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于2014年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爸爸军团

作者：布鲁斯•费勒(Bruce Feiler)

译者：陈楠

电子书定价：22.99美元

THE COUNCIL OF DADS: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by Bruce Feiler

Copyright© 2010 by Bruce Feiler

目 录

楔子

伏笔

01　橙色“魔鬼鱼”

爸爸军团

02　20个脚趾和20根手指

03　噩耗

04　行者爸爸：杰夫和奶牛

05　20又三分之二世纪和我的祖父

06　化疗

07　做自己爸爸：马克斯和人字拖

08　我和我的爸爸

09　挑战

10　梦想爸爸：大卫的墙

11　创造回忆

12　手术

13　老朋友爸爸：本和我俩的小蝌蚪

14　外祖父的墓志铭

15　好消息

16　好奇爸爸：充满疑问的第二个本

17　最后的旅程

18　最难熬的一年

19　创造力爸爸：约书亚的彩虹

尾声

20　放手去做吧

21　明朗

22　和乌龟一起去散步

23　拥抱怪兽

附录　爸爸给女儿的十个财富

译者后记

楔子

亲爱的各位：

我想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我的左侧股骨里长了一个约18厘米大的肿瘤。那天下午，我在曼哈顿约克大街上徘徊的时候，接到了癌症的确诊通知。我就近找了个路边的台阶坐下，开始打电话给琳达告诉她这个坏消息，接下来通知我的父母，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我勉强起身，去买了一副拐杖，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一头倒在床上，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发呆，想着自己的人生从此将天翻地覆，就这样，足足几个小时动也没动。

然后伊甸和泰碧跑了进来，两个人咯咯笑着跑去照镜子，表演几个月前她们刚满3岁时自己编排的舞蹈，那风格算得上是做游戏、跳芭蕾和健身操的综合产物。她们笑着、闹着，疯狂地转着圈儿，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最后跌倒在地，嘻嘻哈哈地滚作一团，像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一对宝贝儿。看着她们，我再也没办法控制自己，整个人发起抖来。我没法想象自己竟然可能缺席她们的人生。我要陪她们一起散步；要去欣赏她们的芭蕾表演并大声叫好；要帮她们完成手工作业，哪怕搞得一团糟；要对她们的小男朋友挑三拣四，摆摆老爸的威严；还有，还有，要像每个送女儿出嫁的父亲一样，挽着她们的手走过幸福的红毯。这一切触手可及的幸福，现在竟然都化作了泡影。

接下来的几天很混乱，眼泪、深夜长谈、医生会诊和保险谈判，混杂着决心、希望和恐惧，所有东西都交织在一起。很快，我看清了摆在自己面前的3个选择：1．丢掉一整年（接受治疗）；2．丢掉一条腿；3．丢掉性命。

说实话，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觉得自己能够应对。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迄今为止的生活都是充实和圆满的。我曾经周游世界，还写了10本书。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人生，我很平静。

还有琳达。我觉得她也会没问题的。当然，她不得不一个人承受许多痛苦和麻烦，但总有一天，我相信她会重新找到充满快乐和激情的幸福生活。

可是，伊甸和泰碧怎么办呢？每每我忍不住想象，失去了父亲，她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糟糕。她们会不会对我的人生感到好奇？她们会不会揣测我的想法？她们会不会苦苦期待，渴望得到我的认同、我的指导、我的爱？她们会不会想要听到我的心声？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突然惊醒，脑袋里冒出了一个主意，这也许能为女儿们重现我的心声。我写下了6个男人的名字，他们来自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从童年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了解我的男人，和我分享同样的价值观，指引我、帮助我找到真正的自己。他们和我一同读万卷书，一起行万里路，共同经历了这人生的苦与乐。

他们懂得最真实和最完整的我。他们明白我的心声。

于是那天早上，我开始试着写下这封信。

我相信女儿们的一生中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相信她们会得到家人的体贴照顾，会有温暖幸福的归宿，会彼此相亲相爱。但她们的生活中可能永远没有我的存在，她们可能永远无法享受到父亲的陪伴。

你们愿意替我做她们的爸爸吗？

你是否愿意聆听她们的细细倾诉？你是否愿意解答她们的无穷疑问？你会不会定期领她们出门去餐厅大吃一顿？你会不会参加她们的足球赛？你会不会耐着性子看她们来来回回跳芭蕾？等她们大一点了，你可不可以偶尔小奢侈地宠爱她们一次，就送一双新鞋，买一个新手机，或是来点什么我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新鲜玩意儿，怎么样？你会给她们提供人生建议吗？你会像我一样严格要求她们吗？你会在她们有麻烦的时候为她们排忧解难吗？然后，等她们慢慢懂事了，你是否愿意偶尔邀请她们去参加你的家庭聚会？你是否愿意把她们介绍给能让她们梦想成真的人？你是否愿意告诉她们身为人父的想法和考虑？你是否愿意告诉她们，能够成为她们的父亲是多么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

你们是否愿意，替我倾诉我的心声？

就在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想着这封信，一面希望自己没有吵醒琳达，一面忍不住颤抖哽咽。我打定主意，要成立这个“爸爸军团”。

“爸爸军团”里包括6个男人。他们每个人都很忙，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不过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也许就能代替我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当然，我希望自己能早日康复，和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我也希望，不管自己的病情最后如何，这个“爸爸军团”都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你们每个人都像一扇灵魂的窗户，我希望女儿们能够通过你们去认识这个世界，也希望她们可以通过你们来认识我。

我更希望，女儿们能够通过这个为她们而成立的“爸爸军团”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知道，这样的请求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压力和负担。我并不是自私地想要你们为此投入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感情。只要时不时地给她们几句贴心的话语、几个手势、一扇敞开的门、一个温暖的拥抱，这就足够了。她们会明白，你们永远会陪在她们身边，你们永远都会是她们的指引和依靠。

而你们每个人的话语，都倾诉着我的心声，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尽管写下这些让我感到很痛苦，不过说实话，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确实给我和琳达带来了几分安慰和鼓励。这些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一想到女儿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就觉得很宽慰。更别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因为这个主意而越来越亲近，那有多好啊。能够邀请你们成为“爸爸军团”的一员，我们真心感到非常荣幸。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这个“爸爸军团”将会代替我，成为她们的父亲。

爱你们的，布鲁斯

伏笔

01　橙色“魔鬼鱼”

小时候，我有一辆橙色的自行车，是施文公司生产的“魔鬼鱼”。它的车座是流线型的香蕉座，前轮小，后轮大，车把很高。因为这种车的把手比车座高出许多，骑车的人看起来总像是伸着胳膊的猩猩，所以也被叫做“猩猩把”。这款自行车模仿改装车的设计，在1970年的美国算得上是最流行的款式。正好我快满5周岁了，父母就提前把它送给我做生日礼物，那可是我最值钱的家当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它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时候我们家刚搬到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南部，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是以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将军们的名字命名的，比如约翰斯顿、麦克罗斯、厄尔利、斯图亚特等。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尽管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萨瓦纳市民们依然觉得应该用这种方式予以纪念。因为这说明他们虽然失败，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尊严，而是坚持抵抗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那时候，我家住在李将军大道330号，一座由我父母临时搭建的泥灰房里。

有天黄昏，我和朋友斯科特·萨特里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探险，发现在皮克特环路靠近约翰斯顿街的位置，装饰着一排木兰花，别的街上可没有这个。我们发现了新大陆！得赶紧绕过去仔细看看！

于是我和斯科特沿着交通繁忙的哈勃山姆大街一路骑车狂奔。由于这条双车道通行的公路将小区一分为二，我们不得不绕个大圈才能转到反方向去。这时，我灵机一动，何必非要浪费时间从李将军大道拐回去呢，只要直接在哈勃山姆大街来个180度掉头不就得了？于是，看着斯科特骑着车晃来晃去地转到了李将军大道，我立刻灵活地在哈勃山姆大街上就地掉头（哈哈！斯科特永远也发现不了我的秘诀！），然后只听得一记尖锐的刹车声——我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飞了。

“砰——”

“魔鬼鱼”被撞得一塌糊涂，飞了出去，我本人也差不多散了架，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出去。下一秒，我落了地，整个人压在路中间的黄色标线上，后脑勺还能感觉到路面上残留着太阳晒过的余温。住在街角的波利·梅丁从自家车库冲出来，跑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的影子挡在我面前。“安迪！安迪！”她尖叫着，喊着我哥哥的名字，“你没事吧？”

“我是布鲁斯。”我刚说完这句，就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从我的前胸开始，左侧直到脚趾头，右侧直到膝盖，全都打上了厚厚的石膏。从我的右膝盖到左脚还支着一块固定钢板。在这场事故中，我的左侧股骨（人身体上最大的一块骨头）被撞坏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只能平躺着。

出院回家后，父母将我安置在卧室里，把所有玩具都堆在一张大折叠桌上，放在我触手可及的位置。我还记得玩具堆最顶层是一年前失事掉入太平洋的阿波罗11号的模型。我妈妈是初中的美术老师，她总想在我的石膏上画点什么，不过直到拆石膏前一天我才让她得逞。那一年的逾越节(1)是在我房间里过的。到了小孩子最喜欢的“找饼”环节（逾越节的时候，大人要把无酵饼藏起来，找到饼的孩子会有奖励），爸爸让我闭上眼睛，托起我的头，把饼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在接下来的38年里，我身上唯一值得关注的医疗事件就是这次骨折。每当我换一位新医生的时候，就会在长篇累牍的病史调查中提及这个，其实我早就没把它当回事了，只有在买鞋的时候才会记起来。那是因为事故后的恢复期正赶上我的生长期，导致左脚比右脚大了半个鞋号。不过，总体来说我挺好的，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很少生病。

更为重要的是，我以走路为生。20多年来，我环游世界，身临其境地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我在日本的农村给初中生讲课，在英国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在巡回表演的美国马戏团里扮演小丑，与盖斯·布鲁克斯和其他美国乡村音乐歌手们一同游历美国。而且，最近10年间，我沿着《圣经》的足迹踏遍中东战火纷飞的地区——登顶亚拉腊山，横渡埃及红海，钻过耶路撒冷的洞穴，飞越巴格达的天空，徒步跋涉横穿伊朗。

后来，我写的《圣地踪迹》（Walking the Bible）成了畅销书，与之同名的纪录片世界闻名。我就此成了那个“行走在路上”（Walking Guy）的人。这个称呼令人难以忘怀，并且正好满足了我想要体验人生的愿望。于是在骨折后的第38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与出版商共进晚餐时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我要用接下来的10年重访美国历史的进程。我要去追寻美国的足迹。

我要靠自己的双脚走遍美国。

为了这个计划，我们举杯相庆。不过第二天一起床，我去了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纽约医院放射科做全身骨扫描。只有我妻子知道，这建议来自一位我还不太熟的医生。一年前，我们亲爱的家庭医生宣布退出医疗保险计划，并为我安排了最后一次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接下来的10个月我都没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我经常如此。直到这年5月，我终于抽出时间去找了一位内科医生。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为我安排了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就打电话过来，说我的碱性磷酸酶指数是235，有点高。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医生解释说，这种酶的变化可能显示出肝脏或骨组织的问题。她推测我大概天生如此，不过还是要确定一下过去的检查结果。于是我立刻给前任医生打电话，发现在上一年7月的时候，我的检查结果是90，很正常。“嗯——”新医生说，“这很怪异，不如我们再测一遍吧。很有可能只是实验室搞错了。”

但实验室没搞错。第二次测试仍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而且同时进行的一项化验排除了肝脏的嫌疑。那就是骨头的问题了。医生认为我不大可能是得了佩吉特病（Paget’s disease，一种老年常见病，症状包括骨畸形、骨痛和关节炎等）。她建议我做一次全身骨扫描，语气并不太严肃。她说：“就是为了安心，我觉得应该没什么。”

纽约医院的放射科在二楼。护士一路领着我穿过走廊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注射台前。她在我手背上扎进针头，注入放射性示踪物，那感觉像是整个三里岛核电站泄漏的物质都流进了我的血管，冷冰冰的，我嘴里涌上了一阵金属味。接下来要等3个小时，其间还要猛喝水，经常排尿。

午饭后，我被领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是一个类似长脚蜘蛛的巨型仪器。护士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含金属的物品，给我裹上毯子，将我固定在狭窄的工作台上。接着机器启动了，它的巨型托盘缓缓降下来，离我的鼻子只有3~4厘米的距离。骨扫描与X光扫描的原理基本相反。X光扫描是用放射性物质照射你的身体，利用穿越投影形成图像；而骨扫描则是用之前注射进去的放射性物质形成图像。X光扫描只要不到一秒的时间，骨扫描则需要一个多小时。

大概35分钟左右的时候，扫描进行到了我的腿部，这时，放射医师突然从观察室探出头来问我：“你的左腿最近是不是受过伤？”我倒吸了一口气，答道：“5岁的时候，我摔断过左侧股骨。”他点点头，随即走出屋子，消失在走廊中。随后的20多分钟里，我明显能听到他和其他的放射医师就在门外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接下来，两个放射医师又从多个角度重新扫描了我的腿，但却一直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不禁焦灼起来。他们却说：“你还是等明天问医生吧！”

第二天是周六，医生不上班。我度日如年，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周一，可医生似乎还是没法确定：“你看起来不像得了癌症，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还是再做个X光检查吧。”等周二她看完X光片，语气突然就变了：“你的腿部有非正常的细胞增生。”

“你是说肿瘤？”

“所有非正常的增生都叫肿瘤，”她说，“但那说明不了什么。”

尽管如此，她又让我去做磁共振造影。这次我没有等她的诊断，而是把检查结果快递给住在几个街区外的老朋友贝丝，她是一位骨科医师。等回信的时候，我来来回回地在约克大街上徘徊。当最后一缕阳光就要消失在东河尽头的时候，贝丝的电话终于来了。“我看了你的片子，”她说，“我还让我们医院最好的放射医师看了，我们俩的结论是一致的。”贝丝顿了顿，好像在斟酌语句，“你腿部的增生恐怕不是良性肿瘤。”

我站住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终于，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天大的噩耗。“不是良性肿瘤”只有一个意思。贝丝是在等我消化明白这个推论。

“我得了癌症。”

贝丝开始在电话那头说着什么，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得冲到她办公室去问个清楚。我得让她给我找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我得打电话给我的妻子。

我像是石化了，动弹不得，一屁股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那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近40年前，躺在黄昏时分温热的哈勃山姆大街上，知道自己刚刚被汽车撞飞，却还不清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现在我身上的肿瘤正好长在那一条腿，那一块骨头，那一个位置上，这绝不是巧合。但我知道，我的前半生一直是在梦想、旅游和行走中度过的。

而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法走路了。

(1)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民族的四大节日之一，在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编者注

爸爸军团

02　20个脚趾和20根手指

和很多年轻夫妇一样，我们时常讨论养育孩子的问题。憧憬着，害怕着，还要起几个好听的名字备用。我妈妈和岳母总是毫不避讳地打听，询问我们是否有“状况”，有时候搞得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岳父阿兰是一名律师，在波士顿一带颇有声望。有天夜里，他很晚打电话来，原来是岳母黛比担心女儿30多岁了很难怀孕，就半夜跑到网上搜索冷冻卵子和代孕妈妈的信息。可我们根本没到那地步呢。只听阿兰在电话那边说：“你们忙着呢？”听得出来，老人家像是偷偷地在期待着什么。

“嘿！琳达！”我喊她，“你爸问我们是不是在嘿咻呢？”

“开什么玩笑？”阿兰说，“要是你们保证不用防护措施，黛比会亲自跑过去给你们点蜡烛制造气氛的！”

其实我们以前对生儿育女这事有过计划。琳达和我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结婚的6年前，在曼哈顿23街的美食市场。她当时穿着黑色丝质长裤，踩着黑色皮面的高跟木屐，长发像瀑布般披散下来，映衬着她橄榄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高贵、性感的索菲娅·罗兰一样美。她的眼眸是巧克力棕色，她的笑容纯洁又充满活力，她足以让拉丁、意大利和大溪地的美人们都黯然失色，她是唤醒我灵魂复苏的令牌。

后来，我知道她在波士顿的郊区长大，家庭氛围良好，家里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一个最受欢迎的炖肉秘方，以及晚上打开冰箱用马克杯偷吃冰淇淋的习惯。换句话说，她简直就是另一个我。她热爱旅行，而且那时刚发起了一个名为“努力尝试”（Endeavor）的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创业者。她也喜欢待在家里——玩拼字游戏，完成报纸上的字谜，哀叹薄荷口味的巧克力冰淇淋何必非得染成绿色。

相识4年后，我们在一处能够俯瞰大西洋的阳台上订婚了。第二天，琳达提出要在萨瓦纳举行婚礼，这让我大吃一惊。她说：“你的家乡历史悠久，亲戚也很多，我想让家里人去看看。”不过，她也想要在婚礼当天打扮成摩洛哥王妃。于是接下来的那个6月，我们举行了婚礼。这恐怕是萨瓦纳的以色列犹太教堂建成250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欢迎毯子和橙色紫色婚宴蛋糕的沙漠王国主题婚礼。当琳达跟婚宴承办商布置她的理想菜单时，对方的反应是：“沙拉三明治是什么东西？”

婚后一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彼此忙碌的工作之余来找时间生孩子。用我奶奶的炒股经验来说：“你没法控制市场，但你可以不断尝试！”就是这样，几周后琳达似乎有喜了。她去药店买了验孕棒。说明书上写着将其放入尿液，如果验孕棒上出现一条粉色，就是没有怀孕；如果是两条，你就中奖啦。

第一次试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条粉色和一条模模糊糊的颜色。谁也搞不清这是什么意思。琳达又试了一次，隔天、又一天，几次都是这样。我们在谷歌上搜索“验孕”和“半粉”，得到了557 000条结果。看来这事挺常见。

最后琳达跑了3个药店，买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验孕棒。我开玩笑说，有能力考上哈佛和耶鲁的女人看来必须得通过所有的验孕测试。琳达试个没完，直到有一个明确无误地显示：怀孕。哦，这一刻终于来了。

没过多久，琳达就开始孕吐，每天两次，甚至三次。我一向是个吃了烤肉串就食物中毒的家伙，可她自小就很少呕吐，所以每天频繁的孕吐确实把她吓坏了。我只好坐在浴缸边上安慰她。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买了很多咸饼干。时间一长，她也逐渐习惯了，有时还拿这个开玩笑。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行政管理人员，琳达必须要学会耐心地让肚子里的小鬼服服帖帖的，这是她身为人母的第一课。

孕期8周半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产科医生。一位年轻女士给了我们厚厚的一叠资料，耐心地回答我们的疑问，然后做了超声检查。琳达躺在妇科检查台上，不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了难以辨认的灰色图像。医生沉默了好一阵子，犹豫着说：“嗯，亲爱的，你怀的是，嗯，双胞胎。”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忘了我之前交代你们的那些事吧。”

我和琳达都是健谈的人，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两个人都沉默了。我们从来没考虑过双胞胎的情况。没讨论过，甚至根本没想过。一般来说，双胞胎是家族遗传或使用促孕药的结果，但我们双方的近亲里都没有双胞胎，我们也从来没用过什么药。

可是我们的确有了双胞胎。

或者……还不一定。医生解释说我们的双胞胎似乎是在同一个胎囊里，这十分危险，因为其中一个很可能会吸收另一个身上的营养。还没高兴上几秒钟，我和琳达就听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法：“选择性减胎术”。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出租车奔向了市内最大的医院，那里有全纽约最好的超声波仪器。“命运在跟我们开玩笑，”琳达说，“咱俩从来就不走寻常路！”

“想想看，哪种更糟？”我笑说，“是生两个你，还是生两个我？”

我们都笑了出来。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无论怎样，都要保持乐观，笑对人生。

几小时后，超声检查传来了好消息，双胞胎们是在不同的胎囊里。我们换了一个更有经验的大夫，迫不及待地告诉亲友们：“琳达怀上了单绒毛膜双羊膜的同卵双胞胎！”没人听得懂，就连我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我买回一大堆书，挑灯夜读，里面的内容大多令人担忧：流产的可能性很高，先天性缺陷的可能性很高，双胎竞争、优胜劣汰的可能性更高。看完后我就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桶，这样琳达眼不见心不烦。

就这样，我俩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算着日子。单个胎儿的妊娠期是40周，而双胞胎只有36周。我们有个怀了双胞胎的朋友仅仅怀孕26周就出现了早产迹象，她只好住进医院，躺在床上把双腿吊起来，以保证胎儿能在腹中多待几天。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我们的产科医生马克·戈德在琳达妊娠25周的时候就对琳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卧床休息。不管有什么事，她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床和沙发之间。简单地说，就是被软禁在家。

考虑到琳达组建的机构现在已经发展壮大，工作横跨七个国家和三个大洲，于是软禁没两天，她就开始在家里的沙发上办公了。商业大亨和慈善家们来我家起居室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撞到这样的画面：我正穿着内衣跑来跑去给琳达拿吃的，还不忘了提醒她：“屁股别离开沙发！”

终于熬到36周，我给琳达买了巧克力坚果蛋糕。我妈当年在我的石膏腿上涂鸦，我也有样学样，在琳达的大肚子上画画以示庆贺。给孩子起名成了迫在眉睫的要紧事儿。我妈总是开玩笑，说我这一代都是按飓风命名的——安德鲁、布鲁斯和卡利。不过实际上这些都是家里长辈的名字，这是我出生时美国犹太人的习俗。布鲁斯·史蒂芬正是为了纪念我外祖父本杰明（巴基）·萨缪尔·阿贝斯豪斯，他在我出生3年前就去世了。

我一直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太普通太大众了。所以在给孩子们起名的时候，我们俩决定来点特别的。我和琳达翻阅了《希伯来圣经》，发现可选择的女孩名字实在太少了。那时我正在土耳其幼发拉底河流域拍摄一部有关伊甸园的片子，琳达建议说不妨其中一个孩子就叫伊甸吧。听起来既亲切又有异国风情，温柔中还带着点儿阳刚。

接下来的6个月，我们一直在找一个能与“伊甸”平分秋色的名字。身为旅行家，我和琳达喜欢“伊甸”，就是因为它指的是福地、天堂。有一天，琳达突发奇想，说：“泰碧怎么样？”泰碧岛位于佐治亚州东北端，是萨凡纳河入海冲刷出的沙洲。费勒家族整整四代人都在那里度假。泰碧岛可不像天堂那么清心寡欲。大家都叫它“幽会专用海滩”。尽管如此，我们都很喜欢这名字，尤其是琳达。

不过还是有点小麻烦，这名字加上姓很容易读错。泰碧和“可能是”押韵，而我们的姓“费勒”和“泰勒”也押韵，这两个连起来读：泰碧·费勒，“可能是泰勒”，似乎有点傻。还有，在印第安的克里克语里，“泰碧”的意思是“盐”，这听起来可不像浪漫情歌里的主角。最后还是琳达作了决定：“没事儿！咱家孩子能行！”

孕38周的时候，我们去纽约勒诺克斯山医院做最后一次超声检查。琳达胖了差不多45斤，基本上都长在肚子上了，她的肚子看起来就像在橙色的T恤下面塞着一个大球。放射医师解释说，对双胞胎所需的妊娠时间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等待自然生产，或是胎儿成熟后就实行催产。“我赞成第二种。”他盯着超声屏幕，像是要自圆其说似的，“啊哦，我看见点儿东西……你的羊水不足啦！准备明天生产吧。”

我们紧张起来。我们沿着花园大道散步。那里的水仙刚修剪过，如同一群毛茸茸的小鸡。郁金香长出了新芽，五颜六色，像是谁打翻了一盒蜡笔。

4月15日早上8点半，琳达打了催产素。中午时分，羊水破了。下午，琳达有了反应。5点刚过，我们就要进手术室了。“用力推！用力推！”护士们一边推着琳达冲过走廊一边喊着。我俩也跟着喊：“推！推！推！”一时间大家都笑了。

“别闹了！”护士长在护士站那边喊着，“医院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琳达和我望着彼此。我们希望女儿们在笑声中出生！

进入手术室，气氛就紧张起来了。里面大概有15个人，周围还有监视器、无影灯、塑料恒温箱和加热灯。琳达的头发被罩起来。戈德大夫埋头于她两腿之间，护士们则围在她脸边。机器里传出两个小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几个月来，双胞胎中有一个离宫口较近，按理说她会先来到人世，所以我们叫她小A。不过小B更活跃一些。晚上6点14分，小B把小A推开，先出来了。她成了姐姐，叫泰碧·罗思。

医生叫我过去抱着她。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她被裹在一条白底蓝条的毯子里，深色皮肤，黑色头发，很像琳达。我忍不住在她耳边轻声念起诗句来，正在此时，手术台那边突然乱作了一团。

多少年来，朋友们总是跟我说，第一次拥抱自己的孩子是人生中最精彩的时刻，仿佛看到了上帝的脸庞。但这一次，上帝走神了。琳达看起来很痛苦，小A有危险！

一时间，我的心仿佛要被怀里的婴儿和手术台上的妻子撕成两半。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作为双胞胎的父亲，要选择或偏心哪一个都是不可能的。她们形影相依，永难分离。

“心跳在减弱，”戈德大夫说，“得剖宫产了。”

他说完这句话，我才反应过来，那么多人都是来待命的应急手术团队。琳达之前说不在乎顺产或剖宫，不过她确实觉得不能每样来一个，那会加重副作用而且延长恢复期。可命运捉弄人，到底还是遇上了这种情况。

“不！”护士长一边裹住琳达的脖子，一边喊着，“她自己能生下来！”

听到这句话，琳达又开始使劲了。后来我听说这是个惯用手法，医生装作要剖宫产吓唬一下孕妇，让她自己努力生第二个孩子。不过戈德大夫坚持说他们当时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32分钟后，小A终于降生了。我们叫她伊甸·艾琳诺，有了她，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

琳达比出表示胜利的剪刀手，脸上满是笑容。女儿们在她身体里孕育了38周，最终在一个小时内相继顺利来到人世。我俯身过去，面对面紧贴琳达的额头，轻声说：“亲爱的，你做到了。我们有一对乖宝贝了。”

我去抱伊甸。她被裹在白底绿条的毯子里，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要浅一些，看起来更像我。我给她也低声朗诵同一首诗。我转身回来的时候，戈德大夫正在给琳达缝合伤口。突然，他低头看了一下表。

“嗯，缴税的最后期限。孩子们，看来你们今天早晚都得来。”

屋子里的人都被他逗笑了。就这样，我们的女儿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03　噩耗

— 2008年7月15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最近我一直待在位于科德角（Cape Cod）的我岳母家中。在无数个清晨，我注视着后院草坪上的雾气渐渐散去，杳无踪迹，只在花岗岩上留下了一层细密的露珠。新的一天就此开始。远远望去，港口上空盘踞多日的乌云神奇地散开了，阳光终于重回大地。

抱歉我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联系，但这些天来接踵而至的麻烦实在让我身不由己。最近我发现自己的左侧股骨上长了一个约有18厘米大的骨肉瘤。简而言之，我患了骨癌。我的肿瘤非常罕见，攻击性也很强。它已经穿透了我的骨干，侵蚀了附近的大腿肌肉。所幸我的膝盖和臀部暂时没什么事，也没有迹象表明癌细胞会转移到肋骨和肺部。目前看来问题只在腿部，但情况并不稳定，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化。

今年5月末，我做了一次血常规检查，发现碱性磷酸酶指数（alkaline phosphatase）过高，这意味着肝脏或骨头出了问题。经过检测确认肝脏没问题，而之后的一系列检查最终指引我们发现了这个肿瘤。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还没怎么觉得疼。大多数患者只有在出现疼痛、关节肿胀或骨折的情况后，才会发现病情。就这点而言，我还是幸运的。不久之前，肿瘤医师还告诉我：“病情发现得很及时，该向你的内科医师致敬。”

多亏朋友们的及时支持与无私帮助，琳达和我才找到了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骨科主任约翰·希利医生。大家每每提到他，都是钦佩的语气，“就是他了”、“顶尖的”或“权威专家”。他人很好，五十出头，系着领结，总是微笑着，说起话来不温不火，语速大概每分钟3个词。你要是想等着听完他的话，天啊！你可真得等上一会儿。他和琳达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而且他十几岁的时候当过魔法师和小丑，和我也算得上是半个同行。

希利医生和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对我腿上的肿瘤，他说：“情况很糟，但看起来还有治愈的希望。”他也重复了好几次：“这是一场战斗。我决心要取得胜利。”

他认为这个肿瘤很可能和我5岁那年的车祸有关。因为骨肿瘤的位置通常出现在靠近膝盖或臀部的位置，但我的却长在正中间。我们的推测是，可能当时伤口没有完全愈合，或者是遗留的感染问题在近40年后发作了。但是希利医生觉得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他问我小时候是怎么骨折的，我给出了自己心中唯一符合逻辑的答案：“被车撞的呗。”

“但为什么就只有那一块骨头被撞坏了呢？”希利医生接着问。他觉得可能是某种遗传性导致我的左股骨生来就比较脆弱。

无论如何，反正自那次车祸之后，肯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才让我的左股骨从成千上万个摔断骨头的美国小孩中“脱颖而出”。不知是哪个细胞决意要胡闹一场，于是癌症来了。美国每年大约有600人患上骨肉瘤，其中85%在25岁以下，成年人的数量甚至不到100人（而每年乳腺癌发病人数是20万，前列腺癌则是19万）。因此，对这种疾病，尤其是成年患者的治疗，我们所知甚少。毕竟，这种癌症的发病率太低了，不足以吸引社会各界的重视。

假如我是在25年前得了这个病，医生大概会直接切除我的腿，然后祈祷癌细胞别扩散。肯尼迪总统弟弟泰德·肯尼迪的儿子12岁的时候就因此失去了一条腿。但即使采用这种方法，也只有15%的存活率。在20世纪80年代，医生们发现了某种有效的鸡尾酒化疗方案，将存活率提高到了60%。

在开始整个治疗流程前，医生必须对我的肿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分析。按照计划，几周后要进行活体检查。希利医生将切开我的腿，取出一块骨头，进行病理分析，根据其结果制订整个治疗计划。大体来说，先要进行2~4个月的化疗，然后做手术，术后还要接受4个月的化疗。手术主要在腿部进行，包括切除肿瘤和邻近部位的一些骨头，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大块肌肉。替代左股骨的是移植过来的骨头组织或金属物。他们告诉我，骨头会逐渐恢复，但肌肉却不能。如果我运气够好，就能保住腿，膝盖和脚也能正常活动，但无论如何，从此我的动作永远都会受到影响。用希利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你能走，不能跑。尽量走平路，别爬台阶。”

诸位或许已经料到了，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希利医生向我们解释完病情后，有位护士进来让我填些表格。当时，我请她回避一会儿，让我能和琳达单独待几分钟。但事实是，她离开后，我彻底崩溃了。一直以来，在绝望中我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也许一切都是误诊。我自欺欺人地想象着自己可以逃过化疗。然而，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幻想被现实击得粉碎。

此时的我，站在黑暗之中。心知肚明，噩梦般的一年即将开始。

这还得是我运气好能挨过一年的情况下。

现在情况怎么样？

尽管情况时好时坏，我们仍然在坚持，仍向着目标努力。我们的生活里有了太多的眼泪。漫漫长夜里，我们促膝长谈，聊彼此，聊生活，还有我们对孩子们的期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琳达和我都不是英雄。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泰然处之。许多时候真的很难。

应该说，有太多东西给我们力量，支持我们一路走下来。比如：两边亲爱的家人们，很多朋友，我和琳达的相互扶持，还有积极的心态。我们共同制订了14份营养计划，试着想象各种可能需要应对的情境（有好有坏）。我们尽量在生活中给自己找乐子。比方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杂志可以放在医院的候诊室里供病人翻阅，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怎么就偏偏挑中了《网球周刊》？

琳达怎么样？

她简直就是闪亮的星。因为我得了癌症，之前约好去南塔基特岛（Nantucket）庆祝结婚5周年的旅行就彻底泡了汤。这本该是女儿们出生3年来我们首次双人旅行。但琳达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擦干眼泪，深吸一口气，振作起来。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配偶、护理者和“生命共同体”身上的压力是最大的。琳达不得不面对诸多挑战：工作，照顾女儿们，还有一个时不时就牢骚满腹的瘸腿丈夫。好吧，我承认自己以前也爱唠叨，但以前我可不瘸腿！化疗对谁来说都不是开玩笑的。

与此同时，琳达创办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势头良好。上一年他们举办了纪念活动，回顾10年来对遍布全球的10个国家所进行的企业援助。几周后他们还将从私人基金会那里得到一笔巨额捐款，这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我非常确信，能够看到琳达继续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能够鼓励她去不同的国家完成计划，对我个人有着重要的意义。生活会变化，但永远不会停止。所以我希望，所有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能和我一样或多或少地帮助琳达保持这种精神，让她能够继续像往常那样散发光芒。

女儿们怎么样？

伊甸和泰碧正在一天天长大。3岁大概是性别意识启蒙的分水岭吧，因为她们两个现在深深迷上了芭蕾，还有公主、纸杯蛋糕和一切粉色和紫色的东西。事实上，她们现在最喜欢的是粉色紧身舞衣和紫色裤袜。作为父母，3年来我们一直有意回避传统的性别颜色偏好教育，但显然现在这理论只能扔进爱丽丝的兔子洞了。最近几周，她们第一次接触到保龄球、划船和迷你高尔夫，不过安全起见，其中有一项恐怕再也不能让她们碰了。那天，外公阿兰新买了条摩托艇，决定避开深水区，带着女孩儿们在海港附近慢慢转悠兜兜风。这时，伊甸突然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快点儿？”

我们已经向专家咨询过，该怎样将我的病情告诉女儿们。一开始，要说实话，但不要太具体，要保证每个人都重复说一句话：“爸爸病了。医生在帮他。他会好起来的。”然后我和琳达要进行观察，看看这件事是否会引起她们的行为变化，比如注意力难以集中、烦躁，或是噩梦。她俩已经看到我开始用拐杖了，我们也注意到她们正在逐渐调整适应这种变化。这次我和琳达在纽约看完病回到科德角时，伊甸说：“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真好。”我们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深深地爱着她们。我在心底默默祈祷，希望有一天能陪她们走过婚礼上那幸福的红毯，希望有一天能和她们一同散步。

我能帮什么忙？

有这么多人愿意向我们伸出援手，我和琳达真的非常感激。老实说，我们正在思考，如何让大家的帮助变得真诚、现实、有意义，同时又能对各位的好心和慷慨表示敬意。我们已经发现，请求越具体越好——“嘿！妈妈。给我拿张洗澡用的椅子。”“嘿，姐姐，我们需要一个活页夹放文件。”“喂，兄弟，在我头发掉光之前，能给我照张相吗？”如果大家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彻底弄清楚眼前的难题，我和琳达会非常愿意接受大家的帮助与支持。

我现在每天都淹没在大量电子邮件和电话里，对于病人而言有点太多了。每封来信我们都读了。如果没有一一回复，请大家谅解。因为目前，我被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围攻着，比如：医生会诊、保险理赔、糟糕的躯体感受、努力寻找曙光，还要研究以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完成下蹲这个动作，实在无力回信了。但是你们的体贴和问候会一直带给我安慰与力量。我也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与大家保持定期联系，让你们知道我的情况。

与此同时，祝愿各位今年夏天都能在窗外发现一片晴空，祝愿各位心想事成，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奔向心目中的那片海洋。

在那之前，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04　行者爸爸：杰夫和奶牛

行者要抛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摆脱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压轨道，抓住生命的机遇。

这是位于荷兰北部赫斯姆格堡的青年旅社。此时，地下室舞会闹得正欢，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曲震耳欲聋，红色灯光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闪烁。而我从后门溜了出来，望着护城河外的奶牛场发呆。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刚高中毕业，参加了一个为期6周的欧洲学生交换项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奶奶资助的，整个旅程包括荷兰、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天是周二，在荷兰。

我不太习惯迪斯科，干脆溜出来在工作人员通道上透透气。没一会儿，我们的领队之一杰夫也出来了。32年前，正是他的父母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成立了这家安排学生旅行的公司。杰夫是个瘦高个儿，脸庞棱角分明，棕色头发剪成孩子气的锅盖头样式。他变化多端，时而是佛蒙特州喜欢铲粪施肥的农村乡巴佬，时而是见多识广讲法语的大四学生。要知道，他母亲是荷兰人，父亲则在百老汇的舞台边长大。不过大多数时候，杰夫是个淘气鬼，总是喜欢冒险恶搞，他早就发现我这个菜鸟一脸天真又没经验，简直是他实施恶作剧的绝佳帮手。

“你掀过奶牛吗？”他说。

“什么奶牛？”我问。

“奶牛是站着睡觉的，所以如果你能偷偷地从下风处摸过去，就能趁其不备推倒它。‘砰’的一声巨响，奶牛就被掀翻啦。”

我还没来得及想想他是不是在蒙我，就发现我们已经跳进了护城河，翻过了铁丝网，咯吱咯吱地踩过泥浆和牛粪，正在接近某些可怜的打着盹儿的奶牛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爱好——旅行。这可是时时有惊喜、刻刻有收获的终生课堂。

起初，我并没有告诉琳达关于“爸爸军团”的想法。要去想象和考虑这种可能性，恐怕只会让她伤心难过、担忧不已。我们应该关注积极的一面，活在当下。不过没到24小时，我就放弃了保密的想法。事实上，从这个念头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们两个人的。真的，这事和琳达息息相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维系军团里的爸爸们和女儿们关系的重任就会落在她肩上。

不过，尽管我决定以尊重琳达的意见为主，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很难统一。“我是喜欢他，”提及某位备选爸爸时，琳达说，“但是他不能代表现在的你。”说到另一位的时候，她又说：“他很了不起，但跟你好像还不太一样。”

由此看来，我们得设定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不能有家庭成员。这个世界上和我最亲近的男人是我的兄弟，还有大舅子、小舅子、堂表兄弟和各种亲戚。但我和琳达觉得这些男人与女儿们生来就有血缘联系，总会有机会在不同的家庭聚会中见面交流，就不必列入“爸爸军团”了。

第二，仅限于男人。与大多数人不同，我从十几岁起就有幸与许多女性成了好朋友，在我最亲密的朋友名单中，男女各占一半。不过我们商量决定，由于女儿们的母亲尚在，她们更需要的是填补因父亲缺席而留下的空白。

第三，感情的深浅不是靠时间来衡量的。我们认为比较近期的朋友们更能代表现在的我和我对为人父的设想。

第四，要从我人生的每个阶段中选出一位朋友。

最后，要表现出一个全方位的爸爸。

我们没有预先设定爸爸军团的人数，也没有考虑他们是否已为人父，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人能否代表我性格特征的不同方面。就像琳达一直重复说的：“当生活出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女儿也许会问我‘如果爸爸在的话，他会怎么办’，我需要的是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那些能够体现我方方面面的男人们。

从一开始，杰夫·舒穆林就在这个名单上。

从我们俩第一次踏入奶牛场起，杰夫和我就变得越来越亲密。他和哥哥最终接手了父亲的学生旅行社生意。杰夫在帕特尼的乡村定居，娶了一位摄影师老婆，生了两个孩子。他当过志愿消防员，也做过行政委员，每天都开着拖拉机在地里四处转悠一会儿，而且，嘿嘿，还要铲粪施肥。

对我来说，帕特尼已经成了童话里的游乐场，那是一个可以砍柴、摘苹果和割枫树蜜的地方。在那里，杰夫的邻居会站在谷仓中，用随身携带的折刀将薄荷糖切成碎片再塞进门牙缝里。在那里，杂货店里买的都是“伯亚迪厨师”意大利面和“哟嗬”巧克力饮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身处童话故事里。那是我每次失恋或遭受打击时都跑去疗伤的地方。

而杰夫从我长大成人的夏天开始，就成了我的铁哥们。他是我的野营辅导员：跟我比赛谁先跑到山顶；把我扔进湖里；为了击中一只从树后蹿出来的鹿，他差点拿枪在我的脑袋上开了个洞。他是我的人生教练：鼓励我出国留学，催促我和琳达结婚。他是我的老大哥，我永远的榜样，我心甘情愿地崇拜他，因为他值得。

在我病倒后，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假期，杰夫每天都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他发誓说他会一直寄下去，直到我好起来为止。

杰夫身上有一种混合的特质，是我希望传递给女儿们的：一方面，他理解邻居的真正价值，懂得与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半生都行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一切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杰夫可以让女儿们见识到如何参与团体活动，让她们学会与人相处的诀窍，在广阔天地中体验自己的人生。

杰夫能教会她们如何开始人生旅程。

于是，在病情确诊几周后，我和琳达准备好车，带上女儿们，从91号公路直奔佛蒙特的农场。那个下午，杰夫带着女儿们坐上他那辆约翰德尔牌的拖拉机兜风，任她们去追四散奔逃的猪群。后来，我和杰夫开车去了某个废弃的谷仓，从那里可以望见一大片苹果园和远处的青山。我俩摆了两把海滩椅，坐下。我说：“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你读一遍这个。”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读自己写给爸爸们的这封信。眼泪让我的声音哽咽起来，几乎说不出话。

你愿意替我做她们的爸爸吗？

你是否愿意替我，传递我的心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突然瞬间老去，也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当我从信纸上抬头望进杰夫的眼睛时，发现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我知道，是我的痛苦让他如此烦扰，我很难过。

信读完了。眼前的美景仿佛褪了色。大地似乎变成了墓场。我们两个行者被推到了不属于我们的所在。

杰夫说：“好。”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回应我信中的请求。“我感到非常荣幸，”他顿了顿，说，“但我一向不善言辞，我比较擅长以身作则。”

从那一刻开始，“爸爸军团”的构想不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也不再只属于琳达了。

杰夫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

这个想法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

1949年夏天，刚结束欧洲旅行乘船回国的乔治·舒穆林还是帕特尼高中的语文老师。一天晚上，暴风雨袭击了“新阿姆斯特丹”号，大部分乘客都躲回船舱睡觉去了。“就连船上吧台的酒保也被晃得反胃了，”杰夫解释说，“我爸到处找人一起打牌，其中一个后来就成了我妈。那时候她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她不晕船，也知道怎么打桥牌。”接下来的那个暑假，这两个人在巴黎共同度过了一周。第二年，乔治所在学校的校长建议他们两人领一队中学生去欧洲旅行。不过，两个人必须先结婚，否则可就成了反面教材。那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0天。

“那个暑假，他们一起做了许多有趣的事，很快就发现了体验式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杰夫说，“那也成了我们家庭哲学的核心。在社会群体意识中成长，学习的关键就在于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没过几年，凯蒂和乔治开设了帕特尼学生旅行社，不久就成长为能接待几百名学生的公司。杰夫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在出生后就被父母塞进了这个家族产业。杰夫说：“我爸总是开车去纽约亲自送走每一批学生，他还要在中央公园南边的巴比松广场酒店发表一番演说，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房间后面四处乱跑。”

“他都说些什么呢？”

“他会说明我们这次旅行和一般旅行团的区别：每个人在旅途中都会被安排坐在陌生人身边，而且绝对不走寻常路。我们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要和当地人家同住，要做些并不那么享受的事儿。我爸说话的样子和语气都有某种庄严的意味，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游玩找乐子，而是一次严肃的文化体验之旅。”

杰夫从上大学开始，就被父亲要求去当旅行的领队。他本来就极具语言天赋，又有着男孩的冒险本能，做这个简直是手到擒来。“当然，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他说，“但我也会在某个路口左转，穿进不知名的小巷，让孩子们自己探索巴黎的另一面。或者让他们晚上骑自行车去布列塔尼的海边，生起篝火，和当地的孩子一起玩耍。”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

“问问出去旅行过的人，大家都会说，最有价值、最具纪念意义的经历，往往是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想想看，雨天，天气糟糕得要命，你起了个大早去博物馆，希望能排在第一个进去。到了才发现博物馆不开门。于是你转念一想，四处看看，发现了一家小得可怜的咖啡馆，只有老人们在下西洋棋。你点了杯热可可，在旁边坐下，和他们聊起你的生活，他们也和你分享他们的人生。然后你们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那是你从未预料到的。比起参观博物馆、读游览手册、听导游讲解，那才是更具价值、更有意义的经历。”

1983年我递交旅行申请的时候，杰夫正在准备自己第三次帕特尼领队之旅。

“你是我实践体验式学习的最佳搭档。”杰夫回忆说，“首先，你是第一次旅游，什么都不懂；其次，你申请材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喜欢交际的人’。每一次，我刚想到一个疯狂的主意，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我天生是个拘谨的人，而你正好相反，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舞台。如果我想让大家唱起歌来提提精神，你就会立刻支持，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俩就唱起福音歌，而其他人也陆续加入进来。我们通常都在做些疯狂的事，比方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那回，因为懒得迂回绕‘之’字形，就干脆从小路爬陡坡上山。”

我告诉杰夫，关于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一向守旧、顺从他人的我，竟然做出了一系列搞怪捣乱的行径。比如在荷兰掀奶牛；在佛罗伦萨的停车场，把一辆小汽车抬起来调转了个方向；偷偷溜进巴黎歌剧院，冲刺般跑过那里的地下通道，寻找着《歌剧魅影》里虚构的一切。我问杰夫这些经历意味着什么。

“它们说明我当时的领导方式是多么不成熟！”我们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的哲学就是：去冒险，做些荒唐事。我们本不该出现在巴黎歌剧院的后台。但如果真被人抓着，那也只好说我俩就是想要进一步认识一下世界。如果我们当时被赶出去了呢？那就成了传奇经历，正好留着将来讲给儿孙们听。所以，抓住机会吧。把汽车转个圈，去偷袭奶牛。”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荷兰的格罗宁根。根据旅行安排，我要在那里和一家当地人住一个星期。第一天晚上，我吃到了令人惊奇的一餐：鱼肉、土豆和酸奶，全是白色的。晚饭后，他们一家回自己房间看电视，我进了厕所。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懂怎么冲水。没有把手，没有按钮，也没有拉绳，于是我决定手动冲水。水箱很高，几乎接近天花板。我站在马桶盖子上，努力伸手够水箱，就在我刚要揭开盖子的时候，敲门声响了。

“你还好吗？”有人问。

“嗯，我很好！”我唱着说。

一家人又退回起居室里，只有这家十几岁的女儿靠近门口，小声说：“拉管子！”那个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骑着车探索附近的沙丘，在肉店的地下室里帮忙把肝泥塞进肠衣做成香肠。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已经和这家人打成一片了。要走的时候，这家的女儿和她的朋友竟然举着美国国旗，到火车站唱《星条旗永不落》为我送别。

“这个故事会让我爸感动得流泪。”杰夫说，“这就是我爸在中央公园演讲的关键点：‘这一切并不容易。我们得调整自己去适应。但我要你们挽起袖子，走到地下室去，把肝泥装进肠衣。做个行者，而不是观光客。’”

“那什么才叫‘行者’？”我问。

“行者要抛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摆脱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压轨道，抓住生命中的机遇。他们愿意打破家中一成不变的种种规律习惯：吃什么、何时睡、怎么洗漱。”

杰夫接着说：“行者会去看看村子里做奶酪的，过一会儿再到谷仓里的时候，胳膊肘上可能还沾着刚才蹭的乳清；或者睡在坦桑尼亚的脏地上，用蹲坑厕所，每次看见虫子的时候都大叫一声，然后意识到那些得拎着水桶走上数里地取水的当地人和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快乐。行者还可以出现在阿富汗的某个欢迎仪式上，吃下无法分辨的食物，哪怕后来发现那是用羊的胃做的，也能明白那是当地人因为喜欢和你交流而特意宰的羊。”

不知不觉中，暮色西沉，已近夜晚。我们的家人还在等着呢，我和杰夫从躺椅中坐了起来。

“假设，再过10年，”我说，“我们还去巴比松广场酒店，我们的女儿即将开始第一次海外旅行。你也有了当初你父亲的威严和气势，而我，我已经不在了。”有那么一秒钟，我的声音又哽咽起来：“你会和女儿们说什么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想我会这么说：‘姑娘们，你们来自一个开放式的家庭，你们家的传统观念是支持和鼓励你们努力学习，你们也会有很多机会去见识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次旅行当成小孩子第一次进泥水坑的过程。你们可以俯下身去，看水中的倒影，也可以伸出手指搅动一下，弄出点波纹。甚至可以跳进去，溅它个稀里哗啦，感受一回，品味一下……’”

再一次地，杰夫的眼睛闪着当年我在荷兰城堡里见过的那种神采。那时，他就是带着那种表情说：“走，我们掀奶牛去。”尽管最后我们并没有真去掀奶牛，尽管从来没有人掀过奶牛，尽管奶牛根本就不会站着睡觉。

“姑娘们，我会赶你们跳下去的。”他说，“而且我希望你们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才好呢。”

05　20又三分之二世纪和我的祖父

那时候，我弟弟知道爷爷那儿有把枪。我爸感觉到爷爷最近情绪很低落。我妈则认为爷爷应该找些其他的消遣，而不是一味拼命工作。

1983年3月30日，星期三，就在午饭前，我的爷爷埃德温·雅各布·费勒站在自家梳妆台前，潦草地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留言。他住在厄尔利街，离我家只有一街之隔。然后，他慢步走进了贴着黄白相间瓷砖的浴室。自我们记事起，爷爷奶奶一直都是分房睡的。这是一种南方风俗，或许，是一个从推销员之子奋斗成长为小镇律师的人，对旧贵族阶层的致敬。对一个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政府荣誉头衔的人来说，对一个让儿媳喊自己“上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恪守礼节的标志。

或许，这背后隐藏的是他内心永远无法吐露的痛苦。

“那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待了两个小时，”他的会计翟姬·英格曼回忆说，“他的帕金森氏症越来越严重了，开始出现痴呆的症状。他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再来办公室了。’我说：‘不，您一定会回来的！’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就是在向我告别。”

站在浴室里，他一定会从镜中打量自己。曾经年轻欢乐的容颜不再，他戴起了眼镜，鼻涕连连，门牙间还有条缝儿。可能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再过12天他就满78岁了。再过一个月，他的孙子就中学毕业了。来年，他就能庆祝50年金婚了。

而他却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那时候，我奶奶就在旁边书房里。她听到了枪响，发现自己的丈夫蜷在地板上。当时他还活着。她打电话给我爸，说：“你爸开枪自杀了，流了很多血。”我爸急忙赶去医院，医生告诉他：“就算救活了，老人家也永远没法康复了。”于是，我爸决定尊重爷爷的选择。他结束了自己父亲的生命。

“你爷爷以为这样可以不拖累家里人，”我爸后来说，“可事实上，这让我们所有人的余生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过了这么多年，那些磁带早已老化，发出咝咝啦啦的响声，但里面的声音依然缓慢、清晰而有力，让我想起夏日里的白玉米地，萦绕着旧时乡间特有的迷人气息。

“埃德温·雅各布·费勒，1905年4月11日生于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市。这是我的故事，我打算叫它20又三分之二世纪。因为我主要的活跃时期都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岁月里，也就是从1905年到1970年这一段时间。”

从1970年到1982年间，爷爷录制了28盘磁带，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童年、就学情况，还有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他开车慢是邻里皆知的事实，而他就驾着那辆开了一辈子的棕色福特格兰达，一边开车一边录音。在他自杀后，我爸将这些磁带转写成了400多页的文件，放在阁楼里。二十几年，从来没有人去读过。

直到我病倒。

面对死亡的威胁，我突然想弄明白，爷爷到底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很好奇，那些磁带是否记录了他不为人知的生命片段，是否能够回答我长期以来的某些疑问。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爷爷的口述回忆中是否包括可以造福女儿们的信息。在这一年中，我一直努力想将自己的心声留给女儿们，而在此之前，我必须回顾一下祖辈的声音。

埃德温·雅各布·费勒在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市的一间木屋里长大。这是密西西比与阿拉巴马交界处的一个铁路小镇。那里既没有中央供暖，也没有热水器。“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电灯。”他回忆说。他小时候，每周最开心的就是火车运冰来的时候，那意味着杂货店有冰镇的可口可乐卖了。

19世纪中期有很多德国犹太人移民到美国，穿过纽约，扎根到南部。费勒家的祖先也是其中之一。这里面大多数人开起了杂货店，或是贩卖干货。曾祖父梅尔文就是为一家这样的公司做推销员，每个月最多也就赚250美元。爷爷回忆说：“他手头从来没什么积蓄。”

记得以前周六的早上，爷爷开车带我们去他办公室加班的途中，就一直在向我们传授他从曾祖父困境中观察得出的经验教训：最好的生活就是工作着的生活。最高准则就是努力。只要你认真做，只要你做得好，谁也抢不走你的自信，那就是你的财富。

上帝啊，他确实做得很好！再怎么单调乏味的活儿，爷爷也一视同仁。他很小就开始打工。为干洗店收钱，卖廉价杂志，替歌剧院换布景（顺便偷瞄女演员）。他还替斯坦利制药公司送货，那些自制药品的名称写的是养胃药（酒精含量98%）和护发素（酒精含量99%）。他说：“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因为禁酒令的颁布才催生了这类产品的买卖。”

爷爷很讲究自我提升。他会去图书馆读整套《世界百科全书》。他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周年的纪念日，有一群学生决定逃课。“那是个致命的错误，”爷爷回忆说，“除非我能长出翅膀来，否则我绝不逃课。”那些学生后来被停课两周，“几乎每个人考试都不及格”。

后来爷爷进入了佐治亚大学，然后是法学院，他始终名列前茅，优异的成绩为他在费·卡帕·费协会赢得了一席之地。在短暂的军旅生涯结束后，他搬到了萨瓦纳，在基督教青年会租了一间屋子，但很快就沮丧地发现，这个地方既不需要也不尊重律师。于是，他选择尽力适应现状。他开始替人写遗嘱，帮囚犯申请保释，为黑帮团伙和性工作者辩护。就这样，他终于时来运转。一艘蒸汽船在大西洋沉没了，索赔的任务由他负责。然后，他又接到了一个人人都梦寐以求的案子，有条法律规定某铁路公司要为铁路沿线6米之内死亡的奶牛负全责，而他负责为铁路公司辩护。看起来这次是南部海岸铁路公司成了偷袭奶牛的家伙。

1959年我爸加入家族产业，他们开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并成为这个商业领域的先驱。当年那个小小的埃迪·费勒终于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社会地位。“我怀念回顾的都是些成功的事情，”在录音的结尾，他这样总结，“对那些失败，我不想提了。没人会愿意听我那些烦心事的，太无聊了。估计光听我做成的事，就够他们烦的了。”

但是，在聆听这段回忆的过程中，我能察觉到，他的成功背后隐藏着一个阴暗甚至是悲凉的故事。

一开始，爷爷就对小镇生活的种种阴暗面直言不讳。他说，一袋袋的现金被送到警察局和法官办公室。他的描述中提到了非法酿造威士忌的配方。当时，军队计划在萨瓦纳建基地，他和朋友开了一天的车跑到哥伦布空军基地去研究士兵们把津贴都花在什么地方。那时我爸刚5岁，爷爷把他带到哥伦布，却把他一个人丢在旅馆，自己跑去和朋友研究当地妓院的格局。“回家后我和妻子说起这事，”爷爷回忆道，“被她嘲笑挖苦了一番。”

除此之外，对突发死亡的恐惧始终是爷爷人生中巨大的阴影。他最早的记忆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惨剧。他第一次看见飞机，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博览会上，由于事故，飞机坠毁，飞行员当场毙命。后来有家匹兹堡的公司建议他和某位同事乘飞机过去参加会议，爷爷坚决不肯，说不安全。他的朋友去了，却同样不幸地死于空难。

更让人苦恼的是，爷爷总是会详尽地描述银行破产和股市交易。他的回忆录有些地方真是太枯燥了。等他终于提到去泰碧岛看我们的时候，我简直如释重负。可是，在这28盘磁带中，在他12年的口述回忆里，一次也没有提过他的母亲，没有他对母亲的感受，也不谈他的姐妹们。他从来不曾用名字去称呼自己的妻子，也不会讲他们的恋爱经过和婚礼。在他的回忆中，提到我父亲的不到12次，叔叔们就更少了。我妈压根儿没出现过，我和弟弟出现过一次，妹妹没有。他只有在讲要找一个好秘书有多困难的时候，才会提到女人们。

作为一个南方人家的穷苦孩子，爷爷爱着这个家。但不可否认，他对感性这事儿完全不感兴趣。或许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答案也在于此。他对自己的定义与旁人毫无关系。他依旧是那个不停打工的小男孩儿，那个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律师，那个事业蒸蒸日上的男人。我一直以为，如果在最后几年有人陪他说说话，就能减轻他的痛苦。但他的回忆却告诉我，他的问题比我想得要严重得多：爷爷根本找不到人听他说话。在这个世界上，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孤身逆旅。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当他患上了帕金森氏症，当他不能再工作，当他失去了自我，他就不再理会坐在隔壁的妻子的感受，不再理会并肩打下一片江山的儿子，不再理会即将迎接人生转折点的孙子。

他的工作结束了。

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

救护车呼啸着驶向医院的时候，翟姬·英格曼走进厄尔利街333号去清洗我爷爷在浴室瓷砖上留下的血迹。

“我爱他，”她说，“他就像是我的第二个爸爸。”25年后，她和我一同坐在爷爷生前的办公室里，自他去世后，她一直在这里工作。翟姬身材娇小，比圣代冰淇淋高不了多少，她成长在乡下的浸礼会家庭，说话甜的像甘蔗糖浆（不过有时候也狠得像响尾蛇）。“有样东西，可能你想看看。”她说。

她走进保险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纸回来。经受过时间和痛苦的洗礼，纸张已经发黄。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像个孩子的笔迹：

我不能病怏怏地活着。我要自己做个了断。

埃德温·J·费勒

爷爷的生命以他例行的模式结束了：这是他计划表上最后的一项工作。他连最终的行动也是认真的，专业的，甚至是冷酷的，不带一丝情感。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翟姬说，“尽管你爷爷没有等到你毕业，但他始终以你为荣。他爱你。你一定知道的。”

我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开不了口，泪如泉涌。我本没想寻求什么证明，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等这句话。

坐在爷爷的办公室里，我开始明白自己的病情改变了我对他自杀的看法。在爷爷那个时代，大多数男人（尤其是南方男人）要承担家中顶梁柱的责任，爷爷把自己的病看成是必须忍受的重担，不能言说，而且无可分担。哪怕是家人，他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焦虑。而我恰恰与之相反，我一直在给家人和朋友们写信，而且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被转发给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爷爷从不吐露内心的感受，而我是句句不离这个。

在医生们还在研究如何“让这个病怏怏的家伙活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很想穿越，回到爷爷孤身一人的卧室，站在他当年潦草地写下字条的化妆台前，在他最后一次凝视自己的镜子边，大声告诉后辈们他所领悟到的。

“爷爷，我们在听呢。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6　化疗

— 2008年8月15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上周布鲁克林下过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晴朗又美丽的下午。刚满125岁的布鲁克林大桥看起来焕然一新，在久负盛名的步行道上，雨水映着阳光，好似铺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7月31号，我住进了位于曼哈顿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开始接受首期化疗。每期化疗要持续1~3个星期。因为刚开始可能会出现心衰，所以要求入院观察以防万一。经过度日如年的等待和一顿药片大餐后，护士给我静脉点滴注射顺铂，然后打开了三管阿霉素（抗癌药物）。管里的药液看起来像是融化了的棒棒糖的颜色。我小声对它说道：“帮我好起来吧。”然后闭上了眼睛。泪水在我紧闭的双眼里打着转。我不想让琳达看到我在哭泣。接下来的3个季度里，这些药物对我的影响将会决定我的余生：药效能持续多久，我能从中受益多少，我是不是还能活。这时，护士注意到我的神色不对。

“你还好吗？”她问。

“生理上，还好。心理上来讲，紧张得要命。”

“别担心，”她说，“这药会让你好起来的。”

左侧股骨的活体检查证实我体内有极度危险的恶性骨肉瘤。用希利医生的话说就是：“你的病很糟糕。”成人身上出现青少年期常见的肿瘤，这种情况极其罕见，而且有30%~40%的患者5年内会在肺部出现癌症复发。听到这个消息的早上，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不过，化疗会对癌细胞起作用，而且这种病也有过完全治愈的先例。我的医生认为这个18厘米左右的肿瘤不会要了我的命，我们迟早要切除它。相比之下，目前更大的威胁是癌细胞可能入侵血液循环系统并伺机发作。因此，我们暂时先不切除肿瘤。

我的骨科医生是癌症中心的罗伯特·马奇。他像竹竿一样高高瘦瘦，羞涩寡言。有人说看到他就会想起我——至少在外表上挺像，尽管是个瘦身版的。如果说希利医生是从《伊利亚特》中走出的激动人心的武士，那么马奇就是一身正气的社会改良家——想象一下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年轻时代的林肯。他为我安排了4~6个月的化疗，然后做手术切除肿瘤，替换我的股骨。在那之后继续3个月的化疗，最后是高强度复健。整个过程将持续一年。

整个疗程的安排一般是针对青少年患者进行的，对我这个43岁的中年男人，医生们还得观察治疗反应，据此再做调整。可能你们都知道，化疗的原理是在血液中注入毒药，利用药效，在体内细胞开始折腾前就把它们干掉。化疗攻击的对象不只是癌细胞，还包括头发、胃肠道内壁等等。我所使用的化疗药物是具有神经毒性的，意味着它们也会攻击中枢神经系统。这种情况下，躯体反应必然是优先保护最重要的维持生命的器官，因此，一些相对次要的部分就得自求多福了，也就是说，我会短暂失聪、手脚发麻。化疗还会带来一长串繁琐细碎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能吃寿司，不能美甲，也不能纹身。说实在的，那些日本花样美男们要是得了这病，可怎么受得了？

化疗第1周，药物副作用几乎让我难以忍受，呕吐、胃灼热、口干、疲惫不堪，各种组合变化无穷。我的脑子里一团混沌，像是被墨西哥城上空的浓雾笼罩着。每天我能从床上坐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只能喝下半碗鸡汤，吃一小杯果冻，应付几个至关重要的紧急电话。这种晕晕乎乎的感觉甚至让我无法从一堆跳芭蕾的小孩中认出自家女儿。我惊恐不已，以为自己会瘫在床上一直躺到来年情人节。

熬过了化疗第1周的低谷，我的精力和胃口迅速地恢复。第2周，有十多位亲戚来帮忙，我负责协调他们在东海岸的各项援助事宜；同时监督家里重新装修；而且胃口也挺好，食量和迈克尔·菲尔普斯差不多：烧烤、薄脆，还有辛辛那提市格莱特的樱桃冰激凌。第3周，我简直是个没事儿人了。可是，到了第4周，一切又重回原点。

你们全家人对此适应得怎么样？

老实说，这取决于时间、地点和事件。我们全家人都已经进入“行动”状态。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兄弟姐妹还有堂兄妹们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帮我们照看房子和女儿们。其中最辛苦的就是琳达。她的丈夫会在凌晨两点冲进卫生间干呕，而女儿们还不知道“早晨7点之前，待在自己屋里玩儿！”的隐藏涵义。在我情况最糟的时候，琳达突然出现了疱疹，她不得不去附近的旅馆自己隔离了三天三夜。这种病是由情绪问题和压力应激引起的，她说：“这是我的身体在表明，我在乎你！”

女儿们逐渐适应了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化疗会引起脱发，为了向她们表明这是自愿选择而非药物的副作用，我干脆剃了个海军头。两个女孩儿一下子就被我的“毛毛头”吸引，这是她俩自创的词，意思是说我的头发又软又短。说到这儿，还有个小插曲，孩子的奶奶和姥姥起初想给她们看一些里面有光头爸爸的电影，好让她们适应我的秃头，比如《安妮》里的沃伯克老爸和《国王与我》里面的暹罗王。直到有人指出暹罗王在电影最后死了，两个老太太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最初的几个礼拜，伊甸和泰碧确实对我的处境有所感应，出现了共情和应激的症状。她们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拐杖，琢磨着那怎么用，那意味着什么。伊甸突然开始到处收集创可贴，而泰碧开始时不时地跛着走路。有时她俩还尿床，做噩梦。

就在几天前，凌晨4点半，伊甸跑到泰碧床上蹦来蹦去。琳达起床去处理，但孩子的这种反常举动让她也慌了神。等我一步一拐地挪到厅里，伊甸已经跑到便壶上坐着去了，而泰碧在哭，现场乱成一团。我想尽办法试着安抚她们：利诱，威胁，讲故事，不看牙医，诸如此类。结果更糟糕：泰碧要听巴西的桑巴舞曲，而伊甸想听迪斯尼的歌。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怒气冲冲地呵斥琳达，对泰碧大吼，抱起伊甸扔到床上。然后我开始抽泣。这是我最害怕的梦魇。我的疾病正在毁掉身边所有人的生活。琳达饱受煎熬，孩子们崩溃了，我是一个废人。我们的家成了可怕的心理缺陷大本营。

我走出房间，回头低声对伊甸说：“如果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到我办公室来吧。”让我吃惊的是，5分钟后她真的来了。我坐在地板上，伊甸爬上我的膝盖，戳着我的左腿。我试着重新还原她的感受。伊甸先说她生姐姐的气，然后说是妈妈的错，最后才说出了实情。她做了噩梦，梦见有个怪兽闯进家里，和我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然后把大家都吃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说，“因为我们走不了路。”

走路。这个突然蹦出来的词犹如核弹爆炸后的蘑菇云。行走曾经是这个家的标志象征。爸爸的工作就是行走。早在女儿们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琳达就告诉她们爸爸写过一本有关行走的书。可现在，行走恰恰是我再也做不了的事情，于是在伊甸的噩梦里，她也走不了路了。我不需要儿童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就能明白，伊甸是把我的疾病内化了，并在潜意识里创造了一个想象情境，她觉得最糟的就是像我一样没法走路。还有什么能比她的噩梦更好地描述我们的现状呢：怪兽入侵，要把我们都嚼成烂泥。

这时，阳光已经渐渐爬上了办公室的窗子，伊甸的小脸看起来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和脆弱。她细嫩的脸颊有着美好的弧度，从妈妈那里遗传来的漂亮嘴唇因为害怕和撒娇微微撅着，发丝垂在颊边轻轻摇动。

我拨开挡住伊甸眼睛的头发，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紧紧地抱住她。

“爸爸会把怪兽赶跑的，”我说，“爸爸会魔法，能保卫咱们家的安全。”

她看向我的腿：“这是那条受伤的腿吗？”

“不，这是好的那条。”我回答说。

“我要你两条腿都是好的。”

“很快爸爸就有两条好腿了。”我许诺。

伊甸伸出手，摸摸我左侧的大腿。

“爸爸现在也能走路啊。”我说，“只是要用用拐杖。”

“我也想要爸爸那样的拐杖，”她说，“你得跟我分享。”

我问伊甸想不想回去再睡会儿。她点点头。我们一起走到她的卧室门前。她会要我陪她进屋吗？她会哭吗？不，没有，伊甸轻快地爬上床躺好。魔法管用了。怪兽被赶走了。

这些天来，我们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祝福，让人感动、快乐、期待不已。我高中班上几乎一半的同学发来问候，一些老邻居还记得我小时候的那场车祸，还有几乎每个我曾亲吻过的女孩儿都给了我祝福。我很抱歉不能向大家一一当面致谢，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用信念、爱和幽默对抗病魔。哪怕是在最难挨的日子里，我们也期待着远方传来的曙光。癌症让我们转过身去回顾人生，重新建立起彼此的联系。你们每个人贴心的问候都让我如获至宝。

我发现，癌症是亲密关系的通行证。它就像一封邀请函，或者说是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将我们带向人类关系中最重要、最惊心动魄也是最敏感的地带。很多经历太私人了，我们不愿向他人提及，但如果能有机会去交流，其实就可以充实我们的人生。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像我一样，鼓足勇气，找个机会，向深爱的人说出你的问题，重新实现忘却已久的承诺，运用一点儿自己的魔法，彻底赶走那个已经陷入绝境的怪兽。

最后，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07　做自己爸爸：马克斯和人字拖

我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妥协，改变原来的我，融入他们；要么就坚持做我自己，不理会旁人。我最后决定，让他们说去吧，我要做我自己。

一切都从一场徒步开始。那是1983年的耶鲁大学，在开学前的那个周六，一群大一新生聚在宿舍前，准备集体远足，去看新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赛。其中有一个表现活跃的男孩儿，留着嬉皮士风格的卷发，穿着短裤。他个头瘦小，有点书呆子气，因此以前在爱荷华州没少受欺负。不过他很聪明，小时候下国际象棋就能赢过成年人，他妈妈老爱在朋友面前炫耀这个。至于当时的我嘛，穿着整整齐齐，比他高30厘米。在我长大的环境里，人们认为喝一杯可乐朗姆酒比读《杀死一只知更鸟》酷得多。不过，尽管如此，在这儿我们俩都一样，都是新人。

我们一大帮人出发前往体育馆，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俩忙着谈天说地，根本没顾上理会别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命中注定、毋庸置疑的感觉，这个人会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很快我就意识到咱俩是天生一对儿。”25年后，马克斯这样告诉我，“可我一直很好奇，你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从哪儿来的？不管怎么说，你不是我，你爸可没有在你3岁的时候就吞枪自杀。”

从那个下午开始，马克斯·斯蒂尔就一直不曾离开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是每天通电话，但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之间始终都保持着联系，最长间隔不超过两星期。大学里我们做了两年的室友；大一学年结束后，我们当了两个月的背包客，从新加坡一直玩到北京。旅途中，我们在印度洋被水母蜇，在长城上向外撒尿；因为马克斯坚持穿着跨栏背心和人字拖鞋，我们还被人从豪华饭店的大堂轰了出来。

那个夏天，我俩约定在50岁的时候还要一起到亚洲去，带上自己的家人，还去这些地方。到时候谁更有钱，谁就埋单。

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我和马克斯到了泰国北部，正打算和两个新西兰来的漂亮姑娘一起去骑象旅行。在青春期男孩儿的心目中，这将是一场梦幻之旅。可是，旅行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俩狼吞虎咽了一顿鸡肉、小玉米和冰激凌圣代的大餐，之后马克斯感到胃不舒服，冲进了厕所。不一会的工夫，他吐得到处都是，四肢瘫软，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颤抖着。当时我唯一想得到的办法就是：给他冲澡，用床单把他裹起来，背到最近的医院。接下来的三天，我们没有骑象，没抽鸦片，也没了艳遇。我在急诊室病房打起了地铺，左边是马克斯，右边是一位临终患者，那位患者的家属甚至在病房角落里给他做了个佛教的神龛。

20多年后，我成了倒在浴室里的那个，呕吐、颤抖。而马克斯丢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我的床边。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共有的某种残酷的联系：马克斯的爸爸在他3岁的时候死去，而现在我的女儿们也刚好3岁。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男人，从小就在我最害怕的环境中长大。

马克斯·斯蒂尔家的男人总是英年早逝。他爷爷13岁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不得不推着小车卖水果养家糊口，后来自己也没来得及看儿子长大成人就去世了。马克斯说：“我爸爸是独子，而我奶奶又对他有强烈的占有欲。她还很悲观。我6岁的时候上过一个儿童秀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知道奶奶为什么爱你吗？’我本该给出一个讨人欢心的答案，但……我说不出来。那也是我表演生涯的终结。”

“那答案应该是什么？”我问。

“根本就不需要有答案。长辈爱你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就是爱你，这就是亲子关系的实质。但很遗憾，对我来说，现实比较残酷，我一生中这样的经历寥寥可数。”

在1969年的秋天，马克斯的爸爸赫伯特还是个骨科医生，很有魅力，对3个孩子也很严厉。“他是个聪明人，野心很大，很想成功，所以把自己逼得很紧，”马克斯回忆道，“他那个时候在做智能激发的研究，需要寻求资金支持。每天入睡、醒来、工作和休息，他都要靠药物辅助。他想成为超人，但最后却精神崩溃了。”

最后，他们的管家在位于洛杉矶的都铎式住宅的车库里，发现了赫伯特。他手中拿着一把枪，心口开了一个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马克斯的妈妈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告诉他：“你爸爸死了。”14年后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妈妈对邻居们所说的：这是一起意外。

“其实我妈是在等我们问，”马克斯说，“我觉得这样做也没错。对我来说，最戏剧化的就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甚至不记得爸爸的样子。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的孩子，一个3岁，一个4岁，我就会问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才会在记忆中保有爸爸的印象呢？’我相信自己在很多方面一定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但我就是想不起来。”

“你有什么纪念物吗？”

“我不是个善于保管东西的人，”他说，“保险箱里好像有只他的表。但说实在的，对我来说，什么东西也没法代表他。我所知道的他的故事，都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他很爱开玩笑，很忠诚，好奇心强，和我一模一样。”

我曾说过，生病后的麻烦事之一，就是女儿们还没长大，还不懂得死亡的含义。“我遇到过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士，”我说，“她告诉8岁的女儿：‘爸爸去世了。’女儿说：‘嗯，我知道，可是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呢？’你小的时候真的明白去世的意思吗？”

“我6岁的时候，经常做噩梦，”马克斯顿了一下，吸了口气，说，“其中有一个真是很难说出口。”他眼圈儿红了，痛苦扭曲了他的五官。“在梦里，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我爸就站在门口，好像刚从坟墓里出来，像个僵尸。而我不想看到他。”

“你觉得这些梦代表了什么？”

“我觉得那象征了我的矛盾心理，”他说，“一部分的我需要爸爸，但另一部分却害怕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非常强。”

“那比方说，10年后，泰碧和伊甸过来问你：‘你是我们爸爸最亲密的朋友，咱们有一样的丧父经历。你说，我俩该怎么办呢？’”

他思考了一会儿。

“我会从你对她们的爱开始。我亲眼所见，女儿的诞生让你多么欢喜。你是个多么好的爸爸。我总觉得，为人父母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孩子沐浴在爱中成长。我会让你的孩子感受到爱的。”

“那她们该如何应对失去父亲的痛苦呢？”我问，“应该面对它？还是淡化它、让它过去？”

“恐怕你没法淡化它，”他说，“那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所以你不得不直接面对它，并且会经常如此。犹太人的传统是每年都要纪念逝者，这很有效。我每年都哭一次。我祈祷着，念着悼文，说着说着那种情绪就又回来了，那个伤口还在那儿。”

“但同时我也会做些别的事。我会给她们讲故事。当你失去某个人的时候，这种丧失本身就成了最深刻的记忆。你需要建立可以与之竞争的回忆。‘我们一起来过这里，做过这件事；他带你去过那儿，做过那件事。’这么做，可以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样，就把负面的悲伤转化成了正面的力量。”

在和马克斯促膝长谈之前，我翻看了那个夏天在亚洲旅行时的日记。我年轻时候的笔迹真是龙飞凤舞，让人汗颜。除此之外，最让我吃惊的是，当时我在字里行间显示出对他的敌意，其中部分原因恐怕是我的不安全感。那时候，马克斯比我要更加自信、独立，这让我很困扰。但也有部分原因是他的缺乏弹性所致。他必须要在早上7点之前喝杯橙汁；他教训中国人应该注重服务意识；他喜欢不停地说他的瑞士军刀比我的好得多。

5月30日：马克斯今天让我不爽。

6月8日：今儿晚上，马克斯把我惹毛了。

7月8日：马克斯作为朋友可算不上体贴。

旅途中，甚至有3天，我们两个是分头各自行动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作为室友恐怕不太合拍。马克斯喜欢早睡早起，我却正好相反。每天早上，他坚持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而我会吃隔夜的馅饼。马克斯整洁得像有洁癖，我也就勉强算得上干净。我俩在某个时刻还一起看过电影《不是冤家不聚头》，而且是中文配音的！

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些考验，友谊才如此牢固。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从不记仇，留下的只有像长城一样坚固的友情。马克斯是我的“紫心勋章”，就像是说：“我和这个人并肩上战场，受了伤，但又一起活下来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伤害过彼此，但这种紧密的联系最终让那些伤痕消失无踪。

我想要马克斯告诉女儿们那些伤痕的由来，告诉她们这两个傻小子当年刚离开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能将展示给我的那些价值观同样传授给伊甸和泰碧。他是一位忠实可信的朋友，总是关心我努力追求的过程，而不是我最终取得的成果。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终其一生都投入奉献，造福他人。他是一个自重自爱的人，永远都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偏信盲从，与他人同流合污。

马克斯能教会她们如何生活。

当我向他询问那些价值观的形成来源时，他回答说：“那要追溯到我青少年时期在爱荷华被人欺负的时候了。当时，我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妥协，改变原来的我，融入他们；要么就坚持做我自己，别理会旁人。我最后决定，让他们说去吧，我要做我自己。”

正是由于这种自我意识，马克斯成了我所见过的最专心、最有效率的人之一。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优秀大学生荣誉协会的成员，后来又为最高法院工作过，还给总统做过幕僚。他开设并管理公益机构，鼓励年轻人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工作。马克斯充满自信，追求平等，他的妻子弗洛伦斯·潘是美国第一位亚裔法官，马克斯让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扎克瑞随母亲姓潘。

“对我来说并没那么复杂，”他解释说，“弗洛伦斯家里没有男孩儿，对她父亲来说，继承香火有重要的意义。老实说，我真不觉得有什么合法的理由让孩子随父姓不随母姓。再说，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诺亚就跟我姓嘛。”

“你一说，这事听起来好像成了逻辑问题。”我说。

“我觉得这是平等的父母权利。你和别人结婚了，就得学会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事我做得好，有些事弗洛伦斯做得更好。这与我们的染色体是不是XY可没什么关系。”

“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一部分是文化背景的缘故，”他说，“你也是吧。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与幼年丧父也是有关系的。正因为我没有享受过父爱，所以我更看重为人父的责任。对我来说，身为人父最好的一点就是，虽然孩提时没享受过多少童年时光，但我可以在做父亲的过程中重来一次。”

在马克斯说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听到过他这般平和满足的语调。这个失去了父亲的男孩儿终于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那天早上来看我之前，他和扎克瑞一起种菜。那天晚上他在电话里给诺亚讲故事，讲着讲着，就真的因为海盗偷走了宝藏而着急起来。那天晚上，他依旧穿着跨栏背心和人字拖鞋。或许这就是马克斯最大的成就，他现在依然会被亚洲的豪华饭店踢出门去，因为他还像个孩子一样。

“假设咱俩够幸运，还能在50岁的时候去亚洲，”我说，“这中间的30年我们做了点什么呢？”

“首先，咱们到时候一定能去的，布如苏（Bu–ru–su），”他用日语的发音叫着我的名字，“我想答案就是这30年来我们对彼此的爱更深厚了。当然，这么多年来咱俩一直互相交流人生经历，彼此了如指掌。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需要分享喜悦的时候，好朋友总是在的，他会为你举起一面镜子，让你看清楚自己的样子。”

“那咱们还去豪华饭店吗？”

“要是非要我穿长裤，就不去，”他宣布，“要是不让穿人字拖鞋，也不去。”

“人字拖鞋有那么重要吗？”

“这不是鞋的问题，”他说，“这就又回到了我先前说的自主性和融入性的哲学问题了。我要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在蒸笼一样的热带天气里，我可不想穿得跟个粽子似的。”

他刚说完，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候初次遇见的那个穿短裤的卷发男孩儿——书呆子，孩子气，随时准备在棋盘上取得胜利，把对鞋子的品位发展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不管在哪儿，都要做真实的自己。不管去哪儿，都别忘了自己的人字拖鞋。

08　我和我的爸爸

每当人们听说我是个作家，总要问我是不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一般我都开玩笑说：“我爸的作品里，最长的恐怕就是便条了。”

哈！不过这便条可不是一般水平！

我父亲是一位便条大师，便利贴界的莎士比亚。没几个人能比他更言简意赅。

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从门缝里塞一摞新闻文章给我们看（后来变成了传真，然后电邮，现在是短信），上面附着便条。他独特的语言模式简直就像暗号。比如：“R&R”的意思是，“读完归还”；双箭头则表示读完之后要传给下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父亲特有的加密俳句：

看你的意思/谈谈吧/什么时候

扫露台/周日早上

必须

所有的便条上都只有一行字，五颜六色，字迹龙飞凤舞，字数绝对不超过10个。如果那天有坏消息，字条就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重大人生转变之后的清晨，则是：不要回头！

父亲的便条恐怕能让微博都无地自容。

在他60岁的时候，我们找了些最具“爸爸风格”的便条，并把它们结集成册。

不喜欢就别吃，不能啃了又扔掉。

能用钱和时间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还在说话，你就还坐在谈判桌上。

有些便条很妙，就像我们摔倒的时候，他会写：你把地板弄疼了吗？有些则充满智慧，比如他在谈到奶奶的阿尔茨海默病时写的：养没父母可比养活孩子要难得多。

对我来说，其中至少有3条影响深远。在我成长过程里的关键转折点上，这些箴言在我心中成了父亲的象征。

我爸是那种越老越中看的类型。看上去，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70多岁，头顶微秃，两鬓斑白，感觉有点像演员吉恩·哈克曼。不过可别小看他，他曾经是一名雄鹰童子军队员，瘦得皮包骨，顶着一头呆呆的卷发，还长了一对招风耳。那时候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孩子，远远不如弟弟斯坦利表现出众。我爷爷建房子划分小区的时候，就把人见人夸的门前大街命名为“斯坦利”，而房后那条街才是以我父亲小埃德温·费勒命名的。

“斯坦利只是更善于交际罢了，”父亲说，“15岁的时候，你爷爷带我去亨特军用机场，想教我开车，结果我没学会。斯坦利当时只有12岁，可他很轻松就学会了。对老师来说，他是个更容易教会的学生。他总是很受欢迎，也善于与人交往。有些场合我很难融入，但他就没问题。”

与叔叔比起来，我爸擅长的则是纪律和决心。别看他的耳朵长得像兔子，他的性格可是典型的“乌龟”，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在萨瓦纳高中也好，在宾夕法尼亚的沃顿商学院也罢，就连参加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时候，他都一直保持着班上前10名的好成绩。我曾经问过他是如何做到“鹰军”级别的，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我觉得做事要善始善终。”

不过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意思的是，那次罕见的小失控后来竟然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用我爸自己的话说，那是“改变人生的瞬间”。“1956年，我应召入伍，被送入海军训练营，”他说，“因为成绩好，部队给了我特别许可，能随意选择驻地。我挑了欧洲。但临近毕业时，我逃了一节炊事课睡了个懒觉。当时以为没问题，没想到被逮到了。欧洲之行就此泡汤，我被派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威斯康星基地，最终也是因为这个和你妈妈结了婚。”

“你看，就因为你逃课，现在才有了我！”

“可不！老实说，我平常可不是逃课的人啊。”

两年后，在我妈大学毕业典礼那天，她没去母校密歇根大学庆祝欢呼，而是和我爸到巴尔的摩举行婚礼去了。我外婆当时还唱了一首自创的《迪克西之歌》，为这对新人伴奏。

他们已经启程，向着棉花田走去

埃德和简，你们永远在我们心上

在迪克西，你们会无比幸福

玉米和朱利酒是你们快活的秘方

婚后第二年，他们搬回了萨瓦纳，住进了我曾祖母留下的老房子。“1952年我离开萨瓦纳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父亲说，“当时萨瓦纳什么都没有，没空调，没电视。即使是那几户有电视的人家，装了巨大的天线，也只能收到一两个地方台。很多地方都没铺过柏油路，就连镇中心也是。阿斯特女爵说萨瓦纳就像是个天生丽质却蓬头垢面的女人。她形容得太贴切了！此外，那时当地的种族歧视还很严重。”

但事情总在改变，他也在变。“我在东北部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纽约和新泽西这些地方的价值观，”父亲说，“念大学时，有天晚上，我结束了和一个女孩的约会后走到布莱恩·玛车站，对自己说：‘我不想在这儿生活。要生儿育女，在萨瓦纳更合适。’”

这一注押对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萨瓦纳开始发展起来。我爸从事的建筑行业生意日渐兴隆，我妈也怀孕了。但是，1961年10月我哥哥安迪出生的时候，危机又袭向了这个家庭。这个7斤7两重的婴儿在脊柱尾端的地方长了一个巨大的突起，这种病叫做脊髓脊膜突出，非常罕见。父亲回忆说：“就是那么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从孩子的身上凸出来，简直比他的头还大。”

我外祖父巴基是著名的泌尿科医生，当时正好在产房里。父亲说：“当时，巴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挠了挠孩子的脚背。你哥动了动大脚趾。巴基据此确认他的脊髓神经完好无损。尽管患有这种病的人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正常行走，但你哥一定就是那个幸运儿。”第二天，一队由13位大夫组成的医疗小组将突起移除，把我哥的脊柱缝合起来。手术过后，巴基向我妈保证孩子没问题，就忙着赶回巴尔的摩工作去了。

一个月后，巴基·阿贝斯豪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那天之后，”父亲说，“每次我听说谁家有了宝宝，总是先问：‘孩子健康吗？’因为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身为人父、重任在肩是什么感觉。”

接下来的两年里，医生每隔一个月都要检查我哥的大脑，观察其发育是否正常。终于没问题了，我父母又去向艾默瑞大学的专家咨询，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否再要孩子。专家的意见是可以尝试。

“1964年10月25日那天，伯迪兹纳医生从产房出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儿子很健康’。我真是松了一口气。你可要知道，得了脊髓脊膜突出的人，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走路，而我们已经有了你哥，这概率可拼不起啊。”

每当我回顾童年，印象里的父亲总是坐着的：他在餐桌的一端，切着烤肉；他在起居室里抽着烟斗；他在海滩上读着小说。我记得在我上高中后，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走进来，拉把椅子坐下，问我有没有什么想和他谈的。我呢，总是把他打发走，继续做作业，但我心里明白，有事可以找他。

他是一个好动的人：打羽毛球，清晨慢跑，经常散步。他以身作则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固若磐石：要明智、稳定、沉着。他自己就是“安居乐业”这个词的最好注解。

说起他传授给我们的智慧，我的记忆中有3颗珍珠熠熠生辉。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13岁的时候，那天我举行了成年礼，晚上父母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庆祝。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吧台旁，给我要了一杯金汤力酒，他说：“现在你已经是个男人了。你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说，无论何时，如果我喝多了，只要一个电话，他永远愿意来接我回家。

那正是埃德温·费勒为人处世的风格：充满信任，情感表达迂回又温柔，催促我们离巢翱翔。就像他经常说的，他就是我们的啦啦队长。他的目标就是为我们提供坚实的臂膀，让我们踩着攀到空中去。他想要的，不过是自家孩子取得成就上杂志的时候，能在括号里被顺带着小小提上一笔，比如“布鲁斯·费勒（埃德温·费勒夫妇之子）这周再创佳绩”。

以前我并不完全懂得他这些话的意思，直到自己做了父亲才明白：最快乐的并非聚光灯，而是灯下的倒影；最幸福的并不是自己勇攀高峰出人头地，而是培育下一代茁壮成长。

就是那括号里的小小一笔。

第二件事是在我17岁的时候。当时我任副班长，班委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举办毕业舞会。离舞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预定的场地出了问题，不得不临时跟萨瓦纳游艇俱乐部签约，但那里对黑人和犹太人的歧视很严重。同是副班长的劳拉和我脑子一热，决定不去了。我们辛辛苦苦靠洗车和卖饼干赚来的钱才不要花在这种地方。

我俩正抱怨的时候，我爸妈开始支招了。“该给你们讲讲查理·维特斯坦因的故事了。”他俩说。查理是位律师，多年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经验老到。对这种情况，他有三个法宝：

1．保持冷静。

2．绝不威胁。这样对方就会以为你深藏不露，还留有后手。

3．不要咄咄逼人，给他们留个台阶。哪怕是你占了上风，也要让对方觉得你并没有完全胜利。

从那以后，我们都叫它查理·维特斯坦因法则。

“告诉你，”我父亲后来说，“这方法真的很灵。”

那天下午，为了给对方留个“台阶”，我和劳拉提出了十几个备选场地作为参考。学校召开了董事会，我妈妈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出席。最终我们摆脱了游艇俱乐部，把场地定到了某个社区大学里。会后，我们班的家长代表找到我妈，声音甜甜地说：“祝贺你，简，顺便问一下，可以请你来负责场地装饰吗？”

结果，舞会那天我们不得不早上6点就爬起来去装饰会场，往柱子上挂绉纱和纸做的鱼。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我23岁那年。1988年，我结束了在日本为期一年的英语教师生涯，回到了萨瓦纳。在外头的时候，我常常给家里写信，大都是感叹：“天哪！你绝对想不到我遇上了什么事！”结果等我回家后，不管去哪儿，都有人跟我说：“我喜欢看你的信。”我一脸迷茫，问：“我们认识吗？”原来是我奶奶把我的信印了好多份，到处发给人家看。这倒给了我个提示：“或许我可以出本书。”

那时，我23岁。一个作家也不认识，对出版行业也一窍不通。但我有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我爸。某次在海滩上闲聊的时候，他催促我赶快试一试。

“那次你哥为了去英国的事犹豫不决，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说，“拿出一年时间，试试看。等你到了50岁，这追逐梦想的一年在你的人生里，也不过就占了2%。可那时候你再回头看就会明白，这2%有多重要。”

2% 法则。

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一次决定了。100%。毫无疑问。

在接受癌症治疗几个月后，我和琳达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这可不常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布鲁斯和琳达：

1959年3月29日，我从美国海军光荣退役。在那之前，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我依然选择回到萨瓦纳，因为那是我见过的最适合安家立业的地方。我可爱的妻子表示支持。于是我们开着刚买的雪佛兰汽车（没空调，还要2 181美元），从马里兰州的首府安纳波利斯回到萨瓦纳。不久，我进入地铁开发公司工作。第一天上班是1959年的4月1号，星期三。现在，我依然在这儿。

在这50年里，我一直做着一份工作，生活在一个城市，守着一个妻子。

父亲说，为了写好这封给孩子们的信，他先后打了20来份草稿。这事的起因，是一次巧合。某次他在亚特兰大的商务俱乐部吃午餐，有位朋友问他近来怎样，他回答说：“我家有3个孩子，他们彼此关系很好，能正确看待财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别的都不重要了。”

他的朋友听了之后说：“我认识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他们没有一个能说出你这句话来。”

于是我爸决定写下这封信，它见证了他人生中经历的三次经济危机、四个孙子孙女、两场飓风以及一个骨肉瘤，它代表了他一直以来以家庭为重的人生哲学。“我们要把这种价值观传承下去。”他这样写道。

后来我问他，他会选择什么地方将这种价值观传授给自己的孙辈。“我要带她们去泰碧海边的沙丘，”他说，“我会告诉她们，40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些沙丘还不过是些小土堆。但今天，它们成了山，上面覆盖着野草、海燕麦和松林。”

“沙丘的启示就是，”他接着说，“你永远都是连续变化体中的一部分。转变总在发生，只是它需要时间。所以不要着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局限性。但也要懂得，如果你善于回顾历史，明白自己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你就能更好地面对将来。”

他给我们的信是这样结束的：

我暂时哪儿也不去（希望如此），因为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是如此愉快和顺利。我们的团队运转良好，请允许我感谢你们大家的配合。

信末尾的署名很老套，恐怕还是我爷爷那时代的风格。“挚爱你们的，小埃德温·费勒。”然而，与爷爷的严肃内敛不同，我爸勾掉了那个冷冰冰的打印签名，用蓝色的签字笔草草写上：爱你们的，老爸。

09　挑战

— 2008年10月1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夏日已经在视野里渐渐远去。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布鲁克林的9月是最美的。天高云淡，月朗星稀，空气中透着微微的凉意。我们刚刚闻到秋天的味道，万圣节就带着成堆的南瓜和蜘蛛网图案降临了，要知道，布鲁克林向来就是孩子们的狂欢圣地。

几周前，我父母和岳父岳母都过来帮忙，共同为琳达庆祝一个特殊的生日。泰碧见人就说：“妈妈40岁啦！”那天正好是我开始第3期化疗的日子。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就为了积蓄体力，希望晚上参加生日晚宴的时候能挺上几个钟头。晚餐结束后，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卫生间，让服务生在给琳达准备的巧克力蛋糕上插一支蜡烛。但是当蛋糕被拿上来的时候，却没有蜡烛，我差点当场扑向那个服务生。他赶忙道歉，奔向后厨，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块柠檬冰糕，上面插着蜡烛。琳达屏住呼吸，准备一口气吹熄它。在我印象中，这是第一次没人问她许了什么愿望，因为那答案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我们每个人都许了同一个愿望。

我的骨癌确诊已经有3个月了，全家人新的生活模式也逐渐稳定下来。手术前，按计划需要用顺铂和阿霉素完成4期化疗，我已经完成四分之三了。每期化疗里，我都有差不多10天要被折腾个半死，但总归是逐渐适应了那些身体不适、筋疲力尽和混乱不堪。初期检查结果表明治疗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肿瘤已经缩小了近三分之一，血液中的危险指标也逐渐恢复正常，我的行动也自如了些。向来谨慎的肿瘤医师终于大胆了一次，告诉我：“你战胜了肿瘤。”主刀医师也说：“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话虽这么说，但这两位医生都建议我做好继续迎战的准备。在未来的治疗中，我的身体状况可能不会像现在恢复得这么快，依然随时可能出现并发症，而且手术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很高兴能在我的常规治疗药物中加上第三种更强效的试剂。这个月我将开始使用高强度的氨甲叶酸。（提问：为什么化疗药物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是童话里的坏蛋？就好比：罪恶的八脚章鱼“顺铂”被打倒了，现在邪恶的“氨甲叶酸”又在威胁着这个城市……）氨甲叶酸需要每周用一次，而不是三周一次，因此手术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安宁。

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

应该说，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结婚后，我第一次如此形销骨立，头发掉光了，还得拄着拐杖。这周我感冒了，康复过程用了以往3倍长的时间。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低声跟自己抱怨着：“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然后，我做了个梦，见到了自己死后这个家的样子。梦中我走进办公室，发现别人孩子的照片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忍不住低声尖叫起来，被吓醒了。

我们的问题还带来了另一种不太常见的挑战。正常来说，人到了我这个岁数，就得开始操心父母衰老的问题。谁也不爱提衰老和死亡，但我们迟早都得面对，实际上，我们中的一些朋友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然而，当一个重病的人上面还有4位长辈时，比如我——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还在，疾病就打破了自然应有的规律。那种感觉无法言表，尤其是父母们搬过来照顾我们的时候。

我不止一次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妈，有时候是因为她拿哄小孩子那一套对我，有时候是因为她突然过分关心我的胃肠蠕动和性生活。（不，我暂时还没考虑过顺铂是不是会抵消伟哥的作用，谢谢关心。）有一次我还对岳母大吼了一场。那次她打电话叫人来修客房的空调，结果发现问题是她根本没打开开关！说实在话，我们现在需要父母的照顾。老人家为了帮我们照顾伊甸和泰碧，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对此，我们心怀感激。但同时，为了双方的情绪考虑，我们也在试着制定一些新的家庭守则。

琳达呢？这段时间以来，她的生活算得上是糟透了：每天不是和保险公司斗争，就是夜以继日地在医院里照顾一个连头都动不了的丈夫。每天，我总是睁着眼睛发呆。琳达老是说，“亲爱的，看着你这样我真难过”或者“这不该发生在你身上”。但这并不能让我好受点。几天前，我正在例行公事地进行倒霉的入睡仪式：先要放下拐杖，把睡裤和内裤褪到脚踝，轻轻坐到床上，把睡裤和内裤从右脚上拉下来，然后再小心地用双手把左腿抬高，同时抖动左脚把裤子踢下来。之后再用同样的方式脱掉上半身的睡衣。这本是日常生活里再简单不过的事，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种可笑的复杂过程足足要花一分钟，简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侮辱。

琳达发现我的脸色不对，体贴地问我：“出什么问题了？”

“我活着就他妈的是个问题！”我的脾气爆发了，然后意识到自己真是糟透了。我把琳达揽进怀里亲了亲，说：“亲爱的，我正在毁了你的人生。我太对不起你了。”

尽管生活充满了这样的苦痛折磨，最近几周琳达还是想办法开心了一下。她领孩子们回了趟位于科德角的娘家，又去了泰碧岛上的婆家，让女儿们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她的朋友们准备了纸杯蛋糕和按摩推拿为她庆祝生日。接下来的几个月，琳达计划去加州、阿根廷和迪拜做短期旅行，这会稍稍增加我们的开支，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与此同时，女儿们的状态也很好。偶尔有小波动，不过整体来说，她们慢慢长大，应激状况也逐渐减少。今年8月，两人还在海边自学游泳，快乐无比。每天，两个孩子欢蹦乱跳、声情并茂地唱着《音乐之声》中的一段曲子，“我芳龄16，很快17”。她们还没准备好面对“满是男人的世界”。她俩沉浸在阅读中，还经常纠正我和琳达的拼写错误。

几周前，在一次定期举行的午后茶会上，我们有过一段小插曲，有位朋友问紫色控（伊甸）和粉色控（泰碧）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伊甸多年前就偏爱紫色。一如既往，她回答说：“紫色和彩虹条。”泰碧以前是喜欢粉色的，但她突然变卦了，竟然也跟着说：“紫色和彩虹条。”有那么一会，好像连时间都凝固了，就好像《圣经》中《约书亚记》里上帝让太阳月亮都停住的那个时刻。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正在见证一个一生一次的转变，就像可口可乐更换配方或是柏林墙倒塌一样，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琳达正要举杯，庆祝泰碧终于长大了。我爸插话说：“泰碧，你奶奶刚给你买了一整套粉红色的毛衣、大衣、手套和滑雪服，价格都快赶上你的大学学费了。直到春天来临之前，你只能穿粉红色，要不我可就生气了。”就这样，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

那么总体来说怎么样？

和癌症同床共枕已经几个月了，我依旧觉得待在家里要比外出容易得多。在家里，大家都知道我生病，更安全点。有时候，我开车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望着身边的行人，经常会想到：“这个人没得癌症。那个也没有。”看着那些匆匆忙忙的人对此毫无感觉，我的心头忍不住涌起一阵悲哀，甚至是气愤，我真想大喊一声：“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就像最近有人告诉我的：“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把枪，只是我们都忘了。”至少，今年，我们没法忘记。

和之前一样，从天涯海角寄过来的电子邮件、书信和问候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即使我们正在快速坠向人生冒险的尽头，依然有无数看不见的眼睛在关注我们，并时刻准备像上帝在《约书亚记》里那样，停住我们的时间，为我们争取一线生机。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倘若这封信能让你在忙碌的一天里停下来思考几分钟的话，那么就请去采取行动吧，那些曾给我们家带来安慰和支持的举动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改变的。周末给很久不联系的老朋友写封信。找到那些你曾经亲吻过甚至是吻别了的故交。想想那些尘封已久的愿望。

或者，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10　梦想爸爸：大卫的墙

忽略那面墙。当然，你可能会时不时地遇到阻碍，那就拆了它，跨过去。你总能找到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你承认它的存在，但你要超越它。

我第一次见到大卫·布莱克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的蓝丝绒安乐椅上，眺望着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熨斗大厦。他身高一米六左右，气色不错，穿着牛仔靴，正搓着手，眼神中有一种热切的渴望，像一位正要施法的巫师，也像准备偷袭的猫鼬。总体上说，大卫看起来既可爱又凶猛，惹人怜爱，也有本事干掉一条眼镜蛇。

时值写作生涯的第6年，我到了瓶颈期。尽管我已经出版了3本书，但看起来似乎依然没办法以此为生。最后，在绝望之中，我和婆婆妈妈的原经纪人解了约，去寻求新的帮助。那时候人人都向我推荐大卫，说他可能有办法。他办公室墙上贴满了一排排由他经手的畅销书名单，还有一群在他的帮助下正冉冉升起的作家新星。大卫是个足球迷，爱锻炼健身。除此之外，他还有点东西是其他备选的经纪人比不了的：他是个男人。

很快，他就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我刚进来，屁股还没沾到凳子，他就对我1.87米的身高做出了挑战，说：“我要有你那么高，早进NBA了。”

爱做白日梦，听起来不错。好胜逞强，那更好了。

尤其是对一个经纪人来说。

没过几天，他开始打电话刺激我，说我失败的原因是圆梦的路整个就走错了。对一个已经撞到南墙的梦想家来说，这简直就是魔咒。我当即就和他签下了合约。

不过，我仍然在想：怎么才能翻过这面墙呢？

“爸爸军团”带给我的惊喜之一，就是逼我把原本说不出口的那些话表达出来。它推动我与最亲密的朋友们促膝长谈，亲口说出他们对我的重要性，请他们成为我女儿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治疗进展，手术日期一天天逼近，“爸爸军团”也初见雏形。杰夫每日寄来的明信片都堆在我的床头；马克斯半个月一次的电话变成了每周3次。在邀请这些男人进入我人生最私密空间的过程中，我们加强巩固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纽带。

由于“爸爸军团”，我们不得不坐下来探讨生活，我开始发现这些男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男性特质，对我爷爷那代人来说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我爸那代人和自己最亲近的老伙计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我们这些男人不仅会定期聚在一起聊天，谈的还都是以往女性杂志和八卦周刊才有的内容：孩子、感受，甚至是身体状况。

在我的朋友中，最能体现这种现代男性全新特质的人，就数大卫·布莱克了。大卫既是个传统的硬汉，也是个具有女性特质的现代新男人。要说他男人那一面嘛，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以“嘿！混蛋！”打招呼。他超级争强好胜，总是没完没了地称赞没人听过的冷门葡萄酒。他甚至给自己买了辆敞篷跑车当50岁的生日礼物。实际上，他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没耐心：才49岁他就买了！

作为现代新男人，大卫也有女性化的一面。他会为了去给少年棒球联盟当教练而早早下班，也喜欢拥抱别人。朋友出事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打电话来；倒霉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会确保一切安好再最后一个离去。他还会烘焙点心。有人问我，邀请大卫加入“爸爸军团”的时候他是不是哭了。我回答说：“大卫？你找他一起去散个步，他都会感动地掉眼泪。”

大卫这种混合复杂的人格特点，部分来源于他儿时对体型和体重的自卑感。我问他小的时候长什么样。他说：“我小时候比较蓬松。”我问：“蓬松是什么意思？”他答得很快：“就是胖呗！”

大卫出生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他父亲希勒尔·布莱克在威廉·莫罗公司当编辑，负责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瑞格那德·达米瑞尔的《白人郊区大作战成功：新泽西州蒂内克市的传奇故事——全国第一个投票表决是否建立统合学校的城镇》。他父亲对这个近郊小区极感兴趣，于是决定举家迁入，那年大卫正好8岁。

“因为我爸是编辑，所以每周五会在家里工作，”大卫说，“我总是让他出来陪我玩，他总是以工作为理由拒绝。他就坐在那些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旁边听歌剧。他永远不会出来陪我玩，因为这个缘故，我从小就讨厌歌剧。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他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喜欢书籍的吗？

“我尊敬爸爸的工作，但自己并不想做那个。我想当自己的老板。小时候，我想要一台立体音响。父母说只要我自己赚到钱就可以买。于是我开始骑着自行车送《卑尔根实录报》。几周后，妈妈开车看到我，说：‘你爸和我讨论了一下，决定给你买音响了。’我说：‘妈，你还是做你的事去吧，我还得送报纸呢！’”

大卫的独立自主——有时简直就是顽固，成了他的个性标签。21岁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以自己的顽固对抗孩提时的噩梦。“那时候我在梅西百货工作，”大卫说，“不知不觉胖了不少。于是我开始跑步。从4月到10月，我瘦了整整36斤，还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正是那件事造就了现在的我。因为它让我明白，只要我下定决心，就无所不能。它让我想起了送报纸的经历。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实现它。什么也阻止不了我。”

即使是他的父亲也不能。

“马拉松比赛，我跑后半程比前半程还快了半个小时。”大卫说，“到了40公里的时候，我爸冲到路上来，高兴地看着我。我看了他一眼，说，‘别挡路’！说这句话的感觉糟透了，但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属于我的时刻。没人能从我手中夺走。也是因为这个，一周后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婆。”

“你把认识玛丽莎这事归功于马拉松？”我问。

“那时候我自我感觉特好，状态正佳呢。很多男人嘴上不提，好像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材，但我跟你打赌，大多数人心里都在乎得不得了！你总能在街上看到一些大腹便便的家伙，他们走起路来老像在跟自己发火似的。那是因为他对自己不满意。你要是对自己不满意，就不会开心。我将来要把这个告诉你闺女。”

这种新型男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会打破以往男人友谊中的那些界限。大卫以前是我同事，后来慢慢成了朋友；现在我们首先是好朋友，然后才是工作关系。在“爸爸军团”中，大卫是最了解我工作情况的人。而且我们住得很近，所以他也是最清楚我家庭生活的人。我们两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娱乐活动，比如在万圣节相互串门儿，“不给糖就捣蛋”；一起看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大赛”；还有共同庆祝生日等等。大卫和我同一天生日。不过，哼哼，他比我可老上5岁呢。

这种关系有许多优点，比如：工作和生活的无缝连接。如果专业指导你工作的人能理解你的选择对家庭的影响，显然是件好事。不过当然也有缺点：多重关系让你很难抽身。如果出了问题，要摆脱困境也比较难。对这两方面，我都深有体会。

文学经纪人就像是贩卖梦想的人，而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梦想都不会成真。大卫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于理想中的远大抱负和现实里的残酷挫折，他自有一套应对的巧妙方法，这也是琳达和我希望他能与女儿们分享的。大卫能鼓励孩子们树立超乎寻常的目标，而一旦目标定位过于虚无缥缈，他也能将她们适时抽离。

大卫可以教会女儿们如何做梦。

大卫·布莱克与图书结缘，是从纽约一家大型中介代理机构开始的，他那时是送信员。之后他又跳了槽，到另一家公司做了接线员。直到29岁，他才有勇气自己出来当老板。“我小时候，有一天和我爸在前院的草坪上散步。他对我说：‘儿子，爸不在乎你将来怎么过自己的人生。不过你记住，要自己做主。’这句话埋在了我心里头。在公司成立的那天，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现在我是布莱克公司的主人了！’”

“你害怕过吗？”

“以前没有。直到我第一次给员工们发工资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有些家庭的生计都寄托在我这个公司上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的公司靠谱的？”

他眼睛都没眨一下，说：“我本来就觉得它肯定能行。”

大卫身上有一些特质让他在工作上如鱼得水。他的思维是图示式的，没什么耐心，而这恰恰有助于他从一堆散乱的设想中找出某本书的结构来。我在写纳什维尔市乡村音乐家的时候，本想在书里记录5位，大卫劝我缩减为3位。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感觉很灵，这让他想出了许多有创意的点子。有一次，我想出版一本自己在中东地区旅行时的摄影集。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想法，肯定会赔钱。他就建议我让出版商共同承担成本，风险减半，利润均摊。于是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不过，大卫身上最明显的特点，还是情绪化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这也使他能够应对那些有同样问题的客户。要知道，作家们往往都情绪不稳，而且永远自我怀疑。在我们首次会面一年后，大卫开始推销我的第4本书，但他在拍卖的时候犯了个大错，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年的收入。对我来说这是致命一击，对他而言更甚。即使到了今天，他依然称它为“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耻辱”。后来，当我又一次面对事业上的障碍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卫飞过了大半个美国，跑来我家睡在沙发上，发誓要和我同患难。那是我们需要彼此的一种约定。

“所以，当你的书终于成了畅销排行榜冠军的时候，我哭了。”大卫说。

7年后，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在我和琳达首次去见希利医生的那天，大卫赶到我家，帮我提上鞋子，替我背着包，扶着我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到候诊室，陪我走进了那个未知的世界。

经历了眼泪和恐惧之后，在化疗药物侵蚀我的血液之后，在我停止写作之后，我问大卫，这么多年身为梦想的代理人，他学到了什么，他会给追梦的人哪些最重要的礼物？

“信念。相信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相信他们，就给了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可我第一次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我说，“我根本没信心。我已经写了10年，毫无起色。我撞上了南墙。”

“我可没看见那堵墙，”他说，“而且我希望你也看不见。‘忽略那面墙。’当然，你可能会时不时地遇到阻碍，那就拆了它，跨过去。你总能找到一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你承认它的存在，但你要超越它。不管怎样，不要投降，不要在一堵墙面前就屈服了。”

“好吧，那假如20年后，”我说，“泰碧或伊甸坐在你的安乐椅上，说她有个梦想，想开个餐馆、去登山、跑马拉松，或是写本书。可她没勇气：我不行，太难了，我没有钱。你会怎么跟她说呢？”

“我会说，‘让我们坐下来，分析一下可能性’。”大卫回答说，“咱们画一张登山路线图，或者做一个开餐馆的创业计划，或是列一下那本书的提纲。让我们做点了不起的实在事儿。”

这时，大卫的声音中蛊惑和吹嘘的感觉不见了，不再有任何男人随口开玩笑胡闹的意味。他的声音低得好似耳语，仿佛对你的心事感同身受，让人想到多年前那个“蓬松”的男孩儿孤零零站在院子里等待歌剧声停止的样子。他明白一个人信心匮乏的感觉，他懂得一个人渴望某样东西却又得不到的感觉。

“如果她失败了呢？”我又问。

“那我就告诉她，咱们一起找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吧！”他说，“它可能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要的，也不是你此刻想要的。但你可以改变梦想。你可以先换个能实现的。这样，你就能享受成功的喜悦，而不是独吞失败的苦果。以我的经验来说：谁都可以做不切实际的梦，但只有少数人能找到自己有能力实现的那个梦想。”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幸福。”

11　创造回忆

很久以前，我还没得癌症的时候，就给自己和孩子们设计了一个秘密游戏。这是个记忆练习，也是创造回忆的一种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会试着猜测女儿们能形成什么样的记忆。

我们会在沙丘上骑自行车，在后院种花，或者在沙堆城堡上造炮塔，孩子们玩得很高兴。那会儿的她们可能是快活的，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可能暂时摆脱了童年的困惑和迷茫，简简单单地享受了一阵自由。而我对自己说：她们会永远记得这些。这就是将来她们回首人生时对童年的标志性印象。

后来我病倒了，这个游戏的时限就变得更加紧迫。朋友们试着安慰我：“别担心。孩子们还小，她们不会对你的病有多少印象的。想想看，有多少人能记得自己3岁时的事啊？”这些话对我来说简直是起反作用：如果说女儿们将来长大就记不得这几年了，那万一我现在死了，她们岂不是也根本不记得我了？

更让人害怕的是，我现在没法走路，所以能共同创造的记忆也十分受限。没办法领她们出去玩了，我就转向了另一件她们真心喜爱的事——文字。

治疗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把泰碧和伊甸叫到床边，说：“来一个读书会怎么样？”她们欢欣尖叫着冲出去，又抱着一堆喜欢的书跑回来：《芭蕾小精灵》《软糖组合和大舞会》《雷克斯宝库》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是我想象中那样生气勃勃的图书馆：孩子们咯咯笑，模仿着戏剧化的腔调，表情专注，还有一阵又一阵的欢呼。这些书可不是简单哄孩子的，而是我们父女之间沟通的桥梁。

读着读着，我合上书宣布：“孩子们，我要和你们说点事儿。”我的声音变得伤感而急切，“你们要是能坚持读书，就会永远开心快活。”她们点点头，重复了我的话，然后又开始读起来。

忽然之间，一种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就是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她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当她们将来和男朋友躺在校园草坪上回顾各自生活的时候，她们会想起这个。

我开始泪眼婆娑。癌症总是让人与泪水相伴。不过，游戏时间要结束了，所以，我努力想再次引起她们的注意：“谢谢你们今天和爸爸一起度过美好时光。记住——”

我看着女儿们，希望她俩重复我刚才说的话。我想让她们告诉我，刚刚我们的互动和沟通很成功。我想让她们告诉我，会永远记得我。

“如果你能坚持读书，”我开了个头，泰碧接着说：“就总会很聪明！”

啊，可不是！

我大笑起来。

记得女儿们出生后的几个小时里，初次做父母的我们简直忙疯了。开始的几天，我们的世界就围绕着不下奶的乳房、两张总是要吃饭的小嘴和满地尿片打转。最大的挑战并非睡眠不足或是给孩子拍嗝，而是如何以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姿势同时给两个新生儿喂奶。琳达如果一个一个地喂，就根本没时间睡觉。如果她“两个球”都用上，就得把孩子一边一个夹在腋下，像是橄榄球比赛里过于心急的带球后卫。说实话，这两种方法都不怎么样。结果第一周里，两个宝宝一个被饿着了，另一个没扶住掉地上了。儿科医生开始为我俩的笨拙而担忧起来。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尴尬的姿势解决了问题。喂一次奶需要3个成年人的共同协作。琳达负责提供食材，剩下两个一人抱一个娃。同时，我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表格，详细记录每个孩子吃了什么、吃了多少、大小便如何。几周之后，我给一桌朋友讲述这段探索的经历，提到了我们俩给孩子喂奶的艰辛。“你们俩？”一位母亲纠正道，“你意思是说‘你老婆’吧！”

“不！”我坚持道，为那些被忘却的爸爸们力争一席之地，“我是说‘我们两个’！”

然后我就讲了一回自己当“烈士”的故事。有次外出，为了让女儿们吃奶，我不得不跪在副驾驶车门外，用后背挡着瓢泼大雨，以向上帝献祭的姿势，将她们托到琳达身边。“要是日后我哪个闺女说讨厌爸爸，我就重新摆出这个姿势给她们看看！”

不过，除了这位母亲，别的妈妈们压根儿没搭理我。

终于保证了女儿们的饮食供给后，我们开始考虑她们的成长问题。一开始，我俩最担心的就是语言问题。因为是双胞胎，别人都爱问：“她们有自己的语言吗？”双胞胎语言或自解语症，意思是说她们形成了一种只有彼此才懂的语言。别人告诉我们，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般来说，孩子学习说话是从模仿身边的人开始的，而双胞胎彼此相处的时间比父母要多。而且，大人在和双胞胎说话的时候，也不会面对面地说，而是经常把两个人当成一个整体对待。

于是我俩整天忙着教孩子说话。拼读发音是我们的重点。别提什么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了，我们可是有两个小“元音”要学说话呢。不知道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训练的作用，反正效果不错。孩子们会走路之前就会说话了，1岁就会背字母表，18个月就抢着看菜单和商品名录，2岁半的时候就喜欢用玛丽·波平斯的腔调背苏斯博士的童话故事。她俩打架闹脾气的时候，我和琳达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希望她们少动点口：“别聊了，快睡觉！”什么自解语症啊？我女儿爱说话着呢！

不过，一有外人，她们就顿时变了个样子。门铃一响，这两个小话痨就立刻演起了默剧。为了帮她俩克服害羞，我和琳达列了个用在客人身上的问题清单：你生日是哪天？早餐吃什么了？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终于有一天，她们向客人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最喜欢哪个迪斯尼公主？这时我们知道，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新的游戏叫做“小记者”。这需要在机场花一天的时间，我会和女儿们保持一点距离，远远望着她们数候机厅的椅子，辨认指示牌的颜色，或是向跨越时区的行者询问他们的故乡。最后，她们要向我汇报，得像记者播报节目一样，报上名字然后说说自己的发现。

在教女儿们用语言表达意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小时候每晚都要玩的游戏“坏与好”效果最佳。在我家，共进晚餐是一件神圣庄严的事。下午我和兄弟姐妹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6点一到，就必须去吃晚饭。每天晚上我们都重复同样的过程。一位事先选定的主持人会轮流询问每一个人：“今天你遇上了什么倒霉事？”我们的父母也会如实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他们脆弱的一面，生动地教育我们如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唯一不容置疑的硬性规定是：“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下一轮问题正好相反：“今天你遇上了什么好事儿？”我们后来都记得，做什么都要选择以积极的态度结尾。总体来说，这个游戏本身有着不容抗拒的结构特点，可以营造亲密感。

我们刚开始和女儿们玩“坏与好”的时候，她们并没有领悟游戏的规则。她们会重复我们大人说的倒霉事，比如“我没睡好”；或是彼此模仿，比如“我和她一样”。然而渐渐地，她们开始自信起来，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姐姐偷了我的小皇冠”或是“妈咪陪了我们一整天”！这个游戏开始带有她们的个性特点。它也让孩子们明白，即使是成年人，相互交流时也可能会有困难，往往会意见不同。但只要学会不去揭对方的伤疤，彼此保有不同意见的交流也是没问题的。

而当我们自己没有身体力行地去遵从这些道理的时候，就出现了令人大吃一惊的结果。

整个秋天，我都在进行高强度的化疗，身体情况开始恶化。掉体重和流眼泪一样迅速，免疫系统也日渐衰弱，眉毛和眼睫毛像秋天的叶子一样凋落。更让人沮丧的是，我开始隔三岔五地住院。有时候忽然之间就得住个5天。早上，我可能只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到下午就烧到近40℃，被强制送到紧急护理中心。由于血液中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已经跌至谷底，我根本没办法抵抗伤风、流感、肺炎和许多学龄前小孩容易得的季节性传染病。事实上，我每样都染上了，全家人不得不买了一大堆口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重大的决定就是对女儿们隐瞒了我的去处。公平点儿说，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女儿们还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地方，而我也不想让她们担心。

事实上，这其实是个巨大的错误。

11月初，我在医院住了5天后回到家里，又开始承担起给女儿们讲睡前故事的职责。最近几个月，我们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让她们说出两件东西，由我将其编进故事里。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因为这样每天晚上都有挑战性。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锻炼自己讲故事的技巧，这可比研讨班都有用。女儿们也喜欢这个游戏，因为她们能参与到故事里。泰碧通常想要听有关粉色的故事，而伊甸则要求故事里得有两个穿裙子的小姑娘。

从医院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问孩子们想听什么样的故事，泰碧说：“要有粉色的青蛙和草莓冰激凌。”伊甸说：“和两个没有家的小姑娘有关的故事。”

啊哦！

第二天早上，伊甸发了一顿脾气，我把她领到她哭泣时候常坐的椅子上，问：“为什么会提到两个没有家的小姑娘呢？你有家吗？”

“有。”

“家里都有谁呀？”

她指指我，然后又说：“妈咪和泰碧。”

“你有时候会害怕自己没有家了吗？”

她点头：“嗯，你和妈咪不在家的时候。”

我几乎不想再问下去：“爸爸上周末没在家，你害怕吗？”

“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伊甸说。

她用了4个“非常”。

我的心一沉。那天下午，老师打来电话，说：“小姑娘们这些天有点儿焦躁。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吗？”于是，当天晚上，我发明了一个新游戏，名字叫“爸爸问问问”。

伊甸是第一个来的。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解释了爸爸不在家是因为去了医院。那里的医生把爸爸照顾得很好。继而我又问她有没有什么关于医院的问题。

“你在哪儿睡啊？”她问。我解释说那里有床。“疼吗？”“不”。

轮到泰碧的时候，小家伙很有探索精神。“医院里的人会怎么对待你皮肤下面红色的部分啊？”“他们怎么能看到你身体里的东西呢？”“如果他们把你钻了个洞，那怎么合上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在哪儿吃饭？”我告诉她医院里有个餐馆，这时她突然活跃起来。“爸爸，咱们聊太久啦！”然后她冲出屋子，喊着：“伊甸！伊甸！你知道吗？医院里还有餐馆呢！”

她跑出去以后，我意识到之前自以为是隐瞒病情来保护她们的决定有多愚蠢。更糟的是：我自己都忘了要求女儿们遵守的原则，说出来！显然，在我跟女儿们说清了自己的行踪后，她们的焦虑也就随之消失了。

我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段箴言，那是《圣经》里《创世记》的开篇。在秩序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混沌。在光明出现之前，处处都是黑暗。然而有什么力量能够征服混沌和黑暗？上帝用什么创造了世界？

用语言。

12　手术

— 2008年12月1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这几周，布鲁克林风雨交加，像是极地寒流过境。为我们后院遮阴挡阳的高大枫树也落光了叶子。白天变短，我们住的褐砂石楼房开始供暖，让我们见识到了冬季的悖论：窗外的树枝光秃秃的，照进屋里的阳光反而多了。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我在列清单。第一个清单记录了身体上所有疼痛或有毛病的部位。列到30个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只好到此为止。第二个清单记录了最近几周里流泪的次数。其中几次是收到了坏消息，至少有一次自怨自艾；还有一回是想到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而心碎；也有一次，是听说朋友治疗五年后终于摆脱了癌症，星星点点的希望之光让我忍不住泪盈于睫。最后一个清单是当天我想去的地方，我写了很长、很长。

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我人在医院。

一直以来让我们提心吊胆的问题还是来了，手术前的最后几个月困难重重。当时我正处于化疗的中后期，出现了最强烈的药物反应。首先，耳道感染。然后，有两次我不得不紧急入院接受治疗：一次是肾脏中甲氨蝶呤含量超标；一次是血液中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几乎降到零，免疫系统大崩溃。这两次大发作之间仅仅隔了3周。

医生认为这些状况是治疗的必然结果，并非病情恶化的表现，但是这些也证明：化疗确实已经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同时，在布满静脉注射针管和类固醇药物的癌症病房待4天，对身体和精神都是双重的巨大挑战。我告诉琳达：“没人能想象得到这到底有多糟！”

不过我还是挺过了这种不愉快，为期4个多月的化疗终于接近尾声时，我很兴奋。手术前，医生给我放了几个星期的假，让我恢复一下攒点体力。手术安排在12月下旬，希利医生计划进行听起来带些科幻色彩的创新治疗。他将在我肿瘤着床的左侧股骨上切除20厘米左右，然后换上钛制成的假肢，同时他也将切除我大腿上已遭癌细胞侵蚀的肌肉组织。

整形大夫比巴克·马尔马拉会切除我大部分左侧腓骨，这部分骨头属于外侧，不承力，无需安上替代物。他将把切下来的这部分腓骨接在我剩余的正常股骨上，将它与钛假体固定在一起，之后将腓骨的血管重新接到我的大腿上。整个手术的构想是把无机的钛假体与有机的腓骨混合在一起，使手术后的腿部结构更加牢固。这种手术相当罕见，希利医生说他也只做过两台。上次还是他担任纽约喷气机橄榄球队医疗教练时做的，纽约人大概都知道，喷气机队今年的表现棒极了！说明这是相当值得的！

手术完成后，我要住院进行几周特别护理，然后再重新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化疗。这段化疗结束后，我的身体功能将基本丧失，无力活动，需要开始物理治疗。就像我从7月起一直提到的那样：治疗要花掉整整一年的时间。

那么总体来说怎么样？

我充其量算是勉强应付。最近有几次感觉艰难的时候，我曾想过会不会是生理上的衰弱引起了情感上的敏感变化。身体越是虚弱无力，我越感到痛苦，尤其是精神上。几周前我住院的时候，岳母晚上打来电话，说女儿们好像是因为爸爸不在而闷闷不乐。放下电话，我捂住脸大叫。“原始呐喊”这个说法很确切，有些恐惧自古就扎根于我们的灵魂深处。

而且，大部分时候我们依然不得不直面各种打击，调整看问题的视角，并降低我们的期望值。尤其是琳达，有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承受着夹板压力，医院病房里的丈夫生命垂危，家里还有一对才3岁的小女儿需要照顾。她取消了各种国外出差，在化疗病房用电话参加公司的会议，还要和我死一般的沉寂作斗争。

我一直不确定应该和亲戚朋友们讲述多少自己的痛苦，要知道，为了照顾我，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一天晚上，琳达躺在我身边，说我应该多说一些自己的情况，让她和我共同分担。我说我保持沉默都是为了保护她。但琳达坚持要听，我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了些病痛和不安。她听了以后担心得要命，一连两天都没睡好。看来，斯多葛主义确实还是有优点的。

不过，今秋一些意义重大的日子，恰巧都赶上了我精神还好的时候。重中之重的莫过于琳达所在的非营利组织每年例行的募捐会，每次募集到的资金都会被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里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这个募捐会一向工程浩大，像是我们每年都要重新举行一次婚礼：黑色正装，500位来宾，复杂的座位表，各种敏感的人际关系，还有高难度的祝酒辞。

今年让人压力更大的是，在晚宴即将开始前三天，我又被送进了医院。幸好在最后一刻，我的骨髓重整旗鼓，再加上病后体重降了不少，这才得以挤进自己当年的婚礼礼服（那时候可是量身定做的）。那天晚上，我甚至丢下了拐杖，坚持履行了我身为“第一先生”的职责。琳达在台上精神焕发地总结了这一年来的工作成果，组织主席小埃德加·布朗弗曼也赞扬琳达在面临个人困难的时候依然完成了令人瞩目的工作，此时，和我一样，屋子里很多来宾都热泪盈眶。

晚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但也为将来的日子埋下了危机——我指的不是募集资金，而是赶时髦。如果说这么多年担任老公这个角色，让我有了一点点心得，那就是夫妻间要有一定的约定和准则。要想婚姻幸福，我的建议是——有些事儿最好别问。比如老婆的晚礼服，别问从哪儿买的，看起来怎么样，更别问花了多少钱。

以往对这件事，我乐于做个甩手掌柜，但今年终于感觉到老路子可能行不通了。看到妈妈的全套打扮，女儿们兴奋坏了，闹着也去北面街上的“华丽女王”店里做了指甲。我的西装革履似乎让她们更激动。但就在我准备出门去参加晚宴的时候，两个小孩儿喊起来：“明年我们也要买晚礼服！”啊哦。多米诺效应。先甩手不管，结果还是得管。

从全局来看

你能看出来，癌症并非线性发展。我们的生活也随着病情的变化摇摆不定、难以预料，充满着困难、压力、快乐、骄傲、欢笑和精疲力竭。我们一边在探索人生的哲理，一边在忙琐碎的家事。最近有人问我，在度过了前一阵的“苦日子”后，是否就连化疗带来的短暂“好时光”看起来也突然显得美丽而充满希望。也许吧，不过这种时候通常我都忙着疏通水槽呢。

说到这里，要向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致谢，是你们几小时、几天、几个周末的陪伴让我们熬过了那段难关。尤其感谢萨瓦纳全日制学校1983届的同学们，谢谢你们在同学会上专门腾出时间为我带来如此美好的祝愿。同时，很感谢大家寄来的营养品、娱乐消遣、桥牌和祈祷。请原谅我们无法一一表示感谢，请相信我们已经在脑海里说了无数次谢谢，请相信我们能感受到你们的支持。

患病这5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学着习惯每天无法预测或安排自己的感受。我的座右铭已经变成了：“不找借口，不必道歉，不做计划。”如果有谁给我做了一碗鸡汤汤团，但我却想吃腌洋蓟配奶球，那我会选择后者。如果有谁从哈萨克斯坦飞回来，取消了和纽约市长的重要午餐就为了见我一面，而我却想睡个觉，那我就去睡觉。没有什么比想干嘛就干嘛更开心的了！

假期就要到了，今年的心愿清单比往年都长，因为包含了所有我们想要感谢的人和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要找出时间与名单上的人分享这个清单。最近我和一个满周岁前就失去了父亲的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她最想要的就是爸爸亲笔写的信。她姐姐有一些，可她那时候还太小，所以一封也没有。因此，她每年都会抽出时间来，给每个孩子写封信，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言语能比这封信更适合表达对大家的节日祝福。因此，在这个焦灼和希望并存的季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心中充满爱。

最后，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13　老朋友爸爸：本和我俩的小蝌蚪

自我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他便与我并肩相伴。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他总会回到我身边。两个像小蝌蚪似的男孩在河沟里学着长出胳膊和腿来，跳进这个世界。

从记事开始，我就在脑海里建了一个不知道该叫什么好的存档名单。列在这上面列的都是那些在紧急情况下能赶到我身边的人，不论什么情况，不问任何问题。如果我有了麻烦，只要给名单上任何一个人打电话，他就会跳上飞机赶过来，保释我、借给我钱，或是握紧我的手支持我。每一次回顾这名单，有个人总是高居榜首。

多年来，这个朋友一直在我身边，大概自我尚未记事起就是如此。他是那个住在街角的朋友，午餐时会坐在我旁边，安慰我说某个女孩的确对我有意思。他是那个会用世代保密不外传的甜馅饼食谱跟我交换最简单的米兰饼干做法的朋友。他帮我完成了那个了不起的风火轮赛车的弯曲轨道，我们就像飞车天王埃维尔·科尼维尔那样，操纵着模型车冲下楼梯，绕过他妈妈的古董橱柜，甚至还飞过了马桶。如果我们不是后来被狗撞翻了，这段表演估计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是这样一个朋友，我从来不会忘记他的生日，到现在还记得他家以前的电话号码。不管他又长了几斤肉，添了多少白头发，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他在我眼里永远是8岁。

他是这样一个朋友，我们两个除了一起长大，就根本没什么相似的地方。

可当我病倒的时候，他是那个我必须打电话通知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朋友总是和你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时甚至无法用任何客观理由解释。我心情最糟糕的那个周末（在医院过生日那天），也是他人生的低谷。他高中时的女朋友，也是和他结婚20多年的老婆，也是他两个孩子的妈，亲口对他说：“我要离开你。”

他是这样一个朋友，怕我担心，选择独自承担，这件事他直到6个月后才告诉我。

本·爱德华兹在我二年级的纪念册上写道：

布鲁斯，暑假快乐平安！我可能会去海边看你！！！！！你人真好，又善良。爱你的，本。

三年级时他加上了我的外号，省略了“爱你的”。

泰迪熊，我喜欢你！本。

到了四年级，他变酷了，直截了当。

海边度假愉快。本。

连一个感叹号都没了！

不过，他每年级的入学照片可没什么变化。他脸上有小雀斑，眼神纯真无邪，留着薄薄的直发，额头上还总翘起一撮头发。他穿着打扮就像个邻家男孩，再加上典型的美式风格，好像是从漫画书里走出来的一样。

本的小城生活来之不易。他爸爸是妇产科医生，在佐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市长大，那儿盛产遭人嘲笑的水果蛋糕，通常只能在汽车服务站的廉价餐馆卖给过路游客。本出生那年，克拉克斯顿市的总人口是两千多人。本的妈妈是附近的布鲁克莱特人，那儿总共只有五百来人。我曾经问过本，搬到萨瓦纳后，他父亲是否适应城市生活。

“我想我爸还是更像个乡下人，”他说，“他最喜欢在院子里干活打发时间，也不怎么稀罕城市里的星巴克、博物馆和美食料理。只要在熟食店买份炸鸡就好了。他也不喝酒，总去教堂。对了！他以前还想开一家加油站，可奶奶非要他上医学院。”

爱德华兹医生（本的父亲）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直到今天，”本说，“他还会搂着我，我也搂着他，我们一起窝在床上看电视。”

但慈父也有严厉的时候。

“记得我哥乔16岁的时候，有一次，”本回忆道，“是周五晚上，我们在客厅里，我爸让乔倒垃圾。乔说：‘嗯，一会儿倒。’20分钟后，我爸进屋又对乔说了一遍。乔答道：‘爸，我说了会倒的！’又过了20分钟，我爸又进来了，说：‘儿子，马上把垃圾倒了，要不我就打你屁股。’乔听了，站起来说：‘爸，我都比你高，你还以为能打我屁股？’”

“我爸一把拉起乔的领子，说：‘儿子，让我告诉你。你可能比我高，但我可有钱雇人打你屁股。所以我建议你赶紧把那垃圾倒了。’说完，他转身走了。乔愣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我去倒垃圾了。’”

与父亲不同的是，本一直都喜欢城市里的各种乐子：美食、好酒、夜生活，还有每年的拉斯维加斯之旅。和父亲一样的是，他也进了医学院，然后和老婆搬到了孟菲斯和圣弗朗西斯科。可他一直忘不了南方的大家庭生活和甜茶。

“我觉得吧，南方人有一种真诚坦率的善意，”他说，“我不是说北方人不好。如果你坐在加州的酒吧里，会觉得周围的人也挺和气的，但并不是那么坦率直爽。可如果是在佐治亚州，你当晚在酒吧认识的人可能就会送你出门，他也许是要开车把你送回家，也许是要邀请你参加明天的烧烤派对。”

“那是为什么？”我问。

“那儿生活节奏慢，”他回答说，“没有那么多人急着想……赢。”

“除了橄榄球。”

“那玩意儿你最好给我赢！”

我告诉他，自打我病了之后，萨瓦纳给了我许多感动。我们的同学、家长，哪怕是当年不和我们这些小孩子玩的校园风云人物都突然组成了统一战线，尽力伸出援手，帮我们这个远离故乡的家庭重整旗鼓。

“这就是南方人的特点，”本说，“忠实，真诚，重视友谊。”

而这些也是我希望本能传递给我女儿的优秀品质。他能告诉你追本溯源的重要性。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让故乡陪伴在你身边。无论你活了多久，都能让故乡的回忆永不褪色。“你爸爸从这个地方来，”他会告诉我的女儿们，“你们也一样。”

本会教孩子们怎样去刻下自己的回忆。

我们之间的友谊始于5岁。“我记忆中对你最早的印象，”本说，“就是我们拉着手，一起去幼儿园。”他记得我们在后院玩过的橄榄球比赛，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为他出头。那时候他觉得莎朗·斯塔布暗恋他，可是查尔斯·舒瓦茨说没这回事，还让本欺负她。

不过他记得最清楚的事，也是最感人的。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总是躺在地毯上读书，”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挖了鼻屎后放进了嘴里。大家都在笑话我，但你不动声色，说：‘本，大家都在看你挖鼻孔。’我抬头，看见大伙儿都指指点点笑翻了天。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每个人都取笑我，但你一个字也没提过。”

“35年了，你就记得这个？！”

“你最好的朋友挖鼻屎后放到了嘴里，可这毫不影响你对他的态度。这就是忠诚。”

我问他，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认为我们是朋友？

“一开始是因为住得近，”他说，“后来时间一长，就有了相同的兴趣，不过我们倒没什么竞争意识。显然，你更有艺术细胞，喜欢戏剧什么的。而我的体育比你好。可你做什么，我也做。我做什么，你也做。哪怕并不那么喜欢。”

不过，即使我们拥有再多的共同点，彼此之间依然有天壤之别。在种族问题解决后，那是当时美国南方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了。

本是个基督教徒，而我是个犹太人。

聊天的时候，本有好几次暗示了这事。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家里的饮食和别家不同，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家周五晚上会点起蜡烛喝红酒。

可是这样的差异却将我们联结得更紧：每年12月，我都要去他家帮着装饰圣诞树。我喜欢其中的仪式感，彩灯、小天使，还有被接纳的感觉。在我得癌症后，本的妈妈写信给我，信有一个美好的开头：“当我看见本的时候，就想起你。你们是很棒的团队。”以一个问题结尾：“你还记得帮我们装饰圣诞树的事吗？”

与某些犹太人不同，我家一直没有圣诞树。到现在，我和琳达也不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与爱德华兹一家共同装饰圣诞树的经历为我后来的信仰打下了基础。本也觉得这件事从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人生。

“如果你问我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他说，“第一条就是，能和与自己不同的人交往。我不是说我是完美的。在大学里，别人相互捉弄的时候，为了不破坏气氛，我偶尔也会配合他们说两句玩笑话。不过，我总是乐于接受这个世界的多元化。不管你是黑人、白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同性恋还是变性人，对我来说都一样。”

“你从哪儿学到这个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在和你们家的交往过程中学到的。我不是把功劳都记在你身上，不过你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你家和我家差异实在太大了。表面上看起来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但背后的文化传统却全然不同。那差别就像是甜馅饼与米兰饼干。我家喜欢开玩笑找乐子，而你们家则更严肃、更具艺术范儿、更有抱负。”

“记得有一次，你说我是你眼中典型的美国男孩，”他接着说，“确实，我上了大学，有了工作，和高中的女朋友结婚，”他顿了一下，“现在要离婚了，我想我是越来越符合你的标准了。”

“但是说真的，你家可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一家都和我想象中的南方人不一样。可能就是这种文化多样性改变了我，并最终成了我心中衡量当代美国人的标准。”

接下来，本给我讲了个我从没听过的故事。高中毕业后，本去了佐治亚大学，加入了一个兄弟会社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和兄弟会里的哥们儿讨论纳新。“当时我和两个认识了一年的家伙坐在一起，其中一个说：‘可那是犹太人，我们真的要招犹太人吗？’可能我很傻很天真，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掉份儿的话。‘你怎么说这话呢？’我问。‘啊，你知道的，他们和咱们不一样啊。’那人接着说。我决定让他开阔一下思路，就说：‘你怎么知道的？说几个你认识的犹太朋友。’”

“最后，我们投票决定让那个犹太人入会。”

和我一样，本也有失去的一年，比我还早几个月。那天上班时，他堂兄罗尔打电话找他。以前住李将军大道的时候，罗尔家与我家只有三户之隔。他13岁的儿子腿上出现了异常的增生。本是骨放射科医师，看了磁共振结果后，他想，“天哪！这是个骨肉瘤。恐怕是这辈子我唯一见过的一个。”

“然后呢？”我问。

“这孩子会死的。”

接下来的一年，在小罗尔接受化疗和手术的过程中，整个萨瓦纳社区都团结起来支持他，就像他们后来为我做的那样。他们为小罗尔送饭，圣诞节帮着装饰房子。学校里所有七年级的男孩子为了向他表示敬意，都剃光了头发。

然后，就在小罗尔逐渐康复的时候，本又接到了我的电话。

我问他听说我得癌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结结巴巴地说：“和我之前的想法一样。为什么这种灾难总是要落在好人身上。我真是受够了。给病人做切片检查的时候，光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肿瘤是不是恶性的了。人越好，病得反而越重。有些人看起来凶狠恶毒，结果只是一般感染。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却得了胰腺癌。在整个放射科，这是个持久不衰的笑话，太讽刺了。”

“那你的第二反应也和听说小罗尔的事时一样吗？”

“完全一样。那时我想：妈的，我最好的朋友要死了。”

“那么，试着想象20年后，”我说，“我女儿们去看你。她们说：‘你是认识我爸爸最久的人。’你会把她们带到哪儿去呢？”

“这很难回答。我能想起来的地方估计别人都想到了。”他说了泰碧岛和我们的学校。“最后，我想我会带她们到你家后面那条脏兮兮的小河去，就是我们抓蝌蚪的地方。”

“运河！”我叫起来，“我好久没想起那地方了。”

汉普斯蒂德运河其实不太像河，顶多算是条排水沟，里面满是最低等的生物——藻类、蝌蚪，还有调皮的小男孩。说实话，它宽不足两米，不过那时候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亚马孙河。有一年春天，我们决定抓蝌蚪，把它们养成青蛙。我们把蝌蚪放进塑料桶，拿到车库里，准备观察它们长出腿来变成青蛙，不过后来整个车库臭的不行，我们只好放了这些小东西。

“那伊甸和泰碧会从中学到什么呢？”我问。

“那条河就是我们的故乡，”他说，“那地方脏乱差，我们本来不该去的，但是就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做自己。所以，那就是家。”

我忽然意识到他说中了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东西。这个我几乎不了解的朋友，这个我很少见面的朋友，这个总是排在我紧急联系人名单首位的朋友，突然让我明白，我做这名单的目的，其实只是要提醒自己，他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

他就是我的蝌蚪。

自我人生的起跑点，他便与我并肩相伴。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每次我以为一切即将结束，他总会回到我身边，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指给我起点的方向：两个像小蝌蚪似的男孩在河沟里学着长出胳膊和腿来，跳进这个世界。

和本聊天，让我又一次意识到了“失去的一年”所教给我的东西：地域对我的人格形成至关重要，但我却从未正经挖掘过自己祖辈的根脉；生命中的人们对我影响深远，但我却从未认真探索过自己家族血统的延续。我不曾读过祖父的回忆录，不曾问询过父亲的过去，也不曾去了解朋友们的背景经历。我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世界，从不想多问一句。

我是在回避运河。

只有投入过去，我才发现那条河里漂浮着滋养我成长的东西。就像女儿们走过泰碧岛上的小桥时总会唱的那首歌：“你总会了解你的邻居/你总会了解你的伙伴/如果你曾在伊利运河上航行。”

在运河上航行。

照顾好你的小蝌蚪。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好朋友。

14　外祖父的墓志铭

迪博纳科学技术史图书馆位于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一楼的偏僻角落里。穿过茱莉亚·查尔德的厨房展厅和某个《圣经》绘本的展览，就是小小的接待室，我把包锁进储物柜，只身走进那扇玻璃门。

门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阅览室，有6张桌子，配着台灯。墙上挂着伊莱·惠特尼的画像。他毕业于耶鲁大学，1783年搬到萨瓦纳，是轧花机的发明者。不过，我来这儿是为了看看另一位与萨瓦纳渊源深厚的耶鲁毕业生的藏品。

图书室管理员取出5卷本活页装订的图书，封面的尺寸约为22cm×18cm，半透明纸张，用的是老式活字印刷的红黑色墨水和黑色黏合剂。她把第1卷放在阅读架上，我戴上白色棉布手套，翻开了封面。第1页是作者生平简介。

本杰明·S·阿贝斯豪斯博士于1901年2月7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他自纽黑文高中毕业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21年毕业。1924年耶鲁医学院毕业。

接下来主要是我外祖父的职业生涯介绍，里面记录了他在巴尔的摩西奈医院晋升为泌尿科主任的过程，提到他有3个孩子，还写过120多篇学术文章。结束语是这样的：“他有很多业余爱好，比如收集古董和微雕。不过他最骄傲的藏品是这几卷书，里面收集了约9 000篇墓志铭，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墓志铭收藏集，由他和夫人花了30年时间整理而成。”

我不禁颤抖起来。我的名字就是取自这个人，他去世3年后我才出生，于是这些藏品就成了我和这个人能有的最亲近的接触。

我紧张极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可这个对我童年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竟然一生都在致力于搜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告别辞，这不禁让我毛骨悚然。

然而，读下去以后，我着实吃了一惊。恐怖可怕的阴森感觉一扫而空，涌上心头的是一种认同感，甚至是亲密感。

我小的时候，对外祖父的印象就是挂在我房门外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系着浆过的白领带，穿着晨礼服，衬衣胸前还带有装饰性的褶皱，看起来像是准备参加牛津大学的辩论会。他长着胖乎乎的娃娃脸，戴着一副哈利·波特风格的眼镜，头发稀疏，中分，打着发蜡。看起来既像个孩子，天真无邪；又像个成年人，一本正经。如果你让他发言，他会毫不留情地驳倒你；但如果你刺伤了他，他的脆弱和痛楚也会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

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照片中的他所展现出来的脆弱。恰恰相反，我从小就听到人们对巴基·阿贝斯豪斯的各种赞扬，他就像是罗马皇帝，就像是古币上的那些头像，是令人敬畏、充满威严、不可触碰的先驱。我记得有一次向父亲询问外祖父的事。父亲的回答似乎堵死了我所有进一步的疑问，他说：“你外祖父是个伟大的人。”

当然，事实可比这句话复杂多了。

巴基·阿贝斯豪斯幼年丧父，他是9个孩子中的老幺。他们家是从立陶宛的维尔纳移民到美国的，他父亲亚伯拉姆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去世，剩下母亲一人，靠经营杂货店抚养孩子们长大。巴基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他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学校还不允许犹太人住在校内。从医学院毕业后，他搬到巴尔的摩，跟随一位著名的泌尿科医生学习。

在20世纪20年代，泌尿科还属于较新的专业领域，而巴基进步很快。他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从尿道瘤到睾丸手术，再到“异物导致的膀胱发炎”。他还是肾组织染色和肾透析研究的先行者。

与此同时，他笔耕不辍，曾经写过一本通俗历史书，讨论患有生殖器和泌尿疾病的那些历史名人们，包括艾萨克·牛顿和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等等。书名叫做《麻烦的水》——这双关语恐怕只有泌尿科医生才会喜欢，书里还专门探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膀胱结石和拿破仑的尿路感染问题。

鉴于我外祖父是研究男性生殖器方面的专家，因此他对性活动的态度是开放和接纳的，在他那个年代，这并不常见。他收集小于廉，布鲁塞尔那个往水池里尿尿的裸体小男孩的雕像，甚至自己仿造，还聘我那时才10岁的妈妈当模特，在她两腿之间摆上橡胶水管。有一位朋友从欧洲带回来一个小于廉的雕像，他的小鸡鸡完全挺立着。我姥姥卡丽把它放到厨房的水槽边上，每次洗碗的时候就把婚戒挂在上面。

除此之外，我那打着白领带一本正经的外祖父还曾经为一本畅销的性学指南写过导读。那书是1936年出版的，不过我妈直到70多年后才知道这事。那本指南的名字叫《单身的、订婚的和已婚的》，非常畅销，直到20年后仍在再版。它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讨论性生活并享受它。它倡导一个人从单身到订婚再到结婚，性生活是应该越来越多的。那是说你吧，外祖父！

在这本书出版的那年，我妈也来到了人世。由此估计，很有可能外祖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妈已经在姥姥肚子里了。这就像是《回到未来》那部电影里的情节，而我就是那个看到了自己生命起源的主角。也就是说，在大萧条的那段时间里，我那严肃拘谨的姥姥、姥爷的实际生活也许挺多姿多彩的。就像饶舌歌手喜欢说的：“滚床单啪啪啪。”

世界上条目最多的墓志铭收藏集被仔细地分成了5卷。第1卷主要是名人的碑铭：法老、诗人、哲学家和国王等。第2卷是与死因有关的：中毒、车祸、蜂蜇、火灾、电击、坠物、腹泻和上吊等。里面还有单独的一节列出异常死亡方式，比如：“她的死亡方式是……让公车从自己身上碾过。”还有一节是食物致死的，比如：“这个病你从未听过，我是吃了太多甜瓜而死的。”

接下来的1卷收集的是百岁老人、电影明星和醉汉的墓志铭。他根据职业进行分类的方式真是奇妙：钟表匠、运煤工、矿工、驿站车夫、板球运动员、验尸官和火葬工人等等。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以“C”字母开头的一部分！他还收集了一些妓女的墓志铭。

“这里躺的是年轻的夏洛特小姐

处子之身降生

神女之躯离世

她保持了16年的贞操

这是本地区的最佳纪录。”

除此之外，书中甚至还有为寡妇搭桥的：

庄重纪念杰瑞德·贝茨

死于1800年8月6日

他的遗孀，24岁，住在橡树街7号

佳妻良伴，寻求安慰。

最后一篇墓志铭是耶稣的：

“无愧于生命和信仰，

愿上帝赐予他永恒的幸福，

安息于此。”

我花了6个小时从头到尾看完了这套足足有1 500页的收藏集。也许除了巴基和打字的卡丽之外，我是唯一一个了吧。

我对这套书的第一印象是，这是我外祖父一辈子的爱好，但也体现了他对此的迷恋。巴基·阿贝斯豪斯聪慧过人，知识渊博，有一种令我好奇的古灵精怪的幽默感，还有——超强的决心和毅力！罗伯特·瑞普利生前在《信不信由你》中共收集了5 000条墓志铭，而巴基·阿贝斯豪斯收了9 000条。他的工作谨慎细致，一丝不苟。这部收藏集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却缺乏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没有对自己的排序方法进行过任何说明，也从未解释过自己收集这些墓志铭的动机和目的，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由于这套书没有任何内容简介，探寻巴基动机的唯一线索，就只剩下第1卷卷首约一页半的“序言”了。巴基认为，一位医生都能在专业领域之外展示自己其他方面具创造性的天赋，公众们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这些艺术性的墓志铭可以被看成是安全阀，”他写道，“那些一直行走在死亡边缘的人们可以从这里释放焦虑紧张的情绪。浪漫的墓志铭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悲伤和痛苦。”

他的结论是其他人也应该这么做。“做个收藏家，种植个花园，培养个爱好。”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妈也总是这么说。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阿贝斯豪斯定理。

离开华盛顿后，我开车去了巴尔的摩的艾灵顿墓园，我外祖父就葬在那里。美丽的草坪上是一排排朴素的坟墓。在中间的某处，有块灰色拱形墓碑上刻着外祖父的姓氏“阿贝斯豪斯”，下面的基石上写着他的名字和标准的称呼“亲爱的丈夫和父亲”，中间刻着赫尔墨斯的双蛇节杖——医学的标志。

没有墓志铭。

在花费30年的时间收集各种墓志铭的灵感后，巴基·阿贝斯豪斯没有留下墓志铭。也许他还没想好。也许是他离去得太突然。或者像我哥哥说的，他遇到了作家的瓶颈。

不管怎样，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想到了外祖父巴基·阿贝斯豪斯和爷爷埃德温·费勒两人近乎平行的命运。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两个截然不同：一个来自北部城镇，另一个则是南部乡村；一个是学者，收集拉丁语写的墓志铭，另一个喜欢玩纸牌、捕松鼠和钓鱼；一个滴酒不沾，一个连私酿的酒也喝。

但在关键点上，他们的灵魂又是如此相似。两个人都是家里面第一个上大学的，都获得了专业学位，由此使自己远离了最亲近的那一帮亲戚朋友。两个人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创作文学作品，尽管没什么人会读到或听到。两个人都没有参与任何公民或社区组织，比如艺术团、政党和志愿者组织等，尽管这些组织对他们的后代影响深远。

他们两个人都是白手起家，自我奋斗，自力更生。他们两个都是——独行侠。

我能感受到巴基·阿贝斯豪斯的寂寞，他就像是一头狮子，他的呼吸仿佛响在我的耳畔。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那种孤身追寻的感觉。平均每年发表4篇学术文章，出了一本通俗历史题材的畅销书，还有收集墓志铭，应该说，巴基·阿贝斯豪斯把自己整个献生命给了书写和文字。在我妈的印象中，外祖父每晚都坐在书房里，旁边放着3台收音机，1台电视，每个都调到不同的体育台。“无论何时，你只要走进去，”她回忆说，“你外祖父都能清楚地告诉你每场比赛的赛况。”

不得不承认，这听起来很耳熟。估计外祖父如果到了我的办公室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我的电脑上随时开着3个不同的网页，桌上堆着许多书，平板电视还正播着ESPN体育频道。

从更深层的角度分析，巴基热衷于收集墓志铭，是因为他的职业每天都要接触到死亡。他把这种感受形容成“行走在死亡的边缘”。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感受到自己父亲的死亡所产生的吸引力。或许和鬼魂待在一起，可以让他觉得自己和父亲离得近些。

外祖父的这种追寻也让我觉得很亲近，尤其是当我体验到死亡的力量和随之而来的孤独感时，就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他的感受了。或许一个年轻人得了重病的时候，最让他感到不安的就是“自己要死了，而周围人都还活着”的那种强烈的孤独感。

站在外祖父的墓碑前，想到自己生死未卜的命运，我第一次感到巴基·阿贝斯豪斯并非像墙上的照片那样难以接近。他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同样热爱语言，同样要面对生存和死亡，我终于感觉到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一直在那儿陪伴着我。

我似乎听到了两位祖辈共同传递给我的信息：不要消失，不要回避。离开那些报表、记录和工作吧，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已经离去的人。

15　好消息

— 2009年2月3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最近几周里，无休止的风雪包围了布鲁克林。为了化雪，马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撒了盐，结果弄得泥泞不堪。长时间被困在室内，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想更多有创意的活动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尽管身在数九寒冬，但如果你选择在黄昏时分眺望窗外，也会发现日光似乎消失得更晚了一些，这暗示着春天就在前方。

生命中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往往是无法预料的。对我来说，12月23日就是这样的一天。那天早上，我在天亮前醒来，凌晨5点45分抵达医院，就此开始长达15个小时的左腿手术。7点半，一位骨科医生过来在我的大腿上做了记号，我被推进了这辈子见过的最长的走廊。后来我觉得世界上最长的走廊大概都是在手术室外，而且还知道了这条走廊即使按医院要求的标准来衡量也算是长的了，一向被戏称为“绿色奇迹”(1)。

手术室里有一系列高科技的显示仪监控器、一群护士和助理人员、一个戴着类似宇航员透明头盔的人，还有一张3米多长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各种工具、手术刀和插管。这一全套工具足以用来完成一顿丰盛的国宴，但此刻唯一的“鱼肉”显然就是我了。在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约翰·希利医生告诉我，最新的片子显示我腿上的肿瘤已经被化疗击败了。“它死了。”他说。后来他告诉我的家人，“我是希望布鲁斯能微笑着进入麻醉状态。”

在我进入睡眠状态后，希利医生开始做手术。琳达、我妈和我哥都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中午12点15分，护士告诉他们希利医生还在切除我股骨和大腿上的肿瘤。下午2点50分，还是这样。4点50分，依然如故。到了6点10分，琳达、安德鲁和我妈被叫进一个房间，5分钟后，希利医生出现了，说：“他很好，我也不错。这么说你们懂了吧。”

接下来，希利医生以他特有的耐心与细致的方式，花了45分钟讲解了他的工作。首先，他切除了约22厘米的左侧股骨，还有大约1/3的股四头肌。实际切除的肌肉组织比他预想的要少，令他引以为豪的是保住了一条原本计划切除的血管。“布鲁斯会喜欢这个消息的，”他说，“那条血管叫股深静脉。”

接下来，希利医生把特制的钛假体安在我股骨的断层处，与剩下的骨组织联结起来，然后将整个替代物拧紧。尽管在我们的设想中，这个假体和股骨形状一致，但事实上，它是由一系列的管子、小方块、螺杆和套环做成的，看起来更像是个减震器——我哥觉得它像是《星球大战》里的光剑柄。假体大小很合适，正好卡在股骨断层处，就像船和码头之间的踏板一样联结得紧密结实。事实上，这两者越是接近，健康的骨组织就越容易延伸过来，在假体上生长。希利医生说这次成功的改良手术会推动他日后采取更具挑战性的医疗措施，也增强了他的信心。当被问到是否会出现异常的时候，希利医生说：“布鲁斯会有条很粗的腿！”

尽管希利医生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我的手术还没完。就在他为我家人讲解的时候，整形医师马尔马拉在我的小腿上做起了文章。他切下我约为22厘米的左侧腓骨，接在股骨的空隙中，然后将腓骨嵌进假体。为了保证腓骨的活性，他还从我小腿上切下了4根血管，将其植入大腿处。晚上11点半，当他向我家人告知手术情况时，也非常乐观：“骨头正常，血管正常，没问题。”临近午夜的时候，希利医生回来了，感叹今天这台大戏的成功收场。他说：“信不信由你，此刻我真是高兴死了。”希利医生一直战斗到了最后，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比喻，他是这场战役中的英雄。

接下来，就是康复过程。第二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只隐约记得麻药、试管和引流管什么的，神志尚未完全清醒，说起话来有点语无伦次。我看到左腿上有接近80厘米的缝线，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让人迷惑的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们好像用了胶带来强制我闭上眼睛，结果是我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单侧角膜擦伤。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会让这么拙劣的操作影响了一台如此高科技的卓越手术。

那天晚上，也就是圣诞节前夜，眼科医生过来给我测视力。他在我眼前约15厘米的位置竖起一个小型视力表。在我眼中，那东西简直就像在蹦床上一样弹来跳去动个不停。“我认为你需要戴眼镜。”医生一边说，一边把单片镜片凑到我眼前。“我不需要戴眼镜。”我急切地说，“我也不需要做这个测试。”然而就在此时，我一下子吐在他身上。在一片混乱中，医生非常冷静地宣布这是他见过的角膜擦伤中最严重的病例，并要求我接下来的3天都不能睁开右眼！

后来我的视力一天天恢复，我努力摆脱了吗啡，开始盘点自己的身体状况。目前，我有两个伤口。第一个是大腿上的，它肿得吓人，插了两个引流管来导出积液消肿，缝合的75针约有45厘米长，从臀部一直延伸到膝盖。第二个伤口在小腿上，上面也插着引流管，为了防止我乱动，还加了夹板。缝合针口也有30多厘米。骨科医生团队负责大腿部分，而整形医生团队负责小腿部分。每个团队都极力避免评论、检查甚至是查看另一部分伤口。不过，他们确实都认为，我还困在病床上绝对是对方的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腿就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大腿部分是北方军队，小腿是南方邦联，而膝盖就是南北分界线。这个僵局需要林肯来统一。

术后第7天，希利医生（他抗议说他比林肯高多了）最终打破了僵局，提出了惊人的诊断结果：我已经迅速跨越了可能出现术后综合征的阶段，这比他们预想得快多了，而我的腿还没到能开始复健训练的程度。“恐怕你好得太快啦。”他开玩笑说。

终于，术后第11天，医生们第一次允许我坐起来。“你的腿会肿胀、充血，变成紫萝卜，”希利医生警告我，“而头部会抽痛，迷糊，甚至昏倒。”每件事都让他说中了！于是，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慢慢地走下了床，坐上轮椅，被“推”进我的新生活。足足用了一辆救护车、一辆消防车、两名医护人员、一个担架和还有几乎超剂量的止痛剂，才让我得以从位于曼哈顿的医院转移到布鲁克林的家里，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床上。女儿们围在我身边。在这为期一年的战斗中，我们终于走到了第2阶段的尾声。

而伴随我们的是一系列的好消息。出院前一天，我和琳达正在病房偷吃她私自拿进来的蘑菇凤尾鱼比萨饼，希利医生来了。他刚从癌症治疗复查委员会出来，得到了一些好消息。病理检查显示化疗异常成功，肿瘤细胞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这个结果说明，可能化疗已经连我血液中潜在的癌细胞都杀死了，这不仅解决了自7月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威胁，也意味着我完全治愈的可能性更高了。平时谨慎保守的希利医生这次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这可不是小赢一场，这是大获全胜！”说着，他激动地与我握了握手。

尽管喜讯来势汹汹，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依然极具挑战性。回到家后，我的疼痛加剧，难以行动，恢复体力和练习走路的难度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每天都要接受大量药物治疗，要试着用便盆，要接受海绵擦洗，要面对理疗师，还有我不死心地期望增加运动练习以促进左腿恢复。老实说，在床上翻个身这么简单的动作，都能让我气喘吁吁。要是去看医生，得需要3个人帮忙，在我一拐一拐地走下楼梯、出门、挪下结冰的台阶时，还得一直有人帮我扶着左腿不让它着地。医生的要求是在情人节之前左腿不得承力吃劲，情人节后的6周可以让左腿承担一点力量，然后再做几个月的复健，我才能重新学会走路。

出院10天后，我又开始了3个月的术后化疗，以目前的状态，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忽然之间，我又开始重复去年秋天的噩梦——恶心、消瘦、血细胞减少，还有精神折磨。而这次，还得加上我痛得要命的左腿。开始化疗后，我又住了一次院，还不止一次地失控大哭，嚷道：“我再也不要得癌症了！”

当然，我并没有再患上癌症。或许终此一生，我们都无法完全摆脱它的阴影威胁，但至少此刻，我体内没有发现癌细胞。去年夏天我们定下的策略是将我的手术推迟半年，看看身体是否对化疗有反应。老天，这个决定简直太英明了！第1阶段的结果极佳。第2阶段的手术似乎也非常成功。我们现在进入了第3阶段，有了这些好消息，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那么，其他人都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严酷的考验和折磨，琳达非常体谅和宽容，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敢和乐观。我所有的家人都极其团结，帮助我们照顾女儿们，而且从入院到出院，每天都有人陪着我，帮我把生活必需品移到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妈甚至花了几个下午陪我打牌，而且她大获全胜。

值得纪念的是，在我术后第5天，家人把女儿们带到医院。我曾经为这个场景担心了好几个月，怕她们受到惊吓。我说服护士暂时拔下了针头，脱掉病号服，换上家居服，把伤口遮好，还用床单把屋子里的仪器都盖上了，才让女儿们进了病房。我们把探病的时间压缩得很短。女儿们给我带了礼物，我也给她们准备了礼物，我读了《好奇乔治的医院之旅》。然后趁她们还没产生太多疑惑之前，就把她俩送走了。泰碧在电梯附近遇到了希利医生，这让她很兴奋。当大家都走出医院的时候，伊甸说：“妈妈，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此时，在楼上的病房里，我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胸中却充盈着身为人父的骄傲。

时光流逝，我们的生活又一地变得规律起来。从感恩节前的化疗开始，我的眉毛和睫毛就掉光了，不过现在，它们又回来了，还伴随着我的“毛毛头”发型，以及不太受欢迎的胡子茬。女儿们对我左腿上缝线到伤疤的变化很感兴趣，也重新开始享受在我们卧室里的芭蕾舞表演。注意：要假装为压轴节目和安可表演扔上花朵和糖果。我们的小家又一次成为一个整体——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但依旧前进着。

我们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2月和3月的挑战。那时琳达因为工作原因要先去加州，然后是印度，因此我得回医院待一段日子。但我向孩子们保证，等4月中旬她们过生日的时候，我的行动就会更加灵活。等到夏天，我的头发就能恢复原样了。有时候，这些未来看起来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在那之前，一想到有你们陪伴共同走过这段旅途，就让我们心生感激。当你们面临挫折、瓶颈、灾难和伤心痛苦的时候，也请抽出一个下午，与爱人相伴，想一想你们曾经给我的无限祝福与鼓励，想想我们一直以来的挣扎与努力，这或许能让你们更快地走出低谷。

最后，当然，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1) 《绿色奇迹》（The Green Mile）是1999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电影，改编自史蒂芬的同名小说。片中有个专门关押死刑犯的狱舍，地板是绿色的，另一头就通向行刑用的电椅，被称为“绿色奇迹”。因患者进入手术室生死未卜，故此处是借此开玩笑。——译者注

16　好奇爸爸：充满疑问的第二个本

在提问的过程中，人会对自己充满自信。要在问题中生活，要将自己投入找寻不同观点和角度的人生中去，为了找到答案，走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本·舍伍德用轮椅推着我，想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7楼找个能聊天的地方。那是手术1个月后，由于脆弱的免疫系统，我不得不重新回到24小时监护室。我憔悴疲累，无法移动，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回到了自己最不想待的地方——医院。

而本一直坚守在他的岗位上。

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从我确诊患上癌症开始，本就每天发来邮件，一天两次、4次，甚至是10次。他总是打电话过来，在堵车的时候，演播室工作间隔的时候，与儿子在后院玩接球游戏的时候，在健身房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他想通过节食和运动的方法减肥，和我比一下谁的体重掉得快，不过在这点上化疗可给了我绝对的优势）。还记得做活体病理检查的那个早上，他专程从洛杉矶家里飞过来，凌晨5点半就到医院陪我。

用他的话说，他是我军团中的一名士兵。

那天，我们找了一个没人的会议室。本把我的轮椅推到桌子前面，自己拽了一把椅子坐下。他是我最早确定的爸爸军团成员，但对整件事却知道的比较晚。原因是：本是个爱质疑的朋友。他会挑战各种假设，擅长挑错找漏洞。如果把别的朋友比喻成啦啦队队长、防护墙和坚实后盾，那么本就是检察官。他就像是部队里的训练教官，要确保每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个动机都纯洁无瑕。快点！快点！再来一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得准备好应对他的反应才行。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读起信来。

“你是否愿意告诉她们我身为人父的想法和考虑？你是否愿意，替我传达我的心声？”

我读着，本哽咽着无法言语，泪水自他的脸颊滑落，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哦，布鲁斯！”他说。

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静。“但你不会有事的。我完全否决这个假设。因此我正式提出辞呈。”

这是典型的舍伍德风格：直接，迎面一棒，正中要害。

但我已经预料到他的反应了，于是巧妙地避其锋芒。“可是琳达希望你能加入‘爸爸军团’。”我说。

他知道自己没法再拒绝我了，就说：“那么，我知道该把你带到哪儿去了。”

我在创建“爸爸军团”时，并没想到它能让6个男人有机会不受任何限制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所谓观点，并不是指抚养孩子的方法（以我的经验来说，男人不太谈这事，至少不会说出来），而是关于“爸爸军团”本身的运作方式。军团成员应该有例行会面？还是永远都不该会面？我们应该把女孩儿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还是现在暂时让她们自行成长？

我们该一起去钓鱼！

之前我并没有细想过这些问题，也不愿意事先定下一大堆规矩。我更感兴趣的是，建立一个平衡的内阁体系，然后一切顺其自然。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军团的神奇效果就在于把6个男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表现出自己心中男人的形象。他们集合在一起是为了在我女儿成长的道路上填补爸爸的空缺。对我们这一辈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照顾职责是平均分配的。杰夫就哄过孩子，马克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给孩子换尿布，大卫给孩子喂饼干。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旧相信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应该扮演特定的角色。父亲应该为孩子们定下为人处世的底线，帮他们勾勒出理想和目标的蓝图，激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倾听他们的心声，永远接纳他们。即使当代社会男女平等，人们依然期待父亲是那个鼓励孩子、塑造孩子、帮孩子形成责任感的人。

在我的“爸爸军团”里，没有人比本·舍伍德更擅长激励和塑造他人，没有人比他态度更坚决、责任感更强。

本很强大。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家庭——具有传奇色彩的爷爷，卓尔不群的父亲，开拓创新的姐姐。他有一个不错的履历——高中辩论赛奖杯，罗德奖学金，以及多座艾美奖。他有个大身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比寻常的巨型脑袋”，肯尼迪风格的双下巴，1.92米的身高。如果我有那么高，早进NBA了。

他还有一颗伟大的心。

那天早上，洛杉矶天气阴沉，本邀请我去他家位于日落大道边上的老房子，他就是在那里的后院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悬铃木下，那棵树还未褪去灰白色的外皮，舒展宽大的叶片有一抹淡淡的绿色。“这棵树以前是我父母谈情说爱的地方，”他说，“我姐姐和姐夫就在这儿举办的结婚典礼，我和凯伦也是。15年前，我们全家人在这里给爸爸举行了追悼会。我姐姐和我小时候在这儿玩，现在轮到我儿子了。这棵树是全家的根。”

舍伍德一家的老树伴随他们走过风风雨雨，依然挺立。对本来说，比佛利山上的这栋老房子意义深远，就像是泰碧岛上的“运河”之于我一样。

“我爷爷是个珠宝商，”本解释说，“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却精力充沛，魅力超凡，属于聚会上的灵魂人物。他喜欢捉弄家里人，恶作剧，嘲弄挖苦，甚至惹恼别人。当然，我也遗传了一点这种性格。”

可他的父亲迪克却完全不同。迪克说话轻声慢语，有学者风范，他似乎更想成为一名教授或是外交官，但本的祖父却坚持要迪克得到一个专业学位。最后，迪克成了一名诉讼律师，最终成功地登上了最高法院的舞台。但跟我爸一样，本的父亲也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那个年代“建设完善城市机构”的活动中去。他是个典型的20世纪末的智者。

“我爸爸是位绅士，脾气很温和，”本说，“但他不像我爷爷。他习惯保持距离，如果要直白地表达情感，他就会感到不自在。他是斯多葛风格的人。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在房间里哭把我吓坏了。那是在奶奶过世的时候。他看到我在，就立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本的父亲也关注家庭。“爸爸的教育方式就是尽可能地与我们在一起，尽量不缺席。也就是说，早饭和晚饭他都会在家里吃，席间我们会讨论一些关于世界的严肃话题。爸爸的好奇心非常旺盛。他有一项剪报活动可是出了名的，他喜欢收集专业杂志或书籍里晦涩难懂的文章——往往与身边某人当时的工作内容或家庭问题有关，然后用他公司的黄色信封装好发给我们大家。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攒了许多黄色信封没来得及看，因为我实在是跟不上了！”

有时候，迪克·舍伍德的书生气也会和他所坚持的教育方式有点小冲突。在和儿子打棒球的时候，他总也接不到球，投球的时候也只会笨拙地把球扔进草丛。“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我参加洛克斯公园青少年棒球联赛的时候，我爸穿着运动装，还系着领带，在露天看台上读《纽约时报》。到我发球了，他就把报纸放下来看我。等我发完球了，他又接着看报纸。”

不过，最重要的是，迪克·舍伍德喜欢温和地探究追踪事情的真相。“爸爸总是不断地质疑我们的假设。对于我们的每个决定他都要提出疑问。他要确保我们的想法能够通过现代社会里的‘拷问’：‘你们的答案经得起仔细推敲吗？’”

他甚至在娱乐活动中也会发挥这种质疑精神。“我们总玩一种叫填空的游戏。我爸会提出问题，其末尾就是空格。”本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指比画，“他会问：‘在美国，我们有总统，在英国，他们有……空格。’他的声音很低沉，所以听起来就像是在说‘酷儿格’。然后，你必须得填上这个空格。”

“他来大学看我的时候，和我朋友玩这个游戏，大家都挺喜欢。”本回忆道，“他们会说：‘我选择的话题是墨西哥贸易政策。’我爸就会接下去：‘那么，第一个与加州进行贸易往来的墨西哥总统是……空格。’我朋友立刻就被卡住了！巴里·埃德斯坦因是唯一一个能反过来给我爸出题的，而我爸竟然答不上。那可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天哪！你刚刚击败了全能冠军！’那个问题是：百老汇戏剧中理发师陶德的第一个扮演者是……空格？”

“这游戏的意义何在呢？”我问。

“这是思考事情的一种方式，也是获得知识的一种途径。在游戏中，你学会了如何向这个世界提问。”

游戏奏效了。本成了新闻记者，从黄金时段到晚间新闻再到早间新闻，本不断进步着。1993年，本在华盛顿工作。一个周五的晚上，他接到了妈妈的电话。“你爸出事了。”她说。迪克·舍伍德在家读《财经时报》时忽然昏倒。他爬了起来，却再度倒下，被急救车送往洛杉矶的撒玛利亚慈善医院。医生诊断他突发严重的脑溢血。那时他64岁。

第二天，本赶到的时候，父亲已经陷入了昏迷。“医生和我说：‘可能他不醒过来会更好些，因为他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我想起半年前，我和爸爸关于大脑的谈话。他说在法庭上给他优势的东西就是他的头脑，用篮球术语来说，他总是比别人领先半步。就是这半步，这微小的差别，是他一生快乐的来源。”

“所以我意识到，”本接着说，“接下来的5天，我们要讨论的并非父亲能否康复的问题。而是家人聚在一起，共同面对现实，商量何时把管子从他身上卸掉的问题。”

“你和父亲道别了吗？”

“嗯，我和姐姐一起去的。我抚摸爸爸的脸，跟他吻别。说我们会照顾好妈妈。”他顿了一下，说：“那种感觉很特别，他仿佛是在那里，他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胡子有几周没刮了。但，当然，他已经不在了。”

“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我并不怀念那些问题。”本说，“他已经教会了我如何提出问题。”说到这里，本的声音突然绷紧，变细。好像进一步的感情流露就会让我们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一度。

“我想念他的声音，”他深吸一口气，“到今天我好像还听得到。”本啜泣起来，像个小男孩儿一样。看着这个大男人敞开心扉，坦露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感受，我仿佛可以窥见当初父子俩讨论问题的谈话是多么令人难忘。

“他的声音很棒，”本说，“音色很好。这也是你的提议撞到我心里的原因。如果你不在了，我希望你的女儿们能听到你的声音和想法。我最想念我爸的时候，并不是那些悲伤痛苦的时刻，而是我快乐幸福的时候。自他过世后，我最快活幸福的时光中也总是夹杂着酸涩和苦楚，因为他不在了，他再也不能和我分享、为我见证、听我倾诉了。”

1997年我刚搬到纽约，和两个朋友有每周一次的固定聚会。我们都不是热衷于参加活动的人，为了面子问题，就给这聚会起了个名字叫作“无名欢乐时光”。它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作家、编辑和记者们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侃大山的聚会。大约一年后，其中一个朋友宣布：“下周我要带一个新人来。你们要么就会爱上他，要么就会恨死他。他叫本·舍伍德。”

那个时候的本在纽约可是风头正劲。他个子够高，又很成功，算得上是钻石王老五。他为人很拘谨，白天为NBC新闻工作，晚上则写浪漫小说。这个曾经的辩手似乎并不太适应社交场合，除非你给他一套惯有的运行模式：8分钟陈述申论，3分钟交互质疑，再加上4分钟驳论时间。他很有可能是《欲望都市》里某个角色的原型，考虑到他曾经和这部戏的某个编剧约会过，这传言还是挺靠谱的。

一开始他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我觉得你很能说，个性鲜明，喜欢热闹，会讲故事。我觉得你大概就是那种只顾自己说个不停的家伙，后来却发现你其实很敏感，也关注身边的人给你的反馈。也就是说，你懂得倾听，懂得吸收别人的意见。老实说，我挺怀疑，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耐心去倾听彼此的话，现在恐怕就没法做朋友了。”

本和我很快就开始夜以继日地聊个没完。我们谈论政治、女人和媒体，共同攻击负责八卦版块的无聊家伙，分享我们心中的偶像和目标。我们唯一不谈的就是体育。很不幸，他跟他爸一样，对运动完全不感兴趣。

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很少见的东西：你知道，成年后要找一个能交心的朋友可不容易。随着他恋爱、结婚、生子，我也一步步看着他从毛头小伙成长为温暖而充实的男人。

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改变的，是他的心和他的思想。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发问。

这种如饥似渴永、无休止的求知精神，正是我希望他能传递给女儿们的。抽丝剥茧，揭开真相的面纱；搜索收集各种信息，并将其重新组合成令人惊奇的新鲜事物。“如果新闻里说了什么，”琳达说，“而我希望闺女们能像你那样从一些独特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就会让她们去找本。”

本能教会女儿们如何思考。

当我们坐在树下的时候，我问本，如果出现了琳达提到的这种情况，他会和我的女儿们说什么。他抽出黑莓手机，说：“我会和她们分享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的名言。”

对于你心里一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像是爱一间锁闭了的房屋，或是一本用别种文字写成的书。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一切都要亲自生活。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吧。

“它和填空游戏很像，”本说，“它和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它让你知道自己始终是一个行者。有一句非洲谚语说得好：懂得提问的人永远不会迷路。我想那也是你在世界各地行走的方式。你可以去某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最奇异的所在、最无法识别的地方，只要你会提问，你总能找到自己的路。在提问的过程中，人会对自己充满自信。所以我会告诉你的女儿们，要在问题中生活，要将自己投入找寻不同观点和角度的人生中去，就像她们的父亲那样，为了找到答案，走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此时，太阳已经升起，驱散了清晨的阴霾。一只乌鸦落在树上。本的声音不再颤抖，听起来清晰纯净。

“我喜欢“爸爸军团”这个想法，”他说，“这有点像是交响乐团。你的女儿们太小了，还没法听到父亲的心声，但你可以在她们周围放上各种不同的声音，组合起来就像是交响乐，而这可以重建你的声音。没有哪一种乐器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舍伍德的鼓可能声音太大了，布莱克或斯蒂尔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但是有琳达在，她会指挥这个乐团，让女儿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就像你永远都陪在她们身边一样。”

“那在这首交响乐里，你是哪个声音？”

“我想我要坚持做个反叛的家伙，”本说，“那个不和谐的音符。不是走调的那种，而是一个提示音。人们可能觉得它不该存在，但它的存在恰恰衬出了整个乐章的完美。这就是我们在彼此生活里扮演的角色。‘每个人都这样说，但布鲁斯会怎么看？’我已经检测过这个想法了。我完成了。我觉得我能让它成功。但他会问我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这些问题能让我充满信心地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审视和处理我的想法。”

“这就是我想与泰碧和伊甸分享的，”本总结道，“尽管那些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答案中的人们会觉得更安全、更放心、更稳定……”

“但在问题中生活的人是________。”

“探索者。”

17　最后的旅程

波拿文都墓园位于萨瓦纳东部，入口处是一对并排的石门。左侧门上雕着两根石柱，顶端是两位举着十字架的女性形象，这道是基督教徒之门。右侧门上也雕有两根相似的石柱，顶端竖着大卫之星，这道是犹太教徒之门。

在一个天气潮湿、蚊子奇多的下午，我开车穿过犹太教徒之门，然后拄着拐杖爬了几层台阶，走进访客中心。里面摆放着石雕样本，各式各样的瓷制骨灰罐，还有安葬在这里的名人们的画像，包括州长、大使、盟军将领以及普利策奖获得者诗人康拉德·艾肯、第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获得者乔尼·梅西尔等等。

访客中心贴有一条告示，宣布波拿文都墓园最出名的房客——“喂鸟的女孩”已经被移到市中心的博物馆里了。那是一尊高约1.25米的青铜像，塑的是位双手各拿着一只碗的女孩。这尊雕像原本知名度不高，原型或背景故事已经无人知晓，但她的照片后来被放在约翰·伯兰特写的《午夜的善恶花园》一书的封面上。这本书出版后非常畅销，引发了许多粉丝来萨瓦纳参观朝圣，有些人还专门跑到墓园，想从雕像上抠一块当纪念品。

我向接待人员报上了自己家族的姓氏。她走进后面陈旧发霉的房间里，不一会儿，就拿回了6张已经泛黄的老卡片，上面记录着死者的姓名、安葬时间、方式和墓地位置。这3张纸分别属于我的曾祖父母马尔文和黛西·费勒，我的曾伯父埃德温·科恩；我的祖父母埃德温和艾伦·费勒；还有我叔叔斯坦利·费勒。

老实说，我没想到卡片上记录的信息会如此详尽，这让我有点吃惊。根据记录，我的曾祖父于1952年7月18日去世，当天就下葬了。我的曾祖母1960年9月27日去世，她的遗体从密西西比的斯塔克威尔运送过来，两天后在此下葬。我的叔叔将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所以下葬日期是2001年4月，他过世7个月后。叔叔是火葬，祖母是棺葬，曾祖母则葬在地下墓室里。“墓室是用混凝土浇筑出来的，”接待员解释说，“犹太人通常不会选择地下墓室，大多都是直接埋入土中。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

我对她表示感谢，交还卡片，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你是来给家人扫墓的吗？”她问。

“算是吧！”我说，“其实我是想来看看自己将来的墓地。”

萨瓦纳是个处处有故事的城市，而波拿文都墓园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提供了舞台。在美国独立战争前，这里是稻田。到了1846年，威明顿河畔郁郁葱葱的森林就被建成了公墓。主持者是美国海军准将乔什亚·塔特那尔。据说他是在1859年伙同英军入侵中国的时候学会了那里“血浓于水”的说法，并将这个谚语留在了美国历史上。

这座墓园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1860年《哈珀斯》杂志上提到过的“沉默致哀的橡树路”。皇家海军曾经采用过这里厚重的木材，因此这排人行道上的常绿树也被称作“国王的树”。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约翰·缪尔曾于1867年在此露营5天，他称这些橡树为“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人工林。大树的枝干不断生长，向外延伸扩展，直到彼此在人行道上空汇合。每根枝条都像被大自然装饰成了花园，满是蕨类和各种花花草草，还夹杂着许多矮棕榈”。

这些大橡树几乎每根枝叉上都垂着一串串银色铁兰，让整个环境有了一种肃穆的气氛。铁兰属凤梨科，每每有风吹过，垂下来的花环就会随之轻轻摆动。一位参观者曾经在1859年写道：“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从前哥特教堂屋顶悬挂的胜利战旗。”

波拿文都墓园占地约65万平方米，是19世纪墓园整顿的产物。那时，墓园从拥挤的教堂后院搬到了漂亮的花园式天堂。这样一来，逝者可以更接近大自然，悼念者也能受到这种美景的感染。这些“亡者的城市”被设计成充满希望而非悲伤的所在。死亡不再让人毛骨悚然，它只是“存在”的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沉睡”“甜美的安息”或“长眠”。

墓园原本是现代社会中公园的雏形。从前，人们把它当成休闲的好去处，他们会驾着马车，带着野餐，来这里谈情说爱。传言说，选择星期天在波拿文都墓园表白的人，就一定能和爱人步入婚姻殿堂。这墓园是如此可爱，有位参观者甚至写道，“就连死亡也被迫褪去了自己可怖的外衣”。

去自家墓地之前，我先拜访了其他3个家庭。首先是乔尼·梅西尔一家。他那首带着淡淡忧伤的歌谣《月亮河》是大家默认的萨瓦纳市歌。梅西尔一生写过1 500多首歌词，与人合伙建立了“国会唱片”公司。他与妻子金吉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他的著名作品：写给妈妈的《妈妈不告诉我》，给妻子的《你小时候一定是个漂亮宝宝》，还有写给自己的《天使在唱歌》。

第2个是康拉德·艾肯一家。他也选择葬在自己父母旁边，尽管这个家庭并不是那么和谐。康拉德11岁的时候，有天早上醒来，听见父母在吵架。他父亲向母亲开了一枪，然后将手枪对准了自己。这位美国未来的桂冠诗人赤着脚跑进街对面的警察局，嚷道：“我爸刚刚打死了我妈，现在又要自杀！”

艾肯家的老一辈都有各自的墓碑，但康拉德却最终选择长眠于一条供人休息的花岗岩长椅下。这位饱受精神折磨的作家曾经和托马斯·艾略特一起编辑《哈佛大学文学学报》，曾经在世界各地游走旅行，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萨瓦纳。他的墓志铭就刻在那条长椅上，我哥的网名就是从这儿来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艾肯看见一艘名叫“宇宙水手”的船开进了萨瓦纳的港口。他感到很有趣，就去查这艘船的航行路线，结果却发现这艘船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地。后来这就成了他的墓志铭。

宇宙水手

目的地，未知。

我拜访的第3个墓地属于我的一位朋友。

杰克·雷是位摄影师，出现在《午夜的善恶花园》封面上的“喂鸟的女孩”就是他的作品。他是土生土长的萨瓦纳人，我们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杰克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但最后却迷上了摄影。四处漂泊求学后，杰克回到了萨瓦纳，在市中心人来人往的喷泉拍到了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天鹅照片。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捕捉故乡的美景。那张照片现在还挂在我布鲁克林家里的卧室墙上，用来纪念我和琳达婚后一起在喷泉边散步的那些时光。

接下来，杰克出版了5本摄影集，聚焦准确，观察细致，记录了佐治亚州乡村中日渐干涸的河流、沼泽和内陆河道。2003年，杰克50岁出头时，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他十分渴望在自己最心爱的地方——泰碧岛，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我父母让他住进了我家海边的房子。和我一样，杰克在那里度过了他逐渐衰弱的时日。当我刚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就想起了这位好朋友。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相似，都得了癌症，都有两个女儿，这真是让人痛苦。我很好奇，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杰克最主要的工作是纪录片摄影。”他的前妻苏珊·派崔斯说。在最后那段时光里，她一直陪伴在杰克身边。“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尽管可能要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境，但依然要保持开放和专注。这样一来，在提高艺术创作水平的同时，摄影师自己也能不断获得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苏珊接着说，“杰克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后，我们开车驶向泰碧岛。一路上，他一直在说：‘慢点儿开。我都忘了这世界有多美好了。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我一直在想：他看得到世界的美丽，是因为死神就在他眼前，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总是在培养自己欣赏和捕捉美的能力。他可能再没有力气举起相机拍下眼中的美景了，但此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杰克非常喜欢波拿文都墓园。他女儿格蕾丝小的时候，父女俩就经常在这里散步，每天都要走几个小时。被确诊为癌症前，杰克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拍摄波拿文都墓园和其他墓园里的上百个石制天使。“我觉得他是无意识地在回归自己的精神传统。”苏珊这样说。

在我被确诊患上癌症之前的几个月里，琳达发现我有一些异常表现：总是焦躁不安，失眠，易怒。她后来告诉我：“你都不像你了。”杰克的家人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放弃了自己标志性的细节化风格，转而拍摄一些失焦的模糊照片，大多以水为主题。

“杰克做事向来有计划、有目的，”苏珊说，“他最重要的个人作品都是以水为主题的。他一直反复做一个梦，梦中他正在某个地方照相，但却总是心不在焉。突然，他发现潮水涌了上来，把他所有的摄影设备都卷进了大海里。”

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大概是怕自己的作品会被人们遗忘吧，”苏珊说，“但临走之前的那段日子里，他最终还是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因为相机可能会被卷进大海，你可能觉得自己正忙着创造艺术，但实际上，是艺术在改变着你。你最终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美好。”

“杰克临走前，总是让我给他唱一首摇篮曲，那是孩子们小的时候我给她们唱的。那首曲子讲的是河流会带我们回家。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我在他身边打了个盹，梦见有人让我告诉杰克，死亡就像是躺在小船上沿河漂流。他只要放松自己，跟着水流走就好了。后来，我在他床边找到了一箱拍立得的照片。最上面的一张，拍的就是停在河边渡口的一只独木舟，依然是那种模糊对焦的风格。”

费勒家族的墓地位于570号，第16区，努涅斯路旁边。它的形状像是个梯形，大约96平方米，四周用低矮的花岗岩围了一圈。墓地两侧各长着一棵橡树，树干上满是青苔，树根处还长着几只蘑菇。

6个坟墓依次排列着。我爷爷以前想用“他做了该做的事”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但是在他自杀后，我父母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恰当，就改成了“挚爱的丈夫和父亲”。

我迅速地扫了一眼生卒年月，发现他们分别活了61岁、62岁、77岁、78岁、82岁和89岁。可我刚44岁，若是葬在这里，还真是相当年轻的一个。

角落里摆着一张长椅，上面刻着：“愿他们的美丽人生永远流传/愿我们的生活能让他们为之骄傲。”我坐了下来，想要欣赏一下这里的景色。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落下来。我所在的位置刚好能望见威明顿河，还有河上那条通往泰碧岛的小桥。一只鹰在上空盘旋着。约翰·缪尔当年曾经看到过秃鹰栖息在这些橡树上，此刻这里却已经是蝉鸣阵阵。

没过多久，琳达来了，在我身边坐下。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几个星期以前，我刚拟好遗嘱。那时候我问琳达死后想葬在哪里。她选择了波拿文都墓园。她说我们是在萨瓦纳结婚的，女儿们一生中会经常来这里。这片沙土地就是我们感情的试金石。

而今天是琳达第一次看到波拿文都墓园。

“这里太美了。”她说着，用手臂环住我的后背。

“这让我想起《创世记》中的那句话，”我说，“在每一天的创造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地方也是，甚好。”

我依旧在地面上来回扫视，试着想象我的父母最后会在哪里安息，还有我和琳达。但我却完全没办法找到那个恰当的位置。这就像是做了噩梦，你马上就要死了，却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醒了过来。

雷声隆隆，我们抬头望去，团团乌云正借助风势迅速地涌过来，这是海边下午常见的例行表演节目。不一会儿的工夫，豆大的雨点就砸穿了树叶的屏障，接连不断地掉落下来。几秒钟后，我们就完全被倾盆大雨包围了。

我们起身离开。我一边走着，一边开始背诵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这座桥》。很久以前，我就嘱咐琳达一定要在我的葬礼上念这首诗。诗中讲的是一条周游世界的路，这条路需要穿过吉普赛营地、阿拉伯集市和独角兽自由嬉戏的丛林。诗的末尾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景象。

但这座桥只能陪你到半路，

你必须自己走完最后的几步。

就在我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琳达亲吻了我，呢喃着：“不要这么说，你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泪水流过我俩的脸颊，这个吻变得咸涩起来。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我的拐杖掉到了地上。暴风雨呼啸着，波拿文都墓园变得一片漆黑，而我们紧紧相拥，额头贴着额头，在这片我们未来的永眠之地上，深深亲吻。

18　最难熬的一年

— 2009年4月14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最近，太阳公公每天清晨都吹着欢乐的起床号将我们唤醒，一直陪着我们，直到吃完晚饭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虽然路面上依然处处是冷雨过后的泥泞，我们还不能脱下大衣和手套，但是街对面的那棵梨树已经欢欢喜喜地开满了花。那是我们家特有的季节风向标，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了，日子又要变得生机勃勃了。

从很久以前，这满树繁花就象征了我人生中许多重要的事。比如4年前的今天，琳达和我冒险走出曼哈顿的公寓。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我们忍耐了长达9个月的痛苦折磨，迷失在无数次的医疗检查、无休止的眼泪和时不时的焦虑大爆发中。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经历了3个月的严格卧床后，刚刚被允许起身活动。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我们数着、盼着，期待春天的到来。4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坐在附近的一个意大利餐馆里，点了铁盘比萨，喝了几个月来的第一杯酒，享受着得来不易的自由活动时光。我记得自己当时看着琳达的眼睛，想着：她准备好了。

那是2005年的4月14日。第二天，琳达生下了我们的两个女儿。

自从女儿们出生后，我们家的计时方式就改成以她们的岁数为基准了。（相信我，是按小时算的，不是按月！）今年也是如此。历时9个半月，经过住院29天、就诊上百次、吃药几千片、体重减轻27斤后，我的化疗终于全部结束了。我挺过来了。如我们所料，最后几次化疗很危险。那时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药物累积的副作用影响也已经濒临边界。每扎一针，我的左腿就会疼得要命。等待最终血检结果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那将决定我是否需要回到医院。“结果没问题，”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明天你不用来了。”放下电话，我整个人瘫在了沙发上。

对这一天的到来，我一直惶惑不安，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终于不必再忍受自去年7月以来每天的痛苦折磨了。另一方面，对癌症的治疗就此结束了。我已经接受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治疗方法，它也许已经清理了隐藏的癌细胞，也许还没有，我们无从得知，所以以后每隔4个月都要复查。在化疗的最后几周里，我曾经央求过医生，如果有效就再加几个疗程。这种癌症的主要发病群体是青少年，一般对他们的治疗都会延长化疗时间。但医生权衡再三，觉得风险太高，决定按计划终止化疗。于是，突然之间，从去年夏天开始的所有治疗计划都结束了，我的时间又全归自己支配了。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也让人有点担心。

化疗结束几周后，我的胃口和精力都慢慢恢复，甚至头发也开始回归。1月份的时候，我的头顶已经初见头发茬儿。但在2月份化疗的过程中，它们就像被早春风雪摧残的水仙花一样迅速凋零。我只能遗憾地告诉大家，虽然现在头发是长出来了，却留了一块块的斑秃，就像是某种残酷的咒语，暗示我已经进入了中年。和怀孕有点类似的是，我的头脑也开始逐渐抹去那些痛苦的回忆。因此，趁着还没忘得一干二净，让我在这一辑“失去的一年”里记下化疗的最后一晚我对琳达说的话：“希望你活到非常非常老，然后和你爱的人亲吻道晚安，在睡眠中平静地离去。可千万别像我这样遭罪。”

随着化疗的结束，障碍解除，我的左腿也要进入全面恢复的阶段了。就像希利医生说的：“倒计时开始了”。在骨组织与假体完全融合前，我必须依赖拐杖，不能让左腿承重过多。在手术后的4个月里，我慢慢开始自由活动。现在，我已经能够站着淋浴，弯下腰穿鞋和袜子，还可以拄着拐杖在近处散步一小会儿。很多次，我低下头看着左腿，觉得这真是个奇迹。

但也有的时候，拖着瘸腿挪来挪去让我难以忍受，而完全康复的未来还遥遥无期。走路需要小腿、腿筋和臀肌三部分肌肉的共同配合。我这些部位虽然基本正常，但依然存在问题，主要包括：踝关节活动受限，膝关节曲度受限，还缺了大约1/3的股四头肌。因此，在某些活动上我显得格外吃力，比如坐下、走路、睡觉、开车，以及做个花生酱三明治。琳达说我可以顺利地把碗从橱柜里取下来，但却没办法把它们摆到桌子上。

目前，我已经开始接受理疗。理疗师对我的评估十分乐观。上周我开始使用复健脚踏车，昨天还在游泳池里练习走路。不过，整个理疗过程，也就是我们抗击癌症战斗中的第四阶段，将会持续至少一年的时间。我开玩笑说理疗就是每次训练时哼哼一回。或者像希利医生生动的描述那样：“在理疗训练中，我们用患者努力时呐喊声的大小来衡量效果。”

那么，该过生日的姑娘们怎么样了？她们现在还好吗？

还记得今年1月的时候，有天晚上我睡不着觉，觉得在医院里待得太久了，再加上手术后一直躺在床上，好像和女儿们都疏远了。最近这3个月，我经常在家，最后一个月里还能拄着拐杖上下楼，之前那些消极想法早就烟消云散了。泰碧和伊甸正在走向她们的第4个生日，或者我该说她们正骑着有辅助轮的全新“大女孩单车”奔向第4个生日。两个女儿还没到青春期，依然争强好胜、敏感、活泼、滔滔不绝、想象力丰富。咳，还是小女孩儿嘛！在这段时间里，她俩的生活遇到了太多的不寻常，但她们用自己的优雅和幽默感挺过来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她们终于不再只喜欢紫色和粉色了——伊甸开始喜欢蓝色和绿色，泰碧则爱上了巧克力色。她们对游泳的爱好开始挑战芭蕾的霸主地位，刷牙洗头的自主性大大提高，已经不用我和琳达催了。和想象中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她们会把诗变成歌谣唱出来，有时也会在餐桌上提起有趣的韵律游戏，那是她们思维最活跃、笑声最可爱的时候。最近，有一次我说到“很棒的周二”和“美好的周三(1)时，泰碧问：“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们有点押韵。”我说。“可押韵的字应该发音完全相同才对。”伊甸纠正我。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得对这两个孩子刮目相看了。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眼前浮现出将来的某一天，我拼命想办法给两个3岁的小孩解释“头韵”的样子！当然，得先教会她们查字典看这字怎么写。可第二天她们又像没发生过这事似的。伊甸和泰碧可能不用做作业，但是我和琳达得做啊，不能被孩子拉下！

除此之外，她们俩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伊甸是勇敢的舞者，总是挑战底线，寻求关注，享受聚光灯下的感觉。泰碧读书很快，对美的东西更为敏感，还会时不时写点儿歌词。泰碧是国际专家，把家里所有的德语和法语书都翻了一遍，最近因为去印度逛了一圈还非要学印度语。而伊甸恰恰相反，她什么事都觉得美国的最好。有一次，泰碧问我为什么总说“我爱你”？我答道：“那是爸爸们的专用语，你知道当爸爸的怎么从1数到10吗？”然后我开始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一连数了10个。我话音刚落，泰碧就接上了：“那你知道泰碧是怎么从1数到10的吗？”接着她也连说了10个“我爱你”。伊甸可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她说：“你知道伊甸要怎么从1数到10？就这样，1，2，3，4……”

如果去年夏天你告诉我，治疗过程中我和孩子们的尴尬时刻不会太多，我会为了这个而感动地掉下眼泪。现在，我觉得她们已经因为我的病变得更加细心敏感，多了一些体贴和同情。在操场上看到残疾的女孩，她们会跑过去拥抱她。她们会发现童话书里有拄着拐杖的兔子图案。她们许诺会爱护彼此，只要其中有一个打了个喷嚏，另一个就要照顾她；只要其中有一个乖乖吃药，另一个就要为她欢呼鼓掌。

大约一个月前，我和女儿们一起出了趟门，那是自去年12月手术以来的第一次。琳达的妈妈和我带她们去了几个街区外的一家比萨店。饭后，女孩儿们一左一右牵着姥姥的手，绕过街角回家。我拄着拐杖，速度比较慢，大约落后她们一条街。过一会儿，泰碧突然甩开了姥姥的手，跑回来扶着我，说：“爸爸，我爱你。”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伊甸在梦中惊醒，跑到我床边说做了噩梦被怪兽吓坏了。她爬上床来拥抱我。后来，我劝服了她，准备把她送回自己的房间。我下床的时候，她伸手将拐杖递给我。如果说，对这一年我还有什么想保留下的回忆，那就是那一刻，凌晨4点钟，我和我的女儿一起走在黑暗的过道里，她的5根小指头就在我掌心里，帮我扶着拐杖。那个时候，拐杖似乎在我的掌中融化了，似乎是伊甸在支持着我。而我，我才不要什么拐杖呢。那个时候，我简直就像漫步在云端。

那么，我们怎么样了？

我说过我们家现在是以女儿们的生日为计时标准。事实上，4月15日不单单是女儿们的生日，也是我和琳达的大日子。第一年的这一天，琳达熬过了危险的妊娠期，忍受了卧床休息的种种不便，终于在半个小时里连着生下了两个5斤多的宝宝。第二年我们迎接了艰巨的挑战，一对笨手笨脚毫无经验的新手父母拼命想办法照顾两个宝宝，提心吊胆，小心注意，怕她们的语言能力没法正常发展。第三年，我们开始应付两个宝宝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哭闹和发脾气，还有断奶问题、如厕训练、挑食……

然后就是今年了。

和往年一样，我们成功挺过来了。

在琳达怀孕的时候，每晚入睡前我们都会给她腹中的胎儿念一首小诗。我们两个都会说上几句。

爸爸爱你们

爸爸爱妈妈

妈妈爱爸爸

妈妈爱你们

你们也爱彼此

但是

你们依然是独立的个体

你们永远是独立的个体

后来我们又加了一个倒计时，这是用来鼓励这对双胞胎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住满36周的特别方式。

你们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住了24周了……

再多待12周哦！

这首小诗对我们意义重大。因此，那天晚上，泰碧和伊甸刚一降临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我就贴着耳朵给她们念这首诗，希望这能哄她们停止哭泣镇定下来。后来的几个月，每天在哄孩子入睡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背这首小诗，只是把倒计时变成了正计时。现在，我们只有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才会重复这首诗，明天晚上也得坚持这个传统。估计孩子们大概不爱理这茬儿，或者会求我们换首真正的诗，或者想方设法地晚点上床。比如：“妈妈，你忘了把我的水拿来了。”“爸爸，你再待几分钟嘛！”“明天该穿短裙还是长裙？”但我和琳达还是会坚持全家人拥抱在一起，念这首诗；估计也还是会在念完之前，就泪流满面。

因为今年的生日与以往不同。在这段日子里，每当我们忙作一团，偶尔在刺耳的电话铃声与尖叫沸腾的煮锅之间接触到彼此眼神的时候，每当女儿们说起什么极其荒唐有趣的故事的时候，每当我们听到曾经让自己受不了此刻却勾起回忆的摇篮曲的时候，或者每当午夜时分我们躺在床上，一个人的胳膊伸过来碰触到另一个人的肩膀或皮肤的时候，我们终于不再只是想到自己会失去这一切，我们第一次有了希望和期待，也许我们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部分。也许我们还能共度一年，也许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年。

那么，在众所周知的美国人民最难熬的缴税截止日——4月15日，希望你们能暂缓脚步，为我们的纪念里程碑笑一个。希望你能成为身边正在忍受痛苦的人的拐杖，希望你能牵住爱人的手，共同纪念这平凡而又神奇的新一年的到来。

最后，在这个春天里，如果你看见了一棵开花的树，就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1)此处原文是“Terrific Tuesdays”和“Wonderful Wednesdays”，这两个短语中每个词开头的字母都是“T”和“W”。所以后文作者说起“头韵”，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的首字母相同，形成悦耳的音韵。——译者注

19　创造力爸爸：约书亚的彩虹

我在新墨西哥的荒原看到了一首不断扩延的视觉诗歌。溪水、白云、傍晚的落日。一旦你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这样的美景，你就永远不会停止追求。

里奥格兰德山谷位于新墨西哥州北部，那里的天空辽阔高远。两道白云笼罩着峡谷口，一左一右向远方延伸开去，好似地平线那头伸出的双臂，正敞开胸怀要给你一个拥抱。正值黄昏时分，天边暮色极美，桃红、杏红、粉红交叠变幻，让我想起了女儿们的画。她们现在画画不像从前那样局限，已经能填满整张纸面了。不过，此刻我眼前的景色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幅画面所能表现的东西。

“没什么地方比新墨西哥更适合看落日了。”约书亚·雷默说。这事他还是挺有发言权的。他在阿尔伯克基市长大，工作头衔很多，是个旅行作家、商务顾问，还是特技飞行员。他看过了世界各地的落日：北京、伦敦、京都、罗马和普罗旺斯。约书亚说：“欣赏落日是新墨西哥流行的娱乐活动，爱好者很多。人们会在路上靠边停车，就为了看夕阳缓缓落下。”

此时，我们身处海拔2 600多米的卡尔森国家森林公园，正坐在拉玛山下的野花丛中享受着心灵静修之旅。10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场山火。后来，这片焦土上再度长起了齐膝高的一丛丛鼠尾草、薰衣草、风铃草、耧斗菜和粉红色的垂花葱。美丽的天空下，只有烧得光秃秃的黄松树还像一道伤疤似的，提醒着人们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我们常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你不可能装作若无其事地欣赏美景，因为眼前的一切会提醒你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不幸。

约书亚是我的新朋友，也是最后一位爸爸军团成员。他把我带到这儿来享受春日的静养，是为了让我走出化疗的阴影，纪念癌症治疗结束，并提炼总结他要给女儿们的建议。

不过，陷阱来了：我们要先花一天的时间冥想、斋戒和保持沉默。

“你的意思是，你大老远地把我带到这里来聊两天，其中有一天还不让张嘴？”我问。“这就是雷默家的风格！”他说。

这就是雷默家的自相矛盾。

最开始想到“爸爸军团”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景象是一张名单。这些爸爸们彼此间并无交往，他们每个人都会单独和女儿们建立起某种亲密的私人联系。不过我和他们分享了这个主意后，“爸爸军团”似乎开始自行发展进化了。首先，这些爸爸们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帮忙订了杂志，有的经常来串门，还有的问我要女儿们的照片。其中一个说：“我想，作为军团成员之一，我有责任了解姑娘们的成长过程。”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男人们也对彼此产生了兴趣，这种感觉既像亲人又像竞争对手，是另一种兄弟情谊。突然间，我发现那张名单已经没用了，我们已经更像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圈子、一个巨石阵议会，女儿们不再需要照着名单一对一地去找人，而是随时可以来这里寻求各种安慰。

在这个圈子里，我已经聚集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儿时玩伴、野营领队、大学室友、事业伙伴和知心朋友。但我还有最后一个空位要填满。

“缺的是你有创意的那部分，”琳达说，“那部分的你是视觉化的，是你拍下的那些相片，是你旅行时带回来的面具或贝因都地毯。你看见的世界永远是多姿多彩的，绝不单调。如果女儿们问我为什么墙上挂着日本和服，或者为什么爸爸最喜欢橙色，那时候，我需要有人来解释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这个人就是约书亚。

他这人，走进一间屋子就会四处打量，当别人还都在暗自掂量身边的人有几两重的时候，他会直白地说：“嘿！这真美，不是吗？”他是这个军团中年纪最小的，喜欢自行其是，喜欢剪有点不同寻常的发型。就在他妈妈以为他终于开始注意形象的时候，他就留着一把络腮胡子出现在感恩节聚会上了。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该忙着写作业的时候，他会凝视天际陷入沉思。他会引用晦涩的诗句或者摇滚歌词，坚信那些都是真理。他现在还用“伙计”这词儿，而且不带半点调侃的意味。

他也是唯一一个由女儿们选择的爸爸，她们觉得他很有魅力。

我第一次见到约书亚，是6年前在犹他州某座山顶的一个会议里。他曾经是《时代周刊》的国际编辑，出于对国际事务的爱好，他结识了琳达。那时候，他住在北京，专注于汉语学习。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成为顶尖的中国分析专家——为杂志写报道，为世界500强企业的CEO们提供商业意见，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与NBC记者鲍勃·科斯塔斯一同做解说。

大家都知道约书亚是个神奇的家伙。他有摇滚明星一样的性感嘴唇和攀岩者般的健壮体格，参加国际会议总能迷倒一大堆人。他有经济学家的头脑和诗人的灵魂，知道怎样用自己充满禅意的发言把客户哄得晕头转向。他就是好莱坞传奇巨星詹姆士·迪恩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完美结合。

他同样是个坚定的单身主义者，而且还很快活。在犹他州的那晚，我们俩一直聊到深夜，谈上帝，谈他的野心，谈他遇到的一个西藏女孩儿。大约凌晨3点，我们结束了谈话。我回房间睡觉，他接着去泡温泉。接下来的很多年，约书亚每次路过纽约，都会时不时来看我和琳达，不过那时候我俩正深陷于奶瓶和尿布大战。

后来，我病倒了。不出两个礼拜，约书亚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是每月飞来一次的“安慰”彗星。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他全新的一面，与我类似的那一面。他可以穿着定制的豪华西装，也可以披上飞行员夹克驾驶借来的飞机游历纳米比亚；他可以享受拥有私人飞机的富豪生活，也可以在南非的艾滋病疗养院做志愿者。他热爱迷恋美的事物，但也同样懂得痛苦的滋味。

在我最灰暗的时日里，是他帮我保持了对生命色彩的热爱。

尽管我的身体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他提醒我要睁开双眼。

对此，琳达很感动。“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你这一年的喜悦和痛苦了，”她说，“如果女儿们想知道爸爸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和生动，我就会把她们送到约书亚那里去。”

我希望约书亚教给女儿们的，就是他对世界敏锐的感知能力。他能教会女儿们去享受全景的辽阔，欣赏细节的完美。他能让女儿们明白，哪怕在最痛苦的时候，她们依然能够找到时间去欣赏美。他能向女儿们展示如何欣赏寻常日子里的奇迹。

约书亚会教她们如何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问。

饿着肚子闷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我们在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边坐下，旁边是一丛丛摇摆的颤杨树。

约书亚沉默了整整一分钟，才开口。

“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聊聊怎样做一个父亲。在很多方面，新墨西哥就是我的父亲，”他说，“对男孩而言，父亲有责任教会他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怎么做一个男人，如何去看这世界。我爸是个很好的人，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每当我要作出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最后想听到的总是他的意见。但当我慢慢长大，就发现自己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他说着，指向我们身边的景色。“新墨西哥的荒原造就了今天的我。它给我注入了对美的热爱，教会我如何冒险，告诉我该怎么推动自己前进。”

“那你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一首不断扩延的视觉诗歌，”他回答说，“溪水，白云，昨天傍晚的落日。一旦你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这样的美景，你就永远不会停止追求。”

我问他要如何教会别人也这样去欣赏。

“这和你看的是什么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他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你自己是谁。发现并欣赏这样的美景需要内心的平和。最好的特技飞行员从来不关心驾驶室外发生的事。他们不需要寻找地平线，不需要看地面。他们只会让自己的内在去指引方向，那很难做到，但其实更准确。”

约书亚小时候想当个飞行员，但长大后却做了记者。在主流媒体对政治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年代，他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于是，2000年他被派往刚果共和国。在那里，他目睹了大屠杀。“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每天看的都是人间惨剧，仅仅当一个记者已经不够了。”他离开了这个职业，扔掉笔杆，想亲身行动。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出自罗马将军埃帕米农达，”约书亚告诉我，“公元70年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训练士兵准备战斗，就座的时候，椅子塌了。士兵们吓坏了，因为这是个凶兆。但是埃帕米农达站起来说：‘这告诉我们，该站起来行动了！’”

他继续说道：“我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是因为它告诉你，面对问题，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有能力将一个凶兆转化成吉兆。同时，它也显示出行动的力量。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有战争、瘟疫或其他无法预料的危机，这个世界需要我们行动起来。”

就在我动身来新墨西哥的几天前，琳达、我和女儿们在飞机上遇到了乱流。当时飞机穿越了一波又一波雷雨地带，机上的30多位乘客越来越紧张。

一个小时后，雨停了。云层散开，天空中出现了田园牧歌般的彩虹。泰碧是第一个发现的。“伊甸！快看！彩虹！”她喊着。“哪里哪里？”伊甸问。“哦！爸爸！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彩虹。太美了！我受不了啦！”这两个孩子开始在座位上跳起舞来。她们的快乐是那么纯真，那么直接，毫无拘束。感觉像是一只独角兽拨开了乌云，从海底捞出了美人鱼，共同在我们的窗外跳起了华尔兹。

一飞机的乘客都看到了女儿们的欣喜，大家鼓起掌来。

坐在溪边的时候，我和约书亚讲起这个故事。“这就是我想说的，”他说，“世界充满了像那道彩虹一样的奇迹。有时候只有经历一些糟糕的事情，才能让我们换个角度去欣赏。”他加了一句：“你的病也是这样。”

于是我问他，为什么我的病成了加深我们友谊的契机？

“一开始，我是想，你病了之后身边的人可能不够用。所以我打算多帮你一点。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面对不仅缺乏美感而且丑象横生的日子，你的应对让我吃惊。你是那么优雅而又幽默。坦白讲，我想我根本做不到。我本来想说陪伴你是自己无私的奉献，但事实上，是你在教育我重新认识人类的潜能。”

“如果女孩儿们找到你，问你这一年的情况。你会怎么说？”

“我会告诉她们我看到这样一个人：他遇到了世界上最坏的状况，但他依然坦然面对，不留半点遗憾。想想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我曾经见过，人们在面对致命疾病时的痛苦挣扎，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你和他们不一样。我想原因就是，你知道自己是谁。你的心清楚你的前进方向。”

“那你要怎么让别人也学会这样做呢？如果我的女儿们来找你，让你帮她们认识自己，你怎么做？”

“啊，这简单，”他说，“我相信美感是最好的老师。我会让她们背诵奥登的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样一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时间，她们就可以靠在树下，邀请奥登或莎士比亚与她们相伴。我会让她们去听马勒的交响乐，这样她们以后可以来回听，每次都会激发相似的情感。我会让她们学会欣赏中国书法，那是表达内心力量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对自己心存疑惑，就会在运笔中表现出来。”

约书亚脱了鞋，在水中摆动着双脚。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清晨，春姑娘还没睡醒，但现在春天的气息却在我们面前的这条小溪中缓缓流淌。明天一早，我们就会下山，去和他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再过不久，这个万年单身汉或许就会开始讨论结婚，或许也会成为一个父亲。彼得潘也在长大，但他依然能用一颗童心去看这世界。

“我想让泰碧和伊甸知道的是，发现美并不困难，”他说，“她们可以永远保有在飞机上见到彩虹时的那种感动。奇迹处处可见。她们只需要学会看到乌云的背面，自己走出去收获奇迹。当然，我也希望她们能明白，你即使在病倒的时候，也依然保有这种态度。而我们都希望她们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看世界。”

尾声

20　放手去做吧

约翰·希利的办公桌边挂着一幅芬威公园的海报。图片上有一个小男孩仰望着赛场，那里飘扬着美国国旗，天空是超人紧身衣的颜色，难以逾越的绿色怪兽全垒打墙在远处若隐若现。海报右侧是棒球明星卡尔·雅泽姆斯基在1983年10月2日最后一次击球的照片，左侧是波士顿红袜队的日历，还停留在去年10月份，那已经是9个月前了。

“如你所见，我的初恋是棒球。”希利医生说。他是在波士顿郊外长大的。

怪不得当我问他是怎么学会抛接球的时候，他竟然给我讲了那么多红袜队的故事。

“我在高中打过棒球，”他说，“但教练告诉耶鲁棒球队的人说我还不够好，还没到能帮他们打比赛的程度。可在大一新生联赛的时候，我是最佳击球手，曾有过0.406秒的打击纪录，这是我最喜欢的选手泰德·威廉姆斯的平均水平。他是过去70年里唯一取得0.400秒佳绩的击球手。”

为了填满校队的空缺，教练邀请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天才球员入队做替补。这意味着希利可以参加训练，但同时也得承担一些琐碎的后勤事务，比如为出城比赛租大巴。“那年我一共上垒击球10次，”他回忆道，“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坐冷板凳等着。那时候，有人嚼烟叶消磨时间，我则喜欢抛接球。”

最吸引他的就是球的弧线轨迹。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几何图形之一——抛物线。看着远远飞出去的高飞球，或者落入捕手手中的擦棒球是种享受。这有一种镇定的功效，就好比买了件让你可以立即放松的衣服。这也是抛接球的魅力。你会一次看到3条抛物线！”

“等等。你还有最喜欢的几何图形？”我问。

“当然！我知道抛物线的数学公式。另外，想到远处视野外有个看不见的物体在旋转，就让我觉得很有趣。”

当年，他的大学室友设计了耶鲁大学第一个吉祥物——一只长着大脑袋的斗牛犬。希利那年穿着这套道具服参加了好几次足球比赛。全美骨癌治疗的领军人物还是耶鲁第一个会抛接球的吉祥物扮演者！后来，他的朋友试着为林林兄弟马戏团的小丑联盟做设计，希利还心血来潮地跟去试镜，不过被拒绝了。

35年过去了，抛接球对他来说依然重要吗？

“当然。具体来说呢，我还是喜欢看棒球比赛，看球在空中飞来飞去。有些球很好接，手到擒来。有些则相当具有挑战性。”

“如果用它来打比方，”他接着说，“这其实就是我的人生。容易的球，随便谁都能接到。但是那些多绕了几圈的困难球，才能检验出一个行家的水平。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那些多余的圈，让球变得容易捕捉。这也是我工作中一直要面临的挑战，如何把难以逾越的障碍变成可以处理的问题。如果能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就会倍感欣慰。”

约翰·希利会做的事情很多。他办公室的墙上除了红袜队的纪念品之外，还有许多荣誉证书、学位证书、感谢信、一张入选“最佳医生”的照片，还有一张《时代周刊》的封面照，上面写着“癌症战争中的希望”。他的简历更是丰富：超过250篇学术文章，参写过有40多个章节的专业书籍，还有5项专利。他是美国医学荣誉团体协会的会员，还是国际保肢协会的主席，恐怕这是我听过的最不委婉的协会名称了。

但他身上最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的并不是上面这些东西，而是那些积累和酝酿出来的气质。他习惯系圣诞老人那样的蝶形领结，兜里还总揣着拐杖糖。他会像面团宝宝那样龇牙咧嘴，时不时大笑起来。他和我爸一样，妙语连珠：我和你一样恨这癌症。这是一场战斗，我决心要取得胜利。这事会改变你的一生，但通常是让它变得更好。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说话的方式。每次你提出问题后，他都要停顿半天才回答，让你忍不住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不小心说了什么脏话。好不容易他开始回答了，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那种特有的风格会让你觉得他简直就是从《哈利·波特》里走出来的。他的名字连J.K.罗琳都难以再加润色。想想看，会变魔术的邓布利多再加上治愈绝症、救死扶伤，你能叫他什么呢？希利怎么样？

正是那些奇闻妙事及其背后隐藏的渊博知识，让我在患病满一周年的时候决定再次拜访他。我想从他那儿获得经验和意见，这对我和女儿们都很重要。在“失去的一年”就要结束之前，我需要听听他的心声。在我做父亲的日子里，他就是我的榜样。

我选择以他的职业定位为切入点。他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热爱这项工作，”他说，“我有义务用上帝赐给我的天赋，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能利用这种热情来实现自我，这真是我的福气。我发现了某些自己能完成得非常好的事，不客气地说，我在努力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世界第一。事实上，每天早上起床刮胡子的时候，我都对镜子里的那个自己说：‘今天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虽然这个理想还没实现，但我一直在路上。”

“你每一步都更接近自己的目的地，”我说，“先是医学院，然后是骨科，然后是癌症治疗。你的选择越来越狭隘、黑暗、严酷。”

他沮丧地点点头。“我曾发生过7次意外，每次都伤了一块不同的骨头。运动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比想象中更高大、强壮和优秀。不过，我最终克服了这些伤痛，回到赛场。所以最开始我是想从事运动医学。”

“但很快我发现，给那些只想周末打场网球的人们做保健已经无法让我满足。运动保健很重要，我很高兴有人从事这项工作。但我个人总是着迷于那些最有趣的问题。癌症是其中最困难也是最需要关注的，因此就成了我的第一选择。”

“不过这也意味着你有很多病人都无法康复。”

“世上总有成败，”他说，“所以你必须学会怎么应对它。如果你变得麻木，你就无法继续工作。可如果你执著于此，它又会让你丧失勇气。勇敢并不是盲目的冲锋冒险，而是在了解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后，依然能坚持走下去。”

“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说，就是‘战争会逼出人们身上最好的一面’。当然，有最坏的，但也有最好的。抗癌是我这个学科中最激烈的战争，因此我得以看到人们应对这个艰巨挑战时的内心、灵魂和想法，能看到他们如何从自己身上找到出乎意料的力量。哪怕是他们的母亲也不相信他们能做到。但他们确实做到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伟大和坚韧。”

他停了一会儿。

“所以，即使以失败告终，我也依然能看到其中蕴涵的非凡意义。事实上，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了不起的，就是熬过了这场疾病的人。他们清楚自己的生活，知道自己想做的，这是令人震撼的体验。我很荣幸，能成为他们的医生。”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告诉我，大多数人经历过这场病都会改变，通常是变得更好。”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会更了解自己，不会再迷失沉醉于那些短暂无常的琐事。他们会更重视家庭。除此之外，他们会形成一种积极的精神，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切实以人生历练为基础的。他们也能更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他们会变得慈悲，具有同情心，而那正是人类的伟大之处。”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得这个，”我指着自己的腿说，“要怎样才能获得这些改变呢？”

“我想，那就是我正在努力的了，”希利医生说，“我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我们做治疗的都相信，只要行善就不会得病，对我来说这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是无稽之谈，但我们宁愿选择相信它。”

“但是，在给患者治病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收获了许多。就我而言，了解人类情感的全貌对我自己的生活大有裨益。所以我觉得改变方法就是：‘和那些陷入困境中的人交往。理解他们的处境。大多数时候，倾听。’我父亲常说：‘总是说个不停，你什么也学不到。但如果敞开心扉倾听，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的抛接球不是在大学练的，而是13岁时参加一个夏令营的时候学会的。我那个夏令营管理员曾经跟传奇哑剧大师马歇·马叟学习过，所以总会教我们许多小戏法儿。比如摸一扇并不存在的窗户，或是假装用一条不存在的绳子来拔河。有一天早上，他教我们如何抛接球。我们从早餐室拿出橘子，站在帐篷外的碎石山上，开始摸索练习，从一个加到两个，最后是三连发。

只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练习地点是悬崖上的陡坡。也就是说，每次橘子掉下来的时候（刚开始那几个小时，这种情况发生过上百次），我们心里的那个阳光小球就这样摔烂，沿着斜坡滚下去，只留给我们溅了一身的橘子汁和无力追赶的筋疲力尽。整件事似乎就是徒劳无功，我们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拒绝正视自己的愚蠢，一次次重复着。

只是，最后我们学会了。

这次考虑欠妥的实验后来演化成了我的人生格言：永远要在山坡上学抛接球。要放手去做。如果你想尝试某个事物，去尝试吧。我有一位导演朋友，总爱说：如果你想摆某个姿势，那就摆吧。不要半推半就。

可能是因为我和他少年时有着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因为我需要将医生视为拯救者，无论怎样，我都开始将希利医生当成这个理念的化身：这是一场战斗，我决心要取得胜利。我将会坚守到最后一刻。今天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他放手去做了。

知道了这些以后，我很好奇他从我的病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尤其是，如果我将来不幸成为他的失败案例的话。

“假设15年后，”我问，“我女儿来看你，问：‘我爸爸是怎么死的？’你会如何回答呢？”

这位停顿大师这次停顿的时间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长。之后他清了清喉咙，靠近我。

“我会说，答案并不简单。一方面，人人都会死。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但你们的爸爸确实活过，只是他活的时间没能像我们希望得那么长。但他活得很好，为你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虽然他不在了是件让人悲伤的事情，但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爸爸很爱你们，他为了和你们在一起，与癌症进行了艰难的斗争。”

“然后她问：‘你曾经陪伴过许多濒临死亡的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他又想了一分钟，说：“做什么事都要开心。帮助身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足迹。”

至此，没有了停顿。希利医生永远是胸有成竹的。他是位勇士，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睛说：“给我你的手。我告诉你怎么做。我们一起并肩战斗。”那个瞬间，我的腿几乎无力支撑身体，眼里充满恐惧，但我会跟着他，走向任何一个地方。

“我会对你的女儿说：‘准备好。’”希利医生接着说，“‘找到你最佳的支持盟友，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不要回头，因为那只会削弱你的力量，干扰你的焦点，只会在你心中播下怀疑和摇摆不定的种子。无论对你还是身边的人，那都是致命的打击。’”

“这就是我说的萨奇·佩吉定律，”他说，“萨奇可能称得上是最伟大的投手，可他是黑人，当时职业棒球大联盟不允许他加入。继杰基·罗宾逊之后，他加入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那年他已经42岁了，终于进了全明星队。有个记者问：‘嘿，萨奇，你已经过了黄金时期了，你不感到遗憾吗？’萨奇回答：‘别回头，向前走。有些人也许正要追上你呢。’”

“我想这也可以用在抗癌中，用在医疗上，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不要躺在上面。你需要得到启示，但不要深陷其中。往前看。那是你爸爸希望你做到的。我会这么告诉女孩儿们，因为她们的爸爸就是这么做的！”

21　明朗

— 2009年7月13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这一周里，每天清晨，阳光都会照在海港上，闪着微光。科德角晴空万里，向我们张开了慷慨的怀抱，就像女儿们早上摘的蓝莓一样。晴朗的天气，清新的土地，这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宽慰。我们终于摆脱了纽约长时间以来的魔咒，什么“灰色5月”“黑暗6月”，还有这一年里最阴暗的夏至。

上周我去拜访了一位久未见面的朋友。他在纽约时尚前沿的曼哈顿肉库区。我在椅子上坐下，陷入迪斯科闪光球灯、豹纹长沙发和粉红色头发洋娃娃的包围之中。我和迈克尔·安吉洛谈论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他拥抱了我，然后开始工作。那是我所失去的这一年里的第365天，下午5点半，而我要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从来没做过的一件事。

我要剪头发。

从我知道自己左侧股骨上长了一个骨肉瘤开始，已经过去了12个月。在最近几次季度性的例行复查中，我听到的都是好消息。骨头和肺部都没有出现癌细胞的迹象。假体和股骨融合良好。就像希利医生说的：“你在逐渐康复。真的。”

然后他就会加上一句：“但我们都知道……”

需要清醒面对的事实是，化疗已经让我几根手指的指尖出现神经病变。移植的腓骨和股骨的融合并不像我们期望得那么顺利，将来我可能还得做几个矫正手术。我的腿依然是件麻烦事。终于走到了这一年终点的里程碑，即使我们谈不上大获全胜，也还是稍感宽慰，松了一口气。治疗的这一年就要结束了，但更长的路还在前方。

从4月开始，我就在位于曼哈顿的纽约特种外科医院的理疗中心进行康复训练。（这个中心的官方名字依然印在职员的制服上——伤残人士医院。这是狄更斯给起的名字吗？）我的理疗师是聪明又热心的特里莎·齐亚拉。她曾经是个篮球奇才，现在为大都会队、扬基队和许多地方球队定期提供医疗指导。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她细心地帮我检查了左腿，伸展、弯曲、抬起，然后宣布，“我想你的前景很乐观”。

特里莎给我制订了严格的训练计划，包括有氧练习、重量训练和复健脚踏车。我还要在游泳池里做浅水练习。那是训练用的专门场地，四面是与肩平齐的玻璃墙，里面是水，走起来感觉像在巨型洗衣机里行走。

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是，我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有时候拄单支拐杖就能走路，到秋天就有希望把这拐杖换成手杖。但事实是，我已经拄了52周的拐杖了，几乎占我人生的3%，有些时候它们实在让我厌烦。

每个人都希望活得长一点，以便能享受到更先进的医疗手段。我就是这样。如果倒退20年，医生可能就会切除我的左腿。即使只倒退10年，这手术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现在，我依然站着，两条腿都还在，这中间有多少训练有素的双手和头脑的贡献。从今往后，我所享受的生活都是拜他们所赐，对此我们一直心存感激。

那么，女儿们怎么样了？

她们很好。7月4日已经过去了，我想我可以自信地断言，泰碧和伊甸从4月15日开始的生日庆祝终于完全结束了。她们最后一份礼物是加州的一周之旅。在那儿，她们去了乐高乐园，在比佛利山做了第一条定制的裙子，第一次自己亲手榨汁摆柠檬水摊。她们深具创业精神的妈妈，对女儿们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垄断精神感到很满意，但觉得定价低了，一杯应该要25美分而不是10美分。在这个过程中，姑娘们肯定能记住的教训是——不要拿沙坑装钱！

到了该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泰碧说：“我再也不想回布鲁克林了。”部分原因当然是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各种友好款待，但我们怀疑更多是因为在这里她能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关注。这些日子以来，泰碧和伊甸长得很快。她们喜欢用手指滑过我的头发，很少表现出创伤后的异常应激现象。不管怎样，她们喜欢爸爸回来。

最近，在一次“坏与好”的游戏中，伊甸说的好事是：“爸爸现在只用一根拐杖了，我能拉他的手啦！”泰碧接着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爸爸，我身体里有很多对你的爱。我要没完没了地拥抱你、亲吻你。等我的爱用完的时候，我就去喝牛奶。因为爱是从那儿来的。”

她们的妈妈怎么样？

在我治疗满一周年的前几天，琳达和我度过了结婚6周年纪念日。我们在阳台上烧烤，拿出结婚时的瓷器——这可是珍藏品，细数着我们的福气和幸运。

然后我们聊了很久。

11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琳达的时候，她很坚强，精力充沛，魅力非凡。但她也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不解世事的一个。她对未来的展望全无低谷，只有拇指朝上（“很棒”）和拇指朝侧面（“往那边走”）。她承认，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痛苦的情感，也很难面对正在忍受煎熬的朋友。

但过去的这一年改变了她。我看着琳达经受住了一波又一波痛苦而沉重的打击，她始终高昂着头没有屈服，而且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宽广。有些日子她只能拇指朝下（“遭受重挫”），但这种被迫的体验为她带来了内心的变化。

“我的经历让我愿意向忍受痛苦折磨的人们伸出援手，”她说，“以前，我这样做会很不舒服，或是总觉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现在我明白，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开口。”

除此之外，以前的琳达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现在她会允许——甚至有点欣赏自己偶尔的脆弱。用她的话说，商界女强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而且领导风格往往一味强硬。但是现在她学会了与人分忧。她说这让自己不再那么苦苦挣扎，也更具同情心。

最后，琳达说这一年她学到的就是让决定变得更简单、更直白。学会说“不”。在这个喜欢拐弯抹角的现代社会，这样做能减少干扰，保持专注。就在重新准备专心工作大步向前的时候，她希望做个好妈妈、好妻子和好朋友的愿望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

保持这种明朗吧。

那你呢？

癌症确诊几周后，我曾和一个经历了类似化疗过程的朋友聊过天。那时，他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听力，许多手指和脚趾都丧失了知觉，认知能力也下降了15%。当时我被他的情况吓坏了。

今天，不管身体上忍受着多大的痛苦，我依然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的头脑和灵魂都没有屈服。我的血液可能经历了折腾和摧残，但我的生命力并未受到波及。我还是那个我。

但我心上确实留下了伤疤，有时它们会毫无预警地突然爆发。

4月的时候，我和琳达在中央公园的船屋里参加了一位犹太朋友女儿的成年礼。那个女孩儿名叫艾莉森，她妈妈在仪式上为她唱了一首《父母的祈祷》。

愿上帝赐予你生命和力量，像约瑟的儿子们一样……

愿上帝保佑你像父母一样，我们最亲爱的。

像屋子里大多数人一样，我哭了。和别人不同的是，我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们，想到将来自己可能会缺席她们的人生，于是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来。我试图遮住脸，但却做不到。我只好抓起拐杖，逃出屋外。

在屋外，有几艘小船漂在湖面上，别的家庭正在享受今年最温暖的时光。眼前的景象就像莫奈的画一样。于是几周以来，我头一次哭得不能自已。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这些情感永远不会完全消散。它们会永远地留在我体内，在某个不可预料的时刻重现。它们是蛰伏在我体内的怪兽。

在自己的成年礼上，艾莉森读了《利未记》中的一段。这可能是《圣经》篇章中最不讨喜的一部，但它包括了圣洁法典，那是古代对道德规范的最高约束。就连自由钟上也刻着《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在这大地上纵横宣扬自由之声，泽及每一位居民。”

这段话所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每隔7年，农民就有责任让土地休息1年，称为安息日。每7个这样的七年轮回，土地休养的年份就增加1年。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奴隶都会获得自由，所有的家庭都得以团聚，人们会去照顾需要帮助的和生病的人。这第50个年头就叫做“五十年节”。

虽然现在我还不敢说50年，但这个传统至少完美地形容了过去一年里我的生活。我被迫停止劳作，褪去了现代社会的虚荣、野心和伪装，进入了一个《圣经》中描绘的世界：寻求帮助，做个陌生人，从周围的人那里获得力量和支持，和最爱的人们团聚。

我失去的这一年就是我的五十年节。

而上帝有意把五十年节安排在了这个时间：经过休养生息，我变得更富想象力。在短暂的休息后，我种下了关系到未来健康的种子。

自然而然地，我担心自己会忘了这一年所学到的，会放任自流，重陷旧日恶习。我好不容易脱掉了所有过去的衣服，却又开始重新将它们拖出衣柜，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然而在层层衣物下，我已经获得了一个时刻提醒自己的记号。在《圣经》的《创世记》一章中记载，一天晚上，雅各和天使摔跤。天使在他大腿上做了个记号，纪念他的努力拼搏。从此以后，雅各便瘸了。

我的腿上也有一个记号，虽然远不似雅各的那样崇高，却也是我曾经努力的永恒印记。每次我抚摸着它，就会想起那些绝望的黑暗时刻，还有你们的祝福和帮助给我带来的阳光。

参加成年礼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伊甸哭着来到我们的床边，说有怪兽想拿走她的毛绒狗“杜提”。“赶走怪兽的最好方法是我们全家人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我说，“你愿意今天让我抱着杜提睡吗？那样，怪兽来的时候，我会说：‘不，怪兽，走开！’然后它们就会跑下楼梯，冲出门，离我们远远的了。”

我们的生活再次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这个令人心酸的比喻。去年，怪兽已经拜访过我们家，它让我们好几个月都无法安眠，但通过共同努力，至少现在怪兽已经被撵下楼、赶出门、离我们远远的。我们没有把握它能就此一去不复返。但即使它回来了，我们也知道最有效最可行的方法——全家人一起努力。

感谢你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陪在我们身边。感谢你们，每天寄给我卡片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给我们送来安慰、礼物和佳肴的亲戚朋友们；感谢你们，那些帮我们看孩子、种花园和擦干我们眼泪的人们；感谢你们，那些读到这些文字后停下来思考几秒钟或祷告的人们。

随着这一年临近尾声，这些信的间隔也越来越长。让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回你们每个人身上。祝福你们能在自己的苦痛中找到“五十年节”，祝福你们能驾驭自己的恐惧。“不，怪兽，走开！”祝福你们的牛奶永远也喝不完，千万别忘了，那可是爱的来源。

最后，在这些日子里，随便找一天，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22　和乌龟一起去散步

《丹尼在我身边》这首歌的开场白道出了人们的浪漫憧憬，“星期天的布鲁克林大桥是恋人的专用通道”。在《布鲁克林有棵树》这本书里，一位士兵也表达了这样的渴望：“如果有一天我到了纽约，一定要去布鲁克林大桥上走走。”

布鲁克林大桥，建筑者称它是“文明的未来”，支持者称它象征了“那个时代的庄严宏伟”，一位国会议员曾经深情地说：“布鲁克林有自己的空中花园，自己的亚述古塔，自己的罗马剧场。让我们推动这伟大的建筑物不断发展进步。”

对我来说，有着126年历史的布鲁克林大桥，是暴风雨后的彩虹。

“快点儿，姑娘们。”一天早上，我对女儿们说，“让我们去布鲁克林大桥上走走。”

“耶！”泰碧叫起来，“我们能带罗盘吗？”

“太棒啦！”伊甸回应道，“咱们也带上午餐吧？”

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门。这期间经历了一次哭闹，换了4次衣服，抹了3次防晒霜，还有不止一次地威胁她们再不出门这辈子就再也没有礼物收。或许该给大桥上的恋人们提个醒。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4岁孩子永远是这个样。

就在你觉得自己已经濒临崩溃的时候，她们终于不再折腾了。我们穿过沃尔特·惠特曼公园，走向大桥，梳着完美马尾辫的泰碧抬起头问我：“爸爸，你能告诉我们这座桥是怎么建起来的吗？”

一开始，这座桥笼罩在悲伤和重生的阴影里。这座大桥的构思来自南北战争，这座世界上最长的吊桥会把人流涌动的曼哈顿和沉闷落后的布鲁克林连接起来，又一次证明了科技可以战胜人生的苦难。总工程师约翰·罗布林许诺会加一点特色，他要建成第一条高架桥上的人行道，让“有时间的人和残疾人都能在晴朗的天气中，走上大桥，享受美景和新鲜空气”。

罗布林本人对痛苦深有体会。他是德国移民，在设计大桥的过程中，他正在给死去的妻子招灵。后来，他本人由于被渡轮撞伤脚趾得了破伤风，在大桥正式动工前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华盛顿接手修建大桥，却在水下施工的时候患上了潜水病，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中坚持工作。他不能阅读，无法说话，只能用望远镜远远望着自己的杰作。那10年间有20个人死去，其中10个是因为建桥而失去了生命。

但对残疾人、失去一切的纽约人和美国人来说，这座大桥也象征着康复。“看那升起的形状！”住在布鲁克林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如是说。

布鲁克林大桥是时代精神的实体化表现，它是肯定的象征，它是重生的弧度。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它是通往宽广未来的抛物线。

爬第一个塔楼的斜坡时，我们几个很快形成了特有的家庭漫步模式。泰碧和伊甸在琳达两侧蹦蹦跳跳，练习着她们的“摇滚巨星”造型，有点像米克·贾格尔，撅屁股，甩头发，张开双臂，仿佛在说：“你敢说我不帅？”而我依然拄着拐杖殿后。

不一会儿，我们的小歌星兼词曲作者就编出了一首曲子：

我们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上，

爸爸身上有补丁和伤疤。

我们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上，

别担心，那没多远！

我们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上，

像摇滚明星一样唱着歌！

由于走路是我病倒之后最先失去的能力，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这个最基本的人类动作。直立行走，用后肢两足而非四肢运动，是判断人类诞生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和猿类祖先之间最大的区别。而且，它并不受进化发展的影响，自从400万年前人类第一次直立行走开始，这姿势基本就没变过。据我的理疗师观察，人类的每一步都是潜在的悲剧：你差点儿绊到左腿，然后赶紧用右腿来保持平衡。走路是与重力、笨拙和灾祸的持久对抗。

但走路同样也可以是人生意义的来源。自从人类开始信仰神明，就企图走近它们。在《圣经》里，英雄们灵性上最大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旅途中：亚伯拉罕走向应许之地；以色列人穿越红海；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从麦加朝觐到十字架苦路，最伟大的朝圣之行都是在行走中实现的。很多朝圣者会特意为自己的行走增加难度，他们赤着脚，衣衫褴褛，甚至在鞋里放上小碎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减慢自己的步伐。

我现在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用拐杖走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速度慢。你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刚刚好，来不得半点花招。以我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拄着拐杖快麻木的胳膊，到刺痛的脚趾，每走一步，全身上下都能感受到那种牵引力的作用和痛苦。要知道，用拐杖走路可是多了两条腿。但在路上，这却让你觉得自己更像个人。

这个速度让你有机会和更多的人交流。我们在桥上走了还不到15步，就有一群人和我们打招呼：“哇！你拄着拐杖来爬桥？祝你好运！”除此之外，对那些同样步履缓慢、受到干扰，或是正与自己的不适抗争着的人们而言，我的拐杖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会发现这些看起来不易接近的人们其实自成一国。就在我们走上布鲁克林大桥的几天前，我就曾经和一个带着护膝的商人说笑，和某个带着颈托的男人交流彼此的病情，还拍了拍一个用助步器走路的女人给她鼓劲。

一句话：拄着拐杖的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和善。

在布鲁克林大桥建成的几年前，马克·吐温来过一次纽约，他把这里形容成荒凉的沙漠，人人都缺乏耐心，行色匆匆，像没头苍蝇一样撞来撞去。他所描述的其实和我现在认识的一些人很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在一辈子里完成两辈子的工作。所以他匆匆，匆匆，又匆匆，永远没有时间付出同情心，除了美元、工作和生意，他永远不准备把时间浪费在任何其他的事儿上。”

很少有什么事能打破这种行色匆匆，直到你突然丧失了行走能力。你会发现，这种阻碍很快就变成了一封邀请函。剥掉了对地位和权力的渴求，这种伤残使你有能力去敞开心扉与人交流。跑得再快，你也不过是孤身一人，冲向自己命运的终点。但如果你坚持自我，悠闲前行，你就能够与这世界相遇邂逅，获得陌生人的帮助和支持。

你会自己探索这世界。

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散步刚刚成为休闲方式之一，巴黎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步行者。法国人称他们为“漫步者”（flaneur）。他们会缓步踏过游廊，在公园里闲逛，沉默不语，观察着身边的一切，从容不迫地享受着悠闲人生。为了表达这种闲适的心情，当年在漫步者中还流行带上一只小乌龟，让它决定散步的速度。

我喜欢这个想法，它听起来像是对缓慢移动的赞歌。而且它似乎尤其适合布鲁克林大桥，这里可是有历史开拓意义的诺亚方舟。第一个过桥的人驾着四轮马车，带了一只公鸡；那时候，赶着牛过桥，要交5美分的过桥费，如果是带羊或狗就只要2美分；而在大桥开通后不久，伟大的马戏团老板P.T.巴纳姆还不知道大桥结不结实，就赶着21头大象从上面经过。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些漫步者们与小乌龟散步时的步调。在我对为人父的挖掘探讨过程中，从爷爷的录音带到我父亲再到我的医生，他们与我分享的人生智慧中都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别着急”。慢下来。

和乌龟一起去散散步吧。

放慢脚步看看这世界。

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欣赏吧。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大桥的最高点。伊甸想马上吃午餐，但泰碧似乎对光膀子的慢跑者更有兴趣。她问：“爸爸，你什么时候把上衣脱了呀？”我们在塔楼对面找了一处阴凉的地方，拿出面包圈、奶酪、水果和牛奶。一颗葡萄通过栅栏的缝隙滚了下去，正好掉在我们下方开过的车上。泰碧考虑了一下自己能否钻过去把它捡回来，后来说：“我想我得变得非常小才行。”

“姑娘们，猜猜看？”我说，“午餐后有个惊喜哦！”

“哇！纸杯蛋糕吗？”伊甸问。

“不，不是吃的，”我说，“是一个活动。”

大家都知道，惠特曼爱散步是出了名的，经常从布鲁克林渡口乘船去曼哈顿。他曾写过一首诗，献给那些在他之后将要渡河的人们。那也是我想要和女儿们说的。或许有一天，她们会独自渡河，身边不再有我的陪伴。

就像你们望着河流和天空时的感觉一样，我也曾这样感觉，

就像你们为河上清流的欢乐所感染，我也曾受过感染，

…………

这些和其他一切从前对于我，就像现在对于你们一样。

我还要鼓励她们尽可能地经常渡河，要让她们能像惠特曼那样说出“我也生活过”。

午餐结束的时候，我们把吃剩的面包圈和葡萄梗收好。“爸爸的惊喜是什么呢？”琳达问。女儿们摩拳擦掌。骑自行车的和跑步的人们从我们身边冲过，吹着口哨，提醒前面的行人让路。一群青少年在用手机拍照。有个画家在兜售炭画。周六中午可是布鲁克林大桥的拥堵时段。

我把女儿们往身边拉了拉，打开自己的背包。她们把手伸进去，摸出一块红黄相间的小桌布。我把它铺到木头栅栏上。她们又摸出来4个碟子，4个杯子，一罐奶油，还有一个昨天晚上我刚粘好的糖罐。然后，我拿出了最后的关键物件。

于是，在午后的时光，我们坐在一起。左边是自由女神像，右面是帝国大厦，身边是数以百计的神色匆匆的行人。我们就这样举着茶壶，碰着杯，在世界的顶点开起了茶会。我们终于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祝呢？

这些年来，我老是重复做一个梦。梦中，我可能是在走，在攀爬，或是在逃跑。某一瞬间，我会突然停下来。我的腿会变得软绵绵的，或是陷入沙丘，或是掉入泥沼。然后，我就被吓醒了，筋疲力尽，气喘吁吁，怕得要命。

我从来没有把这些梦告诉过任何人。过了很长时间，或许是10年吧，我告诉自己可能是野心不足的问题，我内心深处总是害怕自己到不了想去的地方。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在去布鲁克林大桥散步前不久，我意识到，自己得了癌症后就再也没做过这个梦了。我很吃惊，就像有位并不太喜欢但早已习以为常的亲戚突然去世了。这种感觉让我毛骨悚然。就在我确实丧失了行走能力的时候，我就不再梦见自己无法走路了。在我哪儿也去不了的一年里，我就不再梦见自己到不了想去的地方。

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我的身体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左腿的问题。我的大脑潜意识在向我发出警告，某天我可能真的会被迫在梦想的道路上止步。

另一种解释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是因为我不再对生活心怀不满。生活节奏放慢后，我不再拼命匆匆赶往一个本不该去的地方。在我无法继续奔波的一年里，我也不再试图总是要赶到“别处”去。

就这样，不再四处忙碌奔波后，我终于能享受自己此时此刻的生活状态。

茶会结束的时候，我问女儿们还要不要继续在布鲁克林大桥上走走，然后再坐出租车回家，或者就在这里掉头往家走。伊甸先开口，说：“我们想走到大桥的那一边，然后再走走走……走回来！”琳达向我眨眨眼，说：“这才是我们的闺女！”

23　拥抱怪兽

— 2009年9月1日—

亲爱的泰碧和伊甸：

夏日将尽，最后一片海燕麦也不堪重负似的弯下了腰。夕阳西下，余晖温柔地洒在泰碧岛沙滩上的水坑里，像是琥珀色的告别。又一个夏天结束了，我们也要离开这个海边天堂了。在我和你们妈妈心中，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岛会永远和你们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生都在努力创作让人读起来放不下的作品。但是，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多么希望你们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读到这些。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此刻把它们都写出来，用最真实也最原始的感受，我希望这些事是由我亲自告诉你们的。

你们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开口说话，与字母和语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简直像个奇迹，我们看着都感到非常欣慰。在你们两岁生日的时候，你们的妈妈和我用充气字母表把整间屋子都装饰起来，有些字母贴得不太牢。当我们把穿着睡衣的你们抱下楼的时候，有几个字母掉了下来。伊甸看了一眼彩虹似的字母表，说：“看，所有的字母都来拜访我们了！”

3岁的时候，你们迷上了芭蕾舞和童话。我们又开始照老样子在墙上装饰粉色和紫色的芭蕾舞裙。“所有的芭蕾舞裙都来拜访我们啦！”

几周后，我去医生那里做定期检查。这位医生把我安排到另一位医生那里，然后又是一位，直到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得了少见的恶性疾病，突然间生死悬于一线。我坐在曼哈顿街角的台阶上，掩面哭泣。几小时后，我回到家，躺在床上。你们很快就跑来我的身边，看着镜子，拍着手，跳着自编的舞蹈，转着圈，然后跌倒在地上，开心地咯咯笑着。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

我想到以后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们，再也无法亲吻你们；我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安慰你们破碎的心，再也不能为你们擦干泪水；我想象着自己也许再也听不到你们的笑声，再不能为你们唱歌谣，再没法解答你们的疑问；我想到我再也不能在你们迷惑地张大眼睛的时候，摆出老爸的样子，唠叨那些老生常谈：每天都要尝试新的事物。以事实为基础做出来的决定才可行。弄不好就看说明吧。

我想起我的声音。如果没有了它，你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3天后，我在黎明前醒来，想出了一个能让你们听到我心声的主意。我可以从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找6个男人，让他们代替我陪伴你们的人生。他们可能会对你们说悄悄话，为你们唱歌，教你们学习，或者给你们写信。他们可能会带你们坐拖拉机兜风，或是把你们单独叫出去批评。他们可能会向你们伸出援手，鼓励你们，或是让你们放松一下。他们也可能只是一个倾听者。

我想要他们的声音陪着你们长大。

“所有的爸爸们都来拜访了。”

我会把这群人叫做“爸爸军团”。

我一生中朋友很多，并不止这几位。他们也并非我唯一的精神导师、教练或指引者。他们不是我的兄弟姐妹或家人。他们也并非你们真正的父亲。

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的影子。他们记录了我人生的片段。

在我死后，他们可以继续推进我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再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可以替我发言。

如何利用这个“爸爸军团”，取决于你们自己。你们可以问他们与我有关的事——我会怎么想，怎么说；也可以问与自己有关的事——两难面前如何作出抉择，怎么实现理想；还可以问与这些爸爸们有关的事。

当我邀请他们加入“爸爸军团”的时候，曾经探寻过他们每个人能传授给你们的东西。将他们的智慧集合在一起，读起来像是一首关于生活的诗篇。

偷袭母牛

带上你的人字拖鞋

忽略那面墙

照顾好你的小蝌蚪

在问题中生活

收获奇迹

这里面，有些是你们听见就能明白的道理，有些是你们一时半会儿还捉摸不透的。但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些都是真理。除此之外，还有我归纳总结出的一些相似观点，比如：放手去做吧，和乌龟一起去散步。这些来自我的父亲、我的两位祖辈、生活中遇到的许多父亲和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这些都加起来，就成了一部送给你们的爸爸指南。

在建立“爸爸军团”的过程中，我重新意识到为人父母的矛盾之处：尽管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你们，但父母最主要的任务，却是要培养儿女们独立生存的能力。总之，父母要勇于“淘汰”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你们总是完全依赖我们；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里，我们努力培养你们独立自主。这样，即使我们不在了，你们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茁壮成长。

恐怕你们要比一般孩子更早地面对这样的考验。还好，你们还有妈妈。你们都知道，她就是自己的军团。听她的，她的话比一屋子男人说的话都有分量。

但你们可能见不到爸爸了。可能我在你们的生命里，就像一个黑洞。也许要过很多年，也许要用很多的爱、悲伤、愤怒、恐惧、棒棒糖或怪兽，你们才能填满它。

所有这些都没关系的。

但不管你们用什么来填补这空虚的黑洞，记住，要对自己好一些。发生这样的事，并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并不是命中注定要受困于此的。

你们知道，为了应付人生中那些严峻的考验，世界上最勇敢的飞行员们有自己的座右铭。空军在训练新人的时候，会告诉他们，如果遇到危险，千万不能逃避自己的恐惧，要拥抱它。“拥抱怪兽”，他们这样说。用你的胳膊紧紧搂住你的恐惧，把它摔倒在地，让它臣服于你，让它为你的目标服务。

姑娘们，拥抱怪兽。

相信我，我将成为你们的臂膀，帮你们勒住怪兽。哪怕你们对我一无所知，也要相信，爸爸爱你们。我喜欢你们清晨爬到我的肚子上，说缩在爸爸怀里是一天里最舒服的时光；我喜欢你们听到我开玩笑或是捉弄你们的时候，嘻嘻偷笑或是哼哼抱怨；我喜欢看你们自编自唱，玩韵律字典，或是翩翩起舞。我甚至喜欢把你们放在哭泣时专坐的椅子上，提高嗓门，慢慢数着：“1，2，2.5……”

我喜欢和你们做大买卖。如果你们不给我拥抱和亲吻，我就拒绝给你们读故事；不给我拿订书器，放学后也不给你们零食吃。我喜欢你们伸出手来帮我扶拐杖，安抚地轻拍我的伤口。我喜欢你们害怕的时候就看向我寻求安慰。我喜欢在看焰火时说，“怕了就抓住爸爸的手”，然后你们就会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

知道吗？即使我不在了，你们依然可以这样做。只要紧紧握住自己的手就好了。不管身在何处，我一定能感受得到。

在你们出生几周后，我们曾经办了个聚会，让大家看看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你们。那天晚上我说了简单的祝酒辞。结束语是：“希望你们生命中的第一个词是冒险，最后一个词是爱。”现在我可以说前半部分已经实现了。冒险是你们最先学会的词语之一，也是这些年来你们最喜欢的。读它的时候，你们的小嘴唇会撅起来，完全表现出了这个词的复杂、奇妙还有神秘。

“我们要去冒险了。”每次我和你们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就能看到你们的眼睛里满是期待。

这个愿望的后一半——“最后一个词是爱”，能否实现取决于你们自己。如果说我从这场疾病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说出的最后一个词是什么。所以我请求你们：每天都要沐浴在爱中。这爱可能来自朋友、亲戚、爱人和孩子。这爱可能来自所有这些人，或者只有其中一个。但如果我能最后留给你们什么宝藏的话，那就是：希望你们姐妹间彼此永远相爱。不管发生了什么，永远都要相互照顾。

爱对方，你会感觉到爸爸和妈妈与你同在。

如果说，为人父母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倾尽一生让自己“退役”，那么，做儿女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只有过了很久之后，你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拒绝的东西——父母的关怀，正是自己需要的。你们用尽一生让自己变得独立自主，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去。然而，正是在你们不肯再听我们话的那个时候，你们才会真的听进去我们一直念叨着的道理。

在时机成熟之前，我会一直耐心等候。哪怕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会在你们耳边细语。哪怕你们感受不到我的存在，我也会依然温柔地鼓励你们。哪怕有一天你们看不到我了，我仍然会举起双手，在你们害怕胆怯、需要抱住怪兽的时候，来握住爸爸的手吧。

姑娘们，去吧，去旅行吧，去冒险吧，出发吧！

最后，记得时不时地，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附录　爸爸给女儿的十个财富

节选自CNN对布鲁斯·费勒的采访

在各位爸爸的帮助下，我有了如下献给女儿的十个财富。

1．做个行者，不当观光客

观光客只会选择最容易的大众路线，而行者则追求未知的挑战。观光客只肯乖乖地守着大巴车，而行者有勇气跳进泥堆去感受生活。

2．永远做自己

读大学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去亚洲背包游。因为朋友不肯换掉他的跨栏背心和人字拖，很多地方都把我们拒之门外。二十年过去了，他依然穿着人字拖！这成了他的人生哲学。不管做什么，都要做真实的自己。不管去哪儿，都别忘了自己的人字拖。

3．忽略挡路的墙，放飞梦想

当你遇到阻碍的时候，找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不管怎样，不要投降。不要在一堵墙面前就屈服了。

4．给老朋友留个位置

童年的时候，我有个一起抓蝌蚪的朋友。后来，我们就像那些蝌蚪一样慢慢长出胳膊和腿，跳进这个世界。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过着不同的人生。后来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却突然回到了我的身边。照顾好你的小蝌蚪。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好朋友。

5．探索一切未知

对你心里的一切未知要充满耐心。不管身在何处，只要你会提问，就总能找到自己的路。不要只是寻求答案。而要试着去热爱问题本身。

6．用发现美的眼睛，在阴天寻找彩虹

生活处处充满了奇迹。有时候只有经历一些糟糕的情境，才能让我们换个角度去欣赏。即使遭遇阴天，也别忘记寻找彩虹。

7．说出你的心声

当你们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总是哀求：“宝贝，你想要什么就说出来。”然而有时我们自己却忘了身体力行地去遵从这个道理。即使将来你们长大成人，也别用沉默把自己隐藏起来。遇到麻烦的时候，就老实地说出来吧。

8．放手去做，不要犹豫

我12岁那年在悬崖的斜坡上用橘子练习抛接球。每次我失手的时候，橘子就会掉到地上，摔个稀巴烂，滚下坡去。听起来像是徒劳无功地犯傻。不过后来我确实练成了！如果你想尝试某件事物，就放手去做吧。不要犹豫不决、半推半就。

9．和乌龟一起去散步

许多年前，法国巴黎的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散步者。他们总是缓步踏过游廊，被称为“漫步者”。他们喜欢带上一只小乌龟，让它决定散步的速度。我喜欢这种对缓慢移动的赞歌。别着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的短暂一刻。

10．拥抱怪兽

飞行员们知道，如果遇到威胁生命的危险，千万不能逃避自己的恐惧，而必须张开胸怀接纳它。拥抱怪兽。征服你的恐惧，让它臣服于你，让它为你的目标服务。

姑娘们，去吧，去旅行吧，去冒险吧，出发吧！

译者后记

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我读到过一本叫《死亡日记》的书。那是一个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写给女儿的遗言。字字真切，感人至深。10年后的今天，当我翻开《爸爸军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开端。布鲁斯·费勒，美国畅销书作家，曾经以行走和书写为职业，患上了骨癌。这样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在知道诊断结果后，曾一度瘫坐在纽约街头的台阶上。他想到很多，从此或许不可能行走，或许失去生命。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一对3岁的双胞胎女儿：泰碧和伊甸。于是布鲁斯又开始重新写字，不过这次，他写的是给女儿的留言。他找到了朋友们，让他们充当自己的声音。假如自己不幸离世，那么，这些朋友将会是女儿们的指引者，是连接女儿们与他的桥梁。

一年的时间里，布鲁斯经历了化疗、手术、术后化疗和复健。在家人朋友的关心下，在妻子琳达的付出中，在女儿们期待的眼神里，布鲁斯终于摆脱了癌细胞的困扰，得以成功地行走。这也让《爸爸军团》一书有了不同于《死亡日记》的结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体验着布鲁斯的哀伤和留恋，对女儿们的爱，还有对亲情、友情的领悟。在看到他手术成功，头发终于重新长了出来，一家人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散步、午餐、喝茶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期望读者们也会从中感受到生的渴望与脉搏，还有父爱的细腻和伟大。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在这里一并鸣谢：王颖杰，谢玉鑫，梁霄，张明霞，刘畅，于子涵，王纯。

裴　云

湛庐，与思想有关……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　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　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20%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　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　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15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50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PPT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5篇以后，再尝试做PPT。连续做上5个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6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4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执行。需要毅力、执著、长期的坚持，从而养成习惯。用心学习，就会得到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阅读，与思想有关。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　孙路弘　智慧支持！］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47mm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湛庐文化2008-2012年获奖书目

《正能量》

《新智囊》2012年经管类十大图书，京东2012好书榜年度新书。

35年职业经理人养成心得，写给有追求的职场人。

聆听总裁的职场故事，发掘自己与生俱来的正能量。

《牛奶可乐经济学》

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唯一获奖的商业类图书。

搜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十本最佳商业图书。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工作，体验作为“经济学家”的美妙之处。

《清单革命》

《中国图书商报》商业类十大好书。

全球思想家正在读的20本书之一。

一场应对复杂世界的观念变革，一部捍卫安全与正确的实践宣言。

《大而不倒》

《金融时报》·高盛2010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入选作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

蓝狮子·新浪2010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智囊悦读》2010年度十大最具价值经管图书。

一部金融界的《2012》，一部丹·布朗式的鸿篇巨制。

《金融之王》

《金融时报》·高盛2010年度最佳商业图书。

蓝狮子2011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度十大金融投资书籍。

一部优美的人物传记，一部独特视角的经济金融史。

《快乐竞争力》

蓝狮子2012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

赢得优势的7个积极心理学法则，全美10大幸福企业“幸福感”培训专用书。

《大客户销售》

蓝狮子·新营销2012最佳营销商业图书。

著名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孙路弘最新作品，一本提升大客户销售能力的实战秘笈。

《自营销》

百道网2013年度潜力新书。

全球最具创意广告公司CP+B掌门人的洞见之作，让好产品和好营销同唱一首歌。

《认知盈余》

2011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看“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克莱·舍基如何开启无组织的时间力量。

看自由时间如何成就“有闲”世界，如何引领“有闲”经济与“有闲”商业的未来。

《爆发》

百道网2013年度潜力新书。

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颠覆《黑天鹅》的惊世之作，揭开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模式。

《微力无边》

2011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最佳装帧设计奖”。

中国最早的社会化媒体营销研究者杜子建首部作品，一部微博前传，半部营销后传。

《神话的力量》

《心理月刊》2011年度最佳图书奖。

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当代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毕生精髓之作。

《真实的幸福》

《职场》2010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10本职场书籍。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扛鼎之作。

哈佛最吸引人、最受欢迎的幸福课。

延伸阅读

《爱哭鬼小隼》

◎　日本最懂孩子的心理治疗师、领衔编纂中小学德育教材的心理学大师、村上春树最推崇的心灵导师、绘本大师幾米的灵感来源，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最后遗著，回顾童年之作。

◎　著名文学翻译家和学者林少华先生、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老师，专文作序。

◎　超温情的自传故事+恬静的全彩插画，展现我们共有的童年。

《让孩子的大脑自由》

◎　知名神经科学家及畅销书作家约翰·梅迪纳博士继《让大脑自由》后的又一部家庭教养力作。

◎　成功填补科学和通俗之间的鸿沟，带给你最震撼的育儿法则，帮助天下父母养育出聪明、健康、快乐、幸福的宝宝。它是靠谱权威的大脑类科普书籍，是轻松可读又实用有效的育儿宝典。

《教出乐观的孩子：让孩子受用一生的幸福经典》

◎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集30年、千百个成人及儿童研究之精华著成的教育经典。

◎　所属“心教育经典译丛”由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孙云晓领衔主编，旨在引进国际最科学、前沿的教育理念，为中国教育及家庭教育注入更为理性科学的思想与方法。

◎　CCTV《读书》5期联读的幸福经典系列作品。

《关键教养报告：关于孩子的新思考》

◎　曾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长达6个月，入选美国35个年度最佳图书榜单，被翻译成16种语言出版发行，还赢得了9项美国国家大奖。

◎　百位国际顶尖心理学、教育学、儿童医学学者鼎力相助，汇集近10年来最新、最前沿的儿童教育科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