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再版前言

帝国的惆怅

帝国的终结

费城风云

再版前言

本次再版的三本书《费城风云》、《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都是关于政治史的，合起来可以算作一个系列。它们都是十年前的旧作，再版时本应有所修订。但因为我忙于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撰写，也只能增订，无法修订。所以，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增订本，不是修订本。如果某些观点与《易中天中华史》有异，请以后者为准。

下面，谨将出版情况作简单说明。

《费城风云》初版于2004年8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原名《艰难的一跃》，2005年11月更名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2008年4月再次更名为《费城风云》，改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1年5月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易中天文集》时，增加了总题为《隔岸观火》的四篇文章，也都是谈美国政治的。本次再版内容与文集同。

《帝国的惆怅》初版于2005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2011年5月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易中天文集》时，将《〈水浒〉四章》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增加了《武侯治蜀与“攻心联”》、《小太宗与大败局》、《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三篇文章。本次再版内容与文集同，但目录有所调整。

《帝国的终结》初版于2005年8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1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11年5月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易中天文集》时，将《帝国的惆怅》一书中的《好制度，坏制度》一文移入本书作为附录。本次再版内容与文集同。

在此，谨向历次各版的出版人和责任编辑致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刘传喜、董明庆；

文汇出版社萧关鸿、陈飞雪；

香港三联书店陈翠玲；

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高若海、宋文涛；

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郏宗培、赵南荣；

浙江文艺出版社郑重、金荣良、陈潇。

易中天

2014年8月16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惆怅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39-4046-1

Ⅰ. ①帝…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 Ⅳ.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3937号

产品经理 刘碧容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陈飞雪 胡彬

装帧设计 张海燕

帝国的惆怅

易中天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42千字

印张 20.25

印数 1-16000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46-1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帝国的惆怅》目录

明月何曾照沟渠

晁错之死

削藩其事

是非功过

晁错其人

历史之错

晁错之错

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怎样看“攻心联”

治蜀问题何在

谁有“反侧之心”

是谁“宽严皆误”

蜀汉为何而亡

小太宗与大败局

“痴呆儿”成了“小太宗”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天子本是苦孩子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皇帝也要守王法

危险的政治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变法迫在眉睫

时势造英雄

针锋相对

事与愿违

成败与道德无关

教训所在

荒唐的正义

奸臣严嵩

混蛋嘉靖

滑头徐阶

谁是祸根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小人物”不小

为谁死节

认死理的人

自掘坟墓是乾隆

礼失求诸野

土气与士气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弹冠相庆的战败者

逼出来的谎话

一骗到底

谎言与高调

小曲好唱口难开

笑脸与鬼脸

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非典型腐败

病例

所谓陋规

逼良为寇

高薪未必养廉

有监督就行吗

制度不能保证一切

并非不治之症

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

入世与出世

读书人与知识分子

治世与乱世

想得开与想不开

身家与天下

士大夫与读书人

报国与全身

君臣与师生

出路与对策

千年一梦

我们曾经拥有

魂断侠缘

谁之梦想

剑的秘密

侠与士

百家罢后梦难圆

附录 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宰相制度

中央部门

地方官员

后记

明月何曾照沟渠

—— 读《史记》、《汉书》之《晁错传》

晁错之死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在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来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 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来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谁知道这家伙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对袁盎不以为然。晁错被杀以后，有一个名叫“邓公”的人从前方回京，向汉景帝汇报军情。邓公的官职是“谒者仆射”（宫廷卫队长郎中令的属官），级别“比千石”，此刻被任命为校尉（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将兵平叛。汉景帝问邓公：晁错已经杀了，吴国和楚国应该退兵了吧？邓公却回答说，怎么会退？吴王图谋造反，准备了几十年，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其意非在错也”（他们的意图并非诛杀晁错）。所以，吴国和楚国是不会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却恐怕会闭起来，不敢再说话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景帝问他为什么。邓公说，晁错为什么要主张削藩？是因为担心诸侯过于强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这才提出要削减藩国辖地，以提高京师地位。这是我们汉家社稷的千秋大业和万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行，自己却被冤杀于东市，这不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做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听了以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默然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对，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拟定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不过，正如“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不是晁错被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错该不该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

削藩其事

我们知道，秦汉，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旧制度，就是“邦国制”，历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个新制度，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这也是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介绍。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国王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的意思（藩篱）。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不过，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也留了一手，即只准同姓封王，不准异姓封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誓，叫“白马之盟”。后来，吕后破坏这个规矩，封姓吕的做王，就被视为“乱政”，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诸吕的功臣，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 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

其实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这回带头造反的吴王刘濞，就靠不住。刘濞是刘邦他哥刘仲的儿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刘邦出身平民，家里没什么文化，就用这“伯仲叔季”来做名字。刘邦叫刘季，其实就是“刘小”。他哥刘仲其实就是“刘二”。刘二是个没有用的，他儿子刘濞却能干，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刘邦正发愁吴越一带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就封刘濞做吴王。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刘濞的样子似乎有“反骨”。但是君无戏言，覆水难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过来，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万别造反。刘濞立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侄臣哪敢呀！

这当然只能作为故事来听。刘濞造反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晁错削藩也并不因为刘濞要造反。晁错大讲特讲削藩时，刘濞还没造反哪！事实上，削藩不是针对哪一个诸侯的，而是针对“郡国制”的。按照这种制度，藩王们是有实权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军队和财政收入，俨然“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这就要钳制，要打击，要削弱其势力。这就是“削藩”—— 先裁减其领地再说。

但是这有风险。因为没有哪个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夺了去，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我们削藩，他们会不会造反？晁错却不以为然。晁错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茬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逼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汉景帝这一刀是开对了。“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初分封的王国有的变成了郡县，有的分裂成小国，大都名存实亡。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汉的国祚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马迁把景帝一朝称作“安危之机”，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从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唯独西晋是个例外。西晋开国以后，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半封建半郡县制”，结果是酿成“八王之乱”，自取灭亡。

这样看，晁错岂非高瞻远瞩？

实际上，藩国过于强大，必定威胁中央，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共识。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就对汉文帝说过“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的话。当然，袁盎说这个话，只是针对骄横无礼的淮南厉王刘长，不像晁错那样把削藩看做基本国策。但要说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是糊涂虫，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恐怕也不是事实。

然而晁错却几乎遭到一片反对，甚至“世人皆曰可杀”，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巴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像晁错那样急火攻心，还能不坏事？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刘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当然，七国之乱是不是晁错惹的祸，可以讨论。即便是晁错惹的祸，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也可以讨论。问题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袁盎“诛晁错”的建议反倒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这也是晁错被杀的第三个原因—— 他这次不但“犯了众怒”，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毫无疑问，对于所谓“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当他还只是个秩比六百石的“中郎”（侍卫官）时，就敢对汉文帝说平定了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只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和国家休戚相关、和君王生死与共、和朝廷肝胆相照的栋梁之臣），气得周勃痛骂袁盎，说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诽谤我！后来，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宗室诸公莫敢为言），挺身而出为他辩诬的，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盎（唯袁盎明绛侯无罪）。周勃的无罪获释，也多亏了袁盎的努力（绛侯得释，盎颇有力）。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正派的。这样的正直之士，难道是小人？

袁盎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担任陇西都尉时，“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担任吴国丞相时，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爱（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袁盎知道后，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并不追究。后来，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袁盎又亲自把他追了回来，将婢女赐给他，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七国之乱时，袁盎被吴王扣押在军中，看守他的军官碰巧就是此人，于是袁盎得以逃脱。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这样的仁恕之士，难道是小人？

实际上袁盎在朝廷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武帝时著名的直肠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汲黯是被认为几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数犯主之颜色），直言不讳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后来居上”（该成语即典出于此）的也是他。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礼遇甚隆，甚至让他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平时晋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但如果是汲黯来了，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郑重其事地接见。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难道会是小人？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这哥俩都是“为气任侠”的。季布的特点是“一诺千金”，季心的特点是“勇冠三军”。季心做中尉司马时，连他的长官—— 中尉郅都对他都客客气气。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外号“苍鹰”，行法不避权贵，皇亲国戚见了他都侧目而视，他也不把那些凤子龙孙放在眼里，却唯独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则最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里时，把袁盎当作自己的长辈，把灌夫和籍福当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侠义之人。灌夫的特点是“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籍福的特点是“左右逢源，善与人谋”。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此外还有剧孟。剧孟也是大侠。袁盎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托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袁盎与季心、剧孟、灌夫、籍福等人为伍，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为袁盎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 因为反对梁王刘武谋取储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还不忍心对他下手。这样的死国之士，难道是小人？

其实，不但袁盎不是小人，其他反对晁错的人也不是。比如和丞相陶青、中尉陈嘉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就是“忠厚长者”。此公当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时，但凡发现案子有疑点，就一定退回去重审；实在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则流着眼泪向被告宣读判决书，送他们上路，保证要让囚犯死而无憾。所以《史记》和《汉书》都说他“其爱人如此”。这样一个人如果也主张杀晁错，那么，晁错恐怕就当真有点问题了。

晁错其人

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说，晁错是颍川（在今河南省境内）人，早年追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搁在现在，就是政法学院或政法专业毕业的。学成之后，参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试，因为文字功夫好而当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汉代的太常寺相当于隋唐以后的礼部，掌管宗庙祭祀和礼仪，也管教育，负责选试博士。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是官职，战国时期就有，秦汉因之，职责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来的历史知识，以备皇帝顾问和咨询。太常寺博士考试的结果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补郎，乙科出身的补吏。郎，就是宫廷侍卫官；吏，就是政府办事员。一个年轻人，在皇帝身边做几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难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级别百石。汉制，副县级的吏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长吏（长字读上声）；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读去声）。太常掌故就是这样一个相当于主任科员（科级干部）的“少吏”。

这位正科级的少吏时来运转，是因为被朝廷选派出去学《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学问几乎失传，以至于“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精通《尚书》的只剩下一个“济南伏生”。可是当朝廷发现他时，这位“故秦博士”已经九十多岁了，“老不可征”，只好诏令太常寺选派可造之材到老先生家里去学（往受之）。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年轻人就是晁错。这下子晁错的学问大长，名声也大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文帝发现了这个人才，便任命他做太子府的官员。先是做太子舍人，以后做门大夫，最后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级别是秩八百石，可以算是“中层干部”了。

家令虽然比不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错对后来的景帝影响却很大。此公“学贯儒法”，口才又好，经常在太子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太子便对他“有点崇拜”（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称他为“智囊”。“智囊”这个词，最早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里子（樗音初）的身上。樗里子这个人，大约是足智多谋的，故“秦人号曰智囊”，并有“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的谚语。可见“智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颜师古的解释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显然，晁错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部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就说“言守边备塞”。

所谓“守边”，其实也就是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是主张对匈奴用兵的，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禽），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亡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人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资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联为一体，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美？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被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劝农力本”的主张也被采纳，其他如“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则被拒绝（孝文虽不尽听）。不过文帝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奇其材），调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属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级别一样，但职责不同，是“掌论议”。

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

可惜，历史选错了人。

历史之错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间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结果是“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这根“搅屎棍子”。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壖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壖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么人？是追随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辅重臣。这样一个人都搞不定晁错，别人又哪里斗得过？不难想见，这件事以后，晁错自然更加恃宠骄人。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着。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说：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着。执着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着是好的。做政治家，执着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种政治家眼光，而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决定削藩是对的（削藩其事是其事），起用晁错是错的（晁错其人非其人）。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晁错，怎么就不是适当人选呢？

晁错之错

我们首先要肯定，晁错这个人，确有许多优点。最明显也最难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唯其如此，这才冒着得罪四方诸侯的风险，顶着离间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众议，顶风而上，强行削藩。这无疑是“尽忠为汉”，他的冤死也让人扼腕叹息，班固就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但问题是，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来祭奠自己的理想？难道“始作俑者”便当真“其无后乎”？

事情恐怕并非如此。正如苏东坡所说，人们常常只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错有以取也）。晁错确实深谋远虑，但他的深谋远虑，是对国家的，不是对自己的。他为国家想得很多，很深，很远，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则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甚至盲目乐观，所以《汉书》说他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看来，即便是晁错这样的“智囊”，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然，要说晁错对自身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恐怕也不是事实。至少，当他的父亲把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以后，他应该有所反省。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可见，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为想清楚了，这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能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因此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做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吴楚七国造反后，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属商量要杀袁盎。晁错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下属就是御史。晁错说，袁盎这家伙，接受吴王的贿赂（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总说吴王不会造反（专为蔽匿，言不反），现在却果然反了（今果反）。我们应该杀了袁盎，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欲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副手和下属说，事情还没发生时，这么整一下，或许还有好处（事未发，治之有绝）。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杀袁盎又有什么用（今兵西乡，治之何益）！再说袁盎身为朝廷大臣，也不应该和吴王有阴谋（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听了，犹豫不决，袁盎却得到了消息，通过窦婴求见皇上，提出了“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的对策，被汉景帝采纳，晁错也就“衣朝衣斩东市”。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晁错这一着，是不是臭棋？

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有恃无恐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沟渠呢？

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怎样看“攻心联”

所谓“攻心联”，是清人赵藩所撰，悬挂于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因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因此后人称之为“攻心联”，也称“能攻心联”。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书名就叫《“攻心”联与赵藩研究》。所以，“攻心联”这一简称，是研究者们发明的，且已为学界认可，不是谁的“硬伤”。赵藩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争议，就是以古论今，对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进行劝谏。问题在于，赵藩的“以史为鉴”，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这就正如《“攻心”联与赵藩研究》一书的《序》所言，关系到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而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为此，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很明显，这是批评，是告诫。而且，这些批评和告诫，就是针对岑春煊的。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度势”，又不能“攻心为上”，自然是“宽严皆误”。难怪岑春煊看完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言不发，赵藩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但赵藩这个人，既是岑总督的老师，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这样的身份，并不可以直接批评，只能借古人说事。那么，“攻心联”中所说之古人，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只有赵藩能够给出，可惜我们问不到。从这个意义讲，任何学者的解释便都是“猜测性意见”，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此其一。第二，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因此不能先定调子，设立禁区，相反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即便是猜测，也不能想当然，必须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呢？先找关键词，再行排除法。“攻心联”的关键词是什么？有说是“攻心”的，有说是“好战”的，有说是“审势”的，有说是“宽严”的。这些都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治蜀”，因为它是写给“治蜀者”（岑春煊）看的，讲的也是“治蜀”的事。“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句，是结尾，也是点题、落实。所以，“治蜀”是此联的关键词，“攻心联”也应该叫做“治蜀联”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赵藩联中的古人，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治蜀者。那么，是刘焉、刘禅，或者蒋琬、费袆、姜维等等吗？多半不是。因为拿他们说事，意思不大。有意思的，只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三个人：刘璋、刘备、诸葛亮。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璋吗？有可能。因为刘璋的治蜀，一般认为是失之于“宽”的。但刘璋只是“过宽”，并不“过严”，不能说他“宽严皆误”。再说他也不“好战”。所以，即便“攻心联”里有刘璋的份，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是刘备吗？也有可能。因为刘备毕竟发动过夷陵之战。硬要扣帽子，可以算是“好战”。但刘备发动这场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夺取荆州或者为关羽报仇），可不是靠“攻心”就能实现的。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在这里并不适用。至于不能“审时度势”，这个错误刘备倒是有的。具体表现，还是夷陵之战。但那只能叫“不审势，即进退失据”，不能叫“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宽严皆误”的问题，刘备有没有？有一点，但不严重，且能调整。据《三国志·简雍传》，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正好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散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这总不能说是“宽严皆误”吧？

不是刘璋，或主要不是刘璋。不是刘备，或主要不是刘备。被赵藩借来说事的，就只能是诸葛亮，或主要是诸葛亮。这也并不奇怪。“攻心联”毕竟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诸葛亮不唱主角，谁唱？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中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讲过，诸葛亮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谁有“反侧之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来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土著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底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决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涂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谯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郡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 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袆，江夏鄳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度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袆、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蜀汉不过一州之地，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说，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切蛋糕”的还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刘璋时代，降为“二等”。刘备一来，又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所以，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被诸葛亮杀掉的彭羕，广汉人；被刘备杀掉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他们清一色地都是益州人。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怕也都是。这些人，或者有权，或者有钱，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势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获等人可以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攻心”对象，就该是他们。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这和“攻心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谁“宽严皆误”

这就要看诸葛亮怎样解决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这三条，应该说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条，从理论上讲绝无问题。任人唯贤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任人唯亲？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对“贤”这个字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标准则首先是“志虑忠纯”（《出师表》）。这当然是对的。但具体到蜀汉，就会有些麻烦。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反对派，算不算“志虑忠纯”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们的“志虑”又是否“忠纯”呢？恐怕需要考验。不要说诸葛亮，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就能担保没有“二心”。总之，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事实上是有政治隔阂和心理障碍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把忠于蜀汉政权放在首位，客观上就会妨碍许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条，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反侧之心”。

北伐曹魏也不能。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打仗是要用钱的。这些钱，天上掉不下来，地上长不出来，刘备他们带不进来，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强出。他们当然不乐意。所以，益州的“反对派”，几乎同时也是“反战派”。比如前面说过的谯周，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生）。那个时候，可就“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这话实在可以看作“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注脚。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陈寿的评价也非常高。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旁证就在《三国志·张裔传》。张裔对诸葛亮的依法治国也有一个评价：“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所谓“佥忘其身”，就是奋不顾身。所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说，正因为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奋不顾身。而且，这里说的远和近，也不只是当事人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更指是否属于荆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还是益州集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属于益州集团。他这么说，说明诸葛亮确实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平执法，并没有多么亏待益州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过严”。诸葛亮的执法之严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说“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与陈寿的评语“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公平，正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后面，陈寿还有一句话，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公正公开，也就公平。正因为如此，所以“而无怨者”；但过于严峻（刑政虽峻），也是事实。也就是说，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此其一。

第二，武侯执法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他对法正，就很“宽”。据《三国志·法正传》，当时有人向诸葛亮报告，说法正这个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锱铢必较，而且擅杀无辜，应该绳之以法。诸葛亮却说法正功劳太大，没有法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怎么能够不让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显然，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为一位政治家，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难完全做到“宽严皆不误”。比如对待益州土著，他的执法就基本上是“从重从快”，甚至“制造冤案”。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此案记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读者不妨自己查看。

第三，即便诸葛亮执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团也不会满意。因为蜀汉政权的许多法律，就是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的，是专门用来对付他们、整治他们的，他们怎么会喜欢？恐怕是执法越严，他们越倒霉，越反对。何况执法人又不是诸葛亮一个。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证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荆州集团的，就是东州集团的，很难说他们不滥用职权，利用执法之便打击益州集团。这一点，罗开玉先生的《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阐述，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定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蜀汉为何而亡

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罗开玉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即“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和孙吴作对比。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情况是很糟糕的，可谓法纪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残，与诸葛亮领导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刚好相反。然而，治理得最好的最先灭亡，治理得最差的国祚最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孙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吴人治吴”，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江东士族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在刘备、诸葛亮的统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趋势告诉我们，士族地主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曹丕那里已经这样做了，孙权那里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后期的吴，也不是前期的吴。他们都在为晋做准备，“反潮流”的是蜀汉。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司马氏的晋，执行的是没有曹丕的曹丕路线（儒家士族路线）；诸葛亮的蜀，执行的却是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法家寒族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寒族路线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因此三国终将归于晋。晋是不是就比魏、蜀、吴好？未必。在这里，没有个人好恶，也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说出历史事实。

这样一来，我们对“攻心联”就可以重新解读了。我的解读是：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团的思想工作（能攻心），他们的“不安之心”就会消除（反侧自消），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势（不审势），即便公平执法，也会左右为难（宽严皆误），这是后来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后来治蜀要深思）。

显然，这里并无对武侯的不敬之处，相反给予了充分的“历史之同情”。说得再明确一些，所谓“宽严皆误”，并非批评诸葛亮执法不公，而是说由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时宜”，又不对益州士族的心思，结果便“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这样一种评价，如果也被说成是“把矛头对准诸葛亮”，那就只能理解为故意找碴了。

实际上，作为个人，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曾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这难道是贬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们重读历史，不能一味歌功颂德，更应该总结教训。那么，蜀汉政权有没有历史教训？有，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人民甚苦。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回国以后就对孙休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另一个名叫张悌的人，也在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的时候断定蜀汉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中，也记载在《资治通鉴》中。

如果说薛珝和张悌是吴人，其言不足为训，那么，蜀国自己的统计数字总能说明问题吧！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有民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而军队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这种状况，并不能只由刘禅和姜维来埋单，因为他们执行的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无疑，诸葛亮坚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处。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给予充分的“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国更要图强”。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话说，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说，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所以，对此不能简单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却也是事实。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进〈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否吃饱肚子。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是赵藩的意思吗？这就不知道了。赵藩先生早已作古，我们没法求证。但我以为这并不要紧。赵藩写“攻心联”，原本就是借古论今。我写此文，亦不过借题发挥。只要事情说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因此，不妨将“攻心联”略改数字云：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小太宗与大败局

“痴呆儿”成了“小太宗”

江河日下的晚唐之世，居然冒出个“小李世民”来，大约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他，就是唐宣宗。

宣宗李忱，是大唐王朝倒数第五位皇帝。其后，是懿宗、僖宗、昭宗和哀帝。史家对这位“末世天子”，评价相当之高。《资治通鉴》说——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旧唐书》的说法就更夸张，道是宣宗执政以后——

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慑气。

换句话说，宣宗皇帝登基没几天，就把权贵、奸佞和宦官，全都镇住了。结果，自然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于是五湖四海，如沐春风；官民朝野，一片赞颂（颂声载路）。这，难道还不是“小太宗”？

然而这位“小李世民”，却原本是不可能当皇帝的。

宣宗原名李怡，是宪宗皇帝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宪宗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生命不息，做爱不止。十六岁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后，二十七年间，居然生了二十个皇子，十八位公主。李怡，就是其中之一，当皇帝之前被封为光王。不过这位光王，却是庶出。他的生母郑氏，原本是官女，据传还是宪宗平定李锜之乱时的战利品。所以，宣宗在宪宗皇帝的二十个皇子中，地位并不高。承继大位的事，哪里轮得到他？

事实上，宪宗皇帝死后，继位的就是他的嫡子李恒。这就是穆宗。穆宗死后，继位的则是他的长子李湛。这就是敬宗。敬宗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昂。这就是文宗。文宗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炎。这就是武宗。宪宗传穆宗，穆宗传敬宗，这叫“父死子继”。敬宗传文宗，文宗传武宗，这叫“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最正规，兄终弟及也对付。然而宣宗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任皇帝的叔叔。叔叔接替侄子，这算哪门子事？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毕竟，武宗病危时，皇子还年幼。国赖长君。请出一位皇叔来承前启后，也在情理之中。

麻烦在于，这位皇叔是有问题的。

什么方面有问题？智力。《旧唐书》的说法是“幼时宫中以为不慧”。《新唐书》的说法委婉一些，加了一个“或”字，道是“宫中或以为不慧”。《资治通鉴》却不客气，改“或”为“皆”，竟云“宫中皆以为不慧”。其实，“不慧”云云，已是春秋笔法。事实可能是：这位光王，被公认为痴呆、智障，至少也是弱智。

这就太奇怪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当皇帝？就算当上了，又怎么可能成为公认的“英主”？既然是“英主”，又为什么不能挽救大唐？众所周知，宣宗辞世后四十二年，大唐帝国就灭亡了。对此，这位“小太宗”，究竟是该负责呢，还是不该负责？

谜团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传奇皇帝”，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在朝臣们的眼里，宣宗无疑是一个严厉的君主。这一点，宰相马植应该深有体会。

马植是宣宗皇帝钦点的宰相。准确地说，是宰相之一。因为唐代宰相是人数不定的一群人，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但凡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的，都是宰相，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马植，就是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得以参加政事堂会议，成为宰相的。

然而三年后，马植却被罢相。原因，是他接受了一件礼物。送礼物的人叫马元贽，是个宦官，官居神策军左军中尉。礼物，则是宣宗御赐的一条玉带。这当然是马元贽的不是。皇上所赐，岂能随便送人？马植也昏了头，居然佩带在身去上朝，结果被宣宗认出。

此事让宣宗极为震怒。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朝臣与宦官的勾结。这两人倒好，不但攀附、来往、认同宗，还将御赐之物私相授受，这还了得？

但是宣宗心里也有数。本朝自德宗贞元年间后，作为天子警卫队之左右神策军的兵权，实际上就掌握在由宦官担任的中尉手里。这些人，不但关系到皇上的安危，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可以废立皇帝。宣宗自己，就是被马元贽等人拥戴上台的。如果为了一件小事，就收拾马元贽，行吗？不行！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却也只能拿马植开刀。于是，宣宗在第二天，就下令取消马植的宰相资格，同时立即逮捕其亲信董侔，交御史台（监察部）讯问。结果，自然是“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于是皇帝昭告天下，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不动声色却又迅雷不及掩耳，宣宗皇帝这一系列动作，让朝野看得目瞪口呆。马元贽辈固然各自收敛，不敢张狂，朝臣们也都各自谨慎，不敢怠慢。因为谁都看得出，当今圣上，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主，也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主。

宣宗确实很像一个皇帝，也很会当皇帝。他是把帝国的政事，当作神圣的事业来对待的。对于朝政，他的态度岂止是认真，简直就是虔诚。比方说，接到大臣的奏章，一定要焚香洗手，然后才阅读。每次临朝，无论事务何等繁杂，脸上也永无倦容。结果，尽管在御前会议上，皇帝陛下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非常开明的样子，群臣仍然觉得他“威严不可仰视”。宰相令狐绹甚至说，我在朝廷十年，最受恩宠。但每次在延英殿奏事，没有一回不是汗流浃背。

其实，这恐怕也是所有臣僚的共同感受。《资治通鉴》说，有一次朝会，讲完正事，宣宗忽然轻松愉快地说，呵呵，可以说点闲话了吧？于是便家长里短地聊起来。等到群臣紧张的心情刚刚放松，准备“君臣同乐”时，宣宗忽然正色，严肃地说：众卿好自为之！朕最担心的，就是诸位辜负了朕，那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玩的事，只怕是面都见不着了！说完，便起身退朝回宫，一任殿中猝不及防的大小臣工自己去细细玩味。

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事，时有发生。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京陛辞。宣宗问他，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啊？于答：八千里。宣宗说，不要以为八千里很远。此刻阶前陛下，你我之间，就有一万里。你到任之后，行政是好是坏，朕都清楚，你明白吗？于延陵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经宣宗好言劝慰，才算恢复正常。

但是，这位可以翻脸不认人的“铁腕皇帝”，却还有内心柔软的另一面。比如前朝有位姓王的“才人”（皇帝的嫔妃之一，正四品），其实是被武宗逼死的。因为王才人“宠冠后庭”，还差一点被立为皇后（因宰相李德裕反对而未果），所以武宗病重的时候，便问她：朕死之后，你打算怎么样？王才人说：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就递给她一条丝巾，王才人在武宗驾崩后也只好自缢。宣宗登基不久，听说此事，十分同情。但人死不能复活，便赠王才人贵妃称号（地位仅次于皇后），葬在了端陵的柏城之内。

又比如，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一月，驸马郑颢的弟弟郑病重。宣宗派人前去探视，得知公主居然在慈恩寺观戏场。宣宗大怒，立即把公主召回宫中痛斥说：哪有小叔子生病，做嫂子的不去探望，反倒去看戏的？公主流泪谢罪，然后乖乖地回到郑府。

再比如，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九月，宣宗派出宣诏的某使者，在路过边远贫困地区驿站时，因为嫌饼太粗糙，竟把驿吏打得出血。宣宗接到地方官员举报，痛斥这个敕使说：深山之中，这样的饭食，又哪里是容易得到的？于是，将此人发配去守陵。

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嫔妃之于皇帝、士族之于皇家、驿吏之于敕使，都要算是弱势。而宣宗，却站在他们一边。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天子本是苦孩子

同情弱者，可能与宣宗的身世有关。

宣宗作为宪宗皇帝的儿子，又被册封为光王，还是穆宗皇帝的弟弟，敬宗、文宗、武宗三朝皇帝的叔叔，照理说，应该比现在许多“官二代”还要牛。然而，至少在文、武两朝，这位王爷和皇叔，却很可能备受欺辱，甚至被人谋害。有一条史料说，武宗曾派人绑架了他的这个叔叔，扔在厕所粪坑里，被宦官仇公武救出。另一条史料说，在一次马球游戏中，武宗示意让“光叔”坠马而死，也被宦官仇士良遮掩过去。还有一条史料说，在一次雪夜的游行中，光王莫名其妙地掉下马来，昏倒在雪地里，无人过问，差一点冻死。

这几条史料，因为被认为“鄙妄无稽”而不载入《资治通鉴》。但司马光要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加以说明，则大约因为这些说法已经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何况《资治通鉴》也不得不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另一个，是武宗“尤所不礼”。十六宅，是当时诸王居住的地方。文宗、武宗和宣宗，当皇帝之前都在那里住过。做皇帝之后，也常常回到那里。看来，文宗和武宗回十六宅与诸王聚会时，拿他们那位“光王叔叔”寻开心，大约是保留节目。态度，自然是极为无礼。原因，则当然是因为光王“痴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光王，即后来的宣宗，不但不痴呆，简直就英明过人。这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并不痴呆，为什么要装成弱智？有人说是“韬晦”。这同样有问题。宗法社会，子以母贵。一个卑贱宫女生的皇子，宫中又“皆以为不慧”，能有什么竞争力，又会有谁把他看作潜在的威胁？何况他的哥哥穆宗，早就接了他父亲宪宗皇帝的班；穆宗之后，继位的又是他的侄子，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敬宗之后是文宗，文宗之后是武宗。这个时候，他这个早就过了气的王爷，还有什么可争的？既然没有什么可争的，那他还韬什么光，养什么晦？莫非真有神明在暗中告诉他：你迟早有一天会当皇帝？

更何况，如果“韬晦”之说成立，那么，武宗的“谋害”和“暗算”，就也应该是事实。事实上，如果没人暗算，光王就用不着韬晦。同样，如果不对帝位构成威胁，武宗也犯不着谋害。而且，就算武宗有戒心，敬宗和文宗的时代，光王为什么也要韬晦？还有，既然武宗已经看穿光王，为什么还要拿他当痴呆耍？如果说武宗是在试探，为什么又穷追不舍，屡下毒手？莫非是防患于未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这些疑团，大约也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遐想了。但可以肯定，无论是被视为弱智而备受欺辱，还是被视为韬晦而遭人谋害，当年的光王在文宗和武宗的时代，总归是弱者。好在，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光王终于贵为天子。这是他的幸运。这位熬出头的“媳妇”，并没有像某些“新婆婆”那样，用对“媳妇”的加倍虐待来找回心理上的平衡，反倒对弱者表示出同情，这是大唐臣民的幸运。

是的，幸运。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总之，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光王李怡在宪宗去世之后，自己登基之前，是怎样度过穆、敬、文、武这四朝共二十七年的艰难岁月。但可以肯定两点。第一，当着诸帝诸王、皇亲国戚的面，他什么话都不说。即便文宗他们在十六宅的聚会上，千方百计逗他说话，拿他开涮，他也面无表情，沉默得像个聋哑人。第二，他一定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因此深知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民间的疾苦。比方说，他居然知道在边远贫困地区，有口饭吃就不容易。这就完全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子或王爷。

结果，宣宗在处理事务时，就比他的父兄和侄子高明，既讲政治，又讲人情。

就说前面讲过的公主与驸马的“家事”。没错，小叔子病重，做嫂子的却去看戏，是不像话。但弄得圣上龙颜大怒，亲自管教，也似乎小题大做。然而这事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我们知道，由于帝国政治的需要，从魏晋到隋唐，皇家都非常重视与士族的联姻。可惜这事一直就是“剃头的担子”，只有“一头热”。皇家积极主动，士族并不热心。万寿公土的驸马郑颢，就一百个不乐意。所以，宣宗得知公主居然如此“没心没肺”，第一反应就是喟然长叹说：我总怪士大夫不愿意跟我们家联姻，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显然，宣宗训斥万寿公主，其实并非同情弱者，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这就是维持皇家与士族的联姻。但宣宗的做法，却很高明：既然是“家务事”，那就按照“家规”处理。做儿媳的，就该孝敬翁姑；做嫂子的，就该友爱兄弟。即便金枝玉叶，也不例外。

这当然是一种姿态，然而效果很好。从此，其他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也都谨守礼法，夹起尾巴做人，谁都不敢端架子摆谱。

可惜，皇帝只管得了自家，管不了士族。驸马郑颢对于自己的婚姻就一直不满意，而且迁怒于代皇上择婿的宰相白敏中。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三月，白敏中以宰相身份出使前线，临行时对宣宗说，郑颢对臣，恨之入骨。臣在政府（政事堂），他奈何不了臣。臣出使在外，他一定会告臣的刁状，臣恐怕死定了。宣宗听了却呵呵一笑：这事朕早就知道了，爱卿为什么现在才说？然后交给白敏中一个盒子，里面都是郑颢告状的文书。宣宗说，这个盒子你拿去吧！朕要是信这个，还能重用你到今天？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宣宗是个明白人。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然而，宣宗能够当上皇帝，却是因为被认为“弱智”。

本朝自宪宗皇帝被谋杀之日起，谁当天子，就实际上是宦官说了算。比如穆宗，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如果没有宦官王守澄，继位的就可能是他的哥哥澧王李恽。当然，李恽的背后，也有宦官支持，只不过是另一帮派，又在内讧中失败了。武宗的情况则相反，是因为仇士良一派宦官得势，废掉了另一派宦官支持的太子，才当上皇帝的。文宗的登基也一样。因为两派宦官争权夺利，王守澄这派打败了刘克明那派，皇帝才不是绛王李悟，而是他江王李昂。总之，穆宗、文宗和武宗当了皇帝，其实是宦官与宦官斗争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宦官当家作主，只有敬宗的继位是个例外。

不过，宦官为了拥立皇帝，自己的损失并不小。何况宦官能够废立，却不能代替，天子还得皇家的人当。这就没谱了。比如文宗，居然打算剿灭宦官。这才有了“甘露之变”，宦官们也只好把他软禁起来。又比如敬宗，简直是个魔王，喜怒无常，为非作歹。宦官们动辄得咎，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把他杀掉。仔细想想，这可真不是个事。

所以，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弥留之际，宫中那些主事的大宦官，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十六宅的光王做接班人。在他们看来，让这样一位傻乎乎的爷们坐在龙椅上，起码不必再担惊受怕。至于朝臣，尽管惊诧错愕，却也无可奈何。

一代英主小太宗，就这样因为他的“痴呆”而走到了前台。这可真是帝国的惆怅！

事实证明，宦官们这回是既看走了眼，又打错了算盘。宣宗不但不痴呆，反倒很有剿灭宦官的想法。据《资治通鉴》，宣宗曾以“讨论诗歌”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进宫，屏退左右，悄悄地问他：近来朝野的舆论，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

韦澳回答：陛下天威独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闭着眼睛摇头说：片面！片面！危险依然存在。又问：依卿之见，该怎么办？

韦澳说：依靠朝臣和外官，未必保险。甘露之变（文宗联络朝臣和外官剿灭宦官，反被宦官所制），就是前车之鉴。不如在宦官当中，选择德才兼备者与之密谋，或许靠得住。

宣宗听了摇头说：这是下策！朕太了解他们了。这些人，从不入流、七八品升到四五品，一个个都感恩戴德。一旦升到三品，马上就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跟原先那些人打成一片，怎么靠得住？

这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韦澳的办法行不通，哪里只是靠不靠得住的问题！靠得住又怎么样？无非这一伙换成了另一伙，笑面虎替代了野心狼，还是换汤不换药。宣宗要做的事情，是要根本改变宦官干政的局面。这样的事，哪里能靠宦官？

于是宣宗要宰相令狐绹想办法，而令狐绹的办法是“慢慢来”。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免，有缺不递补，天长日久，宦官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直至一干二净。

显然，韦澳的主意是“馊主意”，令狐绹的办法是“没办法”。当然，如果宣宗皇帝能够“万寿无疆”，这办法也未必不是办法。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七日，宣宗撒手人寰。而且，跟他前面好几位皇帝一样，也是死于非命。

说起来，晚唐的皇帝，也是大成问题。他们一个个，几乎都不得好死。敬宗，是被宦官杀死的。文宗，是被宦官气死的。穆宗和武宗，是欲求长生不老，服药过量毒死的。这几个皇帝的父祖宪宗最糟糕，是因为服用丹药而变得暴虐，被不堪忍受的宦官杀死的，可以说是既死于宦官，也死于丹药。

这实在是殷鉴不远，然而宣宗却未能免俗。他，也是服药中毒而死。

宣宗一死，以王宗实为首的一派宦官立即动作，又从十六宅里拖出一位据说是皇长子的郓王，立为皇帝。这就是懿宗。这可是一个宦官们喜欢的皇帝。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做，在位的年头却比宣宗还长。依照谥法，温柔贤善就叫做“懿”。懿宗对谁“温柔贤善”呢？宦官吧！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懿宗病重不省人事。这一回，宦官们的事情就做得更绝。皇帝几个年长的儿子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接班的是个十二岁的娃娃李儇。这就是僖宗。这位皇帝也更绝，干脆管宦官田令孜叫“阿父”。实际上僖宗也是个可怜虫。他享年不过二十七，流亡在外倒有两次。一次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躲避黄巢，往成都跑；一次是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躲避李克用，往汉中跑。依照谥法，小心畏忌就叫做“僖”。僖宗怕谁呢？除了“反贼”，不知还有没有宦官。

更可怜的，是僖宗的弟弟昭宗李晔。昭宗其实是想振作一番、有所作为的，最后却落入野心家朱全忠（也就是后来的后梁太祖朱晃）手中，并被弑杀。这是天复四年（公元904年）的事，离大唐帝国的正式灭亡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句，昭宗，也是宦官所立。

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宣宗的遗愿．更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局。事实上，宣宗原本是看中三子夔王李滋的。可惜，宣宗驾崩之日，支持夔王的一派在宫廷斗争中举措失当，一败涂地；而宣宗自己，又一命呜呼，鞭长莫及。

但这决不等于宣宗没有责任。如果他早立夔王为太子，事情或许就不会这样。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皇帝也要守王法

宣宗不立太子，与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有关。

我们知道，对于帝国而言，所谓“政治”，无非就是秩序和人事。这两条，又相互关联。人用对了，秩序就得以维持；秩序井然，则用人也错不到哪里去。反之，失人则失序，失序亦失人。这是王朝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

这就一要靠君主英明，二要靠制度保证。相比较而言，制度又更重要。制度健全，君主弱一点，问题也不大，甚至更好。因为君主太强势，往往不愿意受制于制度，也常常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比如汉武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制度。所以，法家甚至希望君主无能无趣。无能无趣，才能无为。君无为，则臣自为；人不治，则法来治。国家机器自行运转．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不过，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何况帝国之法，原本就是“王法”。如果帝王带头乱法或枉法，制度再好也没用，臣下和百姓也只能徒唤奈何。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不是傀儡，多少有点能耐，都难免乱法或枉法，甚至喜欢“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至尊天子的绝对权威。

这样看，只要一不乱法，二不枉法，就要算是一个好君主了。

宣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宣宗也曾有过“法外施恩”的想法。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三月，宣宗下诏，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庄园，并免去其赋税。郑光，是宣宗生母郑氏的兄弟，不折不扣的“国舅爷”。何况郑氏原本只是宪宗皇帝的宫女，宣宗登基前又是不遭人待见的“痴呆儿”，郑家应该并不富裕，宣宗希望给他们一点补贴，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事却遭到政府的抵制。政府，就是中书、门下两省的联席会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政事堂会议”。唐代制度，皇帝的命令，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不合法。当然，这个制度，以前也有人破坏，比如武则天、唐中宗。但这终究不对。所以，这一回，政府接到宣宗的敕书，便依法予以驳回。

中书门下的回奏说：

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曾屡发德音，谆谆教诲臣等，执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宫中野外，一律平等。此番独免郑光赋税，似乎有违陛下此前圣意，事情虽小，关系甚大。

这当然是很不给皇帝面子，然而宣宗却欣然接受。他给政府回话说：

朕提此议，无非考虑到郑光以元舅之尊、国戚之贵，总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优异待遇。现在看来，倒是朕考虑不周了。何况亲戚之间，瓜田李下，难免徇私嫌疑，也难免招人物议。卿等若非真心爱我，哪里会有如此嘉言？凡事如果都能这样，天下又何愁不治？朕愿与众卿共勉：令行禁止，善始善终！

宣宗此举，可谓“不乱法”。另一件事，则可谓“不枉法”。这事同样发生在郑光身上，时间则是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这年五月，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建设部副部长）韦澳为京兆尹（首都长安市市长）。韦澳为人正直，雷厉风行。刚一上任，权贵豪强都纷纷夹起尾巴。韦澳又查得郑光的庄园多年欠缴税款，管家的态度还极其蛮横无理。前面说过，郑光免税之议，是被政府驳回的，宣宗也认可。于是韦澳就将郑光管家捉拿归案。郑光闻讯，当然要走郑太后的后门。宣宗便在延英殿召见韦澳，询问此事。

宣宗问：爱卿打算如何处置？

韦澳的回答很干脆：法办！

宣宗说：可是郑光很喜欢这管家，怎么办？

韦澳说：陛下将臣从朝廷调到长安，就是为了清理京畿的积弊，使之真正成为首善之区。郑光的管家长期偷税漏税，已是国家的蠹虫。如果居然逍遥法外，那就是陛下之法，只实行于弱势群体了。这样的圣旨，臣不敢听命！

宣宗说：你说得很对，道理也是这样。可是郑光那里，朕也不好交待。要不，爱卿将那罪人痛打一顿，饶他不死，你看行吗？

韦澳说：既然如此，臣不敢不奉诏。不过，也请陛下批准，什么时候郑光把欠税补足，臣什么时候放人。

宣宗听了，高兴地说：当然可以！朕因为郑光，妨碍了你执法，非常惭愧！

实话实说，我读史书至此，也不能不为之叹服。我不知道郑光的管家在抗税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但韦澳肯定知道他“爸”是“李刚”。宣宗就更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李刚”，是大唐帝国最大的“李刚”。然而怎么样呢？韦澳并不管那厮的后台是“李刚”还是“郑光”。宣宗这个最大的“李刚”，也只能请求执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轻发落，还要再三道歉，表示“殊以为愧”。想想现在，就真不知道是谁该惭愧了。

当然，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情面也不能完全不讲。尤其是宣宗与郑太后，原本都是苦命人。那份特殊的情感，岂能去怀？因此，宣宗登基后，对他的母亲十分孝敬，竟“不居别宫，朝夕奉养”。对舅舅郑光，也尽量给予照顾。可惜郑光不争气。宣宗跟他讨论政事，他却“应对鄙浅”。宣宗只好“给待遇不给职权”，安排他一个闲职。甚至，哪怕太后不断唠叨说郑光家贫，宣宗也宁肯私下里给他钱财，却决不委以重任。

执法如山，从谏如流，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宣宗确实是难得的好皇帝。

危险的政治

不过，皇帝太“好”，也麻烦。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怀州刺史一职空缺。宣宗给政府写了张条子，上面有个人名：李君奭。宰相们看了一头雾水，不知这李君奭是何方神圣，如何竟入圣上法眼。李君奭本人，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升了官。直到李君奭进宫面圣辞行，谜底才揭穿。原来，李君奭本是醴泉县令。宣宗打猎的时候，看见父老乡亲们在寺庙里烧香磕头，求佛祖保佑李君奭留任醴泉，因此知道他是好官，这才有了钦点之事。

泾阳县令李行言，也是被宣宗在打猎时发现，从而晋升为海州刺史的。而且，李行言升官比李君奭还早，是在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只不过那次宣宗遇到的，是一个樵夫。宣宗问那樵夫是哪里人，答曰泾阳。又问县令是谁，答曰李行言。再问为政如何，答曰死心眼。樵夫说，县里抓了几个强盗，神策军的人来要，李县令居然不给，还把他们都杀了。

宣宗马上就记住了李行言。回宫以后，又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等到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时，宣宗又赐他金鱼袋和紫色官服。李行言谢恩毕，宣宗问：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李行言答曰不知。宣宗就让左右把殿柱上的纸条拿给他看，这才恍然大悟。

醴泉和泾阳，都属于京兆。京兆的县令，级别是正六品。刺史，正四品。唐代官服，七品浅绿，六品深绿，五品浅绯，四品深绯。三品以上，才能衣紫。从县令升到刺史，由绿变绯，这就成了“红人”。如果还要赐紫衣，岂非“红得发紫”？一个基层官员，因为偶然的机缘，被至尊天子发现赏识，就脱颖而出，扶摇直上，甚至享受高干待遇，这就不能算是正常，只能叫做“侥幸”。

对此，朝臣们自然会有看法。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正四品）蒋伸跟宣宗单独谈话时，就在不经意间冒出了一句：最近大家都觉得，官位好像很容易得到。因此上上下下，都心存侥幸。

宣宗吓了一跳：是这样吗？那可就乱了！

蒋伸赶快打圆场：乱倒没乱，只是侥幸之人多了。就算乱，也不是“难”（灾难）。

宣宗大为赞赏，称赞不已。蒋伸起身告辞，宣宗又再三挽留：爱卿再坐坐吧！以后你我君臣，怕是不能再单独见面了。

蒋伸听了，不得其解。其实宣宗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打算拜蒋伸为相。因为唐代的规矩，宰相（国务委员）只能在延英殿议事时，集体面见皇上。反倒是兵部侍郎这样的“次对官”，可以单独跟皇帝见面。果然，没过多久，蒋伸“同平章事”。

哈！这实在太具有戏剧性，简直就是小说、电视剧的情节。唯其如此，才有问题。治国毕竟不是演戏，朝廷也不是剧场。国事倘若件件如此，政治也就成了儿戏。事实上，平淡无奇，才是太平之世；波澜不惊，才能长治久安。政局，还是不要太戏剧化的好。

何况由皇帝来过问安排人事，也未必就靠得住。那个被宣宗亲自敲打调教的建州刺史于延陵，最后还不是因为不称职，又被贬为复州司马？再说了，事无巨细，都是皇帝躬亲，大小官员，都由皇帝指定，要宰相干什么，要六部干什么？

但宣宗就好这一口，他甚至想把帝国所有的官员都管起来。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宣宗曾为此事咨询翰林学士令狐绹。令狐绹说，六品以下的，人数太多，宰相都管不过来，只能由吏部管。宣宗就让宰相开出五品以上官员名单，放在书案上经常查阅。

看来，宣宗是恨不得亲自担任“组织部长”了。实在当不了，就退而求其次，盯住五品以上的。他规定，所有州刺史在赴任之前，都要跟他面谈，聆听圣训。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有个刺史转任他州时，没有进京面圣。宣宗问宰相令狐绹是怎么回事。令狐绹说，因为两州相邻，进京要绕路，就没让他来。宣宗说：朕要求新任刺史必须面君，是因为害怕用非其人，危害百姓，这才不厌其烦，一一见面，问清他们的施政纲领，考察他们的品质优劣。何况诏令既已颁布，就该令行禁止，怎么能不当回事？

讲完这些道理，宣宗又话里有话地说了一句：你们宰相，可真有权啊！

我们不知道宣宗说这话时的语气，是声色俱厉，还是半开玩笑。但任何官员听了，都会觉得五雷轰顶。据说，当时虽是数九寒天，令狐绹却大汗淋漓，重重裘衣都湿透了。

由此可见，宣宗虽然赞成“法治”，却更喜欢“人治”，尤其喜欢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一人政治”。这其实距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宣宗还算开明。但是再开明，其权威也不容挑战。权力，就更是不容分享。难怪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周墀拜相，向韦澳征求意见，韦澳给出的建议，竟是“愿相公无权”。

这就把帝国的前途命运，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了。无疑，这种维系是脆弱的。事实上，在世袭的皇帝中出现一两个所谓“明主”，只不过是帝国臣民的幸运。这样的幸运，历史不可能一再赋予我们。相反，严重后果倒可能有两个：一是“人亡政息”，二是“后继无人”。历史证明，这两条在宣宗去世后，都得到了应验。

显然，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政治。

至于为什么不立太子，宣宗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一月回答宰相裴休的敦促时，便已经一语道破天机——

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

没错，执掌朝政这十三年，宣宗是没闲着。但他应该知道，自己总会有“闲下来”的时候，而且会“永远闲下去”。也许，他不会这样想。一个不顾前车之鉴，坚持要吃“长生不老药”的人，怎么会想到那一天呢？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 读《宋史》

变法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这哥们儿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加。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弱。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时势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被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被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札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风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还严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待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悉排斥不遗力）。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事与愿违

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作想的。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为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提供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是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难怪司马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成败与道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部干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种谴责甚至发展为人身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奸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齐的事（身履夷齐之事），为人处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奸匿”？尽管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奸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奸党”（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人（以后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润，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阳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做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做学问有闲暇或有余便去做官，做官有闲暇或有余便做学问）的说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精神贵族”，自然“费厄泼赖”。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

可惜当时的体制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乱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说是因为“小人坏法”，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新法。

教训所在

前面说过，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输”。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当然并不合理。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发运使”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观念也够超前的。但这样一来，所谓“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赊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青苗法的问题同样如此。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方贷款。不难设想，当时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贪官污吏也就无法将改革变成腐败的良机。

其实，不但贷款，税收也可以照此办理。中国历代王朝即便实行低税制度，但因人口众多，集腋成裘，也很可观。这些税收有银钱，也有实物，但取之于民，却未必能够用之于民，甚至未必能够用之于朝廷。西汉景帝末年，朝廷所藏的铜钱，积累到几百万万，串钱的绳子腐烂，散钱遍地无人收拾。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累积，无处堆放，只好任其霉变。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国强兵，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又再造库房堆积。如此之多的货币，如果交给银行打理，岂不是更可富国？如此之多的粮绢，如果投放市场流通，岂不是更可富民？一旦出现问题，即交由法庭审理，岂不是更有效率，更加省心？

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像朝野两党轮流坐庄、互相监督的共和制度不可想象一样。因此，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只好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一个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个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同归于尽的还有大宋王朝。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宋神宗和王安石不但未能挽回王朝的颓势，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

其实更具悲剧性的可能还是司马光。因为王安石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毕竟还能“长使英雄泪满襟”。司马光却只能背上“保守派”和“顽固派”的骂名，甚至被骂作“最没有头脑的人”。不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此司马也不是彼司马。但司马光绝非没有头脑，甚至也未必就是“保守派”和“顽固派”。就算是吧，如果能让他作为在野党和反对派在台下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和监督，不也可以纠正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如果能够稳健一些，不是也不至于弄得那样民怨沸腾吗？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画线，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那才真是哀莫大焉哪！

荒唐的正义

—— 读《明史·奸臣传》

奸臣严嵩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纽，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1年）上距开国一百五十三年，下距亡国一百二十三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七十八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 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 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 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 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混蛋嘉靖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四十五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靠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汉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万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阶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子：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 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这事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已有说明，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阶。

滑头徐阶

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能谋善断（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 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倭寇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谁是祸根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惟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严分宜”。《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著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来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效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吧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读夏坚勇《湮没的辉煌》

“小人物”不小

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湮没的辉煌》一书。1我一直认为，夏先生的“历史大散文”，无论气度还是识见，都在某先生的“文化大散文”之上，然而影响和销量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不公平。但正如夏坚勇先生自己所说，“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

还是言归正传，先说说为什么会有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夏坚勇先生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叫《寂寞的小石湾》，讲的是清顺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的事。那时清军已然入关，铁马金戈长驱直入所向披靡，“自京口（今镇江）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那些守城之将和守土之吏，则“或降或走”，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降将如云集，就连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相当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史可法领导的扬州军民实际上也只战斗了一天（史可法本人则以身殉国）。“古城扬州的尸山血海，不是由于惨烈的两军决斗，而是由于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然而这支战无不胜的铁骑在江阴城下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气壮山河！而领导这次抵抗的，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任江阴县典史（正科级公安局长）阎应元。

阎应元是被俘后英勇就义的。而且，因为不肯向清廷贝勒（亲王、郡王之下，贝子之上的第三等贵族）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另一位吴中义军领袖孙兆奎的表现则令人拍案叫绝。他差点没把“贰臣”洪承畴活活羞死。洪承畴是早期降清官员中职位最高也名气最大的。他在松山被俘投降后，崇祯皇帝以为他死了，曾下令为他建“昭忠祠”，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成仁”。孙兆奎被俘后，洪承畴来审问他，说：你从军中来，可知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当时谣传史可法未死）？孙兆奎的回答是：你从北方来，可知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恼羞成怒，急忙将孙兆奎推出辕门问斩。阎应元不过卸任典史，竟使清人折三王损十八将；孙兆奎不过被俘义军，却视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督帅如行尸走肉，这真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

同样出乎满洲亲贵们意料之外的是：在胜利者屠刀面前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除了阎应元、孙兆奎这样的铮铮铁汉，还有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操着吴侬软语的文弱书生，如绝食而死的浙江绍兴人刘宗周，召募义兵的浙江余姚人黄宗羲，起义抗清的江苏昆山人顾炎武，还有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在江西抗战被俘的福建漳州人黄道周。黄道周对付洪承畴的办法更绝，根本就不给洪承畴开口劝降的机会。他在囚室门外手书一联，道是“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是谐音、嵌字联。“终”谐音“忠”，“成仇”谐音“承畴”。上下联第一个字和最后三个字连起来，就是“史终可法，洪反成仇”，谐音“史忠可法，洪反承畴”，意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同时也表明史可法终究是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史终可法），不像洪承畴这样“不能报国反成仇”（洪反成仇）。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一个士大夫，“不能报国”已是奇耻大辱，岂能“反目成仇”，视故土为敌国？简直就是忘恩负义，认贼作父！被骂作“洪成仇”的洪承畴无地自容，只得将黄道周处死。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红毡之上，神色自若，从容就义。

这又是何等地让人震撼！

在我看来，自称日月双悬的“明”，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沉闷的朝代。明代的皇帝也没有几个是好的，不是残忍（如洪武），就是暴戾（如永乐），不是荒淫（如正德），就是迷信（如嘉靖）。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算是勤政，却刚愎自用，滥杀无辜（抗清名将袁崇焕即被他所冤杀），南明小朝廷更是昏庸腐败得一塌糊涂（比如弘光帝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发动群众抓蛤蟆来给自己配制春药、被称作“蛤蟆天子”）。那么，大明的子民们又凭什么要为他们卖命？

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多少报恩的成分。正如夏坚勇先生所说：“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这话是意味深长的，但夏先生做出的解释，却为我所不能完全同意。

为谁死节

夏坚勇先生的解释是：之所以权贵者纷纷倒戈，而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文弱书生却奋起反抗，就因为后者是文化人。他们捍卫和祭奠的“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灭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

这其实也是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比如王国维的死，便也被解释为殉文化而非殉清廷。在这些文化人看来，中华文化（或者说汉文化）是极其伟大并富于魅力的。不但本民族的人钟情珍爱，他民族的人也仰慕崇拜，正所谓“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举出康熙为例，说明“巍巍荡荡的汉文化”是如何使一个征服者被征服。夏坚勇《寂寞的小石湾》和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夏坚勇说：当康熙皇帝津津有味地批阅江宁奏折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泄得相当充分”。余秋雨则说，康熙亲政时，大清朝廷“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一个说“流泄”，一个说“流泻”；一个说“热情”，一个说“热忱”；一个说“难以抑止”，一个说“压抑不住”，简直如出一辙。中华文化既然如此灿烂辉煌，举世无双，那么，为之倾倒，为之献身，为之殉节，甚至因之而改变对一个政权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更不能说它没有根据。事实根据是：当康熙皇帝对汉文化那种“难以抑止”或“压抑不住”的“热情”或“热忱”被文化人真切地感受到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开始放弃了对抗。曾经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了皇家修史局，参加康熙布置的编修《明史》工作。这就反过来证明，黄宗羲他们当初反清，正是为了捍卫汉文化。现在汉文化已安然无恙，而且康熙们对汉文化的热爱甚至还超过了汉人自己，那又反他做甚？

理论根据则在孔子那里。孔子是认为文化高于种族，也高于政权的。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杀后，管仲非但不像另一位师傅召忽那样殉节而死，反倒投靠了有着“杀君之仇”的公子小白（后来的桓公），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就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文化），至少比谁当国君（政权）重要一些。总之，文化是第一位的，王朝是第二位的。王朝的灭亡没什么要紧，只要文化不亡就好。

但我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向来就很怀疑。如果当真如此，那么，当汉民族政权交替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死节之士了呢？我看未必。想想方孝孺就知道。他可是因为反对朱棣“篡位”而被“诛灭十族”的。还有陈迪、齐泰、黄子澄、茅大方、景清、连楹（这两个甚至身藏利刃和朱棣以死相拼），多了！说起来，这还只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不管谁胜谁负，做皇帝的都姓朱（用朱棣的话说就是“此朕家事”），并非江山易主，也不关文化什么事，然而照样有人以身相殉。宫廷政变尚且如此，改朝换代那还得了？

其次，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难道洪承畴就不热爱，是忍心看着这文化灭亡的？恐怕也说不通。洪承畴被俘后，一开始也是拒不投降的，还曾经以绝食相抗争，但后来终于降了，我想这里面应该没文化什么事。实际上那时抗清的文化人不少，降清的同样多，比如钱谦益就是。说洪承畴不钟爱汉文化已是不通，说钱谦益这样“吃文化饭”的人也无所谓，只怕是更不通了。

再次，你说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是为捍卫和祭奠中华文化而抗争和死节的，那么，阎应元、孙兆奎他们呢？难道也是？不像吧？阎应元其实没有多少文化，就连夏坚勇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就像我们的记者总喜欢为英雄人物编几句“豪言壮语”一样。他也不是应文化人之请而是应义民之邀回江阴主持大局的。在我看来，阎应元、孙兆奎他们起兵抗清，其直接原因，恐怕更多的是不愿意看见大好河山落入异族之手，看见故乡被践踏，家园被蹂躏，亲人被荼毒，没文化什么事。再说了，倘若他们果真为文化而死，而后来事实又证明清人其实是尊重并弘扬中华文化的，那他们岂不是死得冤枉，是死于自己的偏见或历史的误会？

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为文化而死的人也有（刘宗周可以算一个），但不是全部。文化并不决定一个人是战是降。就说法兰西，不也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吗？然而怎么样呢？法国作家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对此有相当坦率的记载：二战初期，两名骑摩托车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就足以使一座城市投降，而法国士兵向德国人开枪，群众却报以责骂。不久前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资料片也有一个场面：诺曼底登陆被俘的盟军士兵被荷枪实弹的德国人押着游街示众，当地民众则对来解放他们的被俘者报以谩骂、唾沫、拳脚相向，扑上去厮打的还有几个妇女。这个时候，伟大的法兰西文化到哪里去了呢？

实际上，文化远非如文化人说的那么重要。一个民族并不因为有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就能保证大家都为捍卫这种文化而捍卫这个国家。伊拉克如此，法兰西如此，我们也一样。

这就需要挖掘更为深层的东西。

认死理的人

还是回到夏坚勇那《寂寞的小石湾》。

我相信，当夏坚勇先生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沉重甚至有些悲愤的。因为对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江阴抗战，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竟“不着一字”，典史阎应元的坟茔自然也是无处可寻，正所谓“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官修史书总难免势利，像阎应元这样的“正科级干部”命中注定只能身后寂寞，似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相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 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份；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无疑是太费商量的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只有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其他人呢？对不起，恐怕是利则趋之祸则避之。这前提，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原本有利害，有祸福。匹夫们却没有。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那么，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字——义。

义，按照庞朴先生的解释，就是“宜”，也就是“理该如此”或“理所当然”，因此也是“理”，合起来就叫“义理”。实际上，前面说的那些民间人士，那些庄稼汉和读书人，之所以比某些大人物（如洪承畴）更有气节，就因为他们“认死理”。庄稼汉认的是这样一个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读书人认的死理，则是黄道周临刑时咬破食指血书的八个字：“纲常千古，节义千秋。”正因为认死理，他们不但和外族军队斗，也和本朝皇帝争。比如明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主要是那些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方正之士”）就为“立储”一事和神宗皇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坚决不许他“立爱不立长”。乌纱丢掉了，屁股打烂了，仍前仆后继不依不饶，直到最后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才罢休。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实在无谓甚至无聊。长子当又怎样？次子当又怎样？凭什么就非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长子就一定聪明仁厚，利国利民吗？次子就一定昏庸暴戾，祸国殃民吗？没道理嘛！所以是“死理”。但“认死理”之所以可贵，就因为认的是“死理”。如果是“活理”（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就没什么了不起。再说，当时他们可以认的，也只有这一条“死理”。

所以我们对于上述书呆子们（也包括同样“呆气”的其他人）的认死理，要有一个辩证的看法。“纲常”、“节义”之类的东西是必须评判和抛弃的，但在它们被认为是“天理”的时代，对这种“非理之理”的坚持本身，却是一种应该肯定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所认之理是不是“真理”，是一回事；他们该不该坚持，则是另一回事。这和“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并不矛盾。服从真理的前提是“服”，然后才是“从”，即“心悦诚服”，然后“从善如流”。明知是错，仍不承认，是“文过饰非”，不叫“认死理”。明知正确，却不坚持，也不是“服从真理”，叫“随风倒”。我们推崇的“认死理”，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那“理”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包括别人灌输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比如纲常伦理）。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精神。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据理力争的读书人是，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其共同特点，是认准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回头。这是一种使任何正派人都会肃然起敬的精神，也是一种使侵略者和专制者最后都不能不却步的精神。因为“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你总不能无休止地杀下去吧？结果，强权政治虽能逞凶逞快于一时，最终却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垂下自己手中滴血的屠刀。

的确，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伊拉克之所以败得那么惨，原因之一，就因为国家和军队的精神垮了；而所向披靡的清军之所以在江南受阻，则因为那里民气尚在，精神未垮。当然，大江南北最后终于全部落入清军之手，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清廷对待南方士人态度的戏剧性转变，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康熙皇帝对汉文化有一种“难以抑止的热情”？恐怕这“热情”当中也有对前述精神的敬重吧！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康熙既然是一个有精神的人，他就不会不尊重这种精神。于是有对前明忠义的表彰，典史阎应元也进了江阴的“忠义祠”。这是大度的，也是聪明的—— 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阎应元、黄道周们坚持的东西既然可以用于大明，自然也可以用于大清。

自掘坟墓是乾隆

康熙的明智，使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后的王朝很快就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按照这个势头，它似乎是可以长治久安的。然而大清最后还是亡了。灭亡的原因，有外因，有内因；而在我看来，其内因之始即肇于乾隆的文字狱。也就是说，当“乾隆爷”用文字狱来屠灭书生们的意气时，大清王朝的丧钟也就悄然响起了。

这个结论当然需要论证。

前面说过，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支撑着许多民间人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乃是一种不问恩怨（是否受了朱明王朝恩泽）只认死理（忠孝节义和华夷之辨）的精神，这才拼了命来维护那其实并不怎么样的南明小朝廷。所以，大清王朝如果也想拥有这样一批忠贞之士，就先得保住那认死理的精神。可惜，乾隆他们却只要“死理”（忠孝节义），不要“认死理”。结果，不到一百年，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就认准了另一个道理：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乾隆的文字狱并没有能够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反倒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可见，只要“死理”，不要“认死理”，那就连“死理”也保不住。认死理是什么？首先是“认”，即本人认可；其次是“死”，即始终坚持；第三是“理”，即自圆其说。自己认可，就不能强迫；始终坚持，就不能压迫；自圆其说，就不能逼迫。这就要求社会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以保证读书人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为什么这里要说读书人呢？因为读书人最有可能认死理，是认死理的代表人物和带头人。读书人的特征是“知书达理”。知书，就有了“认”；达理，就有了“理”。而且，由于读了点书，知道些故事，明白些事理，便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虽然事实上并不一定），这就有了“坚持”（死）。所以读书人多半有些呆气，叫“书呆子”，而呆气也叫“书生气”。书呆子者，因读书（有知识）而傻呆（认死理）之谓也。不过，不呆的人，是不会认死理的。读书人又叫书呆子，说明他们最爱认死理。

读书人呆气的表现之一，就是喜欢关心政治，议论朝政，以为这“天下兴亡”，他们这些“匹夫”当真“有责”。这也是有原因和传统的。第一，读书人原本是“士”，而士人至少自春秋战国起便以天下为己任。第二，在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做官的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这就使读书人认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不但理所当然，而且责无旁贷。所以，但凡国家有事，他们就要出来插一嘴。严重一点的如东林党人，还要定期组织了沙龙（每月一次，每次三日）来说三道四。

这着实让人讨厌，但并不可怕。其实读书人除了认死理以外，也没别的能耐，你让他认就是。他说得不对，你可以不听，何必不让他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想明白。因此在那些实行开明专制的朝代，只要不指名道姓地骂皇帝，言论还有相对的自由，书生意气也就一脉相承，不曾断了香火。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候，这些呆子还会本着不问恩怨只认死理的精神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即便抵挡不住那“武器的批判”，至少也能振奋人心，不至于消弭了士气。

然而乾隆却容不得这些，他要让所有的人都闭嘴。这倒也做到了。于是清代便只有乾嘉学派没有东林党人，但同时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人有什么呢？不就是读和说，以及与读和说相关的“想”吗？你现在不让他说，他的魂就去了一半。不能说，即等于不能想，他的魂，就又去了一半。剩下的，便只有“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了。所以我说，文字狱兴，读书人亡；乾隆皇帝万寿无疆，书生意气命若游丝。

没有了又怎么样呢？直接结果是：东林书院被毁（时在天启六年四月，即公元1626年）后不到二十年，大明王朝就呜呼哀哉了。不过明王朝的政策，还只是消灭肉体；乾隆爷的政策，却是要阉割灵魂。因此有明一代，尽管自太祖洪武年间起就有毁灭书院残害士人的记录（就连张居正都干过此事），读书人的那股书呆子气却没有被消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倒越来越猖狂。因为书生意气的特点就是认死理，自然是你越打他的屁股他越犟。这才有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反清义举（这也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清末则不然。革命党起义、袁世凯逼宫的时候，有没有史可法，有没有黄道周，有没有阎应元呢？好像没有。

这一点都不奇怪。当整个社会都万马齐喑，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大家都不再议论朝政时，这个政权的兴亡也就没有人上心了。到时候，你想有人出来帮一把，对不起，没门！

何况想帮也帮不上，因为魂没有了，不计后果只认死理的精神没有了。事实上，没有了独立思考，就只有人云亦云；没有了书生意气，就只有奴颜媚骨；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就只好说假话。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前方将帅几乎没有一个不撒谎，没有一个不谎报军情，道光皇帝就在一片谎言之中进行决策（请参看拙撰《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这样的国家，又岂有不亡之理？

更何况乾隆皇帝可以不让人们说话，却没法不让人们读书。有人读书，就有人认理，还会有人认死理。如果这个认死理的是曾国藩，就算他运气；如果是孙中山，那他可就倒了霉。当然，宣统、隆裕们的不幸，恰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那个专制王朝终于垮台了，那个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也终于垮台了。

礼失求诸野

说到曾国藩，就觉得话还可以再说下去。

曾国藩是清王朝的救星。我们知道，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打得清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直到他们碰上曾国藩这个钉子。可以这么说，没有曾国藩，清王朝和中国的历史真不知会如何改写（不过可以肯定，洪秀全如果成功，那一定是第二个朱元璋）。曾国藩之于清，其功劳和贡献均远胜于史可法之于明。

这就奇怪！按照前面的说法，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没有什么读书人来帮忙了吗？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曾国藩呢？

也只能用孔子的话来解释：礼失求诸野。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这地方，古时属于“荆蛮”，又叫“三苗”，历来就是一片蛮荒之地。清代以前，除东汉出了个蔡伦（耒阳），唐代出了个欧阳询（长沙），北宋出了个周敦颐（道县）以外，文化方面几乎乏善可陈。隋唐开科取士三百年，湖南举人进京赶考每不及第，被称作“天荒解”。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长沙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考中进士，才算破了天荒。以后几百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直到明末清初出了王船山（王夫之）。衡阳人王夫之和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江苏昆山人顾炎武一样，也曾起义抗清。兵败之后，伏处深山，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垂四十年，最后“完发以终”（始终没有剃掉头发改着清人服饰）。荒僻蛮野的湖南，开始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但湖南真正让人刮目相看，却是在晚清咸丰、同治之后。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湖南人的时代”。陶澍（安化）、魏源（邵阳）是第一拨，曾国藩（湘乡）、左宗棠（湘阴）、胡林翼（益阳）、郭嵩焘（湘阴）是第二拨，谭嗣同（浏阳）、唐才常（浏阳）又是一拨，黄兴（长沙）、蔡锷（邵阳）、宋教仁（桃源）、陈天华（新化）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湘潭）、刘少奇（宁乡）、彭德怀（湘潭）、贺龙（桑植）、罗荣桓（衡东）、任弼时（湘阴）、李立三（醴陵），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

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湖南人，观念不同，主张不同，归属也不同，但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叫“霸蛮”。曾国藩一介儒生，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是霸蛮；谭嗣同本可流亡海外，却宁愿选择牺牲自己以唤醒国人，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霸蛮；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深入不毛，扭转乾坤，也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听听湖南人的口号就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

什么是“霸蛮”？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说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见“霸蛮”也就是“认死理”，或以“认死理”为前提，只不过不光是“认”，还要“做”。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点—— 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身体力行”。

但前提却是“认”。曾国藩如果不认“纲常名教”这个“死理”，就不会在“正规军”都打不赢的时候带着“杂牌军”去拼命，也不会极力维护那既非汉族政权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清王朝。同样，毛泽东如果不是认准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不会在连林彪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曾国藩非常看重精神的作用。他在招募兵勇时曾特别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毛泽东的思想更明确。正是他，留下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名言。

可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风云突变的历史时期，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毛泽东等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救国道路，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在湖南尤为彰显，则部分地因为这曾经是一片远离中央朝廷的蛮荒之地。鸦片战争以前，湖南是较少有大官僚和大商贾的，有的只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和呆气木讷的读书人。他们较少受到官场和商界的熏染，乾隆皇帝的板子也较少打到他们的屁股上。这就为后来的救亡图存留下了一批“种子”，一批“读书种子”和“革命火种”。所以，正如明末清初时，深受国恩的那些达官贵人纷纷转向，平时郁郁不得其志的在野人士却起而抗清，同样，当八旗兵勇溃不成军，满洲亲贵一筹莫展时，远在湘省一口土话的曾国藩却救了他们一把。这大约又是“乾隆爷”所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曾国藩能够带领一批乡勇挺身而出，最后打出“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来，土，是一个重要原因。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是为“霸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士”。曾国藩是“士”，他身边和手下的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也都是“士”，或以“国士”自许。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高级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要占到六成以上。其中如罗泽南，竟能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也就是说，湘军，是一支由文人士大夫率领的地方武装。这是湘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比清王朝的绿营兵和洪秀全的太平军更有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也是所谓“湖南人的精神”形成的原因。

土气与士气

的确，使湘人在近现代“异军突起”的，正是“土气”和“士气”。这并不奇怪，礼失求诸野嘛！求之于野，则“土”；求之者礼，则“士”。因此，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能够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便多半是些以“国士”自许的人。他们可能是黄道周那样的大儒，也可能是阎应元那样的典史，还可能是孙兆奎那样的义军，但无不具有凛然之气，是或有“土气”或有“士气”，甚至既有“土气”又有“士气”的人。

所谓“士气”，就是“士人之气”，也就是“书生意气”。这是自曾（曾参）、孟（孟轲）以来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也是自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以来回荡于三湘大地的“霸蛮之气”。毛泽东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可见其心仪。事实上，当毛泽东写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时，他的心中是充满这种“士气”的。毕竟，只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才可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同样，“士气”也只可能存在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这样没有污染的土地，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暖风熏得游人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地方，是没有的。故士气与土气并存。

士气的内涵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则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可见自强与弘毅，是士人必有的品质。要自强，要弘毅，就非得有一股气不可。这股气，就是“士气”。所以，真正的士，必有“气”。如果是“无双国士”，则“气贯长虹”。

自强和弘毅是士的历史传统，求是和拓新是士的现代精神。这一精神在前述湘省士人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毛泽东不必说，蔡松坡和黄克强也不必说，就连曾国藩、左宗棠，也不是守旧人物。曾国藩如果是守旧人物，就不会有一个后来成为洋务派领袖的学生李鸿章。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拓新，是近现代士人的精神。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求是”。

求是，即“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并非“实话实说”，而是通过实践去追求真理，即以“实事”（实践）来“求”（追求）“是”（真理）。实事，就非空谈；求是，就有理想。既有理想，又务实际，是近代湘省士人的共同特征。实事求是再加自强弘毅（也就是霸蛮），就使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无疑，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谭（谭嗣同）、宋（宋教仁）、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他们所求的“是”，是不是“是”（真理），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曾国藩该不该打太平军，救清王朝；谭嗣同该不该霸蛮去送死，宋教仁该不该霸蛮搞宪政，都可以讨论。但霸蛮作为一种精神，却应该肯定。尤其是，当这种“霸蛮”（弘毅）是为了追求真理（求是）时，就更应该肯定。也就是说，你可以反对他们主张的“是”，但不能反对他们的“求”，更不该反对他们“求是”过程中的坚韧和执着。

诚然，一个人霸蛮去做的事，并不一定正确。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那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或做不好，或不能做到底。同样，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意见不一定就对，正如民间的声音并不一定就有价值。但书生意气的可贵，并不在于掌握了知识，更不在于掌握了真理，而在于坚持，包括坚持和你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谬误，却并不因此而没有存在的权利。事实上，真善美是和假恶丑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就需要正误两方面的坚持。没有这种坚持，最后也就不会有真理。真理并不是僵死不变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不断的探索、追求和坚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追求和坚持，本身就是真理。

因此，要提倡坚持真理，也要允许坚持谬误。谬误怎么也要允许坚持呢？因为没有对谬误的坚持，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掌握。谬误，当它已被实践证明是谬误，只会带来祸害不会带来效益的时候，是不会有人硬要坚持的（死要面子是另一回事）。倘若有人坚持，则或者说明谬误尚未被证明是谬误，或者说明真理尚未深入人心。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除了耐心说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要允许对方坚持。你不准人家说话，人家心里不服，对你坚持的真理有什么好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更应该允许坚持了。因为一种观点倘若没有或不能被证明是谬误，则很可能不是谬误。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拿不准是对是错。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时，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尚未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的真理便可能被扼杀。甚至就算坚持错了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没有前人的“试错”，就没有后人的“成功”。所以，允许坚持谬误，是我们获得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如果有人利用这一点，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怎么办？办法也是有的。一是要相信真理自身的力量，二是要划清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界限。也就是说，思想和言论可以自由，行为不能自由。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你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行为，是要受法律制约的。如果这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则不但要受法律的制约，还要受民主的监督。民主和法治，才是防止动乱和祸乱的保证，但这已是题外话了。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 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弹冠相庆的战败者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2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 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 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伊里布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这可真是弥天大谎，但编得很“圆”。有时间（还精确到时辰），有地点，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一句。它给人的感觉，是诚非身临其境者不能写出，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伊里布如果改行写小说，水平一定不差。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六百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逼出来的谎话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隶总督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天朝的崩溃》一书详尽地记述了伊里布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这就使我想起广州战役中大黄窖炮台守军将领战前和英军的讲价：“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个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万岁爷听到企盼已久的“捷报”、“佳音”，总应该是“龙心大悦”吧？

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却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早就要你进剿，你他妈的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账，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一骗到底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而且，论胆量，比杨芳还大；论水平，比伊里布还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样，也会编故事，但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生动，文学性和可读性也更强。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写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是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25日全部登陆完毕，当日即占领越秀山炮台，置广州城于其野战军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军求和，27日达成停战协定，31日付清全部赔款。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诱使道光皇帝批准已成事实的赔款与通商。

于是奕山编了一个故事。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扔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但那细节，却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礼”，又是“屏其左右”，又是“尽将兵仗投地”，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唤通事（翻译）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即所谓“守成”）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衅端何时可弥）；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

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过一回的，也就对付。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万岁爷不是很在意“又称诉冤”吗？那就让该夷好好诉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可见，撒谎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运气。奕山运气好，对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粤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势。

这就离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奕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奕山等人说，义律之所以获罪，是因为“连年构兵”（事实正好相反，义律被免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认为他过于“软弱”和“谦卑”）。义律心怀不满，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诉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复照，便匆忙“出洋北驶”。这是上了义律的当。义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恳求码头，很可能开炮启衅。战争一旦打起来，他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好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向“副领事”（其实是秘书）麻恭传达圣谕，并行劝阻，该麻恭听宣后也频频“点头称善”，表示如能中途赶上璞鼎查，“定当遵谕传知”云云。

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弥天大谎，然而道光相信。因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何况在奕山等人的笔下，义律、麻恭等“夷目”无不“情词恭顺”，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太当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事实上奕山他们不撒谎也不行，因为谎言掩盖不住真相。于是他们就只好用新的谎言去弥补旧的破绽，然后再用更新的谎言去做手脚。至于这个谎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大约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将军撒一天谎吧！

谎言与高调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但即便这个颜伯焘，也同样是个撒谎的。当然，是在战败以后。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 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五个月，耗银一百五十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3时45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十五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颜伯焘这一回可是亲身体验到什么叫“灰飞烟灭”了。只不过，“灰飞烟灭”的不是“强虏”，而是他精心构造的防线！

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一人，伤十六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他击沉英轮一艘、兵船五艘！

颜伯焘也开始撒谎了。

事实上，厦门战败后，颜伯焘“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当然，谎言只是对皇帝、对朝廷说。私下里，则“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听到这话的人都暗中窃笑：他怎么“前后如出两人”？

的确是“如出两人”。因为颜伯焘原本是唱高调的。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8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起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说说而已。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个人变成“主抚派”的顶尖人物了。

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3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

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高调始！

小曲好唱口难开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4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挡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5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灵。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6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 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三十七万元，1856年、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扬扬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十二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一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7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儿，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儿。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嘛！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近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8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和做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鬼，一天不吃就无法生存，最后终因吸食过度中毒而死。因此，要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

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没法过日子。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也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专制制度决定了，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两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9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非典型腐败

—— 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病例

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

公元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当时的正式称谓是“知县”），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系列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请求省府转呈中央。揭发的内容有二十二条，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官员，还涉及一个大学士（汤金钊）和一个尚书（隆云章）。明清两代，有内阁，无宰相，身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高，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尚书当然就是部长。那时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即吏部（管官员）、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化）、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刑律）、工部（管建设），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高。清代官阶，内阁大学士正一品，尚书从一品，都是“位极人臣”。涉案官员的级别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一旦上报朝廷，惊动圣听，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知多少人身家不保。

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压是压不住的。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赖也是赖不掉的。赖，只会越描越黑；压，则犯了欺君之罪。当然，就这么交上去也不行。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思前想后，只好硬着头皮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

这里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清朝的官制，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清制，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州、县不同，是两个，即藩台和臬台。藩台和臬台同为省长，只是职权范围不同。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外，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另外，也管邮政和监考。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局、科、办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政府。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号称二司。二司是平级单位，平时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政府，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长，只不过藩台的行政级别（品级）要比臬台高一点。

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就说巡抚相当于省长，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他们是中央官，不是地方官，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起先也都叫“御史台”（汉初也叫“御史府”），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副长官叫副都御史，都分左右。左职留在中央，主持监察部（都察院）日常工作；右职派到地方，作为代表中央监察地方的大员。所以，总督和巡抚，原本不是地方官，而是特派员。

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官员，还是军事官员。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副部长外，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巡抚则兼领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巡抚和总督既然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省之官”，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私人聘请的“幕友”（秘书），没有下属职能部门（厅、局），因此不算一级地方政权或政府。从法理上说，省政府只能是藩司和臬司。

总督和巡抚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开始是非常任的，有事情才指派的。但久而久之，就变成常任的了。清代的情况，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总督管多省（两个或三个），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他们也只管一个省。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藩台（布政使）变成二把手，臬台（按察使）变成三把手。巡抚正二品，藩台从二品，臬台正三品，清代省里面负领导责任的官员，主要就是这三个。

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做主，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地区（当时叫朔平府）视察。看了林县长的举报，大为惊诧。林县长说，我们山西，每当钦差大臣（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驾到时，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省政府）借两万两银子做招待费，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总在三五万上下。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乱纪。因为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员务必奉公守法，不得铺张浪费，更不得索贿受贿。钦差大臣代天巡狩，就更应该以身作则，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招待一下就是两万两银子，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腰包？这是一。其二，招待钦差用了两万两银子，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据吴思先生计算，它相当于一千万元人民币，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两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在福建一带则可以买下上千条人命。如果用当时官员的俸禄来计算，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两百年的薪水。所以，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张澧中也好，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不掉脑袋，也得掉纱帽。

问题在于，张澧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全中国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银两的数字有些出入罢了。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我们知道，当时全国共有十八行省。每省一个布政使（藩台），一个按察使（臬台），就是三十六员。此外，一省一个巡抚（直隶、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共十六员。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各总督一员（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共八员。这样，仅省与省之上级官员就有六十人。皇帝能看住这些人，就算不错了。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实是管不了的，得靠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他们来管。这个道理，道、府、州、县官员们都明白。

问题是，上级官员虽然权力很大，油水却不多，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而且，官越大，离老百姓就越远，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这就要靠下级官员来“孝敬”。我们知道，帝国的官员包括中枢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外官），其中地方官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县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级地方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权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则相反。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巴结，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也出银子、出女人。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是很便当的（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从“羊”身上拔几根“羊毛”，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那么，难道不该贡献一点“羊毛”？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是他们的本分。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出血”，也是他们的本分。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当然要由县里出钱。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但省里会领。作为一个县长，这也就够了。县长只要哄得省长高兴，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点钱，他不会有意见。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

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他们遵守的，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的说法叫做“陋规”，也叫“规礼”。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出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原来，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就连虞专员要泡妞，林县长都帮着找人，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满载而归。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张藩台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中央，害得林县长鸡飞蛋打，丢了乌纱帽。你想，知县巴结知府、藩台，不就是想落点好处吗？即便不能青云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顶戴。现在倒好，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张藩台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让你们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他怕什么！

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藩台向林县长低头，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具体的价码，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承担。作为知情人之一，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根据这个案例，也根据其他证据，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其实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这样一种规矩，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由此表现出来的腐败，就该叫做“非典型腐败”。

所谓陋规

所谓“非典型腐败”，就是看起来不像是腐败，或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上述由“潜规则”导致的腐败，就是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你想吧，杨巡抚接到张藩台汇报以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山西的腐败怎么如此严重”，而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可见这种腐败在杨巡抚的眼里，是不能算作腐败的。相反，揭发这种腐败，才是荒唐。一种腐败到了谁揭发谁可笑的地步，就不好算是“典型腐败”了。因为明也好，清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朝代也好，并非什么腐败都不反。比如科场舞弊泄露考题，或者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类，就不会有人认为不该揭发，也不会有人胆敢隐瞒包庇，除非与自己有极大的干系。但即便隐瞒包庇，也要担天大的风险，而且事发以后也很少有人同情，幸灾乐祸的倒大有人在。这类腐败，就是“典型腐败”。

前面说的借款集资招待钦差一类则不同。如果不是虞专员自己不守规矩，碰巧林县长又是一个并不好惹的奸猾老吏，这事就根本不会有人揭发。而且揭发以后，大家还不以林县长的做法为然，可见大家都不把这事看作腐败。不过，这种做法虽是成规，毕竟犯了王法，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因此又不能说不是腐败，只是不够“典型”而已，所以叫“非典型腐败”。

非典型腐败的表现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陋规”，也就是吴思所谓“潜规则”。陋规也是老早就随处可见的。不但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正式的名称叫“程仪”，也就是“路费”的意思）；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也要送礼送钱。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了。这些下级官员到上级部门去办的事，可都是公事。给公家办事还要自己另外掏腰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中央设立各部，地方设立各司，原本就是办公的。这些“公务员”拿着国家的薪水不办事，要办还得另收费，天底下又哪有这样的道理？送路费就更没有道理。上级官员离境时，地方上早就备好了车船，也不用交住宿费，要什么“程仪”？

但是地方官都想得通。就说“部费”和“使费”，便交得不冤。照理说，地方上到中央去办的是公事，甚至是对中央部门有利的事，比如是去交税。这就不该刁难，至少也该公事公办。但谁都明白，在传统中国，“公办”往往等于“不办”。当然，公然不办是不行的。但事情多，忙不过来，得慢慢办，就没什么错。就算给你办，发现你手续不全，誊写有误，公文不合格式之类的毛病，打回去要你重做，也稀松平常。这样来来回回，一拖一年半载，并不算稀罕。可惜地方官拖不起。下级找上级要办的事，一般都有时限，误了时间是要受处分的。就算没有时限，没完没了地待在省城京城，也不是个事。怎么不是个事呢？第一时间耽误不起，第二开销负担不起，第三久离辖地，心里放心不下。如果有人趁机做小动作，那麻烦就大了。所以，为了顺利地把事情办下来，只好送礼送钱。这就好比寄特快专递，当然要比寄平信贵，这个大家都能接受。

给上级官员送路费，也能想通。首先，上级官员肯来，是看得起你，岂能给脸不要脸？其次，上级官员肯走，则是体恤你，照顾你，岂能不表示恋恋不舍？第三，上级官员平时深居简出日理万机，你想见一面都难，想送礼都不知道门在哪里，现在人家自己上门来了，岂能错过机会？何况，你招待得尽心，安排得周全，程仪送得丰厚，上级官员一高兴，升你一级，或者到皇上、到你的上级那里说你的好话，夸你懂事，有能力，岂不是前途无量？所以，招待上级官员虽然费时耗力花钱不少，却未必是赔本的买卖。

地方上想得通，上级官员和中枢部门呢，也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没错，地方上来办的，多半是公事。比如是来交税，或者是来报销，要不就是来申请补助。但正因为是公事，反倒难得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办的都是公事呀！你说你是公事，难道别人的不是？那么，谁先谁后，谁多谁少，谁易谁难，就不好说了。当然也不是一点章程一点原则也没有，不过那多半是一种原则性的意见，要靠具体办事的人来掌握的。那么好了，你是灾区，人家难道不是？你有困难，人家难道没有？财政拨款是有的，但只有那么多。办公时间也是有的，也只有那么多。凭什么给你不给他，或者先给你办后给他办？我又没什么好处。不像你们，收税的时候可以多收一点，报销的时候可以多报一点，经费批下来以后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可是白给你们办事。这个道理你们地方上要想明白。

地方上当然明白。你是中央，是上级嘛！你又不是我们省我们县的机关，岂能要求你只管我们省我们县的事？又岂能要求我们省我们县的事一报上来就给办？能照顾照顾就很好。既然是照顾，那就不好说是“公办”，至少也有点“私情”了。这就要私下里做工作。比方说，找熟人帮忙，找老乡说情，找上级官员批条子。但不管什么办法，最后还得“落实”到具体办事人员那里。因为你总不能让熟人、老乡、上级官员自己去办吧？与其绕那么大个弯子，不如直接和有关部门打交道。

再说了，你找熟人、找老乡、找上级官员，要不要花钱要不要送礼？恐怕还不少花不少送。那还不如直接送给有关部门来得便当花得值。有关部门也很坦然。因为他很清楚这笔钱你反正是要花的。花在他身上，你还节约一些。何况你花的这点钱，和你要办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你们地方官在饱餐饕餮之余送一盘白切鸡给我们吃，这不能算是行贿，也不能算是腐败，而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中央部门和上级机关虽然每次抽成不多，但他的下级多呀！这样积少成多，也有相当可观的“规模效益”，因此双方便都很平衡。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个规矩。比方说，到哪一级部门办事，办多大的事，就该送多少“部费”或“使费”，必须大致上有个一定之规。这在下级，是害怕上级索要无度；在上级，则是担心同级心理失衡。比如同为司官，你每次的部费是一百两，我却只有二十两，我心理会平衡？能不找个岔子闹将起来？大家都在做游戏。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游戏就做不下去。所以非有个规矩不可。而且，也不光是数目要有规矩，节目也要有规矩。要不然，不管什么时候，有事没事地乱送，也不成体统。求人办事的时候当然要送，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也不好意思。所以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和冰敬，是给上级官员买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这是常规的。非常规的则根据临时要办的事情大小难易随行就市。但重要的是这个常规。有了这个常规，下级知道什么时候该送，上级知道什么时候有收，下级不怕多出，上级不怕歉收，大家心里都有数，是一种官场上的“计划经济”。

更重要的是，只有把“陋规”变成“成规”，陋规才不再是陋规。因为既然是成规，那么，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这么做。你不这样做，就是不懂规矩，也就别想在官场上立足。所以就连林则徐这样的好官，也按照官场陋规收红包。他在担任陕西巡抚时，单单陕西督粮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规性红包，就是纹银五千二百两，还不包括三节两寿的节礼和门包杂费之类。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规矩做事的没有几个，而且都没什么好下场。比如海瑞，是绝对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场上也极其不得人心。只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当作样板供在庙堂上（请参看拙著《品人录》）。其他官员，大约便都只能“入乡随俗”了。

这就保证了“非典型腐败”的畅通无阻。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咱们中国文化的定律（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收受“规礼”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败。就连算作“非典型腐败”，恐怕也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陋规一旦变成了成规，还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比方说，变成生财之道。道理也很简单：虽然谁都知道孝敬上级官员和上级部门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谁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说也掏不起。因此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向下级摊派。下级虽然并不愿意，但因为是常规，是成例，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没有话说，只好照交。当然，下级也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级摊派。而且，摊派的时候，还可以多要一点，多余的便据为己有。比如山西省招待钦差，需要的只有两万，收上来的却是三五万，岂不是赚了？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因为这种做法已是成规，谁都不会出来检举揭发说三道四。所以，太原府的官员便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亲自给各县写信要钱，结果把柄落在林县长手里，而且铁证如山。

事实上如果不是虞专员坏了规矩，林县长也不会翻脸不认人。他并不反对摊派，也有办法对付。至少，他（也包括其他县长）并不担心常规的孝敬，因为他们也有合法的、常规的额外收入，这就是所谓“耗羡”。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这种税收通常有两种缴纳方式，一是交钱，一是交粮。运到国库里的，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老百姓交上来的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是有的。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那么，这当中的亏损算谁的？当然不能算各级官员的，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统称“耗羡”。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只有州县才有。因为在明清两代，只有州县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牧民之官”。州县作为“一方父母”，在征收常规税费之外再加派一点什么，只要地方上能承受，问题也不太大。州县有此“合法”的额外收入，就可以孝敬府道；府道有此额外收入，就可以孝敬抚督；抚督有此额外收入，则可以孝敬京官。这样一来，非典型腐败的实行，就有了经济保障。而且，由于它的源头是被视为“合法收入”的“耗羡”，因此，以后的一连串孝敬，也就不能算作贿赂，顶多只能算是“陋规”。

逼良为寇

现在想来，“陋规”这两个字，实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面，它是“陋”（腐败），另一方面，它又是“规”（常规）。事实上至少在明清两代，陋规已成为官场中一种“常规性腐败”。即便一些比较正派、尚有天良的官员，尽管内心深处很不以为然，也不得不照此办理。能不在“耗羡”之外再加摊派，或不在“规礼”之外再出新招，便已是“爱民如子”、“体贴下官”，火耗、米耗和各种规礼则还是要收的。因此我们便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给逼出来的。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官场陋规，主要盛行于明清，而明清两代，则是官员俸禄最低的时期。县长的月薪，据吴思《潜规则》的计算，只合人民币一千一百三十元。我们要搞清楚，他们这个俸禄和我们现在的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明清官员的俸禄是要用来给别人开工资的。比如总督、巡抚，没有下属职能部门，要靠自己聘请“幕友”来帮忙。这就要自己掏腰包，朝廷是不管的。州县虽有政府，有僚属，有吏员，但那不顶事，还得靠自己请“师爷”，而且至少要请两个（一个刑名师爷，一个钱粮师爷，分别负责处理司法治安和财政赋税方面的具体事务）。师爷和州官县官，是雇佣关系。师爷管州县叫“东家”，州县管师爷叫“先生”。他们不是上下级，师爷也不是朝廷命官或政府雇员。他们的薪水，当然得州县自己出。除了刑名和钱粮这两个最重要的师爷外，州县还要聘请一些其他的私人秘书，比如“书启”（负责书写信函和起草公文）、“挂号”（负责管理公文）、“账房”等等。他们的薪水，当然也得由州县自己出。这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且不说还要赡养父母，供养妻儿，周济亲友，置办产业，你说这千把块钱怎么够？

另外，官员朝觐、调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费的，得自己想办法。那时实行回避制度，主官不能在家乡就职，常常一走就是千里之遥。这就不能不靠沿途的地方官招待。不招待也是不行的，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你今天不招待别人，明天别人就不招待你。当然，招待也是对等的。督抚来了督抚招待，州县来了州县招待。但不管是谁来了，只要过境，州县都要招待。因为他们官最小，见了谁都得叫首长。这也是一项不轻的负担。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记，道光二十二年，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卸任回粤途经漳州，漳州县蒋县长就花了一万两银子的招待费，最后只好虚报兵勇名额，领取粮饷来填补亏空。明清时代的地方官，并不那么好当。

何况还有种种应酬、陋规，比如三节两寿的水礼，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请长官门房代为通报的“门敬”，送给首长跟班的“跟敬”，走马上任之前酬谢京官打发亲朋的“别敬”等等。比如张集馨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光是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至少是他年薪的一百倍（当时一个总督的年薪才一百八十两）。收支出入如此之大，不去盘剥百姓，就只有自杀。

那么，不送这个敬那个敬的行不行？不行。首先是京官不答应。明清两代的京官是很穷的。那些职位低权力小的，差不多也就是靠小米粥窝窝头过日子。大官们的薪水也不多，开销却很大。比如要买房子、养仆人、置仪仗、请客吃饭、给皇上和太后送寿礼等等，而明代一个正二品的六部尚书年薪才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清代的一品大员也才一百八十两，你说够做什么？也就全靠地方官的这个敬那个敬了。当然你硬不敬也可以。只是到了考核的时候，你的问题肯定不少。来部院办事的时候，所有的文书肯定都过不了关。别人举报你的时候，当然没人替你说话，揭发材料倒是很快就会送达御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自己也清楚。所以，除了那个连皇帝都敢骂的海瑞，没有哪个地方官不给京官送这个那个的。比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据说就曾购买美女送给当朝宰相（首辅）张居正。这事虽然查无实据，但他送过重礼，却是有案可稽的。

总督、巡抚们要给京官送礼，他们当然也要接受下级的孝敬，要不然钱从哪里出？何况他们的开销也大。光是进京朝觐一次，银子就得花得跟流水似的。这些钱朝廷是不管的，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比如办企业什么的），正所谓“非从天降，非由地出”，不接受下级的孝敬，又能从哪里来？京官吃督抚，督抚吃州县，州县没有下级，就只好吃百姓。等到百姓身上再也长不出肉来给他们吃时，整个帝国也就崩溃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官员们一个个弄得都跟饿狼似的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何况，官员们的俸禄虽然低，精神上却有补偿。我们知道，在中国，当官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有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呢？就因为唯有读书，才能做官。所以“唯有读书高”，其实还是“唯有做官高”。做官既然高人一等，那么，薪水低一点又算什么？你嫌低，那你不要做，有的是人愿意来。

有了上述一个“大道理”（以德治国）一个“小道理”（精神补偿），朝廷就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只给官员们发放极低的俸禄，甚至还要拖欠克扣。我们多半只知道现在有些地方会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教师的工资，乡镇干部的工资，大约谁也不会想到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克扣的对象，不仅是地方官员和低级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员的俸禄，常常是发实物工资的。领回家的并不都是银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说这胡椒怎么当钱用？而且，不管发给你的是什么，统统都要折算成大米。至于怎么折，自然是朝廷说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间，户部就曾把在市场上只值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价值二十两银子的三十石大米。仅此一项，朝廷就近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这他妈的是什么狗屁朝廷？简直就是强盗！

朝廷做强盗，官员就只好当土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当土匪，能当的只有州官县官。州县虽然能够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夺，但他这个土匪是要“挂牌上岗”的，他的“营业执照”还得上头批。结果，州县们的各级上司，就变成了抽成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州县拦路打劫，督抚坐地分赃，京官敲诈勒索，整个官场变成了一个土匪窝子，这不是逼良为寇是什么？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当土匪。一般来说，科举出身的新官，一开始还是比较廉洁的。他们并不想当土匪，因为这和他们的人生理想不符。这些人，饱读儒家经典和史书，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满脑子都是忠君爱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他们有了一些所谓“官场历练”以后，这些理想就不见了。因为理想并不能当饭吃，而朝廷又没有提供足够的粮草让他们去为理想驰骋。那些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道德说教便只好束之高阁，而代之以能够让他们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败。好一点的，也许只不过对这些“耗羡”、“陋规”不再大惊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坏一点的，则很可能变成穷凶极恶的盗匪和贪得无厌的窃贼。

道理也很简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你拿着可怜兮兮那么一丁点被拖欠被克扣的俸禄，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的时候，能有几个人愿意像海瑞那样，靠吃自己在衙门里种的萝卜白菜过日子呢？何况你要改善一下生活并不困难。你只要在收税收粮的时候稍微多收那么一点点就行了。甚至你只要对你的下属在多收税粮的时候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什么都不用你亲自动手，一切都会有人帮你打理好，而且你还不用担心受到指责和处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又有几个人能挡住这样的诱惑呢？

难怪朱元璋要感叹官员堕落之多了。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谁知道“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吴思的《潜规则》一书，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新官堕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个个堕落为贪官、半贪官，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制，却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无论低薪制度有没有道理，或者有多少道理，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都不具备可操作性，而一个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在政治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不具备可操作性呢？因为它缺少一个支撑系统。当然，在朱元璋他们看来，这个支撑系统是有的，这就是道德和道德教育。但是，道德虽然必需，也有用，却不万能。仓廪足然后知荣辱，贫穷才是万恶之源。你不能指望一个叫花子有足够的人格尊严，你也不能指望官员们饿着肚子为帝国效劳。没错，无论古代还是国外，都有安于低薪，甚至有贴钱做官的。不过我们得弄清楚，这些人一般并不缺衣少食。他们或者有田租，或者有家业，或者有遗产。他们出来做官，或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或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总之不是为了谋生。

咱们的情况可就两样。大多数官员，是要靠这个吃饭的。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那些贫寒之士，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刻苦攻读，不仅是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也是为了能够改善生活。至少，在他们金榜题名、走马上任之时，对那些曾经千难万苦地支持过他们的父母妻子、亲朋好友，总得有所回报吧？贫困潦倒时借下的种种债务总要一一偿还吧？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最起码的体面，也总得维持吧？然而朝廷之所发放，竟是杯水车薪。那么好了，朝廷的俸禄既然不能指望，能指望的，便只有手中的权力；而权力，我们知道，那是可以换钱的。

高薪未必养廉

权力可以换钱，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权力如何换钱，大家知道的可能比我还多。那就不说也罢。现在要考虑的，是解决的办法。

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不但明清，就连时下的腐败，也部分地与低薪有关。我们的省长、县长虽然不必自己掏钱雇“幕友”、“师爷”（也不允许），调动工作时也不必自己掏路费，更不必四处打点，逢人便送别敬，但工资单上的那点薪水，也实在不能算是很高。当然，他们还有工资以外的许多无法准确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医疗，比如用车，比如不需要自己花钱的吃喝玩乐，正所谓“工资基本不动，饭菜基本不弄，烟酒基本靠送”。可惜这些好处只有在职的时候才有。一旦离职，就什么都没有了。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上述好处。地方有贫有富，官缺有瘦有肥。某些非要害部门（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蒸馏水衙门”）的干部，日子就相当清贫；而某些要害部门（比如纪检部门）的干部，因为纪律严明，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我认识一位中纪委干部，因为清廉，几乎连单位分配的房改房都买不起。总之，一个地方干部，如果不贪不占，那么，到头来，也就只有“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某些机关的干部则可能连“一肚子酒精”都没有。

因此，类似于明清官场陋规的非典型腐败，便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死灰复燃。当然，公然地收受“使费”、“部费”、“门敬”、“跟敬”是不大可能，到地方上视察，临走时也不会什么有“程仪”。如果有，那是要被视为“典型腐败”的。但非典型腐败之所以是非典型腐败，就因为它总能找到恰当的方式，让大家无话可说，或者无法可查。所以，内容千古不变，花样却不妨翻新。比方说，花巨资给你装修房子，却只象征性地收一点“材料费”，就是一个办法。用考察的名义请你出国旅游，也是一个办法。此外，还有请打麻将和请打高尔夫球的（赢家是谁自然不言而喻），有请题字、写文章然后送润笔、稿酬的。此类“办法”数不胜数，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同样，公然地收取“耗羡”，也是不可能的了，而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则是明显的违法乱纪。但“跑部进京”之类的事情还是要做，而且开销也不小。这些钱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出，更没有由地方官自己出的道理，再说也出不起。这个也有办法，就是让企业出，然后将跑来的项目交给这家企业去做。这很“公平”，也很“合理”，大家都没有话说。企业因为出了钱，当然该得这个项目；地方官等于给这家企业跑来了生意，当然也该附带地享受一些好处，比如吃满汉全席，住总统套房，以及将一些不便报销的款项交由企业解决等等，便等于是收取“耗羡”了，只不过并不装进官员的腰包而已。实际上，招待重要客人，请吃饭，请跳舞，甚至请洗桑拿，然后“找个老板来埋单”，已是某些地方官的常规做法，也是公开的秘密。总之，由于官员们的薪资实在太低，要用钱的事情和地方又太多，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曲线救国”，想些并不明显违法乱纪的办法，而非典型腐败也就应运而生。

于是便有人主张，应该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并不是什么新主张，早就有人提出并实行过了。这个人就是清代的皇帝雍正。雍正皇帝即位不久，就做了三件与反腐倡廉有关的事，这就是耗羡归公、高薪养廉和取缔陋规。雍正是一个了解下情的皇帝。他很清楚，“耗羡”这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是收得没道理的，但又取消不得。当真取消了，官员们就没法过日子；而如果一仍旧例，又等于姑息纵容。雍正的办法是“耗羡归公”。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这项改革的意义是很大的。首先，耗羡归公，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县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乱摊派。这就堵住了乱收的口子。其次，耗羡归公以后，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双方都不是送“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管理下级。这就堵住了腐败的口子。再次，归公的耗羡，除填补亏空和留作公用外，统统用来发放“养廉银”。这笔钱，虽然还是从官员们那里来的，但比起这个敬那个敬来 ，毕竟公平合理多了。这就在“反腐”之外又有了“倡廉”。

雍正时期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一百八十两，而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二千两，倍数也很不小。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国务委员）则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津贴。比如一品大员年俸一百八十两，恩俸则有二百七十两，比例虽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应酬开销要小得多，大体上也能平衡。

有了养廉银，雍正便认为可以取缔陋规了。那时的陋规是很吓人的。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衙门里就要收门包（也就是开门费和通报费）十六两。缴纳一千两税银，还要另交三十两手续费。下级拜见上级，本来是谈公务，却要先用银子做敲门砖；纳税人交税是尽义务，却要另外拿钱答谢收税人。这是什么规矩？混账规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缔，并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应该说，雍正的这一系列举措，是既有道理又可操作的。可惜其收效却甚微。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各种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张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调任四川臬台时，在北京就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其中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每人四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每人五十两，军机处秘书每人也有十六两。至于使费、部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也都照收不误。这还是“非典型腐败”。典型的腐败就更是骇人听闻。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十四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十六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一百倍。看来，高薪也未必养廉。

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谁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年千把两银子怎么抵得住？这还是“清知府”。如果是和珅那样的大贪官，这点养廉银哪会放在眼里？所以，高薪养廉只可能对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起一点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坚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制腐败，顶多不过扬汤止沸而已。

问题在于，即便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在高薪养廉的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败，无法抵制非典型腐败。比如张集馨，就是操守较好的。林则徐当然也是。但他们也都既收规礼，也送规礼。为什么？就因为那“礼”是“规”，是规矩，是规约，是游戏规则。你要想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何况，陋规虽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丑陋，反倒很有人情味。比如冬天送的叫“炭敬”，夏天送的叫“冰敬”，也叫“瓜敬”。送点木炭送点瓜，总不好说是行贿受贿。这实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贿甚至勒索，却弄得温情脉脉。结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个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国是连做人都做不了的，何况做官？

还有，就算你不爱钱，也不在乎升迁，你总不能不为属下着想。你的家丁、童仆、跟班等等，千里迢迢跟着你到外地做官，图个什么？你的书吏、衙役、门子，为你鞍前马后东奔西走，又图个什么？他们可不是什么“圣人之徒”，没读过四书五经，也没什么平治天下的理想。他们除了想跟着你风光风光，吃香的喝辣的，也就是想多捞几个。你自己不要，还能不让人家要？如果你这里总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们就会跟别人去了。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观念，择木而栖他们还是知道的。

况且，你可以不为自己的属下着想，却不能不敷衍上级的属下。所以，长官的门房那里，你要送“门敬”；长官的跟班那里，你要送“跟敬”。如果不送，那好，你就别想见到长官，而关于你的流言蜚语却总是会飘到长官的耳里。因此，就连位极人臣的军机宰辅们，有时也不得不笼络得宠的太监。因为太监虽不入流，却是皇上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总是比别的人亲近，也比别的人方便。想帮你或是想害你，有时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岂能“小看”？同样，长官身边的人，你当然也马虎不得。

好了，你既然要敷衍上级的属下，也就不能不让自己的下级来敷衍，不能不准自己的门房、跟班接受“门敬”、“跟敬”。那就太不近人情了。何况这也很难说就是腐败。国外酒店的门童也收小费的嘛！只不过，他们的小费是根据服务的好坏来定的，而在咱们这里，门敬、跟敬的多少却取决于长官的官阶，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种种陋规，虽然范围有大小，数额有多少，但无不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权力。总督巡抚为什么要孝敬军机宰辅？下级官员为什么要结交首长秘书？就因为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所以，规礼的数额虽然一般以官阶的高低为准则，却又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张集馨当陕西督粮道的时候，送给巡抚的规礼就比总督多。巡抚的规礼按季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四季共五千二百两。总督的规礼按节送，每节一千两，一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共三千两。这是因为，总督的官虽然比巡抚大，但隔了一层，不是直接领导，也不同城（陕甘总督驻节兰州，陕西督粮道则和陕西巡抚同在西安），权力和影响力反倒小一些。这就叫“县官不如现管”。所以，哪怕你面对的只是一个科员，但如果你的案子正好归他管，你就得意思意思。部长那里，倒未必一定要打点。也就是说，在这里，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权力，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权力。

有监督就行吗

腐败确实与权力有关。据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就至少同时存在着非典型腐败的可能性。我曾在西北的一个军垦农场待过十年。那时，我们每年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吃到一顿大米饭。这样，米饭的分配就成了一种权力。当然，这顿米饭是凭票定量供应的，理论上“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你碗里的是否足量，却往往在于炊事员的一念之差。所以，那些特别爱吃米饭的南方知青，便会在这时格外讨好炊事员，比如在打饭时脸上堆满了笑容。某些更乖巧的，则提前做好了公关工作，送足了诸如饼干糖果之类的小恩小惠。这样，在米饭分配完毕尚有少量节余的时候，他们便可在厨房里再吃一碗蛋炒饭。

诸如此类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咱们中国人几乎无师自通，并不用读多少书。就连一个农民工都知道在揽活的时候，要先给包工头递一根烟过去。有一年秋天，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一个女知青忽然叹了一口气说：今年冬天让我剥棉桃就好了。军垦农场冬季的农活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剥棉桃，一个是拉沙子（也就是将沙丘里的沙子拉到地里以改良土壤）。拉沙子要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出工，又苦又累；剥棉桃却不必出门，可以边烤火边聊天。所以当时就有人插嘴说：那你探亲回来的时候就该给连长带包酱油膏。那时，农场里吃不到酱油。要吃，就只能靠知识青年从城里带固体酱油。这当然也不算什么，更谈不上是腐败，但事不同而理同。在那些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眼里，州县们一张几百上千两的银票，不就是一包酱油膏吗？分配工作的时候，是打发你到贫困县，还是安排你到富裕县，不就是拉沙子和剥棉桃之别吗？知识青年送给连长们的酱油膏，不也可以看作一种“孝敬”，或者干脆叫做“酱油敬”吗？一个懂得给连长、排长送“酱油敬”的人，当了州官县官以后，当然会懂得给巡抚、总督送“冰敬”、“炭敬”。培育“非典型腐败病毒”的温床，是到处都有的。

实际上，只要存在着权力，只要这权力能给别人带来好处或者造成伤害，权力的拥有者和这权力的受益（或受害）者之间，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权与利的交换关系。然而，权力又是不可能取消的，除非你能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氏族社会。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因此有个说法：“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但我对这种说法总是心存疑虑。因为按照这种说法的逻辑，只要有了监督，也就不该有腐败了。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始就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它在西汉时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改称“都察院”。不论御史台，还是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同样，不论叫御史台，还是叫都察院，监察干部都叫御史。两汉至元，御史台的官员依次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和监察御史。明清都察院的官员，则依次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和监察御史。御史大夫和都御史是正长官，御史中丞和副都御史是副长官。清代的巡抚之所以又叫“中丞”，就因为他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监察部门的地位很崇高。汉代，御史大夫兼任副宰相。元代，御史大夫官居一品，而且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当然，官位高的，只有御史台或都察院的正长官，其他监察官的品级并不高。比如明清的监察御史只不过正七品，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业务进行对口监察的“六科给事中”，也是正七品。但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品级虽然不高，职权却很大，地位也很崇高。首先是权限大。上至亲王宰辅、重臣勋贵，下至督抚州县、司官道员，甚至包括其他监察干部和监察部的领导，都可以弹劾。这些人贪污腐败固然可以弹劾，即便只是疏忽怠慢工作不得力，也可以弹劾。其次是责任轻。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有一个特权，叫做“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就是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第三是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自己的长官批准。唐代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监察御史肖至忠弹劾一个名叫苏味道的三品官。事后，御史大夫批评他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和长官说一声，不太合适吧？肖至忠却回答说：“台中无长官。”也就是说，监察部门和别的部门不一样，是没有领导被领导关系的。每个人都独立办案，直接对皇上负责。肖至忠还反问：如果御史的弹劾每次都要请示，那么，批准了倒没什么，不批准又该怎么办？这就说出监察工作的特殊性了。御史大夫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赞许肖御史实在是忠于职守，刚直不阿。

为了支持御史独立行使监察权，朝廷甚至还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礼仪。但凡重大的弹劾案，御史要头戴一种名叫“獬豸冠”的法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所以，上朝的时候，一见有人身着这样的冠服昂然而入，那些不知情的官员便会心里打鼓，不知这回又有谁要倒霉。

这样的监察力度，不能算小吧？

但是效果如何呢？也不过扬汤止沸，甚至连扬汤止沸都做不到。一任一任的官员依然前“腐”后继。更严重的是，对官员的监察还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腐败。我们知道，监察御史也好，给事中也好，权力是很大的。另外，朝廷还会临时指派一些监察官员，比如巡按御史或者钦差大臣到地方上查案子。这些人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将犯事官员就地免职固然不在话下，调动军队来拘捕官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原本是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雷厉风行，却使监督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特权，一种更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人不害怕的。道理也很简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案子没有，小毛病还挑不出来？介休县那个林县长被挑出来的就是一个小毛病。结果怎么样呢？乌纱帽丢了。

所以，只要监察官员一来，地方上就会忙成一团乱成一团。因为谁都知道，无风不起浪。地方上要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上面就不会派人来。监察官如果一点问题都查不出，回去也不好交代。最好的结果，是查出了一点小问题，且都已解决，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皆大欢喜。这就要做工作，也就要花银子。至少，饭是要吃的，而且要吃得好；戏也是要看的，而且要演得好。如果巡按大人和钦差大臣寂寞，那么，女人也是要安排的，而且要长得漂亮。至于常规的礼仪，比如“别敬”、“程仪”之类，自然一文不能少。巡按和钦差的跟班门房，也都要一一打点到。总之，上面来监察一回，下面就受难一次。监察次数越多，下面越倒霉。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个林县长就很倒霉，一个并无实据的案子，由于监察部一位姓汪的处长向皇帝“风闻奏事”，竟被反复查了好几回。先是张道台查一回，然后是隆尚书查一回，最后虞知府又查一回。三个来回，不知多少银子赔了进去。这些钱，当然最后都要摊到介休县老百姓的头上。这还只是一个案子。实际情况是，差不多地方上每件事情都有可查的理由。结果，每查一次，百姓就被鱼肉一回。因此我想，老百姓要是有发言权，一定会对朝廷说：求求你们不要反腐败了。你们越反，他们越腐败。也求求你们不要关心我们了。你们越关心，我们越倒霉。

其实，就算这些监察官员都很廉洁，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监察典型腐败，监察不了非典型腐败，因为根本就没法管。比如请客吃饭，你管不管？管？每天都有人请客吃饭，你一桌一桌地查，一席一席地管，管得过来吗？不管？那好，我们用公款吃满汉全席，一次吃掉黄金万两，管不管？你说太不像话了就要管，那么，请问什么叫像话，什么叫不像话，什么叫太不像话？不好定标准吧？就算定出标准，官员们也有办法。你说只能四菜一汤？那我就一道生吃龙虾，一道东北熊掌，一道南海鲍鱼，一道西藏松茸，再加一道霸王别姬，算是汤。何况还可以上拼盘。每盘拼四道，把盘子弄大点就是。你说每席不得超过多少银子？那好，我一人一席。你说不得收红包？我从来就没收过，收礼也只收工艺品、土特产。再说我也还过礼了，我给他们写了字呀！什么？你说我收的工艺品是文物，土特产是国宝？我的字还价值连城呢！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办法对付。

不过这种办法在国外恐怕就不灵，因为弄不好媒体就会把你们大吃大喝的照片登出来，或者把你写的字登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价值连城。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还要看由谁监督和怎样监督。像历朝历代这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历朝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自然是越监督越腐败。如果硬要监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监督成本直至国家无法承担以外，别无出路。但如果交给老百姓监督呢？事情恐怕就会两样。至少，办案的成本要低得多，因为这钱是要由老百姓自己出的。如果他们也趁机大吃大喝，岂非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不过就连这，我也不敢盲目乐观。中国的老百姓当真能监督吗？且不说他们有没有监督权，也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套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说过，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是一贯采取双重标准的。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请他一起去，则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这是一。第二，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指望他们监督医生？

制度不能保证一切

我们不妨就拿医生的红包这件事来做个分析。

凭良心说，我对医生收受红包，是持同情态度的。老话说，黄金有价医无价。又说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生命毕竟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所以，一个医生，如果医德医术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该拿高薪、得重奖。可惜现在还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来奖励了。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医疗费用，再送红包，岂不是在完粮纳税之后再交“耗羡”吗？再说了，奖励应该是在事后，红包却必须送在事前，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它又是一种非典型腐败。问题在于，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媒体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里有人要上手术台，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挡都挡不住，这又是为什么？

说白了，是不放心。

谁都知道，当一个病人走上手术台时，他就把命交给医生了。手术的结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从理论上讲，一个手术，有三种可能：成功、失败、基本成功但有后遗症。造成这三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医术的病人心里，则认为全在医生的“一念之差”。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经验。在他们看来，病人做手术和草民打官司，是一个道理，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却又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去摆布（只不过病人交的是肉体生命，草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摆布的结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让他怎么放心？

事实上官府的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所谓“官断十条路”，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一左，右一右，宽一点，严一点，都合法。反正怎么判都是官有理。上级考核下级，就更是如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个官员管事多，可以说他勤勉，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扰民；一个官员管事少，可以说他懒惰，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而且是谁有权，谁有理。

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实际上许多人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想要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关于这一点，吴思的《潜规则》里面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我就不重复了。我认识一位裴响铃老人，原先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只因为领导看他不顺眼，就趁“反右斗争”之机把他送去劳教，连手续都没有办，也没有送审和报批。相反，这位受害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裴老写了一本书，叫《我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

其实，只要看过几出古装戏，多少有点历史知识，便都会知道“民告官”有多难。拦轿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滚钉板（也就是趴在钉满钢钉的木板上背诉状，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告官。何况，就算民告官不那么难，该走的程序总还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经杀了，牢已经坐了，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红包来，哪个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受伤害，又有多少人会不送？

可见，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

既然红包反正要送，那么，有个“例”，有个“规”，总比没有好。至少，大家心里不会一点底都没有。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指望不送红包，而只希望能有个规矩。这个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它能规定一个大致“合理”不太离谱的价格，并能有一个方便的渠道把这个价格告诉我们；第二，应该能让当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证能送到，对方不会嫌少或拒收；第三，红包送达以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三个标准做事，那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取消红包？想都不要想！

那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自己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因为制度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当然并不错。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却未免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不是“道”。“道”不变，变“术”是没有用的。而且，说得悲观一点，只怕是制度越严密，腐败就越严重。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说学术界，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说是够多的了。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奖，都有种种繁琐的、细致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规定，还建立了诸如“匿名评审”之类据说是很“科学”的制度。结果怎么样呢？依我看，照样还是“该上的上不了，不该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评职称，以前是开教授会议，由教授们决定谁上谁不上。后来说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种种条条杠杠，对号入座。比方说当教授要权威刊物论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论文多少篇。这样一来，学校评职称，就变成了刊物评职称。于是这些刊物的行情大涨，大家都到他们那里去拉关系走后门。一旦获得这些“硬件”，学术水平再差的人也变得牛皮哄哄，拿着这些论文理直气壮地要职称，谁不同意他说谁腐败。至于这些所谓“论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枪手”捉刀，则是没有人管的事。因此，自从实行了这些制度以后，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倒降了下来。

同样，所谓“匿名评审”也不管用。不错，送材料的时候，申请人的名字是匿去了。材料寄回来的时候，评审人的名字也匿去了。但材料寄给谁，寄的是谁的材料，负责寄送的人知道呀！这样一来，申请人和负责人关系的好坏，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结果，常常是这边材料还没有寄出，那边就接到了说情或者告状的电话。如果是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奖，还可能会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登门造访。老实说，这事我也干过，既托过人，也受过托。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你不能一点面子都不讲。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学，甚至是先前于你有恩的人找上门来，你能不大开方便之门？至少，在不太离谱的情况下，你不会太坚持原则吧？

所有这一切，都不违反制度（向评审人说情或者告状除外，但你永远查不出）。尤其是发表论文达到多少篇就可以当教授，更不违反制度。如果评审不能通过，还会有人打抱不平。结果，我们就“合法”地评出许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导。我不知道他们是该叫“真的假教授”，还是该叫“假的真博导”，也许该叫“非典型教授”吧？这可比做假文凭还可怕。假文凭总归可以查出，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导”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撞骗，不知廉耻地误人子弟，直至把我们的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或许有人会说，这还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这话没错。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所以，非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肺炎一样，是不好对付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因为这场病，我们民族已经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却一直治不好，以至于弄得几乎人人都是带菌者，时时都是潜伏期。其原因，就在于以前开出的药方，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药能力。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则又在于没有找到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败，就必须对它进行病理分析。

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没有，发达国家也不太多（他们那里有腐败，但很少有非典型腐败）。它的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缩小检索范围，则又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也要搞腐败，则这种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为国际之通例，故西方发达国家也频频爆出此类丑闻。战场上如果也搞腐败，则必非真正的战争。所谓并非真正的战争，是指战争的一方根本无心作战，作战双方是非对抗性的（比如美国与伊拉克）。至于球场上出现腐败，则因为赛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种带有表演性和商业性的“虚拟战争”，当然很容易被收买。

显然，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比较隐秘，则表现为非典型腐败。同样，只要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种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有了权力赎买的性质，当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并非不治之症

的确，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其公认形式），也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也就是说，只要一发生权力关系，就立即想到要进行赎买，或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份内职责，自己提出的也是正当要求。这就和典型腐败不一样。典型腐败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网开一面，或者通风报信，甚至指鹿为马，总之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走前门，只不过请你按照规定把门开一下。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开不开，我说了不算，便只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实并无“非分之想”。它甚至只是一种“习惯动作”。一看见有人把门，就习惯性地把红包递过去。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惯例，成了规矩，因此也叫“规礼”、“陋规”（即所谓“潜规则”）。陋而成为规，腐败而成为习惯，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和规矩虽然不是典型腐败，也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其实，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第二，权力的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成为全民的共识；第三，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首先是集权。两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社会，也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政权、产权和人身权利，也包括荣誉、地位和生存条件，一切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皇帝有权杀大臣，父亲有权卖子女，丈夫有权休妻，县官有权加税。反正谁有权谁是大爷，谁没权谁是孙子。于是，有条件的就攫取权力，没条件的就赎买权力，既无法攫取又无法赎买的就只好任人宰割和鱼肉。权力，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有权力的是官员。皇帝的权力虽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远，感受不到。最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权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还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难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官员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自己，是何等轻而易举，有时简直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官员的权力虽然只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权，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却威力无穷。而且，正因为是代理权，才格外可怕。一方面，官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你，足以使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另一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对所有的代理人进行监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你能做的，只能是设法赎买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而这又等于说谁当官谁发财。当官，也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何况皇帝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有可能当他一当的是官。因此，只要有可能，当官是许多人职业选择中的首选。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圆这个梦，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把官场当作仿效的对象，把官职、官位、官衔和官员的级别当作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按照官场的规矩和做派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就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解释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事实上首先发病的正是官场。

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在官场中，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或可以还原为权力关系。权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约着一切。如果说，有了权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他人，那么，这一点于官场则尤甚。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而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则说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权力。的确，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官场更突出地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和诱惑无穷。同样，也没有什么人，能比官员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赎买权力。权力的赎买频繁地发生在官场上，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问题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决不会允许典型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发生，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道德原则（比如勤政爱民、廉明清正、克己奉公）相悖，也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面积大规模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天怒人怨，最终动摇国本。这是稍有眼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并必须竭力阻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那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精诚团结，这就不能反对他们的往来。再说，如果连请客吃饭、节令送礼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第三，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点微薄的俸禄其实不够养家糊口，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一下百姓，收受一点礼金，就没法过日子。第四，谁都知道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道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处之一。不让官员们享受一点这种好处，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大讲得过去。只不过，要把握一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说法是现成的。炭敬、冰敬、别敬、门敬，都很动听，很有人情味。定规矩也用不着皇上操心，官员们自己会去做。官场从来就是一个讲规矩的地方。这些规矩倒未必就是什么“潜规则”，有的也是“显规则”，比如见了长官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如何应答，如何站，如何坐，谁坐上面，谁坐下面，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谁走前面，谁走后面等。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这些规矩，否则就会遭人耻笑，甚至难以立足。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则其奈天下苍生何？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倘无游戏规则，顿时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主张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对非典型腐败网开一面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红包这个“润滑剂”，官场上会减少许多摩擦。更何况这些“润滑剂”还颇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这是有利于整个官僚集团的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只好以后再说。

官是本位，官场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上既然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非典型腐败，民间自然要“见贤思齐”，努力效仿。因为民间是一点权力都没有的，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权力（比如老子可以打儿子）。就连这么一点权力，也要受制于官方。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没有权力就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无师自通。我们毕竟是一个讲究礼数的国度，请客送礼从来就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这道理谁都知道。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把“鹅毛”换成“红包”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上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了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个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难免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好在自辛亥以后，帝国制度已一命归西。除昙花一现的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外，无论是谁执政，也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港澳，都赞成民主，反对专制，赞成共和，反对君主或君宪。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也是根治腐败的政治基础。因此，非典型腐败既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不过治疗期会比较长，而且还要对症下药。

所谓“对症下药”，也无非是两条。一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也就是说，不能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让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具有权力赎买的性质，不能让权力的赎买成为人们的习惯。这当然都非一日之功，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有些事也可以先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而且首先从自己做起。我认识一位副市长，管城建的。这是“高危职位”，便很替他捏把汗。他自己却很坦然。他说，我没有权力呀！我一不批土地，二不批项目，统统公开招标，开发商不找市长找市场，不就没事了？是呀，大家都像他这样，不就用不着“杞人忧天”了？

从“出入两难”
到“进退自如”

—— 读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入世与出世

资中筠先生将自己“非学术性文章”的集子命名为《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其实是有深意的。10因为中国读书人的“出处”（处，读上声），一直是资先生思考的问题。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这些人虽然没多少学问，但好歹也算是读书人，当然同样有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不想明白了，怕是会有麻烦。

但认真一想，又觉得也麻烦。

首先，问题的主体为什么是“读书人”，或者说，为什么是“读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问题。其次，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读书人特别需要考虑“出处”，也是一个问题。第三，读书人的“出处问题”，为什么又叫“入世”和“出世”，当然也是问题。所以，我们得一个一个来，把它们都弄清楚了。

先说“出世”和“入世”。世，有时间义（如世代、世纪），有空间义（如世界、世间）。这里说的“世”，当然是指“人世”，也就是人类社会，即世道（社会状况）、世风（社会风气）、世故（社会经验）、世面（社会阅历）的“世”。但这样一讲，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照此理解，则所有的人便都是“入世”的，没有“出世”的。只要他“在世”，即便“出家”，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哪里出得了“世”？除非是“涅槃”。不过这样讲也不对。因为“涅槃”并不叫做“出世”，叫“去世”，也叫“逝世”、“离世”。“入世”的意思刚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诞生。而且，一旦诞生，多半都想活着（在世），没多少想“出去”的。

显然，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和一般人的所谓“在世”与“去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世”与“去世”是被动的（自杀除外），“入世”与“出世”则是主动的。这里说的“入”，是介入的入，即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政治的、公共的事务。这里说的“出”，则是超出的出，即超脱人世，摆脱世事，不参与朝政，也不过问政治，甚至不管“闲事”。因此，所谓“入世”与“出世”，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态度。

可惜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入世”和“出世”只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那它就不是问题。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个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是否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事务，完全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参与，不过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著书立说和发表言论）来参与过问。传统社会就不一样了。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过问参与一下，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这样一来，所谓“入世”与“出世”，差不多也就等于“在朝”和“在野”（包括归隐和不仕）。这就是“出处”（出就是出仕，处就是退隐），也叫进退、去就。

可见，所谓“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与或不参与、过问或不过问，甚至是做官或不做官。这样一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特别重要，或者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权、有义务、有可能介入、参与、过问社会公共政治事务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皇族（主要是皇帝，皇亲国戚们则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另一种就是“士”，即“读书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或四大阶层）中的农工商，是没有资格的。皇帝和皇族关心、过问、介入政治事务并不奇怪—— 天下原本是他和他们的。奇怪的是，读书人（士）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并为参与还是不参与（即入世与出世）而左右为难呢？

这就必须搞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读书人与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资中筠先生使用“读书人”这个概念而不是将其称为“知识分子”，同样也是有深意的。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确乎是不同的概念，也根本不能互换。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通常以学历和职称为标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员、医生、编辑、记者。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显然，广义知识分子的范围比“读书人”的概念大。在中国传统社会，诸如郎中（医生）、巧匠（工程师）之类是不大好算作“读书人”的，除非他们是“儒医”、“儒匠”，或主要读书，业余行医。至于编辑、记者、科学家等等，则闻所未闻。狭义知识分子的范围则比“读书人”的概念小。你想，中国古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堪称“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读书人又有几何？凤毛麟角吧！

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还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当然要有一定水平），就算广义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却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比如由科举而入仕途）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也不是随便读什么书都算，必须是读经，兼读史、子、集，只读闲书是不算的。当然，博览群书最好，晓天文地理、通岐黄之术也不错，但首要的还是熟读经典著作。一个人，只有“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才会被承认为“读书人”。

读书人虽然以读书为生存方式，却同样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对。知识总是要派用场的，否则就不是“力量”。但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既然被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那么，要想“学以致用”，就只有参与和介入公共政治事务。这就是“入世”。这同样也没什么不对。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读书人。问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入世”，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却只有“死路一条”，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说，通过“入仕”而“入世”。

由“入仕”而“入世”也没有什么不妥，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问题是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一肚子安邦治国之策，也得有人认账才行。没人认，也就白搭。然而认不认却由不得你，乌纱帽当然也不由你自己戴，得由历朝历代的“当局”，即“朝廷”，而“当局”是不由你选择的。结果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盼望入世的读书人就像那些浓妆艳抹准备出台的“小姐”，成群结队地由“妈咪”领来让客人挑，她们自己却不能挑客人。但“小姐”虽然不能挑客人，来挑“小姐”的客人却多，总归还有点希望。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就惨了。急于出售知识智力者成千上万，“买主”却只有一个，就是“万岁爷”。那么，这些读书人岂能不像深宫里的嫔妃，盼君恩如大旱之望云霓？难怪资中筠先生要说屈原被逐，心如失恋；贾谊见疏，情同弃妇了。

因此，尽管韩非子说“主鬻官爵，臣卖智力”，好像是公平买卖，其实注定只能是不平等交易，而且是否能够成交还要看运气。先要看时世。如果是兵荒马乱烽烟四起，多半便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以装疯卖傻为宜。因为一不小心“站错队”，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资先生说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三要看人主。如果那人主弱智，或昏庸，不识货，你的“货色”再好，也是不顶用的，只能空怀一腔报国情。最后，即便是治世，是明君，也还要看他的兴趣、心情。比如汉文帝，不能算是糊涂虫（有所谓“文景之治”），也很欣赏贾谊（官拜大中大夫）。但是怎么样呢？“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来还把他贬到了长沙。长沙其实也不错，湘江秀美，湘女多情，湘菜味重，马王堆辛追夫人就是带着“性感内衣”下葬的，死前还吃了甜瓜。可惜贾谊不会享用，终日以泪洗面，竟哭死在那里。还有李白，也曾风光过一阵子的。但召他进宫，不过皇上“一时兴起”。召来以后，也不过让他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看”之类的艳词，等于是“高级戏子”，气得李白疯疯癫癫，“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赐金还山”了事。这两个，还算运气好的，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看来，读书人的“出处”，还当真是个问题。

治世与乱世

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是用许多范例来说话的。根据这些范例，我们不妨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出处”，依照“时世”和“际遇”两个坐标分为各种类型。

先按时世分。处于“治世”的，可以贾谊、李白为例，前面已经说过。处于“乱世”的，则又有两种。一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一种以诸葛亮、谢安为典型。嵇康和阮籍，可以算是“不合作主义者”。嵇康是宁肯打铁（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就像现在穿乞丐装吃农家饭一样“酷”）也不仕晋的，还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是整天泡在酒里，常常一醉就是一两个月，弄得司马昭想和他做亲家也没做成。但嵇康为此付出了极高代价（资先生谓之“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则可谓“醉生梦死”，而且晚年时脾气变得很好，竟然能够“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同样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这两个，不能算是成功。

成功的就是诸葛亮和谢安了。他们应该算是“身居乱世，待机而出，功成名就，出处自如”的典型，因此最为后世仰慕。诸葛亮在隆中待价而沽（也可以说是“待价隆中”，颇有些名门淑女“待字闺中”的味道），硬是弄得刘先主“凡三往，乃见”。谢安的谱更大，曾辞官隐居东山二十年，直到天下沸沸扬扬，都说“安石不出，如苍生何”时才出山。于是各自留下一段佳话。诸葛亮留下的是“三顾茅庐”，谢安留下的则是“东山再起”。

出山以后，两个人的表现也都不俗。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就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谢安的故事，至少大家也知道一个“淝水之战”。实际上，诸葛亮名气虽大，成功的程度却不如谢安。我们现在心目中的诸葛亮，其实是《三国演义》塑造的，与历史的真实颇有些距离。谢安的形象没有经过演绎，因此反倒真实些。说起来这两个人其实并非同一类型，谢安显然比诸葛亮更圆滑也更沉着。有两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据《魏氏春秋》，五丈原大战时，司马懿曾问蜀使“你家丞相工作忙吗”。蜀使答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也就是罚二十军棍的事都要亲自主持）”，所以司马懿说“亮将死矣”。谢安的风格却完全两样。“淝水之战”那么重要的战役，他并不亲临指挥，让子侄们去打。捷报传来时，他老先生不动声色，照样下棋。直到棋友沉不住气，问他有什么情况时，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孩子们已破贼军”之类的话。倘若是诸葛亮，决不会如此。

实际上谢安的为人处世是极其老练老辣的，已达到几乎无人可以效法的程度。他隐居东山时想到的是“出”（出将入相），大显身手时想到的是“处”（功成身退），因此“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就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而且终其一生在“出”、“处”两方面都“极尽辉煌”。不过谢安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时机，处（隐居）得是时候，出（出仕）得是时候，甚至死也死得是时候，—— 正当他功高震主，差一点就会兔死狗烹时，便“恰到好处”地“仙逝”了，这岂是我们学得来的？

诸葛亮的情况就差多了。不错，刘备对他，是给足了面子，也给足了地位，但并没有给足信任，也没有给足权力。刘备在世时，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刘某人自己手里的。直到白帝城托孤时，还要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鬼话。这话看起来光明正大，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终于逼得诸葛亮发誓赌咒：“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人总是奇怪诸葛亮晚年怎么像个工作狂，而且不管不顾地硬要伐魏，就因为刘备在世时他其实无所作为，现在得把“被先帝耽误的时间”再补回来呀！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的名气要比谢安大得多呢？原因很简单，也就两个字——炒作。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名气是被炒出来的。此公一生虽然并不那么辉煌，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大约是真的，或有影儿；第二，该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更是真的（有没有效益则另当别论）。这就够了。统治者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楷模，读书人需要一个待价而沽的榜样，双方都需要一段君臣际遇的佳话，偶像便这样被创造出来。

可见，诸葛亮是不好算作出处成功之范例的。谢安可以算，可惜我们又学不来。

想得开与想不开

再说“际遇”。

际遇也是很重要的，它甚至比时世还重要。因为你即便“生逢盛世”，如果“不得其君”，便也是枉然。比如孟浩然，原本是很想做官的，否则不会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干谒诗”（干谒就是求请、走后门）。可是没想到，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皇帝。万岁爷说，明明是你不来求朕，朕又何曾弃过你？没法子，孟浩然便只好回家一辈子当农民。柳永也一样，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翻宋仁宗，批出最高指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也只好一辈子去浅斟低唱。际遇实在比时世重要。

际遇好的，仍可以诸葛亮、谢安为例。因为际遇好，所以虽身处乱世，仍能有作为。不好的，则也有两种。一种是想不开的，如屈原、贾谊；一种是想得开的，如苏东坡、辛弃疾。贾谊的想不开前面已经说过，屈原是不是自杀则很难说，依我看是被人谋杀（装在麻袋里捆得像粽子一样扔进汨罗江，国人吃粽子即祭奠他的冤死，有如基督徒之吃面饼和红酒）。所以屈原和贾谊就不说了，这里只说苏东坡和辛弃疾。

苏东坡和辛弃疾的想得开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他们没有整天哭哭啼啼、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倒是写了不少豁达豪放的词章。不过两人的“想得开”并不相同。苏东坡是身处治世却又“满肚皮不合时宜”，政见总与当权派相左（王安石搞新法时他反新法，司马光搞复辟时他又反复辟），每每“不相与谋”，因而一贬再贬。遇到这种情况，传统读书人的选择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要么坚持到底以死相争，不愿意走极端的则忍气吞声牢骚满腹。苏东坡却完全不同于这三者，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融会贯通了儒道释三家，对宇宙人生有着透彻了悟的人。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问题。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在外出途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唯独坡公满不在乎。苏东坡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实际上，所谓“一蓑风雨任平生”，表达的恰是苏东坡的人生观。因此，尽管朝廷上风云变幻天威难测，他自己也颠沛流离身不由己，但在他的心中，却是风平浪静，甚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辛弃疾则不同。他是身处危世，忧国忧民，而且满腹韬略，满腔热情，却又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云云，与其说是“想得开”，不如说是“气不过”。毕竟，他念念不忘的，是“壮岁旌旗拥万夫”；耿耿于怀的，是“竟须卖剑酬黄犊”；痛心疾首的，是“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心驰神往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所以，辛弃疾在出处问题上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他不像苏东坡，看透了宇宙人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既然成败荣辱都不过过眼烟云，那又有什么好争的（争底事）？辛弃疾却没有这种“境界”。他的想法，仍不出“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窠臼。因此，他虽以隐居山林自相期许（云山自许，平生意气），也明白“意倦须还，身闲贵早”的道理，不愿落得在官场奔命被人耻笑（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的结局，但总认为归隐应该是“整顿乾坤事了”以后的事情，所以六十高龄时还写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苏辛二人的态度谁更可取，当然可以讨论。但辛弃疾并不那么“想得开”，或者“想得开”当中有“想不开”，恐怕也是事实。

真正想得开的是陶渊明（最想不开的是李白，资先生的文章中已有尽述）。如果说，苏东坡的“想得开”是因为看透了人生，那么，陶渊明的“想得开”则是因为看透了官场。陶渊明是做过几天小官的，但很快就受不了，迫不及待地“自免去职”，而且再也不踏入官场一步。我们读他的《归去来兮辞》，听他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些话，就知道陶渊明之于官场，可谓“彻底决裂”。历史上的读书人，有几个会说仕途是迷途呢？也就陶渊明吧？

所以后世文人（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但凡失意，几乎言必称陶令。然而当真学陶和官场决裂的却几乎没有（也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陶渊明其实学不得。

身家与天下

实际上，我们前面说到的（也是资先生文章中说到的）那些典型，有两个人是不可学的。一个是谢安（谢安石），一个是陶潜（陶渊明）。谢安不可学，是学不来；陶潜不可学，是学不得。为什么学不得呢？因为当真一学，就把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了。

为此，我们还得把“读书人”的来龙去脉再说一遍。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的前身则是“巫”。巫，是原始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的人，是社会的栋梁，要参与部落大事之决策的。因此，如果说原始社会也有“官”的话，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范文澜先生就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官文化，一个是巫官文化）。可见读书人之与官，从祖上起就有“血缘关系”。

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阶级社会）以后，巫就变成了士。士在这个时代，是属于贵族阶级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家国”只有“身”，但毕竟不像庶人那样“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贵族。

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约文士由原始社会的巫祝演变而来，武士由原始社会的战士演变而来，但不论文士、武士，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所以，他们成年时和天子、诸侯、大夫一样，也要举行成人礼，戴上象征治权的“缁冠”、象征兵权的“皮弁”和象征祀权的“爵弁”（爵读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士是有资格也有义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只不过这种参与之于天子、诸侯、大夫，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士而言则主要意味着义务。但有此义务也很荣耀，所以“冠”之于“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卫国内乱中，宁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双手系着冠缨，就因为珍惜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后来许多读书人的情结。

不过，士虽然也是贵族，但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或武艺、智力或体力的士，是“以身报国”的。所以对于士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个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学问或者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这就是“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士不为土地所束缚，又是贵族，人身相对自由，施展抱负和身手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同为贵族，诸侯和大夫的任务主要是“保家卫国”，士的任务却是“修齐治平”。结果，品级较低的士，反倒比诸侯、大夫“理想远大”（诸侯和大夫如果动不动就要“平治天下”，是会有“图谋不轨”之嫌疑的）。后世以“国士”自居的读书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根源就在于此。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四海一家，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任命制取代了世袭制，以后科举制又取代了门阀制。原来那个国（封国）和家（采邑）的概念变了，合并为“国家”且与“天下”相等同。诸侯没有了，大夫由“世袭家臣”变成了“朝廷命官”，而且在实行科举制以后，还可以由“寒士”充任。于是，正如国和家合并为国家，士和大夫也合并为士大夫。当然，士的“身”与大夫的“家”也合并为“身家”，而与“天下”相对应。

这样一来，几乎每个相当于上古之士的人便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身家”放在首位呢，还是把“天下”放在首位？以天下为己任者“出”，也叫“入世”，即“兼济天下”。明哲保身者“处”，也叫“出世”，即“独善其身”。可见所谓“出处问题”，其实就是“天下”与“身家”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这是士大夫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把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关系讲讲清楚。

士大夫与读书人

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的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再次，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况身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这个时候，读书和做官就统一起来了。

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相比较而言，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就只好算是读书人，或官老爷。官老爷就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的，读书人就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齿，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甘心？

当然不甘心的。所以苏东坡才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那个是非之地，正所谓“何时忘却营营”。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成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当一个读书人则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即便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也只好顺其自然，不了了之。我们知道，虽然苏某人曾扬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报国与全身

苏东坡们不能“忘却营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报国情结”。

前面讲过，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原本就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其中不少甚至是文武双全的。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读书成了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但“修齐治平”的理想却没有变，“忧国忧民”的传统也没有丢，满脑子还是“内圣外王”，想做的还是“出将入相”。这是他们不能不入世的原因。这里面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有义务，并不是一个“俗”字就可以打发或了断的。

相反，出世和清高反倒有些可疑。资中筠先生说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我想补充一句：还有不少是“装出来”的。所谓“养望”是，“终南捷径”是，甚至故意唱反调也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由“持不同政见者”变成“最坚决的拥护者”，有时竟只要一夜工夫。总之，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都通向仕途，只不过有的“青云直上”，有的“曲线救国”而已。

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千万不要太过天真。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的，但“假冒伪劣”也很不少。比如潘岳（安仁），是美男子，也是大诗人，写过有名的《闲居赋》，很清高的，却其实是官迷。为了讨好权臣贾谧，竟然每天守在贾府大门口，看见官车扬起的尘土立马倒头便拜，正所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怎）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诗）。实际上，除少数几个如陶渊明外，大多数人的“清高”，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就是因为装模作样，当不得真的。

其实想做官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自秦汉实行郡县制，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从政已逐渐变成一种职业，做官和做工、种田、做生意一样，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无所谓光荣或可耻。可惜大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认识到了又不肯承认，这才有了“假清高”和“真势利”，嘴巴上耻言利禄，骨子里鄙视贫寒。难怪李贽要痛斥那些虚伪的读书人，说他们“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因此“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做官本身虽无所谓清浊雅俗，从政出仕的动机却有高下之别。为报国保民而做官，就高尚；为弄权敛财而做官，就卑下。这两种人，历史上都有。后者可以蔡京、严嵩为典型（他们可都是既读书又做官的士大夫，蔡京写得一笔好字，严嵩写得一手好文章），前者可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代表。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其实人数并不多，正如蔡京、严嵩这样的“奸佞”也是少数，居多的是“不好不坏”的中间状态者，这才有所谓“出处”问题。因为倘若一开始就是蔡京、严嵩，便只有“出”，没有“处”；如果一开始就是陶渊明，则只有“处”，没有“出”。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是文天祥、史可法，大约也只有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问题是他们既非蔡京、严嵩，更不是陶渊明，也不想在和平时期没来由地献出生命。也就是说，他们只想“以身报国”，不想“以身殉国”，除非万不得已。或者说，他们是既想报国又想全身的。稀里糊涂搭上小命的事，他们多半不干。

更重要的是，这里说的“身”，既包括“身家性命”（肉体），也包括“意志情感”（精神）。读书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知书达理”。知书，就难免书生气；达理，则难免认死理。再加上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更难免“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这都是和官场游戏规则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果当真要做官，这些毛病都可以改，或者暂时把尾巴夹起来（即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难办的是，真正的读书人还都追求心灵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独立，至少在精神领域和心灵世界里拥有一片个人的空间；而所谓“精忠报国”，则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于是他们就总是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处，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出，又“身在庙堂，心存山林”。出，则“常恨此身非我有”；处，又不能“忘却营营”。这种矛盾和痛苦，岂是一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可以解决的？

何况麻烦还不止这一点。

君臣与师生

照理说，读书人想成为士大夫的这点理想，原本也不难实现。读书人愿意为国效劳，国家也需要读书人帮助治理。主鬻官爵，臣卖智力，两相情愿；君王知遇，臣子尽忠，一拍即合，有什么为难的呢？然而这种买卖或合作，却总是不很成功，或不如意，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或合作双方的想法其实并不一样。

先说读书人这一边。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以说是既没有野心又有野心，野心既不大又不很小。说他们没有野心，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想篡位夺权自己当皇帝。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不是军阀（如赵匡胤），就是流氓（如朱元璋），当真篡了位的士大夫只有一个王莽，还不成功。曾国藩则是宁肯遣散湘军告老还乡也不打这个主意的，打这种主意的必非读书人，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规律，帝国的统治者们后来总算是琢磨出来了，因此自宋以后，文官的地位总是比武官高。

然而读书人虽然不想当皇帝，却想当皇帝的老师。“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诸葛亮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因为他有帝王之师的形象。你看他的《出师表》，什么“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什么“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哪里是“上表言事”？分明是“谆谆教导”！

但这只是非常之时（天下三分，益州疲弊），非常之人（开国元勋，顾命大臣），行非常之事（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岂能当作常例？通常的情况是，皇帝只想把读书人当臣仆。好一点的，算你是忠臣、能员、干将、爱卿，差一点的，就视你为弄臣，“倡优蓄之”。为帝者师、王者师？门都没有！即便当真做过皇帝的蒙师，也不过礼遇有加，而且同样可能受处分（比如翁同龢），谁也别想一辈子当皇帝的老师，或当皇帝一辈子的老师。

如果皇帝本人也是读书人，也想当老师，那就更麻烦了。自以为是又大权在握的皇帝是决不许你比他还英明的。碰到这种情况，你也只好承认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博士生导师”，随便他说什么你都得说“皇上圣明”，或“皇上教导得是”，而且还得随时随地准备着他来找碴儿。皇帝既然被规定为“当今圣上”，当个“导师”又有什么稀罕？那些通过了“殿试”的进士，不就叫“天子门生”吗？所以皇帝想当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康熙、雍正、乾隆就是这样的皇帝。康熙好一点，真有学问，而且学贯中西，又处于满清贵族热恋中华文化的“蜜月期”，因此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当然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也有。雍正就差一些了，学问和气度都不如康熙，对待读书人已是刻薄甚至刻毒，不过他搞文字狱也还只是对付政敌。乾隆更差，自命不凡又嫉贤妒能，便把文字狱搞得“登峰造极”，连神经错乱者也不放过，简直就是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做“帝师梦”，那就等于找死！

事实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遭遇，往往是“拳拳报国心，招来杀身祸”（岳飞就是）。这就使他们不能不在出处两难中“此意徘徊”。不考虑入世是不行的。因为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也就是说，所有读书人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在理论上都是按照“精忠报国”的模式来进行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出将入相，修齐治平，不但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陶渊明学不得的原因。再说了，“男儿本自重横行”，何况“天子非常赐颜色”？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在骨子里看不起读书人，表面上却总会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汉代的地方官如果不向朝廷推荐人才还要受处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并总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

同样，退路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前车之鉴实在太多。问题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其实没有退路。陶渊明只是个案，其他人顶多只能“做陶令状”。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皇帝指望不上就指望清官，清官指望不上就指望侠客，如果连侠客也指望不上，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同样，中国的读书人也有三个梦：帝师梦、名臣梦、隐士梦。帝师做不成做名臣，名臣做不成做隐士，要是连隐士都做不成，就只好去写隐逸诗，岂非也是越来越没指望？

那么，中国的读书人，当真就没有出路了吗？

出路与对策

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条件。条件也只有三个字：可选择。或者“当局”可选择，或者“途径”可选择。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存在着第一种可能性。那时，士人或出（如张仪、苏秦），或处（如老子、庄子），都相对自由。入世的，也用不着时时以出世为退路，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妨“朝秦暮楚”。何况那时士的分量也重，几乎决定着诸侯各国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因此“卖价”也不错。

秦以后，第一种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分裂。于是可以争取的就是第二种可能，即途径的可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途径的多样性（官方渠道或民间渠道），二是选择的多样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可以过问也可以不过问，当然还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这两种多样性，出处就不再成为问题。

其实出处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也说：“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见并没有谁规定你只能“出”，不能“处”；只能入世，不能出世；只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为矛盾，是因为读书人希望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却又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让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这就要靠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与知识阶层之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灭，邦国制立，知识者由巫变成士。第二次是秦灭六国，邦国制灭，帝国制立，知识者由士变成读书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国制灭，共和制立，知识者由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其广义而言是依靠知识和智力来谋生的人。他们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可以是教员、医生，可以是编辑、记者，还可以是文学家、艺术家，并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

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途径也多样化了。这是因为引进了现代新闻出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传媒制度、稿酬（版税）制度，还有保护言论自由和著作权益的法律制度（宪法和著作权法）。有此制度，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不但能尽到“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职责，一展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因此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高的可以购房买车，收入低的也能养家糊口），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均无后顾之忧。何况你还可以不介入、不参与、不过问，岂非“进退自如”？想当年，鲁迅、胡适他们就是这样的。

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应不再成为问题。如果说仍是问题，那么，问题就很可能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以天下为己任”，不再有“事事关心”的热情，也不再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传统士大夫和读书人的“书生意气”没有了，而这种“意气”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这种“意气”，读书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只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纸篓”和“传声筒”。

诚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我们不应该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知识分子都去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更不能规定他们只读只写政治伦理方面的书。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但我以为，尽管身份变了，工作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过去的读书人，更不是过去的士大夫，过去读书人的“意气”和过去士大夫的“气节”，却仍应该继承和保留。资中筠先生的这本书中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千年一梦

—— 读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我们曾经拥有

武侠的事要由文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滑稽。文人和武侠，至少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习武的少有文化，学文的难免孱弱。文人当中有没有习武的？有，但不多。多数是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有那么两下子，大约也不能飞檐走壁，使刀弄枪，百尺之外取人首级。1990年初，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一只皮箱在广州火车站被人当面抢走。平原兄目瞪口呆之余，竟是徒唤奈何。更有戏剧性的是，这只皮箱里装的，恰恰是他研究武侠小说的资料和草稿。可见平原兄虽然熟读武侠，眉宇间也因此有了些英武之气，却是连一个小毛贼也镇不住的，以至于有好事者替他撰得半联：“车站遭劫平原君恨不早养士。”这才是让人啼笑皆非！

看来，陈平原先生将自己研究武侠小说类型的著作名之曰《千古文人侠客梦》，确实精当而又有深意。近年来，北大同人好言武侠者甚众。衮衮诸公，或执判官笔，或发绿林柬，或登坛说法，或华山论剑，很是弄出了些动静。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一种“与时俱进”。但若论头脑之清醒，治学之严谨，持论之公允，愚意以为或当首推陈平原。中国人做学问是很用心很投入的，结果不是爱屋及乌，便是日久生情。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研究什么，便认为什么最好。比如研究金圣叹的，便认为金圣叹天下第一；研究王夫之的，便认为王夫之举世无双；研究武侠小说的，则往往把自己也封了“大侠”。其实，平原兄要封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他的老老前辈—— 平原君，便与“侠”颇有些瓜葛。然而平原兄却并不因这瓜葛而以平原君自居，反倒告诉我们，所谓“武侠”，其实是一个梦。而且，这个梦还是文人编造的，虽然武侠小说常常被看作“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以为便当作如是解。

这就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武侠是梦吗？第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梦？第三，这个原本要靠武力来圆的梦，为什么竟是文人编造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

武侠是梦吗？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上不曾有过侠或侠客。侠或侠客这种人，大约是有的，司马迁和班固都给他们立过传。不过司马迁和班固并不管他们叫“武侠”，而叫“游侠”。因为这些人并无盖世武功，行侠亦不仗剑。仗剑的是刺客。刺客是要杀人的，因此要有武艺。如果武功不过硬（比如荆轲），还会让人遗憾。不过刺客虽有武艺，却不一定行侠。比如春秋时吴国的刺客专诸，为公子光篡位而刺杀王僚，就很难说有什么侠义可言。侠客则相反。侠客一定要行侠，却不一定杀人。汉初大侠朱家就不杀。另一个大侠郭解，虽然年轻时“所杀甚众”，后来却“折节为俭（克制约束自己），以德报怨（以恩惠回报怨恨），厚施而薄望（奉献多，要求少）”。直到这时，他才被人们视为大侠，也才有了威望。胡乱杀人那会儿，是只能被看作“愣头青”的。

由此可见，侠客和刺客有着本质的区别。侠客行侠，但不必仗剑；刺客仗剑，却未必行侠。侠客可以“侠而武”（如郭解），也可以“侠而不武”（如朱家）；刺客可以“武而侠”（如荆轲），也可以“武而不侠”（如专诸）。对于侠客来说，侠（侠义、侠胆、侠骨）远比武（武功、武艺、武力）重要。同样，侠客和流氓也有本质区别。简单来说，侠客行善，流氓作恶；侠客行侠仗义，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尽管他们都是“江湖中人”，却不可同日而语。侠客因为以侠义为己任，故而都有些霸气。流氓则未必。低级流氓是一点霸气也没有的。比如地痞、无赖、泼皮、光棍之类，就只有“赖”和“痞”，没有“霸”。高级流氓虽然“霸”，却只能算是“霸道”，不能算是“霸气”。可见即便同为“霸”，流氓和侠客也不相同。流氓是“恶霸”，侠客则是“善霸”。总之，真正的侠，崇尚、依靠的是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是武力和暴力。他们追求的，也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不是功名利禄、富贵荣华。

事实上，侠是一种身份（侠客），更是一种精神（侠义）。所以，不但游侠讲侠义，不少贵族和官员也讲。比如张良，“为任侠”；季布，“为气任侠”；窦婴，“任侠自喜”。什么叫“任侠”呢？就是以侠义为己任。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舍己为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二是信守然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三是功成身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西汉时的大侠郭解就是这样。司马迁说郭解受人之托，但凡可以办的，立即就给人办了（事可出，出之）。不能办的，也要让各方满意（不可者，各厌其意）。而且，一定要把事办了或者让各方都满意以后，才肯接受别人的酒食（然后乃敢尝酒食）。另一位大侠朱家，就更是道德高尚。他存活的名士上百，庇护的平民数千，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见到被自己救助过的人，立即就躲起来。如果对方富贵了，则“终身不见”。再如剧孟，是但凡有人来求，一定挺身而出，决不装着不在家，或者以“父母在，不远游”为托词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朝中的一些大臣（如周亚夫）或社会上的一些名士（如袁盎），便都和剧孟结为“生死之交”。袁盎也是做过大官的。他和窦婴一样，都是朝中之侠。他们的故事，我在《明月何曾照沟渠》一文中讲过。

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侠了。这样一种侠，我们是曾经拥有的。他们或在朝为侠士（如袁盎、窦婴），或在野为侠客（如剧孟、郭解），但都讲侠义。实际上当时朝野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侠士和侠客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比如鲁国的侠客朱家，就帮过楚国的侠士季布。季布这个人，也是“为气任侠”的。他原本是项羽手下的将军，曾多次痛击刘邦，打得刘邦狼狈不堪。所以项羽兵败后，刘邦就悬赏千金购买季布的人头。而且下令，有胆敢隐匿季布者，灭三族。季布没有办法，只好听从朋友的建议，剃去头发，戴上铁箍，扮作囚徒，作为奴隶卖给朱家。朱家知道此人就是季布，却不说穿。妥善安顿以后，驱车前往洛阳，游说刘邦的近臣夏侯婴，终于救得季布性命。获救的季布被刘邦任命为郎中，后来还当了河东郡守，朱家却从此不再和他见面，因为一个真正的侠，是必须功成身退羞言报答的。

这样一种侠义和侠情真让人神往，可惜并不讨皇帝喜欢。事实上，正是由于王朝和官方的一再严厉打击，侠才终于由现实变成了梦想。

魂断侠缘

对侠的镇压始于何时，现在是不可考的了，正如我们无法确知最早的侠客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韩非子的时代。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建议君主们将其赶尽杀绝。其实就算韩非子不说，坐稳了江山的帝王也会下手，因为他们是既不喜欢刺客也不喜欢侠客的。道理很简单，刺客作为职业杀手，一般并无是非观念。他们只忠于雇主，却不管该杀不该杀。雇主则只考虑能杀不能杀，也不管该杀不该杀。如果他能买到武林高手，自己又正好觊觎皇位，或者与“当今圣上”有仇，便会把国王和皇帝也列入黑名单；而只要世界上有刺客，所有的皇帝在理论上便都有被杀的可能。秦始皇岂非就差一点被荆轲所杀？其实就算他们不杀皇帝，王朝也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存在。你想啊，如果满街都是刺客，天天都有谋杀，则如王法何？生杀予夺之权是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岂能由着一帮亡命之徒自作主张？所以皇帝不喜欢刺客。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容不得他们。

那么侠客呢？侠客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完善，难道也不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都主张“以德治国”吗？这当然不错，但你得弄清楚治国的主体是谁。王朝时代的国家是由谁来治理的？显然不是侠客。侠客是民不是官，他们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国。如果他们居然治起国来，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中国传统道德十分讲究名分，因此也叫伦理。伦理就是尊卑有序，官民有等，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目，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侠客作为民，其道德要求主要是臣服，是安分守己效忠王朝，谁让你多管闲事打抱不平呢？可见，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

其实，侠客不讨皇帝喜欢，恰恰就因为他们讲道德，有人格。我们知道，道德和人格是有凝聚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就最讲道德人格的凝聚力，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怀远”。但我们也要记住，在帝国时代，这种凝聚力只能属于王朝，属于皇上，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团。然而在西汉初年，侠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却大有超过皇家和朝廷之势。比如朱家，声望极高。京师以东各路英雄豪杰，几乎无不盼望与之相识（莫不延颈愿交）。剧孟，名气极大。周亚夫平叛时得到他的支持，就像得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郭解，交游极广。公卿郡县，都争着为他奔走效劳（争为用）。季心，人缘极好。千里之内，侠客壮士都愿意为他而死（士皆争为之死）。这就无疑犯了帝国的大忌。我们知道，一个开国元勋或朝廷重臣，如果“功高盖主”，尚且难免杀身之祸，一介草民如果“横行州域，力折公侯”，那还了得？

侠客们获得如此威望，当然是因为他们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救苦救难，而且不避艰险，不计报酬。所以司马迁认为，像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人，虽然其行为不符合正统观念（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也常常触犯王法（时扞当世之文罔），但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名不虚立），受人拥戴也是理所当然（士不虚附）。问题是，并非所有号称侠客的人都这样，也有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王朝要镇压这些恶霸，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汉初年，侠客们不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黑社会无异，还往往与权贵合流。《汉书·游侠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吴濞就是吴王刘濞，淮南就是淮南王刘安。他们和代国丞相陈豨一样，都是造过反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虽没造反，却也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都养士，都结交豪侠。这同样犯了王朝的大忌。因为身为朝廷重臣，只能“存公谊”，不能“结私交”，更何况其所结交的，还是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甚至形成暴力团伙的侠？

这就必须镇压。即便宽容如文景（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任由他们星火燎原。事实上汉文帝即已开始打击侠客，郭解的父亲就是被文帝所杀（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也对游侠大开杀戒（尽诛此属）。汉武帝当然更不会手软，郭解就是被他杀的。汉武帝早就想杀郭解了，只是逮不着机会，只好将他迁居茂陵。当时的政策，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都必须迁往茂陵，以便“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郭解的家财不足三百万钱，却榜上有名，大将军卫青便帮他说情。谁知这下子却帮了倒忙。汉武帝说，好嘛！一介平民，居然能让大将军来做他的代言人，“此其家不贫”！

于是郭解只好走人。这时，他的好人缘再次帮了他的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一千多万。入关以后，关中的贤达豪杰，不管认不认识他的，都争先恐后抢着前来结交。这个风头出得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高层震怒。我们知道，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徙豪强居茂陵，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地方上的非政府力量。如果越是打击，他们的势力越是强大，拥护的人反倒越多，那还得了？因此我相信，汉武帝这时一定恨得咬牙切齿，而诛灭郭解的机会也很快就到来。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以后，凶手不知去向，郭解也确实不知何人所为。然而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的罪还大。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权势、影响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呢？皇帝。皇帝能有两个吗？不能。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族灭），罪名是“大逆无道”。

郭解大约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侠（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武士道起于孔子终于郭解）。此后虽然“为侠者极众”，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都是些傲慢无礼不足称道的人（敖而无足数者），甚至是当年朱家他们羞与为伍的流氓［乡（向）者朱家之羞也］，要不就变得文质彬彬起来（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古之侠道，一蹶不振。班固以后，正史甚至不再为侠客作传，侠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谁之梦想

东汉以后，历史上就当真没有侠客了吗？这话要看怎么说。

毫无疑问，正史不载，不等于其实没有，但可以肯定：第一，真实的侠虽然还会有，却不过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第二，侠的精神还在，却不一定体现在侠客身上；第三，侠客将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并因此而造就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武侠小说。也就是说，司马迁以后，侠作为一种现象，已不是现实，而是梦想。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这就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侠客。为什么要有呢？因为谁都可能会有“不测风云，旦夕祸福”，谁都可能会有无奈和无助的时候。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所谓“缓急”，其实就是着急、为难、飞来横祸、束手无策等等。这是连舜帝、伊尹、管仲、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会遇到的事情。如果是寻常百姓，手无寸铁，既没有功夫，又没有权势，还生活在“乱世之末流”，遇难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其遇害何可胜道）。这时，我们当然很希望有人来救助，而且最好这人还是“职业救星”。因为见义勇为的人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有其“义勇”未必有其“能耐”，更不可能有事没事都在四处闲逛，专打抱人间不平。这就不大靠得住，不能让人放心。

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侠客。第一，侠客就是干这个的。所谓“任侠”，所谓“以侠义为己任”，便有“专司此职”的意味。所以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岂非“职业救星”？第二，侠客多半有此能力。他们要么有威望，人多势众，一呼百应；要么有功夫，飞檐走壁，以一当十；要么有奇术，见血封喉，撒豆成兵。这就不怕救不了你。第三，他们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报酬，甚至不要你感谢。你可以放心地让他来搭救，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这样的好人好事，谁人不想，谁人不愿，谁人不盼望呢？

如此救星何处寻？大约也只能存在于神话之中。比如观音菩萨，就是“职业救星”。观音大慈大悲，有行侠的愿望；千手千眼，有行侠的条件；法力无边，有行侠的能力；救苦救难，有行侠的实绩。所以，观音菩萨就是最大的侠。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侠客杀人（当然杀的都是坏人），菩萨不杀。菩萨是“佛门身份，侠客责任”，侠客是“阎罗手段，菩萨心肠”。侠客和菩萨，都是人们的“救星梦”。

实际上，正因为后世之侠乃是一个“救星梦”，侠们才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由“侠而不武”到“侠而武”，最后“无侠不武”，“游侠”也就变成“武侠”。这并不奇怪。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想扶贫振弱，光靠道德感化和说服教育是不行的。比较靠得住和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用拳头说话。救苦救难毕竟不能只有愿望，还得有能力。这能力，在菩萨那里，就是法器和法力；在侠客这里，则是兵器和武功。侠客手中的长枪、飞刀，就是菩萨手中的葫芦、净瓶；侠客身上的内功、剑法，就是菩萨身上的神力、佛光。所以，越到后期，小说中武侠的功夫就越“神”。许多武侠电视剧，已经和神话片没什么区别了。

侠客是“救星梦”，也是“英雄梦”。这是武侠和神话的重要区别。神话是不大可能做“英雄梦”的。即便貌似英雄如孙悟空，也不是。孙悟空前半截是顽童，后半截是救星。虽然打遍天下，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也不像英雄。因为他太“神”，既没有七情六欲，还较少受到磨难。一个人物，如果太“神”，就不像“人”，也就不够“英雄”了。所以神话可能是“救星梦”，是“顽童梦”，甚至是“科学梦”（千里眼、顺风耳），却很难是“英雄梦”。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把如来佛、观世音、铁拐李、吕洞宾看作英雄，尽管他们的法力要超过一切武侠，而且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武侠却必须是英雄。因为武侠的责任担当，如除恶锄奸、匡复正义、平定天下，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业绩和英雄行为。如果这武侠身处乱世，那对手又特别不好对付，主人公的英雄色彩也就更浓。所谓“不好对付”，也包括几种情况，比如武艺高强，或权势极大，或善于伪装，把世人都蒙在鼓里。但凡这样的歹人，对社会的危害都极大，也就特别需要英雄出世；而当某一侠客只身挑战这大奸大恶并战而胜之时，他就不可能不是英雄了。

因此武侠小说实质上是英雄传奇。中国的英雄传奇有两种：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谋士枭雄，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故事则可编造）；后者的主人公是流民草寇、隐士响马，且不必确有其人（故事当然更可编造）。但无论哪一种，如果真有价值，其主人公是一定要有英雄气质的，而且越是英雄，就越是好看。事实上，所谓“侠气”，就是英雄之气、英武之气和英迈之气。所以，武侠小说中那些正面形象，便总是那么豪爽，那么慷慨，那么潇洒，那么从容，那么风流倜傥、超凡脱俗、英姿飒爽、神采飞扬，十分令人神往。

更令人神往的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借用陈平原书中四个章节的标题，就是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这其实也是“大侠”的四个条件，而且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首先，大侠是不能无所作为的，因为他有扬善惩恶的历史使命和主持正义的责任担当，这就必须“仗剑行侠”。仗剑行侠当然也是一种建功立业、扬名立万，但侠客不同于清官（如包拯）、战将（如卫青）、勋臣（如韩信），他的功名业绩只能是非国家、非政府、非官方的个人行为。因此大侠必须是血性男儿、性情中人，也就必须“快意恩仇”。快意恩仇的结果，必然是其他人的不快意，于是不但为官府所不容，甚至也为江湖所不容，这就必须“笑傲江湖”。所谓“笑傲江湖”，其实也就是蔑视一切游戏规则，包括朝廷王法和江湖规矩，真正做到无羁无绊，无法无天。这就等于把自己和整个社会对立起来，除了“浪迹天涯”，大约也没有别的出路。浪迹天涯也不可怕，因为反倒更能仗剑行侠，直至被杀戮和剿灭。但在这时，大侠们已“功德圆满”，又何惧一死呢？

看来，破译武侠之谜，关键就在“仗剑行侠”这四个字，而其中的紧要之处，则又在大侠们手中的那个兵器—— 剑。

剑的秘密

在阅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以后，陈平原先生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中国传统的兵器虽然号称“十八般”，但所有的大侠都用剑，以至于“剑侠”几乎成为“武侠”的代名词。这当然自有其中道理。正如平原兄所指出，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它代表着正义，可以避邪，是道德的象征。因此，只有那些“有德之人”，才能够得到和守住剑，也才有资格用剑来独掌正义，主持公道。同时，剑也意味着高贵和优雅，是一个人气质、格调和品位的体现，是审美的象征。的确，佩一柄宝剑浪迹天涯，是很潇洒很优雅的，扛一把大刀或两把板斧四处游荡，便未免杀气腾腾，不像大侠而是莽汉了。何况剑不但可以用，还可以舞。舞剑，恰是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审美意象。这也正是我们所向往的英雄形象。所以，用剑的未必是大侠，大侠却一定用剑。

其实，剑这种兵器，不但大侠喜欢，文人也酷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会不断地看到这样一些字眼：学剑、佩剑、仗剑、负剑、抚剑、看剑、拔剑、舞剑。不但李白这样的会“拔剑四顾”，辛弃疾那样的会“挑灯看剑”，就连一些婉约派词人也常常以剑入诗。这里面的奥秘，确如平原兄所说，未尝没有借剑气洗酸腐的想法，但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呢？

还是要从剑本身说起。

剑这种兵器，确实与众不同。它不仅是战斗的武器，更是身份的象征。在上古时代，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佩剑。有资格佩剑的是贵族，即“君子”。“小人”是不能用剑的，也没有剑给他们用。那时冶金技术不高，铸剑并不容易，因此常有以人殉剑或剑化为蛟龙的神话，当然也就不可能人手一柄。即便是贵族，也要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以后才能佩剑。这个仪式就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在贵族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具体的做法，是将这个男子的散发“约束”起来，再加上“冠”，一共加三次—— 首加“缁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缁冠是参加政治活动的服饰，爵弁是参加祭祀活动的服饰，皮弁则是猎装和军帽。正因为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同时还要佩剑。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这都是贵族才有的权力，因此平民既不能加冠（只能戴头巾，叫“帻”），也不能佩剑。于是冠与剑，便都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上古时期的贵族有四等。最高一级是“王”（天子），次为诸侯，再次为大夫，最低一级叫“士”。士和前三级贵族有一个区别，就是天子、诸侯、大夫不但有“冠”，而且有“冕”，是“冠冕堂皇”。士则只有“冠”，没有“冕”。当然，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有剑。因此，对于没有“冕”的士而言，冠和剑就特别重要，甚至应被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子路，在一次战斗中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便不顾生命危险，放下武器，用双手将冠重新系好，结果被人砍成了肉泥。又比如韩信，曾经是一文不名，连饭都没有吃的，乃至遭到市井无赖的耻笑和羞辱。然而一柄剑却从不离身，最后“仗剑从军”，成为一代名将。冠与剑，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戴冠佩剑既然是君子（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专利，它们就不但象征着身份、地位和权力，也代表着品级。品级也叫“流品”，即流别和品级，比如上流下流、上品下品。这是道德概念，也是审美概念。比方说，上流上品高贵典雅，下流下品卑贱低俗；上流上品代表着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下流下品则只能望风披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草上之风，必偃）。

品级和流品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所以有学者（如钱穆先生）认为，西方社会是有阶级无品级，中国则相反，是有品级无阶级。其实这是后来的事。在先前，中国社会是既有品级，又有阶级，还有等级的。贵族与平民，就是阶级。贵族当中，天子、诸侯、大夫、士，就是等级。公、侯、伯、子、男，也是等级。贵族都是“君子”，庶民则是“小人”。所谓“君子”，也就是“君之子”。这里说的“君”，可以是“国君”（诸侯），也可以是“家君”（大夫），总之有爵位的人，他们的儿子（君子），或者可以袭爵，或者可以受封。袭爵，就是继承原来的爵位。受封，则是成为低一级的贵族。一般来说，袭爵的是嫡子、长子，庶子和次子只能受封。国君的儿子袭爵，就是诸侯；受封，则是大夫。大夫的儿子袭爵，就是大夫；受封，则是士。士的嫡子也可以袭爵（继承贵族身份），还是“士”，庶子却不但不能袭爵，也不能受封（没有更低一级的贵族头衔可封），只能去做平民。所谓“平民”，其实就是既不能袭爵又不能受封的“庶子”，因此也叫“庶民”或“庶人”。

可见，贵族与平民的身份来历，在于能否袭爵受封；而一个人能否袭爵受封，又要看他是嫡子还是庶子。嫡子是家族血统的正宗继承人，因此也叫“大宗”。庶子的宗族不是“正宗”，因此叫“小宗”。君子继承大宗，当然是“大人”（大宗之人）。庶人别立小宗，当然是“小人”（小宗之人）。至于奴隶，原先不是人，后来是了，就叫“贱人”。

显然，君子与小人，原本说的是阶级（贵族与庶民）。他们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也首先是阶级差别。问题在于，那时的道德标准是由贵族来制定的，审美标准也是由贵族来掌握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身为贵族（君子）者，道德品质就应该高尚，审美品位也应该高雅。这样一来，君子与小人，就不但是阶级，同时也意味着品级。等到后来，天下归于一统，官职不再世袭，从宰相到州县官都由平民担任，贵族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皇亲国戚、凤子龙孙时，中国社会也就没有阶级，只有等级和品级了（比如“三教九流”，就既是等级，又是品级）。这时，君子和小人才纯粹成为品级概念。

品级概念是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之始终的。于是连带兵器也有了品级。剑，作为当年君子佩戴的武器，是高贵典雅的。所以佩一把古剑，就会有“高士之风”；佩一把宝剑，则会有“王者气象”。难怪后世文人作品中，会一再出现“高冠长剑”的意象了。因为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便正是对远古贵族时代“士之遗风”的追忆和向往。

侠与士

武侠是“士之梦想”吗？是。

实际上，所谓“侠”，原本就是“士”，是士的一种—— 侠士。侠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武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士都是武士。周代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庶人和奴隶是搞后勤的。现在我们说的“战士”、“将士”，就从这个传统而来。那时当一个“战士”是很光荣的事情，庶人和奴隶还没有资格。士的使命既然主要是战斗，则其修身习武，便是理所当然；后来转变为武侠，也是顺理成章。

士的使命发生变化，是在孔子以后。这时，士开始向文职转变，这就是文士。武士和文士都依附于大夫、诸侯，甚至天子。武士的任务，主要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也叫死士；文士的任务，则是出谋划策兼做文秘，所以也叫谋士。如果出入朝堂，就是绅士（有资格系绅带插笏的人）。如果闲居乡野，就是隐士。如果四处游走，就是游士。如果行侠仗义，就是侠士。所谓“游侠”，其实就是既游走四方又行侠仗义的人，是游士加侠士。

原本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的武士和文士，为什么会变成游走四方行侠仗义的游士和侠士？当然是因为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西周创立的封建秩序面临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为了生存，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士们必须浪迹天涯寻找机会。高级一点如孔子，周游列国是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低级一点的，就不过是找碗饭吃罢了。要知道，士作为最低一级的贵族，是没有封邑领地和世袭官职的，只有贵族身份和一技之长。也就是说，有地位，无产业；有能力，无定职。因此他们是“毛”，必须附在一张“皮”上，而这个时候的“皮”又很多，还都在招兵买马。这样一来，士的“游”（游走四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一种理想信念和行业规矩也开始形成。游走四方的士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集体的荣誉，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其中第一条，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信守然诺），此外还包括“救人之危，急人之难”（舍己为人）和“避人之誉，成人之美”（功成身退）。这是所有的游士都应该遵守的信条。也就是说，作为“游士”，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但不能因此而没有做人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义”。义当然不是士的专利，它的内涵也远比前述职业道德丰富。不过，比起其他阶级和阶层来，士确实更看重“义”。义的产生，也无疑与这个阶层的特定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士是没有封邑领地也没有世袭官职的，因此只能从事“自由职业”。所谓“自由职业”，说得好听，是可以朝秦暮楚，择木而栖；说得不好听，则是没有着落，没有担保。能够做担保的也就是自己的德行。也就是说，士作为“自由职业者”，必须让雇主认为自己是可信任的，也必须让同行认为自己是可尊重的。这就必须讲“义”。

有了“义”，也就有了“侠”。侠就是义的实现。所谓“行侠仗义”，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行侠依仗的是义，实现的也是义，所以有侠肝者必有义胆。什么是“义”？义者宜也，也就是“理所应当”。什么是“侠”？侠者使也，也就是“见义勇为”。也就是说，侠，就是使“义务”（正义的担当）变成“义举”（正义的行为）的精神，以及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种精神在理论上讲，当然最好是人人都有，但这并不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都做不到人人侠肝义胆，人人见义勇为，人人舍生取义，人人义无反顾。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以为典型、楷模、带头人和示范者，所谓“侠”（侠士、侠客、游侠）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侠，就是以“义”为责任担当的人，因此也叫“义士”。不过，侠士虽然是广义的义士，和狭义的义士还是略有区别。一般来说，义士讲忠义，侠士讲情义；义士赴国难，侠士结私交；义士举大业，侠士管闲事；义士赴义多为集体行动，侠士行侠多是个人行为。比方说，齐国的田横自杀后，跟着他一起赴死的那五百人，就是“义士”；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只身挑战黑恶势力，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的，则必为“侠士”。侠士几乎是一定要管闲事的，包括为民请命、替人消灾，也包括“清理门户”、翦除士人中的败类。如果他居然“专打人间不平”，“专一急人之难”，那他就不但是“侠士”，而且是“侠客”了。这也无妨看作“士”的一种分工：有的出谋划策（谋士），有的行军作战（战士），有的舞文弄墨（文士），有的舞刀弄枪（武士），有的行侠仗义（侠士）。

行侠仗义成为一种有人专司，或者被某些人放在首位的事情，说明士的职业道德已升华为一种道义精神，这就是“侠义”。因此，代表了这一精神的侠，就是“士中之士”，是最能代表“士之精神”的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武侠和武侠小说为什么是文人的千古之梦了。道理也很简单：文人原本也是“士”，而且也代表着“士之精神”。

什么是“士之精神”？用曾子的话说，就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所谓“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就是说，无论是孤儿寡母，还是国家命运，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他。这当然并不容易，因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要“自强”，即《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呢？就因为他是“士”。士，首先是成年男子，也叫“丈夫”（身高一丈的男子）。如果这个“丈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那就是“大丈夫”。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有使命感。有使命感，就会意识到“任重道远”；意识到“任重道远”，就不能不弘毅；而要弘毅，就必须自强。因此，自强、弘毅、使命感，就是“士之精神”。

具有这种精神并能付诸实践的就叫“国士”。成为“国士”，曾经是许多士人尤其是文士的理想，后来却变成“侠客梦”了。于是我们便很想弄清楚：第一，它为什么是士的理想；第二，这个理想为什么会变成梦想；第三，这个梦想又为什么要寄托在侠客身上。

百家罢后梦难圆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在《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一文中已经部分地给出。简单来说，就是士作为既没有产业又没有定职的低级贵族，所有的只是“自由之身”。因此他们必须先培养出高尚的品德，学得满腹经纶，练就一身武艺（修身），然后去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平天下）。所以，士人当中但凡理想远大一点的，都会“以天下为己任”。文士就尤其如此。因为武士的功夫再好，一个人也打不了天下。文士则不同。他可以“一言兴邦，片言折狱”，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成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国士”。总之，文人较之武士，“性价比”要高一些。他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估，也要好一些。所以文士更可能具有“自强、弘毅、使命感”这三大精神。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的“身”必须自由。自由，才出入两便，进退自如；才能择主而事，功成身退；也才能真正把天下事当作自己的事情。如果“身不由己”，又哪来的“己任”？更不用说平什么天下了。

这种自由在孔子的时代（春秋）是有的，在孟子的时代（战国）也是有的。那时的“无双国士”，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这就是“仗剑行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自由地选择服务对象，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甚至引敌国之兵以报己怨，这就是“快意恩仇”；可以凭着自己“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的优势，不把诸侯卿相放在眼里，也不把其他竞争对手放在眼里，这就是“笑傲江湖”；当然也可以朝秦暮楚，出将入相，从这个邦国走到那个邦国，抛弃旧的国君有如抛弃破扫帚，这就是“浪迹天涯”。显然，后世侠客的梦，在他们那里却是现实。

秦始皇一统天下，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汉武帝罢黜百家，更不复当年气象。等到隋唐以科举取士，读书人都到科场讨生活以后，士们便连“非分之想”也没有了。因为天下归于一统，就不必“浪迹天涯”；思想定于一尊，又岂能“笑傲江湖”？金榜题名既然成为人生目标，自然更没有“仗剑行侠”和“快意恩仇”。所能有的，大约也就是“皓首穷经”和“咬文嚼字”。实际上，当汉武帝把所有的思想都归到儒学一家时，也就没有了思想；而没有了思想，也就不会有风骨。没有了风骨，又哪有“国士”可言？因此于右任先生这样评价汉武帝：“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汉武帝陵》）当然也不会再有“奇士”了，因为士们都已“脱胎换骨”。

然而自由毕竟是人的天性，过去的日子也令人神往。这就需要一个梦。这个梦既然无法在生活中实现，就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去圆。武侠小说就是其中之一。武侠小说塑造的侠客，尤其是那些大侠，都有以下特点：一是身怀绝技，二是特立独行，三是任重道远，四是义无反顾。他们或者建功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或者锄奸除霸，“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或者扶贫振弱，“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或者赴义报恩，“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但无不出生入死，叱咤风云。这不正是当年那些“无双国士”的写照吗？

事实上，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一个侠客，尤其是一个大侠，是应该和士一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这甚至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你想啊，如果连侠客都不可以托付，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同样，自强、弘毅、使命感，也为一切真侠、大侠所必需。如果连侠客都没有这些精神，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侠客当然也是大丈夫。如果连侠客都不是，人类又有什么希望？显然，在侠客的身上，是寄托着希望的。他们所圆的，是世人的“救星梦”、“英雄梦”，也是文人的“国士梦”。

何况还有侠客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武侠小说创造的那个梦境—— 江湖，它简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的翻版。江湖中林立的帮派，就是那时林立的邦国；山头中称雄的帮主，就是那时称雄的诸侯；而那些仗剑走四方，谁的账都不买的独行侠，岂非正是那时的游士？看来，人们确实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历史也总是让人惦记。即便武侠小说，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

这大约就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了。梦，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人生在世，多少总要做点梦。“至少我们还有梦”，不也是一种希望吗？但你得明白那是什么。古人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世无英雄，遂使武侠流行。”所以，一个民族沉溺于武侠并非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我还想狗尾续貂一句：要不就是产生国士的条件不复存在，民族缺少强劲的精神。因此，这个梦也该醒醒了。当今之世，原该是梦醒时分啊！

莫道海棠依旧，应是绿肥红瘦。

附录 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了最后一个王国，一统天下，自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从此正式进入帝国时代。

帝国之前是邦国。西周至春秋，是邦国时代。战国，是半邦国时代，即“帝国的前夜”。秦汉至明清，是帝国时代。帝国与邦国的区别在于：国家体制，邦国是封建制度，帝国是郡县制度；统治阶级，邦国是领主阶级，帝国是地主阶级；政治形态，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实际上，中华帝国的三大特点，就是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因此，官僚制度，是中华帝国的重要制度。研究这一段历史，必须对官僚体制略有所知。

官僚，又称官吏、官员。当然，认真地说，官与吏、与僚，也有区别。大体上，是官高级，吏低级；官为主，僚为属。但这种区别并不严格。比如“封疆大吏”，其实是高级官员；同朝为官，即是“同僚”。所以，本文在使用时，一般不加区分。

另，为简便计，本文只述汉、唐、宋、元、明、清六朝官制。

宰相制度

宰相一词，战国时期即已出现（《韩非子·显学》就有“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说法）。宰，就是主持（主宰）；相，就是辅佐（辅相）。主持政务、辅佐君主的人，就是宰相。所以，宰相又称宰辅。

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宰相或者是地位最高的，或者是权力最大的，或者地位既高，权力又大。民间的说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这种说法并不严谨，但宰相最重要，则毫无疑问。因为从法理上讲，或者从名义上讲，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帝权力最大，但管事少。宰相权力小一点，但管事多。有的时候，宰相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所以，宰相又称鼎辅、鼎鼐。而且，所谓“明君善于择相，贤相竭诚事君”，历来就是帝国时代的政治理想。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帝国时代的宰相，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总理。第一，历朝历代的宰相，正常情况下，编制都不止一人。第二，除了辽代，都不以“宰相”为正式官名。也就是说，宰相只是身份、职务，不是“官衔”。第三，从秦汉至明清，宰相所用官名，五花八门；拥有职权，从大到小；政治地位，一路下滑。最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明清两代，在法理上不再有宰相，只有类似于宰相、又名不正言不顺的辅臣。

以下便分而述之。

一、汉代宰相

1. 武帝前之宰相

西汉的宰相是三个：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都是宰相，平时各自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由三公“会议”（一起讨论），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他们在皇帝那里汇报工作、讨论政务，是坐着的，叫“三公坐而论道”（《晋书·李胤传》）。这是很高的待遇。因为依照《周礼·考工记》的说法，“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当然，论道不是谈哲学，是“谋虑治国之政令”（前书郑玄注）。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是帝国，故以三公为宰相。宰相是“公”，故又称相公。

三公的地位极其崇高，被看作天上的巨星，叫台鼎。台，就是“三台”，属太微垣，在大熊星座。天有三台，人有三公，鼎足而立，拱卫北辰，所以叫台鼎，也叫台衡，即三台星和玉衡星。此外，还叫台铉（铉是举鼎的工具）、台衮（衮是三公的命服）。

三公当中，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权力最大，地位也高，金印紫绶，礼遇隆重。其中待遇最崇高的，还要拜为“相国”（比如萧何、曹参）。丞相有设一人的，有设二人的。如果是两个人，就分左右，叫“左丞右相”。但不论一人二人，叫丞相还是叫相国，都同时应该是侯。前期以列侯充任，后期则在拜相以后立即封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封侯拜相或拜相封侯，在后世也成为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位极人臣的代名词。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金印紫绶。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废。

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银印青绶。他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可谓“备位丞相”，故又称亚相。他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

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也都叫“府”。丞相的叫丞相府，太尉的叫太尉府，御史大夫的叫御史府。合起来，叫公府（三公之府）。宰相设立府署，自选僚属，就叫开府。开府施政，是汉代宰相制度的紧要之处。是否开府，决定着宰相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东汉末年，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任丞相一职，就开府。蜀汉丞相诸葛亮，魏明帝辅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也都开府。李严与诸葛亮同为顾命大臣，不能开府，意见就很大。

开府施政的宰相拥有自己的系统和班子，其机构独立于皇室，其人员则由宰相自己选定，皇帝一般不予干预。其官邸和衙署，也都设在皇宫之外。也就是说，皇帝有“宫”，叫皇宫；宰相有“府”，叫相府（或公府）。皇宫与公府，一个宫廷，一个朝廷，都有自己的“职能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经费来源。相府的职能部门叫“曹”，皇宫的叫“尚”。朝廷的经费，来源于田赋收入；宫廷的经费，来源于工商税收。田赋收入是大头，用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的“私房”，叫“禁钱”。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同时，它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即皇宫和相府；存在着两种最高权力，即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不妨明确分工，精诚合作。皇帝担任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宰相担任政府首脑，带领官员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可惜这两条，都不可能。

结果，也只能闹矛盾。宰相制度，也就开始发生变化。

2. 武帝后之宰相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废除了太尉建制，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但是，就连丞相和御史大夫这两位，也被撇在一边，成为名义上的宰相。实际上行使相权的，却另有其人。这些人，开始的时候是大司马。名分，则是“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到后来，即便没有大司马称号，只要“领尚书事”，就是总揽朝政的人。

大司马其实就是太尉，但不再是职务，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担任大司马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人。比如后来把持朝政的霍光，头衔就是“大司马大将军”；跟霍光作对的上官桀，头衔则是“大司马左将军”。

尚书，原本是“皇宫六尚”之一。其他五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是“生活秘书”。只有尚书，是“政治秘书”。汉武帝为了以宫廷压朝廷，甚至以宫廷代朝廷，就让大司马统率和管辖尚书的工作，叫“领尚书事”，尚书也就由秘书机构变成决策机构，丞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执行机构。

这样一来，辅佐皇帝的机构，就由一套班子变成了两套班子，即外朝和中朝（也叫内朝）。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内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一内一外共理朝政，有学者称之为“双轨辅政制”（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但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结果，不是宰相的人，反倒比宰相还宰相，甚至真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比如“领尚书事”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就是。

3. 东汉之宰相

东汉宰相，包括太傅、大将军和三公，号称“五府”。

太傅在西汉与太师、太保合称“上公”。东汉无太保，太师只有董卓一人，还是自封的。故东汉上公，是太傅和大将军。三公，则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也叫三司。不过，是不是真宰相，要看是否“录尚书事”（录，总领、主持）。否则，就只享受待遇，没有实权。

受命“录尚书事”的，多半是太傅和大将军，但也不一定。比如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曹操就已经“录尚书事”。迎献帝到许之后，才被任命为大将军。后来，曹操将大将军一职辞让给袁绍，改任司空，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不但有“尚书事”，还有尚书台。因为其官署设在皇宫禁省之中，所以又叫台阁、台省。尚书事是任务，尚书台是机构。有了尚书台，尚书主政，就变成了制度。于是，东汉就有两个宰相机构。一个叫公府，也就是“上公与三公之府”；一个叫台阁，也就是尚书台。公府是摆设，台阁掌实权，这就叫“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这其实是以“宫廷办公厅”取代中央政府。结果，台，就成了中央的代名词。东晋以后，中央官称台官，中央军称台军。设于大行政区，代表中央行使职权之机构，则叫行台。

综上所述，武帝以后，前后两汉，都既有名义上的宰相（三公），又有实际上的宰相（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恢复丞相一职，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才一度得以改正。但是到了南北朝，又仍然是“政归台阁”。所有的权臣，必加“录尚书事”名号，被时人称为录公。

二、唐代宰相

1. 三省

建国之初，唐因隋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这就是“三省制”。

三省，就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省，本义是“皇宫禁署”，也就是外人轻易不得入内的禁区，所以叫“禁中”。后来因为避讳，改叫“省中”。

由此可见，省，就是由宫廷机构转变而成的朝廷机构。

前面讲过，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发明了由亲信权臣主持的“尚书事”。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又正式建立“尚书台”。南朝刘宋时，尚书台改称尚书省。

尚书权力膨胀，威胁皇权，汉宣帝刘询便以“总掌禁中之书”的中书取代尚书（后来权力又被尚书夺回）。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尚书台移到宫外，原来的秘书监改称中书监，官署设在宫中。晋以后，中书监改称中书省，正式成为宰相机关。唐代中书省地位更高，其长官居三省长官之首，仅次于三公和三师。

门下省的前身是侍中寺，系东汉“禁中三寺”（东寺、西寺、侍中寺）之一，曾被迁出宫外，东汉末年迁回禁中，改称“侍中省”。东晋哀帝时与散骑省合并，为门下省，主要负责皇帝的日常事务。但因设在内廷，近在帝侧，又成为新的“宰相替代者”。

总之，三省都由皇帝的秘书演变而来。尚书是“政治秘书”，中书是“机要秘书”，门下是“生活秘书”。三者势力，大体上是东汉重尚书，南朝重中书，北朝重门下。至隋唐，三省并重，一起成为“中央政府”。称谓，也沿袭汉代尚书台旧例，称为台阁或台省。唐高宗时，又把尚书省叫中台，门下省叫东台，中书省叫西台。

尚书省长官叫尚书令，定员一人，正二品。次官叫左右仆射，定员二人，从二品。中书省长官叫中书令，次官叫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叫侍中，次官叫门下侍郎。两省长官的定员都是二人，官秩也都是正三品。次官的定员也都是二人，官秩也都是正四品。后来，中书令和侍中均升为正二品，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均升为正三品。不过，由于唐太宗当过尚书令，这个官职就只好长期空缺。所以，尚书省的实际长官是左右仆射。

唐初，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后来发生变化，下面再说。

2. 三省之职权

三省职权，有明确分工，即“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王应麟《困学纪闻》）。也就是说，中书省负责制定政策、草拟政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复核，尚书省负责执行。尚书省因为是执行机关，事务繁杂，所以规模最大，下统六部二十四司。省、部之间，还有一个总的办公机构，叫“都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因为同为决策机关，所以关系最为密切，合称“两省”或“北省”，尚书省则叫“南省”，也叫“南宫”。

中书、门下两省的工作程序是：凡有军国大事，先由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起草意见。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其中资格最老的叫“阁老”。他们各抒己见，杂署其名（张三的名字写在李四的提案上，李四的名字写在王五的提案上），叫做“五花判事”，相当于现在的“匿名制”。然后交中书省长官和次官选择、上奏，再根据皇帝的意见，由一位中书舍人草成制敕。这个人，就叫“知制诰”。

文件草成，送门下省，由门下省长官侍中、次官门下侍郎、属官给事中（给读如及，正五品上）复核。如果门下省觉得有问题，哪怕皇帝已经同意，仍可以将原件涂改以后送回，叫“涂归”，也叫封驳、封还、驳还。如果没有问题，便由皇帝画一个敕字，同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颁发下去，叫“画敕颁下”（下达到尚书省）。所以唐代正式文件的格式，开头便是“门下”二字，然后才是中书省所拟正文，然后是中书省主要官员姓名，最后是门下省主要官员姓名和审核意见。至于尚书省，则只不过在文件上填写“奉行”二字。

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权力制衡；缺点，是效率不高。这就要有变通的办法，即行文前先开会。两省意见一致，再行文，就不会“封驳”了。开会的地方，就叫政事堂。

于是，三省制，就变成了“政事堂制”。

3. 政事堂

政事堂开会的地点，起先在门下省，后来改在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干脆改名“中书门下”。中书门下的会议，两省的正副长官都参加，尚书省的负责人则或者参加或者不参加。所以在唐人心目中，只有中书门下才是真宰相。所有的命令，也只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合法。没有中书门下副署，由皇帝直接下达的命令，则是非法的。这就是所谓“中书门下制”，即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的制度。

于是，政事堂在当时就叫“政府”。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政事堂或中书门下，才叫“政府”，其他官署就不是。而且，能够参加政事堂会议，才叫“在政府”；参加不了，即便有宰相身份，也“不在政府”。

政事堂没有长官，只有一个“轮值主席”，叫“执政秉笔”，也叫“执笔”。执笔由参加会议的人轮流担任，有时十天一轮，有时一天一换。参加会议的人数也不一定，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但凡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的，都是宰相。

由此可见，唐代只有“国务会议”和“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所以钱穆先生说，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有的“国务委员”，正式官名也都不叫“宰相”，而是另有名分。唐初，以尚书省之左右仆射、中书省之中书令、门下省之侍中一共六人，为“知政事官”。这是正式的宰相。非正式的，叫“与宰相参议朝政”、“平章国计”、“专典机密”、“参议政事”等（《旧唐书·职官志》）。后来，叫“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就是“视同”，或“相当于”。再后来，因为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升为二品，所有的“国务委员”便统统叫做“同平章事”。没有这个头衔，官位再高，也不能行使宰相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和中书令例外。

平章事，就是“平章政事”。平，就是均横；章，就是明确。同平章事，就是一起摆平搞定政事。总之，汉代宰相是“开府施政”，唐代宰相是“参政议政”；汉代宰相是个人负责，唐代宰相是集体负责。唐代宰相的地位比汉代低。

三、宋代宰相

1. 二府与三司

宋代宰相制度，是“二府三司制”。

二府，就是政府和枢府。政府就是政事堂，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合并而成。尚书又叫都省，中书又叫右省，门下又叫左省。三省长官、次官的官名，跟唐代一样。品级则更高，长官从一品，次官正二品。不过，宋代三省，只有中书在皇宫之内。政事堂，也设在中书省。宰相们在中书省的政事堂办公，号称“中堂”。可见，政府名为三省，却只有中书才是中枢，才是决策机关。也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宋代的政府，就是中书省。

枢府就是枢密院，这是管军政的。枢密院的长官叫枢密使，也叫“知枢密院事”。次官叫枢密副使，也叫“同知枢密院事”等。枢密使如果由宰相兼任，就叫“枢相”。

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这是管财政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次官叫三司副使，号称“计相”。

中书管行政，枢密管军政，三司管财政。行政、军政、财政“三足鼎立”，皇帝就成了最高仲裁者。这是二府三司制的用心所在。但结果却很糟糕。二府关系不顺，三司莫名其妙，或互不通气，或相互推诿，或政出多门。最后，只好模糊二府职权。

2. 宰与执

二府三司既然是宰相机关，则宰相就应该是其长官，但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宋代三省长官，基本上是有其职无其人，职位长期空缺，尚书令更是从不委任。第二，宋代宰相名目繁多结构复杂，而且有正有副。正宰相跟唐代差不多，叫“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副宰相叫“参知政事”，正二品，也叫“执政”。执政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与宰相合为“宰执”。至于三司使，地位又略低，叫“位亚执政”（《宋史·职官志》）。第三，宋代还有“超级宰相”，叫“平章军国重事”，位在宰相之上。名臣文彦博、权奸贾似道，都担任过此职。更可笑的是，超级宰相也有正副，副的叫“同平章军国事”，比如哲宗时的司空吕公著就是。

另外，宰相的官名，至少改了五六次，不详述。

3. 相权与皇权

宋代的宰相制度如此复杂，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削弱的办法是分散，加强的办法是集中。结果，宋代的宰相，权力既小，地位也低。比如唐以前的宰相，见了皇帝是要赐座赐茶的，然后从容应对侃侃而谈，叫“三公坐而论道”。宋的宰相，却只能站着。又比如唐代的政事堂，可以号令四方。政事堂下发的“堂帖”，权威不低于皇帝颁布的“诏敕”。但在宋代，宰相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总之，从宋代开始，帝国政治的走向，就是集权——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

四、元代宰相

1. 中书省

宋代政事堂名为三省，实际上令出中书，尚书、门下徒有虚名。因此，到了元，干脆废除尚书、门下两省（三置三废），只留中书，下辖六部。于是，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制”，就变成了只有中书省的“一省制”。

元代中书既由三省合并而来，自然位高权重、机构庞大。最高长官中书令，例由皇太子兼任，不过虚领其衔。次为右丞相、左丞相（元代以右为上，左为下，故称“右左丞相”），各一人，正一品，为实任宰相。右左丞相之下，是平章政事，从一品，为丞相之副。其下，是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政二员，从二品。他们之下，才是六部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由此可见中书省之贵重。

2. 省、院、台

然而，三省虽然变成了一省，三分相权的思路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废除三司，代之以御史台，即中书、枢密、御史，一省、一院、一台，共同构成宰相机关的三大并列机构。

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枢密院则是最高军事机关，其长官和次官的官名与宋代相同。总体上说，元代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就相当于汉代的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府，只不过不再“开府”。因此，不是“府”，而是省、院、台。

综上所述，汉、唐、宋、元，相权都是“一分为三”。汉代是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列”，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隋唐是“三省分权”，中书管决策，门下管审核，尚书管执行。宋代则是行政、军政、财政“三足鼎立”，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政，三司管财政。到了元代，又回到汉，仍然是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列”。

但中华帝国的“三权分列”，目的是为了皇帝集权，因此绝非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一言以蔽之：三权分立为民权，三权分列为皇权。

3. 元代宰相特点

元，是蒙古人的政权。因此，元代省、院、台的主官，一定是蒙古人。如有例外，则需“赐姓改名”。此其一。其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使，例由皇太子兼任。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则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其三，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在各大行政区都有派出机构，分别叫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简称行省、行院和行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行省，它就是现在省级行政区的起源，我们后面还要再讲。

五、明代宰相

1. 内阁

明代初，帝国仍以中书省为宰相机构，设左右丞相总理六部事务。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左丞相胡惟庸“谋逆”一案发难，撤销中书省，并严令永远不得议立丞相。清人入关以后，承袭明制，也不设宰相职务，从秦汉开始实行了1600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明的“内阁制”和清的“军机制”。

内阁，即大内之阁。因其办公的殿阁在大内，故名。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制，但凡前面有“内”字或“中”字的，差不多都与宫廷或禁省有关。因此，明代的内阁，并非法律上的中央政府，本质上仍是皇帝的秘书机构。按理说，它只能相当于东汉的台阁（尚书台），不等于唐代的三省，更不等于宋元的中书省。但是，东汉有台阁，也有公府。明代，却是连名义上的相府或政府都没有的。所以，明代的内阁，只能叫做“不是政府的政府”。

当然，内阁的成员也不能叫宰相，只能叫阁臣和辅臣。

2. 大学士

明代的阁臣是大学士，也叫内阁大学士。因为办公地点或在殿（如武英殿），或在阁（如文渊阁），所以又叫殿阁大学士。

大学士最早设于唐代。天宝初年，在崇玄署（宗教局）置大学士一员，由宰相兼领。北宋时设置渐广，多为优礼大臣的荣衔。明代大学士官阶正五品，朱元璋废相后充当皇帝的政治顾问，明成祖时参预机务，明中叶时成为内阁长官。

内阁大学士也叫中堂。中堂之称，始于宋代，指宰相，原因是宰相在中书省的政事堂办公。明代内阁，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自然也可以叫“中堂”。何况阁臣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民间当然尊其为“相爷”，甚至称作“相国”，把“入阁”看作“拜相”。至于官场，则称其为“阁老”。前面说过，阁老，原本是唐代中书省资格最老的中书舍人的尊称。明代内阁的任务跟唐代中书省相似，内阁大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官阶，也都是正五品。因此，以“阁老”称呼内阁大学士，倒是恰如其分。

内阁制度成熟定型以后，大学士们也有了班次。首席大学士叫首辅，也叫首揆、阁揆。第二名叫次辅，其他则为群辅。内阁鼎盛时期，首辅俨然首相，权倾朝野，无人胆敢与之争锋，只不过没有宰相名分罢了。嘉靖时的严嵩，万历时的张居正，都如此。

3. 内阁制与宰相制

但是，无论首辅权势有多大，内阁制与宰相制，都有天壤之别。

第一，宰相府或政事堂是中央政府，府中有僚属，府下有部委。比如唐代之尚书省，明初之中书省，均统摄六部。内阁却既没有行政机构，也不能直接指挥中央各部门。

第二，宰相位极人臣，阁臣则品秩不一。品级最高的华盖殿大学士也只有正五品，最低的竟只有从七品（副县级）。所以阁臣的地位，要看加衔。比如明初名臣杨士奇，官衔为“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少傅和尚书都比大学士级别高。

第三，宰相有决策权和执行权，许多事情都可以按照既定方针自作主张，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明代阁臣却只能“票拟”，也就是在一张小纸条（票）上拟出意见，送皇帝定夺。皇帝看过以后，再正式用朱笔批出，叫“批红”。阁臣票拟的意见，皇帝不接受，或者乱决定，或者不表态（留中），阁臣也没有办法。遇到荒唐皇帝，就连“批红”的事也由太监代劳。结果，真皇帝和真宰相，变成了司礼监宦官。

总之，按照宰相制度，主权在君，治权在相，皇帝有国，宰相相国，明代却并非如此。所以，内阁不是政府，阁臣不是宰相。说白了，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大秘书”。

六、清代宰相

1. 内阁

清代保留了内阁，并升格为名义上的最高政治中心。清代内阁，有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是文渊阁、体仁阁、东阁。三殿三阁都设有大学士，满、汉各二人，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俱定为正一品，都加殿阁衔，相当于宋代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从一品，不加殿阁衔，但兼六部中的某部尚书，相当于宋代的“参知政事”；内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从二品，并兼侍郎衔。另外还有其他官员，最低一级是中书，正七品。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都叫中堂。

内阁地位如此崇高，当然要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军机处。

2. 军机处

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立，初名军机房，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改为军机处。

军机处的一大特色，是“有官无吏”。军机处的官员，大的叫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小的叫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大小军机，即皇帝的大小秘书。军机大臣当中，资历浅的，叫“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一两年后，由领班军机大臣奏请皇帝，除去“学习”二字，正式成为军机大臣，叫“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军机处行走”。至于首席军机大臣，则被称为揆首、领袖，相当于明代内阁的首辅。

这些称呼，一看就知道不正规。事实上，所谓“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都只是“差使”，不是“官衔”，因此也没有品级。论品级，要看“本职”（比如大学士、尚书、侍郎）。所以，一个人，如果职在军机却不是内阁大学士，仍不被视为“宰相”；内外官员即便资深权重，也仍以官拜大学士为荣。总之，军机有权而大学士有名。只当大学士没有用，只当军机大臣不光荣，只有既是大学士，又入直军机，才是“真宰相”。

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就成了花瓶。一切重要文件，均以“军机大臣奉上谕”、“军机大臣寄信”的形式下达。经由内阁发出的，叫“明发”，多半是些无关紧要可以公开的事情；不经内阁，由军机处用四百里或六百里递送的，叫“廷寄”，全是机密文件。于是，分明是“御前机要室”的军机处，就成为凌驾于内阁和各部院之上的最高政务机关。

军机处在清代，存在了一百八十多年，是实际上的宰辅之区。

3. 宰相制度小结

综上所述，宰相制度史，就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皇帝制约宰相的办法，一是分权，二是夺权。因此，西汉有三公，东汉有五府，唐代有三省，宋代有二府三司，元代有省、院、台。这是分权。西汉的尚书事、东汉的尚书台、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则是夺权。最后，帝国的政治，便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中央部门

中华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因此，帝国的中枢，除了宰相和宰相机关，还有大量的其他官员和部门。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部门、监察部门和司法部门。至于其他部门，则不胜枚举，已不能尽述。

一、行政

1. 概述

中华帝国的中央官制，两汉是公卿制，隋唐宋元是省部制。

所谓“公卿制”，就是以三公（或五公）为宰相，九卿为中央各职能部门长官。三公相当于国务总理，官署叫“府”；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官署叫“寺”。因此，两汉的中枢机构，就是公府和卿寺。公府是宰相机关，卿寺则包括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公府有三，即三府（三公之府）；卿寺有九，即九寺（九卿之寺）。一帝、三公、九卿，或一宫、三府、九寺，就构成了两汉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塔尖。

所谓“省部制”，则是以三省（或政事堂，或中书省）为宰相机关，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为行政部门。三省相当于三府，六部相当于九寺。因此，帝国的中央政权，仍然呈现为金字塔结构。隋唐在皇帝之下，六部之上，有中书省（隋称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即一帝、三省、六部。宋在皇帝之下，六部之上，有政事堂、枢密院、三司；元在皇帝之下，六部之上，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即一帝、三权、六部。

明清两代无宰相，但六部仍如隋唐宋元，是帝国的中央行政部门。

2. 九卿

九卿，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就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他们的官俸，都是“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当然，所谓“九卿”，只是一种说法。是否只有九个（《汉书》列出的就有十个），或九卿之外还有列卿，有争议。很可能，称其为“九卿”，只是为了表示“一、三、九”（ 一帝、三公、九卿）的层级和结构。总之，名为九卿或九寺，实则中央各机关总称。但这些机关和官员，倒有半数以上是为皇家服务的，或者本来只是皇帝的家臣。真正值得一说的，反倒是他们的某些属官。以下做简单介绍。

郎。郎是光禄勋的属官。光禄勋也叫郎中令，是宫廷侍卫的总管。郎中本是廊中。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们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可见郎中令就是侍卫长，郎官就是侍卫。因为接近皇帝，所以成为做官的一个捷径。

尚书。尚书原本是少府的属官，也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地位不高权力不小。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皇帝的诏令，尚书也要留底。大臣上奏，常使尚书宣读。大臣有罪，也派尚书问状。所以，汉武帝能用“领尚书事”来架空宰相。东汉设立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初入台的叫守尚书郎（一说称郎中），满一年叫尚书郎（也叫台郎），满三年叫侍郎（都是郎）。长官尚书令，秩千石。唐代，尚书令成为尚书省长官，是当然的宰相（但只有李世民一个人当过）。

中书。中书也原本是少府的属官，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中书的长官是中书令，早期由宦官担任，司马迁受刑后就曾任此职。唐代，中书令成为中书省长官、宰相。

侍中。侍中在秦是丞相属官，汉代成为皇帝的生活秘书，管皇帝的“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初学记》引《齐职仪》），所以俗称“执虎子”。说白了，就是帮皇帝捧痰盂夜壶的，但在当时却是“官二代”们竞争的岗位，曹魏时还有“仕进不止，执虎子”的说法（吉茂讥讽魏文帝侍中苏则的话）。因为接近皇帝，侍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东汉已“比二千石”，唐代更成为门下省长官、宰相。

3. 六部

六部制度，是隋文帝的创造，后为唐、宋、元、明、清五代继承、发展、完善，一直延续到晚清。事实上，六部制度的建立，使帝国有了分工严密的行政机关。因此，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以后，鸦片战争以前，六部制度基本不变。

第一，部数不变，都是六个。

第二，部名不变，都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第三，职能不变。吏部管官员，即组织部或人事部；户部管度支，即财政部兼税务局；礼部管礼教，即文化部、教育部兼外交部礼宾司，还兼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国家重大活动办公室；兵部管军政，即国防部；刑部管刑律，即司法部；工部管营造，即建设部。

第四，排序不变，即吏、户、礼、兵、刑、工。但官员的流转，则另有序列，即吏部和兵部为前行，户部和刑部为中行，礼部和工部为后行。如果要升迁，则工部尚书升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升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升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升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升吏部尚书（请参看《宋史·职官志九》）。

第五，结构不变。部有长贰，部下有司，部、司两级。

第六，官名不变。六部长官都叫尚书，次官都叫侍郎；各司正职都叫郎中，副职都叫员外郎，属官则有主事等。因为汉代有九卿，所以六部尚书也称六卿。但明清两代，各部尚书、侍郎，同为六部长官（第一长官，第二长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因此都称为堂官，也叫部堂，各司官员则称司官。

略有不同的，是六部官员的官阶：

尚书，唐正三品，宋从二品，元正三品，明正二品，清从一品。

侍郎，唐正四品，宋从三品，元正四品，明正三品，清正二品。

郎中，唐从五品，宋从六品，元从五品，明正五品，清正五品。

员外郎，唐从六品，宋正七品，元从六品，明从五品，清从五品。

主事，唐从九品，明正六品，清正六品。

论官阶，清代最高；论权力，明代最大。因为明代没有宰相，六部直属皇帝，大学士的官阶又只有正五品。所以阁臣们通报官名时，要先说某部尚书，然后才是殿阁大学士的头衔。清代尚书虽然官阶最高，但上面有两个“婆婆”，一个内阁，一个军机处，就不如同时是大学士的明代尚书。至于宋代六部，因为有枢密院分兵权，三司分财权，权力也不大。

二、监察

1. 御史

从秦汉到明清，中央的监察官员，无论什么级别，都叫御史，从不改名。他们的职位高低，靠附加在御史二字上的其他名词来识别。这就说明，第一，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监察。行政、军政、财政，都可以调整，也必须调整，唯独监察不变，所以不改名。第二，无论职务大小、级别高低，只要是监察官员，就有监察权，所以统统叫御史。

御史的地位很崇高。但凡重大的弹劾案，御史要头戴一种名叫“獬豸冠”的法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地位再高，权力再大，也不例外。

御史的地位也很特殊。首先是权限大。上至宰辅重臣，下至地方州县，甚至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可以弹劾。其次是责任轻。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叫“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再次是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自己的长官批准。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因此，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除了设在中央机关的御史以外，许多朝代还有派往地方的监察官员。他们有的叫御史（比如秦和汉初派往各郡的监御史），但大多另有官名。这些官员，后来又大多变成了地方上的行政长官，比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观察使，宋代的监司。

2. 御史府（西汉）

西汉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府。

御史府即御史大夫府，也叫御史大夫寺。前面说过，作为三公之一和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是帝国的最高执法官和检察官，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当然也是御史府的长官。

御史大夫有两个副手，官秩都是千石，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不注意的人很容易搞混，但也不难弄明白。那时，但凡官衔中有一个“丞”字的，都是副职。比如丞相，就是皇帝之副；县丞，就是县长之副。官衔前面有一个“中”字的，则都在皇宫里办公，比如中尉、中大夫。他们官衔里的那个“中”，不是上中下的中，是宫中的中。同样，宦官叫“中人”，也因为在宫中服务之故。

所以，御史大夫有两个副手，一个在府里办公（御史丞），一个在宫里办公（御史中丞）。在宫里办公的，又比在府里办公的重要。御史中丞的办公地点叫兰台，属官叫侍御史，自己叫中执法。这个“中”，当然也是皇宫的意思。也就是说，御史中丞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充当御史府与皇宫的联络官，二是负责皇帝直接交办的监察工作。

侍御史是御史中丞的属官，当然也在宫中办公。实际上，官名前有“侍”字的，多半都在皇帝身边服务，比如汉代的侍中、侍郎，唐代的侍讲，宋代的侍从，清代的侍卫。侍御史也常常被皇帝派出去执行任务，名分有监御史、监军御史、绣衣直指御史等。

3. 御史台（东汉）

东汉到元代，监察机关都叫御史台。

东汉御史台又名兰台寺，也叫宪台、柏台、乌台，与尚书台、谒者台，合称三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初学记》引谢灵运《晋书》）。三台在制度上属于少府，实际上直接对皇帝负责，法律上的宰相机关反倒是摆设。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台阁与公府之关系。因此，位列三台，即职居宰辅。所以，宰辅又叫台辅。

尚书之长官为尚书令，谒者之长官为中书谒者令（简称中书令）。这两个，就是后来唐代宰相尚书令（尚书省长官）和中书令（中书省长官）的前身。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属官则有治书侍御史和侍御史。因为西汉末年，御史大夫已经改为司空，最高监察官员就变成了原为副职的御史中丞，号称台主。

御史中丞和尚书令官都不大，秩千石，地位却很高。他俩和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都是“专席而坐”，不跟他人联席，号称“三独坐”（《后汉书·宣秉传》）。

御史府变成御史台，决不只是简单地改了一个名称，而是明确了隶属，理清了关系。西汉既有御史大夫，又有御史中丞。前者官署在公府，后者官署在皇宫。如此，则监察权既是相权，又是皇权。御史中丞接受的，就更是“双重领导”。监察机关变成“台”以后，监察权就是皇帝的，成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宰相，也就成了监察对象。这很符合制约、分散相权，集权于皇帝的趋势。所以东汉以后，明清以前，监察机关都叫御史台。而且，此后的监察官员，也都叫台官。尤其是尚书台变成尚书省以后，台官就专指中央监察官员。

另外，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官署名称中但凡有“台”字的部门，比如尚书台、谒者台、司隶台、符节台，在职权范围内也都有监察事项。

4. 御史台（唐、宋、元）

东汉以后，唐、宋、元，监察机关也都叫御史台。御史台长官和次官，也都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唐代正三品，宋代从二品，元代从一品。御史中丞，唐代正四品下，宋代从三品，元代正二品。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地位崇高，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加官，元代则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因此，御史台的实际长官是御史中丞，号称台长。

唐代御史台下辖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加上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号称五院。台院主要负责经办重大案件，弹劾不法官员，处理日常事务，官员为侍御史，从六品下。殿院主要负责监察朝廷重大活动，官员为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察院负责监察文武百官，官员为监察御史，正八品下。三院御史中，侍御史最受尊重。资深侍御史“台内之事悉主之”（《通典·职官六》），号称台端，他人称之为端公。后来，台端就变成了对别人的敬称。

宋代的御史台与唐代无大区别，唯御史人数没有定制，时多时少。

元代的御史台有三大特点：一、与中书省、枢密院同为宰相机构；二、长官照例专用蒙古人；三、在地方上另设行御史台，号称外台，中央的则叫内台或中台。

5. 都察院（明清）

明清两代，监察机关都叫都察院，长官都叫都御史，次官都叫副都御史，也都分左右。都御史别称总宪，副都御史称副宪。不同的是：一、明代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与六部尚书、侍郎同级，都御史也与六部尚书并称七卿。清代左都御史从一品，与六部尚书同级；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比六部侍郎（正二品）级别低。二、清代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人，明代没有这个问题。三、清代右都御史为总督兼衔，右副都御史为巡抚兼衔。所以，清代总督又叫制宪，巡抚又叫中丞（副都御史相当于御史中丞）。

明代都察院的官员，除都御史、副都御史外，还有佥都御史（清代没有），正四品，相当于司局级干部。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都称为都堂。另有监察御史，正七品，分道监察地方官。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定为浙江、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共十三道，故又称十三道监察御史。

清代的监察御史从五品，任务也是分道监察地方官，但增加京畿和江南两道，变成十五道，称十五道监察御史。另有给事中（给读如及），正五品，分为六科，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也监察在京其他官员，号称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明代就有，但不在都察院。总之，监察御史分道，监察地方；给事中分科，监察中央。一科一道，合起来就叫科道。

科道的地位很特殊。依法，他们都不能兼任其他任何行政职务，也没有上司和长官，每个人都能独立举报，独立办案，还能代低级官员和老百姓转达意见，申诉冤屈。所以，级别虽低，权重很大。包括都察院，也是他们的监察对象。

三、言谏

1. 言谏制度

监察，主要是针对官员的，不针对民，也不针对君。民有罪则治，君有过则谏，都不叫监察。何况从理论上讲，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不可能贪腐；皇帝口含天宪，朕即王法，也不可能犯罪。但皇帝也是人，完全可能犯错，也可能枉法、乱法。这就要批评，也要监督。只不过，不能叫“监察”，只能叫“劝谏”。

因此，帝国设计了专门针对皇帝（也包括朝廷）的制度，叫言谏制度。这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制度。专门承担这种特殊任务的官员，就叫谏官或言官。

谏官和言官，秦汉就有。最主要的，是给事中和谏议大夫。这两个，直到宋代，还是言谏官员，合称给谏。另，兼有侍从和进谏之职的散骑常侍，以及唐代的补阙、拾遗，宋代的司谏、司言，也都是谏官或言官。他们的官名也很有意思：皇帝有什么缺失，补一补（补阙）；有什么遗忘，捡起来（拾遗）。至于司谏、司言，意思更清楚，就是专门提意见的。

言官或谏官的职责，是对皇帝的言行和朝廷的政令，进行监督和批评。其履职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从理论上讲，言官和谏官是什么都可以说，说什么都没关系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另当别论）。相反，如果身为言官谏官，却一言不发，或不能率先发言，则有辱使命，宋代称之为“辱台”。

2. 言谏官员

言谏制度最完备的，是唐宋两代。

唐代的言谏官员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散骑常侍正三品下，谏议大夫正四品下，补阙从七品上，拾遗从八品上，都分左右。左在门下省，右在中书省。比如杜甫和白居易，就都当过左拾遗。

宋代的言谏官员则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司谏、司言。散骑常侍正三品，谏议大夫从四品，司谏正七品，司言从七品。他们也都分左右，也都是左在门下省，右在中书省。所以，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司言，在宋代就叫两省官。其中，散骑常侍和谏议大夫，又叫大两省官。

不难看出，唐宋两代的言谏制度，非常相似。两代都有散骑常侍，也都有谏议大夫；而宋代的司谏、司言，其实就是唐代的补阙、拾遗。不过，宋代的散骑常侍是虚设的，从不授人。最重要的就是谏议大夫。宋代的言谏机构，官署叫谏院。左右谏议大夫，就是谏院的长官。明代以后，谏议大夫被取消。老资格的言官谏官，就只剩下给事中。

给事中在汉代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加衔，地位次于侍中。皇帝有事，加这样一个头衔，就可以在内廷行走，所以叫“给事中”（事于宫中）。西汉的给事中，甚至可以“领尚书事”。唐代，给事中成为门下省属官，正五品上，地位次于门下侍郎（门下省次官），却是门下省要职，有权批改、驳回中书省起草的皇帝诏书（前面说过）；也能够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御史台的侍御史（从六品下）组成合议庭，受理天下冤假错案。这时的给事中，既是谏官，也是法官。

从宋代开始，给事中逐渐变成台官，对口监察六部官员。其过程，大体上是宋分房，明分科，清入都察院，终于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为科道（前面说过）。不过，明代六科是独立机构，号称“风宪之司”，可以“风闻奏事”。六科给事中，也既是谏官，又是台官。清代六科并入都察院，作用反而降低。

3. 言谏与监察

监察机关，东汉以后叫宪台，其官员叫台官；言谏机关，唐代以后叫谏垣（比如元稹担任右拾遗，《旧唐书》就说他“既居谏垣”），其官员为谏官。一台一垣，合称台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台官谏官，合称台谏。

台垣往往被混为一谈，因为谏官也有监察之责，御史也有言谏之权。但这是宋代的事。唐代，台官和谏官是分立的。从宋代开始，才台谏合一。宋代的台谏，不但包括台官和谏官，还包括各道官员；台垣，也不但包括御史台和谏院，还包括各道的监司（请参看下篇第五节）。至于明代，则由给事中兼谏议之责，于是给事中称给谏，御史称台谏，也合称台垣（御史为台，给事中为垣）。所以，台垣、台谏、给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思。

实际上，言谏与监察，差距不小。第一，从御史府，到御史台，再到都察院，监察部门都是庞大而稳定的机构，其长官甚至由宰相或皇太子担任或兼任。言谏部门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机构，长官也没有多高的级别，甚至没有机构，没有长官。第二，从秦汉到明清，监察官员都叫御史，谏官的官名却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给人的感觉是可有可无。

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御史是法吏，谏官是侍臣。前者代表帝国行使职权，后者却不过尽人臣本分。所以，他们的官署，一个叫台，一个叫垣。台是高地，垣是矮墙。御史监察百官，自然居高临下。谏官规劝皇帝，能是矮墙就不错了。

四、司法

1. 廷尉与大理寺卿

中华帝国的最高司法官和司法机关，改名只有一次，是在北齐。最高司法官，从秦汉到北齐是廷尉，北齐到明清是大理寺卿；最高司法机关，从秦汉到北齐是廷尉寺，北齐到明清是大理寺。

廷尉是汉代九卿之一，也是廷尉寺的长官，秩中二千石，属官有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等，都是司法官。北齐以后，廷尉正式改称大理。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次官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唐代从三品，宋代正四品，明清两代正三品。大理寺少卿，唐代从五品下，宋代从五品，明清两代正四品。

元代没有大理寺，以刑部为最高司法机关。

2. 刑部

隋唐以后，又有了刑部。刑部是最高司法行政机关，掌管天下刑律与刑事。刑部与大理寺的关系就成为问题。几经反复，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确定刑部为主要司法机关，大理寺为复核机关，都察院为司法的监督检查机关。这三个机关，就称为“三法司”。

3. 三法司

唐代遇到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卿（从三品）会同刑部尚书（正三品）、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共同审理，叫“三司推事”，也叫“大三司”。如果由大理寺司直（从六品下）、御史台御史（侍御史、监察御史）和刑部郎官（郎中、员外郎）联席会审，就叫“小三司”。如果由中书省中书舍人（正五品上）、门下省给事中（正五品上）、御史台侍御史（从六品下）组成合议庭，受理冤假错案，就叫“三司受事”，也叫“三司详决”。前两种情况，构成单位都是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后一种，构成单位是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大约因为是受理冤案，所以宰相机关出面，刑部回避。

明清两代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三司官员，都可视为法官。如有重大案件，例由三法司共同审理，俗称“三堂会审”。明清三堂会审以刑部为主，与唐代不同。

地方官员

帝国制度，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地方官员，是帝国的重要官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员队伍中，是大多数和主力军。帝国官僚体系的大厦，主要是靠他们来支撑的。

前面说过，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是至尊天子一个人。天子之下，是宰相或宰辅，或三公，或三省，或二府三司，或省（中书省）、院（枢密院）、台（御史台），其数为三。其下，是以九卿和六部为代表的中央各部门，包括行政部门、监察部门和司法部门。此即所谓“一三九”结构。再下，就是各级地方行政区域和官员。其人数，大约高层的数十，中层的数百，基层的数千。这是一个梯形结构，作为底座，支撑着上面的小金字塔。至于最底层，当然是万千黎民。

所以，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是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是宰相机关，中层是中央部门，基层是地方官署。中间层次变化最小，甚至基本不变。行政部门，隋唐之前是九卿，隋唐之后是六部。监察部门，西汉是御史府，东汉到元是御史台，明清是都察院。司法部门，两汉是廷尉，北齐以后是大理寺。总体上无大变化，相对稳定。

上层和基层，却一变再变。宰相制度，花样翻新，代代不同。地方建制，改来改去，千奇百怪。大体上说，秦与汉代前期，是郡、县两级。郡管县，县属郡，是地地道道的郡县制。汉代中期，名义上还是郡县两级，实际上是州、郡、县三级，后期则正式变成三级，即州管郡、郡管县，或县属郡，郡属州。

唐宋两代，也都名义上是两级，即州与县，或府与县。州、府同级，都管县，县则或属于州，或属于府。郡，则被废除。不过州、府之上，却实际上还有一级，唐代叫道，宋代叫路。因此，唐宋两代，实际上是三级：道、州府、县，或者路、州府、县。也就是说，唐代，是道管州府，州府管县；宋代，是路管州府，州府管县。

元代层级最多，路下设府，府下设州，州下设县。县属州，州属府，府属路。州的地位，降到府下。另外，路之上，还有非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叫行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关。因此，元代实际上是五级：省、路、府、州、县。

明清两代，名义上是省、府、县三级。州制仍然存在，但或者类似于府，或者类似于县，不是单独一级，地位也降到最低，清代之州更无异于县，合称州县。另外，府之上，还有省的派出机构，叫道；省之上，则还有中央派出的官员，即总督和巡抚。这样算下来，其层级竟为督、抚、省、道、府（州）、州县。

由此可见，地方行政区域和行政机关，变化很大。郡，虎头蛇尾；州，一落千丈；府，半路出家；省，无中生有；道与路，昙花一现。唯一不变的，是县。从秦汉到明清，县都是县，也都叫县，既不更名，也不改制。正如皇帝，历朝历代都是皇帝，也都叫皇帝。皇帝和县官，一个最高，一个最低，都不变动，这是中华帝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特点。

因此，我们就从县说起。

一、县

1. 由来

县之存在，据说始于春秋时期。楚庄王灭掉陈国以后，就把它改成楚国的一个县，则“县名自此始”（《广韵》）。楚国的县官，大县的叫公，小县的叫尹。成语“叶公好龙”的主角叶公子高，就是楚国叶县（叶读如射）的县公，所以叫“叶公”。此后，从秦汉到明清，再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县都作为基层行政区划，一贯到底。

2. 县官

汉代的县官，大县的叫令，小县的叫长，县令的级别高于县长。

唐宋两代的县官，或者叫县令，或者叫知县。知，就是“主持”。主持工作，就叫知事。知县，就是“知县事”，也就是“主持县里工作”。显然，知县其实是“代理县官”，因此有时前面还要加一个“权”字。权，就是权宜、姑且。权知县事，就是“姑且主持县里工作”。这当然并非正式的县官。县官的正式官名，还是叫县令。

不过唐宋两代的“知县事”，情况是相反的。在唐代，是县令出缺，就由县的次官或资历较浅的人来代理，叫知县。宋代，却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从中央派干员到各州、府、县主持工作，代理州政、府政、县政，叫知州事、知府事、知县事。有时前面还要加朝廷官名，叫“朝廷某官知某州（或府、县）事”，简称知州、知府、知县。

显然，唐代是“下级代理”，宋代是“上级代理”。因此，在唐代，知县的地位低于县令。在宋代，知县的地位高于县令。宋代的县令由吏部派遣，知县则由朝廷特命。后来，叫知县的多了，知县就取代县令，成为县官的正式官名。

明清两代，县官都叫知县。

县官的品秩，西汉县令六百石到千石，县长三百石到五百石，东汉也差不多。唐代的县分等级，最高的京县县令，正五品上；最低的下县县令，从七品下。宋代知县最高正七品，一般从八品。元代知县从六品。明清两代，知县都是正七品，所以叫“七品芝麻官”。

县官级别虽低，却很重要。因为县以上，无论郡、州、府，都是管官的。只有县，才“牧民”。因此县官是“亲民之官”，民众称之为“父母官”。县官德才兼备，公正廉洁，就政通人和；县官昏庸无能，贪赃枉法，则民不聊生。

3. 县之佐属

历朝历代县之佐属，主要有县丞、县尉和主簿。汉代主要是县丞和县尉，明清则只有县丞和主簿，唐、宋、元三个都有。县丞，管文书、谷仓和监狱，相当于副县长（丞即副职），元明清三代都是正八品。县尉，管治安，捕盗贼，相当于公安局长，元代正八品。主簿，收发文书，处理事务，相当于秘书长，元明清三代都是正九品。至于汉代的县丞和县尉，都是长吏，秩二百石到四百石。比他们级别更低的叫少吏，秩百石。

二、郡

1. 由来

按照《尔雅·释名》的说法，郡就是“群”，即“人所群居也”。县，则是“悬”，即“县系于郡也”。可见，郡，就是大行政区；县，就是小行政区。郡是县的上级，县是郡的下级。县属郡，郡属中央，这就是狭义的、同时也是纯粹的郡县制。

郡县制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开始实行了。在诸侯的兼并战争中，一些被灭掉的中小国家，便被改为大国的郡县。但郡县制运用于一统天下的中华帝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灭六国，一统海内，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多个，汉代一百多个），郡下辖县（汉代大约一千三百个），县下有乡。但行政区，则只有郡县两级。

现在看来，在中央集权的大国，这可能是最好的制度。中央、郡、县，只有三级，管理方便，政令畅通，效率高，成本低。如果将郡数控制在八十以内，每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应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如果像南北朝时期那样，郡数多至数百，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了。

隋唐以后，郡被取消，但名字还在，通常作为府的别名。

2. 郡官

汉代，郡的官署称府，叫郡府；也称朝，叫郡朝。县的官署，则称廷，叫县廷；也称寺，叫县寺。郡曰朝，县曰廷，合起来就是朝廷。郡曰府，县曰寺，岂非对应着中央的公府和卿寺？这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实际上郡机构差不多也是一个“小朝廷”，其主官原本有三个：郡守、郡尉、郡监。郡守是秦汉两代郡的行政长官，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守，秩二千石（月谷一百二十斛）。二千石是专为郡守设置的品秩，所以郡守（太守）别名二千石。郡尉是秦汉两代郡的军事长官，汉景帝时改名为都尉，秩“比二千石”（月谷一百斛）。这两个，都是银印青绶（与御史大夫同）。郡监即监御史，是秦代郡的监察长官。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郡监管监察，正好对应着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汉武帝以后，因为另有州刺史负责监察，郡监被取消。

西汉对郡守人选极为重视。因为县官人数太多，朝廷实际上管不过来。按照汉宣帝的说法，要想保证地方上“政平讼理”，就只能靠好的郡守了（《汉书·循吏传》）。

郡守的副职，有丞。边疆的郡还有长史。丞协助郡守管民政，长史协助郡守管军政。丞与长史，都是秩六百石。

隋唐以后，郡被取消，太守称谓，习惯上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

3. 三辅

京师所在地区，不叫郡。秦代，以内史治京师。汉景帝将其一分为二，变成左右内史。汉武帝又一分为三，叫京兆尹、左冯翊（冯读如凭）、右扶风，统称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既是地区名，又是官名。他们的品秩，是中二千石，比郡守高，与九卿同。

三、州

1. 两汉的州

州，最早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个监察区，由中央派员进行监察。其中，京师所在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郡、河东郡、河南郡）和弘农郡合为一部，其余为州，这就是州的来历。

负责监察朝廷和三辅的官员，叫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月谷一百斛），犀印青绶，是十三州部官员中地位最高的。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前面说过）。

派往其余十二州的叫刺史，意思是“刺举不法的使者”，秩六百石（月谷七十斛）。刺史在州里没有治所，每年八月出京，巡视州内各郡县，岁末回朝。监察的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监察事项则有六种，叫“六条问事”，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能过问，也不能问小吏。简单地说，就是治官不治民，查大不查小，问事不干政，巡视不长驻。显然，从理论上讲，刺史只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不是地方官。其最主要的佐属，则叫别驾，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跟着刺史到处巡视。后来，刺史权力越来越大，管事越来越多，也有了固定的治所，长驻在州，就变成了“准地方官”。州作为监察区，也慢慢向行政区过渡。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刺史改为州牧。州牧职掌则与刺史相同，官职却高得多，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以后反反复复，或州牧改为刺史，或刺史改为州牧。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灵帝遂再改刺史为州牧，以稳定地方。这时候的州牧，已正式成为郡守的上级地方官。这时的州，也变成了郡的上级地方行政区。汉帝国的地方建制，就由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魏晋南北朝也一样。

2. 魏晋南北朝的州

魏晋南北朝的州，是帝国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区，州下有郡（第二级），郡下有县（第三级）。州官叫刺史（个别叫州牧），但不再是监察官员，而是地方行政长官，且多有兵权，有的还兼将军，不兼将军的叫“单车刺史”。其佐属，也有文武之别。文佐有别驾、治中、主簿等，军佐有长史、司马、参军等。

与此同时，州管辖的郡，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竟有508个，其实与县已经没有太大区别。郡，终于成为多余的层次，在隋代被废除。

3. 唐代的州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废除郡，直接以州领县，郡县制变成了州县制。此后，唐、宋、元三代，县的上级行政区都是州。不同的是，唐宋两代某些州，改称府。元代，则州、县之上还有府。也就是说，唐宋两代，是州（或府）管县。元代，是府管州，州管县（元代情况复杂，后面再说）。当然，三代的州和府，都还有上级，分别为道（唐代）、路（宋代）、省（元代）。因此，唐、宋、元三代，州都是中级行政区。

唐代的州分等级，据说有七等之多。州的长官都叫刺史（一度改称太守），级别最高的从三品，低的正四品下。佐属当中，别驾、长史、司马，被称为“上佐”。如果刺史由亲王兼领（挂名），或者刺史出缺，上佐可以代行州事。

4. 宋代的州

宋代的中级行政区有四个：府、州、军、监。大体上，是军事重镇设军，经济重镇（如煮盐、炼铁的地方）设监，政治、经济、军事都重要的地方设府，其他地方设州。宋代的州也分等级，而且跟唐代一样，也有七等之多。

宋代的州官，有两大特点，一个叫“以文臣知州事”，一个叫“以通判监州事”。也就是说，第一，宋代没有州官，只有主持州里工作的人，叫知州。这个人，甚至可以官至二品以上，通常叫作“权知某州军州事”（军指军事，州指民事）。如果地位特尊，则叫“判某州”。如果是宰执（宰相或执政）知州事，就叫使相。但无论高官低官，都是文官。

第二，州没有长官，也没有次官。表面上看，长官是知州，却只是主持工作；次官是通判，却能够监督知州。通判也由朝臣担任，官阶只有从八品，权力却很大。没有通判的签名，知州就不能下发文件。州里的情况，通判可以直接报告皇帝。实际上，通判是皇帝安排在州里的耳目。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宋代的州是两个人当家，一个知州事，一个监州事。

这就是宋代政治的特点，即皇帝对所有人都不放心。对武官不放心，因此“以文臣知州事”；对文官也不放心，因此“以通判监州事”。

5. 元代的州

元代的州，有等级，也有类别。类别主要有四种：省属州，直属于省；路属州，隶属于路；府属州，隶属于府；州属州，隶属于另一个州（如庶安州隶属于开成州）。

以上四种，省属州地位最高，叫散州。其他三种，叫属州。属州当中，路属州地位最高，府属州次之，州属州地位最低。省属州、路属州、府属州，下面都有县，州属州就没有。因此，州属州其实就是县，叫作州，徒有虚名。

元代的州官叫知州（从四品），佐属有同知（正六品）、判官（正七品）等。

6. 明清的州

唐宋的州，有等级，无类别；元代的州，既有等级，又有类别；明清的州，只有类别，没有等级。

明清的州分两类，一类叫直隶州，直属于省；一类叫属州，隶属于府。明代这两种州，都是有的领县，有的不领。领不领县，跟直属于省还是隶属于府没关系。清代则是直隶州都领县，属州都不领县。但无论是否领县，也无论是直属于省还是隶属于府，所有的州都有自己的治域。换句话说，领县的州，除了其所辖的县，还有一块地方是州域。

显然，明清两代州的性质，已经不单纯是上级行政区了。至于不领县的州，则跟县没什么两样。州的地位，至此已降到最低点。

明清两代的州官都叫知州。其佐属，明代有同知、判官等，清代改称州同、州判。明代知州从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清代州官的官阶跟明代一样，知州从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但乾隆三十五年，直隶州的知州改为正五品。

四、府

1. 唐代的府

府，原本是官署名称，比如汉代的公府（宰相府）、唐代的政府（政事堂）。变成地方行政区的称谓，始于唐代。唐代的府，其实是特殊的州。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体现首都和陪都的重要性，改其所在之州为府。长安所在的雍州，改为京兆府；洛阳所在的洛州，改为河南府；唐高祖李渊起兵的发祥之地并州，改为太原府。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太原府为北都。此即所谓“三都府”，相当于三个直辖市。

三都府的长官叫牧，官阶从二品，例由亲王兼领，其实是挂名。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府尹，从三品，相当于府的“执行长官”。府的“执行次官”则为少尹，从四品下。

唐代的府，一共只有八个。除京兆、河南、太原外，后来还有凤翔、河中、江陵、兴元、成都五府，但均不设挂名的府牧，只有尹和少尹。诸尹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京兆尹，亦非常人所能担任（汉代也有京兆尹，情况不同，前面说过）。

2. 宋代的府

宋代的府有两种，一种叫京府，一种叫次府。京府就是首都、陪都地区和某些紧要之地，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时期，则还有杭州临安府。次府，则由州升格而成。

宋代府的长官，名义上也是府牧，但几乎没人当过。主持工作的“执行长官”和“执行次官”，跟唐代一样，也是府尹和少尹。地位最高的开封府尹正三品，少尹从六品。宋太宗赵光义，就做过开封府尹。南宋光宗当太子的时候，则做过临安府尹。所以府尹的地位也很尊贵，且多半空缺。于是，又只好派员署理府政，叫权知府事，简称知府。

3. 明清的府

唐代的规矩，基本上是“非都不府”。宋、元两代的尺度宽松一点，却也不是随便什么州，都能升格为府。所以，唐代的府只有八个，州则有331个；宋代的府只有63个，州则有236个；元代的府只有35个，州则有351个。明清两代的比例却不同。明代的府160个，州251个；清代的府184个，州239个。可见，府在唐、宋、元三代，是“特别行政区”；在明清两代，是“正常行政区”。

府成为正常行政区以后，也就正常地有了自己的官、佐。明清两代，府的长官都叫知府，官阶明代正四品，清代从四品。佐属也都有同知和通判，官阶也都一样，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可见明清的府，其实与州同级，都是中级行政区。只不过府之官佐，品秩高于州（知州从五品，同知或州同从六品，判官或州判从七品）。

但是明清的州，性质已不伦不类。领县的州，其实是低半级的府；不领县的州，其实是高半级的县。因此，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就不能叫州县制，应该叫府县制。也就是说，县之上级，唐宋两代主要是州，明清两代主要是府。

五、道、路、行省

1. 概说

前面说过，帝国的行政区划，原本是郡县两级。隋唐废郡，以州领县。唐宋的州，就相当于汉代的郡；则郡县两级，就应该变成州县两级。明清的州，性质发生变化。领县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府。此时的地方行政，照理说就该是府县两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帝国的统治者，总喜欢在原来的一级行政区之上再加中央的派出机构。这些机构，后来就变成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关，由此产生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这些新的机构和区划，在汉代，就是州；在唐代，就是道；在宋代，就是路；在元代，就是行省。

2. 唐代的道

唐代的道，跟西汉的州一样，开始也是监察区。派出的官员先后使用过五个名称，最主要的是采访使和观察使。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权力最大。对所辖地区，有便宜行事、先斩后奏之权。观察使全称“观察处置使”，存在时间最长。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到唐末，观察使一直是州县以上的长官。

除了采访使或观察使，还有节度使。节度使是由都督转变而来的。唐初，武将有事统兵出战叫总管，无事镇守边关叫都督。都督有朝廷赐给的旌节，可以节制辖区军民。其中，加“假节”衔的，只能杀违反军法者；加“持节”衔的，只能杀民，不能杀官；加“使持节”衔的，既可以杀民，也可以杀官。

节度使，就是加“使持节”衔的都督，所以叫“节度使”。节度使授职时赐以双旌双节，总揽一区（也叫道）之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区内各州刺史都是他的下级，本人则兼任所在州刺史，有的还兼采访使或观察使（也有观察使兼节度使）。如果加宰相官衔，则称为“使相”。又因为节度使多在雄藩重镇，所以又叫藩镇。

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节度使们的权力则越来越大。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听朝廷号令，事事自作主张，甚至父死子继，或者传位部下，称为“留后”。大唐帝国，最后就亡于这些割据的藩镇。

3. 宋代的路

宋代的路，其实就是唐代的道，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设立，刚开始也是监察区，后来才变成行政区。只不过，宋代的路机构，居然由四个监临机关组成。这四个机关，都叫司。因为是按照职能，分片包干，对口监临，所以叫监司，也叫职司。监司是宋代监察机关之一，与御史台分别称为内台和外台（御史台为内台，监司为外台），并与御史台、谏院合称台谏（请参看中篇第三节）。

监临州府的这四个监司，南宋时简称为帅、漕、宪、仓。帅，就是安抚使司，南宋时叫帅司，管军事；漕，就是转运使司，南宋时叫漕司，管财政；宪，就是提点刑狱司，南宋时叫宪司，管司法；仓，就是提举常平司，南宋时叫仓司，管民政。这四个监司，互不相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宋代的府、州、县，原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长官，只有知府、知州、知县在主持工作，上面又有这么四个自行其是的“婆婆”，则地方行政之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4. 元代的行省

前面说过，元代的宰相机构是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这一省、一院、一台，在各大行政区都有派出机关，分别叫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简称行省、行院和行台。因此，所谓“行省”，其实是“在地方的中书省”。虽然在地方，却还是中书省。严格地说，并非一级行政机构，只能算作“派出所”。

元代的行省，设丞相一人，从一品；平章二人，从一品；右丞一人，左丞一人，正二品；参知政事二人，从二品。其下还有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完全是中央政府的结构。但丞相并不轻易授人，主持工作的通常是平章。

六、省

1. 由来

明代的省，原本就是元代的行省。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撤销中书省，严令永远不立丞相。中央的中书省都没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便更没有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早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行省就已被改为布政使司。但习惯的称呼难以改变，人们仍然将布政使区称为省。清沿明旧，也将这一级行政区划叫作省，一直叫到现在。

2. 省府与省长

省，既然原本是布政使司（机构）或布政使区（区域），则省之长官，就应该是布政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明代，省府有三个，省长也有三个，而且四个人。清代，省府和省长，也各有两个。

明代的省府，第一个叫布政使司，全称“承宣布政使司”。长官为布政使，分左右，共二人，管一省的财政和民政，以及官员的考核和升迁。第二个叫按察使司，全称“提刑按察使司”。长官为按察使，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第三个叫都指挥使司，长官为都指挥使，管一省的军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各有分管，互不隶属。遇有大事，则须“三司会议”。所以，三司都是省府，三司长官也都是省长。

清代没有都指挥使，省长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只有一个人。省府是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合称“两司”。当然，布政使和按察使之上，还有总督和巡抚。尤其是巡抚，为一省之最高长官，常常被人认为是省长，其实不然。严格地说，巡抚和总督，都是半中央半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后面再说。

明清两代，布政使都是从二品，按察使都是正三品（明代都指挥使正二品）。布政使俗称藩台，布政使司俗称藩司。按察使俗称臬台，按察使司俗称臬司。明代的都指挥使和都指挥使司，则分别俗称都台和都司。

3. 道

明清两代省的下级，除各府、州、县，还有道。道，也叫监司。但是，道既有监察功能，也有行政功能。因此严格地说，道，既非纯粹的行政区，也非纯粹的监察区，不如说是“责任区”。道的官员，按照不同的政务，分片包干，有的以一省为一道，有的一省有数道。其所主管比较单纯，比如提学道、兵备道、水利道、屯田道，一看就很专门。所以，明清的道，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是“条条”，不是“块块”。

诸道之中，最重要的是“两司”所派之分司。其中，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因此，道，也可以看作省的“派出所”。

道的负责人是道员，明代无定员，无定级，清代正四品，俗称道台。

4. 巡抚与总督

明清两代，在布政使和按察使之上，还有巡抚和总督。明代之初，他们跟汉代之初的州刺史一样，都是中央的特派员，既无固定辖区，也无一定任期，往往是事毕即走，当然也没有品级。后来，慢慢演变为省之上级地方官。清代，巡抚和总督的设置成为定制，但仍兼中央政府的官衔。因此在理论上，还是朝廷的官员，却又长期在地方上主持工作。所以说，巡抚和总督，都是半中央半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

巡抚，有“巡察抚慰”的意思。最早作为特派员，原本代天子巡抚地方。清代以后，巡抚正式成为省的“一把手”，全省政务，无所不统，尊称抚台。此时的巡抚，与布政使和按察使，同为一省之最高官员，合称“三大宪”。因此，也可以把巡抚看作事实上的第一省长，把布政使和按察使看作第二、第三省长。

清代巡抚官阶从二品，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所以又称中丞（意思是相当于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又因为多兼兵部右侍郎衔，所以又称均部院。

总督，有“总理督察”的意思。最早是因为军事需要，由中央特派，后来开始干预地方行政。清代以后，总督成为比巡抚更高一级的特殊地方官员，官阶正二品（兼兵部尚书衔的从一品），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同时兼兵部尚书衔或兵部右侍郎衔，在自己的辖区之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所以又称制军、制宪，尊称制台。如果加大学士衔，则如唐代加宰相衔的节度使，被称为使相。

清代总督、巡抚因为都有都察院兼衔，因此又称都堂。因为一般都兼掌兵权，所以又称大帅。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总督的叫督标，巡抚的叫抚标。

清代巡抚的辖区，雍正、乾隆年后，为一省。光绪年前，全国十八行省，一省一巡抚。只有直隶和四川，没有巡抚，抚职由总督兼领。故此时全国共有巡抚十六员。总督的辖区，或大或小。最小的辖一省，直隶总督辖直隶，四川总督辖四川。其次辖两省。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后来加台湾省）；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后来加新疆省）；湖广总督，辖湖北、湖南；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最多的辖三省，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全国共有总督八员，管辖十五个省。河南、山东、山西，没有总督管辖。也就是说，直隶和四川，有总督无巡抚。河南、山东、山西，有巡抚无总督。巡抚和总督的辖区如此之大，所以又称封疆大吏。

主要参考书

《汉书》、《后汉书》、《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之有关部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

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编委会《中国历代官制》，齐鲁出版社1993年版

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后记

《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与《费城风云》，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帝国的惆怅》注释

1.夏坚勇：《湮没的辉煌》，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91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凡引该书，均只注页码。

3.《天朝的崩溃》，第424页。

4.《天朝的崩溃》，第411页。

5.《天朝的崩溃》，第419页。

6.《天朝的崩溃》，第410页。

7.《天朝的崩溃》，第445页。

8.在批准“南京条约”的“圣旨”上，道光皇帝悲愤地写道：“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如此！”见《天朝的崩溃》，第462页。

9.请参看《天朝的崩溃》，第356－361页。

10.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终结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39-4047-8

Ⅰ. ①帝… Ⅱ. ①易… Ⅲ.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Ⅳ.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3916号

产品经理 曹 曼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陈飞雪

装帧设计 张海燕

帝国的终结

易中天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190千字

印张 18

印数 1-16000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47-8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帝国的终结》目录

序言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

第一章 天下一统

来之不易的胜利

制度之争

邦国与城邦

封建的秘密

集权是一种必然

帝国的前夜

第二章 中央集权

君临天下

软硬兼施

焚坑事业要商量

盛极而衰

集权，再集权

王朝的气数

第三章 伦理治国

非法之法

无德之德

家天下与泛伦理

文化大战略

一箭双雕

沉重的代价

第四章 官员代理

代理与授权

如此牧民

权力的赎买

自杀政策

龙争虎斗

帝国的掘墓人

第五章 内在矛盾

天下为公

产权问题

无法与无天

谁为帝国签单

变法与动乱

出路何在

第六章 共和之路

歌未竟，东方白

来者不善与徒劳无益

错失良机

缺失的传统

民主与宪政

最后一问

附录 好制度，坏制度

一 帝国制度

二 中央机关

三 地方行政

四 官员选拔

五 问题所在

后记

序言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辑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帝国的终结》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而是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做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国史十六讲》，演讲的题目叫做“重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三国志》，而不是用《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地讲解历史，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新闻午报》上发表了，标题赫然是“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易先生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香港《大公报》。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世，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讲师”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二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掀起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所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史记》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黄仁宇全集》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万历十五年》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皇皇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一千五百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本书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序言难写，容易落入俗套，充满八股腔，很难令自己与读者满意。为名人的书写序言，更加难，这种难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俄罗斯天才作家莱蒙托夫曾经感叹，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就是序言，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实在是至理名言。

虽然难写，还是要写。写得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和易先生的崇拜者谅解。

樊树志

于复旦大学

2007年10月5日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钮（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

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满清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

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而“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的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 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年和金田起义的1851年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 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清人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理性的反省从来就是必须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

当然，事情还得从大秦帝国的建立说起。

第一章
天下一统

来之不易的胜利

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公元前221年，当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时候，有谁想到，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曾“发兵守其西界”的齐王田建，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邦国灭亡了，漫长的帝国前史宣告终结。摩拳擦掌已久的秦王国终于兼并了天下，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正式揭开帷幕。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来得有些突然。

不错，秦王国君臣上下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也期盼了很久，但胜利之快还是令人瞠目。请看时间表——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

不过九年工夫，所谓六国，完全为秦所灭，几乎是隔一两年就灭掉一个，正所谓势如破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实在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

在为兼并天下而征战不休的所谓“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最没有资格一统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齐，还有燕，还有赵、魏、韩的“母邦”晋，都是最早的封国。尤其是齐，为武王亲封，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许多小国，在东海之滨称王称霸，俨然超级大国，是老牌的“霸权主义者”，还曾经一度称帝。秦最后才灭齐，除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楚也有资格，至少自认为有资格。楚的资格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个子爵，正统的史书都管楚王叫楚子。于是楚人“不服周”（不臣服于周王室）。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至今湖北方言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南方之强。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秦的资格又差。据《史记·秦本纪》，秦人本是以牧马为生的游牧民族，其先祖因为会赶车（善御）和养马（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得到周穆王和周孝王的重用和赏赐，但直到周宣王时才当上大夫，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封为诸侯。这时已是东周，距离西周分封已二百七十五年。而且被封的原因，还是因为西戎。西戎是周国以西的少数民族，崛起于草莽，后与北狄合为匈奴，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平王封给秦人的岐山、丰镐，就是西戎从周人那里夺走，又被秦人夺回来的。平王给秦人封号，原本不过顺水人情，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做挡箭牌，又做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半开化的蛮族，政治上的暴发户，又有什么资格同六国争霸争雄？

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很强，不但人才济济，而且雄心勃勃。对此，贾谊的《过秦论》有极为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惊心动魄。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正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他们不吝金钱爵位土地（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以致天下之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为之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与之勾通，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曾经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叩关而攻秦”，执意与秦人决一雌雄。其来势之汹汹，套用骆宾王替徐敬业所写讨伐武则天檄文里的话说，那可真是“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迎接战斗（秦人开关而延敌），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九国之师，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逡巡而不敢进）。秦国不费一枪一弹（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也解散了，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以讨好贿赂秦国。秦人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追击逃亡者，驱逐败退者（追亡逐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胜利了的秦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失败了的六国则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强国请服），便是俯首称臣（弱国入朝）。秦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六国变成了自己的俎上肉、盘中餐。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前人多有讨论。比较有名的，有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辙的《六国论》。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其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秦地乃是“被山带河以为固”的“四塞之国”，正所谓金城汤池，易守难攻。贾谊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岂世世贤哉）？当然不可能。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常为诸侯雄），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其势居然）。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良将行其师），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贤相通其谋），难道居然都是草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一败涂地（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实在是因为“形不利，势不便”。至于后来秦的灭亡，则有两个原因，一是“仁义不施”，二是“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依仗地险，使用诈力（兼并者，高诈力）；一统天下后，是守势，就应该改变政策，与人为善（安定者，贵顺权）。你都夺取天下了，还不广施仁义，岂能不亡？

杜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六国与秦都亡于“仁义不施”。杜牧说，如果六国之君懂得仁爱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国（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同样，如果秦国之君懂得仁爱六国的人民，就能万世为君，哪里会二世而亡（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所以，灭亡六国的，是他们自己，不是秦（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亡秦朝的，也是他们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如果不懂这个道理，那就只怕还会灭亡。

苏辙的说法又不同，他认为六国之亡在于贪婪（见利之浅）与短视（虑患之疏）。因为贪婪（贪疆场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团结（背盟败约），甚至自相残杀（自相屠灭），结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怀王曾与齐闵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相约抗秦互救。然而仅仅只是张仪一番摇唇鼓舌，许诺秦国送还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领地六百里，怀王便背信弃义，与齐绝交。绝交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张仪当面撒谎当场耍赖，声称秦王当初只答应六里地，何来六百里之多？怀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屡战屡败，最后自己成了俘虏。如此贪婪与短视，如不亡国，那才是怪事。

显然，苏辙的《六国论》主要着眼于政策与策略，虽然也算切中肯綮，却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贾谊的《过秦论》则其实并未回答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灭秦，固然是“形不利，势不便”；秦灭六国，难道就“形利势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么就不能谁也不灭谁，相安无事呢？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讲得有道理，却也同时有问题。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确实的。六国不爱其人，也可能有证据。但六国之亡，并非亡于国人，而是亡于秦人。难道秦王在夺取天下之前是仁爱人民的，当了皇帝以后就不爱了？事实上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过变成帝国以后变本加厉而已。然而不爱人民的秦，却战胜了同样不爱人民的六国，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 制度。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淫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这倒是很在理。毕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为，制度却更为根本，难怪毛泽东要建议大家“熟读唐人封建论”（也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了。据此，则秦最终夺取了天下，便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于“最好”）。而且，这个“最管用的制度”，还应该是在它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了帝国的缔造者。

秦能够成为新制度的创造者，倒也不足为奇。无论在“春秋五霸”中，还是在“战国七雄”中，秦都是历史最短也最没文化的一个。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齐和楚，此外鲁、宋、吴、越也不差。齐有韶乐，楚有辞章，鲁有鲁缟，吴有吴刀，这些都令人叹为观止。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吗？“虽楚有材”的说法，不是《左传》和《国语》里面就有了吗？事实上先秦文化名人的“国籍”，不是齐、鲁（管、晏、孔、孟），就是楚、宋（老、屈、墨、庄），要不就是赵（荀况）、魏（杨朱）、韩（韩非）。就连与秦关系最深、帮了秦人大忙的商鞅和吕不韦，也是卫国人。秦自己则乏善可陈，一个文化名人也没贡献过。不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也许更好，反倒更能创新和务实（如美国）。秦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负担，它就后来居上了。

那么，秦人创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他们的制度中又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来到胜利之后的秦，来到大秦王朝建国之初，看看在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制度之争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即新王朝建立那年，秦政权的最高领导层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定名号，二是定制度。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名”，一个关乎“实”，但都关乎国体和政体。事实上，嬴政之所以要征求意见，就因为刚刚兼并了天下的秦国统治集团，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新生的帝国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第一个问题很顺利地就得到了解决。秦王嬴政以其成功为“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便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号曰皇帝。同时废除了谥号，自称“始皇帝”。谥号，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死了以后盖棺论定的称号，带有总体评价和历史结论的意思。这是古礼，嬴政却宣布废除，理由是不能“子议父，臣议君”。不过这一变革后来又被改了回来，自汉代起仍恢复谥号。始皇帝，则是“开始的皇帝”、“第一个皇帝”的意思。这个称号，倒是保留了，因为嬴政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所以也叫“秦始皇”。秦始皇还规定，皇帝颁布任命叫做“制”（命曰制），发号施令叫做“诏”（令曰诏），自称则为“朕”。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自称的。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天下人便只好“身不由己”。

这些都是秦王嬴政的标新立异。比如命令，三代（夏商周）“同称为命”，七国（秦齐楚燕赵魏韩）“并称为令”，秦始皇却偏要把命和令分开来。后来汉帝国弄得更复杂，分为策、制、诏、敕四种，即“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这也毫不奇怪。新王朝开国时，总是要搞些“新桃换旧符”之类的事情。否则，“名号不更”，何以“称成功，传后世”？何况这种更改，也自有它的意义（详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并无争议。

更名不难改制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郡县，还是封建？

什么叫“郡县”？什么叫“封建”？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也叫“分封”。这是西周初年所做的一种政治妥协和政治安排。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是联合了当时所谓“各路诸侯”（实为各部落和部落国家）的。伐纣成功以后，为了犒劳联军、酬谢功臣和巩固政权，便“裂土田而瓜分之”，按大小等级分给诸侯。这就叫“西周封建”。封，就是瓜分土地，并划定疆域（封国土）。具体的做法，是在国境线上挖沟，再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建诸侯）。具体地说，则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有实惠（土地），建定名分（爵位），于是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当年，周人在夺取了天下后就是这么做的。殷商在夺取了天下后，据说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秦人也夺取了天下，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当然也应该这么做。

王绾等人说，各国初灭，齐、楚、燕、赵又地方遥远，鞭长莫及。如不封土建国，只怕弹压不住（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秦始皇交由群臣讨论，上下一片赞同（群臣皆以为便）。这倒也正常。习惯的力量总是大于创新。封建制（即分封制）毕竟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帝国却刚刚创立。再说，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他们是在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要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呢？总之，在大秦王朝建立之初，最高决策层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延续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制。

持不同意见的，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李斯和雄才大略的始皇帝嬴政。李斯时任“廷尉”（司法官），属于“九卿”（部长级）。他是楚国上蔡人，曾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敏锐地意识到六国皆不足恃，便弃楚投秦，因投靠吕不韦而成为秦王的座上客，算是客卿。而且，正因为是客卿，还差一点被驱逐。李斯以如此身份，若非深谋远虑，决不会坚持不同政见，与秦国的同僚们唱对台戏。李斯说，当年周王所封子弟、同姓甚多，原以为可以和衷共济，同心同德，辅佐周室的。然而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倒先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并不能制止。现在天下归于一统，海内皆为郡县，岂能重蹈覆辙？不如以重赏代分封，来犒劳诸子功臣。

对此，秦始皇表示同意。秦始皇说，天下之所以苦于战争，就因为有诸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如果现在又恢复诸侯制度，岂非重新制造战争（是树兵也）！于是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二郡。郡下又设了县，并按照全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进行司法和征收赋税。这就是“郡县制”。

秦始皇的这一决策意义深远。从此，“封建制”退出历史，“郡县制”登上舞台。它的特点，是“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上面有中央政府，下面有各级政权。这种国家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秦始皇的历史贡献，所以说“百代都行秦政治”。然而，秦始皇虽然斩断了争论，问题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新兴的帝国制度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毕竟，新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旧制度的复辟则往往在所难免。何况西周创立的封建制，也并非当真就一无是处。它也有它的道理。实际上就连一些有头脑的人，也认为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是未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这话是贾谊说的，而司马迁以为然。《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引述《过秦论》时，就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我们知道，贾谊和司马迁都是汉人。此二人在世时，郡县制几乎已成定论，他们还这么说。不难想象，秦末汉初之际恢复封建制的呼声有多高。

事实上，大秦王朝刚刚灭亡，封建制就在项羽手中复辟。项羽定都彭城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后来灭了他自己的汉王刘邦），天下从此战斗不休，被忧虑重开战端的李斯不幸言中。西汉初年，刘邦迫于习惯的压力，不得不调和折中，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显然，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

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列举了这些事实：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居然“陵迟不救者三代”。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又是“削藩”（削减藩国支郡），又是“推恩”（分封藩王子弟），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才算解除了帝国的心腹之患。柳宗元认为，这就是封建制的弊病。

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有叛人而无叛吏）。汉初天下大乱，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有叛国而无叛郡）。中唐天下大乱，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因此，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封建论》）。

始皇和李斯的立论，主要着眼点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休兵）；柳宗元的立论，则主要着眼点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然而郡县制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西汉武帝之后，各封国名存实亡，郡县与封国并存的“郡国制”退出历史舞台，以州领郡、以郡领县的“三级地方制度”开始浮出水面（汉初只有郡县二级，州也有一个由武帝所设之监察区变成行政区的过程，此处不细论）。州有刺史（后为州牧），郡有郡守，县有县令，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完全取代了分封的诸侯。皇帝册封的藩王，不再有独立主权。此后，这一制度一直为历朝历代所采用。粗略地说，唐，是道、府、县三级；宋，是路、府、县三级；元明清，是省、府、县三级（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建制多变，郡取消，州降格，层次也未必就是三级，此处也不细论）。郡县制，贯穿了帝国的始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郡县制，即无帝国制。

那么，帝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帝国制度是从邦国制度过渡而来的。所谓“邦国”，是指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当时，中华大地上遍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封国）。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交往（通婚、通商、结盟、战争），又共同拥戴其中一个（具体地说就是周），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天子），组成号称“天下”的松散的联邦或邦联。这就是“邦国制度”。它的建立，如前所述，就是“封建”（封土建国）；它的特点，则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共主），各国却有各自的国君（君主），因此又是“一个天子，许多国君”。由于这些国家和国君其实是有独立主权的，因此“邦国”类似于联邦或邦联。

邦国与联邦或邦联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各国也由这个所谓的天子“封建”而成，因此史书上一般都把诸侯国称为“封国”。但我们要说清楚，封建也好，共主也好，都只是名义上和礼仪上的。各国的领地，其实不少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而且，要扩大地盘，还得再打，只不过打下来以后，要到周天子那里去办个手续罢了。但这个手续仍很重要。没有这道手续，就不是邦国制度了。

这些国家在封建之初大多还很幼稚，是否成形也尚待商榷。所谓“夏禹万国，商汤三千”，岂能都是国家？恐怕不少是部落。周武时八百诸侯，也多半有些是国家，有些是部落国家。这样的状态，与其叫做“国”，不如叫做“邦”。邦，可以理解为介乎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政治组织，即“准国家”。比如联合起来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State（旧译为州），就是邦。正因为是邦，这才先是组成邦联，后又组成联邦。封建之初的那些诸侯国，就多少有这么点意思。只不过在美国人那里，是十三个邦组成“合众国”。立宪以后，“邦”就变成了“州”。而在周，则是天子“分封天下”。封建以后，“邦”就变成了“国”。

因此我认为，单指这些诸侯国时，可以叫“封国”；由于它们是诸侯之国，也可以叫“侯国”。但如果指制度，则不如叫“邦国”。事实上，这些诸侯国原本就叫“邦”，“邦”的本义也原本就指诸侯封国。比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比如“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当时就叫“邦交”。邦，既有国家（《说文》：“邦，国也”）的意思，又有分封（《释名》：“邦，封也”）的意思，贾公彦就说“凡言邦国者，皆是诸侯之国”（《〈周礼·天官·大宰〉疏》）。所以，西周之所封建，就既可以叫“国”，也可以叫“邦”。或者再具体一点，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六书故》），合起来就是“邦国”。

邦国与郡县是完全不同的。邦国有独立国家的性质，郡县则不过是帝国的构成部分和中央的派出单位（这一点后面还要细说）。总之，封建与郡县相对应，邦国与帝国相对应；封建指成因（形成原因），邦国指成形（存在形式）；封国指单体（比如齐为吕尚的封国），邦国指制度。秦始皇以郡县代封建，其实也就是以帝国代邦国。因此，要讨论郡县制和帝国制，就必须讨论邦国制度。

邦国与城邦

邦国制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如城邦制是希腊人的创造。

所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希腊语叫“波里斯”（Polis）。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算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小得可以。除斯巴达以外（斯巴达严格说来不算城邦国家），最大的一个城邦雅典不过一千平方英里（约两千六百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其他的城邦都不过只有雅典的三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那么大，有的则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历史上通常所谓古希腊，就是由这些蕞尔小邦构成的。

这就颇有些像我们前面所说邦国时代的状况。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中央集权的统一主权国家。它也不叫“中国”，而叫“天下”。“中国”这个词，在周代指京师，以后又指都邑或中原地区。用来指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则是很迟的事。

邦国时代的“中国”不是“天下”，邦国时代的“国家”也不是国家，而是“国”和“家”。家、国、天下，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家是家，国是国，天下是天下。天下属于天子，国属于国君（诸侯），家属于大夫。天下由若干个国组成，国又分解为无数个家（采邑）。家不是家庭，因为它有领土，有疆域，有子民，还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大夫对于自己的家（采邑），是有独立治权的。国也不是国家。或者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虽然拥有一个国家该有的一切（比如领土、疆域、子民、赋税、军队、监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主权，却没有产权。或者说，有治权，有主权，无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产权在理论上是属于天子，甚至是属于“上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详见本书第五章）。由产权派生出来的主权和治权，在理论上也属于天子。天子的产权、主权和治权，则在理论上属于“上天”。天子如果没有“上天”的授权（天命），他的权力、权利和权益在理论上就不合法，别人就可以推翻他（革命）。同样，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授权，则他的治权也好，主权也好，在理论上也不合法，其他的诸侯就可以拿这个作为借口来讨伐他。这是国和家的情况。

那么，天下是国家吗？不是。因为天子虽然有产权，却又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或者说，没有诸侯各国的主权和治权。这些权益，在封建之前，天子在理论上是拥有的。封建之后，就没有了。这时，天子能够统治的，其实只有他自己的那个国（比如周）。其他的诸侯如何治国，所有的大夫如何齐家，天子在理论上是不能干涉的。当然，一个诸侯如果闹得“太不像话”，天子也可以发表谈话表示谴责，或召集会议进行批判，甚至下达命令要其他诸侯去教训，但也仅此而已。他并不能像上级对待下级、皇帝对待臣民那样对待诸侯。为什么呢？就因为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周天子则不过“联盟领袖国”的国家元首。他的角色，颇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打着天子旗号去讨伐别国的诸侯或诸侯联军，也有点像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问题在于联合国并不拥有建立国家的权力，也无权任命各国政府，周天子却有。他可以为各国划定疆域，指定国君，授权治理，这就是“封建”。所以周天子并不是联合国秘书长，周天下也不是联合国或国际社会。

不过邦国时代的“天下”，又多少有些联合国或国际社会的意思。诸侯各国之间，也和希腊的城邦一样，有着它们的“国际关系”。它们之间也有谈判与结盟、条约与使节、宣战与媾和，甚至还有国际间的调停（比如召开“弭兵大会”）和通行的“国际关系惯例”（比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在邦国制度的早期，这些林立的封国规模都不大，有的也就是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即所谓“小国寡民”。国与国之间，是广阔的无人区，因此不是“鸡犬之声相闻”，反倒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如果说邦国制度即相当于城邦制度，却是大错特错。

关于城邦与邦国的区别，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有很清楚的描述。首先，就国际关系而言，希腊的城邦是完全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即便是从一个城邦中分裂出去的“殖民地”，其与母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平等。母邦不但无权干涉子邦的内政，而且子邦还可能向它的母邦发动战争。邦国则是不平等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就是不平等的法定依据，大国干涉小国甚至为其代立国君，则是不平等的实际表现。更何况，诸国之上，还有一个实际上或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天子。天子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诸侯的权力则至少在名义上是天子授予的。天子是诸侯的“宗主”，诸侯是天子的“守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尊卑、贵贱、嫡庶等诸多差别，并不平等。在邦国时代中后期（春秋时期），尽管天子已不再是最强大的（最强大的是“霸主”），却仍然是最尊贵的。诸侯要争霸，仍然要打出“尊王室”的旗号。也正因为此，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一直被视为伟大的王业。这与希腊城邦的容忍邻邦独立，不愿兼并和扩张，也大相径庭。

其次，就国内体制而言，城邦实行的是民主制，邦国实行的是君主制。民主制的城邦依法选举行政长官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行政长官由公民“轮流坐庄”，而且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一旦下台，与普通公民无异。比如彼奥提亚的将军帕梅农达斯落选后，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战。君主制的邦国则依礼册立国君、大夫，国君和大夫都是世袭的，而且依礼应由嫡长子承袭爵位。一旦袭爵，则诸侯有国（邦），大夫有家（邑），终身受用。城邦的官员既由“民选”，公民当然也有权罢免。邦国的国君既由“天授”，则臣民们自然也无权废立。即便废立，也不容一般民众置喙。

不错，希腊历史上也曾有过专制君主（Despot）。但这种专制是不合法的，他们也因此被叫做“僭主”，意谓其专权系由僭窃而来。而在中国，无论是邦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只要是依礼册立的国君，就有专制的权力，不专制大家还有意见，还会恳请君王“乾纲独断”。只有臣行君权（也包括使用君主的礼仪）才叫“僭越”。这种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乐舞（八佾），是天子之礼。诸侯只能六行，大夫只能四行。鲁国大夫季氏（可能是季孙意如）居然“八佾舞于庭”，就是“僭越”了。但这事只可能发生在邦国制度即将解体的时候，而且是让遵循古礼的“正派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比如孔子得知后，就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

第三，就国民身份而言，城邦里的人是“公民”，邦国里的人是“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全都是自费的），也有参加邦内议事和审判的权利（也顺便说一句，参加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领薪水的，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劳务费、出场费）。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对诸如宣战与媾和之类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和终审裁判权，这就叫“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有选举权，也都有被选举权，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成员，也都要轮流参与陪审法庭，这就叫“轮番为治”。“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加起来，就叫“民主”。或者准确一点，就叫“城邦民主”。

城邦里面不但有公民，还有奴隶。奴隶是没有权利的。邦国里面的臣民却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公民。他不是奴隶，因为有功可以授爵。他也不是公民，因为无权参政议政。即便参政议政，也是奉命奉旨，不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臣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君主的仆人。这里说的“君主”，还不一定就是国君。国君固然是国内的君主，却又是天子的臣仆。同样，大夫之于家臣、父亲之于子女，也是君主，是“家君”。所以，在邦国时代，“君”至少有三种：天下之君、国君和家君。这些“君”对于自己的“臣”，在理论上握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君臣关系是不能变动的，不存在“轮番为治”；这种君臣关系也是不容颠倒的，不存在“主权在民”。

邦国与城邦，岂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邦国也更接近于帝国，而不是接近于城邦。城邦是不可能发展为帝国的。所谓“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希腊的城邦也没有一个发展为帝国。其原因，除城邦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等与帝国制度不能相容外，还因为城邦不是战争的结果。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尽管希腊人原本也是蛮族，他们的贸易和移民一开始也难免伴随着强盗行径和海盗生涯，但城邦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归结为战争。

中华的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却是战争的产物，是两个蛮族的后裔（周和秦）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帝国是秦王嬴政率领秦军打出来的，邦国则是武王姬发率领联军打出来的。因此，帝国诞生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史不绝书；帝国诞生之后，改朝换代也主要靠战争来实现。

当然，希腊的城邦之间也有战争。惨不忍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城邦时代的希腊。希腊最终也要走向统一，变成帝国，但这不是城邦的愿望，因此必须假手于蛮族马其顿人和 “洋化的土著”罗马人（这是顾准先生的说法）。结果造就的也不是希腊帝国，而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这就又与邦国不同。邦国制度因战争而起，因战争而亡。它的军事性质、松散结构和那个不可或缺的“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策源地；走向一统和变成帝国，则是它的历史使命。因此，邦国能够而且一定要发展为帝国，因为它其实只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只不过这个预备阶段长了一点，竟长达八百多年。

其实，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倒是个例外（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但这个“例外”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民主与共和。这份遗产至今仍在造福人类，因此就连我们这些东方人，在提起古代希腊时，也不免怀有崇敬的心情，尽管那些城邦不过“蕞尔小国”。

历史是公平的。当世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它给了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以同等的机会，让它们各自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并分别成为后世的楷模。邦国和城邦，它们一个是帝制的源头，一个是共和的源头，但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邦国制度发展而来的帝国制度，曾使我们民族龙腾虎跃，在世界上独步一时；而城邦制度留下的政治遗产，则在千年之后大放光辉，并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之潮流。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制度的这种“交相胜”，其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先从西周封建说起。

封建的秘密

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国制度萌芽于夏，初始于商，成熟于周。事实上后人所谓“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时期的那个制度。夏商制度，连孔子都说不甚了然，只能以周制为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其实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国制度和后来帝国制度的利弊得失，都是要归于周人的。

与希腊人一样，周人原本也是蛮族。而且，也和希腊人一样，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过数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他们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筚路蓝缕，开创出自己的辉煌事业和独特文明。这个民族的领导者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懂得如何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周边部落和部落国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后发制人地对付强敌，懂得在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韬光养晦，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即“国家联盟”的领导权。

现在看来，周人对殷人的胜利，是一种文化战胜了另一种文化，即农耕文化战胜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约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学术界的一种猜测性意见，正因为他们重商，后世才用其国号—— 商，来指称“做生意”这一行业，并把生意人（贾人）称作“商人”（殷人），或用于区别两种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贾）。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们对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几乎到了无日无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还垄断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也许，正是靠着技术的垄断、鬼神的恐吓和金钱的收买，再加上刑罚的高压，殷人建立起并维持着他们的霸权。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所谓“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 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弥天大谎—— 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战争就开始了。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有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人最后能够“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减少：夏禹时上万，商汤时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只剩下八百，而且这八百个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规模的“部落国家”了。如何摆平这些形成不久，还带着野蛮社会习气和遗风，动不动就会动粗动武的“国家”，对于刚刚成为联盟或联邦领袖的周人，是一个考验。

这时，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们的办法是赎买，即用封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老办法。比如周人的领袖季历，就曾被商王封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说，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便已有了雏形，但亦只有雏形而已。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所谓“封建”，原本是野蛮社会武力集团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对部落武力的赎买和对部落联盟的确立。武力虽然是野蛮时代占有资源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赢的时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间战争规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战败者赶尽杀绝。但当战争变成“世界大战”时，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于是封建制兴焉。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长，或是先代的后裔（如陈），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参战的盟军（如楚），或是异姓的功臣（如齐）。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赏，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赏，愈发同心同德。当然，周王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一块地盘。这块地盘，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却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个阴谋，却是一个对社会对民族有利的阴谋。于是，为了保证胜利的局面能够维持，为了保证邦国制度长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编造了“天命”的谎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说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天之所赐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那么，所有的土地便当然都是他的，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然也就都是他的臣仆，这就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来，周王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的分封天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可惜这于理不通，于事不符。因为天下不但原本不是周王的，也不是殷帝的，而是大家的，或者是各人自己的。参战的诸侯，原本是各国的领袖。有的是部落的首领，有的是事实上的国王，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子民。他们参加倒殷的战斗，除不满殷人的盘剥以外，也是想在胜利之后分一杯羹。现在，桃子还没摘到，怎么连自家的树都姓了姬呢？

这就只能拿殷的灭亡来恐吓。武王和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狗跳鸡飞，天命就要更改了。怎么更改呢？很简单，“革除”殷人所受之“天命”，简称“革命”。上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因此这场革命，就叫“周革殷命”。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的规律，是皇皇上天不可违抗的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鉴”即是证明！

武王和周公的这一套“革命理论”大约是说服了诸侯们的。何况他们发现，周人要的只是一个名义，实惠还是自己的。不但增加了土地和人民，而且在自己的封地还可以为所欲为。那些蛮族领袖就更是兴高采烈。他们以前因为落后于华夏诸族，未免自惭形秽。现在既然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与中原各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了。这可真是咸与维新！于是纷纷欣然接受，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祭坛上放着整只纯色的牺牲（色纯曰牺，体全曰牲），四周放着各种礼器。天子以青、白、红、黑、黄五色之土筑坛，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赐给诸侯。诸侯们受土以后，带着近支（帅其宗氏），领着远支（辑其分族），统率着庶众（将其丑类），欢天喜地奔赴封国，定疆域，封子弟，收田租，忙得不亦乐乎。

封国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国君可以把自己的国土再分封下去，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大夫。大夫又可以再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士。这样层层转包，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田。他们是“劳心者”。没有土地的庶人、奴隶出力。他们是“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划分的国家制度确立了。

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则很松散，无非朝觐会同（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时见曰会，众见曰同），也就是礼节性拜访，并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赋税。至于各国内部事务，天子一般是不管的，颇有些“虚君共和”或者“虚君自治”的味道。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开始可能还有些威望，后来就不过是供在庙堂上的菩萨，再就是被诸侯们拿来当作攻打别人的借口。比如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国攻打楚国的理由，就是楚人没有及时贡奉用来缩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无法祭祀祖宗（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种借口现在看来，完全是故意找茬，比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成理由，但在当时却很堂皇。因此，尽管楚人已经把话挑明，道是“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你我之间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你们凭什么来打我？齐国还是理直气壮地“打你没商量”。

这就是所谓“封建”了。或者说，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了。很显然，这样一种“封建”，是既不可能有专制（周天子鞭长莫及），又不可能有和平（各路诸侯并没有解除武装）的。事实上，正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所说，所谓“西周封建”（也包括殷商的封建），其实是不得已的事情（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因为那些诸侯国，大多已经完成了从家族、氏族、部族、部落再到部落国家的演变过程。他们的首领，也原本就已经成了气候成了王侯。所谓“封建”，不过是用分封的形式来给诸王加冕而已。因此，武王和周公只能用这种连哄带骗的办法，来象征性地赎买他们的武力，却不能改变其武力集团的性质，也不能真正做到消灭战争。实际上，就连“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的秦始皇，也没能实现弭兵休战的梦想。在这个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战争仍然是迅速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更何况，周天子只不过获得了“至尊”地位，并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至强”。所以，诸侯之间还要争霸（争当联盟领袖），争雄（争当超级大国），直至打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

因此，封建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郡县制。邦国也必将改变性质，并最终发展为帝国。只不过在这种发展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东西。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比方说，根据武力的强弱、资金的多少，或者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这就形成了三种社会类型，即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因此，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这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制度是历史形成的，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资源稀缺、财富不多、族群较小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比如在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也包括野蛮时代前期，猎物和谷类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员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难，则年老体弱者就将被淘汰出局。他们将被分配到较少的食物，被杀死或被迫自杀，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这种自然法则中，我们仍可以感到某种力量的存在，比如风俗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无疑问，这三种力量，只可能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期发挥主导作用。到野蛮时代后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陶、养殖和金属加工的技术，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需求也空前增加。这时，风俗的、习惯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以左右社会，也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力量，即“武装的力量”。事实上，野蛮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是没有休止的，能够成为一名战士也极其光荣。那时，一个人，如果战功显赫，他就会得到部落的奖赏和女人的欢心；而一个部落如果足够强大，它就会吞并其他部落。这种吞并开始是在小范围内局部地发生，即就近吞并。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近者聚而为群”（《封建论》）。吞并的结果，是小部落变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间也要互相吞并。如果吞并不了，或者要共同对付更大的部落，它们就会组成部落联盟，以武力最强大的部落为领袖，这就是“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各部落首领听命于最强大部落的首领）。

在这里，“听命”二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什么呢？说明部落联盟的领袖已经主要靠行使权力来管理社会了，尽管这权力是依靠武力来获得、来支持的。但不管怎么说，武力已经开始向权力转化，这就为过渡到权力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源和财富逐渐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另一方面，这个或这些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因此，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武力社会就必然会过渡到权力社会，由初级形态的国家（邦国）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帝国）。正因为如此，权力社会的统治集团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只有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武力社会到非武力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同的是，希腊人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变成权力社会，而是变成了财力社会。这些北方来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蛮族。当他们移民到希腊半岛时，就像范缜所说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席上，有的落在了茅厕里。那些落脚之处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务农下去，并建立起“半权力社会”。这就是斯巴达。土壤贫瘠的，则改事航海、殖民和经商，并建立起“半财力社会”。这就是雅典。财力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并由此产生出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或“社会契约”—— 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是人人平等的。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也因此，财力社会与专制或集权不相容。还因为此，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其他国家（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或向商业国家学习。

诚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同样，财力社会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会和权力社会美好。武力社会的英雄气概和权力社会的温文尔雅，在财力社会很可能会被恩格斯所谓的“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所取代，代之以寡廉鲜耻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资本控制的社会甚至有可能走向专制。如果资本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垄断，正如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独裁一样。垄断和独裁，是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这就需要警惕，而财力社会（即市场经济社会）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垄断、反独裁。因为垄断也好，独裁也好，都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本性格格不入。对于商业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自由更重要。经济的自由，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然而市场一旦被垄断，竞争就不再自由；而竞争不再自由，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因此，资本主义各国一定要制定诸如《反垄断法》之类的法律，来确保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被窒息。

非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又不同。

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靠着武力，他们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但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只识弯弓射大雕”，建立了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要向精于此道者学习。学得好的，就待下去（比如清）；学得差的，就待不长（比如元）。

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帝国时代则演变为秋季处决人犯的惯例）。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后粮饷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也就是说，农业民族的选择，是建立权力社会。

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又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比如唐代制度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 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就不独裁。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则是必须的。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灾难。现在，“硬打拼”变成了“软着陆”。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所以，帝国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乡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 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帝国的前夜

帝国来自邦国。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天下共主”，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

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业”，才有可能完成“帝业”。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它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变法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内容有：一、废除“领主制”，实行“地主制”。首先，取消贵族领主的名位和特权，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不过封侯。侯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臣民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二、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三、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设为郡县，不立封国。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废除“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将一块土地等分为九块，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共同耕种当中的一块（即“公田”）。结果是农夫们耕种自留地时卖力，耕种公田时偷懒。而且，耕地面积限制太死，人不能尽其力；道路占地面积太大，地不能尽其利。废除“井田制”以后，准许开垦新田（辟草莱），准许多占耕地（任土地），准许自由买卖，国家则按亩征税，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解放了。

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它的作用，则是提高了战斗力。荀子比较过齐、魏、秦三国的军事制度。齐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给钱。杀敌一人，赏金（铜）一锱（四分之一两）。这样的军队，对付小敌还行，大敌当前就不中用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免税。结果军队增加了，国库却空虚了。这是“危国之兵”。秦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赐爵。无论什么人，胜则赏，败则罚，论功行赏，一视同仁，所以人人奋勇，争立军功。难怪秦军成了“虎狼之师”！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 专制与集权。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连坐法”却是商鞅的创造。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加上商鞅为人天性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军法和戒严法。”（《中国大历史》）不错，当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们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些冷酷无情的杀手竟能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商鞅的执法也应如是观。的确，商鞅执法甚严，也很公正。他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而且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并因此结怨于太子）。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国“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刘歆《新序》）。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商鞅的“法”，又是绝对不能议论的。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有说好的（言令便者），有说不好的（言令不便者），还有开始说不好后来说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不论好歹，一律称之为“乱民”，将其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 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议论法令了（其后民莫敢议令）。前面说过，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商鞅的变法，却不但是集权，而且是专制。他的杀人如麻，就是专制。他的保甲连坐，也是专制。而且，因为钳制言论，他连“开明专制”（让人说话）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独裁。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暂时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既然要专制、集权、独裁，那就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因此，商鞅不但是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是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目中，人民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他们只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既然不过是工具和武器，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由于他及其支持者的独断专行，变法之后的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全国通体实行郡县制，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秦，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诚然，将邦国改造成一个由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的“准帝国”，不是秦的特创，也不是秦的首创，更非商鞅一人之功。所谓“礼坏乐崩”，实际上就是说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已经崩溃，邦国变成帝国已经势不可当。事实上，吞并了其他邦国的诸侯，早已不再分封子弟；取代了诸侯的大夫，更不愿重蹈覆辙。也就是说，制度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秦国走在前列而已。亦如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所言，当其他国家还在“片面改革”的时候，秦国已是“全面的翻新”。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国原本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还有楚，这里不细论）。其他那些诸侯国，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一个微缩的周王朝，国君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权其实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于是有三家分晋，有田氏篡齐。秦的政权却一直掌握在国君手里。也就是说，他们实行的本来就是军事集权制，商鞅的变法只不过推波助澜，使之更上一层而已。

因此，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个新制度，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或者准确地说，国君集权制。这样一种被黄仁宇先生称为“极权主义”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一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使秦王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新政权。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将“地方集权”（邦国集权）变成“中央集权”（帝国集权）。这对于秦人来说，其实驾轻就熟。如果说还要做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其他六国的兵器全部运到咸阳，集中销毁，铸成十二个金人（铜人），以示彻底告别武力社会，永不兴兵。

大秦帝国诞生了。中国从此进入权力社会。

第二章
中央集权

君临天下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

我们知道，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御前会议主要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帝国的元首从此称为“皇帝”，二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柏杨甚至称之为“嬴政意淫”，并认为这说明他“智商平平”（《柏杨曰—— 读通鉴·论历史》）。依我说，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认，这里面确有虚荣心的成分。所谓“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帝与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大一点的部落首领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诸侯国君也都称王，是为诸侯王。比如楚的国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给他封了个子爵，早就自说自话称王了。帝，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战国末年，秦、齐均曾称帝，但不久即恢复称王），皇帝的称号则更是闻所未闻。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王），岂如独一无二的“天号”（帝）？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他并未将“秦”改为“周”或别的什么，就是证明。但不将“王”改为“皇帝”（或别的什么），却万万不行。因为就政权而言，秦还是秦，并没有变；但就国家而言，则“此秦”已非“彼秦”。过去那个“秦”是王国，现在这个“秦”是帝国。如果沿用“王”的称号，不但无以与已灭诸国相区别（六国国君均称“王”），也无法与周王室相区别（周天子也称“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则是实质上的“天下之主”，岂能混为一谈，统称为“王”？

其实，周天子自称为王，和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一样，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那就是要把事实上的国家变成法理上的国家。现在，秦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实上的帝国变成法理上的帝国。如不称帝，嬴政又怎么能给自己的帝国加冕？我们必须清楚，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为皇帝这一称号是帝国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自称皇帝，没人再改称王。如此看来，柏杨先生的批评倒是显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为称王或者称帝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要知道，“皇帝”与“郡县”共举，而“王制”则与“封建”并存。依旧称“王”，就意味着还要实行封建制。此为始皇所断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议不过“正合君心”而已）。因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国制），从王（天子）开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特权。就连最低一级的贵族—— 士，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在诸侯之间游走，高高在上的“王”则有如被架空的晁盖。然而在郡县制这里，天下臣民从黎庶（黔首）到官员无不听命于皇帝。进退兴废，乾纲独断；赏罚臧否，莫测天威；生杀予夺，一言九鼎，而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一手创建帝国制度的秦始皇岂能称王而不称帝？

更何况，在邦国制度下，不但有至尊的“王”，还有至强的“霸”。王至尊，霸至强。至尊与至强，并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争霸还是合法的。这就会引起战乱，并最终威胁到王。因此，必须将至尊与至强统一起来，而这个统一体，就是皇帝。

事实上秦始皇也没有仅仅满足于一个皇帝的虚名，更没有陶醉在春风得意之中，而是同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步伐，而且雷厉风行，不容商榷。他统一了国土，统一了军队，统一了法律，统一了税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路和车轨的宽度，统一了书写的文字，还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包括规定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以及所有的纪数都从六（天下分为六六三十六郡，车宽六尺，冠高六寸），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秦始皇的这些变革，多半被视为“统一大业”而备受推崇。然而人们在讴歌和赞美其盖世伟业时，却往往忽视了背后的专制与集权。没错，统一不等于一统，集权也未必专制，未必独裁。有着各自宪法和民选政府的十三个State，在联邦宪法的框架下组成统一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就是统一而不一统；上一章提到的唐代政事堂制度，就是集权而不独裁。可见统一可以是多样，是和谐（多样统一）；也可以是多元，是共和（多元统一）；一统才是专制，并很容易由专制而独裁。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集权。因为分权必不专制，集权就很难讲。有专制的集权，有不专制的集权，还有半专制的集权（开明专制），这是一件麻烦事。

不过在秦始皇那里，这些都不成问题。对于秦始皇来说，统一和集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专制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当然，专制与帝制并不能打等号。不是皇帝也可以独裁（如萨达姆），有皇帝也未必专制（如君主立宪），但没有皇帝的帝国总归不像帝国，有一个皇帝的称号总归更加便于集权（这其实是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但意味着决策权和审批权，还意味着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最高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一切权力于一身，岂非集权？

那么，皇帝有什么理由拥有这样一种绝对权力呢？没有。不但无理，而且有害。事实上，皇帝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正是导致许多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何况历史上的皇帝也五花八门。有汉献帝那样的傀儡皇帝，有晋惠帝那样的白痴皇帝，有明万历那样的罢工皇帝，还有许许多多几岁就登基的娃娃皇帝。然而，尽管这些皇帝实际上并不起什么作用，却没有一个人说不要皇帝，或者可以架空皇帝。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人们需要皇帝。有这么一个最高仲裁者在，至少让人觉得公平和公正还有希望（比如还可以“告御状”），让人觉得阳光和雨露总有一天会从天而降，刀兵盗匪之类的无妄之灾则可以幸免。总之，有一个皇帝，我们就可以“做定了奴隶”，并享受太平。至于那些掌握了实权的阴谋家野心家，则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大家都要皇帝。一旦天下大乱，人们盼望“真命天子”的出世，就会如久旱之望云霓；而一旦所谓“真命天子”君临天下，人们则不知欢欣雀跃为何如。

秦始皇的称帝正是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他还为天下黎民派去了牧守。每郡设守（行政长官）、尉（军事长官）、监（监察专员）各一人，县则有县令或县长（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代表皇帝把帝国的阳光和雨露洒满人间。中枢机关则设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总揽百官，相当于帝国的郡守；太尉掌握军事，相当于帝国的郡尉；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帝国的郡监。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并列的“官员代理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事实上，帝国的各种官制，包括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差不多都是秦草创的。秦，确实是帝国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它首屈一指的著作权人。

这些新政和商鞅的新法一样，也是不准议论的。据《史记·李斯列传》，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一个名叫淳于越的齐国人，在一次国宴上“以古非今”，重提封建，说殷、周两代之所以都能够延续千年之久，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陛下有海内），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子弟为匹夫），恐怕甚为不妥。为什么呢？因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要李斯发表意见。这时的李斯，职务已是丞相。担任丞相的李斯并没有就事论事。他的想法，是要借此机会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于是李斯上书说，现在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人们不接受官方号令，反倒欣赏民间思想（人善其所私学），并据此非议朝廷的制度（以非上之所建立）。一听说朝廷有什么政令颁布（闻令下），就根据民间思想发表看法（各以其学议之）。他们上朝的时候在心里诽谤（入则心非），下朝以后在街上乱讲（出则巷议），甚至靠非议皇帝出名（非主以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异趣以为高），带头制造流言蜚语（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主势降乎上），民间结党营私（党与成乎下）。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于是下令，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和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一律焚毁，有胆敢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这就是焚书。一年后，秦始皇又因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拒绝为其寻药而逃亡，一怒之下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坑儒。

统一大业使秦始皇名扬千古，焚书坑儒则让他背上万世骂名。于是此君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敬之者恨不能追随左右步其后尘，仇之者则恨不得鞭尸扬灰食肉寝皮。但秦始皇不知道这些，便是知道了大约也不会在乎。在他看来，有了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个制度，又封住了天下人“以古非今”的嘴巴，便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永恒的帝国”了。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倒也不能说是他狂妄自大。因为障碍已经扫除，制度已经建立，所有的财力、权力和武力都集中在他手里，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过秦论》），他的帝国没有理由不万寿无疆。

可惜历史的车轮并不是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的，它甚至并不理会文化人的议论和评说。早在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卑微的戍卒，一个被判苦役的人，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反秦斗争。公元前206年，沛公刘邦率领的义军攻入关中。已经不敢称帝的秦王子婴“系颈以组”（丝带系在脖子上，表示打算自杀），白车素马，降于轵道之旁。一个多月后，各路诸侯兵至，项羽杀子婴，屠咸阳，一把火烧了皇宫。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

威风八面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灭亡了。它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十五年，而且实际上只有十二年。秦始皇一死，它就名存实亡；秦二世一亡，它就荡然无存。但它却并没有因此被人们忘记。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认为，China即“秦”的读音。这种说法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其他两种说法（丝绸和瓷器）更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漫长的两千多年间，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因为所有王朝实行的都是秦始皇创立的帝国制度，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百代都行秦政治；而秦王朝政治遗嘱的第一执行人，就是汉。

软硬兼施

汉，是帝国制度成功的实践者。这个王朝享国达四百多年之久，在公元前后各经历约二百年，全盛时期国内人口约六千万，势力范围和现今中国的疆域面积相当，在世界上唯有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提并论，在历史上则只有后期的大唐帝国可以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历来被中国史家和作家极度恭维的朝代，它甚至被视为我们民族的代表和象征（汉人、汉语、汉字、汉学）。它创造的典章制度被多个朝代沿用，它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就连当时北方的匈奴人，也深受汉文化之影响，姓汉姓，说汉语，读诸子百家书，后来起兵反晋时还以“光复汉室”为号召。汉的辉煌，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这是一个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王朝，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创造的功业。平民执政而非贵族世袭，恰是帝国不同于邦国之处。由是之故，我们宁肯把秦看作帝国制度的预备阶段和见习阶段，而把汉看作真正的“第一帝国”。

奇怪！秦为什么失败，汉为什么成功？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定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苦苦地思索：秦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结论是“仁义不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秦王朝实行的是“暴政”。它甚至因此被称作“暴秦”。所谓“暴”，包括它的横征暴敛，包括它的焚书坑儒，包括它的滥杀无辜，也包括它的苛法酷刑。秦代执法既严，行刑亦酷，而且名目繁多。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黥（又叫墨刑，即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劓（割掉鼻子）、刖（斩去脚趾），然后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中国有句成语，叫“殷鉴不远”。殷鉴，就是殷商灭亡的教训。殷鉴尚且不远，何况乎秦？自然是前车可鉴。

现在看来，秦的所谓“暴政”，一半是因为不得已，一半是因为不高明。所谓“不得已”，就是在那个其实还有野蛮遗风的时代，如不采取高压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派，靠战争建立的新政权和新制度就无法立足。所谓“不高明”，则是如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大秦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中国从武力社会导入了权力社会，却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同样，善于使用权力者，也用不着轻易动武，露出杀机。汉王朝统治者的高明，就在于他们把“硬打压”变成了“软控制”，成功地实现了从武力社会向权力社会的转型。

这当然需要学习。上层统治者需要学会使用权力，下层老百姓需要学会适应权力，而学习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无为而治”。好在天赐良机，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全国上下对秦的“暴政”无不怀有切肤之痛，而且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当此之时，除了实行“开明专制”，也没有别的办法。何况作为一个替代他人行使绝对权力的集团，如果不给人民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所说，他们执掌的皇权，除了“奉天承运”和“为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到一个能够更好地支持其存在和作为的逻辑。因此，“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而一个王朝无论最后是否走向专制，在其开国之初，也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的相对节俭和宽松。

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句话，即“约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即“与民休息”。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文景之治”的相对安定繁荣的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但可以肯定，帝国在本质上是聚敛的，尽管这种聚敛通常表现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却不会因此而不是聚敛。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吸血动物，统治集团如不聚敛就无法生存。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他们在征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包括他们的好大喜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聚敛，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专制。同样，正如最“好”的专制不过是“开明专制”，最“好”的聚敛也不过是“有限聚敛”。它的下限，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如果在聚敛之余，一般民众尚能维持温饱，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谓“文景之治”便大体如此。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财力。这就是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我们知道，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利行业。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理所当然地将其全部收归国有。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向豪强让步，允许民间私营，结果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危害。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胆敢领头造反，就因为吴国地处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雄厚的财力成为他谋反的后盾。覆辙岂能重蹈？因此汉武帝软硬兼施，一面立法严禁盐铁私营，一面招募歇业的盐商铁商为盐官铁官，从此开官营工商业之先河；而那些民营工商业，则从此一直受到帝国的遏制和压榨，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

其实这正是帝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财力社会。欧洲的帝国和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中华帝国的维护者们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预见到资本社会游戏规则对专制社会王纲道统的颠覆。他们当然也意识不到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是专制和集权的死敌，但却对工商业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敌视。比方说，后来明代江南商人沈万三出巨资赞助朱元璋修城墙，并表示愿意犒赏军队，却招致杀身之祸（后改为流放），便是证明。

正是出于这种忌恨和敌视，“重农抑商”的呼声在帝国的历史上不绝于耳，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名为充实国都（内实京师），实则进行监控（外销奸滑），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汉则甫一建立，便实行抑商政策，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此后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略有变更和松动，但对民间资本和财力社会的忌恨和敌视却不曾稍减。

这种忌恨和敌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想当年，秦的崛起、强大和一统天下，便曾得益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吕不韦）；而商人势力之大，也足以“建国立君”，左右朝局。这就不能不防了。因为可以把你扶上马的，也能够把你拉下马。对那些出生入死血战疆场的开国元勋，尚且要“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况商人？对担负着保卫帝国和王室重任的武装力量，尚且要严加控制，何况商业？事实证明，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帝国陷入王朝更替的轮回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汉武帝和他的先辈们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除民间武装。山东豪侠瞯氏和周庸就是被景帝剿灭的，中原豪侠郭解则为武帝所灭。这同样并不奇怪。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因此武力在权力社会中也必定受到制约，而且其制约较财力为尤甚。因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靠三样东西—— 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这三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何况“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私人武装和民间思想向来就同为专制与集权之大忌。如果只是街头斗殴小打小闹，问题还不大。如果居然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则必被剿灭，比如宋江和方腊。就连那些独往独来的侠客，也是官方的眼中钉。不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消灭，就是要千方百计将他们收编，就像《七侠五义》里面写的那样。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当天下大乱、流寇横行，或者外敌入侵防线崩溃时，允许各村各户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不过，那往往也是旧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权力集团诞生的时候。这时，社会将暂时退回野蛮社会或准野蛮社会的无序状态，各种各样政治的、经济的势力和集团，都会凭借武力来争夺最高权力。逐鹿中原的结果，是最高绝对权力落入某一集团手中。这时，这个集团就会重新出来制约民间资本和武装，重新将财力和武力纳入权力社会的体系之中。武帝时代正是帝国蒸蒸日上之时，岂容民间武力成了气候？自然要将其与割据的诸侯一并消灭。只不过，诸侯都是皇亲国戚，最好“推恩”（即下令各王国和侯国将土地再分给自己的子孙，最后每个人只有一小块地盘，力量也就削弱，故名为施德，实为分国）；游侠不过泼妇刁民，则不妨大开杀戒。

汉武帝打击了民间资本，解除了民间武装，现在他要来对付民间思想了。

焚坑事业要商量

作为一个享国极久、好大喜功又确有建树的君主，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常常被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正是他，对内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对外“鹰击为治”，平南越，征朝鲜，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汉声威远播海外，王朝国势达于顶峰，也使他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历史坐标。

平心而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过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础，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全凭从惠帝、高后到文帝、景帝数十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国家财富。甚至就连软硬兼施的治国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来的，只不过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已。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创造”吗？有。比如“独尊儒术”就是。

据《汉书·董仲舒传》，这事原本起因于董仲舒的一次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绝不是董仲舒一时兴起的随口建议，也绝非汉武帝一时冲动的胡乱拍板，而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与民间思想之间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们知道，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长达两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双方长期探索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着一种学说和一个阶层。这种学说就是儒学，这个阶层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国时代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却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士食田）。没有领地，所以没什么家产。因为是贵族，所以不事生产。没有家产又不事生产，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极强。他们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事实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无非“修齐治平”。修，就是修身；齐，就是齐家；治，就是治国；平，就是平天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来帮忙。也就是说，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总之，士一定要有所作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于是，文士便依附于诸侯大夫，替他们出谋划策（也兼做文秘）；武士便依附于霸主枭雄，替他们出生入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于士没有不动产，所以流动性很大；又由于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颇受欢迎。因此，士们便朝秦暮楚，出将入相，游走于各国之间，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王充《论衡·效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十分活跃的力量。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士虽然没有领地，也没有主权和治权，却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领。而且，正因为他们没有领地，也就没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诸侯、大夫自由，当然可以今天依附这个，明天帮助那个。但是，邦国制度解体，天下归于一统以后，这个活跃的力量就成了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时，做文秘的文士已成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为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有汉武帝的剿灭武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惜，侠也好儒也罢，都剿不胜剿。他们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当真“一岁一枯荣”。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跳出来破坏捣乱，包括侠的无法无天和儒的胡说八道。

何况武侠可以剿灭，儒生却不能杀光。因为武侠的任务可以由军队来承担，儒生的工作却无法由吏员来完成，除非那吏员原本是儒生（文官）。我们知道，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它在本质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既然本质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还得“用”。问题在于，从邦国时代过来的儒生还保留着自由散漫和仗义执言的个性。因此，如何让这些搞惯了“自由化”的儒生为其所用，是帝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寻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为帝国效劳。这一点他们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为“毛”，总归要依附在一张“皮”上。附在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没什么两样，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体面，再说除了皇帝也没别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饱读诗书，原本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为帝国效劳，岂不是浪费？第三，儒生的抱负，如前所说，从来就是“修齐治平”。现在，身已修好，家无可齐，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负？而如不投靠帝国，又如何经世济民？再说，如果这样一些知书达理、通晓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却让昏官武夫胡作非为，则奈天下苍生何？于心不忍啊！

有了诸如此类的“正当理由”，儒生便认为应该尽可能主动地投怀送抱。因此，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对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编，另一方也正要卖身投靠，双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人起过这种念头，帝国也应该早就看出了士们既独立又依附的双重性，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孔子作《春秋》，讲的就是天下一统。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天地之常经），人世间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谊）。可是现在，学说不统一（师异道），议论不统一（人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意不同），皇帝不能一统天下（上亡以持一统），国家无法制定政策（法制数变），人民无所适从（下不知所守），怎么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统”？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 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意，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入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于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落第举子”混迹其间。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汉代的赤眉、黄巾、五斗米教，到后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但在事实上，帝国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谁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 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董仲舒代表儒生所做的这一次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但对于汉武帝来说，这一手却堪称“高明之至”。从根本上讲，他和秦始皇一样主张统一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其实正是秦始皇“焚坑事业”的继续。但他知道，要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韩非有云：“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那么，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当然，软硬兼施仍有必要。独尊儒术就是软，罢黜百家就是硬。显然，这里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所言：“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制度靠独尊儒术得以延续，也将因罢黜百家而丧失活力。“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于右任语），诚哉斯言！只不过这笔账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得到清算，而且得由大清帝国来埋单。

盛极而衰

靠着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汉武帝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武装，还统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全盛。疆域既广阔，文化亦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陆，中华文明远播四海天下归心，汉帝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就在汉武帝的时代，帝国的危机也已经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前面说过，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点则是集权。虽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汉武帝这个人，却多半是专制和独裁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专制和独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为解脱，就连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也终于自杀。结果，此公驾崩之时，继位的竟只能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昭帝刘弗陵）。帝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废立皇帝的权力，从此落入外戚手中—— 先是为大将军霍光所掌握，后是为大司马王莽所把持。他们或者视废立为儿戏，或者视皇帝为玩偶。公元前74年，年仅二十岁的昭帝去世，霍光先是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二十七天后，又宣称这个皇帝“昏乱”，另立十八岁的武帝曾孙刘询（即宣帝）登极。这是视废立为儿戏。公元前1年，哀帝去世，王莽迎中山王九岁的儿子刘衎（即平帝）继位，五年后又立了个两岁的孩子，来继承相传是被他毒死的平帝。这是视皇帝为玩偶。三年后，王莽干脆连这个玩偶也不要了，自己登极当了皇帝，大汉王朝也就因此而被腰斩为西汉、东汉两截。这都是汉武帝刘彻之遗祸。

汉王朝虽经光武帝刘秀“中兴”而起死回生，但整个帝国已难再有起色，不过勉强维持而已。后汉两百年的历史几乎乏善可陈，有所作为的也就是前面三个皇帝，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和章帝刘炟。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践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来充数，其中甚至有四个皇帝连十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庆祝。帝国的最高权力则或为外戚把持，或为宦官窃取，或为女主搅和。等到野心勃勃的军阀董卓，率领所谓“勤王之师”进京来杀宦官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汉帝国也一并杀掉了。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汉献帝重返洛阳时，竟是“百官披荆棘”，“饥死墙壁间”。武帝时的恢宏气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许，这就叫“盛极而衰”？

这样一个过程在唐帝国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来得更快，也更具戏剧性。这是一段不断被人提及说起，反复被人编撰演绎，并用多种形式（著作、论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来回顾的历史，因此特别值得反思。

唐，是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辉煌和汉一起被称为“汉唐气象”。不过，汉的伟业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或者说，较之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汉，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请看名单。隋唐两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有：高昌（新疆吐鲁番）、龟兹（新疆库车）、党项（甘肃西部）、吐谷浑（青海）。维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宾（克什米尔）、康国（中亚细亚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岛）、甘棠（里海之南）、朱俱婆（葱岭之北）、泥婆罗（尼泊尔）、石国（中亚细亚北部）、大秦（东罗马帝国）。这还只是西域各国。其他，则还有高丽（朝鲜半岛东北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渤海（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契丹（河北东北部及辽宁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国北部）、回纥（中国北部）、南诏（云南）等，不一而足。他们或被征服，或来朝贡，或来通商。唐帝国国门大开，一视同仁地表示欢迎，也一视同仁地相互学习。

这就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于是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装离奇的“追星族”。唐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们狂热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中最热忱的是日本人。他们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三千人。除正副使节外，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的来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长安修建的，只不过规模和范围远远不及而已。

大唐，难道不是盛世？

唐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 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见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并视为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905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机关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公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三省分权，同为宰相。但这种“分权”（实为分工），只是为了皇帝更好地集权，甚至只是为了更好地办公（中书、门下两省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和西方的 “三权分立”完全是两码事。

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皇帝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这个官僚集团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精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因此，帝国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奸专横，外则藩镇跋扈，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唐代皇帝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归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这里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之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七年；距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集权，再集权

历史的经验总是会引起注意，前车之覆也理所当然地是后车之鉴。然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

宋、明、清三朝的情况，大体如此。

北宋帝国的巩固政策，周谷城先生概括为四句话：集兵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监察之权，优待被征服者（周谷城《中国通史》）。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能够当上皇帝，就因为他握有兵权。他比谁都知道军队的重要和危险。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绝对能够指挥军队，而不是军队指挥他们。这件事甚至被说成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 杯酒释兵权。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措施。

宋代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中央军，也是帝国的“精锐部队”；厢军就是地方军，即诸州之兵；乡兵则是杂牌军，甚至是乡勇、团练之类；至于藩兵，大约连有组织的民兵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散兵游勇，因此史家也有不把藩兵计算在内的。显然，诸军之中，最重要的是禁军。宋太祖夺回来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兵权。夺回来以后，全部集中在京师，统一指挥，统一操练，统一调动，并指派最优秀的教官（《水浒传》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大约就是此类人物）。其中最精锐的“帝国卫队”，皇帝还要亲自检阅。禁军根据国家需要轮流调往各边陲重镇，且三年调防一次。统军的将领，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文官担任。这些文官，也是要轮值的。镇州的厢军，也要调防。总之，练兵的不带兵，带兵的不统兵。地方上没有常驻的部队，部队上没有常任的将领。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部队没有常任的指挥官，指挥官没有常属的部队）。

这当然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私人的军队。要知道安禄山之流之所以能够造反，就因为军队是他们自己的，手下的将士只认统帅，不认皇帝。一旦统帅有心谋反，顷刻之间就会大起祸端。即便一时不反，像中晚唐的节度使那样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贼，决不允许出现兵权大于皇权的可能。实际上岳飞之所以被杀，就因为他有“岳家军”，还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口号“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就犯了赵宋王朝的大忌。更何况这时的赵宋，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逃命王朝，岂能不神经过敏，必欲去之而后快？说到底，秦桧其实不过帮赵构去了一块心病而已，正所谓“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徵明《满江红》）。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像这样上下脱节，毫无凝聚力的军队，在战争中能不能奋勇当先，所向披靡，却又是一个大问题。兵权是夺回来了，但军队也废掉了。事实上，有宋一代，也几乎被公认为战斗力最弱的一个王朝。不但并无能力收复失地，最后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而让寡妇上阵打仗，将军徒唤奈何的故事，大约也只能在这个朝代上演。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唐解放思想，结果放纵了军人，引来杀身之祸；宋加强集权，结果限制了军队，丧失抵抗能力。帝国制度的左右为难，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到了明清两代，最高当局就觉得必须进行制度的改革。

改制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此人也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的统治手段，也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厉行集权制度，提高专制权威，屠杀文武功臣，整顿地方吏治（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这就比赵匡胤厉害多了。赵匡胤不过夺了武将的权，而代之以文官，朱元璋则还要夺文官的权。我们知道，明代原本是有宰相的，明代的宰相叫丞相。明代也原本是有相府的，明代的相府叫中书省。但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左丞相胡惟庸“谋逆”一案发难，撤销中书省，不再任命丞相，皇帝直辖六部。清人入关以后，承袭明制，也不设宰相职务，从秦汉开始实行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被彻底废除。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取代“宰相制”的是“阁臣制”。所谓“阁臣”，其实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因为这些高级秘书来自翰林院，办公的地点则或在殿（如武英殿），或在阁（如文渊阁），故被称为“殿阁大学士”，也叫“阁臣”。这些人，民间尊称为“阁老”，皇帝则称其为“辅臣”。事实上阁臣的任务也是辅佐皇帝处理国务，同原先的宰相差不太多，所以民间仍视“入阁”为“拜相”，称“阁老”为“相爷”，视“阁臣”为“相国”。明代和宋代一样，也是文臣统兵。朝廷重臣出则为将帅，入则为阁辅，这就叫“出将入相”。

其实阁臣与宰相并不能相提并论。第一，历代宰相都有相府（比如汉代的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唐代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府中有僚属，府下有部委。比如唐代的尚书省，明初的中书省，均统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阁臣却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也不能直接指挥六部。后来，为了提高阁臣地位，以六部尚书充任阁臣，事情自然又另当别论。但这是人事，不是制度。第二，宰相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阁臣则品秩不一，明成祖朱棣时品级最低的一个阁臣竟只有从七品（副县级）。所以，要提高阁臣地位，就只有加衔，比如“太师上柱国特进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地位就高得吓人了。第三，宰相有行政权和执行权，许多事情都可以按照既定方针自作主张，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这也是阁臣望尘莫及的。当然，明代的某些阁臣，尤其是内阁首辅，实际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严嵩、张居正，就被史家称为“有相权而无相位”。不过这两个人在后世也颇受批评，因为他们越权越位，身为阁臣却做了宰相的事情。

然而就连这样的“阁臣”，后来也被雍正皇帝“束之高阁”，成为“荣誉职务”。真正管事的，则是所谓“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每天都要面见皇帝，商量军国大事。皇帝的命令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下发，称为“廷寄”。外面的奏章也由军机直达御前，不必通过内阁，“军机处”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当然这是后话，回头再说。

明代专制与集权的另一“特色”，是“厂卫制度”。厂，就是东厂、西厂；卫，就是锦衣卫。锦衣卫原本是御林军。明成祖朱棣篡权以后，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特命其兼管巡察缉捕和刑狱，可以不经法司，任意处置人犯，用刑极其残酷，以至于京城居民一见白皮靴来（当时锦衣卫军官都穿白皮靴），无不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朱棣犹嫌不够，又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太监提督，专事缉拿“大逆不道”和“妖言惑众”者。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明宪宗朱见深又增设“西厂”，也由太监提督，同样是捕风捉影，滥施暴刑，屠杀无辜，大量制造冤假错案。东厂、西厂（此外还有一个专为宦官刘瑾所设为期极短的“内厂”）、锦衣卫，就构成了明代专制统治的极权手段；而所谓“厂卫制度”，则成为特务统治的代名词。

可惜，朱棣之流发明的“厂卫制度”，并未能保住他们的江山。国号中既有日又有月的大明，还是在内外交困中呜呼哀哉。接下来的王朝，就是大清。清和元，都是所谓外族入主中原。但他们的做法和命运，却颇不相同。总体上说，元人的统治是不太成功的。他们的许多做法，也不算高明。比如把天下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就只能引起强烈的反抗。何况元世祖忽必烈的中原称帝，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蒙古大本营的承认。所以明军北伐，势如破竹，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干脆放弃抵抗，半夜打开北京城门，一口气跑回了大草原。这样看来，所谓大元，只能算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跑到中原来过了把瘾。

大清王朝的主要领导人就两样了。他们不但认同甚至醉心于汉文化，而且几乎是把帝国制度的精髓都琢磨透了的。的确，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清朝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我猜想，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军事集权的经验，成功地运用于政治集权；又能够将汉民族创造的文化，灵活地运用于自己建立的王朝，并能在两方面都避免其不足。

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首先，清代统治者明确宣布，皇权的行使（包括亲王摄政、太后垂帘）和皇位的继承（是立嫡、立长，还是立贤）纯属皇室家务，不容外人（主要指汉人）置喙。这就避免了朝中大臣为这些决定是否合乎礼法争论不休，而汉家那些理学大臣偏偏又对此特别热衷。实际上，大明王朝就是在诸如此类的争论中被活活拖死的。清人的决定，显然吸取了明亡的教训。但他们能够公然不顾历朝历代“君臣共治”的传统，将朝臣排斥于这些重大决策之外，则无疑得益于他们是满人，可以不管汉人的那一套。

其次，他们规定，满族王公勋贵包括皇帝的父辈，在皇帝和太后面前一律自称“奴才”，这就杜绝了所有“自己人”的“不臣之心”和“非分之想”，而那些八旗领袖、亲王郡王们可历来都是桀骜不驯的。事实上，清王朝建立之初，八旗旗主权力极大。由他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顺治帝、康熙帝都曾受到钳制。这时，光讲“君君臣臣”那一套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汉人的东西，必须用满族传统来包装。汉人称臣，满人称奴，一朝两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第三，他们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即皇帝生前不再册封太子，只指定接班人，但秘而不宣，藏之高阁，皇帝驾崩以后才由顾命大臣当众宣布。这就避免了储君抢班夺权，太子结党营私，诸王阴谋夺嫡一类事端的发生。有此基础，他们放手让皇子皇孙、贝勒贝子参政议政，甚至代管部务，这显然又是吸取了前明皇族只会享受太平，不能保家卫国的教训，确保了皇室的坚强有力，应该说是煞费苦心，也算周密细致。问题是帝国制度此时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大清帝国最后几个皇帝，是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建储制度设计得再好，又能如何呢？

不能说赵匡胤、朱元璋，以及清代统治者们的政策没有用。宋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确实不再有藩镇割据和权臣谋逆，不再有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然而帝国也从此变得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再也焕发不了生命活力。结果，宋亡于元（蒙古人），明亡于清（女真人），清则差一点亡于来得更远、武力也更强的“洋人”。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不过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王朝，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王朝的气数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两千一百多年间，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这些王朝，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或者说，帝国的历史如何呢？

让我们做一个回顾。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一千一百二十八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一千零四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 中原五个汉胡杂糅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二年，后汉四年，后周十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三十一年，南唐三十九年，前蜀十九年，后蜀三十二年，吴越七十二年，楚五十六年，闽三十七年，南汉五十五年，南平四十年，北汉二十九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五十三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周恭帝）夺权。他们都是“篡”，都是“谋逆”，都是宫廷政变，都是欺负孤儿寡母，或者说，都是使用“非武力手段”。不过，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秦十五年，隋三十七年），也有分裂的王朝（宋）。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汉），短命又分裂的就只有晋。晋虽然说起来也有一百五十五年，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十一年，以后就是自相残杀、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

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第一阶段，隋唐为第二阶段，宋元为第三阶段，明清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春秋战国五百零一年，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秦十五年，隋三十七年），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兴盛的王朝（汉四百二十六年，唐二百八十九年）。而且，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即王莽的“新”，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即武则天的“周”。不过，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西唐”、“东唐”，或者“北唐”、“南唐”（历史上那个“南唐”是另一回事），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盛唐，与中唐、晚唐，实为两截。如此，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三百一十九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九十七年），朱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二百六十七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

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丧权辱国，元天怒人怨，明萎靡不振，清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

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三百六十九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糅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沈约《宋书·傅隆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百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做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

第三章
伦理治国

非法之法

帝国的麻烦在于集权，集权的麻烦在于皇帝。

我们知道，帝国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并不是一般的集权，也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权，而是集天下之权于一人。这个人，就是皇帝。从汉的削藩，到明的罢相，帝国不断集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加强皇权的过程。所以汉武帝要另立内朝，宋太祖要收回兵权，清雍正要再设军机，也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到皇权的可能。这就常常使人误以为帝国实行的是人治，即皇帝的“一人政治”。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和民间都有很大市场。

但这并不是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人数不少，却未必都在当家作主。比如东汉皇帝十三个，成年践祚的只有两个，即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剩下十一个弱冠登极的，献帝刘协明摆着是傀儡，可以不算，只有十个。这十个当中，没有活到十岁的又有四个。其余六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只有章帝刘炟，其他不是享国日短，就是形同虚设。然而章帝之后，献帝之前，东汉还有一百零一年寿命。如果大权独揽的必须是皇帝，请问这一百多年如何维持？又比如，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孩提时代继位的。成年以后，又多年不理朝政。如果帝国的制度就是皇帝的“一人政治”，请问这四十多年怎样度过？

其实，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赞成过人治。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有“重人轻法”的思想。因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人不行，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简称“人亡政息”。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此。何况，人有善恶贤愚，并不都是“治人”。即便是智者贤人，也百密难免一疏，千虑难免一失。如果将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岂不危险？因此，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它往往发生在动乱时期和帝国前期。因为那时国家纲纪败弛，百废待兴，非得有超强人物来力挽狂澜不可。但，正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人治可以开国，却不能治国。单靠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来治理国家，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任人任法，皆言治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帝国不可能单纯地只讲“人治”。

人治是部落时代的产物。在部落时代，一个人成为领袖，成为管理者，靠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力高强，又公正廉明，所以大家自愿服从他的领导，这就是柳宗元《封建论》中所谓“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这时，领袖们得到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社会服从的，也是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决策。这就是“人治”。

邦国是由部落国家和部落国家联盟过渡而来的半成熟国家形式，因此也部分地保留了人治的遗风。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礼坏乐崩，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度。要把族群凝聚起来，存亡继绝，卫国保家，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因此，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甚至直到秦末，都如此。读中国史，前面的故事总是比后面的好看，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帝国时代却不能再靠人治，因为帝国是完全的、成熟的国家形式。国家与氏族有三点不同。第一，氏族按照血缘来划分族民，国家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第二，氏族靠个人魅力和威望来管理社会，国家则靠公共权力。第三，氏族处理事务、平息纠纷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国家的依据则是法律。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告诉我们的。由于凭借的是公共权力和法律，因此，帝国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蕞尔小吏，也可能拥有比氏族社会全部机关加起来还大的权威。但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这就是氏族与国家的区别。

秦汉及其以后的历代帝国基本上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尤其是第一条。所谓“以郡县代封国”，其实就是“以地区代血缘”。人民不再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别和划分的“部落族民”和“邦国子民”，而是统属于帝国并按照地区（郡县）来管理的“编户齐民”。这样一来，秦汉以后的中国，就该是法治的社会了。因为个人的威望消失之后，管理者、领导者或统治者所能依仗的，便只有权力；所能依据的，则只有法律。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据此，帝国实行的应该是法治。

然而，也只是“应该”而已。

表面上看，中国早就有“法”，帝国也从来就有“法”。它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也是“法治之国”。可惜此法非彼法。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其说是“法”（约法），不如说是“律”（刑律）。它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官民人等但有作奸犯科当如何处置，另外也对民事纠纷提出一些处理方案。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不讲的。再说那时也没有“公民”这个概念，只有“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不臣（包括犯上作乱，也包括偷鸡摸狗），就要治罪。要治罪，就要有个尺寸。于是有“法”。显然，依照这样一些刑律来治国，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律治”。

这就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和法治相去甚远。真正意义上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这样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从来没有的。邦国时代也好，帝国时代也好，都没有公民，也没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与人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口衔天宪”，他的话就是法律，哪来的什么“全民约法”？就连刘邦的“约法三章”，也不过是一方定下来由另一方执行的条款，不是双方民主协商的结果，与其说是“约法”，不如说是“规定”。这样的法，当然也只能叫做“非法之法”。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有一条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帝国时代能做到吗？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这叫什么“平等”？老百姓到衙门里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候发落，稍有辩驳就要“掌嘴”，又叫什么“平等”？没错，中国古代是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且不说这做不做得到，也不说同时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算做得到，也不能证明那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皇帝犯法呢？同罪不同罪？比方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皇帝杀人，怎么从不偿命？事实上，皇帝根本就不会犯法，因为他自己就是法律。皇帝杀人也不算犯法，因为那是代表国家。“朕即国家”，“朕即法律”，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法典，都不过一纸具文，顶多也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打发书呆子。这样的制度如果也能叫“法治”，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中国法家的开山鼻祖管仲早就一语道破天机。《管子·任法》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头一句倒很像话，好像是主张法治，而且把“法”提到很高的地位。但接下来就露了马脚。原来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其实不过是让君王们用着方便顺手的（圣君之实用也）。于是，人与法，就有三种关系。有立法的，管仲称之为“生法”；有执法的，管仲称之为“守法”；还有受制于法的，管仲称之为“法于法”。立法的是君王（生法者君也），执法的是官员（守法者臣也），受制于法的是民众（法于法者民也）。如果无论什么人（君臣上下贵贱），都能有法律意识，遵从法律，依法办事（皆从法），那就是治世。

那么，这个“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岂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否！所谓“皆从法”，是说君主有权力立法，官员有义务守法，也有权力执法，民众则有义务老老实实地受制于法。显然，在管仲等人的“法”面前，君臣官民是不平等的。君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民众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员则介乎二者之间，对民众有一点“权”，对君王则只有“义”。当然，要说君王一点义务都没有，也不客观。君王也是有义务的，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立的“法”来治国，不要说话不算话，自己定的规矩也不照办，更不要一点规矩都不讲，如此而已。可见虽云“皆从法”，但怎么“从”，并不一样；“从”什么，也不一样。民众之所“从”，是“君王之法”；君王之所“从”，则是“自立之法”。这难道也叫“平等”？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法”，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王法”，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也就是说，作为依靠公共权力和法律规定来管理社会、处理事务的成熟国家，帝国更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他们的“法律”，只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没有障碍，顶多要求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有个章程，能“规范行使”（从法）而已。这样的“法”，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规矩、尺度、律条、纲纪。此其一。

第二，这些“法”既然是“王之法”，当然就不是“民之法”，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那些“生法者”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权力；更关心的，是如何镇压反叛，惩治不臣。因此他们对“刑法”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民法”。如果说有什么“民法”的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治民之法”；而所谓“司法”则不过是“听狱”，甚至只是他们敲诈勒索的机会。既然如此，那些只被威慑恐吓却不受任何保护的民众，他们对待这些“治民之法”的态度，也就会像他们对待官府一样，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就连这样的“法”，也被认为不可靠。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律规范，人民不敢犯罪，却不知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既知廉耻，又愿归服，即“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即便立法，也得把道德和礼仪写进去，并作为纲领和根本（比如唐律开宗明义即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礼为法纲，律为法目。显然，法治和人治都不被认可。德治，才是帝国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

那么，帝国的“德治”又如何呢？

无德之德

帝国的法治不是法治，帝国的德治也不是德治。

德治原本是原始社会的管理方式。那时资源和财富不多，族群很小，有限的一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然不妨实行“部落内公有制”。在部落和氏族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归全体族民共有，并按照原始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支配和分配。这就是最早的德治和礼治。应该说，这种制度曾经是很美好的。没有子女的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孩子，都能得到赡养和供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统治和奴役没有存在的余地，权利和义务也没有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分工则完全出于自然（男耕女织）。支配人们行为的依据，除了生存的需要，就是原始的、纯朴的道德。领导者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垂衣而治”。这就是历来被人们崇拜和向往的“尧舜之世”。

这样一个时代可能确实存在过。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描述和赞美了那个时代和那种制度。恩格斯说：“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为什么会“有条有理”呢？有“德”啊！

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时代，也不是只有脉脉温情，同时还有野蛮的暴力。正是这种野蛮的暴力，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战争。包括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也包括五侯争霸、七国争雄。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个时代想象得太美好，更何况它早就一去不复返。氏族社会过去了，部落时代过去了，就连邦国时代也过去了。纯朴野蛮的原始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所替代。这个时候，如果再鼓吹原始的、纯朴的道德，鼓吹所谓“尧舜之治”，即便不是欺诈，也是愚昧。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只不过“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作辩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儒家和帝国统治者一再推崇、标榜和鼓吹的“德治”，便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贺新郎·读史》）。反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头脑要清醒得多。比如老子，就曾以他独有的睿智和冷峻，说出了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和不愿意接受的道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一定出了问题。

的确，从部落到国家，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而“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的帷幕，则是由“最卑下的利益—— 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堕落甚至有章可循，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从三皇五帝到西周封建，再到春秋战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首先是“失道而后德”。道，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精神。它的特点，是财产公有，酋长公选，社会讲究公正、信义与和平，即《礼记·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或被看作亲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抚养、赡养和亲爱。这就叫做“大同”。后来，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了，部落公有变成了家族私有（天下为家），所有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生产劳动也只为自己（货力为己），公权力也变成世袭（大人世及），圣人们只好出来制定礼仪以为规范。这就叫做“小康”。启废禅让是“小康”的开始，西周封建则是“小康”的既成。这时，原始的、素朴的道德既已沦丧（大道既隐），就不能再讲“道”了，得讲“德”。

事实上，西周思想家强调的也正是“德”。从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明德”、“事德”、“敬德”、“好德”、“有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庄子说，河水干了（泉涸），鱼们来到陆地（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吹湿气和吐唾沫的办法来救助对方（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当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么比得上根本就用不着救助的“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可见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唯德是辅”，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德治制度”诞生的原因。

不过，西周的“德治制度”并不只讲“德”，还讲“礼”和“乐”。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礼”。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德”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乐”呢？因为“礼”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乐”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以德治国”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礼乐制度”。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地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礼坏乐崩”。这个时候，再讲“德”，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仁”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仁”才能救助，也只有“仁”才能救赎。这就叫“失德而后仁”。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礼坏乐崩”，而且是“杀人如麻”。这时再讲“仁”，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义”。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大义灭亲”，没有“大仁灭亲”；有“义无反顾”，没有“仁无反顾”。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仁”，要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义”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荀子》一书中既有《礼论》，又有《乐论》，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失义而后礼”。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 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而这时，也正好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法家法治”的王朝。使用“法家法治”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法治”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暴政”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德治”，这正是“独尊儒术”会取代“焚书坑儒”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礼”。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论语·八佾》，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

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于是，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在汉以及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德治”实际上被规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是“以伦理代道德”。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伦理治国”。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暴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爱的乐园”。然而统治者自己却心里有数。汉宣帝刘询就曾对他的儿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才是真话。原来，他们那个道德，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讲，不想讲的时候不讲。即便讲“王道”，也不过遮人耳目，骨子里还是“霸道”，充其量在讲“王道”时是“善霸”而已。与之相对应，地方上那些强权人物就叫“恶霸”，亦即“地头蛇”。上有“善霸”，下有“恶霸”；上有“真龙天子”，下有“地头蛇”。所谓“王道乐土”，如此而已。

法治非法，德治不德，礼治自欺欺人，人治昙花一现，这才是帝国的真实状况。

问题是，何以如此？

家天下与泛伦理

还是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过，原始氏族是依靠纯朴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管理社会的，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德治”和“礼治”。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氏族社会的建立，依靠的是血缘关系。在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将他们维系起来的，只能是情感和道德，以及体现了情感和道德的礼仪，包括各种约定俗成，带有宗教、巫术和艺术色彩的习俗，而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因此，一个民族在进入国家时代以后，是改弦更张实行法治，还是一如既往实行德治和礼治，取决于他们如何将氏族转变为国家。或者说，就看他们怎样对待氏族制度。

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希腊人是“炸毁”了氏族制度的，而“炸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则是“摧毁”血缘关系。这倒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土壤贫瘠，无法务农，他们不得不选择经商，不得不背井离乡，甚至远涉重洋，到异地落脚谋生。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不得不脱离自己的部落，却要与别人的部落发生关系；第二，他们不得不要求分割财产，并要求承认分割的财产归他个人私有；第三，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货币，并把货币看得比别的东西（比方说感情和道德）更重要。这三条，都与氏族制度格格不入。仅仅第一条，就足以使过去的那种血缘关系不复存在。第二条，又使原本脆弱的部落关系雪上加霜。因为一个有着自己私有财产的人，当然可以不再理会部落领袖们那种旧式的权威。至于货币，我们知道，恐怕多半会培养“认钱不认人”的观念。

显然，这时再实行部落时代的人治制度根本不行。何况在一个移民杂居的城邦里，也不大可能出现氏族社会那种自然而然产生、享有无可争辩之尊敬的领袖人物。受人尊敬的人当然还会有，但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地位也没有理由世袭（看重血缘才讲世袭）。现在，城邦里居住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正因为他们来自各个部落，却又要居住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并组成社会，因此，他们就不能再算是部落里的人，而应该算是城邦里的人。于是，公民的概念就产生了。“公民”的本义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它来自城邦这个词——“波里斯”（Polis），希腊语叫“波里得斯”（Polites），翻译为中文就叫“公民”。

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着个人私有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们当然不能再接受某个权威人物的“一人政治”（人治），也不再满足于道德的含糊其词（德治）。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超越于一切个别人，也超越了旧的风俗习惯，不受生理限制和感情纠葛的权威。而且，为了保证铁面无私，这个新的权威不能再是人，而必须是物化的东西，就像货币和契约一样。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它应该像货币一样广泛普遍有效，又像契约一样人人必须遵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法律。

中国的情况却不同。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时代；炎、黄，就是部落的时代；尧、舜、禹，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夏，就是部落国家的时代；商，就是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周，就是国家联盟的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统一国家时代。在这里，有一个至为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启废禅让”—— 禹的儿子启，确立了最高权力的“世袭制”。以此为标志，我们民族开始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当然，这种演变是不同步的。有的部落早一点，有的部落晚一点。夏、商、周就是演变较早也较成熟的，因此成为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和国家联盟（邦联或联邦）的领袖。他们的建立“王朝”，不过是对自己国家形态的确立；而他们的所谓“分封”，则如前所述，不过是为已然成为部落国家的诸王加冕。国家，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战争中诞生了。

但无论早晚、大小、先后，这些部落在变成部落国家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没有“炸毁”氏族制度。他们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把自己的部落变成国家的。部落的酋长变成了国王，祭师和巫师变成了大臣，领兵打仗的战斗队队长变成了将军，而部落的族民则变成了臣民。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或主要是农业民族国家。除了外出征战，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更没有解散自己的家庭。相反，他们不断扩大着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当部落和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时，社会也就从“大同”变成了“小康”。

小康时代从夏启开始，因为夏启是实行“世袭制”的第一人。所谓“世袭”，就是领导权或领导人的职务，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继承，因此不再是“天下为公”（传贤不传子），而是“天下为家”（传子不传贤）。与此同时，领导权也演变为统治权。这样一个变革发展到周，就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制度——“家天下制”。所谓“家天下”，不仅是“天下为家”，而且是“家为天下”。它包括“家国同源”、“家国同构”和“家国同体”三个内容。也就是说，国由家发展而成，国与家同一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各地区、各部门是“兄弟关系”；父亲则是每个家庭的君主，叫“家君”。总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国一体。

这个制度也许不能说是周人发明的，却至少是他们完善和成形的，时间则是在公元前11世纪。这是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前后不远，则有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和犹太国大卫王。这时，世界各民族都在探索国家的道路。周人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家天下制”，并为之配套。用什么配套呢？封建制与宗法制。

先说“宗法制”。

所谓“宗法制”，包括两个内容，即“父家长制”和“嫡长子制”。按照周人的制度，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核心（广义的君主），这就是“父家长”；也有一个法定的继承人，这就是“嫡长子”（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由此代代相传，就是“血统”。血统属于家庭，家庭构成家族。家族在理论上，也应该有一个最早的、共同的“父家长”，他就是“祖”。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宗”。宗，有大宗，有小宗。嫡传是大宗，旁支是小宗。大宗有祭祀权，小宗没有。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宗统”。宗统属于家族，家族构成氏族，氏族构成部族，部族构成民族。这样一来，民族在理论上也应该共有一个“父家长”，他就是“天子”。天子是“天”的嫡长子，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嗣王”。天子也有家族系统，因此也有祖有宗。创业为祖，继祖为宗。所以，后来帝国时代的开国皇帝都叫“祖”，继位的皇帝则基本上叫“宗”（明成祖朱棣，清世祖顺治和圣祖康熙等算是例外）。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君统”。君统、宗统、血统三位一体，因此“天下为家”。

宗法制运用于周代的国家联盟，就是“封建制”。具体做法是：先假定周王是天的嫡长子，天下的土地都是天赐给他的，然后由他像分家一样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些人就是诸侯。这样，天子就是“祖”，诸侯就是“宗”。或者说，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诸侯也有分封权，也要把“国”中的土地，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就是大夫。这样，诸侯就是各国的“祖”，大夫就是“宗”。或者说，诸侯是大宗，大夫是小宗。大夫也要把“家”中的土地再分下去。这就是士。这样，大夫就是大宗，士是小宗。士当然也可以把土地再分给庶人，但士永远是小宗，不可能成为大宗。

这样一来，君统、宗统和血统，就三统合一了。家庭和家族的组织模式被政治化，变成了国家的统治模式。国家统治模式则被家庭化，变成了一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氏族制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国家制度。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被摧毁，反倒得到了加强。所有人都成了天子的子侄，正规的名词叫“子民”（像子侄一样的臣民）。这套说法虽然现在看来未免离谱，但在当时，却因为颇有人情味和极富欺骗性而为统治阶级所激赏。就连帝国时代的官员，也被一再叮嘱教导要“爱民如子”，尽管在实际上，民众不过是像小草一样可以任意践踏的东西（草民），或是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处决的东西（蚁民）。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主张法治。因为对自己“家里人”，是用不着什么法不法的。即便要讲法，那也只能是“祖宗家法”。相反，德治则管用得多。西周时代的“德”很简单，无非慈、孝、友、悌。慈，就不容父废嫡；孝，就不容子僭父；友，就不容兄残弟；悌，就不容弟篡兄。帝国时代的“德”也不复杂，无非三纲五常、四维六纪之类，说到底只有忠、孝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因为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帝国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国家遭遇外敌入侵），皇帝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事实上，天下臣民如果都能尽忠尽孝，最高当局确实是可以很放心也很省心的。所以，尽管帝国废除了封建制，却继承了宗法制。当然，全盘接受的，还有“伦理治国”的原则。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泛伦理。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它又岂能不泛滥成灾？事实上，伦理道德变成统治工具以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在这些宫廷和官场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自然不难从中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口诛笔伐。先圣们的经典是那样的要言不烦（也可以理解为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词），解释权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手里，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对手说成是“小人”甚至“国贼”。这样一类的斗争，几乎贯穿帝国历史的始终，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内耗，这大概是始作俑者没有料到的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坚持伦理治国？

文化大战略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革命危机时代”。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请出亡灵”，也不可能不“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

这就要盘点。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和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这三种“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德治”，即“伦理治国”。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帝国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只适合规模不大、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比如秦王国）；而管理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就不但需要严刑峻法的威慑，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而且，后者还应该是常规手段，前者则只能用于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这同样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那就是周人的经验。周，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却能推翻可能是垄断了青铜冶炼技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滥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属国，包括周边原本附庸于殷商的其他部落国家大行怀柔之道，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二”，夺取了全国政权。周武王说自己是因为“有德”而“有天下”，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即包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也首先是“以文教化”，“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对那些“冥顽不化”，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刘向《说苑·指武篇》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所谓“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说，对那些“夷狄”，要先用“文明”去“教化”（文化）。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不教而诛”。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的意识形态。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忠君爱民”，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者。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论语·阳货》，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曾笑言“割（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悌。因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乡饮”（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清代则于1670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圣祖圣谕》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须向民众宣讲一次，以为全体臣民的做人准则和修养纲领。在这些活动中，士农工商均须恭聆圣训，体察圣心，从中获取道德的力量。有异心和劣迹者，则更应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够和那些良善之民共沐天恩。

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大成至圣先师”，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可惜诸如此类的笑话并没能阻止帝国树立典型的热情。继孔子在两千年间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后，刘备的爱将关羽又在康熙年间被册封为“武圣人”。当时的候选人还有南宋的岳飞，但因岳飞曾与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战，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岳飞也好关羽也好，之所以倍受帝王青睐，无非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不过民间对于关羽则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义气深重。按照陈寿《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此公之重义，是连曹操都要被感动的，何况芸芸众生？自然奉为楷模。忠，是统治者喜欢的。义，是老百姓喜欢的。官方推崇忠，民间推崇义，关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崇拜，关帝庙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这又说明，伦理治国的方略曾经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四库全书》，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文字狱”，制造人间悲剧。文字狱其实早已有之。汉律，“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文心雕龙·练字》）。一个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为“马”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大兴冤狱，还数明清。其中，若论吹毛求疵，当首推朱元璋；论规模效益，则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点是神经过敏。即便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出现“则”、“生”、“殊”等字样，一律格杀勿论。因为“则”就是说他做“贼”，“生”就是说他当过僧人，“殊”则是骂他“歹朱”。乾隆帝的特点则是大开杀戒。乾隆的文字狱，一是时间长，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范围广，平民百姓也杀；四是心肠硬，疯子胡话也不肯放过，马屁拍得不响也兴师问罪。然而就是这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居然厚着脸皮说什么“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的罪恶行径是不可能不遭报应的。乾隆以后，大清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打得瘫痪为止。明所遭到的报应则更具有戏剧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明末，崇祯皇帝派太监到宫外测字，求问国运。太监说了一个“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测字先生又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监又改口说是“申猴酉鸡”的“酉”。测字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但却也说明一个道理：谁要是用咬文嚼字牵强附会来屠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诅咒他！

一箭双雕

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有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 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汉书·武帝纪》）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来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入，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俸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

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事实上，也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臣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官员代理制度”。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吏”，也就是现代所谓“技术官僚”、“职业官僚”或“事务官”。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官”，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政务官”。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以吏为师”，结果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因此，当他们进入中枢或派驻地方时，便能根据儒家学说推行礼教，处理事务，并自动进行控制调节，保证各地区的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另外，由于深受“忠君爱民”信条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贪赃枉法、昏庸懒惰的有，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腐败，却不会谋逆；可能弱智，却很难造反。至少，在所谓“承平时期”是如此。当然，国难当头之际，兵临城下之时，也会有人临阵脱逃、里通外国、苟且偷生、卖主求荣；但同时，更有不少人会挺身而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披肝沥胆，与敌周旋，甚至杀身成仁，如颜真卿，如文天祥，如史可法，如黄道周。这样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以儒生充任官员的好处，还在于这些人是“士”，是读书人。也就是说，他们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不是因为掌握了资源（土地），掌握了财富（金钱），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政治资本（功绩）或者特殊关系（裙带），而是因为掌握了知识（学问）。这就安全。一个人，如果功劳太大，势力太强，钱财太多，资源太丰富，他对帝国就会产生威胁。儒生掌握的那点知识和学问就不要紧。因为那些玩意除了为帝国效劳，没什么别的用处，也造不了反。实际上，较之地方豪强、割据军阀、行商坐贾、功臣勋贵，儒生更亲近皇帝，更赞成帝制，也更主张独尊儒术，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知识和学问只有依附于帝国，才有价值，也才有用武之地。这是他们不会也不愿反对帝国的原因。相反，由于他们以忠君和爱民为精神支柱，以耕读和游宦为全部生涯，既能保持与小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因此，当他们走遍海角天涯时，就会把礼乐教化和中央精神带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帝制意识形态的义务宣传员、伦理治国的自觉维护者和执行者。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则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缙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官员、未仕举子、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这四种人组成。其中，退休官员是过去的官，未仕举子是未来的官，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则一般也有“功名”或“闲职”，由朝廷钦赐“冠带荣身”，算是“名片官员”，因此叫“缙绅”，也叫“绅士”。缙绅的本义，是大臣上朝时用来插笏的腰带。绅士，就是系绅带的士。士，就不是官；系绅，又有一点官的意思。不上朝却又有插笏的腰带（荣衔或闲职），则说明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也说明他们能够游走于官民之间。

显然，这是一些处于朝野之间，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人，是帝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尽管帝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员，但要真正做到“德被苍生”，还是力不从心。尤其是明代，明令禁止官员擅自出城，违者以“扰民”论罪，判处极刑。这样，广大农村的礼乐教化甚至民事纠纷，也就只好拜托这些缙绅偏劳了。缙绅都是知书达理的，又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因此会自觉地推行教化维持秩序，地方官则可以安居城中坐享其成，闲来则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帝国无须增加编制而义务效劳者甚众，未仕和致仕（退休）的都是它的帮手。这岂止是一箭双雕？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沉重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没有了思想。我们民族曾经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其他各家各派都有思想。这些思想和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佛教（释迦牟尼）、希伯来先知的学说一起，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辉煌。但那是在先秦。所谓“先秦”，即“先于秦”，其实也就是“帝国前”。自从进入帝国时代，我们民族就开始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则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会电脑”的巫师和政客。他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阴阳家），下载、拷贝、剪切、粘贴，杂糅成一个半神学体系，然后贴上儒学的商标卖给帝国。他的“贡献”，主要是成功地实现了儒学从民间思想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切换，为帝国设计了一个伦理治国的“软件程序”。此后二千多年，凤毛麟角的几个所谓“思想家”，没有一个能达到先秦诸子的量级，也没有一个能接近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有一个能超越先秦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余则嵇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谈，阮籍善饮酒，葛洪会炼丹，亦不过有些“异类”而已。至于皇皇大唐，勉强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也就六祖慧能一人；而这位慧能禅师的“思想”，竟是不要思和想！

诸子立说，百家争鸣，那样一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无疑是帝国制度的“无量功德”。我们知道，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聚敛和集权的，因为如不聚敛就无法集权，如不集权则不成其为帝国。邦国因为不集权（天子分权于诸侯，诸侯分权于大夫），所以要灭亡，要被兼并；而能够兼并他国，并将邦国发展为帝国的，必是擅长集权者。秦王国之所以能够兼并天下，就因为它既善于聚敛，又善于集权。这样一来，聚敛和集权，就成了帝国的“天性”。这就很容易发展为专制，而专制主义与思想自由则绝不能相容。专制主义比谁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敌。只要人们能真正自由地思想，专制就不再会有存身的余地。因此，王朝如果集权而不专制，或实行“开明专制”，环境就比较宽松（如唐宋）；如果集权而专制，还大搞“文字狱”，思想就没有自由（如乾嘉）。然而思想一旦不自由，那它就不再是思想。于是，为了禁绝自由，就只好连思想也一并禁绝。

当然，帝国并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过奖惩的办法暗示知识界，自由思想是没有好处的。同时它还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自由思想也是没有必要的。先秦诸子之所以要思想，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社会制度、最好的治国方略、最好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找到了。这个最好的制度就是帝国制度，最好的方略就是伦理治国，而最好的思想就是儒家学说。那你还用得着再想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

没有了思想，剩下的就只是学问。按照秦始皇的做法，学问本来也剩不下的，所以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学问之所以还有必要，是因为要掌握先王之道，就得学；学的过程中有了问题，就得问。但这种问，绝不是怀疑、质问，更不是批判，而是请教。请教之后也不是思考，而是领会。领会以后就去演练，这就是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思考什么的，就不必了，因为“先王之道备矣”。至于质疑、批判、颠覆圣贤学说，更是想都不要想。离经叛道，数典忘祖，那是要杀头的。总之，独尊儒术以后，有学，有问，有习，无思。

然而没有思想的学问并不能构成学术。因此传统中国的学术界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鲜有思想，只有学问；鲜有智慧，只有知识；鲜有争鸣，只有争吵；鲜有研究，只有钻牛角尖。所谓“经学”，就是钻牛角尖；所谓“论辩”，则往往是窝里斗，甚至只不过是学派、门户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人身攻击，正所谓“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这并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因为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自由思想的。没有了自由思想，就没有了头脑；没有了头脑，就挺不起脊梁。中国人是讲骨气的。但骨气不等于意气。骨气要真正成为骨气，必须以自由思想为前提。只有当思想属于自己的时候，骨头才是自己的，也才会有骨气。只要看看清朝末年，一班朝廷大臣的意气用事、清谈误国，就知道没有科学精神、理性分析和自由思想，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

帝国没有思想的自由，也不会有言论的自由。相反，以言论罪人的事例倒是屡见不鲜。孔融和嵇康就是这样被杀的。孔融被杀，是因为他说了子女是父母寻欢作乐的结果，因此并无恩情之类的话。这是忤逆不孝。嵇康被杀，则是因为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大逆不道。当然，这些都不是他们被杀的真正原因。但执政者能以此为由杀人，则说明帝国是能够以言论治罪的，也说明帝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还说明谁要是胆敢怀疑和攻击帝制意识形态，那是要判死罪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帝国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帝国自身难保之时尚且如此，其钳制甚力之时也就可想而知。在乾隆皇帝的时代，举国上下便是万马齐喑，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顶多也只能在螺蛳壳里做做道场，比如乾嘉学派。

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表明上看，道德建设贯穿了伦理治国的始终。一应军民人等，均必须严格按照钦定的道德原则做人行事。对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则有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义务。在杭州西湖岳王庙，塑有秦桧等人的跪像。几乎所有前来悼念岳飞的人，包括一般的游客，都要向这四个奸贼投去愤怒和蔑视的一瞥，甚至吐痰撒尿。这说明伦理治国确有成效，道德观念也深入人心。然而遗憾的是，秦桧之流并未因此“断子绝孙”。陷害忠良的惨剧依然继续上演，充当汉奸和伪军的人则成群结队。而这些人，如果也曾到过岳王庙，照例也是要对那四个奸贼撒尿吐痰，绝不会焚香礼拜的。

可见诸如此类的道德义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十分可疑。在我看来，那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做秀。中国人是很擅长此类表演的。最高当局只要一声令下，很容易地就能做到对某个“奸贼”或“小人”的同仇敌忾。至于这个人是否当真有罪，则无人深究，也无须深究。对于这些“愤民”（愤怒的民众）来说，需要的只是一个表白的机会，即一个表现自己政治可靠和道德无瑕的舞台。这就要有一个“反面典型”作为契机。政治上的反面典型就是“乱臣贼子”，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忠诚。生活上的反面典型则是“奸夫淫妇”，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纯洁。于是，一旦发现乱臣贼子或者奸夫淫妇，民众就会要求将其游街示众，并在围观时向示众者吐口水、扔石头、喊口号。其实，一个人犯了罪，自有司法部门依法处分，关民众何事呢？杀人偿命，盗窃坐牢，执行就是，为什么还要“展览”一番呢？然而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均有此要求。究其所以，在官方，无非想借此杀一儆百；在民众，则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证明自己是“好人”，也无法在这种表演中体验快感，即道德上的优越感（参见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在没有反面典型的情况下，这种表演则表现为“做好人好事”。比如父母死后住在坟墓旁或者墓道里，三年不吃细米，不着锦衣。礼教制度甚至会对这些表演做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比如“披麻戴孝”或者“持哭丧棒”（表示自己因悲痛过度而无法站立）。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伦理治国的主要手段是“礼”。礼既然是一种仪式（礼仪），就必然带有表演性，也必然培养出表演的习惯。让人费解的，是官民人等在表现道德义愤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野蛮暴力倾向。他们在谴责和批判那些所谓“乱臣贼子”或“奸夫淫妇”时，实际上已完全不把对方当人看，不但极尽羞辱咒骂之能事，往往还要施以酷刑。中国古代许多刑法都残忍之极，比如“凌迟处死”或者“骑木驴”。所谓“骑木驴”，就是用硬物刺入女性阴道致死；“凌迟”则是一刀一刀慢慢将人犯的皮肉割下，折磨至死亡。此外还有炮烙（烧烤致死）、车裂（五马分尸）、腰斩（拦腰铡断）、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无不骇人听闻。这其实连“兽行”也称不上，因为野兽绝无此类行为，因此只能称之为“惨无人道”，甚至“丧尽天良”。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刑法是何等地残忍，而在于社会对这种残忍的普遍认同。尽管某些酷刑逐渐被废（如隋文帝时废车裂），然而又会有新的酷刑被发明出来。比如凌迟，就是北齐文宣帝时“发明”的，从唐代开始便盛行于诸代。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又发明了“剥皮实草”，就连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也深表赞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知识界对这些酷刑也是麻木不仁，比如“千刀万剐”或“食肉寝皮”之类的说法，便屡见于文人笔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帝国的时代，是既有文明的礼让，也有野蛮的暴力。

一个崇尚礼让、热爱和平的民族，竟会如此地欣赏暴力，容忍残酷，表面上看匪夷所思，实际上却是伦理治国的必然结果。因为帝国的“伦理治国”并非当真要弘扬道德或培养道德，而是要维持等级秩序，维护集权制度，并为这种暴力统治（霸道）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王道）。但帝国的暴力本质并不会因为这件外衣而改变，帝国臣民们内心深处的暴力倾向也不会因此而消除。相反，只要有机会，比如王道不行或天下大乱，或者只不过是要惩治“乱臣贼子”和“奸夫淫妇”，被掩盖起来的暴力本质和暴力倾向就会不可避免和无法遏制地表现出来，成为令人发指的暴行。统治者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大施淫威，被统治者则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宣泄压抑。更何况，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中，弱势的一方从来就没有被人尊重过。因此，哪怕只是暂时成为强势人物（比如揭竿而起的“义军”或惩治腐败的“义民”），他们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更不会有什么“人权”概念。显然，伦理治国的结果不但是没有了思想和法制，最后就连道德也会荡然无存。

事实上，由于缺乏科学理性（思想）和实践理性（法治），“仁君”很容易变成“暴君”，“良民”也很容易变成“暴民”。至于那些平日里维持治安推行礼教的地方缙绅，则很容易变成横行乡里包揽讼词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土豪是相对于官府而言，劣绅是相对于缙绅而言。从缙绅到劣绅，不过一步之遥，正如王道与霸道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朝还能够维持，全靠帝国拥有一大批真心信奉儒家学说并忠于职守的官员。事实上，皇帝高高在上，往往只是象征；庶民无权无势，其实不成气候。只有官员，才真正是帝国的中坚。一旦官僚集团溃不成军，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

因此，我们还必须来看看，帝国的官员和官僚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官员和这种体制为什么又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第四章
官员代理

代理与授权

盘点帝国的家当其实是一件充满困惑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天空常常疑云重重，问题和麻烦则往往接踵而来。比方说，按照前面的分析，帝国的政治既非人治，又非法治，还不当真是德治，那么，它又该是什么，能是什么？或者说，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和界定帝国的政治？

也许，是“官治”。或者说，官僚政治。

所谓“官治”，就是“以官治国”，正如“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人治”就是“以人治国”。那么，官治与人治有什么区别？官与人，不都是“人”；官治与人治，不都是依靠人而不是别的东西（比如法律、道德、礼仪）来治国吗？区别就在于：第一，人治靠的是某个个人，官治靠的是官僚集团；第二，人治靠的是个人威望，官治靠的是集团力量；第三，人治力量来自本人自身，官治力量来自官方授权。也就是说，官治并不要求某个官员有多高的素质、水平和威信，只要他有一定的官衔和足够的权力就行。因此，官治不会像人治那样人亡政息（比如曹操一死，曹丕就改变路线；孔明去世，蜀汉就后继无人）。也因此，人治在帝国历史上只能是昙花一现，官治却能保证长治久安。因为在官治的体制下，政策和策略是由整个统治集团来制定的，并不十分在意某一个人的去留存亡（比如晁错被杀而削藩照旧）。何况一个官员下台了，还会有新的官员补上去；而前任官员推行的政治，又原本与他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威望无关。

这样一种政治，无疑是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这不仅因为帝国已是成熟的国家，不能再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某一个人，还因为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有三：第一，封建制是分权制，天子分权于诸侯，诸侯对自己的“国”享有独立的主权和治权；郡县制则是集权制，集天下之权于中央，郡县不过中央的派出机构。第二，封建制是领主制，诸侯的邦国和大夫的采邑都是他们自己的；郡县制是地主制，地方官对自己管辖的地区绝无产权也无主权。第三，封建制是世袭制，天子、诸侯、大夫均家族世袭，代代相传；郡县制是任命制，所有官员均由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任命，不得传子传孙（乱世例外）。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是贵族，任命的相（三公）、卿（九卿）、守（郡守）、令（县令）是官员。这也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的紧要之处—— 邦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是官僚政治。

实际上，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也是三条：一、邦国的国家体制是封建制度，帝国则是郡县制度；二、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则是官僚政治；三、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则是地主阶级。因此，如果说邦国建立之初的头等大事，是封国土，建诸侯，那么，帝国建立之初的头等大事，则是设郡县，命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可见帝国的组织离不开两大要素，即皇帝和官员；帝国的管理体制也有两大特点，即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也是帝国不同于邦国之处。早期邦国和部落一样，也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所谓“首长负责制”，就是部落的领导人（酋长）直接管理部落事务，并对部落的兴衰存亡负责。这种制度，在部落变成部落联盟和部落国家时，也还基本可行。但由于此时的规模已远远大于部落，因此在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同时，也需要为首长安排一些助理。这就是最早的“官”。这些最早的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作为部落的酋长担任联盟的职务，实际上是代表本部落参与联盟事务，是兼任而非专任。另一种专任的助理则多为“技术官僚”，有的甚至由奴隶充任（如商汤的宰辅伊尹），也不署理地方事务。显然，前一种是“小老板”，后一种则是“打工仔”，他们都不是“代理人”。

部落和部落国家时代没有的，邦国时代也没有。因为早期邦国虽然比部落国家更像国家，却多半仍是小国寡民，大的不过现在的一县，小的则不过现在的一乡。这样小得可以的蕞尔之邦，如果实行民主制，可以是“直接民主”（如希腊城邦）；如果实行君主制，则无妨“直接君主”（如早期邦国）。“直接君主制”由“首长负责制”过渡而来，并无不便；而联盟时代的助理，就转变为邦国的卿大夫。不过，邦国时期的卿大夫，与帝国时期的州县督抚可是两回事。后者是政府雇员，前者是诸侯家臣。家臣与官员的区别是：官员任命，家臣世袭（因此也叫“世卿制”）；官员服务于国家，家臣依附于个人；官员要拿薪水，家臣是尽义务。更重要的是，家臣（卿大夫）与诸侯原本就是一家子，是诸侯的叔伯、兄弟、子侄，诸侯则在理论上是天子小宗，因此这一制度也可以称之为“家族共治制”。或者说，治国即“家族共治”（家臣治国），齐家则“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当然，卿大夫也有自己的“家臣”，比如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士”（食客、门客）。士充当卿大夫的家臣，卿大夫充当诸侯的家臣；诸侯对自己的“国”负责，卿大夫对自己的“家”负责。“首长负责制”（酋长制）与“家族共治制”（家臣制）并存，这就是邦国制。

那么，邦国时代就没有代理问题吗？有。只不过，他们代理的不是君权，而是天道。按照传统的说法，天子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他获得了上天的授权。授权方式即“天命”，变更授权即“革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故商人得有天下。“周革殷命”以后，授权变更了，故周人得有天下。这个说法，帝国继承了下来。所谓“奉天承运”，其实就是不断重申上天的这一授权。

不过，邦国和帝国虽然都在“代理天道”，代理方式却不相同。简单地说，邦国是“多家代理”，帝国是“独家代理”。独家代理，就是皇帝一家一族代理天道；多家代理，则是天子和诸侯、大夫共同代理。邦国时代的天子，从上天那里获得授权以后，不能一个人把那“天下”独吞了，必须分给诸侯，再由诸侯分给大夫，这就是“封建”。封建不仅是分地，也是分权，这就叫“分权制”。分什么权？上天所授之管理权。这样一种权力既然已被层层分割，层层转包，当然不是天子“独家代理”。事实上，诸侯建国，代理的不是“天子之权”；大夫立家，代理的也不是“诸侯之权”。天子、诸侯、大夫，都是“天道”的代理人。他们代理的，都是“天授之权”，岂不是“多家代理”？只不过各家份额不同而已。

这当然不合“天道”。因为“天道无私”，岂能“私分天下”？因此帝国制必然要取代邦国制，郡县制必然要取代封建制，分权制也必然要代之以集权制。既然是集权，天道就不能再“多家代理”，而只能“独家代理”。但帝国的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去“替天行道”，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合理并且可能的办法是委派官员去代理，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这就是与“集权制”相配套的“代理制”，即由皇帝代理天道，官员代理皇权。皇帝是权力的总开关，官员是权力的水龙头，由此构成帝国的心血管。既然是心血管，那就不但要有心脏，还要有动脉、静脉、毛细血管。所以帝国的行政区域和官僚体系，就一定要分出层级来，比如州、郡、县、乡。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就是“集权制”。君权神授，官员代理，这就是“代理制”。中央集权（集权制）与官员代理（代理制）并存，这就是帝国制。

帝国的官员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中枢官员和地方官员。中枢官员中，地位最高也最重要的是宰辅，即通常所谓宰相，以及相当于宰相者。但严格地说，宰辅不是皇权的代理人，而是君王的高级助理。他们的地位、权力和责任往往含糊而多变，有时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或者管家，有时又几乎可与天子分庭抗礼。因此帝权与相权一直是一对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朱元璋的罢相。

其余中枢官员，又可以分为三大系统，即行政、司法、监察。如六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主事（司长），即为行政系统官员（刑部兼跨司法）；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少卿（副院长）是司法系统官员；都御史（监察部长）、副都御史（副部长）和监察御史（处长）是监察系统官员。另外，还有一些服务性和专业性的部门，如钦天监（国家天文台）、鸿胪寺（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翰林院（国家社会科学院）等。后面这些官员，也都不是代理人。行政、司法、监察三大系统的，则只能说是部分代理。

真正体现了“官员代理制”的是地方官员，他们才是代替农场主去牧羊的人，因此有时干脆就叫做“牧”（比如袁绍、曹操、刘备、孙权，便都做过“州牧”）。地方官的任务主要是：宣布德意，推行礼教，征收赋税，征集兵员，维持秩序，维护治安，并在特殊情况下向臣民提供福利（比如赈灾）。前面两条体现了德治和礼治的精神，事实上敦风厉俗也历来是官员们尤其是地方官的重要任务。后面的几条则是帝国的实际需要，因此往往成为考核官员是庸是能的硬指标。

地方官也分两种。一种是直接亲民、牧民、治民之官，这就是州县。州，是变化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域称谓。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域为州、郡、县三级。州领郡，郡领县，州的级别最高。但在明清两代，已不存在专以监县为职守的州。州的地位，在省和府之下。州官和县官一样，也是牧民之官。州县之上，在明清即为府和省。明清的地方行政区域也是三级：省、府、县。省领府，府领县，省的级别最高。府则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或地区，其长官（知府）的行政级别为正四品。他的任务，主要是监县。这就是第二类地方官—— 监临之官。他们的任务不是“牧民”，而是“牧官”。这也是“官员代理制”的一大特点，即不但由官员代理治民之权，而且由官员代理治官之权，可谓全面代理。

这当然是因为帝国实在过于庞大，皇帝不但无法直接牧民，甚至无法直接牧官。因此不但要在中枢设立有关机构（如吏部、都察院），在地方上也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代理）的制度，甚至在省级之上再派官员。比如清代官制，省级地方官是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布政使又称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按察使又称臬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和下属职能部门。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号称“二司”（明代则还有都指挥使司，号称“三司”）。二司是平级单位，平时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所以藩司、臬司都相当于省政府。只不过藩司地位略高（从二品），臬司地位略低（正三品）而已。

藩台和臬台之上，是巡抚和总督。巡抚和总督都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是“省之上级地方官”，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副部长；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侍郎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因此也有自己的直辖部队。总督的直辖部队叫督标，军官有副将、参将；巡抚的直辖部队叫抚标，军官有参将、游击。总督的辖区，多的有三省，少的一般也有两省（个别一省），巡抚则只管一省。总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巡抚则基本上只管民，不管军。但不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巡抚和总督都是代表中央的监省之官。

巡抚和总督监省，省监府，府监县，督抚则由中枢监察之。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府到县，便都在集权控制之下。帝国的官员代理制度，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了。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如此牧民

在帝国的所有代理人中，县官是最低一级官员（正七品）。县级以下，就没有官了，只有僚或吏（县级以上，则既有官，也有僚或吏）。同样，在帝国的行政区域中，县也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县以下，乡、亭、里、什之类，认真说来只是半官方的地方自治组织，不能算作地方政权或地方政府。所以，地方官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均以县级为最低。然而县和县官却又是最重要的。从秦汉到明清，各级行政区域的设立和称谓迭次变化，唯独县制亘古不变。秦汉时叫县，唐宋元明清时也叫县；秦汉时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唐宋元明清也是。因此，县，是官员代理的起点，也是终端。县以上不过逐级监临，县以下则乡民自治，只有县才是代表中央直接治民之所。这一制度，无妨称之为“政权建在县上”。

实际上县官的职掌也相当重要而繁杂。县官掌一县之政令，职在平赋税，听诉讼，兴教化，厉风俗，举凡扬善惩恶，养老恤孤，祀神贡士，施教读法，均须亲力亲为，躬亲厥职。朝廷之政令，必赖县官得以贯彻；民众之疾苦，唯有县官知之最深。因此朝廷视其为“亲民官”，民众视其为“父母官”。对于朝廷来说，吏治的好坏，只要考察县官便知一二；对于民众来说，朝政的好坏，也只能从县官那里去感受。所以朝廷和百姓对县官的期许和要求都很高。一个合格的县官，不但要尽忠尽职，而且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爱民如子，并成为庶民的道德表率。倘有贪墨渎职、为非作歹，则律当严惩不贷。

在这里，县官显然被帝国一厢情愿地设计为忠心耿耿的牧羊人或牧羊犬。他们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而对羊群秋毫无犯，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不怕日晒雨淋。可惜，这些牧羊人或牧羊犬并不都像农场主想象的那样称职，那样听话。称职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但不太多。清廉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也不太多。尤其是在王朝末年，这些牧民之官很少有不打羊群主意的。好一点的也许只是像馋猫，坏一点的就简直像饿狼。

这其实也是给逼出来的，原因则有两个方面，即朝廷的重视程度和官员的待遇高低。一般地说，王朝对县官的任命比较重视时，待遇就高，县官的表现也好，比如汉初、唐初；王朝不重视，则待遇也低，表现也差，用人也不当，比如五代。结果是县官好，则王朝和百姓都好；县官差，则王朝和百姓都遭殃。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明代。《明史·循吏传》说，本朝开国以来，政治清明达百年之久。即便是在英、武两朝的多事之秋，民心也很安定（无土崩瓦解之虞），就因为县官们大体上不错（吏鲜贪残）。但是到了后来，就不好说了。县官们大多把任所当作旅馆（以官守为逆旅），把自己看作客人（以己为过客），对地方的凋敝和民生的困苦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当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从太祖朱元璋，到仁宗、宣宗，都非常重视县官，凡当鼓励者无不鼓励，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作为保障。后来，这些政策和做法废的废（如久任制度），疏的疏（如吏部选法），旷的旷（如赍敕慰劳），上级官员敲诈勒索的事反倒频频发生（举劾惟贿是视），县官们又怎么好得起来呢？

显然，这里说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更包括政治待遇；而县官状况不佳，又首先是因为品级太低（七品芝麻官），因此往往被人看不起。品级低，经济待遇就低。县官的月薪，在汉代是粟二十斛（约二百八十公斤），钱二千，在明代则只合人民币一千一百三十元（参见吴思《潜规则》）。其实历代官俸除两宋以外，都不算高，而以明清两代尤为低。明代一个正二品的六部尚书年薪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清代的一品大员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要知道，当时官员的俸禄和我们现在的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明清官员的俸禄是要用来给别人开工资的。比如总督、巡抚，没有下属职能部门，要靠自己出钱聘请“幕友”来帮忙。州县虽有政府，有僚属，有吏员，也仍要聘“师爷”。师爷和州县，是雇佣关系。他们不是上下级，师爷也不是国家干部。师爷的薪水，当然得州县自己出。这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且不说还要赡养父母，供养妻儿，周济亲友，置办产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招待应酬，些微俸禄岂非杯水车薪？

官如此，僚和吏就更可怜。我们知道，帝国的官僚体系是由官、僚、吏三部分人组成的。官，就是各级衙门的正官或长官，比如郡守、县令。僚，则是长官的佐属，比如县丞、县尉、主簿，都是协助长官处理事务的属员。僚属在帝国前期由县官自行征辟，隋起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结果从此形同虚设，成为闲职冗员，所司事务均委之以吏。吏，本来也是官员队伍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政务官叫官员，事务官叫吏员。所以官吏二字，往往混为一谈。比如“吏治”，比如“封疆大吏”，其实说的都是官，不是吏。但自隋唐以后，官与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官和僚才算是官（干部），吏则是民（职工）。各级衙门的长官和僚属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朝廷命官”，都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胥吏却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并无区别，只不过其他人或服劳役，或服兵役，他们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吏员的禄食，有的朝代有，有的朝代没有。同一王朝之中，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即便有，也微不足道。官的俸禄尚且不高，何况乎吏？

比胥吏级别更低的是衙役，比如更夫、捕快、狱卒之类。这些人根本就是“民”，最初都是从民众当中征发来无偿服役的。既然是无偿服役，自然并无薪水，只有伙食补贴，叫“工食银”，其数亦不过每日二三分，仅供夫妻二人一餐之用。这在帝国，已是“皇恩浩荡”。因为其他被征发来无偿服役（比如修城墙）的民众，政府是连一餐饭都不管的。但在这些人，却是生计维艰。因为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在衙门里当差。不像其他民众，尚有别的活路。

然而尽管如此，愿意担任县官、胥吏、衙役的仍大有人在。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虽然薪资极低，权力却很大，也很有威风和排场。前已说过，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是靠权力来维持，也是靠权力来运作的。因此，为了维护权力的至高无上，帝国从来就不惜成本，不吝代价。这样，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帝国赋予的权力，他就有了高于一般民众的地位，哪怕他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只不过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蕞尔小吏。但由于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帝国，就不能不让一般民众胆战心惊。换句话说，胥吏和衙役虽然不是牧羊人，却好歹也是牧羊犬。这就足以让“羊”们敬畏。

州官县官的权力就更是大得吓人。作为朝廷派遣至州县的“牧民之官”，他集司法、行政和监察之权于一身，在一州一县之内令行禁止，生杀予夺。由于上级部门非有大事不会过问，僚属、胥吏、衙役、百姓又全无监察之权，因此县太爷们完全有可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治下小民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也因此，历史上又有“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的说法。

一方面是权力极大，另一方面是薪资极低，那么，有谁不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里的，便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入，如“公事”、“规礼”、“罚赎”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州官、县官的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比如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不正当收入”，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州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七）。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州官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最“廉洁”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地头蛇”。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摆平”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上，如果县官只不过收点“耗羡”，胥吏和衙役也只要点“茶钱”，这一方百姓的头上就要算是“青天白日”了。可惜帝国默许的“税外收费”并没有谱，州官、县官、胥吏和衙役们又欲壑难填，结果百姓们便只好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盘剥。比如依照《大清会律》的规定，各地驿站（机要局、邮政局兼招待所）的号草（驿站喂马的草料），应由地方财政拨款向当地民众购买，所需经费则从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然而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却是让老百姓无偿缴纳号草，政府并不给钱。这就已是盘剥。更可恨的是，草民们在交草时，还必须向驿站的吏员和差人送银子，而驿站的秤也从来不准。于是百姓们在缴完了皇粮国税以后又被盘剥三次：白交，多交，还要送红包（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比方说，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都家财已尽时，才“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比如某地发生盗案，则将被盗人家周围富户全部假定为有窝赃嫌疑，予以拘捕，然后从上到下地收取贿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帝国的子民在这种“牧羊人”的“放牧”之下，除了不断献出“羊毛”甚至“羊肉”之外，几乎已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小命。

权力的赎买

州县俸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追踪州县盘剥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简单：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包括“耗羡”在内的额外收入是只有州县才有的，因为只有州县才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牧民之官”。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常规税费之外加收加派。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衡，即级别最低的州县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于府道、抚督和中枢官员（京官）。这当然绝不可以，事实上州县也不敢独吞自肥。他们的这笔额外收入，是要拿出相当部分来孝敬上级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帝国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场陋规”。

官场陋规又叫“规礼”，也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取暖费）和“冰敬”（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要送“节礼”和“寿礼”。礼金的多寡，因地（穷县富县）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程仪”（即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其中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门敬”，跟班那里要送“跟敬”。如果是接到任命，进京陛辞，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将赴任，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别敬”。公元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地方官，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两；而这位陕西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实际上大约除海瑞和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州县不取“耗羡”，没有督抚不收“陋规”，没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此之谓。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唯雍正帝曾试图革除，但至乾隆时即恢复）。正因为皇帝默认，百官奉行，谁也不当真把它看作腐败，因此是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我称之为“非典型腐败”。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帝国的尴尬与两难。

众所周知，康熙并不是糊涂皇帝，他难道不知道“耗羡”有问题？当然知道。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同样，林则徐也不是贪官污吏，他难道不知道“陋规”是腐败？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收呢？因为不能不收。其实，“陋规”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 明知是腐败（陋），却又非做不可（规）。请大家想想，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帝国制度本身。前已说过，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就决定了帝国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而且，这种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的。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州官县官，离权力中心也最远。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监临的上司。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决定着他们的前程。也就是说，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

问题在于，帝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下级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下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帝国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包工头（上级）。何况帝国的羊儿是那样众多，拔几根毛并无伤大雅。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毛，拔掉了还会再长。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紧，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帝国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它的办法是不断派出诸如巡按、监察御史、钦差大臣之类的人物去检查它的牧羊人。可惜，这种做法的效果十分可疑。且不说帝国是否有那么多监察官员可派，就算有，这些监察官员也是可以用对付上级的办法来搞定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只要像孝敬上级官员一样，来孝敬监察官员就行了。问题是，孝敬上级官员的钱，是“计划内”的；孝敬监察官员的钱，却是“计划外”的。这笔钱，不从天降，不由地生，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于是，帝国派出专员监察牧羊人的结果，是羊群又被多拔了一次毛。

荒唐的还不止于此。比方说，明清时代甚至有这样的官场规矩：但凡钦差大臣到省，各府各州各县无论是否涉案，都要参加集资，以供招待之需。集资的总数，往往多于招待的费用。比如清代道光年间，朝廷派大员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便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库借银招待，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借银大约二万两，事后的摊派却有三五万之多（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至于下属府、道、州、县交到省里的摊派银，当然不会出自官员私囊，而只能是盘剥民众所得。

可见，州县之所以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太低以外，还因为他要孝敬上级；而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则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这是许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则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规的重要原因。下级必须孝敬上级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上级是“牧官之官”。自己的乌纱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里。同样，身为一二品大员的督抚之所以要笼络京官，包括笼络那些级别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没有级别的太监，则无非因为他们比自己更接近权力的中心。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

实际上所谓“官场陋规”，就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门前七品官。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比如陕西督粮道送给陕甘总督的陋规银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两，共三千两；送给陕西巡抚的却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两，共五千二百两。其原因，就在于陕西巡抚是顶头上司，有“年终密考”权，对官员的前程关系重大。陕甘总督官阶虽高，却远在兰州，少有实际影响，故略有表示即可。

显然，官场陋规这种“非典型腐败”和“典型性腐败”一样，也是权力的赎买。它们都是某些掌权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或者不拥有某种权力的人用货币、实物或其他权力来换取这一权力的行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典型性腐败”的发生，往往因于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谋差使，要拿批文，要泄露考题，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将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盖真相，包庇真凶，因此其危害性比较明显。事发以后，处分也重。“非典型腐败”却不同。它并不要求接受贿赂的一方违法乱纪，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即便要做，也不过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拨款，或者按规定报销。冰敬、炭敬、年礼、节规之类，则不过“正常”的人情往来，更非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因此并不视为腐败。甚至就连款待贿赂钦差大臣这种明显带有说情性质的做法，也不视为腐败。相反，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揭发批判，则会被看作咄咄怪事。比如前述山西省集资招待钦差一事被下属某县令揭发时，当时新任山西巡抚的第一反应便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一种腐败成了规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视为腐败，谁反对谁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说明腐败已成为帝国的风气。

风气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祸首却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不仅包括民众的财产权，还包括他们的人身权。事实上，帝国也正是通过这种剥夺和占有来实施其统治的。比如查没家产，或赏赐田亩；又比如加派差役，或减免赋税。由于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官员代理的方式来进行，于是，各级官员尤其是直接牧民的州官县官，就变相地拥有了无法估算的资源和财富，帝国赋予他们的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它是有价码的，也是可赎买的，还是无亏损的。权力并不因为它的行使不再是权力。恰恰相反，权力如不行使才不是权力。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官员不懂。

在此前提下，腐败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甚至顺理成章：一个东西，可以换钱，可以换很多钱，而且换了以后自己并没有损耗，那么，有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同样，一个东西，有了它，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到，又有谁不垂涎呢？只要能买卖，自然有人愿意掏钱。更何况，权力作为“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只有当它被人赎买以后，才当真是资源和财富。所以，在权力社会中，必然有人赎买权力，也必然有人出卖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腐败根本就是帝国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帝国的胎毒。

自杀政策

不能说帝国是提倡腐败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制度会提倡腐败。因为无论何种制度和政权，君主的，民主的，专制的，共和的，腐败都只会导致其灭亡。君主专制的政权，甚至比民主共和的政权更不能容忍腐败。试想，一个视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皇帝，岂能容忍手下的臣子盗窃“他的”财产？又岂能容忍属下的官员，利用他赋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置他和帝国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所以，在那些皇权强悍、天子独裁的时期，比如明的洪武年间，清的雍正年间，吏治往往较好，贪腐往往较少。相反，如果腐败猖獗贪墨成风，则不是皇帝大权旁落，便是君王有意纵容。但即便纵容，也多半是个案（如乾隆之纵容和珅），不大可能是规矩，更不可能提倡。

事实上，历朝历代都至少会在理论上把反腐倡廉看作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始就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它在西汉时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改称“都察院”。不论御史台，还是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首先是权限大，上至亲王宰辅、重臣勋贵，下至督抚州县、司官道员，甚至包括其他监察干部和监察部的领导，都可以弹劾。其次是责任轻，可以“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第三是独立性强，弹劾官员不必知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自己的长官批准。为了支持御史独立行使监察权，朝廷甚至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礼仪。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要头戴一种名叫“獬豸冠”的法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监察之受重视，其实毋庸置疑。何况历代王朝不但有监督官员的专门机构，也都有惩治腐败的严刑峻法，打击的力度也常常很大。朱元璋甚至规定凡受贿八十贯者，就要剥皮实草（活剥人皮，肚子里塞草）。帝国对于腐败，难道是纵容的吗？

然而腐败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反倒有“前腐后继”之势。一批贪官倒下去，更多的贪官跟上来。最后的结果，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大面积不可救药的腐败中垮台。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帝国的反腐倡廉治标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其实，由于权力是可以赎买的，所以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因此，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限制权力。最起码，也得遏制权力的赎买。

可惜帝国的作为却往往是背道而驰。

首先，帝国根本不可能限制权力。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强集权的过程。因此越到集权强化的时期，腐败就越严重。比如明清两代的腐败，就比秦汉唐宋严重得多。这两个朝代，简直就是腐败成风。所谓“官场陋规”，就是此时之风气。而这两个朝代，则又是集权最甚、皇权最强、专制最力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腐败和专制是一对孪生子。

然而要求帝国放弃集权却不可能，因为权力是它的生命线。一旦没有了这种强制性的集权，帝国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甚至就连限制权力也做不到。因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权力，这就等于不要帝国制度。当然，官员的权力也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只是相对于皇权而言。相对于民众，则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帝国既然要维持它对臣民的绝对统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亲自牧民，就不能不赋予其代理人在实行代理时的绝对权力。无疑，官员们只有在实行代理时才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果不再代理皇权，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不过这已经足以导致腐败了。没有人会愚蠢到在并不代理皇权时去搞腐败，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有人前来赎买。相反，正因为官员们都明白，他们的权力只有在代表帝国时才不受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将其兑现为实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正是许多官员在以权谋私时表现得十分猴急和疯狂的原因。

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见面分一半”，或者小喽罗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所谓“官场陋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而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得全军覆没。在帝国的历史上，确实不乏克己奉公的各级官员，也不乏为了遏制腐败打击贪官而坚持斗争甚至以身殉职的监察官员。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是崇高和光荣的。事实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帝国的表彰和人民的崇敬（比如包拯，比如海瑞）。然而就大多数官员而言，这种崇高和光荣并不可效法，因为代价太高。同样，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也不可效法，因为风险太大。比较可行的是贪赃不枉法，贪得而有厌。比方说，收取大家都收的“耗羡”和“陋规”，在权限范围内，即在不明显违背帝国法规和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和他人适当谋取利益。这很可能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平心而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人，这些官员也曾经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可惜理想和信念并不能当饭吃。过低的俸禄，使他们不能不选择大家都尚能认可的“非典型腐败”。我甚至怀疑，所谓“官场陋规”，便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而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情况则很可能是：帝国的财政根本就无法负担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得力的官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皇家的气派和官府的排场也同样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帝国权力的神圣，非如此不足以让小民敬畏、番邦惶恐。这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而“王道乐土”和“尧舜之君”的理想或假象，又不允许帝国直接向子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选择：皇家的气派是必须保证的，否则体面不存；军队的粮饷也是必须保证的，否则政权不保；可以马虎一点的，也就是官员的俸禄了。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就连这些极低或偏低的俸禄，官员们也常常领不到，或被朝廷变相克扣。东汉末年，官员上任甚至要反过来向朝廷交钱。曾任钜鹿太守的司马直，就是因为交不起新任命的“上任钱”，又不肯盘剥百姓，不得已自杀于进京途中的。

看来帝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对待军队，是给钱不给权，也不给地位。对待文官，则给权不给钱（或少给），但不吝地位。帝国的老板很清楚，军队的权势不可过重。权势过重则尾大不掉，因此应以金钱赎买其武力。军队有钱无权，就只会看家，不会造反。何况不给钱也不行。不给钱，就没人替他卖命。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的粮饷也要克扣，那就离末日不远了。文官则不必花钱赎买。因为文官原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帝国赋予的，而这些权力和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和财富。因此对待文官，不但不必赐以厚禄，反倒可以将其官爵公开招标，明码实价地在市场上出售。

卖官鬻爵的事在帝国之初就已发生，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则是其始作俑者。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开始鬻爵，千石粟米拜爵一级。卖官则自汉武帝始，六百石可买郎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此类情况，有的卖实缺，有的买名义。当然，卖官鬻爵只是特例，不是通则，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正途”（比如科举）进入官场的。但官爵可以出售，则说明权力可以赎买。文官并无其他生财之道，不寻租又能如何？帝国既然不愿也不能拿出钱来高薪养廉，也就只能纵容（至少是默许）官员出售权力。也许，在帝国看来，有着牧羊之功的官员们让羊群奉献一点羊毛，原本就理所当然吧！

然而这就等于是将帝国的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了。表明上看，这似乎很高明—— 既节省了经费，又维持了民众低税官员低薪的“王道”假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愚蠢和危险的自杀政策，因为它动摇了国本。何为国本？民为国本。民众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官员的盘剥却没有止境。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只要允许税外加税、费外收费，羊群身上的毛就总有一天会被拔光，“官逼官贪”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当民众被盘剥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铤而走险和揭竿起义的事就会发生，那时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龙争虎斗

其实，腐败的根子就是帝国制度，正如集权社会的敌人就是集权。前已说过，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官员代理的制度，而且必须分级管理，这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人数不多，规模不大，而且高效、廉洁、自律，倒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可惜这并不可能。王朝的开国之初倒是做得到的，但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官僚集团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走向自我膨胀和集体腐败，将整个帝国腐蚀一空，然后和王朝一并垮台。

这当然并非官员的愿望，更非帝国的初衷，因此不能在主观上找原因，只能从制度中找结论。结论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牟取利益。

理论上的答案不言而喻，实际上的情况却南辕北辙。究其所以，其因有三。

第一，所谓帝国，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的所谓“根本利益”，也是抽象的。官员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的利益，也是实际的、具体的。当抽象的理论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常常是理论为实际所化解。官员们要吃饭穿衣，要养家糊口，要升官发财，这是他们不能不做的事，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问题和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也就只好将后者暂时束之高阁，或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第二，帝国在设计其制度时，并没能很好地处理它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照理说，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利益的双方。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双赢的合作。然而作为授权方，帝国显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明确过。它既未能让代理人占有一定的股份，又未能规定代理人依据业绩来提成的比例。帝国奖励官员的唯一办法是提升他们的官职、品级、爵位。然而官员的升迁却实际上往往不是根据政绩，而是由别的因素来决定的，晋升职务未必真正能够起到激励官员为帝国效劳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代理人并不能从其代理中得到相应的利益，除非他以权谋私。

第三个原因，则是自从帝国制度建立以后，官员就逐渐职业化了。大体上说，历代官制，春秋用贵族（世袭），战国用士人（客卿），秦汉靠推荐（举察），魏晋看出身（门阀），隋唐以后则通过科举进行选拔，平民和庶族大量进入官僚阶层。这在帝国，也许是出于“天下为公”的考虑，即越是与皇家、与权势集团没有关系，就越是可能秉公执法，也越不可能篡位谋逆。这当然并不错，但同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帝国的产业不是官员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儒家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就连改朝换代也不会十分在意。事实上也有真不在乎的，比如五代时的冯道，便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皇帝是沙陀人、西夷人，还是汉人，他都坦然而怡然地做他的宰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心态，即只管代理皇权，而不问那皇权来自何处。

尽管冯道的做法颇为清流正派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代理人心态。所谓“代理人心态”，也就是“非主人翁心态”，或“打工仔心态”。这些“代理人”或“打工仔”心里很清楚：羊群不是他们的，他们也用不着为了牧场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约束自己。相反，如果不利用这一可乘之机顺手牵羊，一旦失去代理权就将一无所有。因此，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对百姓的过度盘剥终将导致王朝的灭亡，也不会稍稍延缓或减少一下这种盘剥。

实行“家臣制”的邦国时代就不大会这样，因为那时的“官”不是职业官僚。卿也好，大夫也好，都有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家”和诸侯的“国”是连为一体，休戚与共，至少也是唇亡齿寒的。他们的“出仕”也不是为了谋生，而真正是“从政”，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帝国时代当然也有这样的官员，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的，即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帝国时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投资项目”：钱商看准某人“前程远大”，便在其贫困时主动借贷与他，然后在其就任后加倍索还，以此牟取暴利。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员在成为“一方父母”时，不刮地三尺那才是怪事！

所谓“官僚集团”便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有个人恩怨，有宦海情仇，有门户之见，有朋党之争，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代理人阶层”的利益。正因为这种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因此一旦改革或变法触及这一利益，官僚集团就会暂时停止他们之间的党争，群起而攻之。甚至对某个贪官污吏的整治，也会引起他们的兔死狐悲之感，如果这个贪官不是“太不像话”的话。这也正是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和反腐斗争屡遭失败，改革者（如王安石）反倒被目为“小人”、“国贼”的原因之一。

的确，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帝国的官员已职业化，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代理人阶层”。他们是既不同于皇亲国戚，又不同于一般民众的一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关系称谓、习俗礼仪，甚至仅属于这一阶层的语言符号，即“官场规则”。当然，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阶层和集团的共同利益。当帝国的利益和他们的集团利益相一致时，他们是支撑帝国大厦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一旦利益相冲突，则很可能集体地与最高统治者相抗争（明代就曾如此），或集体地消极怠工（清代就曾这样）。帝国对于这个集团是无可奈何的—— 既不能不依靠他们，又不能不防范他们，最后则不得不与之妥协，达成彼此一致心照不宣的某种默契。因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撤换和惩治其中的某一个人，却无法端掉整个官僚集团。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和他们斗智斗勇，反复周旋。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表明上看，皇帝是强势的一方，官僚集团则处于弱势，因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皇帝握有最高仲裁权。但是皇帝权力虽大，人数却少，也就是他自己和几个亲信，而且这些亲信还往往是太监之类的“阉竖”。官僚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极大，关系复杂，消息灵通。皇帝要和他们作斗争（比如要整顿吏治肃清腐败），注定了只能是孤军奋战，而且往往没有好名声（如雍正）。

更何况，这个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帝国所有的资源，包括权力和信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民众是与政治绝缘的。皇帝既想不到，也不可能利用他们来对抗和制约官僚集团。至于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尤其是那些后世“守成之主”，则养在深宫人未识。他们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不熟悉操作过程。除了被官员们哄骗，不会有别的结果。

事实上欺上瞒下是官员们的惯用手法，官官相护和偷梁换柱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和看家本领。所谓“欺上瞒下”，通常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报喜不报忧”，一种是“叫苦不叫累”。报喜不报忧，政绩就显赫；叫苦不叫累，经费就充足。反正要官时就报喜，要钱时就哭穷。如何汇报情况，全视其需要而定。甚至打了败仗，也可以报捷；吃了大亏，也可以庆功（参见拙撰《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最高统治者听到的，不是“皇上圣明”，就是“天下太平”，官僚集团一点都不困难地就能把皇帝变成冤大头。

这又是一场注定没有好结果的斗争。一边是握有绝对权力的帝国元首，另一边是积弊已久盘根错节的官僚集团。一方是龙，一方是虎，龙争虎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果是雍正那样的“雄猜之主”，则双方受害。如果是万历那样的“罢工皇帝”，则都没好处。事实上天子虽然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其实手里只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罢官”。但这是无损于整个官场的。恰恰相反，官场的规律或者说规则之一，就是要不停地洗牌。必须经常有人下台，其他人才可能上去。同样，必须不断有人上上下下，不断吐故纳新，官场才有活力。因此，如果皇帝用罢官的办法来和整个官僚集团作对，那么，最终的失败者只能是皇帝自己。

于是，在屡战屡败之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官僚集团作为一种相对独立力量的存在，承认官场中官员们自己制定的一系列不成文“游戏规则”（比如官场陋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甚至部分地出让自己的权力，比如将低级官吏的选拔任命交由官僚集团处理。更极端一点，则如明代自宣宗（宣德皇帝）以后，皇帝干脆不理朝政，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文官集团手里，几近于“虚君共和”。这于帝国似乎也并无不妥。宣宗以后，大明王朝又有英、代、宪、孝、武、世、穆、神、光、熹、思，共十一任皇帝，延续了二百年之久。官僚集团的作用，确实不可小看。

然而这对于民众来说，却等于是把羊群交给狼群来放牧了。单个的官员或许不大可能是狼，官僚集团却一定会是狼群。因为他们拥有的权力极大，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官员个人利益和官僚集团利益）的运作成本又高，不可能不利用职权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也就是说，作为集团，他们一天不吸血，就一天也无法生存。再加上最高统治者既无法监督，弱小的民众又无力反抗，久而久之，官僚集团就势必逐渐由一群牧羊犬，集体地变成一群大灰狼，直到十羊九牧、无羊可吃为止。

吴思先生在谈到帝国的恶政时说：“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潜规则》）其实“善政”也一样。只要是在非民主的前提下实行官员代理制，这样一个集团是迟早都要出现的。更可怕的是，这个集团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因此它并不害怕个体的消灭和被剔除。也就是说，对个别贪官污吏的处罚（包括罢官和杀头）并无损于整个集团，因为立即就会有同样的人来填补空白。它甚至不怕“肢体”的切除（比如撤销某个机构，或将某个班子一锅端）。因为你切除一个，它马上就会再复制一个，而任何新设机构用不了多久就一定是旧机构的拷贝或克隆。看来，对于帝国来说，“剪不断，理还乱”的，不是“离愁”，而是官僚集团。

帝国的掘墓人

官僚集团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是一个非生产性的社会阶层。他们并不能给帝国提供财富，只会消耗财富。这可能也是帝国要对其实行低薪制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作为财富的消耗者，他们又不是这些财富的所有权人，这又正是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之一。在一般民众看来，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无论如何奢靡排场，都理所当然。官员们搜刮的却是民脂民膏，而且是直接从自己身上搜刮去的，因此特别可恨。也因此，一旦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民众就会将自己的仇恨集中在官员身上。

皇帝对官员则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会真正信任他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相信，官员们在代理皇权时竟然不会以权谋私。因此，运用各种手段对官员们进行监督是必要的，揪出一两个贪官污吏来杀一儆百是必要的，用反复无常的方式来使官员们感到天威难测就更是必要的。而且，由于皇帝被预先设定为天道的代理人和天下第一圣人，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圣明，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官员无能。辛辛苦苦替皇帝打工卖力的官员，很容易地就会成为帝国的替罪羊。

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再加上官场上风险大，危机多，稍有不慎，就会获谴于天，官僚集团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成攻守同盟，比如官官相护，比如欺上瞒下，比如集体心照不宣地拖延抵制，消极怠工，并在自身利益和传统道德、现行法规相冲突时，创造出不成文的另一套规则（比如官场陋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帝国在与其周旋时则往往进退失据。它既要集权又要授权，既要授权又要控权，这本身就是矛盾。为此，帝国不得不大量增设官职和机构。比如明代州府之上的衙门，竟有三级之多。最低一级是诸道，如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诸道之上是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清代则减去都指挥使司）。三司之上，则又有总督、巡抚、巡按（清代减去巡按）。总督、巡抚、巡按原本是出于某些特殊目的临时指派的派出官员，类似于特派员或专案组。然而逐渐竟成定例，变为常设，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原本是省级地方官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反倒不像省长了。

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而历代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都很快。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文武官员二万四千多人，到一百年后的宪宗时变成八万余名。又如唐代元和年间官吏人数之多，已达到纳税人每七户就要供养两个官吏的程度，正可谓“十羊九牧”。

与此同时，官员为了保证自己权力不受制约，利益不受损害，也不得不在行政、执法时大量使用“私人”（自己人）。僚属靠不住，则委命于胥吏；胥吏靠不住，又委命于师爷。这些“编制外人员”的“计划外开支”，和朝廷增设官职机构所需经费一样，表面上由朝廷或官员自理，其实最后都要由民众负担。当然，州县聘请师爷和朝廷增官设职，原因都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并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但结果则一样，即都是官僚集团的急速膨胀和广大民众的不堪重负。

一方面是官员和机构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事务无人问津。据《神宗实录》，万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湖广、河南、福建皆缺巡抚，定员五至六人的内阁只有一人当差，中央官员缺俸则长达五个月之久，这可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就算所有官员都到职到任，行政效率也不会多高。谁都知道，官僚机构越庞大，效率就越低。官员任事时间越长，就越疲沓，越懒散，就连皇帝也如此。所以，新任皇帝如果是“有为之君”，或者想做“有为之君”，登基之初便几乎都要整顿吏治，淘汰冗员。但这又几乎总是会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抵制。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其他官员出于兔死狐悲和唇亡齿寒的心理，以及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也往往很难积极配合朝廷精兵简政的改革。最后是皇帝不得不将旧的机构闲置起来，另设机构来推行他的政令，而这些新设机构则又会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大量尸位素餐的新官僚。至于那些旧机构里的官员，则继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国家财政饭（皇粮）而毫无愧色。

何况还有大量的候补官员需要安排，这就是那些新科进士和举人们。我们知道，科举取士原本是一种选拔官员的有效措施，它的优点前文已述。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会产生相当数量的候补官员，而且他们还会定期、定额地产生出来。不定期是不行的，不定额也是不行的，产生以后不尽快安排职位就更不行，因为那将使科举制度失去它的作用和意义，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如果像万历末年那样，上千新录贡生滞留京师，乞求朝廷任命，则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这也是科举制度的又一个弊病，即中举做官被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当、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本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绝不能没有知识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知识阶层该做和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科学的研究和艺术的创作。可惜帝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哲学被看作误国误民的清谈，科学被看作标新立异的末技，艺术则不是被当作宣扬礼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丧志的祸根。读书人除了做官几乎别无他业可从，帝国则除了诱以官禄赐以爵位，也没有别的办法将其控制笼络于股掌之中。相反，帝国为了抬高官员的权威（其实也就是它自己的权威），还要一再贬低其他行业，让读书人视读书做官为人生最高目标。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么，不想方设法多弄些官来给他们做，又能如何呢？

况且想做官的又何止读书人！可以说只要有可能，几乎是人人都想做官的。因为帝国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赋予了其官员以许多优惠和特权（比如不纳赋税和宽刑免罚），以及极其尊崇的地位。他们峨冠博带，香车驷马，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堂上一呼，堂下百诺，签拿票押，敲扑喧嚣。这些优惠、特权、威风和排场，都是令人羡慕的。更令人羡慕的是，当官还可以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至少，家族中有人做官便可少受许多欺负。因此，尽管官场早已人满为患，仍有大批心仪已久的人想挤进来。

没有人能守住这扇大门。因为每个人都有兄弟子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都想在官场中培植亲信，建立网络，发展私人关系，就连皇帝也不例外。结果是官僚集团无法遏制地膨胀起来。其实真正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取消官员的特权，使官员们和士农工商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让人觉得当官还不如经商治学，从事生产。但这显然是帝国不愿也不能的。无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裁员、定编、撤并机构之类的做法，只能是扬汤止沸，甚至火上浇油。历代王朝的精兵简政没有一次成功，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官僚机构的膨胀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也增加了统治的成本。这不仅因为要增加办公经费和官员俸禄，还因为它会造成机构和官员职权不清，职责不明，相互推诿，彼此攻击，来回扯皮，也会造成朝令夕改或政出多门，让下面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都是官场上常见之事。其所以然者，除制度本身的弊病外，内讧与党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政见、主张、观点、看法，甚至由于出身、资历、部门、籍贯的不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官员们常常会形成不同的派系，在朝廷里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就不但会造成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毒化环境毒化心灵。

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即官僚机构越是臃肿，官僚集团越是庞大，推诿、扯皮、内讧和党争就越是严重。这并不奇怪。僧多了，粥自然就少了，不争不夺，怎么行？问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此则往往听之任之，甚至暗中鼓励，以为这是垄断权力、控制官员、保持平衡的有效手段，却不知这其实是饮鸩止渴。

官僚机构的膨胀也加大了监督的困难，而当腐败成为风气时，越监督只能越腐败。因为不但反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规避法律逃脱惩罚的成本也增加了。这就只能逼得贪官污吏们加大腐败的力度，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来寻求保护，甚至赎买帝国的监督权。这就是另一种“税外加费”了，民众也将更加不堪盘剥。谁都知道，一般地说，一只狼的胃总是有限的。但如果它还要替其他的狼来吃，而且这“其他的狼”还没有一个准数，那么，羊的命运会是怎样，大约也就不难想象吧！

实际上，帝国对官员的控制并不能遏制他们追求代理人私利的欲望，也不能遏制腐败，反倒只会使其变本加厉。因为帝国唯一能够挥舞的指挥棒，就是官位和官职。为了在争权夺利的官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官员们不得不花钱去疏通关系，买通权贵，沟通信息，编织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这些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可以帮助他们猎取更高的职位，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些职位和利益，又有助于他们编织更大的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这是一个滚雪球似的没有止境的过程。而且，即便一个赚得满盆满罐的利益集团垮台了，立即就会有新的利益集团来填补空白，并以加倍的疯狂来猎取和攫取他们前任曾经获得的一切，直至帝国的大厦在某种外来力量的轻轻一击之下轰然倒塌。帝国不得不依仗的官僚集团，就这样成了它的掘墓人。

成也官僚败也官僚，这也许就是帝国的宿命？

第五章
内在矛盾

天下为公

帝国的制度是由帝国的性质决定的。

帝国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说是“天下为公”。柳宗元《封建论》说，汤武封建“非公之大者也”，因为那是“不得已”。商汤时，诸侯三千（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帮助汤王战胜夏桀。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废了？当然不能（汤不得而废）。周武时，诸侯八百（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国家），帮助武王战胜殷纣。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改了？当然也不能（武王不得而易）。但是说到底，这种“不得已”，也是因为有私心—— 既“私其力于己也”（有功劳），又“私其卫于子孙也”（有指望），因此“非公之大者”。

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帝国制）则不同。就其制度而言，是“公”（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就其目的而言，是“私”（其情私也），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作威作福（私其一己之威也），并把天下人都当作自己的奴仆（私其尽臣畜于我也）。这样说来，秦制度也只能算是“半公半私”。但柳宗元认为，不管怎么说，从秦代开始就天下为公了（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于是我们要问：是这样吗？

不可否认，郡县制的帝国确实具有“公天下”的性质或意味。这种性质或意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源的“国有制”、管理的“集权制”和官员的“任命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封建于诸侯），这就是资源国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分权于诸侯），这就是管理集权。资源国有，管理集权，也就“一大二公”—— 集天下资源于一体，是为大；收天下权力于一统，是为公。“一大二公”的好处，是便于调动和集中人力物力，在诸如兴修水利、抗击天灾、抵御外敌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长城这样的国防工程，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阿房宫这样的建筑工程，都兴建在帝国和准帝国时代，绝非偶然。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官员的“任命制”，因为这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体现其“公天下”性质或意味的紧要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家制度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启废禅让、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的意义，是开始实行世袭制，国家由此诞生。辛亥革命的意义，则是彻底废除世袭制，国家走向共和。可见世袭与否，至关紧要。然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帝国是模棱两可的。秦灭六国，废封建，立郡县的结果，是国家元首依然世袭，政府官员不再世袭，即“皇帝世袭，官员任命”。皇帝世袭，仍是“天下为家”；但官员任命，却又分明有点“天下为公”的性质或意味。

这一变化，又与前面所说资源的“国有制”和管理的“集权制”有关。因为资源一旦国有，就好像是“公家”的了；权力一旦集中，也好像是“公共”的了。这种感觉，可以通过与邦国的比较得出。邦国时代的制度是什么呢？家有。天下是天子家族的，国是诸侯家族的，家是大夫家族的，这就叫“家族所有制”（家有制），即“天下为家”。资源（产权）既然家有，统治（治权）自然也归家族，公权力便可以“传子不传贤”。这就是“世袭”，即“家天下”。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由家而国，世代相传，君是家长，臣是家人，因此不必任命。“家”搞得怎么样（齐家），是家长（大夫）的事，不用国君操心；“国”搞得怎么样（治国），则是国君（诸侯）的事，也不用天子操心，甚至管不着，因此不必集权。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邦国时代，天下为家（资源家有），公权力也就世袭（家天下）。相反，如果“天下归公”（公天下），就不能再靠“家臣”来管理，而必须代之以由国家任命、直接听命于最高当局、不隶属于任何私人的“公务员”，即“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不是“私家子”，而是“公家人”。他们的工作叫公务，文书叫公文，官服叫公服，厅署叫公堂，向上级或中央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则叫“公路”（与之相对应，行私请托的门路就叫“私门”，即区别于“前门”的“后门”）。总之，官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叫以权谋私；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否则就叫结党营私。帝国的官员，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则帝国的性质，岂非多少有点“公天下”的意味？或者说，名义上或观念上是“天下为公”？

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公家人”，而且有“天下为公”的观念。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这是“义之大者”，是官员的“大节”，也可以说是官员的“职业道德”。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草菅人命，但在“忠君爱国”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公家人”身份所使然。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观念所使然。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出以公心”，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所谓“官身不由己”，即是此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私人”（个人），而是“公人”（官方），是“公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公家”（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公家”（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官家”），也就更加身不由己。隋文帝曾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就因为“天家无私事”，皇帝的家务即国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天下为公”的原则。他们只能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而且往往不能成功，不是当场被抵制，便是事后被追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案例，同样是史不绝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为公”的观念确实深入人心。

官制制度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就因为它们是私有的，因此可以私相授受。相反，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开考试和公平竞争来选拔官员，则证明国家政权确实是“天下之公器”。只要愿意效忠君王和国家，并有一定能力，则人无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均可通过种种正当途径参与国家管理事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布衣而卿相。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天下人得以治理之。这又正是“公天下”的观念所使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才会真正认同代理人的身份，并忠于帝国，世袭制和推荐制就做不到。世袭的官员只会感激祖先的荫庇，推荐的官员则只会感激他人的举荐，唯有因科举而一步登天者，才能由衷地感到“皇恩浩荡”，并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会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授予的权力。一旦帝国取消授权，自己将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除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天下为公”的观念（是观念，不是事实），虽然为帝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同时给它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腐败就是。

一般地说，邦国无腐败。因为邦国的资源和财富原本是诸侯和卿大夫他们自己的。卿大夫“齐家”，是管理自己的采邑，“治国”和“平天下”则是尽义务，既没有薪水可拿（但可能有赏赐），也谈不上以权谋私。因为各人的地盘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总不能把别人的封地和采邑谋来吧？吞并其他“国”、“家”的事也有，但那多半是打仗打来的，不是搞腐败搞来的。总之，家也好，国也好，都是自己的，哪有贪污自己财产的道理？顶多也就是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坐吃山空，当败家子。所以邦国有腐化而无腐败。当然，后来邦国变大了，变成了准帝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但再腐败，也赶不上帝国。

帝国之所以会搞腐败，就因为资源和财富是“公家”的；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所谓“公家的”，也就是“大家的”，自然人人有份，谁都可以来吃一口（参见拙著《闲话中国人》）。更何况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大二公。大，就吃不完；公，就都有份。因此只要有机会，许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

不但帝国的资源和财富可以“天下共享”，甚至就连皇帝，也是可以轮流做的。这一点，至少在汉以后就被默认了。当然默认不等于承认，帝国时代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国家的“轮流坐庄”也不可混同（参见本书第六章），但总归是默认了。不默认，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将失去合法依据。但如果承认，则又等于鼓励造反。唯一的办法，是只讲“天下为公”，不讲“人人有份”，并假定本朝的授权不会被上天更改。帝国制度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公天下”，实际上是“家天下”；观念上是“天下为公”，实质上是“天下为家”。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因为如果“天下为家”，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天道”？如果“天下为私”，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天下为公”，正是为了掩盖它的“极端自私”。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因此即便是认为“其为制，公之大者”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其情私也”。可见帝国制度的“公有”性质十分可疑，也可见“天下为公”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

产权问题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其词似是而非的。且不说在邦国时代，“王土”早已层层瓜分给诸侯和大夫，便是在帝国时代，它也并非当真为国家或皇帝所有，否则就不会有土地的买卖。事实上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官府还要在契约上盖印，称为“红契”。不经官府而私相买卖的契约，则叫“白契”。无论红契白契，都是土地买卖的凭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很显然，这是与“土地王有”的概念相冲突的。因为土地如果当真“王有”或“国有”，此种买卖岂非盗卖？

因此有人认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指并非国土产权，而是领土主权。但我们知道，领土主权，乃是一国相对他国而言。然而在邦国时代，中国人并不认为“天下”之外还有国家，领土主权只存在于封建诸国之间，所以诸侯有主权问题，天子反倒没有。在帝国时代，中国人也只知道“天下”，不知道“国际”。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国”（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世界。居住在“中国”的天子，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周边番邦，则无非天子臣僚、中国臣属，只不过有的已能控制，有的鞭长莫及，有的已心悦诚服，有的还心存异念而已。因此应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或接受其孝敬朝贡，或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讨伐。总之，天下是天子的。他与番邦之间，顶多只有势力范围，没什么领土主权可言。

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治权”吗？也不是。治权是针对人民而言的，并不针对土地。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只能是产权（所有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才是治权（统治权）。当然，这两句话的落脚点，确实在于治权。但治权要以产权为前提，即产权决定治权。没有产权，又何来治权？事实上，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仅指统治范围，更是指统治依据。也就是说，正因为整个天下都是“王土”，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理所当然”地只能是“王臣”。显然，两个“莫非”，既讲治权，也讲产权。治权是根本，而产权是前提。换言之，只是因为上天把天下的产权授予了天子，他才获得了对天下臣民的治权。

可惜这一前提完全是虚构的。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并非当真因为“天命”，而是因为“暴力”。历代王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打下来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均如此。魏晋等通过谋篡建立的王朝，其实也是打出来的。完全靠谋篡建立的政权，则不能持久（如王莽的“新朝”）。所以，产权也好，治权也好，其实都是占有权。

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和“无限治权”。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交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谢主隆恩”。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

这样一种天狗吞月式的占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会遇到问题，因此吞下去以后还得吐出来。从理论上讲，皇帝的也就是臣民的，因为皇帝无非“万民之主”。没有了民众，皇帝就真会变成“孤家寡人”。同样，民众如果一无所有，皇帝又怎么会有？何况天下资源财富何其多也，皇帝一人岂能尽享？所以，历史上的基本情况是：除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的“官田”外，其他土地，则无妨说是皇帝与臣民“共有”。皇帝有份，臣民也有份。臣民有份，因此可以买卖；皇帝有份，因此可以没收。不过，尽管臣民有份，可以买卖，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的。由是之故，臣民在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向皇帝缴纳赋税。在通过官方手续买卖这些土地时，也必须注明应缴赋税的份额。相反，皇帝在没收这些土地时，则不必付费。只有在征收土地时，才出于“仁民爱民”的考虑给予一定补偿。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制度简单地称为“私有制”，不能把帝国对人民的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制的罪恶”。因为不但帝国的资源产权不清，而且皇帝自己也身份不明。作为个人，他是私；作为国家，他是公。因为是公，所以皇帝又称“国家”、“朝廷”、“县官”。因为是私，所以皇帝自称“朕”。朕的本义是自身，即私自。既是国家，又是私自，因此皇帝的身份“公私不分”，就像那“王土”并不知道当真属于谁一样。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性质，即强调皇帝身份“公”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天子无私”，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王田”，就是天子的“自留地”；所谓“大内”，就是皇帝的“小家庭”；所谓“乾纲独断”，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朕意如何”，则就是“我个人认为”。只不过这“个人”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

皇帝的身份既然“公私不分”，帝国的土地也就一定“产权不清”。不但在事实上不清（既是“君有”又是“民有”），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清（既是“国有”又是“王有”）。其实，从来就不会有人当真认为“王土”是“天子私产”。作为“天道”的代理人，皇帝只不过是管理这些“公产”的“总代表”。因为是“总代表”，因此可以“换届”，即“改朝换代”。只不过，第一，换届不仅是换人，同时也是换姓，换家族；第二，换届的方式不是民主改选，而是武装夺权（如明清），或阴谋篡权（如魏晋）；第三，换届也不召开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来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换届，就说明天下并非天子私有，否则就不能叫“改朝换代”，得叫“谋财害命”了。

天下既然并非天子私有，则帝国就应该用“公开招标”（竞选）的方式，来为这一笔“公产”寻找最好的“代理人”。可惜并没有人这样做。相反，为了确保一家一族独占天下，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想了多少办法，杀了多少好人！帝国制度所谓“公有性质”（公天下）的欺骗性，岂非昭然若揭？

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竟然还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官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杖”，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礼记·礼运》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小康取代，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参见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交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 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父家长和皇帝一样，只不过这些“公共财产”的总代理。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财家产享有支配权，但不独占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家的，成年男性成员每人都有一份。不过，虽云“人人有份”，份额却不明晰，除非“分家”。“分家”的前提是“成家”，因此其结果只是“分产到户”，不是“分产到人”。分出去的财产仍是“家庭所有”，不是“个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私”，不拥有仅属“一己之私”的私财、私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配偶微不足道的“私房钱”。

那么，“家有制”（家庭所有制）是“公有制”吗？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公共财产”，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又是私有的。它也不能叫做“集体所有”，因为并无个人的“股权”。其实部落时代的“族有”、邦国时代的“家有”、帝国时代的“国有”，都一样，通通都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因此，从氏族、部落，到邦国、帝国，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只有“不公不私、亦公亦私、半公半私制”。

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法治”进行严格的定义。法治，是相对“礼治”“德治”和“人治”而言的。人治的特点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德治的特点是“伦理治国，以刑配德”，礼治的特点是“以礼代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了。这其实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秦王国或秦帝国），也能做到法制完备，执法如山。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秦法既多，又很详尽。立法严，执法也严。不但庶民动辄得咎，就连商鞅本人也为其自立之法所困，成为“作法自毙”的典型，为主张德治和礼治者所哂笑。然而怎么样呢？但凡有头脑的人，就只会把它看作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不会看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或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共同之处，是都主张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主张并实际做到依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便都可以叫做法制社会和法制国家。问题在于由谁立法、为谁立法、如何立法。在秦王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国家里，立法权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法律和纪律、规定、命令一样，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统治工具。统治者可以运用其颁布的法律迫使所有人和所有机构就范，自己却超然于法律之上。一旦发现所颁之法于己不利，便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立法权任意修改，以达到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目的。这其实是以法制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是立法越多，离法治越远。即便法制高度完备，也不是法治的国家。因此，我主张将其称为“律治”，以免与“法治”相混淆。

与律治社会和律治国家不同，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立法者一定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全民约法并不一定是法治，也可能是多数人的专政。但如无全民约法，则决无法治可言。因为法治不但要求有法可依、依法治国，而且要求所依之法合法，即要求这些法律能够体现人类的普世原则，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保护人类共同维护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这样的法律，只能是全民约法的结果。事实上，在法治社会看来，任何立法者都只不过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受托者。因此，法律体现的只能是委托人的自由意志，而不能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相反，为了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法治还要求限制和分散政府的权力，以免任何政权以任何名义实行专制。显然，尽管约法不即等于法治，法治的前提却必须是约法。

约法的前提是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时，全民公约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无共同约定，大家都自行其是，社会就无从组织，最后必然是每个人的人格和意志都不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益都不能得到保护。这是社会必须约法的原因。约法既然出于保护个人生命权益，尊重个人意志人格的目的，它当然也就只能在社会成员都是单独的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时，才有可能。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邦国也好，帝国也好，都不承认仅属个人的私有财产。孟子有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同理，无私产者无私心。没有个人财产，也不会有独立人格。试想，没有经济的独立，哪有人身的独立？没有人身的独立，又哪有人格的独立？也就只有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意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为什么能成为妻之纲？就因为妻没有经济的独立。她那点微不足道的“私房钱”，根本就不足以使她成为人格独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丈夫的附庸。丈夫在分家之前也没有经济的独立。他必须依附于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为子纲”。父家长在经济上同样并不真正独立，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这“王土”之上的“王臣”，他又必须依附于皇帝。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的人格是独立的，尽管他非常希望如此，甚至不惜自称“孤寡”。然而，如果天下之人均无独立人格，皇帝这个“朕”，这个“余一人”，也不会真正有人格的独立。实际上，由于家庭财产和国有资产同样产权不清，皇帝作为“一国之父”，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都没有纯属个人的财产，因此也都没有独立人格。

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并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如“自我意识”并非“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意识理解为唯我独尊（如皇帝），把自由意志理解为随心所欲（如侠客），甚至胡作非为（如恶霸），恰恰证明我们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也不知道自我意识为何物。

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显然，这里包括三个关键词：真实愿望、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三者缺一不可，而承担责任最重要。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没有责任意识，就不能叫“自由”，只能叫“放任”。这个人的行为，也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任性、随便、瞎胡闹或者恶作剧。

这就必须知道自己要什么（真实愿望）、不要什么（自由选择）、能干什么（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必须了解自己。因此，自由意志只能以自我意识为前提。什么是“自我意识”？它不仅是知道自己是谁（通过思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是能把自己看作别人（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比方说，照镜子。照镜子，就是把自己放到对面，当作别人来看。人能够照镜子而动物不能，就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自我意识甚至不用照镜子，也能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但一个人要有自我意识，首先就要有一个“自我”，即独立人格。产权不清、公私不分的传统中国人既然没有独立人格，那他也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没有自我意识，就只有依附意识，以及依附意识的对立面——造反意识。造反不一定就是颠覆政权反抗政府。只要是反抗过去的被依附者（比如父母和丈夫），就可以称之为“造反”。事实上每当子女或妻妾不听话，不顺从，甚至反唇相讥时，做父母或丈夫的都会暴跳如雷地说“反了反了”，可见“造反”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要将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使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专政者变成被专政者。极端一点的，还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客气一点的，至少要让自己从依附者变成被依附者，所以又叫“翻身”，也就是把人身依附关系“翻过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依附意识。结果，不是“你依附我”，就是“我依附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历史上此类大大小小的“造反”行动，弄不好就是“你死我活”；而平时依附顺从的“良民”，则很容易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

暴乱即无法。暴乱只能使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使社会进入法治状态。在专制的状态下，虽然可能“暗无天日”，但毕竟“天”还在，还有“青天白日”（开明专制）的希望。无政府状态却是“天崩地裂”，根本就“民不聊生”。因此无政府状态是比专制更坏的状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专制制度是应该维护的。恰恰相反，由于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无法”，其结果就必定是“无天”。只要看看王朝末年和王朝更替之时，中国社会是如何地“天昏地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参见邓晓芒《灵之舞》）。大多数人能，谁都要防范，反倒要约法、要规范了。更何况，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恰恰相反，公民越是具有自由意志，他就越是具有法治意识。因为自由意志首先意味着负责，而且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法律的制定出自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必定对这一法律负责（守法）。如果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全体公民就会全体负责（全体守法）。

这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岂能恰好一致？这其实又是对自由意志的误解。自由意志并非一种决定，而是一种可能，其中就包含选择和妥协的可能。当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时，就必定是他们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即每个人都能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底线”。法治社会需要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根“底线”。它必须首先弄清，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因此必须禁止的，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因此必须保护的，然后据此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宪法，也才有宪政，有法治。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谁为帝国签单

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法。同样，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天。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帝国的兴衰存亡负责。

这好像不合情理。偌大一个帝国，岂能无人负责？这好像也不是事实。至少，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总归是有自由意志的。皇帝君临天下，乾纲独断，令行禁止，生杀予夺，岂能没有自由意志？但这只是想当然而已。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一人独裁。有不可能的（如弱冠登基），有不愿意的（如倦于朝政），还有做不到的（如大权旁落）。即便所谓“雄猜之主”，也会有“身不由己”之时，因为他也要受到诸如“祖宗家法”之类规定，以及种种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皇帝并非就能为所欲为。

当然，不顾礼法和利益一意孤行的也有。但这只能叫“任性”，不是“自由”。把任性看作自由，恰恰证明不知何为自由。前面说过，自由不是自由散漫，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不负责任。相反，自由从来就是和负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前提是他意志的自由。因为他自由，所以能选择；因为他选择，所以他负责。因此，不负责任的选择和行为不是自由，没有自由的人也既不必负责，又不能负责，而只有“诿过”和“受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时代的中国人是既没有自由也不负责任的。

先说皇帝。皇帝负责吗？不负责。因为皇帝从不认错。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认过错。他也不能认错，至少不能随便认，因为他已经被法定为“天下第一圣人”。他的身份是“圣上”，他的身体是“圣躬”，他的意志是“圣旨”，他的讲话是“圣训”。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丹陛之下都是一片“皇上圣明”。他怎么会有错？又怎么能认错？如果有错，那肯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比如奸臣蒙蔽，或者天时不利。所以，如果要认错，也一定会把责任推卸干净，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之类。在这里，有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酒。如果不是“酒醉”，他原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他也只有“后悔”（悔不该），没有“反省”，更谈不上“忏悔”。

上行下效。至尊天子既然不认错，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认；至尊天子既然不负责，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负。没错，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说法，也有这样的人。但这只是承担后果，不是承担责任。责任，那是没有的，也是不负的。因此，我们也就只有“赔罪”，没有“道歉”；只有“受过”，没有“负责”。

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反省”，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后悔”。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观原因”那里。比如阿Q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群臣误我”，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罪己诏”。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罪己诏”？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做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四方有罪，罪在朕躬”，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天灾”之中“人祸”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干二净。

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交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直被当作“爱国主义精神”来弘扬的说法，也确实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精神，应该肯定。但我们要说清楚，这种精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政府有责”，或者“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因为这天下不是匹夫匹妇们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却让并不坐这天下的匹夫匹妇们为其兴亡承担责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并不等于“责任在民”。实际上，“人民”和“天道”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治权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既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

至于民众，从来就是没有问责权的。即便有，从理论上讲，也只能问皇帝，不能问政府，因为政府并非“责任内阁”。正因为这政府不能问责，因此，帝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别叫做“朝廷”和“衙门”。政府与衙门的区别在于：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衙门则是统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责任；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则只能视衙门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问责？

于是，帝国便常常会处于一种“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是别人。而且，八国联军一打进来，这位本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便跑得无影无踪。责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责任心。比如2002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为她在战争时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尽管她原本无此责任和义务。

变法与动乱

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年至1279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又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帝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新法。据说，诏书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我们当然不能说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变法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恐怕也是事实。

那么，难道是新法真有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实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许多政策都兼顾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利息自然是很低的，农民负担得起。所借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问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错。第一，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对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鄞县试行时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铺开，不下达指标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铺开，变法就是纸上谈兵；不下达指标，官员就会置若罔闻。而一旦全面铺开，并下达指标，新政就会南辕北辙，面目全非！那么，地方官不从中盘剥不行吗？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统统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团，这当然也办不到。在这一点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宋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熙宁变法如此，其他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两税法”，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赋。除土地税外，其余租庸杂徭一律免去。这原本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然而结果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因为两税法实行后，流通减少，物价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征实物，地方官员便趁机加收耗羡，由规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亦然。“一条鞭法”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按亩计数，以银纳税，简化了手续，明确了任务。然而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类似于税外加费），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续费竟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还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审诸历代变法，概莫能外。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肓。正因为走投无路，才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他们是对的。同样，正因为病入膏肓，所以不能乱下猛药，只能慢慢温补，不能动大手术，只能采用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他们是对的。但不管谁是谁非，变法却总归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这样一种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制度是如何地无药可救。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历史观，就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一般是不太喜欢什么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因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针办，谁也不要折腾谁，更不能全国都种试验田。同样，治理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最好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心血来潮就搞运动。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小鲜如不断翻炒，就一塌糊涂；治大国如频繁运动，就民不聊生。所以韩非子说绝不能频繁变法，因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能够不变，最好别动。

当然，完全不变也不可能，事实上历朝历代也都在变。但即便要变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而且，只要能够维持，则能不变法就不变。事实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错。问题是由于帝国的惰性，循序渐进往往等于纹丝不动，文火慢熬则往往等于一潭死水。结果是积重难返，变也不是，不变也不是。变则千头万绪，不变则问题成堆，慢慢变又时不我待。因此，当一个王朝下定决心厉行变法时，那就多半是非变不可了。非变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后果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 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最后一个机会。求治不得，只有动乱。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十三年），郓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睦州方腊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河北、京东张迪等人又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动乱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介草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皇帝再昏聩，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所以，不到万般无奈，草民都不会轻易言反。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全国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义的事，有时又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旦成功，对起义者本人尤其是起义领袖而言，那可是一本万利。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尝试，有人效法，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制造动乱，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于我们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生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群众大批量死亡，文化遗产大规模破坏，国家局势长时间动荡。在官兵和起义军的战斗中，双方往往都会荼毒百姓，滥杀无辜。黄巢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张献忠杀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国则至少让大清人口减少上亿。实际上，哪一次战乱不是让普通民众析骨为炊，易子为食？又有哪一次动荡不是使中华大地人死如林，骨积如山？正所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兴亡，还要匹夫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无人负责，更在于帝国需要这种破坏，因为每次破坏之后便是它的新生。农民起义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历史功绩，就是能够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于畏惧造反忌惮灭亡，往往在建国之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放松钳制，减轻剥削，收敛贪欲，与民休息。这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其实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轨道。这个轨道是每个王朝在其中后期一定要偏离的，而且这种偏离也是无法通过王朝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需要这样一条出路，而且它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

出路何在

帝国制度依靠天下大乱这样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实际上，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一样的。作为政权，没有哪个王朝愿意灭亡；但作为制度，帝国却必须定期不定期地把偏离了自己正常轨道的代理集团（现存王朝）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并为自己寻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么，所谓帝国的正常轨道是什么？

帝国的正常轨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会状态。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乃是一种必然。就中华帝国而言，这些条件包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成员主要依靠铁制农具和家养牲畜进行农业生产，其收入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略有节余；二、在当时技术条件（车马、道路）所能到达和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大体相同（即都达到并不超过上述生产力水平）；三、这些地区和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比如自然灾害或游牧民族的侵犯），必须共同防御，因此有组织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需要；四、这些地区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当时技术条件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高山、大海、沙漠），军事上便于征服，政治上便于统治，经济上便于平抑，文化上易于认同。在这些条件下，帝国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适合帝国制度，或者说，帝国时代的“最佳”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强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经济水平太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而不是帝国。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而经济水平太高，则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当然，政治状况太好也不行。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过剩，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所以，王朝必须将自己的国家状态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内，或者虽未达标，却有发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这种状态。因此一个新王朝只要政策和决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则如晋、隋），就总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能逐渐达标，便是治世；等到正好达标并略有超出时，便是盛世了。而后，则是盛极而衰，除非它能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控制。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首先，它要求社会安定，要求风调雨顺，还要求环境相对封闭，没有外部的冲击和干扰，才能达到上述条件的下限，即疆域不至于太小，人口不至于太少，经济水平也不至于太低。但这岂能担保，又岂能事事天遂人愿？因此只要有风吹草动（自然灾害或者外敌入侵），王朝就会动荡起来。如此看来，帝国制度其实是很脆弱的。

帝国制度的脆弱还在于，它不但经受不了天灾人祸，也经受不了繁荣富强。实际上帝国制度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按照这种设计，帝国的所谓“王道乐土”应该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数不多不少的自耕农，分散在疆域不大不小的国土中，靠着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维持温饱，并向国家缴纳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赋税。赋税之所以不必超过百分之十，是因为理想中的帝国规模不大，要求也不高，可以低成本运行；而百分之十的赋税之所以必需，则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弱小的、微不足道的自耕农无力自保，只能由帝国的国家力量来保护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可见，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中国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不知计划生育为何物，反倒以多子多孙为福。因此只要天下太平，人口就会增加；如果承平日久，人口就会猛增。这就要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而官员和衙门的增加却并不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因为帝国的所谓管理，主要是防止民变，所以人口稠密时的管理成本要较人烟稀少时为高。何况牧民之官增加了，牧官之官也要增加。牧官之官增加了，配套机构也要增加。其实，不要说民间人口的增长，单是皇族的膨胀就让朝廷焦头烂额。这些凤子龙孙们要封，要赏，要安排职位，要建立府衙，要配备服务人员，还要拉帮结派，无事生非。这些都要增加管理的成本和人数，更何况官僚集团还有一个自身膨胀的问题。结果，人口如果呈算术级数增长，官员和官僚机构的增加就会呈几何级数。如果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其次是财富的增长。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财富和民间财富。民间财富的增长，在理论上说应该是好事，其实不然。因为民间财富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均等的。有的人增加了，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增加得快，有的人慢。这就会拉开贫富差距，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就会去买田买地，并由少量购买发展到大面积兼并。我们知道，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资源本来就会日趋紧张；而兼并一旦开始，就必定会是一个滚雪球似的过程。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少数兼并了大量土地，因而也获得了大量田租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成为王朝无法控制的豪强，而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则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卖身为奴，成为佃户、雇农、奴婢；要么落草为寇，成为流民、盗贼、土匪。无论哪一种，王朝都控制不了。

国家财富增加了就更不好，因为它更没有出路。朝廷总不能用这笔钱来购买土地吧？也只有两种用途：一是穷奢极欲，这只能导致腐败；二是侵略扩张，这只能导致战争。腐败和战争，都是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朝亦然。

何况人口和财富的剧增，会使一个王朝从适中状态迅速发展成超级大帝国，其结果必然是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中枢机关指挥失灵，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一有突发事件便顾此失彼。这是所有超级大帝国共同的问题，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也好，王朝也好，积弱固然必至瓦解，积强也同样会至于崩溃，而且盛极之后，必是衰亡。道理很简单：过速的燃烧只能导致提前的熄灭，而只有退回到类似于秦朝末年的那种低水平状态，帝国制度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依据。

于是动乱就成了必然甚至必须。诚然，一顶顶王冠落地并不足惜，一个个王朝覆灭也不足惜，但千百万百姓无辜被杀呢？千百座城池无端被毁呢？千百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灰飞烟灭呢？更何况我们民族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竟只是为了维持帝国制度的生命，而且其直接原因，又竟然是人口和财富太多！这才真是悲莫大焉！

那么，过剩的人口和财富当真就没有出路吗？

当然有。而且严格地说，人口和财富也并不过剩。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工商业。但帝国对此要么不感兴趣，要么心存忌恨。结果，体力劳动者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一条路，一旦地少人多，就危机四伏；脑力劳动者则基本上只有读书做官一条路，一旦僧多粥少，便弊端丛生。

帝国对科学和工商业持敌视、仇视、蔑视态度并不足为奇，但王朝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变法不能成功即其中之一。比如在王安石的时代，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进行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绝不会是当时那种情况。

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甚而至于，帝国还根本不能允许相互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存在。钱财由银行支配，则置户部、藩司于何地？司法可以独立，则置刑部、臬司于何地？老百姓都独立自主了，爱贷款就贷款，不爱贷款就不贷款，什么都按经济规律办，不按道德和王法办，则置皇帝、朝廷于何地？

的确，对于只身一人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效忠远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业也远比发展民生事业重要。人口富余没有关系，有作为的君王可以用来侵略扩张；财产富余也没有关系，无作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员贪污挥霍。这些钱财，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简直就匪夷所思，用于发展工商业则万万不可。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如果普遍富裕起来，将置帝国于何地？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了。也就是说，它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愿意发展国计民生，更不愿意发展工商业。当然，不会有人说国计民生不重要，工商业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事实上，每个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的工商业发达的时期。汉、唐、宋、明，皆如此。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明代则有商业大城市三十三个。与之相对应，则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商业从业人员队伍的庞大。东汉王符说，洛阳地区的守本工商是农民的十倍，离本工商则又是守本工商的十倍（参见王符《潜夫论》）；而据日本学者桑原先生考证，唐代末年仅被黄巢杀死的外商就多达十二万人。至于贸易额，自然也很可观。比如北宋神宗时期国内贸易总额就达三亿两千万贯，岂能说不繁荣？

但这又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明王朝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因为帝国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更不用说培育和扶植了。何况这些工商业制造销售的，也主要是一些“淫侈之物”，除了满足少数富贵人家的穷奢极欲，也实在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因此这只是一种“病态繁荣”。它既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参见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也不能使帝国制度变得完善，反倒只能加速王朝的灭亡。也因此，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王朝时，它一定会将这“病态繁荣”一并消灭，重新回到“重农抑商”的轨道上来。当然，等着它的，又将是下一轮的“病态繁荣”，以及下一轮的“改朝换代”。

除此以外，帝国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第六章
共和之路

歌未竟，东方白

靠着改朝换代（王朝更替）和不断输血（外族入侵），帝国制度风雨兼程走到了20世纪初，并在这时结果了自己。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因为帝国并没有从内部产生颠覆它的力量，它也不认为自己的路已经走完。按照过去的经验，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修复的功能来延续生命，却被一下断送了前程，正所谓“歌未竟，东方白”。

的确，清原本是不该亡的。

在中华帝国史上诸王朝中，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汉时的西域，唐时的吐蕃，蒙古和台湾，全都被它纳入版图，远远超过自秦开始，汉、唐、宋、明因之的“传统疆域”。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两千万，汉最多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

清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的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我们不妨将其与暴秦、强汉和盛唐做一个比较。秦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秦始皇“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结果怎么样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汉的军事力量也是很强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铁马金戈，所向披靡。“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在汉帝国那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结果怎么样呢？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比较也相形见绌。唐征高丽，屡征屡败，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屡次讨伐准噶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终其一代，藏不敢叛。一个王朝的军事力量，其用途无非两端，一是安内，二是攘外。无论哪一项，清都不逊于历朝。即便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也没有像宋、明那样至于亡国。

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武力强大，并不等于这个王朝就一定强盛，更不等于其统治者就一定能坐稳江山。元之疆域既广，人口亦多，武力更强，却不过百年而亡。相反，同为“异族”入主中原，清的寿命就长得多。而且，清帝逊位以后，尚能享尊号宫室不变，结局并不太坏。事实上，大清王朝的国运十分长久，即便从1644年入关算起，也有二百六十七年，仅次于汉（四百二十六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宋（三百一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但汉有新莽，实为两代；唐有武周，实为腰斩；宋则后来只有半壁江山，北宋不过一百六十七年。而如果从1616年建国算起，清之国祚则还要超过明，竟长达二百九十五年之久。这样算下来，清竟要排在第一。

长治久安的秘密不在兵强马壮，更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政治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的状况至少不能说是最坏的。相反，清之所谓“康雍乾盛世”，持续一百三十四年，远远超过汉的“文景之治”（四十年），隋的“开皇之治”（二十四年），唐的“贞观之治”（二十三年），宋的“太祖太宗之治”（三十八年），明的“仁宣之治”（十一年）。当然，诸朝还有其他“治世”，但断断续续，远不如清之“治世”连续三朝，一贯到底。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民生和民族也基本不成问题。所谓“基本不成问题”，是说其民生状态和民族关系都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坏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实际上清代统治者生活尚属节俭，康熙年间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远远低于明的年开支一百六十一万两。他们对民生问题相当重视，政策也算宽松。自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即宣布“永不加赋”，以致康熙至道光一百八十九年间，民生富足，百姓多能维持小康。晚清时虽遭太平天国破坏，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竟高达年均15%，这岂是崩溃的迹象？当然，集权统治下广大平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困苦的。但这是历代王朝之通病，非清朝而独然。何况，清末民生再苦，也没有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天灾与人祸并行，灾变与民变并举，饿殍遍地，饥民满国，处处揭竿而起。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

民族问题亦然。历朝历代都有民族问题，但清的情况相对较好。汉、唐征伐不断，结果两败俱伤，只好和亲了事；宋、明放任自流，结果无力还手，终于国破家亡。元的情况最坏，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结果是自己也被灭了。只有清，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蒙古是其亲戚（蒙满贵族长期通婚），汉人是其子民（康熙以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西藏是其臣属（达赖和班禅均由其册封），新疆是其辖地（后更正式设省）。曾经让许多王朝头疼的“蛮夷”和“外敌”，连同也曾被视作“蛮夷”和“外敌”的清朝统治者自己，统统变成了“中国人”和“自己人”。这真是何等了得！

当然，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反清复明”和“驱逐鞑虏”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对此要做分析。在我看来，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伤痛记忆犹新，三是满汉两族在许多方面并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个直截了当、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了。在一个民族情绪甚浓的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最煽情的，何况汉人原本是多数。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民族矛盾绝没有发展到元末爆发民族起义的程度。相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问题灭亡的（以上综述，参考了赵无眠先生的研究成果，请参看赵无眠《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

事实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清朝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颠覆时时怀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殚精竭虑，扬己（满族）之长，避彼（汉族）之短，从而将帝国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不比历朝历代差。清，有什么理由要灭亡呢？

一般地说，一个王朝所受的致命打击，无非内乱与外侵。历史上有亡于内乱的（如汉、唐），有亡于外侵的（如晋、宋），也有亡于内乱和外侵双重打击的（如明、清）。亡于外侵的，多因国力不强。比如西晋，原本是战乱中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脆弱王朝，偏又实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即门阀制度和分封制度），结果导致八王之乱，自毁长城，最后是“五胡乱华”。北宋（和晋一样，也是通过宫廷政变获得政权者），重文轻武，积贫积弱（财富集中于都市，兵力集中于京师，农村贫瘠，边防力薄），结果屡战屡败，不断割地求和，最后是“靖康之难”。亡于内乱的，则多因纲纪废弛。比如汉末，外戚乱朝，宦官乱政，皇帝大权旁落。唐末，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皇帝死于非命。他们的灭亡，应该说都是“理所当然”。

明清则不同。明清两代，国力既不弱，纲纪也算严整（清又胜于明），因此都是享国日久、中间没有断裂的朝代。明代的皇帝问题不少，比如洪武杀人如麻，永乐心狠手辣，正德胡作非为，嘉靖炼丹服药，万历四十年不理朝政。但元首虽有问题，政府却还不错。明代的政府，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一套比较严密的官僚体系，又有一个基本称职的官僚集团，可以按部就班地处理军国大事，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皇帝和朝臣，大体上都能相安无事。除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外，明代那些“守成之君”，一般并不过多干预内阁事务（不像清代皇帝事事乾纲独断）；朝臣都能恪守君臣大义，绝少觊觎之心。所以，如果明清两代时间倒置，则所谓“虚君共和”，似乎也并非绝无可能。当然，由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原因，也只是“似乎”而已。

明之所以亡，原因当然也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太不讲人权，太不把官民人等当回事。明代长时间实行特务统治，东厂、西厂、锦衣卫，横行霸道，草菅人命，正所谓“视民众如蝼蚁”。明代皇帝，口含天宪，滥施淫威，动不动就当众廷杖，剥皮实草，正所谓“视人臣如草芥”。再加上宦官用事（如刘瑾），奸臣专权（如严嵩），皇帝自甘堕落（例子很多），官场腐败成风（例子也很多），百姓走投无路（比如逼反李自成），也就非亡不可。

何况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运气也不好。他接手这个政权时，大明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就治乱循环的气数周期而言，此时已到王朝末日；而政局的糜烂又不可收拾，王朝的弊病已积重难返。更糟糕的是，明代末年，内忧外患一并发生，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朝廷顾此失彼，哪里经得起这内外夹击？所以，倒霉的崇祯皇帝虽无亡国之德（并不荒淫，也很勤政），却有亡国之命。大明不亡在他手上，也要亡在别人手上。果然，李自成一进京，多尔衮一入关，明就亡了。

清却没有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而立即灭亡。因为此时的清，虽非壮年，亦非垂老，生命力并未完全衰竭。但是，明的灭亡不过又一次改朝换代，帝国制度纤毫未损，反倒又延续了二三百年。清却不亡则已，一旦土崩瓦解，就连同帝国制度一并埋葬，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来者不善”。

来者不善与徒劳无益

作为一个靠铁骑和弓箭起家的民族，战争对于擅长征伐的清人来说，原本不算什么。然而这一次的“外族入侵”，却全然不同于以往—— 既不同于当年的蒙古人南下，满族人入关，更不同于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的“进犯中原”。大清帝国面对的不是“蛮族”，而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都比较先进的“洋人”。

这是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交道的“夷狄”，这也是一场当时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后面这个说法，是英国议会辩论中“反战派”用来讽刺政府战争议案的。这个议案最后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参见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说明战争在英国其实并不怎么得人心，更不要说为了走私鸦片或者灭亡中国而发动战争了。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只不过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两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得到证明。《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战果”，也是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证”，因此最能看出其“犯罪动机”。《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除例行公事的“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订立关税、自由贸易几项，几乎全是经济要求。即便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不是觊觎政权（否则大清皇帝断然不会同意）。至于《南京条约》的后续条约，即1843年的《虎门条约》，当然不乏丧权辱国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比如放弃关税自主权，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等。但这些条款，是英方的敲诈勒索，还是清方的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应该说是兼而有之吧！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从中看出亡我中华之意。

其他条约也大体如此。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至于两国官员来往文书应称作“照会”，反倒应该说是要求平等了。因为此前清廷规定，英国官员送交我地方官的文件是要称作“禀帖”的。这究竟是谁不平等待人？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道理很简单：所谓“衙门”，是朝廷派出的“牧民”单位。列强并非大清属国，其外交官也不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怎么能用“衙门”去管理他们？当然要求改正。

但在这里，却也透出一个信息，即列强发动战争，不但是要获得利益和特权，还要求中国当局改变政治制度，与国际社会接轨，按照西方社会制定的“国际惯例”来处理事务。这一点，也差不多是列强的共识。正如费正清先生所指出：“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事实上，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其实也就是要求变朝廷和衙门为政府；两国文书互称“照会”，则是要求清廷放弃自认为是“天下共主”、视“蛮夷”为“藩国”的观念，将自己看作国际社会之一员。这对于维系了二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和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天朝观念，都无疑是根本性的颠覆，所以说他们“来者不善”。

显然，列强的“征服”中国，与其说是要“灭亡”中国，不如说是要“改造”中国（事实上他们也只索要了一些租界和特权，并没有“占领”中国）。即便“亡我之心不死”，也与其说是要“亡我国家”（如元灭宋、清灭明），毋宁说是要“亡我制度”（这可以从他们对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的暧昧支持态度中看出）。也就是说，在他们直接的经济动机背后，是长远的经济目标；而在经济目标的背后，又是更为长远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换个王朝就能了结的。或许正因为此，清王朝才又苟延残喘了五六十年。

然而由此引起的震荡却是颠覆性的。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二千年帝国史的“天朝大国”，竟然打不过一个远隔重洋万里而来的“蕞尔岛夷”（英国）？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我们还可以自欺欺人地说这不过“偶尔失误”，或自我安慰说因为对方“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就完全无法自我辩解自圆其说了。因为这一次我们船也坚炮也利，而对方则是更加不足挂齿的“蕞尔岛夷”（日本），是向来在我堂堂中华面前俯首称臣、顶礼膜拜有加的。更让中国人愤愤不平忍无可忍的是，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倭寇”的索赔数额，竟是当年“英夷”签订《南京条约》时索要的十三倍！

结论也只能是一个，即人家技术先进，制度更先进。而且，技术先进，是因为制度先进。否则，“蕞尔岛夷”日本怎么会后来居上，不但战胜了我“天朝大国”，还战胜了同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就因为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言，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我们知道，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孙中山选集》第706页）于是，不讲民权的政权便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这个打击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对此，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革命派”，均观点一致，并无分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所谓“改制”，是应该通过维新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革命来进行；改制以后的国家，是应该实行君宪（君主立宪），还是应该走向共和（推翻帝制）。康、梁是主张君宪的，这就甚至与朝中比较开明或明智的当权派不乏相通之处，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实君共和”，而不是康、梁主张的“虚君共和”。于是有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有1906年的“预备立宪”和1908年的“承诺立宪”。而且，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一百零三天内，朝廷颁诏三十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全面推行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

改革失败了，六君子血洒街头，立宪派如鸟兽散。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尽管在“庚子之变”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戊戌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朝廷勉强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强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于1911年5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拖到1908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强承诺1917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到，机会全无。1911年10月10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 如果“君宪”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错失良机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 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 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口号，也是“保卫共和”。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受“禅让”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1897年孙中山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兴中会”誓词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驱逐鞑虏”？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绝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做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骆驼刺《重读宋教仁》），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 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琨、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精光（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所谓“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年，国民会议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由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年）。

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

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年5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天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年7月，湖南谭延闿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2页）。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请大家注意，谭延闿、陈炯明他们所说的“自治”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省议会也不是橡皮图章。在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甚至县长民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制度显然有利于各省民主化，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专制独裁。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更何况，在全国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局部实行民主宪政显然比全面开花容易得多，而一个由相对独立并实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国家，显然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容易实现共和。因此，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参见袁伟时《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可惜又未能如愿。

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无不盼望和平。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政治特区”，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历程，岂非步履维艰？

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毕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究竟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中国的共和之路为什么这样曲折而又漫长。

缺失的传统

先说共和。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它在原则上要求其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由定期的选举产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袭。但是，废除君主制度，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共和；保留帝王职位，也不等于依然是君主制度。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国家，其实是共和国（如英国）；而某些名义上没有国王、皇帝的“共和国”，却其实是“君主国”，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事实上，在“后君主时代”，以“共和国”自居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这不过世界潮流所使然，并不意味着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当真实现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共和国”。有名副其实的，也有名实不副的。名实不副的又有两种。一种是无其名有其实的（包括“虚君共和”与“实君共和”），另一种则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后者不过“假共和”，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来，共和与否，显然应着眼于其实而非其名。

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其核心则是public。public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lic。

显然，共和制度的这一性质，是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正因为“天下为公”，即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政权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须公立，政务才必须公开，并向所有人（公众）开放。这就是“共”—— 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独（独占、独享、独裁）。因此，执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袭罔替，反倒必须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选。如果当选，可以连任，但连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给新当选者。这个新当选者在任期或连任期满以后，又要将政权交给更新的当选者。如此定期改选，换届执政，绝不家族世袭，一人独占，正是共和制的紧要之处。

共和制“公”与“共”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必然是“和”。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下，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定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因为按照共和体制，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比如竞选）获得执政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他们当不当得上，是另一回事（也未必一定要成功），但可以想，可以争取，而且有希望。有希望，因此不必武装起义；有权利，因此不能暴力镇压。政权的交替既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朝野双方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了。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不错，我们是有“天下为公”的说法，而且被视为最高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惜它只是理想，不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对原始社会并不完全准确的远古回忆，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贺新郎·读史》）。即便是事实，也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共和制度讲的“天下为公”，是指政权（国家权力归公众所有）；帝国制度讲的“天下为公”，则是指产权（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产权是不能全部归国家所有的。因为一旦如此，那么，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占有了一切，就像历代王朝的皇帝或朝廷那样。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一旦占有了一切，他还愿意和别人共享吗？不可能。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是不可能导致共和的，事实上也做不到。当然，“公天下之端”一定要被说成是“自秦始”（柳宗元《封建论》），国民党也一定会标榜“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且，他们也都只能自命为“天道”或“民意”的代理人，并不敢公然声称“天下为己”。毕竟，在理论上，帝国的天下是上天的；在名义上，民国的天下是国民的。然而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却又理直气壮地独霸代理权，并不认为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理，也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一起代理。结果，秦始皇的帝国是“天下为公，一人代理”，国民党的党国是“天下为公，一党代理”，都不是“共和”（共同代理或选举代理）。

这样一种“一人代理”或“一家代理”的制度，决不会允许异己政治力量的存在，更不允许他们觊觎政权。因此历代王朝必然会将任何有颠覆嫌疑的可能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事实上存在着“轮流坐庄”，这就是“改朝换代”。但是，任何一个新的朝代都只会宣扬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断然不会承认自己也将会被取代和可以被取代。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反复强调任何改朝换代或轮流坐庄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和痴心妄想，必须同样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谁想建个小朝廷，当个儿皇帝，也是不行的。道理很简单——“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也就只能是出兵将其“剿灭”（如南唐之亡于宋）。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即剿灭者反被剿灭（如明之亡于李自成的大顺或多尔衮的大清）。反正，谁要主张“皇帝轮流做”，谁就得亮出自己的拳头来。

显然，没有共，也就没有和。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既然没有“轮番为治”的体制和机制，那就只有“革命”（革除天命），而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改朝换代），则无一不是“暴烈的行动”（暴动）。即便是晋、宋那样的“禅让”，其实也是有武力作后盾的。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所以，主张共和的孙中山最终也得办黄埔，建党军。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

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包括两个朝代之间和他们周边的小王朝，几乎无一不是靠武装力量打出来的。这个传统至少从周代就开始了。周人得为“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结果。尽管周人在夺取了天下之后也希望和平，并创造了类似于联邦或邦联的“邦国制度”，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共和，反倒继续走向战争。因为这个“联邦”或“邦联”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天子。这个“天之骄子”是谁都想当的。而且，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也是当得上的。于是只好再打。先是打出“五霸”，后是打出“七雄”，最后是打出一个“始皇帝”。从此，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这就注定了这些王朝不可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共和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和平，而王朝信奉的却是武力。这是那些开国皇帝们的信仰，也是那些割据的军阀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准皇帝”们的共同信仰。他们不相信一个政权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更不认为自己夺取的政权有什么理由要与别人“共和”。他们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也就是说，这江山既然是老子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当然就该老子独享，凭什么要和别人分享、共享？岂但不能分享、共享，而且要将一切有可能妨碍其独享的力量，统统用武力予以剿灭。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甚至独裁专制。等到所有的反对力量都表示臣服，天下真正归于一统后，便大体上可以告别“乱世”，并有希望进入“治世”了。

因此我们不必为“东南互保”的坐失良机，“联省自治”的中途夭折，国共合作的谈判破裂而遗憾，也不必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成王败寇、改朝换代而扼腕。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

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共和”这个词倒是有的。据《史记·周本纪》，西周时，厉王昏暴，民众造反。王出奔，国无君，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号曰“共和”，凡十四年。这就是所谓“召周共和”，常被人用来证明中国也曾有过共和传统。以“共和”二字翻译republic，典出于此。然而这段史实不但其事可疑，而且昙花一现。我们知道，关于“西周共和”，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另一种则是《汲冢纪年》和《鲁连子》的（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根本就没有什么二相或诸卿共同执政，只有一个名叫“和”的“共伯”（共伯名和）当了摄政王（共伯和干王位）。而且，按照第一种说法，厉王死后，召、周二相即共立太子为王（即宣王），并把执政权还给他。可见“召周共和”即便是实，也不过权宜之计。相反，他们的还政于君，恰恰证明君主制才是“正宗”，共和制不过“异类”，而且绝无仅有。

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为惯例。我们知道，无论君主还是共和，都有一个授权问题。君主制讲“君权神授”，共和制讲“治权民授”。召周二相的共同执政，却既无上天的授权，也无民众的授权，甚至没有君主的授权，这就不但不是“共和”，反倒有“僭主”嫌疑了。这是他们最终要交出权力的原因—— 害怕被视为“乱臣贼子”，天下共讨之！

其实“召周共和”与其说是“共和”，不如说是“共摄”（共同摄政）。它连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谈不上，因为并未废除君主。更何况所谓“共和”，远非仅仅就是共同执政。共同执政如果不是经由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一人独裁”变成“多人专政”而已。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败，古典共和国最终变为帝国（如罗马）的原因之一。因此，现代共和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即民主与宪政。前者解决授权问题，后者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

民主与宪政

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礼”，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在觥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协商会议”或“元老会议”。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在当时，这些与会的“社会贤达”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榷。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的，这就叫“主权在民”。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可以让渡”。“主权在民”和“可以让渡”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的“民本”思想，但“民本”（国本在民）并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主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主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君轻民贵”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君贵民贱”。君至贵，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草民”（草芥之民）；君为主，叫“君主”；臣为仆，叫“臣仆”。君为父，叫“君父”；臣为子，叫“臣子”。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主权在民”？明明是“主权在君”。而所谓“民本”，则不过是以“子民”为执政的“本钱”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载舟之水”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骄子”；官员也不是“人民公仆”，而是“民之父母”。一个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与“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两个概念。服务者是“公仆”，做主的却是“主宰”。“为民做主”虽较“荼毒百姓”为好，却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没有“人民授权”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们的政权虽非民授，却也“顺应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这也无妨看作人民的授权，只不过是“心授”（人心授权）罢了。其实，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刘备，据说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尝得天下？也就是天下九州有其一而已，还是打出来的。又比如清人刚刚入关时，何尝得过民心（其“剃头令”就不得人心）？却也照样得天下。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却值得怀疑（参见常书远《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至于权力可以让渡，则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国的统治者不同意，民国的统治者也不同意。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愿意不愿意，更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权力的让渡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曾对民主人士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让渡。你要拿，也得凭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夺！

政权既非经由民授，则治下之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权。没有民权，就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并非简单地就是“立宪执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约法”。主权不在民，国民无民权，又怎么能立法？岂但无权立法，甚至连国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自然是任由予夺。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紧箍咒”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都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制律”。因为那些所谓“法律”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口衔天宪”和“朕即国家”。

何况宪政并不只是“宪政”（在宪法框架内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其证明，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个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于是，不但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国会）也要受到限制。这里体现的，便正是宪政的精神。

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 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由多数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宪政则不会。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在宪政和宪政主义者看来，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而且并不因为它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就不是危险。权力来自何方，掌握在谁手里，怎样使用，这些都不是宪政考虑的问题，而是民主与共和的任务。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因此，宪政不但要求执政者合法（包括以宪法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政权），而且要求宪法本身合法。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这又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从来就只知道“王法”，不知道“宪法”；也从来就只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还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开宗明义竟是这样的条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哪里是什么宪法，又哪里是什么宪政！结果竟是这样：大清王朝的“宪政”不但没有限制君权，反倒给不受限制的君权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万世一系”的大清帝国也就只好走上断头台。

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限政传统，不是说历代王朝的所有权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的权力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有森严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越权办事或越权干政，历来是王朝和官场之大忌。但这只是“限权”，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权限”，不叫“政限”。而且，划定权限，正是为了保证最高权力（君权）不受制约和限制。这就叫“权有限而政无限”，即代理皇权的官员和衙门有权限，掌握政权的皇帝和朝廷无限制。

当然，君权无限，也不等于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正如隋文帝所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说，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和没能耐的守成之君明万历，在建储问题上就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但诸如此类的限制，或是因于道德，或是因于舆论，或是因于传统，或是因于惯例，无一因于法律。即便因之于法，那“法”，也只是“礼法”或“祖宗家法”，不是“宪法”。

宪政则不然。宪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国会和政府），而且是“宪政”，即“根据宪法来限制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因此，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比如君权）。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显然，正如法制不等于法治，限权也不等于限政，更不等于宪政。

宪政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因此，宪政的国家必定是法治的国家，宪政的传统必定是法治的传统。如果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么，宪政就可以说是法有、法治、法享。在宪政国家，一切权力都受法律制约，一切法律都受宪法制约，所有人和所有机构都必须遵守和服从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至高无上的宪法，与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宪法不能违反（违宪），却可以讨论、批评、反对、修改（修宪）；君主则既不能讨论、批评、反对，更不能修改和违抗。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僭窃，又要保证被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限政问题。没有共和，民主就会变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共和就会变成寡头政治；而如果没有宪政，它们都会变得无法无天。

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意义；没有共和，宪政就流于形式；而如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共和，那么，宪政就有可能变成专政。在民主与共和缺位的情况下，宪法不但会沦为一纸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经被用来做专政的理由一样。因此，一个真正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国家，必须同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当然，她也必定同时是自由、法治、人权的。

这样一种政体或制度是我们民族原本所没有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甚至就连许多官员和学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共和、宪政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将法治与法制相提并论，权力与权利混为一谈。看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真是任重道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还必须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上述制度和思想来。

最后一问

还是先从共和说起。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古典共和国，还是现代共和国，几乎都是商业国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罗马共和国是，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国家是，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也都是。英国作为虚君共和国，美国作为联邦共和国，都是商业共和国。相反，那些“货真价实”的帝国，比如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则多半是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参见本书第一章）。

这就与“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当然，农业民族也热爱和平，中华帝国也主张天下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不同之处。当然，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相比较而言，农业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稳定。因为只有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无天灾，二无人祸，农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过辛勤劳动和逐年积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护安定和稳定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集权政治，即依靠一个强势政权来维持秩序，以免他们受到侵犯和骚扰。要知道，在那些既无国内法又无国际法的年代，侵犯和骚扰是很容易发生的—— 境外有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乡里则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只有帝国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只有帝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给他们以奔向小康的希望。这是每到天下大乱时，他们总是会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于是事情竟是这样：帝国的和平共处其实是靠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武力来维持的，天下为公则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借口，其实质是产权国有、治权王有，而非政权共有。至于定期选举，换届执政，就更是免开尊口—— 帝国并不同意，民众也没兴趣。希望安定和稳定的帝国臣民，并不喜欢执政者的频繁更替。

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暴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了。

所以商业民族也更主张谈判，而不是战争。所谓“谈生意”，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是谈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进行“通商战争”，轮到做生意时，还得谈。通商不同于掠夺之处就在于，任何交易都得有个商量。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这就是“和”，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交易能够最终达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争端能够和平了结，其方案必定是“双赢”的。互利和双赢不是一方压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交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业共和国的早期，他们才会实行“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那时他们大多是“个体户”，每笔生意都是自己亲自去谈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谈（主张），还得让。这就是“妥协”，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仅包括要价，更重要的还是让价（当然要有底线）。只有讨价没有还价的买卖不是买卖，也不能成功。双方各让一步，交易才能达成。如果一方自以为大权在握，另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或者双方都唯我独尊，谁也不肯让步，那就只有“互斗”和“一边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了。事实上没有妥协就没有共和。美国的1787年费城宪法，就是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伟大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监督，轮流坐庄，这就是“共和政治”。

最后就是“签约”了。这就是“立法”，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签订合同。不过，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宁说是“框架协议”。它规定的是原则，而非具体事务。由于规定的是原则，因此它甚至需要一个关于如何签订合同的合同，这就是“立法法”；还需要一个规范一切交易原则和签约原则的总合同，这就是“宪法”。只有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交易和签订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是“宪政制度”。请看，民主、共和、宪政，或者说，议会民主，共和政治，宪政制度，是不是背后都有商业活动的影子？

这当然是我们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传统和思维方式。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既不主张巧取，也不主张豪夺，而主张实干。根据实干的精神，清谈是要误国的。这就使我们对议会民主之类的制度，先入为主地不以为然。同样，由于长期以来对商业、商人、经商活动和通商贸易的蔑视和鄙视，交易、妥协、讨价还价之类在我们民族这里从来就是贬义词。我们主张的是大义凛然，是一诺千金，是重义轻利，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因此，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巧取豪夺，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更不能公开号召，而必须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民请命”、“清君侧”）。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宫廷政变，没有议会民主；只有逐鹿中原，没有共和政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有宪政制度。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么可能有法治，又怎么可能有宪政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商业活动，才强烈地要求明晰产权，分清公私，因为买卖无非权属的让渡。这件东西原本是我的，卖给你以后，就是你的了。这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件东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别人的，我就无权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们就不能买卖。所以商业活动既要求明晰产权，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产权不明，买卖双方就不能成交。谁敢购买一件产权不清的商品呢？同样，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难走向共和。因为共和国（republic）这个概念来自“公共事务”（res publica），它是相对于“私人事务”（res privata）之外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有共和与否的问题，私人事务领域内是无所谓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应该是独立）。可见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实现共和的前提。

宪政亦然。宪政要限制的，是公共权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权利的享有。相反，它还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是：对于政府，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都是不能做的；对于个人，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见其公私之分明！至于民主之必须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无所谓主权在君还是在民。其实民主、共和与宪政，都旨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是干预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而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恐怕也很难有私人领域。因此，明晰产权，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宪政，方有共和。

然而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家国一体的上层建筑，却导致了传统中国的产权不清和公私不分。这就使我们不知何谓民主，何谓共和，何谓宪政，也不知何谓共产主义。比方说，先是把共产主义解读为“共产共妻”，继而又把“共产”理解为“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这真是大谬不然。其实日本人把Communism翻译为“共产主义”，意思是“共同集体生产”。可见日译“共产主义”的“产”，是生产的“产”，不是财产的“产”。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其实该叫“共劳主义”。当然，准确的说法还是“共同主义”或“共同体主义”。因为Communism的语源Community，原本有社区、团体、群落、公众、共同体等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社会叫做“联合体”。他们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请问，这是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是“共产共妻”吗？

事实上，共产主义绝不意味着“共别人的产”。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正如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只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公众共享，绝不意味着将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充公”；共产主义也与理解为“一切财产归公”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后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反倒与共和主义不乏相通之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经典文献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三个条件：一，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三，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共产共妻”的意思。相反，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而构成一个多样共存的社会，岂非和谐，岂非共和？

显然，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次变革的成败。因此，无视传统的理论是掩耳盗铃，无视传统的制度是无根之木，而无视传统的改革则难免屡遭挫折。钱穆先生有云：“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总体上是值得商榷的，但此说却不无道理。看来，事情最好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有民主、共和、宪政的传统，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

但问题是，我们有吗？

这就决定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河有多宽，也不知道石头有多少。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附录　好制度，坏制度

——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　帝国制度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几乎从头到尾都贯穿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但在其创立之初，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在钱穆先生看来，只有处以公心而创立的才可以叫制度，出于私心的则只能叫法术（方法和权术）。“法术只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因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只要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制度，开始时便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久而久之，则又一定会变坏，所以需要变法和改制。

这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对此，钱穆先生的解释是：“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但却不能就此止步。如果这样一讲便释然，那就连历代政治的得失也用不着讨论—— 反正任何制度，为使后人“继续努力，永久改进”计，总是要预留将来变坏之余地，或者再好的制度实行了一两百年以后也终究是要变坏的。那又管它做甚呢？到时候再说好了。

我想这绝非钱穆先生的本意。何况就算如此，历代政治的得失也还是要检讨。这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年轻人若干年后肯定要变老，最后还会死，却仍然要研究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一样。其结论，当然不能是“人总是要死的”。同样，我们研究历代政治制度，结论也不能是“任何好制度总是要变坏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第一，好制度是怎样变成坏制度的；第二，好制度何以变成了坏制度；第三，我们能不能防止好制度变成坏制度。

回答这三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站在古人立场，以当时人切身感受为依据的，钱穆先生称之为“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根据自己所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的，钱穆先生称之为“时代意见”。如果站在研究者的立场，发表自己个人看法的，又该叫什么呢？钱穆先生没有说，姑且叫做“个人意见”吧！上述三个问题，第一个关乎史实，需要“历史意见”；第二个关乎认识，恐怕非有“时代意见”不可。至于第三个问题，能不能回答都很可疑，则大约只能发表一点我自己的“个人意见”了。这是需要声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即我们将要讨论的，只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既不包括外国的，也不包括现在的。而且讲传统政治制度，也只限于从秦汉到明清。这是因为本文作为一篇读书笔记，自然应以钱穆先生的范围为范围。何况钱先生划定的范围，也并非没有道理。第一，真正影响当代中国的，是秦以后的制度，不是秦以前的。第二，我们中华民族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虽早，但直到秦汉，所谓“中国”才在法理上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在此之前，则是“许多国家”。而且，自从秦始皇把这“许多国家”或“若干国家”变成“一个国家”以后，中国就基本上是“一个国家”了。其间虽有分裂，有反复，有变动，有多民族政权或同一民族多个政权的共存（如汉末同时存在魏、蜀、吴三个汉族政权，宋代同时存在宋、辽、金、西夏、大理多个政权），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仍以汉、唐、宋、明、清这些统一大王朝为正宗，为正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也可以说就是汉、唐、宋、明、清的制度。

汉、唐、宋、明、清的制度是秦开创的。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应该说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科学的结论。因此，我们在讨论好制度是怎样和何以变成坏制度之前，便先要讨论秦制度，即弄清秦进行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它开创的又是一种什么制度。

这就得先说点我的“个人意见”。

我以为，就国家制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有三次巨变，即西周封建、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三次变革的意义，都在于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共和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共和制）；秦灭六国以前实行的，则可以称之为“邦国制”。邦国，是类似于联邦或邦联的国家制度。为什么说是“类似于”呢？因为邦国和联邦或邦联形似而神不似，或者说“似而不是”。联邦和邦联的共同特点是有宪法。邦联内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联邦则不但各邦或各州（State）有自己的“邦宪法”或“州宪法”，还有统一的“联邦宪法”。这是邦国没有的。西周没有，东周没有，春秋战国也没有。

不过，邦国虽无“宪法”，却有“共主”，即“周天子”。天子拥有的是“天下”。这个“天下”的范围虽然还没有现在的中国大，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却已经是“全世界”了。所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子不是“国王”，而是“世界王”。国王是诸侯，只不过不能叫做“王”，只能叫做“君”，称王是以后的事。诸侯拥有的是“国”，它又叫“邦”。“国”以下，是“家”，归大夫所有。天下、国、家，就构成了当时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诸侯的“国”。因为“天下”不过“联合国”，“家”则不过“聚居地”（发展为国家也是后来的事），唯独诸侯的“国”具有国家性质，拥有领土与主权、政府与军队，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外交活动（当时即叫“邦交”），可以缔约、结盟、通商、宣战，还可以兼并。各“国”之间，语言异声，文字异形，衣冠异制，律令异法，“国内”则统一。总之，这个时候是“以邦为国”的，因此叫“邦国”。

邦国与联邦或邦联的不同，还在于联邦或邦联是联合而成的，邦国却是天子“分封”的，叫“封建”。封就是封土，即划定国界；建就是建国，即指定国君。不但天子可以封建，诸侯也可以，即封采邑（家），建家君（大夫）。可见邦国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封”和“建”（这两个都是动词）。这是邦国制度的成因，也是邦国制度的本质，更是“封建”一词的本来意义，本文也只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封建”这个词，与通常所谓“封建社会”的意思不同，这是必须事先说清楚的。

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就不“封建”了（其实在一统天下之前，秦就不再“封建”）。这就把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状态，由“许多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它同时也等于“天下”）。原来那些各自独立分散的“国”和“家”，则变成了这个统一国家的“郡”和“县”。这就是“郡县制”。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区别是：第一，封建时代的国和家是封给诸侯和大夫的，其土地和人民归诸侯和大夫所有，诸侯和大夫对他们的国和家拥有主权。郡县时代的郡和县却是统一王朝的，其土地和人民归统一国家所有，郡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的行政长官（县令）对他们的郡和县不拥有主权。第二，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也是终身的，因为国或家原本就是他们的。郡的行政长官（太守）和县的行政长官（县令）则是任命的，也是流动的（可以调动，也可以罢免），因为郡和县原本不是他们的。第三，诸侯和诸侯，国与国，虽然也有等级（公侯伯子男），却相互独立，并不从属。郡和县与最高当局则是从属关系。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朝廷，它们又都从属于皇帝。皇帝的命令朝廷要听，朝廷的命令郡县要听。皇帝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唯一的领袖（邦国时代有多少封国就有多少元首，上面再一个超级元首，王室式微则群龙无首）。皇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所有的郡县都是他的辖地，所有的人民都是他的子民，不像以前那样分属诸侯和大夫。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的象征不再是诸侯而是皇帝，国家的实体也不再是诸侯的封国，而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天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好再叫“邦国制”，只能叫做“帝国制”。

所以秦灭六国，实在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也是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自秦汉至明清，中国的情况虽多有变化，具体的制度也多有变更，但要有一个皇帝（管不管事则另当别论）和不再分封诸侯（要封也只封爵不封土）这两点，却一以贯之，始终不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从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这一千多年是邦国时代（封建时代），从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多年是帝国时代（郡县时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便正是郡县时代的制度—— 帝国制度；而我们要弄清楚的，则是它怎样从“好制度”变成了“坏制度”。

二　中央机关

当新制度把封国变成了郡县，把原本分散独立的“许多国家”（邦国）变成了集中统一的“一个国家”（帝国）时，它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这个机关，钱穆先生称之为“中央政府”；郡县机关，则称之为“地方政府”。这当然便于我们理解，但略嫌“现代化”。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权机构，和现在所谓“政府”，并不是一个概念。在严格的意义上，前者是不能够叫做“政府”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现代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职责和功能。它只有一个职能，就是统治，因此也许应该叫做“衙门”，或者中央的叫“朝廷”，地方的叫“衙门”。但这样也有问题。中央机关不仅有“朝廷”，还有“宫廷”，而所谓“宫廷事务”则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皇家私事，是“公私不分”的。正因为宫廷公私不分，所以宫廷加朝廷组成的机构，就不好叫做“中央政府”。“衙门”的说法也有问题。地方上的机关固然是衙门（比如县衙），中央各部院府台又何尝不是衙门？看来也只好马马虎虎地分别称之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要说清楚，此政府非彼政府，它们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能不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就尽量不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统治机构的制度设计，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汉制，国家最高领导人为皇帝和宰相。皇帝所处为“宫”（皇宫），办事机构为“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这六尚，前五个都是管生活的，只有尚书和政治有点关系。宰相所处为“府”（相府），办事机构为“曹”，曹数有说六曹的，有说十三曹的，有说十五曹的，职司则有府史署用、官吏迁除、农桑祭祀、文书奏章、民事诉讼、邮传交通、谷仓漕运、货币盐铁、盗贼刑法、兵役武装等，全是公事。皇帝之尚多为私而宰相之曹全为公，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以皇帝为首的宫廷是“半公半私”的（既代表国家同时又是私人），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才“一心为公”，除了为国家服务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作用和意义，是真正的“中央政府”。所以，他们的经费来源也不一样。朝廷经费来源于大司农掌管的田赋收入。这是大头，归政府用，是“公款”。宫廷经费来源于少府掌管的工商税收。这是小宗，归皇家用，算是皇帝的“私房”。

这样看来，汉代制度，大体上还算“公私分明”（但也只是“大体上”，严格说来并不清楚，这才造成后来的问题）。同时，机构的设立，也还算“职权分明”。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总经理之外，还有“监事会主席”，就是御史大夫。他同时也兼副总经理（副宰相），副手则为御史中丞，此外还有侍御史（监察中央）和部刺史（监察地方）。不过国家毕竟不是公司，所以除总经理（宰相）和监事会主席（御史大夫）外，还有一个管军事的官员，就是太尉。宰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合称“三公”，是王朝的最高官员，共同向皇帝和国家负责。

这种制度，应该说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如果反过来，皇帝自己授权，同时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皇帝负责吧，无人来问（别人不是授权人，没有资格责问）；宰相负责吧，无责可负（宰相不是负责人，没有理由责问）。结果大约只能像隋炀帝，说朕的江山朕自丢，丢了拉倒。除此之外，也只有三种可能：一是下罪己诏，说什么“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把责任大包大揽认下来，却并无处分，也无法处分，实际上并不负责。二是找替罪羊，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所有的事情，都是“群臣误我”，然后挑几个确有问题或看不顺眼的杀掉，实际上仍是不负责任。第三种更糟糕，就是在国难当头时，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责任推到老百姓身上，当然是更不负责。一个不负责任和不能负责的政权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政权稳定，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脑。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

汉初的情况，便大体如此。刘邦打天下时就不带兵，具体事情都交给张良、萧何、韩信他们去做。他的几个接班人，崇尚“无为而治”，也都乐意当“甩手掌柜”。所以秦人创立的帝国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汉人却搞得有声有色。遗憾的是，宫廷与朝廷，或皇室与政府的这种关系，道理上并没有讲清楚，制度上也没有做规定，不像现代西方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皇帝不得过问政府的事，而是想过问就过问，想不过问就不过问。结果，汉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变化。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这样的人，多半都喜欢亲自操刀。所以武帝一朝，宰相成为摆设。汉武帝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事情倒是弄得轰轰烈烈，遗患却也无穷，因为他把制度破坏了。正因为破坏了制度，这才有后来的外戚专政和宦官弄权（后者又因前者而起），汉王朝也终于灭亡。从这个角度讲，皇帝雄才大略并不是好事情。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独断专行，无法无天，不把制度放在眼里。当然皇帝太愚蠢太昏庸也不好，最好是头脑清楚又不好大喜功，事情交给政府做，自己只拿大主意。但这并由不得我们。钱穆先生批评破坏制度的人，说他们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我看没有哪个皇帝会懂这道理。相反，帝国制度既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就不能不规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皇帝也不会自动交出自己的权力，只会不断从宰相和政府那里把它收回来，最后把自己变成独裁者。

事实上从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起，皇家就开始侵夺相权。唐初虽然“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却再也回不到汉初的理想状态。钱先生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这原本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只分相权不分君权，权重就向皇帝倾斜了。

不过唐代宰相虽不如汉，比起后世来权力还是大得多。唐代相府共三个衙门（相当于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类似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只不过所立、所司、所执的不是“法”，而是“令”。当时王朝的最高命令，都由中书省拟出，而且一拿出来就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也就是说，宰相有决策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当然，门下省可以驳回中书拟定、皇帝同意的命令，但门下省也是相府，门下省的否决权也是相权。可见唐代相权也不小。皇帝不经中书、门下副署就直接下达命令，在当时是被视为非法的。

宋就不行了。“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不在宰相”，宰相上朝也不能像秦汉隋唐那样“坐而论道”，只能站着。明清更糟，干脆废了宰相，而代之以六部和内阁。六部原属尚书省，尚书省的长官和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同为宰相。朱元璋把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留下尚书省，却又不设长官，让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这就等于是不要总理，由总统直接领导部长，和美国的体制差不多。问题在于美国的总统是选出来的，也是有人管的。国会管，法院管，媒体舆论也监督，出了事情要下台。何况美国的总统也不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明清的皇帝却是董事长，现在又来做总经理，还没人管，结果可想而知。

以内阁代宰相就更不通。我们要知道，明清的内阁可不是由总理、副总理、部长组成的“国务院”或“政府”，其实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班子，顶多叫“秘书处”。内，是内廷、大内的意思。阁，则是宫内的殿阁。可见内阁属于宫廷，不属于朝廷。内阁的成员叫大学士，官阶只有五品。按尚书二品、县令七品计算，五品不过副司级，怎么能是宰相？但在明代，“入阁”却又相当于“拜相”，这就是只讲法术不讲制度了。

到了清代，雍正皇帝连内阁也信不过，又搞了个“军机处”。这就更荒唐。皇帝不但董事长兼总经理，还兼司令员，司令部则成了政务院。说穿了，这是只要皇帝独裁，不要政治制度。当然，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是有精力也有能力独裁的，所以造就持续百年的“盛世”，论版图、人口、国力，均不亚于汉唐。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逼出来一个辛亥革命。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讲，现在先来看看地方上的情况。

三　地方行政

认真说来，“地方上”这个概念，也是要到秦以后才会产生的。因为只有一个幅员辽阔且又实行郡县制的统一大国，才会有中央和地方，也才会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关系，仍然要算汉代最好。钱穆先生就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是为笃论。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层次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官级少，升转快，官员的政治前途明朗，工作积极性就高。西汉中央政府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只有两级，即“三公”和“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个人。丞相相当于总理，金印紫绶；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或兵马大元帅，也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银印青绶。九卿其实就是九个部长或“部长级干部”（比如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大鸿胪就是外交部长，大司农就是财政部长），官俸二千石。地方上也是两级。最低一级是县。大县行政长官叫县令，官俸六百石至一千石。小县行政长官叫县长，官俸三百石至五百石。县以上是郡，行政长官叫守，景帝时改称太守，官俸二千石。也就是说，郡守和九卿是平级的。西汉的郡大约一百个，一个郡管一二十个县。这样算下来，当时一个郡守，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州长。请想一想，一百个州长（郡守）和九个部长（九卿）平级，是什么概念？自然是州长变部长并不稀奇，部长变州长也不委屈。这就有利于“干部交流”。再说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只有九个，地方上的州长却有一百来个。县长们（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即便当不上部长，当个州长总还有希望。县长和州长之间又不再有等级。只要加把劲，一步就能跨入“高干”行列，没准还能到中央工作，县长们岂能不努力？实际上汉代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轻中央而重地方”。所以汉代的地方政治是最好的，吏治也是最好的。

不过好景不长，这个制度很快就遭到了破坏。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天下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派去一位刺史，许多学者便据此认为汉代地方行政区划是三级：州一级，郡一级，县一级，州领导郡，郡领导县。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刺史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是中央派到下面去监督地方官的“特派员”。他只能奉诏察问六件事情，不得干预地方行政，还没有固定治所，俸禄也只有六百石，相当于“县处级”。你想，哪有县处级领导地市级的道理？显然，刺史不是一级地方官员，州也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这事还不算乱套。

但是到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情况就变了，刺史变成了牧，级别也是二千石。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刺史一会儿牧，州也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实体（比如冀州牧袁绍、荆州牧刘表、兖州牧曹操，便都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这样折腾到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朝廷干脆废了郡，直接以州统县。至于州的行政长官，则有叫刺史的，有叫太守的，还有叫牧的，因为隋唐两代的州，其实就是汉代的郡。如果是特殊的州（比如首都和陪都），就叫府，其行政长官则叫牧（从二品）或尹（从三品）。这是唐人的发明，宋人也跟着做的。只不过宋代的府比唐代的多。稍微特殊一点，就不叫州，叫府。

可见唐代地方行政区域原本也只有两级：州府一级，县一级。但是唐人和汉人一样，也喜欢从中央往地方派上级官员。汉代只派了刺史，唐代派的就多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察使和节度使。观察使和汉的刺史一样，原本是中央派下来巡视地方的，结果巡回变成常驻，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更高一级行政长官。节度使原本也是特派员，只不过观察使管监察，节度使管军事。结果也一样，也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更高一级行政长官。中央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官已是不妥，军区司令员变成地方行政官就更成问题。最后，节度使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也就灭亡。

唐代观察使监临的区域叫“道”，宋代则叫“路”。宋代地方行政区域原本同样只有两级：州府一级，县一级，但开国不久（宋太宗至道三年，即公元997年）就在府州上面加了一级，叫“路”，而且其行政长官居然是四个，南宋时简称为帅（安抚使，管军事）、漕（转运使，管财政）、宪（按察使，管司法）、仓（常平使，管救济）。这就荒唐了。唐代州县，只要承奉一个上司（观察使），宋代则要承奉四个，这地方官岂能好做？何况这四个大员，互不相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你说这事情可怎么办？所以宋的地方行政简直一塌糊涂。

元代的荒唐，则是把“省”这个怪物制造出来了。省，原本是中央机关的官署名称，比如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在唐代是相当于宰相府的。元承宋制，也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把这些机关派到地方上去。派到地方上的中书省叫“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派到地方上的枢密院叫“行枢密院”，简称“行院”。派到地方上的御史台叫“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可见所谓“行省”，就是“临时的、不在首都的，或行动中的中书省”，就像“行宫”是“临时的、不在首都的皇宫”一样，怎么会是地方行政区域名称呢？

所以，到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准备废掉宰相之前，就先把地方上的“行中书省”废了，改称“承宣布政使司”，其长官则叫“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使是官名，司是衙门，都不是区域名称。可见现在叫做“省”的这个地方行政区域，其实是没有正当名称的。叫省叫司都不通，就像把市、县叫做局、处于理不合一样，要叫也该叫“承宣布政使区”。不过朝廷只设了衙门（承宣布政使司），没有颁布区号，世俗的称呼难以改变，那就凑合着叫“省”吧！结果，真正的“省”（中书省）被废掉了（而且也被忘掉了），不是“省”的东西反倒变成了“省”。

省一级的衙门，明代是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藩司、臬司、都司，合称“三司”。清代减去都指挥使司，变成“二司”。二司的长官布政使和按察使，俗称藩台、臬台，同为省长。藩台管行政财政，臬台管司法监察。其实按察使称台还凑合，因为御史称台。布政使称台就没有道理了。然而清代不但藩司和臬司的长官称台，他们派出去的下属机构（分司）官员也称台，叫“道台”。这倒不去管他，糟糕的是明清和汉唐宋元一样，有了地方政权机构还不够，还要往下面派机构和官员。汉代是郡县之上加派刺史，结果变成州；唐代是州县之上加派观察使和节度使，结果变成道；宋代是府州之上加派帅、漕、宪、仓，结果变成路；元代则在道和路之上又加派行省、行院、行台，结果变成省。这样到了明清，法理上的地方行政区域是三级：省一级，府一级，州县一级。府在唐、宋、元三代，是“特别行政区”，其实是州，但在明清则是省之下、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州在明清则基本上不再领县，其行政关系则或直属于省（少数），或隶属于府（多数），因此州县应视为同级。

这样原本也不错，问题是明清又往省里派“特派员”。明代派出的是三个：总督、巡抚、巡按。设置之初，大体上是总督管军事，巡抚管行政，巡按管监察。清代把巡按职责并入巡抚，只留下总督、巡抚两个。但明代的总督、巡抚、巡按是临时性的、非常设的，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却是常驻常任，这就等于是在省长（布政使、按察使）之上又加“超级省长”（巡抚），诸省之上又加“太上省长”（总督多管二三个省，只管一省的则不设巡抚）。省上有省，官上有官，越搞越复杂。

省长们也不含糊，也往下派“太上皇”，这就是分司分道。分司分道也有两种：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这是明制，清代的道更复杂。这就在省与府之间又插进来一级。如果总督辖区（大区）算一级，省算一级，道算一级，府算一级，州县算一级，就有五级了。结果如何呢？即如钱穆先生所言：“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而且管民的官（就是县官和州官）不但少，地位还低，权力还小。州县上面有知府，知府上面有道台，道台上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上面有巡抚，巡抚上面有总督，总督上面有中央。州县被压在最底层，奉承巴结一大堆上司还来不及，哪有时间精力心思去亲民？地方政治也就一塌糊涂了。

四　官员选拔

现在再说官员选拔。

我们知道，帝国虽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国家的却不是皇帝一个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个人。帝国的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事务如此繁杂，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去打理，那实在是天方夜谭。合理并且可能的办法是委派官员去代理，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这种制度，就叫“官员代理制”。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时直接就叫“牧”。

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

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以叫察举。第二种是荐而后举，所以叫荐举。第三种是科考而后举，所以叫科举。两汉实行察举制，魏晋实行荐举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不过，认真说来，只有隋唐的科举是选举，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并不立即授官，仍然只是推荐的意思。宋以后，进士及第即是官员，就不好叫做选举，只能叫做考试了。

这三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则叫“杂途”。比较起来，最好的是汉唐。汉代制度的优点，是兼顾了教育、实习、选举、考试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程。汉自武帝时起，就有太学。太学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不过这“国立大学”，全国只有一个，专门用于培养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央政治学院”。这就是教育。太学生考试毕业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约甲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大本），乙科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大专）。不过现在的本科专科是靠入学考试来分的，汉代的甲科乙科却靠毕业考试来分。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就是皇宫里的侍卫，也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吏则是地方官员的僚属，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补郎和补吏，是太学毕业生应有的待遇。这就是实习。太学毕业生为郎为吏实习一段时间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向朝廷推荐。这就是选举。选举以后，再考一次，这就是考试。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了。

这样一种制度，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因为这样选出的官员，既有知识（受过正规教育）又有历练（经过基层实习），何况还通过了上级考察和政府考试，怎么能不优秀呢？如果说有问题，就是那时读书的可能性太小，进太学就更不容易。结果由于知识的垄断，变相地形成官职的垄断，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病，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工商等行业中人不得报考），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个制度，又以唐代的为最好，好就好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这个精神，和汉代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方法有异而已。

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事实上自从唐代开放政权以后，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越来越多，朝廷无官可授，只好设员外郎、候补官，结果“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犹扰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于是明清两代，只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统一。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设科举士”的意思。唐代考试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士，唐人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就太差劲了，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则很不容易。因为明经科考的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进士科却考真才实学。明清以后，尽罢诸科，只留进士，考试内容则合并明经、进士两科。这是当年王安石主张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论。

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宫里考，叫“殿试”。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子就耗在考场上了。

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入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因此叫“中举”），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因此叫“春闱”），由礼部主持（因此又叫“礼闱”），中试者为“进士”。进士最后还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在宫廷里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进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

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进士又一级，三级。进士也分级，最高一级（一甲）三个：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也叫“鼎甲”（状元则叫“鼎元”）；第二级（二甲）若干，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进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进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顶，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做到大官的；进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点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出身”，只不过魏晋的“出身”指血统，明清的“出身”指功名。进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举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烦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词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可想而知。

五　问题所在

以上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政制怎样由“好制度”变成“坏制度”的过程。那么，何以至于此呢？钱先生也总结了几条，比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以及中国社会过于平等，中国人民过于自由，中国政治太讲法治不重人治等。这几条，除了第一条外，其他结论都让我们目瞪口呆。但仔细读来，才发现原来钱先生的概念和我们大相径庭。他老先生说的“平等”，其实是“平铺”；他老先生说的“自由”，其实是“散漫”；他老先生说的“法治”，其实是“死抠条文”，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因此我们只讨论第一条：“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从秦汉到明清，帝国的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吗？有。比如地方行政从郡、县两级，到州、郡、县三级，到道、州、县三级，到路、州府、县三级，到省、府、州县三级，再到名义上的省、府、州县三级，实际上的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县五级，就是中央政府不断破坏原有制度，不断从上往下派出官员、增设建制，亦即不断从地方收权向中央集权的过程。结果，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级机关日趋庞大，地方政治日趋糜烂，管理成本增加了，问题却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差。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向中央集权呢？这就要先弄清楚权力集中到哪里去了。集中到所谓“中央政府”那里去了吗？没有。实际上，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的权力，也在同时被逐步蚕食。东汉的相权小于西汉，隋唐的相权小于东汉，宋元的相权小于隋唐，明清则干脆取消了宰相。中央政府没了首脑，只剩下一群秘书和部长名不正言不顺地在那里维持工作。这样的“政府”，难道也是集权政府吗？

显然，从秦汉到明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剥夺。收回来的权力集中到了一个人的手里，他就是皇帝。

所以，帝国制度的全部问题，就在皇帝这里。

皇帝自然是不能没有的。没有皇帝，就不叫帝国了。何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元首，这个元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皇帝。这当然也在理。问题是元首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虚位的，一种是实位的。帝国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名义上的，一种是实际上的。王国、共和国，也一样。比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就是名义上的王国实际上的共和国。它的国家元首就是虚位的。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则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的王国或帝国。它的国家元首则是实位的。可见，有没有皇帝，要不要皇帝，或者一国之首叫不叫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究竟是虚位的，还是实位的。

钱穆先生主张和赞赏的，显然是一种“皇帝虚位的帝国制度”，即“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作为一种主张，钱先生此说自然不无道理；但要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向意见”，恐怕就值得商榷。

中国人一向主张帝国的元首（皇帝）虚位吗？否。倘若果真如此，就不会有所谓帝国了。帝国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邦国制度演变而来的。邦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普天之下一个名义上的国家联盟领袖（天下共主），天子之下若干个各自为政的诸侯王国。如果把这“天下”看作一个国家，则这个“国家”的元首（周天子）就是虚位的，即“天子虚位，国君实位”。后来，不但国家联盟的领袖（天子）是虚位的，组成联盟各国的元首（诸侯）不少也变成虚位的了，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政由宁氏，祭则寡人”。钱先生的主张，岂非老早就实现过了？

可惜大家都说不行。说不行的人还不肯坐而论道，都要用拳头说话。最后是打出了一个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个帝国制度。创立这个制度的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没实行过国君只当虚位元首，把政权交给王国政府的制度。实际上，秦王国之所以能在兼并战争中胜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孝公依靠商鞅的变法，打击了封建领主势力，把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国君手里，建立了“国君集权”的制度。秦始皇既然是靠着这个制度把王国变成帝国的，那么，他在由秦王变成了皇帝之后，又怎么会把政权交给宰相？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秦王朝和帝国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从结果看，显然是后者，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治”，汉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国。所以，帝国是一种必然。帝国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也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这才有汉的削藩（取消封国的自治权），唐的分省（将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由一个宰相府分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宋的释兵（收回将帅兵权，改由文臣将兵），明的罢相（废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说的种种变革。这些变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而且集权、集权、再集权。

实际上，钱穆先生讲的其他问题，比如宋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平铺的社会”等等，也都因此而生。钱先生所谓“平铺的社会”，其实也就是没有贵族阶级的社会。没有了贵族阶级，就只剩下了两个等级，或一个关系，即君与臣。君只有一个，其余都是臣，地位一样，这就是“平等”（其实是“平抑”）。没有了贵族阶级，官位不能世袭，政权对外公开，只要考试合格，人人可以做官，这也是“平等”（其实是“均等”）。没有了贵族阶级，地方上也就没有核心人物，没有凝聚力，这就“自由”（其实是“散漫”）。机会均等，大家一样，互不买账，就不能靠人治，只能靠王法律条来治理，这就是“法治”（其实是“律治”）。钱先生所说的种种问题，是不是都由废除贵族政治始？

那么，帝国为什么要取消贵族阶级呢？因为贵族制度和帝国制度是不兼容的。帝国制度的本质，是“中央集权，一人专政”。这个“一人”，在理论上就是皇帝。皇帝的权力就是“皇权”。皇权是一种最高权力，也是一种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和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人之下”，又怎能再插进来一个“万人之上”？所以宰相制度终归要废除，贵族阶级也一定要取消。贵族阶级取消以后，政权就一定要向全社会开放。不但任命制一定会取代世袭制，而且科举制也一定会取代察举制和荐举制，因为只有科举制才最平民化，最少贵族气。结果，自然是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同时，它也造就了一种“官僚的政治”，因为填补贵族权力空白的是朝廷任命、平民出身的官僚。

显然，贵族政治是和邦国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则是和帝国制度并存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权政治的。也就是说，没有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没有官员的权力，更没有什么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团。皇权虽然在实际上可以由太后、外戚、权臣，甚至可能会由太监来代行，但在法理上是属于皇帝一人的，也是最终要交还给皇帝本人的。如果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便要被骂作“乱臣贼子”，“天下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哪里还能像钱先生所说的那样，皇帝虚位，只做象征，一切实际上的政务都由宰相处理，一切实际上的政治都由政府负责？这恐怕只是钱先生的一厢情愿吧！

当然，这种“理想状态”也不是一点影儿都没有。西汉初年就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们要说清楚，那是西汉初年。那时，大家对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心里还没有谱。邦国制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刘邦集团的江山也还没有坐稳，只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半封建半郡县”或者“半邦国半帝国”的制度，即“郡国制”。这是一种过渡形态，是终将被完全的帝国状态取代的。萧何他们趁这个大家都还摸不清头脑的时候为后世宰相们争取的权力，也是迟早要被后世皇帝夺去的。我们现在当然无法弄清萧何他们当年是否也有钱先生那样的政治设计和政治理想，但可以肯定，这种“元首虚位，政府负责”的模式并没有被确认——既没有在法理上被确认，也没有在观念上被确认，因此想破坏就可以破坏。

这大约就是钱先生心目中的“好制度”终于变成“坏制度”的原因了。说到底，罪魁祸首就是皇帝制度。正是因为有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受制约和毋庸置疑，才有了后来的一切。显然，要回答“好制度”何以最终变成了“坏制度”，就必须追问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间，中国何以要实行一种以皇帝为实位元首，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帝国制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也许要另外写一本书才能回答的。

后记

写完本书最后一个字，才发现全书一共六章，每章六节，六六三十六，正好是秦始皇最喜欢的数字。也好，那就用这个数字来祭奠这位千古一帝，以及由他开创又被我们埋葬的帝国制度吧!

在此，首先要感谢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先生专为本书拨冗撰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樊先生表达了一个观点：历史需要不断解读。因为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和荷兰历史学家盖尔的说法，历史不过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卡尔），或者“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盖尔）。既然如此，则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历史作出不同的解读，也就理所当然，而且非常必要。

问题是如何解读。

解读需要审视，而审视需要怀疑，特别是要怀疑那些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流行未必正确，比如“封建专制主义”就很可疑。为什么？因为封建必不专制，专制必非封建。什么是封建？封，就是划定疆域，分配领地；建，就是建立政权，指定领主。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国，划定一个范围，指派一个国君（诸侯），然后世袭，叫“封土建国”。诸侯再把国分成若干家，也划定一个范围，指派一个家君（大夫），然后世袭，叫“封土立家”。这就是封建，是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我称之为“邦国制”。

秦汉以后的制度，则是“帝国制”。帝国与邦国的不同，首先就在于是否封建。邦国是一定要封建的，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帝国则一定是不封建的。就算封王封侯，那也是荣誉称号；就算封了土地，王侯们也只是地主，不是领主。他们对那块土地，只有财权，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这，充其量只能叫做“封而不建”。

实际上，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邦国实行的才是封建制。天子封建诸侯以后，诸侯如何治国，天子是不管的。诸侯封建大夫以后，大夫如何齐家，诸侯也不管。然而在帝国时代，州官如何治州，县官如何治县，皇帝或朝廷可是要管的。就连谁去当那县官州官，也归皇帝或朝廷任命，不能世袭。所有的权力，仍然归于中央，州县不过代理。

显然，帝国制或郡县制，是集权制。邦国制或封建制，是分权制。真正的封建社会，连集权都做不到，又哪来的专制主义？同样，把秦汉唐宋元明清，都称为封建社会，也成问题。因为秦汉以后就不封建了，怎么还是封建社会？

所以，今后遇到这类说法，我们至少也得问一句：是这样吗？

其实就连帝国时代，也未必都专制，也有不专制的。大体上说，明清以前，是有时候专制，有时候不专制，或者专制得开明。比如按照唐代制度，一道命令，如果不经政事堂会议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直接由皇帝发出，是不合法的。虽然也有皇帝这么做，但要么是蛮不讲理（如武则天），要么会不好意思（如唐中宗）。连带强行任命的官员，也会被人看不起。所以，“集权必专制”的说法，恐怕还值得推敲。

当然，明清以后，废宰相，建厂卫，大兴文字狱，就完全是专制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从集权到专制，原本只有一步之遥；从专制到独裁，也同样顺理成章：就算那皇帝是个娃娃，或者弱一点，如果太后厉害（比如慈禧），还不是照样专制，照样独裁？

这就是“帝国的胎毒”了。也就是说，帝国制度的本性，就是要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的。这笔账，甚至要从商鞅变法算起。因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变封建为郡县，变分权为集权。所有的权力，都要集中在国君手里。人民群众，包括贵族和士人，都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只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显然，秦政就是专政。即便不是暴政，也是苛政。专政是不能持久的，因此秦帝国二世而亡。这才有了后世的开明专制，甚至不专制。当然，也绝不会民主。

不民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不可避免地由集权走向了专制。这当然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按照原来的计划，我这“帝国系列”本是三部曲。《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之后，还会有一本书谈制度的演变。但这个计划因为走上“百家讲坛”而被中断，还不知将来是否可能再写。留下的，只有一篇提纲性的文字，这就是原本收入《帝国的惆怅》一书，现在移到本书的《好制度，坏制度》。

是为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城风云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39-4048-5

Ⅰ. ①费… Ⅱ. ①易… Ⅲ. ①宪法－研究－美国 Ⅳ. ①D9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0924号

产品经理 于桐

责任编辑 金荣良 陈 潇

特约编辑 周小燕 陈飞雪

装帧设计 张海燕

费城风云

易中天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40千字

印张 20

印数 1-16000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48-5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费城风云》目录

费城风云

引言 阴云与曙光

第一章 事出有因

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费城不是梁山泊

光荣与权力

第二章 疑云重重

始作俑者

麻烦与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

该出手时就出手

第三章 针锋相对

修约还是制宪

谁来批准宪法

合众国向何处去

蛋糕应该怎么分

第四章 剑拔弩张

逼上梁山

大邦和小邦

唇枪舌剑

上帝也帮不了忙

第五章 柳暗花明

解铃不是系铃人

决不让步

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

伟大的妥协

第六章 严防死守

总统是个难题

防官如防贼

千头万绪

连环扣与防火墙

第七章 祸起萧墙

根本的共识

拒绝签字

最后的劝说

两种反对派

第八章 尘埃落定

旗开得胜

千呼万唤始出来

活着的宪法

余音与余波

余论 原则与妥协

附录一 制宪会议进程与辩论纪要

附录二 制宪会议代表名单

隔岸观火

伊拉克是谁的滑铁卢

好莱坞警匪片

杀鸡为什么用牛刀

人权也是国力

看法官告政府

被告麦迪逊

法官马歇尔

原告马伯里

赢家合众国

秤砣是个大问题

秤砣不是老百姓

美国人的办法

中国人的经验

大法官与大皇帝

有些账需要算清

有话你就直说

牛仔总统愣头青

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遥控器也是大问题

后记一

后记二

费城风云

引言
阴云与曙光

1787年9月17日，在经过了最后一次小小的修改后，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决定在他们两天前完成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联邦宪法》）草案上签名作证，并将这部宪法提交邦联议会和各邦代表大会批准。当最后几名代表签字时，八十一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深邃的目光越过会议主席的椅子，凝视着对面墙上的一件艺术品。那是一幅油画。在那幅油画上，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1

富兰克林对身边的代表说，日出是不好画的。油画家已经发现，他们很难使自己画的旭日区别于落日。这段时间，我一直注视着主席身后的这幅画，心中充满希望和担忧，无法断定这太阳究竟是在东升还是在西落。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它是在升起，而不是在落下。

富兰克林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话语令人感动，但事情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作为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富兰克林博士应该知道这次会议开得并不顺利。先是有人迟到，后是有人早退，罗德岛则始终不肯派代表参加。而且，尽管富兰克林本人在签字前作了最后的劝说，他的发言充满智慧和情感、大义和真诚，感人至深，但仍有三位代表拒绝签字。他们是：弗吉尼亚代表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和马萨诸塞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这三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都举足轻重。埃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宪法的制定者之一，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后来被称作美国“权利法案之父”。埃德蒙·伦道夫则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并提出了他的代表团草拟的制宪方案（即《弗吉尼亚方案》，又称《伦道夫方案》），从而揭开了会议的主题。这样三个人最后居然拒绝签字，宪法的命运和前途实在堪忧。

事实上，制宪会议以后，这三个人都先后公布了自己拒不签字的原因，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宪法运动。埃德蒙·伦道夫在弗吉尼亚议会上陈述拒签理由，坚决要求召开第二次制宪会议。乔治·梅森作为反对派领袖，和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展开舌战，使宪法在弗吉尼亚迟迟不能得到批准。埃尔布里奇·格里回到马萨诸塞以后，也带头反对批准联邦宪法。伦道夫、梅森和格里并不是孤零零的三个人。他们的背后，有庞大的利益集团，有众多的支持者，也有代表着人类普世原则的信念为支撑。总之，支持和反对宪法草案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正是这些复杂的原因，不但使制宪会议的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而且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几近成形的方案好几次差一点胎死腹中。只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最后达成协议。但即便如此，这部千辛万苦才制定出来的宪法，也直至一年半以后的1789年3月4日才正式生效，富兰克林心中的那颗太阳才好歹算是跃出了地平线。这可真是艰难的一跃。

美国宪法的难产，当然并非因为有人“从中作梗”。实际上，力主通过宪法的人（被称作“联邦主义者”）和那些反对派（被称作“反联邦主义者”），都是合众国和联邦宪法的缔造者，他们的思想都融入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和立法精神。而且，正是由于吸纳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美国宪法才成为一部最能体现宪政与共和精神的宪法。只不过这样一来，日出大西洋的过程，就注定只能是曲折坎坷，既见曙光，又密布阴云了。

那就让我们远距离地观赏一下这幅壮丽图景吧！

第一章
事出有因

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

在我们这些见惯了庄严肃穆场面的中国人看来，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是一点都不神圣的。会议室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席台，没有可以让代表们并排坐在一起的巨型长桌和圆桌，只有一些小型的方桌和靠背椅。桌子的大小，大约只够四个人围在一起吃快餐。这些方桌看上去七零八落，散乱地摆放在会议室里，代表们则三五成群地围而坐之。如果不是因为有一套主席专用的桌椅，你会觉得整个会场更像一个沙龙、酒吧或咖啡厅。坐在这里的代表们也似乎并不是来制定宪法，而是来喝下午茶。2

这倒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时的所谓“美利坚合众国”，其实还在草创时期；而所谓“美国人”，则不过是刚刚从大英帝国那里独立出来的那片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他们自由散漫，憎恶霸权，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是连国家和政府都不想要的。他们任命的那些代表，则分属十三个地方性的政治实体。这些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实体之间，就像沙龙里的茶客一样，各自独立，互不相属，原本只有一种松散的联系。他们聚在一起召开会议，同样是迫不得已。如果他们对会议不满，则随时都可以退场，没有人可以阻拦。所以，这种茶座式的会场，对于这样一种会议，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要理解这一点，还必须从美国的建国史说起。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其中有一些属于大英帝国，叫“英属殖民地”。不过，英国国王虽然宣称对它们享有主权，实际上却由殖民地人民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年到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十六个。后来有三个殖民地被兼并，就只有十三个了。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也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因为英王詹姆斯一世1606年4月10日颁发的特许状（又称“弗吉尼亚特许状”），由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这一类，叫“公司殖民地”，除弗吉尼亚外，还有马萨诸塞。1620年，在荷兰的部分英国分离派信徒，乘“五月花”号轮船，计划到弗吉尼亚去安家。可是，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六十六天后，到达的不是弗吉尼亚，而是马萨诸塞。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在船上盟誓，要制定对殖民地人民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规则和条例。这个《五月花公约》，就成了第一个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文件；而马萨诸塞，则成为美国独立思想和运动的发源地。

第二类叫“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六十个庄园。又比如宾夕法尼亚，是因为英王查理二世欠贵族威廉·宾一万六千八百英镑的债，就把北美一大片土地封给宾的儿子小威廉·宾，取名宾夕法尼亚。这类殖民地，数量最多。

第三类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根据他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1636年，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在罗杰·威廉斯的带领下，脱离马萨诸塞湾公司，来到罗德岛，按照居民之间自己的约法，建立了一个自治区。后来又和英国签订“宪章”，取得自治。1639年，康涅狄格河畔的一些城镇（哈特福德、温莎、韦瑟斯菲尔德）的居民联合起来签订“基本盟约”，建立了第二个“契约殖民地”，并且和英国签订“宪章”，取得了自治。

很显然，这三类殖民地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即便同一类殖民地，南方和北方也大相径庭。如果既不同类，又一南一北，那差别就更大了。比如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都是靠盟誓或契约来管理的，南卡罗来纳却会把所有的诉讼程序都交给一位“宪兵司令”，佐治亚则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要由官方说了算。实际上独立战争之前，这十三个殖民地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南北之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

显然，这些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何况大英帝国对它们也一直实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不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诸侯一样，上面还有一个“天下共主”。或者说，虽然有，但远在天边。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得很艰难，这是原因之一。

这就为它们的联合设置了障碍，也为它们走向共和奠定了基础。但在一开始，它们的联合却是因为迫不得已。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要从英国独立出来，这些原本“不搭界”的殖民地人民很可能会关起门来各自过日子，继续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英国人促成了它们的联合。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五个法令，规定受殖民地人民指控的英国官员只能在英国受审，英国军队可以强行进入殖民地民宅，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等等。

这当然让人无法忍受。对那些具有独立思想和民主意识、视自由为生命的人来说，更是忍无可忍。要知道，许多人之所以远离家乡，来到这蛮荒大陆上做一个乡巴佬，就是为了独立和自由。想想马萨诸塞就知道。1620年，最早的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轮船来到这里时，一共是一百零二人。但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五十八条生命。可是，第二年春天，当“五月花”号轮船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船长惊诧地发现，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和他一起回到“文明”的英国去，而宁愿留在这里做垂死挣扎。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马萨诸塞并不是北美大陆上第一个殖民地（第一个是弗吉尼亚），美国人还是要把乘“五月花”号轮船来到这里的那些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同样，1787年制宪会议在5月30日选举全体委员会时，四十九岁的纳撒尼尔·戈勒姆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主席，也很可能因为他是马萨诸塞人。

总之，尽管这些殖民地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想法，“独立”二字还是把它们联合起来了。1774年9月5日，十二个殖民地（佐治亚缺席）的五十五名代表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通过《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那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他们决定拿起武器争取自由。1775年4月19日，战争首先在最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马萨诸塞打响（具体地点是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开始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其实殖民地人民早就对英国不满了。他们向英国纳税，议会里却没有他们的席位。我们知道，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官员也是由纳税人的钱供养的。英国政府大把地花着北美殖民地纳税人的钱，却不允许他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早在1765年，就有过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正是那个最不安分守己的马萨诸塞倡议召开的，地点是在纽约，有九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而且，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产生了“美利坚民族”的概念。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Americans）。这下好了，这些英属殖民地人民既然与英格兰或者约克郡不再相干，那就决不会只是揭竿而起打它一仗就算完事的。

事实上，第二届“大陆会议”还做了三件极其重要的事：一是发表《独立宣言》，二是制定《邦联条例》，三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各殖民地人民制定宪法，并依法建立“能够保护其选民之幸福与安全”的新政府。1776年5月10日，该方案在会上通过。同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次年11月15日，又通过了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负责起草的《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并于1781年3月1日全面生效（马里兰最后一个批准）。这个条例宣布，十三个殖民地将永久性地联合起来，并享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称号──“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America）。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在美国的建国史上，有三份文件堪称伟大，这就是《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独立宣言》提出了美国的理想，开始了她的独立；《邦联条例》确定了美国的国名，开始了她的联合；《联邦宪法》则使理想成为现实，使十三个有着各自宪法和政府的政治实体（它们的英文名字是State，如何译为中文回头再说）变成一个完整的实实在在的国家。不过，在178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之前，很少有人认为还有制定第三份文件（《联邦宪法》）的必要。对于这些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尤其是那些宁愿当乡巴佬也要自由的人来说，什么总统，什么政府，什么首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立宣言》宣布的那个观点：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理想”。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只要产生并说出这个理想，他们就算有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就把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天（1776年7月4日）定为自己的建国日。何况在《邦联条例》通过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国名。剩下的事情，也就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英国的承认。这当然只能靠拳头来说话。

所以，1783年9月3日《巴黎和约》签订以后，这些胜利了的乡巴佬，包括那些拿起武器的农民，也包括他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便欢天喜地地一哄而散，解甲归田，回自己的农庄过日子去了。直到四年以后，这些傻乎乎的（或者说天真的）美国人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可不是只有理想就行的。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一个一院制的议会来行使的。议会不但身兼立法和行政两职，而且权力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至少需要三分之二State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盟（United States），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个State，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它的任务，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

问题虽然出在《邦联条例》上，但也是有历史原因的。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词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十三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 States）。相反，如果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 States就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都不准确，“合众国”（United States）既不是“州联体”，也不是“联合国”。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交代一遍。

前面讲过，独立战争之前现在叫做“美国”的地方，原本只有一些“殖民地”（Colonies）。1754年的6月，有七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原因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虽说这只是一次临时的动议，却也开始了他们的联合。十一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会上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这就有了一个笼统的“美利坚民族”。等到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时，事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Colonies，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一个美利坚人的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 of America）。到1775年至1779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又发生了第二个重大变化。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一来，原来的Colonies（殖民地），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State。这个State应该怎样理解，是一个关键问题。

英文中的State，既可以是国家（比如欧洲国家European State），也可以是国家的一部分，即“州”（比如德克萨斯州State of Texas）。可是，在1776年到1787年之间，这些依据《邦联条例》联合起来的State，却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为什么不是省呢？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唯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为什么不是国呢？因为它们都没有外交权，国际社会也不承认。独立战争之后，国际社会承认的，是它们的联合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是单个的State。所以，这时的State，准确地说是介于国与省（或州）之间的、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

殖民地（Colonies）变成邦（State）以后，原来的“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也就相应地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 States）。不过United States也可以有两种理解：邦联或联邦。邦联的特点，是各邦拥有独立主权；联邦的特点，则是全国服从统一宪法。那么，1776年到1787年之间的美利坚合众国是邦联呢，还是联邦呢？是邦联。因为这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宪法，只有条约性质的《邦联条例》。而且，《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联合起来的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它们同意将其让出。所以，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 States称为“邦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合众国”的那些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但等到《联邦宪法》通过并生效后，State就是州了，不再是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开头部分只好先称其为“政治实体”。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则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这一点，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予以谅解。

但这只是我们今天的说法，当时的美国人是不清楚的。在费城会议上，代表们随意换用邦联（confederation）和联邦（union）这两个词，而且一会儿说自己的邦（state）是一个国家（country），一会儿又用country指邦联或联邦。可见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正如马萨诸塞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在7月5日的制宪会议上所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一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所以，对许多无法想到或取得一致的问题，只好相互妥协，或者含糊其词，甚至暂付阙如。

这就留下了隐患，带来了麻烦。按照《邦联条例》，各邦基本交出外交权，但可以开展贸易；基本交出军事权，但可以组建军队；基本保留财政权，只有各邦政府才可以直接向居民征税，邦联财政则由各邦按土地价值分摊；基本保留对邦内事务的立法、行政、司法权，交出的权力，则集中于邦联议会。在决定邦联事务时，每个邦各有一票表决权。除非得到九个邦的一致同意，各邦对邦联的授权等于一纸空文。邦联议会休会期间，由邦际委员会代行议会权力。没有一个全国政府，也没有国家元首。这样看来，不但十三个邦（State）具有“半国家”性质，就连所谓“合众国”（United State）也只是一个“半国家”。

这倒是很对那些自由散漫、憎恶霸权的乡巴佬的心思，但可惜难以为继。正如麦迪逊所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现在，也只能先把会开起来再说。

费城不是梁山泊

1787年5月25日，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

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即5月14日，但那天到会的代表却寥寥无几，此后也总是锣齐鼓不齐，驴齐马不齐。一直拖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才有二十九名代表到会。好在这时的美国还是“邦之联合”（邦联），每邦一票表决权。5月25日到会的人刚好可以代表七个邦，过了十三个邦的半数，总算是可以开会了。

不过这里有个细节要啰唆一下，那就是各个邦对代表的授权并不一样。康涅狄格和马里兰规定，只要有一个人出席，就可以代表本邦投票。新罕布什尔、纽约、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规定至少两人，马萨诸塞、新泽西、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规定至少三人，宾夕法尼亚要求最严，规定至少四人。巧得很，5月25日，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刚好是四个人（罗伯特·莫里斯、托马斯·菲茨西蒙斯、詹姆斯·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到28日又来了四个（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克莱默、托马斯·米夫林、贾里德·英格索尔），更是阵容强大。宾夕法尼亚在这次制宪会议上举足轻重，作用很大，其代表差不多也都是一时之选（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到）。宾夕法尼亚代表达到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就有了希望。

至少需要三名代表的新泽西也刚好来了三人：戴维·布瑞利、丘吉尔·豪斯顿、威廉·佩特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十二岁的威廉·佩特森。我们知道，1787年的费城会议实际上是各邦各派政治力量逐鹿中原折冲樽俎的战场，而在第一回合和主流方案进行斗争的“首席剑客”，就是这位佩特森先生。请读者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说到他。

佩特森的盟友是四十三岁的冈宁·贝德福德。他是特拉华代表，也是“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新泽西学院的同学和室友。不过，他在会上却和麦迪逊唱对台戏，曾指名道姓痛斥麦迪逊等人“兴妖作怪”。冈宁·贝德福德是在28日到会的。25日前，特拉华代表团已有三人到会：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雅各布·布朗。其中，里德是最先向主流方案发起挑战的人，只不过他出手没有佩特森那么重。

北卡罗来纳超额，四人（亚历山大·马丁、威廉·理查森·戴维、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威廉森）。需要两名代表的南卡罗来纳也超额，也是四人（约翰·拉特利奇、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查尔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纽约则刚好两 人（罗伯特·耶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纽约这两位代表都很重要。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密友和联邦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参加制宪会议时只有三十二岁。在制宪会议上，他发言不多，但作用不小，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制宪方案（即《汉密尔顿方案》），是会议的第四种方案（还有一种是南卡罗来纳代表查尔斯·平克尼提出的，即《平克尼方案》）。罗伯特·耶茨三十九岁，在制宪会议上没有发言，却和约翰·兰辛（6月2日到会）联手，在纽约代表团内以二比一压倒汉密尔顿，成为会上有名的反对派。后来他们发现，即便留在会上坚持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乾坤，便于7月10日一同离去，留下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汉密尔顿徒唤奈何。不过汉密尔顿虽然在制宪会议上处境尴尬，少有作为，但他的理想── 建立一个由富人控制的金融工商业社会，却最终成为美国的现实。

马萨诸塞只有一人（鲁弗斯·金），人数不够（到28日才又来了两人：纳撒尼尔·戈勒姆、凯莱布·斯特朗）。佐治亚也只有一人（威廉·菲尤），人数也不够。康涅狄格没有来人（28日来了一人：奥利弗·埃尔斯沃思），马里兰没有来人（28日来了一人：詹姆斯·麦克亨利），新罕布什尔掏不起路费，代表无法启程（两个月后才自掏腰包赶了过来），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算下来，到5月25日，以上有法定代表权的邦是六个。加上弗吉尼亚代表团全部到齐，就有了七个有表决权的邦。当然，因为直到这天才好歹凑够七个邦，正式会议也就因此而延期了十一天。

这就很有些出师不利的味道，实际上这次会议也开得很艰难。正式代表七十四人，最后实到只有五十五人，而且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十三人，坚持到底的只有四十二人；而这四十二人中，又有三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便只有十二个邦的三十九名代表。其中汉密尔顿还没有表决权，只能以个人名义签字，不能代表他的邦。所以，在宪法上签字的，准确地说是十一个邦。

不过会议好歹总算是开起来了。继5月25日到会二十七人后，28日又到九人。而且，因为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各有一人到会，马萨诸塞增加了两名代表，有表决权的邦就有十个了。28日到会的代表中，有一位奥利弗·埃尔斯沃思先生必须特别加以注意。四十二岁的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正是他，一方面抵制了麦迪逊等人中央集权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和本邦其他代表一起促成了大邦和小邦之间“伟大的妥协”，使差一点夭折的会议起死回生。这个故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细说。

5月29日，特拉华的约翰·迪金森和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到会。这是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五十五岁的约翰·迪金森是美国独立运动初期的精神领袖，也是这次会议要修订的《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主席。四十三岁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则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二十八岁就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他们的到会，增加了会议的分量。

以后又有人陆续来到会场。5月30日，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到会。六十六岁的罗杰·舍曼是老资格的革命领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是《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也是这次会议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制宪会议在议会席位问题上的僵局，就是他和同一个邦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一起设法打破的。当然，在会议前期，他也没少和麦迪逊他们唱反调。

5月31日，佐治亚的威廉·皮尔斯到会。他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份《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6月1日，佐治亚的威廉·胡斯顿到会，他后来在7月2日的会议上投下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票”，使表决结果出现五邦赞成，五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的局面。这次表决惊险之极，差一点就断送了美国的前程，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这里要说的是，由于威廉·胡斯顿到会，佐治亚有了表决权。可惜，马里兰的詹姆斯·麦克亨利刚好在第二天离会，所以第二天有表决权的邦还是十个。

6月2日，康涅狄格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马里兰的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纽约的约翰·兰辛到会。六十岁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是哥伦比亚学院的第一任校长。独立战争后，他成为邦联议会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约翰·兰辛的情况前面说过了，而六十四岁的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的到来，则延续了马里兰的表决权，使有表决权的邦恢复到十一个。不过，这位杰尼弗·丹尼尔先生的观点总是和6月9日到会的路德·马丁相左，结果总是出现“马里兰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的尴尬局面。

6月5日，六十四岁的新泽西行政长官威廉·利文斯顿到会。6月9日，自始至终的反对派、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到会。6月11日，佐治亚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到会。6月20日，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到会。6月21日，制宪会议中最年轻的代表（二十七岁），新泽西的乔纳森·戴顿到会。7月9日，马里兰的丹尼尔·卡罗尔（五十七岁）到会。他一来，马里兰的代表就从两个变成了三个，“马里兰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的局面就终止了。

7月23日，新罕布什尔的约翰·兰登和尼古拉斯·吉尔曼到会。他们能来，全靠四十六岁的约翰·兰登先生慷慨解囊，自掏腰包支付两人的路费，使新罕布什尔总算没有缺席。兰辛和耶茨7月10日离会后，纽约代表团失去表决权。新罕布什尔代表团的到来，使有表决权的邦恢复到十一个。

8月6日，马里兰的约翰·弗朗西斯·默瑟到会。这是最后一位到会的代表，而且几乎一到（8月8日）就表示对整个方案的反感，断言方案绝不可能成功。在做了大约十八次发言后，他在8月17日或者18日离开会议，而且一去不复返。他的到会，好像只是为了表示反对。和他一样以退场表示抵制的代表一共有四个。两个是纽约的，即耶茨和兰辛；两个是马里兰的，即路德·马丁和默瑟。不过默瑟到会时间短，耶茨并不发言，舌战群儒的主要是兰辛和路德·马丁。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又是路德·马丁，他一直战斗到9月4日才退场。

我写这一段文字，感觉就像是在读《水浒》，一会儿一拨好汉上山，一会儿一拨好汉上山。可惜费城不是梁山泊，会议代表也不是江湖好汉。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一样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也不会但有动静便齐声唱道：“头领哥哥说的是。”相反，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也为了各邦利益、个人观点，他们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难解难分的大辩论，使唇枪舌剑的会场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光荣与权力

5月25日的会议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 选举五十五岁的弗吉尼亚代表、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为大会主席。

乔治·华盛顿的名字，我们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看来，由他担任大会主席，实在是当之无愧。事实上这项提议也得到了七个代表团的一致赞同，华盛顿全票当选。但我们还是要指出，这项提名仍然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因为它来自宾夕法尼亚代表团，而且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议、罗伯特·莫里斯提名的。

宾夕法尼亚是仅次于弗吉尼亚的第二大邦，人口居第二，土地面积第五。它的代表团也阵容强大，人数最多，一共八人（次为弗吉尼亚，七人），其中至少有四人相当重要：罗伯特·莫里斯、古弗尼尔·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五十三岁的罗伯特·莫里斯是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这三份堪称伟大的文件上都签过字的人。这样的人一共只有两个，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是制宪会议期间发言次数最多的代表，共发言一百七十三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四十五岁的詹姆斯·威尔逊发言次数位居第二，一百六十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一百五十多次），而且他的许多具体建议成为《弗吉尼亚方案》的血肉，最后被纳入联邦宪法。如果以发言次数来做排行榜，则冠军和亚军便都在宾夕法尼亚代表团。何况这两个发言最多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古弗尼尔·莫里斯是世家子弟，本人则“集种种才华于一身”，发言口若悬河，汪洋恣肆。詹姆斯·威尔逊是当时美国立宪问题的专家，对世界上各种政体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也是联邦宪法生效后首批任命的最高法院六名大法官之一。制宪会议代表中后来当了大法官的共有三人。一个是他（1789年任命），还有一个是新泽西的威廉·佩特森（1793年任命），康涅狄格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则是第三任首席大法官（1796年任命）。后来当了总统的则有两人，即华盛顿和麦迪逊。这两个都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是两个分量最重的邦。

实际上这次会议也是由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主导的。这两个代表团的意见，代表着会议的主流方向。由宾夕法尼亚代表团提名弗吉尼亚人担任大会主席，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何况这个提名又其实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

这又是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姓名。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他在暴风雨中放风筝以证明雷电不是上帝发怒的故事，知道他发明了避雷针，知道他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比如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科普利奖章、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荣誉学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法兰西科学院的外国院士、彼得堡科学院的外国院士等）。我们还知道他由于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当了印刷工。靠着刻苦自学和勤奋努力，他不但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还在费城创办了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创办了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们当然还知道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政治家，更是启蒙思想家。第一个把北美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的“1754年阿尔巴尼计划”，就是他提出来的。他也是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和《独立宣言》的起草委员之一，并曾远涉重洋出使法国，赢得了法国和欧洲人民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援。这次来参加制宪会议时，他是宾夕法尼亚的行政长官。富兰克林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历史学家称为“美国先生”和“最美国的美国人”。1790年去世时，费城人民为他服丧一个月以示哀悼，出殡队伍竟达两万人之多。尽管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印刷工富兰克林”几个字，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却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赞语：“他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

这样一个人，如果用“德高望重”四个字来形容，那可真是恰如其分。何况他参加制宪会议时已八十一岁，是会议中真正的元老和长者。如果提名他当主席，恐怕也会全票当选。实际上，联邦宪法最后得以通过，富兰克林和华盛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华盛顿的威望给人以信心，富兰克林的智慧给人以启迪，而他们两人的高风亮节，则更是起到一种楷模的作用。富兰克林提名华盛顿当主席，实在是为会议开了一个好头。

罗伯特·莫里斯提名后，南卡罗来纳代表约翰·拉特利奇附议。四十八岁的约翰·拉特利奇也是一个“老革命”，参加过1765年的“反印花税法大会”和两届大陆会议。拉特利奇附议后，进行了书面投票，七个邦七票赞成。于是罗伯特·莫里斯和约翰·拉特利奇便引导华盛顿在主席座位上就座。华盛顿向与会代表郑重道谢，感谢大家授予他如此殊荣。他提醒代表，他对自己将要履行的任务深感惶恐，倘有不到之处，希望会议能够予以宽容。

实际上华盛顿在整个会议期间都表现得十分谦虚、谨慎和低调。5月29日，大会决定采取全体委员会的形式，讨论邦联现状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邦联条例》的方案（即《弗吉尼亚方案》）。5月30日，大会选举马萨诸塞的纳撒尼尔·戈勒姆担任全体委员会主席。此后，华盛顿便只在每天开会和散会时上台就主席座，作为会议开始和结束时的礼仪。其他时间，他都坐在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桌子旁，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讨论和投票。他在会上一共发言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一天，当选主席后致简短答谢词。第三次是在最后一天，问由他保存的会议记录以后怎么办。第二次也是在最后一天，对戈勒姆的一项动议表示附议。在这唯一一次实质性的发言中，华盛顿说，他的处境限制了他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大家都希望这个方案遭到的反对越少越好。因此，他认为应该采纳刚才这个建议。华盛顿一言九鼎，戈勒姆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华盛顿在会上的这种低调，有表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他成为合众国的缔造者（father），则既因为他“有所为”，更因为他“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自然是指他领导了独立战争，参加了制宪会议，担任了合众国第一届总统。所谓“有所不为”，则是指他作为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把军权交还给国会；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票当选的总统，在行将结束第二届总统任期之际，郑重向全国人民表明退休还乡的愿望，开创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华盛顿有所为，美利坚民族得以独立；华盛顿有所不为，美利坚人民不受其害。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他成为合众国的father。father这个词，除“父亲”外，还有“创立者”和“缔造者”之意。过去我们都称华盛顿为美国的“国父”，其实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把“合众国的缔造者”（或“创立者”）理解为“国父”，是一种典型的帝制思维和专制思维（称皇帝为“君父”）。华盛顿却并不认为他是美利坚人民的父亲，而只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作为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甚至还有点平庸的人。他在青年时代既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也没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更多的土地，在英国殖民常备军谋个一官半职。如果不是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他也许会在他弗吉尼亚的农场里了此一生。他的智力并无多少超人之处，形象也没有什么特殊魅力。他文笔流畅但缺乏文采，待人诚恳但刻板冷淡，和他共进晚餐竟如“葬礼般的肃穆”。历史和人民选中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人品。他的诚信无懈可击，他的公正自始至终，他的良心使他的决策丝毫不受个人利害、亲缘、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何况他还有与诚信、公正和良心密切相连的另一种美德── 审慎。这就使大家相信，把国家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蜂拥而至的崇拜和荣誉，华盛顿感到诚惶诚恐并一再萌生退意。在交出了手中的“克敌制胜之剑”，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后，他非常不愿意重入政坛。这种想法使他在1789年接受总统职位时，竟然抱着像“一个死刑犯步入刑场”一样的心情。这次制宪会议，他原本也是不想参加的。只是在各方的一再请求下，他才同意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勉为其难。这是他在会上三缄其口的深层原因。当然，作为主席，过多地表态会影响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人品高尚且非常自律的华盛顿当然知道这一点。

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华盛顿在会上是无所作为的，更不意味着他对于这次会议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制宪会议之前，他就曾与“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互通信息，共商建国制宪的大政方针。麦迪逊则把自己草拟的新制度大纲给华盛顿过目。因此有人认为，新宪法和制宪会议实际上是华盛顿和麦迪逊密谋的产物。华盛顿虽然并不愿意亲自出席会议，但一旦参加，则投之以全身心。何况如果没有他作为美利坚民族团结的象征坐在会场，这次会议弄不好真会一哄而散。相反，由于他的出席并担任主席，制宪会议的目的便和美国革命的主题联系起来了。这是会议的精神基础。在后面的描述中我们将看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那一轮红日才终于能够喷薄而出。

第二章
疑云重重

始作俑者

5月29日，会议进入实质性阶段。

揭开会议主题的，是弗吉尼亚代表埃德蒙·伦道夫。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次会议原本就是弗吉尼亚倡议召开的。弗吉尼亚是北美第一个英属殖民地，建立于1607年。1776年6月29日，即《独立宣言》发表前三天，弗吉尼亚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并依法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是较早成为“主权、独立、自由之邦”的殖民地之一。在当时美国的十三个邦当中，弗吉尼亚是历史最久、人口最多的一个（土地面积则居第二），在美利坚合众国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他十二个邦也习惯于凡事都由弗吉尼亚人牵头。第一届大陆会议选举的主席佩顿·伦道夫、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的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和《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杰斐逊都是弗吉尼亚人。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提出著名“三项建议”的理查德·亨利·李，也是弗吉尼亚人。理查德·亨利·李的三项建议是：一、起草宣言，宣布独立；二、起草条例，建立邦联；三、委派代表，联合法国、西班牙共同对付英国。可见美国的独立和建国，弗吉尼亚人功不可没。不过有趣的是，牵头联合十三个北美殖民地的是弗吉尼亚，后来领导分裂联邦的也是弗吉尼亚，而1861年南北战争中的南军总司令罗伯特·爱德华·李，便正是理查德·亨利·李的孙子。顺便说一句，后来在弗吉尼亚讨论批准联邦宪法的大会上，这位理查德·亨利·李也是反对派领袖之一。

埃德蒙·伦道夫则是第一届大陆会议主席佩顿·伦道夫的侄子。他作为弗吉尼亚行政长官率团参加制宪会议时，年方三十四岁，可谓风华正茂。他也是一个“帅哥”，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声音洪亮，极具人格魅力。事实上弗吉尼亚代表团也是人数众多（仅次于宾夕法尼亚）、阵容强大（均为一时之选）。而且，七 人之中，除乔治·威思提前离会，约翰·布莱尔从不发言，詹姆斯·麦克朗插不上手外，其余四人在制宪和建国的过程中都作用极大。乔治·华盛顿就不用说了。三十六岁的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宪法之父”，六十二岁的乔治·梅森则是“权利法案之父”。没有麦迪逊，美国宪法难诞生；没有梅森，美国宪法不完善。正是麦迪逊和梅森的“窝里斗”（一位弗吉尼亚代表反对另一位弗吉尼亚代表），宪法才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 人民对政府既授权，又限政。至于埃德蒙·伦道夫，他在制宪会议上扮演的角色颇具戏剧性。揭开会议主题，最早提出制宪方案的是他，最后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字的也是他（另外两个是梅森和格里）。不过伦道夫虽然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字，后来却又在代表大会上给予反对派领袖帕特里克·亨利当头一棒，促成了宪法在弗吉尼亚的批准。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这两个代表团各有“四大天王”。宾夕法尼亚这边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余则罗伯特·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弗吉尼亚这边有乔治·华盛顿，余则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埃德蒙·伦道夫。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八人，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就有四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克莱默），后来又贡献了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弗吉尼亚代表团七人，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只有一人（乔治·威思），但后来贡献了两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埃德蒙·伦道夫则担任了第一任联邦检察总长。两个代表团的分量可谓旗鼓相当。

弗吉尼亚代表团人数多、阵容强、来得早（5月25日前全部到齐），因为他们是会议的发起人。1786年9月，在一次有五个邦代表出席的协调会上，麦迪逊和纽约的汉密尔顿就提出过建议，倡议召开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同年10月16日，弗吉尼亚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发起这次会议的提案，邦联议会则在次年（1787年）2月21日做出相应决议。所以弗吉尼亚人是有心于此，有备而来。由他们的代表团团长埃德蒙·伦道夫首先提出其实是麦迪逊起草的修约方案，那是理所当然。他们是创始者嘛！

不过弗吉尼亚倡议召开的这次会议却并不好开。因为这次会议既没有名分（或者说并非名正言顺），又没有经费，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前途。不错，邦联议会是有决议，各邦对代表团也有授权。但谁也没有说要他们制定宪法。想想也是。制宪，照理说应该是邦联议会的事。邦联议会和各邦议会的意思，也只是觉得《邦联条例》确实有些问题，因此同意十三个邦都派出代表，坐在一起议一议，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显然，所谓“制宪会议”，原本只是个“研讨会”。难怪会议纪律那么差了。有的迟到，有的早退，还有人出出进进，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

代表们自己也信心不足，疑神疑鬼。5月28日，会议刚刚开始，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就提出，反对将每一项表决的结果都记录在案。因为会议过程中改变观点是常有的事，一旦这些证据公诸于众，会议就会显得矛盾百出。弗吉尼亚代表梅森附议。他认为这些记录留在会上，会妨碍已被说服的代表改变观点；公布出去，又会授人以柄，被反对派加以利用。南卡罗来纳代表巴特勒想得更周到，提议禁止代表随意对外公布会议内容。最后大会通过决议：未经许可，会议当中的任何发言都不得付印，不得发表，不得传播。

于是，在178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代表们便只好穿着呢绒燕尾服，衣冠楚楚地坐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开秘密会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几乎人人都不愿意外面知道自己在会上说了些什么。而且，他们既对会外的人信不过，也对会内的人不放心。因此，借用尹宣先生（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译者）的话说，他们“宁可汗流浃背，唯恐隔墙有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竟然开得神秘兮兮，甚至鬼鬼祟祟。

代表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果然，弗吉尼亚的方案一提出，反对和怀疑的意见就冒了出来。因为谁都看得出，麦迪逊、伦道夫他们的方案，名义上是要修订《邦联条例》，实际上是要用他们另外拟定的《联邦条例》（其实就是《联邦宪法》）取代原来的《邦联条例》，用按照新条例组建的新政府取代原来的邦联议会，将十三个主权独立的邦及其联合体改造为“一个主权，一部宪法，一个政府”的统一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要制宪和建国。

这当然是开不得玩笑的事，大家也都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想事周到的南卡罗来纳代表巴特勒却敏感地意识到，弗吉尼亚方案虽然千头万绪，核心和前提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建立由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最高政府”（National Supreme Government）。这其实也是制宪会议的初衷。这一点如果通不过，其他也就免谈。因此他提议，首先讨论这个问题。至于他自己，原本是反对集权的，因此也不赞成扩大邦联议会的权力。但弗吉尼亚方案既然主张“三权分立”，把权力分割到不同部门，他也就乐观其成。

和这位巴特勒先生来自同一个邦（南卡罗来纳）的两位平克尼代表却有疑问。二十九岁的查尔斯·平克尼先生很想弄明白，伦道夫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完全废除各邦政府；四十一岁的科茨沃思·平克尼将军则怀疑，本次会议究竟有没有权力撇开《邦联条例》另起炉灶。后一个问题一时无人应答，伦道夫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很含糊其词。他说他的发言不过抛砖引玉，具体的主张希望大家讨论。反倒是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作了解释。古弗尼尔·莫里斯说，“全国最高政府”就是具有完整和强制性运作功能的机构，而不是仅仅出于良好愿望的契约性结盟。他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实体中，都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力，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因此，在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全国政府而不是各邦政府手中。这一席发言意义重大，因为它确立了合众国主权的独立性和崇高性原则。

乔治·梅森（宾夕法尼亚）赞成这个意见，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反对，特拉华代表里德则提出一个通融办法，把“全国最高政府”改为“更为有效的政府”。可见大家都对邦联议会的软弱不满，又对未来的那个政府心存疑虑。可惜里德先生的提议没有被通过。因为什么叫“更为有效的”，实在是说不清楚。于是，由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提议，会议进行表决并通过决议：应该建立一个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政府。

这是制宪会议做出的第一个政治决议，会议也因此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应该承认，这一步迈得还是蛮踏实的。因为在场的八个邦有六个赞成，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耶茨反对），只有康涅狄格投了反对票。5月30日这天，康涅狄格代表团只有两位代表──“老革命”罗杰·舍曼和政治家奥利弗·埃尔斯沃思（他们的第三位代表威廉·塞缪尔·约翰逊要到6月2日才来）。这说明舍曼和埃尔斯沃思都投了反对票。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两位先生在制宪会议上的作用极其重要，因此提请读者予以注意。

不过，古弗尼尔·莫里斯提出的“联邦主权独立性和崇高性原则”虽然得到了支持，但这个原则如何通过具体的政府设计来体现，大家心里还是没有数。因此，等到代表们逐一讨论伦道夫方案的具体条款时，这才发现，原来表面一致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而且，分歧之大，可谓南辕北辙。或者说，猴吃麻花── 满（蛮）拧。

麻烦与问题

为了弄清问题，我们还得把美国的情况再说一下。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很有些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她也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全国一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国家。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就更不是。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十三个“半国家”的联合体，即“邦联”。她是由这些各自独立的“半国家”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这个联合体虽然后来由邦联变成了联邦，但“联合”的概念没有变，联合的方式（通过契约）也没有变，只不过那“契约”由《邦联条例》变成了《联邦宪法》而已。而且，正因为她是一个联合体，所以美国人从不称其为“美国”。要简称，也称作“合众国”或“联邦”（US），比如联邦政府、联邦法院、联邦调查局。

何况制宪会议时的美利坚合众国连“联邦”都不是，只是“邦联”，即十三个“盟邦”的联合体（联盟）。她当然也没有什么“全国政府”或“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从根本就没有立法权的“大陆会议”演变而来的“邦联议会”，其实仍然不过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议会是没有什么权威的，大体上是有事就坐在一起开会，开完各自回家。议会的决议，各邦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麦迪逊在6月19日的会议上就举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例子：新泽西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断然拒绝邦联议会摊派款项的决议，并且告诉他们派到邦联议会的代表，连反对票也不用投，干脆让所有的法案都不能通过。麦迪逊拿新泽西说事，当然是因为新泽西带头反对弗吉尼亚方案（这个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因此，当康涅狄格也唱起反调时，麦迪逊在6月30日的发言中又举了个康涅狄格的例子。康涅狄格不但和新泽西一样，断然拒绝邦联议会的决议，还把一份表决名单交给邦联议会，明摆着是和邦联叫板。麦迪逊批评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当然有他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他说的是事实。

这当然不行。邦联如此不像国家，议会如此没有威望，不成体统倒在其次，没人负责却是麻烦。比如国家债务的偿还，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打仗是要花钱的，独立战争也一样。在独立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邦联议会曾经发行过债券。这个照理说应该算是“国债”，而且仗一打完就该连本带息还给大家。可是据汉密尔顿的报告，战争结束时，未还的债务竟达七千六百多万美元之巨。数额巨大倒也罢了，麻烦的是根本就找不到负责还债的人。因为根据《邦联条例》，所谓“合众国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关，没有执行机关，也没有司法机关。这个根本算不上是“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既无权对商务活动进行约束，也无权向全国各地直接征税。要让这个“政府”来支付债券持有人的本息，那可真是“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因为邦联议会的那些议员谁也不代表中央和国家。

这个麻烦很是不小，因为那些“债主”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其中甚至有一些是独立战争时期的高级军官。在这些人看来，自己为民流血为国捐躯，却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军饷补贴，已是不公。如果国家连欠下的债都不还，那可真是“天理难容”。对于这一点，其实就连他们的总司令华盛顿都有意见。制宪会议之前，华盛顿就曾写信给朋友，抱怨说自己不得不打对折出售国会给他的债券，借以清偿自己的债务。即便如此，华盛顿的手里，仍拥有超过七千五百六十六美元的邦联债券。

华盛顿可以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不等于其他人都心甘情愿做这样的亏本生意。那些不愿意鸡飞蛋打，眼睁睁看着手中巨额债券化为乌有的“债主”，很快就组成了一个被麦迪逊称为“债权人集团”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集团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私人财产无法得到保障的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就必须废除《邦联条例》，另立宪法。他们当中的那些退伍军官甚至发起了一个名叫“辛辛那提社”的组织，扬言如果不尽快改制，则将发动一次武力革命，把所有的邦组成一个以华盛顿将军为首的、拥有王权和一切特权的新国家，一个“债权人”的王国。

其实，不但“债权人”有这样的要求，“债务人”也有。因为为了偿还公债，一些邦不得不将负担转嫁给本邦公民（比如用他们的土地来抵押债务），从而使更多公民成为债务人。发生在马萨诸塞的“谢斯起义”，以及新罕布什尔、罗德岛以及北部各邦的暴动，就是“绝望的债务者”的反抗。

可见，仅仅一个“国债”问题，就要逼出一个“全国最高政府”来，何况邦联的现状还有那么多的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谢斯起义后，马萨诸塞曾向邦联求援，国会却迟迟不能做出反应。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邦联议会是那样的软弱无能，没有威望，以至于它1785年的主席约翰·汉考克竟然不屑于到纽约去主持工作，而1786年的主席戴维·拉姆齐则不得不亲自给一些邦的首脑写信，恳请他们尽快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因为到开会时，十三个邦竟然只来了七个邦的代表。戴维·拉姆齐警告说，如果各邦继续对议会持蔑视态度，“我们的邦联”就会被扼杀，随之而来的将是“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内战”，直到有一天，一个未来的凯撒大帝把我们的自由掠夺一空，或者我们自己沦为欧洲政治的玩物！

邦联议会这个“维持会”，还能维持下去吗？

所以，制宪会议没开两天，就通过了建立“全国最高政府”的决议，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问题是，这样一来，动作就大了。

我们知道，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就意味着建立一个最高权力中心。根据本次会议5月30日的决议，这个权力中心应该是“三权分立”的。因此，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立法机构、一个最高行政机构，还要有一个最高司法机构。这就和《邦联条例》相抵触。《邦联条例》是禁止设立法庭的，也是不设行政长官的。为什么呢？因为邦联不过是独立各邦“出于良好愿望”的契约性联盟。相互之间，讲的是诚信和自愿。如果有纠纷，也只能仲裁，不能审判。这是邦联不设法庭的道理。同样，盟邦之间，邦邦平等，顶多有“盟主”，不能有“君主”。这是邦联不设行政长官的道理。邦联议会虽然有主席，但那是维持秩序的，不是国家元首。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十三个邦的邦联，不是合为一体的一个国家，又哪来的元首？显然，要解决“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司法机构”这两个问题，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不能再维持邦联制度。这可不是对《邦联条例》修修补补就能奏效的。

建立最高立法机构也如此。

最高立法机构表面上看问题不大，扩大邦联议会的权力或提升其地位即可。但具体操作起来，却问题多多。比方说，这个最高立法机构应该实行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就是个问题。当时的十三个邦，有十二个是实行两院制的，只有宾夕法尼亚是一院制。实行两院制的虽然是多数，邦联议会却又是一院。所以，如果继续实行一院制，则“全国”和“地方”不统一；如果改行两院制，就要对邦联议会动手术。这就是一个麻烦。

更麻烦的是，邦联议会的决议对各邦其实没有约束力。这就和“最高立法机构”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什么没有约束力呢？因为邦联议会是根据《邦联条例》建立的，而《邦联条例》又是由没有立法权的“大陆会议”制定的。它不像许多邦的宪法那样经过了批准与授权，因此它并不高于各邦的宪法。《邦联条例》不高于各邦宪法，依据《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议会也就无法高于各邦议会。显然，要使新的议会成为最高立法机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高于各邦宪法的条例。这个条例既然是比各邦宪法还要“高”的，那它就不能再是什么“条例”，而只能是“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实际上，只要是“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无论是建立最高立法机构，还是建立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司法机构，都需要一部宪法，一部能够代表人民授权的最高法。我们知道，获得最高权力有各种办法，比如宫廷政变和武装斗争。前者可谓巧取，后者可谓豪夺。不过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好像都没有这个意思。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夺权，而是授权。即便要夺权，也只是夺各邦之权授之于全国最高政府。这就不能靠战争或政变，只能靠立法，尽管后来有人（比如史学家约翰·伯吉斯和布鲁斯·阿克曼）讽刺说，费城会议代表们的行动如果出于朱利叶斯或拿破仑之手，他们一定会宣布政变；而所谓“制宪”云云，只不过是不允许我们将其看作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而已（请参看卢周来《关于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真相》）。但不管怎么说，要用新的全国政府取代旧的邦联议会，就非重新立法不可。

因此，当本次会议迈出了“应该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一步后，它就不能不再迈出第二步── 把自己从修订条例的会议变成制宪会议。

问题是，它有权这样做吗？

摸着石头过河

费城会议是否有权撇开《邦联条例》另立宪法的问题，其实在会议一开始（5月30日）就有人提出过了。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南卡罗来纳的科茨沃思·平克尼将军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另外，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先生也有同样的疑惑。

不过，这个问题在5月30日那天并没有引起反响，一直要到九天以后才有人旧话重提，而且争论激烈。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费城会议连自己的任务和权限是修约（修订《邦联条例》）还是制宪（制定《联邦宪法》）都搞不清楚，怎么还能把会开起来？

这里面又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会议的性质和职责虽然有人存疑，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怀疑的，那就是邦联的现状不佳，邦联的前途堪忧，目前这种近似于无政府的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要开会，也要对《邦联条例》甚至对“邦联体制”动手术。对此，代表们均无异议。只不过大家还不清楚，这个手术到底会动多大，这次会议到底会走多远。这一点，不要说代表们不清楚，就连会议的发起人和方案的始创者，比如麦迪逊、伦道夫，也不十分清楚。麦迪逊在5月31日的会议上说，他来开会之前，曾经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主张一一列举新政府的各项必要权力和这些权力的具体定义，却也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切实可行。现在他的愿望依然存在，怀疑则有增无减。他的观点最终会走向哪里，他自己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能够为整个社会构建一个新的政府框架，只要这个政府是能够为人民提供安全、自由和幸福的，那么，对于任何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意见，他都不会退缩。

这大约也是大多数代表的立场。因此，他们心照不宣地决定暂时“不争论”，即不争论会议的性质和职责，先把会开起来，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最后只不过是修约，最好；如果硬要制宪，再说。反正制宪也好修约也好，都得先开会。如果一开始就要“正名”，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现在想来，美国人民真的要庆幸他们的建国领袖都是些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为这些人不但没有坚持“必也正名乎”，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做法。比方说，为了提高效率，先讨论大家感兴趣或者有可能取得共识的问题。讨论够了，就表决。成熟一个表决一个。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就先搁置起来，以后再说；而一旦得到共识，则表决存档，并作为下次讨论的先决前提。也就是说，摸到了石头，就跨过去；碰到了暗礁，就绕着走。先易后难，先求同后存异，一步步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避免了因为分歧太大而分崩离析，或因问题太难而无法进行。比如会议是否有权另起炉灶，是一个难题，大家就不发言，先挂起来；建立全国最高政府，大家都有共识，就进行表决，先定下来。这样，随着会议的进行，总归会不断有决议产生。这些决议慢慢积累起来，就形成了宪法的框架。等到有人再来反对时，则木已成舟，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前功尽弃。即便有所不满，也同意妥协，以免功亏一篑。这种做法，你说它是政治智慧也可，说它是无可奈何也行，甚至说它是“阴谋诡计”都成立（确有部分学者持此一说）。但在我看来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把会开起来了，而且最后还把宪法制定了出来。

这里面无疑有着麦迪逊的功劳。詹姆斯·麦迪逊，弗吉尼亚人，祖先是木匠，父亲是地主，自己则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即今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自学法律。他身材矮小（一米六十），体质瘦弱（四十七公斤），虽有民兵上校军衔却并无作战能力和功绩。上帝赐予他的，似乎只是非凡的智慧，这使他在政治领域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在美国的建国史上，先后有过三次大分化，麦迪逊每次都站在了胜利者一边。第一次是独立战争时期，美利坚民族面临生死抉择。联合殖民地的领袖们一派主战，一派主和。最后主战派胜，主和派淡出政治舞台，麦迪逊是主战派。第二次是制宪会议前后，十三个邦走到十字街头。邦联领袖们一派主张联合，一派主张分治。最后主张联合者胜，主张分治的淡出政治舞台，麦迪逊主张联合。第三次是华盛顿执政期间，政府分裂为以杰斐逊为首的一派（后发展为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联邦党人），麦迪逊是杰斐逊的亲密战友。较量的结果，杰斐逊当选第三位总统，连任八年。麦迪逊作为杰斐逊的国务卿顺利接班，又连任八年，然后交班给自己的国务卿门罗，同样连任八年。联邦党人淡出政治舞台，只剩下一个约翰·马歇尔在最高法院孤军奋战。麦迪逊每次都站在“正确”的一边，这个人真是好生了得！

实际上，尽管出席费城会议时麦迪逊资历尚浅（时年三十六岁，弗吉尼亚议员），威望远不能和华盛顿、富兰克林他们相比，却是这个群英荟萃的会议的核心和灵魂，后来史学家甚至称他为“联邦宪法之父”。这说明麦迪逊必有过人之处。根据佐治亚代表威廉·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我们发现他有三大优点：一、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学问家的博闻强记于一身；二、熟悉法律和政治，对邦联的事务了如指掌；三、循循善诱，侃侃而谈，特别会说服别人。因此，“他在制宪会议中总是处于引导地位”，“在辩论的任何关头，总是作为最了解情况的人走在前面”。

皮尔斯的说法并不夸张，麦迪逊确实是费城会议的掌舵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扬帆远航，什么时候应该躲避风浪。5月30日，会议刚刚做出“应该建立一个由最高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政府”的决议，代表们就因全国议会的席位问题产生严重分歧。麦迪逊提出，新的全国议会，不能再像《邦联条例》规定的那样，每邦一票表决权。这个提议得到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的附议，特拉华代表团团长乔治·里德却提出强烈抗议。里德说，特拉华代表团的使命，受到本邦议会授权的限制。特拉华议会的授权书说，该代表团不得同意改变每邦一票平等表决权的规则。这个授权，是在会议一开始时就宣读过的。如果一定要把这种改变确定下来，本代表团就只好退出会场，回特拉华去了。

这当然不行。尽管麦迪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也相信这一改变终将实现，却认为应该照顾代表们的感情，不能刚一开会就把特拉华代表团弄得很尴尬。他建议暂缓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改为讨论全国议会是否应该实行两院制。

这个提案在第二天很顺利地就通过了。这就形成了会议的第二个政治决议：“全国议会应由两院组成。”在后来的几天中，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比方说，全国议会第一院（即众议院）议员由人民选举、第二院（即参议院）议员由各邦推选、邦联议会的立法权全部移交全国议会、全国议会对各邦无能为力的所有事务都有立法权、对各邦议会的违宪立法有否决权，等等。另外，会议还通过决议，设全国行政长官一人。该行政长官控制立法的复决，有权否决议会的立法，但议会两院可以分别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行政长官的否决。这些决议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是与会代表合作的结果。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才过了九天的“蜜月”，麦迪逊们的“石头”就摸不下去了。因为美国宪法这颗“太阳”固然在一点一点上升，但笼罩在它头顶上的疑云也在一点一点积攒（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细说）。继特拉华代表团差一点就要退场之后，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马萨诸塞的埃尔斯沃思·格里、南卡罗来纳的皮尔斯·巴特勒等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于是，到6月9日，就有人公开发难，不但指斥费城会议有“篡权”嫌疑，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和作为会议主流意见的《弗吉尼亚方案》分庭抗礼，震撼会议，影响深远。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和麦迪逊抗衡的人物。他的身材比麦迪逊还矮小（不到一米六十），年龄也只比麦迪逊大几岁（四十二岁）。他父亲是卖白铁工艺品的，自己则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和麦迪逊是校友，而且和麦迪逊一样精通法律。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是“那种力量会溅到你身上，引起你好奇和吃惊的人物”。但是，他又是为人谦虚、做事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不同凡响的风格。皮尔斯说：“他在选择切入辩论的时间和方式上，真是炉火纯青。不到把握主题，决不轻易开口。”然而他一旦脱颖而出，“人人都禁不住赞扬”。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随便出手的人。但该出手时，一定出手。而且，他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便“见血封喉”。

这个人，就是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佩特森在6月9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会议是否有权制宪。

佩特森是5月25日到会的，以后一直参加会议，直到7月23日才离会，9月17日前又赶回来在宪法草案上签字。也就是说，当南卡罗来纳的科茨沃思·平克尼将军5月30日提出，各邦的授权是否允许我们撇开《邦联条例》另立体制时，佩特森是在场的，却没有回应。因此，九天以后他才重提旧话，必有原因。

原因就在于小邦的存在受到了威胁。

前面说过，所谓“美利坚合众国”，是由十三个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联合而成的。这些邦来历不同，性质各异，互不相属，本无瓜葛。只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当时主要是为了从英国独立出来），这才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即“美利坚邦联”。这一点，在《邦联条例》中讲得十分清楚，在伦道夫的方案和发言中也得到了重申── 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同防务，保障公民自由，提供普遍福利”。其中，所谓“普遍福利”，又包括两个方面，即各邦相互之间的利益和所有邦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利益，是联合的基础。

因此，当弗吉尼亚提出进一步联合（或者说全面联合）的倡议时，各邦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积极响应（如宾夕法尼亚），有的审慎欢迎（这个较多），有的勉强同意（如纽约），有的坚决抵制（如罗德岛）。即便参加会议，也各自心怀鬼胎。大家都想从联合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却又担心自己的利益或权益遭受损失。这些利益和权益是并不一样的。比如马里兰坚持“小国寡民”的国家模式，新罕布什尔关心共和政体的道德问题，南卡罗来纳则希望保护和延续奴隶制度。这三个邦，一个在北（新罕布什尔），一个在南（南卡罗来纳），一个位于中部的战略要地（马里兰），各自在政治文化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却都以这些独有的特点而自豪，担心其独特的政治实践可能会因所谓“全面联合”而丧失殆尽。

其他邦也都有各自的担忧和疑虑，整个会议上空可谓疑云重重。甚至就连最初倡导者弗吉尼亚，其实也有担心。长期以来，弗吉尼亚一直以南部联盟的领袖自居，因此最担心北方借新的全国最高政府损害南方的利益。比方说，应北方保护贸易论者的要求，提高南方货物的运费，使弗吉尼亚的经济利益被北方的商业邦所吞噬；或者北方小邦在参议院联合起来通过条约损害南方，尤其是限制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等等。

不过，弗吉尼亚人并不打算坐以待毙。他们的办法是先发制人，不但倡议召开制宪会议，而且提出了自己蓄谋已久的方案，试图造成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态势。弗吉尼亚方案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控制立法权，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们主张：第一，全国议会实行两院制；第二，两院议席都按人口比例产生。而且，最好是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选民直选，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第一院议员选举。

这个方案显然有利于弗吉尼亚，因为弗吉尼亚是人口最多的一个邦（土地面积则排名第二）。按照这种选举办法，自然是弗吉尼亚选出的议员最多。宾夕法尼亚问题也不大，因为它的人口第二（土地面积第五）。北卡罗来纳人口和土地都位居第三，也没什么意见。意见最大的是那些小邦。首先是特拉华，次为新泽西，再次为康涅狄格和南卡罗来纳。为了让读者看得更清楚，我们不妨来为这十三个邦做一个排行榜：

弗吉尼亚，人口最多，土地面积第二；

宾夕法尼亚，人口第二，土地面积第五；

北卡罗来纳，人口第三，土地面积第三；

马萨诸塞，人口第四，土地面积第九；

马里兰，人口第五，土地面积第七；

纽约，人口第六，土地面积第四；

南卡罗来纳，人口第七，土地面积第六；

康涅狄格，人口第八，土地面积第十一；

新泽西，人口第九，土地面积第十；

新罕布什尔，人口第十，土地面积第八；

佐治亚，人口第十一，土地面积第一；

罗德岛，人口第十二，土地面积第十三；

特拉华，人口第十三，土地面积第十二。

从这个排行榜不难看出，大邦有四个。它们从大到小依次是：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和马萨诸塞。这四个邦的人口加起来有一百四十多万。小邦有五个。它们从小到大则依次是：特拉华、罗德岛、佐治亚、新罕布什尔和新泽西。这五个邦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到四十万。不到四十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五个邦的人口加起来也抵不过弗吉尼亚。因为弗吉尼亚的人口在1787年至少也有五十四万（1780年五十三万八千，1790年七十四万八千）。这样算，还是因为加上了新泽西这个并不太小的邦。如果小邦也算四个，它们的总人口就只有二十四万，还不到弗吉尼亚的一半，只比四个大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最小的两个邦是特拉华和罗德岛。它们两个，一个（特拉华）人口倒数第一，土地倒数第二；一个（罗德岛）土地倒数第一，人口倒数第二。根据1780年的粗略统计，特拉华人口四万五千人，罗德岛人口五万三千人，都不到弗吉尼亚（五十三万八千人）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两个邦疑心最重，警惕性最高。罗德岛干脆不派代表参加会议（批准宪法也最晚），特拉华则一开始就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一定要改变每邦一票的表决制度，兄弟我就不奉陪了！

特拉华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好几位代表都说，特拉华这样做有点过分，居然要撤走代表，还自认为有理。难道连把方案交给全体委员会和大会讨论一下都不行？特拉华代表团没有办法，因为会议刚刚开始时他们是比较孤立的。罗德岛不与会，新罕布什尔来不了，佐治亚不吱声，新泽西在等待，他们也只好暂时留下来继续参加讨论。

但是，到6月8日，特拉华代表冈宁·贝德福德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愤而抗言，指名道姓痛斥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兴妖作怪”。原因是《弗吉尼亚方案》中有这样的条款：全国议会有权否定各邦议会的立法，如果他们认为这种立法违背了《联邦条例》（即讨论中的《联邦宪法》）或对外条约的话。对此，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弗吉尼亚的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表示赞成，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马萨诸塞的格里和特拉华的迪金森反对。迪金森发言以后，贝德福德发难了。

贝德福德动情地说，说起这种否决权给各邦带来的危险，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邦是多么地弱小，别人只要高兴就可以随意损害，毫不留情。他说他发现，所有这一切的意图，就是要剥夺小邦的平等表决权。按照现在说的这种办法，特拉华在全国议会里只能占到九十九分之一的席位，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加起来则拥有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利益的驱使和商业的竞争？因此，他愤怒地说：看来，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就是希望创造这样一种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这两个邦具有“巨大的、妖怪般的影响力”！

麦迪逊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他反问自己在新泽西学院时的同学和室友贝德福德，你说不能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席位，请问还有什么更有效的体制可以实行呢？如果不能更正现存制度的弊病，建立一个有效的全国政府，邦联就会解体。邦联一旦瓦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到那个时候，小邦会尝到什么样的后果？在全国局面失控的前提下，与大邦为邻的小邦难道会感到更加安全？

这就带点恐吓的意思了。这种事，在6月5日的会议上威尔逊和平克尼已经干过一回。威尔逊说，希望全体委员会接受他的以下观点：多数邦按照更佳方案重新结盟的事业，不要被少数邦不替别人着想的自私行为拖累搞垮！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承认这是一个志愿者的联盟，然后开放门户，接纳一切同意新条例的邦。也就是说，谁不同意新条例，谁可以退出联邦。我们就要这样结盟，你们小邦爱来不来！

这种话，连麦迪逊私下里都认为是吓唬那些小邦的，只不过当时特拉华和新泽西都没有理睬而已。现在麦迪逊又来一次，佩特森就觉得不能不说话了。认真说来，新泽西人口有十四万，不算很小。但它仍自认为是小邦（人口第九，土地面积第十），而且有意无意地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何况新泽西与特拉华比邻相依，都傍着大邦宾夕法尼亚，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情。为了这种感情，为了所有的小邦，也为了新泽西自己，佩特森必须“扬眉剑出鞘”。

第三章
针锋相对

修约还是制宪

6月9日，佩特森第一次发言。

佩特森不愧是律师出身，思路清晰，做事老到。他的发言，并不纠缠鸡毛蒜皮的细节，而是直击麦迪逊他们的要害── 擅自制宪是否合法？佩特森指出，召开本次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的一项决议和各邦议会的授权，而邦联议会的决议和各邦的授权态度都很明确，就是修补和完善邦联。因此，《邦联条例》是本次会议全部议程的适当基础。我们应该恪守这种限度，否则我们的选民就会指责我们篡权。最后，佩特森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利坚人民正拭目以待，不容欺骗！

没有人正面回应佩特森的这一指责。他们只回答了他提出的其他问题。显然，麦迪逊们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佩特森过招，而宁愿用实际的制宪行动来反击和抗衡。在那些主流派的控制和推进之下，会议甚至在6月13日提出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共十九条，内容涉及立法、行政、司法诸方面，许多未来宪法的要点都得到了确立。尤其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提出，全国议会参众两院的席位分配，都将不再遵循《邦联条例》制定的原则（即每邦一票制）。一部基本符合麦迪逊、伦道夫他们愿望的新宪法，眼看就要出笼。

佩特森只好再次出手。6月14日，会议刚刚开始，佩特森便提出，有几个代表团，尤其是新泽西代表团，希望能多给一点时间，让他们认真考虑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以便整理出一份与此报告“恰成对照”的方案。于是伦道夫提议会议休会。这项提议得到佩特森的附议。佩特森也提出动议，把对全体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推迟到明天。这项动议同样得到伦道夫的附议。看来，交战双方都希望暂时休战，以便厉兵秣马、决一雌雄。

6月15日，一份由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代表团（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可能也参加了）协商制订的新方案（史称《新泽西方案》），由佩特森提交制宪会议。大会决定，将《佩特森方案》（《新泽西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案即《伦道夫方案》（《弗吉尼亚方案》）也重新提交全体委员会。这个决定，对佩特森他们来说是不小的胜利。因为这等于废掉了麦迪逊他们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那个《全体委员会报告》。会议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而且变成了两个方案的正面交锋。

于是，6月16日，另一位剑客兰辛便出手了。

兰辛是纽约代表团代表，而纽约则是罗德岛之外最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邦。如果说新泽西是“第三世界”（小邦）的“领袖”，那么，纽约便可以说是“第二世界”（中等邦）的“野心家”（人口第六，土地面积第四）。此刻，它正雄心勃勃地要当“春秋五霸”，因此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最高政府”不感兴趣。1787年2月21日，邦联议会做出召开费城会议的决议，纽约迟至5月才勉强同意派代表参加。讨论是否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时，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耶茨反对），等于弃权。那还是因为兰辛没来。兰辛如果到会，纽约代表团投的，可就是反对票了。

三十三岁的兰辛是纽约邦首府奥本尼市的市长，也是坚持反对制宪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个是纽约的耶茨、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弗朗西斯·默瑟）。但他不像耶茨那样不发言，只投反对票。他可是得理不饶人。在全体委员会讨论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时，他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佩特森。兰辛的理由很简单：本次会议根本就无权提出和讨论伦道夫那样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没有什么被采纳的可能。因为邦联议会的决议、各邦的授权，还有各邦议会派遣代表时的总体意向，都是修订《邦联条例》，不是制定《联邦宪法》。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越权。这既无必要，也不合适。如果纽约事先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就决不会如此合作，派什么代表团来开会！

佩特森和兰辛的发言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仅此一拳，便已击中麦迪逊们的命门。实际上麦迪逊们最心虚的，就是制宪非法。于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威尔逊便只好出来打圆场。他的说法是：本次会议确实没有被授权做出任何结论，但可以自由提出任何建议。这是聪明的辩护，也是软弱的辩护，因此兰辛轻而易举地就把他顶回去了。在6月20日的发言中，兰辛说：威尔逊先生说制宪会议只是推荐方案，高兴怎么推荐就怎么推荐，我不这么认为。这次会议如此受人敬重，不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不成功，就会导致崩溃。这意思是说，制宪会议又不是学术研讨会，哪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同一发言中，兰辛还驳斥了伦道夫的说法。伦道夫说，对当前危局的忧虑，压倒了对制宪会议是否得到足够授权的怀疑。对此，兰辛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忧虑和这种怀疑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当然无可辩驳。因为谁都知道用“非法”的手段来“救亡”，无异于饮鸩止渴、浇油救火。看来，无论威尔逊的“推荐无须授权论”，还是伦道夫的“救亡压倒授权论”，都缺乏说服力。

真正有理有力的，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梅森所做的辩护。汉密尔顿虽然也是纽约代表团代表，却和兰辛、耶茨完全对立。他为制宪会议辩护的理论依据，可谓“目的高于手段论”。6月18日，汉密尔顿在发言中说，各邦派我们到这里来，是指望我们能把合众国带出困境。如果仅仅因为弄不清楚我们的权限，就死抱着不能挽救危机的方案不放，或者拒绝可以挽救危局的方案，那就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了。也就是说，各邦的授权固然重要，授权的目的却更重要（即立法精神比法律条文更重要）。这当然十分在理。

麦迪逊的反击则更为有力，而且抓住了要害。在6月19日的发言中麦迪逊说，有人（指佩特森）提出，邦联是经过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一致同意才能解散，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在法理上有什么依据。因此他很想请教这位先生，你是把《邦联条例》看作契约呢，还是看作条约？如果看作契约（即国内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那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内法原则，多数完全可以废除旧的契约，签订新的契约，甚至为社会全体成员制定一部新的宪法。那样一来，新泽西的那位先生，恐怕就会不幸落入最后被承认的人群了。如果看作条约（即国与国之间的结盟），那么，根据自由结盟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一方如果违背任何一项条款，结盟便可视为解散，其他各方也就取得了自由，除非他们选择使用非常手段迫使违约的一方改正。可惜，《邦联条例》中没有可以动用武力迫使违规之邦就范的条款，而违背《邦联条例》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且行径恶劣。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之一，就是新泽西的一项立法。根据这项立法，新泽西代表在邦联议会中的作用，似乎就是专门唱对台戏（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疑云重重”之“麻烦与问题”一节）。麦迪逊的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维护邦联吗？你们不是说《邦联条例》神圣不可侵犯，动都动不得吗？然而带头违背和破坏条例的恰恰就是你们！

佩特森当然无言以对，只有兰辛在6月20日重提会议无权制宪的旧话。于是梅森（弗吉尼亚）便不客气地说，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拿这种观点来胡搅蛮缠！老实说，本次会议到底是否有权制宪，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事实上，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突破授权才有出路。想当年，我们和英国谈判时，正是因为谈判代表大胆突破了邦联议会目光短浅的桎梏，才为国家赢得了体面和幸福的和平，也使自己成为比铜像还要经久的纪念碑。这意思也很清楚：制宪和独立一样，也是一次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婆婆妈妈。什么授权不授权，在革命时期和紧要关头，授权也是可以突破的！

这种说法，佩特森、兰辛他们还同意吗？恐怕不会。

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辩论。大会和委员会都没有对会议的性质问题进行表决。做结论的是会议的实践。随着会议朝既定目标前进，一个新的条例便逐渐浮出水面。当它最后终于成形时，谁都明白，这就是一部宪法。

至于授权问题，麦迪逊们采取了一个高明的（也可以说是狡猾的）策略──“以人民的名义”。《联邦宪法》的序言这样写道：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和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而《邦联条例》的序言则是：

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之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

这就很清楚了：《邦联条例》是各邦授权，《联邦宪法》却是人民授权。或者说，制定《邦联条例》的是十三个邦，制定《联邦宪法》的是“美利坚人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邦联和《邦联条例》的基础，用人民（people）这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政治群体作为新国家的奠基人和新政府的授权人，并以他们的名义实现了国家性质的转换。

谁来批准宪法

制定宪法的既然是“人民”，那么，有权批准宪法的当然也就同样只能是“人民”。这也是麦迪逊他们早就想好了的。在他们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中，就明确规定“对《邦联条例》的修改意见”（实为新的《联邦宪法》）应由“人民代表大会”（convention）批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咱们的“人大”。它是专门为批准宪法（包括批准本邦宪法和联邦宪法）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译为“制宪会议”（本次费城会议的英文名称就是convention）。不过费城会议的代表是各邦议会任命的，将来批准宪法的convention，其代表则应由人民直接选举。会议的方式，可以是全国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会，也可以是各邦代表大会分别讨论。总之，批准宪法的，是人民代表大会或各邦制宪会议，不是各邦的议会。

这一提案同样遭到反对改变会议性质和反对建立全国政府的人的反对。6月5日，当会议讨论到这一条款时，康涅狄格的舍曼立即表示：这种由全民批准的程序没有必要。他的理由是：《邦联条例》已经规定，更改条例只要取得邦联议会和各邦议会批准就行，交由人民批准是多此一举。

这道理当然谁都明白。但问题是，麦迪逊他们的目的是制定宪法，而不是修改条例，岂能按照条例的规定去做？按照《邦联条例》的规定，“除非取得邦联大会同意，并在事后得到各邦议会确认，任何时候不得对《邦联条例》做任何修改”。这其实等于说，《邦联条例》是不可修改的，更不用说重新制宪了。所以麦迪逊回应说，《邦联条例》在这方面本来就有问题，弄得许多邦的议会动不动就以不批准相要挟。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各邦议会在批准过程中是权力的失去者，他们怎么会赞成？也就只好另想办法。

所谓“另外的办法”在后来的讨论中成熟了，这就是：将新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代表由各邦议会推荐，人民选举。那么，这和各邦议会批准又有什么不同呢？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难道各邦议会的议员不是？当然也是。不过，邦议员虽然也由人民选举，邦议会却只代表各邦的利益，并不代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代表全体“美国人民”。换句话说，制宪会议代表和参众两院议员的代表性是不一样的。各邦议员和各邦议会代表的是“邦权”，各邦代表和代表大会代表的是“民权”。所以，哪怕最后各邦选出的制宪会议代表就是他们参众两院的那些人，这会议也得叫“制宪会议”或“代表大会”，不能叫“各邦议会”。

看来，不但我们中国人重视“正名”，美国人也不马虎。不敢马虎的原因，是他们特别看重授权，尤其是立法的授权。在他们那里，授权人的地位，是要高于接受授权者的。在所有的授权人当中，又以人民的地位为最高。如果新宪法由各邦议会批准，就意味着各邦议会是授权人。这样一来，联邦宪法就无法高于各邦宪法，全国政府也无法高于各邦政府。因为各邦宪法和各邦政府都是人民授权的。人民授权各邦，各邦授权全国，如此说来，联邦宪法和全国政府岂不是变成“孙子”了？这当然和制宪的初衷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麦迪逊在6月19日的发言中有所阐述）。显然，唯一的办法，就是新宪法和新政府都直接由人民授权，而且必须用“合众国人民”这样一个集体的名义。也就是说，未来的新宪法和新政府，只有当其授权人不但是人民而且是合众国人民时，才能高于各邦人民授权的邦宪法和邦政府。

这就必然要遭到极力维护各邦主权的那些“邦权主义者”的抵制。如果说，6月5日舍曼的话说得还算比较委婉（没有必要），那么，6月20日兰辛发言时就不很客气。兰辛先生的发言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各邦的存在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邦里，和自己的邦息息相关的。因此他认为，议员也好，代表也好，由各邦议会选举也好，由各邦人民选举也好，他们代表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一个由人民结合而成的拥有主权的邦”，而不是“散沙似的为数众多的个人”。也就是说，不要指望参加制宪会议的“人民代表”只代表民权，不代表邦权。他们同样是会维护邦权的。至于指望各邦“自愿放弃主权”，兰辛认为想都不要想！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相信他说这话时嘴角一定挂着冷笑）：“连指望一个邦放弃主权都不可能，何况十三个！”

马里兰的路德·马丁也态度强硬，旗帜鲜明。他说他宁可牺牲全国政府，也要保全各邦政府。马丁说，当年脱离英国时，美利坚人民原本是可以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但他们宁愿把自己建立为十三个分开的主权，也不想融合为一个主权。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权利和安全，都寄托给这些分开的主权了。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依靠这些主权。这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讲民权吗？那我告诉你们── 邦权即民权！

6月20日的辩论除梅森说了句“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外，并未交锋。交锋主要是在7月23日。在讨论宪法批准方式时，康涅狄格的埃尔斯沃思提议将新宪法交给给邦议会批准。新泽西的佩特森附议，梅森和伦道夫反对。梅森说，把新宪法交给人民这个权威，是所有主张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各邦议会无权批准这部宪法。因为议会是宪法的产物，岂有反过来批准宪法之理？如果今天的议会有权批准，那么明天的议会就有权否定。这样一来，岂非置全国政府于脆弱动摇之基础，不得不听命于各邦之立法？何况不少邦的宪法本身就没有通过人民批准，这些邦的政府也没有得到明确的、无可置疑的授权。他们的宪法和政府，是建立在假设的授权基础之上的。这意思等于说，邦宪法和邦政府的合法性本来就有问题，如果再由邦议会批准新宪法，岂非双重的“不合法”？

接着，伦道夫又补充说，难怪在某些邦里，习惯法要高于《邦联条例》了。因为《邦联条例》只得到各邦议会批准，没有得到人民这个最高权威批嘛！因此，“只有直接诉诸人民，才能解决问题”。

这一回轮到反对派理屈词穷了。他们也作了反驳，但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格里（马萨诸塞）的观点是：如果诉诸人民，结果就会一团混乱，因为人民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埃尔斯沃思则说，过去，邦联议会向谁申请权力呢？是向各邦议会，不是向人民。何况《邦联条例》也有规定，只要各邦议会授权，就可以修改条款，我们何必另搞一套呢？

埃尔斯沃思的这个说法被古弗尼尔·莫里斯称为“一个没有前提的推理”。因为今天的这个制宪会议，当年的邦联根本就没有料到。而且，古弗尼尔·莫里斯和戈勒姆（马萨诸塞）都指出了极为关键的一点：按照《邦联条例》，任何一丁点修改都必须得到十三个邦的一致同意。此言一出，众人缄口。因为谁都知道，罗德岛至今不肯派代表参加。如果按《邦联条例》来设计宪法批准程序，等于不批准。于是，7月23日，大会以九邦赞成一邦（特拉华）反对的票数通过了麦迪逊他们主张的宪法批准方案。

批准的问题解决了，授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8月6日的“详情委员会报告”（宪法初稿）中，授权制宪的已不再是十三个邦，而是“我们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人民”，即“十三个邦的人民”。在这个表述中，既有“人民”，也有“邦”。民权与邦权之争，表面上看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民权主义者。这个工作是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完成的。9月8日，会议经过书面投票，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校订已经通过的条款，形成文字风格和排列顺序，所以又叫“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现在看来，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并不仅仅只是“形成文字风格和排列顺序”这样一种技术性处理。他们还在非常关键的地方做了手脚。我们知道，在9月10日“第三阶段辩论小结”（即《提交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的辩论结果》）中，授权的也还是“十三个邦的人民”。但到9月12日（即两天以后），在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宪法成稿）中，十三个邦的名字不见了，授权的变成了“我们合众国人民”。当然，不改是不行的。因为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并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岂能“盗用”其名义？只写十二个邦的名字更不行。罗德岛本来就存有戒心。你把它的名字拿掉，它就更不肯或者更有理由不加入联邦（事实上罗德岛也是最后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所以，将“十三个邦的人民”改成“我们合众国人民”，也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政治智慧的“技术性处理”。

但这样一来，就不仅是移花接木，而且是偷天换日了。因为授权的如果是“十三个邦的人民”，则“美利坚合众国”仍可视为邦联。现在，授权的是“合众国人民”了，这就意味着国家的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当然不会不引起争议，只不过争论发生在他们“做手脚”之前。事实上，在权力基础和国家体制这两个问题上，双方的争论都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不但在于权力的基础究竟是邦权还是民权，也在国家的体制应该是共和国联盟还是单一共和国。或者说，是邦联（confederation）、联邦（union），还是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

合众国向何处去

前面说过，所谓“合众国”（United States），可以是邦联（confederation），也可以是联邦（union）。邦联和联邦是不同的。邦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联合体。邦联成员国保留主权，但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联邦则是由若干个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邦或州）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它的特点，是全国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各行政区域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前一条，把联邦和邦联区别开来。后一条，把联邦和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一制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没有区域宪法和依据区域宪法设立的政府，邦联则没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唯独联邦都有。另外，邦联的成员（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完全没有主权，而联邦制度中的邦或州则既有主权，又部分交出主权，可以说拥有“半主权”。

这样看来，1787年以前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点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她固然不是联邦，更不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邦联。因为她的成员并不是真正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这些邦是“联合独立”（即“联合建国”）的，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不算主权国家。所以，这个联合体不变不行。当然，变，也有两种变法。一是十三个邦完全独立，各自建国。建国之后，愿意联合，就组成邦联；不愿意联合，就各自散伙。或者愿意联合的就联合，不想联合的就不联合，也可以三三两两地联合成好几个邦联（南北战争时南方各州就搞了这样一个“邦联”）。另一种变法，则是十三个邦完全放弃主权，组成一个统一共和国，即变成“一个主权，一部宪法，一个政府”的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麦迪逊、伦道夫、汉密尔顿他们最早的想法，就是后一种。

所以，费城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把“全国最高政府”的口号提出来了。从理论上讲，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谁都知道，邦联的情况不佳，就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所以这一提案在会议一开始便以六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一邦反对（康涅狄格）、一邦弃权（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通过，成为制宪会议的第一个政治决议。

不过，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这个政府应该怎么建，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具体的方案也众说纷纭。比如全国议会，有主张两院的，也有主张一院的；行政长官，有主张一人的，也有主张多人的；最高法院的下级法院，有主张设立的，也有主张不设的。至于议员、总统、法官的任期、报酬、产生方式等等，更是难以统一。这些想法如此同床异梦，甚至背道而驰，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会议也就从原来设想的百米赛变成了中长跑，最后又变成了马拉松。于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代表们发现，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连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都认为仅仅改良邦联体制已无济于事。里德在6月6日的发言中说，对旧邦联体制做些修修补补，不过是在旧袍子外面套新衣服。邦联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些临时性原则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持久，也没法修补。唯一的出路，是在新基础上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也是大多数代表的共识。看来，这次会议的任务不但要由修约变成制宪，同时还要由改制变成建国。

建国的关键，也在授权，但情况与制宪有所不同。制宪要解决的，是新宪法从哪里获得授权；建国要解决的，则是新宪法向什么人授权。也就是说，制宪的麻烦是“谁来授”（人民授权还是各邦授权），建国的麻烦是“授给谁”（全国政府还是各邦政府）。因此，制宪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邦权与民权之争；建国的分歧，则主要表现为邦权与国权之争。用兰辛6月20日的话说就是：制宪会议到底是坚持现在的邦联制，还是要背离这个基础？而用伦道夫6月16日的话说则是：是死守联盟方案不放，还是实施建国？

麦迪逊他们当然是主张建国的。实际上，按照麦迪逊最初的想法，是要没收各邦政府权力，集中于“全国最高政府”，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明确说出这一主张的是汉密尔顿，时间是在6月18日。汉密尔顿是5月18日到会的，但整整一个月基本保持缄默。一是出于对那些年长资深、德高望重的代表的尊敬，二是因为自己处境尴尬── 他和本邦代表团另外两位代表的观点实在是根本对立。但在6月18日，他忍不住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制宪纲领和建国主张。他认为，如果还让各邦抓住主权不放，那么，无论对邦联制度如何修补，都将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把全部主权都集中到一个总体政府，哪怕这个政府是君主制的。因为在他看来，大不列颠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英国人能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则要归功于他们杰出的宪法。因此，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如果我们的君主还是选出来的，那就更好了。相反，要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则叫人绝望；而再给邦联议会扩权，则不是造成一个坏政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就是不再有政府（政府权威被各邦瓦解）。反正，在同一疆域内，不可并存两个主权。所以，总体政府必须吞并各邦，否则它就会被各邦瓜分。

显然，这是典型的“国权主义”言论。“国权主义”通常称作“国家主义”。其政治纲领和观点，是主张建设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与此相对应，主张将美国建成联邦（union）的，则被称为“联邦主义”。但联邦是最后妥协的结果，此前并没有什么“联邦主义”，也没有国家主义和联邦主义之争，只有强调国权的一派和强调邦权的一派。后者被称作“邦权主义者”。邦权主义和强调国权的主张相互妥协，就产生了“联邦主义”。所以，在双方达成妥协之前，“邦权主义”的对立面就应该叫“国权主义”，不应该叫“国家主义”，就像《联邦宪法》生效以前的State应该叫“邦”不能叫“州”一样。妥协之后，仍主张建设单一制民族国家的，就叫“国家主义”；仍主张维持邦联制度的，就叫“邦联主义”；而同意国权与邦权并存的，则叫“联邦主义”。我认为只有这样说，才是尊重历史，也才能解释为什么原来的“国家主义者”（实为“国权主义者”）后来会变成“联邦主义者”。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开始也是“国权主义者”，不过不像汉密尔顿那么激进，也不像他那么锋芒毕露。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建立全国最高政府”的主张。但即便如此，一个“全国”，一个“最高”，便足以让许多人产生疑虑。事实上会议刚刚开始，就有南卡罗来纳的两位平克尼代表提出了疑问，其中查尔斯·平克尼先生问的，就是“伦道夫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完全废除各邦政府”。此后，6月2日，特拉华代表迪金森；6月6日，特拉华代表里德；6月8日，马萨诸塞代表格里，也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人并不是或不完全是“邦权主义者”，却也都主张保留或适当保留邦权，可见事情绝非汉密尔顿想象的那么简单。

坚定的“邦权主义者”主要是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纽约的兰辛。而且，他们都拿英国来说事。兰辛在6月20日说，“国权主义”将要造成的伤害，比起当年的大不列颠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路德·马丁在6月19日的发言中则说，脱离了大不列颠，就使十三个邦处于自然状态，只不过结成联盟罢了。它们加入邦联时是平等的，现在也是平等的。如果谁要把它们弄得不平等，他自己是决不会让步的。

路德·马丁的这个说法遭到了威尔逊的反驳。威尔逊说，谁说各殖民地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时它们也就彼此独立了？《独立宣言》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把《独立宣言》又读了一遍）。《独立宣言》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可见，各邦是独立了，但不是“单独独立”，而是“联合独立”。而且，独立之时，即已是邦联。这意思当然很清楚：没有联合，就没有独立。我们这些邦，和本来就独立的那些国家不是一码事！

不过，话虽这样说，但威尔逊也好，麦迪逊也好，伦道夫也好，甚至汉密尔顿也好，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各邦政府是不能完全废除的，各邦邦权也是必须适当保留的。因为合众国毕竟是各邦联合的结果。没有联合，固然没有各邦；没有各邦，也不会有联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拉华代表迪金森的观点是对的── 邦，是未来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因此，6月20日，即制宪会议第二阶段的第一天，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制宪方案中“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偷换概念，而是建国理念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因为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意识到，邦联制和单一制恐怕都行不通。他们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将是一种新的国家制度── 联邦。

事实上，要想既树立国权，又保留邦权，就只能实行联邦制。因为只有联邦才既有全国宪法和全国政府，又有各邦宪法和各邦政府。不过，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却又是由另一个难题引起的。这就是：蛋糕应该怎么分？

蛋糕应该怎么分

其实也就是议会的席位应该怎么分配。

在这里，我们必须交代一下“政府”这个概念。制宪会议要建立的“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或“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其名称都是Government。这个Government，和我们国家“四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中的“政府”，不是一个概念。他们的那个“政府”（Government），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合起来才叫“美国政府”或“联邦政府”。这三个部门当中，最重要的又是立法部门（国会），至少在制宪会议代表眼里是这样。所以，国会如何建立，就成了讨论的重点，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席位的分配。因为大家都明白，谁占有了议席的多数，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

这当然非争不可。其实，所谓民权与邦权之争，或者邦权与国权之争，甚至民主与共和之争，说穿了就是席位之争。席位的安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口或财富为基数，按一定的比例分配，比如每四万人选举一名议员，这个叫做“比例制”。还有一种是不论大小贫富，每邦一票，邦邦平等，这个叫做“平等制”。比例制和平等制都有道理，也都有依据。比例制依据的是民主原则。既然要民主，则民意代表（议员）的名额当然应该按选民的人口来分配。平等制依据的是共和原则。既然要共和，各邦的主权就应该平等。何况所谓作为邦联的“美利坚合众国”，本来就是平等各邦每邦一票联合起来的。所以邦联议会也好，这次制宪会议也好，一旦需要表决，都是按邦计票。

这样一种表决方式是麦迪逊他们要改革的重点。因为麦迪逊他们的想法，原本是要建立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把十三个邦变成类似于省的行政区域，岂能再同意每邦一票？何况这种表决方式明显有利于小邦，对大邦不够公平。所以会议一开始（5月30日），麦迪逊、伦道夫、汉密尔顿等人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或者主张明确规定“全国议会的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或者建议措辞为“全国议会的席位分配不再遵循现行体制”。但不管话怎么讲，意思都一样。麦迪逊明确表示，不论平等表决制当初形成时有多少理由，由拥有主权的各邦建立起来的联盟总归是邦联。现在我们既然要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种状况就应该终止。

这立即引起了小邦的不满，特拉华甚至扬言要撤团走人。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了。麦迪逊他们只好先绕开这个难题。好在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连特拉华都投了赞成票，只有康涅狄格和纽约的耶茨反对。第二天（5月31日），又一致同意全国议会实行两院制。这样，就可以分别讨论两院议员的产生方式了。

伦道夫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方案，是全国议会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各邦人民选举产生。这一提案立即遭到舍曼的反对。舍曼的情况我们前面说过。他是康涅狄格代表，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领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是《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位老革命出身贫寒，年轻时开过铺子，做过木匠、铁匠和土地测量员，赚了钱就自费印刷论文，出版年历，还把自己对宇宙的观察和创作的诗歌印在上面。他在耶鲁大学开过餐馆和书店，也做过律师和法官，而且一直做到康涅狄格大法官，还当过纽黑文市的市长。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舍曼相貌难看、面无表情、举止怪异、性格奇特，无论公开演讲还是私下谈话，满嘴都是粗话俚语，甚至切口黑话，但他却“值得无限赞扬”，因为“再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好心肠和清醒的头脑”。他的思路有章可循，思维融会贯通，论辩技巧非凡，说话入木三分，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舍曼是最早起来反对《弗吉尼亚方案》的，比佩特森和兰辛都早。在讨论是否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时，康涅狄格代表团的两位代表舍曼和埃尔斯沃思，都投了反对票，可见他们是连制宪会议的第一项政治决议都不同意的。威尔逊提出议员由人民选举，舍曼也表示反对。他认为老百姓对建立政府根本就插不上手。这个说法得到马萨诸塞格里的赞同。格里也是一个唱反调的，前面已多次提到他。格里干脆反对民主，认为“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因为并不缺乏德行的人民总是受到阴谋家的蛊惑。

舍曼和格里的观点遭到梅森、威尔逊和麦迪逊的反驳。梅森和威尔逊坚决主张第一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因为“第一院是政府体现民主原则的最大宝库”（梅森），“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治久安”（威尔逊）。麦迪逊则认为，要建立一个自由政府，至少有一院必须由人民选举。至于第二院议员、行政官和法官，可以考虑通过其他方式产生。麦迪逊这一态度极为重要，因为这等于是为“两院两制”的方案开了口子。

全体委员会对这一提案进行了表决。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赞成，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两邦反对，康涅狄格、特拉华两邦赞成反对各半，马里兰无投票记录。5月31日这天，马萨诸塞应该有四位代表：鲁弗斯·金、戈勒姆、斯特朗、格里。马萨诸塞投了赞成票，说明反对的只有格里一个。康涅狄格赞成反对各半，则说明埃尔斯沃思投票赞成。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舍曼和格里是少数派。

于是威尔逊决定再接再厉，提出全国议会两院都由人民选举。但这回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就连“第二院由各邦议会提名，第一院选举”的原方案都未能通过，竟遭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七邦反对，只有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三邦赞成。

非但如此，6月6日，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和拉特利奇还大做翻案文章，提议“全国议会第一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不由人民选举”。南卡罗来纳原本就是反对众议员由人民选举的，他们提出这个动议并不奇怪。不过他们的支持者也不多，就连格里也转变了态度，支持众议员由人民选举，但希望参议员换一种选举方式。表决结果，八邦反对，康涅狄格、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三邦赞成，会议否决了查尔斯·平克尼和拉特利奇的提案。前次表决肯定了《伦道夫方案》，这次表决又否定了反对意见，众议员由人民选举便成为定论。

表面上看，这次表决是麦迪逊、威尔逊一派不小的胜利。因为表决结果不但再次肯定了他们的方案，而且支持他们的邦由六个增加到了八个。尤为可喜的是，特拉华由赞成反对各半变成了支持，纽约也未因兰辛的到会而和他们唱对台戏。但麦迪逊和威尔逊应该清楚，他们的这个胜利是有代价的。赞成反对各半的特拉华固然站了过来，同样赞成反对各半的康涅狄格却也站了过去。更重要的是，许多反对派支持他们，是为了在另一院（参议院）的问题上和他们讲价。也就是说，众议员，我们同意你的方案，由人民选举。参议员，就不能再由人民选举了。你们得同意我们的方案。

这一层意思，格里已经表达了，迪金森就讲得更清楚。迪金森的情况我们前面也简单讲过。他是美国独立运动初期的精神领袖，早在《独立宣言》问世前九年，就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并预言北美和英国的关系必将由武力来解决，因此被誉为“革命文人”和“世俗圣人”，是比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资格更老的革命家。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讨论通过《独立宣言》时，作为《邦联条例》起草委员会主席的迪金森投了反对票，并在九天以后提交了由他起草的《邦联条例》。正是这个条例，第一次将这个新生的国家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所以，称迪金森为开国领袖，那是当之无愧的。

迪金森也是特拉华代表，但比贝德福德态度温和，也显得老成持重。在6月6日和7日，他作了两次发言，阐述邦与全国政府的关系。他把美利坚合众国比作太阳系，各邦比作行星。太阳系不能没有太阳，这就是全国政府；也不能没有行星，这就是各邦。应该让行星在自己适当的轨道上自由运行。所以，消灭各邦是不对的。改革只是把十三条溪流汇成大河，而不是相互反对。因此他认为：第一院由人民直接选举，这一点至关重要；另一院由各邦议会选举，也十分妥当。邦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这种结合，政治上既高明，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因为保留各邦政府势在必行。当然，这样一来，各邦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会产生摩擦。但迪金森认为，这种摩擦并不可怕，因为这样便正好实现了相互制衡；而这种制衡，又恰恰是我们建立共和政府所希望的。

这是深谋远虑，也是高瞻远瞩。因为迪金森设想的这一方案，基本上正是后来美国实行的政治模式。美国人民能有这样一种比单一制政体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其实是要感谢那些制宪会议上的反对派，尤其是迪金森这样反对派当中的折中派的。

可惜，迪金森这种老成持重的意见，麦迪逊他们暂时还听不进去。他们一意孤行，甚至出言不逊。这就逼得小邦不能不奋起自卫。结果，制宪会议的空气中就充满了火药味。争论的双方不但唇枪舌剑，而且剑拔弩张。

第四章
剑拔弩张

逼上梁山

6月7日，全体委员会通过了迪金森提出、舍曼附议的动议：全国议会第二院议员（即参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表决结果，十一个邦全部赞成。

迪金森的动议虽然全票通过，但在讨论的时候，麦迪逊和威尔逊都发表了反对意见。其实认真说来，威尔逊应该算作迪金森的学生。四十五岁的威尔逊生于苏格兰，曾就读于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1766年来到北美教拉丁文，那时他二十四岁。来到北美后，他曾跟随迪金森学习法律，三年后成为律师，就连罗伯特·莫里斯这样的银行家也成为了他的客户。这无疑说明威尔逊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也说“再没有人比威尔逊先生思路清晰、材料丰富、综观全局”。事实上他至少也是一个政治学家，“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他都能如数家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威尔逊在制宪会议上不但发言极多（仅次于古弗尼尔·莫里斯），而且往往咄咄逼人。

威尔逊是制宪会议主流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虽然是宾夕法尼亚代表，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和麦迪逊意见一致，比如主张议员由人民选举、行政官由一人担任等等。他甚至还和麦迪逊一起提出过一些动议，比如授权全国议会设立下级法院、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决。不过威尔逊的观点，似乎比麦迪逊还要激进（比如主张两院都由人民选举）。他的态度，也比麦迪逊强硬。他甚至主张，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宁肯先实现部分邦的联合。以后谁同意新的国家体制，谁再加盟，也就是你们小邦爱来不来的意思（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疑云重重”之“该出手时就出手”一节）。

这是6月5日的事。6月7日，当迪金森提出把美利坚合众国比作太阳系，各邦比作行星，应该让行星在自己适当的轨道上自由运行时，威尔逊马上回应说，他并不像迪金森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消灭这些行星，但他也不相信这些行星会给太阳带来光和热。它们的“适当轨道”就是服从。6月8日，当会议讨论全国议会是否有权否决各邦立法时，威尔逊又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他的“国权主义”思想。威尔逊说，联邦权是针对邦而言，公民权是针对人而言。一个野蛮人要获得公民权，就必须出让他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主权。同样，一个邦要获得联邦权，也必须出让自己的政治主权。想当初，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时候（引者注：那时各邦还是殖民地，即Colonies），大家都表示，从此不再有弗吉尼亚，不再有马萨诸塞，不再有宾夕法尼亚。我们现在都是兄弟，组成一个国家，应该埋葬一切地区利益和区别。可是，时间一长，口气就变了。各邦政府建立不久，彼此之间的嫉妒和雄心便显现出来（引者注：因为这时它们已经是邦，即State了）。每个邦都努力从公共的面包上多切一块，放进自己的篮子里。最后，邦联被撕得支离破碎，落到今天这个软弱无能的地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难道我们还要让总体利益成为地方利益的牺牲品吗？

威尔逊的这种观点和态度终于让小邦代表忍无可忍。这就有了本书“该出手时就出手”一节中说过的特拉华代表贝德福德拍案而起，痛斥麦迪逊和威尔逊等人“兴妖作怪”的一幕。其实，在贝德福德发言之前，马萨诸塞的格里就表示，全国议会如果拥有对各邦立法的否决权，就会把各邦视为奴隶。这样的念头，决不能同意。贝德福德则指出，威尔逊先生说什么不要有地方利益，但按照他的办法，特拉华在全国议会里只能占到九十九分之一的席位，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加起来则拥有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一，这里面难道就没有利益的驱使？

接下来便是6月9日新泽西代表布瑞利和佩特森的联手反攻。布瑞利说，席位分配问题早在组成邦联时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同意给予每邦平等的一票才得到正确的解决，否则小邦就不可能幸存下来了。现在有人提出要用比例制来取代，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为这样分配出来的席位，比例悬殊很大。弗吉尼亚可以分到十六席，而像佐治亚这样的小邦则只有一席。弗吉尼亚挟十六席之重，势必成为顶梁柱，形成令人生畏的军事方阵。那些只有一席两席的小邦，便只好频频投靠某个大邦，才能有点分量。那么，有人会问：佐治亚和弗吉尼亚享有平等的表决权，难道就公平？当然也不公平。所以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地图铺开，重新划分边界，分成十三个等分。

佩特森接着发言。他指出：按比例分配席位就是要打击小邦的存在，因此小邦断然不能同意。何况无论把美利坚看作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联盟，这种主张都站不住脚。看作一个联盟，则各邦主权平等；看作一个国家，就应该把各邦都扔到一个炉子里，熔化以后再做平等的划分，那才叫公平呐！有人说大邦贡献大，所以应该拥有更多的投票权。这其实就像富人要求比穷人有更多表决权一样没有道理。如果张三的财产是李四的四十倍，那么，张三是不是应该有四十倍于李四的投票权呢？不错，富人纳税是比穷人多，但富人需要的保护也更多。同样，大邦也比小邦有更多的财产需要联邦保护，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多做贡献？

最后，佩特森提到了威尔逊6月5日的发言。佩特森说，威尔逊先生曾经扬言，如果其他的邦同时拒绝，大邦之间必要时会自己联盟。好得很！如果它们愿意，那就让它们自己去联合吧！不过它们应该记住，它们没有权力强迫别的邦也联合，新泽西也决不按照现在这个方案联合。新泽西也许会被别人吞噬，但它宁肯向一个君主投降，臣服于一个专制暴君，也不愿意落到被大邦摆布的命运。我佩特森不但要在这里反对这个方案，回到新泽西，也要尽一切力量击败它！

这下子威尔逊坐不住了。他马上解释说，他原来的意思，是万一邦联解体，某几个多数邦，或少数邦，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联合起来。但他并不同意佩特森的说法。他说，佩特森先生说得对，分配席位的尺度是人而不是财产。富人不能比穷人多一些表决权。那么请问，难道宾夕法尼亚的公民和新泽西的公民不平等吗？难道需要一百五十个宾夕法尼亚的公民，才能和五十个新泽西的公民平衡？其实，每个人按其自然属性都有自己的主权。因此，所有人的权利都应该一律平等。如果小邦不愿意按照这一方案联盟，那么，宾夕法尼亚，还有其他一些邦，也不会按别的方案联合。倘若新泽西不愿意和它的主权分手，建立全国政府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就几近翻脸了。因此，6月11日，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就出面来调解。富兰克林十分策略地说，他以极大的快乐看到，大家的辩论都很冷静，没有发脾气。如果不幸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他希望只可一，不可再。各邦把我们派到这里来，是要我们相互商量，不是要我们彼此吵架。说什么观点已经固定，主意已经拿定，决不改变等等，既不能启发思维，又不能说服别人。我们极其需要的是和谐与联盟。如果每个人都更多地把自己看作全体的代表，而不是以某邦代言人自居，情况也许就会好得多。

至于席位问题，富兰克林认为，议员的人数，应该与被代表的人数成比例。决定应该由邦的多数做出，而不是由少数做出。这与大邦会吞噬小邦的看法刚好相反。因为他看不出大邦吞噬小邦有什么好处。想当初，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联盟的时候，苏格兰的爱国者也充满恐惧，害怕英格兰人多势众，自己在议会里会吃亏。然而，尽管苏格兰在上下两院都占劣势，我们却至今没有发现大不列颠议会做过任何歧视苏格兰的事情。相反，按照现在这种表决方式，反倒是小邦有权吞噬大邦。比方说，七个小邦各有三名议员，六个大邦各有六名议员。表面上看，是大邦人多（三十六比二十一）。但是，小邦只要各有两名议员反对，就是七票反对，六个大邦的议员哪怕全部赞成也没有用。这三十六票加上小邦议员表示赞成的七票，也抵不上那十四票。这岂不是少数的权力压倒了多数吗？

富兰克林说，这种表决方式，正如我的有学问的同事（指威尔逊）所指出，是当时明知不适当、不平等、不公正，还是做了让步。但是，较大的邦不愿意让他们的财产听任小邦处置，就像较小的邦不愿意让他们的财产听任大邦处置一样。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因此他希望能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富兰克林的发言等于支持了威尔逊。经过几轮表决，最后，会议在当天通过威尔逊和汉密尔顿的动议，同意第二院的席位分配规则与第一院相同。而且，这一决议还写进了6月13日的《全体委员会报告》。

小邦被逼上了梁山，它们当然不肯坐以待毙。结果，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针锋相对”之“修约正是修宪”一节中交代过的，6月14日，会议因佩特森提出的要求被迫休会。15日，一份由新泽西、特拉华等小邦代表团协商制定的新方案（《新泽西方案》）由佩特森提交制宪会议，差一点就废掉了麦迪逊他们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全体委员会报告》。

于是迪金森便对麦迪逊说：你现在看到逼人太甚的后果了。

大邦和小邦

麦迪逊他们原本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实际上，早在6月2日，迪金森就提醒过他们了。在这一天，迪金森曾两次发言强调保留邦权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幸福，要求把可观的权力留在各邦政府手中。因为邦的存在，是未来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没有这个基石，硬把这些邦融合到一个巨大的共和国里面去，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就会在若干小国的历史里读到它的命运。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共和国，它们往往繁荣兴盛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夭折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建构得不好，无法保持稳定。保持共和国的稳定有许多办法。把立法机关分为两院是办法之一，把国家分为若干各树一帜的邦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碰巧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些各树一帜的邦，正好可以用来矫正古代共和国的那些弊病，可是有些人却必欲去之而后快。

迪金森还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全国议会的席位分配问题，影响到大邦和小邦的关系，最后很可能还是需要相互让步。因此他希望，在设计未来政府时，充分尊重邦的存在，让各邦至少在全国议会两院中之一院保持平等的声音。

这其实也是许多代表的呼声。早在5月31日，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就表示担心，现行方案从各邦手中夺取的权力如此之多，恐怕会摧毁与邦政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安全保障。6月6日，特拉华的里德大声疾呼：对邦政府的背叛太多了！一个全国政府很快就会把各邦政府吞掉。各邦政府很快就会被贬低为仅仅主持参议院选举的办事机构。甚至就在6月11日表决前，舍曼和埃尔斯沃思还特别提醒大家：除非在第二院席位平等，小邦不会同意其他任何方案。可惜麦迪逊、威尔逊、汉密尔顿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不到黄河不死心，一点都不肯让步，终于逼出一个佩特森的《新泽西方案》来。

《佩特森方案》可以说是和《伦道夫方案》全面对抗的。在6月16日的全体委员会上，威尔逊曾全面比较两套方案的区别，差别多达十三条，包括全国议会是两院还是一院、建国基础是民权还是邦权、席位分配是比例还是平等、行政长官是一人还是多人、下级法院是设立还是不设立、批准宪法是人民还是各邦。《伦道夫方案》主张全国议会实行两院制，《佩特森方案》主张一院；《伦道夫方案》主张席位按人口或财产比例分配，《佩特森方案》主张每邦一票；《伦道夫方案》主张由人民批准宪法，《佩特森方案》主张由各邦议会批准，等等。但核心问题是邦权的去留，是席位的分配。正如后来（6月21日）康涅狄格代表约翰逊所总结的，《佩特森方案》的特点，是用心良苦地要保持各邦的独立性，而《伦道夫方案》则被指责为有取消这种独立性的倾向，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因此他希望会议认真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像提出《新泽西方案》的人所要求的那样，至少让各邦保留部分主权。

约翰逊所说正是佩特森他们的意思。6月16日，佩特森在解释《新泽西方案》时曾特别强调指出：平等主权是邦联的基础，任何人无权改变。他还说，如果按比例分配席位是对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开会怎么不按比例投票呢？既然我们承认邦联这个事实，就应该坚持《邦联条例》的约定：每邦各有一票表决权。有人（指威尔逊）说这是迫于当时环境所做的让步。就算是这样吧！难道有了这样的理由，赠送人就能随便收回他的礼物吗？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各邦都扔进一个大熔炉，到时候看看究竟谁不愿意！当然，有人会说，强制是不切实际的。可是，强制推行一套方案不切实际，难道强制推行另一套方案就切合实际？

这其实是已经把话说穿了。因此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认为，整个问题已经摊牌。只要给小邦一份平等表决权，他们就会打消顾虑，携手合作，共建国家新体制。

实际上，尽管费城会议的分歧表现为修约与制宪之争、邦权与民权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但归根结底，其实是席位之争。只要看看两派的阵营就知道。主张会议应该突破授权制定宪法的“制宪派”，主张权力基础属于人民（people）的“民权主义者”，还有主张建立强有力全国最高政府的“国权主义者”，几乎不是弗吉尼亚人（如麦迪逊、伦道夫），就是宾夕法尼亚人（如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同样，认为会议只能修改《邦联条例》的“修约派”，主张权力基础属于各邦（State）的“邦权主义者”，还有反对中央集权的“邦联主义者”，也多半来自小邦，不是来自特拉华（如贝德福德），就是来自新泽西（如佩特森）。所以，费城会议前一阶段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大邦与小邦之争。

态度微妙的是那些中等邦。

中等邦主要是马里兰、纽约、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从前面的辩论看，这几个邦最活跃的几位代表，比如马里兰的路德·马丁、纽约的兰辛、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康涅狄格的舍曼，都站在小邦一边，只有纽约的汉密尔顿算是例外。

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参加制宪会议时只有三十二岁。他的母亲是英法混血儿，自己则是私生子。汉密尔顿少年丧母，曾在一家商号做学徒。老板见他智力超人、雄心勃勃，便筹款资助他求学，曾先后就读于新泽西巴博学堂和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1774年，不满二十岁的汉密尔顿中断学业，投身革命，写了一些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后来又成为华盛顿的秘书、副官和密友。1786年9月，汉密尔顿参加麦迪逊倡议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在会上提交报告，指出邦联正处于危机时期，并和麦迪逊一起筹划了这次制宪会议。所以，汉密尔顿则站在麦迪逊他们一边，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在6月18日的全体委员会上，汉密尔顿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制宪纲领和建国主张，提出总体政府必须吞并各邦的“国权主义”观点，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合众国向何处去”一节中讲过。汉密尔顿表示，他对两套方案都不友好，但更反对《佩特森方案》，因为《佩特森方案》是维护邦权的。而在他看来，只要邦政府存在，贪婪、野心、利益，所有这些主宰大多数人和公共机构的激情，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邦政府的小溪，不会流到总体政府的大河里。一旦各路诸侯施展他们的地方主权，很快就会找到蚕食总体权力的门道，最后把国家的主权贬低到只剩下一块门面。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部主权都集中到一个总体政府。至于平等表决权，虽然各小邦必欲得之，但大邦决不会同意。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本性。一个政府如果建立在坏的原则上，它就总有一天会垮台。

这是汉密尔顿对《佩特森方案》的反应。麦迪逊当然不会这么少年气盛，但他也一点都不含糊。6月19日，即汉密尔顿发言的第二天，麦迪逊也在全体委员会上发表长篇大论。他首先从契约论和国际法的高度阐述制宪的合法性，其次提出考察一个方案是否适当的标准，然后逐条分析《新泽西方案》。他问：这个方案能不能防止各邦违反国际法和对外条约呢？能不能防止各邦吞蚀联邦权威呢？能不能防止各邦之间相互侵犯对方权利呢？能不能保障各邦内部安全呢？能不能确保各邦出现良好的立法和行政呢？能不能保证联盟防止外国势力呢？他的结论是不能。因此，他希望小邦考虑，这个方案将把它们引向何处，如果固执己见结果将会如何。麦迪逊说，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各邦保持独立，二是多邦分别结盟。第一种选择的结果，是小邦将时时面临大邦的雄心和权势。这和在总体政府的保护之下，大家欣欣向荣、个个利益平等、彼此不许欺负相比，哪个对小邦更安全呢？再说第二种选择。也请小邦想一想，当你们和一个强大的邻邦结盟时，难道也能指望每邦平等一票？这些大邦给予小邦的条件，难道会比《伦道夫方案》还要宽松？最后麦迪逊指出：现在主要的难题是席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麦迪逊发言以后，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提出一个问题：下一步，是按伦道夫的方案来讨论，还是按佩特森的方案来讨论？经过表决，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四治亚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三邦反对，马里兰赞成反对各半，会议认为《伦道夫方案》比《佩特森方案》更可取。于是将全体委员会讨论《伦道夫方案》以后形成的报告发给每个代表，并向大会报告。第二天，即6月20日，会议按照麦迪逊他们的设想进入第二阶段，开始以制宪会议的形式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

应该说，这是麦迪逊、威尔逊、汉密尔顿一派不小的胜利，但对于小邦来说同样是峰回路转。因为它们的提案虽然被否决，但小邦却由此得知，没有它们的支持，大邦什么事情都休想做成。威尔逊虽然扬言大邦单独结盟，但实际上谁也不敢这么干。相反，他们还不断劝说小邦，说三三两两地各自结盟其实对小邦不利。威尔逊甚至在表决之后发表声明，说他和汉密尔顿的观点相反，并不主张全国政府吞并各邦政府。各邦政府不仅要继续存在，而且要和全国政府和睦相处。汉密尔顿则解释说大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只是说各邦不能作为国家存在，不是说各邦不能存在。他还宽慰小邦说，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三个大邦隔得老远，利益也不相同，不可能联合起来。何况总体权威越完整，强邦欺负弱邦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小邦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们还是离不开小邦的支持。

于是，小邦决定据理力争。

唇枪舌剑

兰辛首先发难。

6月20日，兰辛发言全面抨击制宪会议，提出费城会议无权改变邦联体制，无权做主标新立异，声称各邦决不放弃主权，指责《伦道夫方案》对各邦的伤害比当年的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请参看本书第三章“针锋相对”）。兰辛还特别反驳了汉密尔顿6月19日的说法。他说，我的同事说大邦的利益不会刚好同时相同，要小邦不要害怕。如果这话当真，即各邦之间确实存在普遍一致的利益，那么，不论实行现在的席位平等制，还是实行拟议中的席位比例制，对所有的邦岂不是同样安全？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因为把汉密尔顿他们逼到了死角：要么承认各邦利益一致云云不过弥天大谎，要么承认不肯同意平等表决权没有道理。

路德·马丁和舍曼都发言支持兰辛。路德·马丁说，各邦是美利坚人民生命所系。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权利和安全，都寄托给这些分开的主权，而他们之所以结盟，则正是为了支持自己的邦，不让自己的邦被别人吞并。各邦人民已经把他们的权力授予各邦议会。只要他们的邦政府不解散，他们就不会收回授权。

舍曼也说，过去，大邦并没有因为小邦享受了平等表决权而受到拖累，这说明从长远看，各邦的利益原本是一样的。何况邦联议会的工作并不亚于任何政府，它还帮我们赢得了战争。当然，如果席位分配的难题没有别的办法解决，他也可以同意实行两院制，其中一院的席位按比例分配，但条件是另一院内各邦席位平等。

舍曼话音刚落，威尔逊就顶了回去。威尔逊说，革命取得成功，不是《邦联条例》的功劳。大邦确实作了让步，但那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第二天（6月21日），威尔逊又说，大家总在问，各邦政府如何能够得到总体政府的保障？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各邦政府如何能够做到保障总体政府？如果各邦政府认为，只有由他们自己指派议员参加总体政府，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给总体政府对等的自卫机会，也指派一些人到各邦去当议员呢？如果说一方要求保障是必要的，那么，另一方要求同样的保障也合情合理。可惜本人实在看不出总体政府对各邦政府有什么危险。就算总体政府当中万一有人产生了这种念头，全国议会本身就会哗然。这种哗然势必传播到各邦议会，最后传播到全体民众中去。这时，总体政府就会去保全各邦政府的权利，就像各邦政府会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一样。全国议会的议员都来自各邦，怎么会不维护各邦的权利？

麦迪逊同意威尔逊的观点。他认为：一、总体政府侵蚀各邦政府权力的危险，小于各邦政府侵蚀总体政府。二、总体政府侵蚀各邦政府的权力不会致命，各邦政府侵蚀总体政府的权力则会。因此，更需要防范的，是各邦政府侵蚀总体政府的权力。

这一场辩论的结果是：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三邦反对，马里兰赞成反对各半，制宪会议同意联邦议会由两院组成，麦迪逊一派胜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是在6月25日，讨论联邦议会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威尔逊坚决反对。他说，这将使人民处于一种双重关系之中，既是总体政府的公民，又是某邦政府的公民。非但如此，威尔逊还提出：我们在建立总体政府时，应该尽量抽掉邦政府这条思路，视各邦政府为不存在。总体政府并非各邦政府的集合，而是全体人民的集合。总体政府的目的，不是各邦，而是组成国家的全体人民。因此，是个人，而不是各邦，应该在总体政府中拥有自己的议员。

埃尔斯沃思不同意威尔逊的说法。他认为，不论由谁选举议员，议员总是他所在的那个邦的公民。同样，不论通过什么渠道，各邦也总是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独特看法反映到总体政府。因此，必须维持各邦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存在。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里，没有各邦政府的合作，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住一个共和政府。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总体政府嫁接到一个一个的邦政府上去。

约翰逊和威廉森（北卡罗来纳）都同意，就连弗吉尼亚代表梅森也支持。梅森说，大家已经一致同意，要使一个政府有效，就必须赋予它捍卫自己的能力。要使组成政府的各个部门有效，每个部门也必须能够自我捍卫。而授予各邦政府这种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委任联邦议会第二院的议员。

这时，麦迪逊提议，先不讨论参议员由谁选举的问题，改为讨论参议院席位的分配，即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第八条“第二院席位分配方式与第一院相同”。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则提议改为讨论第七条“第一院席位分配实行比例制”，麦迪逊也同意。麦迪逊的意思是，只要席位是按人口比例分配的，由谁选举倒是不很重要。可惜他们两个的提议都没有被通过，而大会第三次表决的结果是：九邦赞成，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两邦反对，会议同意第二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小邦胜了第二回合。

这次表决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除了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其他邦，包括北卡罗来纳和马萨诸塞这样的大邦，马里兰、纽约、南卡罗来纳、康涅狄格这样的中等邦，都站到了新泽西、佐治亚和特拉华这三个小邦一边。事后麦迪逊总结，尽管只有比例制才符合民主原则，但两个大邦的“得理不让人”，也确实会引起其他邦更深的忧虑和更强烈的反弹。

这种反弹在6月27日爆发出来。这一天，大会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第八条“第二院席位分配方式与第一院相同”。坚持反对费城会议制宪的“四大金刚”之一路德·马丁发表长篇大论，而且情绪激动、语无伦次。路德·马丁是马里兰代表，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他是马里兰的检察总长，精通法律，熟悉情况，但口才极差。每次发言，无不使人的耐心耗费到极点，这次发言又长达三个小时，而且头天没讲完，第二天又接着讲。路德·马丁的基本观点是：一、建立总体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全各邦，而不是直接治理个人。二、总体政府的权力应该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休想多要。三、个人与总体政府实无多少相干，和本邦政府反倒关系密切。把公民交给总体政府，等于把他们扔回自然状态。四、各邦政府的成立，得到人民的授权。没有各邦选民的同意，谁也休想解散。五、各邦在遵守邦联议会立法方面表现良好。纵有问题，也是因为力所不及。六、各邦享有平等的表决权，是缔造合众国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以公正和自由为基础，并非仅仅出于策略的考虑。虽然各邦有权放弃这种主权，但它们没有放弃，也不应该放弃。七、在自然状态下，各邦就像各人一样，享有平等的主权和自由。处于平等地位的邦，在不放弃他们公民自由权利的前提下，不能因为结盟而被视为放弃了平等表决权。八、现在讨论的这个方案，对于小邦等于奴隶制。要想纠正这种错误，与其小邦联合，不如拆散大邦。讲完这些观点，路德·马丁筋疲力尽。

第二天，6月28日，路德·马丁继续发言。他指出，如果事情真像有的人所说，大邦和小邦利益一致，那么，给予小邦平等的表决权也没什么危险。小邦不会自我伤害，也没有能力伤害大邦。相反，如果大邦小邦利益不同，席位又不平等，小邦就太危险了。最后他说，即便邦联解体，小邦也不会担心失去什么权力。万一三个大邦要结盟，其他十个小邦也会照此办理。他宁可看到这种结局，也决不同意现在这个方案。

麦迪逊当然不会同意这些说法。他的反驳一如既往地充满智慧，高屋建瓴。麦迪逊指出，承认各邦主权平等，起源于将契约和条约混为一谈。条约是一些特定的义务，契约则创造一种授权。当我们要授权建立一个全国政府的时候，岂能再用签订条约的办法？没有必要保障小邦不受大邦欺负。历史的经验证明，强人和强国之间从来就是彼此争雄（比如斯巴达和雅典），很少有什么结盟。正是这种强强之争，害苦了周边的小邦（后来威尔逊也谈到这一点）。就是从这一点看，小邦也应该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总体政府，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在大邦和小邦之间一视同仁地进行治理。最后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无非两个极端，要么十三个邦彻底分开，要么完美结合。在前一种情况下，小邦将时时担心大邦；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可以高枕无忧。如果诸位希望后一种结果，那就请放弃自己的反对意见吧！

麦迪逊发言后，威尔逊和舍曼又发生争论。威尔逊认为平等表决权其实并不平等，舍曼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哪些权利自然属于人们，而在于这些权利如何得到同等有效的保护。富人和穷人持有同等的选票，还不是同样感到安全？

眼见制宪代表吵成一锅粥，八十高龄的富兰克林深感忧虑。他说，我们关起门来开会，已经四五个星期了。大家都在黑暗中努力摸索，却很少有人想想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我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是上帝在主宰着人间的事务；而会议的进程则证明，人的悟性绝非完美。看来，我们只有祈求上帝保佑了。他建议，聘请牧师，在每天开会之前主持祈祷仪式，让万能的主引导我们前进。

然而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森却对大家说，制宪会议没有这笔经费。

看来，上帝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上帝也帮不了忙

上帝没有请到，制宪代表只好继续再吵。

6月29日，也就是富兰克林提议每天开会之前进行祈祷的第二天，尽管已经有人（比如约翰逊和埃尔斯沃思）开始从中调解、斡旋，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却仍然不肯松口。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才是真正的代议制，也才是真正的民主（主权在民）。因此麦迪逊说，他恳求代表小邦的先生们，放弃一个众所公认的不公正原则。那个原则是绝对不会得到承认的。如果得到承认，势必在我们希望永世长存的宪法中灌注必死的命运。他恳求小邦代表想一想，邦联粉碎以后，各邦会承受怎样的苦果。那将带来一个个大动肝火的政府和杀声震天的战场，因为那时无论哪个邦都不会有安全感。它们只能把自己武装起来，并授权它们的行政官独断专行。我们知道，一支常备军加上一位权力膨胀的行政官，绝非公民权利的安全伴侣。抵御外来威胁的手段，总是会成为在国内推行暴政的工具。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发动战争就会成为常规口号。各邦政府将会以此为借口，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压榨。无论各邦彻底分道扬镳，还是三三两两结成联盟，后果都是这样。到了那一天，导致这种后果的人将不会被他们的邦饶恕，也无法自我宽恕。

汉密尔顿接着发言。他提出一个问题，即议会的组成究竟应该是以邦为本位，还是应该以个人为本位。他认为应该是后者，因为邦是个人的集合。再没有什么比为了邦而牺牲个人权利更为悖理和荒谬的了。有人说，如果小邦放弃它们的平等，就是放弃了公民权利。这其实是争夺政治权力，不是争夺公民权利。难道特拉华的公民和宾夕法尼亚的公民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他们的自由就变少了？刚才麦迪逊已经讲到各邦彻底分手和各自自由结盟的后果，他则很想提醒大家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相互争雄彼此敌对的欧洲各国正在结盟。这些不同的盟国将在我们内部煽起骚乱，拉拢我们参与它们之间的争斗。列强虎视眈眈地看着美利坚，唯恐天下不乱。因此，我们应该冒一切风险保住合众国。要知道，我们能够安安静静坐在这里讨论问题已是一个奇迹，如果指望将来再出现这样的奇迹，那简直是发疯！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发言可谓苦口婆心，但反对派却不为所动。路德·马丁甚至不愿意多讲，只是一口咬定：邦的语言就是主权和独立！

于是，第二天，即6月30日，威尔逊发言声援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威尔逊说，他非常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一个受到这么多坚固的亲密纽带约束的国家，但如果硬是要发生令人痛心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对第一院席位分配方式的表决结果证明，大多数人都赞成不再遵循《邦联条例》的规则，反对派只代表美利坚人民的九十分之二十二。因此，前途很清楚：要么不足联邦四分之一的人退出，要么四分之三的人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无可置疑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在为谁建立政府。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想象中那个叫做邦的东西？我们诚实的选民，会满意这种形而上学的划分吗？会同意三分之一的人构成议会的多数，24就可以击败66吗？最后他悲叹：真没想到在这些问题上会盛行如此荒谬的意见，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

麦迪逊、威尔逊、汉密尔顿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很多人感到不安，就连基本上持中立态度的埃尔斯沃思也站在小邦一边。他在头一天提出了第二院每邦一席的动议，这一天又作了说明。他说把权力授予少数人，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多数人摧残。而且历史上没有一个联邦不实行席位平等的制度。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也出面调停，希望双方都做些让步。但麦迪逊他们听不进去（这些情况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而且，就在富兰克林发言以后，第三个大邦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发言了。

金说，问题已经简化：每邦在第二院中是否席位平等？我看我们的方案再改也没有用了，最多不过把拟议中的参议院弄成又一个邦联议会。如果坚持平等制的人不肯改变态度，反对这一方案的人也不会让步！他说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建立公正原则和正义政府的天赐良机，而去维护凭空想象出来的什么邦的自由！金还说，为了他的国家，他的感情更痛苦了，忧虑更加剧了，实非言语所能表达。但他深信，要给这个国家提供公民的权利和幸福，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为此，他可以说服自己作某种让步，但决不会同意什么席位平等制！

这回路德·马丁却不动声色。他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不能按公正的原则办事，不能做到至少在一院席位平等，我们就决不加盟！

贝德福德却没有那么好说话。他的发言简直就是控诉。他说，请问各位先生，谁不是在受利益的驱使，谁不是在受野心的支配？大邦明明是想牺牲小邦，扩充它们的权力。它们还自以为权利在它们一边，我看是利益瞎了它们的眼睛！看看佐治亚吧！虽然现在还是个小邦，却认为可以迅速地变成大邦。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的行动，既受眼前利益的驱使，又受未来前景的激励。它们巴不得别的邦垮下来，好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更不示弱，马萨诸塞的立场中也有着决定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指望小邦无动于衷，采取纯粹超然的立场？是的，小邦愿意合作，也愿意遵守自己的责任，但我们只和大邦在邦联的基础上见面，否则就免谈。有人以独裁者的口气告诉我们，这是有利于公平试验良好政府的最后时刻。我要告诉他，等到把报告提交人民批准时，那才是最后时刻呐！我们小邦决不会害怕，因为大邦决不敢解散邦联。如果它们敢，小邦自会找到名声和信誉更好的外国盟友来和平共处！

听了这话，金当然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回应贝德福德。他说，在回答特拉华那位可敬的先生的某些说法之前，他不能坐下来。用独裁者口气说话的，不是他鲁弗斯·金，倒是可以用来回敬那位先生！在会上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宣布要投靠外国的，也正是那位可敬的先生！这种思想居然会进入那位先生的心里，真让人感到惋惜。这种话居然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更令人痛心。那位先生只能请求原谅他的一时冲动，而且只能请求他自己原谅。因为我们这些人即便再苦恼，也决不会靠讨好外国来宽慰自己。

这就没法再谈下去了。6月30日的会议就此休会。第二天是星期天。第三天，即7月2日星期一，会议一开始便对埃尔斯沃思的动议（第二院每邦一席）进行表决。结果，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五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五邦反对，佐治亚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会议陷入僵局。

7月2日的这次表决，被称作关键的一局。其中佐治亚代表胡斯顿的一票，被称作关键的一票。我们知道，这次投票，有两个代表团的态度至关重要。一个是佐治亚，一个是马里兰。佐治亚和马里兰这段时间都只有两个代表。马里兰的两个代表路德·马丁和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意见不同，结果几乎每次表决马里兰都是赞成反对各半。如果这一次又是赞成反对各半，麦迪逊他们就赢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就突破了小邦的底线，非打起来不可。但是上帝保佑，杰尼弗·丹尼尔刚好不在，路德·马丁一个人代表马里兰投票，当然赞成埃尔斯沃思，这就形成了五比五的局面。这样一来，佐治亚的态度就很关键了。

佐治亚代表团过去倒多半是支持大邦的。原因正如贝德福德所说，是因为它们虽然是小邦，却认为自己可以迅速地变成大邦。可是出生于康涅狄格、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鲍德温，却在会议过程中慢慢倒向了邦权主义者一边，这次投了赞成票。如果胡斯顿也跟着投赞成票，邦权主义者就赢了。可惜上帝不保佑，胡斯顿投票反对。结果，十一个邦投票，赞成的一半（五个），反对的一半（五个），剩下一个也是赞成反对各半。

这下子麻烦大了。于是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将军提议设立一个委员会，由每邦一人组成，设计一个折中方案。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他们的“委员会制度”。制宪会议的委员会有两种：一种是全体委员会，一种是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的委员，就是制宪会议的全体代表。这在我们看来是多此一举，但其实有道理。制宪会议的主席是华盛顿，全体委员会的主席是戈勒姆。如果由华盛顿主持开制宪会议，就要一次性做出决议。如果由戈勒姆主持开全体委员会会议，华盛顿就退居二线，多了一个回旋余地，实在不行还可以拿到制宪会议上去再讨论。制宪会议中如果有疑难问题，也可以设立各种委员会，让委员会先拿出一个方案，然后再讨论，也是多一个回旋余地的意思。

对平克尼将军的建议，大家反应不一。路德·马丁不反对，但表示决不妥协。舍曼同意，因为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古弗尼尔·莫里斯同意，同时发表长篇大论。伦道夫同意，但指责贝德福德说话冲动。马萨诸塞的斯特朗、北卡罗来纳威廉森同意。兰辛同意，但不抱指望。格里赞成并认为必须让步。威尔逊和麦迪逊反对。表决结果：九邦赞成，新泽西和特拉华两邦反对，同意设立委员会。

委员会成立了，但几乎所有代表的心情都仍然很沉重。因为他们不知道委员会究竟能不能真起作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峰回路转，何处才有柳暗花明。

第五章
柳暗花明

解铃不是系铃人

设立由每邦一位代表组成“十一人委员会”，标志着费城会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妥协、让步和折中。

这也是许多代表的愿望。实际上，当麦迪逊（弗吉尼亚）、威尔逊（宾夕法尼亚）、汉密尔顿（纽约）、鲁弗斯·金（马萨诸塞）这些代表大邦利益的“国权主义者”和路德·马丁（马里兰）、兰辛（纽约）、佩特森（新泽西）、贝德福德（特拉华）这些代表小邦利益的“邦权主义者”吵得不可开交时，不少冷眼旁观的代表都表示出他们的忧虑和不满，有些人的态度和立场甚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最早表示出焦虑的是弗吉尼亚的伦道夫。6月16日，全体委员会讨论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套方案，兰辛和佩特森联手出击，查尔斯·平克尼认为整个问题已经摊牌，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这时，伦道夫并没有为自己的方案作辩护，而是说，当务之急是形势紧迫，挽救共和国的命运已刻不容缓。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办法，就背叛了人民的委托。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制定宪法，实施建国，千万不要错过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

当然，伦道夫也批评了《佩特森方案》中的武力倾向。这也是梅森的意见。在6月20日的制宪会议上，梅森说，佩特森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方案不靠武力无法落实，因为税款收不上来。那可是最违反自然和最令人难受的做法。用死亡来惩罚不交税，是一种连专制主义都不敢使用的暴行，但比起用军队收税来，还算是仁慈。用军队去收税，刺刀就不分有罪还是无辜了。不过，作为弗吉尼亚代表，梅森也表示，尽管他渴望建立一个全国政府，但决不同意废止各邦，或者把各邦贬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他指出，制宪会议既然有这么多的俊杰，总不至于弄出个毛病成堆的政府来。

如果说在6月20日，梅森还基本上是反对邦权主义的，那么，他在6月25日明确表态支持全国议会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请参看本书第四章“剑拔弩张”之“唇枪舌剑”一节），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其实，许多代表的态度都耐人寻味。比如佐治亚代表皮尔斯，就在6月29日的发言中说，建立邦联时定下的这个平等表决权，是目前处理公共事务的困难之源。为了公共利益，必须牺牲邦与邦之间的界限。至于他自己，虽然来自一个小邦，但自认为是联邦的公民。

如果说作为一个佐治亚人，皮尔斯持这种态度并不奇怪，那么，里德的态度就非同寻常了。里德是特拉华代表团团长，会议一开始就说自己的代表团受本邦授权的限制，不得同意改变平等表决权的规则。但在6月29日，他却表示他还没有自私到不希望建立总体政府的程度。他还说，要建立一个总体政府，所有的邦就必须合为一体。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甚至同意汉密尔顿的方案。

格里的态度也很有意思。6月8日，格里曾表示，全国议会如果拥有对各邦立法的否决权，就会把各邦视为奴隶。这样的念头，决不能同意。然而在6月29日，格里却接着皮尔斯发言，说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些独立的邦，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邦和邦权的鼓吹者，酒醉般地死抱着他们的主权观念不放。他认为，目前的邦联处于危机之中。国家的命运，将由制宪会议决定。因此他发出悲叹：来到这里时，大家像兄弟，共同属于一个家庭，我们似乎事先应该随身带来政治家谈判的精神。

在6月29日发言的还有马萨诸塞的戈勒姆。他希望小邦不要时时刻刻只顾反对，应该想想究竟是谁作出的让步大。联盟就此决裂，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对小邦就尤其不利，因为弱者更需要法律和政府的保护。想想看吧，脱离了联盟，特拉华的局势会怎么样？新泽西又会怎么样？新泽西原本就是东泽西和西泽西两个部分联合而成的，如果分裂，将会如何？看来，再没有什么比各邦想象中的危险更主观的了。显然，联合对于各邦的幸福是必要的，它们的联盟也需要一个坚强的总体政府。只要大家愿意留在这里，就某种合适向人民推荐的方案达成一致，我戈勒姆就愿意奉陪到底。

这些发言其实代表了一种亟欲寻求折中和解的倾向。但是大邦和小邦却互不相让，斡旋调解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中等邦的肩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康涅狄格。

康涅狄格代表团一共三位代表，奥利弗·埃尔斯沃思、罗杰·舍曼、威廉·塞缪尔·约翰逊。舍曼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只说埃尔斯沃思和约翰逊。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个，出席会议时四十二岁（约翰逊六十岁，舍曼六十四岁）。他曾经连续六年担任康涅狄格派往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代表，后来又担任了康涅狄格最高法院大法官。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思路开阔宽广，演说流畅雄辩，对事物的理解明晰深沉，对自己的责任专心致志，是一位极具政治家才能的人”。

埃尔斯沃思在费城会议上的表现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主要是听，从6月20日起才开始积极发言。但这位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会议进入第二阶段的第一天，他就提出动议，将制宪方案中“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在第三章“针锋相对”之“合众国向何处去”一节中提到过，这个动议是与会代表未经表决就一致同意的。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麦迪逊他们不再坚持一定要搞单一制民族国家，佩特森他们也同意建立一个总体政府。双方私下里其实都有这个意思，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埃尔斯沃思的动议，就给了他们一个各自都觉得进退裕如的说法，一个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样富于政治智慧的说法，一个大家都无话可说的说法。因为他们的国家本来就叫合众国（United States）。至于这个“合众国”到底实行什么样的政体，那就看两派各自的能耐了。不过，有了这个说法，再想搞中央集权制，只怕就很难。所以，到6月20日，大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折中的意向，这是埃尔斯沃思的功劳。

有了这一成功的开始，后面的调解就顺理成章。

6月29日，埃尔斯沃思正式提出他的调解方案。我们必须记住，6月29日，是制宪会议的一个重要日子。头一天，富兰克林提议进行祈祷，祈求上帝保佑。这一天，戈勒姆、里德、皮尔斯、格里纷纷发言，焦虑不安的心情笼罩会议上空，折中和解已成为人心所向。在这个时候埃尔斯沃思提出妥协方案，可以说正是火候。

埃尔斯沃思说，既然联邦议会第一院的席位分配已决定不再遵循《邦联条例》的规则，那么，第二院的席位分配就应该和《邦联条例》规定的一样。因为我们部分是国家，部分是联盟。第一院实行比例制，符合国家原则，保障了大邦；第二院实行平等制，符合联盟原则，保障了小邦。在这样一个中间立场上，就可以实现折中。如果不能实现折中，那么，我们这个会议，不仅是徒劳，而且比徒劳还要糟糕。可以肯定，除了马萨诸塞，东部各邦中没有一个会不把邦视为平等的政治社会，没有一个会同意在议会两院中都排除邦的平等发言权，也没有一个会愿意和自己宝贵的权利分手。要知道，大自然连给最小的昆虫都赋予了自卫的能力，何况是邦？自我捍卫权，是小邦的命根子。一旦有人企图剥夺它们的这种权利，马上就会把美利坚拦腰斩断。而且，斩断之处，大约就在这个部分的某个地方。

这是极有政治远见的，因为1861年的南北战争便正是因此而起。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所谓“斩断之处”，不在别的地方，就在麦迪逊和伦道夫所代表的弗吉尼亚。

埃尔斯沃思的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康涅狄格妥协案”。这是十分准确的，因为提出和阐述这个方案的，都是康涅狄格代表。阐述者是埃尔斯沃思，提交给委员会的是舍曼，创始者则是约翰逊。约翰逊提出这个设想是在同一天，即6月29日，但发言比埃尔斯沃思早。毕业于耶鲁大学、曾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名誉硕士学位的约翰逊，是哥伦比亚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他的父亲则是哥伦比亚学院前身国王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家教和学历，约翰逊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为透彻。6月29日，约翰逊第一个发言。他说，先生们的立场不同，这场争论就将永无休止。你们一方视各邦为人民选区，另一方视各邦为政治社会。应该说，两种想法都有道理。那么，与其让这两方相互对垒，不如把它们结合起来── 议会两院，一院代表人民，一院代表各邦。

这真是精彩之极！既然“一个State，各自表述”，何妨“一个议会，两个代表”？而且，第二天，即6月30日，埃尔斯沃思还特地申明，他们的意见并无偏爱或偏见，因为他代表的邦（康涅狄格）不大不小，正好居中。

可惜麦迪逊他们不肯接受。不但不接受，还说康涅狄格最没有资格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康涅狄格在信守邦联誓约方面其实记录不佳。这话立即引起埃尔斯沃思和舍曼的抗议。埃尔斯沃思说，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这个邦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邦联。查查军队的花名册就知道，在独立战争中作战的康涅狄格军人，人数远远超过弗吉尼亚。舍曼则说，每当麦迪逊要证明《邦联条例》有缺陷时，他就谴责各邦所犯的过失。这样说话，犯不着吧！

这就让许多代表感到不安。如果连调解方的意见都不能容忍，这个会还怎么开下去？

决不让步

于是，富兰克林便出面讲和。

富兰克林说，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在走极端，因此两难。按比例分配吧，小邦说它们的公民权利有危险；席位平等吧，大邦又说它们出的钱有危险。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给大家说说手艺人的经验吧。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们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按照这个道理，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共和国这艘船既然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共同来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实际上，所谓“十一人委员会”的报告，便正是一个两边各削去一点的方案。我们不妨看看委员会名单：马萨诸塞格里、康涅狄格埃尔斯沃思（后换成舍曼）、纽约耶茨、新泽西佩特森、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特拉华贝德福德、马里兰路德·马丁、弗吉尼亚梅森、北卡罗来纳戴维、南卡罗来纳拉特利奇、佐治亚鲍德温。这些人，不是坚持邦权的，就是主张折中的。麦迪逊（弗吉尼亚）、威尔逊（宾夕法尼亚）、汉密尔顿（纽约）、鲁弗斯·金（马萨诸塞）这些铁杆“国权主义者”一个也不在里面，路德·马丁（马里兰）、耶茨（纽约）、佩特森（新泽西）、贝德福德（特拉华）这几员“邦权主义”大将反倒一个也不少（耶茨和兰辛等于是同一个人）。这样一个委员会能提出什么样的方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个一揽子方案，必须两条建议一并接受，即第一院议员按人口比例产生（每四万人产生一名议员），且独享钱财提案权和财权，第二院则每邦席位平等。这也是一个妥协的方案，它正是以康涅狄格的提议和富兰克林的动议为基础形成的。

威尔逊和麦迪逊却不同意削去一点。威尔逊认为委员会越权，麦迪逊则不认为第一院独享钱财提案权也算小邦作了让步。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制宪会议已经下降到二者选一的局面：要么放弃公平，向小邦和少数人让步；要么义无反顾地满足大邦和大多数人。他对小邦的要挟也不以为然。麦迪逊说，他不相信小邦的人民真会顽固地拒绝一个公平的政府，一个能够向他们提供实质性保护的政府。他不相信特拉华真会甘冒风险离开其他邦，单独去寻求自己的幸福。他更不相信特拉华会听从他们一位代表（指贝德福德）的热情建议，采取轻率的态度去讨好外国，而外国则只要他们表示讨好，就俯首帖耳地听从这位先生的建议。最后，麦迪逊表示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所有的邦都终将同意他的方案。

古弗尼尔·莫里斯的态度也很强硬，而且口气狂妄。他说，恕我恭维一下我自己，我到这里来，不仅代表美利坚，而且代表全人类。全人类都将受到这次制宪会议的影响，因此奉劝先生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超越时代和地域，不要降低格调，只想着为自己的邦做点交易，讨价还价！古弗尼尔·莫里斯认为，对邦的依恋，强调邦的重要性，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祸根。我们也许无法将其废除，但拔掉这条大毒蛇的牙齿，大约还是办得到的。可以肯定，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如果劝说不能实现联合，那就只好用剑与火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战胜的一方将把战败的一方当作叛国者来处理，并把他们送上绞刑架。

古弗尼尔·莫里斯的发言激起了小邦代表的愤怒。贝德福德立即发言，警告古弗尼尔·莫里斯不要欺人太甚。贝德福德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投靠外国，除非大邦逼得小邦走投无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背信弃义的责任，就应该由大邦来承担，因为小邦是履行诺言的。可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小邦在大邦的压迫下，会被逼到怎样的绝境！他承认，他自己说话有时过于冲动，但像有的人说什么要用剑与火来来实行联合，还有人说什么特拉华必须依附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要被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瓜分，那可不是仅仅道歉就能原谅的。听到这样的话不动肝火，那就等于放弃了人的感情和公民的责任。最后他说，小邦已经让了第一步（同意第一院议员按人口比例产生并独享钱财提案权和财权），决不会再让第二步。

眼看双方又吵了起来，代表们七嘴八舌纷纷发言，说什么的都有。埃尔斯沃思说他看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报告更好的方案。威廉森（北卡罗来纳）说希望代表发言时注意言辞，不要涉及他们的同事，更不要去谈他们的邦。佩特森认为剑与火、绞刑架的说法太过分。格里说麻烦在于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same nation），又不是不同的国家（different nations）。但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达成某种协议，某些外国的剑与火就多半会来帮我们完成。梅森则主张继续调停。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

话虽这么说，但没有一个人打算退让。威尔逊说，他并非不理解调停妥协的愿望，但立场坚定有时也更崇高。佩特森则说，一旦确定了第一院的分配规则，第二院就不能不实行席位平等，因为小邦非如此而不能捍卫自己。至于说到委员会的报告，他本人也只是勉强表示同意，因为在那个报告中，小邦所作的让步实在太过分。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大邦对报告不满，还想扳回这一局。小邦则视报告为底线，决不再让一步，但也明白不可能多捞一把。于是，7月14日，邦权主义者便敦促尽快通过委员会报告。舍曼说，这已经是一个和解的方案，没必要再做修改。路德·马丁则说，他并不喜欢这个方案，既不喜欢两院制，也不喜欢第一院席位不平等，但总比一事无成好。

但威尔逊主张再议。其实再议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中间派仍然主张妥协。马萨诸塞代表斯特朗说，制宪会议一直观点分歧，为此我们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也提出了一个报告。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同意邦联议会的使命已接近尾声。如果不能实现和解，联盟马上就会崩溃。如果大邦坚持自己的方案，小邦就决不会参加。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小邦已经作了让步，它们当然希望另一方也作些退让。因此，他将不得不投票支持报告全文。

小邦的态度也依然故我。路德·马丁说，他宁肯出现两个邦联，也比参加一个不平等的好。舍曼说，席位平等不但对小邦的安全重要，对保全邦政府也十分重要。新泽西代表戴顿说，小邦决不放弃对席位平等的要求。为了小邦的安全，他决不会再退让一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小邦的态度一直很明确。7月10日，制宪会议通过总体议会第一院议员人数方案时，特拉华代表布朗就曾提醒大家，他们同意这一方案，是为了要求在第二院席位平等。小邦在第一院作了重大让步，不能再拒绝它们对第二院的要求。

小邦和中间派，等于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在这种情况下，麦迪逊、威尔逊和鲁弗斯·金（他们刚好代表三个大邦：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的坚持就显得有些冥顽不化甚至不通情理了。

鲁弗斯·金说，未来总体政府要治理的，是全体美利坚人民，岂能允许还像邦联政府那样，凡事都要通过各邦政府，而不能直接施政于一个个公民？他坚信，向席位平等制让步的想法，绝不会在马萨诸塞取胜。他宁可一事无成，宁肯忍受混乱、骚乱和动乱，也决不愿意向这种邪恶屈服！

麦迪逊说，如果坚持要用席位平等制取代比例代议制，摧毁政府的适当基础，就无法建立适当的上层建筑。他说他不明白，比例代议制既然适合第一院，为什么就不适合第二院？现存的邦联证明，当总体政府的法案由各邦政府执行时，各邦政府的分量就和它们的重要性成比例。比方说，如果宾夕法尼亚出的钱，是特拉华的十倍，那么，用不着强迫，宾夕法尼亚就具有十倍的重要性，他们也就愿意出这笔钱。

威尔逊说，席位平等如果只是一个有待时间校正的错误，那么，考虑到任何方案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或许也不必如此坚持。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永恒的错误。因为就是这种制度，将把我们直接带回到邦联议会的效能不足。在这种制度下，小邦并不能有所作为，只能使得大家一起无所作为。这时，我们的选民难道不会起来说话？如果他们说，我们派你们去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你们反倒把政府弄得更为复杂，而且原来的弊病依然照旧，那么，请问先生们将何以为对？

尽管这三个人的口风没有丝毫松动，但他们的攻势明显地已成为强弩之末。实际上这几乎也是在席位问题上两派意见的最后一次交锋。第二天，他们就将投票表决。

在这次交锋中，唯一态度有了变化的是古弗尼尔·莫里斯。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尽管他仍然把席位平等制称为“邪恶原则”，却表示很可能会投票支持。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观点，而是因为半路里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

这个半路里杀出的“程咬金”就是黑人问题。

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

所谓黑人问题，也就是奴隶问题。奴隶并不都是黑人，黑人则基本上都是奴隶，所以奴隶问题也被称作黑人问题。在费城会议召开之际，美国的一些邦是实行奴隶制的。这种制度虽然罪恶，但此刻暂时还废除不了。而且，《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还极力回避这个问题，甚至不使用“奴隶”这个称谓，而称之为“被另作描述的人”。既然是“另作描述”，那么，制宪的时候本来也可以“以后再说”。但是，当会议决定第一院议员按各邦人口比例产生时，这些“被另作描述的人”算不算在人口里面，就成了一个问题。

南部各邦主张要算。因为南部各邦是蓄奴邦，而蓄奴最多的是南卡罗来纳，竟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如果黑人和白人同等计算人口，那么，南卡罗来纳的席位，至少在第一院就会多了差不多一倍，反之则少了一半。这可不是小数，当然非争不可。

所以，7月6日，南卡罗来纳代表查尔斯·平克尼（南卡罗来纳有两个平克尼，这一位我们称作平克尼先生）便提出黑人应与白人同等计算，至少也要按照邦联议会制定的比例，算五分之三。另外两位南卡罗来纳代表巴特勒和科茨沃思·平克尼（这一位我们称作平克尼将军）则在7月11日得寸进尺，提出黑人要和白人同等计算，一个黑人算一个人。巴特勒说，南卡罗来纳黑人的劳动，和马萨诸塞自由人的劳动具有同等的价值，同样都是社会的生产力和我们这个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当然应该在这个政府的议会里享有平等的席位。

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说很有道理。正如佩特森在7月9日所说，黑人没有自由，没有公民权，因此不能算人口，只能算固定资产。因为他们和其他固定资产一样，完全服从主人的意志。他们在自己的邦里并没有代表，为什么在总体政府里要有？在各邦开会的时候，他们有表决权吗？没有。既然他们连表决权都没有，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政府的议会里享有平等的席位？有句话佩特森没有说出来：同等和平等不是一个概念。巴特勒等人要的只是计算席位时的同等，而不是黑人和白人人格的平等。说白了，他们要求把黑人计算在人口总数之内，是为自己争夺权力，不是为黑人争取权利。相反，这种做法，反倒是在间接鼓励奴隶贸易。这句话佩特森倒是说出来了。佩特森显然是反对奴隶制的。他说，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羞于使用“奴隶”这个词！他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今天岂能再通过变相鼓励奴隶贸易的法案？

梅森和古弗尼尔·莫里斯也反对黑人和白人同等计算席位。古弗尼尔·莫里斯在7月11日和12日两次发言说，宾夕法尼亚人民决不同意黑人参与席位分配。他承认，自己陷入了两难：要么对南部各邦不公平，要么对人的本性不公平。想来想去，也只好对南方的兄弟们不公平了。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鼓励奴隶贸易。

两派意见如此对立，看来也只好折中。折中的办法就是算五分之三（威廉森认为可以这样算，格里则坚持至多算五分之三）。但是算五分之三在法理上也有问题。威尔逊说，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五分之三是个什么算法。承认他们是公民？为什么不和白人同等计算？看作固定资产？为什么别的固定资产又不计算在内？

于是表决。康涅狄格、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赞成，马萨诸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六邦反对，不同意黑人按五分之三计算。

这个表决结果耐人寻味，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居然都反对。但反对原因是不同的。宾夕法尼亚的观点是：黑人根本就不能计算在内。不要说五分之三，百分之一都不能算。南卡罗来纳的要求则是：黑人不但要算人口，而且要算就算百分之百。

这一点可从前一次表决结果看出。前一次表决的问题是：是否同意分配席位时黑人和白人同等计算？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两个南部邦都赞成，宾夕法尼亚和其他邦（特拉华除外）都反对。但问题是，大会既不同意黑人和白人同等计算，又不同意按五分之三计算，南部各邦的麻烦岂不是就大了？

因此，第二天，即7月12日，北卡罗来纳代表戴维表示，如果不把黑人至少按五分之三计算，他的邦就决不加盟。看来，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的想法并不相同，他们似乎只想要五分之三（佐治亚则既同意五分之三，也同意百分之百，这是南部三个邦的不同），但五分之三的底线不能突破。因此戴维说，如果北部各邦的意思就是连五分之三都不算，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散会了。

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将军也明确希望保护奴隶这种“固定资产”。他说，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怎么能够置奴隶这种固定资产于危险之中？伦道夫对存在这样一种“固定资产”感到悲哀，但表示理解南方的要求。正如7月13日巴特勒之所重申，南部各邦要求的保障，就是决不允许夺走黑人。事实上，尽管北部各邦反对蓄奴，但他们也认为自己并没有权力（其实也没有能力）废除南部各邦的奴隶制。何况制宪会议的麻烦如此之多，大邦小邦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南方北方又争了起来，实在不宜恋战，不如妥协了事。

于是，威尔逊提议采取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办法和说法是，奴隶应该纳入征税规则，而席位则与税收直接挂钩，其比例以邦联议会1783年4月18日的决议为据（即五分之三）。也就是说，因为奴隶按五分之三计算税额，所以也按五分之三计算人口。这也是有依据的。根据戈勒姆的解释，邦联议会定下黑人算五分之三这个比例，原本就是为了制定征税规则。那时，蓄奴邦的代表说，对奴隶的征税应该低一点，这就是五分之三的来历。纳税的时候只算五分之三，难道选举议员的时候就算百分之百？南卡罗来纳的要求显然有些无理取闹。同样，既然分配席位的时候多算了“五分之三另作描述的人”，那就请你也多交这么多的税。或者说，既然人家多交了这么多的税，当然也应该多算这么多的人，多分这么多席位。这个说法在理，两边都说得过去。表决结果，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赞成，新泽西、特拉华两邦反对，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两邦赞成反对各半，会议通过了这一动议。

矛盾虽然化解了，却也留下了隐患。因为奴隶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南部各邦的要求也没有这么简单，他们还要求奴隶贸易合法化。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能容忍，古弗尼尔·莫里斯和鲁弗斯·金都起而痛斥奴隶制罪大恶极（时间是在8月8日）。但是，妥协了第一回，也就只好妥协第二回。舍曼说，奴隶贸易是不义之举，可是席位分配问题困难重重，好不容易才算解决，就不要节外生枝了。8月22日，他又说，解放奴隶的事肯定要做，但当务之急是完成制宪任务。为了不引起对宪法的严重反对，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埃尔斯沃思也说，奴隶制是否符合道德和智慧原则，是各邦自己考虑的问题。如果走得太远，可能对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不公平。我们还是不要插嘴吧！

这就不但纵容了一种罪恶的制度，同时也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动不动就以分离相要挟，而且能够得逞。鲁弗斯·金就看出这一点。鲁弗斯·金是马萨诸塞代表，毕业于哈佛大学，是最早的废奴主义者。他出席制宪会议时三十二岁，起先对《弗吉尼亚方案》感到惊诧，反应过来后极力支持，甚至不赞成妥协。7月12日讨论威尔逊动议时，鲁弗斯·金指出，某些人一有机会就说，给我们公平吧，否则我们就分离出去。好嘛，现在还是调停阶段，他们也还不够强大，尚且如此。将来羽翼丰满那还得了？他还说，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预见，那就是十足的目光短浅！

结果还真让他说对了。近的例子是，讨论奴隶贸易问题时，南卡罗来纳两位平克尼代表异口同声地宣布：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不能没有奴隶。如果禁止奴隶贸易，我们就决不接受宪法！远的例子就是南北战争了。1860年底至1861年初，南方各邦纷纷脱离联邦，当真从合众国分离了出去。领头率先分离的正是南卡罗来纳，时间是在1860年12月20日，起因恰恰是奴隶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苛求更不能责怪美国的开国领袖们。他们当时确实焦头烂额。麦迪逊、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他们几个，一方面要面对在参议院席位问题上小邦的攻击，另一方面要应付众议院比例问题上南部各邦的要求，实在难免顾此失彼。实际上，早在约翰逊和埃尔斯沃思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的第二天，即6月30日，麦迪逊就指出（以后他又多次反复提及），各邦利益的分野不在大小，而在南北，主要原因则在是否蓄奴。奴隶制度及其后果，使南北双方形成了相互排斥的分界线。他预计，南方蓄奴邦将会要求把黑人和奴隶计算在人口总数之内，以此为力量与北方的不蓄奴邦相抗衡。因此他主张两院都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其中一院只算自由人（白人），另一院把所有的人统统算上，以此平衡南北。应该说，这是真正的远见卓识，因为这时黑人是否计入人口的问题还没有人提出来（第一次提出是在7月6日）。但可惜，麦迪逊已无法左右会议的进程和妥协的方案。

伟大的妥协

悟出其中奥秘的是古弗尼尔·莫里斯。

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生于纽约，有英法两国血统。他的家族富有显赫，数代从政，本人则天资聪慧，才华横溢，十六岁就从国王学院毕业，参加制宪会议时三十五岁。他是会议期间发言次数最多的代表，也是宪法文本最后的主要定稿人。这位年轻的绅士是奴隶制的坚决反对者，曾多次痛斥这种制度的罪恶。8月8日，他和鲁弗斯·金先后发言一起控诉奴隶制。古弗尼尔·莫里斯说，这是一种恶毒的制度，上天将诅咒实行这种制度的邦！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居民，不远千里跑到非洲，蔑视神圣的法律，把那里的同胞族类从他们亲人身边拉走，让他们流尽人间之泪，把他们投入最残忍的处境，这是何等地惨无人道！然而我们这个号称保护人类权利的政府，却要让这些奴隶主享有比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公民更多的选举权，这又是什么道理！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公民决不会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将以愤怒的悚然之心，来看待这种穷凶极恶！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提法：“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公民”。的确，在制宪会议上，反对奴隶制之最坚决者，就是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和新泽西的佩特森，再加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显然，在蓄奴问题上，没有大邦小邦之别，只有北方南方之争。北方八个邦，两个大邦（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两个中等邦（纽约、康涅狄格），四个小邦（新罕布什尔、罗德岛、新泽西、特拉华）。南方五个邦，两个大邦（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两个中等邦（马里兰、南卡罗来纳），一个小邦（佐治亚）。北方各邦基本上是不蓄奴或不再进行奴隶贸易的，南方各邦则基本上蓄奴甚至希望奴隶贸易合法化。

这样一算，账就清楚了。要反对奴隶制，就必须争取小邦的支持。因为五个小邦四个在北方，只有一个在南方，还自以为可以成为大邦。如果两院都实行比例制，而且黑人计入人口，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都大占便宜，它们当然不支持新泽西和特拉华。比如6月11日表决通过“第二院的席位分配规则与第一院相同”时，南方三个蓄奴邦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便都和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这三个大邦一起投赞成票，反对的是康涅狄格和纽约这两个北方中等邦，新泽西和特拉华这两个北方小邦，还有马里兰这个南方中等邦。原因就在于比例制对南方蓄奴邦有好处。相反，如果实行平等制，每邦一票表决权，则拥有八席的北方便完全可以遏制只有五席的南方，何况马里兰还常常站在北方一边，弗吉尼亚对奴隶贸易也另有想法。

因此，7月13日，古弗尼尔·莫里斯说，北方和南方，已经划出明显界限。过去他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异端邪说”，现在则不得不面对现实，并转而支持第二院席位平等的“邪恶原则”。他的意思很清楚：平等制虽然“邪恶”，但比起奴隶制的“罪恶”来，还是更能让人接受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宁肯向小邦让步，也不和奴隶制妥协。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多数代表都不想再纠缠下去。7月16日，大会一开始就针对两院席位问题进行了表决。康涅狄格、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北卡罗来纳五邦赞成，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反对，马萨诸塞赞成反对各半（格里和斯特朗赞成，金和戈勒姆反对），勉强通过修改后的“十一人委员会”一揽子方案：第一院按国内法原则，实行比例制；第二院按国际法原则，实行平等制。制宪会议终于达成妥协。

这次表决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作“伟大的妥协”（Great Compromise），但在当时，代表们却并没有什么“伟大感”。不但不感到伟大，不少人还觉得十分委屈和窝囊。伦道夫说，今天的表决，把事情弄得尴尬到极点。本来，他还想再做些说服工作，或者讨论一下参议院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实行平等表决制，哪些情况不行。但他发现，小邦仍然要求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平等表决，结果它们取得了胜利。如果纽约在场（7月10日，兰辛和耶茨离会，以示抵制，从此纽约代表团失去表决权），多半也会站在它们一边（其实新罕布什尔和罗德岛的代表如果来了，也会如此）。他实在无可奈何。但他希望能够休会，让大家再想一想。

佩特森说，制宪会议岂止应该休会，而且应该散会，让大家都回去征求一下意见。当然，如果伦道夫先生收回无限期休会的动议，他也赞成。平克尼将军说，他可无法想象回到南卡罗来纳以后还能再来，也认为指望征求意见就能达成一致无异于痴人说梦。布鲁姆（特拉华代表）说，休会等于找死。哪怕是微弱多数通过，制宪会议也要有所作为。拉特利奇（南卡罗来纳代表）说，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折中机会。小邦的观点已经固定了。它们已经反复声明要坚持到底。大邦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让步，还是不让。

但伦道夫和鲁弗斯·金都希望休会一天，佩特森也认为应该给大邦一个机会。于是休会。不过休会不休会，结果都一样。大邦代表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出一个主张来。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同意妥协，或者不顾一切地硬性反对，哪怕制宪会议一事无成也在所不惜。显然，很多人不愿意冒后面这种风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比是否实行平等表决制的分歧还要大。他们既无法想象当真只由部分大邦单独联盟，也拿不出任何方案和小邦的要求抗衡，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只有古弗尼尔·莫里斯在第二天提出再议第二院席位问题。看来，这位先生对平等表决制还是耿耿于怀。他7月13日的发言只不过表达了一种情绪：“罪恶”的奴隶制比“邪恶”的平等制更坏。但他的提议无人附议。麦迪逊的笔记说，好些代表的表情说明他们对此已经绝望。谁也不愿意惹是生非，谁都不想再议了。大家都很明白，这事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希望后面的问题能够“似曾相识燕归来”。

在奴隶制问题上，制宪会议同样达成一系列妥协。当然，这些妥协都避免使用“奴隶”这个词，改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按照契约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这里所谓“所有其他人口”，实际上指的就是奴隶。这就是有名的“五分之三条款”。这个条款是不公平的。对黑人不公平，对北方也不公平。因为奴隶虽然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人口，却没有选举权。这样，南方五邦自由人的人均政治代表权，就高于北方各邦了。这是南北双方在奴隶问题上的第一个妥协。

第二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在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立法禁止现有任何一邦的移民，如果该邦认为应该准予这些人迁移或入境的话。但对此种人的入境，每人可征不超过十美元的税。也就是说，只要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认为他们贩运购买的奴隶是“应该准予入境之人”，联邦政府就管不着。当然，这一妥协也是有限制的。一是此项特权只限十三个老邦享有，二是只限1808年以前。但即便如此，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为自己争取了二十年的进口奴隶机会。

第三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交出。这里说的“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指的其实就是奴隶；而所谓“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其实就是奴隶主。这一条款的意思，就是说南方的奴隶如果逃到了北方，北方不能因为本州已经立法废奴就将其收留和解放，必须把他们还给南方的奴隶主。

现在看来，这三项妥协和在参众两院问题上的妥协完全不同，毫无伟大可言。岂止不伟大，简直就是有罪，而且危险。因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就埋在这里。对于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建国理念的许多美国人来说，奴隶制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中尝到甜头的南方各邦，北方的废奴倾向也让它们坐立不安。于是南方终于决定和北方分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导致五六十万人死于非命（北方战死十四万零四百一十四人，其他死亡二十二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南方仅后三年即战死七万四千五百二十四人，其他死亡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人），众多财产化为乌有，整个南方则几乎变成一片焦土。

对于这场战争，南北双方说法不一。北方称之为“国内战争”，南方则称之为“国际战争”。这其实是制宪会议留下的老问题：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多国联盟？当时的妥协，是“一半是国家，一半是联盟”。因为是国家，所以众议院实行比例制；因为是联盟，所以参议院实行平等制。但如果是联盟，南方各邦（State）就有退出的权利；而如果是国家，则南方各州（State）的“独立”就是叛乱。这正是南北战争说不清楚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说制宪会议的让步是“伟大的妥协”呢？这就只能以后再解释了。我们现在要回到会上，看看代表们在那里还做了些什么。

第六章
严防死守

总统是个难题

制宪会议达成“伟大的妥协”之后，7月24日选举产生了详情委员会，委员是南卡罗来纳拉特利奇、弗吉尼亚伦道夫、马萨诸塞戈勒姆、康涅狄格埃尔斯沃思和宾夕法尼亚威尔逊，任务是将已经达成共识的条款整理成文，以供进一步讨论。这说明席位问题达成妥协以后，大家都松了口气，认为总算可以弄出个宪法草案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还要再开差不多两个月的会。因为制宪会议的麻烦实在太多，开国领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是太复杂了。

不过在我看来，争论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席位的分配和行政官的设立。如果说前一个问题难就难在他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是马萨诸塞的格里所说）；那么，后一个问题则难在对全国行政官既要授权，又要限政。用麦迪逊6月6日的话来说，就是“行政官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得到拱卫”。古弗尼尔·莫里斯在8月7日也说，我们的确是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要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保护我们，同时又要把他的手捆到背后。

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介绍一下问题的背景。

我们知道，在1787年费城会议之前，美国是没有什么总统的，世界上也没有。总统是美国人的发明，英文为President，和俱乐部主任是同一个词，意思是主管（参议院议长也叫President，意思是“主持人”；众议院议长则叫Speaker，意思是“发言人”）。而且，这个“总统”，还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总”地“统”起来。他不是美国的“皇上”，也不是政府的“老板”，只是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中行政部门的主管，相当于美国的大管家，管着美利坚人民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也负责和别人家（外国）打交道。用中国的事情打比方，他是儿媳妇，不是婆婆。如果用公司的构成打比方，则顶多是个总经理，不是董事长。当然，这个儿媳妇，这个总经理还是蛮体面的。因为出头露面管事办外交的人是他，婆婆和董事长是不出面的。他的权势也不小，只要厉害一点，就不难成为贾府里的王熙凤。所以，当制宪代表考虑为美国人民设计授权时，也就是他们代表“婆婆”琢磨着怎么交钥匙的时候，就不能不对这个“儿媳妇”充满戒心。6月4日，富兰克林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会是个好人，后继者怎么样，就只有天知道了。

谁都听得出，富兰克林所谓“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指的是华盛顿。这也是许多代表心中之暗许。华盛顿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的。这不仅因为华盛顿人品可靠，还因为他没有亲生子女。但君主制（包括君主立宪制）毕竟是当时世界的主流。谁能保证大家（包括民众和行政官本人）不把总统看作皇上？6月1日，会议刚刚开始讨论行政官问题，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先生就说，如果行政官变成了“选出来的君主”，那可是所有的君王中最坏的一种。梅森在6月4日也说，选举出来的君主制是更加危险的君主制。

这是美国人民不喜欢的，也是大多数制宪代表不赞成的。梅森说，他希望在这个国家永远不再看到恢复君主制的任何企图。对君主制压迫的仇恨，已经带领人民经历了一场刚刚过去的革命，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表示决不同意放弃人民所有的权利，拱手交给由一个人担任的行政官。

也有人持一种极为复杂和矛盾的态度。迪金森在6月2日说，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任何共和制的政府，都永远不会得到同等的祝福。但这种制度却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时代的精神和面临的现状，都禁止我们拿社会做试验，即便有人一心想要这样做。富兰克林也在同一天说，我们并不想设置一位国王，可是在人类心里，总是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需要一个国王式的政府。因为人们宁可供养一个暴君，总比供养五百个暴君好。何况王政有时也能带来公平的外貌，把人们从贵族的主宰下解放出来。因此他表示担心，他们这个联邦政府总有一天以君主制告终。他说，这种巨大的灾难或许可以尽量推迟，但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得不好，一位国王就会迅速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森在7月24日也说，我们迟早总会有一位国王，但应该尽量推迟此事的发生）。

难怪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慎之又慎。刚开始时他们甚至不管总统叫总统（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而把他叫做“全国行政官”（National Executive）。人数也不确定，有主张一人担任的，也有主张多人的。伦道夫就坚决反对集行政权于一人。他在6月1日和2日两次发言，认为由一人担任全国行政官就是君主制的胚胎。他主张从全国不同地区挑选三人组成行政部门。威尔逊却不同意伦道夫的说法。他认为，行政权集于一人，不仅不是君主制的胚胎，反倒是防止暴政的最佳保障。6月4日，威尔逊又说，由一人担任行政官并非设立一个国王。我们这十三个邦在许多问题上都意见分歧，唯独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那就是每个邦都只有一名行政官。如果像伦道夫先生主张的那样，设立三个行政官，那么可以预见，除了一事无成，还会失去控制。三名行政官之间会出现持续不断的敌视和怨恨，并把这些情绪带到全国。

巴特勒和格里也不赞成设立三人为行政官。他们都提到了战争问题，说这种安排会使行政官成为长了三个脑袋的将军。表决结果：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七邦赞成，纽约、特拉华、马里兰三邦反对，新泽西缺席，会议通过决议：行政官由一人担任。表决过程中，弗吉尼亚代表团内部分裂，华盛顿、麦迪逊、麦克朗赞成，伦道夫、布莱尔反对。威思赞成，但回家了；梅森反对，但不在会场。

如果说行政官由一人还是多人担任尚且意见不同，那么，行政官如何产生就更是众说纷纭。这个问题几乎从会议开始一直争论到会议结束，成为制宪会议的巨大难题。7月26日（这时在席位问题上达成妥协已十天），梅森曾经总结已经提出的选举办法，计有八种之多。其实据我的统计，至少有十种：一、全国议会选举。这是《弗吉尼亚方案》提出的办法，舍曼赞成，理由是世界上如果有暴政，必定是因为行政独立于立法。二、人民选举。这是威尔逊在6月1日提出来的，理由是这样行政部门就能既独立于立法部门，又能独立于各邦。三、全国议会第二院（参议院）单独选举。这是拉特利奇在6月1日提出来的。四、由人民选举的“选举人”选举。这是威尔逊在6月2日提出来的，是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五、由各邦议会选举，或者由各邦议会提名，再由选举人选举。这是格里在6月2日提出来的。六、各邦行政官选举。这是格里在6月9日和7月19日两次提出的又一个方案：第一院由各邦人民选举，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实际上是视全国行政官为各邦行政官联席会议主席。七、由各邦议会选举的“选举人”选举。这是路德·马丁在7月17日提出的，和威尔逊方案的区别在于选举人的产生。威尔逊主张由人民选举，路德·马丁主张由各邦议会选举。八、由人民选举，但要求每人投票选举三个候选人，其中至少两个是其他邦的。这是威廉森在7月25日提出来的。九、每邦推荐一个候选人，然后由全国议会或人民推选的选举人选举。这是迪金森在7月25日提出来的。十、由全国议会抽签产生的“选举人”选举。这是威尔逊在7月24日提出来的，也是他提出的第三个方案。其实还有两个方案我没有计算在内。一个是埃尔斯沃思在7月25日提出来的：行政官初任由全国议会选举，连任由各邦议会选举的选举人选举。另一个则是平克尼先生在同一天提出的：行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但任何人在任何十二年内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个方案，而在于提出和反对这些方案的理由。这里也只能略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格里反对由全国议会选举行政官的原因，就是认为这会造成行政官和议员的相互勾结，讨价还价，狼狈为奸。议员答应投票选举某人当行政官，行政官则许诺给他们种种好处。古弗尼尔·莫里斯也认为，如果让议会选举行政官，就会被暗中搞鬼的人，被策划于密室的政客，被各种派别和集团所把持。而且，行政官如果由全国议会选举，他就无法独立于立法部门，从议会这边发起的篡权和暴政，就会接踵而至。古弗尼尔·莫里斯还说，设立行政官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控制议会，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被由大人物和暴发户组成的议会侵犯。威尔逊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行政官如果由全国议会选举，届时他就会夹在议员的阴谋诡计和人民的普遍权利之间无法做人。所以他提出一个办法：抽签。由全国议会抽签产生不超过十五位“选举人”，然后单独开会，立即选举，选出之前不准散会，免得他们暗中搞鬼！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对未来要掌握权力的人不放心。既对行政官不放心，也对议员不放心，而且更不放心。在他们看来，议会最值得信赖，也最要小心。因为议会作为立法部门，一旦施虐，比谁都恐怖。当然，议员也好，总统也好，之所以必须小心防范，就因为他们是官，他们有权。所以，制宪会议的这些争论这些方案，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防官如防贼。

防官如防贼

说起制宪会议的防官防权，那可真是煞费苦心。

比如全国行政官的任期，开始定的是七年。麦迪逊认为七年很合适，但不能连任。这样既可以防止议会愚妄，选举不称职的人物，又可以控制行政官，免得他老想和议会勾结，争取连任。贝德福德却不赞成。他说如此之久的任期，想干什么早就干成了。他主张三年改选一次，离任九年以后才能再次当选。但是不得连任也有问题。正如古弗尼尔·莫里斯在7月17日所说，这个规定，只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干得再好也不能连任。再就是抓紧时间搞腐败了。因为这个规定等于对行政官说：嘿，晒稻草要赶快，趁着太阳还在！老实说，我看到这段话时，忍不住要笑。这不是咱们最熟悉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吗？看来全世界都一样。

于是表决。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佐治亚六邦赞成，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四邦反对，会议通过佐治亚代表胡斯顿的提议，删去行政官“不得连任”的规定。

但这并不是最后结论。7月18日，路德·马丁要求再议行政官不得连任的问题，时间定在第二天。7月19日，伦道夫敦促会议讨论这一动议，恢复行政官不得连任的规定。伦道夫说，如果行政官应该独立，就不应该把他置于讨好议会以求连任的诱惑之中。如果行政官由议会选举，又可以连任，他就无法制约议会，他对议会立法的复审权就树立不起来。相反，只要对议会虚情假意地讨好一番，一个不称职的人就会继续留任，称职的人就选上不来。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行政官由议会选举，但不得连任。

这一动议没有被当天的会议所接受（仅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赞成，其余八邦均反对）。7月24日，路德·马丁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遭到埃尔斯沃思和鲁弗斯·金的反对。格里则说宁可让他任职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也不让他连任。于是路德·马丁放弃不得连任动议，主张任期十一年。格里主张十五年。鲁弗斯·金则说干脆二十年好了，这不正是一个君主任期的一半吗？

鲁弗斯·金这话似乎是讽刺格里的，因为他说连续任职二十年也不要紧。也可能是讽刺汉密尔顿的，因为汉密尔顿不但主张行政官终身制，而且在6月18日说，选出来的君王如果能抵制住其他人的争权夺利，就是最好的君王。

对此，威尔逊总结说，所有这些困境，都是由于行政官由议会选举而引起的。其实再长的任期，也比不上好的选举方式。实际上早在7月19日威尔逊就指出，行政官不宜由议会选举，除非不许他连任。但当时他说大家已就此达成共识，则过于乐观。准确的判断是他在这一天（7月24日）得出的：行政官的选举势必成为巨大难题。

麦迪逊也早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而且见解高人一筹。7月17日，会议全票通过“行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的决议，又以多数票同意删去行政官不得连任的规定后，麦迪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麦迪逊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让这三者相互独立，则是三权确能分立的基本保证。如果行政官要讨好议会才能再次当选，依赖心就会使他独立不起来。为什么法官不采取这种反复选举的做法呢？因为这会诱使法官到议会去耕耘人际关系，用不适当的手段讨好议员，结果弄得议会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解释者。同样，如果行政官依赖议会，则会把议会弄得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而行政权与立法权的联合，显然比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联合更加危险。

7月19日，伦道夫和威尔逊发言以后，麦迪逊又重申了上述观点。接着他说，因此行政官的选举必须另有源泉，因为只要是由议会选举，即便加上不得连任的规定，也无法保证这两个部门不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如果由广大人民选举，则不难选出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至于直接选举的困难，则可由“选举人”的制度来克服。

制宪会议最后大体上采纳了这个方案，但要复杂得多。7月24日，制宪会议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详情委员会。在详情委员会的报告即宪法初稿中，全国行政官的称呼已改为总统，但产生办法仍是联邦议会选举，任期七年，不得连任。8月24日，制宪会议就此展开讨论，没有结果。8月31日，制宪会议接受舍曼的动议，设立每邦一人的“十一人委员会”，处理被推迟讨论和尚未讨论的问题，委员是新罕布什尔吉尔曼、马萨诸塞鲁弗斯·金、康涅狄格舍曼、新泽西布瑞利、宾夕法尼亚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迪金森、马里兰卡罗尔、弗吉尼亚麦迪逊、北卡罗来纳威廉森、南卡罗来纳巴特勒、佐治亚鲍德温、主席布瑞利。最后方案就是在这个“十一人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经过三天的讨论在9月6日形成的。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的译者尹宣先生十分精辟地把这个方案的形成过程称为“负面排除法”。现在我按照尹宣先生的思路把这个过程讲述一遍，请大家看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何等地用心良苦。

首先被排除的是联邦议会选举。因为议会选举容易造成拉帮结派、营私舞弊的局面，总统不能独立于国会。解决办法是不得连任，但不公平。而且，8月24日，代表们已经发现由议会选举其实不可操作。议会有两院，由哪一院来选？无论单由众议院，还是单由参议院，还是两院联合投票，都不能达成共识，只好放弃。

人民选举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数太多，不好操作。另外，代表们对人民是否熟悉情况、是否有判断力也表示怀疑。可取的方案也就是“选举人”选举。但选举人也有两种产生办法：各邦议会选举和人民选举。制宪会议最后采取的方案是由各邦自己去决定，但为了防止官官相护搞政治交易，会议采纳了鲁弗斯·金和格里的提议，联邦议员和官员不得担任选举人。至于人数，则规定为该邦在联邦议会两院席位之和。比方说，第一届国会，弗吉尼亚有资格产生十名联邦众议员、两名参议员，该邦选举人就是十二名。特拉华只能产生联邦众议员一名，参议员两名，该邦选举人就是三名。这样，全国的选举人加起来，和联邦议会两院议员的人数是一样的。操作起来，等于联邦议会选举，却又避免了议会选举的弊病，因为选举人和参众两院议员人数相等、人员不同，而且选举人也没有议员的权力和利益。

但是，选举人就可靠吗？也靠不住。于是，为了防止选举人串通一气，排除首都作为选举地点，选举人在各邦集中选举。又为了防止选举人只顾本邦私利，规定他们必须投票选举两人，其中至少一人不在本邦居住。选举结果由联邦参议院议长当着参众两院议员的面拆封点票，得票最多而且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就当选总统。

那么，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过半数怎么办呢？原来的方案，是由参议院从得票最多的五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来，但遭到反对。大家说，整个方案比起以前来，是好多了，尤其是防止了腐败。但把最后的表决权交给参议院却不妥。这样，参议员就会对总统说，你当选，多亏了我们。古弗尼尔·莫里斯解释说，之所以交给参议院，就是为了让说这种话的人少一点（参议院议员人数少）。如果交给众议院，或者两院联合投票，说这话的岂不是更多了？

问题是许多人都对参议院不放心。威廉森说，他宁可让得不到半数的人当选，也绝不愿意让参议院来当裁判。这会为拉拢腐蚀和贵族政治奠定基础。威尔逊也说，这种安排有导致贵族制的倾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实际上已熔于一炉，都在参议院手里。如果再由参议院选举总统，总统就不再是人民的人，而是参议院的宠儿和奴才。没有参议院的同意，他会连一个骑墙的人都无法任命。参议院则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压制众议院。他们将坐进选举教皇的密室，挖空心思，分散选票，把总统选举包揽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决不同意用参议院最后选举为代价，来购买这个方案，也不同意让参议院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

此外，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梅森、平克尼、伦道夫、拉特利奇、迪金森、克莱默等。这么多有影响的人不同意，方案当然不能成立。于是排除参议院，改由众议院选举。但众议院选也有问题。因为在众议院，大邦的席位多。何况大邦的选举人原本就比小邦多，提名候选人时已经占了便宜。如果再让众议院投最后一票，全国行政官岂不是成了大邦的总统？这下好了，参院选不行，众院选不行，两院联合投票也不行，简直就是走投无路。

幸亏舍曼想出了一个办法：当选举人选不出总统时，由众议院选举，但实行参议院的投票方式，即每邦一票。这样，所有的弊病便都避免了，所有的腐败可能性也都在理论上被排除了。制宪代表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防止党派斗争和内部分裂。1800年总统选举，所有的选举人都按照党派意志投票，结果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杰斐逊和伯尔都得了七十三票（每个选举人可以投两票）。当时美国已有十六个州，众议院按参议院表决方式选举，投票三十多次，次次八比八。后来还是汉密尔顿出来做联邦党人的工作，才使杰斐逊以多数胜出。不过汉密尔顿也因此和伯尔结怨，最后死于和伯尔的决斗，时年四十九岁。

这可真是防不胜防！但在当时，能够制订出这样一个方案，也真难为他们了。说句老实话，换了别人，还真不一定想得出来。

千头万绪

总统如何选举产生，只是行政官的问题之一；行政官问题，又只是制宪会议诸多难题中的一个。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事情难就难在既要授权，又要限政。而且，在我看来，制宪代表们对权力滥用的忧虑，要远远大于授权的兴趣。

首先要防范的是国会，因为国会掌握着立法权。6月16日，威尔逊说，专制主义来到人间，采取不同的方式，有时表现为行政专制，有时表现为军人专制，有时则表现为议会专制。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如果对立法权威不加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就会丧失殆尽，国家也不会长治久安；而要对议会实施限制，单靠议员的道德和良心是不够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从内部分开，分成各有所长而又相互独立的机构。这和防范行政部门刚好是相反的。威尔逊说，为了控制立法部门，你得把立法机构分解；为了控制行政部门，你得把它合一。因为一个人会比三个人负责得多。三个人就会彼此争雄，直到一个人主宰另外两个人为止。罗马三头执政时期，先是出了恺撒，后是出了奥古斯都，就是证明。

的确，防范国会的办法之一，就是对国会权力进行分割，实行两院制，并由参议院制约众议院。6月12日，伦道夫说，各邦议会出现的民主放肆，证明必须设立一个稳固坚定的参议院。这个第二院的目的，就是要控制民主的第一院。6月26日，麦迪逊也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稳健的时刻，他们最希望得到的，首先是自己幸福的保障。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则是那些被授权去谋求公众幸福的人，有可能背叛人民对他们的信托。防止这种危险的一个明显的谨慎措施，就是把他们的信托分开，分别委托给由不同的人组成的不同的机构，让他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这就是政府的构成必须三权分立，议会必须实行两院制的道理。至于设立参议院的目的，则有两个：一是保护人民不受治理者的压迫，二是保护人民不受转瞬即逝的思想的诱惑。这类思想的诱惑，有时是很难抵制的。因为人民也和人数众多的众议院一样，容易因为轻浮和冲动而犯错误。这就需要筑起一道篱笆，即挑选一部分经过启蒙的公民，人数有限而立场坚定，时时能够起来提出异议，对付激进狂躁的众议员，保护有可能受到多数人压迫的少数。我们需要这样的少数派来发挥正义，使天平保持平衡。这就是设立第二院的目的。因此，它应该是一个立场坚定、富有智慧、不偏不倚的机构。

麦迪逊设想的参议院，其实就是精英院。《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的译者尹宣先生甚至认为，麦迪逊是在按照自己的身材为参议院量体裁衣。但即便参议员都是麦迪逊，难道就不犯错误？当然也会犯。麦迪逊自己就有错误。而且，精英一旦犯错误，比一般民众更可怕，因为他们总认为真理就在自己手中。同样，精英也会拉帮结派，以权谋私。而且，由于他们智商高、有文化，搞腐败手段更狡猾，搞阴谋手腕更高明。所以，精英院或者参议院，也是要防范的，而且更必须防范。

防范的办法是实行轮换制。6月25日，伦道夫提出，在参议员任期规定后面加上“按固定比例退出”。威廉森接着提议，参议员任期六年（原定七年），这样就便于轮换。26日，戈勒姆提议：参议员任期六年，每隔两年，三分之一议员离任。表决结果：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反对，会议通过戈勒姆的提案，后来这一方案又写进了《联邦宪法》。所以，联邦参议院每隔两年，就要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

这还没完。制宪会议还讨论了议员的报酬和兼职问题。富兰克林是不主张发薪水的，虽然他6月2日的发言讲的是行政官的薪水。富兰克林说，世界上最有诱惑力的是两样东西：权和钱。一个职务，如果既体面荣耀，又大权在握，还有利可图，那就足以让天上地下的人都趋之若鹜。这会是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为追求私利而百折不挠的人。然而我们的总司令（他指的是华盛顿），却连起码的年薪也不要，仅凭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执法领军达八年之久。难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爱国者了吗？富兰克林说，先生们，省下这笔年薪，并非我的目的。防微杜渐，才是我的忧虑所在。即便没有人附议或不被接受，我也心满意足，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富兰克林的动议没有引起辩论。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其实行不通。凭什么要求总统和议员义务劳动？像麦迪逊那样靠借债度日来参加制宪会议的人又有几个？何况这个方案也有问题。一是只有富人才能从政，平民将与政治无缘。二是从政将成为业余活动，无法保证工作质量，也无法吸引人才。联邦政府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要解决联邦财政问题，非汉密尔顿莫属。但汉密尔顿当了六年财政部长后，嫌部长薪水太低，辞职去当律师。薪水低了尚且不行，何况没有薪水？

看来薪水得有，问题是由谁来发。埃尔斯沃思主张由各邦来发，因为各邦生活水平不同，无法制定统一标准。威廉森同意，戈勒姆、伦道夫、鲁弗斯·金、威尔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反对，因为这会造成联邦议员对各邦政府的依附。汉密尔顿说，付钱的人总是老板，拿了别人的钱就成了伙计。联邦议员并非各邦政府的伙计，他们的薪水当然不能由各邦议会来发。后来（8月14日），马里兰代表卡罗尔的话说得更难听。他说，如果联邦议会议员的薪水由各邦发，他们又可以担任各邦政府的职务，那好，各邦议会就可以对他们说：好好听话！不听话，就叫你们挨饿。听话，就发薪水。最后，除南卡罗来纳外，其余十邦都赞成联邦议员的薪水由联邦发。最后，《联邦宪法》规定：议员领取服务报酬，由立法保障，国库支付。总统也一样。至于法官，是终身制，而且任期内薪水只增不减。

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从此，从政不再是个别人的业余爱好，而是一种职业；总统、议员和法官也不再是兴之所至下海玩玩的“票友”，而是国家的雇员。他们拿了国家的薪水，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否则就是玩忽职守、尸位素餐。可见，发薪水，反倒能够防止腐败。

议员领了薪水，当然不能再兼职。戈勒姆曾反对这项规定。事实上这项规定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像伦道夫、富兰克林这样的重要人物，就因为担任了本邦的行政官而不能担任邦联议会代表，以至于制宪会议只好在费城召开，不能在纽约的邦联议会举行。6月22日，会议对此进行表决，决定是否取消不得兼职的规定。马萨诸塞、新泽西、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赞成，康涅狄格、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四邦反对，纽约、宾夕法尼亚、特拉华三邦赞成反对各半，表决无结果。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困难。巴特勒说，对于防止暗中搞鬼谋取官职的人，这种谨慎是必要的。许多人钻进议会，就是为了给自己和亲朋好友谋职务。这会使政府从根子上烂起。拉特利奇也说，议员兼职是腐败的根源，必须把门关紧！

但是反对的意见也有道理。鲁弗斯·金说，这种限制会使有本事的人顾虑重重，也会给行政官任人唯亲提供借口。因为有本事的人都当了议员，议员又不能再当官员，行政官就可以从剩下的庸才里面随便挑了。威尔逊也说，这不利于鼓励人才，战争时则会引起致命后果。比方说华盛顿因为是议员，就不能当总司令，会怎么样？汉密尔顿说，光靠爱国热情是不行的，吸引人才必须要有利益。单纯依靠爱国热情，是我们过去许多失误的根源。

麦迪逊则说，这个问题要两面看。议员兼职，确实会导致腐败。尤其是在议会内部，会形成封官许愿的不良风气。但问题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最优秀的人在议会里服务，不称职的人反倒当上了行政部门的大官。显然，要求议员绝对不许兼职并不现实，因为这会使最能干的公民不想当议员了。

看来，制宪代表是既要防腐败，又要选人才，因此两难。也因此，舍曼说，最好是既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人们愿意担任公职，又不能让这个职务变成诱惑。

8月14日，又讨论了一次。平克尼先生说，不得担任其他职务，是对议员的贬抑。既然当选议员，说明他们在人民当中有威望，为什么不能再担任官员？何况政治上也不合算。因为这样一来，议会就不再是吸引第一流人才的磁石了；而在他看来，至少参议院应该成为一所部长学校，一所国务活动家的养育院。

梅森则冷嘲热讽地说，干脆删去不得兼职条款，以便公开鼓励腐败。然后再邀请那些慷慨大方乐于捐助的人到议会来，他们一定会做到公平公正，把各种职务像分蛋糕一样切得匀匀的，彼此酬劳。按照现在美利坚做人办事的方式，可以推想落空的人一定微乎其微。只要再给贪图私利的人加点好处，就可以使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人全部堕落。

格里说，他不认为不得兼职是对议员的贬抑。威望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它恰恰是通往虐政的道路。部长和国务活动家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可不想为他们办养育院。他感到悲哀，如果没有当官的前景，人们就不愿意当议员了；如果我们最好的公民居然个个利欲熏心，我们不如马上选举一个独裁者。因为满足一个人的贪婪，总比满足一大堆人的贪婪容易。

伦道夫说，他过去反对，将来也会继续反对议员兼职，因为不能为树立权威和拉拢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唯一值得考虑的，是议员不得兼职会在战时影响委任最称职的指挥官。于是巴特勒和平克尼建议推迟讨论，大家一致同意。

连环扣与防火墙

议员兼职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在9月3日，形成的则是一个带有妥协色彩和回旋余地的方案，即联邦议员不得担任任期内设置或加薪的联邦文官职务，联邦官员在任期内不得担任议员。也就是说，议员不是绝对不许当官。各邦（州）政府的官就可以当，任期前设置或者不加薪的官可以当，即便是任期内设置的，或者加薪，但不是文官（比如军官），也可以当。唯一不许当的，是任期内设置或加薪的联邦文官。这是用来防止议员为了当官就利用立法权大量设置官位，或者先给某一官职加薪水，然后自己去当。总之，是防止他们以权谋私。不过，一个人，当了官以后，就不能当议员了。议员当了官员，席位就空缺出来；官员要当议员，则必须先辞职。应该说，这是合理的。正如威尔逊所说，想当官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种雄心壮志不应该受到责备，但腐败的可能则必须防患于未然。

议员的问题解决以后，对议会可以放心了吗？还不行，因为议会滥用权力的倾向防不胜防。7月21日，麦迪逊说，议会有一股强劲的趋势，要把所有的权力，全部囊括到它的旋涡中。这是危险的真正根源。梅森也说，议会的立法不合正义甚至有害，是常有的事，不能不对立法实行限制。也就是说，议会是可能通过“立恶法”来“施虐政”的。一旦得逞，有如洪水猛兽，必须严防死守。

这就必须有人能否决国会的立法，这一点争议不大（贝德福德反对）。戈勒姆和古弗尼尔·莫里斯在7月21日都说，大家都同意对议会加以制约，问题是谁来行使这种权力。一个方案是由总统单独行使，富兰克林反对。6月4日，富兰克林说，在殖民地时代，这种否决权被总督频频用来搜刮钱财。如不私下里和总督眉来眼去，再好的立法也通不过。结果形成惯例，议会先下令充实总督的库房，总督捞到了好处再签署法令。梅森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他说这种否决权会被行政官用来和议会讨价还价。只要行政官和议会能做成交易，比如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员，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手里，他就不会自找麻烦地行使什么否决权，也可以避免引起公愤了。

这是有远见的。尽管在制宪会议上，威尔逊等人都相信这一权力会很少使用，不过以防万一而已，但实际情况却很难说。华盛顿用了一次，亚当斯和杰斐逊一次没用，麦迪逊和林肯各用了七次，富兰克林·罗斯福却用了六百三十五次。现在，这一否决权已成了总统和议会谈判的筹码。每当议会讨论立法时，总统就会扬言，如不如何如何就要行使否决权。议会则必须权衡利弊，或者做出让步，或者坚持到底。

议会能够坚持，是因为它有再否决的权力。6月4日，全体委员会进行表决，结果八邦赞成，康涅狄格和马里兰两邦反对，通过决议：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可以再否决。这也是《联邦宪法》的规定。这个问题在6月6日、7月18日和7月21日又讨论了三次，原因是有人主张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联合行使否决权。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被接受。7月18日，行政官独享立法否决权的提案被一致通过。7月21日，威尔逊和麦迪逊再提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审的问题，但动议失败。

威尔逊和麦迪逊的理由是，仅有行政官复审立法，力度不够。麦迪逊说，即便行政官和法官联手，议会的力量还是会压倒他们。何况联合复审对三方都有好处。行政和司法部门捍卫了自己，立法部门则得到了帮助。古弗尼尔·莫里斯也说，一个任期甚短（当时定的是六年，后来改为四年）、在位期间又可以弹劾的行政官，根本就不足以构成对议会的有效制约，即便加上法官的力量也不够。也许，新闻出版会是防止政治弊病的重要手段，可惜现在我们对此还不能盲目乐观。

这也是极有见地的。事实上，新闻出版和舆论监督，正是美国人民防止滥权和腐败的有力武器。但在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以至于在《联邦宪法》中竟然没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这就引起了梅森等人的抗议，并有了后来的宪法修正案。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威尔逊和麦迪逊的动议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戈勒姆说，他看不出要法官这样干有什么好处。法官的人数多于行政官，表决起来，行政官一点优势都没有，势必大权旁落。结果，不是行政官有能力捍卫自己，而是法官有能力牺牲行政官。格里说，这是把法律的解释者变成制定者，把法官变成国务活动家。他表示，决不能让法官和行政官结成不正当的联盟，用他们之间的狼狈为奸和攻守同盟来共同对付国会。拉特利奇说，复审会议人选最不宜考虑的就是法官。立法和司法必须分开，法官只有在司法时才能有发言权。路德·马丁也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创新。法官本来就有对法律的否决权（即在审理案件时判某一法律违宪）。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立法复审，法官就有了双重否决权。何况法官在立法复审时，完全有可能否决得到人民拥护的立法。这就会使法官失去人民的信任，甚为不宜。

路德·马丁的意思很清楚：与其让法官参与立法复审，不如让他在审理案件时判某一法律违宪。对此，梅森回应说，这得等到该法应用到个别案例时，此前则只能眼见立法不公危害民众而无法反对。这当然也有道理。制宪会议前，各邦虽然也有法官判决某某法律违背该邦宪法的，但这种做法一直有争议。所以，这个办法到底行不行，大家心里没有底。

事实上，直到1803年，第四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才在联邦层次上创下“司法复决”的先例，而且这个裁决正是针对麦迪逊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第四次总统大选时，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在竞选中获胜（选举在1800年，表决在1801年），联邦党人亚当斯下台。下台之前，亚当斯任命了一批法官，由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连夜签署，这些人后来被称作“午夜法官”。可是马歇尔签完字，就下班离任了。第二天，新国务卿麦迪逊来上班，就扣住这批委任状不发。于是一个名叫马布利的“午夜法官”，便一状把麦迪逊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这时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正是连夜签字的马歇尔；而根据1789年的《司法法》第十三条，最高法院有权命令国务卿将委任状送达被委任人。然而马歇尔却并没有这样做。他宣布：尽管原告有权得到这份委任状，但最高法院却无权命令被告（即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将其送达，因为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违宪。

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用“对自己开刀”的方式，维护了宪法的崇高性和永久性，也为司法部门赢得了权力和尊严。从此，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政府才算是稳稳当当地建立起来，立法问题也才基本上可以让人放心。因为立法权虽然归国会独享，但要受到行政和司法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如果总统认为立法不妥，可以否决。最高法院虽然不能参与“立法复审”，却可以进行“司法复决”，即通过审判案件来裁决某一立法是否合法，实际上是进行了立法复审。这样，即便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否决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某一恶法，最高法院还可以判其“违宪”。于是，在有可能被恶法伤害的人民前面，便扎扎实实地架起了三道防火墙── 两院分开立法一道，总统立法复审一道，法院司法复决又一道。

更重要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是一种连环扣的关系。国会有立法权，但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解释权。法案通过以后，怎么执行，怎么解释，它都无能为力。总统有执法权，但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解释权。他不能想立法就立法，想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也不能随心所欲对法律任意诠释和歪曲。法官有解释权，但没有立法权，也没有执法权。他不能参与立法和执法，不能对立法和执法指手画脚，只能“无为而治”。如果无人告状，他什么也干不了。何况，就算有人告状，他也不能违宪。

议员、总统、法官之间，也是一种连环扣的关系。总统可以否决立法，法官可以判其违宪，但国会可以弹劾总统，法官的任命也要参议院同意，所以议员并不害怕他们。而且，由于法官的任命须经参院同意，所以，尽管这一任命由总统提名，法官却不欠总统的人情。总统也没什么可怕的。总统虽然有被弹劾之虞，但发起弹劾的只能是众议院，审理案件的只能是参议院，主持弹劾审理的则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发起弹劾的不能审判，进行审判的不能主持，而且非经出席议员三分之二同意，不得定罪，总不成这么多人都故意和总统过不去吧？至于人民选举的议员和实行终身制的法官，当然也不害怕总统。何况总统的任期只有四年。他在任期内能不能任命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还难说。

这样，议会和议会、议员和议员、议员和官员、官员和法官之间，都架起了防火墙。这个设计主要是在制宪会议上完成的，部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形成的。总体精神，就是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因此，宁肯方案复杂一点，事情麻烦一点，办事效率低一点，也决不让大权在握的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为非作歹！

这也是1787年制宪会议开了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

第七章
祸起萧墙

根本的共识

现在想来，1787年费城会议的代表们费尽心机，花那么多时间来设计连环扣、构筑防火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这一共识虽然在会议开始时就已达成，但重重疑云却也因此而笼罩会议上空，反对和质疑的意见不绝于耳。因为对这个拟议中的未来政府，所有人（包括麦迪逊、伦道夫）心里都没有底，谁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万一设计失误，弄出一个专制机器来，而且这专制机器还是个庞然大物，那麻烦就大了。这就不能不让人警惕。

更何况许多人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全国政府”，因为他们在英国人那里受够了。正是由于受不了大英帝国最高政府的统治，他们才拿起武器和英军作战。也就是说，美国人民毅然进行独立战争，不是为了进行统治，反倒是为了不受统治。这正是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军将士打下了江山却不坐江山，以弗吉尼亚为首的十三个邦联合起来争取了独立，胜利以后反倒分道扬镳的原因。现在他们重新坐到一起，讨论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点办法，他们就不会要这个政府。当然，他们也知道不要不行，便只好硬着头皮来倒腾。但不管怎样设计，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决不能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第二个大英帝国，把英国人的专制统治换成美国人自己的专制统治。

所以，会议刚开始，他们就确定了一条原则：这个未来的全国政府，必须是三权分立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反对。还有一点意见也很统一，那就是：尽管必须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既不能集权于个人（比如总统），也不能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只能集权于法（宪法）。具体来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

有趣的是，这个动议并不是所谓“国权主义者”提出来的，反倒是那些“邦权主义者”提出的。具体来说，就是佩特森他们在《新泽西方案》中提出的。实际上，小邦并不一定反对建立全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时新泽西不在场，特拉华投了赞成票，佩特森等人回去后都积极促成宪法的批准），也明白一旦建立全国政府，各邦就至少要部分交出主权和权力。他们的意见只是：一、各邦主权不能全部上交，必须有所保留；二、能少交就少交；三、实在要交，也不能交给他们不放心的人（比如被大邦控制的议会），而只能交给法。因为法律是“铁面无私”的。交给法，要比交给人让人放心得多。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小邦在《新泽西方案》中提出了“邦联条例、邦联立法和邦联条约是邦联最高法律（supreme law）”的议案，而且规定：对那些反抗和拒绝邦联最高法律的邦和团体，邦联有权动用军队迫其就范。

这其实是支持《弗吉尼亚方案》基本思想的，却比麦迪逊他们还要激进，所以梅森和伦道夫都批评佩特森“滥用武力”。但佩特森他们之所以提出使用武力，是为了解决邦联体制软弱无能的问题；而他们之所以坚持邦联体制，则是为了保住邦权，尤其是保住各邦的平等表决权。所以，他们虽然提出了“最高法律”的概念，但仍视这些最高法为邦联的法。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确立“邦联条例、邦联立法和邦联条约是邦联最高法律”，又有强硬手段来制裁那些“违法乱纪”的家伙，不必改变邦联体制也能达到建国的目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具有激进宪政意义的思想，即认为只要有一部或若干“最高法律”和一支“执法部队”，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未必一定要有“坚强之全国政府”。所以，他们提出议会实行一院制，席位实行平等制，行政官实行多人制。议会实行一院制，是为了便于立法（人少好办事）；席位实行平等制，是为了保住各邦（邦联体制不改）；行政官实行多人制，则是为了权力制衡（防止独断专行）。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已无法想象，如果制宪会议接受了佩特森他们的方案，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这个只要宪法和军队、不要或基本上不要政府的方案没有被通过。

事实上佩特森的方案恐怕也行不通。对此，伦道夫和梅森有很好的说明。6月16日，伦道夫说，统一国家不能动用武力，只能通过立法，而邦联议会无法胜任。过去立法和行政的权力混杂在邦联议会一个机构里，居然平安无事，其实多亏了这个机构的无能。梅森也在6月20日说，美利坚人民对自己的利益是如此小心警惕，对自己的公民权利是如此留心提防，他们决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和权利都拱手相让，决不会把剑和钱袋都交给一个单一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又不是他们直接选举出来的。

不过，随着“全国政府”被改称为“联邦政府”，制宪会议也同意参议院实行平等表决制，小邦担心的问题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提出的“最高法原则”，就突显出它的法治意义和宪政意义，或者说就只剩下法治意义和宪政意义了。如果吸纳这一议案，《弗吉尼亚方案》希望的“全国政府”的权威性和崇高性，也就有了法律依据，而且将被法治化。可见这两个方案其实是互补的，两派之间的妥协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会议达成“伟大妥协”的第二天，即7月17日，路德·马丁提出动议，要求把“最高法原则”写进新宪法。这一动议被一致通过，并被写进了后来的详情委员会的报告中。

详情委员会的报告其实就是宪法初稿。《新泽西方案》的这一原则成为宪法初稿的第八条，只不过将“邦联”改成“联邦”，将“邦联条例”改成“联邦宪法”，并删去了动用武力的部分。8月23日，制宪会议一致通过了经拉特利奇提议修改过的这一条款（8月25日经麦迪逊提议又修改一次）。它后来成为《联邦宪法》第六条的主要内容。这一条款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议员，联邦和各州所有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拥护本宪法。

我们知道，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最高法原则”实际上独占了第六条（另一部分谈债务问题），可见其重要。

当然重要了。因为正是这一条款，体现了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当然不一定）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立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司法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行政官员执行立法机构所立之法，司法官员解释立法机构所立之法，立法官员则根据宪法来立法。立法官员所立之法如果违宪，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只不过立法官员执行的是宪法规定和赋予的责任而已。而且，无论立法、执法、司法，最终都必须服从宪法。也就是说，在人（执法者）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应该说，这是制宪会议达成的最根本的共识，也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宪法既然是第一位的，当然马虎不得，必须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这就是会议代表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妥协、宪法初稿也出台以后，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其间，8月15日和8月18日，拉特利奇两次抱怨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乏味，结果还是马拉松。因为不但老问题悬而未决，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副总统就是个新问题；修正案，也是新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会议第三阶段最后三天提出和讨论的。但好歹，9月10日，代表们在讨论了宪法修正案和新宪法的批准问题以后，决定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前天（9月8日）选举的“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这是制宪会议任命的最后一个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其中，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文笔最好，定稿的任务主要由他完成。

三天以后，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交了委员会报告。从5月25日会议开始，到9月12日宪法成稿，制宪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四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吐鲁番的葡萄眼看就要熟了，不少代表都有一种丰收在望的感觉，谁也没有想到竟会祸起萧墙。

拒绝签字

9月12日至15日，制宪代表对宪法成稿进行了最后的讨论。这是制宪会议的第四个阶段。许多代表已经显得不太耐烦，然而三个重要的人物——伦道夫、梅森和格里，却在15日提出了先不要通过这个方案，再开一次制宪会议的动议。这当然不会被同意。查尔斯·平克尼说，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重要时刻，如此受人尊敬的先生们提出这种宣言，使人感到此刻特别庄严神圣。他说，制宪是严肃的事情，不应该重复。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宪法草案也有意见。但考虑到思想混乱和只能用剑来收拾残局的危险，他愿意支持这个方案。

其实，早在8月31日和9月10日，即宪法成稿提交会议之前，伦道夫就两次提出了这个动议。他主张，将目前这个方案不加限制地交给各邦制宪会议，让他们自由地提出修正意见，提交第二次总体制宪会议，授以全权，最后决定宪法。但大家都不同意。许多人都不愿意自己三四个月的劳动前功尽弃。到15日，他们当然更不同意了。于是表决：

是否同意伦道夫先生的主张？所有各邦都说否。

是否同意经过修改后的宪法？所有各邦都说是。

于是命令将宪法文本誊清。

于是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人宣布拒绝签字。

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位代表拒绝签字，对会议是不小的震撼，也是不小的遗憾。我们知道，这次费城会议的代表名额是七十四名，实到只有五十五名，到最后完稿签字时，则只剩下四十二名。6月4日，弗吉尼亚代表威思因故退席，16日正式辞去代表职务。6月6日，新泽西代表豪斯顿因病退席。7月1日，佐治亚代表皮尔斯因故退席。7月10日，纽约代表耶茨和兰辛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7月下旬，佐治亚代表胡斯顿因故退席。8月5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因没有从政经历和兴趣退席。8月13日，北卡罗来纳代表戴维因故退席。8月18日，马里兰代表默瑟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8月下旬，北卡罗来纳代表亚历山大·马丁因故退席。8月27日前，马萨诸塞代表斯特朗因故退席。8月27日，康涅狄格代表埃尔斯沃思因故退席。9月4日，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退席代表十三人。

其实9月17日签字时不在现场的还有特拉华代表迪金森。他因病于9月15日缺席，但委托里德替他签名。退席代表也并不都反对宪法，斯特朗、埃尔斯沃思、麦克朗、亚历山大·马丁、戴维、皮尔斯、胡斯顿都赞成。坚持反对到底的，只有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他们回去以后也大唱反调。耶茨和兰辛还出版《揭秘》一书，矛头直指麦迪逊。原来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佩特森和贝德福德则转而支持宪法。佩特森7月下旬离开会议，最后赶回来，似乎只是为了签字。之后他回到新泽西，也积极促成该邦尽快批准新宪法。

这可真叫“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佩特森和贝德福德成了支持者，伦道夫和梅森倒成了反对派。伦道夫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疑云重重”之“始作俑者”一节中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说梅森。梅森是一个农场主，也是一个政治家。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看事明了透彻，辩论说服力强，而且立场坚定，坚持原则。从会议辩论记录不难看出，梅森非常重视民权。他后来甚至被称作美国“权利法案之父”。这也正是他反对宪法草案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梅森和伦道夫都是弗吉尼亚代表，伦道夫三十四岁，梅森六十二岁，正好一老一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作为弗吉尼亚代表，他们本应和华盛顿、麦迪逊同舟共济的。何况制宪会议的主题，原本就由伦道夫揭开；联邦宪法的许多内容，也凝聚了他们两人的心血，怎么说不签字就不签字了呢？

这里面无疑有多种原因。

我们知道，9月12日提出的宪法成稿，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和许多人的观点并不相同，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最初的方案，包括和梅森、伦道夫以及麦迪逊原来的想法，更是相去甚远。问题是麦迪逊在会议过程中不断调整态度、转变立场，以求适应事情的变化。这种做法，你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也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还可以说是放弃原则，但非如此不能达成政治妥协，而如果没有妥协，也就没有政治。麦迪逊这样做，显然是对的。

然而梅森和伦道夫却是原则性极强的人。梅森是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却积极主张废奴。他当然也不赞成宪法对奴隶制的纵容，因为这和他的人道主义原则不符。8月22日，梅森语气激烈地说，每个奴隶主都是天生的暴君，买卖奴隶则是一种罪恶的勾当。这是要遭报应的。我们的国家必因这种罪恶遭到上苍的惩罚，而且结局就在今世！

梅森的疾恶如仇不肯妥协随处可见。7月17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提出动议：行政官行为良好就可以继续任职，得到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和特拉华代表布朗的附议支持。梅森却不肯给他的同事面子。梅森说，这不过是终身制的一种温和的提法。实现了终身制，再往前稍微走一步，轻而易举地就走到了世袭制。如果这一动议终于成功，他很有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一场革命。如果他自己看不到，他的子孙也一定会看到。

麦克朗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是一名医生，为人谦逊，对政治不感兴趣，参加制宪会议也勉为其难，因此讲话不多。这次发言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行政官独立于议会，并无他意。麦迪逊料到他的动议会引起麻烦，特地抢先作了辩解（发言内容见本书第六章“严防死守”之“防官如防贼”一节），仍然引来梅森的慷慨陈词。梅森的原则性由此可见一斑。

伦道夫也一样。1789年，华盛顿就任合众国总统，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伦道夫为联邦检察总长。1793年，杰斐逊因为和华盛顿意见分歧，辞去国务卿职务，华盛顿任命伦道夫接替。一年后，伦道夫也和华盛顿意见分歧，也辞去国务卿职务。这可以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美国建国之初从事政治活动的，大多是些有理想的人。他们是政治家，不是政客。他们对职务地位之类不很看重，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十分较真。梅森和伦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当然看不惯麦迪逊的随波逐流，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签字。8月31日，梅森甚至说，他宁愿斩断自己的右手，也不愿意举手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宪法。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前面的部分，便不难发现他们两人这样耿直倔强的言论很是不少。细心的读者当然也不难发现，梅森、伦道夫和麦迪逊其实早有分歧。6月4日，全体委员会表决是否设立一人为全国行政官时，弗吉尼亚代表团就内部分裂，华盛顿、麦迪逊、麦克朗、威思赞成，伦道夫、梅森、布莱尔反对。在其他场合也一样。他们可不管是不是一个代表团的，要不要“统一口径”，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不留情面。8月13日，讨论众议员公民资格问题时，麦迪逊说舍曼的意见乖张无理，梅森马上顶回去，说舍曼的意见恰如其分。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梅森和伦道夫配合默契，逐渐与弗吉尼亚代表团分道扬镳。麦迪逊的同盟军，其实是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和纽约的汉密尔顿。

现在我们要说到格里了。四十三岁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是马萨诸塞代表，十八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二十八岁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堪称老革命。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的第一品德，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直言不讳、不屈不挠。这也是有事实为证的。1779年，格里进入第二届大陆会议财政委员会，主持过一段工作。1780年，邦联议会决定改组财政委员会，格里大吵一架，愤而出走，三年不参加邦联议会工作。在制宪会议上，有代表说“凡不是格里提出的动议，他都要发表不同意见”，看来是个唱反调的专业户，或者说是一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检索制宪会议纪要，格里反对的动议有：第一院议员人民选举（后改为同意，但希望另一院改变选举办法）；行政官全国议会选举（主张各邦议会选举）；宪法由人民批准；全国议会有权否定各邦立法；全国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审；行政官可以连任，设立副总统等。主张的议案有：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可以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否决；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新邦的席位不得超过大西洋沿案各邦等。不难看出，这些意见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不过，格里的动议虽然常常被否决，却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第一院由各邦人民选举，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这个方案，就在诸多方案中独树一帜。格里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看来，格里、梅森、伦道夫拒不签字，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但这样三位举足轻重的人在最后时刻不肯合作，总归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富兰克林只好再次出面劝说。

最后的劝说

9月17日，坚持到底的四十二名代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富兰克林就拿着一份讲稿站了起来，并请他的同事、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富兰克林不能久站，每次书面发言都由威尔逊代读。在这篇深情而智慧的讲稿中，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他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而更尊重别人的意见。富兰克林说，的确，大多数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认为是谬误。就连许多平民也都是这样。这种自以为是，曾被一位法国太太表现得极为自然。她在和妹妹发生争执时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妹妹，可是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永远正确的人，除了我自己。

富兰克林接着说，先生，从这种感觉出发，我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一个总体政府，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如果人民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理，就是他们的福音。我甚至进而相信，这一次可能天下大治若干年，然后以专制收场，就像以前那些共和国一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一旦过于腐败，就会需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但我也怀疑，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会议产生完美无缺的成果吗？

先生们，令人惊诧的是，现在制订的这套方案，如此地近乎完美。我认为，这部宪法也会使我们的敌人惊诧。他们正幸灾乐祸地等着，以为我们开会，也和巴比伦人造通天塔一样，每次都是劳而无功；以为我们各邦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此后每次见面，都不过是为了掐断对方的喉咙。先生，为此，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还有更好，也没有把握说它就不是最好的。为了公众利益，我决定牺牲自己认为宪法中还有谬误的私人之见。

富兰克林说，我从未在外面窃窃私语。我的话语在此四壁之内诞生，也将在此消失。我不希望每个回到选民当中去的人，都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世界各国和我们人民中间产生高尚效果和巨大好处的，只能是我们的全体一致，不管这种一致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任何政府，为了获得和保障人们的幸福，必须有力量和效能。大部分力量和效能，取决于民众对政府、对治理者智慧和人格的良好印象。为此我希望，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采取全心全意、高度一致的行动，尽我们力所能及推荐这部宪法，以便将我们的思想和努力转向安邦治国。

最后，富兰克林说，我希望制宪会议中每位对宪法或许还有异议的代表和我一起，就此机会略微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这份感人至深的书面发言后，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因为他认为，不会有九个邦批准这个方案（依据《联邦宪法》第七条的规定，只要有九个邦制宪会议批准，即可在批准的邦之间生效），混乱势必接踵而至。因此，他不应该也不能够宣誓支持这部宪法，限制他采取自认为最符合公众利益的行动。

伦道夫发言后，许多代表都来劝说。汉密尔顿表示了他的焦虑。他说，几位影响巨大的人物拒绝签字，犹如釜底抽薪，民众拥护宪法的热忱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无穷后患不堪设想。汉密尔顿说，大家都知道，再没有一位代表，比他的思想离宪法更远。可是，一边是无政府状态和动乱，一边是指望这部宪法引出良好转机，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平时很少发言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也接着表态。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他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他也不想使自己妨碍一个事实，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

古弗尼尔·莫里斯则是劝说最力的一个。他的发言在汉密尔顿和布朗特之前。古弗尼尔·莫里斯说，他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他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他说，大多数人已经决心赞同，他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一个全国政府，还是不要？结论是要。那就只好签字。何况签字也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出席各邦一致同意。

古弗尼尔·莫里斯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会前，他曾拟定了一种签名方式，并把它交给富兰克林：“耶稣纪元1787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十二年的9月17日，经出席各邦（State）在制宪会议上一致同意，完成这部宪法。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也就是说，签字只是“作证”，并不表示对宪法赞同或部分赞同。而且，一致同意的也只是十一个邦（纽约已无表决权），不是每一个人。

但伦道夫显然并不认为这样就能如何。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伦道夫回答说，这和在宪法文本上签字没什么两样。他还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他的良知迫使他这样做，不可改变。

伦道夫说完后，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之一，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他别无选择。因为这个方案拿出去，必定导致在批准过程中的两派对撞，那将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看来，两种意见可谓针锋相对。汉密尔顿他们认为不拿出宪法天下大乱，伦道夫他们认为拿出宪法将国无宁日。这就谈不下去了。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将军说，与其疑神疑鬼，不如实事求是，让签名表达实质。至于他自己，将诚心诚意地签字，并全力支持和维护。

签字之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表决（编号569），讨论决定如何处理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当时有两种办法：一是销毁，以免被会外反对宪法的人利用。另一种是交主席保管。因为万一谣言四起谬种流传，文件又被销毁，可就死无对证了。表决结果，除马里兰因为要回去汇报而反对外，其他十邦一致同意：将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交主席保管。

于是，代表们陆续离座，在宪法草案文本上签名。他们是：制宪会议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新罕布什尔代表约翰·兰登（又译兰登）、尼古拉斯·吉尔曼，马萨诸塞代表纳撒尼尔·戈勒姆（又译戈勒姆）、鲁弗斯·金，康涅狄格代表威廉·塞缪尔·约翰逊、罗杰·舍曼，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新泽西代表威廉·利文斯顿、威廉·佩特森（又译帕特森）、戴维·布瑞利（又译布里尔利）、乔纳森·戴顿，宾夕法尼亚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菲茨西蒙斯、托马斯·米夫林（又译米夫林）、贾里德·英格索尔、罗伯特·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克莱默、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代表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又译巴西特）、冈宁·贝德福德、雅各布·布朗、约翰·迪金森，马里兰代表詹姆斯·麦克亨利、丹尼尔·卡罗尔、圣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弗吉尼亚代表约翰·布莱尔、詹姆斯·麦迪逊，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休·威廉森、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南卡罗来纳代表约翰·拉特利奇、查尔斯·平克尼、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佐治亚代表威廉·菲尤、亚伯拉罕·鲍德温。另外还有一个证人：制宪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

当最后几名代表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对身边的人说了本书开头引用过的那番话。他说他一直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太阳，究竟是旭日还是落日。现在终于有幸知道，它是在升起，而不是在落下。富兰克林确实可以这样说。因为这部经过了五百六十九次表决才制定出来的宪法，总算可以交给人民了，尽管这是一次阴云与曙光并存的艰难的日出。

富兰克林所说的太阳，可能是指新宪法，更可能是指他的国家。如果指他的国家，应该说是不错的。如果是指新宪法，则未免稍嫌乐观。因为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由于还有一些国家的权力没有得到明确的限制，一些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不但导致格里、梅森、伦道夫三位代表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而且引发了批准宪法时的一场斗争。

两种反对派

9月17日，会议还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呈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的《联邦制宪会议决议》。署名的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十一个邦和纽约汉密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耶茨和兰辛退席后，纽约代表团已无表决权。汉密尔顿不能代表他的邦，只能代表他个人。另一份文件是制宪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致邦联议会的信。在这封由古弗尼尔·莫里斯起草并署有“经制宪会议一致同意”的信中，华盛顿说：我们现在有幸向邦联议会呈交我们认为最值得推荐的宪法文本。或许不能期待每一个邦都完全彻底赞同，但我们希望并相信，出现少数例外，是在合理预期的范围之内。这部宪法若能促进我们如此亲爱的国家的永久福利，保障她的自由和幸福，是我们最热烈的希望。

这封信很有必要。毕竟，费城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2月21日的决议召开的，必须对邦联议会有个交代。但邦联议会的态度如何，许多人心里没有底，因为费城会议走得实在太远了。邦联议会当时的决议，只是要对《邦联条例》做一些修改，谁想到他们居然另起炉灶，弄出个《联邦宪法》来，还要把邦联（confederation）改成联邦（union）。

值得庆幸的是，1787年9月28日，邦联议会（当时的主席是宾夕法尼亚的亚瑟·圣克莱尔，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制宪会议代表）通过决议，驳回指责制宪会议和邦联议会越权的动议，同意将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

当然，新一轮的斗争也就开始了。10月4日，梅森在费城出版的《邮报》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0日，伦道夫在弗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理由。18日，格里在马萨诸塞作了相同的陈述。他们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争取民众，延缓批准宪法。

支持宪法的人也不甘示弱。10月21日，汉密尔顿以“联邦党人”的名义发表论文，批驳反对派。此后一年间，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时任邦联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三人共发表论文八十五篇，为宪法辩护，并于178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他们一派，通常被称作“联邦党人”（Federalists），反对派则被称作“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但我们要讲清楚，这里说的“党”，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它是政治派别，不是政治组织，既没有入党手续，也没有党员登记，与其说是“党”（party），不如说是“派”（faction），因此Federalists和 Antifederalists也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

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所谓“联邦主义者”，原本是“国家主义者”。后来和“邦权主义者”达成妥协，才变成“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其实也不是“反联邦”，而是“反宪法”。准确地说，是反对费城会议制定的那个宪法。反对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只要修改《邦联条例》即可，有的则主张另搞一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反对派都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唱对台戏，就把他们混为一谈。

反对批准费城宪法的理由，主要有三：制宪会议越权，缺少权利法案，危害各邦存在。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时持这三种观点。不满宪法缺少权利法案的，是一些“民权主义者”；认为宪法危害各邦存在的，则是一些“邦权主义者”。后者主要是后来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那些人，即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在他们看来，尽管大家都是“美利坚人”（Americans），但并不共一个国家。各邦（State）才是各自的“祖国”，合众国则不过是一个“多国联盟”。或者说，“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联盟”。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是自食其力，小国寡民，即小国家、弱政府、非君主、自立宪，有点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6月6日，舍曼在制宪会议上说，许多事情还是放在各邦政府手里好。人们生活在小邦，比生活在大邦幸福。邦或许就应该像罗德岛那么小。太大了，政府就鞭长莫及。埃尔斯沃思在6月30日也说，全国政府只应该分担国家安全，他想要的却是邦内的幸福。每个公民的幸福只能在他的邦内获得，也只有在自己的邦里他才能有所指望。他的幸福有赖于邦权的存在，就像新生的婴儿需要母亲哺育一样。舍曼和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并非邦权思想最重的人，最终也都支持宪法。他们的想法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其实也是有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强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强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显然，邦（state）就是美国人的country，合众国（United State）则是他们的nation。对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国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充满乡土气息的country是亲切的，而那个远在天边、八竿子打不着的nation，还有那个什么“全国政府”，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那时的美国，还是一片蛮荒大陆，没有飞机、火车、高速公路，谁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个什么玩意，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country），他们的邦（state）就是他们的country，为什么还要另外弄一个nation，而把他们的country毁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邦权主义者是不乏拥趸的。

民权主义者的情况又不同。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她的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那就是一个好国家；她的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好政府，有没有效能倒在其次。当然，政府应该有效能，但不能为了效能牺牲公民的权利。如果效能和民权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么，应该舍去的是效能。因为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这就很清楚了：政府，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才建立的。如果不能保障，要它做什么？

宪法也一样。一部宪法，如果在向政府授权的时候，居然只字不提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又是什么狗屁宪法？

这正是梅森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梅森对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不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维护陪审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宪法，实在是糟透了。

梅森这样指责宪法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权利法案之父”，正如麦迪逊是“联邦宪法之父”。1776年，梅森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公民权利法案”，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部邦宪法中唯一具备权利法案的。制宪会议最后几天，准确地说就是9月12日，梅森向会议提出增加公民权利法案的动议，而且可以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并不困难，几个小时就能弄好。梅森的动议得到格里的附议，却遭到舍曼反对（可见民权主义者和邦权主义者不是一回事）。舍曼说用不着。因为各邦都有权利法案，并不因这部宪法而废止，只要继续生效就行了。梅森说恐怕不行。宪法是最高法律，高于各邦权利宣言。宪法里面没有权利法案，公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表决结果，除马萨诸塞不在场，纽约无表决权外，其余十邦都反对，梅森的动议被否决。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倒不是因为制宪代表不重视公民权利，更非他们反对权利法案，只不过在他们那里，当务之急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会议已开了很久，大家都很疲劳，也有些不耐烦。再说舍曼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依照民主和法治的观念，但凡未经人民和宪法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联邦宪法既然没有授权政府侵犯公民权利，自然就不能侵犯。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岂不更糟？

然而在梅森看来，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误。他和伦道夫都坚信，实行这部宪法的结果必定是虐政。9月15日，梅森说，这部宪法是在不了解人民想法的情况下制定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对人民说：要么接受，要么一无所有。宪法弄成现在这样，实在让人无话可说。我在这里不同意，回到弗吉尼亚也不支持；我在这里不签名，回去以后也决不投赞成票。他的意思和伦道夫一样：难道要我去推销一套必将以虐政告终的方案？

不能说反对派的意见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历史的车轮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转动的。就在反联邦主义者抗议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批准宪法的进程却在节节推进。

第八章
尘埃落定

旗开得胜

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是北方小邦特拉华，时间是1787年12月7日。

作为当时最小的一个邦，特拉华在制宪会议上叫得最凶，批准宪法却最早。这看起来有点怪，其实不难理解。6月28日，麦迪逊曾在制宪会议上说，与大邦相邻的小邦其实更应该寄希望于总体政府，因为只有总体政府才能一视同仁地在大邦和小邦之间进行治理。实际上这也正是特拉华内心的想法。特拉华原本是纽约南部的三个县，俗称“下三县”，后来划归宾夕法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共一个总督。1776年9月21日，特拉华在乔治·里德等人的领导下，通过了宪法，建立了政府，但经济上仍受宾夕法尼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须途经费城出口，贸易权完全掌握在宾夕法尼亚的手中，甚至被看作“费城商业帝国的一部分”。沉重的出口税，往往压得特拉华喘不过气来。在新宪法下成为新国家的一分子，无疑更有利于特拉华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可以避免出口邦的欺压。所以，特拉华对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是有兴趣的（表决时投票赞成），五名代表也都坚持到底，并在宪法上签名。他们在制宪会议上据理力争，只不过害怕被大邦吞噬。后来既然争到平等表决权，自然乐观其成。他们甚至决定抢在宾夕法尼亚之前行动，争取最先批准的荣誉。于是，特拉华代表大会全票通过批准案（三十比零），议会甚至决定在威尔明顿割让一块土地作为联邦的首都。

接下来就是宾夕法尼亚了，时间只比特拉华晚五天，即1787年12月12日。宾夕法尼亚也是对建立总体政府感兴趣的邦。作为大邦和中部诸邦的领袖，宾夕法尼亚希望成为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核心，通过联邦政府获得与其他邦尤其是特拉华和新泽西更坚固的联盟。因此它派出的代表团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古弗尼尔·莫里斯和威尔逊在会上频频发言，富兰克林则每到关键时刻便出面调停斡旋，说服劝解，实际上影响甚至控制着会议的进程。“邦联最高政府”（Federal Supreme Government）和“全国最高政府”（National Supreme Government）的区别，就是古弗尼尔·莫里斯解释的，威尔逊则几乎一直和麦迪逊并肩作战。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内部意见也比较统一，八名代表都坚持到底，并在宪法上签名。制宪会议后，宾夕法尼亚第一个举行代表选举，第一个召开批准会议。如果不是特拉华抢先一步，宾夕法尼亚就是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

不过宪法的批准在宾夕法尼亚并不顺利，而且实际上是一场尖锐的党派斗争。结果是赞成宪法的战胜了反对宪法的。威尔逊在邦议会慷慨陈词，说反对宪法的人是自私的。他们满脑子想的不是邦的自由，而是自己的财富。反对派的处境却很不利，报纸甚至拒绝刊登他们的言论。反对派见大势已去，便拒不出席会议，想让会议达不到法定人数，结果却被拥护宪法的市民“绑架”到场。最后，批准联邦宪法的动议被代表大会以四十六比二十三通过。

新泽西第三个批准联邦宪法。新泽西是由两个殖民地合并而成的。一个东泽西，一个西泽西，合起来就叫新泽西。东西两部分在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东部比较激进，联邦党人多。西部相对保守，反联邦党人比较多。不过反联邦党人最终还是对宪法投了赞成票。原因主要是反联邦党人意识到，由于缺乏港湾，只得依赖纽约和费城的港口，而纽约不断提高关税，又几乎使该邦无利可图。新宪法却可以使十三个邦的经济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沉重的债务也可以转嫁给联邦政府。经济利益是比政治原则更现实的东西，老百姓可不听你们夸夸其谈，反联邦党人被迫做出让步。在布瑞利（他曾在制宪会议上和佩特森并肩作战）的主持下，新泽西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三十八比零）批准宪法议案，时间是1787年12月18日，只比宾夕法尼亚晚六天。

第四个批准联邦宪法的是佐治亚。作为排名倒数第三的南方小邦，佐治亚充满矛盾。它一方面有着很大的领土野心，另一方面又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西班牙在南面的佛罗里达半岛盘踞，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则与之作战多年。这使佐治亚邦政府财政几乎陷入绝境。一个邦，如果又弱小又贫穷，一身是债、还不安全，又想增加土地，除了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佐治亚代表团在制宪会议上，几乎从不加入邦权主义的大合唱，反倒每每支持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方案，只要不反对它们买卖和使用奴隶就行。1788年1月2日，佐治亚批准联邦宪法，而且也是全票通过（二十六比零）。

7天以后，即1788年1月9日，康涅狄格成为第五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康涅狄格代表团在制宪会议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该邦的政治精英则多为联邦党人，舆论也站在他们一边（仅有五篇反对的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出现）。原因之一是征税权给予联邦政府后，各邦的税务负担将是均等的，康涅狄格在竞争中将不再处于不利地位，还能确保社会稳定。于是康涅狄格以压倒优势批准了宪法（一百二十八比四十）。

马萨诸塞批准联邦宪法是在1788年2月7日，比特拉华整整晚了两个月。马萨诸塞虽然是个大邦，但它的财政在邦联中是最糟糕的，不仅有国债，在独立战争中还拖欠了大笔的邦债。正是债务引起的问题，导致了1786年的谢斯起义；而这场起义，则又是召开制宪会议和建立总体政府的理由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萨诸塞最应该批准宪法。问题在于，马萨诸塞反对派的力量太强。他们的领袖，一个是塞缪尔·亚当斯，一个是约翰·汉考克，再加上一个在制宪会议上拒绝签名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实非联邦党人所能对付。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过字的（约翰·汉考克还担任过大陆会议主席）。而且，在这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的马萨诸塞人，也就他们三个。其中塞缪尔·亚当斯更是非比寻常。他是公认的“美国革命之父”（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的列宁”），1764年起就开始闹革命了。殖民地人民反印花税法的斗争，就是他号召和领导的，格里则是他的追随者。我们前面说过，马萨诸塞是美国独立思想发源地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塞缪尔·亚当斯则是马萨诸塞的革命领袖。这样一个人反对宪法，这可如何是好？

好在反对派最后也认识到，在规范贸易、组织防御方面，邦是无法与一个联合的国家相抗衡的。何况马萨诸塞的情况实在欠佳，也硬不起来。6月29日，戈勒姆在制宪会议上劝说小邦不要只顾反对。联盟决裂，对谁都没有好处。比如特拉华，难道就不会受宾夕法尼亚的摆布？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马上就顶了回去，说特拉华如果和马萨诸塞做邻居，倒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特拉华一直享受着平静嘛！里德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马萨诸塞发生了谢斯起义，而特拉华没有。

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邦，其实并没有多少本钱硬撑下去。但他们希望最好既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各邦又能独立自由。于是，塞缪尔·亚当斯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支持宪法，但敦促修改。联邦党人也同意在新宪法正式运行后增加《权利法案》。达成妥协后，马萨诸塞以一百八十七比一百六十八的微弱优势批准了宪法。

马里兰的批准原本应该是有些麻烦的。因为坚持反对宪法的“四大金刚”（耶茨、兰辛、默瑟、路德·马丁）有两个在马里兰。默瑟和路德·马丁分别于8月18日和9月4日拂袖而去，回到马里兰也大唱反调，成为马里兰的反对派领袖（另一位反对派领袖是蔡斯）。但马里兰的大多数人却意识到，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联盟中，马里兰才能获得均等的庇护和机会，并成为地区贸易的中心和南北方在大陆经济扩张中的重要纽带。结果，马里兰以六十三比十一的压倒多数批准了宪法，时间是1788年4月28日。

和其他邦不一样，南卡罗来纳人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他们的“固定资产”── 奴隶。在这个问题上，制宪会议是有妥协的。一是规定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禁止各邦自认为“应该入境的人”入境，实际上是默许了奴隶贸易。二是同意每个奴隶按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人口，使蓄奴邦比不蓄奴邦获得了更多的人均政治代表权。这就让南卡罗来纳代表团觉得自己不辱使命，甚至占了便宜，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回报。于是代表们回到南卡罗来纳，便大讲宪法的好话。赞成宪法的人还安慰那些心存疑虑的人说，尽管国会可能在二十一年后禁止奴隶贸易，但到时候是否当真如此，也未可知，不如先同意了再说。何况即便政府禁止进口奴隶，也不要紧。有二十年的进口，加上奴隶的自然增长，数量很是可观，况且还会有国内的奴隶从北方流入。所以，尽管新政府对我们的“固定资产”保护不充分，但与宪法将提供的众多利益相比，那又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南卡罗来纳几乎所有的实力阶层都站在联邦党人一边，宪法以一百四十九比七十三的极大优势被批准，时间是1788年5月23日。

一个月后，即6月21日，新罕布什尔成为第九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新罕布什尔是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作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新罕布什尔人担心政府对宗教的忽视会破坏宗教信仰的道德基础。联邦党人看出问题所在，提出增加《权利法案》以为安抚性措施，使一些代表也改变了反对的初衷。在五个反对派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新罕布什尔以五十七比四十六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宪法。

千呼万唤始出来

新罕布什尔的加盟，使批准联邦宪法的邦达到了法定的多数（九个）。问题是这九个邦数量不少，分量不重。除宾夕法尼亚以外，马萨诸塞债台高筑，康涅狄格规模有限，马里兰我行我素，南卡罗来纳自顾不暇，新泽西、特拉华、佐治亚、新罕布什尔都是小邦（五个小邦四个加盟，看来新宪法还真是对小邦有利）。单靠这九个邦组成联邦，不但成不了什么气候，国土也不像样子，──纽约被撇到了一边，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之间，又被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隔断。

何况剩下的四个邦也非同寻常。罗德岛也许无足轻重，北卡罗来纳却是人口和土地排名第三的大邦。弗吉尼亚和纽约在邦联中更是地位特殊。这两个邦和宾夕法尼亚，不但是合众国的地理中心，更是它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没有这两个邦的加入，联邦仍是空中楼阁，宪法仍是一纸具文。看来，千里之途半九百，这话一点也不假。

不过，前面说的那九个邦批准宪法以后，剩下的四个邦就比较被动了。何况这九个邦的批准，基本上不太勉强。特拉华、新泽西、佐治亚是全票通过，康涅狄格、马里兰是压倒优势批准，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的表决成绩也不错，一个是四十六比二十三，一个是一百四十九比七十三，以微弱多数通过的只有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宪法还是受欢迎的，尽管有人认为它只不过受到小邦的欢迎。

现在，就看弗吉尼亚和纽约的了。

前面讲过，弗吉尼亚是当时美利坚邦联中的头号“超级大国”，人口第一，土地面积第二，历史最悠久。不但长期以来是南部联盟的领袖，也是十三个邦的带头人。这次制宪会议便正是弗吉尼亚倡议召开的。现在，带头的反倒成了拖后腿的，这种尴尬真不好说。

但是弗吉尼亚内部的斗争却很激烈。反对派领袖，主要是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以及在制宪会议上拒绝签名的梅森。理查德·亨利·李的情况我们在第二章“疑云重重”之“始作俑者”一节中讲过了，也是一个老革命，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都签过名。帕特里克·亨利更是来头不小。如果说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是“美国革命之父”，那么，帕特里克·亨利便是“美国革命之舌”。1775年春，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发表流芳百世的演说，要求议会立即批准建立民兵。帕特里克·亨利说，兵器的轰鸣即将伴随阵阵北风传到我们的耳边，我们的兄弟此刻已经开赴战场，我们岂可在此袖手旁观坐视不管？武装起来的三百万军民，将为自由而战斗。因为对我们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帕特里克·亨利发表这篇演说是在3月23日，实际离独立战争的正式打响（4月19日）还有将近一个月。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先驱”。此刻他带头反对宪法，又有理查德·亨利·李和梅森助阵，自然攻势凌厉。联邦党人本来力量不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华盛顿又没有参加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麦迪逊孤军奋战与之周旋，并不容易。

最后也只能晓之以利害关系。弗吉尼亚最为担心的，是北方联盟借由联邦政府损害南方的利益。这一点麦迪逊其实早有考虑。他反对“康涅狄格妥协案”，就是因为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北方已经占了优势。如果参议院再实行各邦平等表决制，北方的优势就太大了。所以他主张两院实行比例制，但第一院只算自由人，第二院把奴隶也算上，而且算百分之百。这样，南北双方就各在一院占优势了。何况，北方占优势是在众议院，南方占优势却是在参议院，南方更占便宜些。至于弗吉尼亚，则是在参众两院都可以占优势的。

麦迪逊打的是如意算盘，最后的结果却使他的美梦落空。按照现在这个方案，北方八个邦在众议院共有三十六席，南方五个邦则只有二十九席。参议院每个邦两席，则北方十六席，南方十席。两院都是北方占优势。弗吉尼亚虽然在众议院席位最多（十席），却不能“控股”，帮不了南方四个“小兄弟”。当然，南方五邦也有利害冲突。比方说，弗吉尼亚是当时最大的蓄奴邦，马里兰的奴隶也不少。奴隶人口再生率很高，这两个邦都需要把过剩的奴隶转卖到南部蓄奴邦（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所以它们都要求取消海外奴隶贸易，但对彻底废除奴隶制兴趣不大。怒斥奴隶制的都是北方代表，比如新泽西的佩特森、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和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为了控制和制裁南方，古弗尼尔·莫里斯还不得不面对现实，转而支持第二院席位平等的“邪恶原则”。

南方各邦在参众两院都处于劣势，作为南方联盟领袖的弗吉尼亚当然要拒绝批准宪法。为此，麦迪逊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指出：在南北方的竞争中，西部将是一支平衡力量。因为邦联议会在费城制宪会议开到一半时通过了《西北法令》，西部将出现许多新的State（州）。新州的感情和特征是倾向于弗吉尼亚的。总统因为在选举中需要依靠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必定会给南方与西部额外的保护，何况最有望成为首任总统的正是弗吉尼亚人华盛顿？

麦迪逊的工作说服了一部分人，伦道夫的反戈一击则帮了他大忙。伦道夫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大家都把他看作反对派。不料给帕特里克·亨利当头一棒的，正是伦道夫。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一开始，帕特里克·亨利便发起进攻，指出费城会议无权制宪，还责问宪法为什么用“我们合众国人民”的名义，不用“我们十三个邦”的名义。伦道夫却紧接着发言，说费城会议确实越权，但除此没有别的出路。他还说，用“我们合众国人民”的名义有什么不好？新政府难道不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伦道夫的态度使许多人目瞪口呆。事后有人说这是因为华盛顿收买了伦道夫（事实上后来华盛顿也委任他为第一任联邦检察总长）。这事当然查无实据，但反对派也因此元气大伤，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通过修改以求得额外的保护。结果，在联邦党人答应增加《权利法案》的前提下，1788年6月26日，弗吉尼亚以八十九比七十九的多数批准宪法。7月2日，邦联议会主席塞鲁斯·格里芬（弗吉尼亚人）宣布宪法生效，并同时启动政权移交程序。

消息传来，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在纽约遭到最激烈的反对。我们前面说过，纽约是除罗德岛以外最反对费城会议的一个邦。后来虽然极不情愿地派了代表，行政官签署的授权书落款日期却是“纽约独立第11年5月9日”，意思再清楚不过。派去的三个代表，两个专门唱反调，最后一走了之，回来以后自然也不会唱赞歌。这两个代表，一位是纽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耶茨），一位是纽约首府奥本尼市的市长（兰辛），再加上那位行政长官乔治·克林顿（他也是这次纽约代表大会的主席），“小字辈”汉密尔顿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就算和邦联外交部长约翰·杰伊联手怕也不行。汉密尔顿自己也说，反对派占有三分之二的优势，联邦党人则只有十九人，几乎是败定了。

汉密尔顿他们决定采取“拖刀计”，先拖延一段时间再说。于是他们提出由该邦的所有成年男子参加批准会议的选举，而且不设财产资格的限制。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788年6月17日，批准宪法的邦已经有八个了，纽约的代表大会才开幕。会议开始后，又由罗伯特·利文斯顿提出动议，要求对宪法进行逐条讨论。目的也有两个：一是让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先通过宪法；二是会期一长，乡村的反对派代表就会提前离开。

但是，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批准宪法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联邦党人就不拖了，要求立即做出决定。他们还同时准备了两手：一是建议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修改目前通过的宪法，这是安抚反对派的；二是警告反对派，如果宪法不能获得批准，由联邦党人控制的纽约市将单独加入联邦。拥护宪法的纽约市人民甚至在7月23日举行了庆祝宪法胜利的大游行（因为这时已有十个邦批准）。游行者特地做了一条装有轮子的胜利大船，在百老汇大街上招摇过市，而船名就叫“汉密尔顿号”。

这下反对派顶不住了。7月26日，纽约代表大会以三十比二十七的微弱多数批准宪法。同年11月，批准宪法的各州开始选举联邦议员和总统选举人。次年（1789年）2月4日，开始选举总统。3月3日傍晚，纽约民兵在位于曼哈顿南端的炮台鸣放礼炮，向旧的邦联体制告别。次日（3月4日），纽约全市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和隆隆的礼炮声一起，宣告新宪法的正式生效和新国家的正式诞生。

现在负隅顽抗的只剩下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不过这两个邦也真有个性。北卡罗来纳始终坚持先增加《权利法案》后批准宪法，并以一百八十四比八十三的压倒多数决定推迟批准，同时宣布无限期休会。直到1789年第一届国会通过《权利法案》并发送到各州，北卡罗来纳才在当年11月批准了宪法。

罗德岛的批准一直拖到1790年5月，而且不折不扣地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一方面联邦参议院通过了联合制裁法案，禁止罗德岛与合众国的海上和陆地贸易往来，还要求该邦限期偿还国债；另一方面联邦党人控制的普罗维登斯、纽波特和其他海滨城镇的商人也表示，如果再不批准宪法，他们将脱离该邦。罗德岛这才在反对派代表严重缺席的情况下，以三十四比三十二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联邦宪法，成为最后一个加入联邦的state，时间是1790年5月29日（以上过程及原因请参看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

活着的宪法

新宪法生效了。但这种生效，正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也就是说，批准是有条件的。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弗吉尼亚等都要求新宪法正式运行后增加《权利法案》。这些条件是附在通过联邦宪法的决议上的，是不能不还的“立法债”。北卡罗来纳更是坚持先增加《权利法案》后批准宪法。何况这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见。很多人都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不满。1776年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对宪法击节叫好，赞不绝口，但同时也表示他决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权利法案》的宪法。他甚至鼓励各邦以此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条件。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宪法的这一缺陷。我们知道，拉法耶特侯爵是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他的话，当然分量不轻。

实际上麦迪逊和华盛顿早就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格里、梅森、伦道夫三个人拒绝签名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意识到了。9月15日，格里在最后发言中坦陈他不同意宪法草案的理由，共有八条。然后他说，这些问题都可以让步，但是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可惜，当时一部分人太急于求成，另一部分人又疲惫不堪，大家都想早点把事情做完了事，硬是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条款。

现在看来，这种忽略当然很不应该。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人权。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这就是美国的革命精神，也是美国的建国理念。那么，草拟宪法的时候，怎么能没有《权利法案》？

于是，当第一届国会在1789年4月开始工作后，制定《权利条款》就成了它的首要议题。新任总统华盛顿，也写信表示他将支持国会制定这一法案。6月8日，麦迪逊向众议院提出了他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的议案，共十二条。他的意思，本来是要把这些法案编进宪法正文，但舍曼等人反对。经过辩论，最后决定采取“修正案”（Amendments）的方式补入。结果，联邦宪法生效没多久，就有了自己的修正案。

根据《联邦宪法》第五条，参众两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还要再由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才能生效。1789年9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增加十二条宪法修正案的决议。从这年11月20日起，新泽西、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特拉华、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德岛、佛蒙特、弗吉尼亚在三年内相继批准其中的后十条。这样，到1791年12月15日，共有十一个州批准（佐治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都拖到1939年），超过当时十四个州的四分之三，被批准的十条法案正式成为《联邦宪法》的组成部分。

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这十条宪法修正案，因为都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因此叫《公民权利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条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一条，因为是以“不得立法”为关键词的，所以也叫“不得立法条款”。

很显然，这一条，是冲着国会来的。也就是说，修正案的制定者们首先要提防的“嫌疑犯”就是国会。道理就不用多讲了，前面已讲过多次。做法也不新鲜，宪法正文中就有。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下面一款即第十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几乎是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制宪会议讨论这两条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通过了。这说明大家对国会滥用权力都是小心提防的。

但人民还是不满意，因为权力的滥用实在防不胜防。何况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为行使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的种种权力”，联邦议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这一条款通常被称为“必要和适当条款”。制定这一条款，当然是“必要和适当”的。但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却最让人不放心。什么叫做“必要”？什么叫做“适当”？这个“必要和适当”又归谁说了算？到了国会想要制定某项法律的时候，难道还会是“不必要”或者“不适当”的？

这就必须把丑话说到前头，把人民认为最不能侵犯的权利确定下来，免得到时候国会以“必要和适当”为借口任意侵犯。也就是说，用“不得立法条款”来制衡“必要和适当条款”。这样一来，不但被人民授权的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通常被看作民意机关的国会也要受到限制。别看建国之初的美国人不过是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在根本问题上他们是不会打马虎眼的。他们很清楚，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群众，或者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绝对可靠。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法治和宪政。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 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比方说，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

于是，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的美国人民，又为自己的权利架起了第四道防火墙。我们知道，在立法问题上，《联邦宪法》原本已经设计了三道防火墙：两院分开立法一道，总统立法复审一道，法院司法复决又一道。那么，这第四道究竟有什么必要，是不是多此一举？显然不是。因为《公民权利法案》要保障的东西，是前面三道防火墙保障不了的。《公民权利法案》要保障的是什么呢？只要认真读读那短短十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公民的权利”，不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并不等于公民的权利，尽管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但正因为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所以，人民的权利是整体性的，公民的权利却是分散的，属于每个个人的。整体的权利并不难得到保障。因为总统毕竟在名义上是人民选举的，议会在理论上也是“民意机关”。他们不大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侵犯作为集体的人民的权利。即便个别人立法失误，也还有三道防火墙，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公民的权利就难讲了。立法机关作为“人民代表”，完全有可能以人民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公民个人的权利，比方说要求局部服从整体等等。这就不能不防了。没错，局部是要服从整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公民有时（比如战时）也要牺牲个人利益。而且，为了获得公民权，个人也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但必须讲清楚：第一，权利不等于利益。利益可以牺牲，权利则未必。第二，权利的让渡要有一条底线。也就是说，有些权利是不可让渡的，比如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如何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国家和政府不能因为公民不行使这些权利而予以剥夺。比方说，如果有人愿意公开他的隐私，这是他的自由，你不能因此就剥夺他的隐私权。西哲有云：“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在这里正好用得着。

附在《联邦宪法》正文后面的《公民权利法案》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它明确规定了那些权利是属于每个公民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破房子”。这些“破房子”也许微不足道、并不起眼，但有了它，作为个人的公民才有了安全感。他们也才有可能在法律的保护下，真正享有《独立宣言》宣布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知道，《独立宣言》的发表日是被看作美利坚合众国生日的。那么，《公民权利法案》的批准日，就至少应该看作这个国家种“卡介苗”的那一天。

当然，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1791年12月15日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的美国，也并没有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真正做到每个人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妇女的权利、黑人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还有其他许多权利，都还要靠斗争去争取。但我们要记住，在这些斗争中，《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正是他们争取权利的思想武器和谈判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和贡献决不小于麦迪逊。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我们知道，这部宪法自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后，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有着二十七条修正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修正案，才既弥补了宪法的缺陷，又不至于因频繁修宪而动摇国本，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实上，这部宪法的生命大大超过了当初的预期，为制宪领袖们始料不及（华盛顿就认为至多能维持二十年）。当然，它留下的余音和余波，也不止绕梁三日，或者转瞬即逝。

余音与余波

宪法生效以后，联邦政府开始建立并运作。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联邦大厅宣誓就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先期到达临时首都纽约的当选副总统亚当斯，坚持开国总统应有欧洲君主的礼仪，想出种种称呼请华盛顿选择，华盛顿却回答说“就叫总统先生（Mr. President）”。其实，制宪会议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方案是称为“阁下”，所有代表也都同意。但后来这一条款在定稿时被删除。华盛顿一言九鼎，美国总统从此叫“先生”，不叫“阁下”，更不叫“陛下”。

然而，尽管华盛顿如此低调，他还是被尊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同样，参加制宪会议的其他五十四名代表，也被尊为合众国的“国父”。不过当时这些先生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国父感”，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感恩戴德，付以巨额报酬。相反，如麦迪逊、兰登，还是靠借债度日或者自掏腰包来参加会议。他们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和代表的义务。所以，制宪会议以后，他们就一哄而散，各奔前程了。没有人考虑趁机给自己在政府里占个“位子”，有的甚至拒绝或不谋求到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做官，比如耶茨、兰辛、迪金森、罗伯特·莫里斯、路德·马丁、戈勒姆、梅森、威思、麦克朗、米夫林、胡斯顿。

这些“国父”当中很有一些人下场悲惨，晚景凄凉。1789年，华盛顿当选总统，提名罗伯特·莫里斯担任财政部长，被他谢绝，宁愿去从事土地贸易。1798年，罗伯特·莫里斯投机失败破产，被投进费城的债徒监狱，1801年《破产法》通过后才获释。最后，这位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三份伟大文件上都签过字的老革命，只能在穷愁潦倒中度过晚年，而且据说无人能够弄清他到底有多少债务。

和罗伯特·莫里斯命运相同的，还有担任过制宪会议全体委员会主席的戈勒姆。戈勒姆也是不肯从政而要经商，最后资不抵债，五十八岁时死于穷愁之中。在制宪会议期间表现突出的威尔逊则从政、经商两不顺。新政府成立以后，他想当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华盛顿只任命他为六名大法官之一，结果还险遭弹劾。后来从事土地投机，又连连失利。因为担心负债被捕，威尔逊从费城逃到新泽西，1798年又逃到北卡罗来纳，精神已严重崩溃，三个月后不治身亡，终年五十六岁。

宪法的最后定稿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制宪会议以后投身商业，1789年去了法国，在欧洲滞留十年之久，其间奉华盛顿之命，担任过驻英代表和驻法大使。回国以后，古弗尼尔·莫里斯定居纽约，并和自己的女管家南雪结婚。这位南雪在当时被认为是个“坏女人”，因为她被怀疑与人私通并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后来又谋杀了自己的主人理查德·伦道夫。然而六十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却对自己能娶这个三十岁的女人为妻感到满意，还说他之所以长期单身就是要找一个“爱老人的好女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这个女人的照顾下安度晚年，同时也并没有忘记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在制宪会议上的盟友麦迪逊。顺便说一句，在南雪谋杀私生子一案中为之辩护的律师，就是后来在“马布利诉麦迪逊”一案中作司法裁决的约翰·马歇尔，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制宪会议后参加了联邦政府工作的代表也很不少。担任了第一届联邦众议员的有戴顿（新泽西）、卡罗尔（马里兰）、菲茨西蒙斯（宾夕法尼亚）、克莱默（宾夕法尼亚）、吉尔曼（新罕布什尔）和麦迪逊。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员的有巴特勒（南卡罗来纳）、巴塞特（特拉华）、约翰逊（康涅狄格）、斯特朗（马萨诸塞）、格里（马萨诸塞）、兰登（新罕布什尔）、菲尤（佐治亚）。康涅狄格的舍曼先担任联邦众议员，后担任联邦参议员，在参议员任上去世。佐治亚的鲍德温先是担任联邦众议员十年，后来又担任联邦参议员八年。佩特森（新泽西）和埃尔斯沃思（康涅狄格）都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后来又都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埃尔斯沃思还担任了首席大法官。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是汉密尔顿的盟友约翰·杰伊，第二任是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拉特利奇（他也是首批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第三任就是埃尔斯沃思。1800年埃尔斯沃思因病辞职，接替他的就是约翰·马歇尔。另外，新泽西的布瑞利和特拉华的贝德福德，也都在1789年担任了联邦地区法官。

麦迪逊原本是想当联邦参议员的，可惜弗吉尼亚议会偏不选他。他只好回家乡选区，和自己未来的总统接班人门罗争夺联邦众议员席位。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则担任了联邦第一任财政部长。这个职务，华盛顿原本是想请罗伯特·莫里斯担任的，但罗伯特·莫里斯说，要解决联邦财政危机，非汉密尔顿不可。于是汉密尔顿走马上任，大显身手。那时政府的组成人员不多，均为一时之选。陆军部长是独立战争时期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检察总长是我们熟悉的埃德蒙·伦道夫，副总统和国务卿，则是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

这又是两个堪称开国领袖的人物，虽然他们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却分别是《权利宣言》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起草《权利宣言》的是亚当斯，时间是在1774年。起草《独立宣言》的是杰斐逊，时间是在1776年。这年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理查德·亨利·李（就是后来带头在弗吉尼亚反对批准联邦宪法的那位老兄）和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兄弟（即后来带头在马萨诸塞唱反调的“美国革命之父”塞缪尔·亚当斯和现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商量后，向第二次大陆会议提出了宣布“联合殖民地”独立的议案。为此，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这五个人是：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纽约的罗伯特·利文斯顿、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其中最有写作能力的是亚当斯和杰斐逊。但亚当斯要杰斐逊执笔，说“你的文笔比我好十倍”。于是杰斐逊成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这样两个人，应该说是情同手足的了。可是他们进入政府后，却逐渐分道扬镳，最后反目成仇。先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不和，华盛顿又多半站在汉密尔顿一边，于是杰斐逊一气之下掼了乌纱帽。后来，政界出现党争，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成为联邦党人，杰斐逊和麦迪逊成为共和党人（民主共和党，和现在那个共和党没关系），所以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也成为政敌。1792年，华盛顿连任总统，共和党推出当年反对批准宪法的纽约行政长官乔治·克林顿和亚当斯竞争副总统，结果亚当斯胜出。1796年，华盛顿不当总统了，共和党推出杰斐逊和亚当斯竞争总统。结果亚当斯得七十一票，杰斐逊得六十八票，亚当斯当总统，杰斐逊当副总统。1800年，美国第四次大选，杰斐逊以七十三比六十五的多数把亚当斯赶下台。

这次大选，不但杰斐逊和亚当斯两个老朋友翻脸，共和党内部，杰斐逊和他的搭档伯尔也窝里斗。最后还是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帮忙，杰斐逊才以多数胜出，结果害得汉密尔顿死于非命（参见本书第六章“严防死守”之“防官如贼”一节）。顺便说一句，制宪代表中死于非命的还有一位斯佩特先生（北卡罗来纳）。他是和联邦党人约翰·斯坦利决斗时饮弹身亡的，时年四十四岁。再顺便说一句，伯尔击毙汉密尔顿后逃往西部，与外国勾结，很可能有叛国行为，结果被杰斐逊送上法庭。把伯尔救出来的辩护律师，便是在制宪会议上专门唱反调的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主审法官则是约翰·马歇尔）。这位马丁先生很办了些有名的案子，但嗜酒过度，晚年颇为潦倒，伯尔还曾给过他一点小小的接济。

1800年和亚当斯一起与杰斐逊、伯尔竞选的是南卡罗来纳的制宪代表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即平克尼将军。这位平克尼将军也挺有意思。联邦政府成立后，华盛顿先后提名他当陆军司令、最高法院法官、陆军部长、国务卿，他都谢绝了。亚当斯请他当驻法大使，则欣然从命，却又被法国政府拒绝。1800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败于杰斐逊、伯尔后，1804年又作为总统候选人挑战杰斐逊，又以十四比一百六十二败北。到1808年第六次大选，平克尼将军再次作为联邦党总统候选人出山，再次以四十七比一百二十二败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迪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成了总统竞选的“常败将军”。

1812年第七次大选，联邦党不推平克尼将军做总统候选人了，改请乔治·克林顿出山，副总统候选人则是宾夕法尼亚制宪代表英格索尔。共和党这边，总统候选人是麦迪逊，副总统候选人是二十五年前在制宪会议上坚决反对设立副总统的马萨诸塞制宪代表格里。结果麦迪逊和格里胜，但格里只当了一两年副总统就在去参议院的路上中风身亡。1816年，联邦党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推出马萨诸塞制宪代表鲁弗斯·金为总统候选人，结果以三十四比一百八十三败于麦迪逊的接班人门罗。鲁弗斯·金在1804年和1808年都当过副总统候选人，支持平克尼将军竞选总统，两人都一败涂地。看来，制宪代表中唯独华盛顿和麦迪逊有“总统命”（均连任两届），其他人“官运”都不怎么好。顺便再说一句，麦迪逊和华盛顿一样，都是娶生了孩子的寡妇为妻。顺便再说一句，麦迪逊也是制宪代表中最后去世的一位，时间是1836年6月27日，享年八十六岁，可谓寿终正寝。麦迪逊留下遗嘱，希望将他在制宪会议期间的笔记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

二百多年过去了，所有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都早已作古，但《联邦宪法》作为他们的集体政治遗嘱，却获得越来越巨大的力量和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它甚至已成为美国的第二部《圣经》── 世俗的《圣经》，也成为后来许多国家立宪、制宪的参照物。这，大约是可以告慰那些在天之灵的吧！

余论
原则与妥协

读完美国宪法诞生的这段历史，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她不是先建国后制宪（夺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颁布宪法），而是先制宪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然后依照宪法建立国家体制），至少也是制宪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即建国过程。当然，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这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却只是从原来附属于其中的那个国家里独立出来，并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国家。路德·马丁6月19日在制宪会议上说，脱离了大不列颠以后，他们就回到自然状态去了，只不过结成邦联而已。这个说法虽然遭到威尔逊的批驳，其实却是事实。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只不过是十三个各自为政的“半国家”和“准国家”的松散联盟，而且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则几乎样样没有。《独立宣言》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并没有把这个国家真正缔造出来。

使这些“半国家”和“准国家”联合成为真正国家的，是《联邦宪法》。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和大法官，都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把十三个state看成一个统一国家，承认自己是这个统一国家公民的观念，也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此前则只有“美利坚人”的民族概念，也只有“特拉华公民”或“弗吉尼亚公民”的公民概念，没有“美国公民”这个概念。可以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事实上的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华盛顿一个人称为“美国国父”就极为不妥了。不但“国父”这个词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缔造者”），就算准确，“国父”也应该是《联邦宪法》。或者说，“父亲”是《联邦宪法》，“教父”是《邦联条例》（为合众国命名），“上帝”是《独立宣言》（赋予建国理念和精神）。开国领袖们是通过这三个文件来缔造国家的。

同样，“联邦宪法之父”也不是麦迪逊一个，而是所有为制定和批准宪法作出了贡献的人，包括华盛顿、威尔逊、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鲁弗斯·金、戈勒姆这些“制宪积极分子”，也包括多次发表不同意见、最后却签名支持宪法的舍曼、佩特森、布瑞利、贝德福德；包括以其政治智慧使制宪会议转危为安的富兰克林、迪金森、约翰逊、埃尔斯沃思，也包括最后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名的格里、梅森、伦道夫；包括虽然维护本邦利益却也积极促成宪法的里德、布朗、戴维、巴特勒、平克尼、拉特利奇，也包括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耶茨、兰辛、默瑟、路德·马丁，甚至包括反对批准宪法的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乔治·克林顿，等等。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反对派（包括批准过程中的反对派），《联邦宪法》不可能那么完善，宪法修正案也不可能诞生。所以，上述所有这些人都是“宪法之父”。他们，还有那些起草、签署了《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人，也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这些“国父”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领袖，就像他们的会场一点都不庄严神圣。他们没有撰写过《建国方略》之类的伟大著作，也提不出什么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除了多少还能使用诸如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公民权利等有限的几个词汇，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政治理论、远大理想、主义主张，更谈不上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对制宪会议能不能成事底气不足，还有人干脆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管投票，滔滔不绝讲个没完的也主要是在讨价还价。这样一伙人，居然能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制定出来以后还能维持二百多年不变，这真是个奇迹。

现在看来，事情可能好就好在这些领袖当时都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联邦宪法》就是“有话好好说”商量出来的结果。能够商量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不指望完美。这些简单、朴素、实在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所以他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富兰克林的说法：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会有瑕疵的。

这种务实的态度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开国领袖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事情会是怎么样。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固执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唇枪舌剑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家与人民于水火。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这才能达成妥协，也才能完成制宪。事实上，妥协的结果并不坏。至少，在参众两院席位分配问题上的妥协，就不但使联邦宪法得以成立，联邦政府得以建构，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已被实践证明更符合权力制衡原则，也更能体现共和精神和宪政精神。可见妥协并不一定消极，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相反，制宪代表们都是一些责任感很强的人。想想梅森的话吧！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作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想想格里的话吧！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时，大家都像兄弟，共同属于一个家庭，事先应该随身带来政治家谈判的精神。再想想伦道夫的话吧！他说当务之急是形势紧迫，挽救共和国的命运已刻不容缓。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解决办法，就辜负了人民的委托。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制定宪法，实施建国，千万不要错过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这三位，都是最后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实际上却对制宪会议和联邦宪法一往情深。正是他们，给我们描述出本次会议政治妥协的原则底线。

这个底线有三条：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可以说，正是这三条原则，决定了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最后妥协。因为如果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行妥协，就无法实现最高目的和坚持最高原则。唯其如此，制宪会议才阴云与曙光同在，妥协与原则共存。王希先生有一本研究美国宪法精神与实践的著作，书名就叫《原则与妥协》（北京大学2000年版），是非常准确和到位的。

这三条底线是大多数制宪代表的。为了守住这三条底线和这三项原则，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个人观点，接受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并在宪法上签名。佩特森和迪金森还特地赶回来或委托别人替自己签字。但在梅森等人那里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尽管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决不能因此而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梅森他们看来，这是比前面三条底线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因为《独立宣言》说得非常清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当打算组织政府的人要从人民那里获得授权时，也就是说，当他们要从人民和公民那里拿走部分权力的时候，必须事先保证，他们拿走这些权力，只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还必须保证，有些权利和权力，是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剥夺和拿走的，这就是“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还有公民和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包括避免、揭露、防止、抵制政府作恶的权力。这是衡量一部宪法和一个政府好坏的第一标准。缺少这样一条比前面三条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宪法就是不可接受的。这正是梅森等人拒绝签字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反对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得到解决。《联邦宪法》这才站住了脚，才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才开始成为美国人民世俗的《圣经》。看来，有些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美国人的底线就很简单，只不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几个字。即便展开来，也不过这样一些内容：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

然而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却是他们的生命线和命根子。在他们看来，如果宪法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就宁愿不要宪法，也不要什么美利坚合众国。所以，简单的东西未必简单。而且，唯其简单，才是真理；也唯其简单，才可坚持。真理从来就不是什么天花乱坠或者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应该是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能掌握的。同样，唯其简单，才是底线；也唯其简单，才可坚守。底线弄复杂了，就弄不清，也守不住，最后只能是不再成其为底线，或者不再有底线。相反，如果底线简单朴素，大家都明白，也都能守住，剩下的事情也就都好商量，都可以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和调整。即便有错误，有瑕疵，也顶多只是走些弯路，惹些麻烦，不至于动摇根本，酿成大祸。

看来，我们实在应该庆幸当年制定《联邦宪法》的那些“建国之父”，不过是些“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正因为他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理论”，反倒比他们有文化的同胞（英国人）和有理论的朋友（法国人）干得更出色。当然，我们更应该庆幸，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和理论，却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十分敏感和执着。否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受到万众拥戴的华盛顿就一定不会变成希特勒或者萨达姆。要知道，希特勒和华盛顿一样，也是通过选举上台，而且也是没有亲生子女的。

想到这些，二百多年前那艰难的一跃，留给我们的就不会只是一点日出印象了。

附录一
制宪会议进程与辩论纪要

第一阶段

讨论《弗吉尼亚方案》

- 5月25日，会议开始。

- 到会代表有：马萨诸塞鲁弗斯·金；纽约罗伯特·雅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新泽西戴维·布瑞利、威廉·丘吉尔·豪斯顿、威廉·佩特森；宾夕法尼亚罗伯特·莫里斯、托马斯·菲茨西蒙斯、詹姆斯·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雅各布·布朗；弗吉尼亚乔治·华盛顿、埃德蒙·伦道夫、约翰·布莱尔、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乔治·威思、詹姆斯·麦克朗；北卡罗来纳的亚历山大·马丁、威廉·理查森·戴维、理查德·多布斯、威廉森；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查尔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佐治亚威廉·菲尤，共二十九人。

- 选举乔治·华盛顿将军为大会主席。

- 选举杰克逊为秘书。

- 选举威思、汉密尔顿、查尔斯·平克尼为“开会规则委员会”委员。

- 5月28日，大会。

- 马萨诸塞的纳撒尼尔·戈勒姆、凯莱布·斯特朗；康涅狄格奥利弗·埃尔斯沃思；特拉华冈宁·贝德福德；马里兰詹姆斯·麦克亨利；宾夕法尼亚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克莱默、托马斯·米夫林、贾里德·英格索尔到会。因为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各有一人到会，马萨诸塞增加了两名代表，有表决权的邦由七个增至十个。

- 讨论并通过《开会规则》。

- 5月29日，大会。

- 特拉华的约翰·迪金森和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到会。

- 补充《开会规则》。

- 伦道夫揭开会议主题，提出《弗吉尼亚方案》。

- 决定采取全体委员会的方式进行讨论，并将《伦道夫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

- 南卡罗来纳代表查尔斯·平克尼提出制宪方案，但没有纳入讨论议程。

- 5月30日，大会。

- 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到会。

- 选举马萨诸塞的戈勒姆为全体委员会主席。

- 南卡罗来纳的科茨沃思·平克尼将军提出会议是否有权制宪的问题。

- 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解释“邦联最高政府”（Federal Supreme Government）和“全国最高政府”（National Supreme Government）的区别。

- 通过决议：应该建立一个由最高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政府。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六邦赞成，康涅狄格反对，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雅兹反对），新泽西和马里兰无投票记录。

- 这是本次会议做出的第一个政治决议。

- 麦迪逊提出改变邦联议会表决规则的动议，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强调该代表团不得同意改变每邦一票平等表决规则的授权。

- 5月31日，全体委员会。

- 佐治亚的威廉·皮尔斯到会。他的到会，使佐治亚有了表决权，也使有表决权的邦达到了十一个。

- 一致通过决议：全国议会由两院组成。

- 讨论“全国议会第一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康涅狄格的舍曼、马萨诸塞的格里、南卡罗来纳巴特勒反对，弗吉尼亚梅森、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赞成。通过该项决议。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赞成，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两邦反对，康涅狄格、特拉华两邦赞成反对各半，马里兰无投票记录。

- 南卡罗来纳代表巴特勒两次表示担心夺取邦权过多。

- 威尔逊认为两院都应由人民选举。

- 否决“第二院由各邦议会提名，第一院选举”。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三邦赞成，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七邦反对。

- 一致通过决议：将邦联议会的立法权全部移交全国议会。

- 通过决议：全国议会对各邦不可能单独立法的所有事务都有立法权。除康涅狄格赞成反对各半（舍曼反对，埃尔斯沃思赞成）外，九邦赞成。

- 一致通过全国立法机构拥有某些立法权和否决权的决议。

- 6月1日，全体委员会。

- 佐治亚的威廉·胡斯顿到会。由于马里兰的麦克亨利刚好在同一天离会，所以这时有表决权的邦又只有十个。

- 讨论行政官问题。主张将行政权委于一人的有：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约翰·拉特利奇；宾夕法尼亚威尔逊。弗吉尼亚的伦道夫反对。威尔逊主张行政官由人民选举，康涅狄格的舍曼主张由全国议会选举，拉特利奇建议由参议院选举。

- 6月2日，全体委员会。

- 康涅狄格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马里兰的托马斯·杰尼弗、纽约的约翰·兰辛到会。杰尼弗的到来，延续了马里兰的表决权，使有表决权的邦恢复到了十一个。

- 继续讨论行政官产生办法。马萨诸塞的格里反对全国议会选举，主张各邦议会选举。威尔逊提出“选举人”方式，但被否决，仅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两邦赞成。

- 通过决议：行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任期七年。八邦赞成，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反对，新泽西缺席。

- 富兰克林发表长篇书面讲话，提出担心新政府以君主制告终。

- 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作长篇发言，从共和的原理阐述保留邦权的必要性，提出至少在一院里保持各邦平等。

- 通过决议：行政官不得连任。康涅狄格和佐治亚反对，宾夕法尼亚赞成反对各半。

- 伦道夫提出行政官由三人担任。巴特勒反对。

- 6月4日，全体委员会。

- 通过决议：设立一人为全国行政官。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七邦赞成，纽约、特拉华、马里兰三邦反对，新泽西缺席。弗吉尼亚代表团内部分裂，华盛顿、麦迪逊、麦克朗赞成，伦道夫、布莱尔反对。威思赞成，但回家了；梅森反对，但不在会场。

- 讨论立法否决权问题，争论激烈。

- 梅森再次提出警惕君主制。

- 通过决议：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可以再否决。八邦赞成，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反对。此案由马萨诸塞的格里提出。

- 一致通过决议：设立全国司法部门，由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组成。

- 6月5日，全体委员会。

- 新泽西代表威廉·利文斯顿到会。

- 讨论全国司法部门产生方式。《弗吉尼亚方案》提出由全国议会选举。威尔逊反对，主张由行政官任命。拉特利奇反对威尔逊。富兰克林建议由律师选举。麦迪逊倾向于参议院选举。“由议会选举”的方案被否决。

- 通过决议：法官实行终身制。

- 通过关于从保留议会到全国政府过渡的决议。

- 讨论宪法批准方式。舍曼主张由各邦议会批准，麦迪逊主张由人民批准，格里反对由人民批准，和格里同一个邦（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反对由各邦议会批准。威尔逊趁机恐吓小邦，平克尼扬言九个邦先联合。此案搁置。

- 拉特利奇要求再议下级法院问题。会议决定不设立全国性下级法院。康涅狄格、新泽西、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五邦赞成，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四邦反对，马萨诸塞和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

- 威尔逊和麦迪逊提议，授权全国议会设立下级法院。反对前一提案的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赞成，赞成前一提案的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赞成，赞成反对各半的马萨诸塞变成赞成，纽约代表团依然赞成反对各半，只有康涅狄格和北卡罗来纳反对。八邦赞成，两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这一决议否定了前一决议。

- 6月6日，全体委员会。

- 南卡罗来纳代表查尔斯·平克尼重新提出第一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同一邦的拉特利奇附议。威尔逊和梅森反对，主张由人民选举；马萨诸塞的格里同意第一院由人民选举，但希望另一院改变选举办法；麦迪逊希望至少有一院由人民选举；迪金森主张一院由人民选举，另一院由各邦议会选举；舍曼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要废除还是保留邦政府；里德指责对邦政府的背叛太多，但他相信人民；平克尼将军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全国政府，同时又把相当份额的权力留给各邦。表决结果，八邦反对，康涅狄格、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三邦赞成，会议否决第一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的提案。

- 这一决议和5月31日的决议“全国议会第一院议员由人民选举”相一致，众议院产生方式已成定局。但参议院不能再由人民选举的倾向，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 威尔逊提议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决，麦迪逊附议，马萨诸塞的格里和鲁弗斯·金、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弗吉尼亚的梅森、特拉华迪金森反对。表决结果：八邦反对，康涅狄格、纽约、弗吉尼亚三邦赞成。会议否决威尔逊提案。

- 6月7日，全体委员会。

- 迪金森提议：第二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舍曼附议。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麦迪逊反对，格里、查尔斯·平克尼、梅森支持。里德（特拉华）提议由行政官任命，无人附议。格里总结参议员产生的四个方案：众议院选举、行政官任命、人民选举、各邦议会选举。他赞成第四种。迪金森把拟议中的全国政府比作太阳系，各邦比最行星，应让它们在自己的适当轨道上自由运行。威尔逊表示同意这一说法，但不相信行星会给太阳带来光和热。

- 表决结果：宾夕法尼亚一邦赞成，九邦反对，一邦无投票记录，会议否决威尔逊的提案。再次投票，十一邦全部赞成，通过决议：参议员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

- 6月8日，全体委员会。

- 查尔斯·平克尼提出全国议会应该有权否定他们认为不适当的各邦立法。麦迪逊附议，并认为是防止行星离心倾向的最好方式。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马萨诸塞的格里反对，认为是视各邦为奴隶。威尔逊阐述各邦让权之必须，认为这就像个人让渡自然权换取公民权。贝德福德怒斥大邦欺压小邦，认为这一切就是要剥夺小邦的平等表决权。表决时，特拉华的里德和迪金森支持平克尼和麦迪逊，贝德福德和巴塞特反对，弗吉尼亚内部伦道夫和梅森也反对。他们和麦迪逊的分歧已越来越多。

- 表决结果：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三邦赞成，七邦反对，一邦（特拉华）赞成反对各半，平克尼和麦迪逊的动议被否决。

- 6月9日，全体委员会。

- 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到会。

- 马萨诸塞的格里提议由各邦行政官选举全国行政官。伦道夫反对。表决结果：零邦赞成，十邦反对，特拉华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提议被否决。

- 新泽西代表布瑞利和佩特森联手发起反攻，指责按比例分配席位的方案是要打击小邦的存在，由大邦控制一切。对此，小邦决不同意。因为这就像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投票权一样没有道理。佩特森甚至指责会议制宪非法，扬言宁肯臣服于专制暴君，也不愿意落到被大邦支配的下场。威尔逊作辩解，双方几近翻脸。

- 6月11日，全体委员会。

- 佐治亚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到会。

- 舍曼提议：全国议会众议院按各邦自由居民人口比例分配，参议员每邦一席。

- 拉特利奇提议：众议院席位按各邦财政贡献的比例分配，巴特勒附议，迪金森赞成，鲁弗斯·金反对，认为这样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可能分不到席位。格里提出黑人在南方被看作财产的问题。

- 富兰克林发表长篇书面讲话，希望大家心平气和，寻找都能接受的方案。

- 表决结果：九邦赞成，新泽西和特拉华两邦反对，同意按人口计算比例。

- 舍曼提出，除非参议员席位平等，小邦决不同意任何方案。

- 表决结果：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五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反对，会议不同意各邦在第二院中各占一席。

- 威尔逊和汉密尔顿提议再次表决，结果：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赞成，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五邦反对，会议同意第二院的席位分配规则与第一院相同。

- 两次表决结果，小邦失败。

- 通过决议，要求各邦立法、行政、司法官员宣誓遵守《联邦条例》（即新宪法）。表决情况和前一案完全相同。

- 讨论其他问题。

- 6月12日，全体委员会。

- 通过决议：将新体制提交各邦人民批准。六邦赞成，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三邦反对，特拉华、马里兰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

- 通过决议：第一院议员每三年选举一次，领取丰裕并固定的薪水，由国库支付。八邦赞成，康涅狄格、纽约、南卡罗来纳三邦反对。

- 通过决议：第二院议员任期七年。八邦赞成，康涅狄格反对，马萨诸塞、纽约赞成反对各半。

- 讨论其他问题。

- 6月13日，全体委员会。

- 一致同意法官由参议院选举。

- 纽约、特拉华、弗吉尼亚三邦赞成，七邦反对，宾夕法尼亚无投票记录，会议不同意限制参议院参与决定钱财提案。

- 形成全体委员会报告，但被推迟发表。

- 6月14日，制宪会议。

- 佩特森提出，希望能多给一点时间，让他们认真考虑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以便整理出一份与此报告“恰成对照”的方案。伦道夫提议会议休会。佩特森附议。佩特森提议把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的工作推迟到明天。伦道夫附议。

- 制宪会议休会。

- 6月15日，制宪会议。

- 一份由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代表团（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可能也参加了）协商制订的新方案（史称《新泽西方案》），由佩特森提交大会。大会决定，将《佩特森方案》（《新泽西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案即《伦道夫方案》（《弗吉尼亚方案》）也重新提交全体委员会。

- 迪金森会下对麦迪逊说：你现在看到逼人太甚的后果了。

- 6月16日，全体委员会。

- 纽约代表兰辛发言，支持《佩特森方案》，态度强硬，认为制宪会议无权讨论和提出伦道夫那样的方案，扬言纽约决不合作。

- 佩特森阐述《新泽西方案》精神，强调平等主权是邦联的基础，任何人无权改变。

- 威尔逊全面比较两套方案的区别。一、议会：两院还是一院；二、基础：民权还是邦权；三、席位：比例还是平等；四、行政官：一人还是多人；五、意志：多数还是少数；六、全国议会立法权：全权还是适当补充；七、否定各邦立法：国会还是武力；八、罢免行政官：通过弹劾和确认违法，还是应多数邦行政官要求；九、否决立法：有条款还是无制约；十、下级法院：设立还是不设立；十一、全国司法部门：范围广为延伸还是仅限于审理上诉案件；十二、全国司法权：无限还是有限；十三、批准宪法：人民还是各邦。

- 查尔斯·平克尼认为会议已经摊牌。给小邦一份平等表决权，它们就会合作共建。

- 伦道夫指出，当务之急是挽救共和国。必须采取国家对个人立法的方式，即通过制宪而不是使用武力来建国。现在是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

- 6月18日，全体委员会。

- 汉密尔顿作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制宪纲领和建国主张，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制定新宪法，把全部主权都集中到总体政府，哪怕这个政府是君主制的。因为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制度，共和政府则叫人绝望。在同一疆域内，不可并存两个主权。总体政府必须吞并各邦，否则它就会被各邦瓜分。

- 至此，会议已有四个方案，即《伦道夫方案》《平克尼方案》《佩特森方案》《汉密尔顿方案》。

- 6月19日，全体委员会。

- 麦迪逊长篇大论舌战群儒。他首先从契约论和国际法的高度阐述了制宪的合法性，其次提出考察一个方案是否适当的标准，然后逐条分析《新泽西方案》，指出这一方案不能防止各邦违反国际法和对外条约，不能防止各邦吞蚀联邦权威，不能防止各邦之间相互侵犯对方权利，不能保障各邦内部安全，不能确保各邦出现良好的立法和行政，不能保证联盟防止外国势力。他希望小邦考虑，这个方案将把它们引向何处，如果固执己见结果将会如何。最后他指出：现在主要的难题是席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

- 经过表决，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三邦反对，马里兰赞成反对各半，会议认为《伦道夫方案》比《佩特森方案》更可取。于是将全体委员会报告发给每个代表，并宣读。

- 威尔逊解释全国政府并不吞并各邦。各邦不仅要继续存在，而且要和全国政府和睦相处。

- 汉密尔顿解释说State作为列国应该废止，作为从属单位可以保留。

- 鲁弗斯·金认为问题就在于诸如State之类的概念含义模糊。他认为废止各邦并不现实，但许多邦权都应该收回。

- 路德·马丁认为，脱离了大不列颠，就使十三个邦处于自然状态，只不过结成联盟罢了。它们加入邦联时是平等的，现在也是平等的。他决不向不平等方案让步。

- 威尔逊反驳说，根据《独立宣言》，各邦是独立了，但不是“单独独立”，而是“联合独立”。而且，独立之时，即已是邦联。汉密尔顿同意。他认为平等表决制度并非不能改变。

- 全体委员会任务完成，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

- 6月20日，制宪会议。

- 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到会。

- 一致同意康涅狄格代表埃尔斯沃思的提议，将制宪方案中“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的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是建国理念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两派意见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和新的国家制度（联邦制）的诞生。

- 接着展开大辩论。先讨论两院制。

- 兰辛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坚持邦联制，还是要背离这个基础？他认为会议没有得到足够的授权，各邦也不会放弃主权。因否定邦权而造成的伤害，比英国造成的伤害还严重。

- 梅森反驳兰辛。认为认可之权在于人民，突破授权才有出路。邦联是时代的产物，人民要做的只不过是将权力从邦议员手里转交到联邦议员那里。建立联邦政府总比用刺刀来收税好。但他也决不同意废除邦政府。

- 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态度强硬，说宁可牺牲全国政府，也要保全各邦政府。

- 舍曼支持兰辛，除非两院中一院席位按比例分配，一院各邦席位平等。

- 威尔逊谈两院制的必要，指出大邦的让步是当时的需要。

- 表决结果：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四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反对，马里兰赞成反对各半，会议否决兰辛关于保留原邦联制度的提案。

- 6月21日，制宪会议。

- 新泽西的乔纳森·戴顿到会。

- 康涅狄格代表约翰逊指出两种方案实为邦权与国权之争。他希望会议认真考虑，能有办法至少保留部分邦权。

- 威尔逊对约翰逊的意见表示尊重。他认识到问题在于如何使国权和邦权两全其美。但他也反问总体政府如何得到各半政府的保障。

- 麦迪逊认为各邦政府侵犯总体政府的危险更大。

- 表决结果：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三邦反对，马里兰赞成反对各半，会议同意联邦议会实行两院制。

- 一致同意第一院议员任期两年。

- 6月22日，制宪会议。

- 讨论议员报酬和资格问题，总体倾向是防止腐败。大家发现，既要防腐败，又要用人才，是个难题。汉密尔顿指出，正反两面各有利弊。

- 在讨论议员能否兼职问题时，出现四邦赞成、四邦反对、三邦赞成反对各半现象。

- 6月23日，制宪会议。

- 就议员报酬问题进行表决，五邦赞成，五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再次搁置。

- 八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特拉华三邦反对，同意取消对第一院议员在邦政府任职的限制。

- 一致同意议员在任期内不得并且没有资格担任邦或联邦授权的其他官职。

- 6月25日，制宪会议。

- 查尔斯·平克尼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国情和制宪问题。

- 讨论第二院问题。戈勒姆主张折中，里德提出清理旧账。

- 威尔逊反对各邦议会选举第二院议员。因为这会使人民处于双重关系之中。他认为在考虑总体政府时，应该视邦政府为不存在。总体政府并非各邦政府的集合，而是全体个人的集合。总体政府也不是为了邦，而是为了个人。因此，是个人而不是邦拥有议员。

- 埃尔斯沃思强调必须维持各邦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存在。没有邦政府的合作，不可能支撑一个共和政府。总体政府必须嫁接到邦政府上去。约翰逊、威廉森、梅森支持。

- 表决结果：九邦赞成，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两邦反对，会议同意第二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这个结果表明，两个大邦已相当孤立。

- 七邦赞成，三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同意改变参议员任期七年的决议。改为六年，五邦赞成，五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提议休会，五邦赞成，五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改为五年，还是五邦赞成，五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

- 只好休会。

- 6月26日，制宪会议。

- 戈勒姆提议，参议员任期六年，每隔两年，三分之一议员离任。威尔逊附议。平克尼将军主张四年，里德主张九年。

- 这一提议引出许多话题。麦迪逊发表重要讲话，谈两院制的目的。舍曼谈公民权利。里德谈民族统一。汉密尔顿谈长治久安。格里谈防止君主制。威尔逊谈限政。

- 表决结果：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反对，同意戈勒姆的提案，参议员任期六年，每隔两年，三分之一议员离任。

- 讨论参议员报酬问题。平克尼将军提议“参议员不应受薪”，五邦赞成，六邦反对。埃尔斯沃思提议薪水由所在邦支付，五邦赞成，六邦反对。有人提议维持原意，由国库支付，还是五邦赞成，六邦反对。

- 一致同意两院均有发起提案的权利。

- 6月27日，制宪会议。

- 讨论第二院席位分配问题。

- 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发表长篇大论，而且情绪激动，语无伦次。基本思想是：建立总体政府是为了保全各邦；平等表决权体现公正和自由；各邦的平等就像人人平等一样；现在这种方案对小邦来说等于奴隶制；与其小邦结合，不如拆散大邦。

- 6月28日，制宪会议。

- 路德·马丁继续演讲，指出平等表决对大邦没有危险，反过来对小邦危险很大。如果三个大邦要自己结盟，十个小邦也会照此办理。

- 兰辛和新泽西代表戴顿提议连众议院也实行平等表决制。威廉森反对。

- 麦迪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只要不违背基本原则，他愿意与任何变通办法合作。他希望大家不要把契约和条约混为一谈，也认为没有必要保障小邦，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争雄总是发生在大邦之间。因此，小邦更应该寄希望于总体政府。总之，要么十三个邦彻底分裂，要么完美结合，别无选择。

- 威尔逊认为平等表决并不平等。

- 舍曼说富人的表决权不比穷人多，但同样感到安全。

- 富兰克林对会议前途深感忧虑，提议祈求上帝保佑。舍曼附议。威廉森解释没有举行祈祷仪式的原因是制宪会议没有经费。

- 6月29日，制宪会议。

- 约翰逊指出争论的原因是立场不同：“一个美国，两种理解”（一方把各邦看作议员选区，另一方把各邦看作政治实体）。因此解决办法是“一个美国，两个代表”（一院代表人民，另一院代表各邦）。

- 戈勒姆希望小邦不要时时刻刻只顾反对。联盟分裂对谁都不好，对小邦更不好。只要能讨论出一个好方案，他愿意奉陪到底。

- 埃尔斯沃思乐观地相信，某种良好的方案一定能被设计出来。

- 里德同意《汉密尔顿方案》。

- 麦迪逊同意考虑混合政体，但坚持认为邦与联邦的关系有如附带法和最高法。他恳求小邦放弃公认的不公正原则，警告会议破裂的结果是战争。

- 汉密尔顿指出，没有什么比为了邦而牺牲个人权利更为荒谬。真正恐怖的是蓄奴邦和不蓄奴邦之间的冲突。现在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必须千方百计保住联盟。

- 佐治亚代表皮尔斯说，平等表决权是困难之源。必须牺牲邦与邦之间的界限。他虽然来自一个小邦，但自认为是联邦的公民。

- 格里说，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独立的邦。联邦的命运将由制宪会议决定。希望大家还像兄弟一样。

- 路德·马丁重申：邦的语言就是主权和独立。

- 进行表决。四邦赞成，六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否决兰辛的提案。六邦赞成，四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同意第一院席位不遵循《邦联条例》制定的规则。多数邦是：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少数邦是：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赞成反对各半的是马里兰。

- 埃尔斯沃思提议：第二院席位遵循《邦联条例》制定的规则。他指出合众国的性质半是国家半是联盟，两院两制，便可折中。自我捍卫权，是小邦的命根子。一旦有人剥夺这种权利，立刻就会把美利坚拦腰斩断。他似乎预见到南北战争。

- 6月30日，制宪会议。

- 陷入僵局。布瑞利提议写信催新罕布什尔派代表来，被否决。

- 威尔逊希望小邦不要放弃这个国家，但公正原则不能让步。建立政府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想象中那个叫做邦的东西。

- 埃尔斯沃思反驳：把权力授予少数人，是为了保护他们。国际上没有一个联邦不实行平等表决制。他并不代表小邦，他的邦属于中等。

- 麦迪逊引经据典说制度，顺便反唇相讥说康涅狄格没有资格提出这种要求。他认为真正的分歧将不在大邦小邦，而在南北之间。

- 埃尔斯沃思和舍曼抗议麦迪逊。

- 北卡罗来纳代表戴维说双方都在走极端。他感到两难。

- 威尔逊同意作某种让步。

- 富兰克林发表智慧的讲话，主张双方让步。

- 鲁弗斯·金表示决不同意平等表决制。

- 戴顿维护邦权。路德·马丁表示大邦如不让步，小邦决不加盟。

- 麦迪逊勉强同意让步，但条件是给参议员独立性。

- 贝德福德坚决反对十三个邦融为一体。他指出，所有人都为利益驱使，怎能指望小邦无动于衷？谁都不要以独裁者的口气说话。如果大邦胆敢解散邦联，小邦就和外国结盟。

- 埃尔斯沃思说，邦才是幸福之本。

- 鲁弗斯·金说用独裁者口气说话的不是他，他也决不靠讨好外国来宽慰自己。

- 7月2日，制宪会议。

- 对埃尔斯沃思提案进行表决，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五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五邦反对，胡斯顿投下关键一票，使佐治亚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会议陷入僵局。

- 平克尼先生忧虑制宪会议失败。

- 平克尼将军建议设立委员会，设计折中方案。

- 路德·马丁不反对，但表示决不妥协。舍曼同意，因为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古弗尼尔·莫里斯同意，同时发表长篇大论。伦道夫同意，但指责贝德福德说话冲动。马萨诸塞的斯特朗、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同意。兰辛同意，但不抱指望。格里赞成并认为必须让步。威尔逊和麦迪逊反对。

- 进行表决：九邦赞成，新泽西和特拉华两邦反对，同意设立委员会。十邦赞成，宾夕法尼亚一邦反对，同意委员会每邦一人。当选委员是：马萨诸塞的格里、康涅狄格的埃尔斯沃思（后换成舍曼）、纽约的雅兹、新泽西的佩特森、宾夕法尼亚的富兰克林、特拉华的贝德福德、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弗吉尼亚的梅森、北卡罗来纳地戴维、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佐治亚的鲍德温。

- 休会庆祝独立纪念日。

- 7月5日，制宪会议。

- 格里代表“十一人委员会”报告。这是一个一揽子方案，必须两条建议一并接受，即第一院议员按人口比例产生，独享钱财提案权和财权，第二院每邦席位平等。这个方案，因为最初是由约翰逊和埃尔斯沃思提出的，故史称“康涅狄格妥协案”。

- 威尔逊认为委员会越权，路德·马丁表示可以考虑。

- 麦迪逊不认为小邦作了让步。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小邦的要挟不以为然。

- 巴特勒主张第二院席位按财产分配。

- 古弗尼尔·莫里斯态度强硬，认为邦是国家的祸根。如果劝说不能实现联合，那就用剑与火来完成，并把叛国者送上绞刑架。

- 贝德福德警告古弗尼尔·莫里斯不要欺人太甚。小邦已经让了第一步，决不再让第二步。

- 埃尔斯沃思说他看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威廉森希望大家发言时说话注意，佩特森认为剑与火、绞刑架的说法太过分。

- 格里指出，麻烦在于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same Nation），又不是不同的国家（different Nation）。如果自己不能达成协议，外国的剑与火就会来帮我们完成。

- 梅森主张继续调停。

- 开始讨论委员会报告。固定资产和新邦的问题被提出。

- 7月6日，制宪会议。

- 古弗尼尔·莫里斯提议设立委员会，研究席位的比例问题。威尔逊附议。

- 戈勒姆认为上策是把所有的邦都划小，格里认为这是气量狭窄的表现，鲁弗斯·金提出邦联已承认俄亥俄西北国家，巴特勒仍主张按财产分配席位，平克尼先生提出黑人应与白人同等计算，但也同意邦联议会制定的比例，即黑人算五分之三个人。

- 进行表决。七邦赞成，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三邦反对，马里兰赞成反对各半，大会提议设立委员会，由古弗尼尔·莫里斯、戈勒姆、伦道夫、拉特利奇、鲁弗斯·金五人组成。

- 讨论钱财提案等问题。

- 7月7日，制宪会议。

- 讨论第二院每邦一席问题。

- 格里认为，与其达不成协议，不如同意。舍曼表示，每个代表都想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这个方案会给政府带来生机。威尔逊认为这个方案是误用妥协。佩特森态度强硬地表示只在这个基础上和大邦谈判。古弗尼尔·莫里斯态度也很强硬，扬言和小邦妥协的条件已不存在，大邦有权采取正确处置，而不是采取什么变通办法。

- 舍曼和埃尔斯沃思提议推迟讨论，会议同意。

- 7月9日，制宪会议。

- 马里兰的丹尼尔·卡罗尔到会。马里兰代表从两个变成了三个，该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的局面从此终止。

- 古弗尼尔·莫里斯代表“五人委员会”报告。大家进行讨论。佩特森提出黑人没有公民权，不能算人口，只能算固定资产。何况也不能间接鼓励奴隶贸易。麦迪逊认为佩特森抓住了代议制的精义，因此不应该要求小邦与大邦席位平等。鲁弗斯·金则发现南北之间也要妥协。

- 舍曼提议设立委员会，处理第一段席位分配问题。古弗尼尔·莫里斯附议。表决结果，九邦赞成，纽约和南卡罗来纳两邦反对，选出又一个“十一人委员会”，委员是：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康涅狄格的舍曼、纽约的雅兹、新泽西的布瑞利、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的里德、马里兰的卡罗尔、弗吉尼亚的麦迪逊、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佐治亚的胡斯顿。

- 7月10日，制宪会议。

- 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席位分配问题。

- 鲁弗斯·金代表第二个“十一人委员会”报告总体议会第一院第一次会议议员人数方案。大家就各邦分配的名额讨价还价。麦迪逊提议名额翻一倍。里德赞成，舍曼、梅森、拉特利奇反对。埃尔斯沃思认为人数越多，办事效率越低。格里认为人数越多，腐败的可能越小。麦迪逊的动议被否决。

- 表决结果：九邦赞成，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两邦反对，同意第一院第一次会议总名额为六十五人，其中新罕布什尔三名，马萨诸塞八名，罗德岛一名，康涅狄格五名，纽约六名，新泽西四名，宾夕法尼亚八名，特拉华一名，马里兰六名，弗吉尼亚十名，北卡罗来纳五名，南卡罗来纳五名，佐治亚三名。

- 特拉华代表布朗立即提醒大家，他们同意这一方案，是为了要求在第二院席位平等。小邦在第一院作了重大让步，不能再拒绝它们对第二院的要求。

- 兰辛和雅兹离会，以示抵制，从此纽约代表团失去表决权。

- 7月11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席位分配问题。

- 伦道夫提议定期进行人口普查。舍曼反对，威廉森修改措辞，既查白人居民，也查所谓“五分之三被另作描述的人”。伦道夫同意。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和平克尼将军坚持黑人要算人口，格里坚持至多算五分之三。戈勒姆解释五分之三的来历，梅森反对黑人和白人平等。对巴特勒动议进行表决，特拉华、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三邦赞成，七邦反对，纽约无表决权，大会不同意分配席位时黑人和白人同等计算。

- 拉特利奇坚持按财产分配名额。梅森和威尔逊认为这不可操作。舍曼认为按人口计算是最佳方案。麦迪逊认为应该把人口作为席位分配的永久性标准。古弗尼尔·莫里斯则主张授权议会处理。表决结果：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五邦赞成，康涅狄格、新泽西、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五邦反对，拉特利奇的动议没有通过。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六邦赞成，特拉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反对，同意对自由居民展开人口普查。

- 讨论黑人按五分之三计算。

- 威尔逊想不通这种计算方式有什么道理，但同意折中。古弗尼尔·莫里斯承认自己陷入两难，只好为人性而牺牲南部各邦利益。表决结果：康涅狄格、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赞成，马萨诸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六邦反对，不同意黑人按五分之三计算。

- 7月12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席位分配问题。

- 古弗尼尔·莫里斯提出征税与席位成比例。大会一致通过，但说明是“直接税”。

- 戴维表示，如果不把黑人至少按五分之三计算，北卡罗来纳决不加盟。古弗尼尔·莫里斯则表示，宾夕法尼亚人民决不同意黑人参与席位分配。平克尼将军明确希望保护奴隶这种“固定资产”。伦道夫对存在这样一种“固定资产”感到悲哀，但理解南方的要求。威尔逊提议采取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并将席位与税收直接挂钩。鲁弗斯·金认为不能动不动就以分离相要挟。

- 通过决议：奴隶应该纳入征税规则，而席位则与税收直接挂钩，其比例以邦联议会1783年4月18日的决议为据（即五分之三）。表决情况：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赞成，新泽西、特拉华两邦反对，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两邦赞成反对各半。

- 7月13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席位分配问题。

- 麦迪逊重提利益区别不在大邦小邦，而在南北之间。古弗尼尔·莫里斯同意，并表示正是这种“异端邪说”迫使他同意第二院平等表决的“邪恶原则”。巴特勒重申，南部各邦要求的保障，就是决不允许夺走黑人。威尔逊则表示绝不同意“邪恶原则”。

- 7月14 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全体委员会报告席位分配问题。

- 格里提出永远不要让新邦的席位超过大西洋沿案各邦。鲁弗斯·金附议。舍曼反对。表决结果：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特拉华、马里兰四邦赞成，新泽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五邦反对，宾夕法尼亚赞成反对各半。大会不同意格里的动议。

- 拉特利奇提议讨论钱财提案和第二院席位平等问题。舍曼和路德·马丁敦促尽快通过整个报告。威尔逊主张再议。路德·马丁表示宁可出现两个邦联，也比不平等好。

- 平克尼先生提出一个第二院席位适当妥协的“三十六席方案”，威尔逊、麦迪逊附议。格里看不出这一方案有通过的可能。新泽西代表戴顿表示决不再让一步，舍曼提出席位平等对小邦和联邦都安全。

- 鲁弗斯·金主张中央集权。联邦政府应直接施政于人民。7千万美元的债务也只能由总体政府来归还。可以考虑设第三院，各邦席位平等。但宁可一事无成，马萨诸塞也不向邪恶屈服。

- 同为马萨诸塞代表的斯特朗却说，如果不能实现和解，联盟马上就会解体。他同意妥协。

- 麦迪逊说，席位平等无法树立适当的上层建筑。代议制适合第一院就适合第二院。出钱多的席位就应该多。真正的利益冲突不在大邦小邦，而在南北之间。威尔逊说，席位平等是根本性错误，结果是政府更复杂而弊病照旧。埃尔斯沃思反驳。

- 平克尼动议被否决。

- 7月16日，制宪会议。

- 一开会即表决。康涅狄格、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北卡罗来纳五邦赞成，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反对，马萨诸塞一邦赞成反对各半（格里和斯特朗赞成，鲁弗斯·金和戈勒姆反对），勉强通过修改后的“十一人委员会”一揽子方案。第一院按国内法原则，实行比例制；第二院按国际法原则，实行平等制。制宪会议达成“伟大的妥协”。

- 大邦无可奈何又心有不甘。伦道夫提议休会。经两次表决，同意休会。会下，大邦代表进行磋商，一筹莫展。

- 7月17日，制宪会议。

- 古弗尼尔·莫里斯提出再议第二院席位问题，无人附议。

- 讨论联邦议会权限问题。舍曼、贝德福德等都支持总体政府。麦迪逊强调总体政府必须有否定各邦议会立法的权力，古弗尼尔·莫里斯反对，平克尼先生同意。会议不同意麦迪逊的动议，一致通过路德·马丁的动议：联邦宪法、联邦立法和联邦条约为联邦的最高法律。

- 讨论行政官产生办法。古弗尼尔·莫里斯、威尔逊反对由全国议会选举，舍曼、平克尼先生、梅森反对人民选举。表决结果：宾夕法尼亚一邦赞成，九邦反对，会议不同意人民选举。路德·马丁提议由各邦议会选举的“选举人”选举。表决结果：特拉华、马里兰两邦赞成，八邦反对，会议不同意由各邦议会选举的选举人选举。最后一致同意由全国议会选举。

- 讨论行政官是否可以连任问题。胡斯顿、舍曼、古弗尼尔·莫里斯主张删去“不得连任”，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佐治亚六邦赞成，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四邦反对，会议同意。麦迪逊发表关于“三权分立”的重要讲话，其基本精神得到认同，具体做法则有分歧。

- 7月18日，制宪会议。

- 通过若干达成共识的决议。

- 讨论法官任命方式。戈勒姆主张由行政官任命，第二院认可。威尔逊主张由行政官任命，但也可接受戈勒姆的方案。古弗尼尔·莫里斯附议，贝德福德反对。路德·马丁极力主张第二院任命，舍曼、伦道夫同意。麦迪逊建议行政官提名，第二院同意。梅森指出关键在于行政官的弹劾方式。会议决定推迟讨论。

- 一致同意法官行为良好可继续任职。

- 一致同意授权全国议会设立联邦下级法院。

- 一致同意全国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可以再否决。

- 讨论和通过其他问题。

- 7月19日，制宪会议。

- 路德·马丁建议恢复原来的提法：行政官不得连任。

- 古弗尼尔·莫里斯认为设立行政官的目的，是控制议会。他主张可以连任，但必须每隔两年选举一次，由人民选举。伦道夫主张由议会选举，但不得连任。鲁弗斯·金和佩特森主张可以连任，由选举人选举。威尔逊认为不能由议会选举，除非不许他连任。麦迪逊认为三权分立是根本性的，因此应由人民通过选举人选举。格里建议：第一院由各邦人民选举，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

- 埃尔斯沃思提议：全国行政官由各邦挑选的选举人选举。表决结果：六邦赞成，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三邦反对，马萨诸塞赞成反对各半，同意行政官由选举人选举。八邦赞成，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两邦反对，同意行政官选举人由各邦议会挑选。

- 埃尔斯沃思补充，全国议会议员不得担任选举人。

- 路德·马丁再次提议行政官不得连任。表决结果：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赞成，八邦反对，不同意路德·马丁的动议。

- 埃尔斯沃思主张行政官任期六年。表决结果：九邦赞成，特拉华反对，同意。

- 7月20日，制宪会议。

- 通过格里提出的选举人分配方案。

- 讨论是否可以通过弹劾罢免行政官。表决结果：八邦赞成，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反对，同意全体委员会的弹劾议案。

- 通过其他决议。

- 7月21日，制宪会议。

- 同意由国库支付选举人报酬。

- 威尔逊提议，全国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审。麦迪逊附议。埃尔斯沃思、梅森同意。戈勒姆、格里、斯特朗、拉特利奇、路德·马丁反对。表决结果：康涅狄格、马里兰、弗吉尼亚三邦赞成，马萨诸塞、特拉华、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四邦反对，宾夕法尼亚、佐治亚赞成反对各半，新泽西不在场。会议不同意法官参与立法复审。

- 一致同意原来的行政官否决立法和参众两院再否决方案。

- 再议法官任命方式。麦迪逊主张行政官提名，第二院三分之二可否决。古弗尼尔·莫里斯支持。平克尼先生主张第二院独享法官任命权。埃尔斯沃思主张第二院提名，行政官否决。格里认为哪个方案都不好。梅森认为行政官任命法官是一项危险的特权。表决结果：六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三邦反对，通过法官由第二院任命。

- 7月23日，制宪会议。

- 新罕布什尔的约翰·兰登和尼古拉斯·吉尔曼到会。他们的到来，使有表决权的邦恢复到十一个。

- 通过全体委员会第十七、十八两条决议。

- 讨论宪法批准问题。埃尔斯沃思提议交由各邦议会批准，佩特森附议，戈勒姆反对。梅森主张交由人民批准，伦道夫、麦迪逊、鲁弗斯·金同意，格里反对。威廉森认为都可以。表决结果：康涅狄格、特拉华、马里兰三邦赞成，新罕布什尔等七邦反对，新泽西不在场，会议不同意交由各邦议会批准。九邦赞成，特拉华一邦反对，同意由各邦制宪会议批准。会议代表由各邦议会推荐，人民直接选举。

- 一致通过戈勒姆的提议，每邦产生两名参议员。

- 新罕布什尔等九邦赞成，马里兰一邦反对，新泽西不在场，同意参议院按人投票。

- 平克尼将军提醒制宪会议：南部各邦反对解放奴隶，反对征收出口税。

- 7月24日，制宪会议。

- 再议行政官产生办法。

- 佐治亚胡斯顿提议恢复行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的规定。佩特森附议。格里反对。威廉森认为迟早会有一位国王。格里提出一种新的选举办法。表决结果：七邦赞成，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四邦反对，会议同意回到议会选举行政官办法。

- 路德·马丁提议恢复行政官不得连任的规定。埃尔斯沃思认为既然由议会选举，就不得连任。格里宁可任期长，也不得连任。鲁弗斯·金主张连任，任期可讨论。路德·马丁放弃不得连任动议，主张任期十一年。格里主张十五年。鲁弗斯·金主张二十年，并说这正是君主任期的一半。戴维主张八年。威尔逊认为，再长的任期，也比不上好的选举方式。他预言行政官的选举势必成为巨大难题。他提议推迟讨论。会议先不同意，后来同意。

- 选举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弗吉尼亚伦道夫、马萨诸塞戈勒姆、康涅狄格的埃尔斯沃思和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组成“详情委员会”。

- 7月25日，制宪会议。

- 再议行政官产生办法。

- 埃尔斯沃思提议，行政官由各邦议会选举，连任时由选举人选举。格里反对，主张由各邦行政官选举。麦迪逊仍主张人民选举。埃尔斯沃思动议被否决。

- 平克尼先生提议，行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但任何人在十二年任职内不得超过六年。梅森赞成。巴特勒主张选举人选举。古弗尼尔·莫里斯反对任何形式的轮流坐庄。他认为人民选举最好，议会选举最坏，实在不行了参众两院抽签。后来他受威廉森建议启发，主张每人投票选举两名候选人，其中至少一人不是本邦的。格里认为人民选举是大错特错。迪金森认为人民是最佳最纯的源泉。他主张每邦推荐一个候选人，然后由全国议会或人民推选的选举人选举行政官。表决结果：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五邦赞成，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六邦反对，不同意平克尼先生的提议。

- 7月26日，制宪会议。

- 再议行政官产生办法。

- 梅森总结除全国议会选举外的七种选举办法：一、人民选举；二、各邦议会选举；三、各邦行政官选举；四、选举人选举；五、多选几个候选人；六、每邦推荐一个候选人，然后由全国议会或人民推选的选举人选举；七、抽签。他则认为还是全国议会选举好。表决结果：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特拉华三邦反对，七邦赞成，马萨诸塞不在场，同意梅森动议。

- 六邦赞成，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三邦反对，弗吉尼亚赞成反对各半（布莱尔和梅森赞成，华盛顿和麦迪逊反对，伦道夫外出），马萨诸塞不在场，会议通过决议：设立全国行政官，由一人担任，由全国议会选举，任期七年，不得连任，等等。

- 梅森提议议员要有一定资格。表决结果：八邦赞成，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特拉华三邦反对，同意要求议员具有一定财产和公民身份两种资格。

- 讨论首都问题，无结果。

- 同意休会到8月6日。

第三阶段

讨论《详情委员会报告》

- 8月6日，制宪会议。

- 最后一位代表、马里兰的约翰·弗朗西斯·默瑟到会。

- 拉特利奇代表详情委员会报告，并发给每个代表一份宪法初稿。序言中出现“十三个邦的人民”授权制宪的提法，并正式开始使用联邦国会、众议院、参议院、总统等称谓，不再称第一院、第二院、全国行政官。

- 新泽西、特拉华、佐治亚缺席。

- 8月7日，制宪会议。

- 否决采取全体委员会方式的提议。全体委员会委员即制宪会议代表，但全委会由戈勒姆主持，多一个回旋余地。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主持，一次做出决定。

- 通过序言和某些条款。

- 讨论联邦议会开会时间、投票方式、立法权限等问题，选民资格问题。古弗尼尔·莫里斯提议对选民资格加以限制，只给予拥有土地的自由人。表决结果仅特拉华一票赞成。

- 8月8日 ，制宪会议。

- 默瑟表示对整个方案的反感，断言方案绝不可能成功。

- 讨论选民资格问题、移民问题、众议员资格及名额问题。鲁弗斯·金和古弗尼尔·莫里斯怒斥奴隶制。舍曼承认奴隶贸易是不义之举，但认为牵涉席位问题，很难解决。

- 8月9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联邦议会问题。伦道夫再次要求重议参议院席位问题。

- 8月10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联邦议会问题。

- 8月11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联邦议会问题。讨论首都问题。

- 8月13日，制宪会议。

- 讨论众议员公民资格问题。

- 讨论钱财提案即预算问题。梅森和伦道夫配合默契，与弗吉尼亚代表团分道扬镳。威尔逊认为钱袋应该有两条封口绳，一根在众议院手里，一根在参议院手里。表决结果，不同意把发起钱财提案的排他权授予众议院。

- 8月14日，制宪会议。

- 讨论议员兼职问题，报酬问题。表决结果：十邦赞成，南卡罗来纳一邦反对，同意议员薪水由国库支付。

- 8月15日，制宪会议。

- 讨论提案权问题，法案复审问题。拉特利奇抱怨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乏味。

- 8月16日，制宪会议。

- 讨论征税、发行证券等问题。

- 8月17日，制宪会议。

- 讨论联邦议会权限问题。

- 8月18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联邦议会权限问题。设立“十一人委员会”。委员是：新罕布什尔的兰登、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康涅狄格的舍曼、新泽西的利文斯顿、宾夕法尼亚的克莱默、特拉华的迪金森、马里兰的麦克亨利、弗吉尼亚的梅森、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先生、佐治亚的鲍德温。

- 8月20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联邦议会权限及其他问题。

- 8月21日，制宪会议。

- “十一人委员会”报告各邦债务和民兵问题。

- 讨论联邦管理邦际商务权力问题，引起对奴隶贸易问题的辩论。路德·马丁主张要么禁止奴隶贸易，要么对输入奴隶征税。埃尔斯沃思主张听其自然。平克尼表示决不让步。

- 8月22日，制宪会议。

- 再谈奴隶贸易问题。南方邦态度强硬，舍曼等主张妥协。最后交由一个新任命的委员会处理。委员是：新罕布什尔的兰登、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康涅狄格的约翰逊、新泽西的利文斯顿、宾夕法尼亚的克莱默、特拉华的迪金森、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弗吉尼亚的麦迪逊、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将军、佐治亚的鲍德温。

- 讨论18日任命的“十一人委员会”报告，通过“不得立法”条款（即不得立法剥夺公权，剥夺立法追究既往）。

- 8月23日，制宪会议。

- 再次讨论民兵问题。

- 一致通过决议：联邦不得授予任何爵位。一致同意平克尼先生的动议：未经联邦议会同意，任何官员不得接受外国的礼物、薪水、职务和头衔。

- 一致通过关于“联邦宪法、联邦立法和联邦条约是联邦最高法律”的决议。

- 讨论其他问题。

- 8月24 日，制宪会议。

- 讨论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总统产生问题发生分歧，议会选举已被证明不可操作，选举人选举的方案也不被接受，会议陷入僵局。

- 8月25日，制宪会议。

- 讨论联邦债务问题。讨论征收进口奴隶税问题。讨论总统权限及其他问题。设立每邦一人的“十一人委员会”，处理邦际贸易、航运、港口征税问题。委员是：新罕布什尔的兰登、马萨诸塞的戈勒姆、康涅狄格的舍曼、新泽西的戴顿、宾夕法尼亚的菲茨西蒙斯、特拉华的里德、马里兰的卡罗尔、弗吉尼亚的梅森、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佐治亚的菲尤。

- 8月27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讨论最高法院问题，法官问题，司法范围问题。

- 8月28日，制宪会议。

- 讨论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新的细节问题。

- 8月29日，制宪会议。

- 任命一个委员会处理这一天代表的某些动议，委员是：拉特利奇、伦道夫、戈勒姆、威尔逊、约翰逊。主席拉特利奇。

- 讨论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新的细节问题。

- 8月30日，制宪会议。

- 讨论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新的细节问题。

- 8月31日，制宪会议。

- 讨论宪法的批准和联邦政府问题。梅森和伦道夫表示不满意目前这个宪法草案。

- 接受舍曼的动议，设立每邦一人的“十一人委员会”，处理被推迟讨论和尚未讨论的问题。委员是：新罕布什尔的吉尔曼、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康涅狄格的舍曼、新泽西的布瑞利、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的迪金森、马里兰的卡罗尔、弗吉尼亚的麦迪逊、北卡罗来纳的威廉森、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佐治亚的鲍德温。主席布瑞利。

- 9月1日，制宪会议。

- 布瑞利和拉特利奇分别代表两个委员会报告。

- 9月3日，制宪会议。

- 讨论拉特利奇报告。

- 9月4日，制宪会议。

- 讨论布瑞利报告。戈勒姆反对设立副总统。

- 9月5日，制宪会议。

- 讨论布瑞利报告。

- 9月6日，制宪会议。

- 讨论布瑞利报告。在“十一人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极为复杂的总统选举办法。

- 9月7日，制宪会议。

- 继续讨论布瑞利报告。解决副总统问题，格里和梅森发表反对意见。

- 9月8日，制宪会议。

- 讨论布瑞利报告。

- 经过书面投票，选举“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负责校订已经通过的条款，形成文字风格和排列顺序。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

- 9月10日，制宪会议。

- 讨论宪法修正案和新宪法的批准问题。

- 伦道夫提出动议：将目前这个方案不加限制地交给各邦制宪会议，让他们自由地提出修正意见，提交第二次总体制宪会议，授以全权，最后决定宪法。但无人同意。

第四阶段

讨论《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报告》

- 9月11日，制宪会议。

- 《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报告》报告尚未完成，休会。

- 9月12日，制宪会议。

- 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交委员会报告。

- 讨论副总统等问题。否决梅森关于制定公民权利法案的动议。

- 9月13日，制宪会议。

- 检查《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报告》。

- 9月14日，制宪会议。

- 继续检查《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报告》。

- 9月15日，制宪会议。

- 继续检查《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报告》。

- 伦道夫、梅森、格里宣布将不在宪法草案上签字，要求召开第二次制宪会议。

- 各邦一致同意经过修改后的宪法。

- 9月17日，制宪会议。

- 富兰克林等人作最后的劝说，伦道夫、梅森、格里仍不肯签名，其余三十九名代表在宪法草案上签字作证。

- 会议代表在城市饭店共进晚餐。

附录二
制宪会议代表名单

- 新罕布什尔

- 1623年移民在此建立渔村，1629年被命名为新罕布什尔，1776年1月5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6月21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九个州。

- 新罕布什尔制宪代表四名，实到两名。

- 约翰·兰登（John Langdon，1741－1819），7月23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六岁，时任新罕布什尔众议院议长，制宪会议后任新罕布什尔主席，然后又再任新罕布什尔众议院议长，主要致力于新罕布什尔的政治建设，曾先后谢绝联邦海军部长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只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兰登退休七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 尼古拉斯·吉尔曼（Nicholas Gilman，1755－1814），7月23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二岁，从不发言，后来担任了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直至去世。

- 马萨诸塞

- 1620年建立殖民地，1780年6月16日通过第二部邦宪法（第一部于1776年通过），建立邦政府，1788年2月7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六个州。

- 马萨诸塞制宪代表五名，实到四名。

- 鲁弗斯·金（Rufus King，1755－1827），5月2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二岁，开始时对弗吉尼亚方案感到惊诧，后坚决支持。制宪会议以后担任过驻英大使和两届联邦参议员，担任联邦党人推出的副总统候选人两次，总统候选人一次，均失败。他的落选，标志着联邦党人退出政治舞台。

- 纳撒尼尔·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1738－1796），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九岁，此前担任过马萨诸塞众议院议长和邦联议会主席，制宪会议期间当选全体委员会主席，制宪会议后从事土地投机，因资不抵债而破产，五十八岁时死于穷愁无闻。

- 凯莱布·斯特朗（Caleb Strong，1745－1819），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二岁，制宪会议后任第一届联邦参议员。

- 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1744－1814），5月2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他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二十八岁就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但拒绝在《联邦宪法》上签名。1814年，七十岁的格里出任麦迪逊的副总统，在去参议院的路上中风身亡。

- 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

- 1636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5月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90年5月29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十三个州。

- 罗德岛自始至终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

- 康涅狄格

- 1639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10月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1月9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五个州。

- 康涅狄格制宪代表三名，实到三名。

-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45－1807），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二岁，时任康涅狄格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宪会议后任第一届联邦参议员，主持制定《1789年司法法》，后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三任首席大法官。

- 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1721－1793），5月30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六十六岁，是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这三份伟大文件上都签过字的人。舍曼在制宪会议上频频发表反对意见，会后积极促成宪法批准，并先担任联邦众议员，后担任联邦参议员，在参议员任上去世。

- 威廉·塞缪尔·约翰逊（William Samuel Johnson，1727－1819），6月2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六十岁，时任哥伦比亚学院校长，制宪会议后任第一届联邦参议员。

- 纽约

- 1664年建立殖民地，在十三个殖民地中最后一个（1777年4月20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7月26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十一个州。

- 纽约制宪代表三名，实到三名。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5月1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二岁，美国建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他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和新宪法的鼓吹者，制宪会议后担任联邦财政部长，后成为联邦党人领袖，与共和党人杰斐逊、麦迪逊分道扬镳，最后死于与伯尔的决斗。

- 罗伯特·耶茨（Robert Yates，1738－1801），5月1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九岁，时任纽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制宪会议上不发言，只投票。

- 约翰·兰辛（John Lansing，1754－1829），6月2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时任纽约首府奥本尼市市长，7月10日和耶茨一起离会以示抵制。

- 新泽西

- 1664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7月2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7年12月18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三个州。

- 新泽西制宪代表七名，实到五名。

- 戴维·布瑞利（David Brearly，1745－1790），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二岁，时任新泽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788年任新泽西代表大会主席，主持通过批准联邦宪法。

- 威廉·豪斯顿（William Houston，1746－1788），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仅一周即因病退场。

- 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1745－1806），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二岁，担任过新泽西议会议员、检察总长等职。制宪会议期间反对弗吉尼亚方案，达成“伟大的妥协”后积极支持联邦宪法，制宪会议后任第一届联邦参议员、第二届新泽西州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 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1723－1790），6月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六十四岁，1777年当选新泽西第一届行政官，连任十四年，直至1790年去世。

- 乔纳森·戴顿（Jonathan Dayton，1760－1824），6月2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仅二十七岁，是制宪会议中最年轻的代表，但已是新泽西议会议员，因他的父亲和导师拒绝参加制宪会议而成为增补代表，制宪会议后任联邦众议员，后任联邦众议院议长和联邦参议员。

- 宾夕法尼亚

- 1681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9月28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7年12月12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二个州。

- 宾夕法尼亚制宪代表八名，实到八名。

- 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1734－1806），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三岁，北美银行的创始人和北美第一富豪，也是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这三份堪称伟大的文件上都签过字的人，但下场悲惨晚景凄凉。

- 托马斯·菲茨西蒙斯（Thomas Fitzsimons，1741－1811），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六岁，一生成就主要是经商，制宪会议后担任过三届联邦众议员。

- 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742－1798），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五岁，1781年任北美银行董事，熟悉世界各国政治与法律，在制宪会议上起很大作用，制宪会议后从政、经商两不顺，最后死于精神崩溃。

- 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1752－1816），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五岁，曾作为纽约代表在《邦联条例》上签字，是会上发言次数最多的人和宪法最后的定稿人。

-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八十一岁，时任宾夕法尼亚最高行政会议主席，是制宪代表中最年长的人，也是最德高望重的人，被称为“最美国的美国人”。

- 乔治·克莱默（George Clymer，1739－1813），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八岁，在经济上对联邦贡献很大，制宪会议后担任第一届联邦众议员。

- 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1744－1800），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时任宾夕法尼亚议会议长，也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团长，在制宪会议上只投票不发言，会后接替富兰克林担任宾夕法尼亚最高行政会议主席。

- 贾里德·英格索尔（Jared Ingersoll，1749－1822），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七岁，1812年第七次大选时担任了联邦党副总统候选人。

- 特拉华

- 1701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9月21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7年12月7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一个州。

- 特拉华制宪代表五名，实到五名。

- 乔治·里德（George Read，1733－1798），5月1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四岁，时任特拉华行政官。制宪会议后积极促成特拉华批准联邦宪法，担任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后担任特拉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直至去世。

- 理查德·巴塞特（Richard Bassett，1745－1815），5月2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二岁，时任特拉华参议员，制宪会议后当选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后任特拉华州长。

- 雅各布·布朗（Jacob Broom，1752－1810），5月2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五岁，担任过特拉华议会议员，在制宪会议上扮演次要角色。

- 冈宁·贝德福德（Gunning Bedford，1747－1812），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时任特拉华检察总长，制宪会议后任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 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1732－1808），5月2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五岁，是美国独立运动初期的精神领袖，曾担任特拉华最高行政会议主席，制宪会议后不再任职，晚年自编选集两卷。

- 马里兰

- 1632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11月8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4月28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七个州。

- 马里兰制宪代表五名，实到五名。

- 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1753－1816），5月28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四岁，制宪会议后担任过第三任陆军部长。

- 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Daniel of St. Thomas Jennifer，1723－1790），6月2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六十四岁，担任过马里兰参议院议长等职。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1748－1826），6月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担任过马里兰检察总长和驻邦联议会代表。他在会上积极发言，9月4日退场抵制，并极力阻止马里兰批准联邦宪法，以后作为律师经办了许多大案。

- 丹尼尔·卡罗尔（Daniel Carol，1730－1795），7月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七岁，几乎终身担任马里兰参议院议员，制宪会议后当选第一届联邦众议员。

- 约翰·弗朗西斯·默瑟（John Francis Mercer，1759－1821），8月6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二十八岁，非常富有，反对建立全国政府和制定宪法，制宪会议后倾向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后又与杰斐逊、麦迪逊决裂。

- 弗吉尼亚

- 1607年建立殖民地（北美第一个殖民地），1776年6月29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6月26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十个州。

- 弗吉尼亚制宪代表七名，实到七名。

-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5月14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五岁，独立战争时曾任总司令，制宪会议期间任会议主席，制宪会议后任第一届联邦总统，两次当选，共任职八年，然后坚决退休，从而避免了总统终身制。华盛顿纪念塔上刻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的碑文：“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称首哉！”。

-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5月14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六岁，时任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制宪会议后连续担任第一届至第四届联邦众议员八年，后来又担任杰斐逊的国务卿八年，然后再担任联邦总统八年。他被尊为“联邦宪法之父”。对此，麦迪逊的回答是：宪法不是从传说中智慧女神那样的单个头脑里创造出来的，它是许许多多头脑和许许多多双手的产物。

- 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1753－1813），5月1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四岁，时任弗吉尼亚行政官，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揭开制宪会议主题，但拒绝在宪法上签名，联邦政府成立后任联邦检察总长，后在任国务卿时因与华盛顿政见不同而辞职。

- 乔治·威思（George Wythe，1726－1806），5月1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六十一岁，最大兴趣是教学，联邦总统杰斐逊、门罗，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都是他的学生。

- 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1732－1800），5月1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五岁，时任法官，后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 詹姆斯·麦克朗（James McClung，1746－1823），5月15日到会，系顶替他人出席会议，时年四十一岁，是一位医生。

- 乔治·梅森（George Mason，1725－1792），5月17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六十二岁，农场主，主张废除奴隶制，强调公民权利，拒绝在宪法上签名，坚决主张宪法必须有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被尊为“权利法案之父”。

- 北卡罗来纳

- 1662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12月18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9年11月21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十二个州。

- 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五名，实到五名。

- 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Richard Dobbs Speight，1758－1802），5月1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不到30岁，时任北卡罗来纳众议院议长，会后促成北卡罗来纳批准联邦宪法。

- 威廉·理查森·戴维（William Richard Davie，1756－1820），5月22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一岁，是积极促成北卡罗来纳参加制宪会议和批准联邦宪法的人。

- 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er Martin，1740－1807），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七岁，曾任北卡罗来纳行政官。

- 威廉森（Hugh Williamson，1735－1819），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五十二岁，医生和科学家，制宪会议后当选第一届联邦众议员，连任两届，晚年从事学术活动。

- 威廉·布朗特（William Blount，1749－1800），6月20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七岁，担任过北卡罗来纳议员和议长，但竞争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失败。

- 南卡罗来纳

- 1662年建立殖民地，1776年3月26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5月23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八个州。

- 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四名，实到四名。

- 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39－1800），5月17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八岁，时任南卡罗来纳众议员，制宪会议后华盛顿提名他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二任首席大法官，但被联邦参议院拒绝。

- 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kney，1757-1824），5月17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岁，时任南卡罗来纳邦议会议员，制宪会议后三次当选南卡罗来纳行政官。

-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kney，1746－1825），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一岁，有名誉少将军衔，制宪会议后多次谢绝华盛顿的提名，1800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1804年和1808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均失败。

- 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1744－1822），5月25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三岁，时任邦联议会代表，制宪会议后当选第一届联邦参议员，任满后回家成为乡绅。

- 佐治亚

- 1733年建立殖民地（北美最后一个殖民地），1777年2月5日通过邦宪法，建立邦政府，1788年1月2日批准联邦宪法，成为联邦第四个州。

- 佐治亚制宪代表六名，实到六名。

- 威廉·菲尤（William Few，1748－1828），5月19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九岁，时任邦联议会代表，制宪会议后当选第一届联邦参议员。

- 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1740－1789），5月3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四十七岁，因负债累累无法坚持，但在邦联议会支持宪法。

- 威廉·胡斯顿（William Houstoun，1755－1833），6月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二岁，是制宪会议后不在联邦政府做官的十名代表之一。

- 亚伯拉罕·鲍德温（Abraham Baldwin，1754－1807，）6月11日到会，出席会议时三十三岁，制宪会议后担任联邦众议员十年，联邦参议员八年。

隔岸观火

伊拉克是谁的滑铁卢

——读刘亚洲析伊战

好莱坞警匪片

伊拉克是谁的滑铁卢？是萨达姆的，也是苏联人的。或者说，是苏式军事体系和战争理念的。这是我读了刘亚洲将军的文章之后得出的结论。刘将军解析伊战的文章（准确地说是访谈录）《一场充满问号的战争》，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我这人不大看报，这次却是例外，每天盼着报纸来，来了就直奔刘将军的文章而去。七天读完，便得出了这个结论。但要说清楚，这是我的理解，未必是刘亚洲将军的意思。本文的其他结论也一样。如果有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与刘亚洲无关。

文章一开头，刘亚洲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场战争有点戏剧化。”所谓“戏剧化”，照我的理解，就是说，美国人这次入伊倒萨，虽然也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却怎么看怎么像演戏。整个战争过程中，既无像样的“战”，亦无有效的“争”，只有形式上或者象征性的“斗”。而且，斗，也不是壮汉打壮汉，公鸡斗公鸡，是拳王打侏儒，警察抓嫌犯，只不过那“警察”是自封的，没有得到授权，“嫌犯”的“罪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也没找到。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拳王一挥手，侏儒就吓瘫；嫌犯一中弹，围捕就结束。世界瞩目的伊拉克战争，竟然有如一部好莱坞的“警匪片”。

我查了一下时间表。美英联军3月20日开始所谓“斩首行动”，4月9日就攻进了巴格达，10日安南宣布伊拉克已不存在运作中的政府，5月2日布什宣布联军大获全胜，满打满算前后不过一两个月，推翻萨达姆政权则只用了不到二十天。才十几天哪，一个曾经不可一世、一门心思要称王称霸的政权就没有了。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头天晚上伊拉克的新闻部长还在大唱高调，一觉醒来，萨达姆一伙就“人间蒸发”了，影儿都没有，这可真是让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美英联军也没怎么打，“由于伊军的糟糕表现，美军真正的战力并没有表现出来”。比如“全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的、美军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数字化第四师”，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以至于第四师的士兵调侃说：“第四师如果要参加战斗，就只有向第三师开火了。”其实第三师又如何？“几乎没有实质性作战。”用刘亚洲的话说，他们实际上是去作秀的，是“警匪片”的演员而非“攻坚战”的战士。

伊拉克战争，岂非“不战而胜”？

当然，要说完全没打，也不准确。美英空军就狠打了一把。“斩首行动”一开始，轰炸机战斗机就成群结队地铺天盖地而来，炸弹导弹下冰雹似的只管往下落，仅第一天就投下精确制导炸弹一千余枚，相当于科索沃战争中一周的投弹量，打得伊拉克气都喘不过来。

这好像没有必要，因为双方军事力量根本就不对称。用刘亚洲的话说，美英联军打伊拉克，是“导弹对子弹，卫星对准星”，挨打的一方哪里会有还手之力？何况在此之前，美国人实际上做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准备。十二年的封锁、制裁、禁飞、轰炸、侦察，使伊拉克整个国家和民族（包括军队）的心理都受到重创，“伊拉克就像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轻轻一推就会坍塌”。但即便如此，美国人也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放出一群猛虎扑向那毫无反抗能力的羔羊。可以说，美国人这一回，是杀鸡用了牛刀。

然而问题也正在于此：明明知道是杀鸡，为什么还要用牛刀？

杀鸡为什么用牛刀

一种解释是：为了确保必胜。这种说法虽然也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但凡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挑起战争者，哪一个不是务求必胜？却未必都用牛刀，或者用了牛刀却未必都能取胜，更未必都胜得如此迅速，没有悬念。比如苏联打阿富汗、俄罗斯打车臣，单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同样是拳王打侏儒，警察抓嫌犯，结果却完全两样。阿富汗战争，是“侏儒”把“拳王”赶回了老家；车臣战争，则是“嫌犯”把“警察”拖进了泥潭。刘亚洲将军算了一笔账：同样是超级大国，在同一个战场（阿富汗）和同一个对手作战，苏联出兵一百五十万，耗时十年，伤亡五万，最后一败涂地，国势从此一蹶不振；美国动用特种部队千余人，只用六十一天工夫，死亡十六人（且均非死于正面交战），就彻底消灭了塔利班。一百五十万和千余人，十年和六十一天，五万和十六人，这是何等悬殊的对比！然而结果却正好相反：出兵多、耗时长、伤亡重者败，出兵少、耗时短、伤亡轻者胜。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苏两大军事体系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是“真老虎”，苏联却是“纸老虎”。伊拉克这一次败得如此之惨，原因之一，就因为“伊拉克是一个陆海空三军全面‘苏’化的国家”，伊军是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创建的军队。所以，伊拉克败给了美英联军，其实也就是以苏联为首的武装集团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武装集团，美国的战争理念战胜了苏联（也包括苏式的）战争理念。十几年来，美国打了多次战争，海湾、波黑、科索沃、阿富汗，次次宣布了这种胜利。现在，几乎已没有人怀疑苏美两种军事体系和战争理念谁优谁劣，就连俄罗斯人也不怀疑。

那么，它们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我认为，在于对人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苏联是不在乎人的，它甚至打的就是人海战术。一百五十万将士，说派出去就派出去了，虽然是“先后”。直到伤亡五万之众，实在打不下去了，这才撤兵。撤兵也不是因为心疼那五万生命，而是国力不够，赔不起。

美国却相反。战争伊始，就把尽量避免人员的伤亡放在了首位，包括尽量避免敌方人员的伤亡。与兵不厌诈、滥杀无辜的“战争惯例”相反，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每一次攻击都要事先告诉对方，然后在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准备中，用精确制导炸弹打击敌方的军事政治目标，而且还要尽量少伤对方的军事人员”。至于尽量避免己方人员的伤亡，自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个连敌人的生命都要珍惜的武装集团，岂有不爱惜自己将士的道理？于是美国人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武，即便动武也尽量不动用地面部队，因为他们“宁可毫不在意地扔掉一百吨炸弹，也不肯轻易地付出一个人的牺牲”，这正是他们明知是杀鸡却还要用牛刀的真正原因。

一个人的生命比一百吨炸弹更珍贵，这就是美国的战争理念。刘亚洲将军告诉我们，美国人有着“一贯珍惜生命的传统”，而且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人员伤亡最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与了除苏德战场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在决定性战役中起主导作用，但人员伤亡只有三十万，占总伤亡人数的千分之三，远远低于日本的六百万，德国的近千万，苏联的两千万，中国的三千万。实际上，“一个世纪以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如果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这是美方投入兵力最多也败得最惨的地方），美国还派出了大量地面部队，那么，这一次在伊拉克，为数不多的陆军却是参战而不作战。在空中打击泰山压顶般的掩护下，地面部队轻装上阵，快速前进，遇险则绕，一路狂奔，兵不血刃地直取敌国首都，从而把伤亡减到最少最少，使战果变得最大最大。

这种“胜利”，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

人权也是国力

美国人能够如此麻利地搞定一场战争，视颠覆他国政权如囊中取物，取人首级而不伤己身，当然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丝毫落后”，因此多财善贾，长袖善舞，打遍天下无敌手。但问题是，其他国家难道都是不知落后或甘愿落后，一心一意等着挨打，束手就擒的？怎么就总也跟不上“世界潮流”，而且一差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原因，比如龟兔赛跑的故事里，兔子输给了乌龟，是因为骄傲，而美国这只“兔子”却连盹都不打一个，“乌龟”们自然追不上。但美国不打盹，苏联就打盹了？美国是“兔子”，难道苏联不是？当然也是，否则怎么会去打阿富汗，又怎么敢打阿富汗？那么，为什么跑来跑去，最后只剩下了一只“兔子”，另一只却变成了“乌龟”？

原因就在于这两只“兔子”的想法不一样。苏联是只要能称霸，流血牺牲在所不惜。美国呢，霸也是要称的，却不想死人，至少是不想多死，很在乎死多死少。这就逼得他们千方百计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明制造诸如精确制导炸弹、无人驾驶飞机之类的东西，逼得他们大力发展空军，尽量避免陆战，尽可能地通过信息战、心理战来打击对方。也就是说，由于美国珍惜生命尊重人权（当然首先是美国人自己的人权和生命），结果反倒增强了军事力量和战斗力，已到了可以不损一兵一卒就横行于天下的地步。

实际上这也是美国这个国家在短短二百多年间由一个大西洋彼岸的松散联邦迅速崛起为称雄世界的超级大国，现在又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她是先有《独立宣言》，再有《联邦宪法》，最后才有联邦政府。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联邦政府成立、合众国正式成为一个国家的十三年前，即1776年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而《独立宣言》最重要的精神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自建国之日起就把人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由此而凝聚了国民，增强了国力，壮大了国势。

毫无疑问，美国的人权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细数起来，也会有一大堆。但美国尽管不够尊重他国人权（比如虐待伊拉克战俘），总归珍惜本国士兵生命（看看《拯救大兵瑞恩》就知道）；过去人权状态不好（比如歧视黑人和妇女），现在总在改正（至少不敢公然歧视）。这就够了，足够使它自己强大起来了。比方说，把在他国（比如纳粹德国）受迫害的科学家吸引到美国来为其所用，想方设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达到战争目的又不损兵折将，等等。

可见人权也是国力。对人权的尊重，对生命的珍惜，都将直接转化为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诚然，有战争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难免发生的。但战争的目的决不是杀人，更不是人死得越多越好，而是相反。古人云：“从古知兵非好战”，我们也可以跟进一句：“自古善战非嗜杀”。不要以为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就好，更不要把自己人民和战士的生命不当回事。刘亚洲将军说得对：“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美军在伊拉克，一路凯歌，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根本就没有也不必担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然不会有的。因为伊拉克人民完全犯不着为那个从来就不把他们当人看的家伙卖命。“地球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人的战争”，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将来谁更尊重人权、珍惜生命，谁就更容易取胜，反之则败。苏联人的军事体系和战争理念也好，萨达姆及其专制政权也好，输就输在这里！

本文凡有引号者，均引自刘亚洲：《一场充满问号的战争》，
《厦门晚报》2004年6月3日至6月10日

看法官告政府

——读“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被告麦迪逊

现实生活中最好看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打官司。你看古时候，只要县衙门一击鼓，县太爷一升堂，门外便总是围满了好事者，赶都赶不走。这大约因为但凡是案子，总会有悬念，具有戏剧性，可以观赏；又因为但凡是案子，总会有判决，具有示范性，应该观摩。我们虽然并不希望打官司，却也保不住什么时候会打他一打，正所谓“你不打官司，官司要打你”。看看别人怎么打，学点经验，没有坏处。

所以，打官司好看、可看、该看。如果是民告官，或者是官告官，就又多了点看头。如果是小官告大官，而且是本应该审案的法官告了政府要员，只怕就更值得一看了。

本文要讲的，就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案子发生在二百年前的美国，原告叫马伯里（Marbury，又译马布利），被告叫麦迪逊（Madison），因此本案就叫“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麦迪逊是当时的国务卿，马伯里则是一个被任命了却又没能上任的地区治安法官。我们知道，国务卿是一个很大的官。美国没有总理。总统、副总统之下，就是国务卿。但副总统是个看球衣的替补队员（备位总统），不管事的。这样，国务卿在联邦行政机构中，就是名义上的“老三”，实际上的“老二”。一个小伙计，告了大老板，岂能没有戏看？

何况本案的被告詹姆斯·麦迪逊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在历史上被尊为“联邦宪法之父”。也就是说，美国的宪法（它到现在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就是此君“撺掇”一帮子人鼓捣出来的。当然，制定宪法并不是小麦一个人的功劳，他自己也说宪法不是智慧女神那样单个头脑的创造物，而是许多头脑和双手的产品。但麦迪逊确实是制宪会议的核心和灵魂。这个过程，我在本书正文部分讲得很清楚，这里不啰唆。

联邦宪法生效以后，美利坚合众国就由原来的邦联变成了联邦，也有了第一届由参众两院、行政机构和最高法院构成的联邦政府。行政机构中，总统是华盛顿，副总统是亚当斯，国务卿是杰斐逊，财政部长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则当了众议员。麦迪逊本来是想当参议员的，可是他所在的州（弗吉尼亚）偏偏不选他。麦迪逊没有办法，只好去竞选众议员。当然，马伯里告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务卿了。这时的总统，也不再是华盛顿或亚当斯，而是杰斐逊。但这是十二年以后的事。

现在还说建国之初。华盛顿班子里的这几个人，亚当斯是马萨诸塞人，汉密尔顿是纽约人，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都是弗吉尼亚人。他们一直活跃在美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堪称一时之选，关系也非同一般。亚当斯和杰斐逊是老朋友，1776年一起起草了《独立宣言》（杰斐逊执笔）。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也是老朋友，1787年一起在制宪会议上通力合作。他们两个，还有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意见往往一致，是制宪会议的“铁杆三剑客”。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三份文件堪称伟大，一是《独立宣言》，奠定了美国的建国理念和精神，是合众国的“上帝”；二是《邦联条例》，开始了十三个殖民地的联合，并且确定了美国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是合众国的“教父”；三是《联邦宪法》，确立了美国的政体，建立了美国的政府，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是合众国的“父亲”。现在，起草《独立宣言》和制定《联邦宪法》的人都进了华盛顿的班子，这个政府可谓人才济济。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老朋友进入政府后，却逐渐分道扬镳，最后反目成仇。先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搞不来，华盛顿又多半站在汉密尔顿一边，于是杰斐逊一气之下掼了乌纱帽。后来，政界出现党争，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成为联邦党人，杰斐逊和麦迪逊成为共和党人（民主共和党，跟现在那个共和党没关系），所以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也成为政敌。只有华盛顿超然物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1792年，华盛顿连任总统，亚当斯还是副总统。1796年，华盛顿坚决谢绝了政界和国民的再三挽留，告老还乡，回弗吉尼亚去种地，共和党便推出杰斐逊做候选人，与联邦党的亚当斯竞争。结果亚当斯得七十一票，杰斐逊得六十八票，亚当斯以三票之差当选总统，时称“三票总统”，杰斐逊屈居副总统。杰斐逊一看只差两三票，就大力发展民主共和党。结果，1800年，美国第四次大选，杰斐逊以七十三比六十五的多数把亚当斯赶下了台，使亚当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只做了一任的总统。雪上加霜的是，联邦党人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也一败涂地，不但丢了总统宝座，也将失去国会的控制权。

这下子亚当斯窝囊透了。亚当斯原本也不是寻常人物。他的族兄塞缪尔·亚当斯是公认的“美国革命之父”（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的列宁”），资格比华盛顿还老。他自己（约翰·亚当斯）则是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核心和灵魂，起草了比《独立宣言》还早的《权利宣言》，资格也不比华盛顿差。后来华盛顿当总统，他当副总统，有职无权，百无聊赖，坐冷板凳，吃冷猪肉。好不容易熬到“转正”，又生活在华盛顿的影子里，总统当得十分别扭。

现在反正要下台，亚当斯就不想再窝囊。于是，亚当斯利用马上就要“过期作废”的权力，很做了一些事情。与本案有关的，主要有两件，一是任命了新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二是任命了四十二名联邦党人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原来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是埃尔斯沃思。老艾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美国政府称为“联邦政府”，美国国会称为“联邦议会”（原本叫作“全国政府”和“全国议会”），就是他的提议。打破会议僵局，使制宪工作柳暗花明的，也主要是他。1800年时他虽然只有五十五岁，但身体不好。杰斐逊原本指望他能在自己上台以后辞职，这样就可以任命一个“自己人”。谁知埃尔斯沃思不早不晚，偏偏在新总统还没上任、老总统还在台上的时候提交了辞呈（有人说是故意的）。这就给了亚当斯一个大好机会，立马任命自己的首席大法官，接替因病辞职的埃尔斯沃思。这件事的意义何在呢？一说大家就明白── 国务卿是要跟着老总统下台的，大法官却是终身制。这样，亚当斯就等于在新总统的身边，埋了一颗拔不掉的“钉子”。

第一件事虽然麻烦一点（大法官的任命需经参议院同意），但总算搞定了，新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于1801年2月4日到任。他同时也还代理亚当斯政府的国务卿，只是不领国务卿的薪水。此人在本案中关系重大，我们马上就会讲到。第二件事就有些手忙脚乱，因为亚当斯对这四十二名治安法官的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已是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天（1801年3月3日）。按照规定，这些任命还必须由国务卿副署。于是，亚当斯便和他的国务卿坐在办公室里连夜签署委任状，签署一批发出一批。这些被深夜任命的人，后来就被称作“午夜法官”。状告麦迪逊的马伯里，便正是“午夜法官”中的一名。不幸的是，他的任命是在最后一批。国务卿签完最后十二份文件，就下班离任了。

这样一来，发送委任状的工作，就只能留给新任国务卿；而这位新国务卿不是别人，正是麦迪逊。杰斐逊当选总统后，就让麦迪逊当他的国务卿。杰斐逊当了八年总统，麦迪逊也当了八年国务卿。杰斐逊离任后，麦迪逊顺利接班，也当选总统，而且也一当就是两任八年。八年后麦迪逊衣锦还乡，接班的当选总统正是他自己的国务卿门罗，又是两任八年。杰斐逊、麦迪逊、门罗这三位民主共和党人，比亚当斯他们（联邦党人）是厉害多了。这二三十年间，联邦党人推出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一败涂地，只有亚当斯下台前任命的首席大法官在最高法院苦心经营，干得有声有色。

话说新国务卿麦迪逊第二天来上班，看见桌上的这些文件，当然不会规规矩矩地把它们发出去。“午夜法官”接不到委任状，自然也无法走马上任。不过这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因此倒也就风平浪静。但到了年底，马伯里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便一状把麦迪逊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要求麦迪逊把前任总统签署的任命交给他。马伯里告的虽然是麦迪逊，但不是告麦迪逊这个人，而是告现任国务卿，实际上是告政府；而马伯里的任命是合法的，虽然没能上任，在理论上也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官。所以这个案子，也可以说是法官告政府。

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而接手这个案子的首席大法官，便正是连夜签字任命马伯里为联邦地区法官的前任国务卿──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这下子可就有好戏看了。

法官马歇尔

马歇尔在美国的司法和政治两界，也都是知名人物。

马歇尔是弗吉尼亚人，也是华盛顿的崇拜者，曾在华盛顿麾下当一名低级军官（副军法官，军衔上尉），还为华盛顿写过一本传记。1781年，他退役到威廉和玛丽学院学习法律，后来当了律师，办了一些轰动一时的案子，成为当时的名律师。马歇尔虽然和杰斐逊、麦迪逊是老乡，又都参加了美国革命，但他们志同而道不合。马歇尔并不支持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而支持联邦党的政治主张。民主共和党主张维护“州权”（各州独立自主），同情法国革命。联邦党则主张加强“国权”（联邦政府权力），反对法国革命。马歇尔的观点也如此，所以成为亚当斯的得力助手。1798年，亚当斯总统派他和埃尔布里奇·格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这两位都是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赴法国谈判，三人断然拒绝法方的无理要求，捍卫了国家尊严，也使本来声望平平的亚当斯总统成为民族英雄。所以，马歇尔回国后，就当选为联邦众议员（时间是1799年12月）。不久，亚当斯又让他接任国务卿。

前面说过，亚当斯这个总统是当得比较窝囊的。他接的是华盛顿的班。华盛顿的人，他一个也不敢动，国务卿是皮克林，陆军部长则是麦克亨利（也是制宪会议代表）。这两个人都听汉密尔顿的，不听亚当斯的。汉密尔顿是一个精明强干又雄心勃勃的人。只因为他出生在外国，所以与美国总统的宝座无缘。问题是汉密尔顿又不甘寂寞。他虽然因为嫌薪水低，辞职不当财政部长，但政府的事却总要插一脚。所以不但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他搞不来，同为联邦党人的亚当斯也讨厌他，尤其讨厌他在幕后操纵自己的内阁。亚当斯甚至在和麦克·亨利谈话时称汉密尔顿为王八蛋。他说他宁肯在杰斐逊手下做副总统，也决不依靠汉密尔顿这样的王八蛋来当总统。最后，亚当斯忍无可忍，让麦克·亨利辞职，换上德克斯特；让皮克林滚蛋，换上马歇尔。

马歇尔担任亚当斯的国务卿，是在1800年7月。这时，亚当斯的任期已经快满。果然，马歇尔这个国务卿没当多久，亚当斯就落选了。照理说，他也只有跟着卷铺盖走人，哪里想到还会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任命。前面说过，这可是终身制，新总统解雇不了的。老法官自己不辞职，谁都别想顶上来。马歇尔占住这个位子，就可以为联邦党人守住一块阵地，所以任命通过后亚当斯和马歇尔都很兴奋。马歇尔甚至恨不得立即告别国务院，亚当斯却让他少安毋躁，帮着把那四十二名下级法院法官的任命搞完。可惜马歇尔加班加点，忙到深夜，也还有十二份任命书没来得及发出，被麦迪逊扣下。结果，这十二名“午夜法官”就倒了霉，甚至连煮熟的鸭子又飞了都不知道。马伯里，就是这十二个倒霉蛋中的一个。

现在，马伯里把麦迪逊告了，按照我们的理解，马歇尔应该兴高采烈，至少也应该幸灾乐祸。堂堂国务卿被一个小法官告上了法庭，总归是没有面子的事。何况麦迪逊的做法确实欠妥，确实理亏。马歇尔完全可以大做文章，让麦迪逊和杰斐逊都下不了台，狠狠地报总统大选时那一箭之仇。

然而马歇尔接到这个案子，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要说判案，这个案子并不难断。马伯里的任命无疑是合法的，他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民主国家政府的人事更替不是改朝换代，更不是暴力革命，不能前面的事情后任都不认账。何况法官是终身制，岂能像内阁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亚当斯和马歇尔对马伯里的任命虽然没有来得及送出，杰斐逊和麦迪逊却是要承认的。扣压委任状，显然是麦迪逊的不是，应予纠正。

纠正也有办法。根据1789年的《司法法》第十三条，最高法院有权命令国务卿将委任状送达被委任人。这事要搁在汉密尔顿身上，说不定就真这么干了。马歇尔却不是初出茅庐的生瓜蛋子，也不是血气方刚的汉密尔顿。他可不会傻乎乎地就把这道命令发出去，因为他太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联邦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但在建国之初，司法这个分支是相对比较弱的。弱到什么程度呢？弱到最高法院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最后还是马歇尔四方奔走，才在国会办公楼里借到了一间二十二平方英尺的地下室。这么弱小的一个机构，却说是可以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务卿下命令，不可笑吗？

当然，硬要下命令，也不是不可以，于法有据嘛！但国务卿大人理睬不理睬，就是个问题了。岂止是问题，几乎可以肯定不会理睬。事实上，马歇尔接到这个案子，就给麦迪逊发了一封信函，代表最高法院要求国务卿陈述扣压任命书的理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麦迪逊置若罔闻，舆论却哗然，认为最高院多管闲事，而且管过了头。国会甚至取消了法院的几次会议，还规定最高法院的下一次开庭，将在1803年2月中旬。

其实就算开庭也不能怎么样。国务卿如果不予理睬，最高院还真没法强制执行。因为它既无一兵一卒，又没有任何制裁手段。不错，杰斐逊总统是在马歇尔大法官的主持下宣誓就职的。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礼仪，表现的是联邦总统对宪法的尊重，并不等于大法官当真就能对国务卿如何如何。国务卿不理睬大法官的命令，大法官又拿国务卿毫无办法，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那就不但意味着大法官没有面子，也意味着三权分立中之一权没有面子，意味着司法和法律没有尊严。这个命令还不如不发。

问题是，马伯里起诉到最高院，要的就是这道强制令。不发命令，就只有驳回起诉。驳回也是可以的。根据宪法，只有当案件的当事人是外国大使、公使、领事，或者当事方是联邦的一个州时，最高法院才有初审权。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只能受理上诉。这是《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马歇尔完全可以对马伯里说：老兄，你告错了地方。你应该先到低级法院去告，告不赢了再来找我。

不过这并不能达到维护司法和法律尊严的目的。因为马伯里也完全可以对马歇尔说：我没告错地方。我根据《1789年司法法》主张的权利，也就是要求给国务卿下达强制令这件事，只有最高法院才能支持，下级法院无权受理。如果最高法院也不受理，那么，《1789年司法法》岂不等于放屁？

何况谁都看得出，最高法院如果驳回马伯里的起诉，其真实原因决不是程序问题，而是害怕强权。你想吧，这个案子，一方是小法官，主张的其实是个人权利；另一方是国务卿，被要求的实际上是政府行为（完成该国务卿应该完成的“行政动作”）。所以这是一个“民告官”的案件，双方力量谁强谁弱一目了然。民众总是同情弱者的。中国人如此，美国人亦然。而且美国人还认为，我们之所以要法院，就是为了保护弱者不受欺负。现在，受欺负的公民找到保护神，请他出来给自己说句公道话，保护神却说，你找错了地方，你找别人吧！你说，老百姓听了这话会怎么想？肯定是从里到外都凉透了。要知道，那是建国初期。人们更关心的还是实质正义，而不是程序公正。

显然，发出命令并不可行，驳回起诉也不合适，法官马歇尔陷入两难。

那么，原告又是怎么想的呢？

原告马伯里

对于原告马伯里，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乔治城镇一位四十一岁的富商，有很多钱，也很想做官，其他的就不清楚了。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的那个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年代，他毕竟是个小人物。但他居然能够打听到事情的内幕，知道自己的任命被麦迪逊扣压，想必也有些能耐。而他居然胆敢把现任国务卿告上法庭，还一状就告到最高法院，那就不仅有能耐，而且有勇气了。

马伯里也是一个慎重的人。他自己是法官，打官司却照样规规矩矩请律师。他的律师能耐也不小，居然想到了《1789年司法法》这个法律依据。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位名叫查尔斯·李的律师，毕竟当过亚当斯内阁的总检察长（也就是现在的司法部长）。所以麦迪逊准备应诉时，就请了现任的总检察长莱维·林肯来当辩护律师。总之，在马伯里和他的律师看来，他们的诉讼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于是他们便挺起丈二蛇矛，毫不客气地直奔最高法院而来。至于这一告给大法官惹下多大麻烦，他们可不管。这也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只要有理，就上法庭。案子难不难判，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

马歇尔当然也不能埋怨马伯里没事找事。将心比心，换了马歇尔自己，恐怕也会这么做。何况《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一条款（还有其余九条），被称作“权利法案”。可见有状告状有冤申冤，天经地义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伸张正义平抑冤屈则原本就是法官的职责。他就是干这个的，岂能因为事情难办就把气撒在原告身上？

这样看，马伯里就不仅只是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了。他也可以看作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标志，让我们从中读出文化精神来。

不妨设想，如果这事发生在古代中国，马伯里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会怎么样？十有八九会自认倒霉。朝廷里已经换了“皇上”和“相爷”，老皇上的恩宠还能算数？当然不能。也就只好和新皇上、新相爷一起装糊涂。而且，就算这位中国的马伯里认死理，要找新皇上、新相爷讨个说法，亲朋好友也会把他死死拦住：怎么着，找死呀？万一皇上说，你说的那份先帝爷的遗诏，你打哪儿知道的？朕怎么不知道？这时，你可怎么讲？好嘛，这可是十恶不赦的欺君之罪，要掉脑袋的！

即便这位中国的马伯里手上有证据，也不管用。因为他的乌纱帽既然是皇帝给的，皇帝自然也可以再收回去。就算这回看在“先帝遗诏”的份上将委任状发下，下回难道就不能找个岔子请你去蹲大狱？这个道理，中国的官员人人都懂，没马伯里那么傻的。

美国的法官就两样了。他虽然是总统任命的，却并不认为这是总统的“圣眷”或“人情”，反倒认为这是他应得应份的权利。《独立宣言》说得很清楚：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人权，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做官是幸福的，那他就有权去追求做官。所以，美国的儿童在班上谈理想时，可以宣称自己长大了要当总统，也可以说自己长大了只想当个主妇。大家会一视同仁地为他们鼓掌，不会认为前一个大逆不道，后一个胸无大志。

那么，这样两种文化，其精神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对中国人来说，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是臣民的义务；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则是个人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然，不是说你想当什么就能当什么。但，第一，你有权去想；第二，如果被任命了，你有权去当。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辞职），也可能因为玩忽职守等原因失去这个权利（撤职），但不能稀里糊涂被剥夺这个权利。这就是马伯里可以堂堂正正地状告麦迪逊的原因，也是马歇尔要给麦迪逊发通知的原因：你把人家的权利不明不白地剥夺了，你得有个说法。如果你不给这个说法，本大法官可就要给了！

因此，马歇尔接受这个案子。

不能完全排除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有“私心”。马伯里的任命是他亲自签署的，他对马伯里不可能不抱有同情。麦迪逊扣住他签署的任命不发，他对麦迪逊不可能没有意见。但如果说马歇尔只想借此机会“公报私仇”，那就未免太小看了他。马歇尔可不是那种鸡肠小肚的人。他固然为马伯里的遭遇愤愤不平，也对麦迪逊的跋扈极为不满，却更看重司法的独立和法律的尊严。他和亚当斯总统，都是对司法分支过弱的现状忧心忡忡的。他们在任的时候一直想增强司法的力量，可惜一直收效甚微。

这里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立国不久，百废待兴，缺乏经验，力不从心。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法律和司法的分量，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和行政力量就可以增强的。法治的建设更要靠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来进行。只有这些生动鲜活的案例，才能使法律深入人心。这就要有机会。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是一个机会。所以这一回对于马歇尔，借用我们爱说的话来讲，便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于是，1803年2月24日，马歇尔在那间借来的地下室里，宣读了联邦最高法院全票通过的裁决。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六人，一人病假，五人同意。

首先，马歇尔宣布，对马伯里的任命是合法有效的，马伯里也有权得到这份任命书。因为任命是在前任总统有效任期内完成的，并已签名贴封，即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依法，这些程序完成后，被委任人即获得了“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权利”。如果政府未将委任状送达，就构成了对被委任人的侵权，也就必须进行补偿和补救。因为由法律保护的个人的权利，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所在。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对这种权利的保护。不能保护已是渎职，任意侵犯就更是违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试图这么做，那么，不论他是总统还是国务卿，都必须随时准备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因此，法院有权受理此案。

其次，他宣布，最高法院无权命令联邦官员履行他职权以外的责任，但有权命令他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将任命书送交被任命人，是国务卿的责任。据此，并根据《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最高法院有权给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令。

如果马歇尔的判决只有这两条，马伯里的官司就算是打赢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大法官和国务卿的战争。但问题是马歇尔的判决还有第三个内容。在肯定了上述两点后，他宣布：尽管原告有权得到这份委任状，最高法院却无权命令被告将其送达，因为《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违宪，不能算数，更不能执行。也就是说，送不送委任状，仍然是麦迪逊的事，最高法院管不着。而且，他还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从此作废！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官司：麦迪逊输了理，马伯里输了利，马歇尔则输了权。他自己把国会给法院的“尚方宝剑”给废掉了。但无论原告马伯里，还是被告麦迪逊，还有国会和政府行政部门，都接受了这个判决。马伯里接受，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讨回了公道，纠缠下去又于事无补；麦迪逊接受，可能是因为他原本理亏，实际上又没有亏损。当然，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马伯里讨回了公道，麦迪逊则保住了体面。

历史也接受了这个判决。在联邦最高法院展厅的大法官塑像中，只有马歇尔的塑像是全身的。他身后金字镌刻的判词，则有一条摘自本案。这说明美国人公认马歇尔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也认同他的这一判决。其原因，我想很可能因为人们后来都逐渐意识到，本案其实有一位大赢家。他不是别人，正是美利坚合众国。

赢家合众国

我们先来看马歇尔的判决。

马歇尔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违宪作废，此举可谓惊世骇俗，我们中国人就更是看得目瞪口呆。我们读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从来就只有争权的，没有让权的。皇帝和宰相争权，宰相和六部争权，六部和地方官争权，地方官和地方官争权，哪有自己主动让出权力的？一个首席大法官，居然不要国会授予自己的特权，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有人说，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马歇尔处理此案确实为难。当时的情况，是麦迪逊有权无理，马伯里有理无权，官司打到只有一间借来的办公室的最高法院。打个中国式的比方，这就好比两个壮汉拔刀相向，都要砍断对方的手腕，却又要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年做主。少年没有办法，只好说你们都别砍了，我砍我的行不行？就“壮士断腕”了。

马歇尔的判决有这么一点意思。他既不能宣判马伯里败诉，又不能当真给麦迪逊下强制令，还不能装作不知道有一个《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可以用，也就只好宣布这条法律违宪作废。不过，马歇尔虽然砍了自己的胳膊，却也打了麦迪逊（同时也打了杰斐逊）的耳光。从他前面的判词看，这耳光打得其实蛮重的。而且，由于马歇尔并没有发出强制令，麦迪逊和杰斐逊发作不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所以，杰斐逊对马歇尔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避之唯恐不及。杰斐逊甚至这样对别人说：我和马歇尔谈话时从不表态。哪怕他问我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也会说“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身为总统的杰斐逊这么说，可见他在马歇尔那里肯定吃了不少亏。

的确，马歇尔的政治主张虽然和汉密尔顿一脉相承，为人处世却比汉密尔顿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你看他处理此案，可谓欲擒故纵、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表面上口口声声说对马伯里的诉讼请求无能为力，实际上掌掌打在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脸上，还让他们两个无话可说。表面上看他举起刀来砍断了自己的手腕，实际上却建立了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也建立了最高法院的至上权威。你想，最高法院连授予自己的特权都能宣布违宪无效，这还不是大公无私？这还不是气壮山河？这样一个连自己胳膊都敢砍的人，还有谁的胳膊不敢砍？下回大法官（当然不一定是马歇尔）再要宣布某条法律违宪，大家是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的。

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等联邦党人梦寐以求的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歇尔也是个大赢家。

这对合众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知道，1787年制定宪法时，制宪代表们曾一致认为必须对国会的立法权加以制约和防范，以防国会通过“立恶法”来“施虐政”。最后通过的方案，是国会通过的立法，总统有权否决；而总统的否决，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又可以再否决。这是既防国会又防总统。但这并不能完全让人放心。一是总统有可能顶不住国会的压力，二是国会和总统有可能穿一条裤子。所以麦迪逊和威尔逊都主张让司法部门也参加立法复审，但戈勒姆、格里、拉特利奇、路德·马丁等人反对。路德·马丁认为，与其让法官参与“立法复审”，不如让他进行“司法复决”，也就是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判定某一法律是合宪还是违宪，这样更主动，也更保险。不过这个想法，当时也就是说说而已，从马歇尔开始才动了真格。结果，麦迪逊为法官力争又没争到的权力，被马歇尔扎扎实实地争到了手。而且到手的途径，还正是拿麦迪逊开刀，在这位太岁头上动土。真不知麦迪逊作何感想！

合众国人民却应该额手称庆。因为这样一来，即便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否决总统的否决，或者与总统相互勾结，强行通过某一恶法，最高法院还可以判其“违宪”。于是，立法就有了扎扎实实的三道防火墙── 两院分开立法一道，总统立法复审一道，法院司法复决又一道。这第三道防火墙的建立，是马歇尔的功劳。

马歇尔不但实施了“司法复决”，而且还阐明了联邦宪法和国会立法（即联邦法律）的关系。这也是麦迪逊等制宪代表要说又没有说清楚的话。我们知道，1787年制宪会议最重要的共识，就是接受了新泽西代表佩特森的提案：联邦宪法、联邦法律、联邦条约，都是联邦的最高法律。各州的宪法、立法和法官，都要受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和各州的议员和官员，都要宣誓服从联邦宪法。但是，同为联邦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也就是联邦国会的立法）又是个什么关系，他们就没有明说了，虽然意思很清楚。

说明白了的是马歇尔，而且就在这个案子的判词中。马歇尔说，宪法是什么？宪法是人民“原始权利”的“伟大运用”。这种权利不能也不应该经常重复运用，所以宪法一旦制定，它的原则就是“崇高的”和“永久的”了。国会的立法是宪法授权的，不能违背和修改宪法。国会的立法（宪法修正案除外）一旦与宪法相抵触，就不能成为法律。《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条就是这样，因此必须作废。或者说，不是法律。

这下子就清楚了：在人（议员与官员）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联邦宪法不但高于各州宪法和法律，也高于联邦立法，这就是“联邦宪法至上原则”。这个原则，麦迪逊想到了，佩特森说到了，马歇尔做到了。或者说，麦迪逊和佩特森把它写成了宪法条款，马歇尔把它变成了司法实践。他用自己的审判明确告诉大家：任何人，任何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

联邦立法不能违宪，这个没有问题。华盛顿也好，亚当斯也好，杰斐逊也好，麦迪逊也好，都不会反对。但是，某一法律违宪不违宪，谁说了算呢？这可一直没有明确。明确了这一点的又是马歇尔。他在本案的判词中斩钉截铁地说：认定什么是法律（即不违宪），毫无疑问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和职责。这句一言九鼎的话现在刻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大理石上，它甚至应该被看作宪法对最高法院的授权书。

马歇尔这么说，有依据吗？有。我们知道，联邦宪法有一个重要精神和原则，即“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就是立法（通过法律）、执法（依法行政）、司法（做出解释）各负其责，相互制衡。国会立法，就不能执法、司法。总统执法，就不能立法，也不能司法。因此，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解释法律），就只能是司法部门即最高法院的事了。因为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又没有执法权，只有解释权。司法复决权不归最高法院，又能归谁呢？所以，这个结论，联邦宪法虽然没有明说，却是符合宪法的立法精神的，大家也都认可。

当然，忧虑也不是没有。杰斐逊就担心此例一开，最高法院会变成一个新的暴君，一个“专制暴虐的机构”。想想也是。如果总统和国会每弄出一个立法，最高法院就要来宣布它违宪，这事情还怎么弄？值得庆幸的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裁决后，联邦最高法院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司法复决权。以后的大法官们也都保持了低调。1916—1936年在任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甚至有句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无所作为。”（请参看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看来，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不像我们的某些官员，任期内一定要弄出点“政绩”来。

这是极其高明的。大法官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重于有所为。正因为他们通常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一旦有所为，就一言九鼎。

这样一来，最高法院的职责、权力和权威，就都树立起来了。分立的三权（立法、执法、司法），也扎扎实实地鼎足而立了。新生的合众国，不再是一个跛足的政府；联邦最高法院，也不再是花瓶和摆设。你说马歇尔的功劳是不是很大，合众国是不是最大的赢家？

秤砣是个大问题

——读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

秤砣不是老百姓

有部电视连续剧，好像叫《宰相刘罗锅》吧，很是热播了一阵子。它的主题歌，也很是热唱了一阵子。那歌是这么唱的：

天地之间有杆秤

那秤砣是老百姓

秤杆子挑江山伊儿伊儿哟

你就是定盘的星

这其实是不对的。一个国家，如果当真有什么“秤杆子”来“挑江山”，那“秤砣”就绝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应该是老百姓。君主制国家如此，民主制国家也如此。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迄今为止的世界国家制度，归根结底无非两类── 君主制和民主制。要么是典型的君主制（如古代中国），要么是地道的民主制（如古代希腊），要不就是这两种制度的变体，比如“君主立宪”或“僭主独裁”。僭主独裁是变相的君主制，元首虚位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是变相的民主制，元首实位的君主立宪（实君共和）则是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过渡。所以，要搞清楚“秤砣”是谁，就先得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说清楚了。

那么，这两种制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根本区别，不在或不完全在于国家元首叫什么（叫总统、主席，还是皇帝、国王），他的产生是靠选举还是世袭，有任期还是无任期，也不在于国家大事是谁当家谁做主（君王当家，或政府当家，或国会当家，或人民当家），而在于主权在谁那里。君主制，就是主权在君；民主制，就是主权在民。主权在君，不等于君王一定要当家，也可以授权宰相；主权在民，也不等于人民一定要当家，也可以授权政府。所以，君主、民主的“主”，不是做主的“主”，而是主权的“主”。

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是主权在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天子拥有对全国所有资源和财富的产权；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说天子拥有对全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治权。既有产权，又有治权，当然有主权。主权、产权、治权都在君，岂非典型的君主制？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秤砣”绝不可能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民）没有权，既没有产权，也没有治权。没有权（主权、权力），也就不可能是“权”（秤砣）。实际上，中国人把秤砣叫做“权”，秤杆叫作“衡”，是很准确的。这也是“权衡”一词的本义。“衡”的意义在于“平”，所以也叫“平衡”；“权”的意义在于“重”，所以也叫“权重”。但秤砣之重不在于个头大、数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个。它的个头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轻的。它之所以能够衡定天下，仅仅在于它是“权”。这就叫“秤砣虽小压千斤”。

显然，数量既多个头也大又没有权的老百姓不可能是秤砣，做秤砣的只可能是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因为只有他才既“小”又“重”。说他“小”，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这样一个“个体户”或“小集团”，相对于“全国人民”（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自然是“小”。但是，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个头虽小，权重却大，几乎集中了所有的权力，这就足以“压千斤”了。而且，正因为集权于一身，所以是“权”。

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是“权”（秤砣），另一头放在秤盘子里的就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至于“衡”（秤杆），则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是至尊君王与至贱草民之间的中间层次，也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因此是“秤杆”（衡）。秤杆的长短（官僚集团的人数层次），是和国家的规模成正比的。国家越大，人民越多，官僚集团的人数和层次也越多。因为秤砣的大小是固定的。放在秤盘里的东西多了，要想平衡，就只有拉长秤杆。所以，在“小国寡民”的时代，君主（秤砣）和子民（秤盘）之间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官员人数既少，也几乎没有层次，国君甚至可以直接管理子民。秦汉以后，国家大了，秤杆子就只好加长。不过秦汉两代秤盘里的东西还不太多，秤杆子也不太长，其结构大约是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两级，秤砣离秤盘还不算太远。明清两代就大不一样。清代中央有军机处、内阁、六部，地方则有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县五级，那“秤砣”可就远在天边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论述，请参看。

君主制国家的“秤”，大约如此。

君主制国家以君为秤砣，是因为主权在君。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那“秤砣”岂非就该是“老百姓”？但这是不行的。我们知道，秤砣的特点，是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老百姓（民）却相反。无论哪个国家，民总是大多数。所以，君主制国家的老百姓（臣民、子民）固然不可能是秤砣，民主制国家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公民或人民）也不应该是秤砣。公民作为个人，虽然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却不大，也不能大。如果每个公民权重都大，都可以“权衡天下”，岂非一杆秤上挂了许多秤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秤！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做秤砣就更不行，那等于是把秤砣和秤盘掉了个，岂能平衡？这也正是早期民主制国家的问题。早期民主制国家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秤砣，便只好让“僭主”来代行其事。结果是“僭主”变成了“君主”，民主制国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国家。

显然，秤砣是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制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美国人的办法

秤砣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对于民主制国家来说，难就难在不知道该由谁来充当原先由君主担任的那个角色。公民或人民是不行的，理由已如前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不行，因为那等于制造了一个“僭主”甚至“君主”，一个“无冕之王”。由国会来当秤砣同样有问题。国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立法机关，因此权重虽大，个头却不小，自身的分量也不轻，怎么能做秤砣？所以秤砣是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被美国人解决了。美国人在二百多年的宪政实践中，无意间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一个秤砣，这就是最高法院。现在看来，由最高法院来当秤砣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它完全符合“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美国最高法院的“个头”是很小的，一共只有九位大法官（最初只有六人），是联邦政府中人数最少的机关。我们知道，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共有五十个州（state），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全国最高政府”，即“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严格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建立的，因此包括三个机构，即参众两院、行政机关和最高法院。参众两院最初有参议员二十六人，众议员六十五人，现在有参议员一百人，众议员四百三十五人；行政机关则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和众多官员。与之相比，只有九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自然是“小”得可以。其实，不但最高法院小，整个联邦司法系统的摊子都小，只有九十四个地区法院，六百四十九位法官；十三个上诉法院，一百七十九位法官；一个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

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这三个分支机构中的分量也最轻，轻到在《联邦宪法》中只有寥寥几笔，在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程度。我们看美国新闻，不是总统如何，就是国会如何，很少看到最高法院如何的。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真可谓不显山不露水，以至于人们一说到美国政府，便总认为就是总统为首的那个机关，顶多再加上国会，很少有人知道最高法院也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想想也是。钱袋子捏在国会手里，枪杆子捏在总统手里，笔杆子则捏在媒体手里，最高法院要啥没啥的，谁又把它当回事呢？所以，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三大机构中不但成立最晚（众议院1789年4月1日，参议院4月6日，总统4月30日，最高法院次年2月2日），而且成立之初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纽约皇家证券大楼里对付，后来又在国会大厦讨到了一间“只需家具”的办公室。这样一直混到1921年，当过一届总统的威廉·塔夫托出任首席大法官时，最高法院办公大楼的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国会也才在1929年表示“原则上同意”。最后拖到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大兴土木，这才在国会图书馆旁边为最高法院盖了楼。最高法院分量之轻，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个“个头”既小，“分量”也轻的最高法院，“权重”却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可以否决国会法案，决定总统人选。给我们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相持不下，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仅仅是佛罗里达州区区几百张选票，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十六天的“世纪司法大战”。共和民主两党打得难解难分，美国选民和各国媒体也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简单多数做出不利于戈尔的判决，戈尔立即优雅地承认失败。要知道，戈尔实际上是多得了五十三万张普选选票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只有一票之差，但这一票却不知要比多少万张选票都管用。最高法院的权重，是不是大得吓人？

其实，否决国会法案也是很厉害的，因为通过一项法案并不容易。一项法案提出后，要交参众两院表决；参众两院通过后，要由联邦总统签字。如果总统不同意，这项法案就要退回提出该案的那一院再议。再议就不好说了。如果上次通过就有些勉强，这回还有不黄的？即便该院以三分之二的法定多数再次通过，也还不能算数，还要送到另一院再议。只有当另一院也以同样的多数再次通过，也就是说，只有当参众两院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总统的否决时，这个法案才算完成了立法程序，成为法律。但是，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出台的法律，最高法院只需要一个理由，或者说，只需要两个字，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这一个理由（或者说两个字）就是“违宪”。在美国，一部法律如果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违反宪法），那它就不再是法律。而且，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终审判决，没有谁能够推翻，除非最高法院自己认错，或者国会有本事修宪，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美国最高法院一共判决一百三十五项国会立法违宪。当然，最高法院并非总是和国会过不去，也并非只审查国会立法违宪与否，它也审理各种案件。不过，最高法院并不是随便什么案件都受理，它受理案件是有规矩的，也是有选择的。一般来说，大法官们会对以下三种情况的案件特别关注：一是涉及宪法解释，需要判断某项法律或政府行为是否违宪；二是具有典型意义，需要通过判决为今后解决此类纠纷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三是事关国计民生，需要通过判决推动社会的改革和改良。比方说，20世纪初，大法官们认为应该保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便频频受理有关契约自由和产权的案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法官们认为应该推动对公众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便对涉及刑事被告权利的案件情有独钟。要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和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可是“口衔天宪”的。他们说什么行为违法，什么行为就违法；他们说什么行为合法，什么行为就合法。原告和被告不管心里服不服，都得认，以后的案子也都得照着判。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地顶风作案以身试法，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谋取利益解决问题。最高法院既然放了话，那违法的做法就会被抛弃，合法的做法则等于得到了鼓励。所以，最高法院一旦做出判决，甚至只不过受理了案件，政府的政治态度和国民的价值取向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就是典型的秤砣了。最高法院只要一做出判决（尤其是重大判决），美国政府就得调整政策，美国公民就得调整行为，正如秤砣一移动，秤盘子里面就必须或者加进一些东西，或者减去一些东西。

美国如此，中国如何？

中国人的经验

中国古代原本也有秤砣。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是以皇帝为秤砣的。皇帝做秤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那时除了皇帝，也没谁可以做秤砣。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无非两个关系、三种人。两个关系即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三种人即皇帝、官员和黎民。老百姓的分量倒是轻，但权重小，个头大，做不了秤砣。官僚集团个头不大不小，分量不轻不重，权力不多不少，也不合适。只有皇帝，最接近“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

皇帝做秤砣的问题仅仅在于分量，而分量是可以调整的。分量轻的可以调得重一点，分量重的可以调得轻一点，当然也可以维持原来的分量不变。美国最高法院就是这样。据统计，现在每年上诉到他们那里的案子有七千个左右；而以其规模和能力，则最多只能受理一百个。如果最高法院以此为理由，要求增加编制扩大规模，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非“无理取闹”，反倒“合情合理”。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却宁肯每年只受理七十分之一的案件，宁肯让那些盼望着能在最高司法部门那里“讨个公道”的人失望，也不肯自我膨胀。因为以最高法院权重之大，如果再增加分量，这个秤砣恐怕就做不成了。他们这个原本起着约束和制衡作用的部门，就可能变成一个凌驾于立法和行政部门之上的“无冕暴君”。

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的“秤砣意识”是很强的，尽管他们并不使用这个说法。这种“秤砣意识”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奉行“不告诉不受理”的原则，从不主动出击，甚至回避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大法官们发现某一立法违宪，或某一行为违法，如果没有人来告，他们也不管。甚至即便有人告，他们也未必管，而且能不管就不管。其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不但非常自觉地对自己的司法权力进行自我约束，而且为人处世也十分低调。他们从不没事找事，从不显山露水，从不信口开河，甚至尽可能地避免抛头露面，更不用说像总统和议员那样出尽风头了。最后，最高法院日常判决的基本特点是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能不改动的就不改动，能不变更的就不变更，能不颠覆的就不颠覆。所有这些，都是在尽量避免自我膨胀，尽量避免增加分量。著名的开明派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1916—1939年在任）甚至有一句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所作为。”显然，美国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充当秤砣的角色，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权力很少，还轻易不用，因此一直保持着较轻的分量。正如任东来先生所说，“其较高的权威恰恰来自其较少的权力”。同样，最高法院的判决之所以能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和世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也恰恰因为它平时的轻易不动和清静无为。

无为，才能无不为，也才能大有为，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成功之道。

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是懂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谁都懂，因为中国的道家也是这种观点。按照道家的思想，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正是无所作为。甚至就连皇帝授权的政府，也不宜动作太大。这就叫“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叫“无为而治”。西汉初年就是这样。汉，是建立在秦王朝废墟之上的；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则在于它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分量太重，作为也太多。所以，汉的创立者在设计帝国制度时，他们赋予皇帝的权力其实是很少的（当然权重极大）。汉初四代皇帝，也都能比较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权力，很好地充当了秤砣的角色。那时的政府也配合。数任宰相，都萧规曹随，清静无为，这才有了所谓的“文景之治”。

可惜好景不长。景皇帝一死，他的儿子武皇帝就不愿意当秤砣了。汉武帝是号称“雄才大略”的。雄才大略的人当了皇帝，自然不会甘心去当“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角色。他亲政以后所做的一系列所谓“改革”，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这就与自觉克制欲望、约束权力、尽量避免自我膨胀增加分量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武帝一朝没有制衡的秤砣，只有强权中心。由此造成的后患，则是皇帝的分量从此再也减不下来。汉武帝之后，尽管形同虚设、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皇帝不在少数，但皇权的分量却一直是沉甸甸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描述，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也有描述，请参看。

可见在君主制的前提下，皇帝并非不能充当秤砣，关键是其分量一定要轻。当然，规定皇帝不过是虚位元首，甚至不过是橡皮图章，仅仅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已，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但他至少应能够不滥用权力，能够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秤砣是不能轻举妄动的，也不能动个没完，否则就变成钟摆了。可惜这个道理虽然人人都懂，却从来没有在法理上说清过，也没有在制度上规定过。相反，帝国制度规定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和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样，皇帝在国家机器中究竟是秤砣还是钟摆，就全凭运气。如果碰巧是个不爱管事的，或者管不了事的，可能是秤砣；如果偏偏是个“大有为之君”，那就是钟摆了。其实，皇帝不爱管事或管不了事也未必就好，因为那会大权旁落，实际掌握权力的人还是会做钟摆。即便没有人做钟摆，那皇帝也不是秤砣，而是摆设。只有当皇帝能够高度自觉地“以小权大，以静制动”时，他才是秤砣。具体地说，就是他爱管事、能管事，却不轻易管事，不随便管事，一旦管事就及时到位，管得非常是时候是地方。这就太难了。

所以，尽管我们认为皇帝可以当秤砣，也希望他当秤砣，但是，西汉初年那种蕴含着中国人智慧的政治状态，却只可能是个案，不可能是常规。怎么不可能呢？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最高法院为什么可以持之以恒地当秤砣。

大法官与大皇帝

前面说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很有些像中国皇帝的，比如终身任职，比如说一不二，比如一言九鼎，比如极少认错，比如从不解释受理案件的理由。这就太像中国的皇帝了。中国皇帝在做决定或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也常常不解释理由吗？

但是，美国的大法官和中国的大皇帝又有很多不同。

第一，大皇帝是世袭的，大法官却是任命的，而且总统提名后还要参议院批准。这时，被提名的人就要面对参议员的吹毛求疵，应付新闻界的刨根问底，准备着自己的家底和隐私被里里外外翻个底朝天。如果通不过审查，被挑出了毛病，就得换人。一般来说，这样筛了又筛选了又选才挑了出来，又经过了严格审查的角色，大体上总应该是“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了，至少也不会太离谱。就算能力稍差一些，品德略次一点，当了大法官以后，也会极其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和地位，鼓起劲来做事，埋下头去读书，夹起尾巴做人。所以，美国历史上的大法官，不怎么样的肯定会有，非常差劲的却不多见。相反，不少人当了大法官以后，便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视为自己的生命，甚至不惜得罪有恩于自己的人，比如提名自己当大法官的总统。这样的故事，是史不绝书的。

世袭的大皇帝就不好说了。他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混蛋；可能是仁君，也可能是暴徒；可能是智者，也可能是蠢货。帝国的臣民摊上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可就全靠运气。这个人当上皇帝以后，可能勤于国事，也可能玩忽职守；可能爱民如子，也可能杀人如麻；可能克己奉公，也可能荒淫无度。王朝的中枢摊上一个什么样的首脑，也得全靠运气。运气是靠不住的，所以皇帝当秤砣也靠不住。更重要的是，任命的大法官可以弹劾，世袭的大皇帝却不能弹劾。一旦摊上一个昏君暴君，帝国和臣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第二，大法官超脱，大皇帝不超脱。美国的大法官超脱，又有三个原因。一是单纯。除了司法问题，其他任何事情，哪怕是天塌下来了，大法官都不管。即便是司法问题，也只管大案要案，一般案子也不管。二是独立。除了宪法，他们谁的账都不买，既不受总统、国会干预，也不受媒体、舆论干扰。最高法院开庭时不允许媒体拍照、录音，更不允许电视台实况转播，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甚至从不看报。三是权力少。最高法院既无财权，又无兵权，也没有人事权，唯一的权力是受理上诉案件和解释宪法。就连这一权力，也是受限制的。大法官们并不是所有的上诉案件都能受理（这是数量的限制），也不是什么样的上诉案件都能受理（这是性质的限制）。关于这一点，《美国宪政历程》一书有详尽的介绍，不妨参看。

中国的大皇帝却不同。皇帝当然也只管大事，但皇帝管的事情多。吏治财税、军事外交、天灾人祸、惩戒奖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要他定夺不要他操心的。这就不单纯。皇帝也不可能谁的账都不买。太后的账就要买，拥立和辅佐他当皇帝的朝廷重臣或功臣的账恐怕也得买一买。甚至就连皇后、嫔妃、太监、宠臣的账，有时也得买一下。这就不独立。皇帝的权力还多。他既有财权，又有兵权，还有人事权，也拥有对上诉案件的最终裁决权和对国家法令的最高解释权。既不单纯，又不独立，权力还多，怎么可能超脱？不超脱，纠缠于种种政治旋涡和人事纠纷之中，就是想做秤砣，怕也难。

第三，中国的大皇帝只有一个，美国的大法官却有九个。九个和一个又有什么区别呢？九个，就有少数和多数，统一和多样，一致和分歧，也就有约束和制衡。比如向下级法院下令调阅案件卷宗，就至少需要四名大法官的同意；案件的判决，则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要多数大法官同意（一致同意当然更没问题），这个意见就被称作“法庭意见”，成为审判结果，前述导致戈尔自认倒霉的判决就是这样。那些不同意判决结果的大法官的意见，则被称作“少数意见”，也要写进判决书。更有趣的是，有些大法官虽然同意判决结果，却不同意断案的根据和逻辑，这些不同的理由同样要写进判决书，叫“补充意见”，也叫“附加意见”。这样，一份判决书就可能有三种意见九个声音，1857年“斯科特诉桑弗特案”的判决就是。这个引发了美国内战的“臭名昭著”的司法判决是由七比二的票决做出的，但九位大法官赞成或反对的理由都不相同，结果判决书就长达二百五十页之多。写进判决书的这些“补充意见”和“少数意见”，虽然不能成为“法庭意见”（即没有法律效力），但同样得到了尊重，而且“立此存照”。这就既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又充分地考虑到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可能，从而为今后法院推翻不公正的判决奠定了基础。

只有一个人的大皇帝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他的决策和判决既不受约束和制衡，要想推翻（包括他自己想推翻）也难于上青天，便只好采取蛮不讲理的办法（比如说过去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等等），甚至不正当的手段。明代嘉靖朝后期，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落入法网，由刑部（相当于公安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和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三司会审”。恨透了严氏父子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公安部长）黄光升、都御史（监察部长）张永明和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张守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也想趁机为一些好人平反，便在判决书里大讲这两个奸臣如何迫害忠良。草稿送到首辅（相当于宰相）徐阶那里，徐阶却说，你们要惩治乱臣贼子，平反冤假错案，是对的，也是时候，但方案不行，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这样告上去，严世藩倒不了，你们自己反倒要先倒霉了。唯一的办法，是告严世藩“聚众谋反”。这严世藩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但不冤枉严世藩，别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因此又非冤枉他不可。

这样一比较，事情就清楚了。美国的大法官当秤砣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大皇帝却问题多多，而且尴尬。尴尬之处就在于：你不知道究竟应不应该让他当秤砣，结果让他当也不是，不让他当也不是，因为除了他也没别人能当。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理清过，所有的道理也从来就没有讲清过，这才留下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还得把这笔账再算一算。

有些账需要算清

还是先说美国人。

美国人是把账算清楚了的。他们是商业民族，天生就会算账。在他们那里，所有权（产权）和经营权（治权）是分开的。一家公司，如果股东很多，他们就不参与经营，也不能参与经营，而是通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再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这就叫“投资者不理财”。除非是小公司或个体户，所有权人才直接进行管理。国家当然不是小公司或个体户，反倒像一家股东很多的公司。它的股东就是公民，公民的集合体就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拥有主权。但是，正因为人民拥有主权，他们也就不能行使治权，即不能直接治理国家，而应该授权政府。政府得到授权，有治权无主权；人民授权政府，有主权无治权。主权与治权分离，主权在民，治权民授。这就是民主。这是第一笔账。

其次，他们认为，在人民将权力授予政府之前，应该先签一个合同，规定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保证政府在获得了这些权力以后，不会利用到手的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这种合同不能授权一次签一次（那样太麻烦，也靠不住），应该在建立政府之前就签好，至少要签一个总的合同。这个总合同就叫宪法，草拟这个合同的事情就叫立宪。宪法制定出来并得到人民批准和认可以后，就可以依照合同（依法）进行授权了，包括授予国会立法权，授予总统行政权，授予法院司法权。国会、总统、法院，是根据这个总合同（宪法）得到人民授权的，他们也只能按照这个总合同（宪法）的规定来行使权力，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所以，只有执法权的总统和行政机构不用说，就连有立法权的国会和有司法权的法院，在本质上都不过只是执法者（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者）；治理国家的也不是人（议员、官员、法官），而是法。这就是法治。这是第二笔账。

最后，国会、总统、法院既然都不过是人民授权的执法者，那么，他们的权力就是有限度的，也是必须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即“限政”；二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即“制衡”；三是政府各部门的自我约束，即“自律”。但不论哪一种限制和约束，都是针对治权的，因此应将其区分为权力和权重。权力越多，权重就越小，反之亦然。这就是宪政。这是第三笔账。

美国政府三大机构的关系就是这样。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个头最大，权力最多，权重就应该最小。国会次之。最高法院权重最大，可以否决总统行政国会立法，因此个头就应该最小，权力就应该最少。大家看看，这笔账是不是算得很清楚？

中国古代国家的账就不那么清楚了。首先第一个问题，主权在谁那里，就不清楚。传统的说法是主权在君。秦以前，在周天子，然后再由周天子分封下去。秦以后，就只属于皇帝了。辛亥革命以前，大家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认为，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周王和皇帝的主权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说不清楚，只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上天垂爱，授命天子，这就是“天命说”。但是，皇天上帝可以授命，也就能够收回。收回授命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革命”的结果，则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巧取（宫廷政变），二是豪夺（武装夺权）。审之于历史，则巧取的少，豪夺的多，而且总是伴随着民族的灾难，饿殍遍地，烽火连天。这也是君主制和民主制的重要区别。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拥有者── 人民，永远不会缺位，也永远无可更换。所以，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只有“换届”，没有“换代”。换届是和平的，换代则不一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家主权既然在君，那就用不着跟谁签合同了，要签也是跟皇天上帝签。这就等于不签，故中国古代无法。如果说有，也只有“律”。法和律是不同的，尽管有法必有律。法是约法，即合同；律是律条，即条款。合同必须由平等的双方或各方来签订，条款却可以由一方定了交另一方执行。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就是如此，是帝王制定了交由臣民执行的，所以叫“王法”。王法既然是王定之法，帝王就可执行可不执行。同样，天命既然是天授之命，帝王就可认命可不认命。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法无天”。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帝王既然可以“无法无天”，他的权力就是没有限度的，也是无法受到限制的。因为能够限制他的只有天，这就等于没有限制。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也曾设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却每每不能成功。相反，从秦汉到明清，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最后只好寄希望于皇帝的“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这个其实靠不住。结果是，权重原本就大的皇帝，权力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秤砣也就变成了钟摆。

实际上，只要主权在君，就不存在主权与治权分离的问题。民主制国家之所以要将主权和治权分开，是因为人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只能授权民选政府代行治权。君主制国家则不然，其主权只属于君主一人，你又凭什么要他把治权转让出去？如果他有兴趣也有能力，完全可以乾纲独断，实行君临天下的一人政治，这就是“人治”。当然，如果他不想大权独揽，也可以和文武百官共治天下，实行官员代理的官僚政治，这就是“官治”。究竟应该实行“人治”，还是应该实行“官治”，则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何况即便是“官治”，官员也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自己并不真正拥有治权。治权仍然是皇帝的。皇帝想放一点，就放一点；想收回来，就收回来。皇帝手中的治权究竟应该放，还是应该收；应该放多少，收多少；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统统都是一笔糊涂账。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则权力应该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约束，怎样制衡，也统统都是一笔糊涂账。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是人民共和国了，主权已经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民政府代行治权，因此前面那笔糊涂账不算也罢。

有话你就直说

——读薛涌《直话直说的政治》

牛仔总统愣头青

薛涌先生把他的“美国政治笔记”名之曰《直话直说的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是很准确的，也是有深意的。去年美国选总统，许多欧洲人和中国人都看好克里，认为他会胜出，也希望他能胜出。抛开政治倾向不说，单说形象，双方就没得一比。布什一口土腔一脸傻相，切尼老态龙钟并无魅力。克里呢？高大英俊堪称王者气派，他的副手爱德华兹也风度翩翩十分绅士，两个都是很有文化的样子。有文化的人总是同情有文化的人。于是大家就想，上一回美国人看走了眼，或者算错了票，这回难道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然而选举的结果，是克里和爱德华兹败北，布什和切尼连任，让这些有文化的人跌破眼镜。

这事着实让人想不通。在有文化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看来，小布什这哥们儿怎么看都“望之不似人君”。此君的智商之低和水平之差是人所共知的，上次竞选时连巴基斯坦的政府首脑是谁都不知道，说起话来也是荒腔走板，比如：抓住拉登，把他带回来，甭管是活的还是死的！这哪像个总统，黑社会老大还差不多！记者问他什么时候从阿富汗撤军，他回答说，这个要问弗兰克将军。他说完事了，我们就撤；他说没完，我们就留。这又哪像个总统，简直就是纨绔子弟大少爷。这样的人，怎么会当选，又怎么会连选连任？

但是，如果读了薛涌先生这本书，你就不会奇怪了。原来如今的美国人，就吃“土憨傻愣”和“直话直说”这一套。

美国的事情我不懂，也没太多兴趣。我关心的是这种说话的方式。

小布什这种说话方式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他这个总统是选出来的。这就要到选民那里一票一票去争取。那么，成千上万的选民，是有文化的多呢，还是没文化的多呢？当然是没文化的多。是懂政治的多呢，还是不懂政治的多呢？当然也是不懂的多。因此，文化水平高，懂政治，在美国未必是好事。比如戈尔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懂得太多，老想教你点什么”。结果大家对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因为“脑筋太聪明就难免滑头”。有位老太太就这样评价戈尔：我是不会在这样一个人手里买二手车的。他当总统我信不过。

布什则相反，看上去就像一个“加油站憨厚的修车伙计”，“笨头笨脑没有坏心眼”，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这些说法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国情和国民心理。在他们看来，所谓“白宫”，无非是高速公路上一个加油站。总统呢，也不过是加油站里的修车伙计，充其量是个卖二手车的。这样的人，当然是越憨厚越好，以免被他坑蒙拐骗。美国人经常修车买车，上当受骗的事难免发生，自然不能不多个心眼。何况现在他们要修的，是国家机器这台车；要买的，是国民福利这批货。那就更得多个心眼了。当然，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比较缺心眼的。因为他们的要求，竟不过是“看起来老实”而已。

实际上美国选民是看走眼了，布什这家伙并不憨厚呐！他打阿富汗的时候憨厚吗？他打伊拉克的时候憨厚吗？最不像话的是他那个“特别军事法庭”。一般来说，军事法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多少会要差一点，但传统的军事法庭一般并不对公众保密，被告有权审阅所有起诉自己的证据，没有审判官的一致同意就不能判死刑。布什授权设立的军事法庭（它被称作“布什法庭”）却可以自由进行秘密审判，不向被告提供证据，三分之二的法官同意就可以宣判死刑。这就太离谱了。然而面对媒体的质疑，布什居然回答说：“反正我们的法庭比拉登的法庭要公平，我们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几千平民都杀死。”这是什么屁话！你们美国不是最讲人权最讲法治的吗？怎么只要比拉登略好一点就可以自鸣得意了？可是媒体却没有和他再抬杠，可见美国的民众还真是就吃这一套。他们偏就喜欢愣头青。

的确，正如薛涌先生所言：“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生愣的总统了。”比如税收问题，是政府经常要讨论的。民主党议员攻击布什的减税政策，也是反对党的例行公事。这事按照我们的理解，应该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协商，民主表决。然而布什却硬着脖子说：“要想增税，除非踏过我的尸体！”看看，看看，这像不像一言不合就冲出去满世界找砖头的愣小子？可是偏就他能当选。

如此说来，一个人，只要足够土，足够傻，足够愣，足够憨厚，就能当总统了？

当然不是。

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实际上小布什这哥们，是看上去很傻，骨子里很精。他说话虽然走调，决策却不离谱。无论是竞选还是执政，都没做过对自己和国家不利的决定。比如他挑选切尼做竞选伙伴，就堪称“大巧若拙”。切尼是个不善交际的官僚型人才，既无个人野心，也无竞选能力；而2000年的布什本人，则是个小地方来的土孩子，出自美国第二穷的小州，只不过仗着老爸当过总统，会开开派对而已。一个初出茅庐的臭小子，加一个不善竞选的老头子，两个人搭伴问鼎白宫，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玄乎，因此被媒体评为一着臭棋。然而怎么样呢？赢了。

2004 年竞选，大家都猜他这回该换人了。因为切尼有心脏病，当“备位总统”并不合适。如果换成鲍威尔，就合适得多。鲍威尔政治立场温和，公众信誉极高，很容易赢得中间派和黑人的拥护。有鲍威尔保驾护航，布什就不用害怕重蹈他老爸一任下台的覆辙。可是小布偏不信邪，还选切尼做搭档，大家又为他捏一把汗。然而怎么样呢？又赢了。

这样一来，小布什就成了一个“破纪录总统”，粉碎了一系列历史的诅咒。第一，在美国的历史上，但凡到9月份劳动节时还没领先的候选人肯定失败，然而布什把这个纪录给破了。2000年9月，领先的是戈尔，最后当选的却是布什。第二，在美国的历史上，中期选举时总统的党必败，因为中期选举常常被选民当作表达不满的机会，通过反对总统的党来提醒总统注意。然而布什把这个纪录也破了。他不顾别人的警告，五天内奔袭十五个州，狂飙突进，所向披靡，不但使共和党在众议院增加了议席，而且夺回参议院，让自己的党掌控了国会，也让预言家们看得目瞪口呆。第三，在美国的历史上，靠少数票当选的总统从来只有一任命运，布什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因此薛涌先生说：“你现在已感觉不到布什还相信什么历史的先例对他的束缚。”这样一个人，哪里会是傻帽？

看来，谁要认为布什缺心眼，真正缺心眼的恐怕就是他自己。照我看，布什这家伙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表面上傻乎乎的，实际上颇有心计。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之后，布什对媒体发表谈话，十分轻描淡写。他说：“选举嘛，有时候赢，有时候输，这是很自然的事。”一副听天由命我行我素的样子。但你要是当真认为他无所谓，那就大错特错了。无所谓？那他五天内奔袭十五个州干什么？这可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显然，布什的傻和憨，是装出来的。土和愣，则一半是本色，一半是作秀，而且是利用本色来作秀。这也正是他的精明之处。正如薛涌先生所言：“他既然没有精英的智力，索性就不要精英的派头。”这样反而实在，显得真诚，招人喜欢。不像民主党的候选人，老想搔首弄姿卖弄一下，反倒让人信不过。布什很清楚，拒绝专制的美国人最反感知识权威指手画脚，更不愿意被人用复杂的知识糊弄。这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布什是个明白人。

但是，不管他内心深处如何弯弯绕，说话却不弯弯绕，也不能弯弯绕。这固然是为了表现本色，也是政治之所必须。因为美国的选民大多没有文化，也没有耐心。他们头脑简单，性格直率，最讨厌旁征博引卖弄学问，并不认为学问大的人就比自己高明。因此，如果要讨选民喜欢，那么有话你就直说，别扯那么多淡！你要是说了半天还不得要领，他就跟你拜拜了，请他喝鸡尾酒也没有用。所以布什坚持直来直去，坚持说大白话。甚至就连他的前任克林顿也如此。克林顿的学问可是比布什大多了，却也说话不绕弯子，比如：“我们的国家要向前走，不能倒退。就像我们手中录像机的遥控器，要摁前进的键，快进的键，而不是倒带的键。”这话土得不能再土，白得不能再白，但大家都听得清楚明白，也就买他的账。

其实，直话直说未必容易，既直白又深刻就更难。正如薛涌先生所言：“稍有学术训练并且诚实的人都知道，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同样，有些话看起来很白，实际上很深。就说克林顿前面这段话，便用心良苦。他的意思是：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国家不能倒退，对吧？那就请把国家的遥控器交给摁快进的键的人，这个人就是我。所以，请大家管好自己手中的遥控器，不要选错了频道选错了台！诸位想想，这难道是废话、蠢话？

遥控器也是大问题

克林顿是聪明的，他知道谁拿着遥控器。小布什也不傻，也知道遥控器谁拿着。谁拿着呢？选民。选民拿着遥控器，选你这个频道，你就上台；不选你这个频道，你就歇菜。这道理，布什懂，戈尔、克里也懂。那么，为什么最后是布什赢了，戈尔和克里输了呢？

这里面当然有太多的原因，但布什的“土憨傻愣”和“直话直说”肯定让他占了大便宜。美国这个国家是很有意思的。别看它如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骨子里却是土得掉渣。我在本书正文中，把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者称为“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这不是唐突先贤，而是实事求是。只要读一点美国历史，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诬。

美国既然由一群土得掉渣的乡巴佬在一片蛮荒大陆上建立，则其人民的血液中就难免积淀着野性和蛮劲，甚至引以为荣。正如薛涌先生所言，在他们看来，日本已被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高分官僚管得死气沉沉，欧洲则被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弄得了无生机，只有美国，因为“大老粗”们“不信邪”，这才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美国人拒绝政治专制，也拒绝文化和知识的专制。一般美国人即使自认是‘大老粗’，也从不觉得在政治上需要那些知书达理的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知识界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

当然，这也就是一说。实际上美国也还是“精英治国”，跟别的国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美国的那些治国精英不能以精英自居，更不能以精英自傲。他们必须找到精英和草根之间的结合点，使自己既精英又草根，是“草根精英”或“精英草根”，或者虽骨子里精英，看起来还是“加油站的修车伙计”。

比如克林顿，就是“草根精英”。克林顿这个人，曾被某些评论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据说“脖子以上非常出众”。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可以和你讨论非洲小国的政治，从国家元首到内阁部长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对女人的品位，却是莱温斯基那号的，低俗得不能再低俗。这事虽然一度让他狼狈不堪，却也同时使他大得某些选民的好感。那些和他有着相同品位的人，便觉得这个总统和自己也没什么区别，没什么距离，很是亲切。至少，贵为总统，还能和莱温斯基那号人鬼混，可见是性情中人，让人放心。要知道，美国人选总统，是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的。于是克林顿因祸得福，钓台稳坐，借“拉链门”事件整他的那些人反倒有些灰溜溜的。甚至就连德国人也在大洋彼岸起哄，说只有伪君子才关心性丑闻。你说这都是什么事！

小布什则是“精英草根”。别看他经常犯最低级的英文语法错误，常常成为媒体明星取笑的靶子，“可事到临头，他的每一个政治判断和决策都是正确的”，而且深知如何直来直去地把握国民引导公众。于是人们就觉得，“他是没读什么书，他懂的东西是不多。但又怎么样？他照样领导美国，而且领导得不错”。可以这么说，克林顿是高贵儒雅又俗到极点，小布什是聪明绝顶又装傻充愣。克林顿是大雅又大俗，小布什是大俗又大雅。

这其实并不容易，就像说话既直白又深刻并不容易一样。在这里，真正难的还不是深刻，而是直白；不是雅，而是俗。因为媚俗的结果一不小心就是恶俗，正如直白一不小心就是浅薄。所以，俗而不恶难，俗而能大更难，由大俗而大雅，那就难上加难。

但是，不容易并不等于做不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做。克林顿和小布什做到了，就因为他们不敢小看和怠慢选民手中的遥控器。由此想到我们的出版界，为什么既直白又深刻的文章和著作那么少呢？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文章和著作，不是附庸风雅，就是俗不可耐呢？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这些人的著书立说，并非为了读者。他们能不能成名成家，拥有作家、学者、教授、博导的头衔，遥控器也不捏在读者手中。如果有一天，出版当真市场化，遥控器捏在读者手里了，恐怕不少人就得下岗。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后记一

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其中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正是这个设计，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并充分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从而使这个稚嫩的国家在草莽中崛起，迅速成为也许你不喜欢但却不能轻视的超级大国。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在二百多年前由一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创造出来，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因此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关心宪政的朋友和我一样，很想知道这样一部宪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以下简称《辩论》）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而像我这样关心宪政问题，却又并非研究宪法，更非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史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他们未必有时间和耐心读完这部长达六十三万字的巨著。

我一向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即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而且，为方便读者阅读计，不少已经改写，但求传达其意而已。如撰写研究论文，请引用尹译本，勿以本书为凭。我希望这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而且，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尹宣先生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和他们为我们翻译和出版了这本好书。

后记二

这本书在2004年出版后，有不少朋友问我，怎么会去写美国宪法？的确，按照常规和常理，我并没有资格写它。因为第一，我不是学法律的；第二，我不是学历史的；第三，当时我还没去过美国；第四，又不懂英文。这怎么能写，又怎么会想到去写？

最早的想法，是要为弄清中国的政治制度史，找一个参照系。所以，我也曾想过要写希腊城邦制度。但是古代希腊，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很难让广大读者产生兴趣。美国，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

这个国家，却原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既非百年老店，有什么可居奇货，可以倚老卖老；更非千年大国，有什么悠久传统，可以厚积薄发。在当今世界所有大国中，它的历史是最短的，基础是最差的，起步是最晚的，底蕴是最薄的。怎么不过二百多年工夫，就成了首屈一指，甚至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了呢？这是我们每个有着强国梦，决心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很想把这块石头敲开来，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结果，还当真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事实上，美国这个国家，很是有些与众不同。比方说，它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而且，是先谈判，再立法，最后才建国。这在世界国家史上，可是一个特例，甚至是一个异类。

当然，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问题是，刚刚把仗打完，所有人便都一哄而散。整个国家，又回到战争前十三个邦（State）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状态，全然忘记了还有一个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直到四年后的1787年，独立各邦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第一届联邦政府和第一届总统华盛顿，也才开始工作。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独立宣言》确立的，是“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而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然是这样：先有关于国家的一个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你说是不是有点怪异？

那么，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哪一个最重要？我认为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事实上，直到现在，把美国各州（state）统一起来的，是联邦宪法；规范着联邦政府、美国总统和全体国民的，也是联邦宪法。二百多年来，美国宪法没有动过一个字，只有二十七条修正案；而所有违宪的或有违宪嫌疑的行为，则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显然，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美国的秘密不在别处，就在联邦宪法那里。联邦宪法的制定过程，也就是美国的建国过程。弄清这个过程，不但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恐怕也能满足不少人的好奇心，以及知己知彼的需要。至少，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学的和能够学的，哪些是不可学的和学不来的。不管可学不可学，弄明白了，总不是坏事。写《隔岸观火》诸篇，也是这个意思。

《费城风云》注释

1.此处描述，系根据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0页，原文是：“等到最后几名代表签名时，富兰克林博士望过会议主席的椅子，椅子后面正好是一幅油画的日出图。”本书初版后，有读者在网上发帖，指责我“篡改美国制宪历史”。因为第一，那幅日出图不是油画，而是浮雕；第二，它也不在主席椅子的后面，而是在椅子的靠背上。于是，2007年访美时，我特地请邀请方安排专程去了费城，参观了制宪会议会址，亲眼看见了那把椅子，看见了椅子靠背上的日出图。我又向讲解员询问，当年墙上是否有油画，回答是没有。这就证明那位读者的说法是对的，我的描述是错的，特此更正，并致歉意。至于《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的说法，是麦迪逊先生误记，还是尹宣先生误译，或者另有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2.2007年我参观制宪会议会址时，看见了这些方桌和椅子。方桌一共十三张，即每邦（州）一张。罗德岛的一张，恐怕一直是空着的。参观时，有新泽西来的中学生问他们州的代表坐在哪里，讲解员指给他们看了。我问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坐在哪里，讲解员也指给我看了。我又问：宾夕法尼亚有八位代表，四张椅子怎么坐？讲解员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