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唐朝以前

第二章　五代十国、宋

第三章　元、明

第四章　清朝

教科书里没有的历史细节

王国华　著

出版社：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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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朝以前

有人说：“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我就想，自己天天写啊写，不就是在以历史的名义写小说吗？

因果报应今

齐襄公屈杀了彭生。后来齐襄公猎于贝丘，见一头大猪。随从说：“那头猪好像是彭生哎！”襄公怒道：“彭生还敢来见我？”以箭射之，大猪直立起来像人一样大哭。齐襄公吓坏了，跌下车来。后来，臣子作乱，杀死了齐襄公。

诸葛覆死后，其子元崇扶棺回家。诸葛覆的门生何法僧贪其钱财，在路上，把元崇推下河去。晚上，元崇的母亲梦见元崇回到家里，诉说父亲死亡之事和自己被害过程。说着说着，又困又累的元崇趴在窗台上睡着了。元崇的母亲醒来，看到窗台上有一汪水，遂诉至官府。经过审问，何法僧供认了全部罪行。

王少林去某地当县令。夜宿驿馆，听人说该驿馆经常有鬼杀人。晚上，一个女子向汪少林哭诉：“我本是前任县令的老婆，上任途中，宿于此馆。馆长杀了我家大小十余口，埋在楼下，夺取了我们的衣裳财物。”王少林说：“别伤心，我会为你报仇的。”女鬼走后，王少林刨开地面，果然尸骨累累。把相关人等拿来拷问，顺利破案。

以上故事均出自颜之推的作品《涵冤志》。《还冤志》记载了35个沉冤者昭雪的故事。一个个数下来，所谓雪恨，基本没有通过法律手段或者正义手段获取的，是鬼神在替他们伸张正义。鬼神立于天地间，以因果报应为诉求，摆平芸芸众生。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19岁就成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581年，隋灭北周，他被隋文帝召为学士，不久去世。纵观其一生，出身高贵，一辈子吃喝不愁，基本没遭什么罪。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可算难得。颜之推其人其作并非特例。你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喜谈因果报应者，多为春风得意之人。他们是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会说，一切得失都是你的“业”。什么秩序啦，什么法制啦之类，跟他完全没关系。相反，郁郁不得志者，比如蒲松龄，不仅对人间权贵丧失信心，即使写鬼神，也以述其不靠谱之事居多，更不讲求什么因果。现实社会指不上，对天堂和地狱亦不抱希望。而他们到底期待什么样的正义，自己又搞不清。讲来讲去，还是离不开怪力乱神。

令人不由长叹一声。

请吃俺的肉

股，文言中指的是大腿，后泛指身上所有的肉。“割股”就是把自己的肉割下来喂给别人吃。中国历史上不乏人吃人的记载，但“割股”不同，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没人逼着你非这么做不可，如果说逼迫，也是自己逼自己。最著名的割股者，大概是春秋时晋文公重耳的臣子介子推了。君臣一伙人，奔波在逃亡的路上，饥饿难忍，介子推从自己大腿上割了一块肉，做成肉羹喂给重耳，从而成就一段“佳话”。

这是别无选择的一种选择，割股吃肉，总比大家一起饿死强。而史书上大量记载的“割股”，不是充饥，乃是当药用。《高要县志》中说，“文氏，钟公球妻，夫得痿病，家贫不能具汤药，文织席供之，百方不愈。一日，医云，人肉可愈。文割股饲之，夫不知也，迨创溃不能起，夫询其女，始得状。”文氏的老公得了病，医生说人肉能治好，文氏毫不犹豫地割了一块给丈夫吃，直到创口溃烂，丈夫才知道真相。李敖写过一篇《中国女人割股考》，从各类作品和州府的地方志中摘取了女性割股饲亲的事例，罗列成表，总计620个。最早的是唐穆宗长庆三年冯氏割股给母亲治病；最晚的是胡适的老妈冯顺弟割下左臂上的肉喂给自己的弟弟，也就是胡适的舅舅。这还是有文字记载的，至于白白割了自己肉，却无声堙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一定就更多了。男人割股多是喂给自己的上司、父母，没听说喂给岳父岳母的；女人割股所饲者则非常广泛，除大量“饲姑”（即喂给婆婆）外，也可喂给公公、丈夫、小叔子、父母、兄弟姐妹等。只要能让他们的病治好，哪怕自己活人现杀，也在所不惜。

可是，人肉真的能治病吗？现在我们自然明白是扯淡，其实在古代也不一定就是共识。割股饲亲，一定有另外无法言说的原因。有的确是因为太穷，吃不起肉，病人又需补养，只好就地取材。还有一些是病急乱投医，认为越奇特的东西越能治病。人肉难得，所以和人参、燕窝一样具有神奇疗效。而医生们也推波助澜，不否认甚至确认这一点，以此掩饰自己的无能。我以为，割股事件之层出不穷，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社会最底层人的自虐心理。他们地位低下，又渴望认同，即以自残来表白。虽然不知道割股是否有疗效，但为了表示诚意，表达真心，先把自己解决了再说。你看，我连自己的肉都割下来了，你再不能病愈，可怪不得我了。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对你好，无须“你好我也好”，我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就是对你好。到了今天，社交关系中依然存在类似的心理痕迹。比如，西方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是为了自己开心；我们在酒场上喝酒，是给别人喝的，明明能喝二两，一定喝一斤。言外之意：你看，我都把自己喝成这德性了，我够意思吧？

舆论总动员

《佐传》中有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当然，跟女人有关。

说的是，蔡国的蔡哀侯和息国的息侯是连襟。一天，息侯的妻子息妫回娘家探亲，经过蔡国。蔡哀侯跟别人介绍说，这是我小姨子。别人说，好啊，真漂亮。蔡哀侯一高兴，就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息妫很不爽，回家告诉了息侯。息侯大怒，想讨伐蔡国，但自己国力微弱，不一定打得过。干脆借刀杀人吧。他派人去找楚文王，说，蔡国是块肥肉，如果你们愿意吃，请你假装攻打我们息国，我向蔡国求救，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攻击并占领蔡国了。楚文王一听，天上掉馅儿饼啊，这一票必须干。

于是，楚国发兵了。蔡国见息国来求救，两家沾亲带故，不好意思旁观，于是卷入了战争。接着，楚国灭了蔡国。蔡哀侯被捕，成了楚王的阶下囚。

蔡哀侯从别人嘴里得知自己灭亡的真正原因后，气得要死，发誓报仇。他找机会跟楚文王说，你没见过息妫吧？哎呀妈呀，性感死了。楚文王好奇，决定到息国看看。息侯招待楚文王吃饭的时候，楚文王说，把你老婆找来敬酒！息妫一露面，楚文王就蒙了。他找碴儿杀了息侯，把息妫带了回来，做了自己的老婆。

整件事下来，从头到尾总共发生了几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我关心的是，此过程中，始作俑者该如何做战争总动员呢？我的故乡曾经有打群架的风气，若有人站到街心高喊一声“咱们村谁谁谁在集市上被人踩了脚指头，走啊，报仇去！”立刻群情激奋，一呼百应，棍棒石块乱飞。但息、蔡、楚三国似乎不能这么做。蔡哀侯说，我调戏人家老婆，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打吧！这有点泄气。他应该这样说：“敌国要侵占我们的田园土地，掠走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吧！”息国也不能提女人的事儿，他也要提“田园土地”、“保家卫国”之类。楚国本是明目张胆的侵略，不能提“保家卫国”了，但可以提“主持正义”，为了和平、自由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战争中丧命，留下了好多好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佳话。

这个一直被解读为“红颜祸水”的故事，实质上是一个“欲壑难填”的故事，只不过欲望的对象成了女人。因此，该故事不是讲给那些领导者听的，领导者永远欲壑难填，讲了也白讲；该故事是讲给愚氓百姓听的——不要一说到打仗就热血沸腾。战争理由绝没有你听到的那么凛然。“战争无正义”跟民主、自由一样，都是普世价值。请利用你们的一切能力反对并阻止战争的发生。

盒子里的秘密

战国初期，魏国大将乐羊带兵征讨中山国，大胜而归。魏文侯亲自到城外迎接，并在接风宴上送给他一个盒子。乐羊想，不过几块金子嘛，还这么神神秘秘！

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一封的信件。再打开信件看，妈呀，吓出一身汗来。都是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攻击他、指责他的。有的说他可能通敌，有的说他要谋反，有的说他睡觉打呼噜影响邻居休息，不一而足。乐羊深受感动，对其他人说：“要不是国君这样坚定不移地信任我，支持我，我怎能安心在外面打仗！”

但自此以后，乐羊如何与那些告状者相处？他是否对告状者心存芥蒂？报复没有？史书上并无下文。不过，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见对方，自然想起密函上骂自己的话，心里总会不舒服。魏文侯作为君主，应该料到这种结果，他义无反顾地把盒子交给乐羊，诚然达到了向乐羊买好的目的，同时却也把告状者出卖了。你不能说告状者都是小人，若君王坚决反对告密、告状，哪个臣子敢违抗？他们一定是得到了默许和鼓励（明清时，很多大臣被授予专折密奏的权力，可随时单线向皇帝告状），或许真是为君王利益考虑亦未可知，最后竟被君王出卖，让其情何以堪？

汉光武帝刘秀也搞过这么一手。有人上奏说，镇守边关的大将冯异心怀不轨，不得不防。刘秀把这些奏折全部转交给冯异。据说，这是为了敲山震虎，让冯异知道内部有不同声音。但还是那句话，冯异如何与告状的人相处？

魏文侯和刘秀转发密函时，对告状者和被告人，都没明确说什么，但那种阴阴地窥视你如何反应的感觉，想想都会不寒而栗。比较起来，北宋仁宗皇帝的老婆曹皇后似乎比他们厚道些。曹皇后临终前，把一个盒子交给宋神宗，再三叮嘱：“我死之后你才能打开，但有一条，千万不能因此怪罪别人，否则，我死不瞑目。”神宗哭着答应了。曹皇后死后，神宗打开盒子，发现里面装满大臣们当年给仁宗的奏折，内容均是反对立英宗为太子。仁宗和曹皇后一生无子，计划立侄子赵曙为太子。英宗赵曙是神宗皇帝赵顼的亲爹。没有英宗，就没有神宗。因为仁宗坚持己见，赵曙才顺利接班，神宗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官二代。这些奏折显示，那些大臣差点堵死神宗的阳光大道。因为有曹皇后“不可因此罪人”的遗言在，神宗没有追究那些老臣。其实，曹皇后让神宗看这些奏折，没有任何意义，她完全可以一烧了之。这充分证明，接收密函的人，都有与被告（或相关利益者）分享告状内容的潜在冲动，喜欢告状的人，在动笔前不可不査。

猜谜求职

单位招聘考试，一个小伙子没交卷，而是直接走到监考人那里说，你们出的试题跟业务关联不大，就算考了满分，也不一定能把业务干好。我要求直接试用。请相信，我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主持考试的人倒也开通，问道，你凭什么证明自己一定适合这个职位？答曰，凭我一颗心。

就是这句话把主考官惹毛了，当场把小伙子轰了出去。你的心长什么样子谁能看得到？这不是跟我玩空手套白狼吗？

这个年代，靠大话唬不住人了，没人喜欢这个。春秋战国时用用这一套或许可以。苏秦动动嘴皮子，就让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戏曲里把他描述成挂六国宰相印的“联合国秘书长”，享尽荣华富贵；冯谖敲着长剑酸溜溜地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赶紧让他吃鱼翅，乘宝马。那时候的求职者，上来就谈条件，无需证明自己真的能干，却总是无往不利。但也不能说孟尝君们没脑子，事实最终证明孟尝君们押对了宝，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冯谖这样的人还不少呢！当年有个叫宁戚的，只是个小小的仆人，经常站在齐桓公必经之路上高声歌唱，其音甚悲。齐桓公让管仲接待宁戚，问问他什么意思。宁戚什么也不说，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浩浩乎白水”，“浩浩乎白水”。管仲发愁了，回家后唉声叹气，五天没敢上朝。小妾问他，郎君有什么难处？跟我念叨念叨，没准儿我能帮你解决呢！管仲抱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心理跟小妾讲了。小妾说，古有白水之诗，诗云，“浩浩白水，鲦鲦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宁戚的意思是国家需要他，他希望报效祖国哩！管仲闻听大喜，赶紧报告给齐桓公。齐桓公一想，唉，绕这么大弯子合着就这么点事，不就当官吗？当吧！立即修了官府，斋戒五日，恭迎宁戚。

从现在的观点看，齐桓公和管仲都有点二傻子做派。人家设了个谜语，他们费劲巴力地猜，还高兴得什么似的，然后迷迷糊糊把人家请了来。这倒是谁考谁，谁向谁求职啊？或许，当时民风淳朴，吹牛说谎的只是少数，一个人只要敢说自己怎么怎么样，就一定能怎么样；还有一种可能，那时候当官并非什么好差事，愿意干的不多。今天情势变了。君不见，每每公务员报考的时候，门口都拥挤着成千上万满头大汗的报名者。你愿唱歌就去唱吧，站在局长的轿车旁唱两年也没人理你，甚至还把你当神经病送走。

中国灰姑娘

还是先讲故事吧。

秦汉时，南方某地有个洞主姓吴，娶了两个妻子，一妻卒，留下一女名叫叶限。不久，老爹去世。后母竭尽全力地虐待叶限，让她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儿。一次，叶限捕获了一条金鱼，偷偷养在盆子里。金鱼越长越大，屋子里放不下了，叶限将它投放于房后池塘中，每天抽空去喂养。后母感觉叶限行踪诡秘，就偷偷跟踪她，结果发现了鱼的猫儿腻。一次，趁着叶限不在，后母谋杀了金鱼，又把鱼肉吃掉，把鱼骨埋在厕所旁。叶限回来，见金鱼失踪，久觅无果，便跑到荒野里仰天大哭。这时，一个穿粗布衣服的人“嗖”的一下出现在她面前，说：“不要哭不要哭，我的骨头被埋在某地了，你取出来，藏在自己屋子里。有什么愿望，只需对鱼骨说一声，就能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说完，“嗖”的一下消失了。

几天后，后妈带着亲生女儿去赶庙会，让叶限看家。叶限向鱼骨要来了漂亮的衣服，金色的鞋子，也去赶庙会了。妹妹发现了叶限，对妈咪说：“哦呵，那个人多像我姐姐啊！”后妈一看，也觉可疑。回家后发现叶限正在树下睡觉，方才释然。殊不知，叶限在庙会上与后妈对视了一下，匆忙返回家中，却把一只鞋子落在了路上。

有人捡到了那只鞋子，卖到附近的陀汗国。陀汗国王觉得鞋子太漂亮了，心想，这个鞋子的主人一定很漂亮，我应该把她娶回来。于是让国中人试穿，却没有一个人穿得上。

亲爱的读者，是否发现这个故事有点面熟？跟那个那个那个灰姑娘的故事有点相似？

没错。接下来你也猜到了。陀汗国王派人四处寻找另外一只鞋子，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叶限家里。让叶限试穿金鞋，可丁可卯。于是国王大张旗鼓地把叶限娶回来。而可怜的后母和亲生女儿则被无缘无故飞来的石头砸死了。

这个故事见于唐朝段成式写的《酉阳杂俎》，是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灰姑娘的文本。有人据此推断，格林兄弟整理的灰姑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当然，也有人说，灰姑娘在西方民间有三四百个版本，只是形成文字比较晚，这个故事应该是先由欧洲传到东南亚的印尼和越南，随后才成为中国的故事。

专家们考证来考证去，也没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论。故事是没有国界的，大家传来传去，最终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听故事的人，谁在乎它来自何方？关键是，好玩的故事，优秀的文化，别被人为屏蔽，我们接触不到外来的，就会总以为自己的东西是最早的、最好的。

龙山是圣人

长久以来，同性恋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传来的时髦东西。其实，翻一翻中国古籍就会发现，有关同性恋的记载比比皆是。尤其是一些帝王，更在众目睽睽之下蓄养男宠。汉文帝和邓通、汉武帝和韩嫣、汉哀帝和董贤、苻坚和慕容冲、唐朝太子承乾和乐同……自晋朝以后，沉迷声色的士人将同性恋当成时尚，蓄养娈童跟纳妾行为一样生生不息，直到《红楼梦》中还有贾琏因为妻子不愿同床，“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的泄欲方式。

明朝沈德符在《憋帚斋余谈）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同性恋盛行的客观原因：出外做官者长期离别妻妾，独守空房，只好用身边男童“充饥”。男童性特征不明显，长相亦较成年人可爱，拿来泄欲，聊胜于无；私塾先生外出坐馆，道理类似；僧人孤独难处；犯罪者同居一室；镇守边关的将士百无聊赖……其实，这些原因中外古今同出一理，至今还没彻底消除。要我说，中国古代的国情才是最重要的：一、专制制度十分成熟，等级森严。金字塔尖儿上的阶层为所欲为，女色品够以后，换口味尝鲜；二、作为中产阶级的普通百姓，男女大防，授受不亲，各自封闭。女性藏于深闺，男性得女色非常不易。明朝时有个叫周汝砺的人，在南浔董宗伯（字龙山）家坐馆教书。由于长时间孤枕难眠，决定辞职。董宗伯知其寂寞，就在喝酒的时候故意提起龙阳、断袖等同性恋典故。周汝砺自幼憨朴，十分生气，说，这都是禽兽、强盗、无赖干的丑事，有什么好显摆的！酒后，董宗伯安排了一个善淫的童子，悄悄摸到周汝砺的床上，与其苟合。汝砺梦中感觉十分畅快，惊醒后疯狂地与娈童滚在一起。他询问娈童是怎么来的，对方说，是董宗伯安排的。周汝砺大呼，龙山真圣人也，龙山真圣人也！

自此，周汝砺再不提回家的事，终日沉迷男色，无论老少美丑，见到以后就想跟人家嘿嘿嘿。后来，周汝砺中了进士，更是变本加厉，终因纵欲过度身亡。

如果当初把周汝砺的妻子接来，让他过正常人的日子，也许结果好一些。谁知道呢。

开门红和亡国之君

历史上的“盛世”，一般是在新朝建立以后的第二、三代。像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以及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等，在位时大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安定局面，好像老百姓们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为什么不是第一代或者最后几代呢？这是因为，新朝建立，第一代皇帝要拿出大量的时间来收拾残局，布置新秩序，尽管他们都是敢想敢干的主儿，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人生耗费在这个过渡阶段上。只有到了下一代，才能真正把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去。前朝灭亡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深刻的教训时时警醒着新主，因此，这些人重视百姓的疾苦，懂得以前车之覆为镜。

其实，在“盛世之主”们的治下，民不聊生的现象并不少见。只不过，大乱之后的大治已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心满意足了。他们原先只能吃草根、树皮过日子，经过这些帝王们的治理，现在能喝上稀粥了，老百姓能不感激涕零吗？于是，他们用生花妙笔来描述这个时代，恨不得将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奉献给一代明主。民间笑话中说，朱元璋在最饥饿的时候吃到一碗乞丐送的馊豆腐炖白菜，以为是天下至美之味，称之为“珍珠翡翠白玉汤”，等他当了皇帝以后，依然念念不忘。其实，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内涵与此相同，它就是饥饿难耐的老百姓心中那碗“珍珠翡翠白玉汤”。

如果说中兴之主们互相之间有些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亡国之君则各有各的不同。

他们有的还是个孩子，比如西汉末代皇帝刘婴、南宋的卫王赵悬、清朝的宣统皇帝溥仪等，自己尚懵懵懂懂，怎能处理复杂的军国大事？

他们有的志不在此，如果去从事其他行业，极有可能成为一代宗师。南唐后主李煜出口成章，缠绵悱恻；北宋的徽宗皇帝赵佶挥毫泼墨，鸟语花香。他们只知享受上天赋予自己的权利，根本不愿意承担义务。

有的也胸有大志，暗自发誓要干一番事业，像明思宗朱由检（崇祯），整顿吏治，改革经济，调整官场，似乎有机会成为一代明主，但他的祖宗们已经将家底彻底败光，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崩塌，并发出“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的慨叹。相信臣子们一定对此不屑，大量地启用“亡国之臣”，你还不是“亡国之君”？

有的，既有大志，又有能力，依然成了“亡国之君”，如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对高丽用兵，气魄大得很，整个国家在他手中，如同玩偶，可惜，这个国家病弱的躯体经受不住如此强壮的心脏搏动，只能以猝死告终。

所以，这实在怪不得一个个“亡国之君”，将一国之兴亡系于某一个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啊！

检测仪

时至今日，虱子大概属于濒危动物了，但并没专家来呼吁拯救它们，这说明当代人跟虱子的关系是多么冷漠。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上溯五千年，人类跟虱子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密无间的。各类史书中不乏关于虱子的记载，而且相当正面。在讲究清谈的魏晋时代，嵇康等众多贤人喜欢“扪虱而谈”，一边抓虱子一边聊天，多么闲适！宋朝大儒王安石被皇帝召见时，一个虱子不安分地从他的脖子里爬出来，站在白胡子上荡秋千，逗得皇帝直乐。这些名人逸事显然对包容虱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至草莽，上到公卿，都对虱子抱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恬淡，唯独北宋徽宗被金兵掳走后，身上生了虱子，居然不知为何物，给旧臣写信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也许这位皇帝太干净了，以致身上从没生过虱子，难怪最后成了亡国之君。

虱子和人类的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可不是说着玩的。《酉阳杂俎》中记载：“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子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人快死的时候，身上的虱子纷纷逃离。判断一个病人是不是还有希望，只需把一只虱子放在床前，虱子扑向病人，人还有救；虱子背向病人而爬，那就只好准备棺材了。大概是人之存活和死亡，身体上会有一个物理变化过程，人类肉眼不一定能看出来，但虱子凭借自己的生物本能可以感觉得到。这就如同地震之前鸡犬叫、老鼠跳、井水冒等奇怪现象，都是人类暂时无法破解的自然之谜。现代化医院里准备着各种检测仪器，体温计、血压计，那计这计，其实，一个虱子都解决了。

我这篇文章的读者，估计都知道虱子是怎么回事。但我给六岁的女儿讲虱子和跳蚤的故事，就要费一番口舌，她总是把“虱子”和“狮子”混淆。在此，我就向五十年后的读者普及一下虱子的知识：虱子像芝麻一样大，寄生在人和其他动物身上，平时隐藏于衣服和头发缝隙里，乘机爬出来吸血。幼虫叫做虮子，白的，小米粒般大小。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今天的虱子没有了藏身之地，濒临绝种。人类由津津乐道虱子的故事变得提起它的名字就恶心。

形而上的动物

东晋郭璞《玄中记》中记录了一种叫做“蜮”的动物，有以气射人的本领，去人三十步，射中其影，人就会死掉。此即“含沙射影”的来历。那么，“蜮”是什么呢？《感应经》中说，蜮是一种狐狸，生于南方。南方天热，男女经常混杂在同一条河里洗澡，淫气浓重，于是生出“蜮”这种动物。但是《录异记》里记载了另外一种叫做“水弩”的虫子，状如蜣蜋，也会含沙射影。“蜮”和“水弩”，到底谁是“含沙射影”的元凶？没人能弄明白。可能都是，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两种动物。影子跟人的身体，几乎如同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你可以打到刀刃，但你打得到“锋利”吗？古人创造的这两种动物，后人似乎也没什么兴趣，他们只是牢牢记住了“含沙射影”这个成语以及成语所承载的社会意义。

古代经常闹蝗灾，皇帝和官员们如果治蝗无方，就以为遭了天谴。荆州一带有位叫法通的大师，他是安西人，经常跟别人讲：“蝗虫肚子下面有梵文。这些蝗虫是从天上来的，西域有人验看了那些字，请巫师作法消灾。蝗虫吃谷物是衙门中的官吏造成的，官吏若剥削百姓，蝗虫就吃谷物。如果蝗虫身子黑色，头是红色，说明武官在贪污；如果蝗虫头呈黑色身子红色，则是文官在贪污。”

各位，你见过肚子底下有字的蝗虫吗？古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奇怪的动物，都这样让人难辨真假。记载者经常为了说明点什么道理，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随便改变动物的形貌。他们不关心动物的生理差别、体貌细节，而只想赋予其社会意义。比如这样一种动物，红色的，“头、牙、齿、耳、鼻尽具”，好像是长了人的脑袋，你说它是什么东西？汉武帝在路上就碰到过这种虫子。他向东方朔询问，答曰，该虫子叫做“怪哉”。当地老百姓缺吃少穿，常常仰天长叹：“怪哉怪哉！”怨气集结，生成此虫。有人把“怪哉”放进酒杯，虫子马上化掉了，这也似乎应和了“借酒浇愁”的古语。还有，你同样没见过像猪一样大的蝼蛄吧？《搜神记》载，晋朝庐陵太守庞企的祖父因罪被关押在狱中，忽然看见一只蝼蛄在他身旁爬行，就对蝼蛄说：“你能救我一命吗？”并随手投食给蝼蛄吃，蝼蛄吃光而去。过了一会儿蝼蛄又来，形体长大了些。他再投食给它吃。几天时间，那蝼蛄长得如猪一般大。到了行刑的前一天夜晚，蝼蛄把墙壁掘出一个大洞，该犯随着蝼蛄从狱中逃出来。因此庞企家世代都祭祀蝼蛄。

古人的故事似乎也非完全虚构，大概还有那么一点影子。只是他们懒得观察、研究动物自身，他们更关心自己。不过，科学就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本想二者通吃，最后却弄成了四不像，以致后人继承的道理总是太多，科学总是太少。

草标

一个细节——古代卖东西的，经常插草为识。为什么插草而不插树枝或者直接写个牌子呢？据说，插草代表出售，最早产生于晋代。彼时中国农村有了定期的集市，多位于交通要道或津渡驿站所，因市场四周多置草料，房舍简易，以草盖成，加之粮草交易甚多，故遍地皆草。赶集者携物来卖，随手拾一根草插在该物上以示出卖。因此，集市也叫草市。说穿了，插草为识是一种因陋就简的方式，没有比这更省钱的了。

草，是卑贱的象征。

还有一个细节——插草为识的，都是一些落魄的主儿。没见过插草卖轿车和豪宅的，即使卖轿车和豪宅，因为有过富贵，别人也少切肤的同情。范进卖鸡、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离不开草标。都是本已穷困，又逢连阴雨，走投无路，被迫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卖。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出此下策。所以草标还代表了一种低微和无奈的心态。我连个招牌都买不起了，可怜可怜我吧。穷人与穷人之间声气相通，买主一见便知对方的处境，一般不忍再压价逼迫。

插草卖物若还有一线生机的话，插草卖人则已山穷水尽。拉场戏《冯奎卖妻》中，因为连年干旱，颗粒无收，眼看一家人都要活活饿死，冯奎和妻子李金莲商量卖掉儿女。李金莲说，那是你冯家的香烟后代，卖了以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人，还是卖掉我吧！而当谈好买主，夫妻分别时，女儿赶来哭诉：“爹爹你把妈妈领回去，小桂姐愿替妈妈去换钱；孩儿只把亲娘要，饿死也不要妈的卖身钱！”说着，把草标从妈妈身上拿下来，插在自己领子上。冯奎夺过草标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仰天长叹：“苍天啊！”此时的凄惨与悲凉，非当事人不能体味。

至于插草卖己，则又是另一境界。超市里的洗发水不能给自己贴条码标签，一个人，却可以在自己脖子后面插上一根枯草，踉踉跄跄走向集市。董永卖身葬父，还有不知名的人卖身葬母，故事结尾往往皆大欢喜，而真实状况却不一定如同讲述者期盼的那样圆满。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周星驰和另一个卖身葬全家的人比赛谁更惨，让那个人活活把肉己打死，这也许最贴近真相。一个卑微的人的生命，只能为才子的风花雪月做铺垫，为富贵者插科打诨。

今天的网络上，时常有一些表示卖灵魂、卖肾、卖自己的，我没感觉出他们真的到了这一步。外面的世界很大，走出去就能找口饭吃。非要跟别人比赛，谋取更高的需求，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他们把沉重的草标当成了最容易拿到的噱头，草也拿他们没办法。

所谓秽史

二十五史中，排行第十的《激书》曾经备受争议，甚至被称为“秽史”，即肮脏的历史。据说，《激书》的执行总编魏收是南北朝时的大才子，但其品德败坏，政治上随风倒，谁得势他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谁倒台他就再踏上一脚。《容斋随笔》里讲，当年魏收受命编纂《激书》，仗着手中的权力，恣意妄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人，被他写成一朵花；跟谁不和，就在书中大肆诋毁。他还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谁敢跟我叫板？我笔头子一动，就让你进天堂或者入地狱！更过分的是，他在自序中如此描述自己的身世：“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亦即，西汉名臣魏无知是魏收的七世祖。有人据此推算了一下，找出了破绽——从西汉到北齐已七百余年，难道魏家一百年一代吗？因此，书成之后，众口喧嚷，很多人到编辑部来讨说法。有人说自己的家族被写得太坏；有人说，自己的家族很有势力，却被魏收忽略了，魏收是挟私报复。而魏收的两位好友——左仆射杨惜、右仆射高德正因为得到魏收的照顾，投桃报李，下令不准论说《激书》史事不实，压制控诉。此事最后惊动了皇帝，经其亲自过问，魏收又修改了几次，但该书始终没公开发行。

不过，后世史学家评价，其实《傲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它相对完整地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专门记载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其中包括《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传》《契丹传》《氏传》《吐谷浑传》《僚传》《西域传》《高车传》等。

要说“史非信史”，二十五史中没有谁能证明自己写得完全真实。绝大多数“史”，都是史家个人意志或当时主政者意志的映射，尽管他们都信誓旦旦地标榜自己多么中正。魏收的失败之处在于他太招摇，大庭广众之下高喊“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人地”，事实上哪个史家不是这样做的呢？唯独你傻拉巴叽说出来。不成熟啊！一个够狠的史家，跟一个够格的政客一样，跟一条够格的狗一样——无须嚷嚷，却重拳出击，咬人不露齿，于无声处置人死地。这就要求始作俑者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跟我作对，就是跟人民作对，人民不答应！不是我要毁你，而是全体人民唾弃你。每天晚上如此对自己说一次，直到自己都信以为真。当然，细节上要无懈可击，尤应学好数学，不能出现七代七百年这样的技术性错误。一切该掩饰的都掩饰干净了，看谁敢说你是“秽史”！

蛇在我们的印象里，是通人性的，但蛇之通人性与狗之通人性大不一样，后者让人亲切，前者让人胆寒。我小时候听大人讲，临村某某家的房梁上有一个蜂窝，一天晚上，蜂窝忽然自己旋转起来，就像安了轴承。主人用棍子将其捅下来，结果，从里面爬出一条大蛇，转眼就没了踪影。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明知道其中有演绎的成分，但连续几个月，无论走进谁家的屋子里，还是忍不住要往房梁上看，生怕从上面掉下一条蛇来。

蛇之所以被神秘化，估计跟它们不常见有关；狗天天与人类耳鬓厮磨，已没有一点神秘感，如果要神化一条狗，想想都搞笑。而蛇不是，它们隐藏在草丛间、地缝中，出其不意地出现，出其不意地溜走，来无影去无踪，这时候，人们就会把许多想象添油加醋地安到蛇的身上。

隋朝年间，山西夏县有一户人家，新修了宅子，正要搬走时，忽然从旧宅子里爬出无数条蛇，铺天盖地，稠如蚕丝。住户找来一个术士，让他给想个办法。于是，术士在旧宅四周钉上桃符，手中拿着个鬼画符，念念有词地引导着蛇们回到屋里。此时，屋子中央神奇地现出一个盆口大的洞穴，蛇们都乖乖地钻了进去。术士让主人赶紧烧水，足足烧了一百桶，统统灌进洞中。接着，主人找人来连夜挖洞，结果，在洞中挖出古铜钱二十万贯。这回他可是发了大财。术士告诉他，那些蛇，乃是古铜之精也！

岭南有一种报冤蛇，人若是不小心碰了它，它能跟着你走四五里地。如果打死一条，麻烦就更大了，它们顷刻间就成千上万地云集而来，聚到你家门口示威，爬得满院子都是，那场面，想想都恐怖。

唐开元年间，湖南郴州马岭山上有两条蛇发生了争斗。两条蛇，一黑一白。白蛇长约七尺，黑蛇长约丈余。两条蛇死死纠缠在一起，满地翻滚。不一会儿，白蛇竟然将黑蛇吞了下去，黑蛇比白蛇粗，白蛇就硬往下吞，它的嘴都被撑裂了，黑红的血哗哗往下淌。黑蛇被吞到半截，拼命挣扎，尾巴甩得啪啪山响，最后，它在白蛇的肋骨上咬了一个洞，探出自己血肉模糊的脑袋来。两条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奄奄一息，最后一起死去。它们死后，当地连下十多天暴雨，山洪暴发，淹没了村屯，五百多户流离失所，另有三百多人在暴雨中失踪，不知是不是做了蛇的殉葬品。

庙庙庙

如果有心，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古代的考生、落魄士子、放逐官员在长途跋涉时，多宿住于寺庙中，奇遇也往往在这时候发生。至于皇帝出巡，给寺庙题字、与僧人长谈、在庙中遇到奇人的典故更是不胜枚举。在今天，寺庙已是有点边缘化有点神圣化的地方，跟团旅游，“上车睡觉，下车看庙”，把寺庙当成远离现实生活的景点。而在古代，几乎无庙不成书，很多正史、野史故事都发生在寺庙中。寺庙是大背景之一。如果演古代话剧，准备布景时，寺庙一定和皇宫、战场一样不可或缺。

为什么是寺庙而不是旅店？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原因：其一，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没有旅游传统，旅店多为倒买倒卖的商人准备，数量少、分布稀。虽有所谓“驿馆”，却是照顾公家人的，具有公务员身份才可入住，农业户口的人和狗不得人内。文化人出外，晓行夜宿，不见得时时遇得上旅店。一村一店、一乡一店是不可能的，一村一庙、一乡一庙倒不离谱。杜牧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极言寺庙分布之广。中国上层建筑中，信仰佛教的不少，建造了大量寺庙，里面有大量空余的房间。佛门子弟与人为善，帮路人提供一点方便，顺便供应几顿饭食，不算额外。

其二，古代的考生、落魄士子和放逐官员处境不佳，兜里钱少，能省即省。寺庙不像旅店那样苛刻。有钱呢，就捐点香火钱；没钱呢，也不会逼人太急。和尚们甚至还要照顾那些生病濒死的游子，为其送终。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僧人游离于常人社会之外，同时又比道人更世俗化。寺庙既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清幽雅静，又有“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之畅快淋漓。僧人中藏龙卧虎，不乏高人。“诗僧”、“武僧”都是常用词语，“诗道”、“武道”就很别扭。道人与“神仙”二字分不开，炼丹画符、升天、点石成金、采阴补阳等，都是为有钱有闲阶层服务。僧人却可以放下身段，来者不拒，作诗、品茶、谈人生、谈理想，雅俗兼有。文人骚客愿意与其交流唱和，白居易、苏东坡等文豪，身边都有来往过密的僧人朋友。漫说流离失所之徒，即使衣食无忧的文人墨客，没事时也会跑到寺庙里住住，跟和尚们谈天说地。时间长了，寺庙自然出现在文人的口中、笔下。

和僧人在一起，有无限的可能发生。因此，读古书读到一个人慢慢走近寺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请注意，大幕渐渐拉开了……

陌生的刀

秦汉以降，游牧民族凭借着来去如风的快马、健壮的体魄和强悍的性格，常常在边境骚扰，让各届当局都十分挠头。但到了唐朝，突厥、回鹘、吐蕃等游牧民族遭到中原帝国的强大攻击，纷纷降服或被迫迁移。农耕时代，两军作战，主要拼体力。是游牧民族战斗力下降了，还是中原人的体力增强了？或者有其他什么原因？

查阅典籍，你会发现，在唐军与游牧骑兵作战的时候，一种被称为“陌刀”的武器起了很大作用。骑兵的优势是进退迅速、冲击力强，常令行动缓慢的步兵束手无策。于是陌刀应运而生。这种武器，比剑长，比刀直，双刃，势大力沉，类似于长剑、长刀，多数情况下是长柄，也有短柄的，非体格强壮的人挥舞不起。敌人的骑兵来袭时，训练有素的士兵们站在队伍前排，每人一把陌刀，形成一道“刀墙”。距敌一百五十步时，弩兵开始射击；距敌六十步时，弓箭手开始射箭；敌人攻人二十步内，弓弩手放下弓箭，拿起陌刀，敌军冲击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连人带马一下被撅翻在地。在冷兵器时代，这绝对是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将对方骑兵的优势消耗殆尽。

《旧唐书》中记载，安禄山之乱时，贼将李归仁以精锐之师来挑战，突入唐营，唐军大乱。大将李嗣业脱了衣服光了膀子，手执陌刀立于阵前，上来一个砍倒一个，正面进击者，人马俱碎。连杀十数人，终于稳住了阵脚。军士们立刻整理阵容，尽执长刃而出，如墙而进。《旧唐书》中又载，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时，与大部队失散，只有丘行恭一人随行，十数敌骑紧紧追赶。李世民的战马不幸中箭。丘行恭将自己的战马让与李世民，下马执长刀（即陌刀）站在地上，巨跃大呼，斩数人。杀出重围，与大部队会合。可以想象，丘行恭若手执匕首或者！是否还有这样的气势？兵器与战士，应该是相互提升、相得益彰的。强大的将士匹配强大的兵器。因此，陌刀对战士的素质要求很高，培养一个陌刀战士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此外，陌刀的制作成本也很高，从选料到打造出炉，花钱如流水。物以稀为贵，陌刀成为政府明文禁止私藏的武器之一。

陌刀是汉民族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改变自己马少不精的劣势、发挥步兵优势的关键兵器。有人问，既然唐朝的军队可以用陌刀对付突厥外患，宋朝的军队为何却积贫积弱，不用陌刀对付辽国和大金国的骑兵呢？其实，到了宋朝，已经发明了取代陌刀的三尖两刃刀、掉刀、斧钺等武器。这些武器制作更方便，成本降低，且效能更高。可是，辽金骑兵水涨船高，也想出了对付宋朝利器的办法。两军对垒，就是这样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谁也不会等着受死。

陌刀只是众多被淘汰的武器之一。三尖两刃刀、火枪、步枪……不是都渐渐被淘汰了吗？终究有一天，人类不需要任何武器。

数学，一边去

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国学大师满坑满谷，但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凤毛麟角，能叫上名来的不过祖冲之等几个人，还有几个装神弄鬼的炼丹家，抽冷子干了点与化学有关的活儿，此外简直就是空白。出现这种结果，跟封建社会的选才制度有关。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如果科举考修脚，我估计中国一定能涌现出一批修脚大师。

事实上，我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把数学纳入了科举范围。显庆元年（656年），国子监开办了数学专科学校——“算学馆”，招收学生三十人，设置算学博士和算学助教主持日常教学工作。这样，国子监内就有了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政府还让李淳风编订了十部算经，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统称《傷：经十书》，作为官方教材。让数学入科举，数学过关就可以做官，这在当时，可说是开了世界风气之先。尽管那时数学还不是很发达，但先把架子搭起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沿袭、发展到今天，难保不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进而推动与此相关的科学进步。更甚至，几个诺贝尔数学奖、物理学奖都到手了。

但奇怪的是，到了晚唐，算学科考试停止了。本有可能大踏步前行的数学科目，在中国戛然而止，此后只靠几个民间数学爱好者支撑。停考的原因是，应试的人太少。原来，政府做了个规定，国子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算学博士的官阶却是从九品下，是官阶中最低的一级。其间，算学馆停了开、开了停，没有个连续性，学生们也觉得没意思，老师才是从九品的芝麻官，学生还不得憋到二十品去啊！干脆另谋出路吧！

为什么历代当政者都不重视以数学为中心的科学，而只注重玄而又玄的国学、儒学呢？要我看，全是因为数学对于专制制度毫无用处。一样的国学典籍，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每个统治者都能随便发挥，拿来为我所用，将其变成专制统治的护身符。天文学也是如此。编订《算经十书》的李淳风同时还是个天文学家，他居然可以根据天象推断出武则天在四十年后要篡位，但星星的位置跟武则天篡位有什么必然联系？没有，反正天象就这么说。国学的功能类似。为什么大臣必须效忠皇帝？没有理由，儒家经典就是这么说的，你就得这么做。相比之下，数学就不行了，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所以就应该由我当皇帝，这不像话。

为了像话，统治者们纷纷把数学扒拉到一边去了。

大团圆

河北梆子《大登殿》是一出关于团圆的戏，前面的铺垫全部舍弃，直接进入大团圆：要饭花子薛平贵当皇帝了！其他故事中，往往结尾才能如此，而这出戏里，开局便是高潮。但问题也随之来了——当年鲁迅质疑：娜拉走后怎么办？你抗争啊，你奋斗啊，终于等到一个结局，但结局之后呢？

且看薛平贵，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得意扬扬上得台来，先找到苦守寒窑十八载的王宝钏，封为皇后，再找王宝钏的爹爹王允，当初王允反对女儿嫁给薛平贵——杀！王宝钏的姐夫魏虎帮着丈人对付薛平贵——杀！王宝钏的妈妈站在女儿一方，支持女儿的抉择——奖！

当然，王宝钏一定要为老爹求情，薛平贵也一定会同意，这才显出猫戏老鼠的乐趣。然后是王宝钏“酸”她老爹：“你看那讨饭的花郎驾坐九龙庭，再叫声老爹爹细听儿言。想当年若听父相劝，你看着龙凤衣衫翡翠珠冠，何人把它戴，何人把它穿？”王宝钏的妈妈也来帮腔：“你说平贵花儿样，到如今打坐在九龙庭。你说三女受苦的命，万岁封她坐正宫。龙的龙来凤的凤，将老身封在养老宫。养老宫内乐安宁，享荣华受富贵，老相你呀，你是万万不能！”薛平贵也没闲着，他应王宝钏的要求给王允封了个官：“你女儿坐了昭阳院，王封你掌朝太师有职无权。”王允垂头丧气地答道：“叩罢头来谢恩典，老夫我做的是受气的官。”妻子和女儿事后诸葛亮式的数落，薛平贵玩笑一般的封官，再加王允“无地自容”的态度，在在都显示出：什么夫妻情、父女意，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实力。当了皇帝，一切都对了，错的也都无所谓了。

但一个人不杀也不行，要不怎么显出皇帝的威严呢？作为反面人物的魏虎，就这样成了俎上鱼肉。魏虎一口一个“孩子他三姨”，对王宝钏说，“杀平贵本是岳父他，埋怨俺魏虎为什么？”王宝钏则反驳道：“魏虎贼子你好大胆，死在了临头你把人攀。万岁传旨将他斩，杀死贼子报仇冤。”刚才还跟丈夫缠缠绵绵，转眼便声色俱厉。刚刚获封皇后，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让丈夫封这个，杀那个，一副越俎代庖、颐指气使的做派。薛平贵乐得配合她，反正天下是咱两口子的了，还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所谓大团圆，不过是一场新的血雨腥风的开始。编剧者虽刻意正面树立，却仍不脱“我胡汉三又杀回来了”式的咄咄逼人。

薛平贵征西过程中收代战公主为妻，现在找到王宝钏了，薛平贵告诉代战公主：“王宝钏坐了正宫院，王封你东宫莫嫌偏。”代战公主不干，要杀薛平贵，王宝钏打圆场：“御妹你不要把脸变，听为姐把话对你言。说什么正来论什么偏，咱姐妹一同保江山。”代战公主倒也识相，或许等的就是这个台阶，两人立刻手拉手下去喝酒了。

杀伐、行赏、分赃，日思夜想的“大团圆”，并非团聚之后的温暖祥和、宽容和爱，只是坐地分赃和重新洗牌的大清算。他们仿佛多日没饭吃的饿汉，撅腚伸脖，狼吞虎咽，吃相很难看。

一个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中了五百万，我要怎么怎么样！看着他的满脸煞气，我们只好祝他一辈子别中奖。虚构的《大登殿》虽只是落魄者的意淫故事，但能够长盛不衰、代代相传，恰恰反映了人们潜意识里的阴暗和血腥。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大团圆、大美，因此，我们只能继续颠沛流离。

无限柔媚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著名的宰相，为人处世异曲同工。一是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刚刚升任宰相时，弟子们问苏味道：“如今天下事情繁杂，你老人家如何处置？”苏味道手摸床棱答道：“遇事不要决断明白，就像这样，模棱以持两端即可。”不给出明确答案，可进可退。成语“模棱两可”即出自此处。二是宋朝神宗时的宰相王圭。王圭居相位十六年，他每次把各部门的奏章呈送给皇帝时，都跪称：“取圣旨。”皇帝批示以后，他跪接道：“领圣旨。”出宫时向有关部门传达说：“已得圣旨矣。”王圭几乎不做任何决断，天天围着圣旨转，时人称之为“三旨宰相”。还有一位，是清朝的曹振镛。曹振镛最高做到嘉庆朝的军机大臣，职权已相当于宰相。门生问他为官之道，曹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上述三人，在处理具体事务上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如传说中那么绝对。但是，不作为，不负责，不担当，留有余地，能推则推，一定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官员显然不够格，属于被淘汰之列。但奇怪的是，此三人并没因此遭遇不测，相反，比起那些铁肩担道义、敢作敢为的官员来，他们的仕途要平顺得多，稳扎稳打，步步高升，沉舟侧畔千帆过，唯有他们万里长城永不倒。时至今日，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而且在利益上、升迁上，也不见得比真正干事的人更吃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溯回去，打量苏味道等三人的行为，你会发现，他们貌似什么都不负责，其实这本身就是对上司最大的负责。他们只管传达，把所有决策权都置于上司手中。上司跟他们在一起，无须担心大权旁落。作为一个领导，最在乎的是什么？当然是权力了，这是核心利益。不威胁上司的核心利益，其他一切都好办。但他们不提供决策意见，领导要他们何用？很简单，用他们来做缓冲。一旦领导发现决策失误，或者反悔了当初的决定，他是不好承认自己错了的，必须把责任推到下面。苏味道等人，自然也不会独揽失误责任，他也要推，但是，他不会推到上司身上，而是推到下属身上。虽然错误实际由领导一人造成，但经过层层分包，所有人似乎都该承担那么一点，责任就得到了稀释。若无苏味道们，皇帝必须直面所有血淋淋的现实问题，错了就是错了，躲不开绕不开。次数一多，威望受损，信任指数下降，位子岌岌可危。苏味道们给了上司最大的回旋空间，让其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了成绩全归上司，出了问题归咎于下属。即使最后不得不惩罚一两个最底层的替罪羊，做做样子，但上司心知肚明，绝对不会为难苏味道们。

苏味道们的做派，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柔媚”。一般情况下，对上司越柔媚，对下属与庶民就越骄横，此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我不相信他们天生贱种，可以轻松自如地受虐于暴烈的上司，可以永远逆来顺受。人的心理是需要平衡的，他们一定会找个发泄的地方。这个突破口，就是下属和庶民。比如，某报记者采访广州市交通问题时提出，封闭道路是否该事先告知市民？某国企的官员当即反问：“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再比如，河北承德牛圈子沟镇一位村民找镇党委书记解决问题，书记说，这事我还管不了，跳楼的话不要去一楼二楼，要跳就跳五楼！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这样的回答简直十恶不赦，连带他的上司都要一起丢官的。但在这些官员那里，却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他们的权力并非从庶民手中得来，凭什么要对庶民负责？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他们自然唯上司的马首是瞻。他们卑躬屈膝，从上司那里受了委屈，又毫无保留地转嫁到下面去了。到最后，受委屈最大的，自然就是最底层那些无助的人。

当然，上司有时候需要表演一下“亲民秀”，做出严厉批示，指示从快从严处理之类。其实他们和苏味道们根本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是他们造就和保护了苏味道们。没有上司的专横，哪来苏味道们的柔媚？

没有苏味道们的柔媚与颟顸，又哪来庶民的投诉无门？这些问题，都有内在的联系，谁也别想一推了之。

秦岭以南，湘黔桂一带，气候阴湿，密林广布，常有毒蛇出没。有—种蛇，牙齿倒钩，藏于草中，离人数步之外，猛然出击，快如闪电，一击即中。人被咬后，必须迅速切断中毒之处，或是胳膊或是大腿，否则，几分钟之内，剧毒就流遍全身，肿烂而亡。这，便是著名的蝮蛇！蝮蛇之猛，直至今日仍叫人胆寒。但是野史中记载，有一种黄喉蛇，常住在农户家中，喜食毒蛇，尤喜食蝮蛇。吃完以后，头朝下，刷的一下，从房檐上爬下来。它嘴里流出的沫子滴在地上，地上立刻隆起一块土包，土包里生出一种动物，名为沙虱，可以用来治病。黄喉蛇虽吃毒蛇，本身却无毒，也从不咬人，其额头上隐隐现出两个字：“大王”！不过，今人虽然见过蝮蛇，却始终见不到这种神奇的黄喉蛇。

武则天时，四川涪州虎豹成患，搅得老百姓人心惶惶。有一天，某农户家里忽然闯进一只老虎，把这家人吓得魂飞魄散。但奇怪的是，老虎进到院子里，并没伤人，而是浑身战栗着伏在地上，非常害怕的样子，仿佛大祸临头。接着，一只更大的老虎跟进来，这只老虎像是普通老虎的膨胀版，威然屹立在那里，三口两口就把老虎咬死了，咬死之后却不吃它，而是扭头离开了。后来，人们查了査古籍，说这种动物叫做酋耳，专门与虎豹为敌，见一个杀一个，却从不伤人。此后，涪州一带再也没有虎豹出没了。

如果说黄喉蛇是蛇中之王，那么酋耳就是虎中之王了。老虎本来是兽中之王，但因为它没有原则，常与人为敌，人们对之无能为力，就设计出这么一种动物来威慑它。黄喉蛇与酋耳，和龙、凤凰一样，是某一类动物中的王，它们严守操守，认真管理着自己的子民，教训子民们要与人为善，如有违背，杀无赦。至于为什么要与人为善，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理由。善良的老百姓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他们认为，害人的都是基层的办事人员，一旦成为祸患，总会有英明的干部站出来，铲除恶霸，大义凛然。

武则天禁屠宰

武则天当政时做过的事，历来毁誉不一。但有几件小事，似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因为崇佛，武则天下达了禁止屠宰的命令。有一次，武则天派御史娄师德外出。娄师德？没错，就是他，那位提倡“唾面自干”的人。有人问，别人把唾沫啐到你脸上怎么办？娄师德回答，别擦，也别不高兴，等唾沫干了，就啥事没有了。但这次跟“唾面自干”没关系，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娄在饭馆就餐，厨师上了一道肉菜。娄师德问，天下禁止杀生，怎么还会有肉？厨师答，豺狼咬死了羊，不吃白不吃。娄师德说，哦，也对，我吃这样的肉是不犯法的。过了一会儿，厨师又上了一条鱼。娄师德又问鱼从何来。厨师答，鱼也是被豺狼咬死的。娄师德大怒，道，你是不是有点“二”？豺狼怎么会潜水？你可以说是水獭咬死的嘛！此事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她并没怪罪，只是一笑了之。

另一次，在东都定鼎门处，翻了一辆运草车，露出藏在其中的两头被宰杀的羊。御史彭先觉调査后，认为负责执法的合宫尉刘缅失职，请求杖责刘緬。羊肉没收，送到南衙供办公的大臣们食用。谁知武则天批示道：御史彭先觉建议杖责刘缅，不必执行，将羊肉赏给刘缅吃掉，算是压惊。

再一次，大臣张德家生了个男孩，为了表示庆贺，偷偷宰了一只羊招待前来贺喜的同僚。其中有个叫杜肃的，或许是为了邀赏，或许是跟张德有过节儿，偷偷藏进怀中一块肉，离开张家后直奔武则天处告密。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见到张德，问，听说你添了个男孩，很为你高兴。但你招待大家的羊肉从何而来？张德一听，赶紧跪下请罪。武则天笑笑，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朕禁屠宰，吉凶不预；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我严禁屠宰，但红白喜事除外；以后请客，要选择好客人，免得被小人告发！

多贴心啊！这几句话感动得张德热泪横流，不知说什么好。其他大臣听说了，都夸女皇英明伟大，令人敬仰。

乍看上去，武则天真的是洞悉人情，宽大仁厚。但细想想，背后问题多多。首先，武则天制定的法令，她自己并没有认真遵守。这种法令是否合情合理且不去评价，但既然制定了，就是用来遵守的。娄师德明明在纵容随意屠宰，武则天却不闻不问，这种法令还有意义吗？专制社会中，制度之兴无，多自上而下，绝少自下而上的。上面若身体力行、严肃以对，下面必毕恭毕敬、小心谨慎；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面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越来越疏忽，直至让制度彻底沦为摆设。所以真正破坏制度的，往往就是最上面一环——是他设立制度，又是他抛弃制度。其次，彭先觉弹劾刘缅，不论彭先觉出于什么心理，即便他是假公济私，但弹劾程序、弹劾内容都没问题，就连被弹劾的刘缅，也自觉罪责难逃，特意穿上厚厚的裤子，准备接受应有的杖责处罚。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总得给个正式的答复才对。她不但不怪罪，反倒赏给被弹劾者肉吃，这简直就是拿法律当儿戏，甚至颠倒黑白了。下次碰到官员疏于职守，御史们是弹劾还是不弹劾？弹劾，万一武则天再搞么蛾子，让御史下不来台怎么办？不弹劾，那御史的职责不就被挂起来了吗？制度的设立者视制度为无物，只会让下属畏首畏尾、无所适从。第三，武则天提醒张德“请客要选对人”，这则故事非常迷惑人，在在显示她通情达理，反感告密者。但回头望望，她在公布法令时显然没有明确说出“朕禁屠宰，吉凶不预”，如果有此规定，告密者杜肃不会自己往钉子上撞。恰恰因为没有规定，杜肃才以为抓住了机会，举报张德违法。从道义上讲，这样做决不厚道，也不通人情，但他的举报是合法的。而武则天之所以抛出“红白事不在限制范围内”的说法，应属临时起意，欲加杜肃之罪。真正的无赖都是这样的——不提出具体明确的制度，只是画出一个大框儿，框儿里面装什么，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丁是丁卯是卯，他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这就像商场中搞促销活动时，虽然推出很多诱人的“优惠”，但一定标出“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的字样。今天武则天可以说“吉凶不预”，明天就可以说其他情况下“不预”。这“不预”那“不预”，最后整个规定都土崩瓦解了。

归根结底，所谓法令，只是统治者手中的猴皮筋，伸缩性极强。它为弱者而准备，为自己不喜欢的人而准备；需要严格执行时才严格执行，需要抛开时，毫不犹豫地抛开。总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抛开。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应该制定、维护什么样的法令。

飞大一坨学问

上初中时，老师给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仁”呢，就是友爱、互助、同情；什么是“义”呢，就是正义……我听完了，觉得奇怪，这些还用讲吗？这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嘛。那时候，“国学”一词尚未风行。但老师说这是大学问，一定要认真体会才行。我被老师的话吓住了，再不敢出声。

这几天，看到一个故事。武则天时期，御史大夫赵师韫在驿馆中被害，凶手徐元庆投案自首。按常理，凶手抵罪即可结案。但徐元庆称，当年赵师韫做地方官时，处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为报父仇，隐姓埋名，一直在找机会杀掉赵。现在已达目的，虽死无憾。

我来问你，这事该怎么办？具有高中水平的人凭自己的见识也能给出答案：检点一下当时赵师揾为何杀徐父。如果徐父罪证确凿，赵是依法行事，那么徐元庆就是恶意报复，必须抵罪；如果徐父系被赵枉杀，徐元庆应该先找更高一级的政府投诉，要相信政府嘛。当然，若官官相护，令其申诉无门，以致其破釜沉舟、铤而走险，从人情角度，法律应有回旋，可以少判几年，或者给个缓刑。要是皇帝想借此表明自己深明大义，亦可考虑特赦。反正皇帝有这个权力。

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却把武则天及其群臣难住了。“孝”，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像现在一样，“是应尽的义务”，而是必须遵守的条例。徐元庆隐忍数年，为父报仇，这是大孝子啊！但他毕竟又杀了朝廷命官，按律也该受惩罚。于是上上下下展开大讨论，甚至一度达成赦免徐元庆的共识，以鼓励民众“尽孝道”。此时，陈子昂写了篇《復仇议》，其中提到：“今傥（同“倘”）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按照陈的意见，先杀了徐元庆以正国法，然后诏令天下，表扬他的孝心。一帮高级知识分子们热烈赞同陈子昂，于是傻×呵呵地照办了。后来，柳宗元看出不对头，写了篇《驳复仇议》，慷慨激昂，娓娓道来，内容略同于我上面提到的髙中水平的人应该具备的思维，不再重复。

而我在网上搜索“徐元庆”，随手搜到几篇论文，标题分别为《法律与复仇的历史纠缠——从古代文本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中国传统“伦理法”之检讨》等等，这样的论文还有很多，都是研究徐元庆之故事的。不是说徐元庆不能研究，我总觉得我们的历史负累太多。据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在世界上很落后。我想，落后的最大原因乃是我们总在纠缠于常识。人类之所以进步，在于他们逐渐把一些“大学问”灌输到日常生活里，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然后不再饶舌。如果过了几千年，还拿已成常识的东西一惊一乍的，将其神圣化、神秘化，乃至奉为所谓国学去顶礼膜拜，你还能有什么盼头呢？

皇帝搞暗杀

皇帝搞暗杀，此话听来有点怪。但在唐朝，代宗李豫还真暗杀过一个人一李辅国。

这李辅国来头可不小，被人列名于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著名太监”之中。有意思的是，他先在宦官高力士手下当仆役，发迹以后背叛了髙力士。后来，他一手提拔的程元振又背叛了他，正应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那句谶语。

李辅国，本名静忠，曾被赐名护国，后改辅国。少时被阉，做高力士门下走狗，后调人东宫专门服侍太子李亨。太子身边的人，当然希望太子扶正。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到马嵬坡。将士们都认为杨氏兄妹是乱源，早对其忍无可忍，决定发动兵谏，杀了杨国忠。李辅国也参加了这次兵谏，开始崭露头角。看玄宗岌岌可危，李辅国又建议太子亲带部队到朔方图谋恢复。太子至宁夏灵武后，登基即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因为拥立有功，李辅国受到肃宗赏识，煊赫一时。他的权力大到什么份儿上呢？这么说吧，他就是皇帝的分身，皇帝的诏书必须由他签署后方可施行；宰相李揆对他执子弟之礼，呼为“五父”。宰相和百官除了例行的朝见外，奏事也需经辅国许可才能面见皇帝。在他的建议下，玄宗被迫移居他处，高力士被贬谪。不久，肃宗病危，张皇后计划谋杀太子李豫，拥立越王李系。李辅国力挽狂澜，与属下程元振合谋，杀掉了张皇后与李系，让李豫顺利即位，是为唐代宗。

两个皇帝出自自己之手，李辅国腰杆别提多硬了。作为下属，他对皇帝说了一句史上最牛的狂言：“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皇上啊，你闲待着吧，事情都交我办理！唐代宗可不是他爹肃宗，哪里受得了这个？或许，就是这句话，让唐代宗起了杀心。他找来程元振，密谋除去李辅国。程元振也真负责，如此这般这般，给皇帝想了个好主意。一天晚上，有个盗贼潜入李辅国府内，溜进卧室，手起刀落，把李辅国脑袋砍了下来。李辅国的府上那么多家丁奴仆，居然没有阻止住血案的发生。代宗皇帝闻得噩耗，下旨赠李辅国为太傅官，予以厚葬，同时行文各地捉捕凶手。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凶手就是皇帝派去的。

有人说，一个皇帝，杀个人还不跟捻死个臭虫一样，干吗要用这种下作手段？但皇帝作为权力金字塔的一环，也要顾及各个阶层的感受，尤其要顾及自己的脸面。是李辅国辛辛苦苦把你捧上来的，你却忘恩负义把他杀了，这事好说不好听。而暗杀政敌，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效果立竿见影。这种密室政治可以说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今天还在欢天喜地，明天就血流成河。因为政策没有连续性，也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谁会在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呢？

飞是什么样子

古籍中有很多关于龙的记载。《纪闻》中说，唐朝韦皋镇守四川时，资州进献了一条龙，一丈多长，鱗甲俱全。韦皋把它装进木匣子，放置在大慈寺殿上，供百姓观看。三天后，这条龙被香火熏死了。此文没有留下过多的细节，好像人人应该知道龙是什么样子。该书中另有一文说，卢元裕年轻的时候，曾在终南山读书。有一天傍晚走在溪边，拾到一块圆形石头，洁白如镜子。把玩多时，忽然掉到地上摔碎了，从里边爬出一条一寸多长的白鱼，落到涧中。那条小鱼像气吹的一样，逐渐长大，不一会儿就长到一丈多。它鼓鳍奋爪，昂首掉尾，于是云雷骤起，风雨大作。现在想来，卢元裕应该是捡到了一个“龙蛋”。

《北梦琐言》中说，李宣做阳县县令时，衙门旁边有一潭，据传有龙居住，鳞角很漂亮。当地人言，龙最爱吃煎熟的燕子。李宣的儿子不爱学习爱垂钓，听说后，就拿了煎燕做诱饵，前来钓“龙”。不一会儿，龙果然出现了，“满潭火发，如舒锦被”。吓得垂钓者魂飞魄散，撒腿就跑。

从“鳞甲倶全”、“鼓鳍奋爪”，到“满潭火发”，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先人之缺乏科学精神，可见一斑。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返回时带了一头外国进贡的“麒麟”。当时的画家以写真手法把“麒麟”画了下来，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是非洲草原上常见的长颈鹿。所以，如果古代“龙”出现的时候，有人以写真手法画下来，而不是凭想象给我们虚拟一种动物，那该多好！后人猜测，龙或许是鳄鱼，或许是某种已灭绝的水生动物。“龙是什么”尚无答案，但龙不是什么，《王子年拾遗记》中倒有过描述。汉武帝常常于金秋九月泛舟于琳池之上。一天，武帝以香金为钩，以鲤鱼为饵，钓上来一条三四丈长的白蚊，有人很害怕，以为是龙，但细观察，又无鳞甲。武帝判断道：这不是龙！命令后厨做熟了赏给大家吃。白蚊肉色紫青，又脆又鲜。

按说，“龙”到底长什么样子，即使无实图，根据历朝历代的文字，综合起来梳理一下，也应该有个结论。但是，先人们太没谱了，他们笔下的“龙”反差太大，有的似乎还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简直就是神话。《通幽记》中说，苏州武丘（今称“虎丘”），据传是吴王阖闾的陵墓。下有石穴，清水发于其中，深不可测。唐朝永泰年间，一少年经过，见一美女在水中洗澡。美女邀请少年同浴，少年遂宽衣解带人水。几天后，该少年的尸体从水中浮出，干枯得像个木棒。少年的同行者说，水下有老蚊，变做少女吸人血。老蚊者，传说中的龙之一种。一桩惨烈的刑事案就这样变成了神话传说。

剌青

台湾电影《刺青》的导演周美玲说：“人性很脆弱，常进行着种种‘仪式’而不自知，这些仪式其实是人性必需品，以渡过生命、缝补伤痛与破损，得以继续把生命延续下去。刺青这个仪式，指涉着人性深处脆弱的灵魂。”我承认她说的没错，但有点矫情。二十年前的小县城，常见剃小平头的年轻人在街头横冲直撞，他们光着膀子，露着龙形文身，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胖揍。他们用刺青“缝补”了自己的“伤痛与破损”，无辜挨揍的那位，用什么缝补伤痛？

要我说，刺青有时候更代表着一种姿态，是给外人看的。说是虚张声势也好，说是真的勇猛颟顸也罢，总之，不一定只代表着“脆弱”。史书上记载的自我刺青者不在少数（为什么说“自我刺青”，难道还有别人刺青？是的，古代有些犯了罪的人，脸上要被迫刺字，称为“黥”，又称墨刑）。唐朝时黔南观察使崔承宠，在身上刺了一条蛇，巧妙至极。该蛇从右手刺起，两个指头张开，就是蛇口，蛇身绕着手腕、手臂、脖颈，直到腹部、屁股上，脱掉衣服，能清晰看到他身上趴着一条活灵活现的蛇。喝酒的时候，崔承宠喜欢悄悄脱掉衣服，把手伸到客人面前，猛然张开手指，一条大蛇忽地扑向客人，把人吓一大跳。这种玩笑虽有点无聊，却也无伤大雅。

可恶的是，有人给自己刺了青，以为别人不敢惹他，便四处敲诈勒索。唐武宗时，薛元赏任京兆尹，也就是作为首都西安市的市长。当时有一伙儿歹徒，剃光头，露文身，在各酒家白吃白喝，殴打行人，民怨极大。薛元赏命令几个里长打入黑帮内部，搜集他们的行踪，然后将其一网打尽，三十多人全部棍棒打死，抛尸街头。《酉阳杂俎》中还有一种说法是“约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三十和三千，差别太大了，从今天的角度看，三十多人似更合理些。但我们的祖先嗜血腥，杖杀三千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的可能是，刺身生事的人没有这么多，但肇事者被杖杀后，肇事者的亲戚朋友来讨说法，引发群体事件，而市长跟他们没什么道理好讲，悉数杖杀之。

应该说，薛元赏重罚刺身生事的人，的确顺应了民心，但方式有失粗暴。凡事一粗暴，就容易伤及无辜，从而削弱其行为的正当性。当时有个叫张干的人，不服薛元赏，非要跟他较劲。他在自己的左臂右臂上刺了副对联，上联是“生不怕京兆尹”，下联是“死不畏阎罗王”，现在看来，这也就是言论自由的范畴，根本不算什么。薛元赏却急眼了，令人把张干找来，照样一顿乱棍，“杖毙之”。黑社会再黑，也黑不过手握政权的人。这哪里还是为民除害，而是黑社会间的比勇斗狠了。

有灵气的动物

古书中的动物大都是有灵气的，且不说变成美女来和书生们幽会的狐仙，也不说刺猬精、蛇精、老鼠精，其实无须与人沟通，单就是在它们自己的世界里，也有着无数的悲欢离合。《朝野佥载》中说，老虎中了箭以后，知道吃清泥来疗伤；野猪受伤以后，则吃一种叫做甜桔梗的药草；稚鸟被老鹰咬了，赶紧找地黄叶来贴在伤口上。在疗伤的时候，它们也许会暗暗流泪。有人说，做人太累了，做个动物多好，无忧无虑的，什么也不用想。这话听来十分欠揍，动物们经常挨饿受冻，生离死别，比起人类来，它们经历的生活风霜和心灵苦痛，只能更多，而不是更少。

《北梦琐言》中记载，张文蔚家的山坡上有一个黄鼠狼洞，住着一对年轻的黄鼠狼和它们的四个孩子。一天，来了一条蛇，偷偷钻进洞中，吞噬了四只小黄鼠狼。黄鼠狼夫妇回到家中，见此变故，急得嗷嗷直叫。本想钻进洞中同蛇搏斗，但洞里空间有限，根本容不下它们。于是，这对黄鼠狼急三火四地扒了许多土，堆在洞口，使洞口变得十分狭小。人们在旁边看着，不明白它俩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过了一会儿，蛇探出头来，一点一点往外爬，由于洞口太小，它根本转不过身来，黄鼠狼见状，凶猛地扑上去，拦腰咬断了大蛇！母黄鼠狼则迅速劈开蛇腹，叼出自己的四个孩子，由于被吞下去的时间不长，四个孩子虽奄奄一息，但尚未死掉。黄鼠狼夫妇把孩子平摊在洞外，衔来豆叶，嚼碎了，敷在孩子们的身上。几天以后，孩子们的伤彻底好了，它们又高高兴兴地出现在了山坡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以喜剧形式圆满收场。

到了今天，已经没有如此奢侈的环境供动物们发生战争了，它们的世界早被破坏殆尽。相应的，我们也只能在史书中见证动物们的灵气。今天有幸活下来的动物们，大多成了蠢笨臃肿的宠物，脖子上拴着绳子，亦步亦趋地跟在主人身后，肆无忌惮地在小区的草地上拉屎。

变变变

小时候，每逢夏天，我们常到树下捉一种叫做“知了猴”的东西。这家伙状似屎壳郎，据说油炸后很好吃。但我从没吃过。“知了猴”其实是蝉的幼虫，小学课本中对其嬗变过程有详细的介绍。从一个笨拙的在地上乱爬的虫子，变成一只轻盈的、可以飞来飞去的蝉，这确实很神奇。此外，蝌蚪变青蛙、蛹化蝴蝶，都是此类传奇中的经典案例。古籍中记载了很多××化××的故事，有的靠谱，有的则是扯淡。〈酒阳杂俎）中记载，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说，百合花用盒子装起来，用泥把缝隙抹严，经过一宿，就变成了大蝴蝶。可以看出，这太想当然了。

内蒙古一带有一种植物，叫做肉苁蓉，有补肾壮阳之功效。古人都说灰蓉乃是野马交配时遗落在地上的精子化成。很多专家也相信了这种说法，医学家陶弘景所注的《体草经集注》中就小心翼翼地说：“多马处便有，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生时似肉。”

《博物志》中更有想象力：“把蜻蜓头埋在向西的门下，就能变成青色的珍珠。”

《酉阳杂俎》中集束性地整理了一批类似传说。比如，道士许象之声称，寒食那天做的饭用盆扣在暗屋的地上，入夏后，饭就会变成红蜘蛛。再比如，那个说百合花可以化做蝴蝶的张周封又说，他亲眼看见墙上的白瓜子变成了衣鱼（也就是蠹鱼，一种吃书的虫子）。还有，蜾赢（即细腰蜂）全是雄性没有雌性，它们如何传宗接代呢？——它们把桑虫的幼虫弄来，经过一段时间，就都变成了自己的孩子。岭南一带有种毒蘑菇，夜晚发光，经雨淋后就烂了，变成大蜂子。这种蜂全身黑色，嘴像锯一般，夜晚钻进人的耳朵鼻子里，能咬人心魄。南方山间水沟里有很多水蛆，长有一寸多，颜色是黑的，夏天体色加深，变成虻，螫人很厉害。夏天四处乱飞的大麻蝇，是芋头根变成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古人没有科学知识，才得出植物变动物、动物变植物之类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也许真的细心观察了。冷饭无法变成蜘蛛，但因为巧合，蝴蛛在冷饭中产卵，于是有冷饭变蜘蛛的奇观出现；毒蜂并非蘑菇变成，但毒蜂可以在蘑菇下面安家，以蘑菇为食，于是有蘑菇变毒蜂的推断。他们大惊小怪地给别人讲的时候，没准儿很自信呢！因为这是他们亲眼所见。当年，孔子亲眼看到颜回煮粥时在偷喝，就严厉批评了他。颜回说，自己发现有肮脏的东西掉进锅里，他用汤匙将其捞起，正想倒掉，忽然想到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于是便把它吃了。孔子感慨地说，哇塞，我又得出一个结论：眼见并非为实啊！

恐惧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镇守沧州的李彦佐接到诏书，让他带兵渡过黄河听命。李带领的大部队到达济南后，按部就班地分批渡河。当时是寒冬腊月，河面上到处都是横冲直撞的浮冰。一艘战船中招儿了，沉到了河底。而皇帝的诏书就在这艘船上。

丢失诏书，这是大不敬的罪过。大不敬，可能杀头也可能灭门。李彦佐惊惧异常，一夜之间须发皆白，连续六天不吃不喝，体貌消瘦几乎脱了相。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天灾，除了认命根本没有办法。但《阙史》中记载的故事却发生了转折一李彦佐把矛盾转嫁给下属，对他们说，如果找不回诏书，我先杀了你们。下属说，那也好，但是你要先写一个祈祷书，我们再下河捞取。于是李彦佐写道：“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祀未尝匮，尔河伯洎鱗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予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河伯啊河伯，你要是不把诏书还给我，我让上天惩罚你。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轰隆一声巨响，河冰破裂，露出三十丈宽的水面。下属知道祷词起了作用，赶紧下钩。你猜怎么着，诏书捞上来了。

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反正在我看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类的鬼话，不过是讲故事的人自欺欺人罢了。而事实上，李彦佐是被恐惧逼得精神不正常了。

同一时代，小官僚马侍中得到一只玉碗。用该碗盛水，放半个月都不会变质，且蚊蝇不敢靠近。一个七八岁的小奴喜欢得不得了，把玩不甚，结果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马侍中不在家，其他奴仆见状，大惊失色，七嘴八舌乱作一团。马侍中回来后，发现小奴不见了。他一边鞭挞其他仆人，一边命他们必须找回小奴，自己要亲手杀了这小崽子。三日后，一个女仆扫地时偶尔发现马侍中的床下飘着一条衣带。近前观看，我的妈呀，正是那小奴。他趴在床下，以背抵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而气力未竭。马侍中闻讯赶到，也吃了一惊，小声说：“摔碎一只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作为旁观者，我很悲哀。我不认为这个孩子天生神力。是恐惧，恐惧让他做出了非人的举动。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几天后，马侍中果然派人寻机把孩子打死了。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命下属半跪着跟自己讲话，而下属居然从命。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新闻时一点都不意外。恐惧的力量大得惊人，非我们这些人可以想象得到。

血证

你见过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吗？

晚唐官员段安节，逃避战乱来到陕西商山一家旅馆，进门一看，妈呀，吓了一跳：一个老太太，脑袋只剩下半截儿，正坐在那里纺线呢！怎么个意思？段安节手足无措。店主是个中年妇女，走过来安顿他住下，告诉他说：“那是我婆婆，你不要害怕。”原来，二十多年前黄巢起义军进攻西安，从此地经过时给了老太太一刀，把头部鼻子以上的部分齐齐削掉。因为还有一口气在，有人用药裹在她的伤口上，包扎好，过些日子，老太太手脚居然可以动弹了。如今，儿女每天喂她吃饭喝汤，生命倒也正常。

想请教一下专业人士，连眼睛都被削掉的人，真的能活下来吗？或许当时的记录者有所夸张。不过，老太太的头部受过重伤是确定无疑了。这个伤，明明白白地记录下战乱的残酷和血腥。

明朝正德年间，山东一带流民叛乱。有个秀才被起义军追赶，一路狂奔，忽觉脖子上挨了一刀，头颅鸯拉在胸前，他想都没想，端起头颅往肩膀上一摁，继续奔逃，直到累得动不了，躺倒在地上。后来，家人找到他，以为死了，把他抬了回去。你猜怎么着？几天后，他活过来了，脖子上留下一条绕圈的伤痕。见过的人都说，他那道伤，比绳子还粗！

这道触目惊心的伤痕，也是明证。在血腥的时代，草民如何惨烈地自保！

清朝顺治年间，南明残余部队在福建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漳州被围数日，粮米断绝。平民百姓饿得变成了动物，常常易子而食——你吃我儿子的肉，我吃你儿子的肉。数万人的繁华都市，最后只剩下百余人。据活下来的人说，有个年轻人堪堪毙命时，忽然想到，邻居全家饿死了，何不把他们的肉偷来吃？于是跳过墙去，搬来一具尸体，用刀割开肚子，却见胃中都是一团团没有消化的纸絮。年轻人凝视良久，浑身颤抖，疯了！

比起前两个案例来，这一个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战乱、苛政带给草民的伤害，数不胜数，无穷无尽。

看上去，今天的日子似乎好多了，但我还是想记录一则类似的故事，以备后世查询。我去郊区旅游，在某村见到一个满身疤痕的老人，我问老爷子多大岁数了，怎么受的伤？他说，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镇政府要拆他家的房子，他和年过六旬的儿子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时，儿子点燃了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身亡，老人也受了重伤。“阻止拆迁我家的房子，只有自焚这一种手段吗？”老人不解地问。我无奈地看着他，点点头。

我看到老太太只剩半个脑袋的故事，有点心惊胆战；后人读到我这个故事，但愿他们不要太吃惊。

第二章　五代十国、宋

我们今天想要的，有些，古人似乎早做到了。

免死金牌

五代十国时，朱友谦帮助晋王李存勖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李存勖一高兴，赐给朱友谦一块丹书铁券。

名词解释：丹书铁券者，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俗称“铁券”，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免死金牌”，是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

后来，李存勖身边的伶人陷害朱友谦，说他要谋反。李存勖也觉得朱友谦势力太过强大，应该除掉，于是杀掉朱友谦，并派夏鲁奇去追杀朱友谦全家。朱友谦的妻子张氏不服气，拿出免死金牌给夏鲁奇看。夏鲁奇心说，皇帝下了新鲜的命令，以前的不作数了。他自己食言，关我屁事，我是打酱油的。杀！

要说也怪，历史上不少皇帝像李存勖一样，都信誓旦旦给臣下发过铁券，最后都食言了。刘邦给韩信、英布（又称“黥布”）发过，然后灭了他们全族；朱元璋给李善长发过，上写“兹与汝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汝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汝勋”，然后也灭了他全族。我猜不出，他们当初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颁发铁券时是怎么想的，莫非铁了心要证明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当然不是，他们一定还有别的企图。先来分析一下，这张铁券到底是限制谁的呢？看上去，铁券似乎是为了限制皇帝自己，但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谁限制得了他们？要说唯一有约束力的，是其他官员。比如，给甲颁布了铁券，除非经皇帝授意、允许，乙丙丁是不能对甲下手的。甲是皇帝的贴心人，偷偷摸摸杀了他，或者侮辱了他，就是打皇帝的脸，皇帝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宋神宗时，大理寺丞贾种民到枢密院同知吕公著家中调查案件，命令吕公著的儿子站在院子当中，言语恐吓以逼供。神宗知道后，震怒道，“贾种民算个什么东西，胆敢凌辱大臣，撤了他！”于是，贾种民下岗了。所谓铁券，就是皇帝给这些不长眼的人准备的，必须让他们知道皇帝的红人不可欺。

因此，铁券名义是保护受券人，但潜意识里还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只有皇帝可以处死甲，别人没这个权力。在专制社会里，无论看上去多么人性的东西，其主要的用途都是要加强专制，而非消解专制。

这是什么动物

最近官场上出现了两件事：一位女士通过傍大款结识官场高级领导，然后在年龄上造假，成为这个省会城市的团市委书记。后来因为和大款的亲生儿女争夺遗产，年龄造假一事东窗事发。据说此人还是该市副市长的热门人选。另一件，某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在日记里大曝自己的性爱生活，日记被人传到网上，成为网民争相收藏的宝贝。此二人，一男一女，一南一北，亦人非人，异曲同工。我就想，他们若变成动物，该是哪一种呢？是变色龙？是狒狒？还是长尾猴？

这个怪异的想法，源自我看到的一则故事，该故事出自宋人黄休复的《茅亭客话》。

后蜀末年，两个商人到葭萌关去做生意。其时雨后初晴，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两人正走着，忽有人大喊，老虎来了，行人躲避啊！！两人赶紧爬上一棵大树。这时，从远方走过来两只老虎，一只说，他们藏到树上去了。另一只说，别着急，我上去捉住他们。老虎居然会说话！商人毛骨悚然，用手中的拐杖向爬上来的老虎胡乱扎过去。老虎大呼一声，哎呀妈呀，扎到我眼睛上了。跳下树落荒而逃。

两个商人见状也下了树，心惊肉跳地歇了一会儿，赶奔附近的税务所，准备依例交钱走人。有个妇女说，任税官昨晚喝多，把眼睛碰坏了，所以今天休工。商人感到奇怪。周围的人见他二人窃窃私语，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商人答，我们刚刚捅瞎了老虎的眼睛，任税官的眼睛就坏了，是不是他化做老虎劫道呢？众人一听，纷纷说，咱们去看个究竟。于是一起拿起武器，直奔任税官家。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见人潮汹涌，惶恐地转身逃跑。众人来到任税官家，隔着篱笆看见任税官裸露着身子，现出老虎的形体，正捂着眼睛大声呻吟呢！见有人来，那老虎猛然站起，甩着尾巴跑了。众人随后追过去。因为眼神儿不好，老虎掉到深坑中，众人棍棒齐下，毙之。回头去找任税官的妻子，早不见了踪影。人们这才醒悟，路上遇到的那一只，应该就是任税官的妻子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和动物是可以互变的。黄休复也在该故事的结尾感慨道：史书中人化为猿，化为鱼，化为鳖、龟、蛇的例子还有很多，请不要怀疑其真实性，因为用常人的智力是追究不出来的。所以，我看到这两则官场新闻后，总是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智力出了问题。

中毒

我如果说，这个人中毒了，中的什么毒？大麦毒！你是否觉得不可思议？大麦是一种普普通通的粮食，怎会有毒呢？

《洞微志》中记载，后周显德年间，齐州有人得了狂病，常跟人讲，在梦中见一红裳女子引领自己人宫殿，并令自己唱歌，歌词大意为：“五云楼阁绕玲珑，仙府由来是此中，惆怅闷怀言不尽，一丸莱菔火吾宫。”一个道士路过此地，听说了这个人的症状，告诉他：“你中了大麦毒。莱菔者，萝卜也。歌中已经把治疗方法提供给你了——多吃点萝卜。”此人对症下药，大吃萝卜，果然病愈。

是不是有点神奇？但如果我跟你这样解释，你就明白了：大麦里面富含蛋白质，却不易消化。若顿顿吃，天天吃，就会积在肠胃里，古代称此为“面积”，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消化不良。萝卜是干什么的，帮助消化的啊！天津地区民谚：“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萝卜治百病，大夫都要失业，治个消化不良还不是小菜一碟！至于梦到红衣女子、唱歌之类，基本属于扯淡，是为烘托气氛的，与主题无关。

我再讲某某中了“豆腐毒”，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医说》中记载，人有好食豆腐者，因中其毒，医治无效。有个医生应邀出诊，中途听见两口子吵架。丈夫说，老婆早晨做豆腐，误将萝卜汤放进豆腐锅中，以致豆腐散了花，不成其为豆腐。医生一想，哦，萝卜汤可以消解豆腐……到了病人家，命其大喝萝卜汤，遂愈。看来这医生也是个没谱的家伙，半路上幸遇良方，否则还不知道怎么骗病人呢。不过我想劝那位病人，少吃点豆腐就行了，何苦非要吃出病来，再找人来治？

我小时候中过“杏毒”。夏日，生产队里难得红杏大丰收，每家分了一篮子。父母有言：只能吃一点，不要多吃。我和弟弟以为爹妈小气，根本不听他们命令，自顾自地大吃起来，篮子被吃个底朝天。那时一年到头也没什么可吃的，我和弟弟肚子里可用清汤寡水来形容。爹妈看我们吃得开心，没好意思制止我们。到了晚上，我和弟弟上吐下泻，场面相当惨烈。此后，我的生活字典里抠掉了一个词：多吃多占。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待中毒问题了：所谓中毒者，过量也。吃少了，用少了，中不了毒；多吃多占，再好的东西都会变成坏东西。王国华口占一顺口溜：世间凡物皆有毒，饮食拿用需有度。莫以人生当豪赌，自己把自己监督吧。

证据

北宋宰相张士逊一度被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获罪原因，不过是没参加议论朝政的座谈会。如果不是范仲淹极力弹劾，仁宗皇帝也不会下此狠心。

几年后，张士逊重得仁宗信任，不仅官复原职，还封了郢国公。一天，仁宗对张士逊说，范仲淹曾有一奏疏，内容是倡议废掉我，你找机会替我收拾了他。张士逊说，嗯，这的确是死罪，但你的证据呢？仁宗答：我没见到那份奏疏，可有人告诉我亲眼见到过。这事假不了，符合他的性格。你先给他定个罪再说。张士逊说，这罪太大了，不能轻易下结论，没证据可不行，麻烦皇帝再调查调查。几个月后，张士逊问仁宗找到证据没有，仁宗说，虽然我没见过奏疏，但很多人都说有，你看着办吧。张士逊说，对不起，这罪我定不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人家的命可就没了。咱大宋王朝依法治国，尤其皇帝你，更要带头遵纪守法，拿证据说话！

一句话把仁宗说乐了。张士逊趁机进言：范仲淹现被发配在外，他肯定知道自己受到了猜忌，不如提拔他一下，或可稍慰其心。仁宗频频点头，说，当初范仲淹整你，你现在保他。唉，都像你这么厚道就好了。

这则逸闻，见于宋朝王巩著《闻见近录》，史实与逸闻或许有些出人。有史料认为范仲淹不过是介入了仁宗的继承人之争，不可能跟皇帝本人较劲。不管怎么说吧，被范仲淹弹劾过的张士逊，在范仲淹危难时，的确伸手拉了他一把。

所以，这个故事明着是说“法制社会，证据为王”，暗里要表述的，还是人心。人心摆得正，证据就重要；人心摆不正，没证据都能捏造。一个按时、足额交税的安善良民，开车走到大街上，天上就能平白无故砸下证据来，证明他开了黑车，必须缴纳罚款！秦桧说岳飞谋反，证据在哪里？莫须有！这就有点蛮不讲理。秦桧完全可以“钓鱼”啊，诱岳飞上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有一个外国故事。嫌犯的辩护律师对陪审团说：“我的当事人没有杀人，被害人也没死，三分钟后他就会来到这里！”陪审团成员大吃一惊，一起往门口看。三分钟后，律师说：“你们不能判我的当事人死刑。刚才我只是做了个假设，结果你们都转头看着门口，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我的当事人杀害了死者，你们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两个小时后，陪审团判决嫌犯死刑。证据是，当时所有人都往门口看，唯独嫌犯没有。

天是证据，神是证据。总有证据显示一个人做了什么，你想逃也逃不脱。而那些捏造证据陷害别人的人，终归也是多了一份恶人的恶证据。只有像张士逊那样，把证据高举在良心之上，才能保证证据的中正、严肃，人们也才能更信服证据。

北宋的两次复

有宋一代，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次发生皇帝无法亲政，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状况，但最后都顺利交到了皇帝手上。其中两例比较典型。

一是仁宗死后，他的侄子英宗即位。据说英宗伤心过度，身体虚弱，无法打理朝政。其实是英宗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当皇帝，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精神有点错乱，紧急治疗后才恢复正常。在此其间，仁宗的妻子曹太后垂帘听政。这一垂帘，就垂出了甜头，再也不肯撒手。宰相韩琦见状，搞了点手脚。他把十几张批示好的文件拿给曹太后看，曹太后说，嗯，批得挺好，发下去执行吧。韩琦说，这不是我批的，是皇帝批的，看来他能够独立管理国家了，我请求退休。曹太后说，国家还指望你们这些老臣呢，你不能退，要退也是我先退。韩琦一听，马上从袖子里掏出事先写好的诏书，高喊：“皇太后圣德光大，今天让皇帝复辟，诏书在此，请付外施行！”曹皇后还没反应过来，韩琦又命令左右：“撤帘！”皇后也识相，马上转身离去。另一位大臣富弼走进来正要向太后奏本，抬头一看，帘子卷起来，只剩英宗一个人坐在那里。富弼这个气啊，差点跟韩琦动手。韩琦说，我可不是故意的，话赶话赶到这儿了，若不见机行事，皇帝亲政遥遥无期啊！

富弼无奈，只得认可既成事实。

另一次，是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后，英宗的妻子高太皇太后（哲宗的祖母）垂帘听政。一连九年，哲宗天天陪高太后在朝堂坐着，一言不发。高太后说，大臣们奏事，你心中到底怎么想的？为何如此沉默？哲宗答，娘娘已经处理完了，孩儿不便插嘴。直到高太后死前，哲宗才开口说话，命令卷起帘帐。后来，哲宗跟大臣们谈起垂帘听政这些年的事，常酸酸地说：“朕只见臀背。”你们都面向太后跪着，我只能看到你们的屁股，哼！

因为在皇帝复辟问题上认识不同，韩琦去世后，富弼连他的葬礼都没参加；而哲宗上台后，也立即推翻了高太后的政策，撤换了一批老臣。这些，都算是复辟的代价吧。相比之下，大清王朝的垂帘听政就诡秘得多。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动辄就人头落地，甚至把同治和光绪（一个亲生儿子，一个是亲外甥）都折磨致死。在腥风血雨的中国，我们实在没什么过多的期待，凡事能够平顺交接，不要死人，不要引起社会动荡，就足够让人欣慰了。

李稷·文彦博·尴尬

北宋李稷是个能吏，在漕运方面有一技之长。但据说，此人相当傲慢且不识趣，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他的两件糗事。

李稷随军征西夏的时候，一天早晨，大帅种谔正蒙头大睡，忽然被阵阵鼓声惊醒。按当时规矩，只有最高将领才可享受鸣鼓致敬的待遇。种谔跑出门一看，原来是李稷正耀武扬威地经过。种谔小声问负责鸣鼓的将官，军中有几个大帅？将官答，只有您一个啊！种谔说，大帅还没升帐，你却为一个小小的粮草官鸣鼓，这不是失职吗？好吧，借你的人头一用。接着，命人把鸣鼓官推出去斩了。李稷目睹了全过程，两股战战，汗不敢出。

李稷早在北京负责漕运的时候，也被文彦博恶搞过一次。文彦博接替韩琦担任北京留守。文彦博甫一到任，就告诉手下：听说李稷对韩琦很不尊重，而韩琦从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几天后，李稷前来拜见，等了好久，文彦博才慢吞吞地走出来，跟他说，当年你老爹在我门下奔走，咱们算是故人，你也不用太客气，行八拜之礼就行了。李稷没办法，只好行了当时最大的礼——八拜之礼。

还是这个文彦博，驻守北京时，手下有个叫汪辅之的转运使，性格急躁。汪向文彦博汇报工作，文彦博翻翻文件，未置可否，转身到后宅溜达去了，半天才返回办公室。其间，汪坐卧不安，抓耳挠腮。下次，汪辅之按规定要检查府库，派人向文彦博讨要钥匙。差人回来禀报，文大人正在举行家宴，没空拿钥匙，让你等着。气得汪大人一巴掌拍在书架上，把书架都拍碎了。后来，汪辅之秘密上奏宋神宗，说文彦博不务正业。宋神宗果然够神的，居然批示道：文彦博向来抓大放小，这等小事何劳他费心？你汪辅之不过一小小的臣子，怎能如此无礼？然后直接把批文送到文彦博手上。结果……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让别人尴尬呢？李稷让别人尴尬，自己遭遇了更大的尴尬。看他扬扬自得的样子，平时对待下属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文彦博修理他，似还情有可原。但汪辅之除了性格急躁外，真看不出还有什么毛病，文彦博修理他，所为何来？还不就是依仗自己在皇帝面前吃得开！小人物让别人尴尬，只为证明自己的存在；大人物让别人尴尬，却为显示自己的派头。相形之下，李稷敢于在比自己强势的人物面前摆派头，虽然遭遇了尴尬，但人格上也比颐指气使的文彦博强得多。

天门阵是什么阵

两部电影中的战争场面让我震撼。一部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带领几万人，向波斯皇帝大流士指挥的百万大军发起攻击，最后竟然是亚历山大获胜；另外一部是《妹壁》，孙刘联军和曹军你来我往地展开对攻。两部电影中的“阵法”尤其吸引眼球，指挥者一挥旗子，大队人马如同潮水般涌来或者退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想，古人真牛啊！但我也知道，这些“阵法”都是今人演绎的，真的古代战争肯定不能像电影中描绘的这么好看，这么紧凑和秩序井然。

我们的先贤，喜欢云苫雾罩，以大而无当的概念或名词来描述事物。像什么八卦阵、太极图之类。戏剧中，还有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天门阵是什么东东？听完整部《杨家将》，都搞不明白天门阵高明在哪里。所以，我猜测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像万能钥匙一样的阵法。古代的以少胜多、转败为胜，一定有其偶然因素或其他原因，与所谓阵法关联不大。否则，为何不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让后人可以照搬？这样的唯一好处是，给了后人想象的空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填空，怎么填都不算过分，端出机关枪都无所谓，只要观众喜欢。

沈括在著名的《傻溪笔谈》中提到了“阵法”，读完不禁哂然。宋神宗熙宁年间，皇帝命令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并写成书，以便颁发给各路统帅府施行。郭固参考了不少古代兵法，终于写成。里面提到，将九军合成一个营阵（行进时称为“阵”，驻扎时称为“营”），其外只用一个驻队环绕守卫。若按古代计算方法，每人占地两步，马占地四步。沈括质疑，十万人的军队，纵横十里地，到哪里找那么大且无山丘、溪涧和树木等障碍的地盘呢？再说九军都被一个驻队做成的“篱笆”围着，军队再也不能分开行动，仿佛九个人合起来被一张皮包着，互受牵制，不能自由行动，如何作战？此外，古代阵法上还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的说法，郭固对此的解释是“阵中士兵都侧面站着，每两行士兵构成一条巷道，使他们面面相对”。沈括问，这样的军队如何作战？

后来，沈括建议，别按郭固的阵法演练了，让九军各自为阵，各自占据有利地形，各军派驻各自的守卫部队。战鼓一响，军队收缩或展开、集结或分散，都能浩浩荡荡而有条不紊地进行。九军各自的营阵合起来成为一个大营阵，当中分出四条通道，构成“井字形”。这样的九军也符合“面面相向，背背相承”的说法。皇帝认可了沈括的解释。

沈括“阵法”大概是比较贴近实际、比较详细的一种记录了，但正因其详细，也让人看到不过如此，实在没什么稀奇，跟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宏大场面完全是两码事。我们还是无法明白“阵法”之无往不利。

都是君子惹的祸

《邵氏闻见录》中记载，程伯淳经常感叹说，当初王安石推行变法时，起用了君子、小人各色人等。但是君子如司马光、范尧夫、张天祺等不屑与之为伍，要么当面跟王安石顶撞，要么挂靴而走。而王安石性狠，刚愎自用，你越跟他对着干，他越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君子们都走光了，只剩下一群刻薄的小人围绕在王安石身边，他们为所欲为，祸害天下，以致民不聊生。假如当初君子们不这么决绝，而是委曲求全，等王安石的锐气发泄完毕，再平心静气地跟他讲道理，对国家的危害或许就要小一些。

有位前同事，总跟我说，单位里这个人是“小人”，那个人是“小人”。这让我有点自卑，因为我根本没发现被他指认为“小人”的人“小”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走了，再没人念叨“小人”、“君子”之类的词汇了，我心里才舒服点，由此也对“小人”一词提高了警惕。程伯淳说王安石身边的人都是小人，到底是不是呢？存疑。但程伯淳道出了一个真理，即，很多小人是君子们逼出来的。如果君子们不把王安石逼到无路可走，王安石就不会成为小人之首。

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朝的东林党。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横征暴敛，拉帮结伙，给魏忠贤建生人祠，东林党反对他们，自然不算坏事。但刚开始时，魏忠贤等并没打算跟东林党人撕破脸皮，甚至一度通过各种方式向东林党的领袖们示好，假如自称君子的东林党人顾全大局，逐渐从内部改变其结构，也不至于被杀得片瓦不留，蒙受大损失。什么样的制度都要由人操作，不能完全脱离人情，而以戾气对戾气，把对方心底的恶统统激发出来，只能落得两败俱伤。后来的事实证明，东林党人并没什么正经政见，他们仅是挟持着民意，为自己团体的利益跟阉党争权夺利。让他们当了政，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如此说来，大家都不做君子，反而去做小人？其实这里有个规律：君子，一般都是自称的；小人，一般都是用来指称对手的。动辄称呼对手为小人的人，能算得上真正的谦谦君子吗？世界上本没有那么多所谓小人，自称君子的多了，小人也就多了起来。他们不仅逼出了一批小人，还制造了一批伪君子。

笨蛋，我说的是技术

宋朝费衮所著《梁溪漫志》中讲了两个跟贼有关的故事。

其一，高邮有个叫尉九的贼，脚下功夫了得，一夜可行数百里，跑起来仿佛刹不住闸的摩托车，非得撞到树上才能停住。尉九晚上偷盗，白天开饭馆，兢兢业业地挣钱养家。这天，一个道人找到尉九的饭馆，对他说，楚州城里有个富户，家财万贯，我已经踩好了点儿，跟我一起做一票怎么样？尉九沉思片刻，点头答应，让道人先去楚州城等着。接下来，尉九找碴儿打了仆人一顿。仆人不服气，大哭大叫，招来了巡捕。巡捕把他们带进官府，准备第二天审问清楚再做处理。傍晚，尉九塞了个红包给巡捕说，这里住宿条件太差，晚上让我回家睡觉吧，反正我是本地人，也跑不了。巡捕见钱眼开，就偷偷把他放了出去。尉九一路狂奔，二更天便赶到楚州与道人会合。两人约定，道人放风，尉九在里面干活儿。尉九钻进屋子，先拣笨重的财物装了一包，扔出窗外。道人赶紧捡起来。尉九又把棉被整理成人形扔出去，道人以为是尉九跳出来，心说，小子，你去死吧！一刀砍了过去！其实，尉九早拿着那些轻便而贵重的财物从后门跑出，狂奔回高邮了。清晨，道人背着笨重的赃物在城门口被捉，审问后自承同谋者尉九。楚州官府马上到高邮官府来要人。高邮知县说，你们神经病吧？尉九因为和仆人争端，一直关在看守所呢，他怎么能参与偷盗？

最后，道人一个人伏法了。

其二，有位富豪宿于旅店，旅店正对着一个染坊。这天下午，富豪坐在窗前，美滋滋地喝着茶水欣赏街景，忽然发现几个人在窗外走过来走过去，且不断地偷眼打量对面染坊。富豪有点纳闷。一人悄悄走到富豪跟前，附在他耳边说，我们要把这家染坊晾在外面的布匹偷走，你安静点，别声张！富豪说，我是打酱油的，你们偷东西关我屁事？鬼才多嘴呢！那人拱拱手走了。富豪想，染坊的布就晾在大街上，这人来人往的，光天化日之下，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偷！于是，富豪抿着茶水，饶有兴致地看现场直播。那几个人时时经过，或左或右，渐久渐疏。傍晚时，都不见了。富豪说，嘿嘿，果然是妄人！白忙活。回转房内收拾行李，才发现所有的财物都被人拿走了。

写到这里，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打开一看，短信如下：“还没汇款吧？请把款子汇到这个账号××××××。收款人：×××”。我回复道，去你妈的！

这样的贼，一点技术含量没有，恶心。

儿子眼中的蔡京

历数中国史上所谓奸臣，北宋宰相蔡京一定排在前十名。这些奸臣大多被后人翻过案。像魏忠贤、严嵩、和珅、秦桧等，学者们査找资料，结合时代背景，站在主人公的角度设身处地打量他们的处境，往往认为他们并非定论中那么不堪，亦有“不得不为之”的理由。而对蔡京，鲜有翻案者。这是蔡京不同于其他人处。

蔡京的儿子蔡绦著有《铁围山丛谈》一书，其中大量提到父亲蔡京其人其事，既有生活趣闻，又有大是大非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到蔡京的另一面。

蔡绦，字约之，别号无为子。《铁围山丛谈》是蔡京被贬、蔡绦受牵连流放白州时所作的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

史书上提及蔡绦的身份，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蔡京的次子，有的说是季子（最小的儿子）。但可以确认的是，他跟父亲蔡京关系不错。蔡京的大儿子蔡攸则相反。宋徽宗时，蔡氏父子争权夺利，蔡攸探望蔡京，摸其脉搏，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说，蔡京身体不好，让他下岗吧！而童贯和蔡攸去蔡京府第收取蔡京的辞职书时（其实是强行令其辞职），蔡京惊慌失措，竟然同时称呼童贯和蔡攸为“公”，“公”乃子侄对父祖辈的尊称。可见蔡京、蔡攸之隔膜。而〈沫史·奸臣传·蔡京》中记载：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七十八岁，“目昏牦不能视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对于蔡京来说，蔡攸是逆子，蔡绦是孝子。

孝子眼中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呢？来看看《铁围山丛谈》中的记载。

1．琐事一萝筐

蔡京（书中尊称其为“鲁公”，蔡京曾被封为鲁国公，故有此称）机智，有办事能力。元祐年间，蔡京驻守淮扬，经常有客人到其家吃饭。夏日的早晨，八个客人本来计划吃凉饼，也已经传达给厨房，不料又有人陆陆续续来到，先后达四十人。客人们坐在大厅里，窃窃私语：“都说蔡四有手段，今天看他怎么办！这么多人吃饭，他做得过来吗？”不一会儿，仆人端饭上桌，凉饼全部切成了面条，每人一碗过水凉面，加上精美调料，十分爽口。一时传为美谈。

崇宁年间，有个小偷进到皇宫里，其足迹从寝殿北开始，过后殿往西南，经过诸嫔妃的寝宫，由崇恩太后宫出去，如入无人之境。次日清晨，当值者才发觉。皇帝大怒，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时蔡京当国，说：“赶紧控制住所有善于搭桥建梯的人，仪鸾司可有逃逸者？”当值者答：“仪鸾司只有一个叫单和的不见了。”鲁公：“马上将单和捉来。”三天后，单和被擒，浑身上下捜出许多金银。经查，单和善造飞梯，是仪鸾司首席搭梯师，经常出人禁地，颇知其中曲折。当夜，单和用绳子搭成软梯，进到内宫。

由小偷足迹联想到梯子和内鬼，在今天属于推理之常识，但在宋朝，或具超前意识。传统戏曲《包公断后》中，要饭婆自称是仁宗之母李太后，包公问，那你有什么证据呢？太后赞道：“爱卿果然有韬略，胆大心细智谋高。”并拿出真宗送自己的信物给包公看。“要证据”本为问案第一要义，却被赞为“智谋高”，可见社会进步乃一波一波完成，蔡京之智商，在彼时彼刻，当远超时人。

上述两例，似难虚构。而后人和蔡京的政敌们，因为要在政治上否定其人，对这些可以给主人公添彩的小事一般不愿讲也不屑于讲。有些趣闻，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但效果不一样。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一般不在乎这些，他们需要了解真相。蔡绦的记述，也算弥补了一个空白。

北宋秘书省的才子们，每年都要组织曝书会。所谓“曝书”，本为春秋两季晾晒图书之俗，至宋代，由君臣们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的图书展览性质的文化盛会，“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侍从皆集，按官职大小就座。当时蔡京为中书舍人，其弟蔡卞为给事中，职位高于哥哥蔡京。蔡卞说，曝书会本质上是民间活动，不要太拘泥，还是按兄弟次序就座吧。蔡京因而上座，蔡氏兄弟之情谊让人感佩。以后，曝书会按年龄大小就座成为惯例。

成惯例的还有一件事。宰相们吃公务餐时，每上一道菜，必有一官员站在旁边报菜名。有一道名为“菜羹”，顾名思义，估计就是菜汤。因为“菜羹”与蔡京音似，改称为“羹菜”，就这样一直称呼下来。看上去，似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另一版本，但若不上纲上线，从为尊者讳的角度考虑，似乎也没什么，称为佳话亦无不可。

在儿子眼中，父亲既有小聪明又有大智慧，还会犯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政和年间，有个市民被诉谋杀了亲生父亲。证据齐全，司法机关“依法结案”。当是时，百姓安居乐业，对外息战罢兵，堪称所谓“盛世”。子杀父这类行为被宋哲宗和蔡京认为是朝廷的奇耻大辱，不想外泄，于是命犯人在狱中自尽。七八年后，忽有一个老头到官府来问：“我出外很长时间，听说有人妄诉我子杀父。到今天还没见我儿子返回，我担心儿子被官府冤枉，特来询问儿子的下落！”此时，司法机关的僚属基本换了一茬，蔡京也因事被罢官，没人知道那个年轻人的下落，此事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蔡绦感叹道：“信乎，狱讼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言外之意，“像我父亲这样英明的人都免不了出错，一般官员，更得小心啊！”

2．蔡京与怪力乱神

中国历史上的怪力乱神崇拜，到了宋朝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皇帝带头，百姓效仿，主流社会的语境中充满神仙佛道，蔡绦也不免把父亲和鬼神联系在一起。

蔡京任开封府尹时，开宝寺失火，该寺殿舍雄伟高大，很难爬上去。当晚，烟焰弥漫，火光冲天，人们四散奔逃。只有一个和尚在屋顶上做救火状，蔡京大喊：“当心性命，不宜靠前。”和尚好像没有听到，自顾自地在那里奔忙。不一会儿，屋子烧塌架，人们眼见和尚坠入烈焰中。俄尔，忽见和尚又站到了另一个房顶上，继续救火。蔡京高呼：“你一个人太危险了，赶紧下来与大家一起想办法！”屋子瞬间又烧塌架，和尚再次坠人火中。如是者三四次。第二天清晨，大火逐渐熄灭，人们猜想和尚必死无疑。蔡京令人检点人数，发现该寺和尚一个都不少，唯独福胜阁下一个罗汉雕像面容焦黑，汗珠如雨。观者啧啧称奇，认为这就是昨夜那个勇敢的和尚，遂命名其为“救火罗汉”。后来游览福胜阁时，蔡京还特意指给儿子看。

扬州芍药甲天下，有一品种名为“金腰带”，十分难得。扬州人认为“金腰带”是祥瑞，将其插在身上的人可以当宰相。昔日韩琦以枢密副使官衔出镇淮扬。一日，金腰带忽然绽开韩琦找来最相好的三个朋友共赏。其一为王禹玉，时为监郡；其一为王安石，时为韩琦幕僚；还有一人，因病未到。正好司空吕公著来拜，便请其一同人席赏花，并采下来插于腰带。此四人，后来皆为宰相。蔡京镇守扬州时，金腰带又开，蔡京采之，插在头上。不久，蔡京的弟弟蔡卞亦镇淮扬，恰逢金腰带盛开，淮扬人大喜，折而献之。因为采摘太急，花开未全。蔡卞为之怅然。后来，蔡京当了宰相，蔡卞只当到枢密使。

蔡绦似乎想说，老天都在帮蔡京，蔡京的得意人生、荣华富贵，并非凭空而来。

还有更稀奇的。蔡绦说，政和年间，中国大地上繁花似锦，祥瑞遍地。各地呈上的灵芝虫草之类，动辄上万。汝海邻近诸县，山石皆变成玛瑙，四处乱滚，甚至滚到皇帝的轿旁。长沙益阳县的山间小溪里流出黄金，重达十余斤；后又出一块，四十九斤。还有的地方，山体崩塌，流出水晶，用木匣盛装，每匣五十斤，共装了上百匣。各地官员呈上奏章与祥瑞，说这都是因为皇帝的英明领导，皇帝和蔡京“皆有惭色”。

这明显是扯淡了。回望一下几十年前的大跃进，各地纷纷“放卫星”，亩产十几万斤粮食，与此种人为制造的“祥瑞大跃进”，何其相似乃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官员不过是迎合上意罢了，皇帝和蔡京居然真以为自己能怎么怎么样，甚至假惺惺地“有惭色”，真真让人恶心想吐。

要说蔡京父子没有正常思维，也不尽然。他们对这种怪力乱神其实看得很透。徽宗时，南昌有个叫王仔昔的，据传见过东晋的许逊真君，得授大洞隐书，能知人祸福。皇帝很喜欢他，让他住到蔡京家中，蔡京说：“微臣位列当朝宰相，而家中养着稀奇古怪的方士，好像不太合适。”徽宗认为蔡京说的有理，迁其住进上清宝篆宫。

蔡绦甚至说，阴阳家很多都是蒙事的，看人下菜碟儿。他举例说，蔡京出生于“庆历之丁亥”，“月当壬寅，日当壬辰，时为辛亥”。他小时候，没人认为这个生日有特殊之处，及至成为宰相，方士们争说该时辰出生的人格局甚高。京城顺天门附近有个姓郑的，以卖粉为业，十分有钱，俗号“郑粉家”。郑家生一子，生日时辰与蔡京相同，其家大喜，认为孩子长大后一定大富大贵。郑氏子亦以之自豪，吃喝玩乐，放荡不羁，一日与歌姬浪子们骑马逛街，骏马受惊失控，郑氏子坠人水中，活活淹死，年仅十八岁。

蔡氏父子对怪力乱神的态度，恰恰映射了当政者的矛盾心理。既想利用之，又怕万一控制不住，成为老百姓推翻当局的武器。事实上，历史上不少成功者就是这么干的。当政者一方面郑重其事，在需要的时候，承认并宣扬怪力乱神；一方面时不时地贬抑之、嘲笑之，力图使之伸缩有度，以免弄假成真，尾大不掉。

3．“好人”蔡京

下面，该提到蔡京的人品了。即便在外人眼中，蔡是大奸大恶之徒，儿子蔡绦也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并且提供例证。古语中有“生子当如孙仲谋”，我看这句话可改为“生子当如蔡绦”——以蔡京为正面人物进行记述，蔡绦做到了。

首先，蔡京是个大度的人。“鲁公宇量迈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年间的某天，王公大臣们一起游湖览胜。凑齐以后，次第登舟。蔡京刚靠近龙舟，一阵风来，龙舟忽然自行离岸。蔡京收足不及，一头栽进水中。众人大骇，疾呼救人。救生员刚游过来，蔡京已经抱着木块浮至岸边。进到屋中，蔡京尚一身淋漓。同僚蒋颖叔说：“蔡兄幸免潇湘之役。”蔡京既不责怪别人，也不认为这个玩笑无聊，而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呵呵笑着答道：“几同洛浦之游。”大家都佩服蔡京的气度。

一日，大司寇刘赓到蔡京家中拜访，见魏汉津坐在蔡京对面。魏汉津是个音乐家，脸上被刺过字。在宋朝，刺字是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蔡京让刘赓坐下，刘赓却不肯。他说：“蔡先生也算百官之仪表了，怎么能和黥卒对坐？我认为这样很不好，拜拜了！”蔡京大笑，向魏汉津施了个礼道：“先生请回吧。”蔡绦认为，魏汉津虽是皇帝面前红人，但毕竟是个“黯卒”，百官皆瞧他不起，而蔡京竟能包容他，可见蔡京之度量。

蔡绦的角度很有意思。其实，蔡京之“包容”，或许正是“奸人”之奸。只要皇帝的红人，他都不怠慢——这样也解释得通吧？

蔡京的另一品质是“恭谨”。蔡京升为太师，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前来祝贺。蔡京毫无得意之色，神态与平常无异。他说：“我当官这么久，风也过，雨也过，一切都看明白了。今日位极人臣，不过像掷骰子一样，掷到了我头上。人间荣辱皆如此。”崇宁五年，蔡京罢相，刘逵当政。刘逵屁股还没坐热，蔡京复位，而刘逵被黜（皇帝就是这么爱折腾）。刘逵离职前，跟自己的朋友们说：“没关系，我还不满五十岁，蔡太师已经年过花甲，看谁靠得过谁？”不久，刘逵病逝，蔡京告诫子孙们：“刘逵已成白骨，而我犹享荣禄。人心用得不是地方，就容易出事啊。你们可要当心。”

大观初年，蔡京守边有功，皇帝准备封赏。但蔡京已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官可迁，皇帝遂赐以排方玉带。这排方玉带可大有讲究，佩戴者可以随时靠近皇帝的驾辇。蔡京惶惧不已，竭力推辞，并引用唐朝韩愈的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称唐人早有先例，玉带上悬挂金鱼的人才能靠近皇帝驾辇，其他人无权接近，后人也应照此施行。这样，蔡京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皇帝同意了蔡京的建议，此规遂成惯例。

正因为蔡京“品质高尚，才华横溢”，他才能得到前辈们的器重和抬举。神宗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在王安石眼中，治国安邦之人，仅此三人而已。牛不牛？当然牛！吕公著当政时，蔡京刚刚罢官进京。吕邀请蔡京到自己府中，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吕说：“蔡君，我阅人无数，没有一个比你强！”以手自抚其座，道：“君日后一定坐在这个座位上，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推辞！”

我倒不认为以上故事是编造的。起码，应该有真实的影子。单从以上事件看，蔡京还真与传说中的十恶不赦不搭界。但他为何口碑这么差呢？我想，概因他当政时老百姓过得太苦了。奸臣当道，常常祸国殃民，但在专制社会中，祸国是祸害当届政府，若只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朋党残杀，在老百姓口碑中尚有回旋余地。但殃民这事就大了。百姓的利益乃社会核心利益。蔡京把老百姓折腾得太凶，他派朱劻在江南一带搜刮珍奇异宝、名花古木，朱劻及其爪牙们横行霸道，拆墙破屋，弄得民不聊生，你怎么让人说出一个“好”字来？

不过，百姓疾苦在蔡京们的视野中的确不是大事，即使口中说着百姓疾苦，也不过是个托词和借口。他们更在乎皇帝和身边的同僚。像生辰纲之类，虽然攸关百姓性命，在他们却不过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民谚说“为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谁坐在蔡京那个位子上，也不会全心考虑百姓的感受；百姓的感受和皇帝的感受是尖锐对立的，如果只考虑百姓，也坐不到蔡京的位子上。

4．除了蔡京，都是奸臣

提到蔡京，就不能不提到童贯，也不能不提到王黼、梁师成、朱劻和李邦彦。这六个人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时称“六贼”。蔡京和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怎么择也择不清。蔡绦是回避不了的。在《铁围山丛谈》中，蔡绦不但提到了这些人，而且态度鲜明，非常高调，绝不闪烁其词。他的定位是，除蔡京外，其他人都是奸臣，父亲与他们不是一路人。父亲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奸臣本质，与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

蔡绦这样描述其他几个人：童贯彪形燕额，略有胡须，双目炯炯，不像个宦官。王黼也很帅，面如傅粉，但须发和眼珠是金黄色的（莫非有胡人血统？存疑），其人嘴大，张开来可以把拳头放进去。我（蔡绦自称）认识王黼时，他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得志，蔡京也不很喜欢他。王黼讨好当时的丞相何执中，得以晋职，后改事丞相郑居中，狐假虎威，并像儿子一样追随宦官梁师成。蔡京想遏制他也遏制不住了。

蔡绦说，宋朝宦者之盛，莫过于宣和年间。宦官童贯和梁师成分别执掌军权和政务，一文一武，各自扶植自己的党羽，势同水火。百官担心得罪其中任何一个，上朝请示都要由宦官引领，他们领到谁那里就请示谁。其时，宦官已有人被封为太保、少保、节度使、正使承宣观察等高职。朝中大臣皆拜到宦官门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蔡京在家中常自叹息，以至潸然泪下。

在蔡绦看来，蔡京与其他“奸臣”最大的分歧在于北伐。童贯和王黼主张联合金国灭掉辽国，而蔡京认为宋朝与辽国签订过和平协定，百年不启兵衅，万一灭辽联金，不啻引狼人室。后来，金国果然撕毁与宋朝的和约，进犯宋地。梁师成抱着宋朝和辽国、金国前前后后缔结的各种文牍给徽宗过目。徽宗说：“北伐一事，他人皆误我，唯独蔡太师自始至终反对。事已至此，是否该请教请教他？”梁师成凑到皇帝身边“耳密奏久之”，徽宗遂默然。看来梁师成没说什么好话。蔡绦感叹道，呜呼，假如不是小人阿谀罔上，国家不至糜烂若此。

蔡绦还记载了父亲与这些“奸臣”若干具体的较量。蔡绦有个好友，名叫吴岩夫。吴岩夫曾写过一封信，推荐了一个贤才，托其外甥周离亨转交蔡绦。周离亨反而将信密送王黼处。后来，因为北伐的事蔡王反目，王黼就把信拿给徽宗看，说吴岩夫妄荐台臣于大臣子弟。徽宗震怒，蔡京因此受到压制。此外，宣和四年宋辽开战后，开支巨大，入不敷出。王黼听信一个老浑蛋的建议，采取“免夫之制”，亦即，农民应该出夫的，只要交钱就可以免除夫役。蔡京对此十分不满，痛哭流涕地对皇帝说：“今日大臣干的事，不是成全陛下，是祸害你啊！陛下圣明，泽及四海。以前只是通过地租或从商人手里取钱，现在大臣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后患无穷矣！”皇帝虽有醒悟，只是圣旨已下，不好朝令夕改。自此，王黼动辄收钱免夫，先后收取六千二百余万缗。这些钱，不到三年时间仅剩六百万缗。有二千二百余万缗对不上账，据说都被王黼私吞了。

蔡绦的褒奖和贬抑，与当时社会的主流声音几乎一致。大家都说童贯、梁师成、王黼是奸臣，好，我也这么认为；大家都说当时不该北伐，好，我父亲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干的。怎么样，我父亲还是坏人吗？蔡绦采取了坏人洗白自己的常用手段，即：顺应潮流，不逆流而上，通过抨击大家公认的坏人，把自己和好人画上等号。但还是那句话，你只是空口嚷嚷“百姓利益百姓利益”，其实根本没考虑过百姓，谁会说你是个好人？你们争斗得再厉害，也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

血案之后：一幅官场腐败图

且说宋江给晁盖等通风报信，放跑了劫取生辰纲的嫌犯。晁盖等人为了感谢宋江，给他送来大锭金子。宋江的姘头阎婆惜发现了这个秘密，而此时她正和宋江的同事张文远（张三）私通，于是借此机会要挟宋江，要求和张文远正大光明地来往，并“没收”宋江的金子。宋江不干，两人争执起来，宋江一怒之下’挥刀斩了阎婆惜。阎婆惜的老娘阎婆子看个正着，立刻拽着宋江到县衙去告状。按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又兼着宋江私通反贼，证据确凿，摆在这押司前面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条，然而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官场上的一幕幕怪现状上演了。一个铁证如山的杀人案最后竟然以不了了之而收场。且让我们把整个过程重新放一遍。

阎婆子拉着宋江来到县衙，大喊：“有杀人贼在这里！”县前几个公差走过来一看，认得是宋江，便大声喝令阎婆子闭嘴！并说：“押司不是这般的人，有话好好说。”有人来告状，不但不马上问案，反而先入为主地认为“押司不是这般的人”，斥责告状者，这真是咄咄怪事，说宋江和他们没牵连，鬼都不会信。书中说：“原来宋江为人最好，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但总不能这么干耗着呀！正在这时，恰好有个倒霉的自己撞了上来。此人名叫唐牛儿，是个普通市民，看阎婆子扭住宋江，便上前来喝道：“老太婆，干吗扭着宋押司？”阎婆子让他少管闲事，别看唐牛儿平时见谁都赔笑脸，但在一个孤老婆子面前却毫不含糊，上去就给她一个大嘴巴，两人厮打在一起。宋江则趁乱跑了。放跑了杀人犯，阎婆子当然要让唐牛儿抵偿，于是公差们押着唐牛儿来到公堂。

底下人故意偏袒宋江，知县大人总该公道点吧？结果，知县一张嘴，明眼人立刻就看出他和下人一个味儿。阎婆子把事情原委说一遍，知县立刻跟唐牛儿瞪眼：“宋江是个君子，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把他拿下！”首先就给这个一无钱二无权的老百姓进行了有罪推定，其目的便是移花接木，把发生在宋江身上的官司让唐牛儿分担一部分，无形之中弱化了元凶的罪愆。接着，一顿拷打，把唐牛儿押进大牢。

有人会问，这县城上下为什么都来偏袓宋江？书中只说宋江平时仗义疏财，人缘极佳，但这完全不能说明问题。谁都知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一个好人缘能抵什么事？逢年过节，人们都偷偷去给有权势的人送礼，没听说哪个人因为人缘好就会收到礼品的。所以，这背后一定有利益连着。宋江喜欢仗义疏财，莫非就是把自己的钱拿给别人随便花？也不可能。首先，他不会把钱给无关的人花，一定是日后能用着的人。否则，随便一个泼皮无赖都可以来找他要钱花，大家除了嘀咕一下这小子真是个傻帽儿，谁会领他的情？其次，他仗义疏的财是从哪里来的？他家里又没有印钞机，就凭那点工资，怎么能把上上下下全部摆平？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身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层干部，揩油的机会一定少不了。因此，他的钱来自何方，受了他钱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就这样，大家在一个屎缸里搅啊搅，谁也不干净，反正是黑吃黑，互相心照不宣吧。而现在，形势变了。宋江摊上了人命官司，随时要玩儿完。一个人瀕临绝境的时候，很容易狗急跳墙，乱咬一通。像这种在官场上混了多年的老油条，什么事不知道？万一如此，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被动。因此，给宋江留条活路，别让他彻底绝望，就成了当务之急。而以怠工的形式放跑这位大爷，再以渎职的形式让别人承担一些罪责，也就理所当然了。宋江经营多年的关系网终于发挥了作用。

但一个小小的唐牛儿毕竟不能顶罪，最起码得先把宋江这个人找来。于是知县派朱仝和雷横两个都头去宋江的家里要人。古代讲究连坐——人犯罪，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如果再窝藏罪犯，就更罪加一等。朱仝和雷横来到宋家庄，宋江的老爹宋太公振振有词，说自己早已经和宋江脱离了父子关系：“我在前任县官那里告宋江忤逆，把他撵出了家门，各立门户，互不来往。”说着，竟拿出一份盖有官印的证书。一看那个印章，居然还是真的！厉害吧！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孝子几年前和父亲脱离了关系！大家都是圈里人，都明白这是宋江预先给自己留的后路。其实这招现在仍然在用，你看吧，有些人手里证件一大堆，十几张身份证，好几个驾驶证、离婚证、结婚证，要什么证件随时拿出来，而且个个都是真的。这些东西，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用得着。比如现在，朱红印章在那盖着呢，你就拿人家老爹没辙。朱仝和雷横自然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宋江的家人得以脱身。

接下来，就按惯例搜查一下吧。朱仝直接走人佛堂，把供床拖在一边，揭起地板，宋江一下子就露了出来。简直跟没藏一样。也许他知道，即使别人发现了也拿自己没办法。事实的确是这样。朱仝说：“老大呀，你赶紧跑吧！这幸亏是我来搜，要是换别人来，你就完了！”到了此时，作为官员的朱仝公然放走杀人犯，已经是赤裸裸地执法犯法了。宋江听罢，脚板抹油，马上开溜，跑到沧州柴进大官人家藏了起来。柴大官人家里有祖传的免死铁券，谁也奈何不了他。到了那里，就彻底安全了。看来，这法律不能留死角啊！没空子人们还四处找空子呢，有这么大个空子摆着，谁还不会钻？

苦主阎婆子那里怎么答复呢？人家可是还等着要说法呢！朱仝和雷横二人来到县衙，报告说宋江已和宋家脱离关系，搜了一圈也没搜到。这时，知县又出场了，他说既然如此，那就按例申呈本府，发下海捕文书，然后把唐牛儿问成“故纵凶身在逃”，打了二十大板，刺配五百里夕卜。一直撺掇阎婆子告状的张文远（张三），也就是阎婆惜的姘头，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办法了。书中说：“县里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张三处说开。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况且婆娘已死了；张三平常亦受宋江好处；因此也只得罢了。”而孤老阎婆子那里呢？“朱仝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教他不要去州里告状。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没奈何，只得依允了。”就这样，宋家除了不再领政府的工资以外，几乎毫发无损。吃亏的只有平头百姓唐牛儿和死了亲人的孤老婆子。这简直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活报剧！一件事情下来，层层扒皮，在这一层层扒皮中，黑白颠倒了，整个过程，每个人犯的错误似乎都不大。谁都可以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开脱，追究起来，谁也没犯大罪。

此外，幕后的知县大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要是眼里不揉沙子，底下的人谁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以朱仝为代表的关系网内人物执法犯法时，心里也得合计合计。恰恰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才敢随便歪。而知县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他比谁都聪明，在人命关天的这种事上，如果不能确认自己肯定摆平，从前途考虑，他一定会舍车保帅，抛出宋江。可是，在这个县城里，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是说一不二的老大，舞个人命案的弊，也出不了什么事。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官官相护的问题了，官场集体营私舞弊造成的结果是集体欺负弱小，不仅了无公正，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基准完全丧失。

接着，宋江踏入江湖，恰如纵虎上山，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差点将大宋王朝颠覆掉。他，这个腐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深感这样的社会着实欠抽。

—史上最牛词作者·鈔

汪藻，又名汪彦章，曾被称为“南宋词臣之冠”，套句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史上最牛的词作者”。词写得好，不一定代表人格高尚。汪彦章最为人垢病的，是他写了两篇关于李纲的文章。当初，李纲大权独握，力主抗金，得到宋高宗的支持。汪彦章作《傲李纲右丞启》文，内云：“精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谈笑之顷。国须贤立，天为时生……义动三军，人皆奋死；气吞异类，寇辄请盟。身且九殒一生，国则崇朝而再造”，“士讼公冤，亟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冑以见国人”。总之吧，李纲是国之栋梁，离了他就不行！后来，皇帝为讨金人欢心，决定罢免李纲，让汪彦章起草诏书，汪彦章义正词严地指出：“（李纲）具官某空疏而不学，凶愎而寡谋，志轻天下而自谓无人，权轻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顾国家之大计，但营市井之虚名。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狂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你得承认，单就文采来说，实在高妙；但态度之急转直下，又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早在赵构即位之时，汪藻就干过这么一票。他代皇后拟诏，话里话外透着对张邦昌的表扬：“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近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是张邦昌临危受命，帮助大宋接续了香火。后来赵构坐稳江山，开始铲除异己，汪彦章又拟斥责张邦昌的诏书：“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倘或志存于躯命，则将义薄于君亲。具官某身受国恩，位登宰辅。方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欲为雀鼠偷生之计，陷于大恶，所不忍言。虽天夺之明，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你这个王八蛋，当初为什么不以死掏国，反而苟且偷生？张邦昌无话可说，只好自缢而死。

有人据此认为汪彦章毫无原则，堪称文人无行的代表。但大家忽略了一个细节，汪是皇帝的御用秘书，他说的话不一定是他自己要说的话。作为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以笔为剑，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行为诚然鄙陋，但最让人惊悚的还是他的上司。政客无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自己打自己嘴巴，眼都不眨一下。而打手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上司的意图上变本加厉，再重一码。上司说一个人好，他们就要说，好，好得没边儿了！上司说一个人坏，他们就要说，坏，坏透腔了！他们一定比上司更决绝、更坚定，以此证明上司判断正确。他要揣摩上意行事，而非民意。当然，如果上司判断失误，出现反复，最后被扣屎盆子的，多是打手和属下。我们可以检点一下，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汪藻写过一首著名的《点绛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有人说，所谓“乱鸦”，是讽刺秦桧群党的，秦桧读了这首词，开始打击贬斥汪藻。然而，这究竟是后人为替汪藻正名而敷衍的故事，还是官场斗争本来险恶，已经无从考证。一人侯门深似海，进了这个大染缸，就干净不了了。

鸭鸭……龟

读鲁迅先生的《马上支日记》，才知道“鸭子”的来历。不错，就是你理解的那种“鸭子”。作者引述宋朝庄季裕所著〈鴻肋编》中的话：“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翻译成今文：浙江人忌讳被人称为“鸭子”，为什么呢？北方人知道鸭汤很热，但不冒热气，以为暗指“没有志气或气度”，其实真正原因是，母鸭若只和一只公鸭交合，无法生卵，必须有两三只配合。跟有没有气无关。鲁迅由此联想到〈冰讲》中的一段对话：郓哥向武大讨要麦稃，武大说，我屋里又不养鹅鸭，哪里有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么你垂头耷耳，让人随便捏，颠倒提起来也不妨，在锅里煮你也没气？武大说，臭小子，变着法骂我。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

看来，“鸭子”另有所指，从宋至明，已经深入人心了。查〈鹏肋编》原文，前面还有一句话，说两浙一代有些妇女好吃懒做，钱不够花，小民之家供养不起，就纵容她们到外面找野男人，谓之贴夫，公然出人不以为怪。离寺庙近的人，其所贴者皆为僧人，多达四五个之多。此种现象，类似于几十年前东北地区的“拉帮套”，男人病残，养不了家，招一健壮男人来家中帮干农活，同时共享一妻。

不过，《马上支日记》里的“鸭子”，还不同于今天被大家广泛理解的“鸭子”，却相当于传说中的“乌龟”或“王八”。据说，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年代，缠了小脚的妓女应召去陪客时，多让男工背到目的地，形态颇像王八驮石碑。是故，男工被称为“龟奴”。妓女晚年，人老色衰，就嫁给娶不上老婆的龟奴为妻。龟奴之妻，原为众人之妻，因此乌龟就成了那什么的代名词。

“乌龟”和“鸭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女人的玩物。至于“乌龟”何时取代“鸭子”的称谓，古之“鸭子”的含义何时又转为今天的“鸭子”，乃至“乌龟为什么要驮石碑”，一条一条捋上去，一定有很多线索。这些够我们的专家吃一辈子了。我不太了解他人的文化和传统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这么一点点扩大、延伸、变种来的，然后再失去源头让后人猜着玩，我们的文化如同鸭子的来历，归根结底一个字：“谜”。

复仇的儿子

南宋时，一个叫元城的人晚上做梦，梦见一位道士向自己躬身施礼。不久得到家书，说他老婆生产了。回家一看，新生儿子有点面熟——哎呀妈呀，怎么跟梦中那个道士一模一样？天意吧？于是，元城给儿子取名景道，即崇敬道士的意思。

元城很喜欢这个儿子，有好吃的东西，先给景道，有好玩的东西，也先给景道。后来，元城被流放到岭南一带，忽接家中来信，说景道得病夭折了。元城闻讯，痛不欲生。听说附近有个道士能呼神唤鬼，和灵魂对话，就请他帮忙，想跟儿子再聊几句。那位道士不知使了什么法术，真把景道找来了。现在想来，也许是附体上身那套把戏。景道通过别人的嘴告诉元城：我上辈子是个道士，那时你当淄青节度使，用箭射中我的胳膊，导致我失血而亡。现在你养育我九年，咱俩的债务给你抹掉一半。

闹了半天，元城养的不是自己儿子，是个仇人。有人关心，元城欠道士的另一半血债是怎么还的？说来也简单，《睽车志》中记述，元城割破胳膊，以血抄录《搬若心经》，跟道士前生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不过，以儿子的身份复仇，着实有点雷人。〈〈睽车志》还记载了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

平江陆大郎，与一位老僧交情颇厚。老和尚置办了田产，总交给陆大郎管理。田产越聚越多，陆大郎起了歹心，想据为己有。老僧索要的时候，陆大郎打死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还买通官府，反告老僧诬诈。老僧落拓潦倒，穷困不堪，每天在陆大郎家门口焚香祈祷。祷词大致是，将来让我当陆大郎的儿子吧，好取回我自己的物品！不久老僧就死了，而陆大郎也得了个儿子。因为晚年得子，陆大郎相当高兴，为儿取名“小大郎”。小大郎生长在富豪之家，吃喝玩乐那一套自然玩得很专业，陆大郎根本管不住，最后生生被气死了。小大郎也挺够意思，花大钱厚葬了父亲。不几年，小大郎就把万贯家财挥霍一空。左思右想，小大郎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借口坟墓的风水不好，需要移坟，找人来挖开陆大郎的墓地，把棺中陪葬品全部拿走变卖，至于老爹的尸骨，则焚烧后扔进湖中。世间不肖之子不少，像小大郎这样斩尽杀绝的，还真空前绝后。人们忽然想起此前老僧的祷词，不觉个个打冷战：莫非这小大郎真是那索债的老僧转世？

据说，清朝时两个晋商做生意结仇，一人用对手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另一个不甘示弱，用对手的名字给自己的孙子命名。他们也许不知道，这哪里是沮咒对方，分明是咒自己不得好死呢！当然，也许是他们早就看穿了儿孙的讨债本质，故意起个对手的名字以毒攻毒。仿佛每天都在对儿孙说，哼哼，我知道你是谁，休想报复我！

关于迷信的点滴

——以《睽车志》为例

《睽车志》是宋代一部有名的志怪小说。作者郭彖，字伯象，宋和州（今河南嵩县）人。生卒年不详，约为宋孝宗时（1163~1189）人。易经“睽卦”中有“载鬼一车”之语，故取名“睽车”。书中故事虽多怪力乱神，但仍以真实自我标榜，甚至在若干篇目后面注明：“韩亚卿知丞说”、“国传姚行可说”、“周济美左司说”，证明皆有出处，不是虚构。这稍不同于后世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人木三分”，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可读性自然很强，但文以载道的痕迹更浓，追求“思想性”，不对真实负责。《睽车志》也有劝善惩恶的说教意图，却突出真实性和趣味性。像这个故事：林灵素多次从酒馆赊酒而不付钱。店家督促他快点还钱。林灵素举手自抠其脸，左颊顿成枯骨髑髅，而右脸如故。林灵素说，你再逼我，我就把右脸也抠开！差点没把店家吓死。此类故事还很多，并不是想表达什么，纯为怪而怪，为惊悚而记载。

基于此，我部分地把《睽车志》看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野史笔记，看做对官修正史的一种补充和校正。

但是，一读之下，却读出些许问题。

故事一：和州曾经建一军官住房，建好后，军官带领妻儿住了进去。第二天日上三竿，大门依然紧闭。兵士们奇怪，呼门不应，乃砸墙以人。只见里面布席于地，杯盘狼藉。军官和他的妻儿都已经死了。报到官府后，兵士受命挖掘地基，深达数尺，看见两块长石，石头下面各压着两具骨骸。因此，官府怀疑是尸骸的鬼魂在作怪。

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挖地基？军官全家很明显是食物中毒的迹象。误死也好，有人故意投毒也好，跟地基有什么关系？

故事二：王希武家有一老乳母，半夜发出像梦魇一样的呼叫。众人睡得太死，很久才醒来。再看时，乳母的床已经空了。赶紧举灯四处寻找，发现老太太坐在西圃池亭一张胡床上，耳目鼻口里塞满了淤泥。急忙扶进屋清洗，已昏然不省人事，不久就死了。当时院墙很高，中门上锁，不知老太太是怎么跑出去的。据传，该宅院的地基处原为“漏泽园”，即官府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他乡者的乱坟岗。

显然，又是鬼魂在作怪了。老太太死前没有说出真相。可看上去，这更像一起谋杀案。老太太的呼叫不一定是梦魇，而是求救；中门上锁，可以是先打开再锁上，没什么技术难度。正史中很少记载这类民间怪事，也很少完全推给鬼神。

还有更离奇的。故事三：卢知原做知州的时候，有个军卒死了老婆，其时儿子未满周岁。埋葬后，妻子常常半夜回来给孩子喂奶，军卒跟亡妻说话，她从不答应。军卒说，死生异路，活人吃死人的奶，不大合适。亡妻依然不应。军卒生气了，说，你未必是亡妻，没准儿是鬼物故意来害我儿子！于是举刀刺过去。第二天，巡捕敲门，说看到门口有血，特来查问。大家循血迹一直跟到坟边，看到坟上扑着一具尸体，腰部有刀痕，体貌特征、穿着打扮都是军卒妻子的模样。邻居们都证实其妻已病死多日。挖开坟来看，棺材里什么都没有。

这个活人杀死人的故事，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一个长相跟军卒亡妻差不多的人被人杀害了，又被穿上亡者的衣服。至于空棺，连夜把亡者搬走就行了。反正所谓“亡母喂奶”一事只有军卒自称看到，别人并没看到，他怎么说就怎么算。可能此事太离谱，所以作者留了个活口，说“此狱适当卢公罢州之际，竟不知后政何以决之？”看来还有被当成刑事案件处理的可能。

以上案件，把责任推给鬼魂，诚然是百姓敷衍并传播的，但官方和知识分子的默认乃至纵容，也不容小觑。他们是否因办案无能而打马虎眼？因为受贿、暗箱操作而故意转移视线？所谓迷信心理，需一点一滴、一件事一件事积累，一个个“鬼魂作祟”的案件得到官方认可，客观上有力地加深了百姓的迷信思想，逐步成为人们解读事件的标准之。

事实上，平民百姓似乎也确有以迷信解释问题的必要。

故事四：有个叫许式的人，行经汴梁的时候，一个人从河岸上走进他的船中，直呼许侍郎。许式赶紧说，先生你错了，我只是个小官。那人笑着说，你就快当侍郎了。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你之间约定有件事需要办，听说你路过此地，特来一见。说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许式：“你收好，将来遇到十四岁的孕妇，把这个喂给她。”许式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块石头，晶莹剔透。后来，许式碰到一个太守，太守说，我们这里出了件稀罕事某家一个女孩子没有丈夫就怀孕了。父母很发愁，不知该怎么办。许式忙问，女孩子多大岁数？答曰十四岁。许式赶紧来到女孩儿家，问其怀孕原因。女孩儿说，有一天，我在溪旁洗衣服，听到南岸有人叫我的小名，我答应了一声，抬头看到一个道人。道人瞅了我一会儿，径直走了。他喊我的时候，我肚子里就有了反应，回到家后不久竟然成孕。女孩儿所描述的道人的模样，跟许式见到的那人一样。于是，许式命人好生看护这个女孩儿。女孩儿产子后，许式取女孩儿之乳，以磨所藏之石，磨出一种洁白如膏的东西，喂给女孩儿吃。一个月后，饵尽乳止，幼子也死掉了。再后来，许式果然当了侍郎。

这个故事，作者是按时间顺序讲述的。其实是先入为主，给读者以强烈暗示，暗示故事是真的。如果换一种叙述方式，似乎也能讲得通：一个女孩儿“无端”怀孕了。这时，许式出现，手拿几块石头，告诉周围的人，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女孩儿讲的那个道人，跟我遇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一个人。接着，许式“按照道人的嘱托”，用药杀害了无辜的婴儿，却挽救了婴儿母亲的名声和未来。这样一讲，我们很容易看出，许式要么就是当事人，要么就是受当事人委托，来为一桩十分挠头的私情善后。女孩儿的父母，要么也是善后安排的参与者，要么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默认了这种处理方式。并且，他们也希望邻居们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至于许式后来当侍郎一说，不过是传播者刻意加上，以加强可信度。一个清白女孩儿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足够她身败名裂，家人也跟着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但无辜被神仙强奸了，又另当别论。邻居们、亲友们甚至她未来的丈夫都能接受，谁能跟神仙较劲呢？

说是自欺欺人也好，说是天意也好，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选择迷信，确实比逼上绝路好。有人愿意这样说，有人愿意信，以此为解脱，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种心理运用的时间长了，甚至可以以此主动去做一些事。

来看故事五：汴河岸边有个卖粥老妇，晚上检点账目，经常看到两枚冥币，惊疑有鬼。于是暗中观察买粥之人，其中有个妇女，每天都买两枚大钱的粥，风雨无阻。老妇偷偷跟在妇女后面，见她北去一里多地，钻进一片草丛中，就没了踪影。如是者一年。

鬼妈妈用冥币买粥或者买饼的故事在很多志怪小说中出现过，但在《睽车志》中有了不同的结局。一天，那妇女告诉卖粥老妇，我要走了，和您就此分别。有件事托您办一下：我原为李大夫的妾，李大夫赴任途经此地时，我因病死亡。但埋葬后，我生下一个儿子。因为没奶，所以每天从你那里买粥喂他。李大夫今天来给我起棺，若听到婴儿啼哭，告诉他不要惊慌。这是我的金簪，你把它交给李大夫，他就信了。

不久，李大夫果来起棺，听到婴儿啼哭大惊失色。卖粥的老太太举着金簪，告诉他是怎么怎么一回事。于是，李大夫领着孩子回家了。

这个故事的可疑之处在于，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买卖人，每天得到不能花出去的冥币，她完全可以揭穿买者，或者拒绝这桩生意。可是，她照样卖给她，好像专门等着两人之间后来发生什么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某个贫困家庭因为无力养活自己的孩子，计划把他送到大户人家去，将来有个好生活。得知李大夫来为亡妾起棺时，于是联合卖粥老太编造了这个故事。至于金簪，半夜挖坟取出就可以了。在这个故事中，李大夫信不信鬼神都无关紧要。信神的话，自然不敢违反天意；不信神，而偏巧其他妻妾没给他生养儿子，从天上掉下一个儿子来，他髙兴都来不及，哪里管他真假！当然，此事如果还有下文，应该是一个大户公子认祖归宗的故事。

在正史上，这样解释事故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正史中的主人公大多力量强大，可以通过人力方式解决；野史中的小人物，处于社会底层，无能为力，迷信也许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吧。

你回来了

悄悄地，他（她）走了；悄悄地，他（她）回来了；悄悄地，他（她）又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敲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内心有些伤感。我所描述的，是曾被中国民众信奉了上千年的“回煞”传说——一个人去世了，在最近时段的某一天，他（她）的灵魂会回到原来的住处，流连一番，然后彻底离开。想想吧，当亲人依依不舍、缱绻无助的时候，生者心中是如何的悲苦、酸楚？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说：“人死至四十七日则回煞，又有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云。”但是，生者需避开逝者的鬼魂，否则对生者不利，是为“避煞”。侯甸在《西樵野记》说，乡人顾纲死后，其妻设香案于灵前，全家避往邻家，只留下一个老太太守着。半夜煞回，老太太见一状如猿猴的东西据案大嚼。该物回头见到老太太，奔过来拳打脚踢。老太太大声呼救，家人赶来，该物已经不见了。清人黄芝在《粤小记》中的记述没有这么惨烈和不近人情。他说，广东一带，回煞之日，设饮食于灵前，筛以秕灰，明日视灰迹有如鼠足、鸡爪等状，是为煞回。这天，家人迁避他室，犯者令人精神恍惚。冲撞了鬼魂，只是精神恍惚，而不是遭到殴打，这就合情合理了，逝者与生者本是亲人，怎么能回来打他（她）呢？

要我看，“回煞”之说，是在生者和逝者之间制造一个过渡带，让生者的怀念之情得到缓冲。一夜之间，阴阳相隔，怎么割舍得了？那就让逝者再回来一次吧！生者通过逝者的这次“回煞”，接受其彻底离开的现实，情绪亦由大悲伤转为怅然、抚然直至坦然。逝者灵魂是否真的回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生者认为他（她）回来了。

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写亡妻芸娘“回煞”的情景，如泣如诉，让人黯然神伤。那天，沈三白执意留在房中，要与芸娘见最后一面。朋友屡次劝慰均无效，只好跟他说：“我在门外守着，若发生状况，叫我一下。”于是，沈三白张灯人室，见铺设宛然，想到亡妻音容已杳，不禁泪流满面。又恐泪眼模糊无法看得真切，只得忍泪睁目，坐床而待。抚摸着妻子的旧衣物，香泽犹存，三白肝肠寸断。过了一会儿，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忽然光缩如豆，赶紧以手揉额，打起精神。细瞧之下，双焰渐起，高至尺许，差点烧了纸糊的窗棂。三白茫然四顾，光忽又缩小如前。三白毛骨悚然，欲呼朋友进门，想到妻子柔魂弱魄，恐被人间阳气逼走，便屏住呼吸，悄悄呼唤妻子的名字。满室寂然，一无所见，既而烛焰逐渐恢复正常，不再腾起……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沈三白不过是随着灯光的明灭产生了一点幻觉。但这幻觉，对他是多么重要啊！

第三章　元、明

古代的悲剧，现在看来不再那么悲了；今人古人，谁更悲伤？

当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窝阔台、托雷、忽必烈等人为何能以二十万的极少兵力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一般人的理解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拼体力和耐力，蒙古人孔武有力、耐力非凡，所以取得了最后胜利。野蛮与文明交战，文明不见得占上风。

但若钻研一下当时的史料，就会发现，蒙古人的体质并不比欧洲人更好，欧洲骑士人髙马大，枪锐盾厚，一对一地干起来，蒙古大军没什么优势。他们能够以少胜多，除了灵活的战术、丰富的作战经验外，最主要的还是拥有世界上一流先进的进攻武器。这些还带着母系社会痕迹的战士们，把跟敌人作战时缴获的武器加以改进，毫无负担地为我所用，一跃成为领跑者。

且来检点一下：

投石机。可把巨石投进敌方的城墙和城内，造成破坏。这是农耕社会一种传统的武器，但蒙古大军以规模取胜，掳掠来的上千名汉族工匠随营出征，在敌阵前一起开炮，号称永远都不会陷落的城市巴格达在投石机的轰击下，变得不堪一击，很快就陷落了。

折叠桥。可以架在壕沟上，使士兵迅速通过，抵达敌人跟前的“战车型”桥梁。攻城略地易如反掌。

毒箭。携带砒霜、巴豆的箭，射人敌阵后，可产生强烈浓烟，熏死或熏伤敌人。匈牙利和波兰的军队很吃了“毒箭”的亏。

火箭、燃烧油。道理同上。把燃烧的火掷人敌阵，让其阵脚大乱。

突火枪。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原理类似于今天的步枪。

震天雷。一种以铁罐装炸药的抛射武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

以上武器，基本都是长期与蒙古军队作战的南宋和大金国军队发明创造的。蒙古大军不但全盘照搬，而且发扬光大，一一使用到欧洲战场。连大金国的皇帝都感叹蒙古人的学习态度，称之为“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大金国始终认为自己取代了宋朝，是中国的正统）之技巧”。可以想象，蒙古骑兵身后的这些先进武器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古的欧洲连火药都很少见到，亲身体验了蒙古大军的“奇技淫巧”后，称之为“妖术”。这些“妖术”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双方刚刚交火，这边就已军心涣散，乱作一团了，哪里还敢拼下去？

蒙古军队横扫欧洲，估计是最早大规模使用火药的战争，给欧洲人着实上了一堂火药普及课。此后，欧洲人认真研习，提升其实用功效。若干年后，他们以船坚炮利的优势打回亚洲大地的时候，木头脑袋的清廷上下，均以之为妖术，甚至用粪便等污物去破解之。

历史之轮回，如此之无法言说。

老虎老虎

元大德年间，荆州一带有老虎吃人。这天，九个行人结伙上山，忽遇大雨。他们看见路边有个洞，便一起跑进去避雨。正在这时，忽然来了一只老虎，老虎大概也是想避雨，它探着身子试了试，因为洞口太小，钻不进来。但是老虎发现里面有人，立刻咆哮起来，那架势仿佛在说：“既然避不成雨，搞一顿小吃也不错，打打牙祭！”老虎在外面上蹿下跳，急不可耐；里面这几个人惊惶不安，如临末日。他们互相瞅了一眼，忽然有了主意。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平时比较憨傻，其他八个人一商量，老虎吃不到人，一定不会走，不如把这个傻瓜送出去，让老虎吃了他，赶紧走掉。于是八个人一起忽悠那个傻瓜：“你先跳出去引开老虎，我们随后掩杀，如何？”傻瓜一听，有点犹豫，理倒是这么个理，可是，为什么偏偏让我去引开它呢？

就在这个空当，其他人各解下身上的一件衣服，捆绑成人的形状，扔出洞口，意图试试老虎的态度。老虎扑上去咬了一口，差点没气死——这都什么味啊，假的！老虎大怒，蹿蹦跳跃得更欢，疯了一般堵住门口嗷嗷乱叫！八个人一看，再不给老虎来点实惠的，它没准就得破洞而人了。人说“无毒不丈夫”，干脆直接把傻瓜扔出去吧！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起用力把傻瓜推了出去。

老虎一口咬住傻瓜！

其他八个人躲在洞里，屏住了呼吸，大瞪着眼睛等待那一幕惨剧的发生！但是老虎叼住傻瓜，放在了一边，仿佛在说：“还想玩我？没门儿，我偏不上你们的当！”雨越下越大，傻瓜趴在地上，浑身湿透，一动不敢动。其他八个人仍然和老虎对峙着。

只听“轰隆”一声，雨水把土洞浇塌了，八个人统统被砸死在里面。老虎吓得嗷一声跑了，傻瓜奇迹般生还！

一代更比一代强

明朝的时候，皇帝派出大量太监到各地，监视文官、武将，检查税收、矿业生产等，普天之下，凡有井水处皆有太监。因为他们是皇帝的耳目，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耀武扬威、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而早在南朝宋、齐年间，有一类奇怪的、与此类似的制度——典签制度，同样是皇帝派出一批人到下面找碴儿，监督对象却不是百姓和官员，而是皇族。典签若够狠的话，可以置皇子皇孙们于死地。或问，皇帝疯了，跟自己的亲人过不去？事实是，当了皇帝，就没了亲情，眼中只剩“权”和“利”，谁对他的皇位威胁最大，他就向谁下手。那时也不讲计划生育，皇族繁殖力旺盛，皇帝登基后，要面对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兄弟觊觎大位，他心里能不慌吗？于是，先把兄弟子侄派往各地当刺史（地方官），然后挑选信得着的下属，给刺史们当典签。典签者，就是伺候长官的下人，帮助诸王批阅公文，照管其饮食起居。但因他们口含天宪，可以假皇帝之名发号施令，可以在皇帝面前说是道非，于是逐渐掌控了诸王的生活，皇子皇孙反而要听他们的话。

典签的权力大到什么份儿上呢？且举几例：梁齐时，武陵王萧晔任江州刺史，跟典签赵渥之发生矛盾，赵说，小子，我现在进朝见驾去，要求换换刺史。果然，赵渥之回来，萧晔就下岗了。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琊，想到东堂转转，典签姜秀不允许。子罕跟他老母说，活着好没意思，走五步路都要受限制，这简直就是闪徒生活啊！姜秀后来竟随便拿取子罕的鞋子、伞、杯子等物品给自己的儿子用，以致连皇上都觉得过分，生气地打了姜秀二百鞭子。邵陵王萧子贞想吃点熊油，厨子问，典签同意吗？没他的话，我不能给你！齐武帝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因为琐事被典签吴修之和刘寅打了小报告，皇帝责备了萧子响。萧子响一怒之下杀了刘寅等人。武帝闻听，对诸大臣说，子响要谋反啊！大臣戴僧静倒是替萧子响说了句公道话：“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武帝问其原因，戴僧静答，藩王们何罪之有，居然被时时囚禁，要一节藕、一杯水，都得请示典签，若典签不在，就只好整日忍渴挨饿，这到底是谁管谁呢？

齐武帝觉得有道理，但转念一想，萧子响杀了我的心腹，明摆着打我脸啊！这哪行！即使不存心谋反，也是犯上，揍他。派兵把萧子响镇压了。

听说，后来典签这个行当没了，改行当了秘书、司机、办公室主任什么的。

诛九族

《儒林外史》中，萧金铉等人到雨花台游玩，见到“夷十族处”，也就是永乐帝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的地方。所谓“十族”，就是除了九族之外，又加上了“门生”这一没有血缘关系的族群。但是同行的杜慎卿说，“夷十族”之说很不恰当，历史上汉朝法律最重，也不过是“夷三族”，即父党、母党、妻党。而方孝孺家被诛杀的，不过高、曾、祖、考、子、孙、曾、玄等，只是一族，母党、妻党还不曾及，哪里诛得到门生头上？

听他这意思，好像有点惋惜朱棣下手太轻，不够狠。士人心思之凌乱可见一斑。

不过，我们可就此探讨一下关于九族的问题。什么是九族？《三字经》的说法是“髙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

乃九族，人之伦。”简单地说，就是从自己开始，上溯四代，下及四代。另一种说法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以上两种解释，“九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统治者诛杀反对者九族，一为防患未然，一为斩草除根。有血缘关系的人，知根底，来往多，消息灵通。株连政策可以让每个人都提高警惕，下意识地监督亲人。一旦发现问题，为了自保，就会举报亲人，此谓“防患未然”。血缘联系下的亲情，常常遮蔽当事人的判断，宁可向情，也不向理。因为亲人遭受了对方的迫害，不管对错，一旦自己力所能及，往往起而报复，统治者干脆先下手为强，此谓“斩草除根”。

这样看来，关于九族的第二种解释更贴近现实，谁家也不可能从高祖到玄孙九代同堂。人都死了，株连意义就不大了，最多也就是把当事人的祖宗尸骨从坟茔里扒出来侮辱一番，加重当事人名誉上的损失。因此株连也是株连活人。而株连门生就更有可能了，师生之间，价值观常常一脉相承，为信念故，起而抗争，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统治者疏忽了一件事：血缘，并非保证复仇的充要条件。恰恰相反，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离得太近，纠葛最多，对其弱点了解也多，不屑之、不服气，于是成为最坚定的反对派。历史上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例子并不少见。所以，只要自认为正确，充分宣扬自己的理念就是了，在敌对阵营中培养同盟，才是真正的诛其九族。

严嵩和小白鼠

假设我是某公司的业务经理。

为什么假设呢？因为下面这件事是我亲历的。为避免麻烦，我把场景、主人公的称呼做点小小的改动，但事情的大致经过绝无虚构。

假设我是某公司的业务经理。公司总经理召开专题会议，宣布要产业升级。除我之外，在场的还有两位总经理助理，三位部门经理，几个基层员工。总经理满面涨红，兴高采烈地说：我昨天根本没睡觉，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出一个好产品。我相信，这个产品本市还没人生产过。一旦上市，一定会掀起抢购风潮！

那是什么产品呢？所有人支起耳朵，屏住呼吸，静得掉一根针都听得见。

总经理说：这个产品就是——减肥茶！

大家都很泄气。总经理是刚上任的，这几句话显示，她对市场完全不熟悉。我赶紧提醒她：现在本市至少有三家公司在生产减肥茶……

总经理仿佛没听见。眼睛扫视着所有人，说：大家觉得怎么样？

办公室主任插话：这个产品很新颖，填补了市场空白。我觉得咱们应该立即到专利局申请专利！

总经理笑了。连说，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几天后，我因为“不懂业务”被免职，办公室主任则成为最年轻的总经理助理。

开会那天我气得牙根疼，觉得办公室主任如此肉麻地拍马屁，置公司未来于不顾，也太那个了。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可怜，与明朝的阁揆严嵩颇有相似之处。

严嵩死后，留下一本《嘉靖奏对录》，内收严嵩的奏折和嘉靖皇帝的批示。其中一篇奏折中写道：“服蒙圣问服药一件……天高地厚之恩……无任感激。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至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以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瘀血二碗，其热始解……臣唯一意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而已，伏乞圣明俯察。”

这个奏折的意思是“我吃了一服皇帝赠送的药，有以下症状……”原来，嘉靖皇帝崇尚歪门邪道，养了很多术士，专门给他炼制稀奇古怪的丹药，希望服用后能金枪不倒或者长生不老。丹药出炉，不敢确定药效如何，于是让严嵩替自己试吃。按说，这是小白鼠或者猫猫狗狗应该干的事，可惜猫狗无法准确地说出感受，不如大活人顺手。对嘉靖皇帝百依百顺的严嵩遂成首选。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老头子，替主子试吃春药，还要一五一十地记录身体反应，想一想都会起鸡皮疙瘩。但人与人一旦产生依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会成为必然。主子先是施以小惠，下属低一下头；再施以小惠，再低一下头。往上爬得越高，头低得越矮，直至没有任何底线，就算让他吃“米田共”，他也欣欣然接受。外人看来肉麻的事儿，他早麻木。那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办公室主任，恰是因为这么干尝到了甜头，才一步步跟着小惠走下去，无意识地被牵引到了这一步。

结论：如果你觉得某个下属很不堪，那他一定有一个更加不堪的主子。

风声起

看电影《2012》最大的感受是，人类真渺小啊，人不过是只蚂蚁。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首诗，大意是：一个小孩儿在吃饼干，饼干渣哗啦哗啦往下掉，饼干渣叫做星球；饼干渣上生了霉菌，叫做“人”，饼干被碾碎了，碎吧碎吧，反正早晚要毁灭……你看看，我幼小的心灵里藏着多么庞大的悲观！有时候半夜醒来，担心明天世界毁灭，我和亲人们就此永别，想着想着就流下泪来。但是现在，我却不怎么害怕了。看着极其逼真的天崩地裂画面，我心说，哼哼，假的，跟我没关系。

为什么不害怕了？也许是我胆子变大了，也许是不像小时候那么敏感了，也许是见识的事物多了。还有可能，是自己学会了一些名词。

野史中记载，明朝嘉靖十八年七月间，扬州一带刮大风，百姓死伤不计其数。扬子江水汹涌而来，再现了一场现实版的水漫金山。巍巍金山被水吞没，却露出了山脚，如香炉鼎足之状。不久，听说扬州闹水害的前一日，扬子江将近枯竭。也就是说，大风把扬子江里的水刮到山上来了。可以想象这得多大的风。如果我说，这是沿海一带经常出现的台风，再给你几个“热带气旋”、“高压低压”、“顺时针逆时针”之类的名词，你心里可能要坦然些，甚至露出豁然开朗的表情。

《汉书》中说，“（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风赤如血”是个什么东东？大风像血一样通红！《绿雪亭杂言》中记载，明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海风大作，沿江合抱粗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到了夜半，风势更烈，平地水高二丈余，江海混为一壑，茫茫无际。有人看到大水中有火光闪烁，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仿佛万马奔腾。有人说是水怪作祟，有人说看到巨龙在火光处跳跃。作者煞有介事地解释道，“风为阳气，本无形也。唯风极盛，则阳气所聚极厚，故有色可见，而赤如血耳，盖阳之色也。近世或飓风大作，则夜间空中火飞，无数人皆见之。火极明处则风必极盛，树木屋宇当之者，无不摧什，则火固风之色也。所谓风赤如血，亦是如此。”现在的人大概不会像作者这样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猜测，风中有火，极可能是大风吹燃了灯火、炉火、灶火，扩散成为一场大火，或者恶劣天气造成风云变色，所谓“风赤如血”，也许是“云色如血”、“天色如血”等；而《汉书》中的“风赤如血”，没准儿干脆就是一场沙尘暴——“沙尘暴”、“台风”这些名词可以缓解我们的不安，似乎我们很熟悉它们、了解它们。我们给那些恐怖的天崩地裂命名为“八级地震”、“九级地震”，给席卷大地的台风起个“海棠”、“丹娜丝”、“彩蝶”、“云娜”等名字，便下意识地以为抓住了病症所在，可以控制它们。其实，我们对它们远不了解，完全无能为力。

科学，对于渺小的我们，只是名词，不是药方，更不是诺亚方舟。如果〈<2012》中描述的末日来临，也只有听天由命而已。

暴脾气

小时候，邻村里有个人，性格有点痴，经常做些莫名其妙的事。一次，他推着手推车出门，车子颠了一下，倒了，大粪撒了一地。此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起一根棍子，狠狠地砸了几下手推车。他父亲在一旁看到，无奈地摇着头说：“唉，这个菩货（方言，缺心眼）！”

跟人和动物较劲，尚情有可原；跟毫无生命的物品动气，就让人哭笑不得。明朝有个叫陈智的人，也具类似脾气。他整理帽子时，不小心把银簪碰掉。陈智火冒三丈，捡起簪子猛戳地砖，直到把簪子戳弯，方才罢休。

但陈智跟那个村民不同。村民呆傻，人所共知。陈智可是堂堂都御使，主管监察弹劾官吏事务，也参与审査重大案件。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是傻子。只能说，他脾气暴躁。

还有一例，可描画出陈智的牛气。据说他每天都要打人，早晨洗脸时，至少七个人伺候他：两人帮他揽着衣服，两人替他揭开衣领，一人捧着水盆站在他前面，一人拿着漱口碗立于一侧，再一人拿梳子备用。陈智慢悠悠地起身、洗漱，稍不如意，便一巴掌甩过去。至其洗漱完毕，七个人鲜有不挨打的。这幕活报剧，每天都上演一遍。

这是多大的派头！

若说村民的痴呆与生俱来，陈智的性格应属官大脾气长。我不相信他天生这么促狭、暴躁，从小就敢打人。他敢打的，只能是那些靠他吃饭的仆人。下人越百依百顺，他就越来劲儿，直至人格分裂、精神变态。那个村民，估计在省长面前也敢砸手推车；而陈智，在下人面前端尽架子，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在上司面前，敢不敢这样鸡蛋里挑骨头，为所欲为？我看是不敢。陈智幸亏只当到都御使，若当了皇帝，还不知道烧包到什么程度，大概要七十个人伺候洗脸吧！

下人们了解陈智的暴脾气，生怕惹他发怒，只要其一声令下，均立即行动起来，可谓一呼百应、雷厉风行。一次，陈智在客厅里坐着，一只苍蝇擦面而过。陈智大喝：“给我拿下！”呼啦一下子，仆人们都跑出来，东奔西走，乱作一团，做追捕形状。过了一会儿，看陈智消了气，才小心翼翼地问：“大人，捕拿何人？”陈智呵斥道：“苍姆！”

瞧，他把下人们都逼成什么样子了！

灯烧毁严监生

吝啬鬼的典范，西方有莫里哀作品《悭吝人》中的阿巴贡、巴尔扎克作品《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中国有吴敬梓作品《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严监生的故事因为被收入中学课本而家喻户晓：临死前，他看着桌上点着一盏灯，痰响得一进一出，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问他，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二侄子问他，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找不到？均被否决。妻子赵氏说，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严监生点一点头，方才断气。人之将尽，只关心这点小事，不是吝啬是什么？但转念一想，很多人临死前交代这交代那，样样都不放心，而严监生是否因为一生问心无愧，且万事都无挂碍，才会没事找事地专注于灯草？

这话不是瞎说的。通读〈儒林外史》，你会发现，严监生其实相当有人情味。相形之下，他的哥哥严贡生倒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严监生生前和身后，都没脱离开这个恶棍哥哥的阴影。严贡生一出场，就霸占了邻居家的猪，向没有拿到本金的贷款者强收利息。受害群众气不过，跑到县衙告状。严贡生见势不妙，躲到省城去了。官人来找严监生要人，严监生和两个大舅哥王德、王仁商量了一下，决定息事宁人。他自己掏出十几两银子，替哥哥还给两个告状者，了结了官司。严监生有一妻一妾，一家人也算和睦。元配王氏去世前，请求严监生将来把小妾赵氏扶正，并让两个哥哥作见证。而在王氏去世后，赵氏也的确没亏待严监生以及王氏家人。这期间，治病救人，人情往还，严监生对各种花销都没含糊。后来，还是因为过度思念元配，严监生抑郁而终。不幸的是，在他身后，哥哥严贡生不肯承认赵氏的扶正事实，强行让自己的二儿子夫妇搬到严监生家，计划完全霸占弟弟的财产。赵氏不服气，哭天抢地，诉讼至官府。好在府、县两级长官都给了她公道。严贡生不依不饶，跑到京城找门路，想把官司继续打下去。

整个故事中，严监生虽对哥哥一家的花天酒地生活不满，但也只是和别人发发牢骚，他只对自己苛刻，从没因为钱财与亲戚朋友闹过不愉快。他待人有情有义，在那个时代也算难能可贵。吴敬梓原文中一根灯草的故事，或为增加情趣，不是要否定这个人。但这一段文字被单独拿出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断章取义，没读过全书的人难免误判严监生。不过，我还是认为课本中选择严监生的故事而没选择严贡生，是有道理的。严监生充其量可笑而已，而严贡生的所作所为，让人读完会绝望的。

麟麟

1415年底，第四次下西洋的郑和为明朝永乐皇帝带回一只瑞兽：麻林国敬献的“麒麟”。当时朝野震动，礼部尚书吕震奏请，在麻林国使者到京那天，文武百官上表祝贺。瑞兽到达那天，旌旗遮天，钟鼓齐鸣，文武百官盛装列队出迎。明朝画家沈度绘制了一张《瑞应麒麟颂图》。

这张图上显示，所谓“麒麟”，其实就是长颈鹿，非洲遍地都是。传说中见不到的东西很多，有凤凰，有龙，有圣人。历代野史上记载，雨后有龙从天降到地上，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现在想来，也许是娃娃鱼，也许是被冲上岸的鳄鱼等。总之，不会是龙。圣人呢，没有人知道圣人是什么样子，于是，说孔夫子是圣人。

身边很多人，被我们当成麒麟，那是因为距离产生了美，或者我们还不了解他是长颈鹿的本质。

狮子吼

狮子的吼叫跟老虎和狼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月光下狼群凄厉的嚎叫，深林中虎啸山冈的威风凛凛，都是标杆性的声音，鼓荡着古今听众的耳膜。狮子算什么？你甚至无法用一个具体的词汇来描述它。奇怪的是，狮吼在我国历史上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成语中有著名的“河东狮吼”，用来形容女性发飙。张柏芝在电影《河东狮吼》中扮演的那位妻子，十足中国版的“我的野蛮女友”，古怪精灵，尖酸刁蛮，颇可爱；武术中有所谓“狮子吼”，不打你，不骂你，喊一嗓子吓死你，只要有足够的底气，偷运到丹田，突然爆发，就能要你命。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经典画面，如《功夫》里的包租婆、《闪电狗》中的主人公等。

其实，跟另外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一样，狮吼两字，也是舶来品。佛经中有“演法无谓，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形容佛祖的演讲非常有力度，像狮子吼叫一样威严肃穆，不容侵犯。当年孟子抽风似的说了一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奠定了熊掌这种古怪食品在美食界的地位，而佛经中一个不经意的比喻，也使得“狮吼”远胜狼嚎虎啸。文化的力量大不大？真大啊！

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狮子吼”并非顾名思义这样简单，它是一种动物。明朝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记载：明孝宗年间，西域某国进贡了一头狮子，性情暴躁，横踢竖咬。饲养员与其形影不离，甚至晚上睡在一个笼子里。饲养员离开一两天，狮子就与其变得陌生。为了培养感情，只好如此。曾有陌生饲养员就近打量狮子，被狮子轻轻舔了一下，半边脸就不见了。这样无情而凶猛的家伙，却害怕一种叫做“吼”的动物。“吼”长得像兔子，两耳尖尖，仅一尺多长。狮子不老实的时候，饲养员就牵过“吼”来，站在狮子面前。狮子见了“吼”，吓得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为什么狮子怕“吼”？据说，“吼”要是把尿撒到獅子身上，狮子肉就会腐烂。为了制伏狮子，饲养员随时把“吼”带在身边。“吼”怕什么呢？怕公鸡。公鸡一打鸣儿，“吼”也是四肢瘫软，大小便失禁。此谓物物相克。

不过，狮子肉跟其他动物的肉比较，物理成分、化学成分应该都差不多吧！“吼”的尿能让狮子肉烂掉，自然也能让其他动物的肉烂掉，包括公鸡。为什么单单跟狮子联系在一起呢？大概是能吓住其他动物的动物太多（好绕嘴啊），一只鸡，怕狗怕猫怕耗子怕蛇，而狮子，唯我独尊，谁都不怕，只怕“吼”，人们一见大喜，就把它叫做“狮子吼”

吧，也不知是否真有这么一种动物。

明朝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讲，自己刚入仕途的时候，一位长官告诉他：“昨天雨后，在大街上看到一人，穿着新鞋子，从灰厂出发，奔长安街方向而去。那人拣没水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走，生怕弄脏了新鞋。不一会儿，偶一失足，踩进脏水中，便开始大踏步地走起来，也不在乎是否再踩到水中。为人处世、开府做官也是这样，一定要绷住自己的底线，一次失足，就再不拿失足当回事。”

这件事拿到当今，依然有现实意义。掌权者若没有第一次受贿，就没有后来的大把大把收钱，也不至锒铛人狱。平民百姓亦然。有段时间，一些企业频频邀请崔永元去捧场，只需露一次面，酬金大大地。崔永元都拒绝了。他说，自己自制力差，担心拿这种钱拿惯了，再也控制不了，干脆不去碰。到现在为止，崔永元仍是极少参与商业广告的主持人之一。西方世界有个著名的“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同理，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一旦开个坏头，再做坏事就成为惯例，弥补起来费时费力，效果也不一定好。因此，守成很难，破坏却易。预先设防，别突破底线，比什么都好。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宋朝仁宗时，海盗人侵高邮。当地驻军首领晁仲约估计抵抗不住，便凑了金银、酒肉，送给海盗。海盗取了物品，竟没有继续骚扰，打道回府了。此乃保一方平安的无奈之举，虽违犯法律，但罪不至死。朝廷知道此事后，准备处理。慷慨激昂的一方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晁仲约没站稳脚跟，应该杀掉；另一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后来，皇帝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免了晁仲约死罪。有人质问范仲淹。范仲淹说，大宋开国以来，未曾轻易诛杀大臣。晁仲约是否该死，争议颇大。这种情况下，不要轻易劝皇帝杀人，一旦手滑，惯性使然，将来诛杀你我怎么办？

看上去，范仲淹出于自保才这么说。其实，正因为他和他此前此后的大臣们一直坚守这个原则，才使得宋朝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具有人情味的朝代。相反，明朝一开国便大搞恐怖政策，一味杀人，后继者有样学样，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变态年代。

崇祯的经济改革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一上台就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各地民乱四起，关外满洲频扰，兵饷不断增加，哪儿哪儿都需要花钱，而帝国的国库里，却越来越空虚，人不敷出。特别是在灭亡前的最后两年，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要说皇帝不操心，那是睁眼说瞎话，可到底应该怎么个操心法，也真是值得探讨。具体说来，作为一国之君的崇祯，在内外交困之际，大致使用了以下办法：

一是改革币制。崇祯十六年下半年，户部用司务蒋臣上疏，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尽快确定方案并颁行天下；详细核计新钞旧币的换算办法；新钞制作要精美；跟老百姓兑换新钞时要讲究诚信；早开铸局；设置高官来管理；等等。崇祯认为很有必要，批示说：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那就赶紧施行吧。他让户部和工部即刻去办，此后还多次询问，并要求相关部门十天就向自己汇报一次。由于第二年初夏李自成就意外地攻进了北京，这项工程最终半途而废，没有来得及推行。不过，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增加，光靠改革币制，如何扭转面临的困局？最大的可能就是，变化一种方式把老百姓兜里的钱转到政府自己的兜里来。对于此种做法，时人大多不以为然。大学士王应熊就在奏本中说，币制改革这件事，我看有点悬。将来可能得不偿失，它最后不一定会像皇上期望的那样。立法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到其后果才行。反正我是个粗人，说出来你爱听不听吧。

这个时期的臣子们，跟崇祯说话都挺不客气。此时的崇祯，已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平皇帝，他焦头烂额得近乎神经质，对臣子们想杀就杀，想撤职就撤职，同时，也想提拔谁就提拔谁。这种自乱阵脚的做法，虽然暂时能让大臣们两股战栗，但时间长了，就会从内心里瞧不起他。皇帝的威仪来自临危不乱，而不是朝令夕改。

二是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其一是增加赋税，在多如牛毛的赋税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皇帝让户部开征烟酒税。原先，烟酒属于政府专卖，但基本上是有令不行，私贩现象非常普遍。政府现在明文规定，禁令解除了，但是在一两银子的交易额中要拿出三钱来上税，如有偷税漏税，除烟酒没收外，还要依律治罪。一种制度，设有设的道理，废有废的道理，但前提是什么？是为民谋利，还是与民争利？一看禁不了了，干脆趁火打劫，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其二是卖官、赎罪。有人上书说，以前生员花钱进学，享受不到和正规生员同样的待遇，名字不列人官府序列中，捐学的人兴趣不大，因此，建议每年在固定名额之外增加十之一二，每名纳银二百两，和其他生员一起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只论高下，不做取舍；关于花钱赎罪，以前，逆案、赃多未完者、封疆失事者均不许花钱赎罪，因此，刑部奏本，认为能够真正掏钱的并不多，请求从宽，允许原来衙门里犯罪的胥吏皂役们交钱减刑。崇祯同意了这个方案，但他担心赎罪钱被中途截流，交不到自己手上来，特意强调说：京内赎买，须要到刑部交钱；外埠的，由抚按查等收取，须先行到刑部交纳，不能跟其他收入搞混了。这些开源措施，目标只有一个：搞钱。至于卖官和赎罪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根本就顾不上考虑了。越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政府就越要与民争利；越是与民争利，政治就越走向腐败，行政就越废弛。饮鸠止渴，本为延缓生命，而实际上却加速了死亡的进程，法制遭受了破坏，蚁穴之溃，长河将崩也。

在节流方面，崇祯表现出了更高的姿态，他不但多次下“罪己诏”自我反省，而且以身作则，号召大家都来建设节约型社会。在给礼部的晓谕中，他说：“迩来兵革频仍，灾馑迭见，内外大小臣工士庶等，全无省惕，奢侈相高，越王章，暴殄天物，朕甚恶之！崇俭去奢，宜从朕始。朕于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遇诸大典，升淀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至浣衣减膳，已有谕旨。今用铜锡木器，以仿古风。其余金银各器，关系典礼者，留用；余尽贮库，以备赏赉。内外文武诸臣，俱宜省约专力办贼。”他还事无巨细地要求人们不能擅自穿用“红紫衣履”，普通老百姓不能随便穿绫罗绸锻、佩戴金银首饰等，“衣袖不许过一尺五寸”，“器具不许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铸造金银杯盘”。

崇祯的态度绝对是真诚的，他认为罪己诏和减膳等行动应该能够打动人民，让他们跟着自己节省下每一分钱，充当军饷，抗击贼寇。可事实上，这跟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甚至，跟他的臣下又有什么关系？崇祯的语气中，满含着对臣子们的指责，认为他们太过骄奢，不跟自己一条心。平民百姓凭什么要跟他一条心？你维护的是朱家的天下，是自己吃香喝辣的尊贵地位，平民百姓跟谁还不是为的吃口饭？他们不需要什么大志向，能维持生计就行。臣子们凭什么跟你一条心？在这种一脉相传的“私营企业”中，他们永远成不了主人翁，他们怀揣着的永远是打工心态。在你这里只为挣钱养家，自我享受，所谓“治国平天下”，只不过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当不得真的！

其三，号召大臣和皇亲国戚们主动捐款。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公务员们工资并不高，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不过四十五两银子。而官场上的礼尚往来，动辄成千上万两银子，他们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捐，还是不捐？这是个问题。如果不捐，等于和皇帝对着干，捐了呢？就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有贪污行为，万一皇帝将来秋后算“赃”，也够当事人喝一壶的。就是因为担心“秋后算‘赃’”，很多大事都被耽误了。李自成对北京发动总攻势之前，曾派人向崇祯讲和：

1．明政府割西北之地给李自成，李自成和崇祯“分国而王”；2．拿出一百万两银子犒赏“义军”，李自成主动撤兵，并尽全力帮助明政府抵御清军。崇祯把内阁首辅魏藻德叫来，让其做决断。他对魏藻德说：“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事情紧急，只要你一句话就能够定下来！”魏藻德弯腰撅腚，一言不发，崇祯追问再三，魏藻德始终像个哑巴一样。最后气得崇祯推倒了椅子，走入后宫。其实，这种事最终做决断的应该是皇帝。魏藻德当然明白目前的局势，可他不敢回答。说不可议，李自成攻进来，自己就有亡国之责；说可议，双方谈妥，李自成退兵，皇上也可以拿他当替罪羊，说他卖国。决策者们在面临困境时表现出来的礼贤下士，不过是寻求个心理安慰，将难题下放。魏藻德常年在皇帝跟前，还能不晓得他的心思？皇帝和臣子们互相玩心眼、互相猜忌、互不信任，在这种已无诚信可言的关系下，怎么有心情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不过，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要求巨贾高官主动捐献的呼声越来越高。左都御史李邦华上书说：“民间的乡绅富民，如果家有万金，至少应该拿出二百金来，根据这个比例，家中有五万金者，应拿出一千金来；至于衙门里的吏胥，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作奸犯科之辈，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盈千盈万，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为国捐钱，难道此辈反而可以安然地独享民脂民膏？”条令颁布出去了，理所当然的，人们并不积极。偶有捐献，立刻加官晋爵。事实上，这就等于公开出卖爵位了。北京被攻克的前两天，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逃难逃进皇城内，痛哭着把自己毕生积攒的四百两银子捐到了户部，皇上立刻下令，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给这个老头。

皇帝催逼得越紧，官僚们就把自己的腰包捂得越严实，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崇祯十七年正月，皇上把阁臣们召集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阁臣们说：“库藏银两太少了，外面的银子也进不来，一切边费，刻不容缓，现在，唯有内帑可以指望。”内帑，也就是皇帝的家私。皇上一听，沉默了半天，说：“内帑的事难以告诉先生们，这事不要再提了。”

三月十日，崇祯派太监徐本正到太康伯张国纪、嘉定伯周奎的家里去借钱，前者是前任皇帝的老丈人，后者是崇祯的老丈人。父以女荣，平时搂起钱来，向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现在要往外挤，却都一个个面露难色。周奎说：“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我又不是造币厂的！”后来，周奎勉强拿出来两千两银子，并给皇后写了一封亲笔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徐本正仰天长叹：“你可是皇上的至亲啊，怎能如此吝啬？万一朝廷倒了，你积蓄再多的财产又有什么用？”

徐本正的话，的确有道理。可为什么从皇帝到臣子，都不愿意花自己的钱呢？总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浑蛋，把钱看得比亲爹还亲吧？彼此之间即使再不信任，在这唇亡齿寒的危急关头，为什么依然一毛不拔？所以，一定有比唇亡齿寒更可怕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由高度的贫富不均造成的不安全感！

每一个瀕临衰竭的事物，肌体上都积累着一些旷日持久的矛盾。明朝末期，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在奏折中说：“如今天下大势，不是贼寇势力大，而是老百姓乐于跟着贼走。一个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的缙绅富豪，不但不纳税，还要像政府一样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以致富者极其富，贫者极其贫，民不能聊生。”一方面，连年灾患，大饥荒在全国不断蔓延，老百姓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吃人肉，这样靠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另外一方面，官僚乡绅大量聚积米粮、财富，囤积居奇，死也不肯拿出来。前者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要想获得维持生命的一口饭、一碗粥，只能到富人手里去夺。而富人们呢？他们被穷人们触目惊心的窘境所震撼，像冬天的狗熊一样拼命往自己肚子里填东西。无论“路有冻死骨”还是“朱门酒肉臭”，都是社会不健康的外在表现，挨饿的和需要减肥的，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疾病状态中，所有的人都要抓住点什么东西，才能缓解内心的紧张。

李自成进驻北京以后，把明朝们的遗臣们抓起来，派大将刘宗敏严刑索饷。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刘宗敏从周奎家里得现银五十三万两，绸缎布匹不计其数。加上从其他大臣那里搜刮来的，真个是满载而归。不过，这样的再分配，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财富不过是从少数旧勋手里转移到少数新贵手中，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崇祯的经济改革最终没有成功，这是命里注定的。政治上的混乱解决不了，经济改革只能是皮毛之变。

天文书籍为何咸

“禁毁书”这三个字常常让某些人眼前一亮，以为有什么事要发生。其实，历史上的禁毁书不仅仅是我们能想到的“少儿不宜”，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府发布命令禁止一件事，首先要从自己的安危考虑。因此，危害现政权安全的书籍，首当其冲成为被禁毁的对象。当然，这里面包括那些根本不可能形成威胁，而政权领导人却庸人自扰，一相情愿地认为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书，最典型的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明末崇祯年间，有一个叫李青山的，聚集人马在梁山起义，和官府作对。有官员认为这是“乱民”们受了〈冰浒传》的影响，在有样儿学样儿，于是上书皇帝，请求禁毁《水浒传》。到了清朝，新一茬皇帝们认为〈冰浒传》表彰起义者，有教唆作用，应该继续禁毁，于是在被打翻的《水浒传》身上又踏上了一只脚。

上面这些，倒都可以理解。但在中国历史上，天文学书籍历来也是被禁止私人收藏的。特别是从西晋开始，更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天文学不涉黄不涉黑，为什么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原来，我国自古便有“天人合一”一说，天上的每一点变化，刮风下雨、电闪雷鸣、阴晴圆缺，都跟下面的人相对应着。窦娥含冤而死，六月都能飞雪，并且不是在塞外的胡地，而是在江南楚州！此所谓“天谴”者也。皇帝圣明，老天就会降下祥瑞，年年风调雨顺、旭日万丈。天有异相，不是谁都能来发言解释的，政府一定要掌握话语权，以免人多嘴杂，给出与皇帝意志相悖的答案。民间禁毁天文学著作，乃是为了闭塞视听，垄断信息发布权和解释权，愚弄起百姓来更加得心应手。而事实上，我国古代大部分所谓天文学著作，也确实不以科学研究、了解大自然以便顺应天候为目的，本质上还是用来占卜打卦，当做装神弄鬼的工具。

既然天文书籍被禁毁，那么，自学天文学就属于犯罪行为了。但这种犯罪不能自首。因为你如果没有学成，犯罪行为就没有实施，无须自首；一旦学成，犯罪事实已然完成，无法从你身上抹掉这些知识，自首也没有意义了。政府对付这类人，除了下狱流放以外，还有一招：征用。反正已经掌握了这门知识，那就为政府服务吧，政府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同时给予公务员待遇。一些穷困无依的人怀着投机心理不断收藏天文学著作，刻苦学习，就是希望有一天到国家机关挣工资。这种奇怪的方式一直保留着，没人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因此，自古以来，天文学著作总是奇货可居，禁毁一说，也就成了空谈。

第四章　清朝

历史，离我们真近啊，真近啊！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的时候，俨然土皇帝，不仅独立拥有关市、榷税（征税）、盐井、金矿、铜山等，还大肆收罗党羽。凡中央政府派到云南的官员，都要以个人名义到平西王府拜见，并可根据身份大小领取身价银。一时间，官吏趋之若鹜，名节扫地。刘昆被派到云南做同知（知府的副手），甫一抵滇，吴三桂就让自己的女婿胡国柱来找刘昆，闲聊片刻，胡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卖身文契。刘昆细瞧，上面写道：“立卖身婚书，楚雄府知府冯苏，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媒人胡国柱，卖身人冯苏云云。”刘昆大惊，早知云南官员无耻，但没想到无耻到如此地步，竟公然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彼此关系！自然，刘昆没有签同样的契约；自然，他成了吴三桂的异己。

看这个故事，觉得卖身官员很烂很可悲；但想想，最可悲的还是吴三桂。他逼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官员卖身给自己，有什么意义呢？他难道不知道那些人都是言不由衷吗？不过明哲保身而已。即使是真心实意投靠来的，也是为了利益而来，哪个和他有着深情厚谊？这种契约关系十分脆弱，只能锦上添花，决无雪中送炭。在你得势的时候，这些人巴结你，维护你，与你利益分肥；一旦情势变化，大多四散奔逃，契约能让他们止步吗？

吴三桂的老前辈、明朝太监魏忠贤，当年比吴三桂还威风。他掌权之后疯狂提拔自己的党羽，族孙魏良栋、魏鹏翼还是睡在摇篮里吃奶的小娃娃，就受封为太子太保、少师；其从子魏良卿代替天子在南、北郊的祖庙主持祭天地、祭祀帝王的祖宗。出门时，从者上万，前呼后拥，冠盖云集。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名义上仅次于皇帝，实际却掌管着全国事务。谁对他俯首帖耳，拜他为爹为爷爷，他就重用谁，最知近的人号称“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遍布朝野上下。瞅这架势，简直马上就能当皇帝了。但事实怎么样？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魏忠贤只好吊死。大树倒了，猢狲们散了，各自保命，那些“忠心耿耿”的孩儿孙子们，谁敢为他起兵造反？

一个人逐渐成长为大树的时候，花钱购买猢柳，围绕着自己，唯一的用途是掩饰自己的虚弱，排解自己的紧张，别无其他意义。

王致和的自主创业之路參

臭豆腐，爱吃的人不少，但内心里尊重它的，还真不多。即使在今天，全国各地有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臭豆腐生产厂家、售卖摊位，可臭豆腐依然不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字眼王致和臭豆腐”除外。“王致和”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三个字。中国历史上，很多从小处着手、在大处成气候的企业家，王致和是其中一个。王致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出身文化人，并非从开始就想做臭豆腐。他的梦想是三场及第、夸官故里、光耀门庭。不幸落第后，万般无奈才做起臭豆腐生意，一旦投人其中，又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打理，硬生生把一个最不起眼的产业做成了延续三百多年的民族大品牌。这是一个传奇。而这个传奇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辛酸故事、心路历程呢？

1．前程无量的王举人

王致和老家在安徽仙源县（今黄山市黄山区仙源镇），出生于明朝灭亡、清朝初立那年（1644年）。王致和是家中的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父亲王怀巨是个普通的农民，既种地又经商，因此家境殷实。但经济上富裕，不代表有社会地位。中国自古就讲究“刑不上大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至上的观念深人人心，家里有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一个功名。王家有足够的钱供孩子读书，自然，王致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明清两代，科举应试的大致流程是：童生秀才—举人—贡生—进士，分别在府县、省城、京城考试，任何一步都如履薄冰，百里挑一乃至千里挑一。只要中了秀才，就算国家认证的读书人了，可以享受特权，见官无须下跪，免除一定的徭役和赋税。根据非常有限的史料，王致和没有辜负父辈的期待，他在学业上非常有成就，甚至可以说早熟早慧。康熙八年（1669年，这一年王致和二十五岁），王致和以举子（举人）的身份第三次赴京赶考。按一般规律，在京城举办的会试三年一次，且是在乡试后的次年举行。如此推算，王致和在十年前，亦即十五岁时就考中了举人。我们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以之为终身奋斗目标的东西，在王致和那里却易如反掌，其潜质之聪敏可想而知。事实上，考中了举人，就有机会候补县一级的小官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排队，或者有足够的钱上下打点，逐级升迁也不是没有希望。显然，雄心勃勃的王致和志不在此。他三次进京参加会试，希望乘胜追击，更上一层楼。

可惜，万人争过独木桥，王致和连续三次被挤了下来。从后来的事业发展看，谁也不能否认王致和聪明、踏实、能干。我们只能说，科举实在太残酷了，偶然因素实在太大。这对一个正呈上升趋势的年轻人来说，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

2．转行的偶然和必然

王致和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家候补，从最底层的小官做起；一是继续攻读，等待下一次考试。然而，王致和耗不下去了，他不想一辈子浪费在漫无边际的等待中。他渴望成功，渴望成为人上人。时不我待啊！但到底什么才是成功？把名字写到皇榜中就是唯一选择吗？在科举取士的年代，上升途径枯燥而单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

即使凭空想象，也可以勾勒出王致和此时的矛盾心态。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着无数匪夷所思的科举故事，结尾都是柳暗花明、皆大欢喜，好像只要有信心就一定能达到目标。而王致和亲身经历过之后，知道那些东西不过是凭空吹起来的肥皂泡，画饼充饥而已。

与其他商业奇才一样，王致和发家致富的故事只能靠民间的口口相传传承下来。故事是这样的：“王致和金榜落第，闲居在会馆中，欲返归故里，交通不便，盘缠皆无；欲在京攻读，准备再次应试，又距下科试期甚远。无奈，只得在京暂谋生计。王致和幼年曾学过做豆腐，于是便在安徽会馆附近租赁了几间房，购置了一些简单的用具，每天磨上几升豆子的豆腐，沿街叫卖。时值夏季，有时卖剩下的豆腐很快发霉，无法食用，但又不甘心废弃。他苦思对策，就将这些豆腐切成小块，稍加晾晒，寻得一口小缸，用盐腌了起来。之后歇伏停业，一心攻读，渐渐地便把此事忘了。

“秋风送爽，王致和又想重操旧业，再做豆腐来卖。蓦地想起那缸腌制的豆腐，赶忙打开缸盖，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取出一看，豆腐已呈青灰色，用口尝试，觉得臭味之余却蕴藏着一股浓郁的香气，虽非美味佳肴，却也耐人寻味，送给邻里品尝，都称赞不已。”

这偶然的机会给了安徽青年王致和一个想象空间。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决定放弃科考，走上经商不归路。这对王致和来说，是他从无意识经商到有意识转行的跨越，不啻重新活一次。他要放弃已有的成就，冒着传统社会“重农轻商”、“重学轻商”的巨大压力，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京味小说《王致和》中提到，王致和落榜后曾给武圣关公写过一封信，文辞俱佳，情真意切，从中可以管窥到他内心深处激烈的思想斗争——“安徽仙源县举子、不肖后人叩拜武圣：乾何宽、坤何广，丈夫无业亦难立足。仕无长幼，以仁为尊；业无巨细，以精为上。武圣以青龙大刀之舞，攻城夺地；华佗用筷木小刃之书，刮骨疗毒。昔者，前辈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意酿酒，而琼浆溢遍华夏；不意点豆腐，而豆腐已誉满城乡。今，后人欲制豆腐新品，企武圣在天之灵佑之！呜呼，武圣并贤兄玄德、贤弟翼德，岂非小小商贩出身？！后人之意，在于新品口味出奇，以奇取胜、以奇传世、以奇为业精之尺度。王致和叩首康熙八年七月。”

王致和决定自主创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世间少了一个摇头晃脑的酸儒，多了一个灵动而充满激情的商业巨子！

3．无须“退一步”，只需“转转身”

王致和把老父亲从家中接来，让他们帮助自己张罗生意。臭豆腐是上不去八仙桌的东西，但此物价格低廉，可以佐餐下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吃得起，又是美味，而一个“臭”字，又极具亲和力，一下拉近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既然已经改弦更张，就要坚定地走下去！王致和呕心沥血，精心研究臭豆腐的工艺。其臭豆腐销路日畅，生意兴隆。后又经多次改进，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臭豆腐的生产流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更好，名声更高。由于底子打得扎实，在他去世以后，后代完全继承了他的生产方式。到了清朝末年，连慈禧太后都知道了鼎鼎大名的“王致和臭豆腐”，每年的秋末冬初季节，都让太监们买一些来吃。但慈禧太后嫌其名称不雅，按其青色方正的特点，取名“青方”。

把一种最民间、最底层的吃食送到皇宫中，成为御膳之一，王致和也算是做到极致了。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而对王致和来说，是“转过身，海阔天空”。

同案犯

康熙皇帝的宠臣郭四海，才华横溢，脑袋瓜儿灵活。据说他在任道员期间，经常纳贿。酷暑炎炎的时候，行贿者悄悄溜进郭四海家里，见他戴着棉帽子，穿着裘皮大衣，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吃西瓜。看到大礼送来，郭四海眉开眼笑，欣然收下。过后，事却没办成。行贿者要求郭四海“吃了我的吐出来'郭四海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行贿者愤怒上告。审官就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郭四海受贿呢？

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或摄影机之类的，行贿者只能以语言描述当时的状况：郭四海长得什么什么样，戴着棉帽子，穿着裘皮大衣……

审官说，郭四海的长相倒是没错，但“围着火炉吃西瓜”，你当这是吐鲁番啊？扯淡，编瞎话也要圆满些！滚！

所以说，受贿要讲究技巧，事先想好退路，不能只顾低着头猛吃。万一泄露了，更要为自己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好像自己不受贿就对不起别人似的。像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接受审判时声称，自己犯的不是受贿罪，是“社会文化罪”，华人社会讲究“礼尚往来”，别人到我家里来，送点钱，带点东西，这是社会的惯例，也是文化的传统。可以收吗？可以收。有错吗？没错。

不愧是当过律师的人，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拉成自己的同案犯。

康熙的另一位宠臣高士奇就比陈水扁聪明，他不打击一大片，而是只拉一个人当同案犯。话说这高士奇，每天进宫都揣一把金豆子，探头探脑地向太监们打听皇帝近日生活细节，比如读了什么书，吃了什么饭，跟什么人谈了什么问题，如果信息有用，便随手送对方一颗金豆儿。这样，他总能窥探到皇帝的喜好，一言一行都让皇帝感到称心。一传十十传百，就连提拔过他的军机大臣明珠都要向他送礼，以请教如何取悦皇帝。高士奇因此迅速发财。后来有人告到康熙那里，说高士奇太黑，当初他光杆儿一个到北京来，现在只要查一查他的所有资产，跟他的工资核对一下，就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他收了别人多少钱。

康熙把高士奇叫来询问，高士奇倒没反驳，而是回答：因为皇帝你宠爱我，各督抚大臣愿意馈赠我一些粮米，最终还是给您面子啊！否则，我高士奇算老几？其实您的大权并没旁落，试想，我何时影响过您的决策？所以，他们送我东西也没有用，但我却因为您的错爱而衣食无忧。谢谢啊！

康熙乐了，虽然高士奇说得并非事实（他一定因为受贿而影响过康熙的决策），但皇帝确实是他的同案犯。民主社会里，反对受贿是普世价值，因为受贿者辜负了选民的重托；专制社会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所有决策者都是同案犯。康熙对此心知肚明。

如果，强盗

长篇大本的山东柳琴戏《王天保下苏州》中，王天保当了官，携妻子李海棠赴任，途中被强盗推入河中。强盗头子王平发现了王天保的印信，灵机一动，决定过一过官瘾，冒充王天保赴任。他狠揍了李海棠一顿，威胁她不要透露实情，居然奏效。王平和李海棠一起生活了多年，偶然事发，方才败露。

州官在上任途中遭劫且被强盗冒名顶替的现象并不鲜见。《西游记》有一段故事：陈光蕊得中状元，被宰相招为女婿。在赴江州上任途中，船家刘洪见财起意，将其害死。抢走其怀孕的妻子，冒名赴任。后来其妻生下一子，抛入江中，被金山寺长老所救。这个婴儿就是该书主人公唐僧同志。

州官上任，看似招摇，其实不堪一击。古代派任官职时，大致要遵循回避政策。因此，州官须离开自己的家乡，跋涉千里万里赴任。一路花销很大，新贵们无法带太多人，只能带几个随从或者家眷，甚至连家眷也不带。那时候没有电话、电视，没有伊妹儿、QQ，亦无照片，强盗只需摆平这几个旅人，抢来关文印信，即可赴任。反正谁也不认识你，没法调查你。打劫州官，无须太多技术含量，风险不大。强盗遭遇新贵，事先并无准备，往往是打劫完毕，才发现捕住了大鱼。如果他们掌握足够信息，有计划有意识地打劫一批新贵，得手几率会更大。因此改变官场文化也未可知。

《傭稗类钞》中记载，康熙甲辰，池州新任太守郭某，中途被盗劫，六十余随从皆死。强盗带着郭太守的老婆和幼子，大大咧咧赴任。到任后，冒牌郭太守为政精明，人人敬重。只是所征钱粮久不上缴。上司询问缘故，答曰，钱粮重事，一定亲自押解。凑够以后一次性送到，免得来回跑冤枉路。如不信，可派人来查。上司查看后，果然钱粮满仓。

在此期间，郭太守乡人凡来府中探望者，均被暗杀，无一漏网。郭的大舅哥听说了这件怪事，决定亲自探望。途中，巧遇郭太守的车队，往轿中一看，娘啊，不是自己的妹夫！大舅哥第二天以送水为名进人府内，见其妹。妹妹摆手示意他别说话。第二天，妹妹递他一封密信，详述整个经过。大舅哥惊悚不定，立即去省城告发。因为整个官府都是盗贼，上司不敢贸然出击。他先用计分散官府中人，后抓贼首。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亚赛悬疑电影。据说，强盗们原想凑够十万钱粮就撤退的。事发时，款额已达八万！

只是，那些假冒州官上任的强盗都败露了吗？不好说。我们历史上记载的某位官员，或许就是强盗吧？这样一假设，后脖子都要冒凉风。

雍正的样本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县望族查家的先祖。传说中，清雍正朝，查嗣庭任江西主考时，因为出了“维民所止”做题目，被人以“维止”二字，是故意取掉“雍正”的脑袋为由举报，成了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起冤案。后人考证，查嗣庭并没出过这样一个题目，他出的题目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认为，“正”和“止”字大有说道，“正”字有“一止之象”之义，査嗣庭以此来恶意诽谤“雍正”年号。另外，查还写过一本名为《维止录》的书，据说里面有一些让雍正皇帝生气的言辞。更重要的是，査嗣庭跟雍正皇帝的舅舅隆科多关系甚密。康熙去世后，雍正在争议中登上帝位。而隆科多是雍正皇帝即位的唯一见证人。因此，隆科多的存在，让雍正浑身不得劲。找查嗣庭的碴儿，明显是冲着隆科多去的。只是，查嗣庭备受拷打，死在狱中，后又戮尸枭首，长子在监狱被虐待致死，次子被判死缓，次子以下诸子给功臣之家为奴，即使查嗣庭真的有所影射，艮P使他不幸卷人了上层政治斗争，这样的处罚显然是过重了。再多的理由也不掩其“文字狱”的本质。

有意思的是，冤案发生后，雍正还煞有介事地发出一份上谕，解释处罚查嗣庭的原因，给出了很多理由，文辞并茂，至今依然值得琢磨。

雍正开篇就说：“査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挺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这是专制体制下掌权者的一贯作风：先知先觉的皇帝早就看出坏人的本质了。我的确重用了坏人，但错误不在我，在于隆科多。先把自己择出来，以利后面毫无顾忌地批判。

接下来，雍正具体指出查嗣庭错在哪里：“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i几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日必有记载。遣人査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指康熙）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在这里，他并没有细说查嗣庭获罪的最大原因，只以“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一笔带过，而对查嗣庭的另外一个错误——“讪镑”康熙——大加挞伐。这是一种由春秋大义到世俗是非的成功转换，让雍正占据了道德优势，意为：你骂我，我可以不计较，但你骂我爸爸，绝对不行！若分析一下查嗣庭的“讪镑”，几乎都是有道理的。可是雍正用一连串气势磅礴的排比，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立论：你是错的！你就是错了！你说我老爹的不是，首先就错了。阅读者也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这个思路走了下去。官场上很多所谓的“对错”，基本都是这种思路。一会儿春秋大义，一会儿泼妇骂街，本该只需晓之以理的东西，忽然就动之以情（没有是非的情）。两者叠加，造成“这家伙真该死”的效果。

由此就顺理成章地推出正题了：“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明明就是文字狱，也知道人家要以文字狱给这件事定性，于是先说“不是”，堵上你的嘴。这是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我们不是为了什么什么”，那么，他几乎一定就是“为了什么什么”。搞政治清算，从来避重就轻，回避最重要的理由和目的。雍正欲治查嗣庭死罪，继而揪出“幕后”的隆科多才是最重要的目的。这些，他都不提。

也晓之以理了，也动之以情了，在敌人身上也踩上一脚了。下面就该训诫了：“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盖以人之贤否不一，各处皆有善良，各处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众事。朕唯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尔等当仰体朕心，各抒诚悃，交相勉励，殚竭公忠，无负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谕，盖欲正人心，维风俗，使普天率土，永享升平之福也。尔等承朕训旨，当晓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职，屏去习染之私，朕必知之。朕唯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报应昭彰，纤豪不爽，诸臣勉之戒之。”我还是光荣和正确的，你们要好自为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老老实实地干活儿，跟我起刺儿，是要付出代价的！

本来一件很清楚的文字狱，让雍正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地设计成必死无疑的罪行。政治清算有很多方式：“忤逆父母”大逆不道的时代，告人不孝顺，一定百发百中；“反革命”一词可置人死地，我就说你是反革命；“贪污腐败”人神共愤，我就说你贪污腐败。査嗣庭之死的最缺德和最恶劣之处是采取了文字狱的方式。因为不给思想空间，不给异议空间，就是不给真理空间。真理与异议绝对相辅相成。雍正留下的这份上谕，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立牌坊的传统，深文周纳的可笑、可悲和可叹，更给他的继承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拿来就用的有效范本。

大吃一惊

清代江南名医叶天士，携外甥郊游。经过某家后花园时，见一少女在园中摘花。叶对外甥说，这女孩儿怎么样？外甥答，very good。叶说，你偷偷溜到她后面，猛地抱住她，然后我就把她给你娶做媳妇。外甥说，我不敢啊。叶天士低喝，有我在，你怕什么！外甥一听，喜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跳过篱笆墙，猛地抱住女孩儿。女孩儿吓得尖叫了一声，仿佛海脉音。女孩儿家中人闻声赶来。叶天士说，这是我外甥，你们不要抓他。这家人认识叶天士，便问，你怎么可以纵容外甥调戏良家妇女呢？叶答，我是让外甥救你女儿的命哩！三天之内，你家女儿必出痘，如不出，我带着外甥来负荆请罪。

在当时，出痘是很重的病，经常死人的。女孩儿家人知道叶天士是名医，不敢不信。三天后，女孩儿果然出痘，叶天士被请来了。他说，我当初看到这孩子耳后及太阳穴上呈现出痘纹，脸色也不好，知道其毒已深，恐怕出痘时，其毒出不来，必须惊吓一下，让毒离开原来的位置。我外甥的举动就起到了惊吓的作用。我再给你开点药，吃上几服，病就好了。

女孩儿病愈后，果然以身相许，嫁给了叶天士的外甥。

据说，有一个富家子弟，天天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却忽然得了失眠症。父母请了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一天，有个卖药的人从门前经过，知道了这件事，便对病人家属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明天把药引子拿来，保证药到病除。

第二天，卖药人再来，先给病人号脉。号完，起身说，脉已经彻底根绝，这人没救了，一个时辰内肯定死掉，你们准备后事吧！病人父母、妻子闻听，放声大哭。病人见状，也不由潸然泪下，神情恍惚。卖药人说，你们这么闹腾，只能促使他速死。大家安静安静，我再给他号号脉。几分钟后，病人昏昏沉沉睡去。卖药人轻轻握着他的手，小声跟病人父母说，这不就睡过去了吗？他知道自己马上要死，再无任何挂碍，精神完全放松了。估计这一睡要三天三夜。家属问，你的药引子呢？卖药人答，惊吓就是药引子，哭就是药，睡过去就是治疗效果。这不已经见效了吗？不过还要费我在这里坐等三天三夜。

以惊吓来治病，至今并不鲜见。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治“打嗝儿”，据说，看谁老是打嗝儿，乘他不备在身后大喝一声，或者忽然问他一句：“你是不是偷东西了？”吓他一跳，使其注意力迅速转移，便可治愈。但有些试验过的人说，这一招儿有时也不管用。看来，好无一般好，病无同样病，所谓对症下药，还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医生们若想“一招鲜，吃遍天”，也难。

敬业的皇帝

一般人心目中，皇帝大多不成器，只知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工作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像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大半时间躲在后宫。其实，历史上敬业的皇帝颇有一些，清朝中前期的几位皇帝都算得上够格，其中尤以乾隆为最。

据说，当时有十多个军机大臣襄赞皇帝，每天晚上留一个在朝中值班，以备随时传唤，另有一人，早晨要在五更时提前赶到，谓之值早班。每到冬天，夜长昼短，皇帝上班时都要提醒当值大臣。他从寝宫一出发，太监就开始放爆竹，每过一门放一个。军机大臣在值班室里遥遥听到爆竹声自远渐近，赶紧起床洗漱。乾隆上朝后，还要烧掉半根蜡烛，天才蒙蒙亮。十多位军机大臣，五六天轮值一次，都觉苦不堪言，乾隆天天如此，却能乐此不疲。为何？因为国家是他的，普天之下，都是他的私产，他是企业主。若有精力事必躬亲，他一定尽量都照顾到。他对别人的不放心，是由所有制和体制决定的。同样，别人对他则是完全放心，能推到他身上的事就一定要推。下属们不可能永葆创业激情。人人心中都有个隐秘的底线，即改朝换代与我何干？在谁手下不是吃香喝辣！

所以，一把手的勤勉和越俎代庖，恰好证明了私营企业的相互不信任。我刚毕业时，供职于一家私企。在那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去问董事长！”如果董事长没表态，其他人谁也不会做主。有一次，一个超级挣钱的机会忽然降临，只需很少投资便有巨额回报，主持工作的总经理坚持要等董事长回来拍板。自然，等董事长风尘仆仆从澳大利亚返回，黄花菜都凉了。

不仅下属不敢主事，就连皇帝的儿子也不敢。道光帝弥留之际，把四儿子和六儿子找来，计划在他俩中间选一个继位。六子的师傅提醒六子说，如果皇帝询问天下大事，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四子的师傅却对学生说，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你只管伏地痛哭，以表父子深情就可以了。天下事一概别回答，皇帝心中有定见，答出跟他不同的意见反惹麻烦。最后，当然是四子得逞，是为咸丰皇帝。

凡事不能绝对。康熙主政时，就摆脱过这样一个圈套。台湾发生战事，福建驻防官军上谕请示怎么办。康熙回复道，平日里设置督抚提镇等，就为地方有事时使用，你们驻防该地，既然了解情况，就应相机行事，福建距北京千里万里，台湾又远隔重洋，我哪知道怎么办？

果然，地方官一看无可推脱，很快就收复了台湾。

但像康熙这样明白的，实在凤毛麟角，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康熙也喜欢事必躬亲，在这件事上放权，并不表示他会在其他应放权的时候放权。他们甚至还喜欢下属唯唯诺诺——我们那个董事长回来后，非但没责怪总经理，反更加信任他了。后来公司倒闭，一百多人全部下岗。也不知那个董事长现在干什么呢！

抓大放小

福康安气魄大，派头大，出门坐轿，需用轿夫三十六名，轿子里除了福大人，还有两个小童装烟倒茶伺候他，且常备冷热点心上百种，供其随时拿取。乾隆帝就是喜欢福康安这个“范儿”。不但不以为意，还屡屡重用他，哪里发生叛乱，就派他去哪里，三五年就提升一次，一直升到贝子爵位。

在征西过程中，福康安的轿夫狐假虎威，跑到老百姓家里抢东西，搞得鸡飞狗跳3当地巡视都司徐某恰好看到，赶紧上前阻拦，轿夫一把将徐某从马上拽下来，劈头盖脸一顿胖揍。川北道长官姚一如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气愤，想到福康安那里告状。有人对他说，福大人位高权重，向来抓大放小，怎么会关心这些小事呢？你去找他，惹其生气，反而麻烦；你们按自己的方式处理了，也没什么事！

姚一如一听，也对，就令人把轿夫抓起来。轿夫不知大祸临头，还在跳着脚骂街。姚一如先用棍子敲打了他一顿，又抽了他四十个嘴巴子，拎起来一看，死了。消息传到福康安那里，福康安说，抢夺斗殴，死了就死了呗！谁让他骚扰百姓！其他轿夫兔死狐悲，不依不饶，竟然集体罢工。毕竟宰相门前七品官，福康安为安慰这帮奴才，给他们挽回点面子，把姚一如找来问了问，撤职了事。

有人就此提醒福大人，小事该管也得管啊，若是不管，手下官员以为你稀里糊涂，就会蒙蔽你。

四川某地粮台王东白，为福康安提供过无数钱财，是福大人的红人，有通家之好。王东白的儿子王大少去苏州游玩，没订到观灯的船。这王大少乃纨绔子弟，从小没吃过亏，第二年赌气预订了所有观灯船。本地人一艘船都找不到，以为是江海大盗的阴谋，赶紧报官。官府追查后，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元凶王大少拘捕。正巧福康安从台湾平叛归来，知道了这件事。按惯例，福大人只需让本地官员照章处理就行了，但他忽然想起别人的建议，认为不能再抓大放小，必须严厉起来，以儆效尤。他命人把王大少带来，问清原委后，令其跪在船头，大声责骂，历数其不端行为，甚至把王大少小时候随地大小便的事都抖搂出来，吓得王大少连连磕头谢罪。当地官员在旁边瞅着，也冒了一头冷汗——原来福大人跟王大少这么熟！他能像训自己的儿子一样训斥王大少，恰证明了一句话：爱之深则责之切。万幸啊万幸，没给王大少苦头吃，否则还拎不清哩！

好不容易抓了回小事儿，不承想适得其反。福康安走后，当地官员把王大少从狱中请出来，像伺候爷爷一样好吃好喝好招待，倒把王大少搞蒙了。

大腿

农耕社会，沟通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这可苦了腿和脚。下半身闹点小灾小病是不可避免的事。再加上彼时卫生条件差，难以对症下药，只好搞些歪门邪道。比如说，古代曾经一度认为狗屎能够驱鬼。

某乡民犁地时，土块将脚踝擦伤，当时只觉微痛，并没介意。到了晚间，擦伤处起一个小泡，遂奇痒奇痛。次日则大痛，红肿至膝。三日后整条大腿都肿了，脚踝上穿一小孔，脓血淋漓。半年间，大腿黑紫，以手按之，肉若稀泥。有位老人说，你的大腿充满鬼气，里面一定有恶物。可以捡拾狗屎，不拘多少，要干枯发白的，烧烟熏向创口，一定会有恶物出来。

病人家属马上行动，找来狗屎点燃。经过熏蒸，创口内先有清水汩汩而出，约略几碗。隐约可见创口内有黑物堵塞，拔出来，原来是一团乱发。大腿里拔出乱发，真够恶心的。据说这样的乱发拔出十多团，创口再也不流清水。半月后，脓水流尽，腿亦黑枯，但是不怎么疼了。

时人坚信狗屎可以驱鬼，病人大腿里的鬼是被狗屎熏出来的。现在看来，其实乡民根本没有求医，得病以后硬挺着，越熬病越重，直至股骨头坏死。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年代，贫寒人家除了硬挺，还有什么办法呢？点燃狗屎，烟熏病处，大概是唯一一次类似治疗的过程，至于乱发，应该是坏死的神经或者筋骨之类吧！

在以讹传讹的传说中，鬼可致病，但似乎也能治病。明清时的广东人经常患一种腿病，患处颜色紫赤，类似紫檀，故曰“紫檀风”。患病后，行走困难，痛苦不堪。有个人一条腿患了“紫檀风”，另一条正常，走路一瘸一拐。某日，病人夜行迷路，进人一片荒冢中。病人向坟茔行了个礼，说，小生在此借宿，有所打扰，请原谅。说完，躺在地上睡去。半梦半醒之间，病人听到两个人对话。一个说，此人一条腿穿了靴子，很不方便，我们帮他脱下来吧！另一个说，我同意。

蒙蒙昽昽中，病人感觉有人触摸自己的患处。第二天醒来，患处竟然痊愈。

有个和他得同样病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半夜也跑到坟茔中来。向坟茔行了个礼，躺倒在树下。睡梦中果然也听到两个人对话，但对话内容变了。一个说，又来了一个穿一只靴子的人，昨晚脱下的靴子还在这里，我们给这个人穿上吧，免得他两条腿一轻一重。第二天醒来，病人发现自己的好腿也肿了，跟那条病腿一模一样。

这些缺德鬼啊，就是这么拿穷苦人开玩笑。

大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山东农民刘尚绮等四十五人状告孔府霸占自己的田地。案子转到邹县庞县令手上。庞县令升堂问案。全过程记录如下，所有文字均出自孔府档案，绝无作假。如有雷同，纯属抄袭。

庞县令说，这个案子，你们不应该告，伤着公府，对谁都不好。你们这样做，是把“巴里坤的军罪，自己揽到身（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军平定新疆叛乱时，曾有巴里坤之战，大败而归——作者注）”。

刘尚绮解释说，他（指孔府）在山中无祭田，是俺自己开的荒。山水一来就冲掉，朝有夕无，将就过日子。后来学录孔传钮连哄带骗给了我几个钱，就说这是他的祭田了。前年孔传钮勾结孔府官员宋殿业把山封了，不论民田、祭田都量了去。我们没办法，才跑到省里告状。

孔府官员宋殿业上堂对质，声称孔府本来在尼山就有祭田。

刘尚绮说，公府别的祭田，皆有地名亩数，怎么尼山这祭田没有记载？

宋殿业答，《文献考》一书中有记载。

另一原告——农民冯寅跪下说，这〈汉献考》是孔十二（指孔传钫）胡编的，孔十二早被学府除了名，问过罪的，这书不足信。

庞县令大怒道，孔十二是你叫的吗？他是衍圣公的叔祖，也是公子公孙。他是个秀才优贡，书法极好，我还求过他的字哩！他哥是八公、十公，都做过官，因上书言事，被革掉功名，后来又捐钱恢复了。你说他胡扯，《文献考》我这里也有，依据都是有来历的，皇上都见过的，怎么不足为凭？贼王八×的，这么可恶，先打他五个嘴巴！

冯寅挺身说，那么我们都不说话了。

其他农民也站起来，怒目而视。

庞县令说，怎么的，你们想起哄吗？要搅闹公堂吗？谁敢动，立即拿了送监，问你死刑！

审判结果，自然是所有田地都归孔府。

庞县令叫人把原告统统押走。对孔府的人说，你二位请回吧，回去替我向公爷请安，向学录孔老爷请安。

整个过程简单、明了；审官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决不拖泥带水。

孔府档案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事。

我们现在做的事，将来也会被这样详详细细地记入史册吧！

乾隆五十年（1785年）春天，湖南慈利县一带爆发牛瘟，死掉耕牛不计其数，耕牛价格暴涨。有兄弟二人，所养耕牛病死，又无力买牛，而此时春耕在即，二人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弟弟说，附近某村某某富户家中养牛数头，咱们去牵一头来，春耕结束后再送回去。这样算借不算偷，你看如何？哥哥说，似乎只好如此了。

两人商量好，由弟弟出手窃牛，哥哥在外接应。

天黑以后，弟弟潜入富户院内，爬到牛棚附近，正待下手，忽听旁边一间屋子里传出低低的哭声。弟弟好奇，舔湿窗户纸，透过小孔往里看，但见一个妇女吊在房梁上，手脚犹在乱动。弟弟禁不住大声呼叫：“了不得啦！有人悬梁啦！快救人啊！”话音一落，富户家中主人、仆人、杂役跑出来一群，他们手持火把飞速奔到屋子里，七手八脚乱作一团。弟弟见有人抄起剪刀要剪断绳子，又喊起来：“不能断绳，绳断人死，应该把人抱下来！”于是仆人们抱住悬梁女子，小心翼翼解开绳扣，救其下地。灌了几口水，女子醒过来。一家人围住女子，抱头痛哭。主人是个老翁，忽然醒悟过来，问道，刚才是谁呼救的？

寂然无声。

众人四处搜寻，在窗外发现小偷弟弟，问他，是你喊的吧？弟弟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老翁又问，请问先生是如何到得这里？弟弟答，我是打……打……打酱油的。

老翁说，这是二百多年后的词汇，你不必急着端出来。跟我们讲实话吧，你来所为何事？

没有办法，弟弟只得承认自己是偷牛贼，并跪地求饶。老翁说，悬梁之人是我儿媳。我跟亲家打了好几年官司，今天判决下来，亲家输了。儿媳很生气，一时想不开要走绝路。今日如果不是先生救命，我家就会摊上大事。既然你家里缺牛，我送你一头即可。请不必客气。

富户家把小偷哥哥也找来，款待他们吃了顿饭，让他们挑了一头牛牵回家。一幕轻喜剧就此结束。

据说，二百年后的记者想采访一下偷牛二人组，兄弟两人坚决拒绝了。他们知道，记者会通过此事把自己塑造成改过自新的浪子。如果再遭遇荒年，走投无路，其实他们还是会偷东西的。万一事发，自己又要被描述成完人失身。

自上而下的一元思维让他们头疼。他们不愿配合这种演出。

把老虎捆在树上

如何让一只狐狸自杀？且看清代一养鸡专业户的办法。有一群狐狸经常偷他家的鸡吃，损失惨重。主人遂在鸡窝四周以乱石叠成小山，高约丈余。狐狸半夜跑来，一看环境变化了，觉得不对劲儿，但又不甘心就此离去，便在石山中找寻空隙，试探着往里钻。空隙太小，只能容下狐狸头，而狐狸又不肯退回，只想前行。乱石被摇撼得时间久了，上面的石头都压下来，越压越瓷实，缝隙渐小，狐狸头不能出，身不能人，活活憋死了。

动物遇到困境，张皇失措，一味挣扎，不肯回旋。都说狐狸狡猾，但流传下来的故事里，多是狐狸的糗事。可见，只要人类肯动脑筋，抓住其弱点，就没有对付不了的豺狼虎豹。

下一个问题更高难：如何把一只老虎捆到树上？

且说清代有个打柴人，姓杨。一天，杨师傅来到山林中，扭扭脖子，晃晃屁股，举起斧子来，作势正要砍树，忽觉一物体从天而降，咣当一声就压在他身上了。杨师傅憋得喘不过气，偷偷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压在自己身上。杨师傅想，不用它张嘴咬我，这样压上几分钟，就把我压死了。得了，我留个遗言吧。他努力伸出手去，准备抓点什么东西，在地上写几个字，不经意间碰到两个软乎乎的东西。细打量，却是老虎两卵。杨师傅心生一计，以手轻轻搔之。老虎刚才扑到杨师傅身上，是准备拿他当早餐的，现在胯下忽然一爽，发现这盘早餐还有其他功效，不由喜出望外。几下之后，老虎抬起腿来，任由“早餐”为自己搔来搔去。岂不知，“早餐”一只手搔着虎卵，一只手悄悄抽出腰带，一头系在树根上，一头系在虎卵上，猛然抽身跑掉了。老虎怒而跃起追击，却又猛地弹了回去。好疼！老虎痛不可忍，拼命挣扎，声震山林。杨师傅一溜小跑，回到村子里，跟老乡们说，我把一只老虎绑到了树上，赶紧跟我去打死它啊！

村民们拿枪持棒，结队赶来，但见老虎已经躺倒在树下，卵囊迸裂，鲜血淋漓，身边的土挖出一尺多深。同那只狐狸一样，它也只会傻乎乎地挣扎，不肯停下，终于自己把自己杀了。杨师傅由此获得一个外号：“杨阉虎”，就好像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狐狸和老虎的故事，恒久远，永流传。小心，你也有可能就是那只狐狸或老虎。

某年春天，乾隆帝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去郊外踏青。刚出京城，忽然从路边蹿出一人，手持利刃，直眉瞪眼向皇驾扑来。两旁的侍卫岂是吃干饭的，一拥而上，就把那人摁倒在地，五花大绑拎到乾隆面前。乾隆问，你是干吗的？那人支支吾吾说不清。乾隆问，你是哪里人氏？那人自称来自直隶保定府。乾隆生气地说，我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巡猎，确实给京畿百姓添了麻烦，这个怪我。但是这两次巡猎我都要免掉百姓应交钱粮，施行数十年，已成惯例。其他地方的人恨我，倒也罢了，直隶人最应该感念我，怎么还跟我整这个呢？我这心啊，拔凉拔凉的！看来，背后一定有人指使，马上给我找出主谋来！

此时此刻，直隶总督方观承正在不远处候驾，看到这边人喊马叫、乱七八糟，急忙赶过来询问。询问清楚后，乾隆的车巳经过去了。方观承快马加鞭抄到前面，跪在路旁高声喊叫：“臣方观承奏明，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疯子也。”乾隆探头瞅了一眼，没说什么，继续前行。到达目的地，乾隆把军机大臣们召集到一起，问，刚才方观承奏称，行凶者是个疯子，不知实情如何？军机大臣们跪在地上，互相使了个眼色，回答道，方观承当了这么多年直隶总督，对本地情况很了解，他说是疯子，自然就是疯子了，肯定没错。乾隆说，既如此，你们就按疯子作案去处理这件事吧。

看上去，这是一件小事，但《清朝野史大观》中却大加感慨：“当是时众情危惧，乃以恪敏公（方观承的谥号）片言回天，其事骤解，如浮云过太虚，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薄哉。”这句无意识的感慨，透露出一个信息：只要该案追究下去，一定会有无数的无辜者为此遭殃。原因是，皇帝要追主谋，手下人就必须审出主谋来。如果问案者说凶手是个疯子，就有敷衍皇帝之嫌，即使行凶者真的是个疯子。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信服。皇帝亲自过问的事总归有限，如果给不出皇帝想要的结果，还怎么在人家手下混事？但如此一来，冤狱兴起，方观承和各位军机大臣，就都有可能成为“主谋”！

所以，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旦蒙冤，都想把自己的冤屈直达天听；一旦惹了小祸，必须捂着盖着别让最高机关知道。结果是，最高机关过问的事，都迅速解决了，在此过程中，好多人被疾风狂雨刮伤，制度也因此而更加粗糙。

民情

乾隆喜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除了微服私访，四处留下墨迹，证明自己曾“到此一游”，他还在圆明园中搞了个“示范小区”——每逢节假日，就在园中的同乐园里设一买卖街。卖古玩的，卖估衣的，茶楼、酒肆，甚至拎着小篮卖瓜子的，一一皆备，俨然一静中取闹的街市。大小太监充任各店店主。古玩店里的货品，都是先期从外城的店里买来，标上价格，登记造册，卖出者要上交等值的钱，卖不出的须缴回原物。大臣们进园来办事，可以竞相购买。内官们下了班，也可以结伙到酒肆里吃喝玩乐。店中跑堂者，都是从外城各店中择优选出的，嗓门响亮、长相俊美、反应灵敏。每当乾隆的轿子经过，跑堂的髙喊上菜，店小二大声报账，掌柜的恭迎客人，众声喧哗，一派繁华市井景象。乾隆心里高兴，这个小街让他零距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同时又活跃了宫内生活，真是一举两得。他告诉臣下要常到买卖街来逛逛，与民同乐嘛！知道老百姓想什么，才能为他们服务好！

但这位大帝并不知道，只要他想了解民情，手下一定把“最好的民情”给他看，而不可能端出最糟糕的。这种“民情”无论模仿得多像，也只是“像”，而非“是”。

乾隆晚年的时候，爱好旅游，他在热河扩建了避暑山庄，圈地数十里，广筑围场，杂植时令花草。一天，乾隆带着属下在园子里游玩。绿草如茵，清风习习，简直不知盛夏巳至。乾隆笑着说：“此地气候温和，远胜京师，真不愧是避暑胜地。”旁边一个武臣可能是喝多了，居然摇头晃脑地回答道：“的确不错，这里很凉快，但皇上只是就宫内而言。到园子外面看看，城市街道极狭窄，房屋亦低小，底层平民蜗居其中，灶台衔接，烟熏火燎，要说热，简直十倍于京师。民间有谚曰，‘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不知皇帝听过没有？”

乾隆一听，十分扫兴，袖子一挥，让那武臣赶紧滚蛋。他坚定地认为自己贴近民情，了解百姓疾苦。他愿意扮演一个亲民的上司，同时也希望臣下和自己一起演好这出戏，但不识相的家伙信口开河，让自己穿帮，太讨厌了。据说，这个武臣乃满人，皇帝不好意思动手，若是汉族大臣，估计当时就咔嚓了。

官场的人最爱谈人情，人类的特点是缺少什么就强调什么。

乾隆皇帝到热河避暑，宠臣傅恒奉命伴驾。忽然丧报传来，傅恒的大哥去世。傅恒赶紧告假回京奔丧。在此其间，其兄家已按例搭好灵棚，供人凭吊，讣告也早送给相关亲朋好友。但前两日来者寥寥，在京大僚更是无一人至。第三天，傅恒风尘仆仆地赶到。街上一下子热闹起来，各部院大臣纷纷白衣素马，一路哭号着跑来吊唁。各个都备了重礼，有的跟傅恒的哥哥根本没见过面，也大大咧咧以其故人自居。傅恒走到那里，一帮人跟到哪里，纷纷凑到傅恒跟前搭讪，一时丑态百出。旁观者都知道，傅恒是皇帝的红人，大家关心的，不是傅恒死去的哥哥，而是傅恒本人。

这个片段常被当做世态炎凉的样本。但傅恒本人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他的上司的哥哥死了，估计他也要照此行事，所谓“冷暖自取”，大家遵循一样的规则，人情都是相互的，不能按照常人社会要求官场的人。万幸，死的是傅恒的哥哥，如果是他本人，情形或许更尴尬。

话说有一群候补知县，凑在一起打麻将。才打完一圈，—仆人来送信，说巡抚大人的姨太太得了重病，某著名西医正前往治疗。大家一听，立即推倒牌局，争先恐后地站起来，寻找自己的衣服帽子，纷纷呼喊奴仆备马抬轿，急欲先赶到巡抚的官邸。正扰攘间，又一仆人进来，说得病的不是姨太太，是巡抚的老娘，且已医治无效，撒手而去。大家相顾而笑，说：“太夫人仙逝，巡抚大人须回家丁忧，再也管不着咱们了。来来来，打完这一局，明天早晨再去吊唁不迟。”过了一会儿，又一仆人进来说，这回得到确切消息，死去的不是巡抚的老娘，而是巡抚本人。现在府中乱了套，幕僚正在写报告，请总督派人来补缺。众人立即齐刷刷地脱了衣服，重新人局，连声说，奶奶的，差点耽误了大好时光。赶紧摆上，打个通宵！

莫说炎凉，人了官场，就得接受官场的冷暖规则。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大人尽在掌心中

李宝嘉著《南亭笔记》中载：清朝乾隆年间，两湖总督毕沅上任伊始，告诉中军副将：“明日乌黑龙龙下校场。”副将一听，如坠五里雾中。想再问一遍，总督已经转身走了。只好问总督的门人：“老大，总督是嘛意思？”毕沅是江苏太仓人，“乌黑龙龙”乃吴语，清晨的意思。他让大家明天清晨到校场集合而已。门人一听，赚钱的买卖来了。故意大吃一惊：“哎呀妈呀，总督要杀人啦！”“要杀谁？”“不清楚。”诸将大惊，杀谁都不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每个人似乎都有被杀的理由，于是集体向门人请教办法。门人说，你们凑一万两银子来，我给想想辙。性命要紧，不愿意也得凑。很快，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交到门人手中。门人把银子收好，偷着笑了一阵，出来跟诸将说，我巳经贿赂了姨太太，姨太太答应给总督吹枕边风，让他别杀人了。你们明天早点到校场集合操练即可，千万别迟到。第二天，毕沅观礼、训话完毕，收工回家，果然一人未杀。诸将长舒了一口气，都夸这个门子不错，挺会办事。

毕沅也是中过状元的知名文人，手下如此利用他，他居然毫无觉察，官场之昏聩可见一斑。不过，下人可不是没事骗主人玩，他们是无利不起早。利益驱动之下，自然铤而走险。他们知道，上面不会查，下面不敢问。上下沟通脱节，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素有清官之美誉的包拯也不免被蒙蔽。包拯任开封知府时，某罪犯向胥吏行贿，希望能减轻刑罚。胥吏一想，这种事与包大人根本没得商量，要想达到目的，必须顺应他愿意做清官的思路。于是告诉犯人，到时候你就这么这么办。升堂审案，包公问明原委，判令打被告若干板子。犯人依计行事，忽然大喊冤枉，包拯正待细问，胥吏立刻上去捂住他的嘴，不许他叫喊，并要立即行刑。包公一看，不对啊，胥吏想干什么？他是不是收了原告的贿赂？这里面一定有猫儿腻！虽然我不知道猫儿腻在哪里，但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猫儿腻！包公得意地一笑，命令给罪犯减刑，再打胥吏十七板子！

胥吏虽然挨了几下打，但收到一笔不菲的贿金。他很高兴。包大人算什么？一样让我们玩于股掌上！嘿嘿。

清朝乾隆进士白瀛，被派到川东当官。他携带家眷，挂起船帆，浩浩荡荡沿长江逆流而上。其时，白瀛刚花千金买了个小妾，该小妾年轻又漂亮，美丽又大方，把这白老先生稀罕坏了，捧在手里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天天与小妾耳鬓厮磨。

船到镇江，在江心停泊安歇。小妾被美好夜色打动，推窗远眺。忽然间，阴风劲吹，巨浪翻滚，江中现出一只巨鼋（音“元”，和王八相似的一种动物），只轻轻一吸，可怜玉雕般的一个美人啊，就进了它的肚子。船上的人来不及做出反应，惊涛千尺的水面已是风平浪静！白进士坐在船头号啕大哭：“大地啊，你善恶不分何为地；老天啊，你不分好歹枉为天！”哭完，他发誓一定要捉住这只老鼋，千刀万剐报仇雪恨。于是传令附近船只，有捉住老鼋的，重赏百金。船家们争先恐后，下饵垂钓。他们以猪肝羊肝为诱饵，在水面上系个空坛子当浮漂。两天之后，巨鼋居然上钩了！这只鼋太大了，几十个人一起拉绳子也没拉起来，只好牵来四头水牛帮忙，才把巨鼋拉出江面。但见这只巨鼋，光头部就有车轮大小，身子像屋子一样。众人一顿乱斧，砍得巨鼋满地翻滚，惨叫声传出好远好远。翻滚处，地面上被砸出一个个坑！终于，巨鼋死了。人们将其开膛破腹，发现了小妾佩戴的金镯子。白瀛悲从中来，令人将巨鼋砍得稀碎，再用火烧，腥臭之气，数里可闻。

最后还剩下一个大壳，像金石一样坚硬。人们盖了一个小亭子，用这只壳当屋顶，亮如明瓦。清人李调元说：“（亭子）至今在镇江朝阳门外大路旁。”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只巨壳还在不在，有机会应该到镇江去看看。

打死乞丐不犯法

清朝青城子著《亦复如是》中讲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

广东人黎诞登任江苏溧阳知县时，剔弊锄奸，全城感戴。一天，有个乡民家里办喜事，一群乞丐坐在门口讨喜钱。乡民不堪其扰，出门轰赶，双方发生纠纷。主人失手打死一个乞丐。群丐见状，奔到县衙喊冤。黎诞登升堂问案，说，我一看就明白，你们不过是借机i化诈。如果丧命，为什么不扛尸来报案？乞丐们说，大人，真的死了人啊，骗你是小狗狗。黎诞登故意做出不信的样子。旁边一个小吏看不下去了，提醒黎大人说，确实是死了人！黎诞登大怒：你在城里，怎么知道城外的事？来人啊，打他二十大板！

小吏再也不敢吭声了。群丐只好跑回村子里，把尸体扛到公堂之上。黎诞登开始询问尸体：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出身成分……尸体趴在那里，一声不吭。黎诞登说，好小子，到我这里还敢诈死，打他！乒乒乓乓一顿板子打过去。打完，尸体依然高傲地趴着，不答理知县大人。知县说，再打！旁边的乞丐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心脏随着板子的起落一抽一抽的。如是者三，黎诞登说，别打了，想来这人已毙于杖下。来人，给他们一些烧纸钱，让他们滚蛋。

文章的结尾是“从此群乞儿敛迹”，要饭花子们收敛了行为，再也不敢到乡民家索要钱粮，更不敢随便到官府喊冤。

虽然作者在行文中对这位知县充满了钦佩和敬意，但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黎诞登貌似快刀斩乱麻，实则袒护乡人，草菅人命，是个不折不扣的浑蛋。查《清史稿》，黎诞登在《岳起传》中露了一次脸：“丹徒知县黎诞登讽士绅胪其政绩保留，实不职，劾罢之。”也就是说，黎诞登暗示当地乡绅，让他们联名上书，声称黎诞登政绩卓著，应该留下来继续奉献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岳起调查后认为与事实不符，坚持参劾罢免了黎诞登。从这件小事上看出，黎诞登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过，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值得玩味的信息，即平民百姓不能随便打死乞丐，但人们默认官府有此权力，最多赔点殡葬费。我突发奇想，如果这种潜规则能够沿袭下来该有多好。遇到拆迁时，拆迁一方无须再雇用黑社会，半夜偷偷摸摸去砸被拆迁户的玻璃；也不用把被拆迁户活埋于沟中，这样很容易引发事端，闹不好，还得找几个倒霉的主儿去顶一下罪。有了官府打死人不偿命的规矩，拆迁公司可以直接把拒绝搬家的刁民扭送到公安机关，再由公安机关把他们送到看守所去躲猫猫。想拆谁家房子就拆谁家房子，想什么时候拆就什么时候拆，不给他钱他都不敢放屁。一个和谐社会不就忽忽悠悠地建立起来了吗？

我是主子，你是奴才

场景一：一个“掮肩”——替人背东西挣钱的人，类似于今日的苦力——扛着柜子气喘吁吁地走在路上。迎面驶来一辆马车，车上乘客绫罗绸缎、肥头大耳。苦力眼前一亮，大声喊道：“张三（或者李四），下来帮爷扛东西！”车上乘客慌忙下车，连连施礼，塞一把银子给苦力，小声说：“老爷，给小的一点面子！”苦力看看银子，够自己一个月花销了，点点头说，滚蛋！乘客赶紧上车，一溜烟跑了！

场景二：穷光蛋王五（或者赵六）家里死了人，出殡时，想雇一伙吹鼓手营造气氛。后来一想，雇人还要花钱，把大学士松筠找来敲鼓吧，既省了钱，又有面子——松筠是皇帝的红人。于是派人给松筠送信儿。松筠巳然头发花白，还是屁颠儿屁颠儿地赶来了，二话不说，拿起鼓槌敲起来。

或问，这是真的吗？哪朝哪代的事儿？为什么会这样？答，是真的，清朝的事儿。原因是：苦力或者穷光蛋，恰好是富人和高官的主子。

建州女真发展壮大以后，逐渐分为八旗。人们提到“八旗子弟”，意指纨绔。其实在旗人中，也分三六九等，等级森严。既有旗主，又有旗奴，有点农奴制的性质。旗主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近支或功臣，旗奴多为掳掠来的民人或降兵降将。皇帝居于最高位置，所有旗人都是他的奴才（看电视剧时，你可以注意一个细节：满族大臣在皇帝面前一般都自称“奴才和珅”、“奴才明珠”等，汉族大臣则自称“臣刘墉”、“臣姚启圣”等，这是因为，后者跟皇帝没有主仆关系）。旗人均世袭，老子是旗主，儿子孙子还是；老子是旗奴，自然也波及子孙。古人说“富不过三代”，旗主的子孙无法守成，坐吃山空，成了破落户；有些旗奴的子孙倒是奋发图强，一朝发达，成了朝廷重臣。旗主和旗奴各自发展，多年不再往来，只有名分上的关系。不过，旗主败了家，地位还在，且有法律保障，对于昔日的奴才依然可以吆五喝六。这就形成了穷主子和富奴才的奇特景象。

旗奴自然要恭敬旗主，但并不愿意遇到穷主子。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夫人（汉人）想宴请两淮盐运使的老婆（旗人），因知旗人规矩多，特意请了一个中等守备的老婆当陪客。两淮盐运使官居三品，守备只是五品。孰料，主宾一见陪客，立即双膝跪安，守备妻子说，“今日主人赏你饭吃，不必拘礼。”待到吃饭时，本该人上座的盐运使妻子站在一旁，忙着为守备妻送箸斟酒，守备妻则据案大啖，毫不客气。席散客去，守备妻欣欣然，盐运使妻悻悻然，知府妻则惶惶然。原来，守备妻为旗主，盐运使妻是旗奴。知府闻听此事，忙去谢罪，而盐运使终不肯原谅。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不问出身，皆有出头机会的，出头之后则各安其位，无须囿于前事。我们都不希望重演“旗主旗奴”这样败兴的场面。但穷苦人若无生存空间，亦无申诉渠道，则会盼着出现这样的奇迹。菜贩甲推着小车游走在街头风雨中，忽听有人大喊：“城管来了！”满街菜贩四散狂逃，唯独菜贩甲不慌不忙，神情自若。城管凶神恶煞般赶到，抬脚要踹手推车，菜贩甲道：“小子，帮爷卖菜！”城管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主子，赶紧跪地谢罪……

虽然是意淫，但多爽啊！

革命者

清朝时，内阁大学士永宁病了，请了一个医生来看病，没有治好，于是又请了一个来。后来的这个医生问，前者给你开的药方呢？拿来我看看。永宁派人去找，左找右找没找到。永大学士很生气，认为女仆办事马虎，当着医生的面说，赶紧去找，如果找不着，我非收拾你不可。医生走了以后，永宁非常困倦，就闭上眼睛假寐。迷迷糊糊中，他发现面前跪了一个人，不由惊问，你是谁？

那人说，我是个鬼啊！当年你平反了一起冤假错案，救过我的命。

你来干什么？

我来告诉你，药方是我藏起来的，你不要难为仆人了。

为什么藏我的药方？

其实你这个病啊，并不是什么大病，第一个大夫给你开出的药方，正对你的症状，如果再接着吃下去，很快就会痊愈的。只是你等不及，换了大夫。而新换的大夫，如果看到那个大夫的药方，一定要推翻前者的结论，重起炉灶。甚至和他对着干，前者说是拉稀，后者就会说是便秘。否则，他还算什么大夫？这样一折腾，你这病就没个头了，不死也得掉层皮。为了保护你，我就将药方藏了起来！

永宁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混迹官场多年，太明白这个道理了。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往大处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往小处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些只想通过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的人，才不考虑什么后果呢！人人想当革命者，连小小的医生也不例外。

第二天，医生又来，永宁告诉他，前者开的药方实在是找不到了。

后者也没多问，刷刷点点，开出一个方子来。永宁暗中一比较，跟前者开的一模一样。他按照这个方子继续抓药，几天以后，病好了。

笑话：一个男的到理发店去，服务员说，酷男好酷男好。有一个女的进来，服务员说，酷女好酷女好。一个老头进来了，服务员说，裤（酷）头好裤（酷）头好。

我就想，酷男大概是指有钱男人，酷女指什么呢？戴个大墨镜，穿个露背装，开个桑塔纳就算酷？真正的酷似乎不会这么表面。那就让我举个例子吧。例子的主人公是个“菜人”。“菜人”非“菜鸟”，而是不掺假的食物。余华的小说《古典爱情》中提到过。大饥荒年代，粮食不够吃，有些人被卖到饭店，一刀一刀剁开当菜吃，“活人现杀”。说来其实很残酷很血淋淋，人类动物性的一面毕现无遗，我国几乎每个朝代都发生过这样的惨剧。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明朝崇祯时，黄河以北五省大旱。杀人卖肉，已无法禁止。一位客商在德州和景县附近一旅店吃午餐，见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被绑在案板上，屠夫正用水冲洗之，用刷子刷之，程序如同杀猪。女人浑身战栗，恐怖万状，满脸泪痕。客商心内不忍，提出用双倍的价格买下这个女人，放她一条生路。屠夫大喜。给女人解开绑绳，扶她下案时，客人的手碰了女人乳房一下。女人勃然变色，义正辞言地说：“大人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就算为您当一辈子奴仆，我也不后悔。但我只做奴婢，不做姬妾。我就是因为不肯侍奉两个丈夫，才被卖到这儿来，你怎么能轻薄我呢？算了，我不卖了！”说完，脱下衣服，重回案板。客商目瞪口呆，只好走掉。大好的买卖被女人搅黄，屠夫怒了：你不就是一盘菜吗？刚刚由菜变回了人，就要当个人上人。好，我再让你由人变回菜！一斧头下去，砍下屁股上一块肉，再一斧头下去，又一块，足足砍了一筐。女人哀号之声不绝于耳，直到死去……惨啊，真惨！这个女人，你可以说她可悲，说她被洗脑，但她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念，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即使你认为不值得，你也拿她没办法，她太酷了。当然，那些给她灌输原则和理念的人也应该被送上案板，试试自己能否坚持到底。

奇遇与恐怖

清朝颜嵩年著的《越台杂记》中，讲了个鬼祟缠身的故事。正巧，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在论坛上发帖子，说自己在路上看见一个老头，问别人，别人都说没看到。晚上，这个老头就站在他的床前，站了一天多才走。他感觉这老头不是善意的，怕激怒对方，因此没敢说话，只能忍着，直到老头消失。我向来胆小，如果是别人讲的，我可能一笑了之；但听朋友道来，我有点毛骨悚然。朋友绝对是厚道人，不可能说这种无聊的假话，也不可能逗我们玩，这件事显然困扰他很长时间了。一些人给他分析原因，像什么幻觉啦，身体弱啦之类，说得他直冒火。他无法解释，但他说，那是个非常真切的大活人，我亲眼见到的！

这种灵异事件，以前统称迷信，现在因为社会包容，各种声音都有机会传出来，也就不怎么稀奇了。跟妻子谈起朋友的奇遇，她说，这很正常，在当事人的世界里存在，在你的世界里就不存在。因为你是个俗人。

那么说，何奇的老婆不是俗人喽？《越台杂记》中讲，何奇是东莞人，在虎门一家咸鱼店打工。其妻被鬼魅缠身，半夜常来共寝。第二日，其妻醒来，凉汗满身，筋疲力尽。虽请了神汉巫婆来驱逐，但均未成功。一日，女人用男人的嗓音对何奇说：“我占了你的老婆，情知理亏，但只为了结前缘，决无害人之意。不必花冤枉钱找我麻烦了。念你贫穷，我可以帮你点小忙，虽发不了大财，起码可以混个温饱。”令何奇去赌博，先告诉他怎么赌，下多少注。何奇依计而行，果然贏了钱回来。此后，鬼魅每两月必来一次，谈笑如同一家人。何奇的妻子如有两个丈夫。吃饭时，何奇也会摆一个空碗给他，所谓“虚位以待”。不久，厚街举办庙会，请神送鬼。鬼魅邀请何奇一起去厚街看看。何奇推辞说：“我太忙了，去不了。”鬼魅说：“那我自己回去一趟，来回大概二十多天，一路花费不少。你赌博时多下些注，给我烧一点纸钱。其余的用做日常开销。”趁着鬼魅离开，何奇带着全家逃到了香港附近的大澳岛。一过数月，鬼魅再没来侵扰，一家人非常高兴。忽一日，竟又找上门来。鬼魅借女人之身说：“我待你们不薄，你们怎能这样对待我？烟水茫茫，无可奈何，等了好长时间才搭上渔船赶到这里。让我如此辛苦，你们心安吗？”自此，鬼魅与何奇一家相处如初，数年也没发生过什么事。

如果说何奇夫妻的遭遇叫做“奇遇”，我朋友的遭遇应该叫做“恐怖”了，毕竟前者的目的很明确。一个人站在你床头，不说话，不行动，却又什么都可能做出来，这多可怕。幸亏，幸亏我是个俗人。

大必有异

《玉堂荟记》中说，清宫内多异物。有一次，作者见到五六寸长的瓜子，这么老大，也不知是哪里产的。

我伸出手掌比画了一下：五寸，半尺，皇帝妃子们怎么吃？往嘴里一放，直接就扎喉咙了。使菜刀切开，或者用水果刀削着吃？这还是嗑瓜子吗？还不如小巧的瓜子吃着得劲儿。就算我少见多怪吧，这么大的瓜子倒贴钱我也不吃，麻烦！

《酉阳杂俎》中记载：唐文宗大和年间，有个叫田布的人路过蔡州，见路旁有一种草，长得像蒿子一样，茎有如手指般粗细，叶子都凑集在顶端，奇形怪状，鹤立鸡群。这是什么东东？田布好奇，折下叶子来看，哎呀妈呀，吓出一脑袋头发来。只见叶子中间裹着十来只刚出生的小耗子，仿佛皂荚，眼没睁开，慌张地挤作一团，啾啾乱叫。

所以说，世间万物皆有一定之规，其大必有异。瓜子大，有异；草茎大，也有异。超市里卖的苹果、西瓜、红枣，若超乎寻常，我建议你不要买，无论销售者吹得多么神奇。我这样想，各种物品都有个体差异，难求整齐划一，但若差别太大，就值得警惕。一种枣子跟另一个枣子皆出于枣树，共同承接风霜雨露，共同吸收阳光和水，其他枣子直径是二厘米，唯独你这一种直径二十厘米，这里面就有猫儿腻，起码是违背了天时，违反了客观规律。至于怎么违反的，我不说，始作俑者自己心里明白。

《五山志林》中记载：广东秀才梁麟生听人讲，有个老头在梦中碰到一个人。此人推心置腹地提醒老头，有三个客人要来拜访你。他们来没什么好事，你要有心理准备。老头在家等了一上午，未见人影。日过三竿，仆人送来三个香蕉，嚯，太大了！伸出双臂来方能接住。老头左看右看，喜欢得不得了。忽想起昨夜之梦，惊呼道，莫非这就是那三个客人？扒开香蕉皮喂给狗吃（狗吃香蕉吗？存疑——作者注），狗立马毙命。老头大吃一惊，命仆人刨倒香蕉树看看究竟。结果，在其根部赫然趴着几十只蟾蜍（即癞蛤蟆）。据分析，香蕉之所以这么大，乃是蟾蜍的毒素催成的。好恶心哎！

当然，菜贩们不知道这些典故，他们依然直着脖子大声叫卖：瞧瞧，多粗多大的豆芽啊，像手指头似的！瞧瞧，多长的香菜啊，像芹菜似的！

我立刻警惕起来：怎么回事？化肥催的，还是癞蛤蟆催的？

贡品经过，闪开

往远方看，宽广的黄土大道上，一个小黑点风驰电掣般奔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擦身而过，灰尘久久没有散开（若赶上雨后，还会溅你一身泥点子）；再看时，那坨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逐渐变成一个黑点并消失。不用问，这便是杜牧笔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真实写照。

封建社会，长年累月奔波在驿道上的进贡车队、马队，是一道疯狂的风景线。他们专门运送各地精华产品，亦即贡品，供给皇帝和他的嫔妃们享用。贡品价格无所谓，反正有国库埋单，但质量必须保证，一定要新鲜、个大皮薄、保湿保甜。因此，包装必须豪华，保管必须精心，运输必须神速。

清朝时，吉林进贡一种鳇鱼，平时养在江边，等到三九寒天，捞出来捋直、冻好，用黄绫布裹好，放在一个掏空的树窟窿里。有的鳇鱼个头太大，需要几辆驿车连接起来才装得下。出发前，送贡人还要沐浴更衣、素食三天。此后，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大约走一个月才到北京。同样的路程，不一样的东西，运输的时间要求不一样，比如，伊通县进贡一种大葱，必须快马加鞭七日之内送到京城，晚了不行，进贡者会挨罚甚至坐牢；盛京每年向宫廷进献辽阳香水梨，每次五十担，雇用五十名挑夫，必须在十天内送到京城，即便如此，还是烂掉将近一半，剩下的挑挑拣拣，够品质的梨不到三十担。有人算了一笔账，用这笔庞大的运费直接在北京买香水梨，至少可以买一百担，而且品质更好。但他们宁可年年在当地购买，年年雇挑夫。

宫廷里用的、吃的，真的就那么金贵、真的是必需品吗？也不尽然。唐朝时，舟山岛每年进贡各类海产品，需要四十万官兵日夜不停地水陆接力才能及时运到西安城，你可以想象其壮观景象。倘若发生战事，这样的场面尚可理解，但他们只是在为皇帝们运送虾酱！没错，就是虾酱。也许有人说，皇帝吃的虾酱跟老百姓吃的不一样。但再不一样也是虾酱啊，它还能变成旺旺大礼包？为了几罐虾酱兴师动众，也只有皇帝们干得出来。

东北某地专门进贡一种草。这种草其貌不扬，干什么用呢？供慈禧太后用于疏通烟袋锅子。用什么通烟袋锅不行，非得用草，而且必须这一种草，不是烧包吗？但老佛爷要的就是这个“范儿”。可怜了挑夫们，累死累活日夜兼程地赶到宫廷的配送中心，一问，我刚才送的是什么宝贝疙瘩啊？什么？草？kao。

捷径

诗曰：通天大路不好走，捷径却也能通幽。摇身一变从天降，荣华富贵随便搂（平声）。

浙江儒生某甲和某乙，两个是表兄弟。这一年，共同以举人身份去礼部应试。途经山东时，住在一寺内。但见庙宇恢弘，金碧辉煌；住持老僧年七十余，红光满面，保养甚好。傍晚，某甲与小沙弥闲聊，问及寺内人员来往情况、老僧生平、禅门苦乐。小沙弥一一作答，某甲陷人沉思状态。第二日早晨，某甲忽然放声大哭。某乙惊问何事，某甲摇头不答。老僧亦来问，亦不答。究诘再三，某甲才缓缓说，人生如朝露，富贵何为？我已看透生死之事，决定皈依佛门，就此出家。某乙大惊，连呼：表哥，美丽的生活在向你招手，为什么说抛弃就抛弃？你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啊！老僧随声附和。某甲引刀断发，回刃向喉。某乙急忙抱住他，哭着说，这为何来这为何来？越劝某甲，其志越坚。老僧旁观良久，说，既然你意已决，或有夙缘，如果皈依，或成大器。又问某甲，你本贵人，能终生安于淡泊吗？某甲曰，那是自然。万般无奈，某乙怅然而归。甲即留寺。老僧看重某甲的文化人出身，非常推重。某甲投桃报李，精心侍奉，老僧舒服得要死要活。未几，老僧坐化，死前传衣钵给某甲。也就是说，整个寺庙，某甲说了算了。某甲本来聪敏，又通文墨，他经常以住持身份亲自念经求签，广泛结交显宦巨商，募化经营，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原本家底殷实的寺庙，更加红红火火。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某乙回去报信儿，家人皆号哭不已。尤其他老婆，年轻轻的遭此横祸，简直痛不欲生，本欲赶往山东去问个明白，惜乎家贫子幼，山高路远，无法起程，只能守着活寡，暗骂丈夫薄情。逢人北行，她都会求人家捎信给丈夫。等啊等啊，直等到花儿也谢了，都没收到一封回信。

一日，某甲忽衣冠楚楚来到某乙家，身后仆人、车马排成了长队，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某乙瞅了半天才醒过味儿来，指着某甲说，莫非你是那个那个那个……某甲一把捂住他的嘴，拉进密室中说，对，就是我。某乙问，你不是出家了吗，怎么煊赫至此？某甲答，兄弟，当年咱俩去应试，考中考不中本身就是大问题，即便饶幸考中，还要候补，一候又是多少年！再侥幸补了实缺，须谨小慎微经营地方，侥幸风调雨顺，人民自安，按惯例一级级提升，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太守？某乙缄默。某甲说，告诉你吧，现在我是太守了。由僧致富后，以钱捐官，直接当了太守！

某乙骇然。某甲说，我顺手也给你捐了个知县，走，咱们一起上任去吧。哦，对了，把你表嫂也接来，我们要重续前缘……

懵懂者问，这就是所谓的捷径？这有可复制性吗？今天的商人谁这么傻，有钱捐官干啥，安安稳稳过自己的滋润日子呗。

不，不。我的意思是，不一定照搬先人的具体措施，而要学习先人的另类思维。就拿升官途径来说吧，有人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到局长，够他熬一辈子的；有人由司机到办公室主任到厅长，哪个更省事？还有人从官办宾馆的领班干起，继而经理，继而市政府副秘书长，继而副市长，这算不算捷径？例子有的是，我才不一一列举呢，你自己琢磨去吧。

《满清官场百怪录》中载：江苏有个叫刘玉书的，自幼迟钝，脑子不好使，上私塾时，老师一天只教他二三十个字，他都读不明白。这可把他老爹愁坏了，怕他将来会饿死。好在家里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老爹掏钱给刘玉书捐了一个官，在吏部排队等待空缺。刘玉书人虽愚钝，但凡事循规蹈矩，决不越位。部里让候着，他就候着，一候就是二十年。老天终于开恩，吏部给了刘玉书一个九品巡检的职位，到广东就任。清制，得到空缺的人，要去午门外拜谢天恩。但此规矩早就无人遵守了，空留下一个制度。刘玉书不知从谁那里听说了这个规矩，立即穿新衣戴新帽，大清早就跑到午门外行三跪九叩大礼。正好天降大雨，刘玉书跪在雨中，一板一眼地行礼、叩拜，唯恐不合规矩。正好某亲王人值军机，看到有人在那里行礼，觉得可乐，就让身边的人问问是谁，刘玉书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将要就任的官职。

此时，两广总督正在军机处汇报工作，该亲王想把午门见闻告诉他，就说，你们广东某县某司巡检刘玉书……忽然里面一声喊，皇帝召见。亲王慌慌张张地跑进去。第二天，总督也打道回府了。正巧，下面送来新任官职的资料，总督一见刘玉书的名字，想起亲王曾提到过，以为他是亲王身边的人，就赶忙叫进来，说，离京前没来得及跟王爷告别，他还好吧？刘不明就里，只能唯诺应承，好，好。一年后，刘玉书被提拔到税务部门当主管，获利甚丰，又过一年，再被提拔为知县，继而成为监司。

刘玉书为官期间，倒也没捅娄子，顺利干到任满。两广总督修书一封，派刘玉书带着礼物去见亲王。但刘玉书不懂规矩，没给亲王的门房送礼。门房说，要见亲王，四鼓以后再来！这刘玉书傻乎乎地回去了，果然于四鼓前来见。此时王爷正要去上朝，刘玉书上前叩拜，递上书信和礼单。亲王看了礼单，很满意，频频点头。再看两广总督的信，极言刘玉书忠厚知礼，才华横溢，计划保举为道台。王爷早忘记了前事，一边读一边疑惑，这刘玉书何许人也，还劳两广总督再三提及？刘玉书是谁呢？刘玉书，刘玉书……

上朝时，皇帝问王爷，广东有个道台缺，谁补合适？王爷说，总督推荐了刘玉书，那就刘玉书吧！其实王爷根本不知道刘玉书是谁。于是下旨，刘玉书补缺。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官场中人编的，现实中或有巧合，但难这么巧合。升迁管道不畅，人人都在期盼奇迹出现，这个故事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升迁焦虑。无论传播者还是倾听者，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换成了那个傻乎乎的主人公。

被自杀

自杀就自杀呗，怎么还“被自杀”？我希望一百年后的读者能了解这个词的含义。某个无辜的人被抓到派出所，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却无缘无故地死了。不久，官方公布死因：该人死于自杀。还有一些重要案件的当事人、证人，偶尔也会“自杀”。有段时间，网上经常出现类似的新闻。只要是正常人，都能猜出背后的猫儿腻，但这是一个讲究证据的时代，你没有证据，又不相信死者是真的自杀，于是将之命名为“被自杀”，而满腹狐疑并没消除。

“被自杀”的故事古已有之。清朝时，沛县有一对夫妻，因琐事发生争吵，丈夫某甲负气出走。不久，附近一个树林里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男尸。知县验尸时听说某甲走失，就请村民们来辨认。村民说，衣服很像某甲的。知县明察暗访，得知其妻和村民某乙有奸情，立刻判断是奸夫淫妇共同谋杀了某甲。他把某甲之妻和某乙带来，严刑拷打，直打得死去活来，最终承认是他们杀害了某甲。谁知就在两犯被处斩后不久，某甲竟找到知县衙门。原来，当初负气出走后，某甲不好意思回家，四处打零工度日。忽然听说妻子被处决，赶紧跑到县衙来说明情况。知县傻了，不知该怎么办。他带着某甲去找江苏省的按察使。按法律规定，枉杀百姓，不仅知县要顶罪，他这个分管刑事案件的按察使也要担责。轻则丢官，重则发配乃至抵命。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某甲“被自杀”。第二天，某甲被押人大牢，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神不知鬼不觉。

也是在清代，也是在江苏。泰州一个老太太被发现死在床上。老太太的弟弟闻听，坚称是老太太的女儿、女婿杀了老太太，也许还给知县塞了红包。总之，知县相信了他的话，并对老太太的女儿、女婿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刑罚。他们的理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动刑问口供，天经地义。就在这天经地义之下，一对年轻夫妇竟承认了杀母大罪。他们被问斩了。过了一段时间，邻近的六合县捉住一个强盗，强盗供认自己在泰州偷盗时，杀死过一个老太太。细一问，正是被“女儿、女婿杀害”的那位。六合知县赶紧通知了泰州知县。两个知县私交不错，互为官场关系网之一环。于是，在泰州知县的请求下，强盗“被自杀”了。

两个案件中冤死的人，成了弱肉强食社会的铁证。哪里有什么天理！公理的阐释权，完全掌握在权贵手中。我希望百年之后的读者知道有这么一段延续了若干时代的“史实”，但只是“史实”而已，而不再是那时的“现实”。

陋规

假如，我说假如，你是古代一个新任知县，远赴云贵髙原上任。你的家属与跟班好几十人，一路奔波，吃喝用住，须花费上千两银子，而你又是个穷光蛋，身无分文。两条路摆在你的面前：一是借驴打滚的高利贷，一千两银子到手就扣掉四分之一，剩下的，可能好几年都还不完；另一条是有个人找上门来，要求给你垫付路费，将来有钱就还，没钱拉倒，唯一的要求是做你的幕僚或长随，给你写写算算、跑腿儿出主意。你会怎么办？很多人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那位说了，幕僚们自费给人打工，不是犯贱吗？NO！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投资是为了使利益最大化。做知县的幕僚，外快大大的。就拿告状来说吧，“戳记费”、“挂号费”、“传呈费”、“取保费”、“纸笔费”、“出结费”，甚至什么“升堂费”、“坐堂费”、“衙门费”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钱，统称“陋规”，但“陋规”也是“规”，是衙门里约定俗成的收入。古语“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真是血泪凝成的经验之谈。其实，这么多钱，并非作为衙门老大的知县、知州们通吃。相反，经过一层层扒皮，真正落到老大手中的，已剩下没多少。相传清朝有甲乙二人，凑钱捐了个知县，甲当知县，乙当门房。三年下来，乙攒下的钱比甲还多。甲生气了，让乙当知县，自己当门房。又过三年，两人财富相当了。

所以，自费打工，绝对是合算的买卖。古代衙门里的书吏，又称押司，对，就是宋江大人的头衔，月薪只有俸米一石到五斗之间，清代改发银两，也不过每年十几两银子。凭这些工资，别说给流氓地痞当“及时雨”，全家老少喝“西北风”都不富裕。但书吏代当事人向审官说情送礼，危言恐吓有关的当事人，故意拖延办案，等待原告花钱催办，银子就能大把大把地进来。而这些“陋规”，朝廷也无可奈何。康熙年间，皇帝就以书办自有陋规收人为由，将其伙食费一概革除，书办成了不领国家一毛钱的公差。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挤破了脑袋，花钱到衙门里当差。

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在会议上抽一千五百元一条的天价烟，被网民揭发，一时炒得沸沸扬扬。副局长给局长缓颊，说那是公费买的招待用烟，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公费买这么贵的烟经过谁批准了？这也算一种陋规吧！如果古代有网络多好啊，把陋规一一揭示出来，在阳光下曝晒，自费打工就成了赔本的买卖。

如意

嘉庆皇帝即位后，曾发布一道上谕，禁止王公大臣进奉“如意”。满洲旧俗，凡值年节，臣子们必进“如意”于朝，取“吉祥如意”之彩头。嘉庆说：“诸臣以为如意，在朕观之转不如意也。”但《述庵秘录》中载：“太后帝生辰三节，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督抚现任者有此制，开缺不能）及贡物，由内务府内监等递进。”此处的“太后帝”指的是慈禧和光绪。看来，嘉庆的政策并没有延续下去，他死以后，“如意”又成了必进之物。

中古社会，如意曾是一种非常普及的玩意儿。若有机会到故宫，你会看到形式各异的如意。王室公卿家里，肯定要有几件如意，平民百姓家中亦常见。但在今天，知道如意这种东西的人不多了。那么，如意到底为何物？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柄，柄上安一个头。聪明人恍然大悟——这个形状很像锤子嘛！恭喜你，答对了。但如意的性质与锤子截然相反。同样是刀，一个人手拿杀猪刀向你走来，你会看到满脸煞气；如果他拿的是水果刀，你就明白他是要削水果给你吃。同理，有人掂个锤子跟你聊天，你一定想着赶紧离开，若是他（她）拿着一把如意，彼此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如意粗线条类似锤子，但比锤子妩媚得多，其柄有扁有圆，或直或弯，材质有金、有玉、有银、有铜、有沉香木，贫寒人家也有用竹子和普通木头做的，一般还要在柄下打一个孔，穿一个坠饰，更使其女性化；柄上之头，有的与柄天然一体，有的是后安上去的。

如意的来历，说法不一。有的说源自印度佛教。法师讲经时，常手持如意一柄，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如同臣子觐见皇帝时手中捧着的笏板、今天下属见上司时必拿的笔记本一样。也有的说，如意最初是一种武器，或者是带护手的短剑。喝酒碰杯，本为预防敌人在酒中下毒，借碰杯之机把酒洒到对方酒杯中一点，后来成了礼仪。如意大概也是如此，逐渐由武器变成了伴手物。不过，更多的人以为，如意是痒痒挠的变种。开始是痒痒挠，后来不断装饰，改变花样，称呼也由通俗的“不求人”变成文雅的“如意”。后面这个说法，应该更可信。因为我国历来卫生习惯不好，很多人多少天都不洗澡。即使皇室条件优越些，也难保证天天洗浴。弄个如意在手里，方便随时搔痒。为什么如意消失了呢？我觉得，这与其材质和装饰越来越艺术化、实用性越来越差有关。一种东西，多少总要有点用，如果一点用都没有，即使再艺术，名称再好听，最终也要被淘汰。当然，卫生条件的改善或许也是如意出局的原因。

照应开头，讲讲嘉庆为何禁奉如意。原来，乾隆立嘉庆为太子时，和珅第一个得到消息，赶紧送了一柄如意给嘉庆通风报信。嘉庆即位后，担心和珅将此事泄露给史官，万一载人史册，将为后人耻笑，遂下达禁奉之谕，是为釜底抽薪。这也算一则有关如意的逸闻吧。

趁火打劫

清御史姚元之曾听一个老兵讲，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失火，他在殿屋上救火，初见白烟一缕，从殿脊升腾而起，直上云霄，烟中出现一峨冠博带之人，高不过尺许，愈上愈小，刺啦一声，化为黑烟而散。接着，或现女子身，或现道士身，或现书生身，或现盔甲身。高者尺许，短者数寸，不一而足，纷纷从火中跃出。他们是谁？老兵解释说，他们都是珠宝精。宫中所藏珠宝甚多，日久成精，大火一烧，皆现形逃走了。

听上去玄玄乎乎的。也许是老兵眼花了，也许是真的吧！反正没人见过，且一笑了之。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及，辛亥革命后，溥仪仍居留在“内廷”。1923年6月26日夜间，西宫敬胜斋突然发生火灾，烧毁建福宫花园范围内一大片建筑，所陈设和贮存的文物统统烧毁无存。溥仪认为，这是有偷盗行为的太监们为了掩盖罪行而故意放的火。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嘉庆二年的那次大火之后，很多珠宝也不见了踪影。“珠宝精现形逃走”倒是个很好的说辞，反正当时迷信成风，这种解释容易让人信服，趁火打劫者便可顺利地躲过追查了。

明清两代，皇宫中曾多次失火，损失巨大。嘉庆二年的那次火灾中，《永乐大典》正本全被焚毁，包括经、史、子、集、道经、释藏、工农技艺等，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至于明朝永乐、嘉靖年间的大火，房屋、梁木、宫藏字画、珠宝，焚毁无数。皇帝虽然也表示“震惊”，甚至杀了几个“小爬虫”以示惩戒，但并没真正感到肉疼、肝疼、心疼，反正烧了以后还可以再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自然，皇帝自己是不掏腰包的，他让下属掏。嘉靖朝大火后，皇帝下令：“议准户、兵、工三部各予处银三十万两，以备兴作。差御史四员，查解节年拖欠工部料银；仍准开例行各抚、按取赃罚款及缺官柴薪解用；决敕两京料道官清查各监、局、库、厂，收贮各省年例物料解用。”下属的钱从哪儿来？自然是更下面的下属。一层层派下来，最终全落到了普通老百姓头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单纯地转嫁，在转嫁过程中，还要层层扒皮。皇帝要一两银子，从老百姓那里收取的，没准儿超过十两。刑部主事董传策弹劾严嵩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舞弊：“……侍郎刘伯跃以采木行部，擅敛民财及郡县赃罪，辇输嵩家，前后不绝。其他有司破冒攘兑欠，入献于嵩者更不可数计。嵩家私藏，富于公帑……”这是大家看到的。看不到的呢？肯定更多了。

所以，太监有意纵火（或借失火之机）盗宝，简直就不值一提。最大的肥肉在“灾后重建”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趁火打劫”。皇帝明知有人会借机发财，并三令五申严查舞弊，最终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若顺着链条捋上去，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他岂能择得干净？大家都装糊涂吧。

生

嘉庆皇帝过生日，收到一份奇特的贺礼，有人从康熙和乾隆的御制诗中集出了二百句组成一首长诗。康熙和乾隆都酷爱写诗，作品不计其数，但并不让人欣赏。嘉庆似乎也知道这件事。他问呈送诗歌的大臣，这首诗到底出自谁手？大臣说，乃是自己聘用的家庭教师——安徽桐城人龙汝言。嘉庆高兴地说：“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当即赏龙汝言举人出身，嘱他参加第二年的会试。

第二年春天，主持考试的官员把会试文章以及录取名单拿给嘉庆过目。嘉庆翻了翻，说，我囵！这些文章太差太差，主考官瞎眼了？主考官诚惶诚恐，偷偷问皇帝的近侍，这一科的文章不错啊，大家公认比前几年好，怎么把皇上气得直说网络潮语？近侍回答，你们没有录取龙汝言，皇上不高兴了，又不便明说。主考官恍然大悟。第二年，龙汝言自然榜上有名。嘉庆亲自主持殿试的时候，先打开弥封看了看名次，龙汝言是第一名。他什么都没说，又悄悄封上了，但大臣们估计，皇帝心里应该小小地高兴了一下。

殿试合格的，算是天子门生。龙汝言作为皇帝的学生，被授为实录馆纂修。实录馆乃整理皇帝言行录的部门，而龙汝言熟读清朝先皇的作品，这个位置自然很适合他。但谁也没想到，龙汝言正是跌在了这个位置上。话说龙汝言由于家贫，仰仗岳父供养，妻子颐指气使，经常给他气受。龙汝言想，我都是皇上的学生了，这败家娘儿们还拿我不当人，真是瞎了狗眼。赌气躲了出去。第二天，馆吏把〈滴宗实录》（乾隆言行录）拿来给龙汝言校勘。第三天，馆吏来取，龙的妻子又原样不动地交还给对方。而龙汝言不在家，根本不知道此事。签有“龙汝言”大名的稿子交到嘉庆皇帝手上，嘉庆一看，“纯庙（乾隆的庙号）”居然被抄成了“绝庙”。按律这是灭门的大罪啊！嘉庆思考良久，下旨说：“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著革职永不叙用。”人们都明白，这也就是龙汝言，换成别人，早就咔嚓了。

嘉庆死后，龙汝言以旧臣的身份被特许参加追思会，即“哭临”。龙汝言跪在棺椁前哭得死去活来。即位的道光一看，这龙汝言很有良心，还是继续做官吧！就赏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头衔给他。但谁知道龙汝言是哭嘉庆呢，还是哭自己的命运呢？

龙汝言被后人称为“最幸运状元”、“最倒霉状元”、“最大悲大喜的状元”、“最奇特状”等。

要我说，这就是一个人的普普通通的一生。

补缺之前

百度“候补”两字，如此解释：“清制，没有补授实缺的官员在吏部候选后，吏部再汇例呈请分发的官员名单，根据职位、资格、班次，每月抽签一次，分发到某一部或某一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候补的人，早晚要当官的。但他在候补期间做的事，可以映射未来。我们来看两个候补县令的故事。

道光初年，江宁城内盗案迭出，久未破获。主管民政工作的藩司很着急，就找了八个候补县令，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分段去巡查街道吧。有吕、郭两位，凑成一班，带着十好几个仆人，半夜三更，浩浩荡荡地巡视起来。冬夜寒冷，途遇一个卖汤圆的，主仆人等立刻围住摊子吃起来，每人都出了一身透汗，好爽。食毕，吕大人一挥手，走。摊主追上来说，大人，还没给钱呢！郭大人说，你是替大清政府卖汤圆还是替你自己卖汤圆？爷是政府的，吃你汤圆是瞧得起你，打！仆人们一拥而上，把摊主揍跑了。吕大人说，这么晚了，盗贼是不能出来了。咱们找个地方耍一耍？众人皆说好。一众人走出半里地，黑魆魆瞧见一人正在巷口撒尿，便问，哪里有妓院？那人做了个手势，跟我来。将他们领到一个门口说，此中有全城名妓，可供你们享受。两位候补县令心内痒痒，赶紧敲门。一老者开门，看到一堆人，忙问何事。吕大人说，俺们巡夜劳苦，讨口茶水喝。老者恭恭敬敬令人奉上茗茶。候补令尝了尝，嗯，感觉有股娇滴滴的香味。终于按捺不住说，把姑娘请出来吧，俺们哥们儿要一亲芳泽。老者惊问，你们哪个单位的，怎么说话呢？郭大人答，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妓院就要有妓院的规矩。别假惺惺啦！

老者大怒，呼来仆役擒住这几个火星人，送往官府。原来，老者乃江苏总督的心腹幕僚。刚才在昏黑中没有看清，引他们来此找揍的人，正是那个卖汤圆的小贩。

我就想啊，这些候补官员补缺之后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可能不会这样明着欺行霸市、寻花问柳了，坐在主席台上训话时大概也要讲讲和谐社会理论，骂一骂贪污腐败什么的。但骨子里呢？前几天吃饭时，酒桌上一个掌点实权的小官僚大喊服务员。服务员动作慢了点，小官僚立刻破口大骂，搞得我们好没面子。小官僚接受过“三讲”教育，参加过各类评比，表现都不错，据说前途无量，很快就要升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算个重要候补干部吧。我不相信他到了更高的岗位上就会凤凰涅槃，破茧而出，他的本质不会改变。因此，在提拔一个人的时候，看看他年轻时干了些什么、私下里干了些什么，不算多此一举。

河东河西

清朝名臣何桂清，据说出身低微。当年，他的父亲给昆明知县王燮当门丁。王燮的长子名王有龄，风流倜俛，豪爽仗义，却不爱学习。何桂清给王有龄当陪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十五岁时写的文章，老辣成熟，别人无法改动一字。何桂清想参加科举考试，但苦于没有户籍。昆明本地士绅看他聪颖异常，将来或许有出息，就千方百计挪用了一个户口给他。何桂清不负众望，过关斩将，十八岁时进人翰林院。翰林院是什么地方啊？——后备干部培训中心。而此时的王有龄，因为学业无成，在家待岗，父亲花钱给他捐了个官，方进人公务员序列。二人差距就此拉开。才俊不问出身，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

何桂清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1854年任浙江巡抚，成了封疆大吏，时年三十八岁。三年后，又因与太平军作战有功，被提拔为两江总督。此时，王有龄刚刚费劲巴力地由杭州知府转迁为江苏按察使、布政使。一步落人后，步步落人后，又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浙江巡抚死于太平军手中以后，何桂清保举故旧王有龄补缺。咸丰皇帝在何桂清的奏折上连书“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九字，犹豫不决，未置可否。何桂清没得到答复，再次上书请示。咸丰批示道：“你只知道有个王有龄吗？”何桂清发狠回复：如果王有龄不称职，请治我乱保之罪！我打包票，出了事我兜着！有了何桂清的力荐，王有龄终于如愿以偿。

当年的大少爷，庇荫于曾经的小厮门下，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860年3月，太平军采取围魏救赵战术，攻破江南大营。驻守常州的何桂清收拾东西准备溜走。当地百姓听说后，集体跪到大营门口，请求他与百姓共存亡。何桂清见状震怒，开枪打死打伤若干人，杀出一条血路，逃往上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命人逮捕何桂清，以临阵脱逃罪将其处死。第二年，太平军进逼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偕同将士们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坚守了两个月。城破之日，王有龄自杀身亡。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感叹其勇，厚殓其尸，派人护送棺木返回其故乡福建。

被举荐者没辜负上司，举荐者自己反而没挺住。一个成了逃兵，一个成了英雄，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匾额背后，定有猫儿腻

清光绪七年（1881年），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事——正阳门外鲜鱼口，新开了一家永顺乾洋货铺，而这家洋货铺的招牌出自崇勋之手。崇勋乃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一名国家高级干部，给一个街头小店题写匾额，观者都以为不伦不类。更有甚者，永顺乾开张那天，崇勋穿着官服亲自去道喜，与店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旁边围观的人指指点点，说什么的都有。

不久，给事中邓承修上奏皇帝，认为崇勋行为卑下，有辱朝廷脸面。皇帝批示广寿和阎敬铭査访此事，调查结果是，情况属实，撤职査办。

这样的事其实在今天也不鲜见。报章曾多次报道过，某些洗浴中心、按摩院开业的时候，外面挂了很多这个局、那个部恭贺开业的条幅，摆放着这些单位赠送的花篮。但在接受采访时，相关单位又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不知情，是店方冒名。其实谁都知道，若无这些行政部门的头头脑脑们默认，哪个店家敢毫无来由地打他们的旗号？为什么独独是你们单位而不是其他单位？想来，这些行政部门也认识到了此种行为的不妥，否则不会极力推脱。

从古到今，大家都对行政部门、政府工作人员与商家的接触怀有警惕，所为何来？很简单，这背后有利益纠葛。商家开业，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是要和其他企业竞争的。行政部门必须为全体商家服务，而非厚此薄彼。大张旗鼓地给某个商家送花、送匾、题字、去“捧场”，为他们“背书”，这对其他商家就是不公平，尤其像按摩院、洗浴中心等毁誉不一的纯服务类行业，就更为人垢病。据说，崇勋在任上时，曾多次受人之托干预政事。都察院的职责本是监督不正之风，弹劾不法官员的，都察院的领导却亲上火线，带头破坏制度，岂能让人安心？不过，政务人员在内部互相请托，已成官场潜规则，大家似乎也见怪不怪，而他们与商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这就突破公众的承受底线了，难怪要引起风波。

在政务人员与商家的交往中，刚开始时，多数情况是后者主动。由于制度的原因，行政人员手里不仅掌握着稀缺资源，还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他们稍有侧重，商家的利润就会成倍增长。根据吴思的“血酬定律”法则，即使手头没有资源，他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干扰商家正常营业，大量消耗掉商家的利润。商家为了获取资源，或者为了少受损失、息事宁人，就不得不交结政务人员，以利益为诱饵，先和对方交朋友，建立联系，再与其套关系，试探底线，接着送以金钱、豪宅、美女等，一步步拉其下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关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先是政务人员傲视商人，再是双方平起平坐，最后是政客看商家的脸色。政务人员用自己所在单位、部门的名义给商家送牌匾，便是浮上水面的行为。私下的“照顾”已不足以表达他对商家的“关心”和“抬爱”，他必须明目张胆地张扬出去才能讨好商家。打个比方，娼妓诱惑男人，双方勾搭成奸，这本是见不得人的事，但双方交换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紧密，渐渐地，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这已是人之常情，大家也应该认可他们的关系了。所以，公众如果凭直觉发现某些明面上的行为不合理，只要敢于用心去查，一定能发现背后的猫儿腻。就像那位抽天价烟的房管局局长，你一个人的工资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烟？同理，你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局、部、委，凭什么给一家洗浴中心送花篮？

富勒浑在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封疆大吏，家中日进万金，吃喝用度，均豪华无比。后来，富勒浑因贪污被査办，穷困潦倒，不得不到集市上去乞讨为生。王公大臣皆避之犹恐不及。唯大兴人朱挂怜悯他，每次他去讨要，朱挂多多少少馈赠他些衣物。有一次，富勒浑趁朱珪不在屋子里，把一个镜子揣到了怀中。朱挂四处寻找，不见镜子，问仆人，方知是被富勒浑偷走了。富勒浑的行为，已非“人穷志短”，早在任上时，他就已经毫无自尊，人格尽失。从崇勋到富勒浑，从商人的奴仆再到大众的盗贼，只是一步之遥。

今年，谁让我撞墙

清朝旧制，优待满人。因此，满人比汉人做官的途径要多。只要有门路，总能混个差事。但是，行政部门的岗位需要有一技之长，把这些目不识丁的货安’排到那儿，大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想来想去，就让他们去当御史吧。御史是言官，可以弹劾腐败的官员，也可以提点建设性的意见。虽没有实权，待遇却不错。最主要的是，言官没有硬指标，愿提意见就提，没意见就回家待着去，反正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他们不过是混口饭吃，谁还能指着他们真的搞出什么好点子来。因此，满族御史位髙人轻，为数众多而可忽略不计。

不过也有不服气的。拿着当局的俸禄，不闹出点动静来，心里就刺挠。甲午战争期间，有一天早朝，王懿荣（大学问家，是最早发现并研究甲骨文的人）发起了感慨，唉，这个世道，非得檀道济出山才能拯救时局啊！檀道济乃南朝刘裕手下的战将，曾辅佐刘裕父子，立下赫赫战功。王懿荣此言，实暗指董福祥。董福祥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享有巨大声誉。王懿荣将董福祥比做檀道济，可见其对董福祥评价之高。

这时一个满族御史颠儿颠儿地凑过来问，王大人，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写给他看。御史颠儿颠儿地跑了。第二天，光绪皇帝得到一道奏折，请求迅速起用檀道济。

光绪好不火大，心说这都什么人啊。打开看第二道奏折，是另外一个满御史提的建议：臣闻日本的东北有两个大国，一为缅甸，一为交趾，地域广大，数倍于日本，日本畏之如虎。请派一能言善辩大臣前往两国，订立协约共击日本，一定能反败为胜！

谁告诉你缅甸在日本东北？你会乾坤大挪移啊你？谁告诉你缅甸越南比日本大？谁告诉你日本怕缅甸？我看就派你去得了，你到日本东北给我找找缅甸！以前的御史，上书时还找人代代笔，这俩家伙，也不知哪来的信心，自己就下笔如有神了。光绪抓狂得紧，连呼我要撞墙，我要抽人，揍丫的！革职查办！恭王奕沂在一旁劝他，皇上啊，息怒。这都是咱们自家人，宣扬出去，满臣就更让人轻视了。

光绪一想，可不是。唉！只好咽下一口气。

光绪已经死了一百多年，无须再为这样的颟顸之徒撞墙了。今天的人们撞墙，大多是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有人建议把石家庄改名为“冀都市”，有人建议将“人民币”改称为“中华元”，说是有利于实现国家统一，有人建议设立“学士后”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不就是混口饭吃嘛，老实待着得了，跑出来吓人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回扣

在火车上遇到一包工头，他自称是修路的。我说，修路挣大钱啊！他说，能挣到小钱就不错了！问其原因，答曰，打个比方吧，十块钱的成本，也就是两三块钱用到路上，还规定我们保证质量，我们怎么能保证质量？我提出了很多疑问，比如，可以工程招标，有监理人员，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流程等等。他哧哧地笑了：你认为管用吗？层层扒皮到什么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

既然难以想象，我就从史料中找点证据，帮他算一算吧。清朝时，京城中的工程，都要先派勘估大臣调查。勘估大臣带着不同级别的随员，前呼后拥地来了，结果自然是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修建；朝廷接到申报表，派出承修大臣修造，同时派出监督委员进行审核。整个程序似乎十分完善。但是，采买木料必须去承修大臣指定的木场，价格也由承修大臣敲定。漏洞出来了，因为采买价格不是市场价格。木场卖出十块钱的木头，承修大臣得三块，监督得一块，勘估大臣得一块，其随员得半块，两位大臣的衙门书吏合得一块，经手者又得一块，木场实际只得两块半。由于领款程序烦琐，每次只能从户部领出一部分，一个工程需分期分批一年时间付清，除去中间损耗，木场实际得了两块钱。这样，木场要想不赔钱，两块钱的木头至少定价到十块。何况，他们还必须小小地赚一点呢。光绪年间，皇帝要到天津检阅部队，建造了若干临时营房，报销一百六十万两白银，李莲英一人独得七十万两。这样的成本，商家能不上调价格吗？人人都说商人黑，殊不知商人只是替官人背了个大黑锅。

有人说，我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给回扣，你能把我怎么着？当年，真有人这么做了。慈禧太后让内务府某大臣采买灯笼数百盏。该大臣自恃跟慈禧关系铁，没有一层层地交代下属去办，而是亲自到商店买来了。很多人少了揩油机会，灯笼的价格立即降下来，省了不少钱。该大臣很高兴。灯笼刚挂上，上面突然被抹了脏东西。慈禧经过时，有人说，这灯笼是谁买的，咋这么脏呢？慈禧大怒，叫人把灯笼全部砸碎，把采买大臣找来，让他一片一片地拾起碎玻璃，直到全部拾净为止。

本想给上司省钱，却落得如此下场，谁还敢无故剥夺别人拿回扣的机会？

如此看来，这些搜刮回扣的人都是坏蛋？也不一定。他们敢拿回扣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们权力和机会——定是给他们机会了。贪婪乃人之本性，一个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却白白错过，我的脑袋岂不是被门挤了？而把白肉、馒头放在饿狗面前，却告诫它们不要吃，跟它们讲道德，讲廉耻，这不是真傻，是装傻。

理想主义者的盟友

十多年前，某县城一些政府官员结拜为兄弟，被媒体披露后，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很多地方上的所谓基层干部，至今都是这亲戚套着那亲戚，关系网错综复杂。结拜弟兄的那些人当然不是因气味相投走到一起的，而是职位相近，利益相通，都怀着一荣俱荣的期待，绝没有一损俱损的准备。他们若读到曾国藩等人的故事，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

1855年，湘军统帅曾国藩遭到太平军的重创，连失武昌和九江，退居南昌，逼得曾国藩要自杀。其好友，也是他的幕僚刘蓉极力劝阻，救了他一命。在这最困苦的时候，郭嵩焘亦远道赶来安慰他。三个人诗酒唱和，谈天说地，暂时缓解了曾国藩的焦虑。为了报答二人，曾国藩告诉手下，刘、郭跟自己如同一个人，大营里的钱粮他们可以随便支取，无须汇报。刘蓉和郭嵩焘也真奇怪，几个月间未曾支取一文钱。

或问，刘、郭莫非是欲擒故纵，为追求更大利益才这么做的？官场上这样的把戏不是没有发生过。但刘、郭例外。谁都知道，在政界混，最大利益莫过于提拔升职了。而刘、郭二人和曾国藩也达成了一个协议：只为曾国藩效力，不求保荐。虽然你曾国藩一言九鼎，但不能推荐我们做官。不是我们不愿当官，别人推荐可以，你曾国藩不行。曾国藩欣然应允了。此后数年间，刘蓉、郭嵩焘先后官至巡抚，也算一方大员，真的跟曾国藩没一点关系。相反，李鸿章当江苏巡抚的时候，想把郭嵩焘调到自己手下掌管钱粮，曾国藩还去信说了郭嵩焘一堆毛病，希望李鸿章注意。

分析一下刘、郭的心理，不愿接受曾国藩的保荐，理由大概有三：其一，相信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真本事不愁加官晋爵，何劳曾国藩出手？其二，担心彼此的友谊变质，朋友就是朋友，不夹带任何杂质，我们跟你走得近，是心有灵犀，不是攀附你。其三，三个人都过于洁身自好，重名声胜过生命，宁可矫枉过正地回避，也不授人以柄、让人耻笑。后来有人如此评价曾和郭：“曾国藩中了圣人的毒，郭嵩焘中了曾国藩的毒。”一句话，他们互相理解，内心深处都有着坚定的信念：不拿公器许人，不以公共利益当筹庸。他们真心相信、崇拜圣人之道，而不是嘴上喊几声为人民服务就完事。

1874年，隐居在长沙的郭嵩焘忽然接到皇帝的起用诏书，命他进京就职。他在途经南京的时候，特意到曾国藩的祠堂去祭拜。在那里，郭嵩焘悲从中来，哭得一塌糊涂。此时曾国藩巳经去世两年，郭嵩焘一定是产生了知音难觅的巨大孤独。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情谊，永远是蝇营狗苟的利益纠结者们难以想象的。

秋扇摇风

左宗棠从当幕僚开始，一直升为军机大臣，在此过程中，从未给任何人写过推荐书。他的理由是：如果某人是个人才，我自己就能给他安排位置，何劳别人？若不是人才，推荐给别人岂不是害人？

福建有个候补知县黄兰阶，其父与左宗棠是故交。黄兰阶数年未得补缺，十分着急，跑到京城找左宗棠。左宗棠问明来意，说，在家有田不耕，有书不读，干吗非要做官？如果你肯舍官归家，我可以赠你十亩良田。指望我推荐你，没门！黄兰阶怏怏而出，四处溜达。在琉璃厂一带，见有人正模拟左宗棠的笔迹给人写扇面，心头一动，赶紧让对方给自己写了一幅，并标上“赠兰阶”字样。

回闽后，正赶上闽浙总督例行训勉。黄兰阶拜进后，一边摇扇一边回答总督的问题。时值交秋，天气凉爽，总督问，你太夸张了吧，外面好像没这么热。黄答，不热。我刚从京都回来，中堂大人是我父执，屡次接见，并赠写了扇面，我舍不得离身，时时带在身边而已。总督一惊，索扇面看了看，确是左宗棠的笔迹，遂记下黄兰阶的名字。回屋后，总督跟幕僚商量。幕僚说，大家都知道中堂大人不写荐书，给黄兰阶题写扇面，应是一种暗示。于是，黄兰阶迅速得到一个肥缺。

第二年，闽浙总督去京述职，顺便拜见左宗棠。对左宗棠说，您的故人之子黄兰阶年轻有为，我已给他补了实缺。左宗棠笑道，哦，这孩子呀！去年他找我写推荐书，我没写。如果有才，上级部门自然不会埋没。你看看，果不其然！好’好！像这种事不必跟我汇报，你们见机行事即可。总督一听，以为中堂大人另有期许，回去以后就把黄兰阶奏保为道台了。

有人说，黄兰阶是个骗子，把两位朝廷重臣都骗了。其实不然。你看：即使无意徇私，故人之子被提拔，左宗棠也明白对方是看了自己的面子，他要领这个顺水人情；总督虽一时被蒙蔽，但当初若真的是左宗棠暗示怎么办？岂不得罪了朝中大员？无论真假，都要当真的办。整个升迁事件，看似黄兰阶一人得利，其实总督也得利，左宗棠更没亏什么。反正国家体制如此，公共资源大家拿，谁要不拿是傻瓜。

媚粗

前清官场，有一种习惯，尤其是统兵大员，长官对属下若太客气，就表示不把他当自家人，而越不礼貌，挨骂越多的，就越会成为红人。自李鸿章以来，即成为莫名其妙的惯例，李中堂嘴中“贼娘的好好干去”，便是等于“慰勉有加”的口头语。（引自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三集）如果有谁忽然无缘无故挨了上司一顿骂，大家便会来祝贺他，因为这可能是升迁的前兆。

在大众心目中，李鸿章似乎不是个粗人。张嘴骂街，伸手打人，只有文盲将军们才做得出。李鸿章在文雅和粗俗之间选择粗俗，显然有自己的考虑。而他的下属们，似乎也很吃这一套，三天不挨骂，心里就没了底。李鸿章和他的手下通过骂或者不骂，来决定彼此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冲另外一个人笑，是向他示好；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是对他不满。这是常理。李鸿章们偏不，他们一定要粗门大嗓，咋咋呼呼，显出不拘小节的样子。互相拍着肩膀说，咱们是哥儿们，别来那些虚的，骂了就骂了，打是亲，骂是爱，越疼越拿脚丫子踹。我骂你是因为我稀罕你。他们不但这样做了，而且把这些规矩形成了定例。那么，他们真不在乎细节吗？看下面的例子：

张宗昌是张作霖的嫡系，前者喜欢赌博，张作霖天天供钱任他赌个够，张作霖对这个下属的喜爱可见一斑。一天，张宗昌从黑龙江驻地来沈阳拜见老帅，一入大青楼，就大大咧咧往大帅办公室里走，边走边喊：“老爷子，效坤到了（张宗昌字效坤）……”不料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张宗昌目瞪口呆，好在他反应快，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高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引自《汉武北洋》，李洁著）我们可以把该片段改写成这样的内心对话：

张宗昌：“老爷子，效坤到了（张宗昌字效坤）……”（我见了老家伙得亲热点，以免他对我产生戒心）

张作霖：“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兄弟了，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人，怎么能这样没规矩！都这样跟我没大没小，我还能指挥得了谁？但是，毕竟这小子已经做大了，换一种方式提醒他一下）

是的，张作霖满嘴脏话，似乎很不在乎小节，但实际上他很在乎小节，他可以跟你大大咧咧，你在他面前却要乖一点，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时时提醒你，你们之间有着严格的尊卑界线。无论李鸿章还是张作霖，和他们的下属之间，都在玩一种“媚粗”的游戏。大家在粗俗的外表下，实际上各怀心腹事，有着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虽然都以粗人自居，但他们谁都清楚自己在这个没有舞台的活报剧中所扮演的角色，角色的分量、大小，何时出场、何时隐身，何时开口、何时闭嘴，更是丝毫不差。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装“粗”？明明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的问题，却要退后一步来办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可以自我洗白。跟粗人相对应的词，是“细人”，是斤斤计较、小肚鸡肠、见利忘义、蝇营狗苟的同义词。粗人则是挥洒自如、大爱大恨、义重如山、坚不可摧的同义词。我是个粗人，你要是跟我不一样，你就是细人。我粗你细，首先在道义上就胜你一筹。

二、“媚粗”可以逃避责任。我是个粗人，我不懂得那么多烦琐的规矩。如果我错了，那是因为我粗，你不能和我计较。你跟我一个粗人计较，这有什么意思。责任即便在我，你也不能追究。有比我细的人，你找他们去呀！

三、可以遮羞。我骂了，我打了，怎么着？我心里不痛快就骂，我高兴了就唱。别跟我讲什么羞耻感，我是个粗人，羞不羞的我不在乎。我就是这样的表达方式。醉酒的人口无遮拦，恣意妄为，总能得到谅解，因此很多人都以酒遮脸；而以“粗”遮脸，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暂时的面具，后者却是长期的面具。

四、可以避实击虚。有些人总是一个劲儿标榜自己是粗人，那理所当然地只是一种策略，当不得真。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争斗，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既然争斗，无论粗人细人，都在绞尽脑汁地钻营。“媚粗”策略的特点是以退为进，先把自己择出来，打消别人的戒备心理。我业务水平差，皆因我是个粗人；知识浅薄，同样因为我是个粗人，我不跟你们争。但到了最后，我赢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使用了业务之外的手段，背地里对敌手进行攻击。乘其不备，致命一击，胜人于无声无息之中。

“媚粗”并非大智若愚，实际上是以粗为技。粗人们躲在粗的面具后面，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抢什么抢什么，该争什么争什么，决不耽误。我不知道，“媚粗”之术是否为我国所特有。“媚粗”，显然是对文明的反动，是对规则的摒弃，是对潜规则的开掘和加深，让不合常理的东西成为常理。面对那些披着“粗”的外衣，大行“粗”哲学，运用强盗逻辑来对付我们的人，不妨大喝一声：俺不吃你那一套！

雷人考官

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一直奉行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其实也是一种选才制度。你是不是人才，水平高不高，官僚说了算。因为考试的时候，由官员们批阅试卷，且一卷定终身。好在官员们多是通过考试进人政府体系的，文化基础不算低。但也有例外。清朝李伯元的《浦亭四话》中记载：合肥某秀才，是李鸿章的表弟。太平天国时，该秀才随军参战，累积战功，再加上表哥提携，很快当上了苏州巡抚。后来，分管教育的苏州学政回家丁忧，职位暂由巡抚兼管。考试时，这位巡抚大大咧咧坐在学政的位子上，一一点名。秀才们有不服气的，心说，论学问，你不也是个秀才吗？秀才选拔举人，够狠。于是赋诗一首：“号炮三声暖阁开，居然坐出学台来。若非得了长毛力，依旧庐州老秀才。”要不是借了太平军的力，你和我们一样啊！

这话当然是泛酸。其实，正经科举出身的考官也不见得靠谱。有一年，仁和县许姓官员当主考，因为文理荒谬，选出来的卷子乱七八糟，副主考每每与其辩论。许主考官不服气，以自己身份压制副主考。副主考气得要哭，于是集句成联：“天之将丧斯文也，我其能与许争乎。”两句分别出自《四书》《佐传》，巧妙地把“许”姓嵌了进去。

但许主考真的文理不通吗？未必。他圈点烂卷子，后面没准儿有见不得人的交易。当时考场上作弊成风，有钱有门路的才有机会考中。穆彰阿的儿子萨廉当广东考官时，录取了八十名进士，几乎都有潜规则的痕迹。

还有更雷人的考官。有位皇室宗亲当主考，大概是忙于东道主的应酬，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哪里有空细阅试卷？其他考官推荐上卷子来，让他圈定名次。到了发榜之日，他还一张没看呢。这位先生倒也不急，把所有试卷排在一起，随意抽取，边抽边填写，直到额满，大功告成。其他考官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有人偷偷写了副对联讽刺他：“尔多士论运不论文，碰；我老子用手不用眼，抽。”你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文章，不过是来参加一场随心所欲的抓阄活动。

这样选拔上来的考生再去当政务官、主考官，后果可想而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举制度曾被认为是最科学、最先进、最符合社会现实的选拔制度，但在施行过程中，逐渐变味了。自然，考官只是溃烂制度之一环，大环境不好，没法唯独苟求考官怎样怎样。

蝎虎

小时候，在我家的苹果园里，夏天的雨后经常看到一些蜗牛爬来爬去。我常想，它们真幸福啊，无忧无虑，只要人类不去伤害它们，它们就可以安度一生。后来，才发现这个判断不准确，它们也是有天敌的——一种叫做天牛的昆虫。据说天牛蜇它一下，它就会中毒而化，成为天牛的精美流食。世界之小，谁被谁吃掉，都是说不准的事啊！

《庸盒笔记》（清人薛福成著）中记载了壁虎斗蝎的故事。一只壁虎和一只蝎子狭路相逢，蝎子没有眼睛，看不清路，愣头愣脑地往前走，壁虎故意用尾巴去拨弄它。蝎子大怒，猛力去蜇。壁虎的尾巴圆转光滑，刷的一下躲开了，蝎子则把毒针刺到了自己身上。这下，蝎子更怒，非要刺到壁虎不可。它摆着毒针转圈找寻敌人。壁虎再用尾巴挑逗它，蝎子再刺，壁虎迅速躲过，蝎子又刺到自己身上。如是者三，蝎子活活把自己刺死了。于是，壁虎咬开蝎子的身体，将里面的肉吃光，只留下一个空壳，在微风中慢慢飘去。壁虎以蝎子为食粮，即用此办法制伏蝎子，真个是屡试不爽。

乡下人又把壁虎称为蝎虎，大概是因此而来吧。

你是贵族吗

辜鸿铭自幼游学英伦，经常与西方人碰撞和交流。有一次，辜鸿铭和朋友探讨起人的贵贱问题。朋友说，我们西方人也有贵种、贱种之分，你能分辨吗？辜答，不能。朋友说，这些年很多西方人到中国去，有人寄居数年，体质没什么变化，状貌依然，这就是贵族；有的到了中国不几年，便胖大肥硕，走路困难，此乃贱种。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食品比西方便宜数倍。低贱的人们因为得来太易，便大量购买，敞开肚皮饕餮，不久就大腹便便了。而贵族能够悠着来，知道适可而止。

由是，辜鸿铭想到，自己读书时，在街上看见一人，坐在高轮马车上，英俊潇洒，满身花团锦簇，衣服边缘绣着金色的条纹。不一会儿，一个衣着陈旧的人走出屋子，也坐到车上，接缰在手，扬鞭而去。辜鸿铭到学校后，告诉老师，自己一大早就碰到一个煊赫的贵族，如何如何洒脱。老师听完他的描述说，孩子你错了。很明显，那个衣着鲜亮的，是仆人。衣着简朴的，是主人。“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贵人打量别人，他自己穿什么样没关系；仆人要取悦于人，必须一板一眼。这话现在容易理解了，到高档酒店门口去看看，服务生个个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以上两个例子，似乎在说，贵族的范儿应该是“不变”：无论外物如何转换，但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还有个现代的例子为证。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一个中国人到俄罗斯朋友家里做客。主人困窘到只能端出两个烤土豆，一小撮儿果酱。但是，桌布洗得一尘不染，玻璃杯擦得程光瓦亮。往那儿一放，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是的，穷归穷，但气势没倒，巍然屹立着！

不过，坚持自我的就百分百是贵族吗？也不尽然。辜鸿铭说，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以前，不过是乡间一个无赖。不久暴发，成为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后来解职归乡，又大肆圈地，穷奢极欲。“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其实袁世凯身上也有坚持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物质的过度攫取。由此可见，“不变”是贵族的先决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真正的贵族气质应该是“就高不就低”。但问题又来了：什么是髙，什么是低？有没有一个全民公认的标准？反正在我们目前，标准实在太混乱了。如果贱种就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为高贵，就把随地吐痰、香车美女当成贵族的生活标准，别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十代八代也没戏啊！

清末，一举人外派山东当县令。晋见顶头上司时，忽然问道：“大人贵姓？”见面前连人家姓什么都不打听打听，太雷人了吧！上司按捺住惊骇，答曰，姓某。又问，百家姓里好像没这个姓。答曰，我是旗人。又问，您在何旗？答曰，在正红旗。县令摇头道，正黄旗更好，为什么不在正黄旗？上司终于愤怒，反问，你是哪里人？答曰，广西人。上司说，广东更好，你为什么不是广东人？

即使对话的不是上司，是个普通朋友，新任县令的提问也有失得体；即使提问者不是县令，是个平民百姓，他也足够颟顸无礼。

请注意，笔者这两个“即使”，内心里已经把官员和平民分开了，艮P，认为他们应比普通人更知书达理一些，品位更高一些。尽管神化“父母官”的时代已经过去，可很多人还是存有一分期待。然而，事实总是一次次打破这种期待。

《满清官场百怪录》中记载：有位县令在任十二年，毫无政绩，唯有手段逢迎领导。一次，他的某个同乡到该地来任知府，知县高兴得直蹦。第一次拜会时，竟在门口跪倒，以膝盖为腿，行至堂下，叩头上百个，脑门上大包累累，然后爬至知府腿间，从袖子里掏出若干金条，放在椅子后面。其卑琐面目，令人不堪。而当年成克杰主政广西的时候，一位厅级官员，去给成克杰拜年，也是进门就下跪，与此何其相似乃尔！

直隶某县令，到任后访知皮货商人张某是自己同乡，经常与其饮酒厮混。一个夏日，该知县酒后返回，坐在轿中脱了上衣，高唱山西梆子，手舞足蹈。街上行人围拢过来，像看耍猴一样，观者如堵。想想现今一些高官酒后的表现，声称自己是某某部派来的，动动手指头就要别人的命，又何其相似乃尔！

官员的道德素质非但没因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提高，甚至在下降，只是一般老百姓见不到。我所在的省里，有一位高官，在包房中和两个小姐“双飞”时被抓获。这件事已见诸正式报道，不用藏着掖着了。此前很长时间就传言他正被调查。一个如此处境的人还这样嚣张，平时的状况可想而知。

为什么还对他们抱有期待呢？主要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状态中，他们素常日子里干些什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见到他们，都是在电视或者报纸上，视察、批示、指导工作，一本正经、冠冕堂皇的样子，怎么看都应该比一般平头百姓高尚。及至案发，蔫头聋耳，垂头丧气，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天上地下，瞬息之间，反差实在太大，难怪老百姓要跟着一惊一乍。我想，如果让官员们生活透明些，让人可以平视其真实的一面，就算有点事，也好及时踩他们的刹车。他们最后的下场亦不至于这样悲惨，老百姓的纳税钱更不至于损失这么多。

威妥马

威妥马在清末相当有名。他是英国驻中国大使，在中国多年，代表本国利益跟大清朝的决策者们频繁打交道。为时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如下：同治年间，威妥马在总理衙门跟中国的大臣们交涉一个问题，双方各不相让，威妥马忽然发飙，啪啪直拍桌子。总理衙门的小马仔唐廷枢站起来，挥着拳头说：“威妥马，你想怎么样？”威妥马大怒：“哪来的小鬼头，敢直呼我的名字？”唐廷枢说：“这是什么地方，容你随便拍桌子！就你这样，休想让别人跟你讲礼貌！”威妥马气焰顿消，乖乖地坐下来继续谈。后来有人问唐，你怎么敢得罪大使。唐答，我在欧洲多年，了解他们的习俗，在公堂上拍桌子是非常不妥的行为，他有过在先，不敢跟我较真。

这个段子似乎可以证明两件事：其一，弱国无外交，威妥马跟中国外交大臣们叫嚣，应是一种常态。中国人不敢与其硬碰硬，偶尔出了一个唐廷枢，立即成了异数，被广为传颂。其实这件事后，唐廷枢很快就被解除了职务，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决策者对威妥马的忌惮。其二，威妥马尽管嚣张，但还是尊重规则和公理的，有起码的文明底线，若是一味恃强凌弱，就不会畏惧唐廷枢的据理力争。

威妥马曾代表英国和李鸿章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增开四个商埠，开放长江通航权，允许英国连通北京经西藏到印度的路线。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投靠洋人，引领八国联军进人圆明园；半伦还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威妥马做妾，威妥马欣然笑纳。

威妥马跟人谈到中国的外交时说，那些总理衙门大臣，都像喃喃学语的小孩子一样，揍他，他就会哭；抚摸他，他又会骄纵顽劣。左手揍之，右手轻抚之，乃是对中国人的外交之策略。此话当然会激怒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想想当时那些酒囊饭袋一般的外交人员，除了吃喝玩乐，争权夺利，连基本的业务都不懂，也只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从威妥马的角度看，全力为自己国家的权益拼争，他做得没错；言语之间小瞧中国外交人员，他也没有说错。

威妥马发明了拼写法来拼写汉字，给外国人使用（后世称为威妥马拼写法），为中西文化交流亦做出了贡献。

如果当时中国当政者和外交人员都像威妥马一样，老百姓何至于那么苦。

柔软

清末。北京。西河沿西头有一民家，住着寡妇孤女二人。女儿将嫁，置办了一些嫁妆。到了晚上，忽然听到外面有撬门声。闹贼了！怎么办？两个妇道人家岂堪一击？母亲急中生智，对女儿喊道：“外间有响动，莫非是你舅舅又来了？你舅舅总以为我有积蓄，不知我孤儿寡母之苦！既然来了，也别让他空手回去，把你的新嫁衣掷给他吧，多少换点赌本。”贼没有言语，拿着衣服走了。第二天夜晚，忽又听到翻墙越院的声音。母亲大呼女儿：“你舅舅怎么三番五次来，这么不体谅人！”说着哭起来。贼在窗外说：“不敢再扰，我是来还账的。很抱歉，前日多有冒犯！东西放在外面，我走了。”第二天，母女俩看到台阶上有个包裹，里面是女儿的嫁衣，还有二两纹银，标明是道喜钱，没有落款。

请原谅我的滥情，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轻轻地、轻轻地柔软了一下。

南横街堂子胡同有一所宽敞的住房，但因经常遭窃，久无人居。一个王姓京官，因清廉家贫，贪图房价便宜，就租了下来。夏日的深夜，王某独坐棚下纳凉，忽见屋顶上火光一闪，如火刀击火石状，接着，屋上人说：“火绒用完了。”俯视下面有人，以为是更夫或厨子，便跳了下来。当时风俗，此类下人多与贼人相通。贼人悄声问：“朋友，赏个火抽袋烟。”王把纸捻递过去。贼问，“你家主人睡了吗？”王答：“我就是主人。”贼大惊：“小人该死。”王说：“没事没事。夜深不成寐，正好咱俩唠唠嗑。”两人于是聊起来，且越谈越投机。贼人感慨道：“王老爷如此清苦，我会告诉弟兄们，以后决不来骚扰。”王称谢，拿出一张票子送给贼人说：“无以为敬，一杯茶，一千钱，可以吗？”贼坚持不受。两人再三推让。王说：“钱不多，给你开个张而已，别嫌弃就行了！”贼拜谢而去。自此，王宅即使夜不闭门，也从没失窃过。

设若王某家财万贯，贼人还会不会这么客气呢？在他们心中，或许也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吧。

北京有一种搬运工，名曰“掮肩”。谁家搬迁，或者往婆家送嫁妆，都找这些力工来。掮肩把扁担放在肩窝里，置方桌、椅凳于其上，稳稳当当，行走如风。累了，掮肩们就放下扁担坐到路边抽烟喝茶，甚至到茶馆里歇一会儿，根本不用担心财物丢失。据说，有的惯偷看见掮肩，还会给他们搭把手，助其抬卸。人问其故，掮肩答道，这些货物一上我的肩膀，就不能有任何闪失。以我们的身份和家底哪里赔得起？小偷们都明白，他们要是偷了掮肩的货物，一定会害掮肩们倾家荡产坐大牢。因此，他们不会这样做。

是的，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柔软了一下。仿佛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我把这些故事捧在手心，以之取暖……

从义和拳到专家

清末义和团运动时，有两个领袖人物，一是张德成，一是曹福田。两个人何以成为领袖？《拳变余闻》中是这样记述的：张德成是河北白沟河人，靠一叶小舟渡人生活。当时义和拳已经蔓延到静海县独流镇，无论大人小孩儿都以练拳为荣。这天，张德成看到几个儿童在街上比画，不由冷笑起来。别人责问他为什么笑，张说，我给你们看看什么叫神拳。说着，拿出一张黄纸，裹住一根秫秸（玉米秸秆），扔到地上说，你们把他抬起来。几个大汉上前，居然抬不动。于是，众人拜张德成为大师兄。各地的义和团也慕名来投靠，独流镇遂成义和团的中心。直隶总督裕禄闻讯，命人用八抬大轿把张德成抬来，设宴款待。席间，张德成忽然“睡着了”，别人叫他，他也不应。俄而伸了个懒腰，从袖子里拿出一些洋炮的零件，说，我的元神刚才去了一趟敌阵，这就是我的元神偷来的，敌炮废掉了。裕禄一听，崇拜得五体投地。

曹福田是静海县人，退伍兵，嗜食鸦片。义和团兴起时，曹福田和众人一起登到土楼上，他忽然问，租界在什么位置？当地人说，在东南方。于是曹福田跪地向东南方磕了几个头，徐徐站起，说，洋人的楼毁掉了。刚说完，东南方向浓烟滚滚。众人大惊，立即拥曹福田为首。

《拳变余闻》的作者说，曹福田磕头时，正赶上河东一带居民家里起火，众人远远望去，以为是租界起火，真是巧儿他爹打巧儿他娘——巧儿极（急）了。对于张德成的骗术，作者没解释。但事先在袖子里装两根铁管，愣说是敌炮零件，似乎没什么技术难度。至于扔根秫秸几个大汉都抬不起来，应该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以神化其领头人。

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他们怎么骗人，而是行骗之后，心里都在想些什么。一般骗人成功后，大致有三种反应：一种是扬扬自得，鄙视受骗者，暗骂这帮傻蛋；一种是擦去一头冷汗，庆幸顺利过关；再一种是摇头悲叹。因为语境荒唐，骗人者非得以这种方式才能进入主流话语圈，人们也才肯相信。〈〈拳变余闻》中，作者刻意把当事人描述成只会行骗的社会渣子，让人以为他们会是第一种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把义和拳树立成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让人以为他们会有第三种反应。要我看，两种态度都有偏颇，张、曹不过是两个凡人，第二种反应才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一般正常人的反应。就像今日电视上的某些所谓专家们，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坏种，故意哗众取宠，还会笑话别人受骗；有人则认为他们其实很有内秀，但说深了老百姓听不懂，只得拣好听的说。我却一相情愿地认为，人哪能那么坏呢，又哪有那么好！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凡人，在电视上见机行事，乱侃一番，偶尔被他们说中，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惊奇，回家之后没准儿要喝两杯酒庆祝一下。

不过，所谓专家们和张、曹一样，都明镜一样知道自己在瞎蒙。见人们相信了，便自我膨胀，认为自己真的多么了不起。义和拳失败后，张德成带领几个人逃跑到王家口一带，命当地盐商王某招待。王某摆下酒席后，张德成很不满，说，这都什么呀，根本没有能吃的东西！一脚踹翻了桌子。村民气愤不已，打跑了张德成的随从。张德成赶紧下跪求饶。村民说，你不是自称可以避刀枪吗？来试一试！乱刀砍下，把张德成剁成了肉酱。

向敌人告状

敌人来犯，大兵压境，我们该怎么办？鬼都知道，全民奋起，同仇敌忾呗！但是八国联军进犯中国的时候，却有那么一些人，似乎明显“不顾大局”。

先是，驻守通州的将军听说八国联军就要到了，十分恐惧，打算逃跑。但下面还有无数官兵呢，他们怎么办？安徽人方长孺跟将军是亲戚，他表示，自己可以暂时代管军务。将军一听，非常高兴，跟朝廷打了个报告就跑了。方长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告诉手下：弟兄们，遍地是财宝，你们愿意拿什么就拿点吧！官兵们一听，个个都竖大拇哥：还是方将军体恤下情！他们毫不客气，端刀架枪就向当地百姓下了手。烧杀掳掠，抢人抢物，比传说中吃小孩肉的洋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百姓恨坏了，但又拿他们没办法。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救星八国联军。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到驻地报告清兵的藏身之地。洋兵集合在一起，围而歼之。

再是，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以后，部分义和拳兵卒避往京郊翠微山附近的焰光、灵光两寺。在寺内，义和拳兵卒听说附近某村民韩某家里非常有钱，命他赶紧筹集钱粮送来。韩某说，一万钱实在太多了，一时凑不起来啊，能否酌情减免一些？兵卒们说，这怎么行？我们为国卖命，你却舍不得这点小钱，看来是不想活了。说完一刀砍过去，韩某人头落地。韩某的妻子闻讯，哭天抢地，声称要到官府控告这些土匪。有人告诉她：“现在兵荒马乱的，谁管你这些闲事？别说官府巳空，即使有人，也没人敢跟义和拳讲道理。要想报仇，还是找洋人吧！”于是，韩某的妻子进城告状，说翠微山的义和拳无辜杀人。联军行动神速，马上赶到，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人解决了。以上两件事见诸《都门识小录》。

或问，十个指头尚不一般齐，扰民的只是少数吧？且看当时被慈禧委任“办武卫军事务”的李秉衡的奏疏：“……军队数万充塞道涂，闻敌辄溃。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未所见。”官兵抢劫，连久经沙场的老将都瞠目结舌，可见其恶劣程度。接受职务不到两个月，李秉衡就绝望自杀了。名臣袁昶也说，义和拳十万人攻打仅有四百人的外国使馆，二十多天打不下来，而“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

军纪败坏至此，别说失利，就是亡国也不意外。当年八旗军以区区十二万兵力，打败数百万明军，就是因为明军对待百姓比对待敌人还残忍。老百姓才不管你是什么政权呢，连生存权都受到威胁了，还讲什么虚妄的春秋大义，要遵守，手握重权的人先遵守吧。风水轮流转，清军最后也因失掉民心而败亡。难道谁都躲不过这个怪圈吗？

末代衍圣公的母亲是被毒杀的吗

1．孔德懋笔下的母亲

山东曲阜的孔府，世代居住着孔子后裔。从宋仁宗年间到1935年，他们一直沿袭“衍圣公”的称号，由国家供养。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最后一代衍圣公是孔德成，生于1920年，2008年在台湾去世。

孔德成的父亲孔令贻娶妻陶氏，一直没有生养。为繁衍后代，孔令贻把陶氏的陪房丫头王宝翠收为侧室。王宝翠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孔德齐、孔德撤。1919年，孔令贻的岳父（即陶氏的父亲）去世，孔令贻赴京吊唁，不料突发背疽，生命垂危。临终前，孔令贻留下遗言给逊帝溥仪和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称“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如或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

也算王宝翠争气，第二年正月初四，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儿，这就是孔德成。然而，此后十七天，王宝翠猝然去世。1982年，孔德成的二姐孔德懋出版了一本书——0L府内宅轶事》，在《我的父亲母亲》一章中，以上万字的篇幅，详述生母王宝翠的身世及其“被害死”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一时轰动海内外。

文中说，王宝翠是河北遵化一个穷困农民的女儿，从小被卖到陶家当丫头。“那陶氏在北京她的娘家时，就一贯对我母亲打骂虐待，来到孔府当上了浩命一品夫人后脾气更大。我母亲被收房后，因为父亲对母亲感情很好，陶氏的凶残暴虐更达到了空前程度。在寒冬腊月，父亲离开曲阜后，（陶氏）常常命母亲全身脱光，跪在地上，用皮鞭抽。她有一种专门用来打母亲的皮鞭，一根半尺长的木柄，头上并排钉着好几条皮鞭。拿着木柄抽一下，身上出现好多条鞭痕，陶氏就拿着这鞭子抽我的母亲，直到她自己筋疲力尽为止，还要我母亲给她磕头致谢。”更有时候，陶氏什么也不为，好像只是作为一门必修课似的来打骂宝翠。有一次，陶氏要去济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想想还有什么没做的，想起来了，还得打一顿宝翠。于是把宝翠叫起来，打完后才去上火车。

宝翠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孔令贻经常在外，陶氏在孔府任意折磨宝翠，就是在怀孕期间也照样打骂她。后来一个亲戚告诉孔德懋：有一次陶氏又打宝翠，老妈妈们怕打坏了，可又不敢管，就跑去找孔德懋的大姐孔德齐，德齐刚四岁，老妈妈们要她进去夺陶氏的鞭子，夺不过来就扑到母亲身上，德齐照办了。宝翠跪在地上，德齐紧紧搂着她，那时也不知道是自己的亲娘，只是叫她“二妈”，而且又是个小小的孩子，自然不会有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宝翠来说，她也许到死都不会忘记的。

孔德懋做了母亲之后，每当儿女们亲昵地偎依在膝前，她便想起自己的母亲。宝翠做孩子的时候，离开了母亲，而做母亲的时候又离开了孩子。“在母亲生出我们之后，立即被割断了任何联系。我们被抱到陶氏房中，按照陶氏的吩咐，由乳母照料。从此，陶氏成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称呼陶氏为娘，称呼自己的母亲为‘二妈’。在我们的家里，‘妈’不代表母亲，是对结过婚的女仆的称呼。我们的母亲虽然近在咫尺，她也不能走到我们跟前亲吻抚摸我们一下，甚至连用爱抚的眼光看我们一眼也不行。只能低眉顺眼地恭立在我们面前，和别的仆人一样称呼我们‘大小姐’、‘二小姐’。这时她是什么心情呢？她直到喝了毒药临死的时候还想着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却从来没有接近过我们”。逃荒、被卖、挨打、毒死，这就是她一生的道路。

亲戚和本家中看到过宝翠的人很少，陶氏不准她见人。宝翠到孔府十多年，几乎从没见过亲戚本家，所以亲戚本家对她印象都不深。平时宝翠一个人单独吃饭，她自己到厨房去取。厨房的老师傅能看见她。老师傅后来跟别人说，王姨太高个子，梳着“姑头”，说话很温和。内宅的老妈妈们，像王妈妈、金妈妈、朱妈妈、张妈妈等，对宝翠很好，很疼爱她，亲切地叫她宝姑娘。而陶氏对待宝翠的这些事，也只有内宅的这几位老妈妈知道。内宅外的几百名仆人和十二府的本家们是不清楚的，时间久了，风言风语的虽有些耳闻，可毕竟无真凭实据。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

“在我逐渐懂事以后，我从我的乳母王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低声讲述中，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知道了母亲的许多事情……尽管我们是从别人的描述中才知道了自己的母亲，但在我们心灵深处，还是自然地呈现着人类美好的天性，固执地保存着对母亲的爱，母亲善良优美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大姐、小弟一起谈论过，将来如有可能一定要为母亲重修坟茔。虽然已经再也看不见母亲了，但是如果把她的坟茔修好，也就使我们做儿女的心里平静些。”孔德懋写道。

2．宝翠之死

王宝翠生下孔德成十七天后的晚上，陶氏突然端来一碗汤，说宝翠睡觉时打哆嗦了，逼着她喝下去。这种反常行为，引起了宝翠的警觉，宝翠很了解陶氏的为人。一个姓唐的老妈子自称是当时的目击者，她看到宝翠跪在床上哀求陶氏说她没病，不用喝药。陶氏当然不答应。宝翠被迫喝了下去。唐妈妈一直守在她床边，心里很难过。宝翠对唐妈妈说，我活着也没什么好日子，我倒不怕喝这药，我就是想孩子，想看看孩子。

据说那天陶氏给宝翠喝的是穿山甲，产妇服用后即大出血不止，直至死亡。而负责买药的是陶氏的心腹本家孔心泉。宝翠暴亡以后，陶氏放出话说，她是产后受风死去的，在分娩后由产房移到里间屋的床上时受的风。

陶氏为什么要毒杀宝翠？孔德懋说，“在‘母以子贵’的封建家族中，‘小公爷’的出生必将抬高母亲的地位，这是陶氏所绝不能容忍的。”

因为宝翠死得离奇，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议论，但本家中没有一个人出头说话。孔德懋分析：“当然，不说话的原因很多，在偌大的家族中，也许是有敢于说公道话的人而又苦于没有证据，对这样的人也无可非议。至于那些在小弟出生前忙于争权夺势想在袭爵上捞一把的人，他们由于衍圣公的继承已成定局，对于我母亲的悲惨结局是无所谓的。”

但是在孔府数百名仆役之中，还是站出来一位“义仆”。宝翠死后十多天，一个听差的跑了。头天晚上还有人看见他干活，第二天早晨就不见了。他孤身一人，无钱无势，竟从曲阜跑到省城济南状告陶氏。而省政府居然答应调查。原来，那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第二年，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省政府内的“反孔派”希望借这一事件打压“尊孔派”，于是派人到孔府査案。陶氏吓坏了，将买药给宝翠喝下的孔心泉推到前台。被逼无奈的孔心泉担心株连全家，只好吞鸦片自杀了。省政府以“一命抵一命”匆匆宣告结案。陶氏由此逃脱追査。

孔心泉服毒自尽后，陶氏特意去他家吊丧。孔心泉老婆说了些很难听的话，陶氏这位一品夫人在众多客人面前狼狈而去。

3．宝翠死后的是是非非

孔德懋讲述的这个故事，引起了亲弟弟孔德成的不快。孔德成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在台湾大学任教，后来还做过“考试院院长”。1982年，孔德成写了《吾家大事》一文反驳二姐。孔德成说：“《大成》杂志第九十九期及一百期，分载署名孔德懋所撰《天下第一家、两代衍圣公》《我的弟弟孔德成》两篇，兹先就有关吾家事之大者，加以补述：德成民国九年夏历正月初四日生。先妣王太夫人，于是月二十一日卒。其疾，即今日所谓之‘产褥热’也。”同时指出：“文中所谓‘孔心泉’者，心泉，名广×，忘其名。李伙伙曾告余曰，心泉二爷发丧时，老公爷（指孔德成之父孔令贻）为之书‘重’，以行气不整，改粉三次始写就。”这篇文章明确不认同宝翠系由陶氏害死的说法，并给出了证据：自己小时候听李伙伙说，孔心泉去世后，孔令贻为其题字。也就是说，孔心泉死在孔令贻之前，更死在了宝翠之前，怎么还能害宝翠呢？后来，孔德成又写了一篇《渡训与师道》，详述“母亲（陶氏）在世时课子、老师教诲”非常严谨，“那个年代，穿得起皮鞋的人家较少，很讲究的人多以缎鞋为主……我们小时候，家里只许穿布衣，鞋子也是布鞋。种种衣食上的规限，无非教导小孩子养成简朴的习惯”；在待人接物方面，在学习方面，陶氏也对孔德成严格要求，“亲友，长辈对于我，如果发现错误的地方，也时加训诫，母亲绝不袒护，我的家庭教养，就算与当时旧社会并论，也称得上是严格的”。虽没谈到母爱，但对陶氏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孔裔近支孔令朋写了一本书——《孔裔谈孔》，其中有一节《孔德成生母是被嫡母毒杀的吗》，也反驳了《孔府内宅轶事》中的说法。孔德懋据《孔府内宅轶事》中的部分章节改编出一部电影——《孔府秘事》。《孔裔谈孔》的作者，拿《孔府内宅轶事》与电影《孔府秘事》做比较，找出其中的不同，指其为“漏洞”。但电影既然为电影，没有标注为纪录片，难免有艺术上的夸张和渲染，若以此为根据，指其与书中记述并非严丝合缝，这样的指责就有点可笑了。但是，孔令朋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辨析，倒是有点意思。首先，孔令朋认为陶氏身为“公夫人”，不怕夺宠和夺嫡，所以无谋杀动机。其二，宝翠生子后，母以子贵，地位可能上升，但再升也不过是个姨太太，对陶氏构不成威胁。陶氏没必要赶尽杀绝。其三，致死的毒药是什么？孔令朋说，他请上海中医学院一位教授遍查医书，未见穿山甲有毒的记载。而穿山甲可以“催乳”，正适合产妇使用，怎么能害死人呢？其四，究竟谁是帮凶？引用孔德成的说法，证明孔心泉死在宝翠之前，不可能害死宝翠。其五，引用若干熟悉孔府的人的说法和一些专家的说法，证明“陶氏对宝翠不错，没有打骂她的事”。

然而，孔令朋的“辨析”非但没有说服我，反让我更添疑窦。首先，一个人为什么要毒杀另外一个人，很难用几句理由来解释清楚，如果说孔德懋给出的毒杀原因过于简单，那么孔令朋给出的“陶氏无需毒杀宝翠”的原因也很牵强。我们见不到想不到的理由，远比得到的理由更多。其次，笔者在《本草纲目》中查到了“穿山甲”的条目，上面明确写着：“甘涩，温，有毒。”孔令朋怎么可以借一个医学教授的嘴说其“无毒”？穿山甲对产妇确实有“催乳”功能，但《医林纂要》中也载明，穿山甲“杀虫，行血”，“善于走窜，性专行散”，笔者不懂医，不知大出血的人是否能随便服用。但似乎应该慎用吧？至于孔心泉死于孔令贻之前，乃孔德成听别人所讲，具体什么时候死的，亦未亲见。

4．事实只能有一个

我要说的是，事实只有一个。宝翠之死，要么像孔德成所坚持的那样，属于正常死亡，要么像孔德懋所认为的那样，系被毒杀。而无论哪一种，主张人都未亲历，他们都是听别人说的。唯一不同的是，孔德懋的消息来源是内宅那些天天近距离接触陶氏和宝翠的老妈子。孔德成呢，则是“衍圣公”，伺候他的人敢跟他讲这些事吗？孔德成所主张的生母的死因，不过袭陶氏所说。但以孔德成对亲生母亲的了解之少，可以看出宝翠的遭遇好不到哪里去。

不是笔者非要肯定孔德懋的说法，而是孔德成和孔令朋推翻不了她的说法。若说孔德懋是先有了要“揭露孔府外表庄严，实为吃人魔窟”的“阴暗”态度，再去找证据坐实，那么，孔德成何尝不是先有了“圣人家庭为万世之尊，为人师表，必须维护道统，乃至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再去找证据坐实？

即使孔府发生毒杀事件，也不是他一家的悲剧，而是制度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事实上，宝翠到底如何死去，始终没有切实的证据，不过是老妈子们告诉给孔德懋的片言只语。但孔德成和孔令朋不由分说，轻易否定孔德懋的说法，不去追究宝翠死因的作为，很让人心寒。吃哪碗饭，就极力维护哪碗饭的道统，这也算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顽疾了。

如今，孔令朋和孔德成早已不在人世，孔德懋也垂垂老矣。宝翠之死更没人追究了，一个模糊的女性、模糊的影子渐去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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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朝以前

第二章　五代十国、宋

第三章　元、明

第四章　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