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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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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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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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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版权信息

书名 朝圣者

作者 【澳】泰瑞·海耶斯 译尤传莉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41147487

版次2017年8月第一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亲爱的读者：

《朝圣者》的篇幅很长，这点没有疑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得这么长不可—这本书融合了一宗谋杀案的解谜，以及一桩要在美国制造大灾难的阴谋计划。为了要适当处理这两条故事线，让两者都可信且引人入胜，就得加入一连串奇怪的事件以及大量的细节。于是页数愈来愈增加，而尽管我写作期间咒骂了好多次，但就算重新来一遍，我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史诗故事，就是可以让你沉湎其中、读完之后会觉得怅然若失的那种。所以，到最后，我写出了自己想读的那种书。我也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书—有很多人偏好短一些、轻快一些的小说。这两种形态没有哪个比较好，只是不同而已。但如果你喜欢你的车跑很快、喝烈酒时都不加冰块之类的冲淡，那么或许《朝圣者》会让你多花一点力气适应。

我想多花一点力气是值得的—主要因为“朝圣者”是个很棒的人物。他聪明、有洞察力，而且能力很强—就是如果碰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身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条后巷，就会希望身边有这种人帮你。但他也有他的痛苦，那是内心深处的一个伤口，可能永远都不会痊愈。我喜欢他这个人，非常喜欢—幸好，因为有好几年，我必须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和他单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不断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总觉得他很有吸引力。然后几乎都会问起我同一个问题：“这个人物有多少是根据你自己本人所写的？”我都跟他们说要看状况。如果他们觉得“朝圣者”很聪明、很高尚、很幽默，又非常有魅力，那么，唔，他当然是完全根据我本人所写的。但如果反过来说，他们认为他很无聊、很笨、惹人讨厌，又不可靠，那么，当然啰，他是个完全虚构的人物！

接下来，该由你们自己判断了。

谢谢你们对这本书的兴趣，而我最希望的，就是你们看完之后，觉得这本书不枉费自己所花的时间。

万事顺心！

泰瑞·海耶斯

第一部

01

有些地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热风呼啸吹过的莫斯科红场，我母亲位于底特律八里路贫民窟中的卧室，一个高贵收养家庭所拥有的无尽花园，一名等着杀我的男子藏身其中、名为“死亡剧场”的古迹遗址。

但我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纽约的一栋无电梯大楼—破旧的窗帘，廉价的家具，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派对药物。床边散置着一个手提包、一条细得像牙线的内裤、一双六英寸高的周仰杰高跟鞋。这些东西就像它们的主人一般，并不属于这里。主人在浴室里，全身赤裸。她喉咙被割开，面朝下漂浮在充满硫酸的浴缸里，这种含硫酸的水管疏通剂，在任何超市都买得到。

十二个水管疏通剂空罐散落在地板上，都是同一个牌子的。我不动声色地开始翻看那些瓶子。上头的价格卷标都还在，于是我发现，凶手为了避免形迹可疑，跑去十二家不同的商店里买来这些水管疏通剂。我总是说，碰到良好的规划，你很难不佩服。

此时这个地方一片混乱，各种噪音震耳欲聋—警方的无线电很大声，法医处的助理喊着要支援，一个拉丁美洲裔的女人在哭。在这种现场，即使被害人在这世上半个人都不认识，也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哭。

浴缸里的那名年轻女子无法辨识，因为泡在强酸中三天，已经毁掉了她整张脸。我猜想这就是凶手的用意。杀她的不管是谁，都还刻意用几本电话簿压住她。强酸不仅溶解了她的手，也几乎腐蚀了掌骨结构。除非纽约市警局那些鉴识的家伙走运，比对出相符的牙医记录，否则恐怕很难查出这个人的身份。

在这种地方，会让你觉得罪恶依然徘徊不去，你的脑子可能会忽然冒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名没有脸的年轻女子，这个念头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首披头士的歌，是讲埃莉诺·瑞格比（Eleanor Rigby）的，歌词里说她戴着一张存放在门边罐中的脸，于是我脑子里便开始称被害人为“埃莉诺”。犯罪现场小组还有事情要处理，但在场没有人不认为“埃莉诺”是在性交半途死亡：床垫半脱离床座，床单纠结，床头桌上有一道喷出来的动脉血已经转为褐色。几个很病态的家伙猜想他是还在她体内时割断她喉咙的。糟糕的是，他们可能还没猜错。无论她是怎么死的，想要寻求恩典的人可能会觉得安慰，因为她不会晓得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最后的那一瞬间。

有些药物就会造成这种效果。当它到达你的脑部，会搞得你极度性饥渴，又极度愉快，因而不可能有任何不祥的预感。服用这些药物后，大部分人唯一清楚的想法，就是赶紧找个对象上床，搞他个天翻地覆。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场没有人认识我，我只是个陌生人，昂贵的西装外套脱下来甩在肩后，太多的往事沉重不堪。停在床边，我关掉周遭的声音，在脑海中，我看到她在上方的性交位置，全身赤裸，像个女牛仔般骑着他。她二十出头，身材不错，我猜想她正来劲，几种药物的混合带领着她疾速旋转，冲向极度震撼的性高潮。她的体温因为药物而上升，肿胀的胸部往下压，心跳和呼吸频率被热情和化学药物刺激得突然飙高。她急促地大口呼吸，湿湿的舌头活跃起来，努力寻找着下头的那张嘴。今天的性爱可不适合胆小鬼。

窗外一排酒吧的霓虹灯招牌会透进来，照在她时髦发型的金色挑染上，也照得一支沛纳海潜水表闪闪发光。没错，这个表是仿冒品，不过仿冒得很好。我认识这个女人，我们全都认识，总之是这种类型。她们会出现在米兰新开的普拉达大型专卖店里，或是在苏荷区夜店外头排队，或是在巴黎蒙田大街的热门咖啡店里啜饮低脂拿铁。这类年轻女子误以为《人物杂志》是新闻杂志，背部的日文刺青是她们反叛的象征。

我想象着凶手一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上，触摸一个镶了宝石的乳环，然后手指夹着乳环用力拉近。她大叫，可能更加兴奋了？现在她全身都超级敏感，尤其是乳头。但她不在乎，如果有人想玩粗暴的，那只表示对方真的很喜欢她。她坐在他上方，床头板重重敲击着墙壁，她会一直看着前门，当然了，门锁住又上了门链。因为这一带治安不太好。

后方墙上有一张逃生示意图，这里是一家旅馆，但是跟五星级饭店是天差地远。这个旅馆名叫东城旅店，住着四处漂泊打零工的人、背包客、精神失常者，以及任何肯付一夜二十元住宿费的人。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一天、一个月，或是住到死。只要你拿得出两个身份证件，其中一个有照片。

89号房的这名男子已经住了好一阵子了。一张书桌上放着半打啤酒、四瓶半空的烈酒，以及两盒早餐谷物片。床头桌上有一台立体音响和几张CD，我浏览了一下。至少可以说，他的音乐品味还不错。不过衣橱是空的，好像他离开时只带走了衣服，把尸体留在浴缸里融化。衣橱后头有一堆垃圾：几张不要的旧报纸、一个杀蟑剂空罐、沾了咖啡渍的挂墙式月历。我拿起月历，每一页的主要画面，都是古代建筑遗迹的黑白照片：罗马城的古竞技场、一座希腊神庙、塞尔苏斯图书馆。非常附庸风雅。可是月历上的记事栏是空白的，看起来好像从没用过，于是我又丢了回去。

我转身走开，然后没有多想，纯粹出于习惯，伸出一只手抚过床头桌。这就怪了：没有灰尘。我又摸过书桌、床头板、立体音响，结果都是一样。显然凶手擦过了所有东西，好去除指纹。这并不稀奇，但当我闻到了某个气味，于是把手指凑到鼻子底下，一切都改变了。我闻到的残余气味，是加护病房为了避免感染所使用的杀菌喷雾剂。这种杀菌剂不但会杀死细菌，也会摧毁所有DNA物质—汗水、皮肤、毛发。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凶手都用这种杀菌剂喷洒过，而且大量喷在地毯和墙壁上，以确保纽约市警局不必动用他们收集证物的吸尘器。

我忽然明白，眼前绝对不是一般肇因于金钱或毒品或性满足的凶杀案。这是一宗非比寻常的谋杀案。

02

有件事不是人人都知道，大概也不会关心，但鉴识科学的第一条法则，就是“罗卡德交换原则”。这个原则是：“行凶者和犯罪现场的每一次接触，都必然会留下痕迹。”当我站在这个房间，周围环绕着几十种声音，我真想知道罗卡德教授是否碰到过89号房这种状况：凶手碰触过的一切，现在都泡在一个充满强酸的浴缸里，或是擦掉，或是洒满了医疗杀菌剂。我很确定，凶手连一个细胞或毛囊都没留下。

一年前，我曾针对现代调查技术写过一本很冷门的书。我在其中标题为“新视界”的一章里提到，行凶者使用杀菌喷雾剂的状况，我这辈子只碰到过一次，发生在捷克共和国，一名情报人员被人以高明的手法杀害。那个案子不是个好兆头，直到今天，案子都没破。无论之前住在89号房的是谁，他显然都非常内行，我也因此开始带着应有的敬意，检查这个房间。

他不是个爱整洁的人，我看到房里有不少垃圾，一个空的比萨盒就放在床旁的地上。我正要略过不管时，才想到那应该就是他放刀子的地方：就在伸手可及的比萨盒上头，再自然不过了，因而“埃莉诺”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那把刀。

我想着他双手抓住她，把她翻身成仰躺姿势，他两边膝盖夹住她胸部两侧。她以为他正在调整姿势，要把自己放进她口中，此时他右手若无其事地垂下床侧，手指摸到比萨盒盖，然后找到他要找的：又冷又便宜，但因为是新的，所以绝对锋利得足以完成任务。

任何从后方看的人，都会看到她的背部拱起，唇间冒出某种呻吟，于是以为他一定是把自己放进她嘴里。但其实没有。他嗑了药的双眼发亮，充满泪水。他的左手紧紧压住她的嘴，逼她往后仰起头，露出喉咙。她挣扎又扭动，想伸手反抗，但他已经料到了。他跨坐在她胸部，膝盖用力往下压，钉住她的二头肌（浴缸里的那具尸体上，还依稀可以看到那两块瘀血）。她无可奈何。他的右手举起来，此时“埃莉诺”看到了，想要尖叫，全身剧烈抽动，努力想脱身。那把锯齿刀口的钢制比萨刀闪闪发亮，挥向她苍白的喉咙，用力一划……

血迹喷在床头桌上。由于供应脑部的动脉之一被完全割断，应该是瞬间就结束了。“埃莉诺”瘫软下来，发出咕噜声，流血致死。她残余的意识告诉自己，她刚刚见证了自己的谋杀；她过往的一切和未来的期盼，全都完了。他真正做的是这个：他根本没有进入她。或许这一点，也该感谢上帝的小小慈悲吧。

凶手到浴室准备好那一缸强酸，同时脱下血淋淋的白衬衫—他们在浴缸里“埃莉诺”的尸体底下发现了一些衬衫碎片，还有那把刀：四英寸长，黑色塑料刀柄，某家血汗工厂制造过几百万把。

这些想象中的逼真画面让我一时头昏脑涨，所以我几乎没意识到一只手粗暴地抓住我的肩膀。等到我一发现，立刻甩开，几乎当场打断他的手臂，这恐怕是以前留下的老毛病。结果那个家伙咕哝着简短的道歉，怪异地看着我，想把我推开。他是一个刑事鉴识小组的组长，带着另外两男一女，准备了紫外线灯和几碟快蓝B试剂，要检查床垫上的精液痕迹。他们还没发现杀菌剂，我也没告诉他们，因为凶手有可能漏掉床上某个地方没喷到。但如果真是如此，以东城旅店的性质来看，我猜想床上会有几千个精液痕迹，而且早在妓女开始穿长筒袜的年代，就一直累积到今天。

我让开路，免得挡住他们，但完全心不在焉：我正试图摒除一切杂念，因为这个房间和整个状况，让我觉得很不对劲，但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我刚刚想象的行凶过程错了，却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四下看着，逐一清点眼前的事物，但是找不出是哪里。我有个感觉，是源自更早一点的事情。我回头，在心里倒带，把时间往回推到我刚进门时。

那是什么？我深入自己的潜意识，试图找回当初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件跟暴力无关的小事，但是非常重要。

但愿我能回想起来……一个感觉……就像……那是某个字眼，躺在我记忆的另一头。我开始回想起自己在那本书里写过的：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便认定的假设—然后我想到了。

我刚进门时，看到书桌上有半打装的啤酒，冰箱里有一盒牛奶。我注意到电视旁几张DVD的片名，还有垃圾桶里面放了垃圾袋。我脑袋里浮现、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字眼—就是“女性”。对于89号房里所发生的事，我几乎样样都想对了，偏偏最重要的一件想错了。之前住在这里的不是年轻男子，跟“埃莉诺”性交并割断她喉咙的不是一名赤裸男子。用强酸毁掉她五官、用杀菌喷雾彻底喷洒过这个房间的，不是个聪明的烂男人。

而是个女人。

03

我的职业生涯中认识很多有权势的人物，但其中唯一真正具有天生权威感的，只有一个—他只要轻声说句话，就可以把其他人压下去。现在他就在走廊上，朝我走来，跟旁边的刑事鉴识小组说他们得等一下：消防局想先把那些强酸抽出来，免得有人被化学物灼伤。

“不过呢，你们的塑料手套先别脱下来，”他建议道，“你们可以在走廊这里，互相做个免费的前列腺检查。”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只有那些刑事鉴识小组的人没笑。

那个有权威声音的人，就是负责这个犯罪现场的凶案组队长班·布瑞德利。他刚刚一直在楼下的经理办公室，想找到经营这个旅店的混球。布瑞德利是个高大的黑人，五十出头，双手很大，身上穿了件裤脚反折的迪赛牛仔裤。他老婆最近说服他买了这件牛仔裤，指望他的形象更年轻一点，但结果希望落空。他自己说，这件裤子让他看起来像是史坦贝克小说里的角色—来自尘暴灾害地带的现代流民。

一如其他常出现在这类谋杀现场的警察，布瑞德利对于刑事鉴识专家没什么好感。首先，纽约市警局的刑事鉴识工作几年前已经外包出去，于是这类索价昂贵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出现在现场，身穿笔挺白色连身工作服、背后印着比方“刑事鉴识生物服务公司”的字样。其次—而且令他忍无可忍的—是两部以刑事鉴识工作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爆红，搞得这类鉴识人员全都自以为是名人。

“耶稣啊，”他最近曾抱怨，“这个国家还有哪个人不梦想要上真人秀的吗？”

他看着这些想当名人的人员收拾起公文包型的迷你实验室时，也刚好看到了我—默默靠墙站着，只是观察，我好像有半辈子都是这样。他没理会那些找他的人，径直朝我走过来。我们没握手，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来这一套。我甚至不确定我们算不算朋友—我向来都是局外人，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阵营，我都不在其中，所以我大概也没资格评断什么。不过硬要说的话，我们都很尊重对方。

“谢谢你过来。”他说。

我点头，看着他裤脚反折的牛仔裤和黑色工作靴，很适合充满血和粪便的犯罪现场。

“你是搭什么车过来的？牵引机吗？”我问。他没笑；班很少笑，他大概是你见过最扑克脸的人。但这不表示他没有幽默感。

“你四处看过了吧，拉蒙？”他低声说。

我的名字不是拉蒙，他明明晓得。但他也晓得，直到不久前，我还是这个国家最隐秘的情报单位里的一员，所以我猜想他指的是拉蒙·贾西亚。拉蒙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他把美国的机密卖给苏联时，曾费尽千辛万苦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用来装他偷窃文件的塑料垃圾袋上，却印满了他的指纹。拉蒙几乎可以确定是史上最无能的间谍了。就像我老在说的，班其实有幽默感。

“是啊，看了一点，”我告诉他。“住在这个垃圾堆的人，你们查到些什么了？她是主嫌犯吧？”

班可以隐藏很多事情，但他的双眼藏不住惊讶的表情—一个女人？！

好极了，我心想，“拉蒙”反击了。不过，布瑞德利是个冷静的警察。“真有趣，拉蒙，”他说，想搞清我是真的发现了什么，或只是故意语出惊人。“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指出书桌上那半打啤酒，还有冰箱里的牛奶。“哪个男人会这样？男人会把啤酒拿去冰，让牛奶放在外头馊掉。再看看那些DVD—一堆浪漫喜剧，连一部动作片都没有。你要不要出去问问，”我继续说，“看这个破旅馆里有几个男人会在垃圾桶里面先套上垃圾袋？女人才会这么做。而且她不属于这种社会边缘人的地方，无论她是扮演什么角色。”

他思索我说的话，双眼盯着我看，但是看不出他是否相信我的说法。我还没来得及问，两个年轻警探—一男一女—从消防局装着有害化学物质的大桶后头出现，两人慌忙地停在布瑞德利面前。

“我们查到一些数据了，班！”那个女警说，“是有关房客—”

布瑞德利冷静地点头。“嗯，是个女人—说点我不知道的吧。她怎么样？”

我想他相信了我的说法。那两个警察目瞪口呆，不明白他怎么会晓得。到了明天早上，他们上司的传奇将会变得更伟大。我？我想这家伙还真无耻—他就这样眼睛都不眨地把功劳抢过去？我开始大笑。

布瑞德利匆匆看了我一眼，我本来以为他也要大笑响应，但是希望落空。不过他又把注意力转回那两名警察身上时，懒洋洋的双眼似乎闪现着笑意。“你们怎么知道房客是女人？”他问他们。

“我们拿到旅馆的登记簿和所有房间的档案。”那个男警探康纳·诺里斯回答。

布瑞德利忽然警觉起来。“跟经理拿的？你们找到那个混球，让他打开办公室的锁了？”

诺里斯摇头。“那家伙有四宗贩毒的逮捕令；他大概正在逃往墨西哥的途中。不，是这位阿佛瑞兹—”他指着旁边的女搭档—“她认出有个盗窃通缉犯，就住在楼上。”他看着旁边的搭档，不确定还要说多少。

阿佛瑞兹耸耸肩，希望自己能平安脱身。“我提出条件，请那个小偷帮忙挑开经理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那些锁，我就让他不必坐牢。”

她看着布瑞德利，很紧张，不晓得自己会惹上多少麻烦。

布瑞德利面无表情，只是声音放得更轻。“然后呢？”

“总共八个锁，他不到一分钟就全挑开了，”他说，“难怪在这个城市什么都不安全。”

“那个女人的档案里有什么？”布瑞德利问。

“一些收据。她住在这里刚满一年，”诺里斯说，“用现金付房租。没装电话，也没有电视、有线频道。她一定是不想被追踪。”

布瑞德利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邻居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三四天前吧。没人确定。”诺里斯说。

布瑞德利咕哝着：“我看是杀了她的约会对象后，就立刻消失了。那她的身份呢—档案里总会有数据吧？”

阿佛瑞兹查阅她的笔记。“一张佛罗里达州的驾照，还有一张学生证之类的—上头没照片，”她说，“我敢说这些证件是真的。”

“还是去查查看吧。”布瑞德利告诉他们。

“我们交给彼得森了，”诺里斯，指的是另一个年轻警探，“他正在查。”

布瑞德利认可了。“那个小偷—或其他任何人—认识嫌犯，或知道什么关于她的事情吗？”

他们摇头。“没有人认识她，只是看过她进出而已。”诺里斯说，“二十出头，身高大约五英尺八英寸，身材很棒。根据那个小偷说—”

布瑞德利翻了个白眼。“以他的标准，任何有两条腿的女人大概都叫身材很棒。”

诺里斯微笑，但阿佛瑞兹没笑—她只希望布瑞德利针对她跟那个小偷的协议说点什么。如果他要骂，就赶快骂吧。但她还是得继续报告，表现出专业：“根据一个自称在第一百一十四街演出的女演员说，这个女人的外形老是变来变去。今天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明天就换成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有时候一天之内两个玛丽莲的造型都会出现。然后还扮过德鲁·巴里摩尔（Drew Barrymore）和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埃德娜夫人（Dame Edna）、凯蒂莲（K.d.lang）—”

“你是说真的？”布瑞德利问。两名年轻警探点点头，又一口气说了更多名字，好像是要证明是真的。“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嫌犯计算机合成拼图。”他说，知道所有通往谋杀调查的大道全都被堵死了。“还有其他的吗？”两个警探摇摇头，说没了。

“最好开始去跟那些通缉犯录口供—或至少找那些没被通缉的，不过全旅舍没被通缉的人，加起来大概只会有三个。”

布瑞德利请他们可以离开了，然后转向角落的我，要开始讨论某件令他非常不安的事情。

“你见过这种东西吗？”他问，戴上塑料手套，从壁橱的一个架子上拿出一个金属盒子。盒子是黄褐色的，很薄，薄得我之前根本没注意到。他正要打开盒子，又停下来，回头看着阿佛瑞兹和诺里斯一会儿。他们正往外走，经过一个个正在收拾有害化学物质泵浦的消防员。

“嘿，两位！”他喊道。他们回头看。“关于那个小偷—做得很好。”我们看到阿佛瑞兹脸上解脱的表情，两个人都默默举手微笑，表示听到了。难怪他的手下崇拜他。

我看着那个金属盒子—仔细检视之下，比较像个公文包，盒子一侧印了白色的序号。显然是军用品，但我只模糊记得见过类似的东西。“是战地手术包吗？”我说，不太确定。

“很接近了，”布瑞德利说，“牙医包。”他打开那盒子，里头装在泡棉里的，是一整套军用牙医器具：撑开器、探针、拔牙钳等。

我瞪着他。“她把被害人的牙齿拔掉了？”我问。

“全部拔光了。我们一颗都没找到，所以我猜想她把牙齿全丢掉。或许她丢进马桶冲掉，那我们就走运了—所以我才要把水管都给拆了。”

“那些牙齿是在死前还是死后拔掉的？”

班明白我的意思。“不，不是凌虐的手段。验尸处的人看过她的口腔。他们很确定是死后拔掉的，只是为了防止我们查出被害人身份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拜托你过来一趟—我记得你的书里写过一桩谋杀，是有关外行人拔牙的。如果是发生在美国，我想或许有—”

“没有关联，那是发生在瑞典。”我说，“有个家伙拿外科手术锤用在被害人的牙桥和下巴—我想是同样的目的—但是拔牙钳？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唔，现在见过了。”班回答。

“很有启发性，”我说，“文明真是不断在进步啊。”

先不管我对人性的绝望，我不得不说，我对凶手更佩服了—从一个死人嘴里拔掉三十二颗牙齿，这可不会容易。凶手显然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是大部分决定要杀人的凶手会忽略的：没有人会因为谋杀而被逮；只会因为计划不周而被逮。

我指着那个金属盒。“一般人要去哪里找来这种东西？”我问。

班耸耸肩。“到处都有。我打了电话给一个国防部的老朋友，他去查了档案：四万件剩余库存—军方过去几年就抛售给各地的户外用品店。我们会再追查，不过不可能因此查到凶手的。我不确定任何人可以—”

他的声音愈来愈小—他四下看着房间，像是陷入一个迷宫，想找到出路。“没有被害者的脸，”他轻声说，“没有牙齿记录，没有证人—最糟糕的是，没有动机。你对这类事情比任何人都懂—要是我问你破案的概率有多大，你怎么说？”

“现在？就像威力球，或随便哪个中奖概率最低的乐透彩券。”我告诉他，“你走进来，第一个想的是：外行凶手，又一个毒品或性交造成的谋杀案。然后仔细一看—我这辈子只看过两桩这么厉害的案子。”然后我告诉他杀菌喷雾的事情，他听了当然更不乐观了。

“谢谢你的鼓励啊，”他说。食指和大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我长期仔细观察下来，知道这表示他想抽烟。他有回告诉我，他1990年代戒了烟，此后他常想着抽根烟会好一点，想了一定有一百万次了。眼前他显然就在想。为了熬过那种渴望，他就开口说话。“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吗？玛西有回跟我说，”玛西是他老婆，“说我太靠近这些被害人了，结果我就开始想象，他们现在只剩下我这个朋友了。”

“他们的捍卫者？”我提出。

“她就是用这个字眼。而且有件事我从来就办不到—玛西说她唯一真正喜欢我，可能就只有这一点—我从来就没办法让朋友失望。”

死人的捍卫者，我心想。这也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帮他，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我负责的调查，而且尽管我才三十几岁，但是已经退休了。

一名技师迅速走进房间，用亚洲口音喊道：“班？”布瑞德利转身。“去地下室！”

04

三个技术人员穿着连身工作服，忙着在拆一道旧砖墙。尽管戴着口罩，他们还是被洞里的气味搞得快窒息。里头没有尸体—腐烂的肉类有一种独特的臭味—这个臭味是渗漏的污水、霉菌、一百代老鼠粪的混合物。

布瑞德利走过一连串肮脏的地下室，停在刺眼的灯光中，几盏工作灯照着那片毁坏的墙。我跟在他后面，中间隔着其他调查人员，到达时刚好来得及看到那个亚洲男人—他是华裔美国人，大家都喊他布鲁斯，显然是因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字就是布鲁斯（Bruce）—拿着一盏手持灯，照进刚拆开的墙内。

里头是一片施工马虎的水管迷宫。布鲁斯解释，他们把89号房的浴室大拆特拆，但是没在U形管里面发现任何东西。于是他们跟那些鉴识人员要来一小罐快蓝B试剂，兑上一品脱的水，倒进污水管中。

结果花了五分钟，那些染蓝的水才终于流到底下来。于是他们知道，如果水流得这么慢，那么在89号房和地下室间一定有哪里堵住了。现在他们找到了堵塞物—就在墙后这片混乱交错的水管中。

“拜托告诉我，你们发现的是牙齿，”布瑞德利说，“她把牙齿扔进马桶里冲掉了吧？”

布鲁斯摇摇头，把那盏手持灯照向一团由烧黑纸张所构成的烂糊，卡在一个九十度角的转弯处。“这根水管是直通89号房—我们测试过了。”他说，指着那团烂糊，“不管这个是什么，她大概都先烧了，然后扔进马桶冲掉。她这么处理是对的，只是她不晓得这可能违反房客守则。”

布瑞德利拿着镊子开始挑开那团烂糊。“有收据，有地铁卡，还有电影票。”他说，“看起来她是走前检查最后一遍，把遗漏的东西全都给扔掉。”他小心翼翼翻开更多焚烧过的碎片，“一张购物单—或许可以拿来比对笔迹，如果我们能找到—”

他停下来，看着一张烧得比较不严重的纸片。“七个数字。手写的：9、0、2、5、2、3、4。后头还有，但是烧掉了。”

他夹起那张纸片，举高了给大家看，但我知道他讲话的对象其实是我，好像我在情报机构工作过的资历，就表示我可以当译码员。七个手写的数字，半毁掉的，什么意义都有可能。但是我有个优势。做情报这一行的人，老是要处理碎片，所以我不会因为一时看不懂就放弃。

但其他的人，当然，就开始猜测起来—银行账户、信用卡、邮政编码、互联网的网址、电话号码。阿佛瑞兹说电话号码的区域号码中没有902，她说得没错，算是吧。

“是啊，可是我们也可以拨到加拿大。”彼得森说，他是个年轻的警探，身材像是美式足球里的后卫。“902是新斯科舍的区域号码。我祖父在那边有个农场。”

布瑞德利没反应：他依旧看着我，等着听我的意见。我已经从以往惨痛的经验中学会，除非你很确定，否则什么都不要说，于是我耸耸肩。然后布瑞德利和其他人就继续讨论别的去了。

当时我真正在想的，其实是那份挂墙式月历，从我第一眼看到，就一直念念不忘。根据月历背后的标签，是在纽约很高档的瑞佐利书店买的，四十元，对于一份买来只看日期而不使用的月历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凶手显然很聪明，我忽然想到，这个东西对她来说根本不是月历：或许她是对古代遗迹有兴趣。

我的职业生涯大半待在欧洲，而且尽管我去欧洲东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我相当确定90是土耳其的国码。只要花一天在那个国家旅行，你就会明白那里拥有的古希腊罗马遗迹超过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如果90真的代表土耳其的国码，那有可能后头的数字就是区域码加上某个电话号码的前几码。我没惊动任何人，悄悄走出去，来到地下室最安静的角落，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到我所使用的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想询问土耳其的区域码。

我等着对方接电话时，看了一眼手表，很惊讶地发现外头一定是天亮了—打从一个工友去89号房隔壁检查电线问题，接着又为了某些电线问题而打开89号的门锁，到现在已经十个小时了。难怪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累。

威瑞森公司的服务台终于有人接起电话，是一个口音很重的女人，我猜想她的服务基地是在印度孟买。她证实我记得没错—90的确是土耳其的国码。“那252呢？是哪里的区域号码吗？”

“没错，是一个省……是个叫穆拉之类的地方。”她说，很努力说出那个地名发音。土耳其是个大国家—比德州还大，总人口超过七千万—而穆拉这个地名我毫无印象。我正要谢她、准备挂断时，她说：“这个信息不晓得能不能帮上你，但是穆拉的主要大城之一是博德鲁姆，位于爱琴海沿岸。”

这个地名让我全身一震，那是一种恐惧的战栗，多年来几乎不曾稍减。“博德鲁姆，”她说—而这个地名就像某个远处船难的遗骸冲上岸。“真的？”我镇静地说，努力压下骚动的思绪。然后我脑中的现实感提醒自己，我只是这个案子的受邀顾问而已，于是忽然大感解脱。我再也不想跟那个地方有任何瓜葛了。

我回到89号房。布瑞德利看到我，我告诉他，我想那张纸片上的号码，是某个电话号码的前段没错，但我想不是加拿大。我解释了那份月历的事情，他说他夜里稍早看到了，也一直念念不忘。

“博德鲁姆？博德鲁姆在哪里啊？”他问。

“要跑远一点。在土耳其—全世界最热门的避暑胜地之一。”

“那纽约的康尼岛呢？”他问，面不改色。

“很像，”我告诉他，想象着港口停满了奢华游艇，众多优雅的别墅，丘陵间一座小小的清真寺，一家家取了意大利文或英文名字的小餐馆里，充斥着荷尔蒙和十美元的卡布奇诺咖啡。

“你去过那里吗？”布瑞德利问。我摇摇头—有些事情，政府是规定我不准说的。

“没有，”我撒谎。“她为什么要拨电话给博德鲁姆的人？”我好奇地说，改变话题。

布瑞德利耸耸肩，不想妄加揣测，然后心事重重地说：“大块头也查出了一点不错的结果。”他说，指着房间另一头的彼得森。“阿佛瑞兹在旅馆档案里找到的那张不是学生证—当然了，上头的名字是假的—而是纽约市立图书馆的借书证。”

“啊，很好，”我说，没什么兴趣，“凶手是个知识分子呢。”

“不见得，”他回答，“根据图书馆的数据库，她一年来只借过一本书。”他暂停一下，凝神看着我，“是你写的书。”

我瞪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难怪他心事重重。“她看过我的书？”我最后终于勉强说。

“不光是看过，我敢说，还仔细研究过。”他回答，“就像你之前说过的—你没见过几桩谋杀案比这个更专业。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拔掉的牙齿、除菌喷雾—你书里全写过，不是吗？”

我完全明白，仰天叹道：“她从不同的案子里撷取各种手法，用在这个案子里—如何杀人、如何掩饰。”

“一点也没错，”布瑞德利说，然后，他很难得地微笑了，“我只想说谢谢，现在我得去找这位你的分身，全世界最厉害的高手。”

05

如果你想知道实情，我那本有关调查技巧的书非常艰涩。据我的判断，这本书完全违反一切出版理论：大部分人一旦把书放下，就再也不会拿起来了。

然而，这本书所锁定的读者是一小群核心专业人员，对他们来说，此书引起了一场大地震。书中内容涉及最先进的技术、科学，有些内容甚至听上去有些难以置信。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就连最死硬派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再怀疑下去—每一个引用的案子，我都列举出一些细节状况和动机的奇妙特质，足以让优秀的调查者据以分辨真伪。

这本书出版翌日，顶尖调查者之间的小圈子里，就纷纷开始发出疑问。这些案子怎么会从来没人听说过？简直就像来自其他星球的公报，只是为了保护相关人士而改变了名字。另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希望永远都不会有人查出是我写的。因为前一份工作害我制造了太多敌人，多到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而且我不希望有天早上我发动车子，结果被炸成一堆宇宙尘埃，飞上天去绕着月亮打转。如果这本书的任何读者去询问有关作者的背景，只会发现那是一个最近死于芝加哥的男子。有件事很确定，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

我曾告诉自己，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破过的一些案子，是由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所犯下的。而我觉得，自己曾领先开发的一些技术，或许其他调查人员也会用得上。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可是在更深的层面，我还很年轻—希望未来能过着另一种真正的生活—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总结，向之前的自己做最后的告别。

将近十年来，我都服务于全美国最秘密的情报机构，秘密得只有不超过五个外人知道。而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监督全国各个情报单位，担任特务圈的内部警察。就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很类似中世纪的捕鼠官。

美国为人所知的情报组织有二十六个（还有八个不为人知），尽管雇用人员的总人数是机密，但合理推测，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应该有超过十万人。这也就表示，我们所调查的犯罪行为有各式各样—从叛国到贪污，从谋杀到强暴，从贩毒到偷窃。唯一的差异是，我们碰到的某些犯罪者，是全世界最厉害也最聪明的。

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刚上任几个月时，设立了这个任务艰难且高度机密的单位。之前在中央情报局发生了一桩格外耸人听闻的丑闻之后—其中细节至今仍是秘密—他显然判定，情报圈的成员就跟一般人民一样，也会有种种人性的弱点。而且大概还更严重。

在正常状况下，负责调查情报圈一般风纪工作的，就是联邦调查局。然而，在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担任局长期间，联邦调查局一点也不正常。要是给了他调查间谍人员的权力，那就形同把伊拉克前总统海珊放到兵工厂去自由活动。因此，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创立了一个联邦机构。因为所负责的任务性质特殊，因而这个机构拥有史无前例的权力。而且这个机构是依照总统的行政命令而设立，于是直属总统、不受国会监督—这样的单位总共也只有三个。至于其他两个是什么，你就不必问了，因为也同样都是依法禁止透露的。

由于这个机构的人员可以参与最高机密，所以成立之初，情报圈的人都瞧不起这个新单位及其负责的吃重任务。还开玩笑地开始称他们为“第十一空降师”，换句话说，其实他们是装甲师。很少人指望这个新单位能成功，但随着这个机构令人敬佩的名声逐渐传扬开来，大家就不太把他们当玩笑看了。

似乎在大家的共识下，“第十一空降师”这个称号逐渐简化，最后整个情报圈都用一种尊敬的口气，称之为“空降师”。许多在这个单位工作过的人都是厉害角色，我这么说绝非出自虚荣，因为你非得厉害不可—“空降师”所对付的目标，其中很多是有史以来最高明的间谍。在多年的训练之下，这些人都学会了撒谎和转移焦点，学会了不落痕迹地离开，学会了摸遍一切但不留指纹。因此追猎他们的人就得比他们更高明才行。追猎者必须比猎物领先一步的压力庞大无比，有时几乎难以负荷，也难怪“空降师”的自杀率是所有政府机构的第二名，仅次于邮局。

我是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年，被吸收加入这个精英单位，但当时根本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个机构的一名侦察员—一个裙子奇短、长腿漂亮的和善女人，自称是兰德公司的副总裁—来到哈佛，跟一些前途看好的毕业生面谈。

在哈佛，我先是研读了三年的医学，主修药理学。白天我学习药物的理论，周末则是亲身实践。有回我研读了纤维肌痛的各种症状，然后去看波士顿的一名医生，说服他开了一张止痛药维柯丁的处方给我，当时我忽然得到了顿悟。

我之前在候诊室时，会悄悄观察了那些病患，轮到自己看诊时，心里会想象着，如果我当了医生，如果现在坐在书桌后头处理病患这些病痛—不管是真的或想象的病痛—的人就是我，会是怎样的情境。

我于是明白，我感兴趣的不是折磨人的东西，而是激发人的东西。于是我放弃医学，转攻心理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

一等学位到手，那个短裙女子就开出其他任何公司的两倍起薪，外加几乎无穷尽的研究与晋升机会。结果我进去后，前六个月都在写一堆不会有人阅读的报告，设计一堆不会有人回答的问卷，然后才发现，我的雇主根本不是兰德公司。那六个月期间，我一直被观察、试用、评估、检查。忽然间，我再也找不到短裙女子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我之前没见过、后来也不曾见到的冷酷男子出现，带着我来到一栋单调的建筑物，走进一个加强防御的避难室里。此处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就在中央调查局总部北边的一个工业园区内。他们要我签下一连串保密文件，防止我以任何形式透露秘密，然后他们才说，他们观察了我很久，希望找我进入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机构的名字。

我瞪着他们，自问为什么他们会想找我。但老实说，我知道答案。我是那个秘密世界的绝佳候选人。我很聪明，我一直独来独往，而且我的内心深受伤害。

我出生之前，父亲就跑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几年后，我母亲在我们那户位于底特律八里路附近的公寓卧室里被谋杀。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有些地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身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后来我就被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一对夫妇收养。他们家有二十英亩修剪整齐的草坪，供我上最好的昂贵学校，住在我这辈子见识过的最安静的大宅里。这个家似乎很完美，我猜想比尔和格蕾丝·莫道克都尽力了，但我永远都无法成为他们想要的儿子。

没有父母的小孩都会学习生存，他们很早就懂得隐藏自己的感觉，如果痛苦超过自己所能负荷，他们就会在脑袋里挖个洞，把那些痛苦埋进去。大致上，我努力迎合他们的想法，想成为他们期待的样子。但结果，我对他们两人来说，始终都是陌生人。

坐在兰利附近的那个房间里，我明白了：接受另一个身份、隐藏绝大部分的真实自我和真感觉，是进入情报世界的绝佳训练。

接下来那几年，我以大约二十个不同的姓名，秘密在世界各地奔走。我必须说，我所认识的最厉害的间谍，早在加入任何情报机构前，就已经学会过着双面生活。

其中包括在恐同环境中、尚未出柜的同性恋者，跟郊区人妻偷偷搞不伦的奸夫，赌徒和成瘾者，酒鬼和性变态。无论他们的包袱是什么，他们都早就精通于让世人相信他们外在的假象。要再加上另一层伪装、为政府效忠，只是多跨出一小步而已。

我猜想，那两个冷酷男子感觉到我身上有这种特质。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终于问起了有关违法的部分。“告诉我们有关药物的事情吧。”他们说。

我还记得有个人曾这么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他遇到的女人，从来没有他不爱的。要是说出我对药物的感觉也是如此，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我完全否认，通常伴随吸毒而来的那种鲁莽生活方式，幸好我从来不曾沾染。嗑药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生活，始终避人耳目，遵循一套我自己的规则—我只有在独处时才嗑，从不在酒吧或夜店买药。我觉得派对药物是给外行人的，而且那种开车兜售毒品的场合，听起来就是一定会被射杀。

这些规则奏效了—我从来没被逮捕，也没被问过有关嗑药的事情。于是，我已经成功过着一种秘密生活，也有了信心拥抱另一种。当那两名男子站起来，提出想要雇用我，问我要考虑多久时，我只是跟他们要笔。

所以就是这样了—在一个单调的工业园区内，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房间里，我签下了他们的雇用备忘录，加入了那个秘密世界。完全不记得当时曾认真想过其中的代价，想过我将永远无法经历或体会的普通事物。

06

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学习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微小迹象，学习在其他人可能会死掉的状况下生存—我很快一路晋升。我第一次外派的驻地是柏林，去了不到六个月，我就第一次杀了人。

打从“空降师”成立以来，欧洲的行动就划入伦敦总部辖下，由机构中最资深的探员之一负责指挥。第一任担任这个职位的，是一位高阶海军军官，熟读海军战史。于是他便开始自称“蓝旗上将”，这指的是舰队里职位第三高的指挥官：正好就是他在“空降师”里面的位置。他自称的名字流传开来，但经过了几十年，就有了改变和讹误，最后大家都称他是“蓝骑士”。

我到达欧洲时，欧洲总部的指挥官正在策划一项很受重视的行动，大家似乎公认他有一天会回到华盛顿，接掌整个“空降师”的最高职位。他眼中表现优秀的人，也必然会随之升官，所以大家都争相博取他的认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林工作站于八月初派我到莫斯科—夏天是那个城市最糟糕的季节，热得让人受不了—去调查当地一个美国秘密机构的一些金融诈欺通报。当然那些钱是找不回来了，但我深入追查，才发现状况更严重得多—有一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员特地远赴莫斯科，即将把我们最宝贵的俄罗斯线人名单卖回去给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我很晚才得知有这样的会面，必须立刻下决定—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也不能再犹豫。就在我方那位资深官员要去跟他的俄罗斯联络人碰头时，我赶紧前去拦截。没错，他就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

我射杀他—在红场上开枪杀了“蓝骑士”，此时一阵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暴风呼啸吹过，带着亚洲的气味和背叛的恶臭。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值得光荣，但即使当时我很年轻又没经验，但还是很专业地杀掉了自己的上司。

当时我跟踪他来到红场的南端，那里有个儿童的旋转木马正在营业。我猜想播放音乐的喧闹声可以遮掩那个轻微的枪声。我从一个特定角度走近他—这个人我很熟悉，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我。

他脸上掠过一个迷惑的表情，几乎立刻就转为恐惧。“艾迪—”他说。我的真名不是艾迪，但就像我们这个机构里的所有人，我一开始做外勤，就用了一套假身份。我想这样对我来说也会比较容易，仿佛杀他的人其实不是我。

“出了什么状况—你来这里做什么？”他是南方人，我向来很喜欢他的口音。

我只是摇头。“Vyshaya mera。”我说。这是苏联克格勃的行话，我们都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最高程度的惩罚”—从某个人后脑喂一枚大口径子弹的委婉说法。

我一手已经握住口袋里的那把枪—袖珍型的PSM5.45，很讽刺的是，是一把苏联特别设计的小枪，只比打火机稍微厚一点。这表示你穿上剪裁合身的西装，也看不出来带了这把枪。我看到他恐慌的目光转向那些骑着旋转木马的小孩，大概正想到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么疯狂的地步。

我手枪没拿出口袋，直接扣下扳机—我想他穿了防弹背心，而这把枪发射的钢芯子弹可以贯穿背心上三十层凯夫拉纤维，和半英寸厚的钛合金防弹瓦。

在旋转木马的喧闹声中，没有人听见枪响。

那颗子弹射入他的胸部，出膛速度非常快，立刻就让他的心脏休克，瞬间毙命—原先设计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的。我伸出一只手臂，抓住往下倒的他，一手擦掉他前额的汗水，扮出我的同伴刚被热昏的模样。

我半抱着他走向一处大风中翻拍的空荡遮阳伞篷，来到一张没人的塑料椅，用结巴的俄语对着十英尺外一群正在等待小孩的妈妈们讲话，指指天空，抱怨天气。

她们微笑，暗自高兴又一次确定了斯拉夫人很强壮、美国人很虚弱：“啊，好热—很可怕，没错。”她们同情地说。

我脱下“蓝骑士”的外套，放在他的膝上，以隐藏那个染红的弹孔。我又朝那些妈妈们喊，说我要把他留在这边一下，去叫出租车。

她们点点头，其实她们比较关心旋转木马上的自家小孩，没兴趣搞清我在做什么。我想她们甚至没注意到我拿着他的公文包—更别说他的皮夹—匆匆走向克里姆林大道上的那些出租车。

等到有人发现他嘴角流出来的血而报警时，我已经回到几英里外我饭店的房间里。我没机会搜过他所有的口袋，所以我知道警方很快就能查出他的身份。

之前出差到伦敦时，我曾多次去他家吃晚餐，跟他的小孩玩—他有两个刚上小学没几年的女儿。于是这会儿，我计算着他在汉普斯德那栋屋宅里的电话何时会响起，他的两个女儿何时会知道父亲死了。因为我自己的童年经历，所以比大部分人都知道小孩对这种事情的感受—怎么都不相信，设法想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庞大的恐慌，被遗弃的巨大空虚感。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停止脑袋里出现的那个场景—画面的部分是她们，但其中的情感恐怕是我自己的。

最后，我终于坐在床上，把“蓝骑士”公文包的锁撬开。里头我唯一有兴趣的是一张音乐光盘，封面是女歌手仙妮亚·唐恩（Shania Twain）。我把光盘放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光盘槽里，用一个算法程序去执行。隐藏在那些数字化音乐里的，是十九名俄罗斯线人的姓名和机密档案。如果“蓝骑士”把这张光盘成功交出去，那些线人就会遭到最高程度的惩罚了。

我研究那些档案时，看着那十九个人的人事数据，开始计算起那些俄罗斯人的小孩数目。不是刻意的，但我明白自己是在列出某种损益表。最后一边是十四名俄罗斯儿童，另一边是“蓝骑士”的两个女儿。无论怎么算都很划算。但这样还不够，因为那些俄罗斯姓名太抽象了，而“蓝骑士”的两个女儿则要真实很多。

我拿了大衣，背起我的过夜包，将那把PSM5.45手枪放在口袋里，来到高尔基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我从档案中得知，有几个俄罗斯线人的太太下午常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我坐在长椅上，从我所阅读到的外形叙述，确定有九个女人是线人的太太，她们的小孩正在想象中的沙滩上堆沙雕。

我走向前，凝视他们—我想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外套上有灼烧小洞的陌生男子，在栏杆外看着他们—我希望这些微笑的小孩所度过的夏天，能比我的童年更长。我努力让他们变得真实，一面忍不住想着，过往我失去了多少，现在就给予他们多少。算我天真吧。

我觉得自己老了些，但也冷静了些，然后走向一排出租车。几个小时前，我射杀了“蓝骑士”、匆匆赶回饭店时，曾拨了一个密码电话回华盛顿，于是知道一架中央情报局的喷气机（表面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阶经理人专机）会来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接我。

去机场的那段路，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旅程之一，一路都在担心俄罗斯警方已经查出我是凶手。等到终于踏上飞机时，我松了一口大气。但我的高兴只持续了十二秒。飞机里有四个拒绝透露身份的武装男子，但是看起来就像是特种部队的人。

他们递给我一份法律文件，我才知道，由于我杀了“蓝骑士”，于是已经成为情报圈最高等级的“重大事件调查”的调查对象了。那四个人的头儿告诉我，说我们要飞回美国。

他把我的权利念给我听，随即逮捕我。

07

据我推测，我们最可能的目的地是蒙大拿州。我望着喷气机的窗外，看着那些起伏的丘陵，几乎确定我们是在中西部。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资辨别的特征了—只有一座隐秘的简易机场，由一堆没有标示的掩体、十来个地下机棚，还有长达几英里的通电篱笆构成。

我们飞了一整夜，等到天刚亮降落时，我的心情很差。一路上时间很多，我可以把事情翻来覆去想很多遍，愈想就愈怀疑。如果那张仙妮亚·唐恩的光盘是假的，或者有人栽赃给“蓝骑士”呢？也许他是在进行一场我不知道的骗局行动—或是另一个情报单位利用他，把一堆假信息交给敌人。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也许调查人员会宣称光盘是我的，“蓝骑士”发现我才是叛徒。所以我才会不经请示，就把他当场射杀。

就连那些特勤人员催我下飞机、坐进一辆暗色窗户的越野休旅车时，我都还深陷在怀疑的迷宫中。门自动锁上了，我看到车内没有开门的把手。我进入情报世界至今五年了，而现在，在莫斯科过了忙乱的三天后，我可能会失去一切。

车子开了两小时，我们都还在通电篱笆的范围内，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孤立的牧场住宅前，周围环绕着干枯的草坪。

我的活动范围只有两个小房间，而且除了审讯者之外，无法跟其他任何人接触，我知道在牧场住宅的另一头，会有十来个鉴识人员仔细研究我和“蓝骑士”的生平，设法想从中间的种种足迹找出真相。我也知道他们会怎么审讯我—但任凭以往受过再多的训练，也不足以应付眼前被敌意审讯的现实。

四组人轮番审讯我，而且以下这个不是主观的评论，纯粹是记录事实：女人是最糟糕的—或是最优秀的，端看你的观点。其中身材最有曲线的那位，显然认为她衬衫不扣、身体前倾，不知怎的就更能问出实话。我称她为“魔术胸罩”。几年后，美国也把同样的讯问方式，用在关塔那摩湾基地的人犯身上。

我了解那个理论—那让你想起你所渴望的世界，那个欢愉的世界，离这个持续焦虑的地方遥不可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合作。而且容我这么说，这招很有效。被他们日夜反复逼问种种细节，想从中找出任何不一致，我真的累了—疲倦到骨子里。这样折磨两星期，你就会渴望另一个世界—任何世界都好。

有天晚上很晚，被连续讯问了十二个小时、毫无停歇后，我问“魔术胸罩”：“你以为我策划了这一切—然后在红场边缘射杀他？红场？我干吗这么做？”

“笨嘛，我猜想。”她平静地说。

“他们从哪里把你招募来的？猫头鹰餐厅吗？”我大吼，第一次抬高嗓门，而这是个错误。现在分析师和心理学家团队正透过隐藏摄影机观察我，他们会晓得我被击中要害了。

我只希望她当场也吼回来，但她是专业人员，声音还是很冷静，只是身子更往前倾斜，衬衫上少少的几颗扣子绷紧了：“要是你好奇的话，这对胸部是真货，而且完全不是靠胸罩的效果。当时旋转木马播放的是什么歌？”

我真想掉头离开，但还是按捺住怒气。“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再说一次吧。”

“《仿佛青春气息》（Smells Like Teen Spirit）。”我是说真的，那是现代的俄罗斯，很多事情都让人想不到。

“你以前听过这首歌吗？”她说。

“当然听过，那是涅槃乐队（Nirvana）呀。”

“在红场上，我的意思是，你去事先侦察地点时—”

“我没有事先侦察过地点，因为我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我低声告诉她，左边太阳穴开始抽痛。

他们终于让我去睡觉时，我觉得她赢了。当你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屋子里，渴望着自由，几乎要沉沉睡去时，无论你有多么无辜，会这么想都很惨。

次日清早—我猜想是星期三，但其实那是星期六，可见我茫然到什么地步—我卧室的房门没锁，管理员在门背后挂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他第一次开口讲话，要让我去淋浴，而不是平常在角落的脸盆擦澡。这种技巧我也知道—让我以为他们开始相信我了，鼓励我也该相信他们—但到了这个阶段，我差不多已经完全不在乎任何心理战术了。

管理员打开通往浴室的门就离开了。那是个白色的房间，毫无装饰，天花板和墙上钉着一些有环螺丝钉，暗示着这个房间有更险恶的用途，但我不在乎。我刮了胡子，脱掉衣服，让水冲下来。洗完擦干身体时，我看到一面全身镜子里赤裸的自己，停了下来—好陌生，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了。

来到这个农场大约三个星期，我瘦了约二十磅，而且就我记忆中，从没看过自己的脸这么憔悴。我的外形因此老了好多，我看着镜中的影像，一度觉得那是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我不丑：我个子很高，而且因为过去这个在欧洲度过的夏天，我的头发夹杂了一些金色。

由于这段时间的审讯，减掉了腰部和臀部的赘肉，我的体态很好—不像电影明星练出了腹部的六块肌，而是每天练习以色列近身格斗术四十分钟所带来的健美。根据内行人说，在纽约第一百四十街以北的毒贩间，这种自卫术是评价最高的徒手搏斗形式。我总觉得，如果专家们觉得好，那我也会觉得好。在未来，几年后的某一天，正当我孤单无援又绝望时，这种自卫术也将救我一命。

正当我站在镜前打量，不晓得自己是不是真那么喜欢镜中这个家伙时，我忽然想到，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在看。“魔术胸罩”和她的朋友大概正在镜子的另一头，也在进行他们的评估。如果要拍经典色情片《深喉咙》 （Deep Throat）续集，我可能不会是任何人心目中的男主角人选，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不，激怒我的不是这个，而是那种侵入我生活每一个部分，不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证据，以及消磨人心地坚信：你做一件事一定别有所图，不会只因为你相信那是对的。

以色列近身格斗术教练会告诉你，大部分人打架时犯的错误，就是以拳头用力打别人的头。还没伤害到别人，你自己的指节就会先受伤。因此，真正的专家握紧拳头时，会利用拳头的侧边敲击，就像用锤子敲打铁砧那般。

根据教练说的，一个相当健康的人挥出这么一拳，敲击点所承受的力道是四牛顿。你可以想象这对某个人的脸会带来什么效果。或是对一面镜子。那个镜子破裂四散，碎片落在地上。最令人惊讶的是后头的墙壁—光秃秃的。没有双向玻璃，什么都没有。我瞪着那片空墙，想着被击垮的或许是我自己。

淋浴又刮好胡子后，我回到卧室，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坐在床上等待。没有人来。我过去敲门，发现门没锁。啊，又在耍花招了，我心想—他们现在对我可真是太信任了。否则，就像某一集《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里的剧情，我会发现这个房子是空的，而且好几年没人住了。

我走向起居室。之前我没去过，但反正就在那里发现了审讯团队，大概有四十个人，朝着我微笑。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他们要拍起手来。那个团队的头儿是一名男子，他的脸像是由各种零件拼凑成的。他说了一些话，但我实在听不太懂。然后“魔术胸罩”伸出一只手，说一切都只是工作，希望我不要记恨。

我正想建议她一起去楼上，让我领教一下她的暴力功夫，其中一些动作当然是充满性暗示的。但此时那个头儿说的话让我停下—因为我判定，一个刚收到美国总统亲笔信的人，实在不该有这么不得体的想法。在醒目的蓝金两色总统徽记下，这封信说，经过了彻底而周密的调查后，已经确定我没有任何不法行为。总统谢谢我，说我表现出“远远超过职责”的大勇。

“在遥远的敌方领土，孤单无援且安全堪虞，又面对着必须立即行动的状况，你毫不犹豫，也未曾顾念自身的安危。”他写道。

他说，尽管无法让一般大众得知我的行动，但他个人和国家都深深感谢我的贡献。信中还用到了“英雄”这个字眼。

我走向门，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但我几乎没留意。我走出去，站在草坪上，看着这片荒凉的地景。“确定没有任何不法行为。”那封信上说，我想着这句话，还有他信上的其他话，一时间百感交集。要是比尔和格蕾丝知道了，不晓得会怎么想：我长年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如今他们会以我为荣吗？

我听到汽车行驶声嘎吱辗过漫长的碎石车道，在屋前停下，但我没理会。还有那个死在底特律的女人呢，那个和我有同样鲜蓝眼珠的女人？她爱我，这点我确定，但感觉好奇怪，因为我几乎对她一无所知。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她会有什么感想呢？

我一直站在那儿，驼着背抵挡狂风和心中汹涌的情绪碎片，直到我听到门打开。我回头—那个头儿和“魔术胸罩”来到门廊。跟他们一起的是一个老人，才刚搭车来到，这个人我已经认识很久了。他的名字不重要—反正照理说，没有人听说过他。他是“空降师”的局长。

他缓缓走下阶梯，来到我旁边。“那封信你看过了？”他问。我点点头。他一手放在我手臂上，稍微握紧了—这是他说谢谢的方式。我想他也知道，他现在说什么话，跟那个蓝金色的徽记相比之下，都会黯然失色。

他循着我的目光，看着眼前那片荒凉的地景，然后提起我杀掉的那个人。“如果不谈他最后的背叛，他其实是个优秀的探员—最顶尖的。”

我瞪着他。“这个说法真有意思，”我回答，“如果拿掉那颗原子弹，八月六日对广岛来说大概是很不错的一天。”

“耶稣啊，艾迪！我已经尽力了，我设法往正面看—他是我的朋友啊。”

“也是我的朋友，局长。”我冷冷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艾迪，”他回答，努力忍住怒气—一封总统的亲笔信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我说过好几十次，我很高兴是你碰上了，而不是我。就算年轻个几岁，我也不确定自己下得了手。”

我什么都没说：根据我所听说的，只要他认为对自己的事业有利，叫他拿机关枪去迪斯尼乐园他都肯。

他竖起衣领挡风，跟我说他要我回伦敦。“我已经跟所有相关主管谈过。这个决定是全体一致同意的—我要指派你去当新的‘蓝骑士’。”

我没吭声，只是看着这片荒芜的田野许久，因为种种情况和那两个小女孩而悲伤得难以言喻。此时我二十九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蓝骑士”。

08

我搭飞机抵达的那一夜，伦敦真是前所未有地美—圣保罗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其他巨大而宏伟的古老建筑物，衬着暗红色的天空，有如一座座雕像。

此时我获得晋升还不到二十小时，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我猜错了那栋牧场住宅的地点—其实是在南达科他州的黑山，比我原先以为的更偏远。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最接近的公共机场，然后一架私人喷气机载我们飞到纽约，换搭英国航空公司飞越大西洋的班机。

来希斯罗机场接我的，是一辆三年新、溅上泥巴而显得不起眼的福特越野休旅车，载着我们前往梅菲尔区。这是星期天晚上，没什么塞车，但即使如此，车行还是很缓慢—这辆防弹汽车特别重，因此很难驾驶。

最后司机终于把车转入南欧德利路附近的一条死巷，一栋优美排屋的车库门掀起。我们驶入了地下停车场，根据房子前门的黄铜名牌，这里是巴利亚利群岛投资信托公司的欧洲总部。

名牌底下还有个牌子说，预约必须通过电话，但是没列出电话号码。如果任何人想查，就会发现伦敦查号台查不到这家公司。不用说，反正没人打过。

我从地下室搭电梯到顶楼，来到长年都是“蓝骑士”办公室的所在—一大片光滑的木头地板，上头摆着白色沙发，但是没有窗子，也没有自然光。

这栋建筑物是一个由层层水泥构成的堡垒，从这个位于最核心的办公室内，我开始解开前任“蓝骑士”的欺瞒之网。第一个深夜，我打了几个连电话公司都不晓得他们有的秘密号码，组成一个由密码专家、分析师、档案员、外勤探员所构成的特殊小组。

不管政府怎么宣称，但战争进行时，不见得都有战地记者或有二十四小时的新闻摄影机在场。次日，新任“蓝骑士”和他那一小群同党便展开横跨全欧洲的长征，而他们作战的对象，后来证明是美国情报组织自冷战时期以来最严重的渗透状况。

我们获得了一些重大成功，但即使如此，随着时间过去，敌军尸体开始堆积如山，我还是睡不着。有天夜里在布拉格，为了追查一个过期的线索，我在旧城区走了好几个小时，逼自己评估眼前的处境。以我自己的标准，简而言之，我失败了。连续工作二十个月后，我还是查不出俄罗斯人是怎么付钱给我方的受贿探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叛徒。

金钱的流向一直是个谜，除非可以成功追踪出来，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被渗透的状况有多么严重。于是我决心投入所有的资源去解决这个难题，但结果一切都没差：最后救了我们的，是一个腼腆的鉴识会计师，加上一点好运气。

从我那位前任位于伦敦的家中，我们没收了大批的数据。在即将送进“空降师”的档案室、从此不见天日前，那名会计师最后一次仔细检查，发现了一张手写的杂货购物单夹在一本支票簿的后方。他正准备丢掉，翻面看了一下，发现正面是一张空白的联邦快递托运单—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的调查中，从来没发现有任何联邦快递户头的证据。他好奇之下，就打电话去那个公司，查到了从我前任家地址寄出过的快递清单，全都是以现金付运费的。

那些寄出的对象，只有一个是有点苗头的—一盒昂贵的古巴雪茄，寄到迪拜的阿拉伯塔酒店。我们很快就查出那张联邦快递发货单上的收件人名字是假的，于是线索似乎到此为止了—只不过这时我们的好运来了，那个会计师的一个女助理曾在旅行社工作过，她知道所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饭店，都必须留下住宿客人的护照复印件。

我打电话到那家饭店，假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说服了饭店经理去查他们的档案，查出那个特定日期住宿在1608号套房的客人，把他的护照细节告诉我。

结果那个客人名叫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名字很优雅，跟本人真不配啊。

09

有件事是大家公认的—克里斯托非常英俊，只可惜太矮了。橄榄色的皮肤、一头不羁的深色卷发、整齐的牙齿，全都无法弥补那一双太短的腿。但金钱大概有帮助，尤其是他喜欢打交道的那些女人，而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绝对是有大把金钱的。

查过警方数据库后，我们得知他是货真价实的社会败类，虽然没有被定过罪，可是曾涉入三宗谋杀案，还有其他一大堆暴力罪。三十一岁，希腊国籍，他是家中长子，没受过教育的父母住在希腊北方的帖撒罗尼迦市外。我强调“没受过教育的”，而非愚蠢，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可绝对不愚蠢。

接下来几星期，我们更深入研究他的生活，愈加发现这家人很有趣。这个家族的兄弟、叔伯、堂兄弟间的关系紧密，领袖是克里斯托六十岁的父亲帕特罗—这个家族无情的执行官。在雅典的说法是，他有一件厚夹克，意思是他的犯罪前科很长，不过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美国监控巴尔干半岛的卫星所拍摄到的一些照片，显示出这一家所居住那个庄园的惊人细节。

这个庄园位于广大起伏的薰衣草田间，里头有七栋豪宅、游泳池、大量的马厩，周围环绕着十二英尺高的围墙，巡逻的警卫我们相信是阿尔巴尼亚人，带着捷克制的蝎式冲锋枪。这很奇怪，因为这个家族是花卉批发商。或许在希腊北部，偷花贼的危害问题超过大部分人的理解。

我们的推论是，就像以前哥伦比亚美德因的贩毒集团，他们采取了高速空运和道路网的复合运输方式，以运送容易腐坏的产品，比方花卉，或者其他远远更有利可图的货物。

但是一个希腊贩毒家族，跟我的前任会有什么瓜葛？他为什么要寄一盒雪茄到一家中东的七星级饭店，给这个家族的长子呢？有可能这位前任“蓝骑士”有吸毒的习惯，克里斯托是供货给他的毒贩，但这实在不太合理：这个希腊家族做的一定是批发生意。

这条线索追不下去，我正打算丢开不管，心想或许克里斯托和我的前任只不过是臭味相投。此时纯粹是运气好，在伦敦一个阴冷的夜晚，我睡不着。从我位于贝尔格维亚的公寓，我望着窗外的屋顶，想着这两个人可能曾在这一带某个米其林星级餐厅共餐，这时我忽然想到，这个最大难题的解答，或许就在我眼前。

如果花钱收买我国探员的，根本不是俄罗斯人呢？比方其实是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和他的家族付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运毒进入莫斯科，就得收买缺钱的俄罗斯人放行，算是商业税吧。

这表示，那些希腊人会利用他们的黑钱和洗钱技巧，把钱从自己的账户转入那些叛国探员的户头中，而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会有任何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痕迹。照这个情况，某个刚收到大笔汇款的人（比方“蓝骑士”）为了知会对方，可能就会送一盒昂贵的雪茄，给刚刚付款给自己的人：在迪拜度假的克里斯托·尼可莱德。

我睡意全消，回到办公室，展开调查。在希腊政府的协助下，我深入追查尼可莱德家族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财务安排状况。

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现的信息，引导我来到瑞士日内瓦的安静街道上。尽管这个城市素有整洁之名，却是我所见过最肮脏的小城。

10

这家全世界最保密的私人银行克雷蒙·瑞雪卢银行，其办公室位于日内瓦金融区的中心地带，就在一栋不起眼的、石灰岩正面的大楼内。虽然没有招牌，但瑞雪卢银行已经在这栋大楼内营业了两百年，其客户包括无数的非洲专制君主、企业罪犯，外加少数纳粹德国重要成员的富有后裔。

瑞雪卢银行的客户，也包括那个希腊家族。在我看来，这家银行是我唯一能往前追查的线索。我必须说服他们，把尼可莱德家族过往五年的交易列表交给我—这些文件将会显示克里斯托是不是俄罗斯人的代理付款人，而如果是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查出他们付款给哪些美国人。

当然，我们可以跟法院申请，但瑞雪卢银行会主张，根据瑞士政府的金融保密法，他们不能泄漏客户信息。这点完全没错，就是因为这些法律，让瑞士成为专制君主和罪犯最喜欢的国家。

因此，我假扮成一名代表巴拉圭军方的摩纳哥律师，联系这家银行，然后来到这栋建筑的大理石阶梯前，准备要跟他们讨论一些高度机密的财务事宜。我带着一个公文包，装满了伪造文件，一副好像会带来数亿美元存款的模样，进入了一个充满仿造古董的会议室，等着这家银行的执行董事。

结果这场会面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事件之一，但不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而是因为我学到了一课。这堂课就始自于那扇橡木镶板门打开之时。

公平地说，我的很多工作就像在下水道里划着一艘玻璃底的船，但即使是以这么低的标准，马可斯·布榭也还是很令人难忘。且不管他是日内瓦一座简朴的卡尔文教派主教堂的非神职传道人，就像同行很多人一样，他的胸口以下都泡在一池鲜血和粪便中。他五十来岁，你可以说他的人生打出了全垒打—在日内瓦市郊的科洛尼有一座俯瞰日内瓦湖的庄园，车库里有一辆豪华的宾利汽车—但因为他一开始就从二垒起步，所以这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家族是这个私股银行最大的股东。

他小题大做地表明这个会议室的隔音效果是“美国情报单位的标准”，但却没提到一幅画像的画框上有个隐藏式摄影机，且角度正好可以隔着客户的肩膀，录下他们手上拿的任何文件。我故意捣蛋，挪动了椅子的位置，好让所有摄影机只能看到我公文包的背面。真外行，我心想。

布榭检视着那些伪造文件，大概还一边在计算他可以从这样庞大的金额所收到的管理费，此时我看了手表一眼—差三分钟一点，就快到这家银行的午休时间了。

对尼可莱德家族而言，很不幸的是，当他们把愈来愈多钱存入瑞雪卢银行时，却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布榭唯一的小孩也进入了银行业。年仅二十三岁、涉世未深的这个女儿，是在这一行名声比较好的地方工作—瑞士信贷公司的香港分公司。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差两分钟一点。我身子前倾，低声告诉布榭：“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任何巴拉圭军方的人。”

他看着我，很困惑，然后大笑，认为这是美式幽默。我跟他保证不是。

我把克里斯托的全名、银行账号告诉他，说我需要他、他家人、他们持股公司过去五年来的银行记录。在我内心最黑暗的角落里，我希望自己这招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眼前已经无法回头了。

布榭站起来，正义的愤慨涨满胸口，咆哮着说，虽然有很多人假冒身份跑来，但他一眼就看得出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只有美国人才会以为瑞士银行家会泄漏这类信息。他走向我，然后我发现，他给了我众多独裁者和谋杀凶手所未曾享有的一项荣耀：他要把我踢出一家瑞士银行。

此时一点了。他暂停，我看到他的目光朝办公桌看了一眼：他的私人手机，放在那些纸张上—他相信这个手机号码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才知道—正在震动。我沉默旁观，他偷看一眼来电显示的号码，决定可以稍后再处理，然后转身逼近我，一身愤怒有如盔甲般罩住他。

“现在香港是晚上八点。”我说，坐在椅子上没动，准备好要是他敢碰我，我就打断他的手臂。

“什么？！”他凶巴巴地说，没搞懂。

“在香港，”我说得更慢了，“现在是晚上了。”

我看到他明白我说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看着我，脑中冒出一堆他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怎么知道那是香港打来的电话？他转身抓起手机。

我一直看着他，心知他不但会听到我说得没错、那是香港打来的电话，而且知道他女儿正努力压抑自己声音中的恐慌，跟他说她眼前有个大麻烦。此时在日内瓦只是午餐时间，但对马可斯·布榭而言，整个世界却愈来愈昏暗。

看起来状况是，两个小时前，他女儿居住的那栋奢华摩天大楼的所有通信忽然报故障—电话、有线电视、Wi-Fi、高速DSL全都不通了。香港电讯公司派了一打人员过来，开始寻找故障来源。其中一个维修小组—三名男子，全都穿着一般的白色连身工作服，脖子上挂着识别证—进入了克莱尔·布榭的公寓。

等到她打电话给她父亲时，她已经看出他们或许不是香港电讯的员工。她的第一个线索就是其中两人完全不会说中文—事实上，他们讲话是美国口音。第二个线索是有关通信设备。虽然她对这些不太懂，但她很确定修网络不必用到一把北约标准9毫米口径的贝瑞塔手枪，上面还套了一个消音器。

她解释状况的时候，我看着她父亲的脸转为惨白的病容。他抬头看着我，表情混合了痛恨与绝望。“你是谁？”他说，小声得几乎听不到。

“从我刚刚在旁边听到的，”我说，“我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帮你的人。我运气好，香港电讯公司的老板刚好欠我一个人情—姑且说，我帮他成功标到乌拉圭的一个电话合约吧。”

那一刻，我以为他就要朝我扑过来，所以我准备好必要时要狠狠修理他，同时继续说话。“我很确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我可以打个电话，拜托他请那些技术人员离开。”

布榭设法控制住自己。他看着我，深陷在原先从没想到过的森林深处，面对着一个将会决定他后半生的十字路口。

我看着他一脸挣扎：他宁可放弃一切坚持，也不会抛下女儿不管。他整个人呆掉了，我得帮他做决定。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这是可怕的一天。“这么说吧—如果你决定不合作，那些技术人员就得灭了你女儿。请你了解，他们要对你女儿怎么样，不会事先向我报告的。我管不了他们。”

面对一个父亲，我不喜欢用“强暴”这个字眼。他一声不吭，然后脸转向一旁，呕吐在地板上。他用袖子擦擦嘴，然后颤抖地直起身子。“我去拿那些交易记录。”他说，踉跄着往前走。

我听过有人说爱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们错了：爱很强大。在绝大部分人身上，爱能压倒其他一切，比方爱国精神和野心，宗教和教养。而在所有的爱之中—宏大的爱或卑微的爱，高贵的爱或卑鄙的爱—力量最强大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我那天学到的一课，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几年后，在一处叫作“死亡剧场”的废墟深处，这一点将能挽救一切。

布榭朝门走到一半，表明甘愿放弃一切，一心只想设法救出女儿。此时我抓住他的手臂。“慢着！”我说。

他转向我，快哭出来了。“你那些‘技术人员’还在她公寓里，”他吼道，“你以为我会去报警吗？！”

“当然不是，”我说。“你又不是笨蛋。”

“那就让我去拿那些交易记录，老天在上！”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给我假数据，或者另一个客户的数据？不，我们一起去计算机那边。”

他摇头，很恐慌。“不可能。外人不准进去后头的办公室—会被其他员工发现的。”

这点没错，只不过有个例外。“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挑放假前的星期五、下午1点过来？”我说，“现在每个人都去吃中饭了。”我拿起公文包，跟着他走出会议室，看着他用一个加密过的识别卡开了门锁，进入后方的办公区。

我们坐在一台终端机前，他用指纹扫描开启系统，输入一个账号。资料调出来了—好几页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的机密银行记录，同时还连到家族里的其他各个账户。几分钟之内，我们就把那些记录全都打印出来。

我看着那些纸页许久，这些账目里包含了太多贪污和死亡。尼可莱德家族的身价有几十亿，或者很接近了。但那些记录也无疑证明克里斯托就是俄罗斯人的代理付款者。不只如此，正如我之前的盼望，那些数据也透露了其他的活动。其中常态性的转账显示，有六个我永远想象不到的我方工作人员，其实也是卖国贼。

其中两个是负责反间谍活动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另外四个是美国驻欧洲的职业外交官—其中一个女人还跟我上过床—而他们所犯的罪，通常只有一种刑罚。我心底期望他们能找个好律师，设法谈认罪条件，把刑罚降到终身监禁。别相信一般的说法—手里掌握着别人的性命，这种滋味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把那些数据放进公文包里的时候，并不如原先预料中那么满足。我转向布榭，跟他说两个小时内，我会打电话给香港电讯公司的老板，把那些技术人员撤走。我站起来，考虑到当时的状况，决定不要跟他握手告别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出去，留下他独自一人—呕吐物弄脏了他的西装，颤抖着手，想搞清楚胸口的心悸只是紧张，还是更严重许多的病情。

我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复原，而要不是我小时候的一件奇怪事件，或许我本来会对他有点同情。

小时候我曾陪着养父比尔·莫道克，去接近德国边界一个叫罗托的法国小村。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年，我也经历过无数冒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分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也或许我该说，那个地方的某部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11

如果你碰巧来到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这个小村，又想让自己心碎的话，那么，就开着车驶过蜿蜒的道路，穿过一片片松树林，进入佛日山脉的山麓地带吧。

最后，你会来到一个叫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地方。这里以前是纳粹集中营，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从来没能像奥斯维辛或达豪集中营那般，成为旅游指南上介绍悲惨历史的景点。出了松树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乡间道路的简单指标：一方指向一家当地的酒吧，另一方则是毒气室。对，我没在开玩笑。

曾有数万名囚犯进入这个集中营，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几乎没有人听过这里—这个数字所构成的悲痛，在20世纪历史上还达不到大地震级的程度。我想，这是另一个进步的指标吧。

我去那儿的时候是十二岁。当时是暑假，一如往常，比尔和格蕾丝来到巴黎，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乔治五世饭店的套房。他们两夫妻都对艺术有兴趣。格蕾丝喜欢古典大师，让人们一走进屋子就晓得这个女人有钱又有品味。而比尔，感谢上帝，则是走在时代前端—半数时间是在时代前端跳舞。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发现某间新画廊，或是在某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室里闲逛。

格蕾丝对这类事情则是完全没兴趣，老早就禁止他把买来的作品挂在墙上。而比尔会朝我偷偷挤眼睛说，“她说得没错—不管这是什么，都不能称之为艺术。我称之为做慈善—有些人是捐钱给联合劝募协会，我则是支持挨饿的艺术家。”

但在这一切玩笑之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拥有专家的眼光，说来奇怪，因为他完全没受过艺术训练，而且他的家族只对化学物质有兴趣。他母亲的娘家，就是杜邦家族。

我们到巴黎的第二个星期，比尔接到一名男子从斯特拉斯堡打来的电话，说手上有一沓波普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早期素描，作画时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军士兵。次日，我和比尔就带着一个过夜包搭上飞机，让格蕾丝留在巴黎满足她的第二热爱—去爱马仕购物。

于是就这样，比尔买到了那些素描，然后我们星期天在斯特拉斯堡没事做。“我想我们可以去佛日山脉一趟。”他说，“格蕾丝大概会说你年纪还小，但有个地方你该去看看—有时人生似乎很艰难，但看清事情的轻重是很重要的。”

比尔会知道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因为他的父亲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第六军团，在欧洲战役期间担任中校。纳粹亲卫队抛下这个集中营后，比尔的父亲来到这里，他被交派的任务是写一份报告，最后这份报告被呈上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

我不晓得比尔是否阅读过他父亲写的报告，但他毫无困难就找到那条迂回的道路，我们在中午前来到一处停车场。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我们缓缓走进了死亡之屋。

这个集中营被保留当作法国的历史遗迹，因为二次大战期间，有太多法国反抗军成员死在这里。比尔指出那栋昔日的旅馆外屋，后来被德国人改装为一间毒气室，还有一间包括了尸体库和火炉的焚化场。

我这辈子难得牵他的手，那是其中一次。

我们经过了用来公开处决的绞刑架，经过了他们用人体来进行医学实验的那几栋建筑物，然后来到了一号囚犯营，后来改装为博物馆。里头有以前囚犯穿过的旧制服，以及集中营的一些平面图，我们看着看着，两人就走散了。

在后方靠近一排双层床的安静角落里，我似乎更能明确感觉到周围萦绕的鬼魂。就在这儿，我看到墙上陈列的一张照片。事实上，墙上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的照片，但这张我始终无法淡忘。那是一张黑白照片，里头是一个矮壮结实的妇人，走在一条宽阔的小路，两旁是高耸的通电铁丝网篱笆。从光线看来，当时是傍晚。而且以那些时代的风格判断，她的穿着像个农妇。

这张照片中刚好没有警卫，没有狗，没有瞭望台（但我确定其实画面外都有），只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另外两个子女紧紧抓着她的裙子。那个母亲隐忍、坚定，支撑着孩子们的小小生命—就像任何母亲一样，尽力帮助他们—陪他们走向毒气室。你几乎能听到那种沉默，嗅到那种恐惧。

我瞪着这张毫无修饰的照片，这一家人和一个母亲无边的爱，同时令我振奋又哀恸。里头有个小小的声音，小孩的声音，一直跟我说着话，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真希望能认识她。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是比尔，他来找我了。从他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哭过了。

他满怀感情地指着那一堆堆囚犯留下的东西，诸如鞋子和梳子之类的小东西。“我以前都不晓得日常的东西这么有力量。”他说。

最后，我们沿着旧日通电铁丝网篱笆间的一条小径，走向出口。走到一半时，他问我：“你看过吉普赛人的那部分吗？”

我摇摇头，没看到。

“他们死去的人口比例，比犹太人还高。”

“我都不晓得。”我说，试着表现得像个大人。

“我以前也不晓得，”他说，“吉普赛人不是称之为‘大屠杀’（the Holocaust）。在他们的语言里，他们有另外一个用词。说是‘大吞灭’（the Devouring）。”

接下来我们一路沉默地走到停车场的车上，当天晚上就飞回巴黎了。出于某种无言的默契，我们从来没跟格蕾丝提过我们那天的行踪。我想我们都知道，她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几个月后，圣诞节前两天的晚上，我在格林威治镇的安静大宅里走下楼梯时，听到格蕾丝生气地抬高嗓门，于是暂停下脚步。“五百万元？”格蕾丝不敢置信地说，“不过，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是你的钱。”

“一点也没错。”比尔回答。

“会计师说，你把钱捐给匈牙利的一家孤儿院。”她说，“这个我也不懂—你对匈牙利知道些什么？”

“不多。但是很显然，那个国家有很多吉普赛人，那是一家吉普赛孤儿院。”他说，口气还算平静。

她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吉普赛人？吉普赛人？！”

然后他们转身，发现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比尔的目光和我交会，他知道我明白了。Porrajmos，这是吉普赛人以他们的罗姆尼语所说的，意思就是“大吞灭”。

圣诞节过后，我进入考菲德学校就读，这个私立高中很虚伪，号称以“训练每个学生具备充分能力，以达成富裕的人生”为荣。

既然付得起贵死人的学费，我想这些学生本来就能达成富裕的人生—你的家族要有六代的富贵，才有办法踏进这个校门。

进入这个学校的第二个星期，在一门加强公开发言技巧—只有考菲德学校才会想到要开这种课—的课堂上，那天抽到的题目是母爱，起初三十分钟，很多同学谈起自己的妈妈对他们的付出，没什么稀奇的，还有个同学提到在法国南部的别墅里所发生的趣事。

然后我的名字被点到，于是我站起来，很紧张，开始说起夏日的松树林和进入山区的那条漫长道路，我试图解释自己看过的这张照片，说我知道那位母亲爱自己的子女胜过世上一切。我说我读过一本忘了是谁写的书，里头有个说法“悲伤浮现”，我对那张照片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正试图归纳这一切时，大家忽然开始笑了，问我吸了大麻还是什么，就连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她自认很体谅他人，其实并不—也叫我坐下，不要再瞎扯，还说我以后如果要竞选公职，最好多考虑一下。大家听了就笑得更大声了。

从此以后，在考菲德学校的五年，我在班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发过言，无论因此惹来多少麻烦，我都坚持不肯。于是大家开始说我孤僻，我心中有些黑暗的部分，所以我猜想他们说得也没错。他们有多少人过着秘密生活，或者杀的人有我一半多？

不过有件事很奇怪，经过了二十年，历经种种艰难，时光却不曾磨损我对那张照片的记忆，只是令它更鲜明—每天睡觉前，我总会想起那张照片，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没法从我脑海里赶走。

12

我走出克雷蒙·瑞雪卢银行的前门，进入日内瓦的阳光下，此时我再度想起那张照片。当然，我本来可能对马可斯·布榭和他女儿有点同情，但我忍不住想到，协助出资并支持纳粹德国的，就是布榭这种瑞士银行家和他的家人。

我毫不怀疑，照片中的那位母亲，以及几百万个塞在运囚列车里的家庭，都会很乐意跟布榭家交换位置。那些家庭宁可忍受两小时的不舒服，也不想遭到自己最终的下场。就像比尔多年前所说过的：看清事情的轻重是很重要的。

我一面想着许多日内瓦秘密财富背后的黑暗历史，一面走到隆河街，右转，停在旧城区的入口，用我的手机打了个密码电话，到希腊的小岛圣托里尼。

那份银行账目的资料此刻装在手提箱里，再用链子将手提箱铐住我的手腕。而这就是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的死刑执行令，而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上诉，也没有最后一分钟的延期。结果，杀了他并没有错，但杀他的方式就肯定错了。

有五个杀手—三男两女—在圣托里尼岛等我的电话。这个小岛是希腊诸岛中最美的，有蔚蓝海水的港口，沿着山崖建造着一栋栋纯白的房子，还有驴子穿梭来回，载着游客爬上珠宝盒般的精品店。

这个暗杀小组的成员们穿着卡其裤或七分裤，混在每天拜访这个小岛的数千名观光客中，一点也不起眼。武器就放在他们的相机包中。

几个月前，我们把神秘的尼可莱德家族研究得更清楚后，就对一艘取名为“北极N”、由破冰船改装的游艇产生兴趣。这艘利比里亚籍的船有三百英尺长，禁得起几乎任何攻击，整艘船花了大钱改装为一艘豪华游艇，船上有个直升机停机坪，还有个车库可以停一辆法拉利跑车。本来改装后是要包租给超级富豪进行地中海之旅的，但怪的是，从头到尾租过的顾客就只有一个—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带着他的那群辣妹、食客、业务伙伴，以及保镖。

一整个夏天，我们都以卫星监控那艘船，正当我们在车臣格罗兹尼或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追踪卖国贼和毒枭时，就一边看着他们派对开个不停，从法国蔚蓝海岸的圣托培南下到意大利的卡布里岛，直到终于驶入了火山喷发后所形成的圣托里尼港。

然后那艘船就停留在那边—尼可莱德和他的客人每天从船上巨大的上层甲板上岸到餐厅和夜店，然后又回到船上来。

同时，半个欧洲之外，我在日内瓦的一个街角拨通了电话。对方接起电话后，我跟那个坐在崖边咖啡店的男子说了几个字：“是你吗，雷诺？”我问。

“打错电话了。”他说，然后挂断。让·雷诺是一个法国演员的名字，曾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Léon）里面饰演主角杀手，而坐在咖啡店里的那名男子知道，这个名字就代表死亡。

他向旁边的同事点了个头，那同事立刻打电话给其他三名探员—各自坐在不同咖啡店的观光客人潮里。他们在“拉斯托尼”这家美丽的酒吧兼餐厅附近集合，看起来就像一群富有的欧洲假日游客，要碰面去吃中餐。其中的两个女人是主要射手，而这点，恐怕就是我的错了。

他们走进餐厅时，已经快要两点了，里头的人还是很多。三名男子跟忙昏头的经理说要一张桌子，同时两个女人则走向吧台，假装要用吧台后方的镜子检查她们脸上的妆，但其实是要看镜中用餐区里每个人的位置。

克里斯托带着三个阿尔巴尼亚保镖，以及一群年轻女郎—他母亲大概警告过他要小心这些女人—围坐在一张俯瞰着海港的桌子。

“都安排好了？”其中一个女人用勉强过得去的意大利语问男同事，听起来像个问句，但其实是叙述句。那三名男子点点头。

两个女人打开她们的托特包，收起口红，手朝相机包伸去。两人都拿出一把不锈钢SIG P232s手枪，迅速转身。

克里斯托那几个保镖穿着“真实信仰”牛仔裤、显露出胸肌的紧身衬衫，身上带着捷克制造的自动手枪，碰到真正的专业杀手是毫无机会。其中两个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事—他们头一个听到的，就是子弹射进他们头部和胸膛的骨头碎裂声。

第三个保镖站起来，结果只是让自己成为更大的目标，证明了他有多笨。带头的男探员朝他开了三枪，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第一枪就差不多把他的心脏轰出胸腔了。

不出所料，很多人开始大叫，虽然完全没好处。其中一个人是克里斯托，我猜他是想发号施令吧，他匆忙着爬起身，伸手到他翻动的亚麻衬衫底下，要拿他插在长裤腰带上的那把贝瑞塔手枪。

就像很多没真正训练过的狠角色，他以为只要不关上保险，就能随时有准备。但在实际枪战的恐慌中，他要拔出手枪，手放在扳机上，结果就不小心射穿了自己的腿。他挣扎着忍住疼痛和丢脸，转身过来面对攻击者。他看到的是两名中年女人，双脚张开站稳，要是旁边有乐队，她们看起来就好像要开始跳一种奇怪的舞了。

但没有，她们只是在七码 外开始射击，每个人都开了两轮枪。克里斯托倒地前，身上大部分的重要器官（包括脑袋）都报废了。

紧接着，五名探员分别朝餐厅里的各面镜子开枪，制造出一大堆噪音和最大的恐慌。吓坏的顾客们冲向门，一个日本游客想用手机录下这个场面，同时一颗跳弹击中了克里斯托带来的一名女子的臀部。其中一名女探员后来告诉我，从那女人的打扮看来，她上回屁股那么痛，大概是有赚到钱的。

那个皮肉之伤只是附带的损失而已—餐厅里那么多人，加上暗杀总有种种不可预测的因素，这五名探员居然可以做到这样，的确是一大成就。

他们把枪收起来，夹在那些恐慌奔逃、尖叫要报警的顾客之间。然后来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小广场—会合，骑上四辆伟士牌轻型机车。外地人是禁止骑机车的，但他们当天稍早付了一大笔钱给当地一家修车店。他们迅速奔驰过城区里窄窄的小巷，同时组长利用手机打电话，要两艘快艇在下一个海湾等候。

才三分钟，这组杀手就搭上了观光缆车，比骑驴子快得多。不到两分钟，他们就下降一千两百英尺，来到山下，此时两艘快艇已经停在码头上。这组人搭上船，飞驰过闪闪发亮的蓝色海水，带出一缕白色的水花，等到第一批警察抵达拉斯托尼餐厅时，他们已经在驶往下一个小岛的半途中了。

那些希腊警察一得知射杀帕特罗·尼可莱德最疼爱的长子克里斯托的，是两个穿着七分裤、戴着香奈儿太阳眼镜的女人，就纷纷用粗话取笑起来。这是我的错—不是杀了他，而是派出女人动手。我真的没多想，只是派出枪法最厉害的手下而已。但是，我必须一再重新学习到：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而认可的假设。

在北希腊的那些乡下村庄，只有男人才能参与重要决策，因此，派女人去动手杀人，就某种程度而言，要比死亡本身更糟糕。这是一种侮辱。对帕特罗而言，这就像是告诉他：克里斯托是个没用的太监，根本不配让堂堂正正的斗牛士动手。

帕特罗是个无情的执法者，也是克里斯托的父亲，或许他无论如何都会冲出庄园为儿子报仇，但当他得知当时的状况，为了他男性的尊严，为了他的荣耀—虽然他过往的所作所为既无尊严，也无荣耀—他相信自己别无选择，非得复仇不可。

那个女探员搞错了另一个受伤者的身份：尽管穿着紧身裤，但她根本不是妓女，而是克里斯托的妹妹。后来我才知道，在拉斯托尼餐厅那天，是她成年后难得没吸毒或喝酒的一段时间。当其他顾客竞相逃生时，她爬过满地的碎玻璃，弯腰察看她哥哥，想鼓励他振作起来不要死。

结果发现这是徒劳，她就抓起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尽管那些年她身边没缺过男人，但那通电话是打给她人生中唯一真正的男人—她的父亲。于是，帕特罗和他的阿尔巴尼亚人同伙比我还早知道那个事件的详细状况。

十分钟后，我还在日内瓦靠近旧城区的那个角落没动，就接到了电话通知。那是一通短信，告诉我《这个杀手不太冷》在亚马逊书店的价格—表示克里斯托死了，暗杀小组已经安全登上快艇，没有被追捕的迹象。我收起手机，看着手表。自从我打了那个电话，开启整个事件以来，已经过去十八分钟了。

在这十八分钟内，我已经打过一些电话下令，通知其他一些人数比较少的小组，去逮捕其他六个已知姓名的通敌者，于是，数年前在红场所开启的这一连串事件，现在终于要收尾了。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下，默默庆祝，让自己有点小小的胜利之感，但我的个性很容易自我怀疑—老是在怀疑。

我调整一下公文包，在别人眼中，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商人，走出阴影，融入了千篇一律的外国人群中。我心里想着已故的英国演说家和作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他曾说，战争的问题，就是它通常会消磨掉你为之而战的事物—正义、尊重、人性—我不禁想到，有多少次，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而违反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价值？

我沉思着，走向过河的小桥。从旧城区边缘走到我住的饭店是八百步。八百步，大约要走四分钟—在历史长河中，这四分钟其实连眨个眼都算不上—然而就在那几分钟，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就被几个疯子扭转了。

13

我走进隆河饭店时，里头一片空荡。门厅侍者不在，礼宾部服务员不在，接待柜台也没人。更令人不安的是那种安静。我喊了一声没人回应，便走向大厅一侧的酒吧。

旅馆工作人员都在里头，跟顾客站在一起，看着一台电视屏幕。当时差几分就是日内瓦时间的下午3点了，纽约则是上午9点。日期是9月11日。

第一架飞机刚撞上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那段新闻影片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两个新闻主播开始推断可能是反美恐怖分子，这个理论引起酒吧里几个白痴瑞士人的欢呼。他们在讲法文，但我小时候在巴黎度过好几个暑假，所以还能听得懂他们正在赞美干出这件事的人勇敢又聪明。

我想着在家乡、在纽约的人们，也正看着跟我们一样的新闻画面，知道自己所爱的人就在那座焚烧的大楼里，拼命祈祷他们能够逃出来。那些人就眼睁睁看着电视上转播自己的家人死掉，那一刻，我真想不出世上还能有更惨的事情了。

我口袋里有一把枪—完全是以陶瓷和塑料材质制造的，特别设计用来逃过金属侦测器，就像布榭他们银行办公室的那个—当时我气得真想把枪掏出来用。

我努力按捺住情绪时，从波士顿起飞的联合航空175号班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楼。全酒吧的人都震惊不已，包括那几个白痴。我的记忆是，一开始的一声尖叫后，整个酒吧就安静下来，但或许我记错了—我只知道我有种世界崩溃掉的可怕感觉，觉得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彻底动摇了。

独自一人，远离家乡，我害怕一切都再也不会一样了：历史上头一遭，有个身份不明的敌人在美国本土取人性命。不仅如此，他们还摧毁了一个象征符号，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象征符号也就代表了这个国家—雄心勃勃、现代，永远向上。

当时没有人晓得损害程度会有多大，但在那个酒吧里，生活断裂成一堆支离破碎的时刻—电话铃响没人接，雪茄烧成灰烬，电视画面播着可怕的现在，时而又切换到之前刚刚过去的时刻。

大家还是没说话。或许就连那些白痴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想着是否还会有更多。最后的收场会是攻击哪里—白宫、三里岛？

我没掏出口袋里的枪，而是挤过我身后悄悄聚集的人群，搭着空电梯上楼到我房间。我打电话回华盛顿，先是试一般电话线，然后透过松树谷卫星，但当时因为负荷量太大，所有通往美国东岸的通信全都中断了。

最后，我打到国家安全局位于秘鲁的一个中继站，报上了“蓝骑士”的优先权密码，利用一个紧急卫星网络接到了“空降师”，找到局长。电话里面的声音好空荡，仿佛我们是在马桶里通话似的，我要求局长派一架飞机来接我回去，我想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说没有什么我能帮的，而且反正呢，他刚刚才听到国家安全会议的宣布：所有飞机都即将暂时停止进出美国。我应该留在当地等消息；没有人晓得这件该死的事情会有什么发展。吓到我的其实不是他讲的话，而是他声音里面的恐慌。他说他得离开了—他的那栋大楼正在撤离所有人员，白宫也是。

我放下电话，打开电视。在那可怕的一天，所有活着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世贸中心大楼里的人手牵手，从天晓得不知道几楼跳下来，两栋楼都垮了，曼哈顿下城的烟尘和末日景象。全世界各地的房屋、办公室、战情室里，人们看着一幕幕他们永远忘不掉的景象。悲伤浮现。

尽管我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但看着那些警察和消防员冲进即将成为水泥坟墓的灾区，有一个人在那片混乱的旋风中，看到了生平最大的机会。她是我碰到过最聪明的人，而尽管我嗑过很多种不同的迷幻药物，但真正让我难以抗拒的，始终就是智力的挑战。光是为了这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不论别人觉得多么不道德，毫无疑问的是，要在9月11日的大混乱状态下，开始策划一件完美的谋杀案，且许久之后在一个叫作东城旅店的小旅馆里执行，的确是非常天才。

正当她开始筹备那些周密的秘密计划时，那天傍晚，我就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人跳下大楼。到了日内瓦时间的晚上10点，危机逐渐告终。总统正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欧福特空军基地飞回华盛顿，五角大厦的火势已经控制住，第一座通往曼哈顿的桥梁重新开放。

大约就在同时，我接到一名国家安全会议助理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政府位于阿富汗基地的攻击已经开始进行。二十分钟后，我看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到炸弹攻击的报道，心知所谓的“反恐战争”开始了。

闷在房间里又沮丧不堪，于是我出门去散步。“反恐战争”听起来毫无特色，就跟“反毒战争”一样，而从个人经验，我知道反毒战争有多么失败。日内瓦的街道上空旷无人，酒吧都悄然无声，有轨电车空荡荡的。稍后我听说，从悉尼到伦敦，各个大城都是如此，好像整个西方世界因为同情美国，所有的灯光都暂时黯淡了下来。

我走过名为“英格兰花园”的湖畔公园，经过一群怨叹着没生意的摩洛哥毒贩，有一会儿还火大起来，考虑要朝他们开枪。我沿着湖畔的散步大道走着，正前方就是那个豪华的小村科洛尼，全世界半数的骗子，都在那里有房子。我在一张湖畔的长椅坐下，看着湖对岸的联合国—被泛光灯照得一片明亮，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联合国大楼往南，几乎就在湖岸边，有一片灰色的巨大建筑物，就是威尔逊总统酒店，可以俯瞰日内瓦最受欢迎的那片沙滩，视野绝佳。每年夏天，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富有的阿拉伯人就会付天价订下正面的房间，以便观看裸着上身的女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房间里有藏酒丰富的迷你吧，简直就像是阿拉伯版的高档脱衣酒吧—还不必付小费。

尽管此时很晚了，大部分房间的灯却还亮着。我猜想他们明白接下来没有搞头了，于是正在收拾双筒望远镜和行李，准备搭明天最早的班机回家。

但无论西方到底会对一般阿拉伯人采取什么报复手段，有件事很确定—过去十二个小时所发生的事件，是史上最大的情报失败之一。美国这个耗费巨资的情报网，其首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国土，而从“珍珠港事件”以来，这些强大的情报组织从来没有搞砸得这么惨，又这么公开过。

我坐在凉爽的日内瓦黑夜中，无意指责任何人—我们每个人都有错。我们全都受雇于国家，我们全都有责任。

但是我们所服务的总统和国会议员也有责任，我们的预算和行动优先级是他们决定的。不像我们，他们至少可以公开发言，但我猜想，美国人民如果希望他们任何一个人道歉，那可有得等了—或许再过一千年吧。

起风了，从阿尔卑斯山脉吹过来，带着雨水的气味。回我的饭店要走很远，我最好现在就起身出发，但是我没动。

即使当时还没有人想到，但我很确定，很快地，化为废墟的地方，将不仅只有曼哈顿下城而已—这个国家的整个情报结构都将拆散。如果你想重建，就非得拆散不可。谍报世界的一切再也不会一样了，尤其是“空降师”：政府官员再也没有兴趣暗中监控特务世界，以后他们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暗中监控另一拨人。

今天早上我如常起床，但到了晚上的入睡时间，整个星球已经截然不同了：世界并没有在你眼前改变，而是在你背后悄悄改变。

全新的情报世界即将诞生，但我没有所需的语言或行动技巧去应付，所以我发现自己就像马可斯·布榭一样，忽然来到一个岔路口。不确定眼前有什么样的未来等着我，不见得是要追求幸福，但如果能有成就感也不错。我迷失了。我得问自己，我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独自坐在风暴逼近的湖畔，我回顾过去几年，即使找不到答案，希望至少能找到一个往前走的方向。从过往浮现的，是泰国一个叫作坤戎的小村，离缅甸的边界很近。回想起来，这个记忆多年来一直在黑暗深处等着我，知道现身的一天总会到来。

那是一个没有法纪的蛮荒乡间，离盛产罂粟的“金三角”不远。我在这一行刚起步时—当时我刚派驻到柏林一个月—曾被莫名其妙派到这里。坤戎的一切都跟其他原始的山间小村没有两样，只除了深入丛林五千米处，有一连串冷酷的煤渣砖建筑物，周围用通电铁丝篱笆围起来，还有瞭望塔看守。

表面上，这是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中继站，但其实，这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监狱。这类美国人所设的集中营虽然被严厉禁止，但其实还是存在：由于地处偏远，就可以用来关押一些在美国不能合法拷打的囚犯。

这个黑牢里有个警卫死了，通常该由东京办事处负责处理。但当时他们忙着另一桩间谍的丑闻，于是我就离开欧洲，搭乘螺旋桨飞机来到一个叫湄宏顺—别名“三雾之城”—的地方。

要去那个卫星定位系统的中继站，通常只要再搭一小段直升机就行，但此时是夏日的雨季，而“三雾之城”的别号可不是徒有其名。于是我跟一个家伙（我想他是当地的鸦片大王）租了一辆丰田四驱车，朝着坤戎的中央情报局黑牢驶去。

经过了壮阔的高山地带，我来到一个老旧的渡口。眼前的河水因为雨季而水势汹涌，渡河的唯一办法就是横水渡—两岸间有一条固定的铁缆，船夫拉着缆绳让船横渡。这条河往下游，将会汇入大名鼎鼎的湄公河—许多秘密行动和越战期间众多美军的悲惨战役，都曾发生在这条河上。

我下了车，满脸憔悴，双眼凹陷；当时我已经马不停蹄赶了三十二个小时路，什么东西都没吃，唯一支撑我的就是满心壮志，以及对这趟任务的焦虑。我跟着一群卖食物的小贩和村民们一起等待渡轮，看着一条生锈的铁缆拖着平底渡轮朝我们驶来，扬起一道道水花。此时一名穿着橙黄色僧袍的僧人问我要不要喝一杯当地的印度奶茶。他英语说得很好，而且当时除了泰国的大象啤酒，也买不到其他饮料，所以我就很感激地接受了。

那个僧人也跟我一样，要朝内陆走，而且我表面上的身份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要来研究地方性流行病，所以他要求搭我便车时，我实在很难拒绝。我们乘坐在那辆丰田上渡河，平底拖船往下沉，几乎浮不起来了，水花飞溅到甲板上，我们只靠一条两英寸宽的生锈铁缆保命—往下游一千米处，就是全泰国最高的瀑布之一。那是我这辈子最惊险的一段路。

我们驶出那个峡谷，进入丛林，头上是浓密的树荫，那个僧人盯着我，看得有点太久了，然后问我是做哪一行的。多亏以前受过的医学训练，我就针对登革热叙述了一番，讲得很精彩，但很快地，他就摆明了他一个字也不相信。或许他知道坤戎那个煤渣砖盖成的集中营。

他曾在纽约附近的一个静修所住过，所以对美国生活的了解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且他谈起派对药物和现代生活的压力非常有见解。我开始感觉这不是一般的闲聊。“你看起来很惊恐。”他最后终于说，是那种佛教徒的方式，比较像是哀伤，而非批判。

惊恐？我大笑，跟他说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还说大家通常把我放到食物链的另一边。

“只有西方人才会这么想，”他平静地说，“食物链没有另一边。人人都在逃离一些什么，没有人能幸免。”

我们目光交会。我露出微笑，打趣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宗教信仰。他也立刻大笑，问我有没有听过山里人是怎么抓猴子的。

我跟他说我对人生略有所知，但这件事倒是不知道。“我们在哈佛不太吃猴肉—通常只有感恩节和圣诞节才吃。”我开玩笑说。

于是他告诉我，山里人会找一个细颈阔腹的水罐，用链子绑在树干底下。

“他们在水罐里放满坚果以及猴子喜欢吃的其他食物。到了夜里，猴子就会从树上爬下来，手伸进那个长颈水罐中。它会抓住那些坚果之类的食物，手就握成拳头。但是拳头太大了，无法通过水罐的细颈，于是猴子就被困住了。到了早上，村民就会来察看，用力朝猴子的脑袋敲下去。”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当然，这是一个禅宗故事。”他说，又笑了，“故事的意义是：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是的，我懂这个意义，我告诉他。这是个好故事，但对我没有任何意义，至少现在没有。

“我想也是，”他回答，“但或许我是注定遇见你，告诉你这个故事。你还年轻，医生—或许以后哪天时机到了，这个故事会对你有意义。”

当然了，他说得没错，时机果然到了，而且是以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我坐在日内瓦的黑夜里，等着风暴到来，想着纽约所发生的大规模谋杀事件，想着穿短裙的女人为了一个新时代，去招募更年轻的毕业生。

此时我三十一岁，忽然明白了：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我所受的训练是要打欧洲的坦克战；谁晓得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要对付的是阿富汗的游击队。无论我喜不喜欢，历史已经把我丢在后头了。

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我知道或早或晚，我都会想找到某样东西，这件东西我很难说清是什么，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说那是爱吧。我想跟某个人走在沙滩上，不要去想狙击手的步枪射程有多远。我想忘掉子弹的速度比音速快，所以你会先感觉到子弹射中你，接着才听到枪响。我想找到一个人，可以让我明白安全港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现在不离开谍报世界，以后就永远不会了。要转身离开你所知道的一切很难，比你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困难。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一件事：

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14

那天深夜，我在隆河饭店里写好辞呈。第二天一早交给外交信使后，就立刻飞回伦敦。

接下来三个星期，我把手上未完成的案子收拾一下，将所有档案交给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情报界第一波的诸多重大改变中，其中一个就是废止成立四十余年的“空降师”，所有业务移交给联邦调查局。

讽刺的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刚好人在柏林，对我来说，这个城市是我事业的真正起点。我最后一次锁上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送我到滕普尔霍夫机场，准备搭飞机回美国。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告别，间谍本色还是贯彻了到最后一刻，跟他们说我预订要搭稍后的一班飞机。

但我没去搭飞机，而是走出机场大门，带着完全不同的新身份，叫了出租车到一家汽车代理商，开走一辆预订好的保时捷卡宴汽车。这辆车有五百马力，所以也算是准备好要上德国高速公路了。

我把行李丢在后座，傍晚时经过法兰克福，次日凌晨穿过边界。这一年秋天来得晚，即使只有月光，我想我也从来没看过法国乡村这么美。我飞驰过一个个有着浪漫地名的村子，找到了我要找的那条付费高速公路。

如果你从南边进入巴黎，就会经过一个很特别的地点—位于高耸的摩天大楼之间，有大量的移民聚居在这里—此处几乎完全看不到巴黎的景观。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远处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埃菲尔铁塔。

此时是清晨，冷冽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种闪亮的清新之感。即使这幅景象之前看过好多次，再看一遍仍令我为之屏息。一整夜在我胸中滋长的解脱之感终于决堤而出，我把车停在路边：要到巴黎，就该趁着年轻而自由之时—啊，世上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可不多。

我在巴黎第8区、当地人称之为“金三角”的地带租了一套公寓，离美丽的弗朗索瓦一世街不远。日复一日，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努力写一本很少人会阅读的书—除了一个纽约的年轻女子，我真希望她从没读过。

六个月之后，这本书写完了，共计数十万字，所有批注和校对也都已完成。我感觉已把自己之前的人生洗涤完毕—我已经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章，让它像一艘葬礼驳船般沿河往下游漂，驶向过往。我以这本书为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共服务，或是说我天真；但我认为，如果我的专业知识可以有助于击垮一个像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这样的人，那么这本书就像一根蜡烛，燃烧也值得了。

经过国家情报总监辖下一组分析师仔细审查后，这本书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悲惨的回忆录，包括逃出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或是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家族男性以维护名誉的理由而杀害。换句话说，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中央情报局底下的一个秘密分支。

这样的出版社，显然很习惯要隐瞒作者的真正身份，但即使如此，我的状况还是有点复杂：我辞职时，就已经对国家安全情报网够了解，也很确定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或我以前的职业。所以情报圈就算知道我的身份和过往经历，也毫无意义。

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时，不但挂名作者是裘得·盖瑞特，还帮他创造出一整套身份。任何询问出版社的人，都会得到以下的作者简历：

裘得·盖瑞特，密歇根大学毕业，在执法部门服务超过十四年。首先服务于迈阿密警察局，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他在奉派到芝加哥出差期间身亡。本书手稿是在他过世不久后，在他的书房所发现，不但是他多年来详尽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世界最顶尖调查员之一的最后证言。

这是实话，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联邦调查局曾有一个叫裘得·盖瑞特的探员，也的确死掉了—在下班回家途中出车祸。他未婚，很孤僻，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其他兴趣，出版社只是挪用他的身份，给了他一个生前绝对不会有的写作成就。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份简历，也喜欢他死掉的事实。我的意思是，谁会去找一个死人啊？

但，有人就是会。

随着这本书出版，那艘葬礼驳船也终于漂走，我成年后开始活在没有秘密的世界。我看着每一个发出笑声的女人，摇晃着臀部，神气地走在巴黎宽广的大街上。到了春去夏来之时，我开始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

然而，当间谍这一行的麻烦是，你可以辞职，但永远无法离开。我想我当时不愿意承认这点，但像我这样的人生，后头有太多船难的残骸漂浮着—你伤害过的人不会忘记的。而在你心底不断回响的，就是你年轻刚在这一行起步时，曾被人一再告诫的一课：在这一行，你不能从错误中学习。你没有那个机会。只要犯一个错，你就会死掉。

唯一会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觉和专业技艺，务必深深烙印在灵魂里。我想我一定是认真听到了这些话，因为，才退休九个月，我就发现有辆出租车载着一名乘客，绕着这个街区打转。在巴黎，不会有人这样搞的，因为交通太混乱了，这样说不定要绕上好几个小时。

此时是忙碌的星期五晚上，刚过8点，我在玛德莲大道的一间街边咖啡店，等着一名年老的医生。他是美食家，常常请约会的俄罗斯女人吃昂贵的大餐，而过夜还更花钱，所以他常常闹穷。在我来看，执业医生缺钱是一大优点。这表示当他诊断病人、写处方笺时，已经准备好愿意听病人的建议。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那辆出租车第一次经过时，我没有注意到—反正不是有意识的—但我专业技艺的某个部分，一定是记住了随时变化的塞车阵。那辆车第二次经过时，我就知道看过了。

我心脏猛跳，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以前的训练发挥了作用。我只是尽量若无其事地暗自紧盯着那辆车，咒骂着塞车和车头灯害我无法看清后座的乘客。但我想乘客是谁也不重要，我只是觉得，如果知道要来杀你的人是谁，应该也不错。

车潮把那辆出租车带走，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第一次经过是确定你的位置，第二次经过是要安排角度，第三次他们就会开火了。我在桌上丢了十欧元，赶紧起身离开。

我听到后头有个声音在大喊—是那个医生，但我没时间跟他说今天我们没办法协助对方满足各自的恶习了。我左转进入巴黎最棒的食品专卖店艾迪亚，迅速穿过一堆堆完美的水果，进入拥挤的葡萄酒区。

在那短短的瞬间，所有一切清楚浮现—就是这类状况通常会有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我的直觉大喊着是那些希腊人。那个老头不只有财务实力，也有深刻的动机来寻仇—随着每个过去的圣诞节和生日所带来的刺激，这种动机只会更强烈。而且他很容易就能找到人手：欧洲任何警力单位所做的犯罪情报都会告诉你，有半数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涉入了雇佣杀手这一行。

艾迪亚的葡萄酒商品区有一扇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我毫不迟疑地穿过那道门，左转。这是一条单行道，我急步朝着车行的逆向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朝逆向走，这样你至少可以看到杀手逼近。

我察看前方的道路，心知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筹备完善的复仇计划。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无论走到哪里，一部分的我总是在思考最佳脱身路线，我脑袋深处总是有个看不见的脱逃程序在运行。当时我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把枪带在身上。

之前我猜想，出去喝一杯咖啡，跟医生简短会面一下，然后搭出租车回家，顶多只要半小时。于是我的枪就留在公寓里的保险柜里。我大概是变得松懈了。此刻就算我看到他们迎面而来，也其实做不了什么。

我首先就是要回家，把那个该死的保险柜打开，拿出我的枪。我右转，迅速走过一个街区，左转，来到我要找的圣奥诺雷郊区街—沿着这条路不远处，就是爱丽舍宫。开着那辆出租车的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都应该会晓得这是全巴黎最安全的一条街道—屋顶上有狙击手，整条路二十四小时都有反恐监控。此时我才终于觉得比较安心，赶忙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请司机紧靠着我那栋公寓的后门停下，迅速打开车门，蹲低身子，打开钢板门的锁进去，没让任何人看到我。那个司机觉得我疯了—但反正在他的宗教观念里丢石头砸死通奸罪的女人被认为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算是扯平了吧。

我把门甩上，跑过地下车库。这栋石灰岩建筑物是库西耶伯爵于1840年代盖的，曾经是一栋宏伟的大宅，后来沦为废墟，到去年才翻修成为公寓，我租下了一楼的其中一户。虽然这户很小，但通常像我这样的人是绝对租不起的，不过我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比尔·莫道克三年前死了，当时我正短暂出差到意大利。

没有受邀去参加葬礼，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只收到一封格蕾丝寄来的短笺，通知我比尔猝逝，说已经下葬了。这就是我的养母—嫉妒我到最后一刻。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律师寄来的信，说比尔的那些公司—由一个境外信托管理—都留给了格蕾丝。这也是意料之中，毕竟他们是结缡四十年的夫妻。那封信里说，虽然遗嘱中没有让我继承任何东西，但格蕾丝决定要拨出足够的钱给我，每年会支付八万美元。虽然没有明讲，但意思很明显：她相信这样就结清对我的责任了。

几乎整整两年后，格蕾丝也死了。她两年前的无情表现，让我不觉得有任何义务，于是也没回格林威治镇的那个古老圣公会教堂，去参加那场盛大的社交葬礼。

再一次，我又是孤单一人了。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我忍不住微笑，想到两年的差异有多么大：要是他们死亡的顺序颠倒过来，我知道比尔会留下大笔遗产给我。但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格蕾丝把所有财产留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要以她的名字重建古典大师展览馆。

这个消息是同一个律师写信告诉我的，他还提起有一件关于比尔遗产的小事必须完成。我跟他说等我下一次回美国，会去他纽约的事务所拜访—然后差不多就忘了这件事。格蕾丝遗赠的支票还是照样每年会寄来，这表示我可以过得很优裕，远远不是政府退休金能供得起的。

最实质的优点，就是巴黎的这套公寓，这会儿我迅速穿过大宅里原先的厨房—现在已经改建为机房—然后爬过防火阶梯，走向我那户公寓。我打开电梯旁一道隐秘的门，冲进了那个小小的门厅。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是我七十岁的邻居丹努塔·弗黑夫人，住在这栋大宅里最豪华的一户。她是一位贵族企业家的遗孀，总是打扮得干净利落，而且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让其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是第三世界的人。

她看到我舌头舔着发干的嘴唇，衬衫下摆翻出来。“出了什么事吗，坎波先生？”她用她那种很难懂的上流社会法语问。

她以为我名叫彼得·坎波，是个正在休长假的风险基金的经理人—我想能在我这个年纪住得起这栋公寓，又不必工作，唯一可能的职业就是这个了。

“没事，夫人—只是担心我没关掉烤箱。”我撒谎说。

电梯来了，她进去，我打开那扇钢芯门的门锁，进入我那套公寓。我把门闩上，没开任何灯，匆忙朝里走，经过的客厅里有美丽的凸窗，有一小批逐渐茁壮的当代艺术收藏。比尔若是天堂有知，应该会很高兴的。

在黑暗中，我打开更衣室的一个衣橱，朝一个小小的嵌地式保险柜输入密码。里头有一大笔现金、一沓纸、八本不同姓名的护照，还有三把手枪。我拿出一把使用9毫米口径子弹、装了加长枪管的格洛克手枪—三把中最精确的一把—检查了一下枪机，又抓了一个备用弹匣。

我把枪插进腰带里，思索着一路回家时不断在我脑袋里面回荡的问题：如果是那些希腊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

理论上，我想得到的就是那些俄罗斯人刚好发现一些东西，于是交给了这些希腊人，一方面是看在以前合作的分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拿到了一大笔钱。

或者我在瑞雪卢私人银行里犯了什么小错，于是马可斯·布榭告诉了他的客户，因而追查到我是谁？但无论是哪个情况，那些希腊人是如何追到巴黎来的？老天在上，我是用完全不同的身份住在这里的啊。

有人敲门，声音坚定而明确。

我没回应。我早知道敌人要进入这栋建筑物不会太难—门房弗杭索瓦是个爱诉苦的中年男子，他老是让前门开着，自己跑出去开发当奴才的新招数。他大概才刚听到弗黑夫人搭电梯下去，就冲到街上告诉礼车司机，而且大惊小怪地伺候半天，好确定自己会登上她圣诞节的送礼名单。

我毫不犹豫，完全照着以往的训练做—迅速而安静地走向公寓后方。经验丰富的杀手会采用的一个策略，就是按门铃之前，先在门上贴两三盎司的塞姆汀塑料炸药。

接着杀手会找掩护—在我家的话，那就是进入电梯里—然后用手机引爆炸药。一架泛美航空的103号班机曾被八盎司的塞姆汀炸得坠毁在苏格兰的洛克比，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两三盎司的塞姆汀会对一扇钢制门和凑在窥视孔上的人造成什么伤害。

我穿过厨房，抓了一件外套好遮住那把格洛克手枪，然后走向客房。这栋建筑物还是库西耶伯爵的大宅时，他的仆人们会使用一台手摇式升降机，把餐点从厨房送到用餐室。这个升降梯的出口当时就在餐具室里—也就是现在的客房。

后旧宅翻修时，把升降机井改成了电线通道，而我住进来后，就借口要安装高速光纤电缆到我的计算机上，以随时留意我其实不存在的风险基金活动，因此取得房东许可，找了个曾帮“空降师”安装监控设备的包商，进入那个升降机井。我让他在里头装了个梯子，通到地下室。我当时觉得，这么一来，付那个天价房租也还算值得。现在更觉得太划算了。

我打开一个橱柜门，拿掉入口的小镶板，不到一分钟就走向建筑后方的一条窄巷。我预料随时会听到这栋19世纪建筑物的正面和列入公共遗产的凸窗会被炸开，落在香榭丽舍大道上。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阻止他们了？我猜想，在玛德莲大道上跟丢我之后，他们就立刻回到我的公寓。但因为一开始不确定我是不是会回来，就先敲门确认一下。

幸好我没去应门。我几乎确定有两个人—换作是我就会用两个人—此刻正躲在电梯旁，等着我去应门。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如果我从大门进去，爬楼梯上楼，我很确定可以让他们猝不及防。在受训的同梯里，我向来不是最好的射手，但要把他们两个都干掉，也还是绰绰有余。

走出巷子后，我慢下脚步，一边观察着路上行人，好确定屋里的那两个家伙没有帮手在街上等着。我看到几个女人在蒙田大街的奢华商店里购物完要回家，看到几对伴侣在遛狗，还有一名戴着纽约大都会队棒球帽的男子背对着我—看样子是观光客—站在我那栋公寓大楼隔壁的糕点店前看着橱窗，但是我没看到任何人符合我心目中的模样。我转向路上的车辆，同样地，没看到白色出租车，也没看到杀手坐在停路边的汽车上。

我往前走，凑近一个穿高跟鞋的五十岁女人和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小男友，如果有个屋顶上的狙击手，这对情侣就算无法完全遮住我，但绝对会增加棘手程度。在他们的掩护下，我逐渐走近我那栋公寓：还剩八十码、四十码、二十码……

经过糕点店时，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在后头对着我说：“要是你把那道该死的门打开，事情不是会比较简单吗，坎波先生？”

我的心脏停了一下，所有的恐惧都跌落在又大又空荡的胃里。接下来的那一瞬间，两个出自直觉又彼此矛盾的想法抢着要压倒对方。第一个是：所以一切就是会这么结束？退休的探员斗智失败，在一条巴黎的街道上被射穿头部，枪手大概是某个站在糕点店前的人。我猜想，这是给我的极刑吧，倒在人行道上流血致死，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把手枪放进口袋，跟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走路离开，来接他们的车是—还会有什么？一辆白色出租车。

另一个想法是—他们不可能要来杀我。即使有个狙击手就在某栋建筑物的屋顶，或者在雅典娜广场饭店的某个房间里，那个戴棒球帽的家伙只要默默打个手势，枪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在真实世界，杀手不会跟你讲话的：只有电影里的坏蛋才会有那种病态的需要，非得在扣下扳机之前把他们的人生故事告诉你。在这里，有太多危险了，你满心只想赶快把工作结束掉。看看圣托里尼吧。

然而，凡事总有第一次—所以我还是不确定该怎么办，该害怕还是不该松懈？我看着那名男子：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身材瘦长，那张英俊的脸很憔悴。我告诉自己，这人比较像个不合格的退货瓷器，而非精致的利摩日名瓷。当他稍微走近我，我发现他右腿瘸得很严重，这个评估就更确定了。

“我想你刚刚叫我坎波先生？你认错人了。”我用法语说，每个音节都尽力模仿巴黎人的那种轻蔑口吻，“我不姓坎波。”我在争取时间，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一点我们的意见一致，”他用英语说，“因为这个彼得·坎波并没有华尔街的交易执照，而且他管理的风险基金也不存在。”

他怎么会知道？我故作不经意地挪了一下位置，让他正好位于我和糕点店的橱窗之间。

“所以，如果你不姓坎波，那你是谁？”他继续说，“写过书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裘得·盖瑞特？唔，也不太可能—他已经死了。还有一件有关盖瑞特的怪事，”他冷静地说，“我跟他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谈过，她很惊讶这个表弟的写作成就—她不太相信他看过半本书，更别说写了。”

他知道这些有关我的事情，但我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他似乎不打算杀我。我扫了一眼各个屋顶，想看看是不是有狙击手。

他望着我的双眼，知道我在干吗，但情绪完全不受影响：“我是这么想的，不管你是坎波或是谁，你用假身份过日子，又为了安全起见，用一个死人的名字写书。

“我想你曾经帮政府做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你真正的名字。说不定还没那么多。

“对我来说，这表示去问你做过什么职业大概不聪明，但是，老实说，我不在乎。你的书是我读过的最棒的调查技巧专书。我只是想跟你谈谈这本书而已。”

我瞪着他。最后，我放弃了，用英语说：“你想谈一本书？！我差点杀了你！”

“不见得，”他说，然后压低声音，“我应该称呼你盖瑞特先生吗？”

“坎波吧，”我咬牙凶巴巴地说，“就是坎波。”

“不见得，坎波先生。我想如果有人要动手杀人，那应该会是我。”

他说得当然没错，而且你可以想象，这让我更火大了。他伸出一只手，没笑。后来我慢慢才晓得，他本来就很少笑。

“我是班·布瑞德利，”他镇定地说，“纽约市警察局的凶案组小队长。”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于是就跟他握了手—一个是正在重新学习走路的警察，另一个是退休的情报员。

那一夜初次见面的我们，原都各自以为已经打完该打的仗，职业生涯结束了，但很奇怪的是，那场会面的意义非凡。

我们的相识很重要—老天，的确如此。一切到头来都很重要，一切到头来都莫名其妙地相互关联：在东城旅店的一桩谋杀案，在圣托里尼的餐厅里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被射杀身亡，在博德鲁姆那场失败的卧底行动，我和班·布瑞德利的友谊，甚至是一名喇嘛在泰国山区的一段旅程。如果我相信命运，那么我就得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很快就会晓得，还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任务在前方等着我，那将是决定我人生最关键的任务。之后没多久，有天傍晚，我将会被拖回谍报世界，而我想过正常生活的一切盼望也将落空，大概还是永远的。就像大家常说的—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人生都计划好了。

我拥有的珍贵信息很稀少，而时间还更少。我将会被交付一个任务，要查出每个情报人员最害怕的：一个男子，不属于任何激进团体，任何数据库都查不到，没有犯罪记录。一张干净的白纸，一个鬼魂。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恐怕不会太愉快。如果你想在床上睡得安心，如果你想看着子女、想着他们有机会能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世界，那么，你最好不要认识他。

第二部

01

无论过去多少年，即使我有幸能在阳光下老去，在我心中，他将永远都是撒拉森。这是我一开始给他取的代号，后来我花了太长的时间想查出他真正的身份，因而实在很难用别的名字想他。

撒拉森的意思是阿拉伯人。推得更早的话，这个字眼一度指的是游牧部落的人。以上这些定义，都完全适用于他身上。

即使到今天，我们对他的所知，仍大半是破碎的片段。这也不稀奇—他大半生都东躲西藏，总是谨慎地掩盖自己的踪迹，就像沙漠里的贝都因人。

但每个生命都会留下痕迹，每条船都会拉出尾流，即使往往只是黑暗中的一星微光，我们都还是奋力追查，不放过任何线索。我跑遍了世上一半的阿拉伯露天市场和清真寺，进入过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档案室，还访谈过好几打可能认识他的人。后来，在那个恐怖夏天的种种事件结束之后，几组分析人员连续不停地审讯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好几个星期。于是，尽管我可能会被指控把话塞进他嘴里，或是把想法塞进他脑子里，但我不会道歉。因为毕竟，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撒拉森和他的家庭。

有件事没有争议，那就是他童年的时候，曾出现在一场公开的斩首会。那是在吉达，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般公认该国最先进的城市。相信我，其实也没有多先进。

吉达位于红海沿岸，撒拉森十四岁那年，跟父母和两个妹妹住在吉达市郊一栋简朴的住宅中，此处离海够近，空气中还闻得到咸味。我们知道这点，是因为多年后，我曾来到这栋老房子外头，拍下房子的照片。

撒拉森的父亲是动物学家，就像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他鄙视美国，也鄙视以色列。但是他的这种憎恨并不是因为受宣传影响，也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也不是宗教上的偏执，而是更深层的东西。

多年来，他都会收听美国白宫或以色列台拉维夫的广播，但不同于大部分西方人，他相信那些政治领袖所说的—他们的目标是要把民主制度推行到中东。身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这样的前景令他大为愤怒。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至少以当地的标准），知道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就是政教分离。然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这两者是他们最不想分离的。

在他看来，那些人鼓吹这种观念，是为了分化与征服，为了要挖空阿拉伯世界并予以摧毁，为了要从事一场战役—基督徒从一千年前的第一场十字军东征就已经开始，至今仍持续不断。

我们可以轻易把这位动物学家划为极端派分子，但在中东政治的昏暗世界中，他其实是沙特阿拉伯公众意见的温和派。不过有一件事，他的确不同于主流：他对王室家族的看法。

在沙特阿拉伯，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宣扬基督教、女人去看电影或开车、宣布放弃信仰。但远远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禁忌，就是批评执政的沙特阿拉伯王室，包括国王、两百名有权势的亲王，以及两万名王室成员。

那一整年，吉达充斥着耳语，说国王让美国这个不敬神的国家派出军队，进入这片先知的圣地。

晚春的某一天，动物学家正在上班时，四名调查总局的特务来找他。他们身穿阿拉伯大袍、头戴常见的红白格子头巾，对他出示自己的服务证，然后带着他离开办公室，穿过一个充满实验室和工作站的区域，来到停车场。

在“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那个部门里的其他二十个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时甩上门，没有一个人说半个字，连动物学家三个最亲近的朋友都没有—几乎可以确定，告密的就是其中一个人。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位动物学家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抗辩。

说来奇怪，刑讯逼供手法是少数举世共通的东西，完全不受宗教、文化疆界的局限—卢安达敬拜鬼魂的贫穷民兵所使用的逼供手法，就跟哥伦比亚信仰天主教富有的特务头子差不多。于是，那些警察把动物学家关进一所吉达监狱后，也没用什么新花招对付他—只有一个连通着用于睪丸和乳头的特制夹子的重型卡车电池。

对于这桩吞噬全家的横祸，动物学家的家人所得到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他下班后没回家。在傍晚的礼拜之后，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他的同事，结果不是没人接，就是对方推说不知道—大家从以往的经验晓得，任何试图协助罪犯家人的人，都有可能遭到监听。动物学家的妻子愈来愈着急，于是终于答应让十四岁的儿子出去找他。她不能自己出去找，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法律规定，女人要去公开场所，身边必须有兄弟、父亲，或丈夫的陪伴。

这名十四岁的男孩把母亲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骑着他的越野摩托车出门，这是他上次生日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他骑过偏僻的街道，很快来到一处滨海的办公区，发现停车场里只剩他父亲的那辆汽车。只有在警察国家，小孩才会祈祷父母亲顶多碰到伤残意外，而不要有更严重的事情降临。那男孩走向一片黑暗的办公大楼的入口，一边恳求上天让动物学家受伤躺在里面。

一名巴基斯坦警卫站在办公大楼内一个阴暗的凹入处，看到玻璃门外有个男孩朝里看，吓了一跳。他用很糟糕的阿拉伯语大喊，还作势要那男孩离开，他手里抓着警棍，准备必要时就要开门打人。

但那男孩不退缩，拼命用阿拉伯语喊着，恳求先知的协助，说他父亲失踪什么的。此时那警卫才明白，这男孩跑来的原因，跟一整个下午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那件事有关。他注视着那孩子绝望的脸—他年纪太小了，实在不该这么绝望—垂下警棍。那警卫心中的宇宙板块移动了，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有小孩，于是生性保守的他破例冒了一次险。

他转动身子，背对着监控门口的安保摄影机镜头，打手势像是在赶那男孩走，同时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一名上校率领四个警察白天跑来，把他父亲上手铐带走。根据他们的司机—是他的巴基斯坦同乡，还喝了他一杯茶—所说的，他们已经暗中调查那个人好几个月了。仔细听好了，他说，我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分很重要—他们将起诉他的罪名是“尘世的腐败”，这个字眼的涵盖范围太广了，因此简直毫无意义，只除了一件事：这种罪会被判死刑。

“回去告诉你的家人，”那巴基斯坦警卫继续说，“如果想救他的话，就得赶紧行动。”

他说完便把门打开，好像失去耐性了，故意让摄影机拍到他猛挥着警棍的画面。那男孩跑向越野摩托车，赶紧发动。他完全顾不得自身安全，迅速驶过停车场，差点在一片沙地上失去控制，然后驶出栅门。

尽管永远不会有人确知，但我想象着，当时他心里有两股力量在较劲：身为一个小孩，他极度需要母亲的安慰；但身为一个男人—父亲不在了，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他需要其他男人的建议。这种冲突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是阿拉伯人，这表示他背负着两千年来有关男性尊严的沉重包袱。所以无可避免地，他会转向北边，进入这个城市最黑暗的角落，朝他祖父家驶去。

他骑车时，心中开始生出一种有根据的厄运之感。他知道他父亲等于是被押上一班由国安单位驾驶的死亡列车，而若要改变这趟旅程，就必须动用大量的“人脉”（wasta）。在缺乏民主和有效率官僚制度的状况下，人脉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运行之道。这个字眼意指亲戚、影响力、旧日的恩惠，以及部落历史。有了人脉，就可以打开很多门—甚至是王室宫殿的门。没有人脉，那些门就永远关上。

这个男孩以前从来没想过，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家族，包括他深爱的祖父，都只是卑微的平民：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显贵的亲戚。对他们来说，说什么想要危害国家安全，让他们饶过一项攻击王室的罪行……唉，那就像是拿着一把刀，要去参加一场核战争。

那一夜，他跟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们彻夜商谈，就是没办法找到一个够重要的人帮他们打通电话，于是他知道，他之前对家族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不表示他们任何人放弃了；接下来整整五个月，这一家人在压力下几乎崩溃，设法想突破囚禁政治犯的监狱网络，在迷宫中找出一点微小的希望。

而针对他们的困境，政府给了他们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信息，没有任何援助，也当然无法跟动物学家联络。就像 “9·11”攻击事件的被害人一样，他只不过是有天早上去上班，从此再也没回家。

至于动物学家本人，则是迷失在一个超现实的迷宫中，跟千百个拥挤囚室里的活死人一起困在里头。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明白，每个人最后都会签署一份自白书—在十二伏特电池的威吓下，不得不签署—但是囚犯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

第一派向命运投降，或是向上天投降，乖乖在自白书上签名。第二派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先签下那份文件，以便进入审判。一等见到法官时，他们就可以翻供，声明自己是无辜的。

动物学家就采取了这个策略。然而，针对这种事情，司法机关也发展出一个解决办法：他们会让囚犯再回到警察面前，解释他们为何改变心意。用来对付这些囚犯的“增强”方式，实在残酷得无法详细描述—不必多说，从来没有人第二度见到法官时翻供的。一个都没有。

最后，动物学家终于认罪，他的煽动性言论以及腐败行为也被判有罪，然后，他在整个制度的旅程便忽然暂停下来。

原因是吉达市中心的塞车问题：要封闭主清真寺外头的大型停车场，至少要在十天前公告。十天后，停车场中央的白色大理石刑台才会搭建起来。

02

清晨时分，一看到路障设立，加上有一批专门的木工动手搭建行刑台，人群就开始聚集。在这个王国，即将执行死刑的事情很少公开宣布，但透过手机和短信，消息总是很快就传开来。

才几个小时，大批人群就拥向这个停车场，等到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撒拉森最要好的朋友—坐着父亲的汽车经过时，他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这一天是星期五，是他们的休息日，路上塞车很严重，所以这个小男孩在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他一到家，立刻抓了单车，骑了八英里路到好友家，说出自己所看到的事情。

撒拉森担心会有最坏的结果，也不敢跟母亲和妹妹提起，立刻就骑上他的越野摩托车，载着好友直奔滨海大道—沿着红海岸通往吉达市中心的公路。

这两个男孩看到红海时，主清真寺正午的礼拜刚结束，几百个男人拥出来，加入停车场上等待的观众行列。在刺目的夏日阳光下，那些男人穿着亮白的阿拉伯大袍，跟一群群穿着黑纱袍、头戴面纱的妇女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的儿童，为这个场景增添几抹鲜艳的色彩。

这一天的滨海公路上，两个男孩骑着越野摩托车疾速穿过周末的车潮，此时气温逼近四十三摄氏度，柏油路上蒸腾的热气形成扭曲影像的热浪。他们的前方是一片混乱：为了建筑新的高架道路，这条马路正在拆除中，路面几乎被建筑机具完全挡住了，只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塞车的长龙延伸长达好几个街区。

动物学家的儿子戴着热死人的头盔，内心也一片混乱—他惊恐得快要吐出来了，拼命祈祷登上行刑台的是某个非洲来的毒犯。他无法想象，要是自己想错了，那么他看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幕，就是他跪在大理石行刑台上，成群苍蝇在四周飞舞，银色的大刀落下，红色的鲜血喷涌出来。

他看着前方塞得水泄不通的车阵，把摩托车驶离路肩，掀起一阵尘沙，冲过充满坑洞的建筑工地。

尽管看热闹的人群很多，但停车场上的声音并不大—只有人群喃喃的低语声，还有一位学者透过广播系统诵念经文的声音。一辆公务车穿过封锁线而停在行刑台边时，就连这些小小的声音都停止了。

一名身穿纯白阿拉伯大袍、孔武有力的魁梧男子下了车，爬了五级台阶，来到行刑台上。一条发亮的皮带斜过胸前，垂到左臀，系着的刀鞘里有一把长长的弯刀。这位就是刽子手扎伊尔德·宾·阿布都拉·宾·马布鲁克·比希，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行刑官。他的名声主要建立于他施行所谓“交叉截肢”的手法。交叉截肢是针对公路抢劫的刑罚，远比单纯地斩首要来得困难，必须迅速用特制的刀子砍断犯人的右手和左腿。扎伊尔德·比希努力钻研这种刑罚的处置手法，多年来持续提高了沙特阿拉伯公开处刑的整体水平。现在碰到公开行刑场合，已经很少看到行刑官必须砍第二刀，才能砍断脖子或手脚的。

比希响应了几个观众的招呼，还来不及熟悉工作环境，就看到一辆白色厢型车穿过人群驶来。有个警察抬起一个路障，那辆开着冷气的白色厢型车就开到阶梯旁停下。后门打开时，群众纷纷往前探头，想看看车里的人。

动物学家走下厢型车，进入这个人群拥挤的停车场，他打着赤脚，一条厚厚的白布蒙住他的眼睛，双手反铐在背后。

观看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认识他，或者自以为认识他，但这些人还花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的脸。天晓得那些秘密警察在过去五个月是怎么对待他的，但他似乎缩小了，只剩一副空壳子，至少身体变得衰弱又缩小，就像你有时候会在老人院看到的那种皮肤半透明的老人。但他才三十八岁而已。

他很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知道眼前的状况。四十分钟前，一名司法部官员来到他的囚室，对他宣读一份正式判决令。这是他首次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此时两名制服警察带着他缓缓走上行刑台的阶梯，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他抬起脸对着太阳，试图挺起肩膀。我很确定，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听说他们的父亲不勇敢。

同时，在滨海大道上，众多驾驶人在车阵里塞得动弹不得，他们嫌恶又羡慕地看着那辆越野摩托车飞驰而过，把工地当成私人道路。该死的小鬼！

那男孩骑着摩托车经过盘绕的消防水管—专门用来为那些过劳的孟加拉籍建筑工人洒水的，以防他们因中暑而晕倒—然后迂回穿过一座座高耸的水泥塔。他必须在七分钟之内抵达广场才行。

我认为，即使他日后回想起来，也无法解释那天骑车为什么要那么冒险。他赶去那里要做什么？我相信，他在恐惧又生气的状况下，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父亲不但赐给他肉身，也赐给他灵魂，这样深厚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得赶到现场不可。他把车子往左急转，驶过一片堆着垃圾的荒地，更加快速度，冲向一条通往广场的道路。那条路被一道铁丝网篱笆挡住了，篱笆的这一头有一捆捆钢筋，他看到篱笆间有个开口，宽度刚好够他钻过去。安拉与他同在！

他的摩托车往更左边转，迂回穿过那些钢筋，掀起一阵阵尘沙，迅速逼近那道窄窄的开口。他就要穿过去了！

此时，被蒙住眼睛的动物学家来到行刑台上，感觉一只手放在他脖子上，把他往下压。那是刽子手要他跪下的意思。他缓缓低下身子，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显示他正对着四十英里外的圣城麦加。在这条直线路径上，会经过他的房子，而想到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坐在那栋屋子里，让他觉得好失落，不禁打了个寒战。

刽子手抓住那男子的一边肩膀—他之前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很清楚囚犯什么时候必须稳住身子不能动。清真寺的广播系统里传来一个声音，叫唤大家礼拜。

整个广场上，从简朴的外交部大楼到清真寺前的绿地，几千人都面对着麦加的方向跪下礼拜。跟其他虔诚的信徒一样，动物学家对于那些经文倒背如流，此时他跟着群众齐声诵念。而且他也知道这些经文要念多久：合理估计的话，他在人世的时间只剩四分钟了。

而不远处，那男孩被自己忽然转弯的摩托车所激起的尘沙弄得半盲，一开始没看到前头有一捆钢筋。其中一根比其他的突出至少一英尺，滑进了他摩托车前轮的轮辐间，等他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他反应快得难以置信，赶紧把车子往旁边转，但还是不够快。随着前轮旋转，那根钢筋把一根根轮辐弄断，形成一堆乱糟糟的金属棒。其中一根划破了摩托车的油箱和汽缸盖，轮子掉出来，车子的前叉便插进泥土里，摩托车立刻完全停下。但男孩和他的朋友继续往前—直接飞过摩托车把手，挥舞着四肢落地，一阵尘埃扬起。他们吓坏了，摩托车成了一堆残骸，而他们差点摔得失去意识。

滨海大道上的开车族看到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等到有人赶过去察看时，停车场上的礼拜时间结束了，人群纷纷站起来。行刑官走近跪下的囚犯，整个广场安静下来。那刽子手稍微调整了一下动物学家脖子的角度，几个离得比较近的观众看到他们彼此交谈了几句。

多年以后，我跟一些当天在广场上的人谈了话。其中之一就是负责行刑的扎伊尔德·比希。我在他家的客厅喝茶，问他当时动物学家说了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说得出话来，”扎伊尔德·比希告诉我，“所以我当然记得。”他深深吸了口气，“他讲得很简短，但是很坚定。他告诉我：‘唯一重要的，就是安拉和沙特阿拉伯人民原谅我的罪。’”

然后比希陷入沉默，朝麦加的方向看去，显然是说完话了，我恭敬点头，以阿拉伯语说了句祷语。

他又喝了口茶，看着不远处，出神思索着一个人临死的遗言。我只是一直看着他，洞悉一切地点着头。在任何阿拉伯国家，你绝对不能指控别人撒谎，无论多么婉转都不行。

于是，我只能盯着他看，而他只是望向别处思索着。我听得到屋外美丽庭院中一座喷泉传来的哗啦水声，听得到仆人在女人区奔忙的声音。身为国家行刑官的收入一定非常丰厚。

最后，他开始不安地在座位上移动，然后认真看了我一眼，看我只是生性沉默，或者其实是在默默恳求他。

我没有移开目光，他笑了起来。“以一个西方人来说，你非常聪明，”他说，“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他当时真正说的是什么。好吗？

“我对着犯人弯腰，告诉他尽量把脖子伸长，而且不要动—这样对他或对我都会比较容易。他好像不在乎，只是示意我凑近一点。他的嘴巴里一定是受伤了—或许是电击造成的—因为他讲话很困难。‘你认识国王吗？’他低声说。

“我吓了一跳，但我说，我有幸见过陛下几次。

“他点点头，好像他早就料到了。‘下回你见到他，跟他说有个美国人说过这句话—你可以杀掉一个思想家，但你杀不掉他的思想。’他说。”那行刑官看着我耸耸肩。

“那你跟他说了吗？”我问，“我指的是国王。”

那行刑官大笑。“没有，”他回答，“我见过太多人脑袋落地，宁可保住自己这颗。”

我不必问接下来发生的事—其他几个当天在场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比希跟犯人简短谈过之后，一阵强风从红海吹来—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这件事，因为柏油路上好热。行刑官直起身子，动作流畅地抽出他的长刀。他后退一步，熟练地打量一下距离，然后站稳双脚。

此时唯一的声音，就是清真寺广播系统传来的静电杂音。比希横举着长刀，挺直背脊，昂起下巴，使得他的轮廓更显著（我初见他时，就无可避免地注意到他的虚荣）。他一手持刀，往上挥到了最高点，广场上的每一只眼睛都跟着那把刀，因而被正上方的白色太阳照得几乎目盲。

他暂停，那把刀明亮炫目，仿佛要吸取这个场面的戏剧性—然后他另一只手也握住刀柄，以惊人的速度挥下刀。刀口呈直角击中动物学家的颈背。依照行刑官之前的要求，犯人一动也不动。

每个人都会跟你说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声音—响亮而湿润，就像劈开西瓜似的。刀子切穿动物学家的脊髓、颈动脉、喉部，直到整个脑袋完全脱离。

那颗人头滚过大理石地板，眼皮迅速掀动着，一道弧形的血柱旋即从切穿的动脉喷出来。动物学家的无头身躯似乎漂浮了一会儿，仿佛还在震惊中，然后往前跌入一片血泊。

行刑官穿着他毫无污渍的白色大袍，往下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广播系统的静电杂音转为一段祈祷文，一群苍蝇开始聚拢过来，广场上的群众爆出掌声。

死者的儿子—因为试图奔跑而呼吸沉重，身体左侧严重擦伤，一只血淋淋的手包着手帕—一拐一拐走进停车场，此时他父亲的尸体刚被搬上那辆冷气十足的白色厢型车中。原来这辆车开着冷气的原因是这个：不是为了活人的舒适，而是为了降低死人的臭味。

大部分观众都走了，只剩下拆除路障的警察，还有两个孟加拉国工人在清洗大理石行刑台。

那男孩四下张望，希望能找到认识的人，问一下那个被处决的犯人是谁。但大家都被大风吹得快步离开，像贝都因人般拉下格子纹头巾遮住脸。在绿地另一头的清真寺，唤拜人正把木制护窗板一一关上，以提防看似愈来愈可能出现的一场大型沙尘暴。

在强风吹袭之下，那男孩跑过去，隔着铁栏杆朝唤拜人大喊，问那个犯人的名字，或是职业。唤拜人转身，一手遮脸以抵挡沙尘，也大喊回去。强风掩盖了他所说的话，所以男孩只听到一个字眼：“动物学家”。

当时对着这个广场拍摄的监控录像画面—是我们很久以后找出来的—显示这位唤拜人回去工作，没看到那个男孩转身瞪着大理石行刑台，焚风猛烈扑打着他的身体，他的心显然满怀哀伤。他站着不动好几分钟，决心像个男子汉不要哭，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座大风中的雕像。

其实，我想他当时大概很快就离开了：就像大部分遭受巨大惊骇的人，他被困在时间和空间里，完全失灵。他本来大概还会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但一个警察走向他，凶恶地挥着竹杖朝他大吼，要他赶紧离开，于是他就踉跄逃走了。

当他穿过回旋的风沙，眼泪终于打破他钢铁般的决心。独自走在这个他如今痛恨的城市里，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喊。后来人们告诉我，那是悲痛的哀号，但我知道不是。那是出生时的本能哭喊。

就像实际出生的过程一般血淋淋又充满痛苦，在吉达市中心一个狂风大作的停车场，撒拉森降生在恐怖的世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于对父亲始终不渝的爱，他将会成长为一个笃信传统的狂热分子，与一切西方价值为敌，公然宣称要摧毁法赫德国王政权。

谢了，沙特阿拉伯，真是谢了。

03

尽管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的石油矿藏，又热爱高科技的美制军事武器，但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能真正有效运作。吉达的巴士系统就是一个例子。

动物学家的儿子撞毁了摩托车，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此时由于巴士时刻表不准时，再加上愈加恶化的沙尘暴，于是处决的消息比他早二十分钟抵达家中。

他们全家族的亲戚都聚集在那栋房子里简朴的起居室，他母亲搞得亲戚们愈来愈惊恐。她在一波波痛苦和不愿相信的情绪中，大骂这个国家，大骂沙特阿拉伯的司法系统，还大骂王室。尽管没有任何沙特阿拉伯的男人—更别说整个社会了—承认过，但她几乎向来就是全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她狠毒地一直骂个不停，直到某个人朝窗外瞧，看到她的儿子正走过来。她到门厅接他，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担心会有另一个悲剧发生—他目睹了父亲的处决。

当他摇摇头，说起摩托车撞毁在工地的片段，她身子一垮，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跪在地上，为了他身上的每一个伤口感谢上天。男孩弯腰拉起母亲，隔着她的肩膀，他看到两个妹妹独自站在那里，像是困在绝望的孤岛上。

他把两个妹妹也叫过来，双手抱住一家人，说出他最后的悲痛—回家的一路上，他都在烦心这事情，但其他人都还没想到—被处决的囚犯不会有葬礼，也不能下葬。所以不会有人遵照仪式，帮他父亲阖上眼皮，不会有人帮他清洗身体，用布包裹起来。他的遗体会被扔到公有地掩埋，不会有墓碑。如果运气好，某个负责埋葬的工人或许会让他往右侧躺，面对着圣城麦加，那就算他们很走运了。

根据他母亲在迟来许久的审讯中所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失去父亲的沉重乌云始终笼罩着这栋房子。除了少数近亲，没有人来他们家，也没有人打电话。因为他父亲罪行的性质，使得他们一家人遭受朋友和整个小区排挤。在某种意义上，这家人也被扔到一个没有标示的墓地里掩埋掉了。即使如此，随着一天天过去，他们悲痛的锐利棱角终于逐渐磨平。而这个向来成绩优秀的男孩，也终于重拾书本，继续在家上学。这是稳定全家最重要的力量。毕竟，受教育才有机会争取更好的未来，无论当时看起来有多么无望。

然后，那场处决的八个月后，东边的天空忽然破晓—之前祖父瞒着这家人，持续不懈地帮他们努力。透过他很有限的人脉，以及他其实负担不太起的贿赂，设法帮儿媳妇和三个孙子女取得护照、出境许可、签证。这当然证明了他有多么爱他们，但其实也是这家人已经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大概也很乐意放他们离开。无论背后原因是什么，有天祖父很晚来到他们家，带来这个惊人的消息，说明天一早他们就得离开，免得他收买的那些人有机会改变心意。

他们忙了一整夜，把少数想带的东西整理打包，回顾最后一次，然后，没有人想告别，就在黎明前上路了。四辆载满行李的家庭用车开了十二个小时，穿越整个国家，经过永恒的沙漠和无尽的油田，最后在薄暮时分，他们看到了阿拉伯湾粉蓝色的海水。

像一条项链般穿越海面的，是一条闪闪发亮的跨海大桥，从沙特阿拉伯连到独立的岛国巴林。这条全长十六英里的法赫德国王大桥，由数座桥梁和高架道路连接而成，是荷兰营造工程的一大成就。桥上每一英里都有巨大的广告广告牌，上头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法赫德国王微笑的照片，往下看着这一家人穿越海洋。那个男孩觉得好讽刺：就是这个微笑的国王，签下了他父亲的处决令。法赫德讨厌的脸，是他所看到家乡的最后一景。

在边境又付了一次贿赂后，祖父和三个堂哥在没有入境文件的状况下，获准短暂进入巴林，好帮这家人运送行李到新租的房子去，那是祖父通过一个邻居的朋友租下的。看到那栋房子时，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心里一沉。

这个破烂的家屋位于巴林首都麦纳麦一个半工业区内。前门半开，污水管几乎不通，只有两个房间有供电。但现在已经无法回头，怎么样的生活都好过住在吉达。

这一家人简陋而稀少的行李终于卸下，男孩的母亲站在破烂的厨房里看着老祖父，低声想谢谢他所做的一切。他摇摇头，把一小卷钞票塞在她手里，说他以后每个月还会继续寄来，钱不多，但是够用。她咬住嘴唇，努力不要被他的慷慨感动得哭出来，他缓缓走向两个站在前院泥土地上的孙女，把她们拥入怀中。

然后他转身，犹豫了—他把最艰难的部分留到最后。他的孙子知道接下来就要告别，于是就在后门廊上忙着拆箱子。他的祖父走过来，等着他抬头。两个人都不太确定男人该显露出多少情感，直到祖父伸出手，紧紧抱住那男孩。这不是计较自尊的时候，他老了，只有老天爷才晓得他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个孙子。

他后退，看着这个男孩—每一天他都想着，这孩子真像自己的儿子，已经被处决的那个。然而，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依然继续活着，代代相传，就连国王也不能夺走。他突然转身，走向车子，喊着其他孙子们发动引擎。他没回头，免得被这家人看到他的泪水滑下脸颊。

男孩和母亲、两个妹妹聚集在一起，直到暮色四合后许久，看着他们过往人生的车尾灯消失在夜色中。

04

两天后，成年之后第一次，孩子的母亲在没有成年男性的陪伴下，出门到公共场所。尽管害怕又难为情，但她没有办法—如果不找点事情让小孩忙，他们一家可能就会被孤单和贫困压垮。

流落在举目无亲的异国土地上，她找到了当地的巴士站，带着小孩上车，然后一家人在城里的购物商场逛了好几个小时。那真是大开眼界。他们都从来没接触过自由派，纷纷睁大眼睛看着美国电影和印度宝莱坞歌舞片的海报，瞪着只穿背心和短裤的西方女人，不敢相信穿着精巧黑纱袍的女人放弃了面纱，改戴香奈儿太阳眼镜。

对那个男孩来说，有一件事是最让他惊讶得连脚都站不稳的。他以前唯一看过的女性脸庞，是他母亲和近亲的，其他连照片里的都没见过：在沙特阿拉伯，没有面纱的女人照片是禁止出现在杂志和广告广告牌上的。所以，在巴林的商店里，忽然看到了那么多脸，有了比较，他才明白了自己本来永远不会晓得的—他的母亲很美。

当然，所有的儿子都觉得自己的母亲很美，但这男孩知道自己的想法不是出于偏见。她才三十三岁，颧骨高高的，皮肤完美无瑕，大大的杏仁眼闪着慧黠的光芒。她的鼻子挺直而精巧，往下是弧线完美的嘴唇。不只如此，她最近遭受的苦难，又为她添加了一种远高于现实人生处境的优雅和高傲气质。

没多久之后，有天夜里，他的两个妹妹都上床睡觉了，他坐在厨房的一盏灯泡下，结结巴巴跟他母亲说她长得有多美。她大笑着吻了他头顶一记，但那天晚上睡在床上，她默默哭了—当一个男孩开始注意到女性的美，就表示他长大了，她知道自己就快要失去他了。

接下来几个星期，她安排三个小孩进入好学校就读，而男孩在六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够严格也够反西方的清真寺，符合他父亲的标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从街上走进清真寺中，身边没有任何男性家人陪伴，无论如何都是很不寻常的。因此，在第一个星期五的礼拜仪式之后，天生盲眼的教长和其他几名男子邀请他到清真寺后方，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喝茶。

在紫花盛开的蓝花楹树下，男孩几乎完全不肯主动说出让自己来到巴林的那些事件，但那些男人可不会轻易放弃，而且男孩无法对教长撒谎，于是他终于断续说出父亲死亡的事情。说完之后，那些男人鞠躬致意，赞扬他的父亲。“这样的男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及其价值而发言，哪个儿子不会以他为荣呢？”他们愤慨地说。

男孩之前一直被自己的族人引以为耻且排斥，孤单无依了好久，这回的聚会是个很有益的经验。这个清真寺开始填补他心中那个情感的空缺。

盲眼教长告诉他，上天所降下的苦难，一定是在凡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吉达所发生的那些可怕事件，都只是考验他父亲的虔诚和勇气。然后教长伸出手，摸着那男孩的脸，要他好好记住。这是一种尊重的象征，也是欢迎他加入这个团体的表示。

大部分夜晚，那男孩都在清真寺上课，但他回家都没提，只跟母亲说去那里礼拜的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是男人的事情，教长说过，而男人绝对不随便乱说什么，除非他确定对方能保密。

结果那男孩所加入的团体，是兄弟会的一个基层小组。正当他初步踏入该组织的一些活动时，他们家的其他成员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巴林的大部分人家都有电视，他们家没有，但两个女孩接触的大众文化愈来愈多—在学校，在购物商场，在广告广告牌上。而在其他的中东国家，大众文化并不代表阿拉伯文化。

眼看着两个妹妹愈来愈美国化，男孩也愈来愈常跟母亲争执，直到有天夜里，她严厉地跟他说开了。她告诉他，巴林是他们唯一的未来，她希望两个女孩能适应这里，能交到朋友—她希望每个子女都能拥有这些—如果这表示要弃绝他们住在沙特阿拉伯时期的种种生活方式，那么她一滴泪都不会掉，因为那一切已经为他们带来太多苦难了。

她说孤寂是一把利刃，能把心割成碎片；她说小孩有梦想的权利；她说如果两个女孩眼前不努力追求快乐，那么她们就永远都不会快乐了。她告诉他这些话，诚实且充满洞察力，有什么不应该的？她也等于是在谈自己。男孩从没听过他母亲这么热切，如今她真正关心的，只有生活和子女。他觉得很苦恼，于是提醒她，上天随时都在照看他们，然后就去睡觉了。

他睡着之后，母亲到两个女儿的房间，悄悄唤醒她们，双手搂着她们的肩头。她跟两个女儿说，她知道她们愈来愈向往不同的未来，但在这个家里，绝对不许再冒犯哥哥了。她们不准再在家里听流行音乐，而且出门去上学时，她们必须围上面纱。

两个女孩的外貌和脾气都像母亲，一听了这番话就要抗议。但她阻止了她们，说一切都是因为哥哥爱她们，他只是想代父亲担负起这个家庭的庞大责任而已。她看着两个女儿恳求她改变心意的表情，差点笑了—她打算跟女儿分享一个秘密，而除了跟自己的母亲之外，她从来没跟其他人分享过秘密。

“我需要你们帮忙，”她说，“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他商量—如果他认为你们堕落了，就绝对不会答应的。”

两个女儿忘了自己的抗议，很想知道母亲要提出的到底是什么计划。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她说，“不光是房子太破旧，你们的祖父年纪也大了—如果他死了，没办法再寄钱来的话，那怎么办？”她让她们想象一下那个可怕的后果，这才接着说：“我要去应征一个工作。”

日后这两个女孩长大后，将会学到各式各样的教训：但那个夜晚，她们的母亲所示范的，却是最重要的一刻：自己做主，了解到通往天国的唯一阶梯，要由自己在尘世间建造。她们惊奇地瞪着母亲。工作？！

她告诉她们，几星期前，她在她们学校听一个妈妈说起这个职缺，于是打了电话去那个公司。本来一直没回音，她都差不多要放弃了，但那天她收到一封信，通知她去面试。她解释说，她还没跟她们的哥哥提起，免得没录取—面对现实吧，她说，她才第一次尝试找工作，几乎不可能被录取。所以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件事吵架。除此之外，她就什么都不肯多说了，只坚持现在很晚了，叫她们赶紧睡觉。

到了早上，两个女孩以自己所知道的唯一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支持—她们拿掉了墙上贴的海报，成沓的杂志也塞进垃圾袋里，所有的音乐和化妆品都藏了起来。

工作面试那天，几个小孩都去上学了，这位母亲拿了她仅有的一点存款，小心翼翼地执行一个缜密的计划。她先到一个高级商场里的一家小精品店，买了一个很好的路易威登仿冒手提袋，以及一副古驰的太阳眼镜。

接着她去公用洗手间，把旧的手提袋扔在垃圾桶里，换用新的手提袋，又拿掉自己的面纱。她决心要尽量运用一切优势，包括她儿子几个月前提到的外貌。然而，要克服一辈子的女性端庄习性并不容易，尽管戴上了太阳眼镜，她还是无法鼓起勇气，去看镜子里的自己。

最后，她一副现代感而美丽的模样，溜出了洗手间，走向隔壁的办公大楼：巴林电信公司—独占当地市场的电话公司—的总部。她害怕又兴奋得皮肤刺痛，坐在一张沙发上，等着他们喊她进去面试。此时她忽然想到，眼前的感觉跟新婚之夜差不多—而且也同样觉得自己全身赤裸。

难怪女人喜欢出门，她心想。

一个秘书走过来，带她到一间会议室，里头有三名主管，两男一女，解释说他们公司有意扩充“消费者服务部门”的人员规模。问她觉得怎么样。她告诉他们这是个好主意—这个公司的服务口碑太差了，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居然有这样的部门存在。

那个年纪较长的男子瞪着她，然后大笑。他们一整天都听到应征者说这个公司多么了不起。现在总算等到一个应征者，至少了解这份工作的必要性。他面带微笑说，这份工作大部分是在处理消费者对超收费用的抱怨、解释账单周期、说明种种复杂的费率方案。

她告诉他们，虽然没有任何经验，但她是这方面的专家。身为一个寡妇，家中收入很少，所以她必须了解并分析各种家用账单，包括巴林电信公司的。她一时紧张，就拼命说个不停，没意识到虽然三个面试官频频点头，但其实都没认真在听。

他们知道这份工作的重点在于处理愤怒的用户，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眼前的这个女人似乎难得兼具智慧和风格—就算是最火大的消费者，看到她也会稍微犹豫一下。

三个主考官看着彼此，以扬起眉毛和轻轻耸肩无言沟通着，一句话都没说，就做了决定。那个比较年长的主管打断她，问她能不能从星期一开始上班。她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他又问了一次，她才勉强说可以。

她走出会议室，满脑子混乱的思绪。即使如此，她知道自己还不能把消息告诉两个女儿。眼前还有最后一关要过：她的儿子。

晚餐后，她若无其事地要他陪自己去附近的杂货卖场。她已经计划了一整个下午，两人出发时，她发现时机真是再完美不过了。次日就是周末，许多年轻人聚集在一家汽车改装店外头，成群住在当地工厂宿舍的巴基斯坦男子蹲在街角，还有一车车喧闹的男孩挤在车上要去城里看电影。母子走过时，她指着每一个不合宜的场景跟儿子说，很快地，不管戴不戴头纱，两个女孩就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再也不能离开屋子了。

他点点头，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身为男性，他是这个家的家长，有责任维护女性的贞操。

“我们得搬到好一点的地区才行。”她说。

“当然了，”他回答，“可是哪里来的钱呢？”

“我去找个工作吧。”她平静地说，不提自己已经找到了。

他停下来，瞪着他。“太荒谬了！”他说。

她顺从地低下戴着头纱的脸，聪明地遮掩了第一股怒气和惊讶。他转身要走向杂货店，但她没动。

“或许荒谬吧，但是至少这是一条路，”她镇定地说，“否则我们要怎么保护两个女孩的安全？”

他继续走向杂货店，但是她还是没动，决心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要跟她儿子对抗到底。

“我们不能永远靠别人接济！”她在他身后喊道，“哪个男人会想要这样？没有一个母亲愿意的。有了工作，我们就能负担得起新生活！”

她没能讲完。他转身大走向他，气得要命。“我说不行—这样是错的！”

他抓着她的袖子往前拖，但她看到了自己一直渴望的漏洞。“女人去工作，或许不符合某些男性气概的想法，或许冒犯了某些狂热的教长，但绝对不是错的。”她冷冷地说。

她的儿子也看到了这个漏洞，但是话一出口就无法收回了。他于是想结束整个话题，指着一群群看着他们母子吵架的男人。“走吧！”他说，“你搞得大家都在看我们了！”

但她不肯动。“我上宗教课是很多年前了，”她说，“所以告诉我—教义里哪里说过女人去做正当工作是错的？”

“因为我说是错的—”但她没让他说完。

“你的意见还要大过先知穆罕默德所写的作品？”她逼问。

这种事情连想一下都是亵渎，一时之间，他无法回答。

他母亲更要确保优势：“你接手你父亲的位置，是上天的旨意—现在你就表现出他该有的样子吧。你认为你父亲会希望他女儿这样生活吗？你认为他会希望他的妻子这样生活吗？”

男孩知道答案。他看着分隔两人那道广阔的性别鸿沟，看进一扇小窗子。那是她面纱上窄窄的开口—一千多年来，在阿拉伯世界中，男人与女人只能凭着这扇小窗互望。

她美丽、蒙胧的双眼也逼视着儿子。“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你父亲会希望我们住在这样的环境—回答我。”她问。

他想用目光压倒母亲，但她不退让，最后他别开眼睛。她还是他的母亲，而且他深爱她。“一份工作能赚多少钱？”最后他终于问。

05

要不是一组孟加拉国建筑工人，这一家人的快乐时光有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儿子同意母亲去工作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搬到良好地带的一栋房子里。而且每星期五天，这位母亲就跟女儿一起搭着巴士去上班。她之前从不曾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这么充实，也从不曾感觉到两个女儿这种宁静的愉悦。但自从那些建筑工人开始在男孩学校旁建造一个小办公区，两天之后，这一切就告终了。

这群工人不熟悉建筑工地预先处理的细节，开着一辆挖土机辗过地下水管和电线，于是男孩学校里的冷气忽然停止运转。当那个不幸的工人看着自己烧坏的机器时，学校里的男孩纷纷探出窗外朝他欢呼，知道今天要停课了。

撒拉森决定去找母亲吃午餐，给她一个惊喜，但麦纳麦的巴士服务大概就跟吉达一样不可靠，于是他抵达巴林电信公司的办公大楼时，午休时间已经开始好几分钟了。他猜想母亲应该就在员工餐厅里，于是到商场里买了杯饮料，想着要怎么打发这个空闲的下午。

他下了电扶梯，看到她在三十码外。那一刻，无论他以前计划过要在巴林过着什么样的渺小人生，全都化为碎片了。他母亲没戴面纱，还涂了唇膏，她的古驰太阳眼镜推到头上，正在一间小餐馆跟一群同事吃午餐。

他瞪着她没有面纱遮住、还化了妆的脸，震惊不已。在他眼中，她等于是裸体的。但更糟糕的是，坐在那张大餐桌旁的四名男子。只要看上一眼，他就知道他们并非其他女人的父亲或兄弟。

他觉得被背叛，一股作呕的感觉突然涌上来，令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努力压下那股恶心之感，困在一片旋转的失败哀伤中：他明白自己让父亲失望了，而且是以最难以想象、最糟糕的方式。

他考虑要去当众质问他母亲，盖住她的脸，把她拖回家。但总之，他设法逼着自己走开。他愤怒、受伤得完全无法平复，于是去了他所知道唯一的庇护所—清真寺—渴望着教长和其他兄弟会的士兵们，能够给他抚慰和建议。

那天夜里他好晚才回家，而且次日早晨故意拖到很晚才起床，于是直到晚餐时间，他才看到母亲和妹妹。很奇怪的是，他完全不提他在商场里所看到的，这一顿饭从头到尾，他母亲都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两个女孩上床睡觉后，她问他怎么回事，但他沉默又暴躁，就是不肯谈。她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某个女孩有关，于是决定不要逼他；她自己也有兄弟，知道十来岁的年纪对男孩有多么难挨。

他花了好几天，才终于坐下来跟她谈。他低垂着眼睛，说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之后，他决定以宗教为人生志业，而且如果安拉的旨意允许，他希望日后能成为一名教长。

她看着他，完全猝不及防，但也不想打断他。无论她曾对这个儿子有过什么梦想，都绝对不包括这个。

他平静地告诉她，他知道这条路很辛苦，但自从父亲死后，宗教就带给他莫大的抚慰，而且，就像教长告诉过他好几次的，他这个决定，一定也会让父亲非常引以为荣的。

他母亲知道这点没错，而且，尽管这可以解释他最近的沉默，但她不禁觉得，这个决定还有些她不了解的部分。

她瞪着自己唯一的儿子—随着每一个月过去，他长得愈来愈像他父亲，因而让她更爱他—盼望他能把一切说出来，但他只是抬起眼睛看着她，毫不动摇。

“再过两星期，我就十六岁了，”他说，“但我还是要经过你的同意，才能办护照。我想去巴基斯坦一个月。”

她震惊得哑口无言—巴基斯坦？他这个主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是在暑假期间，所以不会影响我的学业，”他继续冷静地说，“就在圭达市区外，有个很有名的学校，是一所神学院，他们有一套完美的课程，提供给刚起步的年轻人。教长说，这个课程可以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他母亲点点头，几乎可以听到那位盲眼教长这么说。他对她的儿子有什么了解？这个男孩又高又壮，运动神经超级发达，她不太相信终身研究神学能满足他。“就算我同意了—我们怎么负担得起？”她问，第一个就提出最实际的反对理由。

“那个课程是免费的，”他说，“教长要帮我付机票钱。清真寺里面的其他人也说他们会写信给朋友，帮我安排住宿。”

她咬住嘴唇—她早该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你什么时候要去？”她问。

“十天后，”他回答，猜想她会说太快了。

“什么？！”

“十天后。”他又说一次，知道她其实听得很清楚。

她花了好一会儿，才稳住心情。然后试着告诉自己，要是她不答应，可能会在他们母子间造成一道永远无法弥补的裂痕。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那个口气很有侵略性，足以让她明白他希望的回答是什么。

“你有这么值得荣耀的抱负，我绝对不会阻止你，”最后她终于说，“但当然，我有我的担心，所以我得跟教长碰面谈谈，好确定一切安排都能让我放心。”

他露出愉快的微笑，站起身来。“没问题，他等你的电话。”

两天后，她跟教长碰面谈过，于是放心签下了急件护照申请书，那天下午，他就到阿富汗航空公司的办公室买了机票。

此时他母亲才明白，他生日时不会在家里过，于是除了匆忙帮他打包、购物之外，她跟两个女儿还多了一个任务—在他离开那天，帮他办个惊喜生日派对。这个秘密很难瞒得住，但他似乎很合作，假装没注意到她们多买的食物，以及发到他学校和清真寺的邀请卡。

然而，派对当天的凌晨四点，他已经老早就起床，穿好一身衣服了。他悄悄走进妹妹们的房间，站在她们床边。她们累坏了，前一天为了准备派对而熬夜到十二点，于是睡得很熟，两个都没惊醒。

他看着沉入黑暗睡乡那两张可爱的脸，或许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爱她们。但现在不是软弱的时候，他把一本写着他名字的《古兰经》塞到她们的枕头底下，吻了她们最后一次。

然后他怀着完全想象不到的沉重心情，沿着走廊往前，打开他母亲房间的门。她侧躺而睡，面对着他，她浴室里一盏夜灯的微弱光芒透出来，照着她的脸。

他的母亲和妹妹都不知道，他三天前又回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把机票改成早上六点的班机。自从在那个商场看到母亲之后，他就一直隐藏自己的感觉，但如果参加了生日派对—只有他晓得其实会是一场告别派对—在那种情绪的骚乱中，他就不确定自己能再压抑下去了。之前他告诉她们一个月后就会回来，但这不是实话。事实上，他不晓得今生能否再相见了。

看着自己的母亲，他知道此行不会轻松。在沙漠里长大的他，这辈子只看过一次雾。那是一个清晨，父亲叫醒他，两个人看着厚实如墙的白色雾气，超脱尘俗，从红海朝他们滚滚涌来。这会儿种种记忆也像那场雾朝自己涌来：她大肚子怀着一个妹妹时，他父亲因为她不顺从而打了她一耳光；她听了父亲讲的笑话，那张美丽的脸笑得好开心。种种人类的情感涌动着—从希望到绝望，从童稚的爱到难堪的失望—伸出一根根奇怪的触须，把他紧紧缠住，直到他迷失在那片漂浮的白茫茫世界里。

他在泪眼蒙眬的回忆中一直漂浮，直到远处有个唤拜人召唤信徒礼拜的声音传来。这表示天亮了，他就要迟到了。他走向床边，弯腰凑近母亲的脸，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轻轻拂过他脸颊。据说战场上的男人在临死之前，手指几乎总是抠进泥土，想要抓住大地，也抓住所有的痛苦和爱。

当时这男孩不明白，但若是他低头，就会看到自己的手指紧紧抠进他母亲的床罩。他吻了她的前额，喃喃说了一个词，那是他从来没在她眼前说过的：他说了她的名字，好像她是自己的女儿一般。

他站起身，朝门后退，双眼尽可能停留在她身上久一点。然后很快地，他抓了自己的背包，出门踏入黎明之中，迅速沿着小径往前跑，免得泪水淹没他，害他的双脚跟着他的心回头。

在这条街的街尾，一如安排，一辆汽车在那里等着他。里头是教长和两个兄弟会的领袖成员。他爬上后座时，他们跟他招呼致意，然后司机松开手刹车，加速上路，送他到机场。

两个小时后，他母亲醒来，想完成派对的准备工作。到了厨房，她发现一封写给她的信。她一开始阅读，就觉得好像地板上涌起冷水，淹没了她的下半身。她两腿发软，赶紧抓住一张椅子，才免得垮在地上。

他在信中简短地说，他看到她在商场里可耻之极的模样，还说他很确定两个妹妹也跟她串通好了。他说他原先唯一的目标，就是保护女人，他父亲也会如此期望的。

她继续读着那两页写满了他优美字迹的信，学到了很多父母所学到过的一课—伤害你最深的，往往就是你的孩子。

终于，她读到最后一段，这才知道自己完全被那个教长骗了。她所读到的内容，摧毁了她最后一丝脆弱的控制力，她跌入了迷失、罪恶、惊惧的深渊中。

她的儿子在信中写到，他要去圭达，但那里没有什么著名的神学院，只有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间的营地。他将会在那边接受六星期的基本训练，然后要沿着一条古老的走私小路，穿越国界，进入战场。

他说他从来不打算以宗教为人生志业，他决定去阿富汗。

06

在阿富汗战争的九年期间，总共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亡，但撒拉森不是其中之一。对照起他日后的所作所为，会让人怀疑上帝是否不存在，或者至少质疑他的常识判断力。

穿过国界之后，撒拉森跟苏联军队作战两年，直到一个寒冷的二月夜晚，当时十八岁、长得又高又壮的他，站在一片山脊上，往下看着一条通往欧洲的山间道路。

在他身后，一弯弦月洒下亮光，照耀着密集林立的山顶和悬崖，另外还有一万名久经沙场的战士，也如哨兵般挺立着。

他们都见识过各式各样不寻常的事情，但眼前，这个百万颗星星闪耀下的夜晚，他们就等于站在土星的第五环，看着帝国舰队飞过去。这可是没人见过的场面。

沿着底下的宽阔谷地，长达四十英里的双车道柏油路上，塞满了拖车、卡车、坦克运输车，而且根据阿富汗军事电台的报道，看不到的还有一百里。每隔几里，就会烧起火堆，把夜空照耀得像是基督徒的火葬堆。车辆沿着火堆前进，乘客座上的士兵们则把剩余物资往外丢：雪地军装、配给口粮盒、帐篷、急救包。

偶尔，会有火药或照明弹不小心被点燃，像劣质烟火点亮了夜空，引得车上的人纷纷蹲低身子，而史上最大的车队之一便笼罩在令人目盲的亮光中。那些车子正朝向阿姆河和乌兹别克的边境驶去：庞大的苏联第四十军团—也就是阿富汗的占领军—已经战败，正在进行撤离。

撒拉森跟其他人知道苏联为什么会输掉。“一切都是安拉的旨意！”一个声音从最高的几座山顶传来。“一切都是安拉的旨意！”一万个其他声音也跟着，他们敬畏地大喊，倾听着回音。“一切都是安拉的旨意！”—喊声持续不断，洒落在那些忙着返乡的苏联人身上。曾是众多帝国葬身地的阿富汗，又再一次赢得胜利了。

两个星期后，二十名武装男子骑马进入这个大雪纷飞的小村子，撒拉森和其他一身战争伤疤的外国战士所居住的军营就在这里。

那二十名男子的领袖叫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即使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也还是一个传奇人物。苏联军队入侵时，他才四十来岁，当时他带领自己的族人作战，被另一个部落的两个“军事顾问”引导而误入陷阱，在一场激烈交火中被敌军俘虏，关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监狱，饱受酷刑折磨，一度惨烈到连俄罗斯警卫都想吐。后来在一场血腥的监狱暴动中，他逃了出来，一路靠着意志力，加上医药的辅助，他回到自己山区的大本营。

六个月后，健康还没完全恢复时，他就实践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心愿支撑着他熬过喀布尔苦牢中的殴打和电击—他的部下活捉了那两个当初背叛他的人。他没有拷打他们。而是在他们背上捆了沉重的钢块，让他们面朝上，赤裸躺在一个大铸模里。他们站不起来，看到水泥浇进铸模里，只能拼命挥动手脚。

一旦水泥盖住他们的身体和脸，足以淹死他们，就不再加入水泥，等着凝固。他们挥舞的四肢和尖叫的脸，现在永远被凝固在石头里—成了一件怪诞的浅浮雕。

这两座埋葬了叛徒及他们企图脱逃身影的水泥块，现在就嵌在他堡垒中那个奢华会议室的墙面上，让所有来拜访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酋长的人有所启发。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背叛他了。

他是这个地带无人能敌的军阀，而且信仰虔诚。当他带着军事护卫来到这个冰冻的小村时，已经自封为该省的总督。此时他就是行使总督的职责，走遍广大的领地，以感谢那些外国战士的协助，并安排遣送他们回国。

在这趟漫长的旅途中，有一个他最想见的人。两年来，他一直听到有关撒拉森的种种故事，据说他背上背着四十磅的吹管防空导弹，肩上扛着一把AK-47冲锋枪，在各个山区间作战。

自从苏联坦克开进阿富汗之后，接下来那些年的战争，俄罗斯人损失了三百二十多架直升机。其中三架（全都是令人生畏的雌鹿武装直升机）是被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以吹管防空导弹击落的。两架是在这场战争中最惨烈的那几个月，另外一架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无论以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阿布都·可汗在苏联人昵称为“喀布尔健身中心”的那个黑牢期间瘸了腿，憔悴而英俊的脸总是似笑非笑，就连他把人变成水泥浮雕时也不例外。此刻他站在聚集的外国士兵面前，听着各式各样的要求，从医疗到旅费。只有撒拉森站在后排，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要，于是这个军阀更欣赏他了。

大家一起在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吃过晚饭后，总督以动作示意撒拉森跟他到烧得正旺的火堆旁，进入一个小凹室里单独谈话。此时大风呼啸吹过山谷，一路吹往中国的方向，阵阵小雪吹积在杂乱拥挤的屋子旁，阿布都·可汗亲自帮两人泡茶，提起自己听说过这位年轻人是非常虔诚的人。

还不到二十岁的撒拉森点点头，可汗告诉他，有个学者，也是前任指挥官，曾在战役中失去一只眼睛，他正在坎大哈市设立自己的精英学校，收的学生都是前任战士。如果撒拉森想在最好的环境研究宗教，那么阿布都·可汗总督很乐意帮他出钱。

撒拉森用他的钢杯喝着茶，抽着总督给他的美国香烟，说他听过毛拉·奥马尔的塔利班组织—“塔利班”这个阿拉伯文的意思，就是指追求宗教知识的人—而尽管总督的提议令他受宠若惊，但他摇摇头。“我要回家，回到我出生的国家。”他说。

“回吉达？”总督问，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不，利雅得，”他说，于是总督猜出他的意思了。利雅得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也是国王和沙特阿拉伯王室统治的基地。“你听说过他们对我爸做的事情吗？”那年轻人问，看着总督深陷的双眼。

“很多人都说过。”总督低声回答。

“所以你就了解—我要展开的行动。”

这句话说得没有怨恨也没有任何情绪，纯粹是就事论事。即使如此，如果换了其他年轻人说这句话，总督一定会大笑，再敬他们一根好香烟。但其他年轻人从来没有面对过苏联雌鹿武装直升机朝自己全速飞过来，一次都没有，连最糟糕的梦魇里面都没出现过。看着撒拉森，总督又一次不禁想着，要是换了自己，手上仅有的武器就是一具吹管防空导弹，会有勇气做同样的事情吗？阿富汗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导弹是有史以来最烂的武器之一，几乎可以保证，任何不幸去使用它的人，到最后都会送命。

这种四英尺长、扛在肩膀上发射的导弹，是利用手动操控系统：换句话说，你发射导弹，然后利用一个小小无线电盒里面的操纵杆，引导导弹射向目标。这样就已经够危险了，另外还要加上导弹发射时，会制造出很亮的闪光，因此你预设的目标（通常是一架直升机）就一定会知道导弹朝自己飞过来。

因此，直升机上的人员会立刻将直升机转向，带着机上的多管式机枪和5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他们会火力全开，试图在导弹被导引射中目标前，就先毁灭导弹的发射者和他的操纵杆。

才十七岁，孑然一身，没有父母埋葬你，更别说保护你了；你要站在阿富汗山区日落时分的一片碎石坡上，只有长长的阴影，其余一无遮蔽。而同时，狠心的直升机飞行员放出地狱里的恶狗，于是石头和子弹的碎片从你身旁飞掠而过；你要站在一阵旋风的中心，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在旋转着崩塌；你要听着震耳欲聋的马达和引擎，听着机枪和加农炮迅速飞近的尖啸；你要坚守阵地，绝不逃跑或退缩，面对着迎面冲来的死亡，转动一根操纵杆；你要数着漫长的那几秒，让死亡害怕得转身离开；你要扭动着操纵杆，引导弹头钻入直升机的引擎，感觉到爆炸的热力，然后闻到死亡和焦肉的气味，这才忽然明白烧焦的不是你自己，总之这回不是—好吧，能做到这种事情的人可不多。

这种史上最致命的比胆量游戏，撒拉森玩过三次，而且三次都赢了。这样一个年轻人讲的话，阿布都·可汗酋长是绝对不会嘲笑的。

“留下来吧，”这个军阀平静地告诉他，“你一回去，沙特阿拉伯王室就会逮捕你的。以你的名字，绝对无法入境的。”

“我知道，”撒拉森回答，又给两人添了茶，“我离开这里，就会去圭达—去那里的军火商场，一千美元可以买到一份假护照，随你指定用什么名字。”

“或许吧—但是小心，大部分的巴基斯坦伪造者都是人渣。你要用什么国籍？”

“无所谓，只要能进入黎巴嫩就行。贝鲁特有个顶尖的医学院。”

阿布都·可汗愣了一下。“你要去学医，成为医生？”

他点点头。“如果我不是沙特阿拉伯人，还有别的方法能回去住在那儿吗？”他说，“那里并不对外国人开放，但是医生除外—很好的医学学位，就保证能拿到签证。医生还有另一个优势，调查总局不会监控医生。医生是要救人性命的，不是吗？”

阿布都·可汗微笑，但还是看着他。“那要花好几年。”他最后终于说。

“说不定要一辈子。”撒拉森也报以微笑，“但是没有其他办法，我应该替我父亲报仇。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上天在山里一直保佑我平安—为了要让我摧毁沙特阿拉伯王室。”

总督沉默坐在那里好久—他原先一直以为，这位年轻战士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比打下三架雌鹿武装直升机更令他佩服。但他错了。

他搅了搅杯子里的茶，最后终于举杯致意—他对复仇比大部分人更了解。“敬沙特阿拉伯，”他说，“一切都是安拉的旨意。”

“一切都是安拉的旨意。”撒拉森也回应。此后将近十五年，他们就不曾再交换过只言片语。总督和他的随从于次日黎明时离开。但是三周后，当外国战士们拆掉营地，等着这一年最后一场暴风雪过去时，总督的两名年轻侄子拖着脚步来到村子。

他们在暴风雪中不得不放掉坐骑，让那两只马自己去找更安全的地方，然后两个年轻人在风雪中爬上山来。没有预告，完全出乎意外地，他们就掏出一个小小的油布包出来，交给年纪只比他们大一点点的撒拉森。

撒拉森和他们单独在厨房里，他们等着他签收。里头是一本印着假名的黎巴嫩护照—不是在圭达市场里买来的劣质假护照，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护照，里头规规矩矩登载着各种细节，是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跟一个贪污的黎巴嫩大使馆职员买来的，花了一万美金，现金。

同样重要的是，里头还有各种签证和许可，显示这些证明文件的持有人三年前从印度入境，在一所很有名望的国际学校获得高中文凭。塞在这些文件后头的，是四千美元旧钞。里头没有信或解释，也不需要：就像一个老兵打完了自己的仗，就将手上那把保养得宜的AK-47冲锋枪交给另一个正要展开自己长征的战士。

随着春天开始雪融，撒拉森也开始长途跋涉，准备离开阿富汗。当他走在那些乡间小路上，战争毁坏的痕迹处处可见：被夷为平地的小镇，饱受蹂躏的田野，沟渠里的尸体。但也已经有人家开始种植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罂粟。快到巴基斯坦边界时，他碰到了五百万阿富汗返乡难民的第一波，而且此后愈来愈多。

边境一片混乱，完全是失控状态，于是这个无云的下午，他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走出阿富汗国境—带着虚假的过去、伪造的身份，还有一份真护照。难怪后来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寻找他。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是个鬼魂。

07

雨季的第一场豪雨来临之前，撒拉森抵达了卡拉奇这个沿着阿拉伯海蔓延扩展的大都市。接着他花了几块美金，搭上一艘开往迪拜的货轮，在甲板上有个睡觉的空间。迪拜有十几家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贝鲁特。于是一个星期后，那本昂贵的护照终于发挥效用，让他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黎巴嫩的移民局检查站。

贝鲁特本身也是个不幸的故事，半个城市都化为废墟，大部分的人口都受伤或筋疲力尽。但这碰巧符合撒拉森的需要—黎巴嫩正从十五年的内战中复苏过来，在贝鲁特这个充满疲惫的城市，一个漂泊无根的男子毫不费力就被视为本地人了。

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苦读六个月之后，再加上他在城里最激进且最具知性的清真寺所认识的家教，他轻松通过了下一次的医学院入学考。就像大部分学生，高昂的学费是一大难题，但他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旨在重建这个国家，并促进民主。美国大使馆的人员甚至还协助他填写表格。

有了美援的金钱，白天时—除了礼拜和吃些简单的便餐时，才会中断—都专心研读医学；晚上则奉献给他心中的志业。他阅读了所有知名革命者的著作，也参加各种讨论会和演讲，主办者有疯狂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巴勒斯坦好战分子，还有几个只能形容为伊斯兰世界的山顶洞人。其中一个人名叫奥萨玛·本·拉登，当时正在筹组一个阿拉伯文为“基地”的组织。

在另一个类似的讨论团体—人数很少，所以在一个又暗又脏的小房间聚会，那里平常是大学里的集邮社聚会室—他意外听到了一个想法，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且很遗憾，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讽刺的是，因为受邀演讲的是一个女人，他还差点没去参加。她自称名叫阿米娜·艾巴迪（不过大概是化名），在加沙最大的贾巴里亚难民营担任政治活动筹办人，那里住了超过十四万名巴勒斯坦难民，也是全世界最贫困且最激进的地区之一。

她那天演讲的主题是该难民营里的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听众总共只有十个人。但她已经很习惯国际社会的漠不关心，所以并不在意听众少—总有一天，有个人将会听见她，而那个人将会改变一切。

那是个酷热的夜晚，演讲到一半，她暂停下来，拿掉原先遮住下半张脸的半面纱。“我们人这么少，我感觉你们都是家人了。”她微笑着说。听众们都没有反对，即使撒拉森本来想反对的，但看到那张脸，让他愣住了好半天，等到回过神来，已经错过机会了。

原先只凭着她严肃的声音，他心目中她的模样完全不是眼前的大眼睛、富有表情的嘴，以及完美无瑕的皮肤。紧紧往后梳的头发给了她一种男孩气，而且，虽然她的五官分开看都称不上有吸引力，但当她微笑时，一切似乎都结合起来，再也没有人能说服撒拉森说她不美。

尽管她比撒拉森大五岁，但她身上的某些物质—她眼睛的形状，她对生命的渴望—都让他想到自己的大妹。自从离开巴林之后，他就再也没跟家人联络过，他忽然觉得好想家。

等到他回过神来，这个女人正在讲着有关“近处的敌人”。

“对不起，”他说，“能不能再讲一遍？”

她的大眼睛转向这个沉着冷静的青年，有人跟她说他是个医学院学生，但从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她几乎确定他是战士。她了解这一型的—贾巴里亚难民营里聚满了退役的战士。

她开口时带着极高的敬意，跟他说，几乎所有阿拉伯世界的问题，都是由这些可以称之为“近处的敌人”所引起的：以色列当然是一个；还有散布在这个地区的各个残忍独裁政权；以及受西方支配的腐败封建君主国。

“我老听大家说，只要摧毁我们‘近处的敌人’，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能解决。但我不认为有可能—‘近处的敌人’太残酷，也太乐于压迫我们、杀掉我们了。

“但是他们能活得这么好，是因为背后有‘远方的敌人’撑腰。有几个前瞻的思想家非常聪明，他们说，如果你能击败远方的敌人，那么所有近处的敌人也会瓦解。”

“我喜欢理论就是因为这点，”撒拉森回应，“理论永远说得通。但是如果要付诸实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摧毁一个像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有可能吗？”

她露出微笑。“相信你知道，你们曾在阿富汗击败过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

那一夜撒拉森走了五英里路回家，心里乱糟糟。要如何扳倒沙特阿拉伯王室，他之前从来没有个清楚的想法，而且他必须承认，所有对沙特阿拉伯王室不满的异议分子都在国外，不是没有原因的：定居或旅居该国的人，都一定会被告密并除掉。看看他父亲的遭遇。但不要进入这个国家，而是对远方的敌人施加一个严重的伤害，进而迫使沙特阿拉伯王权的瓦解—唔，这是个完全不同的计划！

等到他走进自己那户小公寓，他已经知道未来的方向了：他应该还是会成为医生，但他不会回沙特阿拉伯了。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做—等时候到了，上天就会告诉他的—但他要把这场战役带到一个新地方。

这个计划要花上好几年，中间的种种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但这趟漫长旅程已经开始了。他要攻击美国的心脏。

08

撒拉森获得天启的十年之后，隔着半个世界外，我站在巴黎的一条人行道上，跟一个瘸了腿的陌生黑人争执。

日后有一天，布瑞德利的双手将会掌握我的性命。但当时那一刻，我只是暗自诅咒他下地狱。他为了告诉我他想讨论我写的那本书，就把我苦心建构起来的一层层假身份全都摧毁了。

他好像对自己引发的状况浑然未觉，只是解释他一小时前来到我公寓外，刚好看到一个人上了出租车，他觉得那人应该是我。于是他自己也招了辆出租车，跟着我到玛德莲大道，绕着那个街区想找我，结果没找着，于是他又回到公寓这边来找。刚刚敲门的就是他，而因为不确定我是不是在家，他就决定来街上等，看我会不会出现。

我感觉得出来，他好像认为这一切很好笑，也搞得我更不喜欢他了。尽管我很想跟他大发脾气，但是做不到，因为我很害怕。他找到了我，而如果他能办到，那其他人也可以。比方说，那些希腊人。我得先搞清楚他是怎么办到的，其他的一切，包括我的感觉，全都得暂时放在一边。

“去喝杯咖啡吧？”我客气地说。

他说好，还说他要请客。这是个错误。巴黎的这个区域，光是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和一个法式闪电泡芙的价钱，大概就得动用他的退休金存款才付得起。但眼前，我可没有大发慈悲的心情。

我们开始沿着弗朗索瓦一世街沉默地走了几步，还走不到五码，我就得停下来：布瑞德利努力想跟上，但他的右腿瘸得比我原先以为的要厉害。

“是天生的缺陷吗？”我问，我生气的时候会很讨人厌的。

“那是另一只脚，”他回击，“这个是去年受伤的。”

“工作还是运动？”我得跟他一起走，所以继续谈这个话题好像也理所当然。

“工作。”稍稍暂停一下，“曼哈顿下城，想都没想就跑进一栋大楼里。我这么做不是第一次了，不过这回不一样—没死算我运气好。”他的语气摆明他不想多谈细节。

“看起来是臀部的毛病。”我说，此时我们走得更慢了。从他走的姿态，还有我所记得的医学训练，我很确定我的判断没错。

“他们用了一堆钛合金和塑料。说我必须做很多物理治疗，不过，混蛋，我八个月都没做了。”

凶案组警察，毁掉的臀部，用钛合金骨钉固定住骨头—我觉得应该是一颗大口径子弹造成的枪伤。他没再主动讲其他的事情，而我必须说，尽管我不想，还是不禁同情起他来了—再没有什么比历经枪战的警察更惨的了，或许只有间谍除外吧。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我指着一栋石灰岩外墙的饭店，门口停着三辆簇新的劳斯莱斯幻影。“雅典娜广场饭店。”我说，“我们可以去那边喝咖啡。”

“看起来很贵啊。”他回答，浑然不知他很快就会领教到什么叫作贵。

我们进了旋转门，穿过大理石大厅，来到饭店的大艺廊。从这里，有几扇高高的门通往巴黎最美的中庭之一。

这个中庭的四面，围绕着一间间往下俯瞰的客房卧室，墙上长满了常春藤。客房阳台的红色遮阳篷下头，有茂盛的绿色植物。住宿的客人往下可以看到一架大型三角钢琴、精心修剪成各种造型的绿树，还有众多俄罗斯政客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欧洲人。我们坐在中庭后方的一张桌子，从楼上几乎看不到，然后这位受过重伤的警察开始解释，他是如何解开全世界最神秘情报员之一的伪装。

尽管他没说很多，但很快我就明白，他冲进那栋大楼所受的伤，远远不只一边粉碎的臀部而已。他的一个肺脏塌陷（我猜想是另一颗子弹造成的）、脊椎受伤，而且头部遭受严重撞击，这一切加起来，就让他在加护病房住了三星期。

第一个星期，他能不能活下去还很难说，他太太玛西寸步不离守着他。但总之，她和医生克服了困难，最后他终于被移到次级的高度依赖病房，然后大家发现，他的伤痛显然不光是肉体而已。无论受到了什么样的心理创伤，他都几乎完全不谈，也更是不表露出任何感觉。或许是恐惧，或许是懦弱，或许是某个他救不了的人—他从没解释过—但不管有过什么遭遇，一大半的他，都留在那栋大楼里了。

“我没死，但只剩一副空壳，”他平静地说，“那种麻痹，那种情感上的完全断线，比任何肉体的伤害还糟糕—不光是对我，对玛西也是。”

就连他太太的爱，也无法鼓舞他，而我很确定，尽管他从来没用过这个词汇，但他是经历了以前所谓的“炮弹休克症”，现在则是称之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经过几个星期的抗焦虑药物治疗后，还是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医生建议，让他回家休养，或许能让他重新恢复过来。医院大概也缺病床。

玛西花了两天重新布置公寓—把他们卧室的一角改成物理治疗的专属区域，在里头放满了他最喜欢的书、音乐，还有任何她觉得可能激发他的东西。

“结果没有用，”他说，“我有太多愤怒，还有心理学家所谓‘幸存者的罪恶感’，很严重。”

我头一次明白，那次事件中一定有其他人死了—是他的搭档，或是他们队上的其他成员？回顾起来，我对整个状况真的很迟钝，但我当时实在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任何细节—他讲得太急了。

他说，玛西曾经想用爱照料他，让他恢复健康，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的心理创伤太严重，就连他们美好的夫妻关系，都会彻底破坏掉。

由于他是在值勤时受伤，所以她不必担心医疗费用，然后，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折磨，她终于打电话联络了纽约州北部一家声誉很好的疗养院，在最绝望的时刻，她曾想，一旦把她丈夫送进去，说不定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参加过很多互助的匿名戒毒会，聚会开始二十分钟内，就一定会有人站起来说他们得先跌到谷底，才能开始往外爬。玛西也是这样的情况。有天晚上她很晚了还没睡，正要开始填写她当天所收到的疗养院表格。

当时班在隔壁的卧室里睡着了—梦中看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死去—那份问卷让她回想起好多两人共同的回忆，她不觉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深渊中。当时她当然不晓得，但她终于跌到“谷底”了。有个问题是问病人会希望身边留着哪些私人物品。她的回答是，什么都没有—她试过给他一切，但是什么用都没有。她正要继续填写问卷，看着那个字眼，忽然被一种感觉攫住了。“什么都没有。”她低声说。

玛西很聪明—她在纽约一家公办民营的学校当老师—而且，就像大部分女人，她对于爱有过很多思考。她知道，即使结了婚，如果你太过于取悦对方，对方反而会离你更远，最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进逼，他们只是一路往后退。有时候你就是必须坚守立场，让他们来迁就你，这样才能达成均衡。

她转头看着卧室门，知道自己为了协助丈夫的心理状态复原，已经做了太多，因而严重失去均衡了。或许眼前的好方法，就是逼他走出那个自囚的牢笼，朝她靠近。

七个小时后，当班从他药物协助的睡眠中苏醒，还以为自己在做梦。眼前不是他和玛西的卧室，不是他睡前看到的那个房间。没错，门和窗子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但一切让这个房间显得特别、使得这个空间专属于他和玛西的物品，全都不见了。

房间里没有照片，没有图画，地板上也没有任何杂物。电视机搬走了，就连他们两人都很喜欢的那条土耳其基里姆织毯，也悄悄不见了。除了床和一些物理治疗设备，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在他看来，这个白房间就位于宇宙的尽头。

他很困惑自己身在何处，于是下了床，一跛一跛走到房间另一头，打开门，看看外头的平行世界。

他太太在厨房里，忙着弄咖啡。布瑞德利默默看着她。两人在一起二十年，在他眼中，她愈来愈美。玛西高而苗条，简单的发型凸显出秀美的脸形，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发型似乎表明了她对自己的天生美貌并不在意。当然，这是唯一明智的处理方式，而且也让她显得更有吸引力。

看着她置身于两人深爱的家中，让他喉咙哽咽起来。他简直怀疑自己是鬼魂，正看着生前的状况，或许他从来没有逃出那栋大楼，或许他已经死了。

然后玛西发现他在那里，朝他微笑。布瑞德利松了口气—他很确定一般人要是看到死人站在卧室门口，绝对不会是这个反应。总之，玛西不会是这样。她向来不喜欢万圣节，而且很讨厌墓地。

几个月来头一次，玛西的心情振奋起来：新策略至少逼他走到卧室门口往外看。“我马上要出门去上班了—晚上我会赶回来做晚饭的。”她说。

“上班？”他问，还是一头雾水。自从他受伤后，她就没去上过班了。

她什么都没说—如果他想知道答案，就得自己想办法开口。他看着她把一片吐司塞进嘴里，抓了她装在随行杯里的咖啡，轻挥一下手就出门去了。

布瑞德利站在房门口，孤立无援，于是他呆站了一会儿，脚撑不住了，就做了自己觉得唯一合理的事情—他离开那个平行世界，回到白色房间里。

他躺下来，努力思考，但因为吃了太多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搞得他根本无法清楚思考。于是，在这个心智衰退的早晨，他默默决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戒掉这些药物。这个决定很危险，但是很关键—至少他愿意为自己的复原承担责任了。

尽管玛西承诺过，但那天晚上她没帮他做晚饭；他断断续续在睡觉，所以她决定就让他睡。她没放晚餐托盘在他的床头桌上，而是放了一本精装本新书，希望他无聊到最后，会把书拿起来读。她是那天早上想到要去买本书的，于是放学后，她就匆忙赶到克里斯多福街附近的一家书店。店名是“十二宫书店”，不过其实典故跟占星术完全无关，而是源自一名北加州的连续杀人凶手“十二宫杀手”，让热衷犯罪调查相关书籍的店主取了这个店名。

玛西从来没进去过—只是听班提过这家书店—所以她爬上陡峭的楼梯，来到店里后，很惊讶地发现书店大得像个仓库，堆着大量有关犯罪、鉴识科学、调查相关的书籍。她向坐在办公桌后头的年老店主解释了她要找的书—有关调查技术的、非虚构的、可以吸引专业调查人员的。

店主身高有两百厘米，看起来像棵山里的大树。他曾在联邦调查局担任心理侧写专家，这时候他缓缓站起身，带着她经过灰尘遍布的书架，来到一排标示着“新出版”的书籍和期刊前。其中有些书刊一定出版超过四十年了。从地板上一个出版社刚寄来的小纸箱里，他拿出一本暗黄色封面的厚书。

“你刚刚说他在养病，”那名身材奇高的店主说，打开了那本高度技术性的书让她看，“只要看上五十页，应该就可以让他投降了。”

“说真的，”她说，“这本书有多好？”

他微笑，手朝整个房间挥了一圈。“其他书都不如丢掉算了。”

就这样，我花了好几个月写出来的那本书，来到了布瑞德利的床头桌上。次日清晨他醒来，看到这本书，但是没碰。那天是星期六，玛西送早餐进来时，他问起这本书。“放在这里干吗？”

“我想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你想看就看吧。”她说，设法不要给他任何压力。

他没看那本书，而是看着自己的脚。一整天，每进来看他一次，她的失望就更增一分。那本书他始终没碰。

她不晓得，布瑞德利从醒来后，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停止服药，身体一时无法适应，脑袋痛得像是有一把电钻在钻他的脑壳，各式各样的思绪爆发出来，害他怀念起那些服了药不想思考的时候。

等到做晚餐时，玛西已经放弃希望了。看到丈夫对那本书丝毫没有兴趣，她又找出那家疗养院的表格，开始想着该怎么开口说他最好还是去住院。她想不出该怎么说，才不会显得自己放弃了，也知道他听了可能会崩溃。但她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她几乎是含着泪打开门进入卧室，准备好要跟他摊牌了。

他在床上坐起身来，那本书已经看了三十页，他满身大汗，因为头痛而皱着脸。天晓得光是把那本书拿起来看，就要耗掉他多少力气，但他知道这对玛西来说很重要。每回她进来，目光就忍不住飘向那本书。

玛西瞪着眼睛，好怕手中的托盘会掉地，但决定根本不要主动提起他看书的事情，免得把他又吓回原来的牢笼，所以她只是继续表现得很正常。

“这是鬼扯。”他说。老天，她高昂的情绪又瞬间暴跌下来，准备好他又要大发脾气了。

“对不起，书店里那个人告诉我—”她回答。

“不，不是这本书—书很棒。”他不耐烦地说，“我指的是作者介绍。说是直觉或什么都好，反正他不会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我认识那些人—他们的工作范围没那么先进。这家伙非常特别。”

他示意她凑近些，指着自己画了线的地方。她看了，但是根本没看进去。她偷偷瞥了丈夫好几眼，不晓得他这种专注的火花是不是能点亮火堆，或者—就像她阅读过有些从昏迷中醒来的人—火花会很快就熄灭，他又会陷入原来的空虚中。

他从餐盘上拿起餐巾，擦掉脸上的汗。于是玛西才能趁空挡翻到这本书的最前面，看一下那几行简短的作者介绍，发现缺了惯常会有的作者照片。“那他是谁？”她问，“你猜想这个裘得·盖瑞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不晓得。我还希望他会犯个错，意外让我们发现呢。”

一整个周末，让玛西很放心的是，那堆火还是继续燃烧得很旺。她坐在床边，看着他仔细阅读着那本书—偶尔念几句给她听，反复提出各种想法。等到他更深入并且持续地想着调查的科学，他就被迫要思考自己曾努力遗忘的那桩犯罪。那栋大楼里所发生的片段，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让他呼吸困难、冷汗直冒。

一个星期天夜晚，似乎毫无来由地，那些字句淹过水坝，他告诉她，自己那天被困在一个感觉上像是个水泥坟墓的地方，里头好暗，他没法看见旁边那个垂死男子的脸。然后他开始哭起来，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听清那男子的遗言，希望转达给他太太和两个年幼孩子的。当丈夫在她怀里哭出来时，玛西头一次觉得，一切大概都会没事了。

慢慢地，他又回去阅读那本书，玛西也一直陪伴他。几个小时后，布瑞德利说他觉得这作者太聪明了—他不会不小心泄漏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开玩笑告诉她，要测试一个调查者厉害与否，就是看他能不能查出这个作者的真实身份。然后他们夫妻转头面面相觑。

玛西一言不发，就到隔壁房间拿她的笔记本电脑。从那一刻开始，查出我的身份成为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复健，也是他们爱情故事的新开始。

而对我呢？那是场大灾难。

09

十九个字。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我还什么都不肯承认，只是问布瑞德利，是什么让他认为那本书的作者在巴黎。而他的答案，就是十九个字。从那本书总共三十二万个字里头，其中十九个字泄漏了我的秘密。

其中七个字，他说，是作者试图描述血液褪色中的种种不同颜色。我还清楚记得那一段：在比喻那些颜色时，我提到自己童年时，每年秋天都会看到某一种树从鲜红转为褐色。那又怎样？布瑞德利说他阅读这本书时，都会逐一确认每个细节，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一位植物学教授，向他请教这种树。显然地，这种树是美国东部沿岸地区的特有种，我很不聪明地至少透露了我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

另外十二个字，是出现在两百页后，有关一种谋杀武器：用来打袋棍球的球棒，我说我认得，是因为我高中时看到学校有人打这种球。布瑞德利跟我说，如果你打电话去美国袋棍球协会，就会晓得美国东部沿岸地区有一百二十四所高中有袋棍球队。于是他们夫妻又朝答案更接近了。

此时玛西已经联络到盖瑞特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得知盖瑞特的阅读只限于四个字母：ESPN。这个表姐说，盖瑞特是1986年从高中毕业，而布瑞德利从书中的两处相关资料猜想，真实作者的毕业年代也差不多。

他打电话给那一百二十四所有袋棍球队的高中，以纽约市警局警探的身份，询问所有1982年到1990年毕业的男学生姓名—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扩大了搜寻的范围。很快地，他就有了一份名单，虽然名单很长，但他确定里面包括了那本书真正的作者。

清查这份清单的工作量很庞大，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私立高中，而他们向来希望捐款，以充实学校的财库。最好的捐款来源就是校友，而且这些急于募款的校友会建立了极其完善的数据库，查得到所有校友的详尽记录。于是布瑞德利仔细清查过一页页的律师和华尔街金融家的数据，寻找任何不寻常之处。

他查了好久，一直没有收获，直到有一天晚上，在一所考菲德学校的资料中，他和玛西看到了一个叫斯科特·莫道克的人。

“他是在1987年高中毕业，”布瑞德利告诉我，咬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法式闪电泡芙，“被哈佛大学录取，上了医学院，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大好前程正在等着他，但接着—什么都没有了。校友会那边没有他的地址、没有他的工作记录，没有任何更新数据。从他哈佛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就这么消失了。在我们查过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是这样。”

他抬头看了一眼我的反应。我没说话，因为心有旁骛。这么多年后，再听到斯科特·莫道克这个名字，感觉好奇怪。有时候，在我间谍时期身兼判官和刽子手，觉得最难挨的时刻，我会搞不懂，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错。

沉默许久后，布瑞德利又继续说：“我查了好几个星期，哈佛大学才告诉我，莫道克毕业时答应去兰德公司工作—他们会知道，是因为当时兰德公司去校园招聘，录取了他，校方找到了一份当时的记录。但怪的是：兰德公司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个人的记录。

“我们联络过很多专业公会、专业执照委员会，还有其他组织，也都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据我们所知，斯科特·莫道克博士离开哈佛后，就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我们问自己。”

我脊椎底部冒出一股寒意，迅速扩散开来。他们挖出了斯科特·莫道克，知道他消失了。这的确很厉害，但我猜想，恐怕还不及往下要讲的一半厉害。

“我们有斯科特·莫道克高中时代的地址，”布瑞德利说，“所以就开车去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镇。我们在大门对讲机跟某个人通了话，说我是纽约市警局的人，对方就开门了。”

我抬头看着他—很好奇他和玛西这对在曼哈顿过得有点拮据的夫妇，开着车进入我童年的家，沿着那条漫长无尽的车道，经过那个造景的人工湖和几个马厩，停在被形容为全美最美的十栋家宅之一前，会有什么感受。碰巧，布瑞德利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我们从没想过美国有这样的房子存在。”他低声说。

现任屋主是个知名的企业掠夺者，他告诉他们，老莫道克夫妇都过世了。“‘我听说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他说，‘不，我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了。只能说，一定很有钱吧。’”

次日，布瑞德利夫妇查了死亡登记处，找到了比尔和格蕾丝的数据。“我们甚至还跟几个去参加过两场葬礼的人谈了，”布瑞德利说，“他们说斯科特两场葬礼都没回去参加。”

他的口气显然认为这是最奇怪的一点，但我不打算告诉他我当时完全不知情，否则我一定会排除万难回去参加比尔的葬礼。

布瑞德利应该知道他触到了我的痛处，但我想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没再追问下去。他只是说，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很相信斯科特·莫道克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了。“两天后，我们就完全确定了。”

显然地，他和玛西把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或至少是我在考菲德学校和哈佛大学用的那个—交给华盛顿的朋友，想做广泛的追查。他们想知道这个号码是哪里发的，想问这个号码是不是换过，还想知道其他各种细节的问题，希望能因此得到线索，查出莫道克博士的下落。结果他们得到的回答出奇地简短：这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

我保持沉默。“空降师”里有个内勤的白痴搞砸了，而且很严重。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年前我换了新身份，首次要出外勤时，一个特别小组就删掉了我的旧名字和旧历史。他们关掉我银行的账户，删掉我的信用卡和护照—去除掉会把一个间谍连接到他以前旧身份的所有痕迹。这个间谍应该要像很多年轻人那样，流浪到国外，然后就消失无踪的。

其中一个小组要不是热心过头，就是缺乏监督，因而决定把我以前的社会安全号码给删掉，那就更一了百了。他们本来可以跟社会安全处说我死了，可以让这个号码闲置不用，可以做一百件不同的事情，但他们绝对不该做的，就是要求把这个号码删除。

这个错误导致了我现在面对的情况—一个康涅狄格州小孩曾拥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现在根据政府的数据，说那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即使不是布瑞德利这么聪明的人，也猜得出其中有鬼。

“我猜想，要让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消失在黑洞里，那一定是中央情报局或类似的机构才办得到。”布瑞德利说。这证实了他已经开始怀疑的：尽管我写的那本书里，很多细节都改了，但里头的案子其实是发生在谍报世界里的。

这个傍晚的一开始，我只是要去跟一个好商量的医生进行一场愉快的会面，结果没想到变成了一场大灾难，而且还迅速变得更糟糕—那本书让布瑞德利查到了斯科特·莫道克才是真正的作者，现在他还知道我以前真正的职业是什么了。

但到底有多糟？我问自己。非常糟，我心中的间谍回答。我猜想这大概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夜了。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于是平静而冷酷地跟他说：“时间有限，队长。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你认为盖瑞特是个间谍—但他有可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为什么你会找到欧洲来？”

“那个学校。”他说。

学校？考菲德学校怎么会晓得我被外派到欧洲？

“我们去那个学校拜访时，有些教职员还记得斯科特·莫道克。他们说这孩子很怪，拒绝在班上公开发言，但是语文方面很出色—尤其是法文和德文。如果他是在政府的某个地下单位服务，我想他们不会派他去南美，对吧？”

“或许吧，”我回答，“可是欧洲有七亿四千万人，你居然找到巴黎来？拜托—有人告诉你该去哪里找他，对吧？”

这是每一个间谍真正的噩梦。大部分间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背叛，无论是意外或故意的。布瑞德利瞪着眼睛，显然很受不了有人这么小看他的能力。“事情比有人密报要辛苦太多了。”

他说查了斯科特·莫道克好几个月，又确信这家伙是在情报机关工作后，他就知道他一定改了名字。如果莫道克是个美国间谍，这样的人要怎么进入其他国家？他猜想最好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以一个美国小公务员的身份—比方资历很浅的贸易分析人员、商业专员，或是诸如此类的。

因为布瑞德利的父亲曾在华盛顿工作，知道这类派任都会记录在各种冷僻的政府出版物中。公告中通常会有各种信息，包括学历、年龄、专业经历、邮政编码、生日，以及其他似乎并不重要的细节。

他有天晚上躺着睡不着，试图想象一直要用新的身份是什么滋味，每次在边境检查都会很紧张，努力要熟记各式各样的谎言，不必想就能随时回答。

他知道，如果换成是他，他就得在那些假身份里面掺杂一些容易记住的细节—小时候的电话号码，或是只改动出生年份、但月日还是用真的，父母只改姓不改名。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了口咖啡，我想到远方一处带刺铁丝网围墙内的保加利亚检查哨，一个穿着制服的恶棍站在眼前，他呼出的气息有烟臭和昨夜晚餐的气味，手里翻着你的文件，乱问你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留意着你要是有任何犹豫，他就很乐意当个英雄，打电话给那些一脸大胡子的警察，说他不相信这个美国人或英国人或加拿大人，或随便哪个你刚好在那天、在那里、在那个时间所伪装的那国人。

没错，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震惊得无法回答。布瑞德利只凭着他的智慧，就推测出一般间谍是如何进入其他国家，又如何记住那些可能攸关他们性命的假身份细节。要我完全诚实的话，我发现面对一个我这么佩服的人，实在很难继续生他的气。

布瑞德利说他跟玛西讨论了他的理论，两人决定拿来试试看。从他们所收集到斯科特·莫道克早年的数据，他们列出了一个包括二十项小信息的列表。她去工作时，他就用计算机下载过去十年每周发行一次的联邦公报，上头记载了各种政府派令。

有天傍晚，他和玛西把那二十项小信息输入一个搜寻机器人，希望能在那些数量庞大的公报里，找到一笔数据能符合所有信息。

三十六个小时后，他们得到三笔符合的数据。一个是符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邮政编码—这个人是佛罗伦萨“国际艺术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可能代表一些意义，也可能没有。另一个是一名贸易随员，曾是哈佛大学的壁球校队成员，跟斯科特·莫道克一样，看起来很有希望—直到他们发现这笔资料是他的讣闻。第三个名叫理查德·吉布森，是美国派去参加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观测员。他的介绍中提到他的生日，跟斯科特·莫道克同一天，另外还有他的学历摘要。高中是就读考菲德学校。

“我们又去查了校友记录，但是考菲德从来没有一个叫理查德·吉布森的学生。”布瑞德利平静地说。

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和玛西，从康涅狄格州一种树的树名开始，居然查到了理查德·吉布森—我就是用这个身份进入日内瓦，去瑞雪卢私人银行找马可斯·布榭的。

吉布森这个姓就证明了他们的原则—现在他们确定这个方法有用，就全速前进。三个星期后，这个方法查出了一个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小官员曾去罗马尼亚参加一个会议。那个人用的名字是彼得·坎波。

“我打电话到罗马尼亚的财政部，找到一个曾协助筹备那个会议的家伙。他有一份彼得·坎波的入境签证复印件，还包括了他护照的细节。我一个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老朋友帮我查了一下，发现曾有人用同一本护照进入法国。

“根据法国政府的资料，坎波不光是进入了法国，还申请在巴黎定居。在他的申请表格上，他自称是一个风险基金的经理人，所以玛西就打电话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但从来没有一个叫彼得·坎波的人持有证券交易执照，那个风险基金也不存在。”

我沉默看着布瑞德利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两张纸，放在桌上。

第一张是从高中毕业纪念册剪下来的，里头是四名考菲德学校的壁球队成员。其中一个男孩没跟大家站在一起，好像他是跟这个团队一起打球，但不属于其中一分子。他的脸和名字都圈起来：斯科特·莫道克。

第二张纸是附在彼得·坎波申请法国居留权表格上的护照照片。无疑地，这两张照片里的是同一个人。我。我什么话都没说。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布瑞德利说，“斯科特·莫道克读过考菲德学院，接着去哈佛大学，然后加入了政府的一个秘密单位。他变成特务，用过一百个不同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坎波—”

我还是低头看着那张纪念册上的照片，设法回想壁球队里的成员们。其中一个叫戴斯特·科克朗，是个超级讨厌鬼，我还记得大家都讨厌他。至于其他人还更混蛋，但我完全不记得他们是谁了。心理学家会说，这是刻意压抑。

“或许莫道克医生被踢出了谍报世界，也或许他就是厌倦了—不晓得，”布瑞德利说，“但他拿着坎波的护照进入法国，写了一本书把自己所知道的传授给读者，然后出版了，作者名字是借用一个死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裘得·盖瑞特。”

我还是没反应，于是布瑞德利耸耸肩。“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就在这里了。”

没错，而且无疑地，布瑞德利和他太太完成了一件出色的任务，可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今天他们能查到，明天就会有别人查到。

我现在只剩一件事情能做，于是我站起来。该是跑路的时候了。

10

布瑞德利在饭店大艺廊通往美丽中庭的那道门旁追上我，以他跛脚的状况来说，真是快得惊人。

之前我简短跟他说了再见，就往外走，没想到他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臂，我这才发现他还跟着我。“我要拜托你帮个忙，”他说，“这就是我和玛西来巴黎的原因。”

我摇摇头。“我得离开了。”我说。

“听我说—拜托……”他吸了口气，挣扎着想说出心里的话。但我没给他机会。我推开他的手，准备要离开了。

“不，”他充满权威的声音说。我四下看了两眼，发现附近几桌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不想跟他吵，于是他抓住空挡。

“曾经深入黑暗之后，一切从此都不一样了。”他低声说，“受伤后，让我有了不同的想法—对人生，对我和玛西的关系，还有对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工作。如果有个正面的—”

我听够了。“对不起，”我说，“你受的伤一定很可怕，我很高兴你现在没事了，但我还有一堆事情要去处理。”我没时间听人哭哭啼啼地说故事，也懒得听一个我再也不会见面的人细说他人生的省思。我马上就要离开巴黎了，得赶紧去找掩护，或许还得逃命，实在没有时间好浪费了。

“一分钟就好—再一分钟。”他说。

我顿了一下，叹口气点点头—之前他说的话，让我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有可能这么暴露无遗，所以我想我应该要回报他一点好意。但我没动，所有身体语言都表明自己没有耐心听他哭诉，只希望他赶紧说完就算了。

“你从来没问我是怎么受伤的，这点我要谢谢你。当然，专业人员通常不会问的。我们大部分人都面对过恶劣的处境，所以也没有必要多谈。”

是啦是啦—这些专业的合宜举止就省省吧，你到底想问我什么？我心想。

“我跟你说过，我受伤时困在一栋大楼里。其实不光是这样—世贸中心的北楼倒塌时，我就在里头。”

11

布瑞德利继续说着，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晓得他说了些什么。不知怎的我们回到了原来那张桌旁坐下，但我只顾着暗骂自己蠢，没认真听他说了什么。难怪他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难怪他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星期，难怪他有幸存者的罪恶感，难怪他需要一个极其困难的调查计划让自己起死回生。

布瑞德利说过他在黑暗中握着某个人的手，听着他死去。同时，在他们的水泥墓穴中，曼哈顿下城失火了。但我竟然这么笨，还以为他臀部是中了一枪，另一发子弹则射中他的肺脏。如果我就只能猜到这样，那我退休大概也是好事。

他的声音把我从强烈的自责中拉回来—他拿出了手机，正在问我。“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想跟玛西说一声。”

我点点头。他等着她接电话，别过脸去简短说了几句，我听不到。他挂断后，向侍者示意要追加咖啡和点心。我希望他信用卡的额度没有上限。

“我会提到‘9·11’事件，”他说，“是因为我想拜托你的事情，起点就是‘9·11’。”

“说吧。”我轻声说，很想弥补，甚至觉得他该跟我哭诉的。

“为了自己的复原，我终于回到世贸中心原址，就在北楼原先的那个位置，”他说，“我看着那里好久—老天，当时天气好冷—最后我终于明白自己太生气了，气到根本没有完全复原的希望。

“但我气的不是劫机者—他们已经死了。我也不气自己受了伤—拜托，我还活着呢。

“我气的是不公平—气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好冷漠。我知道很多一般百姓那天死了，不是因为大火或倒塌的砖石结构，而是因为他们的同情心。都是因为他们拼命想救其他人—通常根本都是陌生人—结果害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喝了口咖啡，但我知道他其实不想喝。他是在争取时间，思索着该怎么说才好。我只是等着。在我心中，他有资格慢慢来，需要多久都没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有多少残障人士在世贸双塔工作？”最后他终于问。

“没有？我也从来没想过。”他继续说，“直到那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当然，如果你坐轮椅的话，你的问题就比其他人惨得多—又不能搭电梯离开。这点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些标语老跟我们说急难时要走楼梯。但如果你不能走呢？如果我困在一栋起火的大楼里，坎波先生，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能利用我的两条腿。这样我要跑或是要死，机会是均等的。这样的要求并不多，对吧？均等的机会。

“有个家伙，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每次防火演习都仔细听，知道他的疏散椅放在哪里。你看过疏散椅吗？就像个铝制餐椅，但是前后有伸出来的握柄，好让别人可以搬动。

“他是下身瘫痪，我想他很自豪能够克服残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说不定还娶妻生子了，不晓得。

“9月11日那天刚好是开学日，很多人都迟到了。所以美国航空的飞机撞上北楼时，办公室他那区只有他一个人。

“那个撞击让他整个轮椅都飞过半个房间。他看到窗外冒出火焰，知道自己得快点行动，否则就会死掉。

“他找到他的疏散椅，放在膝上，朝逃生楼梯移动。一路上他淋得全身湿透了—自动洒水器打开，所有的灯也都熄了。

“他来到电梯口，但那里没有窗子，所以很暗。还好大楼维修人员给了他机会。几年前，那些维修人员在逃生门上涂了夜光漆，这样灾难时大家就还是可以找得到门。天晓得这个决定在“9·11”那天救了多少人。

“他坐着轮椅，打开通往A楼梯的门，带着疏散椅。他并不强壮，但是他设法把自己挪到疏散椅上坐好。

“接下来他没办法了，只能坐在一栋起火大楼的逃生梯里，做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等待。

“北楼有三道逃生楼梯，其中两道宽度是四十四英寸，另一道是五十六英寸。两种的差别很大—宽的那道逃生梯，可以容纳两个人错身而过，而且转角不会那么挤。对于搬着疏散椅—其实就是个有座位的担架—的人来说，这些转角非常关键。你可以想象，命运总是爱折磨人，这位下身瘫痪的家伙来到的那道楼梯是窄的。

“整栋大楼里，大家都在决定要往哪里逃—要逃到地面，还是去楼顶等直升机来救援。那些往上爬的人都死了—通往楼顶的门为了要防止有人自杀，向来就是锁着的。

“A楼梯充满了灰尘、烟、人，还有水。洒水器和破掉的水管不断冒出水来，像一道急流似的冲下楼梯。但坐在疏散椅上的那个人没有喊，没有要求帮忙。他只是等待。我想，是在等待奇迹吧。”

布瑞德利暂停下来，应该是在想着奇迹。当他又开口时，一时之间，他的声音颤抖着，但是他设法控制住了。“在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个中年男子，体态并不健美，他听说有个人坐在疏散椅上的事情，于是就开始喊，征求志愿者跟他上去，帮忙带那个人下楼。

“三个男子站出来，都是普通人。他们跟着那中年男子上楼，抬起那张疏散椅的握把，挑了正确的方向—他们没往上，而是往下走。经过拥挤的人群、浓烟，还有窄得要命的转角。”

他又暂停下来。“他们抬着他往下走了六十七层楼！结果走到底，你知道他们发现什么？没有出路。

“他们花了好久的时间，中途南楼倒塌了，也让北楼更不稳定。他们前方是落下来的水泥，后方是一片火海。”

布瑞德利耸耸肩。我保持沉默。就算我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又能说什么？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悲伤浮现。

“他们回头，来到位于二楼的一扇门，进入大厅。没多久，整栋大楼倒塌了，一切都完了。那个轮椅男和两个救援他的人平安脱身了，但另外两个人没有。”他暂停一下，“你知道是什么害死他们的吗，坎波先生？”

“同情心？”我说。

“没错，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害死他们的不是倒塌的砖石结构或大火，而是想要帮助其他人的同情心。我就是因此而生气。这里头有什么公平可言？”

他休息一下，然后才轻声说：“当时，我不确定我想活在这样的世界。”

然后我才知道，布瑞德利去看过世贸原址不止一次。我想象他站在黄昏的雪地里，小小的人影站在世贸双塔一度耸立的那片空荡中，尽力想找出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幸好，玛西陪着他，他说他们手牵着手，他告诉她自己的绝望。“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她平静地问。

他告诉我，当时他困惑地望着她，不晓得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的，我明白，班，你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她说，“好吧。但就像俗话说的—你要咒骂黑暗还是点亮一根蜡烛？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打算怎么办？”

这就是玛西—她变得好强悍，绝对不再退让一步。

“当然，她说得没错，”班·布瑞德利继续说，“于是一路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在谈该做些什么。

“因为我受伤了，所以原先我对‘9·11’事件的调查知道得不多。往上城走的路上，她告诉我，十九个劫机者里面，有十五个是沙特阿拉伯人。她说大部分的作案者之前来到美国，待到签证都过期了，其中几个人去学过怎么开飞机，但从来没有兴趣学习怎么降落。

“看起来很明显，即使那些劫机者犯了很多错，但他们还是比我们厉害—要是有任何人怀疑，那么我的管区有三千件凶杀案可以证明这一点。等我们回到格林威治镇，我发现一个想法开始成形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仔细思索着这个想法，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去纽约大学，点亮我的蜡烛。”

他说，在一个面对着华盛顿广场的大办公室里，他跟那些大学主管解释他想要办一个活动，在专业领域内将会像是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一样有名—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是针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调查人员，有一系列的演讲、研讨会和大师班。让专业人员可以讨论新的想法，介绍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他说这个论坛的活动，将会由最顶尖的专家主持，跨越各个领域和所属单位。

“当时我指着窗外，”布瑞德利告诉我，“指着世贸双塔曾经耸立的地方。‘那样的人会再回来，’我说，‘下回他们会更厉害、更聪明、更强大。所以我们也得更强才行—我们所有调查人员必须有个清楚的目标：下回我们要击败他们。’”

“那个房间里有十一个人，我猜想我已经说服了其中三个，于是我说出了那个轮椅男的故事，提醒他们说，他们是最接近世贸中心原址的大学—他们有个特殊的责任。如果不在这里举行，还能在哪里？

“到最后，他们有一半都很羞愧，少数几个还含着眼泪，最后大家投票一致通过。或许明年，我会去竞选市长。”他想笑，但笑不出来。

他说这个世界调查论坛的种种安排，将会比他预期的更好，然后他急速念出一堆答应授课或参加的专家名字。

我点点头，真心觉得佩服。他说：“是啊，大人物全都到齐了，”然后他看着我，“只缺一个。”

他没给我回答的机会。“你的书影响很大，”他继续说，“你住在这里，可能还不晓得，但最顶尖的教授们很少不—”

“这就是你跑来巴黎的原因吗，”我说，“来找我回去参加会议？”

“一部分是。当然了，我终于解出裘得·盖瑞特的身份之谜，但现在我想提供你一个贡献的机会。我知道我们不能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你是盖瑞特的长期研究员—就像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医生，曾经协助他—”

“闭嘴，”我说—这种话他大概很不习惯听到。我瞪着桌子，然后抬起眼睛时，我声音很小，确保只有他听得到。

“现在，”我说，“我得打破我以往专业上的所有规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的真相。这大概是你头一次听到我们这一行的人说这种事，所以仔细听好。

“你能查到我，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我那本书要出新版，一定会把你的这个成就写进去，真的非常出色。”

他轻轻耸了下肩—我想是受宠若惊，非常引以为荣，但又谦虚得不愿意表达出来。

“你查到很多名字，揭开了很多掩饰的说法，但你没查出我替我们国家所做过的任何事，对吧？”

“没错，”布瑞德利回答，“我不确定我想查。我想，既然事情这么保密，那就最好不要去碰。”

“这点你想得没错。所以我来告诉你吧。我逮捕过很多人，逮捕不了的就杀了。其中还有三次，我先逮捕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杀了。”

“耶稣啊，”他轻声说，“我们的国家会做这种事？”

“我想凶案组警探和法官都对这种事有个罪名，对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类行动会对一个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年纪愈来愈大的时候。有件事我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人能指控我歧视。我在工作上一视同仁—我干掉过天主教徒、阿拉伯人、新教徒、无神论者，还至少有几个犹太人。唯一缺的好像就是拜火教徒。相信我。如果任务需要，就算他们是拜火教徒，我也照样会把他们干掉。麻烦的是，我伤害过的很多人—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并不会遵守你我所谓的基督徒原则，布瑞德利先生。尤其是，如果他们被打了左脸，可不会想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人打。你知道塞尔维亚人吗，他们到现在还在为他们1389年输掉的那场战役生气。有些人说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更糟。对那种人来说，追杀我几十年，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了解，我为什么跑来巴黎，在这里隐姓埋名定居。我一直想当个普通人。对我来说，今天晚上不完全算是好消息，所以我不会去主持什么专题研讨会，我要逃命去了。”

我站起来，伸出一手。“再见，布瑞德利先生。”

他握了，这回没有挽留我的意思。中庭现在没什么人，我离开时，布瑞德利独自坐在烛火之间，孤单的身影看起来很凄凉。

“祝你好运，”我回头说，“那个研讨会的想法很棒，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的。”我转身要继续往外走—结果面对着一个女人。

她微笑：“从我丈夫脸上的表情看，我想你的答案是不。”那是玛西，布瑞德利刚刚跟她通电话时，一定跟她说了我们在这里。

“没错，”我说，“我不能参与—他知道为什么。”

“不过，谢谢你肯给他时间。”她的反应很平静，“听他讲了这么久。”

她的声音里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她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她丈夫的身心健康。我立刻就喜欢她了。

布瑞德利转头没看着我们，而是设法想吸引侍者的注意，请他拿账单来。

“你知道，班对你欣赏得不得了。”玛西说，“我想他没告诉你，但他看了那本书三次，只是为了其中的乐趣。他老说，他真希望他做过一半你所写的事情。”

一时之间，我对布瑞德利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个顶尖的调查人员，认为自己从没机会在够大的战场上施展才华。抱着这种专业上的遗憾有多么难受，我比大部分人更明白。然后，一如往常，我又想起那两个小女孩，还有我多年前在莫斯科所做过的事情。

我想得入神，玛西不得不碰碰我的手臂，才把我拉出记忆的迷宫，然后我看到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们纽约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机会，打个电话给他—我的意思不是现在，是以后。”她看到我不太情愿的模样，露出微笑，“过个几年也没关系。”

但我还是没伸手接。“他是个好人，”她认真地说，“我所认识最好的人。比大部分人能想象的还要好。你如果能打个电话，对他意义很重大的。”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会打，但不接下这张名片好像太伤人了，也毫无必要，于是我点点头。我把名片放进口袋里时，布瑞德利又回头朝我们看过来，隔着安静的中庭，他和玛西彼此凝视了一会儿。

在那猝不及防的片刻，他们两人都没意识到我在旁观，但我看到他们卸下种种心防。两人再也不是身在巴黎，不是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正在世贸北楼垮下来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彼此深爱。他们不年轻了，那当然不是一时痴迷，我很高兴看到，在一个充满欺瞒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爱。或许这一晚并没有完全毁掉。

那个片刻过去，玛西的目光又回到我身上，我说了再见，走进高高的门，在中庭侍者总管所站的讲台旁暂停。他跟我还算熟，我谢了他的招待后，要求他派点心推车再去那桌一趟，然后给了他两百欧元支付账单。

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付钱。只是愚蠢吧，我想。

12

那班美国航空的班机在清晨抵达纽约，降落的一路上，整个城市被层层乌云笼罩，暴雨和狂风不断攻击我们。从巴黎起飞后两个小时，“系上安全带”的警示灯就亮起，此后状况急速恶化，搞得所有机上服务全都停止。不供应食物和酒，也不能睡觉。糟到这个地步，往后状况只会好转吧，我如此推断。

我这趟用的是一本完美的加拿大外交护照，不但解释了我在头等舱的机位，也让我可以避免任何美国移民局的盘问。他们毫无耽搁地让我通关，我领了托运行李，走进外头的倾盆大雨中。我回到家了，但我发现身在其中，却没有我预期中那么自在。我离开太久，都快不认得这个国家了。

十八个小时前，我在雅典娜广场酒店离开布瑞德利夫妇。一旦我明白自己的掩护身份暴露了，我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的事：以往的训练很明确—赶快逃跑，去找任何你能找到的庇护所，设法重整旗鼓，然后写好你的遗嘱。好吧，也许不必写遗嘱，但掩护身份暴露后，我一定会考虑到这些事。

我猜想回美国是我的最佳机会。不光是因为敌人要在几百万个美国人里头找出我会比较困难，也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安全，就得抹去之前留下的指纹，好让其他人无法照着班和玛西走过的那条路来找我。

离开雅典娜广场酒店后，我花了六分钟回到我的公寓，一走进去，我就开始打电话订机票。运气不错，明天最早一班飞机上还有一个头等舱的位置。

不过无意识的心理运作真是奇怪。在紧接着收衣服、支付账单、打包的混乱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比尔和格蕾丝·莫道克的律师所寄来的那两封信。于是我去翻查一批旧信档案，找出那两封信，扔在我的随身行李中。接着就要处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保险箱里面的东西。

我不可能带着三把手枪、价值十万美元的各种货币、八本护照一起走，就连放在托运行李箱里面都不行。如果被金属侦测器或X光发现了，即使我是外交官身份，也照样会被仔细检查。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我用的是假护照，我就得解释好几个星期—首先要解释我的真正身份，然后要解释其他的东西。我离开“空降师”时，照规定就该上交所有的枪、假护照，还有通信簿的。

于是我把床垫割开一条缝，拉出里面的一些填充物，然后把我的吃饭家伙用胶带贴在里面。等我一到美国，就会打电话给那个爱诉苦的门房，请他安排搬家公司帮我把所有家具运到美国。一切东西都放进去之后，我把那道缝黏起来，重新套上床垫套，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去戴高乐机场。

十个小时后，我站在雨中的肯尼迪机场，招了另一辆出租车，请他开往中城。在车上，我打电话给四季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因为这类大饭店的房间太多了，可以确保我的匿名身份。

跟几个房地产经纪人看了三天房子后，我租下了一户位于诺荷区的小公寓。公寓不怎么样，不过晒得到早晨的阳光。我住进去的第一天，就找出那两封律师信，打电话跟他约时间碰面。

我们坐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此时是傍晚，中央公园的景观一览无余。他之前所描述“有关比尔遗产的小事”，结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之后好几天，我天天在外头走路到深夜，把事情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以心理学家的说法，我是试图要将它内在化。我信步乱走，经过拥挤的酒吧和餐厅，绕过最时髦的夜店和新上映电影外头排得长长的人龙。最后，因为脚痛，还有痛苦地意识到我对人们所谓的普通生活有多么缺乏经验，于是我开始接受律师告诉我的话。此时，我才开始对付指纹的问题。

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当初“空降师”收掉时，我就是把欧洲的档案交接给她。她联络了一个副主任，低声跟他说我以前当过“蓝骑士”，于是一天后，我来到下城一栋不起眼的高楼，在一间破旧的会议室里跟他一起坐下来。

我要求跟他单独谈话，于是他的两个助理离开会议室并带上门。我解释说斯科特·莫道克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删除了，因此为我带来危险。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不断咒骂该负责的人，花了好一会儿才控制住情绪，然后打电话下令把那个号码恢复。

“我会特别交代—要是有任何人来查这个号码，就一定要通知你。”他说，“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找个人进入计算机数据库改数据。有很多关于我—或是我的化名—的信息，必须要消失。”

“政府还是私人的计算机？”他问。

“两个都有，”我说，“各式各样的资料，从一个叫考菲德学校的校友协会记录，到联邦公报上的许多派令。”

“不可能，”那个副主任说，“数据库是禁区—最高法院说我们可以看，但是不许碰。就连我指点你去找谁帮忙，都是非法的。”

我又逼他，跟他说这些年我为国效命，解释我为什么需要他打破规则。

他思索着点点头，然后好像被什么事情逼得受不了，开始叫嚷起来。“打破规则？你这是要我入侵计算机—你知道这会让我们局里惹上多大的麻烦？这可不像几年前，只是几个计算机宅男恶搞一下而已，网络空间现在是一堆开车抢劫客。他们闯入网站，根本不管造成什么损害，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偷走—”

我目瞪口呆—我不在乎最高法院或网际犯罪目前的发展，我只是想清除自己的过去。我猜想自己一定踢到了他的痛处，但这可不能帮我确保自己的安全。

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讲个没完。“还有比开车抢劫客更高段的，”他继续说，“姑且称之为飞贼吧—他们偷偷潜入网站，复制一切资料，没有人知道他们进去过。这些人厉害得很。有这么个家伙，偷了一千五百万份抵押贷款档案，一千五百万！里头包括贷款人的信用卡详细数据、社会安全号码、银行账号、住址。你知道他要这些数据做什么吗？”

“身份窃用？”我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谈这个话题。

“当然了。但他可不打算自己来—啊，才不呢，那太辛苦了。他打算要把这些资料卖给俄罗斯黑帮。前一百万份的价格是一份一美元，他告诉我们，只是要让对方上钩。然后他打算一路涨价，最后一份卖十美元。他认为只要坐在屏幕前面，就能赚个上亿美元。

“你知道每个银行抢劫犯平均能赚多少钱？”他问，身子在桌面上前倾，“九千美元，或许还外加一颗子弹。你觉得谁的生意头脑比较好？”

我耸耸肩。因为我真的不在乎。

“那家伙才二十三岁，大概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高手。”

“他被你们抓到，要坐几年牢？”我问，努力想表现出一点兴趣。

“还没决定。说不定完全不用，要看他肯不肯合作，帮我们逮到其他在做这类坏事的日本武士黑客。‘战斗小子’（Battleboi）是他的网络代号，所以我们就这样喊他。”

“‘战斗小子’（Battleboy）？”我问，怕自己听错了。

“对，不过字尾是i。中南美裔，在迈阿密长大，不过现在住在附近，就在坚尼路旁边，沃尔格林连锁药妆店（Walgreens）的楼上。”

他看着我，我们四目交会。我恍然大悟，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故事了。

“总之呢，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讲下去，免得讲出什么非法的事情。”他说，“还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没了—你已经做了很多。谢谢你。”我感激地说。

他站起来往外走。到了门边，他暂停一下，转身面对我：“很高兴我能帮你解决社会安全号码的问题。我久仰您的大名，我们很多人都是。能够见到‘蓝骑士’是我的荣幸，真的很荣幸。”

他的口气充满钦佩，握手的力道大得足以把煤变成钻石，让我很吃惊。我走向电梯时，他和他的助理默默目送我离开，应该是尊敬吧。我虽然被他恭维得飘飘然，却也不禁想到一个人在消耗殆尽之后，他的名声却还长存。

一走出大楼，我就招了辆出租车往西，往外看着经过的一张张脸孔。随着向晚的影子逐渐拉长，我再一次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疏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觉得像个异乡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持续这样下去，最后就会变得像是行尸走肉—这类人常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在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或在火车站独自一人。好凄惨的未来，我心想。但我也无能为力：不论其他人怎么说，人生还是要继续过下去，我的过去还是必须埋葬。

出租车停在沃尔格林连锁药妆店前面；我走到这栋大楼的边缘，找到墙上的一扇小门。门旁只有一个对讲机按钮，旁边写了几个日本字。好极了。

我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误会了联邦调查局那个家伙的意思，但还是按了钮。

13

一名男子低沉沙哑的声音用英语回答。我说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在附近一栋大楼的二十三楼工作，那人建议我过来拜访。他按下按钮让我进去，我爬了一层楼，发现有人暗中藏了四个闭路电视摄影机，在监控这道楼梯。我猜想，他是担心俄罗斯黑道来找他吧。

我进入一条昏暗的走廊，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他：“战斗小子”站在正前方，就在一道钢制门内侧—那道门的坚固程度，用在毒品工厂也是绰绰有余。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他大约四百磅的大块头，而是他打扮得就像日本古代的大名。第一流的日本武士黑客，原来是这个意思。

他穿着一件极其昂贵的和服，还有日本传统的分趾袜。一头黑发上了油，往后紧紧束成一个头髻。要是有人需要中南美裔的相扑选手，就是这个人了。他微微鞠躬，表现出最低限度的礼貌—我猜想他不太喜欢我们那位二十三楼的朋友—然后站到一边，让我进门。

无可否认地，他的领地只有这条小街道上的四个房间，但地板上铺了漂亮的榻榻米，拉门隔开了空间，墙上还有一幅富士山的屏风画，我敢说至少值二十万美元。

进了门槛之后，我勉强躲过了一场社交灾难—在最后一刻，我才想到应该把鞋子换成访客拖鞋。我一面脱掉自己的野蛮靴子，一面问该怎么称呼他。

他一脸茫然。“什么意思？他们没告诉你吗？”

“唔，有啊，他们跟我说了，”我回答，“不过当面喊一个人‘战斗小子’，感觉好像不太对。”

他耸耸肩。“我无所谓，猪头。”他说，带头走向地板上的两个坐垫。

“那个副主任说你正在跟他们合作。”我说，好像我是获得那个人的充分授权。

他满脸厌恶看着我，但是没否认。“你想要什么？”

我们盘腿坐下后，我解释着要把有关斯科特·莫道克的一切从我母校的校友会数据库里面删除。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他问莫道克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上头决定要把他的过去埋葬—我们只管这个就好了。”

他问了莫道克的出生日期、校友会的细节，还有其他一堆问题，好确定他没找错人。我回答之后，他调整了一下身上的和服，说他过两分钟就开始。

“茶，好吗？”他用日语若无其事地说，但我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我应该要一副迷惑的表情，觉得矮人一截，但老实说，我实在没那个心情。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一片血淋淋的沙滩上，周围是一堆斩首和日本武士进行自杀仪式的画面。换句话说，我那个暑假正在阅读《幕府将军》（Shogun）。从那些史诗内容中，我还记得几个关键词，包括日文的“茶”。

“好，谢谢。”我用日语回答，希望自己没记错而讲成了“滚你的蛋”。

我一定是讲对了。“你会讲日语？”他说，一脸惊讶又尊敬的表情。

“啊，只会一点点。”我谦虚地说。

他拍了一下手，一扇拉门打开。一个苗条的中南美裔少女穿着红色的丝绸和服欠身走进来，让我想起自古以来许多伟大哲学家都有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丑陋的男人几乎总能勾搭上身材火辣的女人？

她比他年轻大约两岁，有大大的眼睛和性感的嘴唇。仔细观察之下，她那件传统和服显然是改过的—臀部和胸部比你在东京看到的要更紧贴。为了行动方便，和服的背后开了个衩，从下摆往上开到大腿，于是当她走过房间时，从丝绸波动且紧贴她身体的方式，你就知道她不必担心内裤线或胸罩吊带，因为她都没穿。整体效果诱人又疯狂。

“茶？”她问。

我点头，“战斗小子”转向我。“这位是瑞秋桑。”她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

“战斗小子”？瑞秋桑？沃尔格林药妆店楼上的古老日本？无论那个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他有多厉害，我都不敢抱太大的希望。照我看来，这两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三个小时后，我不得不大幅修正我的意见。罗伦佐—至少瑞秋这么叫他—不光是删掉了我在校友会的所有记录，还说考菲德学校和哈佛大学里那些更复杂许多的档案，他也删得掉。

“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成绩和出席记录全都删掉？”我问，“弄得好像斯科特·莫道克从来没进过这两所学校？”

“有何不可？”他笑了，“这个星球现在人太多了，我们全都只是硬盘上的一行行条形码而已。拿掉那些条形码，我们就不存在了；加上那些条形码，我们就好像真的成了个人物。想要教授职位？跟我说哪个学科就好。想当亿万富翁？等我调整一些二元条形码就行。顺便说一声，你可以喊我上帝也没问题。”

“谢了，不过我愈来愈喜欢‘战斗小子’这个名字了。”我微笑。

那天晚上，我看着他把莫道克博士最后一笔学业成就删除掉。“好可惜—花了那么多时间苦读，现在全都没了。”他说。

我没什么好说的，沉浸在种种记忆中，尤其是关于比尔的—他开着他的老法拉利到波士顿来，是唯一来哈佛参加我毕业典礼的人。

罗伦佐确定自己没留下任何进入的痕迹之后，我就告诉他下一件要办的事情：政府计算机里必须删除掉的信息，还有派令的公告。

“有多少笔？”他问。

“两百笔吧，大概还更多。”

从他脸上的表情，你会以为我要他切腹。

“我猜一下，这事情很急，对吧？”但他没等我回答；他知道答案。“你有这些公告的清单，或者我们得自己去挖出来？”

我犹豫了。班·布瑞德利夫妇有全部信息，但他们是我最不想去找的人。“我得想一下。”我回答。

“如果要我们自己动手找，可能要花好几个月。等你决定好再通知我吧。”他说，然后开始关掉他那一架架的硬盘。

他送我到门口时，已经变得比较轻松，还跟我闲聊了几句。“我学了三年日语了—这语言真难，对吧？你是在哪里学的？”

“《幕府将军》。”我简单地说，等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必须说他的风度很好。他全身的肉抖个不停，大笑着之前被我唬过了，同时眼睛绽放出奇异的神采，这时我知道，当初瑞秋是看上他哪一点了。

“混蛋，”他说，擦掉眼睛冒出来的泪水，“害我过去六个小时觉得自己好窝囊—就像回到高中时代似的。”

我换上靴子时，他因为刚刚的说笑而壮了胆，于是问我：“你在联邦调查局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不是……状况很复杂。我想你可以说，我以前是他们的同路人吧，如此而已。”

“你是斯科特·莫道克吗？”

我又笑了。“如果我有那种专业资格的话，你以为我会跑来跟你谈吗？”我的口气拿捏得刚刚好，带着点酸溜溜又打趣的口吻—必要的时候，我真的很会撒谎。

“不管你是谁，你一定跟二十三楼很熟。”

“其实没有。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本来还希望你能帮我跟那个副主任说点好话，请他对我的罪名手下留情。”

“我的了解是，如果你继续合作，说不定不会有任何罪名。”

“是喔，”他恨恨地笑了，“所以他们才设了一个网络犯罪特别小组。这是他们的‘美丽新世界’—我想他们会设法把我完全榨干，然后再把我出卖掉。你知道，这样才能杀鸡儆猴。”

我摇头，说他是胡思乱想，说联邦调查局不会这样的。但其实他的想法当然没错。几个月后，他们以各种找得到的罪名指控他，然后提供他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认罪条件。到最后，因为再也请不起律师—他甚至卖掉了那件宝贵的富士山屏风—他被迫接受了认罪条件，去堪萨斯州雷文渥斯的联邦监狱服刑十五年。

他本来会在里面蹲苦牢，几乎被人遗忘，但后来事情有了一连串惊人的发展，于是寻找撒拉森成了他孤注一掷的机会。

14

快到吃午餐的时间，撒拉森抵达叙利亚。他下了贝鲁特开来的长途巴士，一手提着皮革医药包，另一手拿着不起眼的旅行箱，脑袋里藏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五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成为医生。这是遗失的五年，渴望的五年。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拼凑出他这段时间的活动，但有件事情是没有疑问的：等到他面对着边境的叙利亚移民官时，已经解出了那个无时无刻占据他脑海的问题。他知道如何攻击美国了。

他以医生的身份，宣称自己要去那些杂乱蔓延的难民营工作，于是丝毫没有遭到刁难，移民官便在他的黎巴嫩护照上盖了章。他避开出租车司机和各式各样的骗子，在那个满地垃圾的停车场向左转，找到了前往大马士革的巴士。

在大马士革的巴士总站，他把两个袋子存到了寄物处，然后从旁边的小出口离开，开始走路。他早已决心一路尽量不留下线索，因此，他连出租车都不搭。

他沿着灰扑扑的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经过的小区愈来愈凄惨—大马士革人口将近两百万人，其中有五十万是赤贫的巴勒斯坦难民。

最后，在两条高速公路的交叉处，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在高架公路底下，是一片无主荒地，被柴油废气熏黑的一根根水泥桥塔，宛如石化的森林。这个区域装饰着彩灯、垂头丧气的旗子，还有《古兰经》的摘句，以证明业主热爱诚实。这里是二手车的卖场。

在这个汽车食物链的最底层，撒拉森挑了一辆很旧的日产汽车。正当销售人员忙着赞美他眼光好，在满布锈斑的停车场中找出真正的钻石之时，撒拉森用现金付了车款。又加上五镑叙利亚镑，免去了填写转让文件的麻烦，然后开着车驶入暮色中。这辆车机油耗损得比汽油还凶，但撒拉森不在乎—他买这辆车的主要目的不是当代步工具，而是要当成住处。他知道即使住便宜的旅馆，人们也还是会记得太多，于是他花了三小时在城里转来转去，才在一个超市停车场的后方找到一个隐秘的角落，在那边住下来。

接下来几个星期，他忙着收集下一个任务所需的各种材料，同时让自己的个人卫生恶化到极点。他穿的衣服愈来愈脏，虽然让自己很不舒服，但实在没有办法—这个计划若要成功，关键就在于要让自己看起来完全像个游民。最后，他去战场进行了一趟长时间勘查之后，一切准备就绪。

在大马士革郊区，有一栋由玻璃与水泥建成的四层楼建筑物。外头的招牌是“叙利亚高级医疗中心”，不过其实际功能则不清楚—众所皆知，这个国家的领袖人物要看病，全都是跑去伦敦或巴黎的私人诊所，从来不在国内的。

因为西方情报机关很担心这栋大楼用来制造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所以专门用于侦察中东地区的八个美国人造卫星的其中一个，都一直在监控这个医疗中心。卫星拍下了窗内的人脸，录下所有进出送货的情况，还监控这栋大楼化学物质的排放量。但不幸的是，卫星却从来没拍过大楼周围区域的照片。因此，也就没有那个游民的任何影像，关于这个人的点点滴滴，是根据叙利亚秘密警察后来的一份报告所拼凑起来的。

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有个警卫经过大楼侧边的一座花园，看到两棵棕榈树间绑起一块老旧的防水布，防水布底下有一根用来浇花的竖管。几天后，又出现了一具小煤气炉、一个捡来的煤气罐，还有一个装电池的小冰桶。这里就位于停车场到大楼前门必经路线的旁边，但那么多人经过，却从来没有人正眼看过这个占地而居的游民—就连一本破旧的精装本《古兰经》和两条破毯子出现后，也还是没人留意。

到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也已经太迟了，因为斋月—伊斯兰历中的第九个月，也是最神圣的一个月—已经开始了。毯子上的那本圣书无言地提醒每个人，在神的律法下，这个月应该要提供乞丐、旅人、穷人生活所需。哪个虔诚的信徒会在斋月赶走游民的？

撒拉森也一直等到此时，有了斋月的保护，才终于现身。他抛下超市停车场的那辆日产汽车，赤脚走出干燥的灌木丛，坐在那张防水布底下，仿佛早就住在那里很久，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他留着大胡子，一脸憔悴，穿戴的长袍和头巾就跟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没有两样，他打开竖管的水龙头喝了点水，然后开始阅读《古兰经》。

到了规定的时间，他就在一个单柄锅里面装满水，进行每天五次礼拜之前的洗净，然后把他的礼拜毯朝向麦加—或者也可以说，就是朝向警卫的洗手间，要看你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没有人抱怨他的出现，于是他跨越了第一个障碍。次日早晨他就开始工作—帮停放的车辆洗车窗、清扫垃圾，大致上就是表现得像是“阿巴赫第三停车场”的管理员。一如大部分的难民，他从来不主动讨钱，但是他会放个碟子在走道上—以备有人忽然想要践行斋月做善事的义务。

从任何角度来判断，这一招都很高明。几个星期后，当该中心某名高层人员损毁的尸体被发现了，大批警方和叙利亚特务跑到附近的建筑物，终于锁定那个游民，想用计算机软件拼凑出他的画像。结果他们访谈过的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五英尺八英寸，一百八十磅，大胡子，然后—唔，基本上就没了。

在谍报世界里，用来掩盖某个人真正身份的伪装和生平，我们通常称之为“传说”。而阿巴赫第三停车场那个穿着破烂的管理员—一个沙特阿拉伯人，贝鲁特大学的医科毕业生，阿富汗战争的英雄—所创造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传说，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因而他几乎变成了隐形人。一个专业人员能做到这点，都已经是一大成就；至于没有资源或训练的业余人员，能做到这个地步，那只能说太了不起了。

撒拉森来到这里一星期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在一天最热的时候，拿着《古兰经》，蹲在大楼前门附近的一小片棕榈树林间，上头有一条漏风的冷气导管经过，他就可以吹点凉风。大家看到他脑筋动得这么快，不禁发出微笑，但其实他根本不在乎天气热—阿富汗炽热的夏天就仿佛地狱边缘，他都领教过了，所以大马士革的秋天根本不算什么。不，导管底下那个区域让他可以观察玻璃墙里面，看到每个进入大楼内的人要经过哪些安全检查。一旦他确信自己摸清楚了，就开始评估里头工作人员的分量—既是比喻，也是名副其实。

这个机构的副主任向来很晚下班。他五十来岁，名叫巴夏尔·特拉司，是一名叙利亚高官的亲戚，之前担任过该国秘密警察单位的重要职位，而且—我很遗憾地说—也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但他被选中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他的高职位、他身为化工专家的资格，也不是因为他担任秘密警察期间喜欢慢慢掐死别人。包括特拉司自己在内，大家都没想到的是，他被杀掉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体重是一百八十磅—或至少是坐在棕榈树间的撒拉森所评估的。

找到目标之后，撒拉森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斋月这三十个禁食、祈祷、禁欲的白天，将以开斋节的盛大饮宴、送礼、款待客人作为结束。开斋节的前夕，几乎每个人都会提早下班，去准备次日晨礼的仪式，以及随后一整天的大宴。

大马士革也不例外，下午四点之前，各个银行和办公室都已经上锁，商店也纷纷关门打烊，路上愈来愈空旷。特拉司走出大楼前门，听到身后站在操纵台的警卫纷纷启动了电子锁。这表示大楼里已经完全没人了，而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他知道那些警卫一等他走出视线外，就会启动其他安保系统，然后悄悄溜回家，为次日的庆祝活动做准备。

几年前，这个机构的主任曾试图要求警卫在开斋节工作，但遭到许多反对，包括员工所属的各个清真寺。于是每个人都假装不知情，立刻回复到原先的做法。而且总之，没有人比特拉司更了解这是个警察国家—谁会笨到要偷偷闯入一所政府机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几分钟后就会得到了。此时他沿着花园间的一条小径，走向他的汽车。周围少数几栋建筑物和停车场都一片空荡，所以当他转过一个角落，一时间被树篱和棕榈树包围，忽然听到一个窸窣声，就有点警觉。他赶紧转身，接着几乎笑了出来，原来只不过是那个笨巴勒斯坦人，老是坚持要帮他的越野休旅车擦挡风玻璃，虽然他从来没因此在那人的锡碟里丢过半毛钱。

这会儿那个乞丐以为堵到他了，一路弯腰接近，伸出他的碟子讨钱，嘴里咕哝着传统的问候语“节日愉快”。特拉司也遵照传统，报以同样的问候，但这就是他唯一的回应了—他把那个碟子轻轻推开，转身继续往前走。

撒拉森的手臂忽然往前伸，转眼间就紧紧勒住特拉司的脖子，让他一时震惊又喘不过气来。

这位副主任的第一个念头是气得心想，他一毛钱都不会给，这个难民想要钱，就得杀了他。第二个念头则是，一个只靠吃垃圾度日的乞丐，怎么会这么壮？

特拉司设法吸气，一边努力回想着反制勒颈的徒手搏击招式，拼命想反抗，此时他忽然感觉到颈根一阵灼痛。他痛得想大叫，但完全吸不到气。他立刻知道那不是刀—如果是割过他喉咙的刀，温暖的血就会流到他的胸部。这个想法才刚成形，一颗火球就烧进他的颈部肌肉，开始钻入他的血管。

他痛得脚步踉跄，但现在他知道那是什么了。一根注射针，上头的活塞用力往下压。在此时的状况下，他竟然能有这么清楚的想法—而且完全正确。特拉司困惑又恐惧，知道自己应该要赶紧大喊求助，但无论注射到他身上的是什么化学物质，总之他的嘴部肌肉完全不听使唤了。

那化学物质接着攻击他的四肢—他狂怒地心想，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然后他看到自己的汽车钥匙从软绵绵的手里滑落。攻击者的手指忽然迅速伸过来，在半空中接住钥匙，这个动作似乎是在清楚告诉特拉司，他现在落入一个高手的手里了。

15

特拉司膝盖一弯，垮下去之前被撒拉森接住了，然后半抬着走向特拉司的车。那是一辆黑色的美国越野休旅车，撒拉森擦过好多次这车的挡风玻璃了。才走到一半，他停下来。

他用力扇了特拉司一耳光，看着他的眼睛因为疼痛和愤怒而发亮。

在制定计划时，他最担心的其中一点，就是验尸时所验出的镇静剂，可能会有特殊的化学标记，可以追溯到这批镇静剂的出货批号。这个批号就可以追查到他在黎巴嫩所服务过的那家地区医院，而认真的调查人员—比方说，一组叙利亚的秘密警察—不必花太久，就会开始清查那家医院的员工名单，发现相关期间他正好去度假。

然而，贝鲁特有很多拉车的驴子，因此发展出一个很大而缺乏管制的兽医产品市场。所以，现在注射到特拉司体内的，就是一小瓶无法追踪的马用镇静剂，而撒拉森只希望他计算的剂量是正确的—足以让被害人无法控制肌肉，但又不至于让他昏过去。要是特拉司的眼睛变得呆滞，那这个人就没用了—无论如何，这个人都得保持意识清醒。

撒拉森又狠狠赏了他一耳光，继续把他拖向那辆越野休旅车。他照着每次帮特拉司擦车窗时所观察到的，用钥匙上的按钮解开车锁，打开后面的门，把特拉司推进去。

这辆车里头就像个洞穴。从地中海到阿拉伯湾这些酷热的国家，有个可靠的办法判断谁有人脉、谁没有。俚语说是Makhfee，意思是色调—指的是你贴在汽车窗玻璃上防晒膜的颜色深浅。法律规定最多是百分之十五，但你人脉愈有力，能贴的色调就愈深。

特拉司的人脉非常有力，他这辆凯迪拉克的防晒膜色调是惊人的百分之八十，因而整个后车厢几乎成为完全私密的空间，对于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工作非常理想。撒拉森紧接着跳上车，把门关上，爬到驾驶座，把钥匙插入启动器，打开引擎。他没要离开，而是要打开冷气，愈强愈好。他按下操纵后座的开关，看着后座的椅背放平，直到最后特拉司倒在一片平台上，像甲板上的一条鲔鱼。

他进行着之前策划了好几个星期的步骤，从口袋里掏出几卷厚厚的绝缘胶带，然后爬上平台。特拉司沉默而恐惧地看着这个高手抓住自己的手腕，缚在车门的扶手上，让他四肢大张仰天躺着，就像特拉司有回对一个裸体女人所做的一样，那回他从“审问”她得到很大的乐趣，直到最后她筋疲力尽而再也无法尖叫，他觉得无聊了，才把她勒死。

接着这个高手用胶带把特拉司的双脚、大腿、胸部固定在平台上，好确保他不能动。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最奇怪的—那个高手用胶带把特拉司的前额和下巴紧紧贴在座位的头枕上，让他的头完全固定住，就像被夹在钳台上似的。特拉司想说话，想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毕竟，你又不能利用你的头逃走。但他流着口水的嘴巴无法吐出字句。

撒拉森心里很满意，看着特拉司想讲话，看着他恐惧的双眼四处乱看，现在心知自己用的镇静剂剂量恰到好处。他确定四肢大张的特拉司没办法动，就打开后门，看一下四周都没人，这才下车跑向他的营地。

他用力一扯，就把那块防水布扯下来，把他的小煤气炉和其他东西堆在防水布上，什么都没留下，免得让鉴识人员追查。他把那块油布绑成一个大大的包裹，甩在肩膀上，拿了他稍早已经收拾好的旧冰桶，好像是要去参加什么怪异的野餐似的。

冰桶里是他收集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最让他焦虑的—一大袋冰块。好几个星期，他都在反复琢磨该怎么弄到冰块，但最后的解答却是出乎意料地简单：他去找最友善的那个警卫（就是曾说起警卫们会在开斋节前溜回家的那一个），拜托他弄点冰块来，说想冰一些饮料，好简单庆祝一下开斋节。

“我能不能要一些员工厨房冰箱里的冰块？”他问那个警卫，于是几个小时前，那位好心的警卫就拿了冰块给他。

“节日愉快。”他们彼此互相祝贺，然后撒拉森把冰块放进冰桶里—底下有两个塑料小冰块盒、一些吃剩的食物、几瓶甜果汁饮料，但这些其实只是幌子。冰桶里面真正装的，是他所需要的专业工具，就藏在底部的一个夹层里。

他一手抱着冰桶，背上扛着那个油布包裹，跑向越野休旅车。特拉司听到一边的后门打开，狂乱的双眼转过去，看到那个巴勒斯坦人把东西放进车上，自己也爬进来，然后又甩上门。那高手身子往前探，按了一个开关，启动中央控制门锁，把他们关在车内。

撒拉森清空了这位副主任的口袋，把他的手机放在一旁，打开他的皮夹，没管那些钱和信用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特拉司的进出钥匙卡。

此时撒拉森觉得比较有把握了，他小心翼翼在特拉司的头部旁跪下，打开冰桶的盖子。他把里头的食物拿出来，扳开一个拴扣，把底部夹层的隔板拿开。在那个暗藏的夹层里，他拿出一个卷起来绑住的沉重塑料包，放在旁边。接下来他开始把两个塑料冰块盒里面装满冰块—他冷静而有条不紊的手法，让特拉司觉得似曾相识。

这个混蛋是医生！他脑袋里说，因为他嘴巴讲不出来。他的双眼疯狂地到处乱看：这个可怕的发现把他给彻底吓坏了。

什么样的病态混蛋，苦读习医这么多年—只要他安分守己不惹麻烦，就有大好前程在等着他—会去打扫一个停车场？他很想知道。

他当场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人有个计划。而以他的经验，有计划的人通常都是极端分子，不是你能讲道理的—何况眼前他想讲，也讲不出话来。

那医生从秘密夹层里拿出一副干净的塑料手套，让特拉司更惊骇了。那是要做什么的？！他好想大叫。

仿佛像是要回答他，那医生对着他开口了。在其他不同的环境，人们会夸奖他对病人的态度很好。“我要取出你的眼睛。”他说。

16

他刚刚说了什么？！特拉司脑子里大叫。这个猪头刚刚说我眼睛什么？

撒拉森看着他的两个黑色眼珠中闪出恐慌—其实他没兴趣跟特拉司解释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必须激发这个人的恐惧和肾上腺素，好让他的瞳孔扩大，并使眼球充满血液。眼球里有愈多血，取出后就愈能保持活生生的模样。

“我不认识你，”撒拉森告诉他，“所以这事情不是个人恩怨。”但撒拉森当然认识他—至少知道他是特务头子，因而总是想象着多年前在吉达，把他父亲关进牢里的，就是这种人。

不是个人恩怨？特拉司脑子里大喊。他猜得没错，这家伙是个极端分子—极端分子就常常说这种话。他努力想激起自己的每一丝潜能、每一分精力，想逼自己的肌肉动起来，挣脱束缚。撒拉森看着他的身体掠过一丝微微的扭动。好惨，真的好惨。

特拉司双眼充满泪水—因为恐惧，因为挫败，因为恨。撒拉森伸手拿起塑料包，解开绳子，让整个塑料包展开。那是个外科手术包，他很乐于让特拉司看，希望能刺激出另一波肾上腺素和恐惧。从工具包里，他拿出一把四英寸长的不锈钢解剖刀。

特拉司瞪着看—解剖刀？！他得做点事！什么事都好！他眼睛发亮了，撒拉森看了很满意。“我想右眼先来吧。”他说。

特拉司设法调动身上的每一根肌肉，勉强说出话来。“不，”他呜咽着喘了口气。

撒拉森即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反应。“取出眼睛是相当简单的手术。”他冷静地说，手指握着那把解剖刀的刀柄。

特拉司惊骇又绝望地看着那把刀，划向许多人视为全身最脆弱的部分。那刀子感觉好巨大，逼近他的右眼，同时那医生的大拇指和食指撑开他的眼皮。随着一个熟练的动作，撒拉森割开了眼皮。

“以专业术语来说，这叫作眼球摘除术。”他说。特拉司觉得自己快吐了—他希望自己吐出来；任何能阻止这个疯子的动作都好。

血流出来，模糊了他右眼的视线。他可以感觉到那疯子的手指在他的鼻梁和眼球侧面移动。撒拉森把眼球推到一旁，找到将眼球固定在眼眶内的眼眶肌，切断肌腱。

特拉司痛到极点。但还是看得到自己的眼睛在动手术。哈，没有用！撒拉森找到最后一个关键：视神经及其周围的血管。然后他切断了。

特拉司的一半视线忽然不见了，被吸进一个视觉黑洞里。那颗眼珠脱离了眼眶。

撒拉森现在得加快速度了，他用缚线把血管绑紧，设法尽量保住里面留存的血，然后将眼球放进冰块里，以减缓其退化的速度。之前他把冷气开到最大，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接着他把注意力放到左眼—之前他动作已经很快了，但现在速度更是加倍。

几秒钟之后，特拉司失去了另一半的视线，他太痛了，因而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全盲了。

撒拉森打开那辆凯迪拉克的车门锁，下车跑过停车场，冲向这个机构的前门。他手里拿着特拉司的两个眼球，稳稳放在两个冰块盒里。

但这两个眼球只是拼图的第一部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重量了。

17

撒拉森从特拉司的皮夹里所拿到的密码钥匙卡立刻完成任务，这家机构的大门打开了。

虽然警卫柜台没有人，整栋建筑里空荡荡的，但金属侦测器依然在运作。撒拉森毫无困难通过了—好几个小时前，他就拿掉手表，把口袋清空。他又走了六步，然后停下来。

他面前是一条狭窄的通道，这是前进的唯一路径，尽头是一道自动钢制门。通道的地板上铺着一条长长的金属板。

过去几天，撒拉森凑在破裂的冷气导管旁假装享受凉风，但其实是隔着玻璃墙在观察，因而破解了这栋大楼里的诸多安保秘密之一：这块地板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秤。在踏上去之前，你得先在另一个读卡器上头刷卡，然后计算机就会把卡上的名字连到数据库，确认这个人的体重。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预防措施，撒拉森可能会抓着特拉司的脖子，押着他往前走。但两个一百八十磅的人站在地板上，就会让整栋大楼封锁起来。

手上还戴着外科手套，撒拉森在读卡器上头刷了卡，然后走上那片金属板，不晓得这个系统设定的误差容忍度是多少，他半期待着天花板降下活动墙板，把他困在里头。

什么都没发生—他猜想特拉司的体重跟他一样，结果没猜错。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障碍了：视网膜扫描仪。他把两个冰块盒放在一个壁架上，两手各拿一个眼珠，注意到左右不要搞错。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滑溜溜的眼球，用力压在自己的眼皮上，深入眼眶。现在他看不到了，只能满怀希望祷告，把脸转向墙上的那个扫描仪。

他知道自己戴着手套的手没问题—这套扫描系统的设计上会忽略任何塑料框或金属框眼镜、隐形眼镜、化妆品，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扫描仪只对一个东西有兴趣—眼球后方视网膜里的血管。地球上的七十亿人口里，每一个人的血管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就连双胞胎的都不一样。

视网膜扫描仪的制造商声称这套技术不可能被破解，而且尽管死人的视网膜腐败得非常快，但真正的问题是，从活人身上摘除下来还不到三分钟的眼睛，里头是否还有足够的血液，可以让软件相信这是巴夏尔·特拉司站在扫描仪前？撒拉森无从得知答案，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这种事恐怕没有人试过。

根据撒拉森之前的观察，大部分人面对扫描仪大约会停留两秒钟，于是他逼自己数到三秒钟，然后别开脸。他把眼球放回冰块盒里，转向另一头的那扇金属门。然后又开始数—他之前看过等最久的，是数到四。

他慢慢数到六，知道自己得赶快逃了。他的中止方案是砸破玻璃窗出去，因为他假设自己的钥匙卡和前门都会被安保系统暂时冻结。一出去之后，他就会开着那辆越野休旅车到他事先勘查过的一个垃圾场附近，把特拉司解决掉，然后徒步二十英里到巴士站。接着他会搭第一班巴士出境，希望自己在边境封锁前能离开。

数到八时，他已经转身要走了，计划失败让他好气自己，随着每个动作，他的恐惧感愈来愈迫切，此时那道钢制门突然滑开。他进去了。

这回的延迟原因始终是个谜—或许是眼球的细微改变让系统调整，必须使用更复杂的算法，也或许是系统必须从待命状态恢复过来—但他不在乎。他大步沿着通道往前，经过了那道钢制门，进入一个很大的中庭，本来以为进来后会很开心，但结果，他的心往下沉。

因为除了高高的墙、带刺的铁丝网，还有监控摄影机，他就只看过这个机构的正面，之前他没有多想，就以建筑物的正面判断整栋建筑的大小。但结果，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很致命。现在进到中庭，他才发现这个地方好大。

在这么大的地方，要花多久才能找到自己要找的？只有上天才晓得；同时在外头，大概很快地，就会有人开始寻找特拉司了。等到他的朋友或家人打电话去他办公室或手机都联络不到他，一定会有人开车到停车场来找他。

还剩多少时间？撒拉森无法判断，说不定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但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短，但这份任务却很巨大。就像一句土耳其谚语所说的，那就像是用一根针去挖水井。

如果有人就要来找特拉司，他也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于是他朝五条宽阔通道的第一条跑去，碰到第一个交叉口就右转。他跑到一半停下来：一道防弹玻璃墙和一个没有人的安保柜台挡住他的去路。

他刚来到的那个周末，曾跟两个警卫一起喝茶，他们提到过这栋大楼深处有个特别的安保设施，根据他们的描述，设施中包括了一个X光反向散射扫描机。你通过时无法夹带任何东西，因为在这个扫描机面前，你几乎就跟裸体一样，同时X光会检查你身体的许多尺寸—比方你右股骨的长度，你鼻子到耳垂的距离。这可不比视网膜扫描仪，你非得是本人，才有办法通过的。

全世界不会有什么高等医疗机构会安装防弹玻璃和X光反向散射扫描机，撒拉森知道，这个机构里真正研究的，一定是最可怕的东西。他从没想到自己能进入这类堡垒的核心，但他不在乎。如果他没猜错的话，他也不必进去。

他转身，很快回到之前的交叉路口—一个外国人在一片陌生异地，拼命想找一件很稀有、却是完全无害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盒小瓶子，以前用来保护在此工作的人。

他奔向下一组迷宫般的通道和办公室，穿过一片片阴影，经过一个个看似隐藏着种种威胁的模糊形影。此时走廊上和壁脚板的灯忽然全都亮了起来。他停下来，站在那里转着身子。

有人进入这栋大楼，把这些灯打开了！他竭力倾听着，想猜出对方的位置所在。他听到远处有电话铃响，还有一个轻轻的水滴声，一片室外的遮光板在风中拍击，节奏几乎跟他猛跳的心脏一样。他等着听到脚步声、衣服的窸窣声，或是拔出手枪的铿锵声。但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才明白，恐惧退去—那些灯是被定时器启动的，外头一定是天黑了。

18

在这个机构的空旷停车场上，一盏盏钠光路灯发出嘶嘶声而亮起。特拉司看不见那些灯的黄色光芒，他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但他听到钠嘶嘶声，心里好兴奋：夜晚来临，意味着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时间快用光了。

一股剧痛在他额头刺得更深，他还是感觉得到血从他的眼窝里流淌出来，但镇静剂的药效已经逐渐退去，而尽管疼痛程度暴增，但特拉司的精力也暴增。

他很壮，体格很好，但如果他的精神崩溃了，身体好又有什么用？一路支撑着他的秘密，就是他离开大楼时就已经晚了。现在夜幕降临，他知道家人都会非常惊慌了。

他的太太和四个成年子女，这会儿都在长女家里不耐地等待，准备要开一场泳池派对，他们试着打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电话号码。那两个壮硕的儿子—都追随父亲的后尘，成为秘密警察—甚至会有一个溜到屋里，偷偷打电话给父亲的情妇，准备要痛骂她害他忘记了家庭义务。

他很确定，两个儿子找不到他，又看到天黑了，一定会开车沿着他下班的路找回去，担心他可能是出了车祸。他们身为秘密警察，身上通常会带着武器，而现在特拉司唯一要做的，就是活着，并协助他们尽快找到自己。尽管受了伤，尽管疼痛又很想吐，他还是知道该怎么做。

他的脸左转右转，把固定头部的胶带弄松，逐渐把头发、皮肤、胡子都拉出来。他痛得要命，但只要头部可以松开，他就可以用牙齿撕开胸部的胶带，让两手恢复自由。

稍早时，他感觉到那个狂热分子从他口袋里拿走手机，然后看到他把汽车电话从电话架上抓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两个电话都摔碎在柏油路上的声音。但是那个白痴还让汽车引擎开着，以防万一需要赶紧离开，但他对这种豪华汽车完全不了解，不晓得这就会启动免持听筒功能。如果特拉司可以挣脱两手，往前摸到驾驶座，即使看不见，他也可以找到方向盘上的那个按键，启动汽车电话。而且当然不需要听筒，就能通话了。

他上一次打汽车电话，是这天早上打给长子的手机，按了方向盘上的按键后，就会自动重拨上次的号码。特拉司唯一要做的，就是大声跟他脑袋上方的麦克风说话。“办公室。停车场。”他低声说，练习着。

他儿子会认得他的声音，等到两个儿子赶来，那个巴勒斯坦人就只能求上天保佑他了。当年他首次进入那个女人时，她求饶的哭喊—然后过了许多个小时后，她就恳求让她死了痛快—比起他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同事折磨这个混蛋所发出的叫声，将会像一首温柔的诗。当他的头部和下巴终于挣脱那些胶带时，他脑海里还不断重复说着那两个字眼，而且更大声、更有力。他痛苦地喘了口气，但他没有泪腺了，所以哭不出来。

他坐在那边一会儿，从极度痛苦中恢复过来，如果这一刻有人设法看到这辆凯迪拉克昏暗车窗内的情景，将会看到一名眼眶空空的男子，头上的头发被成簇拔掉，脸上有一道道皮肤被剥去的痕迹。

要是继续看，他们会看到他身体前倾，疯狂而坚决地用牙齿撕开胸部的胶带，而且他们会看到，再过几分钟，他就会自由了。

19

一艘沉没的西班牙古代大帆船上，有个小小的潜水救生员不懈地搜救着，同时五条美丽的小丑鱼从他头盔冒出来的气泡间游过去。

这个占据一整面墙的水族箱所发出的诡异光芒，照亮了机构里豪华的主管办公区接待室，把撒拉森微微发光的影子照在对面墙上。走过这个静寂的空间时—近乎绝望，不确定接下来该找哪条通道或凹室—他看到那些色彩鲜艳的鱼，脚下踌躇起来。

他已经有二十年没看过这种鱼了，但他清楚知道那是什么。“Amphiprionocellaris。”他说，很惊讶隔了这么多年，他还能记得这种公主小丑鱼的拉丁文学名。在所有的热带鱼中，公主小丑鱼是他父亲最喜爱的，他周末加班时，常常带着年幼的儿子到他临海的办公室，让他待在几个巨大的研究用水槽前。其中最大的一个里头充满了海葵，海洋世界里美丽但危险的花朵。

“看看小丑鱼，”他父亲会说，“全世界只有这种鱼，不会被海葵有毒的触手杀死。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想查清楚的。”

现在，多年过去了，独自来到一个秘密武器的研究机构里，撒拉森当然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性。就像他父亲，他也一心想要寻找某种东西，以防卫一种致命的病原体。

他很想再多花时间看看这些鱼，设法回想纯真的滋味，但没有时间了。他正要转身离开，忽然看到眼前有一条之前从没看到的黑暗廊道，尽头是一扇门。不知怎的，甚至在看到墙上的红新月标志之前，他就知道那是自己在寻找的房间。

红新月就是他们的红十字，表示那是这栋大楼的急救和医学诊所。他曾听一个在这里服务过的前任员工—跟他一起在黎巴嫩那家医院共事过的一位护士—说起这里，但指引他过来的，却是他父亲的小丑鱼，于是他把这个视为上天给他的暗示。

这个急救处的门没有锁，他很快进去，经过了治疗区，直到他找到位于后方的供应室。这个医学诊所的目的是处理机构内员工的疾病，并为新员工进行体检—因此这里有心电图仪器、跑步机、电击器、人工呼吸器，以及其他媲美任何大医院的充足设备。

在这些设备的中央，是一个药剂部，撒拉森走进去，带着在医院工作多年的那种自在和熟悉。柜台后面的墙边是一箱箱药品和一架架外科医疗用品。另一面则是放着整排上锁的橱子，橱门还装了钢栅栏，撒拉森知道里面是放了A级药品：麻醉剂、致幻剂、安非他命，以及各式各样用于麻醉的鸦片制剂。

他没理会这一切—在后方还有个更小的房间，他看到里头有一排冰橱—就是这些冰橱，把他带来这个乏味的国家，而且迫使他像只狗似的住在一个停车场里。

他心头涌上一阵希望和焦虑，沿着那些玻璃正面的冰橱往前。他专家的眼睛看着那一包包血液制品、一瓶瓶必须冷藏的药物，以及跟各地医院一样的，还有员工的食物和饮料。但没看到他需要的东西。每往前多走一步，他的绝望就更深一分—也许他以前所听到过的所有片段流言，他曾做过的种种假设，加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大虚妄。也许他就像个傻瓜，去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

然后他看到最后一个冰橱内部，低头默念了一段祈祷文。在一个架子上，放着八个纸盒，里头有一排排的小玻璃瓶。瓶子标签上印着复杂的医学说明，让撒拉森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东西。

他打开那个没上锁的冰橱，从一个半空的纸盒里拿出六个玻璃小瓶。里面所装的透明液体，是两百年前一个英格兰小村里一场实验的直接结果。撒拉森把那些小瓶用一块布包起来，放进口袋里，此时他忽然想到，他跟小丑鱼很快就会有许多共同点了。他也将可以在一个美丽但敌意的环境中活动，完全不受那种致命的毒素所伤害。这对他的意义重大非凡：在我拼命试图追查他的那几个月，甚至整个旅程逐步演变成一场可怕的赛跑，我只找到过两张纸指出他的身份。其中一张就写着“小丑鱼”。

那些小玻璃瓶安全放进口袋后，撒拉森找到了一本柜台上的药品登记本，小心翼翼更改了过去三年的几笔记录，以确保不会有人发现那些药瓶短少了。他把登记本放回原处，出门来到走廊上，关上门，还好他戴了塑料手套，所以不会留下任何进入这个诊所的鉴识迹证。他跑过水族箱，进入一条条漫长、寂静的走道，走向前门。

他估计，再两分钟他就可以脱身了。只不过，那辆越野休旅车上的囚犯正要抢在他前头冲过终点线。

20

啪！随着特拉司的牙齿撕破最后一块，黏着他胸部的胶带断了。一颗断掉的门牙流着血，但他几乎没注意到。他拉出两只手臂，坐直起身子。

随着两只手的血液恢复循环，他痛得猛吸一口气，然后往前扑，开始对付黏住双脚和脚踝的胶带。每回失去平衡，他就往后倒回去，但又直起身往前，继续拆胶带，他已经想象着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按下电话按键，然后两个儿子打开他们的警笛，几分钟后，车子就尖啸着开进停车场来。

他嘴唇间开始尝到的不是救援，而是复仇。他第一条腿挣脱了，然后用他穿着靴子的脚对最后一截胶带又踢又踹。他在自己永恒的黑暗中摸索，膝盖跪着爬行。他自由了。

两百码外，这个机构的玻璃前门滑开，撒拉森拿着装眼球的塑料冰块盒跑出来，进入通往停车场的那条小径。再过二十秒，他就会来到这辆凯迪拉克旁。引擎没关，他可以直接上车开走，等到机构里的电子锁和计算机重新封锁起整栋大楼时，他就开出停车场了。

此时他已经看得到那些钠光路灯的异样光芒。他左转穿过花圃，省了几秒钟，冲到柏油路面上，看到了那辆黑色的越野休旅车就在前方。车子在悬挂系统上方摇晃，显示里头的人在移动……

狂乱的特拉司正迅速爬过放平的座位，扑向方向盘，使得车子的悬挂系统不断晃动。他一边肩膀撞上了驾驶座的椅背而失去平衡，赶紧稳住，设法摔倒在两张前座之间的位置。他伸出一手撑住，运气不错，抓到了方向盘。

撒拉森扔下那个装着眼球的塑料盒，奋力奔向车子。他不晓得特拉司想干吗—踩下油门撞毁车子？敲烂排挡杆让它不能用？把他锁在外头？—但他猜想，所有的危险都是来自驾驶座。

在那狂乱的几步中，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使得他和特拉司的人生因而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也影响了他整个计划的结局。换了一个比较好的人—有老婆有小孩、卑微地梦想着一家人的未来；看过比较少杀戮、比较多爱的；换句话说，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会浪费时间打开车门。但撒拉森做了我或任何其他真正杀手会做的事情：他决定一拳捶向驾驶座车窗的深色玻璃。

举起拳头时，他有片刻的恐慌：如果这玻璃是防弹的呢？特拉司还在秘密警察单位时，车子上装的就是防弹玻璃，但这辆大而奢华的凯迪拉克是他的私人用车。总之，撒拉森没有时间再考虑了……

特拉司的身子已经爬进驾驶座，找到了那个按钮按下去。电话系统很快重拨号码，就要拨完了。还差三码、两码……

一辆白色的丰田兰德酷路泽—警笛尖啸，散热格栅后方闪着蓝红两色的闪灯，在这个假日前的夜晚，路上没有其他车辆挡路—在环绕着这个古老绿洲边缘的高速公路上飞驰，朝这个机构直奔而来。在车里，特拉司两个理平头的儿子看着前方的马路，寻找消防车、救护车、撞断的马路护栏，或是任何车祸的迹象。

丰田车仪表板上的电话响了，这对兄弟立刻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他们的父亲，终于打电话来了！

撒拉森的拳头跟着一阵玻璃碎片出现，击中特拉司的鼻梁。这一拳很狠，足以打烂了特拉司的鼻中隔，鲜血喷溅出来，把他打趴在乘客座上，痛得无法动弹。

特拉司的两个儿子中，比较高的那个坐在丰田车内的前乘客座，他从电话架上拿起电话，迫切地说了一个字：“爸！”没有回应。

他父亲蜷缩着啜泣，盲目地瘫在那辆越野休旅车的中央控制台上。但他还有意识：他听得到他儿子愈来愈急迫地喊着他。就像个临终皈依的教徒，特拉司唯一要做的，就是振作起来说出那几个拯救他的字：“办公室。停车场。”

撒拉森很困惑，不晓得没有听筒的电话为何还能接通，只听到一个不认识的声音喊着爸，看到特拉司用一边肩膀撑起身子，开口要回应。撒拉森再度灵机一动，临时做出决定—他没理会特拉司和自己的困惑，只是伸手转动启动器上的钥匙，然后拔出来，关掉引擎，让整个电力系统随之停摆，电话也断线了。

特拉司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事，还在努力克服鼻子被打烂的疼痛。他只知道他没有机会说出救救自己的那几个字，同时开始要爬起身。

在那辆飞驰的丰田车上，两个男人听到通话断讯了，高的那个立刻重拨给他父亲的汽车电话。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会在哪里，于是继续朝那个机构冲去。

特拉司一边手肘撑起身子时，听到乘客座旁的车门被猛然打开。他感觉到撒拉森强壮的两手抓住他的翻领，把他拖过中央控制台，放在乘客座上成坐姿。他想抗拒，但没有用。

撒拉森拉出乘客座的安全带，绕住特拉司沾了血的脖子和手臂，把他紧紧绑在座位上。他把安全带扣好，确认了特拉司完全没法动，然后爬下车。他跑过停车场，拿起装了两颗眼球的塑料盒，又跑回车上。

他一启动引擎，电话铃声就又开始响了。撒拉森想关掉，但他对这套系统一无所知，就决定不去碰。他迅速倒车，确定车轮把破掉车窗的玻璃都辗碎。他很想去把那些玻璃捡起来，不要留下任何痕迹，但他不想浪费时间。先是那个没头没脑的声音，现在又是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让他知道追兵已经在路上。尽管他不知道距离有多近，但刚刚搜索那栋大楼的延迟，加上他紧绷的神经，都强烈提醒着他，要他赶紧修改计划。

他转动方向盘，踩下油门，摇晃着车尾来到高速公路的支路上。他原先的计划是开上高速公路，到机场旁的一座长期停车场，在那里处决特拉司，然后把车子扔在那里的几千辆车子中。但现在他决定改用撤退计划，尽快摆脱这辆车。

光就因为这个原因，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他继续沿着支路开，迅速驶出园区的后方。特拉司的两个儿子膝上放着手枪，从高速公路下来，开进停车场的前出口，才晚了不到十秒钟，就错过了那辆黑色凯迪拉克的身影。

十秒钟，实在不多，但已经足够。这表示，无数人的性命都因为一个小事件而转变，而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愿当初计划要在会议室内炸死希特勒的那个炸弹，不是摆在一张橡木桌底下。但愿俄国沙皇当年没有处死列宁的哥哥。但愿—可是我从过去不幸的经验学会，你不能期待上天显灵，而且运气好坏往往是各半。

丰田汽车迟到了短短几秒钟，车上的那两名男子因此没能看到他们父亲的车，于是也就没追出去，他们没抓到撒拉森，也始终没有人发现那六个小玻璃瓶不见了。

21

特拉司的两个儿子还在搜寻停车场时，撒拉森就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条路。他转进去，关掉凯迪拉克的车头大灯，立刻就被那条布满坑洞的漫长柏油路吞没了。

这条马路的一侧是一个市立垃圾场，撒拉森一路开得很慢，以确保不会惊起成群的海鸥，或是吓跑那些长期徘徊在这里的野狗。马路的另外一边是灌木丛生的荒地，上头仅有的地标就是一些废弃的车子，还有一条充满了芦苇和河水恶臭的运河。

撒拉森减速来到一面铁丝网围篱前，车头穿过一道开着的栅门，然后在一条死巷里停下来，这里是某个乐观的房地产开发商一度称之为工业园区的所在。面对着马路的，是几栋破烂屋子围起来的汽车修理场—大概是专门收了赃车予以分解的黑店；还有一家屋顶很低的仓库卖二手洗衣机，以及五间改装后的车库，现在是用来加工羊肉的工厂。对于食物，有时候你最好不要晓得是怎么来的。

由于疼痛、紧得像绞杀绳般绕着他脖子的安全带、没消毒的手术刀所造成的发烧和感染，此时特拉司已经陷入了扭曲和迷幻的意识不清状态。撒拉森打开车门，解开安全带，把他拉到那片腐烂的寂静空地上。吸入肺中的温暖空气让特拉司恢复了一点现实感，他设法站直身子，摇摇晃晃。

“你那个绞杀绳弄得很好，非常专业。”他受损的喉咙说，然后垮在破烂的柏油路上，开始低声断断续续地说着破碎的字句，有关上天和看到天堂的亮光。

撒拉森知道原因：就像有些人手臂被截肢后，还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失去眼睛的人也常会看到壮观的光芒。撒拉森让特拉司留在自己的北极光幻觉中，自己去车后头拿了他需要的东西，然后拖着特拉司的衣领，来到一个装满肉类残渣的大型垃圾箱旁边。

在芦苇和矮小的灌木丛间，他看到一些原始的形影在移动—比一团团阴影大不了多少—知道那些野狗朝这边移动了。比较健壮的野狗最喜欢那些肉类垃圾，而现在他们闻到了汗与血的气味，知道有动物受伤了，而且是大型动物。

撒拉森把特拉司撑靠在垃圾箱上，从冰块盒里拿出那两颗眼珠，塞回特拉司的眼眶里，然后迅速拿一块破布缠绕着特拉司的头部。那块看似肮脏的蒙眼布，真正的功能是把眼睛固定好位置。

特拉司灼痛的伤口忽然感觉到一阵冰凉，万花筒般的缤纷光点退去，在疯狂中，他以为有人正在照料他的伤口。他当然想杀掉加害者，但眼前，就像大部分遭受折磨的人一样，即使是一点点恩惠，他都感激不尽。“谢谢你帮我包扎伤口。”他低声说。

想到那块簇新的白布，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注意力转到那个令人窒息的恶臭上，混合了血、呕吐物、粪便的气味。从以往当过秘密警察的经验，他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被拖回牢房里了。很快地就会有人来脱掉他的衣服，拿着水管冲他。狱警不会去碰这类身上有屎的囚犯，所以应该是派两个女囚来。

通常狱警会逼女囚光着身子来做这种事，然后，等到她们离得够近，特拉司就得记住设法摸一下—警卫们看了总是大笑。他听到一声金属的脆响，因而暂停下来。那声音好熟悉，像是……像是……然后他想到了，在发烧中笑了起来—那像是手枪扳起击锤的声音。这太荒谬了—不会有人在牢房开枪杀人的，那会搞得一片脏乱。何况，如果他们要处决你，干吗还照料你的伤口呢？不，一定是别的声音。

“谁在那里？是谁？”他以自认坚强但友善的口气喊道。

唯一在场的人—拿着一把阿富汗时代的手枪，是他从冰桶底部的秘密夹层里拿出来的—听到他哑着嗓子发问，声音很含混又几乎听不到，根本不理他。撒拉森站在六英尺外，他判断刚好够远，不会被骨头和鲜血溅到，然后瞄准了特拉司蒙眼布的左眼。

特拉司很确定牢房里还有另一个人，他保持完全不动，竭力想听清楚。撒拉森知道再也不会有更好的时机了，他扣下扳机。

啪！特拉司感觉到痛……然后再也没有感觉了。一道鲜血和骨头碎片和脑浆从他后脑穿出，同时撒拉森感觉到身后一阵匆忙奔跑的动静，赶紧转身看。是那些野狗被吓得寻找掩护。

撒拉森又转回身来，瞄准了再度开枪，这回击中了蒙眼布的右边，很幸运地，摧毁了那对眼球曾被开刀切除的任何痕迹。他希望调查人员以为特拉司下班后忘了东西，又回到办公室，第二度离开后，才被抢劫并绑架。这么一来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想到那栋大楼里有任何东西失窃。

当然了，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就因为这个目的，他很高兴听到野狗又回来了，在黑暗中大步奔跑，急着要拿剩下的证物饱餐一顿。等到那些狗开始大吃，撒拉森已经把凯迪拉克停在汽车修理厂后方最黑暗的角落，他确定任何不经意看到的人都会以为那只是一辆等着分解的车子而已。他手套没脱掉，从休旅车的后方拿出所有可能会引起刑事鉴识专家兴趣的东西。

他拿着冰桶和其他的东西，走进荒地。他走得很快，一手拿着扳起击锤的手枪—以防万一某些狗攻击他。

到了市立垃圾场，他把冰桶砸成碎片，又把他营地里收走的其他东西分散扔在一堆堆的垃圾里。他知道天亮两个小时后，这些东西就会被拾荒者捡走，拿去非法的难民营里再利用。

除了注射针筒、一张卡纸票券、一些零钱，他手上只剩一把手枪、他父亲的《古兰经》，还有那了六个小玻璃瓶。在他眼中，这些小瓶子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22

撒拉森走了好几个小时，只靠着微弱的星光指路。离开垃圾场后，他穿过灌木丛，沿着运河往下走，直到终于看到一条摇摇晃晃的小桥。

他过了桥，又沿着芦苇丛生的运河走了好几里，这才看到他需要的：一辆破旧的四轮驱动汽车生锈的底盘，半淹没在发臭的浑浊河水中。

他把注射针、特拉司的皮夹和其他财物放进那个塑料冰盒里，上头再压着一堆小石头，扔进了运河中。

然后他满怀遗憾地举高手枪，手臂往后拉—除了他父亲的《古兰经》之外，这把枪是跟随他最久的东西，但这枪是谋杀特拉司的凶器，他实在不能留着。他把枪丢得很远，落在那个生锈底盘旁边的水中。如果警方沿着运河找，用金属探测器在水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金属反应，也只会以为那是汽车的一部分。

接着他加快脚步，朝着远方大马士革的灯光走去。

四个小时后，他脚痛又全身脏兮兮地来到巴士站的行李寄存柜台，把那张卡纸票根递出去，取回他的行李箱和医药包。他打开行李箱的密码锁，拿出薄薄一卷钞票，付了行李寄存费，又给那个服务员一镑，借用了一下小浴室。

还要等两个小时，第一班前往黎巴嫩边境的巴士才会发车，从那里才能换车去贝鲁特。他就利用这两小时修剪胡子、洗澡，刷洗得差点都要破皮了。他从行李箱里拿出西装、衬衫、领带穿戴好，然后把两瓶偷来的小玻璃瓶（外头的药品标签已经撕掉）放进医药包里，就跟其他的瓶子和药品放在一起。等到他走出浴室，拿着护照和行李，看起来完全就像他所宣称的身份：一个虔诚的黎巴嫩医生，刚去难民营服务过，现在正要回家。

他把扮演巴勒斯坦人时穿过的脏衣服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又买了皮塔口袋饼、水果、茶吃喝了。后来走向那辆破旧的巴士时，就把脏衣服放进一个大型的慈善捐衣箱。除此之外，他中间只停下来把那顿餐点吃剩的垃圾丢进一个垃圾箱，虽然旁人看起来完全没有异状，但那些垃圾其实很重要。

刚过4点时，他在巴士上一个后方的座位坐下，将近一个小时后，特拉司的两个儿子一再扩大搜索圈、耽误许久之后，被野狗打架的声音所吸引，找到了他们父亲的尸体。

尽管是在这个不敬的时间，而且这一天又是伊斯兰最重要的假日之一，但这两个儿子身为秘密警察，很清楚该打电话给谁。这个消息通知了政府的最高层，很快地，全国的秘密通信网络中，就充满了电话交谈和手机短信的电波。

“梯队系统”情报网全都予以收集起来。

“梯队系统”从不疲倦、从不睡觉。它在广大空荡的空间中巡逻，不需要空气或食物或舒适的环境，像一个沉默的窃贼，在全世界的光纤网络节点恣意来去，指挥着全球各地军事基地的无数雷达罩（状似巨大的高尔夫球）。这个系统由五个英语系国家在冷战期间建立，以巨大的卫星和计算机网络，全面窃听着地球上的所有电子通信，机密得连这些国家都从不承认其存在。

这个系统每十亿分之一秒所收集到的几千兆信息，会下载到美国马里兰州密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组超级计算机上，以高度机密的软件利用关键词、词组，甚至是演说模式，予以辨识，从中找出任何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片段。

那一夜，大马士革有很多片段。“梯队系统”听着特拉司的一个儿子悲痛地打电话给他姐姐，说起接下来会针对可能下手的政治异议人士和敌国，展开最严厉的打击手段。“安拉保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吧。”他说。

美国情报单位的分析师评估了这些拦截到的讯息，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特拉司素以残酷闻名，一定有很多人乐意拿他去喂狗。一个阿拉伯穷国的报复杀人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实在没有什么影响，于是这件事很快就被丢开了。

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叙利亚的国家单位也犯了同样的错：在这个假日的凌晨时分，他们并没有立刻关闭边境。

23

那辆旧巴士又喘又咳地驶过黑夜，爬行过大量路段在施工的叙利亚一号公路，中间只有跟乘客商量过停了一次，是为了晨祷。

最后到达边界时，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检查了撒拉森的文件，上下打量他，一知道他是医生，就对他颇为尊敬。但就算他们费事搜索他，也绝对不会发现那四个小玻璃瓶—瓶内的物质已经藏在一个找不到的地方，就是撒拉森的血管里。

撒拉森离开大马士革的那个小浴室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从医药包里拿出一根特殊的双叉针，沾了那些小瓶里的溶液，在上臂又刺又刮，直到自己流血为止。他知道那个剂量是平常的四倍，但他打算要尽可能让自己有最安全的余裕。他把手臂包扎好，穿上衬衫，空玻璃瓶则压碎到难以辨识的程度。他在搭巴士前跟着餐点垃圾一起丢掉的，就是这些玻璃碎片。

在边境通关时，一如之前的预料，他已经开始发烧、流汗，而且头痛欲裂。他只希望在严重恶化之前，能够抵达贝鲁特的一家便宜旅馆。他所感觉到的症状，就跟两百年前一个英格兰小村里的小男孩一样，当时他是第一个接受当地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所想出治疗法的人。詹纳医生是疫苗接种的先驱。

而撒拉森所做的，就是接种疫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闯入一个化学武器实验室，杀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只为了偷疫苗。而真正奇怪的是，在浴室里，他接种的疫苗所要防止的疾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因为三十年前，这种疾病就已经从地球上绝迹了。

然而，在绝迹之前，它是人类所知最灾难性的疾病，害死的人数超过战争及其他原因。直到1960年代，每年都有两百万人因而致死。这种疾病的拉丁文学名是Variolavera，一般俗称则是天花。

由于天花病毒完全绝种，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还有疫苗—除了研究机构和秘密武器实验室，现在已经不需要疫苗了。当然，除非你像撒拉森，正在计划要合成这种病毒，担心在这个几乎不可能的过程中，只要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被感染而死亡。因此，你必须找到一种最先进的疫苗，确定经过了周密的测试、可以证明是有效的。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尽量犯错没关系。

不是所有的疫苗都会生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撒拉森为了要弥补这点，而且如同前面所说的，要尽量保护自己，所以把剂量增到四倍。难怪他觉得想吐，但对撒拉森来说，发烧是个好消息，这表示他的身体已经受到挑战，他的免疫系统正在动员，要对抗入侵者。也就是说，疫苗已经发挥作用了。

一名移民局人员正等着面前的计算机检查撒拉森的护照时，附近有个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等到有人去接，然后转达关闭边境的命令时，那个官员已经挥手让撒拉森过关进入黎巴嫩了—这名男子使用假名和真护照，同时身上的免疫系统正壮大起来，要对抗世上最致命的病原体。

24

我无法否认，那个感觉在心中已经滋长好几天了。我并不完全相信命运或天注定这种事，但离开“战斗小子”没多久，我走在曼哈顿的黑暗街道要回家时，忽然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觉得某种自然的力量朝我袭来。

我回到自己那套长期带着孤寂气氛的公寓，开始翻找从巴黎带回来的那些行李。跟“战斗小子”告别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要处理掉几百件威胁我生命的政府公告，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班和玛西，要求他们把发现的东西交给我。坦白说，我不认为“战斗小子”或我自己会有时间或技巧去复制他们的工作。最后我找到了：认识他们夫妇那天我穿去雅典娜广场酒店的那件西装外套，口袋里装着玛西给我的名片，当时我还拿得很不情愿。

那天晚上太晚了，不宜打电话给他们。但次日傍晚，我就拨了电话过去，来接的是玛西。

“我是彼得·坎波，”我冷静地说，“我们在巴黎见过。”

“你没等很久嘛，”她说，惊喜极了，“真高兴你打来了。你现在人在哪里？”

“来纽约待一阵子，”我告诉她，还是很小心，“你和你先生跟我提过那些有关斯科特·莫道克的调查资料，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愿意交给我？”

“今天晚上不行—我正要出门跟他碰面，一起去看电影，明天晚上我们要跟朋友吃晚饭。星期五怎么样？7点左右？”

还要多拖两天，比我期望的久一点，但眼前我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我谢了她，记下地址后挂断。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熟稔谍报世界的各种技艺，而且之前说过了，我曾受训要在其他人可能死掉的状况下存活，因此我应该合理地假设，接下来可能会碰到突袭。但我没有—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高中老师唬过了我，我甚至连怀疑都没有，直到我踏入了他们家。

里头灯光柔和，音响里播放着披头士的歌《嘿，裘得》（Hey Jude），室内充满了家常菜的香味，餐桌上已经摆好三个人的餐具：我是被邀请来吃晚餐的。我猜想他们整晚都会逼我改变心意，去主持布瑞德利的那个学术研讨会，但我逃不掉，因为有人花了好几个月整理出你一生的相关档案，而你想求他们把档案给你。

“你们不该费那么多事的。”我说，尽力挤出微笑。

“这是我们起码能做的，”玛西回答，“想想我们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布瑞德利出现了，跟我握手，问我想喝什么酒。但我正处于周期性的“停止并结束”阶段：我决定纽约是个新开始，是设法戒毒的绝佳机会，而且这回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甚至拿到当地匿名戒毒协会的聚会时间表了。总之，我的个性容易成瘾，做任何事都无法适可而止，连喝酒都不行，所以我也发誓一并戒酒。这一夜将会很漫长了。

布瑞德利拿了瓶矿泉水给我。趁着玛西去厨房检查晚餐时，布瑞德利给自己倒了份烈酒，同时带着我走向宇宙尽头的那个白房间。只不过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土耳其基里姆织毯铺在地上，窗帘重新挂起来，房间里所发生过那场绝望戏剧的唯一痕迹，就是放在角落的物理治疗设备。

设备旁放了几十个档案箱。布瑞德利指着微笑。“这就是你的一生，莫道克先生。”

我弯腰浏览着，对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广非常震惊：那些箱子里装满了计算机打印稿、储存数据的磁盘，还有各式各样的复印件，从考菲德学校的纪念册到联合国各局处的年度报告都有。我随手拿起一个档案夹，里头是他们的一份总清单，列出我曾经使用过的化名，那些名字忽然勾起我一波回忆。

布瑞德利看我翻着那些纸页。“玛西和我讨论过，”他说，“你介意我们喊你斯科特吗？”

“彼得·坎波有什么不好吗？”

“我只是觉得……至少我们私底下，喊你的本名比较好。我们一直用这个名字想你的。”

我看着他。“问题是，班，斯科特·莫道克也不是我的本名。”

布瑞德利瞪着眼睛，试图评估这个信息。我是在撒谎，想玩最后一次花样，害他们偏离原先勤勉遵循的那条轨道？或者这只是我耍幽默的烂招？

我指着那份化名清单。“那名字就像其他的。只是另一个假身份—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就用不同的名字。”我耸耸肩，“这就是我的人生。”

“可是……你在学校时就叫斯科特·莫道克……那是小时候……是你进入谍报世界的好多年前了。”他说，更困惑了。

“我知道。没有人会选择那样的人生—但反正结果就是这样。”

我看着布瑞德利迅速思考着—我儿童时代的名字根本不是本名，父母亲的两场葬礼我都没参加，而且我似乎没有继承到任何莫道克夫妇的财富。他看着我，明白了：我是领养的，我根本就不是比尔和格蕾丝的亲生儿子。

我对他微笑，但其中毫无喜悦的成分。“很高兴你们查到斯科特·莫道克为止，没再往前追。到格林威治镇之前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班—我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毫无疑问，他明白这是个警告。底特律八里路贫民区的那三个房间、在我记忆中逐年褪淡的那个女人的面容、她赐给我的本名—这些是我的核心，也是仅有的、无可置疑属于我的事物。

“谁在乎名字呢？”布瑞德利最后终于说，微笑着，“那我们叫你彼得就好了。”

玛西喊我们吃晚饭了，于是这个夜晚朝向我完全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首先，她很会做菜，如果绝妙美食不能让你有好心情的话，那你大概曾经是个超级大胖子，现在忌口得很严重。此外，他们绝口不提那个学术研讨会，我不得不承认，看起来他们根本也没打算再邀我参加了。我开始放松，然后忽然想到，他们对我的背景了解那么多，因而至少对他们来说，眼前就像是跟一个老友共进晚餐。

布瑞德利对于我写的那本书和里头写的案子有许多问题，玛西看着她聪明的丈夫拼命追问那些我被禁止提起的细节，显然看得很乐。有回布瑞德利追问得紧，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说她这辈子没看到他这么火大过。我看着他，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当有人逗你大笑，当他们邀你来家中尽力招待，当他们给你几十箱可能救你一命的数据，当他们帮忙把那些纸盒搬到楼下街边、且帮你放上一辆出租车，当你站在曼哈顿的一盏街灯下、唯一等着你的就是诺荷区一户冷清的公寓，当你迷失在自己的国家，整个世界的前景黯淡，当你无可避免地感觉到往后的未来可能不会太愉快，当他们微笑跟你握手、谢谢你的光临，还说他们不晓得你的联系方式，这时你真的很难做决定。

我暂停一下，过往所有的技艺和经验都告诉我要写下一个假的电话号码，带着他们的研究资料上车离去。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但我想到他们款待我的温暖，想到布瑞德利开心沉醉在他为这一晚所挑选的音乐中，于是，很抱歉，我办不到。我拿出自己的手机，叫出号码显示在屏幕上，看着玛西记下。

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会去看电影，或是去夜店听布瑞德利喜爱的那些老乐师演奏蓝调音乐，打发掉一个夜晚—总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感谢老天，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帮我介绍个女伴，或是打破惯例去提布瑞德利的那个研讨会。

在那段时间里，布瑞德利历经了一连串身体和心理的测试，通过评估，终于得以放心重返工作岗位。他的脚还是有点跛，也因为如此，他的职责变得比较轻，但有时候（通常是深夜），他就会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过去一个犯罪现场，他觉得有某些元素我可能会感兴趣。在某个晚上，他留了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例行的戒酒十二步骤聚会。此时我已经改参加匿名戒酒聚会—就像托尔斯泰可能会说的，药物成瘾者都有同样的状况，但酒精成瘾者则有各自不同的疯狂。匿名戒酒者的聚会有趣得多，而我决定，既然要花时间去参加这类聚会，那还不如找点乐子。

那个聚会是在上西城一间破旧教堂的大厅举行的，结束后，我离开了其他在门厅间逗留的难友，独自往西走，享受着不合季节的温暖夜晚，直到我看到高耸的哥特式建筑达科塔大楼，才想到要看一下手机。我看到布瑞德利的手机号码，猜想他一定又是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案子了吧，于是当我按下播放键、听到他的留言时，觉得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头一次跟我求助。

“我手上有个谋杀案非常奇怪。”他在留言里说，但是没有多作解释，只说遇害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然后他给了我一家肮脏旅馆的地址，要我去那边找他。

那家旅馆叫作东城旅店。

25

89号房那桩命案的女凶手利用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我的头脑，谋杀了一个人，于是让我成为这桩命案的附件，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可不打算对这种事袖手不管，所以一等验尸处的助理把“埃莉诺”的尸体装进尸袋、拉上拉链，我就走出那个房间下楼去，发现自己好久以来没那么生气了。

在接待柜台附近的一个小凹室，我找到了通往经理办公室的门。阿佛瑞兹离开时锁上了，或是其他年轻警探锁的，于是我后退，一脚用力踹向门柄下方的木门。

木头碎裂的声音引来了一个警探。“我是跟布瑞德利一道的。”我说，口气里带着十足的权威。他耸耸肩，我踢开门，走进那个混球的巢穴，里头散发着体臭和烟味混合的臭气。

在那片污秽中，有个高高的金属档案柜被旋转歪放着，露出地板上的一个隐藏空间，里头是个沉重的保险箱。那个帮警探开锁的小偷是专家，一定很清楚该去哪里找，也已经破解了密码锁，打开了保险箱的门。

里头除了现金和文件之外，是一堆计算机打印的旅馆账目、两把廉价手枪，还有一大堆不同颜色的小袋。我抓起几袋拿到灯光下，绿色的装了可卡因；黑色的装了快克可卡因；冰毒则是装在冰蓝色袋子里，很合适。其他颜色表示其他产品—就像任何管理良好的仓库一样。那个混球真是埋没了他的天分—他该去当沃尔玛超市的经理才对。

看着那些藏匿的存货，要说不心动是撒谎，尤其是黄色小袋子中的强力止痛药羟考酮。我伸手想翻一下看有多少—你知道，只是出于好奇。但奇怪的是，我的手在碰触到它们之前停了下来，然后又缩回了手。谁说十二步骤的戒酒计划是浪费时间呢？

我从保险柜里拿起那沓计算机打印数据，放在房间里破旧的办公桌上。三十分钟后，布瑞德利找到我时，我还坐在那里翻看着。

“你在做什么？”他问，靠在门框上，那张脸累得像一张凌乱的床。

“帮忙啊。”

他惊讶得精神一振。“我还以为你退休了呢。”

“我是退休了没错，但就算我老派吧。有人利用我写的一本书，谋杀了一个年轻女人，这点激怒了我。”

他走进来，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他跟我说过，他猜想那条腿大概这辈子都会是他的困扰，现在累了更是如此。

“你应该回家休息一下，”我说，“你们的人结束工作了没？”

“半个小时前就结束了；现在正在收拾打包。找到什么了吗？”他问，指着散落在桌上的那些文件。

“是啊。”我把一沓纸推向他。“这是89号房的档案。你的警探们大略看过了，他们说得没有错—她是一年多前搬进来的，预付了房钱。但是细节一团混乱，根本没有任何特定日期。我猜想他们是故意乱记的……”

“以防万一有人来查税？”布瑞德利插嘴。

“一点也没错。所以我去查了毒品保险箱的最底层。查到了真正账目的打印数据。记得很完美，每一分钱都很清楚。

“不清楚不行，因为这个账目是给旅馆老板看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要是那个混球经理想在中间做手脚，老板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我指着之前自己标示出来的其中一处。“你从这里看得出来：凶手是在9月11日搬进来的。”

他皱巴巴的脸上闪出惊奇，身体前倾，仔细看着那笔账。“你确定？”

“确定，有个时间戳印显示，她是在5点左右登记入住的。那就是世贸双塔倒下的大约六小时后。

“当时你还在动手术，班，但我猜想，就跟我一样，你后来阅读到各种关于那天的报道。整个区域成了一片战场，灰烬不断落下，人们拼命奔逃，每个人都觉得还会有更糟的事情要发生。

“在她登记入住前的那几个小时，空气中烟雾弥漫，感觉上就像夜里，汽车被弃置在路上，四下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只有警笛声。

“我还记得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个神父走在街道上，呼吁大家做最后的告解。那一整个是末日的气氛，而且根据这些计算机打印数据，就连东城旅店的皮条客和妓女也感觉到了。前一夜，有九十个房间出租。但是11日晚上，只有六个房间。整个旅店，甚至整个这一带，人都跑光了。

“但是我们的凶手却来到这里。她一定是走路过来的，在那片毁坏中设法跋涉。想象一下，班，她被落尘搞得一身脏，大概根本认不出来，她的鞋子几乎被热烫的灰烬烧穿了，或许脸上还包了一条印花围巾，好挡住热辣的浓烟。

“终于，她走进前门，拿掉印花围巾，她要到次日早上才开始伪装，这表示那个经理是唯一知道她长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还记得的话。但我们现在也找不到他了。

“她跟他说，她要一个房间。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她不属于这里，但她已经知道自己会住下来了—那些打印数据显示，她预付了两个月的旅馆钱。”

我把那些账目细节资料推开。“为什么，班？”我问，“为什么她要做这些事？难道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全纽约只剩这家旅馆了？她几乎就是走过一大片热炭，只因为她太喜欢这里？”

布瑞德利从桌上留下的一包骆驼牌香烟里抽出一根。有时他就是喜欢手里拿着根香烟。我心里提醒自己，有机会要找他谈谈戒瘾十二步骤的好处。

“从一堆账目里头，你就推出了这一切？”他佩服地问。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最后他终于说，“完全猜不到。”

“我也是，”我回答，“但那天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对她来说改变了一切。”

他耸耸肩。“当然了，对很多人来说，一切都改变了。”

“没错，但其他人没有住进东城旅店。她是决心隐藏身份，跟过往的一切完全切断。我想她是那天做出决定的—决定要谋杀某个人。住进东城旅店只是准备工作的开始。”

布瑞德利看着我，知道这是个坏的发展：一个人花了那么多时间筹备一桩罪案，就不太可能会犯什么错。他的双肩垮下来，想着往后漫长的调查，加上他那条腿的痛楚，就足以让他看起来像是要爬上床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看到有人经过门外。“彼得森！”我喊道，“外头有巡逻警车吗？”

“我可以弄一辆来。”他喊回来。

“把你的长官扛到肩膀上，”我说，“送他回家。”

布瑞德利抗议，但我打断他。“你自己也说他们已经在收拾打包了—这个案子反正今天晚上破不了。”

彼得森从没听过布瑞德利被人使唤，这会儿乐得无法隐藏他的开心。他弯腰像是要遵照我的命令，但布瑞德利把他推开，跟他说那辆脏兮兮的巡逻车上总是有空位的。

彼得森朝我微笑。“那你呢？需要搭便车吗？”

“不必费事了，我可以自己回家。”我说。不过这不是实话—我没要回家，我要去我认为凶手在9月11日那天开始她旅程的地方。我要去世贸中心原址。

26

我去过很多可怕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像十六英亩大的世贸中心原址这么奇怪。这里是个大工地。

从世贸双塔被攻击到“埃莉诺”被谋杀的这段时间，整个区域成了一个大坑，搬走了将近两百万吨的瓦砾，好为重建做准备。

最终，新的高耸建筑物将会在这个伤疤上重新站立起来，而这些建筑物上将会有纪念牌记载着死难者的姓名，直到一段时间后（而且比我们大部分人都以为的更快），人们就会匆忙经过，几乎忘了他们走过了这块神圣的土地。

但在这个安静的星期天，这片广阔的空地，却是我毕生所见最感动的景象之一：这个地方的孤寂与凄凉，无言诉说着以往所失去的，比任何雄伟的纪念碑都更清楚有力。从观景平台看着这块空地，我明白了那场攻击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头，因而这个建筑工地成了一块空白的画布，一面空荡的屏幕，让我们投射自己最糟糕的种种记忆。

我心碎地再度看到了”9·11”那天亮蓝的天空和焚烧的高楼，我看到人们在破碎的窗子里挥手呼求着永远不会来的帮助，我看到受伤的人奔跑在充满烟尘的街道上，我听到大楼垮下的轰然巨响，我看到救援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手臂上，以防万一他们从废墟里被拉出来时可以辨认身份。我闻到那天的气味，重新体验那天的状况，设法想跟那两千七百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灵魂说些话。两千七百人—超过一千人的尸体至今没有被寻获。

任何能找到尸体的，都是奇迹。在八百二十摄氏度，人类的骨骸烧上三小时就会化为灰烬。世贸中心大楼的火灾温度高达一千一百摄氏度，而且持续了一百天才完全扑灭。

据《古兰经》里头说，取走任何一条性命，都会摧毁一个宇宙，而我眼前就是证据—两千七百个宇宙在短短几个小时间粉碎了。那是众多家人的、子女的、朋友的宇宙。

随着太阳出来，带来了光亮，却没有带来太多暖意，我离开观景平台，开始走路。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大概是灵感吧，但我毫不怀疑，那个凶手在东城旅店展开她的旅程时，路线跟我现在走的很接近。

要去那家旅馆没有其他办法—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双塔时，纽约港务局就封锁了所有进入曼哈顿的桥梁和隧道；曼哈顿的公交车、地铁和道路要不是停止行驶，就是大塞车；一百分钟后，市长下令疏散整个坚尼路以南的地区。那个凶手能抵达东城旅店，表示她当时一定就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

我边走边试图想象，那个星期二早晨的9点左右，她为什么会在这一带—或许是来上班，或许是要去南塔顶楼观景台的观光客，或许是送货卡车的司机，或是一个罪犯约了要去双塔里面的某个律师事务所跟律师碰面？我不断问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我就成功一半了。

尽管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但我也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发现的。

我揣想着那个凶手当天的行动，想得出神了，因而花了一分钟，才注意到小径两旁的那些小祭坛。对于千万名无法领回挚爱死者遗体的亲友们，世贸中心原址似乎代替了墓地。在攻击发生以后的数个星期，他们天天来到这里，沉默站着思考、缅怀、试图理解。但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就只会在周年纪念日和生日、感恩节和其他节日来访，很自然地，他们会留下鲜花、卡片和小纪念物。这些祭坛现在就沿着围篱和小径两旁散布着。

几乎就在我旁边，有几个柔软的玩具，是三个年幼小孩留给他们亡父的。一张小孩的合照钉在围篱的铁丝网上，我停下来看—最年长的小孩想必是七岁左右。在照片中，他们放开了几颗气球，于是，根据他们手写的卡片上所说的，他们的父亲就可以在天国收到这些气球。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几个祭坛，是年老的双亲为亡故的子女设立的。我阅读着心碎男人们的诗句，看着怒不可遏的女人们所制作的照片拼贴。

但是很奇怪，身处于这么多忧伤中，我并不觉得沮丧。或许我错了，但我觉得在这片忧伤中，似乎还散发着人类精神的胜利。我看着四周这一切，都是破碎的家庭要坚持撑下去的承诺，我阅读着有些人冒着性命危险去救未知陌生人的事迹，我看到了好多殉职消防员的照片，多到我都数不清了。

在众多的自制纪念物间，我突然停住，低下头。我不是在祈祷—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被这么多人的死亡弄得格外震惊。我去过奥斯威辛和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也去过凡尔登战役的藏骨所，大规模的死亡早就无法让我吃惊了。但这么多真诚的勇气令我感到谦卑—大概是因为我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还年幼的时候，就经历过疼痛和苦难—小时候，我妈在家中被杀害时，我就在屋里面。别误会，我并不特别害怕死亡，我只要求自己死的时候，能够迅速而利落。我一直很害怕会像我母亲那样被伤害，很害怕无法停止疼痛—那是人生尽头等着我的秘密恐惧。

我看着周围这些追念平凡人勇气的祭坛，再度想起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于是我转身打算回家。此时我看到了—一块挂在铁丝网上的白色板子，半藏在小径的转弯处，很容易忽略掉，但碰巧东升的太阳照在上头发出闪光。那块板子底下摆的花束比一般的多，于是我被吸引过去。

板子上小心翼翼地写着八个人的名字，有男有女，同时还附上照片。上头的标题说，他们是从倒塌中的北楼里，被一名纽约警察救出来的。其中一名获救女人的十来岁的女儿建立了这个祭坛，向这位男子的勇气致意。那个少女列出了那个警察所救出的人，其中包括：一位穿着套装的女律师，一名家庭圆满、事业得意的债券交易员，一个坐轮椅的男子……

坐轮椅的男子？我喃喃自语。我的眼睛朝板子下方看，找到了那个救出他们所有人的警察的照片。我当然认得他—班·布瑞德利。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现这件事。

当初在巴黎认识布瑞德利时，他说自己曾被困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里，我于是以为他当时刚好有事在大楼里，但我弄错了。那位少女说出了真正的情况。她说9月11日那天，她在富尔顿街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北楼有一大块冒出火焰，像个巨大的伤口。

随着瓦砾如下雨般降落，每个人都开始逃离那一带，布瑞德利却把警徽别在衬衫领子上，脱掉外套，冲向北楼。就像纽约市本身，那是布瑞德利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刻。

他进出北楼五次，每回都爬紧急逃生梯上楼，跟往下的人群逆向—设法想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能救什么人。中间有一度，来到三十楼的电梯口—此时开始有人往下跳，当天总共有两百人跳楼身亡—布瑞德利不得不脱下衬衫掩住口鼻，才有办法呼吸。在这个过程中，他唯一能够用来表明身份的警徽掉了。

他预料到会有最坏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冲进一个空荡的办公室，找了一支马克笔，把自己的名字和玛西的电话号码写在手臂上。他望着窗外，无法置信—一百二十英尺外，南楼也开始崩塌了。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南楼也被另一架飞机撞上了。

他跑向A逃生楼梯，此时有人跟他说，有一名坐轮椅的男子在很多层楼上，等待救援。多亏那位少女的叙述，我才知道布瑞德利就是大喊着征求志愿者的中年男子，他带着其他三名男子上楼，找到了那位残障的轮椅男子，然后抬着他的疏散椅爬下六十七层楼。

那个少女写着，这五个人来到二楼，设法把疏散椅和那名残障男子搬到外头。他们担心大楼会倒塌，纷纷奔跑逃命去了。其中一个救援者块头很大，是个年轻的保险业务员，他知道其他人都筋疲力尽，就放下椅子，把残障男子扛在自己肩上。他朝布瑞德利和其他两个人大喊—一个是安保警卫，另一个是外汇交易员—要他们赶紧自己跑。

两分钟后，世界崩塌了—北楼像是被剥皮般整个垮下来。在那两分钟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随机的，包括死亡—那位保险业务员和残障男子在一处空荡的门口找到掩护，于是毫发无伤地躲过了落下的瓦砾。十英尺之外，那名安保警卫被一波碎石直接击中，当场死亡。布瑞德利和外汇交易员则扑到一辆消防车底下，整个被埋在一座水泥山里头。

他们困在那个气穴里，当时布瑞德利紧握着那位三十二岁、身价百万的外汇交易员的手，听着他临死交代要转告家人的遗言。

五个小时后，一名牵着搜救犬的消防员把布瑞德利救出来，看到他手臂上写的字，打电话给玛西，叫她尽快赶到急诊室。

我沉默站在那里好久。这是我所碰到过最了不起的勇敢故事之一，此时我知道，次日我会把自己唯一能提供的宝贵事物送给布瑞德利。我会告诉他，我要编造最后一个假身份，在他那个该死的研讨会里演讲。

我转身离开，开始思索着我要跟一群全世界最顶尖的调查人员说些什么。我猜想我会宣称自己是彼得·坎波，原本是医生，现在改行当风险基金经理人。我会说我是在当医生的时候认识裘得·盖瑞特的，当时他来找我咨询一件他正在侦办的谋杀案。我们从此变成朋友，他所侦办的案子或首创的种种调查技术，几乎都跟我讨论过。我会说，在他死后，我发现了他这本书的手稿，于是整理之后予以出版。就像布瑞德利所建议过的，我会让他们相信，自己就像福尔摩斯的华生医生。

这套说法并不完美，但也只能这样了。最重要的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所需要假造的坎波学历和众多的其他细节，几乎都可以经得起任何审查。我可以找“战斗小子”帮忙。

当然，我以彼得·坎波的身份出现在那个研讨会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到时候我的演讲内容该说些什么？我在想，不晓得能不能让这些精英调查人员研究一宗没破的案子，带着他们检视一桩高明罪案的种种怪异细节—换句话说，我能不能跟他们放手讨论东城旅店的那个谋杀案？

这个案子拥有一项好的案例研究所需的各项元素：一个每天改变外貌的女人，一个用工业消毒剂彻底消毒过的旅馆房间，一具牙齿被拔光的尸体，而且凶手利用裘得·盖瑞特那本在调查人员圈子里引起轰动的书，当成谋杀步骤的说明书。

但这些只是事实，无法满足那些参加研讨会的人员。“给我们一个理论，”他们会说，“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是9月11日？像裘得·盖瑞特那么聪明的人，他不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而他们当然说得没错。为什么偏偏挑那一天？我想如果我是盖瑞特（很幸运地，我正好就是），我会告诉他们—

一个惊人的想法冲进我的脑海。在想象力的助长之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其他每个人都逃离那个区域之际，她却要找个地方待下来。

姑且说，她想要谋杀某个人，但始终不晓得该怎么做才不会被逮到。假设她就在世贸中心的双塔之一里头工作，那天早上迟到了。假设她没坐在办公室里，而是站在大楼外头，看着双塔起火并倒塌。如果她所有的同事都死了，谁会晓得她还活着？

她可以就此消失。她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住处，并确保不会有人认出她来。然后她可以挑个适当的时间，动手谋杀？

我的意思是，再没有比死亡更好的不在场证明了，不是吗？

27

次日晚上，尽管我跟班和玛西碰面吃晚饭，但我没提起自己才刚推估出来的理论—我想把这个理论像个复杂的建筑模型一般，在心里转来转去，看看是否坚牢。

不过，为了回报玛西以往招待过的几顿家常菜，我邀请他们到知名的日本大厨松久信幸开的诺布餐厅，然后，就在炸虾天妇罗和鰤鱼之间，我说出自己改变心意了—我愿意参加那个研讨会。

他们两个都瞪着我。首先开口的是玛西。“我猜猜看，你是皈依基督教了吗？”

我笑了，不过男人的自尊心很强，我绝对不会说起我在世贸中心原址看到的那个祭坛，还有我读到有关布瑞德利英勇事迹时的种种感动，免得害自己或害他尴尬。

“或许是因为回到美国吧，”我说，“不过我觉得，也该是回馈社会的时候了。”

正在喝日本清酒的布瑞德利差点被呛到。他和玛西交换了一个眼色。“真是太好了，”布瑞德利说，“那你干脆也加入邻里巡逻队吧？我只是好奇，你有可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吗？”

“不太可能。”我回答，也报以微笑，默默想着那六十七层楼，还有坐在轮椅上的那名男子，从他的照片看来，他可是个大块头。

沉默许久后，玛西终于明白我不打算进一步解释，于是转到新的话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回你童年的家？”她问。

这回换我惊讶了。我瞪着她，一副她好像疯了的表情。“你是指格林威治镇吧？回去做什么？去按对讲机，问那个企业掠夺者能不能让我进去看一下？”

“你想要的话，可以试试看，但是我见过他，我不认为他会答应。”她说，“我只是觉得，你或许看过《纽约杂志》的那篇文章。”

我放下水杯，疑惑地看着她。

“那栋宅邸的庭院要开放参观，为一个当地的园艺社团筹募慈善经费。”她解释，“如果你有兴趣，班和我很乐意陪你去。”

我的脑子急速思考，回到格林威治镇？但我立刻回答：“不用了，但是谢谢你们。玛西，那只是一栋房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何况我住在那边，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当然，吃过晚餐，一跟他们分手后，我就去买了一本杂志，次日，我就打电话到康涅狄格州园艺协会，买了一张票。

如果比尔地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花两百元去看几棵树？干吗不去中央公园呢？”他大概会这么说吧。

那是个灿烂的星期六早晨，我搭着出租车行驶在康涅狄格州绿叶繁茂的道路上时，太阳高挂在无云的晴空。我可以请司机开进车道，直达宅邸的前门，但我想走进去，觉得最好让自己有机会回忆一下。那扇巨大的锻铁栅门敞开，我把门票交给一名胸前别着玫瑰花形缎带结的年老女士，然后走进往昔中。

二十年来，这里的改变竟是少得令人惊讶。豌豆大的碎石所铺成的车道，依然笼罩在成排洋桐槭的树荫之下；欧洲山毛榉依然在山坡上生长；车道的中途，浓密的绿意暂时中止，以便让访客可以初次看到那栋房子。如果设计的用意是要震慑来客，那么这个目的从没失败过。

我暂停下来，再度看着阿瓦隆宅邸矗立在远方，正面倒映在造景人工湖的庞大水面上。比尔的祖父曾在1920年代去英格兰拜访艾斯特子爵家族，在他们家位于泰晤士河畔那栋知名的意大利风格宅邸克里夫登里住了一阵子。他回来时带了几打照片，给他的建筑师看，告诉他“盖个类似的，不过要更美”。

这座宅邸在华尔街股市大崩盘的六个月前竣工，跟玛裘丽·梅瑞威瑟·波斯特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庄园“海湖之间”（Mar-a-Lago），并列为20世纪最后的两栋伟大美国豪宅。

我的双眼循着朝阳下发亮的印第安纳石灰岩墙面，找到了北端三面高高的窗子。以前那是我的卧室，或许你可以想象，对于一个来自底特律贫民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房间会带给我什么感受。那些恐惧日子的回忆带领我的双眼往下，来到我曾经花了好多时间独自漫步的湖畔。

在一排针栎树下，我看到了一片深入湖中的狭长青草高地。我来到这片大宅邸的几年后，比尔曾在那里教我驾驶帆船。他小时候常在新英格兰滨海的避暑胜地纽波特过暑假，因而爱上了“美国杯”比赛用的十二米赛艇。有一天，他带着两个比例模型回家，打造出有史以来最伟大帆船之二“澳大利亚二号”和“星条旗号”，船身超过五尺，有遥控的帆和舵，只能靠风力操作者的技巧推动。天晓得这两艘船花了多少钱。

此刻我仍能看到那个疯子，冲进湖内，调整他的船帆，试图挡住我的风，在每个航标处都击败我。直到我连续打败他三次，他才带我到长岛海湾，教我双人帆船的技巧。

我想我不是个自夸的人，所以当我说我最具有天赋的才能就是驾驶帆船，或许你会相信。当然，除了欺瞒之外。我的天赋厉害到有个星期六，比尔坐在翻覆的船身上，跟我说他觉得我有机会参加奥运。

他知道我一向跟他人保持距离，于是很明智地建议了一个单人项目—单人激光级帆船竞赛—每个周末都努力训练我。到最后根本没差—到了我大约十六岁时，因为对人生迷失又愤怒，又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叛逆，于是我就放弃了帆船。我跟他说我再也不要航行了，而且当时天真又残酷的我觉得，他脸上那种失望的表情是我的某种胜利。我一直想找个方式把那些话收回，至少想过一百回了，但当时我不够聪明，没能明白道歉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于是机会就随着那个夏天消逝了。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车道上，再度看着那个湖，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回来。比尔已经死了，但我想跟他说话。

我走向那栋古老的宅邸。正式午餐会的大帐篷在草坪上搭建起来，进入大宅的门用绳索隔开来，门口站着安保人员—只有园艺协会的会员和有通行证的重要贵客才能进去。即使是受过精良训练的间谍，可能都没法进入屋内。但对我可不是如此，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这座大宅里度过的。

大宅后方有几栋服务人员住宿的附属建筑物，我在那里找到一扇花匠更衣室的门没上锁，于是赶紧进门，来到那个洞窟般的车库里。

在对面的墙上，我伸手到一组工坊置物架的上方，找到一排插座下头藏着的一个小按钮，按了下去。一部分置物架咿呀着掀开来—露出一条通往主屋的地下通道。这是比尔的父亲建造的，表面上是用来在冰寒的季节进入车库，但实际的目的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根据以前那位老管家的说法，上校—比尔的父亲曾经在第六军团服役，征服欧洲—回到家乡后，他也对女仆们展开了一场类似的战役。他的总部设立在书房的卧榻上，从房内可以看到远处的车道，让他那个星期的对象在上校的老婆抵达大宅的前门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穿上衣服，经由这条地下通道进入车库。那个老管家以前老是说，这个计划实在太好了，老爷应该可以当上将军才对。

我在通道内暂停下来，倾听着书房里可有任何声音。什么都没有，于是我转动门把，走进那道隐藏在书房内古董镶板间的门。

格蕾丝要是看到了这个书房现在的模样，一定会心脏病发。她那些珍贵的英格兰古董和凡尔赛拼花地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格子呢沙发和格子纹地毯。那个古老的壁炉（从某个城堡弄来的）上方原先挂着她最顶尖的一幅迦纳莱托作品，现在不见了，改挂上屋主和家人的画像，他们凝视着远方，好像才刚发现了新大陆。这幅画像真是糟透了，不挂都要好一些。

我没理会他们的英勇眼神，穿过房间，打开通往门廊的门。我听到了人声—所有的重要人物现在正群聚在正式的客厅里—但前门口那两个高壮的保镖背对着室内，所以他们没看到我爬上楼。到了楼梯顶端，往事如潮涌来。

新屋主的改造只局限于一楼，所以周围就跟二十年前没两样，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沿着美丽的走廊往前，我打开了北端的那扇门—我想我说过，这里是我毕生所知最安静的房子。

几个房间的布局都没有改变，往昔的一切沉甸甸地压在我身上，重得几乎能感觉到—一个大大的起居室，一间浴室，落地式衣柜，还有一间俯瞰着树林的卧房。这座宅邸里还有一打类似的套房，而显然新屋主一家从来没有使用过这里。

我静静站在那里好几分钟，只是回想，直到最后我坐在床上，看着凸窗窗台一个内嵌式的座位。每回比尔来找我谈话，总是坐在那儿，背对着窗子，身后就是树林里的紫叶欧洲山毛榉。我的视线逐渐模糊，我发誓眼前仿佛还能看到他的模样。

在我心中，我默默告诉他一切，那是我从来没能在他生前说出口的。我说他一直很关爱我，尽管他没有血缘上或友谊上的义务这么做。我还告诉他，我心里觉得，如果有天堂存在，那么像他这样对一个孩子付出过的人，天堂里一定有他的位置。我向他坦白，如果我身上有什么良善，那都是来自于他，而其他的种种黑暗，都是我自己天生的。我还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中，而且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后悔自己没能再跟他一起驾驶帆船，好让他以我为荣。我恳求他原谅我没能成为他热切期望的儿子，然后我静静坐在那儿不动。

如果这时有人进来，看到我垂头坐在那里，会以为我在祷告。我一定保持那个姿势很久，因为后来惊动我的是一把小提琴的声音。两百美元门票买到的不光是一顿正式午餐，还有一个室内乐团，我想这时每个人都开始走向帐篷里了。我站起来，看了往日时光最后一眼，然后朝门走去。

28

我下了楼梯，正要穿过门廊，离前门和自由只剩二十英尺时，忽然听见了她的声音。“斯科特……斯科特·莫道克？是你吗？”

那个声音很熟悉，但我想不起是谁。我继续走—再几步就安全了，可以混入那些涌向出口的人群中。差四步了。三步—

她抓住我的手肘，让我停下。“斯科特—你没听到吗？”

我转身认出她来。她戴着会员的紫色玫瑰花形缎带结，我这才明白自己早该料到她会在这里—她向来喜欢庭园。这是她和格蕾丝共同的兴趣，也是她们成为好友的主要原因。

“啊，你好，科克朗太太，”我说，尽可能挤出微笑。她的儿子正好是戴斯特，我在考菲德学校壁球队的讨厌鬼队员，我为了球队里的事情，去过她家好多次。

“真不敢相信是你。你来这里做什么？”她问。

“你知道—只是来看看……为了以前。”我回答。她的目光瞄了我的外套一眼，没找到可以进入宅邸内的贵宾名牌。我看得出她很想问我怎么通得过安保那一关，但她决定忍着不要问。

“跟我一起去午餐吧，”她说，勾住我的手臂，“我们得叙叙旧，然后我会把你介绍给新的屋主。很可爱的人。”她的声音忽然刻意压低，“他对市场无所不知啊。”

但我没动，声音里有一丝尖锐。“不了，我要走了，科克朗太太—我已经看过我想看的了。”她看着我，我想那一刻她明白了，这趟拜访对我来说有一些重要的意义。

她微笑。“你说得没错。我真是糊涂了。别管新屋主了—老实说，他很糟糕。他老婆更糟糕—自以为是室内设计师。”她的笑声向来很刺耳，就像玻璃破掉的声音，现在也没改变。

她后退一步，目光上下打量我。“你看起来不错，斯科特—时光对待你很仁慈啊。”

“你也是，”我说，假装惊叹地摇着头，“几乎都没变。”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说，但她开心地点点头—她老早就习惯奉承和欺瞒了。

我们继续尴尬地看着对方，两人都不太确定接下来要说什么。“戴斯特怎么样了？”我问，只是想打发掉眼前的尴尬。

她拉过的紧致脸皮浮现出一抹困惑的阴暗表情。“怪了。格蕾丝说她写信跟你讲过了。”

我不晓得她指的是什么。“我很多年没跟格蕾丝联络了。写信跟我讲什么？”

“格蕾丝就是这样，”她说，尽力挤出微笑，“对于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总是没兴趣。戴斯特死了。”

一时之间，我的脑子还转不过来：他身体很强壮，虽然老是嘲笑别人，但是死了？这还是有点太极端了。因为我向来是不跟别人交谈的局外人，而他又很惹人讨厌，所以壁球队的其他人总是设法让我们两个同组，我也因此要比别人忍受他更多的摔拍和嘲笑。

他母亲看着我的脸，我很庆幸自己不必假装—我真的很震惊。她自己也努力忍住泪水—这还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想想这些年来她为了拉皮而切掉了多少皮肤。

“当初我要格蕾丝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交情有多好。”她说，“戴斯特总说你经常找他讨主意，不光是在球场上而已。”

戴斯特·科克朗真这么说过？耶稣基督啊，我宁可去找巴特·辛普森讨主意。

“现在可以跟你老实说了，斯科特—你跟大家格格不入，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他老是主动找你搭档—他不希望你觉得自己被排斥。他总是这么体贴。”

我点点头。“很多人没看到戴斯特的这一面，”我说。老天在上，不然我还能怎么样？他是她唯一的孩子啊。“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淹死的—他一个人住在海边的那栋房子里，有天晚上去游泳，就出事了。”

我知道那片海滩—连白天的时候都很危险；心智正常的人不会晚上跑去游泳的。我慢慢想起以前听说过的片段—他被法学院退学了，因为酗酒闹了很多事，还去过犹他州的戒酒中心。

“当然了，有一些恶意的谣言，”他母亲说，“你知道有些人嘴巴就是很坏—但是验尸处和警方都同意，那是个意外。”

我还记得他祖父是个德高望重的法官，在最高法院服务。我猜想有人安排好了，如果海边那栋房子留下了遗书，会有人私下交给他的父母，然后他们偷偷毁掉了。

以我的年龄，已经见识过太多死亡，但即使如此，也没能让我免疫。我总以为，我们那一班里头，应该是我先死掉，而不是戴斯特·科克朗那个愚蠢的混蛋，我想我的脸应该是因此失去血色了。

“你看起来好苍白，”科克朗太太说，摸着我的手臂安慰我，“我不该说得这么直接，不过斯科特，我真不晓得该—”

她艰难地吞咽着，我以为她要哭出来了，但幸好，她没有，而是逼着自己开朗些。“那你呢—还在做艺术品的生意吗？”

她不是因为悲伤而脑袋错乱—那是我在“空降师”开始出外勤时，为自己编造的假身份。法律上，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单位的存在，所以我花了好几个月编造我的故事，最后主任才放行。

然后有个星期天，我没事先通知就突然来到阿瓦隆宅邸。在午餐时，我告诉格蕾丝和比尔，说我受够了兰德公司，受够了研究，受够了心理学。我说他们夫妻给过我最好的影响，就是对艺术的兴趣，因此，我要离开兰德公司，以德国的柏林为基地，开始专攻20世纪初期欧洲油画的艺术品交易。

以我来看，这个假身份相当成功，我因此可以旅行欧洲各地进行我真正的工作，同时也有理由跟以前认识的人失去联络，直到他们几乎都忘了我。而且这个假身份显然相当可信—多年以后，我回到这里，听到一个比尔和格蕾丝的生前好友问我艺术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这会儿我微笑。“是啊，还在到处找油画，科克朗太太—还在想办法混口饭吃。”

她打量我的克什米尔毛衣和昂贵的便鞋，我这才明白自己犯的错误—为了怀念比尔，我今天穿得太好了。

“我看是不只混口饭吃吧。”她说，眼睛眯了起来。

我不希望她以为我编造的事业很成功，否则大家可能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们都没听说过，所以我冒险假装说实话。“我很幸运，”我说，“或许你已经晓得了—格蕾丝留了些钱给我。”

她愣了一下。“我说什么也想不到。”她轻声说。

“是啊，她冷漠起来的确很可怕，”我回答，“但是私底下，我想她一定是有感觉到什么吧。”

“要是你问我的话，我想是感觉到义务吧。”她刻薄地回答，“他们现在死了，所以我说出来也应该也没关系了—格蕾丝从来就不想要你，斯科特，从一开始就不想。”

无论我和养母有多么合不来，也从没想过被这么直率地说出来。我怀疑科克朗太太是故意夸张，脸上一定是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别瞪着我看。我是听她自己说的—是你从底特律搬来这里一星期左右。当时我们就在那里喝咖啡。”她指着俯瞰着人工湖的那片草坪。

“当时比尔、格蕾丝和我看着你—保姆带你到水边去，我想是去看天鹅吧。”

虽然那时年纪很小，但我还记得—之前我从没见过天鹅，觉得那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东西了。

“比尔的目光不肯离开你，”科克朗太太继续说，“老实说，我从没见过男人这么迷小孩的。格蕾丝也注意到了。她一直看着他，然后，她很小声地说：‘我改变心意了，比尔—我们不适合收养小孩。’

“他转向她。‘你错了，’他说，‘这正好是我们需要的。更多小孩—让这个地方有点生气。’

“他的话有种斩钉截铁的意味，但格蕾丝不肯放弃，决心要照自己的方式做—显然他们得在短短几天之内，告诉领养机构是不是要留下你。”

科克朗太太暂停一下看我的反应。她想要怎么样—难道会有人希望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吗？“是啊，格蕾丝买东西很精明，”我说，“她认为每样东西都是可以退货的。”

科克朗太太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向来喜欢你，斯科特—你从来不让任何事情伤害你。”

我只是点点头。

“总而言之呢，他们两个争执得愈来愈凶，直到最后格蕾丝发起脾气来。‘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比尔？’她说，‘你是个脚夫—只要看到任何人有行李，你就想上去帮他们。’

“接下来，她跟他说你明天早上就得离开，然后就走回屋里，说她要去看午餐准备得怎么样了。但接下来一整天都没人看到她。比尔沉默着坐在那里很久，眼睛还是紧盯着你，然后他说：‘斯科特会待在阿瓦隆，到上大学为止；如果他想要的话，还可以继续待更久。他会留下来，’因为脚夫这么说—格蕾丝也只能接受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强硬的一面—我不确定任何人见过。然后他转向我，说了最奇怪的事情。

“你大概知道，比尔并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从来没听他提过上帝—但他说，每天夜里你睡觉时，他都会坐在你床边。‘我想斯科特是注定要送来给我们的，’他告诉我，‘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被选中要照顾他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做出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么多年以后，站在这栋老宅邸里，科克朗太太朝我微笑。“结果呢，斯科特？比尔说对了吗？你真的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吗？”

我也露出微笑，摇摇头。“除非你认为找到几张遗失的油画很重要。但比尔是个好人，他这么想真是太好心了。”

从外头的草坪，我们听到有人喊着科克朗太太的名字—她大概要发表演讲了。她拍拍我的手臂，准备要离开。

“谁晓得呢？”她说，“你还年轻，还有时间，不是吗？再见了，斯科特。”

但是没有—我指的是时间。我才三十几岁，但我的仗已经打完。只有傻瓜才会以为不是如此。所以—原来我就是傻瓜，后来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常常这么告诉自己。

29

刚抵达阿富汗的撒拉森迅速赶路，尽可能沿着人烟稀少的河谷行走，而且总是往东。自从他十来岁初次来到这个国家，至今已经过了快十五年了，但他每天还是会看到苏联战争的证据：废弃的炮台、生锈的大炮零件、被炸毁的牧羊人小屋。

小溪和河流沿着河谷底部流过，因而提供了安全性。水流两旁的肥沃土地只种植了一样作物：大麻，这些高而湿重的植物是很好的掩护，可以避免被美国的红外线摄影设备发现。

然而，最终，他还是得放弃河谷，爬上形势严峻的兴都库什山。在陡峭的森林中，他循着伐木人开出来的小径走，希望无人驾驶的侦察飞机看到他的几批驮马后，就当成是常见的盗伐工人而不予理会。但超过了树木生长的上限高度后，因为海拔太高，连呼吸都很吃力，可是没有了掩蔽，所以他的脚步还得更加快。

一个黄昏，在远方，他觉得自己看见了自己曾射下第一架雌鹿武装直升机的那片碎石坡，但那已经是好久以前了，所以他也不敢确定。他往上爬得更高，跨越了一座窄窄的山岭，沿路看到了一些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弹壳和火箭匣。

他离开阿富汗的这几年，这个国家一直战乱不断：俄罗斯人被军阀取代；追猎奥萨玛·本·拉登的美国摧毁了塔利班；军阀又回来；现在美国和一支多国联合部队正在努力防止塔利班死灰复燃。

看到那些用过的弹药，他知道自己一定很接近美国人所说的“敌人中枢”库纳尔省了，而且的确，那天夜里他听到阿帕奇直升机隆隆飞过下方的一个河谷，后面还跟着一架AC-130空中炮艇—据说这种飞机射出来的子弹就像可口可乐瓶那么大。

接下来几天，他被拦下来无数次—大部分都是被美国或北约部队的巡逻队，但有两次是被一些粗野男子，他们自称是“反联合部队民兵”成员，但撒拉森知道他们只是包着另一种头巾的塔利班。他的说法始终都一样：他是个虔诚的黎巴嫩医生，跟家乡的清真寺和各方人士募了款，要来进行一桩慈善医疗任务。他的目标是去协助偏远地区的人们，因为连年战火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那些地区已经没有任何诊所，所有的医生也都跑光了。

他说他先把自己的医疗用品从贝鲁特以船运载送到卡拉奇，自己搭飞机过去会合，买了一辆卡车，开过巴基斯坦边境，进入阿富汗，然后在雪多市集—全世界最大的鸦片市场—用卡车换来了几匹矮马。这些都是实话，他甚至还有台廉价数字相机，里头有他在十来个残破小村里诊治病人、给儿童注射预防针的照片。

这个说法—加上每次他的马队被搜查时，都只发现各式各样的医疗用品—平息了敌对两方人马的恐惧。他所携带的唯一会引起询问的东西，就是一块厚厚的防弹玻璃，还有几包生石灰。任何人问起，他都说那块玻璃是当成简便的无菌配药台。至于那几包生石灰？他有一堆处理过各式各样伤口的棉花棒和绷带，从坏疽到麻疹无所不包，这些医疗废弃物不用生石灰埋掉的话，还能用什么方法处理？

一路上，根本没人费事去彻底搜他那个装着衣物和备用凉鞋的小鞍袋。在鞍袋的底部，有一顶装了透明塑料面甲的折叠式“头盔”、一盒R-700D一次性口罩、一件黑色生化防护服、橡胶靴、一双衬里是凯夫拉合成纤维的手套，加上几卷特殊胶带，可以封起头盔到靴子之间的各种缝隙。如果这些设备被搜到，他会说山羊和骆驼之类的有蹄动物可能感染炭疽病，他可不想被传染而送命。他甚至准备好，如果要更多证据的话，他就把之前从自己服务的那家黎巴嫩医院里偷来的几瓶抗生素拿出来，那是治疗炭疽病的制式药物。但他碰到的那些人都是军人—有的是游击队，有的是正规军—他们想找的是武器和爆炸物，于是没有人多问。

他唯一直接撒谎的时候，就是被问到他接下来要去哪里。他会耸耸肩，指着那些行李，说他连张地图都没有。

“去上天引领我去的地方。”但他其实有地图—就在他脑袋里面，而且他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有三回，北约军队的士兵搜查过他之后，还帮忙把医疗用品装回驮马背上。最费力的部分，就是把几对重型的卡车电池抬起来，固定在那四匹马上。他说这些电池是要为几个小冰箱供电的，那些士兵听到这位医生这么聪明，不禁微笑。冰箱里放着一架架小玻璃瓶，可以用来帮助无数儿童：防止小儿麻痹、白喉、百日咳等传染病的疫苗。藏在其中的两个小瓶子看起来跟其他的毫无差异，只除了他在药品批号后头加了一个零，但里头装的跟其他的疫苗截然不同。

此时，全地球应该只有两个天花病毒的样本，为了研究目的而保存着。一个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位于亚特兰大总部一个看管得滴水不漏的冰箱里；另一个是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存放在安保严密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科技研究中心”里。然而，其实还有第三个样本存在。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只有撒拉森，那份样本就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中，放在他那匹结实驮马背上的两个小玻璃瓶里。

那不是他偷来的，不是他从哪个不满的俄罗斯科学家那儿买来的，也不是哪个私自进行研究的国家暗地里给他的。不，这个特别的东西，是撒拉森自己合成的。

就在他的车库里。

30

要不是有互联网，他永远办不到。我后来拼命追查他时，才发现撒拉森从医学院毕业几年后，来到黎巴嫩北部的古城艾尔米纳工作。

他在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值夜班—在那个设备与人员不足的医院里，工作得十分辛苦。尽管总是疲惫不堪，但他利用每天的闲暇时间，偷偷进行他视之为一生的志业。

当其他人把时间浪费在巴基斯坦隐藏的军营里，或是幻想拿到美国签证之时，他设法阅读各种他能找到的、有关大规模毁灭武器的资料。当时他住在一个没有人听过的小城，在一家老旧医院里当医生，只有互联网才能给他广泛的渠道，接触到全世界各种重要生物凶手的最新研究。

互联网的发达，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致命结果：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种种恐怖行动的可能性全部跑出来了。

撒拉森的成长过程不像西方的儿童，所以他对计算机所知不多，但他懂的也已足够：只要使用够好的代理服务器连接方式，他就可以完全匿名地不断搜寻。

有好几个月，凭着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他专心研究种种生物武器，想找出其中最有威力的—蓖麻毒素、炭疽病、肺炎性鼠疫、沙林、塔崩、梭曼—全都可以造成大规模死亡，且引发更大规模的恐慌。但每一个都有很大的缺点—要不是没有传染性，就是必须以飞机轰炸的方式，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正当他研究着炭疽病—至少天然的炭疽杆菌是可以取得的，在中东地区（包括黎巴嫩）很常见，不过还是必须将之“武器化”才行—因为缺乏进展而丧气，努力抗拒着一波波涌来的绝望之时，读到了一份数据，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人太注意这件事。

那篇文章刊登在一份冷僻的月刊《病毒学期刊》的在线版，报道了纽约州北部一个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完全使用现成的化学物质—而且只花几百美元就能买到—创造出一种生命形式。撒拉森是在一个傍晚读到这则报道的，因而难得一次忘了跪下来进行昏礼。他惊奇地阅读着那些科学家已经成功地以组合的方式，复制出小儿麻痹症的病毒。

根据那篇文章，研究者的目的是要警告美国政府，恐怖分子团体有可能在无法取得天然病毒的状况下，制造出生物武器。好主意—至少有一个恐怖分子是看到这份研究才想到的。但更令人惊恐的是—也或许不会，要看你愤世嫉俗的程度—出资三万美元赞助这个实验计划的单位，就是美国国防部。

然而撒拉森很确定，这个惊人的发展跟五角大厦或纽约州的那些科学家无关—他们只不过是工具。有人现在可以合成一种病毒，替他打开了门。而门的另一边，就是生物武器的“圣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媒介，只要呼吸就会感染，也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杀手—天花。

接下来几个星期，撒拉森得知，那些研究者利用小儿麻痹病毒已公开的基因组—也就是基因图谱—从众多贩卖生技材料的公司之一，买来了所谓的“核酸碱基对”。这些碱基对的价格是每个单位十分钱，而根据他在一个生物迷的网络论坛上看来的说法，可以在网络上订购到。论坛上说，因为那些贩卖公司的网络系统完全自动化，所以不会查核购买者的姓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

那个纽约州的实验室买到了这些显微镜才看得到的基本材料后，里头的科学家们花了一年时间，才以正确的顺序予以排列，然后以一种很高深的已知技巧，将之黏合起来。撒拉森是医生，手上又有十来本分子生物学的手册，于是他很快就大致搞懂了这个过程，猜想这个过程若能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实验室里操作，应该也可以复制到艾尔米纳的一个车库里—只要他能弄到一样东西。

他记得在哪里读到过，于是开始上网搜寻。两个小时后，他找到了—天花的基因组。这种病毒的完整化学与基因图谱，一度是全世界最严加守护的秘密，但是随着生物学知识爆炸以及高深科学论文遍布网络，如今再也不是秘密了。现在没有守门人了，潜在的致命信息随时都在外泄中。尽管撒拉森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基因组数据，但他如果对网络搜寻更熟练，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十几个生物学或搜寻网站上找到的。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试过。

从《病毒学期刊》的那篇文章，撒拉森知道小儿麻痹病毒的基因组里有7741碱基对。现在他看到天花有185578组，大幅增加了改造的难度，但他此时正拥有大量涌现的知识和乐观，才不会让多出来的178000碱基对这种小事改变他。

他很快就决定，第一个目标就是保护自己：天花是一种无情的病原体，而且他几乎可以确定，企图合成这种病毒的过程很复杂且不稳定，因而他也势必会犯错。大概还会犯很多错，而他感染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会发烧，然后很快地，他身上就会冒出充满液体的水泡疹。此时一切就完了：天花从来没有解药。

他得找到疫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去度假六个星期。他跟医院的主任说他要去贝鲁特，然后飞到开罗去拜访朋友，但其实他是搭上了一辆早班巴士前往大马士革。在那里，他杀了特拉司，偷了疫苗，用双叉针接种在身上，然后越过边境，回到黎巴嫩。

他花了五天时间关在一家旅馆的房间内，忍受着注射高剂量疫苗所带来的高烧。一旦退了烧，疫苗在他的手臂留下了结痂的疤痕，他就回到艾尔米纳。虽然外表看来，他一点也没变，但他的人生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他准备好要展开一段创造历史的旅程了。

31

撒拉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把他那户小套房楼下的车库密封起来，改装成一个暂时的生物防护实验室。

他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尽管这家艾尔米纳医院的其他一切都破败不堪，却拥有一间可容纳两张病床的隔离病房，以及一间附属的实验室。因为炭疽病是这个地区的流行病，而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协助发展中国家对抗炭疽病的计划。于是，尽管这家医院缺乏某些救助病患的基本设备，倒是愿意提供一大笔钱，替他们建造了一流的隔离病房设施。

据撒拉森所知，这个病房十年来只用过一次，现在已经变得有点像是暂时性的储存间。不过，对于他自己的实验室来说，这个病房是个绝佳的蓝图，而且后来还提供了半数他所需要的实用设备：培养器、培养皿、杀菌柜、显微镜，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从来没有人报告说这些东西不见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利用自己放在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和上网的设备，收集到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六十家世界各地的生物科技公司，在网络上贩卖少于70碱基对的DNA物质，且不会要求查核姓名或询问任何进一步信息。

许久以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绝望之下，我还自己上网订购成功过。

但在撒拉森订购DNA之前，他必须先找到两件关键的设备：基因合成器—大小就像是一部还不错的计算机打印机。他花了一小时搞定了。生物科技产业的进展突飞猛进，意味着市场上大量充斥着不再是最快或最好的设备，还打了高折扣。

他找到了两部状况很好的合成器，一部在易趣，另一部在二手实验设备网站上。两部加起来还不到五百美金，撒拉森很感谢医生的高收入，而且他自己一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所以存款不少，完全买得起这两部机器。而且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卖家也对购买人毫无兴趣—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组有效的信用卡号码。匿名的西联汇款也一样好。

两部机器都寄到的那天，他展开工作。到了当天晚上，他正在网络上搜索，为他已经很丰富的病毒和生物学相关藏书再增添一些，此时他看到了颇有名望的学术期刊《自然》的在线版。其中一篇主要报道，是有关一个研究者刚合成了一种生物，含有30万碱基对。从他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以来，才没多久时间，十八万五千碱基对就已经是过去的记录了。基因工程的进展速度就是这么快。

他看完那篇文章后，就晓得天花是他办得到的，而且命定的行动日期也确定了。他在深夜祈祷，因为这是个庞大的责任，他要确保他能善用。

六个月后，在黏合又黏合、退步、重新研究和学习之后—不光是运用他的知识，还有一大批迅速变得便宜可买的设备—他完成了任务。

他极尽自己的能力，一次一个分子，终于重新创造出天花病毒。根据他所能做的每一个测试，这就跟自然生成的天花病毒一模一样。

自从这种病毒从其他生命体跳到人类身上之后，千万年来，天花病毒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次天花病毒”，很少会致命；另一种是“主天花病毒”，从人类开始聚集成大部族以来，就不断摧毁大量人口。撒拉森所合成的，就是这种死亡率约三成的病毒。然而，主天花病毒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株，有些比其他的更致命得多。

知道了这点以后，他开始改进并挑战他的病毒，用一个存在已久的方法，逼病毒一次又一次地突变。以某些微生物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试图予以“肯德基”或是油炸，把它转变成一种地球上最猛烈的病毒株。

最后他确定，这是他能力范围能做到最致命的病毒株，于是就开始修改它的基因结构。这是整个过程中最简单、却也最危险的部分。但也同时是最必要的……

之前天然生成的天花病毒从地球上灭绝后，世界卫生组织就发现自己还握有大量的疫苗库存。几年后，人人都相信这种病不会再出现了，便纷纷销毁疫苗。同样地，尽管有数量庞大的人仍然定期接受预防天花的疫苗接种，但撒拉森也知道，五年后那些疫苗就会逐渐用光，最后的结果是，地球上几乎没有人有任何免疫力了。

对他来说，这真是太理想了—只不过有一个问题。美国，也就是他攻击的目标，在“9·11”事件后，已经愈来愈担心生化恐怖攻击行动，因而决定制造三亿剂疫苗储存起来，全国每个人各有一剂。撒拉森第一次阅读到这个消息时，整个人顿时陷入绝望中。他坐在那里一整夜，搜寻疫苗接种数据，因而得知仍有高达两成的人口没有受到保护：有许多人还是不会去打疫苗，而且孕妇、新生儿、老人，或是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的人，都不能施打疫苗。

即使如此，有大量储备疫苗的存在，仍然令他觉得不安。就在那个漫漫长夜的黎明之前，他都考虑要放弃整个计划，寻找另一个武器了。但是再一次，科学知识持续的爆炸—或是安拉—又救了他。

他更深入探索文献，发现有一份出自一群澳大利亚科学家的研究报告。这些科学家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所机构任职，想找出方法控制老鼠的繁殖周期。他们利用鼠痘（生物亲缘很接近天花病毒），把一个来自免疫系统、名为IL-4的基因拼接到这种病毒里。结果他们发现了惊人的结果：这种病毒击败了他们帮老鼠注射过的所有疫苗，让这些老鼠全数死亡。

只要加上一个基因，就能让这种病毒成为疫苗克星。

撒拉森重新燃起希望，开始走上这条冷僻的研究路线。在网络上少有人去的角落—通常只是循着科学论坛上有人不经意提起的线索而追踪查到—他发现在全世界各地，有不少科学家们曾尝试过要复制那些澳大利亚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也获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

外头的世界充满了白昼的天光，而他关在密封如茧的车库实验室里研究，偶然发现了几名研究牛痘的荷兰农业科学家，刚贴出了一篇新报告。他们决定把一个稍有差异的基因拼接在牛痘病毒里，结果不光是成功回避了疫苗，还一再设法重复这个过程，每次都成功了。

撒拉森知道，他想找的那个基因，可以从他当初买核酸碱基对的同一家公司买到。他立刻订购，两天后打开寄来的那个小盒子，把科学带入了另一个未知的领域。

他知道，如果自己成功建构出一种武器级的天花病毒，那么自己曾接种的大剂量疫苗也无法提供保护：他将会形同裸体置身于感染区内。于是他从医院偷了一整套生物防护衣，好保护自己避免感染。然后他开车到海边，沿着与海岸平行的马路缓缓前进，找到了一家潜水用品店。他进去用现金买了四瓶潜水氧气瓶，还有一个气阀，然后放在他车子的后头，回到他的密闭实验室。

每回他处理抗疫苗病毒时，就要先花二十分钟穿上那套生物防护衣，接上他特别改装过的呼吸设备。至于科学部分的工作则很简单，一部分是因为他吸收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买来的基因只有约三百碱基对，于是不到一个月后，他就把它拼接到病毒内。

这个潜在的大灾难，就装在那两个药品批号多了一个零的玻璃小瓶内，撒拉森带着这两个小瓶子来到阿富汗的原因很简单：只要他犯了一个错，病毒没有用，那么他一切了不起的工作成果便将化为泡影。他很清楚，天花只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就连与我们亲缘最近的黑猩猩和猿猴都不会染上。这表示，如果他要确定这种病毒和原始的一样致命，而且还能突破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人体实验。

他打算进入兴都库什山脉的深处，找三个实验对象，进行他黑暗的实验。

离开库纳尔省和那里的美国巡逻队后，他找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而由于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都已被破坏殆尽，现在这条河床就变成了马路。连续好几天，他都沿着河床行走，经过的卡车和无处不在的丰田四轮驱动车掀起漫天尘沙，但最后，在一个酷热的上午，他终于确定自己接近目的地了：在前方，衬着天空的剪影，他看到四名男子拿着AK-47冲锋枪，骑在马上担任警卫。

撒拉森带着他小小的驮马队上前，沿着河流转过一个弯，看到前方不远处，是一座泥土和岩石筑起来的小城，从中世纪至今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河流的对岸是一道隘口，通往更深入的山区，旁边一座悬崖的崖壁上，有一座加强防御的建筑群，俯瞰着隘口。

这些建筑物原本是19世纪英国的军事堡垒，但英军撤退后，就成为当地军阀的住家兼大本营。撒拉森走过一座陆桥遗迹的下方，爬上一条遍布坑洞的柏油路，走向那座建筑群。他走在这条昔日的主要干道上，在杂乱的巨石间穿行，走到一半，碰到了其中两个骑马的警卫。

他们居高临下，用步枪轻松地指着他的胸口。撒拉森知道他们巴不得扣下扳机。

“你是谁？”那个比较年长的、步枪上有一条镶金细线的男子问道。

撒拉森正要开口，又停了下来，忽然想到他现在使用的名字—他护照上的名字—毫无意义。于是，他指着堡垒的入口。

“麻烦帮我传个话给他。就说那个很会用吹管防空导弹的小子回来了。”

32

自从他们上回见面之后，经过了这么些年，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酋长看起来不太像个军阀，倒是比较像一幅中世纪油画。他的皮肤有着皮雕的质地，身上穿着精致的传统阿富汗长袍，一把金匕首是他权威的象征，脚上的小牛皮靴子擦得亮晶晶。不幸的是，这整个效果都被他手腕上那只巨大的劳力士金表给毁了。

这几年的岁月对待他并不仁慈—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的岁月对待阿富汗的任何人都不仁慈—但有件事是他同辈人很难夸耀的：他还活着。如今他已经快七十岁，是他们部族战士的首领，当他瘸着腿走过铺着石子的院子，所有士兵和访客都心怀敬意地让到一旁。大家都很好奇这个刚来到堡垒大门口的健壮男子是何方神圣，竟能让可汗酋长这么迅速地急着迎出来。

有些人说他是以前的同志，是英雄；也有些人说他是医生，要来帮可汗治疗某种恶疾。无论这个陌生人的来头是什么，他显然当得起其他人都没能拥有的殊荣：伟大的可汗一手揽着他的肩膀，亲自陪同他进入装饰华丽的觐见厅。

这个房间以往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指挥官的办公室，因而有挑高的天花板、从英格兰运来的壁炉，还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放着指挥官的办公桌。现在高台上铺着足以成为博物馆收藏的古董地毯，还有几个来自伊朗和中国的丝织靠枕。角落的一个黄金火盆燃着熏香，一个壁炉旁放着所有泡茶的工具。尽管这个房间里有这么多异国的美丽物品，但能完全吸引每个访客注意力的，却是壁炉对面的那面墙。

当撒拉森看到墙上嵌着的巨大水泥块时，可汗状似半闭的双眼观察着他。撒拉森停下来，瞪着那面浅浮雕，上头是两名背叛可汗的男子挣扎的四肢和尖叫的脸，死前的那一刻被永远留存了下来。不知怎的，他一直想象那两个人比男孩大不了多少，但现在他看到，他们是完全成熟的战士，高大且全副武装，这让他们的恐惧更有力量。

撒拉森走近那面墙。时光和烟雾让那些水泥块表面结了一层蜂蜜的色泽，他很惊讶看起来的质感很像青铜。阿布都·可汗走到他身边。“你喜欢我的雕塑，嗯？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撒拉森摇摇头。虽然他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但从没听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阿呆和阿瓜，”可汗说，放声大笑，“几年前有个中央情报局的家伙来拜访我，是他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这么喊了。”

撒拉森的身体微微僵住。“中央情报局的人常常来这里吗？”

“每隔两三年，”阿布都·可汗说着耸耸肩，“他们支持的派系每个月就换一次，老是想花钱要我帮忙附和。”他走向火炉，“我从来不收他们的钱，不过，我得承认，我喜欢他们的幽默感。”

一名老人盘腿坐在昏暗中，他的双眼有白内障，此时他起身，正要帮主人和访客泡茶。阿布都·可汗阻止他，转向撒拉森，指着那名老人和厅里的十来个侍卫。“你要他们离开吗？”

撒拉森点点头，他正需要隐私。阿布都·可汗微笑。“我想也是。你大老远跑来阿富汗，不会是为了简单拜访一下。”

其他人都走了之后，阿布都·可汗开始把茶叶舀进一把茶壶内。“你还记得上回我泡茶给你喝吗？”

“当时战争结束了，”撒拉森回答，“我们正在拆营房，你和我坐在厨房里抽烟。”

阿布都·可汗的脸柔软下来—他们有过好时光，充满同志情谊与勇气，他喜欢回想那些时光。“当时我正在返乡的路上，你则是要展开一条更长的路。”

撒拉森什么都没说，只是从架上拿了两个精致的茶杯，放在炉火旁温杯。

“据我所知，”阿布都·可汗继续轻声说，“沙特阿拉伯王室还保有他们的宫殿和王权。”

“还能保有多久？”撒拉森问，声音同样轻，“或许我们很快就会晓得，他们没有了远方敌人的帮助，还能不能生存下去。”

两个人望着彼此。“刚刚我听说你是巡游医生时，”阿布都·可汗说，“还不确定你是不是变了，因为年老而柔和了……”他的声音愈来愈小。“所以，你还在从事上天的工作？”

“永远。我需要三个人，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三个不重要的人。如果你能帮忙，我相信上天会知道你的功劳。”

“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有多不重要？”

撒拉森没回答；他只是转头望着阿呆和阿瓜。

“啊，”阿布都·可汗说，“我明白了。”他需要时间思考，于是走到一个俯瞰着院子的阳台，开始大声朝着下头聚集的士兵喊着。无论风险有多大，他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选择：撒拉森曾经愿意为阿布都·可汗和他的人民牺牲性命，这笔债他永远无法偿还。他回来泡好茶。“对于这三个人，你有什么偏好吗？”他问。

“犹太人最好。”撒拉森说。

阿布都·可汗听了大笑。“那当然了，”他回答。“我去附近的犹太会堂找找看。”

撒拉森也笑了。他们都知道，阿富汗一度欣欣向荣的犹太小区，自从几十年前被完全驱离之后，现在这个国家早已没有半个犹太人了。

“说真的，”撒拉森继续道，“这三个人必须年轻、健康。”

这个计划的成功机会很大，阿布都·可汗心想。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他认识一些专门从事绑票勒索的人好多年了。那票人有十来个，全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或堂表兄弟，以前是他手下的士兵，现在住在刚过国界的伊朗境内。同样重要的是，只要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一声令下，他们就肯为他牺牲，因为他曾经救过他们母亲一命。

“最后一个条件，”撒拉森说。“这三个人不必全是男人。”

这点让阿布都·可汗很高兴—女人就容易多了。要绑架女人比较困难，但是要控制或藏起来会比较容易：外国士兵绝对不敢揭开女人的黑头纱或长袍，看看里头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三星期？”阿布都·可汗问。撒拉森不敢相信—必要的话，等三个月他都愿意。他觉得言语无法表达他的感激，于是伸出双手，热情地拥抱住阿布都·可汗。

正事谈完了，阿布都·可汗拉了一条铃绳，把他的人马召回厅里。虽然他没说，但他和撒拉森独处的时间愈少，以后出了任何事要否认知情，就会愈容易。

“那你呢？”当门打开，他的警卫进来时，阿布都·可汗问，“你有幸娶妻了吗？”

阿布都·可汗只是闲聊给那些侍从听，但他从撒拉森脸上掠过的悲伤明白，这个问题其实不该问的。

“是啊，”撒拉森轻声回答，“我医学院毕业之后成了医生，立刻就到加沙的贾巴里亚难民营去。我知道那里的人民最需要医疗协助。”

几个警卫和侍从互相交换眼色—加沙这种地方可不是开玩笑的，那里大概是全世界唯一比阿富汗更危险的地方。

“我在贝鲁特读医学院时，去听过一个女人的演讲，因而听说了那个地方；就是她教了我远方敌人的这个概念。”撒拉森继续说。

“我到了加沙之后，又找到了她。两年后，我们结婚了，然后—”他握紧拳头耸耸肩，这个简单的动作表达了言语难以形容的失落。

“她是怎么死的？”阿布都·可汗问。厅里每个人都盯着撒拉森看。

“一颗以色列的导弹，击中了她搭乘的那辆汽车。”

当下大家沉默许久，没有人想说什么。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想法，老早都已经说过了。

“她是攻击的目标吗？”最后阿布都·可汗终于问。

“他们说不是—说她只是被附带炸死的平民。但是你知道那些犹太人有多会撒谎。”

阿布都·可汗点点头，然后极其恭敬地说：“愿她安息。她叫什么名字？我会替她祈祷的。”

“大部分人所知道的名字是阿米娜。阿米娜·艾巴迪，”撒拉森说，“我的妻子，也是我唯一孩子的母亲。”

33

当天晚上，撒拉森就在客房外头的游廊上设立了临时诊所，两天后，他正在那里诊治一名腿部粉碎性骨折的儿童时，看到了阿布都·可汗和他的警卫骑马离开。

堡垒和小城里的说法是，阿布都·可汗有五个陆续战死在远方的弟弟，他决定去他们的坟地扫墓；但其实，他是骑马赶往伊朗边界。

三个星期后他回来了，筋疲力尽地抱怨说他左手臂痛得要命，这纯粹是个借口，好把已经睡觉的来访医生叫醒。他们单独坐在客房里，又是相对喝茶，撒拉森认真听着阿布都·可汗说，请他准备好在晨礼之后立刻离开。

阿布都·可汗拿出一张美国陆军的探测地图，指着一条路线，说撒拉森有四百里艰苦的路程要赶。他一路要避开村庄，独自穿越一些世上最艰险且最遥远的地带。在海拔两千四百米左右，有一座从未命名、只有编号的山，登顶的半途中，他将会发现一座苏联入侵时留下的前哨观测站，已经弃置多年。

那里，就是他和一群男子的会合点，而当他独自在群峰之间，远离任何文明之时，他的祈祷将会应验。

“那三个人已经到手了吗？”撒拉森问，他的心飞得好高。

“今天晚上。全都是特别挑选过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怀孕了。”

34

撒拉森没看到那八名带着人质的部落男子。当时是夜里，他们静悄悄地抵达那个旧观测站，所骑之马的马蹄都包着破布，掩盖掉声音。

不光是撒拉森没见过这个陌生的马队—他们抵达之前的那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们。整整七天，这些部落男子在黎明之前扎营休息，白昼都在睡觉，夜里才骑马赶路。

我会知道这些，是因为许久之后—就在那个严酷夏天的种种事件结束后—一支由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探员组成的小组，偷偷穿越边境进入伊朗，突袭了这些部落男子所居住的堡垒村落，以所谓“极度偏见”的方式审问他们。我很确定那八个人始终未能完全复原。

当然，那些爬上792号山的部落男子们在山上待的时间很短，所以他们也没看到撒拉森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是我看过了所有情报证据，而且就如我之前说过的，我对他的所知，超过世上的任何人，所以我大概是最有资格说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在那里，尽管撒拉森仍持续进行他一天五次的礼拜仪式，但那片高山地带，想必给了“被神遗弃的”这个字眼一个全新的定义。

虽然那些部落男子把马蹄声掩盖得很好，但撒拉森知道他们来了。他四天前就抵达这里，在观测站以前炸出岩洞所筑的简陋宿舍里暂时住下，这一晚惊醒时，他正睡在山洞里。要不是以前战场上的直觉，就是他那些马的骚动，让他知道这座山上有了新的访客。

他躺在那里不动，认为那些人挑了一个无月之夜且过了午夜的凌晨时分来到，又小心不让驮马发出声音，就表示他们不想被别人看见，连他也不行。于是他就待在原处，没起身出去迎接他们。

过了三十分钟，他觉得自己听见了缰绳挥动的声音，似乎是有人赶着马下山，但他不能确定。于是他又等了二十分钟，这才爬出洞，来到外头那片宽阔的岩架上。

那些部落男子正在下山中途，暂停下来喂马喝水，他们回头，看到了一盏防风提灯的小小亮光。这是他们唯一看到那个人的画面，很快地，这个人将会成为全世界最想追捕的人。

那些部落男子留下了三名人质，用链子拴在以前用来固定通信电线塔的有环螺钉上。于是撒拉森第一次看见这三个人，手脚被绑起来，塞住了嘴。那个女人身上半罩着伪装的黑袍。

看到他们确实都被绑好了，撒拉森便走过去，掀起那女人的长袍，更仔细检查一下。在长袍底下，他看到她的棉布衬衫又皱又破，牛仔裤裤裆的扣子都没了。他不禁好奇她在旅途中发生了什么事。

她破烂的衬衫几乎无法遮住腹部，身为医生的撒拉森从外观推测，她怀孕大约四个月了。换作其他对宗教不那么虔诚或是心地比较慈悲的人，看到她怀孕可能会觉得难过，但撒拉森可不会：对他来说，这三个人并不是人，而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他转身，发现以前苏联用来撑放双筒望远镜的钢架上挂着一个背包，便打开来看。里面有三个囚犯身上镣铐的钥匙，还有他们的护照、皮夹。

他当着那三个人的面，把他们的护照打开，得知那个女人是意大利人，二十八岁，未婚，是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人员。他猜想她是去乡间进行援助工作时被抓的，大概被她想协助的那些人给出卖了。

他翻到那本护照的背面，看着照片。尽管从她脏污的状态看不出来，但照片中的她很漂亮：深色长发，开朗的笑容，深绿色的眼珠。此刻那对眼睛一直盯着撒拉森的脸，试图沟通、恳求，但他没理会，把注意力转向两个男人。

比较年轻的那个是日本人。二十来岁，留着刺猬式的发型，肌肉发达的一只前臂上有一圈带刺铁丝网的刺青。撒拉森在黎巴嫩见识过够多的流行文化，知道这个人的外形会被视为时髦或很酷。他立刻就不喜欢他。根据护照，他是自由接案的录音师。鉴于阿富汗的危险情势和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的贪婪需求，他大概赚了不少钱，这可以解释他身上带的四千美元现金，还有塞在皮夹里那两个锡箔纸小包的可卡因。

他旁边的男子—三人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冷静的—是个荷兰工程师，四十六岁，皮夹里有几张家人照片，显示他有三个十来岁的小孩。他的各国签证则显示他的工作历程总是被派驻到最艰苦的地方—尼日利亚、伊拉克、波斯尼亚、科威特—而且都能全身而退。但这回不了，一切都是天意，撒拉森心想。

他再度看着眼前这三个人。虽然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其实很高兴：他们都身强体壮，而且以医学的眼光来看，三个人都很健康。如果他的自制病毒可以杀死他们，那就能杀死任何人。

还有另一个好消息：虽然被绑架了，但他们相当冷静，他猜想那些部落男子跟他们说过，他们只是一个老套财务交易的商品。除了鸦片罂粟和大麻，绑票勒索大概已经成了阿富汗唯一成长的产业。歹徒会告诉人质，只要他们乖乖听话，而且他们的雇主知道怎么照规矩来，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过两个星期的简陋生活，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有空调、有围墙的小区里，他们的雇主会少掉几万美元，而一群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谋生方法的村民，则会有足够的钱再继续撑个十年。

撒拉森拿掉他们嘴巴里塞的破布，丢给他们三个水壶。他们才一喝完，就开始想跟他沟通。因为英语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所以他们先讲英语试试看。撒拉森耸耸肩，假装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眼看着英语不成功，那个女人试了一点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是她在那儿工作时学的。然后三个人又试了阿富汗最普遍的达里语，但他们的发音太烂，而且会讲的单词很少，因此就算他回答了，他们也可能不晓得要说什么。

但他迅速跟他们说起阿拉伯语，现在换成他们一脸困惑了。眼看着似乎没有沟通的希望，撒拉森转身走向山洞。等到他牵着马出来，那三个人正在互相用英语轻声交谈，证实了撒拉森的猜想：他们确定自己被绑票是要用来勒索赎金。那个日本人甚至建议他们设法拖慢速度，好让空中预警飞机或其他侦察机更有机会发现他们。

但那个荷兰工程师一直在观察撒拉森，似乎并不相信他只是个低层的护卫。从他利落的动作、莫测高深的精力，让荷兰人推断不能小看他。因为这位工程师这辈子所见过最强悍的人，就是科索沃那些饱经战争的老游击队员，而眼前的这名男子，也有同样的特质。

“我想我们应该让交涉谈判的人去进行，”荷兰人建议，“我们荷兰有句俗话：‘如果屎淹到你的脖子了—无论你做什么，都千万不要掀起水波。’”

还没能进一步讨论，撒拉森就朝他们大吼。尽管听不懂他讲什么，但看他对着嘴巴比画出关上拉链的手势，他们很清楚他的意思：他要他们保持安静，等到他把自己的礼拜毯从鞍袋中拿出来，他们明白为什么了。天就快亮了，这时他要开始一天中的第一场祈祷。

撒拉森一祈祷完毕，就拿起他的AK-47冲锋枪，解除保险，设为全自动，接着打开他们的脚镣，但是手上仍铐着。然后一个接一个，他推着他们坐上马背，还对那个日本人特别残忍，用力猛推他被绑架时受伤的手臂。这趟远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拖时间。

第一天的路程是最轻松的，但随着夜幕降临，三个人质还是筋疲力尽，而且因为骑马而酸痛。撒拉森命令他们下马，在地上钉了一根大钢钉，把他们用长链子拴在钉子上，然后趁三个人各自拖着步伐到大石头后方去大小便时，他就开始生火。

他背对着他们，泡了一壶又浓又甜的茶，足以盖过他加在里面的强效镇静剂怪味，然后倒在三个马克杯里。这一整天，尽管那三个人不断打手势恳求，他都不肯把水壶传给他们，于是这会儿他们都大口喝着茶。撒拉森把几张毯子丢在火堆旁的地上，不到一个小时，三个人就都陷入深沉而怪异的睡眠中。

撒拉森走近那个女人，跪在她旁边。她趴睡着，双腿分开，一边膝盖弯起。现在那两个男人睡死了，不会有人打扰。他伸手拉低那件缺了扣子的牛仔裤，直到她短短的白色内裤露出来。

他瞪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碰触她裸露的臀部，轻轻滑向她柔软的大腿内侧。但到了最后一刻，他才想起自己是上天的子民，也是个医生，于是阻止了自己。他别开脸，呼吸沉重，抬头看着星光照耀的夜晚。他低声祷告以求宽恕，花了几分钟平静下来，然后打开他稍早从驮马身上拿出来的一小卷医疗器材。里头有一管表面麻醉凝胶、一根双叉针，还有两小个玻璃瓶装的天花疫苗，是他当初从叙利亚那家机构偷来，所剩下的最后两小瓶。

在白天漫长的旅程中，他已经决定，要测试他所制作的病毒能否突破疫苗，这个女人是最佳人选，因此，他必须赶紧先帮她注射疫苗。他很快就决定不打在手臂上，因为他不希望她看得到施打的地方，开始产生疑心。最后他决定，打在她的两片臀瓣之间是最好的。这样她就看不到，而且几乎可以确定，她会以为是骑马磨伤的。

除了诱惑所带来的短暂犹豫之外，注射疫苗的过程非常顺利。次日早晨，那个女人醒来时发着烧，严重头痛，而且臀部肿痛。撒拉森听着那两个男人推测，说可能是夜里被虫子之类的咬了，然后跟他比画着说那女人骑马会有问题。撒拉森也比画着表示那是骑马造成的臀部磨伤，给了他们装满的水壶，又在那女人的马鞍上铺了条毯子。他甚至还帮着把她扶上马。

接下来六天，他们日夜不停地赶路，只有撒拉森累得走不动时才停下休息。赶路时，他骑在最后面压阵，用一根打结的绳子拴住各匹马，有时也拴住人。

注射疫苗后不到二十四小时，那女人开始退烧，尽管撒拉森无从知道—他没脱下她的牛仔裤察看是否结痂—但他相信疫苗已经开始生效了。

他们愈爬愈高，路线漫长而迂回，避开任何人类聚落，一路深入兴都库什山最荒凉的区域。尽管那三个人疲惫不堪，但他们对于撒拉森拼命赶路并不惊讶：阿富汗的每个人，不论是当地或外来的，全都晓得绑票勒索的规则之一，就是绑走人质后，就必须带着人质不停移动。

然而，尽管了解原因，却不能让这趟旅程更轻松。等到撒拉森到达他最后的目的地时，那三个人都累得快晕倒了。当时已经过了半夜12点，他们抬起低垂的头，看着那个废弃的小村，好偏远又好隐秘，就连当地的山间牧人，都很难找到这里来。

但对撒拉森毫无困难，他对这里熟悉得很。

35

在村口，撒拉森留下那三个铐着手的人质，把马拴好。然后独自拿着武器，回到了令人陶醉的年轻时代。

之前在黎巴嫩自家的实验室中，他就得出结论：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够偏远，适合进行他的人体实验—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他曾住了超过一年的那个废弃村落。

此刻，他走过村内残破的街道，每栋建筑物都好熟悉，每个生过火而烧黑的小坑都充满回忆。他用阿拉伯语招呼。

他无从知道这里是否会被塔利班军人、战争难民，或是运毒品的马队占据，他得先确定村里没有其他人，才能带着人质进来。

他又用阿拉伯语喊了一句，但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风声，那不断吹袭的狂风在他记忆中好鲜明，一路吹到中国去。他确定没有别人了，这才回头走过那座老旧的清真寺，进入厨房。多年前，他就是在这里跟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一起抽烟的。

旧日的鬼魂萦绕着他，当时他们都好年轻，充满活力。对撒拉森而言，那是在他结婚、有自己的小孩之前，一时之间，他想起当时那种感觉：未来有好多选择，过去几乎没有任何包袱。

他努力抛开幻想，在壁炉里生了火。接着他在以前存放谷物的地方布置了一个临时的马厩，然后这才把那三个人质带进来，用链子拴在老旧的水槽上，装满他们的水壶，给他们每个人各两块硬饼干—打从他们被绑票之后，就一直只有这种硬饼干可吃，到现在已经非常痛恨了。

他们机械地吃着，累得不在乎了，吃完甚至懒得打开睡袋，就蜷缩在一个角落的干草堆上睡着了。对那两名男子来说，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没有发烧的睡眠。

次日早晨，他们三人被捶击声吵醒。撒拉森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正在离清真寺不远处，重建一个位于悬崖边缘的岩石仓库。那三个人质隔着墙缝，可以看到他已经把一个崩塌处修好，现在正利用一匹马把一扇硬木门拖过去，要换掉原先那扇铰链都已脱落的薄木门。显然地，那里会是他们的囚室。

撒拉森只进过厨房一次，去那堆看来是装着医药器材的箱子里，拿出那面防弹玻璃。他们三人看着他回到工地，把那面玻璃装在一扇墙面上，然后用泥巴和灰泥的混合物封起来。是一扇窗子吗？那就怪了，三个人心想。但其实那不是一般窗子，而是观察窗。

午餐刚吃完，撒拉森就默默把他们带到新的囚室，那里日后将成为他们的石墓。一进去，他们就四下看了一圈，发现他在角落丢了一堆鞍毯好让他们睡觉，又已在一张粗布帘后头挖了个坑当厕所，同时留了一箱硬饼干、四大桶水、一个烧柴的火炉，旁边还有许多木柴。他们又试着要跟他沟通，想知道他们在这个不通风的房间里要关多久，但他只是检查一下他们的链子已在墙上的有环螺钉上拴好，接着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外面的石头路面上传来马蹄声，他们爬在一桶水上，隔着观察窗往外看，看到他骑马带着其他马离开了。他能去哪里？即使骑上一匹快马，最接近的人烟也至少要骑上好几天，但他不太可能就把他们丢在那里这么久。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开始设法把螺钉从石墙上弄出来。这个任务缓慢而徒劳无功—他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柴堆里找出来的木头碎片—忙了四个小时，他们在那片花岗岩和灰泥构成的墙上几乎没刮出任何印子，此时他们又听到那些马回来了。

他们再度望出观察窗，看到撒拉森迅速消失在那些破烂的街道和房屋组成的迷宫间，又挖又捶，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回到那些驮马旁，把几个灰色金属箱子和至少一打圆木桶从马身上卸下。他们不明白他是去哪里找来这些玩意儿的。

那天晚上，自从他们被关进来以后，囚室的门第一次打开。撒拉森走进来，默默放了三盘食物，看起来像是蔬菜咖喱，旁边还有一沓阿富汗人称之为“馕”（naan）的扁圆烤饼。这是将近两个星期来第一次看到的热食，于是他们立刻狼吞虎咽起来。尽管食物这么平凡无奇，但那个荷兰工程师笑着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棒的一餐。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无梦的睡眠。也难怪，因为馕饼和咖喱里面都掺了一种叫“戊巴比妥”的巴比妥类药物，这是一种安眠药，因为药效非常强，因而大部分拥护安乐死的团体都会推荐这种药。

将近凌晨两点时，撒拉森带着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工具包和一盏装满了煤油的防风提灯，再度进入囚室。他看起来很恐怖，穿上了全套的黑色生物防护衣、凯夫拉内衬的手套，还有装了透明塑料面罩的头盔。他背上有个氧气瓶，经由一个调节阀送气到他密封的防护衣内。

他动作很快，尽量节省氧气。他先跪在那个女人身边，脱掉她的牛仔裤，拉开她发臭的内裤，检查当初接种疫苗的地方。他看到一个扁皮的疤痕，知道疫苗完全生效。她已经受到现代科学所能做到最好的保护了。

他把她的衣物穿回去，先对付那个日本录音师。他卷起那人的袖子，看着他手臂上那个带刺铁丝网图案的刺青。撒拉森讨厌刺青，于是挑了那个地方下手。

他拿出一根注射针，隔着透明面罩检查了针筒上的柱塞。确定没问题之后，他伸手到工具包，里面有两瓶批号多了一个零的玻璃瓶，他拿起其中一瓶。瓶子用特殊橡胶盖封着，而撒拉森戴着凯夫拉手套的手握着注射针，把针刺穿橡胶，进入瓶内。

他猛吸一口气，氧气调节阀随之震动，他把针筒里的空气推出来，然后往回抽，让针筒内充满了他的自制病毒—有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致命的病原体，等着看就知道了。

在防风提灯微弱的光芒中，这一幕感觉就像地狱深处的景象，那个穿着黑色生物防护衣的男子朝人质弯下身子，然后向阿拉祷告一声，缓缓把针刺入了刺青图案中。

撒拉森是个好医生，对于静脉注射的经验很丰富，而且那个年轻日本人吃了安眠药，因而当针刺入血管时，他几乎完全没动。撒拉森把柱塞缓缓往下推，看着透明的液体逐渐下降，进入那名人质的血管。十秒钟后，注射完了，那个日本人轻叹一声，翻身又继续睡了。

撒拉森立刻把玻璃瓶和针筒放进一个特殊的生物防护红色塑料桶内，稍早他已经先在里头装了强效的杀菌剂。

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那个荷兰工程师，在他的大腿上重复整个过程，只有在针刚刺入时暂停一下，因为那一剎那他以为人质惊醒了。结果没有，于是他紧握着注射针筒，把柱塞往下推，设法不要去想这个人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坚定得就像他拿着AK-47冲锋枪，枪口抵着那人的太阳穴。

实验完成后，他拿起外科手术包、生物防护垃圾桶，以及防风提灯。

四下一片沉默，就连空气阀的声音似乎都停止了，他走向门，努力祈祷他的病毒够强，祈祷多加的那个基因会让它成为武器级的疫苗克星。

36

我猜想世上没有太多好的死亡方式，但我知道一种最坏的死亡方式：远离家园与家人，在一个废弃的荒村里，像狗似的被铁链拴着，身体在天花的攻击之下崩溃，只有一张蓄着大胡子的脸在一面封起的玻璃窗外，可以听到你尖叫呼救。

次日早晨，三名人质都很晚才醒来，全都头痛欲裂。他们猜想有可能是食物造成的，但从来没想到自己被下药了。干吗给他们下药呢？他们身在一个岩石筑成的牢房里，用铁链拴着，反正又逃不掉。

两个男人质终于拖着身子走到那个小水槽边梳洗时，都发现身上有个小咬痕，周围红肿。一个是在刺青的二头肌上，另一个是在大腿。他们立刻以为是蝎子或蜘蛛咬的，于是开始用油灯地毯式搜寻牢房，但一无所获。

这一天过去了，接下来十二天，他们的发烧和盗汗状况愈来愈严重。在令人窒息的牢房内，那个女人就开始试图照顾他们。她帮他们换毯子、拿食物，擦拭他们发烧的身体，清洗他们汗湿的衣服。周围始终环绕着他们的汗水、气息、唾液—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海洋中泅泳，环绕着数十亿个感染分子，这个囚室内充满了病原体。

有一回，因为太想为囚室争取一点新鲜空气，她站在一个水桶上看向窗外，想吸引撒拉森的注意。结果她看到的一幕，比这场漫长折磨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令她害怕，可是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时撒拉森站在三十英尺外，正在激动地对着一具卫星电话讲话。在此之前，她一直假设他只是个奉命行事的苦力，但现在她心想，他可能根本不是听人使唤的傻瓜—说不定绑架行动的首脑就是他。从他拿着电话的姿势，她可以清楚看到他的脸，而从他嘴唇的细微动作和少数她可以解译的字眼，他是在讲英语。他挂断电话转身，看到她站在玻璃后方。他的表情先是诧异，继而是狂怒，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看到了绝对不该看到的事情。

但这对她也没有任何帮助。

那天下午，两名男子之前陆续出现的种种症状，忽然一口气全数涌现，发高烧，四肢的皮疹延伸到手脚末端，里面充满了脓。而且晚上开始做噩梦，血管和毛细管开始破裂，因为内出血而导致皮肤变黑，迫使肉从骨骼上剥离。他们的身体开始发出恶臭，痛得他们大喊大叫了两天，最后即使不是别的原因，大概也会因为叫得筋疲力尽而死。

每隔几小时，撒拉森的脸就会出现在观察窗外，检查他创作的进展。他很高兴的是，眼前的结果的确是一种非常凶狠的病毒造成的，而且尽管他还不能确定，但看起来是一种通称为“出血型天花”的主天花病毒。研究者间私下说是“长柄大锤”，会造成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出血不止，而且致死率是百分之百。

两个男人死去时，那个女人自己也开始发高烧、夜晚盗汗，于是她知道自己很快也会死掉。有天深夜，撒拉森满足地看着她踉跄着走向水槽，泼水想冷却自己的脸，发现她的手背出现了第一波皮疹。那一刻，撒拉森知道自己不但合成了一种超凶狠的病毒，传染性很强，而且外加的那个基因也让它能突破最好的疫苗。毫无疑问且无法拯救，这种病毒是可以超越所有恐怖武器的最极致。

那女人已经晓得自己会有什么下场，既为自己伤心，也为腹中她深爱的未出世孩子，因此她比那两个男人更不甘心，叫喊得更凄惨。撒拉森每次去观察窗检视时，都得用棉花塞住耳朵，同时念诵着《古兰经》，好盖掉她的叫声。

等到她终于流血不止，他静静站着没动。他想好好品尝这一刻：那三具尸体证明了他已经很接近目标了，恐怖行动的专家们之前已经发现这样的状况太骇人，因而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在美国，他们称之为“温柔杀死”。

37

这是纯粹的真理：要是缺乏有效的疫苗，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精心策划的天花攻击中幸存。即使这个国家拥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财富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还有足够的核武器可以摧毁这个星球一百次有余，而且曾培养出全世界最多的科学和医学诺贝尔奖得主。碰到主天花病毒，这个国家只能束手无策，就跟那三个被关在石墓里、全身出血而死去的囚徒一样。

但只有一个人，一种病毒—真的办得到吗？撒拉森知道可以，而且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华盛顿也知道。

那个状况就叫“黑暗之冬”。

这是一个生物恐怖攻击模拟方案的名称，于2001年在安德鲁空军基地进行。几年后，撒拉森在黎巴嫩工作时，就在网络上阅读到一份有关这份演习的报告。就算他当时还没想过把天花病毒武器化，这份一度保密的报告也一定会为他指出正确的方向。

“黑暗之冬”假设有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天花病毒攻击，其中一个受感染的人走进俄克拉荷马市的一个大型购物商场。然后病毒散布开来，专家们进而预估死伤人数。根据他们的估计，一名感染者走进购物商场的十三天后，病毒会传染到二十五个州，数十万人感染，其中三分之一死亡。医疗系统将会被压垮，经济猛跌不止，最后导致了社会秩序崩溃。当然，病毒一视同仁地攻击所有人，警察、消防员、医疗工作者就跟一般大众一样迅速沦为牺牲品，说不定还更快。劫掠和火灾四处爆发，医院不得不把大门锁上，用障碍物挡住。这个模拟很快就停止，因为没有必要再往下推了。

所有阅读过报告或参与过模拟的人，大概都有同样的想法—这名感染者只是走进俄克拉荷马市一个大型购物商场，而且身上的病毒株并不特别凶狠。想象一下如果是发生在纽约的地下铁，或是梅西百货的感恩节大游行，或是美式足球“超级碗”的球场。

尽管政府最后下令制作并储备疫苗，却没有花钱去找出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唯一保险的方法，就是让天花绝迹，让它无法成为潜在的武器。就像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的：将军们总是在打上一场战争，而不是下一场。

那如果感染者是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呢？尽管“黑暗之冬”的报告从来没详细说明，但所有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生物武器防御专家、流行病专家，还有无数的计算机仿真结果，显然都假设俄克拉荷马市的那个人是个自杀的感染者—故意染上病毒，然后送到美国来到处乱跑。

但对撒拉森而言，利用自杀的感染者—病理学家称之为带原者—是说不通的。虽然你可以在加沙的难民营里找到年轻的烈士，愿意绑着炸弹走进餐馆；但在一场轰然爆炸中壮烈牺牲，跟染上天花而痛苦不堪地缓慢死去，是截然不同的。撒拉森曾和妻子一起在那些难民营工作过，他很清楚，任何想要当烈士的人，都不会觉得满身脓疹有任何英雄成分—更别说要让他们通过“9·11”事件后的美国入境检查了。

不，他已经想出了一个方法，比任何美国专家所能想象的剧本更有效。根据他的估计，他的计划会提供至少一万个带原者，遍及各处的远方敌人。

真的是美国的温柔杀死。

38

撒拉森拿掉耳朵里塞的棉花，朝村子走去。到了村子边缘，他站在自己之前布置好的一个小石堆前，边走边数着脚步。走了九步之后，他往左转了个大角度，避开了一个暗藏的地雷。

整个村子里到处都埋了地雷—自从他把那三个人关进石墓里，就开始着手布置了。他先是带着几匹驮马，沿着山间一连串迷宫般的陡峭小径，往更高处爬。有些地方他记不清，因而转错了弯，最后他终于在一片混乱的风化巨石间，找到了通往那批山洞的入口。

这片山间遍布着这样的地方，有的是天然生成的，有的是用炸药炸出来的。这个用来堆放弹药的山洞群，当年是撒拉森和他的同志们所建造的，战争结束后就废弃至今。

他拿着一支手电筒，进入最深处的山洞。灯光扫过墙面，照出一箱箱地雷、手榴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械，多年来都没人动过。这些弹药质量很好，而且高山空气稀薄，因而弹药的保存状态比任何地下碉堡都要好。

撒拉森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把东西装进了几个灰色的弹药箱和十来个圆木桶里，回到村子里。他花了一整个下午，一直弄到晚上很晚，忙着安装临时拼凑的爆炸装置和诡雷，布置在各个小巷和毁弃的建筑物间。原因很简单：他瞧不起苏联的军队，但对于美国军队及其众多同盟，他可是心存敬意的。

自从开始策划做人体实验，撒拉森就知道联合国部队会寻找这些人质。而且他们一直没接到要求赎金的讯息，寻找的决心必然会愈加坚定。尽管他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找到这么遥远的一个废弃小村，但他可不打算冒任何险。

这会儿，他的任务即将完成，就必须小心翼翼循着自己做的一些暗记，避免触动任何看不到的线，也不要开错门。只要犯一个错，他就会加入那个意大利女人和那两名男子的行列了。

他就这样回到厨房，喂了马，吃了晚饭，然后好几个月来第一次睡得这么安稳。黎明时他醒来，经过例行的梳洗和祈祷后，就开始准备离开。他已经在村长那栋大屋的后方挖了个大坑，现在把自己因此特地带来的几袋生石灰倒进去。生石灰可以毁掉尸体，而且会腐蚀掉坑里的其他物质，让全世界任何鉴识专家都没办法查出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他穿着生化防护衣，背着剩下的其中一瓶氧气，来到那个临时囚室，利用一个手持式钻孔机在沉重的木门上钻了一个洞。他把一个装了小喷嘴的塑料管子穿进门上的洞内，管子的另一端接着一大桶来舒消毒剂，然后他用一个脚踩的泵浦，将好几加仑的消毒水喷洒在尸体上和囚室内部。等到他觉得已经尽可能洒遍各处，就把消毒水换成一个装满汽油的旧军用金属桶。他用汽油喷洒到囚室内，泼湿了尸体、稻草、木梁，还有地面和墙上。接着他把塑料管子拉出来，拿一块浸满汽油的破布塞住门上的小洞，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后，就迅速后退到安全的距离外。

对于是否该放火烧囚室以加强消毒，他之前曾犹豫过，很担心烟雾会引起注意。但当时天气晴朗，他相信囚室内的木材都很老旧，可以迅速利落烧光。结果他没猜错，但他还是很惊讶火势那么凶猛—好像大自然被囚室内所曾发生的事情激怒了。

火焰熄灭后，他用来舒消毒剂扑灭了余烬，依然穿着生化防护衣，利用他的驮马、一卷卷绳子，还有几根肉钩，把烧成焦炭的尸体拖进那个大坑里。紧接着，把那三个人曾经碰触过的所有东西—盘子、各种器皿、注射针、烧剩的鞍毯—也运过去扔进大坑。然后他穿着防护衣，用消毒剂先冲洗自己，接着脱光衣服，再用消毒剂清洗一遍。这才穿上衣服，把防护衣扔进生石灰大坑里。

此时已经是黄昏，大坑就要回填完毕时，他回到厨房去拿最后两袋生石灰，打算撒在大坑周围，好防止野生动物跑去挖。

进了屋子，那些马等待着，准备要被套上马鞍，高山的孤寂和静默几乎令人窒息。就连风声都降到只剩微微的低语。

他什么都没听到，而且他本来绝对不会听到那些时速超过两百里的直升机接近的任何警告—但是那些马听到了。

39

一开始是苏联军队采用，后来联合国和美国的部队也跟进：所有在阿富汗的攻击性直升机都装了静音马达和引擎。这表示你不会听到他们飞来，直到飞机就在你头顶上。

然而，马是不一样的，于是他们很早就学会解读马的行为，视为求生的必备技能。

撒拉森把两袋生石灰扛在肩膀上，听到有两只马低声喷气骚动，于是转头看。他已经好多年没看到马有这样的反应了，但一切历历如昨。有直升机要来了。

他扔下那两个袋子，抓起AK-47冲锋枪和一个装了护照、现金、医疗设备的背包，解开马绳，用力拍它们的臀部，让那些马冲向逐渐黑暗的夜色。他知道它们会跑到下方的山谷去，那些村民发现了八匹珍贵的山区驮马—价值等于一辆丰田皮卡车—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报告，免得损失这么一大笔财富。

两分钟后，三架载了二十名澳大利亚士兵的联合国直升机降落—之前有卫星利用感热显影，扫描过一些偏远地带，以寻找绑架者，指点了他们来到这里。讽刺的是，显示警讯的并不是那场火，而是病毒。因为天花带来的发高烧，那些解译卫星影像的分析师便看到了前一天所拍到的感热记录，但根本没想到会是三个人质制造出来的。那看起来更像是八个人，也大约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人数。那些分析师或中央情报局的项目人员从来没想到，单单一名男子就可以控制三个人质。一般绑票不可能这样进行的。

于是，当那些澳大利亚军人跳下直升机时，预料自己会碰到一小群塔利班或一队运毒走私贩子，也已经计划好至少会有五名潜在的敌人。为了可能会展开的交火，他们的速度因而慢下来许多。而第一批炸药的爆炸，更是拖累了他们的速度。

两名士兵按照规定的步骤，来到村子边缘一栋房子的门前，他们站在门两边，把门踢开。因而触发了两个接在门后的大地雷。这场爆炸切断了一条伪装成旧晒衣绳、横过巷子的电线，又触发了一枚他们后方的迫击炮。这两个士兵发现自己处于交叉火网中，一点机会都没有。

最靠近这两名士兵的军官，是个名叫彼得·基廷的中尉，他没费事去问指挥官该怎么办。他们的指挥官是一名上尉，站在几百码外，整个小组的人认为他若不是危险至极，就至少是个笨蛋。基廷命令每个人后退，围着整个村子形成一条封锁线—这件事他们一下直升机就该做，但当时那名上尉指挥官认为没有必要。

“那些毛巾头能怎样？难不成还走进山里去？”当时他问，“如果他们在这里，我们就给他们投降的机会。只要大喊，‘嘿，各位—今天该洗衣服了，我们这里有洗衣机。’”他说，让他的手下更确定他是个种族歧视的笨蛋。

当时基廷曾试图再度说服他包围这个村子，但是被拒绝了，于是只好叫手下小心一点。现在他拼命想收拾残局，赶紧派了四个人去检查那两名士兵，但其实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其他人则分成两队，排成两道大弧线，包围住这个村子。

三百码之外，撒拉森跑得很快，忽然转向，数着每一步—他正冲向村子的水井，那里有一道陡坡，通往一条模糊得几乎无法辨识的小径。小径的尽头就是荒芜的山区，到那里他就自由了。

要是基廷没那么果决，只要多耽误一分钟，撒拉森就会逃出封锁线。但基廷是个好军人，他毫不犹豫地前进，那条小径就快进入他的视野了。撒拉森只好停下脚步，躲到水井后方，免得被四个逼近的步兵看到。

现在他被困在包围网内，心知这些年轻军人有最佳的机会挽救世界，毁掉他规划多年准备制造出来的一场大灾难。他蹲着身子跑向一面崩塌的矮墙，然后退回村内的街道上，在那里，只要走错一步、记错一条电线，他就会送命。

那些士兵缓缓移动，检查每栋建筑物，随时发现有土制炸弹就予以触发，包围圈愈来愈缩小。撒拉森跑进一条弯曲的小巷，穿过一栋老旧的羊棚，差点碰上其他士兵，于是又赶紧往后退。他循原路回去，经过村长的屋子，来到一条遍布碎石的小巷。

在恐慌之中，他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小巷前方被一堆砖石挡住了。他没法回头：那些包围的士兵离他非常近，他甚至听得到他们的个人通信设备发出声音。他希望能死得像个战士，他看着天空，寻求指引。

他找到答案了：屋顶。只要他能爬上去，上头没有任何诡雷，那他就可以移动得快一点。他赌上了一切，朝那些逐步逼近的士兵冲去，想趁他们绕过一个转角而看到他之前，抵达一个石砌的蓄水池。

他来到蓄水池旁，跳上平坦的池顶，把那里当成垫脚石，爬到那栋旧清真寺的屋顶。过了一会儿，正当他平躺着，试图控制自己的喘息时，那些士兵从底下经过。然后他们停住，想倾听前面那些屋子是否有人移动的声音。

一点声音都没有，在这片高山间，静寂得让站在村子外缘、用无线电朝士兵们下令的基廷中尉开始纳闷，这个村子会不会根本没有人？唯一可能重新占据这些房子的，只有阿富汗的贫穷人家，或是四处流动的牧羊人。不，更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碰到了某个高价值目标，而敌人正默默潜伏着观察。因而，这片静寂大概是基廷这辈子碰到过的最危险的事情，于是他低声朝无线电交代他的士兵。“慢慢来，”他说，“不要急。”

撒拉森逼自己保持不动，慢慢数到七。他已经脱掉软皮凉鞋，只穿着羊毛厚袜，悄悄奔过古老的泥瓦屋顶。他跳过一条窄巷，穿过一个砖瓦崩塌的洞，扑到一面矮墙后方。此时他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隔着那堆砖瓦间的一条小缝观察，那些戴着夜视镜的澳大利亚军人没看到他。他发现那些军人走进了三条不同的巷子。这等于是个逐渐收紧的绳套，他如果想逃离，就得拉开或弄断这个绳套。他把凉鞋穿上，下巴紧扣在那些砖石上，紧得都开始流血了，然后他把冲锋枪抵住肩膀，这把枪装了枪口消焰器和消音器。

要是换作比较没经验、从来没当过游击队的人，就会开枪射杀敌军。但撒拉森很内行—一个受伤严重的士兵，平均要花七个人照顾并撤退。死掉的士兵就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了。

他在三条巷子里各挑一个目标。如果他没有消音器，他们就会听到他开了第一枪，随即低下身子寻找掩护；要是他没有消焰器，他们就会发现他的位置，然后用机关枪把他和那道矮墙射成碎片。

他开火了。那些澳大利亚军人在各自的无线电杂音中，甚至没听到那三个小小的枪声。一枪击中大腿—如果他们没带止血带，这个人死定了。一个击中喉咙，大概也没救了。最后一个则是前臂被轰烂了，痛得要命。三个人都尖叫倒下，他们的同袍弯下身子成防守姿势，每个人都设法掩护其他人。

尽管带头的上尉很差劲，但这些人是训练精良的优秀军人，他们会为伤者付出一切。在试图协助倒下的同袍并找出敌人位置的混乱中，在黑暗和枪战的恐惧中，有些人只好从瓦砾堆爬向张开的门洞。

从矮墙后，撒拉森看着这个包围网拉开，然后断掉了。这个空隙并不大，也大概不会持续太久，但或许已经足够了。他没起身，而是沿着倾斜的屋顶滚下来，背包和步枪紧紧抓在胸前，准备掉下去。他看到一栋屋子的墙面从眼前迅速闪过，在半空中弯起双腿，于是屁股着地。他痛得简直要晕过去，但还是设法爬起来跑。身为一个老兵，眼前可不是哭泣或跛行的时候：他曾打过数十年来最残酷的一场战争，现在他也不会哭叫。

他冲向一条弯曲的巷子，尽头就是封锁线的缺口，那里因为有一栋残破房子倾斜的正面，挡住了一群士兵的视线，所以他们暂时看不到。要是那些士兵往左或往右挪个十英尺……

他冲出了绳套，经过了他在一扇木门上抠出的新月记号，向上天祈祷自己没记错，然后开始数。他往前跑了二十五步，左转跑三步，成功绕过了一个地雷，然后看到眼前就是通往自由的山区了。

在他身后，他听到一名士兵朝同袍大喊着蹲下，满心以为自己会听到卡宾枪震耳欲聋的连续击发声，接着子弹击中他的后背、射穿他的脊椎，他的双腿完全失去控制。但结果没有，那个士兵只是发现了一根绊索，连向两个藏在旧油桶堆里的手榴弹。确定同袍们蹲下后，那名士兵就拉动绊索了。

两颗手榴弹爆炸，在炫目的火光中，基廷中尉正往前奔跑，想重新补起封锁线，此时他看到撒拉森在封锁线外，冲向几面倾倒的墙，寻找掩护。基廷单膝跪地，卡宾枪抵住肩膀开枪。他曾在特种部队受训，所以他很内行：他迅速开了三轮枪，从左到右，然后从右到左，尽量涵盖最大的范围。

如果往左或往右多那么几英寸，甚至是运气好一点，一切就会完全不同了。但那一夜并非如此，一波波高速的子弹击中撒拉森周围的石头和泥土，但没有一颗击中他。基廷诅咒着夜视镜害他手眼协调性出了问题。而撒拉森，当然是感激上天的手。

他全速往前冲，绕过一栋残破建筑物的转角，先是呈锯齿状朝左跑，接着往右急转，然后手里依然抓着他的背包和步枪，滑下一道陡坡，进入一片满布碎石的黑暗山沟里。

一名年轻的澳大利亚军官曾在手榴弹的闪光中瞥见他一眼，只有几分之一秒。这就是撒拉森被任何平民或军人看到的唯一一次。当然，直到我后来跟他相见。

40

那名澳大利亚军官没有去追撒拉森，这是个错误，但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三个遭到绑架的平民，而不是追捕一名歹徒。但结果，在厄运接连不断的这一整夜，总算有个压倒性的好运：因为那个澳大利亚上尉大腿中弹，所以基廷中尉接手成了指挥官。

他才二十六岁，但已经被派来阿富汗出过一次任务，所以虽然还年轻，但脸上已经充满岁月的痕迹。他的家乡在一个名为卡南马拉的小城，是个生产小麦的偏远内陆地区，就在澳大利亚人称之为“死亡荒漠”的边缘，那里热到当地人宣称：如果一个男人喜爱女人胜过啤酒，那他一定有毛病。但基廷有一些邻居养殖绵羊，有回附近的牲畜爆发了口蹄疫，基廷因而得知生石灰的用途。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终于走进那个厨房，他一看见地板上扔了两袋生石灰，忽然觉得天摇地动起来。在这个遥远的阿富汗高山地带，生石灰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怎么会有人费事把生石灰运过来？当然不会是绑架犯。基廷还是认为，那些土制诡雷显示有人要保护村内的某个高价值资产，但他再也不确定这个资产还活着了。他立刻下令手下拿出手电筒，开始寻找坟地或埋葬的大坑。

他们首先发现了那个岩石仓库被烧黑的遗迹，正当基廷想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忽然有人着急大喊起来。

那是一名年轻士兵，他没用通信设备，也没按照应有的流程，直接就对着同伴大喊：“我发现了—拿根铲子过来！”

基廷听到了，他和几个手下赶紧跑过去—跑得非常小心，因为担心还会有没爆的诡雷—来到村长房子的后面。才看了那片刚被挖过的土壤一眼—挖得很深、很宽，足以装进天晓得什么东西，周围还撒了生石灰—基廷就不想冒任何险了。

“马上后退！所有人都退到降落区。快点！”

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回事，其中一名中士转向基廷。“那要不要搜寻其他屋子，长官？说不定有更多敌人。”

基廷摇头。那些精心布置的诡雷，加上没有人试图把他们全部杀光，让他确定这个村子里原先只有一个人，但现在已经逃走了。“不，中士—不论是什么，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

回到降落区—受伤者被送到这边治疗，队里唯一的医护兵正在设法把静脉注射针插入上尉的手臂—基廷立刻用保密线路打电话回基地。

两百里外一座有冷气的碉堡里，接线员接了电话，心想基地已经派出了救护直升机要去接回伤者，所以这位军官打电话来就是要催他们，还会开始抱怨他们在前线多辛苦，而他们唯一需要的就只是一些支持而已。他们老是这样抱怨。

但基廷打断了接线员关于直升机最新动态的报告，说他们需要一个生化危害应变小组马上赶过来。当然，在军队里，这会引起许多问题：要求授权，以及指挥系统的混乱。基廷知道这个过程可能会拖上好几个小时，所以他对那个倒霉的接线员吼道：“我们可能已经被污染了—你听到没！我只知道，那有可能是核能放射物质！绝对很严重！”

跟那位接线员一样，基廷旁边的人都吓呆了，包括那位几乎快失去意识的上尉。一时之间，就连吹来的风似乎都被这片沉默吞噬。然后那个接线员开始迅速说话，叫他先别挂断，等他打开一连串频道，这样基廷就可以尽快通过指挥系统，跟最高层的人通话。

基廷挂断电话—他知道失去通信会刺激他们采取更迫切的行动：无论在军队或是日常生活里，有时你必须创造出危机，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不相信那是核能放射物质，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他们碰上了某种有害的东西，而他不晓得还能用什么方式传达那种迫切性。他已经判定，自己事后会因为反应过度而被惩罚，但是他还能怎么办？

当基地里的幕僚人员慌忙展开一连串行动时，没有人明白的是，要不是那个上尉中弹，要不是基廷是在澳大利亚内陆长大，要不是他看过生石灰、晓得用途，那么那些穿着白色生化防护服、带着充气式银色圆顶屋和高亮弧光灯的人员，绝对不会及时赶到。

于是，不到一个小时内，几架奇努克直升机便降落在这个小村旁—要是再迟一点，那些生石灰就会把东西腐蚀殆尽，而他们也绝对不会发现一条鞍毯的残余一角。

41

那几架奇努克直升机落地之时，撒拉森已经爬下第一个陡峭的斜坡，穿过一片狭窄的迎风高原。如果基廷在山顶上获得指挥权，算是西方世界走运的话，那么撒拉森也碰上了他自己的好运。他骑在一匹马上。

之前逃出村子时，因为一边臀部受伤，害他下坡变得愈发困难。身为医生的经验，他知道自己没有骨折，但无论伤势如何，他发现自己走路愈来愈吃力了。

撒拉森知道，没有拐杖或木棍可以支撑自己的重量，他就得赶快找个山洞或地洞，躺下来至少几个小时，好让臀部休息。他正要开始穿越那片高原时，看到了那匹马。

那是之前他使用的一匹驮马，跟其他同伴走散了，在星光下看起来迷失而凄凉。那马认出他的声音，可能是希望有人做伴，或是有吃的，于是顺从地快步走向他。他抓住今晚稍早割断的缰绳，用来权充笼头，并爬上马背。

他催促马开始慢跑，迅速穿过那座高原，找到一条牧羊人用来在夏天前往高山牧地的小径，然后放任马往前走。那匹高山矮马脚步坚定，载着他沿着破烂的小径往下，凭着直觉避开满布碎石的崩塌处，从来不曾慌乱，即使马蹄旁就是落差至少一千英尺的山谷。

天亮时，美国和联合国部队的直升机来到那片狭窄的高原上努力搜寻，但他们以为要找的对象是一名徒步的男子，于是以此预设了搜索的范围。由于这片土地上布满了天然和人为的深谷和洞穴，搜寻的过程缓慢而费力。

他们搜索的范围持续扩大，但那匹马老早载着撒拉森远离了搜索的范围。两天后，他碰上一支游牧部落，于是白天就骑马跟着他们同行，夜里则睡在他们的帐篷间。

有天清早，他正走过一片山岭，忽然看见下方那条切穿谷地的公路，就是昔日横越阿富汗的高速公路。于是他离开了那群游牧人，转向公路。

两个小时后，他加入了一长串由破烂卡车、迅速行驶的丰田小卡车、超载的巴士所构成的车阵，在现代阿富汗的混乱中消失了。

42

那些男子身穿白色生化防护衣，在他们带来的透明银色圆顶屋里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移动式发电机和精密的过滤器把潮湿泥土和生石灰的气味排掉，代之以净化过的空气，温度保持在二十摄氏度，恒定不变。

尽管进度迟缓，但这些技术人员和他们的主管只花了几小时，就判定这片山顶上没有核物质。

这个发现对基廷的名声—或是他事业上的前途—不会有好处。指挥系统对他最温和的批评，大概就是“大惊小怪”，然后他们对整个挖掘工作几乎完全失去兴趣了。这个生化防护小组人员一致认为，有个运毒品的人决定要埋葬两匹马—有可能是自己的，但更可能是某个对手的。要说到宿怨，人人都同意，阿富汗人的记仇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但有个小细节他们无法一笑置之，那就是生石灰。就是这个细节支撑基廷熬过艰难的那几天，而且他坚信，在这片混乱的建筑物里，有个非常邪恶、非常不祥的东西。也由于这个小村的孤立和壮观的视野，他甚至给这里取了个名字：俯瞰饭店。

然后圆顶屋里的人发现了第一具烧黑的尸体，或至少是尸体的残骸。他们确定那是一个女人，接着，尽管没有证据，但他们确信再往下挖，就会发现另外两具尸体—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荷兰人。哪门子绑架者会根本不曾提出赎金的要求，就把人质扔在一个装满生石灰的大洞里？

在那具尸体旁，深埋在化学烂泥里，他们发现了一小片只有两英寸见方的东西，看起来像是马鞍毯的一角。当时他们不知道，但在那个意大利女人活着的最后一夜，她曾抓着这条毯子捂住脸，想把自己闷死，好从不间断的巨大痛苦中解脱。因而那条毯子上沾满了她的口水、血液、组织，还有她嘴巴和喉咙冒出来的那些脓疹的完整基因物质。

撒拉森用马把她拖进大坑里时，那条马鞍毯还紧握在她半烧焦的手里，因而之前没被烈焰烧掉。再晚一个小时的话，生石灰就会把它完全摧毁了。

那些生化人员现在担心起来，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根本不是一宗绑架案—基廷的名誉和事业的前途也立刻恢复原状—因而立刻大幅加快工作速度。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查出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把那一小块马鞍毯封存在一个密封的生化危害物质储存筒内，外头还加上了另一个铅制容器，先由直升机运出，再转交给一架夜航喷气专机，送到了马里兰州的德瑞克堡。

43

属于美国陆军医学指挥部的德瑞克堡，位于马里兰州的弗瑞德里克市外，占地广达一千两百英亩，里头有众多的建筑物和院区。

其中最大的院区之一，就是全国最重要的生化战研究机构：传染病研究院，这个机构实在太保密了，因而有些阴谋论者还宣称，政府就是在这里的实验室里，创造出艾滋病毒。

如果他们的想法正确，那么这栋长条形低矮建筑物（离以往被称为“炭疽塔”的大楼不远），说不定也是航天总署用来布置登陆月球的舞台。没人晓得，因为很少人能进去，就连安全许可层级像我这么高的，都没获准进去过。

那个来自阿富汗的密封箱子，就在一个周末早晨送到这个机构的一个生化安全实验室里。因为“俯瞰饭店”那边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也没标示要最优先处理。

于是，这个箱子就在那里排队，到了晚上九点多还没打开。此时唯一工作的微生物学家，是四十来岁的华特·德拉卡斯，他是个小心眼、怨天尤人的男子，很乐于值大夜班，因为这表示他不必容忍他眼中那些混蛋和蠢货。在他心中，那些混蛋和蠢货们全是一路货，包括了他大部分的同事，当然还外加所有的主管。他相信，这些人挡住了他所有升迁和加薪的机会。

他独自在“生化安全防护等级第四级”的状况下工作。那是一间保持负压的实验室，他穿着一套类似撒拉森穿的生化防护衣，空气调节器连接到头顶上的一个送气口，他把那个箱子放在一个特殊的生化安全柜内打开，取出那一小片马鞍毯，做好准备，让仪器分析。

他看着电子显微镜的屏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心跳加速，生化防护衣里的身体猛然冒汗。他检查了三次—甚至换了另一台显微镜，又回到他自己的工作站，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院里的分类手册，然后才确定。

他正看着主天花病毒。出自直觉，他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凶狠的病毒株，但真正吓坏他的，是他仔细观察病毒中央DNA的结，这才发现这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他毫不怀疑，这是武器化的主天花病毒株—一种毫不留情的大规模摧毁武器。

他拆开那个DNA的结，把手册里的图片拿来跟显微镜里的影像做比对，他很快就发现，有人在里头嵌入了一个特有的基因。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他只想得到一个原因：这个病毒被改造过，疫苗对它无效。

如果这个病毒真有用—德拉卡斯想不出为何不会—那就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杀人武器，比纳粹在二次世界大战用来运送犹太人到毒气室的火车厢和齐克隆B毒气更厉害。

碰到这样的事情，德拉卡斯应该遵循的正常流程—如果这类状况可以视为正常的话—就是要打电话到所属主管的家里，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他。但德拉卡斯不想这么做。他知道发现武器化的天花病毒，必然会在研究院的历史上留名，他才不要把这个跃身名人的地位，送给那些混蛋和蠢货。

他告诉自己，当初在一只该死的猴子身上发现埃博拉病毒的那些家伙，到现在全研究院里大家都还津津乐道呢。

因此，他决定跳过这些人，去找他的表妹。他也不太喜欢这个表妹，但她老公是国家安全会议的特别助理—德拉卡斯私底下称他为“唇蜜”，因为他拍上司马屁的嘴巴甜得很。

电话找到他之后，德拉卡斯没解释任何有关那一小片马鞍毯的事情，只说必须跟美国情报部门最高层级的官员谈—在星期天晚上这么晚的时间，就看他能找到谁吧。“唇蜜”先生大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最好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更何况，他自己的主管呢？他们院里一定有一套既定流程吧—

德拉卡斯懒得跟他纠缠。“啊，对不起，”他说，“或许你需要有人教你闭嘴。我实验室里有个保密的专线电话。现在快点去—找人打电话给我，这是全国紧急状况。”

他还没等“唇蜜”回话，就挂断了，然后坐下来等。他有好多年不曾感觉这么棒了。

“全国紧急状况”这个词，加上德拉卡斯在最顶尖的生化防御实验室工作的事实，让“唇蜜”先生打电话给国家情报副总监，因为他们十来岁的儿子是棒球队的队友，所以两人很熟。

结果，这位副总监就打电话给德拉卡斯，惶恐不已地听着这位技师叙述，从阿富汗运来的一小片物质，上头有一种新型的天花病毒。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引起很大的恐慌，所以我希望知道的人愈少愈好—我想最好直接通报最上面的人。”德拉卡斯告诉他。

那位副总监赞美他的深谋远虑，叫他不要告诉任何人，待在那边等他的电话。不过这位副总监眼前有个大问题：德拉卡斯没撒谎吗？德瑞克堡同一个单位不就曾有一个科学家涉嫌制造炭疽病毒，然后透过邮局寄给好几个参议员？但另一方面，尽管刚刚跟他通话的这家伙听起来是个讨厌鬼，但并不表示他是疯子。

他打电话给传染病研究院的院长，那是一位高阶军官，也是凭自身努力而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副总监逼着这位院长发誓要保密，然后解释他所听到的，要求他—不，命令他—立刻赶到那个实验室，确认那份样本的来源，并检查德拉卡斯的发现。

四十分钟后，坐在德拉卡斯的电子显微镜前，那位院长回电给副总监，报告了他一直在担心的结果。现在政府的组织运作和恐慌感，都开始超速运行了。这一切发生时，只有全国最大的生化防御机构里—这个组织应该是位于所有事件的震中—的两个人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这回的越级报告，结果非常惊人。

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则是非常走运—因为这表示政府至少有机会把这个状况保密。要是撒拉森晓得有人要追捕他，他就会立刻躲起来，或是加快他的计划。保密是第一要务，而且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会是关键……

44

秘密守住了。到了那个星期天晚上的12点，除了撒拉森之外，全世界只有九个人知道真相。不久之后，即使我早就辞职退休，但还是成为第十个人。

最早知情的两个人，也就是德拉卡斯和他的上司，是属于陆军的传染病研究院。第三个是国家情报副总监。他一确定德拉卡斯告诉他的事情属实之后，就赶紧打电话给所属部门的首长，于是国家情报总监就成为第四个。

这位总监在广大情报圈的历史与实务间摸爬滚打多年，并不是平庸的官僚：他一开始是在国家安全局服务，负责分析U-2侦察机高空航拍的苏联军事设施照片，然后转到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工作。由于他在那个部门曾执行过暗杀的阴暗历史，加上他是华盛顿有史以来讲话最轻柔的工作人员，于是得到了“低语死神”的绰号，而且在他广为人知的职业生涯中，这个绰号一路跟随着他。

他打电话给正在白宫二楼官邸卧室内睡觉的总统，然后等着这位国家最高统帅起身后清醒一下，进入隔壁的书房。此时已经过了晚上11点了。

过去七年，总统都在鳏居状态，他怕吵醒别人，就先不急着到隔壁的书房去；自从妻子过世后，他就向来独自入睡，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不，他想争取一点时间，从门后面抓件睡袍。从这通电话打来的时间，以及“低语死神”的口气，他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他可不希望该死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得知消息时，正穿着内裤躺在床上。

终于坐在书桌前，总统才接起电话，听着“低语死神”告诉他，在阿富汗一个废弃小村里发现了一个活的天花病毒样本，而且不是一般的天花而已，这个样本看起来是经过了基因改造，能够突破疫苗。根据基因分析显示，这个病毒是以世界各地都能轻易买到的个别成分制成的。而在兴都库什山那边的小村里，看起来是有人拿这个病毒在进行一场临床实验。“低语死神”还说，那三个无辜的人已经死了，唯一的那个嫌犯，大家对他一无所知，而且他已经逃掉了，无疑是跑到附近某个阿拉伯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总共有大约四亿人。简单地说，他们面对着一个潜在的大灾难。

就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统—他很庆幸自己穿上了睡袍—成了第五个知道秘密的人。

无论是当时或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总统或情报总监都毫不怀疑，美国将会是攻击的目标。随着下沉的心和上涨的愤怒，总统问总监，他认为在攻击发动之前，他们还有多少时间。

“不晓得，”“低语死神”回答，“我唯一能告诉您的是，看起来某个人或是某个团体合成了这种病毒，而且我们有确凿的理由相信这种病毒是有效的。所以他们何必拖延呢？”

“我了解，”总统冷冷地说，“但你是国家情报总监，我需要一个时间范围—你猜想最可能的，什么都行。”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只能说，一定很快。”幸好白宫录音系统也包括了总统的私人书房—这表示现在我们有了个历史性的记录，录下了“低语死神”唯一抬高过嗓门的一次。

他告诉总统，他要打电话请车子来接他，二十分钟内会赶到白宫。挂断电话后，他坐在那里沉思片刻。在他恐惧的沉默中，他忍不住想到德瑞克堡再度证明了它的绰号“厄运堡”名不虚传。

45

那辆防弹公务车疾驰过空荡的街道，驶向白宫，此时“低语死神”坐在安全无虞的后座，跟前座隔着厚厚的玻璃挡板，打了一连串电话。第一通是下令立刻逮捕华特·德拉卡斯。只要大略看一下这家伙的人事档案，就晓得这家伙有太多怒气，根本是座失控的大炮，绝对不能相信他不会讲出去或到处吹嘘。

几分钟后，六名男子搭乘三辆黑色的越野休旅车，来到陆军传染病研究院，跟几名院内的安保人员会合，走进德拉卡斯的实验室。他们外套里的手枪清楚可见，朝德拉卡斯亮出联邦调查局徽章（但也可能是假的），说因为他涉嫌间谍活动而要逮捕他。德拉卡斯一脸不知所措，说他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他一辈子都是个效忠国家的美国人啊。那些人不理他，念了他的权利给他听。他要求找律师，他们说一等到正式起诉他，就会安排律师跟他见面。当然他们根本不打算这么做，而是带他到弗瑞德里克市另一头近郊的一座机场，那里有一架正在待命的政府专机，载着他们飞到南达科他州黑山的一座私有小机场。然后又是几辆政府的公务越野休旅车接走，把他带到一栋偏僻的牧场住宅，里头是一些单调乏味的房间。

说来讽刺，人生有时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巧合。当年我杀了“蓝骑士”之后，就是被带到这栋房子。原来“空降师”解散之后，另一个情报部门接收了这栋房子，用途也差不多。就像我多年前一样，德拉卡斯和他的秘密现在都与世隔绝了。

“低语死神”的第二通电话—唔，其实是打了三通—是分别打给意大利、日本、荷兰的大使。他很遗憾地告诉他们，他刚刚接到消息，说他们的国民已经死亡，因为绑架者得知军队即将包围后，就将人质杀害。“他们匆忙间埋掉尸体，我们现在正在挖掘，”他说，“当然，法医验尸和正式认尸还要花一些时间。”他告诉他们，出于军事行动的原因，这些信息必须保密，而且尽管他没有讲得很明确，但他让这些大使觉得，追捕绑架者的行动仍在积极进行中。

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中央情报局局长。没有解释原因（这点在情报圈并不算罕见），要他通知“俯瞰饭店”的那个生化危害应变小组，说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现场已经不需要他们，请他们立刻回基地。等到他们都离开后，中央情报局再派自己的情报人员过去，把那个大坑封起来，并将整个掩埋现场完全封锁。

等到他打完电话，把几个最可能泄密的管道先堵死之后，车子已经开进了白宫的大门。

46

詹姆斯·葛洛弗纳令人惊奇之处，就是他非常聪明、英俊迷人，而且谦虚—换句话说，跟典型的政治人物截然不同。原先从来没有人料到他会成为美国总统，更别说他自己了。

从政之前，他一直是个商人，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接手一些陷入危机的制造公司，予以转亏为盈。算他老派吧，但他对美国的产业有信心，也相信美国工人的技术，相信勤奋工作的人理当获得基本生活工资和像样的医疗保障。但他不信任工会，他认为只要资本运用得当，就没有组织工会的必要。不用说，他的员工以忠诚回报他，他们的生产率总是排在全国前几名。

随之而来的成功与财富，让他接手更大的企业，媒体也报道他立志要解救这个国家的产业基础。电视报道节目《六十分钟》曾经专题报道过他，那一段的标题是“浴火重生的凤凰”。播出之后不久，他就获邀担任商务部长，此时他已经赚够了钱，也乐于面对新的挑战，于是接受了。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来说，政府单位的行政管理和无穷尽的繁文缛节，都出乎他的意料，但他不是个轻易退缩的人。结果他做得非常成功，因而后来卫生部长因为一桩贪腐丑闻而下台时，就由他接任。

之前他的妻子因患乳癌而病逝，于是他怀着强烈的奉献精神接掌新职，为卫生部带来多年不见的朝气。他积极拥护一般公民应有的权利，因而让影响力庞大的医疗界游说团体大为光火，但这只是让他的声望更高。两年后，总统候选人邀请他担任竞选搭档。总统候选人是女性—有史以来代表主要政党竞逐总统大位的第一位女性—而葛洛弗纳知道，之所以找他当副总统候选人，是要以他强烈的男性形象争取选票。

他的所有朋友都不认为他会接受，但他和妻子安始终没有小孩，于是随着她的过世，他觉得愈来愈难以填补生命中的那个大洞。他的解决方式，就是更卖力地工作、寻找更大的挑战。在精力旺盛的外表之下，他其实非常忧伤—但也非常高尚。

仔细考虑两天后，他接受了。以他自己心底的判断，他或那位总统候选人的获胜机会不太大。民调结果也是如此。

然后，就在初选前，那位总统候选人在爱荷华州的党代表大会演讲时，忽然脑动脉瘤破裂。她倒在台上，严重抽搐，如果这个画面还不够糟糕的话，接下来四天她只靠人工呼吸器维持生命、家人守在病床旁的形象，就更糟糕了。

从头到尾，葛洛弗纳不但照跑自己原来的行程，还接手她大部分的行程，几乎是独力扛起竞选的责任。他掌握每个发言的机会，谈到他之前如何面对妻子的疾病，让听众想起自己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健康、长寿，以及他人的爱。政治人物常在竞选中谈这些，但他说的时候，却很难得地让人觉得他是真诚的。

他向来言谈幽默，而且才气焕发，长相又英俊，于是民调数字开始急起直追。但真正的转折点，是总统候选人的家人决定拔掉人工呼吸器那一夜。葛洛弗纳当时在医院，一切都结束之后，他走出一扇侧门去透透气。过了一会儿，总统候选人的丈夫也出来了，两个人都以为完全没有人看到他们。

但有人在看—大概是个医院的工作人员—而且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从远处拍到的这段视频画面颇为模糊，但足以清楚看到总统候选人的丈夫崩溃而哭了起来。葛洛弗纳先是犹豫一下，看到那位丈夫显然无法控制情绪后，便伸出双手抱住他，紧紧相拥了几分钟。

两个男人，都不年轻了，站在一所医院外，其中一个是副总统候选人，支撑着另一个伤心欲绝的男人，这个画面太人性了，完全不是排演得出来的。因而匿名拍摄者将这段视频上传网络几分钟后，就被疯狂转载。在那段短短的几分钟影片里，选民看到了形象和包装后的真实面。而我相信，他们发现这位候选人其实跟他们自己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11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总统选举投票，结果并不是一面倒，但葛洛弗纳—也许是现代美国政治界最不像总统候选人的—毕竟是赢了。“我是林登·约翰逊—但是没有暗杀事件。”在就职典礼前，他这么告诉朋友。

但是有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也是他的对手在竞选期间全力抨击的一点，那就是詹姆斯·鲍瑟哲·葛洛弗纳是不是够坚强，足以应付最严重的危机？

我们所有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还有他自己—很快就会晓得了。

47

“低语死神”进入椭圆办公室，看到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都已经被找来，坐在林肯书桌前。葛洛弗纳总统的幕僚长正在做笔记，并用一个MP3随身听在录音—录下来是要传给子孙，还是要写自传，或是要用来辅助他的记忆，好像也没有人很确定。

总统已经跟三位部长大略解释过整个状况，于是便有九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了。现在政府的核心人物都聚集在此，葛洛弗纳总统告诉他们，任何人要是把这个国家正面临的威胁泄漏出去，那就是最大的叛国行动—这表示绝对不能告诉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情妇、他们的门房，或是任何人。

他们脸色凝重地点头，葛洛弗纳只希望他们是真心的。他手上拿着一张匆忙手写的讨论事项，正要开始谈，此时国防部长插嘴了。“以现在这个状况，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念一段《圣经》，或简短祈祷一下？”

葛洛弗纳看到“低语死神”和国务卿都翻了个白眼，于是知道他的阁员里面至少有两个无神论者了。

“这个想法很好，哈尔，”他镇定地回答国防部长，“我很确定等到晚一点，我们每个人都会私下寻求心灵上的协助。但眼前，我们就先讨论正事吧？”

这是个很圆融的好回答，国防部长哈尔·安得比和坐在他后面那两位无神论者似乎都很满意。

总统转向“低语死神”。“首先，那个病毒确定是设计来突破疫苗的吗？”

“是的，”“低语死神”回答，“有个基因—显然是和免疫系统有关的—被移植到这个病毒的DNA里。不可能是碰巧发生的。”

“结果有用吗？它能击败疫苗吗？”总统问，“我的意思是，这实在太先进了—之前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对吧？”

“不幸的是，总统先生，不是这样的。”“低语死神”回答，看了大家一圈，让每个人看到他的眼神，晓得他往下要说的是高度机密，“在1980年代后期，苏联人曾制造出至少十吨的天花病毒，打算要用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上。

“根据我方一个高层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天花病毒经过基因改造工程，疫苗对它无效。我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可能的。”

由全国第一号情报头子说出这件事，让整个房间立刻笼罩上一层阴影，最后打破这片沉默的，是在场唯一的女性—国土安全部长。

“但这不表示现在的这个版本有用。俄国人是一回事，恐怖分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会晓得，对吧？”她说。

“我想我们晓得，”葛洛弗纳总统说，“兴都库什山的那个人手上有三个人质—他的人体实验中，一定会为其中一个人施打疫苗，看看病毒能不能突破。”

“我的看法也一样，”“低语死神”赞成道，“很显然，结果成功了—所有的人质都死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防线了，”总统说，“三亿剂疫苗大概都没有用了。”灯光黯淡的房间里一片沉默。

“我们应该要研发出一种反病毒的药—一种解药。这是唯一的防御办法。”葛洛弗纳说，几乎是自言自语。

“那扇门已经关上了。现在没有时间了。”国务卿说，他比较年长，现在看起来已经一脸筋疲力尽。

葛洛弗纳点点头，转向“低语死神”。“这就是他们一般所谓的凶狠病毒？”

“非常凶狠，”“低语死神”说，“我相信这也是故意的。病毒株愈凶狠，就愈快致命。

“病毒不完全是活的，”他继续解释，“也绝对不是死的。但病毒离开宿主后，就活不下去—以眼前的例子而言，宿主就是人体。

“病毒愈快摧毁宿主，传染性就会愈快消失。我不相信研发出这种病毒株的人想摧毁全世界。我想他只想摧毁我们而已。”

“真是令人欣慰啊，”总统讽刺地说，“好吧—那个人已经逃走了。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他转向幕僚长。“梯队系统呢？”

五分钟之内，幕僚长就打了几通电话，请相关单位将梯队系统情报收集网所听到的一切数据，全都送到椭圆办公室来。为了避免数据量太过庞大，“低语死神”建议第一次的搜寻范围，锁定在过去十二天内、兴都库什山那片山顶周围的区域。即使如此，他知道这些数据量还是大得惊人。

当然，那一带没有电话线，而且阿富汗除了首都喀布尔和几个主要城市外，其他地区都没有无线电话基站，所以表示只能打卫星电话了。尽管梯队系统喜欢卫星电话—这是全世界最容易撷取到的讯号之一—但问题是，由于阿富汗的其他通信工具都处于石器时代，所以人人都用卫星电话。运毒者、军火走私贩子、军阀、塔利班指挥官、人道救援人士、新闻记者、村长、医生，还有巡回的政府官员，全都有卫星电话。

再加上阿富汗有十种不同的语言，以及超过四十种方言—没有密码和加密，但范围从基本的到微妙复杂的—因此这些数据量势必非常惊人。

然而，如果基廷中尉曾在山顶上瞥见一眼的那名男子，曾在村子附近用过卫星电话，梯队系统就会听到，而且录了音。当然，总统知道那名男子未必有卫星电话，但以目前的状况而言，他实在选择很少—当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就只能去追查你唯一有的了。

接到了总统的直接下令，密德堡那几台水冷式的IBM走鹃（Roadrunner）超级计算机—全世界处理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之一—立刻开始搜寻数据库。

如果他们第一次搜寻没查到任何东西，就会把搜寻范围往外扩大，每次多加一英里，直到涵盖范围不单是几个国家，还包括次大陆。名副其实，他们是在几千万人中寻找一个声音。

48

同时，围绕着林肯书桌而坐的五男一女，则设法想拟出一个计划大纲。但他们自己几乎立刻就开始彼此交战起来。

只有一件事大家意见一致，那就是国家的受威胁等级不必调整：原先的等级很低，而为了避免大众恐慌和多余的提问，就必须维持这个等级不变。但接下来两个小时，无神论者和崇拜上帝的两方，几乎对于任何提议都意见相反；然后忽然间他们又一致团结起来，在另外几个点子上对抗总统；有时他们又分裂了，跟之前的对手结成暂时性的同盟；有时则回到原先自然的结盟；偶尔又有人独排众议，勇往直前，像单枪匹马的受雇杀手。

“这比支尔格大会（Loya Jirga）还糟糕。”白宫幕僚长低声对着他的MP3随身听说。支尔格大会是阿富汗所有传统部族长老的会议。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混蛋大会”的名称已经被别人先用掉了。

等到倦意开始来袭，大家都联合起来反对“低语死神”，所有人私下都觉得他是自己这辈子碰到过最顽固的人。“啊，你的‘老二’就别再硬下去了吧！”国土安全部长一度愤怒地说。这样粗鲁的措辞实在太不淑女了，就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然后“低语死神”笑了起来，其他每个人也跟着笑了。

于是，大家的心情都好了一些，此时，“低语死神”提出第一个真正的好主意。钋210的点子，就是他想出来的。

他们都觉得他很顽固的原因是，无论任何提议，他都要求先解决一个问题，否则拒绝往下讨论：如果你要发动一个遍及全世界的搜索网去找一个人，怎么能不透露你为什么要抓他？

“所以我们到巴基斯坦，说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对不起，我们不会告诉你原因，”他说，“这不但会让他们不高兴，还会引起种种猜测。而以我的经验，等到够多的人都在猜测，总有一个人会猜对的。”

后来，国土安全部长一时脑袋短路，引发众人大笑，等到大家都笑完了，“低语死神”又回到那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打算，是要利用全美国和相关盟国的情报资源。于是会有十万个人去追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假设，这个人是个恐怖分子，那我们要怎么说呢……”

他愈讲愈小声，因为他的思路忽然冲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斜坡，于是飞到天上去了。

总统看着他。“怎么了？”

“低语死神”露出微笑。“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显示，那三位外国人被绑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阴谋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筹钱，以取得一克的钋210。”

“核反应器？”国务卿问。

“没错，”“低语死神”解释，“我们就说，那个人或是他所属的组织，正在制造一个小型核弹，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其他人思索着这个点子，表情像是刚发现火的山顶洞人。“大家都会帮忙的，”国防部长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就连最疯狂、最极端的—会希望有人在他们的后院制造脏弹。”

“没错，这样我们就有了个理由，可以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追捕行动。”“低语死神”说，“这事情太严重了，不会有人质疑—谁会编出这种事情？当然了，我们要假装根本不想透露这件事—”

“但我们会自己泄漏出去，”国土安全部长接口，“找个有名望的媒体—《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

“低语死神”微笑，现在大家都懂了。

“这样会引起恐慌。”白宫幕僚长大声说，好确定录音机录下了自己明智的建议。

“那当然，但不会像天花那么严重，”“低语死神”说。他已经想过一般大众的反应，不认为因此就要推翻小型核弹的主意，“那是一颗核弹，受影响的是一个城市。总统可以跟大众保证，我们有各种资源阻止这个危机。”

每个人都转向总统，想看他的反应，结果很惊讶地发现他的表情异常悲伤。

“一个小型核弹竟然比真相更令人安心，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不是笨蛋，没有一个是，于是每个人都暂停下来思索。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他们一定想不透。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得这么疯狂？

但“低语死神”是个务实的人，也是所有人里头最坚强的，他不相信花太多时间去思考人类彼此之间的仇恨能有任何好处。

“这表示我们可以派探员带着扫描仪，到所有机场和边境。我们可以说那是探测辐射的盖格计数器或随便什么，反正能测量体温就行。”

“感染天花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发烧。”他继续说，“任何人只要体温升高，就会请他们再去做第二次筛检，接下来如果必要的话，就进行隔离。”

国务卿插话。“这是最可能的攻击方法吗？会有人故意—”

“自杀感染者，”“低语死神”接过他的话，“几年前，我们进行过一次叫作‘黑暗之冬’的模拟，其中我们假设，天花最有可能的传染途径，就是自杀感染者。而如果我们可以找出其中一个带原者，然后把他们的行动往回推，一路追溯回去，就可以找出行动的首谋。”

接下来一片沉默，但“低语死神”知道这是成功的沉默，而不是失望的沉默。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想出了一个可行的策略。在眼前的情况下，这是个绝佳的计划，也难怪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希望和信心的兴奋。

只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实施的机会。

首先，无论动用多少探员，知道撒拉森行动的人，全世界不会超过五个，而这些人绝对不会乐意帮助任何人。后来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听说了消息，又知道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甚至连伊朗政府，都在寻找一个曾跋涉进入兴都库什山、想购买核反应器的男子，他无法确定事情跟那个擅用吹管防空导弹的医生是否有关。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派了一个信差—是他的孙子，所以他可以完全信赖—带一个口信，去给之前帮他绑票的伊朗人。口信的内容很简单：以他们母亲的性命发誓，有关他们帮忙抓了三个外国人的事情，希望他们完全不要提起。对方的回信也同样简单。他们以母亲的性命发誓，绝对守口如瓶。

第二个问题是，白宫里的人相信数字的力量，他们相信派在每个机场的探员，他们相信体温扫描仪和升高的体温。就像一篇有关信念的文章，他们相信自杀感染者会把病毒带进美国。但撒拉森并不相信，而且关键在于，拥有天花病毒的人是他。

黎明来临时，国务卿才问，趁他们等待梯队系统的消息时，能不能请人送一些食物进来。

49

两通电话。梯队系统情报收集网的第一次搜寻，找到了两通卫星电话，而且这两通电话符合搜寻条件的程度，超过任何人的预期。

两通电话相隔三天，完全符合指定的时间范围，而且虽然大气层的干扰颇为严重—大概有一场风暴正经过兴都库什山，或是那种一路吹到中国去的大风—但国家安全局里负责这个搜索任务的分析师们很确定，这两通电话是在那个小村方圆几里内打的。

而且很可能，电话就是在村子里打的。不过要精确到这个程度，还得等到IBM的走鹃超级计算机过滤掉噪声，定出精确的坐标才行。

此外，通话的两个人—兴都库什山的那个男人，和位于土耳其南部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的女人—都讲英语，但不是他们的母语。

总统和“低语死神”听着白宫幕僚长报告，然后看着彼此，表情透露了三位阁员心里所想的：还能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吗？

然后他们的运气用光了。

虽然通话的两个人用的是英语，但帮助不大。第一通电话中，那个男人没讲什么，似乎只是在听人报告。所有话几乎都是那个女人讲的，但她非常聪明，讲话内容已经预先录好，大概是用手机录的。她要讲的话，都是从BBC、CNN、MSNBC 和一堆其他英语电视新闻台撷取来的。尽管她插话了两次，提供了一些似乎是额外的信息，但实在没办法据此猜测她的年龄、教育程度，或是其他任何数据，好让联邦调查局侧写师可以用得上。

这个诡异对话的实际内容，则是更让人一头雾水。其中有一半是编码过的字，显然不符合其他内容。研究这些对话的专家分析师认为，她是在提供一种医疗病症的信息，但这个病症本身大概是个密码，用来代表其他事情。

第二通电话更短。又是她预先录好内容，而且似乎是在报告某件事情的新进展。那个男人谢了她，即使隔了三天又距离那么遥远，你还是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明显放松。他连续讲了六秒钟，然后挂断。

椭圆办公室里的人都困惑到了极点。几分钟前充满希望的事情，现在竟然变成了问题重重的迷宫。

白宫幕僚长再度看了一眼邮箱里发过来的报告，告诉大家说梯队系统搜寻了整个数据库过去六年的信息，想查出那个卫星电话是不是曾被用来打出或接收任何其他电话。结果没有—从头到尾只有那两通电话，就像飘浮在网络空间里的两颗原子，简直是不可思议。

然而，即使在那些新闻节目剪辑来的片段所组成的声音密码中，还是有些线索。那个女人中途不小心说了四个阿拉伯单词，那个男子严厉地用同样一种语言打断她，警告她别再讲。所以他们是阿拉伯人，但也可能是在演戏，故意假装出错，好让任何窃听的人很快下了错误的结论。

还有另一个线索：在土耳其那端的背景里，轰然的车声几乎掩盖了背景里的卖场音乐，或是某个收音机电台，或是其他什么类似的声音。但没有完全盖过—听起来像是音乐，分析师认为是那个女人播放她的录音时，背景的声音传来的，不过他们无法辨认那到底是什么。他们报告说，如果想得到答案，还得研究好几个星期。

正常状况下，这类背景声音并不重要—梯队系统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辨认出公共电话亭的地点。但土耳其的电话系统一点也不正常。梯队系统的这套软件系统，用的手法是窃听一个国家的地区电话交换局，但当初设计的人没算到施工马虎、非法连接、任意修理、为了省钱偷接线、普遍的腐化，加上时而发生的故障。梯队系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电话亭缩小到一个小城的市中心，他们的报告说，在一个半径五英里的范围内，有个女人接到了两通电话，当时有车辆经过，背景还播放着某种音乐。

“那语音识别呢？”总统问，这个梯队系统的功能是最高机密。他的声音比表情更疲惫。

“那个女人说话的时间不够长，没办法取样。”白宫幕僚长说，继续看着报告。他转向三位部长，知道他们从来不知道梯队系统最核心的机密。

“梯队系统需要至少六秒钟，才能拿这个人声音中的元素，跟两亿多个其他声音—世界各地数据库里收集到的恐怖分子、罪犯、游击队员—做比对。”他说，很热衷于这个话题。他一向喜欢科技。

“但这只是开始。真正厉害的是，这种技术可以拆解每个元音和发音，成为数字—”

“够了，”“低语死神”打断，他的眼神告诉幕僚长，再多说一个字的话，按照国家安全法案的规定，他就可以站起来掐死他了。

“那个男子呢？”他问，“他们的取样，有六秒钟的长度吗？”

“有，他们取到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幕僚长说，刚刚被国家情报总监斥责的阴影还在，“但是比对之后没有符合的，连接近的群组都找不到，英语或阿拉伯语都没有。报告这里说：‘任何情报或执法单位的数据库都完全没有。’”

这个发展让“低语死神”很害怕。他没告诉总统或其他人，但全世界任何情报单位都无法应付的，就是一张白纸。一个没有过去历史、没有形状、没有记录的人，你要怎么着手调查？“低语死神”这辈子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人—至少没碰到过真正的—也从来不想碰上。

其他人注意到他一脸严肃又焦虑，于是一时之间，大家都尴尬地沉默下来，知道他们的幸运没有回头。

总统是第一个振作起来的，他拿出了众人需要的领导风范，告诉在场的人，说尽管讨论了这几个小时，大家感觉挫败又失望，但有件事还是不变：土耳其南部有个女人知道那个男子的身份，还跟他讲过话。她给了他一些讯息，而且这些讯息似乎很重要。否则当时他正忙着在测试一种他合成的病毒—这个成就很了不起—何必费事打电话给她？而且不止打一次，而是两次。这个人很聪明，有办法改造一种致命病毒的基因，那么他一定也料到打电话有被窃听的风险。那为什么还是要打电话？什么事这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是谁？

“所以……我们该去土耳其查，”他下了结论，“怎么安排？”

当然，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国务卿—“低语死神”心里开始把这三个人称之为“三人帮”—全都支持派第五军团和地中海舰队过去，突袭抢滩。在他们心中，十万个探员还不够。总统赶紧安抚他们。

“我们对这个女人的数据还不清楚。要是贸然攻击，派出大批人跑去，她会吓坏了，赶紧跑到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随便哪个，总之躲起来，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她了。”

他相信，如果派大量的人马过去，加上各情报部门间无可避免的内斗，到头来会完全破坏整个行动。他觉得，最后还是得靠传统的谍报工作，才能逮到这个人。“你怎么看，‘低语死神’？”

“一点都没错。任何行动都是这样，用的人数愈多，效率就愈差。”他说，准备好必要的话，就跟三人帮开战。“这种工作是间谍的专长，反正，至少最顶尖的间谍很在行。我们派个探路人过去，如果他够厉害，再加上一点运气，就会查出够多线索，帮我们其他人带路。”

三人帮没吭声，大概还在梦想大规模轰炸行动，还有《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的开场戏。“要派谁去？”总统问。

“我不知道，”“低语死神”回答，这正是总统这么尊敬他的原因：他是华盛顿极少数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事的人。“我回去研究一下，再跟你报告。”

他们脑袋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只派一个人，独自在陌生的国家探路。这个人一定得胆子很大，而且经验丰富才行。

椭圆办公室里的六个人决定，接下来他们也没什么事可做，只能先等这个人选确定再说。“低语死神”站起来，动作利落地伸手，拿起幕僚长放在茶几上的那份梯队系统的报告—他不希望这份报告有外泄之虞。大家走向门口时，总统忽然想到，又叫住了“低语死神”：“刚刚说那个女人在土耳其，到底是土耳其的哪里？”

“低语死神”翻阅着梯队系统的报告。“一个叫穆拉的省，”他回答，“那个小城叫博德鲁姆。”

50

“低语死神”没洗澡，没吃饭，也没休息。他在车上先打了电话，下令立刻把所有关于土耳其南部的政府档案找出来，全都下载到他办公室的计算机里。他想先尽量了解那个地区，再来想想要找哪个单位、派哪个间谍去担任探路人。

因此，他从白宫回来后，一整个早上就关在他的大办公室里，窗帘紧闭，门也关上，专心盯着计算机屏幕看。

他才刚看完一份关于土耳其当前政治情势的国务院报告—又是十页的苦刑，他心想—然后拿起一份薄薄的档案，之前发到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

这份文件是一位纽约市警局的凶案组警探发出的，里头要求该大使馆协助提供过去六个月申请土耳其签证的美国女性公民。当时“低语死神”不知道，但班·布瑞德利已经想出了这个好点子：他要查的女性嫌犯有个土耳其的电话号码，又有一份以古罗马遗迹风景为主题的昂贵月历，那么她可能考虑要去土耳其。

“低语死神”看到那份文件是有关一桩谋杀案，发生在纽约一家叫东城旅店的旅馆—从警方犯罪报告所附上的那几张模糊照片看，这种旅馆不会是他想住的，于是他就打算把档案放到一边去了。

然后他停下来。年轻时他负责分析苏联军事设施的间谍照片时，就训练出注意细节的眼力，一直保持至今。出于习惯，碰到任何照片，他总是会特别留意背景，这会儿他就看着一个犯罪现场阴影处，那里有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男子。

“低语死神”认识他。即使在那张照片里，他也好像是局外人，只是旁观着—他大概有半辈子都是这样。

“低语死神”瞪着我的影像好久，思索着，然后按了桌上的一个按钮，叫他的特别助理进来。那位助理年近三十，是个衣着体面、胸怀大志的年轻男子，他几乎马上就进来了。

“我要你去找一个人，”“低语死神”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现在用什么名字，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自称是斯科特·莫道克。”

那位特别助理看着推过桌面，背景里的那张脸被仔细圈出来。“他是谁？”他问。

“几年前，他是‘蓝骑士’。他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情报人员。”

那个特别助理露出微笑。“我还以为最优秀的是你。”

“我本来也这样以为，”“低语死神”说，“直到我认识他。”

51

人群开始提早到达，拥入纽约大学校园里最大的礼堂。坦白说，我还以为大概装不下这么多人。班·布瑞德利计划已久的讨论会—为调查人员及其支持的技术人员们所办的世界级论坛—就要展开了，今天是第一天。

这些人员来自二十个不同的国家，其中甚至还有两个人是波斯尼亚市警局派来的代表，他们不会讲英语，但说服了上面的决策者说他们应该参加。根据各方说法，他们在纽约玩得很开心，而且一早他们边喝着咖啡，还一边跟布瑞德利沟通，说他们支持这个论坛以后每年都举办，还建议下回地点改在拉斯维加斯。

布瑞德利首先致欢迎词，叙述他自己在“9·11”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包括那位轮椅人士的困境，但省略了有关他救了那个人的部分。致辞完毕后，他获得一轮热烈的掌声。接下来他说，他要介绍一位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同业，这个人曾经协助裘得·盖瑞特进行过许多调查。换句话说，就该我上场了。

多亏“战斗小子”和他所窜改的数据库，我现在又是彼得·坎波了。我之前去他古代日本风格的家里，拜托他帮我制造新身份，还问他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能否设法让这个新身份令人信服。

他点点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人们会相信他们在数据库里所看到的。他们从来没搞懂网络上最重要的法则—计算机不会撒谎，但撒谎的人会操纵计算机。”

我大笑。“所以你才这么厉害—因为你是镀金的骗子？”

“某种程度上吧。我想我相信另类的真实。你看我住的这里，就是一个另类的真实世界。我想这些另类的真实，都只是一个个大谎言。”他说。

“有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战斗小子”继续说，“但是要比真功夫的话，我比你那些联邦调查局的朋友，或是任何情报部门的家伙都要厉害。你要晓得，对他们来说，另类真实或网络空间，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我因为块头大又没有吸引力，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反正我也不太喜欢真实世界。”他指着那一排排硬盘，“这就是我的生活。”

“好笑了，”我回答，“我从来不觉得你块头大或没有吸引力。我一直把你想成是日本人。”

从他脸上的表情，我看得出我这些话对他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不过你说你比其他人都厉害，”我继续说，“这点大概没说错。坦白告诉你，如果我被逼到绝境，需要计算机方面的帮助，我会找的人就是你。”

他大笑，喝完他那杯茶。“要不要开始了？”

等到我离开时，彼得·坎波是个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接着进入哈佛医学院，然后花了几年协助盖瑞特进行研究。按照我稍早计划的，我说我发现盖瑞特那本了不起著作的手稿，而因为我可以查阅他那些记录得一丝不苟的档案，出版社就要求我来编这本书。因此，我对于他所有的案子无所不知，就好像是我自己去调查过的一样。

于是，我就以彼得·坎波的身份站在众多同业面前，一开始很紧张，但很快就进入状态。我谈到盖瑞特生性孤僻，我是他少数的朋友之一，而且基本上，他过着双重生活：尽管大家知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但他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替我含糊地称之为“情报圈”的各个单位工作。

接着我谈到一些他的这类调查，都是在书中仔细叙述过的。等到我觉得挑起了听众的兴趣，就拿这些案子让大家讨论并发问。整个礼堂热闹起来。我必须说，我开始有点乐在其中了—站在讲台上，听着你的同辈们攻击、分析、赞美你，真的很诡异。有点像是在读自己的讣闻。

有个穿着松石绿衬衫的女人坐在前排，她带头攻击：拆解证据、分析动机、提出尖锐的问题。她很聪明，那张脸还更有吸引力，没有烫染的头发，高高的颧骨，那双眼睛似乎总是带着笑。中间有一度她说：“我注意到他在书里写到几件事—我想他不是很喜欢女人，对吧？”

她是从哪里得来这样的印象？我自认喜欢女人啊。“正好相反，”我告诉她，“而且他偶尔出外时，女人似乎觉得他很有魅力，而且非常性感—我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她几乎没眨眼。“有魅力，聪明—而且还性感？老天，我真希望能认识他！”她说，引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我朝她咧嘴笑了，心中明白，我花了这么多个月想回头当个普通人，或许还是有点成效，我甚至期望今天稍晚些，可能会找个机会跟她聊聊，跟她要电话号码。

同时，我换了个话题。我说有一个案子，如果裘得还活着，大概会觉得是他碰到过最有趣的。我告诉大家有关世贸双塔垮下那天，在东城旅店发生的那桩谋杀案。

“班·布瑞德利稍早谈到那位坐轮椅的男子，”我说，“但他没告诉你们的是，就是他带领着其他几个人，把那个轮椅男搬下楼的。”

礼堂里有片刻震惊的沉默，然后是一波向他致敬的掌声。班和坐在隔壁的玛西惊讶地看着我。在此之前，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晓得了班的英勇事迹，但我想他们接着就明白，我之所以答应演讲的原因了。

“他根本不是信了上帝。”玛西假装惊讶地跟班说。

“是啊，我们早该晓得他会发现真相的—他是个太厉害的调查人员。”布瑞德利自责地说，然后站起来向大家致意。

掌声停止后，我继续说：“但那一天充满了不寻常的事件。班的事迹只是其中之一。那天上午稍早，一个年轻女人上班迟到了。她走近世贸中心时，看到第一架飞机撞上，然后明白，全世界都会以为她已经到了办公室，以为她死了。”

不到一分钟内，布瑞德利又被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把我的推论告诉过他，这时候他抬起双手，好像是在说，接下来要推到哪里去？

于是我告诉他—以及其他听众。“那个因为迟到而捡回一条命的女人，她想要杀掉某个人，现在她有了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她死了。

“于是她走过充满混乱和恐惧的下城，直到她找到一个可以隐姓埋名住下来、不会有人发现她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东城旅店。

“从此，只要她出门，都会故意伪装，遮掩自己原来的面貌。有回她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教材—也许是有关如何杀人并脱身的最佳作品。我们都知道那本书—就是裘得·盖瑞特的著作。”

这番话引起一阵骚动，有些人还猛地吸了口气。布瑞德利跟我目光交会，他无声地拍拍手—没错，他的意思是，那本书写得很棒。

“有一天，她邀请一个女人—很年轻，大概也很有吸引力—到东城旅店。”我说。

“一点药物，一点性爱。然后她杀了这个约会对象—可以说，完全照着那本书做。然后，她就消失了。

“等到纽约市警局的人来到现场，他们发现被害人没有脸、没有指纹、没有牙齿。所以无法查出被害人的身份，凶手也不会有人查得到，因为她名义上已经死了。这桩谋杀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人是谁？动机是什么？这桩犯罪的意义是什么？”

我暂停一下，看了一圈。大家无言地摇着头，佩服这桩谋杀案。“没错，”我说，“这个案子的确很厉害。裘得形容这种案子，叫作‘完美’。”

大家笑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纷纷有了想法，开始热烈谈了起来。但我几乎都没听见，因为我看到三名男子从礼堂后头进来，默默坐在最后一排。

因此，当那个穿着松石绿衬衫的迷人女子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时，我几乎没留意。尽管几个星期后，我想起了她说过的话，但还是很自责当时我没多注意。

我唯一能找的借口，就是我了解谍报世界，也知道坐在后排那三个男子来做什么。他们是来找我的。

第三部

01

原生于澳大利亚的漏斗形蜘蛛，几乎可以确定是全世界最毒的蜘蛛—比巴西游走蛛还毒，而且还真的很凶。

很久以前，我调查过一个案子，是用漏斗形蜘蛛的神经毒素杀掉一个在罗马尼亚的美国工程师，也是我们情报单位在当地的重要线人。我调查中找到一位生物学家，他让我看了一只黑色成年漏斗形蜘蛛—是悉尼漏斗形蜘蛛的雄蛛，最毒也最具有攻击性的。

我跟你保证，就算你之前从没看过蜘蛛—就算你根本不晓得那是蛛形纲的生物，只要看到漏斗形蜘蛛一眼，你也晓得这种生物很致命。情报世界里也有些男人或少数女人就像漏斗形蜘蛛。你立刻感觉到他们没有大部分人的那种人性。当初我乐意离开那个黑暗世界，宁可回到外头的阳光下碰运气，那类人也是原因之一。

那三名坐在礼堂后排、一直等到演讲结束的，就是这类人。一等到听众鱼贯走出礼堂要去吃午餐，礼堂前方只剩我、布瑞德利，还有那两个坐在音响控制面板附近几乎全程都在睡觉的波斯尼亚人，那三名男子立刻走向我们。

布瑞德利稍早就看到他们了。“你认识他们吗？”

“算是吧。”我回答。

“他们是谁啊？”

“最好别问。”

布瑞德利立刻看出他们是危险人物，也当然不喜欢他们出现的方式。但我一手放在他手臂上。“你最好离开吧。”我低声说。

他不肯。我是他的工作伙伴，而且如果那些人来找麻烦，他希望能帮我。但我知道那三个危险相貌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因为派他们来的人想传达一个讯息给我：这事情没得商量，照他们说的话去做就是了。“你离开吧，班。”我又说一次。

布瑞德利回头看了一眼，不情愿地朝门口走去。那三名男子来到我面前站住了。

“斯科特·莫道克？”最高的那个问我，他显然是三人中的领袖。

斯科特·莫道克，我心想—原来这些人知道我那么久以前的名字。“是的，这个名字也没错。”我回答。

“你准备好了吗，莫道克先生？”

我弯腰拿起我精致的皮革公文包—是我刚回到纽约时买给自己的，当时我还误以为从此可以抛开以前的一切。

问那些人要去哪里也没意义，我知道他们不会告诉我实话，而我还没准备好要听那些谎言。我想我有资格再多享受一阵子阳光。

02

他们开车先载我到东河边，那里的停机坪有一辆直升机正在待命，我们飞到新泽西州的一座机场，换搭一辆喷气式专机。

日落前一个小时，我看到华盛顿那些纪念碑衬着黑暗天空的剪影。我们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有三辆越野休旅车等着我们，开车的男子都穿着西装。我猜想他们是联邦调查局或特勤人员，但我猜错了—他们所属单位的层级要高多了。

第一辆车的驾驶者打开了车上的警示闪灯，我们顺利穿过打结的车阵。我们在等17街转弯，抵达旧行政大楼，经过一个安保检查处，走下一道斜坡，进入停车场。

那三个蜘蛛男就送到这里，把我交给四名西装男子。接着被带着穿过一个接待区，走过一条没有窗子的走廊，进入电梯。电梯只能向下，出来后的地下区域有武装警卫看守。我不必掏出口袋里的东西—那里有个全身扫描式的X光机，什么都看得到，无论是金属物质或是我的身体，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扫描之后，我们上了一辆高尔夫球车，驶过一连串宽阔的走廊。尽管我茫然不知方向，但最奇怪的不是这点，而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在看我，好像他们都被交代了要别开目光。

接着我们搭上另一座电梯，这回往上爬升了大约六层楼，然后那四个西装男子把我交给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穿着比较考究，一头泛灰的头发。“麻烦请跟我来，杰克逊先生。”他说。

我不姓杰克逊，在我用过的诸多化名中，从来没有杰克逊。然后我明白，我是个鬼魂，是个阴影，不存在也没有名字。如果我之前不知道这有多严重，现在我知道了。

灰发男子带我经过一个没有窗子的工作站区域，再一次，没有人朝我们看上一眼。我们经过一个小厨房，进入一间豪华得多的办公室。终于，这里头有些窗子了，但窗外的昏暗，加上玻璃所造成的变形效果（我想那是防弹玻璃），因而我无法判断我们身在何处。

灰发男子朝他领口的麦克风低声说了些话，等到回答后，便打开一扇门。他示意我往前，于是我走进去。

03

白宫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比电视上看起来小得多。但另一方面，总统的块头则似乎大得多。

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外套脱掉了，双眼底下有沉重的黑眼圈，他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跟我们握了手，示意我一起移到角落的沙发。我转过身去，看到还有其他人：一名男子坐在昏暗中。当然我早该猜到了—就是他派了那四个蜘蛛男去找我，以确保我明白这回的召唤是没得商量的。

“你好，斯科特。”他说。

“你好，‘低语死神’。”我回答。

以前我们见过几次。他比我年长二十岁，当年他一路高升到情报圈高层时，我是“空降师”里面迅速窜起的明星。然后世贸双塔垮下，我辞职离开。大家说那天下午—直到9月11日的晚上—他写了一份很长的惊人报告，分析了整个美国情报圈及其各方面的失败。

尽管我认得的人都没阅读过，但显然那份报告对于很多人的工作表现评估（包括他自己）都很严厉，而且对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批评非常无情，因而他把报告交给总统和四名国会领袖之后，他的前途也毫无希望。身为情报圈的一分子，他一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等于是扼杀了自己在这一行的未来。

然而，随着全面性的大灾难情势愈来愈明显，当时的总统判定他是唯一不顾一切说实话、而非掩盖自己过错的人。“化愤怒为力量，争取胜利”应该是他的座右铭，不到一年，他就被总统点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

以往专业上接触时，我们并不太喜欢对方，但向来对彼此有一种谨慎的欣赏，就像是大白鲨面对河口鳄。“我们有个小麻烦，”大家坐下来时，他开口说，“是有关天花的。”

现在我成了第十个知情的人了。

总统坐在我右边，我感觉他在观察我，想评估我的反应。“低语死神”也是。但我毫无反应，至少一般感觉上是如此。没错，我觉得绝望，但并不惊讶。我唯一真正想到的，就是我曾在柏林见过一次的一名男子，但眼前似乎不太适合提起，于是我只是点点头。“继续说吧。”我说。

“看起来是有一个阿拉伯人，”死神说。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阿拉伯人。”总统插嘴。

“总统说得没错，”“低语死神”承认，“他有可能是想误导我们。姑且说，有个人在阿富汗、会说一些阿拉伯语的男子，他合成了天花病毒。在过去几天，他把病毒用在人类身上测试—算是临床实验吧。”

他们再度观察着我的反应。我耸耸肩—我想既然费事合成了病毒，大概就会想测试一下。“成功了吗？”我问。

“当然成功了！我们会在这里，可不会是因为测试失败。”“低语死神”说，被我一副淡定的模样搞得很火大。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要拉高嗓门了，但结果没有。

“而且，显然他对这种病毒进行了基因改造，可以突破疫苗。”他又补充。

总统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看到我依然保持沉默，他摇摇头略带微笑地说：“我想，你有一点很特别—你不会轻易被吓到。”

我谢谢他，迎视他的目光。你很难不喜欢他。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跟一般政治人物很不一样。

“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低语死神”拿起一个活页夹，给了我一份梯队系统的报告。我开始阅读，发现上头没有涂黑或割掉的地方—这是一份原始的、没有审查过的情报，于是我明白他们有多么恐慌。回想起来，从那天下午直到夜里，我想他们真心相信整个国家就要全部完蛋了。

“两通电话，”我放下报告时，“低语死神”说，“相隔三天。”

“是啊，”我回答，思索着，“阿富汗那名男子打了第一通电话。打到土耳其的一个公用电话，一个女人等在那边接听了。她那份加密讯息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她早就知道他会打来。她是怎么知道的？”

“事先安排好，”“低语死神”说，“你也知道怎么回事。约好特定的一天，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他会打去……”

“从兴都库什山里？正当他在测试一种威力很强的生化恐怖武器？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不可能冒险的。我想比较可能是发生了某件事，她急着要跟他谈。

“这表示，”我继续说，“她有个办法可以通知他，请他务必打给她。”

总统和“低语死神”都没吭声，思索着。

“好吧，”总统说，“她联络了他。为什么梯队系统没听到？”

“可能性有很多，”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在搜寻范围外，有可能是好几天前打到一个未知的手机，也有可能是派人送信。但要我猜的话，是在一个冷门网络论坛上，发一个看似不重要的讯息。”

“很合理，”“低语死神”说，“那名男子会收到一份自动化的文字通知，跟他说哪里有个新讯息或什么的。”

“没错，然后他一看到这份通知，就晓得真正的意思，是要打电话给她。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赶紧打，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电话打。

“他听了她编码过的讯息，里头给了他某种信息。同时也告诉他三天后再打来。他照做了，那就是第二通电话。”

“两通电话，还有某种我们无法查出的通知或讯息，”总统说，“这样的数据并不多，但我们也只能查到这些了。”

他直直看着我。“‘低语死神’说要派人去土耳其，找出那个女人，你是最佳人选。”

“一个人吗？”我问，不置可否。

“是的。”“低语死神”说。

很合理，我心想。换作我也会派一个探路人︰一个有伪装身份的人，可以在暗巷里摸清状况；一个先空降到当地的人，为后续的攻击部队先探路。我也知道大部分探路人通常都会早死。

“那土耳其的情报单位呢？”我问，“他们会帮忙吗？”

“或许帮他们自己吧，”“低语死神”说，“他们获得的任何信息，大概一个小时内就会泄漏—更可能是卖掉—搞得半个世界都知道。”

“低语死神”说他希望有个人“单独”过去，那就真的是一个人。我沉默思索着土耳其，还有许多其他事情。

“你好像不太热衷，”最后总统终于说，看着我脸上的焦虑，“你的答复是什么？”

电话响了，而我猜想，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这么严重，那么会接进来的电话一定很重要，大概是朝鲜刚发射了核武器，破坏了完美的一天。

总统去接电话时背对着我们，好保持一些隐私。此时“低语死神”打开他的手机检查他的短信。我看着窗外—能从椭圆办公室往外看，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但老实说，我什么都没看进眼里。

因为我满心想着破灭的梦想，想着自己想回到正常生活，想着纽约一个迷人女子，我永远不会晓得她的电话号码了。我想着7月4日独立日，想着在海滩上度假，想着这一切都好容易灰飞烟灭。但我想得最多的是，情报世界永远不会放过你—它始终在暗处等着，随时伺机就要把它的子女抓回去。

然后一种对前景的不祥之感攫住我，我看到某个画面，清晰得就像是玻璃窗外。我正驾着一艘船帆补丁的老游艇，强风吹袭过一片异国大海，黑暗中只有头顶的星星指路。四下一片静寂，静得像是在尖叫，我看到自己和那艘船变得更小。看着自己消失在黑暗的无边水域中，我好害怕，深入骨髓里、像是世界末日般的害怕。

多年身处危难险境中，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想象或感觉。不必有哈佛心理学博士学位也知道，我看到的是死亡画面。

我抖得很厉害，听到总统挂上电话，转过来面对我。“现在你该告诉我们了，”他说，“你要去土耳其吗？

“什么时候去？”我回答。没有必要争论，没有必要抱怨。不管有没有凶恶的预兆，人生自有办法逼死我们。你可以站起来反抗，也可以什么事都不做。

“明天一早，”“低语死神”说，“你要在极度保密的状况下过去。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你的身份和真正的任务。”

“我们需要一个代号，用来称呼你的，”总统问，“你喜欢用什么？”

那艘游艇和海洋的画面，一定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一个词不自觉地冒出我的嘴巴。“朝圣者。”我低声回答。

“低语死神”和总统互看一眼，看对方是否有反对的意思。“我没问题。”“低语死神”说。

“好吧，好像很适合，”总统回答，“那就用这个了—‘朝圣者’。”

04

我离开白宫时已经很晚，路上的车辆减少许多。“低语死神”和我坐公务车的后座，开向市区的另一头。这位国家情报总监的气色坏透了，看起来就是很久没休息的样子，而且连续二十二个小时处于危机中，他的脸惨白得就像墓碑。

更糟的是，这一夜离结束还早得很。

由于知道我出差真正任务的只有三个人，而且我们都不想再增加人数，于是“低语死神”自告奋勇担任我的项目调度官。我会是他的外勤探员，由他负责“调度”我。而任何外勤人员和调度官之间，都会有无数细节要逐一确认，所以我以为要去他的办公室开始沟通。我们的计划是，让我在十二个小时内搭上民航客机前往土耳其。

稍早，总统临别时和我握手，还说要送我纪念品，问我要一张他的裱框照片，还是一套白宫高尔夫球。我不得不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是很有幽默感。然后“低语死神”留下来跟他私下讨论，我被请进一个空办公室跟那个灰发老男子在一起。五分钟后，“低语死神”重新出现，带我到白宫的地下停车场。为了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我们走楼梯下去，才走了十来步，“低语死神”就开始气喘吁吁。他体重过重，显然又很少运动。

我本来希望上了车以后可以跟他讨论我的掩护身份，但他低声指示司机，把隐私玻璃板升起后，就又去检查他手机里的短信，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个电子式的血压计。

他拉起袖子，把血压计的袖套包住上臂，开始充气。放气之后，他看着液晶小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我也看了。

“耶稣啊，”我说，“165，95。你会死掉的。”

“不，不，这样还不太糟，”他回答，“想象一下，要是我讲话像一般人声音那么大，这个数字会飙到多高。”

“低语死神”向来不擅长开玩笑，但我欣赏他的努力。他把血压计收起来，往后垮坐着。我猜想他需要休息几分钟，所以当他看着窗外开始说话时，我吓了一跳。

“明天是我的周年纪念，你知道—加入情报单位30周年了。30年，没有一天是平静的。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对吧？总是在跟某个人交战。”

我看得到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脸。他看起来好苍老，而且尽管装作不在意，但我想他很担心血压，也担心自己的身体还能再承受多少。

“三次婚姻，四个我不太了解的子女，”他继续说，“虽然比起很多人，这样的人生已经很值得了。可是你当然忍不住会想：我所做的这一切，真的有影响吗？

“你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他说，转过头来看着我，“这件事情办成了，五十年后，他们还是会在谈论‘朝圣者’的事迹。”

或许我缺了什么，但对我来说，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重要，所以我只是耸耸肩。

他又转头去看着窗外。“你不是装的吧？你真的不在乎，对吧？但我羡慕你，真希望自己年轻二十岁。我很想有一个机会，好让一切都值得。”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大卫。”我轻声说，“我免费送你。”他名叫大卫，但几乎没几个人记得了。“我都快吓死了。”

他轻声一笑。“那你隐藏得很好。我刚刚单独留下来跟总统谈，想问他觉得你怎么样。”

“我想也是。”

“他觉得你很厉害，说你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冷静的混蛋。”

“那他见过的人太少了，该多出去走走。”我说。

“不，”“低语死神”说，“之前我告诉你天花的事情时，就盯着你的脸看。或许这就是《圣经·启示录》里头说的世界末日—四名骑士爬上了马，要奔向目标—可是你没有露出任何情绪、任何恐慌，甚至也不惊讶。”

“说我不惊讶，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确不惊讶。”

不，不。任何人都会。

我心烦起来，被拖回我真的不想沾的这种生活，我憋了一肚子火。

“我并不惊讶，”我厉声说，“因为我不像其他所谓的华盛顿专家那样，我向来会认真听。”

“听什么？”他问。

我往前看，看到车子慢下来，前面车阵塞得很长。

“你去过柏林吗，大卫？”

“柏林？柏林跟这事情有什么关系？”

05

“低语死神”不知道我要扯到哪里去，但他决定配合。“去过，我1980年代待过柏林，就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前。”

当然，我应该记得的，当时他在中央情报局，是冷战时期最热门地点的分处主任，那里是当时间谍活动的全球首都。

“你还记得倍倍尔广场—主教堂前面那个大公共广场吗？”

“不，那是在东柏林。做我那个职位的人很少会爬过柏林围墙。”他微笑，我感觉他喜欢回忆那段时光，当时的敌人是苏联人，每个人都按照规矩来。

“我在这一行刚起步时，”我继续说，“被派驻到‘空降师’的柏林办公室。我就是从那儿到莫斯科，碰到了当时的‘蓝骑士’。”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意识到这件事我们从来没谈过。“那件事真要命，”他说，“而且就在莫斯科市中心。我老觉得那还真需要很大的勇气。”

“谢了。”我低声说，是真心的—出自他这样资历的人之口，那真是莫大的赞美。

“在那一切之前，”我说，“我星期天常常走到倍倍尔广场。不是为了去看那个主教堂，而是为了看那里的邪恶。”

“什么邪恶？”他说。

“1933年5月的一个晚上，纳粹带领着一群拿火把的暴民进入广场，劫掠广场旁腓特烈·威廉大学的图书馆，然后把犹太作者所写的书在广场上焚烧，旁边有四万人欢呼。

“很多年后，这片广场的地上嵌了一块玻璃，标示出当初焚书的地点。那是一扇窗，你凑上去看，就可以看到底下有个房间。房间是白色的，从地上到天花板是一排排书架。”

“一个空的图书馆？”“低语死神”说。

“没错，”我回答，“当初要是那些狂热分子赢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就会像那个空图书馆一样。”

“很好的纪念，”他说，点着头，“比什么雕像都要好。”

我看着挡风玻璃外，车阵开始动了起来。

“去过那个广场两三次之后，”我继续说，“我发现除了那个空的图书馆之外，广场上还有其他有趣的事情。有个眼睛濡湿的市政府老清洁工，每星期都会出现在那边扫地，但他是冒牌的。”

“你怎么晓得？”他问，专业的好奇心使然。

“他的掩护身份不太对劲。他扫得太认真了，灰色的工作服也有点太合身。

“总而言之，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要扫广场。他说他七十岁了，要找工作很困难，但他总得赚钱谋生—然后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就没再继续撒谎了。

“他坐下来，卷起一边袖子，让我看他手腕上七个褪色的号码刺青，他是犹太人。然后他指着广场上跟他年纪相仿的几群老人，都穿着星期天上教堂的西装，在附近的椅子上晒太阳。

“他告诉我，那些人是德国人—但就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他们根本没改变，只是输掉而已。他说，在他们心底，还在唱那些昔日的歌。

“他告诉我，他打扫广场，这样他们看到他，就会知道：一个犹太人幸存下来，整个种族就有生机，他们的族人将会持续。那个广场就是他的复仇。

“他小时候，那个广场就是他的游乐场—他说纳粹来的那一夜，他就在广场上。我本来不相信他—一个七岁的犹太小鬼在广场上做什么？

“然后他指着那所老大学，说他父亲是图书馆的馆长，当时他们全家人就住在他办公室后面的一户公寓里。

“焚书事件几年后，纳粹抓走了他们全家人。就像他说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总是一再发生—他们一开始是焚书，最后就会焚人。他们一家，父母加上五个小孩，最后只有他活下来。

“他在五年内换了三个集中营，全都是死亡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因为他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我就问他学到了什么。

“他大笑，说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想法。死亡很可怕，受苦更惨；一如往常，大部分人都很混蛋—铁丝网的两边都是。

“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他从经验中学到一件事。他说他学到当几百万人—一整个政治制度里无数信上帝的公民—都说他们要杀掉你的时候，你务必要认真听进去。”

“低语死神”转过头来看着我。“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一直在认真听他们的话？”

“没错，”我回答，“我听到炸弹的引爆声，暴民的怒吼，所谓的领袖在大声疾呼，大卫—他们那儿某些地方仇恨的温度已经烧到冥王星了。我一直在认真倾听。”

“你不认为我们这些华盛顿的人也在听吗？”他愤慨地说。我曾经是顶尖间谍，我想他是认真在问我。

“或许你们的脑袋在听，但你们的勇气没在听。”

他转头望着车窗外。开始下雨了，他沉默许久，然后我开始好奇他的血压是不是又飙高了。

“我想你说得没错，”最后他终于说，“我想，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从来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但该死，他们现在引起我们注意了。”

车子驶入一道铁栅门，停在一个小警卫亭前。我们根本没去“低语死神”的办公室，而是来到了他家。

06

“低语死神”书房的窗帘紧闭，但过了几小时，透过一道窄缝，我看到雨停了，一轮血红的月亮升上来。这是凶兆，我心想。

通常我太理性了，根本不会理会这类事情，但之前老帆船夜航大海的画面让我太震撼了。那就像是宇宙的一角被提起来，我看到了前方的那条路。其实不太算是路，我纠正自己—而是一条死巷。

幸好，眼前有太多工作占据我的心思。我们来到“低语死神”的家宅，是因为他知道，在任何间谍行动中，你自己这方永远是最危险的。因为流言、猜测、讲话不谨慎而失去的特务人员，要比任何其他原因都多。所以“低语死神”亲自直接指挥，根本不靠近他的办公室，也就不会有无可避免的闲言闲语了。

这栋大宅是他继承的遗产，他的父亲本来是个商业银行的银行家，后来从政成为参议员。这栋占地广大的美丽屋宅，曾一度属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夫人玛莎的一个亲戚所有，如今已名列国家史迹名录。我们的行动总部，就设在这栋房子的书房里。

多亏“低语死神”在政府里的职位，这栋大宅的通信几乎和白宫一样安全：长期都有反窃听和防止其他电子入侵手段的监控，而且这里的互联网联机，是属于政府的高度安全网络。

我们一进入书房，“低语死神”就脱掉西装外套，打开咖啡机，做了一连串深呼吸练习。他说这些练习有助于降低血压，但我不相信：这位老兵是要抖掉身上累积的锈痕，准备伸展一下他多年没用的肌肉了。大卫·詹姆斯·麦金利—失败的丈夫，缺席的父亲，国家情报总监，而且一个难过自己没能在历史上留名的男子—仿佛回到柏林般。他进入作战状态了。

他立刻打电话给他那些秘书、特别助理、副手们—总共有十二个人—安排他们待在大宅里的各个区域，其中最棒的就是，他们根本不晓得我就在屋里。

后勤部门安排好之后，“低语死神”和我就开始设法掌握一百万种细节。当你在土耳其—位于险恶地带的边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车程都不到一天—的南部追猎恐怖分子时，这类事情有可能决定你的生死。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过，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任务的真正性质：派出一个间谍深入敌阵。

每隔几分钟，“低语死神”就会到后勤办公室去拿档案或分派任务。很自然地，他的那些幕僚都感觉到自己在参与某件大事，所以他们的老板也开始留下一些聪明的线索。日后等到有关核反应器的新闻曝光时，这些跟调查最紧密相关的人就会立刻假设，他们之前所参与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想买核反应器的恐怖分子。大卫·麦金利不会信赖任何人，也难怪大家都说，他是那一代最优秀的项目调度官。

在木头镶板的书房里，我决定：最好的起点，就是博德鲁姆市中心的那些公用电话亭。以我们手上拥有的情报，大概也只能从那里开始。当然，土耳其电信公司不会有电话亭的可靠地图，所以“低语死神”和我决定，我得自己走路去搜寻那五平方英里的区域。

他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要他立刻通过电子邮件发了一张博德鲁姆市中心的卫星照片过来。我们等照片的时候，他去副手和助理们聚集的用餐室，叫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到中央情报局，吩咐要在六个小时内送一部智能型手机过来，里面有特别加强的数字相机。而且，这个相机必须跟手机内建的GPS系统密切结合。

我们的想法是，我会假装观光客在博德鲁姆市中心的老城区拍街景，用手机拍下每一个公用电话亭的高画质照片。然后那些照片会自动下载到地图上，这么一来，我就会有那个区域每个电话亭外观和确切地点的完整记录。

而这些记录中，会有一个电话亭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知道有个女人曾在两个特定日期的傍晚，进入这个电话亭，跟我们要抓到的那个男子讲过话。背景中有车声，所以这样就排除了任何行人徒步区的电话亭。背景中还有音乐声，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还在等国安局设法把音乐声分离出来、加强，然后辨识。

调查计划的焦点，就集中在电话亭。这样实在不多，一点都不多。如果拿一个病人当比喻，那这个病人就是接上呼吸器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就够了。我的旅程已经展开。

调查的第一步都准备好之后，“低语死神”和我开始商量我的掩护身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决定我要以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身份进入土耳其，表面上是要调查一桩发生在东城旅店的谋杀案。

这么一来，就有几个大问题要解决：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调查一桩纽约的凶杀案，又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介入？而且我不能就这样跑去，必须先经过土耳其政府的许可。此外，我们也很担心，即使一切顺利，那桩谋杀和博德鲁姆电话区域号码，两者间的关系看起来也相当薄弱。

然后我们碰上了一点好运气，或至少当时看起来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该那么天真的。

07

正当我们忙着加强我那个不牢靠的掩护身份时，“低语死神”接到一通客厅打来的内线电话。在那里是他的两个特别助理，两人的保密层级都很高，可以查到大部分的政府文件。

“低语死神”去找他们，几分钟后回来，拿着一份刚从国务院发出的档案。里头是十段简短、概略、令人沮丧的文字，叙述几天前有一位美国公民在博德鲁姆死亡。

一名年轻男子死了，但我不得不承认，虽然事情本身很悲惨，对我们来说却是好消息—这样的一桩死亡，联邦调查局想调查也是名正言顺的。

“低语死神”递给我那份档案，虽然死者的全名就列在最上端，但我没仔细看。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末几段：上头说，他的朋友和认识的人都喊他道奇。

“道奇？为什么叫道奇？”我问“低语死神”。

“因为道奇汽车，”他回答，“这家伙才二十八岁，继承了一家汽车公司—他的身家有十亿元。我猜想他的哥儿们可以喊他道奇，也可以喊他幸运。”

“没那么幸运。”我说，继续看下去。根据那份文件叙述，他和妻子住在博德鲁姆的崖顶豪宅之一“法国屋”，可能脚滑了，或是跳下去，或是被推下崖边，掉到一百英尺底下的岩石堆。搜救船只和潜水员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从汹涌的海浪中捞起他的尸体。

“我想他们不会举行开棺的葬礼吧。”“低语死神”说，此时我看了附上的照片，把档案放下。

没有证据，而且或许我倾向于寻找不存在的关联—我承认，我跟“低语死神”一样喜欢好的阴谋论—但我忍不住好奇，一张在东城旅店水管里发现的纸片，跟一个亿万富翁残破的尸体，两者之间不晓得会有什么关联。

“你觉得概率有多大？”我说着歪过头，“道奇和那个东城旅店被谋杀的女人，你觉得会有关联吗？”

我们在设法编出我的伪装身份时，“低语死神”已经读过那个东城旅店女子谋杀案的档案，他很有资格判断。

“几乎可以确定有关，不过我不在乎，”他回答，“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半个小时前，你这个伪装身份已经很像样，几可乱真了。现在我们有个亿万富翁美国人死因可疑。而且是个有着丰富社会关系的美国人—”

“你怎么知道他有着丰富社会关系？”

“那么有钱的家族，哪个不是？”

“可是他没有什么家人。报告上说，只有一个太太。”我故意刁难他，扮演找碴的角色，好确认每个角度都经得起考验。

“那又怎么样？他一定有些阿姨、姑姑、祖父母、律师，或是财产受托管理人。我会叫后勤办公室的人开始查，但他的身家有十亿元，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人对他的死因存疑。”

当然，他说得没错—我从小跟着比尔和格蕾丝长大，这点我很清楚。“好吧，所以有个财产受托人或律师，听说道奇死了。然后呢？”

“我会请国务院打电话给他。他们也说对于死因存疑，但得有某个有法律权限的人要求政府协助。比方律师或财产受托人—”

“对，这部分我相信。这个人有责任。”

“国务院建议他打电话给白宫，然后提出正式请求，”“低语死神”说，“幕僚长接到电话，说他明白了—那个财产受托人希望有个适当的调查。那是外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白宫会怎么做？”

“他们会去找联邦调查局，派一个特别探员去确认。”

“一点也没错，”“低语死神”说，“而且最棒的是这点—葛洛弗纳可以亲自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统，请他帮忙安排调查。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汽车大厂家族的名号，他出面请托就会很可信。”

我们两人都知道：那一刻，我确定要用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掩护身份了。“你想叫什么名字？”“低语死神”问。

“布洛迪·威尔森。”我回答。

“他是谁？”“低语死神”问。他知道例行程序—他得确定如果不久之后我遭到严厉盘查时，也不会搞混自己的名字。

“死了。他是我养父的帆船搭档，比尔说他这辈子见过掌握大三角帆最厉害的好手就是他。”忽然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忽然感觉被一股忧伤的大浪淹没。

但“低语死神”没注意，他忙着要做好项目调度官的分内工作。“好吧，你生于长岛，每个周末都驾船，出生日期跟你自己的一样，血缘最亲的在世亲属是你守寡的母亲，这样可以吗？”

我点点头，努力记住了。这些信息是正式证件上会出现的，中央情报局要在接下来几小时内做出一本破旧的、盖了很多章的护照。“低语死神”已经拿起电话，跟客厅、厨房、餐室的帮手们商讨，开始安排制作护照和其他一大堆细节，把这个假名转为真正的身份。

我利用这个空挡思考：到了土耳其，我得有个中间人，好用来跟“低语死神”沟通。我不能直接打电话给他—土耳其那边的监听系统，当然会对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有兴趣，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会监听我打的每一通电话。但如果我在调查道奇的死和东城旅店谋杀案两者间的关系，我就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打电话给负责这个案子的纽约市警局凶案组警探。

我的想法是，班·布瑞德利可以当我们的信箱—记下我们的暗号讯息，替我们两个人传话。于是一等“低语死神”讲完电话，我就跟他解释。他不太确定。

“再讲一次，这家伙叫什么名字？”他问。

“布瑞德利。班·布瑞德利。”我说。

“他值得信任吗？”

“低语死神”早就累到不行了，但当我告诉他有关世贸双塔以及布瑞德利救了轮椅男的事情，他的整张脸还是亮了起来。“他是爱国志士。”我说。

“六十七层楼？”“低语死神”回答，“他不是爱国志士，而是运动健将。”他拿起电话，安排联邦调查局去接他。

08

电话铃声响起时，布瑞德利正在睡觉。他让电话响两声后转到录音机，但当大门对讲机的铃声也被按响时，他觉得自己只好去接了。楼下大门前有个陌生的声音传来，叫他立刻去接他家那个该死的电话。

玛西站在旁边，布瑞德利拿起听筒，听到对方说一辆车在外头等他，他得立刻前往下城的联邦调查局总部。他想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电话那头的男子不肯说。

此时是凌晨两点，他穿上迪赛牛仔裤和长袖运动衫，被载到我几个月前去过的那栋乏味大楼的十一楼。一名夜班探员带他到一个空荡的隔音房间里，里头只有一张椅子和保密电话线路。然后那人离开了，把门锁上。电话铃响，布瑞德利接起来，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我的声音。

我告诉他时间紧迫，所以他得认真听。“我的名字是布洛迪·威尔森，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懂了吗？”我让班有时间思考一下，让他以自己的步调接受这件事。

我说，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去博德鲁姆，然后向他简报了一下道奇的死亡。他立刻问起这件事和东城旅店命案的关联，但是我打断他—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调查那件命案。我告诉他我会从土耳其打电话给他，他的责任就是仔细听我讲的一切，然后打下头这个十位数的电话给某人，转达我所说的。

“绝对不能把我的电话录音—任何情况都不行。只能用脑袋记，或者用笔写下来。”我说，口气严厉得没有必要，但我很担心。如果他用录音装置，土耳其的监听系统就会侦测到，这可就会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了。

“你可能会被要求传送讯息给我。步骤一样，好吗？这个十位数的电话是—”

我才念到一半，他就打断我。“这个号码错了，”他说。

“不，没错，”我不耐地说，我也累得像狗一样了。

“不可能没错，斯科特—我是说，布洛迪—没有这种区域号码。”

“有的。”

“不，我跟你说—”他想跟我争辩，但我阻止他。

“那是区域号码，班！只是大家不晓得而已，好吗？没有人晓得。”

“啊，”他说，然后我把号码念完。我没告诉他，但他现在有了美国情报总监高度保密的手机号码了，这号码只有五个人知道，其中一个是

总统。

现在，班也加入大人物的行列了，只是他还不晓得。

09

“低语死神”也用分机听着这通电话。等到我跟班讲完，他已经安排好一大堆细节，从机票和信用卡，到布洛迪·威尔森口袋里装的垃圾。

这些对象把我的名字转为可信的掩护身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部用了四年的笔记本电脑，里头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一个电子邮件软件和几百则电子邮件，公私都有，还有种种文件，以及过去案件的下载文件。

“你得在飞机上看这些，设法熟悉一下这些垃圾。”“低语死神”说。

“尤其是装了你家人照片的那个档案。你离婚了，不过有两个还是三个小孩—我记不清到底跟他们讲了几个。你以前办过的案子可以顺口捏造，但有关家人的部分当然不能乱说。我交代说你深爱你的孩子。”

“这些档案有没有加密过？”

“只有密码保护，而且密码很简单，他们很快就能破解。要是太难破解，恐怕就会引起怀疑了。”

“计算机里也装了iTunes，另外会给你一个MP3随身听。不过我警告你—调查局那些计算机宅男的音乐品味很可怕。”

“谢了—我大概得假扮成饶舌乐迷了。”我回答，然后听到几辆车子辗过碎石车道的声音，猜想是后勤办公室的人正要离开，他们的工作完成了。“什么时候会准备好？”我说。

“清晨六点。你的衣服、护照、笔记本电脑会送到这边的警卫室，警卫会帮你拿进厨房。”

他们已经安排好让我今晚住在他的客房，所以这表示我还可以睡两个小时，就得动身了。幸亏有肾上腺素，我心想。

“出租车7点前会来接你，”他说，“我安排你上飞机之前去见一个人，细节会在你的那些东西里。”

他那张脸像死人的，我们彼此都知道，我离开前他不可能还醒着。剩下就是说再见了。

他收走所有的笔记本和随身碟，丢进壁炉里，划了根火柴给烧了。我想这不是规定中销毁机密数据的适当程序，但至少那些火给了这个房间一种家的感觉，也驱走了我们对未来的寒意。

“真希望我能亲自送你离开，”他诚恳地说，“尤其你的任务这么困难。但我没办法。”

“不会有人送我走的。”我说。

“你说得没错，你只能靠自己了。”

我们目光交会，我以为他会跟我握手，祝我幸运，但结果没有。

“你不像我；你不像我认识的任何探员，斯科特。你的重量在于你的心。”他说。

我思索了一会儿。我的重量在于我的心？没人这么说过，但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你太敏感了，或许敏感得不太应该。”他说，“有些状况可能会让你非常难受。”

他转身拨着火。听这些话并不舒服，但他有权说—他是我的专案调度官。

“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一切都完蛋了，你很确定他们会折磨你，那么就不要等太久—按下退出键吧。”

“你的意思是，自杀？”

他没回答，至少不是直接的。“你去过阿富汗吗？”他问。

“没有。”我说。

“真幸运。我在喀布尔待过几年—两次。英国人早我们一百年去那里，不过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以前编出了一首歌：

当你受伤，被扔在阿富汗的平原上，

还有一些女人跑来，把你砍得遍体鳞伤，

赶快凑向你的步枪，轰烂你的脑袋，

拿出你的军人样，去见你的上苍。

他轻轻一耸肩，设法不要太认真。“所以呢，没错，就像那些英格兰军人说的，‘凑向你的步枪。’没有必要受苦，斯科特—拖延没有意义。”

此时我知道，毫无疑问，他已经调出了我数据库里面的档案，而且读过了。

10

那其实不太算是睡觉。躺在“低语死神”家客房里的床单上，失眠了两小时之后，天刚亮我就起床了。稍早我听到大宅后方的门开了，所以看到我新人生的虚构对象放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我并不惊讶。

我打开那个破旧的新秀丽行李箱—理论上是我过去几年私人旅行或公务出差用的—把其他东西放进去，然后回到卧室。

冲过澡后，我检查送来的那些衣服，很满意地发现大部分衣服上的标签都是纽约的店，显然负责准备衣服的人很内行。我挑了一套联邦调查局探员到异国出差时会穿的衣服。换句话说，就像去上班穿的衣服，只是没打领带而已。我检查了装信用卡的皮夹，放进外套口袋，然后翻看那本护照。

前一夜“低语死神”帮我在白墙前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到中央情报局位于兰利的总部。这会儿我看着旧护照里的那张照片，不得不承认那些技术人员的修图功夫真好。发型不一样，双眼周围的皱纹也少一点。照片里的人还是我，只不过年轻了五岁。

我又把所有东西检查了最后一次，将衣服和盥洗用品放进新秀丽行李箱，然后转向他们提供的随身行李袋。我放进去我的旅行文件、护照、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本他们让我在飞机上读到一半的书。我看了书的封面，露出微笑。

我猜想准备的人一定很认真思考过，想着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会在这趟长途飞行中阅读什么自娱，然后决定：一本调查科学的严肃著作是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我写的那本书。我承认自己很开心，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因为这表示我不必辛苦阅读一本小说，以防万一哪个入关的警卫会考我书中的内容。

在书上头，我放了一把包着枪套的贝瑞塔9毫米手枪—联邦调查局的制式佩枪—以及他们提供的一盒子弹。在机场安全检查时，我得先出示这把枪和子弹，还有我皮夹里那份“在所有状况下”持有武器的许可文件。

我悄悄关上门，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在黎明的昏暗天光中走出大宅。我经过警卫亭，里头的警卫只看了我一眼，就别开眼睛。出租车在电子栅门外等着，我把行李箱和手提行李袋丢到后座，自己也爬上车。

“低语死神”已经安排好，让出租车先载我去见一个人，但我已经决定要改变这个安排。我告诉司机开到联合车站，让我在租车公司外头下车。我想试试刚到手的护照、驾照、信用卡和其他布洛迪·威尔森皮夹里的东西。如果有人搞砸了，那么最好趁我还在华盛顿的时候就发现，免得到了伊斯坦布尔机场就惨了。

我在租车公司花了几分钟，把每样东西都用上一遍，然后上了租来的车，把我会面的地址输入导航系统，驶入早晨的车流中。

四十分钟后，我开进弗吉尼亚州一处养马场的栅门，沿着一条长长的车道往前，停在一栋美丽的农舍前。几乎立刻就有一名男子出来迎接我。他年纪八十出头，独自住在这片广大的田野间—他太太已经去世十年，以前养的马也早就没了—他很乐于花两个小时跟我谈谈他毕生的成就。

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曾经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病毒学家，他的团队很久以前曾策划了灭绝天花的行动。他接到的通知是说，有个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要进行一项生物武器威胁的分析。但真相是：“低语死神”要我尽量多了解有关天花病毒的知识，希望其中某些小细节或信息的片段，日后或许会成为关键。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但也可能只是他绝望至极的迹象，很难说。

这位老病毒学家从他的藏书中，拿出几本科学期刊和他研究的褪色笔记本。我在阅读他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问他是否曾有人快要研究出天花的解药了。

他大笑—是那种年纪大的老人常有的刺耳干笑。“天花病毒绝迹之后，科学界就失去兴趣了—所有的钱都拿去研究艾滋病了，因为那才有荣耀可言。

“不会有人奖励你去研究天花的解药，因为没有迫切的需要。没有解药就是因为没有研究。”他说。

“所以只要有半打自杀感染者，就会造成大灾难了。”我说。

他看着我的目光，好像觉得我疯了。“怎么了？”我问。

“人类带原者？”他说，“你的意思是这个吗？那告诉我，这些自杀感染者要怎么来到这里。搭着石制轮子的马车吗？”

“你的意思是什么？”我问。

“四千年前，赫梯人(Hittite)把染上瘟疫的人送到敌国的城市里。据我所知，那是最后一次有人在生化战争中使用人类带原者。”

他得了诺贝尔奖没错，但他的历史知识我听起来不太对。“不，各国政府研究的基本假设，都是有人被派到其他国家—”

他骷髅般的脑袋开始愤怒地摇晃。“那是因为各国政府什么都不懂，”他说，“就连英国军方，都能想出利用感染病毒的货物，去消灭美国原住民。他们可不是什么科学天才。”

“你的意思是毯子？”

“一点也没错，从天花病房拿出来的毯子。那是将近三百年前了，之后事情的变化很大。你都不看新闻的吗？每星期总有一些报道，说一些宠物食品因为被污染而回收，或是仿冒的牙膏在海关被查获，或是进口婴儿食品里头有三聚氰胺。这些都还是意外。想想如果是故意的，那会有多容易。”

他抬头看我是不是懂他的意思。我有个感觉，这些话他说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听过。

“继续吧。”我说。

他的声音更低了，但不是因为疲倦或年老，而是因为无奈而屈服。“你知道，这个国家什么都外包。现在我们还会自己制造什么吗？这么依赖进口品，那就没有保障了。没有真正的保障。谁还要费事找带原者啊？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是科学家。我告诉你，不必担心带原者。真正危险的是污染。找个很平常的东西，从海外把你的病原体运到美国来，那就是新版本的毯子。现代化的、聪明的敌人，就会这么做。”

他一手抚过全秃的脑袋。“我老了，也累了，但这种事会发生的，而且就会照我刚刚解释过的方式发生。一个叫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作家曾说：‘早晚我们全都得坐下来，面对种种后果所组成的一场盛宴。’”

“他说得没错—所以我说，拉把椅子，拿把叉子，该是我们把这些苦果吃下去的时候了。”

11

我抵达那个养马农场时，还怀抱信心。我相信摇滚乐，相信西方的梦想和人人生而平等。但我最相信的，就是对一个阿拉伯人逃犯所撒下的跨国捕猎网，还有在每道边境关卡的体温监测，可以让那颗手榴弹不被引爆。

等到我离开农场时，我还是相信摇滚乐，但其他就不太相信了。那个皮肤半透明、态度很不耐烦的老人让我相信，他所谓“现代化的、聪明的敌人”，绝对不会被我们寻常的围捕方式抓到，也不会有任何自杀的带原者。

我开车驶离那条树木夹道的车道、前往华盛顿的国家机场时，心中明白我们在追捕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犯罪分子。我看到了未来，明白狂热信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后出现的，是一个新的世代，而那个有天花病毒的男子—受过高等教育、对于科技非常熟悉—大概就是第一个。那些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和劫机撞向大楼的恐怖分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拨接上网一样过时。这个人用的是宽带上网。而如果他是独行侠？如果他是一个人做出这一切？那就是更惊人的成就了。

没有人喜欢碰上实力相当的对手，尤其是一个千挑百选、历经种种训练的顶尖情报员。但当我抵达机场时，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自己恐怕碰上对手了。而我不得不说，接下来几个星期，当撒拉森和我迂回着逼近对方时，这种感觉一直挥之不去。他以往曾选择过要从事的任何领域，全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怀着凝重的心情，还掉那辆租来的车，通过机场安全检查，上了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飞机。到了那里，我叫了辆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现在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了，所以就按照一般纽约工作站的探员一样—然后不到二十分钟内，登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班机。

接下来六个小时，我埋首在笔记本电脑中，阅读那些构成布洛迪·威尔森一生骨架的电子邮件、照片、案件笔记。直到我为这些骨架加上血肉—给我的“子女”取了名字，帮他们指定了即使我在危机状况下也不会忘记的生日。还听了音乐播放器里那些可怕的音乐—我才关上计算机，把椅子往后倾斜。

我不打算睡觉，而是要思考一下心里头惦记的另一件事情：我档案里面记录的事。

12

我见过有人吓得排便失禁，也见过有人濒死前勃起。但害怕到两种状况都出现的，我只见过一个。

那是一名囚犯，关在中央情报局位于坤戎的黑牢，隐藏在泰缅边境一处没有法律的丛林内。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我年轻时去过那里，因为当时有一名狱中警卫的死因可疑，而且以那所监狱内所施行的暗黑技艺性质，以及狱中囚犯的高度价值，任何不寻常的死亡都必须经过调查。而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尽管当时我非常生涩、没有经验。

那名死亡的警卫是个拉脱维亚裔的美国人，大家喊他“冒烟乔”。他是个讨厌鬼，就是那种会因为你没敬礼就打断你的手臂、再把你撞倒的人。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漂浮在一条汹涌河川的旋涡中，而尽管有人费了很多事，让他看起来像是从破烂的绳索步桥掉下去，但我不相信是这么回事。

我从监狱的工作人员挑了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审问人员，因为他的块头和“冒烟乔”差不多，而且我没告诉他原因，就叫他跟我到那条桥边。他的十来个同事和更多警卫跟着我们一起去，人人都以为我会说出自己的推测，解释当时事发的经过。但我没有，只是找了一条有弹性的长绳索，一端绑在那个审问人员的一边脚踝上（他怕在同事面前丢脸，于是几乎没有反抗），另一端绑在绳索桥的木梁上，然后叫他往下跳。

他跳了五次，有的是他主动跳，有的是我们模仿有人推他。很快地，我们就确定了两件事：第一，在这样的状况下，“冒烟乔”不可能在中途的那颗大石头上，留下我所发现的那抹血迹。第二，那个审问人员不太喜欢玩高空弹跳。

那抹血迹表示，“冒烟乔”一定是像一支标枪似的被扔下桥去，而且以他的块头，动手的一定有两个人。要缩小嫌犯的范围并不困难，因为会使用那座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监狱警卫，走这座桥去附近边境一个走私者营地买便宜的私酒；另一种是运送鸦片的人，为了躲避高速公路上的军方巡逻人员而走这座桥。我倾向于后者。

我带着六名附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特种部队军人，在那座绳索桥附近一处突出岩石的阴影下守了好几天。到了第四天，就在接近黄昏时，我们听到有个人走近了—是个强壮的男子，五官很像越南山地土著居民的原住民家族。他光着脚，打赤膊，一条长长的疤横过肋骨间，看起来大概是开山刀留下的。他肩上扛着一把M16突击步枪，背着一个脏兮兮的米老鼠背包。而背包里，无疑就是一块块用破布包着的二级鸦片砖，正要展开它们的旅程，前往美国和欧洲的街头。

他一嘴染了污渍的牙齿间吹着口哨，是一首艾尔顿·约翰的歌《鳄鱼摇滚》（Crocodile Rock），此时特种部队的人突然袭击他。那首歌卡在他的喉咙里，M16掉地，他没时间掏出开山刀，瞪着我的目光混合了蔑视与恨意。听了他油嘴滑舌两分钟，说他很少走这条小径，还有他一星期前人在清迈，我就知道他在撒谎。

我决定带他回到煤渣砖盖的监狱里，心想把他关进一个热死人的隔离囚室几天，或许会让他合作点。但中央情报局那些人另有想法，他们大部分人都很喜欢“冒烟乔”，因为只要一声吩咐，他就会很乐意出手揍囚犯。他们不想浪费时间问这个运毒人问题，也不想请示一个来自“空降师”的小伙子让他们接手审问。

他们决定使用自己手册上含糊称之为“进阶审问技巧”的手段，在监狱医院一个角落的大水泥浴缸里面装水。等到水快要满了，两名警卫才拖着那个运毒人进来，他眼睛被蒙住，手脚上了镣铐。

我几乎立刻就后悔了，真希望自己之前告诉那些中情局的家伙，说这是我的案子，要他们滚开不准插手。当然，你可以告诉自己，为了国家的利益，规则就不太一样了，但这件事实在跟国家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回顾起来，我想我是太胆怯了，或者只是想成为团队的一分子—专家会说，那是小集团的心理。无论是什么，让我很羞愧的是，我什么都没说。

那个运毒人的衣服被脱到只剩一件内裤，眼睛蒙着，完全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他们把他仰天绑在一条长木板上、抬离地板时，他已经接近恐慌状态了。

他们显然很熟悉这套技术，由四个人把木板抬到浴缸上，往后倾斜，于是运毒人的整个头部，除了嘴巴和鼻子之外，全都浸入水中。他想要挣扎，但徒劳无功，从他猛吸一口气的反应，显然那一刻他以为自己会再往下降而溺水。

另外两个审问人员站在浴缸两侧。一个用毛巾盖住运毒人的嘴巴和鼻子，按紧之后，另一个人就从一个大水桶里舀水，泼在那条毛巾上。

过了好一会儿，那些水才浸湿毛巾，然后直接流入运毒人倾斜的喉咙。水在他的气管里，加上水波打在他脸上的感觉，让他以为自己整个人被扔进水里而溺水了。他开始产生无法控制的呕吐反射，好阻止水进入肺部……

但他们继续泼水。溺水的感觉带来更大的恐慌，他的呕吐反射变成了一连串痉挛。水不断泼下来，直到他勃起，隔着他的内裤清晰可见，然后他在水里排便了。

那些中情局的人大笑，但是我瞪着他，觉得羞愧又丢脸，对每一次的痉挛感同身受，好像无助地被绑在木板上的人是我。有人说，爱最纯粹的形式就是同情，因为这种感情并不期待或要求回报。我不晓得自己那天对一个泰国运毒人所感觉到的是不是同情，但我可以确定自己从没见过那样的恐惧。我唯一想得到的是，他大概比大部分人都要强壮。我干裂的嘴唇、狂跳的心脏、汗湿的身体都在告诉我，我连他一半的时间都撑不下去。我觉得好想吐。

那些中情局的人停手，把他脸上的毛巾拿开，但是蒙眼布没拿掉，问他要不要说实话。他痛苦得说不出话来，挣扎着吸气，痉挛的手试图挣脱束缚，什么话都没说。最资深的那个中情局人员下令把毛巾放回他脸上，继续。

此时我开口了。

“现在就停手，不然你们全都会被起诉。”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冷静而无情。他们看向我，打量着。然后我别无选择—眼前我非赢不可，否则接下来在这一行永远会被视为软弱之辈。

“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当成一件‘重大事件调查’来办。你们倒是跟我解释，这个家伙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克瑞默，你想先来吗？”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感觉上好像有一年之久，然后最资深的克瑞默叫他们拿开毛巾，解开蒙眼布。运毒人往上看着我，这个身上有开山刀伤疤的壮汉原先大概以为自己能忍受痛苦，所以看到此刻他感激的表情，那真是太惨了。“你准备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他。

他点头，双手还是无法停止颤抖—他们击溃他了，这点很确定。多年后，当中央情报局对“基地”组织的军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采取这种水刑时，他撑了两分半钟，创下新的世界纪录。眼前这个运毒人撑了二十九秒，大约是一般的平均值。

他从木板上被解开来，瘫倒在地上，然后告诉我们，他当时跟一对兄弟在那座桥上。那两兄弟在高山间有一个鸦片炼制所，他们决定把“冒烟乔”当成人形标枪扔到桥下。那个运毒人说他只是在旁边看，从头到尾都没碰“冒烟乔”，我感觉他说的是实话。

他解释说，“冒烟乔”长期勒索过桥的运毒人，赚了不少钱：他把这条破烂的便桥变成了泰国的第一个收费站。一开始他只会在每块鸦片砖上刮一道线，然后把这些刮下来的碎屑拿去换成私酒，在监狱里卖钱。当然，他后来变得贪心，改成切下鸦片砖的边角—切太大块了，于是那两兄弟认定这条泰北的付费道路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我们找到答案了，尽管不必写重大事件报告，但我们都得把各自版本的案情报告交给上级。我很确定中央情报局的报告里说他们只使用合理的手段；而我的报告，当然，正好相反。这件事情应该就到此为止了—情报圈里谁会在乎一个泰国运毒人？只不过，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里，有一小部分是我无法争辩的。

克瑞默会叙述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恐惧，说我显然太同情那个被审讯的运毒人，因而全身僵硬、直冒冷汗。他甚至可能质疑我的勇气，也质疑我是否适合担任第一线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大概也是在说我的重量在于我的心。

“低语死神”从数据库里面调出我的档案时，一定看到了这份报告。我曾有很多年思索自己的弱点，我不得不说，“低语死神”临别时跟我说的话大概没错—对我来说，受苦没有必要，不如赶紧了断。

我望着窗外，看到宽阔的伊斯坦布尔海峡，还有伊斯坦布尔一座座壮丽清真寺的圆顶。飞机的机轮触地，在跑道上往前奔驰。我来到土耳其了。

13

老旧的喷气式客机轰然降落在另一座机场的柏油跑道上—这里是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撒拉森之前沿着横越阿富汗的高速公路到喀布尔，发现自己置身于地狱边缘：这个阿富汗城市已经被美国和联合国多国部队淹没了，还长期都有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威胁。

经过了一天的祈祷和不安的休息之后，他经由常见的入侵路径，南下到巴基斯坦国界，跟着大批旅客人潮过了边境，到了白沙瓦之后，再前往伊斯兰堡。

飞往贝鲁特的班机延后了—所有巴基斯坦起飞的班机全都延后了—但他不在乎。他很安全。之前在山上那个毁弃的小村里，他差点被那些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或随便哪里人抓到，万一那些人查出了他的身份，那么他在报到柜台递出护照的那一刻，就应该会被抓起来才对。

但结果没有，一切都很正常，柜台职员敷衍地看了一眼他的护照，再看看机票，无奈地跟他聊几句，等着他“给小费”，好确保他的托运行李会送到贝鲁特而不是莫斯科。他付了贿赂，朝登机门走去。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制服男子，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安保可言：一如寻常，有枪的人太多，有脑袋的人却太少。

他上了飞机，飞往贝鲁特，回到他位于艾尔米纳那个单调乏味的公寓，立刻开始工作。他几个月前就辞掉医院里的工作了，但在离职前，他又跑去医院里那个混乱的储藏室，带走了两套白色的生化防护衣和附带的空气调节器，以及他专程订购来、成箱装好、总计一万个小玻璃瓶，还有一本医院的正式发货单。

他把这些东西都存放在他的车库里，然后穿上防护服，接上氧气瓶，开始大量制造他的超级病毒。或许是因为他在兴都库什山所目睹的惊人结果，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专业技术愈来愈进步，总之这个过程比他预计的快了许多。

他把几个大型药剂储存罐改装成某种临时的生物反应器，然后一天接一天，忙着把那些致命病毒装进玻璃小瓶内，再用一个他专程买来的特殊机器封上橡胶瓶盖，然后储存在他从贝鲁特买来的二手工业冰箱内。

制造过程接近终点时，他休息一天，到贝鲁特去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了一部刚上市的手机。最近一部好莱坞电影里就出现了这部手机，年轻小孩似乎特别喜欢。他付了现金，又走了好几里路，买了一张可以用一年的预付电话卡。最后就是包装成礼物了。

下一个星期五，祈祷之后，他把那个礼物给了清真寺里面的一个教友—那是一名十来岁的少年，搬到艾尔米纳不久后就跟他相处融洽。那男孩让撒拉森想起这个年纪的自己—没有父亲，非常虔诚，而且满脑子都是炽热梦想。

那个男孩很穷，因而打开包装纸看到礼物时，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几乎不敢相信那是给他的。撒拉森解释说他即将离开艾尔米纳，要搬到欧洲，去寻找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活。这个手机就送给他当纪念，他唯一要求的回报，就是请这位少年帮他一个小忙。

“等我找到住的地方，我会打到你这部新手机，安排送一把钥匙过来，然后请你帮一个贝鲁特的快递人员打开我的车库，让他搬走一些箱子。你明白吗？”

少年点点头，重复说了一次他的指示，非常精确。他们的男人—即使是年轻人—对于朋友间义务的非常重视。撒拉森毫不怀疑，这个少年会切实履行他的要求。少年双眼含泪、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与了一桩阴谋，临别时张开双手，拥抱了他一直仰慕如父的撒拉森。

撒拉森离开了，没有回头。他已经跟那位贝鲁特的快递人员说好了—他的冷冻货车会每星期来医院两次，收送血液和药物。之前撒拉森跟那位快递人员说，他的车库里有几箱医药用品要搬到另一个城市，请对方等他的电话。

种种安排几乎完成时，撒拉森回到住处，进入车库。之前基因定序的机器、生化防护服、其他设备都已经敲碎，或是烧熔得无法辨识，然后用他的车子载到当地的垃圾场丢掉。他把那些封好的病毒装箱，贴上医院的发货单，同时在适当的地方标示了“过期疫苗”的字样。详细收件地址还得再等等—他自己现在也不知道—但等时机到了，他就可以打电话给那个少年，请他填上。

他把那些箱子放进冰箱，锁上车库，上楼到住处去。他满身大汗地把他真正在乎的其他少数东西—照片、纪念品，还有一些让他回忆起太太和儿子的小东西—放进一个条板箱内，打算放到他在贝鲁特租的一个储存柜里。快收拾完的时候，当地慈善机构的三名男子开着一辆小卡车来了，把他的单人床、书桌、其他家电搬上车运走。然后他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公寓里。

他回头看了那两个房间最后一眼—这几年过得很不错，很有成效。但也很孤单。有时候他好想念妻子和儿子，想到心都要痛了。但回顾起来，或许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决定温柔杀死美国的时间了，这个日子将在历史上长存不朽。日期就定在10月12日的“哥伦布日”，这一天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全世界真正的麻烦从此开始。

真是太适合了，他愉快地想着，未来的时代将会把这一天视为远方敌人衰落的开始。

他一直工作得很辛苦，但如果他想赶上日期，就不能浪费时间了。他走出门，转动钥匙锁上后，启程前往德国。

14

我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土耳其的入境审查关口，来到托运行李提领处时，我的新秀丽行李箱已经在回转输送带上了。我走过去拿，发现同班飞机的其他行李都还没到，于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行李头一个被拿出来，送到机场内土耳其情报局的办公室，进行检查和拍照。

我并不生气：我是个外国的公务员，他们对我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老天在上，他们就不能至少做得专业一点，把我的箱子跟其他同班机旅客的行李一起送到输送带上吗？我看了海关大厅一圈，没看到任何人像在监控我。他们大概是在上头某个房间里，从一个闭路电视的镜头里观察我。

我通过海关，没有遭到任何刁难，在一大堆揽客的出租车司机中，我找到了接驳巴士，前往国内机场。比较之下，之前的国际机场似乎显得空旷了。眼前这个国内机场里有背着大黄铜壶的男子卖着一杯杯苹果茶，有临时的摊位摆着酥皮甜点，还有小贩用煤炭盆烤着坚果。同时气温逼近摄氏三十八度，热气像一堵墙撞上你，消防车如果要通过那个车阵，大概要花上一小时。

我加入了土耳其航空公司报到柜台前的长龙，往前缓缓移动，最后终于面对一名年轻女子。她身上佩戴着沉重的金饰，脸上的妆太浓，一条崭新的头巾包住了头发。她收走我的行李箱，把我的机票换成登机证，然后指示我登机门的方向。

安全检查的排队人龙长得超过一个街区，但我设法躲掉了。我去找一个主管，用英文和几个我勉强会讲的土耳其语单字，跟他说我身上带了一把枪。他很快把我带到一个没有窗子的小房间，里面五名穿着制服、不断抽烟的男子检查了我的护照、服务徽章，还有其他文件，其中包括一封白宫写给土耳其总统、感谢他“在这个悲伤而不幸的事件中”协助联邦调查局的信件复印件。

这个复印件发挥了作用，两名制服人员找来一辆高尔夫球车，载着我到前往米拉斯和博德鲁姆地区的登机门。我是第一个到达的旅客，但是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本来是打算花在笔记本电脑上，继续研究我以前的案子。但结果事与愿违。

我才刚坐下来，抬头看到天花板悬吊下来的一面电视屏幕。正在播放着土耳其的一家新闻频道，里头是一段阿富汗山区的数据影片。我还以为又是一则有关那场无尽战争的报道，正要别过头时，镜头转到一个图形，里头是一个手提箱和制造脏弹的必需元素。

于是我知道，“低语死神”已经放出了有关撒拉森想买钋210的消息，而且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我确定他故意挑了我到达土耳其的时间，泄漏这则新闻。难怪在国际机场入境处那边，土耳其情报局的探员对我的行李箱处理得那么漫不经心，他们一定是被这个数年来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最大的突发新闻给搞得分心了。我暗自赞叹地微笑：这就是一个优秀项目调度官该有的功力—完美地转移了焦点，好保护他的外勤情报员。

我站起来，去找柜台的一位女士借电视遥控器。接下来一小时，正当候机楼里被同机的乘客逐渐填满时，我就轮流转着BBC、CNN、MSNBC、半岛电视台、天空新闻台、彭博电视台，还有其他半打英语新闻频道，好追踪那则核反应器的新闻。一如往常，大部分都是同样的稀少信息不断重复，但偶尔会加入一小段新的消息，让新闻主播和专家们讨论：超过两千名情报员被派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也门政府都保证要合作；白宫宣布总统即将发表全国谈话。

我等着要听葛洛弗纳会说什么，但正当记者们站起来、摄影机拍到葛洛弗纳走向讲台时，候机楼里传来我登机前的最后一次通知广播。

我还掉遥控器，走过空桥，找到我的座位。五十分钟后，我看到爱琴海碧蓝的海水—这大概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片水域了—同时我们的飞机转了个大弯，降落在博德鲁姆往内陆二十五英里的米拉斯机场。我照例又去拿托运的新秀丽行李箱—这回没有土耳其情报局暗中协助了—然后走向租车柜台。

租车花了好长的时间。看起来计算机在土耳其尚未普及，所有的文书都得用手填写，然后影印后发送到各个单位。最后一辆菲亚特四门轿车终于开出来，在我和两名职员的合作之下，成功地把导航系统转换成英语版，然后我驶出机场，开往博德鲁姆。一开始塞车，车行速度很慢，等我终于来到一块隆起处的最高点，这才看到塞车的原因：前方有一队漆得很鲜艳的货柜联结车和平板拖车。马戏团进城了—名副其实。

这可不是廉价的小表演—而是土耳其国家马戏团，根据其中一辆拖车上的广告牌说，里头有“一百名杂耍演员、八十名高空钢索艺人、四名弄蛇者”。幸好到了米拉斯近郊，他们开进了一个正在搭建大帐篷的展览场，塞车的阻塞消失了，于是我加速往前。

行驶五英里后，我摇下车窗，让炎热的风吹拂我全身，环绕我的是松树林的芳香和另一个死亡任务的承诺。没错，我已经退休好久，而且很害怕；没错，我孤单且活在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中。但有一部分的我却充满活力，兴奋得简直像是嗑了药。

15

米拉斯很快就被我抛在后头。我驶经一片片橄榄林，还有充满立体派白屋子的小村。在远方的丘陵上，我看到几座废弃不用的磨坊风车，但就是看不到我需要的东西。

我想找个停下来不会显得太可疑的地点，是那种初来乍到的美国探员可能会暂停下来享受阳光、检查手机短信的地方。又开了几英里后，经过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头有个小清真寺和一个热闹的农夫市场—看起来几个世纪都是那个老样子—我绕过一个大弯，看到右边出现一家视野一览无余的餐馆，我来到海边了。

我开进那家餐馆的停车场，停在露天用餐区的好一段距离外。我下了车，打开手机，望着屏幕，看似在检查短信，同时绕着那辆菲亚特汽车踱步。这一切其实是在演戏，演给可能跟踪我的人看。我知道手机里不会有短信—我真正做的，是打开手机里面一个中央情报局技师们帮我安装的程序。接近车尾时，手机开始发出哔哔声，而且愈来愈大声。在右后轮的轮弧内侧某处—我猜想，从后行李厢可以通到那里—被装了一个追踪器，毫无疑问，是土耳其情报局的人装的。他们想知道我在哪里，这点我并不惊讶，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追踪的方式。任何经验丰富的情报员都会告诉你，要甩掉跟踪者，还不如丢掉一辆车要容易得多。

我很高兴没有人跟踪，于是关掉手机电源，拿出电池，一起放进口袋，然后转向海景。难怪这家餐馆挤满了人：起伏不平的丘陵往下降入爱琴海，整个博德鲁姆就在我眼前展开。此时接近黄昏，阳光照遍众多游艇码头，以及环抱这个城市的两个海湾。一条海岬从两个海湾之间伸出去，在阳光照耀之下，海岬上那座城堡的城墙更加显眼。这座雄伟的城堡是15世纪的十字军所建造的，我记得名叫圣彼得城堡。

超过十年没见，这个城市成长且改变了，但昔日回忆仍不断涌上心头。一时之间，我仿佛又是那个年轻的情报员，看着高级饭店的灯光在水面舞动，听着大量夜店流泻出来的音乐充斥在夜晚的空气中。一个刚开始充满成功迹象的任务，怎么会到头来变成那样的大灾难？

我试图抛开回忆，走向一具大型双筒望远镜，这些望远镜以三脚架固定在地面上，游客只要花几块土耳其里拉就可以使用。我把硬币投入，观察着悬崖上那些奢华别墅和一艘艘亮眼游艇的惊人细节，这些游艇全都太大了，地中海或爱琴海的任何游艇码头都停不下，于是只好离岸下锚停泊。我扶着望远镜扫过那些游艇，往上抬高，在一处岬角的大片庭园间，找到了一座孤立的大宅。

这座大宅是五十年前盖的，有高高的柱廊、藤蔓覆盖的凉廊，以及一级级阶梯状的露台，带着一丝淡淡的古罗马气息。宅内的遮光板紧闭，在那片岬角逐渐黯淡的午后光线下，似乎栖息在一片忧思的阴影中。尽管外形很壮观，但我并不喜欢这栋大宅：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它似乎还是带着某种不祥。我对这栋大宅所知不多，但我知道它就是“法国屋”，而且道奇就是在那片广阔草坪的尽头坠落身亡的。

我回到车上，开向博德鲁姆，回到我的过往。

16

我预订入住的那家旅馆一点也不时髦—我的意思是，大家不会抢破头想住进去。时髦的旅馆都在滨海区，附近有二十四小时的香槟酒吧、露天舞厅，还有乌克兰模特儿在私人海滩表演内衣秀。

我要住的这家则是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夹在一家修车店和一家二手家具店之间。旅馆以水泥砖砌成，漆上浅蓝色，“陈旧”大概是委婉的形容词了。我把车停在旅馆外时，不得不承认“低语死神”的那些幕僚的确做得很出色—这正是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以公费出差时会住的地方。

我走进门前阶梯时，就晓得里头会有什么：褪色的窗帘、不新鲜的自助式早餐，还有两盆奄奄一息的棕榈盆栽。站在接待柜台后的那名男子，就跟这家旅馆一样过了巅峰时期。他的五官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一再被痛击、但永不低头的顽强拳手。后来我才晓得，他一度曾是土耳其最成功的业余中量级拳手。如果赢家的模样就是如此，那么我真不敢看输家的样子了。不过他微笑时—我走进门时，他脸上就带着大大的微笑迎接我—那张脸充满了生命力和善意，让你很难不喜欢他。他热烈地跟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是经理和老板，拿出一张索引卡要我填上姓名、护照信息和住址，然后留下我三张信用卡的印迹。“只是为了安全的那一边。”他开心地说。

这么说吧，他讲的英文相当奇特。

“你星期六晚上不在这里，真是太可惜遗憾了，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他说。不知为什么，他对于所有讲英文的人，都决定必须称呼他们护照上的全名。

“那个烟火真的是任何人都难得一见的。”

“烟火？”我问。

“Zafer Bayrami。”他回答。

我不晓得他说什么。或许是某种祝福话吧。“Zafer Bayrami？”

“胜利日。全世界都晓得这一天—伟大的土耳其扭下了敌人们的脑袋，其中主要是希腊人。”

“啊，”我回答，“难怪会有烟火。”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是好几个世纪以来的世仇。

“我到屋顶上去看。一个好大的磷弹在南边岬角上爆炸。希腊人大概以为我们又发动攻击了。”他认为这个笑话很棒，于是笑得很大声。

“南边的岬角，”我说，“‘法国屋’不就是在那边吗？”

他脸上掠过一抹阴影。“是啊。”

“而且星期六夜里那里有人死掉，对吧？”

“第一流的不幸，岁数非常少的男人。可怕。”他说，悲伤地摇着头。我想他太热爱生命了，大概任何人死掉都会让他很难过。唔，或许希腊人就不会吧。

“所以你才来这里，为了调查吗，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

“是啊，”我说，“谁告诉你的？”

“警察，”他回答，好像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今天早上来这里，两个人。女的那位留了信给你。”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然后喊着行李员过来搬行李。

17

我的房间跟我原先预期的差不多，甚至连褪色的窗帘、一小沓封面沾了咖啡渍的杂志，我都料到了。

那个行李员是个接近三十岁的阿尔巴尼亚外籍劳工，他一进门就开始把各个柜子的门拉开又关上，很老套地相信他的动作愈大，小费就会拿得愈多。但我没怎么注意：我一心想着那个核反应器的新闻，想看看总统说了些什么以安抚全国民心。

我找到遥控器，打开角落的电视。里头是半岛电视台，他们虽然报道了这则新闻，不过有自己的角度。他们告诉主要收视的阿拉伯人观众说，过去十二个小时的发展，显示全世界各地的机场和交通总站将会进行种族归纳的行动，将阿拉伯人列为主要查缉目标。难得一次，他们完全猜对了—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

我开始切换频道，找到两个当地新闻台、一个女性谈话秀，还有几部奇怪的肥皂剧，里头灯光强得我眼睛发痛。然后我回到半岛电视台。不可能啊—BBC、CNN和其他频道呢？然后我又开始按遥控器。我的枪法还可以，但是对遥控器我就不在行了。

我跟那个行李员解释—一半比手画脚、一半讲土耳其语—我想看英语的有线新闻频道。我甚至写下那些频道名给他看，好确定他明白我的意思。

“不，不—这里没有。”他不断重复，指着半岛电视台，意思很明显：如果你想看英语新闻，就只有这一台可看。他好坚定，搞得我不得不接受—在博德鲁姆，收看不到英语频道。

他离开后，我垮坐在一张椅子上。这个状况很严重，原因很简单：博德鲁姆的那个女人传给兴都库什山那名男子的消息，完全是由英语新闻频道的片段所组成的。

从中央情报局对那段录音的分析，我们知道那些新闻节目的声音质量太好，不可能是从计算机里撷取的：绝对是凑近电视的喇叭录下来的，而且我心里早有一个画面，里头是那个女人小心翼翼地录音，然后予以剪辑。

但如果这个区域无法收看到这些频道，那么她一定是在其他地方录好，然后开车到博德鲁姆的那个电话亭，送出那个讯息。这表示她可能从几百英里外开车过来—从伊拉克，或黎巴嫩，或老天在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我一手抚过头发，心想我才刚到博德鲁姆十分钟，那个女人所在的可能地区就呈指数式地扩大。我累到了极点，决定把这个问题先暂搁一旁，维持我原先的计划。那就是去冲个澡，然后拿着我的手机—利用我脑袋里努力记住的博德鲁姆市中心地图—开始出去找电话亭拍照。但结果没能如愿。

我醒来时已经是凌晨3点，人还坐在那张安乐椅上，而且我想在那个时间去路上走来走去拍照片—即使博德鲁姆的某些地区还有人在狂欢—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而那正是我最想避免的。

别无选择之下，我决定至少睡个好觉，要上床时，才看到那个博德鲁姆警方送来的信封。没想到里面的消息更糟糕。

信上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幸好，那些英文写得中规中矩。上头说，他们一直试图在我离开美国前联络上我，免得我白跑一趟。他们说道奇命案已经查清楚，证据确凿：那是个意外的悲剧，也因此，整个调查已经结束了。

18

既然调查结束，那布洛迪·威尔森就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了。

慢慢来，事情还没结束呢—次日上午9点整，我来到博德鲁姆的警察总局时这么告诉自己。

写那封信的警察，就是建议我在这个时间过去跟她碰面。

“你应该可以搭下午离开博德鲁姆的班机，毫无困难，”她在信中写着，“我会跟你简报案情发展，应该不会花超过二十分钟。”

进了警察局，柜台找来一个年轻警察帮我带路，他不可能超过十六岁，一身制服烫得笔挺，脚上的靴子擦得亮晶晶。除了海军陆战队的仪队之外，我从没见过谁的靴子这么亮。他带着我往建筑后方走，上了一层阶梯，楼上是密密麻麻的刑警办公室。在一道走廊的尽头，我们进入一个房间，里头有两张办公桌，还可以看到邻接房子的庭院。那栋以石灰水粉刷过的房子快倒塌了，墙上的灰泥剥落，屋顶散布着破瓷砖，但无所谓。光靠庭院里的两棵老缅栀树，整个看起来还是很美。

只有一张办公桌有人用。那是一名年轻女子，一头蓬乱的深色头发，显然是个秘书，她一边耳朵凑在电话听筒上，一边在计算机上打字，那台计算机旧得大概是内置了黑白电子游戏的古董。

那名秘书身上的一切都很过火—她的手势、她紧身衬衫里绷得很紧的乳房、她化的妆、她穿着铅笔裙的臀部。让人怀疑她的情绪也会很夸张。我等着她讲完电话，忽然想到，在很多方面，她象征了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她很年轻，置身于一个执着于过往的文化中；她是个不怕羞的女性，却身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她漠视宗教、一身西方打扮，但这个国家的目光却老是转向东方的伊斯兰。

而且，当然，对于这个非常保守的国家而言，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矛盾：毒品。在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运毒路线上，土耳其已经成为最关键的枢纽。这条现代丝路把鸦片（半精炼的海洛因）和高质量的大麻脂，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运到西欧，跨过国界到黎巴嫩，或是穿越高加索山脉到俄罗斯。如果毒品只是另一种现代商品（就像石油，经由跨国输油管运送），那么土耳其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流道。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我曾下令在圣托里尼处决掉的那个希腊大毒枭。在追踪他的过程中，我曾经从美国缉毒局那边得知帕特罗·尼可莱德和其他六个主要贩毒集团，都跟土耳其有很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土耳其的这个区域。而且，尽管某些优秀的土耳其官员勇敢查缉，但这个国家贪腐太严重了，利润又实在太惊人了。

眼看那个秘书一时之间没有挂掉电话的迹象，我就拉了把椅子坐下，开始思索着帕特罗和他的阿尔巴尼亚打手。当初我一平安回到美国，就逐渐淡忘掉这个人，但我必须承认，很讽刺的是，在眼前这个巨大危机的压力下，我又被拖回了这个他极其熟悉的地区。我很好奇他人在哪里—希望还关在他位于帖撒罗尼迦那十二英尺高围墙内的大宅里，照料他的薰衣草，哀悼他失去的儿子。

我没往下多想，事后回顾真是大错特错，但此时那个女人终于挂掉电话，朝我露出她那个有点过火的微笑，又拉直她的衬衫，以防万一我之前没注意到她最自豪的两个资产，然后问我是不是布洛迪·威尔森。

我点点头，她跟我说她的上司会迟到十五分钟。“她每天早上都带小家伙去附近的公园玩。她的车子才刚发动，就又熄火了。是意大利的—我指的是那辆汽车—所以根本就是一块废物。”

从这句话，我推断她的男朋友一定是意大利人。另外她大部分的英文似乎是从美国流行歌、暑假档票房大片、在网络上聊天时断续学到的。

“‘小家伙’？”我问。

“她儿子。”

“她先生也是警察吗？这一行常常是这样。”我其实不在乎，只是找话聊—你知道，故作轻松。

“不是，她离婚了。”

“她儿子几岁？”

“小家伙六岁了。”她显然很喜欢讲“小家伙”；我想这个字眼让她觉得自己跟其他美国访客一样时髦。

“那真辛苦啊，当个单亲妈妈，要带个六岁的儿子。”

她耸耸肩—我怀疑她可能没这么想过。然后忽然间，灾难就冒出来要跟我握手了。“你有小孩吧，威尔森先生？”

“不，没有小家伙。”我说，心不在焉且不经意地说了实话—至少是有关我的实话，但正好跟我的掩护身份相反。我立刻发现自己讲错了，想着要把话收回，但又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想法。无论如何，我还是设法保持一副酷样。

“现在没跟我住了，”我微笑着继续说，“我离婚了，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带小孩有多辛苦—我前妻老是提醒我。”

她笑了，没注意到任何异常。救得好，我心想，但我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而且在心里头扇了自己脑袋一记，告诉自己醒醒吧。“那是你上司吗？”我问，想改变话题，指着另一张办公桌上的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穿戴着头巾和连身工作服，爬在一把梯子上，正在帮一栋小房子的侧墙刷石灰水。那一定是在博德鲁姆的旧港口附近—隔壁一栋很大的建筑物上有英文和土耳其文“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字样。

“是啊，”那个秘书说，走到我旁边，“那是两年前，她刚搬来的时候。”我更仔细看—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三十来岁，还带着点异国情调：高高的颧骨和大大的杏仁眼。

“她很迷人。”我说。

“谢谢。”后方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大家都说是遗传我母亲。”

我转身，当然了，是那位警察。她把手提袋和手机放下，转向那个秘书。“麻烦回你座位去，海鲁妮莎。”

海鲁妮莎立刻照办。那个警察包了头巾，塞在一件及膝的高领外套里。外套里穿了一件长袖衬衫，下身的阔腿裤底下是一双高跟鞋。每件衣服的质料都很好，而且很时髦，但除了双手和脸之外，没有露出半寸肌肤。这是土耳其的另一面—保守、伊斯兰、对西方及其价值深怀疑虑。

“我是蕾拉·库马利。”她说。她没伸手要跟我握，不必是侦探也看得出她不喜欢我。或许因为我是踩入她辖区的调查员，或许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大概两者皆是。显然地，在土耳其，两方面都有你就出局了。

“真可惜你大老远跑来，却没有什么收获，”她说，坐在她的办公桌后头，“就像我在信里说过的，那位年轻先生的死亡显然是一桩意外。”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案子？”我问。

“今天。案件的档案中午之前就会送到我的上司那边。如果一切都没问题，接着就会送到安卡拉的总局去，由那边结案、封存。这是例行的正式手续。”

“那恐怕得延后了，”我说，“在定案之前，我必须把整个调查确认一遍。”我通常不会这么唐突，但我不能放走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必须争取一些时间。

她想掩饰，反正她立刻就生气了—我从她那对杏仁眼看得出来。她瞪着我的双眼，想逼我主动让步，但我被更厉害的男人瞪过。

“我想没有任何延后的必要，”最后她终于说，“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可以花二十分钟帮你温习。大概还不用。这个案子就是这么清楚明白。”

她打开一个档案柜，拿出一沓档案，找到一张“法国屋”后头草坪的照片，摔在桌上。

“这是他掉下去的地方。”她说，指着一片垂直悬崖往下一百英尺的落差。

那片崩塌的危崖前，唯一的屏障就是一道包围着整个私有岬角的双道木条护栏，一直延伸到岬角顶点一座漂亮的观景凉亭。

“在观景凉亭北边四米，他要不是爬上护栏，就是跨过去，”她说。“我们知道确切的地点，因为我们的一个鉴识小组在碎木片上发现了一条棉线，是来自他所穿的斜纹棉布裤。”

她的英语近乎完美，但她讲“鉴识小组”的口气有点太强调了—显然她还一肚子火，想让我知道他们这里可不是什么蛮荒地区，他们办案子很彻底且现代化。我正要问问题，但她抢先开口。

“你要求从头确认一遍，那我就帮你确认完吧。那位美国青年死于晚上9点36分。我们会知道是因为他的手机放在口袋里，他摔到岩石上的时候，手机的时间就停止了。在这之前六分钟，一道大型磷光烟火在岬角上空爆开，烟火表演从此开始。我想你不会晓得，但星期六晚上是—”

“胜利日。”我用土耳其语说。

她很惊讶。“恭喜你，”她回答，“或许你不像大部分贵国人士那么无知。”

我决定不计较—因为没意义。她的态度的确让人受不了，但我还有更麻烦的问题要处理。

“被害人道奇先生之前一直待在大宅的书房里，喝酒，还有嗑药—毒物学报告上证实了这点—然后那个磷光烟火施放，夜间的烟火秀开始了。

“于是他抓起一副双筒望远镜—我们在护栏内侧发现了—走到草坪上去看烟火。”

那副望远镜触动了我脑袋里的警铃—我的雷达告诉我这不对劲—但眼前没时间仔细思考：我想先专心听她说，因为她讲的速度飞快。

“为了能有更好的视野，他要吗就是站在护栏上，或者爬过去。药物和酒精搞得他迷糊了，对这里又不熟，或许还被持续的烟火亮光弄得有点昏头，于是在崩坏的崖边脚下一滑，没法站稳，就掉下去了。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威尔森探员？”

我点点头。

“我们用一个跟他同样身高、体重的假人重建了现场。他掉下去一点八秒钟后，撞到了长在峭壁上的一丛灌木。你可以看到那些断裂的树枝，而且我们在枝叶间找到了几绺他的头发。另外一点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他坠落的轨迹完全符合一个人失足的状况。

“这里是测试的报告。”她把一小沓技术性的图表推到我面前。

“我们认为他曾经想抓住树枝—他一只手上有擦伤—但他还是一直往下掉，最后撞到一百零四英尺以下的岩石。那是十层楼的高度。除了其他伤之外，最致命的是他的脊椎有两处断裂，所以是当场死亡。”

我点点头—国务院的档案已经列出这个死因了。我必须承认—她和她的鉴识小组表现得很出色。上帝帮帮我们吧，我心想。除了继续攻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个庄园里有安保人员，”我说，“还有很多人在船上。有些人一定距离够近，看得到岬角。有谁听到他喊叫吗？”我只是试试看。

“没人听到。就算他真的叫了，也会被烟火爆炸的声音淹没。你要问的就是这个吗？”

“不，其实呢，不是，”我不耐烦地回答，“我想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庄园里到底还有哪些人。”

“真有趣，”库马利回答，她的声音充满嘲讽，“我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除了安保人员之外，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一个。”

“你怎么能确定？”我说，“那个庄园很大。”

她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总共六点九英亩。”她说，打开另一个档案夹，又拿出一些照片，另外还有一沓蓝图。

“这里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租得起，于是，里头安装了一百零八个摄影机，把整个庄园监控并录像下来。安装这个系统的，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安保公司之一—是个美国公司，你听了应该会很高兴。任何人要进去，都一定会被看到，而且录下来。”

她摊出那些照片，里头有十来具不同的摄影机—装在杆子上，或是房屋的外墙上，或是藏在树叶里。有些是固定式的，有些是旋转式的；全都有红外线感应和夜视功能的软件。身为专家，我看着这些设备，知道一定花了很多钱。

她又拿出一些蓝图，“这些是安保系统的详细蓝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庄园里没有一英寸没被覆盖到。”

接下来是一连串报告，显示那些摄影机运作完全正常。我没看那些报告—我相信她说得没错。随着每一秒过去，事态就愈来愈严重。我或许可以跟她拖个几天，但再多的话，我看是不可能了。“那悬崖呢？”我问。“要怎么防止有人爬上去呢？”

她叹了口气。“庄园一角有个小沙滩，叫德国沙滩。那里有个停船专用的斜坡道，还有个海水游泳池和船屋。那里也是庄园的一部分，里头有间警卫室。

“警卫室里头有两个常驻警卫，还有四台摄影机，监控着通往庄园的阶梯和整个峭壁的壁面。你想知道那些动作感应式的摄影机有多厉害吗？其中一具录到的画面，有一个小小的模糊影子，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录到了被害人下坠时经过的身体。只有五十分之一秒，它都能录到。”

我看着外头的两棵缅栀树，好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试图兜拢思绪，进行下一个攻击。“所以你的意思是，道奇当时是独自在庄园里—但当然不是—”我说，“还有安保人员。他们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走到他背后，把他推下去啊。”

她几乎没看笔记，闭着眼睛都能反击。“那天晚上值班的有十八个人。”她把那些人的大头照全都摊在桌面上：有好几个长相颇凶恶。

“就像安保业里头常见的，有些警卫不是好人，但这不重要：他们不能四处巡逻，必须待在岗位上，监控着电视屏幕。如果有人闯入，他们要离开，就必须6个人一起行动，包括一个组长。

“所有的警卫岗哨都有摄影机监控，”她继续说，“录像画面显示在道奇先生死亡的前后一个小时，都没有人离开岗位。我很抱歉让你失望，但警卫人员是清白的。”

“你没让我失望，”我撒谎道，“我只是想查明真相。没错，那些警卫或许是清白的—除非录像带或磁盘被窜改过。”我这是病急乱投医了，但还是设法讲得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态。

“是录在磁盘里，”库马利说，不理会我的胸有成竹，“我们都检查过了。里头全都有内嵌码，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剪接，立刻就会显示出来。我听说白宫用的系统就是这种。”

她说得没错，“法国屋”的这种种安保预防措施，优点就是住在这里的有钱人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不会随时处于监控中—对于那些想嗑药的有钱人来说，这点大概很重要—但任何人要进入庄园，都一定会被看到并拦阻。屋子里的人大概比待在任何地方都安全。

“那动机呢？”我说，设法不要让人看穿我只是随便乱抓一个理由，想碰碰运气。

“那个老婆，当然了。死者没有兄弟姊妹，父母亲也死了，她是唯一的继承人。她名叫卡梅隆。”她把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是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直视着镜头的卡梅隆充满吸引力。她二十五岁左右，高挑而优雅，通常只有模特儿或真正的大美人，才会有这种冷静而傲慢的气质。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她是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普拉达专卖店里担任“采购顾问”时，认识死者的。这也不难猜得到—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女郎，还能有什么渠道认识年轻的亿万富翁？难不成在自助洗衣店？

“他们结婚多久了？”我问，还是看着卡梅隆的脸。她就是那种女人，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八个月。”

我愣了一下，瞪着库马利。“八个月赚十亿元，我听起来很像是动机。”

库马利摇摇头。我并不意外。“从晚上八点开始，她就跟四个其他派对玩伴在她丈夫的直升机上，沿着海岸玩过一家又一家夜店。我们找来每一家的监控录像画面看过，每一分钟都确认了。”

我可以想象，其他人都开着保时捷、宝马，或许还有两三辆法拉利跑车，来到跳舞夜店。然后她带着一帮人搭着贝尔喷气游骑兵（Jet Ranger）直升机出现。要击败十亿元真的很难。

“好吧，姑且说她有不在场证明，”我推论，“那她找了人帮她下手。”

“谁？他们认识的人很少，只有一些从摩纳哥或圣托培开船过来的有钱人夫妇，另外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外国人，其实都只是点头之交而已。我们全都问过话了，但没有一个像是帮她下手的。”

“她有可能雇了人，”我回击，“职业杀手。”

她大笑—但不是因为她觉得好笑。“你要怎么找这样的人？”她问道，“可不是什么笨手笨脚的废物，而是顶级的杀手？而且还不会收了你订金就溜掉？但是总而言之，问题是他单独一个人在庄园里。”

“不过呢，十亿元，”我说，主要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她说，“这可是很多钱。”

“你们美国人是怎么回事？”她轻蔑地问，“为什么你们自动就想到他杀？如果她想要钱，几百万应该就够她花了。那她离婚不就结了？”

我疲倦、懊恼，又担心，这桩调查就像一个持续在泄气的皮球，而我拼了命想把空气打进去。但最严重的是，我受不了这个女人，受不了她对待我和我的国家的态度。我想跟她发脾气，我想利用她的弱点回敬她，我想问她关于他们国家的毒品交易和新丝路和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大屠杀，还有其他任何我想得到的。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忍，只为了更大的利益。

“他们有签婚前协议书吗？”我疲倦地问。

但是她不感兴趣。“我没问，”她说，“有什么意义？就像我之前说的，庄园里没有其他人，唯一有动机杀他的人在二十英里外，道奇先生的行动清楚而明确，鉴识证据无可辩驳。这是一桩意外。”

她开始收拾桌上的照片和报告，准备要放回调案柜里。“我帮你确认完了，威尔森先生。我想就连联邦调查局也会同意，土耳其警方调查得很详尽而专业。”

“我需要这些档案，原始数据和其他的一切，警探。”我说，指着那沓资料。我预料她会发火，结果我没失望。

“什么？”她说。

我偷眼看到海鲁妮莎望着我们的脸，好极了。

“我刚刚说了，我得进行我自己的确认。”我平静地说。

“不。”库马利回答。她又用土耳其语讲了一遍，以表明坚定立场。

“我大老远跑来，库马利警探。我是政府最高层派来的。你希望我打电话回去，说我没得到我需要的合作吗？”

她没动，那个秘书也没动—她大概从没听过这位上司大声威胁过别人。我伸出一手讨那些档案，但库马利摇摇头。

“这些是原始正本。总之，大部分都是土耳其文。”她说。

“我相信其中很多都翻译过了，为了给那位遗孀看。”我反驳，但她的动作显示她并不打算给我。“拜托，警探—不要搞得太难看。”我说。

她双眼仍盯着我，然后露出放弃的神色。“你需要多久？”她问。

“三天，或许四天，”我说。三四天并不多，但我想，最多也只能争取到这样了。

她看着秘书，还是很火大。我当时应该警觉到她心里有个计划的。她凶巴巴地说了些话，是土耳其语，不过里头有个单词我听懂了，因为跟英语差不多：影印。

“谢谢。”我礼貌地说。

“博德鲁姆这里没什么好查了，威尔森先生，”过了一会儿她说，“什么都没有。”

说完之后，她背过身子，开始检查她的行程和电子邮件。海鲁妮莎拿着影印好的档案回来时，库马利没有抬头。就连我把档案放进背包、走出她的办公室时，她也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

19

世上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死亡中，我们偏偏挑上了道奇的这桩。原先好像是难得的好运，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由于他的死亡显然是一桩意外，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了，而既然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布洛迪·威尔森还不如搭上飞机回家。蕾拉·库马利警探这点没有说错。

我帮自己争取到了几天，但根本不够。我离开警察局时，心里再度想着，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而认可的假设。“低语死神”和我当初该更深入研究，问我到底打算查些什么。平心而论，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很累又很绝望，而且在大部分的状况下，一个二十八岁青年坠落在海滨岩石上的命案，看起来是值得调查的。但借口没有用，我们把未来赌在这桩案子上，结果也付出了代价。

问题是：那我该怎么办？简短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不过我有个办法处理压力，那就是走路或工作。博德鲁姆给了我机会可以两者兼顾，我也提醒自己，我主要的任务—或至少是任务的第一步—就是逐一确认旧城区里公用电话亭的位置。

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那个安装了特殊照相机的手机，把电池塞回去，在街道尽头右转。我照着我脑袋里面记得的地图，快走了五分钟后，至少把那种焦虑感降到可以控制的程度，此时我来到搜索区域的边缘。

我在心里把旧城区划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打算慢慢往回走，决心不要漏掉任何可能的目标。这并不容易，因为博德鲁姆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个寂静的小城，居民人口大约五万，但在夏天的时候，人口会暴增到五十万。即使现在是夏天的尾声了，街道上还是挤满了度假旅人、凑热闹的观光客，还有大量靠这些游客讨生活的人。

我经过无数贩卖土耳其皮制凉鞋、珍稀波斯地毯的商店，这些商品几乎全都是中国的工厂制造，再经由陆路运过来。每一百码就会出现一家发出香味的酒吧，主要提供中东地区称之为meze的下酒小菜（在西班牙则称为tapas），而且无分日夜、任何时段都高朋满座。

每回我看到电话亭，就会停下来拍照，而且相信我手机里的软件会把照片下载到地图里，记录下确切的位置。中间我买了个包烤肉的口袋饼，坐在一棵蓝花楹树下的长椅上吃。吃了几分钟，我才望向旁边那家商店的橱窗。里头展示着一批很出色的萨克斯风和经典电吉他。我走到门口，看着黑暗如洞穴般的店内。

这类店我特别偏爱，但现在很少见了。店里的一侧被一沓沓活页乐谱、一架架唱片，还有一箱箱音乐CD占据了，如果里面有八轨录音带，我也不会惊讶。店内的另一侧展示着乐器—够多的吉布斯（Gibson）吉他和芬得·斯特拉多卡斯特（Fender Stratocasters）电吉他，足以让任何摇滚迷微笑—还有许多土耳其民间乐器，我不晓得叫什么，更不晓得那些乐器会发出什么声音了。

站在柜台后面抽烟的那名男子四十来岁，从破烂的牛仔裤和迷蒙的双眼看来，他也是个乐手。他挥手示意我进去。如果换作别的时间，换作别的人生，我会进去耗上几个钟头，但我只是朝他摊手，无言地道歉，然后继续进行手上的工作。

接下来几个小时，我在观光客商店外和街角小市场外拍了许多公用电话的照片，又等了好久才穿越一条主要的大马路，去拍摄一个离碧辟（BP）加油站十码的公用电话亭。一路上，我发现至少有六个公用电话看起来像是从别的国家运进来，然后非法接上了当地的电话线。难怪土耳其电信公司没有这些电话的记录。

到了傍晚，我来到一处小小的公共广场，觉得脚酸又口渴。我在一间露天小餐馆坐下来，第一个念头是点一瓶土耳其当地的埃弗斯（Efes）啤酒，但幸好，我还有某种程度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愤怒又绝望的心情下，可能不会只喝一瓶而已。于是我点了咖啡，接着就展开我逃避了一整天的工作：打开背包，拿出有关道奇命案的档案，开始检视“低语死神”和我碰上的大灾难。

二十分钟后，我很确定土耳其警方的调查出了严重的大错。关键不是证人访谈、鉴识检验或监控影片分析，而是毒物检验报告。

这份报告跟其他很多档案一样，都为了卡梅隆而翻译成英文，而且库马利警探说得没错，里头显示他体内有很多种毒品，但我很怀疑她是否有办法判断那些药物浓度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的确，法医报告的最后一页，只说这样的药物浓度足以大幅削弱被害人的判断力和平衡感。

“大幅削弱？”胡说八道，这个年轻的意外富翁是超级大失控了。以我的医学训练和以往曾使用药物的黑暗经验，我知道这个浓度不可能是只嗑了几个小时而已—否则早就用药过量而死亡了。道奇死前正处于一场嗑药马拉松：照我估计，他嗑了三天或四天。

不同于库马利或她鉴识小组里的任何成员，我过往起伏不定的人生，也让我有专家的内行眼光，晓得那些药物会对他产生的实际效果。对于嗑药的人来说，睡眠向来是大敌，这就是为什么他体内的可卡因浓度很高：好让他保持醒着的状态。我很确定任何人嗑药嗑了四天，又嗑了这么多种，绝对不会有兴趣看烟火。比起他脑袋里和生殖器所体验到的闪光秀，烟火表演根本就只是乏味的主日学而已。

然后我回想起之前触动我脑中警铃的双筒望远镜，明白了问题在哪里：谁会带着双筒望远镜，去看一场几乎就在头顶上爆开的烟火秀？除非你想把眼睛弄瞎。而且何必跑到庄园的最边缘、站在崖边看？草坪或阶梯露台的视野不就很好了吗？即使是长期嗑药的人，都有某种自我保护的直觉。不，一定是有别的事情发生，促使他在嗑了很多药的状态下，还抓了望远镜，跑向崖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很多事情的答案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案子其实不像今天早上在库马利警探的办公室里—在浓郁的缅栀花香中，还要一面饱受她的鄙视—看起来那么绝望。

我又想点瓶土耳其产的埃弗斯啤酒来喝了。但我判定，最好不要：希望比绝望更危险。

我真正需要的，是我的汽车。

20

要找到“法国屋”相当简单。出了博德鲁姆市区，到了南边岬角后，转入一条漫长而蜿蜒、夹道有丝柏树绿荫的上坡道路，一路开到无法再往前开为止。

我到达“法国屋”时，天已经几乎全黑了。路的尽头是大大的锻铁栏杆大门，上头罩了黑色帆布以保护隐私。大门关着，石柱顶部的灯没开。一辆警车停在一小片树林间，几乎看不见。等到我驶近停下时，一名胖胖的警察头探出车窗，开始大声喊着土耳其语，同时挥手要我离开。

我关掉引擎下了车。他打开车门咆哮着，一手去拿警棍。我已经听说土耳其警察通常不会有耐性讲第二次，幸好我动手比他快。在他靠近我之前，我就已经掏出我的联邦调查局徽章，指着他的脸。

他瞪着我的徽章一秒钟，很火大，然后回到他的巡逻车上。我听到他用无线电通报，等到他终于接到指示，就拉拉裤头，慢吞吞走向一道以电动键盘锁控制的小栅门。键盘锁嵌在水泥里，要输入十二码，是特别定做且无法穿透的：任何人都别想在短时间内拆开键盘锁的面板，控制里面的电路板。高墙上有两架摄影机对着我们，一个是固定式的，另一个是动作感应式的左右旋转镜头。那个警察第一次按错了密码，第二次他照着一张小纸片，终于输入成功，那道小门打开，他往后退。我经过他身边时，闻到了他呼吸中的酒味。

栅门在我身后咔哒关上，我独自在黑暗中，看到墙内环绕着一片宽达一百英尺的草坪。我猜想那形同一圈电子护城河，由众多摄影机监控着，大概还装了动作传感器。就算闯入者有办法爬进围墙，也绝对不可能越过这片草坪、抵达尽头的那排树而不被发现。这栋大宅是几十年前建成的，当时博德鲁姆应该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但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花了这么大的工夫，以确保住户的安全，我很好奇为什么。

我沿着两边种了树的车道，走进了绿荫构成的隧道。鞋子在碎石路上踩得嘎嗤响，四下愈来愈黑、愈来愈安静。虽然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我解开了外套的扣子，以确保自己可以随时拿到后腰皮带上的那把贝瑞塔手枪。当时就是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夜晚。

车道来个急转弯，绕过一个无声的喷泉，然后我看到了大宅，但一点都没能因此觉得安慰：屋子好大又好黑，昨天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不祥大宅，现在凑近了看，仿佛想要制伏你。大部分盖在壮观地点的房屋（即使是很老旧的），设计上都是要欣赏视野，有大大的窗子和成排的玻璃。但“法国屋”的屋檐很宽，一扇橡木前门和众多的窗子，都深深缩入了切割石灰岩砌成的房屋正面。感觉上这栋房子的设计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房屋正面的所有遮光板都关上了，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我绕到房子的侧面，避开墙边的众多阴影，经过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以及车库旁一间石砌的安保中心，里头是空的。安保中心外头有一条小径往外延伸，我循着小径穿过一道高高的树篱，来到一片阶梯状的草坪。眼前的视野令人惊叹：远处如项链般的一个个小岛，泛光灯照亮的十字军城堡，博德鲁姆的灯光环绕着海湾。可是我并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算我偏执狂吧，但那种有人在屋里观察我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

我回头看，大宅还是一片黑暗，安静得像是陷入昏迷状态。一楼这一侧的遮光板开着，但其他全都紧闭。我脱下西装外套，放在一张柚木长椅上，然后沿着绵延的草坪往下，走向那座锻铁观景凉亭。走到一半，我听到一片安静中传来声音，赶紧转身看着屋子—三楼阳台有一扇遮光板摇晃着。有可能是风吹开的，我也无从知道我刚刚看着屋子时，那扇遮光板是不是闩好的。

我来到观景凉亭，朝北边走了四步，爬过护栏。这里就是道奇摔下去之前站的地方，我忽然觉得想吐：那片往下的悬崖一片垂直，底下汹涌的海水令人迷失方向，搞得我感觉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拖过去。脚下的地面很脆弱易碎，我知道身后的护栏太远了抓不到。我想我感觉到，或听到后方有个什么接近我，我不确定，但没有时间大叫了。我猛地转身，朝护栏扑过去抓住。结果后面没有人。

我喘了口气，翻过栏杆，回到结实的地面。我没有嗑药或喝酒，完全清醒，但一旦我爬到护栏的另一头，就可能轻易掉下去。道奇爬过去到底是要干什么？

站在安全的护栏里，我再度看着眼前的视野，试图想象当时的情景：空中充满爆开的五彩烟火，开着派对的游艇和岸边舞厅传来音乐声，银色的月亮逐渐朝希腊的方向升起。在下方的草坪上，一名嗑药嗑了四天的男子走来，脚步有点踉跄，或许是试图想让自己恢复清醒，平息高涨的睪固酮和严重的妄想症。但为什么？我再度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走向观景凉亭？

我猜想，他是来寻找某个东西，大概是在海湾的水面上。他离海愈近，看到的机会就愈大。这就是为什么他带了望远镜来，而且站在护栏上或跨过去。他到底在寻找什么？

库马利警探给我的资料里有一份他的手机记录，显示在他死前或死后的至少一小时内，都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监控摄影机也显示，在同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离开警卫室去找他讲话。

但有个人或事，促使他抓了望远镜，离开他心爱的冰毒，走出书房，穿过门阶，沿着草坪往下来到这里，希望能在海湾的黑暗水面上看到某样东西。

姑且说，有人带着他走过花园小径，来到观景凉亭。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人知道如何避开监控系统，或是知道如何进入电子护城河内的大宅。那个人一定是道奇认识或信任的，否则他一定会警觉。接着这个人可能把他推下悬崖，然后沿着原路离开。

我几乎立刻就想到另一件事：如果这是谋杀，那么就我记忆所及，近年来我只见过另一桩同样厉害的。那是发生在半个地球外，就是东城旅店。原先我很怀疑这两桩死亡怎么可能有关，但那些疑虑现在迅速消失了。

我转身，走过草坪，拿了我的西装外套，爬上阶梯来到前门口。现在该进入黑暗而莫测高深的房子里了。

21

我试了两扇落地玻璃门的门把，都锁住了。第三扇门没锁，所以要不是离开的安保人员太混了，就是屋里有人。

我拿出连在我钥匙圈上的袖珍手电筒，按亮了，走进客厅后关上门。借着那细小的光，我看到一个漂亮的房间，布置得很有品味：格蕾丝会觉得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我心想。大部分的家具都是英格兰古董—严谨、优雅，而且极其昂贵。精致的拼花地板上铺着大块的丝织地毯，象牙色的墙壁上悬挂着半打油画，都是最有名的印象派画家作品。

手电筒细细的光扫过客厅，停在一道高高的双扇门上，门内就是书房。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书房比客厅还美—因为书房比较小，所以比例较为适当，而且一排排的书带来一种比较温暖、比较非正式的气氛。难怪道奇把这里当成他的私人巢穴。

里头有一张厚厚的皮革安乐椅，旁边有个边桌。虽然药物都拿走了，但所有的嗑药工具都还在：银色锡箔纸、一个玻璃吸烟管、半打瓶装依云矿泉水、香烟，还有一只爆满的烟灰缸。从占据一面墙的落地玻璃窗，这张椅子可以看到一览无余的海景和天空。要命，如果他想看烟火，根本连站起来都不必。在这个房间看的效果甚至还会更好，因为椅子后方的火炉两旁，就有两面镀金的大镜子。

这两面镜子放在书房里，让我觉得很突兀—我知道格蕾丝一定不会赞成的—但就连有钱人也有他们的癖好。

我跨过警方原先拉起来的封锁胶带，进入房间的另一头—无所谓，反正土耳其人说调查已经结束了—在椅子后方弯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试图想象某个人可能跟他说了些什么，使得他离开安全的私人巢穴。

我努力思索，憋着气，设法往下钻得更深。再一度，就像我站在东城旅店时，突然明白住在那个房间里头的是女人，我摒除所有杂念……我接近答案了……就在不远处……我就要摸到了……一个他认识的人走进那道高高的门……

我没听到，但我后方那道隐蔽的门打开了。那是你在很多古老书房会发现的那种门—上头装饰着一本本书背，于是和其他书架看起来没两样。无论谁从那里进来，一定是穿了橡胶底的鞋子，因为我完全没听到踩在丝织地毯上的声音。但脚步移动时，有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只是空气流动而已—几乎无法掩盖。然后我感觉到了。

我心脏跳到喉咙口，伸手到背后，动作流畅地抽出贝瑞塔手枪，拨开保险，迅速转身，蹲低身子以减少中弹的机会，同时张开双脚，持枪的右手平举，手指搭在扳机上—完全就像多年前我受训时所学到的，当时我还年轻，还不知道杀了一个男人后，在梦中看到他两个年幼女儿的脸会是什么滋味。

换作别人，比较不那么忧虑的人，就会开枪了。但我没有，而是犹豫地看着枪管所指的地方，那是一个光着脚的女子，穿得一身黑—这也很理所当然，因为她老公才刚死。那是卡梅隆。

“你是谁啊？”她问，在黑暗中想保持镇定，但那把枪吓坏她了，她的手抖个不停。

我把枪插回枪套里。“我叫布洛迪·威尔森。我是—”

“联邦调查局的？库马利，那个土耳其警察，她跟我说联邦调查局派了个人过来。”

“没错。”

“联邦调查局探员都会这样不讲一声就闯进别人的屋里吗？”

“我道歉，”我回答，“我以为屋里没人，只是进来看一下。”

她的手停止颤抖了，但她还是很紧张，同时抽出一根香烟。不过她没点着—那是想戒烟的人抽的电子烟。她优雅的手指轻轻夹着香烟。“联邦调查局平常会调查意外吗？谁请你来博德鲁姆的？”

“我想，是你丈夫的一个律师还是受托人之类的。”

“那就说得通了，”她说。“是哪一个？费班克斯，瑞斯尼克，波特？”

从她讲的这串名单里，似乎她丈夫的圈子里有很多人不满一个销售助理—即使是普拉达的销售助理—中了头奖。“我不知道。”我说。

她笑了，但没有任何幽默的成分。“就算你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吧？”

“对。”我回答。

她吸了一口电子烟。要是换作任何人，看起来会很可笑。“这个屋子看起来没人在家，”我说，“很抱歉刚刚拿枪指着你，不过我被你吓了一跳。”

她没费事回答。我感觉她在打量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口吻。

“你的意思是什么？”她说。

“我是从大门进来的—我没看到任何汽车停在外头，而且值勤的警察没说你在家。”

“我们的船就停在海湾里—自从意外发生之后，我就一直住在船上。我搭一艘小艇过来，然后走楼梯上来的。”

她一定看到我脸上露出怀疑，因为她耸耸肩。“那艘小艇就停在船屋里。水手还在下面—你可以自己去问他。”

“当然不必了，”我说，“这里是你家，你爱怎么样都没问题。刚刚在阳台上的是你，对吧？”

她犹豫着。“我不晓得你在看。”

“我当时在下面的草坪，不太能确定，我觉得看到了一个影子。”

“有扇遮光板被风吹开了。”她回答。

我迅速转头—觉得自己听到远处有门关上的声音。“屋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怎么了？”

“我觉得我听到了……”我认真听，但没有声音了。四下一片静寂。

“这栋房子很旧了，”她解释。“如果风从南边吹来，就会从地下室往上窜。”她开始把灯一一打开，我看不出是为了让我分心，还是因为她真的厌倦了黑暗。

在柔和的光线中，我可以清楚看到她。演员杰克·李蒙曾说玛丽莲·梦露是装在瓶中的闪电。这个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卡梅隆。她修长又健美，皮肤细得好像可以反光，当时我发现、后来又见过好几次：她有一种歪着头、眼神专注的姿态，可以让任何谈话对象觉得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甚至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

她也很聪明—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在所谓“意外”发生的那夜，博德鲁姆警方曾找她问话，我看过那次问话的记录。当时警方跟她说不能有律师在场，她还要设法搞懂那名口译者破碎的英文，整个人疲倦不堪又孤单，但在问话的那几个小时中，她却从头到尾保持礼貌，且尽力协助。在土耳其，不论你是否有罪，只要乱发脾气，你就可能陷入一大堆麻烦。聪明又沉着—记住这点，我心想。

此时她满意灯光了，于是转过身拿了一瓶矿泉水打开。

“土耳其警方告诉我，你是你丈夫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我说，口气尽量保持中立。

她喝了口水。“这是正式的问话吗，威尔森先生？”她很得体地问道。

“不是，但是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变成正式的。”

她耸耸肩。“这件事不是秘密。没错，我是继承人。”

“你们有婚前协议书吗？”

她犹豫了，我看得出她不打算回答，于是又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的纽约工作站可以发传票调阅文件。从你稍早所说的，我相信那个律师或受托管理人会很乐意协助我们。”

“有。我们有婚前协议书。”她说，屈服了。

“如果你离婚的话，协议书里的条件是什么？”

她又喝了口水。“前五年，我每年会拿到四千美元。之后会逐渐增加一点，直到我五十岁。然后婚前协议书就失效了。”

“一年四千美元，总共五年，”我说，“这大概就是你之前在普拉达的收入吧？”

“差不多。”

“那现在你是他的遗孀，能拿到多少？”

“那是信托……很复杂—我不确定有谁仔细去—”

“多少？”我又问了一遍。

“大概十二亿。”她说，然后转过脸去。

那个数字悬在空中一会儿—这么大的数字，通常都会造成这种效果—然后她又转回头看着我。让我惊讶的是，她激动得发抖，双眼因愤怒而发亮。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关阳台的遮光板？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上去那里？那是我丈夫和我共享的卧室。每天夜里，我都从船上回来这里，走过草坪，去那个卧室。

“如果我躺在床上，还能闻到他的气味，我就可以继续相信只要我翻身，他还在那里。

“大家爱怎么讲钱都没关系—但我现在唯一拥有他的遗物，就只有这栋租来的房子里的几条床单而已。我爱我丈夫，威尔森先生。”

她的双眼涌上泪水。她努力想忍下，那一刻，她好尊贵又好勇敢，很难不令人折服。如果这是表演，那么她真得准备好她的得奖感言才行。

“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去找土耳其警方问。他们负责调查，而且他们有跟我访谈的完整记录。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我穿过一楼露台、走向外头的大门时，心中是倾向于相信她，但当然，这种事很难讲。快要转过大宅角落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孤单地站在阳台上，在那座幽深大宅的阴影中，赤脚的她美极了，凝视着远处观景凉亭和她丈夫死去的地点。一时之间，我以为她会转过头来看我，但结果没有。

我踏上那条长长的车道，夜晚包围着我，那座不祥的大宅在身后逐渐没入黑暗。我抱着怀疑来到这里，离开时相信某个人引诱道奇抛下书房的药物，拿着望远镜踏上最后的旅程。

这是个好理论，但如果我不想出局，光是理论还不够。蕾拉·库马利会确保这一点—她已经推出自己的理论，还押上了她的专业声誉。要是出了错，她可承担不起，所以她会尽一切可能，把我这个美国入侵者送上回家的路。

我需要的是证据。

22

要不是因为一个红绿灯，我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点子。

我开着车离开了南边的海岬，来到市区近郊，此时正是餐厅转换成酒吧的时分，女人们开始想换掉高跟鞋，平常不喝酒的夫妇开始会多点一杯茴香酒。

那个红绿灯位于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一个角落是夜店，另一个角落是工地。我靠近时，灯号正由绿转红，我本来可以闯过去的，但因为路上有太多肆意横行的机动脚踏车，众多的行人又都处于微醺状态，于是我决定不要冒险了。

等待绿灯时，我望向那个工地，在众多支持各种政党的涂鸦中，有一张破烂的广告海报，宣传着胜利日晚上所举办的一个户外通宵电子音乐派对。海报上以设计手法画着海港，海岬的尖端是“法国屋”，上方有个巨大的“磷弹”爆开来。其实那是镁粉，我百无聊赖地想着，回忆起以前在考菲德学校上过的化学课。早年摄影师用的闪光灯，也是用同样的材料，我心里继续想着。

然后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但实在太异想天开了，我还得重复跟自己说一遍。说完之后，感觉上似乎更夸张了。

我知道烟火开始施放时，道奇是在他的书房里—库马利这么说，而且没有证据推翻这个说法。这表示当那些镁在落地玻璃窗外爆出亮光时，他是坐在皮革安乐椅上，后头有两面大镜子。我心想，镁和镜子，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元素，或许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证据。

我太专心想着这个主意，因而花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后头的车子在拼命按喇叭，原来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同时一手翻着库马利给我的档案，找到了一张给法医的字条，上面有她的手机号码，然后我掏出自己的手机。号码按到一半，我这才想到，一个带着六岁孩子的女人可能不会高兴自己被吵醒，何况这么晚了，她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于是我决定开回旅馆，上网去找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The Uffizi Gallery）的首页，写电子邮件给上头登的每一个网址，紧急要求协助，并附上我的手机号码。

乌菲齐原来属于梅迪奇家族所有，是欧洲最伟大的美术馆之一，收藏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文艺复兴绘画。小时候比尔和格蕾丝曾带我去过六次，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有回比尔安排我们去参观馆长谦卑地称之为他们的“工坊”：一个傲视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品修复处。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那个工坊的设备，而且我希望，当博物馆员工明天一早去上班时，有人会把我的电子信转交到适合的人手上，让他们联络我。

我开到旅馆门口，停好车，走向柜台去拿我的房间钥匙。那个经理递给我一个信封。

“希望里面的消息，不是那种会害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很悲伤的。”他说。信封没有封口，我猜想他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于是几乎可以确定，里面的消息一定会害我很悲伤。

结果没猜错。信是蕾拉·库马利写的，说她已经跟上司们报告，讨论过我希望道奇死亡调查延后结束的“请求”。

“在检视过档案和所有相关文件后，我的上司们决定，这个调查没有任何延后的理由。”

她说警察局长和局里的资深警官判定，这个案子很清楚是“意外事故死亡”，因此，档案必须在明天上午送交到安卡拉，道奇的尸体也会发还给他的遗孀安葬，同时先前所扣押的那些朋友和熟人的护照，也将全部发还，准许他们可以随时离开。

“博德鲁姆警察局感谢你对本案的关心，也很荣幸能提供联邦调查局任何可能的协助。”她写道，“我们之前所提供的资料副本不必归还，您可以自行保留。”

难怪库马利早上有点太轻易投降了。我思索着土耳其警方是不是真会照他们的决定做：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这个案子不可能重启调查。遗体将会发还家属，潜在的证人会离开到世界各地。我想立刻打电话给库马利，但更冷静的直觉占了上风。我可以到明天早上再打给她，现在最优先的，就是联系乌菲齐美术馆。

那个经理仔细观察着我，于是我告诉他，人生充满了悲伤，但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对这类问题并不陌生。要命，我累得都开始学他讲话了。然后我回房间，写完了一堆给乌菲齐美术馆的电子邮件之后，就只想爬上床睡觉。

但我还有一通电话要打。我把电池塞进手机，打给班·布瑞德利，告诉他土耳其警方相信道奇的死是意外，正要结束调查。

“耶稣啊。”布瑞德利说。

“是啊。不过他们搞错了。我正在想办法让他们不要结案，但你最好让另一个相关单位知道这个情况。”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布瑞德利问。

“谢了，”我回答，“不过我闯的祸，我自己收拾。”

我挂断电话，但没拿出电池，以防万一会有紧急回电。尽管我累得要命，但我还没来得及睡着，手机铃声就响起了。“我忘了问，”布瑞德利说，“依你看，什么时候能晓得你那个点子能不能奏效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低语死神”问的，我几乎能听到他声音中的恐慌。

“明天这个时间吧，”我说，“我明天早上可能得去意大利一趟。”

23

我7点醒来，立刻用手机打给库马利，但一接通就被转接到她的语音信箱。我留了话请她赶紧回电给我，然后又一直试着重拨，但试了二十分钟，还是没能跟她通上话。

我下楼到柜台，跟那个经理谈了一下，多见识了一些他独特的英语，然后从他那里问到了“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地址。我把地址输入我租来那辆菲亚特汽车的导航系统，七分钟后，我就开到了旧港口，站在库马利照片中粉刷的那栋屋子前。

那栋两层楼房以前是渔夫的住家，门前摆着几个赤陶花盆，窗台上的花盆箱里花朵盛开。我很惊讶—这栋房子有种喜悦和温柔，是我从没在库马利身上见过的。我走上屋前的小径，按了电铃。没人应门。

我穿过一小片草坪，来到一条紧贴着隔壁船坞高墙的车道，看着车库里面。那辆废物意大利汽车停在里头，车身是黑色的，引擎盖掀开，但车库里似乎没有人。我走近房屋背面，仔细倾听着：除了一只虎斑猫在厨房窗子内搔耳朵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我回到车上，看了手表一眼，开始以这栋房屋为中心，搜寻附近的小公园，逐步扩大范围。我得赶紧找到她。十分钟后，我看到一小片绿地，有六个小孩在玩荡秋千。妈妈们则围绕在四周，蕾拉·库马利也是其中之一，让我松了一口大气。

我停好车下来。她背对着我，推着秋千上的儿子，所以直到我离她只剩几码，才有一个妈妈朝她喊着土耳其语，同时指向我的方向。

库马利回头看到我，那一刻，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闯入，她脸上有太多的愤怒，让我几乎难以招架。但还有别的……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她赶紧抱起儿子可以看得出来。我当下一眨眼间的印象，是自己撞见了一个秘密。

她瞪着我，那个小男孩则躲在她的裙子后头，露出一只眼睛窥看，我朝他微笑说：“这一定是你儿子了。”

他更放心了，从母亲身后跨出来，然后我看到他有唐氏综合征，幸好我脸上的表情完全没变。

就像一般的唐氏儿，他的脸很美，微笑而充满纯真。他用土耳其语跟我说了句话，我猜想那是“早安”，然后，不知怎的，我没设法用他不懂的英语跟他沟通，而是低头朝他鞠了个躬。他觉得这大概是他见过最好笑的事情了，于是也鞠躬回应。其他旁观的母亲和小孩全都笑了起来，因而让他得到激励，又朝这个疯狂的美国人鞠躬好几次。

唯一不觉得好笑的就是他母亲。“你怎么找到我的？我的信写得很清楚了，我不想跟你吵。”

“我不是来找你吵的，”我打断她，“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法国屋’一趟。”

这句话让她的怒气减低了几分。“为什么？”

“我想道奇是被人杀害的，我们也许可以证明。”

“谋杀？凶手要怎么进入那个庄园？”

“我不知道。第一步就是先证明当时屋里有其他人。我想我们办得到。”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证据清楚显示……”

“别管证据了。所谓的证据，不过就是一份清单，列出你已经有的材料而已。那你还没发现的呢，难道就不重要？”

这是我书里写过的句子，我立刻痛骂自己又忘了我的掩护身份，然后才想到那本书是安排好让我搭飞机时阅读的，于是我就没再自责。库马利还是没被我说服。

“我们得马上去，在调查结案之前。”我催她。

“不，我的上司们已经结束这个案子了。”

我努力不要发脾气。“要是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博德鲁姆警方却已经发还尸体、把护照还给相关的人，那就有人会被追究得很惨了。惨的不会是我，而是政府的最高层。”

她动摇了。其他妈妈和小孩开始要去上学，纷纷朝库马利和她鞠躬的儿子挥手告别。

“我现在去不了，”她说，“我得送我儿子去保姆家。我的车子坏了，还要花时间—”

“我开车送你们去。”我回答，指着我那辆菲亚特。

她看起来很不愿意，但实在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于是点点头答应了。相反地，那个小男孩觉得很棒，于是我陪他们走向车子时，他还牵住了我的手。

库马利打开后座的车门，先让她儿子上车，然后自己跟在后面爬进去。对于她来说，她是极不愿意和一个很不熟的男人同乘一辆车；当然不可能考虑坐在前座。

她指点方向时，我回头跟她说：“我想你该打电话回办公室—跟他们说发生了一些事，请他们先不要把档案送去安卡拉。”

她没反应，所以我看了后视镜一眼，看到她瞪着我，臭着一张脸。等她听到我的想法后，一定不会太高兴，但也没办法。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拿出手机，开始说起土耳其语。

她挂断电话后，跟我说她留了话给他们局长，另外还请了几个同事到南边的岬角跟我们会合。听起来她是找了援军来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她儿子就开始热心地讲起土耳其语。我再度看向后视镜，发现库马利很认真听着。显然她希望儿子觉得她很重视他的想法，而且我愈观察，就愈明白她对他有无穷的耐心。

“我儿子想告诉你，我们星期四要去看马戏团表演，”她翻译道，“她说我们会参加开场的大游行，然后是杂耍和狮子，小丑—”

“和弄蛇人，”我说，“我来的时候看到了—请跟他说，那个马戏团看起来很棒。”

库马利翻译了，小男孩听了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们的对话迅速变得像是在争执。最后她终于解释：“我儿子想问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但我说你那天晚上有约—我说你很忙。”

我看着后视镜里她的双眼。“是啊，可惜我有约了。”我说，“不然我很想去的。麻烦帮我跟他道歉。”

她跟他说了些土耳其语，接着要我左转后，在前面二十码的地方停下。我们停在一栋简朴的房子外，一排花园精灵的雕像沿着屋前的通道排列着，一片方形的草地上有个溜滑梯。隔着马路的对面是一家可口可乐的配销仓库，两辆大型卡车正在车道上进出，引擎声音大得我都没机会跟那小男孩好好说声再见，他母亲就带着他下了车，进入栅门，朝屋子走去。

一名黑发女子开门出来，大概年近三十，非常胖，她吻了一下小男孩的头。库马利跟那个保姆谈话时，我借此又想了一下在公园那鬼祟的一刻。最简单的现成解释是，因为那个男孩是唐氏儿，他母亲直觉上想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侵犯。但我不认为原因是这个—库马利母子跟其他人相处都很自在。不，我有个感觉，原因其实完全不同，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一对母子在公园玩—那又怎样？

然后库马利转身回来，她儿子站在门口，举起一手跟我道别。我虽然坐在驾驶座上，还是设法作势跟他鞠躬，他笑了，也朝我鞠躬两次。

库马利爬上后座，我又看了她儿子好一会儿。这个小孩真棒，回想起来，我很遗憾后来必须对他做那些可怕的事。

我松开手刹，开向“法国屋”。

24

库马利的同事已经到了，高高的庄园大门敞开。我驶入那条漫长的车道，发现三名男子在车子附近等着，全都穿着便衣在抽烟，有两个在打手机。

其中两人看起来就像一般警探。但第三个则一身贪腐的气息。他四十来岁，高而胖，穿着光鲜的西装，完全就是个脑满肠肥的暴发户模样。库马利介绍了他，但我根本没听清楚他叫什么。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喊他“警官”就是了。

那些警察按电铃时，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这是我在公园找到库马利以来的第四次，但我再度决定不要接。我猜想—应该说是希望吧—那是乌菲齐美术馆的人打来的，而我不希望被迫解释得太匆忙。我需要很多时间慢慢解说，因为我要讲的那件事，可能是他们毕生所听过最奇怪的主意了。

没人来应门，于是库马利拿出备用钥匙打开了门。里头还是一片昏暗，眼前是个豪华的用餐室，虽然我没来过这个区域，但我还是带着他们穿过房间到书房去。里面跟昨夜唯一的不同，就是窗帘紧闭着。我猜想我走了之后，卡梅隆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一会儿，思念她死去的丈夫。当然了，除非我昨天晚上真的听到了门关上的声音，屋里有另一个人过来，待在这个书房里。

我把窗帘拉开，让光线充满室内，然后转身面对着那四名土耳其警察。“我跟库马利警探说过了，我不认为道奇死的那夜是单独在屋里。我想有个人来这个房间找他—是他认识的人。”

“他要怎么进来？”那个我称之为警官的家伙挑衅地问道。

我怕浪费时间跟他纠缠不清，于是同样严厉地反击。“先暂时听我说下去—假设访客知道如何避开监控系统，比方他晓得有个地方是摄影机没有覆盖到的，或是晓得一个翻墙的办法，随便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不重要。”

“好吧，那你说快一点。”一个警探说。

我没理他。“当时灯都关了，窗帘是打开的—犯罪现场报告是这么说的。”我指着那张皮革安乐椅，“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访客站着，道奇坐在他的药物旁边。他嗑药嗑得正爽，不打算离开。

“但那个访客想好了计划—他要引诱道奇到下头的观景凉亭去，然后把他推下悬崖。”

“他说了什么让他下去的？”警官插嘴。

“我不知道。”我回答。

“哼，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个访客跟他讲话的时候，烟火开始了，”我说，“开场是一颗白色的大星星在岬角上方爆开。每个人都说非常大—”

“是啊，从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另一个警探说。我礼貌地微笑—伊斯坦布尔在五百英里外。

“但有件事凶手没想到，”我继续说，“就是烟火的本质。”

那些警察面面相觑—这个联邦调查局白痴在鬼扯什么啊？烟火不就是烟火吗？

至少我让他们专心听了。“要让烟火亮得连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里头就得加入镁粉。大型烟火常常是这样—镁粉能在刹那间把黑夜变成白天。所以早年摄影师的闪光灯，也是利用镁。”

“听我说，”库马利开口了，“烟火，镁—这代表了什么吗？”其他人听了纷纷附和。

“代表我们有了闪光灯，有了拍摄对象，就是道奇和他的访客，”我回答，“唯一还缺的，就是底片。”

我指着壁炉旁那两面大镜子。“镜子就是玻璃背后涂上一层硝酸银。什么是硝酸银？就是底片，以前用来拍摄电影的就是这种。”

大家都没说话，只是瞪着眼睛，努力消化这些信息。

“这里都齐全了，”我说，“闪光灯。拍摄对象。底片。我相信不管当时谁在这个房间里，我们都拍到了他的照片。而且我想照片就印在这些镜子的背面。”

他们还是没说话，依然怀疑地看着我。我不能怪他们—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很异想天开。

库马利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只是确认一下—你打算要把这两面镜子送去‘冲片’？”她问。

“对。”

“去哪里—一小时冲印店？”

我露出微笑，但还没来得及回答，警官就开口了。“这太荒谬了—镜子背面的照片。”他嗤之以鼻，“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然后他示意其他人一起往外走。他大概忙着要去勒索一些黑道人士。

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对他展开攻击。我对贪腐向来不太能忍受。“你为什么说这很荒谬？因为以前没发生过？联邦调查局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犯罪实验室，你听到没？最顶尖的。我们很习惯当先驱，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荒谬的、什么又不是？”

从他小眼睛里冒出的火花和扭曲的嘴唇，我知道自己制造了一个毕生的死敌了。但我不在乎。在事情更恶化之前，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看了一眼屏幕，看到那是意大利的号码。

“这是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打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算要求他们协助，帮我救回影像。”

其中一名警探—显然是三个人之中的领袖—摇摇头。“不行，”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协助，意大利人或谁都不行。镜子不能搬走。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好吧，”我说，“好吧，那我现在提出正式要求，代表联邦调查局，要取得这两面镜子，进行鉴识检验。如果你们要拒绝，那就得提出书面理由，好让我转给白宫和安卡拉的相关官员。”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但我没有要接的表示。我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发一语。就在电话停止震动前，那个领头的警探耸耸肩。“那就把那些该死的镜子搬走吧，”他气呼呼地说，“你要浪费时间，那也随你了。”

“谢谢！”我回答，“我该找谁帮忙安排搬走？”

警官大笑。“不晓得。试试看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吧—他们不是无所不知吗？我相信他们能帮忙的。”

另外两个警探也笑得很开心。库马利一脸尴尬，显然被她同事的表现搞得很难为情，但是当那个领头的警探挥挥手要大家出去时，她也顺从地跟着出去了。

他们点了香烟，走上草坪，我相信是在欣赏景色的同时，也一边讲我坏话。我趁这个空挡回电给乌菲齐美术馆。有人已经通知了那个修复工坊的主任，他大概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于是我找到了他，跟他解释我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他一开始大笑，笑完之后，他要我再从头讲一次。接着他问了十来个问题，才终于同意—我想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挑战—但要我明白，他几乎完全不指望能成功。

“我想事情很急吧？”他问。

“当然，”我说，“什么事情不急？我会尽快送过去给你。”

他一挂断，我就马上又打了一通电话，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得到了对方协助我的承诺。

25

我那家旅馆的经理带领着两辆破烂的卡车来到“法国屋”，外加八个帮手，看起来像是白天出狱工作的囚犯。我这样以貌取人真不应该，结果他们是我见过最优秀、最努力工作的人。

他们是那经理临时通知，设法找来的朋友。我在大宅前跟他们碰面，说我会付工钱，但他们全都拒绝了。

“这些人说，关于今天的钱，他们没有爱，”那个经理算是帮我翻译。我愈听他讲话，就愈觉得他像那种在线翻译软件。“有机会看到这个大庄园，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他说。

显然就像博德鲁姆的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没见过那道高高栅门里的情况，所以那经理一打电话找他们帮忙，他们简直求之不得。我带着他们绕过屋子，走向后阳台时，碰到了库马利和她的同事正要出去。两组人马在小径上相遇，一时之间有点尴尬，但那个经理让到路旁，他的朋友也跟进，好让警察们过去。

当时我站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看到旅馆经理的脸。当那个一副贪腐相的警官经过时，经理脸上的鄙夷表情太明显了。然后那经理转身，看到我在看他，于是露出微笑。等到警察走远了，他走到我旁边说：“他就是我们喊他“海绵宝宝”的男人。”

所有工人都点点头。“海绵宝宝？”我说，“跟那个卡通的名字一样？”那经理点头，比了一个吸吮的动作。

“啊，”我说，“大海绵。”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互相搓一搓，那是举世通用的贪污标志。经理和他的朋友大笑，其中一个还朝地上啐了一口。那一刻，我们超越了所有语言，然后我们转过了屋子的转角。

我先给他们一分钟欣赏四周的景观，然后带头走进落地玻璃门，来到书房。其中两个人是木匠，他们开始讨论起要如何制作条板箱以保护镜子，同时其他人则回到外头的卡车上，去拿梯子和工具。

我漫步走到外头的草坪上，打电话到联邦快递公司，希望他们能赶紧来收走这两面镜子，空运到佛罗伦萨。我正在等他们的客户服务人员回电时，那个经理匆匆走到我旁边，显然很心烦，要我跟着他进屋里去。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们一定失手砸破其中一面镜子了，但紧接着就想到，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会听到声音。

我暂时放弃联邦快递，跟着那个经理走上露台，进门来到书房。我停下来。那些工人沉默着站在一边，全都看着我。他们已经把两面镜子都从墙上拿下来了，于是我看着原先挂着镜子的锤琢石面墙壁。

我第一次看到那两面镜子时，觉得跟整个房间很不协调，但归之于某个人的怪品味。结果不是—那些镜子是用来遮住两个刻在墙壁上的巨大纳粹党徽。而且不是随便刻的，而是雕凿得很出色，每个上方都有纳粹德国的鹰徽。我瞪着那两个党徽，想到小时候去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集中营时，曾在那里的指挥官办公室里看过纳粹党徽，刹那间，我再度看到那个女人，怀里抱着婴儿，还有两个小孩紧紧牵着她的裙子。

我走向那两个党徽，旅馆经理和他的朋友们注视着我，大家似乎都面有愧色。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但他们都知道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我想他们发现这种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城市，一定都觉得很不舒服。

虽然很不想碰，但我还是伸出手，手指沿着雕凿的痕迹摸了一下。上头积了很厚的灰尘：这两面镜子已经挂了好多年了。

我转向那些男人。“为什么大家说这里是‘法国屋’？”我问。

26

这栋大宅原来不叫“法国屋”，一开始不是。当初盖好的时候，大战才刚结束，大宅的名字是法文LaSalled' Attente，意思是“等待屋”。等待什么？我很好奇。

这会儿我和经理一行人坐在一楼露台通往草坪的阶梯上，爱琴海在我们面前展开，温暖的微风拂过我们上方的棕榈树。那些人拿出他们的午餐，坚持要我分享他们的橄榄、奶酪和柴烤面包。后来我还得拿出联邦调查局的徽章，跟他们说值勤时禁止喝酒，才总算谢绝了葡萄酒和茴香酒—他们好像每一口食物都要配上一口酒。我很高兴他们在午餐之前就把镜子从墙上拆下来。

我们的对话一片混乱，但不是因为酒。所有人，包括那个经理，对于这栋大宅的历史都有自己的版本。他们都不够老，没亲眼见识到当初盖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版本，都是从祖父母辈说的故事听来的。

他们全都一致同意的，就是这栋房子是一个女人盖的。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在1946年，当时二次大战才结束一年，有七百万人死亡的德国还是一片废墟。根据老一辈的说法，那个德国女人的家族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把资产转到瑞士去，因此她的财富完整无缺。或许这是真的：有些德国人的确做了这样的事情—去问瑞雪卢私人银行的那些人就知道。

大家的一致说法是，当时那个女人搭飞机，来到米拉斯只有一条青草跑道的小机场，转搭汽车，在午餐时间过来看了这块地，两小时后又搭飞机离开。过了几个月，一组建筑团队就来到这里。

当时博德鲁姆没有什么马路，因此所有的工匠和工程师，还有建筑材料，都是由驳船运来。那些建筑人员很憔悴，全都是德国人。他们建造了工人宿舍和一个野战厨房，跟村民完全不来往，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两年后，房子盖好了，最后一批工人拆掉了他们的简单工棚，完成了花园造景，然后离开。他们来过所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悬崖底部那个小海湾，只有开船才能进入。那是驳船的停靠处，而且他们每天晚上都在那边游泳。“这片沙滩，”那个经理说，“我们博德鲁姆人就称为—”

“德国海滩。”我说。

那些人告诉我，尽管花了那么多钱辛苦建造，但没有人住在这栋大宅里—至少不是永久性的。一开始，每隔几个月，屋内的灯光会亮起，然后持续一星期之类的，接着又是一片黑暗。大家都猜测这里是个度假别墅，但精心种植的树木和这片土地的隐私性，让当地人根本无法看到那些来暂住的度假客一眼。

等待屋，我再度想着—好奇怪的名字。“那为什么会改名呢？”我问他们。

那个经理大笑，不必问其他人。“非常简单，”他说，“LaSalled' Attente的发音对当年的渔夫们来说实在太复杂了，念不出来。他们听到时知道是法文，所以他们就耸耸肩，说那是‘法国屋’。多年下来，就慢慢流传开来，所有人都喊这个名字了。”

那些人说，过了两年，树荫长得愈来愈浓密，别墅似乎陷入长眠，后来就每隔好几年才会有人来住。

然后，观光业改变了这片海岸，一开始很慢，后来愈来愈快。港口里冒出许多游艇码头，岬角上也盖了其他漂亮的别墅。然后，大约八年前，一个没有人认识的男人来到这里，打开了那栋大宅的门。几个星期后，一组组来自海外的装修工匠抵达，开始整修这栋豪宅，甚至还装设了最先进的安保系统。终于，这座“法国屋”在21世纪焕发了新的生机。

那个夏天开始的几个月前，一个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该让这栋豪宅赚点钱回来了：现在度假人士可以租“法国屋”了，一星期租金二十万美元。

对于这个惊人的数字，在场的人露出微笑，耸了耸肩没说话。

“当初盖这栋房子的那个女人，她是谁？”我打破沉默，想着那两个纳粹党徽。

他们摇摇头：这是个谜。那经理看了看手表，跟大家说他们最好开始把镜子搬上卡车，否则就无法准时送到机场了。大家塞好酒瓶的软木塞，站起来走向露台。

我转身走向花园。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着大宅。这栋房子果然很不祥，我当初在车道上第一眼看到的印象是对的：盖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隐私。但为什么叫等待屋呢？多年前短暂来这里居住的那些人，他们又是谁呢？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到—也许是因为那片广阔的海面，也许是因为远处海平面出现的一艘货轮—但我已经学会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艘船，我心想。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一艘船。

那个经理来到露台，朝我挥挥手。“镜子已经装载完毕了，”他喊道，“我们现在只需要你这个人。”

我微笑往上坡走，跟着他们一起前往米拉斯机场。

27

我坐在驾驶舱内，于黄昏时分飞到佛罗伦萨，此时天空晴朗无云，整个伟大的文艺复兴城市就在我下方展露出种种令人难忘的美。这架联邦快递货机为了帮联邦调查局的忙，特别从伊斯坦布尔临时改道，去米拉斯载那两个装了镜子的大条板箱。

飞行员一个是英格兰人，另一个是澳大利亚人。上机后，他们就邀请我坐在驾驶舱里面的一个空位。要是早知道他们整个航程都会讨论板球，我就会待在后面了。

一辆乌菲齐美术馆的卡车来到停机坪跟我们会合，然后三个美术馆的仓库人员和那两个板球发烧友一起合作，只花几分钟就用吊车把那两个大条板箱从机腹弄出来，装到卡车上。就像世上的任何城市一样，佛罗伦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但再度来到这里，却让我高兴不太起来。上一次我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是跟比尔在一起，再一次，我对自己以往对待他的方式后悔不堪。

我们在暮色中进入市区，沿着五百年来少有改变的窄小偏僻街道，停在一道我还有点印象的巨大双扇橡木门前。修复工坊就在美术馆旁的另一个园区，里头有一连串地窖和仓库，石墙厚达六英尺。这里一度是梅迪奇家族储藏谷物和葡萄酒的地方。

几架监控摄影机检查过街道上的每一寸角落，然后橡木门往后打开，卡车驶入一个巨大的安保区域。我下了车，看着高科技控制面板、武装警卫队、一排排的闭路电视屏幕，以及挡在工坊外头的巨大的钢制栅门。这个地方跟我多年前来访时已经大不相同，但我并不惊讶。乌菲齐在1990年代初曾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攻击，现在馆方显然不会冒任何险了。

两名警卫走上来，用手持扫描仪扫描了那两名仓库人员和司机的指纹。虽然那些人彼此相识已经好几年了，但警卫还是得等到中央数据库确认他们的身份，钢制栅门才会打开。卡车和载运的货物驶入门内消失，把我留在外头。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出现，帮我安排照相以制作临时通行证，然后跟我说主任和他的团队正在等我。

我把通行证别在外套上，一名警卫用铜丝绕住我的脚踝，尾端留一截垂在地上：我衣服或鞋子所产生的静电，都会被那些铜丝带走，传到地面上，以防止任何产生火花的危险。在历经抢劫和恐怖分子攻击后，这类工坊最怕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火花，会引燃艺术修复所使用的种种易燃化学物质。

乌菲齐最擅长的是修复大型油画和湿壁画，另外，尽管我上次来过之后有很多改变，但主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还是有这次修复所需的巨大照相银板和化学浸泡药水。这些设备很快就能决定我任务的未来命运。

穿制服的男子带着我进入电梯，我们下降六楼，然后我走进一个看似会议室的房间：四面不透明的玻璃墙，一张长桌，桌子的一侧坐着两名技师，他们面前的计算机屏幕连接着一大批硬盘。

三名女子和六名男子站起来迎接我。其中一个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是修复工坊的主任。他年轻得让我惊讶，但长长的头发已经全白，我猜想，毁掉无价艺术作品的风险，一定让他饱受压力。他说我们通过话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聚集在这个会议室里头的人员就拟出了一个设法从镜子还原影像的策略。但是，他说，他们没有人抱着太大的希望。

“不过呢，”他微笑着补充，“有时候就连艺术修复人员也可以制造奇迹。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于是他按下墙上的一个开关。四面不透明玻璃墙变成全透明，原来那些墙是液晶材质所制造的。

我们站在一个玻璃立方体内，悬吊在半空中，往下看着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个大得像足球场的空间至少有六英尺高，顶部是纯白的拱形，年代大概比梅迪奇家族的显赫时期还要久远。在这么巨大的空间里，种种设备显得很渺小，包括用来举起大型纪念雕像的水力起重机，把油画抬高或放低的起重架，大得足以容纳一座埃及方尖碑的不锈钢清洗池，还有一个用来去除大理石或岩石上累积几世纪污垢的蒸汽室。而在这些设备间移动的，有电池供电、低噪音的堆高机，小型的移动式起重机，还有十来个穿着白色刷手服的主管和专家。好个工坊—看起来简直像是美国航天总署的所属单位。

几乎就在我正下方，有一幅提香的油画正在清洗；不远处，几名男女在清理一对青铜双扇门，那是贝尼尼的作品，我在梵蒂冈看过。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组固定在墙面上、紧密拼接在一起的联板作品。这是以修复专用的大型摄影板所制作的，放在那里是为了启发或纪念这个工坊一件出色的修复作品。

上头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那是实物尺寸，鲜活得就像是昨天才画好的。刹那间，我觉得仿佛回到五百年前，可以体会人们走进米兰的感恩圣母堂，第一眼见到这幅画作的那一刻。

工坊主任戴着一个无线耳麦，指着靠墙的两个镀金镜框。两面镜子已经取出来，以起重机悬吊在上方。我们看着起重机把镜子放低，浸入一缸蓝色液体溶剂中。他们希望这种溶剂可以把底片从玻璃上分离出来，而不会损及底片。要是失败了，或者硝酸银破裂散开，那我们所有人就可以回家了。

紧接着，一个大帐篷几乎立刻往下罩住那一缸溶剂，挡掉所有光线。“如果他们可以把硝酸银分离出来，那就得把它当成负片处理—不能照到光线。”那个主任说。

我满心怀疑。到底有多少希望？当然，乌菲齐美术馆曾修复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圣母怜子像》—之前被一个发疯的澳大利亚人拿着铁锤攻击而损伤。但就连他们，也不相信可以从旧镜子里取出影像。

那个主任按着耳朵上的耳麦，听了一会儿，然后转向我们其他人：“成功了—他们已经完整取出底片了。”

其他人纷纷微笑鼓掌，主任转向我：“他们会把底片放进一片结冻的凝胶上，予以固定，然后拿去暗房处理。”

两分钟后，几个穿着白色刷手服的男子推着一台大型推车走出帐篷，进入一部透明的货运电梯。我看着那两面镜子包在锡箔毯里，缓缓上升。

那电梯升到拱顶空间上方，停在一个积木似的悬臂式房间，我想那就是暗房了。

“可能要等一阵子，”那主任说，“不过一等他们‘冲洗’出来，技师就可以告诉我们，那些底片是不是拍到了什么。”

28

那通电话打来时，我跟其他团队成员正坐在乌菲齐美术馆的员工自助餐厅，慢吞吞喝着一杯接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那主任接了手机，然后转向我，但声音大得每个人都能听见：“底片上有影像了。”

我们匆忙跑过几条安静的白色走廊，碰到馆方正带着一群捐赠人士在进行幕后导览，那些有钱人被我们吓了一跳。然后我们进入货运电梯，朝会议室跑去。

在一段距离外，隔着会议室的玻璃墙，我们看到技师们围着两个计算机大型屏幕，看着一名技师操作键盘，旁边的水冷式硬盘飞快旋转着。

那主任全程都陪着我。“他们在硝酸银上头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会数字化，放进磁盘里，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我们冲进门。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两个人的影像，站在那个书房里。如果还有任何特征能辨识访客身份，那就是额外的收获了。

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唔，也不是完全没有，而是一片各种深浅不同的黑暗，就像看着一个无月之夜的池塘。那主任一定是看到我脸上的焦虑。

“别紧张—时候还没到，”他说，“他们会用软件加强影像，然后在缺漏的地方，设法用周围的片段填补起来。就跟修补受损湿壁画的方法一样。”

但我还是很恐慌，要是他知道这事情牵涉到的后果有多么重大，一定也会跟我一样恐慌的。操作着键盘的那名技师很年轻，皮肤白得像墙壁一样，他正在连续不断输入指令。我看着他脸上那种强烈的、近乎宗教般虔诚的专注表情：他绝对没有放弃，我因此觉得放心了些。

一开始进度很缓慢，几乎难以察觉，但逐渐地加快速度。随着硬盘旋转得更快，一个形影从黑暗海洋中浮现出来。从一系列控制器上的警示灯开始闪着黄褐色，我看得出他们把整个系统逼到接近极限了，但那些人可不打算退让。我从黑暗的池水中看出一部分的房间：树枝状吊灯的片段、窗子的轮廓、壁炉的边缘。这绝对是“法国屋”的书房，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想有一个人的影像了，”那个苍白的技师在鼓掌声中说。他指着黑暗池塘的一部分—比其他部分都黑，但里头有个蒙胧的轮廓，用一个电子方框圈起来，持续加入光点和像素，于是皮革安乐椅也出现了。我看得到了！

尽管屋里有冷气，但我还是双手汗湿，看得出椅子上一名男子模糊的头部、弯曲的手肘，以及一部分的脖子。那几乎可以确定是道奇。技师继续处理，警示灯的闪烁速率更快了，安乐椅周围的黑暗水面变得更清晰。

道奇旁边没有人。

即使如此，那个主任和他的团队还是转向我，兴高采烈地大声庆祝着。他们设计并执行的计划成功了：从一种几乎前所未闻的媒材上，他们救回了一幅影像。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样无疑地，也对我毫无帮助。

“怎么了？”他们看到我的表情后，纷纷问我。

“我本来就知道有个男人坐在那张椅子上。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人。我需要两个人。第二面镜子的状况怎么样？应该会拍出房间的另一个角度才对。”

我们转身：苍白技师和同事已经把第二个影像投在屏幕上了。不必是计算机图像处理专家，也看得出这张图的质量差很多—那片海洋的黑色更深、光线更淡，而且充满了阴影，简直就像在水底下。

那些技师的动作更快了。于是黑暗消失了，键盘前的那个技师再度把书房的片段从水底陆续拖出来。部分的椅子和书桌出现，但形状要模糊得多，而且警示灯转成了黄褐色，有的甚至开始闪着红色。我的希望往下笔直坠落。

那些技师自己看起来也很沮丧，频频往上看着更多的警示灯变了颜色，但屏幕影像还是没有太多改善。

运气就是有这个缺点，我心想—你早晚会用光的。我感觉到那个主任和其他团队成员纷纷偷眼朝我看，他们知道我一定很失望，也很好奇我会有什么反应。

所有的警示灯全都变成红色，我知道那些技师已经不再试图增强影像了—他们已经达到了技术的极限。那个半成形的书房影像停留在屏幕上，像是默默地提醒着我们的失败。苍白技师朝屏幕凑得更近，指着那片黑暗中的一部分，用意大利语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主任和其他团队成员都看着他指的那个点，但显然没有人看得出什么。

那个技师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他也怀疑自己的眼睛。但他用方框圈住那个部分，不理会那些红灯，把那块区域放大，继续操纵着画素，想设法从中得出真相。

什么都没有。

他的同事也插手，打了一个指令。方框内的颜色翻转—黑色变成白色，变成了负片。忽然间，我们全都看到了—一个几乎没有轮廓的垂直形体。那两个技师一起迅速处理，把软件和硬盘逼得超出了运作极限。警示方格跳出来，但一出现就被他们取消掉。那些红灯不闪了—成了一条持续发亮的红光。

两名技师还是继续努力，但画面看不出有任何改善—一个结实的形体在逗弄我们，就这样。然后他们把负片的画面翻转回去，拿掉方框，取消放大，让画面恢复正常。

出现了！很模糊，像幽灵似的，但那个形体已经变成一个人站在壁炉前。要辨识出任何具体细节都不可能，甚至看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但是无所谓。房间里绝对有两个人。

主任和他的团队瞪着屏幕一会儿，然后欢呼起来，同时两个技师起身，跟同事们拥抱。

我的目光从屏幕上别开，露出微笑，开始为他们所有人鼓掌：他们还不晓得，以后也永远不会晓得，但探路人又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了。

29

我走出橡木大门，外头的夜晚好凉爽又好清新，因而古老的鹅卵石路面和文艺复兴的建筑外观显得特别鲜明，像是某种电子游戏里的景观。只有街道上的人潮和完全没有出租车，让我相信眼前一切是真实的。

我有两个电话要打，拨完第一个号码等对方接时，我就走过了修复工坊外的监控摄影器，来到一条宽阔的大街上。

蕾拉·库马利接了电话，我没有寒暄或客套，立刻就告诉她，我有一张照片显示出道奇死前六分钟时，和另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电话另一头好半天只有震惊的沉默。

然后我告诉她，乌菲齐美术馆修复工坊的主任正在准备一份完整的报告，很快就会寄给她，同时会附上照片的副本。

“我会通知我的同事。”最后她终于说，掩不住声音中的挫败感。我确定“海绵宝宝”和他的哥儿们一定会气得半死。

“看起来没办法了，”她继续说，“我们今天晚上会开启一个凶杀调查案。”

“很好，”我说，“很好。”

“你原先怎么知道道奇不是一个人在家？”她问，以前对我的鄙夷又悄悄回来了。

“是那些药物—还有双筒望远镜。看烟火不需要望远镜的。”

“那他为什么带了望远镜？”

“你得一步一步推回去。有个人显然知道怎么偷偷进入那栋大宅。”我告诉她，一边还设法想招到出租车。

“这个人进了屋子，在书房里找到道奇。而且这个人是他的朋友，或至少认识—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他就会发出警讯才对。

“我几乎确定，访客假装很痛苦，然后告诉了道奇一些话，让他很惊慌，克服了药物带来的性冲动和混乱疯狂。”

“告诉他什么？”她不耐烦地问。

“如果你重新去看你们访谈他那些熟人的问话内容，至少其中6个主动说他很爱他老婆。”

“没错。”库马利说。

“卡梅隆那天晚上搭直升机去夜店玩。所以我猜想，去书房的那个访客告诉道奇，说直升机在海湾里坠机了。”

沉默。库马利没响应—只是猛吸了口气。

“毫无疑问，道奇会相信那个访客的话，”我继续说，“庄园里有个停机坪，他会以为她本来是要回家的。

“他努力让自己清醒点，抓了双筒望远镜想去搜寻海上，他和访客就这样跑上草坪。他没抬头看烟火，而是看向海面—他愈接近岬角尽头，就愈有机会看到些什么。所以他才会选择观景凉亭旁边四米的那个地方：那里没有任何树荫，唯一的树是在悬崖下方的半途，这样他就可以把整个海湾看得更清楚。

“当他没看到任何动静—当然了，因为根本没坠机—他就爬到围栏上，或是跨过去。

“他把双筒望远镜凑在眼前时，感觉到背后有人推他。对凶手来说，感觉上根本不像谋杀—只是轻轻推一下而已。

“推得很轻，事实上，你们用假人测试时，也完全符合失足坠落的样子。”

我只说到这里：没有必要重述他经过悬崖壁面、摔在底下的岩石堆里—这一点没有争议。

库马利没回应，最后我不得不问：“你还在吗？”

“我在，”她说，“我会确保不要把任何人的护照发还，马上就会开始侦办。我会拟一份名单，列出他接触过的所有人。就像你刚刚说的—访客一定是他认识的人。”

“可以扣掉卡梅隆和其他直升机上的人—他们不可能去屋里找他。另外你之前说得没错—我不认为这是职业杀手做的。凶手就是他朋友圈里面的人。”

这桩谋杀里还有另一个元素她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就算是个小签名吧，但搞得我非常愤怒。我很确定道奇长裤上的那条线，是故意放在栏杆上，好让警方推出凶手想要的结论。

这个凶手完全遵照我书里面提到过的程序。

30

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时，也同时听到了坏消息。

我跟库马利刚讲完电话，就看到一辆空的出租车，于是我急忙闯进车阵里拦住。这些意大利驾驶人开车太疯狂了，前面的行人能幸存真是奇迹，但总之我爬上车，请司机载我去机场。

我要尽快赶回博德鲁姆，一等我在出租车上系好安全带—以那个司机的开车方式，我真希望那是赛车专用的全套安全带—立刻打了第二通电话。是给班·布瑞德利的。

他接了电话后，我跟他说我人在佛罗伦萨。“我们可以继续查案了，”我兴高采烈地说，“那是谋杀—请通知其他相关单位。”

“我试了两小时，一直想跟你联络。”他说。

“对不起，”我回答，“我把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了。”他会打电话给我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帮“低语死神”传话。我知道不可能有好消息。

他絮絮叨叨说着有关东城旅店的谋杀—但那只是伪装—然后提到我们有些同事进行了一连串测试，建立计算机模型，这些事我必须知道。

班不明白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传话而已—所以问他问题也没有意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听，同时一颗心直往下沉。

他说那些人得出一个有趣的日期：9月30日。

“不过你也知道那些计算机宅男的作风，”他继续说，我感觉他是照着稿子在念，“你不能把时间抓得太紧。他们说要有两个星期的应变期间，以防任何预料之外的问题—所以他们说是10月的第二个星期。”

我挂断电话，坐在那边动也不动。从班传来的话，我知道“低语死神”之前下令一个团队建立了模型—大概是假装成某种战争游戏—看一个平民若要利用一般可以公开取得的设备，大量生产天花病毒，需要多久的时间。由此，他们计算出9月底前可以完成，然后加上两星期的余裕。

我们现在有了个日期了—所有时间、所有事件、所有希望，全都汇集到这个时间点。姑且定为10月12日吧，我告诉自己—哥伦布日。也是我母亲的忌日。

31

海关官员打开撒拉森破烂的行李箱时，发现里面有叠得很整齐的长裤、两件正式衬衫，一组医生用的听诊器和温度计，还有一本《古兰经》，和一本英文杂志。那本杂志不是《经济学人》或《英国医学期刊》，而是叫《爆乳克星》，里头每一页都有至少一张D罩杯的图片。

那两个海关官员什么话都没说，但是默默交换一个清楚的眼色，他们显然在说：“外表虔诚，但事实上还不是如此。”

要是那两个人稍微用心些，就会注意到他把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装在手提行李内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拉链袋内，好像要隔开其他不得不共处的污秽。那本杂志是撒拉森在贝鲁特机场买的，以防万一德国移民局人员把他带到面谈室去盘问。以目前的世界现状来看，要是你必须穿越国境，当个伪君子要比当个虔诚信徒要来得安全。

但他其实不需要那本杂志。一如计划，他在上午的尖峰时刻，来到欧洲最大也最繁忙的法兰克福机场。他从以往的经验得知，当排队通关的队伍很长，而且移民局官员疲倦又过劳时，审查旅客就会马虎得多。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之后，他来到一个穿着黄褐色制服的年轻官员面前。那人瞥了黎巴嫩护照上的照片一眼，再看看眼前微笑的男子：好西装，络腮胡修得只比胡茬长一点，英俊的脸。根据他所填写的入境卡，他是个医生。

“你的来访目的？”那个年轻官员问，先用德语，然后看到对方茫然的眼神，就改讲英语。

“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撒拉森回答。除了金融业，法兰克福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主办大型会议和商展—全都在特别建造的展览场地。撒拉森拿出机票和网络上买来的会议通行证，放在柜台上。那个官员几乎没看他，但撒拉森知道，就是这类细节—就像那本色情杂志，还有在大马士革时他指甲缝里的泥巴一样—让他的伪装身份变得真实。

那个官员瞥了一眼他的回程机票，把护照放在扫描仪上，看着计算机屏幕。当然他的记录没问题：这本护照是真的，上头的名字从来没列入过任何观察名单。

“你会停留多久？”他问。

“两星期，”撒拉森回答，“说不定还会多几天，要看我的钱够花多久。”他微笑。

那官员咕哝着在护照上盖了三个月的章。每个人都可以入境三个月。就算一名“基地”组织正式成员的护照，只要扫描结果没问题，也同样会得到三个月。德国希望他们展会的访客留下来，尽量花钱。

当然，撒拉森计划要停留不止两星期，但就算移民官员只给他两星期的入境许可，也没有什么影响。就像全世界每个非法移民一样，撒拉森很清楚：欧洲的移民执法取缔，要比边境管制更松。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努力工作，那么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长期的远景也很看好，通常每隔几年，就会有移民大赦。谁还会想离开呢？

撒拉森从旋转行李输送带上拿了他的袋子，忍耐着那些海关官员们彼此交换的讽刺眼神，走出海关，来到这个大机场混乱的航站楼外。他沿着拥挤的人行道行走，把那本充满诱惑的色情杂志扔进垃圾桶，找到了进城的巴士，然后进入了另一种世界里，消失不见。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我派驻在欧洲时曾经体验过。当初在追查十来桩不同案子的线索和相关人士时，我曾走过许多阴冷的工业城市，在那些郊区见识过无数苏联建筑风格的住宅。但是对于从未见过这类地方的人来说，你很难相信那种逐渐发生的变化。

就像一个瑞士作家曾说过的：“我们想要的是劳动力，但结果来的是人类。”没有人预料到的是，这些劳工也一并带来了他们的清真寺、他们的圣书，还有他们大量的文化。

在人口暴增的情况下，出于宗教原因，他们重视慈善，各个城市很快就出现了只收男性的慈善简陋旅舍，好让虔诚的男性穆斯林可以吃清真食物，晚上有床可以睡。撒拉森抵达欧洲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住在法兰克福的这种“安全屋”，此时他还很惊讶这么容易就进入德国了。

次日，他穿着牛仔裤和磨损的工作靴，把行李放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一个长期的寄物柜里，从贩卖机买了一张车票。于是他就带着一脸络腮胡，搭上了前往卡尔斯鲁厄的列车。这个城市位于德国黑森林的边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回石器时代，历经接下来几十年的重建，如今成为一个广大的工业中心。在这个城市众多的工厂中，有一家在撒拉森的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之前他还住在黎巴嫩的艾尔米纳时，曾花了好几个小时上网搜索，找到了一家地理上完全符合他需要的清真寺。因此，他一走下开到卡尔斯鲁厄的火车后，就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他找到威廉街，走到一半，就看到一家昔日的街角商店（很讽刺地，店主一家是犹太人，死于二次大战的大屠杀中），如今矗立着一座小小的宣礼塔。这个清真寺和德国境内其他一千两百个伊斯兰教祈祷中心的不同之处，就是从这里几乎就可以看到他所选择的工厂：一家美国大药厂的德国子公司。

此时是星期天，撒拉森按照计划，就在傍晚的昏礼不久前，走进这家清真寺。昏礼一结束，依照传统惯例，教长走到这位陌生人面前，代表会众欢迎他。撒拉森随即受邀跟大家一起喝茶。谈话间，他解释自己是逃离黎巴嫩新近战火的难民。根据其他人看来，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情愿。

他的外貌完全就像个逃离战火、来欧洲寻找新生活的难民，他说他几乎花掉所有财产，付给一个偷渡集团，由他们安排搭船到西班牙，然后再搭卡车来到德国。他看着其他教友，声音哽咽起来，无法往下说出这趟可怕旅程的细节了。

我不得不说，这招很厉害，而大部分听他叙述的人—都是蓝领工人—都理解地点着头：细节或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用类似的方式进入欧洲的。

这位自称是非法移民的男子说，他之前去法兰克福附近投靠一个表亲，但因为急着想找工作，而且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于是便来到卡尔斯鲁厄，希望能找到工作。为了要引人上钩，他还宣称自己曾在贝鲁特一家大公司的运输部门工作。

“一切都是阿拉的旨意啊，或许在马路尽头那家大工厂里头，也有类似这样的工作？”他问。

几乎所有教友都在凯隆化学制药公司工作，而且一如他的预测，他们很快就上钩了，纷纷自告奋勇要去跟同事们打听。他向大家致谢，引用了一句模糊但适当的经文，更让众人相信对他的第一印象没有错：他确实是个高尚又虔诚的人。

他低声说他很不好意思，但他已经没有钱吃饭或买火车票，所以问大家这附近是否有“安全屋”，能让他在找到工作前暂住。教友们当然立刻帮忙，张罗他的食宿—毕竟，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就是济助穷人。

于是，才一个多小时，甚至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撒拉森就成了他们的责任了。他们是很认真对待这种事情的人，才三天后，他们的打听和支持得到了好结果：凯隆公司配销部门的一个土耳其人主管说，他们刚好缺一名大夜班的仓库管理员，很适合那位难民。

那天晚上的祈祷后，替他高兴的教友们就带他到一家小餐馆吃晚餐，说那个药厂的工作环境好得不得了：有厂内的医疗诊所，有厂方提供补助的自助餐厅，还有漂亮的祈祷室。但没有人提到的是，这类工作一度都是属于美国人所有的。

之前那个弗吉尼亚州的诺贝尔奖得主曾问我，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业国家，现在还会自己制造任何产品或机械吗？他说得没错。过去几十年来，几百万个工作机会，连同大部分的制造基地，都已经外移了，国家安全的保障也随之大幅消失。像凯隆化学制药公司，造成的危险更严重，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受敬重的药厂和出口商之一。尽管很少人明白，但现在美国心脏地带的安全程度，其实就跟一个无名小城的无名工厂一样。

撒拉森坐在一张三合板桌子前，听着融合了土耳其和德国风味的奇怪音乐。如果这个世界的状况更理想，他就还有最后一个障碍要克服。的确，难得一次，他相信有一件事最可能导致他的计划失败。而他在艾尔米纳时，就曾问过自己这件事：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难道不会检查进口的药物，以提防可能遭到污染？

他在网络上找到了答案，那是一场针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会听证会，撒拉森找到了逐字稿。里头说，光是某一个国家，就有超过五百家工厂对美国输出药物或成分原料到美国。

“过去一年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过几家的产品？”一名国会议员问道。

“十三家。”食药局官员回答。

撒拉森还得仔细看一次，才确定自己没看错：五百家工厂，只有十三家被检查过。于是他知道，以凯隆公司这么一家美国药厂的子公司，而且生产基地是在第一世界国家，生产出来的药物根本不会被抽查。

那天晚上十点，吃过庆祝晚餐后，撒拉森沿着空荡的威廉街，来到凯隆公司大门口的警卫室，警卫发给他一张员工通行证，告诉他配销仓库怎么走。他到了仓库，向土耳其主管报到，这位主管带着他经过无数栈板，上头堆放着要运到美国各城市的药品，同时跟他解释他的工作职责。所有的货物都没有人看守，也没有上锁或封存—从来没有过，因为没人觉得有必要。但以前也没人想过，喷气式客机的驾驶舱门有上锁的必要。

那个土耳其主管下班回家后，撒拉森就独自待在那个又大又暗的仓库里。他拿出祈祷垫，朝向麦加的方向，开始念着祈祷词。童年时代，他曾在沙特阿拉伯历经悲惨遭遇；十来岁时，他远赴阿富汗，成为对抗苏联的佣兵；成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此刻他感谢上天，在过去多年来赐给他种种恩典。

祷告的最后，他为了那位人在土耳其、为他付出那么多的女人，再一次感谢上天。

32

天快亮的时候，我搭的飞机再度降落在博德鲁姆。我没带行李，护照里头有刚发的签证，外加我联邦调查局的服务徽章，于是毫无耽搁地通过了土耳其的移民检查。我走出航站楼，去停车场找到我的车，开上D330公路，朝博德鲁姆市区驶去。

前十五分钟很顺利，但接下来，尽管是清晨时分，我碰上了一长串货柜联结车、观光巴士，还有无数懊恼得拼命按喇叭的土耳其人。我碰到第一个机会，就驶离这条公路，转向西南边，大致上朝海的方向开去，我猜想早晚会开到博德鲁姆，或者又会转回高速公路。

但结果没有，我来到了一个遍布着坍方和乱石堆的偏僻地带，还夹杂着又深又崎岖的裂缝。这片土地很危险，就连树木在这片崩塌中的土壤都长不好，仿佛知道自己生错了根。土耳其地震很频繁，尤其南方沿岸有几个狭长的地带，正好位于地质不稳的区域。

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往左转，加速绕过一个弯后，意识到自己以前来过这里。即使我是心理学专家，也无法确定这是巧合，或是种种潜意识指引了我的决定。我只知道，沿着这条路往下，我就会看到大海，而在海岸的半千米外，象征性地说，我就会发现船难的失事地点。

一如预料，我来到海边，看着骚动的海浪拍打着岩岸，沿着峭壁顶的道路行驶。在前方，我看到那片小小的陡崖，是我多年前停过车的地方。

我在一座废弃的凉亭附近停下车，下车走近悬崖边缘。这里唯一勉强称得上保护的屏障，就是一道破烂的围栏。上头还竖立了警示牌，用四种语言宣告着：有致死危险。

尽管现在没人来了，但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很受观光客和考古学家的青睐。然而持续不断的地震和坍塌，最终还是变得太难以负荷，于是那座凉亭被废弃，而观光客也发现其他还有很多古代遗迹同样有吸引力，却安全太多。真可惜，因为这个遗迹十分壮观。

我在靠近围栏处暂停下来，沿着悬崖眺望。石阶和古代屋宅的片段怪异地降入汹涌的海水中。紧贴着悬崖的一侧，有几根大理石圆柱、一部分柱廊，以及一条罗马大道的残余痕迹。海草和漂流木散布在遗迹间，几世纪以来的风浪将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盐壳，也因而增添了一种鬼魅的光泽。

离岸更远的海上，可以清楚看见深水处有个大大的圆形广场轮廓；一条被称为“绝命之门”的古典柱廊矗立在一片露头岩脉上，阳光在其间奔流；海浪来回冲刷过一片宽阔的大理石平台，大概是某个大型公共建筑物的地面。

这里曾是一个古代大城，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就是个贸易港口，但一场大地震撕裂了海岸，让这片悬崖升起。海水灌入，淹死了几乎所有人。

我沿着围栏行走，沿路泥土崩塌，落到两百码以下的岩石上。弯过悬崖的转角后，这里的风更强得多，树木更加低矮，地形也更加不稳，我不得不抓住一根钢制警示牌好稳住自己。我往下看：一道老旧的木制突堤伸入水中，从我上次见过以后，已经消失了大半。

几十年前，一群颇有生意头脑的渔夫们建造了这座突堤码头，因为他们发现载运观光客和考古学者进入遗迹，要比捕鱼或捕龙虾好赚太多。当时这一带最吸引人的景点，不是破碎的城市遗迹或绝命之门，而是一条长长的隧道，通往一个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是罗马城古竞技场之外最有名的。在古代世界，这里的角斗士格斗以残酷闻名，因而被称之为“死亡剧场”。

我从没见过这个圆形剧场。三十年来，除了少数几个勇敢的考古学者之外，从来没有人去过。那条隧道是唯一进出的通路，但后来发生了一次大塌方，造成隧道顶部出现了好几条大裂缝，之后隧道就以金属栅门封起，连观光导游们也不敢抗议—万一整个隧道崩塌，没有人想被埋在里头。

但让我来到这个悬崖边缘的，并不是那个古罗马的残酷竞技场，或其他遗迹。勾起我旧日痛苦回忆的，是那个老旧的突堤码头。

33

几年前，一批“空降师”成员抵达这个突堤码头。当时才刚日落，八名探员搭着一艘体面的小游艇来到这片海岸，他们一身休闲装束，有两三个还背着背包。

这些人看起来就像一群出门玩乐的年轻人。我不是其中之一：身为团队中资格最嫩的菜鸟，我跟他们分路而行，开着一辆特别购置的厢型车到那片小海崖，尽可能靠近废弃凉亭处而停下。如果出了什么错，我得负责把人撤到博德鲁姆的一个游艇码头，送上另一艘等待的船。万一碰到最坏的状况，我就要开车把伤者载到一个待命急救的医生那里。

当时我没有经验，而且我记得那个晚上我很害怕：我们大老远来到土耳其的西南端，只为了杀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芬雷·罗伯特·芬雷，不是真名，他的真名是俄文，但反正我们所知道他的名字是这个。这个四十多岁、体重过重的男子，对任何东西的胃口都很大，包括背叛。他年轻时在俄罗斯驻开罗大使馆担任领事，被中央情报局吸收。除了每个月给他一笔丰厚的雇佣费之外，中情局跟他毫无往来：他是个休眠间谍，中情局让他开心享受生活与召妓，满意地看着他一路升官。他很聪明，所以过了几年后，毫无意外地，他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黑兰工作站的主任，以外交的掩护身份从事间谍工作。

此时中央情报局决定，过去多年的投资要回收了。他们很明理，只要求最高质量的情报，而且坚持不让他冒任何过分的风险。他们已经在他身上投资了太多情感和金钱，不能因为一时贪婪而毁掉。他很快成为中情局的一大资产，换了六个驻外单位，双方都一路合作，直到他返回莫斯科，进入俄罗斯情报系统的核心。

但是像芬雷这样的生活，总会留下一些小小的痕迹，早晚都会引起反情报单位的注意。芬雷也明白这种危险，有一天下午，在他位于莫斯科市郊的乡间别墅里，他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得出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很快地，所有的碎片就会酿成大祸。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也会被处以“最高程度的惩罚”。

他安排去圣彼得堡郊外探访家人，在一个美丽的夏日星期天，驾着一艘单人操作的帆船出海航行。然后他把一个装了衣服的防水背包绑在腰间，离开小船，游向芬兰的海岸。那个距离并不远，但对他的大块头来说，却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他设法到了美国大使馆，向那个震惊的当班官员表明身份，然后投入他中情局联络人温暖的怀抱。在简报之后，他检视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除了历年每个月的雇用费之外，再加上每提供一份高阶情报所获得的红利，他已经变得颇为富裕了。中情局给了他一个新的身份，安排他住到亚历桑纳州，持续监控他一段时间，发现他很适应新生活，于是就逐渐没管他了。

然而，没有人预料得到的是，俄罗斯会落入一群伪装成政客的不法之徒手里。这个国家的资产被陆续贱卖给那些有关系的人—其中很多是以前克格勃的探员—因而赚得了巨额财富。芬雷从他位于亚历桑纳州史考兹戴尔的家中看到这个情况，想着自己住在一栋三个卧室的住宅里，虽然不错，但没有什么太精致的东西，于是他愈来愈觉得挫败。他喜欢钱，喜欢得很。

他在情报圈里面混得够久，所以长期都暗中租了个银行保险箱，里面放着几个不同身份的证件，也知道自己脑袋里面的情报值多少钱。他开车到加州圣地亚哥南边的丘拉维斯塔，有天早上就走过边境，进入墨西哥。根据他身上带的假护照，他是拥有美国居留权的加拿大公民。他以这个身份搭飞机到欧洲，跟他以前莫斯科的好友联络，在苏黎世机场的一家小餐馆碰面。

芬雷（或者他这个阶段所使用的任何名字）让他们试吃了一下，把他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和双面谍名字提供了一小部分。俄罗斯人尝到了甜头之后，立刻订了全套晚餐，于是一名间谍东山再起了。

芬雷并不笨，他一路留着最好的情报，很小心地每次只给一点，一路设法接近那些有关系的人。等到他打入那个小圈子，才有办法拿他最有价值的秘密换取天然气开采执照，或是低价买到一个工业园区。

等到中央情报局终于发现他们以往的资产出卖他们，便要求“空降师”帮忙处理。此时芬雷已经非常有钱，在莫斯科最抢手的郊区巴维卡买了一栋豪宅，周围有二十英尺高的围墙。尽管他不像某些邻居那么富有，但也阔得在摩纳哥买了一层顶楼的豪华公寓。

他换了六次名字，而且经由一次高超的整容手术改变了外貌。但“空降师”的捕鼠官还是查到了他的下落。我们可以在莫斯科或摩纳哥杀了他—要杀人在哪里都行—但真正成功的处决行动，关键不在于人死了没，而是杀手能否平安脱身。莫斯科的问题在于，要进出俄罗斯都很困难；而面积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摩纳哥公国，则是有超过四千台监控摄影机—是地球上安保监控最严密的区域。

不过芬雷的顶楼豪华公寓，倒是提供了我们一个优势。大面积的观景窗和开向阳台的落地玻璃门，让我们有机会利用一种特制的麦克风，窃听屋里的交谈。这套窃听系统并不完美，会漏掉很多东西，但其中录到的一个片段提到了一艘船。我们知道他没买船，所以在附近停放豪华游艇的码头很快打听一下，就知道芬雷和一小帮人要搭船出海，参加一个几乎可以确定是全世界最怪异的派对。

每一年，在潮汐转换的六个小时前，这个派对会在博德鲁姆举行。

34

我们的八名探员踏上那个突堤码头后不久，酒醉狂欢的人士就开始大批抵达。这种派对是你不会想迟到的。

他们大部分都把车停在悬崖附近，利用特别安装的绳索和梯子往下爬到遗迹去。年轻小姐们把手提袋和手机挂在脖子上，裙子掀起露出一半臀部，尽力抓紧且维持自己的尊严。当然，底下已经有个男人操作着聚光灯，专挑最耸动的内裤从娱乐已经抵达的观众。从大家频繁发出的欢呼声判断，晚上穿着性感跑出来狂欢的女人还真多得出奇。

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个年轻小伙子懒得慢慢爬下去，抓了根绳索就往下跳。我猜想他们大部分都嗑了药。以我的经验，药物的兴奋会搞得他们不顾自身安全。至少有六次，我看到他们擦过峭壁，重重摔在岩石上，然后彼此击掌后，又去嗑药了。谁说药物不会损害脑部呢？

在博德鲁姆举行狂欢派对的想法，以及其衍生的巨大利润，是属于一个德国背包客。他无意间来到博德鲁姆，听说了那些遗迹，于是夜里骑着一辆轻型机车来到这里，想拍摄月亮出现在绝命之门的画面。尽管他有荒唐不羁的过去，不过他也曾花两年在美国研习海洋学，然后放弃。因此他还记得一些专业知识，晓得一年有两次，这片遗迹的壮观程度会大减—一个超大的高潮会淹没大部分遗迹。

这表示，也会有个超大的低潮，会让这个古老城市露出比以往更多部分。一开始，宽阔的大理石舞台会露出水面。他凝视着那片舞台，心想：那会是一个多棒的舞池。

两个月后，他检查了潮汐表，且进行过一次水肺潜水以确认他的测量数据后，就带着几个哥儿们开着发电机运输车过来，停在悬崖上，牵了电缆到峭壁下以进行灯光秀，同时把几艘载着喇叭音箱的驳船停泊在近海处。他们在崖顶的围栏上开了几个开口，固定了梯子和绳索，连接到底下的水泥消波块，好让顾客可以下去，同时在每个开口处，都有一个壮汉负责收入场费。

大家都很乐意付钱。世上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让你在星光下的海洋中开派对，在古代遗迹中嗑药，在两万人的埋骨之所跳舞？派对常客都说，这是他们所知的最棒的舞会了。

我看到的那一夜，一年一度的博德鲁姆狂欢派对非常盛大，而且比往常更特别。当时已经有十艘载着喇叭音箱的驳船停留在一道弧线状岩石内侧，不受涨潮影响。其中最大的一艘上头，有个人站在一个临时舞台上，像是某种未来派马戏团的表演领班，他是大家称之为“化学阿里”的音乐DJ。几个站在岩石上的男子利用烟雾制造机，把一波波看似超自然的浓雾往水面吹送，使得绝命之门看起来像是漂浮在云雾间。此时他们才开始打亮一排排的激光束和频闪闪光灯。

在这一片骚动中，一群安保人员抓着一条钢制通道拉开从崖底铺设到刚从水里冒出来的大理石舞台，舞台上还有四根破烂的石柱。当音乐声音愈来愈大，大到几乎能触摸到之时，十来个高大而穿着时髦的人带领着第一批派对参加者，沿着走道过来，踏上一个两千年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或至少从去年派对至今还没有人走过。

震耳欲聋的音乐，一波波四射的灯光和激光束，舞池里回旋的剪影，烟雾在古代遗迹间制造出一片灰白，同时绝命之门仿佛悬浮在水面上，缥缈又神秘，此时你很容易相信，如果死人要从坟墓爬出来，就会是在这样的夜晚。

好吧，有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出现了，但当时他还不晓得。许多大型游艇从海上开来，他就在其中一艘上头，缓缓驶入雾中，停泊在那道弧线型驳船之外。

那艘游艇停在其他大型游艇旁后，“空降师”的几组射手、侦察员、掩护人全都各就各位。他们下了船后，那艘体面的小游艇就后撤到黑暗的近岸处等待，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耳塞式耳机和翻领上的麦克风，观察着群众愈来愈多、愈来愈混乱。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后，这些人便融入人群，分散开来，到各自预定的位置去。

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三十四岁的黑人，他是你所能想象的最搞笑又最聪明的家伙。我们所有人加入“空降师”后，就换了个名字，他也一样，为了向本名麦克金利·摩根菲尔德（McKinley Morganfield）、艺名“泥巴”沃特斯（“Muddy” Waters）的伟大三角洲蓝调乐手致敬，他自称是麦克金利·沃特斯。我们都喊他麦克。任何见过他弹奏吉他唱着《午夜逃亡》（Midnight Special）的人，都一定会搞不懂他干吗浪费时间来当情报员。

麦克是主射手，预定位置在靠近崖缘的一个小浅坑，他的步枪已经组合好，藏在旁边的黑暗中。他随身带了个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的酒瓶，只不过里面装的是红茶，他喝了一大口，四下看一圈，就像个醉鬼正在等着前面没人了，才要慢慢往下爬。

沿着崖顶往前，在一丛矮小的树影底下，是后援射手葛林堡，这个蠢货老是表明他要娶个有钱老婆。他跟另外两个人站在一起，看似三个白人好友正在犹豫要不要付钱下崖去参加派对。但事实上，另外两个人是侦察员：除了找出芬雷的位置，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警告两个专心负责射击的射手，以防危险会从他们的视野之外出现。

我在悬崖上那辆租来的厢型车旁，碰巧也拥有最佳的视野，可以看清所有小组在各自的岗位上。因此，当芬雷准时出现时，我看到一股兴奋感染了他们所有人：再过几分钟，芬雷就会穿过绝命之门了。

他的安保团队全都是前任的俄罗斯克格勃密探，此时走到了船后方的娱乐甲板上，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审视着悬崖侧面的岩壁、底下的小片海滩，以及海上的舞池。

直到他们表示一切没问题，才有人从船舱里走出来：一开始是一群盛装打扮的年轻女郎，穿着香奈儿或古驰，在甲板上等着一艘快艇过来，把他们直接载到舞池去。

我看到麦克放下酒瓶，一手伸进黑暗中。我知道他正等着芬雷从船舱里出来跟四名女伴吻别，也知道他会准备好。两名侦察员因为担心会有一波烟雾逐渐飘过来，就离开了葛林堡身边，以确定视野不被烟雾遮蔽。一个掩护人穿过停车处，朝围栏走来，准备要支持所有人。透过耳机，我听到三个在水边参加派对的同事—包括第三个射手、另一个掩护人，还有一个人带了霰弹枪，以防万一跟芬雷的人马交火—正在跟指挥官说话。指挥官在那艘小游艇上，每个人都在跟他报告最新情况，只有我除外。我们全都感觉到自己已经登上发射台，准备发射了。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的是，还有另一艘小船上的另一群人，也在仔细留意岸上的一切动静。他们船上的灯光全都熄灭，在回旋的烟雾和一艘艘巨大的游艇遮掩下，那艘小船根本看不见。但是船上的人有绝佳的视野，因为他们全都戴了军用级的夜视镜。

那些夜视镜是芬雷的安保组长提供的，他认为博德鲁姆之旅绝对不能等闲视之。为了加强保护，便找了一批顶尖的佣兵，从各地赶来博德鲁姆。他们先从电话中听取简报指示，到达时已经有一货柜的设备在等着他们，然后苦等了两天，那位安保组长才通知他们搭上一艘安排好的船，停泊在离岸不远处。

在黑暗中，那些佣兵看到芬雷从装了防弹玻璃的起居室走出来，迎向那些年轻女郎。我们在崖顶这边也看到了。麦克让芬雷走了两步，只是为了确保如果要开第二枪的话，旁边那些安保人员无法及时把芬雷拉回去。他手指放在扳机上，此时最靠近他的那个侦察员发出一声警告。

另一波烟雾正要模糊他的目标。葛林堡也看到了，于是单膝跪地，准备随时接手开枪。但麦克看了一眼烟雾，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迅速瞄准开火了。幸亏音乐声吵得震天，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子弹射出时清脆的喀啦声。那颗子弹击中芬雷，但开枪时太仓促了，本来打算射中他前额、击碎他脑部的子弹，结果命中的位置偏低了些。

他倒在甲板上，一大块喉咙溅在他背后的那件古驰洋装上。他还没死，不断扭动着，但麦克的视野被烟雾挡住了，没法再开第二枪。一名侦察员急忙朝自己的麦克风讲话，叫葛林堡接手。

船上的安保人员一片混乱，但后援船上的人透过自己的耳机，听到了芬雷倒下时的喊叫，于是透过夜视镜审视着悬崖。其中一个看到葛林堡单膝跪下，举起步枪，便大喊着克罗地亚语……

紧邻着他的那名狙击手迅速把枪往旁边转，锁定葛林堡，扣下扳机。葛林堡自己的手指正要扣下去，忽然被击中胸部倒下去，挣扎着。我离他最近，知道他还活着，就赶紧冲向他。

我打破了所有规则—第一优先是任务，而不是成员的安全—而且我应该等着指挥官下令的。但葛林堡躺在毫无遮蔽的地面上，如果没人把他弄到有掩护的地方，他就会再挨一枪，几秒钟内就会死掉了。

没有人知道敌方是从哪里开枪的，但麦克立刻看出了危险：如果海上有人可以瞄准葛林堡，那也同样可以击中我。他大喊着警告我，认为自己还被烟雾遮蔽，于是蹲低身子冲出来拦截我，把我拉着趴地。他喜欢我，我想原因之一是我们都热爱蓝调音乐，而且也因为他天生是个英勇的人。

他才跑到一半，一阵微风在烟雾中撕裂一个洞，船上的那些佣兵非常厉害，两颗子弹立刻击中麦克的肾脏上方。但出于上帝的恩典，那本来会击中我的。

麦克扔下步枪，倒地大喊。我转身，迅速扑向他，用我的身体盖住他的，然后抓着他一起翻滚—子弹纷纷击中我们周围的松垮土壤—直到我们滚到一个安全的小洼地。派对客人们尖叫着，终于明白有两个人中枪且伤势严重，但他们完全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射手在哪里，因而更加恐慌。

指挥官很快就找到了子弹的来源：他一直在那艘小游艇的甲板上踱步，看到了烟雾和暗影中有枪口开火的闪光。那天早上“空降师”出发时，他很有远见地把一组红蓝色闪光警灯丢上船，此时他就把警灯放上船舱顶，叫船长赶紧开船。

后援船上的那些佣兵们看到一艘迅速驶近的小游艇上闪着警灯，立刻得到一个合理但不正确的结论。他们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喊着，要舵手驾船冲进其他停泊的游艇群中，希望能混进去而消失不见。他们知道，如果拼速度的话，他们不会有机会，而且他们所有人最不希望的，就是跟土耳其警方交火。

后援船掠过其他船之间，跟其中两艘凑得太近，甚至把船壳上的油漆都刮下来了。那两艘船上的乘客们惊声尖叫，指挥官因而晓得后援船溜掉了，于是他下令船长掉头，开向芬雷的那艘大游艇。

在混乱中，那组警灯让他可以驶近大游艇的后方，看得到芬雷躺在一摊血泊中。两名女郎和一个烦恼的船员以为指挥官是警察，朝他尖叫着，要他赶紧叫救护车或是救护直升机，但指挥官从芬雷抽搐的模样和脖子上的大洞，知道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芬雷已经在失血过多的最后阶段了。指挥官转向他的船长，要他赶紧离开，而直到他们的船开走后，芬雷的安保组长才明白，自己刚刚打照面的，就是下令暗杀的人。但此时他已经不在乎了—他的饭票刚刚被取消了，他已经想出该如何赶紧逃离土耳其，免得警察把他抓到一个房间，叫他准备好让人欺负，因为派对才刚刚开始。

指挥官的船轰然驶过海面时，他听着岸上每个人传来的报告，很满意任务完成了。他下令悬崖上的人赶快到突堤码头集合，他会在三分钟后过去接他们。然后他命令我开始进行备用计划。

两名侦察员都听到了，他们各自把葛林堡的一边臂膀扛在肩上，拖着他奔向厢型车。葛林堡已经死了—射中他胸部的那颗子弹击中肋骨后碎裂开来，碎片伤及心脏和肺脏，他其实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之前在那个浅坑里，我已经尽可能帮麦克止血。他的身材魁梧，但我还是设法把他扛在肩上，回到厢型车，让他坐在前乘客座。我把椅子往后放低，抓了我的外套，绑在他的腰部以进一步止血。他还有意识，看到了外套内里的标签。“巴尼斯？”他说，“哪门子的蓝调乐手会跑去这种高档的地方买衣服？”

我们大笑，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如果我不赶紧帮他找人医治，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跳上驾驶座，猛踩油门，甩尾行驶过停车场，吓得一堆狂欢客惊逃四散，同时坐在我正后方的那个侦察员已经拨通手机，在一个我们希望是充分保密的线路上跟指挥官交谈。

我在柏油路面上猛转弯时，那个侦察员挂断电话，叫我依照计划，把他和他的伙伴送到博德鲁姆的那个游艇码头。他们得在全面封锁之前赶紧撤离：土耳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国家，对于有人在他们的国土上被处决，土耳其人的反应绝对不会太好。那两个侦察员会带着葛林堡的尸体一起上船，同时我要送麦克到待命医生那里。希望他能先稳住伤势，争取时间，等一架隐形直升机从美国地中海舰队低空飞过海岸，把我们两个接走。那架直升机已经载着一名医生和两名医务兵紧急起飞，一接到我们后，就会飞回舰队的航空母舰上，那里会有手术房和完整的手术团队。

麦克还有机会，我开得更快了。那趟路惊险无比，我想换了任何人开着这辆形状有如砖头的迷你厢型车，都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开完这段路了。我们来到那个游艇码头，没想到运气好，发现那里几乎空荡无人—那是星期六晚上，所有的船不是到遗迹那边开派对，就是在博德鲁姆众多面海餐厅的附近海面上停泊。

我沿着码头倒车停下，帮着两位侦察员把尸体搬上船，然后又回到厢型车上。我们已经把一整个世界的麻烦丢在脑后，但眼前还有一条艰险的路要走。

35

我们唱歌。麦克和我唱了《午夜逃亡》和所有三角洲蓝调的经典老歌，同时在愈来愈深的黑夜中往南疾驰。我沿着之前只走过一次的道路，生怕自己会重蹈在崖顶犯错的覆辙，漏掉一个转弯或走错一条岔路，最后害他送命。

我们唱歌是为了防止麦克失去意识，我们唱歌是要嘲弄坐在车上看不见的死神，我们唱歌是为了表明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热爱生命，车上的任何人都别想轻易夺走这条命。然后开始下雨了。

我们一路往南开，迅速深入一个愈来愈偏僻的地带，四下只有小农场零星的灯光，标示出土地的尽头和海洋的起始。最后我终于看到我要找的那个高速公路出口，赶忙转下去，然后经过一段漫长的下坡，朝一个孤立的渔村驶去。我们绕过一个岬角的顶点时，雨势正大，同时看到海岸上一丛聚集的灯光。我来到这个村子，找到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起来很熟悉。

麦克陷入半昏迷状态，我的外套已经被他的鲜血湿透。我一手开车，不断试着要他保持清醒，千万别放弃。

我好希望自己没有开错路，同时弯过一个转角，看到一个公共喷水池环绕着枯萎的花朵，还有个旧水桶绑在绳子上，这才确定自己快到了。我停在黑暗中，从钥匙圈上找到迷你手电筒，照向那栋屋子的前栅门—我可不想扛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去敲错门。

手电筒的光束照出栅门上一个黄铜名牌。黯淡又褪色，用英语写了屋主的姓名，还有他悉尼大学的外科医学学位—在这种偏僻的渔村执业，对素负盛名的悉尼大学大概并不是个太好的宣传。

我打开乘客座的门，把麦克扛到肩膀上，踢开了栅门，走向那栋破旧小屋的前门。还没走到，门就打开了，原来是医生听到屋外有车子停下，于是出来察看。他站在门内往外瞧，那张脸皱得像是没有铺的床，宽松的短裤之下露出细长的双腿，T恤褪色严重，上头印的脱衣酒吧大概几年前就掉了。他年纪四十出头，但因为喜欢喝酒，如果能活到五十岁都算是奇迹了。我不晓得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但因为栅门上的那块名牌，这一带的土耳其人都说他是悉尼医生，他似乎也完全接受。

我是在一个星期前认识他的，当时指挥官安排好之后，就派我前去探路。我跟他说我是个导游，要带一团美国人来这一带游玩，怕万一可能有紧急状况，需要他的协助。我想他一个字都不信，但根据各方说法，他不太喜欢土耳其当局，而且我们预付的一大笔现金也促使他不要问任何问题。

“你好，雅各布先生，”他说。雅各布是我当时在土耳其所使用的姓。他看着我扛在肩上的麦克，以及绑在麦克腰部那件被鲜血湿透的外套。“你们的旅游行程一定很辛苦，提醒我可别去玩。”以我的经验，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不会轻易被吓倒，这一点让我庆幸不已。

我们一起把麦克搬进厨房，尽管那位医生呼出的气息带着酒味，但从他挺直的背脊、割开麦克衣服和坏死组织的动作，我看得出他曾是训练有素且熟练的外科医生。

我设法回想以前所受过的医学训练，充当他的器械护士。我们把厨房的料理台用热水冲干净，成为临时的手术台；又从他的书房和卧室拿来台灯，好照清楚伤口。我们拼命设法让麦克虚弱的身体稳定下来，希望能撑到那辆直升机载着专家和急救的血浆抵达。

在那段痛苦的时间里，悉尼医生的手从没有颤抖过，决心也从没有动摇过。他随时兴起咒骂，同时从一层层酒醉和虚掷岁月的表象下，挖出各种他曾学到过的想法和策略。

结果没有用。麦克愈来愈虚弱，我们更努力奋战，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又逐渐衰弱下去。直升机抵达前十八分钟，麦克似乎叹了口气。他举起一手，像要是触摸我们的脸以致谢，然后就失去意识了。我们又继续更拼命，但这次没能拉回他，最后我们都逐渐停下来，沉默无言。

悉尼医生垂着头，从我站的位置，无法看到他的身体颤抖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某种更人性的因素。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着我，我看到他眼底的绝望和痛苦，那是因为有个人死在他手里而造成的。

“我以前是帮受伤儿童开刀的。”他低声说，好像是要解释他的酗酒、他这栋破烂的小屋、他眼前这种自我放逐的生活，还有他身上那种无边的痛苦。我点点头，多少明白在手术刀下失去一个年幼儿童会是什么滋味。

“他是你的朋友？”他问。

我点点头，然后他很得体地编了个理由离开厨房，留下我独自一人。我拉起床单盖住麦克的脸，希望能尽量让他保持尊严，然后说了几句话。那不算是祈祷，但出于尊敬，同时也希望他的灵魂还在身旁，我说了一些有关友谊、勇气的话，还有我多么后悔在崖顶时不守规则。

那医生又回来，开始清理，同时我走进他的客厅。此时直升机还要十四分钟才会到达，我的手机上有个短信，说他们已经找到村子后头有个隐秘的垃圾场，降落时不会被人看到。我努力不让声音颤抖，打电话跟他们说医护设备用不着了：现在他们要撤走的不是患者，而是一具尸体。

我必须处理掉那辆厢型车，于是就送给悉尼医生，算是对他努力抢救麦克的小小回报。剩下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土耳其的警察。为了设法查出他们的动向，我转向客厅角落里那架已经打开、声量调低的电视机。

上头正播放着一个土耳其语的新闻节目，但完全没提到那场狂欢派对的杀人案，或是警方正在追查我的事情。我拿起遥控器转台，看遍了当地的所有频道—肥皂剧、有土耳其语配音的好莱坞电影，还有另外两个新闻节目—但没有任何让我警觉的消息。

其他我又看了BBC、CNN、彭博新闻网、MSNBC……结果也都一样。

36

我一时之间无法呼吸。此时我还站在遗迹上方的悬崖上，回忆着往事，但想到当时在医生那栋破旧小屋里看电视，我忽然觉得肺里没了空气。

如果在那么偏远的地带，悉尼医生都能收看到英语新闻频道，那博德鲁姆怎么会不行？

我奔向我那辆菲亚特汽车。

此时还很早，路上的车辆不多，我飙车的速度几乎就像当年麦克躺在我旁边那样快。一路开到旅馆，我把车停在外头的人行道上，冲上门前阶梯，看到经理刚从餐室走出来。

“啊，”他说，满脸微笑，“那趟镜子和大玻璃的旅程成功了吗？”

“对不起，”我回答，“我没时间了。我得知道电视信号的事情。”

他看着我，很困惑—我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那个行李员跟我说过，博德鲁姆这里无法收到英语新闻频道，是真的吗？”

“这是非常的实话，”他回答，“那个叫作数字土耳其的大贼，只给我们一堆垃圾频道，没有英语新闻的。”

“但是一定有办法—我曾在这附近看过BBC、MSNBC，和其他的英语新闻频道。”我说。

他想了一下，转身打电话。他先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听着对方的回答，然后一手盖住听筒跟我回报。他说他太太认为有些人会买数字电视盒，可以接上一个欧洲卫星，收看到我问起的那些频道。

“这个服务叫什么—那个卫星？她知道吗？”我问。

那经理问他太太，然后把答案转告我。“天空。”他说。

天空是一家英国卫星电视公司，从我以前住在伦敦的经验，我知道收看是要付费的。这表示他们有用户，而如果大家要购买电视机顶盒，那么电视公司里头就会有用户名单。

我赶快回到楼上房间，打电话给英格兰的这家公司。总共转接了八次还是九次分机，我才终于碰上一个可以回答我问题的男子，他的北方口音好重，重到都可以配着约克郡布丁吃了。

他是负责欧洲用户的，他告诉我，我要问的那些频道，全都是天空电视公司旗下的特级艾斯塔卫星播送的。

“这个卫星的发射范围很广，不但涵盖了西欧，最远还可以到希腊。

“然后几年前，这个卫星的软件升级了，讯号更强，忽然间，只要有个三英尺的碟形天线，在土耳其也可以收看到了。当然，你还是需要数字电视盒和信号接收卡，不过这表示收看的人增加很多。”

“用户有多少，豪尔先生？”

“在土耳其吗？我们有住在那边的英国人，这是当然，他们带着电视盒和接收卡一起搬过去了。然后还有英国主题的酒馆或夜店，因为观光客想看足球赛。最后，还有喜欢那些节目的当地人。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一万个吧。”

“可不可以按照区域分开呢？”

“当然可以。”

“那在博德鲁姆这一带，比方说穆拉省，会有多少人呢？”我问，尽量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等我一下，”他说，然后我听得到他敲键盘的声音，“你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对吧？”他一边处理数据，一边找话聊。

“是啊，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喜欢运动和看电视，”我撒谎，“我只是想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

“查到了，”他说，“大约一千一百个用户。”

我情绪高涨。这表示在博德鲁姆的人可以收看我需要的电视台。我看着窗外，想象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正盘腿坐在一栋白色立体派房屋里，看着一架上头摆着天空电视盒的电视机。她从一堆不同的新闻节目里录下片段，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剪辑成一段话。一千一百个电视盒—我还没开始搜寻，就已经大幅缩减了可能的范围。

“如果扣掉英国侨民和酒吧，你想会有多少？”我问。

“用户吗？应该剩六七百个吧。”他回答。

接近了！要逐一清查六七百户的工作量很庞大，但这表示可能的嫌疑犯现在已经缩小到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就在这个范

围里。

“这个数字很好吗？”豪尔问。

“非常好，”我告诉他，无法掩饰我话中的笑意，“这个用户名单可以给我一份吗？”

“当然可以，但我得先拿到授权书。没有冒犯的意思，不过我们必须确定申请这些数据的是联邦调查局。”

“我两个小时就能拿到一份正式的公函。等公函过去，要多久才能拿到资料？”

“只要下载打印出来就行了。几分钟吧。”

这远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很快地，我就能拿到六百个地址的列表，那个女人的家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有进展了。

“谢了，”我说，“我真无法形容这样帮了我多大的忙。”

“没问题。当然了，你运气不错，你们要查的只有授权用户。”

我才庆祝到一半就停下来。“这话是什么意思？”

“唔，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利用—”

我开始觉得想吐。

“盗版的电视盒，”他继续说，“电子用品的小商店和网络咖啡店之类的地方都买得到。这个生意很好赚。只要你买到电视盒和接收卡，就可以免费看卫星电视了。你还在吗？”

“像穆拉省这种地方，”我低声说，“你觉得会有多少盗版的电视盒？”

“那么大的地方？一万个吧，说不定更多。没办法追查，那完全是地下非法的。等到明年，我们应该会有技术可以去查—”

接下来我就没认真听了：等到明年，说不定我们全都死光了。一万个电视盒，又没有用户名单，因此根本无从查起。我谢谢他的协助，然后挂断电话。

我站在那边不动，四下一片沉默，绝望啃噬着我。希望被抬得那么高，然后又完全粉碎，实在令人很难接受。自从我被硬拉来参与这场战争以来，有那么几分钟，我以为自己有办法解决了。但现在一切都化为尘埃，我真想狠狠地惩罚自己。

我真正有的是什么？我自问。我汇集了一份公用电话亭的列表；因为一时的幸运，加上一群意大利专家的努力，我还设法没有出局—但除此之外呢？任何人只要眼睛没瞎，都看得出来我有的实在很少。

而且我很生气。我很气布瑞德利和“低语死神”和所有没帮我的人，也很气那些阿拉伯人以为杀的人数愈多，他们的胜利就愈大。但我最气的是那个女人，还有兴都库什山的那个男人，因为他们一直领先我一步。

我走到窗前，设法寻求一点平静。刚刚跟天空电视公司的联系并不是毫无价值，我至少几乎可以确定，那个女人就住在这个地区，这的确是个进展。我望着窗外的众多屋顶—她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她。

我在心中试图设想她会站在哪个电话亭里，等着电话铃响。但我没有资料，唯一能想到的是一片空白。不过我可以听到车子经过，听到了背景播放着模糊的音乐声—可能是广播电台的节目，或者随便什么。

于是我才想到，那个音乐查得怎么样了？“低语死神”和那些人在美国忙些什么？国家安全局不是应该设法把那段音乐独立出来，予以增强吗？

我正一肚子挫折没处发泄，于是，尽管现在是纽约的深夜，但我不管，照样拿起了电话。

37

布瑞德利接了电话，说他还没睡，但从他的声音听得出来，他显然累坏了。我也是。他开始问起道奇的死，好保持我们的伪装，但我打断了他。

“还记得我们提过的那个音乐吗？”我说。当然他不记得，他根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里头有车声，在背景里出现—”

“啊没错，我记得。”他说，遵照约定配合我演出。

“结果怎么样了？”我问，“应该要有人正在研究，想查出到底是什么音乐。”

“不晓得，还没听说。”

“麻烦去追一下，好吗？打几个电话。”

“没问题。”布瑞德利回答，被我的口气惹毛了，立刻变得跟我一样不耐烦，“你最晚什么时间要？”

“现在，”我回答，“如果能两个小时前就更好了。”

我饿得要命，于是拿了迷你吧不太新鲜的巧克力棒，坐在椅子上吃了起来，同时瞪着窗外的城市景色，想着那个女人。吃到第三根时，电话响了起来。是布瑞德利，他说那个音乐基本上是查不出结果了。

“他们去掉了纽约的车声，”他说。提到纽约只是无意义的包装，“然后把音乐声增强。当然了，那是土耳其音乐，好像是用卡瓦尔笛演奏的—”

“什么？”我问。

“卡瓦尔笛。一种管乐器，显然就像笛子—上方有七个按孔，下方有一个，可以吹出不同的乐音。那是他们的民间乐器。据说牧羊人会用这种笛子指挥羊群。”

“好极了—我们是在寻找一个牧羊人，赶着他的绵羊走过交通高峰时间。”

“不完全是，”布瑞德利说，“这种乐器很常见—据说民间音乐团体常常有人吹奏。”

“卡瓦尔笛，嗯？那音乐是哪里来的？音乐CD？现场演奏？还是广播电台在播放？”

“他们把背景的噪音去掉，又把音乐讯号增强后，就失去了他们所谓的识别标志—听不出来了。”

“老天！他们可真是帮不了忙，对吧？”

我看着外头的屋顶，再度问自己：她当时站在哪里？这个地方可以听到车声，也可以听到一种叫卡瓦尔笛的民间乐器演奏。哪里？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布瑞德利又说，“他们也听不出旋律。那份样本并不大，但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过那段曲调。”

“真是怪了，”我说，“应该就是民间音乐啊，他们有那么多专家—”

“我想是吧。”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显然没有事情要讨论了，我就提起另一个话题。“对不起，班。”我说。

“为了什么？”

“为了我表现得那么混蛋。”

“可是你向来都很混蛋啊。”他说，一如往常不带感情，“总之，我跟我们的朋友说，你好像压力很大，开始要崩溃了。”

“好极了，这样应该会让我升官。”我回答。

“很高兴我能帮上忙。”他说，没有笑—班·布瑞德利就是这样—但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得出他已经释怀了，于是觉得很庆幸。

“还有件事，”我说。

“说吧。”

“叫他们找个方法把那段录音寄来，好吗？只要音乐就好，不要车声。”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我想听听看。

38

十五分钟后，我冲过澡，走出浴室，发现笔记本电脑里有一封新邮件。是苹果公司寄来的，说刚从我的信用卡扣款二十七美元，因为我下载了音乐。

我没买任何音乐，担心中央情报局的哪个混蛋又多事去下单，想为布洛迪·威尔森已经很丰富的音乐增加收藏。我打开iTunes，看到增加了一批新歌，这才明白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包装—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一首，我知道那是“低语死神”送来的讯息。

我飞到土耳其的前一夜，和“低语死神”在他的书房里工作时，曾无意间看到他墙上有一套滚石乐队的《大街上的流浪者》（Exileon Main Street）签名版唱片，尽管我们已经疲倦不堪，但还是很起劲地讨论起这是不是他们最伟大的专辑。谁想得到，美国情报总监私底下竟是滚石乐队的专家？眼前我看着那些新加入的歌曲，知道布瑞德利之前说他告诉我们的朋友我快崩溃了，还真不是开玩笑。“低语死神”给了我一首滚石乐队的歌《第十九次精神崩溃》（19th Nervous Breakdown）。

我把光标移到那首歌，点了播放，听了三十秒之后，那首歌变了。插入的音讯，是去掉了车声和那个女人讯息的卡瓦尔笛音乐。总共才两分多钟，我听了两次，然后下载到我的MP3随身听里。我打算下回出去寻找公用电话亭时，一边听着这些音乐，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灵感。

结果没有，我得到的只有头痛。

等到我拍完第四个电话亭，就决定去问一些附近的妇女，看是否有人记得见过一个女人在里头等电话，结果唯一得到的回答，就是困惑的表情和警惕地摇头。于是我知道，这一天将会很漫长了。土耳其人是怎么形容这种状况的？用一根针挖井？

不过，如果你想喝水，有时候也只好乖乖继续挖了。我正走在一条窄街上，听着耳机里的卡瓦尔笛音乐，再度纳闷为什么那些专家都无法鉴别这个音乐，然后我忽然停下来，想到了一件事。我本来按照手机里的地图，正要找下一个电话亭，所以应该要右转的。但我却左转，走向市中心。

就在前方，我看到了我正在寻找的那棵蓝花楹树的紫色花朵，过了一会儿，那家唱片行的男子走出来，把遮着玻璃橱窗的遮光板往上推。他看到我时，露出微笑。

“我就觉得你大概会再回来，”他说，指着橱窗里的一把经典款吉他，“你看起来就像是会用芬得·斯特拉多卡斯特电吉他的人。”

“我很想买一把，但不是今天—今天我想找你帮点忙。”

“没问题。”他说。我帮他把遮光板推上去，然后他带着我进了门，来到幽暗的店内。这家店比我原先以为的更好：后方有个柜子装满了修复的唱机转盘，而且陈列的一系列现代吉他比大部分纽约的店家都好，另外还有不少70年代的黑胶唱片，足以让“低语死神”都感动得掉泪。

我指着他那批土耳其民间乐器，跟他说我有一段卡瓦尔笛演奏的音乐，希望他能帮我听听看是什么音乐。

“很多人都试过了，”我说，“但好像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乐曲。”

“真希望我爸还在世，”他说，“他是这些传统玩意儿的专家，不过反正我试试看吧。”

我把MP3随身听交给他，观察着他聆听。他重复听了四五遍，然后接上他店里的音响系统。三个逛进来的观光客也认真听着。

“这音乐没什么节奏。”其中一个新西兰观光客说。他说得没错，那个音乐悠悠荡荡，比较像是在风中哭号。

店主又播放了一次，如梦般的双眼聚焦了。然后他摇摇头，我并不惊讶：反正本来也就没抱什么希望。我正要谢他，但他打断了。

“那不是卡瓦尔笛。”

“什么？”

“难怪你们没办法听出曲调—那不是为卡瓦尔笛写的乐曲。几乎每个人都会搞错，但我很确定，那是一种更古老的乐器。你听……”

他又播放了一次。“卡瓦尔笛上方有七个按孔，下方有一个。这很难—一定要认真听才听得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播放的这个乐器，上方只有六个按孔，下方有一个。少了一个按孔。”

我又听了一次，但是老实说，我什么都听不出来，也不晓得这种乐器到底有几个按孔。“你确定？”我问。

“对。”他回答。

“那是什么乐器？”

“乐曲我完全听不出来，”他说，“不过我想这是一种叫奇戈玛的笛子。现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我会知道，是因为我爸喜欢那些老东西。我小时候听过一次这种乐器演奏。”

“为什么这种乐器会被人遗忘？是因为消失了吗？”

“不算是—消失的是那些鸟。卡瓦尔笛是用李子树的木材做的，但奇戈玛笛是用一种山鹰的翼骨做的。这种山鹰多年来已经濒临绝种，所以这种乐器也就跟着愈来愈少了—连带乐曲也是。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听不出来。”

他把那个MP3随身听的音响接线拔掉，递还给我。“你知道杜卡斯饭店吗？”他问，“那边有个人或许可以帮你。”

39

杜卡斯饭店是我稍早提到过的那种地方—非常时髦，大家都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饭店位于滨水区，有私人海滩，有租金高昂的滨海小棚屋，另外还有十来艘平底船载着侍者、食物和饮料，运送到停泊在海上的游艇。这部分的消费算是低档的。

至于独家供应、贵死人的部分，则叫作“天空酒吧”。我从乐器行出来，就直奔杜卡斯饭店，走进新艺术风格的大门，穿过宽阔的古巴桃花心木地板，绕经法国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一批奢华的家具陈设，然后找到了通往天空酒吧的专用电梯。我走近时，看到操作电梯的那名男子—穿着特别设计的黑色宽松衣裤—注意到我一身廉价的联邦调查局风格服装，正准备要说电梯只搭载有订位的客人。不过我有一种像是想杀人的眼神，这会儿我狠狠一瞪，他就判定不值得为了挡下我而送命。

他载我迅速到了顶楼，我踏进了一个动物园。天空酒吧的正中央是个纯白的、溢出式的无边游泳池，池底是透明的玻璃，而且面海的视野绝佳，可以看到十字军城堡和“法国屋”。

几座超级奢华的小棚屋面对着游泳池畔，似乎被东欧一些最会贪钱的腐败政客带着家人占据了。小棚屋的地势稍微高一些，因而拥有池畔的最佳视野，可以看到大批的肉体和硅胶胸部—各种年龄的女人穿着泳装，嘟着丰厚的翘嘴唇和整过的乳房，还有年轻硬汉穿着很露的泳裤，一般就称这种泳裤叫“香蕉吊床”。

小棚屋区的对面是一个吧台，以及一个供五人乐队演奏的小舞台。其中一个吉他手是我的目标，但要走到那里还是要通过一些障碍。其中第一个障碍正朝着我走来，脸上带着同情的微笑，双手歉意地摊开。他是侍者总管，而且不同于顾客们，他全身上下都非常有品味：我猜想他是法国人，脚上穿着伯尔鲁帝手工鞋，薄料布里奥尼西装，金框眼镜。

“对不起，先生，”他说，“今天我们已经被预订光了。”

现在还很早，我看着二十来张空桌子，以及吧台那边更多的空凳子，朝他亮出同样愉悦的微笑。“是啊，我看得出来。”

他已经一手揽住我的肩膀，带着我回头朝电梯走，那里的服务员正等着要把我迅速载下去，让我回到我应该待的街道。我伸手到西装外套的内里，那个侍者总管以为我是要拿皮夹里的钞票贿赂他。

“拜托，先生—别搞得我们彼此都很尴尬。”他说，真心觉得痛苦。

“不会的。”我回答，掏出我的调查局金色徽章。

他看了一会儿，放弃了原先的态度，同时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要来逮捕某个人吗，威尔森先生？”他问。

“大概吧。”

他朝我凑得更近—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很八卦—压低声音。“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我同样朝他凑近，也同样压低声音。“对不起，规定不准的。”

“啊，那当然了。但你大概可以告诉我罪名是什么吧？”

“当然可以，”我说，指着泳池区，“坏品味。”

他大笑起来，同时跟我握手。“那这里会变成空的，你得找一辆巴士才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他一个眼神打发掉那个电梯服务生，朝远处的酒保抬起一手比了个手势，同时带着我往回走到泳池区。“请便，威尔森先生，吧台的安东会帮你准备饮料。”

我谢了他，走到泳池旁。我跟安东要了杯咖啡，把注意力转向乐团。我有兴趣的是那个贝斯手，他名叫阿姆特·帕穆克，五十来岁，穿得很整齐，显然多年前就决定只要专心弹他的贝斯就好，完全不要理会观众。在天空酒吧，这样大概是聪明之举。他很行，功夫非常好，看起来就像是那种把人生精华岁月都奉献给音乐、大概会一直演奏到进坟墓为止的人。

但那个乐器行的老板警告过我，说他恐怕会是你碰到过最难相处的人之一。这会儿看着他在台上，兀自弹奏着，我忽然有点明白为什么了。对一个真正的音乐人、一个曾经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人来说，一遍又一遍重复弹奏着《妈妈咪呀》（Mamma Mia!）和《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会让任何人都变得愤世嫉俗。

安东送上咖啡时，乐队正在演奏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热门组曲，于是我等着他们演奏完。乐器行老板之前告诉我，帕穆克多年来一直在收集传统和民俗音乐。开始收集的人是他父亲（也是音乐人），他担心要是不赶紧收集且写下来，这些音乐就会永远消失了，后来他的儿子接棒继续下去。显然地，帕穆克一直设法谋生—在天空酒吧演奏，还在加油站打工—同时寻找失传的音乐、演奏某些乐器、把乐谱记录下来，然后交给土耳其国家档案馆。根据那个乐器行老板的说法，要是有当地人可以听出那首奇戈玛笛的曲调，那一定就是帕穆克了。

组曲演奏完毕，乐队离开舞台时没有掌声，我站起来去找帕穆克。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又说我有一段音乐，希望他能帮忙听一下。我原先是打算请他听我的MP3随身听，但结果没机会：关于帕穆克的个性，那个乐器行老板说得一点也没错。

“现在是早午餐时间，而且我已经演奏了一个小时—你刚刚听到热烈的掌声了，对吧？”他说，“我要去吃饭，接着喝杯咖啡，然后要休息。”他说完就转身要走。

“帕穆克先生，”我说，“我不是音乐学家或什么国外的学者。”我亮出联邦调查局徽章。他不确定该作何反应，但是判定至少嘴巴上答应合作，会比较明智。

“好吧，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明天打来，我们约个时间。”他说。

“明天就太晚了，一定要今天才行。”我说，然后狠狠瞪着他，他没看过这种眼神，于是让步了。

“我四点开始在另一个地方工作，地址是176号—”然后他说出一个我连发音都不会的街名，更不可能找到了，他当然也晓得这点。混蛋！

“写下来，麻烦你。”我告诉他，然后跟安东比画着要一支笔来。帕穆克很不情愿地写了，我离开时，把那张地址塞进口袋里。

我差点放弃了：以他的个性来看，我很确定跟他碰面只是浪费时间。

40

除了不得不在他手掌肉多的地方刺上一刀之外，我跟阿姆特·帕穆克的后续谈话，其实还颇为愉快。

我离开天空酒吧后，就沿着港边往前走，找到一张阴影下的长椅，把电池塞进手机里，打到警察局找库马利。自从上回在佛罗伦萨通过电话后，我就一直没跟她联络，想问一下道奇谋杀案的调查有什么新进展。

结果没什么进展。电话是海鲁妮莎接的，她说库马利刚过十一点就离开，今天不会再回办公室了。

“她去哪里了？”我问。

“只是一点私事。”她回答。

我正想逼问她，这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四，之前库马利的儿子曾邀请我一起去看游行和小丑。她是带他去看国家马戏团表演了。

我说我明天早上再打来，然后又花了一个小时跟电话亭附近工作的人打听，又是一无所获。然后我才发现，随着午餐时间接近，大部分办公室和商店都要暂时关门休息，我愈来愈绝望了。

除了休息一下，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决定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屋”。我之前信心严重动摇，是因为“低语死神”和我犯了同一个错：我们假设道奇的命案会是一个值得调查的案子，因而危及我们的整个任务。在谍报世界里，这样的错误几乎总会付出代价，因此在从佛罗伦萨回来的飞机上，我决心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接下来我一定随时都要领先警方一步。就像俗话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核心的问题很简单：凶手怎么有办法进出那栋大宅，没被人看到？库马利给我那些道奇命案的相关档案里，曾提到一家负责出租那栋豪宅的中介公司，我想这会是最好的起点。

这家公司叫威信不动产，我之前在城里四处行走时，看过这家公司奢华的店面。这会儿我看了一眼手表，发现如果立刻动身，还有机会在午休关门前赶到那里。

我快走到那家公司时，看到一名男子正在锁上前门，于是赶紧招呼一声。他听到我用英语喊他，转身露出中介商专门保留给刚下船外国游客的热情笑容。但当他看到我，笑容就立刻消失了。

他四十出头，梳着复古的飞机头发型，衬衫领口敞开，脖子上有一圈很粗的金链子，粗得足以拿去当游艇的系锚绳了。我立刻就喜欢他了。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并不虚伪—如果你被一个这种长相的人给骗了，我想你也只能怪自己了。

我自我介绍，跟他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想跟他谈谈“法国屋”。他耸耸肩，说一星期前已经有个当地的警察来找过他，把租约影印了一份。他只是中介商，其他真的也帮不上忙了。

他显然急着要离开，我为耽搁他的时间而道歉—我发现有礼貌向来很管用—然后说当地警察来找他时，是把这案子当成意外死亡在调查。

“那现在是什么？”他惊讶地问。

显然这个案子一夜之间的转折还没走漏风声，不过我猜想接下来我要告诉他的事情，到天黑以前应该会传遍大半个博德鲁姆了。

我看着那家公司的玻璃大门，上头印着他金色的姓名。“是谋杀调查，凯亚先生。那位美国青年是被推下悬崖的。”

他很震惊，而且很烦恼。“他人很好，”他说，“不像大部分来这里租豪宅的那些混蛋。他会跟你聊，对别人表示关心—他还说他要带我去他的船上玩。怎么可能？谋杀？”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得跟你谈了。”

“我正要去吃午餐—”

“很好，那我跟你一起去。”

他笑了起来：“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啊，”我微笑，“不过我们要去哪里吃呢？”

41

我们来到海滩上一家高档的烤肉餐厅：光滑的木板平台架设在细沙上，一片片白色帆布挡住阳光，名家设计的家具，而且刚好有最前排的视野，可以看到成群身着比基尼来旅游的年轻女郎在享受日光浴。想想带我来的人是谁，这点并不令人惊讶。

一坐下来，我就问凯亚先生是否知道那栋房子以前跟纳粹党有关，他看着我的表情，好像觉得我疯了。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他说。他看着我的脸，发现我是认真的。

“现在的屋主是谁？”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不算晓得。”他回答，有点不安，“大概七年前吧，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列支敦士登的律师寄来的，说他所代表的一个慈善基金会拥有那个产业。他说基金会的理事们决定，要用这座大宅来增加收入。”

“你问过他代表的是哪个基金会、屋子真正的主人是谁吗？”

“当然问了。我甚至还请我自己的律师去查，但结果只查到一连串人头公司，就查不下去了。”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大部分列支敦士登的人头公司，都是设计得让人无法追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小的公国—六十平方英里、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会成为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想避税而隐藏资产时的第一选择。

“所以那个律师代表来找你，希望你把房子租出去。这是在整修之后吗？”

“没错—而且报酬不错，也不必做什么事。我只要收租金、扣掉维护费和我的佣金，剩下的钱汇到列支敦士登的一家银行。就这样。”

“谁有那座大宅的钥匙？”我问，“除了你之外？”

“没人有钥匙，只有密码。总共有四道铁栅门，全都有电子键盘连到一部计算机上，不能擅自改动的。”

“好吧，那密码要怎么使用？假设有新的房客来了，然后呢？”

“我会跟他们的管家在大宅碰面—这些人全都有管家和个人助理，”他说，“我在键盘上输入我的6位密码，按﹟键。屏幕会问我要是否要更改号码，我回答是。然后必须再输入一次我的密码，等二十秒钟，接下来屏幕会要求我输入新密码。

“这时我就走远一点，让管家或新房客输入他们自己的6码密码—这样我就不晓得他们的密码是什么。其他三道栅门也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自己决定要把密码给谁？”我问。

“没错。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全都经过背景检查，所以他们也不可能随便给陌生人。”

“那花匠、泳池工人之类的呢？”

“要看房客，但我从来没听说哪个房客会把密码告诉本地人的。他们会请这些临时工作人员在送货的侧门按对讲机，警卫组长确认过他们的身份后，再亲自过去帮他们开门。”

“等到租约到期，整个过程再反推回来，对吧？他们先输入自己的密码，然后由你改输入你的密码？”

“一点也没错。”

我暂停一下，思索着。“到了冬天，没有房客的时候呢？”

“那就用不着那么多安保人员了。”他回答。

“所以—你会把你的密码告诉花匠和泳池工人？”

“不完全是—冬天时，会有个工友住在里头。他会帮那些人开门，做些维护的工作。他住在船屋楼顶的两个房间里，但到了夏天就得搬出来。有钱人不喜欢他们的产业里有陌生人。”

“可是他一整年有8个月住在那里？”

“差不多。”他回答。

“所以他对那栋房子比任何人都熟悉？”

“我想是吧。”

“他叫什么名字？”

“蒋凡可·卢卡。”

“我该怎么找他？”

“他在这边海滩上有个暑期的工作—找了一组人专门替观光客按摩。”

侍者在附近徘徊，我示意他送账单过来。凯亚主动要开车送我回旧城区，但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想走路。他站起来，我们握了手，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做得像是一个金块—然后说如果我还需要任何信息，可以打电话给他。

他离开后，我正在等找零时，低头看了那张名片一眼，这才解决了另一个大谜团。在名片的右下角，是他的办公室电话。

前七位号码是9025234—有人在东城旅店写下来，然后冲进马桶里的。我猜想，无论旅店里那位房客是谁，都曾经打电话给凯亚，询问起租一座昂贵的豪宅。就像“法国屋”那样的豪宅。

42

我没朝市区走，而是走过餐厅的停车场，来到沙滩上，找到一个出租凉椅和遮阳伞的售货亭。

我在沙滩上架起遮阳伞，把脱下的鞋子和西装外套放在椅子上，卷起我斜纹棉布裤的裤管，沿着海滩行走，让冲上来的海水淹过我的双脚。

沙滩的另一头，靠近一个小悬崖底部，我找到了蒋凡可的营业地点，半隐藏在散布的圆滑巨石间。我在巨石的阴影间悄悄走近，刚好他背对着我。

几面写着他按摩站宣传文字的帆布，本来应该可以提供隐秘性的，但那些帆布摆放的方式太糟糕，于是我有机会隔着缝隙观察他。

他二十五岁上下，一身橄榄色的皮肤，大概两天没刮的胡茬，一头卷曲的头发。是啦，他长得还不错，但大概没有像他以为的那么帅：他的眼窝太凹陷，而且他肌肉有点太过发达了。

不过对于那些来度假、想在土耳其的太阳底下找点乐子、或许外加一点肉体刺激的中年德国女人来说，想必他看起来颇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女人就面朝下躺在按摩台上，两件式泳装的上半身解开来，一条毛巾遮住了她的臀部。

蒋凡可只穿着一件香蕉吊床，正在把他的独门精油—根据那些帆布上鬼扯的宣传文字说，有二十种的古老配方—抹在那个女人的背上，手指轻轻抚过她的副乳。她没有反对，然后他初步试探了没问题，就身体更往前倾，按摩的双手探入她盖住臀部的毛巾下，于是白色香蕉吊床离她的脸不到一英寸。

我看不出他的双手到底有没有伸进她的泳装里头，但是无所谓—就算还没有，反正也快了。还记得以前离婚的中年女人去度假，最大胆的行径就是喝太多酒、买一些俗气的纪念品吗？难怪旧城区的那些观光客商店都纷纷倒闭了。

当他按摩着她毛巾下的臀部时，她恭维他的手劲儿好大。我猜想他们唯一共通的语言是英语。

“是啊，我小时候就练出来了。”他说，“那时候我帮人洗车，我是打蜡和擦车的专家。”

“我相信，”她笑了起来，声音变得更沙哑“你们也做内装美容服务吗？”

“啊，没错，”他回答，“这方面是我的专长。”他弯腰凑得更近，“现在也还是，我只多收一点额外的费用。”

“那全套服务呢？收费是多少？”

他离她很近，于是就凑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她一定是觉得这个价钱可以。“你们收信用卡吗？”她问。

“当然了，”他笑着回答，此时双手显然已经伸进她泳装里了，“这是全套服务。”

“我很高兴是这样。”她说，伸出一手碰触他肌肉发达的大腿，然后往上朝他的香蕉吊床摸过去。

这有点像是在看着一列火车即将发生事故，让人难以移开目光。但我担心她很快就要拉开香蕉吊床了，于是走进了帆布隔帘之间。

“你是蒋凡可吗？”我一副开心的语气，假装完全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

那个德国女人立刻缩回手，拉好了盖在她臀部的毛巾。但另一方面，蒋凡可则是暴怒，大骂我擅自闯入，然后指着那些遮蔽的隔帘说，他没踢烂我的屁股算我走运了。

我不想计较，但他好像越想到那张没刷的信用卡就越抓狂，于是狠狠地伸手要来推我。

我在半空中抓住了他的前臂，快得他大概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的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按下。我在学习以色列格斗术时得知，前臂处有一条神经，只要用力按下去，就可以让你的手臂局部麻痹。

蒋凡可感觉到他的手指松软无力—大概还不只手指而已—发现整只手都不听使唤。他看着我，我露出微笑。

“我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我开心地说。

那个德国女人已经下了按摩台，穿好她的泳装上衣，正从椅子上抓起她的东西。

“你要干吗？”蒋凡可问。

我从一张按摩台上拿起他的短裤扔给他，等着他单手穿上。“我在调查‘法国屋’的一桩谋杀案。”我说。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留意他的回答，非常仔细地观察，但我没有明显的停顿，就不动声色又提出下一个问题。保持正常，我告诉自己，不要给他压力。

“我所知道的也是这样。你只是在那边做点维护工作，帮花匠、泳池工人开门，没错吧？”

“没错。”他正在伸展手指，慢慢又可以动了。

“你这样能领多少酬劳？”

“一毛都没有。只是可以免费住在那里而已。我夏天必须在海滩多赚点钱，才够我一整年的开销。”他看了一眼那个德国家庭主妇离开的地方，“顺便讲一声，多谢了。她至少可以让我赚一百美元的。”

我没理会。“你住在船屋上头，对吧？那你要怎么进入大宅？”

“后头有楼梯，可以通到崖顶。”

“但是那里有一道栅门和电子密码锁。你是用凯亚先生的密码？”

“没错—如果他记得给我的话。”

“那如果你不走楼梯，要怎么上去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懂得很。还有另一个办法进入大宅，对吧？”

“你的意思是，用绳索和岩钉爬上悬崖？”

“别装傻了。要怎么避开那些栅门和摄影机，进去上头的大宅？”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他说。我没接话，只是盯着他，觉得他变得愈来愈不自在，但他什么都没再说。

我耸耸肩没再追问。我知道他在撒谎—这个人满肚子的屎，要是抠掉那些屎，他整个人就没剩下多少重量了。

我这么确定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说我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博德鲁姆的每个人原先都以为道奇的死是意外，就连那个房地产中介商凯亚先生，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我刚刚注意到，蒋凡可听到是谋杀，却并不惊讶，一点也不。

我看不出来他在那栋大宅的一连串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直觉是，大概是个非常小的角色—但他知道有别的办法从海滩上去大宅，而且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

“谢谢你的协助，卢卡先生，”我说，“我相信我们会再碰面的。”

他听了并不高兴，我本来可能会改变心意，留在那里继续追问，但现在3点40分，我该离开了。

43

我回到我的凉椅旁收拾东西，穿上鞋子，迅速走回市区。凭着脑袋里的记忆，我走过几条窄街，绕过一个广场边缘，然后看到了前方那条人车繁忙的马路，就是我在找的目标。

我来到十字路口，看看两边，想找176号，这才发现自己以前来过这里。

忽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天摇地动起来。

在那有如水晶般清晰的一刻，整个绝望的调查忽然峰回路转，我知道自己找到那个电话亭了。

它矗立在这条大马路对面，离一个碧辟加油站十码，就是我刚到博德鲁姆那天所拍摄的电话亭之一。环绕着我的，则是我在那段梯队系统录音文件里面所听到过的背景声。176号就是那个加油站，而且不同于我第一次看到的是，现在有个男人坐在加油站外的一张椅子上，等着帮客人加油。那是阿姆特·帕穆克，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批处理皮革和木工的工具，要用来修理一件土耳其传统弦乐器。

今天修理一个乐器，我心想，换了别天就演奏另一种乐器。比方奇戈玛笛。

我站着没动，然后，就像我职业生涯中做过许多次的，我把整个世界的混乱排除在外，转向自己的内心。我看到一个女人走近，她可能是徒步过来，也可能是开车过来，然后把车子停在加油站一侧—附近只有那个地方能停车。

她走入电话亭，等着电话铃响，然后举起她的手机，里头装着她录好的讯息。附近没有商店或房屋，所以也没有人会不经意观察她，或许她就是因此选中了这个电话亭。但她的手机离电话听筒刚好够远，于是梯队系统也同时录到了背景的车声和阿姆特·帕穆克所发出的模糊声响。

当时这位乐师应该就在他的桌前，演奏着那种奇怪的管乐器，大概还把那首民间歌谣记录下来，准备交给国家档案馆。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感觉不到。我在脑中再一度重演这个过程，好确定自己没有因为太过渴望信息而逻辑错乱。最后我终于满意了，决定先不要有任何情绪，而是转头审视着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每一寸角落，寻找监控摄影机。最后终于找到了，我才终于放心释放情感，让自己的心一飞冲天。

尽管各种条件都十分不利，凭借的只是意外录到的两种声音，但我还是找到了那个电话亭，而且凭着我刚刚看见的监控摄影机，我知道自己有机会查出那个女人是谁了。

44

我过了一半马路，爬过一道生锈的分隔栏杆，躲开一大群驶来的车子，走向帕穆克。他看到我走近，完全不掩饰他的厌恶。至少我也省得要讲些客套话了。

“你有一支奇戈玛笛吧？或者是借来的？”我问。

“一支什么？”

我很确定我的发音没那么糟，他只是故意想为难我。

“奇戈玛笛。”我又说了一次。

他一脸茫然，然后耸耸肩。“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或许是因为你的口音。”

我设法按捺住脾气，拿起一根他修理乐器时所使用的皮革缝线锥，上头有一根很长、很尖的金属针。我用那根锥子刮着他的桌面……

“嘿，你在干吗？”他抗议道，但我没理会。

“就是这个，”我说，我在桌上刻出了那个乐器的名字，“现在认得了吗？”

“认得，”他说，只是匆忙看了一眼，“奇戈玛笛。”怪了，听起来跟我的发音几乎一模一样。

“大约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吹奏过这种乐器，或许是一首民间乐曲？”我问他，只是为了完全确定我找到了正确的电话亭：有很多调查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调查者太急着寻找信息，因而贸然做出了错误的结论。

“不晓得—我不记得了。”他说，态度粗暴得难以置信。

在迷宫中摸索许久，总算就要找到一个确实的线索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激动，而且或许因此一时失去理智。我手上还拿着那把凶恶的小缝线锥，帕穆克的左手就放在桌上。我动作太快了，他可能根本没看到，线锥的针尖就已插入他大拇指和食指之间那片薄薄的皮肤，把他的手钉在桌上。他痛得大叫，但他应该感谢我刺得很准—差个半寸的话，他就再也没办法弹奏贝斯了。

我立刻抓住他的前臂，免得他乱动—在这样的状况下，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抽回手，这么一来，就会撕裂那片肉，损伤也会大幅增加。但我抓着不让他动，他就只会有一个穿刺伤，尽管很痛，却很快就能愈合。

不过好笑的是，一根穿透他手掌的钢锥，竟也让他专注起来。他盯着我，听着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同时痛得咬着嘴唇。

“你是个很好的贝斯手，”我告诉他，“或许是我听过最好的之一—而且这方面我很内行—但如果你人生不得意，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错。

“你不喜欢演奏其他人的音乐？那就离开。自己写歌，或是演奏民间音乐给观光客听，总之做点事情—但是改掉那个臭脾气。

“这是我的劝告。然后我要警告你，接下来你敢跟我撒谎，我保证你就再也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就连弹奏《妈妈咪呀》第一万次都别想—如果你能用牙齿弹奏尤克里里，都算走运了。懂了没？”

他点点头，很害怕，大概认为我是某种美国的神经病公务员。我考虑要跟他说那是邮局员工，不是联邦调查局，但决定暂时算了。我叫他千万不要动，然后抽出那根锥子，没让伤害扩大。他痛得猛吸一口气，接下来我把桌上那瓶打开的茴香酒倒在他伤口上，他才痛得大叫。

“酒精，”我解释，“是很好的消毒剂。”我抓起一块白色的干净亚麻布—原先是他打算修好乐器后用来擦亮的—缠住他的手。我缠得恰到好处，紧得足以减轻疼痛，同时又能止血。

“你当过医生？”他问。

“不，”我说，“只是学过一点相关的知识—大部分是治疗枪伤。”

他瞪着我，然后判定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正是我需要的态度。“你平常会吹奏奇戈玛笛—是或不是？”我一包扎好伤口，就又问了一次。

“是。”他回答，很庆幸终于能缩回手，同时弯曲了一下手指，好确定都还能活动自如。

“这回我的发音怎么样？还行吗？”

“不坏，”他说，“多亏那根针，这回好像进步了很多。”

我忍不住大笑，帮他倒了一杯茴香酒，讲话的口气也没了怒气。

“我要你听一段音乐，”我说，拿出我的MP3随身听。“这是你吹的吗？”

他听了一会儿。“对……没错，是我吹的。”他回答，声音充满惊奇。

于是我知道，毫无疑问，我的逻辑没有被情绪搅乱。

“你是怎么录到的？”帕穆克问，指着那个MP3随身听。

“有个人来加油，”我撒谎，“坐在车上的人正打电话到纽约，在录音机里留了话，所以背景里就有了这段音乐。这是一桩谋杀案的调查—其他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泄漏那个电话亭的重要性，甚至连提都不能提。所以看到他完全接受我的解释，我觉得很满意。

“纽约？”他说，微笑着，“哇—我终于成为一个跨国录音艺人了。”

我也微笑，指着我刚刚看到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东西。“你们有摄影机。”我说。

“是啊，以防万一有人不付钱就开车跑掉。或是武装抢劫，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听我说，帕穆克先生，你们是用什么系统录像的？录像带还是光盘？”

“这个系统很旧了，是录像带，”他说，“VHS。”

“在哪里—设备和录像带？”

“都在这里—办公室里面。”

“好吧，”我说，“那些录像带是怎么登记、存档的？”

他大笑。“什么存档？里头有个箱子，把录像带丢进去就是了。”

“然后重新使用，新的盖过旧的？”

“没错。”他说。

我害怕的就是这样：有个摄影机拍到了那个女人来到电话亭—无论是走路或开车—但录像带经过重复使用，于是把影像盖掉了。

“好吧，”我说，“告诉我操作的方式。谁负责换录像带？”

“我们每个人都负责—看谁当班，”他解释，“轮到你值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收款机里面的金额正确，接下来就是去检查录像设备。

“如果录像带快录完了，”他继续说，“就退出来，扔进旁边的箱子里，另外挑一卷放进去倒带，然后开始录像。”

“所以有些录像带可能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用过，对吧？”我问。

“那当然—要看抓起来录的是哪一卷。箱子最底层的录像带，说不定一整年都没用过。”

我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是，我也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有人没付钱就开车跑掉，那你们怎么处理？”我问。

“我们就去看录像机，倒带检查，记下车牌号码，然后报警。”

“你们会把录像带交给警察吗？好让他们交给检方起诉之类的？”

他看着我，不敢相信地大笑起来。“这里是土耳其，威尔森先生。警方会查出车牌号码，去找那个家伙谈。很快地，他就会同意吐出两倍的加油金额，赔给加油站。然后他还会付‘罚款’给警察，好让警察放进自己的口袋。根本不需要检方。这样大家都很高兴，除了那个溜掉想赖账的人，但反正没人在乎他。”

这套系统对我也有好处—这表示不会有任何录像带在博德鲁姆警察局，或是转到了司法系统。

“你们平常是用办公室里的电视机看录像带，对吧？”

“对。”他回答，然后看着我在加油站前方走了一圈，观察每个录像机，估计能拍到的范围。无论是不是拍到了那个女人，应该都很接近，非常接近了—无论她是走路或开车来，都一定会走进电话亭。但如果她一直站在靠人行道边缘那边，我想任何摄影机都不会拍到她。这还得假设那卷录像带没有被新的盖过去，可以让我找到。

“那些录像带上面有没有时间码？就是画面底部可以让你看到日期、几点几分的？”我问。

他点头，于是我又多了个优势：多亏梯队系统，我知道那两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好吧，”我说，“带我去办公室，我想看看那些录像带。”

45

一个小时后，我还是独自坐在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前，电视屏幕只比我的手稍微大一点，分辨率也就那样。

我旁边有一大沓已经检查过的VHS录像带，以及一小堆没看过的，这一堆急速减少的录像带，是我全部的希望。或许也是西方世界全部的希望，但最好不要想到那里去。

这个办公室很狭小，而且我相信过去十年都没有打扫过。尽管很热—博德鲁姆的碧辟加油站还没有冷气—但完全不可能害你睡着。我坐的那张椅子又破又不舒服，每隔几分钟就得站起来一次，免得我的背部和臀部废掉。

从头到尾，除了把录像带拿出来而暂停之外，那些时间码就在我眼前急速流逝，简直要把我逼成了斗鸡眼。为了避免自己昏头，我还把那两通电话的日、时、分写下来，前后再加上十五分钟，以确定她不会早到或讲完电话还多逗留。

我不断去看那份抄下来的时间，中间两度已经很接近了，但就在我看着时间码迅速逼近指定的时间，觉得自己的脉搏加速、疲倦消失之时，录像带却突然中断，然后换成了另一个星期的画面。

有回我跟第一通电话的时间只差一百四十秒，很确定那个女人就要走进画面了，结果电视机忽然出现静电干扰的雪花画面，原来是录像带完全播完了，我只能绝望又不敢置信地瞪着眼睛。阿姆特·帕穆克说这个系统很混乱，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看到剩最后三卷录像带时，他出现在门边。“要喝咖啡吗？”他问。

我很犹豫，大概那个表情看起来很疑心吧。

他笑了起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再给我那种土耳其式咖啡了—浓得你不晓得要用喝的还是嚼的。我不给你那种，而是一杯真正的美国爪哇咖啡，稀得像尿一样，淡得我们土耳其人只会放在奶瓶里喂给婴儿喝。”

“听起来很完美。”我说。

“有个条件，”他说，“我要去买咖啡，代替你去让咖啡店老板羞辱。但如果有人开车进来，你就得帮我去加油。”

“没问题。”我说。只剩三卷录像带了，我知道看到那个女人的机会很小，也几乎要放弃了—除非有奇迹发生吧，一杯咖啡正是我眼前需要的。

我看完下一卷录像带，正在看倒数第二卷时，帕穆克拿着咖啡回来给我。我接过咖啡，四处看了一下，找到垃圾桶，把盖子丢进去，然后目光回到屏幕上。日期跳了九天，然后我逐渐恍然大悟，屏幕底部的时间码正迅速接近第二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只是为了确定，我又看了一眼抄下来的时间，没错，然后我的目光无法从屏幕上离开。在我身后，帕穆克站在门口，喝着他那杯浓稠的土耳其式咖啡。我知道，要是我看到那个女人，绝对不能有反应—他一直以为我在找某个开车来加油的人，要是我的反应证明我在撒谎，那就会引起他的种种猜疑，甚至去告密。除此之外，说不定他认识那个女人，尽管机会很小。于是我告诉自己，务必不动声色，保持冷静。

“你之前讲的，是认真的吗？”帕穆克问，抓住机会放松一下，跟我聊聊。

“什么话？”我继续看着录像画面，害怕得不敢往前快转，以防万一漏掉什么。

“说我是你听过最好的乐手之一。”

“是真的。”我回答，看着一秒秒急速流逝，转到下一分钟。继续吧，我默默催促着：千万不要停。

“你自己也玩乐器吗？”帕穆克问。

“小时候—功力只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变成高手。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你的才华。”

他什么都没说，我想看看他脸上的反应，但没办法分心。如果录像带上有录到她，那么就快看到了。我看了一眼录像机，发现那卷带子还剩很多，但是这个加油站的录像系统太混乱了，所以也不能保证什么。中间随时都有可能会跳掉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我又看着屏幕，一秒秒迅速过去，感觉到帕穆克还站在我后面。

他在我心里变得愈来愈大，而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萦绕在我心头—我想当时我所有的感官都异常强烈吧—但我有个感觉，我很确定，我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是有原因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泰国遇见的那个僧人，他当时说或许我们是注定要相遇，好让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感觉上，现在轮到我把那句话传下去了。

我没分心，目光也没移动。“你恨你现在的工作，”我平静地说，“你恨你现在必须演奏的音乐，这种事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心志，任何人都不例外。”

屏幕上没有车辆或行人走近的迹象，什么都没有。或许她是走路或开车过来后，始终贴着人行道边缘，因而完全避开了摄影机的监控范围—这还要假设录像带没有用光，或者忽然又跳到别的某天去。我又看了时间码，愈来愈接近那通电话的时间了。

如果接下来我没有很快看到她，那个小小的窗子就会永远关上了。

我保持声音平稳、不带感情，完全不透露我的焦虑和激动。“我遇见过一个人，是很多年前了，”我继续说，“是个佛教的僧人，他曾告诉我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帕穆克没回应，而且当然，我也没办法看到他的脸。我看着时间码一秒接一秒消失—她在哪里？

她在哪里？

“很有意思，”帕穆克最后终于说，然后重复了一次，“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你是在告诉我，应该要放弃我的烂工作吗？”

“我什么都没告诉你。但或许这是我出现在这里的真正原因—可以说，我是注定要来这里，把这句话传下去的。你不妨把这个当成上天的礼物。”

我看到屏幕上有一辆车掠过画面，好像要停下来：我想那是一辆菲亚特，深色的，但在黑白屏幕上很难判断。我没有往前坐，虽然我很想。我只是转了一下肩膀，好像在伸展。

我看了时间码，几乎就是那个时间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应该是从她停车的地方走过来。她戴着头纱，身穿一般的长裙，她低着头走向电话亭的位置。

经过加油处，离人行道还有一段距离时，她伸手到包包里拿出手机。然后她停下，四周看了一圈，好像要确定没有人在看她，然后我首度看到了她的脸。

我瞪着屏幕，感觉上好像有好几分钟，不过根据时间码，总共也才两秒多一点而已。她看了手机上的时间，又朝电话亭的方向前进，走出画面。

我几乎没动，继续看着屏幕，虽然我的心脏狂跳，但我还是装出没事的模样，希望帕穆克认为我在屏幕上没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或许几分钟吧，但我实在很难判断—录像带播完了，我没再看到那个女人从电话亭出来。

我利用屏幕上的静电画面当借口，转头看看帕穆克是否发现了什么不对劲。但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太专注在屏幕上，因而根本没听到有车子开进来，也没注意到帕穆克已经离开去帮他加油了。我独自静坐在那里许久，想着屏幕上我看到的那个女人。最后终于站起来走出门，至少可以呼吸点新鲜的空气。

帕穆克才刚替另外一个顾客加完油，车子开走后，他转向我。“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他问。

“没有。”我撒谎。

“所以你的脸色才会这么苍白？”

“任何人去你们所谓的办公室待几个小时，脸色都会苍白的。”我告诉他。

他微笑。“我想谢谢你说过的话—有关自由的。”

“不客气。很抱歉用针刺伤你的手。”

“大概也是我活该—也该有人点醒我了。”他笑着说。

我们握了手，然后我离开，从此没再见过面。但几年后，我在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时，听到他接受专访，这才知道他已经有一连串演奏传统乐器的音乐十分畅销，在土耳其成为类似肯尼·基（Kenny G.）的畅销演奏家。他最卖座的专辑标题是《如果你想要自由》（If You Want to be Free）。

眼前，我深陷在思绪中，独自沿着马路前行，走入逐渐黯淡的暮色中。我没带走那卷可以协助我辨认那个女人的录像带，因为我不需要。在录像带中，她停下回头张望时，我认出了她的脸。

那是蕾拉·库马利。

46

“9·11”事件之后不久，美国空军开始轰炸阿富汗的军事基地，企图摧毁“基地”组织的领导阶层。此时，一个住在偏远村庄的女人成为圈子里的传奇。

当时美国空军朝一栋平凡无奇的房子丢下了几颗激光引导炸弹，但很不幸地，美国情报单位这回又搞错了。一个名叫艾曼·扎瓦希里的“基地”组织领袖并不在这栋房子里，里头只有他的妻子和几名子女。

在那个冰冷刺骨的寒夜里，突如其来的爆炸夷平了那栋房子，炸死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活着。住在周围的男人们几乎立刻冲向废墟，一边诅咒着美国人且发誓要报仇，一边徒手挖开砖瓦和碎石，想救出那个女人。

她还有意识，困在废墟中动弹不得，但她知道在攻击的混乱中，她没有机会戴上头纱。她听到救援的人拼命挖，愈挖愈近，一等他们挖到听力范围内，她就命令他们停下。她不能让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看到她没戴头纱的脸。她宁可死，也不愿违背，而且这可不是空洞的恐吓而已。尽管救援人士和几个女眷不断恳求，她都毫不动摇。几个小时后，还是没戴头纱的她，就因为伤势太重而死了。

这件事刚发生时，我看过相关的报道。而眼前，当我走过博德鲁姆街头，再度思索着有些人就是会虔诚到这种地步。在我心底，我原先预期那个会利用手机里一则预先剪辑好的讯息，去跟全球头号通缉犯联络的，正就是那种女人。然而我却查找到了库马利—以大部分的标准而言，她都是个现代的职业妇女，平常自己开着一辆黑色意大利汽车，这让我怎么都想不透。

当然，兴都库什山的那名男子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科技。我暗自相信他就是未来的代表人物，很快地，我们都会怀念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和劫机客的往昔美好时光。但无论他的手法多么精密，他还是严格遵守教义，而他唯一的同谋者，据我们所知，看起来就是一点也不像。没错，她穿得相当朴素，符合她的宗教信仰，但无论你怎么想象，蕾拉·库马利看起来就是一点也不像艾曼·扎瓦希里的妻子。

我来到滨水区附近，停在一家广受各方背包客欢迎的酒吧外头，三名喧闹的德国年轻女子邀我一起进去，我婉拒了。我四处看了一圈，看到这条马路往前有一张安静的长椅，位于阴影深处，这正是我需要的。于是我走过去坐下，打电话给布瑞德利。

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吃三明治，于是我很快跟他报告了一下“法国屋”的历史，也说了那个房地产中介商电话号码的事情。然后我开始谈到这通电话的真正目的。我说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那个负责调查的女警官，显然非常能干。

“她叫蕾拉·库马利，”我告诉他，“记住这个名字，班，我想我们会跟她打很多交道。她三十来岁中段，离婚了，但除了她搬来这里没几年，我对她一无所知。”

这些话听起来很自然，但我希望自己暗示得恰到好处，让布瑞德利晓得他必须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请他的人去尽量查出有关她的事情。布瑞德利没让我失望。

“库马利，嗯？要不要把拼字告诉我？”

我告诉了他，但我暂时不打算让“低语死神”知道她就是电话亭里的那个女人。尽管这是个大发现，但我很担心。我对她所知还不够多，而且她不符合我曾想象过的任何特征，我担心政府里有人—甚至可能是总统本人—会下令偷偷逮捕她，引渡到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然后刑讯她以查出撒拉森的身份和所在地。照我来看，这种做法几乎可以确定会是一场灾难。

从一开始我就相信，这个女人有一套办法联络他。而且我一直相信，最可能的方式，就是用一则无害的讯息，贴在网络论坛上，比方交友网站，或是有大量个人广告的网站。这样的一则讯息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显眼，只对撒拉森一个人有意义。

而且，没错，这套系统不但很聪明，还有一大优点：也可以用来布置陷阱。只要一个小小的改变—比方一个字的拼法—就会让撒拉森知道她是被迫贴这则讯息，要他赶紧躲起来。一旦他看到警告，晓得我们在追查，我想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抓到他了。

因此，我希望直接警告“低语死神”这个引渡可能会酿成大灾。而且我也希望能告诉他更多细节，有关一个现代土耳其女警和一个狂热的阿拉伯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

等到天黑，我知道我将有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更深入追查蕾拉·库马利的一生。

47

我还坐在长椅上，四周的阴影愈来愈深，我又打了一通电话。

“午安，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旅馆经理一听是我就说，“或许你有更多冒险，可以让我和那些木匠兄弟们帮忙？”

“今天没有，”我说，“我想知道国家马戏团在米拉斯的表演，开始和结束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真是充满了大惊喜啊—你想要去看那个马戏团吗？”

“不，我想去表演。”

他笑了起来。“你在开我玩笑。”

“是啊，”我承认，“一个同行建议我去看，我想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我上网帮你查，”他说，我听到他敲着面前的键盘，“有，查到了—全都是土耳其语。你真是太幸运了，有我这样的耳目帮你翻译。”

“非常厉害的耳目。”我说。

“时间是这样—大游行傍晚6点开始，最后一个娱乐表演是11点30分结束。”

我谢了他之后挂断。天黑时间大约是8点半，所以，在夜色的掩护下，九点前我就可以进入库马利的房子。等她开车从米拉斯回来，应该是过了半夜12点了。这样我就有三个小时可以完成工作。

当然，这是假设—毫不怀疑地相信马戏表演会准时结束。按照我以前学到的教训，应该要明白假设有多么危险才对。

我看了一下附近一栋大楼上的时钟：现在是5点。离我跟旧港区的秘密约会还有四小时，让我可以搭船出海一趟，查出一条秘密通道。

不过首先，我得找一家建材店。

48

那艘小渔船原先与德国海滩平行，直到最后一刻，饱经风霜的船长才迅速旋转方向盘，让船身转向，完美地停在木制突堤旁。

之前我去找这位船长时，他正坐在博德鲁姆的游艇码头上修理着他船上的一个绞盘。我跟他说了我打算去的地方，他直率地拒绝了我。

“没有人去那个码头的，”他说，“‘法国屋’是—”他想不出适当的英语，于是比画了一个割喉的手势，我懂他的意思：那里是禁区。

“我相信这点没错，”我回答，“只有警方除外。”然后拿出我的警徽，他看了一会儿，又拿过去更仔细检查。我一度以为他会咬一下，好看看那是不是真的。

但结果他只是递还给我，依然一脸狐疑。“多少？”他问。

我告诉他，他得在那边等我—总共加起来，大约会花上三小时。另外还提出一个超级大方的价格。他看着我微笑，露出一嘴烂牙。

“你不是要租船吗？这些钱简直都够买下船了。”这个大好运气让他满脸是笑，他把绞盘扔到鱼网堆里，示意我上船。

船一靠拢突堤码头，我就爬上船的围栏，手里抓着一个建材行的塑料袋跳上岸。高耸在我们上方的，就是往外伸的悬崖。我从经验得知，从大宅里或草坪上都绝对看不到我们。即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傍晚的阴影所提供的掩护，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喜欢这栋房子，也不怎么喜欢德国海滩，同时我很确定，如果我没猜错，我也不会喜欢自己即将发现的事情。

这栋大宅叫“等待屋”，而我相信，由于这栋大宅的位置，多年前的访客就必须等待船来接送。根据一些半遗忘的故事，他们来到博德鲁姆时没人看见，在那座隐秘而不祥的宅邸内过几天，然后又以同样神秘的方式离开。

我猜想，当时大概有一艘游览船停在船屋里，访客可以躲在船舱内不被看见。然后游览船会开出去，跟一艘经过的货轮会合。

但是沿着峭壁的小径走下来就没道理了—那道小径完全暴露在一般大众可以看到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大宅内一定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进入船屋。

我朝船长喊，说我要走那条小径，然后沿着突堤走上岸，一等到走出他的视线范围，我就开始仔细打量船屋。船屋的尾部靠近高耸的悬崖，笼罩在阴影中，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要找的—一扇通往屋内的门。虽然门锁着，但木门非常破旧，我肩膀用力一撞就撞开了。

我从黯淡的天光中踏入一片昏暗。船屋很大，里头有一艘老旧的游览船，状况维护得很完美。我不禁好奇着，很想知道哪些人曾坐在阴暗船舱内的厚绒布座位上？

船屋的一头有一道双扇门，以电动绞盘控制，可以通往水上。对面则是更衣室、两个冲澡间、一间厕所，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坊。一面墙上有一道陡峭的阶梯通往上方。

我打开那个塑料袋，拿出我刚刚买来的仪器，走向那道阶梯。

49

我走进两个小房间。冬天时，蒋凡可就住在这里，但现在家具全盖上了防尘罩，其他东西都打包搬走了。

我打开那个手持式仪器的开关，看着上头的电压表指针动了起来。这是瑞士制造的，非常贵。这个仪器是营造工人和装修工人用的，可以测出墙壁里和天花板的电线位置，免得乱钉钉子而把自己给电死。

如果船屋里有一道秘密门或活门，我想不是机械式就是电动式操作的。机械式的麻烦是太复杂：必须用上一些杠杆和滑轮组、铁链和平衡物。但如果是电动系统，就只需要一个电动马达，所以我相信这里的活门比较可能是电动的。

我举高那个仪器，把它的两个叉齿放在墙上，开始搜寻所有的墙壁。我想找出一条通往暗藏开关的电线，但尽管那个仪器找到很多电线，但全都是通往电灯或插座的。我搜寻完墙壁，就开始搜寻天花板和地板，还是一无所获。

我朝楼下走，发现风又大了起来。有个风暴快来了，吹得靠海的门哗啦作响，但我没理会，走进了工坊。这个房间紧靠着崖壁，里面充满了电动工具，架上放着一罐罐油漆，我想是最可能隐藏着一道暗门的地方。我从后墙开始找，动作很快。

电压表的指针不断跳跃—墙上到处都是电线，但每一条都通往插座或电灯开关，我试过了，全都没问题。至于天花板和水泥地板，我也试过了，连工作台底下都没放过，结果全都没有收获，我觉得很丧气。

我一面怀疑自己会不会太在乎那些纳粹党徽而受到蒙蔽，一面走进了更衣室。我在一张木制长椅下找到了一个开关，一时精神大振，但结果发现那只是控制地板下的暖气开关。

然后我走向淋浴间，但决定先去检查厕所。剩下的可能性不多了。

厕所里面的天花板和地板没问题，三面墙也都没问题。但装了盥洗台和镜面小药柜的那面墙，我测到了讯号。

那面墙上没有电灯开关或插座，但颤动的指针并没有让我兴奋：我想药柜里头有个小灯。我打开镜门，除了一把旧牙刷，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利用那个电压计，循着灰泥墙里追踪一条电线，最后碰到马桶和水箱，只好停下来。这就怪了，这条电线沿着一道侧墙铺设，然后进入角落消失。马桶后面会有什么？我好奇着，于是敲敲那面墙，是石块或砖头，实心的。

我回到小药柜，利用电压计寻找周围。那条电线绝对是在药柜后方终止的。这个小药柜是木制的四方形，我仔细检视着：药柜很旧，几乎可以确定是在房子刚盖的时候就装设的，但镜子是新的。我很好奇会不会是维修人员—蒋凡可—被要求换一面新镜子，然后当他把药柜从墙上卸下来时，发现了后头有更有趣的东西。

我用钥匙圈上的手电筒，加上手指，在药柜的边缘摸索。如果药柜后头有个开关，那么一定有个办法可以很容易接触到才对。但结果好像没有，我正在考虑要松开螺丝，把那个药柜从墙上卸下来，或者去工坊拿一把槌子把药柜敲烂。此时我发现了一个巧妙的小控制杆，就藏在药柜底部的边缘。

我拉了一下，那个药柜从墙上往外移，我可以顺着铰链将它往上抬起：德国工艺的完美作品。

它后方嵌入墙壁内的，是一个黄铜按钮，上头刻着纳粹字徽。我按了下去。

50

一个电动马达呼呼响起，装设着马桶和水箱的整面墙壁旋转打开。这个建造的方式太厉害了—墙壁本身是石块砌成，重量一定有一吨，同时所有的水管和污水管都能跟着动，不会被扯断。

刚打开的开口里有一个大大的凹室，里头放着操作整个装置的电动马达。一道宽阔又砌得很完美的石阶往下通入黑暗中。我看到墙上有三个黄铜开关，猜想是电灯的，但没有去碰—我不晓得前方会是什么，于是就像所有间谍一样，我知道保持黑暗比较安全。我曾考虑要先找到按钮，关起身后那道墙壁，但立刻抛开了这个想法。让墙壁开着比较安全。如果稍后我得拼命跑回来，还得浪费时间找开关，等到门打开，那就惨了。

我悄悄沿着石阶往下走，来到一个高度足以让我站直身体的隧道，隧道盖得很不错，排水良好，地上铺着石板，顶部还有个通风井。这里的空气新鲜而清爽。

手电筒的微弱光线照着前方，几乎被黑暗吞噬，但我可以看到这条隧道是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前方的某处—穿过壁崖、在广阔草坪的下方深处—我确定可以连接到大宅。

我往前走，微弱的光线照到了墙上一片青铜的反射光。我走近后，发现那是岩石上头的一块牌子。我的德文已经生疏了，但眼前还勉强够用。我的心往下沉，阅读着上头的字：“蒙全能上帝的恩典，在1946至1949年间，以下德意志帝国的荣誉战士们设计、建造了这栋房屋—”

然后列出他们的名字、军阶，以及建造时他们所担任的工作。我看到他们大部分都是纳粹党亲卫队，也就是俗称黑衫军的成员，此时尽管我身在一万里外，但那张母亲带着孩子要去毒气室的照片，却浮现在我眼前。当时负责管理死亡集中营的，就是亲卫队的一个分支单位。

那块牌子最底下的一行字，是出资并筹建这栋房子的团体，名叫“沉默援救者”，于是自从我在图书室墙壁上看到纳粹党徽以来，心里就一直怀疑的事情，终于得到确认了。

“沉默援救者”是协助纳粹战犯—尤其是亲卫队的资深军官—逃离欧洲的组织（另一个组织据说是缩写为ODESSA的“前党卫队成员组织”）。这是有史以来最秘密的网络之一，在柏林当过谍报人员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会提供金钱、假护照给这些纳粹逃亡者，安排他们经由一条所谓“绳梯”的路线逃离。我很确定当初会建造这栋大宅，就是要当成其中一条路线的终点，同时这里也是那些逃犯及其家人的登船地点，大部分人会前往南美洲，还有少数人前往埃及、美国、澳大利亚。

我吸了口气，想着自己之前真是大错特错：尽管有通风系统，但这里的空气一点也不新鲜或清爽，而是臭不可闻。我赶紧往前走，希望赶紧检查完这个地方，忘掉那些可怕的人曾沿着这条隧道脱逃。

在前方，借由手电筒的光线，看得出快到隧道尽头了。我本来以为会看到陡峭的楼梯，因此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我低估了德国军人的工程才华：那是一台电梯。

51

那台小电梯迅速又安静地往上升。我很紧张，因为不晓得电梯会停在屋里哪个位置，也不晓得会不会有人在家。

电梯颠簸着停下，我听到了一个电动马达的声音。等到门终于打开，我看到了马达操纵的是什么：一面原先遮住电梯的石膏板墙滑开了，墙外就是个大型的日用织品柜。我走进那片昏暗中，经过一架架整齐烫好的床单，悄悄打开一扇门。

外头是一条走廊。我在二楼，这部分我没来过。接下来可以离开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进入大宅的秘密通道。但我听到了人声，因为太远而模糊难辨，于是我悄悄进了那条长廊。

那个声音停下，但我继续蹑手蹑脚往前走，一路来到了主阶梯前。在长廊另一头，通往主卧室套房的那扇门打开了一点。

我听到里头又传来了那个声音：是卡梅隆，我忽然想到她有可能是自言自语，正在那个卧室里怀念她丈夫。我还记得她说过，如果她躺在床上，还能闻到他的气味，可以想象着他还在那儿。然后我听到第二个人的声音。

是个女人，听起来很年轻，似乎是美国中西部的口音。她正提到一家餐厅，然后忽然停下。

“那是什么？”她问。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卡梅隆回答。

“不，不是声音—是一道气流。”

她说得没错，那道风跟着电梯上来，溜出了织品室。

“你让船屋的那扇门开着吗？”卡梅隆问。

“当然没有。”另一个女人说。

她们都晓得那条隧道—卡梅隆说爱她丈夫的那番话，真是奥斯卡得主级的表演了。

“或许是风把楼下的哪扇门给吹开了。”卡梅隆说，“有一场风暴快来了。”

“不晓得，我得去看看才行。”

“我们不是要去睡觉了吗？”卡梅隆问。

“没错啊，我去看一下，马上就好。”

我听到一个抽屉被拉开，然后是金属的咔哒声。从我长年不愉快的经验，我知道那是手枪拉起击锤的声音。于是我转身，迅速走向织品室。

我立刻发现，这条走廊太长了，等到那个不知名的女人走出卧室，就会看到我。我赶紧左转，打开一扇客房的门走进去。我悄悄关上门，心跳加速地站在黑暗中，希望她会走下主阶梯。

但她没有，我听到脚步声走近，准备好等门一打开，就要制伏她，抢走她手里的枪。但她从门外走过去，我想是走向后楼梯。然后我又等了一下，才又开门出去。

外头的长廊是空的，我迅速走到织品室，进入电梯，看着那扇秘密墙面在我身后关上，等着电梯回到隧道里。此时我才靠在墙上，专心复习着那个声音和口音，努力把那个女人的声音记牢。

但其实，我不必费事去记—很奇怪，结果最重要的，是她身上的栀子花香味。

52

我沿着游艇码头行走，在急风中缩着肩膀，一波波白色浪头冲出来的水花溅在我脸上。狂野而无法预测的夏日风暴就要来袭，雷雨云已经出现在头顶的天空，远方的水平线有一道道闪电。

从“法国屋”开回来的那段航程，一路都在和狂风和大浪奋战。终于回到游艇码头时，就连那个船长都脸色发青，他还笑着告诉我，或许跑这趟还是让我占了便宜。我付了钱，脚步不太稳地走向滨水区的散步道。

走到海湾尽头，我找到了几天前所看到的：一堆车库和破败的商店，专门出租轻型摩托车和机器脚踏车给大量的观光客。我走进其中生意最忙的一家—这样店员比较不可能记得我—租了款式最普遍的一辆伟士牌轻型摩托车，把我的驾照和护照信息告诉一个工作过量的店员，然后骑着车进入了即将来袭的风暴中。

我在途中停了一下，去一家专门卖手机和其他小型电子仪器的商店。我看着柜台里陈列的商品，指出我要的，买了两个。

转过一个弯，是一条冷清的小巷，我暂停在一处积满泥水的地方，用泥巴涂在车牌上，好让人看不出号码。这比拆掉车牌要安全得多，如果有交通警察拦下我，抱怨车牌号码看不清，我只要耸耸肩说不知道就好了。租这辆摩托车的目的很简单：万一事情出了错，可以让我迅速脱逃。

出于这个原因，车子就得停在库马利那栋房子后面。于是我到了旧港口，就绕到“古尔父子造船厂”那栋庞大的建筑物背面，转入一条通往卸货区的窄巷。晚上所有地方都关门了，而且我运气不错，刚好没有其他建筑物俯瞰着这个区域。我把摩托车停在一排紧贴着库马利后院砖墙的大型垃圾箱旁，借着夜色的掩护，站在机车的座位上。

第一波雨点降下时，风声呜咽着吹过造船厂那栋仓库式的厂房，我往上跳，抓住围墙顶端，爬上去，沿着墙顶迅速移动。

这里离地面有十二英尺，风也更强了，我设法集中所有注意力，不去管隆隆的雷声，只是一步步踩稳，朝库马利家的车库走去。

我爬上车库顶，蹲低身子，爬过被雨淋得湿滑的屋瓦。接下来跳过一小段间隔，抓住库马利家二楼背面窗子上装饰的锻铁格栅。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而健壮了，但我还是没有困难地往上爬过一堆旧水管，来到她家倾斜的屋顶上。

我跪在黑暗中，移开四片屋瓦，往下跳进了阁楼。阁楼没装潢也没人住，我很高兴看到库马利把这里当成储藏间，因为这表示会有一道小门通到下头，省得我还要设法穿过她的天花板。

我没把屋瓦放回原位，在阁楼里缓缓移动，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我看到一面墙上有架折叠梯，知道小门就在旁边。我小心翼翼地把小门往上拉起一点，看着下头的空间。我在找传感器的红色小闪灯，但是没有，于是我知道她家没装防盗警铃。

我打开小门，悄悄放下梯子，进入库马利黑暗而安静的房子里。

我僵住了。

屋里不只我一个人。那是极细微的动静，有个闷住的声音—也许是一脚放在木头地板上—但我知道那是来自屋子前侧的房间里。那是库马利的卧室吧，我猜想。

她会不会根本没去米拉斯？如果是这样，那她儿子呢？会不会是另一个人留在屋里，比方保姆？我没有答案，但我有个暂时的解决办法—我掏出腰带上的贝瑞塔手枪，悄悄朝那房门走去。

房门开了一条缝，但几乎没有光透出来。如果里头的人是库马利，那就完了；但换作其他任何人，我还有一搏的机会—这个人在黑暗中看到我，又被突然吓了一大跳，事后能描述我特征的机会是微乎其微。我只是要记住别开口—我的口音会大幅缩减嫌疑犯的范围。

我用力朝门轰然一捶，推开门冲进去—就像以前受训时学到的。故意制造的声响和突然的行动，可以让最有经验的专业好手都一时慌张起来。我的枪口在房里扫了一圈，首先看到了那对绿色眼珠直直看着我。眼珠的主人就坐在床上。

舔着它的爪子。

那是一只虎斑猫，我昨天早上曾看过它在厨房窗内搔耳朵。真该死—我竟然忘了她有养宠物。你太松懈了，我告诉自己。

我气呼呼地转身，下楼来到客厅。窗帘都拉上了，房间里阴影处处，但我头一个看到的，就是角落的一架电视机，上头摆着一个天空电视的电视盒。我瞪着那电视机，想象着夜里她儿子在楼上睡觉，而她则盘腿坐在这片地板上，剪辑着要在电话亭里面播放的讯息。

离这个阴谋的核心这么近，让我得到了激励。我赶紧走向窗子，好确定窗帘都紧闭着，然后打开一盏灯。当你闯入别人家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用手电筒—光线会透出去，而最能迅速引起邻居或路过行人警觉的，莫过于一束光线在屋子里扫来扫去了。反之，一盏灯的柔和灯光，就似乎很平常。

在房间的另一角，是库马利混乱的书桌，上头堆着档案和账单，只有计算机屏幕和键盘放的地方收拾得很干净。我动了一下鼠标，屏幕亮了起来—幸好，跟大部分人一样，她让计算机开着，我就不必烦恼要解开密码或取出硬盘了。我从口袋里拿出刚刚在手机店买来的两个外接式移动硬盘，其中一个接上计算机—另一个是备用的，以防万一—而且我对Windows系统很熟，土耳其文版也没有影响，然后我开始帮硬盘做全套备份。

我一边把她的档案和电子邮件都复制到那个小硬盘里，一边开始搜寻她的书桌。我把整张书桌分成四部分，很有条理地检查一切，不让自己太急。我利用手机里的照相功能，拍下各种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心底，我知道这只是徒劳—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出涉及某种阴谋计划。

在一堆尚未付款的账单中，有一个放了电话账单的档案夹，里面有库马利家里电话和手机的所有账单数据，我花了几分钟仔细看过。所有她曾打过的号码似乎都没有可疑之处。我也没看到任何账单上的区域码，是用来转接到外国电话号码的转接码。她所打的电话，似乎都是土耳其国内的，但我还是拍了照片。

然后灯熄了。

我忽然恐慌起来，直觉就去抓我的枪。我仔细听着，但什么都没听到，连那只虎斑猫都没发出声音。我站起来退离那张书桌，悄悄走到窗边，想看看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我拉开窗帘一角，看着街道：风暴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是一片黑暗。原来是停电了。

当然了，这时我该问自己，是只有博德鲁姆停电，还是周围也有别的地区停电？不幸的是，我没问。

53

现在只能靠手电筒了。我回到书桌前，检查过桌面后，接着检查抽屉。结果抽屉里面的东西更少。

在一张纸上—从一份伦敦的报纸上撕下来的纵横字谜，完成了一半—我发现有人在边缘写了“小丑鱼”。或许是在设法搞清一个线索，也或许不是。字迹很潦草，写得很快，我看不出是不是库马利的笔迹，于是也拍了照。

几分钟后，我翻阅一本旧日志本，找到一张手写的海洋生物清单—全都是英文写的—里头同样有小丑鱼。然而，我同样看不出其中意义，或许她只是在教她儿子什么的，于是我继续往下搜索。

既然停了电，我用手电筒就不那么犹豫了，因为现在全博德鲁姆都在用。我的手电筒扫过房间，检视石灰岩墙壁和高低不平的地板，寻找隐藏的保险箱。结果没有，于是我把移动硬盘拔出计算机—幸好停电前就已经复制完成了—回到楼梯，到下一个最可能有所收获的地方：库马利的卧室。

我正要查她的五斗橱时，手电筒的光扫过她衣物间里一个高高的档案柜。我试了其中一个抽屉，怪了，我心想，柜子竟然锁住了。

我打开皮夹，拿出一小套挑锁工具。尽管学挑锁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这个锁很简单，不到一分钟就挑开了。第一个抽屉装满了警方的案件档案—其中几个是有关道奇命案的—但在这些档案后头的一个空隙里，我发现了库马利上锁的原因：一把华瑟P99半自动手枪。她不希望她儿子拿到。

她家里有枪也不稀奇，很多警察家里会放一把备用手枪。但我还是找到了枪管上刻的序号，输入我的手机打算日后再查。谁晓得？说不定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这把枪曾被某人使用或登记过，那就会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下一个抽屉几乎是空的，只有盖着“已付款”的账单，还有一个档案里装着一份当地医院列出的明细表。尽管大部分是土耳其文，但药品名称是英文，以前的医学训练让我知道那些药的用途。我看着档案的第一页，上头有病人姓名和日期，这才发现几个星期前，库马利的儿子曾因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而住院。

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尤其是对儿童，而且出了名地难以迅速诊断出来。很多医生—即使是急诊室的医生—都往往误判为流行性感冒，等到发现错误时，通常就太迟了。库马利一定是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够有见识也够有主见的医生，没等到病理学检验结果出来，就立刻为这男孩施予大剂量的抗生素静脉注射，也因而救了他一命。

我继续翻阅那份档案，很放心接下来的发展—小家伙总算是运气好，捡回一条命。我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下账单上蕾拉·库马利的签名。正要把档案放回去，忽然停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真正看过她书面的名字，但我忽然发现，我根本不晓得她姓什么。至少并不确定。

按照土耳其的惯例，离婚的妇女都必须改回娘家的姓，但我记得曾看过一则报道，说法院可以准许例外。比方说，在很破例的情况下，库马利是她婚后的姓—这可能意味着她婚前的姓是个线索。

我搜索到现在，都没发现出生证明、结婚证明、护照，或是任何文件，可以显示她出生时用的名字是什么。有可能这些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方说她警局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但我无法确定，于是我加快速度，检查档案柜的每一个抽屉，看能不能找到。

我身后的窗帘紧闭，风声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因而我根本不晓得有辆汽车开过来，停在库马利家的车道上。

54

直到事后，我才知道这回的停电范围远远不只博德鲁姆而已。比方说，连米拉斯都停电了。这表示马戏团那天晚上的表演只好取消，门票转到下星期，观众得提早好几个小时回家。

我猜想小家伙在回程的车上睡着了，于是库马利把车停在车库外，尽可能靠近后门。她抱起他，把汽车的门关上，走过后门前的那片水泥地。

她把钥匙插入后门，单手打开来，一阵狂风从移开四片屋顶瓦的缺口窜入，应该让她立刻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就算她还有任何疑虑，也应该被我踩在楼上地板的脚步声给一扫而空了。

她抱着儿子转身，回到车上，用手机打紧急报案电话。我相信她跟接线员说了一个机密代码，表示有警察碰上麻烦，需要立刻支持。否则警方不可能那么快就来了那么多人。

怪的是，这个紧急状况反倒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承认这个机会并不大，但好歹是个机会。在某些状况下，有机会你就该赶紧抓住，不要抱怨。

第一辆赶到的巡逻车迅速沿着马路驶来，没开警笛，也没闪警灯，免得让闯入者有所警觉。不过在路边停下时有点太快了。那个几乎被风声淹没的碎石辗压声，是我发现的第一个警讯，知道事情出大错了。

如果是比较资浅的探员，可能就会到窗边看看，但我只是当场僵住不动，仔细倾听。我听到了一辆车门打开的金属声，等到门没有甩上，我就知道里头的人不希望被听到，因为他们要来抓我。

虽然很确定警察就在外头，但我还是继续检查那个档案柜，不愿意放弃唯一能有的机会，持续寻找任何登记着库马利出生姓名的文件。我猜想外头那些人会等待支持人马到来，所以有一件事很确定：他们认为现在人数还太少，未必能制伏我，所以暂时还不会进屋来。我决定先按兵不动，等到下一辆车也来了，再赶紧离开。

我继续搜寻，同时在呼啸的风声中，仔细留意外头的任何动静。不到一分钟后，我听到至少又有一辆车子停在外头。可能是两辆。算我蠢吧，反正我不管稍早的计划，还是继续加紧搜寻。在最下层抽屉，一沓过期的警务杂志底下，我发现了一本皮面大册子，这种东西我以前见过很多次—是结婚相簿。

那不是我所期望的东西，但是在眼前的状况下，已经是我最大的机会了。我只希望土耳其摄影师就像美国的摄影师一样会做生意。我随便翻了一页，取下一张照片，把相簿放回原位，相信不会有人发现这张多年前的照片不见了。

我把照片塞进衬衫内侧，然后抓出档案柜里的一些东西到处乱撒，又拉出五斗柜的两个抽屉，翻倒在地上，布置成一副外行窃贼闯入的样子。我拿起那把华瑟P99手枪，扳起击锤，心想至少这一点算是运气站在我这一边。我不想用我自己的枪，免得万一嫌疑落到我头上，只要对子弹做个弹道测试，就可以确定是我了。但那把华瑟手枪则完全不会连到我身上。我走向卧室门，准备用枪。

屋里的灯忽然亮起来，显然这个区域又恢复供电了。或许运气毕竟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我赶紧右转，走向通往阁楼的梯子—我刚刚还留在原处，而且也没把屋顶瓦放回去，就是要预防我可能得匆忙离开。

我听到脚步声—其实是靴子声—走向前门，知道警察马上就要进来了。我赶紧爬上梯子，此时听到钥匙插入锁孔转动。

我才刚爬上阁楼，就听到前门被用力推开，同时一名男子大声喊着土耳其语。我猜他是在告诉屋里的人放下武器、两手举高走出来。

我把梯子拉上来，冲向之前我移开屋顶瓦的位置，赶紧爬出去，来到倾斜的屋顶上。我贴着阴影匍匐前进，同时迅速勘查了一下这个区域。我注意到库马利的车子停在车道上，清楚看到她抱着儿子坐在车里，同时一群警察走向车库，穿过后院。他们已经把这栋屋子团团包围住了。

要脱身只有一个办法：冲过这片屋顶瓦，越过十八英尺宽的车道，跳到隔壁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屋顶。小事一桩—十八英尺对我来说没什么。

是哦。打从训练以来，我就没跳过任何十八英尺宽的空间，而且即使在当时，我这方面的表现就很烂。

55

我继续趴在阴影中，试图想出一个更好的计划，此时听到下头有一扇门被猛然推开，片刻之后，是一个震撼手榴弹爆炸的轰然巨响。土耳其警察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猜想他们已经攻入了库马利的卧室，接下来随时都会把目标转到阁楼。

这个刺激很够了。我站起来，蹲低身子，迅速跑向屋顶边缘。刹那间，我的双腿离开屋瓦，整个人在空中泅泳，竭力往前，挺胸伸出双臂，设法想抓住那栋仓库边缘的沟槽。我往下坠落，有那么恐怖的一瞬间，我想我没机会了，然后我的左手碰触到金属沟槽又滑开，但右手抓住了边缘。我像个蹩脚的高空秋千艺人般摇荡，左手也往上抓住了，然后拉起自己，爬上了仓库屋顶。

不幸的是，这个夜晚还不够黑。

我听到几个声音大喊着，还有一声清脆的枪响，于是知道至少有一个靠近车库的警察看到我了。那颗子弹一定是偏离很多，我有把握在昏暗中没有人认出我来。问题是要怎么逃离这片屋顶。

我已经听到有人大声下令，还有无线电发出的声响。不必翻译也知道，那些警察被吩咐要封锁仓库。我得找到维修楼梯下去，进入建筑内部，跑向后门的装卸货区。那外头就是我的机车。

我得赶快，但一起步就不妙—有警察呼叫支持的直升机。

直升机驾驶员打开探照灯，我看到强光照过来，同时我冲过屋顶的钢筋，爬上一架梯子，来到屋顶更高的地方，朝一对大型水冷塔接近。我猜想这家造船厂一定会定期维修供水系统，结果没失望。水冷塔旁有一道上锁的门，大概是通往楼梯。我举起华瑟手枪，把锁轰开。

我踢开门，半跳半跑地下了第一层阶梯。里头几乎没有任何光线，但我看到自己身在一栋修船厂中—巨大而幽深，非常怪异。高耸的墙壁之间是一批干船坞，同时有几十艘豪华游艇从上方的巨大钩爪垂挂下来。那些机动钩爪往上连接着一根根以螺栓固定在屋椽上钢杆，由一套液压控制系统操作，让那些大船在各个作业区间移动，不必卸到地上。这套设备真是了不起。

悬吊的游艇在高处的风中发出咿呀的呻吟声，我又下了一层楼梯。此时头上的四盏大型钠气灯忽然亮了起来。

要是让那些警察看到我的脸，那就跟被抓到一样糟糕。于是我单膝跪下，举枪瞄准。跟刚刚的跳远不同，我的打靶技术向来很不错。我连开四枪，随着一波爆裂声和碎玻璃下坠，四盏灯都熄了。

在黑暗中，我听到土耳其语的咒骂声，更多人赶来了，巨大的铁卷门往上隆隆升起。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有足够多人，可以执行地毯式搜索，早晚会抓到我。我又回头奔上楼梯，爬到那些网格状钢杆下方的一个钢制龙门架上，冲向一个控制箱。我看得到下方有大批警察拥入，只希望不会有人抬头，看到我衬着天花板的剪影。

我打开控制箱，暗自感谢我并不确定存在的上帝：六个一模一样的手持仪器都插在墙上的充电器里。我抓了第一个，打开了开关，看到一个数字键盘和一个显示屏幕亮起。我趴在地板上免得被看见，然后把那个仪器对着一片黑暗，同时推着上头关联的操纵杆。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吗，大半是靠着直觉而已。

一个悬吊着巨大游艇的机动式钩爪动了起来，沿着头顶的网格状钢杆推动着那艘船。地面上有四名警察站在一起，全都穿着有很多穗带的制服，他们抬头，看到了那艘白金两色的游艇移动得愈来愈快。其中最资深的那个—脸色红润且体重过重，腹部的扣子绷得很紧，我猜想他是博德鲁姆的警察局长—不是根据经验判断，就是看到了我那个手持遥控器所发出的光，于是往上指着龙门架，朝他的手下们大声下令。

几名警察奔向墙壁上的梯子，开始朝我爬来。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彼此喊叫着，我发现一种假日的欢乐气氛逐渐形成—他们知道敌方只有一个人，不可能抵抗他们那么多人，也确定要让这个胆敢跑去一名警察家中的小偷付出代价。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制造出一桩坠落身亡的“意外”。

我拼命试验着那个遥控器。每艘船的侧面都挂着一面四码的号码牌，我发现只要我把号码输入数字键盘，就可以利用操纵杆让每艘船往前后左右移动。随着愈来愈多警察赶到，我趴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尽量让更多船动起来，希望能制造出最大的混乱，好让我有机会跑掉。

遥控器上我唯一不确定的，是底部的一个黄色按键。我猜到了几个可能，但不想乱试。反之，我操作着那艘白金两色的游艇更迅速移动，把它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冲向一艘四十英尺的单桅帆船，然后趴低身子。

一名正在爬墙的警察看到了即将发生的状况，大叫着警告其他人。底下每个人都赶紧奔逃，免得站在那两艘即将相撞的游艇底下。

两艘船相撞，残骸四处飞散。那艘单桅帆船从钩爪上脱落，掉到五十英尺以下的地上，摔成了碎片。

在一片混乱和恐惧中，我爬起身，一艘身长四十英尺的黑色赛艇—有双涡轮引擎，船的后方还有个巨大的尾翼，简直是每个毒品走私贩子梦想中的船—正朝我接近。它迅速掠过我旁边时，我跳起来，抓住快艇侧面一根镀铬栏杆，爬上了船。

56

躲在一艘快速移动的赛艇上，表示我的状况有了改善。但如果你在泰坦尼克号上，无论哪个位置都早晚会沉下去。我还是困在仓库里，有好几打土耳其警察等着要对付我。

我爬过那辆赛艇的甲板，难得一次时间抓得刚刚好：一艘整修得很漂亮的1960年代款里瓦游艇从反方向过来。我从赛艇的船侧往下跳，落在里瓦游艇的柚木船尾。我趴在上头，勉强没掉下去，那艘船载着我移向建筑背面的装卸货区。

我身后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撞击声，大概是另外两艘游艇相撞了，但我没时间回头看。右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艘双体船，正朝我直冲而来。

那艘船的船头，是为了应付越洋航程而特别强化的钢制材质，眼看着就会把这艘里瓦游艇切成一半，但我除了抓紧之外，也不能怎么样—要是我弃船，就会掉到五十英尺底下的地面，跟其他船只残骸一样粉身碎骨。我抓紧了，准备承受撞击，但在最后一刻，这艘里瓦游艇又冲到前面，于是我看着那艘大大的双体船只是在后方擦了一下，把我旁边那片船壳的漆都刮掉了。

灯光冲破黑暗，我往下看到警方从外头的院子里推着几盏附滚轮的工作灯进来。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开枪把那些灯轰熄，但稍微认真一想，我判定这样就一定会暴露我的位置。于是我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工作灯的角度往上倾斜，开始照着网格状的钢杆和横冲直撞的船只，在其中寻找我的踪影。

随着每一秒过去，那艘里瓦游艇就载着我更靠近装卸货区，但那些操作灯光的警察很有条理，往上照过了一个接一个区域，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照到这艘经典旧船，看到我在上头了。我滑过船侧，悬吊在那里一会儿，检视下面有没有警察。我以为没有，但在当时混乱又紧急的状态下，我搞错了—一个穿着鲨皮布西装的警察正拉着一条电线过来，要接上工作灯。

我悬吊在那艘里瓦游艇的侧面，只靠手指抓住船，我等着……等着……然后放手。我下坠二十英尺，抓住一根供应洒水系统的横向水管，手臂几乎脱臼。我没时间大叫了，赶紧两手交替抓着水管，逐步往前移动，直到我可以落在一个储藏间的屋顶。从那里，我来到边墙。于是，当一打警察正往上爬高要找我时，我已经沿着一片片铝制护墙板往下爬了。

我终于落地，身上还带着遥控器，此时操作工作灯的那些警察还在清查上方的屋椽和船只。我朝屋后奔去，绕过转角，前面三十英尺处就是装卸货区了。刚刚警察跑进去搜寻厂区，因而有一道铁卷门开着，我知道我那辆机车就在二十码外，隐藏在那排大垃圾箱背后的黑暗中。

我快步奔跑，看到左边有个什么一闪。我转身，迅速举起华瑟手枪呈射击姿势，结果看到只是一条流浪狗在寻找食物。

不过问题不出在那条狗，而是我身后忽然传来的喝止声。那是土耳其语，但在某些状况下，所有的语言都一样。

“丢下枪，双手举起来”就是他在讲的—或者是很接近的话。

我猜想那个家伙拿着枪，站在我的正后方，从他声音的位置判断，应该离我有十码。干得好，土耳其警察—远得让我无法扑向你，又近得开枪不会失手。我扔下手中的枪，但还是保持距离。

那个警察说了些话，从口气猜想，他是要我转身。我缓缓转过去面对他。是那个穿鲨皮布西装的警察，跪在地上，看来正打算要把电线接到工作灯上。他手上一把可恶的格洛克小枪指着我的胸部。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最大的惊喜要保留给他的名字：“海绵宝宝”。

他看着我的脸，比我还惊讶。“你！”他用土耳其语说，然后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等到他完全明白过来后，便弯起嘴唇开心地笑了。我之前说过，我结下了一个毕生的敌人，结果没有错—对他来说，眼前正是个美好的报应。

我看到，在他身后，那艘赛艇抵达网格的尽头，然后反向朝我们行进。“海绵宝宝”还很得意，偏着头朝身后的仓库内部喊着支持人手。还好，我没听到他提起我的名字，我猜想他想给同事一个大惊喜。那艘赛艇愈来愈接近，愈来愈接近……

我听到靴子奔跑的声音，迅速接近我们。那艘赛艇逼近“海绵宝宝”正上方，在这个任务完全报销之前，我只有一秒的时间反应：我按下了那个黄色按键。

“海绵宝宝”听到铁链的哗啦声，往上瞥了一眼。抓着大船的钩爪松开。他太警觉了，根本没叫，而是试图逃跑。但他不是运动员，那身鲨皮布又太紧，让他只能怪异地往旁边晃一步。

首先落下的，是船尾装了双涡轮引擎的位置，也是最重的部位。船尾砸中了他的脑袋，把他的头压进胸部，压爆他的脖子，他还没倒地就死了。

他的身体倒在水泥地上时，我已经冲到一辆移动式起重机后头。那辆赛艇砸到地上爆开，化为无数的玻璃纤维和金属碎片。尽管那辆起重机的钢铁车身保护我躲过了大部分的残骸，但我还是觉得左边小腿一阵刺痛。

我没理会，站起来穿过满天的烟尘和碎片，跑向那道开着的铁卷门。我听到警察们大声喊着，猜想他们是在彼此提醒要找掩护，以防又有别的船砸下来。

我看到那扇打开的铁卷门，赶紧冲出去，奔向外头的黑夜。我来到那些大型垃圾箱后头，看到我的机车，很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没拔出启动器里的钥匙。我两手抖得好厉害，如果现在要我插入钥匙的话，大概得花上五分钟。

引擎发动了，我骑着车从大型垃圾箱后头冲出来，飞驰在一堆货柜间，趁着那些警察跑出仓库前，我摇摇晃晃地往前驶入黑夜。

我唯一担心的是那架直升机，但没看到踪影，我猜想，一旦警察局长认为已经堵住我，就打发掉直升机了。无论原因是什么，等我来到车子比较多的街道上，就骑得比较冷静了。我毫无困难地回到旅馆，把摩托车停进了那个经理平常停放他奔驰汽车的小车库里。

我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受伤了。

57

但旅馆经理注意到了。他独自在门厅里，正坐在接待区一侧的书桌后头，抬起头看到我走进来。一如往常，他伸出一手，满脸喜悦的笑容，走上来迎接我。

“啊，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希望你去放松，享受了一顿高质量的晚餐。”

我还没回答，就看到他的表情变了：一抹担忧和困惑掠过他的脸。

“可是你带着一个伤好严重。”他说，指着他向来干净无瑕的瓷砖地板，上头被我的血弄脏了。

我低头，看到裤管的左小腿处有一道撕裂，猜想是那艘赛艇爆开时，四散飞溅的碎片击中了那里。血流到我运动鞋的鞋掌，就这样一路踩过旅馆的门厅。

“该死！”我说，“我刚刚穿过碧辟加油站附近那条大马路，路中央有一道分隔的生锈栏杆，大概我爬过去时不小心割破的。”

这个解释并不高明，但短时间内我只想得出这个，而那个经理似乎完全接受了。

“是啊，我知道那个地方，”他说，“那里的车子很疯狂。来，让我帮你。”

但我婉拒了，坚持要回我房间，还踮起脚尖走路，免得在他的地板上留下更多血迹。一进房间，我就锁上门，脱掉长裤，利用一把旅行用的小镊子，把嵌在小腿上那块锯齿状的金属拔出来。一拔出来后，伤口就开始涌出鲜血，但我已经把一件T恤撕成长条，赶紧绑在小腿上止血，几秒钟之内就包扎好伤口。

然后，我才打开衬衫，把注意力转向我从那本结婚相簿里偷来的照片上。上头是库马利和她的丈夫，彼此挽着手臂微笑，正要离开婚宴去度蜜月。他长得很英俊，二十多岁，但他身上有个什么—从他亚麻长裤的剪裁、他手里拿的飞行员太阳眼镜—让我觉得他是个花花公子。我完全无法想象他会是当地清真寺的忠实成员，而且再度看着库马利美丽的脸，我还是怎么都想不透。

我把照片翻面，发现土耳其摄影师跟其他国家的摄影师没有什么两样：照片背面有摄影师名字、一个序号，还有一个伊斯坦布尔的电话号码，顾客可以打去加洗照片。

现在打过去太晚了，于是，尽管小腿依然阵阵抽痛，我还是打开笔记本电脑检查电子邮件。我很惊讶地发现，布瑞德利竟没有给我任何有关库马利背景的信息，于是诅咒起“低语死神”和中央情报局那些研究人员，诅咒到一半，才看到有一则来自苹果公司的文字讯息，通知我最近下载的音乐收费多少钱。

我打开iTunes，看到我新下载的音乐是《土耳其畅销金曲》，里头是土耳其近年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曲目选集。啊，老天。

我不得不忍受着听完两首歌，外加第三首的一部分，才发现里头嵌入了一连串文字数据。尽管里头没提，但显然那些研究人员侵入了土耳其的警察数据库，查到了库马利的人事档案。

他们的报告说，她曾研读两年法律，然后辍学，申请进入国立警察学院，读毕四年课程，拿到学位。她的毕业成绩是最顶尖的一级，于是被分发担任刑事调查工作，服务于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之后，由于她的英文好，于是就被派到一个最能发挥她这项专长的观光城市：博德鲁姆。

他们还发现很多其他资料，主要都是赞美和升迁—看起来她是个优秀的警察—但这些都是制式的职业资料，显然从她就读警察学院起，她的姓就是库马利，没有别的。

中情局的研究人员也很想知道那是不是她娘家的本姓，还试图想侵入其他数据库，去查结婚登记、出生证明、护照申请等资料，结果都踢到铁板。令人惊讶的是，土耳其的公共数据是无法侵入的。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像五角大厦那样，采用了某些复杂的网络安保系统。答案要简单得多：这些档案库都还没数字化。官方记录只有纸本，大概都捆成一包包，存放在无数仓库里。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要查到五年前的数据，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份申请书，然后可能要等超过一个月。

我沮丧地看着那份报告—中央情报局研究的案子常常是这样，完全没有冰山，只有露出水面的一角。我猜想早晚他们会解决她姓氏的问题，但就像律师们常说的，最关键的就是时间。我被他们的工作成果搞得很失望，于是上床去睡觉。

拜中央情报局所赐，现在整桩调查就寄托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摄影师身上，我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而且他搞不好已经退休或死掉了。

58

结果他没死也没退休，不过从他咳嗽和打火机点燃香烟的声音，他可能会比他自己希望的早死。

这一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拖着受伤的那只脚到笔记本电脑前，把昨天带回来的外接式移动硬盘插上，开始检查库马利的档案。这本来会是一份缓慢而煎熬的工作，不过大部分的档案都是土耳其文，所以我只好略过。即使如此，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感觉，从那些信件和工作档案里，我无法宣称有什么引起我的猜疑：要防止别人看自己的机密数据，大部分人会犯的错，就是会将这些数据加密，这样要查的人就晓得该注意哪些地方了。

一如我之前在她家客厅所怀疑到的，她的资料都没有加密。如果她够聪明，把任何显示她有罪的证据藏在一般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也看不出来。而且没有任何数据是阿拉伯文，即使我有很好的理由怀疑她懂这种语言。

这些数据都查不出任何结果，我于是把目标转向她的电子邮件。幸好，大部分都是英语，我看到她有各式各样朋友和熟人，其中很多都是有唐氏综合征子女的母亲。在几百则邮件中，我只看到两则让我停下来，都是寄自一个跟“阿克萨烈士旅”有关的巴勒斯坦慈善组织。信件是通知她，该组织已经收到了她捐给一个加沙走廊的捐款，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自己为什么？如果库马利真的想帮助儿童的话，何不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把那两则信件用红旗标示了，然后把移动硬盘放进信封里，写上布瑞德利在纽约的地址，一等联邦快递开始营业，我就会把这个硬盘快递给他，好让他转交给“低语死神”做进一步分析。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七点，尽管还很早，但我想看看那个摄影师到底是死是活。

我打了电话，等了似乎有好几分钟，正要放弃等稍后再试时，听到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用土耳其语说了问候语。我为自己讲英文而道歉，讲得很慢，希望他能听得懂。

“你能不能讲快一点？我还要回去睡觉呢。”他说，从口音听起来，他看了不少美国西部片。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能沟通，赶紧问他是不是摄影师，他说是，于是我说我正在为两个朋友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我想用他们大喜之日的照片做一个相片集锦，得跟他买一些加印的照片。

“你有照片编号吗？”他问，现在知道有钱赚，他变得客气多了。

“有。”我回答，然后念出那张偷来的照片背后的号码。

他要我等一下，然后去查他的档案，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说没问题，档案就在他手上。

“为了避免搞混，”我说，“能不能跟你确认一下新郎和新娘的名字？”

“没问题，老兄。新郎是阿里·瑞萨·库马利—”接着他念出地址，但这个我没兴趣：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确定那位女警没有恢复她婚前的娘家本姓。

“那新娘呢？”我问，努力隐藏声音里的兴奋，“你有她的名字吗？”

“当然了，”他回答。“蕾拉·纳苏里。就是这对夫妻吗？”

“没错，就是他们，警长大人。”我说，他听了大笑。

“我一直不太确定她娘家的姓怎么拼，”我继续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照做了，我谢谢他的协助，跟他说一等我确定所需照片的清单，就会立刻跟他联系，然后挂断了电话。纳苏里不是土耳其姓氏，而是也门或沙特阿拉伯或波斯湾国家的姓氏。无论是哪里，都是阿拉伯人。兴都库什山的那名男子也是阿拉伯人。

我抓起护照，出了房门，几乎是跑着进入电梯。

59

电梯门打开，我走出来。尽管此时才早上7点20分，但一楼大厅看起来似乎在庆祝什么事。经理、柜台接待职员、行李员、其他旅馆职员，全都聚集在旅馆柜台，还外加几个曾帮我搬镜子的木匠和经理的朋友。

他们热烈地用土耳其语交谈着，传递着咖啡和酥皮点心。尽管是一大早，但有人拿来了一瓶茴香酒，我很好奇是不是有人中了乐透彩券还什么的。

旅馆经理走向我，笑得比平常还开心，手里挥着一份当地的早报。“我们有个最开心的新闻。”他说，“你还记得‘海绵宝宝’吧？就是那个最会污钱的警察，所有善良百姓都在骂的？”

“是啊，我记得。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我说，假装很惊讶，然后接过那份早报，看着上头有一张造船厂仓库外的照片，警察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相信，”我说，“怎么死的？”

“压死的—整个人都压扁了，扁得像块煎饼，”他解释，“有个白痴脑袋的人，闯入了一个女警的房子。”

“闯入一个警察的房子？是啊，真是个白痴脑袋。”我说。

“大概是希腊人。”他说，非常认真。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问，设法表现得很正常，好像只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聊而已。其他每个人都站在柜台附近，只有那经理和我在旁边自成一个世界。

“昨天晚上非常晚，你出去放松、享受你的高质量晚餐的时候。就在你腿上流血走进来之前……”

他忽然想到什么，暂停下来，想把刚刚的话收回，但是没办法。

“据说凶手从那个修船厂跑出来，伤口还留下一道血迹。”他说，又停下来看着我。

我们目光相遇，僵持在那里—无疑地，他知道凶手是谁了。我可以否认，但我不认为他会相信。也或许我可以威胁他守密，但我想我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冒险赌在我和他的友谊上。

“不，不，”最后我说，“你完全搞错了。我放松去吃美食不是昨天晚上，而是前天晚上。”

他困惑地看着我，正要争辩，觉得我真的搞错了，但我一再重复说，不让他有机会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这里，在休息室，”我说，“还记得吗？当时很安静，旁边没有其他人。”

突然间他眼睛一亮，恍然大悟了。“啊是了，”他说，“当然了，没错—那顿晚餐是前天晚上的事。”

“你总算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聊天，你跟我解释希腊人。我们聊了很久。”

“啊，没错，谈了好久。那些该死的希腊人—谈到他们，什么事都不可能简单。”

“是啊。你跟我讲了好多事情，好多历史。我们去睡觉时，都已经10点多了。”

“大概还更晚，我记得应该是11点。”他非常热心地说。

“嗯，我想你记得比较准。”我说。

我们再度看着彼此，我知道自己对他的直觉没有错。我的秘密很安全了。

他指着我手里的护照，压低声音。“你要赶紧离开，不再回来吗？”他问。

“不，不是的，”我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保加利亚了—说我提到过要去找到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

我跟他道别，走出前门到车库去。我打开后行李厢，拿出里面铺的橡皮垫，找到了通往右后轮轮弧内侧的地方。那个追踪器就用几条磁铁固定在轮弧内侧，我拿出来，贴在路旁一根停车标志柱的下侧。

如果运气好，就不会有任何路过行人看到这个追踪器，而土耳其的监看人员会以为我的车还停在路边。

我上了车，开向边境。

60

一整个白天，我都开着那辆菲亚特行驶在绵延无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下来。下午时经过了伊斯坦布尔外围，看到了远处的宣礼塔。到了傍晚，终于抵达保加利亚边境。

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三国交界的这块贫瘠角落，是全欧洲交通最繁忙的路段之一。我一离开土耳其，进入某种三不管地带，就发现周围都是加长货柜车，正在缓缓驶向保加利亚的入境海关检查关卡。

等了四十分钟，才前进了大约一百码，于是我朝一辆停在路边的丹麦货车上的司机招呼，问他估计要多久的时间才能通关。

“从这里，大概八小时吧。”他回答，“看他们抓到了多少非法移民要处理。”

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欧盟，而且很快就成为这个组织最脆弱的边界，吸引所有想非法进入欧盟、再转到德国或法国等更富有国家的人。从那些卡车和载客巴士来看，应该有不少投机客和蛇头。

我考虑过要设法到关卡出示我的警徽，但很快打消了念头：我总是有可能会碰到某个笨蛋，巴不得让联邦调查局看看谁才是老大。于是我做了些简短的准备工作，然后开上路肩，超过内侧车道那一长串排队的车子。我经过两个架设在公路上方的结构物，上头有摄影机和标语，因此我推测，边境巡逻车很快就会来找我了。

两分钟后，在暮光中，我看到一辆蓝色闪灯的警车剪影，迅速沿着泥土路肩朝我驶来。它在我前方大约十码处停下，挡住我的去路，然后坐在前方乘客座的那位—大概是两个警察里头比较资深的—笨拙地下了车，朝我走来。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体重超重，制服看起来像是一个更胖大的人穿着睡过觉似的。看得出他准备要大吼，命令我回去最后头乖乖排队。

我会的保加利亚语大概只有十个单词，都是多年前有次去那里学到的，幸好其中包括了“对不起”。我趁他还没开骂之前赶快说出来，接着就看到这至少让他满面的怒容减低了几分恶毒。我无法从他的眼色判断，因为尽管是黄昏，但他还是戴着太阳眼镜。

我转成英语，继续讲，中间还又多讲了几次保加利亚语的对不起。我跟他说我以前拜访过他美丽的国家，一直对他们人民的友善款待很感动。眼前我需要协助，很希望他们还是能同样友善且宽容。我说我正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想赶上一班飞机，现在已经迟了。

他咕哝着，看起来好像要跟我说他才不管—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他们是很友善的民族—此时我递上自己的护照。他诧异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接过了护照，翻到基本资料那一页，看到了我事先夹在那里的五百元保加利亚钞票—大约合美金三百元，是当地一个月的薪资。

我来到这类交易中最危险的部分了—在任何国家，贿赂官员都是违法的重罪，此时对方有可能狠狠敲诈你。想用五百元插队？两千元才行，还要外加你的手表和相机，不然我就用行贿未遂罪把你抓起来。

他又跟我要驾驶执照，然后拿着我的驾照和护照回到他的巡逻车上。刚刚内侧车道被我超过的那些车此时缓缓经过，纷纷按着喇叭庆祝保加利亚的公平正义，还对那两名警察竖起大拇指。我没生气—换作我是他们，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那个警察回来，叫我打开驾驶座的门。看起来他要开始勒索我了，我打起精神，正要伸手去拿联邦调查局的徽章，此时他踩上了车门下方的踏板，于是就站在我旁边，然后抓着半关起的车门。

“开车，”他说，“按喇叭。”我照他的吩咐做，然后他开始比着手势，要几辆大型货柜车立刻停车，让出一条路。

“开进去。”他下令，于是，伴随着巨大的刹车嘶嘶声，我挤入路中间的一条车道，上头以六种语言写着公务专用车道。

“快一点。”那个警察下令。得到这个鼓励，我立刻把油门踩到底。

那位警察一直站在我打开的车门间，他的巡逻车则闪着警灯跟在我们后头，我们飞驰驶过几英里长的货柜车和载客巴士，最后来到一排玻璃亭，上头有各种纹饰和一面巨大的保加利亚国旗。

站在我车门边的警察下车，拿着我的护照去一个玻璃亭，跟同事要了一个印章，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他回来，把护照递还给我，然后大概想说他的同事也需要一点捐献，但他还没开口，我就已经踩下油门，冲入夜色中。

我开得很快，车头灯刺入黑暗，照出了大片的森林，然后，仿佛在新欧盟的生活还不够超现实，车灯也照到了一群群穿着超短迷你裙和超高高跟鞋的女人，站在荒凉的路边。在其他国家，主要卡车路线的两旁都是无尽的广告牌，但在东欧，路旁都是妓女，尤以保加利亚最严重。

我经过了几百个妓女，大部分都是吉普赛人。这些面黄肌瘦、穿着内衣和假皮草、眼神冰冷的少女，成天的生活就是在货柜车的驾驶车厢和汽车后座间打转。如果她们怀孕了，就能赚更多。不必是天才也晓得，这里唯一成长的产业，就是制造孤儿，卖给外国人。

大吞灭，我开着车喃喃自语，想起了比尔多年前跟我说过的这个罗姆尼语：我正在看着另一种形式的大吞灭。

终于，那些年轻妓女消失了，变成了加油站和快餐店，我也来到了斯维伦城，这个拥有两万居民的偏远小城几乎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少数例外就是一条禁止车辆进入的主街，以及为了满足络绎不绝的卡车司机而营业到凌晨的各色商店。

我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发现有四家我想找的店正好连在一起。我挑了其中最寒酸的一家，因为据我观察，这家店没有录像设备或监控摄影机。进了店里，为了买两样东西，我开了十二小时车、跑了七百英里路、从亚洲边缘来到原苏联境内的东西：一部烂手机和一张匿名的预付电话卡。

我回到车上。在这个偏僻的保加利亚小城内，置身于一个黑暗角落的一盏街灯下，四周环绕着农田和年轻的吉普赛妓女，我拨了一个区域码不存在的电话号码。

61

我用一部无法追踪的手机，经由保加利亚的电话系统打出去，很有把握不会被土耳其情报局窃听，然后等着跟“低语死神”直接通话。

我必须告诉他蕾拉·库马利结婚前的本名，我必须报告她是阿拉伯人，而且我要说出她就是电话亭里的那个女人。这是任何远离家园、还在活动中的间谍必须遵守的第一规则：赶紧把自己查到的消息传递下去。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被捕或死亡，而且早在训练之初，他们就会教你：情报在安全传递出去之前，根本就不算存在。但传递情报不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还得跟他讨论关于引渡和刑供的问题。

电话响了五声后，我听到“低语死神”的声音。“是哪位？”他问。现在华盛顿是过了中午不久，我很惊讶他的声音竟然这么疲倦。

“大卫，是我。”我回答，故意以大家很少用的名称呼他，以防万一有人在窃听，还刻意保持轻松且不慌不忙的语气。其实我很激动，而且对周遭的环境觉得非常不安。

虽然他一定很惊讶会听到我的声音，但他立刻就明白这场谈话的要点。“嘿，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同样是轻松的口吻，让我再一次感叹他真是个优秀的项目调度官。

“你知道我们之前谈过的那个女人，蕾拉·库马利？”

“那个警察？”

“对。唔，她的本名是蕾拉·纳苏里。”

“听起来是阿拉伯人。”

“没错。在电话亭里的就是她。”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低语死神”是装冷漠的高手，他有多年的经验且极具才华，因此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哑口无言。

当时我不知道，但因为我们其他方面的努力都陆续失败，于是更增强了我这些话的效果。各个情报单位的上万名探员，都奉命要去寻找一个企图制造脏弹的男子，结果制造出一堆热度，却毫无半点光亮。“低语死神”心里暗自认为，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是一张白纸，因此随着每小时过去，我们及时抓到他的机会就愈来愈低。

“啊，在电话亭里，嗯？”他说，终于可以开口，刻意装得好像这事情不重要，“你确定吗？”

“毫不怀疑。我碰到一个家伙，他会演奏一种乐器—我不太会发音—是以一种老鹰的翼骨做成的。他给我看了一些影片。”

“听起来好诡异，”“低语死神”说，好像一切都很好笑似的，“要怎么拼？我是说纳苏里，不是那个老鹰的乐器。”

我告诉他，在一般状况下，下一个问题会问我是在哪里打电话的，但我确定他已经知道了。由于他的职务，所以打到他手机的电话都会被录音，而且我猜想他已经写纸条给助理，让梯队系统追踪这通电话了。

趁他正在等答案时，我继续说：“有件事我有强烈的感觉，大卫，真的很强烈。你一定要谨慎处理，不要轻易讲出去。”

“为什么？”他回答，“你认为有些人会乱出馊主意？他们可能会想要采取行动，开始伤害某些人？”

“一点也没错。我们假设她可以联络他，但我们很确定他们的联络方式有陷阱。”

“在被迫的状况下，会故意犯某种错误—比方这样的事情？”

“没错。”

他想了几秒钟。“我想那家伙一定会这样设计，他可不是笨蛋。”

“这么一来，我们可能就完全找不到他了。”

“我明白了，”他说。接下来他又思索了一会儿，“这件事我至少得告诉另外一个人，你懂吧？”

他指的是总统。“你能说服他按兵不动吗？”我问。

“应该可以，他很有智慧，他会明白问题所在的。你能搞定这件事吗？”他问。

“你指的是找到他？我觉得很有机会。”我回答。

我听到他放心地轻叹一声—也或许只是他的血压降回了正常状态。“好吧，这件事我们会保密，我会请调查人员再去查她。”

“你看到他们之前的调查成果了吧？”我问。

“当然了，没查到什么，对吧？”

“糟透了。我们得跳出框框，用其他人来调查。”

“谁？”

之前我开车穿越土耳其，无聊到简直被催眠时，就一直想着中情局的调查，以及该如何弥补。经过伊斯坦布尔南部时，我决定了下一步要做的。好，谢谢。我自言自语说着日文。

“我认识一个人，”我说，“有回我跟他说，如果我被逼到绝境，需要计算机方面的帮助，我就会找他。他的名字是‘战斗小子’（Battleboi）。”

“再说一次。”“低语死神”说。

“战斗小子。”

“原来我没听错。”

“字尾是i，不是y。”

“好极了，这就不同了。i字尾的‘战斗小子’—还真普通呢，对吧？”

“他真正的名字是罗伦佐，之前他被抓到偷了一千五百万份信用卡的详细资料。”

我听到“低语死神”在键盘上打字，显然是在查联邦数据库，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

“是啊，唔，你讲得没错—耶稣啊，这家伙一定进入黑客名人堂了。总之，两天前，他接受了曼哈顿检察官的认罪条件。”

“判了多久？”

“到雷文渥斯的联邦监狱，十五年。”

“十五年？”我说。我开始咒骂那些该负责的人—为了信用卡要坐牢十五年？我不确定他能熬得过去。

“你说什么？”“低语死神”问，听到了我的喃喃自语。

“我说他们是混蛋。他总说他们会把他完全榨干，然后再把他出卖掉。”

“这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我猜也是，但你得把他弄出来—至少等到我们完成这个任务。跟他说，他的朋友裘得·盖瑞特需要他的帮助。我敢打赌，他的表现会比其他团队更厉害，不管那些团队有多少资源。”

“‘战斗小子’，老天在上。你确定该找他？”

“当然确定！”

“好……好吧。”他说，“你希望他怎么联络你？”

“我不晓得—如果他能偷走一千五百万份信用卡数据，我相信他会找出方法联络我的。”

我们谈完公事了，忽然间我觉得累到骨髓里。

“在你挂断之前……”“低语死神”说，然后停了下来。我纳闷着他是不是忘了要说什么了，但结果他只是觉得难以启齿，如此而已。

“我跟你说过我羡慕你，”他继续说，比平常还更小声，“还记得吗？”

“当然，在车上说的。”我说。

“现在不羡慕了—我只是很高兴在那里的是你。我想换作其他任何人都办不到，你做得太出色了。祝贺你。”

这话出自大卫·麦金利，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有分量。“谢了。”我说。

挂断电话之后，我坐在那里思索好久。有件事我还是猜不透—蕾拉·纳苏里完全不符合我之前所能想象的任何嫌犯特征。

62

对于艾尔米纳的那个十来岁少年而言，由意外获赠手机所开始的好运气，一直持续不衰。

一个星期三下午，在他放学走回家的路上，手机响了起来，就是送他这部手机的人打来的。撒拉森说他人在德国，已经很幸运找到了一个符合他严格信念的清真寺，也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少年正要提出问题，大概是想着有一天或许可以去找这位向来待他慷慨、被他视若父亲一般的男子。但撒拉森打断了他，说很不凑巧，他马上要去上班了，时间有限，所以少年得仔细听好。

“拿出笔来—我要给你一个地址。”

正当少年坐在一片树荫下的矮墙上摸索自己的背包时，撒拉森解释说他已经寄过去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他以前住处的车库。车库里有一些箱子，装着他之前提到过的医疗用品。还记得那是过期的疫苗、已经附上正式的发货单了？等少年一收到钥匙，就去打开那个车库，在发货单上填写以下的地址。

“要注明给我签收，”撒拉森告诉他，“寄到德国凯隆化学制药公司。接下来我要告诉你那些字怎么拼，从街道开始，好吗？”

他拼完字，叫那个少年复诵一遍给他听，然后说已经安排好那位贝鲁特的快递人员，他们有冷冻货车，会在星期天上午去车库取货。届时少年可以去那里跟快递人员碰面，帮忙开门吗？少年说当然可以。

这件事解决之后，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工作了。他要少年打电话去贝鲁特，给他当初买来那些工业用冰箱的那家公司，把冰箱再卖回去给他们。

“无论卖了多少钱，都给你，”撒拉森说，“这样应该可以确保你会卖到一个好价钱。”他笑着补充。

等到撒拉森告诉他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时，少年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他在洗衣店工作的母亲将近六个月的薪水。他想谢他，但撒拉森又打断，说他得赶紧去上班，不然就要迟到了。挂断电话后，撒拉森心想，那少年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撒拉森走出紧临着卡尔斯鲁厄市集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一张木制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现在很接近了：几天后，那个车库就会搬空，一万个小玻璃瓶会由一家专营医疗用品的快递公司收走，装上卡车。

那些装着珍贵小玻璃瓶的箱子，会附上一家黎巴嫩医院货真价实的发货单，货品的目的地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制造公司之一，而收件人，则是这家公司仓管部货真价实的员工。

63

那些箱子在五天后抵达。

附上的文件显示，那家快递公司把箱子运到了的黎波里港，装上一个冷冻货柜，再由雪松航运公司的一艘小货轮载着这个货柜穿越地中海。几天之后，货柜来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欧洲海关。

该怎么说得好听点呢？意大利这个国家，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也并不以工作缜密或行政效率闻名。当那些箱子抵达时，又碰上时机最坏的时候。接连不断的预算删减对海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大量货柜载运着冒险从北非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又更进一步消耗掉原有的资源。

即使那些箱子里暗藏着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第四级的高风险媒介，但没有一个箱子被打开来看过，更别说送去做分析了。劳累过度的海关人员相信那些证明文件和运输记录所表明的：这些箱子是过期疫苗，正要退还给德国的制造商。

在那不勒斯，这些箱子被装上一辆卡车往北开，没有再碰到任何检查，就穿越了无人巡逻的边境，进入奥地利，然后前往德国。

根据凯隆化学制药公司大门口警卫的计算机化登记数据显示，这里每天有几百批货物进出，而这些箱子是在晚上11点06分抵达。有个警卫看到运输文件上的联络人电话号码，是一个仓库的工作人员，便打电话通知他有批货物送来了。

大门口的横栅条往上打开，司机挥挥手开进去，三分钟之后，撒拉森就收到了他那一万瓶大屠杀液体。这趟许久之前展开的旅程，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撒拉森立刻把那些箱子放在仓库里一个少有人去的角落，那里平常是专门用来堆放废弃的包装材料。然后他在箱子前面放了一个牌子，用土耳其文和德文写着：请勿搬动，等待进一步指示。

他原先的计划，是锁定一批预定送到全美四十个最大城市的药品，把那些小玻璃瓶中的药品倒掉，换成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液体。这个过程将会缓慢而充满危险。然而，他到这个药厂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没必要这么费事。他在黎巴嫩所使用的那些小玻璃瓶，外观上跟凯隆药厂所使用的太像了，就连专家的眼睛都很难看出有所不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换标签。

他立刻开始实验各种溶剂，希望能把正规药品的标签完整无损地取下。那些标签必须完好如新。最后，在一家大型的美术器材供应店里，他找到了一种符合他需要的常见溶剂，可以溶解大部分的商业黏胶。

等到箱子送来时，他的储物柜里面已经囤积了十罐半加仑装的这种溶剂。接着他只要把正规药品的标签取下，贴在那些装了天花病毒的小玻璃瓶上。然后这些小瓶子会以绝佳的伪装运到美国，分送到四十个城市。他很有信心，美国的医疗系统会完成剩下的任务。

他知道换标签会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但幸运的是，大夜班只有他一个人值班，而且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作会让他分心。他在脑袋里面演练过太多回了—甚至还花了一个晚上算过时间—因而他知道自己可以在截止期限内完成。

还剩九天了。

64

回程开了七百英里后，我在午后不久抵达博德鲁姆。我一直想着蕾拉·库马利的种种，还是想不透她怎么会参与这场步步逼近的大灾难。

我沿途曾停下来过两次，以便加油和喝咖啡。两次我都检查了电话和笔记本电脑，希望能有“战斗小子”发来的消息。但是什么都没有，唯一收到的电子邮件是被过滤掉、直接丢到垃圾箱的垃圾邮件。我愈来愈沮丧且焦虑，心想那个日本武士黑客或许并不比中央情报局的人更高明。所以当旅馆经理穿过门厅朝我走来时，我猜想一定又有另一个灾难发生了。

但结果是我太累了，因而误判了线索：他赶紧迎上来，是因为他不敢相信我又回来了。紧接着我才知道，他原以为我说要去保加利亚的说词是鬼扯，他以为我杀了“海绵宝宝”之后，就会永远离开了。

“你是个带来很多大惊奇的人啊，”他说，热情地跟我握手，“或许所有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跟你一样？”

“英俊又有智慧？”我说，“不，只有我而已。”他拍着我的背低声说。“没有人来找你。报纸说凶手想偷钱，大概是为了要买毒品。”

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谢谢他，然后回我房间。一进去就立刻检查笔记本电脑，看有没有电子邮件，还是没有。我猜想虽然自己非常疲倦，但恐怕是睡不着了—每隔几分钟，我就会检查看看有没有电子邮件。

于是，我拿出库马利之前给我的那份道奇命案的相关档案，坐在书桌前。趁着等待“战斗小子”捎来信息的同时，我要试试看能否找到线索，追查出一个有中西部口音的美国女人。

65

四十分钟后，我第一次发现了她的蛛丝马迹。虽然只是出现在一份访谈记录中的几个字，但已经足够了。

库马利和她的团队曾访谈道奇和卡梅隆的朋友们，要他们说出自己是如何认识这对有钱夫妻，并详细叙述他们在博德鲁姆共度的时光。这是标准的程序，警方想借此对他们的生活有个基本的概念，幸好，大部分访谈记录都是英文的。

其中有个叫纳森尼尔·柯鲁尼斯·罗斯的年轻男子，是一个英国金融业巨富世家的子弟，认识道奇很多年了。

他和女朋友从圣托培过来，跟新婚的道奇夫妇共度一星期。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除了他二十六岁，有一艘价值上亿的豪华游艇载着他到处跑—然后他讲起了一些超级富豪的挥霍生活，足足讲了六页。

到了最后一页，他简短提到有一夜他们去海边一个热门的舞厅“祖鲁俱乐部”，大家喝了很多酒。他说他们六个人是搭直升机飞过去的，那一夜快结束前，他们碰到另外一票人，人数比较多，其中一个叫英格丽的年轻女人，跟卡梅隆是点头之交。

这两群人后来坐在一起，根据柯鲁尼斯·罗斯的说法，最有趣的是英格丽那票人里头有个男的—他忘了名字，但他很确定是个意大利人，大概是她男朋友—曾描述他跟一些中年度假人士的冒险。“他在沙滩上做按摩服务。”柯鲁尼斯·罗斯解释。

我的阅读速度加快，疲倦消失了，我又恢复了专注。我很快看完他访谈中剩下的部分，但是没再提到蒋凡可，更重要的是，也没再提到那个叫英格丽的女人。

我翻到档案最后，找到这份访谈记录的相关数据，包括一些从祖鲁俱乐部的监控影片所撷取的画面，粗糙又扭曲。最后一张里是一群人，显然喝得很醉了，正要离开那家舞厅。我看到里头有卡梅隆和道奇，另一个男子我猜想是柯鲁尼斯·罗斯，旁边是他大秀乳沟和美腿的女友，而在他们后头，则是几乎模糊难辨的蒋凡可。

他揽着一名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头发很短，身上的迷你裙更短，古铜色的优美身躯，就是那种对自己的皮肤很有自信的年轻女郎。她碰巧看着摄影机—她的眼睛很大，眼窝稍嫌太深，因而让你觉得她好像看穿了你整个人。凭着过往无数艰难任务与几千个不眠的夜所淬炼出来的直觉，我知道她就是英格丽。

我转头翻着其他档案：里头有一张总清单，列出调查中所有曾出现的人名。总共有好几十个人，但只有一个英格丽。

英格丽·柯尔。

那份总列表上有索引，列出警方所收集到的有关她的资料在哪里。我翻到B卷第四十六页，才发现少得几乎不存在—她是个完全不重要的点头之交，和卡梅隆与道奇的互动少之又少，因而警方甚至懒得跟她谈。不过他们倒是影印了她的护照。

我看着护照中的那张照片，是在祖鲁俱乐部里头的那名短发女郎—英格丽·柯尔。

警方没有对她进行访谈，但有件事很确定：她认识卡梅隆，她是蒋凡可的朋友，甚至更亲密，而且她是美国人。根据那本护照的记载，她来自芝加哥—中西部的心脏。

66

我看了其他的档案，想找出其他地方提到英格丽，或是有她更多照片，但是都没有。前前后后，只有那个金融业世家子弟提到过她一次，还有一张从监控摄影机撷取下来的模糊照片。

在那个天色逐渐黯淡的下午，我一直不断回头去想。而且就我记忆所及，还不曾有任何人像柯尔小姐这样让我念念不忘。在专业的层面上，我一直想把一个声音和那照片中的影像拼凑在一起，同时一直想到栀子花……

计算机发出哔声，通知我有新的信件，我猜想那一定是“战斗小子”，于是赶紧转向笔记本电脑—结果又失望了。又是垃圾邮件，又被自动归到垃圾箱里。

那个日本武士跑到哪里去了？我懊恼地想着，把垃圾信打了钩准备删除。我看到那些是通知我得奖的垃圾邮件，然后点了删除键。什么反应都没有—邮件还在那里。我又点了一次删除键，还是一样，然后我才明白自己真是个大笨蛋。那些伪装成垃圾邮件的讯息，是“战斗小子”发来的。

我刚认识他那天，两人一起坐在他古老日本的公寓里删掉斯科特·莫道克的求学记录，当时他曾告诉我，他前阵子设计出来一种极其险恶的病毒，看起来就像网络上到处流窜的无数垃圾邮件一样。因为太明显了，因而就连最低阶的过滤器都能辨识出那是垃圾邮件，然后归到垃圾邮件箱。等到毫不疑心的主人，以为过滤器善尽职责了，想删除那些邮件，就会无意间触发程序。这个程序会立刻下载病毒，可能是一个暗中侦察的木马程序，或其他任何“战斗小子”认为他需要的程序—比方说，一个键盘敲击的记录器，好让他盗取信用卡信息。

但还没开始行动，他就被联邦调查局抓到了，所以从来没机会用这个新的垃圾邮件炸弹。而现在，我知道他终于有机会用上，我已经下载了他所查到有关蕾拉·纳苏里·库马利的资料。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那份数据找出来。

我打开第一个垃圾邮件，里头内容通知说我很幸运成为一个网络下注的独拿赢家。为了要领到我的二千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三百二十一美元零八角一分，我只要寄一封电子邮件过去，他们会回信告诉我授权码和执行步骤。其他垃圾邮件都是提醒我不要拖延，以免错失了这笔意外之财。

我没有授权码，但还是试着点那个领款键，结果没反应。我猜想我真正要找的，是一个加密过的密码，以便解开一个隐藏档。正当我开始想着“战斗小子”是不是用另一封邮件把密码寄给我了，这才忽然想到，我已经有密码了。

我把自己赢得的奖金数字复制下来，去掉逗点和小数点，当成授权码输入，再点击领款键。果然没错。

一份文件打开，我看到了一张蕾拉·库马利的照片，大约十六岁，是取自她以前的驾驶执照。照片底下列出“战斗小子”截至当时所查到的一切，只是大略浏览一下，我就看出他的确一如我之前的期望，绝对比中央情报局那些家伙厉害太多。

他说他猜想，既然库马利是警察，那么她一定受过教育，于是他决定通过学校教育系统追查她。这个策略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大幅减低了他要调查的人数。因为令人很惊讶的是，有百分之四十五的阿拉伯女子是文盲。

他挑了六个阿拉伯国家，开始搜寻各个初中和高中。结果只查到一个蕾拉·纳苏里的年龄符合我们要找的范围，那是在巴林一所学校的在线数据库查到的，她在那里拿过英文作文比赛第一名。

他没查到她接下来几年的数据，不过他知道在阿拉伯语中，蕾拉的意思是“夜间出生”，于是他开始利用几十个不同的同义词去搜寻各个博客和社交网站。在用午夜（Midnight）这个字搜寻时，他找出了一个女人曾用这个单词当网络代号，在巴林一个有关水肺潜水的博客里，曾发表过几次贴文。

他设法黑进那个网站的数据库，得知“午夜”就是蕾拉·纳苏里的网络代号，而且查到了她当时就开始使用的电子邮件网址。他估计此时她已经年满十七岁，就试着想黑入巴林的监理所，希望根据她的名字和电子邮件网址，可以查到她驾照的细节。他花了四个多小时努力不懈，终于成功黑入他们的网络，查到了她的驾照申请书。上头有她的照片，还有她的出生日期和地点。

她生于沙特阿拉伯。

“战斗小子”说，她之后又消失好一阵子，他只查到她两年后的一张照片，以及她在伊斯坦布尔就读法学院的大致求学历程。

“目前我只能查到这些。”“战斗小子”写道。

我关掉那份文件档案，静静坐在那里思索。我眼前又浮现她的画面—走向公用电话亭，通话对象是兴都库什山的一名恐怖分子，也是全世界最想捉拿的逃犯—一个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女人，喜欢水肺潜水，学会开车，而且远赴他乡去上大学。

“战斗小子”的工作成绩十分出色，但事情并没有更清晰。蕾拉·库马利或许生于沙特阿拉伯，但整件事还是说不通。

67

我低头驼背，双手插在口袋里往前走，再度试图解开库马利人生中的种种矛盾，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之前我离开旅馆，走进一连串迷宫般的小街，等到我试过脑袋一百种不同的可能，还是觉得说不通时，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海滩。这是傍晚时分，天气还很温暖—秋天真正来临前的最后一丝夏日余波。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看着这片异国的大海，明亮的松石绿海水美得不像人间。在海水与沙滩间的那片狭窄交界地带，有个父亲正和他的三个小孩互相泼水玩。空中充满了他们的笑声，我不禁想到了库马利的儿子，没有父亲跟他玩，他甚至不晓得唐氏综合征是什么。

那些小孩的母亲走过去帮他们拍照片，此时我正想着库马利，想到小孩刚生下来时，她看到他手掌上深深的断掌纹，明白他就是唐氏儿，一定是难过得心碎了。

整个世界似乎暂停下来：那些小孩们水桶上滴下来的水悬在空中，那位父亲的笑脸似乎完全不动，那个母亲的手停在快门上。同时，我的思绪也搁浅在一个奇怪的想法上。

我们把已经知道的事物称之为证据，但我们还没发现的呢？有时缺了的事物远远更重要。

我搜索库马利的住处时，从头到尾都没看到半张她和婴儿的合照。她书桌上没放自己和新生儿的合影，墙上没挂她跟学步的他嬉戏的照片。我在抽屉里没看到这类照片，她床头桌上也没有这样的裱框照。她连一桩失败婚姻所留下的相簿都会保留，为什么却完全没有一家三口的照片，或是她儿子婴儿时期的照片？当妈妈的不是向来会留着这类照片吗？除非……

他不是她生的。

那些水滴仍悬在空中，母亲的相机还凑在脸上，父亲也还笑到一半。真不懂我之前为什么没想到：她三年前带着儿子来到博德鲁姆，有关她的过去，她可以随便编个说法。因为她前夫留在她以前服务过的城市，这里没有朋友或认识的人能反驳她。

如果他不是她的儿子，那他是谁？

那滴水落到水面，那母亲拍好了照片，父亲又朝他的小孩泼了一波水，然后我起身开始奔跑。

现在是晚餐时间，我想如果我跑得够快，应该能在晚餐结束前赶到她家。

68

库马利开了门，她穿着休闲衬衫、牛仔裤，手上戴着一个烤箱手套。因为没料到有访客，所以她没戴头纱，头发在后头扎成马尾。我不得不说这很适合她，凸显了她的高颧骨和大眼睛，而且让我再度想到她多么有吸引力。

看她的表情，并不觉得被人看到头发没遮或衬衫领口打开很难为情，只是很火大在家里被人打扰。

“你要干吗？”她问。

“想拜托你帮个忙，”我回答，“我可以进去吗？”

“不行。我很忙，准备要吃晚餐了。”

我正要跟她争辩，尽可能坚持不退让，但还没开始，就有人来救我了。小家伙从厨房出来，看到我就开始跑，开心地大喊着土耳其语，然后又停下，站稳身子，很完美地鞠了个躬。

“非常好。”我笑着说。

“当然好了，他每天都在练习。”库马利说，声音柔和了下来，把小家伙头上几绺乱掉的头发往后拨回原位。

“几分钟就好。”我说，她顿了一下，往后退开，让我进去。主要是为了她儿子（如果真是她儿子的话），而不是为了想帮我。

我走在他们前面，假装好奇地四下张望，好像我从来没进过这屋子似的。小家伙就紧跟在我后头，用土耳其语说着话，还要求他母亲帮忙翻译。

“他想找你一起去野餐，”她说，“他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关于美国男孩的节目。显然地，好朋友都会一起去野餐。”

我没开玩笑—这对那个男孩很重要。“野餐，当然了，”我说，停下来朝他弯腰，“随你约个时间，我保证。”

我们走进厨房兼饭厅，她走到烤箱前，戴着手套从里面拉出一个塔吉锅—一种摩洛哥砂锅炖菜—用一把短木勺尝了一下味道，然后帮自己和她儿子都装了一碗。

“你刚刚说你要我协助你，是什么事？”她一坐下来开始吃饭，就开口问我。

“你还记得一个叫英格丽·柯尔的女人吗？”我说，感谢上帝有个够好的表面理由，可以让我进入她家。

她暂停下来，想了一下，同时那小家伙朝我微笑，然后从他的米老鼠杯子里喝了一口。

“英格丽·柯尔，”库马利说，“一个背包客……美国人……卡梅隆的点头之交，或者诸如之类的。就是她吗？”

“没错。你还有她的其他数据吗？”

“她是很边缘的，我想我们根本没跟她做过访谈。你晚餐时间跑来这里，就是要问她？为什么？”

“我想她和卡梅隆认识彼此。我想她们认识很久了。我怀疑她们是情人。”

她瞪着我，叉子停在空中。“你有任何证据—或你只是这么希望？”

“你的意思是像那两面镜子？”我凶巴巴地说，“我有证据，只是得更进一步确认。”

“所以你的意思是，她晓得怎么进入那座大宅，而且她是嫌疑犯？”

“一点也没错。不过我得听听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

“等我确定了，再从头跟你解释。”我说。我不想跟她长篇讨论道奇的死，只想把她骗出那个该死的厨房，拿走我已经看到的那些东西。

“你可以请那两个女人明天上午到分局一趟吗？”我问，“我想听听英格丽的声音，然后问她和卡梅隆几个问题。”

库马利一点也不热心。“我们已经很详细地访谈过卡梅隆了。我得知道更多—”

“我想赶紧把这个案子结束掉，”我打断她，“我想尽快离开土耳其。要是有你帮忙，我应该就可以达到目的。”

也许是因为我的口气很坚持，但更可能是因为她想尽快摆脱我，无论原因是什么，她屈服了。“好吧，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海鲁妮莎，请她安排。”

“你能不能现在打给她，拜托？”我已经打量过厨房里，没看到她的包包或手机。我希望是放在其他房间。

“你的意思是，打去她家？”

“对。”

“不。我刚刚说过了，我明天一早会打给她。”

“不然你把电话给我，”我说，“我来打。”

她看着我，很不高兴，然后叹了口气，站起来走向客厅去拿她的手机。

我赶紧行动，朝角落里看着我的那只猫发出喵声。这招奏效了，小家伙大笑起来，看向反方向。我走到他背后，然后趁他没看见，把第一样东西拿了放进口袋。

等他转头朝我看来，我已经背对着他来到烤箱前，所以他也没看到我去拿第二样东西。为了要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转向他时拿出手机，开始扮鬼脸朝他拍照。

这让他又大笑起来，此时他母亲回到厨房，耳机贴着耳朵，跟海鲁妮莎说着土耳其语。然后库马利挂断电话看着我。

“她明天早上八点会打电话给她们，请她们十点到局里。这样你高兴了吧？”

“谢谢。”

“现在我跟我儿子可以吃晚餐了吧？”

“当然可以，”我说，“我自己出去，你不必送了。”

我朝小家伙鞠躬，转身走出前门。我出去后右转，走向最接近的一条大马路，然后开始奔跑。一直跑到我幸运拦下一辆要开回市区的空出租车。

我跟司机说我想去买纪念品，要他开向我刚到博德鲁姆第一天所看到的那几家礼品店。时间很晚了，但我知道那些店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其中最大的一家还是联邦快递的特约店。

进了店里，我买了半打纪念品，跟柜台后头的那个老先生说我想快递到纽约，需要一个包装的盒子。我写了班·布瑞德利分局的地址，里头放了一张字条，这样如果土耳其有任何人检查这包东西，就会以为完全没问题，只是一个出差的警察寄一些纪念品给其他同事炫耀而已。

我在字条里告诉班·布瑞德利，请把那些酒红色的土耳其毡帽发给其他警探，塑料肚皮舞娘台灯则是要给他的，另外还有两样东西，是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别担心，他会懂这个玩笑的。”我写道。

当然，那其实不是玩笑—稍后我会打电话给布瑞德利，告诉他我希望他用那个木勺和米老鼠杯子做什么。

我会告诉他，把上头干掉的唾液采样，尽快拿去做DNA分析。分析出来后，我才会晓得库马利和那小家伙到底是什么关系。

69

预定的计划改变了。次日上午十点之前几分钟，我来到警察局，才知道英格丽·柯尔说她感冒了，要晚一点才来。或许这是实话—谁晓得？

另一方面，卡梅隆则根本没联络上。海鲁妮莎打去她船上，但她的私人助理拒绝叫醒她。

“她很清楚交代过我，说不准吵醒她。等夫人起床后，我会请她回电给你。”

我告诉海鲁妮莎，只要她们任何一个人到了，就请她立刻打电话给我。但结果用不着。两个小时后，我坐在附近一个小餐馆的人行道座位上，正用我的手机追踪那个联邦快递包裹的进度，得知东西已经连夜送到纽约，现在正要送到布瑞德利的分局去。此时，我首度看到了英格丽·柯尔。

她沿着街道走向我，肩上背着一个廉价包包，一副仿冒的汤姆·福特太阳眼镜推到头顶，手里的绳子牵着一只幼犬—完全是乱混种的杂种犬。现在赶时髦的年轻女郎，全都会牵着刻意用两种纯种犬混血所生出来的名牌犬，而英格丽要不是根本不在乎，就是对那种女郎很厌恶。我差点大笑起来。

但有件事让我没笑：我看过的那张粗粒子照片把她拍丑了。没想到她比照片上高，而且此刻穿着斜纹棉布短裤和白色薄T恤的她，看起来十分性感。她的短发变得稍微比较长，因而蓝色眼珠显得更深邃，让人觉得她可以完全看透你。

她很漂亮，毫无疑问，证明之一就是旁边那桌的五个时髦小伙子都瞪着她瞧。但她似乎没注意到，或是完全不在乎。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可以成功应付一切，甚至包括那只该死的狗。

许久以前我说过，有些地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而有些人，也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那天我坐在土耳其艳阳下那家平凡无奇的路边小馆，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知道自己将会永生难忘。

她从人行道走上来，穿过一张张餐桌间，走向外带区。那些时髦小伙子—从他们讲的语言，听起来是塞尔维亚人—趁她经过，其中一个伸手抓住她的手腕。

“那是什么狗？”那小伙子用口音很重的英语问。他蓄着有造型的胡茬，衬衫没扣上扣子，一边二头肌上有刺青。

她恶狠狠看着他，眼神灼热得足以烧焦他的胡茬。“请你放开我的手。”她说。

那小伙子没放开。“只是问个问题嘛。”他笑眯眯地回答。

“这狗是德国血统，”英格丽说，“一只‘老二’猎犬。”

“什么猎犬？”那小伙子问。

“‘老二’猎犬。我跟他指着某个男人，他嘴里就会叼着那人的‘老二’回来给我。想见识一下吗？”

那只狗就正好在此时咆哮起来，小伙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四个朋友的嘲笑更助长了他的怒气。英格丽抽回手，继续往吧台走。

我坐在那儿，专注听着她的声音，但不如我以为的那么明确：她宣称感冒是实话，她的声音因而变得沙哑而扭曲。而且大宅里的音响效果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地方大，因此加上了某种回音—何况我只在一段距离外听到过。尽管我觉得当时在卧房里的就是她，但我不能确定。

我满腹怀疑，再度看着她牵着那只狗站在吧台前。我不得不老实承认，或许我不希望她就是凶手。

70

英格丽走出警察局，旁边陪着一名靴子擦得亮晶晶的少年警察。她把那只“老二”猎犬绑在阶梯的栏杆上，然后自己上楼去找库马利的办公室。

我抢先于她离开那家餐馆，好在她到达警局之前准备好。她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库马利办公室角落的会议桌旁，隔着玻璃窗看着她走进来。库马利要求不参与，说她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忙—要查“海绵宝宝”的凶手。

“我要找库马利警探。”英格丽进门时说，没注意我在角落。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听她的声音，但我还是无法确定。

“恐怕警探不在，”海鲁妮莎说，“我想这位先生可以协助你。”

英格丽转头看我，我观察着她的目光往下，落在我那双不称头的调查局皮鞋上，缓缓往上经过我不太合身的长裤，然后在那件廉价衬衫和毫无魅力的领带上暂停片刻。我觉得我只差一个插笔的口袋护套，整个形象就非常完美了。

我已经在那家小餐馆见过她，所以眼前不需要跟她一样仔细打量对方，只是冷漠地看着她，因而让我有了一些小小的优势。

然后她微笑，我这个优势就消失了。“请问你是哪位？”她问，我感觉她其实已经知道了。

“我叫布洛迪·威尔森。”我说，“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

大部分人一听到这些话，就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也都会胆战心惊。但英格丽·柯尔丝毫没有胆怯的迹象。

“那我不懂你怎么有办法帮我。他们通知我来这里拿护照。”

她用那种恶狠狠的灼热眼神看着海鲁妮莎，我于是明白，海鲁妮莎为了要确保柯尔女士会出现，于是临时想了个理由。这大概是土耳其警方的标准工作流程。

我不想让海鲁妮莎为难，于是代她回答：“我想我们可以把护照还给你，但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英格丽·柯尔坐了下来，包包垂落在地上。“问吧。”她说，一点也不慌张。

我把一个小型数字录像机放在办公桌上，按了录像键，确认声音画面都有录到，然后按照我面前那份护照复印件，对着录像机说出她的全名、录像时间和日期。

我看到她仔细盯着录像机，但是我不以为意。我应该更注意一点的。但当时我只是转向她，跟她说我是美国的执法人员，正在调查道奇的命案。

“现在是谋杀案了。”我说。

“我也听说了。”

“听谁说的？”

“大家都在说。现在美国背包客成天只谈这个话题。”

“你是在哪里认识道奇夫妇的？”

她说他们在好几个夜店和酒吧见过，但从来没有讲过话。“然后有天晚上在一家叫“栓剂”（The Suppository）的夜店外头，一切都改变了。”

“有夜店叫‘栓剂’？”我问。拜托，听到这种店名，你一定会追问，不是吗？

“其实不是。店名是‘德州书籍储藏处’（Texas Book Depository）—你知道，奥斯华就是在那栋大楼里开枪暗杀肯尼迪总统。那是一对洛杉矶来的文青开的，不过这店烂透了，所以大家都说那里是‘栓剂’。

“总之，我正要跟一些朋友离开时，看到有只流浪狗躺在一些垃圾后头。那狗被撞伤得很严重了，我正在想办法要把它搬到我的机动脚踏车上，刚好道奇和卡梅隆就来了。

“他们打电话叫来一辆汽车，我们把狗送去兽医院。之后，如果我在外头碰到他们，就会聊一下—大部分都在谈那只狗。”

“所以你跟道奇够熟悉，如果你有天晚上走进他的房子里，要通知他什么惊人的消息，他会晓得你是谁？”

她耸耸肩，露出困惑的表情。“我想是吧。”

“那就是你们救回来的狗，对吧？”我问，朝窗外指。

“对。”

我继续设法找话讲，同时查阅我的笔记。“那只狗叫什么名字？”

“蒋凡可。”她说。

我没反应。“意大利名字，嗯？”

“是啊，这狗让我想起某个男人—有些狗就是非得出去打猎不可。”

我笑着抬起眼睛。“你有家人吗，柯尔女士？”

“总是有吧。”

“芝加哥？”

“到处都有。结婚，离婚，再婚，分居。你知道就那套。”

“有兄弟姊妹吗？”

“继母前一段婚姻有三个儿子，我一个都不想认识。”

“然后你离开了芝加哥，对吧？”

“我搬到了纽约，你想问的是这个吧？在那边待了八个月—但是我不喜欢那里，所以就申请了护照，跑来这里。我想你去查些数据库，就能查到这些了。”

我没理她，继续问。“你就自己一个人跑来欧洲？”

“对。”

“真勇敢，不是吗？”

她只是耸耸肩，懒得回答。她很聪明，但远远不光是聪明—她很独立自主，你可以感觉到她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你是怎么过日子的—我的意思是，怎么赚钱？”

“其他人怎么赚钱？我工作啊。小餐馆、酒吧，还在柏林一家夜店的门口当过招待。我赚的钱够活了。”

“那未来呢？”

“你知道的，结婚，生两个小孩，在郊区买栋房子。不过想娶我的人得要懂得穿衣服—就像你，威尔森先生。你结婚了吗？”

是啊，我可以跟她结婚，我告诉自己。不过要带把斧头才行。“我的意思是，不久的未来，你打算做什么？”

“夏天快结束了。或许我会去意大利的佩鲁贾，很多人说那里有个提供外国人就读的大学。”

我看了笔记一眼，检查一下摄影机还在拍，然后看着她。“你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吗，柯尔女士？”

她恶狠狠瞪着眼睛，火力全开。“那么告诉我，”她回答，“你喜欢哪一种呢？”

“这个问题不相关。”我冷静地回答。

“我对你刚刚那个问题的感觉也一样。”她回答。

“差得可多了。有人说卡梅隆是双性恋。”

“那又怎样？你该多出来见见世面。很多现代女人都是双性恋，我想她们对男人太倒胃了，于是决定试试加入别队的阵营。”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这个理论，就听到走廊的亚麻仁油地板传来高跟鞋清脆的敲击声。

卡梅隆走进来了。

71

英格丽转身。感谢那些椅子的巧合布局，她们相遇的那一刻，我刚好可以同时看到她们两个人的脸。

两人间没有露出半点情感，也没有偷偷打暗号。她们看着彼此的表情，完全就像看着一个不太熟的点头之交。如果她们是在做戏，那真该得奖了—不过为了十二亿美元，当然该拿出好表演来，不是吗？

“嗨，”卡梅隆对英格丽伸出一手，“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他们通知我可以来领回护照了。”

“我也是，”英格丽不满地说，竖起大拇指控诉地指向海鲁妮莎的方向，“这位威尔森先生刚刚还问起你是不是双性恋。”

“哦，是吗？”卡梅隆回答，“那你怎么告诉他？”她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看起来并不焦虑，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沉着。

“我说你是啊，但是只跟黑人女性交往。我想既然碰到这种男性的春梦，我们还不如让他梦个够。”

卡梅隆大笑。

“谋杀不是男性的春梦。”我说。

我告诉卡梅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变成了凶杀案调查，又解释了烟火以及我把镜子送到佛罗伦萨的事情。但是从头到尾，我其实一直在设法观察她们，好进一步搞清楚这两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她们是情人，或只是碰巧都来到博德鲁姆、偶然相遇而已？我之前在大宅听到主卧室里有人讲话，那是英格丽吗？知道那个秘密通道，又引诱道奇到悬崖边，把他推下去的女人是谁？

“我有一张道奇和凶手一起待在书房里的照片。我唯一缺的，就是一张脸。”我说。

她们两个都看着我，很震惊有那张照片的存在—她们从没听说过这个传言。

“那是你的主意吗—去冲洗那两面镜子？”英格丽问，我感觉气氛微微转变。她可能对我的衣着评价不高，但她对我的能力开始尊敬起来。

“对。”我说。

“多亏你想得出来。”她若有所思地说。

我开始解释，任何人很难进入那栋大宅而不被看到。“所以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

但我没能进一步追问。英格丽弯腰拿起她的廉价包包，放到桌上。“对不起，”她说，“我感冒了，要吃点药。”

她翻找着她的喉片时，包包滑出桌子，里头的东西散落在桌面和地板上。卡梅隆和我弯腰捡起口红、零钱、一台旧相机，还有一打其他小东西。我站起来时，看到英格丽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放回包包里。唯一没收的只剩一个小玻璃瓶，瓶子的侧面刻着一朵花。

“香水？”我说，拿了起来。

“是啊，”她回答，“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市集里头买的—有个家伙自己调的香水。有点太浓了—五十步外就能把一头大象给熏倒。”

我微笑，打开香水盖，在手上喷了一点。“栀子花。”我说。

她看着我的脸，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你干吗？难道还是什么园艺专家吗？”她想笑，把香水收回去，但是太迟了。

我对她声音的所有疑虑都一扫而空。我现在很确定，那天晚上在卡梅隆卧室里的人就是她：那天我走出客房要去秘密电梯时，在她刚经过的走廊里，曾闻到同样的独特香味。

“不，不是园艺专家，”我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调查过几件谋杀案。蒋凡可—你的狗也取了同样的名字—你跟他交往多久了？”

她和卡梅隆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挑衅意味，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蒋凡可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英格丽问。

“请回答我的问题，柯尔女士。”

“我不记得了。”

“他带你去过那条通往房子里的隧道？”

“什么房子？”

“卡梅隆的房子。”

“没有什么隧道通往我的房子啊。”卡梅隆主动说。

我转向她，很惊讶自己这么生气—道奇是她丈夫，而在所有的访谈中，她的朋友都说他深爱她。“别告诉我没有隧道—我走过。”

“那又怎样？就算有隧道，”英格丽插嘴，“也没人告诉过我。”

“蒋凡可说他带你走过。”我瞎掰，希望能逼得她慌张，但没用。

“那是他撒谎！”她凶巴巴地反击。卡梅隆被这个讯息和我的怒气吓坏了，但英格丽无动于衷，她走上前来，正面迎战。

“你相信他的话？”她说，“蒋凡可就是你的目击证人？一个在海滩上帮中年妇女按摩好赚点零钱的小混混？随便一个像样的律师都能把他撕成碎片。你有没有问他卖大麻的事情，嗯？或者查出他的名字不是蒋凡可，他也不是意大利人—但是哪个女人会幻想跟一个叫阿布都的男人上床？不过当然了，你早知道这些—”

她看着我的脸，同时我心里暗骂自己。我之前就觉得蒋凡可的英语不太对劲，口音比较像伊斯坦布尔而非那不勒斯，但我却没有认真多想一下。

“啊，我看得出来，你之前没发现他真正的国籍。”她说，微笑着。

“那不相关。我不在乎他叫什么名字，也不在乎他是哪国人。”

“我在乎。”她说，“这是证人可信度的问题。蒋凡可一点可信度都没有，到目前为止，你的打击点都很难站住脚。”

“你是律师吗，柯尔女士？”

“不是，但是我阅读很广。”

她讲出这些话和看着我的方式，让我想起了空荡而冰冷的排练室。我决定姑且一试。

“你在哪里学的—纽约，还是洛杉矶？”

“什么在哪里学的？”

“你在哪里学演戏的？”

英格丽没反应，但我看到卡梅隆瞥了她一眼，知道自己猜对了。

“你爱编什么理论随便你，”她说，“如果阿布都—我是说，蒋凡可—知道什么秘密通道进入那栋房子，那我想他就是照片里的人。大概就是他杀了道奇的。”

“这说不通啊，”我反驳，“动机是什么？”

“那我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想你和卡梅隆是情人。我想整件事是你们两个人计划好的，动机是为了钱。”

她大笑。“卡梅隆跟我根本是陌生人。我们才巧遇过五六次。我们相处最久的时间，就是在兽医院里等那只狗开刀。这样也算谈恋爱吗？”

“对英格丽·柯尔来说，是这样没错，”我说，“但我不相信你是真正的英格丽·柯尔—”

“那你再好好看一下我的护照，”她凶巴巴地说，“这件事太扯了。耶稣啊！我当然是英格丽·柯尔。”

“不，”我说，“我想你偷了她的身份。我想你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我相信，无论你的本名是什么，你和卡梅隆已经认识很久了，说不定还是一起长大的。你们离开了故乡小镇，去了纽约。然后你们两个都跑来博德鲁姆，只有一个原因—要杀了道奇。这是可以判死刑的罪，就算你们可以逃过死刑，也要在牢里待一辈子了。”

英格丽微笑。“真好笑。你编出了这整个故事吗？”

“走着瞧吧，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完了。”她转向卡梅隆，“我不晓得你怎么想，不过我要找个律师。”

“是啊，我也需要法律建议。”卡梅隆回答，表情像夜间被车头大灯照到的鹿。她抓起她的皮包要站起来。

“不，”我说，“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你要指控我们什么罪名吗？”英格丽问。

我什么都没说—她显然不是好欺负的。

“我想也是，”她说，“你不能扣留我们，对吧？你在这里根本没有司法管辖权。”她微笑。

卡梅隆已经朝门走去。英格丽拿起她的喉糖，丢进包包里。她甩上肩膀时，转身凑近我。我不禁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触电似的。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你对我或卡梅隆都一无所知。你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差得远了。你迷失了，只是乱抓着救命稻草，如此而已。当然了，你以为你有证据。但让我告诉你一句我阅读过的话—‘所谓的证据，不过就是一份清单，列出你已经有的材料而已。那你还没发现的呢？难道就不重要？’”

这回轮到我微笑了。“引用得好—这句话写得很棒。”我说。此时我知道，就是她在纽约杀了那个女人，还把她丢进一池硫酸里。

“你引用的句子是来自一本书，由裘得·盖瑞特所写的《现代调查技术原理》，”我接着说，“而且我知道你是从哪里弄来那本书的—用一张仿冒的佛罗里达州驾照，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你把书带回你当时居住的东城旅店89号房，然后你用那本书当教学指南，杀了某个人。这个证据怎么样？”

她面无表情看着我—老天，她自我控制的功夫实在太厉害了。但她的沉默告诉我，我这番话撼动了她的世界，把她天衣无缝的犯罪画作给撕成了两半。

她转身走出去。我猜想，一个小时内，卡梅隆就会找到律师代表，花钱雇一大堆顶尖的法律顾问，但这样也帮不了她们太多—我知道她们做了什么，全都知道，从世贸双塔倒下那一天，到她们划伤道奇双手的真正原因。

然而，英格丽说我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这话我却没注意。我还以为那是虚张声势，随便吹牛而已，但那太低估她了。我应该不错过每个细节，我应该仔细倾听，思考每一个字。

我抬眼看到海鲁妮莎的目光。她瞪着我，非常惊叹。“哇！”她说。

我谦虚地微笑。“谢谢。”

“不是你。”她说，“是她。哇！”

老实说，我同意。英格丽·柯尔—或者不管她叫什么名字—的访谈表现非常了不起，远超过我原先的期望。即使如此，摄影机还是录到了不少东西，我相信在法庭上有助于定她的罪。我拿起摄影机，然后忍不住大笑。

“怎么了？”海鲁妮莎问。

“你说得没错，”我说，“哇！她包包里面的东西掉出来可不是意外—那是声东击西。她把摄影机关掉了。”

72

我沿着游艇码头行走，虽然脚酸又饥饿，却焦虑得无法进食或休息。自从我把电池放回手机里、离开库马利的办公室，到现在已经三小时了，一路走过了海滩、旧城区，现在来到了滨水区。

我两度要打电话给布瑞德利，查问DNA检验的结果，但都及时阻止了自己。之前我已经打电话跟他强调过这件事有多紧急，而且我知道他和“低语死神”会安排尽快进行，等他一知道结果就会打电话给我。但尽管知道，却没有让等待更容易。快点，我不断告诉自己。快点吧。

我正走过几个海鲜摊，前面是一些喧闹的港边酒吧，此时电话响了起来。我根本没看来电者显示就接了电话。“班？”我说。

“有结果了，”他说，“还没有细节，只是接到电话讲了摘要，但我想你会希望尽快知道。”

“说吧。”我回答，设法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些。

“那个小家伙绝对不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我的反应是呼出一口气—之前我紧张得根本不晓得自己憋着气。那为什么库马利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我问自己。

“不过这两个人是近亲，”布瑞德利继续说。“有99.8%的概率，她是男孩的姑姑。”

“姑姑？”我说，然后又自言自语说了一次。他的姑姑？

“是的，小孩的父亲是女人的兄弟。”

那么，我心想，蕾拉·库马利是帮她哥哥抚养儿子。我感觉到一阵兴奋的大浪—忽然觉得一切都清楚了，但我什么都没说。

“目前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布瑞德利说。

“好吧。”我冷静地说，挂了电话。

我站着不动，把酒吧里面酒客的喧哗声隔绝在外。蕾拉·库马利的哥哥有个儿子，由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而且完全对外保密。

再一次，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对这种事情撒谎？照顾你的侄子有什么好丢脸的？

我想到那天早上我去那个小公园找她时，她看到我出现所露出的愤怒，还有她抱起小男孩那种鬼鬼祟祟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时以为自己撞见了一个秘密。那并不寻常，一切都说不通。

当然了，除非小男孩的父亲是个亡命之徒—比方说，一场秘密战争里的军人。他总是在移动，这样的人，或许就会把儿子交给妹妹抚养。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美国调查人员出现，发现了那个男孩的存在时，蕾拉·纳苏里·库马利就会很警戒。

但小家伙的母亲呢？她人在哪里？大概是死了—被炸死或射杀。

我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来瞪着地上。过了好久，我才抬起头，从那一刻开始，我有一种到达分水岭的莫大感觉，不再相信蕾拉·纳苏里·库马利是在对着一个恐怖分子讲电话。我相信她是在跟她哥哥讲电话。

我终于想通了—我明白一个阿拉伯狂热分子和一个温和的土耳其警察之间的真正关联。他们不会讨论一个致命计划的手段或天花的死亡率。我们以前假设他们都是恐怖分子，但真相要远远更人性得多：他们只是家人。

没错，她大概知道他是亡命之徒，但我不认为她知道他所涉入的攻击行动有多么严重。在她心中，他大概也是其中一个普通的狂热分子。没有证据显示她知道他在策划一个大规模谋杀的行动，或甚至知道他在兴都库什山。

我开始快步行走，穿过一群群度假人潮，躲开车子，走向旅馆。可是那两通电话呢？在那个关键时刻，为什么撒拉森要冒着毁掉一切的危险，打电话给她呢？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发现一切都很清楚了。在库马利家卧室的档案柜里，我看到过当地医院的账单，上头显示小家伙曾因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而住院。我不记得他入院的确切日期，但我不必记得—我很确定日期符合蕾拉·库马利和她哥哥通电话的那两天。

她一得知小家伙的病情有多么严重，就在网络布告栏上贴了他们的密码讯息，通知撒拉森赶紧打电话给她。因为她很担心，认为身为父亲的人有权利知道这件事，而且以撒拉森对宗教的虔诚，他会希望替儿子祈祷。

大部分约会网站和刊登个人广告的网站，都会自动通知会员可能有他们感兴趣的贴文。撒拉森就会收到一份文字短信，告诉他有个人同样很迷某个冷门诗人—或是类似的—刚刚贴了一则广告。他知道一定是有坏消息，就打电话给他们之前指定的那个电话亭，听她预先录好的讯息。

那个时机一定很煎熬。他身在阿富汗一片荒凉的高山上，要测试他花了半生研究出来的成果，此时三个感染天花的人被封锁在一间小屋里面快死了，他知道如果自己被人发现，大概马上就会没命。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得知儿子得了重病，可能还会死掉。

情急之下，他安排好隔两天要跟库马利取得最新消息，那就是他打的第二通电话。她告诉他那些药奏效了，危机过去了，他的儿子很平安—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打电话了。

我还无可避免地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撒拉森一定很爱他儿子，才会冒所有的险打第二通电话。我不喜欢这样，一点都不喜欢—我从射杀“蓝骑士”的经验得知，如果你要杀掉一个人，那他最好是个恶魔，而不是一个深情的父亲。

我跑上旅馆楼梯，冲进房间，把一套换洗衣服丢进一个袋子里，抓了我的护照。现在我知道撒拉森姓什么了，跟他妹妹一样姓纳苏里，而且我知道他们是哪里人。

我要去沙特阿拉伯。

第四部

01

日落时分，土耳其航空第473号班机从米拉斯机场起飞，倾斜着转了个大弯，按计划穿过地中海的一角，飞往贝鲁特。

离开旅馆后，我跳上菲亚特汽车，迅速开到机场，搭上往南的第一架班机—只要能让我离沙特阿拉伯更近就行。

我的想法是尽可能节省时间。在飞机上，我会预先打电话，安排一架美国的公务喷气机，到黎巴嫩的跑道上跟我会合，再飞往沙特阿拉伯。

地中海的闪亮海水一映入眼帘，“系上安全带”的指示灯也熄灭后，我就立刻拿了手机去洗手间。我锁上门，没时间去担心谁会偷听，就立刻打电话到纽约给“战斗小子”。首先，我得知道自己该去沙特阿拉伯的哪里。

接电话的是瑞秋桑。“是我，”我说，没进一步表明身份，“我要跟大家伙讲话。”

“听好了，”“战斗小子”一接了电话我就说，没时间跟他寒暄了，“你说过你查到那个女人的驾照申请书？”

“没错。”

“她是出生在沙特阿拉伯，哪里？哪个城镇？”

“稍等一下。”他说，我听到他走向工作间的脚步声。

“申请书就在我面前，”他暂停一下又说，“吉达，上头说是一个叫吉达的地方。”

“谢了，”我说，“太好了。”我正要挂断，但他又说话了。

“你听说出了什么事吗？”他问。

“有关去雷文渥斯监狱？”

“对。我跟你说过他们会把我榨干，然后出卖我。我很不想这样，但是……我得问一声……我需要帮助。”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不得不暂停一下才能控制住情绪。“我可以做到—我是说坐牢那么久—但是我会失去瑞秋。她想要小孩，我不能要她等那么久，放弃生小孩。我只要求减刑五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但是—”

“够了，”我说，口气有点太凶了，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他提到我的身份，免得有人在窃听。“我认识一些人，”我匆忙说，“我保证—我会想办法的。”

“是啊，当然了。”尽管我知道他一直被利用又被恶搞，但是我听了很不高兴。

“我不像那些抓到你的人，”我说，抬高了嗓门，“如果我跟你保证，那就是认真的。我会尽一切可能。懂吗？！眼前，我还有一些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当然，没问题。”他说。我想他发现我的怒气比任何话都更能让他安心，于是我挂断了。

接下来我打给“低语死神”。这通电话也不需要寒暄。“我知道他姓什么了。”我低声说。

我想，在秘密间谍行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惊人消息会得到这么沉默的响应。感觉上过了好久，“低语死神”才回答：“你是指阿富汗的那个家伙？”

“是啊，姓纳苏里。他是那个警察的哥哥。”

任务完成。整个体系已经达到目的，讯息传递出去了。接下来如果我死掉，也没有影响了—我们的任务不会跟着死掉。

“还有其他信息吗？”“低语死神”问。

“目前还不多，他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我说。

“沙特阿拉伯？我不惊讶。”“低语死神”说。

“再过几个小时，我应该就可以查到他的全名和出生日期。我希望还能弄到一张他的照片。”

“你到底在哪里？！”他忽然问，有史以来第二次，他抬高了嗓门。我猜想我电话上的自动追踪系统刚刚在他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我正位于地中海上。但真正让他警觉的不是我的地点—情绪、压力、解脱冲破了大卫·麦金利的冷静表象。他有了个姓，有了个身份，我们有个人可以追捕了。现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我在TA473号班机上，正要飞往贝鲁特。”我说，“我需要尽快赶到吉达，等我到了那里，还需要很多帮助。”

“这个我们稍后再谈。首先，你要多久可以再跟我报告其他细节？”

我看了一下手表，迅速计算一下飞行时间和文件搜索。“十二个小时—到时候我应该就能查到需要的数据了。”

“你确定？”

“对。”

“我现在人在办公室，”他说，“但是十二个小时后我不会在这里。我会在外头—你知道那个地方。我们会等你的电话。”

他指的是白宫，到时候他会和总统在椭圆办公室里。

02

我打开洗手间的门锁，出来面对着一个空服员，那是六个火大的乘客找来的。从她昂起的下巴，显然她是义愤填膺。

“大家一直在敲门。”她冷冷地说。

“是，我听到了。”我回答。这是实话，但我还能怎么办，难道要挂掉国家情报总监的电话？

“你知道飞行时是不准使用手机的。”

我点头。老天，我好累。“是，”我说，“我知道。”

“而且你看到我们的宣传短片也讲得很清楚了？”

“是，小姐。但是你知道吗—我不在乎。”

我走回自己座位时，其他乘客瞪着我，说着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我猜想他们说的是：又一个丑陋的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飞机在贝鲁特落地时，我颇为满意地发现飞机没有滑向登机口，而是停在停机坪上。然后一辆高空作业车、三辆警车，还有六辆黑色的越野休旅车朝我们迅速驶来。

那些乘客和飞机服务人员都望着窗外，好奇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开始害怕起来。此时那个冰冷的空服员走向我。

“威尔森先生？”她问，“麻烦请跟我来。”

坐在隔壁排的一个英国人看着外头那些武装警察走近。“耶稣啊—这一切只是因为你使用手机？黎巴嫩人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对吧？”

他是在搞笑，我因而露出微笑，抓起我的手提行李，跟着那个冷冰冰的空中小姐沿着走道往前。她的两个同事已经转动一个把手，打开一道舱门。门滑开时，高空作业车的平台升起凑近。

站在平台上的，是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他朝机舱内看着我。“布洛迪·威尔森？”他问。

我点点头。

“带了护照吗？”

我掏出来递给他。他检查了照片，还有资料页上的外貌叙述，然后在他的手机上输入序号。过了一会儿，他得到确认无误的通知，于是把护照递还给我。

“我是卫斯理·卡特，大使馆的商务专员，”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事实—毫无疑问，他是中央情报局的贝鲁特工作站主任。“麻烦你这边请。”

在飞机上的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冰冷的空中小姐脸色很尴尬，我走上了外头的平台，高空作业车降到地面。四名穿着西装的美国人站在那些越野休旅车周围，我知道他们是武装安保人员。看到卡特带我上了一辆休旅车后座后，他们朝那些巡逻车上的黎巴嫩警察打了个手势。

然后他们开了车上的闪示警灯，我们就高速驶过柏油路面，开向紧临的另一条飞机跑道。

“我们已经帮你安排了一架私人喷气机，”他解释，“是一个阿拉伯军火商的，他算是我们的朋友。短时间内我们只弄得到这架飞机。不过飞行员是我们的人—美国空军退休的，所以没问题。”

我望着防弹玻璃车窗外，看到了远方的跑道上有一架黑色长机身的G-4商务喷气机，引擎正在运转。我很好奇，不晓得我们要提供多少火箭筒给中央情报局的中东朋友，才能让他们买得起这样的飞机。

卡特低声说：“‘低语死神’跟我说，你在进行非正式的机密任务，说你在找那个核反应器。”

我点点头。“每个人不都在找吗？”

他大笑。“一点也没错。光是从贝鲁特这里派出去的，就有三千人—这个地区的每个人都在帮忙。不过没有任何进展。你呢？”

我摇摇头。“还没有。”

“我想他是独行侠。”

“谁？”

“核弹小子。”

我转向他。“为什么？”

“人性吧，我猜想。如果他不是独自进行，我们应该就会听到风声才对。总是有人会说出去的，每个人都会被出卖。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曾经有个革命者—不是那种炸弹客，不过很多人说他是狂热分子。他有一打崇拜他的追随者，一起经历了很多苦难。即使如此，其中一个还是出卖了他。你知道那个故事的—犹大以一个吻背叛了耶稣。”

现在轮到我大笑了。

“那是两千年前了，”卡特继续说，“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总之在这个地区是这样。”

休旅车在喷气机的阶梯前停下来，我抓了自己的包包。“很好的故事。”我说，跟他握手。

我打开车门，跑向阶梯，然后听到卡特在后头朝我喊。“别忘了—你要去找的那些人，他们是包着人皮的垃圾。祝你好运！”

我微笑—我不需要好运。即使撒拉森是独行侠，那也无所谓。再过几个小时，我就会有他的全名、出生日期、早年生活历史，或许还会有张照片。这就够让卡特和一百个其他工作站的主任动员手下和其他国家的帮手—事实上，全世界的情报人员—去找出他。

我的估计是四十八小时。四十八小时内，我们就会抓到他：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内办到。

03

所有小玻璃瓶上头都已贴好标签，撒拉森按照计划如期完成了。

之前他勤奋不懈地工作，但也还是交上了一点好运：一个同事出了车祸，于是他这阵子得值两轮班。

从一开始，他就把这项工作规划得像是生产线，工作区周围有几堆压扁的包装纸箱叠成高高的小山，没人会来打扰他。他准备好一根浇花水管、一条污水排放管、一具垃圾压缩机、一把上胶枪，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塑料盆。

他在那些盆子里装满了化学溶剂，割开了用收缩膜包好的一架架真药，把那些小玻璃瓶泡进溶液里两分半钟。他发现，这个时间长度最适当，可以让标签脱落。然后他把那些标签摊在一个小电暖器前面烘两分钟，同时把那些真药倒进污水排放管，再把瓶子放进压缩机里碾碎。

整个过程里最缓慢的部分，就是用上胶枪在标签背后涂上胶水，重新贴在他自己的玻璃小瓶上。一开始他觉得好慢，绝对不可能赶上自己定的时限，但他很快就发现不要想太多，进入一种节奏，把自己当成一个拿着上胶枪的机器人，于是速度大幅加快。

很幸运的是，这个仓库里就有一台收缩膜包装机，以便修补任何制造或配送过程中破损的包装。于是，撒拉森便可以用正确的包装，重新封好他的致命药瓶。

就这样，到了第一夜的调包工作结束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千个小玻璃瓶。从外观各方面来看，都跟凯隆药厂的药瓶一模一样。里头装着看起来相同的清澈液体，贴着一种广泛使用药品的应有标签，用药厂的收缩膜包好，上头贴了真正的条形码、序号、配销托运单。唯一的差别只能用最精密的化学分析侦测出来，那就是一种本来可以救命的药品，被换成了撒拉森自制的灾难性病毒。

身为医生，撒拉森知道这些小玻璃瓶到了美国之后的确切流程。医生或合格的护士会用至少一英寸长的注射针穿透瓶盖。针的长度很重要，因为标签上的这种药品，必须采用肌肉注射。而插入上臂的三角肌时，针的长度至少要一英寸，才能完全穿透成人和较年长儿童的肌肉组织。至于婴儿和幼童，八分之七英寸的针长就足够了，但会从臀部注射。

无论病人的年龄多大，也无论是从哪里注射，一旦病毒进入人体（而且，既然是肌肉注射，就不会有失误），那个人就没救了。他们完全可以被形容为丧尸—会走路的死人。

撒拉森也知道，有一小群人是不能注射这种真药的，那就是新生儿。但他不在乎。反而会有一万个带原者出现，而且天花是空气传染的病原体，就像一般感冒一样，新生儿或其他任何人要避免感染的话，就只能停止呼吸。

随着一千个瓶子调包完毕，而且有信心接下来能更快，他打卡下班，结束了第一夜的工作，满怀希望和兴奋回家。天才刚亮，但他回到那户租来的小公寓里，并没有立刻上床，而是展开了接下来一星期都会照做的例行公事。

他打开电视，收看气象频道。

清晨的气象频道，都会有一段美国本土最新气象状况的详尽报道。让撒拉森很开心的是，他看到加拿大北边有一道早来的冷锋正在缓慢形成，预计会通过美国。这个气象频道的所有专家都预测，今年秋天将会提早转冷。

这个似乎无害的发展，会使得即将发生的攻击更有破坏力。不光是天花而已，所有空气传播的病毒，在冷天都会更具传染性。而且大部分专家估计，冷天的传染速度会加快至少三成。原因很简单：冷天时，人们会更常咳嗽和打喷嚏，会搭巴士而不是走路，会在室内餐厅而非露天座位用餐。气温下降时，大家会很不聪明地凑在一起，让病毒有更好的传播环境。

几天后，等到处理完最后一批玻璃药瓶，撒拉森看到了冷锋逐渐增强，且逐渐扩大。

他把那些药品以收缩膜封好，移到仓库里预定运到美国的出货站台，然后最后一次检查所有的配送文件，确定都没问题。

二十四小时内，几辆定期来凯隆欧洲分公司的卡车将会收走这批货，行驶九十英里，途中经过曼海姆，以及达姆施塔特那个庞大的美国军事基地，送到法兰克福机场。

飞机要花大约十小时抵达美国，接着药品会运到凯隆公司各地的货运中心。大约十二小时后，就会装上卡车，送到全美国各地的诊所或医院。

独自站在广大空荡的仓库里，唯一相伴的只有满脑子思绪和上天，撒拉森很确定，四十八小时后，风暴将会袭击美利坚合众国—这既是比喻，也是实情。

04

这架军火商私人飞机的内部装潢实在太丑了，不但伤害我的眼球，也伤害我的感觉。墙上贴着紫色的压皱天鹅绒，几张船长椅装着深红色织锦缎面的椅垫，上头还有字母组合图案。而且所有的设备或家具配件全都是镀金的，擦得像是黄铜般亮晶晶。

但是这架飞机可以飞得很高，而高处的乱流比较少，空气也比较稀薄。这表示，在两名美国空军飞行员的操控下，我们可以在破纪录的短时间内飞到吉达。这架飞机还有另一个优势：机舱后方有一道门，通往一个卧室，里头有一张双人床，还有一个以铬钢、镜子和豹皮装潢的浴室。

我设法忽略那些装潢，冲了个澡之后，换了衣服躺在床上。我不晓得自己睡了多久，但中间我一度醒来，拉开窗帘，很惊讶地看到黑夜已经降临，我们正飞行在一片无尽的星空之下。

我翻身，在飞行的孤单状态中，想起了我曾经那么努力想脱离间谍生活，想起在巴黎过着普通人生活那神奇的几个月，还有我曾经希望找个爱我一如我所爱的人。我也想要生儿育女，但以目前的状况—被卷回间谍世界，甚至现在都还在暗巷中追逐黑影—这样的发展大概是最好的吧。或许以后，当这个任务终于完成后，我做梦般想着……

怀着这样的想法，在天空与沙漠之间的某处，我一定是又睡着了。而再一度，仿佛凭空而来，我看到自己在那艘老游艇上的画面，行过无尽的大海，朝向逐渐暗去的光航行。

在航行中，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我不认得，但接着我明白了：那不是上帝，而是飞行员用机上广播系统，宣布我们十五分钟内就会降落。

我双脚下了床，沉默静坐一会儿。那个死亡的幻觉画面比之前更困扰我。这回更鲜明也更执着，仿佛离我更近了。

05

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吉达机场的停机坪迎接我。他们穿戴着洁白无瑕的长袍和典型的红白格头巾，其中两个人的头巾绳箍还是金色的，显示他们是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成员。

他们共有十二个人，在阶梯下方的沙漠强风中等待着。另外还有至少四十个人带着冲锋枪，站在一队黑色凯迪拉克豪华越野休旅车旁。

代表团的领袖是一个戴着金色头巾绳箍的，他走向前跟我握手，自我介绍是调查总局（沙特阿拉伯的秘密警察）的主任。他三十多岁，握手力道很弱，眼皮下垂，整个人带着死亡天使的气息。

他指着代表团其他人。“这些都是我们局里的资深成员。我们两个小时前从利雅得飞过来。”他解释，指着旁边那条跑道上一架没有标示的特大号喷气机。我猜想他们需要一架那么大的喷气机，才能把他们那一队防弹的越野休旅车运来吧。

我微笑朝他们举起一手招呼，本来还考虑要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女性成员，但猜想这可能会让他们一开始就留下坏印象。于是我谢谢那位主任的协助。“我离开土耳其时跟大卫·麦金利通过电话—我猜想他立刻就打电话给你了。”

这家伙看着我，好像觉得我疯了。“我从来没跟‘低语死神’讲过话—是葛洛弗纳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我们陛下。”难怪他们会派出了一架747喷气机和一小支军队过来了。

我之前只来过沙特阿拉伯一次，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不过我还记得够清楚，晓得礼貌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转向整个代表团。

“身为美国执法部门的一员，我很荣幸有机会跟贵国著名的调查总局合作，”我在狂风中拉高嗓门，大声撒谎，“我们局里所有人，还有我们整个情报界，都非常敬佩贵单位。”卡特把这些人形容为包着人皮的垃圾。“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相信我们快要查出想买核反应器的那个人。有了调查总局著名的技巧、知识和情报，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很受用。每个人都微笑点头，上前吻我的脸颊，同时自我介绍。正式礼节结束后，我们就走向那些越野休旅车，迅速离开机场，朝向远方明亮的灯光驶去。

我上次到沙特阿拉伯就来过吉达，所以对这里够熟悉。这个城市只有一点可以推荐：比方说，如果你想自杀，但是无法鼓起勇气，那么来吉达两天，就能让你达成心愿。

这里没有电影院，没有听音乐的夜店，没有酒吧，没有男女混杂的咖啡馆或派对，所以晚上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行驶的这条高速公路几乎没有别的车，不过这并没有阻止那些开车的人使用闪示警灯，于是，一路超速又闪着警灯，我们行驶过一片平坦而毫无特色的风景。

直到抵达滨海大道，我们的车速才慢了下来，然后右转。隔着车窗，我看到这城市的主清真寺，前方有个超大的停车场—我听说这里有时会有更邪恶许多的用途—然后我们经过外交部，驶入一条小街。车子停在一个安保检查站，由几名持枪警卫看守，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看守最高度警戒监狱的狱警，说不定还真的去当过。沙国调查总局是全世界少数拥有内部监狱系统的情报部门，你不必太认真查，就可以发现里头的囚犯常常被刑讯。

我们驶向一栋阴森的建筑物，进入地下停车场，然后搭电梯上楼，来到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里头配备了工作站、架高的屏幕、视频会议设备，还有装满了硬盘和服务器的玻璃墙房间。

“欢迎来到战情室。”那位主任说。

里头有一百个人，坐在各自的桌前，从他们的模样看来，应该是探员和分析师。我们进去时，他们全都站了起来。那位主任跟他们说了些阿拉伯语，介绍了我，然后对着我说：“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们在找一个人，大概三十来岁，姓纳苏里。“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说，“除了他有个妹妹，就是在吉达这里出生的。”

我跟他们说，她名叫蕾拉，又说了她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们相信她后来跟家人搬到巴林去了。那主任点点头，用阿拉伯语给他的探员们下了一连串指令，要他们开始工作。

他带着我来到他位于中央控制面板的位置，让我坐在他旁边，于是我有机会可以目睹一个独特的状况。当然，我以前阅读过相关的文字叙述，但从来没有实际看过这个国家的组织体系发挥到最极致。对于任何重视隐私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真是可怕的一幕。

那些探员查阅出生证明、住院记录、护照和签证申请书、各个清真寺会员的文件名单、学校注册记录、在学成绩、机密医疗病历、监理处记录，我只知道，全国各式各样的记录都查得到。

他们持续查下去，不光是我们锁定为目标人物的信息，还有每个同姓的人，以确保能清查出所有的家族成员。所有的查询都是阿拉伯文，所以我无法看出他们的进度，但我敬畏地看着那一墙墙硬盘旋转并搜寻，一个个人员离开座位进入大楼深处，又带着一堆旧的文件档案回来。还有一批打字员坐在中央控制台后头，持续更新一份摘要报告，好让那位主任过目。

那些分析人员和探员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午餐，只偶尔停下来抓一杯咖啡或互相喊着，直到三个小时后，整个房间到处丢着印出来的纸张和长串的报表，其中最资深的一个调查员从档案库回来，拿着薄薄的一个官方活页夹，上头系着红丝带。他礼貌地用阿拉伯语喊了那位主任一声，接下来说了些话，不管他说了什么，都让每个人停下来转向主任。

他接过那个薄薄的活页夹，下垂的双眼看了一下，又要来了最新版的摘要报告，然后转向我。

“我们现在有了需要的一切了，威尔森先生，”他说，“我必须承认，我很困惑—我想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我说，按捺住深深的恐惧，让自己保持冷静。

“你在找的这位男人是扎卡里亚·纳苏里。”他说，递给我一张阿拉伯文的出生证明复印件。

我接过来，看了一会儿。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为了要得到这张纸，我走了好长一段辛苦的路。以某种角度来说，花了我一辈子。

“你提到的那个女人，”他继续说，“蕾拉·纳苏里，有一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这位哥哥就是扎卡里亚，大她五岁，也是在吉达出生的。

“他们的父亲是‘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的生物学家。显然，他专门研究的是……”他不太懂拉丁文，但还是设法念出来，“Amphiprionocellaris。”

会议室里其他几十个人笑了起来—天晓得那是什么。

“小丑鱼，”我低声说，恍然大悟。我把那张出生证明放进一个透明活页夹内，摆在我手机旁边。“英语是叫小丑鱼。我想我在找的人把它当成某种代号，大概用来登入某个网络论坛。”

那个主任只是点点头，然后又继续：“根据数据库的档案，我前任的调查总局主任很熟悉他们的父亲。二十五年前，他被处决了。”

我吓了一跳。“处决？”我说，“什么罪名？”

那主任浏览了两份文件，找到他要的那份。“尘世的腐败。”

“对不起，但是‘尘世的腐败’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笑了起来。“差不多就是我们想到的任何事情。”他的所有手下也几乎都觉得好笑。“在这个案子，”他继续说，“指的是他批评王室家族，还鼓吹要推翻。”忽然间，他没笑了，他的探员也全都不敢笑—我们谈的可是他的家族。

“处决是公开举行，是吗？”我问。

“是的，”他回答，“他被斩首了，就在主清真寺外的停车场。”

我低下头—老天，真是可怕。公开斩首有可能让任何人都变得激进—难怪他儿子长大变成恐怖分子。“扎卡里亚·纳苏里当时几岁？”

他又查了一些档案。“十四岁。”

我叹气。“有任何他目睹处决的证据吗？”整件事真是个灾难，我猜想什么状况都有可能。

“没有人确定，不过有一张在广场拍的照片，当时的几个探员认为大概就是他，于是就把照片放在他们家族的档案里。”他从档案夹里拿出一张旧照片，递过来给我。

那是黑白照片，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拍摄的，显然是监控照相机。里头是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少年，在几乎走空的广场上，一阵强烈的沙漠热风吹袭着他。

那男孩站着的模样孤单极了，所有的身体语言都清楚显示出他的痛苦和失落，因而我很相信那就是他。画面中，一个警察走近了，举起手上的竹杖，想赶他走，于是那男孩半转身背对着摄影机，别开了脸。即使有他当时的照片，我也还是看不见他的脸。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这是个坏预兆。

我把照片也放进透明活页夹里，那个主任继续：“移民局的数据显示，这位父亲被处决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三个子女搬去巴林了。

“我想她也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她丈夫的罪名，她会被亲友们排斥。还是早走早好。”他说着耸了耸肩。

他又伸手去拿另一个活页夹，白袍的袖子往上缩，露出一只黄金镶蓝宝石的劳力士手表，价值大概比大部分人一辈子赚的钱还要多。他从档案夹里拿出一沓纸张。我猜想，那是监控这家人的外勤探员报告。

“她找了一份工作，”那个主任说，浏览着手上的纸，“同时不再戴头纱。这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不会晓得，说不定她丈夫被斩首跟她找工作有关，我心想。卡特对他们的评语没有错，但是有什么办法？眼前，我需要他们帮忙。

“那个男孩加入了一个小清真寺—非常保守，非常反西方—就在巴林首都麦纳麦的郊区。大约在他十六岁生日时，他们帮他出机票钱，让他飞到巴基斯坦—”

我憋住气。十六岁还只是个孩子，但我很快算了一下，算出他讲的是哪一年。“他进入阿富汗？”我问。

“是的，”他回答，“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说他击落过三架雌鹿武装直升机。”

忽然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到兴都库什山测试他的病毒，知道他在哪里找到了炸药以安装村子里的诡雷，也知道他如何能逃过那些澳洲军人，进入早已被遗忘的山间小径。同时我想起另一个沙特阿拉伯人，也曾去阿富汗对苏联人作战—他也痛恨王室家族，而且后来也攻击美国。这个人就是奥萨玛·本·拉登。

“所以他到了阿富汗—接下来呢？”我问。

“我们只剩下一份文件了。”他说，拿起那份系着红丝带的薄活页夹，打开来，拿出一张用阿拉伯文写成的、看起来很精美的表格，上头盖着一个机关的正式用印。

“我们在纸本档案库里发现了这个。这是阿富汗政府十四年前送来给我们的。”他递给我，“这是死亡证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事情搞错了—他在战争结束之前两星期，就已经战死了。”

我瞪着他，甚至没看那份文件，忽然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你们查错人了。”他说，“扎卡里亚·纳苏里早就死了。”

06

我看着一轮新月升到红海之上，看着一座座清真寺中的宣礼塔有如沉默的警卫般矗立，我感觉到沙漠逐渐包围过来，同时想象着我可以听到泵浦每天从沙漠底下抽出一千万桶石油。

我手里还拿着那份死亡证明，站起来走到窗前，一言不发—我需要一点时间镇静思绪，好好思考。我逼自己发挥钢铁般的意志力，认真思索。扎卡里亚·纳苏里没死，我很确定蕾拉·库马利之前在电话里交谈的对象是她哥哥。我在录音档里听过他的声音，还见过他儿子。DNA骗不了人的。

所以这份多年以前的死亡证明，是什么意思呢？稍微想一下，我就明白答案了，而这个答案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答案都要糟。我觉得自己的胃打了结，而且不得不承认，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我想要放弃了。

但我知道每个成功的任务—或是成功的人生—的特征之一，就是永不退缩、永不投降的决心。“低语死神”讲过的那首诗是怎么说的？“拿出你的军人样，去见你的上苍。”

上百对眼睛盯着我的背部，我转身面对他们。“他没死，”我坚定地说，“他不可能死了，他有个六岁的儿子—我们做过DNA检验。”

我看到那些人纷纷恐慌起来—我是在指控沙特阿拉伯的情报部门犯错或是无能吗？我真是太蠢了。我分心又绝望之际，居然忘了恭维和礼貌的重要性。我赶紧补救。

“当然了，要像贵国调查总局这么有经验又有技术—更别说是了不起的领导阶层—的组织，才能看到我们从来看不到的事情。”这话真是甜到会引发糖尿病了，不过确实有用：每个人都放松下来，微笑着点头。

我指着手上的那份文件。“我相信在那场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扎卡里亚买了一份自己的死亡证明—要不是在喀布尔的黑市里买的，就是贿赂了一个阿富汗官员发的。”

“为什么？”那个主任问。

“因为他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人员永远会追着他不放。也或许甚至在当时，他就已经计划好要打一场更大的战争。

“一旦他的旧身份死了，他就取得一个新身份。那并不难。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那整个地区当时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贪腐。”

我暂停一下，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想他反正弄到了一份新护照。”

那主任瞪着眼睛。“你明白吗？”他说，“这表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国籍、他是拿哪一国护照。”

“你说得没错—什么都没有。”我说，设法隐藏我心中的毁灭感。

“但是在某个地方，”我继续说，“曾经听说有个人是这个年纪，他父亲在沙特阿拉伯被处决，他自己搬到国外。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我们必须查出这条线索。”

那主任思索着，我想象着每一秒在他手上那只百万美元的手表上滴答流失。“如果真有什么传言，那就不会在计算机档案里，”最后他终于说，一边还在思考，“否则我们早就发现了。或许在纸本档案里……会有些什么，很久以前的档案。”

他严厉地发出命令，从大家匆忙的动作看来，那位主任是要他们打电话找援军，弄来更多分析员和研究员，还要去找出退休已久的人，看他们是否还记得什么。几十个资深探员站了几来，抓了笔记本电脑和香烟，朝电梯走去。

那主任指着他们。“那是主要研究组—他们会开始查阅纸本档案。我另外还找了二百个人赶过来，但我可以跟你保证不会太快。楼上有间套房—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我谢了他，但我知道自己没法休息。我看着手表：再过六个小时，我就得打电话到椭圆办公室去。我转向窗子，望着外头繁星满天的夜空。就在外头某处，有片好大的沙漠，于是大家称之为“空无之海”，我再度想起撒拉森。

阿拉伯的劳伦斯对于这个区域和人性颇为了解。他曾说，白昼的梦想者很危险—因为他们会设法实现自己的梦想。扎卡里亚的白日梦是摧毁我们所有人。我的梦则是抓到他。我很想知道，我们两个之间，不晓得哪个人早上醒来时，会发现自己的梦魇已经开始了。

07

那些走廊的总长度有好几里，两侧有二十英尺高的机动式储存架，像一根根石柱般矗立。只要在一个控制板上输入索引号码或是名字，或是任何其他数据，那些储存架就会静静移动，把相关的档案箱移到你面前。感觉上你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型计算机硬盘里一般。

档案库总共有十八层楼，每一层都一模一样，充满了纸本档案：数十年来监控、背叛、猜疑的原始资料。整个复杂的档案库，就藏在调查总局地区总部的地下深处，靠一个中庭彼此连系。眼前，档案库里有一大堆人正在寻找储存架，把一个个档案箱拖出来。那个主任说到做到，设法找来了每一个他能找到的探员。

我已经离开会议室，下来这个悬吊于中庭上方的指挥站，坐在几个资深探员旁边。我看着一批批人马拆开泛黄的纸张档案，筛选着堆积如山的数据，希望能找到任何信息，提到过一个男人的父亲曾于多年前在沙特阿拉伯被处决。

三小时看着他们翻查那些阿拉伯文数据，三小时在一个没有窗子的地下室跟一群不碰酒精、但每天抽三十根香烟的男人在一起，三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好难熬，我这辈子几乎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于是很自然地，当旁边一个资深探员说，第一组人员正要出去访谈一些可能记得当年事物的人，我就抓了外套加入了。

那三个探员都很凶狠无情，最年轻的二十来岁，智商低得大概像植物人了。我们路上又接了八个他们的同事，开着四辆黑色越野休旅车上路，车窗防晒膜的颜色深得像是永远处于午夜时分。不过我很确定，这样的防晒膜达到了真正的目的：看到他们经过，没有一个老百姓不会感到害怕的。

我们开着车，在这个蔓延广大的城市里—四百五十万人口就住在沙漠中，其中似乎有一半都受雇于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四处奔波，找人谈一个早已消失的家庭。我们坐在郊区贫穷人家的会客室里，询问着双手颤抖的男人，看到黑眼珠的小孩在黑暗的门口看着我们，偶尔瞥见戴着头纱的女人穿着长度及地的罩袍匆匆离开。我们拜访了一个名叫扎伊尔德·宾·阿布都拉·宾·马布鲁克·比希的老人，就是当初为纳苏里的父亲行刑的刽子手，想问问死刑犯生前最后一刻是否说过什么话，有关他对儿子的未来和事业抱着什么期望。之后我们开车来到一个简朴的小村，那里离海近得能闻到咸味，出于某些我无法解释的原因，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那是纳苏里童年的家，我们访问了后来搬进去的一名男子，以防万一他接下来几年有听到过什么消息。

但没人知道任何事。

最后，我们休息一下，停在一个路边的小棚屋喝咖啡。我们坐在户外座位，听着那个二十来岁的白痴讲着他在摩洛哥认识的一些辣妹，此时有人手机响了，要我立刻赶回去。

项目小组在中庭旁一个开放式空间的搜索区集合，空气中充满烟雾。主任站在桌前，面前放了一个档案箱，还有很多其他箱子堆在地板上。箱子里装满了外勤报告、线人访谈，还有各种道听途说的八卦记录。

那个主任说，他们找到了一箱档案，里头是一些有关巴林保守派清真寺的资料，本来是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里头有个小档案，证明是我们要找的，”他说，“档案中提到巴林首都麦纳麦郊区的一座小清真寺。”他看着我，好确定我明白他这些话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扎卡里亚·纳苏里的清真寺？”我问，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按捺着满腹涌起的希望。

他点头。“这个档案里有一般的空洞分析，还有一些不完整的会员名录，但里头还有这个……”他举起三页阿拉伯文的文件。

“大约五年前，有个低阶外勤探员访问过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人道救援人员，这位救援人员有天送食物和医疗用品到加沙走廊。正在一间破烂的医院里面卸货时，听说当天傍晚，在以色列所发动的一场导弹攻击之后，有一名男子被送进了这家医院。

“这位救援人员卸货完毕之后，就去探望那位受伤的男子，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这男子被炮弹碎片击中脊椎附近，不时陷入谵妄状态，那位救援人员就陪在旁边，守着他一整夜。”

主任暂停一下，看着那份文件上所叙述的文字。“看起来，那位受伤男子是个医生，而且在半陷入谵妄状态期间时，他提到自己曾是麦纳麦那座清真寺的成员。所以这份报告才会归入这箱档案。

“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巴林人。但他不可能是，因为后来，他又陷入谵妄状态时，他说他父亲是被公开斩首的—”

我赶紧往前坐，差点掉下椅子。“巴林不会公开斩首的。”我说。

“一点也没错，只有一个国家会。”

“沙特阿拉伯。”我回答。

“没错。显然导弹攻击时，这名男子正好跟他的巴勒斯坦妻子和小孩在这辆汽车上—他们是目标，或只是不幸被连累？没有人知道。

“他的妻子死了，但不是立即死亡。在他的胡言乱语中，他说他抱着她，她要他在上天面前，承诺他会保护他们的孩子。那个小男孩只受了点轻伤—”

“赞美归于上天。”大家纷纷用阿拉伯语说。

“但是那个母亲知道，”主任继续说，“对他们的儿子来说，这个悲剧是双重巨大，因为他不单失去了母亲，而且他还有—”

“唐氏综合征。”我忽然很确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绝对是他—纳苏里，”我说，站了起来，紧张得已经坐不住了，“那是他儿子—我认识那个男孩。结果医院把那孩子送到哪里—孤儿院吗？”

“没错。”

“阿克萨烈士旅办的孤儿院—我看过捐款收据。”至少我明白，为什么蕾拉·库马利没把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

“还有什么？”我问，大概有点不太礼貌，但眼前接连都是好消息，所以没有人注意。

“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叫阿米娜·艾巴迪，至少这是她使用的名字：很多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都会使用很多化名。我们也查了她，但是什么都查不到。”

“好，那他呢—那个医生？”我问，声音因为紧绷而沙哑，“那个救援人员有听到当时他用的名字吗？”

“这件事很奇怪，那个医生当时伤得很重，但是等到那个救援人员第二天晚上再去看他，他已经自行出院了。大概是担心自己神志不清时可能说了些什么—”

“他的名字？他有听到名字吗？”

“没有。”

我瞪着那主任。“什么都没有？！没别的了？”

他点点头。“我们已经全都查过。原始报告里没有进一步追踪。当时好像觉得这并不重要—”

“到现在才发现很重要。”我恨恨地说，往后仰起头，试图呼吸。这个消息仿佛吸干了地下室里的空气和精力。那个主任和所有探员都看着我，但我试图思考。

我比任何间谍都了解扎卡里亚·纳苏里。我知道他生长于吉达，知道他曾痛苦地站在他父亲被斩首的广场上，知道他母亲带着他搬到巴林定居。我知道他在麦纳麦加入了哪个清真寺，也知道他的教友们安排他去阿富汗和苏联人打仗。到战争末期，他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设法弄到了一本新护照，回到阿拉伯世界，消失无踪。他曾研读医学，毕业后成为医生，认识一个有时使用阿米娜·艾巴迪这个名字的女人，后来娶了她。他们一起在没有证件也没有法律的加沙难民营工作：如果人间有地狱，就会是那里了。现在我知道，这对夫妇带着年幼的儿子旅行时，被一颗以色列的导弹击中，母亲死亡，父亲受伤。小男孩被送到一所孤儿院，那名医生一定是拜托他妹妹蕾拉伸出援手去救他。然后他充满恨意，没有了家人的牵绊与责任，就利用他身为医生的知识，又加上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开始合成天花病毒。他回到阿富汗测试病毒，我们窃听到他讲电话，担心他深爱的儿子，那是亡妻留给他的唯一联系。

之后呢？之后音乐停止，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他是谁？用什么名字？更重要的是，他人在哪里？“应该有一条出路，”我轻声说，“总之你努力往前，找出一条路继续往下走。”

没有人知道我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提供建议给大家。我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我们对这个人，有的数据就是这些了，”那个主任说，朝着一层层楼的机动式档案一挥手，“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踪迹。总之，这里没有。”

他说得没错，当场一片沉默。在迷蒙的烟雾中，我看着大家。我们谁都找不到一条路可以往下走了，没希望了，我知道……

我们失去他了。

我逼自己不要透露出绝望，站得更直了。比尔以前总是告诉我，任何状况下都不能没礼貌，而我的确亏欠这些沙特阿拉伯人。

“你们做得太好了，远超过任何人的期望，”我说，“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你们心甘情愿地全力以赴，我衷心感谢各位。”

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真心的赞美，而不是空洞的恭维，我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很骄傲。

“愿上天保佑你们。”最后我用自己上次来访时所记得的少数阿拉伯语说，发音很烂，但还是设法说出来。这是阿拉伯人传统的感谢词。

“也保佑你。”他们一起说出了传统的响应语，对我的努力露出善意的微笑。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讯号，他们纷纷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我没动，独自站在那里，拼命想找出别的方法往前走，一个路线、一条小径，或是一个奇迹。

我拼命回头思索过往的职业经历，寻找每一条非传统的门路，但还是想不出来。

我已经查到了撒拉森的身份，却不认识他；我查到了他以往走过的地方，却找不到他；他是某个人，却又谁都不是。这是事实，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

我看着自己的手表。

08

这是我这辈子最不愿意打、却又非打不可的电话。没有人生气，没有人大吼或控诉，却带着莫大的失败和恐惧之感。

我跟沙特阿拉伯的调查总局主任道别之后，他们派了一辆黑色越野休旅车载着我行驶一小段距离，来到围墙之内高度戒备的美国领事馆内。贝鲁特工作站的卡特已经先帮我打了电话，跟他们说我会过去，所以我很快就通过了防止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路障和警卫室。

一进入领事馆内，值班的年轻官员就以为我只是来住宿的，于是便要带我到客房去。但还没走到电梯，我就阻止了他，跟他说我要去馆内的暴风雨区—一个特别设计的区域，可以防止任何电子窃听—打电话。沙特阿拉伯的调查总局和我或许相处得还不错，但这并不表示我信任他们。

那个值班官员犹豫了一下，大概是搞不懂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然后他开始打开防爆金属门上头的电子锁，带着我深入建筑的中央。我们经过一个内部的警卫检查站，于是我知道我们进入了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区域，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头只有一张书桌和一具电话，平凡到极点，唯一的特色，就是里头完全没声音。

我关上门，启动电子锁，拿起电话，请接线员帮我接通椭圆办公室。

对方立刻接了电话，我听到总统的声音。很明显他累坏了，但同样明显的是，因为期望听到好消息，让他精神振作起来。我之前告诉他们，我将会查到撒拉森的全名、出生日期，大概还会有张照片。结果没错，我都查到了，只是没想到根本没用。

然后“低语死神”说他也用分机接听了，从我无精打采的招呼声中，我想他猜到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像任何优秀的项目调度官，他已经学会判断外勤探员每个行为的细微差异。“怎么了？”他问，声音很紧绷。

我冷酷而直接地告诉他们，就像在每日新闻中看到的那些意外报告一样。我说，尽管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而且几个小时前看起来很有希望，但结果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是一段可怕的沉默。

“前一分钟我们是还神气活现的公鸡，下一分钟就变成鸡毛掸子了。”“低语死神”最后终于说，“这是个失败—”

“不但失败，而且时间不够了。”总统补充，失去了原来的希望后，他的疲倦清楚无比。

“那其他人呢？”我问，“去追查核反应器的那些人呢？有任何消息吗？”

“总共有十万个人在查，结果什么都没有。”葛洛弗纳总统回答。

“我想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我想我们碰上了完全风暴—”“低语死神”开始说。

“一张白纸，又是独行侠。”我说。

“一张白纸，没错。但不完全是独行侠—不是。”他说。

“什么意思？”

“在阿富汗—他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是有帮手的。一个独行侠不可能抓得到三个人质。”

他说得没错，但这似乎不重要，而且无论如何，总统已经开始讨论其他办法了。

“我们会尽快去抓那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库马利？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吧？”他问“低语死神”。

“是啊，‘朝圣者’相信她还不知道—对吧？”

“应该吧，”我说，“‘低语死神’大概也跟你报告过了，总统先生，她有一个跟他联络的方式，但我想那会是圈套。她会故意拼错一个字，用一个不同的单词，警告他快逃。”

“你说得可能没错，”总统说，“他都买过死亡证明了，绝对不是笨蛋—不过我们还是得试试看。”

“我会赶紧派一组人马过去，”“低语死神”说，“我们会带她离开土耳其，引渡她到‘光明点’去。”

“光明点”是个代号，指的是我去过的那个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位于泰缅边界的坤戎。据说一旦有人进入“光明点”，就再也不会出来了。说来奇怪，尽管我们面对的事情这么严重，但我不禁想着那个小家伙，还有他会怎么样。我猜想，会送回加沙的孤儿院，或是土耳其当地的孤儿院吧。无论去哪里，都不会有太多的鞠躬和笑声了。

“天亮的时候，或是接近的时间，我会发出总统令，”葛洛弗纳继续说，“关闭所有边界。我们会尽量封锁这个国家—机场、陆路通道、港口，任何我们能想到的。”

显然他们还是把目标放在防止带原者进入，就算他们猜对了这个传染途径，全美国每年有超过五十万的非法移民进入，所以显然任何封锁边境的企图都不太有用。就像那个老病毒学家所说的：早晚我们全都得坐下来，面对种种后果所组成的一场盛宴。

虽然我不认为他们的计划能奏效，但我还是什么都没说。我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去批评他们的计划就未免太没礼貌了。他们只是尽力让这个国家不要陷入困境，如此而已。

“我们不必说是天花，”“低语死神”建议，“我们可以宣称那是一种很致命的禽流感。虽然这样也够糟糕了，但至少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一旦你说‘天花’，再加上‘出血型’，那就像是圣母峰—有什么后果你就完全无法预料了。”

“不，”葛洛弗纳回答—他显然也已经考虑过了，“要是真想泄露出去呢？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全民的合作—只要有机会，美国总是能努力迎接挑战。要是背叛人民，你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了。一个带原者就是一条线索，我们只需要这么一个，就可以反向追回去。我也计划要释出疫苗，虽然不晓得能有什么用，但我们必须尝试各种可能，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

“是，总统先生，”“低语死神”说，“那你呢，‘朝圣者’？你要回来吗？”

“我要去加沙。”我说。

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都愣住了，然后“低语死神”先回过神来。“一个美国人单独跑去加沙，没有伪装？他们会拿着炸弹腰带和球棒排队等着你—你一天之内就会死掉。”

“我跟沙特阿拉伯人谈好了，他们会找当地一些人帮我。”

“这表示排队的人会少一半而已。”

“纳苏里去过那里—这是我们唯一有的线索。”

“你不必这么做，”总统说，“没找到他不能怪你。相反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曾要‘低语死神’留下来跟我单独谈一下，然后我告诉他，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冷静的混蛋。我当时不晓得，你也是最优秀的。你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

“谢谢。”我只是简单地说。

“我不会送你一封总统的褒扬信，”他说，设法把口气放轻松，“因为你已经有一封了。”

“还有高尔夫球。”我回答。

他们笑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要求一样东西吗，总统先生？”我说。

“你说吧。”他回答。

“有个黑客是我们从雷文渥斯联邦监狱找来的，他做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有没有可能别再送他回去？”

“你的意思是，给他特赦？”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回答。

“你觉得呢，‘低语死神’？你知道这家伙吗？”

“是的，表现非常杰出—我赞成给他特赦。”

“好吧—我会跟‘低语死神’要他的名字，写一份特赦令。”

“谢谢，总统先生。”这是我唯一能说的。我想象着“战斗小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将瑞秋紧拥在怀中。

“祝你好运了，‘朝圣者’。”总统说，为这通电话收尾，“希望我们以后能在更好的状况下见面。”他的口气没什么信心。

然后电话挂断了，我坐在那片无声的静默中，想着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大概都不会有这样的平静时刻。说不定永远都不会有了。加沙。

“低语死神”说得没错—那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那里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航行：至少不会有任何船帆补丁的旧船在那里等着我。

其他地方或许有，但不会是在加沙。

09

这里是德国，所以那些卡车准时抵达。车子驶入警卫看守的栅门时，才刚过清晨六点，天空正下着小雨。

一如这些司机们做过上千遍的那样，他们转弯经过玻璃正面的行政大楼，进入工厂旁的通路，停在厂房后方的装卸货区。那个仓库人员—是个高个子，他的名字所有司机都不太记得—已经坐在一辆堆高机上，等着要帮忙把一箱箱预定运到美国的药品装上卡车。他什么话都没说—他向来话就不多—但那些司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迅速，而且似乎比大部分同事都聪明太多。

这批货物的量很大，包括了各式各样的疫苗和抗生素，总共有几百万剂不同的药品。即使如此，撒拉森还是不到五分钟就把货物全都装上卡车。他也把所有文件全都准备好了，那些司机知道不必检查，因为只要是他准备的，向来都不会出错。

他们抓了那些文件，冲过小雨，爬上驾驶座，以破纪录的时间回头开上A5高速公路。

他们没有人朝后视镜看一眼，要是他们看了，就会发现撒拉森还坐在堆高机上，静静思索并观察着他们，直到那些卡车离开视线为止。他知道下雨和A5高速公路上的施工（那条高速公路老是在施工），会耽误那些卡车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动作这么快。但反正，天气和路况不至于害那些卡车赶不上预定的货机。

最后他垂下头，趴在前臂上，介于祈祷和筋疲力尽之间的状态。终于结束了，东西已经脱离他的掌握，那种解脱之感简直排山倒海而来，让他泪水差点夺眶而出。过去三年来沉重不堪的责任，执行安拉的事功所带来的庞大压力，终于消失了。武器已经离手飞走，这个任务的命运、各国的福祉、哪些无辜者能幸存，就要交由一套国境管制的系统来决定，而撒拉森相信，这个系统太过脆弱无力，因而几乎是不存在的。但那已经是他无法控制的了，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剩下的一切，现在就交给上天了。

随着自由之感愈来愈强烈，他抬起头，跨出驾驶座。他走回仓库里，到他的储物柜，清空里面的东西。自从他来凯隆公司上班后，他头一次、也是仅有一次没有等到下班时间：他背起背包，走出大门，满心兴奋地走在飘着细雨的空荡街道上。

他回到小小的公寓，里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角落的一个水槽。他把架子上的食物扔掉，换洗衣物收进背包里，钥匙放在桌上，然后走出去带上门。他不打算去领剩下的薪水，也不打算去拿回他的房租押金，或是去跟威廉街清真寺那些慷慨待他的教友们道别。他神秘地离开，就像他来到时一般。

他很快穿过苏醒的城市，来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票。几分钟后，往法兰克福的快车进站了。他会去法兰克福的长期寄物处领回行李箱和医疗工具包，去厕所换回原来的衣服，也回复到当初那个来参加会议的黎巴嫩医生身份。

几个星期以来，当任务愈来愈接近完成之际，他也就愈来愈常思考结束后要做什么。他不想留在德国，也没有理由回黎巴嫩。他知道，再过几天，一场现代的瘟疫—他总想成“黑天花”—将会爆发。一开始很慢，像稻草堆里的一根火柴，但很快就会变成科学家所谓自行扩大的过程，感染状况急剧增加，让整个“谷仓”陷入一片火海。

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异教徒，将会成为原爆点，死亡率将会极高。而失去了保护者的以色列，就会变得很容易攻击，最后将会任由身边的敌人予取予求。当经济活动大幅衰退时，石油的价格也会暴跌，而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他们再也无法收买自己的人民，也无法再依赖美国的支持—将会采取可怕的镇压行动，因而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短期内，整个世界将会停摆，也不可能旅行，因为各国政府为了安全，都会采取检疫隔离与封锁。有些国家会做得比较成功，不过在天花灭绝之前的一百年里，就有十亿人死于这种传染病。现代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连艾滋病都没有，因而没有人能预测传染的河流将会泛滥到哪里，又会在哪里转弯。

他心中将这个状况称之为“临终时间”，当这个时间接近时，他愈来愈确定，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想跟儿子在一起。如果他们会丧命，那么那是安拉的旨意。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跟自己的孩子相守，这样他就可以抱着他，告诉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管是这个世界或是下一个世界。如果上天的旨意要让他们活着，那么，只要有办法，他就要带他去阿富汗。他们会一起沿着阴影下的河岸行走，或许他会带他去看自己当年击落雌鹿武装直升机的那些山坡。当夏天转换为秋天时，他们会穿过遥远的山谷，等到时机到来，他们会笑着重返沙特阿拉伯，在最接近他父亲灵魂的土地上一起变老。

跟他儿子在一起？这个想法支撑着他熬过卡尔斯鲁厄的一切。有天晚上他到一家提供网络的咖啡店上网搜寻，已经在米拉斯找到一栋出租公寓，很适合男性居住。

没错，他会以医生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机场，登上飞机。他要飞到博德鲁姆。

10

我搭乘一架全速飞行的私人喷气机，花了大约两小时从吉达飞到加沙走廊。这一小片凄惨的土地介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住了一百五十万名无国籍的阿拉伯人，还有至少二十个被美国国务院确认为恐怖组织的团体。

贝鲁特工作站已经安排了一架中央情报局的里尔喷气机，取代之前军火商那架庸俗的红色湾流喷气机。机内的装潢是三种深浅不同的米色，至少不会害我偏头痛。尽管这可能是优点，但缺点则是飞机上没有床。我只好坐着，而由于窗外只有一片无尽的油井，于是唯一陪伴我的，就是脑中的思绪。

我必须说，这些思绪真是糟糕的同伴。我不认为自己虚荣，但我的职业荣誉感的确很强。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无处可以躲藏，尤其是不能回避事实。我和扎卡里亚·纳苏里正面对决过，而他击败了我。

或许我从来就没有机会—他太厉害、太聪明、领先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抓到他。这个人带着生石灰进入兴都库什山脉。让驮马背着生石灰走了五百里，走过的某些地方是世上最险恶的地带！他计划好每一步、每个细节。

一个有办法做出这种事的人，也一定预料到会有我这一行的人想要找到他。就像一个逃亡者走过刚落下的新雪，他一面走一面回头把足迹扫干净。他14年前就买了一份死亡证明，接着又弄到一本伪造的护照。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或许他领先太多了，根本就抓不到。

照我看来，我们一路所做的都没有错，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在知道这个秘密的十个人中，有八个政府官员不光是守住了秘密，还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行动。不是我自夸，另外两个人—“低语死神”和我—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好手，还有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所有资源和科技当靠山。我们是最顶尖的掠食者，而且就像所有掠食者一样，我们有与生俱来的出猎本能……

我停下来纠正自己—并不是每个顶尖掠食者都会出猎的。我可以想出至少一个不是。鲨鱼会出猎，但鳄鱼则是静静趴在芦苇丛里，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那一刻，我明白我们错在哪里了—我们一直在追猎他，但其实我们该做的，是布置陷阱等他来。如果只是直线式跟在后面追，他领先太多了。但如果是用陷阱，他领先再多也没差。

我们还有时间吗？或许我们还有一张牌可打，还可以再掷一次骰子，手枪里还剩最后一轮子弹。无论如何，我们得把他引出阴影，逼他来到水池里。

我凝视窗外好久，感觉上好像看了一辈子，但是我没看到云或是油井。最后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丝机会。我的根据只有一个，那是多年前我在日内瓦一个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学到的一课：爱并不软弱，爱很强大。

我解开安全带，挣扎着站了起来。之前我都没发现晴空乱流正在摇晃这架飞机，害飞机上下左右乱晃，但我没有时间担心了。我走向机舱前方，飞机忽然往下降，害我差点撞到机顶。我赶紧抓住一张椅背，然后半爬半冲地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头是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话。

我抓起听筒，打了个电话。

11

“低语死神”几乎立刻就接了起来，他的声音虽然比平常更轻，却沙哑得听起来像是强酸流过碎石地。太多的压力、太少的睡眠，又有太多的失望，实在是常人难以负荷的。

我告诉他我们试图追逐撒拉森所犯的错误，然后解释我想试的—没讲细节，只是个大概。幸好，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不必仔细跟他解说。

我说我们暂时不能引渡库马利，还要说服总统延后他的全国演说。“我需要时间准备，大卫。”我说。

他干笑一声。“你想要的，我偏偏没有，”他说，我再度听到他声音里的苍老，“我们没办法延后，我二十分钟前跟他谈过—不可能的。”

我为自己的方法辩驳，不断恳求他。最后没有办法，我生气地告诉他最好听我的话，因为我是我们这一辈最棒的情报员，而且，操他的，我告诉他我们还有机会。他沉默片刻，我知道，刚刚这种露骨的自傲实在太不像我的个性，于是吓到他了。他叫我等一下。

于是我继续在乱流中横冲直撞—既是实际，也是比喻—等着他用另一线电话打给总统。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走过他家书房里的木头地板。

“我刚刚跟葛洛弗纳谈过，”他说，“他不觉得行得通，他不相信—”

“耶稣啊！”我打断他，“你有跟他解释我们犯的错吗？”

“当然有，”“低语死神”简短地说，“我说我们像一帮杂牌军到处乱闯，但其实我们应该要像亡命之徒等着火车过来。这样讲够清楚了吧？”

“他还是不接受吗？”

“你没听我讲完。他说他对这个做法没信心—但他对你有信心。你有36小时。”

我松了口大气。又一个得救的机会，又一个赎罪的机会。“谢了。”我难为情地说。

“打电话给我们，不管是好是坏。如果状况开始恶化，他希望立刻知道。他已经准备好对全国演讲的稿子了。他说不要有错误的期待，不要让渴望压倒理性。要是结果是一堆屎，就不要想擦亮它。”

“好。”我回答。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再给你另一个号码，以防万一出了状况。是葛洛弗纳的。”

尽管我的记忆力很好，但我不想冒险，于是我拿出手机，把号码输入，设定速拨代码是“911”。我还没设定完，“低语死神”就要开始进行了。

“好吧，我们有三十六小时，也有大致的计划。现在我们来讨论吧。第一步是什么？”

“一通电话，”我回答，“不能由我们自己打—必须搞得很逼真。我们在土耳其情报部门内部，最高层的线人是什么职位？”

由于土耳其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知道中央情报局就像每个主要情报部门一样，一定花了很多年，在土耳其情报局内部经营了叛国的线人。

“低语死神”没吭声—我问的事情属于全国最高机密。

“大卫？”我催他。

“有个人我们可以用。”他不情愿地说。

“谁？”

“土耳其情报局有两个副局长，”他最后终于说，“其中一个从小是逛沃尔玛大卖场的，但是他比较喜欢名牌古驰，懂了吧？”

“简直了……副局长？”我说，非常震惊。尽管在“空降师”待了几年，我还是很惊讶间谍世界内部的背叛层级之高。“这件事情他不会喜欢做的。”我说。

“他非做不可—他怕我们会跟土耳其政府供出他来。或许现在土耳其还会吊死叛国者。细节是什么？”我听到他翻找出一支笔，打算要记下来。

我讲完之后，他把要点跟我回报一次。结果他不光是记录而已，还在记录的过程中改进、加强，再一度，我感谢上帝有一个这么棒的项目调度官。

“那现在怎么办？”他问，“打电话给他，叫他去做？”

“没错，要赶快，不然我们就没机会了。”

我挂断了电话，然后，趁“低语死神”去跟那个土耳其情报局副局长丢炸弹的同时，我用力敲了驾驶舱的门。然后听到里头那位前美国空军的驾驶员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

“什么事？”

“改变计划。放弃加沙，我们要去博德鲁姆。”

门打开来。“博德鲁姆在哪里？”

我吼着告诉他答案，同时转身走向那个电话间。我还有另一通紧急电话要打。

12

手机响起时，布瑞德利正在下东城的一家酒吧。不是那种时髦人士群集、有tapas小菜和“品尝菜单”的地方，而是墙壁被香烟熏黄、供应的酒烈得你脚趾都要卷曲起来的那种。这是旧日纽约的最后遗迹，换句话说，就是警察爱的酒吧。

班是去参加一个老警察的退休欢送会，由于那个警察的人缘太好，那家酒吧又太拥挤，因而他唯一能逃离人群和噪音的地方，就是店外的街上。于是，当他被征召加入间谍世界的第一线时，正拿着一瓶长颈啤酒站在细雨中。

“你在哪里？”他问。

“在一架中央情报局的飞机上，正经过约旦上空。”我说。眼前没有必要隐瞒，我就是要他震惊，要他听到召唤。

“一等你挂掉电话，”我说，“就打电话给你之前一直帮忙传话过去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是大卫·麦金利，是国家情报总监。”

我听到布瑞德利猛吸一口气。“什么，我还以为—”

“别管你怎么以为了。这件事很重大，跟大卫说我急需要一个帮手。他会派直升机去接你到机场，然后让你搭公务专机。”

“我要去哪里？”他问。

“博德鲁姆。麦金利会安排相关文件—你是纽约市警局的警探，要来调查英格丽·柯尔的谋杀案。”

“谁是英格丽·柯尔？”

“就是你们在东城旅店发现的那个死者。”

“你怎么—”

“稍后再谈。”我说，一边感谢上天安排卡梅隆和那位冒牌英格丽：她们所犯的罪，让我有名义来到土耳其，而且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我会去机场接你，”我说，“还有，务必带着你的佩枪。”

在六英里的高空上，飞机转向博德鲁姆，气流终于减弱了。要是一切都按照计划，我想布瑞德利应该用不到那把枪。不过事情从来就不会完全按照计划来的。

13

我跟“低语死神”讲完电话二十分钟后，尽管那个土耳其情报局的副局长非常抗拒，但他还是打了那个电话。打给蕾拉·库马利。

当然，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对话，但一段时间后，我看到了通话译成英文的文字稿。即使这份稿子缺乏所有的语气和情绪，也还是看得出那个副局长是这一行的高手。他请一个助理先打电话给库马利，约了时间请库马利打给他。她拿到的电话号码是土耳其情报局的总机，于是转接了好几个助理，等到最后跟那位副局长通上话，她就很清楚，对方是非常有权势的人。

副局长非常礼貌地说，有一件很机密的事情需要她的协助，是有关一名外国访客的。老天，当她明白他不是要调查她时，一定松了口大气。

“你对布洛迪·大卫·威尔森有多了解？”他问。

文字稿写着她顿了一下—库马利应该是很惊讶—但副局长鼓励她。

“讲印象就好，这不是要你作证。”他笑着说。老天，他真行。

他静静听着她叙述我，偶尔插句话，让她觉得他很关心这件事。

“谢谢你，非常好，”等她说完之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他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问，开始铺路。

“不……没有，”库马利说，但接着她想得更仔细，就犹豫起来了，“有件事情：他很聪明—我的意思是，工作上非常厉害。我还记得自己想过，是不是所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都这么行。”

“没错，那就说得通了……他的确是非常优秀。”副局长莫名其妙地说，“那么，他在你面前打电话，是不是曾让你觉得讲话内容很可疑或很困惑的？”

“没有……不过他有个奇怪的习惯—我没注意到，但是我的秘书发现了。他打完电话时，总是把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

“为什么他要把电池拿出来？”那位副局长问。

“我不晓得。”

“那么我告诉你吧。如果有人把手机放在口袋里，那我们就可以遥控把手机电源打开，不让他们知道。

“一旦电源打开，就可以启动手机内置的麦克风。窃听这部手机的人就可以听到房间里的所有一切。如果电池拿出来，那就不会被窃听了。”

“我都不晓得。”库马利回答。

“所以你没发现那个情报人员老是这么做？”

“情报人员？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低语死神”的指示，那位副局长就是希望库马利问这个问题。他执行得完美无缺，的确是专家。

“你是宣誓过的执法人员，而且受到高度的评价。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那当然。”

“我们在保加利亚的边境有摄影机，录下所有进出境的人车。我们也知道布洛迪·威尔森租的车牌号码。多亏我们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软件，我们知道他去了保加利亚。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关那个车牌号码的辨识系统是吹牛—这种软件当然存在，但土耳其根本没使用，差得远了。而库马利当然无从得知。

“不知道。”她说。

“我们两名在边境工作的人员查到他去了一个叫斯维伦城的小镇，买了一部便宜的手机、一张电话卡，打了一通电话。你听他提过那个小镇吗？”

“从来没听过。”

“因为这件事，我们就对威尔森探员非常感兴趣。原因我不能说，我们现在相信，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身份。我们认为他真正的名字是麦克·约翰·史毕兹。你对这个名字有任何印象吗？”

“完全没有。”库马利回答。

“史毕兹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精英单位，”那位副局长继续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认为他是个很厉害的探员。他们的职责是追捕恐怖分子。”

我可以想象，库马利顿时害怕起来，她坐在旧港口刷了石灰水的自家房子里，忽然震惊地想到自己录音剪辑过的那两通电话。

他们的职责是追捕恐怖分子。

她一定心想，中央情报局要来追捕谁？她？她哥哥？她知道他被通缉，但他到底把她拖进了什么样的状况里？

“我们相信，那个凶杀案调查只是个幌子，”那位副局长说，“他来到博德鲁姆另有任务。你知道他可能是要调查什么吗？”

“不知道，”她撒谎。那份文字稿记下她说得“强而有力”。

“总之，谢谢你，你帮了很大的忙。”那位副局长说，“眼前，我们还不打算做什么。我们会先监听史毕兹的电话，等着看状况。不过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是我的专线。如果你听说了什么，就立刻打电话给我，明白吗？”他说，然后把号码告诉库马利之后，便结束了通话。

“低语死神”和我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我们安排让目标知道这趟任务的真相。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布置了一个陷阱。库马利是警探，我赌上一切的目的，就是预料她的直觉会促使她去调查，她会想要知道更多，因为她很害怕。而我相信，她唯一会查的只有一个地方：我的旅馆房间。

她不会亲自去做，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她一定认识很多歹徒可以帮她动手。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他们来查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

14

这是我职业生涯头一回这样—在没有掩护身份的状况下进行任务。

那架小喷气机飞过约旦上空，降落在米拉斯，此时上午已经过了一半。我毫无困难地通过土耳其入境检查处，去停车场找到我的车，没开向博德鲁姆，而是迅速开进米拉斯市区。在市政厅后方，我找到一家相机店，把手机交给一个年轻女子，看着她把我指定的那张照片印出来，那是我在吉达所拍摄的，照片里是库马利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那家店也贩卖一些手机配件，于是我又买了一个电池，要给我在保加利亚买的那部廉价手机使用。

我找到一家五金行，买了一把小钻孔机、一把烙铁、一罐万用黏胶，还有半打其他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车里，赶回博德鲁姆。回到旅馆时还是午餐时间，这表示经理不在，于是我不必耽搁，立刻回到我的房间。

我把那个破旧的新秀丽行李箱从衣柜顶拉出来，小心翼翼地割开箱子内里盖住两个锁的衬里布，其中一个小锁孔用钻孔机凿穿。接下来，我动手处理那部保加利亚买的手机。先用烙铁设法把两个电池接在一起，好让手机的电量加倍，然后我打开手机菜单，花了二十分钟摸索设定，让相机可以每隔两秒钟拍一张照片。

我把改装过的手机放进行李箱，让拍照的镜头抵着凿穿的锁孔，以便拍到整个房间。我只要在出门前把电话开机，把衬里布黏回去，再把行李箱放到衣柜上头就好了。我猜想那个相机应该藏得很好，同时那个位置还有另一个绝佳的优点—来搜索的人只会看箱内，但通常不太会检查箱子本身。

我现在有自己的监控系统了，虽然只是临时的，但是可以用：我必须确知闯入者发现我打算布置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得靠这点。

我拿出刚印出来的库马利旧家照片，还有一个计算机随身碟，里头有一张她巴林驾驶执照的复印件、那个水肺潜水博客的细节，还有她在伊斯坦布尔就读学院状况摘要。我把一切放在一个塑料档案夹里，放进了房间内的保险柜。这个保险柜很烂，上头有个电池供电的电子号码锁，任何像样的小偷都晓得，只要拆掉电池、清除密码，就能打开了。

那张照片和文件，是刻意要让蕾拉·库马利相信麦克·史毕兹是在追捕她。

此外，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所谓的光环效应会盖过她所发现的其他东西—我希望那些闯入者也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偷走。在计算机里，库马利将会发现两封电子邮件，其实完全是我在飞机经过约旦上空时假造出来的。我检查了一下，把邮件放进收件箱里，加上适当的日期。此时旅馆的电话响起。

一个女人自称是纽约市警局凶案组的秘书，但我猜那是胡说的—我几乎可以确定，她是“低语死神”的幕僚人员。

“你在等的那架班机是土耳其航空349号，从罗马起飞，15点28分会抵达米拉斯国际机场。”她说。

我没在等任何从罗马飞来的班机，但我猜想是这样：“低语死神”觉得公务喷气机会引起太多猜疑，于是帮布瑞德利订了一般民航客机的机位。

我看了一下手表：如果我想及时赶到米拉斯，就得在十分钟之内出发。我检查过那两封电子邮件，但没有删掉任何计算机档案，因为这些资料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的计谋更加可信。反正真正机密的数据都另有无法破解的128位加密保护。这台计算机本身有密码，不过是很低阶的密码，“低语死神”刚交给我的时候就说过，要是有人想破解，很快就能办到了。

我把笔记本电脑跟其他数据一起放进保险柜，又把保加利亚手机开机，重新黏好行李箱的衬里布，然后赶紧出门。

我走出电梯时，行李员、接待柜台后方的年轻经理、负责总机的女人都看着我。我把房间钥匙放在柜台上，大声对着那位总机小姐喊，以确保他们两个都听到。“我要去机场。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就说我五点半会回来。”

我知道如果库马利要彻底搜索我的房间，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出我的行踪。希望我刚刚帮她和那些窃贼帮手省下一些麻烦。

我跑向我的汽车时，心想在我回来之前，他们会从旅馆后门进来，走运货电梯上楼，挑开我的门锁，然后把我的房间搞得天翻地覆，布置得像是一桩单纯的旅馆窃案。

我真是大错特错。

15

我及时赶到机场，才等了两分钟，布瑞德利就走出海关。

我带着他穿过众多背着茶桶卖苹果茶的小贩、无数的骗子和乞丐，还有一对几乎可以确定是扒手的斯拉夫迷人男女，我们出了航站楼，走向停车场。

在街上，来自亚洲的风送来阵阵异国气味，扩音机播送着唤拜人的声音，提醒着大家现在是礼拜时间。我看到布瑞德利望着混乱的人车、远处覆盖着松树的丘陵、附近一处清真寺内的宣礼塔，我知道他非常震撼。

“这里离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很近，”我说，“跟巴黎有点不太一样，对吧？”

他点点头。

“我们这一行的人会慢慢习惯国外的地方，”我继续说，“但永远没办法习惯寂寞。看到你很高兴。”

“我也是。”他回答，“你打算告诉我，为什么要找我来这里吗？”

“不，”我说，“但我会告诉你必要的事情。”

我们上了我那辆菲亚特汽车。一如往常，我在土耳其的车阵中左闪右闪，同时拜托布瑞德利把我们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等到我解释原因时，我们已经上了高速公路。

“我们—我指的是美国政府—正在追捕一个人，”我解释，“我们已经追捕他好几个星期了—”

“就是大家都在谈的那个家伙？”他问，“持有核反应器的那个？”

“根本没有什么持有核反应器的人，”我说，“那只是掩护的说法。”

我看到布瑞德利一脸惊讶，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已经在电视上看过总统谈这件事不晓得有多少次。我没时间跟他解释原因，于是继续往下说：“两天前，我们以为可以逮到他了，但我们错了。我们没有他的名字、国籍，也没有他的下落。我们唯一有的线索，就是他妹妹—”

“蕾拉·库马利。”他说，他眼中闪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没错。过去十二个小时，有人告诉她，我不是来这里调查一桩谋杀案的—说我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

“你是吗？”

“不，我的责任比那更重大多了。稍后到博德鲁姆时，我相信我们会发现她已经找人把我的旅馆房间洗劫过。那些小偷会拿走一些东西，包括我的笔记本电脑。

“计算机里有一些防护装置，但是她要破解不会太困难。她会发现里头有两封电子邮件很重要。第一封会让她知道，我们已经拦截到她和一个兴都库什山的男子以密码通话—”

“什么山？”

“兴都库什山，在阿富汗。她会看到邮件里说，我们不知道那两通电话的内容，因为都编成了密码。但由于她在沙特阿拉伯出生，她父亲被公开斩首，而且她通电话的朋友涉入三名失踪外国人的绑架案，所以我们认为，她也参与了一桩恐怖攻击。”

“那她有参与吗？”

“我不认为有，但邮件里会详细提到要把她抓起来，引渡到‘光明点’。”

“什么是‘光明点’？”

“她会上网搜寻，发现许多报纸上的报道宣称那个地方在泰国，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监狱。”

“是真的吗？”

“没错。”

“送去‘光明点’会怎样？”

“会遭到刑讯逼供。”

“我们的国家会对女人做这种事？”

“我们的国家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

班才来到土耳其三十分钟，就已经接受了一堂震撼教育。我让他沮丧地静坐一会儿，同时超车越过了一批开向叙利亚边境的土耳其军用车队。

“库马利独自照顾一个六岁的男孩，”我继续，刚刚那队坦克运输车已经在我的后视镜里消失，“当然了，那个小孩不能丢下不管。所以我的电子邮件里面，也列出了要帮那个小男孩做的种种安排。”

我掏出手机，放进电池，打开里头的照片档，将手机递给班。屏幕上是我在库马利家厨房帮那小男孩拍的照片。

“他是唐氏儿。”布瑞德利说，抬头看着我。

“没错，”我说，“那封邮件里说，我们的人会接走他，送到保加利亚的一家孤儿院。保加利亚是全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这个国家的贫困状况，再加上他是外国人，所以不会有人特别照顾他的特殊需求。”

布瑞德利还是盯着我；令人作呕，我心想。“那封邮件的目的，是要让她恐慌。”我继续说。

“我想你应该会达到目的，”他说，“但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她可以联络我们追捕的目标。问题出在，如果我们试图逼迫她，她联系他的方式就会夹带警告—他就会躲起来，我们就永远找不到他了。

“但如果，她认为自己看到了机密信息，恐慌起来，就会主动联络那个目标。她不会故意犯错，也不会机灵地警告他。

“他是唯一可以帮她的人，是唯一可以告诉她怎么回事的人。即使他想置之不理，也没有办法—他是阿拉伯人，是她的哥哥，所以他是一家之主。”

布瑞德利想了一下，然后再度看着手机上的那张照片。这个大笑的小孩，只是一场大游戏里面的小棋子。

“这些全是你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他问，我听出他的口气并不是赞赏。

“差不多吧。”我说。

“你的工作向来都像这样吗？”

“不，”我回答，想到莫斯科那两个小女孩，“有时更糟糕。”

布瑞德利吸了口气。“好吧。所以库马利联络她哥哥—接下来呢？”

“她会把第二封电子邮件的内容告诉他。”

16

我缓缓转入慢车道，看了一下后视镜里的车流。等到确定没有人跟踪，我就带着班更深入阴暗的谍报世界。

“第二封电子邮件显示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发来的。日期是两天前，上头说我们追查兴都库什山那三名外国人的绑架案，已经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你们其实没有，对吧？”班问。

“对。那个人和整个绑架事件是个谜。他是独行侠，整个组织只有他一个人。从来没有任何流言，也没有出卖的机会。我们在追查的是个鬼魂。”

我下了高速公路交流道，驶向博德鲁姆。“但我们瞥见过他一眼，”我继续说，“我们知道他去过阿富汗两次。第一次是去那里对苏联作战；第二次是去那边绑架三个人—”

“为什么要抓那三个人？”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班很不高兴，但我没办法—他没必要知道，在他刚踏入的谍报世界里，这是黄金法则。

“不过这个绑架事件里，有一点对我们的计划很关键：大卫·麦金利发现，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绑架三个人，因为那里是阿富汗，而那三个人是从三个不同的地点被绑走，其中一个还是从设了安保围墙的院区内。就这点来看，我们要找的鬼魂一定是有帮手，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个追查的方向。

“麦金利去过阿富汗两次，西方世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那个国家。他很确定帮助这位的，是他以前的老同志，大概还是个军阀。这类交情的渊源很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派了一千个探员过去查，却没有打听到什么。

“第二封电子邮件里说，两天内，那些帮手的其中之一—我们提供给他一大笔现金和一个新的身份作为交换—就会把这个鬼魂和所有协助者的名字说出来。”

此时我们来到海岸，下沉的夕阳把蔚蓝的海水染上一片片深浅不同的粉红色。我想班应该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景致，但他几乎没注意到。

“如果是真的，那些他背叛的人会怎么样？”他问。

“他们会被审问，然后交给阿富汗政府。”

“然后被处决。”

“没错。那封电子邮件没提到叛徒的姓名，不过里头表明我显然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要找的目标，也就是那个鬼魂，如果想救他自己和那些老同志，就得从你这边查出叛徒的名字，然后赶紧通知那名军阀。”

“没错。”我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来这个水坑，他得来博德鲁姆逼我说出来。而且他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然后你会抓住他。”

“不。”

布瑞德利很惊讶。“不？！你说‘不’是什么意思？我以为—”

“抓住他也没用。那个人有我们需要的信息。这么说吧，他已经把一个包裹寄往美国，或者即将寄出，我们没有办法查到那个包裹，非得让他告诉我们寄送的详细资料。”

“刑讯逼供。”

“不，跟他妹妹的问题一样。他会撒谎，等到我们发现，那就太迟了。那个包裹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不，他必须自愿告诉我们。”

布瑞德利大笑。“那你要怎么逼他自愿告诉你？”

“我不会，”我回答，“要由你来逼他。”

17

“不行！”班大吼，瞪着我。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生气。我才刚解释完要怎么逼撒拉森说出他寄送货物的细节，他就毫不掩饰自己厌恶这个念头，甚至不屑待在车上了。

“我不会做的，不会有人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脑子—会想出这样的计划？”

“那你就给我一个更好的计划，”我回答，试图保持冷静，“我不会比你更喜欢这个点子。”

“是吗？你忘了，你选择了这种生活。”

“没有。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曾试着要离开—是这种生活选择了我。”

我很不爽—眼前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给我上道德课。我踩下刹车，转进那家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大海和博德鲁姆全景的餐馆。

“我对看风景没兴趣。”布瑞德利说。

“我开进来，是为了让你有点隐私。”

“要隐私做什么？”

“让你跟玛西讲电话。”

这回我还是停在远离露台人群的地方。我准备下车，好让他单独留在车上。

“我为什么要跟玛西讲电话？”他问道。

“你有回跟我说过，她父母有一栋滨海房屋—在北卡罗来纳州或哪里的。”

“滨海房屋跟眼前这事情有什么关系？”

“到底有没有？！”我坚持问。

“在外滩群岛。你提这做什么？”

“叫她开车去那里—立刻，今天晚上就动身。”

“问题是，她可能会想知道原因。”

我没理他。“告诉她尽可能多带些食物和瓶装水。基本食材—米、面粉、罐装煤气。务必记得带罐装煤气，愈多愈好。”

他瞪着眼睛，愤怒消失了。“你吓到我了，斯科特。”

“布洛迪！我的名字是布洛迪。”

“对不起。”

“别害怕，你所在的位置很安全—在道德制高点上。她会射击吗？”

“当然会。我教过她。”

“带几把长枪—步枪，霰弹枪。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最好的枪款型号。她一住进那个滨海房屋，我可以在电话里逐步教她怎么把枪改装成全自动的，她会需要弹药，很多弹药。”

布瑞德利想插话。

“闭嘴。任何人走近那栋房子，只要在两百码之内，她就叫他们退后。要是他们继续走，她就开枪直接射杀。不要只是开枪警告而已。两百码很重要—在那个距离，她就不可能吸入物化的颗粒而感染。”

我看到他双眼因为恐惧而发亮。“感染什么？！”

“一种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而且可以抵抗任何已知的疫苗。这个版本的病毒被称为出血型，而且一般相信致死率是百分之百。这就是被寄到美国的东西：天花。”

班·布瑞德利，曼哈顿的凶案组警探，“9·11”事件的英雄，这辈子才第二次出国，不到十二小时前才被征召加入谍报世界，此时坐在土耳其海岸边一处高耸的瞭望台上。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勇敢的人，现在也成为第十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18

我们开着车，一路迂回下坡，沉默地驶入博德鲁姆。班没打电话给玛西—面对着两种邪恶要选出一个，而且也想不出其他办法能逼撒拉森说出实话，于是他挑了比较不邪恶的那个，接受了我的计划。

之前他听到那个即将发生的大灾难，一时间震惊又恐惧，但一等他平复过来，就立刻开口要求，“再跟我说一次你的安排。”

于是我再度解释了那个计划，又回答完他一大堆问题—甚至细到绳子的长度、套索该多紧—这才发动车子，迅速驶出那个露台，重新上路。

我专心开车，直到进入博德鲁姆，开进一条条狭小街道。靠近我要找的那栋房子时，我就把车靠边，停在五十码外。我指了那栋房子给班看，要他说出那房子的十个特征，然后从头再说一次。这是加强记忆的标准方式，大部分研究显示，就算在极大的压力下，实验对象也会记得其中六个特征。等我确定即使在任务的巨大压力之下，布瑞德利也能找对房子，我就驶离路边，开回旅馆。

趁着班在接待柜台登记，我就急着先回我房间，想看库马利的人马会造成多大的损害。我走进电梯时，看到柜台的经理露出微笑，接过班的护照。

“啊，班杰明·麦克·布瑞德利先生。”他说，“我需要你的信用卡三张，好让我站在安全的那一边。”

“麻烦你再说一次？”班说。

19

什么改变都没有。我站在旅馆房间刚进门的地方，发现什么都没碰过。

我关上门，走向衣柜，输入保险柜的密码，打开来。笔记本电脑和那个塑料档案夹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

我看了房里一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库马利怎么会识破的？是土耳其情报局的那个副局长故意或无意间跟她泄漏了消息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他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可能冒险打电话给一个低阶警察。所以为什么她没上钩？我在房间内巡视，脑袋里从这个理论跳到另一个理论。我经过了没铺的床—我离开时在门上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好让那些窃贼不会被打扰—走进浴室。

一切都跟我离开时一样。我想都没想，就弯腰捡起一条扔在凳子上的毛巾，看到了架上的牙膏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不过我从小就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我会把牙刷靠着牙膏的顶端放置。现在牙刷是放在牙膏旁边，显示曾有人拿走过，好打开浴室的橱柜。

我迅速转身，走进卧室，把行李箱从柜顶拖出来。我很放心地看到，就算闯入者打开箱子看过，但他们没发现那部保加利亚手机—还藏在衬里布里头。我把手机从固定胶带上拉出来，点了一个图示，打开照片匣，里头是每隔两秒钟拍摄一次的照片。

我迅速看了一下，那些歹徒确实来过，只不过他们比我预期的高明许多。

照片上的时间码显示，我离开三十二分钟后，两名男子进入了我的房间。有张照片清楚照到他们的脸：两个眼神冷酷的时髦小子，三十来岁，穿着昂贵的皮夹克，带着背包。他们行动迅速而有效率，尽量不说话，因而我知道他们是专业好手。我之前把手机的麦克风打开了，于是勉强可以听到他们讲话的模糊声音。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认得那种语言：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就该有所警觉的。

他们的国籍也说明了他们为何能轻易进入这个房间。有张照片的背景里，我看到那个行李员—同样是阿尔巴尼亚人，也同样不是好东西—接过一沓钞票。我猜想，他收了钱之后，就又回到楼下门厅的一个凹室待着，帮他们把风，以防万一我提早回来。

照片共有几千张—感谢老天，那两颗电池撑住了—不过很快看过去，晓得他们的工作有多么专业，我就大致上晓得他们做了些什么。

那些照片显示，他们进门后，带头那名男子脱掉皮夹克，然后开始工作。他夹克里面穿着紧身黑T恤—我相信他挑这衣服，是刻意要凸显他一身健美的肌肉线条。我心想，他应该打了不少类固醇。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台数字相机，在搜寻那个凌乱的小书桌前先拍照，以便稍后可以把一切确实归回原位。我猜想他们搜寻房里其他地方，也是采取同样的步骤。难怪，除了那个稍微摆错位置的牙刷，一开始我根本不认为有人进来过。

然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保险柜，尽管照片不是很清楚，但看得出他们毫无困难就打开。那个肌肉男一定是把便宜的圆形号码键盘逆时钟旋转开来，露出里面的电池和电路板。然后他拿掉电池，清除密码，插上他自己的号码键盘。有十张照片显示，他不到二十秒就打开了保险柜门。

他们拿出塑料档案夹，翻拍了库马利童年家宅的照片，然后肌肉男拿出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插入我的随身碟，开始复制内容。等到复制完，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计算机上。我不必看完所有监控照片，也晓得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利用一支小螺丝起子，把我的计算机硬盘拆下来，接上他自己的计算机，避开我计算机里大部分的保护装置。在代码生成软件的协助下，他们几分钟内就能破解剩下的防护装置，看到我所有的文件和电子邮件。

接下来，他们只要把所有一切复制下来，再把我的硬盘接回笔记本电脑，其他一切也都放回保险柜。我迅速看完剩下的其他照片，看到那两名男子搜索了房间内的其他地方，进入浴室，又出来，拿了他们所有的东西离开，前后只花了二十六分钟。

看着他们离开的照片，我坐在床上，双手因为解脱感而颤抖：成功了，第一阶段结束了。库马利相信我们在土耳其调查局内部间谍所打的那通电话，完全按照我们所希望的行动。

无疑地，她会看到那些偷走的信息，这表示接下来的步骤完全掌握在她手里。她会相信那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吗？我在编造那些电子邮件时，会不会因为疲倦又焦虑，而犯下某些细微的致命错误？她会害怕自己被送到“光明点”、那小男孩被送到孤儿院，而恐慌得剪辑出一份讯息，跟她哥哥联络吗？

要不是只顾想着这些问题，或许我就会更注意手上的照片。我知道这一带有七个主要贩毒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的头子是希腊帖撒罗尼迦的薰衣草农场主，他对于美国情报员的行动非常感兴趣。要是我更留意，就会想到他正是库马利最可能找来帮她干肮脏活儿的人选，或甚至认出照片中有个人我以前见过。但我没有，此时有人敲门了。

我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了一下，是布瑞德利。

“小偷来过了吗？”他问。

“对。”我回答。

他垮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个经理是怎么回事？”

“那位教授？他怎么了？”

他转头看着我。“教授！什么教授？”

“英语教授。”我说。

布瑞德利差点露出微笑—让我松了一口气。这表示他已经克服对自己即将扮演角色的厌恶。为了接下来的一切，我需要他冷静且完全投入：我的性命就全部在此一举了。

20

“现在怎么办？”布瑞德利问。

之前他已经离开我房间，回他自己的房间里打开行李又冲了澡。现在他跟我一起坐在旅馆的用餐区，看起来不那么憔悴了，而且似乎比较放松。此时是晚上九点，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吃着小菜，两个人都很焦虑，没什么胃口。旁边没有别的人：夏天人潮很快就散去了，旅馆里的其他少数客人都去了海滩边的酒吧或餐厅。

“下一步就是库马利会阅读那些假的电子邮件。然后希望她会去联络她哥哥。”我回答。

“我们怎么知道她会不会去联络？”

“梯队系统。”我说。

“什么是梯队系统？”

“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过，要是存在，它就会听到手机、有线电话、电子邮件，还有土耳其这一个区域的一切通信。尤其是，它会监听四英里外的一座公用电话亭。”

“那如果库马利真的联络他，你想会是什么时候？”

我也一直在想同样的问题。“她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那些偷来的信息，”我回答，“照那些阿尔巴尼亚人的手法，应该已经先帮她破解了密码，她就不必浪费时间对付了。

“假设她相信她所阅读到的一切，那她一定吓坏了。她会反复阅读，希望能在硬盘里找到其他的信息，浪费时间。最后，她的震惊、甚至想呕吐的感觉，都会慢慢过去。

“她会坐在她旧房子里的计算机前，在一个网络论坛或约会网站贴一则讯息。

“然后，撒拉森几乎立刻就会收到这个网站寄给他的一份文字讯息，说某个跟他兴趣相同的人刚刚贴了一则文章。

“他会晓得其中含义—他必须赶紧跟她联络，大概是在某个之前约好的时间。

“同时，库马利要赶紧从英语新闻节目里录下她需要的片段，剪辑成一段话。她会因为焦虑而拖慢速度，然后她会开车到那个公用电话亭，等着她哥哥打来。

“我猜想，等到她完成这一切，梯队系统会听到一些信息，时间不会超过夜里十二点。这是我们的最后期限。如果没有消息，那么我猜想，就是她识破了这是个陷阱，我们就完了。”

“那如果梯队系统听到了，麦金利就会打电话给你，说那个人大概会动身了？”布瑞德利说。

“对。麦金利会讲得很简短，他只会说类似：兄弟，该你上了。”

“夜里十二点，”班低声说，看着壁炉上方的时钟，“还剩三个小时。”他几乎笑了出来，“这会是很漫长的一夜。”

“是啊，”我冷静地说。多年来我度过很多漫长的夜晚，已经学会了要有耐性，“两个选择—你要玩牌，还是要听一个故事？”

“不晓得，”他回答。“是好故事吗？”

“那要由你自己判断，”我说，“故事是有关一个叫英格丽·柯尔的女人。”

21

“我们以为死亡执行令都是由法官或州长签发的，其实并不见得，”我解释，“我们要谈的这个，就是由一份婚前协议书决定的。”

班和我已经离开用餐区，转到了休息室，这里很舒适，有烧着火的壁炉，一只懒洋洋的猫，而且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大厅和前门—以防万一库马利或那些阿尔巴尼亚人有别的计划，找上门来。

“这对男女认识才六星期，就决定结婚了，”我继续说，“她名叫卡梅隆，他则是道奇，牵涉到的家产有十二亿。”

“难怪要签婚前协议书。”班说，举起一杯啤酒。

如果有适合喝酒的夜晚，我心想，那就是现在了，但我设法抛开这个念头。“卡梅隆原先是个销售助理，所以她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也没有门路找到好律师。

“不用说，这份协议很严苛。如果她跟道奇离婚，尤其是婚后头五年，她几乎什么都得不到。反过来说，如果她成了寡妇，那财产就全都是她的了。

“所以，如果她不爱老公了—”

“又想要得到一大笔钱—”班插嘴。

“道奇签的不是婚前协议书—”

“而是一份死亡执行令。”班·布瑞德利说着扬起双眉，非常感兴趣。

“两个月后，卡梅隆决定，她不想跟道奇在一起了。”我说。

“有其他人加入？”

“通常都是这样的。在这个案例里头，加入的是一个女人。”

“哇，好事真是接连不断啊。”

“接下来我要先说明，有少数几件事情我不晓得。只能凭我的经验猜测，做一些假设，不过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正确。”

他点点头。“那当然，在调查这方面，我不会跟你争辩的。”

“我的直觉是，这两个女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在道奇出现之前，她们是情人，”我继续，“总之，我们姑且称卡梅隆的朋友叫玛丽莲吧—我不晓得她的真实名字。”

我偷看一下手表—才过了二十分钟。我本来不晓得，但当你等待世界末日到来时，显然时间过得特别慢。

“她们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小镇，搬到纽约曼哈顿，我想，她们满怀着梦想吧。

“卡梅隆在普拉达找到一份工作，玛丽莲则是想当演员。换句话说，她白天在一家公司上班。”

“然后卡梅隆遇到了那个亿万富翁。”班说。

“没错，那就像是一阵旋风，不过卡梅隆一定知道，那是她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或许她曾坐下来好好跟玛丽莲讨论过，或许一切都很文明，但我的经验是，人生通常会更混乱—我猜想她甩掉了这个认识了一辈子的好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她嫁给了道奇。

“有一件事我很确定：道奇从来不认识玛丽莲，甚至没见过她—这点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很重要。”

“好吧，”班说，“所以道奇和卡梅隆结婚了，但是这段婚姻并不美满。”

“没多久就撑不下去了。虽然我相信，玛丽莲之前觉得遭到背叛，但卡梅隆又跟她联络。卡梅隆想摆脱道奇，但有个难题—”

“婚前协议书。”

“没错。但这两个女人发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彼此破镜重圆，而且还能发财。那就是杀了道奇。”

“她们的计划是什么？”班问。

“原先她们不晓得。然后，有天早上，一群恐怖分子帮了她们的忙：‘9·11’。”

“玛丽莲工作的办公室就在世贸双塔里，但她那天迟到了。她看到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于是明白，全世界都会以为她死了。对于一个打算谋杀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不在场证明了。”

我抬起头，看到三个住客进了前门，走向电梯。一如往常，我的间谍技巧又在脑袋里面开始算计，知道这三个人都不会再出门了。接下来十分钟，那个年轻的值班经理会锁上前门，确定送货的后门和运货电梯也都锁上，然后关掉旅馆里多余的灯。我看着壁炉台上的时钟—指针几乎不太动。库马利人呢？梯队系统到底有没有在运作？

“可是玛丽莲必须保持死亡的状态。”班说，把我拖回纽约和“9·11”。

“没错，于是她走过烟雾和尸块，找到了一个孤立生活的绝佳地点，那就是东城旅店。

“她是演员，于是她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确保没有人可以认出她或描述她。她每天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班点点头。“是啊，我始终没办法做嫌犯的计算机绘图。她住进去以后，一定是立刻就开始策划。然后她跑去纽约图书馆，找到你写的那本书。”

“没错。那本书后头有个附录，里头列出了世界各国凶杀案的破案率。只要阅读几分钟，她就晓得，要杀人的话，有一大堆国家比美国更适合。

“土耳其很完美—这里的刑事鉴识科学不太发达，调查人员工作过量。卡梅隆轻易就可以说服道奇航行到爱琴海，但这对玛丽莲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死人拿不到护照。”布瑞德利说。

我点头。旅馆里的灯开始熄灭，那只猫伸展身体，布瑞德利和我看着壁炉台上的时钟。还剩一百二十五分钟。

我暂停一下，站起来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我的双手颤抖。

22

在华盛顿，他们也正在看时钟。此时是东部时间的下午大约3点，“低语死神”自行估计了梯队系统会听到库马利传递密码讯息的时间。他算的时间比我还早。

如果事情会发生，他预估，就不会晚于博德鲁姆时间晚间11点。他要吗就是比我悲观，要吗就是比我实际。

离他预估的时间大约六十分钟时，他关上办公室的门，下令挡掉所有电话，要所有幕僚不准打扰他。如果总统要找他，他桌上有一部专线的保密电话，而要是有好消息，国家安全局会用互联网的渠道把细节传送给他。

在他心中，他不认为库马利会去跟她哥哥联络。他已经从经验中学会，希望根本不算数，他见过太多疯癫、太多狂热，不会指望任何恐怖分子的计划能有好收场。他第一次到阿富汗出差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分析人员，那次他就被一个绑了炸弹腰带的怀孕女人炸成重伤。几年后，身为一个外勤工作站的主任，他看过儿童假装要讨糖果，抓着手榴弹跑向美国大兵。

不，他很确定：很快地，总统就会下令关闭国界，大家会开始恐慌，等待疫苗接种的队伍会大排长龙，街上会充满士兵，开始大肆搜查自杀感染者。等到总统的全国演说一结束，“低语死神”就会把自己现在正开始写的辞呈交给总统。

这份辞呈依然维持他一贯的诚实，但是里头带着沉重的哀伤，重得他觉得快要压垮自己了。他的哀伤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他辜负的人民，为了他几乎不了解的子女，为了他一生的事业—三十年前刚开始时还充满希望，但现在却是以历史性的大失败告终。

他桌上的时钟分秒过去，互联网保持畅通，屏幕亮着，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时间快到了，梯队系统那边没有消息。难得一次，要是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带给他的将只有痛苦而已。

他打开抽屉，把血压计的测量袖套绑在手臂上，检查血压，此时他的保密专线电话小灯发亮了。他接起来。

“有消息吗？”总统问，完全不掩饰他的焦虑。

“没有。”“低语死神”回答，“库马利显然没上当—我猜是出了什么微小但致命的错误。‘朝圣者’预估的截止时间跟我不一样—他的时间还要等五十七分钟—但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就发表全国演讲吗？”

葛洛弗纳总统沉默了好久，试图整理混乱的思绪。“不，”最后他终于说，“我说过要给他三十六小时，那就等他三十六小时吧。这是起码的。”

总统挂了电话，为国家和人民心力交瘁，知道公众和历史对他的评价不会留情的。

一个小时前，就像“低语死神”一样，他也排开了所有事情，请幕僚挡掉所有电话，所以此时他独自坐在午后的静默中。他头埋在双手里，真希望亡妻还在世，希望他们有孩子，希望有家人的怀抱，可以让他找到抚慰和意义。

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阵恐惧的冷风，吹进他心中的孤寂走廊。

23

布瑞德利和我则在另一条走廊上：我们正走过黑暗而静默的旅馆内部，要到我的房间去。

离截止时间剩不到三十分钟了，我想起身走动一下，摆脱掉那种压倒性的焦虑，于是向布瑞德利建议，要把土耳其警方给我的道奇命案相关档案交给他。他知道这些档案对于未来的起诉至关重要，也赞成由他接手档案。于是我们跟那只懒洋洋的猫道别之后，走过空荡的门厅。正要进电梯时，我停了下来—我有一种被监控的强烈感觉。

四周空无一人，连值班经理都不在，但墙上有个闭路电视摄影机，对着接待柜台和柜台里的保险箱，我很好奇谁会在附近的某个办公室里监控我们。

我低声要班搭电梯上去，我改走楼梯。要是有一组人等着攻击我们，比方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就会很难对付忽然兵分两路的目标。布瑞德利疑惑地看着我。

“我需要运动。”我说。

他知道我是鬼扯，但是我往左转，同时他踏入电梯。我每步两阶迅速登上阶梯，一路顺利地上到二楼电梯口，门正好打开。他抬起双眉瞪着我—我手里拿着那把贝瑞塔9毫米手枪往外指，击锤已经扳起。“练举重？”他板着脸问。

我垂下手枪，跟他一起走向我的房间。我还是有那种被观察的感觉，但走廊上没有装摄影机，而且虽然我迅速转头看看背后，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我打开门锁，忽然想到：那个行李员有可能还在这栋旅馆内，因为之前找他帮忙的人要他监控我们。我们进房关上门，我把门拴好，然后把手枪放在伸手可以拿到的茶几上。

“之前我们讲到曼哈顿，”布瑞德利提醒我，“卡梅隆和玛丽莲决定要在土耳其杀了道奇，但是有一个问题。”

“没错，玛丽莲需要护照。”我说，“所以她们开始搜寻。她们要找一个女人，二十来岁，独来独往，或许刚到纽约，绝对不会有人发现她失踪的。”

“她们找到了这样的人吗？”布瑞德利问。

“当然找到了。”

“在哪里？”

“同性恋酒吧，交友网站，星期天下午的华盛顿广场公园—不晓得，不重要。但玛丽莲出去跟她约会。那天晚上约会的尾声，她邀请对方回到东城旅店，说是要嗑药、上床。但结果，她杀了她。”

我们看着彼此。“她是为了她的身份而杀她，班。”我说。

布瑞德利没吭声，思索着，就像任何好警察一样，他想找出这个理论的破绽。

“你还记得在你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女人？”我继续说，“松石绿衬衫，非常聪明，坐在第一排？”

“当然记得，不过我不觉得她聪明。你跟她说女人觉得你很性感、很有魅力，她还同意哩！”

我大笑。“当时她说，这个谋杀案可能跟身份窃贼有关，但是我没专心听。别忘了，那时有几个家伙忽然跑来，坐在后排？不过我应该要听进去的—她说对了。”

“而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字是英格丽·柯尔？”布瑞德利说，“就是泡在硫酸里的那个？”

“对，”我回答，“玛丽莲‘9·11’时就已经死了。现在她没有身份，所以必须毁掉英格丽的脸、她的指纹，还拔掉她的牙齿。她不能让尸体被辨识出身份—她要偷走她的名字，变成她。

“真正的英格丽死掉后，玛丽莲就拿走她的皮夹、包包、公寓钥匙。她清理了89号房，用工业消毒剂喷洒，最后检查一遍，把其他发现的东西烧掉，然后离开。”

“你认为她住进了英格丽的公寓？”

“不晓得。她挑了个独来独往的人，所以有可能就搬进了她的公寓去住。无论如何，玛丽莲一定立刻就去检查了英格丽的所有东西。

“几个小时内，她就有了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需要的一切，可以补办出生证明。”

“有了出生证明，就可以办护照了。”布瑞德利说。

“没错。”我说。然后开始收拾有关道奇命案的档案。

我看了床头桌上的数字钟一眼—还剩十五分钟—同时设法不要想到失败。还没到截止时间，我们唯一需要的，就只有一通电话，以及一段短短的讯息。

“所以她现在是英格丽·柯尔，有一本货真价实的护照，上头还贴了她的照片作为证明。”布瑞德利说。

“她飞到欧洲，”我解释，“先累积一段当背包客的历史，然后比卡梅隆和道奇早四个月来到土耳其。”

“她们的计划是什么？她和卡梅隆打算怎么杀他？”

“我不确定她们当时知道，我想她们是准备到了这里再做打算—某天夜里从船尾意外落海，或者等哪天他嗑药嗑太多，安排他淹死在浴缸里。

“但英格丽交上了好运。她认识了一个名叫蒋凡可的骗子，他对道奇这栋房子比任何人都了解。

“我想有件事他一直在搞鬼—如果这栋宅邸里没人住，他就会带着年轻女人从一条秘密隧道进去，跟他们在上锁的大宅里上床。”

“一条进入屋里的秘密通道？”班说，“那一定完全符合英格丽的需要。”

“是啊。”我回答，把那沓档案递给他。还剩十分钟。

“道奇和卡梅隆开着他们的游艇来到博德鲁姆，在夜店认识了英格丽—只是点头之交，没什么特别的。道奇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位卡梅隆的情人，所以也没有理由怀疑英格丽另有身份。

“这两个女人等到他独自在别墅里—那一夜有个盛大的烟火晚会—英格丽就进入船屋，再从秘密隧道进了大宅。道奇正在书房里面进行嗑药马拉松，此时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忽然闯进房间。当然，他假设是警卫让她进来的。

“我的理论是这样，她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跟他说载着卡梅隆的那架直升机刚刚坠入海湾中。”

“不可能。”班说，很震惊其中的残忍和巧思。

“当然了，道奇相信她，”我说，“而且他当时的状态不太能理性思考—他嗑药嗑太多了，而且满脑子自我厌恶的情绪。”

“你怎么知道？”

“他的手掌上有一连串割伤。警方以为是他掉下悬崖时去抓灌木而造成的，但那些伤口太整齐，不会是抓伤。他是在书房里面自己割的。这种自残的举动，在滥用药物的人身上并不稀奇。”

班沉默了一会儿。“可怜，”最后他终于说，“拥有那么多钱，却独自坐在那边拿刀……”他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他急忙抓了一副望远镜，跟着英格丽跑到外头的草坪，”他说。“他拼命想看卡梅隆发生了什么事，就爬到围栏上站着。英格丽大概还主动说要抱着他的腰。

“一切的发展都完美极了。英格丽轻轻推他一下，他就往下坠落，然后十二亿元就送上门来。”

我耸耸肩。就这样，结束了。班看着我。

“你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吗？”他问，“就算土耳其警方认为是谋杀，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英格丽和卡梅隆连在一起。”

“没错，完全没有。”我说，“她根本不可能是嫌犯。她们过去没有关系，现在也没有交情，完全没有动机。”

布瑞德利只是摇头。“太厉害了。”

“一点也没错，”我说，“两桩谋杀都是—这一桩和曼哈顿的那桩。”

班找到了一个感兴趣的档案，打开来看：里头是英格丽护照里的照片，他望着她美丽的脸。

“如果你猜得没错，卡梅隆当初为了结婚而甩掉过英格丽，那么我看英格丽一定是真的很爱卡梅隆—她因为某个男人而被甩掉，却又接受卡梅隆回头，然后还为了她杀人。不是杀一次而已，而是两次。”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是啊，我想没错吧。”我说，“不过这种爱很奇特。”

当然，我不该忘记之前访谈时英格丽说过的话—说我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我想，我是太自负了。当时我很确定，自己已经弄清整桩犯罪了。

布瑞德利也这么认为。“她们也真够倒霉了，”他说，“她们执行的这两宗谋杀案近乎完美，本来也可以脱身的，偏偏美国情报圈最高层和一名调查人员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小城。”

“或许对她们来说很不幸，但对我们可不是。”我说，“要不是英格丽和卡梅隆，我就不会有完美的掩护身份，也绝对无法有今天这样的收获。上帝保佑她们，但她们在一个本来有可能很重大的胜利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时间到了吗？”他惊讶地问，看着时钟。还剩四分钟。“你不认为他会打来了？”

我摇着头。“之前我没告诉你，但麦金利预估会听到消息的时间比较早，比我早了一小时。”

“那现在怎么办？”他低声问。

“去打电话吧，”我说，“订最早一班飞机回家。如果你天亮时离开，大概还来得及在机场关闭之前赶回去。

“然后照我之前的建议做—带玛西到那个海边的房屋。两个人在一起，你们会有机会的。”

“三个人更有机会，”他说，“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微笑着摇摇头。“不，我要去巴黎。”

“巴黎？”他说，很惊讶，“城市会是最糟糕的地方。”

“是啊，但我之前在那里过得很快乐—我有过很多梦想……如果状况恶化得很严重，我会想要待在那里。”

他看着我许久，我想他很哀伤吧，但实在很难看得出来。然后他开始问起病毒肆虐会多久，还有……

我举起一只手，示意他别说话。我想我听到了外头走廊有声音。我们都全身僵住站在那里，仔细听着。然后我们一起听到了—脚步声。

我从茶几上抓起手枪，悄悄走向房门，看着门上的窥视孔。班也掏出他的手枪，指着门要打开的位置。

我看着窥视孔外，看到了墙上有个男人的影子，愈来愈接近。

24

那男人走进我的视线，是那个行李员。他浑然不知有人在观察他，把一个信封从门底下推进来。

我等到他离开后，才放下手枪，拿起信封。我心跳加速，思绪在希望和坚忍之间摆荡着，打开信封，拿出里面那张纸。

我阅读了，感觉到心中那道焦虑之墙垮下，惊奇地摇摇头。

“那是什么？”班问。

“我真是蠢，”我回答，“根本不会有讯息让梯队系统听到。库马利不必去那个公用电话亭—她哥哥已经在这里了。”

“在博德鲁姆？你怎么知道？”

我指着那封信。“她说明天上午11点会来接我—她邀请我跟她儿子一起去野餐。”

“不，你错了。”班说，“如果那小男孩在场，什么事都不可能发生的。”

我大笑。“他不会在场的。”我说，“她会编个理由。不然她忽然找我去野餐，还能有什么理由？她根本受不了我。不，她哥哥就在这里。明天我就会见到他了。”

看到我这么确定，布瑞德利的怀疑消失了，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担心自己接下来必须扮演的角色。老实说，我对自己的角色也并不期待。

我帮他开了门。“赶快打电话给‘低语死神’。只要告诉他：老哥，我们还活着。”

25

我来土耳其是为了担任探路人，但最后却要扮演诱饵。因此，我出发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妥当，现在我发现，自己得赶紧处理一下。

一等布瑞德利离开我房间去打电话给“低语死神”，我就坐在小书桌前，拿出一张纸，尽管此时很晚了，但我还是开始写我的遗嘱。在正常状况下，我只有政府退休金、格蕾丝给我的年金，还有几张油画收藏，那就不必费这个事了。

但后来状况变得比较复杂。之前班和玛西破解了我的掩护身份，逼我离开巴黎时，我少数扔进随身行李袋内的东西，就是纽约一名处理比尔和格蕾丝后事的律师所寄来的两封信。

那位老律师名叫芬拔·汉若亨，父母是一文不名的爱尔兰移民，他非常正直，凭着一己之力为律师建立起难得的好名声。早在比尔娶格蕾丝之前，他就一直是比尔的律师，过去多年来，我也见过他几次。

我带着那两封信回到纽约，跟他约了时间。于是，在一个傍晚，我来到他气派的办公室里。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热诚地迎接我，带我来到角落的沙发，窗子的视野直通中央公园。然后他介绍两名在场的男子，其中一个我认出是前商务部长。芬拔说他们两人都是律师，不过都跟他们事务所无关。

“他们阅读过一些文件，我要求他们来这里，担任公正无私的观察员。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我做的一切都照章行事，而且以后不会被误解或质疑。我希望这件事能处理得一丝不苟。”

感觉上好奇怪，但我姑且不多问，猜想芬拔自有盘算。“你在信里说，有一件关于比尔遗产的小事必须完成，”我说，“我们现在就在处理这件事吗？”

“是的，”他说，“不过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他看着那两位具有仲裁人身份的男子，他们点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就开始吧。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芬拔说，“不过比尔很关心你。不只关心，他还相信你在某些方面很特别—他认为你注定是会做些大事的。”

我咧嘴笑了。“是啊，格蕾丝的一个朋友也这么跟我说。显然，他后来糊涂了。”

芬拔微笑。“没有糊涂，才不是。但是他的确愈来愈担心你。尤其是你离开哈佛，搬到欧洲去住之后。坦白说，他根本不相信你在做艺术生意。”

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惊讶—比尔不但聪明，而且直觉很准。我没回答，只是面无表情看着芬拔。

“比尔不晓得你是怎么赚钱的，”他继续说，“他很担心你会卷入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业。”

他等着我响应，但我只是点点头，不发一语。

“他说有几回，他想跟你谈这方面的事情，但你都很不合作。”

我还是点点头而已。

“所以，斯科特，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现在没有，”我说，“我才刚回纽约，想看看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我现在其实是在寻找掩护、想逃离自己的过去，但我不认为跟他说这些是聪明之举。

“好，但是之前呢？”

我先停顿了一下才说：“我是帮政府工作。”

“唔，好像有半个国家的人都是在帮政府工作。不过我所谓‘工作’的定义很宽松。”老芬拔有一种讽刺的幽默感，“你到底在帮政府做什么事？”

“对不起，”我说，“照规定是不能说的。”我看到那两位仲裁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们显然不相信我的说法。

“照谁的规定？”芬拔问，没理会他们。我觉得好对不起他—他显然是很希望计划能行得通。

“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

那位前任商务部长抬起双眉，显然忍不住了。“你在欧洲工作，但白宫不准你谈论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吗？”

“没错，部长先生。”

“那总该有个人—上司或什么的—可以让我们问一下，就算讲得很概括也可以。”芬拔说。

“我不认为有可能，”我说，“我大概已经说太多了。”何况，‘空降师’以前从没正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消失了。

芬拔叹了口气。“比尔生前表达得很清楚，斯科特。除非我相信你的正派和诚实，否则我们不能往下进行了。你得帮帮我们—”

“没办法，我已经承诺过绝对不谈这份工作的。我签过了文件。”我想他们很惊讶我的口气那么冷酷又斩钉截铁。

“那么恐怕……”芬拔哀伤地看着另外两个人想确认，那两个人点点头，“恐怕我们的会面就到此为止了。”

我站起来，其他人也站起来。我很失望自己永远不会知道比尔的打算了，但是也没有办法。那位前商务部长伸出手要跟我握别，此时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有一封赞美信，或许帮得上忙。那是有关几年前我曾涉入的一个事件。”

“事件？什么样的事件？慈善活动还是什么的吗？”那位前部长问道。

“不是，”我回答，“信里的某些部分必须涂掉，但我想你们可以看。”

“是谁写的？”芬拔急切地问。

“总统写的。写在白宫信纸上。”

那三个人什么话都没说，芬拔一副下巴都掉到地上的模样。那位前部长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还是心存怀疑。

“哪一位总统？”他问。

“你的老上司。”我冷冷地说。我不太喜欢这家伙。

“总之，打电话给他吧，”我继续说，“我很确定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请他准许你们看这封信。告诉他是有关一个年轻人和一桩发生在红场的可怕事件—我相信他会记得的。”

那位前部长没说话，芬拔接口了，“我们不该再谈下去了，”他说，“我想我们不小心碰触到有关国家安全的领域—”

“一点也没错。”我说。

芬拔看着其他两位律师，问那位前部长。“吉姆，如果你不介意—能不能稍后打这个电话，只是个形式？”

他点点头。

“那么，我们都同意了吗？”芬拔继续说，“我们都满意他的回答，可以继续下去吗？”

那两个人点点头，但从那位前部长看我的目光，我知道当初总统内阁开会讨论那位“蓝骑士”之死时，他也在场。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亲眼见到杀死他的人。

26

芬拔从一个嵌墙式的保险柜拿出一个档案，其他两位律师脱掉西装外套。从我们所在的高楼上，我望着外头的疾雨呼啸着扫过中央公园，朝我们扑来，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你也知道，比尔过世时，他庞大的财富是由一些信托代管，于是这些财产全都由格蕾丝继承。”芬拔解释，打开档案。

“不过，他生活中有很小但很特别的一部分，是完全跟其他财产隔绝开来，单独放在另一个组织中。这些东西是多年来累积的，而且老实说，格蕾丝从来都不感兴趣。

“比尔过世之前，就在我的协助下做了安排，要把这部分留给你。我想他是担心，要是格蕾丝活得比他久，她绝对不会在经济上帮你做任何安排。”他微笑，“比尔显然非常有智慧—我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对吧？”

我也报以微笑。“她每年给我八万元啊。”

“那还是我坚持的，”他说，“我告诉她，如果她不表示一点意思，你大概会跟她打遗产官司，最后很可能会争到一大笔钱。”

“她听了一定很受不了。”

“那当然。比尔希望这些安排，在格蕾丝死后才能公开—我想他是担心她可能会跟你缠讼，最后让你付不起律师费而放弃。

“现在既然她已经过世，我们也确定你很正派，所以条件都符合了。”他从档案里拿出一包文件，“比尔的安排里头，第一部分是苏荷区的一处房产。你去过吗？”

“从来没听说过。”我回答。

“那是一栋老旧的茶叶仓库，铸铁正面，内部空间很大。有几个人说那里可以改装成很棒的住宅。我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芬拔是鳏夫，没有子女，他住在公园大道一栋有高档门房服务的战前合作公寓，里头有十四个房间，所以他认为改装的仓库只比大型垃圾箱好一点，我并不惊讶。

“比尔加强了门窗的气密性，增加了一套恒温、恒湿、防火功能的系统。这栋建筑物和里头的所有东西，是他要留给你的。”

他把那包文件和一沓其他文件交给两位仲裁人，他们开始签名作证。

“里头有什么东西？”我问。

芬拔微笑。“比尔是个非常有条理、极度理性的人，但他生活中有一个部分，是从来不会丢掉的—”

“艺术！”我插嘴，震惊又好奇。

“没错，”芬拔说，“你可能知道，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他很少不买下作品以表支持过，有时甚至还买下整个展览的作品。”

“有回他跟我说，”我说，“大部分人行善是捐钱给联合劝募协会，而他则是支持挨饿的艺术家。”

“那栋房子里的作品，就是这样来的—一年又一年，支票一张接一张开。但他的眼光好，斯科特，这点真的很了不起，而且他买的作品全都留着。”

“放在那栋茶叶仓库里？”

“所以他才要整修—当成杂物贮藏室。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罗伯特·劳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名单长得说不完。这里是清单。”

他把一份打印稿推过来给我，我翻阅着—每一页都遍布着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名字。

“那格蕾丝呢？比尔过世之后，她从来没问起过这些收藏？”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她没兴趣。我想他生前一定跟她说，这些收藏都卖掉了，而收入则交给了他的某个信托。”

他把另一沓厚厚的文件推过来。“当然了，这些作品我必须找保险公司投保，这表示每隔几年就要重新估价一次。这是最近一次的信息。”

我接过那份列表，看到每件作品后头的估价。最后一页是加总后的金额。我看着那个数字，发现我成了非常富有的人—也许不像卡梅隆那么有钱，但也有她财产的一半以上了。

眼前三个人看着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下着大雨，我无法分辨模糊视线的是雨水，还是我眼中的泪水。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比尔对自己的角色有所怀疑，但他还是设法照顾我。我还能要求更多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而且再一度，我明白自己该对他好一点的。

我转身看着芬拔，他递给我所有数据—签了名、盖了章，交到我手上。

“恭喜，”他说，“你现在成为全世界当代艺术最佳收藏之一的主人了。”

27

我独自坐在博德鲁姆一条小街的平价旅馆内，写下我临终的遗嘱。遗嘱中必须决定一批宝贵画作的去处—这批收藏品，会是大部分美术馆馆长愿意舍命以求的。

整批收藏至今仍原封不动。虽然我已经在那个安静的茶叶仓库里度过许多时光—流连在一架架高耸的画作间，拉出那些数十年没人见过的杰作欣赏—但我从来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这些作品是比尔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对它们以及其中所代表的财富，我的感觉还不够真实，实在还没办法应付。

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我要在临死前处理这批收藏，却并不为难。我想，答案在我心底已经酝酿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了。

我在遗嘱中写道，我希望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挑选一百幅画作，条件是要放在常态展示区。我还交代，多年前我和比尔到斯特拉斯堡所取得的那沓罗森博格的早期素描，也要捐给现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我描述在纳茨维勒死亡集中营所看到的那张照片：一名农妇带着子女走向毒气室—这张照片多年来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同时请求博物馆去取得这张照片的复制品。

我在遗嘱里说，剩下的画作，以及储藏的仓库，就全部卖掉，收入捐赠给专门收容罗姆人（或一般通称吉普赛人）孤儿的“威廉·莫道克之家”。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在遗嘱的结尾，我说，在陈列那一百件画作的展览厅入口，我希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做一个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罗森博格的那批素描，死亡集中营的那张照片，以及这段致敬辞：“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

我呆坐不动了好久，然后放下笔。接下来我不确定还要说什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字句向比尔的回忆致敬。我想到多年前我们开车驶过佛日山脉的松树林，想起毒气室里潜伏的邪恶，我再度感觉到自己主动牵住他的手时，所感受到的他的力量，我看到他低下头望着我时双眼中的快乐，忽然间，我知道说什么对他意义最为重大了：“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莫道克—他钟爱的儿子斯科特遗赠。”

最后我指定公园大道的律师芬拔·汉若亨，以及美国总统詹姆斯·鲍瑟哲·葛洛弗纳担任我的遗嘱执行人。我想，如果我要为我的国家而死，那么至少总统可以帮我做到这件事。

我打电话给楼下柜台，听到那个年轻的当班经理睡意蒙胧的声音，然后我请他来我的房间。我没让他看到文件的内容，只让他见证我签字，然后我把遗嘱装进信封里封好，在上头写了芬拔的地址。

我把这个信封又装进另一个信封，在上头写上班的名字，外加一小段话：“如果我死了，等你回到纽约时，请将里面这封信亲手送到。”

我把这封信塞进布瑞德利黑暗房间的门底下，回到我自己房间。我锁上门，脱掉鞋子，和衣躺在床上。在黑夜的静默中，一首老诗中的两句忽然浮现脑海，虽然诗名和作者我都不记得了：

我睡觉时，梦到人生一片美满，

我醒来时，发现人生尽是承担。

人生是承担。就像要去作战的军人，我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战斗。老实说，我并不指望成功或荣耀，只期盼自己能表现得高尚而勇敢。

28

上午11点，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而且暖得不合这个季节，库马利准时来旅馆接我。

我正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等待，穿着运动鞋、斜纹棉布长裤，还有一件宽松的夏日凉衫—我觉得是完美的野餐装束。那把贝瑞塔手枪插在后腰的长裤里，不过纯粹是装饰，加强我是一个笨间谍的假象：我知道这把枪救不了我，也知道我一被突袭后，枪就会立刻被收走。这件长裤的口袋很深，也是我挑来穿的原因；真正的武器就在其中一个口袋内。此刻我驼背低头，装出一副轻松状，双手插在口袋里，这样我的手就可以放在武器上。

那辆黑色菲亚特停下来，我看到车里只有库马利一个人。我本来就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而她刚刚给了我最后的确认。我露出热情的笑容，走过去打开前乘客座的门。门锁上了，她指着后座。显然地，一个女人带着一名男子去送死没关系，但是跟他一起坐在前座就不行。

我打开后车门爬上去。“小家伙人呢？”我问。

“学校今天带他们去远足，”她回答，“他也跟着去。我们会加入他们一起野餐—他想炫耀他的美国朋友。”

她是个好警察，但演技不怎么样—那些台词讲得太刻意，每一个字都很生硬。

“什么样的远足？”我问，好像一切都没问题。

“考古学—小孩说是‘愚蠢的遗迹’。”她笑了起来，似乎放松了些，“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想你会喜欢的。”

不过我不太相信。“很远吗？”

“开车有一段距离，”她说，“不过我租了一艘半舱式游艇。如果你不介意当甲板水手的话，坐船过去比较快，而且景观也比较棒。然后我们可以带我儿子循原路回来—他喜欢搭船。”

他们策划得很内行。要跟踪汽车很简单，但要跟踪船就几乎不可能了—视野太广，而且没有车阵可以躲在里头。他们是要确保我没有帮手跟着。

“听起来很好。”我说。

但我感觉一点也不好。尽管受过多年训练，尽管已经做了种种规划，我还是觉得恐惧的触须伸出来，紧紧缠住我的喉咙：明知会受到伤害，却还要从容地踏入陷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库马利开进了一道隐秘的小海湾，里头有个老旧的突堤码头，停着几十艘小船。我坐在后座，看不到她是否带了手机。但她的手机是我计划中很关键的一部分，要是她没带，那我就得放弃计划了。“你带了手机吗？”我问。

“你问这做什么？”她回答，很警戒，看着后视镜，观察着我的脸。

我耸耸肩。“我们可不想在一艘下沉的船上挥手求救，对吧？”

她放松下来，露出微笑。“那当然。”她摸索着牛仔裤的腰带，拿到手机举起来。

任务继续进行：往下就不能回头了。

她驶入停车处，我解开安全带。“有什么东西要搬下车的吗？”

“后行李厢有个野餐篮。我不喝酒，不过我买了些啤酒，还有很多食物。麻烦你了。”

死刑犯的最后大餐，我心想，差点笑了出来。我发现压力和恐惧开始控制我，于是设法摆脱。我从后行李厢拿出野餐篮，转身跟着库马利上了突堤码头。她正蹲着解开系泊绳，那艘半舱式小艇很老旧，是木制船壳，不过维护得很好。我很好奇租一天要花多少钱。

她站起来，没意识到我在观察她，暂停下来望着这个小海湾。在接近正午的阳光中，这片景致很美—松石绿的海水，空荡的沙滩，刷了石灰水的白房子—我忽然顿悟，她正在心中默默道别，想把这一切牢记下来。稍早我还担心自己的计谋不够让她恐慌，但现在我看到，“光明点”和保加利亚孤儿院的威胁把她给吓坏了。我猜想她和小家伙很快就会跟着她哥哥离开，大概会开车赶到伊拉克或叙利亚边境吧。仔细一想，我更明白，要是我失踪了，她就会是主嫌犯，因此她实在没有什么退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待在博德鲁姆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

她停止思索，踏入小艇的船舱。等到我上船，把野餐篮放好之后，她就发动引擎，打开舵轮旁一个小小的航海无线电发报机，开始拿起麦克风讲土耳其语，然后把麦克风放回去，转过头来。

“只是跟港务长说我们要去哪里、路线是什么。”她说。

掩饰得很巧妙，不过她根本不是在跟港务长通话，而是通知她哥哥那帮人，说我们已经上路。当然，我也已经猜到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了。

29

那个淹没在水中的古城遗迹就在悬崖底下，古老的阶梯降入海中，而绝命之门在正午的刺目阳光下，只剩一个剪影。

靠近时，库马利慢下速度，让我看到整片遗迹最壮观的画面。我也装出该有的惊奇反应，好像我从来没见过似的。

悬崖壁面和顶端的停车场都空无一人，我们经过那片沉没的舞台时，唯一的声音就是几只回旋海鸥的叫声。库马利把这艘小游艇驶向那道老朽的突堤码头时，那海鸥的哀鸣似乎很适合眼前的场景。

我抓住系泊绳，跳上码头绑好。海滩上一片片柏油和两只死海鸥间，大批的螃蟹匆忙奔跑着寻找掩护，就像廉价租屋厨房里的蟑螂。我讨厌这个地方。

库马利走到我旁边，提着那个野餐篮，我从她手上接过，指着四周。“看起来不太适合野餐。”

她笑了，显然比较放松，因为现在已经把我带到指定的地点，她在计划中的任务快要结束了。

“我们不是要在这边野餐。有条隧道通往一个古罗马的圆形露天剧场—专家说，那是仅次于罗马竞技场的最佳典范。”

我尽力装出开心的模样。“听起来很不错。那些小孩呢？”

她显然早就料到我会问—或者她哥哥料到了。“已经来了，”她轻松地说，“他们是搭巴士来的，有另外一条路通到那个剧场。”

我知道她是骗我的。多年前我们计划暗杀芬利·芬利时，就已经勘查过这个地区，指挥官当时还警告我们，如果出了状况，不要用枪轰开那个隧道的栅门，想去那个古代遗迹中寻找掩护。那里没有别的出路，进去后就会困在里面。

“我很期待看到小家伙。”我说，跟她走过散布着海草的岩石。

“他兴奋得不得了，”她说，“今天早上我简直没法让他吃早餐。”

我们走过一段崎岖的路，来到海滩上方位于崖壁侧面的一个黑暗开口。

“这里就是隧道的起点，”她说，“在古代的时候，权贵和将军会搭驳船来到这里。伴随着号角齐鸣，从隧道走进圆形露天剧场。”

“我还以为这样的地方会更有名、有更多游客。”我说。

“几年前，这里挤满了人，不过游客造成太大的损害，现在只让考古学家和学生团体来了。”她撒谎变得更驾轻就熟了。

“这个圆形露天剧场叫什么名字？”

她说了句土耳其语，我当然听不懂。

“英文是什么？”

“我想没有直接对应的英文，我不确定是什么意思。”

我猜想，她觉得让我知道自己要进入一个叫“死亡剧场”的地方，并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停在隧道口，我看到一道沉重而生锈的金属栅门半藏在昏暗中。上头原先应该有链条和挂锁，但现在没了。“平常都不锁的吗？”我问。

“要从这里进去就只能搭船，而且其实没什么人知道。这道门已经好几年没锁了。”她说。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从铁锈的痕迹，我看得出有链条被扯掉，大概是几个小时前剪断的。这帮不了我什么忙，但我觉得比较安心了—这表示他们很匆忙，忽略了细节。经验告诉我，这会是我的优势。

库马利把栅门推开，正要走进去时，我阻止了她。“来，让我走前面。”我说，装出一副绅士姿态。

我想，当你被引导走向死亡时，有礼貌很重要。这也表示，如果一切都完蛋，那我前方开枪的视野不会被挡住。

我走过栅门，进入黑暗中，感觉到我后腰那把贝瑞塔的周围开始冒汗。我知道，在隧道的尽头，撒拉森正在等着我。

30

布瑞德利没碰到什么困难，就找到那栋正确的房子。一如计划，库马利接走我五分钟后，他就离开旅馆，利用我帮他画的一份详细地图，走到博德鲁姆船用设备最齐全的一家店。

三分钟后，他离开那家店，手上的塑料袋里装了他刚刚买的一样东西，然后他再度循着我的地图，往西南方走。走了十一分钟，转入他在找的那条街道，走到一半，看到了可口可乐的配销仓库。他走过去，过马路，停在一栋小房子前。

检查过房子的外观，想起其中六项特征后，他确定就是这栋房子没错。他打开屋前的栅门，经过装点花园的精灵饰物，敲了前门。此时是11点25分：完全遵照我们规划的时间。几秒钟后，他听到屋里有个女人用土耳其语在喊着些什么，尽管他听不懂这种语言，但他确定她在问：“是谁啊？”

他没回答，只是保持沉默。而那个女人—小家伙的保姆—就像大部分人在这种状况下会做的：她打开了门。布瑞德利原先的计划是一等门锁打开，就用力把门推开，走进去，再把门关上，好单独在屋里面对那个女人。

结果行不通。之前我跟布瑞德利讨论，忘了把那个女人非常胖的事实纳入考虑。所以布瑞德利用力一推，门只是撞到她的大块头就停下。这给了那个惊讶的年轻女人足够的时间，她把门反推回去，开始大叫。一时之间，布瑞德利似乎要被锁在外头，整个计划就要泡汤了。感谢老天，布瑞德利赶紧拔出手枪，塞进门的缝隙间，正对着那个吓坏保姆的嘴巴，然后他吼着要她后退。

她没完全听懂，但晓得意思。于是她后退一步，布瑞德利手忙脚乱进了门，一手仍用枪指着她，另一手把门关上。那女人害怕得不敢尖叫，于是布瑞德利有机会拉开窗帘一角，隔着一扇窄窗往外看。外头没有动静，让他松了口气，紧接着才发现，刚好有三辆载可乐的货车驶入仓库，引擎的轰隆声淹没了她刚刚的叫声。

他回头，看到她真的被吓坏了，整个人抖得好厉害。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一张脸就出现在屋子后方的一个门口，看着他们。是那个小家伙。

布瑞德利的枪被那个女人的身体挡住了，他把枪放低免得被看到，同时朝小男孩微笑。小男孩一看就乐了，开始往前走，也咧嘴笑了，用土耳其语说着话。

保姆走过去抱住他，这个保护的动作，加上布瑞德利的微笑，似乎让她冷静下来，她本来抖得好厉害，现在变成只是轻颤。

“他说了什么？”布瑞德利问，指着那小男孩，口气尽可能友善。

保姆吞咽了一口，逼自己回想她过去几年替不同家庭带小孩，所学到的一些英语。

“他说—你美国人？”她设法表达。

布瑞德利朝那小男孩微笑。“是啊—纽约。”

保姆翻译给男孩听，还是紧紧抱着他。“他问—你是鞠躬男的朋友？”他说。

布瑞德利一脸困惑—鞠躬男？这什么？但保姆帮了他，“他是说那个联邦调查局的。”

“啊，”布瑞德利回答，“布洛迪·威尔森。对，他是我朋友。”

小男孩说了些话，保姆帮他翻译：“鞠躬男在哪里？”

“他跟你妈咪在一起。”布瑞德利回答。

“他们去哪里？”保姆帮小男孩翻译。

布瑞德利不愿意吓到那男孩，临时想出一个说法，自以为是个好主意。“他们去野餐了。”他说。

保姆一翻译完，小男孩就大哭起来，而且似乎安抚不了。布瑞德利不晓得，跟美国朋友去野餐是那小男孩的一大梦想。结果现在他们竟抛下他，自己跑去野餐了。

布瑞德利瞪着眼睛，很困惑。在那小男孩的眼泪和伤心中，保姆设法搞清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跟布瑞德利解释。

布瑞德利弯腰，把枪藏在小男孩看不到的地方，跟他说一切都不会有事，他妈咪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但首先，他们得玩一个小游戏。

保姆一翻译出来，小男孩就放心地朝布瑞德利露出微笑，同时尽力朝他鞠了个躬。

班和玛西从来没有小孩，所以班觉得小孩简直就是外星人。但眼前这个男孩最渴望的梦想，竟然不过是野餐这么简单的东西，让他不禁深受感动。他也觉得心中充满嫌恶，受不了接下来他必须做的事情，但心里明白没有别的选择。比起天花大屠杀，一个小孩受苦实在不算什么，于是他比画着示意那个保姆带头，沿着走廊往前走。

到了厨房，他立刻把遮光帘都关上，后门也上了锁。然后他才把注意力转向屋子。这是一栋博德鲁姆的传统房屋，厨房很典型，屋顶高而倾斜，有助于散热。在高高的屋顶中央，挂着一具从屋梁垂下来的灯。灯是以沉重的黄铜螺丝固定的，布瑞德利知道这样很完美。

他转向那保姆，要了她的手机，插在厨房料理台的充电器上。这个想法很不错—要是那个手机在关键时间忽然没电，一切就完了。

布瑞德利缓慢而清晰地告诉保姆，他希望她和小男孩都可以活着脱身。“不过如果你想逃跑，”他说，“或是去开门，或是去碰手机，那我就不能放过你们了。你要完全照着我的话做，懂了吗？”

保姆点点头，于是布瑞德利坐下，手枪放在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然后打开那个塑料购物袋，拿出一大卷粗绳。

小男孩很好奇，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开始用绳子打套索。

31

我走在库马利前面，进入隧道。墙上是古代的马赛克镶嵌壁画，几世纪以来的地震使得隧道顶部出现很大的裂缝，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

隧道两旁是地窖和囚室，用来囚禁野兽猎杀表演的奴隶和动物，我感觉这个地方深深的哀伤环绕着我，仿佛悲痛已经在这些岩石里生了根。

库马利指着那些涂了焦油的兽栏，讲话有点太快，有点太紧张了。“这些囚室只能关几百个人，”她解释，“那种一口气会死掉上千个囚犯或奴隶的大型奇观或海战级表演，几乎都是专属于罗马城竞技场。

“这里是行省，没有罗马皇帝的财富，大部分都是角斗士和著名神话改编的表演。当然，那些故事也都很受欢迎—很多暴力和杀戮，不过没什么情节。”

“听起来很像好莱坞电影嘛。”我说。我的嘴唇发干，试图表现得很正常。但库马利似乎没听到。

我们经过一个急转弯，出了隧道，我首次看到了那个圆形露天剧场。库马利说得没错—那种对称，以及一层层几乎完好无损的大理石柱廊，外加庞大的面积，实在令人惊叹。还有那种寂静。在中午亮烈的阳光下，死亡剧场感觉像是噤声在等待，准备好要展开新的表演。

“其他人呢？”我问。

“在上头，”她说。“上头有个阳台，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剧场。沿着这条柱廊走过去，就可以找到往上的阶梯。”

她转身领路，此时我看到了第一个人。他站在一处遗迹通道的深处，但是他不知道，对于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黑暗通常是相对的—他穿得一身黑，在阴影中显得比周围都黑。我猜想他的工作是跟在我后头，截断任何跑回隧道的机会。

我看了整个剧场一圈，装得像是个很感兴趣的观光客：撒拉森和他雇来的帮手会跟我形成三角形，所以从刚刚那名躲藏男子的参考点，我大概晓得其他人会躲在哪里。

库马利走得更快了，指着剧场中央，“两百年前，剧场舞台上的沙子都被染成了深红色。”她说。

“好掩饰鲜血？”我问。

“没错。”

我看到另一个人了，是个矮壮如牛的男子，站在我们上方一处崩塌的拱顶廊下。我很惊讶，因为他六十来岁，对于这场狙杀行动而言太老了。而且他身上有个什么触动了我的记忆，但我没有时间仔细想。库马利已经带着我进入一道高耸而崩坏的通道，而且紧张得一直在讲话，我很确定这条通道是死巷。

“当然了，在下一场表演之前，要先把尸体搬走。所以会有两个人打扮成神话人物，进入剧场舞台，主导这个过程。

“第一个打扮成冥王普鲁托（Pluto）。他会用槌子敲击尸体，显示这个死人现在属于他。

“第二个打扮成信使墨丘利（Mercury），根据神话，他会带着一根令牌，引导灵魂进入阴间。而在这个剧场中，他会拿着一块热铁碰触尸体，好确定人真的死了。”

“所以装死的人也逃不掉。”

“一点也没错。”她说。

我们更深入昏暗的走廊，在前方，阳光从破碎的屋顶泻入，我猜想我们就会在那里跟扎卡里亚·纳苏里面对面。我的旅程即将告终。

我必须把所有时间算得刚刚好，一点错误都不能有—这将会决定我的生死和其他所有一切。

我双手更深入口袋，巧妙而轻松，我很确定在暗处观察我的那个人已经注意到，我裤子后方腰带上有块小小的突起。他们会微笑，我心想，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时间把手伸出来，往后探，抽出那把枪开始射击。

愚蠢的美国人。

我熟知外行人的做事方法—他们会专注在手枪上，认为那是最危险的，不会注意到我的左手正抓着我唯一关心的武器：我的手机。手机已经开机了，准备要执行任务，任意一个按键都是速拨键，会拨出同一个号码—班·布瑞德利口袋里的手机，而他现在就在那个保姆家。

在那些人攻击我之前的短短几秒钟，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按下手机上的键。任何一个键都行。

布瑞德利不会接电话：他会认出上头的号码，然后开始倒数计时。四分钟后，他会拔掉充电器，抓起那个保姆的手机，拨给库马利。她看到来电显示号码，知道是保姆，会很担心小家伙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所以一定会接听。然后她就会晓得一件改变一切的事情。

四分钟的间隔很关键。根据我事前的估计，从我被那些打手抓住，到撒拉森现身，中间就是四分钟。要是他妹妹的手机响得太早，撒拉森可能就晓得事情不对劲，然后转身溜掉，这么一来，我当然就没办法胁迫他了。

要是库马利的手机太晚才响起，我的麻烦就大了。撒拉森急着想知道出卖他的人是谁，而且他没有多少时间。他不会浪费时间跟我礼貌地交谈，而且我猜想他手上有十二伏特的卡车电池和鳄口钳这类东西。任何刑讯者都知道，这类器具很轻便，容易取得，而且效果非常快，只要你不在乎对受害人造成什么损害。我不确定自己有办法撑太久。

四分钟—别搞砸了，班。

我们经过一堆瓦砾和垃圾—玻璃碎片、空啤酒瓶，还有一个光滑的冰柜盖。显然多年来曾有不少年轻人闯进来，在这边开起狂欢派对。

那堆瓦砾旁是一个长长的大理石水槽。古代是权贵们用来洗脚的，水从一个石雕的蛇发女妖脸上流出来。水槽的一端破了，我早该多注意的—破掉的部分用石块挡住了，于是水槽是满的。但我当时心有旁骛，正在等着被攻击，等着在被他们抓住之前，按下那个神奇的键。

我们走进阳光照进来的区域，我看到前方的道路消失，被一大堆落下的砖石挡住了。

我已经走到尽头，困在一个箱形峡谷中，唯一挡在我和一场大灾难间的，就是我的左手食指。

32

“走错路了吗？”我说，指着那一山高高的瓦砾，然后又转向库马利。

她身边多了一个人。

我头一个看到的受雇帮手已经不再躲藏，他从一条小径走出来，挡住了任何脱逃路线，这会儿直直瞪着我。他就是闯入我旅馆房间的那个肌肉男，还是穿着皮夹克，里头是同样紧身的T恤。或许因为我的所有感官都变得非常灵敏，也或许是看到他本人的关系，但我这才明白，我许久以前看过他的照片—站在克里斯托·尼可莱德那艘停泊在圣托里尼港中的游艇上大笑。

我忽然明白库马利求助的贩毒集团是哪一个，也明白为什么了。当一个住在帖撒罗尼迦的老人听说这项行动涉及一个美国情报员，他一定会很乐于答应帮助。

“你也来参观吗？”我问那名男子，“我想你是跟那些学童来的，嗯？”

我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怀疑到任何事，他们必须相信我完全没料到，否则撒拉森可能就会怀疑这是个陷阱。

我听到一个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肌肉男的出现只是要让我分心而已，真正的攻击来自后方。我没有时间思考，就得下一个决定。是或否？要不要发动？

我按下了手机上的一个键，坚定而短暂。

这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的手指才按下，他们就攻击我了—两个人，非常快，非常狠，半职业的。我膝盖一弯，还没完全跪下，手肘就撞上其中一个人的喉咙，让他踉跄后退又痛得大叫。另一个人扣住我的脖子，一拳朝我的脸打来，我感觉拳头击中我的颧骨。我可以反击，但是我正在布置一场表演。没必要拼命跟他们对打，我会需要力气对付往后的事情。

我捂住脸颊，趴在地上。心里已经开始在数了。四分钟：二百四十秒。

二百三十二、二百三十……

那个喉咙瘀青肿起的男子又踉跄走回来，加入另一个攻击者，我看了一眼他的脸。是那个有如公牛的男子—矮壮，三分头，那种凶狠的眼神是你很少在监狱以外的人身上看到的。我见过他，也见过他这个表情—在希腊警方提供的一张犯罪档案照上—我想起那张照片上就穿着一件很厚的夹克。那是克里斯托的父亲帕特罗·尼可莱德：老教父离开他的围墙家宅，亲自出马了。

他和那个帮手男拿走我腰带上的手枪，撕开我的衬衫，抓过我的胯下，还脱掉我的鞋子好看看里头有没有藏着武器。他们又割开我的口袋，拿走我的皮夹、钥匙、手机，然后尼可莱德朝库马利喊。

“你带了吗？”

她扔给他们一副警方的钢制手铐，接着帕特罗和帮手男把我双手扭到后头铐起来。他铐得非常紧，我知道二十分钟之内，我的手腕组织就会因为缺乏血液而逐渐坏死，双手可能从此就废掉。他确定我不能动了，这才站起来，拿了他们的武器，敲烂我的手机，跟我那把贝瑞塔手枪扔在一旁，然后两个人互相吹捧起来。他们讲的话混合了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但是要猜出他们在讲什么并不困难，想必他们是在说，这些美国情报员没有他们自以为的一半好，尤其是碰上巴尔干半岛来的真正狠角色。

然后那老公牛上前来，手里握着一把格洛克手枪，低头看着双手反铐、趴在泥土里的我，用他工人靴的包钢鞋尖狠狠踢了我的肋骨。

“这是为了我的喉咙报仇。”他哑着嗓子说，然后比画着示意肌肉男和帮手男—两个人都拿着蝎式冲锋枪—拉着我起身。

肋骨被踢害我好想吐，但我忍住了，设法摇晃不稳地站好，看着库马利。

“怎么回事？”我咬着牙问。我在喘气，设法对付胸部和脸上那种刀割似的疼痛。难得一次，我完全没有假装。这种疼痛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百七十八秒。

“你不该开着那辆租来的车，穿越保加利亚边境的。”库马利说，“那太蠢了—那里有装了车牌辨识系统的摄影机。”

她没有试图掩饰自己口气中的得意，摆明了认为她智取了美国顶尖情报员。

“保加利亚？”我回答，“我从来没去过保加利亚。”

她摇头，嗤之以鼻。“你也从来没去过斯维伦格勒，而且也不晓得‘光明点’和一家要送小家伙去的孤儿院。你的名字是麦克·约翰·史毕兹，你是情报员，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殊小组。”

我暂停一下，让自己显得像是大吃一惊但设法掩饰。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说，“你知道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这里调查—”

轰！那只包钢的靴子踢中了我的膝盖骨下方，我猛吸了一口气，设法克服那种爆炸性的疼痛。要不是肌肉男和帮手男抓着我，我就要倒在地上了。

“别撒谎了!”帕特罗·尼可莱德微笑说。他还真享受自己的工作。

一百三十二秒。

然后我看到了他。

全世界最想捉拿的人步出小通道，把阴影留在后头，走进了一角亮光中。

他高而健壮，就连他身上那套廉价的西装，都遮掩不了他发达的肌肉。我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字眼是“危险”。我直直看着他的深色眼珠，其中散发出来的敏锐和智慧让人不可能忽略。小心点，我告诉自己，务必要小心点。

他的大胡子修得很整齐，脸色阴沉，嘴唇抿成一条坚定的线—他有一种权威，一种指挥全局的气质。“我相信你是在找我，史毕兹先生。”他低声说。

“我不叫史毕兹，而且我不晓得你是谁—”

我看到那只靴子又踢过来，咬紧牙关等着挨上一脚，但撒拉森举起一手阻止了。

“拜托，”他对我说，好像我说的谎言伤害了他，“赞美上天，我妹妹在土耳其情报圈有熟人。她发现你真正的身份—”

“你妹妹？”

他没理会。“她对我的工作完全不知情，也对我所知不多，尤其是最近几年。但她知道男人是如何被你们这些情报员猎杀。全阿拉伯世界都知道。”

“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我忍着身上的剧痛又说了一次，“我的名字是布洛迪·威尔森，我是来调查一件谋杀案的。”

“我的时间不多。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要乖乖告诉我，好吗？”

“我要怎么告诉你？我又不是史毕兹！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九十八秒。这是极限了，布瑞德利的电话来不及救我了。我的膝盖肿得好厉害，而且一波波呕吐感愈加严重。我的胸口痛得要命，颧骨也痛得让我要讲话都变得困难了。

“别害自己白受罪，”撒拉森说，“你是美国人，史毕兹先生，你们不信神的。当你面临深渊，当你饱受酷刑致死，你还能向谁求助？

“你犯了一些小错误，留下了足够的证据，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不，你其实没那么厉害的。

“你以为你为什么会犯那些错？谁在庇佑你？你以为是谁把你送来这里的？不是蕾拉·库马利，而是上天。”

我什么都没说，身子有点垮下来，一副挫败模样。肌肉男和帮手男抓着我的手松开了一点点，于是我往前扑，把头部当成唯一的武器，用脑壳顶狠狠撞向尼可莱德的脸，撞破了他的嘴唇，感觉到温暖的鲜血喷出来，让他整个人往后飞，吐出两颗下排牙齿。

又浪费了几秒钟。快点，班—时间反正快到了，就提早一点打电话吧。

帕特罗·尼可莱德痛得大吼，朝我冲过来，但撒拉森站出来挡住他。

“这是在浪费时间，”他说，看着肌肉男和帮手男，“开始吧。”

我很想继续跟他们讲话，我很想再拖六十三秒，但他们似乎没兴趣。那两个阿尔巴尼亚恶棍把我拖回小通道里，我很困惑—我还以为他们手边有卡车电池或其他刑具的。

当我看到那个装满水的大理石水槽，心里的困惑消失了，明白那水槽意味着什么。心理上，我拼命想转换心态。我之前准备好要承受的是痛苦，而非惊骇。我原先猜想自己勉强可以忍受鳄口钳或拔指甲一小段时间，但现在我拖着双脚，努力想再多拖掉一点时间—每一秒都算数。要是我顶不住而说了实话，那就会输掉一切。

四十二秒。当年在坤戎的那个运毒者，那个胸前有一条开山刀疤的壮汉，只能撑二十九秒。

撒拉森停在大理石水槽前，对他妹妹讲着阿拉伯语。我听不懂那些话，但他比画的手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要她离开一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不适合女人看。

三十八秒。别让我失望啊，班。

33

此时布瑞德利也在算时间，但他是用手表计时，所以算的跟我不一样，而且比我精准。他算是还剩四十六秒。

那个胖保姆大汗淋漓，双腿看起来好像随时就要弯曲跪下。更糟糕的是，她正站在一摊尿上头—一知道布瑞德利心中的打算，她就吓得失禁了。布瑞德利拿着枪，按照我的吩咐，命令她和那小男孩来到厨房中央，站在结实的屋梁正下方。现在，过了七分钟后，那个女人还在啜泣，用土耳其语哀求帮助。而那小男孩则是经过一开始的恐惧尖叫后，现在还在哭着要找妈妈。

整个事件撕扯着布瑞德利的神经，他没检查手表时，就瞪着地板，看起来好像就要吐了。那个保姆虽然很痛苦，但她注意到布瑞德利的反应，怎么都想不透；或许他毕竟没那么坏。这促使她再度设法挤出她有限的英语，乞求他放了他们。

“安静！”布瑞德利大吼，这回更大声，而且看她不肯闭嘴，就举起枪来指着她。

她又哭着发抖起来，小男孩也抽噎得更可怜了。布瑞德利只希望赶紧把这件事办完。现在时间还太早，但他把保姆的手机拔掉充电器，然后，尽管我坚持他必须严守我们讲好的时间，不过他还是找理由告诉自己；拨库马利的手机也要花一点时间，而且她也要耽搁一下才会接听。

电话响了四声—快接，快接吧。

电话接起来了。感谢老天，他心想。结果听到一个女人讲土耳其语。他只听了几个字，就大声开口，问对方是不是蕾拉·库马利，叫她仔细听好……

那个女人持续说着话，口气丝毫不受影响。就好像她是……布瑞德利明白了，那是自动语音留言系统。

那个保姆站得很不稳，全身大约五百磅的体重压着她虚弱的膝盖，她在泪眼蒙眬中看到大事不妙；布瑞德利近乎恐慌，呼吸变得沉重，一言不发。因为电话里的声音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他没办法搞懂其中的意思，也不晓得该怎么办。这个状况不在计划中—库马利跑去哪儿了？

他又看了一下手表—还剩三十二秒就满四分钟了。他正要挂断再试一次，此时那个电话公司的制式声音用英语重复说了一遍。“你所拨打的用户不在通信范围内，或者现在关机了。”

布瑞德利垂下手机，瞪着眼睛。唉，耶稣啊。

34

库马利走下一层破烂的大理石阶梯，进入一个最吸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前来探勘的区域。

在地下深处，一个依然有马赛克镶嵌画和湿壁画装饰片段的地窖里，她站在一片反光的池塘旁，池水表面一片死寂。这是一个古代神庙的正中央，最高阶官员们当年在此祭祀诸神，以感谢此行旅途平安。库马利是在几年前第一次来过，此刻她又走到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是因为她相信这么深入地下，就不可能听到史毕兹的尖叫和绝望的恳求。当时她并不明白，但这个地下空间对于隔绝手机信号的效果也同样好。

她看着自己映在如镜水面上的脸，告诉自己，不管她哥哥对那个美国人做了什么，都跟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监狱里那些穆斯林男子的遭遇大同小异。“光明点”监狱里的状况也差不多。

这个想法让她安心了点，于是她继续往前走，经过了倒映水池的末端，更深入这个神庙中蜂巢般的走道。

在这里，她的手机不会发出任何声响或信号。

35

肌肉男和帮手男从那堆碎石垃圾堆里拿了一块木板过来。我反抗又挣扎，想拖时间，但受伤的膝盖和胸口的疼痛害我挣扎得很无力，于是他们不必费太多力气，就用厚厚的皮带把我绑在那块木板上。

我面朝上，皮带紧得我无法动弹。此时撒拉森冷漠的脸出现在我上方，伸手按着我的手腕。他是医生，正在检查我的脉搏。他满意地咕哝了一声—从我的心跳速率，他知道我很害怕。

他手指着尼可莱德。“等我结束了，”他告诉我，“那个牙齿出问题的人会问你一些问题，是有关你们情报单位在圣托里尼执行的一件谋杀。他想知道是谁下令杀人的，还有动手那些人的名字。明白吗？”

“圣托里尼？我不晓得任何关于圣托里尼的事情。”

他们的表情并不相信。尼可莱德丢了一个桶子给肌肉男，然后从碎石堆里拿起一条脏毛巾，准备开始刑讯了。

撒拉森还是盯着我看。“你可以避免这个的。”他告诉我。我什么都没说，于是他耸耸肩。

“我在兴都库什山的时候，有些人帮了我。你也知道，其中一个人决定背叛我们。当然了，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要你告诉我那个叛徒的名字。”

“就算我知道，”我回答，“一旦我告诉你，你也只会把我杀了。”

他点点头。“我无论如何都会杀了你。”

“我也猜到了。否则，你应该会设法把脸遮起来才对。”

我猜想，他们打算把我用防水裹尸布包起来，扔进海里，而且裹尸布大概已经藏在那艘半舱式游艇的储物柜里了。可能要到多年以后，才会有渔夫不小心捞到我的尸体。如果班没把事情办好，我只希望他们把我包起来之前，我已经死掉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会死，那干吗还要受罪呢？告诉我名字，史毕兹先生。”

“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我来博德鲁姆是要—”

“我看过你的电子邮件！”他凶巴巴地说，脸凑近我，“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发的。”

我竭力装出震惊的表情。他看到了，露出微笑。“现在，把那个叛徒的名字告诉我。”

“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

他恼怒地对尼可莱德打了个手势。那老希腊人把脏毛巾放在我脸上，盖住我的眼睛和鼻子，塞进我嘴巴。尼可莱德把破布的两端绕到木板背后，紧紧绑住。我眼前一片黑暗，已经觉得难以呼吸，我的头被紧绑在木板上，动弹不得。

我感觉到他们抬起我，在眼前的黑暗和恐惧中，我知道他们把我抬到水槽上方。

我数到二十九秒—当初那个运毒人就是撑了这么久。尽管我很软弱，尽管我向来怀疑自己的勇气，但我至少也得撑二十九秒才行。

他们开始把我往下降，我吸了一口气。那条毛巾充满了汗臭与机油味。我听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撒拉森说：“你在发抖，史毕兹先生。”

然后水冲过来。

36

木板浸入水槽时，水淹没了我的躯干。我的生殖器冰冷，胸部的伤口更痛了。我被降得更低，全然无助，感觉到潮水打在我的后脑勺，淹没了双耳。

然后他们把板子往后倾斜。

水淹没我的脸。我设法不要恐慌，但双手和双脚都动弹不得，我又吸了口充满机油味的空气，结果只是加速吸进了毛巾里的水气。水流进我的喉咙，我开始咳嗽。

水墙撞上我的脸，我再也无法咳嗽，因为我窒息了。在黑暗中，我的头往后倾斜，我不晓得水是从桶子里倒出来，还是他们把我整个头浸入水中。那种溺水的感觉太压倒性了，于是我拼命想透过那条湿毛巾吸气。

但结果我没吸到气，水流进了我的鼻孔和嘴巴里，沿着倾斜的喉咙往下滑。呕吐反射开始了，设法想救我，结果演变成一连串严重的抽搐和窒息。

愈来愈多水冲到我脸上，令我茫然昏头。我只是紧抓住一个想法，一个信念，一个真理：再过十八秒，布瑞德利就会打电话。再过十七秒，我就能获得解救。再过十六秒……

我被绑得很紧，因而尽管惊骇莫名，却无法挣扎或乱踢。更多水浸入我的鼻子和嘴巴，好像要淹死我，持续不断的呕吐和抽筋弄得我喉咙好痛。我很想叫，但那条脏毛巾和大量的水，让我连大叫都没办法。我的惊恐无法表达出来，于是转而向内，在我空洞的心室内回荡。

我的双脚和背部出自本能地抽搐，想挣脱束缚，耗掉了我宝贵的力气，我觉得自己更朝后倾斜了。水淹没了我。又一波呕吐反射开始。布瑞德利在哪里？他得赶紧打电话啊。

我思绪旋转，知道自己已经不晓得数到多少了。还剩几秒？我眼前一片黑暗，拼了命想呼吸。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坚持下去，活下去，不要气馁。

我在黑暗和压倒性的恐惧中旋转。我的头更朝后倾斜，我落入水中。或许那只是另一大桶水，但我感觉好像是在深深的水下，在一个充满水的坟墓里又呛又喘又咳，渴望空气，渴望活命。

我知道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但忽然间我往上猛冲，水流下我的脸，我可以隔着毛巾吸气了。那只是小小一口气，但那就是生命，他们把我直立起来。布瑞德利打来了，一定是他打来了！

我设法吸进更多气—我得准备好扮演自己的角色—但还是不断喘气又干呕。然后那条毛巾拿开，我努力呼吸，胸部不断起伏，气管颤抖又抽搐。

我知道自己必须控制状况，我得掌握场面—老天在上，现在轮到撒拉森坐下来，面对种种后果所组成的一场盛宴了。

一只手伸进我破烂的衬衫里。我眨掉眼中的水，看到那是他，正在检查我的心跳的频率和强度。我看到那个老希腊人站在他后头，露出一嘴脏牙齿嘲笑我，很享受我痛苦又恐惧的模样。

一股强烈的恐慌窜遍我全身：没有人表现出形势倒转的模样。此时我才晓得电话没打来。班到底在干吗？

我整个人垂垮下来—一个人独自在死亡剧场里，这回我真的要死了。要不是肌肉男和帮手男抓着板子，把我撑着直立起来，我真的会倒在地上。

“背叛者的名字？”撒拉森问。

我想说话，但是喉咙太痛了，而且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让我脑袋混乱。于是我低头看着地面，只是摇摇头—不，我不会告诉他任何名字。

“刚刚是三十七秒钟，”他说，“这高过了一般平均值，你应该要觉得很光荣了。你的表现已经超过任何人的预期。但是只要我高兴，我们可以继续玩下去。任何人都会被击垮的，没有人能赢。名字是什么？”

我的双手颤抖，好像没有办法停止。我抬起眼睛，再度试着说话。第一个音节轻得根本听不到，撒拉森朝我凑近了想听。

“把毛巾再盖上吧。”我用气音说。

他反手给了我一耳光，打得我的嘴唇都破了。但他再也吓不了我。在我心底的角落，我找到了一股小小的勇气—我想到了班·布瑞德利和那67层楼。

肌肉男和帮手男把木板放平，又把我抬往水槽。撒拉森正要把毛巾盖回我脸上，尼可莱德忽然朝他喊，要他让开。我看到他从藏在碎石堆旁的器具中拿起一把石匠用的手锤，看起来沉重而残酷。

我平躺在木板上，光着的双脚就在他面前，他强壮的双肩往后拉，然后尽力往下甩。

那把手锤全力击中我左脚的脚掌，击破了肌肉，压碎了交错的小骨头和关节。一股令人作呕的灼痛有如巨大的电流，冲过我的小腿，往上经过大腿，直抵我的胯下。那一锤就像朝我的生殖器轰过来。我本来可能昏过去的，但是自己的狂吼声又把意识给拉了回来。

尼可莱德大笑。“看吧，他的声音大多了。”他对撒拉森说，“有时候，老方法还是最管用的。”

他又捶了我一下，这回比较靠近脚趾，我听到更多骨头碎掉，我也叫得更大声了。我正濒临失去意识的边缘，但站在我旁边、正在为尼可莱德喝彩的帮手男伸出手，用力拍打我的脸，免得我昏过去。

他朝尼可莱德喊道：“再来一次。”

“不，”撒拉森下令，“现在已经拖太久了，如果他昏了过去，我们一整天都要耗在这里了。”

他转向我。“快把名字告诉我。”

“我是布洛迪·大卫·威尔森。我是联邦调查局—”

他们将毛巾盖回原位，把我往水里放。

37

库马利走过神庙后方，经过了残余的后石墙，进入了一个叫“掠夺所”的地方，在古代，角斗士的尸体会送来这里，卸除掉他们身上的武器。

她很好奇上头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必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听见哥哥的呼喊声，告诉她事情结束了，他们可以离开了。

真是可惜，她心想—史毕兹是个聪明的调查好手，绝对是她所毕生见过最厉害的。光是“法国屋”那两面镜子的想法，就是个证据。有关他身份的整套诡计，本来也可以安全过关的，只不过他开车穿越边境时，那辆租来的车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美国不是也有车牌辨识系统的摄影机吗？那种系统大概还是他们发明的。真奇怪，这么一个聪明的人，竟会犯下这种错误。

当然，要不是土耳其情报局的副局长打电话给她，她永远不会晓得他真正的身份。说起来，情报局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打了通电话之后就毫无消息—没有后续的追问，没有来追查史毕兹的行动或细节。她光是利用贩毒圈子的熟人，闯入史毕兹的旅馆房间一次，就查到了比土耳其情报局更多相关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好像对史毕兹不是很感兴趣。

她忽然有了个非常可怕的想法：要是那个美国人根本没有犯错而开车穿越边境呢？比方土耳其情报局的那位副局长是他们的人，或者有人拦截了她的电话转接到别处，于是跟她讲电话的根本不是那位副局长呢？万一那其实是个骗局呢？那就表示她是受骗把信息告诉她哥哥，把他从暗处引出来露面。

“真主在上—”她说，开始奔跑。

她跑过古代角斗士的武器和盔甲储存的地窖，奔上一道长长的斜坡，斜坡尽头就是“死亡之门”，古代角斗士的尸体就是从这里运出去的。

她快跑到那道倾颓的拱门时，整个剧场舞台在她面前展开，此时她脱离死角的手机开始响了。她掏出来，看到自己至少有一打未接电话。全都是她保姆打来的，现在的这一通也是。

她接了，非常惊恐，用土耳其语说：“什么事？”

但回答的不是她的保姆。而是一个说着英语的美国男子。“蕾拉·库马利？”他问。

她吓坏了，大喊道：“你是谁？”

但他没回答，而是照着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所拟出来的台词说：“我发给你一段影片。你去看。”

她困惑又害怕，好像没听到这些话，只是再度质问他是谁。

“如果你想救你侄子，就去看那个影片。”班说，“那是实时画面，现在正在发生的。”

她侄子？库马利心想。他们知道一切了。

她双手颤抖，几乎哭了出来，赶忙找到了那个影片，打开来。她一看差点晕倒，只是朝着电话尖叫，“不……拜托……啊，不！”

38

我又溺水了—这回浸在水中，也浸在疼痛中。我在为自己的生命奋战，水流过我的脸和被打烂的脚上，制造出一波接一波的痛苦。很快地，痛苦就成为我唯一的知觉了。

我的头往后倾斜，我的喉咙张开，水往下流而启动了无尽的呕吐抽搐。我的胸口起伏，我的肺在尖叫，我的身体垮掉了。惊恐已经赶走了所有的理性思绪，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设法算时间，但数到五十七秒就迷失了。感觉上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我眼睛被蒙住，仿佛远游到星系之外。我看到了宇宙尽头的空无，那里是一片黑暗，没有形体也没有边际。我知道他们对我的伤害已经远超过皮肉之痛，在我的灵魂留下了伤疤。

一缕回忆忽然浮现，那是“低语死神”曾说过的话。他说，如果我太难受，就应该结束掉。凑向我的步枪，拿出军人样去见上苍。但那是最后的残酷—因为折磨我的人控制着水量，我连要张开喉咙，赶快把自己淹死都不可能。就连这最后的尊严，结束我自己性命的机会，都不可得。我被迫要继续受苦，站在死亡之门的门口，但永远无法跨过去。

撒拉森看了一下他的手表，这个美国人已经撑了一百二十五秒，超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也远超过他的预期，接近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他不但是伟大的战士、上天的追随者，也是神圣《古兰经》的无畏学者—所创下的纪录。他现在一定准备好要说实话了吧？他向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打手势。

他们把我拉出来，我感觉水从我的头发间流过，脏毛巾从我脸上拿开。我在发抖，身体完全无法控制，脑子也不太听使唤。那种恐怖太具体了，我毕生的每一种恐惧都清楚显现。我没法讲话，但当我从绝望的深渊恢复过来后，脚上的疼痛又猛烈袭来，让我陷入了解脱的无意识状态。撒拉森用力打我脸上断掉的颧骨，于是高涨的肾上腺素让我又清醒过来。

他撑开我的眼皮检查瞳孔，另一只手摸索我的脖子，找到了一条动脉，检查看我的心跳是否不规则或有停摆的危险。然后他往后退，看着我—猛吸着气，设法控制身上的震颤，同时努力忍住脚上的疼痛。

“你是谁？”他说，声音好轻，我大概是唯一听得到的人。

我看到他脸上的忧虑和困惑，于是有了力量。在我们意志力的漫长决斗中，我虽然快要死掉，但我赢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我虚弱地摇摇头。

“把他交给我。”尼可莱德说，不耐烦地发作了。

“不行，”撒拉森说。“你只会杀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我们想问出答案，反正还有好几个小时。”

“要是有人开船经过，朝废墟看，可能就会好奇了。”尼可莱德说。

“那就去把我们的船移走，”撒拉森回答。“藏在岩石后头，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了。”

尼可莱德犹豫着，不习惯被人这样使唤。

“去吧，”撒拉森说，“我们这样只是在浪费更多时间。”

希腊老头瞪着眼睛让步了，他转向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命令他们来帮自己。他们三个人沿着主走道远去消失了，撒拉森低头看着水槽旁瘫软的我，还绑在木板上，手腕肿起且扭曲变形，手铐深深嵌入肉里，手指因为缺血而白得像大理石。他用鞋尖踢了一下我被敲烂的脚，看着我皱起脸。他又踢了一下，更用力了，然后我忍不住大叫起来。

“接下来只会更糟。”他低声保证。

他又举起脚要踢我的伤口，但没有机会了。从小通道的黑暗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喊叫声。

她用阿拉伯语疯狂地喊着。

39

从我躺的地方，可以毫无遮蔽地看到库马利奔向亮光，脸上写满了恐惧，手里紧抓着手机。她哥哥也赶紧朝她跑去。

一时之间，我还想不透发生了什么事：在我脑子里，那个计划已经破灭了，而且我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信息都难以处理。我无法想象布瑞德利还活着：我不记得只要一通电话，还是可以挽救我和整个任务。

我困惑地观察着，设法不要屈服于那只脚和两边手腕的痛苦中。我看着库马利和她哥哥会合，把手机朝他伸出。他说着阿拉伯语，但显然是在问怎么回事。库马利猛喘着气，只是指着手机。撒拉森于是看着屏幕……

他钟爱的儿子也纯真而无法理解地看着他。泪水不断滑下他的脸，但因为手机对着他拍摄，所以他还是尽力微笑。他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绞刑绳圈。

撒拉森瞪着那个静止的画面，整个世界都颤抖着，他自认知道且理解的一切，全都从根基处摇摇欲坠。他看着我，充满杀意和无常。有人居然威胁他的孩子！他会—

他冲向我，双眼闪着怒火，我迟钝的脑子终于有个齿轮啮合上了。那是我之前努力倒数等着的那通电话，就是我拼命想听到打来的电话。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库马利的痛苦和撒拉森的愤怒……

布瑞德利成功了！

我想坐直身子，但我还被绑在木板上。尽管痛得要命，但我仍设法回忆前一夜旅馆房间里的排练，当时我的脑子和身体都还完整无缺，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惊恐的滋味。我原先猜想，最危险的一刻就是撒拉森明白这是个圈套，知道他儿子的命危在旦夕：他可能会盛怒之下展开攻击，杀掉眼前所有人。我努力思索，想起我要说的话。

“放聪明一点，你就可以救你儿子。”我说，有点结巴。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儿子？！”他吼道。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可以救他。”我又说了一次，没费事跟他解释。

他妹妹稍微恢复过来，开始朝哥哥尖叫—一半阿拉伯语、一半英语，全都喊得悲痛欲绝—叫他不要浪费时间，赶快问我该做什么才能救他儿子。撒拉森只是瞪着我，不确定要向理性还是愤怒屈服。

“看看画面！”库马利大吼，“看看你儿子！”

她把手机凑近他的脸，他又看了一眼那孩子的影像，然后转向我……

“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他说。

“你跟电话里那个人说吧。”我回答。

撒拉森把手机拿过来，狠毒地开了口。“你是谁？！”他用英语说，还是想控制局面。

我知道布瑞德利不会跟他啰唆，只是按照计划，叫撒拉森看一段他要传送的影片。第一个镜头会是一个时钟或手表，证明并没有造假，我们没有刻意布置，画面中的一切的确是正在发生的。

撒拉森播放影片。他看到了时钟，似乎站不稳了。他妹妹也在旁边看，紧紧抓着他，混合着阿拉伯语和英语跟他哭喊着。影片接着显示绳子的一端，绑在厨房里原先挂着灯的黄铜螺栓上。另一端的绞刑绳圈，则套着小男孩的脖子。他站在那个满身汗湿的胖保姆肩膀上。当她虚弱的膝盖力气耗尽时，她就会跌倒，小男孩也随之会被吊死。

这是恐怖的一幕，也难怪布瑞德利一开始那么激烈反对，但我需要一个够震撼的状况，好让撒拉森没时间反应或计划。老实说，发明这个计谋不完全是我的功劳—如果这能算功劳的话。我是几年前阅读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人曾逼着一个欧洲裔父亲用同样的姿势撑着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会逼小孩的母亲看，直到她们的丈夫跌倒。当然，对日本人来说，这只是运动而已。

撒拉森握着电话的手垂下，充满恨意地看着我。就在他定定站着不动时，库马利朝我扑过来，想抓我受伤的脸。

她哥哥把她往后拖—他正在设法思考，目光四处乱看着废墟里的墙壁。这里比任何铁窗牢笼更像个监狱。我的脑子开始可以运作了，心知我得继续施加压力，不让他有任何机会打乱我的剧本。

“我和我的人不会忍受任何拖延，”我说，“你再听听电话里讲什么。”

撒拉森震惊之余，像个机器人似的把手机举到耳边，听到一个女人在电话那头啜泣，歇斯底里地用土耳其语说话。他茫然了，因为他不懂土耳其语，于是他把手机递给他妹妹。

她开始翻译成阿拉伯语，但我阻止了她。“讲英语。”我说。

她告诉她哥哥那是保姆。“她在恳求，”她说，“她快撑不住了！她说，如果我们不能救她，那至少救那个孩子吧。”

她失控地抓住撒拉森的衬衫。“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害我们陷入了什么状况？！”

他甩开她的手，她踉跄后退，呼吸沉重地怒瞪着他。

“我们估计，那个保姆大概可以再撑六分钟，”我说，“当然了，我们也可能算错。说不定更少。”

我是掰的，但是在这个绝望的状况下，不会有人质疑的。撒拉森看着手机里的影像，然后看着我。我知道他晕头转向，不确定该怎么做。

“你是他父亲，”我冷静地说，“你的儿子是你的责任—救他吧。”

多年前在日内瓦，我就已经学到了一课：爱并不软弱，爱很强大。现在我把一切赌在爱的力量上。撒拉森什么都没说，动也不动。一边是他为了未来的伟大计划，另一边是他儿子的命，他困在中间，不知该如何思考或抉择。

我必须逼他，于是努力回想我该说什么。“承诺算什么？”我说，“尤其是对临死妻子的承诺？不过也随你吧，你就打破你对安拉立下的承诺。”

他瞪着我，呼吸急促，吓坏了。“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有关加沙的事情？！”

我没回答，他转身离开我和库马利。他迷失在黑暗中，想找一条路离开监狱，我很确定，他想到了自己当年抱着垂死的妻子，想到这个儿子是他和她最后的联系，想到自己曾向她以及保护他们的上天所立下的神圣承诺。

我看到他的肩膀垂下，然后他的声音因为暴怒而沙哑。“你想要什么？”他说，转头对着我，“告诉我该怎么做。”

库马利解脱地啜泣着，伸出双手抱住他。

“我得让电话里的那个人知道我还平安活着。”我说，“帮我松绑。”

撒拉森犹豫着。他知道一旦放了我，一切就无法回头了，但眼前他没有时间多思考。库马利走上前，松开把我绑在木板上的皮带，又从口袋掏出一把钥匙，解开了手铐。

手铐掉在地上，血流回到双手的疼痛让我差点晕过去。我设法抓住水槽边缘，托着自己直起身子。我被打烂的那只脚一碰地，那种压碎神经的爆炸式疼痛害我差点又倒回地上，但总之，我还是设法撑住了，然后伸手要手机。

撒拉森把手机交给我，但我没举到耳边，而是朝他们两人伸出另一只手。

“武器。”我说。

他们各自交出一把手枪—库马利的是制式的贝瑞塔手枪，撒拉森的枪大概是尼可莱德提供的，那是一把SIG 1911不锈钢手枪，瑞士制造，是你在一般手枪店所能找到的最佳武器。

我把贝瑞塔塞进口袋，SIG手枪则握在肿胀的手指里。以我双手的状况，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办法开枪。我转移一下我受伤那只脚的重心，努力压下一股涌上的恶心之感，然后举起电话到耳边。

“班？”我说，我的声音沙哑而破碎，他大概都不太认得了。

“是你吗？”他问。

布瑞德利的声音几乎让我崩溃，我一度以为自己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我一时之间瘫着不动，这才明白他们差点把我整个人给毁掉。

“算是吧，”我说，“我要打开免持听筒功能了，班。”我继续说，设法回想我之前仔细计划过的种种细节。“你会听到发生的一切。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朝那个保姆开枪，好吗？”

我看到撒拉森和库马利都听到了，于是放下手机。尽管我的精神才刚被严重伤害过，但我知道自己必须赶快行动，于是转向库马利。

“你去底下的隧道，躲在那边观察海滩。要是看到有其他人，就赶紧回来警告我。记住，如果你敢耍小手段，打暗号要他们攻击我，博德鲁姆的那个人就会听到，他会晓得该怎么做的。”

她点点头跑了，极力想办好这件事，极力想救那个小男孩。她焦虑又害怕，我想她大概根本没意识到，她已经变成我最亲近的同盟了。

我转过头来看着撒拉森。我知道，无论我刚刚经历了多少痛苦，接下来这部分才是真正困难的：我必须让他告诉我实话，而不是用谎言和错误信息击败我。

“我名叫斯科特·莫道克，”我说，想着我伤口的疼痛，“我是美国情报员，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些问题。”

40

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旅馆房间好几个小时都没睡，思索着如果有了机会，我该怎么审讯扎卡里亚·纳苏里。

我判定，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连珠炮似地持续问一大堆问题，绝对不给他机会猜测哪些问题我知道答案、哪些我不知道。我得把知道和不知道的混合得不露痕迹，让他完全不敢冒险撒谎，而且我必须问得很快，让他没有时间思考或犹豫。

几个小时前，我就知道这个办法很困难了，而现在身体和脑子都饱受伤害之下，我更没把握自己能够进行。只要犯一个错，只要被他成功骗了一次，一切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如果你撒谎，有一个问题答得不对，”我告诉他，“我就会射杀你，然后把手机挂掉。你也知道，博德鲁姆那个人已经接到指示，知道该怎么对付你儿子了。我讲得够清楚了吗？”

我没等他回答。“帕特罗·尼可莱德是谁找来的？”我说，很担心自己受伤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第一个问题就让他猝不及防。没人提起过那个老希腊人的名字，我看得出撒拉森很惊讶我怎么会知道。他已经开始防备了。

“我妹妹。”他回答，想表现得好像无动于衷。

“她十二岁的时候，拿过一个作文比赛冠军，是什么样的作文？”

“英文—英文写作能力。”他一定心想，他们去哪里问出来的，谁会晓得这种细节？他母亲—？

“你被炮弹碎片击中脊椎时，是在哪个医院治疗的？”

“加沙医院。”

我的问题范围遍及全世界，在几十年间跳来跳去—

“你妹妹会水肺潜水吗？”

“我父亲教过她—在她小时候。”这大概是正确答案—他们的父亲曾服务于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

“你击落过几架雌鹿武装直升机？”

我检查一下手机的麦克风，很希望布瑞德利在记录—以我的状况，我不确定自己能记得这些答案。

撒拉森很震惊—现在问题跳到阿富汗了。“三架，有些人说四架。”他回答。从他脸上看得出，他在想我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跟苏联的战役结束后，你去哪里买到死亡证明的？”

“在圭达，巴基斯坦的圭达。”

“跟谁买的？”

“我怎么知道？！那是在市集里。”

“谁给你新身份的？”我直盯着他的眼睛。

“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他回答的声音稍稍轻了一点，我猜想是因为他出卖了这个人。很好。

“大声一点，”我说，“你小时候在吉达那个家的地址。”

“你知道的—你都看过照片了。”

“我还去过，那照片就是我拍的。”我回答，“你在阿富汗作战时，基地在哪里？”

“兴都库什山，一个小村名叫—”

我又开口，声音压过他，让他以为我已经晓得答案了。我发问速度一直很快，毫不松懈。“你新身份的国籍是哪一国？”

“黎巴嫩。”

我得到第一个真正想知道的答案了：他的国籍。有了这个，必要时我们就可以追查他。范围逐渐缩小了。

在博德鲁姆的那栋房子里，布瑞德利手机紧贴着耳朵—设法要听清一切，面前的工作台上摊着一堆纸，同时拼命写着字，因为我问的速度太快了。

他后来说，当时听着我的声音，他几乎确定我随时都会暴毙。

41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舀了一掌水泼在脸上，只求能让自己撑下去、能舒缓疼痛，减低似乎已经开始的发烧状况。“谁是扎伊尔德·宾·阿布都拉·宾·马布鲁克·比希？”我问道。

“国家行刑官。”撒拉森回答。

“哪个国家？”

“沙特阿拉伯。”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暂停一下，于是我明白这么多年后，那个伤痛还是记忆犹新。

“他杀了我父亲。”

“快一点！”我警告他，“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他才刚开口讲了一点，我就又问了下一个问题。“你是什么血型？”

他才讲了一半，我就又问了下一个问题。我得让他一直忙不过来—

“Amphiprionocellaris的俗名是什么？”

“小丑鱼。”

“你是在哪里拿到医学学位的？”

“贝鲁特大学。”

“学费谁付的？”

“奖学金—美国国务院的。”我没反应，不过—没错，很合理。

“你小时候在巴林，到了哪个清真寺？”

我记不得名字，但撒拉森的回答听起来正确。“这清真寺属于哪个团体？”我又问。

“兄弟会。”

“你工作的最后一所医院叫什么名字？”

“艾尔米纳区医院。”

这是第二个我真正想知道的：医院里会有雇用记录，也会显示他拿到黎巴嫩护照后所使用的名字。

“院长是谁？哪一年开始？哪一月？”

撒拉森别无选择，只能回答—我丢问题的速度快得毫不留情，但自己也付出了庞大的代价。我所剩不多精力消耗得很快，而且现在我确定后脑的疼痛是发烧的症状—我想有个伤口的感染已经开始影响我全身。快一点，我告诉自己。快一点。

“你儿子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阿米娜。”

“姓艾巴迪？”

“对。”他回答，对我的所知很震惊。

“她还用过其他几个名字？”

“四个。”

“告诉我阿克萨烈士旅和你儿子那家孤儿院的关系。”

“孤儿院是他们出资成立的。”

“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

“一颗以色列的导弹。”老天，他的声音好悲痛。

“尼可莱德那个死在圣托里尼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什么？”他反问，困惑又绝望，“又回到希腊人了？！”

他不晓得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这给了我力量。我明白，自己漫长旅程的每个细节都算数，每一条线我现在都用上了。就这一次，我终于可以补上漏掉的每一个针脚。没有一件事是白费工夫。全部都算数。

“那个儿子的名字？”我再问一遍。

他试图回忆，或许甚至不确定自己听过。“我不……我不……”他慌了起来。“克里斯多福，”他说，但他不确定。“不，不—”

“克里斯托。”我说，让他过关。

“你到博德鲁姆的前一天在哪里？”

“德国。”

我想这是实话—一定是个附近的国家。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个月。”

“你参加的清真寺在哪条街上？”

“威廉街。”

“哪个城市？”

“卡尔斯鲁厄。”

“你在兴都库什山杀掉的那三个外国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我不记得了—”

“名就好！他们彼此间怎么称呼的？”

“珍妮卡—”

我没等他讲完。我自己也不记得那些名字。“你利用一个网络留言板跟你妹妹联系吗？”

“对。”

“谁是小丑鱼？”

“我的昵称。”

“你在兴都库什山的时候，你儿子生了什么病？”

他瞪着我—见鬼了，我怎么会知道他儿子生病了？

“感……”

绝望之际，他想撒谎，测试我，但我盯着他，他又觉得最好不要。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太慢了。不准再这样。卡尔斯鲁厄最大的饭店叫什么名字？”

“德意志国王。”他说。

“你在那边工作过吗？”

“那个饭店？”

“卡尔斯鲁厄！”

“是的。”

“哪里？”

“凯隆。”

这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全名。”

“是个美国公司，那是—”

“全名！”

撒拉森满头大汗，大概正在设法回想公司前门的招牌，但是脑袋一片空白。我拿起电话要跟班说话—就好像我要威胁那个男孩似的。他想到了—

“凯隆制药有限公司。”

“你小时候去的那个清真寺叫什么名字。”

我其实不在乎—我看到撒拉森放松了，只是下巴周围肌肉略微松弛，于是我知道卡尔斯鲁厄和那家制药公司是热区里最烫手的信息。

“你在艾尔米纳工作时的地址？”

撒拉森几乎跟不上我的速度，但他还是告诉了我。他没讲完，我就又发问—“给我三个名字，让我能确认这个地址。”

他讲了，但我其实也不在乎艾尔米纳，虽然我猜那里就是他合成病毒的地方。

“你在凯隆是做什么工作？”我又回到我真正想问的地方—热区。我从他的脸看得出他对这个范围并不热衷。

“运输职员。”

“上司的名字？”

“赛达—”

“你值哪个班？”

“大夜班。”

“凯隆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制药。”

“哪一类药？”

“疫苗。”

我赌了。大概是我毕生最大的豪赌，但一个医生去药厂的运输部门上大夜班，可不会毫无目的。

“那些病毒是什么时候离开卡尔斯鲁厄的？”

他稍微暂停一下，我把电话拿到耳边，准备要引爆了。他瞪着我又等了一下。

“昨天。”他轻声说。

我觉得秘密的巨大石塔轰然倒塌，一阵解脱感好强烈，让我一时之间忘了疼痛。我现在知道了：在过去二十四个小时，一批被天花病毒污染的疫苗已经离开了德国一家叫凯隆制药的公司。

这些病毒已经运到美国了，或者快到了，我最急迫的想法是：多大？这个攻击的规模是多少？

“有多少剂？”我说。

“一百……”

他话中有小小的音调转折，语尾稍微降低，好像试图摆脱什么，让我警觉起来。我的手机还贴在耳边，那把SIG枪在另一只手上，于是我用枪管指着他的脸—

“我只会再问你一次。多少？”

他似乎垮了。“一万剂。”他说。

我花了好大的自制力才没有反应。一万剂？！这个数字一定是实话，因为太惊人了，不可能是撒谎。那一刻，我把拼图的最后一块放进去了。以这个攻击的规模和现在这个季节，这批病毒只可能放在一个地方。我很确定我知道是哪里，也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经过了感觉上好像是半辈子的时间，我终于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靠着水槽，身上痛苦不堪，早就筋疲力尽，而且发烧愈来愈严重，汗水也开始流下脸颊。

我抬起目光，看到纳苏里还是瞪着我。他知道为什么审讯停止了，因为我已经查到自己需要的一切信息，也毁掉了他这么多年来辛苦工作、给予他生命意义与重量的唯一事物。他正要说什么，大概是要以上天之名诅咒我吧，但他没有机会。我们看到库马利奋力跑向我们。

“他们来了。”她喊道，踉跄着停下。

“一起？”我问，很快甩开疲倦，“有谁落在后头吗？”

“不，三个人一起。”

这给了我机会—如果他们分批回来，后头的人听到枪声就会警觉，而我们要对付的是拿冲锋枪的混蛋。如果出其不意，而且三个一起解决，会是最有胜算的。

我听到布瑞德利在电话那头大喊，显然担心出了什么事情，不明白为什么询问停止了。我赶紧举高电话。

“有麻烦，”我说，“你先别挂，三分钟—”

我把手机塞进口袋，开始伸展我发肿的手指，想判断我能不能扣扳机。有件事很确定—因为我的一只脚毁掉了，没办法站着，甚至蹲着都不行。所以我需要帮助。

42

那把贝瑞塔手枪飞过空中。是从我口袋里拿出来，赶紧丢给库马利的。她接住后看着我，很惊讶。

“要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博德鲁姆的那个男人可不会接受任何借口。他会射杀那个保姆。所以你最好保住我的命。懂了吗？”

她正要点头，但她哥哥插嘴：“这种事不能交给她，她是女人。把枪给我。”

我不敢置信地瞪着他，但忍住了没多说—以他的背景和信仰，我早该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不，”我说。

“你知道我以前杀过人，”他又继续争辩，“而且我的准头比较好。给我吧。”

“不，”我断然说，“我不信任你—而且，反正你要当诱饵。”

他想问—诱饵？但是我没时间解释了，只是转向库马利。“你杀过人吗？”

“从来没有。”她看起来好像也并不喜欢这个主意。

“那只要记住一件事—你不是在射杀别人，而是在救你侄子。”

我叫她赶紧到一堆落石后头，那里不但有掩护，也可以清楚看到那三个人。“你的目标是那个老头，”我说。“他会比较慢，而且他只有手枪。我会设法对付那两个拿冲锋枪的。

“我会坐着。诱饵会站着，假装他还在问我话。你一看到我侧身着地，就开火。

“瞄准尼可莱德的胸部，他倒下，还是继续开枪，知道吗？噪音总是有帮助的。”

我抓起那个光滑的冷冻柜钢盖，靠着一根倒下的柱子放好。然后自己放低身子，靠在水槽上，半背对着走近的敌人。

当他们看到我垮坐在那边，没有面向他们，就不会怀疑有什么不对劲，也不会看到我大腿上的SIG手枪。那块光滑的冷冻柜钢盖不是什么好镜子，不过还是管用：可以让我看清战场和三个敌人走过来的确切位置。

我听到库马利低声说：“他们来了！”

我把SIG手枪的保险打开，希望库马利在焦虑的状况下也能记得做同样的事情，撒拉森站在我旁边低头看着我，我们一起等待着。我呼吸沉重，目不转睛瞪着那块光滑的冷冻柜钢盖。

尼可莱德和另外两个人走近来时，我看到他们映在镜中的身影，逼自己等到狙击手所谓“最大杀敌距离”的那一刻。四秒钟……三秒钟……

太阳微微移动，一道直射的光柱穿透破烂的屋顶，照在冷冻柜盖子上，刺眼的亮光立刻吸引了那三个人的注意力。

尼可莱德不笨—他发现那个钢盖换了位置。他眯紧眼睛，看到我在观察他们，便大喊着警告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冲向旁边拔出枪。

我肩膀着地，开始翻身成射击姿势。库马利的贝瑞塔开枪了，但没射中任何东西，更别说那个冲刺的老希腊人了。

我在泥土地上翻滚，被打烂的脚和伤口痛得我大喊起来，然后我瞄准肌肉男。他正拿着冲锋枪扫射，打算把那个水槽和周围的一切轰烂，包括我。

没有武器的撒拉森飞跳起来，想爬到碎石堆后方寻找掩护。

我仰天躺着，手指放在扳机上，但是手指肿得太严重了，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绝望之际，我朝肌肉男连开三枪，努力让三枪分散位置。正常状况下，我开的第一枪都至少会命中目标，但这回一点都不正常，于是前两枪都没射中。

第三枪射中他的腹股沟，并不致命，但因为距离太近，子弹的冲力把他往后撂倒。他的蝎式冲锋枪落地，双手抓着胯下残存的部分。

库马利瞄准迅速移动的尼可莱德，不断开枪，完全不晓得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她射出的子弹离希腊老头太远了，不过倒是射中了那帮手的喉咙。他立刻倒地。

她继续不断朝尼可莱德开枪，不过他很快就来到水槽边。子弹飞溅在我周围的地面上。

耶稣啊！我很想大喊警告，但是没人会听到，因为肌肉男不断嘶喊着，想堵住他胯下涌出来的鲜血。我想翻滚到安全的地方，但是被轰得往后倒下。一波疼痛从我肩膀的软组织爆发出来，我知道库马利乱射的子弹有一颗击中我了。

我设法撑起一边膝盖，迅速瞄准尼可莱德没受伤的模糊身影。我诅咒自己该死的手指，很勉强才扣下扳机，然后看到我撑着枪管的左手抖得像个柔弱的女人。

我用力按了四次，非常快，但只能击中老头的双腿，他栽倒在地上，手枪飞了出去。我迅速转身，知道得赶快结束掉这场混战，不然我就没力气了。我看到那个被射中胯下的肌肉男扑向他的冲锋枪。

我一边转身，一边就开了枪—第一次真正抓住机会—两发击中他的胸部，一点也不巧妙，但已经足以杀死他了。

尼可莱德流着血，没了武器，看着肌肉男倒下去。他趴在地上，抬头望着我，眼中有恨意和困惑。我猜想他本来以为今天会很简单，轻松愉快，但不知怎的我居然熬过了水刑，策动掳获我的人反过来对付他，而且我开枪的准头仍足以撂倒他们其中两个。

“你他妈到底是谁？”他吼道。

我看到他的双眼发现了自己的手枪，就在他几乎伸手可及之处。我不禁想起之前他用包钢靴踢碎我膝盖、用手锤敲烂我的脚之时，脸上那个得意的微笑。

“他们以前都说我是‘蓝骑士’。”我说，“我就是下令杀了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的人。”

尼可莱德的脸扭曲着—他的复仇这么接近，居然功败垂成？他大吼，一股庞大的力量忽然爆发，有如死前的喉鸣。他扑向那把手枪。我开了两枪，在那个距离，他的头几乎是整个爆炸了。

我别开脸—取人性命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即使死的是像他这样的人。一旦我觉得杀人有乐趣，我知道那就是我永远离开战场的时候了。我把手枪对准库马利—她非常紧张，浑身是汗，在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之下，我想她根本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要她把贝瑞塔枪里的弹匣拿出来。

“现在把枪对准地上，击发三次。”我说，以确保枪膛里不会有残留的子弹。

“然后把手枪放在地上。”我说，一旦手枪落地，我就叫她照着同样的过程，处理那两把冲锋枪和尼可莱德的手枪。

“现在把所有的弹匣拿过来给我。”

她捡起来递给我，我把弹匣放进口袋。现在所有的枪都没了子弹，我指着那副手铐，还放在她刚刚扔下的地上，钥匙还插在上头。

“把他铐住。”我说，指着撒拉森。

他已经爬出碎石堆，扶着水槽站起来，他整个人深陷在绝望中，不明白他的神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遗弃他。

“把他双手铐在背后。”我告诉库马利。

她铐好他之后，我看到一大群苍蝇已经停在那三具尸体上。但我知道，等到半打国家的情报单位找到他，那种疯狂抢食行为绝对只会更厉害百倍。

他低垂的头抬起来，看着我。我一手拿着SIG手枪，还是瞄准他，另一手开始把衬衫撕成布条，用来充当绷带，包扎受伤的那边肩膀，以便止血。我们的目光相遇，彼此都知道，无论接下来会怎样，他这辈子都再也不会有机会完成他的黑暗计划了。

“我爱他。”他只是说。指的是他儿子。

“我知道，”我回答，“那是我唯一的武器。”

库马利把手铐钥匙交给我，我同样放进口袋。我用牙齿把绷带拉紧，绑起来，奔涌的血减缓到只剩一点细流。我从口袋里掏出库马利的手机：三分钟快到了。

“你还在吗？”我哑着嗓子问。

“耶稣基督啊，”布瑞德利说，“死了几个人？”他从手机里听到了这场枪战。

“三个。事情结束了—你可以放走他们了。”

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那保姆跪倒在地，另外他已经割断绳子让小家伙下来了。我转头看着撒拉森和他妹妹，让他们看我的表情—保姆和小孩都平安无事了。

撒拉森坐在水槽旁的泥土地，双手紧紧铐在背后，低着头，我知道他在祈祷。库马利颤抖着，被庞大的解脱之感压垮，开始哭了起来。

我正要挂断电话—我还得打另一个重要的电话—但我的发烧好严重，我的头开始旋转。虽然整个人头昏眼花，但有件事我还得问清楚。

“你会对那个保姆开枪吗？”我问班。他没回答，我知道这就是一种回答了。

“那你呢？”过了一会儿他反问。

“这就是你和我之间的不同，班，”我轻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天生要当情报员，而你不是。我当然会开枪。”

我颤抖着，不光是因为发烧而已。我挂掉电话，打手势要库马利过来。我没办法走路—老天，我好累又伤得好重，连站起来都很困难—所以需要她扶着我。她从我一边手臂底下撑起我，转移掉我那只伤脚的重量，然后我回头看着撒拉森。

“要是你敢来追我，”我说，“我就开枪杀了你们两个。”

他点点头，我们最后一次注视彼此，两人的人生都永远改变了。我还记得一群英国军人曾在马岛战争之后说过：唯一了解前线真实情况的，就是他们的敌人。

我什么都没跟他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示意库马利开始往外走，把被铐住的他留在那片泥土地。唯一的钥匙在我口袋里，所有的枪都取出子弹了，而且我确定要离开这片遗迹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搭船，而我将会搭着唯一那艘船离开。我相信他被困住了，心知大概不到二十分钟后，等我打完下一通电话，几十个不同单位所派出的大批人马将会来到这里。不过他们除了逮捕他，其实也没什么事好做—没有阴谋要破解，没有网络要清查，没有共犯要捉拿。温柔杀死美国的行动已经结束了。

这会儿我匆忙开始拨第二通电话，手指又肿又抖，努力回想我原先存在那个摔碎的手机里的号码。

我拖着一脚，在库马利的协助下，回头循着崩塌的通道，进入黑暗深处。然而有件事我当时忽略了，此后余生，我将会不断回想起自己犯的这个错。

43

库马利带着我走过隧道口的栅门，来到外头的岩石间，亮烈的阳光令人目眩。

从水槽走过来这段短短的距离，是我毕生最痛苦的旅程，每一步就像是又挨了一记重击。我之前受的水刑，还有失血，以及愈来愈严重的发烧，全都化为一股洪水，冲走我残存的力气。我感觉到过去和现在融合为一了。

我靠在一颗大石头上，要库马利把游艇弄出隐藏处，开到突堤码头上。她离开我，朝一大片岩石后头的一个小海湾走去。我按下了最后一个号码，听到电话联机中。一接通后，立刻就有人接了。

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总统先生吗？”我尽力说。

“你是哪位？”一名男子回答，声音太年轻了，不可能是葛洛弗纳。

“我要……我要跟—”

“我听不见。请表明身份。”他听起来像个海军陆战队。

我虚弱得远超过自己所能想象，身心已经严重损伤，但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用的是库马利的手机，白宫通信系统侦测出这通电话是来自一个完全不明的来源。当然，我打的是总统的专线电话，但除非他们知道打来的人是谁，否则不会帮我接过去。于是电话被转到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山区间的高等安全通信中心，里头有一千八百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技师，我对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

“请表明身份。”那个海军陆战队通信兵又说了一次。

“我的名字是史考—”但我知道说这个不对，名字根本没有意义。站在炙热的太阳下，我的眼睛发痛，感觉灵魂逐渐飘离肉身。仿佛飘到高高的地方，往下看着我自己。

“我听不到，”那个通信官说。“请重复。”

我几乎没听进去。我看着那个希腊老头挥着石锤，听到脑中有人尖叫，那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沙滩上唯一的声响，就是驶近的船所发出的引擎声，以及零星海鸥在头上打转的叫声。

“‘朝圣者’。”我勉强说。至少我想我说出来了，但我无法确定—或许我只是在心里讲。

“我听不到，请重复。”

静默中，我看到一个唐氏综合征小男孩跑过沙滩，跳进他父亲的怀中。

“你还在吗？请再说一遍。”那个通信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是……‘朝圣者’。”我说。

那个通信官听到了。过去一个月来，每个海军陆战队的值班人员一开始当班，都会被再三提醒一件事：只要一听到这个化名，就必须最优先处理。那个通信官现在听到了。

“你还在吗？！请稍等，先生。请稍等，‘朝圣者’！”

他在键盘上迅速输入一连串指令，通知一批必须立即告知的官员—“朝圣者”还活着；“朝圣者”联络了；“朝圣者”出现了。

这个通知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坐在白宫一个小办公室里的国家安全局值勤官。当时很晚了，东部时间刚过凌晨四点，他接起电话，听到一个不认识的声音说：“请转给总统先生。是‘朝圣者’。”

即使那个值勤官很确定总统睡觉了，但他之前得到的指示很清楚，于是他立刻把电话转接到总统的卧室。

不过葛洛弗纳根本没睡：在至少十二个小时前，“低语死神”就打电话告诉他关于布瑞德利所传来的乐观消息。这会儿电话响起时，总统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望着窗外华盛顿的灯火，但视而不见。他抓起电话，那个值勤官吓了一跳，他以为电话还要多响几声才会有人接的。葛洛弗纳听着那值勤官结巴说着话。

“什么事？”总统厉声道，急着想问清楚。

“是‘朝圣者’，”那个值勤官最后终于说。他听到葛洛弗纳喃喃地说了些话，声音听起来像是“亲爱的上帝啊”，但他不能确定。总统干吗祈祷呢？

“你在吗，‘朝圣者’？”我听到葛洛弗纳明确无误的声音，尽管线路听起来空荡而陌生。在我破裂的心中，我明白他们正在科罗拉多解译这通电话。

“一万剂。”我用气音说。

“一万剂？！”总统无法置信地重复了一遍。

“已经运到了，”我说，“他是利用我们的医生—大概几个小时内就会开始了。”

离开了那个水槽之后，在某个阶段，我过往的训练一定是开始发挥了作用，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在心中排练我必须说的话。我的喉咙灼痛，好想喝水，但我立刻抛开这个念头，生怕又会引起呕吐反射。我设法保持专注。

“从凯隆。”我说，声音愈来愈小。

“再说一次。”总统说。

“那是个制药公司……卡尔斯鲁厄……在德国。”

另一个声音出现在电话里。是“低语死神”，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让他也在另一线接电话，而且他一直在听着。“怎么拼？”他问。

我试了几次，但是拼了前几个字母就拼不下去了，我的脑子不管用。

“卡尔斯鲁厄？”“低语死神”说，设法确认。

我从没听过他的声音这么轻柔，很好奇原因是什么。我希望他没事。

“那里有个饭店。德意志国王。”我设法在声音又消失之前赶紧说。

“很好，太好了。”“低语死神”说。

总统大概心想我是不是快死了，但尽管事关重大又非常紧急，他还是没逼我—我想他知道，我反正会把重点讲出来的。

“继续，”他只说，“你真是个英雄，继续说吧。”

“我应该问批号的，”我说，声音虚弱得不得了，“我忘了很多事—撒拉森伤害我，你知道……有个小孩—”

“是的，我们知道。”“低语死神”说。

“我们不该那么做的……那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是啊，”“低语死神”说，“现在结束了。”

我忽然生出一股力气，因而有助于把话讲得更清楚。“那是疫苗，”我说，“装在疫苗的瓶子里。”

“什么疫苗？”“低语死神”问，还是用那种很奇怪而轻柔的声音。

“流感疫苗，”我说，“他把病毒放在感冒疫苗里。季节开始了，明天就会开始接种疫苗。”

电话另一头沉默着—我想他们明白我办到了。从兴都库什山的两通电话开始，我设法查到了全美国各地的医生办公室。然后“低语死神”跟我确认，跟总统说他们现在有了一切所需信息：日期、制造厂，还有散播方式。我想他们正要挂电话—眼前一定有一百万件事情要处理—但葛洛弗纳没挂断，而是开始跟我说话。

“你在哪里？”他问。

我没回答。任务完成了。我瞇眼看着太阳，想着接下来的漫长旅程。

“他在海岸边，”“低语死神”说，“博德鲁姆北边十九英里。对吧？”

我还是没说话。我正在努力振作，榨出自己所剩下的任何资源—我得像螃蟹一样爬过这片沙滩，到那道突堤码头上。

“你撑得下去吗，斯科特？”葛洛弗纳问，愈来愈担心，“我立刻叫地中海舰队派直升机过去接你。你撑得下去吗？”

“我们得告诉土耳其政府。”“低语死神”插话。

“不，不要！不要派人来，”我说，“我不会待在这里。”

葛洛弗纳想反驳，想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但“低语死神”阻止了他。

“没关系，斯科特—我明白。没关系。”

“我明白才怪呢，”葛洛弗纳说，“我要告诉你，直升机马上就会到。”

“他受伤了，总统先生……他们伤害了他—”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忽然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告诉他们，“一万剂……凯隆……流感疫苗。”

“是，我们都听到了，”总统轻声回答。“我想代表—”

我挂断了。事情办完了。全都办完了。坚持下去—我之前不就说这是我必须做的吗？坚持下去。

44

潮水愈来愈高，而且意外地帮了我。我一跛一跛地蹒跚走过阳光炙烤下的沙滩，朝着那道木板突堤接近，而且必须经过一片海水。

海水淹到脚踝时，那种突来的冰冷抚慰了我脚上和心中的疼痛。我站在那里好一会儿，让海水冷却我身上的热度，也让水中的盐分刺痛并清洗我的伤口。

于是我脑子清醒了些，来到突堤码头，抓住栏杆走向库马利等待的地方。她已经把那艘小艇掉了头停好，引擎正在空转中。我没告诉她—我们其实什么都没谈过—但她的旅程就到此为止了。我要独自出航，而且我知道前方的路非常艰险，尤其以我现在的状况，但我急着要上路。

此时我听到了枪声。

我们转身，看着死亡剧场，我忽然明白自己之前忽略了什么了，我的余生将会不断回想起这个错误。我是故意的吗？

当然，我离开那片废墟时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没办法走路，还得赶紧打电话去华盛顿。而且我当然已经做了各种预防措施，把所有枪的子弹都卸下，也把弹匣都拿走。但这一切都是在我有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在更深入的潜意识中，我是否知道还有另一把枪？就是我那把装满子弹的贝瑞塔，之前在瓦砾堆旁被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拿走，扔在我敲烂的手机旁边？我是不是故意忘了这把枪，留给撒拉森用在自己身上—如果真是我故意的，为什么？

但显然地，他没有忘记，我一听到枪声的那一刻，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双手铐在背后，在那条走道上踉跄或爬行，来到那把枪旁边坐下。他双手设法绕到臀部底下，拿起那把枪，把枪夹在大腿间，低下头，脸凑到枪管上，几乎是放进嘴里，然后扣下扳机。他大概也知道那首老歌：

当你受伤，被扔在阿富汗的平原上，

还有一些女人跑来，把你砍得遍体鳞伤，

赶快凑向你的步枪，轰烂你的脑袋，

拿出你的军人样，去见你的上苍。

库马利也跟我同一时间明白了那个枪声的含义，开始要朝废墟跑去。我抓住她，但我太虚弱了，轻易就被她甩开。最后让她暂时停下脚步的，是我急切的口气。

“听我说！”我喊道，“等他们来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说你最后救了我的命，说你射杀了那个人。告诉他们说你放了我，说你背叛了你哥哥。随便你怎么说！我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但是我不会留在这里。”

她看着我，很困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道，“你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女人这么做？”

“我不是为了你！”我回答，“我是为了那个小男孩—他应该要有一个母亲。”

我抓住那艘游艇的船舱顶，拖着身子上船。库马利跑向隧道，但我知道没有希望了。这回他不会失手的。

45

我抓着船长椅，努力跟发烧和疼痛搏斗，慢慢将小船驶离突堤码头，进入开放水域。我转向南边，紧靠着海岸，全速前进。

风转向了，狠狠吹向潮水的反方向，船首划过高涨的海浪，激起一片片汹涌的水花，也使得老旧的引擎隆隆作响。这段旅程可能会害死我，但我逼自己抛开疼痛，用我没受伤的那边肩膀操纵舵轮，保持正确的方向。最后，我终于绕过一个岬角，进入一长段无风的海域，这才放心把舵轮固定住，让船自行往前。

我蹲下身子开始搜寻。在一个前舱橱柜里，我找到了一个旧背包，于是把SIG手枪和口袋里的弹药放进去。背包旁的一个航海袋中，我找到了一块厚厚的防水布裹尸袋，里面已经装了一些铅块。这事情没有逻辑，但我正处在很痛苦的状态，一点也不想跟自己的裹尸布一起航行，于是我打开窗子，把那块布扔出去，看着它漂浮了一会儿，沉入船尾的白色水花中。

在后方的一张座位下头，我找到了我要的东西：船上的急救箱。这个急救箱大概有二十年了，但从来没有打开过，里面的东西出奇地齐全。

我把急救箱拿回驾驶室，用棉花棒清洁我被敲烂的脚，然后用一把剪刀剪掉肩膀上子弹烧出的焦黑皮肉。我打开一瓶过期十八年的消毒药水，倒在伤口上。还是有效—混蛋，真有效—我痛得号叫起来，残存的意识还庆幸周围没有人会听到。

所以就这样，我伤口绑着发黄的绷带，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腋下撑着一根船桨权充的拐杖，在白昼的尾声中，往南航行了一长段距离，终于看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那片海岸。一场风暴正在逐渐逼近，我旋转舵轮，穿过一片散乱的岩石，来到一个孤立的渔村。此时第一阵暴雨降下，突堤码头上一片空荡，于是我把船停在码头边时没有人看见。

我把船首朝外靠上突堤，引擎没关，然后把船缆系在一根柱子上。我又拿了另一根船桨卡住舵轮，接着把背包和那根临时的撑拐扔到突堤码头上。引擎转动着要把船带回大海，船缆被拉得很紧，我就利用缆绳当支撑，爬上了码头。然后我拿出在船上找到的一把刀，砍断了缆绳，看着船驶向那片散乱岩石间的黑暗中。即使船能通过那片岩石，周围的海岸也太崎岖了，我知道天亮之前，船就会撞上海岸而摔成碎片。

我把背包背到一边肩膀上，撑着那根拐杖往前走，看起来就像个从远方战争归来的战士。我走过两家窗帘紧闭的小餐馆，进入狭小的街巷，置身在这个我几乎已经完全遗忘的小村中。

46

那些脏乱的房子都窗帘紧闭，街灯稀少且相隔遥远。在暮色深浓时分，我沿着一条窄街而行，正当我担心自己转错弯时，看到了一个公共喷水池。

那个旧水桶还是绑在绳子上，周围环绕的花朵还是枯萎依旧。我几乎精疲力竭，跛行着走过喷水池，来到那栋小屋，黄铜名牌上的字母现在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用力敲门，过了仿佛几十年，门开了，我看到悉尼医生站在门口。满脸胡茬，当年松垮的短裤换成了一条磨旧的斜纹棉布长裤，上身穿了一件1992年德国啤酒节的旧T恤—除此之外，这几年他没什么改变。

尽管喝酒大概持续危害其他器官，但他的脑子和记忆力还是保持得非常好。他依稀认得我的脸，我看着他努力回忆，试图想起我的名字。“雅各布，对吧？”他说。

“很接近了。”我回答。

我看他注意到我绑了绷带的肩膀和脚，还有我破烂的衣服和疲倦的神色。“你气色很好，雅各布。”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点点头。“你也是，医生。你打扮得很不错，跟往常一样。”

他大笑起来。“进来吧。我们可以继续彼此撒谎，同时让我看看能不能救回你那只脚。”

他带着我进屋，我忽然发现记忆真是奇妙：比起我扛着麦克那一夜所走过的同样路径，屋里的房间感觉上小了好多，距离也短了许多。到了厨房，悉尼医生把三盏灯放好位置，让我躺在厨房的料理台上，拆开绷带，看了一下我的脚。他用静脉注射给了我一份大剂量的抗生素，接着是剂量更大的止痛药。幸好，碰到药物的事情，细致可不是他的长处。

他判定，尽管伤口肿胀又瘀青，但我的肋骨和膝盖骨都没断。或许有裂伤，不过缺了X光机，也没办法确定。

“你想开车去米拉斯的医院吗？”他问。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露出微笑。“我也这么想。”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帮我上夹板，尽量把伤口包扎好。

然后他帮我做了局部麻醉，清理并缝合了我肩膀的枪伤，说我很幸运。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说。

“只要差个半英寸，你就不必去医院，连小诊所都不必去。直接就送到停尸间了。”

其他伤口都处理好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我的脚。他当过小儿外科医生，有处理车祸伤员的丰富经验，所以当他告诉我那些瘀青和肿胀最后都会自行痊愈，我就相信他了。

“至于那些小骨头，没有扫描、X光和手术室，我能做的实在不多。”他微笑地说，“不过呢，一只稳定的手也还是可以派上点用场。”

他决定把那些骨头一个个调到最好的位置，然后固定好，用绷带包扎起来，希望所有骨头都能回到原有的位置。

“你得做很多复健运动，保持脚踝的活动力，同时防止小腿的肌肉萎缩。或许这样就能奏效。”

我点点头，于是他调整一下灯的角度，准备开始。“这会很痛。”

这一点他没说错。午夜12点过后的某个时间，他完成了工作，终于停了下来—中间我曾断续失去意识又醒来，我想他也怀疑我没法再承受更多了。他从腋下撑起我，把我扶下工作台，出了厨房，进入客厅，然后走向楼梯，打算送我到二楼一个没人住的客房。

走到一半，我听到客厅角落传来的声音，再度看到了那台老电视，刚好转到了CNN频道。此时正在播晚间新闻，美国华盛顿特派员报道说，从清晨开始，政府就努力动员，终于找到并查扣了一万剂感冒疫苗，因为这些疫苗意外遭到污染，可能含有致命的机油。

我不希望悉尼医生发现我对这件事有兴趣，便告诉他我得休息一下。然后自己扶着一张椅背，看着电视屏幕。

“总统在清晨6点的一场记者会中宣布这个警讯。”那个特派员说。

“同时，联邦调查局和全国各地警方都开始寻找并封存这批流感疫苗。这批疫苗是来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由凯隆化学药厂所生产。

“总统十分嘉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人员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清晨4点紧急致电白宫—”

“可以走了吗？”医生问，我点点头，让他帮着我爬上楼梯。对于华盛顿的说法我并不惊讶。有句话是谁说的？在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就是真相。

我来到床边，放低身子躺下去。我的头落到枕头上，医生关了灯，我就逐渐失去意识了。

47

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一直发着高烧，医生几乎都守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后来他告诉我，他坐在我的床边，一杯接一杯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同时听着我在一片奇怪的梦境中漫游。

他听到我说有个男人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淹没在无尽的海洋中；一个父亲在炙热的太阳下被斩首；一个城市充斥着感染致命病毒而流血致死的人群；一个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孩被悬吊着脖子。他微笑说，头脑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个人在高烧侵袭和大量药物的影响之下，居然能设想出这些可怕的幻梦。

还好他不知道实情。

他担心那些恐怖的噩梦会更加恶化，又以为都是药物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于是决定减低药量。或许真的是因为药量调整的关系，也或许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但我的高烧逐渐退去，梦魇般的回忆也减少了。当我最后终于能吃固体食物时，他决定冒险离开我，到村子里采购杂货和其他设备。我猜想他大概也是要去为他的威士忌补货。

他回来时很心烦，跟我说有一男一女来到村子里，宣称是开车旅游的观光客，跑到村里的两家小餐馆里貌似不经意地打听，问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美国人经过这个村子。

我一直知道“低语死神”和他的手下会找到我，因为大家总是会议论，梯队系统会窃听，有人会去档案库找出多年前麦克殉职的记录。不过我不担心那对陌生人，我知道他们是奉派看我是否需要帮忙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见他们。我身心残破，但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人能再多要求什么。至于我怎么拖着病体度过这段日子，那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我完全不跟医生谈那对闯入者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天快黑的时候，他就愈来愈担心那对男女会找上门来。那一夜，我头一次缓缓下楼到厨房，发现他很会做菜。他正在为自己的拿手好菜—百里香和大蒜腌小羊肉—调味时，问我是不是还会唱那首《午夜逃亡》。

“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还会想起麦克？”我回答，“次数多到我无法想象。”

“我也是，”他说，“那一夜真可怕。你一离开，我就听到有直升机飞过来。他们载走了他的尸体，对吧？”

“没错。”

“他葬在哪里？”他装出一副不经意的语气，但这个问题很奇怪，所以我知道他是刻意问的。

“阿灵顿。”我回答，那是国家公墓。

“他是军人？”

“是啊—他正巧参加了一场从来没宣战过的战争。”

医生放下他手上的香料，转过身子—他计划好要跟我正面对质了。“你也是吗，雅各布？你也是军人？”

“你担心吗，医生？”

“我当然担心！从你来的那一夜，我就开始担心了。那天你一睡着，我就打开你的背包。里头有一把SIG手枪，上头沾满了开火后的火药残余，还有多得可以提供给一个非洲小国的弹药。现在有两个人出现在村子里打听你，害我成天担心，不晓得枪战什么时候会开始。”

他是好人，又很尽心照顾我，他该得到一个诚实的回答。“没错，我也是军人。”

“是职业军人还是佣兵？”

我微笑。“是为了这个任务而特别征召的。”

“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更糟糕的？”

“我想是更好的吧，不过你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那两个来村子里的人呢？”

“那是我们的人，只是来确认我是否平安的。”

“你确定？”

“他们不是杀手，医生。如果他们是的话，我们老早就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跟你保证。”

看得出来他因此安心了，我也很高兴自己把话说开。几天后，才刚天黑，就有人来敲门。我有点担心—敲门的声音很响，前头的栅门完全没先发出咿呀声，而且是在这个时间。

我朝医生点了个头，示意他去应门，然后自己跛着腿尽快进入老旧的卧室，窗上有个窄缝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门。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站在那儿，穿得像个观光客，不过他太强壮、太肌肉发达了，那身衣服实在瞒不过任何仔细多看一眼的人。

医生打开门，那个观光客说，他想跟几天前来到这里的那名男子讲话。医生说唯一来过的只有他弟弟，是来探望他的，而且两天前已经回澳大利亚了。

那个探员只是点点头。我猜想他被吩咐要沉着应变。“好吧，如果你弟弟又回来，”他说，“你刚好又发现他是美国人，肩膀上有颗子弹，那么就麻烦把这个交给他，好吗？”

他递过来一个封起的包裹，然后走掉了。几分钟后，我们站在厨房里，医生看着我打开那个包裹，里头有几封信。第一个信封上凸印着美国总统的徽记，他不禁睁大双眼。

让他更惊讶的是，我没理会那封信，而是去看其他的。我认得手写的那封，是“低语死神”写的，于是摆到总统那封旁边。

剩下来还有两封。一封是用纽约市警局的信封装着，上头有布瑞德利的单位名称；另一封是奇怪的手写笔迹，寄到了椭圆办公室，上头写着“请交给一位有时使用裘得·盖瑞特之名的人”，我知道那是谁写的。

我拿起这两封信，跛着腿走出厨房，上楼回我房间。

48

我先看了布瑞德利的信。他说一等他离开那个保姆家，那保姆就打电话报警，跟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她是库马利雇的人，所以尽管她所说的故事很离奇，但警方完全相信。一个美国黑人不难找，而且又发出全面通缉，于是布瑞德利还没回到旅馆，一辆巡逻车就发现他了。他们把他压在车子前引擎盖上，把他缴了械，然后带他去警局。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什么土耳其版的刑讯逼供，但此时，死亡剧场的状况曝光了。

在总统的命令下，地中海舰队已经派出直升机。不是要接我，而是要去抓撒拉森，并收集证据。葛洛弗纳打电话知会土耳其总统，说他们已经找到那个要买核反应器的男子。于是，土耳其情报局探员和土耳其军队也都赶往那个古罗马遗迹。两艘土耳其海军驱逐舰开到离岸不远的海面，六架美军直升机停在沙滩上，同时两百名军人和情报员进入古迹遗址里。土耳其相关人士下令暂时不处理布瑞德利，直到状况变得比较明朗再说。

于是布瑞德利在牢里蹲了五天，在葛洛弗纳直接请求土耳其总统之后，他被释放，并拿回护照。他回到旅馆，跟玛西在电话中流泪重聚，一等她恢复情绪，就问他什么时候要回家。

“再过几天。”他说。

“什么？！”她喊道。

他是警察，贯彻始终。为了道奇和东城旅店那个女人的谋杀案，他非得要先安排好引渡卡梅隆和英格丽回美国，否则自己不会离开。次日上午，获释后不到十二个小时，他就又回到博德鲁姆警局，进入库马利的办公室。海鲁妮莎悄声跟他说库马利还在进行“汇报”—而且看起来，她似乎一直坚持我之前建议的那个说法—于是布瑞德利就要求见负责这桩调查案的人。打了几通电话后，那个穿着闪亮靴子的少年便带着布瑞德利，来到博德鲁姆警察局长的奢华办公室。

我还记得那个局长，就是在压死“海绵宝宝”那一夜，他有一半的警力都在修船厂追捕我。这位局长五十来岁，大块头，红润而光滑的脸上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威严制服上的每颗金色扣子似乎随时都会绷开来。尽管他搽了古龙水，但他身上有个气味，看了班的说法，我并不惊讶。

他写道，那位局长说，他收到了代表卡梅隆和英格丽的律师团所提出的大量法律意见书：一如我原先的预料，我和她们访谈之后，她们立刻就去找了律师。那位警察局长说，那些意见书让他亲自检查所有的证据。

“当然了，那位自称布洛迪·大卫·威尔森所发现的一切，我都得去除掉。他根本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是用假的理由进入我国。我们都晓得，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把这个案子复杂化并拖延。

“我自己亲自检查过发现，一如往常，土耳其警方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显然他们原先的调查是正确的—道奇先生是死于意外事故。他的坠崖是个不幸的意外。”

班不敢置信地瞪着他，但那位局长好像没注意到。他微笑，又点了一根香烟，两手一摊。

“当然啦，我也不想擅自下判断，所以我把证据和法律意见书交给我们这里一位最受尊重的地方法官。他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这两位女士和其他重要证人继续留在博德鲁姆。

“他建议—我也同意—我们把护照还给他们，让他们交保释金，等待任何后续调查。”

“放了他们？！”班问，很难以接受，再度扮演起死者的捍卫者，“保释金是多少？”

局长想敷衍他。“他们总共有十个人……我不确定……有个档案，我得去查—”

“多少？”班逼问，完全不掩饰他的怒火。

局长放弃了所有假装的礼貌。“每个人二十万现金！”他吼道。

十个人—二百万元！这是一大笔钱没错，但是对卡梅隆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班不必问她做了些什么—当然了，她一定是付了这笔贿赂，换得自由之身。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他绝望地问。

“三天前。他们上了那艘大游艇，一个小时后就出发了。”

“那如果你们的‘后续调查’有什么新事证呢？”班恨恨地问，“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就写信要求他们回来。不过，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我很确定不会有这个必要。”班说那家伙说的时候，几乎是面带微笑。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并不惊讶。随着联邦调查局被排除，而且关键的事证都是我调查出来的，博德鲁姆的警察局长和一个腐败的法官就去逼卡梅隆，仿效他们历代奥斯曼先人们所做过的事。那就是伸手要钱。

班写道他也无可奈何—两名嫌犯已经离开博德鲁姆，卡梅隆的保释金也确保所有重要证人都四散离开。他觉得或许他回到纽约，可以再设法让这个案子起死回生。不过他很务实，知道自己资源有限，而且其中一个凶手已经正式被列为世贸中心的死者之一，所以他也知道，除非这两个女人回到美国，否则要逮到这两个人的机会渺茫。她们现在有那么多钱，当然不必再回美国了—她们余生可以周游世界各国。

我坐在那儿沉默几分钟，想着那两个女人和她们的罪行，但即使在当时，我都没想起来那件事。不，我始终都没想到英格丽曾说过，我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

49

第二封信，就是寄到椭圆办公室指名给裘得·盖瑞特的那封，是“战斗小子”写的。

信写得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好，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很确定他一定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很努力用心写出来的。

“我当时被上了手铐和脚镣，”他说，“我们十个囚犯坐在一辆装了铁窗的巴士内，正开过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要搭乘一架空中监狱专机，飞到堪萨斯州去联邦监狱。此时两辆黑色的越野休旅车开着警笛，要我们停下。

“当时我猜想，那两辆车里不管有什么人，他们的层级一定很高，才能开进机场，不过除此之外，我没有兴趣。

“那天上午我写信给瑞秋，叫她不要等我了，同时我也一边在想，自己要怎么在雷文渥斯联邦监狱度过十五年。”

他告诉我，巴士上的两个美国联邦法警—之前一直不停在嘲笑他，因为他的块头和古怪—下了车，跟那两辆休旅车下来的几名西装男子商谈。

其中最资深的一名西装男子—结果他是司法部的一名高层官员—亮出证件，然后开始大声下令。巴士上的囚犯们纷纷隔着铁窗向外看，那两名法警立刻回到车上，走过一个个囚犯。

“他们停在我面前，解开把我固定在座位上的链子，带着我走向车门。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都不回答。他们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到了跑道上，那名高层官员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信封，看到里头的文件是发自椭圆办公室，但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这辈子难得一次，我的脑子根本无法估算了。

“读完信，我都快哭出来了。那是一份总统特赦令。‘因为你为国效命之举。’上头说。

“天晓得你是谁，但你说过你会尽一切可能救我，结果你做到了。”

他说，在办完正式手续后，他就回到他那个布置成古老日本的纽约公寓，连鞋子都没脱就跑进去，发现瑞秋在他卧室里的一角，正伤心欲绝。她抬起头，看到他，一时之间还以为是做梦。然后这个梦笑了，朝她伸出双臂。身为一对虔诚的天主教徒父母的儿子，他惊奇地告诉她，“这是《马可福音》，宝贝—第十六章第六节。”

她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但她不在乎—她任他将自己紧拥入怀，吻他，两人感激地静立在那里好久好久，然后他坐下来，写这封信给我。

“你给了我第二个机会—生存的机会，爱的机会，生儿育女的机会。这么大的恩情，要如何感谢？”他写道。

“我怀疑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但总之请不要忘记，每年的这一天，我们的晚餐桌上会留一个位子给你，等着你来敲门。

“祝你旅途平安，但愿上帝保佑你—无论你所认识的上帝叫什么名字。”

50

次日，我做完了例行的运动和物理治疗之后，评估了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尽管那只受伤的脚显然在痊愈中，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希望它能完全恢复，就得大幅增加运动量。

我跟医生讨论过，然后当天晚上吃过晚饭，趁着村子里一片黑暗时，我就头一次冒险外出。我没带临时撑拐，缓缓沿着狭窄街道和滨水区行走，以一种奇怪的跛行姿态拖着我的伤脚，虽然愈来愈疲倦，但还是逼着那只脚继续走动。

这一趟走得很慢，极度痛苦，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回到医生家，垮坐在客厅里。医生已经睡了，我恢复过来后，就趁机搜寻他爆满的书架。在靠后头的位置，我找到一本布满灰尘的《圣经》，是他父亲送给他的医学院毕业礼物。

我查了《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六节。那本是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詹姆士王钦定本，即使你不是教徒，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些文字非常优美。我坐在那里许久，想着“战斗小子”和瑞秋，尽管我没有祈祷，但我很感谢在整桩可怕的任务中，至少最后出现了一个好结果。

次日夜晚，尽管疼痛又疲劳，我还是又出门辛苦走了一趟。接下来一夜也是，以及更接下来那一夜。我从来没碰到过其他人，从来不跟人说话—我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影子，但这个影子愈来愈强壮了。

一个月后，我冒险愈走愈远，觉得有把握让我的脚进行一场严厉的测试—沿着一条沿海小径走十英里，到一个少有人去的渔村，医生说那里是整段海岸最漂亮的地方之一。

“务必去看那个修船工坊，”他说，“他们还在用那些旧船，那是最后一个还在修木船的地方了。”

我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出发，走过土耳其南方空旷的丘陵，唯一陪伴我的只有松树的气味和骚动不安的大海，让我惊讶的是，我走得相当轻松。虽然还是一跛一跛的，而且不时要休息一下，不过再也没有那种剧烈的、令人软弱的疼痛，于是我知道，我住在医生家的日子即将告终了。

那条沿海小径的末端绕进渔村内，这里还没有受到观光业的影响，村民们住在一栋栋货真价实的乡村小屋和船屋里，数百年来的生活少有改变。

在一间冷清的小餐馆里吃过了一顿新鲜的海鲜午餐后，我走向这个小海湾一端的造船工坊，发现医生说得没错—看到那些旧火炉烧得发出红光，烟雾飘散在空中，工匠们把一段段木板烤弯成形，修理着那些矮而宽的渔船，为下一个捕鱼季做准备，感觉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没有人注意我，我走过那一堆堆等待干燥的木板，想着这个世界失去了多少伟大的技术，多少宝贵的事物消失而没人留意。那些拿着凿子和手锯的老人一度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结果现在取代他们高薪位置的是谁？财务工程师和外汇交易员。

我走过一个转角，停了下来。在修船厂后方松垮的帆布顶布下，耸立于一批垫木上的，是一艘木板船壳的双桅帆船。长度大约七十英尺，大概有半个世纪的船龄了，尽管没有上漆，两根船桅也还没竖立在桅座上，但显然地，这艘船一度非常完美。

无论船主是谁，都利用这个修船工坊几乎失传的技艺，开始整修它。但是从尾舷板上积的灰尘看来，船主不是没了钱，就是没了兴趣。我走得更近，把帆布顶拉开一角，让更多光线照在船身上。我一直觉得，再没有什么比一艘弃船更悲惨的事情了，但之前的整修工作非常出色，也使得这艘船在窘迫的状况下有了点起码的尊严。

多亏比尔在长岛海湾所教过我的一切，我学习到很多关于船的事情，只要看看这艘船，我就明白它几乎可以平安度过任何恶劣天候。

“这艘船要卖。”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后头传来，以这个寂寥的小村而言，他的英文非常不错。

我转身，猜想他就是工坊的老板。他三十来岁，一脸殷勤的笑容，大概正努力在这一行奋斗，同时让他的村子生存下去。

“一个俄罗斯有钱人发现了这条船，带来这里，”他说。“它全盛时期赢得过法斯耐特杯、横渡太平洋帆船赛、悉尼到霍巴特帆船赛，以及大部分著名的远洋帆船赛。刚送来的时候，船已经在希腊小岛停着烂掉好多年了，所以我们就从龙骨开始整修。”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那个俄罗斯人没再打电话来；更重要的是，账单也没付—我猜想他要不是破产了，就是被另一个俄罗斯新兴富豪给杀了。”

大概是后者，我心想：俄罗斯大部分的争执都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修船工坊的老板指着一把靠在船侧的旧梯子。“请吧。”他说，于是我爬上去，来到宽阔的柚木甲板上。

我看到驾驶舱设在很偏船尾，低矮而安全，不过舵轮的位置很高，可以俯瞰海面。不难看出那个俄罗斯人为什么会想抢救它。

我缓步进入驾驶室，往下继续走过厨房和卧室。我年轻时驾船的那几年，曾听很多人说，一辈子会有一次，你会碰上一艘船对你说话。眼前我知道，无论是好是坏，这艘双桅船注定是我的。

那个工坊老板跟着我上船，我从前舱走出来，发现他站在一组绞车旁。“这艘船上漆要花多久时间？”我问。

“一个星期。”

“要配上一套船帆可能会是问题—”

“我们还有原始的—上头有补丁，不过还可以。来办公室，我可以拿数据给你看。”

二十分钟后，我谈定了一个价钱，另外又加了两万元更新航海设备，同时在船上储存食物、燃料、饮水。我跟工坊老板借了手机，走到外头打电话到纽约给芬拔·汉若亨，请他把钱汇到工坊老板的账户。

芬拔没问这些钱是要做什么的，他一听我人在土耳其，大概就假设我正在帮国家出任务，于是没有逼问。挂断电话之前，我又要他也汇三万元到悉尼医生的账户，以酬谢他帮我的一切。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往后我就睡在这艘船上，监督一切该做的整修工作。我随身带着自己的背包，里头放着我那把SIG手枪和四封信，其他的我都不需要了。总之，我从来不喜欢道别。

我回到老板的办公室，想到有件事忘了问。“船名是什么？”我问。

“游牧人。”那老板说。

我点点头。对于这艘双桅帆船是否注定属于我，如果之前我还有任何怀疑，听了船名后就完全确定了。我想我之前提到过—“撒拉森”这个单词在古代的意义，就是指漫游者，也就是游牧人。

51

在一个星期一清晨，我就启程离岸，尽管这艘船真的太大了，单独驾驶有点吃力，但我以前跟比尔学到的技巧纷纷涌上心头，于是我发现，只要野心别太大，我就可以操作得还不错。

不过这艘船看起来一定很奇怪，刚漆好的船壳、褪色的船帆，还有带补丁的大三角帆，不过也不必担心：夏日旺季早已远去，冬天逐步进逼，我能看到的其他船，通常都在远远的地平线。

随着信心逐渐增强，昔日的航海技术也逐渐恢复，我发现游牧人的速度依然很惊人，过了三星期，我就飞快接近意大利，打算沿着亚得里亚海北上，到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

我在希腊西岸驶入一个偏远小村，以便加油并采买补给品。村内只有一家杂货店和一个破旧的突堤码头，老店主帮我加满柴油，又把我买的水果和牛奶放进条板箱里，然后在上头丢了一沓前几个月卖剩的《国际论坛报》。

“这还不如给你看，反正我留着也是烧掉。”

两天后，在傍晚的落日景色中，我驶过一片空荡的海岸，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最后几份报纸。此时我看到了一则小新闻，排在很后面，紧接着财经版。那则新闻一点也不起眼，就是你常会看到的那种，只是报道希腊警方刚刚发现，有关一名年轻美国女子从她豪华游艇的后方落海致死一案，没有任何可疑状况。落水地点是在派对小岛米克诺斯的海岸附近。

“这名女子是一位富有的遗孀，她的前夫是汽车企业继承人道奇—”

我往前坐，很快浏览过底下几段，找到了名字：卡梅隆死了。根据警方的说法，她是喝酒又嗑药后，从她游艇的后方落水—报道说，当地法医发现，她体内有酒精和几种派对助兴药物。

报道还附了一张卡梅隆和英格丽挽着手的照片，两人站在一栋壮观的巴洛克建筑外，跟那只杂种流浪狗一起合影。我愈来愈担心，赶紧看完那则报道，好搞清到底怎么回事。

往下过了几段后，我看到答案了。上头说卡梅隆才刚再婚，跟她最近在土耳其博德鲁姆认识的女人英格丽·柯尔共结连理。

“这对新人是德国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批受益者，”那篇报道说，“她们飞到柏林，在该项法令生效后的四小时，就在市政厅公证结婚，两名证人是她们在外头街上临时找来的陌生人，一同见证的还有她们养的狗强卡罗。”

“然后这对新人回到她们的游艇上，展开蜜月之旅—”

我站起来，走到右舷的栏杆边，试图呼吸。太阳此时与海水交融，但我几乎没注意。英格丽说得没错：我当初连一半都不明白。但我确定现在我明白了。

我的所有经验、所有直觉都告诉我，她们一成为合法夫妇，离开柏林的那一刻，卡梅隆的人生其实就结束了。虽然我无法证明，但我相信英格丽在“9·11”事件的骚乱中所想出来的这个绝妙计划，有个秘密的附录是卡梅隆一直不晓得的—英格丽要确保自己成为道奇财富的唯一继承人。但难道英格丽不爱卡梅隆？我问自己，调查的本能又冒出来。但我已经知道答案—她曾被这个长年爱人背叛且抛弃过。她不爱卡梅隆，她恨卡梅隆。

当然了，我相信她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感觉不会太困难：她是个演员，而且会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她知道，只要她们结婚，就根本不必让卡梅隆立遗嘱—身为合法的配偶，她会继承一切财产，即使卡梅隆是在没有立遗嘱的状况下死亡，也没有影响。

剩下的想必很简单—狂欢到深夜时，两人走到船尾，在月光下的最后一次拥吻，同时在那艘大游艇迅速运行之下，伸手把卡梅隆推出栏杆外。

我在昏暗的余晖中垂着头，很气自己居然没有预料到，即使老天在上，英格丽警告过我。我离开栏杆，回到船舱里察看报纸的日期。

那是一个月前，过太久了—那艘船应该卖掉了，剩下的钱也都通过一连串无法追踪的离岸公司，最后转入一个像瑞雪卢那样的银行。

像英格丽·柯尔（或者无论她的本名是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一定会换个新的身份，展开新的人生。我知道她如今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以她的绝顶聪明和灵光，当然懂得保护自己。

她是我碰到过的最厉害的高手，但是……但是……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在某个地方……某个陌生的海滩……某个异国城市的街道上……塔林或是里加……杜布罗夫尼克或是克拉科夫……我将会在人群中看见一张脸……

52

入夜许久之后，我仍坐在甲板上，想着那两个女人，还有让我们人生彼此交会的种种事件。

身为一个情报员，黑暗向来是我的朋友，但自从去过死亡剧场后，我就对黑暗有一种恐惧，而且我怀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别的东西让我这么害怕了。于是我站起来要去打开航行灯，顺便检查一下航行方向。在甲板上走到一半，我停下来。

我的航向似乎早就注定好了。我望着天空中群星的排列、月亮的位置，还有一片漆黑的大海。我仔细倾听时，只听到一片静默，响亮得像在呐喊。

我来过这里。

那是在椭圆办公室那一夜，我望向窗外时，所看到的未来景象。就像当时我所看到的那片刻画面，我独自在一艘旧帆船上，船帆补丁且褪色，风把我吹入黑暗里，在无边的大海中，船和我都变得愈来愈小。

眼前就是那一夜，就是那一刻，我在汹涌的大海中独自等待，几乎不敢呼吸。风又吹起了，很快变得更强，游牧人倾向一侧，船首激起白色浪花。船行更快了，我走到栏杆边操纵绞车，船帆的索具在压力下开始发出声音，于是，尽管这片黑暗的海洋空无一人，我却觉得不再寂寞了。

比尔·莫道克操纵着另一个绞车，他宽阔的肩膀转动着，朝我大喊大笑，好让船再度抬头迎向风中。

在前方甲板上，一个女人手忙脚乱地设定航行灯。因为我母亲死时我年纪太小，所以我对她的记忆非常少，我心中暗自痛苦的秘密之一，就是随着每过去一年，我就愈不记得她的脸。但今夜，在航行信号灯的照亮之下，我清楚看到了她，任何细节都没遗漏。

我后方有人声传来，说着波兰语。我所见过那张照片里带着子女一起走向毒气室的女人，现在也在我的船上。这会儿她坐在驾驶舱里，变老了，但是很开心，她成年的孩子和孙子女们围绕着她。

没错，凡人终须一死，我所见过的也的确是死亡画面，但不是我的死亡—而是另一种死亡。我是在跟过去的所有鬼魂说再见。就像多年前那个僧人在前往坤戎的路上所告诉过我的：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在那一夜的穹苍之下，航行在暗酒红的大海上，我明白了自己生来就属于间谍世界，我注定要当情报员。不是我选择这样的命运，我从来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但反正我拿到的就是这样的牌。以往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负担，但那一夜，我明白那是一种恩赐。

而且我知道，不是今年，但或许明年，我会回到纽约。到了某个特定的日子，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我会去靠近坚尼路的一栋大楼按门铃，走楼梯上去，来到某一户门前。

公寓的门会打开，进去之后，我会看到一张准备好给三个人的晚餐桌，因为我知道住在里头的那名男子会说到做到。

在瑞秋的注视下，“战斗小子”会大笑朝我伸出双臂。过了一会儿，我们会打量彼此，他会问我为什么去。

我会微笑，什么都没说；但在我心里，我知道答案，我会很清楚我抛在脑后的是什么：那是写在《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的文字。

那是记述着从死亡归来、重新复活的史诗故事中的一部分。“他复活了。”那一段里头这么说。

他复活了。

后  记

我想这段话是曾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小说奖、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约翰·欧文说的：写电影剧本就像在浴缸里游泳，而写小说则像在大洋中游泳。

我读到这段说法的许久之后，才开始写《朝圣者》，但当时我还是没料到这个大洋有多么大、要花多么大的努力才能渡过。要不是有一大群人在支援船上给我大声加油打气，偶尔看我意志消沉还会大喊“有鲨鱼！”，我绝对无法完成这本书。如果不公开向他们致以我衷心的感谢，那我就太失礼了。

首先要谢谢唐·米切尔，他是了不起的电影制作人，更是了不起的朋友，我们认识都不晓得多少年了。他不但给我明智的建议，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支持，始终相信我。另外要谢谢电影导演乔治·米勒—他也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有回走进我工作的办公室，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合作一部剧本。这开启了一趟旅程、一次探索，我于是开始说故事，从此不曾停下，往后大概也会继续下去，直到“我的生命褪色，我的视野黯淡。”这是我们在电影《疯狂的麦克斯2：公路勇士》（Mad Max 2: The Road Warrior）里的台词。

我一定要感谢赛克玛集团（Secoma Group）欧洲分社的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在业界声誉卓著的唐尼·菲尔德、路易斯·可奈普和凯洛琳·斯卡维尼，谢谢他们的友谊、毫无保留的忠诚，以及极其务实的协助。他们帮我处理好多事情，而且在许多我不曾预料的方面提供我协助，我怎么感谢都不够。我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说，去承认这些事情不太好，但这是实情。

另外要感谢弗朗西斯·麦克兰德和克莱门德·布彻尔这两位好友兼长年事业伙伴，他们指引我度过瑞士生活的种种复杂细节，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也更加有趣。就是在他们的建议下，我们一起拜访了位于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集中营。在那个阴森又可怕的地方，我独自在一张照片前伫立良久，那是一个女人带着子女走向毒气室的画面，于是这本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此萌芽。

谢谢Transworld发行人比尔斯科特-科尔（Bantam Press为其发行商）。他无尽的热情、明智的评注、果断的编辑、出色的营销、坚定的支持，以及对出版世界神秘运作方式的渊博知识—以我看来，其价值堪比丹·布朗的小说—这些都超过我所能预期，且大概也超过我应得的待遇。我只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继续跟他和Transworld及兰登书屋的杰出团队在这条路上同行。

同样的感觉也适用于我在荷兰的出版商斯蒂文·马特，他是第一个买下这本书稿的人—当时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而且是我的小说处女作。我一直认为荷兰人是勇敢而有智慧的民族，现在我更确定是如此了！谢谢，斯蒂文！

纽约的杰·曼德尔和伦敦的凯瑟琳·萨默尔赫斯是这本书的版权代理人，他们应付了我无数疯狂的电子邮件，态度始终保持和气、机智，以及适度的坚决。他们两位都是WME的文学经纪人，他们的表现真的很出色。祝他们事业长青。

我也要谢谢洛杉矶的丹尼·格林伯格，他一直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影视经纪人，时间久得我们大概都不敢想了。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将会由他决定，而我知道不会有人比他更称职了。

唐·斯蒂尔恐怕会让人对律师的印象太好。他是洛杉矶汉森（Hansen）和杰克布森（Jacobson）律师事务所的演艺律师，不但是真正的大好人，也是个很棒的律师—这两者在洛杉矶都很罕见。也难怪他会在这家律师事务所服务，他们的老板汤姆·汉森品味好又聪明，网罗的员工也都是志同道合的。感谢他们两位。

我要特别谢谢布朗和桑德拉夫妇两人，数年来对我和这个写作计划的支持与信心。布朗热爱阅读，他看过这本小说的每一份草稿，而且看完总是告诉我很多实用的建议和一大堆文法订正。我们对于英语的用法也许有不同意见，但丝毫无损于他庞大的贡献！非常感谢他们两位！

詹妮弗·温彻斯特在许多方面协助我，只有我的家人和我才能完全领略。她耐心又冷静，总是随时帮忙，从来不会发脾气或暴躁—但是我自己则老是如此。非常谢谢她，另外也要特别谢谢玛林卡·比洛索维克，过去八年她代表我，一直勤奋工作。我很确定，这八年对她来说一定是太久了。

至于我的子女—安德拉，斯蒂芬妮，康诺，迪兰—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和绝对的信心。你们让一切都值得了。我要特别谢谢迪兰。每天早上他会来我的工作间，看着前一夜我写的那几页，点点头说：“你做得很好，爸爸。”他每回都这么说。他才四岁，还不识字—但我毫不怀疑这是我所听过最暖心的评论。

最后，谢谢克里斯汀，她不但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挚友、我的决策咨询人，更是这趟旅程陪我走过每一步的同伴。她倾听过无数的烂点子，知道如何温柔地予以埋葬，而且当我有幸能想出一些好点子，她总是能辨识出来。本书的所有错误都是我的，但任何优点在很大程度上都该归功于她。若是没有克里斯汀慷慨的协助、忠告、鼓励，我永远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朝圣者》要献给她，并致上我的爱。

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第一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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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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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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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