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有个曾国藩／赵焰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009.5重印）

ISBN 978-7-5633-7876-0

Ⅰ．晚…　Ⅱ．赵…　Ⅲ．曾国藩（1811～1872）—传记　Ⅳ．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328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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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7.25　字数：20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2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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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

至于中文读书写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梁启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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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第一章　重归自由

第二章　青云直上

第三章　乱世从军

第四章　铁血湘江

第五章　遭遇低谷

第六章　大悟山村

第七章　脱胎换骨

第八章　悲欣交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第十章　忧郁如疾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尾声

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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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归自由

1872年3月2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气阴霾。从前一天的半夜天始，天气似乎就变了，先是有点闷热，然后，那种绵密的春雨说来就来了，而且还是携带着雾霭来的。天阴阴地，总像有一层薄雾似的，一点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对面之人，也看不清个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见着一个轮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两江总督府前的街道，平日里人总是熙熙攘攘的，现在，行人也变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阴冷吧，人们都躲在屋里去挨春寒了。几个在外急匆匆赶路的人，这会知晓淫雨的厉害了，他们的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尤其是头发，滴着的水仿佛成晶了。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呢？伸出手，却感觉不到雨的存在。真是怪事！雨，可以说是雪的尸体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较起来，雨真是阴鸷无比，或者说难以把握。它们哪里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灵，只要它一出现，整个世界仿佛像雀跃舞蹈似的，然后，就是云破日出——但现在，雪死了，雪的游魂却出现了。

上午，一直在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感到心中还是有点堵塞，连呼吸也变得有点困难了。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简直可以说太差了。尤其是这样阴湿的天气，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张开嘴，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国藩

曾国藩是1870年12月12日到达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从直隶总督的位置调任到两江总督，里面的原委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朝廷对于曾国藩领办“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满，加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让更熟悉两江情况的曾国藩重回金陵，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了。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在金陵和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过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后，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舒心一点。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是百感交集。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鸿蒙，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雍容。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该紧锣密鼓的就是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马新贻的案件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朝廷很有名气。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份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当初自己的猜测——这件案子果然扑朔迷离——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觉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样，从读书和作文的间隙处不由自主地溜出来，以至于走了很长时间的神自己总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知道这是由于心力不济的缘故。先前的日子里，由于定力充沛，曾国藩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心血全枯，无水可汲，故作文艰窘异常耳。”回到两江之后，曾国藩先后给朝廷连续打了两次辞职报告，在报告中，曾国藩一再阐述自己的力不从心，想告老还乡，回湖南老家休养。每次朝廷的批复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这样的批复，让曾国藩非常郁闷，因为它甚至连一个理由，或者一句宽慰的话都不给。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国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两次在京，不善应酬，遭到了众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引起广泛的议论，以后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对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与我为敌啊！节外生枝的是，陈国瑞被发配，他的妻子进京告状，也说我办事不公，还欠薪水四千不发等话。我的心情哪里好得起来呢！

曾国藩的确感到悒郁极了。虽然一直以来，曾国藩做事只求过程，不求结果，但在骨子里，那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仍旧让他心绪不佳。忧郁真是一个怪东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萧瑟的风中，在冷湿的空气里，在飒飒的落叶之中，在天气的变幻之中……它就像一种气味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除了莫名的忧郁，曾国藩还有伤心和无奈，那是一种透心的凉，仿佛从脚，一直沿着脊梁徐徐向上攀升，直到凉遍全身。来到金陵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曾国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个滨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种阴寒之气，直往人的骨缝里钻。阳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种伪装，其实骨子里，还是阴冷萧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里，有时候会让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有点后悔先前的过于勤劳，年轻时过于透支了体力和心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炷行将燃尽的蜡烛一样。

1871年秋天，重回两江总督任的曾国藩又开始巡视了。曾国藩登舟启行，沿江而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徐州、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国藩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了。那些地方官谈起当地发展，尽管一个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但毕竟，相比前些年来说，他们懂得了不少东西，有了些思路，也开始做些经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后，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各厂发展迅猛，竟可以生产自己的铁甲战舰，很是高兴。这些，可以说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曾国藩检阅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测海”等各船操演枪炮，又细细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号轮船。在上海，曾国藩还知晓，朝廷批准了自己和李鸿章的建议，由他们负责组织在全国招考一些聪慧少年准备赴美。朝廷的这一举动让曾国藩格外开心，此事的实施，说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看来，同治中兴还是很有效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这一步能走成功，那么，往后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

在上海，曾国藩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一岁生日。当部下们轮流向曾国藩敬酒祝寿时，曾国藩算是暂时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慈祥地开怀大笑起来。曾国藩的笑脸让随从和手下特别开心，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帅还是第一次如此开怀呢！

1872年1月2日，曾国藩搬进修缮一新的两江总督府。对于这一处住所，曾国藩感到特别亲切，先前曾国藩入主两江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年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搬进天王府，还有人向朝廷打报告，说曾国藩之所以住进天王府，是有非分之想。结果朝廷派人问询，曾国藩的回答是，正因为天王府里有“妖气”，自己想住进去，来镇一镇“妖气”。这样的回答，使得一些说闲话的人没了下文。这一次重归故宅，属下们知道曾国藩喜欢竹子，还特意在总督府内开辟竹园，种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国藩住进了新两江总督府后，一开始，因为事务缠身，倒也过得充实。大部分时候，曾国藩表现得相当平静，但在内心里，他的确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是啊，晚年栽了如此一个大跟头，对于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国藩来说，心中当然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两江总督府

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身处末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时代的末世，也是一种文化的末世。虽然曾国藩从不公开承认中国传统的没落，但在私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曾国藩还是感到相当心虚的。虽然曾国藩给人的感觉是背后永远有庞大的体系和传统支撑，但实际上，在这种从未遇见过的板块撞击面前，他只能算是穷于应付。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坚毅而自觉地寻找、校正自己在这个传统大厦中的位置，当他终于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大厦中有了一席之地时，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就是，眼前突然横亘出一座新的山峰，不，不仅仅是一座山，而是连绵巍峨的山峰。这样的情景，让曾国藩震惊无比。曾国藩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所攀登的山峰，就如同垂垂老矣的庙堂一样，看似堂皇伟岸，其实，随时都可以坍塌下来。

因为两江总督府太大，住下之后，曾国藩总是觉得身边的一切阴森诡谲。这座离玄武湖不远的豪华花园，最初是在明成祖朱棣手上所建。当年，太平军攻克金陵之后，把这里改造成天王府，洪秀全就一直住在这里。洪秀全在这里住下之后，这里一直闹鬼。想必是这里杀人太多，冤魂积郁，一直没有散尽。曾国藩倒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见到了太多的死人，也见过太多的冤魂。两江总督府前面不远，有一个教堂，兴建不久，曾国藩有时候会站在总督府的两层楼上，观看着不远处的教堂。此时的曾国藩只有一只眼睛还管用，大前年在直隶时，因为患上了肝病，右眼完全失明。从此之后，世界在曾国藩面前变得影影憧憧的了。奇怪的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反而使曾国藩看世界更有隔岸观火的冷静。现在，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远处的教堂，那座教堂的门楼上，有一对圆柱支撑的拱顶，巍峨的屋顶直插云霄。初看起来，这样的建筑真是奇怪。紧靠大路，耸立着一株广玉兰，一位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气质高贵，树干粗壮，它那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路的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摇曳。在树下，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有外国人，更有很多中国人。那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热衷教堂呢？那些信徒们，携老扶幼，就像是赶着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经过教堂的门口，他们有时候会向广玉兰树瞥一眼，甚至会驻足仔细观望。曾国藩在很远处看着他们，仿佛能看到他们的微笑。微笑真是一个好东西，那样的笑，总是让人柔软。一个地方，能让人经常性地微笑，让人变得轻松愉快，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1872年春节，曾国藩去拜访吴廷栋。在吴府，两人相谈甚欢。这个安徽六安府霍山籍的儒学大师已经八十岁，移居金陵，也已好几年了。吴廷栋是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房师，也算是曾国藩的师辈，对曾国藩早期帮助很大，当年曾国藩孤身一人居京城的时候，吴廷栋不仅对曾国藩学业有帮助，在生活上，一直嘘寒问暖。曾国藩生病的时候，多亏了颇懂医术的吴廷栋的悉心照顾，才算渡过了难关。在吴府，两个人谈到从官报上看到的倭仁遗疏，不由交口称赞，都以为只有倭仁，才能写就这样的清癯瘦硬的文字。然后，两人又回忆起了陈年往事，想起当年京城老友们的文韬武略，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曾国藩慢慢地变得激动起来，他的瞳仁变得发亮，声音也随之高亢。突然，曾国藩嘴唇颤抖，咽喉里发不出声音，头晕目眩，差点歪倒在地上。随从慌忙将曾国藩搀扶到一边，又示意吴廷栋不要说话。在那一刹那，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容颜，从生的渊薮的另一边探出身来，带着茫然的微笑，妩媚地看着世界，冲着他身边的一切微笑：春花、秋叶、时间、腐朽……虽然曾国藩早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回，他是真正地体验并明白了。原来，死亡竟然如此迷人！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曾国藩才平息下来，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平静。这一次突然的失语，让曾国藩领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元宵节的前一天，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一大早起来，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道光皇帝对于自己的种种恩眷，止不住潸然泪下。

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告老回老家广东，路过金陵，派人传过音讯，想拜见一下曾国藩。对于这位素来敢于直谏的同年进士，曾国藩一直颇为敬重。此番见苏廷魁告老还乡，曾国藩破例亲自出城迎接。寒气袭人的天气里，两个同病相怜的垂暮老友，回忆起数十年以来经历的种种，不免感怀唏嘘。曾国藩告诉苏廷魁，来两江的这些日子，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但心情畅达多了，他准备再次向朝廷告老还乡，在家看书作文。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没有耽误学问，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为苏廷魁背诵《四书》以助兴。只是刚背了几句，曾国藩突然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随从们慌忙将他送回府中。这一次中风比上次严重得多，曾国藩从此卧床不起。

现在，曾国藩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不长久了。通过眼前影影绰绰的一切，曾国藩似乎看到自己的末日，末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等待他自投罗网。对于死亡，曾国藩并不觉得可怕，一个人，从哪里来，终究还得回到哪里去。至于那个神秘的出处或者归宿，靠人的智力，是无法揣测的。对于死，曾国藩一直不愿意多想，也懒得去想。曾国藩的生死观跟孔子是一样的，孔子在《论语》中所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曾国藩一直也持这样的态度。行动不便的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实在写不动了，他就停下来，翻阅以前的笔墨，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绪。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无法捕捉，稍纵即逝，至多，只能让它变成纸上的几行文字，雪泥鸿爪，无从谈起；甚至，连回忆起来，也显得那样吃力。曾国藩无法想象，自己消失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会跟自己一同消失吗？

3月7日，曾国藩坚持起身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底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3月8日，曾国藩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赦！

这一段日记是曾国藩心理真正的反映。的确，由于身体不佳，心绪不好，曾国藩对于生活，着实有点厌倦了。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对于曾国藩来说，从悟彻生命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生，曾国藩就有着复杂无比的感受了。其中，当然夹杂着厌倦和疲惫。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白驹过隙，匆匆忙忙。生命的偶然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和虚弱。在很多时候，曾国藩只不过是以极度的恭敬心在对待这个巨大的未知。孔子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一种感悟吧？在曾国藩看来，所谓“仁”，就是核心，就是果核。人的“仁”，也即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与天地的核心相同一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真正由来和归宿。人生一世，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仁”，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找到自己，才能算是“求仁”。联想到自己，曾国藩感慨万千：不管怎么样，自己这一辈子，鞠躬尽瘁，克己复礼，这一切，可以算是“求仁”了吧？在《论语》中，弟子问孔子，伯夷、叔齐死前有没有悔意，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说“二圣”的，更是说自己的——现在，在曾国藩看来，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妥帖的总结。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变得相当糟糕了，人的元气，都是先从脚底下溜走的，这一回，曾国藩真的有切身感受了——他感到自己的脚已不听使唤了，仿佛从小腿肚以下，已不属于自己了；此外，就是舌头变得僵硬，口腔里像有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将自己塞得严严实实，都快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好在曾国藩的神志一直都很清醒，他的内心也很平静，所以没有什么失态之举。只是恍惚之间，那些鸟鸣狗吠，听起来已恍如隔世了。自己的身体已成为一间空空无人的老屋，那个一直在里面住的东西已经离开。曾国藩不由为自己的极度敏感而感叹，也许，一个人在最虚弱的时候，自然会生发出数百倍的感受。

3月10日，曾国藩挣扎着起来，披衣来到了书桌前坐下，他拿起笔，很想写点东西，不料手颤抖得非常厉害，毛笔在纸上洇了很大一块；曾国藩想说话，但嘴唇嗫嚅着，已发不出声音。家人把他扶上了床，喝了几口水后，曾国藩稍稍缓过神来了，他不住地向身边的曾纪泽叮嘱：我死之后，丧事遵照古礼，不要请僧人、道士。

3月11日一早，曾国藩仍强行起身，然后，披衣端坐在案前，阅读《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这本书，曾国藩已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读，曾国藩都有一些新感受。宋儒当中，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张载了。张载学富五车，涣然自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情怀，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更可贵的是，张载的学说摒弃了很多条条框框，以儒为宗，同时又吸取了佛、道的很多成分，不拘泥某种门派，有着广阔的游弋空间。一个人，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才算得上以天地为师，是一个真正的“通人”。曾国藩看了一会《张子》，又感到手摇心颤。家人忙扶他在榻上躺了一会。当天晚上，金陵的街道上，有很多行人看见一颗大星从上空弧线滑落，不由大惊失色，一时议论纷纷。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也即1872年3月12日这天，天气阴霾，一大早，就飘着绵密的小雨，淅淅沥沥的，仿佛一心想让人断肠似的。曾国藩早早地起床了，他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他祖父曾玉屏的祭日。上午，曾国藩在家人的搀扶下，躬身拜过设在家中的祖父的牌位。午后，曾国藩似乎感觉到精神好些，示意要出去走走。儿子曾纪泽搀扶着曾国藩来到总督府西花园，在长廊里散着步。西花园又叫煦园，面积很大，尤其是水景，堪称一绝。水域四周，有东榭西楼隔岸相望，有南舫北阁遥相呼应，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堪称园林中的经典之作。园内还有石舫、鸳鸯亭、夕佳楼、东水榭、桐音馆、印心石屋、诗碑等十余处胜迹。曾国藩在园中蹒跚着，他一边走一边颤颤巍巍地对曾纪泽说：“我这一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情，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说着话，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两人来到了廊外，不知不觉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曾国藩连呼“脚麻”，便歪倒在儿子身上。曾纪泽和随从慌乱地把曾国藩扶到书房的椅子上。曾国藩端正了衣服、帽子，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三刻钟后，曾国藩气绝身亡。

张载

曾纪泽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入祀昭忠、闲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师友亦纷纷表示哀悼，挽联、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了百日才告结束！与很多大人物的情况相似，那些挽联、祭文大都不着边际夸大其词，有的纯粹是敷衍了事的客气话。倒是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各自根据自己与曾国藩之间交往的经历所题写的挽联颇为深情：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

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郭嵩焘

从某种程度上说，曾国藩的死是一个标志，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在曾国藩逝去之后，已瞑然消逝。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最美好的季节，也是最糟糕的季节；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富足的时代，也是贫乏的时代……在此之后中国很长时间风雨飘摇的历史，都适合这样的表达。只是那个湖湘大儒看不到这一切了，他的灵魂正飞翔在空中，那股巨大的悲怆之气慢慢地烟消云散。一个人解脱之后，当然不愿意再回首。这个世界，已不属于他了，只是一个叫做曾国藩的人的所作所为，至今还让人难以忘怀。

第二章　青云直上

1834年11月，一个叫做曾涤生的外省青年背负着上百册图书前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京城，他的身份是湖南省乡试的举人。在此之前，这个青年先是考取了湘乡县的秀才，入了县学；然后，通过在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的学习，参加了湖南省的乡试，获得了举人称号。与所有攀登科举金字塔的布衣书生一样，曾国藩开始全力向最高一层冲刺了。这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顶尖叫顺天会试，一个人，如果能攀上这样的顶尖，就算是鲤鱼跳龙门了。

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里，最初，曾国藩的名字叫曾子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个落寞的文弱书生。一直到四十三岁那一年，乡下的教书先生曾麟书才考取了秀才，仅比他的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得到这个名分。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后来曾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传说更像是后人的附会，这样的传说，在很多大人物的家乡都有类似流传，极富民间文化的色彩——据说，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祖父曾竟希正好卧病在床，恍惚之中，曾竟希看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先是在院落里盘旋，然后在院子里蹲伏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曾竟希惊醒之时，曾国藩呱呱坠地——这是曾麟书的第二个孩子，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蹊跷之事还有，曾国藩出生当天，曾家屋后的空地上突然长出一根长苍藤，藤缠绕在附近的树上。不久，树死而藤日益繁茂。衰老不堪的曾竟希一口认定这根藤的形状与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曾国藩肯定是飞蟒投胎！这样的民间传说玄之又玄，姑妄听之。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一生饱受牛皮癣之苦，常常在发病之时，奇痒难忍，每次睡觉起床，总能见到床榻上留有一层癣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遍寻名医，曾国藩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却一直无法治愈。曾国藩成为大人物之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他的癣疾跟传说联系起来，想印证曾国藩就是巨蟒投胎——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从七岁那一年起，曾国藩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乡野的私塾生活一直是平静穷酸、朴实无华的。虽然一度顽劣非常，这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孩子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于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切非高妙的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因为扎实和专注，曾国藩的学业比别人更为优秀。平时，曾国藩总是显得格外懂事，他按时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背诵还是作文，曾国藩都持之以恒。乡野中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青年书生，并且，在骨子里，一直有着湖南人的执拗和坚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最大，曾玉屏是一个强悍之人，少年时曾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直到成家之后，方才浪子回头，变得威严而有责任感。在曾国藩的印象里，祖父一直有着威仪的气度，言论雄伟而坚定，性格也相当倔强。相比之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直文质彬彬，像个文弱的读书人。

二十岁那一年，曾国藩来到了衡阳，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必须为功名而拼搏了。曾国藩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塾以及湘乡县涟滨书院求学。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书院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年间复办时，改为涟滨书院，因居于涟水之阳而名。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的学业有了很大长进。一切是出人意料地顺利，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第二年，曾国藩又来到了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四十二岁时因为照顾年高的母亲，回到湖南，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表现出的聪颖和苦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欧阳山长告诉曾国藩，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的学习是为了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曾国藩与几个同学一同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冽，抬眼望去，三湘大地尽在眼前。山顶之上，曾国藩尽享清新混元之气，仿佛在冥冥中触摸到无穷无尽的远大前程。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就这样蓄势待发。不久，他参加了最捉摸不定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这一年本科乡试的题目有三道：首题是“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次题是“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是“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剪得秋光入卷来”。面对这样的考题，曾国藩心如明镜，洋洋洒洒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荣登举人之后，曾国藩去京之前，祖父曾玉屏把曾国藩叫到身边，问他：

曾国藩家世图

孙子，你读了书长大想做什么？

求做官。

为什么要做官？

当了官，就好养家糊口了。

说得对。

然后，曾玉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终生不忘，这个不俗的乡下地主用一种过来人的智慧，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以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更好了。

1834年曾国藩来到天子脚下后，他耳边萦绕的，一直是这一段教导。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枢，有一碧如洗的蓝天和白云，有崔嵬的红墙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见识不凡的官员，以及无数从天南海北汇集的人才俊杰。一切都充满着期待。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在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此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长沙郡馆，曾国藩住了下来，虽然11月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但对于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来说，内心中却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燃烧起熊熊火焰。

1835年顺天会试的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曾国藩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之后，出考场时神情颓然。当年，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例加恩科一次，这样，就还有第二次机会。曾国藩决定会试后继续留京读书，准备接下来的恩科考试。第二年在北京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同样名落孙山。对于踌躇满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从头浇了两盆凉水。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如科举考试长鞭驱使下的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而功名则如天边的火烧云一样遥远。此时，在京城住了两年的曾国藩在经济上也已山穷水尽。落第让曾国藩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幻想，甚至，还暗暗滋生出怨恨和愤懑。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他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曾国藩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已别无他途。

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郭嵩焘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爽。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入围了——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精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情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已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从此也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连接上了。曾国藩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沉思、辩驳，就像一个信徒一样，专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课。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尤其是朱熹学说中关于理的客观性以及后天养气的主张，让曾国藩很是赞同。朱熹说：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妇，有夫妇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学说之所以大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有着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国藩在北京最有收获，也最感到温暖的一段时间。朱子思想的浩瀚与广大，绝不是那些死板而教条的八股所能比拟的。朱子的学说就像是在黑夜中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将天宇中璀璨的繁星展示在他面前。因为读朱子的文章，曾国藩感到头脑里面有无数活泼的小鱼携带着水泡浮上来，心灵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如花一样慢慢含苞欲放。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渴望跟人交流，渴望思想的碰撞，即使是点不着内心的火焰，闪烁的火星，也会让他产生快感。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来到了京城大儒、也是湖南人的唐鉴所住的碾儿胡同，恭恭敬敬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向唐鉴请教一些读书感受。年过花甲的唐鉴，自然是知道这位勤奋好学的后辈的，见曾国藩如此谦恭，很受感动，乐滋滋地收下了这位门徒。唐鉴教导曾国藩说，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信仰，而是来自于自我道德的约束，每一个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神灵，这个神灵，就是与日月同辉的道德；至于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为学，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读书，一定要掌握当中的核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身，是读书之本；修身，最好的办法是记日记，每日三处吾身……这些话，曾国藩都铭记在心。从此之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一直写了一辈子。在他一生之中，日记仿佛是他另一个影子，守护着他的生活，也守护着他的思想，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外部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理学的修炼使得曾国藩进行了一系列形而上的思考。一个人，只有在经过深入的形而上思考之后，才会显出宏大的气象。这样的现象，真是一个怪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接通了冥冥之中的气场一样，然后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此后，曾国藩开始走上了“知行合一”的道路。在曾国藩看来，人的认识，相对容易达到较高层面，但人的行动，却往往离自己的思想很远。这种知与行的分离，让人们很难修得正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动，只有积跬步，才能致千里。虽然曾国藩此时只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但他的志向之高，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实属难得。以这样的纲常来要求自己，身心疲惫之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主要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决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读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如此这般修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自戕了。传统的道德英雄，就是在这样的漫漫长夜中冶炼出来的。不久，曾国藩又在唐鉴的推荐下，认识了倭仁，倭仁的主张跟唐鉴相似，在日常生活中，倭仁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更高。从倭仁身上，曾国藩找到了与自己共同的东西，也养成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习惯，并且，以严格为乐趣和追求。当然，曾国藩毕竟只是而立之年，有着丰富的七情六欲，在严格的修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曾国藩更加自虐般地跟自己过不去——有一天，菜市口杀人，曾国藩不由自主地去看了。晚上，在写日记时，曾国藩严厉地检点了自己。还有一次，他的进士同年讨了漂亮的小老婆，曾国藩看到后，非常羡慕，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黄脸婆”躺在床上生病，曾国藩联想到别人小老婆的如花似玉，禁不住叹了口气——这些，都被曾国藩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曾国藩就是这样每天反省着自己的“一闪念”，折磨着自己，而他也从这样的折磨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快乐。

曾国藩修身所遇到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戒烟。年轻的时候，曾国藩跟中国所有底层百姓一样，学会了抽烟。多年的抽烟习惯使他的烟瘾很大，经常是烟袋不离手。每次吞云吐雾之后，曾国藩总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头痛昏沉——于是曾国藩开始了戒烟，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观察，他把戒烟的整个过程写进了日记——一开始，他感觉到六神无主，整日里恍恍惚惚，甚至连人生也觉得毫无意义。不久，曾国藩实在抵御不住烟的吸引力，开始恢复吸烟，而且，烟瘾比以前还大。旧病重犯让曾国藩觉得羞愧，有一天，曾国藩气急败坏，掂了掂那根相伴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叩，烟袋叭地一声断为两截。当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在此之后的数日里，尽管烟瘾发作时如上万只蚂蚁撕咬身体，曾国藩也强忍住，不让烟瘾复发。为了排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他不断地找人下棋、聊天。这种痛苦难熬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强烈的感觉变得淡下去了。一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成功了。当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烟瘾恍如隔世时，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撑。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宏大力量。

旧时国人在烟馆的情景

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最初，曾国藩对于自己内心的修炼以及所谓的“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是幼稚的，但这样的方式，却使曾国藩经常面对自己，使另一个人格无法从自己的视野里逃脱。慢慢地，曾国藩的所有行为都在这样的规矩中了。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也成就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理学逆向深入的自省方式，让曾国藩领悟了很多东西。

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一会，就像驱赶魔障一样，每天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雾霭。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了一个非严格意义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虐者。虽然这样的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的“戒”、“定”、“慧”一样，这种理学的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过程，有一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现在，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的真谛所在了。他觉得这种修身的过程有意义极了，也有意思极了。一个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合一。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感吧，将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的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只不过，它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反观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的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了，以为道德是一种天生的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与修身中，走了一条与宗教信仰类似的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的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的书生了。给人的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滋养身心的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一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又增加了“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一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的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一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的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的责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一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的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那一年开始，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转向了“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了，对于宋学，也有了客观的评价。这当中的重要契机是曾国藩的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了繁忙的公务，住在京城南部的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的《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的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的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的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栖居之所，这个古老的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之中有一种东西悄然长成，感觉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通了顾亭林的气场，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个人伟大的心跳。那段时间里，曾国藩还写了很多文章，内容囊括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对道德的逻辑分析，对现实问题的杂录，对玄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的看法，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确雅致，让很多京城大儒暗生钦佩之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盘整，可以说，曾国藩的思想和学问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曾国藩就这样慢慢养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的气韵暗合宇宙的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一种洁净而呈现出的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这些品质看似独立、互不相干，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不同侧面，只不过表现得不一致罢了。现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了。由于学问的深刻，以及人格的归于大我，可以说，曾国藩已能很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了。在很多时候，他表现为不贪婪，不妄想，做事沉稳，工于心计；同时，他善于沉默，自我隐藏，放低自己的姿态，极端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志已得到了锻炼，面部表情松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时候，在那上面，看不出什么内容，没有愤怒、气恼或者激动，更像是谦逊、诚恳、平静，以及彬彬有礼。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圆满了，内心坚定而深厚，自省而虚心。这是与外部世界最和谐的沟通。

在这个湖南人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油然诞生了。因为性格魅力，也因为唐鉴等大儒的垂青，一时间，京城一些喜欢理学或者习惯从风吹草动中嗅出政治气候的人们都竞相结交曾国藩。曾国藩与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来往。曾国藩结交的，有当时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鉴和倭仁之外，还有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荫、梅曾亮等等。就这样，理学的研习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丰厚，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旺盛的人脉。正因如此，曾国藩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青云直上——1840年，曾国藩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连升七级，竟然从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国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骄傲，当时湖南人来京考试或者出差，都会主动拜见声名显赫的曾国藩。也因此，曾国藩与湖南同乡中的翘楚来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们当中，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湘军的骨干力量——曾国藩最初与这些书生们在一起结交之时，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喋血沙场的战友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曾国藩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耐心地等待官位的升迁；另外一方面，曾国藩在文章的写作和学问的精进上全力进取。那时候曾国藩的全部目标就是，在学问、人格以及官位上追求完美。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传统文人的终极目标。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预感到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暴风雨，也预感到这件事将与自己的人生发生关联。也许，这突如其来的狂飙是一个机遇吧？乱世就像一个遭受到强烈撞击的大水池，沉滓泛起，原先的秩序变得错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如东汉的班固一样投笔从戎，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

1850年夏天，广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金田起义之前，在南部的广西，各势力纷纭骚乱，它们占山为王，开始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下，朝廷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平乱。林则徐在半道上突遭恶疾，在潮州不幸去世。朝廷只好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让他们率领人马赶往广西。结果，这两人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之下，突染重症，不治而亡。第四子奕䜣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道光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好任礼部侍郎，熟知礼仪古乐的曾国藩一手主持了道光皇帝的葬礼，将整个葬礼办得庄重肃穆、井然有序。看到年轻的奕䜣明眸皓齿、举止端庄，很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曾国藩很是欣慰。道光的葬礼结束之后，礼部堂官各加二级，曾国藩也奉旨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之后，曾国藩不失时机上了一个奏折，对于朝廷的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恳请新皇帝上任后，广开言路，多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对于曾国藩的此项奏折，新任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奏折上批示，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下令广泛征言，希望诸大臣对于朝廷积极进言；有很好建议的，还要给予重赏。

道光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

咸丰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而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性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春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毋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暴敛依旧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暴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逼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

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准备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地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腐化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就已破产了。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盗贼放走，一点也没有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产，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又有的责难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因此，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是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乡邻，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自从我代理刑部以后，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打一百杖；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军队中。最终又不重判，便说怀疑是诬告，或者说申诉的人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进退两难，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被加以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哪个会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哪个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的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的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有的交给督抚审讯处理，有的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肯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几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

曾国藩的这一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咸丰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形成意见来解决这些事情。此时的咸丰对于曾国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有学问，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也许，对待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在年轻的咸丰看来，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1853年，这一年，命运显然不愿意再赐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平稳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国藩一把，把他从散发着霉味的官府推向了战争风云的前台。曾国藩不得不站起身来，正正衣冠，抖擞精神，清清嗓子，挂上胡须，认认真真地一唱三叹他的从军行了。

第三章　乱世从军

历史的进程中，每到重大拐点之时，总会有一些奇异之人破土而出。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动机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实际上，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灾难。恰巧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妄热忱的人，这种自诩要改变世界、怀有最高尚目标的人，促成了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杀戮和灾难。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应运而生的奇异之人就是洪秀全。这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来解释的人。现在，留存下来的所有关于洪秀全的描绘，都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谜语一样，等待着人们去破译。首先，这个人是狂热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为他，将会呈现一道崭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红霞。其次，这个人是执著的，他盲目而狂热地崇拜着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义，犹如崇拜一个神灵。最初，他把那本《劝世良言》背诵得滚瓜烂熟，以他几近天真的幼稚和执著进行煽动性的演讲，以鼓舞那些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下层的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底层的劳动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诺。苦难深重之中，那些底层的人们将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赌博似的将所有的希望、人格、灵魂都抵押给他。他也慢慢地变成了神灵，变成了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炽热，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丧失了理智，将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坛。

现在看来，当年洪秀全仅仅利用浅显的基督教义，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滔天狂飙，除了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方面的深层次缘由。复杂的社会原因，当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的，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残酷统治让底层的大众走投无路，人们希望能够揭竿而起，过上“均贫富”的好日子；至于大众心理，当然跟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明古国的基层民众一直有着偶像崇拜的习惯和要求。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让这个古老国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外来神的神通广大。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的横空出世，正好满足了大众新一轮崇拜的要求……历史当然是纷纭复杂的，复杂的一切组成了洪秀全应运而生的机缘，也造就了时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国藩的卷入同样具有某种偶然性。1853年初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国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乡试正主考官。1852年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国藩顿感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是一个拥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农村女子，勤劳淑德，极富自我牺牲精神。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卧病在床，很长时间，就是母亲日夜守护，毫无怨言。得知母亲去世后，曾国藩一边急急忙忙向朝廷请假，一边改道由水路经江西火速赶往湖南湘乡老家。行至武汉时，曾国藩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无法通过。曾国藩心急如焚，连忙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历经磨难。当曾国藩行抵白杨坪的荷叶塘时，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这一天，距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已近两个月。跪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母亲的慈爱和勤劳，曾国藩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大哭了一场。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地方团练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浪，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曾国藩纪念馆一角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强，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强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兵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是在乱世中一群书生“投笔从戎”所组建的人马。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曾家藏书楼

秋天到来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现在，这已不是一支五花八门的杂牌民兵了，而是一支军队，并且，是曾国藩赋予理想和追求的一支部队。曾国藩在为这支湘军设计建制时，脑子里闪现的是明朝名将戚继光的容颜。的确，在数百年历史当中，戚家军是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它不仅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还有很多军事上的创举，在军事思想上也比较先进。曾国藩细细地研究了戚家军的组成方式、纪律以及作战策略等，以戚家军的模式对湘军进行整编，改革军制——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拟定营规、饷章等等。这支部队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它只隶属和服从曾国藩一人，只有曾国藩，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国王。

当然，让这个“国王”念念不忘的还是儒学的“仁”和“理”，从一开始，曾国藩就赋予了这支部队很多卫道的特质。这也决定了湘军后来的特点——这支部队有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做法：不仅仅以军纪营规约束士兵，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不单单是贯彻军事思想，还一点一滴地教士兵如何做人。每天早晨，曾国藩都会早早地巡营，认真观察军士们操练，有时候，他还要把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耐心地讲解时局和道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做人的道理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必须“老僧常谈”，要天天讲，月月讲。曾国藩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就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就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则是湘军中要有上下尊卑的关系以及严明的纪律。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的“国王”曾国藩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亲自为这支部队创作了很多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此作为对这支由书生、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所组成的临时军队的教化——

比如说《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啕。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后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大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为了使湘军们训练得法，作战有素，曾国藩写下了《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把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认为，道德层面的凝聚力对湘军建设尤为关键，于是在湘军中推广这一首《要齐心》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

富者狠心不怜贫，不肯周济半毫分。

贫者居心更难说，但愿世界遭抢劫。

各怀私心说长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纵然亲戚与本家，也是丢开不管他。

这等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

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

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

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

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

个个齐心的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

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纪律严明，是打胜仗的保证，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反复告诫属下切勿扰民：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

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

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

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

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

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

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

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

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

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

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做，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账。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样“不伦不类”。这支人员结构复杂的军队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战争，与另外一支同样也堪称“不伦不类”的太平军，进行生死殊杀。

当然，湘军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地方上，湘军还没有成形，各式各样的阻挠就已经出现了——那些平庸的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们，他们一直试图掣肘曾国藩，在他们的阻挠下，曾国藩的每一次行动，都显得艰涩而困难。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既胆小怕死，又怯懦怕事，但他们都有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面具。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在唯唯诺诺的面具下遮掩妒贤嫉能的实质而感到更有乐趣了。这些人掌握粮食和供给，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曾国藩出难题。曾国藩在长沙招兵买马时，那些打仗怕死的绿营兵甚至闯进了曾国藩的大营，差一点跟曾国藩的兵勇打了起来。为了顾全大局，曾国藩只好将自己的湘军移至衡阳，避免跟绿营直接接触，全力训练自己的部队。

创办之初，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清朝的军事补给制度。清朝在夺得政权后，各方面都沿用明朝制度，明朝体制的很多短处，清朝仍旧没有改变，相反还变本加厉。清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不是来自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零碎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户部却等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送到各个军事单位。在供给上，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有的就干脆采取拖延的方式。这种军事供给方式，给部队的统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曾国藩的湘军在供给上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湘军还不算是朝廷的正规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各式各样的大小官吏打交道，软硬兼施，才能得到不足额的供给。

曾国藩故居

各种困难的遭遇让曾国藩对于清朝的现实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于这种制度的本质，曾国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国藩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知识的优越感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国的精英以及社会普遍意识对于军事将领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视。从制度上来说，朝廷军队的军饷和给养都是由地方发放的，这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手握地方大权的文官们异常依赖。很多时候，这些掌权的文官政府密切监视军队的动向，施展他们高深的学识，安插亲信，组织派系，甚至引发军队的内江，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来，没有人真正地把军队当回事，真正地把军队当作国家的武装力量来经营，或者在权力和制度上给予它们保护。这种政权本身，已习惯于对军队进行打压，这样的打压，完全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武装势力在骨子里也是排斥的，在民间，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只是传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最受民间欢迎的话本和说唱中，慢慢演变为纯粹的传奇，变成脱离实际的传说。至于真正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真正地感兴趣。由于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识以及荣誉感，一直以来，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参加战斗，在执掌这部分力量。这些当兵的人既不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荣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这种现实和传统的存在，让军士们并没有一种荣耀感，也让军队失去分量，从而造就偌大一个帝国的羸弱，让一个国家失去坚强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鲜面目。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国藩的处事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形势越来越急迫，到了衡阳之后，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的曾国藩舍弃了打仗最为忌讳的“妇人之仁”，他开始变得冷酷，变得焦躁，变得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后来被称为“曾剃头”的书生行事残酷而暴烈，他开始疯狂镇压当时一切不稳定因素，对于周边地方的一些小叛乱，也大开杀戒。同时，曾国藩带领自己的部下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那些危险的大户，对军饷展开近乎疯狂地攫取。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对上峰命令的不服从甚至抗拒。在曾国藩看来，一切都是火烧眉毛，这支部队在没有完全训练成形之前，拒绝一切战斗。曾国藩在衡阳的那段时间，正是太平军西征军沿着长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时，那些八旗和绿营部队闻风丧胆，大小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攻占，平日里享惯了洪福的官宦老爷们不断地遭受灭顶之灾。对于清廷来说，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曾国藩手中的这一支部队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请求曾国藩早日出战，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来自各方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曾国藩坚决地不予理睬，他一直按兵不动，全力在衡阳练兵。后来，连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坐不住了，下旨令湘军参战，并且在上谕中批评曾国藩平时自以为了不起，关键时候，得做出点样子来。曾国藩仍旧不予理会。这当中，曾国藩甚至冷酷地拒绝了朝廷让他火速调兵赴皖解救江忠源的任务。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他的弟子。创办湘军初期，江忠源即跟随曾国藩左右。不久，江忠源被朝廷调到危险的战争前沿，任安徽巡抚。由于孤军深入，江忠源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在庐州。1853年底，朝廷命刚刚组建的湘军火速北上解围。曾国藩拒绝了。在曾国藩看来，这支刚刚组建的湘军火候完全不到，况且，湘军所购买的火炮、火枪等武器未到，此时轻易冒进，无异于集体送死——1854年1月，孤立无援的庐州城破，江忠源跳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

理解曾国藩此举的只有他的恩师吴文熔，吴文熔曾是曾国藩的座师，时任湖广总督，湖北战斗激烈之时，吴文熔督师黄州，太平军攻城非常猛烈，很多人劝吴文熔赶快向曾国藩求救。深知曾国藩性格的吴文熔只好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吴文熔更担心的是弟子的迫于形势、仓促行事：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因吾故，率尔东下。东南一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曾国藩接到来信之后，深为感动，也深为忧郁，但他坚持不发兵，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尤其是湘军水师的训练之中。很快，消息传来，黄州失守，吴文熔战死。

在那段时间里，一方面，曾国藩全力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铁血之师；另一方面，他奏请截取了存放在长沙的、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四万两饷银，以犒劳自己的军队。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武汉到金陵的长江水域，曾国藩听取了郭嵩焘的意见，在建陆营的同时，全力建立一支水师军队。在衡阳，曾国藩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造战船，并派人赴广东向洋人购买枪炮；不久，又在湘潭设立分厂，加快造船速度。到了1854年2月，衡阳船厂建成，曾国藩很快制造出快蟹四十只、长龙五十只、大舢板一百五十只、拖船五只、铁甲指挥船一只；然后，又购买了民船数百艘，将它们改为兵船或辎重船，配备西洋大炮和新式火炮。曾国藩的座船“苍龙号”更是建造得非常坚固，里外都用铁甲包裹，船头配八千斤西洋重炮三门，船尾置六千斤西洋快炮三门；两舷各有快炮五门，还配备火箭炮一门，新式步枪两百支。可以说，湘军的水师装备，在当时已算相当先进了。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终于组建完毕，总兵力为五千人，分为十个营。

现在，时机成熟了，曾国藩开始带着自己的三湘子弟兵从湘南向北挺进。很多年后，人们在研究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贡献时，发现了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曾国藩之前，这一块土地上很少产生惊天动地的事，也从未为天下先；但从曾国藩开始，这一块看起来一直温柔敦厚的地方，仿佛脱胎换骨，不仅敢为人先，而且英才辈出，层出不穷……这块土地开始爆发它的能量了，它就像一座火山一样，开始喷发，炽热的岩浆流得到处都是。这时候，曾国藩肯定会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对于曾国藩，甚至对于湖南，似乎都是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上天开始垂青这个地方，也开始垂青这个地方的人，于是让这个地方在饱受兵燹与摧残之后，来了个集体大爆发，这样的爆发，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种宿命呢，还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示？

第四章　铁血湘江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在骨子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兵的，“兵不厌诈”，两军对垒，要求用兵者一定要奇谲、狡猾，极富心机，不按常理出牌。但曾国藩呢，他只是一个有着巨大坚韧力、脾气倔强的读书人。虽然曾国藩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有关于天地人的巨大感悟，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是人生哲学范畴的，在本性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且诡计多端的人。这样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在战争开始阶段的艰难——在战争之初，这个书生既缺乏用兵者所具有的大胆和亡命，也缺乏那种举重若轻、爱拼能赢的心理承受能力。

1854年2月，曾国藩终于率领着他的湘军出山了。在衡阳一座宗祠的广场上，曾国藩抖擞精神，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宣读他的“出师表”。对于一万多水陆湘军来说，从军数月，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被誉为“湖湘最有学问的人”的面容，他们好奇地踮起脚尖，远远地眺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人们明白，天下真的危在旦夕了，要不，这么多面色苍白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个个拿起刀剑呢？那个中等个子的小老头跟他们说着同样的方言，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尽管言语激越，富有激情，同时也杀气腾腾、声嘶力竭。尤其是曾国藩的面容，更显阴森可怕。曾国藩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干柴一样被曾国藩点燃了，也打动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长矛和大刀，山呼海啸，像巨浪一样汹涌起伏。

曾国藩手迹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当然是极注重名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行军打仗，一定要“师出有名”。这篇《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亲手写就的，也是经过湘军中诸多大儒润色过的。檄文的结构严谨紧凑，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煽动他们联合起来攻陷太平军；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护卫理学观念打动知识分子；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作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曾国藩最看重的是文章的气韵和义理，这些，都在这篇檄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很得意的是，这篇檄文堪比当年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写的檄文以及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章中没有“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等赫赫警句，但“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句子，也称得上恢宏大气、铿锵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阕强有力、惊天动地的檄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曾国藩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彰显了出来，曾国藩内心激荡的浑圆之气喷薄欲出：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父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于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文章宣读后，曾国藩又命令手下人大量誊抄，四处张贴。显然，他对于这篇檄文还是很满意的。然后，潇潇雨雪之中，曾国藩带着他的一万七千名子弟兵，浩浩荡荡地由水陆两路北上了。骑在战马上的曾国藩壮怀激越，熟读历史的他深深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一拯救数千年道统的使命甚至具有某种神性的意味。一切，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现在，这个书生变了。他不再穿过去书生时的青衫，也不穿宽敞累赘的官服，很多时候，曾国藩穿着铠甲，甚至在腰上，也佩有长长的宝剑。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曾国藩的形象——宽大的前额上横亘着几道很深的皱纹，脸庞瘦削，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隐藏着长挑挑的三角眼，他的嘴巴永远是紧闭的，坚毅而刚强；周身散发着阴鸷的气质，凶狠而坚定。平时，他的眼皮沉重，目光昏瞑，嗓音喑哑，看起来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一旦睁开，只见精光四溢，就像千年琥珀的寒光一样，透彻人的心魂。当然，曾国藩的内心也变得跟长相一样阴森恐怖。他就像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一样，锋利而冰冷。谁见到这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仿佛不会流淌鲜红的热血，而是如冰河一样寒冷。

尽管出师时意气风发，但真正打起仗来，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壮怀激越。真正的战斗更像是与魔鬼纠缠在一起，那种阴暗与低沉、惨烈与暴戾、磨砺和自虐，都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经验匮乏，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着一群莽撞的农夫，就像盲人瞎马一样，匆忙地上阵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部队的主攻目标集中在湖南，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首先在岳阳战役中失利，曾国藩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至长沙。太平军乘胜攻占岳州、湘阴、宁乡、湘潭，形成对长沙的夹攻之势。湘军商议后决定，集中主力攻湘潭，打破包围，收复湖南。主力部队出发后，曾国藩突发奇想，决定率领水师进攻附近的靖港，试图以多胜少，驱除眼前威胁，也体会一下亲临战场的快意。

战斗打响了，两军对垒之时，毫无经验的曾国藩就如同一个笨拙的骑士一样，根本无法驾驭自己的马匹——当时，曾国藩拥有水师五营，陆师八千人，大小战船四十余艘，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一开始，太平军就从岸上用炮火猛烈轰击，又出动两百多艘船只，对行动不便的湘军大船发起攻击，一副完全不要命的打法。从未打过仗的湘军水勇哪里领教过如此拼命的打法呢，一时纷纷溃退。紧张万分的曾国藩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兵败如山倒。情急之下，曾国藩亲自持剑督战，当溃败的湘军如洪水一样漫堤而来时，曾国藩手执宝剑，在自己站立的地方竖立一面大旗，大声呵叱：过此旗者斩！但如此溃败的形势，他哪能阻挡得了呢？曾国藩觉得精神都崩溃了，他就像个夜游人一样，恍惚无助，无所适从。情急之下，曾国藩自己都想撒开腿逃跑，逃到一个阴暗角落，去大口大口喘气。这个平日称得上冷静无比的人，在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同样会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思想混乱、语无伦次。后来，仓皇逃跑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太失颜面，一羞之下，“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想一死了之。部下们手忙脚乱地把曾国藩救了上来……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有恐惧的本能，而一个人的内心，从来就不是从理论的意义上所能练就的。曾国藩万念俱灰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陆路的湘军塔齐布部以少胜多，充分利用武器装备较为先进的优势，率军攻占了湘潭，全歼了镇守湘潭的太平军。这一场胜利给曾国藩带来极大的安慰，也让曾国藩明白，真正的战斗是怎么回事。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这支民间力量有了自信，培养了这支队伍坚韧和果断的气质；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同样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之后的首次大规模失利。

湘潭之战后，曾国藩一方面在长沙整军，补充人员和粮草，修缮战船；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修整一番后，湘军恢复了元气。曾国藩也在这段时间确立了湘军下一步的军事重点，那就是，继续率军北上，将战场锁定在长江沿线。在曾国藩看来，长江是一条龙，湖北是龙头，安徽是龙身，江苏是龙尾，至于金陵，则是龙心；要擒缚太平天国这条苍龙，就必须先打龙头，后摘龙尾，然后直刺龙心。战略思想明确之后，曾国藩率领着部队出湘了，矛头直指江西和湖北。曾国藩兵分三路，以岳州为进攻重点：派江忠淑、林源恩率楚勇及湘勇的一部为东路，由平江向通城、崇阳进攻，切断岳州守军后路，并阻止湖北太平军支援；以胡林翼为西路，专攻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克之常德、龙阳、沅陵等地；中路主力由塔齐布率领，进攻岳州，同时又由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夏銮等率湘军水师两千余人，由水路配合塔齐布进攻岳州。在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常德退入岳州后，曾国藩又令西路周凤山增援岳州，罗泽南率湘勇一千人，魁联率一千人随援岳州。至此，在岳州城下，共聚集了湘军水陆部队两万多人。

战争远比曾国藩想象得艰苦和惨烈，双方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拉锯状况。岳州之战自1854年6月17日塔齐布攻新墙开始，至8月25日太平军放弃岳州败退武汉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双方反复争夺，大战数次，小战无数。鏖战的详细过程是这样的——6月17日，塔齐布向新墙进攻，太平天国西征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湘军攻势太猛，新墙失陷，岳州门户大开。到了7月中旬，湘军水师赶到，水陆并进，太平天国西征军招架不住，湘军进入岳州。8月，太平军反攻岳州，西征军将领韦俊、石镇仑、陈玉成等先后率水营大军增援，在岳州，击毙了湘军水师统领道员褚汝航以及岳州总兵陈辉龙。湘军同样还以颜色，在城陵矶战役中，击毙了太平军的猛将曾天养……双方像两块海绵一样，争相吸摄对方的水分。在这样的对垒之中，曾国藩和湘军执拗而挺拔的气质起到作用了，倔强的曾国藩就像一个坚强无比的拳击手一样，有着非凡的抗击打能力。尽管他一次次倒下，被击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但他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对手发起一轮又一轮还击。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湘军奄奄一息的躯体，直到对手轰然倒下。

战局很快像喷溅出的血迹一样，向四周扩散开来。湘军开始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了。在朝廷正规军绿营和八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这支民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迅速成为长江一带抗击太平军最重要的力量，成为主要战场的主力军。湖南人坚韧的性格，太平军得以充分领略。很快，曾国藩的湘军随着战势的推进，走出了湖南，北上到了长江流域。在取得岳阳战役的胜利后，曾国藩又接连攻下鄱阳湖和洞庭湖附近的重镇；然后，主力继续北上，聚集在武汉附近，部署进攻武汉三镇。曾国藩根据武汉的特点，制订相应的策略：让水师清理江面，割断武汉三镇之间太平军的联系，并且，由水师协助陆营，用炮火攻击沿岸太平军营垒；在陆地，数万湘军集中起来，全力进攻武昌；汉阳则由魁玉等湖北兵勇围攻。在经历一系列的战役之后，曾国藩指挥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在他看来，军事调度就如同对弈一样，只要心中有韬略，同样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湘军水师出巡图

比较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战场之外，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却因为不断遇到麻烦而深陷烦恼。庞大而腐朽的制度无法在战争中快速运转，一直像一个昏聩的老人一样，无法行动敏捷，这一点，让曾国藩头痛不已。这时，湘军已经因其优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争得了合法地位，曾国藩也以汉族团练大臣的身份取得了带兵的权力，但这些都是非常时期的既成事实。曾国藩一直没有抚督的实职，带兵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样的尴尬局面，使得曾国藩在与地方各级官员的协调中，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在很多关键时刻遭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和对抗。这些，是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关系不能理顺，接下来的局面会非常困难。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并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满族贵族是最忌讳汉臣掌握实权和兵权的。当年，朝廷让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就是不肯将地方官的大印交给曾国藩，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人，都是排在曾国藩之后的湘军人物。他们受命之时，手上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数万军队。一个人，如果手上控制着数万军队，又掌握着地方大权，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看来，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清陆军战阵图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出衡阳，席卷两湖，接连获胜进逼武昌之时，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咸丰皇帝竟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员，直捣武汉……”接到圣旨，曾国藩无比尴尬，数年前在京城之时，曾国藩就是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而此时，却赏给他“三品顶戴”，这样的错误，真像是咸丰皇帝在跟他私底下开玩笑！好在曾国藩一直“忍辱负重”，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统”。因此，对于如此“幽默”，曾国藩也懒得去计较。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一样，只是依靠惯性在运行，车轮下的摩擦力不谓不大，但这辆车已全力冲刺，尘埃飞扬中，明显地已刹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国藩的湘军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动可谓摧枯拉朽，湘军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伤亡只有两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军损失船舰两千余艘，丧师数千。这次战役在帝国一片溃败的战局当中，无疑一抹亮色。对战局几近绝望的咸丰皇帝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一开始，咸丰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询之后，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国藩的奏折呈到，白纸黑字之下，咸丰方才确信胜利。咸丰这一回的圣旨有点“靠谱”了：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同时让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圣旨送出不久，旁边有大臣冷冷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够一呼百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音吧！咸丰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心里一惊，赶忙追补一道圣旨：撤除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让曾国藩改任兵部侍郎——显然，咸丰还是不信任曾国藩，不信任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书生。

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收到这两件上谕时的心情。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在经历了诸多的失望之后，对于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谕时，曾国藩并没有过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办回了一折，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想代理巡抚之职，不敢接受巡抚之印，想暂时交湖北总督保管。咸丰在收到曾国藩的折子后，态度严厉，反而怪罪曾国藩在落款时不署巡抚之名，有违旨之意。这样的强词夺理，让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国藩已没有心情郁闷了，战局已呈危机状态，湘军在攻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立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部，大军沿长江一线，开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武汉出发，这一回，曾国藩打算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湖北与江西交界处的田家镇。瑟瑟秋风中，曾国藩首攻黄州，再占鄂城，然后兵分三路东下，一路扫清沿途的太平军据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半壁山一带，湘军重新聚集，全力进攻太平军重兵屯集的田家镇。田家镇之役异常惨烈，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即使是战争结束后，江边上仍有浮尸不断。经过几次拉锯战，湘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田家镇，击毙太平军一万多人，烧毁战船四千余艘，缴获五百余艘。当然，湘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听到自己军队的伤亡数字时，一时禁不住，在大帐之中失声痛哭！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哪有什么绝对的胜利呢？无非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消耗罢了。让曾国藩更没有想到的是，田家镇战役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此之后，在两年多时间里，湘军陷入了一个低谷，曾国藩与胜利渐行渐远，以致很难有相逢的机会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国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带领湘军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曾国藩总是在起床后带领一两个亲兵巡查营垒，检阅士兵训练；吃早饭时，曾国藩把当天要布置任务的将领和幕僚叫在一起，边吃饭边交代当天的工作；早饭后，曾国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时间批阅各地送来的文件，处理相关事务。稍有空闲，曾国藩总是捧起一本书，边读边思考。读书，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还能克服骄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沉静下来。曾国藩不是一个只知高谈阔论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体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内圣”，必须推行“外王”；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内部准备好了，才可以“外用”，内部，是外部的基础——这些，都是不能分开的。曾国藩毕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内外兼修”，以冶炼内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战。

这一天，曾国藩在巡营后没有回大帐，而是招呼了几个幕僚去了长江边上。已是深秋，大地上一片肃杀萧瑟，在长江边，更是一片苍茫荒凉。几乎所有的树都没了叶子，像一个符号似的，不甘寂寞地站在那里。一个幕僚告诉曾国藩，只有到了深秋，才能辨别出树的真正颜色，不像春天，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听着幕僚的解释，频频点头。万物都是有“理”的，也难怪当年的朱熹面对一根竹子呕心沥血，他是在苦思冥想竹中暗藏之理……的确，树的颜色在秋天里现出了原形：槭树是橘黄的，桦树是金黄的，橡树是青铜色的，槐树则是黑色的……跟树一样，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也会看出与万物的相通……登临江边的山坡之上，曾国藩极目远眺。长江在他的视野里，如一望无际的大洋，根本无法看出水流自哪个方向。一切都在流逝，灵魂稳定不动地注视时间的流动，而时间本身，则是由欢乐、忧伤以及死亡组成的。大江东去，淘尽了多少历史和人物呢？

曾国藩陷入了战争间歇期的沉思。这一天很奇怪，从一大早起，天边就一直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血红血红的。一直快到中午了，也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对于天文地理颇知一二的曾国藩知道，这片火烧云来得不寻常，它肯定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更残酷的激战。曾国藩知道，战争就是暴风骤雨，更大的惨烈肯定会接踵而至。

第五章　遭遇低谷

一个团队往往是有性格的，某种程度上，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团队的风格，尤其是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很多年后，人们在总结湘军的战斗历程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并不是一支天才的部队，它甚至没打过什么堪称经典的战役，它只是拼尽全力慢慢消耗对方，同时，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曾国藩让人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时间的对峙中，从未犯下低级错误，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耐，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这一点，与其说是曾国藩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他具备战争的素质——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像一条蛇一样，变得更警觉，更缄默，也更冷峻，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十分焦躁，但他总是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力使自己像冰一样冷静，像竹子一样坚韧。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与他的军队始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特质；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之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及湘军跌入了战争的谷底。这个时候，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统率下，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曾国藩从田家镇继续挥师东进，踌躇满志地迎战。两军的主力聚集在长江江西段一带，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曾国藩全力进攻九江未果，只好掉转方向，把主攻目标对准湖口，想凭借水师的优势，拿下湖口，再攻九江。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最为惨烈的鄱阳湖之败——1855年1月，湘军轻快水师中计陷入鄱阳湖，湖口的太平军见势勇敢杀出，拦腰攻击湘军水师，将它们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了“内江水师”和“外江水师”两部分。然后，太平军水师先火攻湘军之外江水师于湖口江面，大胜，湘军外江水师被迫移至九江水面。2月，太平军水师再次乘夜火攻湘军停泊在鄱阳湖的内江水师，焚烧了湘军大、小战船百余只。正在鄱阳湖的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得改乘小船仓皇逃命，文卷册牍全部丢失。这一场战斗，是曾国藩自湘军建立之后，遭受的最惨烈、损失也最重的一次。曾国藩慌不择路逃至罗泽南的陆营后，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情急之下，曾国藩掉转马头，想冲至敌营一死了之。在场的罗泽南和刘蓉等一班人死死地拽住马的缰绳，曾国藩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从春天到夏天的那段时间里，太平军的进攻连连得手，湘军连战连败，形势急转直下：1855年4月，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部攻下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情急之下，自杀身亡；8月，湘军悍将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忧愤而死；紧接着，胡林翼又在汉阳附近遭遇败绩……那段日子里，曾国藩困守在鄱阳湖边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即使传来的，也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此时，曾国藩的处境已极为危险，连家书和奏折都很难送出去。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频繁地使用暗语，甚至，用蜡丸将家书密封起来，派人化装送出。即使如此，曾国藩的信差还是有好几次被太平军俘获，遭到杀身之祸。每天，曾国藩所看到的，都是鄱阳湖中单调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一只又一只野鸭钻入水中，或者，几只大胆的麻雀在残缺的芦苇当中飞来飞去，间或草丛中有一些动静，仔细看去，原来是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然后游离于枯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仿佛随时都可以杀声震天、刀光剑影……曾国藩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湖湘大儒王湘绮撰写《湘军志》，阅读当时文件时，朦胧之中好像见到曾国藩的窘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那正是曾国藩当时的真实写照。

到了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战局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3月，湘军周凤山部在江西樟树镇大败，南部大门洞开，曾国藩不得不离开湖口，亲赴南昌收集溃勇，调集水陆各军全力防守省城。4月，更恶劣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太平军大破朝廷绿营江北大营；然后，一则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让曾国藩捶胸顿足——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身亡！罗泽南算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了，本来，罗泽南一直在湖北战场，曾国藩江西战败之时，给罗泽南写了一信，让他火速调兵来江西救援。罗泽南收到曾国藩的信后，立即救援江西，走到一半时，因武昌被围，湖北形势急迫，罗泽南又不得不掉转方向回湖北解救。武昌被太平军攻下之后，罗泽南火急火燎，决定不顾一切将武昌城夺回。攻城之时，武昌大雾弥漫，城内太平军敢死队一下子涌出，对攻城部队一顿乱砍乱杀，湘军不明形势，乱作一团。罗泽南左额中弹，三天之后不治而亡。听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名将啊！德高望重，智勇双全。在湘军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罗泽南与彭玉麟了，这两个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都堪称三湘翘楚。罗泽南还曾是曾国荃的老师。虽然罗泽南一直不太愿意离开湖南作战，但因敬重曾国藩，还是跟曾国藩出了湖南。从湘军组建开始，罗泽南几乎就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即使是在曾国藩“屡败屡战”之际，罗泽南也是无坚不摧，屡战屡克：“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只要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现在，武昌攻下了，罗泽南却身亡前线，曾国藩不由号啕大哭。

由于长时间在军事上没有起色，曾国藩和湘军遭遇了组建之后的低谷。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创建湘军，又用了很多乡绅读书人带兵打仗，无论怎么说，都被当时一些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明枪暗箭不断向他袭来。当然，让曾国藩感到最伤脑筋的，还是来自于朝中的压力——那些遗老遗少们不断向咸丰上奏折说他的坏话，说他如此一个迂腐的书生，哪里懂得打仗呢？只是以打仗之名，沽名钓誉，甚至心怀不轨。

在江西，由于战事的不顺利，湘军在给养上也遭遇到很大麻烦。最初，曾国藩筹饷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同地方大员制定一些新的收入政策，来保证军饷的发放，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将这些所得截留；二是他的部属一旦就任抚督之后，便将岁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避开户部的干预，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湘军的供给；三是卖官鬻爵——在湘军兴办之初，湖南巡抚骆秉章为了支持曾国藩，把这一项权力交给了曾国藩，这样，出售官衔所得成为早期湘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随着湘军人数的增加，到了后来，这三项措施用到了极致，也无法保证军队的供给，湘军欠饷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欠饷，军士们士气低落，开小差的，甚至图谋不轨的都有。内部军心不稳，让曾国藩尤为担心。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大权，他所带的湘军在江西又属外来军队，所以，很多当地官吏都视曾国藩的湘军为额外负担，用得着时，供给还算及时，用不着时，供给就变得拖拖拉拉。打了胜仗没有奖励，如果战败，则备受讥笑，供给更是无从谈起。曾国藩虽然挂了一个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一直存有戒心，经常阳奉阴违，硬磨软抗。有时甚至还为曾国藩设计陷阱，让他自己往下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叠加在一起，千头万绪，让曾国藩困顿无比。虽然曾国藩的意志一如既往地坚定，但每每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感到束手无策，忍不住长吁短叹，甚至会激起愤怒。

最让曾国藩愤怒的是“彭寿颐事件”和“毕金科事件”了——说起来，话就长了——曾国藩初入江西时，巡抚是湖南人陈启迈，并且，跟曾国藩一样，陈启迈也曾为翰林院官，按说，对于曾国藩，陈启迈应该格外关照。但陈启迈却经常跟曾国藩过不去，动不动就以不给饷要挟。曾国藩为了大局一直忍气吞声。比如，陈启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朝令夕改；制造摩擦，羁押湘军营官副将周凤山于长江县，刑辱参将李成谋于芷江县……这些，曾国藩都忍了。孰料陈启迈越做越过分，有一次，万载县有一个叫彭寿颐的举人，在乡下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很有成效，打过几次小胜仗。曾国藩很赏识此人，想把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湘军。陈启迈听说后，故意以一个“莫须有”的名义，将彭寿颐押进大牢，严刑拷打。曾国藩实在气极了，他很快收集了陈启迈许多罪名，向朝廷参了一本。罪证确凿之下，朝廷将陈启迈革职查办。不料，新上任的巡抚文俊仍跟曾国藩过不去——事后看来，地方大员跟曾国藩的冲突，主要是利益上的冲突，巡抚是一个省的当家者，不当家，哪知收支的艰难呢！一个当家的跟一个要钱的人产生矛盾，也是最正常不过了——湘军有一支驻守江西樟树一带，领军的叫毕金科，文俊很长时间不给这支湘军供给。眼看毕金科部弹尽粮绝，快支撑不下去了。文俊让人传话，如果毕金科部能拿下景德镇的话，马上就给他们发饷。在这种情况下，毕金科和他的部属只好以死相拼。在数万守城的太平军面前，毕金科带领一千多人攻城，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毕金科部全军覆没，毕金科本人也战死。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啊！数年之后，曾国藩攻克景德镇，特地在毕金科丧命的地方立下石碑一块，亲自撰写碑文，文中，对于毕金科遭受陷阱一事，仍旧忿忿不平。

在江西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就是以如此的坚韧，全力地“挺”了下来。一般来说，个性在中等温度下显得暧昧，它藏在可测之镜的下方，只有在紧急时刻，才真正立体地显露峥嵘；而军事上的比拼，跟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往往浓缩成为个人性格的比拼——在那段时间，一种决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曾国藩和湘军。在这样的对峙中，曾国藩将自己的操守和习性发挥到了极致，一种强大的张力支撑着他，让他如磐石一样顽强，直至转机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艰难的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还亲自作了一首《水师得胜歌》，这种带有浓郁文人气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曾国藩对全体将士的鞭策，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写完《水师得胜歌》之后，曾国藩又想起了自己的陆军，觉得同样也应该给他们写一首歌。当此之时，曾国藩想到军纪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极为关键，于是把严明纪律的做法写进了歌曲：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期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1856年6月以后，岌岌可危的曾国藩迎来了转机，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良机——由于清军绿营的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命石达开领军东援解围，太平军的主力从江西撤回了江苏。湘军的危急局面得到了缓和，曾国藩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个时候，湖南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后方基地的作用，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和左宗棠的指挥下，刘长佑、肖启江统率五千湘军前来增援江西；不久，曾国华又从湖北率一支人马绕道湖南进入江西境内；曾国荃又从老家招募了一支湘军前来支持……身处绝境的曾国藩发自肺腑地感叹：天助我也！这样，曾国藩结束了自己被包围的局面，在江西，与太平军的战斗重新陷入胶着状态。

1856年9月，一个探子几乎狂奔进湘军南昌大营，带来的消息让曾国藩瞠目结舌：金陵内讧！韦昌辉杀掉了杨秀清——先是东王杨秀清逼宫，假托天父下凡降身，要求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一气之下，秘密指令北王韦昌辉迅速从江西前线回到金陵，杀掉了东王杨秀清，并且大规模屠杀东王部属！太平军陷入内乱！

一向冷静无比的曾国藩这一回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变得欣喜若狂，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落水者，攀上了一根漂过来的树枝；又像一条本来已经上岸的鱼一样，一个翻身，又潜回了水中。曾国藩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劲地刨根问底，一直问到探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为止。中军大帐一片沸腾，所有湘军将士都幸灾乐祸兴奋无比，然后，都以一种鄙夷的口气谈论着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命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对于这个政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湘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增添了胜利的信心。不久，接二连三的消息陆续传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湖北前线赶回金陵，阻止韦昌辉的进一步屠杀；韦昌辉与石达开发生了争斗，石达开缒城出走；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进一步威逼天王洪秀全；石达开在皖南起兵讨韦，天王又杀了韦昌辉，太平天国另一员大将秦日纲死在纷乱之中；事件平息后，石达开又奉诏回金陵辅政，天王继续不理朝政，天王的兄长安王、福王对石达开猜疑特甚，翼王石达开再一次缒城逃往安庆……

太平天国在经历一番内乱后，大伤元气。更让太平天国感受到打击的，是他们对于洪秀全的个人崇拜遭遇到了沮丧，人们开始怀疑洪秀全的神话了。这个新成立的“政教合一”的组织不得不收敛起锋利的进攻态势，开始坚壁清野固守城池了。战事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已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几个月后，形势逆转直下，在苏南战场，清军江南大营死灰复燃，1857年，清军张国梁部攻克镇江，威逼金陵。在江西，石达开回金陵之后，曾国藩开始全面反攻，江西太平军力量几乎全部瓦解，仅存湖口、九江等地，成为孤立的据点。在湖北方面，太平军武昌城的守将韦俊是韦昌辉的亲弟弟，兄长被杀，韦俊斗志完全丧失，弃城而逃后投诚了湘军。胡林翼重新占领了武昌，武昌的失守让战局立即得到改变。1856年底，湘军水陆两路再次顺江东下，连陷黄州、蕲州、大冶、兴国等；1857年1月，又攻下黄梅。在湖北，太平天国丢失了大量地盘，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紧接着，李续宾统率湘、楚军一万多人，直抵九江城下。很快，九江城被攻陷，太平军一万多人阵亡。

陈玉成

1857年，洪秀全从香港招回了洪仁玕，又让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挑起了大梁。李秀成、陈玉成等执掌军权之后，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呈对峙平稳局面。这段时间，双方就像互相搏击的野兽一样，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绞尽脑汁寻找对方的破绽，谋划着给对手致命一击。曾国藩就像一条阴险无比的眼镜蛇一样，全力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整编改进，补充了大量先进的枪支弹药。曾国藩一直是一个战略高手，虽然就具体战术的制定和执行而言，不是曾国藩的强项，但曾国藩有高屋建瓴的视野，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智慧，从大势上看到敌人的薄弱之处。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的本质还是“流寇”，对于这样的对手，一定要避其锋芒，消耗它的锐气。如果湘军能得到有效的坚持，太平天国肯定会不战自乱，因为它的实力和倚仗的信仰，无法支撑它去打持久战。也因如此，曾国藩在整个战略思想上，更接近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更热衷于拼消耗，拼实力，拼时间。自此以后，湘军一直贯彻着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不轻易打浪仗，一旦扎下营寨之后，先把自己的防守立于不败之地，把营寨布置得固若金汤。曾国藩甚至对湘军营盘围墙建设都作了硬性要求，要求营盘的围墙一般要有八尺高、三尺厚，墙外面必须有一道深沟，深沟八尺宽、六尺深，墙外两道，墙内两道等等。这样的营寨扎在哪里，就是一道坚硬的堡垒。应该说，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对于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支离开了本土，在组织路线和指导思想上一直支离破碎的军队，是很难保证长久的。

李秀成

战争就这样在僵持中陷入了死局。这种死局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满耳金戈铁马过后，那种单调和乏味一直缠绕着双方，连鸟鸣猿啼听起来也让人心惊肉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总是一成不变的练兵，一成不变的讲话，然后，端坐于大帐之中，看远处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一成不变的树木和森林，近处则是一个个神色紧张的老面孔，迷茫委顿，眼神暗淡，连走路，一个个似乎都变得绵软起来。那些当年生龙活虎、豪气冲天的年轻人，现在都双颊瘦削，在战壕中像幽灵一样游荡。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直接的厮杀是少的，更多的时候，就是等待，等待战斗，等待胜利，也等待死亡……久而久之，似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倦了，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在曾国藩看来，这一支部队已越来越少精神抖擞、纪律严明了。这样的局面，离曾国藩所预计的相差很远。

1857年3月6日，正在江西瑞州城外湘军大营的曾国藩接到了弟弟曾国潢的家信，告知父亲曾麟书突然去世。噩耗如晴天霹雳一样在曾国藩头顶炸响。父亲的死太过突然了，不到一年前，曾国藩被围江西，一直在白杨坪关注战局的父亲心急如焚，专门派曾国华赶到湖北武昌，请求胡林翼派兵救援。然后，曾国华和曾国荃分别率领部队赶到了江西。这些，其实都是由父亲在暗地里指挥。曾麟书平日里温文尔雅，几乎对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积极支持。也正因此，除了曾国潢外，曾国藩将三个弟弟都带到战场。对于父亲的病情，曾国藩起先并没有在意。父亲身体一直不错，只是前一段时间来信，告知身体不好，病卧在床，不过没太大的事，让曾国藩放心在前线打仗。没想到只几个月的工夫，父亲说走就走了。曾国藩心如刀绞。在他看来，自己毕生所努力的，就是想为曾家增光，为父母长脸面。现在，父亲没了，自己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如果再一味地忍辱负重，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糟透了。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哀伤的情绪：

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

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

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

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

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

一个人的心境冥暗至此，哪里还会有什么精神呢？曾国藩想的是，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像黄鹄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而现在，整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前思后想一番后，心灰意懒的曾国藩决定离开江西。父亲的死，正好给曾国藩一个借口，一方面，曾国藩不想落得个不孝的名声；另一方面，对这种无休止的屠杀，曾国藩已从心底里感到了厌倦。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请假的奏折，不等朝廷回复，就封存了大印，准备带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有人提醒他，应该等批准后才能离开，他毕竟是湘军主帅，又是非常时期。曾国藩铁青着脸摇了摇头，他真的是有点烦那个摇摇欲坠的朝廷了，这个朝廷懦弱无比、忠奸不分、自私自利。对于这样一个不信任自己的朝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曾国藩一直是有着出世之心的，正是有着出世之心，他才表现得格外入世。曾国藩想的是，不如就这样干净利落地回到自己的山村之中，做一个世外桃源的员外，夏日赏荷，秋日观山，冬日品茗；至于春天，干脆如孔子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也很惬意吗？

3月21日，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乡之路。走在江西至湖南的崎岖山路上，曾国藩仍是愁云不展，他甚至都懒得跟弟弟们说话。这时候春天已经来了，路边的树枝已吐出了新芽，一簇簇野樱桃花在山野怒放，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现在还是早春，再过一段时间，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也会开放，那时的山野，会更加缤纷多彩。八天后，曾国藩终于回到湖南湘乡白杨坪。他先是在父亲的灵前大哭一场。对于父亲曾麟书，曾国藩一直感恩戴德，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秀才，善良，重诺言，守信用，同时又极重孝道。曾国藩一直记得父亲握着一卷书在屋前的竹林里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的模样——父亲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到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胸前，轻轻地捻动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对于曾家来说，父亲起到的，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像长长生物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曾国藩向随从以及随同的地方官交代，一定要从简。曾国藩耿耿于怀的是当年祖父曾玉屏的死，当时曾国藩还在京城，一切均交于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等操办，这几个兄弟没考虑那么多，在小小的乡村，一下子竟摆了五百多席，连村里的祠堂里也被宴席占满了。这样的大操大办，很让曾国藩生气，为了此事，迟归的曾国藩狠狠地骂了曾国荃几兄弟一通。曾国藩告诫父亲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再也不能这样惊扰乡民了。

尽管曾国藩一再要求从简，但丧事还是办得很隆重——来的人太多了，不仅仅是毗邻乡镇的熟人，连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也赶来了。丧事办完了，人潮慢慢退了下去，山村也变得平静起来。朝廷听说曾国藩没有获准就回老家奔丧，非常恼怒，本想治曾国藩的罪，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曾国藩求情，事情才算得到通融解决——朝廷给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令其回籍治丧，发给安家费四百两白银，假满之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至于擅自离开部队一事，免予追究。曾国藩接到上谕之后，啼笑皆非。由于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于朝廷的责备，曾国藩也无暇理会，更何况，他已经不打算回江西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慢慢地，曾国藩从悲伤中缓过神来。故乡的一切重新让他感到亲切，昔日的紧张和忧郁也像结痂了的伤口一样，慢慢地回归正常。

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曾国藩心中仍有情绪，也心灰意懒。曾国藩真的想退隐山村了，他向朝廷打报告，奏请按照惯例，在家守三年之孝。咸丰皇帝当然不同意他的请求，命他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返回江西军营，继续督办军务。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越想越觉得郁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豁出去了。当天晚上，曾国藩挑灯夜战，撰写了一封奏折，题为《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篇长长的奏折中，曾国藩诉说了自创建湘军以来受到的种种委曲，尤其是将近年来在江西督办军务的三点难处，详详细细地向朝廷作了报告：

一是没有军权。因他所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募集的官勇，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所以虽能征善战，但有功人员却不能像绿营弁兵那样补授实缺；自己虽然是兵部侍郎，却无法对自己的部下进行奖励和提拔，即使是补授小缺，也须向巡抚、总兵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励士气。二是没有政权，自己以兵部侍郎之职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又无财权，又无赏罚黜陟之权，所以遇事掣肘，处处碰壁，兵饷没有保障，动辄受到断饷的要挟。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职衔，只是以团练大臣募勇成军，虽奉有出省之战之谕，但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因而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和排挤。

最后，曾国藩强调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从奏折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回，曾国藩明摆着是要向咸丰提条件——与其这样左右掣肘，还真的不如不干了。

奏折送出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想想都有点后怕，他不知道自己的牢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经常百无聊赖地在书房里用耆草占卜吉凶，每一次，他总是对自己占出的结果进行否定，最后，一切还是不了了之。黄昏的时候，曾国藩时常一个人走到僻静的地方，安坐下来，呆呆地凝视着北方。山的那一边，就是自己曾经作战的地方；在云的那一边，就该是京城了吧？一个自己待了十二年却根本不知深浅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红墙黄瓦，高高的楼阁，一群面色苍白的人，就那样草率地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

雨季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上谕：既在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咸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嘱咐他安心在家守孝。曾国藩听完圣旨之后，心中五味俱全，他知道咸丰对于他的要求动怒了。曾国藩不由苦笑，他和他应该是彼此明白的——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懦弱而风流的皇帝在想什么，他和他，即使是相隔千里，都是心领神会的。

第六章　大悟山村

如果对曾国藩的一生有个整体回顾的话，那么，应该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年，王阳明就是在贵州修文县一个叫龙场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同样，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释迦牟尼，在内心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菩提树下“顿悟”，顿感大光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同样也有“顿悟”过程。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这个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王国了。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曾国藩开始消受老家白杨坪的田园生活了。每天，曾国藩总是早早起床，然后，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山村的早晨是宁静安详的，空气里总有雾霭，缥缥缈缈的，像丝绸一样滑来滑去；白杨坪的风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会热烈开放，山色如泼了颜色一样，红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夏天，到处都是荷叶飘香，荷花绽放……鸟是任何季节都有的，它们的啁啾无所不在，尤其是春天里，白杨坪一带，到处莺歌燕舞，叫得最欢的，就是布谷、黄雀以及鹧鸪了。因为有鸟鸣相伴，人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有时候，兴致上来，曾国藩还会带着纪泽、纪鸿等，攀登对面的高嵋山。从山上俯瞰白杨坪，会觉得整个白杨坪就像一块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样，伏在山水的深处。那条溪水和那座团山，犹如蛟龙在宝盆中嬉戏。曾国藩清楚地记得二十四岁那一年，自己赴京赶考，曾写了一首诗：

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岁岁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国藩的生涯中，这首诗，是对白杨坪最初的感慨。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这种安静而无聊的日子，曾国藩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毕竟，经过那么多年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定力非凡。况且，他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利益的人。像众多富有情调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曾国藩喜欢的是恬静的田园生活，耕耘，读书，无事时享受自然风光，也享受天伦之乐。在荷叶塘家中的厅堂上，还挂着当年曾国藩应父亲之邀撰写的一副对联：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会儿曹。

这样的对联，是曾国藩本性的写照。对于生活本身，曾国藩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对于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生活简单而苛刻，甚至，都有点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国藩每餐几乎只吃一个菜，即使是多上几个菜，他也只拣靠自己最近的那盘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动筷子。对于生活，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还应该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应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这一点，程朱理学和佛教有着相同点，它们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阴郁、空荡、冷湿，天空也愈发变得灰暗。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开了头却忘了结尾似的。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突然变得莫名忧郁起来。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休息不好神经衰弱，曾国藩的脾气变得很大，开始变得莫名焦躁，看不进书，也不想练字，有时候，曾国藩会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们，甚至，竟没有风度地责怪弟媳。家里人都被曾国藩搞得神情紧张，唯恐这位长兄会突然不高兴发脾气。每次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都会觉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自己提前进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处因为愿望没有满足而感到失落吗？

战争让曾国藩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战争的胜负或者结果，而就是对战争本身。湘军出道以来，把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洱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曾国藩把战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残酷让曾国藩触目惊心。尤其是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丑陋，曾国藩更感绝望。在和平环境里，人性，至少还有边缘和底线吧，轻易之间，是不突破底线的；但在战争中，人性之中的凶残与丑陋几乎无法控制。平日里曾国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战争的环境中，更是无从谈起。人，还应该是动物吧，要不在身上，怎么会残留那么多兽性呢！在战争中，兽性就如洪水一样，以一种不可扭转的势头铺天盖地。如此的凶残和暴戾，想起来，就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战争让曾国藩失望，也使其充满痛苦。痛苦在于，曾国藩不得不改变自己；而自己，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暴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战争和暴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不久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发起了高烧，半夜里不停地说胡话。曾国藩在湘潭的老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的情况后，特意推荐名医曹镜初来到白杨坪，为曾国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镜初在望闻问切一番之后，认为曾国藩思郁过度，思伤肾，愤伤肝，以致身体紊乱，急火攻心；同时，形而下者谓之体，形而上者谓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肾、骨，而至脑部、神经，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于是，曹镜初给曾国藩开了一剂药方，让曾国藩早晚煎服。看病之余，熟读诗书的曹镜初还跟曾国藩谈天说地，曹镜初对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治心病。阁下还是多读一点黄老之作，这样，也许对于身心都有利啊！

病榻之上的曾国藩如醍醐灌顶：是啊，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生一世，譬如朝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为何要拘泥于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呢？仿佛是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开悟，曾国藩的心病一除，身体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现在，曾国藩可以正确地对待很多事情了。他的心境如同眼前的白杨坪一样，变得清明而自然。曾国藩开始对他这些年的戎马生涯进行反思，一切还是因为自己太急躁了吧，性急成不了大事。那个腐朽衰败的政权，岂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顺着它的水流，做一点事情。千万不能跟它对抗，如果对抗，将会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将自己也牺牲掉了。当然，对于朝廷的不信任，曾国藩还是有怨气的。曾国藩知道咸丰对自己不信任，或许，在咸丰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又迂又倔的乡下佬罢了。既然皇帝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任，自己也无法改变，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无力改变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了。

在老家休养生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仍跟部属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频繁地给他们写信，提醒和告诫部下，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人，小心翼翼地打仗，要不怕困难，坚定信心。那些部下和学生也写信向他汇报前方的进展，也汇报一些内心的困惑，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出谋划策。曾国藩知道这些部下是忠诚的，这也让他感到欣慰。曾国藩也了解有一些人对自己大肆诋毁，其中对他诋毁最多的，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这个恃才自傲的家伙，可能性格上与他不相融吧，针对他不告而辞回乡之事，左宗棠到处说他虚伪，说他是虚伪无比的假道学，回家丁忧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评价，曾国藩听后只能苦笑。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总是痛苦的，也是压抑的，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但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虚伪又是有意义的。

在白杨坪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有《读礼通考》、《五礼通考》，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对于曾国藩来说，对于道德的追求，更多的在于截取力量，而不是获取道德本身。道德是“天理”范畴的东西，一旦连接上，就如同雪山下的河流一样，永远也不会干涸。除此之外，曾国藩在这段时间重点研读的一本书，就是《易》了。孔子说五十岁之前不可读《易》，这一年，曾国藩正好接近这个年龄。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内心的丰厚，曾国藩更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也觉察到这本上古典籍深藏不露的巨大玄机，而他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真正诠释其背后的谜底。曾国藩经常读《易》到深夜，有时候想得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脊椎骨都火辣辣地生疼。山村的夜晚寂静无比，静夜中漆黑一片，似乎也向他昭示某种神秘。有时候曾国藩走出户外遥望头顶上的星空，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这个世界如此井然有序，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控制力。人，是如此渺小，不仅仅自己，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甚至眼前这个世界，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人又是如此伟大，因为只有人，才能觉察到这个世界的奥秘，觉察到某种天理的存在。人只能是顺生啊，顺应天理，顺应自然。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以一个人的区区能量，又何必去兴风作浪呢？

在白杨坪的日子里，曾国藩还喜欢一个人待在竹园之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那样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曾国藩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植物，就是竹子了。他喜欢竹子翠绿的颜色，也喜欢竹子的虚心、挺拔和坚韧。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总要在自己的屋前空地上种上这种南方的植物。在京城的那些年，因为北方没有竹子，曾国藩总是感到不太习惯，有时会产生莫名的失落。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一回，曾国藩算是明白其中的真正意思了。在白杨坪的竹林之中，曾国藩有时会双腿盘起，坐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各式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疏影淡月，清风拂面。如果刚刚下过雨，在竹园中，还可以看到竹叶尖上，有水滴长久而迟疑地挂着，最终慢慢落下……一切，都是“天理”在运行。这个时候，曾国藩会觉得只有老子的智慧才是这个世界的至理，也只有《易》才觉察到这个世界一些道理之外的空白。《易》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真是说得好啊！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呢！这些话让曾国藩茅塞顿开。在《道德经》的扉页，曾国藩信手写下了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大约能表明他对于老子思想的认识吧。人的生命看起来似乎坚强无比，但他们的死，又显得那么柔弱；而自然界的草木呢，看起来柔弱无比，但它们同样也是生命，一岁一枯荣。众生平等，有生有死，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也是说的如此吧。佛学和理学，在骨子里面，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那一段时间，因为读《易》颇有心得，曾国藩撰写了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从这些古代智者的书中，曾国藩分明感到有一种旷达幽远之气迂回，仿佛随时可以喷发出来。一个人内心的拓展，的确是需要积蓄力量的。

除了读书写信之外，闲暇之余，曾国藩还提笔信手写一些札记。乱世之中，察人，可能算是最重要的学问吧。人生一世，必然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判别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领兵打仗，为官一任，识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曾国藩是有不少心得的。在白杨坪时，曾国藩把自己察人的经验，作了一些整理。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的话，那么，人的相貌和气质，同样也应该有一个“理”，因此，完全可以从人的相貌和气质中，去捉摸和总结一些规律。曾国藩想起那一年在京城第一次见到江忠源的时候，当玉树临风、神采飞扬的江忠源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个人日后必名立于天下，但有可能因节烈而死。”没想到，这句完全凭直觉所说的半玩笑的话，却一语成谶。当时为什么自己就脱口这样判断呢？似乎一点来由都没有，真是奇怪得很。想起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就觉得伤心，至今，他都能记得江忠源早年写给他的诗：“久客思乡井，常恐归无时。仆夫已趣装，又作别离悲。别离随处有，感君入心脾……”江忠源在九泉之下，应该会宽恕自己吧——自己按兵不动哪里是不想援救呢，实在是无可奈何！

后来，有人把曾国藩在白杨坪以及后来所写的有关察人笔记，加上很多附会，整理成《冰鉴》一书。这本书当然离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很远了。不过曾国藩有一双犀利的识人之眼倒是事实。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质以及他的心性。曾国藩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未判断失手。也因此，无论是朋友、学生，还是将领和合作伙伴，曾国藩都能做到知人善任。现在普遍流传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国藩对刘铭传的判断——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一帮人马来到安庆。有一天，曾国藩没有带随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淮军将领的驻地，看到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靠着桌子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静坐发呆……只有南窗边上有一个人，露出肚皮盘腿坐在那里，左手执书，右手拿着酒杯，每朗读一篇，则饮酒一盏，然后长啸绕座，继续读手中之书，大有旁若无人之势。曾国藩看他手中的书，原来是司马迁的《史记》。认真观察一番后，曾国藩回到营地，召见了李鸿章，告诉他说，这些人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但在这些人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在南窗露肚皮边喝酒边读《史记》的那个人。曾国藩看中的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台湾巡抚刘铭传。

刘铭传

在总结自己的识人感受时，曾国藩把经验归纳为：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现在看来，《冰鉴》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趣的书。虽然这本书假托曾国藩之名，但在书中，的确有很多曾国藩的看法。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姿容以“整”为贵，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上来看，体态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瘦也无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心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形如弩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则不能太平，以自然弯曲到能藏一鸡蛋为佳——这也是所谓的“整”。如果一个人能相对“整”的话，那么，即使是五短身材，也会地位高贵；相反，如果一个人整体上不协调，即使是两脚长得过分长，也往往命运不佳。除此之外，《冰鉴》的判断还有：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一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果两手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不是拜相就是入鼎甲之列……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在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待弦而发，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的多是瑕疵之辈。可是这种奸邪神情往往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察神态时必须加以辨别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相人之术的文章，但从总体上来说，识人之术只能说是曾国藩的闲情逸致。这些识人术与曾国藩喜欢《易经》的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抱有很多“玩”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的：“闲来倚窗读易经，不知春去几多回。”读《易》，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也不能太刻板，一认真，一刻板，往往就过了。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谜团，让人无法破译，涉足此地，如果抱着轻松游戏的方式和态度，倒是一种快乐；如果过分认真，无疑陷入泥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套察人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多唯心成分，很多联系牵强附会。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人们只能以这种经验总结的方式，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揣测。曾国藩所采用的，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后来，曾国藩对于这一段经历有过一段深刻的自省。曾国藩曾经在家信当中谈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之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变得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之风是很厌恶的，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籍守制期间，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湘军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出走而元气大伤，相反，在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的指挥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大力举荐、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声望直线上升。不过，在湘军中，曾国藩的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地位是无法取代的，那些平日里曾国藩积极灌输的“忠”、“信”、“义”的传统道德观，仍像幽灵一样游走在这支队伍中。即使在胡林翼威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还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李续宾在信中说：环顾国内大局，只有湘军可以依赖，要实现克复金陵、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还说出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这些，都不利于湘军目前的局面，希望胡大人全力向朝廷建言，让朝廷敦促“涤帅”出山——李续宾的这一封信，代表了绝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想法，言之凿凿，坦坦荡荡。聪明的胡林翼从这封信看出湘军还是“唯涤公马首是瞻”，明白曾国藩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胡林翼一直等待时机，准备向朝廷进谏。

这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分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石达开在逃出南京之后，先是在安庆待了五十多天，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然后，石达开拿定主意，准备东进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另外开辟地盘，与金陵争雄。从1867年9月底开始，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安庆出发，突入江西，经景德镇进入赣南抚州、吉安，又经鹰潭、上饶攻入衢州。一路上各路太平军纷纷加盟，石达开的人马一下子增至十万之众。清廷感到非常震惊，火速命胡林翼征调李续宾部增援浙江。出牌的机会终于到了，胡林翼不失时机地向朝廷上了一折，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逼迫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朝廷见事态紧急，赶忙召和春赴浙江，和春借口生病，也不赴任。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说只有曾国藩才能对付得了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无奈只好降旨，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火速带兵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就这样，曾国藩在白杨坪接到让他重新出山的上谕。

太平军抄本

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带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人马。然后，曾国藩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事宜。又率部队顺流而下，进入江西境内，图谋从赣南绕道进入浙江，全力追击石达开部。

重新出山之后，一个新的曾国藩出现了。当年那个稍显刚愎而呆板的曾国藩不见了，现在的曾国藩，是阅尽千帆，始终能保持坚韧之心的曾国藩，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政治家。当曾国藩重新落座时，就像一个棋手大睡三天，重新端坐在旧日的棋局前。如果说原来的曾国藩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就更像是一只狐狸，或者说，他变得同时具有刺猬和狐狸的品质——既坚韧有力，又狡猾无比。曾国藩一改往日稳重迟缓的风格，落子飞快，一方面他仍能顽强地将对手拖入泥淖，另一方面，他又能跳将出来，谋划着在适当的时机，竭尽全力丢出自己的胜负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心的窗口豁然打开之后，那种相关联的幽默感也在曾国藩身上充分体现了。原先紧张而阴鸷的曾国藩开始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了，他频繁地跟部下谈笑风生，经常说一些笑话，把部属们逗得前仰后合，而他却一直端坐着，捻着胡须，悠然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淘气的孩子。曾国藩很少开那种凝重无比的会议，他经常是利用吃饭时间，把将领召集过来，让厨师烧几个好菜，然后，又上一汤好茶，轻轻松松地，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当曾国藩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眼前一切时，他突然发现，战局就如同游戏一样，已变得一目了然。

太平军士兵服装

当然，此刻的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如既往的忧郁。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在离开这支部队十五个月之后，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支湘军的变化是那么大，几乎已不是当年的那支湘军了。湘军的军纪变得更糟糕，当年自己为这支部队所制订的很多规章和约束，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每当湘军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在掠夺。枯燥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最后的一点人性，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此刻已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刽子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指那些普通的士兵，甚至，那些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也变得焦躁而冷酷。他们不仅仅对士兵疏于教诲，有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士兵的荼毒给予支持。而且，士兵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曾国藩倡导到偏避山区招兵买马的初衷，早已被他们颠覆，为了省心省力，那些将领们只是在城区附近随意招兵买马。这样，湘军的组成人员鱼龙混杂，社会上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全都充斥到湘军当中。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无奈。曾国藩刚回湘军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荃的一支部队在江西吉安附近打了胜仗之后，随意屠杀和掠夺，当地的百姓叫苦连天。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将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全部解散回老家。曾国藩才不要这样的部队呢，如此失去人性的部队，又有什么益处呢？曾国藩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很长时间陷入战争泥淖的话，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们会不会因此丧失人性？

曾国藩出山之时，清军正取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此之前，湘军李续宾部攻克九江，太平军林启容部一万五千人战死。九江的争夺，是长江沿岸的关键，经历这一场胜利后，湘军大受鼓舞，上上下下普遍轻敌。1858年11月，正当曾国藩全力追击石达开部的时候，噩耗传来，刚刚在九江取得大捷的湘军李续宾部六千多人，被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联手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李续宾和他的亲家，也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曾国藩五雷轰顶。李续宾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儒将，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曾国华是曾国藩的三弟，虽然自小起过继给叔父，但一直跟曾国藩、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在一起长大。在曾家，曾国藩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曾家兄弟姐妹共有八人。曾国藩兄弟五人感情是很深的，二弟曾国潢字澄侯，在族中兄弟中排行居四，称为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小时候过继给了曾麟书的三弟曾骥云，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称季弟。这几个弟弟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长兄为父”，曾国藩在他们面前，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曾国华读书不太用功，科举不顺，但对于兄长，却一直很敬重。当年曾国藩在江西被围困时，正是曾国华奉父亲曾麟书之命，孤身一人到湖北胡林翼处搬了五千救兵，冒着大雨，连续攻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四县，之后又攻克新昌、上高等地，直达瑞州城外，帮助曾国藩缓解了危机。其时正是盛夏，一路行军打仗，曾国华透支了心力和体力，到了瑞州之后，一病不起。稍好之后，曾国华赶到南昌，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在曾国藩看来，曾国华性情粗躁，缺乏心机，很容易犯错让对手抓住破绽，不太适合打仗，所以曾国藩多次劝阻他回老家。这一回，果真验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让曾国藩感到更伤心的是，探子向他报告说：三河战斗结束后，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一开始，连曾国华的尸体都找不到。很多天后，才在如山般的尸体中，找到一具无头尸，只是从衣甲打扮上看，估计是曾国华。谁也不知道那些太平军是如何处置曾国华首级的。曾国藩伤心欲绝，这么多年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得到了很多，但他失去的，要比得到的远远多得多。曾国藩整整流了一天一夜的眼泪，悲恸之中，曾国藩提笔写下了一首《哀词》，最后几句是：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曾国藩还为曾国华的葬礼题写了一副挽联：

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

鹧鸪声中，曾国藩在大帐中为曾国华招幡还魂。夜幕降临之后，曾国藩圆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苦苦地酝酿复仇计划。

第七章　脱胎换骨

1861年，曾国藩满五十岁，从1854年出山作战开始，屈指一数，与太平军的战争已经到了第七年。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曾国藩发现，自己改变得太多了。有时候，曾国藩照镜子，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这个人已不是一个气宇轩昂的读书人了，他开始变得衰老，变得臃肿，变得皮肤松弛，牙齿松动，行动迟缓。这些，只是外部的变化。在内部，有一些东西已然冷若冰霜，变得更加冷酷和坚韧了。当然，有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出现了——曾国藩往往一瞥之中，就能断定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这是一种惊人的能力，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曾国藩已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拥有足够的耐心和坚韧，去等待别人的失误，等待别人力衰势竭，而一旦对手稍稍有点走神，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曾国藩便会像潜伏的眼镜蛇一样，一跃而起，死死地咬住对方的死穴。

现在，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这个一直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运动，只喜欢读书和下棋的传统书生，将自己的全部心力都用于军事的筹划和搏击之中。战争就是智力和暴力的对垒，曾国藩就像一头重新出山的狼一样，一方面变得更加凶猛，另外一方面变得更加阴险狡猾。他疯狂地撕咬着别人，同时进行的，还有自己与自己的战争。

战争一如既往地惨烈。这样的惨烈，在更多的时候，对人心也是越来越大的考验。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曾国藩已放弃了原来的带兵理想。现在，他只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惜代价，也不惜妥协。战局转入中盘之后，像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的儒将兼“道德完人”已陆续丧生，营一级的将领中，读书人已越来越少了，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放弃他一开始只起用读书人为将的初衷，开始大规模地启用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猛将。他太需要胜利了，至于军纪以及战争过程中的屠杀和掠夺，曾国藩已顾不得了。新提拔上来的大部分将领只能勉强认识几个字，但他们打仗勇敢不怕死，能攻城拔寨。曾国藩起用鲍超和朱洪章就是一个信号——鲍超曾是湖南黑社会组织“哥老会”的头目，他大字不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打起仗来剽悍无比；朱洪章也是如此，几乎没读什么书，行伍出身，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到了1859年之后，湘军与太平军进入了全面交锋阶段。1859年冬，江南大营的清军对金陵的包围趋紧，进攻猛烈，金陵险象环生。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风驰电掣地从浦口赶回金陵。这个烧炭工出身、身经百战的将领向洪秀全建议集中兵力全力歼灭江南大营，以消除金陵的心腹之患。商议的结果，是照搬了当年“围魏救赵”的方式——李秀成先虚张声势全力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文人出身，不擅布兵，下令兵士死守。各路救援的清军畏葸避战，进展缓慢，到达杭州附近后，见太平军势大，谎称道路不通，远遁躲避。李秀成一举攻下了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战死。听闻杭州被攻占，咸丰忧愤至极，下诏催促江南大营的和春、张国梁派兵去救。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大营慌了神，连忙调集主力赶赴浙江。李秀成知晓江南大营兵马调动的消息后，立即从杭州杀了一个“回马枪”，与陈玉成联手，兵分五路，直扑金陵城下。具体安排是：陈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杀向板桥；李秀成从溧阳、句容直杀向淳化镇、紫金山；李世贤自常州、金坊杀向金陵北门；杨辅清自高淳杀往秣陵关、雨花台；刘官芳自溧阳趋往高桥门。

1860年5月5日，李秀成、陈玉成的十万兵马突然出现在清军江南大营前，只有数万人的江南大营溃不成军，太平军一上午就歼灭清军一万余人。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等败逃江苏丹阳。李秀成紧追不舍，指挥太平军全力攻克丹阳，击毙江南大营帮办张国梁。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继续败逃到苏州城郊之后，又惊又怕，自缢身亡。李秀成一直追到上海城下。6月2日，李秀成又会合李世贤军攻占苏州，清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这一次太平军大获全胜，不仅顺利地解除了金陵之围，而且使东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军经营了很多年的局面一下子逆转。

太平军攻打江南大营之时，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正驻扎在安徽宿松县，全力准备安庆战役。所部万余，分布在潜山、太湖、宿松一带；李续宜近一万人，也驻扎在桐城西南，掩护包围安庆的曾国荃部。小小的皖西，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兵马，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喧马嘶，鸡犬不宁。江南大营被攻破的消息传来之时，曾国藩正和部下们在宿松罗家祠堂悼念战死的浙江巡抚罗遵殿。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也是胡林翼的好友，前一年，他先从湖北藩司的位置上调任福建巡抚，数月后，又调任浙江巡抚。没想到此番调动，竟遭此噩运。罗遵殿的灵堂一派肃杀气象，高高悬挂的挽联由曾国藩亲笔题写：“孤军断外援，差同许远城中事；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畔来。”现在，江南大营二次被破的消息，无疑雪上加霜，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错误完全不应该犯下，绿营是朝廷的正规军，无论是装备还是筹饷上，都远远超过湘军，更何况朝廷对于绿营一直很重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这样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指挥失误、官兵怕死造成的。江南大营一破，太平军必定会重新集结人马，将主攻目标对准南京上游。这意味着湘军的压力会继续增大，湘军弟兄们会因此加倍牺牲。

吊唁之后，曾国藩会同胡林翼等湘军高级将领在宿松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会议。曾国藩和众将领在分析了军事形势之后，坚信战争的最终胜利一定属于湘军。而且，绿营一败，朝廷肯定会重用汉臣，形势将会有根本性的转机。在此之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后，虽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湘军毕竟是“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纳入最可依赖的圈子。曾国藩知道朝廷的真实想法，那就是：让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拼消耗，而让绿营在金陵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则由绿营来摘取。但朝廷没有料到的是，民兵部队湘军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正规军绿营却屡战屡败，不堪一击。江南、江北大营连续被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朝廷肯定会调整有关政策——半月以后，湘军大营收到消息，对于江南大营被破事件，咸丰非常愤怒，下旨将逃到上海的何桂清革职逮问；军机大臣彭蕴章革职。听到这样的消息，曾国藩稍感愉快一些，何桂清一直跟曾国藩不和，彭蕴章更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这些人不在台上，对曾国藩当然是好事。

1860年6月李秀成攻克苏州，形势对于清廷变得越来越不利，朝廷不得不打曾国藩和湘军这张牌了——一个好消息传来——6月8日，朝廷着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令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8月上旬，朝廷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曾国藩长吁一口气，终于感到扬眉吐气了。曾国藩得到的，不仅仅只是官位，更重要的，还是承认。从一开始组建湘军起，曾国藩就一直在不信任甚至打压中度过。或许朝廷清楚地知道，曾国藩之所以挺身而出，只是为了维护汉民族数千年的文化道统，对于满族的朝廷，并不是油然于心。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朝廷此番决定，对湘军各方的情形有利，尤其是那些抗战的兄弟们，会因此有些名分，对于今后的前程，也会有利一些。身处两江总督的位置，曾国藩担心的一点是，太平军在苏南一带势头正旺，力量倍增，此时让他督办江南军务，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信当中，曾国藩流露出自己的情绪：担当此重任，深感害怕，最担心的是跟前任一样，遭受失败，让自己的家人蒙羞。这样的事，真不知是祸还是福，只有自己辛勤地做事吧，以报效朝廷。

有一个小插曲，足以说明曾国藩的做人准则——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幕僚提醒说，在任命过程中，新上任的军机大臣肃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因为肃顺的举荐，咸丰才下决心让曾国藩担当两江总督的。建议曾国藩给肃顺写一封感谢信，这样对曾国藩以后的升迁也有好处。曾国藩考虑一番后，没有写这封信，他觉得自己担任两江总督是朝廷的任命，不是哪一个人的原因，如果硬要归功某一个人的话，就把是非搞颠倒了。曾国藩只是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以谢龙恩。等到咸丰去世，慈禧联合慈安以及咸丰的两个弟弟发动宫廷政变，杀掉肃顺之后，在肃顺家找到一个密封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命官给肃顺的效忠信，几乎所有人的都有，唯独没有曾国藩的。这一下，也让慈禧对曾国藩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确认曾国藩是忠于朝廷的大臣，也敢用曾国藩了。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足以说明曾国藩的处事原则和处事方法。

应该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转折点，也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和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所造就的强大保守联盟，才使得这个腐朽的王朝苟延到二十世纪。同时传来的好消息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请求，在全国推广厘金制度。这一件事，让曾国藩非常高兴。这样，湘军的军事供给就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起码，会比以前的状况改善很多。晚清的厘金制度，是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的刑部侍郎雷以□创议的，其办法是，在盐、土药、洋药以及百货中征收百分之一的厘金，用于地方库银，这一部分，主要作为地方政府承担的军饷。1856年，曾国藩曾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达成协议：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军经费之用。曾国藩重新出山之后，曾经力争为整个江西的厘金另外开辟一个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这样，便绕开正式的财政机构，将这一部分钱财直接用于湘军的供给上。但这个渠道一直通行不畅。现在，朝廷正式同意了这一项措施，这意味着从此之后，湘军军费有了重要保证。曾国藩如释重负，自己这么多年牵扯精力最多的，就是湘军的供给。

1860年7月3日，滂沱大雨中，曾国藩按照朝廷的旨意，从宿松开往皖南。28日，到达徽州祁门县。祁门是安徽最南部的一个县，跟江西景德镇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间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军和太平军的重要粮道。曾国藩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县城敦仁里弄堂的洪家大院里，这座大屋建于清代中期，原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养心斋、承泽堂、思补斋四部分组成，房房相连，屋屋相通，是驻扎军队的理想之地。曾国藩在洪家大屋巡视了一番后，决定将行辕设置在后花厅之中。然后吩咐笔墨伺候，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让人贴在柱子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原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往往都会亲自撰写楹联。在楹联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时间曾国藩在想些什么，努力避免什么。祁门洪家大屋的楹联显示，到祁门时，曾国藩的心情不错。

曾国荃

在祁门的那段时间，曾国藩主要是部署防务，查视营垒，巡视岭防，督战徽城。白天繁忙的军务停歇下来之后，每天晚上，曾国藩就要一个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会，这样，就可以让白天的喧嚣和烦躁如尘埃般慢慢落下，内心的涟漪也如微风掠过后的湖面一样，重新归于平静。曾国藩喜欢在这样的静谧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后，曾国藩会继续抖擞精神，处理大量的来往公文。有时候，在公文处理的闲暇，曾国藩会认认真真地写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就像候鸟一样，顺着蛛网般的驿道飞向四面八方，当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又带来了各地的消息。写信，是曾国藩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既是曾国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绪的通风口。当曾国藩提笔写信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大臣，不是一个杀人机器，一个暴徒；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兄长，一个朋友。曾国藩写信对象最多的，就是几个兄弟，还有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在曾国藩看来，自己的几个兄弟，国潢生性疏阔，国荃豪爽任侠，至于曾国华和曾贞幹（国葆），曾国藩一直担心他们“气太清”，气太清，就容易单薄，所以每次曾国藩都要嘱咐他们多读书，只有深厚的思想和扎实的学问，才能弥补气质的轻薄。当然，曾氏兄弟在通信当中，有很多家长里短的私事。在曾国藩看来，家事与国事，同样重要，疏忽不得。咸丰九年底，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权主持兄弟之间的分家。曾国荃回了老家荷叶塘一趟，把兄长的意思向大家转达了。这次分家，几个兄弟互相谦让，姿态都非常高。在宿松驻扎的曾国藩收到了妻子从老家来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况：

内有分家分关一纸稿。大分金、玉二号，系先考与叔父离轩所分。小分福、禄、寿、喜四号，系余与澄、沅、季洪兄弟四人分，配合停匀，公私咸得欢心，沅弟之所经营也。

兄弟几个中，曾国藩最偏爱的，就是九弟曾国荃了，花费心血也最多。曾国藩最担心国荃的急躁脾气，几乎每次给曾国荃写信，都要告诫他不要冒进，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大他十三岁的家兄，曾国荃当然非常尊敬，曾国荃统领“吉”字营时，曾在军营中手书一联，挂于帐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曾国藩还写过一首《忆弟诗》送给曾国荃，这诗曾在湘军中广为流传：

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

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

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每一次写信，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细致无比。读曾国藩的信函，可以感觉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曾国藩的气脉都非常顺畅，仿佛这些信函不是写自剑拔弩张的军中大帐，而是置身于恬静安宁的乡野古舍。当然，在家书中，曾国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癣疮所遭遇的折磨——这种皮肤病自曾国藩三十岁时感染后，一直没能见好，曾国藩整天感到瘙痒，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痒难耐，无法入睡。曾国藩每到一地，就遍寻名医，但几乎所有中医对这种奇怪的皮肤病都束手无策。在信中，曾国藩经常向他的亲人们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无奈，排遣郁闷，也寻找慰藉。曾国藩就是这样心无旁骛地写着家信。家信对于曾国藩来说，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课，让曾国藩在肃杀冰冷的战争岁月里，感受到来自老家的温暖，也让他冶炼安详凝重的静气。

进军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刚刚就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自然不好违背。因为江南大营溃败，金陵附近清军势力不再，朝廷想让曾国藩领军东援，继续给金陵施压。曾国藩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移师祁门，在很大程度上，曾国藩只想做一个姿势给朝廷看。此次屯兵祁门，也是跟胡林翼商量过的。之所以把大营选择在祁门，主要出于多重考虑，一是湘军的钱粮供给大都来自江西，驻军祁门，可以保证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给；二是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可以随时从皖南东进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对金陵形成包围；三是可以兼顾安庆那边的战局，如果时机不成熟，就掉头回安庆城下。在曾国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进驻浙江，杀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为营，把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逐一收复，稳扎稳打，然后由西向东推进，直逼金陵城下。在曾国藩看来，安庆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国长江沿岸的一个桥头堡，如果这个桥头堡占领了，大势就会逆转，胜利的天平也就会倾斜。曾国藩率领人马到达祁门之后，太平天国立即有了激烈反应，调集了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军的进攻路线。这样，一直以来富庶宁静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那段时间里，大大小小发生在皖南的战役，竟达百余次之多。由此可见战争的频繁和惨烈。

徽州的战斗差一点让曾国藩身败名裂。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一部分在安庆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战线拉得过长。一万多人进入徽州后，一下子掉入太平军的包围圈中——当时，在皖南的东北面，由太平军李秀成据守；在南面，则是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西北，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大军一直在长江沿岸，总兵力在五万左右。置身这样的局面，无疑岌岌可危。湘军在徽州的崇山峻岭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无法打开。这当中，最严酷的战争是徽州府的失陷。1860年10月，太平军两路夹击，一路从北到南，从宁国方向杀向祁门；另一路则由南至北，从景德镇方向杀来。从宁国方向杀来的太平军连续攻克旌德、绩溪，兵临徽州府城下。曾国藩下令徽州府的将领李元度坚守不出，李元度违背命令，轻易出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徽州府失守，李元度无脸见曾国藩，南下逃走。曾国藩勃然大怒，要将李元度军法治罪，李鸿章等一帮幕僚苦苦相劝。为此，曾国藩还跟李鸿章翻了脸，致使李鸿章后来出走南昌。

危机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北京，击败僧格林沁的军队。咸丰只好带着皇妃、皇太子及亲信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十万火急中，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率精兵数千拱卫京师。接到诏书，曾国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时此刻的曾国藩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指望鲍超军从江西赶往皖南救援，如果鲍超军此时转赴京城，皖南的战局将彻底崩溃。如果不派部队进京，曾国藩又会背上一个“抗旨”罪名，同样也承担不起。情急之下，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李鸿章的一个建议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采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这样，朝廷当然不同意，还会下诏来调人。这样，信在路上一来一往，就会占用很长时间——也就达到了争取时间、调集人马的作用。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态得到了有效缓解，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一个危机躲过去了，另一个危险接踵而至。1860年12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栈岭进山，攻克黟县，距祁门湘军大营仅有六十里。此时此刻，祁门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营内的一些亲兵之外，其他湘军全距祁门很远，曾国藩想调集部队回援已不可能。曾国藩长叹一声，准备原地等死。那天晚上，曾国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将亲兵全打发到内室之外，一个人在灯下安静地写自己的遗嘱，让人连夜送往湖南老家。天亮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昼夜行军，赶到祁门附近，全力抵挡李秀成部的进攻。由于李秀成不知道曾国藩的大本营在祁门，没有全力进军祁门，部队退出了羊栈岭，绕道进了浙江。

虽然皖南的形势得到了缓解，危机并没有解除。不久，太平军又先后兵分两路进军祁门，这一次，是太平天国主将陈玉成亲自率领人马。形势变得异常紧急：在北面，太平军攻到了仅离祁门二十里的地方；在南面，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景德镇，皖南镇总兵陈大富战死；在东面，李秀成部也从浙江境内掉转方向，再次向徽州发起攻击。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围之中。1861年4月，曾国藩由祁门赴休宁，调集徽州境内的各军进攻徽州府，以期打开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军乘夜出城偷袭，湘军大败溃散，太平军乘胜追击，将曾国藩围困在休宁。高度危机之时，曾国藩只好坐在大帐之中，再次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看不到慌乱，却能感受到事态的危急；还可以管窥曾国藩的真实思想——很明显，这已算是一封遗书了：

接到你们二月二十三日来信，知道家中兄弟五房都很平安，心中很安慰。我在初三日到达安徽休宁县，就听到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日所写的家书，托你们九叔曾国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经讲到此地的局势十分危急，恐怕难以支持下去。但还想到可以强攻徽州，如果得手，还是一条生路。初五日强攻徽州，强中营和湘前营在西门受到一次挫败；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诱敌人出城一战；当夜二更天，敌人偷偷出城打劫营寨村庄，强中营和湘前营大败。……目前的局势更加紧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济已断绝。经过这次大败，军心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可以打败景德镇和乐平的敌人，鲍超的军队能从江西湖口迅速来救援，事情或许可能有转机，不然的话，这里就不堪设想了。

我自从投入军事以来，即抱着一种临危受命的志向。丁巳和戊午那两年在家养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违背我的初志，失信于天下人。后来起复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坚定。这次即使遇到什么不测之祸，我也毫无牵恋的了。回想我自己，从小贫穷无知，现在能官至一品大员，年龄也已过五十，在外面也稍有点名声，又手握兵权，占据了高位，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我对古文和诗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没有好好地创作，在这方面施展才华，打开一条大路。我对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据，如果现在突然死了，那么我的一些心得，就永远无人领会了。我的书法用功较浅，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这三方面一无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怀。

至于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的专长。因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骗对方，而我的性格太直，这怎么能对付兵势滔天的敌人？以前虽然有些胜利的捷报，那也是侥幸，并不是我应得的战果。你们兄弟长大之后，切切不可涉足于军队之间，这种事难以见功业，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会留给后代人非难的口实。我长久地在行军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稍可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我最初的愿望，没有辜负我的学问，没有一刻忘掉仁政爱民的心愿。近来我的阅历更多，深深体会到带领军队的痛苦。你们都要一心一意地读书，将来不能从军，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离八本”和“三致祥”的格言。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字句解释为本，作诗文要以讲究声调为本，侍养父母要以得到他们的欢心为本，修养身心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要以不乱讲话为本，治家要以不迟起床为本，做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打仗要以不骚扰百姓为本。“三致祥”是：孝顺能带来吉祥，勤奋能带来吉祥，宽恕能带来吉祥。我的父亲竹亭公教育别人，专门讲一个孝字，所以他在少壮时期敬爱父母，晚年热爱儿女，都出于心中一片至诚，所以我为他写的墓志铭，就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教训别人，则有八个字，还有“三不信”。八个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宝”（与亲属邻里和睦相处）、“早”（早起）、“扫”（打扫庭院）、“书”（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养猪）。“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二不信土地庙神仙鬼怪，三不信医药。处在这个乱世之中，钱越少，就越能免除祸患；家中用度越俭省，就越能养福延年。你们兄弟将来奉养母亲生活，除了一个“劳”字和一个“俭”字外，没有其他安身立命的办法。我在此军事极其危急之时，将这两个字叮嘱你们一遍，此外也就没有什么遗训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将这点意思禀告给几位叔叔和母亲，不要忘掉。

遗书送出之后，曾国藩还与刚刚赶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老友欧阳兆熊开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欧阳兆熊大笑着应允了。也算是曾国藩命不该绝，第二天，由南面包抄而来的太平军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与左宗棠大战后溃败，无奈何只好撤兵浙江。徽州府的太平军听到这个消息后，信心顿失，也将人马北移，撤出了徽州。危机再次解除，曾国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此次绝处逢生，明显地暴露了太平军的命门，那就是，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全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和协作，关键时候，往往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典型的游寇习气。对于这样的对手，曾国藩的信心更足了。在此之后，湘军进行了大规模反扑，陆续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县以及黟县等地。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曾国藩胸中变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围攻安庆的机会，大量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先从英王陈玉成下手。曾国藩开始将目光死死地盯在长江沿岸，精心设计一个巨大的陷阱，诱骗对手不顾一切地往里跳。

1861年5月5日，曾国藩留张运兰守祁门，将湘军大本营从祁门转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如果说曾国藩将大本营设在祁门是由于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的话，那么，搬迁到安庆城对岸的东流，则表明铁心图谋安庆之役了。到了东流后不久，夏天到来了，白天的长江边上像个火炉一样，热浪灼人；但一到夜晚，习习江风中，又变得异常凉爽。置身长江边上，每到夜色降临，曾国藩就把自己关在大帐里，踱着步，像一头将要出击的孤狼一样，周密地思索战争的步骤。对于安庆战役，曾国藩总体上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庆，拿下金陵的桥头堡；二是围城打援，先围而不攻，一方面减少损失，另外一方面重点打击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援兵。在曾国藩看来，二十来岁的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虽然打仗勇猛，但在谋略上远远不够。曾国藩想把陈玉成部队先拿下，给在三河之战中毙命的李续宾和曾国华报仇。

实际上从1860年秋天开始，湘军就已经将安庆城团团围住。围城的主力，正是曾国荃的“吉”字营。“吉”字营在安庆城的北、东、西三面挖了很多长壕深沟，又堆筑几个高高的土城，筑成牢固的防御工事，切断了城内太平军与外界的联系。安庆的守军共有两万余人，都是陈玉成的部下。自185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攻下安庆后，考虑到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军一直派重兵守护。到了1860年，太平军已驻守八年之久。驻守期间，太平军将城墙筑高了五尺，又添筑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镇海门西起，先西北后东北绕一大圈后，止于北城墙。除此之外，太平军还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卫安庆。这样，城内的太平军与城外的湘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构筑了铁桶般的防守阵势。

从1861年5月开始，曾国藩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庆战役上。他的三角眼鹰隼一样死死地盯住安庆，没有什么能让他转移注意力。战争进行到中盘之时，这个一开始不会打仗的人，对于军事的驾驭和调度已明显熟稔了，甚至有了几分诸葛孔明的神韵，对于战局的控制和调度，已变得游刃有余。这时候，湘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对待太平天国这样的对手，不能轻易打浪仗，要集中优势兵力，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布置战术之余，曾国藩安详地在大营之中开始了自己的菜农生涯。每天下午，他都要一身短打，扛着锄头进入自己的菜园，锄草、松土、浇肥。在给老家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

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

当曾国藩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津津有味地摸索种菜之经验和方法的时候，那段时间，在安庆附近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湘军，他们正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张开了口袋阵，等着陈玉成带领太平军钻进来。对于曾国藩的围城打援之计，太平天国同样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安排李秀成从长江南面、陈玉成从长江北边同时进军，夹攻武昌。武昌是湘军的大后方，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巢，湖广总督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太平军围攻武昌，必定会让曾国藩分兵，这样，安庆之围也就迎刃而解了。

陈玉成不愧为太平军的急先锋。很快，陈玉成带领数万大军进驻安庆桐城附近，虚晃一枪后，转道皖西，连下英山、蕲水，攻占黄州，逼近武汉。陈玉成的西进，是曾国藩和胡林翼最为忌惮的，此刻湖北境内兵力空虚，几乎不堪一击。没有想到的是，陈玉成在黄州驻扎时，恰巧英国长江水师提督何伯巡视到了武汉江边，见陈玉成大兵屯集，便让参赞巴夏礼告诫陈玉成，如果陈玉成进攻武汉的话，英国商业利益将会受损，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这等于警告陈玉成不能进攻武汉。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只好放弃对武汉的进攻，转向进攻鄂北的襄樊一带。这样的军事调动根本不足以吸引曾国藩西援。曾国藩和胡林翼得悉后大松了一口气，重新布置人马进攻安庆。一直到几个月后，陈玉成才掉转人马，回到安庆集贤关附近，开始在外围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

在长江以南，李秀成由浙江进入江西中部之后，迂回辗转，沿赣江北上，攻下吉安、瑞州。湘军九江守将吴坤修急忙派人向曾国藩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救援。这时候曾国藩手中的机动部队只有鲍超一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让鲍超军驻扎在九江与安庆之间的地方，伺机而动。关键时刻，李秀成优柔寡断的老毛病又犯了。曾国藩看透了李秀成的心思，料定他肯定会投鼠忌器，不敢进攻九江。素来小心谨慎的曾国藩一反常态，大胆地将鲍超军调至安庆城下增援。安庆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陈玉成见鲍超援军将至，料定自己独力难解重围，只好留下刘仓琳等精锐一万二千人分守安庆城外的集贤关、菱湖等营垒，自己带五千人去接应来援被阻的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杨辅清等部。陈玉成的离去，更给湘军可乘之机。曾国藩下令各部全力围歼刘仓琳，同时分割陈玉成等人的救援。陈玉成在与洪仁玕等会师后，无法突破湘军多隆阿的挂车河防线。这样，刘仓琳部太平军主力一万二千人全部被歼。这一结果，使得安庆攻防战基本定局。陈玉成率各路援军因为无法突破挂车河，只好绕道湖北境内驰援安庆。太平军大队人马从西部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达安庆城下时，早已人困马乏，成了强弩之末。虽然陈玉成带领太平军全力发动进攻，想解安庆之围，但湘军兵强马壮，又早有准备，陈玉成几次进攻均告失利，手下大将程学启部还投降了湘军。这是一次全面交锋的战斗，湘军在太平军的内外夹击下，两边行动，一部分全力攻取安庆，另一部分全力抵御陈玉成在外围的救援。

那段时间，整个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旌旗蔽日，尸横遍野。在战争面前，时间仿佛停滞，生命就像泡沫一样脆弱而短暂。在东流大营，前方的消息像走马灯似的传来，曾国藩心急如焚，食不下咽，整夜都无法合眼。曾国藩的皮肤病也因为内心的火急火燎，瘙痒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曾国藩每时每刻都面临精神崩溃的危险。这一场徒死的对抗完全是力拼消耗，在安庆，守城的太平军渐至弹尽粮绝；在城外，攻城的湘军也开始面临饥饿，他们供给的粮路同样被外围的太平军切断。时间一如既往地漫长阴晦，食物储备变得越来越少了，到军士手中的食物如同垃圾，能调动大家情绪的酒也没有了。白天在阵地周围遮天蔽日的，是如阴霾一样的乌鸦，它们喑哑地鸣叫，如同鬼魂一样在阵地上游荡。更让人觉得讨厌的，是战壕里出现了成群成群的老鼠，像集体发了疯似的，向所剩无几的食物发动攻击；夜晚之时，它们甚至把在沟壕里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湘军军士的耳朵或者鼻子咬掉。湘军军士们不仅仅要跟太平军打仗，还要跟这些“强盗”作战，把它们赶到角落里，目的不仅仅是消灭它们，而且为了将其当作美食享用……阵地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掉了，然后，吃捆绑帐篷的牛皮带，吃一切有绿色的植物……

1861年8月底，湘军由城外马山直抵北城门城墙根的地道终于挖通了，湘军用炸药将城墙下的地道塞得满满的。1861年9月5日，曾国荃下令点火，随着炸药“轰”的一声巨响，安庆北城墙被炸出一个豁口，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部率先呐喊着攻了进去。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自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多人已饿得奄奄一息，失去了抵抗力，眼睁睁地看着湘军的大刀向自己头上砍来。此刻的陈玉成站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亲眼目睹了安庆城的失陷，长啸哀号，泪如雨下。然后，命令部队掉转方向，撤回庐州。在东流的曾国藩第一时间接到了战报，欣喜若狂。安庆战役是一个转折点，在抢占了这个战略高地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胜利已唾手可得了。

曾国藩宴请湘军各路将领

1861年9月25日，曾国藩渡江后进入了安庆。昔日的太平天国英王府被修缮了一番，恭候他的到来。进入这座文化古城，曾国藩感慨万千，这座昔日人气十足的市民城市，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一如阴曹地府似的阴森，大街小巷的每一个人都戾形鹤立。在湘军攻下这座城市之时，这里已经开始吃人肉了，人肉价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也要四十文一两。城破之时，太平军的锅里，皆煮人手足，有的碗中还有人的手指。听着这样的消息，曾国藩脸色都变了。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比。曾国藩的所见所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他视线没有到达的广袤地区，平民百姓更是无比悲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一些随身携带财宝的富人同他们为数不多的仆人在大路上被趁火打劫后勒死；一些断垣残壁在冒烟，瓦砾下压着无法确认的一家老小；一些被抓走的弱女子，或受蹂躏，或因为寒冷或遭遗弃而死去，有的无奈之下生下施暴者的孽种；不舍田地和家畜而被杀害的百姓的骸骨在大雨之中泛白，与死去的牲畜的骸骨混杂在一起……对这一切司空见惯之后，人们又开始修葺和重建，麻木又变得热情。人生和世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第八章　悲欣交集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戎马生涯，奇怪的是，曾国藩绝少有自豪感，相反，对于战争所引起的杀戮，以及战争本身的虚妄，倒是经常性地陷入一种忧郁之中。这种忧郁不止在战争结束后，在战事进行当中，曾国藩就一直是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厌战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想借此影响湘军将领们。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就是杀戮，用兵也是很冷酷的事情。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岂能不哀痛悲愤？身处祭奠仪式，经常送别死去的将士，岂能不肃穆庄敬？失败了，当然更悲惨；即使是胜利，看到剩下的到处都是死伤的人，遍地都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连悲痛都来不及了。在军营中，曾国藩甚至不允许将士们为某一场战争的胜利欢歌笑语，在他看来，战争是那样残暴，对于胜利的庆贺，就是对于大批死难者的不恭敬，是对生命的不恭敬。

进驻安庆不久，曾国藩接到朝廷有关方面的通知，早在上一个月，咸丰皇帝即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这个风流而有才情的皇帝像油灯芯一样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终年还不到四十岁。让这个乱世皇帝死不瞑目的，还是南方的太平天国政权，据说，咸丰曾在遗嘱中写道：谁能攻克金陵，就封他为王！由于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咸丰临终前，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政权。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没有发布，本身就意味有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果然，秋天里，一场大事件突如其来地爆发了：载淳的母亲、二十六岁的叶赫那拉氏与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宣布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奕䜣为议政王。政治永远是一种交易，为了更好地笼络各级大臣，尤其是握有重兵的大臣，慈禧太后适时地给予一些权臣重赏，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11月20日，朝廷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日，又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提、镇以下各员统归其调遣。不久，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密保，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续宜由湖北巡抚调任安徽巡抚，严树森由河南巡抚调为湖北巡抚。在此前后，还任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刘蓉、李桓、蒋益澧为布政使。这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淮军可以说几乎掌控了清朝的半壁江山。

奕䜣

从1861年9月开始，一直到1864年10月1日，曾国藩乘船顺江而下去金陵，他一共在安庆城内住了三整年。读这段时间的曾国藩日记，看到最多的，就是曾国藩在读书和学问上的一些见解。对于前线战事，自战争的中期之后，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指挥方式有了调整，一般来说，对于战事，他从不过问太细，而是放手让前方将领去处理。曾国藩只是从大势上去把握战争的走向，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粮饷供给，湘军与朝廷、地方的关系处理以及选拔人才上。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他该做的事情，哪些是他不该做的事情。此时的曾国藩，已颇有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对于战争的大势与局面，曾国藩已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务的同时，曾国藩重拾自己的学问，又开始大量读书了。看得出，因为局势的逐渐明朗，曾国藩慢慢落得逍遥，久别书斋的曾国藩很想在战争的间歇中找一点读书人的感觉。也可能，这样的变化是曾国藩居于安庆所致，安庆一直是一个历史古城，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曾国藩步入文坛之初，就是受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一直自认是桐城派弟子。对于桐城派，可以算是道德保守主义的曾国藩有天生的亲近感，曾国藩习惯于在文章当中寻求一种哲学和学术的自我表达，而桐城派的主张，无疑正中曾国藩下怀。曾国藩最为推崇的，是明代大儒归有光的文章，在曾国藩看来，归有光的文章文气充沛，既有精奥之神，又平实自然，以小见大，桐城派以他为“偶像”，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在“桐城三祖”中，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鼐，不太喜欢刘大櫆。师从桐城派之后，曾国藩以流畅圆适的语言、成熟缜密的结构、超群脱俗的构思、骈散结合的句式，写出了很多气势旺盛、气贯长虹的雄文。在桐城派后起之秀中，曾国藩可谓独树一帜。可以说，曾国藩继承和光大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使桐城派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文运。

现在，居于“桐城派”的老家，曾国藩很想安安静静地待上一阵子，采一采这里的“文气”。文章是“经国之大事”，是曾国藩终生不想放弃的，是他毕生的追求。尽管外面硝烟弥漫，但对于曾国藩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享受着片刻轻松，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在安庆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所做的两件事，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是曾国藩在进驻安庆不久，迎娶了一个小妾。这是曾国藩生平第一次娶妾，也是唯一的一次娶妾。曾国藩这一次娶妾的理由让一般人难以置信——因为曾国藩一直患有癣疾，奇痒难耐，尤其是到了晚上，更如酷刑一样折磨着他。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必须有一人替他搔痒，否则总无法入睡。这个时候，由于欧阳夫人不在曾国藩的身边，曾国藩在征求了欧阳夫人和家人的意见后，由自己的亲兵营统领韩正国办理，娶了二十二岁的陈氏为妾。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还与陈氏立了一份“协议”，在“协议”中，曾国藩明确表示：陈氏只是为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帮自己夜晚挠痒，并不打算与她有什么“亲密接触”之类；并且，自己死后，陈氏可以改嫁。曾国藩这一颇让人费解的“纳妾”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原因在于曾国藩娶妾的时间正是咸丰帝的服丧期，在此期间，此项失礼的举动自然会遭到很大反响，有人还专门向朝廷上了奏折，告发了这一件事。好在朝廷因为曾国藩身居要职，要利用他带兵打仗，所以对此事并没有深究。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评价曾国藩是一个假君子，他只是利用癣疾的理由来寻欢作乐；更有说法是陈氏系一个漂亮异常的女子，并且曾经是洪秀全的妃子。一时间，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在安庆的曾国藩，弄得曾国藩很是苦恼。不久，传闻风平浪静了，原因是陈氏在一年之后突然去世——年轻的陈氏一直是一个肺病患者，嫁给曾国藩时，她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尽管那一段时间陈氏对曾国藩尽心尽责，曾国藩的身体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不久，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冬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又重新开始孤独的生活。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安庆期间，曾国藩突然对于洋务感兴趣了，他花很大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全力启动洋务事宜。虽然曾国藩一再谈到，就军事本身而言，刀剑长矛永远是根本，最终解决战斗，还是要靠人才；但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曾国藩已经不排斥了。安庆兴办了军械所，先是制造枪支弹药，到了后来，竟然可以生产大炮和船只了。那段时间，曾国藩随时关注洋务的进展情况，一会去巡视枪支的制造情况，一会又去看看小火轮的制造进展。安庆军械所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1862年5月16日，曾国藩“看华蘅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2月25日，“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所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曾国藩办洋务的决心。曾国藩忽然对于洋务的浓厚兴趣，引起了社会舆论大哗，很多人向朝廷上折子，说曾国藩此举不务正业，有悖道统，甚至有人说曾国藩图谋不轨，想投靠洋人。好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一直不错，也懒得去理会各种各样的议论。当然，朝廷对于曾国藩此举还是信任和宽容的，一直没有正面表态。这样的态度，让曾国藩感到很满意。

大本营移至安庆后，湘军逐渐变得兵强马壮了。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湘军变得有钱了。除了各地厘金基本到位之外，那些湘军将领们也变得越来越会搞钱了，他们经常让一些大户和商人捐款，所到之处，也如太平军一样，用各种手段掳获大量的钱粮物资。对于这些，曾国藩也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事情，作为主帅，曾国藩无法管得太细，也懒得管得太细。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奏请朝廷准许他直接派李瀚章、郭嵩焘、丁日昌等赴广东抽厘助饷，专供江、浙、皖各支部队。曾国藩看到洋人的武器很先进，打仗很管用，便有意变通一些政策，让李瀚章、郭嵩焘等在筹得厘金后，直接向洋人购买，然后把这些军火直接发给各路湘军；同时，也让各支部队自己筹钱到洋人那里购买，以武装自己的力量。这些现代化枪支弹药的装配，使得湘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让那些见利忘义的洋人们认识到湘军的重要，开始慢慢疏远太平军，把最好最新的武器卖给了湘军。这样，几年下来，各支湘军早已是今非昔比。

到了1862年，湘军在各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全面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曾国藩开始将主攻方向对准金陵——年初，曾国藩布置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从南面包抄金陵；然后，让李鸿章出面组织淮军共八千多人，乘外国人的轮船由安庆沿江东下去上海，收复江苏一带，然后从东部对金陵形成包夹。这样，加上自己的西路大军，就形成了由东、西、南三面进攻金陵的态势。新年刚过，安徽的湘军最先向太平军发难，在长江两岸不断攻城拔寨：在江南，鲍超首先攻陷了青阳；在江北，曾国荃攻陷了巢县、含山。曾国藩的小弟曾贞幹也不示弱，带领一支人马攻陷了繁昌。在此之后，湘军节节胜利：曾国荃在江北又攻陷了和州，鲍超在江南又攻陷了石埭、太平、泾县、旌德、宣城、宁国，曾贞幹又攻克了南陵……湘军就是这样以摧枯拉朽之势一步步进逼金陵。从战略思想上看，曾国藩进攻金陵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的风格：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是不厌其烦地将金陵周围所有太平军据点一一清理完毕，然后围困最后的孤城，等到对手弹尽粮绝时，再发动最后的一击。1862年5月下旬，曾国荃的先头部队由和州渡过江来，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这支近五万人的部队，像一枚坚硬的钉子一样最先插入了太平军的腹地。

前方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反而让曾国藩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在安庆后方，曾国藩的头脑一直异常冷静，他甚至在那一段时间深深地陷入了哲学思考之中，这也难怪，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步入五十岁的门槛，对于“天命”，已有了自己切身的感悟。在曾国藩看来，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如何在这短暂的岁月里实现个人抱负，与天地相齐，是最应该透彻明白的。曾国藩想到星河遥迢、月悬寒枝，一股冲淡之气不由自主回旋于胸。1862年5月9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静下心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仅仅一会儿工夫罢了！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不过只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要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该考虑推举贤人来进行图谋。如果这么做事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消除了。

细细地体味这一番话语，能感觉到曾国藩此时已有相当的境界了，他的目光已看得很远。他考虑的，已不是现实的得失和名利，而是从虚无和死亡的对应中，去确立个人的位置了。

1862年8月，太平天国李秀成召集诸王大会，图解金陵之围。英王陈玉成去世之后，李秀成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太平天国最高军事将领。9月，李秀成自苏州出发，指挥侍王李世贤、纳王郜永宽等诸王统率之部队，浩浩荡荡地开拔过来，队伍有十万之众，日夜攻打驻扎在金陵城郊的曾国荃的湘军营垒。此时曾国荃的湘军只有三万人。李秀成亲自督军力攻东路，以洋枪洋炮猛烈轰击。湘军依靠坚固的工事殊死抵抗。靠人海战术的太平军甚至出现了一天伤亡七千多人的纪录。这一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六天，曾国荃全力坚持着，身体也被子弹擦伤。有好几次，曾国荃都差点要放弃了。曾国荃在写给曾国藩的告急信上说：战斗异常猛烈，湘军有很长时间没有发饷了，将士们全都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并且，整个部队的补给也没有跟上，围城的部队经常吃不饱肚子，过冬的棉衣也没有补齐，这些湘军们很想先撤回休整。战斗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场瘟疫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仅仅几天时间，守卫雨花台的湘军部队就有数百人不治而亡。曾国荃连忙一面派人向曾国藩报告，一面派人到周边地区火速买药。结果，药还没有买回来，湘军又死了一千多人。李秀成趁机向曾国荃的部队发动进攻，曾国荃只好率羸弱的部队全力抵挡。湘军的士气掉到了谷底。

到了11月底，李秀成见曾国荃的湘军大营无懈可击，瘟疫又在自己的部队里蔓延开来，只好转向攻打由东向西步步紧逼的李鸿章部。曾国荃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但他的部队在李秀成的打击下，几乎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来信，让曾国荃从雨花台撤出来。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如发了疯似的，根本就不理睬撤军的命令。曾国荃回信说，自己既然在这里坚守一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死，也要死在金陵城下。

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曾贞幹（曾国葆），在惨烈的四十六天大决战之后，身染重病死于雨花台大营。曾国藩又一次泪流满面。曾贞幹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藩一直很喜欢他。湘军初建时，曾贞幹就跟着曾国藩了，参军比曾国荃和曾国华都要早，那时他还叫曾国葆。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贞幹的部下。在与杨载福、彭玉麟共同处事一段时间后，曾贞幹觉得二人才干突出，便主动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自己甘居其下。1854年湘军兵败岳州，曾贞幹主动承担责任，赋闲回家。曾国华战死之后，曾贞幹发誓报仇，再度出山。为一扫以往的晦运，曾国葆改名为曾贞幹。曾国藩让他一直跟着曾国荃，在曾国荃的身边学习打仗，也好立点军功。后来，曾国藩又让曾贞幹自己带一支军队，独当一面。曾贞幹也不含糊，在长江沿岸一路攻城拔寨。没有想到的是，曾贞幹年纪轻轻，竟遭此噩运。曾国藩又想到当年在三河战役中身首异处的曾国华，曾家五虎，在战场上就死了两个，这是怎样的劫数呢！想到这里，曾国藩的心都要碎了。

继为曾国华后，曾国藩同样颤抖着为曾贞幹亲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从水路赶往金陵。曾国藩想重点了解一下曾国荃部真正的情况，为最后的攻城做准备。早春二月，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严寒之后，树上的绿色新枝像长矛似的戳了出来，春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曾国藩依旧是一身冬天的装束，对于季节的变化，曾国藩已显得呆板木讷了。曾国藩一路巡视沿途的湘军，心情异常沉重，虽然曙光就在眼前，但眼前的形势却是从未有过的严峻，胜利看起来并不是唾手可得。3月底，曾国藩到达了金陵城外的曾国荃大营，一见到曾国荃，曾国藩就让曾国荃解开衣裳，细心地察看弟弟的伤势。对于小他十三岁的九弟，曾国藩太了解他的为人了，老九性格暴烈，为人耿直，打起仗来从不要命。曾国藩担心的是曾国荃会不顾一切地进攻，从而陷入绝境。吃过晚饭后，在曾国荃的大帐中，曾氏兄弟促膝长谈。在聆听了曾国荃的情况介绍之后，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金陵迟早都会攻下，攻城不必太急，要尽量让湘军少受损失。曾国藩建议曾国荃先撤出雨花台，避免孤军冒进，万一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的曾国荃进行包围，一切将变得很危险。执拗的曾国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道理很简单：四十六天最艰苦的战斗都挺过来了，现在，怎么可以撤退呢？再说，此时周边的宁国、芜湖等道路已贯通，各地湘军陆续来到金陵城下汇集，下关一带又有水师兵临城下，形势比初到雨花台时已经好得多，此时再撤退更是毫无道理。

兄弟两人争论到深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曾国藩知道此时的曾国荃如一头疯了的牯牛一般，根本无法依靠命令让执拗的他改变主意。于是，曾国藩只好听从曾国荃的意见，不再强求他从金陵城下撤出，只是嘱咐他一定不要贸然出击，以免中计。这么多年来，曾国藩仍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战略思想，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争取最小的损失。在曾国藩的战争生涯中，很少能看到他天才般地打一场漂亮无比的战役，他几乎从不用奇兵，奇兵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伤害的还是自己。曾国藩的每一战都异常艰苦，甚至险象环生，胜负也就在毫厘之间，但曾国藩就是以他的坚毅和韧劲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在象棋中，曾国藩的打法就是小卒过河似的拼命搏杀；在围棋中，就是全力争夺中盘，一子一子地硬拼；在武功中，就是莽夫打架，一招一式都是往死里打，从不躲闪，也从不避开。曾国藩从来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的军事思想，跟他的人格一样实在。

此后的数天里，曾国荃陪同大哥陆续检阅了湘军所在的大胜关、金柱关、龙山桥等地，曾国藩见湘军水陆防御均井井有条，不由对九弟的军事才能感到欣慰。现在，曾国藩对金陵城下的局势感到放心了，在他看来，湘军各支部队壕墙坚固，各方面的供给还算正常，攻克金陵，只是迟早的事情。在龙山桥，曾国藩召开了水陆将领会议，共同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曾国藩阐明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湘军的战略就是要坚持围城，金陵城依山傍水，墙体巍峨厚重，急于强攻根本不可能见效；金陵城内外太平军有数十万之多，粮米耗费极大，绝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目前太平军水师几乎无存，湘军水师占绝对优势，只要全力查禁水上接济，金陵一旦供给跟不上的话，克城之期肯定不会太久。所以，对于围城的湘军来说，一定不能急躁，只要坚持围下去，金陵城内必然弹尽粮绝，毫无战斗之力。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湘军就会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果实。曾国藩的讲话给困苦中的湘军以极大信心。离开前线回安庆之时，曾国藩决定让自己信任的幕僚赵烈文留在曾国荃军中辅佐曾国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说：九弟果断勇敢，大哥不及；但九弟有时虑事不周，也是一短；赵惠甫入我幕府多年，严谨细密，可补弟之短，弟一定多听取惠甫意见。

很快，战局进一步呈明朗之势：在金陵东部的苏南地区，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进入上海之后，队伍迅速得到壮大，接连在苏锡常一带取得大捷，随后，开始在东线对金陵形成包围；在金陵的南部，左宗棠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从南面紧逼金陵，也切断了太平军突围的线路。

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时的容闳

1863年4月，回到安庆后的曾国藩听到了自朝廷传来的消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彻底失败，石达开本人被俘，随即被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5月，又一个消息传来，湘军水陆合军攻陷了太平军严密设防的九伏洲，彻底截断了通往金陵的粮道；到了9月，曾国荃所率湘军陆续攻陷了金陵城外要隘，太平军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进入冬天之后，彭玉麟、鲍超又率水陆两军，攻陷金陵南部的高淳、东坝等城隘；紧接着，鲍超军又攻陷溧水、建平二县。这样，太平天国最后一丝突围的希望泯灭，金陵实际上已成为一座死城。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孤城，曾国藩仍不急于进攻，他不断地给前方的将领写信，让他们再围一段时间。在他看来，攻克金陵，还是更保险一点才好。曾国藩想把湘军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毕竟，那些湘军子弟，都是自己带出来的，这么多年来，已损失了大半，胜利之时，曾国藩想尽力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完整一些。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会见了容闳。容闳是广东人，自小跟一个西班牙传教士去了美国，入了美国籍。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容闳回到国内一直从事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贩卖枪支弹药。容闳一度跟太平天国联系密切，他曾向太平天国上书，提出不少好建议：一、组建现代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对于容闳的七点建议，太平天国根本没有答复。容闳等不及了，专门去了一趟金陵，想看看这个自命为基督教政权的真实模样。那一次去金陵让他大失所望，这哪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新兴政权呢？高级将领们见识鄙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充满对暴力和金钱的热爱。容闳知道这样的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幕僚、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向曾国藩推荐了容闳，曾国藩听后很感兴趣，他让李善兰屡次写信给容闳，要求面谈一次。在曾国藩看来，洋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掌握的“理”要比中国多得多，因此，一定得向洋人学习，以做到“洋为中用”。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从九江赶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

那一次与曾国藩的见面，给容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容闳在描述这一次见面时，用了很多赞美语言来描述这个大儒的气度和容貌：“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此为容闳误，其实，曾国藩当时只有五十三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体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皆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阔，头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鬟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用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臣，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容闳在详细的描述中，甚至没有提到曾国藩习惯性的搔痒动作。在谈话中，曾国藩跟容闳说，他知道容闳跟太平天国做生意的事情，但他不会计较。曾国藩对在中国设立新式机器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容闳向曾国藩建议：“中国今日欲建立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这一主张，可以算是当时工业建设最重要的新理论，后来也成为曾国藩建设江南制造局的指导方针。经过几次会谈，曾国藩与曾闳很快就兴办江南制造总局一事达成一致：曾国藩聘请容闳担任自己的幕僚，负责洋务工作；曾国藩让容闳从上海道和广东藩司处领款六万八千两银子，由容闳出面，由欧洲转赴美国，向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购买机器，在上海组建江南制造总局。然后，由江南制造总局带动，在江南各地设置相应的制造局。具体事宜，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负责。

时间到了1864年，刚迈入新年，长江沿岸就下了一场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如同扯碎了的棉絮，铺天盖地飞舞。这场大雪一共下了三天三夜，积雪达一尺多厚。天气也冷，几乎是滴水成冰，所有的屋檐上都悬挂着粗大的冰凌。大雪将所有的战事都淹没在一片白皑皑之中。在金陵城下，先行到达的曾国荃部的将士们，只好蜷缩在很深的战壕里，喝酒抽烟聊天，他们的手与脸冻得红肿生疮、腐烂流脓。长期的征战、冷湿的天气使得每一个来自湖南的士兵都有切肤的厌战情绪，虽然他们一直相信最终有一天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同样知道，胜利并不是唾手可得，在通往终点的道路两旁，到处都有死神的身影。

江苏巡抚李鸿章

在安庆，这个冬天同样普降大雪。对于年过半百的曾国藩来说，冬天是他最难熬的时光，得过肺痨的曾国藩对于天气变化一直异常敏感，天气只要稍稍冷湿一点，曾国藩就会感到背寒体虚，就会情不自禁地咳嗽不止。这样的气候中，曾国藩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书房里生一盆炭火，然后，穿着羊皮袄子批阅文件。这一天，雪终于停了，一直忙于事务的曾国藩突然兴致上来，带着几个幕僚去游览江边的振风塔。来安庆已经两年多了，曾国藩一直没有去过振风塔。曾国藩一行是走着去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走着走着，曾国藩感到身体稍稍有点发热了，很是舒服。寺里的方丈见曾国藩到来了，连忙出来迎接。曾国藩轻描淡写地跟和尚聊了几句。在儒、道、释三者之中，曾国藩感到最陌生的，就是佛了。对于佛，曾国藩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虚无的生命哲学，如果一个教义把最终的归宿点归结于虚空的话，那么，它怎么都有点不可捉摸的意味。对待这样的东西，一定得敬而远之。曾国藩一辈子对僧、巫，对地仙，甚至对医药，从来就是敬而远之，他一直不喜欢那种无法实证的方式。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有着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他的道德观，在他看来，所有的道和德都源于这个世界的理，这样的“理”足以填充他的内心，也足以支撑他的人格。这就足够了。他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一个虚幻的影像。

到了塔底，曾国藩仰头看了一下，便拾级而上，登上了振风塔。由于雪后天霁，能见度特别好，从塔上，一直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连对岸的山峦都尽收眼底，不过此时也是一片原驰蜡象，什么也看不真切。只有浅黄色的长江水，夹杂在两岸的白色之中，格外夺目。尽管寒风凛冽，曾国藩兴致却很高，在塔上，曾国藩环视了一圈之后，把目光停留在长江下流的方向。在流水的下游，长江变得空蒙的地方，就是金陵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手，绝对是在今年了。

冰天雪地中，一个好消息传来，曾国藩在安庆主持的洋务有了初步成果，安庆军械所在徐寿和华蘅芳的主持下，终于制造出第一艘火轮船，这也是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轮船。虽然这艘船的体积很小，长不过三丈，时速也不超过三十华里，但毕竟这是中国自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他希望，中国能像“黄鹄”一样，一飞冲天。2月1日，虽然长江边上还结着薄薄的冰，“黄鹄号”还是迫不及待地下水了。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船慢慢驶向江心，虽然这艘轮船行驶较迟钝，速度也比较慢，曾国藩还是感到很高兴，站在船舷之上，虽然江水凛冽，朔风扑面，曾国藩却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此时的曾国藩意气风发，他感觉已有了控制全局的能力，那个金陵政权的破灭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在曾国藩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的时候，他的敌人，一个昔日的教书先生同样眼光空蒙地看着远方。这个高个子的广东汉子一直殃殃地拖着病体，在很多时间里，他轻手轻脚，神情恍惚，喜怒无常，感觉好似天外来客。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变得更奇怪了，他仿佛整日坠入一场大梦，一直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给人的感觉是，当这个幻想家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登天走上天皇宝座时，他的内心似乎承受不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让他无所适从……尽管金陵外围一直战事激烈，但洪秀全从没正视过前方的对手，他只是在密室里不断向他的天父祷告，在他看来，祷告的力量要比那些南征北讨有效得多，眼前这些敌人，就如妖魔鬼怪一样，有朝一日他会借助天父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扫除。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只是他的一个临时客栈，他只想借助于这个客栈升天，或者，充分地及时行乐。让他困惑的唯一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残留多长时间，天父何时将召唤自己。

从洪秀全的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出，教书先生出身的洪秀全对于宗教的认识，一直是生硬的，是生吞活剥的，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在科举上屡屡落第的落魄书生，对于僵化的科举取仕方式由怨生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接触到了基督教义，那种彼岸的希望燃起了他内心中的干柴，让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义中掺入过多的酵母，从而促使教义胀大炸开。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崇尚基督教，还不如说他是对基督教的某种神秘感兴趣，肆意扩大其中的奇迹、幽灵和显圣。实际上真正贯穿于洪秀全内心的，还是成仙得道的中国民间传统，还是做皇帝的愿望。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头脑中潜伏了很久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对于王权的渴求取代了宗教的幻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金陵这个城市，洪秀全喜欢异常。在他看来，来到金陵，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当年，在金田起义之后，一路北上，所向披靡，不知不觉中，就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了。到了这个虎踞龙盘的古城之后，洪秀全就不想走了，他迷恋上了这个地方，迷恋得死去活来。洪秀全到金陵是来当皇帝的，在他看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当一天的皇帝。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人们匍匐在自己脚下的感觉，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精神上。

洪秀全先是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原先矗立在紫金山附近的一座座巨殿宫寝，被一群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然后，洪秀全命令将那些巨大的宏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从而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性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当然，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无论是在头脑里还是身体上，他都没有找到一条通天之途。到了后来，高高在上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唯一的安慰。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等人一再提醒金陵形势危急，劝他离开金陵另觅京都时，一直沉湎于苦苦思索中的洪秀全就是不听。在洪秀全看来，世界如此虚幻，危险同样虚幻。只有当上皇帝的感觉，才稍稍让人觉得有点真实。与其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何不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像火柴一样划过黑夜，度过闪亮的人生——洪秀全所做的一切，就是那样匪夷所思，从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宗教的实践者和鼓动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怯懦无力的哲学家，或者一个杂乱无章的幻想家。

时间进入到1864年，在苏南，太平军苏州城守将郜永宽等人杀死主将谭绍光后投降了淮军，苏州陷落；在浙江，左宗棠率军攻克了杭州；在金陵城下，曾国荃亲自指挥，组织敢死队攀岩直上紫金山，攻陷了天堡城，占据了控制金陵的制高点。随后，湘军又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金陵自此完全合围。眼看最后的决战就要结束，曾国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那种残酷和冷血变本加厉，人性的忍耐力也到达极限。尤其前线的官兵，那种极度的屠杀几乎让人性和理智崩溃。在金陵城下潜伏了两年之久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焦躁，身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州，一向理智坚定的李鸿章也疑神疑鬼，情急之下，竟然先下手为强，杀了投降献城的太平军“八大王”郜永宽等人，然后，又大开杀戒，将上万太平军降将杀得干干净净。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尽管颇为震惊，但还是写信谆谆地安慰李鸿章。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咫尺之间，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曾国藩不断写信安慰前线的将士，跟他们说，战争中过度的杀戮，有时候的确也是迫不得已，要注意对自己身心的调节……每当写这样的书信时，曾国藩总是唉声叹气，战争到了如此地步，哪里是短兵相接的决一雌雄，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屠羊了！

朝廷显然是想加大这样的屠杀力度，那些一直躲在京城的权贵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一再批评曾国藩行动迟缓，对曾国藩迟迟不发布总攻命令感到不满。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攻金陵。戈登的洋枪队也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不断给朝廷施压，也想来增援金陵。曾国藩最不愿意的，就是洋人插手了，他拒绝了戈登的要求。就在节骨眼的关头，金陵城外的湘军主将曾国荃病倒了，一连很多天高烧不止，卧床不起。在安庆的曾国藩得知后，大惊失色，食不下咽。曾国藩最挂念的，就是曾国荃的病情了。金陵攻城在即，从情感上说，曾国藩当然也不想让攻克金陵的头功落入他人手中，而且，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九弟攻克金陵的渴望。毕竟，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像一根长钉一样扎了近两年。曾国藩急忙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1862年的戈登

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春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盛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已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是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已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

皇帝赏赐给曾国藩的碑

每个人都疯了。实际上不仅仅在城池攻陷之后，在此之前，战争的双方都失去理智了，长时间的杀戮和压力，使得残存的人性早就烟消云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围困的最后关头，眼见着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失望之极，洪秀全饮药自尽。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洪秀全在乞求什么呢？是解脱，还是逃避？一个靠神权来确立地位的统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权的统治，还要愚昧和落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后，曾国荃带人冲击了天王府，命人掘开了洪秀全的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用刀斧将尸体剁得粉碎。即使是这样，曾国荃还是不罢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曾国荃同样也疯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让他的阴魂散去——这是一种仇恨吗？这分明就是最后的疯狂。

战争，就是这样以最疯狂的方式进入高潮，也进入尾声。

1864年7月27日，曾国藩由安庆乘船来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都在回顾这十多年的战争生涯，那些曾经的凶险宛如皮影戏一样在他脑海里一一掠过。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耗费了自己和那么多人十数年光阴和生命的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烟消云散了？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居然赢得了这场对抗的胜利。这场对抗，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的对抗以至理想的对抗。从来就是书生办大事，那是因为书生有着理想，有着不俗的志向。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而是它们自己击败了自己——是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认识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没和葬送了远大前程。曾国藩想的是，一场运动，如果广大的知识阶层站在它的对立面，那么，它必定会孱弱而短暂。这一场骚动，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却以错误的方式所造就的结果。十多年的战争过去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让多少生灵涂炭——历时十四年，死亡四千万人口，这就是这场内乱的结果。让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数千年推崇道德和礼教的国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这个古老国度一直弘扬的道德，在这样的兵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也如此无力。

进入金陵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突然之间软沓下来，经历如此的炼狱后，曾国藩感到忧郁加重，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很快，朝廷下旨，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几天后，朝廷对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赏戴双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听着钦差大臣宣读上谕，五十三岁的曾国藩百感交集，他实在是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只是明白，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间的造化，而他头顶上的红缨，是代表不了这种天地造化的。封赏还让他产生一阵恍惚，结果就像梦一样，突如其来，又倏尔离去。受封仪式结束之后，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见到一身盛装的曾国藩，开玩笑地问：我以后称呼你，是称呼中堂呢，还是称呼侯爷？

曾国藩幽默地回答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

除了有点得意，曾国藩的内心，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戏剧感和虚无感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军旅生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从1853年组织湘军开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捻中途退出，这十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曾国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当作是个人自我冶炼最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华的重要条件，也可以看作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仅艰苦而决绝，也富有某种神示的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曾国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知晓。在它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命运，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它不仅造就了曾国藩丰富无比的阅历，也使得曾国藩的人格趋于完整。命运使曾国藩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晚清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里，闪烁着最后的光华。

十六年的战斗生涯，带给曾国藩的有三样，那就是：卓越的功勋、糟糕的身体以及几近消极的人生看法。一个人内心巨大的U形弯，对于旁观者来说，一般是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一直注重于观察自己内心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能清晰地体验到自己巨大而细微的变化，也能充分领略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也不是轻易的嬗变。可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命运赐予欢乐的，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传达的无言的信号，一直细若游丝地向他昭示什么。在更多时间里，为了追寻这个信号，他在内心当中表现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动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涩。尤其是在战争岁月中，当浴血已成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者战争彻底地堕落为杀戮和血腥时，曾国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种迷彰，他感受不到实现理想的巨大快乐，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该拥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时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轻而易举坠入忧伤的迷雾，跟失望纠缠在一起。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样的感觉，让他从未意识到一种幸福，他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幸福，却不能拥抱和保住幸福。

尽管如此，长时间惨烈的战争生涯对于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这样无是无非。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这场惨烈的战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曾国藩只会成为一个学问不错的朝中阁老，一个自以为是的谏臣。战争让曾国藩陷入彻底的忧郁。虽然战争让曾国藩功成名就，但那种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凄凉占据了他。曾国藩这时候忧虑的，已不仅仅是清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为人类本身的弱点和凶险感到悲怆了。

现在，金陵攻克了，曾国藩在经历短暂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新的问题，来自于内心，也来自于外部的变化。实际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凭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已经有一种力量在悄然对立了，而且，这种力量非常阴险，也非常强大。1864年7月初，金陵还没有攻克，河南巡抚张之万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练兵折》，建议朝廷裁削湘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会向曾国藩射出一支毒箭。对于张之万之流的态度，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切正常不过。曾国藩关心的，只是朝廷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一紧——批复竟然是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令各督抚妥善办理兵勇回家。曾国藩知道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外，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后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这些湘系的栋梁，再加上早期曾担任督抚的胡林翼、骆秉章、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可以说，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他们手执重兵，权倾朝野，尤其是人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近二十万，李鸿章的淮军七万余人，左宗棠的楚军四万人，沈葆桢的部队一万人，这样，再加上刘长佑等人的部队，总数应该在三十万人以上。而这时候所有的绿营和八旗加起来，也只不过七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根本无法跟湘系相比。曾国藩想起这样的格局，心里就觉得惶恐不安。

曾国藩是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吹草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春花秋月。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曾国藩想隐退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这时候的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已染上很深的暮气。尤其是合围金陵时，因为欠饷，这支久经沙场的湘军竟然怨声载道，甚至还闹出了不少事端，并且，在湘军中，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活动也很频繁，这个组织在湘军中的存在，是一个危险信号。直到现在，曾国藩恍然大悟的是，在部队中树立理想和道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难怪自古以来，当兵的从来都有奶便是娘，谁给钱便替谁卖命。这些与死亡底线接近的人，大约认识人生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他们从来就是精神幻灭者，从来就是贪得无厌、沟壑难填，稍不如意，他们就烧杀抢掠，赶尽杀绝。如果以这种做生意的方式依托他们夺得天下，那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进攻金陵之时，曾国藩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都流露出隐退的意思。自己实在是不想干了，只想回到湖南那个小山村中，看看书，写点东西，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竭力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出任地方大员。毕竟，以后自己要是退下去了，有这些同仁和学生们在位，想办点事，还是会方便一些，况且这些人跟自己戎马这么多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了。

1864年7月28日，曾国藩到达金陵。几个小时后，曾国藩连夜审讯了李秀成。李秀成是几天前被俘的，金陵突围时，李秀全掩护小天王一行杀出城，因脚部受伤摔下了马，躲藏在城外方山一带，结果被当地的村民抓住，捆送到湘军大营。数天前，性格暴躁的曾国荃在审讯李秀成时，想起新仇旧恨，情急之下，竟用刀尖将李秀成的手臂与大腿刺得鲜血直流。李秀成情急之下大声叫道：“老九，我们各为其主，你这又是何苦呢？”曾国荃又羞又愧，只好罢手。曾国藩像所有胜利者一样，危坐于高堂，他先是没有说话，只是借着狱中昏暗的灯光，用他的三角眼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军事生涯中重要的对手。曾国藩没有想到，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却堪称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军事天才长得如此瘦小、貌不惊人，他甚至如女人一样柔弱纤细。曾国藩开口了，他的语速沉着而缓慢，就像是在跟李秀成拉家常似的。曾国藩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李秀成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情况，仔细聆听了李秀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一次谈话，让曾国藩关于太平天国的很多疑问得到了证实。李秀成也很坦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在大多时间里，曾国藩都是在聆听，李秀成则侃侃而谈。这一次双方的会面，李秀成在几天后的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曾国藩感激涕零。曾国藩却在当天的日记中轻描淡写道：“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鞠讯数语。”寥寥一笔，便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轻慢。曾国藩是胜利者，当然可以居高临下。除此之外，让曾国藩居高临下的还有文化和思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位曾经的对手让曾国藩大失所望。不过从见李秀成起，曾国藩已经决定要杀李秀成了——第二天，曾国藩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道：“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

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匆忙杀掉李秀成，这一直算是一个谜。也许，长于识人的曾国藩对于李秀成的面相和言行感觉不爽，在他看来，这个太平天国忠王异常狡猾，并且，在太平天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只有速杀，才会让余党彻底断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当然，这只是想法之一。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曾国藩审问李秀成之时，李秀成极可能力劝曾国藩起兵造反恢复汉室，并且承诺召集十数万旧部帮助曾国藩。在李秀成的自述书中，也极可能有相关内容，后来被曾国藩删除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最让曾国藩忌讳的。李秀成如果解押到京，话题涉及到这方面，或者说出什么对曾氏兄弟不利的话，会让曾国藩很被动。另外，曾国藩忌惮的一点是，如果李秀成押送至京的半途中，有个三长两短，放虎归山，就必定酿成大祸。总而言之，如果押解李秀成去京城，一切将无法控制，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在金陵将他迅速处死为上。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李秀成在与曾国藩谈话时，请求速速将他在金陵处死，以免折磨。曾国藩满足了李秀成的愿望。在金陵处死李秀成，最起码，可以让他死个痛快，而到了京城，肯定会遭受百般折磨，最后还得“凌迟而死”。以曾国藩的为人来说，他是有着如此器量的。可以佐证这一猜测的是，李秀成在见了曾国藩一面之后，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他带着伤残的身体，几乎是用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在写自传。

1864年8月7日，李秀成上午刚刚完成自传，晚上，就被带到法场上处死。据赵烈文后来记述道，李秀成在临死之前一直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云云，似乎对曾国藩感恩戴德。死之前，李秀成谈笑风生，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从李秀成免凌迟这一点看，曾国藩已经相当不易了，按照朝廷的惯例，对待这些造反的头目，从来就是千刀万剐的。曾国藩在金陵处死李秀成，至少，让李秀成免除了肉体上的折磨和痛苦。

后来的野史记载：曾国藩亲自审讯李秀成的第二天，也即7月29日晚，曾国藩曾经与曾国荃有一次长谈。对于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有一次左宗棠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现在，裁减湘军，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曾国荃的支持。野史曾记述兄弟二人的谈话——两人见面后，曾国荃看出了兄长的心事，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是左宗棠，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李秀成说动，让他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摇了摇头，缓缓地说：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我的人就是左宗棠；再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一席话把曾国荃说得哑口无言。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曾国藩与曾国荃的这一番谈话，当然有野史想象的成分。不过以曾国藩和曾国荃的性格和关系，这样的谈话内容完全合理。不仅如此，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他们一开始说话时都很隐晦，有的借机发发牢骚，抱怨朝廷奖励不公，有的替曾国藩抱屈，因为咸丰帝临死之时有遗言，许诺“克复金陵者王”。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曾国藩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再说，如果造反，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周围的形势，湘军只是清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在金陵的西部，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竭力冒险去做这样的事，不是很愚蠢吗？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立即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曾国藩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曾国藩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曾国藩的真心。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减湘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计划周密——曾国藩向朝廷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湘军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想马上裁三四万人。没等朝廷答复，曾国藩就擅自做主，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曾国藩担心的是，毫无城府的曾国荃因为沉不住气而坏事，并且，曾国荃因为攻城之后的大肆屠杀，以及太平天国银库大量金银失踪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暂时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曾国藩的请求正中朝廷下怀，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并且，在上谕中很是慰问了曾国荃一番。慈禧还特意让钦差送来一支六两的大人参，以示龙恩。直到此时，曾国荃才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曾国荃很不高兴，以为兄长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军将领秦淮河的一次聚会上，曾国荃借着酒兴，大发牢骚，曾国藩一时下不了台。曾国藩强忍住了，对此没有理会。不久，曾国荃的生日到了，曾国藩派赵烈文带礼物前去祝寿，并特意为曾国荃写了七绝十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着这样的诗，曾国荃泪如雨下。这个性格刚烈无比的汉子，终于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8月15日，曾国荃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地，兄弟俩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一回，曾国藩将自己的担心和苦闷向曾国荃和盘托出，粗心的曾国荃恍然大悟，他一下子明白了事态的危险，也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现在只剩下急流勇退一条路了，要想保全自己，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是退，还要退得有序，千万不可因乱生变。曾国藩又赠曾国荃诗一首，既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是告诫各位湘军弟兄：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那一晚曾国藩兄弟俩谈了很久，一直到外面的公鸡都在打鸣了，曾国荃才离开。这一番长谈，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曾国荃如冷水淋头一样清醒过来。曾国荃向曾国藩表示，自己很快就回家养病。曾国藩起身为九弟送行，走到院落里，已明显地感到萧瑟的秋意了，院子里的树叶上已沾满了露珠。肃杀的秋天，说来，就悄悄地来了。

遣撤湘军的那段时间，两江总督府里人来人往，很多老弟兄都是来跟曾国藩告别的。此外，还有一些嘱托。曾国藩都一一应允了。两万五千多名湘军回家了，庞大的队伍离开金陵后，曾国藩突然感到金陵城空了不少，心中如打碎了五味药瓶似的，惆怅无比。曾国藩知道人们会抱怨他的冷酷和铁血，但谁又会知道他心底中的一丝温情呢？而且，越割舍得果断，就越是安全，这支部队如果不迅速解散的话，那么，谁料到会有什么结果？只是，曾国藩心中稍稍有点内疚，这些人都是跟他很多年的家乡子弟，打仗时，把脑袋拎在手上，现在胜利了，却只能解甲归田。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他们获得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湘军大队人马的解散，东南局势变得平稳起来。不仅仅是曾国藩，很多人都为此松了一口气。不过让曾国藩稍感宽慰的是，庞大的湘军水师保留住了——原先的湘军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朝廷的正式编制，这一点，对于湘军很多弟兄，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值得庆幸的还有淮军的保留。以李鸿章处世的圆滑和机智，倒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淮军也算是他的部队，是他命令李鸿章一手组建的。把淮军留下来，是一件好事。有淮军在，自己就会很安全。况且，现在战事还没有真正平息，在北方，捻军异常活跃，淮军打仗剽悍，装备好，对北方也比较熟悉，去担当围剿任务更为适宜。至于其他方面，除曾氏兄弟的直辖湘军被裁撤之外，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吹来，就慢慢凋落了；也像一块冰一样，泡在水中之后，慢慢地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的情绪变得平稳了，这一切，跟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一个理，每个事物的诞生都是有使命的，使命结束了，末日也就来临了。

接下来，又一桩事情让曾国藩大费脑筋，也让曾国藩大伤元气。那就是太平天国幼王失踪案件。金陵破城后，李秀成乘乱护送太平天国幼王出城。李秀成的脚负伤之后，危急之下，他将幼王扶上自己的马，让随从带着幼王突围而去。曾国藩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幼天王去向的报告，以为幼天王在乱军之中已丧命，便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声称幼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一直喜欢唱反调的左宗棠大约得到了一些消息，也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在金陵城破之后，逃往浙江湖州。这一次，是左宗棠第二次不给曾国藩面子了。第一次，是在曾国藩赌气告假回老家丁忧的时候，左宗棠就到处说曾国藩是个“书呆子”、“假正经”，让曾国藩很恼火。这一次，左宗棠的说法同样让曾国藩兄弟很难堪。一番调查后，曾国藩又向朝廷上了一奏折，说幼王并没有逃走……就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打起了笔墨官司，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让曾国藩颜面扫地的是，幼天王的确没死，而且在江西被抓住了。自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与左断交，一直到死都没有跟左宗棠通信。一直到后来左宗棠进军西北，曾国藩在最后的时间里，主动将湘军刘松山部调拨给左宗棠，并且在供给上全力满足左宗棠，为左宗棠在西北战场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左宗棠也投桃报李，大捷之后，上奏朝廷请求褒奖曾国藩。两人到了此时，自然“相视一笑泯恩仇”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1864年10月8日，再度回到安庆的曾国藩带着家眷搬迁至金陵。曾国藩将两江总督府设在了太平天国天王府内。之前几成一片废墟的金陵，在度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之后，像一个病人一样，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市民们陆续走上街，人们的脸上慢慢有了笑容。毕竟，这里曾是六朝古都，什么样的风雨没有见过，金陵人早已习惯于以不变来对待外面世界的瞬息万变了。相对于清峻的北京而言，富丽温软的金陵无疑更具人情味，也更有平民的精神，让人更为宽心，这一点，让同样来自南方的曾国藩感到很亲切。在金陵，曾国藩明显没感到类似京城的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有北方的官僚气，也没有江南的地主气。它既市井化，又有一点书卷气，有一种新型的商业和经济之上形成的市民气象，既市侩又实利，又活泼而平淡。在这座城市，人们有难得的平常心，也有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当然，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还有须臾不可割舍的风花雪月，以及那些经久陈旧的文化。

莫愁湖中的曾公阁

曾国藩慢慢变得安宁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一开始，对于这种不需要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还感到不习惯，但慢慢地，曾国藩开始享受和平的宁静了。有时候，曾国藩甚至会叫一两个戏班子来府中唱戏，然后把彭玉麟、赵烈文他们喊来，呷着好茶，听得有滋有味。曾国藩平日喝得较多的，是安徽的茶叶，无论是黄山毛峰，还是六安瓜片，或者是太平猴魁什么的，他都非常爱喝。当然，曾国藩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永丰细茶。几乎每一年，家里人总要从湖南给他捎上几斤。唯一让曾国藩感到不习惯的是，以前自己满耳听到的，都是湖南乡音，现在，身边左右传来的，都是安徽话，连给他当差的，都换成淮军了。对于此，曾国藩并不后悔，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该散的，总有散的那一天。

对于这样的生活，曾国藩还是心安理得的。毕竟，以曾国藩的人生目标来说，他并不想做一个“神”。在他的一生中，他只是想做一个寻神者，一个能找到“神”的人，一个按照“理”来做人做事的人。只有拥有“规矩”，曾国藩才会有一种安全感，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曾国藩从没想到做一个圣徒，也从没考虑过拯救世界什么的，他只是想尽自己的菲薄之力，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曾国藩始终是人，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人，一个谦谦的君子。这样的初衷，使得曾国藩总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坚韧和毅力竭力争取尽善尽美。他的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信仰力量，像大提琴一样迂回低沉。

晚清时的金陵街道

很快，金陵被攻克后的第一个冬至到了。按照惯例，这一天是祭祀祖宗和亡灵的日子。还没到晚上，金陵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烧纸钱的人。这也难怪，大战刚过，城中新增亡灵无数，哪一家没有凄婉的家事呢？到了晚上，即使在曾府之内，都能听到附近哭声一片，仿佛自己所待的地方是地狱一般。曾国藩不由叹了口气，吩咐家人也烧上几叠纸钱，祭奠一下自己的家人。怔怔地看着那些纸钱在火中变成了灰蝴蝶和黑蝴蝶，曾国藩不由感慨生死之隔如纸一样轻薄。那些当年活生生的魂灵，现在躲藏在什么地方呢——但愿他们在地下安息。

1865年4月，朝廷继续爆发政权斗争，那拉氏亲拟诏旨，斥责恭亲王奕䜣妄自尊大，目无君主，暗使离间，诸多挟制等等，革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准干预政事。在金陵，第一时间里，曾国藩像一头警觉的猎犬一样获悉了这个消息，曾国藩担心这件事只是一个信号，随之还有相应的行动。既然对奕䜣都可以爽然弃之，对于大臣，更可以卸磨杀驴了。曾国藩苦思数日，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想听听他们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4月27日，曾国藩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乘一只小舟来到了长江之中，在浩渺无垠的江面上，密谈良久。彭玉麟一直是曾国藩的心腹，为人刚正，淡泊名利，曾国藩很信得过他。彭玉麟劝慰曾国藩说，不行干脆归隐山林算了。曾国藩苦笑着说，山林里就安全了吗？彭玉麟又向曾国藩建议：干脆自己带头向朝廷递交奏折，要求朝廷善待功臣。曾国藩想了想，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莽撞行事。两人商定的结果只能是静观其变，从京中进一步了解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很快，从京城传来的消息证实，奕䜣只是被罢了“议政王”一职，不久，又开始主政军机处了。曾国藩一颗悬着的心又落了回去。

彭玉麟画像

这时候，朝廷似乎也察觉到了曾国藩在想什么。毕竟，对于曾国藩，同是属羊的慈禧太后还是很了解的，在曾国藩大张旗鼓地做出一系列让朝廷宽心的举动后，慈禧终于明白曾国藩的初衷，甚至，都稍稍有点感动了。朝廷接连下了三个谕旨，让曾国藩连吃三粒“宽心丸”：一是军费报销免办清册；二是金陵窖藏金银去向不予追查；三是不再深究走脱幼天王之责。

那一天，曾国藩专门去了一趟金陵郊外的灵谷寺。在灵谷寺，曾国藩与寺内的住持品茗闲谈，大道相通，曾国藩感觉到，寺内的那些高僧，还是有大智慧的。言谈之际，曾国藩颇感受益。曾国藩还特意在灵谷寺买了一些名贵的檀香。现在，他又可以关起门来，安详静坐，享受奇特的异香了。长久以来，除了立功立言立身之外，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宁静了。不仅仅是曾国藩，每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向的追求，就是宁静致远，在宁静中求得三昧。香气馥郁之时，曾国藩反省着自己的行为，当身体和思想松弛下来之后，有些事情，就不成问题与障碍了。这一点，是曾国藩最深刻的感触。有时候，曾国藩会在午后小睡一番。半醒半睡之中，曾国藩能感到凉爽的江风吹进窗口，有喜鹊在屋顶上快乐地鸣啼。身处这样的轻松环境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卸下了很多东西，身心也松弛了不少。

第十章　忧郁如疾

一踏上淮北的大地，曾国藩就感到一股刺骨的寒冷。

虽然曾国藩来到淮北已是7月了，天酷热难当，但在身体之中，曾国藩还是感到有一种寒意。这种寒意，仿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体内，是自己身体之内深藏的冰。淮北的一切看起来一览无余，满眼望去，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苍茫荒凉，一望无际。只是在旷野之中，到处生长着贱命的杨树，高高地耸立，遮挡阳光，也遮挡人们的视线。因为热，知了躲藏在杨树密密的大叶片里，一个劲地扯着嗓子叫唤。这也难怪，身处这样的地方，昆虫也会感到焦躁；不像南方，山清水软的，虫鸟在怡然自得的情况下，叫起来也是悦耳的。这里的人想必也是这样吧，身处尘埃遍布的环境中，难怪都那么好恶斗勇呢？曾国藩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从江南来到淮北，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明显地变得焦躁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金陵惬意的生活刚刚开了一个头，就戛然中止了。从接到剿捻的上谕，到离开金陵，这当中一共有半年时间。曾国藩拖拖拉拉地在金陵磨蹭，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去趟这摊浑水。湘军刚刚攻下金陵，上谕就到，让曾国藩率领军队北上剿捻，以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接到这样的旨意，曾国藩一时不知所措。对于这一次北上剿捻，曾国藩很有情绪，一方面，他实在是不想再替朝廷卖命，十数年的戎马生涯，已让曾国藩厌倦战争中的一切，况且，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对繁重的事务，已明显缺乏精力，会经常莫名地焦躁心慌。此外，湘军的撤裁事务，以及与左宗棠的笔墨官司，都让他烦透了心，也很难脱身。不仅如此，曾国藩感到不满意的还有，朝廷此番安排，是让他跟官文以及僧格林沁一道“会剿”，以僧格林沁为主帅。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身为两江总督的他，还必须听官文和僧格林沁的。这样的安排，更让曾国藩不高兴。不过，朝廷让曾国藩参与剿捻，正好给曾国藩保存李鸿章的淮军找到一个理由。曾国藩上奏说：临阵指挥，非我所长，如果一定要我西上助战，须调淮军随同出征。言下之意是，湘军已经大量裁撤，无兵可用，只能依靠淮军了。淮军目标不如湘军大，在实力和装备上更强，在关键时候，还是能用得上的。曾国藩一方面派刘连捷的湘军直入黄州，听候官文调遣；另外一方面，将淮军主力分为三部：铭、盛军北上剿捻；松、勋军南下赴闽追剿太平军余部；其余各部留驻江苏。至于本人，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打算移师驻扎安庆，统筹调度。奏折递交上去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在家书当中说，他实在是不想再接这个事情了，如果趁机被解除军权，就此体面下场，也属万幸。

不久，由于剿捻形势发生变化，曾国藩的北上推迟——先是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太平军跟僧格林沁的清军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一带展开决战，太平军大败，主帅陈得才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祜王蓝成春同时殉难，太平天国将领马融和、范立川率数万人投降；然后，捻军与僧格林沁在鄂东一战中，再次溃败，僧格林沁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回复曾国藩，让他先不要着急去安庆，也不必向李鸿章办移交，暂且驻扎在金陵，随时听取调令。这样，曾国藩暂停了北上，继续在金陵处理善后工作。

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北方的捻军又有了大动作：鄂东之战，捻军虽然受挫，但仍有数万兵马。不久，捻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赖文光部联合，拥赖文光为首领。两军合并后，在豫南地区进行整编，决定“易步为骑”，以骑对骑。经过改编，新捻军以骑兵为主，拥有骑兵一万多人，部分步兵也配备马匹，甚至一个骑兵不止一匹马。在作战方法上，新捻军以运动战为主，没有一个基本的战略根据地，聚散无定，打了就跑，疾如风雨，运动速度特别快。中原地区面积大，这些捻军来无踪去无影，官兵们很难捕捉到他们，地方之间也很难兼顾。因此，各地的官兵吃尽了捻军的苦头。北方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因为曾国藩迟迟没有北上，刚愎骄横的僧格林沁等不及了，他依然运用横冲直撞的蛮牛战术，对捻军穷追猛打，想一口把捻军吃掉。甚至，僧格林沁为了追击捻军，把马的缰绳拴在自己的胳膊上，夜以继日马不停歇。清军一共追击了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部队疲惫不堪。这时候，捻军设下了埋伏，等着僧格林沁钻入包围圈——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将僧格林沁孤军深入的部队团团围住，双方的厮杀一直持续到深夜，僧格林沁部一万多人被歼。僧格林沁本人逃到麦田里，被捻军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张皮绠找到，一刀下去，身首异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极度震惊。十天后，上谕再次传到金陵：命曾国藩带领亲军小队，轻骑就道，兼程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剿。

奉到上谕，曾国藩大惊失色，他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窘境：湘军裁减大半，兵力单薄，如何剿捻？且捻军多为马队，官兵以步对骑，如何制胜？曾国藩还是不想北上，但上谕难违，曾国藩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他又上了一个奏折，列举了自己的几点困难：

一是兵力不足，金陵仅湘军三千人。淮军虽称劲旅，但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曾国藩调遣，人数少，不成气候。为解决兵力不足，必须以先前湘军的做法，在徐州一带募集兵勇，协助作战。二是战马缺少。捻军战马极多，此次僧格林沁蒙古马队溃散，捻军又掳战马逾万匹。如没有骑兵部队，官军将不战而败。曾国藩提议在徐州添练马队，另派人到北方买战马千余匹。三是扼捻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而防河之策，应该为目前第一要义。江南水师，于黄河水性不合，要防河，应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兴办黄河水师等等。四是北方土地面积广大，捻军的活动范围很大，自己的权力不能完全兼顾，因此朝廷要号令各地方官员，恪守自己的职责。

曾国藩把众多的困难一一列举，就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万一自己剿捻失败，也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曾国藩太清楚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的艰难呢？曾国藩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朝廷对湘军的不公，十几年的战争，岂是轻轻松松就能打下的？那要牺牲多少子弟兵，浪费多少金钱，涂炭多少生灵啊！

同一天，曾国藩又向朝廷追加了一个奏折，曾国藩还是不想趟这一摊浑水，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精力疲惫，近来更是衰败，说话二十句左右，舌尖就会麻木艰涩，不能再说。希望皇上恩准，另选懂军事的大员督办军务，自己愿以闲散人员的身份在营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朝廷当然不同意曾国藩的推脱。这一回，朝廷看起来对曾国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由该大臣指名严参。这等于又将这三省的军政大权都交给曾国藩了。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了。虽然曾国藩不在与捻军作战的第一线，但对于北方的战局，还是相当了解的。在透彻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捻军虽获大胜，但黄河此时正在涨水，捻军不可能北渡；且这时李鸿章已派潘鼎新部十营北援，捻军不会威胁京城，朝廷尽可放心。其次，由于捻军都是马队，剿捻队伍必须扩大骑兵。同时，剿捻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兼顾四省毗邻的十三个府州。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由自己来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三千人，从金陵北上徐州。这一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不好的征兆——曾国藩启程之时，欧阳夫人及女儿也准备离开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转往湖南老家。一家人跟着曾国藩一起去下关码头，然后分道扬镳。在码头，曾国藩启程之时，水陆诸军照例鸣礼炮相送，不料，仅有两个月大的曾国藩的外孙女受了惊吓，随后竟一命呜呼。这一件事，让曾国藩很是难过，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之后，航行在长江上的曾国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张宗禹正指挥捻军围攻据守雉河集的清军。曾国藩被迫转道，率领人马先进驻临淮关，指挥湘军、淮军与豫军等陆续增援雉河集。捻军见曾国藩来势汹汹，只好撤走。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捻军又打马转道河南。捻军就这样跟曾国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游戏。

真正地与捻军作战，曾国藩不得不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根据对手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曾国藩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即兵法常说的“知己知彼”。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掌握了捻军的长处和短处，在曾国藩看来，捻军的长处有四点：一曰步兵长竿，于枪林弹雨中冒烟冲进；二曰马兵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至于短处，曾国藩同样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其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有的放矢，制订出一套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该跟着捻军运动，要“以我为主”，在摸清捻军活动范围的基础上，扼守四个关键地点，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以及河南的周家口。曾国藩亲自守徐州，安排刘松山守临淮，刘铭传守济宁，张树声和周盛波驻防河南的周家口和归德；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再安排四支机动部队进行突击，他们分别是潘鼎新、易开俊、张诗日统率的三支陆师，再加上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率领的一支马队。这四支精锐部队直接由曾国藩指挥，至于其余的武装力量，则由四省巡抚率领。这样，对捻军作战，一直保持着“四镇四游”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来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国藩此次堪称“全民动员”——在地方上，曾国藩责令各省巡抚在捻军经常出没之地修筑圩寨，设立圩长，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一点给养；又制定查圩法，对圩寨进行彻底清查，把与捻军有关的人列入莠民册，按册缉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册，推行保甲连坐。圩长则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一策略，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曾国藩还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对于各地村寨的执行情况明察暗访，对一些违规的村寨和村民，大开杀戒，杀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带，有时一个村寨就诛杀十多人。这样一来，当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捻军联系了，捻军没有村民作掩护，不仅失去根据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础。

一年后，即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完善了战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捻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选择河流作为自然屏障，在河流边布防。曾国藩把捻军的活动范围锁定在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的地区，在可能渡河的岸边重点布置人马，制造屏障，封锁住这些河流。这样，捻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马队也就没了优势。这个办法，真亏曾国藩想得出来。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个笨办法，因为防范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在没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这样的笨办法，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很快，这个办法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捻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区域里，顿感局促，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驰骋了。当捻军的马队跑不起来的时候，曾国藩部队的洋枪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场。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战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是有相当作用的。这也使曾国藩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几乎跟捻军打了一个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捻军的实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对付捻军的经验，这也为后来李鸿章的最后获胜奠定了基础。

在剿捻的过程中，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地方大员的处事不力，让曾国藩很是头痛。由于剿捻牵涉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好几个省，地域广大，加上参战的部队良莠不齐，异常复杂，政令经常不畅。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得劳神耗心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内部矛盾：有地方军和正规军的，地方军与地方军的，黄河北岸军和南岸军的，湘系与淮系的，等等，错综复杂。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的矛盾，是一件极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对于做事认真执著的曾国藩来说，处理复杂矛盾，本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特长。尽管曾国藩在重新出山之后颇得黄老之道，但对于朝野内外那种复杂无比的人事关系，坚持原则的曾国藩一直颇感失望。可以说，这些盘根错节，让曾国藩觉得心力交瘁。每当曾国藩处理一件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剿捻之初，最让曾国藩伤透脑筋的，就是陈国瑞与刘铭传的“械斗案”了。陈国瑞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悍将，之后反戈一击投降了僧格林沁。因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对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后，陈国瑞划归曾国藩指挥，当时，以总兵的身份驻扎在济宁。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领五千士兵进驻济宁城郊后，因为受曾国藩的委任负责该地区的全权事务，刘铭传颐指气使，令陈国瑞速速来见他。心高气傲的陈国瑞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不仅不见刘铭传，相反，还乘夜幕降临，袭击了刘铭传的营地，杀死了刘铭传数十个士兵，抢走了三百杆洋枪。刘铭传火冒三丈，点起两千淮军直冲济宁城。陈国瑞哪里敌得过剽悍的“铭”字营呢，结果是淮军不仅夺回了三百杆洋枪，把陈国瑞也活捉了，关在营中折磨了三天三夜。陈国瑞被放出来之后，连滚带爬赶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刘铭传给告了。

前方没有杀敌，后方自己人倒干上了。这起械斗案让曾国藩非常恼火。在先前的湘军中，是很少出现这种事的。大敌当前，曾国藩只好先暂时把这事冷一会，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安抚一下。谁知粗鄙的陈国瑞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几次让他带兵出击，陈国瑞都拒不执行。曾国藩一气之下，软硬兼施，向皇帝参了陈国瑞一本，说陈国瑞在僧格林沁遇难之时，援救不力，只身逃走，本当治罪，因考虑大敌当前，让他戴罪立功，视情况再予以处理。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陈国瑞见上谕治罪，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学乖不少，再也不敢对曾国藩不恭敬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了……类似的风波还有不少，着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内部基本理顺了，前方战事的进展，却一直超出曾国藩的计划范围。捻军的马队跟先前的太平军的确不一样，他们居无定处，出没无常，很难追踪到他们的大批人马。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了捻军的踪迹，等到曾国藩调集人马前来围剿时，那些捻军马队会突然急行军，跳出曾氏所划定的防区，让清军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曾国藩一直束手无策。在剿捻过程中，朝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对前方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对于曾国藩的用兵，屡屡进行干涉。这样的瞎指挥让曾国藩非常不舒服。以曾国藩的想法，对于捻军的围剿，一定得不急不躁，一着急，会容易自乱阵脚，陷入敌人的圈套。以目前的态势，只要稳扎稳打，不给捻军以可乘之机，还是有相当机会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和地方一定要联动起来，如果军队和地方能做到整体联动，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战事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

1866年3月25日，曾国藩由徐州启行赴济宁。途中，曾国藩先是在山东邹县的孟子老家，朝拜了孟子庙。然后，曾国藩又来到了曲阜，朝拜了孔庙和颜回庙。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在孔、孟的家乡盘桓。在曾国藩的心中，孔子和孟子所处的那个遥远的古代尽管充满兵燹，却依然是一个芳香的年代。在孔庙，曾国藩细细地观看了悬挂在壁板上的各个时代的圣贤图，参观了金丝堂所藏的各种古乐器，也看了乾隆帝当年来孔府祭祀时所赐的几件周朝青铜器：木鼎、亚樽、牺樽等等。对这些礼乐之器，曾经当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非常熟悉。现在，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和摩挲，曾国藩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曾国藩感到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传统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典籍中，而是无处不在，如空气和水一样，一日日地浸淫你，如影随形，如鬼似魅。

在曾国藩心中，孔子和孟子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乱世之中，他们都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人，就是要有这种精神的。就孔子和孟子而言，他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孟子可以说是少年哲学，英气逼人，讲进取，讲内圣外王，这实际上是对于人本身的一种至高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这样的要求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还有作为上的。孟子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健康与积极的一面。至于孔子呢，相对来说，更加温柔敦厚，他的学说更像是一个中年人，平和、敦厚、智慧。孔子重视的是对于个人内心的冶炼，以及个人行为的修正，并将这种冶炼上升到道德和“仁”的范畴。在曾国藩看来，什么是“仁”？“仁”实际上就是种子，是人格中最核心的部位。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明白自己实际只是人类的一部分时，他就会摒弃私欲，归于“大我”了。这样的境界，才算是得“仁”了。虽然曾国藩一度热爱孟子和孔子，但此时此刻，他最崇尚的，却是老子和庄子。在曾国藩看来，老子和庄子更智慧，更洒脱，也更具有平衡的意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接近于这个世界的真谛……当然，这些先哲们的思想都不是矛盾的，他们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点，也各有自己的年龄段罢了。大道相通，其实，他们的思想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现在，徜徉在孔子和孟子的家乡，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他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跟这些圣贤对话的，这些圣贤在他面前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而和蔼，这样的感觉，使得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内心跟他们相比，装盛的，已是同一个东西了。

从4月初起，曾国藩就一直驻扎在山东济宁。北方的春天跟南方的不一样，南方这个时候，已是莺飞草长，春意盎然了，但在北方，原野上遍布的榆树和槐树还没有吐出新芽来，春天，就那样地姗姗来迟，让人心焦。每天，曾国藩都要在院落里踱着步，有时候抬头眼光扫到树梢上，会不由自主地替这些树着急。当树枝吐出新绿的时候，曾国藩收到了九弟曾国荃的一封信，告知已在湖南老家养好了病，准备赴湖北巡抚任。让曾国藩更为高兴的是，曾国荃告知同时新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新湘军，打算从武汉进军河南，从西部围剿捻军。这样的消息让曾国藩很兴奋，曾国藩知道曾国荃在打仗方面，的确是一个天才。有了弟弟的支持，曾国藩心里踏实了不少。不久，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湘军猛将鲍超率一支湘军旧部赶到湖北，也打算从西部对捻军发动进攻。有了这两个打仗不要命的猛将，曾国藩分明能感到胜利的指日可待了。

7月底，曾国藩由济宁登舟启程前往河南周口。这个时候，捻军的主力全部聚集在河南境内。在此之前，捻军因为不能渡运河东进，只好掉转方向，一度进至亳州、怀远等老根据地。因为在清圩过程中大批同情捻军的支持者被杀，当地百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与捻军来往。捻军失去了百姓基础，钱粮供应跟不上，只好重返河南西南部境内。曾国藩急调刘铭传、张树珊、潘鼎新等部赶赴沙河一线，兴办贾鲁河、沙河防河工程，并调刘松山、张诗日各军渡贾鲁河西进，与曾国荃、鲍超军配合，力图将西捻军限定在豫西、鄂东地区，形成口袋阵势，瓮中捉鳖。曾国藩最担心的就是捻军突破这个口袋，进入西部或者东部，那么，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从济南去周口的路上，曾国藩重点察看了运河堤墙的防护措施。如果捻军向东进军的话，那么，南北向的运河将是防守的重点。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是，运河沿岸各个地方军事工程的进度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看到这样的情景时，曾国藩非常气愤，他把那些地方官一一招来，铁青着面孔在工地上进行训斥。到了周口之后，曾国藩仍是放心不下，一再敦促几条河流的防护工程的进展。不久，曾国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河防工作的不力，捻军在遭到清军的围堵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全力挣脱出包围圈——捻军张宗禹部与任化邦、牛洛红、赖文光部于河南中牟会师，在开封附近的芦花冈击溃河南的清军，乘夜突破了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听闻这一消息，曾国藩又急又气，伤心失望之际，他感到身体明显不支，稍一用心，就觉得身体内频出虚汗，耳鸣得也非常厉害。那一段时间，因为白天的事务太多，用心太多，晚上，曾国藩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又犯了。并且，由于压力增大，身上的癣疾也发作了，每到子时，更是奇痒难耐。

捻军突围以及河防之策的失败，在朝廷引起了很大震动。那些大臣们这一下子算是抓住把柄了，本来，这些习惯说大话的家伙一直对曾氏兄弟手握重兵不满，这一下，总算给他们一个显示自己聪明的机会了。他们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警告曾家兄弟，以示天威。有人甚至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转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辞强硬的参劾抄件。自从带兵以来，曾国藩还是第一次面临如此集中的责难。曾国藩嗅到了一种不祥的信息，他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了。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后，头脑又重新冷静下来。

任陕甘总督期间的左宗棠

曾国藩对自己的剿捻策略作了一番反思，他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地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唐末黄巢之后，最大规模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纵横十几个省，居无定所，驰如流星，如秋风扫落叶般摧城拔寨，明朝官兵无可奈何，包括相当能干的内阁大臣杨嗣昌在内。最终，李自成以他快速流动的攻击方式，直入北京。崇祯皇帝情急之下，持剑准备杀死女儿长平公主，一剑下去，砍下了胳膊，女儿倒在了血泊之中，崇祯再也不忍心下手了，只好长叹一声，在煤山上吊身亡。在抗击李自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运用有效的方法，给予李自成以有效打击，让李自成差点全军覆没。此人就是明朝著名将领孙传庭。孙传庭对李自成采取的军事策略便是围堵，把李自成的马队限制在一定区域之中，不让李自成的运动战发挥优势，然后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辅之以流动进攻。这样，李自成遭受到了潼关之围，只是带着十几骑突围而出，逃往商洛山。曾国藩所设计的抗击捻军的策略，就是来自孙传庭的围堵方式。重新回顾《明史》，曾国藩更确认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好罢了。这么多年以来，对于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这一次，他准备跟朝廷软顶一场，坚持自己的河防战略。

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突然发生，让曾国藩大伤脑筋——正在襄阳打仗的弟弟曾国荃跟湖广总督干上了！曾国荃在湖北巡抚的位置上带兵打仗，因为湖广总督官文在后方支持不力，玩忽职守，曾国荃的新湘军久战无功，损失巨大。曾国荃一气之下，收集了许多官文贪赃枉法的证据，向朝廷参了官文一本。曾国荃的这一奏折，在朝廷引起了轰动。不甘寂寞的左宗棠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听说此事后，也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认为曾国荃的奏折写得非常好，表示全力支持曾国荃，主张将官文撤职。官文为了报复，也参了曾氏兄弟一本。这样一来一往，几个地方大员在朝廷里打起了官司。这一桩公案夹杂在战事之中，更让曾国藩彻夜不眠。每天晚上，曾国藩只要一想到这些事情，就觉得太阳穴跳得非常厉害。曾国藩思考了很久，也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认为官文功不可没，还是应该力保。对于曾国藩的态度，朝廷非常满意，认为曾国藩宽厚待人，有大局观念。可能是为了照顾正在打仗的曾氏兄弟吧，朝廷将官文调至京城掌管刑部，由李鸿章接替官文出任湖广总督。由于李鸿章暂时离不开，安排由李鸿章的哥哥、湖南巡抚李瀚章暂时替代。虽然事情还算得到圆满解决，但曾国藩知道这一切全是由于曾国荃的鲁莽造成的。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曾国藩变得更加心力交瘁了。

再说捻军，在冲破了沙河和贾鲁河的防线之后，继续东进，进逼到运河附近，想突破运河防线。曾国藩重新调整了战略，他仍驻周口统领大批人马，一方面速令李鸿章出驻徐州，与山东巡抚会办东路；另一方面，让曾国荃移驻南阳，与河南巡抚会办西路。这样，剿捻就形成了东路、中路和西路三路大军。这一回，曾国藩的运河防线起作用了。10月初，捻军由城武猛攻运河堤墙没有成功；掉转方向，又想在郓城、菏泽、曹县等地突破，同样没有成功。这样，捻军不得不重回河南境内，在许州，捻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另一支则由张宗禹率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突围。到了11月，背水一战的捻军终于获得了成功：张宗禹率西捻军冲破了清军的阻截，穿越秦岭进入陕西境内；赖文光与任化邦率领的东捻军，在从曹县抢渡运河失败后，又跑到河南境内，再次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湖北境内——这样，曾国藩千辛万苦布置出来的河防军事布局，又被钻出了新漏洞，曾国藩全歼捻军的想法再次落空。

在周口指挥的那段时间，曾国藩终日惶惶。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反而变得首鼠两端胆小如兔了。当年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在总体上，自己还是沉着明敏、气定神闲的。现在，那种镇定和无畏，怎么一点也找不着了呢？老了，还是老了！进入冬天之后，曾国藩更是感到冰冷入骨，自己的身体虚弱得如同病猫一样，软沓得不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曾国藩试着用补药来维持体力，尤其是人参，用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仍没什么效果。曾国藩一直忌讳各式各样的药，认为凡药三分毒，但此刻，曾国藩也是顾不得了，他只想着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大量地服用人参，使得曾国藩的肝火明显旺盛，到了最后，他的左眼开始失明，右眼也变得模糊，曾国藩已经面临失明的危险了。

既然活着都如此艰难，那么，继续在任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体稍好了一点之后，曾国藩毅然决定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续向朝廷发了四封奏折，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全力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可以担当大任，请求朝廷安排李鸿章来接替他；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实际上就是退居二线，充当李鸿章的顾问。曾国藩又向朝廷请求，自己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曾国藩提议李鸿章来接替自己，无疑是最佳选择，剿捻的主力部队淮军本来就是李鸿章所统领的，如果让他来指挥，可能比自己还熟稔一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就是：曾国藩想把剿灭捻军的功劳让给李鸿章，以目前的情况看，只要坚持河防战略，剿捻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自己的前程，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能超过自己的，只能是处事更为练达的李鸿章。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借花献佛，把李鸿章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在大帐中无事时就翻阅《易》，以排遣郁闷，缓解情绪。每当曾国藩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国藩总习惯性地翻读《易》来调整自己的心绪。《易》会让曾国藩想起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生命不仅仅只是这个实在的世界，还有更广大的世界让人无法涉及。有更广大的未知世界作参照，对于这个世界，往往就会看得更清晰，也会变得更为冷静客观。曾国藩一直不算是一个战争狂人，虽说曾国藩借助战争青云直上功成名就，但在内心深处，对于战争，曾国藩一直是排斥的。那一天晚上，在灯下读《易》，曾国藩想得很多，他在想：就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等，可以称为“阳”的话；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压抑等，可以归结为“阴”。阴与阳，一定要互补、要调和。就“阳”而言，自己得到的已够多了。不说少年时的一帆风顺，就说自己做了朝廷大员之后，自己上辈健在，儿女双全，这就已经是接近完美了。有这样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从阴阳平衡的角度，每得到一项福分，曾国藩就害怕自己会损失什么……对于人生，曾国藩感觉就像坠入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他时常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这个世界，所有的因与果那样复杂，乍明乍暗，人生一世，一定得谦逊小心才行。这样的姿态，才是一个人的最佳生存方式。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画着一个圆，不求画大，如果能圆一点，就算是非常圆满了。

1866年12月12日，朝廷终于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全力围剿捻军；曾国藩补授大学士，回两江总督本任。到了月底，曾国藩派员到徐州，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交李鸿章。这个行为后来还曾引起议论，说曾国藩是不愿意交出大权，所以才如此怠慢——按理说，关防交接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由双方亲自交接——其实，曾国藩只是身体不佳、行动不便，所以也就没亲自去徐州交关防了。在此之后，事态的发展都是由李鸿章来承担了——过了新年之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曾国荃所统率的新湘军郭松林部在湖北安陆府被东捻军击溃，郭松林重伤被俘，之后被救出。不久，另一个更不好的消息传来，淮军张树珊部在湖北德安府被歼，淮军大将张树珊阵亡。在周口，病中的曾国藩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心若死灰。战事就这样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

1867年的春节是在周口过的，这一辈子，曾国藩从未度过这样一个寂寥的春节。年前，周口一带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皑皑白雪中，周口一下子变成了死寂的孤岛，几乎所有的道路都中断了。身处这样的孤岛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像上天的弃儿一样，变得可有可无。外面的世界，跟自己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身处这样的绝境之中，心境更是忧伤而颓唐。曾国藩真正地感到，对于这个世界，自己已缺乏很多兴趣了，唯一值得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内心。身处大帐之中，曾国藩不时能听到军营附近的爆竹声，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听着这样的嘈杂声，曾国藩觉得自己的太阳穴跳得更厉害了，像有人使劲地拽着自己的神经似的。这会不会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呢？好不容易到了正月初五，手下探明，道路开始通畅了。曾国藩立即传下话来，让随从们收拾行李，打算赶回金陵。从周口到徐州的路走得非常艰难，很多地方的雪还没有化，车马走得格外小心翼翼，有好几次，曾国藩所乘的马车差一点就出事，随从们都惊恐万分。曾国藩倒没理会，他一直瞑目沉思，不发一言，就像游离于两个世界似的。随从也不敢惊动他，他们觉得，大帅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也越来越令人害怕了。2月19日，曾国藩到达了徐州，李鸿章带着一帮大员们在城外恭恭敬敬地迎接。看着李鸿章也是一张疲惫不堪的脸，曾国藩不由心存怜惜。李鸿章小自己一轮，也属羊，跟自己一样，也是一头受累的羊。李鸿章先是关切地询问了一些老师的身体情况，然后，双方的话题转到了军事上。曾国藩语重心长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一再强调河防的重要。李鸿章频频点头，看得出来，李鸿章对于老师的河防策略，还是很认同的。这一点让曾国藩异常欣慰。曾国藩想的是，只要李鸿章认可自己的主张，就一定会取得剿捻的胜利，而自己灰溜溜地从战场上撤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失败，只不过是自己心力不济罢了。

淮军将领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曾国藩感到无奈，也感到悲凉了。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刘铭传和鲍超竟然也在战争之中反目成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鸿章命刘铭传与鲍超一同进攻湖北尹隆河处的捻军。刘铭传赶到尹隆河后，见鲍超还没到，想贪得头功，孤军深入，遭致捻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幸亏鲍超军队赶到，将刘铭传救了出来。谁知刘铭传反而责怪鲍超延误约期，双方闹得极不痛快，差一点又大打出手。状告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同样也感到棘手。这两个人，都是打仗不要命的猛将，但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都想争头功。李鸿章无奈，只好和起了稀泥。结果得理不饶人的老资格湘军猛将鲍超不答应了，这个深山野夫本来就不是那种权力欲很重的人，一气之下，干脆称病回老家去了。鲍超走了，湘军群龙无首，按惯例，李鸿章得将鲍超的“霆”字营解散。这一切，都在曾国藩的眼皮底下进行。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没有表态，他感到无力的是：打仗，是要锐气的，不管是为什么打仗，一支部队，还是想法单纯一点，纯粹一点好。现在，部队变了，人也变了，很多人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很难打胜仗了。

1867年3月8日，李鸿章由徐州移驻周口。3月21日，潇潇春雨中，曾国藩离开了徐州，启行返回金陵。曾国藩登船之时，回望身后那座在烟雨中孤然兀立在原野中的城池，不禁伤感异常。曾国藩知道，自己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就以这样的冷清方式结束了，命，这就是命，曾国藩不得不再一次认命。战争——那是多么阴晦和沉郁的时光啊！几多不幸，几多痛楚，几多危难，几多惶恐，以及长期窒息在心的不确定感和焦灼不安的怀疑，终于离他远去了。

曾国藩离开之后，一开始，战事依然惨烈——继刘铭传鄂西尹隆河一役被打得花翎落地落荒而逃后，淮军悍将唐殿魁，在一场短刀肉搏战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尽管如此，李鸿章一直坚持沿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在沿河岸边和险隘处广筑长墙，水面上密布水师战船，同时加大坚壁清野的力度。捻军马队在范围被逐渐缩小后，失去了奔驰流动的优势，同时，粮草供应不上，人心思变。很快，战局得到了有效扭转——东捻军在破运河堤墙东去之后，李鸿章调集数省的人马，移师山东，对东捻军仍旧实行包围。东捻军又想掉转方向突破运河，重归河南，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击——这一回，季节帮了李鸿章的大忙：雨季到来，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东捻军渡不了运河，军心大乱。东捻军骁将任化邦被淮军派出的奸细刺杀，军势转衰。之后，李鸿章率领人马在山东寿光将东捻军团团围住，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奋力杀出，南走江苏，在扬州被俘。张宗禹的西捻军听说东捻军失败，由陕西宜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西南角，直插河南怀庆，再折而北走直隶定州、保定、边马至北京房山，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西捻军这一神速行动，让京师陷入极度惊慌，朝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军，前堵后追。这样，在黄河以北的山东、直隶地区，竟集中了清军十余万人。西捻军陷入了西阻运河、北阻减河、南阻黄河、东临大海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无法突出重围。最后，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

1868年8月底，早已回到金陵的曾国藩听到前方战报后，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捻军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曾国藩感慨的是，偌大的中原，在这样的蹂躏与践踏中，又会是轮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只要是战争所及之处，必定赤地千里、日月无光。如果真是这样，那种所谓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国藩甚至懒得去打听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对于这个世界，此刻的曾国藩已徒生厌倦了。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精力每况愈下，对于时间也越来越缺乏敏感，有时候他甚至都弄不清现实与虚无的界限了。跟所有上了年纪的智慧老人一样，曾国藩又开始了新一轮意识转化，习惯于清醒的糊涂了。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回到金陵之后的曾国藩一直郁郁寡欢。

从1867年4月初回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启程赴直隶总督任，曾国藩在金陵只住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剿捻的中途回归，曾国藩关于两江的宏图大业也消减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壮志。对于人生，曾国藩已有一种接近大悲的感觉，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的衰弱，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莫名的伤痛总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在曾国藩的身前左右。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他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在很多时间里，他精神恍惚，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甚至，他的思维会经常性地出现空白，就像一个没有底的容器一样。更可怕的是眼睛，读书，对于曾国藩来说，已是变得很吃力的一件事了。他需要戴上眼镜，凝聚心力，才能进入字里行间。有时候，即使是戴上眼镜，眼前也一片昏花，那些文字如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一样，让他无法捕捉。另外，让曾国藩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有一些东西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身体内消失，那些曾经的敏锐、机智和渊博，都像茶壶口里飘出的蒸气一样，从自己的脚心、手心，以及所有的地方悄悄散发开去。

剿捻的经历等于让曾国藩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昔日精干老辣的官员如今已是元气大伤、形神困悴。年纪并不算太大的曾国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每天晚上，当提起笔记述当天的事情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开始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将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很多次，也不顾左右的人是否聆听。并且，曾国藩还热衷于像一头老牛一样，经常性地反刍自己的人生时光——对于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国藩倒是时常从记忆的储柜中调出来，细细地品味一番；但对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将要处理的事情，曾国藩经常性地丢三落四、弃之脑后。

回任后不久，有人反映，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情况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并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幕僚们向曾国藩报告这些情况时，曾国藩摇了摇头，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鸿章的人，是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此时的李鸿章正顶了自己的缺，在前线跟捻军打仗。如果他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那是万万动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交易，这一点曾国藩绝对知道。

现在，曾国藩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国藩除了过问一下丁日昌那边的粮草供应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家清养身体。由于休息较好，身上的癣，也不似以前那样奇痒难忍了。身体稍好之后，曾国藩觉得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只有身体还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怀疑，才会觉得做点事还有意义；在病中，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曾国藩在衙署的后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闲，就提起锄头去种点瓜果蔬菜。这是曾国藩的习惯了，在曾国藩的想法中，男人种地，女人纺纱、做衣、做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劳动不但让人活动筋骨，还可以让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们都要干一点农活。干一点轻微的体力活，让曾国藩身心都觉得愉快。

自四十岁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国藩想象的生活中，他应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株，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这样的情景，是曾国藩早年所读的桐城派戴名世的文章中提及的。戴名世虽然因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被清廷杀了。但曾国藩对于戴名世文章中表现出的性情和追求，还是颇为赞赏的。曾国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个地方，造屋，种树，过一种林和靖梅妻鹤子似的生活。这种念念于自然不忘个人空间的追求，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常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国藩对于家乡更是梦回萦绕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经营闲雅空间的念头一直伴随着曾国藩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终究没能如愿。在这一年中，曾国藩一共给朝廷打了三次报告，都是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告老还乡。朝廷出人意料地对于曾国藩出了足够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养病。曾国藩每次接到上谕，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自己在任上，总是要盘很多烦心事，不盘烦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误国。欣慰的是，朝廷还算是对他信任和宽容。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里偷闲，曾国藩开始频繁巡视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说是巡视，其实也只是随意看看，不带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后，因为一直忙于裁减湘军、战后恢复等事宜，曾国藩还没有在金陵细细看过。重回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带了。秦淮河一带是六朝古都的标志，也可以说是金陵城的晴雨表。从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两江的整体情况。秦淮河畔柔弱委顿之风算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当年的兵燹现在已看不到什么踪迹了，金陵城又变得繁华安宁。尤其是秦淮河一带，又恢复往日的灯红酒绿：那些停在河岸里的画舫游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如同温柔乡一样。联想到刚刚入城时的凄惨情景，曾国藩不由感叹，时间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转瞬之间，就能把创伤涂抹得干干净净。说起来，秦淮河的繁荣还真有曾国藩的功劳——当年太平天国攻占金陵之后，下令禁妓禁烟。妓女们闻风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批有钱的商人，也跟风转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业受此影响，变得很萧条。曾国藩进入金陵城之后，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恢复了妓院。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倒是很达观的，食色性也，哪里能禁得住呢？春秋时齐相管仲在兴国安邦时，就专门设了“女闾”，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执政者总是实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会变得很乱。曾国藩才不是那种迂腐武断的道统呢！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曾国藩甚至带头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饮酒，宴请宾客。结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们又回来重操旧业。秦淮河热闹了，那些有钱人也就回来了，金陵又恢复了以往的昌盛。当然，曾国藩对于妓院的兴办是有控制的，曾国藩最初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标是六座，谁知后来妓院越开越多，怎么也控制不了。因为无法管得住，曾国藩干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他只是对于自己苛刻，对于别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清时秦淮河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还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后去了明孝陵、燕子矶、下关、灵谷寺一带。每次出门闲游，曾国藩总带着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说他文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此外还有俞樾、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只有跟文人在一起游山玩水，曾国藩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些铁板着脸的将军是不喜欢山水的，跟他们在一起，只能给他们分配任务交代事情。曾国藩慧眼识人，他手下的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过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面聪明过人，另一方面又懂情懂理。曾国藩不太喜欢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国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贮藏着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这些人才高八斗，后来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学者。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了，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有时候，曾国藩把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一一地传达给他们，也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对于古诗文的认识。每当他们谈到精彩之时，曾国藩总是频频颔首，这些后生的确可畏啊。无论是在文章学还是在办事的干练程度上，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把好手。只可惜的是，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大势已去，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又能保证以后的生活不颠沛流离呢？

吴汝纶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爱才如命”，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话、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方宗诚、陈艾由吴廷栋推荐；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入幕……优秀的人往往气味相通、惺惺相惜。这样，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对于招徕人才，曾国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在曾国藩看来，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没在民间，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受辱于人。要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去发现这些人。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等，都来自民间，有的是落魄书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下层军士。曾国藩慧眼识才，提拔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施展才华，直至成为一匹千里马。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这些人在跟随曾国藩立下功劳之后，很多人迅速升迁，成为朝廷大员或地方官吏，从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僚，总是全力保举，有时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抚与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计数的道、府、州、县官员。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幕僚在成为地方大员之后，大多精明能干，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在晚清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段时间中，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

除了政治和军事人才，曾国藩在幕府中还收纳了许多科技和外交人才。这一行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说明曾国藩已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想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算逐渐展开。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除了郭嵩焘，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曾国藩同样慧眼独具。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曾在曾国藩的幕府中长期担任职务：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为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著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位数学家华蘅芳，也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从事着科技研究和枪炮制造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徐寿，徐寿和儿子徐建寅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很多年，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薛福成

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就这样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曾国藩不仅仅从自己的私人俸禄中向他们支付酬金，对于他们，也几乎无话不谈。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大臣一样讳莫如深。这一点，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本日记中，赵烈文详细记录了他与曾国藩的数次谈话内容。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了然于胸，对于中国的前途极度担忧。

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单独在一起时，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北京来人所讲的，说都城那里的景况非常恶劣，时常出现纵火抢劫之类的案子，而市集店铺间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妇女也裸身没有裤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财耗尽、境况窘迫，恐怕会有变故发生。这该怎么办呢？

赵烈文是一个对于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文人。见曾国藩如此忧郁，赵烈文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国家的治平安定，统一的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势必会逐渐地分崩离析。不过朝廷皇帝的威严历来很重，乱变纷争的风气未开。所以若不是从制度本身腐烂败落，则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不会形成。依我来看，来日的灾祸，必然先自朝廷中央颠覆，而后神州无主，大家各自为政，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了。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眉头紧锁，沉思半晌，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担心的是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听起来，这似乎是曾国藩的官话了，他当然不愿意在幕僚面前完全暴露自己的思想；况且，对于清廷，曾国藩还抱有一丝希望。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也一直为汉人所憎恨。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比如康、乾、嘉做了一点好事，但他们的善行并不足以掩盖弥补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清朝统治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

对于赵烈文如此“过激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大约在心里面觉得赵烈文说得很有道理。曾国藩沉默很久，随后把话题转开，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深受病体缠身之苦的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徒叹奈何吧！

清幼童留美情况

在金陵那段时间，曾国藩抓紧时间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谋划派遣中国少年赴美学习。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或是长江水师，都太需要一些专业人才了。曾国藩建议朝廷委派陈兰彬、容闳分任正、副监督，另派翻译一人、教习二人，在上海设立驻美中国留学局，制定章程，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招生及在美学习工作；另于上海设预备学校一所，委刘瀚清为校长，要求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先入校学习中西文字一年，以适应国外学习生活的需要。在当时来说，此项举动无疑石破天惊。民间甚至大声呼吁：曾国藩是在贩卖人口，将帝国的后代送于虎狼之中，从中牟取利益！对于这样的指责，曾国藩苦笑不予理睬，只是全力敦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这项事务终于在同治十一年夏天获得了成功，第一批幼童扬帆远航，横渡太平洋去了美国，接着，又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共一百二十人。虽然此事后来遭遇变故，但留学生大部分成器，成为了末代的英才。这些，也足以让曾国藩死后瞑目了。

在金陵曾国藩所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明显带有点“私心”了，那就是全力扩大金陵书局的规模。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古今中外，文化要想流传，就得通过著作的出版和流通来达到目的。因此，对于金陵书局，曾国藩划拨了很多经费，让他们购买机器，聘请最优秀的员工。金陵书局刚刚投入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要求书局赶快印制《二十四史》，曾国藩还是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从金陵路过，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情。曾国藩还让书局聘请了一些懂外文的专家，集中翻译国外一些有用的著作。在江南制造总局，专设了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军事、船舶、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书籍，兼及医学、历史地理、国际公法等著作。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笔录整理。译成的书，由金陵书局大量刊印，在社会上广为散布。该馆先后翻译书籍一百七十多种，成为当时译介西方科技书籍最多的机构。

主持留美教育时的容闳

留学生

曾国藩对这一行动的认识很实在，在他看来，洋人那些机巧之心，那些造船造舰的奥妙，都在那些书中藏着，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得让更多的人懂得那些知识，就必须读洋人的书。另外，在金陵的那一段时间，书局按照曾国藩的安排，全力赶制的一套书，就是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这几乎也是曾国藩个人的意志。当时，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还属于禁书，但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做文还是做人，王夫之都是一流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操，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并且，曾国藩组建湘军就在湖南衡阳起家，而那正是王夫之的故乡。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于王夫之，格外亲近。曾国藩一直可惜的是，道光十九年所刻的王夫之的《书经稗疏》以及《春秋家说序》错讹较多，而原稿本王家又不慎烧毁。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想方设法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然后由他跟曾国荃捐资三万金，让金陵书局重新印刷此版本，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船山先生的文章和思想。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能让一种恢宏的思想发扬光大，是曾国藩最欣慰的事情了。

王夫之

1868的春节说来就来了，金陵城内照例响起一片无心无肺的爆竹声，震耳欲聋；烟花升天，将金陵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昼。因为家眷还在湖南，曾国藩只是跟一帮同僚在一起过除夕。新年来到，不由让曾国藩想起先前在湖南老家荷叶塘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的春节真是热闹，家家户户花烛红灯，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圆茶，炉内焚起了好香；年夜饭前，家中的长辈带着一家老小向祖先们作揖叩头，铳炮连天，热闹非凡；吃过年夜饭后，长辈们向小孩发压岁钱，晚辈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排着队，从长辈手中接过红包，有时候，还故作亲昵地嫌少；然后，一家人在一起掷骰子、搓麻将、做游戏，其乐融融；夜深了，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睡觉，即使眼皮不断地打架，但也强忍着，坚持守岁到天明……这些，都让曾国藩难以忘怀。

在这个春节，曾国藩一点过年的情绪都没有。曾国藩只是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让手下人在府第里放了一通鞭炮，还特意吩咐他们在其他时间不要放。鞭炮响过两次之后，这个春节，对于曾国藩就算结束了。正月初二，曾国藩接见了前美国公使蒲安臣，蒲安臣正全力操办清国使团出访美、英、法、普、俄各国事宜。曾国藩与蒲安臣就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蒲安臣看来，清国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要想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清国就必须向西方各国多学习，不要怕吃亏，也不要摆泱泱大国的架子。曾国藩频频点头，在这方面，曾国藩是很有心得的。

留学生在美打棒球的情况

春节过后，春天就接踵而至了。进入春天，沿江两岸一直连绵地下着雨，一连下了半个多月。天又阴冷又湿，而且看起来没有个尽头。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得不出面祈晴。作为地方官，与天地之神打交道一直是惯例。在曾国藩看来，主宰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神明的，既然有神明的话，它就一定会明理，所以也必须进行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去年春天与今年恰恰相反，一直不下雨，比这个时间稍迟一点，曾国藩就曾经去龙王庙求雨。一年之后，没想到，又得乞求老天放晴出太阳了。到了郊外的龙王庙之后，曾国藩亲笔书写南方朱雀之神、北方玄武之神、东方青龙之神、西方白虎之神四牌位，黄纸红字，然后又亲笔写下祈晴文。风雨之中，曾国藩鼓足中气念了一通祈晴祭文，然后点着了手中的香火，对着天地分别行跪拜大礼，祈祷声随着青烟一起飘向诸神占据的太空。说来也怪，等到曾国藩离开龙王庙时，雨停了，转眼间，阳光明媚起来。由于心想事成，曾国藩心里很高兴。他开始筹划要在两江境内走一走了，看一看很多事情进展如何。4月底，曾国藩从金陵登舟启行，随行的有他的儿子曾纪泽，以及赵烈文等一帮幕僚。曾国藩在船上一路跟幕僚们下着棋，他的棋瘾一直很大，而且，身体越不是太好，棋瘾就越大。在镇江，曾国藩一行看了金山、焦山；然后，又到了丹阳、常州、苏州。在苏州的正大街边上，曾国藩看到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木棚子，棚子里的灶台有一口龙头大锅在冒着热气，棚子四周聚集了上千名乞丐。这些乞丐衣衫褴褛，好些人上身赤裸，满身污垢，颤颤巍巍。他们围在锅边吵吵闹闹，老远就把手中的破碗递了过去。后面人则乱七八糟地排着长队，有的边排队边发出呻吟声。曾国藩不禁恻然，几乎不忍卒看。随行告诉他，这些人，有的是当年的太平军，有的则是当地原来的大户，战争期间，家破人亡，也就落得这个模样。战争真是涂炭生灵啊，看着这样的情景，曾国藩不由黯然神伤。

船行至太湖，曾国藩检阅了李朝斌的水师。然后，又跟江苏巡抚丁日昌一道，来到了上海。去上海的途中，曾国藩接到了上谕：朝廷着授他为武英殿大学士，这算是迄今为止授予汉臣的最高荣誉了。到了上海，曾国藩重点察看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轮船和洋炮工程。曾国藩提醒江南制造局的全体人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洋的制造方法，一定要谦虚学习洋人的制作工艺为己所用。在上海，曾国藩还会见了英国领事白来尼等。然后，曾国藩一行登舟检阅了吴淞口、狼山、福山各地。这一次巡视，连头带尾，共进行了一个多月。5月底，曾国藩回到金陵时，已感到身体如铅一般沉重，思绪也呈胶着状态。毕竟，自己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

归来之后的曾国藩对于很多事情仍无法放下。到了夏天，原本因为曾国藩北上剿捻而回湖南老家的欧阳夫人以及女儿纪芬、儿媳、侄媳等一行又回到了金陵。这时候，两江总督府迁了新址，显得宽敞多了。家人的归来，让曾国藩重温天伦之乐，他的心情也变得温润起来。女儿曾纪芬今年已经十七岁了，长成一个俊秀的大姑娘。对于这个女儿，曾国藩一直最喜欢，喜欢之余，也不忘谆谆教导。一天晚饭之后，曾国藩亲笔工工整整地给女儿写了一份清单，细致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右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众不贫贱。

快乐时光，白驹过隙，这一段天伦之乐如此短暂——1868年9月6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令，调其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并以剿捻之功又得到了一个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可谓荣耀之至。这一回调任直隶总督，更说明朝廷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不贪功不贪名不贪利的肯定。不过细细地一想，曾国藩又觉得朝廷让自己担任直隶总督，恐怕另有深意。这一次调动极可能是朝廷想改变“内轻外重”的状况，把自己从根深蒂固的两江调走。对朝廷而言，让权倾一地的曾国藩来到京城旁边，可能会觉得更安全。接到上谕的当天晚上，曾国藩把赵烈文叫来，一起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赵烈文也认为，朝廷如此调动，可能别有深意。曾国藩考虑了一番后，又有了退隐归田的念头。

曾国藩一直没有急着去上任，一方面，是曾国藩实在不想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那个责任更为重大的官，比较而言，他更喜欢两江这一块地方，对这一块地方有感情，他只愿意在金陵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然后回家养老。另一方面，现在离开两江，曾国藩总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辛辛苦苦所做的很多工作，包括在洋务上做的很多事情，就要见到成效了。容闳来信说，江南造船厂所造的第一艘轮船就要下水，他想开这艘轮船来金陵见曾国藩。接到这封信后，曾国藩心花怒放，这可是曾国藩在这段时间的心血啊，他想亲眼看一看这艘轮船的模样，然后再去京城。

9月28日，艳阳高照，江南造船厂所制造的轮船终于驶至金陵了。江南造船厂隶属江南制造局，是三年前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具体办事的人，就是曾国藩在安庆时招募的美籍华人容闳。曾国藩让容闳从外国买的机器，后来都运去了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江南制造总局只制造新式枪、炮、火药。后来，曾国藩奏准朝廷拨款，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增设造船厂，专门从事轮船制造。历经数年之后，终于有了收获。这一艘轮船汽炉和船壳都是江南制造局造的，机器则用国外买来的旧货加以改造，全船载重六百吨，时速上水、下水分别为三十五公里和六十公里。无论规模和航速，比五年前在安庆制造的“黄鹄号”，都要高好几个层次。船到金陵下关江边停靠之后，围观者人山人海，附近好几个县的百姓都来了，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毕竟，这是中国人所造的第一艘机械轮船，而且，这艘轮船是那么庞大，停在江面上，就像一艘宫殿似的。曾国藩邀请彭玉麟一同登船试航。在人群的簇拥之下，曾国藩健步登上船弦，他很高兴，也很激动，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并且，不仅仅是结果，更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中国要赶上西方列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如果真正地做起来，也会很快。等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些列强要欺负中国，就没那么容易了。

登上庞然大物之后，曾国藩感到心襟一下子为之开阔，江风习习，神清气爽；大江南北，尽收眼底。曾国藩命令船向采石矶方向开去，坐在船舱之中，曾国藩意气风发。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宛如天神在驾驭一辆硕大无朋的战车。近两百里水路，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这样的感觉真好。手下人告诉曾国藩这艘船还没有名字，想请他命名。曾国藩沉思了一番，说，就叫“恬吉”吧，喜庆而吉祥。随着岁数的增长，曾国藩像中国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开始喜欢那些吉祥的符号了。在曾国藩的潜意识里，这些吉祥的符号也是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可以抵御妖魔，维系吉祥。“恬吉号”在采石矶翠螺山附近江面上巡视了一番后，便打道回府。那一天，曾国藩从未感到身心如此轻松。晚上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囫囵觉。

“恬吉号”的成功，得到了朝廷的赞许，朝廷下发的上谕指出：“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本……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对于此事，朝廷有这样的评价，让曾国藩很是欣慰。

离开金陵之前，曾国藩最后处理的一件事，就是“扬州教案”了——1868年8月，法国在扬州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育婴堂刚办不久，堂内的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这一件事激起了扬州市民的愤怒，有两万人参加了暴动。人们赶走传教士，关闭育婴堂，甚至放火烧毁了英国内地会的教堂。这一件事，让英、法大怒，叫嚷要武力干涉。由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未到任，朝廷降旨，命曾国藩继续查办扬州教案，何时解决，何时方赴直隶任。曾国藩没法，只好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麦华陀反复交涉。曾国藩既要考虑民众的情绪，又不得不正视英法两方的无理要求。方方面面的压力极大。从教案的发生到处理完毕，曾国藩足足拖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在来自内外的压力下，曾国藩被迫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革职；所损失的财产按实际价值赔偿；在教堂门口立一石碑，申明朝廷保护传教不受干扰……这样的处理结果，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痛定思痛之后，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弱国无外交。身为朝廷大臣，他再也不想跟洋人打交道了，国弱势衰，根本无法据理力争。身为国家重臣，外交无力，曾国藩觉得郁闷极了。

那时候的曾国藩，还不知道自己数年之后，还要卷入另一桩更为复杂的教案之中，以至于身败名裂，黯然神伤。

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1868年12月17日，曾国藩由金陵乘舟起行，转道扬州，赴直隶总督任。启程之时，总督衙署到江边码头的沿途，挤满了人群，许多人家设置了香烛，燃放起鞭炮，有的还搭起了彩棚、戏台，自发地焚香酌酒为曾国藩饯行。到了下关码头，更是热闹非凡，当地文武官员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一跟曾国藩道别。船离岸之后，黑压压的送行队伍一片痛哭之声，曾国藩的眼泪也差点夺眶而出。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憷栗！”

对于金陵，曾国藩是真有感情的，甚至，曾国藩都考虑告老之后，把家就安在金陵。这一次北上，夫人欧阳氏因为哮喘病发作不能劳顿，也就没有跟随了。长子曾纪泽留在家服侍母亲，曾国藩只将次子曾纪鸿带在身边。四天以后，曾国藩到了扬州，在扬州，曾国藩见到正在扬州办事的弟弟曾国潢，曾国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湖南老家，自曾国藩1858年复出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现在，曾国潢也老了，连腰都变得佝偻了。这一对兄弟一直谈到二更四点，仍不觉得困乏，后来，曾国藩干脆让曾国潢跟他睡在一起。第二天，曾国藩沿着运河一路向北。途中，曾国藩还分别在郯城见到了彭玉麟，在齐河见到了丁宝桢。对于这一次曾国藩赴直隶总督任，他们都表示祝贺，只是担心曾国藩的身体。曾国藩一一安慰了他们。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皇帝，曾国藩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府的保定，而是先赶往北京。12月26日，曾国藩到了京城，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住了下来。

金陵下关

重新来到京城，曾国藩感慨万千。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雍容尊贵的红墙、曲折窄陋的胡同、破旧低矮的民房，都是曾国藩熟悉的。1852年曾国藩离开京城时，只有四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一晃十七年就过去了，这十七年中，曾国藩改变得太多，当年那个雄健文雅的礼部右侍郎，已被常人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忧伤恐惧、委屈打击、苦心积虑磨砺得两鬓如霜、两颊瘦削、一脸沧桑了。不仅仅是从身体上，在心理和性格上，曾国藩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这十七年中，曾国藩得到了很多，也失掉了很多。实际上人生就是这样，有得也有失，有失也有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在曾国藩眼中，只是北京没有什么改变，它仍是一如既往地喧闹，永远有一派虚假的繁荣。在腐朽中有着茁壮，在茁壮中透着腐朽。它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就像一只僵而不死的百脚虫一样。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象，貌合神离，深不可测。在这样的大屋顶下，人们总是一如既往四平八稳地活着，热衷于糜烂和奢侈，热衷于欺骗和虚假。几乎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地活着，愚蠢地做着聪明的事情，也聪明地做着愚蠢的事情。

慈禧太后像

1868年12月27日，这是曾国藩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中，他第一次见到了慈禧，也就是叶赫那拉氏。天刚破晓，穿戴整齐的曾国藩就骑马进入紫禁城了，在此之前，曾国藩接到通知，赏他“在紫禁城骑马”。曾国藩知道，“赏紫禁城骑马”是朝廷对大臣一项极高的待遇，能获得这样的待遇，曾国藩感到很欣慰。曾国藩在箭亭下马，经景运门来到了乾清门广场。对于紫禁城，曾国藩并不陌生，毕竟，当年任职六部时，他曾经常出入此地。此时，紫禁城内巍峨的屋宇、萧疏的树木、漫长的甬道、飞翔的屋檐，让曾国藩恍如隔世。对于慈禧，曾国藩当然很了解，知道现在同治的很多旨意，包括当年咸丰圣旨中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慈禧的意思。慈禧的父亲惠徵曾是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府所在地是长江边上的芜湖，管辖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五府，咸丰二年到任。到任后不久，即逢太平天国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的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徵也忙把家眷送至宁国府，自己则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官员的临阵脱逃，让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徵也在被劾被查之列。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徵即于六月初病故。

两宫皇太后以及同治皇帝是在养心殿的东间接见曾国藩的。同治皇帝坐东向西，皇帝身后的两宫皇太后并排端坐在黄幔之内，坐东向西，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这次谈话，基本上都是慈禧在主谈。让曾国藩感受最深的，就是慈禧对湘军的情况尤为关心，所问的问题，基本上全是关于湘军遣散的。问曾国藩遣散了多少，在遣散过程中有什么风波。看得出来，对于这一块，朝廷还是很不放心。然后，慈禧又跟曾国藩拉了一通家常，问了一通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事情。对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要求。这一点，更让曾国藩相信自己的判断，朝廷此次安排他就任直隶总督，纯粹是一种过渡。

同治

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再次召见曾国藩，这一回，慈安和慈禧问的话题是制造轮船之事和曾国藩的健康情况。全部对话只有几句：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答：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不？

答：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答：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答：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得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不？

答：也曾吃药。

养心殿正殿

第三天，两宫皇太后第三次召见曾国藩。皇太后如此接连三天三见一个汉臣，这在大清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回，曾国藩是坐着跟慈禧说话的，曾国藩算是看清楚慈禧的模样了：她的个子不大，也谈不上倾国倾城，但皮肤白皙细嫩无比，尤其是一双眼睛，非常有灵性。看得出来，这个女子是聪明无比的。但治国岂是靠聪明就能办好的？在这当中，人格、底气以及操守，比聪明重要得多；还有气度、胸怀、视野、容量以及文化底蕴，也重要得多。想到这，曾国藩不禁有些失望，一个聪明的女子，带着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控制着朝中大权，究竟是祸还是福呢？但——至少，一个聪明的女子，要比那些糊涂而顽固的遗老遗少们好得多吧？曾国藩就这样一直胡乱想着，忐忑不宁。这一次慈禧与曾国藩的谈话主题是有关那些曾经与曾国藩共事的大臣的，看得出来，慈禧很想听一听曾国藩对这些人的评价。曾国藩小心谨慎地逐一点评了那些将领们，慈禧听得很仔细，不断复述，示意手下人都记下来。到了后来，慈禧突然又问起湘军大将鲍超的事情来了，鲍超在哪里养病？手下的军士，到底遣散了没有？这一回，曾国藩算是看透了慈禧和朝廷的心思了，朝廷还是担心湘军，想让他尽可能地把湘军遣散，然后将那些忠心耿耿且能打仗的将领带到直隶来，在直隶练出一支精兵来拱卫京城。至于其他事情，如吏治盐政、百姓生活、洋务，甚至捻军平息后皖、豫、鲁等省的恢复等等，慈禧显得都不是很关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的虚弱吧。

从1868年12月26日起至1869年3月4日，曾国藩一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他先是住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然后又移居到宣武门外的法源寺。这两处地方，都算是驻外大员的招待所。在此期间，曾国藩除了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之外，还见到了恭亲王奕䜣及文祥、宝鋆等高官；拜访了当年的理学老师倭仁；拜访了当年战死沙场的塔齐布的故居，并厚馈其母；也拜访了座师穆彰阿故宅，见其家境败落，曾国藩不由感叹人生的无常……跟所有在京的高官一样，曾国藩每天的行踪，几乎所有的细节都一直详详细细地为朝中掌握——曾国藩到内阁，正式上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先到诰敕房更衣，换上官袍顶戴、双眼花翎，到办公大案熟悉一番，然后，来到大堂，拜见众大臣：横列六张桌子，满人是东部三张，汉人是西部三张。曾国藩之办公大案桌，就是西部第一张。下属侍读中书等数十人，特地拜见曾国藩，三揖有礼。曾氏一一恭敬回礼……在这期间，曾国藩两次参加国宴，一次是正月十五，朝廷赐宴蒙古、高丽等“外藩”，曾国藩出席作陪。另一次是正月十六，这一次，是在乾清宫专门赐宴朝臣的，这是一次高规格的盛大宴会。当然，让曾国藩感到开心的不是菜肴，而是座次，在大臣们的位次排序中，曾国藩班列汉官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对坐于同治皇帝座前。这一点，让曾国藩感到非常荣耀。宴会的具体情况，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详细地加以记录，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怡然自得：

奕䜣（左）和文祥（右）

宝鋆

桌高尺许，升垫叩首，旋即盘坐。每桌前有四高装碗，如五供之状。后八碗亦鸡、鸭、鱼、肉、燕菜、海参、方孛、山查糕之类。每人饭一碗，杂脍一碗，内有荷包蛋及粉条等。唱戏三出，皇上及各大臣各吃饭菜。旋将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装饭，太监八人轮流撤出，大臣前之菜，两人抬出，一桌抬毕，另进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计其数。大臣前，每桌果碟五、菜碟十。重奏乐，倭相起，众皆起立。倭相脱外褂，拿酒送爵于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领赐爵，退至殿中跪。太监易爵，另进杯酒，倭相小饮，叩首，众大臣毕叩首。旋各赐酒一杯。又唱戏三出。各赐奶茶一碗。每赐，皆就垫上叩首。旋将赏物抬于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谢宴、谢赏，一跪三叩。

1869年3月1日，曾国藩第四次在养心殿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这一回，慈禧太后主要问了曾国藩练兵和海防的打算，话语同样言简意赅。1869年3月4日，曾国藩从京城出发，去保定上任了。虽然这时南方已是春天，但在北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寒冷，尤其是北方的风，凛冽而肆虐，让曾国藩很不习惯。曾国藩一路巡视永定河水利设施的情况，对直隶的民情和农情有所了解。七天之后，曾国藩到达保定。3月28日，曾国藩在保定主持检阅了直隶六镇练军。当那些松松垮垮的禁军部队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简直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天子脚下的这些部队竟然如此没有战斗力，这哪里是一支军队啊，分明连老百姓都不如，也难怪这样的军队在洋枪洋炮面前一败涂地，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能弃城逃走了。想到慈禧对于自己的嘱托，曾国藩感到责任重大，在京城周围，只有这样一支堪称“豆腐渣”的军队，太后当然不放心了。

6月30日，曾国藩细细考虑了一番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请以湘军的军制来改造直隶练军。慈禧太后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阅同意。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直隶新军的建设上来，他一方面奏请调湘、淮军将领前来训练直隶六镇的新兵，另一方面，核定直隶练军章程，以湘军军制全面取代绿营军制。按照曾国藩的计划，除调刘铭传一万余人做拱卫之师外，还需新添万人。曾国藩一方面在本地募勇，一方面制定《练军步队章程》、《练军马队章程》等，全力练兵。到1870年5月，曾国藩的部队建设初见成效，一万多新军经过训练之后，变得有模有样，直隶的治安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与此同时，曾国藩亦全力投身到千头万绪的事务中去。虽然曾国藩对于直隶的生活一直不是太习惯，感觉北方的风过于干燥，风大得时常扬起沙粒，吹得人睁不开眼，厉害的时候，就好像屋瓦上跑过一群小鸡一样。但曾国藩还是经常冒着这样的大风，深入到直隶广袤而穷困的农村当中。在直隶那几年，曾国藩操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直隶水利工程的兴修了，尤其是永定河水利工程，一直是曾国藩重点抓的一个项目。除此之外，直隶吏治一向以疲沓著称，曾国藩重点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积狱旧案。曾国藩精心推敲撰就了一副对联，亲题于督署大堂楹柱之上，以示与全省官员共勉：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对于直隶的吏治整治，曾国藩到任后接连烧了“三把火”，亲手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又制定了《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列出一系列赏罚细则，一次就参劾了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直隶吏治的整饬很快见到了成效。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在文中，曾国藩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让全省上下务必学习领会：一是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世致用之学。除此之外，曾国藩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当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地方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如果直隶能够在教育上达到两江一带的水平，那么，无论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直隶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由于曾国藩的直抓亲管，直隶在不长时间中，军事、吏治、民政、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各项工作的改进，并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实质性的快乐，甚至还引发了他更深的消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这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忙于事务，无片刻读书时间，做官如此，真是味同嚼蜡。曾国藩这样的想法当然是由衷的，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保定，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谈得来的朋友，直隶总督府的那些官员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刘长佑和官文两任总督后，对于上司的频繁调换，显然多长了一个心眼，对曾国藩，一个个都毕恭毕敬的，也谈不上跟他谈论什么肺腑之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难免会觉得孤单。两江总督府的那些幕僚，一开始，并没有跟他一起来，身边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度日如年。除此之外，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曾国藩感到身体越发地虚弱了，他不时头晕目眩、焦躁难耐，甚至连自己很多年养成的静坐习惯都无法坚持。多年来，曾国藩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重大事件决策之前，曾国藩都要焚香盘坐在榻上，闭目凝神，让杂乱的心绪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然后，努力让内心归于宁静，在冥冥中，获得一种恩赐和力量。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自己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经形象地自我阐明说：神明好比太阳的升起，人的身体则如同鼎一样，立地不动。这两句话应当遵循；只是心到静极时，毫无喜怒哀乐，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只有封闭潜藏到了极点，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是为了有始有终，等春雷一响再开启出土，谷类的坚实，是为了做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此中并无满腔的生意，如果万物的循环终始都放在心中，就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似乎是生物的一点仁心吧。气息静极，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则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真正快乐的人了。

1869年初夏，曾国藩将自己的家眷接到了保定。曾国藩调到直隶，家眷留在金陵总有些不太方便，因为欧阳夫人哮喘病严重，曾国藩唯恐她待在北方不太习惯，所以打算安排家眷们回湖南老家的。但欧阳夫人表示还是想在金陵静养一段时间之后，再北上来保定。欧阳夫人真是贤淑认真，署中养病期间，一直督促儿媳及女儿每日严格按照曾国藩所定的“功课单”作业，自己也以身作则，参与“衣、食、粗、细”四事，在署中，继续耕种曾国藩亲手开辟的一块菜地。孰料当年夏天，欧阳夫人因为吃了过多自己所种的南瓜，右眼看不清东西。在直隶的曾国藩获悉后，连忙从保定请了一个医生赶到金陵，为欧阳夫人治病。哪里知道，这医生纯粹是一个牛皮大王，欧阳夫人不仅右眼没有治好，不久，连左眼也失明了。欧阳夫人一行到了保定府之后，曾国藩稍稍有点宽心，悲喜交加的是，这一次来保定的，竟然全是病人——欧阳夫人双目失明；曾纪泽在路途之中，因用药所误，得了胃病；孙儿孙女在路途上，也患病发烧……一家人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曾国藩独处寝室，非常郁闷。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了“满室呻吟，殊觉愁闷”的无奈之词。

好在这一次与家眷同来的，还有曾国藩非常信任的幕僚赵烈文。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知音了，或者是，曾国藩正处于忧苦之中吧，曾国藩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跟赵烈文打开了话匣子。他的言语非常坦率，听得出来，对于这个没落的政权，曾国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曾国藩向赵烈文谈到了自己对于两宫皇太后的直观认识和评价：

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䜣）、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一段话，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曾国藩两年以前在与赵烈文的谈话中，还吞吞吐吐不愿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话，那么，现在的曾国藩因为对于时局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已不再对这个朝代抱有希望了。在曾国藩看来，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熟读《红楼梦》的曾国藩感到这个貌似堂皇的王朝就像书中的大观园一样，尽管表面上一派繁荣，红红火火，但骨子里，已腐朽坍塌，濒临死亡，颓势已远远超出自己原来的预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可以力挽狂澜，自己不行，别人也不行。曾国藩想不透彻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为什么说颓败就颓败下来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曾国藩唯一感知的就是，天地之间的变化太大了，这个腐朽的政权已踩不到步点，明显地被抛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使屋檐下的苍生百姓少遭一点罪。《红楼梦》上反复强调“好了好了”，这个世界也一样，如何“好好地了”就变得迫在眉睫。实际上也不仅仅是这个朝代，作为这个朝代的一员，自己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极度清醒，心灰意懒，晚年的曾国藩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痛苦而多虑，让来到直隶之后的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变得心若死灰的话，那么，他生命的火焰离熄灭也就不远了。

不久，曾国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那一天傍晚，正在书房读书的曾国藩想弄清一个典故的出处，他站了起来，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双膝一软晕倒在地板上。等醒来后，曾国藩发现身体陌生得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费了好大劲也无法从床上坐起，连说话也嗫嚅不清晰了。从朝中赶回的儿子曾纪泽告诉他，中医已经查明，说是肝病。医生诊断曾国藩的致病之源在于“焦劳过度”，右目失明和眩晕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疗之法只有滋补肝肾悉心静养。曾国藩只好向朝廷请假，安心在家服药静养。也可能是中药吃得太多吧，曾国藩又感到胃极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困倦，体气虚亏，只好再次向朝廷请假一个月。其实现在说起来，这哪里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压症状，但那时候的中医医典中，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曾国藩一直是被当作肝病来进行医治的。

病榻上的曾国藩不由情绪怆然。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身体的人，甚至，在这一辈子当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曾国藩一直恪守庄子的名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生病来调养；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年，东坡居士也一直遵行这个道理。曾国藩甚至在生病时，都尽量避免吃药。在曾国藩看来，药总是有三分毒的，吃药，也就是吃毒。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谨慎对待的身体，却阴差阳错出了问题。人生就是这些无是无非，无薄无厚。想到这里，曾国藩感到失望极了，也沮丧极了。

1870年4月，曾国藩的病已变得相当严重了，他的左眼视线更模糊，右目已完全失明了。躺在病榻上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了。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死亡竟来得如此迅猛，而他似乎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在想的是，自己这一辈子是被战争耗去了，这该死的战争，耗去了他那么多时间，耗去了他那么多精力，也耗去了他的生命……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甚至，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做呢！

人的生命，为什么竟然如此短暂呢？

1870年的冬天，保定城下了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雪，雪一直纷纷扬扬下着，一直到五天之后，雪才停了下来。雪霁之后，曾国藩坚持走出屋子，走向了雪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听着脚下传来的滋滋的声响。在这种近乎自我放逐的散步中，曾国藩体验并陶醉于生命的荣光，而他在雪地里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吃力，那么决绝和悲壮。这位传奇性的大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力求自身的完满了。虽然他的身体已变得相当孱弱，但在精神上，曾国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仅存的道德要求。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神明的，这个神明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世界的规则和道理。这个世界的运转，就是符合这样的道理和规则。对于神明的崇敬，最根本的，就是坚守规律和道德律。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曾国藩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对于神明的坚守。在他看来，生而为人，把自己陶冶得尽善尽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一个人如果能达到道与德的完满，那么，他必定会离神明很近。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必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来对待自己的惰性，探求神明，不能松懈。否则，在这场战争中，愚蠢就会重新占据上风，自我就会败下阵来。这场战争，就是人与某种规则的对抗，是自觉的争斗，也是人性的迷藏。如果人的存在带有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某种使命，它的过程，会让人生更有意义。

老年曾国潘

曾国藩的世界就是这样沐浴在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之中。这个普遍的东西并不只是横向的，它同时也是纵向的。它把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大地，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人们身边豢养的家畜、感官、肉体、灵魂，一以贯之地链接起来，然后，让它们生机焕发。在曾国藩看来，那就是“道”，不可改变，也不可颠覆。在“道”面前，灵魂只不过是肉体的一次呼吸——的确，曾国藩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虚无，一种实实在在的虚无。

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曾国藩是应慈禧的旨意来到天津的。

从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国藩就有着一种浓烈的不祥兆头，自己身体如此衰弱，慈禧让他来处理天津教案这个棘手事件，很明显是别有用心的。虽然朝廷一开始以试探的口气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可以处理这件事吗？但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自己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让他出面处理此事。曾国藩的回答是：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怎么能不管呢？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曾国藩隐隐约约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难躲得过这一劫的。

对于慈禧，曾国藩充满敬畏。虽然只是在京城时见过几面，但看得出来，这个女子聪明无比，洞察力很强，也心狠手辣。曾国藩曾在私下里把她跟汉时的吕后、唐朝时的武则天相比较，曾国藩的结论是：比较而言，汉时的吕后是狠，凶残无比，她可以毫不迟疑地杀掉韩信、陈郗，就足见她的凶狠；而唐朝时的武则天呢，霸气十足，气吞万里如虎，更像一个男人，她甚至有着汉魏武帝的风格，胸襟博大，极具个人魅力。相比较而言，慈禧，这个江南小女子，倒是聪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运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办事，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中，达到她的目的。当然，这个女人同样是颇具胆略的，几次关键时候的先下手为强，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机和果敢。曾国藩自认对于慈禧的心理状态还是了解的——身为孤儿寡母，疑心病会尤其重，如果一意识到危险，肯定会先下手为强。从总体上来说，慈禧一点也不比吕后和武后差，但这个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这个时代的机缘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由苦笑了，毕竟，都是属羊的。都说属羊的人命苦，看来是真的，自己就是一只苦命的羊啊。自己这头老羊正被一只年轻的母羊驱赶着，就要去赴汤蹈火。当然，这一只“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对孤儿寡母看守着这摇摇欲坠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曾国藩唯一担心的就是“借刀杀人”，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外交冲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败名裂。曾国藩知道这个时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国民的交往问题。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颜面尽失之后，子民们当然是满怀愤懑，当这种愤懑从一个出口喷薄而出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事端。这时候，朝廷就会从中找一个替罪羊，本朝的林则徐、琦善等等，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如果流放，结局还算好，怕就怕给朝廷下手的借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当这样一只祭祀的羊。

对于“教案”一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的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一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的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了强烈的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们的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一开始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清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的一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了另外一个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的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了这样的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了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的“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的，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的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一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了。他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一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败落的时间能稍稍长一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一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一如既往地饱含了曾国藩的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那段时间，因为教案的爆发，这座城市就像发了高烧一样群情激愤。曾国藩的到来，似乎更加剧了地表的温度。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曾国藩将会怎样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一些人对于曾国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旧是怀疑，而更多的人则是麻木不仁、幸灾乐祸。这个滨海的新城市在长时间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吃的哑巴亏，几乎让每一个人对于朝廷感到悲观失望。人们都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传奇性的直隶总督。当曾国藩从轿子中走出，缓缓地踱着八字步迈入通商大臣府的时候，在府外，围观者人山人海。当地很多平民和士绅都试图跟曾国藩见面，借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曾国藩一一接见了他们，耐心地聆听了他们的阐述。当年那个身材修长喜着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颧突出，神色疲惫而昏瞑，他的一只眼睛已没有光亮了，只有一只眼睛，睁闭之间，不时发出一道精光。

没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将教案的前因后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一番聆听之后，曾国藩更加了然。一切都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起因，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事件过程中的节外生枝，以及结果的无法控制——关于“天津教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众说纷纭，相对一致的说法是：春天的时候，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获了拐犯李所之、武兰珍，这两人交代，他们的迷药是从教民王三那里得到的。于是，社会上纷纷传说，罪魁祸首就是法国教堂，那些穿着黑色大袍的传教士们，躲在那个有着尖尖屋顶的房子里，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然后贩卖到自己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堂的婴儿因为瘟疫流行，照顾不周，导致中国婴儿死亡三四十人，尸体溃烂。于是，人们涌向官府，要求官府彻查。在这种情况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对武兰珍进行了审讯。武兰珍在审讯过程中，供词破绽百出。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无法落实之时，围观百姓与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法国天津领事丰大业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知府衙门，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张光藻带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竟然开枪恫吓崇厚。行至狮子林浮桥时，丰大业又对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打死了挡在前面的家人刘七。百姓被激怒了，他们一拥而上，乱拳打死了丰大业以及秘书西蒙。紧接着，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涌来了，形势变得无法控制，愤怒的人群放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又到仁慈堂，杀死修女十名。在此之后，大队人马又闯入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而在同一天，天津群众还在其他地方，杀死法国商人两名、俄国人三名、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六座。暴乱就这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次事件中，共计打死外国人二十人。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议，并且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放言将天津化为焦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惊慌失措，一面自行请罪，一面奏请朝廷速派通晓洋务的大臣到天津扭转局面。

曾国藩是在处理过程中才发现艰难的。一踏上海河之滨，曾国藩觉得天津所有的目光，并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曾国藩感到如芒在背。因为有扬州处理教案的经验，曾国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车伊始，曾国藩立即颁布了自己亲拟的《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曾国藩在与罗淑亚进行了首轮谈判之后，先向法国人表示了自己的“诚意”：将扣犯武兰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释放，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随后，曾国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陈仓”之计，批准张光藻和刘杰暂时请假离津（一往顺德、一往密云）。曾国藩是想先表示一种姿态，缓解一下对方的愤怒，然后把事情对付过去。很快，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法国人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他们对于这一处理明显地表示不满意。

英国使团的船只到达天津

7月19日，法国舰队抵达大沽口。大军压境之下，法国谈判者的胆子似乎更壮了。罗淑亚强烈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处死。罗淑亚提及陈国瑞，颇让曾国藩感到意外。原来罗淑亚认为，正是由于陈国瑞的直接煽动，才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个陈国瑞就是当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捻时，一度在曾国藩手下，并且，还因为跟刘铭传冲突之事受到曾国藩的多次警告。教案爆发那一天，陈国瑞从浙江调往直隶，正好路过天津，遇见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陈国瑞一时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杀得好！”也加入了队伍当中，并且担当了指挥者。于是，法国领事馆便将陈国瑞也列入了名单，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官，如此煽动闹事，也该处置。对于罗淑亚蛮横的要求，曾国藩当然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曾国藩只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押送到刑部治罪，至于陈国瑞，纯属是看热闹，定什么罪！在曾国藩看来，中国的官员只能由朝廷治罪，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国人不能欺人太甚。

那一天，曾国藩和崇厚商议了很久，他们绞尽了脑汁，也商量不出一个好办法。曾国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来，京城一带驻军空虚，哪里是法国人的对手呢！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想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更何况现在的寡妇孺子，那是更不会承担责任的。如果战争失败，自己肯定会成为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灾难深重的国家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想到种种后果，曾国藩与崇厚相对而泣。这个时候，曾国藩思绪万千，即使是当年与太平军的战斗到了最困苦最艰难的时候，曾国藩也没有乱方寸，但这一次，曾国藩的确是有点乱了。他最担心的一点是，因为自己处理失当，从而招致战争。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国再遭涂炭，他将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锁。曾国藩无路可退了，他不得不为避免战争而妥协。曾国藩几乎是发疯了似的责令下属搜寻事件中的激进分子，同时将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风头的张光藻和刘杰也收审起来。一切都是无奈之举，曾国藩只得这样做了。

7月20日，罗淑亚来见曾国藩，再次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罗淑亚的口气非常蛮横，坚持要杀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三人，与此同时，提出的要求还包括：在教案中，外国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须杀掉同样数字的案犯。曾国藩严词拒绝了。罗淑亚见目的没有达到，拂袖而去。

曾国藩不得不进行两手准备了。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他开始奏明朝廷，调集军队准备战争，万一谈判破裂，必须做好打仗的准备。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调集军队汇聚京津附近。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已裁撤殆尽，所剩下的刘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镇压起义；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也赶赴陕西支援。唯一能调往天津进行防御的只有驻山东章丘的淮军刘铭传部以及曾国藩本人在保定新练的两千多人马。于是，曾国藩接连致函朝廷，要求将李鸿章和刘铭传的军队移驻京津附近以防不测，并致信刘铭传，让他火速带兵赶到天津附近。很快，刘铭传的九千兵马赶到了天津附近的沧州。

与此同时，在法方的强硬态度之下，曾国藩在初步请示朝廷之后，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7月21日，曾国藩将与洋人议定的结果报告给了朝廷：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四国损失和抚恤费五十万两白银；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处死民众二十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二十五人。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还详细地报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畔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之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提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分析了天津士民积愤的原因，即所谓“五疑”，即：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神秘莫测，房屋皆建地下室，疑为囚禁幼孩之用；二、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三、教士为濒死者行洗礼，被疑为送入堂内皆见入而不见出；四、母子同在堂内，经年不得相见；五、堂中死人过多，掩埋多在夜间，又有二三尸一棺者，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鉴于此，曾国藩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内阁在发抄请各位大臣议事时，将“五疑”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许多，这样看起来曾国藩的态度完全是一边倒。因此，大臣们在读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群情激愤，朝野大哗，那些遗老遗少们一个个号天叫地。7月23日是一个无比炎热的日子，慈禧、慈安与同治在乾清宫召集御前会议，商议曾国藩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惇亲王奕琮，大学士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军机大臣奕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御前大臣奕、景寿、伯彦讷谟祜，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恫、翁同龢、桂清、广寿等——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就会知道讨论的结果了。会议的气氛紧张异常，原本慈禧和慈安一直是“垂帘”听政的，但这一次，不知是天气炎热还是一时忘了，两太后的帘幕都没有放下。众多的朝廷大臣，除了认为曾国藩办事不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只是在那里空谈要对得起民众。商议的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默认了曾国藩的处理意见。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天气炎热，每一个与会者都汗流浃背。而且，他们的心情变得更糟，一个个长吁短叹。

总理衙门大臣（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很快，在天津的曾国藩接到了上谕，对于此项结果，朝廷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堂而皇之认为处理事宜，一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朝廷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对于曾国藩办事不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奇怪的是，关于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尚没有公布，就透露出去了。舆论大哗，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已是一片反对声。尤其是民间，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情形对曾国藩越来越不利了。在京的一些湘籍官员联名致书曾国藩，对其大加抨击，更有激进者，还跑到北京的湖南会馆，将所有书写曾氏科第官阶的匾额一并拆除，并要求开除曾国藩的会籍。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送书给曾国藩，要跟他绝交。

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曾国藩如坠烟云。他先是悲伤，随后，就是失望。曾国藩没有想到他的决策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更何况，意见还处于向朝廷请示阶段，并没有真正地付诸实施。现在，曾国藩觉得此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那些朝廷的遗老遗少们，可以毫不吃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大话以及缝隙很大的官话，但结果呢，所有的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背负这一切的，只有自己濒临腐朽的身躯。作为当事者，曾国藩当然力求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是本方能够接受，对方同样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国力之下，奢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吃亏的只能是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曾国藩决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样，尽人事，听天命，他要全力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让这场战争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热线联系。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对于外事相对熟悉，有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有谋略，有手段。曾国藩多次去信给李鸿章，向他咨询处理的方法。李鸿章告诉曾国藩，“洋人论势不论理”，对于法国人，退让得缓慢进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点就是，如果法国人铁心要打仗的话，也不要怕，法国毕竟是欧洲列强当中比较弱的，而且欧洲各国矛盾众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针对罗淑亚所提的要单方面惩治“天津教案主犯”的问题，李鸿章的意见是，不妨由中外大员一起审讯那些“罪犯”，如罗淑亚交不出证据，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后，就可以将法国人拖住。李鸿章的意见，让困境中的曾国藩如获至宝。这时候的曾国藩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了，他没有照会法国人，只是尽量地等待观望，他开始考虑拖延的办法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很多天都无法合眼。压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国藩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并且，由于连日的操劳，曾国藩的高血压病又犯了，呕吐不止，茶饭不进。更可怕的是，因为长时间休息不好，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经常神经过敏，想得太多。赵烈文说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够，所以无法入眠。曾国藩故作轻松地说：睡不着觉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时间。尽管在表面上故作轻松，但曾国藩还是知道自己力不从心。7月24日，曾国藩以身体不支为由，奏请朝廷另派大臣来天津协助查办教案。朝廷指示江苏巡抚丁日昌赶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由于丁日昌一时赶不到，朝廷只得让工部尚书毛昶熙先去天津。8月1日，毛昶熙来到天津，会办教案，随行者还有侍讲吴元炳、员外郎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个好消息传来，早在7月19日，在欧洲爆发了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曾国藩非常高兴。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法国将无力跟中国开战，天津教案的对峙局面必定会解除。当天，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欲杀府县。余坚执不允，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将与总署商办。闻布（普）国与法国构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轻解此灾厄。”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只乞求上天有眼，在此关键时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来到天津。很明显，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国与中国谈判的调停人。曾国藩会见了赫德，同样跟赫德说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话，他让赫德传话给法国人，说：“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为要。津郡为入京要冲，各国皆有驻京公使，洋人络绎往来，若办理太过，令津民冤愤不平，实非永远相安之道。”他还指出：法国人要求中国官员抵命一事，万难允许，只能查办有关凶手。赫德当即表示愿意向罗淑亚转达曾国藩的意见。8月16日，曾国藩再次接见了赫德，这一次的话题还是跟上次一样，赫德向曾国藩转达了当前的压力，法、俄等国再一次表示不肯罢休。与此同时，朝廷的压力也在增大，因为抓捕凶手的进展缓慢，英法等国大为不满。英国公使威妥玛去了北京，直闯总理衙门，向朝廷递交照会一件，并在总理衙门大发雷霆。总理衙门认为，天津教案迟迟未解决，责任主要在于曾国藩。紧接着，朝廷又降旨，对于曾国藩办事的拖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尤其对曾国藩批准当事人张光藻、刘杰请假，一个去了顺德，一个去了密云，十分不满。这时候的曾国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国藩萌生了由李鸿章来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赶至天津。同一天，刘杰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鸿章一手提携的淮系洋务干将，性格和办事方面，都颇有李鸿章的爽利风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同时命令道府县镇将五衙门，四日内各拿获四人，违者摘顶；同时密传县衙八班捕快，以重赏限期拿犯，逾期者严办。丁日昌的这些举动遭到了天津舆论的反对，丁日昌也不理会，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击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处张贴小字报，揭发他在江苏任上贪污受贿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见曾国藩时，专门为曾国藩请了两个洋人大夫，给曾国藩治疗头晕和眼疾。丁日昌劝慰曾国藩，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顶着。8月28日，丁日昌的铁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门共拿获三十七人。到了9月中旬，总共抓获八十余人。因距法方要求三个月内缉出凶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专门的发审局，与曾国藩一起抓紧连夜审讯。对于丁日昌，曾国藩本来印象一直不太好，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一再听到有关他问题的传言。但这一回，曾国藩领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这还真是个人才呢！敢作敢为，独当一面。曾国藩这才明白李鸿章欣赏丁日昌的道理。也许，在乱世中，就应该有这样的无理和果断吧，很多事情都是赌博，也许，还真的应该快刀斩乱麻似的赌一赌呢。

8月底，是送张光藻和刘杰进京的日子。虽然曾国藩知道周家勋、张光藻和刘杰主要是充当“替罪羊”，他们的审判，也就是做个姿态给洋人看。但是他们的命运究竟怎么样，曾国藩也无法断定。一直卧病在床的曾国藩思前顾后，决定筹一点款子给这几个人的家属，杯水车薪，聊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吧。这么多年来，一直克勤克俭的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家产，思前想后，决定从自己仅有的两万两银子的养廉费当中拿出七千两来，救济这三家。转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只有两千多两，也太少了。于是，曾国藩安排赵烈文去直隶总督府募捐。赵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来了，这一行，一共筹募了一万三千两，全是直隶总督府的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地方官，更没有惊动百姓。曾国藩让赵烈文把这两万两银子分送给三家后，稍稍觉得安心了一点。年纪越大，心肠越软，这样的慈悲心，连曾国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了。天津城算是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曾国藩的病也渐渐有了点起色。就在天津教案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金陵爆发了一桩离奇大案——接替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很快，又一个消息让曾国藩更为惊异：朝廷下旨，让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上调任直隶总督，再次接任曾国藩的位置。

这样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朝廷如此决定，可能是他们以为天津教案已经结束了吧；或许，是因为他对于两江的情况更为熟悉？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知道，这样的决定，等于向外宣告：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事件失败。虽然曾国藩对很多事情处变不惊，坦然受之，但这样的变动，还是让他落落寡合。李鸿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也是他的学生，对于李鸿章，曾国藩再了解不过了。曾国藩相信李鸿章能将天津教案的事处理好。虽然曾国藩对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扬扬一直不太开心，对于结果，也很无奈，但曾国藩对这一切，还是认了。很多事情，当局面无法控制住时，就得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和名誉。换了谁，在这个位置上，也是要做牺牲品的……直到现在，曾国藩才明白，历史，完全是由不确定的因素所决定。后人在记载和撰写时，看起来那么信心十足，其实，完全是色厉内荏。其实，每一个隘口，都有着那么多的可能性，有那么多的陷阱和敌意。那些最后走到尽头的人，都是命运的宠儿。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很快，李鸿章来到天津，与曾国藩进行了交接。看到李鸿章仍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曾国藩不由心生感慨。李鸿章还是比他洒脱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是曾国藩第二次正式与李鸿章进行移交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没有办好，然后，朝廷令李鸿章来接替他。第一次，是1866年，当时曾国藩奉朝廷命剿灭捻军，出师不利，朝廷命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然后让李鸿章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仍然是这样。曾国藩知道李鸿章的才干，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十分了解。移交之后，曾国藩仍积极与李鸿章沟通。他们师徒之间，还是好沟通的，有些事情，只要说几句话，心里也就明白了；另一些事情，不说，心里也明白。曾国藩问李鸿章：可做好准备了？准备怎么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耍起了幽默：“准备打痞子腔。”曾国藩听后很不高兴：这是代表朝廷啊，是代表国与国之间，怎么能“打痞子腔”呢！曾国藩当时就把脸一沉，批评了李鸿章两句。李鸿章见老师动怒了，慌乱解释，那是开玩笑的。曾国藩说，开玩笑也不行啊。李鸿章在老师面前还是谦逊的，李鸿章立即就说：学生记住了。

现在，这个濒海的城市再也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甚至，在直隶乃至北方，都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曾国藩觉得在直隶的这一年多时间里，简直如同梦游一般：练兵未完，办教案也不成，仅仅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又稀里糊涂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一次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案，一直到离开，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可以说，曾国藩是在艰难困苦焦头烂额中度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曾国藩费尽口舌，耗尽心机，充分领教了洋人的无理，也领教了同胞的蛮横。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让曾国藩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朝廷执意要找自己这样一个替罪羊呢？一开始就把李鸿章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更合适嘛？也许，朝廷的意思就是这样善变，就像一张女人的脸——这是典型的女人政治，多疑，怪戾，虚弱。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把他这把老骨头放在火上烤一烤，直到烤出异味来才放下。也许，她就是想毁掉他，毁掉一个神话，也毁掉一则文化的寓言——一个神话破灭了，一个榜样倒塌了，只有在别人的神话和传说破灭之时，自己的危险才会真正地解除。

曾国藩终于归位了。在努力将人生画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后，曾国藩想的是，如何在收笔的时候，尽力使这根轨迹变成一个圆。在天津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曾国藩最惦念的，就是家乡白杨坪了。对于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曾国藩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白杨坪、湘乡乃至湖南那块红土地给予的。自己这一辈子，一直忙忙碌碌，前期博取功名，中期带兵打仗，晚年极度虚弱，对于家乡，实在无暇顾及，欠账太多。现在，曾国藩最盼望的，就是回到老家湖南，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愿望，很长时间里，一直埋藏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秘不示人，也秘不示己。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大，这种愿望，终于如惊蛰后的蚯蚓一样，开始蠢蠢欲动了，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向上拱动。这一辈子，曾国藩尽管如此喜欢学问，喜欢作文，但在他看来，自己从没有写出最好的东西，甚至，连一首好的抒情诗、风景诗、喧笑诗以及谐趣诗都没有写过。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只是谨慎、冷静、冷酷、执著，甚至老谋深算、从容自得，其实，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痛，可以说，涉世越深，就越感到恐惧和悲哀；恐惧和悲哀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那是对于冥冥之中的恐惧，以及对于现实的悲哀。而他灵魂中真正的声音呢，却从没有机会酣畅淋漓地表达。现在，曾国藩很想躲到金陵或者干脆回归那个属于自己的小山村，去淋漓尽致地表达，去淋漓尽致地释放。当然，对于自己是否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曾国藩一点也没有自信，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江郎才尽。很长时间以来，身上的痂壳越来越厚，心灵也蒙上厚厚的尘埃。要想自由地表达，毕竟已不太容易了，也不太习惯了。不过一切都不是太迟，自己可能还有时间，曾国藩这样安慰自己。也只有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中，曾国藩稍稍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人生，就是这样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哪里有那么完美呢？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曾国藩六十大寿。还没到生日，朝廷就早早地派人来天津，给曾国藩送来了寿礼，有：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佛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朝廷寿礼如此早早地送来，让曾国藩始料未及，这些，可能是慈禧太后对曾国藩以示安慰吧。女人的心，还是要细得多。曾国藩连忙上书谢恩，恳请皇上太后接见。圣旨很快传来：着来见。于是，曾国藩跟李鸿章告别，离开天津，到了北京。在京城，曾国藩又先后受到慈禧太后两次召见，这两次召见的地点仍是紫禁城的养心殿。慈禧太后先是问了曾国藩有关天津教案的处理情况，又关心地询问了曾国藩的健康状况，特别是曾国藩的视力，问得很细。曾国藩的回答是：“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随后，慈禧太后又问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一些情况，让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在南方同样要好好练兵。看得出来，朝廷是被人欺负怕了，对于练兵之事十分迫切，很想在军事上自强一番，以改变遭人随意欺凌的格局。

几天之后，曾国藩奉命在坤宁宫参加朝廷举办的宴会。盛大的宴会上，曾国藩再一次见到了慈禧太后，这是曾国藩第六次见到慈禧，也是最后一次。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是身体佝偻、鬓毛尽衰，看得出来，一个人如此这般，怕是很难活到高寿了。当曾国藩蹒跚着向慈禧走来并行大礼时，慈禧连忙开口说平身，然后很亲切地询问曾国藩启程的日期，又一次嘱咐他到了南方后要好好练兵，尤其是水师，一定要好好训练。慈禧的声音婉转悦耳，态度和蔼可亲。曾国藩知道慈禧终于相信自己的忠诚了，不，不是相信忠诚，而是已确信这个人没有威胁了。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老臣，即使是想作怪，也没有体力和精力了。一条没有毒牙的蛇，当然是咬不了人的。

1870年11月7日，曾国藩悻悻地离开了京城，南下金陵。两年的时间，从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只疲惫的候鸟一样，辛勤地，从起点出发，复又飞回到起点。可以说，天津教案让一个神话般的曾国藩倒下了。来北方之前，曾国藩是一个功勋卓越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受人尊敬的曾国藩；而现在，只剩下一个老而无用的曾国藩，一个视若犹怜的曾国藩。一个强大的专制统治是不需要其他榜样的，除了绝对的王权之外。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慈禧有意无意摧毁了紧跟在自己亮光后面的一道影子，也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从京城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走走停停，北方的冬天，平原上到处都是凛冽的风，干硬而粗鲁，曾国藩觉得赶路都变得艰难而无力了。11月16日，曾国藩赶到山东平原县境内，不知是当地县令不知道消息，还是有意怠慢他，到了必经地的腰站镇之后，竟没有人出面来接待。曾国藩见此场景，只好叹口气，自己安排住下，然后又买了食物。到了东阿县境内之后，曾国藩接到了李鸿章的信函，一个噩耗传来，他的长女纪静在湘潭婆家亡故。曾国藩不由老泪纵横。纪静还不到三十岁，六岁那年，由曾国藩做主，与湘潭人氏袁漱六的儿子袁榆生定亲。袁漱六当时跟曾国藩都在京城做官，彼此算是好友。1861年纪静完婚时，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袁漱六已于两年前去世。纪静成婚之时，曾国藩只给了女儿奁资两百两白银。家人主张稍增纪静奁资，曾国藩坚决不允。纪静对于父亲的举动也很理解。过门之后，纪静严守妇道，克勤克俭，但丈夫袁榆生却放浪形骸，不务正业，甚至在娶纪静之前，先迎了一个小妾。与纪静成婚之后，曾国藩给袁榆生找了一个当差的事做，但袁榆生仗着曾国藩的关系，胡作非为，封民房，夺娼妓，带人打保甲局，俨然当地一害。有人向曾国藩告发，袁榆生惊慌失措，吞食鸦片自杀未遂。曾国藩一气之下，与袁榆生断绝了关系，但还是将女儿送到湘潭袁宅，毕竟，女儿还是别人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纪静的悒郁愁苦了，也难怪她如此短命。曾国藩不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不料儿女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

几天之后，曾国藩在济宁与从保定南下的家眷会合。亲人相见，谈起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以及女儿纪静的死，自是一派唏嘘哀叹。然后，曾国藩一行登上了运河上的船只，乘船南下金陵。冬天的北方一片肃杀，船沿着运河的水面无声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桨击水的哗哗声更显旅行的乏味。整个路途中，一家人都缄默无语，各人都想着各人的心思。有时候，曾国藩从船舱里用一只尚好的眼睛看两岸的风景，迷离之中，更觉得这个世界的恍惚无常。这条像掌纹一样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变得陌生起来，陌生得就不像这个世界的河流一样。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航线，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么地方？终点，还是这个世界吗？此时，在曾国藩的内心当中，唯一像脆弱的灯芯一样维系光亮的，只剩顽强的道德了。在曾国藩看来，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实现自己的完满，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础上，靠道德的完满来获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问题。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觉得世界的荒谬，也就越觉得道德的真切。也许，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让他唯一真正顺从的，只有道德了。虽然在自己的深层次里，曾国藩也有过对于道德的抗命，诅咒它们是束缚心灵的锁链，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又为这种锁链感到自豪。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是有那种巨大吸附力的。这种吸附力，如集体无意识一样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们恪守的准则，也成为人们内心的渴望。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下，只有道德像粮食一样，仍旧实实在在。

后来，曾国藩听说了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只不过，因为俄国人只索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精明的李鸿章便乘机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变动。但就是这种改动，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国藩显得更难堪。曾国藩想想就觉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个“朝三暮四”的成语典故：一个耍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渐渐地，觉得粮食不够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后你们的口粮要作调整了，早晨四个桃子，晚上三个桃子。猴子们大怒，纷纷把手边的石头捡起来砸向耍猴人，然后，又以绝食相对抗。耍猴人灵机一动，便很诚恳地对猴子们说，你们的意见我接受，现在，我们把早晨的桃子改为三个，晚上改为四个，你们看怎么样？猴子欢声雷动，一次尖锐的矛盾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曾国藩不由苦笑：如果说那些民众们就是猴子的话，那么，自己又算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耍猴人，同时，又是猴子。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简单吧，自欺，欺人，然后被人欺。这些，既是心甘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后的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对于这一次失败的经历，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在奏折中，曾国藩流露出明显的酸楚，也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慈禧读着曾国藩的折子，心里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个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种病态呢，还是一种美德？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毁权威，还是有意无意地“借刀杀人”？这一点，连慈禧也拿不准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里敌得过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丝怜悯了。多年以后的夏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受命出任驻英、法大使，临行之前，两宫皇太后召见了他，慈禧把曾纪泽叫到面前，跟他谈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们的一番谈话，可以说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

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慢慢地图自强，才能自济，决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是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致。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慈禧的言辞当然堂而皇之。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自私而专制的政权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走向自强吗？并且，一个极端喜欢奢侈生活，把个人生活和爱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是承担不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的——当一些自强措施涉及到专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时，所有的措施便会画地为牢；兴风作浪的，必然是一堆尸位素餐、因循守旧的腐朽人马。一个落后的政体，明显是承担不了自强重任的。

回到金陵后的曾国藩像一只疲惫不堪的鸟一样，终于无奈地落下脚来了。他的身体已全然飞不动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苟延残喘。他开始回忆一生飞翔过的地方：白杨坪、湘乡、长沙、京城、衡州、岳阳、武昌、南昌、安庆、金陵、徐州、周口、保定、天津……那些曾经生活和盘桓的地方，像是一张复杂的、密致的网一样，团团地罩住了他。他就这样莫名地，以生活的轨迹，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结缘，然后系上一个死死的结。曾国藩一直反诘自己，如果身处盛世，以自己立功、立言、立身的表现，是足以青史留名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乱世，曾国藩能保住自己的名节吗？他从不敢想，也从不敢保证。自己的身后，一切都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会天翻地覆，连永垂不朽的道德能否保证，曾国藩都没有确定的把握了。

1871年的某一天，在金陵的曾国藩看到窗外有一株他一直非常喜欢的白玉兰树，在乍暖还寒将要吐露花蕊之时，突然不明原因枯槁而死，曾国藩不由感叹人生和世界的无常。虽然最后一刻还没有来，但曾国藩早就准备好，时刻准备跟死神一道离去。在最后的时光里，曾国藩几乎停止了一切热情，残存于世的，只有怠惰、悲伤和冷漠。此刻的曾国藩，已是越来越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处四处漏风的老房子，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缝隙，冰冷的罡风呼啸着穿过。最后的日子里，曾国藩专心致志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写自己最后一份遗嘱了。这一份遗嘱，让曾国藩颇费一番脑筋，可以说这是对于自己一生的一份总结，也是对于自己做人的一份总结。也许，对于曾国藩而言，越是觉得回天无力，就越是寄希望于道德。现在，道德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知道，要想身后名垂青史，道德的表率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其他，人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写这份遗嘱时，曾国藩感到自己的一生就像一个阴谋一样，那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布局。只不过，这个布局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不可捉摸的命运设计的。至于自己，只是当中的一个棋子。一个人的一生，就那样迷失在棋局中，痛苦而绝望。痛苦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因为苍凉。苍凉是什么呢？苍凉——就是超越痛苦的痛苦。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曾国藩来说，死亡已成为一件自觉自愿的事情了。一个人，活到如此地步，就像围棋对弈，已进入一个死局，所有的落子都会变得无趣了。所有的东西，当成为一种无趣的格局时，还不如早点去结束它。该消失的时候，就应该消失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曾国藩心犹不甘地消失了。任何人的死亡，都像一滴水消失于河流之中，像雪花融入冰冷之中，一切都悄无声息。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死，却更像一棵千年老树的死亡方式，那是一种孤独无比的死亡，也是一种倔强而无奈的离开方式。心先死，然后灵魂离开，身体再慢慢变得冰冷。这个人以一个倔强的姿势，宣告着不甘，让自己的一切，不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夜幕降临了，整个世界像眼睑一样闭上了。世界如此荒凉，也难怪曾国藩有一个荒凉的内心。可以让人断定的是，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留存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痛苦，就是没有成为圣人。

尾声

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只有死神方能解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远去之时，内心世界才在烟消云散的同时昭然若揭。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曾国藩远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才慢慢领略到这个人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在这个人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命运对他一直有着阴差阳错的垂青：赋予他使命，却不允许他去享受个人的喜悦；赋予他重担，却不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壮怀激越，却将他放置在那样一个时代……命运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这个貌不惊人的、缄默内向的书生时，显然一如既往地怀有某种恶作剧的幽默，让他勇于任事，承担责任，而他也是百折不挠，以一种使命感去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命运召唤他，只为让他服徭役，而不是让他享受甘露；而当他进入死局之后，命运便弃子放逐，像垂手掷掉一枚废弃的棋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更没有丝毫犹豫。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壮的是，命运偏偏将他放置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里，让他去力挽狂澜，让他去逆水行舟……也许，所有的一切，都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如此不仁，如此别有用心——它想摧残的，不仅仅是人拥有的财富和所得，还有力量和信念，甚至，是人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它就是要让芸芸众生产生一种无助的荒诞感——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提醒和启迪。

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来自于人类的自欺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欺骗——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问题，当我们面对曾国藩时，所思同样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这样的判断，当然符合对曾国藩粗线条的勾勒。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应该是复杂的，他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展示出的，应该有属于他的立体和阴影——他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入世的，是匡时济世的，是儒的，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阴鸷的气韵，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一直奉行“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使得他从人生的态势上，一直有伸缩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内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够一直审时度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的“一生三变”，即：在京官时，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及出而办团练，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则有很浓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阴柔，本人也变得更狡猾。曾国藩也曾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较清楚的总结，他自己认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他是说到骨子里了。

曾国藩

应该说，就曾国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动来说，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版，是为了检测中国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国藩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中国文化所赋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质，让它们像羽毛或者鳞甲一样，从自己身上长出——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匡时济世的情怀，有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这些，无疑承传了孔孟衣钵。同时，在曾国藩身上，还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这使得在曾国藩身上，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争斗。在曾国藩身上，儒、道、释几乎达到了三位一体，道德的严谨和人格的生动从不矛盾，坚守和开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携手同行……那些看似绝不相融的东西，到了曾国藩这里，却始终能够以一种紧密而完美的方式结合，它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这样的和谐相处，是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并且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时，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场。

可以说，在曾国藩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曾国藩身上的优点，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点；而他身上的弱点，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弱点。

现在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气的激荡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着大彻大悟的系统看法。虽然曾国藩的一生历经千辛万苦，目睹太多的丑恶，也背负太多妥协，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应该成为有志之士的首要目标，而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应该说，曾国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只可惜的是，曾国藩旧式的完美人格与道德，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所有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道德更成了枷锁……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曾国藩也因此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这使得他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行动迟缓，不明大局。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只会剩下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这个人一直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一直试图不断超越自己，通过不断肯定自己，也不断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辈子当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铲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构建自己的宫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坟墓。按照曾国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它是上苍、神以及道德的同一体，体现的，是整齐一致的道德律。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与道德的同一体，借助于虔诚、善良以及道德，灵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虽然曾国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天堂世界，但对于世界万物中随处可见的理，他还是饶有兴趣的。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康德哲学有着很大的相似。只是，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论体系中，一直缺乏那种强大的思辨精神。这也使得单纯的理论思考很容易偏离滑落。在曾国藩看来，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理的掌握。对于理的皈依，可以让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华。这样的升华本身，也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现在，这个毕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离开了。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凉：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廷割让台湾省；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朝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人均一两，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从悲剧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徒劳无功。这个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个时代从急剧的下滑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将民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相反，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身后，这个时代继续断裂，然后彻底崩溃。曾国藩所做的，只是依照某种惯性，在做一种单纯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后，一切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个星球上似的。命运如此无情地选择一个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去树立某种悲剧的榜样，显然是具有某种暗示的——这样看来，曾国藩毕生所做的，就像命运赐予流星一颗美丽无比的尾巴。让它在华美中消失，以示一种绝情和安慰。

如果曾国藩生在华夏文明的盛世，那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码，可以跟王阳明不分伯仲。如果说一个伟大人物肯定是心怀理想而且意志坚定的话，那么，无助和荒凉就肯定会是他的另一面。当然，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必须先受尽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达光亮照进后的平静。曾国藩的不朽之处在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以一种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与历史，与历史的走向，有时候是可以割裂开的。人格的伟岸，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做出榜样，他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只有为某种理想牺牲，他才会赢得尊重。哪怕是于事无补，也于世无宜，就如同精卫，或者女娲。人们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义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卫着某种尊严。人类的尊严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严、文化的尊严，还应该包括，曾经光辉灿烂、但却要消失的某一个时代的尊严。

也许，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此。

后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读曾国藩。我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人家的庭院，然后进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经历、习惯和生活。读曾国藩的文章，明显能感觉到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能感受到一个人巨大的忧郁和悲凉。在我的感觉中，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的人。这个人熟读古书，对中华文明的足迹和精髓异常熟稔，而他本人，绝对堪称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是一种真正的“内圣外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典范。

读曾国藩的同时，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在我看来，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记述和表达世界当中那种细致入微的东西，表达人内心情感的本质。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整个交响乐，就像一个人起伏的内心波澜：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转换，由风起云涌直至云破日出，终归平静与喜悦。贝多芬体验了这种情感的过程和本质，他的内心完全洞开，一种欢乐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诞生，那是一种悲欣交织的欢乐。这种欢乐，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欢乐，是人类的上帝，也是人类头顶上最亮的星星。

除了贝九贝六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从中可以感觉到，步入老年的贝多芬已进入一种自由状态：激越没有了，疑问没有了，只有轻松、随意以及乐观，那是一种遮掩不住的星光灿烂。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不是一种甚嚣尘上的狂喜，而是一种平静和智慧，或者，“禅”一般的会意和欣慰。

由贝多芬，我同样想到了曾国藩。在我看来，曾国藩同样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波澜的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关于心的萌芽、成长、痛苦、觉悟，以及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只不过与贝多芬相比，曾国藩更中国化，他内心中的一切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一片汪洋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曾国藩如一只舢板一样，在暴风骤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怆、激越，又诚信、狡猾、阴险、平静，人类所有的情感，以及中国文化所探索出的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艰辛、如此错综复杂，也体现得如此完整。

由曾国藩和贝多芬，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将他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一句话极富有深意。托尔斯泰跟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用龟裂的泥土塑成，同样带有世俗的不足。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并且，更痛苦地忍受它们。在我看来，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与贝多芬以及托尔斯泰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同样是靠自己一层层的蜕变，化蛹为蝶最终成为“超人”的。这种蜕变，尽管表面平静而安详，但在内部，却有着巨大的轰鸣声，并且交杂着困苦、热情、悲愤与反抗，直至大觉悟后的心若止水。贝多芬是音乐家，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山呼海啸，用五线谱将这个过程表现出来；托尔斯泰是作家，也可以借助于文字来表现疑问和质询，表达悲悯和艰辛——而曾国藩呢，他的内心中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嬗变，只不过，他一直无法借助音乐或者文学来表现，始终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压抑着自己的欢乐和悲伤。在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们，只能借助曾国藩留下的雪泥鸿爪，来揣测和感觉这种变化。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内心的贴近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的贴近，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二法门。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于曾国藩感兴趣。要研究一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以及人类本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有关。那种从内部深入的办法，相对于外部进入，可能是最本质的。这种体验绝不是单单躲在书斋里靠“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对于我来说，这个人像一座布满森林的高山，不仅让人高山仰止，更有着属于自己的迷宫。但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以一种文化和内心紧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条蛇一样，去吃掉他留存于这个世界的文书、奏折、日记、著作，然后，摇身一变，以最大的可能，全力变成他本人的模样。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嬗变为另一个人的内心，跳动着他的脉搏，呼吸着他的气息，体验他的生活，体味他窒息、临终、遭受最后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后一口唾液……在这样的转变中，那种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阴晦无比的日子，因为过度地体验到这个人的苍凉，我的内心世界也不由自主如北极一样寒冷。这样的方式，仿佛让我经历了一次严冬的游历，在北极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触摸深埋在冰层下的地壳。当我终于完成这本书时，我就像从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浑身透湿，瑟瑟颤抖。这样的写作经历真苦！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荒凉之心呢？仿佛是戈壁大漠，寸草不生——当一个人承受着历史与文化的重压，同时面临世界末日的绝望时，那一种人性深处的枯寒，就那样变成一口幽深的井。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说：一个人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伸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写就的，就是那个自己曾以为是、曾希望是和曾经是的人。这，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曾国藩。

是为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　曾国藩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城南百二十里之白杨坪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　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　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　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　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经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　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　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

1837年（道光十七年）　二十七岁，在家复习功课，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

1838年（道光十八年）　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正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　二十九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启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三十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三十一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更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三十二岁，致力于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三十三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校理。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三十四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三十五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三十六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十七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三十八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三十九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　四十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萎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　四十一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　四十二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　四十三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　四十四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一万七千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　四十五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　四十六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金陵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荃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　四十七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　四十八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曾国华入李续宾幕。7月13日，曾国藩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启程。8月5日，曾国藩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　四十九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幹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　五十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宜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二十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五十一岁，8月23日，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　五十二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金陵。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六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蘅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　五十三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六万八千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　五十四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金陵，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金陵，太平天国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　五十五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十七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　五十六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两次请假，在营调营。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　五十七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　五十八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　五十九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　六十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唯罗淑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启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　六十一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六十一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　六十二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Table of Contents

晚清有个曾国藩

第一章　重归自由

第二章　青云直上

第三章　乱世从军

第四章　铁血湘江

第五章　遭遇低谷

第六章　大悟山村

第七章　脱胎换骨

第八章　悲欣交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第十章　忧郁如疾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尾声

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