，但是谁也没说话。我的脑子早已疲惫不堪，现在我脑海里只想着一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下去的时候可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山者通常会使用一根或者多根固定绳索。如果是携带金属攀登器材的德国登山者，他也许能找到狭小的裂缝，将岩钉打进去作脚点。

但我们不能在这里留下固定绳索。这只会帮助追赶我们的人。（我坦白，当时我想——更多是希望，也许有一两个德国人，甚至所有的德国人都会从这个险要的地方掉下去摔死。）

但显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雷吉的夏尔巴人朋友嘉密没有撒谎，那个德国登山好手布鲁诺・西吉尔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现在由我来做保护点吧。”理查的声音从看不见的石柱那边传来。我和雷吉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雷吉也应该明白。意味着如果有人滑落的话，理查已经站稳，完全可以抓住绳子，我们剩下几个人就可以不用做保护点，从而免遭被拽下去的厄运了。

雷吉的靴子倒也往下滑了，但她还是爬了过去，跟理查相连的保护绳绷得紧紧的，他几乎是将她从岩石那头拖过去的，她终于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跟他站在了壁架上。帕桑过去的时候就像一只四平八叉的大蜘蛛一样。让-克洛德则是完全凭借速度和岩壁上的摩擦力攀爬过去的。尽管我咳嗽得非常厉害，但自然也爬了过去。

这样，我们再次一同站在了另一边真正的壁架上，我看见了理查之前冲我们喊的那条通往上面悬壁的小路。

“你觉得那条小路能接上壁架跟蘑菇石相连的宽阔部分吗？”雷吉问道。

“没问题。”理查回答得很干脆。接下来，我们第一次用绳子绑在了一起。理查这次打了一个结实的单环八字结，我们开始往东北山脊上方攀登。我们一个一个踢着冰爪往上攀登，上到了狭窄的山脊线上。

太阳已经过了最高点。风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珠峰上面那顶像透镜状的帽子一样的云变成了一大团灰色，倾斜压在山顶上，让我想起了桑迪・欧文尸体那顶歪歪斜斜的破羊毛帽。

即使站在那块奇怪的蘑菇形状的扁平大石头上，我们也无暇庆祝。我知道这种头重脚轻的大石柱是因为风化和地壳形成的，这玩意儿实际上应该叫石脊。但我们对岩石的形成可没有多大兴趣，在极为陡峭、光滑的板岩和砾石上攀爬了数英里后，虽然蘑菇石上面白雪皑皑，但相对扁平，大约有8英尺宽、12英尺长，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就像一个又大又平、十分安全的橄榄球场。

“这个地方最适合扎营了。”理查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边咳嗽边说，每次咳嗽的时候我都会取下氧气罩，“我们现在可是在28,000英尺的高度。”我们的心脏估计都肿了，肌肉也不听使唤了，肾脏、肚子，以及别的器官的功能估摸着也不正常了。现在，我们的血液肯定非常稠密，估计都快产生大量血栓了。我们的红细胞没有了需要的氧气，大脑也处于缺氧状态，就跟油箱里只剩下几滴汽油残渣的汽车一样。我们即将患上低体温症了，这种病除了会昏睡过去、冻死之外，还有许多可怕症状，其中最突出的是剧烈颤抖，即使挨冻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衣服扯掉。现在，我们往南侧走几英寸就会从90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往北侧走几英尺，则会从10,000英尺高的地方坠落。

但此刻我们非常开心。这会儿，我们并没有瞧见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德国人，而且我们暂时实现了目标。

也许理查说得对。这个地方的确适合建立七号营地，有了氧气罐，特别是雷吉那个坚实的防风大帐篷，我们可以相对安稳地睡一觉了，还可以早早地将威尔士矿灯打开，睡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再去攀登世界之巅。

当然啦，除非晚上起风。或者德国人朝我们开枪，或者我们先被冻死。

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全都躺在蘑菇石北侧这个上面覆盖着雪的坚实小平台上，我们将氧气罐的流量调高，吸了五分钟，然后通过厚厚的护目镜，眼神呆滞地看着四周。只有雷吉没有闲着，不过她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平台的北缘有块突出的小岩石，跟一个雪檐相连，而那个雪檐的形成即便没有几十年也有几年了。即便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飞檐并不牢固，无论是谁一脚踏上去，都会垂直掉入山脊南边的康雄冰川上。

但雷吉匍匐着朝大石头的边缘和危险的雪檐爬去。

J.C.最先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女性登山拍档即将送命。他扯下氧气罩，大声喊道：“雷吉，不要！你在干什么？停下来！”

她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扯掉护目镜，我并没有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疯狂的眼神。当然，低体温症患者在临死之前从来都不会看起来疯疯癫癫的。

“看到飞檐上那块缺口了吗？”她问。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但她的语气并没有表现得有多不理智。

我们往那边望去，的确看到了，就在那块足以让她送命的岩石跳板左侧6英尺远的地方。

“那又怎样？”我说，“快回来，雷吉，求你了。快爬回来。”

“哦，闭嘴，杰克。”她在大风发出的呼啸声和低吼声中说。接着，她指了指那块受风化影响而悬空的雪檐，上面有一块约5英尺见方的缺口。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大约一年前说可能有人从这里掉下去。”帕桑用他牛津剑桥毕业生特有的欢快声音说。

“如果是一年前掉下去的，”我说，这会儿，我的咳嗽又加重了，“那个雪檐也应该冻在一起了吧。”

“那不一定。”理查说，“去吧，雷吉。小心点儿。”

她往前挪动着，爬上那个突出的小岩石，要是我，肯定不相信那块突出的小悬壁能支撑我身体的重量。接着，她将挂在背上的望远镜拉了下来。来回擦了两下镜片，低头看着下面，突然僵住了。

“他们在那儿。”她说。

“谁？”我大声喊道。第一想法就是德国人已经偷偷从山脊线南侧爬了上来。

“梅耶和珀西瓦尔表弟。”雷吉说，语气十分淡然。

“用这种望远镜你看不到冰川下那么远的地方吧。”让-克洛德说。

雷吉叹了口气，摇摇头，在呼呼作响的风中喊道，“他们并没有掉到那么远，两人仍被绳子拴在一起。而那条绳子挂在了山脊下方100英尺左右的一块突出的峭壁上。梅耶的尸体头朝下挂在峭壁的左侧，而珀西的尸体则面对风向，头朝上，挂在峭壁的西侧。”

“他们两人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马洛里的晾衣绳又挂在了锋利的岩石上，整整过了一年时间，绳子为什么没有断？”让-克洛德小声说。

雷吉并没有在大风中听到他的声音，但理查听见了。“谁知道呢？”他说。接着他又用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听见的声音大声喊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在那根旧绳子断裂之前，把两具尸体拉上来。”

我以为德国人拿着枪追在我们屁股后面上来了，他们到达第一台阶了吗？他们也用盲攀的方式翻过那块花岗岩了吗？不管什么情况，他们肯定就在我们后面，理查说布鲁诺・西吉尔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个纳粹手里还有一把鲁格尔手枪和理查的狙击步枪。其他手持武器的法西斯也跟他一起爬了上来。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提德国人了，也不要去想他们了。

“解开绳子。”理查说，“雷吉，你待着别动。我们来帮你。必须有人下去将绳子绕到那两具尸体上。”

“我去。”J.C.立即自告奋勇地说，“我体重最轻。”

理查点点头。

我想，感谢老天幸亏不是我，然后立即感觉羞愧难当。

理查和帕桑站在那儿，我和J.C.趴在壁架上，匍匐着朝雷吉和东北山脊北侧的边缘爬去。

18

将绳子拴在两具尸体拉上来有些复杂，至少对于身处28,000英尺高的地方，脑袋昏昏沉沉的我们来说有些棘手。

我们首先将四根绳子绑在了蘑菇石的石柱上，石柱的“杆”看起来足够坚固，即使绑几架大钢琴在上面也没有问题。在帕桑和理查的帮助下，其中一根绳子用登山扣绑在雷吉腰间的保护绳上。但是，看着她躺在那块细长的岩石上，头和肩膀下垂得非常厉害，这一幕仍然让人胆战心惊。

保护绳系在石柱上，两把冰镐则放插在飞檐边缘，防止绳子绷进边缘的冰雪里，帕桑拖着两根打好套索、已经绑好的绳子，我和理查则把让-克洛德从高高的壁架边缘慢慢放了下去。雷吉则充当我们的眼睛。

“好了……慢点儿……很好……很好……慢点儿……很好……他现在在石脊和两具尸体上面15英尺的地方……很好……慢点儿……停……再往下一点儿……好了！”

我很高兴不用看我的那位法国朋友在离我们十层楼高的下面那块像是被蛀成木糠一样的石脊旁边晃荡，石脊上还挂着一根八分之三英寸粗、磨损严重的旧绳子，而绑着那两具尸体的棉绳也已经腐烂，在风化的作用下慢慢扭曲了。

“他示意先绑珀西瓦尔，”雷吉说，“他需要我们再将绳子放松6英尺，而且还需要一根绳子。”

帕桑快活地走到雷吉旁边的石脊边缘，放下那根用来绑尸体的绳子。接着，他冷静地走到我身边，将绳子递给我。按照计划，理查应该继续为J.C.做保护，而一旦J.C.将旧绳子割断，我就得将布罗姆利的尸体拉上来，一旦绳子系牢，帕桑则要拉梅耶的尸体。当然，前提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但让-克洛德首先得将两根额外的绳子绑在尸体的头和肩膀上，打上结，紧紧地系在他们的胳膊下面。

“让-克洛德将脚放在石脊上，几乎呈水平方向探出身子，正在拉珀西的尸体。”雷吉报告道。

即便光是听到这样的描述也让我点儿反胃。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学会了信任理查的奇迹绳，绳子大多是用在J.C.的自行车滑轮装置上拉那些重物，从来没有断裂过，但谁也没有像J.C.现在这样，性命全部系于这根绳子。包括雷吉在内的四位登山者（不过，并不包括帕桑，因为他的登山技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都曾见识过不少绳子因为拉拽重物，或者掉落带来的压力而被断的情形，比如拴在马洛里和欧文身上的绳子。

“放低点儿……”雷吉说，这话是对我说的，因为我在理查的右边，正在往下放帕桑给我的绳子，我先放下去100英尺的距离，绳子的一端预先做了个套索。“好了，他拿到了……再放下四到五英尺的距离，杰克……好了，他将绳子套在了珀西的胳膊下面……珀西的胳膊现在不会动了。”

“是死后僵直造成的吗？”我拿着第二根长绳，小声问站在附近的帕桑。

“不是，尸体已经超过一年了。”帕桑说得很小声，雷吉在大风中自然听不见他的说话，“布罗姆利冻了这么久，身体早就变僵硬了。”

“好吧。”我说，感觉我这问题问得实在愚蠢。

“他已经将绳子套在尸体上了，但很难将活结拉紧。”雷吉说。

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发现理查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用来保护让-克洛德的绳子系在了蘑菇石上，但理查用肩膀，现在又用腰承受着所有的重量。他的手套除了最里面一层的薄丝外，全都脱落了，我看到血已经浸透了那层薄丝。

我承认我有些紧张。不是有个词叫“死沉”吗，现在，我们真在拉一个死人，这个词还真应景。感觉世界上似乎都没有这么沉的东西了。

“好了，杰克……他将珀西的尸体绑好了……”雷吉说。

我开始拉绳子，但雷吉大声喊道：“停！”

我忘记J.C.还得将那根绑在尸体上、悬挂了差不多一年的旧绳子割断。

“让-克洛德的脚已经离开石脊了。”雷吉说，“他整个人荡了出去，想将靴子重新放到岩石上。”

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身体被一根绳子绑着，被一个人拉着，在这么高的地方自由晃荡的感觉。

理查嘟囔了一声，我意识到这声嘟囔可能是拉保护绳勒的，不是对雷吉报告的反应。我开始拉绑着珀西尸体的绳子，让J.C.的双脚离开了石脊，拴在他身上的绳子一下绷紧了，紧紧地勒着理查的手、肩膀和腰。

“好了，他的靴子再次触到了岩石。”雷吉报告说。

汗从理查的须茬上直往下滴。我们很久都没吸氧了。现在，我们的背包全都靠在蘑菇石的南侧。

雷吉还没有叫帕桑上前，他便开始放下第三根带有套索的绳子，用来绑住科特・梅耶。绳子放出大约50英尺后，他匍匐在地，躲过我那根绷紧的绳子，然后又躲过理查放给了J.C.的绳子，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我们三个确保者中最左边的那个。

“再放一点儿……再放一点儿……现在慢点儿……”雷吉喊道，“好了，他拿到了。再将绳子放松5英尺左右，帕桑。”

帕桑冷静地照做了。

“该死的……”雷吉喊道，“现在他单脚放在石脊上也够不着梅耶。他必须将身子荡出去才能抓住他。”

“啊，天哪。”我小声说。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绳子悬挂在下面，不出事才怪。

“你需要帮助吗？”我小声对理查说，他早已脱掉冰爪，正全力将鞋底抵在蘑菇石北侧5英尺宽的小石脊上。

他摇了摇头，豆大的汗珠被渐渐起势的大风吹向了西边。

“他荡出去了……他又荡出去了……还是没绑到。”雷吉报告道，“现在他几乎成水平方向蹬离了石脊，想要再次尝试。”

“天哪。”我再次小声感叹道，觉得这次真该祈祷了，我意识到，在用绳子降落，或者做保护点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慢慢相信了理查的奇迹绳，但是，如果让-克洛德还没有将绳套套在梅耶的尸体上，那根磨损了的旧绳子就断了的话，那理查做确保的绳子将绑着两个人的重量。即便绳子的一端拴在了蘑菇石上，我真的怀疑那根绳子是否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J.C.的保护绳从来没绷得这么紧过，那根绳子嵌入了飞檐边缘，紧绷着连接在两把冰镐上。我们将多根绳子绕过冰镐，系在别的保护点上，又在蘑菇石的石柱上绕了两根。

理查嘟囔着，用力拖着J.C.荡出去的身体。手套上的薄丝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梅耶的尸体翻转了过来。”雷吉报告道，“让-克洛德想将他绕到右侧，再往上拖。”

理查那根愚蠢的奇迹绳在这么大的张力下怎么会不断呢？我再次感到不解。好吧，等一两分钟再看看。与此同时，我站得稳稳的，但还没开始用力往上拉拴着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绳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估计成了莱克斯顿第九任侯爵了。

“他绑到梅耶了！”雷吉大声喊道，“他正套绳子在梅耶的胳膊下面。现在让-克洛德荡回到石脊上了。”

理查轻轻地嘟囔着。那根混合绳拴得紧紧的，看起来他正紧绷着身子，弓着背，那双沾满血的手像是正试图将一条巨大的枪鱼钓上来似的。

“杰克，帕桑，准备好，”雷吉大声喊道，“让-克洛德现在正准备割断那根旧绳子。他已经将那把小折刀打开了。”

我找了一块低矮的砾石，将靴子抵在上面，我一直都穿着冰爪，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是否能够再熟练地绑上去，这会儿，我身子后仰，使出吃奶的力往后拉，尸体慢慢地上来了。

绳子越绷越紧……但并不用怎么使力，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难道乌鸦将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掏空了，它们不是也将乔治・马洛里那具可怜的尸体的腹腔也吃光了？天哪，看在雷吉的份上，我真希望不是这样的情况。

“拉！”雷吉大声喊道，这还用你说，我心里想，因为我和帕桑正双手交互，往上拉绳子上拴着的尸体。只有理查仍然被动地拉动紧绷的绳索保护绳。我们决定，等J.C.上到我们拉尸体的山崖那儿，我们再拉他上来，一方面是防止多条绳子失控乱荡，另一方面也是怕J.C.和他的确保绳被自由下落的尸体带下去。

布罗姆利的尸体终于上了飞檐，当然，现在他的尸体正挂在冰雪悬壁下面。

“稍微等一下。”雷吉说，现在，她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压在那块风化的飞檐上，飞檐已经断裂过一次，看起来相当危险，只见她挥舞着那把长柄冰镐，那情形活像船长的妻子正用鱼叉在船底叉一条大鱼。

她钩住绳子，珀西的头和肩膀终于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力拉着。

“回到岩石那儿！”理查咆哮道，我意识到他这话是说给雷吉听的。她照做了，不紧不慢地往后面退去。

现在帕桑准备拉梅耶的尸体了，他轻松地将尸体拉到了东北山脊上，那名德国人的头和肩膀往上滑动，穿过大约一年前他和珀西瓦尔掉落下去砸出的月牙形洞口。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因为那一刻，我所有的感官印象似乎都来自遥远的地方，那条让-克洛德几分钟前从中间割断的旧绳子早已磨损不堪，有好几节仍然挂在两具尸体上。

尸体拴牢后，我们尽量拖着它们往蘑菇石上面拉过来，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定的空间。我和帕桑扔掉保护绳，帮理查拉绳子。雷吉还留在石脊上，她的头和肩膀比之前悬挂得更远了。她冲下面的J.C.做了个手势，我们准备要把他拉上来了。

我知道，奇迹绳的真正考验来了。我希望我们带来了足够的绳子，这样，就能将两根绳子绕在让-克洛德身上，但我们之前用那根200英尺的绳子绑那两具尸体了。

现在，我们必须慢慢将他拉上来，三个人的步调出奇的一致，看着脆弱的绳子蜿蜒绕过用做锚点，成水平方向放置的冰镐手柄。我们每次拉动的时候，雷吉都会告诉我们还剩多长的距离。

“40英尺……30英尺……25英尺……让-克洛德的脚接触不到崖面，他又悬在了半空中……”

我们从理查肩膀和手上的张力可以判断，他仍然承受着让-克洛德身体的主要重量。

“15英尺……10英尺……5英尺……现在小心点儿！”雷吉不再给我们报距离了，而是俯身下去，抓住克洛德的外套，帮忙将他拉上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肩膀了。我们三人再次拉着保护绳，他终于爬了上来，手和膝盖撑着飞檐，飞快地爬了过来。等到让-克洛德爬上山脊后，雷吉的身子几乎要往前掉下去，但帕桑伸出一只很大的右手，用力拉她的保护绳，又将她拉回到了石脊上。她匍匐着朝我们爬过来。在我们收回所有的绳子，解开绳结，卷起来，安全地放在蘑菇石下面后，所有人都在尸体旁边蹲成了一个小圈子。

“这是我表弟珀西瓦尔。”我们听见雷吉在风中大声说。她将手套脱了下来，摸着他胸前那件已经磨损不堪的沙克尔顿羊毛长袍。

尸体并没有发出腐臭味，两具尸体的手和脸都暴露在外，因为梅耶胸前的衣服撕裂了，所以，他的胸膛有部分也裸露了出来，在紫外线的照耀下，那部分肉几乎被漂成了白色，就跟马洛里后背的颜色一样，两具尸体的皮肤看起来稍微有些风干，他们的眼睛和面颊跟普通的尸体并无二致，都凹陷了下去，但身上的肉并没有被乌鸦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梅耶的左肩膀上有道弹痕，不过应该不是致命伤，但是我们将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翻过来仔细检查后，并未在他身上发现伤口。

“珀西瓦尔不是德国人杀死的？”我说，沙哑的声音中透着疲惫，有些飘忽，显得很激动。

“是他们杀死的，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但并不是用枪打死的，他们射中了梅耶先生，珀西勋爵要不跳下去，同样会被枪打中。”

“戴上手套，雷吉。”理查轻轻地说，我刚看到他将那副羊毛手套戴在了已经血肉模糊的丝绵手套上。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帕桑说，“我们可以帮你搜查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

雷吉摇摇头。“不用了，帕桑。你能帮我检查下珀西的伤口吗？然后再分析梅耶的枪伤。你们其余人则帮忙搜查梅耶的衣服。”

“我们到底要找什么？”让-克洛德问道。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雷吉说，“但那东西肯定很方便携带。梅耶可是拿着它走了大半个地球，先是从欧洲到了中东，又去了伊朗和中国。”

我们搜查尸体的时候动作很慢、很轻，虽然它们完全感觉不到受辱或者受伤。也许是因为雷吉的动作很轻，我们只是学她的罢了。

尽管梅耶的尸体在珠峰悬挂了差不多一年，尸体已经风化，但我感觉他非常非常年轻。

“这个德国人多大了？”我并没有特意问谁。

“我想应该是十七岁吧。”雷吉说。她正全神贯注地搜查她表弟的口袋。

梅耶和布罗姆利身上都没有背包。我们将他们身上的外套、羊毛裤、诺福克夹克、背心里的口袋都搜遍了。梅耶那件夹克的左边口袋里有一叠用德语写的信——我甚至不认识信封上的德文活字——里面还有护照以及二十个盖了章的边境通行文件。

梅耶那件夹克衫的左边口袋里还有一大叠钞票。

“天哪！”我说，“是真钞吗？”

理查将钞票成扇形展开。那叠钞票仍然扎着带子，上面清楚地印着：伦敦国民地方银行有限公司。

“真有这么一家银行，是吧，理查？”

“应该是的。”理查说，“我也在那里存了一点点钱。”他开始数起了钞票，“一共是15,000英镑。”

“看来你的表弟是想花钱买情报。”J.C.对雷吉说。

她抬起头，不再看那些口袋了。“很有可能。他的情报就是这样来的，他跟一些愿意冒着自己和家人生命危险背叛奥地利或德国上司的人打交道。珀西倒是跟我提到了一些情况，通常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他就会告诉我，间谍就是向那些不受待见的人买情报。”

“看来，”我指着我们仍在搜查的那具年轻人的尸体说，“这个奥地利人也是个不受待见的人。”

“应该不是。”雷吉说。她的话几乎淹没在从西边吹来的风中。“你们再看看他的护照，就能大致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了，为了这份情报，他什么都豁出去了。”

我看着那个奥地利护照和上面的描述，但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姓名：科特・亚伯拉罕・梅耶。出生日期：1897年10月4日。职业：见习打字员。

“在这儿呢。”理查说，指着用德国活字标签写的宗教一栏，下面用工整的字体写着：希伯来人。

“他为你表弟充当间谍就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我问雷吉，但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将那叠又厚又结实的马尼拉信封从她表弟尸体上那件夹克衫的胸袋里拿了出来。她做得很小心，还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以防大风把信封吹走了。

大信封里还有五个小信封。每个信封里面看起来都装着同样数量的照片，都是七张。我没看清楚那些照片，因为雷吉仍然弓着腰在翻看那个包裹，但我心里却在惦记着那15,000英镑的现钞，它们可比齐柏林伯爵设计的最新的军事飞艇的照片强得多。

“啊——”雷吉惊叹道，说话的感觉像是突然气短了，看来有重大发现，“你们想知道珀西和梅耶为什么会死吗，几位？”

除了帕桑以外，我们全都点点头。帕桑医生这会儿仍在忙着将梅耶尸体上的背心和衬衣割开，检查他锁骨下沿、肩膀上部的枪伤。

“小心点儿。”雷吉说，“一共有五套一模一样的照片，不过这套这片是有底片的。别让照片吹走了。”她将一叠照片交到理查手里，他看着七张照片，慢慢点点头，然后仔细将照片交到了让-克洛德手里。

跟理查毫无反应的表情不同，J.C.反应十分激烈，他的头猛地后仰，像是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似的，一边伸长胳膊，将照片往前甩。“我的朋友，这……这……这也太恶心了。”

我紧张地从他的肩膀上望过去，但只是瞥见了黑色的背景下三个白色的影子。

“太恶心了。”J.C.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再次小声说，“真他妈的恶心！”

他转过头来，将照片交到我手上，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照片，大风呼啸，我低着头，看着那些照片。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记得自己的雪地护目镜还没有取下来，我手忙脚乱地将护目镜取下，仔细看着七张黑白照片。

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皮肤苍白、身材十分消瘦的男人，年纪大约二十九或三十岁出头，而这个男人正跟四个年轻男子做爱，确切地说应该是四个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不会超过八九岁。照片拍得非常清晰，在漆黑背景下，照片中的裸露的肌肤很白，只是边角上有些朦胧的灰色。房间看起来像是欧洲廉价的旅馆，考虑到厚重的家具和暗色的墙壁，可能是在奥地利。摄像师肯定用了闪光灯，或者曝光的时间很长，因为在这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扇窗户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每张照片的清晰度和景深近界线都表明照相机的档次很高。每张照片都是五乘七英寸，底片则放在包裹底下的纸套管里。

虽然一共只有七张照片，但上面的内容却差别很大。我承认，看着这些照片时，我的下巴都惊讶得掉了。我不止一次地仔细看这些照片，看到第一张照片时，我本该羞怯别过头去，但我忍不住想再看一眼，那种情形就跟若干年后，我驾车遇见严重的交通事故后，也会强迫自己再看一样。

那名成年男性非常瘦，看起来显然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肋骨和髋骨高耸，有些痂痕清晰可辨，照片中的那人头发分向左边，看起来活像一名资本家，他油腻腻的短发显得十分干练，梳得一丝不苟，但在做爱的时候，照片中的头发有些凌乱。在唯一一张嘴唇没有因为激情而张开的照片中，显示那人的嘴唇很薄，表情格外严肃。

在一张照片中，那人在鸡奸最小的男孩的同时，嘴里还含着那个十三岁男孩僵硬的小阴茎。另一张照片中，一个不过十岁的男孩正帮那个成年男子手淫，而那名成年男子则在把玩两个小男孩的阴茎，而第四个男孩，也是他们年纪中最大的那个，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表情呆滞，像是服用了毒品。

那个男孩的脸让我感到莫名的熟悉，我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他就是科特・梅耶！比他死在珠峰的时候也就小了四岁左右。

“啊……天哪。”我小声说。

有张照片几乎很难辨认，照片上的五个白色的消瘦身影全都卧躺在乱糟糟的席子上，恶心地首尾相连、寻欢作乐，让我这个无辜的美国新教徒不忍直视。唯一的一张可以看清楚的脸是那个成年人的。我盯着那张脸，试图不去理会照片中交媾、抚摸的场景，总觉得我以前见过他似的。我肯定见过一次。慕尼黑啤酒馆的海报上有张照片。不知何故，照片上的那张脸年纪更大，也更丰满，纳粹海报上的那人并非三十岁出头，而是三十五六岁了。但两张照片中的黝黑色眸子是一样的，同样蓄着查理・卓别林式的夸张胡子。那一刻，我居然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将照片放回信封里，抬头看着雷吉、J.C.和理查。“你表弟就是为这个死的。”我气喘吁吁地对雷吉说，“我们的小命都差点儿丢了，就是为了获得这些淫秽的照片？”

“真恶心。”让-克洛德轻轻地说，避开了我的目光。

“恶心？”我大声喊道，“简直就是一群疯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将来也不想再看到。可是，如果真有哪个德国人跟街边的顽童做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儿，谁会在意？谁他妈的会关心这种照片啊！”

“他不是德国人，”雷吉说，“他是奥地利人，虽然他在搬去德国的几年前才失去了奥地利国籍。你也知道，他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那是个非常危险的组织，杰克。”

“他不是在坐大牢吗？”我大声喊道，“去年十一月，我和理查在慕尼黑那个该死的啤酒馆就听说过这事了！”

“他十二月被释放了。”理查说，“当时我们在伦敦购买靴子和绳索。”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大声喊道，一边愤怒地在蘑菇石上来回踱步，“谁在意那些该死的社会主义者呀，纽约就有好几千这样的成员，在我生活的波士顿可能也有好几百人。布罗姆利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我指了指脚边的尸体，注意到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胡须”，以及尸体的面颊和下巴上的黑色短须。有那么一刻我恶心得差点儿昏倒，我猛然记起人死后毛发是会继续生长的。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恶心的照片？”我有气无力地把这句话说完了。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杰克。”雷吉说，“他是纳粹。是纳粹分子。”她一边在背包里翻找着什么。

“那又怎样？”我不依不饶道，“就连我都知道德国的魏玛就有数百个这样政治狂热分子。就连我这样的人都知道，我可是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几乎分不清。我们差点儿登上珠峰峰顶，我们这么辛苦才爬上来，结果居然……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恶心的鸡奸者及其受害者的照片。天哪，你们看看，其中一个受害者，房间里的其中一个孩子，居然是小科特・梅耶。他居然将这种垃圾卖给你的表弟珀西！”我简直气坏了，两根手指将照片夹在风中，说：“我要把这种垃圾扔了。”

“杰克！”雷吉生气地说。

我低头看着她。她居然双手举着那把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正对着我惊得目瞪口呆的脸。

“如果你胆敢把照片扔了。”她平静地说，“我就用这把信号枪打死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的。我爱你，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爱你。把照片还给我，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脸。你知道我会的。在冰川上的时候，我就用这玩意儿干掉过德国人。”

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知道她爱我，是那种姐弟之间的爱，唉，（也许把我当成了她死去的表弟）我也知道如果我把照片扔了，她立马就会开枪。接着，我记起了红色信号弹射中卡尔・巴赫纳张开的嘴中的情形，他眼睛里的液体就跟融化的蜡一样流到了面颊上。

我仔细将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交还给了雷吉。

“我好奇的是，”理查用平日里谈话的语气说，好像刚才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照片到底是谁拍的。不是……布罗姆利吧？”

“不是。”雷吉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疲惫，“不过，珀西瓦尔会经常装扮成放荡的亲奥、亲德英国逃亡者出入这种场所。拍摄照片的是科特・梅耶。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小照相机，那玩意儿具有延时功能。珀西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拍这些照片。”

我们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这具奥地利人的尸体上。他是那样的年轻。我第一次发现梅耶的鼻子下有一道姜黄色的印记，很显然，这个小伙子即将长出胡须了。

“梅耶也是间谍？”我说，也没期望谁会告诉我答案。

“是的。”雷吉说，“科特・梅耶也是犹太人。”她说，好像这就把一切给说通了。

那一刻，我以为她的意思是说，犹太人自然比其他人贪婪，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当然，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或者在波士顿生活的时候，我从没跟犹太人打过交道，然后我记起纳粹好像非常不待见犹太人，特别是德国或者奥地利的犹太人。但这个叫希特勒的混蛋却跟一群犹太男孩发生性行为，除了那名成年的纳粹外，照片中的所有人都割了包皮。这说不通啊。一切都是那样……淫秽不堪。但我只是摇了摇头。

“在跟我表弟珀西瓦尔共事的人中，科特・梅耶算得上最勇敢的人。”她说，“珀西跟许多勇敢的人一起并肩作战过，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最终都牺牲了。”

我对这番言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在这儿。”雷吉说，她已经将那把刚才威胁杀死我的卫瑞信号枪放了下来，继续在她表弟的尸体上搜寻着。

她拿出一块折好的绿色丝绸布，我的第一个想法觉得那应该是一块上好的手绢，跟乔治・马洛里尸体上的那块极为相像，但是，等雷吉将它打开后，却是一块3英尺宽、4英尺长的旗子，上面绣着一只狮鹫跟老鹰为了争夺一根中世纪的金色长矛厮杀的图案。

我见过这面旗子，不过我见过的那面旗子更大，我们去拜见布罗姆利夫人的时候，曾见过这面旗子在布罗姆府邸飘扬。

“你的表弟真的认为他和……这个男孩……能登上珠峰吗？”理查问道。

“很显然，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不停地往高处爬，逃离追赶他们的纳粹。”雷吉说，她的声音仍然相当尖锐，“有了马洛里和欧文探险队的固定绳索和营地，他们当然有机会。但没想到那些德国人也是登山好手，但珀西还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要是不被西吉尔追上，他们可能从马洛里和欧文的最高营地登上珠峰，不过，珀西的目的并不在于此，他们登山只是为了逃离德国人。”她将那面折好的旗子放在衣服里层，“现在我要登上顶峰，帮他完成这个愿望。”

“如果我们还不快点儿的话，什么都来不及了。”让-克洛德在呼啸的大风中喊道。

就在我们只顾看那些淫秽的照片、聊天，发生了内斗的时候，J.C.早从背包里拿出了望远镜，走到东北山脊被大雪覆盖、凶险异常的南侧，往下监视我们来时的路。

“德国佬刚刚从花岗岩那边过来了。”他冲我们喊道，“只要三十分钟，或者用不到三十分钟他们就能上到这里了，得看西吉尔先生的登山技巧。我们应该当机立断，赶紧离开这里。”

“去哪儿？”我猛地咳嗽了一阵后说。我知道我必须下山，下到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这样，即使我的喉咙里卡着龙虾壳和咔嗒作响的爪子，我也能够呼吸了。

理查转过头来，看着右上方向，然后又往上面，也就是离我们不到100米的第二台阶看了看，看似不可征服的第二台阶赫然耸立出现在我们上方。离第二台阶不远的地方——或者至少看起来不那么远的地方大风呼啸，珠峰的峰顶正吐出一道20英里长的溅沫，像是拖着一道长长的尾巴。

19

第一和第二台阶之间的后半段距离和前半段距离一样，异常凶险，充满不确定性。

山脊线上有一大片锋利岩石，朝天竖立，滑溜溜的，山脊上还覆盖着冰雪，因此极难攀爬。我们所有人用一根绳索拴系在一起，理查处于领头位置，在那道狂风肆虐的山脊下方10英尺位置，他在冰雪上开路，而这道山脊则在东绒布冰川这一面的北壁和大深峡谷上方。周围越来越光秃，无遮无掩，以至于理查每走一步，雪就会滑下来，在他脚下堆积几英寸甚至几英尺高，然后形成一个并不稳固的平台，刚刚好可以防止他滑倒，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们其余四个人都没有很好的保护位置。

我们没有回头看那五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在我们几个人为珀西和梅耶先生准备葬礼的时候，J.C.用望远镜看到的最后情况是那队德国人的领头登山者——我们依旧认为此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已经绕过了那块花岗岩，此刻正在为他的四个登山同伙搭建固定绳索。显然，在那五个德国人之中，西吉尔是最强壮的一个，我们很高兴，其他几个人稍稍拖慢了他的速度。

可这还不够。

然后让-克洛德回到了我们当中，我们在梅耶和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边上待了一会儿。

雷吉说了一小段祈祷文，我非常惊讶地看到理查和她一起念念有词。数年之后，我见识过英国国教式的葬礼和葬礼祷告，并且意识到雷吉经仔细推敲后对祈祷文做了一些改动，可是很显然，理查在战场上给死去的战友念过无数次这些祈祷文，所以他可以跟得上她，一起念那些加以省略和改动后的祷文。尸体躺在那道悬崖北部边缘上方的一道短岩石斜坡上，我们和两具尸体一起坐在那里，祷文听上去倒是很舒服，不过我觉得稍微有点儿长，毕竟德国人正在我们后面攀登北壁。雷吉拿出了她的一块金绿色丝绸手帕，这手帕要比珀西瓦尔携带的那面旗子小，上面还有布罗姆利家族的族徽，她把它盖在她表弟的脸上，然后系好。理查则从衣兜里拿出一块干净的白手帕，盖在科特・梅耶的脸上。

雷吉垂着头，护目镜依然罩在眼睛上，然后开始吟咏起来：

我将举目仰望群山；那里会给予我救助。耶和华，天与地的缔造者，也会给我帮助。

他不会允许你移动脚步；他会保护你，不让你睡着。

看啊，他保护这座高山世界的荣耀，使之休眠或沉睡。

耶和华本人就是你的守护神；耶和华是你的高台，搀扶你的右手；以至白天烈日不会灼伤你，夜里月亮不会照耀你。

耶和华会保护你不受所有魔鬼侵犯；是的，他甚至会守护你的灵魂。

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会保护你，从这一刻直到永恒。

因此，我们把死去兄弟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是我们连在一条绳索上共同攀登高山的兄弟，我们把他们的尸体交付给大地、空气和寒冰；珀西瓦尔笃信救世主耶稣基督，科特・梅耶敬爱我主耶和华，所以我们坚信，他们会复活得享永生，大地、海洋和高山放弃他们的尸身之际，带着荣耀的威严，基督和耶和华将会到来，评判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同样也不能带走什么。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回；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阿门。

“阿门。”我们其余人都说，然后让-克洛德、帕桑和我推动他们两个穿着登山靴的脚，一直把他们推下石脊的边缘，随后他们的尸身旋转着静静地滚了下去，掉到了差不多两英里之下的康雄冰川，尸体被摔得支离破碎。我们谁都没去看尸体坠落的过程，而是立刻着手重新打包我们的背包，我看到雷吉把装有她那份照片的信封放进了她里面夹克的口袋里，我则把我的照片放在背包背面的一个安全位置，然后我们找回了破冰斧，开始向着第二台阶艰苦跋涉。

我们在蘑菇石的东侧避风面坐了片刻，感觉阳光暖暖的，可是，我们刚一从山脊线下来，开始采用横切攀登方式前往北壁，从数英里垂直冰雪山壁上吹过来的风就越来越大，把我们身上的暖意吹得一点儿不剩。我们不能停下来，否则就会被冻死。

*

在折回第二台阶脚下的山脊线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就算不知道好斗的德国人很快就会从我们后面突然冒出来，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在步枪的射程范围内，眼前的情形依然十分可怕。

“如果你能带我们爬上那里，杰克，”理查把氧气罩拉下后说，“不是如果，我是说等你带我们登上那里了，就会发现第二台阶的顶端虽然平坦却布满砾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防御阵地，即便对只装备卫瑞信号枪的我们也是一样。”

我抬头望着那道陡峭的雪坡，只见雪坡向上延伸到一堆不可能攀登的岩石，而尽头则是一面近乎垂直的岩壁。赶快和理查说说吧，你的喉咙里像是堵了块东西，你呼吸困难，我大脑中残存的那点儿理智坚持着。然后他就会承担起责任，亲自去自由攀登这该死的第二台阶。或者叫让-克洛德去也行。见鬼，杰克・佩里，现在就连雷吉和帕桑都比你善于攀登岩石。

我说：“是啊，那上面就是名副其实的阿拉莫[7]。”

“阿拉莫是什么？”J.C.问。对于现在的处境他似乎还挺高兴的。

我又咳嗽起来，于是雷吉三言两语给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阿拉莫的历史。

“听起来像是一次伟大的战争。”雷吉大致介绍了那场战争的情况，不过没有说出结局，J.C.听后说道：“结局怎么样呢？”

我叹了口气。“墨西哥人侵占了那个地方，并且杀光了所有的保卫者。”我一边咳嗽一边说，“我心中的英雄大卫・克洛科特和他的同伴吉姆・鲍伊也惨遭不幸，鲍伊刀就是这两个人发明的。”

“哦，”让-克洛德说着笑了笑，“那真要谢天谢地了，好在我们要对付的是德国人而不是墨西哥人。”

我把沙克尔顿夹克和鹅绒外套脱下来，摘掉外面几层连指手套，只剩下一层最薄的丝绸分指手套。

我们用冰爪踢进山壁，一起攀向这道雪坡上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处，前方就是岩石散布的第二台阶脚下。这道石崖看上去有大约有90英尺高，北面绝对无法攀登，不过中间偏左一些的岩石上有一道裂缝，确切地说应该是节理。在那道狭窄裂缝和90英尺高山壁的脚下，J.C.、理查、雷吉和我都忙着搜索一条可以攀登的路线。我把我那个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向上推，以便能看得清楚些。

这个问题太他妈严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在登山圈子里，人们给这样的难题起了个有趣的名字：生死挑战。这样的海拔高度令难度更大了。而且让一个喉咙里像是卡了碎玻璃的人解决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整个第二台阶都由古老的石灰岩组成，这里曾经是海底，而岩石的磨损速度要比岩石下面的页岩和其他石头的磨损速度慢得多。

那道90英尺高悬崖的前10码或许倒可以攀登，因为这座6英里高、难以攀登的庞然大物下面三分之一部分遍布着各种崩塌的砾石、喷出岩和较小的裂缝。那些最大的砾石和向东倾斜的崖壁之间有一道沟，如果攀登岩石的技术纯熟，精力充沛，可以进行一连串探险，倒是可以从这道沟一试，可是我只能在那块该死的砾石顶上加大步伐，维持平衡，然后再去尝试攀爬三部分攀登距离中的第二道斜坡。

如果是在威尔士的彭亚山口附近攀登位于这些砾石和崖壁之间的第一道斜坡，然后不偏不倚地落在位于陡峭雪坡的砾石顶上，可以说是一件极具挑战性却也有趣至极的午后消遣活动，可现在我实在难以想象，身处28,246英尺高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到底需要多少力气。

不过我一直在不停地观察，试图找出一条最佳路线。如果真有“最佳路线”的话。我身边两个最擅长攀登岩石的人让-克洛德和理查都没有说话，怕打断我的思路。事实上，或许他们谁都提不出行得通的路线。

从那块巨大砾石最上方30英尺处以及与悬崖连通的地方，陡峭的雪带上有一道很高、很危险的台阶，或者更恰当地说那里有陡峭的锥形积雪，而我正是要从那里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沿着陡峭的斜坡向上攀登，然后折回左边，前往裂缝中部，那里正是悬崖和几乎成直角的山壁的交界处。只有天知道那些锥形雪是不是结结实实地位于悬崖之上，或者雪崩会不会把我从那里卷走。在这之后，如果我折回左边，来到裂缝中央上一个较高的点，那么我就得学着如何像佛教的菩萨那样悬在空中，然后行进到这次攀爬的第三部分脚下，那里是最后一段距离，也是最难以攀登的一段距离。

那道“裂缝”看上去是那么窄，我想侧着身体过去都不成，而且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我的手掌宽。从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上的一个位置，另外一道小很多的裂缝呈现出树形分散结构，以非常奇怪的角度向上延伸，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这次攀爬的最后一道垂直斜坡就是一道夺命斜坡，这么说几乎没有一点儿夸张。

不管按照哪个国家或大陆的攀登难度评级方法，这最后20来英尺陡坡肯定会被列入“极难攀登”等级。到了1991年，也就是我动笔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们把“极难攀登”等级定位5.9或5.10级。若要攀登这道陡坡，不仅仅要求有卓绝的登山技能，还要有绝对的献身精神。当然可以说那是献身精神，不过简单说，这其实就是在找死。

而且，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度等级是攀登海平面的难度等级。比海平面高出28,200多英尺的这里，会被评为几级呢？

我怎么才能对理查、让-克洛德、雷吉和帕桑他们几个人说出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不行。不仅是因为我的喉咙被冻住了，像是卡着东西，而且疼得要命，上呼吸系统也被冻住了，吸入的氧气量还不到平常的三分之一，还因为就算在夏天的马萨诸塞州，这面山壁与地面的距离只有10英尺，我身下铺满了床垫，我也不可能登上这最后20英尺的斜坡，更何况是这里距离下面的东绒布冰川有8000多英尺的垂直距离呢。

没有人能做到。在那一刻，我很肯定乔治・马洛里没有能力登上那里，也没有登上那里。我很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到了第二台阶后近距离地看了一眼，然后就转身离开了。不管是因为什么耽搁了，以至于他们必须在日落后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架下山，反正在那一刻我绝对肯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先是登上了第二台阶然后从上面爬下来而耽误了。

绝无攀登可能。

“你怎么看，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

我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咙。“从三角形雪顶开始，”我说，“那里距离那面山壁和大裂缝有6英尺到10英尺远。先是自由攀越那些砾石，到达那块砾石的中央，然后向上攀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爬烟囱的方式，然后跨一大步，登上那片陡峭的雪地。接下来，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裂缝中央，然后顺着这道裂缝的上部和其他裂缝向上攀登那一段垂直距离，然后……哦，剩下的路线还是等我到了那里再想吧。”

这话听上去挺流畅，可实际上我说话时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停下来咳嗽了三次，弯着身体，撕心裂肺地咳嗽，而每一次咳嗽发作都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咳嗽。

“我同意这条路线，”理查说，“不过你感觉你能按照这条路线登上去吗，杰克？你咳嗽得很厉害，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很乐意一试。”

我感觉自己摇了摇头。时至今日，我都不肯定我到底说了什么，是说了“不，这样的自由攀登根本不可能做到，我打死都不去”，还是“我非要坚持第一个上”？

显然我的朋友们听到的是后者。

这时候我脱下了诺福克夹克、羊毛裤和我的薄丝绸手套。其他东西都已经被塞进了我的背包并已绑好。我办了一件蠢事，竟然把我的厚羊毛帽拉得特别低，盖住了我的皮摩托车头盔，因为我把我的护目镜推到了额头上，所以羊毛帽也盖住了我的护目镜。这可以说是一次终极攀登了，我必须看着下方，时刻关注我的双脚。我的氧气罩和护目镜阻挡了我的视线，所以我感觉自己距离这个既狂风肆虐又寒冷无比的世界之巅极为遥远。我把背包、氧气罐、防毒面具包和冰镐都摘掉了，我的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失去平衡。我一直穿着冰爪，因为我已经学会依赖它们来攀爬岩石，但岩石和我的脚之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的病、我的累，还有令我软弱无力的恐惧。

“你们知道的。”我像是聊天那样对理查和雷吉说，漫不经心的语气只是被气喘和咳嗽打断。“我正在琢磨一个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两边都不会再有人死了。”

理查和雷吉两人都扬起眉毛，等着我说下去。

“等西吉尔和他的同伙一出现，我们就带着白旗出去，”我一边咳嗽一边说，“到时候我会把照片给他们，或许底片也要交出去。”

“这就是你的意见？”让-克洛德说。他听上去既震惊又失望。

“不过我们只给他们四个信封，把第五个藏在这些裂缝和砾石之中，”我急切地说……我的肺疼痛难忍，吸入的氧气这么少，我用最快的速度说道，“我们自己留一套，你们懂的。”

“而且你还要把底片给德国人？”雷吉问。我看不懂她的表情。

我耸耸肩，外套脱掉了，耸肩倒是更容易了。可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越来越冷。

“我对摄影很在行，所以我知道有了相片就可以做出新的底片……我想他们管这技术叫拷贝……”我说道，仿佛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只不过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这样一来，西吉尔和他那些愚蠢的手下或许会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我们也能活着离开，把全部七张相片交给……不管你们那个神秘人是谁吧，反正就是个喜欢签支票和黄金的人。德国人得偿所愿了，两年来要找的东西找到了，他们也就没理由杀我们了。”

理查摇摇头，我觉得他有点儿伤心。“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杀掉我们的，杰克。即便他们认为他们拿到了全部照片，他们也不会冒这个险。别忘了，这个星期他们几乎把所有夏尔巴人都杀了，而且他们去年还杀死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奥地利男孩子。他们不会让我们活着回去把这件事公之于世的。”

“再说了，德国人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让-克洛德说，“他们本性如此。”

我点点头，仿佛我凭借一己之力弄懂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早晚都能自己想明白的……起码能明白理查那些话的意思。可这一刻我的思绪依旧围绕着裂缝、砾石、雪地和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壁，冰壁就矗立在我的头顶上方，与我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十层楼那么高。似乎根本没有办法能登上那里。

“不过我们使用那些照片……”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出来，就算是我的遗言好了。此时此刻，我一边看着我的四个同伴一边说话，“即便会赢得一场战争，或者有助于维系和平……当然现在都只是猜测……使用那些照片、那种东西，去要挟别人……终究不是……我是说不可能是……一件体面的事儿。”

有那么一会儿，只有狂风吹过岩石的峭壁。

理查说：“如果像西吉尔先生这样的德国人当政，杰克，还是会打仗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而且，归根究底，战争压根儿就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不是。相信我，我说的绝对是事实。在战争开始萌芽之际，只可以从两个方面挽救那仅有的一点点体面，一是彻底避免战争，比你和我都聪明的人曾经说过，这些肮脏的照片或许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在真正的战争到来之际，表现出最勇敢的一面，即便在每一个清醒的时刻你都感觉害怕，即便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同伴活下来。”

“你一直这么做了四年，理查，”J.C.说，“拼尽全力让你的战友活下来。此时此刻，在这座山上，你依然在这么做。”

理查突出哈哈大笑起来，吓了我们一跳。“我亲爱的朋友，”他说着拍了拍让-克洛德的肩膀，“我亲爱的朋友们。”他说着用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他把护目镜推上去后说出了这番话，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露了出来，我看到寒风已经把他的泪水吹了出来。“我的朋友们，对于保护我的属下的性命，我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我甚至没能在这次和平时期的探险中保住我们那30位夏尔巴人的性命。在这座山上，他们也是我的属下。他们大多数都死了。我的老天，我连我的步枪都没保住，更不要提凭借聪明机智，保护我们的夏尔巴人朋友免遭毒手了。如果在‘一战’期间我杀掉的好人或者帮忙杀死的好人跟我们来爬珠峰，那他们肯定会从大吉岭排到这该死的珠峰顶峰上来。”他陷入了沉默。

“哦。”大家在寒风中沉默了良久，然后我说道：“我最好在起风之前开始向上爬。这个保护点相当不错，所以我会一直拴着绳索向上爬45英尺，到那片雪地的左上方。看上去你们其中一个人可以登上那个点，然后在那里拉绳索保护我，起码也可以看到我摔到了何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雪地上用冰爪踢出一块小平台给你们之中上去的那个人。不过，不行，那个保护点很不安全，如果我从那面山壁上掉下去，我肯定会把作保护的人也拉下去的，所以还是让我帮忙，带你们其中一个人和固定绳索上去，前往那最后一道垂直斜坡脚下的雪地上，然后我会继续自由攀登，只把绳子松垮地绕在身上，这样如果我摔下去，你们还可以尝试拉住我。”

“等你在砾石上找到保护点，我就爬上去。”理查说。

让-克洛德这时正在北壁边缘探着身子，使用他的望远镜望着我们的脚印和来时的路线。“德国人正向着蘑菇石那里攀登呢，”他在风中说，“如果我们要准时抵达我们的阿拉莫，我们就得快点儿爬上去了。”

20

我对坐禅一无所知；每天早饭之前，理查都会盘腿坐着，很明显陷入了沉思中，而据雷吉所说，理查正是在坐禅。我就要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去攀登第二台阶了，所以当然既没时间也没兴趣向他打听这事儿。

不过我当时怀疑，而且现在已经确定，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登山，一旦失足就无法挽回，与坐禅同等奇怪，却也一样美丽。登山者摒除一切杂念，只关注他计划做出的动作，他眼中所见、所感、所觉和所希望的支撑点，以及牢牢在陡峭或垂直山壁上移动所需的速度。人想象即将做出的动作，准备好伸出哪条腿和哪只胳膊，手指要抓住何处，双脚该踏着何方，以及在没有摩擦力的时候如何创造出能救命的摩擦力。

就这样，我系上理查的保护绳——虽然只能在这次不可能的攀登前半程系着，开始了攀爬，先向左边朝着那道大裂缝的角落爬去，山壁从那个地方以锐角角度连接在一起，所有重要的山壁连接处都从近乎垂直的山壁相交处下方开始延伸，那是一道真真正正的裂缝，不过到了高处，裂缝就加宽到了15英尺到16英尺，更高处则宽至45英尺。那道裂缝下部布满了岩石和细砾——那是一个接缝处，而且，从下面看，似乎在此次攀登的前半段根本没有任何有利因素。

事实上，不利因素倒是一大堆。我快速以横切攀登方式向左朝着接缝处附近那面朝南的山壁攀去，随后我的身体整个都被阴影遮住了，突然之间天气越来越冷，冻得我难受极了。在毫无用处的接缝处附近费力攀登，我感觉一刻比一刻冷，情况糟透了。我只好加快速度穿过这片背阴面，否则以后我肯定会失去手指、脚指、脚或手，而且天知道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还会切下我的什么部位。

我沿着狭窄的沟槽向上爬去，越来越接近峭壁的连接处，然后转向右边，手指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寻找攀附点，我的冰爪爪尖在一道道裂缝上维持平衡，这些裂缝有的还不到半英寸宽。随后又攀爬了一小段垂直距离，在爬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左手深深挤进锥形雪下方的一道垂直裂缝里，疼极了，向左移动，随后又向右移动，在来回移动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极微弱的附着摩擦力。接下来再次向上攀爬，最后我终于在一块4英寸宽的细长砾石上找到了平衡，咳嗽几声，呼哧呼哧喘着气。在这里，4英寸就算得上是大马路了……简直就是堪萨斯州的大草原。

这里就是我从底下看到的位于那片雪地上的“高阶”，当时我决定等登上了这里再担心这里的情况。

哦，我终于上来了。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供我的冰爪揳入，也没有任何支点供我的手抓握，以便我可以跨出大约4英尺，跨到那块被冰雪覆盖的下倾陡峭板岩上（那个地方绝对算不上壁架）。

在攀登这样的岩壁之际，如果你停下来左思右想，那死神很快就会降临。有时候你必须相信直觉、经验，以及肾上腺素相对于理性思维所具有的一点点优势。

现在我知道，在攀登那道巨大的台阶之际，如果我掉下去——说跳下去更形象些，理查根本不可能拉住我，而且在我向上推进的过程中，从我的双腿之间看到脚下8000英尺的落差，有那么一瞬间，我很后悔自己把保护绳索拴在身上，即便这段攀登距离比较低，也“比较容易”。在我坠下崖边摔死的时候我真的真的不愿意拉着理查一起和我坠向深渊。

我把肚子贴在滑溜溜的冰雪之上。现在这道陡峭的岩架已经被太阳晒了好几个钟头了，部分雪地变得又湿又滑……我的手指插进松散的冰雪之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抓握的地方。我拉开肚皮和岩壁的距离，然后滑向右边，朝着那道近乎垂直的悬崖滑了过去。

这道板岩上的积雪足有六英寸到八英寸深，接下来我在上面来回甩动登山靴，带前爪的冰爪突然间找到了一个带有附着摩擦力的地方。我下滑的速度越来越慢，随后我停了下来。我慢慢地移动，硬挺登山靴前端的冰爪只能碰到冰雪，根本碰不到冰雪之下的岩石，我想方设法用冰爪前部分的四个钢制爪尖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左上方挪动我的身体。最后，尽管斜坡非常陡峭，而且周围无遮无掩的，我还是站在那儿，伸手去够一块更高处的岩石，以便可以站稳身体。

接下来我向这道锥形雪架左边即北面远处移动过去，找到了一片区域，我在那里踢出了一小块冰雪平台，站在上面，把绳索在我唯一能找到的岩石上绕一圈，而被我当成保护点的岩石其实就是一块向上倾斜3英寸的石头，大约到我鼻子的高度，却比我的鼻子还窄，然后我摇晃几下，让绳索变松，然后拉住松弛的绳索，像往常一样，将其绕在我的肩膀上，接下来喊了声“确保完成”！

“爬！”理查大喊——有时候他还会用我那根拉紧的绳子，以免他自己从山壁上向后弹飞出去——他效仿乔治・马洛里，四肢展开，朝着我爬上来，如同一只极度兴奋的蜘蛛。

不出几分钟他就爬到了我身边。我知道我必须动起来了，我们现在身处阴影之中，我意识到，因为没有穿戴鹅绒外套，而且什么手套都没戴，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哆嗦了（也许既是因为兴奋也是因为寒冷），于是我从大裂缝的角落里向上攀登了两三英尺，让理查・迪肯站在我刚才站的位置，也就是我在那个角落里堆积的一块极为平坦的雪地，有一平方英尺大小。（在登山术语中，大裂缝指的是这样一道裂缝，这种裂缝太宽，手或拳头无法在里面找到牵引力，而且更为不适合揳进登山钉，如果你正巧和钢铁侠德国人一样，喜欢用登山钉，但这种裂缝又太窄，根本不可能把整个身体塞进去。实际上，这样的裂缝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当垃圾桶，扔些瓶子和别的东西进去）现在我的一只脚就在那道裂缝里，我只能依靠冰爪踏在石灰岩上的压力和两只伸展开的手臂支撑着，站在两面峭壁相交处的一块角状突出物上，只比理查的头顶高出几英尺。在任何海拔高度，这都是个耗费体力的支撑位置，而且在这么高的地方，我知道我只能坚持短短的片刻时间。

“不要摘下保护绳。”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他艰难地向上攀登着，脸色十分苍白，即便有时候他还要用到我那条绷紧的绳索帮忙。我无法想象自己的脸色如何，不过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从西奈山下来的摩西，而他的两边太阳穴上则长出了两个发光的角。只不过幸运的是我是上山，而不是下山。

“不。”我说。我一边凭借登山靴、后背和一只张开的手掌牢牢支撑住身体，一边解开拴系在腰上的绳索安全带，把保护绳索在诺福克夹克衣带上绕了两圈，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带着保护绳索攀爬。不过在我从山壁上掉下来的一刻，保护绳索在拉力下就会松掉，然后，趁着我那震颤不已的身体里尚有一丝丝暖意、力气和意志力，我开始向上攀去。

21

从我开始自由攀登那道凶险异常的第二台阶的那一刻，我就明明白白地知道，不论我是只能再活三分钟——这其中还要算上我跌下1.5英里时留有意识的时间，抑或再活七十年，这都是我最骄傲的一次攀登尝试。

因为总感觉喉咙里卡着一块锯齿状的压缩物，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可去他妈的吧。我深吸一口28,140多英尺的寒冷空气，效果却差强人意，现在我要凭着吸入的这一口气完成这次攀爬。也许我根本做不到。

按常识和以往的登山经验，我应该尝试留在那道25英尺山壁的最左端，利用那道大裂缝想想办法。

去他妈的吧。留在那道大裂缝附近，肯定会没命的，我忍着五脏六腑传来的疼痛琢磨着。于是我通过其中一道向上延伸的较窄裂缝的分支缝隙向右边移动。

右边最大那些垂直裂缝里布满了松散的小块石块。还是那样，要是登山靴踏上去，手抓握那里，肯定会没命的。所以也不要考虑那里了。

用手抓握并不牢靠的支撑点，我用最快的速度爬上了这面平坦山壁的头三分之二距离。向下看我一准会大声狂笑出来，自打我们到了第一台阶脚下，地平线就一直清晰可见；现在到了第二台阶，隔着薄雾缭绕的地平线，200英里开外的群山山峰全都若隐若现，喜马拉雅山脉每一座8000米高的山峰现在都在我的脚下，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再去看那些美丽风景，而是像只在滚烫岩石上爬行的蜥蜴一样，不停地向上移动。

只是这块岩石并不滚烫；因为外层空间里的深层寒冷，这块岩石冰冷无比。这块该死的板岩大部分都面向北边，极少能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全都冷冰冰的。我的双手和我的身体接触到岩石的部位快速地吸收了岩石中的凉气，凉意侵体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的攀登速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的整个身体都能接触到岩石。

我把我冰冷的双手放在我知道但是看不到的抓握点上。冰爪的钢尖在石灰岩和花岗岩上踢出了火花。

现在我就快到顶部了——顶部是一块突出的岩石，即便是在夏天的威尔士，这也是一块无法攀爬的岩石，除非有很多普鲁士结，一根用来悬挂身体的坚固绳子，再加上祝玛小装置，才可向上攀登，翻过这块岩石——所以我不停向上爬，让每个冰爪爪尖找到一个支撑点，然后滑向左边，向着那个迄今为止毫无用处的大裂缝移动。

好吧——就因为那道裂缝在这个位置很宽，我的手或前臂可以伸进去，同时又太窄，容纳不了我的身体，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以一定的角度固定手臂，把我的手肘挤进那道裂缝里。然后，片刻之后，把我的左脚和左腿挤进下面。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计划。

权当是个计划吧。

在这道裂缝附近自然没有任何牢固的手抓点和脚踏点，事情绝不会这么顺顺当当的，不过在这样的自由攀爬过程中，摩擦力和速度才是王道，我祈祷自己能利用这两点向上攀登。

此时此刻，我的肺在燃烧，眼前发黑，裂缝上尖利的岩石划得我的腿钻心的痛，我不去管这些，而是用膝盖抵着岩壁，向第二台阶顶部又爬了几码，这时候我碰到了……另一块悬壁。

我不由得再一次停下来哈哈大笑。这样做肯定会耗光我肺部的最后一些氧气，不过我的肺里本来就没多少氧气了。

这块悬壁向我右边延伸出大约6英尺远，于是我尽可能把右腿伸到最远处，用冰爪刮擦，最后我的登山靴碰到了一道壁架，而这壁架大约只有一支折断的铅笔那么宽。我把我全身的重量都转移到这道壁架之上，然后用打滑的右手摸索着，却找不到任何抓握点，就这样，我仅凭左手那个带有摩擦力的抓握点靠在那块板岩的垂直部分。

在上方3英尺处还有一道岩架，我把左脚登山靴踏在上面，有那么一瞬间，我摇摇晃晃的，真真正正地悬空了。随后我站了起来，我的上半部分身体已经越过了那块突出岩石的边缘，我的右手碰触到了大量的岩脊、岩石和支撑点。我终于到了第二台阶的顶部。

我奋力攀上去，又向前滚了好几英寸，以便我的头、肩膀或双脚远离那8000英尺的落差。

我还是气喘吁吁的，好在还可以站起来，于是我站了起来。这里距离第二台阶的崖壁只有几英尺，是一块4英尺长3英尺宽的石灰岩平台，非常棒，这里有一道道波状岩石、岩脊，甚至后面还有一些露出来的矮小岩石，可以把保护绳索系在上面。

谢天谢地。

我的喉咙太疼了，一呼哧呼哧喘粗气就疼得更厉害了，我真想大声叫出来，可结果我只是冲下面喊，告诉大家我来做保护，让他们向上爬。后来，帕桑医生告诉我，我的叫喊声很平稳、很平静。我随身携带了120英尺长的奇迹绳，在这块岩石平台和那些矮小突出岩石上套了扁带环之后，我用掉了其中的97英尺。

理查攀爬得很从容，尝试自由攀登这段路线的主要部分，不过有两三次还是求助于保护绳索的拉力才没有出意外。我对此一点儿也不在乎，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他提起这事儿。我们又不是在这里比赛。

除了让-克洛德，每个人都完全利用打结的保护绳索爬上了这段不可能攀爬的距离。开始是我和理查两个人拉绳做保护，然后是三个人在拉，最后是四个人。

大家都忍不住地从第二台阶的顶端眺望四周的美景。过了这道台阶，还有第三台阶，那道台阶位于远处的东北山脊之上，以及冰雪覆盖的顶峰三角岩之下。不过，这道台阶是一面峭壁，很像一块棉花糖。情况一目了然，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上攀登从而翻越那些砾石，完全可以采取横切攀登从那里的雪地绕过第三台阶。

过了第三台阶——似乎我们从这里扔一块石头就能击中那里——有一道雪坡直通顶峰三角岩，这道斜坡开始一段距离很平缓，越到后面越陡峭。攀登那里时得小心翼翼的，不过没有一处地方像是攀登第二台阶那样有这么多技术上的需要。

然后就只剩下冰雪覆盖的顶峰和顶峰上危险的飞檐了，天空如水晶一般，阳光明媚，顶峰上的一切清晰可见。之前的荚状云现在已经消散，只留下一点点残云从峰顶飘向西面，不过这并不是那种预示着要变天了、暴风雪即将到来的荚状云。第二台阶顶上的风很大，和往常一样，从西北方呼呼吹来，我们都被风吹得弯着腰，快乐得大喊大叫。

至少别人可以这样做。

我终于意识到我根本不能呼吸了。我的四位朋友在第二台阶顶上向西边走了几步，这时候我跪倒在地，然后趴到了这块石灰岩平台的另一边。

我喘不上气了，我甚至都咳嗽不出来了。我那遭受重创疼痛不已的肺中没有空气出入了。卡在我嗓子下部如龙虾爪一样尖锐的东西堵住了所有的呼吸，现在那东西感觉更像是一大块锯齿状冰冷金属。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就快没命了。我的四个朋友大喊着，拍着彼此的后背，在中午的阳光下举目观瞧珠峰顶峰，而我就快死了，在我的眼前，跳动的黑点已经变成了快速关闭的幽黑隧道。

帕桑医生转过身来，飞快地跨出三大步，朝我走过来。他单膝跪在地上，我漠然地意识到其他三个人现在也围绕在了我身边，真正的死亡与我如此接近，我感觉他们赶过来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全都低头看着我，有点儿搞不清楚状况，雷吉跪在我边上，显然有点儿不知所措。这倒是一点儿不错，瞬间我就想明白了。我们全都是孤零零地死去，不管谁守在边上都是一样。

“帮我把他扶起来。”帕桑的声音传来，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上，他的声音都模糊极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粗鲁地用力把我从岩石上拉了起来，让我跪在地上，扶稳我的身体。

无所谓。已经有一分半钟到两分钟我不能吸气呼气了，卡在我喉咙里的那个破碎的东西马上就要把我的喉咙从里面切开了。我就要被淹没了。我已经被淹没了。不过既不是我被水淹没的，也不是空气充满了我的肺。我发出了最后一阵呜呜声，然后想要向前倒去，不过有人依旧按着我的肩膀，坚持让我以跪着的姿势死去。我隐隐为我要死了这事儿感觉遗憾，我真想再为我的朋友们尽一点儿绵力。

不过我已经帮他们登上了第二台阶。这是我最后一点儿有意识的思维。

帕桑的手掌——我相信那是帕桑的大手——用力地按压我的胸口，他按压的力道这么大，我肯定他会弄断我的肋骨和胸骨。反正也无所谓了。

与此同时，他又使劲儿拍打我的后背，我的脊柱差一点儿就折断了。

随着一次强有力的推按——仿佛有什么浑身是刺的可怕生物就要从我的喉咙和嘴里钻出来了——我终于把那块堵在喉咙里的东西喷了出来。

雷吉终于允许我向前朝着我刚才咳出来的东西倒去，那东西看上去很像我的一部分脊柱，血淋淋的。那没准是一条深红色的超级三叶虫，几天前的夜里，这家伙趁着我在五号营地睡觉的时候爬进了我的喉咙里。不过我才不关心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终于能呼吸了，我高兴得直掉眼泪。一呼吸就很疼，疼痛感真真切切，不过我可以呼吸了。空气从我的身体里进进出出。刚才眼前的一片昏黑不见了，我的视觉渐渐加宽，昏黑不见了。我在灿烂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最后雷吉轻轻把我的护目镜拉回了原处。我爬上第二台阶的时候一直没有戴护目镜，以便我可以看清我的双脚，看清所有的一切，不过我可不想像诺顿上校那样，被雪盲症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到底还是活了过来，我头昏眼花地想。我有点儿恶心，吐出了很多东西，更多的血溅到了刚才我吐到岩石上的那块刺状物上。

“这是什么东西，帕桑医生？”让-克洛德问。

“这是……这曾经是……他喉咙里的黏膜。”帕桑说。

“可这东西就像螃蟹一样，很硬，而且又长又尖。”理查说。

“这东西被冻住了很多天了，”帕桑医生说，“都冻结实了。这东西慢慢变大，一点点地把他的喉咙和食道堵住，直到最后，气道也被堵得严严实实。”

“没有了这东西，他还能活吗？”理查问。在我听来，他只是对这个问题感觉特别好奇。我在心里记下以后一定要找他算账。

“当然，”帕桑笑着说，“佩里先生今后几天内呼吸会很疼，我们得尽快带他到下面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不过他很快就会好起来。”

我很不爽，他们竟然这么谈论我，好像当我不存在似的，好像我已经死了。在别人的一点点帮助下，我挣扎着站了起来，老天啊，朋友们一张张戴着护目镜的脸，令人惊奇的顶峰三角岩，他们身后深蓝色的天空，一座座白色的顶峰，那些顶峰另一边惊人的地平线，这一切的一切简直美极了。我太高兴了，眼看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都别动。”布鲁诺・西吉尔的声音在我们身后6英尺到8英尺的地方突然响起。我回头一看，刚好见到一把黑色的手枪对着我们，那把鲁格尔手枪被他稳稳地拿在右手中，恩菲尔德步枪则挂在他的左肩上。他站在石灰岩平台的顶上，我的攀登绳索就拴系在那里，他两腿分开，身体纹丝不动，与我们距离很远，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向他冲过去，他稳稳拿着鲁格尔手枪，傲视我们。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如果有人稍微动一动，”西吉尔说，“我立刻就把你们全打死。你们继续活着对我一点儿用也没有了。还要谢谢你，佩里先生，第二台阶可是个不容易搞定的地方，你在上面搭了固定绳索，真是帮了大忙了。”

22

风猛烈地推着我们的后背。我们在第二台阶的岩石顶上挤成一排，全都遵照布鲁诺・西吉尔的命令面对他。

巴赫纳的那把鲁格尔手枪仍在理查身上，我仍在痴心幻想。枪的确在他身上。但他把两发子弹都打了，枪里已经没子弹了。而西吉尔的那把鲁格尔里肯定装满了子弹。上次理查说鲁格尔的弹匣里能装多少子弹来着？八发？足以把我们所有人都撂倒，而且，即使重新装子弹也很快，足以给我们致命一击。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没想到却落得一个这样悲惨的结局。这一切全都是拜我那不顶用的喉咙所赐，都是因为我让大家分心了，他们才没有把那根100英尺长的保护绳拉上来，现在，那根绳子仍然绑在第二台阶顶上的石灰岩阶梯上。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想着可能的脱身之计，但现在我们已经穷途末路。

“请告诉我照片在哪儿？”西吉尔说，“你们就别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了，免得我还要搜查你们的身体和背包。”

“什么照片？”让-克洛德问道。

西吉尔对着他扬手就是一枪。尽管大风呼啸，枪的爆裂声仍然很大。J.C.倒在了大雪覆盖的岩石上。我看到血从他身体右侧流了出来，但血似乎并不是喷出来的……好像并没有打中主动脉。可我又懂什么呢？我只知道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在这个高度受了重伤或得了重病，很难活下去。

我们都朝倒在地上的J.C.走去，但那把鲁格尔手枪晃了晃，我们只得站住了，把手重新举起来。帕桑说：“我可以看看他，帮他治疗吗，西吉尔先生？我是医生。”

西吉尔冷笑道：“不，你才不是什么医生。你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你的手永远都不要碰雅利安人的身体……即便一个死了的法国人你也没资格。”

我的牙齿磨得咯咯响。但我并没有动。我没有朝离我8英尺远的背包冲过去，掏我那把可怜的、连子弹都没装的卫瑞信号枪。我没有将手放下来。即便只能再多活几分钟，我发现我也很想苟且活着。

“你们从尸体上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都用望远镜看到了。”德国人说，“一共五个信封。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商了。”

“西吉尔先生，”我喘着气说，“我可以吐口水吗？”

“什么？”他用那把鲁格尔指着我的脸。

“我口里有血，西吉尔先生。我病了。我可以将嘴里的血吐出来吗？要不我会呕吐的。”

德国人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将身子转到一边，不希望风将我吐出的血吹到西吉尔或者其他人身上，我将那团堵在我喉咙里的血吐了出来。“谢谢。”我对西吉尔说，“谢谢你没有开枪打我，先生。我真可怜。”

“你的状况可不好，佩里先生。”西吉尔再次笑着说，“你可能得了肺栓塞。”他用手枪对着我们晃了晃。“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了，扔在脚边，然后让开。可别想逞能，否则你们全都得死。”

“我先来。”雷吉说着往前走了一步。很快将她的背包放在她伸手可及的位置，然后将那件滑雪衫、芬奇羽绒服和鹅绒裤脱了，风猛烈地鞭打着她的背，她只得用脚踩着衣服。又过了十五秒钟，她将那件看起来像丝质内衣的羊毛上衣脱了。西吉尔看着她，咯咯地笑着，但他手里紧紧地拿着那把鲁格尔，紧盯着大家。如果雷吉想以此转移西吉尔的注意力，让理查或者我有机会冲向他，那这个计划显然行不通。我们之间的距离仍然很长，要是冲过去肯定会被打中。再加之我们两个是并排站立的，没有谁能挡住德国人的子弹。所以，西吉尔用那把该死的手枪能将我们所有人撂倒。

雷吉脱下衬衣，扔在那堆衣服上，用一只穿着靴子的脚一脚踩住，防止被风吹走。她脱下衬衣里的棉衣和丝质内里。现在，她就只剩了条提灯裤，上半身除了胸罩，什么都没穿。接着，她将手伸到后面，解开文胸。

我真想哭。雷吉身上娇嫩部位几分钟之内，甚至只要数秒钟可能就被冻伤。让-克洛德仍在大雪覆盖的岩石上扭动着，血往四面八方流去。

“对不起，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布鲁诺・西吉尔笑道，“可惜我以前见过女人的奶子。英国女人的奶子也见过！而且比你的大。不过，既然你都脱光了，我就最后一个杀你……或许在你死之前还能让我的手下看看，让他们玩玩。”他一下变得面目狰狞，接着咆哮道，“照片呢？你这个英国婊子。”

“在我的背包里。”雷吉说，“我可以帮你……”

西吉尔摇摇头。

就在这时，让-克洛德猛地站起来，连流血的伤口也没捂就冲向西吉尔。

那名德国人往后退了半步，连开两枪。两颗子弹不是打中了J.C.的胸部就是打中了他的肠子。但他仍然踉踉跄跄地朝西吉尔逼近。

西吉尔朝左侧的北壁走了两步，但离那片风化脆弱的雪檐仍有几码远。接着，他又开了两枪。第二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了J.C.身体，从仍然放在背包里的氧气罐穿了过去，氧气呼啸着往上蹿，被风吹到了空中，两人顿时被冰晶一样的浓雾包裹住了。

我们也都往前冲去，但让-克洛德紧紧抱住西吉尔，逼迫那个身形比他大的男人往后退去，一步、两步、四步……

“不，不，不！”西吉尔尖叫道，一边用鲁格尔手枪黑钢柄使劲砸让-克洛德的头。两人又蹒跚着往后退了三步，踩到了雪檐上。

“该死的德国佬！”让-克洛德气喘着说，咳了很多血出来，西吉尔那件纯白色滑雪衫的胸前都被血浸透了。即使身上中了五颗子弹，嘶嘶作响的氧气在他们周围形成了冰雾，J.C.仍然用他那满是鲜血的右手使劲捶打着西吉尔身体左侧。

他们身下的雪檐断了。两人都从雪洞里掉了下去，消失了。除了雷吉，我们所有人都冲到第二台阶北端。西吉尔拖着长长的尖叫声往下坠去，两人纠缠在一起，翻滚着往下落去，尖叫声逐渐消失了。没有哪块峭壁像阻止珀西瓦尔和梅耶一样，奇迹般的将他们两个拦住，而且，西吉尔和J.C.并没有用绳子拴在一起，让-克洛德只是用一只像老虎钳一样的胳膊紧紧地抱住西吉尔。最后，两人终于消失了，在10,000英尺下的康雄冰川下连个点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听到让-克洛德发出任何一声尖叫。我当时相信，至今仍然相信，他在掉下去之前就已经死了，尽管抱着西吉尔一同掉下飞檐是他之前就计划好的。

理查低头看去，并没有往掉落的地方看，而是看着岩石边缘，这个时候我才知道，J.C.为什么一直用他那只空余的手一阵乱打了。

他将理查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从西吉尔的肩膀上扯了下来，在他们掉下去前的那一瞬间，扔到了崖边。

我将枪拾起。“瞄准器掉在岩石上摔碎了。”我呆呆地说。

“没关系。”理查说着从我手上拿过那把步枪。他咔嗒一声，将那个梯形金属弹匣从扳机护环前面拉了出来，很快子弹倒在手上，数了数那些包黄铜的长子弹。接着，他很快将用大拇指将子弹压进弹匣里。我数了数，一共10发。子弹的铅弹头看起来很重、很尖。

在帕桑的帮助下，雷吉再次穿好衣服。她冷得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嘴唇也冻得发紫。尽管刚才布鲁诺・西吉尔在嘲笑她，但她还是成功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让-克洛德这才有时间冲过去。

我跟理查走过第二台阶顶端，来到那道90英尺高陡坡顶端的一个石灰岩阶地。他一只膝盖跪在阶地后面，支撑着他的胳膊肘，将步枪放在了石头上。我单膝跪在他旁边，接过他从背包里拿出来的望远镜。

“你做我的着弹点观察员。”理查说。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理查。”

“就是告诉我的枪打得低了还是高了，太往左边了，还是太往右边了。”他说，“如果我没有打中的话，告诉我打错的方位，往左边偏多少，往右边偏多少，往上或者往下偏了多少。我会根据你喊出的数据调整。”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我们正在谈论帕丁顿车站的铁路时间表一样。

“明白了。”我说着将那架分量不轻的望远镜架在眼睛上。

另外四个德国人刚刚走到蘑菇石和第二台阶之间那一段距离的一半位置。他们刚才肯定在石柱的东侧休息，那个地方正好可以躲避咆哮的大风。而他们中身体最好、爬山技术最好的西吉尔没有休息，就继续往上攀登了。

雷吉和帕桑还没来得及走到我们身边，理查手里拿着那把左侧的瞄准器已经坏了，只剩下金属瞄准架的步枪，深深地吸了口气，端着枪打出了第一发子弹。枪声吓了我一跳，差点儿没将我的耳朵震聋。

山脊线上的第一个德国人往后掉了下去，好像有人在下面猛地拽他的腿一样。我透过望远镜发现他白色滑雪衫的胸前渗出了殷红的血，流到了白雪中。

“搞定。”我说，“一枪命中他的胸膛。”

另外三个德国人中的两个忘记他们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而且现在仍然跟那个中枪的拴在一起，两人转身要跑。那具被鲜血染红的尸体被两个逃跑的德国人往东拖了几码。如果不是因为伤心，我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儿，那一幕真是像极了电影里启斯东警察[8]滑稽的场景。两个奔跑的德国人倒成了一堆，第三个德国人站了起来，从滑雪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我不知道那是一把鲁格尔还是别的手枪，忙乱地我们的大致方向，连着开了几枪。我听到一颗子弹在远处发出蜜蜂那种嗡嗡声，但其他子弹离我们远着呢。子弹的声音几乎淹没在了风中。

理查又深吸了一口气，稳稳地端着枪，打中了那名德国人的脸。我哆哆嗦嗦地拿着望远镜，看到那人的血、肉、破碎的头盖骨四处飞溅。手枪从那名死者的手里飞了出去，他瘫倒在地，倒在了覆着雪的岩石上，那双长腿仍然因为神经冲动抽搐着。但是，我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他灰色的脑浆飞溅在了戴着头盔的头后面。

“他死了。”我说，“一枪爆头。”我不知道这种通告是不是着弹点观测员的工作，但我总得做点儿什么帮助理查。

另外两个人挣扎着站了起来。一个人仍然朝我们这边望过来，那人歪着头，想知道我们是否在第二台阶的顶端。突然间，那个德国人伸出双臂，举向空中，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投降的动作。

理查又朝他开了两枪，两枪都打在了心脏以上的胸部位置。我仍然用望远镜看着他，突然意识到，我真想伸手捂着那人胸膛上血肉模糊的伤口。

最后一个人将兜帽翻向后面，扯掉氧气罩和巴拉克拉法帽，那张无遮无拦的脸看起来很像德国人，非常年轻，我透过望远镜发现，他下巴上连一点点胡茬都没有。那人趴在地上，像是在哭。我好想说：他只不过是个孩子！

我没有大声说出来。科特・梅耶也只不过是个孩子。

理查对着他开了三枪，一枪过后，那名穿着白色滑雪衫的男子在地上不停滚动，两枪过后，那人不再扭动了。

现在，东北山脊上一片静谧，除了风吹着破烂的衣服偶尔晃动外，无论是人和物都静止了。

雷吉和帕桑站在我们身后，低头看着山脊。没人说一句话。这时，我们几个好像心有灵犀似的，全都转身朝北侧走了几步，站在了坍塌的飞檐边缘。下面很远的冰川看起来仍然空荡荡的。

“妈的。”理查轻轻骂道。

“嗯。”雷吉小声说。

我们从边缘退了下来，围着背包在低矮台阶的背风面坐了下来，地上散落着七颗铜子弹，理查出于习惯地将子弹捡起，放在外面的一个口袋里，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全都盘坐在风中，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23

我们弓着身子挤在岩壁顶端的平台东侧，这样才能交谈，但我们先是将氧气罐开到最大的流量，摒弃杂念，狠狠地吸了五到八分钟的氧气。这对我多少有些帮助，吸气或者呼气的时候我都没有咳嗽。

最后，我们把氧气罩拿了下来，开始谈论下一步的计划。

“简直不敢相信，让-克洛德就这样死了。”雷吉说。我们朝她靠近了些，想听清她的话，不过，大风似乎小了点儿。像是珠峰也识趣地让我们可以短暂缅怀朋友。

但是，尽管风势减弱了，但我们仍然许久没有说话。“现在该做决定了。”理查最后说。

我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决定？包括西吉尔在内的十几个德国人都死了，对了，还包括被雷吉的信号枪击中，摔下裂缝的那个。现在，谁也不会阻止我们回大本营，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大吉岭了。”对于一个喉咙痛得这么厉害的人来说，我说的话还真是不少了，我的三个朋友不得不听我用这么沙哑的声音说话，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我相信西吉尔先生今年肯定是有备而来。”理查说，“死了十几个德国人不假，但如果像西吉尔这么狡猾的人不将一两个人留在槽谷的冰川上，或者埋伏在大本营下面，我反倒会感到奇怪了。他肯定采取了措施防止我们逃走。”

“当务之急就把照片和底片拿回伦敦。”雷吉说，“这样，让-克洛德和所有夏尔巴人才能死得其所，不管我们的那些夏尔巴人朋友知不知道这个计划。”

理查点点头，然后又点了点，接着又摇了摇头。最后，他抬起头，从我的头顶往西边望去。“我想爬上这座山，但是我以前从未抛弃过身陷危难的朋友，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杰克。”

听到这话我感到十分惊讶。“如果你想爬山，我没事儿，可以跟你一起上去。”我撒谎道。我感觉那只咳出去的嗜血三叶虫好像把我的内脏吃光了——就像乌鸦将马洛里掏空那样。

“不是，佩里先生，你现在身体状况糟糕，不适宜跟他一起上去。”帕桑平静地说。

我愤怒地冲他眨巴着眼睛，他有什么资格否决我毕生的梦想？

他是医生，因为吸了氧气而仅余的一点点理智这样说道。

“从这里上到顶峰还需要大约两个小时，如果速度稍微慢下来，再加上被顶峰三角岩深雪覆盖的小径阻挡，没准儿需要两个半小时。”理查说，“但我们的氧气足以往返了。”

“不对，我们的氧气不够了。”我气喘吁吁地说，再次糊涂了，“我们各自只剩下一整罐氧气了。”

“杰克，你难道没留意西吉尔身上和其他几名被杀死的德国人身上携带的氧气罐吗？”理查说，“他们的氧气装备，包括让-克洛德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这些氧气罐肯定是德国人在二号营地或者五号营地找到的。他们爬往东北山脊的时候每个人顶多用完一罐……这样，我们至少还剩下八罐氧气，而且都是满的。”

我明白现在正是我们登顶的绝佳机会，比当初马洛里和欧文最后一天登顶珠峰的机会要大得多。当时，他们每个人背着两到三罐氧气，必须从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一路爬上来。而且，他们带的装备要比我们的重得多。现在，我们已经上了第二台阶，离山顶只有两个小时了，垂直高度也就800英尺了。现在我们不仅有足够的氧气装备，而且我们还把雷吉的大帐篷拿了上来……要是我们突然遇见了恶劣的天气，必须在这里扎营，也可以用得上。以前，探险队在27,000英尺高的地方露营等同于死亡。现在我们有了雷吉的帐篷，有了鹅绒服，还有充足的氧气罐，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这支由理查、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帕桑、佩里和让-克洛德组成的探险队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到J.C.的名字，想起我们攀爬这座该死的山时他的兴奋劲儿，我不禁泪盈于睫。

“我也想去。”我用沙哑的嗓音说，“我们一起去，同时登上山峰。”

“不行。”帕桑说，“佩里先生，你一定得原谅我，先生，你现在咳嗽的时候，喉头处冻坏的黏膜还没有出太多血。但是，要是你继续往上爬，要是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多待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你很可能患上肺栓塞，这还只是最轻的情况。要是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过一个晚上，甚至可能危及你的生命。”

“我不怕。”我喘着气说。但我现在总觉得昏昏沉沉的，像是随时可能倒在这白雪覆盖的岩石上似的。

“我们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登顶然后返回吗？”雷吉问道，“要不我们或许只能在暴露的地方搭帐篷，比如蘑菇石上面？”

理查深吸了一口气，摇摇头。“我希望一个人去，而且我没打算返回了。”

我想大声抗议，但我的喉咙痛得厉害，所以，我只得赶紧吸了一口氧。

“你爬上这座山难不成是为了自杀吗？”雷吉吼道，“你根本就是个懦夫，原来查尔斯表兄对我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你获那么多亮闪闪的勋章有什么用！”

理查笑了笑。

有什么好笑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那颗子弹击中J.C.以及他那个金属的氧气罐后，我不停听到氧气发出嘶嘶的声音。当时，那动静就跟让-克洛德的灵魂被迫从他的身体里飘荡出来一样。

“爬上这座山之后不下来，不是自杀之举，是什么？”雷吉生气地问理查。她像是要揍他一样。

“你还记得肯・欧文斯来锡金看我的情形吧……”理查问道。

“K.T.欧文斯！”我依旧用沙哑地嗓音说，“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文斯就决定归隐了，他现在住在尼泊尔，在珠峰南侧下昆布谷有自己的农场。他还是个诗人，只是没有将自己的作品示人而已。而且，他还是个登山家，虽然现在没人听说过他还在爬山了。”

“你是说，”雷吉十分暴躁地说道，“你的朋友肯・欧文斯已经爬上了珠峰，现在正准备一艘飞艇什么的在山上等你？”

理查咧嘴笑道：“没这么神，雷吉。但欧文斯肯定侦察过从另一边，也就是南边上山的路线，勘探过那里的山坳和山脊，他答应我，我从昆布冰川的冰瀑下去的时候，会找到一些夏尔巴人朋友在路上留下的标记，以及在冰隙处留下的绳梯。他说那也是整个登山中最危险的路段，就在珠峰南侧靠近大本营的地方。”

“南侧才没有什么大本营呢。”我沙哑地说，现在，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用长指甲划过黑板的刮擦声。

“现在有了，杰克。”理查说，“肯・欧文斯上个星期在那边爬山，而且他们还安放了固定绳索，为我在南坳留了帐篷。”他看着雷吉说，“是为我们留下的。”

“南坳。”我重复道，这会儿，我痛得直打哆嗦，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北坳”这样的字眼儿我听过无数次，也想过无数次，但我总觉得珠峰不存在南坳，也许，这样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存在。

“尼泊尔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雷吉说，“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的，理查。”

理查最后一次摇头。“肯・欧文斯在那儿有朋友。他在昆布谷的农场雇佣了大约一百个当地人，在那里颇受尊敬。而且他在1919年的时候还皈依佛门了，他可是真正的佛门弟子，跟我这个早上坐禅、下午枪杀德国人的半吊子不同，许多尼泊尔人都把他当成圣人。他会给我安排地方的。”

雷吉看着他，良久没有说话。“你为什么要放弃所有，理查？为什么要归隐？”

理查沉重地回答道：“我应付不来这个世界，雷吉。最好的我已经留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也回不来了。”

雷吉摸了摸面颊，然后抬头望过理查的头顶，看着闪亮的白色三角岩。“作为布罗姆利家族的成员，我一直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从我九岁来到印度后，一直都为我是个英国人感到自豪。”她说，“我十四岁的时候接管了种茶场，一直经营至今。正是我们在种茶场的收入才保证了英国布罗姆利庄园的开销。我二十六岁那年，为了获得新的资金，保证种茶场的顺利经营，我嫁给了一个我不爱的老头子。在蒙特福特爵士生前，我几乎都不怎么了解他……而且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了解我。我不想再被责任所累了。”

“你在说什么，雷吉？”我问。

“我是说我也想登顶珠峰，也不介意去看看那个封闭了好多年的尼泊尔，杰克。”

“我也要跟你一起上去，夫人。”帕桑医生说。

她摸着他的胳膊说：“不行，我的朋友。这次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杰克必须下到大本营，去大吉岭。我们得将照片交到合适的人手里。我从来没有命令过你做任何事，亲爱的帕桑，但我求你在我登山的时候，带杰克下山，返回种茶场。”

帕桑看了看，好像想要争辩似的，但最后，他只是低着头，黑色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雾，不过也可能是被风吹的。

“你知道我把遗嘱放在哪里。”雷吉说，我又吸了一口氧气。“你知道密码箱的密码。遗嘱里，我将种茶场留给你和你的家人了，帕桑。”

“不过里面有个条款。”雷吉说，“遗嘱的附录规定，如果我死了，或者我消失了，茶园三分之一的利润应该继续交给林肯郡的布罗姆利夫人……直到她去世。然后所有的利润才归你，亲爱的帕桑。”

他点点头，不再看她。

“等等，”理查说，“今天下午，谁都别想去登顶，更不用说横穿峭壁，前往肯・欧文斯留下固定绳索、帐篷和物资的地方——除非我们确保在帕桑的陪同下，杰克能够下山。”

“慢着。”我沙哑地说，“我们可以把雷吉的大帐篷搭在蘑菇石那里，睡一晚，早上再决定。到时候没准我的身体就好了。我们再一起登顶，如果你们两个非要决定做出愚蠢的举动，横切南侧到尼泊尔，我和帕桑从这条路下山就是。”

帕桑摇摇头。他的声音轻柔，却透着不容辩驳的坚定。“不行，佩里先生。真的对不起。你今天就必须下山。”他说着朝雷吉和理查转过身去。“佩里先生走路的时候还不至于太过依靠别人搀扶。我相信他还能坚持一会儿，特别是下山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再坚持了，我就背他。等我们两个下山，他的呼吸顺畅些后，我就陪他去绒布寺，在那里打点一下，再去大吉岭。”

“嘿！”我又咳嗽起来，用沙哑的声音说，“难道我就没有发言权吗……”

我还真没有。

我们都站了起来。这会儿，风已经小了很多，但那个如透镜一样的云雾帽子重新扣在了珠峰上。

理查拿出他那把军用卫瑞信号枪，对着天空和远处的山峰发射了一发信号弹。那是一发白色的信号弹，白磷弹爆炸后要比我们的登山信号弹亮得多。

白色、绿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我还记得K.T欧文斯在锡金与理查谈话的情形，事情好像发生在一万年前。

“我相信，”理查说，他的声音透着莫名的伤感和一丝欣喜后的疲惫，“我……我是说我们……”他看了看雷吉，雷吉随即点点头。“……一定能够登顶珠峰，再横切两座山峰之间陡峭的山脊线，然后借助绳索下降到肯・欧文斯告诉我的大帐篷处，找到他和夏尔巴人在南侧山脊上为我们准备好的固定绳索，我们能赶在午夜之前到达那里。如果我们不能借助手电筒和头灯下山，到时候就在南峰那头露营，早上下山把帐篷留在那里，不要了。”

“简直就是疯子。”我说，“登顶珠峰倒没什么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可你居然要从南侧横切下山，不是疯子是什么？”

理查和雷吉看着我笑了笑。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疯了。

“帮我个忙。”理查说，“把你们所有的保护绳和备用绳索都收起来，把J.C.的绳索也都收好。不过，你们下山之后，得在第二台阶下面给我们留下100英尺的绳子。如果我们真要从山上返回，会用得着的。可以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

理查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条，说：“这是那人的姓名和他在伦敦的地址，你到时候将照片给他，杰克。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里。而且只能交给他，千万不要弄丢了。”

我再次点点头，将那张折好的纸条放进衣服最里层那件带纽扣的羊毛衬衣口袋里。我没有打开纸条，也没想着看一眼里面的名字，想着我现在即将下山而不是上山，我感到十分震惊，心情也极为沮丧……之前，我可是为了他们才自由攀爬到了第二台阶！

但当时我那种突如其来的沮丧心情是因为让-克洛德的突然离世所致，我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将来再也见不到我这位来自夏蒙尼的朋友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欢笑了。

“帕桑，”雷吉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时候如果不是杰克，而是你只身前往伦敦交付这些照片，你知道你要见的人是谁，也知道他在哪儿吧？”

“我知道，夫人。”

我握着理查伸出来的一只手。仍然不相信我们就要分别了。

“一定要活着。”我听见自己这样跟他说。

“我会的。”理查说，“记住，我本该死在艾格尔峰的北壁，而不是珠峰上。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复原的，杰克。”

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吻了我。她用力吻在我的唇上。然后退后，站在理查旁边，我最后一次看着她那双漂亮的、无与伦比的深蓝色眼睛。

“别忘了把你的护目镜带上。”我郁闷地说。

然后我和帕桑借助之前留给布鲁诺・西吉尔的祝玛装置，从绳子上降落，下到第二台阶下面的雪地里，那里仍然十分恐怖。接着，我看到理查从长绳子上爬了上去，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不见了。两个人很快消失了，他们应该爬上了东北山脊宽阔的西端，上到了通往三角岩和顶峰的雪地。

我则往山下而去。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沿着刀刃山脊，往那几个死了的德国人所在的雪地走去，我像个小孩似的哭起来。帕桑拍拍我的后背，然后捏了捏我的肩膀。“这是窒息造成的创伤。”他说。

“不是的。”

我之前并没有听到理查要求帕桑什么，也没听他给什么建议，但是，当我们来到四名死去的德国人身边时，他似乎很清楚该怎么做。我坦白，当时我只是靠在我的冰镐上，试图大口通过我那个像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喉咙呼气，在一旁看着他。

他先是搜查了每一个德国人，拿走他们身上的一些文件，但主要是将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取走，其中一名死者身上的外套里还有一把斯迈瑟冲锋枪，另一个人身上还有理查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帕桑将那把枪交给了我。我将它塞在沙克尔顿滑夹克下面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帕桑还将四具尸体身上的氧气罐拿了下来，然后还搜查了他们的袋子或者小背包，将里面用得着的东西或者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掏了出来，放在了他自己那个鼓囊囊的包里。他还将一个帆布提袋装满了，把它交到我手上。

“从现在起我们得背着这些金属氧气罐，佩里先生，将那些更重的背包留下来。”他说，“我们将其他的物品背在背包里。”

我的脑袋感觉非常迟钝，也没想着怎么做划算，但我确定那三个大氧气罐足以让我们下到大本营，或者至少可以到藏着让-克洛德的新型呼吸装备的地方。我想那些德国人应该没有将它们全部找出来。

“你同意这个计划吗，佩里先生？”

我点点头，仍然没办法开口说话。

我们出发前，帕桑先是将他那个分量不轻的新氧气罐的肩带和几个装备包的肩带背在了肩上。接着，他拿出一把又长又弯曲的小刀，将连接四名死者的绳子割断了，还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拖到山脊北侧边缘，将尸体推了下去。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内心的麻木。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因为迁怒于四名德国人亵渎了冰川下J.C.的尸体，还是因为看到这四名德国人为西吉尔的罪恶付出代价后而产生的那种原始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次抛尸的意义。1925年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觉得很快就会再有英国登山队前往这里，也许1926年他们就会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料到下一拨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来，尽管他们找到了欧文的冰镐，但他们没有想到根据冰镐所指的方向，爬到下面去找到欧文的尸体，1933年的探险队甚至没翻过第一台阶。直到1938年，一支小探险队才终于从北侧登顶珠峰。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倘若将德国人的尸体，特别是被英国的狙击步枪所杀的尸体留在蘑菇石那头，肯定会让英德两国大动干戈。没有比将尸体从东北山脊推下去，掉到北壁上更明智的选择了：我们在北壁找到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纯属巧合。要是探险队在那里找到德国人的尸体，那就太不好了。

我看着帕桑将最后一具德国人的尸体处理掉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喉咙里那个冰冷的东西害得我不停咳嗽，在加上因为黏膜已经发炎数日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这会儿，我站在山脊上，看着帕桑清理尸体，感觉促使我上到第二台阶的最后一点儿肾上腺素刺激带来的能量终于榨干了。

帕桑医生说得对。如果我执意登顶，甚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待上一晚，我肯定会小命不保。当我站在离山峰如此之近的东北山脊的台阶上时，才终于清醒过来，现在我只想下山，只想活过来，为雷吉、理查、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为我们被杀害的夏尔巴人朋友，尤其是为让-克洛德。

活着下山，将照片交到需要它们的英国当局者手里。

我们从蘑菇石远端的山脊下山时，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精力绕过嵌入北壁的那块砾石，但我还是能够站着，看着帕桑轻而易举地过去了，他知道另一侧的壁架和攀附点的位置，当然轻松。接着，他为我做好保护点，顺利地帮我也爬了过去，不过，我在跨越最后一步的时候脚底滑了一下，但帕桑还是像拎包一样把我拉到了壁架上。

我实在太累了，没精力去难为情。我不停往山峰望去，有一次——就在我们抵达六号营地里那唯一一顶帐篷时，我想我看到了两个小点在珠峰下沿，正往白雪皑皑的顶峰三角岩移动过去。

但那一刻我实在疲惫不堪，没有从帆布包里拿望远镜去看他们。自从那时起，我总是在想，如果在陡峭的三角岩上的真是雷吉和理查，我当时是否能够认出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和帕桑背着我们在五号营地找到的德国人藏在那儿的新氧气罐，继续往山下走。他倒没有搀扶着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走在一起，每当我的身体愈发虚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的胳膊。

他领着我横过最后一段山脊，然后清楚地记得要从那个裂缝的开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着，我们便去到了只有一个帐篷的六号营地，那个帐篷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已经倾斜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在上山的时候显然没有看到它。六号营地里剩下一点儿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鱼、一热水瓶水，都是我们留在那里没带上山脊的，我们将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几个早就装得满满的提袋里。

在六号营地的时候，乌云密闭，眼看着又一场暴雪即将来临，我坐在帐篷高侧那边的砾石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用望远镜对准珠峰，就在乌云遮住视线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盖的峰顶上有绿色和金色的东西摇晃着。

怎么会是绿色和金色的？他们在仅有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时，上面风势渐大，天气也越来越恶劣，但理查和雷吉绝不会将大帐篷搭建在山峰上。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除非他们真想一起自杀，也许两人会将胳膊搂在一起，蜷缩在睡袋里，等到接下来的探险队登顶后发现他们。

他们在这段旅程中互相爱上对方了吗？我迟钝地想，感到心中隐隐作痛。他们是否早就达成过某个疯狂的决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顶上？

接着，我记得雷吉的大帐篷里并没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罗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只狮鹫和一只鹰为一根金色的长矛厮杀的图案，那个倒是绿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带到山上的丝绸旗，也就是雷吉从那具尸体的口袋里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顶上是珀西瓦尔和雷吉的旗子！

但刚才在白雪盖顶的山峰上闪过几秒钟的织物有一个人那么高。怎么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后我记起来了。我们分开的时候雷吉还将让-克洛德的冰镐拿去了，她将冰镐挨着两把短冰镐绑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将刚才所见讲给帕桑医生看了。他从我手里拿过望远镜，抬头看去，但现在云层已经越来越厚，我想他应该没机会看到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顶气流的作用下，那块绿色和金色的织物呈水平方向晃动了短短的三秒钟，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现在又感觉呼吸困难了，当我将金属氧气罐的带子背到背上，将一些东西放到提袋中时，我在六号营地的砾石旁边站了好一阵，弯腰一阵猛咳，发现自己居然将鲜红色的血溅在了黑色的石头上。

“我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结冰了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用沙哑的声音对帕桑说。

他让我张开嘴，这样，他就能用雷吉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微弱的光帮我检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过了一阵他说，“里面没有阻塞物。但你喉咙的左侧壁非常粗糙，都肿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赶紧躺下来。”

“然后……我就会死吗？”我说。我现在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不会的。雅各布先生。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帮你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了……在这儿。”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着，“吸氧装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胶软管。”他继而又说。

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我良久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手术失败呢，帕桑医生？”我用沙哑的声音说，痛苦的声音听着像是在哀鸣。

“然后，为了防止你的肺萎缩，我还要在这里弄个小洞，这样才能让你萎缩的肺再度充气，让你能够再次呼吸。”他说着将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号的软管和阀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温度这么低的情况下用沸水给这些东西消毒。”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个洞，将一根氧气软管伸出来，导入空气，让我萎缩的肺再次充气？

我将背上那个氧气罐往上挪了挪，系紧带子，戴上氧气罩，用从没有过的坚定声音说：“我可以躺下来。”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裸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东西都丢了。

“等等。”我说，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这事儿很奇怪，但我就是说不上来。“你怎么还带着你的冰镐？”我终于问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顶去的时候，将冰镐放在了背包里。”

让-克洛德给我看了那把冰镐的轻木手柄。手柄离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个凹痕。“这是我从桑迪・欧文那儿借来的，你当时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说，“桑迪说他并不介意。”

我点点头。这样倒说得过去。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朋友？”

J.C.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耸耸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耸肩动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轻轻地对我说。

“我听不懂，你能翻译给我听吗，J.C.？”

“当然可以。”让-克洛德说。他再次将冰镐的刀刃插在雪里，这样，他面对我的时候就能靠在上面了。“意思是说……”

“杰克！”帕桑在漫天飞舞的雪里冲我喊道。

“我在这儿呢！”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应道，我甚至没感觉喉咙的疼痛了，“我跟让-克洛德在一起呢。”

J.C.从那件芬奇羽绒服的口袋里拿出他的手表。“我得下去了，为你和帕桑将路线标记出来。我等会儿再跟你聊，亲爱的朋友。”

“好的。”我说。

帕桑从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拿出两个新氧气罐，给我们换上，还从另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一袋饮用水和别的物资。

“我刚才没听清楚，佩里先生，”他说，“你刚才在喊什么？”

我笑了笑，摇摇头。我的喉咙太痛了，不想重复刚才的话。帕桑将新的氧气罐给我装上，再次打开流量阀门，确保氧气流出。接着，他再次帮我将氧气罩的带子系在我那个摩托车皮头盔上。

“天越来越冷了。”他说，“我们必须继续赶往北坳的四号营地。你我用绳索绑在一起，相隔15英尺……可以吗？雪这么大，我希望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或者听见你说话。”

“可以。”我的话被面罩和氧气阀挡在了里面，帕桑估计都没怎听清楚我的回答。他将一根短绳绑在我身上后，我站了起来，晃了晃，在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的帮助下，我总算站稳了。接着，我们左下方陡峭的北壁，而不是北部山脊走去。帕桑拍了拍我的肩膀，拉住我。“也许应该由我领着你走一阵，佩里先生。”

我耸耸肩，想学着J.C.的样儿，希望像法国人一样优雅地耸下肩，不过，我自然做不到。于是，我站在那里，冰冷的双脚不停地跺着，直到帕桑将一根绳子递给我，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紧跟在他后面往前走去。

25

北部山脊依旧是全部向下倾斜的石板，上面覆盖着冰雪。我差一点儿忘了。如果雷吉和理查已经横切攀登到南峰并且已经开始下山，用绳索从那块巨大岩石上下山——现在我把那块巨大岩石称为“K.T.欧文斯台阶”（二十九年后，这里被重新命名为“希拉里台阶”，我对此一笑置之）——那么他们俩此刻应该已经下到了珠峰西南山脊了，那里的板岩比较容易攀爬，全都向上倾斜，而后就该顺着那道岩石阶梯向下，向着南坳和南坳下方的西库姆冰斗前进。

然而这可能吗？他们必须横切攀登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山脊如刀锋一样尖厉，布满了冰雪覆盖的檐板，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在几个有利位置看到了那道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在那道山脊上，是不是也需要向下攀登，又或者是不是一个死亡陷阱，就像是东北山脊上那道令布罗姆利勋爵、科特・梅耶和让-克洛德丧命的檐板？不，对J.C.而言，那里不能算是陷阱，我心想。他明明知道那块檐板极易断裂，却故意把西吉尔推到了上面，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即便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体重很轻的小个子法国人。

可理查和雷吉现在是不是到了西南山脊，下到了欧文斯保证过设有固定绳索的地方？我隐隐记得，在我和帕桑到达我们从前的六号营地之前，曾经看到珠峰顶峰另一边的天空里又升起了两枚信号弹，分别是黄色和白色。三枚信号弹的排列顺序为红色、黄色、白色。

欧文斯之前说过信号弹的排列顺序。理查传达了什么信息给他的老朋友？难道是把保卫尔牛肉汁放在普里默斯炉上，我们只出去几个小时？

我想不是。理查一直都不喜欢保卫尔牛肉汁。

或者理查和雷吉现在已经登上了顶峰，并且做了一件聪明事儿：原路返回了。他们是不是在六号营地中唯一一顶帐篷里？不，等等，我隐隐记得理查一直背着沉重的装备，里面是雷吉的大帐篷，而雷吉则背着一个乌纳炉。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

不过他们有这样做吗？天色很晚了，现在几点了？自从我和帕桑离开第二台阶后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了？离开六号营地多少小时了？离开五号营地多少小时了？我摸索着衣服里面，想把我的怀表找出来，却遍寻不获。

天就快黑了，太阳的光辉很快就会被洛子峰的山峰遮住。云层消散之后，我们迎来一个相当晴朗的下午。我可以看到远处有两顶绿色的帐篷，就在远处下方的北坳之上。

我看着我的右边，突然注意到，北部山脊的那块角状突出物上方约10度方位的天空中飘浮着三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特别奇怪。

看形状，那些东西有点儿像风筝或气球，不过这些东西更像是有机生物体。显然是活物。他们飘动的方式像极了水母，帕桑尚未注意到它们，当我们顺着山脊线下山时，这些东西始终和我们保持平衡。三个东西全是半透明的，我可以看到有朦朦胧胧的颜色——红色、黄色和白色——流经它们的身体，特别像在血管里奔腾的血液。其中一个飘浮的物体两边都有近似方形的短小物，有点儿像退化的翅膀。另外一个东西的头部有一块突出物，像是鸟的喙，不过那几乎是透明的。第三个东西的中间部位附近有一个由一连串光束粒子组成的旋风涡，仿佛一场熠熠闪光的暴风雪正在它的体内形成。

这三个飘浮的东西彼此有规律地跳动着，不过我冷静地观察到，它们飘浮的节奏与我那颗紧绷的心跳动的节奏并不合拍。帕桑带领着我下山，他始终没有转向右边看它们。这时候这三个物体就在山脊线上飘浮，一直跟着我们，它们每一个都是透明的，却又非常奇怪地呈现深色，特别是当云飘浮到它们后面的时候。

我看向别处。在我把头部转向别处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为了验证我的思维是不是受到了病症和高海拔的影响，于是我看着貌似在我们脚下绵延的群峰，回想起它们的名字和海拔高度，借以测试我是不是正常：北坳那一端是章子峰，海拔24878英尺，卡塔夫峰位于连通哈塔冰川的那座山口的另一边，海拔高度为23,894英尺，我的左端最远处是彭卓日峰的山肩和顶峰区域，海拔23,507英尺，在彭卓日峰的右边，与绒布冰川的连接处是凌特仁峰，海拔仅有21,142英尺。

我的头脑和记忆似乎并没有失常。

我又看向我的右边。那三个有机体依旧飘浮着，与我们下山的线路平行，总是位于北部山脊线上方的同样角度，不过它们几个会交换位置：现在是那个长了钝鸟喙的东西位于左边，那个有方形小企鹅翅膀的东西飘浮在最左边，有规律地跳动着，中心部位闪光的那个东西处在最前面，跟随着我们一起下山。

是灵魂？灵魂是这样的吗？在摆脱了我们的肉体后，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提醒我自己，我根本不相信上帝、天堂、地狱或者任何关于来世的东西，就连条理清晰的佛教轮回转世说我也不信。

可这三个是什么呢？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这三缕灵魂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

让-克洛德。雷吉。理查。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这样不必拧紧流量阀也能说话，可这样一来，我就喘不过气来了，咳嗽个没完没了……或许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帕桑一直在我前面10英尺处小心翼翼地走下板岩，我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我意识到我的眼泪在我裸露在外的脸颊上都快被冻住了，我只能指着那三个物体盘旋的方向。帕桑扭过头去看。几秒钟之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另外一片雪云已经飘了过来。那三个飘浮有机体不见了。尽管之前我也看到其他小片云朵飘到它们前面，挡住了我的视线，可等云飘走之后，它们始终还是在那里，不过这一次我肯定它们彻底消失了。等到那片浮云飘走后，它们果然不见了。

不管这些……生物……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它们只想与我一个人分享。

我摇摇头，示意帕桑没什么，我很好，然后把氧气罩戴好。我们吃力地行走，继续这段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程。

*

北坳上原来的四号营地附近有三顶帐篷，有我们的两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较小的棕褐色德国帐篷。三顶帐篷都是空的。帕桑彻底搜查了那顶德国帐篷，出来时只拿着另外几份文件，然后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他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的绳索解开，冲我打手势，要我坐在一个空包装箱上，他则要去看看我们藏起来的装备是不是还在。我们之前把那些东西悬挂在其中一个冰隙里了。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吸氧气，就坐在那里气喘吁吁，每吸一口气，我的喉咙都疼得要命，每呼出一口气简直就是疼上加疼。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强迫自己去享受帕桑点燃的普里默斯炉产生的热度。

帕桑直到暮色很深了才回来，他拿回了两个新氧气罐和更多的食物，把这些吃的放进了沸腾的锅中。整个北坳和我们下山经过的北部山脊大部分区域此时都已经被笼罩在越来越深的阴影中。只有一道道山脊的上半部分、北壁最上方的五分之一以及珠峰的真正顶峰依旧在落日灿烂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红色、橙色和白色的光辉。

峰顶上的雪形成了羽毛状的烟云，延伸向更远的东边，我从来没见过峰顶的雪飘这么远。那上面的风肯定猛烈得很，足以夺去所有生灵的性命，人根本不能在那里活下来。

我告诉我自己，他们肯定都在西南山脊上，或者是在南坳上，在雷吉的圆顶帐篷里，他们会把睡袋用拉链连在一起，两个人挤作一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样的猜测。我想象着他们的尸体就在顶峰这一面的高处，抑或顶峰另一面的可怕雪脊上，被冻得僵硬，就像是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一样。又或者他们的尸体悬挂在登山绳索上，就像梅耶和珀西瓦尔的尸体那样。只等着乌鸦找到他们的尸体。

在那一刻我知道，即便今天我能够活下来，能够活着从这座山上下来，即便有一天我会再次登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返回珠穆朗玛峰。

*

北坳和下面区域的连接处是一面1000英尺高的山壁和斜坡，我们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自然没有垂悬在最上面那100英尺的垂直冰壁上，之前我们砍断了梯子的支撑点，几个德国人和梯子一块掉了下去，不过德国人把两个新锚桩深深楔进了北坳边缘冰架上的雪中，把他们的八分之三英寸粗的晾衣绳登山索拴系在上面，借此取代了我们的梯子。

我和帕桑花时间又凿进了一个锚桩，把一个从四号营地带来的空背包装满雪，尽可能埋进最深处，并把上面的雪踩实。我把一个套结滑行装置和其中一个多余的德国登山扣安在另外两个锚桩边上，从而起到加固作用。

不过我们依旧不相信他们留下来的那该死的绳索。好在我们每个人都背了120英尺长的理查的奇迹绳来，那是从四号营地藏装备的裂缝里找到的。现在，我们在绳扣上打了八形结，从而把这些绳索和位于腰部的安全带上的绳子拴系在一起，然后我另外又打了摩擦力结，以便在借绳索下降的时候使用。让-克洛德那精巧的祝玛装置我们连一个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在五号营地他停下来和我聊天的时候，我真应该找他要几个才对。

就这样，我们现在有了两条垂悬的绳索，我们对其中一条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借助绳索从那面山壁上下来。在借绳索下降前，我们做了最后一件事儿，即从那些防毒面具背包里找出了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又从我们带来的那些小电池中一通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块还能用的电池。

接下来由我走在第一位，我们拴系着保护绳索，快速向后退到了北坳边缘下面，离开珠峰，走向下面那道900英尺长的雪坡。

*

我们讨论着是不是要在过了三号营地才扎营过夜，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睡袋，不过我们都不希望停下来。即便我们以夜间行进的步速推进，用我们的小头灯照路，穿越冰川上的裂缝，我们应该也可以在黎明时分抵达大本营或更远的地方。

我们刚刚离开空荡荡的三号营地，帕桑就拴系一根30英尺的绳索，领头穿越冰川，这时候我一脚踩塌了覆盖在一道冰隙上的雪，掉了下去。

帕桑一听到我的叫喊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和所有有过登山经验的专业登山者一样专业。他用力把冰镐深深凿进他脚边坚硬的雪中，牢牢支撑住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保护，所以我只掉下去了大约15英尺就停住了。我一直把我的冰镐握在手里，这会儿我立刻把它揳进我上方对面的裂缝冰壁里，开凿出一个牢固的手抓点，同时我用腾出来的手打了普鲁士结，以便可以向上攀爬。

可接下来我犯了个错误，我居然用我的头灯灯光照亮，看了看那道裂缝的更深处。

就在我下方20英尺处，全是一张张蓝色的死人脸，足有好几十张脸孔，还有好几十张张开的大口和好几十双瞪得溜圆的眼睛。死人的手臂和蓝色的手从他们被冰雪覆盖的尸体处向上伸向我的靴子。

我大喊出来。

“怎么了，杰克？”帕桑喊，“你受伤了？”

“没事儿，我很好，”透过我肿胀的喉咙和受损的喉头，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声音呼哧呼哧喘着气。“快把我拉上去……快……”

“在我拉保护绳索的时候你不想借助普鲁士结向上爬了吗？”

“不了……赶紧把我拉上去……快点儿！”

帕桑依言行事，不去理会绳索在裂缝结着冰的边缘摩擦后散落下来的碎屑。他非常强壮。我把我的冰镐拔出来，在我被拉上去的时候劈凿出支撑点。我终于从冰隙里面出来了。

我爬到帕桑所站的位置，一边给他讲我看到的情形，一边急促地喘着气。帕桑一直都没有使用吸氧装置，把氧气罐都省下来给我使用。

“啊，”帕桑说，“我们摔倒的这个裂缝正好是西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丢弃我们三号营地夏尔巴人朋友尸体的万人冢。”

我开始发抖，根本停不下来。帕桑从他其中一个塞得满满的防毒面具背包里拿出一条毯子，披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想去……看看吗？”我问。

“有可能他们中有人还活着吗？”他问。黑暗中我们的头灯光束在对方的胸口上跳动。

我想了片刻，回想着我在下面见到的一堆堆蓝色的脸、冰冻的眼和冰冻的手与尸体。“没有。”我说。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医生说，“我相信我们距离正确的路只有几码远了。佩里先生，为了更好地避开冰隙，是不是换你来领头为好？”

“当然。”我说，然后我把我的氧气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绳索，走到了前面。我们大部分的标记竹枝都已经不见了，不过西吉尔的那些德国人在原来那条穿越裂缝的安全路径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脚印。我低下头，用头灯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别路线，努力让自己暂时抛开一切杂念。我知道，如果我偏离了正确的路，让-克洛德就会回来纠正我。

*

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和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都不见了。不管德国人对剩余的帐篷和贮藏的装备做了什么，反正我和帕桑用我们的头灯找不到任何痕迹。因为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下推进，更因为我走得很慢，所以在假曙光就快出现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号营地下来，距离16,500英尺的大本营曾经的所在地只剩下大约1英里远了。如果像理查担心的那样，有几个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么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将会彻底暴露我们的踪迹，不过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和帕桑发现，只有等到走出这该死的河谷，我们才能停下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雷吉和理查孤立无援，也许病了，也许受伤了，被困在了四号营地或五号营地，那里与此处的冰川河谷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被困住了，病了，或许受伤了，等着我和帕桑去救他们。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救他们。我就连呼吸都有困难，只能勉强站住，摇摇晃晃地从布满冰碛石的长坡上下来，而斜坡两边都是赫然耸立的冰柱和冰壁。就算只有到了二号营地才能活命，我也爬不回那里去了，甚至我都无法再次攀越冰川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离开冰碛石山脊和尖柱形石，来到了大本营所在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尸体都被移走了，所有的帐篷踪迹全无，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了。仿佛理查-布罗姆利探险队根本不曾来过这里。

现在天空越来越亮，黎明前的朦胧光亮驱散了黑夜。不知为何，我和帕桑还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们围着曾经的大本营中帐篷和石砌矮墙的所在地远远地绕了半圈，然后走到最后几道冰碛石山脊另一边的碎石平地上。我们把头灯关掉，把皮质头灯装备放进防毒面具背包里，搁在吸氧装备的上方。我们把防毒面具背换到后背上背着。我背着四个沉重的防毒面具背包返回这里，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有一个我们从未使用过的乌纳炉，还有多余的炊具，都被我们一路背了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忍着疼轻声说，“我能把这最后两个氧气罐摘下来吗？”

“还不行，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轻声答复我，“你的喉咙发炎红肿，所以你现在的呼吸还是很困难。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可不想做气管切开手术。”

“说得对。”即便我轻声细语，听上去也十分沙哑，“接下来我们要走哪条路？徒步11英里前往绒布寺，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走到卓布村或协格尔镇。”

“西吉尔先生可能把他的几个朋友留在了绒布寺。”帕桑说。

“妈的。”

“这群混蛋，”帕桑说，“不过我们可以走过这最后的几英里，到绒布寺附近，然后穿上我带来的朝圣者的斗篷，到时候你藏在进路入口处的岩石中，我到绒布寺里去侦察。如果那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莲花生大师古鲁仁波切的化身、绒布寺的活佛扎珠仁波切的关照和庇护了。”

“听起来倒是个计划，”我气喘吁吁地说，“不过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

这时候突然枪声响起，我们被子弹击中。

子弹首先命中了帕桑的头，在一片血雾之中，他的脑袋突然向前栽倒，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和拉下来的氧气罩上。片刻之后，我感到第二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背包和吸氧装置，命中了我的背部上方，就在左肩胛带的右上方。

帕桑已经向前摔倒在我们冰爪下面的锋利岩石上，显然已经没气了。还没来得及张口大喊，我的背部就中弹了。我向前摔倒，躺到了他边上，没一会儿我就失去了意识，根本来不及用前臂阻止我自己不要摔下去。

我的后背疼极了，喉咙也疼极了，周围渐渐被黑暗笼罩，最后，黑暗笼罩了一切。

26

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部分知觉，只听到两个男人在大声说话。他们就在我们上坡处大约10英尺的地方，处于逆风位置。此时风更大了，咆哮着从绒布冰川河谷吹下来。不过好在这两个人用德语大声地交谈，我在呼呼的风声中也能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里，已经死了，我们俩靠得非常近，我们的脸只相隔几英寸远。他从没有把他的一头黑发梳成分头，不过现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层羊毛帽子都已经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条纹出现在他的黑发之上，我认为那是露出的头盖骨或者脑浆从他的头顶流下来的残迹。他的脸上都是血。我努力从身体一侧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时候帕桑突然说了话，沾满鲜血的嘴唇却一动不动。“别动，杰克。”他的声音很轻，与他相隔6英寸的我几乎都没听到，所以我肯定那两个德国人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两个人正在10英尺开外的地方争吵，而且处在逆风方向。

“我来翻译。”帕桑说。

“你的头……”我轻声提问。

“头皮受伤往往都会大量出血，”他这样轻声答复我，“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会留下头疼的毛病，此外就没有大碍了。他们没有搜我们的身。我来翻译给你听，杰克，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拿出我们外层衣服下面的手枪了。”

我差点儿忘了，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里，而帕桑把那支装满子弹的鲁格尔手枪放在他的鹅绒外套口袋里。

令人惊奇的是我认得这两个人的声音，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听到过。那把较为粗重和深沉的声音属于那个右翼德国激进分子的保镖……这个保镖叫什么名字来着？乌尔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个声音属于那晚坐在那张桌上的另一个人，那人一共没说几句话，不过我还记得他那与咬舌发音差不多的声音，此人正是阿图尔・维曾巴赫。

此时正说话的乌尔里希・格拉夫，他几乎是在发牢骚了：“SS Sturmbannfü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

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帕桑满脸是血，他的眼睛依旧闭着，厚厚地粘着淤积的血液，鲜血几乎遮住了他一张一合的嘴唇。他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如果我以前知道他会说德语，那现在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了要阻止他们，所以我就阻止他们了。”我要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正在翻译格拉夫刚才说的话，又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片刻时间，我才意识到被阻止和射杀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

“Idiot！”维曾巴赫吼道，“Sturmbannführer Sigl hat gesagt, dass du sie aufhalten sollst bevor sie das Tal verlassen können. Aber nicht, sie zu erschiessen.”

帕桑轻声翻译道：“白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的是要在他们离开河谷前阻止他们。不是要打死他们！”

狂风把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声音送到我们耳边，他的语气很像傻兮兮生闷气的小孩子的声音：“Naja, mit meinen Schüssen ich sie doch angehalten, oder？”

“哦，我射杀了他们，也就是阻止了他们，不是吗？”帕桑粘满鲜血的嘴唇一张一合翻译道。

我听到维曾巴赫叹了口气。“Sturmbannführer Sigl befohlen, sie zu verhören und sie dann nach Fotos zu durchsuchen. Aber keiner von ihnen sieht so aus, als ob wir sie noch verhoren können.”

“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命令我们审问他们，然后搜他们的身，把那些照片找出来。不过这两人似乎都咽气了，还怎么审问啊。”这话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可摔下来的时候，我的右手压在了身体下面，现在只能一点点挪动这只手，先是伸进了我的沙克尔顿夹克，然后伸到了芬奇外套的右边口袋里，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在那儿，我的肋骨下部被这把枪挤压得生疼。

“Was sollen wir jetzt machen？”格拉夫说,“Warten bis einer wieder zu sich kommt？”

我看到帕桑动了动，意识到他正把他的手伸向羽绒外套，去拿鲁格尔手枪。他轻声翻译着，声音小到连我都几乎听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等着他们恢复意识？”

发音口齿不清的维曾巴赫模仿德国牧羊人，从喉部发出粗重沙哑的咕噜声答了一句话：“Nein, vergiss das Verhör. Töte sie erst, und dann durchsuchen wir sie. Aber mit Kopfschuss, nicht auf den Körper zielen.”

“不。别再提审问的事儿了，”帕桑飞快地低声翻译道。“先杀了他们，然后搜身。不过要打他们的脑袋，别打身体。”

听了这话，我便冒险把韦伯利手枪从我的夹克里掏了出来，放在身下。我的手指先是摸到了扳机环，随后摸到了扳机。我的大拇指摸到了击铁上。我记得理查告诉过我，左轮手枪没有保险栓。我可以看到帕桑微微一动，拿出了他的鲁格尔手枪放在身下。

“Warum denn？”格拉夫问。

“为什么？”帕桑轻声翻译，我意识到这个傻呼呼的保镖问的不是为什么要射杀我和帕桑医生，只是在问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脑袋而不是身体。

“Aamit wir keine Fotos beschädigen, Falls sie welche bei sich haben, du Trottel，”阿图尔・维曾巴赫厉声说。“Sturmbannführer Sigl kommt bald aus den Bergen zurück. Stell Deine Schmeisser auf einen Schuss ein.”

他们的登山靴踩踏地面发出嘎吱嘎吱声，表示他们已经向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了，然后帕桑轻声做了翻译。我其实已经大致听明白了维曾巴赫刚才都说了什么。

“如果他们把照片藏在身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照片弄坏了，蠢货。”帕桑轻声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应该很快就从山上下来了，所以把你的施迈瑟式冲锋枪调成单发发射，让我们赶紧把事情做妥当……”

他们居然用施迈瑟式冲锋枪！该死的！就为了不把我们随身携带的淫秽照片打穿，这些纳粹混蛋竟然要拿枪打我们的脑袋。我那份照片放在我的防毒面具背包里，帕桑的照片就在他那件羊毛夹克的大口袋里。几秒钟之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打死，然后搜我们的尸体，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是时候起来了。

我和帕桑同时滚向对面，然后跪在地上，举起了我们的手枪。

至于下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至今依然没弄明白。上一秒那两个德国人还大踏步向我们走来，下一秒就有一团团模模糊糊的灰色东西在他们周围来回移动。那些东西个头儿特别大。只见打着旋儿的雪中都是灰色的皮毛。触目所及都是毛茸茸的东西。

我看到乌尔里希・格拉夫的脑袋突然间就和身体分了家，飞到了空中。我还看到一个身形巨大的灰色东西在大雪中俯身压向阿图尔・维曾巴赫，他被吓得大声叫了起来。

然后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脑袋一侧，我拿着韦伯利手枪开了一枪，可我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结果这一枪是瞄准上方开的，什么都没打中。我看到帕桑从他在冰碛石上所跪的位置向前摔去，鲁格尔手枪已经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他一张脸血淋淋的，双眼再次闭上，然后我再一次面朝下栽倒在岩石上，陷入了黑暗之中。

27

我躺在一个气味清新的丝绸帐篷里，缠着绷带的脸埋在很多气味不是那么清新的丝绸枕头里。我的手腕被绑在支柱上，这些支柱都被凿进了地里，周围则是很多精致的波斯地毯，而帐篷地面上的大部分空间都铺着地毯。我的头疼得厉害。我的背部上部分特别疼，在我和帕桑第一次中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德国人的子弹打在了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我向左右两边扭扭头，只见到很多的地毯、高高的帐篷柱、帐篷和枕头，却不见帕桑。或许他已经死了。没准儿我现在也是个死人了。

不过锥心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没死。我注意到，天这么冷，我居然光着膀子，原来是我刚开始移动身体的时候不小心把身上的毯子弄掉了，不过我的背上有个又大又黏糊的东西。我百无聊赖地琢磨着那颗子弹是不是打中了我的肺或脊柱，又或者命中了我的心脏附近。我的头太疼了，没法儿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响起，于是我飞快地转过头，结果弄得我的头一阵剧痛，差一点儿就晕了过去。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西藏人，或者说是个长得很像西藏人的蒙古人，这人走进帐篷，手里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碗，我看到这个人注意到我醒了过来，然后便匆忙地跑了出去。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强盗啊。我只希望这群强盗是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相交甚好的强盗，是那些接受了手枪和巧克力贿赂的强盗。那群人的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吉米・可汗。谁会忘记这样的名字呢？

那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小个子男人穿过高高的帐篷门走了回来，身穿皮毛衣服的他依旧用手拿着那个直冒热气的碗，帕桑和强盗吉米・可汗走在他身边。帕桑显然已经把他的头包扎好了，脸上的血也洗掉了。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个死人了。我能看到他左边太阳穴上的子弹沟痕末端，在深色皮肤的映衬下，仿佛一道白色疤痕。

强盗吉米・可汗用藏语说了什么，然后帕桑翻译道：“可汗说很好，你活过来了。”

根据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经历，我还记得吉米・可汗既会说英语也能听得懂英语。“帕桑，为什么要把我绑在桩子上？我是个犯人吗？”

“不是，”我的高个子夏尔巴人朋友说道，“你昏过去了，杰克。我决定趁你昏迷的时候把子弹从你的背部取出来，只有用绳子把你捆住，才能让你不至于翻身，压到绷带。”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弯曲的小刀，然后割断了绑着我双手的绳子。

“我的背上中弹了，可我居然还活着？”我说。我的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厉害。

“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他的尸体上有他的身份证明——似乎打中了我们两个人。”帕桑说，“那颗击中我的子弹只是撕裂了我的头皮，在我的头盖骨上留下了一个凹槽。我只昏迷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击中你后背上部的那颗子弹呢，据我所知，穿透了你的两个氧气罐，损坏了流量调节器上的一个金属零件，还穿透了你背上防毒面具背包里的乌纳炉和两个锅。啊，子弹还穿透了吸氧装置的铝架，然后才击中了你的身体。杰克，那颗子弹在击中你的身体时，大部分动能已经消失了。我从你1英寸的皮肤和肩部浅层肌肉下面取出了子弹。”

听了这话我眨眨眼。我的后背很疼，但不像脑袋那么疼。我中弹了！“你怎么知道是格拉夫打中了我们俩？”

“在我们站立地方附近的一块砾石底部，我发现了擦破我头皮的子弹，那枚子弹已经被碾平了，”帕桑说，“不过还是从你后背上取出来的那颗子弹让我确认了此事。两枚子弹都是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总之，好在你是被手枪从远距离击中的，不然的话，你就没命了。”

“阿图尔・维曾巴赫最后一刻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把鲁格尔手枪。”我挤出这句话。我真正的想法则是：哪个纳粹朝我们开枪有什么关系吗？

“的确如此，”帕桑边说边举起一块小铅块，“很明显他们把施迈瑟式冲锋枪的9毫米子弹的子弹头涂成了黑色。我们身中的子弹都有黑色的子弹头。格拉夫的鲁格尔手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

我在垫子上坐起来，因为头昏眼花，所以身体有点儿晃。“格拉夫和维曾巴赫怎么样了？”我问。我尝试回忆当时的情况，却只记得一团模模糊糊的颤动影像，我举起了韦伯利手枪，还有巨大的深灰色物体在打着旋儿的雪中来回移动，尖叫声不绝于耳。

“问得好。”帕桑说。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警告的语气，不过我只顾着疼了，没能分辨其中的意味。

“如果你能站起来，杰克，”帕桑说，“我们扶你到外面，在更多的秃鹫到来之前，给你看点儿东西。”

“你来解释吧。”吉米・可汗对帕桑说，然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一下正好拍在绷带覆盖伤口的位置。我强忍着，才没有呼痛。

就在我们被远距离伏击的附近，有一块宽大的平坦砾石——显而易见，那两个德国人一直藏在后面，就在去年他们给马洛里、欧文及1922年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树立的三角形岩石纪念碑另一边20来码远的地方——在这块砾石之上，乌尔里希・格拉夫和阿图尔・维曾巴赫被斩下的脑袋被钉在整齐排列的一排短桩上。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似乎正在充满惊讶地盯着我们看，因为死亡，他们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白色薄膜，变得呆滞起来。他们的脑袋边上是四条被撕断的手臂，手还连在上面，两条右臂位于格拉夫头颅的左边，而两条左臂则位于维曾巴赫头颅的右边。

“我的老天呀。”我轻声对帕桑说。看着站在几码开外满脸堆笑的吉米・可汗，我又轻声说道：“可汗和他的人真的是好好教训了这些可怜的恶魔。”

帕桑医生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大得很。“可汗先生告诉我，他和他手下的55个人在事发后三十分钟左右到了现场。他和他的人非常惊讶地看到耶蒂对德国人的出现非常愤怒，料理了我们的敌人。”

“这太荒唐了。”我说。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帕桑语气中的警告意味，看了看他，然后闭上了嘴。出于某种原因，强盗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耶蒂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杀死了那两个德国人，而不是几个浑身上下穿着皮毛衣服的野蛮强盗骑在马上干了这事儿。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想要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不过我终于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得紧紧闭上嘴巴。这些强盗已经敲过我的头了。

狂风从珠峰上吹下来，沿着槽谷吹过砾石，吹乱了揳在桩子上的死人短发。此时秃鹫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啄食那两个人的眼睛，开始了它们的大餐，我连忙别过头。

“我昏迷了多久，帕桑？”

“大约五个小时。”

我看了看我那块依旧嘀嗒运转的怀表。（我父亲从不拿便宜货当礼物）刚过中午，吉米・可汗和他的两个手下走到近处，交叉着双臂，嘟囔着什么，很满意那些被斩断的脑袋、四条被砍断的手臂以及皱缩得很严重的死人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巨大的砾石平台后面约15码的地方，有一堆高高的东西，估计是那两人的内脏。我没有看到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

“是人熊雪人。”吉米・可汗说，他的两个手下嘟囔着，点头表示同意，“耶蒂。”

“很好。”我说。我摇摇晃晃地从胜利纪念柱和一大堆残碎肢体处走开，找到一块小砾石坐了下来，“你说什么都行，吉米・可汗先生。”

“我在他们的头盖骨和其他分离的肢体上没有找到弹伤。”帕桑医生说，仿佛在给强盗提出的耶蒂杀人这个白痴论提供法医验证方面的支持。

可汗哈哈笑，我看了帕桑一眼，我的眼神本应该很犀利才对，足可以让他吓一跳，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是因为我的头没完没了地跳动着作痛，所以我眼神中的威慑力减弱了。

“后来呢？”我问。

“可汗先生和他的同伴允许我搭一顶帐篷，让我把子弹从你身上取出来，并让你休息几个小时，”他轻声说，“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帐篷搭在这附近。很明显他们认为古鲁仁波切的化身，也就是绒布寺的扎珠仁波切听说这里发生了这么血腥的事儿后会很不高兴。”

“我认为那位古鲁仁波切喜欢散布耶蒂在绒布河谷出现的故事。”我说，“还记得绒布寺里那幅相当新的壁画吗？那幅壁画吓得普通人和喇嘛都不敢接近这座山。”

“哦，可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坚持让我们立刻返回东方，今天下午就启程。他们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蒙古马。”

“我们不能走，”我惊讶地说，“雷吉和理查……”

“他们不会下山……至少不会从这条路下山，”帕桑说，“我肯定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和吉米・可汗及他那些友好的强盗一起走，杰克。他们提出要带我们从此处往正东方走，然后再次向南走，翻越舍波拉山口。他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印度。而且，因为我们轻装简行，如果高山山口的好天气能够持续，我们就用不着像来时那样耗时五个星期才走完那段路程，我们回去时甚至还用不了三个星期。在回大吉岭的这一路上，吉米・可汗和他的人会骑马和我们一起走，保护我们，如果你的伤口疼或头痛，他们就会用轿子抬着你走。”

“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

28

八月中旬的伦敦偶尔会闷热难耐，可现在的空气里却夹杂着一丝寒意，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我们去皇家地理学会时的情形。当然了，八月份树叶尚没有变色，不过空气里却包含着些许味道……我觉得那是人们在屋里燃烧煤炭和木柴而散发出的烟味儿。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装，我那套最好的定制西装在我出门期间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这刚刚来到的短暂寒意不会令这套衣服显得那么扎眼。

那栋大厦已经很有年头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烟熏，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壮观。脚步声在瓷砖和大理石上回响着。我告诉守门的卫兵，我约好了和财政大臣见面，他领我找到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领我去见了一位文书，这位文书带我去见了这位大人物的助手，这位助手又把我带到了一间贴有壁纸的等候室里，让我坐在一张破烂的皮沙发上，只等了两三分钟后，我就被带到了财政大臣的里间办公室。

财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隐晦的话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他们说他是“我们那位喜欢签支票的共同的朋友”，还说“我们那位非常喜欢黄金的朋友”。在独自坐船从印度回英国的漫长旅途中，通过看报和向别人打听，我才弄明白他们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这位财政大臣决定要在鲍德温政府执政期间恢复金本位制。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五月，彼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没有听说英国真的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不过他们显然知道这个人十分青睐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坐船回英国途中，我还看了关于此次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闻，许多经济学家议论声不止，不认同恢复金本位制度，不认同这位财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书走开，我看着这间宽大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块很破旧的地毯、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荡荡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背对着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边抽雪茄，一边透过被煤烟熏黑的窗户看着外面，他的两条腿张得很开，有点儿像拳击手的姿势，他那双短而粗的双手在他的背部紧紧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书或助手（或是别的职务）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微微皱着眉头，或许看不顺眼我的羊毛西装，然后说道：“佩里，是吗？”

“是的，阁下。”

“你能来太好了，佩里先生。”他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时他自己在桌子后面那张带垫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们的探险开始前，我一共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倒是听说过“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几年前，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媒体对此一片哗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的旅店里整理装备时，理查嘲笑《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并且给我和让-克洛德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一旦涉及到丘吉尔，理查就没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显而易见，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尔现在作为保守党员在埃平拥有一个民选议席，并且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内身居要职。对于财政大臣这个职务，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尔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阁下”这一尊称，以及唐宁街11号一栋免租金的房子，显然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边。

“你是美国人，佩里先生？”

这也算是个问题？“是的，阁下。”我说。

我承认，如果这个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为之牺牲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为此人而丧命，他当然很不符合间谍组织首脑这一角色。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马甲的巨大婴儿，嘴里还叼着雪茄。

“你们美国人在把我——还有英国政府——往绝路上逼啊！”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用深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他打开了一盒雪茄，将其从宽大的桌面另一边推过来。“来根雪茄，佩里先生？要么来根香烟？”

“不用了，谢谢，阁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的不是即将转交那个信封的事儿。信封被我塞在我那个超大号夹克口袋里，里面装有七张该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赶快把东西转交，然后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伦敦。

“我是指战争债务，小伙子，”这个叫丘吉尔的人说，“英国欠你们美国佬多到离谱的一笔钱，足有4,933,701,642英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镑。你们的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直嚷嚷着让我们还钱。我问你，佩里先生，在法国把战争债款支付给我们英国之前，我们拿什么还呢？天晓得，法国拿到了他们的战争赔款，而且他们也分到莱茵河谷钢材卖的钱，可法国人还钱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就像个租户，每个月的收入不是用来交给房东，而是都用在了买彩票上。”

我含糊地点点头。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几个星期里，我的喉咙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说话时只有一点点磨锉声，从前那种青蛙似的低沉嘶哑的声音不见了，不过此刻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装有照片的那个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烧出了一个洞，而且如果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烟吹向我的方向，那我准会跳到这张超大号的桌子对面，把这个狗娘养的掐死，去他妈的英美关系吧。

“哦，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关系，”财政大臣丘吉尔说，“东西带来了吗？”

我说了一句可能破坏间谍圈子规矩的话：“你是说布罗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阁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灭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来，在不站起来的情况下尽量将之放到桌子对面最远处。我很惊讶，丘吉尔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信封一眼，就用一只短粗的手把它扫进他脚边的一个红色公文包里。

“太好了。”他说。

我觉得他这是在下逐客令，所以我站起来打算离开。

“今天是星期五。”丘吉尔说，他甚至都没站起来在我走之前和我握握手。我当然知道今天他妈的是什么日子。我就是和他的手下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我认为，就取得这些东西的详细情况，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丘吉尔说，“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有空吗？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几天，没有了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只能独自一人在伦敦等待着。我从没感觉这么孤独和无助过。这些英国人说话云里雾里的，奇怪得很。

丘吉尔肯定已经看出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因为他这样说：“我是说一起用晚餐。”

“有空，阁下。”我回答，一股失望感在我的肚子里盘旋。我真不愿意和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就因为他，我那三个最亲爱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表弟都被害死了。

“那么明天下午我们会安排你去查特韦尔。”他自顾自说着，仿佛已经订好了似的，“这个周末克莱米不在那里，不过会有好多位有趣的宾客参加晚宴，当然了，孩子们也在那儿。来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吧，佩里先生，你可以在那里过夜，在我们私下里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聊聊。

“晚宴时要穿正装。”财政大臣继续说道。我曾经从某处看到过，他已经五十岁了，不过看他那矮胖的体形、胖乎乎的红润脸颊，浑身充满活力，所以他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你是不是碰巧带了白色领带、燕尾服之类的衣服来伦敦？”

“没有，阁下。”我说，喊这位无足轻重的丘吉尔叫“阁下”我已经烦透了，“只有我现在穿的这套西装。”

丘吉尔明智且果断地点点头，然后按了按他办公桌边一个控制杆。刚才带我进来的那个男秘书仿佛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屋内。“泰勒上校，”丘吉尔说，“烦请你带这位小伙子去萨维尔街我的裁缝那里，请他加快速度做一套燕尾服，再做一两套夏装和秋装西服，或许还要一套睡衣、几件衬衫和合适的领带，明天中午就要，劳驾。告诉他们账单由财政部支付。”

对于他的安排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想法，所以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但我只想说：我不需要白色领带和晚礼服，我也不需要你那该死的施舍。于是我对丘吉尔点点头，他点了一根新雪茄，在我还没离开房间之前就读起了文件。

“等等，”我说着停下来转过身，“有件事儿我想问问。”

他那张圆脸上露出了一抹天真无邪的微笑，在宽敞的房间对面看着我，等待我说下去。

“查特韦尔是什么地方，又在哪里？”我听见我自己这样问。

29

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

“我管这里叫‘惬意的猪’。”丘吉尔说。

“哪里，阁下？”我说。

“哦，当然是这栋房子。查特韦尔庄园。而且如果你是佩里先生，那我就是丘吉尔先生，别再叫我‘阁下’了。”

“好吧。”我说，生生把“阁下”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们来到一个天井，周围是一片低矮的规整式园林，不过这位财政大臣带我绕过房子去看的并不是这座花园。“这就是三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从山顶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乡村美景。远处有一片森林，里面有山毛榉、栗树、橡树，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还有我所见过的最长、绿草最茂盛的斜坡。

“惬意的猪共占地80英亩[10]，”丘吉尔说，“不过正是因为峡谷的美景和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买下了这个地方，虽然克莱门蒂娜[11]说这里太贵了，而且还需要重建，我们负担不起。我觉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太美了。”我说，意识到我自己有些词穷。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玛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个子说道。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种不同的美，阁……丘吉尔先生，”我说，“珠峰到处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线和狂风。包括狂风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冰冷刺骨。一般情况下，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甚至连青苔都没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乌鸦外，没有任何生物。没有树、没有树叶、没有草……几乎没有柔软的东西，丘吉尔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风。这里更……温和、更有……人气。”

丘吉尔一直在仔细聆听，现在他点点头。“我最好接着工作。修完了那道墙，克莱门蒂娜卧室的露台扩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墙，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墙。”他挥动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边，“我还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总是乐趣无穷。”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过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像你们美国佬爱说的那样，别拘束，就当成你自己的家。”丘吉尔说，“要是你饿了，就告诉梅森或马修斯，他们会给你做三明治。客厅里有酒，你的套房里也有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在你们那一边池塘[12]，你们管这叫苏格兰威士忌。你的房间里还有书，不过你也可以随意从主藏书室借书。要是你找不到书，那是因为你压根儿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游戏。6点我们会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点30分吃晚餐，用餐时间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位客人会让带一架放映机来，饭后给我们放电影。或许只给孩子们放。我想你肯定会发现今晚一起吃晚饭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为如此，待会儿见，佩里先生。”

*

我见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劳伦斯。美国记者罗威尔・托马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期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到楼下参加酒宴，劳伦斯正好也到楼下来。他穿着阿拉伯王子那种裹住全身的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弯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镶嵌着珠宝。

“挺傻的，我知道。”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并握了握手，然后他说，“不过孩子们喜欢。”

没多久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们，丘吉尔称他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后来T.E.劳伦斯小声对我说，1916年，无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无法摆脱那些纸糊似的飞机的水平螺旋状态而丧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数学想出了一种机动飞行动作，并称这种方法可以让所有飞机摆脱最严重的尾旋。劳伦斯告诉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依旧戴着那条女人气十足的白色棉头巾——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行员都说这种飞行动作不起作用，于是这位教授亲自上阵，展示如何飞行。他在不带降落伞的情况下驾驶一架斯帕德飞机，故意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水平螺旋状态，利用以数学为基础的机动飞行动作，熟练地将飞机从俯冲拉起，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远。显然，秘诀在于让人的手与脚离开控制装置，据林德曼教授说，如果飞行员放任不管，飞机自身便会笔直飞行，与地面平行。他称，正是所有对控制装置的校正和过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劳伦斯说，教授驾驶另一架较旧的双翼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并再次拉起飞机。

T.E.劳伦斯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在这之后，所有皇家空军飞行员都要学习教授的机动飞行动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们在内约有12人。丘吉尔的女儿戴安娜十六岁，儿子伦道夫，看上去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名叫萨拉，还有孩子们的两个表兄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名字我忘了），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大约和戴安娜及伦道夫的岁数差不多。晚宴期间，丘吉尔向教授“发难”，让他“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里用浅显明了的话告诉我们量子论到底是什么”。

丘吉尔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他的表，开始计时，林德曼教授就开始讲，还余出二十秒时间他就讲完了。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真的听懂了。

参加晚宴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厅中接过一大杯冰镇香槟酒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看到的这个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医生一起，在种茶场待了一个月养病，我在那里等待着，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会突然出现，在那期间，我经常想到希特勒。在种茶场，在坐船从印度返回的那几个星期航程里，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文字。

现在希特勒就在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优柔寡断起来（我担心的不仅是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还担心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过我注意到这人有一头卷发和愉快的表情，脸部骨架微微有些长，而且我还意识到正是这人的假胡子才会使得他和希特勒那么相像，在逗玩孩子们之后、晚餐之前他把胡子摘了下来。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此人是查理・卓别林，他虽然在英国出生，现在却是美国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于此，卓别林带来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要在饭后给我们放他最新的电影，以免影响孩子们休息。

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

“迪斯雷利[13]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

这位穿着扎眼丝绸睡袍的财政大臣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吗，佩里先生，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不知道。”我说，我这话说的不带一丝语气，借此表示我对实际情况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对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都相当感兴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说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国家的政治和英国的政治之间主要差别吗，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过我还是一语不发。

“我不愿意假装对柯立芝总统几位内阁顾问的身份了若指掌。”丘吉尔说，仿佛我很有兴趣一样，“你们的上一位总统哈丁在加利福尼亚猝死后，或许一开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过我敢保证，佩里先生，在去年击败了毫无竞争力的民主党人戴维斯和那个非常有趣的进步党人拉福莱特，凭借一己之力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卡尔文・柯立芝不仅仅可以做主，现在他身边必定也围绕着自己的亲信。你能理解这个吗，年轻人？”

“不能。”我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J.C.抓着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摔下雪檐，坠下了10,000英尺，氧气从打穿的氧气罐中奔涌而出的画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最后看到的雷吉和理查，然后他们就转身向西方，开始攀登东北山脊的最后一段距离，踏着雪地向顶峰三角岩进发。

“我想说的是，杰克……我可以叫你杰克吗？”

我依旧一声不吭，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长了张婴儿脸的大块头。

“我想说的是，佩里先生，美国政党选举他们的总统，不过改选的时候那些总统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也会随之更换。在哈丁死后，柯立芝总统就更换了哈丁总统选定的一些能力较差的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当家做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

“我说的是，在英国，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佩里先生。不同的政党赢得选举，不同的首相随着他们的政党走上权力巅峰或远离权力中心，不过政治阶级——你或许会说是政客——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数十年内持续掌权。到了十一月我就五十一岁了，在我这几十年的公共生活中，我当过贸易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一直到加里波利之战惨败……随后我又随军到前线作战，接下来我回到了权力走廊，当上了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然后是空军大臣，现在我成了财政大臣。”

我等待着。最后我还是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味道十分浓烈，而且醇和爽口。这酒根本不能缓解我的紧张，也不能浇灭我的怒火。

“一个像我这样的英国政客需要保持一张朋友关系网，甚至要有一张仇敌关系网，”丘吉尔接着说，“即便在我们不当权的时候也要如此。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陆军、海军、国家各部门或战争中组织情报工作，或者从我的经历来看，我管理的情报工作涉及到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关系网。情报就是一切，佩里先生，而且有价值的情报，不管这情报是怎么得来的，都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帝国的存亡。”

“非常惊人的履历啊！”我说，努力让这句话中的八个字极尽挖苦，“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命令优秀的男女深入险境，去偷一些……肮脏的照片，你的履历和这有什么关系吗？”

丘吉尔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从梅耶先生那里获取相片是一次情报工作，而且是一次非常肮脏的工作，佩里先生。大多数真正的情报工作都非常肮脏。然而，有时候，正是这些生活中最为污秽的因素会成为打赢战争或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武器。”

听了这话我不禁哈哈大笑。“你并没有说服我，凭那个德国人的几张照片，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小丑和疯子的照片，就能对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未来安全产生任何影响。”

丘吉尔耸耸肩。这样一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睡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真有点儿像奥利弗・哈代的姿势。“那些照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丘吉尔说，他的声音变了。我感觉他和我打起了官腔，就是那种他在电台里说话的调调。他伸手拿起一本书，我进来时他正在看这本书，并把那书封面冲下放在红木书桌边上的一张长台一侧。“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在你们去喜马拉雅山脉那几个月里进行了改写和文字编辑，而且，总的说来，吸引了数量不多却十分疯狂的读者。我这里有一本预发本。希特勒先生希望给这本骇人听闻——我保证，佩里先生，这本书真正堪称骇人听闻——的书起名为Vierinhalb Jahre Kampf gegen Lüge, Dummheit und Feigheit，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一场历时四年半针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斗争》。佩里先生，作为作家，我知道希特勒先生给他的书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一本也甭想卖出去。很幸运，只是对于希特勒本人很幸运而已，他的德国出版商简化了书名，于是真正出版的书名就成了Mein Kampf，也就是《我的奋斗》。”

我本来以为书名会是一句妙语。结果却全不沾边。

丘吉尔把书递过来给我。“接着这本书，佩里先生。读一读。你可以把它带走。这书几年之后或许才会在英国和美国上市销售。或许几年之后这书在德国会成为必读之物。看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对德国、欧洲、犹太人和整个世界都有什么疯狂的计划吧。”丘吉尔说“纳粹”两字的发音很像是在说“纳集”。

“我看不懂也不会说德语。”我冷冷地说。我用那只空出来的手拿着这本书，又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的一部分自己真想把这本书扔回给他，然后转身走出这间房间，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即便三更半夜的，在乡下我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我可以步行离开。

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依旧手拿希特勒写的那本分量沉重的书，另一只手举着威士忌酒杯。

“不管怎么说，”我说，“即便你是一个作家，你也应该知道，书无关紧要。人命才是一切。”

丘吉尔走近一步，他的那双旧拖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佩里先生，请了解一点。我认识并且十分尊敬理查・迪肯的父亲，而且在战争前后就认识理查本人。他理解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理查・迪肯见识过未加制止的侵略会带来什么样的惨痛代价。

“你还要了解一点，”他接着说，声调平缓，并无气势汹汹的意味，“雷吉・布罗姆利九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而且非常喜欢她。她的表弟珀西不仅赢得了我的喜欢和看重，而且他还是‘一战’期间和‘一战’结束后我的海军情报网络的核心人物。为了我们的国家，他牺牲了很多，其中也包括他的名誉，佩里先生。而且，我为他们而泣，我真的哭过，这是因为我甚至不能让他的勇气和牺牲为世人所知……不过这就是情报工作，佩里先生。”

我把空威士忌酒杯放在镶嵌皮革的红木书桌上，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张书桌属于丘吉尔的父亲，不过我没有放下他给我的那本沉重的书。我强烈希望能大骂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说些话让他也尝一尝与那三位朋友有关的回忆灼痛我心时的痛苦滋味，不过我的另一部分自我只是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好好思考丘吉尔说过的话。我肯定，到最后我还是不会按照心里的想法，做出过激的举动，可尽管如此，我想想总归是可以的吧。

“你希望今天早晨——当然是等天亮了——坐一早的列车离开这里，还是愿意在查特韦尔过完这个周末，以便我们接着聊？”

“离开，”我说，“我去打包，做好准备，早晨8点就走。”

“我会让人在7点给你准备好早餐，让司机在你方便的时候送你去火车站。”丘吉尔说，“我恐怕不能送你了，因为我会睡到很晚，然后在起床前在床上把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都做了。你会在伦敦待一段时间吗，佩里先生？”

“不。我会尽快离开英国。”

“回阿尔卑斯山？”丘吉尔说，他的脸颊红红的，微笑如婴儿一般。

“不，”我厉声说，“回家。回美国。远离欧洲。”

“我祝你一路顺风，同时感谢你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做出了杰出贡献和所有的牺牲。”丘吉尔说，他终于伸出了他的手。

我只犹豫了片刻便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有力，甚至还长了老茧，或许是因为他经常砌砖、挖池塘和建坝墙的缘故。

*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汽车载着我，几乎是静静地沿着那条长长的车道行驶，远离查特韦尔，远离——他管这里叫什么来着？“惬意的猪”？老天，英国人真是可爱到了极点。汽车驶过古老参天的橡树和榆树、月桂树和修剪过的杜鹃花，然后驶过入口大门附近最后一片茂盛的针叶树。晨光之下，所有的花与树上面都落满了露水，晶莹闪烁，我强忍住那股冲动，才没有回头望去。

30

1941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七个月，美国才会遭遇珍珠港事件，进而加入那场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将近两年的战争，我则与我的美国医生登山朋友查理及他的新婚妻子多尔卡丝一起去攀登了大特顿山（我们在珍妮湖的联合营地就是查理和多尔卡丝的蜜月套房）。这时候，我了解到鲁道夫・赫斯偷了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飞往英国，跳伞到了苏格兰。赫斯其人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所谓的副元首，地位仅次于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的那间啤酒馆里，这个长着两道浓眉的沉默男人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坐在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布鲁诺・西吉尔身边。

报纸只是简要介绍了这件事，而且看来根本说不通。

赫斯驾驶的梅塞施密特BF110D重型战斗机特别装配了可供长距离飞行使用的副油箱，可他却只身一人驾驶飞机。英国的雷达发现了赫斯的飞机，在喷火式战斗机和其他战斗机的拦截下，他开始低空飞行，借此规避雷达和躲避追踪他的飞机，不过他在苏格兰选择了一条不合逻辑的飞行路线：低空飞过基尔马诺克，攀升后飞跃克莱德湾，然后再次在内陆地区倾斜飞行，最后飞越了苏威克沼泽。当时依旧是最高机密设备的英国拦截雷达后来报告称，这单独一驾战机在格拉斯哥南部某地坠毁，不过鲁道夫・赫斯已经在坠机前跳伞逃生，降落在伊格尔沙姆村，着陆时脚踝受了伤。

赫斯被捕后进了英国的监狱，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珍珠港事件之后，我的登山好友查理便入伍了，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医。当时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没有特殊才能，只有很多旅行和登山经验，于是我被几个兵种拒之门外。不过到了最后，美国一个特设情报机构接纳了我，这个组织的名称OSS是首字母缩略语，全称则是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在那里，我学会了希腊语，最后跳伞到希腊群岛，这些岛的名字如凯法利尼亚岛、萨索斯岛、科斯岛、斯佩察岛以及我最喜欢的海德拉岛。我在那里做一份并不危险的工作，帮助组织和武装游击队，并且尽我们所能给德国占领者制造麻烦。

这里我要很惭愧地说一句，所谓的“制造麻烦”，通常就是伏击德国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并暗杀他们。我还要既羞愧且骄傲地承认一点，那就是我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

就这样，对于1941年鲁道夫・赫斯孤身驾机飞往英国这一貌似疯狂的举动，二战期间我在战略情报局服役时偶然间发现了更多的资料，这些情报在当时都属机密信息（现在依旧如此）。

在伊格尔沙姆村被抓后，赫斯首先在吉夫诺克接受了皇家观察团军官的审问，他坚称他带来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重要秘密信息”，不过赫斯只会对汉密尔顿公爵吐露实情。

赫斯被带到了格拉斯哥的玛丽丘兵营，在那里他的确单独见到了汉密尔顿公爵。谈话一结束，英国皇家空军就驾驶飞机把公爵送到了牛津附近的基德灵顿，然后有人驱车把公爵从那里送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之后，他在迪奇雷庄园秘密会见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还记得当时是不列颠之战中最黑暗的日子。英国军队在向敦刻尔克撤退期间被打得溃不成军，其实已经被逼到了海上，他们的重武器和无数英军士兵的尸体都被丢弃到了海滩之上。1940年夏，法国战败并被占领，德国召集了2400多艘驳船，要运送德军和装甲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德国还发出作战计划，要求数十万德国士兵入侵英国，伞兵会在布赖顿和多佛尔附近降落。几个小时之后，由驱逐舰和德国纳粹空军掩护的驳船和专门的登陆艇就会从布伦出发驾向伊斯特本，从加莱前往福克斯顿，从瑟堡驶向莱姆里杰斯，从勒阿弗尔进军文特诺和布赖顿，从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前往拉姆斯盖特。

然而，据说，那年春天，温斯顿・丘吉尔给阿道夫・希特勒送去了一份秘密的最后通牒，而传递这份通牒的人正是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也为了娶美国一个离过婚的沃丽斯夫人，放弃了王位。1940年，这位前国王当时被世人称为温莎公爵，他和他那位一直闷闷不乐的公爵夫人生活在巴哈马。通过战略情报局的渠道我了解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丘吉尔政府都很怀疑这对夫妇亲纳粹，所以在二战爆发之前，他们不允许这两个人留在法国或西班牙。所有的情报部门都知道，即便暂居巴哈马，温莎公爵的朋友圈和他的公务随员中也有很多来自六个纳粹军政机构的德国间谍。

1943年，我们在特斯波蒂亚岛上，忙着锁定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德国军官，进行暗杀，同时还要除去助纣为虐的卡姆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丘吉尔通过巴哈马的温莎公爵交给希特勒一件证据，表示英政府掌握了阿道夫年轻时的一些照片，照片对他很不利，而且令人难堪，不过只要元首下命令，取消迫在眉睫且不可扭转的对英入侵，他们就愿意克制自己，不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世。

我在战略情报局有个熟人，此人刚刚从伦敦、古巴和巴哈马回来，并且认识这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他还说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海明威在古巴做间谍，偶然间听到了行动中的几次谈话，并且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严密监视）。我的这位熟人说，希特勒被丘吉尔的威胁搞得寝食难安，于是秘密派他的心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去执行这次有去无回的秘密任务。据战略情报局控制官提供的消息，希特勒的要求很简单：不公布照片（不管照片上是什么内容），不入侵英国。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丘吉尔接受这一条件的消息是如何传递到柏林的，我的朋友和战略情报局的头儿只知道这次的传递渠道不是住在巴哈马的温莎公爵或公爵夫人，不过消息确实传递过去了。那年夏末，“海狮计划”被取消了，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精心策划了很多不惜血本的计划，做了后勤安排，筹集了新式武器，以便可以从海上和空中入侵英国，结果全都化为了泡影。英国政府对此给出了官方解释：德国人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皆因为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德国纳粹空军无法战胜英国空军，然而，在希特勒下达取消命令的时候，德国即将在英吉利海峡上建立空中优势，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距离彻底被毁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就这样，不列颠之战那场空战成为了拯救英国免遭德国纳粹铁蹄践踏的关键因素，因而永垂青史，而1921年来自奥地利经由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传递而来的对纳粹不利的七张照片和七张底片则与此毫无关系。

1943年，我窝在希腊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笑着流出了眼泪。我举起装有巴斯巴亚尼斯・普洛玛莉・吾尊酒（一种茴香口味的酒，我时常感觉这酒难喝极了）的杯子，敬那三十位勇敢的夏尔巴人、年轻勇敢的奥地利犹太人科特・梅耶、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苏沙恩特・拉宾德拉纳特・帕桑医生、理查・戴维斯・迪肯和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们中的四个人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尾 声

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读者肯定知道当高筒靴不再是男装风尚的时候，尾声（epilogue）”——特别是这个词以非常少见地“ue”两个字母为结尾——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小说中。然而，我的确想要说一说与1925年开始的故事无关的几件事情，与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题外话。同时我还相信，你应该已经读了我那厚厚一摞笔记本，如果你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了，并且发现这篇尾声使人厌烦或毫无意义的话，你会把它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国，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登山。当我终于再次登山的时候，我选择留在科罗拉多落基山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区里，我找了一份开荒的工作，一共干了两年，那里几座最高的山峰位于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脉之中。随后我去了大特顿山，那里的一座座尖锐山峰或许堪称美国最美的山。我在杰克逊霍尔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后，杰克逊霍尔才成了有钱人和名人的度假胜地。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滑雪。

20世纪20年代，我再次开始攀登美国以外的高山，于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那里有很多人类尚未涉足的顶峰。如果我想到哪个国家登山，我就会到货船上当一级水手，或者到有钱人的游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们见面时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让我和海军上将伯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南极待了两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尼泊尔的明信片。那时，离开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应该说一说，1928年后，要想得到进藏许可或攀登珠峰的许可越发困难了。在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那支探险队之后，第一支成行的英国探险队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带领的。他们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冰镐。从前我把那把冰镐留在了第一台阶之下的一块砾石上，不过他们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把冰镐当成一个指向山下桑迪・欧文尸体的箭头。或者在当时，在我们留下欧文尸体——他冰冻的双手依旧交叠着，夹在紧紧冻在一起的膝盖中——的地方，松散岩石又向下滚动了很长距离，或者他的尸体都已经滚下了山。

不论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领导下的第四支英国珠峰探险队甚至都没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诺顿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希普顿领导的探险队走的是与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线，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脚印并且拍摄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顿和比尔・蒂尔曼等人在内许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顶尝试就和理查在1925年时给我们策划的一样，只是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不过希普顿、蒂尔曼和他们的人却因为糟糕天气只能止步于低处。

然而，在西藏对外国登山者关闭的同时，尼泊尔则敞开了大门。

说回那张尼泊尔来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贴着极具异国情调的尼泊尔邮票，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见过，不过上面贴满了印度和英国邮票，因为这张明信片由新德里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官员转寄给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简短的手写字迹——

杰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谷的农场十分富饶多产，我们都很开心。小查尔斯和露丝-安向你问好。

你永远的朋友们

结尾语的后面没有留下名字。昆布谷的农场？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住在尼泊尔并在那里务农的西方人就是K.T.欧文斯，不过在1925年他来锡金的营地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当然不会在问候语的最后写下“你永远的朋友们”（还是复数）。

除了理查和雷吉还会有别人吗？如果“小查尔斯和露丝-安”是我两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后生下的孩子，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那个男孩子叫作查尔斯，因为那是曾经在一战中严重受伤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丝-安呢？许多年以后，我查找伦敦的旧档案，发现理查・迪肯有一个妹妹，名字就叫露丝-安，这个女孩在1899年出生后的一个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结婚了，又或者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并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远离俗世，生活在尼泊尔。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观与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他已经受够了军旅生涯。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别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险（与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鲁恩结伴而行），攀登了克利伦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尔峰。20世纪40年代末，我第三次进阿拉斯加探险，和另外四个人在17,900英尺的一个小雪洞里被困了九天。其中两个人因为低体温症而送了命。我很幸运，因为冻伤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后两根手指。

在结束与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极探险之后，我于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马拉雅山脉，当然我并不情愿这样做。那是一次对楠达德维峰的勘察探险，楠达德维峰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周围是由无可攀登的悬崖峭壁环绕的禁猎区，那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查理、比尔・蒂尔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还和一些哈佛登山俱乐部的校友勇闯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乔戈里峰，而且，在我看来，这里比珠峰要危险得多。（我相信我曾经提到过，我在那里求学期间，这个俱乐部尚没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没有人登顶。

我还提到过，二战期间我还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我不会再说更多细节来烦你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我曾经利用机密渠道寻找任何关于雷吉和理查・迪肯的只言片语，或者关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鲁诺・西吉尔的信息，可没有找到丝毫新的线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岁之龄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后一次喜马拉雅山脉探险之旅，在他们第二次尝试攀登乔戈尔峰的时候充当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没有人能登顶，相比珠峰，乔戈里峰可以说像是一个更为无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着她的秘密。不过我的确碰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亲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宁用绳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医生）。据我所知，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保护四个人，并救了他们的性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不幸，我们的一个同伴阿特・基尔凯在下山的时候受了伤，而在我们把基尔凯抬下山的过程中，穿越一片非常危险的地带时，其他几位登山者——后来被查理称为“绳索上的兄弟”——把基尔凯裹在睡袋里，然后牢牢拴在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可是，要么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听见的雪崩，要么是基尔凯本人（出于未知的原因）从我们拴系他的坚固锚固点滑了下来，反正他最后摔死了。

以前我就说过，从高山上这样摔下来绝不会一滴血都不流，摔下来的人几乎总是会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断，脑浆迸裂，等等。在我们下山的那几个小时里，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离破碎的肢体，而且这以后他不曾从这次的经历中真正恢复过来。多年以后，查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幻觉症，总认为他汽车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鲜血。在很久很久以后，也就是1992年，他的这种病被医生称为“创伤后精神紧张症”。

在第二次乔戈里峰探险和阿特・基尔凯死后，我就和喜马拉雅山脉永别了。

不过我忽略了在那几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这个命了，只能写写尾声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执行战略情报局盘问纳粹军官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德国报纸——战争期间我学会了德语——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读过之后，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几分钟。

四位德国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尝试攀登艾格尔峰，他们选择的是与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时的相同路线，也就是攀登异常危险且堪称登山者夺命地的艾格尔峰北壁，北壁上有一个地方被命名为“蜘蛛”，在这个地方的最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冻尸体，这个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网状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过了冰裂出口，就是这座海拔13,022英尺夺命高山的最后顶峰山脊了。

这位登山者的年纪在五十五至六十岁之间，似乎对于攀登艾格尔峰而言过老了。很显然这个人碰到了横扫北壁的可怕暴风雪，因此没能登上最后几道斜坡。他独自一人在一道6英寸宽的岩架上露营时，被暴风雪困住了，天气恶劣，他上下不得，最后被冻死。这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钱包或者其他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东西，附近的村庄或艾格尔峰北壁脚下山谷里的克莱纳谢德格旅店里都没有人记得此人从他们那里路过。那篇文章还说，那几位德国登山者称，在这位被冻死的中年登山者脸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尝试攀登任何危险山壁都是疯狂之举，更不要说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说攀登的对象是艾格尔峰了。虽然尸体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得到证实（而且不可能再见到那具尸体，因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尝试登顶的登山者到达那个高度之前，尸体就已经被雪崩卷走了），而且那几位德国登山者发现尸体时身上也没带照相机，我却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象到理查的脸。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暴风雪令他止步于与顶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体温症开始出现，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必定不会责怪那座山。

他经常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尔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顶尝试——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话（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点，我只是在心里肯定是理查无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后或返回印度后他才出发，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着他从那座山上返回尼泊尔，我无法肯定。我无法想象她会允许他在冬天一个人去尝试攀登艾格尔峰，而且是在欧洲的那场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不过我同样无法想象，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后，会有任何人与事能够阻止他。据那几个德国人称，那个人头发斑白，不过他那具冰冻的尸体看上去则是顶尖的运动员体形，那可以说是一具优秀登山者的尸体。

我最后要说的是，自从我和帕桑医生在1925年分开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并且我两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见他主要是为了给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尔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报道。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财富。布罗姆利夫人于1935年去世，所以来自前布罗姆利大吉岭种茶场的财富就都归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个子女，而且长大成人后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儿在内的三个孩子都在印度议会里任职。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帮助印度百姓，把钱捐给医院、救济院、诊所和奖学金基金会，并且资助怀揣医生梦的年轻印度学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医院至今依旧享有盛名，长盛不衰。

帕桑于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遗赠不仅在大吉岭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而且我已经留言把我们之间的通信随着那些笔记本和那个柯达袖珍相机一并寄给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机。乔治・马洛里的相机。从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带回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查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二战期间我在希腊群岛和其他地方都用过，另一个就是马洛里的小柯达袖珍相机。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们在桑迪・欧文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架相机。

我始终没有把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不过几年前，我想应该是1975年，一位柯达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进行简单的攀登，这时候我和他聊了聊，问他如果有这样一架被遗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相机（我只告诉他相机遗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里面的胶卷是不是还能够冲印出来……胶卷上是不是还有影像。

“当然可以，”那位专家说，“特别是，相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就更加没问题了。”然后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着我，说：“我敢打赌，你说的准是乔治・马洛里失踪时带的那架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的柯达袖珍相机，对不对？虽然你没说起过，不过我知道你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你攀登过乔戈里峰，对不对？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机能找得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马洛里和欧文在顶峰上的照片……来呀，杰克，承认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机，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我的确如此。我并没有说起那架相机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里，距离我们当时登山的地方只有一两英里远。

现在我把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交给你，丹・西蒙斯，并且我很遗憾没有让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这种对于胶卷而言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我承认我很好奇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影像，不过我又没有特别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并没有把它们冲印出来。对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登顶，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正如对于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马洛里和欧文尝试登顶的一年后是否登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我一直不喜欢把纯粹的猜想和不争的事实相混淆。

我很抱歉，我的手稿那么长，在你阅读这几十本笔记本中潦草的字迹时肯定会感觉眼睛十分疲劳。不过我发现，在得癌症和其他方式的死亡判决下达之后，在人生的最后六到八个月里，人们往往能够集中精神辨认出哪些人与事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哪些人与事无关紧要。我很幸运，因为我这一生有过很多经历，而且认识了很多人，在当时而言很多经历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总是会有人离我而去，不过那些经历与我结识的那些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这些潦草的文字中写到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重要，那些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名字的勇敢夏尔巴人也同样重要。

这篇带点儿外行味道且多愁善感的文字既是“尾声”也是写给你的信，我承认，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难过，所以现在我要用简单的文字作为结尾——

你的朋友

雅各布（杰克）・佩里

1992年4月28日

编后记

丹・西蒙斯

去年，还没读完杰克・佩里最后一本手写笔记本，我就心急火燎地给住在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的小理查德・A.杜巴戈打了电话。差不多二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杰克那个装有笔记本和照相机的包裹被误寄给了此人的母亲。

在电话中小杜巴戈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愿意帮忙，不过我感觉我打扰他看重要的电视节目了，那是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听到背景声音了。小杜巴戈先生是不是知道偶然间寄给杰克・佩里的曾侄孙女、也就是他母亲莉蒂亚的包裹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照相机？我这样问道，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照相机应该和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补充道，我听到我自己声音里夹着很强的占有欲，几乎都有点儿着魔了。我并没有告诉这位马里兰州的先生，寄给他母亲的那个相机几乎可以告诉全世界，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6月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小杜巴戈先生确实记得那架相机被放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和佩里先生字迹潦草的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可有年头了，他说，很像是那种19世纪的照相机，不过他很肯定那东西已经不在了。2011年那一年他刚刚搬离那栋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扔掉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好准备让他搬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过杜巴戈先生基本肯定他的母亲莉蒂亚・杜巴戈在她每周举行的宅前旧物出售时已经把那架旧相机卖掉了，或许就是在他从佩里先生那里收到这件旧物后不久就卖了，而且那可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儿了。他明确无误地记得，盒子里还有一把很沉的旧手枪——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子弹——而且他的母亲亲自把枪交给了卢瑟维尔-蒂莫尼姆警察局，好让他们摆脱这可怕的东西。

不过，是的，现在小杜巴戈先生回想往事，越发肯定他的母亲在宅前旧物出售中把那架古老的相机给卖了，或许就是在1992年的夏天刚收到那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特护养老院的包裹时就卖掉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她的宅前旧物出售中买下了那架相机，不过他认为他倒是记得她说过那旧东西卖了两美元。“还能帮到什么忙吗？”

“不用了，”我说，“谢谢你。”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

我对杰克提到的前往阿拉斯加、楠达德维峰和乔戈里峰的时间做了一点点调查，结果发现杰克的登山好友，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位“查理”医生肯定就是查尔斯・休斯顿医生。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比杰克・佩里小十一岁，2009年9月去世。1953年，彼得・斯科恩宁在乔戈里峰斜坡上一人拉住了四个人，那次的事儿现在看来堪称传奇，而休斯顿就是四个摔倒的人中的一个。休斯顿和他的探险搭档罗伯特.H.贝茨于1954年根据那次探险写了一本书《乔戈里峰：野蛮高山》（K2: The Savage Mountain），书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那次一人保护四人的事儿，这本书现在看来堪称一本经典著作。

休斯顿一个人写作和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学术医疗著作，内容关于高海拔缺氧症对人类身体和大脑的影响。

尽管我相当擅长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从政府获取信息（为了写我的小说《骗子工厂》（The Crook Factory），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战时在古巴做间谍时取得丰功伟绩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从前都属于机密信息，一直到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将之解禁，它们才被公开），可关于杰克・佩里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那几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不曾找到任何编纂过的官方报告。然而，正如我完全可以把那位老先生想象成一个刺客一样，我肯定他必然去过他提到过的地方，做过他提到过的事情。

2012年的秋末，我正在把杰克那许多本笔记本上的文字用打字机打出来，并且加上注释，汇成这份超长的手稿。这份手稿或许会出版，虽然没有几个出版商会碰这样厚的一本书（居然还出自一个外行之手），而且我甚至都不肯定我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代理人读一读这些文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驱车前往德尔塔小镇，去看一看杰克的坟墓。

雅各布・佩里生前要求不要将他的尸骨埋在德尔塔公墓，而是要求入葬一个较小的偏僻公墓，这个公墓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乌雷小镇，沿着50号和550号高速公路一共行驶48英里即可到达。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那里共有居民924人。那是秋末的一天，科罗拉多州的天空蔚蓝清澈，天气十分寒冷，我抵达了这个偏远的山顶公墓时，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他选择这片长眠之地的原因了。

那一天，从公墓放眼望去，整个斯内费尔斯山脉的连绵高峰全都映入眼帘；赫然耸立的白色米尔斯峰映衬着蓝色天空，位于最后一点点没有掉落的发黄白杨树叶后面；西边的圣胡安山脉、安肯帕格里峰和整个安肯帕格里旷野清晰可见，令人赏心悦目；不远处就是枭河山口公路，那里有垂直的白云石板和山脊；吉克多山近乎垂直的北壁令人恐惧；引人注目的烟囱岩清晰可见，与一座座拥有白色雪顶的山峰相连，除了安肯帕格里峰和斯内费尔斯峰，这些山峰还有威尔逊峰、埃尔蒂恩特峰、埃俄露斯峰、温德姆峰、阳光峰、红云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人并不笃信宗教，不过那一天我还是带了一瓶已有二十五年的麦卡伦牌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两个小玻璃杯。我把两个杯子都倒上酒，一杯放在那块小小的墓石上，那上面只写着雅各布・威廉・佩里，生于1902年4月2日，卒于1992年5月28日，然后我举起了另一杯酒。

很久以前，只是为了好玩，我背熟了韦吉尔所著《牧歌集》英译本中的几句诗。此时此刻，我把装着苏格兰威士忌的酒杯向着圣胡安山脉的山峰高高举起，在这个秋日里，在小小的布里奇峰另一边，圣胡安山脉的山峰被笼罩在最后一抹斜阳余晖之下，我尽我所能完整地背出了那些诗句：

“只要河流奔腾入海，抑或阴影笼罩山之陡坡，抑或星辰在苍穹之中凝视，你的荣耀，你的盛名，对你的颂扬都将永垂不朽。”

我一口喝光了上好的威士忌，把酒瓶和另一个酒杯留在墓石之上，然后向东北方向调转车头，远离那些拥有皑皑雪顶的高峰，向家的方向驶去。

丹・西蒙斯

科罗拉多州

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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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尺约为0.30米。——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1英寸约为0.03米。

[3]《路加福音》中满身生疮、历尽苦难的乞丐，死后进入天堂。

[4]1码为0.91米。

[5]1英里约为1.61千米。

[6]1磅约为0.45千克。

[7]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曾被墨西哥占领。

[8]启斯东警察，1914—1920年初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的默片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一队愚蠢而无能的警察。

[9]法语，意为：死了和活着差不多，只是那份沉重感消失了。

[10]1英亩约为0.41公顷。

[11]丘吉尔的夫人。

[12]“北大西洋”的戏称。

[13]英国著名政治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