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 刘大木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14-17603-5

Ⅰ. ①火… Ⅱ. ①刘… Ⅲ.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Ⅳ. ①K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8626号

书　　　名　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著　　　者　刘大木

责 任 编 辑　石路

装 帧 设 计　琥珀视觉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字　　　数　365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7603-5

定　　　价　42.00元

目录

推荐语

推荐序

自 序

引子

第一章 甲午年

一群饿虎找食吃

邻家有狼初长成

太后办生日庆典

李鸿章戴金帽子

孙中山走“上层路线”

康有为摆架子

不寻常的甲午年

第二章 孙中山的成长历程

南国之子

“破坏狂”孙中山

父兄使出撒手锏

传教士的真面目

当国学遭遇西学

革命最贵的是人才

第三章 革命栽了大跟头

广州大鼠疫

大国手

革命就是外科手术

革命债券的“十倍”诱惑

香港的地头蛇

想做皇帝的人

亡命之徒登堂入室

“货不能来”

第四章 李鸿章日落黄昏

“李二先生是汉奸”

以一人敌一国

爱国贼的外交梦

美国的黄昏时分

李鸿章开新闻发布会

第五章 孙中山真的红了

两千年和两个失败者

敬业的私家侦探

老乡原来是“绑匪”

疯狂的大使

运一个疯子回国

康德黎的营救“六步”曲

媒体制造英雄

冷板凳上诞生的三民主义

第六章 改革也需要流血牺牲

慈禧已被权力绑架

中国最苦命的皇帝

“调和剂”李莲英

“绝不做亡国之君”

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改革主要是砸饭碗

刽子手的钝刀子

第七章 革命与保皇

红叶馆送别

大同学校的骚动

不伦不类的大阿哥

向十一国宣战

最后的疯狂

流产的“南方共和国”

一群书呆子的勤王大业

理发匠告了密

老大们很动心

第八章 慈禧成为改革派领头羊

慈禧很后怕

全局大洗牌

“官屠”岑春煊

瞿鸿禨崛起

庆亲王公司开业

端方时来运转

亲王载沣赴德谢罪

第九章 袁世凯的新政事业

袁世凯成为大赢家

把直隶总督晾一边

袁世凯烧书

朝鲜是“福地”

一辆豪华列车

庆亲王—袁世凯同盟

袁世凯斗洋人

想进北洋幕府不容易

天津卫来了警察兵

一场国际经济诈骗案

“五路财神”梁士诒

当官是个技术活

第十章 袁世凯抓枪杆子

近代陆军之父

小站新军

袁世凯编了一首歌

“忠臣”王士珍

“干女婿”段祺瑞

“北洋之狗”冯国璋

彰德秋操

新军黑马黎元洪

第十一章 打倒袁世凯

铁良的如意算盘

只愿做一只看家的恶狗

桃色贪腐大案

瞿鸿禨被伏击

一张要命的合影照

第十二章 反击保皇会

梁启超的两个敌人

政闻社遭遇革命党

政闻社遭遇革命党

《苏报》案

沈荩惨死京师

小册子的大威力

第十三章 革命大同盟

一场非同寻常的生日聚会

黄克强卖田革命

当留日成为潮流

热脸贴了冷屁股

孙中山的融冰之旅

孙黄一见如故

松散的中国同盟会

“《民报》三杰”大战梁启超

第十四章 倒孙风潮

会旗之争

罢免孙中山

泄密事件

光复会一直单干

徐锡麟仓促起事

秋风秋雨愁杀人

无政府主义来捣乱

“搅屎棍”国学大师刘师培

不爱洗澡的章太炎

鲁迅看李叔同演戏

陶成章搞内讧

第十五章 革命就要搞暴动

会党是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党态度很暧昧

混乱的联合大起义

黄兴血拼黄花岗

赵声死不瞑目

第十六章 暗杀时代

一炸成仁

暗杀是低成本革命

刺杀李准

广州将军做了替死鬼

被小便终结的刺杀

第十七章 袁世凯的脚病了

留着最后一口气

慈禧的遗产

袁世凯吓坏了

忠心死干净了

拍照丢了乌纱帽

三百万士绅的焦虑

永远无法到来的年号

张謇密访袁世凯

“皇族内阁”开张了

都是借钱惹的祸

四川人要雄起

赵尔丰下令开枪

第十八章 武昌的枪声

宋教仁另起炉灶

湖北的革命党很土

搞暴动实属无奈

“蜜月”结束了

赶上架的黎元洪

黄兴汉口督战

“顾头不顾尾”的战术

报纸为革命造谣

恐慌时代

当独立成为风潮

程德全是条好汉

端方被割了耳朵

第十九章 袁世凯下山

荫昌的离别曲

袁世凯的六大条件

昏头昏脑的“棋子”汪精卫

吴禄贞被刺

第二十章 孙中山回国

南京！南京！

选黄兴还是黎元洪

一贫如洗的临时大总统

陶成章成了牺牲品

最难的还是借钱

张謇退出临时政府

疯狂的旗帜

革命还需从“头”做起

会党是个尴尬的存在

第二十一章 南北和谈

朱尔典调停

日本人捣乱

“民国产婆”赵凤昌

唐绍仪“吃里扒外”

段祺瑞逼宫

第二十二章 紫禁城黄昏

宗社党曲终人散

苦命的妇道人家

《退位诏书》

开始遗民时代

第二十三章 袁世凯上位

孙中山辞职

约束袁世凯的三件法宝

迁都搞成了闹剧

一个民国两个总统

共和月饼出炉

参考书目

推荐语

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中国历代王朝难以逃脱的宿命，清王朝自莫能外。然而清王朝又有不同于往朝的特殊情境：在它步入衰落之际遭遇到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这个亘古未有之奇变，本来可以成为清王朝振衰制乱的转机；但它的保守、颟顸和患得患失，最终还是断送了清王朝的政治生命。当王朝的自我改革表现得缺少诚意和成效时，不期然而至的便是防不胜防而新旧结合的体制外摧毁行动。刘大木的大作《火堆上的晚清帝国》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个荡气回肠的大故事。晚清新政史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但刘著以文学之笔述史家之事，去概念化，去脸谱化，去肢解化，娓娓道来，栩栩如生，特别适合新时代读者群阅读；而且作者立意高远，在求历史真实中更求历史真解，激发读者诸君一同深思，尤其难得。

——何卓恩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有《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新遗产》）

史观不错，文笔也不错，然而读得不轻松，大概是不能忘情于旷日持久却难产新婴的乱世。没有审美距离，甚至没有时空距离，虽然火堆早已远去。

——王乾坤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代表作有《鲁迅的生命哲学》）

《火堆上的晚清帝国》是一本结合了学术思考与优美文笔的上佳历史通俗读物。该著讲述的是一段相当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众多，事件繁杂，全书史料可靠，叙事结构精巧，文笔通俗优美，堪称佳作。这是一段值得国人时时回顾的历史，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魏风华（著名历史作家，代表作有《唐朝的黑夜》《绝版魏晋》《抗日战争的细节》）

推荐序

从“老屋拆迁”到“共和月饼”

认识刘大木先生是在天津的一个民间读书会上。那天，研究儒学的老朋友金纲兄告诉我，刘大木是年轻一辈中少见的读书种子，做学问有拼命三郎的架势。之后经过几次接触，觉得这个年轻人温文尔雅，言谈间有着浓厚的书卷气，读书甚博，主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我更为结识这样好学的年轻人而高兴。后来得知，其实他的史学研究并无师承，基本靠自学，于是更加钦佩他的努力了。

今年五月底，他说有一本书稿要出版，嘱序于我。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厚厚的一本打印稿。读过之后才知，这本书稿作者是下过大功夫的，业余水平绝对弄不出来。作品所表现的中国蹒跚走出帝制、沉重迈向共和的主题十分鲜明，庞杂的史料经作者的梳理，展示得简洁有序而又不乏历史特有的深度，不由得让人产生沉甸甸的感觉。

历史本是由人和事构成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历史写作的基本功。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显示了功力，用的是以人带事的结构，试图糅合传统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抓住清末“老屋拆迁”和民国初年“共和月饼”一头一尾两大变局，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地体会“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震撼，可以更为精确地思考和把握中国的历史脉搏，以及未来的走向。

我的专业是财税学与财税史，并未专业做过晚清史研究。不过，我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税改革下过功夫。这次阅读刘大木的书刚好可以拿来与晚清的财税改革作一个对比。虽然国内外对这两场革命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著并不算少，但从财税角度进行对比的却不多见。武昌起义的背后是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背后是清廷的财政危机。自甲午战后，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赔款，清廷就不断地向西方列强借款。庚子年后，几乎要靠借款度日，自此几乎丧失了独立的财政主权。辛亥时期的南北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外借款的竞争。

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一旦财政失去独立，国家主权便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法国的情况也类似。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长期对国王不满的第三等级利用三级会议发难。双方谈判不成，最终触发了暴力革命。

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坊间的研究专书与论文繁多，通俗性的读物也不少，相关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只是正经史学家的研究文章大多很枯燥，大众感兴趣的细节，他们又语焉不详，而通俗读物一般都是业余写手弄的，大部分史料不太靠谱。而且这一段历史因为处在变局的漩涡当中，头绪很多，非常复杂，真要全方位地编织史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刘大木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啃了一块硬骨头。

这本书里呈现的有：可靠史料基础上的鲜活的细节，平正通达而不失新颖的史观，通俗幽默而不失优雅的文笔。诸君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得到。近年来，历史类纪实性读物盛行，这实在是文化传播的好时机。文化普及需要有好书，而好书必须有好作者，好作者须具备三样东西：一是渊博扎实的学识，二是通俗优雅的好文笔，三是服务于大众读者的精神。英国的威尔斯、美国的房龙、日本的陈舜臣和盐野七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学术著作多为高头讲章，繁琐的考证加上艰涩的文笔，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如今将高深的学问转化成通俗读物，让大众读者能轻松阅读，不失为一项功德。一个国家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实在有赖于那些优质的历史读物。本书可以归于这一类。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开放性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历史一次次被召唤，被激活，面对历史其实就是面对现实。时间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价值，仍引人深思。读史，或许是我们了解自己和未来的一个办法。

本书的不少细节是我此前在同类其他书中不曾读到的，颇值得一读。比如书中提到甲午年的广州鼠疫，其中提供的数据为：1894年的鼠疫，广州死亡人数达11万，而同期的香港死亡人数仅2550人。愚昧的制度和观念杀害的人远远超过鼠疫。这一结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当年李鸿章在一次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双方曾有过如下对话。

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更多的精彩细节，在此不需透露太多，想知道的，诸君还是直接阅读原著为好。

是为序。

李炜光

2017年7月16日于天津财经大学

自　序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本书并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戏说历史的游戏之作，而是带有学术思考的通俗历史读物。本书史料真实，言而有据，万不敢胡编乱讲，望读者诸君监督批评。

说起本书的源起，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2009年11月，父亲北来，我陪他逛故宫。在天安门城楼上，几个身穿龙袍的师傅出租龙袍给游客照相。父亲有点心动，被我以时间太紧为由拉走了。在故宫里游览，一路上遇见好几批穿龙袍的照相师傅，他很想照一张，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出了御花园，吃过午饭，时间尚早，便一起去逛北海公园。过了白塔，在半山腰，赫然有一家龙袍照相馆，父亲毫不犹豫地闪了进去，换上龙袍，坐上龙椅，摆好姿势，照相。照片很快就拿到了——穿上龙袍的父亲看上去一脸疲惫，满脸沧桑，哪里有一点儿皇帝的样子？几天后，送走了父亲，我满心愧疚地反思这件事：在父亲心中，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2011年12月，天津，大理道，一家涮锅店，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吃晚饭。出来的时候，与门口一位帮着开门的保安聊了两句，惊讶地得知，这位老兄姓爱新觉罗，乃是庆亲王载振的孙辈，现住在天津庆王府旁边的小屋里。他那年31岁，没上过大学，在五大道给人当保安，每个月挣3000块左右。100年前，中国发生的那件大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否则，他肯定是一位威名赫赫的贝勒爷，而我很可能连给他开门的资格都没有。

当时，我正在整理晚清民国时期关于天津五大道的史料。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五大道里面闲逛，经过孙家鼐的故居，经过庆王府，经过起士林餐厅，经过利顺德饭店，经过马场道上的天津外院，还曾经误打误撞地走进那传说中闹鬼的大楼。街上很静，目光所及，恍若踏进了历史，大有斜阳草树乌衣巷口群燕乱飞之感。

那件工作结束之后，回到武汉家中，一个深夜，翻阅史料，或许是受了当时纪念辛亥百年热潮的影响，或许是受了先前所讲两件事情的触动，心中猛然有了一个想法：何不把皇帝如何在中国消失的故事写下来？把中国人如何从帝制中国一步一步走向现代中国的过程写出来，兴许会有人感兴趣。于是就开始重新整理和阅读手头的资料：先前就有台湾沈云龙先生主编的一套电子版《近代史料丛刊》，又通过网络弄到了一些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集刊，打印了蒋廷黻、郭廷以、吴湘相、沈云龙、张玉发、张朋园、张灏、刘风翰、黄宇和、王汎森、费正清诸人的专著专书，还到图书馆去翻阅了从甲午到辛亥时段的《申报》，又购得一些大陆学者的专著，作者有章开沅、茅海建、杨天石、雷颐、桑兵、陈旭麓、戚其章、姜鸣等人。从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开始，然后读《光绪朝东华录》，一路读来一路寻访，到天津的五大道，回想当年袁世凯全家狼狈地逃到利顺德饭店的情景；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想象当年光绪帝从紫禁城匆忙赶往颐和园见老佛爷时的忐忑不安；到广州街头，感受孙中山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胆识与豪情；到武昌首义门，重走当年起义军走过的路，回顾史料记载的1911年10月10日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通过这样反复的阅读与行走，我渐渐地回到了晚清历史的现场，带着这样的现场感，我开始了写作。

二

于我而言，晚清不是历史，而是当下。

于我而言，历史不是一片僵尸的废墟，而是生命存在的绿野。

这并非是要拾捡克罗齐的牙慧，而是有切实的感悟与体验。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不外二途：一为求真，二为求解。

求真者，须考订史料之真伪，目标是还原历史之真相，希图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这一派以实证主义为指导，以兰克学派为代表。这一派对史学学科的近代化居功至伟。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兰克理论已然过时，但史学研究要求史料的真实性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与铁律。

求解者，希望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对已发生的一切进行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理论解释。这一思路由奥古斯丁开其端，黑格尔为其大将，后来的马克思、布克哈特、克罗齐、斯宾格勒、柯林伍德、波普尔、布罗代尔、汤因比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布克哈特是站在兰克的对立面的，后来黑格尔也成为他的大敌。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思想的后续，自然也在布氏的攻击之列。布氏将文化史人类学思考引入历史研究，将历史哲学的主体——人的位置突出出来，带有反启蒙的味道。所谓的进步史观，近代化，三六九等之时代划分，在他这里全被拆解得支离破碎。

波普尔在其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里有言：历史是无法被决定的。他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史学领域，其前提是理性的有限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理性本身有自己的疆界，二是人的认识能力也有局限。这是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言说的一个论题，在19世纪以来理性自我膨胀的时代，这个论题遭到了忽视。现在，波普尔又把人们的目光带回到原点。理性的有限性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知识发展的不确定性使未来变得不可预测。在这里，波氏用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打碎了借助历史预测未来的虚妄迷梦。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里宣称：历史只是一种言说，历史中的书写均是一种文学表达。这意味着历史已沦为人尽可夫的娼妓。这种被命名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解构，把历史的边界全部拆掉，使历史沦为无主的荒地，让文学这匹黑马在里面纵横驰奔。不过，从他这里我倒是获取了不少言说历史的勇气。其实，无论是古中国还是古希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从来都是源于个人，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诸公，而不是官家。

一般人看来，历史与真实可画等号。这种观点在怀特那里是要打板子的。克罗齐也坚决要求把编撰的历史著述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分开。世人的研究与书写，都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言说。年鉴派大将布罗代尔虽雄心勃勃地将历史分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拉开架势，写出皇皇巨著，似乎要将史学的内容一网打尽，但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在史学研究中，理性只能认识部分真相。

陈寅恪有言：需对历史作同情之理解。我所理解的历史与自己（认识主体）处于同一视域之内，关注的问题、思维之方式等方面均处于同一平台，而后历史与当下方可形成视界融合，方能对话，进而历史如同活水活马大踏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这种历史观最亲切，我也最认同。

三

写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尽量还原晚清历史现场，展示清帝国衰亡的整个过程，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尽力避免脸谱化、标签化的倾向；二是为清帝国衰亡的原因提供一种解释，供读者诸君评判，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在叙事体例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周折，以政治性大事件作为枢纽，选取在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采用人物合传的方式来编织故事，在笔法上力图接近司马迁和黄仁宇，这样能让文字展示更复杂、更真实、更精彩的内容。人物合传的写法是《史记》书写的重要特色，而《万历十五年》将日常生活与心理分析等西方史学的特色引入到对明代历史的书写，其结构与思路都很新颖。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特色引入汉语学界后，对汉语史学书写带来了巨大影响。

除此之外，我的历史书写有两个巨大的参照，一个是中国古典的历史书写，《左传》《战国策》、二十四史，还有通鉴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等；另一个就是欧洲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书写，在启蒙和革命的驱动下，产生了伏尔泰、爱德华·吉本、休谟、麦考莱、米什莱、泰纳、蒙森、伯里等诸多史学书写的巨匠，他们写出的皇皇巨著，至今让人叹服不止。如果说我有梦想的话，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写出这样层次的作品。现代社会，史学的通俗化对于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美国的房龙、史景迁，日本的吉川英治、盐野七生、陈舜臣，都是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作家。在中华民国时代，张荫麟、曹聚仁、李长之等人都做过这样的努力。如今的中国，需要有更多靠谱又好玩的作品出来。

之所以要以政治史作为核心，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政治史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能够囊括大部分的历史内容，如果抽掉政治史，整个历史的脉络框架就有坍塌的危险。当然，在政治史内部，将制度的变迁、权力的争斗、政治风气的变化，都融入到对历史人物的描述当中，通过故事自然而然的展开来表达这些思考，更多地把思考评判的权力交还给读者。

从时间与政治形态的更替上看，清朝在前，民国在后，清为皇权专制，民国为民主共和，前者被命名为保守、愚昧、落后，后者为进步、民主、混乱。后者替代前者，被认为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般史家之共识。

其实，从清朝至民国，权力上从清廷至北洋，形态上从中央集权至地方割据。从统一与混乱之局面看，民国为乱世，与南北朝、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样，是过渡时期。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个乱世是遭逢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在其中经历的变化乃至裂变都非常剧烈，且难以言说。但乱世里也有其活力，那时的人物或焦虑、或痛苦、或狂歌、或大哭，都有作为人的丰神，有如魏晋风度，晚清民国人物尽有魏晋风度，文字也有其风骨。

清帝国的衰亡史与中华民国的建国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这段历史丰富性的所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都是推倒清帝国与建构民国的力量。在他们之间，是最为稳固的士绅群体。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在地方上最有实力，这里面包括各地的乡绅、买办商人，还有文化教育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变局当中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当然，皇帝没有了，民国建立了，只是变局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并非结束，也远远没有结束，实际上我们如今仍然处在转型期。仅举一例：沿海各地，自鸦片战争以来，开辟通商口岸，延及沿江地区，这些地区既是列强在中国身上安装的吸血管，也是让国人看到西洋文明的窗口。这里的经济比内地要好很多，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要领导改革开放，也还是从广东开始。这样的经济文化格局自184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估计100年之内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四

随着西方人的东来，国人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东亚，而是整个世界。他们要生存，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所动用的知识文化与思想资源，以及一些工具手段都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的范围，他们的眼光与思维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半边身体毕竟还是生活在传统中国的氛围当中，这就使认识这些人物变得有些复杂。关于如何看待近代人物这个问题，笔者清理出了以下几条粗浅的原则：

第一，去概念化，如同剥笋子，把包在外面的部分剥去，那些部分很可能遮蔽了真相。有的是道德上的僵化单一的概念，有的是学术思想上的概念，有的是党派概念，比如说左派右派中间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种种概念称呼，都属于这一类。如果想看清这人到底是怎样的，这些东西都要剥掉，才能让他们活脱脱地走出来，显现出个体生命的丰富性，才能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细细考订第一手历史资料，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有一说一，实话实说。有人问：绝对的真相是可能的吗？笔者只能回答：我尽力而为，一切真相都是相对的，对真相的探求永远在路上。

第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安全和尊严；二是近代化（或者叫现代化），包括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看待某个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就要看这个人对这两大问题有没有做出贡献，具体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抵御外敌入侵，这些人均可被称为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自忠等；洋务运动就是搞军事经济近代化，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诸人；人的近代化，有鲁迅、严复、梁启超等；学术思想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一般的说法是，这些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引领时代潮流，是民族的精英，都堪称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当然，那些不去回应这两个问题，反而进行阻碍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只能看作是近代人物里的败类。比如慈禧太后，统治能力堪比古代英明君王，很有手段，但是不懂世界大势，没有历史责任感，为了保住自身地位，不惜对内压制，对外谄媚，堕落至此，民心又怎能不丧失殆尽？她生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安排好继承人，致使其政治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皇族内部无人可担当大任，一旦乱起，便不能收拾。袁世凯，晚清时本为追赶时代潮流的豪杰，是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有过大贡献的人，后来沦为政治近代化的绊脚石。汪精卫，本是一时的英雄，有胆气，有才华，有德行，后投靠日本人，成为头号大汉奸。在近代中国，国家民族危难成为时代主题，人无论如何有权位，有名望，一旦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犯下错误，一定是万劫不复。

第三，尊重个体的创造性。有创造性的人物很少，但影响极大，都是国家民族的精英，都有极大的信心，对中西学术艺术有深入研究，综合中西之长，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比如在政治制度层面有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的制度设计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学术思想层面有严复、胡适、章太炎，严复把西方的进化论和自由主义带入汉语学界，胡适将现代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带入汉语学界，带来了学术思想的范式革命。章太炎将东方文明里的国学整合出来与佛学交相辉映，呼应时代的问题。在科技层面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在文学层面有世界级的文豪鲁迅，第一次将平民百姓作为主角写进小说，赋予民众以个体的灵魂。在艺术层面有李叔同等大师，将西洋艺术的方法带入中国。

第四，身份定位。在其本业内看待他的成就。一个政治家的成就自然应在政治方面去寻求评价的标准，一个艺术家的成就高低也应该在艺术的层面评价。如果仅仅从私德的层面去讲，像高更那样抛弃妻子的天才画家就简直不是人了。在一个瓦匠身上去要求木工的手艺，有如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可笑。

第五，个人的整体性。整体性地看待一个人，不要搞分割。单一弄出一两点来就对一个人物做出论定。袁世凯，晚清时是时代的先锋、潮流的追赶者，民国时成为皇权的复辟者、时代的旧鬼。这两个袁世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如果割裂开来，认识一定会有很大的偏差。吴佩孚有过不少爱国言论，因此成为评价很高的好军阀。汪精卫有不少壮举，于是有人开始说他如何好，即使当汉奸也是合理的，实在可笑得很。汪精卫投日如果是对的，那战死在抗战战场上的数百万将士又当如何看待，谁敢说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是没有价值的？近代史上的翻案文章有不少就是在这样一种自以为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思路下搞出来的。

第六，回归历史现场。历史转型时期是个夹缝时代，生活在其中的近代人物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要在历史的夹缝里看待这些人物的私德。在那个夹缝时代，人们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有的人头脑伸进现代里，身子的其他部分还在传统之中。这是近代人物的普遍情况。旧的道德已经崩溃，新的道德尚未建构起来。在道德上，那是一个失范的混乱时代，在那样的时代看待历史人物要相对宽松一点，一根筋地单独用新或者旧的标准去衡量，一定会造成冤案。

至于在私德方面犯下的错误，倘不是恶极之事，而是凡俗之人皆会犯下的，就不必死死盯着不放。把伟大的人物往泥坑里扯，这样做或许可以安慰庸人们卑微的心，让他的卑微显得不那么明显，这实在是没有意思的事，反而更显其人格卑下。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在小人的眼里，这世上是不会有什么英雄的。

五

本书的写作与修改持续了整整5年。在此期间，父亲于2013年12月26日早晨8点突发脑溢血。当天下午2点我赶到医院时，他已深度昏迷。2天后的凌晨2点钟，他离开了人世，令我很是悲伤。记得当年的假期因为要写作而没时间陪他，至今愧悔不已。如今这本书终于出版，算是对先父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著名独立学者金纲先生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伟光教授。我能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变成一个历史研究者，金老师是灯塔一般的引路人。在他的沙龙里，我感受到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风采，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终身受益。这次的出版也是他力荐而成。李炜光老师是读书会的老朋友，主要研究财税学，曾提出“死亡税率”的问题，影响甚大，他的学术成就与风骨都是作为晚辈的我不胜钦服的。这次能邀请到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写序，我深感荣幸。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石胜利先生。本书从文稿编辑整理到封面设计，石先生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能如此顺利出版，没有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很多。这份感谢的名单上，特别需要提到的人有著名诗人徐江老师、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周建高研究员、独立思想史研究者杜金岭老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何卓恩教授、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伍绍东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赵新兄、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坚兄等。当然，还有不少朋友也应该在这份名单上，只是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出。但愿本书能赢得读者，借此来回报你们的好意。

最后，我应该感谢我的妻子罗莹，没有她的协助，很多事情恐怕无法完成。她对我的信任与支持，让我重燃对学术的信心。

2017年5月26日夜于刮骨堂

引子

甲午年，清帝国被时代架上了火堆。

清帝国这栋房子确实又老又破。老员工李鸿章干了一辈子修修补补的活。他的徒儿袁世凯不但没继承他的工作，任这老房子在风雨中摇摆，最后还帮着一块拆迁。

革命派眼里，这房子早已纳入拆迁计划，而且是强行拆迁。没有正规的拆迁队，孙中山就派人来动员。

立宪派开始都想着要修。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不愿意折腾，后来眼看着房子要塌，只好跟着也喊拆。可张謇、梁启超这些人都是书生，所以只是叫喊，却不会甩开膀子去干活。

革命派本来想搞大工程，先拆后建，无奈人多，队伍不好带，还为利益争得鸡飞狗跳，投资赞助也没有搞到。最后只好交出施工大权，由袁世凯的北洋派来具体落实。

这清廷真是个钉子户，死而不僵，弄坏了变法又想搞新政，心里很想灭火，却处处干着添柴的事。帝国赖以支撑的几根柱子——士绅、立宪派、北洋派、大部分汉族官员，一一被皇族亲自拔掉。

从革命派准备拆迁到北洋派完成任务整整用了18年。

从甲午到辛亥，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第一章　甲午年

一群饿虎找食吃

19世纪前，国人眼中的危险元素是北方的大漠高原，马背上的胡人常常来抢东西。因此几千年国防的重点在北方，人们认为只要守住长城一线，自己就很安全。

那几千年，东南沿海基本是安静的，尽管16世纪的时候有几个商人雇佣了一批日本人在海上兴风作浪，还上岸抢掠。可等政府一当真，这些人就被打得屁滚尿流，跑回海上去了。

一直到19世纪，英国靠着蛮狠手段打垮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把美洲、非洲瓜分完，夺得海上霸主称号，把眼睛盯向东亚最富裕的中国时，国人也没太在意，所以就有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国人的骄傲是有根据的。这些高鼻子、金头发的白人之前不是没和国人较量过武力，结果，福建一个海盗家族就轻松把他们灭了，而这个海盗家族又轻松被大清给灭了。所以，国人的自以为是是有根据的。

康熙年间，大清朝虽然把福建的海盗家族给灭了，可其中的艰辛难免让皇帝对来自海上的势力缺乏很强的战胜信心。所以虽然皇帝对西学很感兴趣，和外国那些高鼻子的传教士关系也不错，但还是决定关起门来过日子。到了雍正皇帝继位，出于对夺嫡时与传教士们的矛盾，雍正决定把这些蛮夷都赶到广州去。从此，北方的国人与西人之间的交往基本处于终止状态。

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人眼红中国的大市场，可碍于鞭长莫及，就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多次派使者来华通好，要求通商。可刚刚有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清帝国以西人无法理解的骄傲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同时也丧失了公平进入现代世界的机会。

当英国人在海上取得霸主地位后，一场因为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在让国人失去了安全感的同时，也彻底打垮了国人的尊严。从此，清帝国灰头土脸，国势一日不如一日，近代中国在面临严重外患的同时，内忧也跟着日益严峻。

总之，当危险从北方广阔的内陆转移到茫茫海上时，清廷已经失去了抵抗威胁的基本能力和勇气。外患让失去安全感的国人一方面自然开始兴起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让国人对清廷失去了信心，外患越严重，换掉清廷的想法在国人心中也越发强烈。

1866年，是日益衰落的清廷回光返照的一年，这一年清廷开始了为期8年的“同治中兴”。这一年，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清廷喘了口气；慈禧太后31岁，刚刚开始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光绪帝还未出生；袁世凯刚刚4岁，正趴在袁家寨的城墙上看捻军惊心动魄的冲杀；黎元洪2岁；未来的民国国父孙中山出生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

上述四人出生的时候，中国很平静，地球也很平静，没有任何异象，比如刮风下雨闪电，没听说这四个人中谁的屁股上有七个星星，也没听说谁身上冒香气，无论哪家的祖坟也没有冒青烟。他们出生的时候都只是普普通通的男孩，没任何特异之处，但他们四个先后成为这块土地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无论这种权力是不是真的被他们拥有，起码从头衔上是。

1866年，后来与中国发生了密切关系的邻居们也没闲着。俄国已把农奴从土地解放出来做工人（1861年），他们试图追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脚步。日本人则在痛定思痛后野心勃勃地准备开始明治维新（1868年）。也许日本人在这时还不知道工业革命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世界。与日本相同的是，中国的一批官僚们也看到了帝国与世界的差距。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搞各种工业来赶上西方。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历史上被称为“洋务运动”。可惜他们无法代表全体帝国的官僚和利益集团。因此，帝国最终被比自己小得多的日本扔得很远。

在孙中山成长的岁月里，这场以通讯、内燃机和电力为三大代表的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搞得红红火火，到甲午年，基本弄完。电报、电话让全球的信息资源得以迅速共享，铁路网络在连接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乡村与城市同时，也连接了东方与西方，从巴黎到海参崴，从前至少要两个多月，现在10天左右就能到达，人类超越时空的能力空前增强。一些企业在胆大精明的老板经营下，不停地兼并联合，最终得以在各自的行业内垄断全国的市场和资源。欧美各工业国家人口急剧增加。1800年，亚洲人口占全球的七成，到1900年，只能占到五成左右。

当夜幕降临，地球北部的铁路沿线的城市以及沿海的各口岸，城市如星星一样亮起来，大街小巷，灯火辉煌，亮如白昼，莫斯科、维也纳、柏林、罗马、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东京、孟买……电，这一工业文明的成就，用光亮的形式魔法般地展示出来，“不夜城”是那个时代的新事物。

中国，沿海沿江的城市逐次亮起了灯火，如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青岛、天津、镇江、汉口等地。我们可以肯定光绪、袁世凯和黎元洪的童年肯定是没有看到过这种被称为“电灯”的东西。唯一有可能见过的只有孙中山。生活在广东香山的童年孙中山或许见过澳门的灯火。如再把目光推延到更北更西——广阔的中国内陆依旧沉迷在茫茫黑夜之中。那里，人们依旧生活在中古儒家社会里，没见过电灯，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日月重复着2000多年前的图景。于他们而言，时间是静止的，如一口古老沉默的井。

这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垄断资本的时代，电力时代。那几头新近强壮起来的列强猛虎，突然插上了翅膀。他们露出了獠牙，张开了血红的嘴，明显的表现是饥饿。因为饥饿，他们沿着地球表面疯狂地找猎物，往地球深处掏矿物资源，连南北两极冰雪覆盖的不毛之地也不放过。他们为了利益争抢得头破血流。中国，这个远东庞大而虚弱，但依然还剩余不少油水的帝国，自然沦落成他们眼里的肥肉了。

邻家有狼初长成

1893年12月29日，日本外相陆奥在众议院报告：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25年来，对外贸易由30万两增至16200万两；有3000英里铁路线、10000英里电报，及各种航行大洋船只；有最现代化常备陆军15万人，有各式军舰40只，与欧洲各国相比并无逊色；政治方面，日本已实现代议政治，可以不惧怕世界任何一国。

短短25年，日本就崛起了。相比之下，英国花了近百年。法国革命来革命去，也折腾了不下百年。美国从立国到崛起也有百年之久。从普鲁士到德意志，德国人扑腾了150多年。日本人乘着电气革命的顺风车，一下子就走到了强国的行列，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日本模式后来成为大清新政的榜样，因为快，也因为天皇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明治维新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天皇的权力。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忠于国家必须忠于天皇，决不允许搞地方主义。二是充分学习西方，走对外开放之路，全方位西化，连人种可以向西方人借。为了让国家迅速富强，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自上而下地搞强制工业化。日本的快捷崛起得益于此。中国的洋务运动没搞出名堂，其中的奥妙也在于此，后面会详细解释。

工业化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工业化，以市场为主导，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最终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都是这样的模式。另一种是强制工业化，以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为准，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最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后起的德日意都是这个模式，后来的苏联也是这个路子。

自然工业化走的是先富后强的路子，优点是稳，人民大众先得实惠，生活水平提高快，相对富裕；强制工业化遵循的是先强后富的思路，优点是快，国家政权先得实力，但人民大众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相对贫穷。

相比之下，前者的经济形态更为厚实而健康，主要调节靠市场，后者为计划经济的前驱，国家对经济控制很严，发展速度固然快，但包袱重，经济活力不够，发展后劲不足。看看如今英法美的经济，再看看日俄的经济，就知道孰优孰劣了。

日本的成功让日本模式被视为一吃保灵、见效还快的灵丹妙药。不少后发国家争先恐后地买了来，想都不想就吞了下去。后来中国的工业化也是走的这条路。

日本的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极大的权力，政府与军队并驾齐驱，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势力太大，经常干预甚至控制政府，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他们的军队装备了近代化的武器，又遗留了中古武士道的精神，绝对忠于天皇，战力很强。

在日本，军人地位很高，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尊重，甘于赴死。当时，日本的屡次对外战争基本都获胜，也获益甚多，尝到了甜头。这都使日本人相信武运不但可以长久，还实在是强国的捷径，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发展对战争的依赖性。

沿着这条不归路，日本人乐于发动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20世纪凡有战争，必定少不了日本人的身影。这个强大起来的民族对世界、对亚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没给本民族带来什么福音。

日本一向自诩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这是相对于清廷而言的。他们一直把清廷视为假想敌。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把日本作为第一潜在对手。

清日战争是这场竞赛的最后考试，也是日本这个后发强国展示实力的试水，更是日本实现其大陆政策的开始。在新一轮的扩张中，日本希望能扮演主角，尤其是面对中国，他们想独霸，不希望也不需要老牌的西方列强亲自出马。

当时的日本有一个口号——“脱亚入欧”，走进欧洲强国的行列，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而纳的投名状。

日本，这个中国昔日的学生、朋友，如今成为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广阔壮丽的山河，丰富的资源，让日本这只刚刚长成的饿狼垂涎三尺，口水早就流遍了太平洋。

为发动这场战争，日本做了充分的准备。据说，甲午前，为购买军舰（甲午海战中的“吉野”号），扩充海军实力，天皇的皇后将化妆费也捐了出来。“吉野”号本是中国订购的，因慈禧反对而放弃。这艘军舰航速是23节，北洋舰队中最快的“致远”号航速只有18.5节。海军作战凭借的是航速与火力配备。“吉野”号在甲午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日本磨刀霍霍，厉兵秣马，从朝廷到民间都作了充分的动员。1894年，朝鲜亲日派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刺后，日本仇华情绪空前高涨，举国上下都装满了火药，一点就着。几乎每个日本人都恨不能一口吞了清帝国。

1894年3月28日，朝鲜甲申事变的主谋之一金玉均在上海被刺死。凶手洪锺宇是一名留学法国的朝鲜学生。这次刺杀凶手是奉了朝鲜当权派闵妃的命令。据闻，驻日大使李经方（李鸿章养子）和袁世凯也卷入其中。

自1884年以来，金玉均一直寓居日本，与日本朝野政要多有往来，尤其是和一些民间人士很有交情，比如宫崎滔天。日本人想利用他做处理朝鲜问题的一颗棋子。金的死讯传到日本，日本人一下子被激怒了。他们把账算到了中国头上。一些民间团体要求对华宣战。官方没有答应，一来因为借口不太充分，二来日本备战尚未充分。

5月30日，日本参谋部拟定作战计划，由海军控制渤海湾，陆军在中国北部与清军决战。万一失败，陆军退守本土。第二天，日本天皇解散国会，准备对华开战。此前，他得到间谍的精确情报：中国士兵只有五分之三的人有枪，而每一团中有十三种不同的步枪。中国完全没有准备，作战的时机已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日本对清廷是很清楚的。连时任广甲号二管轮的黎元洪的画像，都放在了日本参谋部的桌子上。

五天后，日本设置大本营，作战准备彻底完成。日军库存的军火远远超过对华作战之所需。

自五月起，朝鲜东学党裹挟饥民开始暴动。朝鲜官方无力镇压，向清廷求援，日本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头早已武装到牙齿的饿狼，马上就要扑过去，撕咬对手的喉咙。

可叹的是，它的对手浑然不知——清廷此时正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全不顾东边邻居的满身杀气，正为慈禧太后的生日忙得风风火火，不亦乐乎。6月8日，作为太后的生日用品，由驻美大使杨儒订购的价值30000两银子的家具运到通州。

太后办生日庆典

晚清朝廷最大的问题是外患，最大的内忧是地方主义的兴起。

要抵御外患，强大的中央集权是必须的，富强的国家也是必备的。但现实中这个国家徒有中央集权的外表，却无中央集权的内核。而寻求富强道路的使命却成为地方主义的口号。这就让帝国近代化的进程显得极为坎坷。

清廷的实权操在慈禧太后手中。外族掌权，本不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愿意的事；女主当国，更不符合祖制。慈禧一生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巩固权力，然后享用权力，其余时间才会做点她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

甲午年（1894年），正是慈禧太后的好时候——60大寿。她这一生总与战乱连得紧：30岁，太平天国；40岁，国家倒是无事，可是国库太空，最麻烦的是有慈安太后看着，不便太奢；50岁，清法战争，越南被占；熬到60岁，国家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终于没谁管着了，该好好过个寿辰了。三月，上谕让户部把修铁路的300万两银子拨过来办万寿庆典。万寿庆典的总花费是6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庆典景点的设施和贡品。加上之前为了让她安度晚年，重新修建颐和园的费用，慈禧这个60大寿，花费白银3000多万两。

甲午年前，慈禧太后全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因为此次60大寿，徽号中又加入“崇熙”两字。这徽号很长，是清代所有太后里最长的，喊起来很麻烦，但是很实惠，每个字值10万两白银——她每多接受两个字的徽号，清廷国库每年就要增拨20万两白银，作为她的个人津贴。从这一年起，她每年的“年金”高达140万两白银。自然，这还不计她作为皇太后的日常开支。据说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清查她的私蓄，已达白银1800万两（另一说为1800万英镑，折合白银约五六千万两），堪称帝国第一巨富。

据传，她有一个理念，即庆典办得越大，证明帝国越有实力，她花大力气办好庆典是为了扬威于四海，让各国列强感到中国的强大。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整个帝国都为她的生日庆典而忙碌，最终被掏空。这种理念并不是她的独创，传统帝国政治一直都有靠大办庆典来炫耀国力的传统。他们认为把庆典办得越奢华，就显示出国力越强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就到泰山搞封禅大典。汉武帝击败匈奴后，也搞封禅大典。慈禧的偶像乾隆皇帝也大办生日庆典。她只是承袭了传统。或者说，这种习惯理念为慈禧个人的腐败提供了解释与依据。只是这种帝国政治的传统在世界大势已进入现代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在强敌虎视眈眈的甲午年，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她的这种做法深深地伤害了这个已然虚弱的帝国。

她确实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一只强壮聪明而又饥饿贪婪的豺狗所具有的破坏力也必定是更可怕的。尽管她也希望能实现中央集权，但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农业帝国，她的政治眼光是古典的，应付不了一个现代世界。她可以控制光绪帝，镇压太平军，但无法应付外患。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恐怕是她致命的弱点。她无法担当大任。控制帝国，她靠的是个人的能力和手腕，靠的是对人事的控制，但没有制度的保障，她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

甲午年，在内廷，慈禧最大的敌人是长大成人的光绪帝。这个昔日的孩童凭借祖宗的遗训将要光明正大地从她手里要回权力。她无法光明正大地反对，只能通过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拖延，甚至是夺回权力。修建颐和园，一来可以享受生活，二来可以搞坏光绪的执政环境，于她而言，一举两得。光绪这样做，也是为了表明孝心，同时希望通过这个华丽的笼子把慈禧的权欲关起来。他的企图注定要落空。颐和园玉皇阁里的千手观音——千里眼，顺风耳，手臂千条，法力无边，怎会被关得住。一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很快上演，太后演周瑜，光绪是黄盖，一个要打，一个得挨，打了又打，打了也是白打。

甲午年，连美国人都知道光绪帝在学习英语，希望了解西方。他的性格是很懦弱，但很想走进新时代。他的眼光毕竟是年轻的，他的岁月是属于未来的，尽管他的形象在慈禧的巨大阴影下还模糊不清。他们之间的矛盾正渐渐激化，这个足足养了20年的脓包终于要穿孔了。

李鸿章戴金帽子

在外臣中，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最倚重也最防范的人，也是晚清影响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慈禧倚重的是他的实力和能力，防范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地方主义兴起的苗头是在19世纪初。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八旗军已不堪用，朝廷靠地方团练得以平乱，地方的军事实力露出头角。那时候，朝廷还能限制这股力量。随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就开始为地方乡绅呼号，全国近200万没有官职、功名不高或无功名的下层绅士也想参政，苦于没有渠道，万马齐喑究可哀，然而朝廷只能压制。

太平天国兴起之后，朝廷一下子乱了阵脚，地方团练连带着乡绅再次成为平叛的主力。地方督抚自行招募军队，任命官吏。为解决军费，地方上开始征收厘金。这样地方上的军权财权人事任命权都有了。等到叛军被平定，有湘淮军背景的地方督抚已经占到全国督抚的一半以上。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核心地带的要职长时间被有军方背景的人控制着——地方主义已经尾大不掉，反过来成为朝廷内部最大的隐患和威胁。终其晚清50年，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是越来越恶化。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内最大的推力就是地方主义。后来的军阀割据混战，也是这种情形膨胀的恶果。

地方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洋务运动。这一运动喊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富强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是顶金帽子，很沉重，很光彩。凡是戴过这顶帽子的人，都是近代化的功臣。几乎所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曾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从林则徐、魏源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到孙中山、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毛泽东。只要是在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一定会面临这一问题，也一定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李鸿章是清廷当中戴这顶帽子时间最长、干活最多的人。

甲午年，李鸿章72岁，已为帝国服务了近半个世纪。当年二月，他获得朝廷赏赐三眼花翎，为汉人之首。五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他的生日广告。他当时的头衔很多，主要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着大清环渤海湾地区的海陆军，其中北洋舰队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七。当然，这种排名的主要标准是吨位，而不是战力。

当李鸿章等人举起富强的旗帜，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就是朝廷中央集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正如前文所述，因为考虑的问题和屁股的位置差异，帝国的近代化历程不但没有因为一批实权派官僚的觉醒而加快速度，反而变得步履蹒跚。在慈禧太后既利用又防范的原则下，李鸿章的近代化事业注定搞不出大名堂。

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等人，尽管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但目的地大相径庭。要搞中央集权，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就要削权；要尽力搞近代化，中央就应该充分放权，让李鸿章他们放手去搞。这两个都不可能，李鸿章他们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力，太后也不会放权。慈禧活着的时候，中央还能在威势上压住地方，地方的督抚还能表示对朝廷的忠诚。慈禧一死，清廷无人能压住阵脚，一群亲贵如权力的蝗虫到处抢食物，政治形势极为混乱。像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已经不被掌控，朝局很快失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空前激化，还连带产生了满汉矛盾。士绅们认为富强搞不成，是因为满人政权太腐败无能，换成汉人就可以了。在这种逻辑下，最终改革变成了革命，清廷也走向毁灭。

甲午年，李鸿章一生的辉煌走到尽头。清日战争，如一场暴雨，把李鸿章的资本摧毁的同时，也把大清国的体面打得灰飞烟灭。李鸿章苦心裱糊的屋子，霎时露出千疮百孔。外国人一看，原来似乎庞大的帝国竟是纸糊的！从前的“友邦”迅速扯掉斯文的伪装，变成一群恶狼，争相扑了上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起来，安全感与尊严荡然无存。

这是一场李鸿章不愿卷入的战争。他不想打这一仗，原因有三：一是这一年是太后的六旬万寿，开战会冲掉喜气，太后会不高兴；二是他很清楚麾下的北洋舰队与淮军无力与日本军队抗衡，一旦开战，他的政治资本会输得精光；三是他寄希望于英法俄诸国，一厢情愿地觉得这些国家可以帮清廷调解，避免战争。

开战之前，袁世凯病了，病得很厉害，无法处理日常事务。一切工作由他的副手兼密友唐绍仪代理。事实上，即使他不生病，他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尽管他在朝鲜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急剧恶化的局势已然失控，连他的老上级李鸿章都没有应对的办法。袁世凯觉得待在朝鲜已经无所作为。他多次向总理衙门提出申请，要求解职回国。由翁同龢掌控的总理衙门没有答应。

早在日本向朝鲜增兵之前，袁世凯建议，对日本使用强硬手段，趁日本人立足未稳，一举击败他们，而后寻求外交解决。李鸿章拒绝了。

这时的李鸿章已暮气沉沉，不复当年的豪气，因循苟且。再加上他有一点老天真，明知战事不可避免，还不充分准备；明知无法打赢，却不敢对朝廷大胆明言。战争已经爆发，他却一味避战，左躲右闪，希望能让清廷各方满意，最后落得一个最坏的结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谁也不愿意谅解他。

在朝鲜时，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无论是对日本还是俄国。这两国都恨透了他。袁世凯感到生命时时有危险。不得已，他只得求助于李鸿章。1894年8月4日，李鸿章派他任平壤中国军队的军需官。还未来得及上任，他就得知平壤已陷落。此后，他随军一路败退，心中油然生出一个想法：一定要训练出一支能战敢战的近代化军队。

败局已定，出来收拾残局还得是李鸿章。原本他顶着金帽子，现在却要背黑锅，受尽朝臣愤青的冷眼恶言，还要遭世人唾骂。李鸿章在日本被人刺杀，子弹打中脸颊。几乎是靠着这颗子弹，清廷少赔了一亿两。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只能是唾面自干，打掉牙和血吞。

孙中山走“上层路线”

甲午年，对孙中山来说，是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孙中山很有些纠结——在革命与改革之间挣扎。孙中山后来将这两种方式称为“从地方革命”与“从中央革命”。这是孙中山的阐述，就像他从来不愿提曾经上书李鸿章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阐述并不是十分令人信服。

孙中山的官方传记里声称，这次上书有另外一个目的：窥探清廷的虚实。

关于孙中山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从那些描述孙中山的官方资料里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国忧民、大公无私，完全没有任何挣扎的革命家形象。但真实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这一年，距离他毕业已有近两年。他的行医生涯并不成功，而且这个职业又远远无法承载他远大的理想。但因此就认定他决定投身革命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毕竟，革命说说容易，做起来太难，且代价必定很惨重。谁都知道，造反是要杀头的，不光自己脑袋不保，连亲友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这绝不是换个工作那么简单。如果孙中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正常人，他肯定会有多番考虑，也一定会有挣扎。虽然他的官方传记中没有任何描述显示出这一点。

但上书李鸿章的过程充分证明了他曾经有过挣扎。

这件事可以证明孙中山曾经希望走上层路线，通过和平的方式，付出较小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一年，孙中山已经28岁。他希望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鸿章先前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也曾颁发给孙中山“钦命五品军牌”，要他去北方任职。只是因为两广政府的阻挠，他才没有成行。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确实做了很多洋务事业。这些都可能让孙中山认为他或许可以信任。

1894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到达天津港。

下船后，他们一起去找盛宣怀，希望盛宣怀能推荐他们见李鸿章。

为了这个计划，孙中山准备了两样东西。

一是不下三封推荐信；二是一篇万言书。

之前，孙中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必须拥有权力。在中国，想拥有权力就必须要做官，而做官有三种途径。一是科举；二是大臣的举荐；三是用钱买官，也叫捐官。

第一种最为正宗，但孙中山没有经过传统教育的训练，不会写八股文，只能望文兴叹。第三种需要大笔银子，孙中山家境不算好，加之他也鄙视这种方式，故而也排除了。

最后只有选第二种，找大臣举荐。当时的李鸿章正如日中天，他的举荐很有力，且北洋幕府也是人才济济。李鸿章素有能办洋务、爱惜人才的名声。

1887年11月，李鸿章被告知患了舌癌，自以为一定会死。无奈之下，李请来西医孟生医生（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为其诊病。孟生断定是舌下脓肿，经排脓后就痊愈了。之后，李鸿章就成了西医书院的赞助人之一。1892年，康德黎（西医书院教务长）曾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

为了弄到推荐信，孙中山动用了所有的人脉。他先是找到了澳门同知魏恒，由魏恒介绍他认识盛宙怀。而后孙中山请盛宙怀写信给哥哥盛宣怀推荐自己。

盛宣怀是晚清比胡雪岩势力更大、更有影响的红顶商人，曾官居实缺正二品工部左侍郎，有晚清“摇钱树”之称，深得李鸿章的信任，时任天津海关道。在清日甲午战争中，他是清国军队的总后勤官和总情报官。

1894年4月，孙中山和陆皓东先到达上海，拜访了同乡大买办郑观应。

郑观应是当时中国最有经济头脑的人，对中国经济有系统的思考。他也是中国提出“民主”主张的第一人。

郑观应面目精瘦，目光如炬，曾是英国太古洋行的买办。郑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赚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他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相交甚深，后来又与盛宣怀等合作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郑的著作《盛世危言》已于这年四月出版。这本煌煌大著宣扬清帝国仅学西方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学习西方的文化、制度——开议院，废科举，兴西学，倡商战等。其实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认为宪政才是国家富强之本。这本书的读者有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据说，该书的《农功》一章是出自孙中山的手笔。

在郑观应家中，孙中山有意外的收获：遇见了王韬和宋耀如。

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是晚清杰出的学者、报人、政论家，中国第一个提出“变法”主张的人。这位风流才子因曾纵欲过度显出老衰之相，脸上的皮肤无可奈何地打起皱来，头发几乎凋零殆尽。

早年，王韬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将大量西文译成中文。比如其协助译成的中文版《圣经》被尊为海外标准本，还协助翻译了《十三经》。

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是一种全新的中文报章文体。他的作品汇编成《弢园文录外编》一书。在书中他首次提出“变法”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制度——实现君主立宪。这些主张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

宋耀如有很深的美国背景，西学底子很好，是传教士，同时也是个很成功的商人。自结识之后，他一直非常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尤其是在经费上很尽心力。

他有三个极为著名的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后来他被尊为“民国岳父”。

郑观应与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了推荐信。

郑的信写给盛宣怀。

王则写给好友罗丰禄。罗此时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深受倚重。一年后，李鸿章代表大清与日本议和，罗是仅有的几位随从之一。

1894年1月，可能是受了康有为的启发，孙中山躲在家里写了篇万言书。

这篇万言书后来经由陈少白和王韬两人润色。

这封万言书是孙中山的一篇大文章，很费了一番心血。第一部分是讲论富国强兵的大思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表明自己明了世界大势，对于国政有大格局。第二部分谈论洋务运动以来的成绩，顺带着把李鸿章恭维一番。最后论及自己的具体思路，想在农学上有所作为。其实孙中山本非农学家，亦不想做这样的事。之所以如此写，大概是想留给李鸿章一个不但能思考大问题还能办实事的好印象。

因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孙中山对这次拜访抱了很大的希望。其实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李鸿章能把自己留在幕府任职。

可惜李鸿章此时正忙于中日之间的战事，焦头烂额，根本无心领会孙中山的深意。连酒也懒得给他喝，更不论酒之外的山水了——连孙中山精心准备的万言书也未曾一读。

李鸿章用洋务人才重视实用、军用。罗丰禄可以弄点英文法律，因此就得信任。刘步蟾弄海军，故而得高官。严复只是空言学问，性子也傲，自然是冷在一边了。

像严复这样留英的高材生都如此，相比之下，就别说只是写了万言书的孙中山了。

孙中山经了这一回的打击，便不再对李鸿章抱有幻想。

人生的事业也只有革命一条路了。不久，他坚定地走出了这一步。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也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

康有为摆架子

离开广州之前，孙中山去了一趟万木草堂，准备拜会早已声名鹊起的康有为，可惜没有见到。

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有取孔子而代之的气概。他的两本大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是要挟持孔子做傀儡，拿这个傀儡当法宝来镇压那些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他公然宣称：世人眼中的圣人孔子就是一个大改革家。这是他为改革所作的思想上的准备。

政治上，他想拉光绪帝做他的傀儡，来获取改革的权力，令光绪取慈禧太后而代之。慈禧看出了他的心思，终其一生都没有宽恕康有为。

从1888年开始，他多次向光绪帝上书，名声越来越大。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康有为的启发。

上书没有回应，科举又屡战屡败，康有为发愤读书，巩固学说，开始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底子是岭南大儒朱九江先生，又得到四川学者廖平著作的启发，他虽不懂西文，却读了不少翻译来的西学著作，以他的悟性和胆子，举一反三，竟然有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构想。

他创办万木草堂，目的有二：一是宣扬变法思想，二是培养变法人才。在这所并不宽敞的学堂里，师生一起讨论问题，互相激发追慕圣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学生们分工搜集资料帮助老师进行著述，情谊亲如兄弟，学问中西合璧，教学相长，其乐融融，令后世学人神往。草堂的命名，含有培植万木以成栋梁才的意思。梁启超后来回忆说，他一生的学问根基尽出于此。

闲暇之余，他写过一本书法专著叫《广艺舟双楫》，讲述以碑代帖的好处，改变了整个近代的书风。他曾说：“古今书法家，以苏东坡为最差，不懂如何用笔。如果跟从我学书法，应当先拿戒尺责打手心40下。”

1893年，康有为将万木草堂从长兴里搬到广府学宫，距离双门底圣教书楼很近。他常去那里买一些由广学会刻印的西学书籍。孙中山当时正在书楼挂牌行医，很想与之结交。托人去联系，康有为回复说，孙中山如果想订交，必须先给我执弟子礼。

康有为个性极度狂傲，连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也全不看在眼里。他又一向认为中山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能答应收他为弟子，肯定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可惜的是，孙中山却不领情。他也是个不肯屈居人下的角色，自然不会答应。

1894年，正月刚过，康有为就已北上京城，准备参加会试。同行的是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

三月中旬，康有为住进了著名清流派人物盛昱的府邸。清流派以儒学正统自居，以个人修养和为官清廉为根本，尽力维护皇权，攻击地方督抚，防止他们因权力过大而藐视朝廷，攻击洋务派崇洋媚外，主张强硬对外，在晚清政坛上很有影响。盛昱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子孙，属于远支皇族。

两人本来都以清流自许，以为会有很多共同话语。但康有为骨子里是个离经叛道的主，加之做派又唯我独尊，狂妄得很。而盛昱也不是唯唯诺诺的人。很快，两人就搞得很不愉快，几乎无话可说。康有为只好搬到金顶庙暂住。

6月9日，再次落第的康有为下车时扭伤了脚。7月初，他带着一份很深的落寞和一只没有痊愈的脚回到广州。

清日宣战的第三天，清流派干将余联沅等人弹劾《新学伪经考》“非圣诬法”。朝廷下旨，让两广总督李翰章查核。

8月的广州，长脚蚊子如急雨。年老体弱的李翰章晚上批阅文件，忍不住拍打驱赶，双手沾满鲜红的蚊子血，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那时候，他最担心的是正在进行的清日大战。为了帮助李鸿章，他招募了几万乡勇，搜集船只，希望能偷袭日本长崎。对于《新学伪经考》的案子，他只下令让康有为自行焚毁。

尽管如此，听到风声后，康有为还是匆匆藏进了莽林深幽的罗浮山中。

得知恩师康有为被弹劾，梁启超等人在京城为其多方奔走。梁9岁就能写文章，10岁参加童子试，有神童之名。17岁应广东省乡试，中举人第八名。19岁时拜入康有为门下，成为万木草堂最杰出的弟子。当年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尚未中举。

甲午年初冬，时年22岁的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了孙中山，说他“略通西学，愤激时变之流……然弟（梁启超）度其人之无能为也”。意思是说，孙中山只是个略懂一点西学的愤青，干不成什么大事的。此时，梁启超与孙中山素未谋面，只是听闻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消息。

不寻常的甲午年

甲午年，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

甲午年，是李鸿章时代修修补补的结束，是清帝国为东亚龙头时代的结束，是清廷仅存的一点体面的结束，是原本相对宽松的外交环境的结束，是国内士绅昏昏沉沉状态的结束。

甲午年，民国这个小娃刚在孙中山的思想子宫里受孕。

从甲午年开始，孙中山已非大清的臣民，而是民国的号手——将那民国的曲子嘹亮地吹响，让世人都能听到；将民国的火炬举到高处，好给国人照亮。

如此算来，民国出生于甲午。

甲午年，是东西方列强疯狂瓜分中国时代的开始，是日本成为东亚强国的开始，是外交环境空前恶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开始。1840年以来，蒸汽机时代，中国要对付的仅仅是英法两个强国，再加上俄罗斯这个恶邻。如今，列强里又多出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四个强国，四条饿极了的狼。

甲午年，中国人被震醒了，尤其是士绅们被震醒了，他们倍感耻辱与危机。这一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鼓吹“物竞天择”的观念，告诉世人，不进步、不强大就会被淘汰。这一年，近千名有思想的朝廷官员，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有同样主张和行动的还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正在京城准备科考的举子们。这一年，张謇考中状元，面对这份科举的殊荣，他没有太多的兴奋；这一年，袁世凯跟着淮军四处撤退，狼狈得很，让他看到非练兵不足以强国；这一年，冬天，檀香山，在哥哥孙眉的帮助下，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参加者必须手按《圣经》，口念秘密誓词：“驱除鞑奴，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中国与日本同时学习西方，考试成绩之所以不如日本，就是因为没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应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的法宝。外患与内忧搅在一起，改革政治制度与救亡图存混成一团，内政外交连成一气，政治改革成为时代主题。

最先扛起改革政治制度大旗的是康有为。这个人胆子大，脑子也不坏，把进化论的思想偷偷塞进公羊学里，宣扬改革的思想，引起思想界的大地震，实在是一流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可惜的是，他连不入流的政治家都不算。

全国最有权势的五个人慈禧、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刘坤一，都不在他的阵营里，或者说被他排除在外。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分明是赞成改革的。

首鼠两端的翁同龢被光绪轰出了朝廷。

康有为一心指望着一个可怜又无权的皇帝。

支持改革的士绅，主要在湖南和江浙。湖南士绅支持改革，主要是出于富强国家、抵御外患的民族主义。

相对而言，江浙士绅的出发点要复杂一些。江浙历来是文化昌盛之地，也是朝廷的财税重地。有清一代，这里的读书人最多，有功名的最多，无功名的读书人也最多。200多年以来，积压的不满自然也最多，先是在科举的名额上受限制，而后在做官的名额上也受限制。这里为朝廷做出的财税贡献却是最大，占到六七成之多。

江浙士绅内靠着苏州、湖州的肥沃之地，外凭着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拥有了巨大的经济基础。江浙士绅在地方上有人脉有田产，在上海、宁波有投资有收益，中西学问兼备，对于改变现状，有着很强的动力和实力。他们强烈要求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参与国家的政治。这个地区的士绅很早就有着独立的意识，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从戊戌变法到己亥建储，从东南互保到清末宪政请愿运动，江浙士绅都起到了领头的作用。辛亥年的时候，江浙士绅也是基本上站在革命派一边。

江浙士绅经历了几次分裂：戊戌年，一部分做了维新派；庚子年，一部分做了革命党；辛亥年，当主流的立宪派几乎一边倒地做了革命党时，清廷也就下台了。据说，清帝的退位诏书是张謇起草的。

可以说，当时如果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就很可能成为天下最有实力的人。前有刘坤一的底气，后有冯国璋与袁世凯、段祺瑞诸人的对抗，乃至于后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证明了在当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没有江浙财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但是，康有为没有这样的觉悟，或者说他不认为这是成功的必要因素。江浙士绅的代表叶翰、张謇，乃至于言辞激烈的章太炎，都和康派人物搞不到一起去。

时代呼唤巨人，但现实与之相差甚远，康有为在变法以及后来保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类似小丑般的行径，证明了他不是历史选择的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康有为妄图包围颐和园的念头激怒了慈禧。她发动政变清洗了帝党，汉臣维新派均被清除，顽固派牛鬼蛇神都登台了，最后闹到向十一国宣战，清帝国的国势跌落到最低谷。

这让孙中山的革命越来越有合法性和支持者。

第二章　孙中山的成长历程

南国之子

有清一代，朝廷关闭沿海各处港口，仅留广州一地与海外通商，广东成为这个古老帝国对外的唯一窗口。从这个窗口吹进来的新鲜且带着海洋气味的旋风从南到北影响了整个帝国。近代中国的开篇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引发的鸦片战争。同样，在那个年代，广东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民国之父孙中山均是广东人，都是南国之子。

南国之子，近水靠海，有灵气，不顽固，于新事物能接纳，会思考，求变，不安现状，于茫茫大海看到生存之机遇，而非无知之危险。

清代，闽粤一带移民在东南亚站稳脚跟。晚清时，他们开始往欧洲美洲进发，后来美洲大陆多有唐人街。中华民族的一点开拓的劲头，一点求新求变的血脉保留在这群南国之子身上。他们还有点汉唐的魄力和眼光，胸怀世界，敢于为理想奔走。他们是属于未来的。

广东的学风得自两位学者总督的倡导——阮元与张之洞。他们引来名士，革新风气，使广东学风很正。广东的学者陈沣、朱一新皆主张学兼汉宋，调和两家，气魄很宏大，思维不僵化，能接受新东西。从广东学堂里走出来的不仅有康、梁等改革派，还有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党。

南国之子带有海洋文明的气息，有精力，有朝气。日本人鹤佑见秿有言：世界文明之强，皆半岛文明、海洋文明之形态，如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大英帝国，皆起自小国岛国之海洋文化。而这位日本人认为未来之日本亦当为一世界强国，因其亦为岛国，亦可为海洋文明。

南国之子要有韧劲，经得起摔打、折磨，精力好，百折不挠。孙中山一生奔波，一生失败，从不气馁，精力极好，很有些像古希腊人。古希腊人打特洛伊，10年征战，每逢打完总要大吃大喝，补充精力，而后生龙活虎地开战。

南国之子还要有气魄，敢作敢为，敢于冒险。

孙中山的故乡，靠着广州湾——香山，历来多出买办、移民还有盗匪。

欧美的暴雨先是落在广东，遍地撒种，风气早已开了。广东人是有志气的，习得洋人的技艺，做洋人的买卖。这些在洋行里做事的人，被人称为买办，个个富甲天下。这群人里，香山人占着半壁江山。香山土地贫瘠，不宜耕种。为求生存，一些国人只好远渡重洋，到南洋甚至是欧美讨生活，切身领略西洋的滋味。另有一些，求财的心思重，胆大，对人世的敬畏也都破除了，径直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做起了梁山泊的无本买卖。这些人性情都很强悍，血性很足，做事敢把头颅挂在腰带上。

这三种人有一个共同点：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精神。孙中山是这里的水土养出来的，自然也有这样的好性情。

作为现代中国的构想者——民国的总设计师，孙中山13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前往西洋求学。

1879年5月21日，孙中山从澳门出发前往檀香山，乘坐的是一艘英国造的轮船。孙中山反反复复地观察船上的大铁梁，心中生出诸多疑问和感慨：这么大，这么重，需要多少人才能安装上去呢？能制造这样奇物的人也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天才吧！

好奇是一种极好的启悟。伟大的人物都非同一般的好奇。燧人氏对石头碰撞的火花好奇，孔子对面临老虎不肯搬家的老妇好奇，佛陀对人世的烦恼好奇，耶稣对世间的苦难好奇，牛顿对砸在头上的苹果好奇，瓦特对水壶上跳动的盖子好奇……这些好奇的种子，落到了伟大而又敏感的头脑里，如同落到丰饶的土地上，开出的花必定很艳，结出的果也必是丰硕的。

孙中山与大铁梁的相遇，也是这样的好奇和疑惑。

他已站在近代的门口。

“破坏狂”孙中山

对清廷而言，孙中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反贼。

于中国而言，他是头号大革命家。所谓“革命”一词，据传源自周公之语，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里的命是天命，上天的指令。“天”是最高的神，他指令由谁来统治天下。这个被指令的人要具备德，是上天之子，简称“天子”。普天之下的地方都归他管理，简称“天下”。如果统治者屡屡失德，那天命就会转移，由新的统治者推翻旧的，这一行为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与周武王的行为就是革命。这不是反叛，是顺应天意得民心的事。孙中山所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事。

于他的家庭而言，他却是个逆子。传统观念里，做儿子的应该孝顺，对父母最大的孝就是顺，顺着父母的意思来。不顺着的，就是不孝，就是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就是个逆子。

孙中山出生在香山县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他父亲一生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在澳门那样的花花世界里，没有被污染。这说明他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安安分分地做农民。对于他来说，一个农民，最危险的敌人应该就是不安分。一旦不安分，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孙中山偏偏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据传，他幼年时曾听人讲过洪秀全的事。他很向往，想做洪秀全第二。如果传言属实，说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奇粗无比的反骨应该是无人怀疑的，肯定比魏延的那根粗多了，就是狂妄得无边无际的康有为也是自叹不如的。

他的家境实在太穷，在村子里饱受歧视。孙中山是个聪明的孩子。他想改变这一切，这或许就是不安分的源头。在学堂里，他背书很快，背完后马上就疑惑了。他要问问这些书里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要背？先生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让孩子们背，说是将来的某一天自己突然就懂了。孙中山是个二愣子，猛然这么一问，把先生给问住了。先生觉得孙中山破坏了规矩，私塾里的规矩就是只背不讲。因为坏了规矩，或许也触伤了先生脆弱的自尊心，孙中山的手心挨了不少戒尺。可惜的是，打了也是白打，孙中山还是不明白。打的人糊里糊涂，被打的也是不清不楚。那时的私塾能碰到有学问又讲理的先生实在有些困难。这件事恰好说明孙中山是个不安分的学生。

想象一下，一个穷孩子，又聪明，又倔强，还不安分，在乡间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日子一长，他会被憋屈死。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困境。不过，他有一个好哥哥，帮助他脱离了这一困境。

哥哥孙眉本来也是个逆子，在家里谁也管不了。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让他随母舅一起到海外去谋生。树挪死，人挪活。几年的工夫，孙眉在檀香山做出了一番成绩——开了一家商店，在茂宜岛养了不少牛羊，小有资产。再加上孙眉也小有名气，懂点英文，在当地处事公道，人称“茂宜岛王”。这个当初不听话的孩子出去一趟，出息了。

1879年，孙中山随母亲一起去看望哥哥。那一年，孙中山刚刚13岁。

孙眉不排斥西方的东西。因为生意上的需求，他学习过英文，会一些简单的读写。他很爱这个弟弟，觉得读书会有出息。很快，他把孙中山送进了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他还把生意所得的财产分给孙文一半，并立下文书以为凭据。

他真是世上最好的哥哥。在这个家里他是对孙中山影响最大的人。

这是儒家传统的魅力，长兄如父，他觉得必须尽到责任。

有这样的哥哥，是孙中山的幸运。然而，有这样的弟弟，是孙眉的幸运吗？

孙中山的行为很快就激怒了哥哥。1883年春天，在檀香山瓦胡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准备接受洗礼入基督教。孙眉听说后很恼怒。是的，他不排斥西方的东西，但是在情感上他还是墨守儒家的道德，那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他觉得人不能忘本。一旦忘了本，人就会迷失方向，堕入邪道。他甚至有些后悔让孙中山读书。他害怕洋教会夺走自己的弟弟。

在孙眉的强烈要求下，孙中山在1883年夏天回到香山翠亨村。孙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拯救了弟弟，让他远离洋教。但很快孙中山就用自己激烈的行动告诉孙眉，基督教的思想已经牢牢盘踞在他心里。

回乡后，他遇见了自己的总角之交陆皓东。两人一见如故，因为陆也有受洗入教的意愿。一天，他们走进村里的神庙，把庙里供奉的三个神像：北帝、天后和王母，全部砸倒。村里的人们震惊了，愤怒了。

无奈之下，孙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并承诺会重修神庙，这才平复了乡人的怒火。孙中山的行为让老父极为痛苦。多年来，由于贫穷，他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小孩们都能随意喊他的名讳，羞辱他。自孙眉从檀香山回来，孙家的家境发生巨大变化，重新盖起了大房子，这才获得人们的尊重。孙中山的行为让老父刚刚有的一点荣誉感灰飞烟灭了。

远在檀香山的兄长从父亲的信里得知了一切。愤怒与失望从父亲传到哥哥这里，愤怒的哥哥于1884年7月给弟弟写信，匆匆把他召回檀香山，要求他归还自己赠予的财产，其实是希望借此逼迫这个逆子回头。他没有想到的是，孙中山竟然不为所动，欣然接受哥哥的这一处理。归还财产后，孙中山反而轻松了，从此能够更加无拘无束。让孙眉更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前，就在1884年5月4日，孙中山已经在香港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父兄使出撒手锏

当孙中山离开檀香山的时候，着急忙火的不是孙中山，而是哥哥孙眉。面对这个逆子，父亲哥哥都拿他没有办法了。爷儿俩商量着处理这件事，想来想去，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尽快让孙中山结婚。

传统的父亲对待长期在外的浪荡子，都喜欢用这一招。让这个野性不改的汉子抱得娇妻，沉迷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里，等到有了孩子，他那家庭的责任心也渐渐培养起来，于是就安稳地过起了小日子。这是屡试不爽的绝招，也是无可奈何的最后一招。

孙眉写信告诉孙中山，让他回乡结婚，以后的学费大哥愿意承担。在信中，孙眉没有提到洋教的事。

让父兄高兴的是，孙中山爽快地认同了这一安排。1884年5月26日，孙中山在进入中央书院41天后回乡成亲。当时，孙中山在香港财政困顿，得传教士喜嘉理的帮助，临时寄居在拔萃书院。

新娘叫卢慕贞，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姑娘，长相一般，识字不多，但很贤惠，知道严格遵守三从四德。她对受过英式教育的孙中山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样的婚姻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比如胡适、鲁迅、郁达夫、蒋介石都曾经历。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很短。18年后，在孙中山口述的传记里，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她为孙中山生了一个儿子——孙科，做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

不久，孙中山就有了一段婚外情。女友是一位叫陈翠芬的同学。陈原籍福建厦门，出生于香港，是个女教友，因排行第四，人称“陈四姑”。他们志趣相投，结成伴侣，一起革命。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一直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这个女人一直陪在孙中山身边。流亡日本，流亡南洋，流亡欧美，在漫漫的漂泊路上，可能唯有这位女子能抚慰孙中山内心的寂寥。但是，在孙中山的传记里没有她的名字，年谱里也没有，官方的传记里也忌讳谈到她。她似乎成了一个幽灵，一个影子，游荡在孙中山的周围。

可能是辛亥年，革命似乎已经成功，她才悄然离去。孙中山始终没有给她名分。在孙中山的族谱里，她被承认为“孙文之妾”。没有信息表明她对中山心怀怨恨。1915年，宋庆龄出现在孙中山的生活里。此后，她是唯一的“孙夫人”。

尽管父兄费尽心思，可惜孙中山不是寻常汉子。他能不为金钱所动，婚姻生活自然也没能束缚住他。他的信仰已经很坚定，无法被尘俗的欲望收服。父兄的期望再次落空，孙中山的行为完全脱离了他们为之设定的轨道。

不过善良的哥哥还是尽力帮助他。1894年冬天，孙眉帮孙中山组建了兴中会。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的母亲和夫人卢慕贞在友人帮助下逃到夏威夷，也是哥哥收留了他们，帮他尽孝，帮他照顾夫人，养育子女。后来，孙眉一直为他的革命出资出力，弄得几乎倾家荡产。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有人想推举孙眉做广东都督的时候，孙中山坚决反对。理由是孙眉做不了这个。

或许正是孙中山充分享受了传统家庭带来的温暖和帮助，使得这位高喊破坏的革命家出乎意料地对传统抱有温情。1919年，当不少有识之士高喊彻底革除传统的时候，孙中山这位农门逆子却愿意给传统一点温暖。

传教士的真面目

孙中山走进西式学堂，是带着困惑来的。最早为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大部分是传教士。

他们在孙中山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四个人尤为重要：夏威夷的韦礼士主教、美国纲纪慎会的传教士芙兰·蒂文、美国纲纪慎会的喜嘉理、伦敦传道会的汤姆森。前两位是使孙中山接近并亲近基督教的老师。喜嘉理是孙中山的受洗牧师，也是让孙中山对教会产生怀疑的人。汤姆森的所作所为让孙中山远离教会，作了别样的选择。

韦礼士主教筹资创建了意奥兰尼学校。檀香山土语“意奥”是指当地一种特有的大鹰，“兰尼”是上天的意思。这个校名意境高远。

韦礼士是个无私的人，当学校经费不够的时候，他拿出自己的薪俸来填补。

他也是个顽固的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办一所带有英国公学性质的学校。为了坚持这种理念，他先后斥退了四名校长。夏威夷国王的政府报告称该校为“那位主教的学校”。他顽固的名声一直传到澳大利亚，那里的圣公会主教称他为“像头公牛般顽固的英国人”。

所谓“公学”就是一种以培养高尚人格为最高目标的教育理念，一般是私立寄宿学校。这种办学模式带有修道院色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教学内容，讲求潜移默化地培养具有基督精神的文明绅士，和中国的传统书院有相似之处。学校的教堂是学生精神生活的中心，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切活动。学校注重培养团队精神，球赛和军训是重要的科目，连吃饭睡觉都成为教育内容。由于这种学校办学效果好，在英国很盛行，很贵族。

韦礼士是个慈爱的人。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走进宿舍来巡视。如有哪位小朋友踢开了毛毯，他会轻轻地帮他盖上。慈爱之情，不亚父母。

孙中山是这所学校的寄宿生。整整3年，明晰的规章制度，铁一般的纪律——法治精神，有条不紊的生活，在孙中山成长的路上刻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迹。

韦礼士的慈爱、无私、顽固而又百折不挠的精神，高尚的人格，面对千夫所指不为所动的坚韧，都深深地打动了幼年的孙中山。

韦礼士主教是第一位对孙中山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督徒。孙中山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也是很自然的事。

1883年9月，他在瓦胡书院遇见了芙兰·蒂文。这位传教士为了工作学习了梵文、中文，还能讲广州话。他的主日演讲深深地触动了孙中山。

不出半年，他就要求领洗入教。这时，哥哥把他赶回了翠亨村。回到村里的孙中山很快又惹祸了，没法子，只得匆匆逃到广州，几乎走投无路。正是这个时候，美国纲纪慎会的喜嘉理牧师帮助了他，介绍他进入拔萃书院读书，让他暂且有了落脚之地。

这位喜嘉理实在是孙中山的恩人。不久，这位牧师主持了孙中山的受洗仪式。也恰恰是作为恩人和受洗牧师的喜嘉理给孙中山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喜嘉理太想做成一番事业，太需要像孙中山这样，懂英文，有热情，而又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他为孙中山洗礼，就是希望孙中山能成为传教士，做他的助手。

他担心孙中山回家结婚会改变心意，坚持要到翠亨村监督孙中山，强烈要求孙中山在结婚典礼上不能拜祖宗，还屡屡向孙的老父孙达成灌输这种想法，甚至还向翠亨村的人传教。村里的人很讨厌这个洋鬼子，孙家人对此感到很不快，又碍于他是孙中山恩人的颜面不好发作，只得忍着，忍得直冒火星。孙父只能把怒火烧到孙中山头上，恨得牙根痒痒。结果孙中山拜了祖宗，喜嘉理很生气，认为孙中山背叛了信仰。孙中山弄得两面不是人。

信仰本是个人自愿的事，传教在孙中山眼里是极为高尚的事业，而喜嘉理的做法很有些强人所难。这使得孙中山对传教事业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不久，伦敦交友会的汤姆森则让孙中山看到教会里也有害群之马，实在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西医书院本是依托雅丽氏医院而建立的，创始人是康德黎医生。

汤姆森只是个新人。这人很年轻，城府很深，公然将医院的宗旨由治病为先，改为传教为先。为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玩弄权术，极力排挤康德黎、孟生等元老，将权力紧紧抓在手里。最后，孙中山的恩师康德黎、孟生等人，只得黯然离开这所学校。

孙中山深深体会并看清了这位所谓传教士的真面目。这样的传教是强迫别人，趁人之危，很有些无耻。他耻于和这样的人为伍。

他看出西学与基督教到底不是一样的东西。

在这四位传教士影响力的一推一拉之间，孙中山得到了传教无私坚韧的精神，但所传的是他自己的革命之道，而不是原来的那个上帝之教了。

他没有选择去拯救人们的灵魂，而是试图去推翻政府。

他最终成为一名革命者，而不是传教士。

当国学遭遇西学

1882年7月27日，孙中山毕业于意奥兰尼学校。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获得了檀香山国王颁发的奖章，奖品是一本国王特意为他挑选的中文书。获奖原因是他的英文文法科考了第二名。1879年9月，孙中山进入这所学校。3年的工夫，他的英文从零开始，达到了很不错的水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开始。孙中山获取西学的主要渠道是英文书报，他的思想的底子也是英文，而非中文。

他读书的学校，从意奥兰尼开始，有瓦胡书院、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博济书院、西医书院，这些学校基本都有英国背景，主要教学用语都是英文。

翻阅当年的课程表，以中央书院为例，用英文讲述的课程有：逻辑学、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政治、医学等等。在这些课程里，孙中山最喜欢的是政治和历史。自1883年开始直到1892年毕业，中间耽误了一些时间，从小学到大学，整整7年多，他接受了较为完整的英国式教育。

这种经历在内地的青年看来是很奇异的。但在条约口岸城市生活的青年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他们被称为口岸知识分子。

所谓条约口岸城市是1840年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从沿海到沿江各地开放的城市。这些城市因为有外国资本的介入，近代化程度较高，工业、商业、学校、人口都超过内地的城市，基本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的核心地带与网络。17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面貌一直是这样，现代工业还是在沿海沿江，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工业区，没有本质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近百年。

和孙中山一样，大部分口岸知识分子都无法进入主流士绅的圈子，都不满现状，他们是孙中山天然的盟友。第一代的口岸知识分子是中国那个时代的先驱，如郑观应、王韬、冯桂芬、何启等人，都是上接洋务运动、下启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对孙中山也影响甚大，属于他的老师或长辈一类。

大部分口岸知识分子没有孙中山的胆气，但孙中山点火，他们煽风是绝没有问题的。这些人毕业后，首先是求得一个职位养活自己和家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人们能看到的孙中山的教育背景就是这样。思考孙中山需要观察那看不见的部分——孙中山个人的潜质、天分以及人生的经历。贫穷曾经伤害过他的家人，但是磨砺了他的内心，使得他成为一个早慧的孩子。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更敏感，更细腻，也更睿智。

《圣经》里有这样的话：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西学落到孙中山的头脑里，就有这样的好风景，如同种子落到好土里，可以100倍地长出来，获得大的收获。

孙中山早年背诵的《四书五经》，从来都是懵懵懂懂，不曾理解意思。后来在中央书院，他读到了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布的《四书五经》英文译本，忽然之间就明白什么是儒学了。这是世上第一个英文译本，没有中文版本里繁琐的注疏，经过西学的解释与加工，比之于中文原版繁琐的注释，显然更好理解。

实际上，孙中山就是这样接受国学的，接受的是已然西化的国学，时髦的说法是“出口转内销”。这种思想方法，近年来有台湾学者命名为“逆格义”。所谓“格义”是当年的中国僧人们用道家的术语来翻译和解释佛教经典。而“逆格义”则是用西学的思路和视角来翻译和解释国学。后来的欧美汉学几乎都是这个路子。

孙中山与这些汉学家是不同的，因为他本是中国人，对传统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这使他在传统与西学之间有着很好的融合，两不相悖。如布鲁克哈在《对世界历史的考察》中说的那样：

历史有时似乎都凝结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整个世界都跟随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些伟人将人格上的特性与共性、静止和运动集于一身。国家、宗教、文化乃至社会的危机都体现在他们身上……

危急时刻，传统与创新在这个伟人身上融合并达到顶峰。这些伟人的存在至今仍是历史的奇迹。

孙中山接受的国学是已然“西化”的国学，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等诸人接受的，大不相同。他们大体上都超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子。就是要把“西学”的坛子装进“中学”里面去。而这两只坛子本来是差不多大的。没办法，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聪明的长工就把“西学”这只坛子砸碎了，一片一片地装进“中学”里去。

与其相反，孙中山的思想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他已经看到洋人把“中学”的坛子装进了“西学”里，他的“中学”本就是破碎的，装进“西学”里是很自然的事。这样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构成极大的冲击，又天然地保留了温情。传统太强大，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对西化有充分的信心。

1924年，孙中山在宣讲民族主义时，曾说：我们将来要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在这里，他将《四书》之《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代理想，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从古代传统带入现代政治文明。

当时中国，需要的正是能把“中学”装进去的“西学”，而有这样思想格局的，唯孙中山一人。后来有这种想法的也只有胡适，而胡适表达想法的时候也是害怕的，遮遮掩掩，在胆气上不如孙中山。

对于古今中西学问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可以吸收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代表性的想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法。以为理论的东西都是科幻神话里的变形金刚，可以随心所欲地组接变形，这自然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里哪能有那样美的事，做事凡是搞理想主义教条的，最终必会堕入深渊。理想搞不成，什么都搞坏。

第二类是认为中国其实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好，不需要西人的任何东西，退让一点也只是需要修修补补就可以。前一类是晚清大学士倭仁的提法，后一类的代表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在他们看来，根子如果换了，中国的老本就全没了，中国就不是中国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持这种理念的人最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袁世凯等晚清改革派的重臣都在这个行列里。这种想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思路。这是折衷的搞法，既要民族性，也要有限度的现代性，也是想着能有两全其美的好事。结果也没搞出什么格局，清朝还是完了。

第三类就是充分西化，就是“西体中用”，把“中学”装进“西学”的坛子里。有人就会大声叫嚷，这样岂不是没有中国的民族性了吗？这样岂不是没有中国了吗？这是投降主义的做法！这些话听起来是振振有词，大义凛然。凡不认同者都可以视为汉奸。试想人们对理念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电灯比豆油灯好，轮船比木船的运输能力强，铁路、电报等比原有的官道八百里加急管用，现代的机器生产比手工作坊更快捷，生产的成本更低，更不用提坚船利炮比之于弓箭土炮了。这些都是物质层面，只要是清醒一点的国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要在理念上接受西人的一套，那就有些困难了。这时候时时告诫人们不可忘记中国的根本，那这样的接受就形成了瓶颈，缩手缩脚，无法突破，就算是接受西方的理念，又能西化到什么程度，成为彻底的西方人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问难道不是有外黄内白的香蕉型人物吗？是的，那样的人物恐怕是从小就在西方长大的。试问，这样的人在当时那个四亿人口的大国里能有多少。留美幼童是典型，他们后来回到国内，不也适应了中国的环境，有谁把他们当成西方人看待？其实充分西化也好，全盘西化也罢，都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路。五四时期提“德先生”“赛先生”也是这样，不是不要“中学”，是要把“中学”转化到现代的“西学”里去。这里的“西学”是一种现代的东西，不是专属于西方人的，而是一种人类的共识。越是快些强大起来，作为一个民族才越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才越能保有民族的特性。

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劣，中国始终处在焦虑当中，心理防御的铠甲随时间一层一层地剥落，如同蛇蜕去皮一样。甲午年谈自由民主肯定是不敢想象的事，20年之后，不谈这些才不时髦。甲午年国会是个新东西，10多年之后，士绅们都会弄了。中国最终选择的还是激进的路子，只是披了一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面沾光的外衣。

若论国学的高超，中国实在人才济济，无论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学问大家，但论到中国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他们弄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康有为、梁启超似乎有完整的纲领，但是坐而空言的时候居多，奋起行动的时候少，而且死抱着一个可怜的光绪帝不放，始终于事无补。

孙中山不但有自己清晰完整的纲领，还有做事的勇气与能力。这正是他高出众人的地方。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个行动家，在行动方面的欲望更强，也更有方法。他的很多理论都来源于在行动中的总结。读孙中山的文章起初总会觉得很通俗、很浅，细细想来，会觉得不简单，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刻。这是行动家的深刻，与在书堆里谈论理论是大不相同的。

革命需要多长时间？孙中山估计得很长，有时说100年，有时说50年，很可能有生之年看不到成功之日。这样的革命须经历无穷无尽的失败，要眼看无数同志流血牺牲，要面对清廷的追杀暗害，还须忍受朝不保夕的个人生活，如此种种，没有宗教一般的精神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在他眼里，革命理想与上帝福音是没有区别的。

革命最贵的是人才

做大事少不得三样东西：旗号，人才，经费。宋江就竖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动用他广阔的人脉，四处打家劫舍，这样才弄出了大动静。

孙中山有了革命的想法，有了民国的蓝图，算是有了一个正大光明的旗号。下一步就需要有革命的同志，这样高风险低回报随时会掉脑袋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的。孙中山要做大事，就必须积累人脉。

孙中山早期的人脉包括三类人：口岸知识分子，教友，会党。

他认识的口岸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自己的同学。像杨鹤龄、尤列、陈少白等人，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肆言无忌，意气相投，血气方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此他们四人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寇”。

杨鹤龄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杨家在香港有自己的商号，家境不错。由于这个原因，宽敞的杨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点。

尤列是孙中山在博济医院读书时认识的好友，学测绘的。他刚见到孙中山的时候，就指着侃侃而谈的孙中山说，这个人很像洪秀全呵！

陈少白也是广东老乡，是孙中山的好友区凤樨牧师介绍来的。孙中山又把他介绍给恩师康德黎医生，让陈少白成为西医书院的学生。

他们都是在香港、广州等通商口岸接受教育，因此被称为口岸知识分子，很西化，一般被人骂作“番书仔”或“西仔”。

无论什么时候，说大话是不上税的。香港言论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管的着呢？

“四大寇”是《水浒传》里的典故，指包括宋江、方腊、田虎、王庆在内的四个著名的反叛者。皇帝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以示重视。他们不反对这个称谓。但是，真要拿起刀枪来造反，恐怕不易。

只有孙中山这样的英雄才敢说知难行易。

家境殷实的杨鹤龄第一个就不愿意。兴中会香港总会成立，他就没有加入。

尤列有点自私，有点怕死，广州起义前，先是躲起来，后觉得似乎有利可图，又回来掺合一阵，最后还是临阵逃掉了。

唯有陈少白一直追随孙中山。少白性子坚韧而偏狭苛严，很看不起尤列的为人。他的国学修养相当不错，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的密友和得力助手。自从郑士良暴死之后，陈更是孙唯一的追随者。陈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的事务，苦撑多年。

把生命、家庭看得很重要，杨鹤龄、尤列都是普通人。

这样的人在世上是绝大多数，无可厚非。

他们的存在恰恰可以衬托出孙中山的伟大。

把理想看得高过生命、家庭，陈少白做到了。他可称得上是豪杰、好汉。可惜辛亥革命后，他逐渐淡出政治，没有坚持到底。

只有孙中山把理想看得高过一切，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一生一世，百折不挠，因此，他是伟人，真正的伟人。

孙中山开始懂得积累人脉，得自恩师康德黎的指点。早期帮助孙中山建立人脉的主要是他的恩师康德黎博士和好友区凤樨牧师。

康德黎博士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院士，医术精湛，为人热情，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孙中山的热情以及勤奋好学博得了他的喜欢。康德黎到内地进行医学调查，经常会让他做助手。只要有与社会名流打交道的机会，康德黎也乐于带上他。孙中山认识何启等香港名流，就是在这个时候。

何启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捐助者以及教授；也是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导师和革命活动的幕后军师。他对孙中山的影响直到惠州起义之后，才渐渐淡化。

孙中山早年贫苦，这使他懂事很早。早慧的他事事留意，善于思考。他注意到康德黎老师对人际关系的把握，得到了不少启示，自身整合人脉资源的天赋也被激发出来。

区凤樨牧师曾在德国教授汉语，中西学问都不错，曾经指点孙中山的国学。他为孙中山介绍了众多华人教友。这些人先是支持孙中山开药局，接着支持他的革命。比如王煜初牧师，此人是后来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王宠惠的父亲。广州起义失败后，王煜初曾协助孙中山逃跑。教友左斗山，他的书店成为广州起义的联络点和隐藏军火的地方。双门底教堂，广州教友们举行仪式的地方，成为起义军存放军火的仓库和开会的地点。

陆皓东被捕后，教友们说动美国领事馆的领事前来营救。

相比于会党，他们是无私勇敢，更值得信任的支持者。

孙中山联络会党，早期的时候主要依靠同学郑士良。郑性情豪爽，会拳脚，在广东会党中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他看好孙中山，觉得孙中山是个明主，跟随他能成事。清廷的体制是高度集权，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中央的权力收归皇帝，不允许地方上有任何可以对抗官府的组织，禁止结社，文人们想一起谈谈创作都是违法的。这是因为明末的反清人士带着东林党的余绪，借着结社为名反清，清廷神经紧张，索性一起禁了，这样似乎就有了安全感。

但是，从乾隆中期之后，秘密会社又渐渐兴盛起来，比如白莲教、天地会等。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百姓中唯一的组织，有组织就能形成力量。孙中山要进行革命，在当时只能依靠这些有力量的暴力群体。

第三章　革命栽了大跟头

广州大鼠疫

广州，1894年春夏间，一场国际性的鼠疫正疯狂地蔓延。

这年4月，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温湿的雨水浸透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墨绿的青苔从朽腐的城墙上一路铺下来，腐烂的老鼠尸体，处处可见；撕心裂肺的哭声，此起彼伏。

送葬的队伍一列列从大街小巷里涌出，好多棺木上的油漆都还没有干，有的根本没来得及上漆。哀伤的人们踏着石板路前行。一路上恶臭弥漫，犹如迅猛上涨的海潮，将人们心中早已麻木的悲情冲刷得荡然无存。

4月11日上午，在雨水密集的敲打声中，城西洗基地方有一位叫阿中的郎中去世了。

前一天上午，阿中出门诊病，午后回到家，忽然神智昏迷，很快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他已分家的弟弟得知哥哥去世的噩耗，赶来操办丧事。他料理完哥哥的后事不久，也感觉身体发热，皮肤泛显紫黑，口中不时咳出血来。没两天，也随兄长而去。

这个地方距离孙中山的药局很近。但也许是阿中的运气不好，据说孙中山是个精通医学的“大国手”（广告上是这样说的），或许能救治他。热心的伙计火急火燎地赶到东西药局，只看见门口杂草丛生，空无一人——孙中山已经去了千里之外的上海。

据传，鼠疫是从邻近的香港传来的，也有说是从云南过来的，后来沿海各口岸几乎都有。

这年广州的天气与往年很不一样。一月的时候，降雨量很小，还很燥热。早早到来的花红柳绿并没带来多少喜气。

广州，水陆交通便利，有繁华的商埠。丰厚的利润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商客，人口的流动量很大。由于政府没有及时采取隔离措施，所有公共场所依旧开放，鼠疫的传染很快变得不可收拾。本来是为救治患者而开办的方便所，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太平间。

时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翰章，75岁。他是李鸿章的大哥，已为帝国尽心供职34年。自春天以来，咳嗽、腹泻、失眠等多种毛病一直折磨着他。当时，最烦心的还是财政问题。年初，因上交100万两银子供慈禧太后搞万寿庆典，造成了很大的窟窿。他根本无心关注这场鼠疫。在给朝廷的折子里，他从没提过这件事，一旦上奏，肯定会让太后觉得晦气——他是个精明的老官僚，很懂做官，对帝国朝廷最好是报喜不报忧。

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员请病假躲在家里不出来。

一些用心良苦的好官走进庙宇，请求神灵的庇佑。

广州府的张太守请来道士，在城隍庙设场作法七天七夜驱赶瘟神，忙得连日常政务也顾不上。南海、番禺两县的县令带着衙役百姓，敲锣打鼓，到南海神庙恭请大神，抬着神像四处巡游，希望神仙能大发慈悲，施展神威，祛除瘟神。

5月，某妓院有5个“色艺双全”的妓女同时染病，不久，3人身亡。消息传开，客人自然不敢上门，到底是性命要紧。只是苦了这些青楼老板，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门前冷落车马稀，纷纷关门大吉，青楼女子也惨遭下岗的厄运。

赫赫有名的宝芝林也冷清得很。医药对鼠疫毫无办法，送来的病人十有八九都只能横着出去。年初的时候，武林高手兼神医黄飞鸿追随刘永福将军去台湾抗日了，这时正驻守在台南。

死亡、哭泣、绝望、尸体、老鼠、萧条，夏天的广州是一座死城。

5月中旬，香港华人感觉受歧视，绅商代表刘渭川向当局申请，华人患者要求回广州接受治疗。遭拒绝后，他又组织士绅向广东政府提出申请。当时，已有大批在港华人偷偷返回广州。在混乱的人群中，有不少鼠疫患者。

6月21日，广东政府批准了刘渭川的申请。时任广东巡抚的是满族人刚毅。1900年，作为军机大臣，他获得了慈禧太后很深的信任，并影响后者做出了支持义和团并向十一国宣战的决定。他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1894年的鼠疫，广州死亡人数达11万。而同期的香港死亡人数仅2550人。

愚昧的制度和观念杀害的人远远超过鼠疫。

大国手

面对那场大鼠疫，号称“大国手”的孙中山束手无策。根本不会有人来求他医治。他也确实医治不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应该是很痛苦的。只是这样的痛苦一年前就有了。

1893年冬天，一位船夫泪眼汪汪地对中山说：“他们把我吊起来，用棍子轮流敲打我的脚踝，直到每根踝骨被打碎为止。我奇痛难忍，准备承认自己是海盗，其实就是交钱免祸。可是多日的折磨，我已痛得口舌不灵……”

孙中山仔细检查了船夫的身体，伤痕累累。尤其是脚，所有的关节，不是肿大就是变形。有些踝骨已经完全黏结成一块，无从辨认。想要治愈，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个人很可能终身残废。

在一个无罪获释者的身上，能留下如此触目惊心的伤痕，这样的审讯又是怎样野蛮的情形呢？给船夫带来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野蛮的司法制度，以及腐败的政治。为了榨取百姓的财物，官员是不择手段的。这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

这是当权者出了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这一切都不是一个医生所能解决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成为一名政治家；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做革命家。

早先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孙中山就发现了问题。那时候，港督政府正进行大潭水塘建筑工程，目的是进一步解决香港人的饮水问题。这个工程2年时间完工，耗资1000多万元，储水量达到1000多万立方米。

当时，孙中山是西医书院二年级的学生。当全港上下欢腾庆祝之时，他想起故乡的水——他的故乡金槟榔山山脚的山水井，那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水源。山上有很多坟墓，后来他的好友杨鹤龄的墓就在山腰。那井水里分明渗有死尸水！

两地相距不过50里，差别如此之大，他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作为殖民地的香港，英国女王尚且知道关心民生疾苦。中国的天子，却置万民于不顾。1884年，中国败于法国，丧师赔款。10年后，中国败于日本，割让台湾，赔款高达2亿两白银。这样无能的政府，这样昏庸的皇帝，能拥护吗？

这绝不仅仅是水的问题！

传教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帮助乡民搞水利，也宣传一些科学来对抗迷信，收效很小。而且传教士搞福利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不尽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疾苦。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事是上帝的福音是否被听到，被接受。

虽然孙中山很仰慕西学，但是情感上，他还是一个中国人。在第一次到檀香山的船上，他参观了英国水手的葬礼。他们将尸体包起来，念一些祈祷的话，然后将尸体抛进大海。这在孙中山看来，是极其轻率、残酷的事。死者的尸体应该交给亲属处理，应该叶落归根。

中国需要改变，但改变的方式不是传教，而是革命。

革命就是外科手术

做外科手术，孙中山是个高手，有大国手的名声。这个名声一来是因为他本来学得不错，二来是有个好老师。康德黎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名医，每每遇见难搞的手术，基本都是康老师代劳，但把账记在孙中山头上了。可是后来，孙中山这位大国手不愿意医人，想要医国了。

虽然医人是做手术，医国是搞政治弄革命，但逻辑基本是一致的。外科手术一般是找到发生病变的某个器官，然后动刀子切除病患部位，消除病苦。手术之后，休养一段，就康复了。这是西医的基本思路。

革命是要在社会中寻找一个特殊势力或阶层，他们要背负社会的不公正和邪恶，然后发动暴力来清除这个阶层，之后，社会就能得到公正和发展。这是现代革命的基本逻辑。

孙中山的革命观就是这样的。这个观念让他成为最为彻底的革命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甲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31年的时间，无一日不是在革命。从民族革命到民权革命一直到社会革命发动群众，19、20世纪所有的革命理论在他那里都能看到实践的影子。他那充满悲壮情怀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表明他对革命实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人感佩。

孙中山后来被人批判置疑也与此有关。

孙中山的革命是针对特权社会要求建立市民社会的革命。孙中山的革命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成熟的相对自由平等的市民社会。孙中山革命的前期基本上是精英革命，后期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准备开始温和的社会革命，希望能发动工农群众。不同的是精英革命依靠精英阶层，无产阶级革命基本要靠群众运动。相同的是，两类革命都要搞暴力夺权。

“革命”这个词在孙中山的时代就已经带上近代化的内涵，要改变特权制度，消除特权，改变农业文明的生产结构和社会构成，要建立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要以个人私有制和个体自由平等的权力为基础建构市民社会。这里的革命，要改变的不仅是朝代，而是生产模式，甚至是文明，还有社会的各个方面。

李鸿章在奏折里说，近代以来中国遇见的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如此，从鸦片战争以来，1840年到甲午前，近50年的时间，变化之大，超过此前的3000年，而甲午后，每10年的变化，又超过了之前的50年，越变越快，越变步子越大。甲午之前，科举考试被人尊重。4年之后，就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废除，但大部分读书人是反对的，弄得呼天抢地。12年之后，科举彻底被废除，全国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现实。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每天都会听到新东西，受到新刺激。

革命正是这一剧烈变化时代的产物。

中国社会的特权在晚清是很明显的，也是很让人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多次对外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的革命实在是不能避免。综观世界史上的近代革命，英国、法国、美国都是这样，暴力流血在所难免。有人说，英国是“光荣革命”，不流血的。其实英国人的血流在前面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队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战争，依旧是血流成河，查理一世也被斩首。法国的情况更是多年战乱。美国建国时和英国人打，后来南方和北方打。对于特权与不平等的义愤是无与伦比的，也没有正常的渠道来沟通，更不会有中间状态的妥协。由于对暴力的反感，进而将所有的近代革命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看法。

革命债券的“十倍”诱惑

革命首先要有组织，把人财物集中起来形成力量，这样才能成事。

檀香山，1894年冬，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

参加者必须左手按《圣经》，右手向天，口念秘密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准确的时间是11月24日，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屋子里开会，后因为人多转移到李昌的家中。当晚，参加者有20多人。

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一个叫中西扩论会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类似英语角，大家聚在一起训练英文口语，后来开始讨论国事，具有政治性质。

他们大多在洋行里做事，懂点英文，受过西化的教育或者是西化的职业培训。

这次会议选举刘祥和何宽为正副会长，黄华恢为司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

孙中山决心回国领导暴动，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故而没有担任核心职位。

兴中会的纲领基本上是贯彻爱国主义。组织的纽带是友谊和乡谊。成员要么是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的同学，要么是香山老乡。

这一年，檀香山也成为共和国，还颁布了共和宪法。这件事触动了很多人，孙眉就是其中的一个。冬天的时候，他也加入了兴中会，还接受了西化的宣誓仪式。孙眉的加入使不少与孙家有关系、有生意往来的朋友们纷纷加入。到1895年9月，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达112人。

有了组织，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下一步就是弄钱。孙中山的筹款方式是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偷学来的，不过他进行了简单的改良。一种是向会员收取会费，另一种是向公众募捐。

孙中山发明了一种新的募捐方式。他希望通过商业模式来推动，发行革命股票，将来革命成功，必然让持有此等股票的人获益。这样可以做到双赢，爱国的人也可以同时得到商业上的利益。1895年1月，孙中山主持发行了一种革命股票，称是“中国商务公会第一号”。这是孙中山革命的主要筹款方式。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大街上，一个人拿着一叠纸对你说，这是革命债券，革命成功后，可以得到10倍的偿还，革命就是把大清推翻，这里有10美元面值的、5美元面值的，还有100美元面值的……你会购买吗？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家伙脑袋肯定有问题，昨天晚上被门挤了，还不知道被挤了多少下。第二个感觉就是这人是不是疯了，看看他，神智清醒，思路清晰，虽然有些激动，但还算正常。第三个感觉是我要不要报官让人来抓反政府的政治犯。这个让你纠结的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了。

募捐的基本流程大体如下：孙中山先是发表演说，内容是清廷腐败无能，国家无望，要有出路，必须革命，革命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是爱国行为，购买债券不但可以爱国还能够获利，一举两得。你会想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吗？孙中山用他无比清澈、无比真诚的目光告诉你：有的，购买革命债券就是。

不过空言好说，真到掏钱的时候，兴中会大部分成员都退避三舍。直到回国前夕，孙中山只筹得经费1388美金。

没法子，孙眉以每头7美金的价格贱卖了一部分牲口。孙中山的革命先革去了哥哥的牛。孙眉的好友邓荫南卖掉了商店和农场。宋居仁卖掉了饭馆，带着两个儿子回国参加革命。综合各款，一共有美元6000多块，折合港币约13000元。

这是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全部资金。

香港的地头蛇

香港，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与杨衢云合作成立兴中会总会。

德高望重的富商黄咏商被推为临时主席。

租定中环士丹顿街3号为会所。黄为之定名“干亨行”，取干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意。其实就是图个吉利。黄的西学很好，对《易》也很有研究。他是大律师何启的亲戚。为支援革命，他卖掉了一处宅子，很得人们的尊重。

何启是香港的荣誉市民，华人的骄傲，大律师，有极好的西学底子，精通法律，有爱国心，希望能推动中国的改革。他是广州暴动的幕后军师。

真正在前面主事的还是孙中山和杨衢云。

1895年1月，孙中山到香港，召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区凤樨等人建立香港兴中会。孙得知杨衢云领导的辅仁文社与他们宗旨接近，便派人去接洽，希望联合。杨为人任侠豪爽，一拍即合。

辅仁文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受过英国背景的教育，大多在洋行里做事，英文很好，是条约口岸城市知识分子里的精英阶层。

杨衢云西学底子不错，见识也广，还会些拳脚，因工伤断了三根手指，但为人极有气节，常打抱不平。他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每见洋人欺侮华人，他定要为华人出头。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他总以权威自居。每逢集会，他总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他的讲话是从不让人插嘴的。

他有极强的野心和领袖欲望。

他在辅仁文社里有一群坚定的追随者。

他是香港的地头蛇，在当地中上层社会有极深广的人脉网络。

他是孙中山最早期革命阵营中强劲的对手。

香港，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杨衢云商量联合起义。

孙中山建议：要攻克广州，贵精不贵多，敢死队100人就够了。广州重要的衙署有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师提督等六七处，皆防备空虚，只有几个人把守。可派5人为一队，配足长短枪和炸弹，进攻一处，将府中的长官诛杀，这样全城便没有发号施令的人，马上就会陷入瘫痪。若城外兵马入城，可在双门底、惠爱街等重要街道路口埋伏，二三十人足矣。用炸弹攻击，敌人不知虚实，必定不敢贸然进城。各路以放火为号，一起发难，百人足可以成事。

大部分人因觉得孙中山的建议太过冒险，纷纷表示反对。谢赞泰（杨衢云的忠实追随者）称孙中山是个轻率的莽汉，为建立个人声望不惜冒生命危险，自认为没有干不了的事，简直就是“大炮”。他觉得孙中山的一言一行都奇奇怪怪，早晚会发疯的。

孙中山这样说，也是有现实依据的。他曾在广州行医，达官贵人的府邸也曾进去过，确实防守空虚。原有的满族八旗兵、汉军绿营兵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水师里的三艘军舰广甲号、广乙号、广丙号因为都参加了甲午海战，两艘被击沉，一艘被俘虏，剩下的就是一些团练兵。

不过，广州城里的军队加在一起还有8000多人。这些人抵御外敌自然是无用，镇压内乱还是有些实力的。孙中山的想法实在有些冒险。

会议初步确定三点意向：

一、从香港招募精锐3000人进攻广州。

二、向日本政府寻求暗中援助，找英国报纸来做宣传。

三、起义用青天白日旗帜。（据说是陆皓东设计的）

四、何启博士负责起草宣言文书。

兵分两路，由孙中山回广州主持具体发难的事，由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协助；杨衢云在香港负责购买军火、招募精锐，寻求英国报纸的支持，由谢赞泰、黄咏商协助。

两边的资金各自筹集，财务、人事基本独立。孙、杨明显还是两派。

这种大体分裂的联合为起义的失败埋下隐患。

想做皇帝的人

广州，1895年3月下旬，孙中山设立兴中会分会，建立起义大本营。

为掩护身份，孙中山对外称建立的是农学会。

两广总督李翰章、广东巡抚马丕瑶均表示支持。

广东官绅刘学洵出资赞助。刘依靠一种叫“闱姓”的彩票发财，富可敌国。这种彩票上写的是参加科考的学生名字，谁买的彩票上的名字得中，他就会有收益。这种赌博行为是张之洞做两广总督的时候开始合法化，由官府派专人管理，每年收益近400万两银子。

刘学洵很有民族主义的情结。据传闻，他痛恨英国人，于是招来几个英国工人做轿夫，每人一个月100元大洋。他让这四个英国轿夫穿着中国轿夫的服装，学着像中国人一样吆喝。每天他都会让英国轿夫抬着，吆喝着经过英国驻广州领事馆。

他很想爬到高位。甲午年，他因捐巨款给慈禧太后过生日，得到太后重用，派他作为私人特使出访日本。结果，日本人觉得他的身份暧昧不明不伦不类，没有太理睬他。

他还有浓厚的帝王思想，胆子很大，时不时做做皇帝梦。在认识孙中山后，他想冒险一试。他希望孙中山做他的徐达或是杨秀清。孙中山试图满足他的想法。因为孙中山实在太需要经费了。

他告诉孙中山，广东藩库里有不下400万两白银，是闱姓所得。秋闱之后，彩票就要兑现，这笔银子现在谁也没敢动。

得了这个消息，孙中山建议重阳节发难。原因之一就是能抢到这笔银子；原因之二是重阳节是回乡祭祖的日子，这个时候大量人员流动，官府不会疑心。

孙中山打算在起义胜利后用这笔巨款购买军火，招募军队，进而北伐中原。

香港，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选举杨衢云为总会长。

这个总会长有个特殊的名称叫“伯理玺天德”，就是起义成功之后的合众政府的大总统。

会中的孙、杨两派都想拥立自己的领袖。

杨衢云争得很卖力。他亲自对孙中山说，非得此席不足以号令中外。

他筹得的款项比孙中山多，他的支持者人数多。在香港，他的路子多，争取英国报纸的支持，主要靠他。发难的敢死队也由他招募。

从这方面看，他确实比孙中山有实力。

孙中山觉得起义还没有开始就争权夺利，实在不是好事，非常痛心。但他必须顾全大局，决定不和杨争夺位置。

陈少白、郑士良则坚决反对。

郑士良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非杀了他不可！”

他是认孙中山做主公的，打天下，坐天下，这种事情哪能让呢？

陈少白不同意杀人，因为一旦出了人命官司，起义的事情肯定会提前暴露，实在不利于大局。如果无法起义，谁做总统也就没有意义了。

孙中山也是这个意思。当天在会议上，他主动推举杨衢云做总统。

这是孙中山光明磊落的一面。

他需要权力，但此时更需要团结。

亡命之徒登堂入室

横滨，1898年的一天，孙中山对宫崎寅藏提到，在广东，一个月之内，可以召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人。

这大概又是“孙大炮”雅号的一个注脚。

所谓的山林剽悍之徒就是会党。

会党发源于福建，有说是由郑成功的军师陈永华创立，有说是乾隆年间一个姓洪的和尚创立的。具体的起源年代和创始人，大家都不清楚，但这个民间的地下组织叫洪门，是没有问题的。后来也有叫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海外的叫致公堂）、哥老会等，其实都是地下帮派组织，或者也可以称为民间组织。当时它们的主旨大体相似。

他们啸聚山林，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干的都是杀人越货、剪道劫财的买卖。前者是招揽四方豪杰的公开旗号，后者是拉帮结派的真实目的。游走四方的江湖人物需要一个安身之所，需要有生活的来源。他们不愿意种地，朝廷也不会给他们安排工作，或许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受那个约束。于是在政府权力够不着的地方，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利益驱使他们走到一起。至于那个反清复明的口号也是现成的。刚开始的时候或许真当回事，日子长了，大家可能都忘了。

会党，无论在什么时候，永远是秩序的敌人。他们身上标示着自明末以来遗民意识里的民族主义情绪。

清末的时候，他们是革命党的合作者，等到了民国，他们又成为盗匪，是政府出兵剿灭的对象。若是太平盛世，这些人的活动很受限制，很多时候是以正经生意人的形象出现。若到乱世，他们求财的机会多，招揽同伙的吸引力也更大，力量很快强大起来，在各地很活跃，行动也更大胆。

广东是富庶之地，贩卖私盐和走私洋货，利润丰厚，是发横财的好机会，会党自然不会放过。在这个地区，他们相当活跃。

1894年7月19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两广总督李翰章曾向朝廷表示：“国内的敌人远比来自国外的进攻更危险。”

1894年底，为了帮助弟弟李鸿章，他招募了不少士兵，准备偷袭日本。后来计划有变。李翰章就地解散了绝大部分的士兵。这些人里面就有不少是会党。他们从良可以做士兵，上山自然也可以做盗匪。这次贸然的行动，给了会党发展的机会。被强行解散的士兵，流落各地，大多成为盗匪。

广东盗匪甲天下，在历任两广总督给朝廷的奏折中，关于匪患的折子非常多。

广东盗匪人数众多。1899年10 月21日，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

广东海岸线长，走私猖獗，很多盗匪配备了精良的新式武器。他们的装备之好，连广州城里驻军都比不上。据说，每次同官府火并，他们都占上风。

广东的盗匪还很时髦。一年春天，一名叫区新的南海盗匪被官兵打死，从他的尸体上搜出区新与他人的照片，照片上题着：拿破仑一人千古震地惊天。据说此人与康有为、孙中山都有密切往来。

第二年，香山县的著名盗匪林瓜四在澳门被捕，年仅30岁，“满口新名词，让人甚为惊讶”。被捕后，他神色自若，毫无惧色，官府给他加上手铐脚镣，他对狱卒讥笑着说：“真野蛮，真野蛮，一副就够了，我还能逃得掉吗？中国人若是将制造刑具的心思用于制造枪械，国家何至于贫弱，我又何至于沦为盗贼？可惜他们只知道同种相残，却不能胜过外国人。”在狱中，他大肆宣讲自由平等观念，举动娴雅。后来，他在广州被凌迟处死。

会党每年都会闹几回事情，弄得官府不得安宁。

会党的目的只是为了弄点不义之财——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队伍。

杨衢云和孙中山都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这样的一支毫无信仰的武装注定无法承担建立共和的大任。

因为利益使他们可能会成为孙中山的战友，但同样因为利益，他们也会转眼之间成为孙中山的死敌。

或许杨、孙两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更可能是，他们明知如此，也不能不寻求会党的支持。因为在他们身边，实在没有其他可供驱使的武装。

杨衢云通过自己的手下朱贵全的哥哥，一位三合会的大哥招募会党。所谓的3000精锐，其实就是3000会党，3000亡命之徒。

同样，作为发难的前敌总指挥，孙中山也需要有一支自己的队伍。

正好他的旧友兼同学郑士良就是一位会党，而且是三合会里的大佬。

郑胸有大志，会枪棒拳脚，在广东绿林是一号人物。

在郑士良的部署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四处活动。潜伏在水师、防勇里的会党纷纷表示响应，来自惠州、香山的会党也同意联合攻击广州，连三元里民团一部也被策反。

策反无非是三个理由，一是讲述清廷的腐败无能，二是描述起义后的光明前程，三是利益的诱惑。孙中山为他们准备了经费。

其实即使没有孙中山的策动，会党平日里也会闹事。广东藩库里的几百万两银子，他们早就垂涎三尺。只是苦于没有实力才没有行动。

以往会党的暴动都是为了抢劫财物。

这次的会党暴动还是为了抢劫财物，但多了一个目标——占领广州，建立新政府。

第一个目标，他们很明确，第二个目标他们不清晰，对他们来说，可能与反清复明有关，也可能会做官。真是天大的好事，既能捞钱，还能做官，天底下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前提条件就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要舍得性命。对于他们，平日里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不用准备，也用不着动员。他们永远是秩序的敌人，天生的造反苗子，革命的主力军。

之后的很多年，孙中山都是这么看的。

现在万事俱备，剩下的就是等待。

等待杨衢云的3000精锐的到来。

“货不能来”

广州，1895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上午8点，孙中山接到电报：货不能来。

这就意味着他们苦苦等待的3000精锐无法如期到来。

第一次广州暴动流产了。

那天清晨6点，在广州各路人马的首领都来双门底向孙中山讨口令待命，迟迟不见杨衢云的3000敢死队的到来。原定计划，敢死队是起义的主力，配备新式武器，弹药充足。其他各路人马没有装备，只是策应，无法单独发难。

当时电报太慢，孙中山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各路人马已动，必然暴露。情急之下，孙中山决定取消起义，将钱发给各绿林首领，让他们回家待命。又电告杨衢云：“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黄昏的时候，陈少白乘“泰安”号轮船夜航至香港。

孙中山留在广州善后。

其实，前一天晚上，兴中会会员朱淇在家写作起义的檄文，他的哥哥得知后，恐怕连累家人，就以弟弟的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写了一封告密信，泄露了孙中山准备暴动的情况。

陈少白走后不久，李家焯就准备捉拿孙中山，还将此事报告给两广总督谭钟麟。谭认为孙只是一个狂人，又是教会中人，让李不要妄动。

晚上，孙中山参加了王煜初牧师儿子的婚宴。王牧师为了掩护孙中山，故意将儿子的婚礼定在重阳节。这本是粤人祭祖的日子，一般人会认为有些晦气，但他是个坚定的基督徒，也就没什么了。

在宴会上，孙中山看到了朝廷的探子，公开地说：“你们是来抓捕我的吗？”探子们不敢动手，尴尬地躲在一旁。

很明显，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第二天清晨，孙中山男扮女装坐汽船逃到澳门，从此踏上了漫漫流亡路，再次回国，已是16年后。

不久，李家焯突然进入双门底农学会总机关，抓获了陆皓东等人。

那天早上，他们得到来自香港的电报，说是有人在香港招募会党，购买军火，然后将军火藏在装水泥的木桶里，带回广州，准备武装袭击官府。这证实了前一天他们收到的举报。

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一），清晨6点，朱贵全、邱四带着400名苦力到达广州码头。

他们比原定时间整整晚了两天。

他们是农历九月初十登的船。

陈少白是初九的夜间到达香港。

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但杨衢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陈少白也没有去找他。

孙、杨两派脆弱的联盟随着那份“货不能来”的电报彻底破裂了。

他们之间不再有信任。

此时，广州原有的起义机关已经被破坏，根本没有人来接应这支迟来的叛军。

等待他们的是广州城的数百军队和巡捕。

船靠岸后，400多名苦力狂奔而散。他们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岸上荷枪实弹的军队把他们吓坏了。水泥桶里的短枪连同50名苦力都成了李家焯的战利品。

朱贵全、邱四被捕后，互相指认对方是头目，声嘶力竭。

逃到澳门的孙中山，很快到了香港，找到了自己的恩师康德黎。康德黎马上咨询了律师，律师建议孙尽快离开香港，以防被引渡回国。于是郑士良、陈少白、孙中山三人乘船逃往日本，不久建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

杨衢云逃往科伦坡、南非等地，一路上运动华侨中的会党，建立兴中会分会。

11月7日，陆皓东、朱贵全等人，在受尽酷刑之后，在同一处刑场上英勇就义。

孙中山后来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

第四章　李鸿章日落黄昏

“李二先生是汉奸”

1895年，孙中山忙着跑路。

1895年，李鸿章流年不利。

这一年，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拔去三眼花翎及黄马褂。千夫所指，李有一段时间甚至担心安全问题，躲在天津不敢出门。要求杀掉他的奏折，多如雪片，厚厚地堆在慈禧太后的案头。

一个叫刘赶三的丑角也以尸谏的方式要求慈禧太后挥泪斩马谡，他在演完最后一场戏后，死在了舞台上。在他身后出现了一幅对联：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里的李二先生就是李鸿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当时，他的大哥李翰章避居在上海，要求他也退避，李鸿章拒绝了。

1896年，慈禧召见了李鸿章的幕僚周馥，问到甲午之事。周馥提到李鸿章在大战之前与自己有商议。当时李鸿章就已知道结果，但明知失败还要勉力为之。更言及翁同龢执掌户部对李鸿章的多番为难。慈禧听后，感叹万分。实际上，李鸿章是替整个大清朝廷背了黑锅。

1897年，李鸿章从欧美回来，去了一趟圆明园，被翁同龢指使御史参劾，丢了差使，闲居在北京贤良寺。门庭冷落，冷眼看朝局，每天督促孩子们念念书。他一向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曾请外教教孩子们学外语。他的养子李经方外文就相当不错，是他办理外交的得力助手。

那段日子，他的胃口一如既往的好。几乎每顿饭都会喝一碗鸡汤，吃烤鸡，还爱吃鱼翅、燕窝。饭后，他会喝一杯法国产的红葡萄酒。

一日，老部下袁世凯来访。寒暄之后，袁世凯劝李鸿章归隐山林，保全晚节。李鸿章马上意识到，这小子是替某人来做说客了。某人就是翁同龢。

甲午后，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形势暗淡，急于改换门庭，与圣眷正隆的翁同龢走得很近。翁很想补大学士的缺，成为真正的宰相。而当时大学士又无缺可补。正好李鸿章倒霉，只剩下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于是袁世凯就自告奋勇来了。李鸿章一阵臭骂，把袁世凯轰了出去。

他不想让出位子，头一个原因是厌恶翁同龢。两人的结怨，与咸丰年间的一件往事有关。当时太平天国横断江南，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历练。翁的哥哥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在处理团练首领苗沛林的事情时失当。因翁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帝的状元老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深得皇帝信任，而他的另一个儿子翁同龢也是状元，可谓门第显赫。众人碍于这一层关系都不敢参劾。曾国藩忍无可忍，让人拟稿参劾，写了好几稿都不满意，很是着急。曾最后觉定让李鸿章试试。没想到，他一出手就老辣异常，其中说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就让皇帝不便袒护，想辩解的人们也不便启口。这份奏折显示出李鸿章处理文牍方面的天分，很得曾国藩的赞赏。折子递上去不久，朝廷下旨将翁同书革职拿问。翁同龢就此恨上了曾国藩。因折子出自李鸿章之手，曾国藩死后，转而恨李鸿章，一直与他为难。两人的恩怨纠缠了不下30年。

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领袖，李鸿章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整个北洋的利益，万万不可轻易言退。这时候的袁世凯并不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翁同龢的权势怎么能和李鸿章比呢？就像后来的瞿鸿基、岑春煊的权势，怎么能和袁世凯比？翁同龢一朝被罢官，便是连根拔起，而李鸿章此时虽是千夫所指，却能死而不僵，以后还能咸鱼翻身。

在中国官场，权力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显权力，一个是隐权力。前者是朝廷明文规定的一个官员拥有的权力，后者由官员通过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规定以外的权力。显权力是官员的面子，隐权力是里子。面子是人前人后让人看得到的。里子是看不到的，是潜在的，但是作用往往不亚于显权力，甚至有时更有用。甲午战败，李鸿章伤了面子，但里子还在，他还拥有很大的隐权力。

李鸿章的权力分成三块，一是军权，二是洋务企业，三是外交。权力的底子是太后对他的信任。甲午战争打掉了他的军权，但洋务企业和外交并没有受损。在此之前，太后对他是防范大过利用，在此之后，是利用大过防范，信任反而进了一层。

1896年5月3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甲午之败光绪颇不满鸿章，然实际上慈禧与鸿章仍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洞察是很准确的。

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不言退，第三个原因是他身上有安徽人坚毅、豪横、敢作敢为的性格。那是一种可以称为“合肥精神”的东西。

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湖南、安徽、广东。湖南人是骡子性格，倔强，朴实，进取，曾国藩为其代表；安徽人锐气十足，有胆色，敢担当，能求新求变，李鸿章为其首领；广东人敢于冒险，喜欢新东西，敢为天下先，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这三省人，各领风骚数十年，求变求新的趋势越来越激烈。

这几个人，骨子里都有舍我其谁、以一人敌一国的霸气，是一路豪杰。即使是讲忠恕之道的曾国藩，他的那篇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以挽救数千年传统文化为己任，其组织的湘军，灭了洪秀全的国。李鸿章自然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康有为想拿光绪帝做傀儡，取慈禧而代之，他要敌的是慈禧的国。孙中山更是胆大包天，以一人敌整个大清国。

早在征剿捻军的时候，曾国藩对淮军就表现出了不满意，觉得淮军锐气固然很盛，但少有正统儒家的中正谦和。几仗下来，曾觉得指挥还是有些不顺。制定完征剿战略，曾国藩便向朝廷请旨，要求回任两江总督，将剿灭捻军的重任交给李鸿章。毕竟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军队。

相对于湘军，淮军将领的文化层次要低一些。如刘铭传入淮军前曾做过土匪，张树声只是个秀才。而湘军大将如罗泽南、刘蓉等都是理学家，学问底子很厚。从另外一面看，湘军将领身上传统的负担要重一些，很快就暮气沉沉，而淮军依然锐气十足。如果说李鸿章与曾国藩都属于徘徊于义理与事功之间的人物，那么曾应更偏于义理，而李更偏于事功。正因如此，淮军才能勇于求新求变，总有变革的勇力。

淮军继湘军而起。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大部分解散。而淮军大部分则保留下来，继续平捻。他们最早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训练时，改习洋操。直到庚子年，当李鸿章生命走向终结时，淮军后劲聂士成依然很有战力。他的部队就是用德国人的方式训练的。淮军在战斗中勇猛杀敌，就任地方官，也能勇于任事，力倡改革。如刘铭传、张树声，他们不是起于行伍，不是学究，没有道学气，后来一个在台湾修铁路办学校，一个要求学习西人根本，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对西人亦步亦趋，这样不但不能富强，反而失掉了自己的根本。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李鸿章有不同的看法，敢于与李鸿章争论，敢于独当一面。

他们身上拥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合肥精神”。李鸿章是他们的领袖，是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代表。以李鸿章为核心，以利益为纽带，以这种精神为主导的军政集团就形成了。这是地方主义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晚清政局内轻外重的格局，从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为开始，以李鸿章的淮军为标志，以袁世凯的新军为终结。

曾国藩遇事总想着谦和退让，而李鸿章从不言退。在曾的眼中，名节比事功更重要。李鸿章不这样看，在他眼里，名节是要用事功来证明的。相比之下，李鸿章的继任者袁世凯对名节概念更为淡薄。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位权臣的个人德行上讲，肯定是呈递减趋势的。

在做事风格上讲，曾李两人很像，每天的工作一定要做完，不留到第二天，饮食起居有规律。他在总署办公时，每天按时到，工作很勤奋，据说这成为他后来被免职的原因。在总署，每次起身时，他伸伸胳膊，就动脚穿靴，一手穿袍，服侍的人不敢一刻迟疑。

接见洋人，曾国藩讲究以诚服人。李鸿章则说对洋人要打痞子腔。李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八。每见洋人，他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弄得洋人很不自在，场面有些尴尬。据他说，这样可以把洋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总喜欢问洋人是否富有。他认为这是很西化的礼节，相比之下，东方的君子是不言利的。只是不少老外也被他问得很尴尬。在西方，个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年龄一样，属于个人隐私，不能随便问的。陪同的外交人员总会解释：李鸿章的问法在大清国是一种很有礼貌的问候方式。

可惜的是，李鸿章的气焰一下子被国内外的敌人打灭了。

甲午后，他由国家柱石一下子成了落水狗，由一个军政强人变成了企图空手套白狼的外交家。

爱国贼的外交梦

于李鸿章而言，办外交实际上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国防的延伸，就像他经营朝鲜是出于保卫清廷一样。

他希望建立一个环渤海防线，保持大清朝廷的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两次鸦片战争，外国的舰队都打到大沽口，他希望那样的局面不会再有。甲午战争，把他几乎所有的经营都砸碎了。人们都知道海军之败，其实陆军败得更惨，也更可耻。李鸿章原定的海陆相应的策略最后沦落成陆上牵制海军，让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晚清，李鸿章几乎掌控了清廷的外交。他掌控外交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影响慈禧太后，来掌控外交政策；二是清廷驻各国大使大部分出自北洋幕府，能具体落实李鸿章的主张，也能及时反映各国的形势。

李鸿章搞外交，总想以夷制夷，最后为夷所制，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中俄密约》的签订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国，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顺便谈判联合俄国对付日本的事。引熊入室，借北极熊来驱日本狼。只是请熊容易送熊难，狼没走，熊又进屋，瓜分之祸，由此开端。这次的外交努力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其实，在战场上输掉的，试图从谈判桌上赢回来，这种天真的想法本身就很可笑。失去兵权的李鸿章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来维持清廷的安全。

此前俄国人表现出了极为友好的意思，三国干涉还辽，俄国人是主导。当时朝野上下，包括慈禧、光绪、张之洞、刘坤一等都认为和俄国人结盟是上策。李鸿章昧于世界大势，见识自然不会高出太多。把这个错误归于他一人，恐怕也很不妥。

不管怎样，《中俄密约》为后来俄国人入侵铺平了道路。辛丑年（1901年），俄国人直接出兵占领了东三省。而俄法联盟，海军实力超过英国。当时英国人正受到海外殖民地的困扰，无力增兵远东，只好与日本人结盟，保持对俄法的优势。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导致日俄大战，都是这份密约惹出来的。

手握大权，举措失当，引熊入室，误国误己，李鸿章确实是个国贼。不过他本心并不想卖国，因此称其为“卖国贼”实在不妥。

1896年前后，李鸿章在给接替他任直隶总督的荣禄的信中说：这个帝国就是一座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子，而他（李鸿章）就是一位勤勤恳恳的裱糊匠，总是想尽办法希望这房子看起来依旧漂亮，而且强固，但是房子实际上已经经不起风吹雨打。

他希望荣禄这位正当红的宠臣能继续他裱糊匠的事业。

这不能不说是他满带自嘲而又万分沉痛的实话。

在为这个帝国挣扎了30多年之后，这位一向自视甚高的权臣不能不对自己一生的事业做出这样让人啼笑皆非，却又不能不掩面叹息的总结。

美国的黄昏时分

李鸿章老了。

就像这个外强中干的帝国，晚景再美，也只是黄昏日落的光景。

1896年2月27日，他与慈禧太后倾谈半日，内容是英日已经结成同盟，需要借俄国人来抗衡。李因跪得太久，喘息不能起立。慈禧命依门而起，李仍不能，于是让两名宦官扶出来。李鸿章晕倒，两个小时后，才慢慢醒来。

从这年8月初开始，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帝国的全权外交大臣，相继赴英、美等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此时的李鸿章，依然还在为挽救帝国，发挥着一个74岁官场“老油条”的余热（至少他和他的朝廷以为是这样）。

这次访问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刚刚形成中俄同盟的外交战略组作人员落实，保证清廷驻外的使节能协调一致；二是顺便把追随自己多年的幕僚推荐出任驻外使节。这样，外交举措可以得到顺利的落实，而自己的下属也能有一个不错的出路，一举两得。这也等于是为他自己的末路善后了。

访问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称他为“东方俾斯麦”。这位皇帝希望李鸿章能多签一些克虏伯公司的军火订单。可惜，李鸿章此时已经失掉了兵权，有心无力，皇帝的恭维注定无法换来经济回报。这是李鸿章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华丽献演。

当然，这次外交旅途也并非始终愉快。比方说他对英国的访问。不久前，因缔结《中俄密约》，李鸿章与俄国人的密切关系，就让此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的朝野很有些不快。

李鸿章一直认为英国人所爱好的，是在最便宜的市场买货，然后到最昂贵的市场去销售。他试图让英国增补一些海关税，这无异让铁公鸡拔毛，同时也伤及了英帝国政客们的自尊，结果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在表面客气的背后，李中堂饱尝了英国人彬彬有礼的冷漠。不过，他没在英国待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传闻，把李鸿章说得很悲壮。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出使的时候，还随身带了一口红色的棺材。这当然不是真的，带棺材出差的事，是李的同事左宗棠干的。左、李曾并立于朝堂，但很有些不两立的态势。李合肥怎么可能去学那个湖南蛮子呢？

事实的真相是使团里有十几个厨子和大量的燕窝、鱼翅、烤鸡等食物。中堂大人虽然受到了英国政客的怠慢，也还是能从容享受生活的乐趣的。李鸿章的新闻发言人就告诉记者：总督大人的胃口很好，每天吃好几顿，有四个厨师轮流为他做饭。

1896年，8月28日，下午2点，李鸿章到达美国纽约，受到了国宾的待遇。那天阳光明媚、柔和，气温适宜，空气清新，水面上稍有些雾气。李鸿章乘坐的“圣刘易斯”号在它第二根桅杆上悬挂着大清国国旗，旗上图案是在黄色的衬托下一轮红日升起，深绿色和大红色交织而成的龙在昂首飞舞。

在远处的海面上，如诗如梦般地浮升起一座大都市的轮廓，白色的高塔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似虚似幻的光芒。

记者清晰地看到，李总督顶戴的正中有一个宝石纽扣，顶戴上还斜插了一根三眼花翎，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颗光彩耀眼的钻戒。上岸时，有50万美国人想一睹这位“权相”的风采。几乎所有的美国华人都像过节一样充满喜悦。（据《纽约时报》1896年8月29日特稿）

李鸿章开新闻发布会

立秋后的那个星期三，晚上，李鸿章在“圣刘易斯”号客轮上参加了联欢。他的儿子李经方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歌名叫《一个热恋着妻子的男人》。他沙哑的嗓子还是赢得了掌声。这首歌的作者是罗丰禄，李鸿章极为信任的幕僚。不久后，罗被任命为清国驻英公使。他曾在剑桥大学肯斯学院学习化学，英文说得呱呱叫。那天晚上，李鸿章还听了美国歌手唱的清国情歌，观看了魔术表演。

9月2日，上午9点多，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的客房里接受了记者采访，时间大约半个小时。

李鸿章不愿意批评美国。他觉得这次访问很愉快，美国人的接待他很满意。纽约大街上高达20层的摩天大楼，让他很惊讶，在清国和欧洲都没有。他担心这些看起来很坚固的房子会被台风吹倒。

他觉得美国的政党很多，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联合起来呢？太多的政党会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呢？

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说到《格力法》（排华法案），李鸿章有些激动：“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的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

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在日本出版。在这本书中，梁启超批评李鸿章：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

梁启超为变法政治张目，感情上很是充沛，道理上似乎也言之凿凿。但确乎有春秋责圣的意味，李鸿章距离圣人远矣，也从不以做圣人自诩。晚清以圣人自诩的恰恰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的学识或许高过李鸿章，但实际所为，却远远不如。

在感概万分之后，梁启超称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之英雄。造时势之英雄，千年难得一遇，诚哉斯言！

纵观自1840年以来之中华历史，可称得上造时势之英雄的，唯有孙中山先生一人。

属于李鸿章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

孙中山的时代正扑面而来。

第五章　孙中山真的红了

两千年和两个失败者

孙中山四处奔走周游列国的形象，总让我想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出现的无与伦比的失败者。这个民族惯会出现死去的好汉、失败的英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他们一个塑造了古典的中国，一个构想了现代的中国；一个想回到过去，一个要奔向未来。为了这个民族，他们坚持了超世的孤独，经历了难熬的失败。当然，他们并不完美，尽管在他们死后，一个被供到庙里，一个被挂到墙上。

在《论语》里可以看到，孔子在成圣的过程中有过多次挣扎——阳虎到家里给他送小猪，想请他出山。阳虎的朋友公山不纽也想让孔子出来做事。阳虎来的时候，孔子没有答应，但已经动了想出来做官的念头。当公山派人来请他的时候，孔子动心了。弟子们不理解，当然，孔子最终也没有去。但诱惑总是存在的，就像每个人一生总会有个景阳冈，总会有一只拦路的猛虎，狭路相逢，不是虎死就是人亡。无论用什么手段，排除障碍，抵制诱惑就是一切。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有武松的本事。

虽然孙中山也曾有过挣扎，当年上书李鸿章的失败让他只能选择革命。

在那个时代，孙中山是立场最为坚定的革命者——革命的时间最长，理论最彻底，似乎永远奔波在革命的路上，漂泊辗转。我总是疑心，他身上有种特殊的东西在支撑着他。不然他哪里来的无比的信心，以至于在经历多番失败之后，依然坚持到底。他这一生很少品尝到成功的蛋糕，却时时吞咽着失败的苦果。

他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又让这种失败充满悲剧的氛围。这种氛围促使他创立的主义与政党掌控了一个国家。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群忠诚的弟子相随，也有他一以贯之的“道”相随，他依然有走投无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他的言语被弟子们记录下来，成为一本经典大作《论语》。

孙中山的身边就零落得多了，或许有个忠诚的女子追随他，或许只是孤身一人，或许有一两个清廷的密探会成为他的尾巴。他最开始在日本、美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敬业的私家侦探

1895年，作为一场未遂暴乱的主谋，孙中山匆忙上船，逃到日本。在他的革命战友、兴中会同事冯镜如的文具商店里，毅然剪去了辫子，换上洋服，公开做起了革命党。

这冯镜如的来历也有趣：他父亲冯展扬本是香港商人，因和太平军有过往来，竟因此入了狱。冯镜如为免受株连，便东逃日本，在横滨山下町开设了一家商店，专卖外国文具，同时帮人印刷。这后一项业务专长，后来无疑成了他和孙中山等人宣传革命的重要武器。

兴中会虽名曰“党”，称得上铁杆党徒的只有郑士良与陈少白。而名义上的“党纲”，也只有“反对满人统治”这一内容是明确的。至于反完满族之后，建立合众政府，究竟该怎样弄，连孙中山这个名义上的“党魁”也不清楚。至于他的死敌清帝国，则只能更懵懂地称他们为“乱党”或“反贼”。

老留在日本，革命是没有希望的，孙中山提出要到美洲去找机会。他自信满满，可横滨的兴中会会员却不大有信心。他们不愿意为孙中山筹集路费。

最后，还是冯镜如厚道，好歹筹到了500元。孙中山将其中的100元给陈少白，让他留在日本发展会员；100元给郑士良，让他去香港活动活动；余下的自己带着去了美洲。

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数家人都在国内，出来只是为了讨生计，将来依旧要回去，希望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大家骨子里都还是大清的顺民。加上当时美国人排华情绪很浓，李鸿章大人前来美国，为他们伸冤叫屈，讨回公道，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平日里如果有什么麻烦事，他们还是愿意到驻美大使馆来寻求帮助。因此他们对初来乍到、满口革命的“乱党头子”孙中山，畏如蛇蝎，不怎么理会。

即使是孙中山曾寄予厚望的“洪门”（在美国叫“致公堂”），也早早忘却了“反清复明”的宗旨，一心一意做良民。这使得一路风尘的孙中山万分沮丧。眼看本来不多的旅费就要告罄，他准备前往英国投奔恩师康德黎医生。

尽管如此，危险人物孙中山到达美国还是让清廷很紧张。早在1896年4月份，一封来自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放到了驻美公使杨儒的办公桌上，要求彻查孙中山行踪。

当李鸿章的生活细节被报纸大肆宣扬的时候，孙中山的生活细节被偷偷地记录下来。或许后世的史学家应该感谢这些敬业的私家侦探，因为他们的监视报告无意中成为研究孙中山的很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

6月中旬，孙中山到达旧金山。驻旧金山总领事许咏蘅在报告中介绍了他的住址、相貌之后，说传闻他带有大量资金，准备沿途联络会党，购买军火，寻机回国发动暴乱。行囊里还有自印的来自黄宗羲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两篇文章，作为宣传品四处散发。报告称孙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

随后，孙中山的演讲现场就多了几个难得的听众。他们从头到尾听完演讲，还会随手做一些记录，甚至会提出问题——尽管明显带有恶意，但终究是充当了演讲者的听众，使现场不至于过分冷清。事后，还有人会陪伴孙中山回到住处。当然这些都不是孙情愿的。很多时候孙中山甚至根本不知道背后有人。

不过，即便是偶然得知身边有受雇于公使馆的密探出没，孙中山也确乎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这个两手空空，一身西服，总在街头被人误认为是“日本人”的中国人，终于让一个庞大帝国的神经开始紧张了。在这样略带些尴尬的刺激之中，孙中山打发着闲散的时光。

7月18日，孙中山即将赴欧的消息传到了英国。此后，又有关于孙中山的多封电报发到驻英公使馆。电报内容包括：北京总署多次密电两广总督谭钟麟、驻美公使杨儒等严密防范孙中山偷运军火回国作乱。直到8月26日，杨儒给总署密电，称该犯（孙中山）招人入党是实，并未购买军火。北京总署这才松了一口气。

老乡原来是“绑匪”

伦敦，钵兰大街，1896年10月11日，星期天，孙中山被人绑架。

那天中午，太阳刚刚开始驱散雾气。

孙中山匆匆走在路上。他中等个头，穿一件西式大衣，里面是西服，头戴黑色软呢礼帽，清秀的面目微微泛着黄——他是个东方人。

迎面走来一个人，头上挂着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他对孙中山打了个招呼。孙中山有些吃惊：听口音这人来自广东——他的故乡，在异国遇见老乡，两人都很兴奋，谈话也还投机。

清国老乡邀请孙务必到他家里坐坐。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走到清国驻英使馆。没等孙中山反应过来，里面窜出两名壮汉，将他生拉硬扯拽进了门，随后将他囚禁到了楼上的房间。

这就是两周后伦敦报纸大肆渲染的著名绑架事件。那位清国老乡是清使馆的英文翻译邓廷铿。

事实上，当孙中山在1896年9月30日中午抵达利物浦码头时，驻英公使馆雇佣的暗探，在马格里的布置下早已久候多时了。

从这一天开始，来自伦敦史赖特侦探事务所关于孙中山的监视报告，就准时交到了马格里的办公桌上。连孙中山在利物浦逗留了近5个小时，中途错过了14:50开往伦敦的火车，晚上21:50，他才坐火车到达大雾弥漫的伦敦，以及孙穿什么衣服，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参观了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见面等等，这些细节都没有遗漏。

10月1日下午，孙中山参观了英国法院。接下来的几天，孙中山重点游览了英国的上、下议院。它“拥有大小房间1100间，花了300万英镑（相当于当年清帝国的1800万两银子），于1840年建成”。在这座几乎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面前，孙中山感受到了立法的神圣。

在康德黎老师的家中，两人就中西政制进行了讨论。孙中山很羡慕恩师的藏书，请求每天都能来翻阅图书。此前，康德黎建议他来伦敦专心研究医学。而孙的兴趣明显不在医学，而在政治。

康德黎的家距离清国驻英使馆非常近。

10月10日，周六，大雾，孙中山在路上偶遇了一个从使馆出来的广东老乡。闲谈中，他无意中说出了即将前往法国的计划。这使得驻英使馆的诱捕计划不得不马上进行。第二天中午，孙中山如本节开始描述的，被成功地骗到了清国驻英公使馆，软禁在了使馆三楼的房间里。

疯狂的大使

这场绑架案的主谋是驻英公使龚照瑗。

从1895年10月起，龚照瑗就开始呕血音哑，语言不清，忽轻忽重。此间他多次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回国治病。因驻英使节事关重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他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允许。

1896年5月，他已经病得卧床不起。8月2日，清帝国的全权外交大臣李鸿章到达伦敦。作为龚照瑗的恩主，也是出于朝廷的恩典，李鸿章带来了浙江名医唐竹溪为其治病。唐竹溪的医术自然不凡，只是龚照瑗的病情积重难返，短时间也是难有起色。

还有3个月，龚照瑗在英国的任期就结束了。

在这样的时候，龚照瑗为何如此重视抓捕孙中山呢？

因为清廷发来的各类信息都让龚照瑗感觉到孙中山确乎是个相当可怕的人物，捉住他对于帝国的安全至关重要。捉住他的人将是帝国的功臣。身处海外，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龚照瑗是帝国的老官僚，深通帝国的官场规则，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就要懂得抓住机会。

据说，他被推荐出任公使只因没有及时向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行贿。纯粹是出于报复，李莲英向慈禧太后讲了不利于他升迁为巡抚的话。当时龚照瑗的职位是四川布政使。这是个肥缺，每年可以捞不少油水。但一旦出任公使，除1000两银子的俸禄外，没有任何进项。而且这笔银子还要拿出近300两来支付马格里的薪水。就算没有这些原因，出任使臣对于完全不通英文的龚照瑗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

在任期内，除报销过多的个人医疗账目外，他没做出任何成绩。这也不能全怪他，在他任职期间，正是英国保持孤立、与中国关系疏远的时期。他的恩主李鸿章现如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权势。他的兄弟龚照屿在清日甲午战争中兵败获罪。他又面临回国述职的尴尬，不得不想一想邀功的可能。

孙中山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孤注一掷的可能，如同饿到极点的病猫看见了一只肥硕的老鼠。

马格里是这场绑架案的执行者。

作为李鸿章的老朋友，一名老外交官，使馆的“四朝元老”，马格里本来不同意龚照瑗的想法。

但他的雇主并不准备和他讨论，只需要他服从。

马格里万般无奈。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他没有选择。

他替昏迷不醒但意志坚定的龚照瑗背了黑锅。

当他得知公使先生的决定后，他知道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件外交丑闻。他替中国人办事，可他是个英国人。一旦失败，龚照瑗当然照样可以回国卸职，安度晚年，可马格里自己，却可能会永远失掉担任外交官的资格。

此时马格里已被封为爵士，收入稳定，已步入上流社会的生活轨道。

这时候，他最需要的是稳定，万万不能冒险。

不过，雇主的意志始终是有效的，马格里最终默许了。

整个抓捕计划交由马格里和二等参赞龚心湛来负责。龚心湛，安徽合肥人，龚照瑗的侄儿，多年以后他将出任民国政府的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不过，他眼下的任务是帮自己的叔叔擒获未来的“民国国父”孙中山。

10月11日，在驻英公使馆里，至少有两个人心情万分不安。一是被绑架的孙中山，另一个人就是绑人的马格里。

运一个疯子回国

10月15日，星期四，孙中山被绑架的第五天。

邓廷铿奉命讯问了孙中山，威胁他说：“我们届时将堵住你的嘴（做一个手势），把你捆起来，装进袋子里，运到我们租好的轮船上……在船上就像在这里一样，我们会把你锁在房间里，派几个人看守，不会让你同船上的任何人交谈。如果我们不能把你运走，就在这里把你做掉。”

实际上，邓并没撒谎。就在前一天的黄昏，10月14日，马格里奉命发电报邀请在格兰轮船公司的朋友麦格里格面谈，希望能租到一条船运一些货物回国，伴随货物的还有一位精神病人。两位是相交多年的老友，谈判进展顺利，租金暂定为7000英镑，相当于4万多两银子。

孙中山知道倘若送回国内他将面临怎样的后果——按大清律，谋反罪肯定是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其实最多的时候也就是360刀。陆皓东的遭遇他是知道的。有时候，在夜里，在梦中，他还能看到陆皓东血肉模糊的样子，还能听到他的惨叫。衙门里的各式各样的刑具，他都见过，哪一样都能让他痛不欲生。

邓廷铿的话让孙中山的恐慌感迅速加剧。大概是从那天下午开始，他向使馆要求以后只吃鸡蛋、面包、牛奶等。因为这些东西不太容易被下毒，即使下了毒，对于做过医生的孙中山来说，也方便辨认。

本来就很糟糕的睡眠，这下更糟了，他几乎整夜都处于戒备状态，无法完全入睡。但孙中山并未屈服，他坚持不懈地恳求柯尔（使馆的一位英国仆人）的帮助。这个身临绝境的人，激发出了强大的意志，不达目的绝不放弃。这是革命领袖必备的特质。清使馆如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将孙中山的火眼金睛炼了出来。

事后，他的恩师康德黎告诉记者，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孙中山瘦了整整28磅。

康德黎的营救“六步”曲

伦敦，康德黎家中，10月17日晚上，康德黎收到了一张便条。

便条上写着：一个叫孙逸仙（中山）的清国人被关押在驻英使馆，公使大人正准备将他偷运回国处死。便条的作者是使馆的女管家英国人郝太太。

失踪了近一个星期的孙中山终于有消息了。只不过是个坏消息。

作为他的恩师，康德黎在香港行医近10年，在中国内地游历甚广，很清楚大清律例。为了这个可怜的学生，他顾不得留恋温暖的被窝，马上行动起来。

第一步：向距离很近的马格里爵士求援。马格里是驻英公使馆的参赞，找他帮忙是最省力的。当康德黎步行到达哈利坊3号的马格里住所时，发现房子大门紧锁，空无一人。

第二步：报警。康德黎租了一辆马车赶往当地警局。面对这样的案件，值班警官不知所措。凌晨的时候，他到达俗称苏格兰场的伦敦警察总部，值班警员也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三步：找清国海关代表。10月18日，周日，清晨，几乎一夜未眠的康德黎急急地拜见了清帝国海关驻伦敦代表休斯先生，希望他能施以援手。后者对这件事不太感兴趣。

第四步：向英国外交部求援。康德黎与老友孟生医生一起前往。孟生也是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他们手上有柯尔送来的孙中山的求援信。在孙中山的一再请求和重金报答的诱惑下，柯尔终于同意帮忙了。他很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直到下午5点，康德黎才被接见。值班员只说会将情况如实上报。

第五步：直接去清使馆问问。这是孟生的建议。很会演戏的邓廷铿接见了他们。邓用很坦诚的神情告诉孟生，清使馆里没有孙中山这个人，也根本没有绑架这回事。

第六步：雇私家侦探，防止清使馆连夜转移孙中山。那天夜里11点半，康德黎离开家。在街上，他遇见了雇佣的那位守夜人。凌晨2点，在确认孙中山尚属安全后，康德黎才回家睡觉。

他的整个营救行动都是一个英国公民法定范围内允许的。

即便在危急情况下，他也还是很相信他的政府。他的政府没有让他失望。那天早上，外交部已开始行动。

10月19日，下午，6点48分，一封以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的名义致内政大臣里德利的急信就发出了。晚上22点，奉苏格兰场的指令，清使馆所属之玛丽庞警察分局命令：6名警察分3班24小时监视使馆，整个分局的警员都处于戒备状态。

媒体制造英雄

10月22日，当英国外交部正在试图尽快解决问题的时候，《环球报》上刊载了一则新闻，声称一位知名华人正被绑架在清使馆。

这个消息带来了爆炸性的效果。所有与孙中山有关的地方和个人都受到了记者的关注——旅社、康德黎家、清使馆、格兰轮船公司、米特兰大旅社、康德黎、马格里等等，连美国公使是否给驻英清使馆发电报这件事，都有记者去调查核实。

这些都使得英国外交部很被动。他们原本一直在加紧办理，希望赶在新闻刊登之前解决问题。如今新闻已经出来，他们必须进一步加快速度。一份由外交部长签署的照会送到了清使馆。收到照会后，马格里走进了龚照瑗的房间，与其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密谈。

事情已经闹成了丑闻，再想秘密运送已经绝无可能。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被监视，清使馆也被监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附近发现了不少警察的身影，紧接着将是蜂拥而至的记者。龚照瑗满怀遗憾，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马格里的建议——释放人犯。

10日23日，为了避免人多拥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经过乔佛斯探长和马格里的协商，黄昏的时候，天色还算明亮，孙中山从清使馆的后门走了出来。

这一天，孙中山惊魂不定。直到有人叫他下楼，他才知道自己已被释放。

据报纸的刊载，此时的他脸色苍白，面目削瘦，中等身材，30岁左右，穿着西洋服饰，头上也没有一般清国人都有的大辫子，满口流利的英文。这几乎是当时伦敦报纸一致公认的形象。这一形象很儒雅，很年轻，很盎格鲁，很洋派。英国人觉得很舒服，很喜欢这样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很难相信这样的孙中山是清使馆所描述的杀人放火的东方暴徒。

当有记者问他是不是白莲教徒的时候，孙中山微笑着否定了。孙中山与英国人头脑里中国人的形象大不相同。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应该是头上挂着大辫子，想法很古怪，器物很落后，制度很野蛮。如今的孙中山更像英国人，一个受过近代文明洗礼的人。

23日傍晚，离开了清使馆的孙中山来到威茅斯街。有1000多英国人前去看他。他们认为孙是一位大英雄。虽然精神状态还好，但毕竟休息很差，孙中山很是疲惫，记者的很多问题都由恩师康德黎代为回答。

康德黎是个应付媒体的老手。此前，在家中，面对大批到来的记者，他准备了一份内容稳妥的书面声明。这时候，他正好替这位高足解围了。可以说，孙中山英雄形象的塑造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康德黎医生的。从这位恩师那里，孙中山学到了应付媒体的能力，这项能力对于一个现代的革命领袖是万分紧要的。

伦敦，1896年10月，一首名为“霍普金斯为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挺身而战”的英文歌在街头被传唱。

歌词为：

如果他要试试讨回公道，

不管他能不能得胜，

他都会有霍普金斯和全体英国人民

坚决地当他的后盾。

实际上，孙中山是信上帝的，他是一个基督徒。被释放的第三天，他就和康德黎一家去教堂做了礼拜。

霍普金斯的歌声里饱含着英国沙文主义的情绪。

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是为了大英帝国的颜面，至于一名中国人的生命，他们没有看在眼里。

但是，脱离险境的孙中山很领情。26日，在康德黎的协助下，他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刊载了一封非常得体的声明，内容是感激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他的救助，并表示自己会继续为祖国走向现代文明而努力。

确实是英国救了他，英国政府解救了他的生命，英国的报纸塑造了他英雄的形象。早年他接受的是英国式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英国制造的。

关于孙中山的消息，通过路透社的电讯，迅速在海外扩散开来，法国、德国、美国（尤其是曾刊载了李鸿章访美特稿的《纽约时报》）、意大利等国的报纸纷纷转载相关的消息，日本的报纸还出了长篇特稿。

这则消息传到上海，《时务报》的撰稿人章太炎读后很兴奋。他向梁启超询问孙中山的情况。梁回答：孙中山是个执意要推翻清廷的狂人。章太炎听完后，大为倾慕，心甚壮之！后来同盟会成立，这一政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就是著名的国学家章太炎。

孙中山能成为英雄，实在是这些无冕之王的杰作。

声望，英雄的声望是孙中山成为革命领袖的首要条件。一个几乎无人理睬的政治逃犯，一个被人痛恨的勾结黑社会的暴徒反贼，在短短的11天里，就成为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个为了自己的祖国走向现代而不懈努力不惜生命的英雄，他的形象被渲染得无以复加的好。这些都是现代传媒的魔幻般神奇的力量造成的。

实际上，他大肆言说的革命党彼时并不存在，他大肆宣言反对满族人的统治，以及之后应该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他心里也着实模糊得很。

这一切还得感谢那位神志不清却固执万分的公使先生，他是孙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革命党的第一功臣。只是这位“功臣”回国后，不到2个月就去世了。

伦敦，1897年1月21日，一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英文小册子出版了。

这是一本在当时很畅销的书，引发了新一轮的“孙中山风暴”。

蒙难带有天子“蒙尘”的意味，这种独特意味恐怕只有中国读者才能明?白。

不久，这本书被译成了日文。游侠式的人物宫崎滔天将孙中山的事迹写入他的大作《三十三年之梦》中。后来，章士钊将此书中关于孙中山的文字译成中文，编成一本叫《大革命家孙逸仙》的小册子在上海出版。

众多的中国读书人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西装革履、满口英文、满腹西洋理论的绅士——孙中山，不再是一个目不识丁、只知杀人放火的造反者，不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亡命之徒。这是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也是当时之中国需要的好人物。

他的现代意识和民族担当，让他有可能指引中国未来之方向。

当时，孙中山出名了，但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在伦敦的处境依然不好。

康德黎太太的母亲——一个富有的船厂老板的女儿——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英国老太太建议，趁着媒体对孙中山还有浓厚的兴趣，让他出版一本自传，应该会有一笔不低的稿费。

这是个不错的建议。起初孙中山自己写，康德黎代为修改。后来孙中山有些心绪烦乱，干脆由康德黎代笔。那本传记文体生动，文字优雅、流畅，书中处处闪现着苏格兰式幽默。这恐怕是康老师的功劳。

冷板凳上诞生的三民主义

1896年12月5日，孙中山走进了大英博物馆。

正像15世纪的低地国家是人文主义者的乐土一样（如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等），19世纪的英国也是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如马克思和佐拉等）。在英国，这些流亡者可以寻求帮助，阅读书籍，发表文章等等。

如今政治流亡者孙中山也是如此。

孙中山是带着诸多的问题走进这座知识宝库的。

那时候的孙中山，领袖的品质具备了，英雄的声望也有了，但是缺少一个支柱性的东西，那就是革命的纲领，真正的思想的指导。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赖以建构的基本理论，也是一个革命政党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个革命的纲领，革命就没有方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鲁迅曾说过，看着光复会就不能成事，因为他们连基本的纲领性的东西都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医书里是找不到的，在康德黎老师那里也没有满意的答案，而长期以来这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真实问题。

以行动家著称的孙中山能坐近3个月的冷板凳读书，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现存的对档案资料的记述中，根本找不到当年孙中山借书的目录，只能笼统地说是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再具体一点的就只有亨利·乔治。

但是，在这里，他确实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他后来回忆，三民主义思想的雏形是在英国开始形成的。

三民主义却非空洞的说教，其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现代民主。这确乎是孙中山在英国的见闻经历阅读思考的结晶。走宪法政制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近200年追求的梦想和主题。在这样的旗帜下确实催生了一个共和国。

在大英博物馆，他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生物学家南方熊楠，两人很投缘。南方有很浓厚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希望黄种人能联合起来对抗白种人，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的革命。

孙中山很赞同这种思想。

这使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这些人成为他革命的重要力量。

他的英国朋友，也是他的恩师兼救命恩人——康德黎医生似乎并不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他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康德黎希望孙能专心研究医学，日后可以在英国做一位绅士，过中产阶级的好生活。这完全有可能，也唾手可得。

但孙中山之所以是孙中山，是因为他有锲而不舍的性格——只要认定自己做的事是对的，绝不会因旁人的劝告而改变。

第六章　改革也需要流血牺牲

慈禧已被权力绑架

在人类学大师弗雷泽的《金枝》里有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在那棵象征权力的大树下，有一个祭司。他面目凝重，心事重重，四处搜索，捕杀试图接近大树的来访者。因为一旦这些人接近大树，折取了树上的金枝，就获得了和祭司决斗的资格，祭司的生命就有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维护这种权力，他必须日夜不停地消灭来访者。他不允许有任何竞争者的存在。他是一个被权力诅咒的人，或者是个被权力绑架的人。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被权力绑架的人。在帝国时代，任何坐上那个权力宝座的人，都是被权力绑架的人。他害怕失去权力，拼命消灭竞争者。无论这些竞争者是谁，包括至亲至近的人，如父亲、儿子、丈夫、妻子。只要他们成为绊脚石，都必须清除。

这是一场残酷而血腥的游戏。参与者没有人生的快乐，时刻生活在焦虑和恐怖当中。

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

1898年，慈禧已经掌握最高权力37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清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从而获取了没有制约的最高权力。

她出生在一个满人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是一位相对清廉的道台，死在任上，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在长江边上，一位叫吴棠的县令送来300两银子，予以资助。据说，吴棠本无意送他们银子。只是当差的送错了，他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那一年，她与妹妹正好进京选秀女。清代选秀女是很严格的，非官宦之家不可入。贵人以上非世家女不可。

入宫后，慈禧因会唱南方小调得到恩宠，被封为懿贵人。但她只是皇帝宠爱的女人之一，在第六级。皇后以下，有皇贵妃1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在下面有常在、答应若干人，没有定额，也没有册封礼。贵人的人数一定在6人以上。几乎所有这些女人，都是慈禧的敌人。她在宫里是没有朋友的。

咸丰帝喜欢南方女子。当更为年轻美貌的江南四春进宫之后，她很快就被皇帝忘却了。在那段孤寂的日子里，慈禧读书思考，还学会了批阅奏折。后来，她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皇子，得以晋升为妃。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她随从皇帝仓皇逃到热河。当时供应困难，到热河2个月之后，妃子才能吃上一顿肉，还需皇帝御批。当时主管后勤的肃顺很得皇帝的信任，但也弄得捉襟见肘，很难让众人满意。慈禧当时是懿妃，每当皇后吃肉的时候，她只能吃菜。这使她看到了权力的好处，也使她暗暗恨上了肃顺。

咸丰帝在热河呆了一年多，身体垮下来了，环顾左右，儿子只有一个，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慈禧得以成为贵妃。皇帝死后，封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肃顺不免很有些跋扈，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慈禧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了肃顺等人。由于皇帝年幼，她与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慈安性情仁和，但不喜欢弄权，朝政大权渐渐落到慈禧手中。这时候，她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拥有最高权力的感觉让她有些沉醉。

当时有传言，说她与某人有染。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翁同龢日记》里得到一些信息，作了猜测。据说那位情郎就是荣禄。后来荣禄被外调西安，在那里呆了10多年，一直没有升官。他的外调是翁同龢等人做的手脚。翁本和荣禄是盟兄弟，此事之后，两人交恶。

慈禧26岁丧夫，正值青春的尾巴，有生理的欲望也是人之常情，有异常举动也未可知。她不能像武则天那样公开地养面首，只能在其他地方获得补偿。当国47年，她的欲求主要有三：其一是奢华的居住环境，吃穿住行，极尽奢华之能事；其二是钱财，一生聚敛的财富达2500万英镑，折合白银七八千万两；其三喜欢听戏。这是乾隆年间开始，经道光年传下来的传统，咸丰帝生前就极爱听戏。北宋杨家将的故事被谱成《昭代箫韶》连台戏，清末共演过4回。前两回是道光年间。第三回是咸丰年间。第四回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起，慈禧光绪西奔，这场大戏还没有终场。

若司马迁在世，定会将慈禧写进本纪。清朝的皇帝当中，在位时间最长是康熙，一共61年，而乾隆在位60年，慈禧47年，排在第三。若把她纳入皇帝中看，她对权术的运用，确乎炉火纯青。比之于乾隆也不差。只是她面对的时代不容许她再用帝国时代的思维，而她偏偏又只有这种思维，应对失措，以致清朝走向覆灭。她得到的评价是“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

她性格刚强激烈，她的儿子同治帝继承了她这一性情。同治帝大婚的时候，她试图干涉儿子的婚姻。同治本性不弱，很有些叛逆，加之有慈安支持，慈禧的干涉没有成功。但她一直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同治死后，她逼迫同治帝的皇后殉情，让其活活饿死。

她对同治的教育与婚姻，都没有什么好的影响。她的儿子更喜欢嫡母慈安太后。归政之后，她怂恿同治重修圆明园，引来恭亲王和大臣们的反对，让同治背负失德的污名。同治对慈禧的干涉相当反感，据传这种逆反情绪使他出外寻欢，最后染上花柳病去世。

她对权力有着无限的欲望，即使是她的儿子，她也不愿意把权力让出来。她的潜意识里，同治成为她的敌人。自然，倘若同治没有横死，慈禧再要掌权，恐怕不易。除非她真敢学武则天。

她对自己的家族也是既有恩遇，又加以利用。弟弟三个女儿的婚姻，基本是她来操作的。桂祥的大女儿嫁给了载泽，做了镇国公夫人。二女儿成为光绪帝的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三女儿成为贝勒载澍的福晋。这一方面给桂祥家带来荣耀，另一方面通过联姻，也笼络了一批忠于慈禧的干将。但是，她不知道她的行为也给孩子们带来了终生的不幸。光绪帝就很不喜欢这个硬塞给他的皇后。隆裕太后几乎终生守活寡。

中国最苦命的皇帝

同治帝的死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重掌大权的机会。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她更敏锐，更清楚。慈安没有想到，奕更因为是当事人，不便开口。

慈禧尽全力抓住这个机会。力排众议，立光绪。

因为光绪的妈妈是慈禧唯一的亲妹妹。当然还要一个原因是光绪有一个直爽、保守且懦弱的父亲醇亲王奕环。

光绪帝和后来的摄政王载沣身上的懦弱都来自这位父亲的遗传。

当年光绪帝4岁，距离成人还遥远得很。这意味着慈禧垂帘听政的时间会很长。在这段时间里，她可以从容地把权力巩固下来。当然，一个懦弱的孩子，就算是长大成人又能如何呢？好控制得很。有了这个幌子做挡箭牌，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垂帘听政了。她的算盘打得很精。

醇亲王奕环看出了慈禧的想法，得到上谕后，夫妻两人，痛哭流涕，哭得几乎晕死过去。他们太了解慈禧了，可怜自己的孩子羊入虎口，终生不幸。

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感是对的。光绪入宫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虐待。平日供应的饭食总有馊坏的，他不能说，只能默默忍受。夜幕降临，偌大的皇宫，对于这个孤零零的小孩来说，就是一座恐怖的坟墓，一个巨大的监狱。到处都是陌生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温暖。他本来胆子就小，每到打雷，就吓得浑身颤抖。他有点口吃。慈禧一不高兴就呵斥他，吓唬他，还罚他长跪，把他的胆子都吓破了。后来他一看见慈禧，就怕得心寒，几乎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宫里能给他带来温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他的老师翁同龢。

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死。死因不明。后世不少人猜测，是中毒而死。主使人自然是慈禧。但当时是没有人敢说的。

不过，慈安死后，宫里的一切大权都被慈禧独揽。从这一点看，慈禧成为凶手的理由很充分。基于当年慈安对同治帝的影响，慈禧当然不希望慈安影响光绪。因为这样会对她完全控制光绪造成严重的干扰。

慈安的死是慈禧独揽大权的第一步。

她要将眼前的障碍一个一个地拔掉。第二个是恭亲王奕，当年发动辛酉政变的盟友。这位年轻有为的王爷，开始的时候也想执掌大权，之所以让慈禧上位，是觉得慈禧不过是女流之辈，成不了大事，将来也好控制。想不到慈禧的权力欲望更强，手段也技高一筹，奕很快败下阵来。但奕总是个眼中钉。每当慈禧想要修圆明园，或者是清漪园的时候，奕总是抵制。有一次，慈禧告诉他，这园子该修修啦！奕大声答应：“是！”但没有下文。久而久之，慈禧对奕就有很多不满。这些不满集中起来，使她下了决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光绪一天天长大了。在他亲政之前，必须把他可能的盟友清除掉。

光绪十年（1884年），奕被罢黜，撤销一切官职，废为庶人。

这次慈禧利用了奕的弟弟奕环。

自从光绪被立为皇帝，奕环一直很低调。他的才具远不及奕，但是这根本不能代表他对朝政没有野心。奕对越南问题的软弱，让这个保守主战的弟弟很是不爽。他希望能对洋人强硬，希望能掌权。慈禧刚好利用了他这一点。

奕环上位后，先是遥控军机处，后来直接掌管海军衙门。但很快就发现，朝政大事不好办。而且慈禧很不好应付。他没有哥哥直接抵制的胆量。他的儿子在慈禧手上。他必须足够低调，告诉世人，也告诉慈禧，他完全没有野心。最后，他成为慈禧任意摆弄的棋子。

在他当权期间，颐和园工程动工了。这项耗资3000万两白银的工程，银子分成两部分取得：一是户部的存银。前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阎敬铭想法设法积累的近千万两银子，就这样被挥霍一空。阎敬铭因反对此事，被罢官。接掌户部的是翁同龢。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翁同龢全力配合，宁可不给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拨银子，也要给太后修园子。当然，对翁同龢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以报复李鸿章，又可以巴结太后，当然对皇帝也有好处。因为太后住进园子，生活腐化之后，自然不会再理国事，大权就此回到皇帝手中。这种想法看起来有些天真，但奇怪的是，还不是翁同龢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奕环也未尝没有这样想。他的海军衙门就是直接为颐和园工程筹款的。卖官鬻爵的事，他也干过。只不过是做幕后黑手，让李鸿章背黑锅。

园子修成了，太后高兴了，身体更好了，权力欲望更强了。因为她知道，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待遇，全是因为权力。倘若无权，一切都会失去。当她拥有得越多的时候，她的贪欲会更大，她会更害怕失去。权力，真是世间最可怕又最迷人的毒品。一旦沾上，休想戒掉。《红楼梦》里甄士隐讲解《好了歌》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一枯一荣，其中原因都是权力，权力获得时，可以是笏满床歌舞场，一旦失去，那便是陋室空堂衰草枯杨。可知这权力万万不能失去。

对慈禧来说，一个未成年的光绪是个极好的挡箭牌，而一个成年的光绪则是个极为可怕的敌人。因为光绪虽然弱小，但他背后有一个极强大的帮手。

这个帮手就是大清的祖制。

大清的皇帝已经成年，该亲政了。

这意味着，慈禧要归政于光绪——该交权了。否则，她有可能在道义上成为朝廷的公敌。她不想交权，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操纵了光绪的婚姻大事之后，她发出上谕提出要归政，说自己年纪大了，也该享享清福了。何况皇帝也已成年，可以治理国家了。

这是一个试探性的信号。

她希望观察一下官员们的反应，借此测验奕环父子还有那些官员对她的忠诚。多年的经营终于看出了效果，奕环慌忙上折子，说大清正处危急存亡之秋，皇帝能力依然有待培养，请求太后收回成命，继续训政。言辞恳切，似乎慈禧不继续训政，他就活不下去了。

光绪帝自然也到颐和园去痛哭流涕，要求慈禧可怜他还不够成熟，继续为国事辛苦几年。

大部分官员更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更不会放过这个表忠心的机会。要求慈禧继续训政的折子，如盛夏午后的暴雨，一下子倾泻到颐和园里。其实他们心里害怕，一朝天子一朝臣，光绪帝掌权，自然要做一些人事上的变动。这些官员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饭碗。当他们把自己的饭碗与慈禧的权力联系起来的时候，后党就形成了。

当初，垂帘只是权宜之计，在听政了11年之后，这个临时性的运作模式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如同当初刚刚要留辫子的时候，大家都不习惯，等到200多年过去了，人们完全接受了辫子，再要剪去的时候，反而变得不习惯了。

慈禧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情况。她暂时满意了，依照光绪与众臣的请求，继续训政。

反反复复，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才发布上谕，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

那年光绪19岁。

通过多年的观察，慈禧已经把朝臣们处理得很干净了。凡是对她的权力有异议的臣子基本上都清理了。留下来的，都是靠得住的。而她依然掌握着最高权力，二品以上大员的生杀予夺，还是由她掌控。皇帝处理的奏折，还要送给她把关。她虽然退居二线，依然大权在握。皇帝每天要在颐和园与皇宫之间反复奔走，辛苦至极。

她留给光绪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一个他无权撼动的军机处，一群忠于太后的臣子。一句话，他依然是个华丽的傀儡。

实际上，慈禧让出一部分权力，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最高权力，将来也好将所有权力连本带利拿回来。

他从4岁入宫，离开父母，缺少温情。他有家不能回，有兄弟不能相聚，自己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长期被压抑着活，每天提心吊胆，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他确实是中国最苦命的君王。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下，他竟然能活了十几年，一直活到亲政，他的毅力实在是非同一般的。这样如同小媳妇一般地熬着日子，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又是何等的不幸！

当然还有更不幸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奕环死于家中。终年51岁。据说他是有病不治，自己活活拖死的。另有说，慈禧买来一个极美貌的妓女送给他，后来他就病死了。史书记载，奕环病重期间，慈禧每次看他，都会带上光绪同行。没有她在场，光绪不能回家探望。

慈禧终于还是不放心。奕环当权这几年，笼络了一些自己的人。他与光绪毕竟父子连心，难保不会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这个人必须清除。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光绪的母亲，慈禧唯一的亲妹妹也去世了。光绪与慈禧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缓冲人物没有了。

“调和剂”李莲英

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归政，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再次训政。清廷有9年时间处于表面上的双头政治时代。政出两门，但大臣们都知道，真正掌权的是谁。他们表面喊万岁，事实上实在没有把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慈安太后去世之后，光绪帝唯一的贴心人就是他的老师翁同龢。当初他获取父亲病情的渠道，主要是翁同龢。而翁同龢却是个两面派，或者说脚踩两只船。他很清楚，他之所以有荣华富贵，是因为慈禧的信任。他也一直自认为是慈禧阵营的人。他的职责是调和太后与皇帝的关系。

在上书房，师徒两人总是讲得很投机，说到伤心处，相对痛哭。翁同龢对皇帝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他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他延揽的文廷式、志锐等人，多是好为大言的名士，做不了实事。这个所谓的帝党也只有个影子而已。后党却是遍布天下的。其实，在慈禧掌权的时候，是无所谓后党的，是帝党产生之后，才相应的有了后党。

另外一个有调节两宫关系的人物是李莲英。他对慈禧的影响之大，恐怕比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要大。他的得宠据说是因为头发梳得好。其实，这只是他得宠的一个契机，真正得宠的开始是辛酉政变时，替两宫太后通风报信。但根由还不在这里。实际上，他对太后的心思下了很深的功夫。对慈禧的了解，整个帝国，没人比得上，他知道太后心里哪块肉痒痒哪块肉疼。他是太后的贴心人，是贴身的小棉袄。

李莲英替慈禧办三件事：一是照料慈禧的日常起居，越是年纪大，越是觉得李莲英称心；二是替慈禧敛财，卖官是主要渠道，各省的盐茶道、各海关道等肥缺，都由李莲英经手；三是充当太后的耳目，提供各方面的情报。管这三件事，李莲英的权力实在不小。但他为人谨慎，平日里与大臣结交，送给别人的名帖，都是自己亲手写的。

就是这样的人，慈禧也不是完全信任。她时刻注意警惕手下的人专权。在李莲英得宠后不久，她就为李安排了一个对手——崔玉贵，时不时地警告李莲英，不能大意。大部分时候，崔是给李莲英添堵的。

在晚清，自慈禧当国之后，大臣们觐见慈禧，送银子给李莲英几乎成为定例。李莲英因此得以敛得巨额财富。据称，庚子年后，李家住在北京棉花胡同，家资不下白银2000万两。李莲英把三弟的儿子送到国外读书，还从每个兄弟家里过继一个孩子来继承他的财产。

他知道，万一哪天太后离开了，皇上掌权，他的日子也不会难过。毕竟光绪比慈禧年轻36岁。

在光绪与慈禧之间，他总是尽力调和。皇帝有时候惹了慈禧不高兴，慈禧就罚皇帝跪在那里反思。时间长了，李莲英就趁机暗示皇帝逃掉。皇帝闹脾气，李莲英总在慈禧面前为他美言辩解。对于李莲英的这些努力，光绪帝是心存感激的。他称李莲英为“谙达”，在满语是“师傅”的意思。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皇帝大婚，珍妃出现。珍妃的性子很烈，是个意志很强的人，与光绪很投缘，两人关系很好。自此，皇帝把皇后（慈禧的内侄女，后来的隆裕太后）冷落得如同空气。慈禧自然很不高兴，但是男女之事，她也没有办法。光绪夹在珍妃与慈禧之间，时有左右为难的感觉。

但不管怎么说，珍妃的出现给苦命的光绪帝带来了不少家庭的温暖，让他饱受冷漠的心有了一些安慰。可以说，与珍妃在一起的时光，是光绪一生最幸福的岁月。

但这样的日子注定是无法长久的。

“绝不做亡国之君”

光绪能忍受十几年的时间，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对孝道的理解，无论父母对自己做了什么，都必须忍受；二是出于年纪的考虑，他毕竟比慈禧要年轻36岁，这是巨大的差距，一旦慈禧死去，他便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皇帝。时间，对每个人都公平的时间，可以帮他实现愿望。

但是，时间突然变得经不起等待了。

甲午清日大战，日本崛起，中国惨败，割地赔款。国家立即陷入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

1895年，光绪帝带着《马关条约》的最后条款去找慈禧商议。慈禧闭门不见。光绪帝在门口跪等很久之后，失望地回到宫里。很明显，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只能由光绪自己来签。他不是当国之人，可是这个傀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替幕后的最高权力背黑锅。

这件事对光绪的刺激很深。是的，他是有些懦弱，有些胆小，但他不是一个没有志气的人。平常人也有自己的尊严，更何况他是一个皇帝，一国之君！我绝不能做亡国之君！他在心里暗暗下着决心。我要做一个有为之君。但是，做一个有为之君首要的条件就是拥有权力。

他没有权力。他也清楚，慈禧不会主动让权。

怎么办？

很简单，只有夺权，不夺，权力不会自己跑到他这里来。

最高权力的交接一直是帝国时代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第一种类型：武装夺权，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属于此类。这种革命比较彻底，破坏性强，代价也很大。

第二种类型：权臣靠实力实行相对和平的政权过渡。如王莽、曹操、刘裕、赵匡胤等等，有武力为后盾，不需要大规模的战争，政权机器基本沿袭原有的。这种方式打破了上古传说的禅让制谎言。曹丕在当上皇帝后感慨地说：“我今天总算是明白禅让制是怎么回事了。”

第三种类型：同一朝代内的父子兄弟之间的承继。这种承继基本是和平的，就算有纠纷也是小规模的。比如像玄武门之变，像康熙时代的皇子之争等等。前者是太子的权力和能力受到怀疑，非继承人的权力太大，已经失控，导致兄弟之间的惨剧。后者是老皇帝在位时间太长，太子不能安其位，导致诸子之间的争斗。帝国时代，凡皇帝在位时间太长，都会出现继承人不安其位的情况。如汉武帝与太子之间，唐玄宗与皇子之间。

以上所有类型的最高权力交接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没有武力，一切都免谈。就算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在流血之后，各方利益集团无力压倒对方，彼此妥协的结果。倘若有一方，武力占了绝对优势，战争就必然会发生。

要想得到最高权力，首要条件是获得武力。

光绪没有一兵一卒。兵权始终掌握在慈禧手中。相对贴心的大臣，只有一个翁同龢。翁也没有兵权。翁的周围，团结了几个年轻的名士，如文廷式、志锐等人，写诗作对都是高手，好为大言，实事恐怕也做不了。但也只有这些人是诚心诚意帮助皇帝的。他们鼓励皇帝掌权，但除了上一些让慈禧生气的折子，跟这位老佛爷讲讲道理，他们也帮不上忙。

翁同龢一直脚踩两只船——慈禧和光绪。当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是肃顺的政敌，肃顺被清除，翁心存得以复官。他一向被认为是太后一党的。他做了光绪的老师，自然也会心向学生。这样他自认为成了调解双方的重要人物。等弄好了这份差事，他还不忘趁机报复一下李鸿章。像这样的领袖，能为这个徒有其名、虚有其表的帝党带来什么好处呢？

可是皇帝实在是太可怜，他只能依靠这些人。

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一批读书人进入了光绪帝的视野。

在官员和士绅们掀起的上书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显得很突出。他们上书要求迁都、再战、变法，豪情满怀，深深地打动了光绪帝。

这场运动给两个人带来了希望，一个是光绪帝，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

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甲午后，受刺激的中国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不少重臣和“太子党”都要求改革。这是公车上书后国家的政治形势。

重臣中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陶模、陈宝箴、李端芬、张荫恒等都是要求改革的。太子党如沈瑜庆（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子）、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徐仁铸（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等，都是重臣之后，青年才俊，感于国事日衰，有发奋图强之热心。如果康有为能够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变法的形势在乙未年便可以开始。这时候的慈禧很有些慌张。毕竟国家弄成这样，臣子们要求变法图强，这是很可理解的。强学会当时的势头就很锐利。

但是康有为认为他的那一套想法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他以那套理论作为法宝来打压所有想法不同的人。他先是拒绝了李鸿章的加入。我们无法知道他拒绝手握重权的李鸿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是整个支持改革的北洋派便成了他的敌人。

康有为倡导要保国保教，所保的教是儒教。这是想模仿基督教的做法，他想成为中国的教皇。这自然是当时的读书人不能接受的。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本来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后来的诸多维新派报纸、学会，张之洞都有赞助。但康有为狂傲到想取孔子而代之时，张自然无法接受。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张在地方任督抚近20年，威望极高。他“自立门户”讲新政，拉走了一大批的士绅。实力派里面要求变革的，几乎都不站在康有为这边。剩下的是顽固派里的掌权人物，他们视康有为为钉子，一定要拔去。

康有为的西学修养其实很有限。当时西学大有成就的是严复。早年留学英国的严复，与郭嵩焘是忘年交。但严复性格孤傲，脾气很坏，总是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上眼。在北洋严复一直无人提携，很不得志。严复感甲午之败的危机，办《国闻报》，鼓吹学习西人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是康有为的盟友，但康有为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倒是康的弟子梁启超把严复当老师看待。

严复喜欢抽大烟，平日又没什么收入，弄得经济紧张。友人蒯礼卿借了3000元给他，他总是还不了，最后把自己的译著交给蒯礼卿，充作银子还债。这译著里有一本是《天演论》，本是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大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翻译出来，加上自己的按语。刻印出来之后，风行一时，物竞天择的理论，震动了国人。后来赫赫有名的鲁迅、胡适都受到影响。据传闻，慈禧与光绪也读到了这本书。严复实在是维新思想的宣传者。但实际做事，他也不在康有为的阵营里。

很快，强学会就分裂了，一部分“太子党”纷纷撤出，一些稳健的读书人也离开了。等到杨崇伊的参劾折子上去，上谕下来，强学会就被取缔了。本有的变法的好形势、好机会，很快就丧失了。从此时便可以知道，康有为实在不是可以成事的人。

不过，想改革的官员们自己找块地方开始干起来了。

湖南的情况便是这样。

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湖南的新政本与维新派没有什么关系。

受甲午的刺激，1896年，冬天，一群倾向于革新政治的帝国官员机缘巧合聚集到湖南准备变革。一时风云际会，湖南的条件实在是好。

第一，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甲午期间是直隶布政使，很能干，也很想做事，国家的弊病尽在眼中。《马关条约》签署后，陈宝箴对李鸿章有很多批评，但他是从实际做事的角度，与清流派有根本的区别。得到湖南巡抚的位子，陈宝箴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儿子陈三立也放弃京官追随他。陈氏父子是湖南新政的主角。

第二，一群倾向于新政的官员在湖南任职。多年出任外交使节的大诗人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黄倡导设立保卫局，之前与梁启超、汪康年合作办《时务报》。湖南学政江标，用新学作为考试内容，借机培养革新的人才，试图改变湖南保守顽固的士风。后继的学政徐仁铸（父亲是京官徐致靖）也延续了江标的路子。在京的湖南进士熊希龄也回长沙办时务学堂。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谭嗣同也到湖南支持办保卫局和《湘学报》。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支持新政。

第三，湖南士风虽顽固，但忧患意识很强，加之湖南人的骡子脾气，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绝大部分士绅也是支持新政的。其中的代表是王先谦。王是湖南旧学的领袖级人物，学问底子相当好，编著过《东华录》，经史两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注释的《荀子》堪称权威，注释的《汉书》更是精湛绝伦。从前他曾是清流派，因写折子参劾李莲英被罢官，是郭嵩焘生前的好友。他加入新政，开始办工厂，带动了士绅们支持新政。

到1897年7月，梁启超来湖南，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维新派干将从广东来到湖南助阵。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主讲。梁启超来湖南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主持《时务报》，俨然是新政的头号吹鼓手，声名鹊起；二是有传言他和康有为将得到皇帝的大用。这个传言让张之洞也很相信，曾大礼迎接梁启超。当然，说张借机想巴结梁启超，恐怕是胡说。张这个人好名，门下幕僚多名士，如沈增植、辜鸿铭、梁鼎芬、郑孝胥、章太炎等，都曾任职在他的幕府。张出于这样的心思，希望延揽梁启超。但梁启超当时头脑正发着热，是不会答应的。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进行思想的大跃进。按康有为的说法，共和本来比君主立宪更高，但是按照中国的国情，还是应该实行君主立宪。搞共和没有条件，成不了。这也是他不愿意与孙中山合作的原因之一。

梁启超用《孟子》《公羊传》做底本，加以西学宪政思想，让学生做札记，师生讨论，放言高论，大讲君主制的不好，宪政才是根本，美国才是榜样，而满人当国，更是汉人的耻辱。私底下，梁还给学生印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明末的《扬州十日记》等。梁与孙中山等人的论调没有区别。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封闭在学校里，等到年终放假回家，上课的笔记就在社会上流传开了。湖南的士绅们恐慌不已，开始大肆攻击。抨击者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

湖南新政的力量开始彻底分裂为新旧两派。

1898年春天，张之洞停止订阅《时务报》《湘学报》。士绅们要求停办时务学堂。不久，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言说另外一种新政，尊重皇权，尊重传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提法是对先前洋务运动的总结与深化，代表着大部分士绅的意见。张此举实际上是要跟康有为一争高下，也想引领时代潮流。

在各方的压力下，陈宝箴也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陈宝箴是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的，但没有成功。

在一个深夜，得到陈宝箴的密告，梁启超匆匆离开长沙，赶往上海避难。

维新派的实践在湖南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是百日维新失败的远因。

没想到的是，四月的时候，北京又开始烧起了冷灶，光绪帝召康有为、梁启超入京。

百日维新开始了。

改革主要是砸饭碗

1898年4月，光绪帝下发了《明定国是诏》。主笔人是翁同龢。但是几天后，这位重臣就被罢职回家了。

有人认为这是慈禧要架空光绪的信号。

确实，这样一来，慈禧便把光绪唯一可依靠的大臣清除了。

其实，翁同龢在甲午期间的作为，光绪也深为不满。在与德国交涉青岛问题的时候，翁同龢也是畏首畏尾，毫无成效。光绪帝已开始厌恶他了。当光绪开始赏识康有为的时候，翁同龢又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在光绪眼里，翁已经成为变法维新的敌人。后来，翁同龢死后，慈禧与光绪都迟迟不给颁布谥号。

翁同龢一直脚踩两只船，最后一只也没能踩着。

另一方面，罢黜翁同龢也是光绪帝在向慈禧太后与中外所有人表明自己变法维新的决心。

这次变法是1897年之后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所刺激出来的。

瓜分之祸就在眼前，光绪觉得没有时间了。

他向慈禧发出了请求，宁可退位，绝不能继续做这样的傀儡皇帝。

慈禧觉得拿回权力的时候到了。她口头上允许了，同时作了这样的布置：派亲信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京畿所有的军队。挖好坑，布置好了陷阱以及猎犬。

戊戌年（1898年）的四月底到八月初（6月11日到9月21日），一百多天里，光绪帝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变法。那一年，他28岁。

1892年起，光绪帝开始学习英文。这件事美国《纽约时报》还刊载过。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他对西学并不陌生，也不排斥，他也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维护。

背后，一个巨大而浓黑的阴影死死地笼罩着他，同时笼罩着大清国。光绪的形象一直很模糊，如果没有戊戌变法，人们也许永远无法看清他真正的面目。

他每天坐在龙椅上，说着一些没有人服从的废话，抱着奏折奔波于皇宫与颐和园之间。在这期间，日本崛起了，德国强大了，俄国越来越贪心了。他不能无动于衷，他不想再等下去，他要奋力一搏，把24年来积累的一切，都孤注一掷，夺回真正属于自己的权力，获取他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不做是死路，做了还是死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这条不归路上，他选择了一个同伴——康有为，这个胆敢以布衣上书皇帝的书生。除了胆量和无比的自信，康有为能有的政治资本不多——几个学生辈的盟友、两件理论法宝。

帝国最有权势的三个人，均不在康有为的阵营里。第一个是慈禧太后，康有为将太后视为变法的第一阻力。第二个是李鸿章，他用清流派的眼光看待李鸿章，拒绝李鸿章加入强学会。第三个是荣禄，康有为的狂妄深深地冒犯了这位手握兵权的重臣。

康有为想通过变法，使清帝国成为宪政国家。宪政首先是要限制君权（最高权力）。这与变法加强皇帝权威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一旦光绪帝掌握了政权，真的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听从康有为。但此时最高权力在老佛爷手上。康有为和光绪帝合起伙来做了纸糊的枷锁，想套在老佛爷的头上，试图虎口拔牙，这岂不是很大胆、很天真的事情吗？

很明显，康有为不是最适合的人。

但是，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了一批年轻的官员，他们是光绪所期望倚重的。

这无形中给了人们康有为得到皇帝重用的印象。

从六月开始，皇帝的诏令像冬天的雪片一样下达。这些诏令，表达着一个皇帝希望这个帝国尽快富强的决心，也体现着一群书生要求革新政治的勇气。同时，也意味着一大批的饭碗被砸碎了。

先是废除八股。几万举子，几十万的秀才，上百万的童生，多少年的心血全白费了。要他们从头再来，岂不是意味着要天崩地裂吗？

裁撤多余的闲散衙门。如京官里的鸿胪寺、大理寺等，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等地，裁撤巡抚一职。这样数千人的乌纱帽被打落。

把所有的寺庙道观都充公来办学，老百姓也会有怨言，不理解。他们习惯了土偶的崇拜，一下子把这些都清除了，简直是一场革命。

这些被断了前程的读书人，被砸了饭碗的官僚，被打碎偶像的老百姓，他们本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但若是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便成了维新变法的敌人。这些敌人遍布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只要慈禧一声召唤，这些人必然会蜂拥而起，拥护她老人家了。这是慈禧发动政变的群众基础。

御史杨崇伊早就看准了风向，写好了要求太后重新掌权的折子，托庆王奕劻递上去。这是政变的第一条导火索。

八月初，京城到处风传，九月的时候，太后会废黜皇帝。

光绪也知道，他的日子到头了。他向康有为等人说明情况，劝康有为赶快跑，以求将来。他之前罢黜刚毅、怀塔布等人，无疑触动了慈禧的底线——二品大员以上任免的权力，必须由慈禧掌握。再加上他频频召见袁世凯等掌兵大臣，将袁世凯从三品提为二品，还授予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四人四品军机章京的名号，如同私立一个官署，架空了军机处。这就等于是向慈禧摊牌了。

反对变法的大臣们在颐和园门口早已哭了好多天，湖南士绅们写来的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的折子早已看得烂熟，不能由着这个小皇帝胡闹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

关于戊戌变法最大的疑案就是袁世凯告密事件。

按照袁世凯在自己《戊戌日记》中的说法，是他告诉荣禄：谭嗣同带来密诏，要求袁世凯先杀荣禄，后率小站新军包围颐和园。袁世凯之前参加强学会，获得了维新派的认可。在知道皇帝危险时，自负能运筹帷幄的康有为、谭嗣同等极有可能去找他们唯一能攀上的掌兵大臣想办法。但是，有更多的史料推翻了这一说法。来自袁世凯亲信和政敌的说法是，袁世凯是在得知慈禧已经回紫禁城后，向荣禄跪倒痛哭告密的。无论真相如何，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中获利最丰厚的，除了赏银外，他之后还署理了直隶总督。

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是她想拿回所有的权力。因为不如此，她就没有安全感。而她的后党干将如刚毅、徐桐则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

当天晚上，慈禧起驾回宫，把光绪帝从床上拉起来，厉声斥责他的种种不孝，面目狰狞恐怖。随后，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

第二天，全城搜捕维新党人。慈禧最痛恨的康有为跑了，他的弟弟康广仁被捕。随着袁世凯的揭发，杨深秀、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张荫恒等，先后被捕。大批新党人士如徐致靖、李端棻（梁启超的内兄）被革职。皇宫内廷也开始整肃，支持光绪的宫女太监都被清除。光绪亲政9年，所有的影响，一夜之间，被全部抹去，一锅端了。

戊戌年的冬天来得早，特别冷。

昆明湖的水也冰冻得很快。

十一月二十九日，内廷传来上头（慈禧太后）的旨意，瀛台附近加强守卫，并派专人每天到瀛台打碎冻结的冰块，务必要看见亮水。

试图越过冰面接近皇帝，全然没有可能。

瀛台成为世上最孤独的岛屿。光绪帝将在那里苦熬整整10年。

刽子手的钝刀子

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北京，中秋天气，菜市口，戊戌六君子被斩。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康广仁、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为人沉稳，早就看出事不可为，曾向康有为进言，天下的事最紧要的是废科举。若不成，应当回乡办学，兴人才。当时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深蒙信任。这样的机会，他等得太久了，即使知道事情不可为，也要奋力一试。这场由两个孤注一掷的人发动的变法，注定是无望的。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京城。康广仁留守，9月21日在张荫恒家中被捕。

杨深秀是山西人，非康有为弟子，旧学根底很深，精于中西算术，官至御史，感于国势日衰，想变法图强，成为康的战友。相对于其他五人，他从政经验丰富，论事切实稳劲。在政变前夕，他还上折要求太后归政。他写完折子，儿子苦苦相劝，让他别递出，因为于事无补。他厉声呵斥，最终上奏。他的性情过于耿直，总是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平日里得罪了不少人。这次倒霉，无一人相救。

剩下的四人，号称“军机四卿”，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陈宝箴评论刘光第：性情沉稳。刘光第对《周礼》、大小戴注释的《礼记》都很有研究，性情耿介，认死理，唯一的好友是杨锐。刘任职期间，处理文件，很有章法，很清醒，知道事情终不可为。政变发生后，他自投刑部大牢。

监斩官是协办大学士刚毅。临刑，刘光第诧异地问：“没有经过审讯就杀人，合适吗？”刚毅不回答，只是命令他们跪下听旨。刘光第坚决不跪，说：“按照《大清律》，即使是盗贼，临刑喊冤，都应当再次审讯。就算我们这些人不重要，难道可以败坏国家的体统吗？”刚毅还是默然不应。刘光第再次询问他，刚毅冷漠地说：“我只是奉命监斩，其他的不知道。”狱卒强迫他跪下，他倔强地站立。杨锐大声喊：“裴村（刘光第的字），跪下吧！跪下吧！只是遵旨罢了。”刘光第这才跪下受刑。

杨锐本是张之洞的学生，是因为要避嫌，才让陈宝箴举荐的。他是光绪帝密诏的持有者，也是维新派内部的稳健派。被杀前，张之洞拍电报给军机大臣王文韶，希望能救下他的性命。王文韶拿着电报去找刚毅，刚毅让他装不知道，只说电报来得太晚，上面的意思已经很清楚，无法挽回，万分抱歉。

林旭有个很显赫的岳祖父，沈葆桢。他还做过荣禄的幕僚。他死后，妻子也服药而死，随之而去。

六君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谭嗣同。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谭嗣同的父亲便是湖北巡抚，他属于贵公子“太子党”一类；二是谭嗣同本人天分很高，思想深邃，名声也很响；三是他性格豪爽，有大丈夫气概，曾仗剑游遍大江南北，与江湖人士多有交情。

按《大清律》，越是官位高的人受刑，刽子手用的刀越钝。最钝的是没有开刃的大将军刀。六君子中，谭嗣同官位最高。据当时的看客回忆，他受刑时，脖子被砍了不下30刀，始终未尝哼出一声。

谭嗣同本可以逃掉，梁启超也劝他一起走。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未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查各国之变法无不以流血牺牲而成，近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们用血告诉世人，变法改革也要流血牺牲。

关于戊戌变法，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概括其特点：康有为的“策”、梁启超的“笔”、谭嗣同的“血”。

当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流干了他们的血，康有为鼓吹的维新变法就宣告彻底失败了。

第七章　革命与保皇

红叶馆送别

日本，东京，红叶馆，1899年秋天，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摆宴为唐才常送行。

在座宾客中名属维新派的有梁启超、沈云翔、唐才常、吴禄贞、蔡松坡、林圭、傅慈祥、秦力山等人；名属革命派的有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人。

两派约定联合行动，由唐才常带留学生回国，以长江流域为范围，以武汉为中心，联合会党和防军，起兵勤王。同时，孙中山在两广起兵响应。待夺取武汉稳住南方各省之后，挥师北伐，救出光绪帝，在全国推行共和制，两派共推光绪帝为大总统。

这是孙、梁两派相互妥协、相互磨合的结果。革命派接受勤王的号召，拥护光绪帝。维新派接受共和政体，同意搞总统制。

戊戌后，梁启超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很倾心于革命，觉得中国之积弊太深，非革命不能救助。无奈，他的老师康有为死守着忠君的招牌，觉得光绪帝是亘古未有的英明皇帝，非拥护不可。师命如山，他们也实在无从违抗。

这年年初，康有为远走北美。梁启超诸人日日与孙中山来往，高谈革命，很受影响。

唐才常得老友毕永年介绍结识孙中山，常带林圭、秦力山等留日学生与孙中山交换看法。唐胸有大志，身负大才，与谭嗣同齐名，生性豪爽，有英气。唐与孙中山很是投缘，对革命倾心不已。

这年夏秋之际，梁启超决定与孙中山联合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问孙中山，置老师（康有为）于何地？孙中山说，学生尚据会长之位，老师的地位自然更高了。

梁启超很高兴地认可了。

但是，他们知道老师肯定是不容易认可的。他们也学起康有为的办法，给他来个联名上书，用大义逼他就范。由梁草拟的一份《上南海先生书》，大意是国家糜烂至此，实在不能不革命。两派合作，成功之后，奉光绪帝为大总统，老师也可以修养林下，安度晚年，岂不快哉！学生们应同心协力，继往开来，成就大业，以报师恩。

署名者一共有十二人，被康党定为十二逆徒。他们曾在江岛结拜为兄弟，又称为“江岛十二郎”。其中的梁启超、韩文举、罗普、唐才常、林圭等人都在这场宴席上。

酒过三巡，唐才常举杯立誓，不成功便成仁。同行诸人也都起身应和，弄得场面很悲壮。后来回忆这场宴会的冯自由称“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

这场看起来同仇敌忾的宴会，与两千年前那场易水送别一样，早已埋下隐患，都是悲剧的序幕。悲剧的主人公一一登场亮相，一个个慷慨激昂，年轻，豪情满怀，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不用化妆，这正是他们人生最美的时候。

这是改革派与革命派合作的顶点。

这样的盛会从此再也无法重现。

这是唐才常与友人的最后一场宴会。

宴会后，他们匆匆买舟回国，奔向异常惨烈的人生结局。

大同学校的骚动

1899年，秋天，那场激动人心的送别匆匆过去了。

参加宴会的人还没来得及细细回顾当时的细节，埋下的隐患很快就让两派脆弱的联盟烟消云散。

在梁启超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影，那就是康有为。这位活着的圣人死死地笼罩着梁启超的前半生，让这位习惯于与时俱进的学生很有些手足无措。

收到“江岛十二逆徒”的来信，康有为勃然大怒。他的忠实门徒徐勤来信密告，说梁启超等人已经入了孙中山的圈套，执迷不悟，恐怕会坏了保皇的大业，这更是火上浇油。康有为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他并没有顾及信中的大义，而是直接用老师的威严来压服，禁止他们与革命党谈联合之事。

不久，梁启超离开日本，去檀香山组织保皇会。欧渠甲去美国旧金山，协助致公堂办《大同日报》。这一变化，让两派刚刚商定的联盟迅速瓦解。

梁启超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善变的性格与善变的思想表里呼应。在孙中山与康有为之间的权衡，他马上就做出了决定。

临行前，梁启超拜访了孙中山。出于对朋友的尊重，他重申了自己的想法，依然是要联合革命的。现在离开，实在是师命难违。孙中山也能理解，向梁介绍了檀香山兴中会多名老友，其中包括自己的哥哥孙眉。

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梁启超来到檀香山很快就建立了保皇会。他对外声称，保皇派也赞成革命，两派的宗旨是一致的。兴中会会员纷纷加入保皇会。脆弱的友谊和承诺，都抵不过老师的命令。权力的诱惑也使他无法拒绝。不久，梁启超就让保皇的势力压倒了革命党。

檀香山这块孙中山最早的根据地陷落了。

梁启超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中山。

至此，保皇与革命两派势不两立，再无合作的可能。

或许，从此前孙中山的挣扎和康有为的傲慢种种迹象中，早就可见两派合作破裂的端倪。

戊戌政变后，康、梁遭朝廷通缉，得英、日两国朋友的帮助，逃到日本避难。

孙中山前去慰问，谈到两派合作的事。日本友人也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并促成这件事。

但孙中山两次约见，康有为都拒绝了。与此同时，康似乎更愿意与兴中会的杨衢云、谢缵泰谈论合作的事。杨、谢二人正好借此来作为对抗孙中山的资本。

这无疑增加了孙中山对康有为的恶感。

康有为声称自己有光绪帝的密诏，号召他到海外继续变法事业，招兵买马，以待勤王。无论如何，他不能背叛圣主。他认为光绪帝的圣明空前绝后，只要光绪帝掌权，中国一定能富强。不久，他俨然以帝师自居。在他眼里，满口暴力排满的孙中山，自然不配与他共事。

康有为的傲慢也引来不少日本政要的不满。

而孙中山自1897年从欧美来到日本，经过伦敦蒙难，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国际声誉。

当时日本流行着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宣传的是亚洲的黄种人应该联合起来，把白种欧洲人赶出去。日本自然想做亚洲的领导者。他们希望在中国寻找持相同政见的反对派，好为己所用。日本的民间组织如黑龙会、玄洋社等，都肩负着联络或扶植这种势力的任务。

宫崎滔天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孙中山的兴中会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势力。日本人希望能帮助他。刚好当时的华侨子弟学习传统文化很有困难，于是在日本的中国商会想成立一所学校，让孙中山来筹办。

陈少白在甲午年就和康有为有接触，认为兴中会内部缺少担任教职的人才，而康有为的草堂弟子个个饱读诗书，是较为理想的人选。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希望梁启超能来任总教习，借此或许可以促成两派的联合。

对于办学的事，康有为是支持的。只是当时梁启超正做《时务报》的主笔，忙得抽不开身。康推荐弟子徐勤等人前往，并且将孙中山定的“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还亲自题写了校名。孙中山虽有些许不快，但也接受了这一改变。

大同学校以犬养毅为校长，徐勤为总教习，康门弟子和部分兴中会会员担任教员，很快就办起来了。

这所学校是两派合作的成果，是联合的象征。

某日，孙中山去学校拜会徐勤等人，希望联络一下感情。刚好看到桌子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孙文到，不接待”的字样。孙于是质问徐勤，但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这个事件在兴中会及大同学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从此，孙中山不再去大同学校。两派的第一次合作就这样糟糕地结束了。

而王照事件的发生让两派的合作变得更加艰难。

王照属于变法派里的稳健分子。戊戌政变后，他也逃到了日本。他知道康有为手上根本没有什么密诏。而康对外宣称的密诏会进一步恶化光绪与慈禧的关系，会给光绪帝带来很大的麻烦。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政治目的，康有为是顾不得这么多的。他派亲信武士梁铁君挟持王照，限制王照的自由，不让他随便说话。王照对此很不满，可又苦于没有办法摆脱控制。

某日，陈少白代表孙中山去康有为寓所谈合作的事，王照借机发泄不满，随后遭到康有为的训斥。陈少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不久，他找来日本力士帮忙，将王照从康有为手中带出来。

重获自由后，王照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康有为，说明皇帝根本没有给康什么密诏。

康有为对此事很痛恨，对孙中山更是不满。

这大概是康、孙之间的第二次不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康有为都是笼罩在保皇派以及康门弟子头上的阴影。

他的理论框架无论多么雄伟壮阔，话语有多狂妄，骨子里还是想做忠臣贤相。

他的脑袋可能伸进了近代，可是屁股还死死地粘在中世纪的板凳上，扯也扯不掉。

他依然生活在帝国时代的思想里，无法突围出去。

这种情感上的执迷，使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凝固在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的改革上，无法再前进一步。

戊戌前，他是意气风发的改革家，深得青年士子的爱戴；戊戌后，他成为标准的孤忠之臣，遭到诸多热血青年的唾弃。

他在政治上的撤退让弟子们越来越不能理解。他对弟子的日益专横，使他最优秀的弟子最后只能与他分道扬镳。

其实，在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就和老师有着不一样的色彩。张之洞、陈三立、黄遵宪、孙中山都认为梁启超比他的老师更优秀，更容易相处，迟早会与康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不伦不类的大阿哥

戊戌变法把新政的形象搞坏了。本来在慈禧眼里，变法不变法无关紧要，让国家强，她欢迎，但是不能触动她的权力。这下好了，康有为这么一来，让她觉得这维新实在不好，连经常办洋务的李鸿章也看着不太舒服了。不久，李鸿章去了两广。太后被端王刚毅、徐桐等一帮子顽固派包围了。

戊戌政变是晚清官场的一次大清洗。慈禧一生经历过四次官场的清洗：第一次是辛酉政变后，清洗肃顺等人；第二次是赶恭亲王下台；第三次是清洗维新派；第四次是庚子年被胁迫对顽固派进行清洗。

清洗维新派只是幌子，清洗的范围应该是帝党。凡帝党人士，都被处理，连宫里的宫女太监也不例外。李鸿章亲口对慈禧说自己是康党，但慈禧却不在意。因为她知道李鸿章对自己是忠诚的。是不是康党不要紧，是帝党就要命了。

清洗之后，官员们发生了一次分化，大批青年官员南下。比如张元济，得到李鸿章的援助，到盛宣怀主持的南洋大学任教，后参与创办商务印书馆，成为出版界的超级大腕。又如严复，在天津办《国闻报》，出版《天演论》，鼓吹进化，支持改革，也逃到上海来避难。蔡元培，与张謇同科的进士，南下绍兴开始办学，后渐渐与清廷离心，成为革命党。

在上海，依托租界，南下的青年官员与江浙的士绅合成一股力量。他们有时联合通电，兴办新学校，搞出版，办报纸，对时局和朝政多有批评，是晚清非常活跃、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

清洗了维新派，留下的权力空间很快被刚毅等人占据。这些人对慈禧很忠诚，很有民族情绪，恨洋人，但不识世界大势，是十足的土乌龟，大部分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本来慈禧想废黜光绪帝，又不能贸然行事，就向地方实力派征询意见。不想有点湖南骡子脾气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什么“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明确表示反对。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政局，早就已经内轻外重，太后不得不重视这些督抚的意见。废黜之事，只能暂时作罢。但是刚毅、徐桐等人纷纷上表，想获得拥立之功。荣禄夹在中间，实在无法，只得出了一个主意，鉴于皇上龙体欠安，不如立一位大阿哥，作为继承人。这样不但可以应付顽固派，还可以顺遂慈禧的心。

立谁呢？人选倒是不少，实际上，没几个成器的。最后立了端亲王的儿子为大阿哥。端亲王本来没什么能力，在朝中很少发言。如今儿子成为继承人，他一下子发了昏，想做太上皇了。这个建储的主意是荣禄出的。和荣禄势成水火的刚毅也不甘落后，他想援引端亲王来对付荣禄，自然极力推动大阿哥早些上位。徐桐他们自然也想在废立的事情上捡到便宜。

地方督抚大员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反应一直冷淡。外国使臣一直不支持，不承认这个不伦不类的大阿哥。他们坚决支持光绪，认为他才是中国政治的希望，而慈禧正是中国落后的象征与前进的阻力。

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召集社会士绅名流2000多人，在上海张园组织中国国会，通电全国，拒不承认这个大阿哥，坚决支持光绪帝。蔡元培、章太炎、唐才常等也名列其中。

这是上海作为一个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基地的开始。这里聚集着全国最有见识的一批士绅，他们时时关注朝局，希望中国能有变革。因为背靠租界，他们的安全得到了相对的保障，胆子大起来，声音也随之洪亮起来。从此以后，上海在近代史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里的灯红酒绿，不光是有青洪帮的大亨，有各派的政治人物，有各国的侨民，还有各式各样的出版物。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元素，一切的混乱与精彩。

这件事无疑触怒了慈禧太后，经元善很快被通缉。风声传来，经元善离开上海，匆匆逃往香港避难。

向十一国宣战

在利益面前，端亲王等人真是恨透了洋人，恨透了荣禄、李鸿章，恨透了那帮维新派的官员们。可是他们恨也没法，没兵马，使不上劲。洋人们总嚷嚷着让慈禧下台，慈禧也烦。

正好，义和团被袁世凯从山东轰过来了。义和团人多势众。据说，他们杀洋人毫不手软。一向只谈道德文章的老顽固们，听到了有神力相助的义和团，竟然相信了。

自从德国人进了山东，山东人和传教士之间的摩擦就没停过。民愤积压，义和拳就从山东兴起了，他们恨洋人，也恨清廷。后来，山东的两任巡抚，先是李秉衡，后是毓贤，都是著名的守旧派，一直暗暗支持义和团。毓贤还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这一改，一个非法的民间组织变成了合法的民团。这一引导，让义和团的主旨一下子由反清灭洋，变成了扶清灭洋。他们不相信洋人的洋枪洋炮，反而相信装神弄鬼的玩意儿。民众的爱国心是有的，但也愚昧得可笑，只是上了战场，要经受洋人的枪炮，那便有惨事了。

义和团闹得凶，德国人抗议。清廷派袁世凯率军入山东。袁世凯是不信这些东西的，猛力打压。这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陆军获得了实战的机会。他们的战斗力都是在这些剿匪戡乱的过程中得到验证的。

义和团在山东呆不住了，守旧派看不下去，不断向太后进言。太后派赵舒翘、裕禄、刚毅去查看，劝说他们解散。这几个官员却被团民的民气所感，把他们引到直隶京师来。

武艺不错的团民被推荐到宫里，给太后讲述杀洋人的故事。其实他们也没杀过多少洋人，但是老太后太恨洋人，一听解气，二听动心。连一向言听计从的荣禄，这时候，她也不太相信了。等到端亲王将伪造好的洋人的最后通牒拿来，慈禧勃然大怒，她的性子一向是要强的，这下子竟被逼迫，自然不愿屈服，既然民心可用，便公然向十一国宣战了。宣战之前，慈禧杀掉了据理力争的许景澄等两位大臣。

御史徐道焜上奏，说鸿钧老祖已经命令五龙把守大沽口，保准让洋人的船只有来无回。军机大臣启秀上奏，推荐高僧普济带神兵10万来破敌，慈禧太后准奏。

在一万多八国联军的攻击下，大沽很快失守。

天津，八里台，淮军名将聂士成阵亡。他在前面抵抗八国联军，义和团从后面攻击他，绑架了他的家眷。聂跑到直隶总督府去讨个说法。直隶总督裕禄告诉他，朝廷的诏令责备他与义和团为敌，还差点要撤职查办。他当真是有理没处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聂士成穿上官服，头戴顶戴，醒目地出现在阵地上，很快被洋炮击中，肚肠外流，惨死。这是一个军人的死法。聂士成是淮军后期的名将，身经百战。他的部队采用半德式操法，装备也半洋化，由于曾镇压过拆毁铁路的义和团民，因此被他们攻击。

天津沦陷后，号称20万的义和团，分别在杨村、廊坊、河西务等进京的关口抵御。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阳光很烈。数万义和团战士在“杀洋人”喊声里被洋人屠杀。他们的武器必须近距离才有作用，所用的弓箭射程最远也超不过200米。据说，蒙古的骑兵曾发明强弩，可射出300米。但是这时候的义和团战士根本没有那种臂力。而步枪的射程却可以达到400米。稍有常识者都能明白，这不是战争，简直是屠杀。义和团战士根本无法接近洋人，就已经倒在枪弹之下了。加之1894年发明的马可辛机关枪在联军中也大量装备了。他们惊讶于这些中国人的勇气，但也不得不轻视他们的愚昧。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战士，如同秋天的稻谷一样，成排成排地倒下，尸横遍野。

直隶总督裕禄，署直隶总督李秉衡，先后自杀。

1900年6月11日，永定门外，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的书记官杉山彬。6月20日，上午9点，北京崇文门，乱兵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天下午4点，董福祥带着近1万甘军，还有不下10万的义和团，攻打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使馆内守军不足400人。打了近两个月，没攻下来。

据说是荣禄在大炮上做了手脚。有人说，荣禄派人偷偷向使馆里送水送蔬菜。

最后的疯狂

1900年7月3日，慈禧下密旨，处决了在戊戌年流放到新疆的前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张荫恒。张在戊戌年是变法派的激进分子。张的被杀与李莲英有关。张为人张扬，平日里未曾巴结好李公公，引来李莲英的忌恨。

后来，张荫恒出访欧洲归来，想拍马屁，买了两块宝石，一块红宝石，送给了光绪帝，一块祖母绿，更名贵，送给慈禧。开始的时候，慈禧很喜欢，把玩再三，李莲英在跟前不阴不阳地说:“亏他想得到，难道咱们就不配戴红的吗？”慈禧不是正宫，从前只能穿绿色，这件事她一直耿耿于怀，听李莲英这样说，勾起旧恨来。一怒之下，下懿旨将两颗宝石发还给张荫恒，从此，张无法再拜见慈禧，还被恨上了。

作为慈禧的贴心人，这一地位，使李莲英的隐权力大到不可预测。他在外臣与慈禧之间的位置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和他处好了，他可以是臣子与太后之间的通畅无比的桥梁，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是救命稻草。要是弄僵了，那就是一堵无法跨越的墙，一剂穿肠的毒药。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慈禧太后硬拽着光绪，一路西奔。临行前，将珍妃推入井中。据说，光绪帝想留在北京与洋人议和，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掌握政权，而珍妃是坚定的支持者。

据说，珍妃的死也有李莲英在里面起了作用。李是替太后打点卖官生意的。 有一次，四川的盐道被卖，这是个肥缺，李莲英少不得要弄点收入。而珍妃也收了小费，要替人说话。光绪听了她的，把那买到官的商人叫来一问，竟是个文盲。光绪一气之下，把这个缺给了别人。李莲英是不管国家大事的，他的银子没弄到，还失去了做生意的“信誉”，将来谁还会找他呢？不久，他趁机把这件事告诉了慈禧，让本就不喜欢珍妃的慈禧很恼怒。她当初是这样夺得权力的，自然容不下有人也想这般弄权。仇恨的根子就是从那时候种下的。趁着这兵荒马乱的机会，慈禧便把这个麻烦解决了。

流产的“南方共和国”

慈禧的宣战诏书一下，天下开始乱起来。

勤王的时代来临了。只是大家所勤的王各有不同：袁世凯、岑春煊勤的自然是慈禧太后；江浙士绅以及刘坤一想勤的王是光绪帝；张之洞脚踩几只船，一会儿是慈禧，一会儿是光绪，其实目标都是自己的乌纱帽；李鸿章的目标是结束大乱，看的当然还是慈禧的面子，只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至于康梁等人高呼勤王，自然是拥护光绪帝，希望这位天子能够摆脱小媳妇的命运，尽快被扶正。

勤王归勤王，没有几个督抚愿意跟着慈禧发疯，更不会蹚浑水去和洋人开战。

诏令传到上海，退隐在这花花世界的名士赵凤昌忧虑不已。洋人的军舰已经到了长江口，准备开始战争。一旦打响，又是一场浩劫。他与上海的另一位名士何嗣焜联合，决定单独与各国列强签订一份合约，保证东南八省的太平，为国家保全一点元气。

他们找到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要求由盛来联名与各方联络。由于害怕将来慈禧怪罪，又有经元善的前车之鉴，盛宣怀开始并不敢领头。赵凤昌告诉他：由控制长江流域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来主导谈判，盛只是作为谈判的联络人，因为他控制着电报局，有便利条件。

赵凤昌本是张之洞极亲信的幕僚，因为被人参劾干预政事，不得不离开官场，其实是为张背了黑锅。张之洞为他安排了后路——在电报局弄了一个闲职。赵为人很机智，人脉很广，江浙士绅里的代表人物如张謇、沈瑜庆（沈葆桢的儿子）、陈三立、汤寿潜都和他关系密切。他实际上是东南互保的幕后总策划。

此次谈判负责联系张之洞的是赵凤昌；负责劝说刘坤一的是沈瑜庆。刚开始刘坤一有些犹豫，得到江浙士绅的支持后，有了底气，很快同意了。两大总督联手，长江六省保全了。之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揆、山东巡抚袁世凯纷纷加入，使这几个省得以免于战祸。

他们对外宣称慈禧的诏令是伪诏，不能奉命。

李鸿章奉清廷指令，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与洋人和谈。他从广州乘船到达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待北方的局势明朗之后，才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去北京。

慈禧和光绪帝逃离北京之后，生死不明，各方都与他们联络不上。“东南互保”的各省联名让李鸿章做“伯雷玺天德”（英文“总统”的音译），成立“南方共和国”，让他总领全局。后来得知慈禧等人的确切消息，这才作罢。

大乱之后，慈禧给有功于国的大臣授予荣誉头衔，岑春煊、袁世凯、盛宣怀都被封为太子少保。前两位都已是封疆大吏。岑春煊有护驾大功，深得慈禧感激。而袁世凯在大乱之中的表现堪称国家柱石，对外获得洋人的称赞，对内慈禧、李鸿章、荣禄都看在眼里，他不但保住了山东的安全，还为收回京津建立大功。他的军队保存完整，足以护卫京畿安全，为慈禧回京费尽心机。他获得这样的荣誉自然不奇怪。而盛宣怀只是一个三品顶戴，获此殊荣，则完全因为他联络东南各省，没有加入战争，保全了国家元气。

一群书呆子的勤王大业

康有为没有从血里看到教训。

他只是在靠近皇帝的时候，看到了权力的荣耀。

他渴望匍匐在虚幻的皇权下面。他的一生都没能走出那次君臣相遇。

他的文章里话语里对那次相遇作了无数次无与伦比的描绘。

可能是他等得太久，来得太不容易，所以他才万分珍惜，尽力幻想，让一切的回忆都无比完美。尤其当他借着帝师的招牌四处筹集资金的时候，他必然是心怀感激的。

庚子年（1900年）春天，康有为从遥远的美国回到亚洲，筹集资金准备勤王。

要起兵，先得有钱。

他们筹款的方式很诱人，借着光绪帝的名号大搞封官加爵的许愿。即便如此，号称筹得100万军饷的康有为，其实只得到实际款项20万。

或许是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帮了忙，人们对康有为抱了很大的希望。他们普遍认为，倘若太后不搞政变，让光绪帝弄成了变法，那就不会有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也不会来。

很快对光绪帝的怀念也转移到康有为身上，光绪帝这块金字招牌让康有为身价暴涨。美洲各地，南洋、日本、檀香山、香港，保皇会的分会一个个成立，人数庞大。这些都让康有为有了底气，这次他要做留名千古的大事业了。

得知联军出兵的消息，康有为准备即刻起兵。

他从美国赶到南洋坐镇，负责总调度；康门高足、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在北美负责筹款；麦孟华等人在日本东京负责购运军械，容闳负责办理外交；徐勤、王觉任、叶湘南等人在澳门设立总局，负责内地的调度，随时准备支援两广。

以上是他们的领导班子。

他们的人马遍布南方八省甚至海外。两广的团练，两湖的哥老会，甚至山东豪杰大刀王五，江淮盐枭徐怀礼等部也愿意率部响应。前“台湾民主国”（《马关条约》后为对抗日本割占台湾成立的台湾临时政府）的唐景崧、台湾的第一位进士丘逢甲等都成为他们的同志。美国业余军事家荷马李准备在海外招募苦力25000人作为援兵。连孙中山的革命党也被安排在勤王军之列。

维新派、革命派、会党等各种对慈禧不满的地方势力均集合在同一面旗帜下。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联合行动。

整个南方八省都在布局之内：计划由广西南关的陈翼亭为主力正军，出兵两广，进而攻占湘桂，得手后，渡江北上，直捣京师；长江流域的唐才常负责响应，占领长沙、武昌后，可望逼迫张之洞加入，划江而治，拥精兵2万北上，控制全国，让光绪帝掌握大权，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行新政，富国强兵。

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国，他们的目标都是建立宪法政制的国家。只要是实行宪法政制，权力在民，则国家强大有望。

这也是孙中山的革命党也加入勤王队伍的原因。

这个计划很宏大，但宏大的计划往往难以实现。

这次也不例外。

分配已定，作为勤王的最高领袖，康有为身在南洋遥控指挥，每日出入都有多名卫士洋兵保护，仪仗整肃。他开始感觉自己已是张良在世，诸葛重生，运筹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了。

对于千里之外的大事，他托付给康门弟子还有一群会党人士，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笔杆子和枪杆子，其实是一群自视甚高只会耍嘴皮子的秀才和一群好为大言的江湖流氓。

康不懂军事常识，竟在购买枪械的时候，要求多买质劣价廉的。这不是买白菜，买回来不能用，是要死人的。这本是清廷官僚经办此类事务时贪污腐败的伎俩，康有为竟然也会用。更可笑的是，他听了陈翼亭的话，少买洋枪，多买土枪，结果浪费了钱，买回的枪械多不能用。

陈翼亭是康有为最信任的勤王正军主将，是康有为眼中真正的徐敬业一般的人物。仅在他一人身上就花去了勤王经费6万，连他父亲的安葬费也当军费报销了，据说还是康有为允许的。而陈的见识竟是这样，连个初级水平都够不上。

亲密超出了界限，便生出骄纵的苗子来。康门弟子自然也是如此，渐渐地恃宠而骄。

由徐勤、王觉任等人组成的澳门总局，本为前敌总指挥部，结果前线负责发难的主将有什么事情，他们几乎是聋子哑巴，远在南洋的康有为更不可能知道。等到康有为来信责问，他们还会反唇相讥，甚至有时还会写信指责老师，对老师的行为指手画脚。

这个总局的办事效率很低。徐勤办学是好手，但做事情不灵活；王觉任为人不错，但缺乏办事能力。这两人是康门弟子里的佼佼者，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但是，因为老师名声大，他们也自认为是英才盖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亦乐乎。可就是康有为的来信，他们也要拖上一周左右才能回复。康来信责骂，徐勤回信说，若是赶着回信，就没有时间睡觉了。

梁启超来信主动请缨到澳门主持大计。康有为拒绝了，说梁启超耳根子软，容易轻信，恐怕也不能做事。其实是康不信任梁启超，因他之前与孙中山等人往来密切，还总是叫嚷着要给唐才常筹款。

他们在后方争吵不休，又不敢以身犯险，把前线的事情全部托付给一帮满嘴跑火车的会党。

1900年6月中旬，传言李鸿章将离开广东，北上和谈。

康有为想改变原来的策略，先拿下广东。不久，康又担心拿不下广东，指令人马尽快进入湖南。如此多次，反反复复，弄得下面做事的人无所适从。

会党人士看出了这帮秀才的底色，先是以准备不足为由，只是要钱，钱到手后，又以指令朝令夕改为由，把发难的事情拖着不办。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弄钱，卖命的事再说，能白拿钱不干活，那才叫爽呢！

一群秀才和一群流氓打交道，不被骗才怪。

到7月的时候，两湖的唐才常不得不发难了。作为重点的两广地区还是没有动静。

等到唐才常被杀的消息传来，他们更是小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了。结果耗到8月份，募集来的20万元基本用尽。

会党内部因为分财不均，或是还想多拿额外的钱，争得头破血流。很快就有人争执不过，怀恨在心，索性向清廷告密。

谋反是大事，清廷的捕快行动却不慢，很快，好几个据点都被查封，一些同志被捕。

原来决定响应的原“台湾民主国”的几位士绅看出维新派不能成事，纷纷向清廷靠拢。有的甚至参与抓捕维新人士。

失败已成定局，撤退又难以向世人交代。为了搪塞华侨的悠悠之口，康有为对外表明，唐才常的两湖暴动是他们勤王行动的主要内容。

不久，孙中山惠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康刚好以此为借口关闭了澳门总局。他对外声称，孙中山的行动惊动了官府，使他们的组织暴露，遭到很大破坏，勤王活动只能暂时中止。

书呆子做事，总希望把一切都准备充分之后再开始去做，不喜欢有一点点冒险，却不知世上的事是从来没有准备充分的可能。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最后连孤注一掷的勇气也没有。

经过这次胎死腹中的行动，康派人物再也不谈勤王的事。他们根本不懂军事，言武装实在是送死，何况他们也真的很怕死。另一方面他们被会党骗得很惨，弄得有心理阴影。不少人怀疑捐来的巨款去向不明，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康有为他们自己私吞了，这实在有些冤枉。

但是，在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康有为利用唐才常的死来应付华侨，企图推卸责任，还拿孙中山的惠州暴动来说事，往革命派身上泼脏水，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康有为似乎帮自己和学生们撇清了责任，但也失去了人心，在世界各地，保皇会的名声一落千丈。

康有为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的使命是在各种派别中间寻求联合或者求同存异，尽一切可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康有为搞的是孤立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很有成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堪重负。但不幸的是，他偏偏要担当起政治家的角色，这使他在一场本不该由他主演的戏里担当主角，怎么看怎么像丑角。就像让陈佩斯、葛优这样的喜剧演员去演悲剧一样，怎么看都不对劲。用沐猴而冠这样的词来说康有为，恐怕会有些不恭，但是在勤王这件事里却显得很恰当。

理发匠告了密

康门的嫡系弟子基本上是书呆子，这群人在一起，注定闹不成事。

相比之下，唐才常、孙中山都是搞政治的材料，他们很务实。

唐才常希望能独立做大事。同时，他又尽力争取联合各派力量。

他是保皇派，这一点是他的理念，也是谭嗣同的想法，加之希望得到康有为的资金支持。所以他始终打着勤王旗号，拥戴光绪。

自红叶馆回国后，唐才常依托东文译社成立了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联合以汪康年、叶翰为首的江浙派士绅。这一派又被称为革政派，主张革新政治，不一定要死守保皇的路子，但不赞成暴力排满。这一派士绅与长江流域的各位督抚关系很深，势力很大。后来，为了维护内部的团结，唐才常把干事长的职位让给了叶翰。

1900年6月30日，自立会筹建自立军，设总机关于汉口，分五军，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主要模仿会党联络的方法，发“富有山堂”的“富有票”，在两湖发出2万多张。沿江会党被联络上的，达12万人。起义时间定于农历七月十五日，计划先攻取武昌，后顺江东下取南京，然后挥师北上取北京。

1900年夏，上海张园，中国议会成立，参加者有各地士绅80多人，基本上是维新派的议会。

其中有四派人物，一为江浙派士绅，以汪康年、叶翰为代表；二为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三为躲避义和团南迁的人物如严复等；四为一些新学名士，如容闳、陈三立、郑观应、文廷式等。前两派实力最强，后两派基本周旋于前两派之间。正副会长为容闳、严复。但实权在江浙派手中。

唐才常最大的收获是争取了会长容闳的支持。江浙派希望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来主持勤王，也有人希望推举陈宝箴来做首领。这些唐才常都不反对。

南方各省督抚不承认慈禧的宣战诏书，联合搞成了“东南互保”。一旦国家大变，他们希望在南方成立国家，甚至准备推举李鸿章做总统。当时，这个中国议会恰好可以联合。所以中国议会成立并通电全国的时候，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都没有表示反对，而是沉默。他们的某些幕僚还参加了议会。

唐才常一方面静观议会之变，一方面联络毕永年及其部下还有一些会党，将从日本带回的一些留学生安排在各地准备暴动。这些人里有吴禄贞、秦力山、沈荩等人。

在举事的文告里，他宣称不会损伤洋人的利益，希望争得洋人的支持。

他的做法近乎是四面讨好，希望能用更多的盟友。结果一条船也没能踩上，落到了水里，落到一个人头落地的结局，让人扼腕兴叹。

按照一般的说法，在康有为的心中，慈禧太后是武则天一样的女主，他自己就是灭武兴唐的人，而他的徐敬业便是唐才常。

这是康有为在唐才常遇难之后的表述，借以堵住华侨们的口。

其实，康有为对唐的期许一直不高，他勤王战略的重点在两广，两湖只是策应。在资金上，两广用去近20万，唐才常只得到4万，准确地说，其中3万得自邱椒园直接馈赠，另外1万得自保皇会的资助。直到发难前夕，保皇会答应的资助款还是迟迟不到。

农历七月十五（8月9日），因为没有得到预定的款项，起义时间被迫推迟至农历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

这一天，由于没有得到延期的消息。前军统领秦力山与吴禄贞在安徽淮南大通镇按期发难。他们张贴了来自汉口总部的告示。义军很快占领整个大通镇。安徽巡抚王之春、两江总督刘坤一，调来数倍的清兵镇压。其他地方均未响应。苦战两日后，事败，秦力山、吴禄贞流亡日本。

直到农历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康有为的汇款还未到达。据传闻，康有为不愿把经费孤注一掷，而在北美进行了投资。事实是康募集的钱已经在两广花得差不多了。这一天，一个理发匠向英租界当局告密，设在租界内的自立军机关暴露，唐才常等12人被捕，很快就落到了张之洞的手中。

其实，自六月开始，唐才常、秦力山、沈荩、林圭、史坚如等人穿梭于上海、汉口之间，大肆活动。湖广总督张之洞已有所耳闻。当时，北京的局势很不明朗，张对唐林诸人的情况也不十分清楚，所以一直按兵不动。

8月19日，慈禧和光绪下诏巡幸太原，第二天，以光绪名义下《罪己诏》，昭告天下，说宣战是光绪做出的错误决定，特向天下百姓以及友邦道歉。当然，光绪根本不同意宣战，他的心意经常是这样被慈禧歪曲的。

局势已经明了，慈禧又重新掌控了政权。

张之洞的政治风向已经确立——他很有必要用这群青年的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保皇会对外宣称的唯一一次武装暴动，就这样流产了。

1900年8月21日，深夜，唐才常对审问他的郑孝胥说：“我这样做，一是为了皇帝，二是为了朋友，不必废话，快快杀了我！”

这两条目的，一是表明自己是保皇派，从这一点可以知道他是康有为私淑弟子的身份；二是告诉世人，他是谭嗣同的朋友。戊戌年，谭嗣同北上的时候，两人曾有约定：谭死唐继。

这话里的内容于公于私都有，忠义两全，光明磊落，慷慨赴死，真大丈夫也！

第二天二更，唐才常等11人被斩首，头颅挂在汉阳门。唐临刑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唐才常起义失败后，革命派和江浙派士绅伸出了援手。

汪康年等在上海等地协助自立军同志逃亡。

梁启超匆匆赶到上海的时候，唐才常等人的人头已经被挂在汉阳门城楼了。

逃到日本的同志，直接质问康、梁，梁启超对内面对同志的责难，对外遭到华侨的围追堵截，急得差点没出家。

更清醒的同志则投向革命派一边。

老大们很动心

上海，1900年8月，孙中山秘密到达港口。

他此行的目的是响应唐才常的暴动，顺便见见单独留在这里的刘学洵，希望能得到他的资金支持。

等到唐才常等人血溅刑场的消息传来，与刘的会谈也没有结果，孙中山匆匆赶往日本。

他知道，自己只能继续孤军奋战了。

这一年，孙中山很忙。春天的时候，忙着和保皇会谈联合，和唐才常谈暴动，还与菲律宾独立军交涉借用武器的事。夏天的时候，他得到刘学洵带来的消息，说李鸿章可能在两广独立，希望得到他的协助。孙中山半信半疑，带着宫崎滔天、平山周、杨衢云等人来香港，希望借助港督卜力的力量给李鸿章施加影响。

李鸿章还是要做忠臣，要北上勤王，孙中山的努力又白费了。

听说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宫崎滔天赶到南洋去见他。结果宫崎反而被拘留，康有为说宫崎滔天目的是来刺杀他的。

不少人认为康有为是在胡说，其实刘学洵去日本见孙中山，说他得到慈禧的密旨，要求除掉康有为，有至少10万两银子的重赏。刘希望孙中山能完成这个任务。孙中山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态度很暧昧。因为银子是个不小的诱惑，革命太需要资金了，但杀康有为，他似乎也不愿意。宫崎滔天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康有为的怀疑未必没有根据。

但是，他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珍贵了。何况宫崎还多次救过草堂弟子。

孙中山希望的联合再次落空。

之后，毕永年将长江哥老会的诸位大哥带到香港，与孙中山密谋反清。大家谈得很投机，决定成立兴汉会，总会长是孙中山，几位老大是副会长。说实话，就是没有孙中山，这些哥老会也会闹事，每年不弄出几场暴动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希望革命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他承诺，一旦开始革命暴动的合作，他一定会筹集资金。这一点，很让这些老大动了心。

正当这个时候，康有为到了香港。当时他刚从美洲华侨那里募得近100万的捐款（其实只有20万），财大气粗，几张银票和一番冠冕堂皇的说辞，就将这些大哥们收买到自己的帐下。气得毕永年削发做了和尚，发誓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这件事让孙中山对康派人士很有些绝望了。

面对庚子年天下大乱的局势，孙中山不能无所作为。

他决定在两广再次举行革命暴动。

这次暴动的助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的支持，二是郑士良的会党。前者提供军械支持，后者提供人员。这次行动，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次武力冒险，成功之后，可以扩张广东、福建作为势力范围。当然，这一计划是儿玉的想法，日本军部与内阁并不太支持。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并没有极力反对。很多日本浪人、黑龙会会员，还有一些豪杰之士，如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也加入这一行动。

起义的计划是借郑士良的三点会3000名会员在惠州三洲田镇起义，随后率军攻下惠州，而后向福建进军，在厦门接受日军的军械援助，进而占领福建，挥师两广，成立南方共和国。

1900年10月8日，郑士良、黄福在惠州三洲田镇首先发难。开始很顺利，在惠州打退清军多次进攻，聚集的会党超过1万人，广州各地的会党也纷纷往这里聚集。之后，按孙中山的计划，郑士良率军向厦门进军。在漫长的行军过程中，军心渐渐涣散，不久又发生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郑士良只能苦苦支撑。

由于慈禧很快就恢复了权力控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出面与日本交涉，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内阁与军部都反对儿玉的计划。

儿玉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支持中山的计划。这意味着即使起义军到达厦门，也不会有军械的援助。

这样一来，革命军的后援就断了。

孙中山只好让郑士良解散已经召集的会党——惠州暴动失败。

撤退中内田良政被捕，由于他不肯暴露身份，不久被杀。

他是为中国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外国人。

这年11月20日，杨衢云在自己的教授室里被凶徒陈林枪杀。

第二年，郑士良在香港与《中国日报》的同仁郑贯公、陈和等一起喝酒，中毒暴死。有人怀疑他是被清廷派人暗杀的。孙中山又失去一位得力的帮手。

自此，孙中山的事业跌落低谷。

第八章　慈禧成为改革派领头羊

慈禧很后怕

西安，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自即日起实行新政。

公开文告上明确指出，康有为、梁启超所谓的变法是乱法，如今朝廷所行的新政才是真正的变法。

新政内容基本照搬三年前康梁变法的内容。

9天后，慈禧又接连下谕旨，处理了支持义和团的150多位守旧派官员。端亲王载漪等被罢职流放，领头的如刚毅、启秀、徐桐、赵舒翘、李秉衡等十几个重臣被处死。

其中赵舒翘死得格外惨烈。

2月25日，岑春煊奉慈禧之命，到赵府宣示谕旨——让赵舒翘自尽。赵接旨后，先是吞金，耗了半天没有死，接着是喝毒药，还是没有断气，折腾了好几个时辰，家人哭成一片。赵的身体底子好，可是好身体这时候只能增加痛苦，活受罪。岑春煊等着回去复命，天快黑了，事还没办妥，很有些不耐烦了。家人也苦苦要求快些了结，最后用打湿的宣纸贴在赵舒翘的鼻子上，让他窒息。良久，赵舒翘终于断了气。

他本是个正直清廉的读书人，进军机处是刚毅举荐的。虽明知义和团不靠谱，却又不愿意违背恩主刚毅的主张，向慈禧提出了对义和团“抚而用之”“因势利导”的建议，被侵略者们指为义和团的“祸首”，最后落得这般下场。

赵的恩主刚毅在西逃的途中病死，这倒让慈禧省了事。从1898年戊戌政变后，刚毅疯狂地抓权力，甚至与荣禄斗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到1900年，不过两年的时间，他被削职，剥夺了一切荣誉。真是应了那句谚语：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八国联军将这些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定为战犯，处理战犯是实行停战的前提，而且处理顽固派官员的黑名单也是由这群洋人拟定的。

处理顽固派本应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被洋人强迫，兵临城下，对于这个长期被欺凌，又爱面子的帝国来说，实在是奇耻大辱。

这次对顽固派官员的清洗与戊戌政变后对维新派官员的清洗，是晚清官场两次强震级别的浩劫。

对于官员们来说，几百个官宦之家顷刻间家破人亡，荣华富贵，顿成空梦一场，门生故吏风流云散，不能不平添许多感叹与后怕。

对于即将开始的新政，这次清洗是一个震慑。

这群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死去使科举考试失去了一大批热心而有实力的支持者。当科举被废除时，士绅们的反应并不强烈，反对的声音也很微弱。时间才过去3年，他们似乎进步了很多。其实一方面是出于对慈禧强力推行的害怕，另一方面也确实感到了亡国的压力。

新政开始之后，他们也试图去寻找新的出路。

这场迟来的新政，使慈禧当权的晚期能够有所作为，也使这个垂死的帝国似乎有了枯木逢春的可能。

人们对慈禧的评价也有了变化，认为从此之后，慈禧成为中国改革派的主导，而之前，她是个坚定的顽固派。

其实，这样去看慈禧，实在是不清醒。慈禧最看重的是权力，什么对掌握权力是有利的，她就怎么做。如果说硬要给她定个派别，她肯定是权力派的。

她的政治理念一直都是重利害而轻是非。凡是威胁权力的事与势力，就算违背是非也一定要铲除，比如她发动政变，镇压变法派。凡是可以稳定权力的事，就算违背本心，而可以顺应民心的，也可以做，比如庚子年后的新政。

自戊戌政变开始，慈禧太后掌权的合法性就一直受到质疑，甚至是动摇。己亥建储，上海经元善的电报暗示着士绅们不满意；庚子年向十一国宣战，南方各省搞东南互保意味着地方实力派督抚不满意；弄来义和团杀洋人，招来了八国联军，这表明洋人们生气了。

西方各国都认为光绪帝是中国走向立宪的开明君主，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希望，都认为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走向世界的老顽固。这个印象如果不改变，列强很难再支持慈禧当权。在八国联军与李鸿章开始和谈的时候，联军中有人把慈禧列为头号战犯，强烈要求惩处她，甚至杀掉她，否则就不停战。由于李鸿章的力争，慈禧才没被列入黑名单。这次让她着实害怕了。

她是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人，搞新政就是迎合这几派的意愿，改善和他们的关系，进而重新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回京后，她经常搞宴会，邀请西方的大使夫人们参加，不断地献殷勤，有时候还痛哭流涕，忏悔自己不该轻信旁人，向“友邦”宣战，以致铸成大错。

全局大洗牌

慈禧的新政以日俄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01年到1904年日俄战争，这一时期的改革基本沿袭戊戌变法的老路，以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的“江楚会奏”本子为基本政纲，从中央到地方，路子很平稳，大动作不多。各方势力的矛盾有升级，但相对还是很平和。

第二阶段：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到辛亥年清帝国覆灭。这一时期受日俄战争的影响，改革向纵深处推进，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开始，立宪被提上议事日程。君主立宪成为政改的大方向，其他配套的改革也在进行，如军事改革以编练新军为主，财政改革、铁路建设、废除科举、新官制改革均开始进行，大动作很多，政局更乱，各派的斗争犬牙交错，很是激烈。

1901年，应慈禧的新政诏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朝廷，要求实行新政以挽救危局，史称“江楚会奏”。其中联名的人还有山东巡抚袁世凯。

为了这封洋洋洒洒万余言的奏折，张之洞整整写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博学多才、著作等身、挥洒自如的张之洞，被刘坤一逼着修改了多次才定稿。在晚清督抚里，刘坤一素来以稳重著称，凡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定要成事。这次两人抱定了成事的决心。

总体而言，这份奏折是个折中的方案，基本沿袭了康梁的思路，当然也加进了张之洞的想法，不超出“中体西用”的格局，比较稳妥，各派势力都能接受。

慈禧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份奏折成为新政前期的指导性文件。

这场新政在中央以慈禧为首，在地方上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实力派为代表，帝国最有权力的人都包括在里面。这与康有为试图主导的戊戌变法有很大的不同。康有为把当时帝国最有权力的人都当做敌人排除在外。相比之下，慈禧对权力的认识与把握胜出很多——她把这些大臣团结起来。

新政就是改革，改革就意味着要实现权力的重组。

顽固派大臣遭到清洗后，紧接着重臣李鸿章、刘坤一、荣禄相继去世，慈禧又回到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格局。此次新崛起的是庆亲王奕劻，接手北洋的是相对年轻的袁世凯，地方督抚与袁形成抗衡局势的是庚子年护驾有功的岑春煊，在朝廷中枢新进的军机大臣是翰林出身的瞿鸿禨，另有一些满人亲贵开始掌权，如端方、载泽、载沣、铁良等。

在处理改革的利益重组与分配方面，慈禧注意平衡。在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她时刻注意不能执于某一端。在这方面，她有着驯熟的手段和强悍的魄力。这也是慈禧主导的新政实行时阻力较小，且实效很多的原因。

可惜的是，人们对康有为那场近乎口水式的改革津津乐道，而对慈禧颇有建树的新政却不置一词。或许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善于写文章搞宣传，而慈禧的名声一直很坏，没有人愿意为她辩解。

新政不利于革命，准备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就吃了革命党的炸弹。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得意地告知朋友，新政对革命的打击如同热水浇到雪上，很快就将革命的热情熄灭。听闻国内改革，很多青年重新信任清廷，革命的气势一落千丈。

新政是有功于近代化，有功于民国的。很多新政的成就被民国继承，有不少地方做得比民国还要好。

当然，革命派肯定要往新政身上泼脏水，这是关乎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也是革命的立场和利益问题，是万万马虎不得的，该骂还得骂，该扔炸弹还得扔。

“官屠”岑春煊

1900年8月16日，直隶南口，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军勤王，在路上正好赶上慈禧太后西逃。

这真叫运气。是他岑春煊的运气，也是慈禧的运气。

当时慈禧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一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不敢胡乱停留。兵荒马乱，除了李莲英，身边没几个信得过的人。这时候，突然来了一支2000多人的军队，声称对其效忠，无疑是雪中送炭。慈禧的为人，有仇一定要报，绝不手软，即使如光绪一般和她母子相称，她也会动杀机。而有恩的，尤其是在她处境不好的时候有恩的，如庆亲王奕劻，便是一个例子。因为这点关系，奕劻由远支皇族成为最后一个铁帽子亲王。岑春煊的到来，让慈禧突然之间有了安全感。她对岑的信任和感激自然就非同一般了。

晚上，慈禧睡在破庙里，岑春煊手持大刀，带着卫兵彻夜守在门外。太后忽然从梦中惊呼。岑春煊在外面大声应道：“臣岑春煊在此护驾！”后来岑春煊一直这样，忠诚护卫太后到西安。慈禧曾哭着对岑春煊讲：“将来若能回到北京，重掌大权，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忠诚。”

8月17日，黄昏，慈禧等人到达怀来县。县衙里的人早跑光了，知县吴永（曾纪泽的女婿）看见他们灰头土脸，光绪穿着青色的长衫，面显菜色，像个破落财主家的败家子。吴永想尽办法砸锅卖铁地招待他们。据说，慈禧已有三顿没吃东西了。吴永的妻子为她煮了五个鸡蛋，慈禧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两个，实在吃不下了，才给光绪。

当天晚上，吴永就成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后勤官。

一路上都是穷县，吴永只做了几年的知县，不懂怎么应付这样的大阵仗。几千人马的吃喝，皇帝太后的招待，都让他感到如牛重负。无法，他只好推荐岑春煊做这个“办理前路粮台”。这个差事虽然没有正式的品级，但却是太后钦定的，可以充当钦差，权力真的很大。

吴永是个实在人，实话实说，很得慈禧的信任。但是他说的实话往往让那些军机大臣为难。吴永不太懂那些潜规则。而军机大臣是死守什么报喜不报忧、叫苦不叫累的老规矩的。日子一长，他们对吴永很是不满。这时候，多亏有李莲英提醒，吴永才明白过来。他找了个机会到地方任职，以求善始善终，不然肯定会有杀身之祸。

做后勤官办理粮台，对岑春煊来说，本是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很不喜欢吴永，不领他的情。因为吴永只是一个七品的知县，而他是二品的布政使，被这样一个小官举荐，在他看来，实在不是光荣的事。

岑春煊办理差事确实比吴永能干，老练，懂得官场之道，心肠也硬得起来。岑春煊沿路逼迫地方官想办法，有一个地方的知县被他逼得自杀了。

岑春煊幕府中有两个很高明的幕僚，一个叫张鸣岐，一个是岑炽，一个深有谋略，一个老成持重，都很能办事。张鸣岐还给岑春煊出过一个很惊人的主意，让岑领着兵马护送光绪帝回京复位，执掌大权。这样他能得到天下士绅的爱戴，可建立不世之功。这个主意让岑春煊很是激动，但很快他就决定放弃了。如同当年谭嗣同让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一样，这样冒险的事，岑春煊还是不敢妄动的。

张鸣岐后来得到岑春煊举荐进入官场，一直做到两广总督的高位。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就是被他镇压下去的。

这一路上，岑春煊的收获很大，一是得到了太后的无比信任，既是能干的大臣，又有像亲人一样的感情，类似近臣，政治资本自然雄厚无比。另一项收获是巴结了大太监李莲英，称李为“老叔”，多有献纳，两人关系甚为密切。李莲英在太后面前为他说尽了好话。

到西安后，岑春煊就轻松地得到了陕西巡抚的职位。虽然他被几个军机重臣排挤，但在慈禧心中的分量已经奠定。作为新崛起的政治新星，有着很得力的幕僚辅佐，他的地位一直飙升，在地方督抚里面，其威势直逼袁世凯。

后来，慈禧让他四处做总督，有“官屠”之说。

当时官场有一段轶闻，说张之洞是“士屠”，因其曾杀害唐才常诸人，一说为“钱屠”，因其为官办洋务，花钱如流水；袁世凯是“民屠”，因其镇压义和团，杀人如麻；而岑春煊是“官屠”，因他声称做一条为大清王朝看门的恶狗，专咬那些心术不正、贪污腐败的官吏。在职期间，他参劾的官员非常多。

后来郑孝胥评论晚清督抚，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这样一看，岑春煊似乎是最差劲的一个，但却是活得最长的一个。

瞿鸿禨崛起

1900年正月，瞿鸿禨从地方被调到西安行在（皇帝的临时住处）办理新政事务，得到慈禧的特殊信任，从此进入清帝国的最高权力层。

瞿鸿禨的崛起是因荣禄的推荐。

至于他被推荐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瞿鸿禨出身翰林院，在地方上干了近10年的学政，干得很出色。纵观他的仕途，一直做清贵的官，属于帝国官员仕途最为正宗的一类——由科举考中进士，然后选进翰林院，做得出色，接着放到地方任学政。这样的人一般旧学底子深厚，还能有一大群弟子作为门生，几年下来，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为后来到中央做官打好了基础。瞿鸿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第二，他很有办事能力，文笔极好，处理文牍奏折，相当有水平。当时正是军机处青黄不接的时候，朝廷很多部门大量减员。为应付新政，朝廷任命了一批督办政务大臣，其中有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鹿传霖等人，这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都不在西安行在，剩下的像荣禄（64岁）、鹿传霖（64岁）、王文韶（70岁）等都垂垂老矣，而且签订《辛丑条约》的事就让他们忙得屁股不沾地了。而同时向全国颁布了新政诏书，要求各级官员上书言事，一时间奏折文牍，多如雪片。瞿鸿禨当年刚好51岁，明显是新生力量，且学问很好，与这些老辈很能沟通，也很尊重他们。再加上他处理文牍的能力很强，获得信任就不奇怪了。

当时李鸿章与俄国交涉，多有退让。很多重臣比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人非常不满。双方争执得很厉害，慈禧夹在中间也弄得骑虎难下。瞿鸿禨拟了一段文字来调解，意思是说办事的李鸿章有他的难处，但当局者不免有些迷惑；旁观者不能体会办事人的难，只是一味地责备是于事无补的。不过他们也是为国家着想，不应过分苛责。两方的人应该互相理解，同心同德，这样国家的事才能办好。慈禧一看，果然有水准，老成持重，办事妥当，一下子就看中他了。

第三，他风格老成持重，旧学问极好，思想却不旧。早年他和郭嵩焘交往，很受赏识，新学多得自郭先生的指点。但是他主张从不激进，总是稳定第一，显得老成持重。正好赶上太后要行新政，让他执掌中枢，正得其实，还可以保持朝局的稳定。这与清廷维护稳定的思路是一致的。可能正是出于这一点，荣禄很郑重地举荐了他。

第四，瞿鸿禨为官清廉，可以领导清流派。原来的清流派，多被慈禧掌控利用。可用的时候，就用他们的言论来压制敌方的督抚。不可用的时候，就打压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有科举功名，思想保守，自私自利，多是高调的主战派，说话不用负责，但是实事一件不办，自以为品德极为高尚，是传统政治中的顽固派。瞿鸿禨的品德学问，足可以引领这群御史们。

第五，他的崛起客观上也牵制了袁世凯。这是朝廷控制大臣的基本思路，互相制衡，朝廷才能稳定，不能让某一人某一股势力过分强大。荣禄对袁世凯很了解，知道此人的野心与能力，一旦自己不在，在朝廷能盯住袁世凯的，就只有靠瞿鸿禨这样的人了。

随着瞿鸿禨的权力越来越大，袁世凯很想和他结交，想尽办法来讨好，都被拒绝了。袁世凯明白，这个人不可能被收买，只会是自己的敌人，想除掉他。可是瞿不贪不赌不好色，几乎没有把柄。袁世凯找不到机会来整他，只能干瞪眼，忍着。

瞿鸿禨是湖南善化人，与革命领袖黄兴是老乡。他出身贫寒，自幼在严母的严格监督下苦读多年，最后能高中进士，入朝为官，升迁到军机大臣的高位，位同宰相，真正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在那个贪官横行的官场上，瞿鸿禨一直清廉自守，是这个垂死的帝国屈指可数的清官之一。

庆亲王公司开业

1902年，在处理完庚子国变《辛丑条约》留下的一大堆烂事之后，荣禄心力交瘁，病死在北京。

荣禄死后，军机处的位子就空出来了。

荣禄在北洋的摊子，袁世凯接了，在中枢的摊子，瞿鸿禨接了。

按惯例，领班军机大臣，一定要是满人亲贵。纵观皇族亲贵，论亲近载沣还年轻，论资历铁良也太浅，老一辈的亲王郡王，庚子国变又处理了一批。这时候，最合适的就数奕劻。一来奕劻与慈禧的关系非同一般，属于患难之交；二来奕劻多年来办理洋务，处理政事，虽然能力不济，但资历很深；三是奕劻刚刚协助李鸿章办理完《辛丑条约》事宜，这个功劳不小。

据说荣禄去世之前，袁世凯亲自去探望。对袁世凯了解很深的荣禄，直接告诉袁世凯，让他去拜见庆郡王奕劻。这等于明显告诉他，以后军机处的领班就是奕劻。这一决定应是慈禧与荣禄共同商定的。

不久，袁世凯派杨士琦带着10万两的银票拜见了奕劻，从此建立了坚实的同盟。之后，奕劻家里的一切开支，过年过节，太太生日，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袁世凯的北洋藩库支出。袁世凯如同地方官对待督抚一样的情形来招呼奕劻，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世凯舍得花钱，北洋银库在李鸿章离职的时候，有军饷近800万两，不到3年，被袁世凯挥霍一空。奕劻乐得被收买，一来他的贪欲得以满足，二来袁世凯一肚子的主意，让他省了不少功夫。很多事情，都是袁世凯拿主意。他成了实际上的傀儡。用钱铺出来的路是平坦的，袁世凯得以捞到众多的兼差，借机推荐自己的人任职，并且弄到钱。

奕劻的当政，是晚清政局堕入深渊的标志。时人称他领导的军机处为“庆记公司”，即庆王公司，主要业务是负责买官卖官，收取贿赂。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里说，他刚刚做到领班军机大臣的时候，每天拿出全国各地的官缺，一一记下优劣。每当有外地官员来京拜见他，他一定询问当地官缺的情况，与自己的笔记核对。经久之后，他便烂熟于心。一旦有某缺要给某人，他便可以量缺要价了。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深，曾经在酒席上与鹿传霖评论陕西各官缺的优劣，相当准确。鹿传霖两任陕西巡抚，在陕西呆了不下20年，都没有他说得准确。

据淮军将领刘声木回忆，从前，其父刘秉璋任四川总督，与成都将军满人歧元同处一城。歧元曾对他说起恭亲王的事情，说恭亲王奕当国时，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司道以上，恭亲王亲自抄写一份名册，每人增注考语（评语）于下。用人时，凭借这本册子来定，量才而用，收效甚好。

奕劻本是庆僖亲王永麟的第六子绵性的儿子。他的伯父无后，过继的儿子也获罪去世，他才得承嗣，开始只能是个辅国将军，后来一直做到郡王。奕劻通文墨，绘画。他们家住方家园，与慈禧太后母家是邻居，常常替太后的文盲弟弟写信给太后，问候起居。慈禧因此知道奕劻通文墨。

后来，奕劻又与慈禧的另一个弟弟桂祥结为亲家，与慈禧攀上了交情。他的入仕是恭亲王奕推荐的。《辛丑条件》的签订，他功劳甚大，由亲王得世袭罔替的荣誉，成为清代最后一个铁帽子王。

他当政的第十一个月，御史蒋式惺就上折揭发他在汇丰银行有60万两银子的存款。据传，汇丰银行的某位买办经办了这笔存款。而这位买办在青楼恰好受了奕劻的混账儿子载振的气，就和自己朋友御史蒋式惺说了这件事。两人合计，一旦奕劻要销账，他们便可平分银子，享受富贵。结果，清廷派人去汇丰查账，汇丰银行以要替客户保密的名义，拒绝查账。这一事件最后落个查无实据，蒋御史被革职。

不过这件事情闹得世人皆知，庆亲王公司的名声也就传出去了——若想做官，拿钱来买便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上任不到一年，奕劻就贪得银子近100万两。这其中大部分是袁世凯的贡献。

端方时来运转

庚子年（1900年）后的新政，让端方时来运转。

端方是满人里的尖子，能文能武，能弄新政，能做官，很能干。郑孝胥高度评价他有学有术，意思是既有学问，又会办事，超过了同时代的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人。

晚清的八旗子弟大多都被养成了废人。但也有少数几个能干的，像铁良、那桐、端方、良弼都是，名气都不小。只是那桐把自己的才气用在一些小玩意上面，很有点玩物丧志的意思。他似乎没有太深的满汉成见，不像铁良、良弼那样，成天想着从汉人那里把权力夺回来。他很务实，官当得不小，官品却不怎么样，办事有些小聪明，捞钱是把好手。后来和庆亲王奕劻、袁世凯混在一起，成了“袁”党。

晚清的政局，乱得一塌糊涂，满汉之争，帝后之争，维新派与顽固派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清官与贪官污吏之争，清流派与实力派督抚之争，亲贵与远支满人之争，宣宗一系的皇族与远支皇族之争……争得乱七八糟，阵营也犬牙交错，很不明朗。端方就处在这些争端之中，他是满人，又是维新派，和袁世凯关系很近，后来还和袁世凯成了儿女亲家，严格来说应该属于袁党。他后来也做过地方督抚，也极力维护满人权益。但是，如果满人成了他的绊脚石，他也会清除。

甲午后，端方产生了很深的忧患意识，维新变法中，他很活跃。戊戌年（1898年）六月，端方由直隶霸昌道开缺回京，光绪帝授予他三品卿衔，让他与徐建寅、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一同督办农工商总局新政。此三人中，吴调卿曾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实际的工商事务基本由他办。端方充任的角色是监督与学习。

农工商总局新政，本来属于洋务事业，以前名义上是总理衙门在管。总理衙门的主要精力是办理外交，其他差使就下放到地方督抚大员那里了，如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面的兼差就是由总理衙门下放的。现在朝廷要鼓励农工商的发展，要统一部署经济的发展。这是学习日本的做法，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经济的发展，总体规划，希望能用最少的时间，推动国家经济的近代化。端方办的就是这项差使。

政变后，徐建寅、吴调卿均被革职。吴调卿从此离开官场，专心他的买办事业，后来也大力创办企业。端方也是同时被撤去差使的，但不久便得到陕西按察使的任命，不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升了官，成为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中最幸运的一个。

这与他的满人身份不无关系。当然，他也是很懂为官之道的。在满人的新政中，除光绪帝之外，这个最重要的维新派注定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后来一步步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对于他来说，远大的志向必须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实现，只有官做得够大，才能够放手做事。

他的事业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

他的真正的官运是从庚子年开始的。

庚子年，新政开始，人才缺少。端方是公开的改革派，又是满人，又有政治经验，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想不升官都难。很快，他就进入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的行列，成为帝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亲王载沣赴德谢罪

1901年7月12日，光绪帝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奉旨出洋。

这是这位年轻的王爷第一次在历史上亮相。

这一年，载沣刚好18岁。

他此行是为了做一件很屈辱的事情。庚子年，义和团和董福祥的甘军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辛丑条约》的附加条款里，德国人要求中国政府派亲王去德国赔礼道歉。

或许是慈禧有意让载沣出来做事情。之前，慈禧做主为他定了一门亲事，把荣禄的女儿嫁给他。对于这门亲事，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很不满。因为此前载沣已然订婚，平白无故就悔婚似乎不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荣禄的女儿虽美貌，但性格精明强干，是出了名的悍妇，载沣性格儒弱，恐怕会被悍妇挟持。

但是，慈禧有她的考虑。当时荣禄病重，为回报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忠诚，以及在庚子国变中处理事务的功劳，她将荣禄的女儿收为养女，决定让她有个好归属。而载沣不但是醇亲王，更是慈禧的亲外甥，光绪帝的亲弟弟，这样的显赫门庭，足可以让荣禄安心离世。庚子年，满族亲贵也有一批被清洗，剩下能用的人已经不多了。载沣已经成年，确实可以出来做事情了。这门亲事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犒劳了忠臣，又笼络了载沣。

这位王爷继承了父亲儒弱的性格，却没有父亲的豪爽，更没有他的哥哥光绪帝苦学而来的睿智。但是他与他们一样受到这位强势女人的控制，迫不得已走进一场并不幸福的婚姻。

慈禧对她的家族就是这样，一方面施以莫大的恩惠，一方面又加以利用。慈禧两位弟弟的女儿的婚姻，基本是她来操作的。她的行为给孩子们带来了终生的不幸。

现在轮到载沣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慈禧权力链条中的一环。

他的哥哥光绪帝当年被选作皇帝的时候，父亲老醇亲王奕环哭得昏死过去。如今，载沣被选中的时候，老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过，这一切还没有完，后来载沣的儿子也被选中。

在晚清，醇亲王这个家族出了两位皇帝，一位摄政王，至少两位亲王，四位王爷，地位万分显赫。但是在显赫背后，却隐藏诸多的不幸。

对于载沣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载沣是老醇亲王奕环的第五子，他的大哥三哥四哥都先他而死，二哥做了皇帝就是光绪帝，这才让他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他的弟弟载涛、载询在慈禧的安排下分别过继给别的王爷，因此得以成为贝勒。这都是因为奕环在51岁早逝，慈禧有些过意不去，这才刻意安排他的儿子们享受荣华富贵的。

1901年9月4日，载沣到达德国，觐见德皇谢罪。因为他是亲王，地位尊贵，德皇威廉·亨利并没有怠慢他，对他很尊敬。走出国门的载沣见识了德国的强大，便向德皇请教治国之道。德皇告诉他一条秘诀：一定要把军权牢牢抓在手里。载沣把这一点牢记在心。7年后，他做了摄政王，马上驱逐袁世凯，全力组建禁卫军，并让自己的弟弟载涛、载询执掌军权。

那位启发载沣的德皇是绝对迷信武力的，13年后，他领导德国卷入了“一战”，战败后，黯然退位。从那时起，德国结束了帝国统治，进入共和时代。

第九章　袁世凯的新政事业

袁世凯成为大赢家

庚子国变，慈禧仓皇逃命，清政府丧权赔款，袁世凯却忙着升官发财，成了最大的赢家。

1899年12月6日，朝廷发下上谕，袁世凯由一个候补侍郎的虚衔而跃升为山东巡抚，从此进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而且是最年轻的一个。这一年，袁世凯37岁。

这一年，袁世凯充分显示出他在乱世中求生存爬高位的能力。他带着自己的新编陆军到达山东，马上清剿义和团，使山东局势稳定下来。山东士绅全力拥护他，洋人利益受到保护，这个年轻巡抚很快得到了中外认可。

等到太后逃出北京，袁世凯派军队勤王。当时，慈禧所有的后勤供应都断了，一路上到处打秋风。正在这万分困难之时，袁世凯送来了山东的赋税，帮太后渡过难关。这是雪中送炭，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慈禧的特殊信任。他被认为是后党的铁杆分子。

同时，他又和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一起参加东南互保，赢得了这些元老级重臣的信任。

可喜的是，袁世凯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年轻，而且资历不浅。威望权势极高的荣禄、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人都已经到了人生暮年，剩下的臣子要么没能力、没威望，要么太年轻。这是他在《辛丑条约》后能挑大梁的重要原因。

当然，他能迅速崛起，根本原因还是他手中握有军权。

庚子国变中，荣禄拼凑的武卫军伤亡惨重。荣禄的武卫中军，宋庆的左军，聂士成的右军，基本被打残。董福祥的甘军，护卫两宫到西安后，又被调往甘肃，大部分被解散。京城附近，能担当护卫之责的，只有袁世凯的新军。这支军队有近2万人，近代化程度高。在山东时，袁世凯借剿匪为名，分批拉出去进行实战训练，战斗力很强。袁世凯的新军成为唯一一支能担当护卫京畿职责的军队。

乱世之中，实力最关键。袁世凯总能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地扩充自己的实力。1900年4月13日，袁世凯上奏朝廷，贡献筹饷练兵的方法，并以山东一地为范例，要求扩军。6天后，在荣禄的支持下，袁世凯得到朝廷的许可，将山东现有各营分别裁调，集成新兵20营，增立一军，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与原有的武卫右军合在一起超过了1万人。

后来有人把袁世凯比作“操莽之辈”，意思是说，袁世凯是曹操、王莽一样的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凡是帝国的老官僚，典型的政治动物，都明白权力的重要，但是能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权力，就看个人能力了。在这方面，袁世凯是佼佼者，而慈禧太后、李鸿章、荣禄都与袁世凯是同类人，是他的知己。

1901年11月7日，北京贤良祠，李鸿章吐血而亡。临死前，李鸿章为清廷做的最后一件事——推荐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就在他死去的当天，朝廷发下上谕，让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率军开赴直隶，负责《辛丑条约》后的接收事宜。

从1895年开始小站练兵，到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从一个从三品的直隶按察使到正一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用了短短5年，崛起之快，让人惊讶，让人眼红，甚至嫉恨。这一年，袁世凯42岁。

把直隶总督晾一边

尽管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还是引来资深老臣张之洞的强烈不满。

张之洞不满是有原因的。论出身，他是探花，翰林身份，清贵无比，是帝国官僚里正统中的正统。论资历，从1881年开始，张之洞就在地方上任巡抚，后调任总督，已经有20年。论与慈禧的关系，在慈禧刚刚起家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认为是慈禧的亲信。论声望，张之洞门下名士众多，他自己也是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论办新政，张之洞在湖广也是办得有声有色，汉阳铁厂，新军，学堂，哪一点都可圈可点。可是说到升迁，总是轮不到他。他心里很有些憋闷，对朝廷很有些不满，认为朝廷不公，但他又不敢对朝廷撒气，只好把气撒到年轻晚辈袁世凯身上了。

袁世凯要出身没出身，连个举人都不是，要资历没资历，从起点到崛起，区区7年。要论声望，更无法和张之洞比。他确实只能算是张的晚辈后生。论办新政，这时候袁世凯还没有开始。但是有一点张之洞是比不过袁世凯的，那就是抓权的能力。这一点无法从书本里学到，有点书生气的张之洞是永远无法明白的。

1901年7月，袁世凯奉命收编了自强军。这是一支张之洞苦心训练的军队，驻扎在江苏。很可能是找了个剿匪需要的借口，袁世凯才得到朝廷的允许。对此事张之洞很有些恼怒，马上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书朝廷，反对这项决定，但是最后朝廷还是支持了袁世凯。

这让张之洞很难堪。他对袁世凯的成见自然也就更加深了，如有机会，他肯定也会给袁一个回击。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02年，袁世凯回家办母亲的丧事。事完之后，袁从彰德到汉口，从汉口到南京，特意拜访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署理两江总督。在例行接待袁世凯的宴会上，他竟然呼呼大睡，把春风得意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晾在一边，场面弄得很尴尬。两人不欢而散。据说，自此两人就一直不和。

当然，两人较劲，是慈禧愿意看到的。

两人编练的新军较劲，也是载沣等人愿意看到的。

两人编练的军队真刀实弹地干起来，也是孙中山愿意看到的。

那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催生出一个共和国。

孙中山称大清的忠臣张之洞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袁世凯被国会选举为中国民国首任大总统，被时人称为中国民国的“开国四杰”之一。推翻清廷，他的北洋军起到的作用最大。

袁世凯烧书

袁世凯出身军人世家。

他的叔祖、父亲、叔父都在军中任职，建立自己的功业。

幼时，他趴在袁家寨的城墙上看捻军前来进攻，族人奋力杀敌，血流成河。据说，幼年的袁世凯毫无恐惧的感觉。

或许，他天生是个军人。

但不幸的是，他有些生不逢时。在他成长的同治朝及光绪朝早期，天下暂时安定，没有什么战事。长辈们都希望袁世凯能够认真读书，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光宗耀祖。可惜，袁世凯天生做不了进士，成不了书呆子，考了好几次都名落孙山。

他成了科考的失败者，一个失意的人。唐朝的张继落第之后写诗，月落乌啼霜满天，千古流传。袁世凯则不同，他要烧书。这为他后来希望废除科考种下了远因。

在河南老家，失意的袁世凯结识了同样失意的徐世昌。两个失意的人在一起取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徐世昌后来成为袁世凯最重要的谋士兼盟友，人极聪明，会做官，会做事，人缘也好，即使袁世凯被驱逐，他依然能安于其位，官当到内阁协办大学士，帮着袁世凯保住北洋的老底子。

徐世昌在三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替袁世凯出主意，帮了大忙。

第一次是在戊戌政变中让袁世凯选择追随太后。他和袁世凯本来都参加过强学会。戊戌变法的时候，徐世昌也想搭乘变法的顺风车捞一把，结果眼看着皇帝和一帮书呆子弄不成事，就决定改换门庭了。光绪托杨锐带来密诏，康有为等人抱头痛哭，徐世昌也在场。为了配合营造气氛，徐世昌也跟着抱头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他明白，这群家伙是没戏唱了。回去之后，他告诉袁世凯，绝不能跟着维新派一起沉没。袁世凯觉得很有道理，把宝一下子押到太后那边了。

第二次是出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把袁世凯在厘定新官制安排中失去的兵权又收回了一些，还将大量的北洋人物安排到了东北，把北洋新政也带到了东北，让北洋的势力一下子得到了扩张。

第三次是辛亥年徐世昌极力推荐袁世凯出山，帮他搞垮清廷，掌控国家政权。

徐世昌是传统的读书人，有一点新思想，有一点忠臣观念，有一点权谋，是个过渡阶段的人物。靠着袁世凯他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主要是照着袁世凯的路子来。在北洋系中，除了袁世凯，以他的资望最高，官职最大。

袁世凯资助家境贫寒的徐世昌继续科考，他自己则焚毁书籍，往吴长庆（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的朋友）的军中求个前程。

朝鲜是“福地”

一到军中，袁世凯如鱼得水。他天生喜欢杀伐决断，喜欢烽火硝烟，好热闹，坐不了冷板凳。当时，国内没有战事，国外有，比如朝鲜——正好吴长庆的军队被派往朝鲜。

1884年，中法发生大战。朝鲜发生了甲申之变，开化党兼亲日派人士金玉均等人联合日军挟持了朝鲜国王。袁世凯当机立断，与驻朝庆军将领吴兆有等人率军镇压，击退日军，救出国王，并结识了唐绍仪（唐廷枢之侄，留美幼童，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这一年，袁世凯25岁。

唐绍仪是袁世凯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顾问，与徐世昌一起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与徐不一样的是，唐绍仪曾留学美国，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通外文，知道国际大势，搞外交是好手，弄财政也是很有一套。他为袁世凯网罗了大量的搞经济、通技术、懂西学的人才，比如梁士诒、詹天佑等。

平定甲申之变让袁世凯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也为他惹来人生的一场挫折。甲申事变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与吴兆有等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袁世凯还借军饷来抚恤阵亡官兵家属，惹来李鸿章的责备。袁世凯一气之下，请长假回国，在国内呆了近半年之久。

这场打击对于袁世凯来说，不是坏事，一来他对官场的险恶以及规则有了清楚认识，后来处理这些事情就游刃有余了；二来形势发生变化，让他的身价有了提升。

1885年10月，袁世凯奉命护送大院君（朝鲜国王高宗生父）回国，希望扶持大院君来对抗闵妃的势力，没有一兵一卒，完全靠灵活机变的头脑和相应的外交手段。

那段时间，他几乎成为朝鲜的监国，苦苦维持着清廷上国的地位。在外交上，他主要是针对日俄，尤其是日本。终其一生，袁世凯都与日俄关系很差，尤其仇日，日本人也恨他。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形势，使袁世凯的应变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看人看事也带上了国际眼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人密谋暗杀袁世凯。风声很紧，袁的属员大部分已经逃走。唐绍仪得知消息，通过他的上司驻朝海关税务司穆伦德，让他告知英国领事朱尔典（1906年任英国驻华大使），并请求援助。在得到朱尔典的同意后，唐绍仪半夜手持双枪，带着双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让他坐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军舰逃生。

这次逃亡让袁世凯看到了唐绍仪的忠诚和勇敢，看到了国际形势的险恶，更看到了国家富强的必要和迫切。

在朝鲜的日子，是袁世凯一生最关键的时期，是他人生事业的起点。

这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小站练兵，没有成为封疆大吏，清廷的江山也没有大乱，但袁世凯的面目已然浮出历史的水面，虽然不是很清晰，但大致的轮廓已经确定了。他的忧患意识，他对权力的认知，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他的外交政策，他的练兵方略，他的应急能力，他对改革的看法，他对失败的体验都已经有了萌芽，后来只是这芽长成了树，人们才看得更清晰。

一辆豪华列车

袁世凯是个想做大事的人。做大事首先要有权力，在晚清要想有权力先要获得慈禧太后的信任。

袁世凯的权力有多大，这要看慈禧对他的信任到何种程度，能容忍他发展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袁世凯花尽了心思。在太后回京的过程中，袁世凯电告盛宣怀为太后精制了一辆豪华列车，车上设施很完备，极尽奢华。据说盛宣怀为造这辆车花了几十万银子。这辆豪华专列后来袁世凯做民国总统的时候也坐过，段祺瑞坐过，冯国璋坐过，徐世昌也坐过。1928年，当它驶过皇姑屯的时候，被日本人炸毁。当时车上是张作霖。

慈禧是个好面子的人，这一点袁世凯非常清楚。太后身边的李莲英，袁世凯重金相赠，早就结为朋友，几乎能合穿一条裤子。李莲英出京西逃的时候，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财物整整装了两个车厢。

袁世凯在保定安排场面浩大的仪仗，又从北洋藩库中拨巨款重修宫殿，让太后脸上有光。当太后下车后，众位大臣一脸喜色，唯独袁世凯痛哭流涕。慈禧诧异地问他，袁世凯说，看到太后瘦了，又鞍马劳顿，做臣子不能不伤心欲绝。慈禧太后听到这样贴心的话，很感动，也泪流满面。自此，慈禧打心眼里把袁世凯当成自己人了。

就这样，袁世凯的官越来越大，军队也越来越多。极盛时期，全国新军，袁世凯的北洋系占七成。长江以北，莫不是北洋的军队把守。而且最精锐的部队，袁世凯占据九成之多，他俨然成为尾大不掉的地方大员。

他知道，随着太后的老去，他的权力便会受到满人亲贵的威胁。

只有把权力扩大到无法清除，他才能安全。

最终也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后来，当摄政王载沣想杀他时，连平日里和他不睦的张之洞都出来劝解，因为一旦杀了袁世凯，可能会引发北洋新军的哗变。这是关乎京畿安全的大事，张之洞都不得不出来说话。

庆亲王—袁世凯同盟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是与执政的亲王关系很好。从李鸿章时代开始，一直是这样。

到袁世凯的时候，有些升级，两边结成坚实的同盟——奕劻与袁世凯的同盟几乎天衣无缝。

奕劻爱钱，他的儿子载振贪色。袁世凯是个知情人，更是一个贴心的人。他大肆送钱送美女，弄得奕劻父子很有些不好意思。除此之外，袁世凯还为庆亲王夺权巩固权力出谋划策。在“庆亲王公司”里，袁世凯是实际上的“总经理”。

袁世凯想借用的是庆亲王手上的权力。这权力暂时无法夺取，但可以租借。在庆袁同盟里，袁世凯是当然的谋主。夺权、索贿、整人、倾轧等事情，都少不了要袁世凯来出主意。在这个同盟的外围有那桐、恩铭、端方等满人，他们或为求财，或为求官，或者是两者都要。为了这些目标，他们走到一起。

很多事情，都是袁世凯背后支招，奕劻到慈禧那里请旨落实。慈禧是明白人，但她实在是老了，也累了，不想太计较。对袁世凯，她自信能控制得住，因为袁世凯的崛起主要是来自她的信任。这样迅速的崛起，根基不深也不稳，想推倒他也很容易，况且他的忠诚也无可挑剔。

至于奕劻，无非是贪点钱财，对最高权力没有任何威胁，于大局无碍。也绝不会像前面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环那样，会对她的行为有所不满。这几位柄国的亲王，能力是递减的，德行也是如此。这也可以从侧面见出慈禧的政治道德也在一步步败坏，对权力的欲望正一步步增加，被权力勒得越来越紧。

袁世凯就是借着庆亲王这顶保护伞来扩张自己的实力。名义上都是效忠于庆亲王，都是他的人，实际上，这些人都明白，他们真正的主子是谁。就这样，借助庆亲王的绿色通道，袁世凯把自己的亲信一个个送进朝廷各部门，比如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等等。也就是五六年时间，这些人一个个都成为一二品的大员，权倾一时。

庆亲王只要按期收到巨额“租金”就可以了，至于袁世凯租借他的权力来干什么了，他不管，也不想操那份心。

这个同盟本质上是权钱交易，是个赤裸裸的利益集团，一个求财，一个抓权，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它是北洋集团的保护伞。因为北洋的新政，而使这个同盟带上了改革派的色彩。因为北洋的贪贿，使这个集团成为贪渎的象征。又因为奕劻、那桐等人是满人，这个集团又带着满人的色彩。弄得犬牙交错，让最高权力也无法动它。

袁世凯正是这样利用奕劻这根搅屎棍把帝国官场的水搅浑，然后摸自己的鱼。北洋集团这只狼就是在这扑朔迷离的时候，一口口吃着肉，把自己养得肥肥的，很壮实，等到帝国的主子们突然醒来时，发现原来那只狼羔子已经不见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虫”。

这只“大虫”最后掌控了整个国家，折腾了20多年，最后终于把这个国家折腾得筋疲力尽，自己也是奄奄一息。等到孙中山的革命卷土重来，他们很快就被轰出历史舞台，成为过眼烟云。

袁世凯斗洋人

袁世凯与慈禧都是务实的人，权力动物。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让中国富强起来。这不是要表扬两人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出于一个国家当权者的安全和尊严来考虑的。

大清国是座老房子，他们都住在里面。慈禧不想看着房子倒下，袁世凯也不想这样。他接了李鸿章的班，来修房子，换柱子，换门卫，刷油漆，干得风风火火，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很有个样子。他的条件比李鸿章优越，动作弄得大，成绩也好一些。

慈禧和大清需要安全感，所以要练兵，要强大，袁世凯就练出了六镇新军，都称得上精锐，驻扎在北京周边，让老太后能睡上安稳觉。练兵需要花钱，袁世凯就大办实业，开工厂，修铁路，弄银行，目的只有一个，弄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洋人在中国得到的东西太多，很多不合理。袁世凯不服气，要将这些权益收回来，于是就和洋人谈判，收回海关自主权，收回铁路修建权，把一心只顾捞钱的大财主盛宣怀轰出铁路系统。

收回利权有三样好处，一是体现了民族主义思维，从洋人那里收回国家权力，愤青们都拥护，袁世凯有一种成为民族英雄的感觉；二是扩张自己的权力，在收回的权力里安排自己的人；三是获得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如把盛宣怀控制的铁路弄过来，大大扩展了北洋的财源。

做完这些，袁世凯有权力了，有实力了，真成了个人物。他继续追赶时代潮流，招来杨度、章宗祥等人，鼓吹立宪，搞地方自治，和当年的老师、如今的立宪派领袖张謇搭上了关系，成为立宪派的领头人物，成了领袖。没有科举功名的他渐渐被一帮子读书人包围，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代言人。

当然，求实还要务点虚，求实是抓权，务虚是争名望。袁世凯在直隶大办学校，全国的新学校直隶占据大半，大有与张之洞争锋的势头，著名的南开中学、直隶女校都是这个时候兴办的。

这所有的事业合在一起，称为“北洋新政”，是从1901年袁世凯成为山东巡抚开始，到1909年他被轰回河南老家，花去近10年的时间所做出的成就。拿掉了袁世凯的北洋新政，晚清新政至少要失去七成的内容。继李鸿章之后，袁世凯是近代化最大的功臣。

不少袁世凯时代的东西，如今依然存在，比如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周学熙等人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梁士诒创办的交通银行，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天津河北区被重新命名的中山大道等等，比比皆是。

笔者曾经路过天津河北区，看到北洋造币总厂的旧址，“造币总厂”几个大字依然显眼，只是厂子已然不见，下面是几家卖服装的店铺，店铺门口一个修补鞋子的老人正慵懒地晒着太阳。

在晚清，最能追赶时代思想潮流的是梁启超，最能追赶政治潮流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打的旗号在晚清官场总是最新的。

西方学者看待问题，习惯从实证的角度看，总是带着现实的眼光。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从动机上看，总带有理想主义的味道。在西人看来，袁世凯的新政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的历史学家看来，袁世凯只是一个利用新政抓权力的政客。其实，袁世凯利用新政实现国家的富强是真的，利用新政扩展自己的权力也是真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大人物做事情，总不会只出于一个目的。

想进北洋幕府不容易

要做大事，先有旗号，后有权力，关键是要有人才，其次是财力。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运作里，人事往往比制度更有效。经常是先有人事，后形成惯例，惯例又形成制度。

袁世凯的人才储备主要在北洋幕府。

幕府是封疆大吏为处理地方政务和庶务而组建的智囊团，通常由师爷组成，清代很盛，晚清最兴盛。这也是朝廷威望下降、地方主义兴起的一个证明。

封疆大吏能提供的是三样东西：权力、金钱、名声。至于这三样东西，哪一样分量更重，一是看幕主本人的情况，比如若是曾国藩则权力和名声的分量更重，金钱的分量更轻，若是李鸿章则权力与金钱的更重，而名声更轻，若是张之洞，则名声的分量更重，其他的轻一些。二是看幕僚本身的所求，他想要什么，自然会根据所求去选择幕主。

北洋幕府自李鸿章时代起，一直很兴盛。李鸿章毕竟是翰林出身，思想又很开明，一直很得士绅的遵从。袁世凯重视人才，他的幕府很有点类似于李鸿章幕府。只不过袁世凯对权力更热爱，手段更灵活，道德观念更淡薄。

袁世凯靠办军务起家，没有进士功名。他帐下有进士功名的士绅很少，留学生与军人占绝大部分。袁世凯能提供的主要是权力和金钱，至于名声，就很一般了，与同时的张之洞比，大不相同。张的幕府名士如云。

袁世凯对人才的看法与做法很像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五个特点：一是新旧通吃，唯才是举。旧的像张一麟、阮忠枢，是传统的读书人，袁世凯从张之洞那里争到了张一麟，此人文案功夫极深，做北洋总文案多年，深得信任。阮中枢本是李鸿章的幕僚，袁世凯在投奔吴长庆的途中与他结识。阮是袁世凯结交李莲英和荣禄的桥梁，就算他不在北洋做官，袁世凯照样给他送幕金。新的比如詹天佑，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新式人才大量进入体制内任职就是在袁世凯当权时期。

二是多多益善。他在山东巡抚期间，保举的各类人才就有400人之多。袁任职直隶总督期间，更是大肆延揽人才，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2000人。人才之盛，超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

三是舍得下本钱，尽力延揽。赵秉钧、段芝贵出身贫贱，袁世凯一旦看中他们，花巨资帮他们捐官，一直捐到道台一级，然后借机保举他们补到实缺。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们一直做到了尚书巡抚的高位。

第四是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据张一麟回忆：袁世凯总能虚怀若谷，尊重人才，从不居高临下。袁双目炯炯有神，和人讲话，也总是嘘寒问暖，总能让他们满意而去。这样一来，各类人才乐意与袁世凯结交，乐于为他效命。

第五是不用庸才，喜用忠诚的人。他在自己的任职范围内裁汰庸官。他任用人才还有11种不用的标准，如狡诈、轻浮、嚣张、贪婪、虚矫、多疑少决、不知爱民、不顾廉耻、不知自爱，这些人袁世凯都是坚决不用的。他对待自己的亲戚也是这样，张镇方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有才，袁世凯大用之。不少来投奔的亲戚，袁世凯给他们发一些经费，但绝不用他们做事。

北洋的人才主要在军政财三方面：军事方面有北洋三杰之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另有张勋、姜桂题、曹锟、陆建章、萨镇冰、刘冠雄等人。政治方面则有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杨士骧、杨士琦、阮忠枢、张一麟、杨度、严修等人。财政方面有梁士诒、周学熙、孙多森、张镇方、王锡彤等人。如果细分，徐世昌负责朝廷中枢，唐绍仪主要是外交，赵秉钧则是管理警察和特务，杨度负责宪政研究和新政咨询，严修则是负责办学，梁士诒等人负责经济和财政，周学熙负责实业。

北洋的权力板块是全面铺开的。板块的核心是军事，其他方面是羽翼，一起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带有很强的军事性，政治性需要加强，而使两类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核心纽带就是袁世凯。一旦这个核心丧失，这个集团就会从内部分裂成若干小板块。它的政治宗旨依靠袁世凯来确定，而这个宗旨确定的依据是利益，而不是其他东西。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高呼共和，只要不符合，他们也可以拥护复辟。

有了这些人才，袁世凯才得以掌控军队，才得以在朝廷立足，收回利权，管理铁路，搞外交，兴实业，办学校，呼风唤雨，一帆风顺。这些人才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根本，也是后来能够接手建立民国的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袁世凯根本不可能接管一个国家。

这是北洋派强过革命派的根本。革命派人才不够，就算放手让孙中山去接管民国，革命派也没有那个能力，他们内部治国的人才太少。直到后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为人才的事发愁，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基本沿用了北洋时期的官员。

天津卫来了警察兵

北洋新政的重点是建设直隶，建立巡警制度是一大亮点。

赵秉钧是落实这一大事的人。

赵秉钧，河南人，曾在左宗棠的西北大军中供职，精于马术，以擅长缉捕闻名官场，后回直隶处理地方治安工作。他自幼家贫，没名没姓没生日，自命为百家姓之第一姓——赵，自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即为赵秉钧，自定生日为正月初一。

赵秉钧为人聪明强悍，细心阴沉，是枭雄类的人物。在直隶任职期间，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把业务搞得很精，对那一带地面很熟，三教九流，无人不识。他办理事务很干练，打探消息，抓捕盗贼，很有一套。

小站练兵时，袁世凯把他招揽到自己手下，作为智囊式的人物，一直留在身边，很倚重。

赵秉钧或许是知道袁世凯秘密最多的人。这样的人注定最亲近，也最危险。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天津租界20里之内，中国不得驻军。这自然关系天津的安全，也关乎国家的体面。因为20里之内，几乎是天津整个市区。这就意味着整个天津市区，中国官员的安全无法保障，治安也很是个问题。袁世凯负责接收天津，如果这事不办好，立足肯定不稳。

这一年，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赵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创办天津侦探队及天津警察学堂。

袁世凯又从自己的武卫右军中抽调出即将退伍的老兵3000人，进行短期的巡警工作的培训，再换上一身警察服装，这支军队摇身一变，成为了维护治安的警察。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就产生了。

地方上，每个县、每个镇、每个乡甚至于每个村落都有巡警，遵循的是官绅合办的模式，资金的落实主要靠地方。这些巡警的职责有维护地方治安，提供各类情报，解决百姓的各类问题，管理地方上的各类杂事。这一制度改变了传统地方行政权力不下县的局面，结束了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也给了下层士绅参与政权的机会，是地方政治近代化的重要起点，也是后来地方自治的重要凭借。

只是直隶地区的巡警制度过于依赖日本教官的指导，使得日本人在这一地区的巡警中有很深的影响力。这是后来平津地区汉奸比较多的一个远因。

1905年9月24日，也就是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两周之后，北京正阳门车站，受清廷委派准备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遭炸弹袭击。赵秉钧赶到现场，从一堆面目全非的血肉里拼出了革命党吴越的头像，动用他在京津地区三教九流的关系网络，很快就查出了吴越的真实身份。

这一事件是清廷设立巡警部的起因。为维持京城的治安，1906年，朝廷委派徐世昌做巡警部的尚书，右侍郎是赵秉钧，掌握实权。他大量购阅上海书局翻译的外国警察制度书籍，与袁世凯的日籍警察顾问三浦喜传一起，参照东西方国家现成的法律典范，拟定了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一起创立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巡警部的主干是原天津、保定巡警队的人，再从北洋六镇的新军中将一些即将退伍的老兵抽调出来，进行培训，而后编入巡警部为巡警头目，再从地方召集一部分下层士绅加入。不久，北京的街头就出现了大量的警察。

他们打着维护社会治安方便百姓的名义，查访刺客，打探消息，监视百姓，收集情报，其职责类同于明代的特务组织。

至少袁世凯、赵秉钧是这样看待警察的。

虽然名称变了，身上披着的衣服也换了，组织形式也近代化了，装备也用上了洋枪，但是特务的本质没换。这一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的职业，匆匆披上近代化的外衣，从容地走进近代中国，继续作为权力工具运转下去。

1908年前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原来的工部、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等归并在内。肃亲王善耆任尚书，实权依旧操纵在侍郎赵秉钧的手中。

一场国际经济诈骗案

弄好了直隶的事，袁世凯又把手伸向洋人，要求收回利权。在这方面，他主要依仗的是唐绍仪、梁士诒、周学熙等人。唐绍仪负责搞外交，梁士诒主要抓铁路，周学熙负责搞实业。

周学熙，前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因兴办实业大有成就，与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1902年8月，周学熙受命管理“天津银元局”。他在没有厂房、没有机器、没有工人的情况下，仅仅用70天时间，将厂房建起来，还生产出了150万枚铜元。物价顿时降下来，人心开始安定。至此周得到了袁世凯的特殊信任。

这一年，袁世凯奏请周学熙留任直隶候补道。第二年，周学熙被委任做直隶工艺总局总办。1905年，周学熙被袁世凯指派为天津官银号督办。1906年，袁世凯命周学熙负责办理收回开平产权的交涉。

开平煤矿是庚子年被英国人骗走的。当时，矿务局督办张翼被英国人当做义和团的奸细抓了起来。时任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救出了张翼。为保住开平煤矿，德璀琳提出了一个方案——让开平煤矿成为英资企业。这样，开平煤矿便可悬挂英国国旗，受到英军保护。

作为条件，张翼要签署一份授权书，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代理人，并授予全权，处理该公司的所有财产。一个多月以后，德璀琳利用张翼的授权将开平煤矿及其所有产业都一并转卖给了英国的墨林公司，并签署了合同。这份合同签订的实际日期是8月4日，而德璀琳故意填成了7月30日。这个细节暗示着这份合同从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从这件契约开始，一封封信函、契约、合同，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欺诈迷宫。任何试图走进这座迷宫的人，都会望而却步。

1906年，在一位德国友人的帮助下，周学熙收回了矿务局的附属企业唐山细绵土厂，将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这家公司是周氏财团的支柱产业。

1907年，周学熙说服袁世凯开办滦州煤矿，将开平煤矿四周富含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对其形成包围的态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滦州官矿有限公司”的牌子便挂了出来。占有官矿所享有的种种优惠政策的滦州煤矿，迅速开始了对开平煤矿的价格大战。

1908年的冬天，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之间的价格战成了一场豪赌。这场消耗战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对方拖垮。一年后，双方几乎两败俱伤，只好坐到谈判桌前。谈了半年，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可以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但中国须付给英商178万英镑作为赎买费用。

清廷的言官们说，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花钱购回实在有失体统。周学熙的赎买之法在他们口中成了一项严重的罪行。先前支持他的袁世凯已经被罢官回家，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缺乏袁世凯的魄力。最后，周学熙只能痛失良机。

“五路财神”梁士诒

袁世凯是个挥金如土的人。

他的钱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军费及其幕僚下属的薪俸；二是慈禧太后以及宫里的人（比如大太监李莲英）；三是庆亲王以及朝廷各部的重要官员。另外比如投资实业，开办学校，都需要花钱，而且所需的款额巨大。

钱从哪里来呢？有人说，袁世凯的钱主要靠贪污得来的。如此巨大的款额要靠贪污得来，恐怕不现实，尽管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办到。当然，靠正当收入——俸禄，那更是天方夜谭。

节流是不可能的，只能开源。袁世凯把目光转向大财主盛宣怀。盛宣怀的产业都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之内。因为这层关系，此前，盛宣怀就曾大肆巴结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容许他继续控制这些产业。

可是这块肉太肥，袁世凯经受不住诱惑，他太需要钱了。不是他非要和盛宣怀过不去，而是盛宣怀太有钱，袁世凯又太需要钱。这样的逻辑听起来有些混账。但在那个时代就很合理，至少对于袁世凯来说，再合理不过，因为他手上有权力。他是盛宣怀名义上的顶头上司。

两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完全相反。

袁世凯是拿金钱为权力架桥铺路。在他眼中，只有权力才是最重要最信得过的东西。有了权力，其他的一切都会拥有。

盛宣怀则是拿权力为金钱铺路。在他看来，这世上只有金钱才是最靠得住的东西。因此，他披着官员的外衣来经商，借机捞钱自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财主。

当时帝国最能生财的产业就是铁路、邮政、航运、银行等新事业。

盛宣怀借创办电报局确立名声，借轮船招商局获得第一桶金，借修铁路之机大吃回扣发横财。

袁世凯借着直隶总督的名义，先是夺了盛宣怀的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接着借唐绍仪来插手铁路的事。唐的得力助手是梁士诒。

梁士诒，广东人，1894年考中进士，和他同科的有张謇、熊希龄、江春霖、叶恭绰等人。不久，春风得意的梁士诒就倒霉了。原因是有人向太后打小报告，说他的名字有梁头康尾的意思，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字祖诒的“诒”。慈禧太后知道后很厌恶，梁士诒的仕途就这样完蛋了。

真是好没道理，自己的名字还能为自己惹祸，年轻气盛的梁士诒愤而离职，准备回家乡教书。唐绍仪将他引荐给袁世凯，让他在北洋幕府任文案。清廷给了他一个冷屁股，袁世凯给了他热乎乎的银子和温暖的面子，他自然感恩戴德了。

唐绍仪和英国人谈判西藏问题，梁士诒是助手。后来，唐绍仪任邮传部尚书，兼管铁路，要夺盛宣怀的产业，主要做事的人还是梁士诒。这是他从外交转向交通界的开始。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唐绍仪、梁士诒等人很快将盛宣怀挤出了铁路界。

修铁路需要向洋人借款，借款有一些附加条件：比如借款一般支付九折现款，工程材料要向借款国购买，总工程师要借款国外籍人士充任，有用人行政之权，路修成后的收益还要提成百分之二十等等，相当苛刻。此前，盛宣怀让利给洋人甚多，自己从中获取暴利。

梁士诒被任命为京汉、沪宁、正太、卞洛、道清五路提调，因此得了个“五路财神”的称号。袁世凯的经费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上任后，梁士诒对内清查账目，整理积弊；对外收回利权，更改合同，他招来一帮亲信一起干，一旦控制局面，马上把大部分洋顾问轰走，表明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

这期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袁世凯大胆起用詹天佑，出任工程难度极大的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这是首次用中国工程师主导一条中国铁路的修建。京张路由丰台起，经北京西直门，沿大道至张家口，中途经关沟、老龙背等处，坡度极陡，还要绕避大量坟墓及房屋，困难极多。

铁路自1905年开工，1909年全线通车，历时4年。整个施工全部用中国工人。在最艰难处，为避免开凿6000余尺的山洞，詹天佑创造性地运用了“之”字形的施工方案。这一成就让詹天佑名扬海内外。

梁士诒的紧密配合和充足的后勤供应是京张铁路成功的重要支撑。

当官是个技术活

梁士诒很会做官。五路提调处后来改为铁路总局，管理的路线也有五路增加到十路，梁士诒作为铁路管理中央化的执行人，顺理成章地成为铁路总局局长，掌握铁路大政4年之久。他是这项政策的受益人。

由于铁路修建需要向洋人借巨款，以往都是在洋人的银行办理相关业务，很有不便之处。梁士诒奏请朝廷，开办了交通银行，分洋人利，独立自主地为铁路修建筹款。银行本身也可生利，可以使权力不断上升的邮传部具备财政影响力，与度支部的大清银行形成竞争。交通银行和大清银行（后改为“中国银行”）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两大银行体系。梁士诒长期担任交通银行的总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牢牢掌控着这个银行。

梁士诒控制铁路和袁世凯控制北洋军在思路上是一致的。每条铁路都由一个亲信掌管，每个关键的地方都由自己人把握，这样整个铁路总局全部在梁士诒的控制之下，旁人无法进入。这个小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共同进退，渐渐地控制了邮传部，包括铁路、航运、邮政、通信和交通银行等事业，形成了一个控制经济命脉的利益集团，被人称为交通系，创始人是唐绍仪，前期首领是梁士诒。

上面要撤换梁士诒是简单的，但是把铁路局的全部重要员工撤换是不可能的。换了梁士诒，他的亲信们是不干的，会集体辞职，这意味着整个铁路、交通银行等系统会瘫痪。因为这个缘故，梁士诒的位子非常稳固。邮传部尚书换了一个又一个，铁路总局总是依靠他来支撑局面。

梁士诒与他的团队肯定不是廉洁的。他们通过重复支薪和任用私人的方式贪污，收受回扣，私吞部分铁路运营收入，监守自盗，这些都确实存在。但几乎没有人被查出定罪，他们很会玩弄技巧，做账更是一绝，搞得天衣无缝，让人不得不服。富有戏剧性的是，检验他的做账水准的是他的老冤家盛宣怀。辛亥年，在皇族内阁的支持下，盛宣怀掌控了邮传部，不用想就把梁士诒赶出了邮传部。但是，清查账目的时候，盛挖空心思也没有办法找到梁士诒的漏洞。

梁士诒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会办事，有手腕，还在于他的亲信都很能干而又忠诚，比如叶恭绰、关赓麟、关冕钧、赵庆华等人。这些人与梁士诒有着相同的教育、社会、政治背景，都很有文化，会做事，是非常优秀的技术官僚。

当然，最关键是背后有袁世凯的支持，先后担任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陈壁、徐世昌都是袁世凯一派的人物，对梁士诒多有照顾。饮水思源，梁士诒知恩图报，一直全力支持袁世凯。他的交通系与北洋军共同构成了北洋军政集团的财政军事两大支柱。袁世凯做民国总统，财政支持主要靠梁士诒的铁路收入与交通银行的利润。当时，袁对梁的依赖，远远超过周学熙和杨士琦。袁世凯称帝，梁士诒也是铁杆的吹鼓手。

第十章　袁世凯抓枪杆子

近代陆军之父

在20世纪前50年里，中国近代化最大的成就就是军备。

从曾国藩开始，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军备的近代化一直是头等大事。尽管没有弄出什么名堂，但北洋舰队的成就也是震动一时的。庚子国变，八国拼凑的1万多人将京畿地区近20万中国武装打得血流成河，如入无人之境，实在是中国军备的奇耻大辱。袁世凯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发奋练兵的。无论关于袁世凯的界定有多少争议，“近代陆军之父”这顶帽子还是应该戴到他头上的。

从袁世凯的北洋军开始，当年的北洋六镇有8万人左右，这是起点。经过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抗日战争，直到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岛，当时国民党尚有200万军队，内地中共政权有400多万，加起来600万之多，还不包括一些非正规武装，还有战死的近200万国民党军队。概括地说，1906年到1949年，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正规陆军的数量增加了100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大有增强，中国远征军是可以打败日本军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可以与世界上最精锐的美军匹敌。相比之下，中国其他方面如经济文化等等远远没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和成就。、

这里说的基本是陆军。海军自甲午之败，从此一蹶不振，总是上不了台面。甲午之战，于中国军备最大的损失不在北洋舰队之覆灭，而在积20多年之功的海军经营元气大伤。以中国之财力，要购买军舰不是难事，一两年之内便可有些规模，但海军将领之培养，没有20年之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空军基本没有形成规模，空军之发展一靠财力，二要有飞机生产之技术，三要有飞行指挥人才。当时实在无法具备条件，这一兵种基本依靠外援。而陆军是军队的基本构成，民国时期，战争从未间断，实战经验无比丰富，不强大实在是没有道理。

当然，那个时代，中国的外部环境太险恶，中国人太需要安全感，太需要民族独立，太需要尊严。中国把大部分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注意力都投入到这个领域，这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这一切，袁世凯是个起点，把中国陆军真正带入近代化的起点。

袁世凯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主导编练了中国最早最精锐的正规陆军——北洋六镇。这是当时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倚仗，也是袁世凯最大的资本。

二是制定了近代陆军的各类章程制度，从体制上保障了新编陆军在全国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编练的指导方法。当时，学制章程的制定主要靠张之洞，军事章程的制定主要靠袁世凯。袁世凯通过控制练兵处，将这套制度向全国推广。

这些章程里有军队的专业分工制度，有负责医治伤兵和病马的，有专门管理军械的，有专门负责参谋的，有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的，有专门负责军事设施修建的，有专门管理通讯设备的，有炮兵、步兵、骑兵、工兵、通讯兵等等，这样严格的分类，使军队职责分明，能形成战斗力。

袁世凯还制定了士兵的复员转业制度。士兵在军队三年，退伍为续备兵，续备兵又三年，退为后备兵，又四年。这是近代征兵制度的开始。另外，退伍士兵还可以被安排进入巡警部成为警察。这种福利制度是前所未有的。这让士兵充满了自豪感，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军队的坏印象。

三是开办各类各级军事学堂，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全国新军有近六成的军官出自袁世凯开办的军校。1896年，袁世凯派段祺瑞在保定开办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加强军官尤其是中下层的培养和控制。1903年，袁世凯向朝廷建议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分区设立陆军中学堂，顺次设立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形成了完整的四级军事教育体制。长江以北几乎所有的中层及中层以上军官都在袁世凯的学堂里接受过训练。毕业后，这些军官到各地军中任职，将学到的观念方法带到军队里。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袁世凯将北洋势力扩张到东三省、河南、陕西、江苏、安徽等地。

先编练军队，后创设制度，兵强马壮，人才济济，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陆军的格局。这是袁世凯的北洋新政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袁世凯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只是袁世凯本着强国护国的名义所编练的军队，几乎没有对外作战的经历，绝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内战中。近代中国军队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臭传统几乎就是北洋军奠定的。

小站新军

小站是袁世凯练兵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人生事业的起点。

1895年12月中旬，袁世凯被任命为新建陆军的训练监督。

为了得到这项任命，他很费了一番周折。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狼狈逃回国内“养病”。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此时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袁世凯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必须另外想办法。

甲午之败，朝廷急需练兵。想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很多。比如德国军事顾问汉娜根，还有盛宣怀，都主动请缨来练兵。

清廷不会让洋人掌控军权，汉娜根的建议没人理睬。盛宣怀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让他练兵，肯定不靠谱。

袁世凯在朝鲜练过兵，他也知道控制一支军队的重要性，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推荐他。

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但能抓住机会，还能创造机会。

他找来古今中外的兵书，摘出精要，仔细研读，而后重点编译外国的军事著作，这些工作是在袁世凯的指导下由他的幕僚完成的。弄好之后，刻印出来，四处发送，重点投递到一些重臣手中。朝廷大员很少接触国外的军事著作，读到袁世凯送来的这些军事专著，感到切中时弊，头头是道，很有军事智慧，立即认定袁世凯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通过这种方式，他争取了舆论上的支持，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接着，他动用人脉，找到正当红的帝师李鸿藻。李是袁世凯叔父袁保恒的座师，袁世凯称其为“太老师”。为了与李鸿章撇清关系，袁世凯还拜见了翁同龢，自告奋勇地帮翁劝李鸿章归隐。当然，最关键的是袁与荣禄扯上了关系，得到了这位权臣的青睐。

就这样，袁世凯开始接管一支军队。这一年，他36岁。

小站有10营军队，包括步兵3000名、炮兵1000名、骑兵250名、工兵500名。有外国教官2名，装备未达标准。袁世凯向军机处建议：将军队扩充到7000人，外籍教官增加至5人，薪酬标准由袁世凯来定，并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分发。每月总薪酬多达7万多两白银，加上其他费用，都由户部拨给。

新军基本采用德国的军制，教练也是德国人居多，装备基本是德式。在新军中，德国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连军官们的胡须都流行搞成德式的八嘴胡——胡须两边尖端翘起来。看看那时候的新军将领标准照，从袁世凯开始，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占元、陈光远等等，甚至包括黎元洪，都是这样。

这支军队的领导层主要是淮军旧部和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姜桂题，是淮军旧部，更远地说，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的旧部。张勋，淮军旧部。严格地说，袁世凯也有淮军背景。有人说，这支军队是淮军余绪，是有道理的。营务处，相当于参谋处，参谋长是袁世凯的铁杆徐世昌。

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向袁世凯推荐了四个得意门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梁华殿（后来在一次夜间演习中淹死）。荫昌曾出使并留学德国。他与“北洋三杰”的师生关系或许是后来让荫昌率领北洋军平叛的原因。

袁世凯招兵的条件是必须能手举100多斤的重物，农民，不得吸食鸦片。这样的人身体素质好，老实可靠，便于管理。

小站新军的薪酬是当时所有军队里最高的：统带（相当于营长）月薪白银一百两，外加公费银三百两；头目（相当于班长）月薪白银五两五钱；正兵（相当于兵士），月薪白银四两五钱。光绪中叶，白米的价格是每石白银一两五钱左右。这就是说，每个士兵的月薪可购买白米三石。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对比宋庆的毅军，大致是后者的两倍；对比张勋原来的巡防营，是后者的三倍。即便如此，巡防营也很少能够做到足额足饷。据说，布贩子曹锟就是因为当兵比贩布挣钱更多才来从军的。

当然，无论规定多么好，不落实都是空话。袁世凯在这方面是说到做到的。每次发放薪酬袁世凯都会亲自监督，保证薪酬按时按数额发放到每个士兵的手上。袁在这支军队中基本杜绝了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克扣军饷的情况。

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在1898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参观了小站新军，后来他在《保华全书》的卷三《论中国水路兵备》一章中证实了袁世凯对军饷发放的严格管理。他还有这样的描述：

当各队操演之时，各兵类皆年力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演两军攻击之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

袁世凯编了一首歌

出身武将家庭，长于乱世，对于武力有多重要，袁世凯比常人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要想在帝国官场立足，必须掌控一支军队。

可是，想要掌控一支军队，拿什么作为凭借呢？从何处着手呢？

有人说，袁世凯编了一支歌让士兵们唱，内容就是穿袁大人的衣，吃袁大人的饭，要效忠袁大人等等。这样士兵们就死心塌地效忠他了。

若是如此简单，恐怕人人都能做到了。这恐怕是极为幼稚的说法。

袁世凯确实对士兵进行了政治灌输，编了歌曲让士兵们传唱，那是承继了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候的做法，并仿照了德国歌曲的曲调，由徐世昌动笔写词创作的歌曲。歌曲主要劝导士兵们要爱国忠君，遵守军纪，爱护百姓。

但仅仅凭借一支军歌是绝对无法收服人心的，更何况是7000多颗人心呢？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分两步走，第一步：牢牢掌控小站时期的7000人。要做到这一点，袁世凯花了不少心思，比如编唱军歌，比如无论刮风下雨，袁世凯都会亲临训练现场，借机拉近与军队的距离。袁世凯身体矮壮，饭量大，精力旺盛。据说，他由于血气过热，人到中年就有些白发。

关键的环节有三：一是足额发放军饷，坚决禁止克扣军饷的行为，赢得广大将士的军心。二是优待将领，赏罚分明，尽最大可能灌输忠诚思想，就是要所有将士听话，尤其是听袁世凯的话。有一次袁世凯与张之洞谈练兵经验，袁世凯说，我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听话的就给钱给官，不听话的就吃刀。当然，仅仅听话还不够，还得有能力。第三点就是在军中开办各种随军学堂，步兵学堂、炮兵学堂、骑兵学堂、西医学堂、电报学堂等等，为士兵提供学习升迁的机会。后来北洋军的很多将领都是这样产生的，比如曹锟、张怀芝、陈光远、陈纯、陆建章、吴佩孚等等，多达几百人，成为后来北洋军阀的主要成员。这些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由一个士兵或低级士官成为军中骄子，这一切都来源于袁世凯的栽培。他们能不对袁世凯死心塌地吗？至于唱唱感恩袁世凯的歌，挂一挂袁世凯的画像，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第二步，采用细胞分裂法，将小站时期的7000人作为种子，进行扩编。袁扩军的时机是日俄战争。为维持京畿地区的安全，袁世凯建议朝廷扩军。

对于扩军过程，刘凤翰先生有深入的研究。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改编山东勇营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后又接收自强军2500多人，将军队扩充至13000人左右。这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前的情况。

1901年，袁世凯奉命开始编练北洋新军第一镇，两年后编练成功。从直隶、山东招募兵员，干部从武卫右军中优选，装备基本为德式——奥制曼利夏步（马）枪，有五七、七五山炮和路炮，马克辛机关枪等等。此镇为最早编成的镇，经过多次剿匪实战以及军事演习，在北洋军中，战力最强，为王牌军，被作为全国所有新军之楷模。

第一镇编成后不久，正值日俄大战，朝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扩军备战，将第一镇的干部与士兵选拔提升，一分为三，编练成新编陆军第二、第三、第四三镇，这三镇都装备整齐，战力很强。控制着三镇的高级干部大部分来自武卫右军，少部分是后来编练过程中培养的。

由于北洋新军第一镇的成绩很好，朝廷让袁世凯编练京旗常备军，兵员来自满洲、蒙古、汉军各营，干部由武卫右军和先锋队选拔充任，训练也很严格，装备主要从日本购入，兵员满额，只是有部分旗人进入，战力受到影响。但相比于其他各省的部队，还是属于精锐。这支部队后改为新编陆军第一镇，基本由袁世凯控制，属于北洋系主力。

原武卫右军和自强军改编为陆军第六镇，兵员不够的，将第三镇各标第二营补入，四个月时间就编成了。这是袁世凯编练新军最早的班底，也最早被革命党渗透。

从原武卫右军先锋队抽出12营，陆军第四镇抽出步队4营，炮马队各1营，兵员有山东青州、德州的营兵和农民，整编为陆军第五镇，干部基本与其他各镇相同。训练不弱，只是缺乏实战，相对其他五镇，此镇较弱，但依然是北洋系第一代的主力。

经过细胞分裂法，北洋六镇规模基本形成，大量的军官很快得到提升。比如陈光远、王占元等人，刚入伍时只是队官一级的下级军官，到辛亥前，都成了正二品一级的高级将领。这种方法，有点像一口塘里抓王八，无论大小，就是它了。这样做虽然稳妥，可是王八的质量就无法保证了。后来北洋军阀的糟糕状况，就此埋下伏笔。

六镇新军于1906年基本编练完成，时称“北洋六镇”，有总兵力近8万，无论是装备训练还是战斗力都首屈一指。袁世凯先收士卒之心，再聚军官之心，诱之以利，与之以财，加强官兵的荣誉感，让利益权势把他们紧紧融合为一体，把北洋军打造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上下一心，福祸与共。时人说袁世凯兵雄天下，一点都不为过。

在这两步走的战略里，第一步是基础是前提，走好了这一步，第二步才有可能。第二步是关键，细胞分裂法是其中最核心的思路。

能迅速编成六镇兵力，原因有二：一是日俄战争的刺激，使慈禧太后支持扩军；二是袁世凯控制了练兵处。

1903年，朝廷成立练兵处，主管亲王是庆王奕劻，袁世凯为协办大臣，铁良为会办大臣。由段祺瑞、冯国璋、刘永庆等亲信控制主要部门，奕劻基本被袁世凯金钱收买，铁良纵然对袁世凯有看法也没有实力与袁对抗。这短短的3年时间内，袁世凯得以统一利用全国资源，集中精力编练成了六镇新军。张之洞的新军之所以无法像袁世凯那样快速扩编，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忠臣”王士珍

晚清到了世纪之交，历史之舟猛然进入了风陵渡口，水流急，险滩多，撑船的掌舵的都倍感吃力。这时候，船上最强壮的一群和最明智的一群都要求掌舵撑船。最后，最强壮的一群获得了这个权力。在那个狂风巨浪的当口，人们只能相信强壮者。

袁世凯就是这群人里的头目。他依仗的帮手就是“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

这三人本是为主角袁世凯准备的。没曾想，在主角退场之后，他们也成了主角。那时候，众声喧哗，混乱不堪，尽管他们用尽全力演出，时不时也会有人鼓掌，但他们的底子终是配角的模样，最后定格在历史中的形象还只是个配角，甚至带点丑角的影子。

这三人中最先退场的是“北洋之龙”王士珍。他也是最先出场的一个。

1896年，袁世凯到小站不久，他向老朋友荫昌要求引荐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士珍。

王士珍话不多，但一谈起军事方面的内容，总能滔滔不绝头头是道。

那年年底，荣禄前来小站阅兵，王士珍的表现让他印象深刻。

袁世凯派他到山东勘查沿海各地地形，王士珍不到一个月就办妥了，成果非常细致完整，从此深得袁世凯的信任。袁世凯率军入山东，王士珍被任命为小站留守司令。

他的主要贡献是治军，是个很有能力的军人。他性格上谨慎圆滑，不喜欢拉帮结派，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培植私人势力方面远不及冯、段。

他对清廷很忠诚，对袁世凯很忠心，也不愿意得罪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在北洋军中，人缘最好的，应该就是他了。

袁世凯被罢职回家的时候，他多次要求辞职，以示对袁的忠诚。

辛亥年，王士珍已是从一品的江北提督。推翻清廷的活动，他没有参加。

他还是愿意做个忠臣。

在这历史的重大关头，北洋派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坐顺风车，掌握权力，而王士珍选择一个人悄悄离开。

对于别人来说，辛亥革命是个好机会；对于他来说，这场革命是场浩劫。

就这样，他从实力派人物中突然消失，成为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边缘人物，周旋于冯、段等实力派之间，显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性格。

“干女婿”段祺瑞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也是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

段祺瑞的性格耿介强悍，有虎性，有原则，清廉，是北洋派里少有的清官，其为人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之称。

他强悍的一面很像袁世凯，行事手段几乎都在模仿袁世凯，是“三杰”里最像袁的一个。

他还是袁世凯的干女婿，在“三杰”里与袁的关系最近。段有些怕考试，前两镇任命了考试成绩较好的王士珍和冯国璋，到第三镇任职考试的时候，袁世凯特意将题目泄露给段祺瑞，让他顺利通过考试，很快获得了第三镇统制的职位。因此他对袁有一种特别的感激。

段祺瑞出身安徽合肥，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这位显赫的老乡推荐他到德国留学的。

小站新军浓厚的淮军背景，加上段祺瑞善于结成团体的能力与性格，使他成为了一批军人的头目。袁世凯死后，他们形成了一派——“皖系”。

段祺瑞最早为袁世凯办军校，培养中下级军官。这无疑是他建立自己派系的最好时机。近代史上的众多军阀，最初都发迹于办军校或随军学堂，如冯玉祥、蒋介石等等。因为一支军队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得力军官。

在山东、河北剿匪，训练新军实战，段祺瑞是得力助手，干得很出色。

他做事认真精细。河间秋操，士兵们行军遇雨，不得已借宿在百姓家里。事后，在士兵经过之处，他亲自去百姓家中调查，询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因为会操条例中规定演习期间禁止士兵扰民，他对这些规章制度是严格遵守的。

他跟袁世凯跟得很紧。

袁世凯倒霉的时候，他紧握军权，时刻与袁保持联系，时不时也向清廷递交辞职书。一旦袁世凯出山，段立马跟上袁世凯的脚步，为他效劳。

段祺瑞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他对清廷没什么感情，在袁世凯最需要军队支持的时刻，他很识时务地站出来，为袁世凯摇旗呐喊。所以他在袁的政府里所分得的权力也最大。

其实，他所有的忠诚都是有所保留的，除了权力。是的，他对权力的欲望明显更大。

这意味着他注定要在袁世凯死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北洋之狗”冯国璋

“三杰”本是“龙、虎、豹”合称，最后却变成了“龙、虎、狗”。

由“豹”变成“狗”的就是冯国璋。

冯是直隶河北人，与王士珍称得上是老乡。直隶、山东招兵很多，曹锟、陆建章、陈光远、李纯等都是。这个北洋内部利益团体的核心本应该是王士珍，但最终是冯国璋。这个集团的构成不像皖系那样刻意，而是一种与皖系对抗形成的反弹。

因为冯国璋与段祺瑞一样，在北洋里大办军校，还给满人办军校，教学生，这样就有了拉帮结派的机会。

冯考上过秀才，在军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人，稀罕得像大熊猫。他也因此被特别看好。

袁世凯为笼络他，在冯国璋的夫人去世之后，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嫁给冯，并为这位夫人送上价值巨额的财宝作为嫁妆。

冯国璋被改外号，原因是他有狗性，忠诚，谁给吃的，为谁叫唤。

他鞍前马后为袁世凯效劳，剿匪平叛，训练军队，那自然是没得说。

袁世凯罢官的时候，他也跟着请辞；袁世凯的机会来了，他肯定不能放过，紧密与袁保持联系，遵循袁的策略，帮袁世凯夺权。

清廷对他也不薄，封他为男爵，他也不能忘恩，时时想着攻打武昌，甚至差点坏了袁世凯的大事。但当御林军不支持清帝逊位的时候，又是他出面说服御林军顺应潮流，为此他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御林军的军饷由他来解决。他对袁世凯的忠诚是经得起考验的。

他的性格有些拘谨，手段也不算强悍，在气焰上，比之于段祺瑞，还是要差一些，但名声似乎要好一些。

拉帮结派是北洋的老传统，下面的军官也是有样学样，争当小袁世凯。前期的“三杰”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但无论在格局还是手段上，都比他们的老大袁世凯差得很远。不过，无论是“三杰”还是张勋、曹锟等辈，以及后期的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身上都有袁世凯的影子。他们都明白，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最有说服力的是实力，更进一步说，是武力。

袁世凯造就了这些骄兵悍将，他们既让袁世凯获得权力，也让清廷覆灭，还直接导致了糟糕的军阀混战时代。

彰德秋操

1906年9月，清廷开始改革官制的会议。这是新政向纵深推进的标志，政治改革已经启动。满人亲贵想借此获得更多的特权，汉人重臣希望分得更多的实权，双方的算盘都打得很精，争斗也弄得刀刀见红。

极力鼓吹搞权力内阁的袁世凯渐渐落了下风。10月，清帝国就下达了在彰德举行秋操的命令——陆军部大臣铁良、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目的很明显——想支开袁世凯，又给他个显示实力的机会，还可以借机检验一下南北新军的战力。

秋操本是历代王朝当然也是大清军队例行的演习。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斗力最为强悍的兵种，三秋季节，草盛马肥，选择此时举行骑兵或骑步兵结合的军事操练，被称为秋操。

时值晚清，八旗兵早已被圈养成了一群除了玩耍什么都不会的废物，绿营兵也朽坏已久，湘淮军经历了甲午清日之战也已战力衰微。此时的秋操，新建陆军是顺理成章的主角。

彰德，地处中原腹地，在直隶与湖北之间，境内的安阳汤阴地形多为平原，且丘陵也不少，兼有高地、平原、河流等，既可以让骑兵、炮兵运动作战，也适合步兵操练攻坚、防守，是极理想的演习场所。

选择彰德府作为秋操地点，对于袁世凯来说，具有别样的意义。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由于兄长袁世敦阻扰，袁世凯只好把母亲安葬在彰德府安阳县。这是母亲的归葬之地，日后，也是他的归隐之处。他死后，安阳是他的葬身之所。

在此地举行秋操，袁世凯心中隐隐有一层衣锦还乡的得意。

为弄好这次秋操，袁世凯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这年十月初，一向平静的安阳县城变得热闹起来。官府派人紧张地修缮街道，沿街的店铺都必须重新粉刷一番，张灯结彩，如同欢度元宵。安阳城里几乎所有的木匠、泥瓦匠都被官府请了去。最忙的要算裁缝店、绣品店，没日没夜地赶制大清国的黄龙旗。

袁世凯从直隶调来400个警察，他们奉命分区巡逻，任务是维持城里的秩序。确实，那段时间，安阳城里街市整洁，秩序焕然一新。

为了给这次秋操造声势，袁世凯还邀请海内外的许多嘉宾来参观。

10月中旬，从南北两个方向开来的火车磨磨蹭蹭地停在了安阳站，从车上走下来大群的客人——有各省的观察员，比如从云南来的蔡锷，浓眉俊朗，英气勃勃（后领导云南护国运动，成为护国名将），从东北来的面目清瘦，书卷气很浓的蒋百里（后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学生中有蒋介石、白崇禧、吴佩孚、叶挺等）。

还有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其中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莫理循。这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人均有密切交往，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经历了晚清诸多风云变迁，后来成为袁世凯的大总统政治顾问。他的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记录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也有西装革履的东洋人，比如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和他的助手土肥原贤二，后者当时是陆军少佐，满脸堆笑，眉毛刻意地顺下来，眼光里尽是盘算。他会说地道的北京话，还能用河南方言与袁世凯交谈，后来成为侵华日军甲级战犯，1945年被远东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

这些人一下车就涌向客栈旅店，把这些地方挤得满满的，以至于后来的客人找不到住处，只好央求当地官府想想办法。

这次秋操是南北新军的对垒，北军主要是北洋军，南军是湖北新军。

前一年的河间秋操，北洋军的表现并不理想。袁世凯希望这回能够挣回颜面，让心腹大将段祺瑞挂帅，卯足了劲地训练军队。

据传闻，参加此次秋操的是北洋军精锐——第三镇。这支军队前身是段芝贵统率的天津巡警营，该镇编制、训练、给养、防地以及人事调动，都是由袁世凯亲自安排，特别是统制人选，必须是袁最中意的人。第三镇官兵都以“北洋正统主力”自居，外间都认为该镇是袁的看家本钱，是北洋军中的主力。

记录这一传闻的是与《大公报》张季鸾并称为中国报界“双杰”的陶菊隐先生。陶以一个亲历者的姿态对军阀史进行记录和研究，因此而知名海内外。然而，秋操进行的那一年，陶先生只有8岁。他听到的只是传闻而已。

真实情况是袁世凯从北洋军第五镇内抽调步队1协、马队1标（相当于现在团级编制）、工程队1营，从驻扎南苑的第六镇内抽调步队1协，从驻扎直隶的第四镇内抽调炮队1标，编成混成第五镇，任命张怀芝为统制官；从京旗第一镇内抽调步队1协、马炮队各2营、工程队1营，编成混成第一协，任命曹锟为统领官。

看起来北军的构成比较复杂，实际上是想搞强强组合，无论是从兵员的训练还是装备上看，北军多为进口枪炮，如克虏伯大炮、马克沁机关枪等，而南军基本上是“汉阳造”。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到丰乐镇的时候，他下令北洋军第五镇第六镇各抽一个协，分别由段祺瑞统制、王化东统领任指挥官，进行模拟对抗式演习，演习结束后进行讲评，总结成败得失。

那天晚上，北军参谋长张绍曾当着众将官的面询问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

张怀芝面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只好搪塞说：“我记不得了。”

张绍曾与张怀芝有点过节，这次他是故意要出张怀芝的洋相。

从前，张绍曾被任命做第五镇参谋长。张怀芝当众责问他第五镇有多少人、多少病号等等类似的问题，张绍曾答不上来，只好辞职。

告诉大伙这件事的人是张怀芝。

回忆这段轶事的是时任第五镇第一混成协步队队官的冯玉祥。当时他的名字被人写成了“冯御香”。这个清雅的名字与冯威猛高大的样貌很不搭调。

这场秋操给安阳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们根本不被允许参观秋操。

1906年，除夕，河南彰德（今安阳），处处弥漫着春节的喜气，家家门上贴年画，一如往年。只是原来画里的门神秦叔宝、尉迟敬德换成了一批新鲜人物——这些人穿的是京剧行头，士兵们拿着刀枪，将领们跨马佩刀披甲戴银，背上插着鲜艳的大旗，上面有一个大大的“袁”字。

这是河南民间艺人对传说中大清彰德秋操的描绘。人们亲切地称这种年画为“秋操图”。在这场近代化军事演习过去了多年之后，民间依然流传着“袁大头”带兵到安阳的趣闻轶事。这里的“袁大头”就是后来民国银元上的那个头像人物——袁世凯。

新军黑马黎元洪

彰德秋操，北军的对手是湖北新军。

湖北新军是除北洋系之外，最强的一支新军。

自袁世凯开始编练新军到辛亥年清帝逊位，全国共练成了新军24万人。袁世凯的北洋系总人数有14.5万人，占总人数的六成以上，据精锐新军的九成以上。在精锐新军里，非北洋系的只有湖北新军第八镇。

湖北新军之强有赖于两个人，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黎元洪。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派的领袖，著名的学者兼思想家，后期主张适度的维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其思想精髓。他的主要政绩有:创办了自强学堂（后为武汉大学），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后为南京大学）等；兴办汉冶萍实业公司，包括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大冶铁矿等；在南京，他主持练成了自强军（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北洋新军第六镇的主力），在武昌练成新军一镇一混成协。

在晚清的地方督抚中，他是绝对的实力派。

张之洞练兵，主要依仗黎元洪。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其父为淮军军官，14岁那年随父亲北上，寓居天津。

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成为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弟子。

1894年，时任广东水师“广甲”号二管轮的黎元洪参加了清日甲午海战。“广甲”号被日军击沉，黎元洪投海遇救，大难不死。后黎元洪辗转成为南京自强军的炮营教官，因办事干练通晓军事得到时任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黎元洪随之来到湖北参与编练新军，还前后三次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黎元洪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

张之洞私下里把这次军演视为南北新军编练成果的竞赛。论做官的资历，张之洞远比袁世凯深。可是论到练兵的能力，张似乎远不及袁，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但心里是明白的。

湖北新军刚成军不久，又是第一次参加演习，张之洞丝毫不敢怠慢，不仅下令提前准备，而且抽调的是除北洋六镇新军之外最精锐的第八镇，其装备除少量进口，多为“汉阳造”。当时，汉阳兵工厂是国内最大的军工企业，其产品性能优良，是国内最好的，也是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一路上，湖北新军边走边练，先是在湖北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演习。到达郑州后，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合兵一处再次演习，途经卫辉、淇县时也多次演习。

1906年10月21日，南北军的士兵正式乘火车进入秋操指定集结地点。

第二天清晨，秋操拉开序幕，先由北军总统官段祺瑞背诵演习总方略和特别方略。只听他声音洪亮，对章法非常熟练。

之后轮到南军总统官张彪背诵。张彪业务不行，由背后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背一句，两人唱双簧，窘得张彪的一张喜鹊脸扭曲成了苦瓜，红得像炸过的大虾。

据称张彪的夫人曾是张之洞的婢女（丫鬟），人们称他为“丫姑爷”。张彪为人忠诚老实，很得张之洞信任。

从台上下来后，张彪自知不能胜任总统官，便举荐了军校科班毕业的黎元洪代替自己指挥南军。

黎元洪就这样被人推着走上了秋操的舞台，走入了历史的现场。

这是黎元洪第一次在历史中显露出他那张老实而不失机警的脸。

1906年10月20日，彰德，湖北新军在协统黎元洪的率领下来到秋操的指定区域，与北军形成对垒之势。

原定5天的秋操，3天就草草结束了。

演习结果是：南北两军打了个平手。

论理，北洋军的实战经验远比湖北新军要多，武器装备也更好，都是德式，而湖北新军装备的基本是国产的汉阳造和小部分日式武器，按说，北军占据绝对优势，应该会胜出。

但结果出人意料，原因有三：一是演习的规则，不是真正的作战，犯规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仅有双方攻防演习，还有单兵素质的比试，这方面，南军优于北军。袁世凯几乎只招农民，而张之洞喜欢招读书人当兵。二是铁良希望与张之洞联盟来抗衡袁世凯，杀杀袁世凯的锐气。三是袁世凯本来也想避避风头，军队是好是坏，他心里很明白，争纸上的长短是没有意义的，改革官制正如火如荼，他备受攻击，不想多惹麻烦。

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黎元洪作为一匹军界黑马已崭露头角。

尽管他的对手段祺瑞根本瞧不上他。

历史为他们搭好了舞台，催他们上场——他们注定是对手。

第十一章　打倒袁世凯

铁良的如意算盘

从练兵处到陆军部，从会办新军到陆军部大臣，铁良见证了新建陆军的成长，也见证了袁世凯实力的膨胀。

作为一个满人、一个亲贵、一个有能力有志向的官员，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希望能抑制袁世凯的权力。

但是，对抗袁世凯就等于对抗袁庆同盟，对抗整个北洋派，他实在没有那个实力，弄不好把自己都会弄进去。

要做好这件事，把军权从袁世凯手中夺过来，由满人掌握，铁良必须准备两样东西。或者说，他必须获得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必须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也就是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有了这个支持，他的事才能有成功的可能。另一方面，他需要盟友。朝廷里没有多少人有与庆、袁对抗的胆量，更谈不上能力，那么他就必须请外援——留日士官生。

铁良曾经留学日本，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比起那些后来的中国留日士官生，铁良应该算学长前辈。他利用这项关系引荐人才。

良弼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个。

良弼是满人中年轻有为的俊才。良弼性格坚强，有大志，有手段，有胆识，敢想敢为，很快就成为铁良的坚强盟友。

接着，良弼又引荐了“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

这三位都是良弼的同学，在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

良弼也知道这些同学都与在日本的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还是大力引荐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很有能力，认为只要朝廷重用他们，给予高官厚禄，这些人很快就会放弃革命的念头，彻底归顺朝廷，而且一旦他们心向朝廷，马上就能成为对付袁世凯的利器。

这无疑是饮鸩止渴的方法。

这是革命派深入渗透新军的开始。

华北、东北甚至包括华南的一部分新军都属于北洋派。但是在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新军基本上掌握在有留日背景的士官生手中，大部分都倾向于革命。

武昌首义后，各地新军很快发动起义响应，都是这时候打下的基础。

这是铁良和良弼都不曾想到的，也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1905年，铁良南巡，名义是视察南方各省新军编练情况，并为中央新军编练筹措经费，其实是为慈禧太后敛财。

他这次南巡执行的是最高权力分派的任务，因此获得慈禧信任。

要想扳倒袁世凯，他需要权力，更需要最高权力的支持。

南巡之后，铁良在军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官也越来越大。

他在等待机会，等待夺取军权的机会。

受日俄战争影响，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朝廷一面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面改革官制。对改革官制呼喊最为有力的是袁世凯。

袁世凯一直是立宪急先锋。此前，袁世凯招募宪政专家杨度成立宪政研究所。曾在海外学习法律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也被延揽入北洋幕府。

他极力推动新官制改革，其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

也有人说，这是为了保命，一旦立宪，皇帝就不能轻易杀大臣。袁世凯在戊戌年曾背叛光绪帝，他十分害怕慈禧一旦死去，光绪重掌大权，他的末日就来临了。

机会，总是在各派势力争斗最凶猛的时候来临。

铁良希望通过这次改革来夺取军权。

袁世凯希望借此夺权。

此时的铁良在明暗两面都有帮手。

明里是瞿鸿禨等老臣，暗里是慈禧太后。

袁世凯自训练北洋六镇成军之后，势力膨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慈禧太后收到类似警告性质的奏折不计其数，她不能不动心。

结果袁世凯竹篮打水一场空，被调入中央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官是升了，但军权没了。

铁良趁机将六镇中的四镇兵权收归中央陆军部，而他就是陆军部尚书。别人栽树，铁良摘桃，他的算盘打得很精。

其实，铁良能赢，是因为背后有慈禧太后的帮忙，慈禧也不希望袁世凯的势力过分膨胀，并不是铁良的能力与手段高过袁世凯。

可惜的是，夺回的军权并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削弱。袁世凯平日里提拔运用的干部这时候表现出了对袁世凯的忠诚。袁世凯这次失去军权，恰恰给了他验证军官忠诚的机会，让他对控制军队有了新的认识。

执掌军权的满人军官又大大帮助了袁世凯。他们一旦执掌兵权，就开始克扣军饷，把军官职位明码标价，开始出售，搞得乌烟瘴气。这让广大官兵无不怀念袁世凯掌兵的时候，无人不念袁世凯的好。

只愿做一只看家的恶狗

瞿鸿禨与岑春煊本是两样的人。

为了共同的目标——打倒袁庆同盟，两人走到了一起。

瞿鸿禨是翰林出身，清贵无比，为人谨慎。岑春煊出身名门，父亲从前做过云贵总督，自己曾经是恶少，靠父亲的荫庇才走上仕途，性情鲁莽暴躁。共同点是两人都曾倾向康有为的新党。

瞿鸿禨受郭嵩焘影响，希望改革政治，有挽救国家的大志。岑春煊曾向光绪帝夸口，要锐意进取，参劾贪官污吏。他向慈禧献上自己的一颗忠心，发誓要为大清惩治贪官。他弹劾的贪官多达几百人，是晚清官场很出名的“官屠”总督。

两人都很想整顿吏治，反腐败。他们认为庆亲王奕劻、袁世凯是大清最大的贪官，是蛀虫。搞掉他们，大清吏治肯定能焕然一新。他们或许不知道，大清最大的贪官是慈禧太后，或许他们不愿意说，不愿意想。上梁不正下梁歪，慈禧带了头，奕劻、袁世凯能落后吗？再说了，以慈禧的精明，她难道看不出奕劻、袁世凯的贪婪，只是她不愿意管而已。瞿鸿禨、岑春煊没有看到这一层，他们以为老太后不知道，他们要自作聪明地帮她反腐。

在这样崇高理想的指引下，倒袁反腐同盟成立了，主导是瞿鸿禨，先锋是岑春煊，财政后援是盛宣怀，主要任务是提供经费。为达目标，瞿鸿禨在中央还援引了林绍年。

盛宣怀肯定不是清官，只是他恨袁世凯，恨得哀哭切齿。袁世凯把盛宣怀的差使一个个夺过来，铁路、电报局、招商局等等，弄得盛宣怀灰头土脸，自此断了财路。

更可恶的是，盛宣怀手下的前上海电报局总办朱宝奎，竟然想要盛宣怀把自己的一位宠妾送给他。盛宣怀当然不同意，两人因此闹翻。朱宝奎竟然带着很多盛宣怀吃回扣的证据，还有近百万两白银，投奔了奕劻。

盛宣怀因此事损失惨重，恨朱宝奎恨得咬牙切齿。奕劻与袁世凯穿着一条裤子，盛宣怀连带着将两人一起恨透了。

1907年底，岑春煊一到北京，就见到了太后，大肆攻击奕劻，说他贪渎，胡作非为，实在不能继续再做首辅军机大臣。通过这一番独对，岑春煊让慈禧太后把自己留在北京，声称只愿做一只为太后看家的恶犬。两人说着说着都哭了。太后感念他的忠诚，让他做邮传部尚书。

岑春煊到任的第一天就将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参劾了。按大清官场惯例，尚书和侍郎都是堂官，不能互相参劾。而且参劾侍郎一级的二品大员，没有充分证据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岑春煊仅凭一面之词，就将朱宝奎参倒了。太后发下上谕，将朱宝奎革职。

岑春煊等于是替盛宣怀出了一口恶气。

孙宝瑄在日记中惊恐地说：岑春煊是从天外飞来的活炸弹，其威力比革命党吴樾的炸弹大多了。孙是袁派人物，他的感受代表了大部分袁派人物对岑春煊的看法。他们都将成为这枚人肉炸弹的攻击目标。

被炸掉乌纱帽的朱宝奎到奕劻面前一哭诉，奕劻、袁世凯警觉起来，知道来者不善，必须想尽办法，将这枚来自上海的人肉炸弹拆掉。不然大伙儿都得挨炸，不但官位难保，弄不好脑袋也会搬家。

桃色贪腐大案

岑春煊一击得手之后，瞿鸿禨使出第二招——让御史赵启霖出马。

段芝贵买坤伶杨翠喜贿赂商部尚书、钦差大臣载振，得到黑龙江巡抚一职，这件荒唐事《申报》上刊载得很详细，弄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

杨翠喜是当时天津唱河北梆子的名角。河北梆子分新派老派，老派渐渐势微，新派却如火如荼，与北京的京剧分庭抗礼。杨翠喜是新派里面首屈一指的花旦。捧她的人里，有不少是当时的权贵与才子。

传说，津门才子李叔同还指点过杨翠喜唱戏。多年以后，李叔同还写了一首词《菩萨蛮·忆杨翠喜》：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柳，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沈。

她只是一个民间艺人，并未招谁惹谁，但身处乱世，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一场丑闻之中。

一个带着桃色新闻的贪腐大案，集合了美女、贪官、才子、贝勒、钦差大臣等种种元素，它的新闻价值可想而知。

这次大案的背景是东三省改制，设东三省总督，三省均设巡抚。袁世凯试图通过这次改制重新夺回之前被铁良等人夺走的军权。钦差大臣是好色出名的载振，最后的结果是：徐世昌做东三省总督，段芝贵、朱家宝、唐绍仪做巡抚，基本都是北洋系的人。而且，徐世昌以加强东三省的防务为名，调北洋军的两个协入东北，其实将已经失去的军权，部分收回北洋派手中。

这都是袁世凯的如意算盘。

没想到闹出这等事来。

现代新闻的影响真是非同一般。

赵启霖只需将报纸交给慈禧太后，然后写一篇义愤填膺的弹劾奏折，就足以挑起一场大案。

而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这场大案掀起的政治风波时称“丁未政潮”。

慈禧太后只花了很少一点时间，就什么都明白了，袁世凯、奕劻闹得实在太不像话，影响相当恶劣。她大发雷霆，很快派出专人来调查此事。看架势，慈禧这次是真的恼怒了，她下了整治的决心。

奕劻、袁世凯都恐慌起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芝贵慌忙将杨翠喜接回，让王益孙认她做使女，用这样的方式蒙骗奉旨查办此案的大学士孙家鼐和醇亲王载沣。毫无悬念，两个老实又无能的人白跑了一趟。

这两人回奏说赵启霖参劾不实，很快，赵启霖被发回原衙门行走。

出于平复舆论影响的考虑，载振被开去朝廷一切差使，段芝贵免去吉林巡抚一职，了结此案。

1907年，赵启霖离开京城这一天，由他的同僚御史恽毓鼎组织，大批的京官在龙树寺聚会，一起为他送行。

这是惯例，凡御史要上奏或者发起运动，总是在松筠庵集会。那里传说是明代著名御史杨继盛的旧宅。在那里御史们可以继承到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勇气与风骨，敢于与权贵干到底。事情不论成败，显示了风骨的御史离开的时候，都会在龙树寺送别。

这次是晚清御史们的最后一场狂欢。

赵启霖参奏奕劻父子的行为使他成为御史里的英雄。

御史的风骨到赵启霖这里恐怕就要结束了。

曾经参劾过奕劻的蒋式惺也在场。只不过蒋当初参劾是为了获取钱财，一顶御史的乌纱换来3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他也得意得很。

这种得意被恽毓鼎看在眼里。

御史们清苦的生活，在蒋式惺那里已经看不到了，在恽毓鼎那里也已结束。

他们来这里为赵启霖送行，恐怕是看了瞿鸿禨、岑春煊的面子。毕竟这两人一个是军机大臣，一个是邮传部尚书，在慈禧太后那里正当红。至于他们羡慕的其实还是蒋式惺这样的人。

恽毓鼎暗暗地步了他的后尘。恽毓鼎希望借参劾一举成名，最好是名利双收。只是他参劾的人不是奕劻，也不是袁世凯，更不是一向被御史们仇视的李莲英，而是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

在这次政治风波中，奕劻、袁世凯毫发无伤。这件事情很有些蹊跷。

瞿鸿禨被伏击

“丁未政潮”的结局让人很费解。

对于这样离奇的结果，时人有很多解释。有传言说是庆亲王奕劻和慈禧一番独对，独对之后，慈禧就在两派之间做出了选择。更有人猜测，庆亲王向慈禧奏对的内容是揭发瞿鸿禨和康有为等人有密切往来，还密谋为康党翻案。因此慈禧才下决断抛弃瞿鸿禨。

真实的情况是御史恽毓鼎受袁世凯的指使告了瞿鸿禨的黑状。那份秘密的奏折一般人看不到，慈禧看过后也没有下发，所以引来诸多的猜测。

在奏折里，恽毓鼎告诉慈禧，瞿鸿禨与报馆人员如汪康年等人有密切往来，还在张百熙的病床前说了这样的话：身后饰终（指死后给予尊荣）之典一人任之，必使应有尽有。怨归君父，恩则归己。意思是保证为张百熙争得所有荣誉，反正做臣子的应该把好处留给自己——自己做好人，让朝廷来做冤大头，说白了，就是瞿鸿禨请张百熙吃饭，让朝廷买单。这本是官场的潜规则，只能做，不能说，说出来也是私房话，绝对不能外传的。

作为同僚，瞿鸿禨可能出于感念张百熙热心办学，才这样说的。张于这一年二月十八日去世，奏折是七月份递上来的，能知道这件事的恐怕只有张的亲家袁世凯。不管瞿鸿禨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此时也是死无对证。但慈禧看到这些，肯定很不快，对瞿鸿禨平日清正廉明、老成持重的印象大打了折扣。

这份由袁世凯主使并提供资料，由御史恽毓鼎操刀的奏折才是“丁未政潮”中瞿鸿禨、岑春煊落败的真正原因。

瞿鸿禨万万想不到，背后放冷箭的，竟然是一位御史。

他更想不到，自己满腔热忱为朝廷除害，结果却是被罢官免职。

他永远无法明白，太后最关心的是她手中的权力，其他都是次要的事。

慈禧太后最恨的人是康梁。因为这两人不但想动她手中的权力，还挑拨皇帝与自己的关系。这两人是太后心中的一根刺，谁碰谁倒霉。传说中奕劻与慈禧的独对，恽毓鼎的奏折，针对的恐怕都是这一点，希望能拨动太后那根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

1903年，瞿鸿禨曾经劝慈禧太后宽容新党，为顺应新政，表示诚意。太后竟然同意了，除康梁外，其他一干人等一律恩赦，官复原职。后来，瞿鸿禨还经常劝太后索性连康梁也一体赦免了。就在倒庆倒袁的当口，他还向太后推荐了张謇、盛宣怀、郑孝胥等一干新党人士。

他的这些行为恰好给对手提供了口实。

瞿鸿禨与康梁关系密切的谣言显得面目不清，扑朔迷离。

其实从政治想法上看，瞿鸿禨就可以称为新党。就算是新党也无可厚非，只是和康梁混在一起麻烦就大了。

奕劻无能，还是个大贪官，袁世凯有野心，太后心里都明白，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两袖清风。但奕劻、袁世凯不会背叛自己——奕劻没有背叛的能力，袁世凯从前出卖过维新派，名声很臭，只能跟着慈禧一条道走到黑。

相比之下，瞿鸿禨就不同了。而且就算罢免一个瞿鸿禨也不会动摇国本。但是如果罢免了袁世凯，北洋新军就会有乱子。京畿一带还得靠北洋军来守卫。罢免了奕劻，满人亲贵里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瞿鸿禨推荐的载沣太年轻，比奕劻更差劲。好歹奕劻有不下20年的从政经验，载沣除了懦弱和偶尔的骄横之外，实在没什么长处。

在慈禧的心中，利害永远是第一位的，是非总是排在后面。

当参劾瞿鸿禨的奏折出现在慈禧面前时，一切就决定下来了。还没等查办的人回来复命，罢黜瞿鸿禨的上谕就下来了：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做事不谨慎。

那年秋天，瞿鸿禨离开京城，送行的人寥寥。

恽毓鼎用名节卖了近2万两银子，他的儿子也在北洋谋得一份好差事。只是，恽毓鼎染上了鸦片，这项特殊的嗜好很快把他弄来的银子消耗一空。

他是御史里堕落的代表，当年清流仅剩的风骨在他这里被卖得很贱。

一张要命的合影照

丁未年（1907年）农历六月的一天，慈禧太后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合影照，照片中有四个人：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慈禧非常生气，她恨康有为，恨透了。岑春煊怎么会跟康有为搞到一起，太令人气愤了！

七月初四，远在上海自称养病的岑春煊接到朝廷上谕，要他继续安心养病，两广就不用去了，有别人代劳。

这意味着这位权势熏天的总督被开缺了。

他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被暗算了。

这张要命的照片据说是革命党人陈少白做的，这是陈少白亲口承认的。也有人说是端方指使人做的，因为端方是袁世凯的亲家，是袁、庆同盟的重要成员，当时官居两江总督。端方后来就因为照相惹过祸。而且，恽毓鼎和袁世凯搭上关系也是端方牵的线。

其实，坊间流传的假照片事件，自始至终都只是传言，实际的证据很少。从现有的证据看，陈少白做假照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岑春煊在做两广总督时，得罪了不少人。广东巨富黎季裴、杨西岩等20人，联合起来悬赏10万两白银，要阻止岑春煊回任两广总督。谁要是揭了红榜，轰走岑春煊，那10万两银子自然就是他的。

当时革命党正需要经费，陈少白与广东商人的关系很密切，就揽下了这个活。

岑春煊与袁世凯闹得势不两立，这世人皆知。陈少白让自己的老乡蔡乃煌去和袁世凯接洽，很快得知太后深恶康梁。而康梁在海外专与革命党为难，陈少白深恨之。岑春煊与康梁走得很近，陈少白连带着也讨厌他。

他找来四个人的照片，合成一张，弄得像合影一样。然后由蔡乃煌转交袁世凯，袁世凯转交李莲英，李莲英转交太后。结果，岑春煊就收到了那份要他开缺的上谕。

李莲英原本和岑春煊是很要好的。但自从岑春煊得宠之后，便渐渐和李疏远了。原因无非是觉得和李关系太近，不合身份，有些耻辱，想要漂白。再说，慈禧已经如此信任自己，李莲英已不在他眼里。这事让李莲英像吃了苍蝇一样的腻味，虽然他没法说岑春煊太多坏话——因为李莲英深知慈禧是个念旧的人。在慈禧心里，岑春煊一直是她的恩人。但是，如果有顺水推舟的机会，李莲英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更何况还有庆王和袁世凯贡献的银子。

他只要把照片往慈禧太后那里一递。

岑春煊的命运就注定了。

其实，同时递到慈禧手中的，还有一份奏折，不用猜，一定是恽毓鼎上的折子。在这份奏折里，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成为岑春煊的首席幕僚，岑春煊在上海与康梁等人密谋，之所以不走，是想沆瀣一气，图谋不轨。

恽毓鼎把这些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容不得慈禧不信。

当时，岑春煊的两大幕僚张鸣岐和岑炽都先后离开了他。而岑春煊也确实将原维新党人麦孟华延请入幕中。梁启超在日本遥控指挥政闻社，政闻社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联络地方大员，目标是立宪并倒袁。作为梁启超的同窗老友，麦孟华是重要的联络员。

慈禧太后有自己的信息渠道，这些事情她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与恽毓鼎的奏折，还有一张传言中的假照片加在一起，岑春煊的恩遇也就用尽了，他的命运自然也就注定了。

丁未政潮落下帷幕——以瞿鸿禨、岑春煊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他们的失败不是他们不够忠诚，也不是他们不够老练，而是败在慈禧太后始终没有站在他们一边。

当然，慈禧也并不糊涂，她知道袁世凯的权力已经大得过分，手也伸得很长，闹得很不像话。不久，她将袁世凯调到朝廷中枢做外务部尚书，正一品，明着升他的官，暗中夺他的权。无论臣子们怎么斗，慈禧总是最后的赢家。

第十二章　反击保皇会

梁启超的两个敌人

庚子年（1900年）之后的孙中山，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革命的道路更艰难了，革命的力量更单薄了，革命的心态更孤独了。

庚子年之前，他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清廷。庚子年之后，他有两个敌人，清廷，还要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清廷宣布新政，公信力大增，对革命的冲击极大，很多原本支持革命的人士开始对清廷抱有幻想。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大肆办报攻击革命，与清廷内外呼应。

庚子年之前，革命派与维新派尚有合作的意向。庚子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从此势不两立。

1903年，日本东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注销宣告，从此不言革命，还要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先前他宣扬革命，说革命与保皇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借着共和的幌子来搞君主立宪。

这一宣告意味着梁启超彻底投入康有为的怀抱，从此与孙中山势同水火。这可以说是梁启超这一生最大的一次转变。这一年，他31岁。

这次转变前康有为借经济问题向梁施压。一直以来，梁启超的经济来源都由康有为来供给。以梁启超的才华，康有为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万不得已之时，康有为借经济上的优势来逼迫梁启超就范。

当然，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轻易不会与康有为反目。

那时候，梁启超与孙中山关系恶化，有走投无路之感，回到康有为的阵营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转变的关键原因还是在思想上，梁启超阅读了德国学者波伦哈克的《国家论》等著作，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现状。他认为，一旦发生暴力革命，中国会大乱，外敌会入侵，到时中国会有灭国之祸。因此，中国只有实行和平的立宪运动，采用温和的手段，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1904年是梁启超最困惑的一年。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整日忧心忡忡，没精打采。那年冬天，梁启超、杨度、熊希龄合照了一张相。梁把相片寄给密友黄遵宪。黄看着照片，很有些为梁启超担心，说梁在杨度、熊希龄之间，忧形于色，神采远远不及。这一年，梁启超刚好30出头，正是黄金岁月。

梁启超是个多变的人，思想活跃，与康有为大不同。康如磐石，一旦有主张，一生坚守，不惜堕入顽固之境。梁启超如流水，激荡起伏，总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饱受时人讥讽。

他是那个时代感知思想春江里水温冷暖的鸭子，很在乎时局变化之需，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他的文字实在是一江饱满灵动的春水，里面漂浮着那个剧变时代的印记。

那段时间，对他帮助最大的朋友是黄遵宪。黄是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也是一位大诗人，倡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心”，在晚清诗坛有“诗界哥伦布”之称，有大作《人境庐诗草》传世。

黄比梁启超大20多岁，两人是忘年交。他希望梁启超能做中国的马志尼。

1905年，黄遵宪去世。死前，梁启超给他写有一信，信中说：

若论及我党方针，将来大局，渠（指康有为）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尺、曰避首击尾、曰远交近攻。

这封信归结到一句话：动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来实现中国的君主立宪。

政闻社遭遇革命党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改组为保皇会，领袖是康有为。庚子后，维新派改组为立宪派，旗手是梁启超。

保皇与立宪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保皇是保光绪帝，他们相信光绪是千古圣君，只要他掌权，肯定支持立宪。光绪帝掌权是立宪的前提，因此保皇是为立宪，立宪必须保皇，两者相辅相成，只不过对外宣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作为立宪运动旗手，梁启超的活动自1906年开始到辛亥年结束，一共6年。分两个阶段：从1906年到1908年政闻社被取缔为第一阶段，为政闻社有组织活动时期；从1908年到辛亥年为第二阶段，此为无组织活动时期。相比之下，后一时期成果更多，活动策略更灵活机动。

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第二天，有上谕宣布即将厘定官制。

自此，梁启超决定组党来推动立宪运动。

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锦辉馆正式成立。

主要成员有马良、徐佛苏、麦孟华、蒋智由、张嘉森等人，另有留日学界300多人。社长一席虚位以待，据说是为康有为空着的，其实梁启超此举也未尝不是为自己空着的。

政闻社有四个宗旨：一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是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是确立地方自治，改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其实际活动有两个：一是请求清政府早开国会，二是推动地方自治运动。

这场精心准备的成立大会，被素有无政府主义（时称虚无党）主张的同盟会会员张继等人知晓了。

张继，河北沧县人，有燕赵慷慨悲凉之气，重义气，很得同志敬重。张与孙中山结识很早，号称北方革命人物第一人。张日语很好，酒酣之际，常用日语高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声振屋瓦。

只见那张继等几十人手持枣木大棍，昂然走进会场，高呼日本话“马鹿（混蛋的意思）”，而后逢人便打，势不可挡。政闻社的一帮绅士，如同秀才遇见兵，有理没法说，只能抱头落荒而逃。尽管梁启超等人聘请了一些日本力士保护，但还是压不住阵脚。

同盟会的棍棒革命用在这帮秀才身上，颇有实效。据说后来只要政闻社有活动，同盟会必然有人捣乱，弄得政闻社士气低落，在留学生中弄不成大气候。

演讲高手孙中山

1901年，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发现兴中会会员八成以上都成了保皇党，连他的哥哥也名列其中，非常气愤，从此与梁启超彻底决裂。

和张继不同的是，孙中山反击的方式是笔杆子、枪杆子双管齐下，一方面大肆办报发表演说，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武装起义。

说到办报，康梁的笔杆子远胜过孙中山。此前，孙中山没太关注办报的事，他的目光一直是盯着枪杆子。等到保皇会依仗着舞文弄墨的本事夺去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这才引起了孙中山的警觉。

早期革命党办报最为得力的人是陈少白。檀香山时期，孙中山自己操刀，赤膊上阵，与梁启超辩论。从此揭开两派论争的大幕。

从日本的东京、横滨、长崎等地经台湾、香港到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到旧金山、加拿大、巴黎、布鲁塞尔等地，凡是华人华侨多的地方，孙中山都号召办报，攻击保皇会。香港的《中国日报》，主笔政的先是陈少白，后是冯自由；旧金山在致公堂的帮助下，《大同日报》由革命派执掌，刘成禺主笔政；同盟会成立后，东京的《民报》火力最猛；南洋的《中兴日报》是后期革命派主要的宣传阵地，主笔政的是胡汉民、汪精卫等人。

革命党的报纸有两大任务，一是攻击保皇会和清廷，二是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在近代政治活动中，报纸无疑是一柄利器。

但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没有获得士绅与青年留学生的太多支持。他的笔杆子队伍很单薄，远不足以与保皇会饱读诗书、牙尖嘴利的读书人抗衡。这一时期，他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演说。

要动员民众，先要把自己的想法主张推销出去，就是搞宣传工作。

宣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办报，一是演讲。

办报看起来影响大，其实不然，能看报的大多是读书识字的人，有四类：一是官员，一是商人，一是闲散之人，一为平常读书人。若论读报的目的，要么是猎奇，要么是消遣，官员商人大都利欲熏心，都不会对社会有什么作用。消息思想传播不快也不远，那些有革命热情的底层人物并不能读到。

演说就不同了，贩夫走卒，只要是能听懂人话的，经演说者这么深入浅出的一说，自然都能明白清楚，其宣传的效果远远好过报纸，所以应该练习并提倡演说，若要革命，若要做革命者，先要做演说的高手。

孙中山是演讲的高手。为了打动听众，孙中山费尽心力，努力练习演讲，先在镜子前讲几遍，烂熟于心之后，再看自己的仪表是否严肃庄重。反复如此，只有完全熟练且显出真诚的样貌，自己也满意了，然后才出去面对大众演说。每次务必要把听众的爱国心责任感完全激发出来。

据林白克在《孙逸仙的传记》中描述：

中山是个静默的人，有时候他会避开了众人，一声不响地默坐屋隅。有一次中山演讲，环聚而听者无数，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在一个大厅里面，声音恐怕很不容易传达到四处罢，中山说了几句开场话之后，向前面走几步，听众掌声雷动。他静默多时，再前进一步，掌声又起，夹杂着一片欢呼声。他等了一等，将手举起，听众肃然，寂静无声，中山仍举手静默，屹立不动，乃开始演说。他演说时差不多换了一个样子，骤然响朗的声音，中人如有电力。他的话句句是真实的，个个字是迅疾、准确、锋利，像一支机关枪，只听得，嗒嗒嗒的声音，高下疾徐，如合音节，演词平稳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旧静立在讲厅回声的中间，而他的话已深入听众脑筋里了，欢呼和鼓掌声又起，但是中山如立在海岸上，看海里的波浪。

1903年秋天，夏威夷，孙中山作为演说家初次登场。只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庄重镇定，真诚感人，完全是一幅西洋文明绅士的模样。

尽管如此，革命党的筹款还是倍感艰难。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孙中山依旧高举革命的大旗，苦苦支撑，直到1905年，形势终于好转。

《苏报》案

正当孙中山对康梁的笔杆子没招的时候，国内的一个大笔杆子开始炮轰康有为。这员从斜刺里杀出的大将就是章太炎。

他在上海的《苏报》上发表大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学理充沛，文字古雅，激情澎湃，是当时对保皇派最为有力的批评，也是革命最强有力的呼号。

章太炎，浙江绍兴人，蔡元培的同乡，鲁迅的老师，俞樾的弟子。俞樾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与李鸿章是同门。章因佩服明末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字太冲）而取名为“太炎”。他的学问底子甚好，思路清晰，笔法锐利。只是他为人任情任性，不好相处，做他的老师和同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他的弟子倒还不错。

他的书念得很好，很得俞樾喜欢。后来太炎处处大讲排满革命，被失望的老师逐出师门。

在张之洞幕府时，章太炎发表了排满言论。张之洞得知后，指示梁鼎芬将其赶走。梁鼎芬早就对章太炎不满，指使下人用轿杠乱揍太炎，将其赶出。后太炎又受维新派的牵累，被迫逃到台湾避难。章辗转来到日本，在东京搞了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四年纪念会”，号召汉人起来革命，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

他和梁启超本是旧相识，曾在《时务报》共过事。章太炎与孙中山结识，还是梁启超牵的线。章不满康梁等人的言论与做派，说康有为想做孔教教主简直是可笑，他的门下弟子以孔门弟子作比也是狂妄愚蠢之极。结果章与梁启超发生口角，在报社被梁的弟子梁作霖等人群殴狂扁一顿。

章太炎性格倔强孤傲，生活方面很随意，衣着打扮不修边幅，长年不喜欢洗澡，脾气很臭，很不容易相处。对待权贵，他的傲气更是加倍。他本是古文学派的大师，极其不满康有为的狂妄做派，对康有为今文学派的学问也很是反感。双重反感加在一起，使他加入了与保皇派的论战。这次，章的文章下手很重，对康有为批驳得极为彻底，很有思想的锐利与锋芒。

正宗的大学者倡导革命，章太炎是第一人。

此时上海宣传革命的阵地是《苏报》。

《苏报》本是一个小报，从前是外国人办的，后来由退职知县陈范做幕后股东。陈范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吴稚晖、邹容为撰述，蔡元培以及他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也时有投稿，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才子，文笔甚好，很快就将这份报纸弄得风生水起。

树大招风，很快就惹来了一场大官司。

1903年6月29日，中午，上海，一群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苏报》报馆。馆内有一人镇定自若，正襟危坐，似乎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只见这人面目微黄，衣衫污秽，指甲间垢泥不少，但眉宇间有一股傲然之气。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

两日后，邹容受章太炎大义相招，前往巡捕房自首。

六日后，《苏报》被租界当局查封。

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抓捕他们并封杀报馆的原因是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吴稚晖等人在报上发表了大量反对清廷的言论。章太炎在文章里指名道姓地说光绪帝是小丑，邹容更是吓人，要“杀尽胡人”方罢手。

事情闹大了，清廷派候补道俞明震等人与上海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引渡这几个人。租界当局很清楚，一旦这些人落到清廷手上，肯定是死路一条。租界一向秉承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干涉办报事宜。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引渡，同时还放出风来，让他们尽快逃走。

负责交涉此案的俞明震等人也不愿意抓捕这些人。俞明震曾在台湾与刘永福合作，后来负责管理两江师范学堂和江南水师学堂，积极推行新政，派遣留学生。不少留学生对他印象不错，比如鲁迅。他还是陈寅恪的舅父，俞大维的父亲。

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与吴稚晖关系不错。案发之前，俞明震曾邀请吴稚晖到府上一叙，私下透露，清廷准备抓人，上黑名单的人有：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吴稚晖等人。还说，清廷的逮捕令已下，和租界当局也已经交涉妥当，明日便会抓人。这无疑暗示他们，赶快逃命。

所以，在抓捕他们之前，与此案有关的人员都可从容逃走。事实上大部分人员在俞明震透漏消息之前已经离开了上海——蔡元培逃到青岛，陈范到了日本……

只有章太炎没走，他想学谭嗣同，以身赴义。

抓捕的前一天晚上，吴稚晖回去得很晚，到报馆的时候，章太炎已经睡下了。吴到楼上自己的卧室收拾东西，响动太大，把章太炎弄醒了。章太炎很不快，两人有一番口角。不久，吴稚晖带着行李匆匆离去。第二天早上，吴稚晖又回来拿东西，章太炎正在用早餐，两人也有一番很不愉快的交谈。中午的时候，巡捕房来到报馆，带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章太炎。

他的一生七遭追捕，三次入狱，这是头一回入狱。

在《苏报》的文章里，除了章太炎的文章，影响最大的就是邹容的《革命军》，其影响甚至超过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的文章古雅深刻，适合于对士绅阶层的宣传；邹的文章浅显激情，适合于对下层民众的动员。

与章相比，邹容是青年才俊，20岁左右，思想激进，也曾被老师逐出师门。在日本留学，他是闹学潮的积极分子。某日，年轻气盛的邹容、张继、陈独秀等人冲进驻日使馆，剪了驻日本的留学监督的辫子。因为此事，邹容被取消了留学资格，遣送回国。

章、邹两人在上海相识，性情相投，都有横溢的才气，惺惺相惜，很快成为忘年交。当时，章太炎、张继、章士钊、邹容还结拜为异姓兄弟。太炎最长，邹容最小，两人感情最深。对于朋友不多、相交时间都不太长的章太炎来说，这是一段极难得的友谊。

于是他才以大义相招，让邹容与自己一起坐牢。

邹容笔锋锐利，条理清晰，激愤之下，写出了《革命军》。这本革命的小册子，由章太炎作序，发表后，在上海滩狂销一时。他的被捕也成为这本书的广告，据说前后重印了30多次，卖出了100万册。

这本书鼓吹排满共和革命，声称要光复汉室，实现共和宪法政治。这些内容读书人大都很清楚，留学生里也不乏这样的想法。而其高明之处，恰恰是邹容用极为煽动人心的方式写出来，文字极为通俗浅显，只要识得几个汉字，便可通畅阅读，使得下层人民都知道了革命的意义，这就具备了宣传的伟力。再加上著名国学学者章太炎极富感染力的序言，这本书影响就更大了。

尽管邹容自己并不怎么看好这本小册子，觉得其中的很多思想尚不成熟，但是，畅销的结果使他成为革命派早期最为杰出的宣传家。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章太炎入狱后，吴稚晖来探监。

在对谈中，吴稚晖将俞明震已经提前告知抓捕计划的事告诉了章太炎。章太炎勃然大怒，觉得吴稚晖事先不说，出卖了自己，从此两人势不两立。

其实，此前两人就为爱国学社的事闹得很不愉快。这一次是所有不愉快的总爆发。

爱国学社是蔡元培、吴稚晖和朋友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个教育组织，收容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

1902年，吴稚晖带广东留学生去日本。时任清驻日使的蔡均拒绝保送这群学生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吴稚晖据理力争，蔡均坚决反对，还让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吴稚晖气愤不过，写下绝命书，在押送途中投河自尽，被日本警察救起，一时获得了不小的名声。

当时蔡元培正在日本游历，负责护送吴稚晖回国。不久恰好赶上上海南洋公学第五班的学生闹学潮，蔡支持学生，以辞去南洋公学的教职来声援。此前，蔡元培、章太炎、黄炎培组织了一个叫中国教育会的组织。学生们一时经费困难生活无着落，就由蔡元培介绍到中国教育会，后来得到上海富商犹太人哈同妻子的捐助，从南洋公学退学的100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组织叫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依旧挂靠在中国教育会。

此后，蔡元培、章太炎、黄炎培、吴稚晖、章士钊、邹容就成了同事，依托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以《苏报》为舆论阵地，一起办教育宣传革命，把上海弄成了一个革命的策源地。

后来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独立，蔡元培因调解不成功，彻底退出了爱国学社。在这件事上，章太炎对爱国学社颇有不满，而吴稚晖是坚决支持的。两人完全是针锋相对。

章太炎、吴稚晖都是性急的人。章为人向来刚愎自负，主观武断，任情使气，傲气逼人，以国学家自居，连康有为、梁启超都不放在眼里。而吴稚晖也是狂放刻薄，受了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向很激进，认为国学的东西全是臭狗屎，于国于人都毫无用处，应该扔到茅厕里去沤肥料，或者扔到太平洋里喂鱼。两人又富于斗争精神，吵架的能力皆是当世一流。这样的两个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不打破头那真是怪事。

吴稚晖在章太炎入狱前没有告知章，因为他知道说也无用，章是立志要坐一回大牢的。可章太炎不这么看，你事先不说，等我被抓你还来探监，还告诉我这些，分明是耻笑我。出狱后，章太炎在革命党的报纸上发文章，说吴稚晖出卖同志，狗屎不如。章学问底子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得吴稚晖无处藏身，只得硬着头皮接招。

两人一来一往，整整折腾了不下40年。章的骂人大师的地位自然是奠定了，吴稚晖无法无天的文风也被磨练出来了。当章太炎退居二线，由弟子鲁迅操刀干仗的时候，吴稚晖依然意气风发，四面出击，斗得不亦乐乎。

沈荩惨死京师

“《苏报》案”的两大主犯落网，一场异乎寻常的审判拉开帷幕。

清廷要求将两人引渡到南京，凌迟处死，租界当局不同意。双方相持不下，在租界法庭开始审理此案。在庭上，章太炎解释“小丑”是小孩子的意思。只是这位国学大师的解释并没有得到陪审员的认可。

正在这时，北方，一场因新闻引发的惨剧发生了。

1903年7月31日，北京，刑部大牢，沈荩被狱卒杖打200余下，未死，惨叫声不绝于耳，狱卒最后用绳子将他勒死。这就是著名的“沈荩案”。

当时，维新派的干将之一王照被关在隔壁大牢，听了一夜的惨叫声，毛骨悚然，出狱后，在日记中揭发了此事。

沈荩参加过维新变法，是唐才常的朋友兼同志，前自立军统领。1903年，他的隐秘身份是革命党，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

1903年，沙俄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还提出新的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太后迫于无奈，想和俄国人妥协，缔结所谓的《中俄密约》。

密约事关中华民族的命运。沈荩从一个日本人手中得到了密约的草稿，立刻寄给天津英文《新闻报》。密约在报上发表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日本和英国，反应很激烈。前一年，为了对抗俄法联盟，英日同盟结成。

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掀起抗俄的高潮，在报纸上大量刊载了对抗俄国的言论，集会演讲大声疾呼。留学生们还自发组织了抗俄义勇军，纷纷请战，要求回国参加抗俄的战斗。

国内各阶层，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各地士绅通电清廷万万不可接受俄国的条件。众怒难犯，清廷只能缩手，中俄签约的计划顿时成为泡影。

至此，沈荩也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慈禧太后非常恼怒，下令抓捕泄密的记者。

7月19日，沈荩被捕，被判斩立决。适逢慈禧太后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遂改判立毙杖下。

7月21日，《大公报》刊出了沈荩被捕的消息,以后又连续发出了七篇报道，直到沈荩悲惨地死于慈禧的乱棍之下。

据8月4日、9月16日《大公报》报道：因刑部很少杖毙犯人，所以仓促之间，特造出一大木棍。而行刑的人又不懂章法，一味乱打，两百多下，血肉横飞，骨头全被打碎，人却没有死。沈荩在地上痛苦万分，问道：“为什么还没有死，快拿绳子绞我。”狱卒无法，只得拿绳子将其勒死。（“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杖。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沈荩的死提醒了上海的租界当局，一旦引渡章太炎、邹容，这两人必死无疑。尽管从总理衙门到两江总督到上海道，清廷官员百般努力，租界工部局始终没有同意引渡。当时社会舆论压力很大，要求租界放人。清廷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得同意租界的最后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在租界监狱服刑。

租界，这块洋人们强占的土地，中华民族的耻辱，章太炎等人满口唾骂的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竟然保护了两位杰出的革命者。

小册子的大威力

虽然邹容与章太炎没有被引渡而是留在租界监狱服刑，但监狱环境毕竟恶劣，邹容体弱，不堪虐待，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章太炎引为终生之憾。

4月24日，东京，两湖留学生召开邹容的追悼大会，宋教仁建议大家捐款来调查邹容的死因——有传言说邹容是遭毒害身亡的。会后，张继赶回上海处理此事。6月26日，张继回到东京，告知黄兴、宋教仁：传言不实，邹容实际上是病死的。

这一年，革命党损失了两位青年才俊，两位杰出的宣传家，一个是邹容，一个是陈天华。

12月8日，日本大森海湾，陈天华投海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万余字的绝命书，告诉世人，他自杀是为了激励留日学生的民族精神。

这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15条，目的是打压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这是清日两国政府朋比为奸、互相勾结的结果。12月4日，各学校代表与会馆总干事杨度一同前往公使馆，要求彻底取消规则，驻日公使的答复未能使学生满意。

第二天，留日学生决定罢课，杨度颇有不同意的意思，在会场遭到愤怒学生的群殴。罢课从12月6日开始。

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事时，用“放纵卑劣”、团结力薄弱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意志。陈天华看到后，深受刺激，决定以死来震动留学生。

陈天华，字星台，湖南人，与同乡黄兴、宋教仁、田桐等均极友善，是华兴会的骨干与最重要的宣传家。每逢人们谈到湖南的曾胡左彭等晚清大人物，天华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因为此四人皆是清廷的帮凶。天华的爱国热忱是出于天性，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便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据邓家彦回忆：陈天华常到邓的寓所，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为人诚挚，有悲天悯人之怀，长发披肩，衣服脏了也不洗，有魏晋名士之风骨。

陈写下的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语言浅显通俗，且合乎音韵，朗朗上口，爱国的衷肠加上慷慨激昂的情绪充满其中，在国内，尤其是长江流域，流传甚广。

1906年1月4日，陈的同乡好友宋教仁倒卧于席上，仰天歌咏《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唱完后，不觉凄然泪下，痛哭失声。此时距离天华死去，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革命小册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价格便宜，携带方便，是宣传革命的利器。梁启超等人的煌煌大著，往往敌不过这些小册子。

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是宣传动员革命的。章士钊的小册子是宣传革命领袖孙中山的。

章士钊本是传统的读书人，吴稚晖也是。这类人的正途一般是考秀才，考举人，中进士，做官，这是他们的人生梦想。但越来越糟糕的政局，让他们很失望，很反感。

起初，两人都是维新派。吴稚晖在自述里说，最初是想维新，跑到北京米市胡同去找康有为，总觉得孙中山是个红毛绿眼睛的盗匪，水泊梁山里的人物。结果吴到东京见到了孙中山，发现竟是个西装革履的洋绅士，比康有为并不逊色。

这一转变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留学生对孙中山的观感，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但是，在国内孙中山仍然是头号大钦犯、海盗、杀人犯、反贼等等。怎么办？应该有人宣传，章士钊的《孙逸仙》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是国内介绍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第一本小册子。

《孙逸仙》的基本内容是从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中节译出来的。而宫崎寅藏书中的内容又是从《伦敦蒙难记》中提取出来的，当然也有他本人与孙中山的几次谈话。章士钊的书将孙中山介绍了一个大概，告诉国人，这个被朝廷通缉的头号要犯，不是草莽英雄，没有三头六臂，他的想法也并不奇怪，他是文明世界里的真正绅士。

这些内容对于国内的读书人、士绅，有不小的震动。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表示支持孙中山，但这个怪人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看清廷越来越糟糕的做派，他们就会想到：孙中山的主张越来越有道理。

就这样，孙中山慢慢在士绅们心中占了一个地位。等到他回到的时候，一顶总统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便不奇怪了。

他早已是中国最为知名的革命党了。

第十三章　革命大同盟

一场非同寻常的生日聚会

在孙中山忙于奔走寻找革命外援的时候，长江流域的革命者开始联合起来。

1903年 l1月4日，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黄兴以庆贺30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宋教仁、张继、谭人凤、杨守仁等共12人集会，商议并决定成立华兴会。

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黄兴为老板，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华兴会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排满，实现种族革命，恢复汉族的统治权。民族主义是其主导。

此前，张继、王正廷、苏曼殊、黄兴等人均在长沙的明德学堂任教。这所新式学堂是黄兴的旧友胡元琰创办的，与南开中学齐名，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黄兴是奠定该校精神气质的人。这所学校当时是长沙宣传革命的基地。

华兴会的主要成员是湖南湖北两省留日学生和各新式学堂的学生。

主要宣传刊物是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文章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晚明人物的民族主义文字，还有陈天华、邹容、章太炎诸人宣传革命的文章，全部印成小册子，通过秘密渠道四处散发。

黄兴，湖南长沙人，1874年生，比孙中山小8岁。与孙中山相同的是：他们都在20岁左右结婚，都在24岁左右丧父。

不同的是，黄兴的家庭有书香门第的味道，父亲是个秀才，黄兴也曾考中秀才。黄兴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所读之书都是四书五经，曾研究过《孙子兵法》，对军事很感兴趣。

为达革命之目的，华兴会两面出击，寻找盟军：一是会党，二是新军。

刘揆一建议派刘道一联络哥老会大哥马福益。

马福益，湖南湘潭人，为人豪爽，重义气，会党领袖，创回龙山山堂，有会众1万多人，纪律严明，实力遍于醴陵、湘潭、浏阳各地。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有影响的会党领袖之一。

派胡瑛、宋教仁到武昌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对外以研究科学为名，宣传革命，主要任务是秘密介绍各地会党与同志入伍从军。

张之洞招兵，要求能读书识字，还组织笔试。因新军待遇不错，很多年轻的读书人都参军入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带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进入新军。湖北新军思想活跃，革命思想的宣传做得很扎实，后来能自发进行武昌起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组织在1904年6月成立，由湖北武高等学堂高材生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参加者有刘静庵、王汉、熊十力等人。

黄克强卖田革命

根据记载，1904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黄兴在湘潭茶园铺的矿山和马福益初次见面，并且在这次见面时，双方就决定在长沙进行起义。他们制订了较为详细的起义计划，准备趁着慈禧70岁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聚长沙万寿宫五皇殿进行礼庆时，在殿内埋下炸药，一举将湖南官员们全部炸死，然后占领长沙，进军武汉，北伐中原。

计划还确定长沙城内由黄兴、刘揆一负责，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城外由马福益率哥老会为主，分兵五路响应。计划还确定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副总指挥，并联络湖北革命党人策应。

为筹措起义经费，回到长沙后，黄兴变卖了祖产水田300亩。

或许是被革命的豪情感染，华兴会于该年中秋节（9月24日）时，由刘揆一根据黄兴委托，在浏阳普迹镇模仿古礼搞了个授将仪式，授马福益为少将，主管会党事务，同时向马福益提供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

如此大的举动自然是无法保密的。不久，马福益手下一个叫刘佐楫的文案就将开会的情况密告湖南顽固派乡绅王先谦。王听说后即刻向官府报告。他曾是黄兴的老师，学问相当不错，但思想守旧，曾多次告密。湖南巡抚听闻后下令抓捕，整个长沙城一时血雨腥风。

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幸好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慌乱之中，黄兴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黄兴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了将近一周。

11月初，黄兴易装潜往上海，随后宋教仁也逃到那里。正赶上万福华枪击王之春的刺杀案，大批华兴会员被当做可疑人物抓了起来。他们费尽心力才没被认出，看来上海也不能容身，只好匆匆东渡日本。

马福益避走湘西，于第二年图谋再次举义，4月13日在萍乡被包围，砍杀清兵6人后被捕。清兵用刀切开他肩骨的肌肉，弄了两个洞，用铁链锁住，押往长沙。4月20日，马福益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死前受尽酷刑，时年40岁。

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终止。

当留日成为潮流

1901年以前，孙中山的主要革命外援是日本。很多日本朋友追随孙中山，孙中山也把东京当成海外的革命基地。

惠州起义后，日本官方逐渐放弃了对孙中山的支持。他们认为维持一个稳定衰弱的清帝国可能对日本更有利，尤其是清廷宣布即将实现立宪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革命的呼声渐渐衰弱。

孙中山没法，只好继续寻找新的外援和盟军。

孙中山的新外援是法国。代表人物是野心勃勃的越南总督幍美，还有热情洋溢的年轻上尉军官布加卑。前者希望通过支持孙中山拓展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势力，后者满怀共和革命的梦想。

孙中山的新盟军是留学生，之前他主要依靠口岸知识分子与会党。

海外留学生中，以留日学生人数最多，到1905年已超过1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留学潮，影响自然也最大。相比于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民间的留日风潮声势更为浩大，显示出一个民族希望早日富强的勃勃生气。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有很大关系。

张之洞为推动留学，尤其是留日，多次发表文章，如《劝学篇》等，说留学海外比在国内学习效率高过10倍以上，而日本距离我国最近，学习西方最优，进步最快，费用最为低廉，为留学上上之选。张的孙子也被派往日本。

1905年，科举被废除，张之洞为学部拟定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其中说由日本高等学堂及程度相等之各类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取得优等文凭者，给举人出身，分别录用；由日本大学堂毕业，取得选科或变通选科文凭者，给进士出身，分别录用；有日本大学堂三年毕业，取得学士文凭者，给翰林出身；五年毕业，取得博士文凭者，给翰林出身，并按翰林升阶……

在朝廷的鼓励及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至1906年，留日学生人数首次突破1万人，累计在日留学生人数有2万多人。

留日学生最热门的专业是法政、军校、师范，这三类大部分是官费生，都有速成教育。一般入法政者最为高贵，家中也有后台，回国后可在官府担任职务；入军校者回国大都进入新军任职；学师范专业的回国后可在新式学堂找到工作，传播新学。这些留学生传播了不少革命思想。

这些人构成了新一代的留学精英群体。这群新精英的崛起，使他们成为中国军、政、文化各界实力派人物，取代旧的科举精英，掌握国家的权力。

近代留学生中有个奇怪的现象：凡留学日本的，后来基本仇日；留学欧美的，后来大部分都感念欧美的好处。

身在异乡为异客，留日学生感到了日本人的目光渐渐变冷。随着日本的强大，不少日本人开始看不起中国，歧视留学生，称他们是“支那人”。日俄战争期间，有某位日本人力车夫停下车来，询问车上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对这场战争有何感想，是否为日本的胜利而欢呼？

人总是需要温暖的，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强烈地需要朋友，而认识朋友的渠道首先是同省同乡，毕竟老乡见老乡，经过多次聚会，以省域乡谊为纽带建立起了很多的团体。

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是湖南、湖北，其次是江苏、浙江，再次是广东、福建、四川、安徽等省。这些省份都建立了同乡会。两湖留学生以人数多质量高一向占据主导地位。来自湖南、湖北的杨度、黄兴、宋教仁、蔡锷、吴禄贞等，都成为留学生里的领袖。

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留学的感受，谈论人在异乡的甘苦，谈着对所见所闻的理解，谈着日本人越来越严重的歧视，谈着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还是学习法国，谈着谈着，兴奋起来，争论起来，决定办报刊杂志，一起搞活动。以省名为杂志名称的刊物很多，比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河南》等。

一般留学生的生活很清苦。最令人苦恼的是粗劣的饭食，鲁迅在《藤野先生》里就抱怨过，陈寅恪在日本时就因水土不服经常生病。他们是坐同一班轮船到的日本，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是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的同学。

不过日本确实是个可以学到东西的地方。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很多，汉文书籍不少。对于好学者来说，逛书店是他们最大的乐趣。周氏兄弟就是这些旧书店的常客。著名学者杨守敬曾在日本访得不少珍本善本的汉文典籍。

留学生带给东京市民最奇特的印象恐怕要属他们的发型，从头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人的政治倾向：激进的，一般是剪辫易装，一副西洋绅士的打扮；主张立宪改良的，就把头发挽在头顶，类同日本男子的模样；还有一类是不愿意剪辫的，又怕人笑话，就把乌黑油亮的辫子盘起来，戴上帽子出门，鲁迅说像日本的富士山。

那些所谓的“富士山”大部分是达官贵人的纨绔子弟。在日本，他们照样声色犬马一样不少，引来日本人的歧视，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活标本。鲁迅自然是极为厌恶的。

对留学生影响极大的是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引发了中国人的深思。立宪风潮就是这样掀起来的。

日俄战争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学生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民族主义课。日本全国全民动员起来，军队之强悍，民气之团结，深深地刺激了留日学生。秋瑾在东京看到日本的普通民众几乎全部出动欢送军队出征，有献花的，有送物品的。相比于中国军队时常被嘲笑鄙视，秋瑾感叹，国家不强，这就是差距了。

这是一群新精英的感受。和传统的科举读书人不同，他们的觉悟是属于现代的，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一个民族面临着真正的剧变。

东京，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与国内的上海遥相呼应，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等到孙中山再次回到日本，一支高素质的盟军正等待着他。

热脸贴了冷屁股

庚子年（1900年）后，直到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一直是危害中国最严重的帝国主义国家，野心最大，强占中国的领土也最多。

1901年，俄国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强占我国东北三省。清廷多番与之交涉，俄国人始终不肯撤军。日本强占朝鲜后，也希望能占有东北。两只饿狼为了一块肥肉开始疯抢。

俄国觉得自己太穷，拉法国入伙。日本人也不傻，与英国结盟。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希望保持远东势力的均衡，借日本力量来制衡俄国。日本有了英国这个靠山，底气一下子被吹起来，准备迎战俄国。

在日本，中国留学生早已对俄国人不满，又受日本举国上下民族情绪的影响，组织了抗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推举蓝天蔚为队长，蔡锷为教练，进行军事训练。因日本政府干涉，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还派了两名代表向清廷请愿，要求回国参加抗俄战斗。清廷根本不理睬他们，差点还准备实施抓捕。这两个代表根本没机会表达意愿就灰溜溜地逃回了东京。

满心满意的热脸蛋，结果贴了个冷屁股，心里自然窝火，窝火的结果是军国民教育会从此不跟清廷合作。那年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在东京集会，要求以推翻清廷为目标，大部分成员都支持。这个团体主要采取宣传、起义、暗杀等三种方式，总部在东京，蔡元培是骨干，当时正热衷制造炸弹。他认为，女人搞暗杀最合适，因此创办爱国女校，培养爱国女性，其实是训练暗杀队员。半年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派人潜入北京，试图炸死亲俄派头子慈禧太后。

早在1903年冬天，东京，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酝酿协商成立一个革命团体。第二年，陶成章、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此事。

1904年11月，上海，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将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身在狱中的章太炎是骨干。总部设在上海。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光复”的含义是什么，章太炎有明确的解释。他在为邹容的《革命军》撰写的序言中说：同族相伐，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所谓光复，本质上是排满革命。

出于这样的原因，光复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要革命手段还是三种：一是文字宣传，二是暗杀，三是武装暴动。与其前身军国民教育会一脉相承。

光复会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

蔡元培是清末的翰林，因戊戌政变对清廷绝望，回乡办教育，辗转来到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思想经历了由变法维新到排满革命的过渡。

蔡元培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传统绅士。只是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蔡元培很激进。他是暗杀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他被推举为会长，凭借的是他的威望，但他本性喜欢独自治学，对于琐碎的会务不擅长，也不喜欢。

该会的会员主要是浙江、安徽一带的知识分子，浙江又以浙东人尤其是绍兴人居多，会中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是绍兴的。这一带的读书人，多有名士气，怪脾气的人不少，蔡元培、章太炎是其中的代表。

由于蔡元培不喜欢打理会务，光复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陶成章负责联络五省会党，事务繁多，没法处处顾及，渐渐感到独木难支。直到1905年初，徐锡麟、秋瑾等人先后加入，光复会的局面才得以充分展开。

陶成章是贯穿光复会始终的核心领袖。

陶成章，浙江绍兴人，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人都是同乡，幼时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为人有豪气，朴实耐劳，曾加入会党，在其中地位很高。

为推动革命，他经常腰束麻绳，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天步行110里，不辞劳苦。曾经“四过家门而不入”——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而他4次到达杭州而不回家。友人问他原因，他说父亲身体尚还健康，回家怕被人情牵累，不能尽心于革命。

1905年，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创办了大通学堂，光复会的活动中心就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他们很有活动能力，又是在本乡本土，人脉很广，会员数目增加很快，由原来的50人增到六七百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也有少数乡绅。其中的骨干成员有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

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而光复会的名义仍然保存，且部分会员仍单独行动，比如徐锡麟，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

这种以个人身份加入某组织，依然保有原派别身份的合作模式很有创意，是后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模式的先导。

原会长蔡元培不喜欢打理实际会务，与光复会甚至与政治活动渐渐疏远，后来索性去德国读书，研究哲学。

孙中山的融冰之旅

中国同盟会是以孙中山与留学生的结盟为基础的。

孙中山与留学生的结盟是从欧洲开始的。

那段日子，孙中山的日子相当难过。革命力量太单薄，不足以成事。郑士良死后，缺乏可靠的会党联络人。会党人员太杂，总是事情还没开始，告密的叛徒就有一大群。外国人更靠不住：日本官方早已同清廷穿一条裤子，民间的支持者也只剩宫崎滔天等少数几个人；法国人说得很好，但幍美被调回国内，从此偃旗息鼓，布加卑的军官团也被强行解散。

孙中山知道没有士绅阶层的支持是很难掌握权力的。此前，他也想过与留学生合作。只是他打心底不太信任这些人，同梁启超的维新派合作经历给孙中山留下很大的阴影。在他心里，这些人是最靠不住的，比那些会党流氓还可恶。会党好歹还标榜义气，这些人则什么都不讲，一点底线都没有。

早在1902年底，东京竹叶园饭店，孙中山邀请刘成禺、冯自由、李书城、程明超等人秘密集会，让他们分别去说服各省的留学生和有志之士。

孙中山告诉他们：历朝历代，谋士之功都高过战士，读书人不赞成，始终不能得天下。太平天国虽占据半壁江山，最终还是亡于曾国藩等书生之手。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能治天下。若能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则革命定然成功。可惜终其一生，孙中山始终没有得到士绅的真正支持，这是他未能真正掌权的重要原因。

在早期的留学生心目中，孙中山一没学历（没有科举功名），二没实力（几乎孤家寡人），三没骨气（总是围着外国人转，一会儿是英国，一会儿是日本，一会儿又是法国），四为一暴徒（同黑社会勾结，狂热地搞暴力造反）——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承担大任。

但是，1905年的春天，这两块冰块终于解冻融合了。

这年1月上旬，孙中山接到湖北旅欧留学生朱和中、贺子才等人寄来的路费，邀请他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商谈在留学生中建立革命组织的事情。

出国前，这群来自湖北的留学生曾于武昌花园山组织革命团体，希望能找到孙中山，由他来领导革命。这个组织就是科学补习所的前身。时任湖广总督的端方为阻止他们的行动，强行把他们送到欧洲留学。

原籍湖北的刘成禺本与朱和中相识，此时已追随孙中山革命，在旧金山《大同日报》做主笔。刘成禺得知此事，积极联络双方，这才使他们有了见面的机缘。

孙中山和朱和中、贺子才等人反复争论了三天三夜。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动力首先应该是会党，因为他们宗旨本来就有反清复明一说；朱和中、贺子才他们认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应该是留学生和新军。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还是孙中山做出让步，认为应该三管齐下。

政治家的天分就是求同存异，尽可能地联合战斗的力量。

讨论结束后，他们决定成立组织。参加者亲笔手书誓词：“具愿书人某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押”

这种仪式很像洪门（三合会）入伙的样子。此前，孙中山已经入伙成为致公堂的大佬。这一仪式的设置多半出自他的考虑。

来自日本的消息很让他兴奋，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还没有确切的名字的情况下，孙中山就匆匆离开巴黎，准备启程回日本。

孙黄一见如故

1906年7月下旬，孙中山一回到日本，就问宫崎滔天留日学生中有无杰出人物。宫崎告诉他，首推湖南人黄兴。孙中山决定马上去见他。宫崎说：“要不要我去把他请过来？”孙中山说：“不行，我应该直接去见他。”

两人来到黄兴的寓所。宫崎在门外高喊：“黄先生！”黄兴从门口探出头来，看到孙中山站在门口，说：“啊！孙先生！”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似乎已经很熟悉了。

其实这件事情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孙中山先找了留学生联合会会长杨度，希望拉他入伙。杨度坚持君主立宪，两人为此争论了三天三夜，谁也没能说服谁。便约定，两人中间无论谁成功，另外一人都应该帮他。事后，杨度向中山推荐了自己的同乡好友黄兴。

当时黄兴没有让他们进屋，可能不太方便，就带上末永节、张继出来了，到中国餐馆凤乐园。整整两个小时，孙、黄二人都在讨论国家大事，酒却没怎么喝，直到最后，大家一起举杯庆贺。

结成同盟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

此前，黄兴、宋教仁深感偏于一隅的革命很难成功，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领袖、全国性的纲领、全国性的团体，同时发难才好。黄兴、宋教仁知道自身不具备这样的威望。

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于1903年出版后，孙中山这个人物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他们开始革命时，孙中山已是奋斗多年的老革命了，无论是革命经验还是资源，都远胜于他们。孙中山正是他们多年来寻找的革命领袖。

7月28日，孙中山与宋教仁会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中山40岁，宋24岁。

第二天，华兴会就在黄兴的主持下召开了大会，讨论加入同盟会的问题，陈天华主张与孙结盟；黄兴认为组织上可以结盟，精神上仍保持华兴会的特征；刘揆一不主张结盟。最后投票决定一切听凭个人自由。结果大部分华兴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加入同盟会的一共800多人，而原属华兴会的就有200多人。

孙中山的事业自1905年开始大大推进了，有一日千里之势。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孙黄同盟的建立——华兴会与兴中会的联盟，一个政治家与一位实行家的联盟，革命的范围由珠江流域延伸到长江流域，由两广延伸到两湖，气势上一下子就高涨了。

孙黄同盟从1905年开始一直到1912年，一直都坚不可摧。

孙中山负责大方向的指导和筹款，黄兴负责具体执行。

自始至终，黄兴总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刚毅坚强。

之前，孙中山尚不敢肯定自己此生能完成推翻清廷的革命。黄兴的加入，使整个革命的事业染上了一层乐观的色彩。

松散的中国同盟会

8月13日，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孙中山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

日本警方限定人数不得超过300，结果来了1800人，爆满，屋内屋外都是人。后到者六七百人进不去，只好伫立街边仰望楼上。

孙中山一身白色西装，上台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在留学生群体中演讲，精心策划，准备充分，条理分明，娓娓道来，两个小时，讲明了三民主义和革命的理想，赢得满堂彩。

陈天华欢呼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

一时间，孙中山在留学生界的威望急剧飙升。

一周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会议宣布了章程和纲领，公推孙中山为总理，为中国共和革命第一领袖。

从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可以看出，当时与会人员最大的共识就是排满。至于排满之后的民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恐怕都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而且因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大家起码在当时对民国的概念很难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排满”这面民族主义旗帜让这些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这一刻走到了一起。

同盟会的组织采取三权分立制：执行部由总理负责，下设庶务、书记、内务、外务、会计、经理等六部，各部干事由总理指定；评议部由选举产生，议长由议员选举；司法部总长及职员由推举产生。

庶务部干事仅次于总理，由黄兴担任。这一职位后来主要由原华兴会会员担任，比如宋教仁、刘揆一等。这使同盟会内部的权力安排带上了地域色彩。

原兴中会以广东人居多，原华兴会主要是两湖人士，而光复会则以江浙人士为主力，加以少量的安徽人。在同盟会的核心层里，两湖人士人数最多，关键部门又以广东籍为主，光复会在核心层的很少，这是光复会一直不满多次闹分裂的重要原因。

本质上说，这是个松散的联盟，会员鱼龙混杂，内部矛盾不少，没有太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限制，活动也很散漫。

不过，这个同盟让革命的声势在一时之间突然浩大起来，大到可以压倒保皇会，可以对清廷构成较大威胁。因为它是第一个带有全国性规模的革命组织，有一个鲜明响亮的革命纲领、一个举世公认的革命领袖，时刻准备取代清廷，建立一个共和国。

“《民报》三杰”大战梁启超

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舆论掌控权上和保皇派决一高低。

梁启超是保皇会的第一笔杆子，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第一笔杆子。

这项荣衔是从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的。

他饱含激情的文笔，有横扫千军的力量，一直称雄于清末的传媒界。

自1902年以来，他一直用这支极有力的文笔宣传立宪，极力反对革命。

梁启超的阵地是《新民丛报》，他的言论对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同盟会的革命来说，自然是极坏的影响。

革命需要青年留学生，需要争取经费，必须驳倒梁启超。这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革命队伍的问题，如何证明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的问题。

其实有没有道理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足够激进，显得有道理。激进就能够吸引青年，显得有道理就能弄到捐赠。

此时，孙中山的麾下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懂宪法政治的青年才俊、文章高手——反击的时候到了。

1905年8月，按黄兴的建议，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民报》创刊后，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对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攻击，同时传播并阐释三民主义理论。

当时发表文章最多、火力最猛的三位《民报》主笔：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被合称为“《民报》三杰”。

保皇派阵营只有梁启超一人应战，他采取攻城而不攻坚的战术，常以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为攻驳目标。

双方的论辩，最先集中在革命是否正当的问题上。

梁启超对清廷并没有太多好感，相反可能恶感更多。但是，他并不支持排满，他的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国情现状不适合搞共和。贸然革命，必然血流成河，天下大乱，还会招致列强干预，导致瓜分惨祸。即使侥幸成功，也是破坏容易建设难。在他看来，搞共和革命是对国家不负责。

梁启超的国情论带有很深的思考。在后来的岁月中，这种观念还不断地乔装打扮走上思想舞台，可谓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不少政治派别拿出这个理论来反驳激进的观点，甚至阻碍宪法政治的实现。

梁启超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孙中山对革命理论的完善。针对梁的置疑，孙中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军政（军法之治）、训政（约法之治）、宪政（宪法之治）。所谓“训政”阶段，就是让百姓开民智，训导百姓搞民主。梁启超则认为“训政”有点像“开明专制”，需要相当的小心谨慎，弄不好很容易搞成独裁极权。

梁启超认为，政府的好坏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国民强则政府强。要改进政府，必先改造国民。而改造国民，首先应该办好教育，而不是搞革命。

革命派则认为，国民素质的改造，教育水平的提高，恰恰都要仰仗革命来实现。只有革命成功了，国民才能真正拥有受教育的机会，改造国民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好。这些论题有点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道理总是有的，似乎谁发出的声音更大，谁就能赢。

双方都引经据典，搬出古今中外的学者助阵：霍布斯、卢梭、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斯宾塞、亚当斯密、边沁，甚至于瓦特、牛顿、马克思都提到了。双方的这些观点都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这些专家在日本学者的专著里多被提及。

从前，梁任公的一支笔是所向无敌的。现在遇上一帮子不讲规矩的年轻人，一顿乱拳，打得梁先生士气低落。汪精卫等人的文笔也是激情澎湃，学理上一点也不比梁启超弱，引经据典，也能掉书袋子，弄得条理分明。在这些方面，梁启超丝毫占不到便宜。后来，国学大师章太炎也赶来助阵，帮了几拳，力道不弱，把民族主义弄到种族主义的地步，汉人满人之间的差距形同人与禽兽，而支持满人皇帝的梁启超等于与禽兽为伍，有汉奸嫌疑了。

青年们喜欢激进的说法，梁启超从前是激进派，所以深得青年喜爱。如今他成了保守派，让出青年导师的位置，要做稳稳当当的太平绅士，青年们就不买账了。他们听着同盟会的呐喊，觉得带劲，自然跟着革命走了。

《民报》方面，人才济济，同仇敌忾，锐气正盛，顺应潮流，气势压人，占据优势，理所当然。相比之下，梁启超双拳难敌多手，失败在所难免。

这场论战打得轰轰烈烈，打出了同盟会的声势，打造了三民主义。有梁启超这个超级配角的衬托，《民报》的销量飙升，极盛时达5万份。青年的心大部归于同盟会，加入同盟会的人日益增多，不能不说是论战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国内读者接受的革命思想大多来自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在文章里大肆批评清廷的弱点。他本是要做贾府的焦大，骂骂这个政府，心里还是想着它能更好。可惜的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全当是真骂了。革命党的报刊在国内被禁得厉害，而立宪派的东西容易流通。就这样，头号反革命分子梁启超竟然无意中做了革命党的“宣传部长”。

第十四章　倒孙风潮

会旗之争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围绕着同盟会会旗问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孙中山认为应该用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由陆皓东设计，已有无数烈士为之流血牺牲。

黄兴认为应该用井字旗，表明井田制度之社会主义性质。而青天白日旗与日本国旗太相似了，不妥。

孙中山大发脾气，情绪很激动。

黄兴更是生气，声明将退出同盟会。

这次争吵是黄兴等人对孙中山做事方式与专断独行长期不满的总爆发。

紧接着黄兴的好友宋教仁对孙中山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坏印象。

直到黄兴为顾全大局重新与孙中山合作之后，宋教仁依然对孙中山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厌恶之情。3月1日，他向孙中山辞去了庶务干事一职，同月2日，他回国去东北运动马侠参加革命，淡出孙中山的革命行动。

这无疑是这个松散的同盟出现的最为严重的裂痕。

在孙、黄结盟之后，一共有两次严重的争吵，这是第一次。

争吵的原因不仅仅有对孙中山做事专断的不满，更有双方理念的差异。

黄兴是个传统的读书人，考中过秀才，身怀武艺，性格豪爽，充满英锐之气，是两湖书院的高材生。

当时的黄兴意气风发，曾有一首《咏鹰》：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值得注意的是，两湖书院是张之洞开办的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中有不少参加排满革命，比如黄兴、宋教仁、曹亚伯、吴禄贞、蓝天蔚等。辛亥后，孙中山游鄂，感慨不已，顺手送给了张之洞一顶“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的大帽子。

黄兴的西学基本是半路出家，在留学日本期间，匆匆吸进了一些新鲜的空气，对于宪法、民主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不是说半路出家就弄不好学问，黄兴的密友宋教仁就是半路出家，但其对宪法政治、民主自由都有精湛的研究，连一向目中无人的大学者章太炎都对他推崇备至。

黄兴思想的基本框架是“中体西用”。他的革命动力源于民族主义，而且是王夫之等人的民族主义。黄的家族祖训是永远不能在清朝为官。这一点与王夫之有共通之处。王夫之著作的流行得益于曾国藩的热心推广，曾将王的著作校订之后刻印出来，让王夫之的思想重新被世人尤其是湖南的读书人吸纳。

富有戏剧性的是，明末清初三大家的思想在清末被革命者广泛地用来宣传排满革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他们身上总会有不少三大家的油印小册子，作为本土的革命思想资源。

黄兴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中国的事情弄不好，被外国人欺辱，甚至到了瓜分豆剖的地步，根源就是满人夺取了政权。如果让汉人来管理，情况肯定不一样。这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主要是汉人）的想法。所以黄兴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排满。

至于革命的盟军，黄兴希望借助本土的力量，比如会党、留学生、新军等，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同的是，孙中山希望能借助外国的力量，走走捷径，对留学生很有点信不过。

这些都使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原则性的差异。

两人都做过首领，性格都很强势，都希望能说话拍板。他们同处一个组织内部，不发生争吵是不可能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兴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而且是一个极有实力的竞争者。他的学历比孙中山要高，沟通留学生方面远比孙中山亲切。加之孙中山说话呈现出理想主义的乐观，而黄兴则是实实在在地办事，且同盟会内部两湖人士最多，力量也最强。这些都是黄兴挑战孙中山权威的资本。

但是，孙中山不会轻易让步，这恰恰是确立其地位的最好时机。他不想被团体束缚，但又想借助团体来实现革命目标。

坚持还是妥协，这是一个问题！

孙中山的优势是他的革命威望和资历。留学生团体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黄兴也不过31岁，而孙中山已将近40岁。

孙中山最重要的资本是他为革命提供了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一套完整的革命纲领。这是同盟会内部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

他必须借助优势，坚持下去，国旗是什么不重要，由谁说了算，才最重要。这本质上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同盟会应该听谁指挥的问题，是孙中山和黄兴如何摆正自己角色的问题，也是两人的工作方式与风格的调整问题。

孙中山对于不同的意见，先是采用调和的方式，比如他处理和留欧学生的讨论就很成功。但是一旦调和不成，孙中山便会置之不理。毕竟事务繁多，孙中山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但这客观上使同志之间产生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分歧。最后，这些误会和分歧扩大成为矛盾，深深地伤害了这个原本就很松散的同盟。

此前，孙中山愿意倚重广东籍的会员（比如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来办事。因为这些人思想上和他较为一致，也比较容易和他统一思想。这就给人形成了不好的印象。一些同志就认为孙中山带着狭隘地域观念。孙中山又没有和这些同志沟通好。时间一长，同盟会内部同志们的不满就越来越严重——宋教仁就戏称他们（“广东帮”）为“烧炭党人”。

从变卖祖产开始革命那一刻起，黄兴就将革命摆在第一的位置。这使得他最终能够顾全大局，保全并尊重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摆正了自己作为第一助手的位置。

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只有英雄才能尊敬英雄。

孙黄同盟自此得以完全形成。

罢免孙中山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而且是一次要求罢免孙中山的风潮。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廷的请求，驱逐孙中山，要求他立即离开日本。

日本当权的西园寺内阁不想过分开罪革命党，派人给孙中山送来了5000块钱，要求他尽快离开日本，不然安全就不能保证。另一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又资助孙中山1万元。

孙中山留下2000元给章太炎办《民报》。章太炎嫌少，认为应该全部留下。孙中山没有答应。他想用这笔钱购买军火，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孙中山也没有告知太炎获赠5000元的事。

这为后来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2月25日，东京赤坂区三河屋，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宴请孙中山，实际上是为他送行。应邀赴宴的同盟会人物有：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刘师培、宫崎寅藏等人。

3月5日，孙中山、胡汉民、萱野长知等人南下，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几天后，西园寺内阁通知清廷，说已经驱逐孙中山出境。

清廷马上大肆宣扬，以为外交上取得大胜利。

不久，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北一辉知道了日本政府送钱给孙中山的事，首先和宫崎滔天吵了起来。之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田桐、谭人凤诸人也知道此事。张继认为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破口大骂。

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中山应该撤去”等字。还把这张批字的照片寄到香港，试图羞辱孙中山。这种感情用事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不但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把整件事向更坏的方面大大地推了一步。

刘师培是章太炎的密友，此时刚到日本不久，他坚决支持章太炎。

当时，站在章太炎这一边的还有宋教仁、北一辉、张继、陶成章等人。

当章太炎等人意气难平的时候，从香港传来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这是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之后亲自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这一消息让孙中山的反对者一下子多起来。

他们一起逼迫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同盟会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向他们解释孙中山此举确实是为了起义的需要，绝没有私吞钱财，要他们保持同盟会的团结，顾全大局。对他们的要求，刘揆一坚决不答应。

张继万分恼怒，对刘揆一大打出手。作为老友，刘揆一也知道张继是个爱冲动的人，没想到竟然对他也来这一套，于是奋起自卫。两个愤怒的人打作一团。

北一辉一直扮演着搅屎棍的角色。他不喜欢西欧主义者孙中山，而亲近章太炎、宋教仁等人，更希望同盟会的分歧矛盾扩大。

北一辉见势帮拳，也对刘揆一动手。后面反对孙中山的会员也跟着蜂拥而上加入战团。结果，刘揆一不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群殴，鼻青脸肿，但依旧不松口，绝不听从他们的摆布，坚决拥护孙中山。

泄密事件

此时，孙中山正在筹划钦州、廉州起义，派萱野长知到日本购买军械。在宫崎滔天的帮助下，共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支带弹600发，准备给革命军使用。村田式在日本已是落后的武器，而在中国尚可称为先进。

章太炎不理解，说孙中山图便宜，买落后武器，白白葬送革命军同志的生命。当时宋教仁已经回到东京。他支持章太炎，以《民报》社的名义用明码打电报给香港的《中国日报》，说是：枪械太差，请停止，并另外购买先进武器。这无疑是向清廷暴露了起义的计划。

在广西边陲起义，是孙中山亲自策划的，也是他多年来与法国人交涉的结果。孙中山联络了当地抗捐的民团和一部分新军，派黄兴和会党首领王和顺回国领导，原以为武器一来，可以组织一支声势不小的军队。

王和顺带着会党兄弟们苦战多时，终于攻克防城。武器不到，孙中山感到失信于浴血奋战的同志和当地民团士绅，而且刚刚取得的胜利也无法保全，只得命令同志们匆匆撤到十万大山。

得知电报泄密事件，孙中山忍无可忍，大怒，派胡汉民致电东京同盟会本部，责备他们破坏革命，接着又派林文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和宋教仁干预军事问题。之后，孙中山仍感怒气难消，公开说不应与章太炎等辈言革命事业。

由章太炎主导的《民报》带有太炎本人浓厚的色彩，汪精卫、朱执信等撰稿人离开日本之后，《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佛学文章，成为一个学术刊物，丧失了作为革命报刊的品格，已经不能担当宣传革命的任务。但太炎仍非常热心于办报，尽管销量锐减，有时只能靠啃几块麦饼度日。

8月20日，由孙中山筹资策划、胡汉民主笔政的《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出刊。这一报纸承担了后期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任务。《中兴日报》出刊之后，孙中山不再顾及《民报》，把他扔给章太炎，让他随便折腾。

九月的时候，他给宫崎滔天写信，将日本方面的任务全部交给宫崎一人处理，让他不得和北一辉等人商议，甚至连同盟会本部以及《民报》社都可以撇在一边。

这无疑是同盟会分裂的危险信号。

在东京的刘揆一深感事态严重，告知黄兴、胡汉民、冯自由等人，要求他们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断然拒绝。

刘揆一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维持这个已然破裂的同盟，但谢罪实在是一种息事宁人的糊涂做法，对维持团结毫无用处。

黄兴此时显示出他顾全大局的高姿态。他在给刘揆一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他本人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领导，绝不会出任总理，要求同盟会内部不要再起争端，要团结起来革命。

黄兴的来信有釜底抽薪之效果，一场罢免孙中山的风波总算是平息下来。

光复会一直单干

在罢免孙中山的风潮中，章太炎是急先锋。

章太炎是原光复会数一数二的领袖，他的态度关乎着整个光复会对孙中山甚至对同盟会的态度。

1906年6月，因《苏报》案被关押在上海大牢的章太炎出狱了。孙中山派了四位密使将他接到东京。在那里，章受到了留学生们盛大的欢迎。

作为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加入同盟会，直接带动大部分光复会会员的加入。

作为学者，章太炎的加入，表明士绅里的激进派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并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

同年11月，他被众人推举执掌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开始与老熟人梁启超论战。

这已是论战的收尾阶段，但难以掩去章太炎文采飞扬的锋芒。

几乎在同时，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攻击吴稚晖的文章，说吴是“康有为门下走狗，盛宣怀校内洋奴”。

由于章太炎高调加入同盟会，大部分光复会会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中包括蔡元培、龚宝铨（原光复会“军师”一般的人物，此时成为章太炎的女婿）、陶成章、秋瑾等，只有徐锡麟拒绝加入，他一再声称与孙中山宗旨不合。

当时，光复会在日本活动的人物是章太炎。

陶成章、秋瑾、徐锡麟基本上都在国内活动。他们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单干，与同盟会关系不大。

也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没有把光复会的活动地区完全纳入到革命的统一规划中来，或许来不及这样规划，或许是光复会不愿意完全与孙中山合为一处。

相对而言，两湖地区的革命虽然也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直接指挥，但他们基本上是打着同盟会的旗号，而且领导者也都在同盟会的核心层，比如黄兴、宋教仁、胡瑛、刘揆一、刘道一等。

蔡元培淡出后，光复会的精神领袖是章太炎，富于组织才干威望极高的是陶成章，具体在国内组织革命的是徐锡麟和秋瑾。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人都是浙江绍兴人。

徐锡麟仓促起事

徐锡麟幼年时，因弄坏了祭奠用的物品，很不讨父亲的喜欢。12岁那年，徐曾经想过做和尚。长大后，徐读书很聪明，有所成，热心公益事业。

他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与陶成章、秋瑾、龚宝铨等人联合组建绍兴大通师范学校，以此为基地联络会党，发展力量，伺机举行武装暴动。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每期学生毕业时，均邀请当地士绅都来参加典礼，典礼后合影留念，借此拉拢一些人作为学校的保护伞。

一年后，陶成章建议捐官，获得体制内的权力，这样革命更省力。徐锡麟捐得道台，希望去日本读军校，把大通学堂交给秋瑾打点。徐锡麟到日本参加考试，因为眼睛近视，没被录取，只好回国。

徐锡麟与湖南巡抚俞廉三有亲戚关系。安徽巡抚恩铭曾受俞廉三的提携，锡麟投到恩铭门下，很得信任，任安庆巡警学堂总办，后加二品衔。有些同志不理解锡麟，认为他只为求高官，可能根本不会革命。

某日，恩铭问锡麟：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可要好自为之。

锡麟答道：大帅明鉴。

事后，锡麟越想越怕，心中很不安，于是决定联合在绍兴的秋瑾一同起事。

时间定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5月28日。

这一天，安徽省的文武官员都会到场。这时候发难，可以将他们的一网打尽。

上午9点，恩铭正在台上观看学生们操演，锡麟上前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其实是与陈伯平、马宗汉一同行动的暗号。这两人也在学堂任职，皆为革命同志。

恩铭很惊讶，问：“徐会办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

陈伯平将一颗炸弹扔到恩铭面前，没有爆炸。陈造炸弹的技术一直不过关，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

锡麟说：“这个革命党，我一定替您抓到。”

恩铭问：“是谁？”

锡麟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开火，大声说：“革命党就是我！”

锡麟本想一枪打死恩铭，左边打死藩台，右边打死臬台，但眼睛近视得很厉害，看不清是否打中。伯平、宗汉也跟着乱打一气，恩铭中了七枪，都不是致命伤。恩铭的部下背着他逃跑，伯平在后面开了一枪，正中要害。不久，恩铭被拖到府衙，一名英国医生为他动手术，切开腹部，寻找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切了又切，弄了好几回，终于没有找到子弹，恩铭就断气了。

锡麟、伯平、宗汉叫嚷着指挥学生起义，可是事先动员并不充分，学生们根本没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很多人惊慌失措。开始的时候，锡麟希望冲进府衙，可是武器不够，府衙早有防备。不得已，锡麟只得带上学生赶往军械所，想先夺取武器。一路上，很多学生逃跑，到达军械所的时候，只有30多人。他们杀死护勇，打开军械所，发现里面的枪炮多不能用。

官府的腐败这次神奇地救了官府。

很快，镇压的清兵就赶到了。锡麟指挥学生防守军械所，最后寡不敌众，伯平战死，锡麟、宗汉被捕。

学生死者3人，伤者数人，清兵死者100多人，革命党死者3人。

锡麟惨遭剜心，心脏据说被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

在供词中，锡麟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锡麟事败，清廷顺藤摸瓜，查到在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也是个危险人物。

秋风秋雨愁杀人

秋瑾是由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的。得知消息，秋瑾仓促发动起义，响应的人很少，大通学堂被围，秋瑾被捕。

1907年7月15日，绍兴，中国近代排名第一的女革命家秋瑾被斩首。临终的供词只有一句：秋风秋雨愁杀人。时年33岁。

秋瑾，绍兴人，幼年有才，不喜欢涂脂抹粉，性情中带着点侠客英锐之气，是条女汉子，时常舞刀弄棒。她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很高，对自己夫婿的要求自然不低，除了外表英俊，还得是个英雄，有才气，不这样自然无法得到秋女侠的心，也降不住她。可她偏偏又遇人不淑。在她眼里，丈夫王子方，富商之后，纨绔子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不但无才，德行也糟糕得很，吃喝嫖赌，样样都行，实在让她绝望透了，伤心透了。

其实，王子方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居家小男人，胸中全无志向，若是碰见一个小脚的小女人，或许也能过起温馨甜蜜的小日子。但他偏偏娶到一个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喜欢舞枪弄剑的女汉子。他的期待也落了空。这段父母之命的婚姻，于他，也是一种不幸。

两个不合适的人生活在一起，必然是人生的悲剧，弄不好会成惨剧。

秋瑾向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她绝不会安于现状。

1903年，29岁的秋瑾终于得到朋友的帮助，与丈夫合法分开，两不干涉。她应该是中国第一位主动离婚的女性。

同年，她东渡日本，开始留学与革命生涯，终于天高任鸟飞。她生活得很自由，事业也做得如鱼得水。

搞演讲，办集会，鼓吹女权，改革军制，造炸弹，她样样都不弱于男性。

可能是从前被禁锢得太久，她只争朝夕，拼命苦干。

从四面八方来的掌声让她有些不知所措。

她所有的行为都趋于激烈。在最激进的行列，总有她的身影。

她的同乡鲁迅有言：秋瑾是被捧杀的。

1905年，因为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条例，秋瑾愤而回国，领导反清起义，迅速奔向她人生悲剧的终点。

她和徐锡麟是光复会在国内的主要领袖。他们的死让光复会遭受重创，在国内的活动几乎停止。

无政府主义来捣乱

三民主义在压倒梁启超立宪派之后，很快又多了另一个新的敌人——无政府主义。同盟会内部矛盾重重，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在反对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中，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日本正风行一时。1907年，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受第二国际影响，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政治，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除总同盟罢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革命道路。

这年春天，张继、章太炎通过北一辉认识了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深受其影响。幸德秋水曾研究基督教的专著，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读《圣经》，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完全不靠谱。宗教的文本如果像他那样读，恐怕是糟糕透了。但是幸德秋水很执着，很认真，这正是日本学者的好习惯。

4月，幸德秋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该和日本的革命家携手并进，联合起来。

章太炎率先响应，还搞了一个亚洲和亲会，主张所有的亚洲革命同仁应该合作。中国方面参加的人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等数十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激烈反对孙中山。

张继向来个性激烈，是个天生的破坏主义者，现在碰上有专门讲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破坏主义理论，自然是欣然接受、大肆宣扬了。在这群中国人里，他恐怕是最为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个时期也是陈独秀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始。

他们一起讨论，极力推崇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施蒂纳等人的思想，推崇托尔斯泰主义，极端仇视资本主义文明，否定一切政府，否定君主立宪，也否定民主立宪，总之，一切都否定。

否定之后，西方的一切自然是都不行了，那么就应该从中国内部来寻找资源，纯正的古典资源，没有经过佛教以及任何外来文明污染的中国古典资源，这些是能够救助中国的。也就是说，复古是革命的方向。从无政府主义这里，章太炎、刘师培这两位国学大师认为自己找到了复兴中华民族的道路——革命与复古在他们这里是完全相通的。

马克思的理论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激进，孙中山的理论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是带着一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的。

但是，无论如何激进的想法，总带着浪漫的情怀，不切实际，肯定无法长久，很快就面临破产。

这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否定一切之后，鼓吹复古，曲高和寡，最后终于也无济于事，看不到出路，感觉到浓黑的虚无。很快他们被绝望绑架，大踏步地后撤，往放弃一切的方向里走去。

“搅屎棍”国学大师刘师培

在中国的这群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实心实意反对孙中山的人是刘师培。

刘师培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学问底子很好，精通《左传》的研究，堪称国学大师，是清末“扬州学派”的中坚，属古文学派，与章太炎是同道中人。两人结交后，很快就成为密友。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与蔡氏合办《俄事警闻》，鼓吹“拒俄运动”，后改《警钟日报》，为主笔。

1906年到安徽芜湖，任教于皖江中学，与陈独秀、章士钊、苏曼殊结交，收弟子刘文典，一起创办《白话报》，运用其深厚的小学考据素养，研究、倡导语言文字之改革。

他离开后，陈独秀一人独立承担《白话报》的编辑撰写等工作。这为后来陈独立创办《新青年》杂志作了准备。

其实刘师培未必深信无政府主义，但这是反对孙中山的利器，可以号召反对孙中山的力量，是获得权力的工具。

1907年6月，刘师培通过他的妻子何震创办《天义报》，宗旨是“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这是国人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也是刘师培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失败之后的产物，表明他已经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了。

他的夫人何震是苏曼殊的弟子，一个很强势的女人，中国最早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女人，也是最早的一批女权主义者。

刘师培是个很怕老婆的人。他老婆的表弟汪公权与他的太太眉来眼去，他也毫无办法。

8月31日，刘师培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所”，中国方面有章太炎、张继、陶成章、何震，汪公权等，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

但讲来讲去，说得地动山摇，什么实际的事情也没能做出来。这群激进的书呆子很快就开始失望，最后绝望，各自走散。

章太炎很快就消沉了，准备去印度研究佛学。

受打击最大的是刘师培。他的期待最强烈，付出最多，一场空忙，更是堵心。一气之下，刘师培与妻子何震一起回到上海，投入清廷总督端方的怀抱，为清廷做密探，收集情报，扯上章太炎，想拉他下水。

不爱洗澡的章太炎

为了去印度做和尚，章太炎多方求助。

章先是向清廷驻长崎的领事求援。领事先生是张之洞的女婿。章太炎也希望张之洞能资助他去印度，毕竟太炎曾在湖广幕府做过事。

随后，他给刘师培夫妇写信，一共5封，要求刘与端方联络，希望端方能资助他2万元经费到印度出家，而且保证不再参与同盟会的活动。端方希望将太炎骗到国内，然后将其逮捕杀害。所幸太炎没有上钩。

平心而论，章太炎是个相当糟糕的政治家，却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教育家。

他的政治盟友大部分成为他的敌人。

他的学生大部分成为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师。

那段时间，他招收的弟子有黄侃、朱希祖、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汪东（字旭初）、沈兼士、马裕藻、龚宝铨、胡以鲁、易培基、陶成章（字焕卿）、钱家治、朱宗莱、余云岫等人。

这些人回国后先是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校长是沈钧儒。辛亥年，大部分经许寿裳等人的介绍经蔡元培邀请入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政府北迁后，入北京，后入北大等高校，成为当时教授国学的主力。

这些人有的是新文化运动干将，如周氏兄弟，钱玄同等；有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如黄侃、刘文典等。尤其是黄侃，学问甚好，脾气也臭，臭得与老师太炎先生不相上下。他的学问好到让老师佩服，和老师并称为“章黄学派”。

当章太炎因为《民报》要再次进监狱的时候，远在南洋的孙中山等人不予理睬，弄得章太炎很有些不满，但结怨已深，也毫无办法。最后还是许寿裳、鲁迅等弟子靠扛点私活弄点翻译筹了一些钱，才把他保释出来。

章太炎为人，向来对权贵很倨傲，对弟子很温和。据周作人回忆：章太炎在东京开讲学问，弟子们筹些钱财供养他。那时的章太炎，留着泥鳅样的胡须，腆着肚子，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讲课的时候，嬉笑怒骂，很随意，也很温暖。

章太炎的衣服长年不洗，袖子上如同抹了桐油。章太炎生来极厌恶洗澡。据传，他在监狱里被强迫洗澡多次，出狱后面目很白，让朋友们很惊讶。

鲁迅看李叔同演戏

尽管同盟会内部斗得鸡飞狗跳，留学生们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有一群人是不大理会这些大事情的。

鲁迅据说是光复会会员，其实不是。他只是与光复会的老乡很要好，却从未参加过暗杀行动。祖籍浙江的李叔同也不是光复会会员。他们两个在东京的生活基本上是搞文艺，在文艺领域里搞革新。这场革命与政治革命没有太大关系，对于文化却意义深远。

1907年6月1日上午，日本东京，许寿裳、陶成章一起来到鲁迅的住处，邀请他一起去看文明戏，地点就在不远的本乡馆。

鲁迅本来不喜欢看戏，在那里肯定会有很多把辫子盘在头上的清国留学生，宛若顶着一座“富士山”，这群人是他极厌恶的。与其出去浪费时间，还不如留在屋子里读书，学习俄语，顺便翻译小说。那段时间，他得到苏曼殊等人的资助，正准备办一本文学杂志。

许寿裳告诉他，演出内容是由春柳社排练的《黑奴吁天录》（另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主演中有一个名叫李叔同。

李叔同比鲁迅大一岁，生于天津一个颇有书香气息的富商家庭，面目清俊，写得一手好字，擅长写诗绘画，当时在京都美术学校学西洋画，才华满得可以泼溅出来，曾独自创办《音乐小杂志》，是搞文艺的先驱。

鲁迅对他一向很钦佩，听说他是主演，便来了兴趣。再说如果不出门，肯定要吃房东老太太煮的名叫云素天鹅肉的日本菜，一种圆豆腐，被房东煮得味道很腥很怪，多吃几回便只想呕吐，如今已吃了一个多月，胃里早已翻江倒海，实在可怕得很，出去正好可以换换口味。

那时的东京，樱花早已凋零殆尽，天气渐显炎热。

前一年，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之后，一直住在东京本乡，过着萧散的日子，逛逛旧书店，买点德文、俄文的旧杂志；有时还会去喝一杯牛奶果子露，顺便花五角钱买一罐腌牛肉来吃。他的学籍挂在一个叫独逸语的学校，说是学德语，但基本不去，主要靠自学。

到了会场，花了价值三罐腌牛肉的钱买好票，刚进门，发现上下三层全部挤满了来观演的人——举办方本来预计的只有3000人，来的有近4000人，主要是清国留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剪去辫子，穿和服，是新派的打扮。

鲁迅看戏，向来是站在后排，看上一二幕，如没有兴味，就撤退。这次戏还没开演，前前后后的人就挤得没办法，开始的时候他们站在后排，很快就被身后的人挤出了好几米，明显到中间了。满眼望去，尽是黑压压的人头。六月的气温本就很高，几千人挤在一间不算宽敞的会堂里，没有任何制冷设备，自然形成了一个大蒸笼。

鲁迅的和服早就湿透了，汗水不断涌出来。终于开场了，会堂内安静下来，幕布拉开了一幅艳丽的西洋图景。接着主持人就开始讲话，不久就听到了对白，观众的喝彩声也开始出现。

对于身材矮小的鲁迅来说，要看到舞台上的人，确实很不容易。前面的人有很多站着的，生生把他的视线挡住了。鲁迅需要奋力跳将起来，才能看见台上的人影。对于男人扮女人，鲁迅一向反感，故此他从不看京剧。但李叔同的扮相，他并不反感，但也不怎么喜欢——好歹也没看到什么内容。

到第三幕的时候，台词变得慷慨激昂又悲悲切切，这是全剧的高潮，生离死别的氛围迅速弥漫开来。舞台上的李叔同完全沉入这悲剧之中，他的心与角色完全融在一起，凄切之感喷涌而出。

台下也传出阵阵低泣之声，一时间，喝彩的声音几乎要掀掉屋顶。

不过鲁迅感觉不到这种热烈的情绪，他的心情实在坏透了。这一幕快结束的时候，他央求同来的许寿裳能帮他一起挤出去——陶成章早已被挤得不知去向。

第二天，演出进入最后阶段，在东京掀起了文明戏的小热潮。东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各大报纸开始刊登各界人士对这次演出的热评，接连几天，热评一直持续不断。

这是中国文明新戏的开始，负责排演这部新戏的社团是春柳社。

那些日子，鲁迅整天呆在公寓里休息，翻闲书，连许寿裳、陶成章他们组织的绍兴同乡聚会他也没去。对这场演出，他没有表明任何看法，一个字也没说。

陶成章搞内讧

从1908年下半年开始，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焦点由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转为经费问题。

1908年秋天，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对峙的中心。

1908年2月，《民报》以首要篇幅刊登了《大乘佛教缘起说》。这样曲高和寡的学术文章，自然不会有多少读者，最后销量减少，经费窘迫，甚至到了破产的地步。不得已，章太炎给孙中山去了五六封信，打过三四次电报，孙中山等人并没有太多的资助和热情。

尽管孙中山等人极力劝阻，谨奉太炎之命的陶成章还是执意到南洋筹款。他不但要为《民报》筹款，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

但是，自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到1908年2月河口起义，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搞了6次武装暴动，用去近20万元。南洋华侨中还有能力资助的同盟会会员已经不多。而且河口起义后，近700名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孙中山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已经费尽心力。

没有孙中山的支持，陶成章决定独自进行募集活动。

心怀不满的陶成章，在为募集作准备时，搞了一个假的同盟会章程，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主干，绝口不提兴中会，把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

尽管陶成章多番努力，但募集行动没有什么进展。他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搞鬼，于是开始攻击诋毁孙中山。不久，他又要求孙中山开具介绍信，遭到拒绝后更是怒火中烧，从此与孙中山形成对立的架势。

1909年5月，陶成章在印度尼西亚一带积极活动。8月到滨港，陶成章联合李柱中、胡国梁等七八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对同盟会无功，而且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说孙中山在香港汇丰银行存有巨款，还让其兄长孙眉在九龙大兴土木，号召开除中山的总理职务，嘱令南洋支部所有章程一概作废。

这次的行动是从组织上搞分裂，对革命正走向低落的同盟会是致命的打击。

对陶成章等人搞内讧的做法，黄兴坚决反对。他一面和陶成章交涉，一面让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公函向李柱中解释一切。

南洋的革命党人焚毁了陶成章、章太炎散发的毁谤孙中山的印刷品，派人调查此事，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了几间旧房，别无所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那里种地糊口。孙眉是因为资助孙中山革命而破产的。

自此，真相大白，对孙中山的污蔑不攻自破。

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天，黄兴在林文等人的帮助下筹备恢复《民报》。出于对章太炎的不满，黄兴与孙中山都认为由汪精卫主笔政较为合适。新《民报》托名以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

章太炎为《民报》苦撑多年，一朝恢复，却被排斥在外，愤怒之情，不可阻挡。他大肆攻击新《民报》是伪《民报》，进而攻击孙中山。

来自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的诽谤为保皇派提供了武器，亲者痛，仇者快，一时间，对孙中山的攻击甚至辱骂，铺天盖地。

远在巴黎的吴稚晖出于对孙中山的支持，撰文为孙中山辩解，遭到章太炎的猛烈攻击。

在东京的黄兴决定不与章太炎计较，但章太炎肝火旺，脾气大，实在不好惹。有一次，气愤之下，章太炎竟然动手殴打黄兴，把黄兴的头都打破了。黄兴的脾气出奇的好，很淡定，不计较，只是在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说章是一个“神经症的人”，劝孙中山先生海量涵之，不要与之计较。

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随员名单，刘师培赫然在内，奸细面目已然暴露。此前，他已经向清廷出卖了同盟会会员张恭。刘师培夫人何震的表弟汪公权还在《民报》社投毒，差点害死章太炎。

这时候，他也来凑热闹，忘不了要发挥搅屎棍的作用，更不会忘记章太炎这位已经闹崩的老朋友。他让何震将章太炎写给他的五封要求联络端方的信寄给吴稚晖。他知道吴稚晖和章太炎早已势不两立。吴稚晖自然也很配合，在报上披露了这些信函，表明章太炎已经背叛革命投靠清廷。

朋友的出卖，事业的低落，各方面的打击，让一向任情恣性的章太炎很受伤。

这场倒孙的风潮，最后以两败俱伤收场。

1910年2月，出于对孙中山长期不满，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总部，章任会长，陶任副会长。在南洋设执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的职权，由李柱中、魏兰、沈钧业为执行员，与孙中山的势力形成对抗。自此，光复会彻底走上从组织上与同盟会分裂的道路。

第十五章　革命就要搞暴动

会党是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就是要暴力反对清廷。

同盟会成立后，第一场大戏就在湘赣交界的萍浏陵地区开场。

这里是张之洞开办的萍乡煤矿所在地，有矿工1万多人。在近代史上，这个地区一直是暴动事件多发地段。自华兴会首次准备起义之后，到安源煤矿大罢工，这里的会党与矿工一直是暴动的主力。

起初，这场暴动只是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的个人行为。

自会党首领马福益被清廷捕杀后，湖南各地会党首领都很气愤，为马福益复仇的呼声越来越高。

蔡绍南通过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与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头目龚春台等取得联系。

龚春台，浏阳人，谭嗣同的老乡，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做过爆竹工人，性格豪爽，为人义气当先。

通过蔡绍南的奔走，哥老会与武教师会决定联合，组成洪江会，由龚春台做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策动起义，以“遵从中华民国宗旨，灭满兴汉”为誓词。1906年7月，洪江会派蔡绍南到日本联络孙中山，希望能得到同盟会的支持。

会党很快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引起了清廷的警惕；官府的多次行动又刺激了暴动的开始。

10月2日，农历中秋节，麻石的会党举办酬神演戏的活动，聚众1万多人，流言四起，说洪江会要搞暴动。5天后，清军突然袭击麻石，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投水而死。

蔡绍南此时刚到上海，准备东渡，听闻此变，马上折返湖南。

10月21日，安源会党头目张折卿被捕杀。

12月3日，清军又在醴陵抓捕1人。这一天，龚春台、蔡绍南在萍乡集会。大部分人认为军械不足，起义时间应暂时推迟。码头官廖淑保认为会党有10万多人，完全可以一战。争论还没结束，廖淑保独自到麻石召集3000人起兵——暴动就这样仓促拉开了序幕。

12月4日，龚春台、蔡绍南号召各地会党暴动，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主帅（都督），蔡绍南为参谋官（左卫都统领兼文案），魏宗铨为后勤官（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先锋（前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国国民军起义檄文》，该文基本体现了孙中山同盟会的基本纲领。

起义最先在醴陵发起，起义者主要由农民、巡防营士兵、工人构成，很快聚集了3万多人。义军的武器除了从团防营缴获的3000枝枪（大部分打不响）外，大部分是鸟枪、木杆、大刀、长矛、三尖两刃刀、弓箭等旧式武器，甚至还有使用锄头、铁锹、扁担等农具的。他们作战英勇，大肆捕杀士绅，烧毁祠堂，声势搞得很大。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联合四省新军来镇压。

萍乡的会党姜守旦很快宣布起义，打的是老会党排满兴汉的旗号，起义军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这支义军明确表示不受洪江会的节制。本来力量不强的起义军在开始的时候就处于分裂状态，给清廷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安源有工人上万的大煤矿，领班的头目萧克昌本来倾向于反清，但迫于清廷控制严密，没能如期发难。

12月14日，两江总督端方派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带新军2000多人来江西镇压义军。这支新军中的将领赵声、熊成基、倪映典等人都是革命党。出发前，赵声派人到义军中联络。等到12月25日达到江西，义军已经失败，赵声等人也无能为力。

孙中山在日本得到起义消息，派宁调元、胡瑛、朱子龙、杨卓林、梁钟汉等人回国，分批到各省发动起义响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官府抓捕，没能到达预定区域。这次起义基本不在同盟会控制范围之内。

起义被镇压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党狱大兴，有3万多人被杀，革命力量遭受重创。随着1907年徐锡麟、秋瑾等人行动的失败，整个长江流域的革命行动转入低迷。

另一个负面的结果是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这是清廷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的结果。

革命党态度很暧昧

萍浏醴起义期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制定了《革命方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指导方针，向各省发放，为起义提供了策略指导。

离开日本后，孙中山到达南洋，开始了他的南方边地战略——在两广、云南边境，他先后动员发动了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等六场起义。

和从前一样，孙中山依靠的力量还是外援和会党，从前是日本，现在是法国。

帮助他的法国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下级军官，他们有理想主义情结，希望能带给中国革命式的变革；另一类是有殖民扩张主义野心的人士，以前越南总督幍美为首，成立了一个铁路公司，向孙中山提供一些资金、军火、军事技术等方面的援助。

广西、云南边境本来就是暴动的温床，会党人士在这一地区很活跃，加上那年发生旱灾，使得参加会党的人数徒增，这让孙中山看到了希望。

王和顺这位曾参加黑旗军的会党领袖成为孙中山发难的主要助手。另外一个是当地会党头目黄明堂。

由于法国人的默许，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是自由的。起义的策划指挥机关设在河内。革命党内的主要助手是黄兴和胡汉民。

起义的经费来源于孙中山在日本、南洋的筹措，也有一部分是法国人的援助。军火则由一部分日本的同志和法国的某银行买办代为购买。

起义计划在广西、云南边境夺取铁路线上的关口，而后沿铁路线延伸进入内地，并发动驻扎在附近的两支新军响应，控制两广，组织共和政府。

原华兴会的郭人漳（未加入同盟会）和同盟会会员赵声分别掌控了两支清军。

郭是湖南人，与谭人凤、黄兴都有交情，但这两位朋友都没能说服郭参加暴动。此时的郭人漳更愿意做清廷的忠臣来获取荣华富贵。

赵声因为郭没有发动，觉得即使发动也没有胜算，出于现实的考虑，也没有参加冒险。

结果是最初发难的会党成为一支孤军，军火缺乏，后援不济，很快陷入绝境。

会党与革命党的关系显得很暧昧，不明朗。一方面，他们由于有反清复明的口号而被革命党当做盟军看待；另一方面，革命党似乎没有对他们进行充分的宣传动员，而仅仅将其当做一支雇佣军，形成了很奇怪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这使他们在危难处境下，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雇工看待。既然是雇工，自然可以要求增加待遇，要求更换监工，比如他们曾要求更换掉王和顺。当然，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罢工。

革命党对暴动人员的动员工作很缺乏。他们不愿意真正接近暴动队伍的下层人物，只和他们的头目接触，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这股力量。在这方面，他们的作为比起太平天国的冯云山差得很远。

混乱的联合大起义

1908年3月，由于清廷的外交努力，越南的法国当局不得不驱逐孙中山，起义的具体落实交到了黄兴手上。

此前的镇南关起义，是孙中山在所有起义中唯一一次亲临前线的战斗。可惜的是，镇南关由于守关将领的贪污，没有任何军火储备，弹尽粮绝之后，起义军只好撤退。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再一次帮助了清政府。

3月27日，从法国商人手中买得100多支枪支后，黄兴组织了云南青年200多人为“中国国民军南路军”，向钦州进发。

29日，小峰，在黄兴的指挥下，起义军击败了清军1个营，管带（营长）一人逃跑。接下来的两天，黄兴先后击溃清军3个营。按编制，一个营的兵力在500人左右。4月2日，黄兴又击溃郭人漳的3个营的精锐，击毙郭的爱将龙某。义军发展到600多人。此后，郭人漳率近3000人包围义军。黄兴率敢死队夜袭清军，郭人漳几乎全军覆没，军旗战马均被义军缴获。

这是黄兴一生打过的少有的胜仗。作为一名将军，他没有机会统领一支精锐之师，经常是率领一群乌合之众，吃尽败仗，但总能坚持战斗，坚韧不拔。

这支军队在钦廉上思打了不少胜仗，40多天后，弹药将尽，只得解散。

此后的河口起义是这六次起义中唯一一次可能成功的行动，不少新军参加，发展到几千人。但发难的会党要求先付酬金。

黄兴为了弄到钱，前往河内，途中被法国人拘捕。

起义军闻讯，很快瓦解。

孙中山等人幻想只要他们能夺得一地，天下人必定会群起响应，但这样的局面一直没能出现。

一次次的失败，一场场的暴动，同志一个个地牺牲，失望、悲观、绝望、牺牲、内斗、毁谤、讥讽、怨言，种种困扰将革命党重重包围。

法国人停止了对孙中山的支持，清廷大肆宣扬立宪，革命的形势一路低落下来。到1910年左右，香港的同盟会会员由原来的2000多人减少到200人。

面对这种局面，汪精卫铤而走险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宋教仁准备在长江流域另起炉灶，光复会章太炎、陶成章也进行了重组，革命队伍面临分裂，形势异常严峻。孙中山开始反思自己，调整革命战略，准备在广州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借此振奋士气。

这次，孙中山不依靠任何外援，主力也不再是会党，而是新军和同盟会的精英。黄兴帮助他调整了原有的地方性冒险的思路，希望从全国性的角度来策划这次起义，同时派遣谭人凤到长江流域联络党人响应起义。

他们在同盟会内部作了最大限度的动员，原光复会会员李柱中、赵声，共进会的孙武等人也从各地赶来参加。

这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行动。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李柱中等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确定起义大计。

辛亥年1月底，黄兴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统一指挥起义。黄兴被推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胡汉民负责秘书课，掌管文件；赵声负责联络长江以南八省；姚雨平负责动员新旧军队；陈炯明负责草定制度；洪承点负责总务；方声洞负责暗杀用具。统筹部地点设于跑马地35号。

孙中山负责后勤支援，黄兴、胡汉民等人亲自出马，四处筹款，截至起义发动时，共筹款近16万元。

负责首先发难的是800多位青年革命志士，都是年轻的精英。

统筹部决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以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兵分十路，各自攻打广州城各大要害地点。

马超俊组织的“中兴公司”，主要经营人发生意，借捆绑人发为掩护，包裹炸弹、枪支运进广州城。

就在起义准备发动的关键时候，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首先是来自南洋的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弄得广州城人心惶惶，两广总督张鸣岐加强了戒备，四处抓捕革命党。

由于起义准备的时间很长，官府早就听到了风声，4月25日，张鸣岐调巡防营二营入城驻守观音山。观音山是广州城里的制高点，从军事上讲，可以凭借重火力控制全城。

紧接着，原来准备发难的新军一个标（团）近期可能被解散。

这些坏消息让准备参加起义的同志产生了疑虑，纷纷建议改期。

已经在4月23日夜写下绝命书的黄兴根据众人的建议把时间推迟到26日，并建议赵声率领的敢死队员暂时撤离广州。不幸的是，到26日，起义用的枪械又未能如期到达，时间只好又推迟到4月27日。

这时候，指挥部争论很激烈。胡毅生、陈炯明建议改期。赵声在广州的代表宋玉琳也赞成。姚雨平反对，要求多发枪支，按时发难。

黄兴血拼黄花岗

面对死亡，黄兴从未惧怕；面对争论，黄兴异常悲痛。

他是公推的起义总指挥，但由于参加人员过于杂乱，这时候他已不能行使总指挥的权威。这支起义的人马尚未发难就失去了团结。

如果发难日期一推再推就意味着精心准备的起义很可能搞不成了。想到海外华侨们热心捐款，想到起义的多番失败，想到同志们的惨烈牺牲，黄兴决定解散各部，自己一个人去找清军拼命，以身殉难。

正当黄兴准备下令解散的时候，喻培伦、林文反对，认为唯有拼死一搏，才能有机会。喻培伦曾因造炸弹而损伤了一只胳膊，他激愤不已：“大家都是四体俱全的人，难道还不如我这个残废吗？”他的朋友汪精卫、黄树中都因暗杀载沣被囚，他想以死殉国。

喻培伦的呼喊感动不少人，一时间，群情激奋，黄兴决定率领三四十人冒险攻击总督府。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年轻才俊，如林觉民、方声洞等人。出发前，他们都写下了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绝命书。

4月26日，夜，黄兴将原定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部攻总督府；姚雨平率部攻小北门，接应巡防营和新军入城；陈炯明率80人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20人守大南门。

当夜10点，香港来电，在港的300名敢死队员不能如期赶到，坚决要求起义推迟一日。黄兴没有理会这份电报，决定孤注一掷。

4月27日，总机关搞出一副办喜事的样子，人声鼎沸。下午4点，黄兴发表了演说，发放武器，准备战斗。

朱执信赶来，脱下长衫，加入队伍。

谭人凤从香港赶到会场，说香港党人要求改期。遭到黄兴拒绝后，满头白发的谭人凤要求参加起义，被黄兴劝阻。

5点30分，黄兴率部直扑总督府。打死卫队管带金振邦后，手臂缠有白巾的起义军冲进府衙试图抓捕张鸣岐。

张鸣岐听到枪声，打穿后墙，慌忙逃到李准的水师行台。

黄兴冲出总督府，迎面与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双方发生激烈枪战。6名同志阵亡，黄兴右手被打断中指食指的第一节。

原定的四路人马，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黄兴一路。陈炯明、胡毅生等人在起义前已逃出广州。姚雨平的人马没有领到枪支，找个地方藏了起来。计划响应的新军和巡防营因没有负责人去联络，都没有按时发动。

黄兴将所部的孤军分为三路：一路攻都练公所；一路攻小北门；自己带着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大南门，接应防营义军。

喻培伦在第一路中，他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边冲边投掷，奋勇当先，一直战斗到弹尽被俘。第二路由徐维扬率领，后又分为两路，大部分阵亡于源盛米店附近，小部分受伤被捕。

黄兴一路冲到双门底，与义军防营温带雄部相遇。温部没有缠白布，方声洞开枪误伤温带雄，两支本为友军的部队互相攻击，方声洞牺牲。温部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赵声死不瞑目

起义失败已成定局，黄兴孤身一人逃到一家洋货店躲避。

在店中伙计的帮助下，黄兴找到了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河南机关。第二天，他的手指流血不止，派人去买止血药。

买药的同志在路上遇见了迷路的赵声。

原来赵声与胡汉民带着200人已于这日清晨抵达广州，刚上岸就得知起义已经失败。

在河南机关，黄、赵两人相见，九死一生，抱头痛哭。当夜，赵声发病，由人护送到香港。次日，黄兴、徐宗汉逃往香港。

清廷将抓捕的革命党全部处决了。后来收敛到72具革命党人的尸体，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人数远不止72人，后来调查有名有姓的尚有14人，无名无姓的更多。

孙中山哀叹这场起义令“吾党菁华，付之一炷”！

回港后，赵声悲愤交集，常高歌狂呼，病情加重。一日，胡汉民请他一起饮酒。事后，病发，医生认为是盲肠炎，但赵声急于出门，不同意及时动手术，拖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动手术，5月18日，他因流血过多而死。

赵声据说是北宋八贤王之后，在同盟会、光复会及新军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死既是革命的大损失，又加深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陶成章一直认为是胡汉民等人害死了赵声。

远在英国的杨守仁，听到广州起义失败、黄兴已战死的传言，感愤于革命无望民族无望，在利物浦大西洋海岸投海自尽。

孙中山听闻黄兴尚在人世，称“革命之事尚有可为”。

宋教仁痛心不已，认为南方边地冒险的战略已经走到尽头。回上海后，他另起炉灶，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逃到香港的黄兴悲痛万分，绝望，情绪低落，对某些同志贪生怕死的表现极为痛恨，与胡汉民等人也产生了激烈争执，发誓从此不理党事，只相信极少数个别人，并开始热心于暗杀行动。

第十六章　暗杀时代

一炸成仁

1907年4月，在《民报》之《天讨》副刊上发表了吴樾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遗稿——《暗杀时代》，其中有言：

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革命就是武装起义，需要动员大量人手，花费大量的经费，成本很高，代价很大，弄不好就有人泄密，成功率很低，有孙中山多次的失败为证。

暗杀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做到。炸弹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无论是人力物力，都很节省。更重要的是，保密性好，只要安排妥当，成功率相对高出许多。

中国是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荆轲、聂政、专诸、要离等四大刺客，早已名扬天下，流芳百世。

中国邻近的俄国，正在流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多称为“虚无党人”）的暗杀行为。

在日本，有很多流亡的俄国虚无党人。黄兴、汪精卫、黄树中、秋瑾等人引为同道，组织暗杀团体，邀请虚无党人来做暗杀指导。

吴樾的遗稿发表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近两年时间。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清廷钦派的五大臣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法政治。那天前来送行的人很多，车里车外，十分拥挤。

吴樾得革命党内应杨守仁之助，得知准确时间，托伙伴张榕将炸弹运进车厢里，准备投掷炸死这五个人。

这枚炸弹据说是蔡元培先生亲手制作的，是撞针式。列车与机车相合之时，车身突然后退，乘客身体后仰，炸弹撞针被触动，来不及投掷，已然爆炸，铁片四面飞开。

五大臣中，载泽、绍英受轻伤，前来送行的伍廷芳耳朵被震伤。其他三位大臣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吴樾的下半身完全被炸烂，面目全非，很快重伤而死。

此前，吴樾与同乡好友陈独秀争夺这一任务。吴说：“这样的任务是简单的，发动革命的事才是困难的，简单由我来做，你还是做困难一点的吧！”

出发的时候，他得知湖北革命党人王汉在彰德刺杀铁良的事，深受感触，决心一炸成仁。

王汉，湖北蕲春人，少年好学，对《易经》颇有研究，与黄冈人何自新、熊十力有深交。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感怀古今，引为同道密友，加入科学补习所，有志于反清革命。

1905年，铁良南下，王汉准备刺杀他。王汉怕连累家中老母，抛下新婚一月的妻子，带短枪一支，准备在河南彰德车站行刺。

铁良护卫严密，闲杂人等无法靠近。

王汉只是一书生，运用短枪很不熟练，打出数枪，都没有打中。

铁良的卫士追过来捕捉，王汉投井自尽。时年22岁。

按王汉事先的安排，补习所同志胡瑛扮成富商模样前来收尸。

暗杀是低成本革命

暗杀是低成本革命。每次革命暴动失败之时，都有革命同志从事暗杀行动。暗杀作为一种革命手段一直存在。

广州一地，因发生革命暴动最多，故发生的暗杀事件也是最多。

庚子年，惠州起义失败，史坚如分析形势，认为发动武装起义力量不够，于是决定暗杀两广总督德寿，借此来震动两广地区。

史坚如在总督府旁边租了一所房子，托邓荫南等人运来200磅重的炸药，计划掘地道到总督卧室底下，然后引爆所有炸药。

10月27日，史坚如与练达成等人挖地，安放好炸药及引爆装置，燃香施放，而后让诸人尽快离开。不想，一路上没听到动静。他又返回查看，原来是药线没有点着。

10月28日早晨，守了一天一夜的史坚如再次安放好炸药，点燃药线，悄然离去。到港口，害怕还是不能爆炸，于是下船返回。路上，他听到总督府被炸的消息，心中暗喜，以为德寿已死。没想到，总督署后面的围墙被震塌十多丈，德寿只是被震下床，受了惊吓，生命无大碍。

史坚如很惊讶，再次赶往爆炸处查看究竟，原来炸药只是爆炸了一部分。

他仍不死心，准备再次下手。

第二天一早，广州码头，史坚如被捕，倍受酷刑，12天后，被斩首。时年20岁。

史坚如，广东番禺人，与汪精卫同乡，幼年体弱，极聪明，喜欢读史书，厌恶八股，有爱国热血，有反清锋芒，为少年英才，类似邹容，曾有言：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刺杀李准

1907年6月，广东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冯自由、胡汉民等人准备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在日本学过炸药制作的同盟会会员刘思复自荐担当此任。

月初，他匆匆赶到广州，准备在李准到总督衙门的路上截击。

11日早晨，刘思复弄好炸药，准备出发。出门时，炸药不幸突然爆炸。刘面部受伤，左手被炸断五指。

暗杀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从开始弄炸弹时起，暗杀者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警察赶来，发现了铁弹，抓捕了刘思复。

刘谎称自己叫李德山，是搞化学实验受伤的。

官府查来问去，刘死不改口，他们毫无办法。最后还是证据不足，只得将刘思复押回原籍香山看管。

1909年，得陈景华的帮助，刘思复出狱。冬天的时候，来到香港。

第二年，获知汪精卫刺载沣被捕。刘思复非常愤怒，决定重操旧业，与朱述堂、高剑父等人组织“支那暗杀团”。

初次宣誓，厅堂四周围以黑布，中间放一个圆桌，用白幔围着，上面放一个骷髅头，旁边点一支白蜡烛，宣誓者在晃动的烛影中独自面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的宗旨和方略。

团员分执行员和辅助员两种，团员执行任务前须有一个月以上的考察期。主要成员有陈炯明、徐宗汉、林冠慈等人。

这可能是有组织暗杀的开始，讲求配合和技术指导。

林冠慈性情冲动，喜欢冒险，为加入“支那暗杀团”费尽心力。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自荐担当刺杀李准的执行员。

8月13日，午后，李准由城外的水师公所入城，乘轿经过双门底时，埋伏在这里的林冠慈正假装在一货摊旁购物。轿子靠近时，林连续投出两枚炸弹，李准被炸倒，折断两根肋骨，没死。

林冠慈不幸牺牲。

李准恐怕是遭受革命党暗杀袭击最多的清廷官员。

广州将军做了替死鬼

1911年3月，有感于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决定刺杀广州将军孚琦。

4月8日，广州燕塘，华侨飞行家冯如表演飞机，孚琦带着不少官员前往观看。得知消息，温生才带好手枪，在东门外一家茶馆守候。

傍晚时分，孚琦带着卫队，前呼后拥，正好经过。

温生才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开枪，连发四响，皆中要害。

卫队、轿夫都惊慌逃散。

等孚琦断气后，温生才从容而去。途中被跟踪的巡警抓捕。

审讯时，温生才说肚子饿了，不想说话。等饭菜到了，他边吃边说，眉飞色舞，说与孚琦本无冤仇，只是满人专制，坑害汉族同胞，杀他是出于公义，而并无私仇。

4月11日，李准来审，问到行刺过程，温生才来劲了，双手拍腿，说开第一枪时卫队就吓跑了，心里很畅快，后来又连发三枪，都打在要害地方，痛快之极，欣慰之极。一席话，听得经常被暗杀的李准心里发毛。

4月15日，温生才被斩。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一度失落，之后，他决定用成本更低的方式——暗杀来反击清廷。

1911年6月，得到孙中山的资助，黄兴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

他们将首要目标定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李准早已是惊弓之鸟，深居简出，不敢露面。

恰好，孚琦死后，清廷调凤山为广州将军，即将来广就任，黄兴决定改目标为凤山。

一次堪称完美的暗杀袭击开始了。

暗杀团在南关仓前街开设成记洋货店，店内藏有炸药。

这里是入城的必经之路。

为确保万无一失，黄兴决定改用重型炸药，并在炸药中配置毒药。李应生因配毒药而晕倒，后由其弟李沛基代替他完成任务。

炸药太重，特制一块斜板将炸药放置在屋檐下，用长绳系着。

10月25日，店中接到黄兴电报，凤山即日到广。

李沛基疏散所有同志，一人留守。

凤山下船后，乘肩舆入城上任，经过店前。

李沛基割绳，炸弹下落，滚到街上，一声巨响，凤山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

此前，凤山友人劝他千万不要上任，前任诚勋就没敢去。他本来也是胆战心惊，但迫于朝廷旨意，只得硬着头皮来了，最后落得死无全尸。

李沛基被震倒，从灰烬中爬出，从容离开。

暗杀对清廷造成了恐怖的氛围，广州城的大小官员吓得不敢出门。

后来广东能够和平独立，和这也很有关系。

被小便终结的刺杀

暗杀时代，革命党影响最大的暗杀行动无疑是汪精卫刺载沣。

随着同盟会多次起义的失败，悲观失望的情绪很快蔓延，加之内部的分裂严重，汪精卫希望借助炸弹的力量来振奋人心。

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计划由京汉铁路北上。汪精卫、喻培伦、黄树中等人准备在汉口车站暗杀端方。结果，端方改走海路，这颗炸弹就留给了孙武。这颗炸弹后来在汉口俄租界突然爆炸，给武昌的革命党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0月，汪精卫准备北上搞暗杀。孙中山派胡汉民等人前去劝阻，希望汪精卫不要孤注一掷，但汪心意已决，与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人到北京组织了暗杀机关。

1910年1月，汪精卫在琉璃厂开设了守真照相馆为掩护，在东北园租了一所房子作为集合地点。

开始的目标是奕劻，后来改为从欧洲考察归来的载询、载涛，没有得手。最后的目标定为摄政王载沣。

这是一次针对清廷最高权力的暗杀。

为了加大威力，他们在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3月21日，夜，黄树中、喻培伦到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炸药。

炸药需要有一个人引爆，引爆者也会被炸死。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做这件事。他希望能和载沣同归于尽。

两天后，夜，旁边住的一人出来小便，发现了黄树中等人的行动，很快就报官了。

那天夜里，汪精卫与众人商议，推喻培伦重新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再谋行动。

根据“铁西瓜”的线索，4月5日，北京警察厅抓捕了汪精卫和黄树中。

审讯中，汪精卫很从容，承认一切行为都是他一人指使，与黄树中无关，表现得义薄云天。他慷慨激昂地写下了数千字的自供状，文中说，立宪不能指望，民主要靠革命。汪本是写文章的高手，曾为《民报》主笔，自供状文辞优美，才气纵横。

在狱中，他写了几首绝命诗，其中有：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些诗句显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很有英雄气概，传诵一时。

汪长相英俊，一表人才，审案的肃亲王善耆等人都动了恻隐惜才之心。加之当时正在善耆家里做家庭教师的革命党人程某对善耆说：“如果杀了汪精卫、黄树中，以后党祸只怕更多，不是朝廷的福气。”

当时，清廷正在标榜立宪，善耆劝载沣从宽处理，在供词上也做了些手脚，最后将汪、黄两人判为终身监禁。

在狱中，汪精卫受到很高的礼遇。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等满人皇族亲贵都来探视他。

这次暗杀震动了全国。

汪因此成为威望极高的革命党人。

第十七章　袁世凯的脚病了

留着最后一口气

1908年11月14日，北京，瀛台，光绪帝驾崩，时年38岁。

100年之后，医学家检验了光绪遗体上的头发，检验结果表明：光绪帝是被毒死的。

谁毒死了光绪，袁世凯，还是慈禧太后？

袁世凯即使有胆也没机会。光绪的死，慈禧应负首要责任。

尽管第二天，她也随之崩逝，时年73岁。

屈辱、孤独、悲愤、憋闷、寒冷、粗劣的饭食、囚徒一般的生活，光绪帝的身体早就垮下来了。

在瀛台的最后岁月，慈禧太后突然之间显示出对光绪帝前所未有的关爱——下懿旨让天下的臣工推荐名医来京为光绪看病。

这意味着光绪帝早已病入膏肓，到了太医院束手无策、无药可救的地步。

前后来过的名医不下十人。

他们先要通过慈禧的政治审查，然后来到瀛台为光绪帝看病。开的药方要经过军机处大臣审查，交由太后审核，然后命内务府抓药、煎药，而后送到瀛台让光绪帝服下。整个过程体现了太后对这件事情的高度重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

只是要那么多的医生来来回回地看，每个人开的药方各不相同，所医治的疗程也连接不上，光绪帝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吃药，吃各种各样的药，至于那药是不是对症的，是不是按医生的方子来煎制的，已经不能知道。反正是病没有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太后先后多次下懿旨昭告天下，请来名医，给病重的皇帝看病。她确实是尽心尽力地希望医好光绪，仁至义尽了。

在医生们的回忆中，比较一致的症状是体虚、盗汗、遗精、易怒、精神衰弱等等。这是身体衰弱的症状，光绪帝需要休息，需要加强营养，需要补肾，需要静养。

太后是很关心他的，怕他一个人在瀛台太孤独，时不时请他来听戏，敲锣打鼓地热闹一番。这样多番的关照，光绪的病情自然越来越重。

太后很害怕光绪死在她后面，这个华丽的傀儡，这个挡箭牌一旦执掌大权，要做的头一件事恐怕就是翻案，翻戊戌年的案，弄不好还会鞭尸。这是慈禧最害怕的事。当有人报告，光绪听说她身体不好很高兴时，她恶狠狠地说，绝不会让他死在她后面。

她一直坚持着，一直没断气，她在等待，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等待。

光绪早已耗到油尽灯枯的地步，有没有毒药已经不重要了。

但慈禧终于还是不放心——毒药是较为直接的方式——麻烦终于解决了。

光绪帝的死让海外的保皇党痛心疾首，让立宪派幻想的肥皂泡破灭了。

太后在听取载泽、端方等人的出洋考察报告后，决定搞君主立宪，保住大清的万年基业，为此她设定了9年的预备期。遗憾的是，她没有活到那个时间。

立宪成了她的政治遗产。

她的去世让立宪的形势显得扑朔迷离。

慈禧老了。那段时间，她总感觉累，不能吃什么，一旦沾点荤腥就拉肚子，一拉就是好几天不见好，拉得浑身无力腿发软，整个人没精神。

或许，衰老的鳄鱼也会流下仁慈的泪水。一日，在载沣、肃亲王善耆、载泽等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她两度落泪，说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救得了大清帝国。

慈禧喜欢别人称她为“老佛爷”。

佛爷有时也是世人对皇帝的称号。

1908年6月之后，慈禧拉肚子的毛病严重起来，始终不见好。太医们也束手无策。这个衰老的女人终于被身体渐渐打败，她坚强的意志也开始涣散。

可能是为了冲冲喜，1908年9月，慈禧邀请达赖喇嘛进京。当时，北京城里传言四起，说两尊佛不能同在一座城里出现，不然会相克。李莲英听到这些传言，恳请太后取消这一计划。慈禧回答说：“皇帝的病，看来是好不了，活佛来不来京城，是没什么关系的。”看来慈禧已经知道光绪必定会死，她的心里两位佛是活佛和光绪。她可能无意间忘了，自己是人人口中的老佛爷。

达赖喇嘛离京几周后，光绪驾崩，第二天，慈禧也紧随离世。

慈禧的遗产

慈禧的离去让整个帝国失去了权力重心。

光绪的离去让海外的立宪派失去了政治依托。

慈禧把帝国的大权留给了三个人：一个3岁的小孩，一个20多岁的青年王爷，一个守了20年活寡的弃妇。

他们能不能掌控大局，帝国的四万万双眼睛都投来怀疑的目光。

帝国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成了一个未知数。这个未知数让船上所有的乘客感到恐慌焦虑。

立宪是慈禧的政治遗产，在她生前已经开始预备了。

立宪是以慈禧为总导演的大戏，如今这个导演突然离去，临时接手导演任务的摄政王载沣不知所措。原来演配角甚至跑龙套的士绅们很快占据了舞台，不但要求演主角，还要修改剧本，预备立宪的时间本是9年，他们硬要载沣改到3年。载沣左右为难，很被动。他没有什么导演的经验，头脑又有些僵化，实在不好办。同意修改吧，满族亲贵们不答应。不同意吧，士绅们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作了小型的改动，将时间改为6年，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亲贵们讥笑他太软弱，士绅们谩骂他太顽固。

立宪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保住大清的万世基业。这是当年从国外考察归来的载泽、端方给慈禧太后出的主意。慈禧也一直是这样贯彻的，通过立宪，一来讨得洋人的欢心，显示自己的开明作风；二来应付国内士绅地方督抚大员的呼声。两全其美。基本思路定下来之后，政治改革也开始了，新官制的厘定就是一个开端。当然，所谓的“五不议”做法是为了减小改革的阻力，为了维护稳定，非常时期，稳定第一。无论是法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都有很大的改观。但这些改革的立足点是推动中央集权，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中央的权力从汉臣收归满人亲贵的手中，这一点从铁良斗袁世凯可以得到证明。

立宪是一场戏，慈禧是主角，但慈禧死后，这场戏渐渐成真了。士绅们跟着起哄，他们何尝不知道是戏，一直很配合地演出，等到中央的资政院建立起来，他们把这个机构当成了临时国会，要与满人亲贵们分享权力，还想通过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种形式逼迫朝廷交出大权。这是载沣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集权无能，放权无胆，只得顺水推船，搞出了一个皇族内阁，把天下的士绅都得罪了。

更可怕的是，阎王倒了，小鬼们都跑了出来。慈禧死后，年轻的满人亲贵开始掌权，他们的能力不怎么样，但贪心是一个比一个大。这群帝国的权力蝗虫迅速地把朝廷的权力吞噬完毕，很快就扑向了帝国的原野。

袁世凯吓坏了

光绪帝驾崩后不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开始大肆造谣，说袁世凯毒死了光绪帝。那段时间，国内外的报纸上到处有袁世凯弑君的传言。更有传言说，袁世凯已经被杀。

袁世凯大权在握，深受满人亲贵的猜忌。这使他成为慈禧走后帝国权力洗牌的第一个目标。

袁世凯自己也知道，慈禧一死，他倒霉的日子就来了。

他的门庭骤然冷落下来，愿意登门的人很少。

在帝国官场就是这样，权力能很快让一个人由籍籍无名变得炙手可热，也能很快让一个人由香饽饽变成臭狗屎，人见人厌，人见人踩，瘟神一般。

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光绪帝走在了慈禧的前面，不然光绪重掌大权，他死定了。

他确实有杀害光绪的动机，但是他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机会。因为慈禧比他更害怕光绪活着。

康梁等人联络了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极力劝说摄政王载沣杀袁。

有传言说，载沣是为了替哥哥光绪帝复仇。

光绪离开醇亲王府的时候，载沣还没有出生，后来见面也很少，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感情。而且，载沣深得慈禧的宠爱，和慈禧反而走得很近。说他替光绪复仇，实在是不太符合情理。

其实，载沣刚刚摄政，希望执掌军权。而帝国的军权大部分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载沣要想达到目标，必须杀袁。

载沣的两个弟弟载询、载涛希望帮助哥哥掌握兵权。他们兄弟同心，非灭袁不可。

铁良、良弼恨袁已久，早就磨刀霍霍。

新官制改革后，袁世凯内调军机处，明升暗降，而且还有一个忠诚于清廷的重臣张之洞在牵制他。

这是慈禧为防袁世凯权力过大所作的安排。

这一安排为载沣等人的除袁作了铺垫。

属于满人亲贵的载沣、载涛、载询、载泽、善耆、铁良、良弼，加上海外的康梁保皇党，他们一起结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反袁联盟。

自从瞿鸿禨、岑春煊被整倒后，袁世凯从未面临如此强大的对手。

更可怕的是，这一联盟还将隆裕太后作为盟友拉入其中，而隆裕太后手中有一道杀手锏——宣告光绪帝遗诏的资格。这就将已死的光绪帝也拉进了反袁的行列。当时盛传，光绪帝临死前曾告知隆裕太后，要她杀袁，为他报仇。这可以说是光绪帝最后的一道遗诏。

不过，这只是传言而已。众所周知，光绪帝与隆裕太后的关系很恶劣，尤其是慈禧杀掉珍妃之后，更是如此。两人几乎没有什么夫妻感情，因为隆裕背后站着慈禧，更让光绪觉得恶心。隆裕入宫20年，两人几乎从未有过夫妻之实，更不会说什么贴心话。所以光绪帝不会对隆裕下什么遗诏。

光绪临死前，隆裕一直守在瀛台，不过那是奉了慈禧的命令看着光绪，实际上监视他，看他何时死去。对于她的这一任务，光绪心知肚明，痛恨不已，更不会对她说什么体己的话了。

其实，有没有光绪的遗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隆裕太后以皇太后之尊说光绪帝有遗诏，这是具有权威性的懿旨。

隆裕太后加入反袁联盟其实是为了利益，为了权力。当然，载泽的夫人是她的亲姐妹，出于这一层关系，她也会介入。

这一群新上台的满人亲贵集团希望能执掌大权。他们没有慈禧的威望和手腕，只有通过清除权臣、瓜分权力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了。

作为袁世凯的同盟，庆亲王奕劻此时也退居二线了。慈禧在驾崩前，将他打发去勘察陵墓了。

有传言说奕劻的儿子载振有可能作为皇位继承人。

而1908年11月13日，懿旨已然宣布，载沣的儿子溥仪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这意味着载沣将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而奕劻当权的时代结束了。

载沣兄弟三人极为讨厌昏聩贪婪的奕劻，尤其是载涛。

外有强敌，内无盟友，看来，袁世凯这次是死定了。

不过，关键的时刻，一个意外的盟友出现了。

这个人竟然是一直和他关系不好的张之洞。

本来张之洞被调到军机处是为了牵制袁世凯。但是，明升暗降的安排让张之洞很不满，而且张之洞对朝廷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慈禧死后，满人亲贵极力抓权，军机处的权力几乎被架空。这使作为汉人重臣的张之洞很不满。他是帝国的老官僚，很敏锐地看出袁世凯被整垮后，他肯定是下一个目标。

这时候，对袁世凯，他确确实实有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

当然，他也深知，一旦贸然杀掉袁世凯，北洋军肯定不会答应，弄不好会造反。那样的话，对刚刚上台的新贵们也不好。出于一个大清忠臣的想法，他也不能坐视袁世凯被杀而不管。

在张之洞费尽心力的斡旋下，载沣等人终于放弃了杀袁的想法。

1909年1月3日，清廷下诏，袁世凯足疾未愈，开缺回家。实际上是说袁世凯的脚病了，朝廷恩准提前退休，回家养病。

那段时间，风声很紧，着实把袁世凯吓坏了。

1908年12月中旬，宫里传出要杀袁的消息，袁世凯匆匆忙忙赶往天津躲避。他在那里任总督多年，党羽众多，根基很深。就算所有人都背叛他，情况到了最糟的地步，他还可以躲到租界里去。

不久，京城里的亲信赵秉钧传来消息，说张之洞已经作了保证，朝廷下旨袁世凯开缺，并无性命之忧。袁世凯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暂时是保住了。

1909年1月，北京正阳门车站，惊魂若定的袁世凯带着家人，准备赶回河南彰德老家。前来相送的唯有学部侍郎严修、杨度两人，从前的同僚朋友几乎都没来。袁世凯深深体味到人情冷暖。

袁世凯的离开意味着清廷将北洋派变成了敌人。

忠心死干净了

袁世凯走后，朝堂上的张之洞倍感孤独。

他是汉臣里唯一有威望的人物，也是满人亲贵所敌视的人。他们只想要他手中的权力，而把他的治国良言看作是胡说八道、一文不值。

张之洞自认为是国家的支柱，结果也只是被零零碎碎地砍去当柴烧了。

他在地方上做了近30年的封疆大吏，自以为积累了满肚子的治国之策，到了70多岁，才好歹爬进军机处，而且是作为袁世凯的陪衬，或者说为制衡袁世凯才跟着进来的。到头来，没人买他的账，载沣等人还把他这个军机大臣彻底给架空了。

一生没有跟人怄气的张之洞，在人生暮年经常跟载沣等一群年轻的皇族亲贵怄气。他的一片忠心被生生地糟践了。

1909年6月，张之洞劝载沣不要让年轻的亲贵当权，不要让唐绍仪（另有一说为徐世昌）督办津浦铁路，应适当顾及社会舆论。

载沣不以为然地说：“不怕，有兵在。”

张之洞无言以对，不久，他病倒了。

8月21日，他奏请开去各项差额，在家养病。那时，他的肝病严重恶化，已无药可治，每日呕吐不止。

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白米斜街寓所去世。

临终的时候，摄政王载沣亲临床榻来看望他。

载沣内心很厌恶张之洞，而张对载沣也是一肚子意见。两人见面，无话可说，场面有些尴尬。

载沣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应好好保养身体。”这明显是些空话。

张之洞用微弱的声音挡了回去，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后一句明显是在讽谏载沣任人唯亲。

两人不欢而散。

载沣走后，张之洞哀叹：“国运尽矣！”

他把儿子们召到榻前，告诫他们：不要有负国恩，不要放弃家学，不要争夺财产，不要堕入下流，一定要明白君子小人义利之辨。他终归还是要做忠臣。

晚上9点左右，张之洞离开人世。

他死后，清廷谥以“文襄”。

他死后，清廷再无可以与袁世凯并肩齐驱的人物。

他死后，汉臣对清廷的忠心也死干净了。

他死后的两年零六天，武昌，他任职最久的地方，在他主持训练出来的军队里，有人打响了推翻帝国的第一枪。

拍照丢了乌纱帽

1909年11月16日，张之洞死后的一个月左右，清廷举行了安葬慈禧的奉安大典。

这是晚清最后一场华丽的葬礼。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端方，派摄影师沿路照相。后来，这些摄影师被肃亲王善耆抓捕，经过审问，他们道出，指派他们拍照的人正是端方。

很快，李鸿章的孙子承袭肃毅侯爵位的李国杰上了一封奏折，说端方在臣子们为先太后去世呼天抢地、悲痛欲绝之时，竟然沿途拍照，不但目无君上，甚至毫无心肝。

一大群臣子纷纷附议，要求严惩端方。

不久，朝廷下旨，让端方开缺回籍。

这是帝国自袁世凯开缺张之洞去世之后的又一次政治地震。

端方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两人后来还成为儿女亲家。有人据此认为端方的开缺是受了袁世凯的牵连，李国杰的奏折只是给了朝廷一个借口。

据说端方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曾收到一封求官的书信，作者就是李国杰。端方没有满足李国杰的要求，而是将这件事拖得不了了之。

其实，李国杰恨端方还有一个原因。在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曾借故整治李国杰的岳父杨崇伊，请旨让朝廷革去了杨崇伊的头衔。杨是戊戌党人的大敌，而端方恰好是戊戌党人里的一员。可见，李国杰弹劾端方是既有新仇，又有旧恨。

但是，官员们跟着帮拳，并不是因为端方有多么不尊重慈禧，而是因为端方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

更深一层地讲，皇族亲贵们不希望端方权力过大，威望过高，他们希望能掌握更大、更多的权力，端方已经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端方很能干，政声一直很不错，尤其是搞立宪办新政，他肯定是满人里的头号人物。曾入张之洞幕府的名士郑孝胥评论当时的督抚：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可谓最高评价。

根据慈禧临死前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令，端方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期许很高，希望借立宪巩固大清的基业。对他来说，搞立宪不可没有自己，自己的前途也离不开立宪。听说被开缺，他毫无心理准备，犹如听到晴天霹雳。

三百万士绅的焦虑

1905年，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推动下，科举考试被废除。

帝国政权与士绅之间的一条坚实的纽带被割断了。

全国几十万士绅、上百万秀才，还有未考上功名的近300万乡绅以及不计其数的年轻学子从此开始另谋出路，陷入时代的焦虑之中。

雷海宗先生有言：清帝国的灭亡、皇帝制的退场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大崩溃；科举制的废除是传统文化体制的大崩溃。

从前的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是因为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国家的官员，现在不行了，这点担当被连根砍掉了。他们开始把目光放在乡土，放在地方。所有触手可及的资源，都要紧紧握在手中。兴实业、办学校，他们都是急先锋。

因为这些是面向帝国未来的政治资源。

在传统中国，有着明显的文化分层：士绅精英层、城镇世俗层、农村民间层。无论在文化、政治还是经济上，士绅精英都是乡土中国的主导。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的民心就是士绅之心。他们在每个地区每个家族里都是主导性的人物，是联系官府和民间的中介，是儒家圣贤之道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传播者。一旦这些人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个王朝结束的日子也就到了。

日俄战争之后的中国，改革进入快车道。

科举被废后，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朝廷颁布诏令，大力支持兴办新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并授予成绩优异者相应的科举功名。

留学海外的大部分是士绅子弟。

新式学校几乎都是士绅投资开办的。这些学堂的师资力量主要有：留学生、传统的科举读书人、外籍教师。这三者中，留学生占据主导地位。

全国近300万童生很快变成新式学堂的学生。

新式学堂成为改变社会风气的活跃地带，也是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地点，所谓立宪、革命、民主、自由、科学等等都在这里被宣讲、被接受。

这些青年学生成为国内各项政治运动的先锋。

天下士绅的重心在江浙，江浙士绅的代表是张謇。

张謇本是科举的成功者，高中状元，春风得意，名震一时，忘乎所以。甲午年，张謇曾跟着老师翁同龢一起主战，带头起哄，喊着要杀李鸿章，十足是个愤青。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使他渐渐对清廷失望了。先是甲午之败，后来是他的自尊心受挫。1894年的一天，大雨，按朝廷的礼仪，无论官阶高低，无论年轻年老，所有大臣都跪在潮湿的道路上，迎候慈禧太后回京。而慈禧对这群卑贱的人的忠诚表示连头都没有侧一下。

戊戌变法，张謇虽然不在改革的核心阶层，但也是支持的。戊戌政变后，张謇离开京城南下，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同一时期南下的年轻官员还有蔡元培和张元济。蔡后来成为革命党，张元济经营商务印书馆，该馆为当时最大的出版企业。张元济本人一直是个立宪派，与海外的梁启超、国内的赵凤昌等人都有密切联系。

回到故乡的张謇本来想办教育，无奈缺少经费。要想获得经费，就得办实业。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与各级官僚的关系，幸运地得到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的帮助，开办了大生纱厂，经营得力，利润丰厚。

有了银子，张謇放开手脚办学校，搞地方建设，在江浙一带名声很大，渐渐有了士绅领袖的气象。

永远无法到来的年号

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省办资议局，这成为士绅们参政的新渠道。

他们的眼光离开了帝国中央，务实地转向地方政务，地方的教育、财政、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军事等等。

按照规定，资议局只是一个咨询机关，只有提意见的权力，没有决策权。但资议局的议员们都是省里甚有名望的士绅，比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蒲殿俊。中国的政治一向人事大过制度。这些人在资议局里，就让这个本来只是咨询政事的机关变成了一个权力机关，时不时地对地方政务指手画脚，而地方的督抚还不能不听。渐渐地，这些地方督抚就与资议局的士绅们搞在了一起，形成了某种默契，合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地方自治的口号越来越响，地方主义的力量越来越强。他们开始联合行动，大肆呼喊立宪，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的权力。

从太平天国时代开始，地方的督抚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财政和军事都由地方督抚自己控制。从那时起，整个帝国的政治就出现了内轻外重的情况。地方督抚，尤其是四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拥有极大的权力，对中央政治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这种局面一直存在，慈禧当国，很有手段，威望也高，地方督抚无论权力如何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都不得不听命于慈禧，忠心拥护中央的权威。慈禧死后，犹如给他们松了绑。载沣等人没有慈禧的威望和才干，但对权力的欲望一点也不比慈禧少。他们妄图通过立宪来加强中央的权力，希望能把地方的军权和财权都收归中央。这使得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骤然激化。

地方督抚对付载沣等人政策的方法是拖，拖到根本就办不了。

昏聩贪婪的满人亲贵们与地方督抚的关系越来越远，渐渐离心背德。

清末立宪运动的台前人物是张謇等人，幕后推手是梁启超。

立宪请愿的主要内容是速开国会。

中央已经有资政院，地方有资议局，这是国会的雏形。此前的1900年，江浙士绅已经在上海搞过张园国会，他们知道怎么搞国会。

当然，国会与资政院是不同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速开国会的方式，逼着清廷交出权力。这是废掉科举之后，士绅们的一次反扑，要求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清廷分享帝国的权力。

士绅们这样做，目的有三：一是巩固已经拥有的地方权力，希望向中央发展，更多地参与政权；二是清廷越来越糟，再搞下去，会招来亡国之祸，士绅的参与能尽快让中国摆脱困境，走向富强；三是避免革命，一旦革命，势必血流成河，且引来国家大乱，外国人有可能趁乱瓜分中国。

士绅们满腔热情，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弄到有全国20万士绅签名的请愿书，动员了近100万人参与，青年学生是其中的主力。这场立宪风潮的动员范围远远大过孙中山的边地冒险行动。

不少地方的督抚大员也参与进来，支持请愿活动。

海外的梁启超，一方面发表大量文章，进行理论指导；一面让政闻社大肆活动，联络各方力量推动立宪。

梁启超与杨度曾经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做枪手，充当中间人的正是梁启超在湖南时期的好友熊希龄。梁启超通过写作出洋考察立宪报告来影响国内的政治。杨度后来也因此得到五大臣里端方等人的保举回国做官，投奔到袁世凯门下，成为清廷与北洋派的御用宪法政治专家。

自政闻社被取缔之后，梁启超让骨干分子自由联络地方大员以及朝廷亲贵。比如汤觉顿、孙洪伊等人，联络岑春煊、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力求能用和平的方法在中国实现宪法政治，避免暴力革命。

立宪派里还有一群特殊的人物——买办。买办是洋行里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利用为洋人办事的时机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在经济领域很有影响。他们大部分有捐获的官衔，与士绅关系密切，同时与外国人有很深的往来。他们希望国家稳定，并不反帝，也不革命。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是这群人的代表。

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威望，立宪请愿都称得上是晚清最有实力的一群人对国家政治的一次满怀忧虑的行动。

在立宪派看来，速开国会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在清廷看来，却是大逆不道。臣民逼迫主子交出祖宗江山，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事。载沣等人对立宪请愿是很反感的。他一忍再忍，将召开国会的时间缩短为6年。他认为这就已经很开恩了。但没想到立宪派得寸进尺，还要继续缩短，载沣索性把几个过分狂热的家伙抓起来，送到新疆去吹吹风，降降温。

这样，原本是协商和平请愿的立宪运动，搞成了一个战场。争夺的目标是权力。在这个战场上，中央与地方之间，满人与汉人之间，皇族亲贵与传统士绅之间，围绕着召开国会展开争夺，用智谋，用威望，用笔杆子，用三寸不烂之舌，用和平的手段，希望各自达到目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掌控权力。

清廷基本上是集权无能，放权无胆。载沣愚蠢地使用强硬手段确实让立宪派降了温，不过下降的幅度很大——降到零度以下，彻底心寒了。士绅们不再对清廷抱幻想，开始寻求别样的道路。

在这场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已经输掉了，革命远远地跑在了前头。这是梁启超看到的。他悲哀地说，宣统五年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到来的年号。

张謇密访袁世凯

1911年6月7日，张謇在进京去拜见摄政王之前，绕道去了一趟河南彰德，偷偷地拜访了被罢官在家的袁世凯。

这天一早，袁克定就等在了彰德车站。为掩人耳目，张謇下车后，只带了亲信孟森（后成为研究明清史方面的权威），把其他随从都留在了车站。

洹上村，不但有适合隐居的山山水水，四周还建了几座威严的炮台，外带全副武装的两营护卫马队，把这座隐居的庄园弄得像个中世纪的城堡。不过，城堡之内，还有现代化的电报房。有了这东西，袁世凯能保持与北洋军将领的联络，随时能对全国的局势了如指掌。

在贬谪在家的日子里，袁世凯一方面做出归隐田园的姿态，让清廷放心。另一方面，大肆接纳各派人物，革命党里就有不少人与他有来往。由于脱离了清廷官场的泥潭，他的威望在那三年中上升得很快。

袁世凯对张謇的来访非常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曾有师生之谊，而且在立宪废科举等问题上，张謇与袁世凯都是很有默契的合作者。现在，两人都预感到国家即将大乱，如何收拾乱局，这是个时代的大问题。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袁世凯这样有实力有能力有魄力的枭雄是不行的，没有像张謇这样有威望有实力的士绅也是不能的。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是明主一统天下，士绅提供治理国家的人才，这种合作从春秋战国开始，到秦汉隋唐，直到元明清，一直是这样。士绅集团一般秉承儒家的“道统”，君王有自己的“政统”，两者合一是为“正统”。“政统”有时更换，而“道统”历代不绝。打个比方，就是老板可能会换，但员工还是那些员工。当君王依照“道统”治理，必定会与士绅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的君王一般被尊为“圣君”，是极少的。大多数的情况是君王与士绅集团之间会有角力，君强臣弱，士绅集团会迁就君王；如果君弱臣强，士绅们会形成文官集团，与君权形成对抗。实际上，君王大多信不过这些士绅，但又离不开他们。

这种纠结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传统政治是君绅政权，北洋时期是军绅政权，这是借用了陈志让先生的提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党绅政权。孙中山本是想让党来包办一切的，无奈革命人才多，建设人才少，党化教育弄出来的人才面对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远远不够用，只好向学界和士绅借用人才，这才弄成了一个混合的贤人政府。

一旦到了王朝末期，人心思变，士绅们会选择新的明主，这无异于是要改朝换代，这是类似革命的行为。张謇此行就带着这样的色彩，他所选择的明主就是袁世凯。

在张謇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士绅集团。就在张謇来彰德的三天前，在北京，一个名为宪友会的立宪派政党成立了。这是一个带有全国性声势的政党，是在预备立宪公会等各团体以及各省请愿代表团的基础上成立的，是后来民国初年不少政党的前身。这个组织的形成意味着立宪派已成为一股成熟的政治力量，必将深远地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

张謇、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都是这个政党中的核心人物。这些人物在几个月后的辛亥革命中无一例外地都站在了反清拥袁的行列。

两人密谈了几个小时，至于谈话内容，当事人没有记录。只知道他们相谈甚欢，对时局的认识达成高度一致，对未来的变局有了某种默契。

尽管袁世凯热情挽留，张謇还是当天就离开了。上火车的时候，张謇心情很好，显然对密访结果很满意。

这次秘密会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北洋派与立宪派走向合作的开始。

“皇族内阁”开张了

在载沣这群政治秃鹰把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留下的权力残骸贪婪地啄食殆尽之后，他们很快开始了互相的撕咬。

在这群满人亲贵眼里，集中权力是一个梦想，也是目标。帝国的权力应该从地方往中央集中，从汉人往满人的手中集中；在满人内部，应该从一般满人往满人亲贵手中集中；在满人亲贵内部，应该从一般亲贵往皇族亲贵手中集中；在皇族亲贵内部，应从旁支皇族往宣宗（道光帝）一系的近亲皇族手中集中。

情况就是这样，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铁良。搞掉袁世凯之后，陆军部基本是由铁良掌控。不久，铁良外调，到南京做江宁将军，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军权掌控在载洵（荫昌只是个傀儡）手里。接下来是良弼的权力被架空，在改组后的军咨府（相当于总参谋部），载涛任大臣兼禁卫军统领。

皇帝被宪法钦定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这一职位此时由摄政王载沣代掌，帝国的军权基本掌控在载沣及其两位弟弟的手中。

载洵性格贪婪，卖官鬻爵，比奕劻更甚，弄得乌烟瘴气。载涛不贪，但是性子很傲，而且暴躁。他喜欢养马，喜欢听戏，还喜欢客串一下角色。据说他很能演猴戏，在梨园行里算得上是一号角色。他最恨的人就是奕劻。对他的两位哥哥也很看不上。

兄弟三人就有三个主意，没办法同心同德。载沣没有能力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是个没有主见的烂好人，总想讨好每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担当，做事情缺乏精力和勇气。在这方面，他完整地继承了他父亲和皇帝哥哥懦弱的传统，不过他们的精明，载沣没有学到。

更不幸的是，载沣夹在三个强势女人和两个强势弟弟中间，很难做人。

他的母亲是刘佳氏，总是维护两位弟弟，载洵、载涛本来没有资格成为王爷，但慈禧为他们多番安排，经过复杂的过继程序，两位都成为郡王，这也是对他们家做出诸多牺牲的一种报答。个性强悍的刘佳氏有两个郡王儿子保驾护航，自然不可一世，经常干涉载沣的政事。比如她收了盛宣怀的巨额贿赂，便为盛宣怀求官。载沣没有办法，最后只得让盛宣怀做了邮传部尚书。

载沣的夫人是荣禄的女儿，一个美貌又强悍无比的女人，与载沣的母亲关系很恶劣，婆媳之间斗得鸡飞狗跳。载沣夹在中间，自然两面不是人。夫人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偏偏载沣又不争气，总是让她失望不已，闺房之内，免不了要数落载沣。但婆婆刘佳氏看不惯，总来干涉。双方都寸步不让，有时候载洵、载涛也来凑热闹。家里的事就让载沣头痛不已。

第三个厉害的女人是载沣的皇嫂隆裕太后。这个女人虽然没有慈禧的能力，但权力欲和强势是一脉相承的，加之背后又有载泽、小德张等人出主意，载沣也是穷于应付。

无论是家中的事还是朝廷的事，载沣都弄得很糟糕，捉襟见肘。25岁掌权的他，度日如年，受权力之累，而无法掌控大局。

这样的一位摄政王，竟然也做着集权的美梦。这梦自然是脆弱的。实际上，朝中早已是派系林立，争斗不止，四分五裂。

财政大权基本由度支部的载泽控制。载泽的夫人与隆裕太后是亲姐妹，他本人也颇有才干。借着这一层关系，他自成一派势力。后又联合盛宣怀掌控了邮传部，成为载沣兄弟之外权力最大的一派。

隆裕太后有小德张的帮助，加之皇太后之尊，自然也是一派。

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多年贪污纳贿，结党营私，无论是财力还是人脉，都很庞大，自然也是一派。庆亲王父子受到载沣兄弟三人的敌视，尤其是载涛，几乎将奕劻看成是眼中钉。

肃亲王善耆执掌民政部，手中握有巡警大权，又联络了部分立宪派，为政开明清廉，官声很好，自然也是一派势力。

老恭亲王之孙溥伟倒是一个有些能耐的人物，清廉有血性，曾有人建议立他为皇帝。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载沣兄弟们的猜忌，没法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权力格局已然定型，1911年5月初，新内阁也就趁热出炉了。这本是借着立宪招牌来的，希望权责明确，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新内阁13位成员中，9位满人，其中5个皇族，汉人只有4个，这一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

这一称谓名副其实，皇族掌控着关键的实权部门，汉臣基本上只是点缀。

当时的立宪派认为这是对宪法政治极大的侮辱。

这是一群贪婪愚蠢的满人亲贵努力争取的结果——他们实在太害怕在立宪中失去权力了。

立宪派本来希望清廷推出一个权责分明的内阁，这个内阁一定是立宪的一项重要成果。

但是满人亲贵们不太自信，他们把这次政改当成了扩张权力的机会。一瓢冷水浇灭了立宪派的热情，浇灭了汉族士绅的忠心，把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弄得白热化，把士绅推向了革命的阵营。

这时的帝国，权力板块已然崩裂，满族亲贵在朝廷和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为自己制造了敌人。

日俄战争之后的晚清政局，权力已然分成四大板块，清廷（以满族利益为核心）、北洋派（以袁世凯为首）、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代表）、革命派（以孙中山、黄兴等为领袖）。

慈禧太后活着的时候，以强力推进改革，凭借权威来震慑臣子与地方督抚，清廷、立宪派、北洋派合成一体，革命派无法撼动清廷的权力。

慈禧死后，满族亲贵驱逐袁世凯，又没有能力控制北洋军，把北洋派变成了潜在的敌人。两年后，皇族内阁又将立宪派推到了对立面。

支撑帝国的柱子早已被皇族亲贵们一根一根都拔掉了。这时候，只要有人轻轻一推，这个帝国便会轰然倒塌。

与其说清帝国是被推翻的，毋宁说是他们自己拆倒的。

“皇族内阁”下的第一道政令就惹出了大麻烦。

都是借钱惹的祸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发布了政令——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这条政策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提出来的。

盛宣怀当上邮传部尚书是花钱买来的。这是一笔交易，重新执掌邮传部大权的盛宣怀要通过铁路把银子赚回来，而且他知道，这肯定不会是一桩赔本买卖。

从前，盛宣怀是靠执掌铁路大权发财的。他这次卷土重来，目的有两个：一是弄到更多的财富，二是报复袁世凯和梁士诒。

满人亲贵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把铁路收归国有后，他们就有了向洋人借钱的底牌。

在那个时代，对银子的渴望与占有是亲贵们唯一觉得实在的事。更何况皇族内阁要开张营业了，需要钱给官员们发工资，需要钱装点门面，当然他们自己也想捞一把。

晚清朝廷的财政支出有三项：一是还洋债，二是国家权力运作必要的费用，三是亲贵们的花费。这三样加在一起，总数高达14000万两白银，每年的财政收入在8000万两左右，这样造成庞大的赤字。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必须借洋债，借洋债还洋债，借得越多还得越多，恶性循环。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财政基本都是靠借洋债来维持。列强控制中国也是靠这一点，中国的经济长期得不到良性的发展环境也是这个缘故。

而且借外债要有东西做抵押，多次举债之后，关税盐税都已经作了抵押，如今，铁路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抵押的东西。

这就是铁路国有政策的背景。有了这层糟糕的底色，这项看似合情合理的国策变成了一项祸国殃民的乱政。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开始到甲午前，争夺的是通商口岸，沿海沿江水路交通发达的地区。主要方式是通过武力强迫清廷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控制海关，搞的是经济侵略，执行者一般为洋行和银行。早期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等。这些洋行负责把各类工业品销售到中国，同时，在中国低价收购工业原料运回本国，然后又把产品卖到中国，赚取巨额利润。代表列强是英国、法国，中国海关总署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

第二阶段从甲午开始，争夺的是势力范围、铁路沿线的矿权和政治特权。外国人的手从沿海沿江伸向内陆，其手臂就是铁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列强是日本，这个东方强国后来居上，其在华资本几乎与英国并驾齐驱。

甲午之前，外国资本以英国为主，贸易、银行、航运、纺织、工矿等，英国人都占据绝对优势。甲午后，日本人逐渐成为在华外资中最强大的力量，在银行、纺织、航运等方面都大肆挤入中国市场。

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人李希霍芬带着匈牙利、俄国、日本探险家和地质学者相继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3年后，李希霍芬写出了一份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煤炭大国，其中山西的矿源最丰富。要想控制这一资源，首先要控制运输，而运输之首要在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他还建议应该夺取铁路的修建权并附加享有铁路沿线的采矿权。

这份报告的恶果是德国人在1898年强占了胶州湾，成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也是强占中国铁路权的开始。

中国的铁路，由于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深深地吸引着贪婪的洋人们。因为修铁路不仅可以直接赚取材料费和工程费，修筑成功还有收益分红，对铁路沿线地区还有采矿权，另有一些附加的政治特权。一旦某国负责了这条铁路的修建，铁路经过的沿线地区几乎成为该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从前盛宣怀修筑铁路时候给洋人们的甜头。同时，洋人们给盛宣怀高额的回扣，让他中饱私囊，得以成为晚清巨富。

外国资本到底赚取了多大的利润？可以从中国买办们拥有的巨额财富看出一些端倪，如郑观应、徐润、唐廷枢、梁彦卿、席正甫等等，都是富可敌国的大人物。比如天津怡和洋行的买办梁彦卿去世时，资产达到2000多万元。而他们只是洋人的高级打工仔或者合伙人。他们只是分到了些许的好处，洋人们无疑拿走了大部分的财富。

从前，洋人收取原料，销售商品，大部分只能在沿海沿江，无法将市场扩张到内地。因为运输成本过高，或根本就没有运输能力。铁路一旦修通，局面便大不相同，运输能力大增，成本大大降低，市场很快得到扩张。铁路大肆发展的时期，也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加大投资的时期。外国人大肆在华开办工厂也开始于这一时期。京汉线修通之后，英美烟草公司将工厂办在天津，在沿京汉线的许昌等地种植烟草原料。这个跨国企业完全“中国化”了，由于成本低，技术好，工人廉价，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烟草市场。

铁路沿线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城市，比如许昌、彰德、石家庄、张家口、驻马店等。后来的战争也因铁路线而改变。铁路，无论在军事战略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成为帝国末期各派势力关注的焦点。

至于第三阶段自日本人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开始，这个东边的邻居胃口就大大地膨胀了，想要吞并整个中国。这是之后的历史，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四川人要雄起

皇族内阁要求收归国有的铁路干线是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汉口）、川汉铁路（从成都到汉口）。这两条干线是在收回利权的过程中，允许民间筹资修建的。

铁路收归国有是假，收归国有后出卖给外国人才是真。

如果国家有钱，由国家统一修建，自然是利国利民。但是代表国家的清廷根本就没钱，如果有钱，当初就不会允许民间兴办。这个秘密世人皆知，铁路国有，纯属欺人之谈。

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涉及四个省的民间资本，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四个省的士绅、商人、农民都介入了。

利用民间资本修铁路真不是好办法。他们成立了铁路公司，发行了股票，但公司管理层很有些混乱，贪污的丑闻时常曝出，弄出了一堆烂账。士绅们还争相希望能控制公司的权力，一来二去，争得鸡飞狗跳。铁路没修多长，是非积攒了一大堆。

铁路若是让国家主持修建，本非坏事。但是，这项铁路国有的政策本不是以利国利民为出发点。提出这项政策的盛宣怀是为了把自己买官花去的银子捞回来。而同意这项政策的“皇族内阁”是希望从洋人那里支取银子，然后把修路的事转让给洋人来做。更糟糕的是，他们拒绝为这些民办公司善后，也不愿意退还股金。

这样，无论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经济利益出发，还是从地方利益出发，他们都无法接受这一政令。保路运动就此开始。

更麻烦的是这项运动交织着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与立宪运动、反帝运动搅在一起，弄得非常复杂，不可收拾。

领导这场运动的正是在国会请愿中失败的立宪派。

参与这场运动的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各阶层的民众。

闹得最凶的是四川。

铁路国有的政令一宣布，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浙江各地立刻兴起了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情况最复杂，老百姓的反应也最强烈。

四川的民间商办铁路机构留下了一摊子无法弄清的烂账。有近300万两银子被管理层的人拿去做了投机，结果血本无归。

朝廷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他们只要拿回铁路的修建权。

但是，川汉铁路公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资金都是从老百姓的手里强行征收来的。这些烂账底下有四川几百万百姓的血汗。当初他们不愿意认购铁路股，只是出于爱国，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被强迫认购。如今公司说没就没了，钱也是有去无回，他们成了冤大头，肯定不能答应。

四川的士绅们联合起来，组织了保路同志会，联络社会各阶层，采取文明争路的方式，与朝廷交涉。领导者是咨议局的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人。

辛亥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召集铁路公司大会，到会1000多人。白白胖胖的罗纶副会长讲了话，他的声音很洪亮：“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接着他扯开洪亮的嗓子嚎啕大哭，满场哭成一片。足足哭了二三十分钟。

罗纶大声呼喊：“我们的父老叔伯！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大家也呼应：“我们要誓死反对！”

不久，四川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停纳捐税。

赵尔丰下令开枪

7月份，署理川督的王人文希望能和同志会的人沟通，但盛宣怀认为这个人太软弱，很快将其赶走，逼着8月2日新上任的总督赵尔丰对保路同志会采取强硬措施。

朝廷起用了闲置在家的端方为川汉铁路督办，同时准备起用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入川平息民怨（四川人对岑的印象很好）。

据说端方为这次复出花了不少银子，但他不太同意朝廷宣布铁路国有的政策。端方本是袁世凯的盟友，与岑春煊关系恶劣，很担心岑到四川后和他争权。

8月中旬，端方沿京汉铁路到达武昌，此前还往彰德拜访了老友袁世凯。湖广总督瑞澄是端方从前的下属，得到小舅子载泽的帮助才得到这个官位。他害怕端方夺权，希望端方早日入川。

8月底，岑春煊从上海沿江而上，到达武昌。此前，他的幕僚岑炽很不赞同他在这时候复出。

岑春煊的到来让端方有些不安，9月初，他率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步标的2000人马急急忙忙赶往四川。

端方带兵入川的消息深深地刺激了赵尔丰。端方是满人，一向很能干，又做过直隶总督，背景很深，很可能会威胁到赵尔丰的总督之位。而且朝廷传来消息，说有可能起用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些都是坏消息。要知道赵尔丰为得到这个职位花了几十万两银子，还没有捞回老本就要丢掉乌纱帽，岂不是赔大了吗？必须有所行动。

9月7日上午，赵尔丰将四川资议局议长蒲殿俊、保路同志会代表罗纶等人抓捕。

得知蒲殿俊、罗纶等被抓，成都各界民众群情激奋，很快涌向总督府。当天中午，总督府被愤怒的人们重重包围。

赵尔丰感到事情已然失控，下令让士兵开枪，打死民众32人，打伤的人不计其数。史称“成都血案”。

他的鲁莽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紧张的局势完全失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真正打响灭亡清朝第一枪的人。

四川百姓们希望的和平解决成为泡影，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四川人真的愤怒了。

当天下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在成都南门外，找到几百片木板，在上面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等话，然后把木板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水中，木片顺江而下，时称“水电报”。

下游各地得知消息，马上组织人马揭竿而起，参加的人员包括同盟会员、立宪派、哥老会等，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反清的大联盟。各地纷纷宣布独立，渐渐汇集的保路同志军兵分四路，围攻成都。

文明争路的保路运动终于演变成暴力反抗。

第十八章　武昌的枪声

宋教仁另起炉灶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掌庶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其宣言基本沿袭同盟会的章程，只是不提“平均地权”。

尽管他们宣称总理的位置虚位以待，但灵魂人物是宋教仁。这个组织与其说是同盟会的分部，不如说是与孙中山分道革命的一种方式。

中部总会成为宋教仁革命事业的全新起点。当时，孙中山远在海外，发动新的起义似乎不太可能。黄兴、胡汉民等人沉浸在黄花岗起义的悲痛之中。汪精卫尚在北京的牢狱之中。同盟会在国内的活动几乎停止。宋教仁在此时挑起了重组同盟会、继续发动国内武装革命的重任。

实际上，东京同盟会总部早已因反复的争吵而名存实亡，孙中山长期在南方边地搞军事冒险，长江流域的革命长期得不到重视。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的不满由来已久。

1910年6月底，东京，谭人凤、宋教仁、赵声等人在孙中山急匆匆离开日本的情况下，商议改组同盟会，以长江流域为革命重点，活动经费完全自行筹措，实际上是另起炉灶。

在那次会议上，宋教仁提出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下策是在边地革命，在长江流域革命为中策，在京师革命为上策。众人认为下策没什么用，上策太难，取中策。

同盟会中部总会主要是采用中策，核心任务是推动长江流域革命的发展。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上抛弃了孙中山的南方边地革命策略。

很快，各省分会相继成立，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曾杰、焦达峰负责。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望平街的《民立报》报馆内，主持报社出版事务的是革命党人于右任。这个地方不是简单的报馆，而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大本营，从这里走出了三位次长：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教育部次长景耀月。

在对面有一个叫“息楼”的地方，是在上海的立宪派聚会中心。张謇、赵凤昌、黄炎培等人经常在那里谈论政事。

在报社林立的望平街，《民立报》是影响最大、观点最激进、文章质量最高、读者最多的报纸。这份报纸总能得风气之先，总能率先报道全国各地最新的革命消息。比如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武昌起义的消息，都是该报首先作详实报道的。该报刊载的政论文字也是学理详实，文采飞扬。

武昌起义后，该报几乎引领了整个上海乃至中国的舆论潮流，大肆鼓吹革命，即便是报道了或捏造了虚假的消息宣扬革命党获得胜利，当时的读者也坚决相信。为了保护这种信任，他们时常会攻击其他报社，连《申报》也无法幸免。

各地的青年和革命党人士莫不喜读该报。连素来反对革命的清廷翰林恽毓鼎也很喜欢读这份报纸，自称该报的文章为南北各报之冠。他从这份报纸学到了不少东西。这自然是主导笔政的宋教仁的功劳。当时，他以“渔父”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这份报纸还开辟了副刊，专门发表“南社”诗人的作品。像柳亚子的诗、苏曼殊的小说、杨守仁等人讲社会主义的文章等等。

南社是那个时代，甚至可以说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江浙一带的激进文人们仿照明末诗人结社的传统，结成的一个大型文学社团。该社以反满为目标，取作南声不做满奴之意，而取名为南社。其中的社员多有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都是。

南社的社员们大多在望平街工作，几乎主导了整个望平街各大报社的笔政。在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们大肆呼喊，为革命造势。

湖北的革命党很土

1911年2月，武昌，谭人凤带着黄兴赠予的2000块钱来联系湖北革命党，希望他们能响应广州起义。

在詹大悲的报社里，他听说了文学社这个组织的存在，便在武昌府大牢里约见了蒋翊武、李长岭、王守愚等人。谭人凤发现这群人很土，蒋、王纯粹是乡巴佬，李像冬烘先生。

当时正蹲大狱的胡瑛看出了谭人凤的不满。他悄悄告诉谭：湖北的革命党人自成气候，靠的是埋头苦干，坚韧不拔，润物细无声，不靠外观夸耀。

这一点笔者也深有感触，湖北人确有这种情况，年轻的时候土，通过自身努力，越来越像个人物。其中不少学人是这种情况，自学成才，无论如何艰难困苦，依然坚韧不拔，比如熊十力、胡秋原、陶希圣等等。他们年轻时照片上的样子都很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问的精进，从内到外越来越有大家气象。

确实，自科学讲习所之后，刘静庵等人组织了日知会，日知会之后又有军队同盟会，而后有振武学社，后为方便对外活动改名为文学社。一直坚持了很多年，在新军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参加这一组织的不下4000人。

而共进会自日本成立后，本来是为联络会党的。渐渐的，他们认为会党不可靠，转向联络新军。刘公、孙武等人自日本回来后，这一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军中影响很大，参加者也有2000多人。

5月初，孙武从广州归来。黄花岗起义的失败，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觉得应该在湖北发动起义。

文学社有群众基础，共进会有名望。5月11日，在文学社刘复基的倡议下，文学社与共进会派代表在武昌开会，商议联合起义的事。

7月26日，由詹大悲为主笔的《大江报》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作者是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清廷很快抓捕了詹大悲等人，黄侃逃走。

9月14日，共进会文学社第三次集会于刘公家中，会议决定取消原来两派的名义，共同推举领导人，统一行动。派居正、杨玉如为代表，到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到汉主持起义的事。

就在居正等人买舟东下的同时，在狱中的胡瑛托人带信给宋教仁，说湖北革命党准备还不充分，不能贸然起义。传信的人说得痛哭流涕。这让谭人凤、宋教仁等有些犹豫不决。湖北党人的诚意肯定没问题，胡瑛是谭、宋等人的同志加老友，他的话他们不能不重视。加之宋教仁为人谨慎，认为要发动大规模的暴动，非两三年的时间不可。就这样，一直拖到10月8日宋也没有动身。

此时，武昌的同志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等人已经等不及了。9月24日，两派召开联合大会，准备起义。时间定在中秋节，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军政府的总理为刘公。

为筹措起义经费，居正、焦达峰等人先后三次到广济县洗马坡达成庙去偷金菩萨，均没有成功。

最后，刘公将父亲为他准备买官的5000元捐献出来，这才解决了经费问题。

10月8日，谭人凤忍无可忍，拔掉插在身上的针管，强行出院，买舟前往汉口。到达南京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

黄兴、宋教仁没能及时抵达武昌领导起义，致使同盟会无法掌控武昌军政府的大局，使他们一直很被动，给革命形势带来不小的消极影响。

搞暴动实属无奈

起义的准备工作正秘密紧张地进行，一场意外的爆炸事故惹来了麻烦。

起义的计划已经安排好，只是担心炸不开总督府的大门。10月9日，孙武找来了当年汪精卫留下的炸药，在俄租界的机关里配制炸弹。一旁观看的某君吸烟，不小心让带火星的烟灰掉了进去，造成了意外爆炸。

孙武受伤，刘公逃走。巡捕们闻声很快赶到，顺带着抄走了起义的文告、旗帜、炸药等，抓捕了刘公的妻子和弟弟，并引渡给湖广总督瑞澄。

几乎在同时，起义的总指挥部被军警闯入，彭楚藩、刘复基当场被捕，蒋翊武趁乱逃走。当天下午，杨洪盛在运送炸弹时被捕。

在审讯中，有人吐露真相，起义计划完全暴露。

起义的名册被搜去，湖广总督瑞澄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是10月10日黎明前，他杀了彭、刘、杨三人。

刘复基长期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很有组织才干，类似太平天国里的南王冯云山，是联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桥梁。他的牺牲是武昌革命的巨大损失。此后，这两个组织的矛盾没人调和，相互争斗激烈，给革命大局以及后来的湖北政局带来极坏的影响。

武昌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说是要搞大搜捕，捕杀革命党，弄得军中参加革命党的士兵们人心惶惶。

起义是死，不起义还是死，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这是所有被逼上绝路的人们的想法。

秦末的陈胜吴广是这样，元末的朱元璋是这样，明末的李自成是这样，清末的湖北新军还是这样。当然，这也是革命党人长期宣传遍地播撒火种的结果。

10月10日，夜，无雨，武昌上空响过一声尖锐的枪声，起义开始。

关于第一枪是谁打的，众说纷纭。孙中山承认是熊秉坤打的，有人说是熊秉坤所在的第八营士兵金兆龙打的，还有人说是炮队的士兵打的。当时没有手表，在时间上也实在弄不清。

工兵第八营的士兵很快抢占了楚望台军械库，前来参加起义的士兵都领到了武器。熊秉坤是班长，蔡济民是排长，他们请到了原日知会员、时任步标连长的吴兆麟任起义临时总指挥。

起义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湖广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

参加起义的士兵只有4000人左右，而瑞澄、张彪等人控制的兵马不下8000人。

起义军兵分三路进攻，一路攻总督府，一路攻张彪的司令部，一路接应南湖炮队入城。因为要攻下总督府，没有炮兵支持是不行的。

敢死队英勇向前，瑞澄的岳母和夫人都是革命党的卧底。她们极力怂恿瑞澄逃跑，说是上了军舰一样可以指挥平叛。而革命党猛烈的攻击也让瑞澄心理上有了动摇。他让人炸开了后墙，逃往楚豫号军舰。

他走后，总督府被炸成废墟。

张彪见瑞澄逃跑，一时间，军心大乱，也急忙率军撤往汉口。

败报传到各地，清廷要人无不对此二人深恶痛绝。

对清廷而言，他们确实开了弃城逃跑的恶例。

“蜜月”结束了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来到起义军指挥部，主动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声言：本人向来是支持革命的。

汤化龙，蕲春人，清末进士，曾留学日本，著名的立宪派领袖，参加过国会请愿运动，为宪友会核心人物，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清廷。

此前，他强烈反对铁路国有，反对清廷向四国银行团借款，曾劝说湖北新军不要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他的加入让慌乱中的革命党人有了重建秩序的可能。他一方面主张广贴安民告示，并通电各省响应，另一方面建议让黎元洪出来做鄂军都督府的都督，领导革命军战斗。由于他的加入，湖北地区大批的立宪派士绅也出来支持革命，进入军政府工作。

面对袁世凯派来的刘承恩、蔡廷干，汤化龙表明了坚决共和的立场，说实现君主立宪的时机已经错过，现在的革命不但要实现种族革命，还要搞政治革命，五族共和已经是大势所趋。

他还给在海军中任职的弟弟汤芗铭写信，劝说汤芗铭也起来反清，参加共和革命。

10月15日，在居正的支持下，汤化龙组建了湖北临时军政府，大部分的领导人是原湖北咨议局的人，也就是汤化龙的同僚或朋友。汤化龙主管民政，并代表军政府与租界的洋人领事团交涉，表明军政府会保护洋人的利益与安全，希望他们在军政府与清廷之间保持中立态度。

在这场革命中，汤化龙应该是第一个积极参加革命的士绅，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个——他为各省的士绅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在军政府中，汤化龙与革命党中的开明领袖黄兴、居正、宋教仁有很好的合作，他们之间保持了不错的同志关系。

但是，很快湖北军政府就陷入了权力争斗的漩涡中。作为原来的立宪派，汤化龙既无法置身事外，也无法安于其位。

原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领导人作为革命的主力，要求重新划分军政府的权力，毕竟这个政府是他们浴血奋战的成果。

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的建议下，军政府进行了改组，取消了原被汤化龙控制的政事部，将各局改为部，直接由都督统辖。在新成立的九个部里，革命党人占据了大部分核心部门，汤化龙很快被边缘化了。

此后，湖北军政府的权力分为三个板块，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以孙武为代表的共进会，以黎元洪为首的部分新军将领。

被革命派边缘化之后的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与同样被边缘化的黄兴等人走得很近。

黄兴离开武汉东下之后，汤化龙等人也随之到了南京。黄兴为陆军总长时，邀请汤化龙和林长民为秘书长和秘书。

没有得到陆军次长的孙武以及其他湖北革命党人士很不满意这样的安排。他们一起发电攻击汤化龙等人，使汤化龙无法在革命党内部立足，最后终于走上与革命派公开决裂的道路。

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蜜月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后来汤化龙、林长民都追随梁启超成为进步党的骨干。

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边缘党派，总希望依附于某位强势权威人物——袁世凯、段祺瑞等等，希望能将中国引向宪法政治的道路，实现富强。

这群书生的梦想最终都被他们依附的强权轻而易举地砸碎了。

赶上架的黎元洪

黎元洪在彰德秋操中奠定了名声，为军界黑马，新军名将。

在晚清新军中有“北段南黎”之说。

不久前，滦州秋操，黎元洪曾率军前往。

第二十一混成协是革命党渗透得最为广泛的一支军队。

黎元洪为人忠厚，治军宽仁，一向深得士卒爱戴。

辛亥年三月，武昌宝通寺，革命党人在准备起义的会议中，有人提议起义成功后推黎元洪做都督。这项提议在会上获得了初步认可。

10月10日参加起义的新军士兵为4000人左右，经过一夜激战，伤亡不小，能有战斗力的不足3000人。而张彪等人率领的残兵尚有2000人左右，加上湖广总督瑞澄的军队，且河南的新军张锡元部一个步标的人马已经赶到武胜关附近。他们如果知道了革命军的虚实，随时有可能连兵一处，合力反扑。

更糟糕的是，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的几个领袖都联系不上，孙武受伤，蒋翊武在汉口，刘公逃得去向不明。革命军内部有不少人想自立山头。

他们素来尊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在香港，最近的宋教仁也远在上海。

情势万分危急，如何保住浴血奋战的成果，如何进一步推进革命的步伐，是摆在武昌革命党人面前的大问题。

这时候推举黎元洪做都督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以黎元洪的资历可以安定人心，结束混乱的局面，便于统一指挥，起义新军中都是中下级军官，没有指挥大型战役的经验，这也是事实；二是可以借助黎元洪的名声通电全国，联络各省，号召举义，竖起一杆排满兴汉的大旗；三是可以借他的威望迅速扩军备战，原有的几千人根本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几万平叛清军。

10月11日正午，黎元洪从自己亲信的家里被强行带到起义指挥部。至于从床下搜出之说，纯属是传言，也可能是诬陷。

他本来在新军有很好的前途。如果没有意外，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会编成一个镇，他很可能是这个镇的统领，官居正二品。可以说，清廷待他不薄——他对帝国朝廷有所怀念是合情合理的。

当大家让他做都督时，他苦苦哀求：“莫害我，莫害我！”

李翊东代他签署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这些布告就贴满武昌的大街小巷。人心很快安定下来。而黎元洪在都督府里一言不发，呆坐良久，被人称为“黎菩萨”。

10月14日，谭人凤到达武昌。黎元洪剪去辫子，决定参加共和革命。他的誓词很简单：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在给老师萨镇冰的信中，他说：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至此，他从未改变对共和的信念，直到生命的终结。

黎元洪不是能够主动抓住机会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总是被人推着或者被历史推着往前走。对于机会，他会认真考虑。一旦决定，他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将其紧紧抓在手里。

有人说袁世凯很像曹操，黎元洪的忠厚仁义有点像刘备，隐忍待发又很像孙权。而孙中山的屡次失败，屡次爬起，坚韧不拔，实在很像刘备，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黎的行为树立了各省独立的样板。不少省份的新军将领成为起义后军政府的都督，掌控民政的多是立宪派，这一点汤化龙做了榜样。

10月17日，得谭人凤、居正的支持，黎元洪开始掌握军政府权力。

黄兴汉口督战

武昌首义，清廷必定会派兵镇压。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建议：要站稳脚跟，必须扩军备战。

10月13日，湖北军政府开始招募兵士。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有2万多人参军。兵员主要有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还有从各地赶来的学生。当时湖北军校的学生中有这样一些名字：白崇禧、刘峙、张治中、黄绍竑、陈铭枢等……

那段时间，从上海开往武昌的轮船上，满是青年学生，每日不下2000人到达武昌。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没有路费的甚至卖掉行李，有的甚至宁可当日本军校的逃兵回国，如蒋介石和张群。留学欧美的革命党也匆匆赶回国内，如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王宠惠等。

到16日，军政府一共招募了新兵五个协，还成立了两个敢死大队。参加武昌首义的原湖北新军中下级军官如吴兆麟、何锡藩、宋锡全、邓玉麟、杨再雄、熊秉坤、杨选青、赵成武、汪国华等人均成为协统一级的高级指挥员。

能如此迅速扩军，主要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民众革命的热情极高，来报名的人很多，因为上半年的灾荒，武汉地区的游民也不少；二是军饷充足，武昌藩库有钱合计近4000万元，这是所有革命地区留下银子最多的，大部分充作军费，购买军需物质；三是装备无忧，汉阳兵工厂当时有汉阳造步枪二三十万支，新招募军队的武器装备完全没有问题。各地来武汉的援军大部分是徒手，到武昌后接收军政府的装备。

清廷给了军政府宝贵的一周时间，在这一周里，2万多军队穿上军服拿起武器整整齐齐地站在了清廷的对面，士气高昂，让湖北革命党人的心里有了底气。可惜的是，这些新兵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组织训练，最可怕的是缺少中下级军官的指挥，很难形成战斗力，一旦开战，必然要面对巨大的牺牲。

10月17日，由陆军部大臣荫昌率领的清廷镇压部队到达汉口附近。

第二天清晨，汉口保卫战打响。

10月24日，黄兴从香港赶到上海，宋教仁建议他到南京联络赵声旧部组织起义，拿下南京。当时，驻扎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很倾向于革命，军中不少人是赵声的旧部。宋教仁认为这样做无论对于黄兴个人还是革命大局，都更有利。但黄兴还是坚持要去武昌。他感觉到那里肯定会有恶战。一方面，作为军人，他不能错过这样临阵对敌的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迟到者，他希望能为革命尽一份力。

宋教仁是以一个政治家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的，而黄兴此时是个急切希望上战场杀敌的将军。

10月28日午后，黄兴、宋教仁抵达武昌。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已经有18天。这个时间足够使他们与武昌革命的领导权失之交臂。

此时，冯国璋率北洋军兵临城下，汉口保卫战已到了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

此时，黄兴答应黎元洪接手指挥汉口保卫战。这是同盟会总部真正介入武昌革命的开始。

武汉保卫战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荫昌领兵期间，革命军仗着高昂的士气和敢死敢拼的精神暂时打退清军；后一阶段是面对冯国璋率领的北洋精锐，一直到12月1日停战，湖北的革命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辛亥革命最大的恶仗是这时候打的，革命党人最大的牺牲也是在这个时候付出的。

10月29日，黄兴率1000多人渡江。这是一支由老兵和青年学生组成的部队。黎元洪让人做了两面一丈二尺的大旗，上面写着斗大的“黄”字，由领队拿着前往汉口前线，希望借黄兴的威望来挽回败局。

黄兴在满春茶园设司令部，清点军队，得知总兵力只有6000多人。

和北洋军相比，湖北新军不但装备差，而且人数少，能战的不足5000人。新兵缺少训练，运用武器很不熟练，时不时发生误伤友军的事情。但他们士气旺盛，尤其是青年学生，踊跃参加敢死队，以革命的热情来振奋士气。

当时全国新军一共有24万多人，属于北洋系统的有14万，而其中最有战力的北洋六镇，总兵力在8万左右。

调到湖北前线的第一军是由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和第十一协组成，加上原有的张彪残军和河南新军张锡元部，清廷的总兵力近2万人，都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配有马克辛机关枪和重炮。

荫昌的胆小与冯国璋等人的不卖力，才给了武昌义军以喘息之机。

即便如此，起义军还是伤亡很大，完全靠敢死队的拼命精神苦苦支撑。

10月27日，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

10月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正式接管第一军。

第二天，袁世凯南下孝感，亲自督阵。这一仗他要向清廷有个交代，也要向北洋军有个交代，更是要打出将来与革命党和谈的筹码。所以他不能输，也输不起。

这一天，汉口危急，出于对孙武等人的不满，胡瑛利用和文学社的关系，要另谋出路，指使守卫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撤退。10月30日夜，这支部队在宋锡全等人的带领下向湖南撤退，致使革命军腹背空虚。

这是文学社与共进会争权夺利引发的分裂。在如此危急关头，这种临阵撤退的行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31日，冯国璋下令火烧汉口，繁华的街市三天三夜之间成为一片废墟。革命军敢死队失去屏障，伤亡惨重，败退武昌。

11月1日，汉口失陷。

因与孙武长期存在矛盾，詹大悲的汉口军政府撤退后并未回武昌，而是顺江东下，前往江西寻求援助。革命军内部继续分化。

“顾头不顾尾”的战术

出于掌控大局的需要，同盟会、文学社的部分人员（多为湖南人）建议让黄兴做湖南湖北两省大都督，这样可以压住黎元洪。但原共进会（多为湖北人）和新军将领极力支持黎元洪，建议让黄兴做战时总司令。孙武等人原是反对黎元洪的，但出于湖北的利益考虑，又和黎元洪结成了同盟。

湖北军政府内湖北湖南两地的革命党人开始有了新的裂痕。

两边相持不下，宋教仁居中调解。为稳定局势维护团结，他最终采取了后一种方案。

11月3日上午，在军政府前的阅马场，黎元洪登坛拜将，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名义上有指挥在鄂所有革命军的权力。

当天下午，黄兴在汉阳设立了司令部，原在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做参谋长。李书城本是奉载涛之命来湖北和革命军议和的，他一回湖北就投入革命阵营。

负责守卫汉阳的有湖北革命军的六个协，加上从湖南赶来增援的甘兴典、王隆中的两个协，一共有3万多人。

袁世凯投入武汉的兵力有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北洋王牌军）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都是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总兵力2万多人，还配备了重炮和大量的马克辛机关枪。

汉阳的制高点是龟山，如占领龟山，则可以用炮火控制武汉全城。如能占领汉阳，断掉革命的军火后援，控制龟山，则整个武汉尽在掌控之中，革命军必然会全线崩溃。冯国璋很清楚这一点，他兵分两路，直插汉阳。

革命军在兵力上占优势，又有海军支持，缺点是装备不好，缺乏训练，最关键的还是内部无法做到同心同德。

军政府内孙武的军务部和吴兆麟的参谋部都是与战时司令部平行的机构。黄兴无权指挥他们。孙武是共进会首领，与文学社的蒋翊武等人已势成水火，与黄兴的关系也很微妙。

吴兆麟是起义新军的元勋，是黎元洪的学生，也是亲信。他对黄兴一来武汉就手握大权存有不满。他希望维护黎元洪的权力。

军政府隐然已分裂成三派，为了权力明争暗斗。

新来的湘军和鄂军却又产生了矛盾。湘军的军饷是7元，鄂军是10元。而作为客军的湘军素来有善战的名声，他们对这样的军饷安排很不满。

湘军新到，士气正盛，希望进攻。黄兴支持这种看法。

鄂军刚刚打完几仗，孙武、吴兆麟等人深感新兵太多，火力不强，主张固守。

在没有充分统一意见的前提下，黄兴贸然决定反攻汉口，采取的是把精锐全部放在前面的顾头不顾屁股的战术。

11月16日，晚上10点，以湘军两个协为先锋，开始向清军发起进攻。

甘兴典部渡河后攻势很猛，清军很快就被击溃。

后援的鄂军中新兵太多，听到机枪声，慌忙后退，牵动全局，造成全军溃败。

清军趁势攻击，革命军节节苦守，伤亡惨重，虽有海军助战，还是一路败退。

英国记者丁格尔亲眼看到，北洋军一路上烧杀抢掠，作恶甚多，军纪荡然无存，暴露出后来军阀混战时候的样子来。

27日上午11点，清军占领龟山，革命军大势已去，伤亡3300多人，不少是军中精锐。整个辛亥革命，以这一仗打得最为惨烈。这些热血青年绝大部分是军校学生。他们的死亡，使湖北新军中的少壮派损失惨重，也使强烈支持革命的激进派力量削弱，深深影响了辛亥之后的湖北政局。原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与黄兴等人关系也搞得很僵，没能得到同盟会高层的充分尊重。他要求的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的职位遭到拒绝。这一切使他开始倒向与黎元洪合作。在孙武的帮助下，黎元洪得以完全掌控湖北局势。这次分裂致使本已严重受损的武昌革命力量再次遭受重创。激进派的张振武、方维等人想尽办法，也无力挽回局面。

黄兴深感愧疚，但龟山已失，兵工厂被占，武昌几乎无险可守。他建议放弃武昌，进攻南京。谭人凤、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极力反对，要与武昌共存亡。孙武还发电指责黄兴，认为他应该为战败负责。

当夜，黄兴黯然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在武昌，他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合作得不太愉快，为后来黄兴反对孙武出任陆军部次长埋下了伏笔。

从武昌起义到汉阳失守，革命党人中间坚持了47天，拖住了北洋军的主力，从军事上讲，已经是个不小的胜利。在这47天里，全国有不下17个省独立了，清廷已是四面楚歌，大势已去。

在黄兴离去的同时，宋教仁也随之离开了。同盟会很快就失去了对武昌的控制，鄂军都督府的权力渐渐集中到黎元洪的手中。原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与黎元洪走到一起，原文学社的首领蒋翊武被排挤出去，很快连张振武等人也无法在湖北立足。

孙武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这段不算愉快的合作，给彼此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在后来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中，湖北革命党人几乎榜上无名。

当然，以黎元洪、孙武等人为主导的鄂军都督府后来也始终没有站到孙中山的阵营里来。

在革命正要走向成功的时候，争权夺利就已让革命派四分五裂了。

报纸为革命造谣

汉口，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胡石庵在租界里遇见了几个外国人。他们向胡询问关于新军起义的消息，胡告诉他们报纸马上就会发出消息。

其实，当时的武昌根本没有报道革命的报纸。胡石庵马上找了几个人帮忙，日夜劳作，很快办了《大汉报》，刊登革命的消息，销量一下子突破了2万份，为武昌革命摇旗呐喊，成为民国第一大报。

不久，该报社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资助。汉口沦陷时，报社有三人被冯国璋军队的炮火炸死，机器被毁。军政府官办的《中华民国公报》停刊，胡仍独力挺住，坚持继续编辑这份报纸。两天后，在武昌重新出刊，还通过秘密渠道把报纸卖到了由清军占领的汉口，大力鼓吹革命，说各地的革命都在胜利，劝北来的清军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为建立共和建功，为武昌的革命党人打气。

汉阳失陷后，胡石庵坚持不撤，宣称《大汉报》与武昌城共存亡。

胡应该是革命首义的第一宣传部长，后来袁世凯因此给他颁发嘉禾勋章。

上海，《民立报》很快就主导了望平街的舆论潮流，报道的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报社若是报道了清军取得胜利，马上就会遭到民众的唾弃，说他们造谣，还有被砸的危险。

在望平街，民众看到革命军获胜的消息就高兴，听到清军强大的消息就忧虑，民心就是这样清楚地写在人们的脸上，明眼人都能看得很清楚。

汉阳失陷后，《申报》等好几家报社都得到了消息，但不敢刊出，与其说他们是害怕被砸，不如说他们是顺应民心。

当时《天铎报》的主笔青年才俊陈布雷用千字文策动浙军朱瑞、吕公望反正，这篇短小精悍而又慷慨激昂的文章成为他终生引以为傲的大作。

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些文字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泄，革命的同盟在这些文字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团结和统一。

北京，《国风日报》的几位革命党编辑，故意在报纸上出天窗，说清廷的军警不让他们刊登革命的真相。这个小小的空白愈发引来民众的猜疑，谣言很快传出，说南方革命党可能大胜，清廷快要完蛋了，京城地区迅速人心摇动。

原属南方的各级官员纷纷请假，带着家眷匆匆南下，火车开到黄河岸边就不再往南，说是前方路段被革命党所阻。火车内挤满了人，他们进退两难，处境实与难民无异。

京城里各类娱乐场所纷纷关门打烊。愚蠢的皇族内阁成员桂春下令不让戏院晚上演戏，说是为了稳定京城的治安，却使本来很不稳定的人心更不稳定。一到晚上，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一片萧条。

那时候，报纸的主要作用是为推动革命而造谣。这种情况主导了新闻界，坚持真相的报纸无法生存，同情革命的民众也不想看这样的报纸。

清末，上海的《民立报》能在5天之内就到达湖南长沙。全国各地办报的风气很盛，一家接着一家。到1912年，全国有报纸500多份，读者达到4200万人。

这些报纸为煽动革命、推动各省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恐慌时代

当时，各地谣言四起，人心思变，惶惶不可终日。有传言说满人要杀尽汉人，又有说汉人要杀尽满人。有传言还说，革命党个个三头六臂，或是红鼻子绿眼睛，个个都像梁山好汉，他们的炸弹一炸能把数十里夷为平地。

这些谣言自然是百姓们恐慌中制造出来的幻想。但幻想的根源是报纸提供的一些假消息——关于革命无往不胜的假消息。

北京，位于西交民巷的大清银行最先受到挤兑风潮的冲击，紧接着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各地大清银行遭到挤兑，很快波及到民办商业银行。出于对中国朝廷和政局的不信任，原本在中国各大银行的银子大量流入汇丰、正金、花旗等外籍银行，中国的民办银行纷纷倒闭。

各地的士绅纷纷把存在银行的银子取出来，悄悄转移到乡下农村，希望能躲过一劫。各地的城镇很快就空空荡荡，看不到几个人。路上四处是逃难的人，抢劫、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大量财物回到民众手中，市场上流通的银子很少，银价暴涨，物价也跟着飙升。

那时候，开往天津的火车被挤得爆满，赶得上如今的春运时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写信给首相坎贝尔说：“北京开往天津的每班火车都装满了人，有的带着全家老小以及祭祀祖先的牌位，纷纷逃离北京。”

10月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给法国外长的信说：“从昨晚起，北京站站长已不得不增加车厢，运送从首都逃亡天津或途经天津逃亡南方的人们……北京满汉两族难民继续向殖民地涌来，旅馆住得满满的，可用的房屋都租了出去，甚至租给天津老城区的官吏和显要人物。”

同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写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信件里说：“一个月来，有10万人离开北京去天津或上海租界避难。”

据严复日记记载，当时的天津租界挤满了避难的人，“人极众，至无借宿地”。此时，严复已经从天津去了北京，他的家人则住在天津新租来的房子里。

从城里回到乡下的士绅带来了天下大乱的消息，本在农村的人们也惶惶不可终日。不少士绅搬往上海租界避难。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家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搬往上海的。当时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挤满了人，上海的房价也开始暴涨。

各地的官员，尤其是南方各地，一有风吹草动，大部分选择逃跑。

广东，自凤山被炸死后，广州城里的官员早已风声鹤唳。11月6日，广州的《循环报》收到一封电报“京陷帝崩”。很快印着这则消息的传单就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不到两天，又听说广东已宣布独立，官员们争先恐后地逃走了十之八九。

当独立成为风潮

武昌起义是革命暴动的样板。

黎元洪、汤化龙成为正面的榜样；瑞澄、张彪是不战而逃的负面典型，忠于清廷的人们无不深恨此二人。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的暴动与独立风起云涌。各省的独立风潮以11月3日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有10月份独立的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第二阶段主要是11月3日上海、江苏、浙江相继独立之后，全国震动，紧接着江西、安徽、广东、贵州、福建、广西、山东等省相继独立，清帝国大势已去。前一阶段发动独立的主要是革命党，后一阶段主要是立宪派。

10月22日，长沙易帜。焦达峰、陈作新带兵包围了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在后墙上掏了洞，带着家眷逃往上海。衙门口的桅杆上挂着白旗，上面写着斗大的“汉”字。

一周后，焦达峰、陈作新被一个叫梅馨的新军军官所杀。原资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谭延闿得到了黄兴等人的支持，很快向云南、贵州、广西、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发电，要求他们也来响应革命。

同日，西安，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出逃，张凤翔的起义士兵追上了他。钱命令仆人向自己开枪，仆人不肯。另外有人朝他的腹部连开两枪，没死。革命军请西医为他取出子弹。民国时，钱做过一任北洋政府的总理。

同日，已卸任的陕甘总督升允从家里逃出，步行过草滩过渭河，沿途召集旧部，到达甘肃。他是个标榜理学的儒生，头部长得比一般人大，人称“升大脸”。此后，他被朝廷任命署理陕西巡抚，从甘肃起兵攻打陕西，一直打到清帝下退位诏书还不愿意停战。后来，他作为前朝遗老退居租界，儿子剪辫回家，说已投奔革命党。升允大怒，命下人将其子杀害。

10月29日，清晨，太原，阎锡山带领起义军包围了巡抚衙门。山西巡抚陆钟琪衣冠整齐，站在楼上说：“我忠于大清，不会效忠革命党，你们向我开枪吧！”起义军随即开枪，将其打死。他已经参加革命党的儿子也当场被杀。陆家一门被杀的有18人。之后，山西军政府成立，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

10月30日，云南，蔡锷领导新军起义，很快控制了昆明城。云贵总督李经羲躲进法国教堂。李官声很好，待人还算仁厚。蔡锷想请他出来主持大局，但唐继尧、朱德等军人都不太同意。最后，蔡锷派人护送李总督离开云南。总督府总参议靳云鹏（段祺瑞的亲信）装成轿夫逃跑。时任蒙自海关道的龚心湛（曾在伦敦协助绑架孙中山）在法国领事的帮助下逃出云南。这三人后来都做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

11月8日，安庆，安徽巡抚朱家宝接受咨议局的独立要求，被推举为安徽都督。印信送来，他放声大哭，再三推辞，接受之后，在安民告示上署上了“安徽巡抚兼安徽都督”的落款，引来革命党的不满。

他本是袁世凯的亲信，受袁顺应时势的旨意才做出让步的。几天后，安庆发生兵变，朱家宝匆忙逃命。

11月8日，广州，各界人士推举张鸣岐为广东都督，他惊慌失措，不敢公然反对，但拒绝接受印信，泪流满面。当夜，他乘小轿逃往英国领事馆避难，之后，乘英国军舰辗转逃到上海。他多番镇压革命党，极端害怕他们秋后算账。

第二天一早，水师提督李准下令各炮台军舰升起民国国旗。他是镇压革命党最为凶悍的官员，也是遭受革命党暗杀袭击最多的官员。自从那以后，他千方百计想反正，以求平安，多次派人到香港与胡汉民密谈。不过，几乎在同时，李准在老家四川的家产被革命军抄没。

11月9日，九江，江西巡抚冯汝骙吞鸦片自尽。本来冯汝骙是可以不死的。10月30日，南京光复，推举冯汝骙做都督，他坚决推辞。冯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身体肥胖，为官清廉，善待百姓和士卒，在江西官声极好。后来冯只身逃跑，11月7日，在九江被革命军抓捕。第二天，李烈钧将其软禁在孙慕唐的花园中，礼仪周到。但是，冯那天晚上就吞食了鸦片，11月9日死去。

11月13日，济南，山东巡抚孙宝琦拗不过山东军学商各界人士的劝告，通电宣布独立。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独立本非他的意愿。11月27日，他又通电取消独立，前后不到半个月，他就愁得鬓发尽白。

程德全是条好汉

在独立风潮中，11月3日是个关键的日子。

这一天，上海、苏州、浙江相继独立，东南各地尽倒向革命，对清廷打击最大，为三地联军围攻南京打下基础。

11月3日，夜，苏州，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只用竹竿挑去了巡抚衙门大堂上的几片瓦，城中平安，没有任何暴乱事件。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与清廷决裂的，程德全是第一人。

程德全，四川人，出身贫寒，饱受生活之苦，但意志坚定，因对东北问题有深入研究，被黑龙江将军寿山看中，入其幕府做文案。

庚子年，俄国人趁火打劫，大举侵略东北，黑龙江首当其冲。程德全到俄国军营求和，希望保全百姓和国土，两番自杀。俄国人也很敬重他的气节。后因汉奸出卖，齐齐哈尔城被攻破，寿山自杀。

程德全九死一生，依旧尽死力请求俄国军队不要杀害百姓，不抢劫财物，不奸淫妇女，不改变大清的法令，得到允许。这些行为使他无论在东北民众心目中还是俄国军营中，都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后来，慈禧破格召见了他，询问东北事务。程德全对答得体，切中要害。很快，他获越级提拔，由一个幕僚一直做到署理黑龙江将军。

1910年，他调任江苏巡抚，自此与张謇结交，很是倚重。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很愿意听取张謇的意见，两人一向心气相通。他能做出这一决断，与张謇的动员有很大关系。

苏州独立后，以张謇为民政长，张謇一系的立宪派后起之秀，如杨廷栋、沈恩孚、雷奋、黄炎培（也是同盟会会员）等都参加了都督府的工作。

同日，夜11点，杭州，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新军将领朱瑞等人和上海来的敢死队长蒋介石等联合率军攻入巡抚衙门。浙江巡抚增韫见火起，听到爆炸声，带着老母跑到衙门后山躲避，被义军抓捕。

其实，因害怕革命党，这天中午，他本已经同意签署浙江独立的布告，那时候刻板印刷已来不及，只好找人手抄，等到弄完已是晚上10点，旗营大门不开，没有贴出。

第二天，浙江宣布独立，张謇的密友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革命军以不杀人为宗旨，派陶成章护送浙江巡抚增韫安全离开。

端方被割了耳朵

11月4日，四川资州天上宫，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和弟弟瑞锦被他们带来的湖北新军杀死。

死前，端方向新军士兵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而且说自己做官领兵一直对百姓士兵不错。但是新军士兵说，这些都是私恩，今天的事属于国仇，不能顾及私恩。

这支新军一半以上都是革命党，他们要回湖北，杀端方是为了表明他们革命的诚意，相当于纳投名状。不然，沿途各地都已经革命了，他们没法安全顺利回到湖北。

端方被困资州，赵尔丰也有责任。当时清廷已经下旨，让端方做四川总督，可电文在赵尔丰手上，他没有告诉端方。

四川的老百姓盼望的总督是岑春煊，不是端方。士兵们将他先割去一只耳朵，然后乱刀砍死，割下头颅，装入煤油箱，浸以清油，送回武昌。黎元洪看到了，很有些不忍，没有将端方的头颅示众，而是通知家属来领。

跟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刘师培被革命党抓捕。后经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极力营救，说是学术人才难得，刘师培才得以保住一条性命。

这一天，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宣布独立。大约一个月后，成都发生兵变，藩库中400万两白银被乱兵哄抢一空。12月22日，贺国光（后做过蒋介石政府的高官）领兵攻入总督衙门，杀了赵尔丰。他的头颅被挑在枪尖上四处游街。

作为最后一位清廷任命的四川都督，岑春煊于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匆匆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得以保住性命。

在武昌起义成功后的7个星期里，全国的22个省已经有17个省宣布独立。

长江以南的所有省份基本都在革命党名义的控制之下。

这些省份基本都按照同盟会《革命方略》的指导成立反清的军政府。

他们未必都赞成共和革命，但反清是货真价实的。

发动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新军，推动革命的主要力量是立宪派。这两派紧密合作——新军将领一般为都督，立宪派一般管民政——使各省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有力地撼动了清廷的权力基础，使湖北的革命有了稳定的后方。

10月底，湖南省首先向武昌前线派出了援军。湘军徒步日夜兼程，于11月初赶到，很快就投入了汉阳保卫战。不久，云南、广西、江西、上海等地陆续派来援兵，有力地支持了湖北的革命。

第十九章　袁世凯下山

荫昌的离别曲

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的电报就到了北京。

清廷的权贵们先是恐慌，极度的恐慌，然后是盘算，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接着是争斗，至于帝国的危亡，则是放在次要的地位了。

荫昌被选为平叛主将是各派势力争斗的结果。

论理，带兵的最好是袁世凯，但这个人大部分权贵都不愿意用。此时张之洞已死，瞿鸿禨被贬，岑春煊闲居在家。有能力有威望的汉臣，基本被排除在权力范围之外。而满人里的能人，端方被调到四川，铁良被安排在南京，良弼倒是在北京，但没有获得实权，更没有统兵的机会。

荫昌是个好玩的人，在公共场合也没个正经，总是嘻嘻哈哈。这使他对谁都没有威胁，人缘很好，跟谁都能玩到一起。和载沣兄弟三人能一起看戏，与袁世凯也关系不错。他曾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也曾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的老师，在亲贵们中间还算得上是个能人。

让载涛领兵，奕劻不放心；让良弼统兵，载涛等人不愿意；让荫昌领兵，大家都放心，连袁世凯和黎元洪都放心了。

这个让所有人都放心的人物，实际上是个小丑，带着极强的喜剧性。他那一撇德式小胡子，更让他显得滑稽。

他的出场也是极具喜剧效果的。上身穿着炮褂，下身穿着长筒军靴，脸上摆着一张三花脸，给阴沉的会场带来了喜庆的氛围。

出发前，几个朋友请他喝酒，给他饯行。席间，大伙祝他旗开得胜。他习惯性地用京剧《战太平》里的词儿打哈哈：……有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嘻嘻嘻，哈哈哈哇呀……

不知是自嘲还是调侃，荫昌无意中把亲贵们即将迎来的命运真真切切地唱了出来。

10月15日，下午，正阳门车站，荫昌出发南下。

荫昌一走，奕劻马上把京畿附近姜桂题的军队调进城来，保护他的安全。

在荫昌的专列上，有一两节车厢是专门用来装运罐头、洋酒、食品的。

火车正要开，盛宣怀急急忙忙赶来见他，让他不要炸坏了汉阳铁厂。盛宣怀是包括那个铁厂在内的汉冶萍公司最大的股东。他答应事成后会用10万两银子重谢荫昌。荫昌爽快地答应了：“你就预备钱吧！”。

站台上的记者听到“预备钱”这句话，误以为军费尚没有着落，马上通电全世界。第二天，上海、天津、北京、广东都发生了大清银行挤兑的麻烦事。

10月17日，下午4点，车过彰德洹上村。荫昌拜见了袁世凯，很得意地说：“此去湖北一定能成，因为湖北没有什么能打仗的将军。”袁世凯举出了黎元洪，提醒荫昌不要轻敌。

袁世凯是不是真看得起黎元洪不好说，但是袁世凯看不起荫昌却是肯定的。而且，袁已经暗示冯国璋在荫昌后面搞小动作了，让他慢慢走，等等看。这些荫昌肯定不会知道，但他的任务一定没法完成，因为袁世凯不会让他成功。

在荫昌任职的陆军部以及载涛掌管的军咨府，都潜伏着大量革命党人。包括蒋作宾、何成浚、李书城、黄郛、曾昭文、陈之冀、孔庚等人。

蒋作宾当时是陆军部军制司司长，荫昌对他很信任。临出发时，荫昌命令他管理军械运输。蒋做了一个小手脚，让炮弹列车列于第51列。京汉铁路是单轨，这列车直到10月22日才通过孝感。结果导致运往前线的大炮有72尊，但炮弹只有25枚。荫昌的军队一到前线，就因没有炮火的支持吃了大亏。

当然，麻烦还不仅仅如此。由于管理混乱，前线的军队后勤保障很差，不少士兵没有足够的给养，连馒头都吃不上，怨声载道，更别提打仗了。

而且，河南新军一部服装与湖北新军相似。北洋军的先头部队不清楚情况，以为是湖北新军，开枪射击，双方交火，误伤了不少人。

荫昌的专列一到信阳就建立兵站，不往南开了。为了方便逃命，他还创造性地弄了两个火车头，一前一后，随时准备逃走。

直到10月28日，朝廷下旨，等袁世凯到了前线，荫昌才可以回京。

从出发到回去，整整10天，他一直没有下过火车。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能的荫昌是帮助袁世凯出山的功臣。

1912年，他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军衔，还做了袁世凯总统府的高官。

袁世凯的六大条件

那段时间，荫昌不是洹上村的第一位访客，更不是最后一位。

平日里，冯国璋等人经常过来看看，联络一下感情，向袁世凯报告北洋军的情况。

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当时，袁世凯正在庆祝自己52岁的生日。他的亲信幕僚赵秉钧、杨士琦、杨度等人都在袁的家中。

据说，接到电报后，袁世凯迅速结束了宴席，面色凝重地说：“此难非洪杨可比！”意思是说，这次起义很凶险，不是太平天国运动能比拟的。洪就是洪秀全，杨是指杨秀清。

袁世凯敏锐地看出，他隐居乡下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他将把自己从前失去的东西——权力，连本带利地拿回来。

其实，决定由荫昌领兵的第三天，朝廷里就不断有人进言，要求派袁世凯领兵。载沣在众人的劝说下，想起用袁世凯做湖广总督，去武昌平叛。

袁世凯没有理睬这道旨意，只是回应：足疾未愈。脚上的病没有好，不方便出门做事。明眼人都看得出，袁世凯的胃口已经很大了。

那些日子，杨度等人都没有走，日夜帮袁世凯出谋献策。袁克定急匆匆地赶往北京，打探消息。

相比于武昌的革命党，袁世凯更担心清廷。那些亲贵是因为迫于无奈才起用他，一旦平叛成功，他失去了利用价值，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他在内心里早已把清廷当成了自己的敌人。

在那样的情况下，敌友的关系已经不那么明朗。革命党未必不能成为朋友，他计划让汪精卫去做联络工作，而袁克定与汪精卫的关系很密切。清廷自然也可能是敌人，他让徐世昌、赵秉钧等人时刻注意着。立宪派大部分跟了革命党，他明白这种跟随只是暂时的，张謇和他早有约定。全国18个行省，其中14个很快就宣布独立了，清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下死力保住大清，已经是不太可能，也是不太愉快的事情了。

这是帝国大变局的时代。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要做一个精明的舵手，可不那么容易。袁世凯要细细观察，如何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最多的权力。他不能急于出牌。但是，在他决定出牌的时候，一定得是十拿九稳，大局已定。

荫昌的表现让朝廷明白，向袁世凯低头的时候到了。

徐世昌奉命到洹上村见袁世凯，一来是为了促驾，二来是为了弄清袁世凯的意图。其实，袁的意图徐世昌是明白的，但朝廷不太明白。徐只是配合袁世凯演一段戏让亲贵们明白一下情况。

回京复命的徐世昌带来了袁世凯出山的六大条件：一、马上召开国会；二、重组内阁；三、废除党禁；四、赦免武昌起义参与者；五、让袁世凯掌握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六、保证这些军队有充足的后勤补给。

这六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图非常明显：重组内阁和掌控军权是为了掌握清廷的所有权力，把亲贵们排挤出去，至少摄政王载沣兄弟三人和庆亲王奕劻必须退居二线；开放党禁和召开国会是为了赢得立宪派的赞同；赦免武昌的革命党人是为了下一步与革命党和谈做铺垫。

在所有的意图里，袁世凯唯独没有效忠清廷的意图。

重组内阁之后，借着军饷不够的由头，他一再向隆裕太后要钱，将这个可怜的寡妇手里仅有的一些银子也敲了出来。

袁世凯之所以能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要挟，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筹码。他知道清廷已经别无选择。

他是一只狡猾而凶猛的老虎，时刻关注的是自己的猎物——权力。他左顾右盼，四面出击，高明地周旋于各派之间。他要让革命党与清廷之间保持适当的均势，革命党势头太猛的时候，他要加以打压，一来将来有谈判的筹码；二来也不能让清廷垮得太快，至少不能在自己与革命党谈妥之前垮台，那样的话，局面就会完全失控。

在清廷完全答应袁世凯条件的当天，冯国璋就奉命火烧汉口。沿江一带古色古香的建筑，繁华的商埠，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中化为一片焦土。两日后，北洋军攻下了汉口。不到一个月，冯的军队又攻下了汉阳。革命派的实力严重受损，而清廷对袁世凯的依赖更强。

这一仗为他赢来了主动权。11月13日，他被参政院推举为内阁总理大臣，到京组织责任内阁。

12月5日，袁世凯逼迫摄政王载沣交出大权，退出朝廷中枢。

载沣得到消息，很高兴，如释重负，说：“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听到这句话，他那强悍的夫人急得直哭。

昏头昏脑的“棋子”汪精卫

11月6日，汪精卫出狱。

此前，他经历了一年半的牢狱生活。

走出监狱的时候，北京不少人争相观看，领略他的绝世风采。

这或许正是汪精卫希望看到的效果。

11月7日，下午5点，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官署接待他。晚上7点，袁世凯宴请汪精卫。席间，袁世凯让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拜为兄弟。

那天晚上，汪成为袁世凯的义子。他的身份开始和他的性格一样变得复杂起来——原来他是声望极高的革命党，是个英雄，现在成为北方议和代表之一，袁世凯的亲信密使，成为袁与革命党的桥梁。

不久，汪精卫奉命随北方议和代表们一起南下。

他能活下来，是沾了立宪的光，是因为载沣的宽容和肃亲王善耆的惜才。

他的出狱据传是袁世凯运动的结果。也有人说是两广总督张鸣岐奏请特赦的。但朝廷下令让汪精卫马上离京，而袁世凯将其招入幕中。

袁世凯需要一个直接和革命党最高层接触的联络人。这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在革命党内有极高的威望，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说得上话；二是袁世凯本人要信得过；三是朝廷和立宪派也能认可。而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恐怕只有在清廷的大牢里赢得名声的汪精卫。

此前，袁世凯已经派刘承恩、蔡廷干等人南下与湖北的革命党人接触。当时在湖北的黎元洪、黄兴等人也一再给袁世凯写信，要袁做中国的华盛顿，推翻清廷，革命党人可以推举他做民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很清楚，革命党人想借他的手来反清，不是因为他们敬爱袁世凯，根本原因是他掌控着北洋军。

在没有弄清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的时候，袁世凯不会轻易承诺什么，也不会轻举妄动。

汉口、汉阳的战役表明，革命党实在不堪一击，想打败他们不会太难。但是，一旦革命党被灭，清廷就会倾尽全力来灭他。他不想革命党垮掉，于是决定暂时停战，7次打电报要求冯国璋不要轻易出兵。后来他还是不放心，把已被封为男爵总想拿下武昌的冯国璋调回北京。

那时候，袁世凯已经逼着载涛交出了兵权。在北京，正有一个禁卫军统领的位子空了出来，刚好由冯国璋填上。

汪精卫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无比的辉煌之后，在经历众人的无尽的赞美之后，在经历了袁世凯富贵荣华的笼络、英雄道义的吹捧之后，昏头昏脑地成为了袁世凯的一颗棋子。

这一切自然是袁世凯的安排。他很需要这样一颗华丽的棋子。

汪精卫确实希望早日推翻清廷。他也真诚地相信袁世凯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他的任务就是帮助袁世凯，并把袁推上总统的宝座。

在那场招待汪精卫的私密宴席上，杨度一直作陪，此时他已深得袁的信任。

不久，在北京，杨度和汪精卫组织了一个“国事共济会”，呼吁南北和谈，为袁世凯派和谈使者过江作铺垫。

吴禄贞被刺

11月4日，正当汉阳保卫战进行得很激烈的时候，石家庄传来了消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控制了石家庄车站，截留了朝廷拨给武昌前线的军火和后勤补给，包括几十万饷银，十几车皮粮食、弹药、棉军装。

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吐血。

吴禄贞的行动让袁世凯感到了致命的威胁：一是控制袁的亲信部队，犯了袁世凯的大忌。二是断了袁世凯的后路。当时袁的军队在京汉线上，一旦背后操刀，袁世凯将两面受敌，有全军覆没的可能。那时候，别说总统当不上，连性命都难保。三是有风闻说吴禄贞的军队有进攻彰德的可能，扬言要抄袁世凯的家，为火烧汉口时牺牲的革命党报仇。

当时袁世凯控制的区域是直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徐州一带。北洋军的主力沿着京汉线和津浦线排开。南方各省基本宣布独立，山东也曾宣布独立，只是北洋第五镇大部分还在山东，袁世凯才控制住。山东一失，津浦线难保，张勋在江苏的部队就会没退路。东北三省宣布成立自治保安局，类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拥护清廷的只有甘肃的升允。直隶的根据地一旦失去，袁世凯死无葬身之地。故此，袁世凯对南北革命党有不同的态度，对待南方的革命党，他是又打又拉，边打边拉；对待北方的革命党，他坚决镇压，绝不容许革命党活动。

此时，吴禄贞成为袁世凯最大的威胁。吴禄贞一旦成功，就会抢占先机，袁世凯所有的筹谋都会白费。

吴禄贞是革命党，参加过自立军起义，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结识了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与这两人交往都很密切。他赞成革命，也与改革派保持密切往来。这次行动就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梁从日本赶到大连，准备赶往石家庄见吴禄贞，得知吴出意外之后，才失望地回到日本。

吴禄贞的同学良弼很钦佩他的才华，推荐他到新军中任职。他很有军事才华，表现出色，加上有密友良弼的帮助，一直做到第六镇统制的高官。为帮助吴禄贞得到这个位置，一向清高的良弼不惜向奕劻行贿2万两银子。

吴禄贞又向东三省总督锡良推荐了同学张绍曾、蓝天蔚到新军中任职，当时张绍曾成为陆军第二十镇统制，蓝天蔚在东北新军中做了协统。这三人被时人并称为“士官三杰”。

在近代军事史上，士官三杰的版本很多，还有人说是：蔡锷、蒋百里、蒋伯器。相比之下，蔡锷这个版本的人物似乎实力更强，影响也更大。但此时，吴禄贞等三人手握兵权，确实声名显赫。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从协统到班长都是袁世凯的老班底。要控制这样的一支部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吴禄贞很有些大意。他不愿意与士兵们待在一起同甘共苦，而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挥霍在自己位于北京的住宅里，比起和一帮子丘八为伍，他宁愿和一群文人雅士唱和诗文。

吴禄贞长相清秀，优雅，冷峻，有一股子儒雅之气，但也孤傲，还带了些许文人的性情。这不是枭雄的面目。

他过于自负，过于相信自己从日本军校学来的东西，而低估了袁世凯。在这支名义上由他统率的军队里，到处飘荡着袁世凯的影子。大部分士兵都以袁世凯为他们的恩人和主公。

此时的吴禄贞已经被湖北的革命党推举为大都督，黎元洪只是暂时代理。

10月29日，预备参加滦州秋操的张绍曾首先发难，截留了由东三省总督锡良派彭家珍押运往武昌前线的5000多支步枪，500万发子弹，要求清廷速速召开国会，并下罪己诏。此时的张绍曾基本上还是立宪派的思路。

几乎与此同时，山西的新军造反，宣布独立。清廷派吴禄贞率军前往镇压。吴暗地里已经和阎锡山达成协议，准备联合举兵进攻北京，逼退清廷。吴禄贞向清廷发电报，说山西的乱党已经平定。良弼等人接到电报，大喜，还封吴禄贞做山西巡抚。

张绍曾发难的消息传来，清廷派他前往安抚张的军队。吴禄贞大喜，与张会晤，两人约定同时举兵。他们还给在东北的蓝天蔚发电报，让他率军入关响应。

这样，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吴禄贞的第六镇，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加上蓝天蔚的一个混成协，进攻北京足够了。

袁世凯听闻这个消息，自然是大惊，因为他被抄了后路。

吴禄贞等人先前还有另外一个分兵进攻的方案，但因实现起来胜算不大，被取消了。此时他们的目的是逼退清廷，号令天下，结束专制，实现全国共和。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想象袁世凯的结局。

作为吴禄贞攻击目标的清廷此时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此时有能力主动发动攻击消灭对手的只有袁世凯。

1911年11月6日，吴禄贞乘专列到娘子关会见阎锡山，表明革命态度，支持阎锡山执掌山西大权。吴禄贞被阎推举为燕晋联军大都督。两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发兵进攻北京。

同日，被吴禄贞免职的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还有吴鸿昌、马步周、骑兵营营长马惠田等人收到荫昌、良弼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暗杀吴禄贞。

同日，午夜，吴禄贞在车站被杀，头颅被割去，送往北京陆军部军咨府报功。

杀他的正是马惠田，参与暗杀的有周符麟、吴鸿昌、马步周等人。这是一次联合行动。能让他们联合起来的只有袁世凯，因为他们都曾是袁世凯的亲信。

吴禄贞死后，这支军队又回到了袁世凯手中。

张绍曾本就有些心怯，吴被刺消息传来，他顿时失去了孤注一掷的勇气，被迫交出兵权。他部下的革命党王金铭、施丛云、冯玉祥等人强行发动了起义。袁世凯必须确保北方局势绝对稳定，不然和谈就没有资本。所以他对北方军队的反叛尤其愤恨，急调曹锟的第三镇人马残酷剿杀这次暴动。

滦州起义的策划人孙谏声被叛徒张建功出卖，心肝被挖出，尸体被踢到城墙下面。人们看到孙的尸体拖着一条血色的弧线深深地印在冬日冻结的地上。

蓝天蔚受到张作霖等人的胁迫，部下的军官很少响应他，他被迫交出兵权，离开东北。自此，东北逐渐落入张作霖手中。

只有阎锡山的部队在山西苦苦支撑，直到和谈结束，民国开场，成就了他一生最辉煌的一页。

此时，北方的形势完全由袁世凯控制，他有了足够的筹码。

吴禄贞被刺的第二天，黎元洪给袁世凯回信，劝袁推翻清廷，并答应事成之后推举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

第二十章　孙中山回国

南京！南京！

1911年10月24日，即将去武昌的宋教仁让陈其美尽快在上海发动起义，牵制下游的清军。

陈其美，浙江人，做过生意，在日本学过军事，有会党背景，为人机警，有才气，胆大敢为，尚权谋，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少有的坚定拥护孙中山的江浙人物。他还是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以及革命与人生的导师。

此时，光复会的陶成章、李柱中也回到上海准备起义。

共同的反清目标使他们抛弃前嫌，开始联络合作的事。

陶成章对陈其美喜欢流连青楼酒肆、喜欢纵情女色很不满，曾经当着孙中山的面规劝陈其美，让后者对他产生了很深的恶感。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主要合作在李柱中和陈其美之间展开。

11月3日，下午5点，陈其美孤身一人前往江南制造局劝降，被扣押。守敌凶猛反扑，黄郛、蒋介石率敢死队后撤。

第二天凌晨2点，李柱中率商团、巡警等猛攻制造局，局内工人开始响应，守敌逃走。

制造局的攻占为后来光复浙江、南京等地提供了军备后援。各地赶来的增援部队也多从这里获得武器装备。

11月6日，上海军政府（也称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黄郛为参谋部长。

李柱中在战斗中起主要作用，但没有当上沪军都督，为此很不满，带着部队到吴淞就任军政分府总司令。

这是光复会和同盟会矛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再次爆发。

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万分危急，眼看就要不保。

第二天，宋教仁乘舟东下，电报陈其美尽快攻下南京。

此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总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倡议联合组成了江浙联军，由原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总司令，兵分三路进攻南京。

攻城部队有沪军先锋队、浙江革命军、镇江林述庆的部队，还有原第九镇的残余部队。

守城的是巡防营的江北提督张勋，还有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等。

江苏布政使樊增祥等人在开战之前，已经逃离南京。

徐绍桢的第九镇被逐出南京后，张勋在城里搞大屠杀，凡是没有辫子的人均被当做革命党处死。

张勋决定死守，张人骏、铁良只好跟着。

张勋是袁世凯的亲信，为人粗暴凶狠，对清廷有忠心，打仗很有两下子。巡防营本来是末流军队，向来没有什么战斗力。但张勋就是个例外，他的巡防营比新军还能打。在清末，能有这种战斗力的巡防营除了他，就只有广西的陆荣廷和东北的张作霖。

在死守的日子里，张勋多次向老上级内阁总理袁世凯发电报，乞求援兵。袁世凯没有理会，他需要借革命党的手来威慑一下清廷。张勋只好做了袁世凯养敌自重策略的牺牲品。

没有援兵的张勋已经守了40多天，终于顶不住了。12月2日，张勋弃城北逃，一直退到津浦线上的重镇徐州。他的军队损伤不大，基本实力保留下来，后来“二次革命”，张勋率军反攻南京，获得成功。

之所以搞成这样，是因为革命军内部有严重的分裂，指挥不能统一。徐绍桢是公认的总司令，但他的部队只剩下一部分，实力不强。镇江林述庆的部队战斗力不弱，攻城颇为得力，入城后，竟然直接称都督，拒绝接受徐绍桢的统辖。

大部分将领卷入权力之争，没有人率军追击张勋的败兵，为后来的战局埋下了隐患。要知道自古江淮相依，失去淮北屏障，南京就守不住。从前南明政权就是这样灭亡的，史可法的扬州一失，南京门户洞开。淮海战役也是这样的情况，蒋介石精锐丧尽，淮北重镇徐州一失，南京已然守不住，蒋介石大势已去，只得下野。

12月3日晚上，宋教仁匆匆赶到南京安抚大局，支持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任援鄂军总司令，暂时稳住了局势。

攻打南京成功是同盟会、立宪派、光复会联合行动的结果，而让张勋几乎全身而退则是各派不能完全齐心的代价。

南京的光复意味着东南地区已经被革命党控制。如果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那么南京这里一向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东南半壁的政治中心，控制这一地区可以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

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这里登基，洪秀全也是在这里建立反清政权。相对于被洋人控制的上海和危急之中的武汉，南京是建立临时政府更好的选择。

此后，南方革命的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南北之间暂时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这是南北和谈的前提。

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了很久，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政治上，一直到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过长江，才真正实现南北统一。

就在南京光复的前一天，12月1日，袁世凯通过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出面调停，和武昌方面达成协议，停战三日。此后，派出和谈使者，停战一直延伸到和谈结束，基本再无战事。

选黄兴还是黎元洪

孙中山回国之前，南方独立各省面临最重要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建立临时政府，二是进行南北和谈。

11月9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建立临时政府，便于统一指挥，号令天下。

两日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其美、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发电，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因上海交通便利，也便于与洋人沟通，紧急时候，还可以逃往租界避难，安全也有保证。

各省代表一般为二人，一代表都督府，一代表咨议局。11月15日，这些人陆续到达上海。因革命重心仍在武汉，革命党的重要人物黄兴、宋教仁、黎元洪、谭人凤等也在武汉，与会代表又陆续赶往武汉。

汉阳失守后，临时参议会被迫移往汉口英租界举行，以谭人凤为议长。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份文件是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这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故事很相似。这份文件承认了共和联邦制，临时参议院起到了临时国会的作用，在国体上准备采取美国式的共和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承认地方权力，采用联邦制。但美国的联邦制有中央集权的底色，中国没有。工商业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统一的国内市场，所以美国各州虽有自己的独立，但并不妨害国内市场与中央集权，一旦妨碍，便会发生战争，南北内战就是。清廷的垮台根本上是地方主义这个果子成熟了，要求另搞一个中央。在工商业不够发达的中国，除清廷之外，谁能担当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重任呢？袁世凯死在这上面，孙中山更是不用谈。

南京光复后，代表会议迁往南京。12月4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组织会议，选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黎元洪为副。此次会议的幕后策划人是宋教仁，他希望借此夺回革命的领导权。黎元洪很生气，指责该会是非法的。黄兴为了缓和南京、武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拒绝就任。

12月15日，自武汉东来的代表与在上海的代表齐聚南京，再次开会，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黎元洪很高兴，指令由黄兴在南京代行大元帅职务。

这两次选举均是在争夺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武汉方面和南京方面已经分歧重重。

这期间，有人主张临时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推选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宋教仁当时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同盟会领袖，地位急剧飙升，但毕竟太年轻，只有29岁，同盟会内部置疑他的人不少。

当时，连刚从海外回国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来凑热闹。他们建议让孔子的直系后代做皇帝。这个建议招来了革命党人的白眼甚至唾骂。连袁世凯、黎元洪都表达了对这个馊主意的不满。

其实，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派，他们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准备推举袁世凯做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因此他们不选总统，而选大元帅。

最先做出这个承诺的是黎元洪，其后是临时代表会议。会议的议案是江苏代表雷奋提出来的，他是张謇的高徒。后来，黄兴也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大体上有一个共识：要想推翻清廷，必须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同时，袁世凯也已表明态度，不会学曾国藩做清廷的忠臣。更关键的是，革命军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北洋军抗衡。和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12月18日，南北双方的议和代表在上海开会，正式开始和谈。

就在革命党内部为争夺临时政府领导权相持不下的时候，海外传来消息，孙中山回国了。12月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12月25日，在胡汉民等人陪同下，孙中山到达上海。此时距离他上次逃离祖国已有16年。

当时有一个传言，说孙中山在海外借到了很大一笔钱，说他后来当选为总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这一点，孙中山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地说，他带回来的唯有革命的精神。

一贫如洗的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的一家餐馆里刷盘子。也有人说，孙中山当时正在开往丹佛的火车上。还有人说，他在一家图书馆里。不论在哪里，总之孙中山是在美国。很明显，孙中山错过了这场革命。他后来总说武昌起义是个意外。

得知喜讯后，孙中山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去了欧洲。从那一刻开始，他希望能掌控这场革命。他知道革命最需要三样东西：欧洲列强的外交支持，庞大的资金，人才。弄到这三样东西，是孙中山欧洲之行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国内的革命势力还不敢抱过于乐观的希望。

在伦敦和巴黎，孙中山和荷马李（孙中山聘请的美国军事顾问）分别接触了英国外交部和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还有四国银行团的一些高层人物，但是，他们没能达到目标。

英国政府很快认定袁世凯是结束中国乱局的最佳人选。孙中山的身份和实力都不足以让他们改变既定的外交策略。他们拒绝向当时中国的任何一股势力提供大额贷款。不过，在此期间，他们承认革命军政府为交战方，各国列强保持中立。

不过，孙中山此行还是有两大收获：一是他已然是国内革命派的首席外交代表，随着在国外的外交努力，他的威望稳步上升；二是经过巴黎的时候，孙中山邀请在那里的很多学有专长的学生回国参加共和政府，其中包括南京临时政府的大部分各部次长，包括外交、财政、海军等部门。

到达香港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劝他不要北上，应该留在广东组织军队北伐，没有子弟兵就没有实权，去南京也是无济于事。广东是孙中山的老根据地。在这里，他的同志亲信最多。多年来，孙中山总是喜欢在附近搞暴动。

孙中山拒绝了胡汉民等人的劝说。他认为此时必须考虑革命的大局。他明白此时自己能依仗的只有威望，能号令的只有人心。他一旦留在广东，这些东西就会消失。而且一旦革命党组建政府就有可能借到经费，到那时肯定能够组织力量北伐。再说袁世凯纵然不可信，但他不想做忠臣，想做总统，革命党人完全可以利用他这一点来逼退清廷。相对于清廷，推倒袁世凯是容易的。

或许孙中山在此时就已经想到了二次革命的可能。在他看来，革命可以分两步走，一步是利用袁世凯倒清廷，第二步是号召革命党来倒袁。

1912年1月1日，夜，10点，南京前两江总督府，46岁的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宣誓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算起，2133年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中国从此进入民治时代。孙中山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由国会代表正式推选的最高领导人。

孙中山能如此迅速成为临时政府的元首，是因为他是革命的首创者，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派都愿意拥护他，这是其他的领导人无法企及的。

尽管章太炎等人极力反对，临时参议院还是以16票压倒性的优势让孙中山当选，还有一票投给了黄兴。一直对孙中山不满的宋教仁也表示了支持。

唯有孙中山能够让这个内部争斗不休、外部大敌当前的革命联盟在短时间内团结起来，汇成一个声音说话，结成一股势力行动。

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一生事业的巅峰。此前此后，孙中山都没有机会执掌权力，尽管这个临时总统的权力也只是名义上的。

当然，他这个临时大总统的权力是很虚弱的。他决定不了什么事情，很多大事已经由各省代表会议集体开会决定了，几乎是大局已定。由于独立各省还处在分治的情况下，即使在南京城内，孙中山的号令也未必能畅行无阻。

临时政府只是临时维持秩序的政府。它的作用是代表南方与北方谈判，其实是与袁世凯谈判，寄希望于袁世凯能推翻清廷，然后推举他做正式大总统。

临时政府名义上掌控了在南京、武汉各地集中的号称近20万军队，但这些军队分属不同的派系。无论哪个派系，都不属于孙中山。他的得力盟友黄兴也不能掌控一兵一卒，两人只是光杆司令。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时代，更明确地说，靠武力说话的时代，没有自己嫡系的子弟兵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建立了健全的政府机构，但财政完全是一贫如洗，连维持政府日常的开支都谈不上。

陶成章成了牺牲品

尽管困难重重，大部分人又都沉醉于排满革命成功的喜悦中，孙中山等人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做事，推动政治革命，建立共和政府。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居功至伟，尽管他提出的五权宪法方案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临时政府最后基本上依据美国式的总统制来建构，遵循三权分立的法则。

此前，宋教仁一直坚持应该搞责任内阁制，这是出于对未来总统孙中山、袁世凯诸人的不放心。为此，胡汉民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孙中山和他也有过反复的争论。实际上，孙中山的权力本来就极为有限，一旦这点权力也受限制，他实在是难有作为。最后，大多数同志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

当时，同盟会内部不少人，尤其是孙中山的铁杆支持者们，攻击宋教仁有做内阁总理的野心，怀疑他革命的动机不纯，最后弄得宋教仁连内务总长也没当上。在黄兴的调解下，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法制局局长，得以施展才华。

在各部部长的人选上，孙中山充分地吸收了立宪派领袖张謇、伍廷芳、汤寿潜、程德全等等，使他们组成了一个阵容华丽的政府。但这些立宪派有的没有到任，有的根本就不理政事，形同虚设。

31岁的王宠惠成为外交总长，他是孙中山老友王煜初牧师的儿子，曾由孙中山资助到美国读法律。王长相英俊，在日本求学时，房东的女儿很倾慕他，半夜里曾裸身相许，还被守身如玉的他驱逐。选择年轻的王宠惠做外交总长，而不是选资深的外交家伍廷芳，其实大有深意，表明孙中山想亲自主导外交。

前光复会创始人之一蔡元培学贯中西，成为教育总长。在绍兴参加革命政府的鲁迅受蔡的邀请此时也来到南京教育部任职。

到任的总长只有同盟会的黄兴、蔡元培、王宠惠，其他总长因各种因素没来南京。南京的内阁基本是次长掌控实权，被称为“次长内阁”。次长主要来自孙中山从巴黎召回的一批青年才俊，另外一些是原《民立报》的部分领导人。

总统府秘书长一职，孙中山还是更愿意用广东人胡汉民，秘书有赵凤昌推荐的赵的女婿杨杏佛。同时，他还聘请了一大批外籍顾问，其中包括美国人荷马李、日本人宫崎滔天，还有三井公司的代表。

在所有外籍顾问中，日本人最多。这些日本人大批来到南京，背着自己的行李，甚至连锅碗瓢盆都带着，随地打地铺，就像孙中山一些乡下穷亲戚一样，弄得总统府很有些杂乱。

在政府组织的名单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将武昌起义的革命同志排除在外，光复会的几位同志也没有得到妥当的安排。

据说，孙武想做陆军次长，被孙中山、黄兴否定。湖北革命党的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都没能进入南京临时政府。这使得武昌的革命力量开始与南京临时政府离心。

章太炎被任命为总统府枢密顾问，这是一个华丽的虚衔，章没有就任。

光复会的头号领导人陶成章，第二号人物李柱中，也没有得到安抚。

1月14日，陶成章被蒋介石暗杀，导致国内光复会分崩离析。大部分光复会会员倒向湖北军政府一边。像李柱中这样的将领甚至投向了袁世凯的阵营。

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由来已久。陈其美、汤寿潜、程德全纷纷内调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总长，陶成章、李柱中希望能得到浙江都督、沪军都督的职位，而且光复会在江浙一带实力很强，他们的呼声很高。一旦他们掌权，势必会威胁到陈其美在沪军中形成的势力，更有可能成为革命政府后院的威胁。

陈其美出于现实的考虑，派亲信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

那天是凌晨2点，在上海广慈医院里熟睡的陶成章猛然惊醒。子弹从左颈喉管射入，斜穿大脑，一大片紫红的液体迅速在雪白的枕头上浸润蔓延开来。

没有证据表明孙中山支持了陈其美的指令。孙中山在事后还下令追查凶手，但这场权力之争的结果是同盟会获益，追查行动也是无果而终。

章太炎等人很气恼，很自然就把责任推到了孙中山身上。不久，他与退出临时政府的张謇等人一起组织了统一党，大肆攻击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和黎元洪。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危急时候应该注意团结身边可以团结的力量，忍辱负重，不能意气用事。孙中山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有能尽最大力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特别是在政权还不稳定的情况下。

由于失去了两湖、江浙大部分势力的支持，而立宪派早就向袁世凯暗送秋波，孙中山的政府很快就陷入了孤立的困境。

最难的还是借钱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等大事就是借钱。

本来成立这个政府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对外交涉借款的事；二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三是尽快成立共和政府，造成既成事实，推动革命的步伐。

但是，政府的运作，军队的给养，民生的安抚，没有一样不花钱，而政府财政确实没有钱，那只好想办法借钱了。

当初，有人告诉孙中山，只要成立了政府，就可以从洋人那里借到钱。

但英国人主导的四国银行团早就达成一致的意见，在任何一方政府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列强承认之前，不得向他们借钱。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五：一是原独立各省的藩库；二是向日本等列强借得的小额资金；三是没收原清廷官员的资产；四是以军政府的名义公开发行的纸币和革命债券；五是筹集的捐款，分国内捐款和海外捐款。

独立各省原来的经费主要靠清廷藩库留下的银子，这其中湖北藩库所留的最多。四川的本来也不少，可惜被乱军抢劫一空。剩下比较大的藩库就是广东、福建等地，其他各地很少。南京藩库存银早就被张勋席卷殆尽。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花销，这些钱早就花光了。

没办法，他们只能开始吃大户，就是没收忠于清廷的官员财产，盛宣怀在老家的田产房产就被充了公。江西军政府把清廷高官在庐山盖的别墅没收充公。陈其美甚至绑架上海地区的富商，强行要求他们捐款。

实际上，由于武昌起义的消息，人们害怕乱世的来临，纷纷将存款提出换成金银等货币，全国各大银行很快出现了挤兑的风潮，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各地的民办银行基本关门，钱庄基本全部倒闭，清廷主管的几大银行也处于停业状态。整个帝国的金融体系基本崩溃。

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银子、银元等重金属流通，银价飞涨，物价暴涨，百姓生活困苦，四处人心惶惶。

各地军政府在贴出安民告示之后，开始发行革命债券，类同于纸币，强行流通，一来希望解决财政危机，二来希望能稳定局势。但是没有足够的保证金，这些债券的信用很难被接受，反而使极度恶化的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时候，各地组织了革命演讲队、宣传队等筹款团体，寻求募捐。甚至还有文明戏演员组织公演，比如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在上海表演文明戏，募集革命款项。在上海的不少京剧名角也加入进来，举办义演，帮助募捐。这样的活动影响很好，但所募集到的经费很有限。

从前十次起义，孙中山在海外筹到的款项总数不足60万港币，而武昌起义之后，海外汇到国内的款项总数达到240多万港币。前期的筹款是很不理想的，捐款大部分是小额数目，富商参与的并不多；后期不少华侨富商很主动，看来人们大都喜欢锦上添花。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从各地赶到南京的北伐援军达到10万之众，光这笔军费开销就很庞大。不借洋债很难过日子。当时，借洋债成为财政总长陈锦涛的首要任务。他一直住在租界里与洋人谈判借款的事。

列强坚持不借款的立场使他们很快陷入绝望。当然，也有国家想借机发放贷款，比如日本。并不是说日本人多么支持临时政府，他们只是想趁火打劫捞一笔。而且日本不太愿意支持仇日情绪很重的袁世凯。相比之下，孙中山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更密切。

日本人此时对临时政府颇为热心。他们的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帮助临时政府对抗袁世凯，借此延缓中国的南北统一；二是想趁火打劫捞到好处，主要目标是东北三省和两湖的汉冶萍公司。

张謇退出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财政上主要倚仗的还是张謇。

在他退出临时政府之前，至少帮孙中山弄到了三笔经费。

第一笔是以沪杭铁路为抵押，从日本人手中借到了300万元。孙中山用这笔钱购买德国军火，可惜的是，等军火到达上海，南北和谈已经成功了。起初，张謇建议用此路为抵押向美国人借款。这一建议遭到汤寿潜等人的极力反对。汤曾是浙江保路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张謇的密友。在张的极力劝说下，汤寿潜才作了让步。

第二笔以张謇为担保人，从日本三井公司借到了30万元。相比之下，日本人更相信张謇的财力。

第三笔是从两淮的盐商那里弄到了盐税50万元，勉强帮助临时政府渡过难关。张謇和两淮的盐商往来密切，在江浙一带无论是商界、政界、学界、新闻界他都有极为深广的人脉。

但是，孙中山与张謇之间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导火索是汉冶萍公司的借款事件。

逃到日本的盛宣怀勾结日本人，希望通过日本人的手重新掌控汉冶萍公司。他给孙中山写信，说日本人愿意借款，但希望能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他本人可以先垫付一部分款项。孙中山这时也是饥不择食，准备和日本人达成协议。

遗憾的是，孙中山事先没有和张謇商议。张认为铁厂关乎国家安全，断断不能交给日本人；而孙黄等人的暗箱操作，也让他非常恼怒。为了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辞去了实业总长的职位。

自此，张謇与革命党的合作走到了尽头。张可能只是借汉冶萍公司的事作为退出的理由。当时，很多立宪派被排挤出革命的阵营。大部分革命党人作为新政权的新贵，希望尽可能地掌控权力，容纳不了这些立宪派人士。

作为帝国的老士绅，张謇打心眼里还是看不上革命党这群权力暴发户。无论从个人关系上，还是情感和文化上，他都乐于拥护袁世凯的北洋派掌权。大部分立宪派和他一样，不看好革命党，把希望的鸡蛋都放到袁世凯的篮子里。

张謇最初策动江苏独立，是想仿照庚子年的东南互保来寻求自保之途。不想革命的形势发展迅速，弄得他们假戏真做，真成了共和革命的同志。张謇理解的共和其实是地方分治，这是地方主义的思路。他认为君主立宪在小国合适，而大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政令很难畅通，就应该搞共和分治。

在同盟会里，张謇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相处得都还好。但他对孙中山的印象很差，认为孙中山长年流亡在外，不懂中国的实际，更不懂中国的文化。

这一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引来各方尤其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猛烈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拒绝他们的加入，现在又拿湖北的产业作抵押，他们的愤怒可想而知。

张謇的离去是一个立宪派开始退出革命党阵营的信号，也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政治蜜月的结束。

南北双方都知道，无论是革命派、北洋派还是清廷，借债不光是个生存的问题，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谁要是能先借到钱，军队就会听谁的，谁就能占据优势，夺得最高权力。

不过，谁也没能借到钱。列强的经济封锁政策使中国的各派势力都没了力气，只好坐下来谈判，和平就是这样产生的。

疯狂的旗帜

1911年9月25日，孙武让在汉口开照相馆的革命党人李白贞按图制旗：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颗黄星。这便是共进会设计的十八星旗。

武昌起义成功，三镇的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正是这面旗帜。

最早响应革命的湖南长沙也出现了十八星旗，后来江西南昌、福建福州、四川广安、江苏苏州等地都出现了这面旗帜。不过，就此看来，这面旗帜使用的地域还是不广。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铁血十八星旗被临时参议院定为陆军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陆皓东设计的。为了采用这面旗帜，孙中山曾与黄兴发生激烈争吵。孙中山一直坚持用这面旗帜，在海外该旗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可惜的是，革命爆发的时候，只有广东一地用过该旗，其他的地方比如九江也临时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清廷海军反正途经九江的时候，九江军政府送给他们青天白日旗，这面旗帜后来成为海军旗。

独立风潮兴起的时候，大家用得最多的还是白旗。一来相对于其他旗帜，白旗方便制作，二来也因为武昌革命的时候，士兵们都是肩缠白布，这也给了其他地区一些启示。

12月4日，各方在上海开会，决定建立中华民国。在确定国旗的时候，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赵凤昌、张謇、程德全等人均在会场。最后他们决定以前清海军一二品大员的官旗五色旗为国旗。因为这面旗帜简单朴素，又不失鲜艳，也方便制作，代表着五族共和。

孙中山回国后，一直试图说服临时参议院能够接受青天白日旗，说这面国旗已经被海外各国承认，无数革命先烈曾为之牺牲，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且用前清的官旗似乎不符合革命的精神，理由很充分，可惜支持的人太少。

五色旗已然被全国各省所接受，成了既定事实，一时之间很难更改。对此，孙中山也无可奈何。不过，在他的总统办公室一直倔强地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革命时旗帜的各式各样表明革命并没有统一的号令。

革命后旗帜的不能统一明显体现了南方临时政府内部的分裂。

革命还需从“头”做起

各地军政府成立后，革命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要求民众剪去辫子。

辫子是汉人臣服清朝的标志。

剪辫是革命的行为。辛亥革命还被外国人戏称为“剪辫运动”。

革命军政府强制要求剪辫。

效忠清廷的地方以剪辫为革命党的标志，若是抓捕到这样的人，一律按革命党论处。

辫子，这个头上似乎可有可无的东西，一时之间，变得如此敏感而又危险。有辫子，没辫子，留辫子，剪辫子，都不得自由。

辫子与脑袋连在一起，弄得性命攸关，让人紧张不已。

武昌，10月12日，鄂军都督府下令剪辫，认为辫子是臣服满人的标志，是狗尾巴。这是《革命方略》里面规定的关于军政时期的任务之一。

武汉三镇各大城门的门口都站有军警，为来往行人剪辫，不管是否愿意，抓住了一律剪去。不少人因此不敢进城。

前湖北布政使梁鼎芬不肯剪辫。南北议和后，他过江为端方办丧事，在汉口大旅社被曹亚伯等人强行剪去辫子。梁鼎芬本要做大清的忠臣遗民，没了辫子，如丧老母，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南京，10月13日，得知武昌暴动，驻守南京的张勋下令全城戒严，捕杀革命党。凡没有辫子的，统统视作革命党，格杀勿论。那段时间，张勋的军队杀死了近2万人，在南京城造成了血腥恐怖的氛围。

张勋的部队一直拒绝剪辫，到了民国还是那样，被称为“辫子军”。

张勋本人一直把辫子带到棺材里，人称“辫帅”。

和张勋一样的人物还有曾在张之洞幕府多年的辜鸿铭。此人的辫子很短，因有一半的白种人血统，辫子还带点焦黄的颜色。直到1919年五四时期，他进北京大学教书，那辫子依然挂在头上，成为一道极富喜剧色彩的风景。

南京光复后，林述庆到扬州建北伐军总司令部。驻守扬州的徐怀礼部拒绝剪辫。徐原是大盐枭，人称徐老虎。他觉得老虎不能没有尾巴，辫子是万万不能剪的。结果林述庆的部队与徐部发生冲突，被徐部缴械。

上海，12月29日，沪军都督陈其美下令剪辫。那天下午3点半，有一队敢死队在江南制造局外面的马路上为行人剪辫，与华界一不肯剪辫的巡警发生激烈争执，引发斗殴。

早在12月14日，张謇就剪下辫子，交给自己的哥哥好生收藏。

北京，清廷其实也不是一直反对剪辫。主持滦州秋操的载涛就在滦州要求军官们剪辫，还劝一直比较顽固的冯国璋等高级将领做出表率。

12月7日，清廷下令，各地军民，可以任其自由剪辫，不必受罚。

第二年3月5日，孙中山下令，全国军民在半个月之内必须剪去辫子，否则以违法论处。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剪去了辫子，原因是不方便。剪完辫子，他还照了一张相，以示留念。

武昌起义后，在常州读书的瞿秋白独自剪去了辫子，回家兴奋地对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那一年，金岳霖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照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会党是个尴尬的存在

会党是秩序的敌人。

他们不可能成为秩序的维护者。他们需要乱世，在乱世中，他们才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是会党的本质。

在清廷作为秩序维护者的时代，他们曾是革命党的盟军，是孙中山进行武装起义的先锋。

当革命党建立政府后，会党人士大多以功臣自居，很活跃，跑到军政府要钱要官，气势很嚣张。

对于革命党而言，这个曾经的盟友变得面目不清，地位尴尬。他们确实做过革命军的战友；但在军政府的时代，他们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也首屈一指。很快，会党就站在了军政府的对立面。

各地的民军，除了少数的新军，剩下的大部分是会党人士。他们的服装很奇怪，据说是为了恢复汉官威仪，结果穿得跟唱戏的戏服一样，头上还弄着头饰。阿Q梦里见到的三尖两刃刀之类的东西，都是现实中有过的。这些革命功臣扰乱地方治安，四处鱼肉百姓，搞得地方上鸡飞狗跳，不伦不类。

江西是洪江会的地盘，弄得尤其糟糕，几任都督都不能安于其位。李烈钧到任后组织了一个机枪连，其实也就10挺机枪，其中能打响的不过6挺，但是摆在那里竟然把洪江会的好汉们吓住了。李烈钧就此开始整顿军政事务，维持地方安定，安稳地做起了“机枪都督”。

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一直不愿意公开表明与会党的亲密关系，希望与他们划清界限。各地的立宪派士绅对会党很厌恶。推选出来的临时参议院代表都是各省的新军领袖或是立宪派士绅，这些人对会党自然不会有好印象。

在各地的革命军中，原属新军的士兵和新招募的学生、农民无论是军纪还是战斗力都是可以信任的，原属于会党的则军纪不好，战力很差，而且大肆索要官职和军饷，已然成为各地军政府的包袱。

3月13日，已经卸任的大总统孙中山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解散弹压王和顺部。王和顺此时也是革命军，只不过他先前的身份是会党，曾在广西为孙中山指挥起义军。不过此时他已经不是孙中山的嫡系，早已被边缘化，被抛弃了。这意味着孙中山与会党开始分道扬镳了。

此后他的革命队伍里很少能看到会党人物的身影，而他处理党务的方式却越来越与会党接近，这真是一件很吊诡的事。

第二十一章　南北和谈

朱尔典调停

自庚子年开始，列强一直控制中国的财政，对中国的政局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列强控制中国的机构是驻华公使团，包括英、法、美、德、日、意等国，以英国为首。辛亥年，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是公使团的代表，也是袁世凯的老友。无论出于英国利益还是个人私情，他都愿意帮助袁世凯。当然，在朱尔典看来，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以英国利益为首要目标的。

辛亥年，朱尔典做了这样几件大事：一是承认南方（尤其是武昌）的革命党人为交战团体，让所有的列强保持中立；二是拒绝给南北双方任何贷款，除非形成统一的合法政府并获得承认，才能获得借款；三是促进南北和谈，希望尽快结束分裂混乱状况；四是促进南方革命临时政府的成立，让全国的革命党人作为统一的政府而发出声音；五是截留几乎所有的海关关税收入，声称作为海外赔款的担保，可以交付未来的统一政府。

他看出清廷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大局。同时，他对中国建立新的共和政府是有期待的。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已被革命党控制，这些地区大部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对英国是不利的。这恐怕是朱尔典支持南方建立临时政府的主要原因。

清廷自庚子年以来，财政年年赤字，几乎每年都要借债，尤其是向各国列强借债。没有钱，什么也做不了。宣布铁路国有就是为了借钱。武昌起义，清廷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军费来平叛，而且南方各省独立，原有的税收无法上交。清廷连政府的基本日常开支都无法维持。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借到钱，就有可能扑灭革命，这个衰朽的帝国也能苟延残喘。

南方的革命政府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的。他们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一是原有官府藩库的钱粮；二是没收甚至勒索官员富豪的部分钱财；三是从海外及各地募捐来的一部分钱款；四是从外国银行借来的小额贷款。这些钱相对于支持一个政府和一支数额庞大的军队所需费用，只能是杯水车薪。他们也急需要借钱。

朱尔典深知这一点，没有钱，南北双方只有坐下来谈判，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权力与利益分配的问题。

作为英国驻华外交代表，作为公使团的首席代表，朱尔典很理性地操控着这一切。俄国人当时自顾不暇，没气力管中国的事，最早表示对中国革命不会干涉。德国、美国跟着也表示不干涉。法国人总想把钱借出去，遭到英国的极力反对，也不会轻举妄动。最活跃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捣乱

最想干涉中国革命的是日本人。

根本原因是，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亚洲。一方面，日本本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如果中国突然搞成了共和国，制度上似乎比日本更“先进”，强大的可能性会增大。另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火打劫。第三个原因是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向来不好，是个坚定的抗日派。日本人很不情愿支持袁世凯。

辛亥年，日本人在中国异常活跃。大批的玄洋社和黑龙会人士进入中国内地，向日本提供情报。

无论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黎元洪的鄂军都督府，还是肃亲王善耆的王府，都有日本人的身影。他们走遍大江南北，一面想支持清廷，给他们贷款，让他们镇压革命党，让他们对付袁世凯；另一方面，又在南方煽动孙中山北伐，要东北，要汉冶萍公司，借机贷款给临时政府，让他们出兵。这样一来，南北双方就会大打出手，中国就会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就会长时间处于混乱混战的泥潭之中。这似乎是日本人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宋教仁看出了日本人的图谋，张謇也看出来了，他们支持和谈，底线是绝不能让中国南北分裂，要维护统一。

当然，朱尔典也看出了日本人的想法。他联合其他列强，制止了日本的图谋。不过这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爱中国，而是出于维护他们在华利益的考虑。这时候，英国依然是在华实力最强的列强。

长期战乱，不利于工商业活动的开展，会有损列强在华利益。他们希望南北双方能够早日谈判成功，组织统一的共和政府。一个共和政府肯定比作为专制政府的清廷要好交往得多。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但是，这个统一的政府由谁来组织比较好呢？这个问题就需要讨论和权衡了。

清廷的皇帝被排除出去之后，孙中山、袁世凯都在备选之列。

在孙、袁之间，袁世凯更合适。根本原因是袁更有实力，更有手段，更有人才。

逼退清廷要靠袁世凯；维持稳定的秩序要靠袁世凯；立宪派士绅也很愿意支持袁世凯；出于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大局来考虑，革命党人也表示愿意支持袁世凯——他们要的不是谁做总统，而是一个共和国。

袁世凯本人是个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者。他的眼中权力是第一位的。如果支持共和能得到权力，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他本不想做大清的臣子，突然之间得到机会做国家的元首——大总统，他没有理由拒绝。

“民国产婆”赵凤昌

就在武昌起义的那个夜晚，张謇买舟东下，离开武昌。在船上，他还能清晰地听到尖锐的枪炮声。回到上海后，张謇匆忙拜见了老友赵凤昌。

每遇大事，张謇都会找赵凤昌商议。

从庚子年开始，每逢东南各省发生大事，组建大的政治团体，都会有赵凤昌的身影。

他本是张之洞的亲信幕僚，张在两江、两广、湖广都做过总督，赵凤昌利用这样的机缘积攒了惊人的人脉，与立宪派、北洋派都有很深的关系。后来，张之洞被人弹劾，赵凤昌成为借以警告张之洞的替罪羊，被朝廷开缺，永不叙用。或许是出于歉意，张之洞为他在盛宣怀主政的上海电报局谋了一份闲职。赵凤昌就作为知名士绅在上海滩大展才华。“东南互保”时，他就是幕后推手。

赵为人极精明，有见识，事成不居功，很会借力用力。他每次活动都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没有太复杂的意图。上海附近的士绅和督抚对他很钦佩，愿意听取他的建议。

赵对清廷很失望，也没什么感情。得到张謇的消息，他马上建议张謇顺势而为，脱离清廷的阵营。

张回去后马上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程资历很浅，对张謇这位状元也是尊敬有加，几乎是言听计从，很快江苏就宣布独立了。

不久，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就来到南阳路十号的惜阴堂拜见赵凤昌，希望赵能帮他出谋划策。赵表示支持共和，但不支持长期战乱，希望能通过南北和谈解决问题。他还为陈其美推荐了一位资深的外交代表——伍廷芳。

伍廷芳是赵凤昌的老友，两家住得很近。伍曾在英国学法律，获得大律师的执照，入过李鸿章的幕府，做过驻外大使和法务部大臣，是清廷的高官，后因处理对美交涉事务，对清廷绝望之极，退隐上海，不问政事。

陈其美向他提出请求后，伍廷芳马上婉言拒绝了——他毕竟曾是清廷的官员，与革命党一向没有往来，不想蹚这浑水。陈其美马上以沪军都督之尊下跪相求，若不答应，绝不起来。伍廷芳感于他的诚意，最后答应出山相助。

请出伍廷芳只是借助他的威望，很多大事还是赵凤昌来拿主意。

那时候，他身体不好，腿脚不便，不能下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程德全等人来找他商量事情，都到他家里去，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在惜阴堂拍板的。南北和谈的很多重大议题其实也是在这里敲定的，而名义上公开的谈判会议地点只是个幌子。

不但南方政府的要人需要赵凤昌参与决策，袁世凯在议和问题上也时时请教他。赵通过密友张一麟和张謇，一暗一明，多渠道地影响袁世凯。张一麟曾做过北洋总文案，是袁世凯的幕府中数一数二的笔杆子，深得袁世凯的信任。袁被贬回家后，张一麟也回到浙江老家休养。

向袁推荐唐绍仪为北方首席议和代表的人就是赵凤昌。唐绍仪一直搞外交，又是袁的老部下，与孙中山是广东老乡，这一人选再合适不过。

赵凤昌被时人尊称为“民国产婆”。

他最大的贡献是促进南京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

他支持建立这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借以逼迫袁世凯支持共和，推翻清廷。

孙中山邀请他出任临时政府高官，他断然拒绝了。不过他推荐了自己的女婿杨杏佛做孙中山的秘书。他的大袖里人才不少。后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危机而部长又没有合适人选，赵凤昌向孙中山推荐了刚从北方赶来的立宪派人士熊希龄。

唐绍仪“吃里扒外”

唐绍仪成了北方首席议和代表。杨士琦有些不安，对袁世凯说：唐绍仪是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对唐不得不防。

袁世凯马上否定了杨的怀疑。他觉得唐绍仪是自己的知音，是多年的亲信盟友，不能怀疑。

12月8日，唐绍仪乘火车到达汉口。

前一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里，唐绍仪就剪去了辫子。可能那时候他心里就已赞成共和了。剪辫是一种公开的表示。这恐怕是袁世凯没有想到的。

到上海见到孙中山，老乡见老乡，广东话一沟通，感情就出来了。

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

唐绍仪支持了这件事。当时，袁世凯还不想公开与清廷翻脸，得知消息后，他很生气，大骂唐绍仪出卖了他，要求唐对此事的失误负责，同时知会北洋军的六十将领通电全国，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想借此给孙中山一点颜色看看。

唐绍仪很快向袁世凯发电要求辞去了北方议和代表的职务。但他本人并没有马上离开上海，而是留在那里等候袁世凯下一步的命令。唐辞职后，南北双方主要的联络人是汪精卫。

袁世凯自以为总统之位十拿九稳，不必着急，慢慢来，等等看。结果斜刺里杀出个孙中山，回国不到一周，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占了先。这不光是个权力问题，还是个面子问题。不管怎么弄，第一个总统是孙中山，而不是袁世凯。

袁世凯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南方成立政府，选出总统，明摆着是让他难堪，但也是逼他下决心，告诉他不是非他袁世凯不可。只要南方临时政府弄到钱，他们一样可以号令天下，北伐中原。到时候，袁世凯就两边都靠不着了。

更可恶的是，各省代表会议搞成了一个临时参议院，充当了临时国会的作用。国会这个东西很厉害，是最高权力机关。国会可以选举总统，自然也可以罢免，这是很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这个临时国会不是控制在袁世凯手上，而是由革命党掌控。将来就是袁世凯做了总统，上面还有这一帮爷们，不好伺候。这恐怕是袁世凯生气的主要原因。本来他是想借资政院来充当国会的。

至于是否与清廷翻脸，那只是迟早的事。袁世凯在彰德呆了三年，从出山的一刻起，他就没想着帮清廷收拾乱局。他先后派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见黎元洪；派杨度、汪精卫见黎元洪、黄兴、宋教仁；派廖宇春、靳云鹏运动北洋军支持共和，然后与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军谈判；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代表，率议和代表团到武昌、上海进行谈判，议和代表有严复、杨士琦、冯耿光等人。

他玩的是太极，借力打力，不能图快，不能着急。他的如意算盘是借革命党来压住清廷，借清廷来压住革命党，借北洋军来压住两头。

现在，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打乱了袁世凯的计划，弄得他有些被动，强迫他的节奏必须快起来。

其实，袁世凯要的是权力，无论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只要袁世凯掌控大权就可以。革命党要的是共和，清廷必须退位。两者之间并不十分矛盾。但袁世凯当时还不愿意对清廷露出真面目，唐绍仪的这一手，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想拥有总统的位子，袁世凯就必须尽快逼迫清廷退位。

唐绍仪确实为共和的建立立下大功，这是他后来能做总理的原因。革命党和袁世凯均能接受这一结果。

但是，唐绍仪的行为让北洋军将领很反感，觉得这个人有点吃里扒外，还和孙中山这个革命党眉来眼去，实在可恶。这成了他后来没法在北洋立足的根源。

段祺瑞逼宫

段祺瑞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他只知道共和了，袁世凯能当大总统，能掌控最高权力。那样他就是功臣，类同于开国功臣。

三杰里，王士珍选择退隐，做清廷的忠臣。

冯国璋脑子反应有点迟钝，始终没看出袁世凯的心机。

段祺瑞领会了这个意思，从他被派往湖北前线接替冯国璋开始，他就明白了。

他的亲信靳云鹏、廖宇春开始参与运动北洋军支持共和的时候，他就一直参与其中，对事情的始末都很清楚。

12月20日，作为北洋军的军方代表，廖宇春与黄兴达成协议，和谈成功之后，南北军队和好如一，战时出现的一切敌对行为，一律不予追究。实际上，这次南北军方的谈判奠定了和谈的基础。枪杆子里出政权，袁世凯的主要倚仗是北洋军，北洋军一旦全力支持袁世凯搞共和，事情自然能成。

在北洋三杰里，只有段祺瑞抓住了机会，紧跟袁世凯的脚步，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使得他一枝独秀，在北洋军迅速崛起，掌握军权，实力大大超过了冯国璋。

在袁世凯掌权的第一届内阁中，段祺瑞成为陆军总长，掌军权，后来一直做到内阁总理。

对于袁世凯来说，北洋军是一把锋利的战刀。刀握在袁的手里，可以攻打革命军，也可以威胁清廷，而段祺瑞就是这柄战刀上寒光凛冽的锋刃。

南北和谈到了关键时候，南北双方已达成一致。袁世凯做大总统，孙中山辞职，这一切都好商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帝退位。

该是北洋军出手的时候了，段祺瑞敏锐地看出了端倪，很快就做出反应，带着湖北前线的军队，倒戈北指。北洋军60多位将领联名上奏，要求共和。完成了袁世凯逼宫三部曲的最后一步。第一步是海外公使通电要求共和，第二步是北洋派以及亲北洋的朝廷官员联名要求共和。

当时，很多将领，比如卢永祥、张怀芝等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支持共和的，但是段祺瑞要求他们支持共和，袁世凯需要他们支持共和，就算他们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个什么玩意，他们最后也还是默认了。

段祺瑞的奏折传到清廷，引发的恐惧不亚于一场九级地震。

同日，革命党人彭家珍刺杀了良弼。

第二天，从南京出发的北伐军在固镇击败了张勋。2月10日，北伐军先锋粤军姚雨平部占领徐州，张勋率部再度北撤。

可以说，袁世凯是坐视张勋兵败，没有派出援军。他对铁了心要做忠臣的张勋，无法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意图。袁世凯对这个愚蠢的部下，只好让他出演苦肉计的主角，多挨打几次也不是什么坏事。

此前，孙中山通过和谈代表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应该好好教训一下张勋——这个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的家伙。

同时，武汉的北伐军近5万人也准备开拔北进。

败报传来，大军压境，清廷惊恐万分。

隆裕太后再也不敢犹豫，历朝历代末代君王的悲惨结局就放在那里，她不会不知道。袁世凯还告诉她，法国国王在革命党手里的结局，那自然也是凄惨无比。她害怕极了，不敢再拖延，只好答应马上退位。

段祺瑞的联名上奏使他获得了“一造共和功臣”的美誉。

当然，他更是袁世凯的功臣。以袁为榜样，他在北洋集团内部结成了自己的势力，在新政府里，这股势力渐渐浮出水面。袁死后，他开始扮演历史的主角。

第二十二章　紫禁城黄昏

宗社党曲终人散

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满人亲贵表现出的只有自私、无能、愚蠢、软弱。

在外国各大银行里，满人亲贵们存有20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大难当头，他们都不愿意拿出钱来为君王分忧。朝廷多次下旨要求筹集军费，获得的捐款不到15万两。

武昌起义的消息一传开，他们最先跑到各大银行把钱弄出来，然后存到外国银行里面。这些行动直接触发了京城内外的恐慌情绪，引起了京津地区各大银行的挤兑风潮。辛亥年的金融风暴就是这样开始的。

各国列强很不满意清廷的所作所为，他们没能抑制住金融危机的发生，之后，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补救。银子，亲贵们确实有，但他们都存到了外国银行。外国人又拒绝拿出来，市场上流通的银子很少，到处闹“银荒”，物价顿时飞涨。

皇族亲贵们能在关键时候做出这样的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慈禧太后早就做了很好的铺垫。自光绪二十年以后，慈禧太后下令裁撤上书房，不让亲贵们读书，让他们骑马斗狗尽情玩耍，等到他们长大，开始掌权，除了胡闹胡玩，什么本事也没有，捞钱都弄得很难看。

但是，凡事都会有例外，宗社党就是一个例外。这个组织应该算是满人亲贵表现出的最后一点血性和勇气。

1911年1月16日，满人亲贵组织了一个叫“君主立宪维持会”的组织。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亲贵高官，包括载沣、荫昌、载洵、载涛、毓朗、良弼、铁良、溥伟、善耆等人。这个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

他们扬言要实现君主立宪，保住大清的君主地位，夺回被袁世凯拿走的权力。

这个组织的核心或者说灵魂人物是良弼，也只有他有敢于拼命的勇气。

他们在胸前刺上双龙图案，组织了暗杀团队，配备了精良的武器装备。同时给袁世凯发电，要求袁与革命党决战，维护清廷的地位，不然就与袁同归于尽。

袁世凯的军队一部分在湖北前线，一部分在山东、河北等地，驻扎在京城的是以满人为主的禁卫军和姜桂题所部的一部分。面对宗社党的活动，他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心。

为打压宗社党，袁世凯暗示汪精卫，北方的革命党应该采取行动。

汪精卫当时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支部长。

1月26日，夜，革命党人彭家珍袭击了良弼，当场被炸死，良弼被炸成重伤，第二天去世。良弼临死前，说：“只有这个刺客是我的知音啊！”

据传，袁世凯派赵秉钧买通一位中医。那医生给良弼开了一种口服的药酒，良弼喝完后，那天晚上就死了。

这位才俊临死前还充满着孤独与悲哀。他若能掌权，定能有一番作为。可惜他偏偏没这个机会，还在烂人堆里等着机会的降临。最后他没有等来机会，等来了炸弹，等来了帝国的覆灭。

良弼的死震动了亲贵们脆弱的神经。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惊弓之鸟，经过这一场惊吓，马上龟缩在家里，再也不敢出来活动。

宗社党很快就这样曲终人散。其实是曲未终，人已散。

3月28日，隆裕太后上谕令宗社党解散。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逃往大连，联络日本人。善耆临行的时候，发出“中原落照红”的感叹。

没有了大臣，没有了王朝，没有了权力，整个宫殿突然之间显得很空。

黄昏时分，夕阳铺洒在这座空荡荡的皇城里，荒凉冷寂的氛围，犹如坟墓。

苦命的妇道人家

选择退位是无奈之举，隆裕太后很是痛苦。她不明白什么是共和，只知道共和之后，大清就等于亡了，没有权力了。

她不想大清亡，但她没办法。她只是个苦命的妇道人家，长得不好看，却偏偏成为皇后。皇帝不喜欢她，亲姑姑慈禧也不待见她。她本没有什么主见，更没有治国的能力，但慈禧太后一撒手，把这个帝国的权力交给了她。她有点善良，也有点糊涂，但偏偏要面对杀伐专断的事。

她处理国事，常用的只有两招：一是对大臣和百姓施以恩义，二是当着大家的面痛苦流涕。

她能信任的人很少，除了小德张，就是载泽。

小德张只是个贪婪的太监，只知道弄钱，平日里撺掇隆裕盖盖房子、卖卖官，哪里会管什么江山社稷。清亡后，他跑到天津租界过上好日子，连庆亲王的房子都是从他手里买的。

载泽是个见过世面、有些头脑的人物，但他的度支部也只是个空架子，只能靠借洋债过日子。况且盛宣怀是载泽鼎力推荐来的，现在盛宣怀搞铁路国有，成为众矢之的，载泽的日子也不好过。

隆裕太后希望袁世凯能救大清，但袁世凯早就怀虎狼之心，一心只想把大清搞垮，把权力夺到手。

10月20日，隆裕太后发内库帑银20万两，赈济湖北灾民。

10月27日，太后发上谕，拨帑银100万两给度支部，作为平叛的军费。

11月7日，隆裕太后召集重臣商议筹款的事，大臣们纷纷哭穷。她拿出账本，告诉他们，她将宫里所有的存银都捐出来作为军费。

后来，隆裕太后又将慈禧生前积蓄的白银近600万两捐出来，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和政府开支。

她不知道袁世凯根本就没想过要和革命军拼命。对于袁世凯而言，榨干隆裕太后对他来说更有利，也更安全。

头脑简单的隆裕太后就这样上了袁世凯的当。

当袁世凯敲光了她的钱，然后告诉他，革命党太厉害，政府的军队没有钱，没钱就买不到枪炮，根本没办法打仗。而孙中山从海外回来，从洋人那里弄到了一大笔钱，有的是枪炮。听说他还从洋人那里购买了一种飞艇，可以在天上飞，扔炸弹。听说孙中山打算坐飞艇来炸紫禁城。

听到这些，隆裕太后彻底害怕了，绝望了。她的钱花光了，她也知道亲贵们一不会拼命，二不会捐款。

接着，袁世凯又绘声绘色地给她讲法国大革命的事，说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押上断头台，咔嚓一声，被铡刀砍了头，鲜血喷了一地。

一向胆小的太后害怕极了。她不想死，更不想死得很惨。那天，她一个人坐在大殿里哭了很久，终于决心和平退位。

最后一次朝会，亲贵们义愤填膺，但只有溥伟坚决请战，要太后拿出自己的钱来犒赏军队。隆裕太后此时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她虽然不太聪明，也看出了亲贵们的用心。他们害怕革命党，且贪婪自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绝不会拿出钱来挽救帝国。

其实，以亲贵们的财力，若能拿出钱来，足足可以供应北洋军一年的军饷。但是，他们是坚决不肯拿出来。纾难的事他们还是愿意的，毁家则是万万不可。

清廷与其说是被袁世凯推翻的，或者是被革命党推翻的，不如说是自己倒下去的。先是把袁世凯以及他的北洋派弄成了敌人，接着又把立宪派弄成了敌人，军事财政改革又把地方主义势力弄成了敌人，最后革命党来了，举国上下都成了清廷的大敌，他们已然无药可救。

《退位诏书》

清帝退位诏书一般认为是出自张謇之手，也有人说是梁士诒写的，还有人说是张謇请刘厚生代笔的，还有材料披露说是杨廷栋写的，还有人说是经过徐世昌、杨度等人的修改。

这些说法都有人证物证，应该说都没有错。这样一份历史性的文件肯定是经过多人之手，经过反复的斟酌、修改、讨论。

这份诏书必须能够负载南北各派的政治诉求：革命派要看到清帝退位的信息；袁世凯要表明他的权力来自于清帝的逊位，而不是革命党的赠予；立宪派要看到权力的和平过渡；清廷要保全体面，表现出顺应天下民心的意向。

定稿交到隆裕太后手中的时候，她一办哭，一边读，忍泪说道：“这里所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要说的话。”

定下退位优待条件这一天，隆裕太后与袁世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袁世凯也哭成了泪人。不过，隆裕太后是真哭，袁世凯是表演。

2月12日，隆裕颁布了这道诏书，宣布大清267年统治的结束。

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份诏书从某种意义上表明这个王朝对历史的责任感。虽是迫于压力，清廷还是选择顺应潮流，体恤民心，最终能够全身而退。

这一年，隆裕太后44岁。此后，她一直在忧郁悔恨中苦熬岁月。

1913年2月22日凌晨，隆裕太后在宫中凄惨去世。临终的时候，她含泪对溥仪说：“你年纪太小，什么事情也不懂。国家亡了，母亲又要离去，你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要好自珍重了。”

溥仪的爸爸前摄政王载沣的日记到这一天戛然而止。他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即日亥刻停书日记。”几天后，他刻了一枚闲章：“天许作闲人。”

那位曾经负责皇帝起居注的恽毓鼎，在清帝退位后大胆预测：“满清无望中兴，共和决难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

1912年2月12日，就在退位诏书颁布的那个晚上，袁世凯笑哈哈地剪掉了辫子，以少有的兴奋迎来了人生前所未有的大喜事。

2月15日，已经宣布辞职的孙中山祭拜了明孝陵，宣告了满人统治的终结、皇帝时代的结束。

2月17日，农历大年三十，举国欢庆共和时代的到来。

开始遗民时代

自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亲贵们的财产就大部分转存到了外国银行，比如汇丰、道胜、花旗、正金等。

大部分人开始把家眷往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里送。在他们看来，大清恐怕是保不住了，只有洋人的租界才是安全的。

跑得比较快的是小德张，他到天津后就开始在租界里买地盖豪宅。他让工匠们把地基夯实了打牢了。为了鼓励工匠师傅们，他命人不停地撒银子。

接着来的是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奕劻看上了小德张新盖的房子。他也懒得花时间花功夫去盖，直接找小德张买了过来，改为庆王府。

奕劻载振父子是皇族亲贵里最早支持共和的。对于他们而言，共和时代，老朋友袁世凯是总统，他们还是地位尊贵无比，而且多年来贪污纳贿，积攒了数额巨大的财富，哪个时代都可以过好日子。要是跟革命党硬拼，把老本都搭进去，那就玩完了。

宗社党的一帮子亲贵恨毒了这一对吃里扒外的父子。除了亲家那桐，几乎没有人与他们来往。

在庆王府里，晚年的载振除了听戏几乎从不出门。府里很安静，没什么人会来拜访。可能是有些寂寞了，他常常把屋子里的三四个小座钟，调到不同的钟点。这样，无论到哪一个时刻，总有萧然的钟声飘荡在这座带着腐烂气息的王府中……

后来，载沣、那桐、荫昌、载洵、载涛、张彪等人也陆陆续续地去了租界。在租界里，他们依旧关起门来过着过去的日子，用帝国的旧历，喊着过去的名讳和职位，守着过去的规矩，用着过去的仆人。那吆喝的声音也都是陈旧得泛黄，似乎帝国还没有灭亡。在这样的幻觉里，他们聊以度过余生。

上海、天津、青岛的租界成为清帝国遗民的中心。

也有一批人想恢复帝国的光荣，四处奔走，寻求外援。

肃亲王善耆就是其中的一个。退位诏书颁布之后，他跑到日本人占领的大连，寻求日本人的援助。后来他重新组建了宗社党，大清的遗老们如升允、溥伟等人都参加了。善耆在辽东一带召集了不少马贼，由日本人支持武器装备，组建了一支军队。

小恭亲王溥伟先逃到青岛，希望寻求德国人的援助。那里有遗老们的大本营，像清末的名士沈增植、郑孝胥、康有为等人后来都到过那里。

退位诏书颁布，沈增植悲愤异常，泪如雨下。一天夜里，沈增植朝北面跪着，哀嚎不已，大呼：“国破君亡，臣不欲生矣！”后修筑海日楼，称自己有足疾，几个月不下楼，也拒绝与外界往来。

辛亥年，郑孝胥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朝廷准备用他来平息湖南的保路运动。没等他上任，武昌起义就爆发了，不久，长沙被革命党控制。郑孝胥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仓皇逃到上海，躲入租界。听到一个一个的坏消息，郑孝胥心情顿时消沉下来，常与人言：大清亡于共和。

郑孝胥曾是张之洞的首席幕僚，为他策划军政路政，也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还参与领导预备立宪公会，与张謇、汤寿潜并称为晚清立宪运动的三杰。他还是一位名震一时的书法家，而且诗写得极好，与陈三立同为同光体诗坛的领袖人物，可谓是一代人杰。

1918年1月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是他后半生的生活基调。

沈增植、郑孝胥都是上海宗社党的重要人物，颇负时望，又是大诗人大学者，旧学底子极厚。有一大群有学问的朋友和弟子追随他们，一起做遗老遗少。

康有为回国后，将保皇会的总部迁到青岛，动用自己的资源谋求清廷的复辟，非常活跃。在此之前，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终于与他彻底分道扬镳。

铁良自南京被革命军攻下，乘船逃往日本，后参加宗社党，辗转来到青岛，和那里的遗老遗少们一起密谋，时刻准备着恢复大清帝国。1939年，76岁的铁良病逝于天津英租界内。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的王国维与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相约：誓死效忠大清。清帝宣布退位之后，他们还是听从日本僧人大谷光瑞的劝请，逃到日本避难。

16年后，王国维拖着那条辫子投昆明湖自尽。在遗书中，他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大变，义无再辱。在他看来，清亡而苟活是一辱，大革命又来，肯定是再次受辱。

曾经在庚子年追随慈禧的军机章京鲍心增，在退位诏书颁布后，回到故乡镇江，教书为生。一直到死，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出门的时候，他必定带上雨伞，表达自己与民国不共戴天的决心。

第二十三章　袁世凯上位

孙中山辞职

有人说，孙中山的辞职是一件错误的事，也有人说是一件高尚的事，还有人说是一件让人痛惜的事，其实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

批评他的人说他错误地把领导权让给了袁世凯；赞赏他的人认为他为了建立民国不计个人得失，展示了大公无私的品格；同情他的人认为他的辞职象征着革命先驱者的命运——付出了众多的生命，流了那么多的鲜血，只是换来一个虚假的共和国；理智的人知道，孙中山的行为是基于实际情况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孙中山本是不太同意南北和谈的。刚回国的时候，他就声称：革命一日不成功，断断没有和平的道理。他还通电号召南方各省组织军队北伐。

各地赶到南京的北伐援军号称有10万之多。加上武昌地区集结的革命军，还有南北方各独立省份所拥有的军队，一共应该不下30万。这个数字肯定是让人乐观的。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其他一些属于北洋系的部队加在一起不超过15万。

但是，从军事上看，问题就很明显了。革命军中原属于新军系统的部队在5万人左右。其他部队都是会党和最近两个月左右招募的新兵，纪律一般，几乎没有什么训练，更谈不上实战经验，装备也很差。而相对而言，袁世凯的10多万军队都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占据绝对优势。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根本养不起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军饷没有着落，装备更是没法谈。年底的时候，很多从两广云南来的部队没有拿到多少军饷，还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冷瑟瑟的。一支连基本的后勤保障都没有的军队是很难有战斗力的。这就让北伐中原成为一句空话。

随着张謇等立宪派的退出，让本来恶化的情况雪上加霜。很快武昌方面又呈现出分裂态势，前光复会的势力也渐渐离心瓦解，南京临时政府迅速被孤立。

就是在这个政府内部，孙中山身边的大部分人也都支持他辞职。汪精卫本是孙中山极为信任的人，也极力赞同由袁世凯当权。

宋教仁本就不支持北伐。他认为革命的深入还需要从宪法政治上努力，从政党政治上努力。此前他根本就不支持总统制，现在更是坚持内阁制。

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黑龙会两次派人劝说宋教仁，让他不要轻易赞成与北方和谈。他看出这些日本人试图阻扰和谈，不愿看到南北早日统一，居心叵测。宋教仁担心和谈不成，引发战乱，于国不利，若引来列强干预，当年梁启超所言之亡国大祸就不远了。这是所有爱国之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所以他支持了袁世凯。

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清廷一败涂地，满盘皆输；革命党得到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和排满的成功；作为最大的实力派，袁世凯得到全国大权，坐收渔利。其实真正获胜的还是各地的地方主义势力，清廷的瓦解使他们与中央的关系越来越远，内轻外重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袁世凯深受困扰。后来地方势力渐渐成为袁世凯集中权力道路上的第一大敌。

约束袁世凯的三件法宝

1912年3月，在孙中山的默许下，临时参议院审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这份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中，临时国会依照原来的“鄂州约法”修改了从前的总统制。临时国会出于对袁世凯出任总统的不信任，响应了宋教仁先前的主张，搞出了一个半吊子的内阁制。内阁直接对国会负责，所有总统签署的命令，必须要有总理的副署，否则无效。

对于这份约法，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出台之后，他才知道大事不好。这份表面看来拥有临时宪法意义的文件，其实不具备宪法的精神。在制定过程中，代表北方势力袁世凯的北洋派基本没有参与，那么他自然不会尊重这份文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表着立宪派和革命派联合制约袁世凯的想法。立宪派理解的共和是如同美国一样的地方分治。他们要求的地方权力虽然没有得到法定形式的承认，但至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认——《临时约法》中没有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袁世凯虽原本也是地方派的首领，但一旦成为总统，必然会要求中央集权。对于这一点，立宪派不得不防。

黄兴本就对功名利禄不是太上心，他坚决支持孙中山。以他的个性，孙中山让他北伐，就算只有一个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领军出战。如孙中山要辞职，他也不反对。30万革命军，真正能服从他指挥的人不多。

在清帝逊位诏书颁布的那一天，孙中山就已向临时参议会提出辞职。但是要完成正式的权力交接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孙中山为袁世凯准备了三份礼物，对袁世凯来说是三条绳索——约束他的权力的三件法宝。以孙中山的倔强性格，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不会轻易服输的。

孙中山这样做与他辞职一样，是出于保卫共和成果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对袁世凯的不放心。

这三件法宝是：一为定都南京，二为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为袁世凯必须遵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在第三条里还夹带了一件利器，那就是内阁制，顺带着在内部为袁世凯制造了几个敌人，几个当上总理或想当总理的敌人，几个想与袁世凯分掌民国大权的敌人，如唐绍仪、宋教仁、段祺瑞。

尤其是宋教仁，他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夺得军事上不能取得的大权。这份约法文件是留下的杀招，主角就是他自己。

民国开场那几年，袁世凯废总理，改约法，总是在这几件法宝里打转转，终究也没有冲破这法宝的罗网，最后死在国体问题上。

迁都搞成了闹剧

把中华民国首都定在南京，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这是制约袁世凯的头两件法宝。

可惜这两件法宝没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很快就失灵了。

此前，袁世凯一再宣称北方局势不稳，到南方就职条件不成熟。

宋教仁、章太炎等人都认为首都应该定在北京。

宋教仁对东北问题深有研究，出于国防考虑，认为定都在北京较为合适。章太炎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南京建都的多为偏安的小政权，而且国运都不长久，相对而言，在北京定都的政权大多实力强悍，疆域广大。

袁世凯的理由是北方局势不稳，而且北京是外国公使团的所在地，不容轻动，一旦迁移，势必要重新修建使馆区，耗资巨大，也颇为麻烦。北京长期作为都城，各方面的设施较为完备。从财政的角度看，也还是定都北京合适。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袁反对定都南京的最大理由是不愿意离开北方经营多年的老巢。他也很清楚孙中山调虎离山的用心。

黎元洪、孙武等人也反对定都南京，认为南京作为首都不合适，但是北京也不好，武汉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明眼人都看得出，定都武汉对他们最有利。

尽管如此，倔强的孙中山还是派出了阵容华丽的专使团，成员包括宋教仁、蔡元培、汪精卫等人。

专使团到达北京的时候，袁世凯热情接待。他的既定策略是拖，拖到南京方面改变主意为止。

没想到，2月29日晚上，曹锟的第三镇就发生了兵变。士兵上街闹事，放火抢劫，动静闹得很大，商民受害达4000余家。专使团成员纷纷逃到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避难。有传言这场兵变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策划的。

袁世凯的解释是南北议和成功，士兵们面临减薪，剪辫，甚至有解散的可能，出于前途的考虑，他们搞了一场兵变。

从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的说法有些道理。他本人其实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兵变一旦失控，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民国刚刚建立，他掌握大权的时间不长，局势也不稳定，他还不想玩火，更不敢铤而走险。

从庚子年的大乱以来，京津保地区遭受的兵祸很多，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外国人都对此心有余悸。

尽管袁世凯可能没有直接策划这场兵变，但他也脱不了干系。因为在兵变中获利最大的人是他。兵变后，袁世凯趁势告诉南京方面，北方的情况没有他是不行的。外国使馆也纷纷表示，为稳定考虑，袁世凯还是应该在北京就职。

3月1日，袁世凯调姜桂题的军队入京，兵变很快得到了控制。袁世凯没有过分惩罚肇事者。曹锟是袁世凯的爱将。在控制第六镇、镇压山西革命军、镇压滦州起义等行动中，他统帅的第三镇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曹已经成为北洋军中继段祺瑞、冯国璋之后的第三号实力派人物。

此事是军队通过非常手段干预政事的首例，恶例已开，后续的问题就无法避免。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兵变成了家常便饭。

袁世凯引为支柱的北洋军已然呈现出骄兵悍将的局面，尾大不掉是必然趋势。恃宠而骄本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是袁世凯多年来培养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使他得以牢牢掌控这支军队。但一旦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支军队很快就会失控，甚至转化成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很快就由段祺瑞带给了他，最后由冯国璋来为他送终。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已经答应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请求。

一个民国两个总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时年54岁。

誓词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就职典礼在中南海，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按照当时的照片，袁穿着很臃肿的军装，头发是白的，给人的感觉是精神很不好。那件象征共和的总统礼服如同无数条绳索，将他死死地绑着，很不自在。

6年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在遗书里，他公开告诉世人，他的死是为了那个无人同情的糟糕的清帝国。那天正是他60岁的生日。

3月9日，南京参议院派代表接受了袁世凯的宣誓。同日，外国公使团决议，承认袁世凯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但不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同日，四国银行团应袁世凯的请求，垫付110万两银子的贷款。对外借款谈判正式启动，国家政治经济都开始进入正常轨道。

从3月10日到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职。整整21天，中国出现了同时有两位总统的情况——当时的南北两方还处在博弈状态。

清末有四股势力：清廷，袁世凯的北洋派，立宪派，革命派。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抛弃，立宪派和革命党短期合作，与北洋派形成南北对峙的态势。不久，立宪派大体上主张追随北洋派，三方和谈，革命派做出让步，北洋派当政。

和谈成功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瓦解，革命派内部分裂为武汉与南京两大中心势力，而武汉与北洋派走得更近。这使南京临时政府更为孤立，更无力与袁世凯抗衡。

不久，袁世凯主持了全国军队的整编，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掌管北洋各军，黄兴为陆军参谋总长，统辖江南各军。江南的北伐军队被整编为五个军，袁世凯没有划拨足够的军饷，使黄兴的裁军计划进行得很缓慢也很艰难，弄得矛盾重重。

那段时间，袁世凯控制住了东三省的张作霖，还派人交涉蒙古问题。他坚决反对蒙古独立，将北方的局势稳定下来。

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华民国产生了。

共和月饼出炉

3月29日，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南京向参议院发表施政纲领，参议院批准了国务员的名单。

此届内阁延揽了不少名士，同盟会成员也不少。当时报刊上有“同盟会内阁”之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同盟会执掌的是农林部、教育部、司法部、工商部，而实权部门如陆军部、财政部、海军部、内务部、外交部都由袁党人士控制。

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作为原北洋军政集团的两大支柱之一，梁士诒是袁世凯的财神爷。作为强势总统袁世凯的秘书长，他的权势很快就有凌驾于国务总理之上的趋势，成为名符其实的“宰相”。

4月2日，参议院决定北迁。这个带有临时国会性质的组织，是民国法统的所在，其前身是独立各省联合代表会议。其实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派代表参加了，比如东三省的代表吴景廉（吴三桂的后裔）和直隶代表谷钟秀。这就使得这个临时会议具有全国性议会的性质，可以从法理上代表整个国家。

开始议员是每个省派2人，后来增加到3人，军政府都督派1人，前清资议局派1人，民选代表1人，其实基本上是同盟会成员。推选总统，主持和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这个临时参议院完成的。

南京临时政府是以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参议院为核心来建构的。

参议院的北迁，内阁的组成，袁世凯的就职，孙中山的退出，一个集国会内阁总统为一体的现代国家形态基本建构完成，民国正式开场。

这次革命第一个结果是最高权力由清廷转移到袁世凯的北洋派手中。

北洋派比清廷更有实力和活力。晚清时候，他们吸纳和消化人才的能力是其他各派都不能比的。到了民国，北洋派很快露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嘴脸——开始排斥其他派别人才的介入，更喜欢用北洋派的老人。

第二个结果是南国之子时代开始了。梁启超、王国维论清代学问时，说清初学问大，盛清学问实，晚清学问新。新在南人的学问，比如王韬、郑观应、何启、冯桂芬等，他们都是南国之子，都是口岸知识分子的代表，领风气之先。到康梁的变法派和中山的革命派，自然也是新。晚清70年，南北差距越来越大，以致走向分裂。辛亥年的南北对峙，实有南北相争的意思，北人以北洋派为支撑，南人以革命党为代表。虽然权力归于北人，但国家理念由南人设计，时代潮流完全由南人引领，后来的历次革命也都是从南方发起。

有人说，这是一场“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怎么流血就实现了政权的过渡，还成立了临时国会，颁布了第一部有真正宪法意义的《临时约法》。短时间内，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北洋当权整整18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在折腾，其中有不下10年的军阀混战。就如同按揭贷款买了房，当时都以为是买着了便宜，其实在分期的付款中，付出的款项总额远远超出了合同里的金额。

对百姓而言，变了天了，没了皇帝，没了辫子，民国了，民主了，自由了，共和了。他们对这些东西一时半会恐怕还消化不了。不过，自此开始，中国改元了，从此开始用中华民国的年号，见到官爷不用下跪，改鞠躬了，行刑的时候不用砍头，改枪毙了。

在孙中山眼里，清廷倒了，共和国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似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都完成了，下一步该落实民生主义了。他的内心里，莫名的乐观情绪弥漫着。

1912年，中秋，福建、广东、江苏等地，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共和”月饼。有的印着袁世凯的图像，有的是孙中山，上面的旗帜也各异，有青天白日，也有五色旗，还有十八星，总之都叫“共和”月饼。味道如何，不知道。只是听说，这种月饼在当时很畅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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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林纾著《畏庐文集·诗存·论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9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58.曾鲲化著《中国铁路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9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59.刘垣著《张謇传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0.沈延国著《记章太炎先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1.杨恺龄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2.佚名编《刘大将军（永福）平倭战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3.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4.佚名编《蕲水汤先生（化龙）遗念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5.柳弃疾著《南社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6.潭永年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7.潭永年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8.罗玉东著《中国厘金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6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69.刘坤一、张之洞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0.人文月刊社编《民国大事类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1.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中东战纪本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7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2.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3.吴庆坻修、金梁补《辛亥殉难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4.富察敦崇纂《隆裕皇太后大事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5.佚名辑《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6.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7.曹庆云著《武昌革命史》（一、二、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8.张义痴编《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9.章裕昆著《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80.丁士源著《梅楞章京笔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81.赵君豪著《中国近代之报业》，《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9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82.张怡祖编《张季子（謇）九录（政闻录、实业录、教育录、慈善录、自治录、文录、诗录、专录、外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9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83.许彭年、孔容照编《张南通先生（謇）荣哀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9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84.张继著《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85.孤竹里奴编《张勋秽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二、 重要人物文集、年谱、传记

1.［法］白吉尔著《孙逸仙》，温洽溢译，台北，时报文化，2010年。

2.［美］林百克著《孙逸仙传记》，徐植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日］宫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孙中山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6.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7.黄宇和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8.黄宇和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9.［美］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邱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0.王寿南编《中国历代思想家》（现代卷一、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11.桑兵著《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加］陈志让著《袁世凯传——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王纪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王碧蓉著《百年袁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4.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16.吴相湘著《民国人物列传》（上、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17.张玉法著《近代变局中的历史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18.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9.宋教仁著《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20.吴相湘著《宋教仁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21.沈云龙著《黎元洪评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

22.［日］坂出祥伸著《康有为传》，叶妍译，台北，台北国际文化事业，1989年。

23.吴其昌著《梁启超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24.刘厚生著《张謇传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

25.黄克武著《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26.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27.夏晓虹编《学者追忆丛书之〈追忆梁启超〉》，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28.陈美延、陈流球、陈小彭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29.王尔敏著《近代经世小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0.简又文著《冯玉祥传》，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31.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32.［美］布赖恩·克罗泽著《蒋介石传》，封长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年。

33.［英］乔纳森·芬比著《蒋介石传》，陈一鸣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

34.［美］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上卷），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2010年。

35.陈平原、杜玲玲编《学者追忆丛书之〈追忆章太炎〉》，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36.夏晓虹编《学者追忆丛书之〈追忆康有为〉》，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37.陈平原、郑勇编《学者追忆丛书之〈追忆蔡元培〉》，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38.陈平原、王风编《学者追忆丛书之〈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2009年。

39.［英］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40.康有为著《万木草堂口说（外三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1.谭嗣同著《仁学》，印永清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42.［美］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43.［美］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温洽溢译，台北，时报文化，2007年。

44.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45.雷颐著 《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

46.王韬著《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47.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8.郑逸梅著《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49.刘凤翰主编《民初纪元（亲历者口述实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

50.林逸撰《清鉴湖女侠秋瑾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51.王森然著《近代名家评传》（初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52.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沈祖炜主编《辛亥革命亲历记》，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53.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54.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5.马洪林著《康有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6.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57.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8.解玺璋著《梁启超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

59.孟祥才著《梁启超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0.窦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61.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中下三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62.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63.汤志钧编著《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64.许寿裳著《章太炎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65.卞僧慧纂《陈寅恪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66.刘泱泱编《黄兴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67.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68.柳无忌著《苏曼殊传》，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69.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三、 重要专著

1.张玉法著《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台湾东华书局，1999年。

2.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4.［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5.［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6.［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郭晓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7.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9.丁文著《“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0.张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杨天石著《哲人与文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陈三井著《四分溪畔论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13.郭廷以著《近代中国的变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14.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

15.［日］沟口雄三著《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16.萧一山著《清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7.殷莉著《清末民初新闻出版立法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18.钱穆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9.马国川访谈《告别皇帝的中国》，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20.［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历史讲稿》，刘北成、刘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21.［英］冯客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2.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3.［美］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第2版）》，王国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4.桑兵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5.雷颐著《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和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7.［美］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8.［美］约瑟夫·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9.刘仲敬著《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0.高全喜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1.［日］菊池秀明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马晓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2.傅国涌著《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33.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4.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5.杨天石著《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6.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7.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38.桑兵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39.［澳］莫里循等著《清末民初政情内幕》，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

40.鲍明钤著《中国民治论》，周馥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1.赵柏田著《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2.茅海建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43.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44.［英］马丁·吉尔伯特著《二十世纪世界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45.雷颐著《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46.雷颐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47.［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著《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8.余凤高著《瘟疫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49.蒋建国著《青楼旧影》，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50.何又平著《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和社会秩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51.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2.［美］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53.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54.朱寿朋编著《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55.赵尔巽等编著《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56.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7.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58.［美］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9.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60. 张朋园著《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61.［美］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2.［美］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63.［以色列］谢艾伦著《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张平、张立、蒋清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64.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65.张玉法著《辛亥革命史论》，北京，三民书局，1993年。

66.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

67.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68.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69.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70.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71. 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72.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73.杨天石著《晚清史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74.吴钩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75.［美］K.E.福尔索姆著《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刘悦斌、刘兰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6.陈锡祺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

77.楚双志著《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

78.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一、二、三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79.［日］内田树、石川康宏著《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于永妍、王伟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年。

80.［英］埃德温·J.丁格尔著《中国的革命（1911—1912）》，张建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81.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82.［日］伊藤虎丸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83.茅海建著《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84.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85.宗泽亚著《清日战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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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目录

推荐语

推荐序

自 序

引子

第一章 甲午年

一群饿虎找食吃

邻家有狼初长成

太后办生日庆典

李鸿章戴金帽子

孙中山走“上层路线”

康有为摆架子

不寻常的甲午年

第二章 孙中山的成长历程

南国之子

“破坏狂”孙中山

父兄使出撒手锏

传教士的真面目

当国学遭遇西学

革命最贵的是人才

第三章 革命栽了大跟头

广州大鼠疫

大国手

革命就是外科手术

革命债券的“十倍”诱惑

香港的地头蛇

想做皇帝的人

亡命之徒登堂入室

“货不能来”

第四章 李鸿章日落黄昏

“李二先生是汉奸”

以一人敌一国

爱国贼的外交梦

美国的黄昏时分

李鸿章开新闻发布会

第五章 孙中山真的红了

两千年和两个失败者

敬业的私家侦探

老乡原来是“绑匪”

疯狂的大使

运一个疯子回国

康德黎的营救“六步”曲

媒体制造英雄

冷板凳上诞生的三民主义

第六章 改革也需要流血牺牲

慈禧已被权力绑架

中国最苦命的皇帝

“调和剂”李莲英

“绝不做亡国之君”

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改革主要是砸饭碗

刽子手的钝刀子

第七章 革命与保皇

红叶馆送别

大同学校的骚动

不伦不类的大阿哥

向十一国宣战

最后的疯狂

流产的“南方共和国”

一群书呆子的勤王大业

理发匠告了密

老大们很动心

第八章 慈禧成为改革派领头羊

慈禧很后怕

全局大洗牌

“官屠”岑春煊

瞿鸿禨崛起

庆亲王公司开业

端方时来运转

亲王载沣赴德谢罪

第九章 袁世凯的新政事业

袁世凯成为大赢家

把直隶总督晾一边

袁世凯烧书

朝鲜是“福地”

一辆豪华列车

庆亲王—袁世凯同盟

袁世凯斗洋人

想进北洋幕府不容易

天津卫来了警察兵

一场国际经济诈骗案

“五路财神”梁士诒

当官是个技术活

第十章 袁世凯抓枪杆子

近代陆军之父

小站新军

袁世凯编了一首歌

“忠臣”王士珍

“干女婿”段祺瑞

“北洋之狗”冯国璋

彰德秋操

新军黑马黎元洪

第十一章 打倒袁世凯

铁良的如意算盘

只愿做一只看家的恶狗

桃色贪腐大案

瞿鸿禨被伏击

一张要命的合影照

第十二章 反击保皇会

梁启超的两个敌人

政闻社遭遇革命党

政闻社遭遇革命党

《苏报》案

沈荩惨死京师

小册子的大威力

第十三章 革命大同盟

一场非同寻常的生日聚会

黄克强卖田革命

当留日成为潮流

热脸贴了冷屁股

孙中山的融冰之旅

孙黄一见如故

松散的中国同盟会

“《民报》三杰”大战梁启超

第十四章 倒孙风潮

会旗之争

罢免孙中山

泄密事件

光复会一直单干

徐锡麟仓促起事

秋风秋雨愁杀人

无政府主义来捣乱

“搅屎棍”国学大师刘师培

不爱洗澡的章太炎

鲁迅看李叔同演戏

陶成章搞内讧

第十五章 革命就要搞暴动

会党是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党态度很暧昧

混乱的联合大起义

黄兴血拼黄花岗

赵声死不瞑目

第十六章 暗杀时代

一炸成仁

暗杀是低成本革命

刺杀李准

广州将军做了替死鬼

被小便终结的刺杀

第十七章 袁世凯的脚病了

留着最后一口气

慈禧的遗产

袁世凯吓坏了

忠心死干净了

拍照丢了乌纱帽

三百万士绅的焦虑

永远无法到来的年号

张謇密访袁世凯

“皇族内阁”开张了

都是借钱惹的祸

四川人要雄起

赵尔丰下令开枪

第十八章 武昌的枪声

宋教仁另起炉灶

湖北的革命党很土

搞暴动实属无奈

“蜜月”结束了

赶上架的黎元洪

黄兴汉口督战

“顾头不顾尾”的战术

报纸为革命造谣

恐慌时代

当独立成为风潮

程德全是条好汉

端方被割了耳朵

第十九章 袁世凯下山

荫昌的离别曲

袁世凯的六大条件

昏头昏脑的“棋子”汪精卫

吴禄贞被刺

第二十章 孙中山回国

南京！南京！

选黄兴还是黎元洪

一贫如洗的临时大总统

陶成章成了牺牲品

最难的还是借钱

张謇退出临时政府

疯狂的旗帜

革命还需从“头”做起

会党是个尴尬的存在

第二十一章 南北和谈

朱尔典调停

日本人捣乱

“民国产婆”赵凤昌

唐绍仪“吃里扒外”

段祺瑞逼宫

第二十二章 紫禁城黄昏

宗社党曲终人散

苦命的妇道人家

《退位诏书》

开始遗民时代

第二十三章 袁世凯上位

孙中山辞职

约束袁世凯的三件法宝

迁都搞成了闹剧

一个民国两个总统

共和月饼出炉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