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战争风云：全2册

作者：［美］沃克（Wouk，H.）

译者：施咸荣等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选题策划：刘　毅

装帧设计：辛　艳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作者前言

《战争风云》是一部小说，书中关于亨利一家的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但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那些大人物的言行不是出自史实，便是出自可靠的记载。像这种类型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作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出，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为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

阿尔明·冯·隆的军事著作《失去的世界帝国》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但是，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

机械化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像一朵盛开的花，今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我们要摆脱这个诅咒，就要先懂得它怎样开始落到我们头上，以及善良的人们为它付出了怎样的生命的代价——而且目前还在付出这个代价。《战争风云》的主题和宗旨，可以在法国犹太作家朱利安·班达的几句话里找到：

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译者

施咸荣（第1章至第4章）

萧　乾（第5章至第7章，第37章至第43章）

任吉生（第8章至第12章）

王央乐（第13章，第44章至第48章）

苏　玲（第14章至第20章）

姚念赓（第21章至第29章）

茅于美（第30章至第33章）

赵　澧（第34章至第36章）

颜泽龙（第49章至第56章）

海　观（第57章至第64章）

目 录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风云（上）

第一部　娜塔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战争风云（下）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三部　风云骤起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出版方声明

第一部　娜塔丽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

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

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做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爱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被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到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1)的人都说他有前途。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给众议员写过一封信，使他得以进入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性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给您写过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县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好像有点儿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的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儿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常常特地到圣弗朗西斯科和圣迭戈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做了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比他高出两英寸，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美丽的女子总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未免有点儿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女人，但在这一点上也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一个出了名的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发怵，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还是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龃龉。

笼罩在这对夫妻身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股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分，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低下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拼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慕虚荣、一天到晚叽里呱啦的邋遢货，不像罗达那样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尽管罗达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人的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一个好妻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的时候，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亨利一踏进家门，就听见罗达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在一九三九年，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哦，瞧你，你怎么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像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像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带点儿沙嗄，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所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替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替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像在踢橄榄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耷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他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青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角周围总有一道道像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部长谈话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儿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

“他给我的感觉仿佛我可以选择。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像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乜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意见是对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儿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有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向他们打招呼：“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儿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儿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儿羡慕华伦晒得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瓦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离宪法路数千英里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一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用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罩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

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用人在门口说。

“你好，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的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你好，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鬈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

华伦伸出一只手去：“你好，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

罗达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

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

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就真的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说话还像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两年后，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2)，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也没有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挺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社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像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拼命要获得美国人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一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手随随便便地耷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林，或者他们一伙里的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还是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帕格又去调马提尼酒，罗达就提出几个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托莱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报纸上的报道全都言过其实。最坏的也不过是所谓的“水晶夜”，一些纳粹打手出来敲碎百货公司的橱窗，放火烧了几家犹太会堂。连这也是犹太人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先谋害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个官员。托莱佛还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有一种悲观的看法。那天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戏院里看戏，回家时看见选帝侯大道上有不少碎玻璃，远处还有一两起火光。可是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好像整个德国都在燃烧，犹太人在遭到集体屠杀。不少新闻报道都互相矛盾。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真正受到伤害。为了抚恤那个死去的使馆人员，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大概十亿马克之类。希特勒是相信用烈药的。“至于总统下令召回我们的大使，我看是一种多余的姿态，完全多余。”托莱佛说，“这只会使犹太人的处境更糟，同时也完全打乱了我们使馆的工作。在华盛顿这儿，简直没有一点点关于德国的常识。”

这个本来坐得笔直的战士又喝了两杯马提尼之后，腰也弯了，话也多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海军内幕情况，回忆各种酒会、各个周末、几次打猎旅行，等等。他回想起有一次在国社党集会之后怎样和一些德国空军军官喝了个通宵，到天亮时大家都喝土豆汤解酒；他还回想起自己怎样跟一些著名的演员和政界人士交朋友。他笑嘻嘻地说，只要你不打错牌，武官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再说，搞这些玩意儿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以便搜集情报。这是梦想中的工作。一个人既然进了海军，就有权在海军里得到最多的东西！他坐在最前排，看着历史一幕幕地上演，同时也获得最大的享受。“我跟你说，帕格，你会喜欢这个工作的。这是目前欧洲最有趣味的职务。纳粹里确实鱼龙混杂，有些人很能干，但我跟你说句知心话，有些人也相当粗俗。一般职业军人都有点儿看不起他们。可是他妈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政界人士又怎么样？希特勒现在掌着大权，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论了。他的确是一个大人物，我一点儿不骗你。因此，别谈论那话题，那样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因为的的确确没有比德国人更好客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很像我们，你知道，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像我们。他们见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他看看帕格，又看看罗达，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带点儿忧伤，也略有点儿沮丧。“特别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等你到达那儿，他们早就把你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也许我问得大率直了——要是这样，请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热衷于搞枪炮的人，怎么忽然干起这工作来了？”

“怪我把脖子抻得太长了。”帕格抱怨似的说，“你知道我在军械局的时候，曾研究过磁石鱼雷雷管——”

“他妈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还获得了奖状吗？”

“嗯，此后我就一直注意鱼雷的发展。我在作战计划处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注意有关武器和装备的最新情报。日本人正在制造一些很有威力的鱼雷，基普。一天晚上，我拿出自己的旧计算尺来，计算了一下数字，发现我们的军舰设备已经落伍到安全水平之下。我写了份报告，建议在‘马里兰’号和‘新墨西哥’号一级的军舰上加添或加厚防雷隔堵(3)。今天海军作战部部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的报告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舰船局和军械局彼此指责，备忘录满天飞，防雷隔堵已决定加添或加厚——”

“结果，老天爷，帕格，你又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奖状。干得好！”托莱佛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闪着光芒，他舔了舔嘴唇。

“我给自己弄到了一个去柏林的命令，”维克多·亨利说，“除非我能提出足够的理由不服从这个命令。海军作战部部长说，白宫已断定这个职位在目前极为重要。”

“不错，帕格，一点儿不错。”

“嗯，也许是不错，不过有利必有弊。基普，你干这种事很有办法，我可不成。我只会做机械工作。我不属于那个圈子。上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我正好倒霉，被看中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还凑巧懂得点儿德文。现在我骑虎难下了。”

托莱佛看了看表：“嗯，别放弃这个机会，这是我作为老朋友给你的忠告。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欧洲可能就要出什么大事。我该到大使馆去了。”

维克多·亨利送他到门外，一直送到那辆崭新的灰色梅赛德斯汽车停着的地方。托莱佛走路的姿势有点儿晃晃悠悠，但讲话的声音非常镇静清晰。“帕格，你要是决定去，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可以抄给你一本子电话号码，你好找一些合适的人谈谈。事实上——”一个苦笑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不，用不着给你女人的电话号码，对不对？嗯，我一向非常钦佩你的为人。”他拍了下亨利的肩膀。“老天爷，我对这个酒会寄予很大的希望！自从离开柏林后，我一直没喝到过一杯地道的摩泽尔葡萄酒。”

维克多·亨利重新进屋的时候，几乎被一只手提箱和一只帽盒绊了一跤。他女儿穿着一件绿色羊毛衣站在门廊的镜子旁边，拿了一顶尺码非常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戴。罗达在看着她女儿打扮，华伦在一旁等着，他的军大衣搭在肩上，手里拿着一只旧的猪皮旅行包。“怎么啦，梅德琳？你要到哪儿去？”

她冲着他微微一笑，把她的黑眼睛睁得很大。“哦，妈妈还没告诉您吗？华伦要带我到纽约去。”

帕格严厉地瞅着罗达，罗达就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亲爱的？华伦多买了几张戏票，她喜欢看戏，华盛顿又很少演戏。”

“可是大学停课了吗？已经放复活节假了吗？”

女儿说：“我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只去两天，两天里不考试。”

“你准备住在哪儿？”

华伦插嘴说：“可以住在巴比宗妇女旅馆里。”

“我不喜欢这样。”维克多·亨利说。

梅德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父亲，那目光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要软下心来。她今年十九岁，个子矮小，身材苗条，皮肤很像罗达，而她的两只眼眶很深的棕色眼睛和那副果断神气，使她看上去很像她父亲。她朝着亨利皱了一下她的小鼻子，她这个小动作往往能博得他一笑，使她如愿以偿。这一次，他的脸色一点儿没有变。梅德琳先瞅一眼她母亲，又瞅瞅她哥哥华伦，向他们求援，但他们都毫无表情。梅德琳的嘴弯出一个微笑，这是一个撒娇的笑容，有时比发脾气、顶嘴更难对付。她脱下帽子：“好吧，算啦！华伦，我希望你能把多余的票处理掉。什么时候吃晚饭？”

“马上。”罗达说。

华伦穿上军大衣，拿起旅行包。“喂，顺便问您一声，爸爸，我可曾跟您说过，约莫在两个月前我们副舰长曾提出要进行飞行训练？我递了一份申请书，不过想凑凑热闹。嗯，今天看见契特在海军人事局溜达，看来我们俩都有希望被录取。”

“飞行训练？”罗达显得很不高兴，“你是说你要当航空母舰的飞行员了？就这样决定了？也不跟你父亲商量商量？”

“怎么啦，妈妈，这也不过是一种混资格的办法。我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您说呢，爸爸？”

亨利中校说：“一点儿不错。海军的未来准是属于这帮穿褐色皮鞋的。”

“这个我倒不知道，可彭萨科拉这地方一定挺有趣味，只要我不在头一个星期出丑就成。星期五回来。对不起，梅德琳。”

她说：“谢谢你的好意，祝你玩得痛快。”

他吻了一下他母亲，就离开了。

帕格·亨利绷着脸，一声不响，心不在焉地喝着法式奶油汤，吃着葡式烤鸡和杨梅馅儿饼。基普·托莱佛那么热衷于这种平凡的间谍工作只能加深亨利的不快，梅德琳老想逃课总是叫他心烦，但最糟糕的还是华伦那个随便讲出来的消息。亨利既觉得骄傲，也觉得害怕。虽然当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是海军中最危险的职务，但连他这个年纪的军官都在申请到彭萨科拉去接受飞行训练，以便将来可以到航空母舰上去服役。亨利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海军人员，他一边吃饭，一边心里琢磨：华伦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他自己要不要也提出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以便体面地（虽说有点儿穷凶极恶）逃避去柏林的使命。

梅德琳始终保持着兴高采烈的脸色，跟她母亲谈论乔治·华盛顿大学里的学生电台，这是她在学校里最感兴趣的东西。用人是一个爱尔兰老人，天气暖和时也附带照料花园。他在这个点着蜡烛、陈设着罗达家古董的饭厅里走进走出，脚步很轻。罗达也出钱支付家庭费用，这样他们才能在华盛顿保持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她的那些老朋友在一起。维克多·亨利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有苦说不出。一个中校的薪水不多，而罗达是过惯了比较好的生活的。

梅德琳在她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很早离开了饭厅。吃甜食时，席上依旧阴沉沉的，一片寂静，只听见那个老用人轻轻的脚步声。罗达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她丈夫的心情逐渐好转。后来他清了下喉咙，说还是到廊子上去喝白兰地和咖啡吧，她就愉快地微笑着回答：“好的，咱们去吧，帕格。”

用人把银茶具放到廊子上，开亮假壁炉里一闪一闪的红灯。她耐心地等着，直到她丈夫在他喜爱的椅子上坐好，慢慢地喝着白兰地和咖啡。于是她说：“你知道吗，拜伦来信了。”

“什么？他真还记得我们都活着？他身体可好？”

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亨利常常做噩梦，梦见他儿子死在意大利一辆掉进水沟、冒着烟的汽车里，或者梦见他死于其他方式或受伤。不过，他从接到最后一封信以后，一直没提起过拜伦。

“他身体挺好。他目前在锡耶纳，已经不在佛罗伦萨学习，他说他已经对美术感到腻烦了。”

“我听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锡耶纳，那地方仍属于意大利，是不是？”

“是的，靠近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山区。他一直在托斯卡纳山区打转。他似乎对一个女孩子有了好感。”

“一个女孩子，嗯？什么样的女孩子？意大利姑娘？”

“不，不，一个纽约姑娘——娜塔丽·杰斯特罗。他说她叔父是一个名人。”

“我明白了。她叔父是谁？”

“是一个作家。他住在锡耶纳，名叫埃伦·杰斯特罗博士。勃拉尼(4)说，他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历史。”

“信在哪儿？”

“在电话桌上。”

几分钟后他拿着信回来了，还拿来一本有黑色包封的厚书，封面上印着一个白色十字架和一个蓝色六角星。“这就是她叔父写的。”

“哦，不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是某个读书会寄来的，你看过没有？”

“我看了两遍。写得好极了。”亨利借着黄色的灯光翻阅他儿子的信，“嗯，事情看来进展得相当快呢。”

“她好像挺可爱，”罗达说，“不过他过去也曾有过这种情况，九天的热恋。”

亨利中校把信轻轻地扔在咖啡桌上，又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我过会儿再细看。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信，信里有什么重要的话吗？”

“他想要继续留在意大利。”

“真的吗？他打算怎样生活？”

“他跟杰斯特罗博士一起做点儿研究工作，那姑娘也在那儿工作。他认为靠他自己所挣的钱，加上从我母亲的信托财产里拿到的不多的几块钱，就可以凑合了。”

“当真？”亨利盯了她一眼，“连拜伦·亨利也谈起自己养活自己了，这倒是自从你生下他以后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大新闻。”他喝完杯子里的白兰地，站起来，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才把信拿在手里。

“别生气，帕格。拜伦是一个奇怪的孩子，不过他很有头脑。”

“我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亨利进了他的私室，点上一支雪茄，把拜伦的信仔细看了两遍。这间私室是女用人的房间改装而成的。楼下原有一间漂亮的书室，装着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这间书室在理论上是属于他的，但这个房间实在太可爱了，罗达有时喜欢用它来接待客人，她丈夫要是留下一些文件和书籍在里面，她就要跟他唠叨个没完。这样过了几个月，亨利就把几个书架、一张小床、一张用旧了的小书桌搬到原来给女用人住的小房间里，自己也住在里面。他对这个小天地感到很满意：过去住的驱逐舰舱房比这还要小呢！

亨利抽完雪茄，就向他那台旧手提打字机走去。他把两手放在键盘上，停了片刻，注视着桌上皮镜框里的三张相片：华伦，穿着军装，刺猬似的头发，严肃而孩子气的脸，他是海军将级军官的接班人；梅德琳，才十七岁，但看上去要比现在年轻得多；拜伦站在中间，挑衅似的大嘴，半闭着的、善于分析的眼睛，又浓又密的头发，有点儿像瓜子形的脸上奇特地混杂着温柔和桀骜不驯。拜伦的外貌既不像他父亲也不像他母亲，他只是他怪模怪样的自己。

亲爱的勃拉尼：

你母亲和我接到了你的长信。我打算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你母亲宁愿一笑置之。我记得你过去从来不曾写过这样长的信，也从来不曾用那样的言辞形容过一个姑娘。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还找到了有收益的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从来不曾认真看待过你要学美术这件事。

现在谈谈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这可悲的日子和时代，尤其考虑到德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我得首先表示，我对犹太民族没有一点儿偏见。我跟他们交往不多，因为海军里很少有犹太人。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班上有四个，在一九一一年，这也是很罕见的现象。他们中有一个毕了业，他名叫汉克·高尔德法伯，是一个很好的军官。

在华盛顿这儿，对犹太人的偏见颇深。他们做生意的本领太大，最近终于遭到物议。不久前，你母亲的一个朋友讲给我一个笑话。我听了并不觉得好笑，大概是因为我自己的曾祖来自格拉斯哥的缘故。他说，国会图书馆里三本最薄的书是：《苏格兰慈善事业的历史》《法国妇女的贞操》和《犹太人生意道德的研究》。哈哈哈！这种笑话可能是受希特勒宣传的影响，不过讲给我听这个笑话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和基督教徒。

你最好仔细想想结婚的深远意义。我知道我这话说得太早了一些，可是在你不能自拔之前，现在正是好好思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真理：你要与之结婚的姑娘，和你必须与之共同生活的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女人一般都喜欢注意眼前的生活。在结婚之前，她一心想赢得你。结婚之后，你只是她生活中的许多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重要性只排在第二位，因为她已经占有了你，而其他的一切却在变动——孩子们、家庭生活、新衣服、社交关系。如果这些其他因素不合她的意，她就会使你的日子过得不愉快。

万一你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姑娘结婚，所有其他因素都会经常给她带来烦恼，从混血的孩子到社交上很细微的歧视。像中国人用眼泪折磨人一样，这一切都会使你痛苦。如果是这样，你们两个都会渐渐觉得苦恼和悲伤，可是到那时你们已经有了儿女，分离不开，结果你们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间地狱。

我只是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也许我是老脑筋，或者太愚蠢，或者太没有同情心。我不在乎这个姑娘是犹太人，虽说孩子们的信仰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比现在的华伦更好。你形容她头脑如何聪明，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也毫不怀疑，因为她身为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这件事就是证明。《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如果我认为她真能够使你幸福，能够在生活上给你一些指导，那么我就会欢迎她，而且如有人胆敢对她无礼，我就会亲自给他鼻子上一拳。我觉得这可能成为我将从事的第二种事业。

嗯，我已经同意你按照你自己的志趣行事，这一点想必你早已知道了。我写这样一封信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傻瓜，把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加以发挥，把我自己厌恶的真理加以解释，尤其是让我自己来干涉你的私人感情。可是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的理解是你要一封回信，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你要是把我当作一个老顽固，我也没有意见。

这封信我要拿给你母亲看。她一定不会赞成我这样写，因此我要在她不签名的情况下把信寄给你。也许她会附上一笔，跟你讲几句她的心里话。

华伦在家。他已申请参加飞行训练，有可能获得批准。

爸爸

罗达喜欢睡懒觉，但她丈夫第二天早晨八点就叫醒了她，递给她一封他写给拜伦的信和一杯热咖啡。她像发脾气似的霍地从床上坐起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信，看完后一言不发，把信还给了他。

“你要在信上加点儿什么吗？”

“不。”她板着脸。刚才读到帕格写的关于女人和婚姻这一段时，她微微把眉毛一拧。

“你赞成这样写吗？”

“像这样的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罗达说，表示了很深的、很有把握的轻蔑。

“我可以寄出吗？”

“我不在乎。”

他把那封信放进前胸口袋里。“今天早晨十点钟我要去见普瑞柏尔海军上将，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帕格，请你完全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办好不好？”罗达说，口气里带着痛苦和腻烦。他一离开，她就一下子钻进被窝了。

当亨利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海军作战部部长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早在黎明时分，亨利一觉醒来，深深觉得自己已无法逃避这个使命，也就索性不去想它了。普瑞柏尔要他赶紧准备，去柏林的命令已经发出了。

(1)　即维克多·亨利。

(2)　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3)　军舰船体两侧凸出的、防止被鱼雷或水雷击沉的半圆柱形壳，通常位于船体水线之下。

(4)　拜伦的昵称。

第二章

两个月前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相遇很能说明拜伦的性格。他像是被一阵狂风吹到娜塔丽身边的。

拜伦跟他的父亲很不一样，他做事一向漫无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步避开海上童子军、塞文海军学院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他从事海军事业的一切。然而，他也无意从事其他职业。他的学业成绩一般都很差，他很早就学会了一种游手好闲的出色本领。他有时发起狠来，也表现出他有能力考几个“A”，或者装配一台性能很好的收音机，或者从废品店里弄一辆汽车来让它重新开动，或者把一台坏了的机油加热器重新修好。他这种装修机器的才能是他父亲和祖父家传的，但他不久就对这种修补的工作感到厌倦。而他的数学又不好，没法儿考虑学机械工程。

他也有可能当运动员。他身体矫健，比外表看起来要强壮得多，但他不喜欢学校运动员在饮食和集体活动方面的死板规定，他自己虽然喝了不知多少加仑啤酒，腰围却丝毫没有增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之所以能进这个学校，只是因为他赢得了接见他的人的欢心，他智力测验的分数很高，以及他不是纽约人），他只做到没有因成绩太坏而被开除。他喜欢到他所参加的学生联谊会里去散散心，或是玩纸牌赌钱，或是把一些旧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或是谈论姑娘们并跟她们胡闹。他喜欢击剑，觉得这项运动挺适合他的独立精神和强壮体格。他要是受更多的训练，准能成为全国大学生击剑比赛的决赛选手。但训练使他腻烦，不合他懒散的性格。

他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美术，运动员们一般都选修这门课程，据说从来没有人不及格。但是，拜伦·亨利在期中考试时却没有及格。他从来不做作业，又缺了一半课。尽管这样，他考的劣等成绩还是使他吃了一惊。他谒见了那个教授，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那教授戴着一副绿眼镜，脑袋微微有点儿秃，耳朵上长着毛，原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迷。他倒挺喜欢拜伦。谈话时，拜伦偶尔提到对莱奥纳多(1)和波堤切利的一些看法，说明那几节课他没有白上，跟那些在班上打瞌睡的魁伟学生大不一样。他们俩成了朋友。这是拜伦·亨利一生中头一次和知识界人士交朋友。他成了文艺复兴的狂热信徒，像奴隶似的重述着教授的见解，大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很优异，还改掉了喝啤酒的嗜好，一心想在将来教美术。他计划在佛罗伦萨大学当一年研究生，取得艺术硕士的学位。

但在佛罗伦萨待了没几个月，拜伦的热情就冷了下来。十一月的某个雨夜，他忽然对周围的一切厌倦起来：他租住的房间俯视着混浊的阿尔诺河，肮脏不堪；大蒜气味和下水道的臭味使他恶心；在外国人中独居使他烦闷。他写了封信给他的朋友，说意大利绘画太花哨、太伤感，而且画的都是什么圣母、圣婴、圣徒、光轮、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绿色的死了的救主、会飞的有胡子的耶和华，等等；说他宁愿选择像米尔和克里那样的现代画家；又说绘画不过是室内装饰，他对这一行其实并不感兴趣。他潦潦草草地写了好几页，表达了他那种陷入绝境的心情，随即把信发出，自己动身到欧洲去到处游荡，把学业和毕业文凭一股脑儿丢在脑后。

他回到佛罗伦萨后，收到了教授写来的一封鼓舞他的信。

……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成什么样的人，显然艺术不是你真正的爱好。我认为，让你集中全副精力学一门课对你是有好处的。只要你能去掉那种麻木不仁的心情，从事某种真正能使你感兴趣的事业，你还是会有远大前程的。我是一个老交通警，站在这个角落里指挥交通，看见许许多多雪佛兰和福特驶过。偶尔也有一辆凯迪拉克驶过，我见了绝不会认不出来。只不过现在这一辆凯迪拉克的机器发生了严重的故障。

我已经写信给住在锡耶纳郊外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谈起了你的情况。你当然也听说过他。他写了《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弄到不少钱，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学院生涯。我们过去在耶鲁大学是朋友，他对年轻人的确循循善诱。去找他谈谈吧，并代我向他问候。

这就是拜伦登门拜访杰斯特罗博士的原委。他乘公共汽车去锡耶纳，路程是三个小时，顺着一条有车辙的险峻山道往上行驶。这个怪诞的小镇他以前去过两次，镇上全都是红色的城楼和雉堞以及弯弯曲曲的狭小街道，中央是一座华丽的、有斑马一样斑纹的大教堂，坐落在小山顶上，周围是一片绿色和棕色的托斯卡纳葡萄园。使这地方著名的，除了他特地来研究的那种仿拜占庭教堂艺术，还有一年一度的赛马，这种赛马据说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拜伦只是道听途说，不曾亲眼看见。

乍看上去，坐在蓝色旧敞篷汽车驾驶座上的姑娘并不怎么惹人注意：鹅蛋脸，肤色很黑（所以起初他以为她是意大利人），深色的头发，戴着一副极大的墨镜，一件敞领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深红色运动衣。她旁边坐着一个金头发男子，穿着一套白条子的黑西服。他正举起一只又长又白的手放到嘴上，盖住一个哈欠。

“嘿！是拜伦·亨利吗？”

“是的。”

“坐到后面去。我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位是莱斯里·斯鲁特。他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这会儿来看望我的叔父。”

拜伦也不怎么引起这个姑娘注意。娜塔丽·杰斯特罗从墨镜里看见的，是一个瘦长的吊儿郎当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浓密的棕色头发里夹着几星红色。他背靠着大陆旅馆的墙在晒太阳，抽香烟，两条腿懒洋洋地交叉在一起。浅灰色上装、黑色运动裤和一条栗色领带，看上去略微有点儿像阿飞的样子。头发下面的额头很宽阔，长长的尖下巴很瘦，脸色很苍白。他的模样完全像一个混文凭的大学生，但外貌相当漂亮。这样的人，娜塔丽在少女时代挥手赶走总有十几个了。

汽车弯弯曲曲地穿过两旁有歪歪扭扭的深红色老房子的狭窄峡谷，向郊外驶去。拜伦问起斯鲁特在大使馆里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外交人员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门工作，目前正在学习俄文和波兰文，希望将来能调到莫斯科或者华沙去。斯鲁特坐在汽车里看上去个子非常高，后来拜伦发现他自己的个子要比斯鲁特高，这个外交官身躯很长，但两条腿不怎么长。斯鲁特厚厚的金发生得很高，显出高高的额角和瘦瘦的棕红色脸庞；无边眼镜后面的一对浅蓝色眼睛很敏锐，炯炯有神；薄薄的嘴唇一直紧闭着，仿佛在下决心似的。一路上，他老是把一只黑色大烟斗捏在手里或者叼在嘴里，但并不抽烟。拜伦忽然觉得，外交工作可能很有趣，使你有机会旅行，冒险，跟一些要人见面。但斯鲁特一提到他是获得罗德奖学金(2)的学生，拜伦就打定主意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杰斯特罗住在一座黄色的灰泥别墅里，别墅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大教堂和锡耶纳红色的城楼和瓦屋顶。从市镇坐汽车到这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拜伦急煎煎地跟在那个姑娘和斯鲁特后面，穿过一个筑有花坛的花园，花园里到处是沾满黑色污渍的塑料雕像。

“呃，你们来啦！”杰斯特罗说话的声音很高、很神气、很不耐烦，发r音的时候略带点儿外国口音。

他们走进一个长长的、有横梁的客厅，拜伦头一眼看到的是两样东西：一幅很大的肖像画，占了一堵墙的极大部分，画的背景是一片金色，画上的圣弗兰西斯穿着红袍，张着两臂。在房间远处的一张红绸卧榻上，坐着一个有胡子的小老头儿，穿着一身浅灰色衣服，看见他们进来，就看了看表，站起来，咳嗽着向他们迎来。

“这是拜伦·亨利，埃伦。”那姑娘说。

杰斯特罗伸出两只又小又干瘪的爪子似的手，握住了拜伦的手，用锐利的、带点儿迟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杰斯特罗的脑袋很大，肩膀很窄；老年人的带斑疤的皮肤，浅色的直头发，一只大鼻子因伤风而变得有点儿红，修剪得很整齐的胡子已经完全花白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三八年毕业，是不是？”

“是的，先生。”

“嗯，请进来。”他先往房间里走，边走边扣上他那件双排扣上装的纽扣。“上这儿来，拜伦。”他拿起一只很重的水晶酒壶，拔掉玻璃盖，小心翼翼地把琥珀色的酒倒在四只玻璃杯里。“喝吧，莱斯里，娜塔丽。我们一般白天不喝酒，拜伦，不过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他举起酒杯，“为拜伦·亨利先生干杯，祝他痛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卓越成就。”

拜伦哈哈大笑：“米兰诺博士信里是这样写的吗？我要干这一杯。”

杰斯特罗呷了一口，放下酒杯，看了看表。拜伦看出这位教授急于吃午饭，就像喝黑麦威士忌似的把杯子里的雪利酒一饮而尽。杰斯特罗高兴地笑着嚷道：“啊！一、二、三，好孩子！来吧，娜塔丽。莱斯里，把你的那杯酒带到饭桌上去吧。”

吃的是便饭：先是蔬菜和白米饭，随后是干酪和水果。餐具是精致的古老瓷器，栗色的和金色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矮小意大利妇女递送食物。餐厅里的高大窗子开向花园，可以望见锡耶纳的景色。从窗外泻入苍白的阳光，还吹来阵阵凉风，一直吹到饭桌上。

大家刚坐定，那姑娘就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拜伦？”

“说来话长。”

“讲给我们听听。”杰斯特罗用一种像是在教室里讲话的声音说，还把一根拇指搁到微笑着的嘴边。

拜伦犹豫了一下。杰斯特罗和那个拿到罗德奖学金的外交官使他感到不安。那姑娘更使他心烦。她取下墨镜后，露出来的眼睛又大又黑，微微往上倾斜，放射出勇敢和智慧的光芒。她的脸很瘦，嘴巴大而柔和，橘色的唇膏涂得略显浓一点儿。娜塔丽用含讥带讽的神气望着他，仿佛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傻瓜，而拜伦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这一点。

“也许我研究得过了头，”他说，“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心荡神驰，到最后却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心灰意懒。我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不少的确是光辉灿烂，但在天才作品中，也掺杂了许多徒有其名的垃圾。我最反对把异教和基督教混在一起。我不相信大卫长得像阿波罗，或者摩西长得像朱庇特，或者圣母马利亚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情妇，膝上放着一个借来的婴儿。也许他们不得不把《圣经》上的犹太人画成当地的意大利人或者假希腊人，可是——”拜伦顿了一下，看大家的样子仿佛都很感兴趣。“瞧，我并不认为我刚才发表的那通意见是什么重要的批评。我揣摩它恰好说明是我自己走错了道路。可是，这一切跟基督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一点叫我恼火。假定耶稣回到人间，去参观一下乌飞齐宫(3)或者圣彼得大教堂，他会觉得怎样呢？就是您书中描写的那个耶稣，杰斯特罗博士，那个来自山沟沟里的理想主义者、可怜的犹太传教士，我心目中的上帝就是那个样子的。我父亲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们在家里每天早晨得读一章《圣经》。哼，要是耶稣去参观了，他根本就想不到这类玩意儿跟他自己和他的教义有什么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一直瞅着他，露出几乎像母亲一样的慈爱笑容。他猛地对她说：“好啦，你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我已经回答你了。”

“嗯，这是一种观点。”她说。

斯鲁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他点了烟斗，一边抽烟一边说：“别妥协，拜伦，有人同意过你的观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新教’。”

“拜伦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杰斯特罗博士和蔼地说，轻轻地弹着他的几根短小的指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和思想的旺盛时期。拜伦，当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异教和希伯来精神——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在短期内共同繁荣。那是种杂交，不错，可是某些杂种往往比父母更强壮，你知道，骡子就是证明。”

“不错，先生，”拜伦说，“可是骡子不能传宗接代。”

娜塔丽·杰斯特罗脸上闪过一种既觉得好玩儿又觉得吃惊的表情，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向莱斯里·斯鲁特瞟了一下，又回到拜伦身上。

“说得好，正是这样。”杰斯特罗高兴地点了点头，“文艺复兴的确不能生育，它自己衰老死亡了，让异教和希伯来精神各走各的不朽道路。可是这头骡子的尸骨目前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拜伦，不管你目前为了揭露它，对它是多么厌恶。”

拜伦耸耸肩。莱斯里·斯鲁特说：“你父亲是牧师吗？”

“他父亲是海军军官。”杰斯特罗说。

“真的？哪一部门？”

拜伦说：“嗯，他这会儿在作战计划处。”

“老天爷！作战计划处？”杰斯特罗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样子，“我真不知道。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吗？”

“先生，每个国家都在太平时代拟订各种理论上的作战计划。”

“你父亲是不是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

“我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他最后一封信的，他没有提起战争。”

另外三个人交换了一下异样的眼色。斯鲁特说：“他在家信中会提起这类事吗？”

“他可能要求我回家。他没有提出这要求。”

“很有意思。”杰斯特罗博士说着，有点儿自鸣得意地向斯鲁特咧嘴一笑，一边搓着他的两只小手。

“事实上，我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拜伦说。这句话引起一两秒钟的沉默和更多的眼色。

杰斯特罗说：“真的吗？为什么？”

“嗯，我刚从德国游历回来。你光看见军装、检阅、操练、军乐队。不管你乘车去哪儿，都能遇见满载着兵士的军车，以及装运大炮、坦克的铁路列车。有时一些列车长达两英里。”

“可是，拜伦，希特勒正是靠炫示武力，才赢得奥地利和苏台德的，”杰斯特罗说，“而且不放一枪。”

娜塔丽对拜伦说：“莱斯里认为我叔父应该回家，我们已经争论三天了。”

“我明白。”

杰斯特罗拿了把象牙柄的小刀，用老年人惯用的一本正经的姿势削着梨。“不错，拜伦，我像骡子那样固执。”他用这个词显然出于无意，因为他紧跟着就咧嘴一笑，加了一句：“恐怕是我这个人也有点儿‘杂’的缘故吧，我揣摩。这是一个舒服的住所，也是我现在唯一的家，我的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搬一次家要浪费我半年的时间。我要是想把房子卖掉，肯定每一美元连五美分都收不回来。那班意大利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跟一些不得不廉价卖掉房地产逃跑的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活活地剥掉我的皮。我买下这所别墅的时候，早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打算在这里度过我的余年。”

“我希望不会是今年秋天在纳粹手中度过您的余年。”斯鲁特说。

“嘿，你真浑，斯鲁特，”娜塔丽插嘴说，举起一只手从半空直劈下来。“打什么时候起你们外交人员有了这么了不起的远见？打慕尼黑起？打奥地利起？打莱茵河流域起？你们不是每次都感到吃惊吗？”

这样的对话拜伦听了很感兴趣，其他人似乎忘记有他在饭桌上了。

“希特勒一直在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不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斯鲁特反驳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拔出手枪，在警察过来阻止他之前开枪打死四个人。简而言之，这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希特勒所谓的高明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发了疯的强盗的突然轰击。这套把戏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已经有了警惕，他们会在波兰阻止他的。”

杰斯特罗吃了一片梨，开始有节奏地、流畅地谈起话来，有点儿像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有点儿像在课堂上讲书。“莱斯里，如果希特勒是德国皇帝(4)或者查理十二世(5)那样的人物，我承认我一定会觉得担心。可是他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幸亏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推翻了。这班喜欢打扮和装腔作势的、油头粉面的一九一四年的皇族和政客，这班普鲁斯特(6)笔下挂满勋章的色鬼，这班腐败堕落的低能儿，就是他们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旧的礼仪、旧的公文、旧的议定书都会统统完蛋，工业化战争会像一脚踢翻玩偶之家那样轻而易举地粉碎旧制度。于是他们都滚进了垃圾堆，新的领袖从阴沟里出现，提倡现实主义和进行改革。你知道，从前有一些基督教徒也是躲藏在罗马的阴沟和地下陵墓里的。”杰斯特罗对拜伦·亨利说。显然，他对这个新听众颇有好感。

“是的，先生，我听说过。”

“你当然听说过。嗯，希特勒是一个流氓，墨索里尼是一个流氓，斯大林是一个囚徒。这些都是坚强、聪明、能干的新人，都是直接从阴沟里出来的。另一个囚徒列宁，是伟大的革新派，一切都是他创造发明的。希特勒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墨索里尼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大谈什么反共和亲共，都是哄傻瓜和孩子的。”

“哦，看在老天爷面上，埃伦——”

“马上就完！列宁在外交方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这就是我的全部论点。荣誉、名声以及诸如此类华而不实的幻想中的玩意儿，旧制度因为它们引起战争，可是在列宁看来，这些都是骗人的假药。希特勒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除非极有把握可以安全脱身，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像一个手里拿着枪、发了疯的强盗，这正是他希望产生的效果。你居然上了当，这倒叫我吃惊。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他准是有把握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在波兰达到目的，要不然他决不会采取行动。至少不会在目前。也许再过十年，等他把德国建设好以后。我只要再活十年，就心满意足了。”

斯鲁特用微微有点儿发抖的细长手指摸摸小胡子。“你真把我弄糊涂了，埃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是列宁主义者！那是咖啡店里的骗人鬼话，你自己也明明知道。俄国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废除了私有财产，一个新的世界创立了。你喜欢也好，憎恨也好，反正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冒牌货，目的是把一伙流氓送上宝座。他使德国的经济停滞，粉碎了工会，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让昔日的富人仍旧留在最上层，例如什么克虏伯家族和蒂森家族，就是这班人给他钱让他执行任务的。那些纳粹大人物的生活就像贵族和帝王一样；而那些坚持要在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人，却一个个给关进了集中营。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一九三四年的大清洗是纳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将军们及有钱的保守派之间的一次摊牌。希特勒像杀鸡似的把他党内的一些老朋友都杀掉了。你居然把你自己的安全和娜塔丽的安全寄托在这个人的小心谨慎上，我觉得真是太荒唐可笑了。”

“是吗？”杰斯特罗看了看表，叹了口气，“我很抱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希特勒有本事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社会主义空谈，随后又把它扔在一边。他利用主义就像利用钱一样，为了把事情办成。它们都是一种手段。他利用种族主义，因为它纯粹是从德国人的浪漫个人主义中提炼出来的蒸馏液，就像列宁利用空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投合俄国人爱当救世主的脾性。希特勒想要铸造一个统一的欧洲。种族主义空话、社会主义前景、军乐队、游行、军装、悲哀的歌曲——只要这一串无聊的玩意儿能把德国人焊接成一件笨重的武器，希特勒当然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德国人一般都沉着、聪明、残暴、听话，你只要把声音提得高一些，他们就会雄赳赳地执行你发出的任何命令。希特勒理解他们，因此他很可能成功。一个统一的欧洲一定会出现。中世纪割据已经过时，均势政策在工业化时代是危险而又愚蠢的。这一切都得彻底废除。必须有一个冷酷无情的铁腕人物担当起这项任务，因为靠那班痛恨新事物的老顽固是什么也完不成的。这本是拿破仑的独到见解，可惜他早生了一百年。那班老顽固还有足够的力量逮住他，把他关起来，让他死在笼子里。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能把希特勒关到笼子里了。”

拜伦脱口而出：“杰斯特罗博士，我在德国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园的长凳上还是在电车上，都看见过反对犹太人的标语。我还看见过一些被烧掉的犹太会堂。”

“是吗？”

大家都拿眼望着他。他继续说：“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居然这么冷静，我听了很是吃惊。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是犹太人。”

杰斯特罗博士慢腾腾、酸溜溜地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小黄牙。他摸了摸胡子，用课堂里讲课的声调一本正经地讲起来。“嗯，你的吃惊并不使我吃惊。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美国人——并不懂得，欧洲容忍犹太人只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谈不上深度。例如我出生的故乡波兰，就不曾容忍过犹太人。甚至在西方——你们还记得德雷福斯案件(7)吗？不，不。在这方面，希特勒只是使欧洲恢复正常——欧洲在短期内放射出自由主义的光芒之后，现在又要恢复正常了。只是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已经从教会转移到排犹主义的政党，因为法国大革命早已使欧洲从宗教大陆转变成政治大陆。要是希特勒取得胜利，犹太人就会回到旧时代的二等社会地位；过去在国王和教皇统治下，他们就一向处在这个地位。嗯，像这样经过十七个世纪，我们也都活下来了。我们对付这类事情有许多办法和原则。”

斯鲁特摇摇头：“我知道您喜欢像这样瞎扯，不过我还是希望您乘下一班轮船回家，到船上瞎扯去。”

“可我说的都是正经话，莱斯里。”杰斯特罗说，露出一个略带点儿调皮样子的微笑，“墨索里尼通过反犹太法的时候，你们也都大惊小怪过一阵。结果呢，证明是一个玩笑。”

“它们已经成了正式法律，只要德国人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就可能实施。”

“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又恨又怕。万一不幸发生战争，意大利也不会作战，锡耶纳可能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安全。”

“我很怀疑娜塔丽的父母是否也这么想。”

“她可以明天就回家。或许她觉得锡耶纳要比迈阿密海滩更可爱些。”

“我倒是想回去，”那姑娘说，“不过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战争或者害怕希特勒，有些东西比它们更叫我心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杰斯特罗说。

斯鲁特的脸变得通红。他的烟斗在烟灰缸上冒烟，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黄铅笔来，捏在手里转着玩。他手里的铅笔一下子停止转动。

杰斯特罗站起来：“拜伦，跟我来。”

他们让那姑娘和涨红了脸的男子留在桌边，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在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小图书室里，书架上放满了书，书桌上和地板上也堆满了书。白色大理石炉架上面挂着一张死板的锡耶纳圣母圣子像，用天蓝和淡红两色画在金色底子上。这是一张很小的画像，装在一个华丽的镀金大镜框里。“贝伦森(8)说这是杜乔(9)的作品，”杰斯特罗说着，朝那画像微微一挥手，“这样的画对我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但究竟是真品还是赝品，还没经过鉴定。现在你坐到那儿有阳光的地方，好让我看得见你。把那些杂志放在地板上好了。好，这把椅子坐着舒服吗？好极了。”他叹了口气，用一根拇指顶着下唇。“嗯，拜伦，你干吗不进海军学院？你难道不为你的父亲感到自豪？”

拜伦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我想我父亲有朝一日可能会当海军作战部部长。”

“难道他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

“我哥哥华伦在学。我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米兰诺博士在信里说，你学过海军预备役课程，还得到了军官委任状。”

“这样做可以让我父亲高兴。”

“你重新考虑过进海军没有？现在还不算太晚。”

拜伦微笑着摇了摇头。杰斯特罗点了支香烟，端详着拜伦的脸。那年轻人说：“您真的喜欢住在意大利吗，先生？”

“嗯，医生叫我住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我试过不少地方，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南加利福尼亚，还有法国的里维埃拉。”教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用一种含讥带讽的口气，仿佛觉得它们不是很可笑便是很讨厌，他正拿笔把它们一个一个勾掉似的。“意大利美丽，安静，物价便宜。”

“您不在乎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安家吗？”

杰斯特罗露出慈爱的笑容：“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您是怎么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您是在这儿写的吗？”

“哦，不是，可是这本书把我送到了这儿。”杰斯特罗说的时候有点儿沾沾自喜。“你瞧，我从前教古代史的时候曾讲到《圣经》。年轻的时候，我在波兰也学过犹太教法典，因此在教《新约全书》时，我有点儿强调耶稣和保罗所传布的教义怎样受犹太教法典的影响。这种新玩意儿似乎很合耶鲁低年级学生的胃口。我拿它写成一本书，开始时用的书名是《早期基督教里的犹太教法典题材》，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个书名。这本书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了，”杰斯特罗微笑着，用两只手朝整个房间轻轻比画一下，“结果我就到了这儿。我用读书会给我的稿费买了这地方。你呢，拜伦，你有什么计划？你打算回美国吗？”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一点儿也拿不定主意。”

“你想找工作做吗？”

拜伦愣了一下：“嗯，我揣摩找个工作做也不错，先生。”

杰斯特罗不慌不忙地走到书桌旁边，在一大堆书里寻找什么，还取下眼镜把书举得离脸非常近，仔细地看书名。“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一个耶鲁毕业的小伙子，不过他父母害怕战争爆发，把他叫回家去了——啊，在这儿呢。我每星期给你二十美元，能不能使你对君士坦丁大帝(10)感兴趣？这是本写得很好的一般传记，你可以从它开始。”

“先生，我历史课考不及格的次数比哪门课都多——”

“我明白了，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年轻人接过那本厚书，犹豫不决地翻阅着。“不，我想试试，谢谢您。”

“哦，你想试试，是不是？虽然你说你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为什么？”

“嗯，为了钱，也为了待在您身边。”这倒是实话，只是他隐瞒了第三个主要原因：为了娜塔丽·杰斯特罗。

杰斯特罗装出很严肃的样子，随后扑哧笑了出来：“咱们试试吧。”

他父母后来收到的那封信——他在信里谈到那个姑娘，结果引起维克多·亨利写了那封颇有分量的回信——的确很容易使人误解，虽说这并非写信人的本意。倒是有人在恋爱，但娜塔丽的情人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每星期来两三封信，都是外交部那种又长又厚的白信封，信封上是棕色墨水写的细长字体，印着“免费递送”字样的地方贴着邮票。拜伦一看到这些信封就觉得讨厌。

他每天有好几个钟头和娜塔丽一起待在二层楼的大房间里，那是杰斯特罗的主要图书室，她的办公桌就放在那里。她回复信件，用打字机抄打原稿，跟意大利女人一起管理家务。拜伦坐在图书室的长桌旁边工作，阅读有关君士坦丁的材料，核对事实，画几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领导下的重要战役的地图。只要他一抬起眼睛，就可以看到那张伏案工作的光滑的脸，美丽的颧骨上照射着阳光，如果是在阴雨天，就照射着灯光。他也可以经常看到那双穿着丝袜的美丽的长腿。娜塔丽身穿深褐色的羊毛衣服，跟他打交道时总是一本正经。斯鲁特离开以后，她几乎不擦脂粉，把头发往后梳成一个大髻，跟拜伦谈话时态度直率而冷淡。可是他的痴情反而扎了根，而且与日俱增。

他在遇见她之前，有好几个月没跟美国姑娘交往了，现在他们天天见面，这个四壁是书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一连好几个小时待在一起。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倾心于她了，但她另有使他动心的地方。娜塔丽·杰斯特罗跟她有名望的叔父讲起话来态度自然，就好像他们两个在智力上没有什么差异似的。她学识的广博使拜伦自惭形秽，然而她没有一点点书腐气。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年轻姑娘都是轻骨头、傻瓜蛋，经不起微微一笑和几句恭维话。在大学里，后来在佛罗伦萨也一样，她们都对他很溺爱。拜伦有点儿像阿多尼斯(11)，懒散而没有热烈的爱情。他跟华伦不一样，有点儿受他父亲的影响，生活上比较严肃。他认为娜塔丽又聪明又可爱，是一块光芒不外露的美玉，被弃置在山野，不受人注意。至于她对他冷淡，他认为是正常现象，他一点儿不想消除这现象。

他干了一些他从来不曾干过的事。他偷了她的一块浅蓝色小手绢，晚上坐在镇上的旅馆房间里拿着它拼命地闻。有一次，他把她留在桌上的半块饼吃了，因为饼上印着她的齿痕。后来她找不到那半块饼，他却面不改色地撒着谎。整个说来他的举止有点儿失常，但娜塔丽·杰斯特罗似乎一点儿没觉察到。拜伦有一层深不可测的硬壳，从孩提时就已长成，保护他不让他苛刻的父亲看出他的懒惰和极差的学业成绩。

他们经常聊天，当然啦，有时候也一起乘车出去在深山里野餐。她几杯酒下肚，就会稍稍对他热情一些，态度有点儿像姐姐对待弟弟，不久他就打听出她爱情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她曾在巴黎大学研究社会学，斯鲁特是杰斯特罗的学生，教授写信向他介绍了娜塔丽。他们之间爆发了爱情，后来娜塔丽在盛怒之下离开了巴黎，跟她父母在佛罗里达住了一阵。随后她又回到欧洲，在她叔父手下工作。据拜伦猜测，她来欧洲也是为了离斯鲁特近一点儿，做另一次尝试。斯鲁特这时已经接到调任华沙的命令，娜塔丽正计划在七月间到华沙去看他，因为那时候杰斯特罗要到希腊的岛上去避暑。

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野餐，拜伦把酒瓶里最后几滴酒倒在她杯子里的时候，奓着胆子直截了当地刺探了她一下。“娜塔丽，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她坐在一条毯子上，把两腿裹在格子花裙子里，眺望着山谷那边棕色的冬天葡萄园。她把头一歪，露出调皮的询问神气，答道：“哦，工作就是工作。怎么啦？”

“我好像觉得你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嗯，我来告诉你，拜伦。你在恋爱的时候，就会做出奇怪的事来。”他的反应很冷淡，脸上毫无表情。她接下去说：“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坦白地说，我觉得埃伦相当了不起。你说呢？尽管他老想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念头，也非常喜欢自我陶醉，还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毛病，但这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的确写得很好。我父亲是一个慈爱、聪明、善良的人，但他只是一个会堂负责人，也是一个运动衣制造商。埃伦是一个著名作家，也是我叔父，我揣摩自己很沾他的光。那有什么不对呢？当然，我也喜欢替他打字，从新写的原稿里看他的头脑怎样工作。那是卓越的头脑，他的风格也值得赞美。”她又带着询问的神气看了他一眼。“那么你干吗要做这工作呢？我倒真是不太明白。”

“我吗？”拜伦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早在三月里，杰斯特罗接受了一家美国杂志的约稿，准备为即将举行的赛马写一篇特稿，这样他就必须放弃去希腊旅行的计划，因为赛马是在七月和八月举行。这笔稿费优厚到近于荒谬的程度，因此他说他舍不得拒绝。他跟娜塔丽说，她要是肯去观看赛马，代他做调查研究工作，他就给她一半稿费。娜塔丽立刻答应了，没想到——拜伦是这样看的——她叔父是要阻止，至少是要延迟她去华沙的旅行。杰斯特罗有一次毫不含糊地说，娜塔丽那么追斯鲁特不是有身份的女子应有的举动，也不是好的策略。拜伦琢磨斯鲁特并不想跟娜塔丽结婚，也明白是为什么。对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娶一个犹太女子做妻子是灾难性的，虽然拜伦觉得，要是他处于斯鲁特的地位，他会为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外交界。

娜塔丽当天就写信给斯鲁特，通知他说要把去华沙的日期延迟到八月赛完马以后。拜伦看着她在打字机上打出那封信，竭力不让心底的喜悦露到脸上。他心想，她也许去得成，也许去不成。也许在这期间会爆发战争，阻止她前去。拜伦希望，希特勒如果真要进攻波兰，那么最好快点儿动手。

她写完信，他就用同一台打字机给他父母写了那封难得的长信。他本来只想写一页，结果写了七页。这是好几个月里他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他一点儿没想到他已在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雇主，还有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可爱姑娘。因此帕格·亨利白操了一番心，写了那么严肃的回信。拜伦接到信时，感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他根本没想到要跟娜塔丽结婚，就好像他根本没想到要改信伊斯兰教一样。他只是被爱情迷住了心窍，那个年轻女子简直可以说近在身旁，远在天边。他觉得现在只要能跟她厮守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他又写了封信向他父亲解释明白，可是这封信到达华盛顿时，亨利夫妇已经启程去德国了。

(1)　即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他和波堤切利（约1445—1510）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2)　罗德奖学金是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约翰·罗得斯（1853—1902）所设，保送英、美等国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去牛津大学学习两到三年。

(3)　乌飞齐宫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建于十六世纪，收藏了世界各国名画。

(4)　德国皇帝指威廉一世（在位期1871—1888）和威廉二世（在位期1888—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在威廉二世在位时爆发。

(5)　查理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绰号“北方的亚历山大”和“北方的疯子”，主张用武力侵略外国，最后死于战场。

(6)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7)　指法国籍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被控卖国，后来证明是一伙排犹主义者搞的阴谋，又恢复了名誉。

(8)　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

(9)　杜乔（1260?—1319?），意大利画家。

(10)　君士坦丁大帝（280—337），罗马帝国第一个基督教皇帝。

(11)　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爱打猎而不爱女人。

第三章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愤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待在海军情报部里，拼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时间紧迫，罗达还是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艉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艉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哈得孙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卐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卐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像您，也不像华伦，我觉得我倒更像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都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纽波特去，按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纽波特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一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一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使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彼此很少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迭戈·里维拉(1)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像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部挤满了人的电梯。

她在广播公司的大厅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儿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哟！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这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像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沙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彩，“别这么猴儿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症呢，”罗达说，“这儿好像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装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在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像现在这样在露天，否则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

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哧地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

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

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像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儿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一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纽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很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一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大乳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洪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听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着一点儿也没减轻他的丑陋：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在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尽管大家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做另一次努力：“我揣摩您是离开学校去度假？”

“嗯，我恐怕永远离开学校了。我二十八啦！”

“真的吗？嘿，对不起！我还以为您跟我女儿念差不多年级呢，她十九岁。”塔茨伯利的女儿没吭声，所以他又继续说下去，“我希望您把我的愚蠢看作恭维，女人不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吗？”

“哦，好些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中校。大概是因为跟我父亲一起旅行的缘故吧，他眼睛不怎么好，我在帮他工作。”

“那一定很有趣。”

“也得看题材。现在这日子，倒有点儿像放一张破唱片。老实讲，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呢，还是不会动手？”

她呷了口酒。亨利中校不由得目瞪口呆。“小瘪三”当然是指查理·卓别林(2)，不言而喻是影射希特勒。她的意思是说，塔茨伯利目前广播的一个主题是讲希特勒会不会发动战争。她不动声色，不变声调，用一个德国人听不懂的隐语，在“不来梅”号船长的宴席上不仅触及了禁忌话题，而且对这个德国独裁者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帕格·亨利度过了第二次蜜月中幸福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出来到凉快的、阳光灿烂的甲板上，看见已有六七个早起的旅客在那里散步了。他估计走五圈约有一英里，他打算走十五圈到二十圈。他绕过船头转向左舷的时候，看见塔茨伯利姑娘从长长的甲板远处向他走来，摆动两只胳膊，扭着屁股，她仍穿着那套灰衣服。“早上好。”他们彼此点头微笑，擦身而过，后来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又重复了同样的礼仪。第三次相遇时，他就转过身来，跟她说：“咱们一起走吧。”

“哦，谢谢您，好极了。我觉得自己那么傻，在四十英尺以外就准备微笑。”

“您父亲不喜欢在早饭前散步？”

“他讨厌一切运动。他强壮得像头牛，干什么对他都不起作用。不过，可怜的韬基(3)最近患了痛风，这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韬基？”

帕米拉·塔茨伯利笑了：“他中间的名字是韬尔考特，从学生时代起，他的朋友们就管他叫韬基。”她走得相当快。现在她穿的是平底鞋，看上去非常矮。她抬头瞟了他一眼：“中校，您太太呢？也不喜欢散步吗？”

“她喜欢睡懒觉。只要有汽车或者叫得到出租汽车，她甚至不肯步行到街角上的铺子里去买东西。嗯，您父亲到底怎么个看法？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吗？”

她笑了，眼里放出异彩，显然因为他还记得这句话而感到高兴。“他大言不惭地说来说去，不外乎这个意思：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您的看法呢？”

“我？我只是把他的看法用打字机打出来，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字母特别大。”三个衣服剪裁得很入时的德国妇女气喘吁吁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帕米拉朝她们做了个手势，“乘她们的船旅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您父亲是不是刚出版了一本书？我记得好像看到过评论。”

“是的。说真的，那不过是把他的广播稿剪剪贴贴。”

“我很想看看。作家们使我敬畏。我自己写起东西来，每写一个字都感到非常吃力。”

“我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看到一本，是他派我去查阅的。”她说着，咧嘴一笑。帕格不禁想起，梅德琳发现他自高自大或者矫揉造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笑的。他很希望华伦能够遇到这个姑娘或者一个跟她相似的姑娘。昨天晚上有那个话匣子——那个半裸的、胸脯饱满的金发女人在旁边，他没怎么注意这个姑娘。可是这会儿，尤其是在海上清晨的新鲜空气影响下，他觉得她有一张英国贵夫人的脸，一张庚斯博罗(4)或者罗姆尼(5)笔下的瓜子脸：薄薄的嘴唇，隔得很开的富于表情的灰绿色眼睛，笔直的漂亮鼻梁，浓密的棕色头发。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像珍珠一样光滑。跟华伦正是一对，又美丽又机灵。

“您还散步吗？我不走了。”她说，在一个房间的双扇门边停住脚步，“亨利中校，您真要看他的书，最好把书夹在胳肢窝下，他一下子就会爱上您，这还会使他旅途感到愉快。”

“他还在乎这个？怎么，他已经很有名了。”

“他很在乎。天哪，他们这帮人可在乎呢！”她笨拙地微微一摆手，进房去了。

帕格独自吃完早饭，就到图书室去了。室内除了一个孩子气的管理员，还没有人。书架上有不少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文书。帕格看中一本名叫《潜艇：1914—1918》的书，就坐在皮圈椅上翻到论美国驱逐舰的战略那部分细细看起来。不久，他听到了钢笔的沙沙声。在一张他几乎伸手可及的小书桌边，坐着那位德国潜艇军官，低下他刺猬似的脑袋正写着什么。帕格没看见他进来。

格罗克微微一笑，用钢笔指着那本谈潜艇的书说：“在回忆往事吗？”

“嗯，我当时在驱逐舰上。”

“我呢，在水底下。也许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逢了。”格罗克讲英语时略带点儿德国口音，但并不难听。

“很可能。”

帕格把那本谈潜艇的书放回书架上，取下塔茨伯利写的书。格罗克说：“咱们在晚饭前一起喝一杯，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九一八年大西洋的看法，好不好？”

“好极了。”

帕格想坐到甲板上的椅子上看一会儿塔茨伯利的书，然后下去工作。他带来一些关于德国的工业、政治和历史的书，都是又厚又重，他打算在赴任的路上把它们全部看完。情报手册之类的玩意儿当然很不错，不过他喜欢自己钻研，在使人发怵的大厚本里寻找更多的细节。书上记载的东西多得惊人，可惜经常缺少锐利而仔细的眼睛。

船头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形成一个“V”字。“不来梅”号像一只战舰似的乘风破浪前进。帕格抬头瞧了瞧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淡烟，又望了望大海，估计刮的是西北风，风速大约十五海里，船速十八海里，港口处四级风浪，前方远处积雨云下有雨和暴风。他不由得怀念起海上生活来。他离开海洋已经四年了，不当指挥官已经十一年了！他站在船头的栏杆旁边，靠着一根吊救生艇的柱子，深深吸了几口海上的空气。两对中年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一望而知是犹太人，都穿着讲究的运动服，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他们转过甲板上的船室就不见了。他正望着他们的背影，忽听得塔茨伯利洪钟般的声音：“你好，中校！我听说你天一亮就带着我的帕姆(6)一起散步了。”

“你好！你看见刚才走过的四个人吗？”

“看见了。不用说，是犹太人。喂，那是我的书吗？多么叫人感动，你看了多少啦？”

“我刚从图书室借来。”

塔茨伯利的小胡子忧郁地耷拉下来：“怎么，不是你自己买的？去他妈的所有的图书馆！这样你看了书，我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他哈哈一阵大笑，把一只穿绿袜子的脚搁在栏杆上。他身穿一套宽大的椒盐色高尔夫球衣，戴一顶绿色苏格兰帽。“这是一本坏书，实际上是一种冒牌货，可是在你们国家销路很好，对我来说算是交了好运。要是你在过去两年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我的胡说八道，你就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章节。是历史的脚注。我那篇关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报道确实不算太坏。咱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中校！”

他谈起德国占领奥地利的情况，听上去就像在广播：口气斩钉截铁，消息灵通，对民主国家的政客表示无比轻蔑，兴致勃勃地谈着不吉的预兆。塔茨伯利独到的见解是世界可能发生大火，不过那场面也可能非常壮观。“你能想象我们让他赢得的胜利有多荒诞、多可怕吗，亲爱的朋友？我都看见了。简直是普鲁塔克(7)笔下的人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二十岁时是一个被刷下来的学生，一个流浪汉，一个不走运的人——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五年肮脏、衣衫褴褛的瘪三。这些你都知道吗，亨利？你可知道有五年时间，这位元首一直是你们所谓的波威利街(8)上的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的可怜虫一起挤在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里，在救济穷人的施粥所里喝稀汤，而且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维也纳当时繁荣得很——而是因为他这人既懒惰又没本领，富于幻想，和现实格格不入！说他当过油漆匠的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他卖过几张手工画的明信片，但一直到二十六岁，他始终是一个在马路上闲逛的瘪三。后来他在德国军队里当了四年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这种工作甚至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来说也是下贱的。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用煤气自杀，躺在一家陆军医院里。这就是元首的身世。

“后来——”他正讲得起劲，像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愣，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起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9)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哈哈哈！我觉得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亨利说，“你们那班政客要是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儿？也去柏林吗？”

塔茨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劳合·乔治(10)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分内的工作，对格罗克来说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一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一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像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的妻子在旁边，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格·亨利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像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一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算是不错的。”

“你好像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待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正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的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儿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像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呛。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刹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

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

她犹豫了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扑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像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都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在英、法、德这样先进的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阋于墙，最为可悲。”

船长高兴地点着头：“正是我要说的话。只要咱们能紧紧地团结起来，就不会再有战争。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绝不敢动手。除了他们，谁还要战争？”饭厅里，人们都戴着纸帽，抛掷彩色纸带。帕格注意到那四个犹太人坐在离他们不远的餐桌上，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德国侍者照样彬彬有礼地侍候他们。船长跟着亨利的目光望过去，他那严峻的胖脸松弛下来，咧开嘴露出高人一等的笑容。“您瞧见了吧，中校，他们在‘不来梅’号上像其他人一样受欢迎，受同样的招待。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异想天开。”他转向塔茨伯利，“咱们说句知心话，你们记者对于事情的恶化是不是该负点儿责任？”

“嗯，船长，”塔茨伯利说，“记者总得找个题材，您知道。照那些不住在德国的人看来，你们政府有不少新玩意儿，其中之一就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

“塔茨伯利说的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格罗克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插嘴说，“现在一提到德国，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总是犹太人。这方面的政策确实有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是一件事，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他转向亨利：“然而，维克多，跟元首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元首已经使德国恢复了元气，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民都有了工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而且大家都有了精神。光是希特勒对我们年轻一代所做的贡献，就大得难以使人相信。”（船长两眼放光，使劲点着头，不住地说：“对，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青年们干什么呢？他们上街闹事，他们变成共产党，他们吸毒、搞变态性爱，说来真是可怕。现在呢？他们都在工作、受训，或者为大家服务，没有例外。他们都很快乐！我部队里的水兵也都很快乐。你简直没法儿想象在共和国时代海军的士气有多低落——我向你提个建议吧。”他敲了下桌子。“你到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舰队。你一定要来！像你这样的人，看了海军基地或者船上的水兵，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它能打开你的眼界。你来不来？”

帕格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桌上的人都期待地望着他。如果接受这样的邀请，美国政府也就有义务向驻华盛顿的德国海军武官发出同样的邀请。海军部是否愿意跟纳粹政府做这笔交易，彼此交换参观潜艇基地呢？帕格可没有这个权力做出决定，他得向华盛顿报告这个邀请，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

他说：“我很希望能去，也许我们可以做出安排。”

“答应吧，把礼节撇在一边！”格罗克说着，举起两只胳膊一挥，“这是我对你发出的私人邀请，是两个海员之间的私人交情。潜艇指挥部分到的预算少得可怜，我们的行动也就比较自由。你可以自由到我们这里参观，我可以负责。”

“这个邀请包不包括我？”塔茨伯利说。

格罗克沉吟了一下，接着笑起来：“怎么不包括？来吧，塔茨伯利。英国人对我们了解得越深，草率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嗯，这也许是缔造和平的一个小小的重要步骤。”船长说，“就在我的饭桌上达成协议，我觉得很荣幸，咱们都要多喝些香槟表示庆祝。”

这样，在“不来梅”号船长的饭桌上，大家一起为和平干杯。当时离午夜还有几分钟，大邮船已放慢速度，渐渐驶近灯火辉煌的纳粹德国海岸。

在明媚的阳光下，“不来梅”号像火车似的在大河两岸低低的绿色河滩中缓缓前进。帕格站在太阳甲板的栏杆边，像过去一样，在航海之后看到了陆地觉得很高兴。罗达却是老毛病发作，在下面舱房里大发雷霆。每逢他们俩一起旅行，罗达总得受收拾行李之苦。帕格收拾他自己的东西倒是一个老手，可是罗达说，他放的东西她永远找不到。

“哦，不错，这个国家的景致很美丽。”塔茨伯利溜达过来，开始谈论景色，“你将会在不来梅港和柏林之间看到许多美丽的德国北方小城，建筑式样都很像英国都铎式。事实上，英、德两国有很深的关系和许多相似之处。你当然知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我们王室有很长时间只讲德语。然而总的说来，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比因纽特人还要陌生。”他哈哈一阵大笑，用一只胖手朝岸上一扫，接下去说：“一点儿不错，亨利，德国人坐在欧洲中心。这些使我们大伤脑筋的表兄弟，他们咝咝地响，呜呜地叫，有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向四面八方溢出来。他们从这些可爱的小镇、这些童话里的仙境、这些干净漂亮的城市里拥出来——等你看到科隆、纽伦堡、慕尼黑甚至柏林和汉堡以后，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我刚才说，他们从那些地方像气泡似的冒出来。这些彬彬有礼的、蓝眼睛的音乐爱好者，一下子都成了嗜血的刽子手，实在有点儿叫人毛骨悚然。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又让他们沸腾起来了。你们美国人也许得出一把更大的力，比上一次出的力要大得多。你知道，我们已经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了，我们和法国人。”

亨利注意到塔茨伯利每次谈话，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话题总要落到美国跟德国打仗上。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塔茨伯利。我们得对付日本人。他们正在宰割中国；他们又有第一流的战舰，而且每月都在扩建。要是他们把太平洋变成了日本内湖，继续干他们在亚洲大陆干的那一套，那么不出五十年，整个世界都要属于他们了。”

塔茨伯利从笑容可掬的嘴角吐出舌头，说道：“黄祸。”

“这是事实和数字的问题，”亨利说，“欧洲一共有多少人口？一两亿？日本现在快要统治十亿人口了。他们跟德国人一样勤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从纸糊的房子里出来，穿着绸制的和服，却在一二十年内打败了俄国。他们才叫可怕！跟我们在亚洲面临的局势相比，希特勒干的这套玩意儿在我看来就好像小猫小狗在后院里打架。”

塔茨伯利盯着他，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可能你把德国人估计过低了。”

“也许你把他们估计过高了。他们占领莱茵河流域的时候，你们和法国人干吗不干涉呢？他们违反了条约。你们本来可以在那时候动手，把希特勒绞死，可以像冲进女学生宿舍那样不费吹灰之力。”

“啊，这是事后的聪明。”塔茨伯利说，“别要求我为我们的政客辩护，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头脑。我在一九三六年说的、写的，完全跟你现在说的一样。在慕尼黑，我差点儿自杀。我把整个情况都详细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一连串坚硬的碉堡，一直插进德国的心脏；有五十个第一流的师，准备大显身手。它还是世界第二大兵工厂。苏联，甚至法国，最后都准备起来作战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六个月之前！但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从欧洲爬到希特勒跟前，把捷克送给了他！”塔茨伯利机械地笑着，抽了口被微风吹成锯齿形的香烟：“我不知道，也许民主制度不适应这个工业化时代。如果要它存在下去，我认为非美国人出场不可。”

“为什么？为什么你老要这样说？从表面看，你们和法国人仍比德国人占更大优势。你难道看不出来？人力、火力、钢、油、煤、工业设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他们的空军暂时领先，可是他们背后有苏联的威胁。当然不像去年或者两年前那样容易，不过你们仍有获胜的希望。”

“啊，他们的领导力量强。”

一只结实的手拍了下亨利的肩膀，一个带着讽刺口气的声音说了声“希特勒万岁！”欧斯特·格罗克穿着一身又旧又皱的海军制服站在那里，立得笔直，脸上的神情很严肃。“嗯，先生们，咱们就要再见了。维克多，我要是在混乱中不能再见到你，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大使馆吗？”

“当然啦，海军武官办公室。”

“啊！”塔茨伯利说，“咱们要到斯维纳蒙台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居然没有忘记，真叫人高兴！”

“我尽可能请你一起去。”格罗克冷冷地说。他跟他们两个握了手，鞠了一躬，咔嚓一声并拢脚后跟，就离开了。

“去跟帕米拉告别一下吧，”塔茨伯利说，“她在底下整理行李。”

“我这就去。”帕格跟那位通讯记者一起走下甲板，后者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很想把她介绍给我的一个儿子。”

“哦，你真这样想？”塔茨伯利透过厚厚的眼镜恶作剧似的瞟了他一眼，“我警告你，她可不好对付呢！”

“是吗？怎么？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温柔、更讨人喜欢的姑娘了。”

“那是平静的水面，”塔茨伯利说，“我警告你。”

(1)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2)　查理·卓别林（1889—1977），英国著名电影演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曾主演讽刺希特勒的影片《大独裁者》。

(3)　韬基在英文里有“碎嘴子”的意思。

(4)　庚斯博罗（1727—1788），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5)　罗姆尼（1734—1802），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6)　帕米拉的昵称。

(7)　普鲁塔克（46—120），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8)　纽约市的一条小街，以出租小客栈闻名。

(9)　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10)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

第四章

亨利夫妇刚到柏林，就受到希特勒接见。使馆人员对他们说，这是难得的好运气。总理接见的范围扩大到武官一级，是很罕见的事。元首为了使战争议论渐渐平息下去，这一时期不在柏林，现在由于保加利亚首相来访，才回到柏林。

亨利中校的公事堆积如山，他只是在公余之暇学习一下关于纳粹接见的礼仪。罗达则为了衣服和头发足足忙了两天，抱怨说艾德隆旅馆里的低能理发师把她的头发弄得一团糟，以后再也理不好了。可是照帕格看来，她头发的样子跟过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认为自己带来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于春天午后正式接见时穿，怎么没有人事先通知她一声呢？在接见前三个小时，罗达还乘着使馆的汽车从柏林的一家时装店赶到另一家。最后，她穿了一件金纽扣的粉红色绸衣和一件金网线衬衫闯进他们的旅馆房间。“你看怎么样？”她嚷道，“萨丽·福莱斯特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好极啦！”其实她丈夫认为这套衣服可怕极了，罗达穿着肯定显大，可是已经没有讲实话的时间了。“天哪，你在哪儿找到的？”

旅馆外面，在微风拂拂的街上，到处挂着用近乎透明的粗棉布做成的长方形红旗，红旗中央的白圆圈里有个黑色卐字；每面卐字旗旁边都有一面花哨的保加利亚国旗。在总理府的路口悬挂着更多的旗帜，像是一条汹涌的红色旗河，中间穿插着数十个模仿古罗马军团团徽的纳粹国徽——在长长的旗杆顶端，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底下模仿罗马SPQR(1)款式印着NSDAP五个字母。

“NSDAP代表什么？”罗达从使馆汽车的车窗里望着外面林立的金色旗杆问。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帕格说。

“这就是纳粹的正式名称？多好玩儿。你一念全名，听起来好像共产党。”

帕格说：“一点儿不错，希特勒就是靠极‘左’的纲领起家的。”

“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竭力反对这类玩意儿的呢。嗯，这真叫人伤脑筋。我说的是欧洲的政治。可我也觉得这玩意儿挺让人兴奋。相形之下，华盛顿就显得太平淡无奇了，对不对？”

维克多·亨利第一次走进希特勒的新总理府，不知怎么竟会联想起纽约的无线电城音乐厅。奢侈的地毯，排成长队等候着的人，高高的天花板，一大块一大块亮晶晶的大理石，大而无当的空间，给客人引路的身穿华丽制服的人——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虚假、庸俗而勉强地追求排场的印象。但奇怪的是，这不是一家电影院，而是一个大国政府的府邸。一个穿蓝制服的军官记下他的名字，慢慢移动着的队伍把这对夫妇送往大厅远处的元首身边。党卫军像合唱队的队员那样整齐划一，穿一式的银黑二色制服和黑皮靴，个个都是宽肩膀、金黄色鬈发、雪白的牙齿、紫铜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他们有的满脸堆着谨慎的笑容引导客人；有的沿墙站着，死板板的，脸上毫无表情。

希特勒的个子并不比亨利高。他是一个矮小的人，头发像囚犯一样剪得很短，一边哈腰鞠躬，一边跟人握手。他的脑袋老是歪向一边，前面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这是亨利头一眼看见站在那个魁伟的、挂满勋章的保加利亚首相身旁的希特勒时一瞬间的印象。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印象改变了。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神严厉而富于自信，但是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焕发起来，显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出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有时他握住客人的手谈话，遇到什么事使他特别高兴，他就会哈哈笑起来，同时用他的右膝做一个奇怪而突然的动作：他提起膝盖，朝内微微抖动一下。

他接见亨利夫妇前面的一对美国夫妇时态度随便，脸上没露出笑容，握手时他的游移不定的目光还往别处流连了一会儿，才重新落到他们身上。

一个司仪官，穿着一身镶金的天蓝色外交人员制服，用德语扬声说：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维克多·亨利中校！”

元首的手干瘪而粗糙，仿佛还有点儿肿。他打量着亨利的脸，手握得很紧。从这么近的地方看，他那深凹下去的眼睛呈灰蓝色，有点儿肿，也有点儿水汪汪的。希特勒看上去很疲倦，他脸色发青，前额上、鼻子上、颧骨上有太阳晒的一道道黑色，似乎有人说服了他，让他每天离开贝希特斯加登的办公桌到外面待了几个小时。面对着这张世界闻名的脸，瞧着耷拉下来的头发、尖尖的鼻子、狂热者的冷漠的眼睛和一小撮小胡子，亨利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奇特的感觉。

希特勒说：“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2)”说完就松了手。

希特勒居然会注意到他新近才来到德国，帕格十分吃惊，他结结巴巴地说：“Danke，Herr Reichskanzler.(3)”

“亨利太太！”

罗达两眼亮闪闪的，跟希特勒握手。他用德语说：“我希望您在柏林觉得舒服。”他的声音很低，有点儿平易近人。亨利听了又觉得很吃惊，他只听见过希特勒在电台上或者新闻纪录片上沙嗄地大声叫嚷。

“嗯，总理先生，说实话，我刚开始找房子呢。”罗达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时想不到应该说句客套话，继续往前走。

“您不会有困难的。”希特勒听她德语讲得很好，眼里马上放出温柔的光芒。显然他认为罗达长得很漂亮，他握住她的手不放，脸上露出笑意。

“只是柏林漂亮的住宅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找哪儿住好。这是问题所在。”

希特勒觉得很高兴或者很有趣。他笑出声来，朝内抖动一下膝盖，扭过头去跟他背后的一个副官不知说了什么，那副官鞠了一躬。希特勒又向后面的客人伸出手去。亨利夫妇继续向前移动，向保加利亚首相走去。

接见的时间并不长。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身材很胖，是陆军里的空军军官，来自美国爱达荷州，到德国已有两年。他把亨利夫妇介绍给外国的武官们和纳粹领袖们，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这两人的形象跟新闻片里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些。他们两个跟人握手很快，完全是敷衍，这就使亨利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物；而希特勒就不是这样。亨利一直在注意希特勒。元首穿了一条黑裤，一件双排纽扣的棕色外衣，一只胳膊上有一个鹰徽，左胸上有一个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如果以美国的时装式样衡量，这套衣服似乎嫌大，这就使这个德国领袖看上去好像穿了一套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不合身的衣服似的。希特勒不时显出不安、疲乏、腻烦的样子，要不然又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富于魅力。他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不时挪动两只脚，把头扭来扭去，或是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或是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或是用两只手做手势，心不在焉地跟大多数人谈话，一本正经地跟少数人谈话，经常抖动膝盖。有一次，亨利看见他从一只盘子里拿了一些裹糖衣的小饼干吃：他一边跟一个挂满勋章的客人谈话，一边贪婪地拿饼干往嘴里塞。过不多久，他离开了，参加接见的人也开始逐渐散去。

外面下着小雨，挂得密密麻麻的红旗都耷拉下来。雨水从岗哨的钢盔上顺着他们的脸颊往下淌，但这些岗哨都站得笔直，毫不注意脸上的雨水。美国大使馆的女客们都挤在入口处，帕格、福莱斯特上校和代办出去叫大使馆的汽车。代办个儿很高，蓄着八字胡子，聪明、苍白的脸上满是皱纹，带着一脸厌倦的神色。目前由他主持大使馆的工作。“水晶夜”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召回了美国大使，一直没有放他回去。大使馆里人人都反对这个政策，这使美国和德国官方的某些联系中断，给使馆的工作制造了麻烦，包括帮犹太人说话的工作。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总统向纽约犹太人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但在德国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显得可笑。

代办对亨利说：“嗯，你觉得元首这个人怎样？”

“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知道我刚到。”

“真的吗？嗯，你现在亲眼看到德国人的工作效率了。有人做了调查，向他汇报。”

“可他记得住，接见的队伍那么长。”

代办微微一笑：“政治家的脑子。”

福莱斯特上校擦了擦他的大而扁的鼻子，那是几年前飞机出事撞坏的。他对代办说：“元首跟亨利太太讲了好些话。帕格，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没什么，谈了一两句关于找房子的事。”

“你有个美丽的妻子。”代办说，“希特勒喜欢漂亮女人。她穿的那套衣服也很惹人注意。他们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两天以后，亨利在使馆阅读早晨送到的信件，他的办公室跟他过去在作战计划处的工作室没有什么不同——很小，到处是钢制的文件夹，堆满了技术书和报告。这间办公室有一扇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希特勒的总理府。亨利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一眼望见窗外的总理府，他的心弦总要微微震动一下。他的文书从前面小小的文书室里打电话给他。那间文书室和所有的文书室一样，弥漫着油墨、香烟和煮过头的咖啡的气味。

“亨利太太，先生。”

平常这个时候罗达还没起身。她没好气地说，有一个名叫诺德勒的掮客，专门承租有成套家具设备的住宅，送了一张名片到他们旅馆房间里。名片上写着：有人通知他说他们正在寻找房屋。那人这会儿在休息室等候答复。

“嗯，那有什么不好？”亨利说，“去瞧瞧他的房子吧。”

“我觉得挺奇怪，你看可能是希特勒打发他来的吗？”

帕格笑了一声：“也许是他的副官打发他来的。”

罗达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又来了电话，他刚吃完午饭回来。“唔，”他打了个哈欠，“怎么样？”他还不是很习惯外交家的吃饭方式，慢慢地呷着烈酒，时间既长，菜肴又丰富，他总是吃得大饱。

“房子漂亮极了，在绿林区，就在湖旁边，甚至还有一个网球场！价钱便宜得简直可笑，还不到一百美元一个月。你能马上来瞧一下吗？”

帕格去了。那是一所灰色的石头房子，屋顶上铺着红瓦，构造得十分坚固。房子坐落在一丛高大的老树中间，前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往下倾斜到水边。网球场在屋后，在一个正式花园旁边。花园里有一个大理石水池，养着肥大的红鱼。水池周围的花床上盛开着花朵。屋子里有东方地毯，配着金框的大幅古画，一张胡桃木餐桌和十六把配有蓝色绸椅垫的软椅；还有一个长长的客厅，里面布满了雅致的法国家具。楼上有五间卧室和三个大理石浴室。

那掮客年约三十，胖墩墩的，一头棕色的直头发，戴着无边眼镜，一副讲究实际的神气，看上去很像美国做地产生意的掮客。后来他说，他的确有一个哥哥在芝加哥当房地产经纪人，他曾在哥哥办公室里工作过。帕格问他租金为什么这么低。掮客用流利的英语笑嘻嘻地解释说，房产主罗森泰尔先生是一个犹太工厂主。根据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新条例，这所房子必须腾出来，因此他急需找一个房客。

“这个新条例是什么内容？”亨利问。

“我也不太清楚，是限制他们房地产所有权的。”诺德勒讲话的口气云淡风轻，仿佛他正在谈论芝加哥划分区域的条例。

“您要将这所房子租给我们，收多少租金，房产主是不是都知道？”帕格问。

“当然知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见面？”

“你说什么时候都成。”

第二天，帕格利用午饭时间约了房产主见面。那掮客在住宅门口给他们做了介绍，就走开了，自顾自地坐到他的汽车里。罗森泰尔头发花白，挺着个大肚子，穿一身用英国式样剪裁得极合身的黑色西服，一副上流人的气派。他把亨利请到屋里。

“这所房子很漂亮。”亨利用德语说。

罗森泰尔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气环视了一下，朝一把椅子做了个手势，自己也坐了下来。“谢谢您。我们很喜欢这所房子，为它花了不少功夫和金钱。”

“亨利太太和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把这地方租下来。”

“为什么？”犹太人显出吃惊的样子，“你们是理想的房客，要是你们嫌租金太贵——”

“老天爷，一点儿不贵！房租已经低得叫人难以相信了。可是，您真收得到钱吗？”

“当然收得到，要不谁来收呢？这是我的房子。”罗森泰尔说得很坚决、很自豪，“除去掮客的佣金和按规定缴纳的税钱，每一分钱我都能收到。”

帕格用大拇指朝大门口一指：“诺德勒告诉我说，某种新条例迫使您出租这所房屋。”

“这影响不到像您这样的房客，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愿意不愿意订一份两年的合同？我很愿意。”

“可是那个条例是什么内容？”

虽然他们单独待在一间空房里，罗森泰尔还是扭过头去左右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嗯——这是一个紧急法令，您要知道。我肯定它最后是会取消的。事实上，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已经向我做了保证。但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产业很可能被托管，可以不经我同意随时出售。可是，假如有一个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房客借住，这地方就不会被托管了。”罗森泰尔微微一笑：“因此租金比较便宜，中校先生！您瞧，我什么也不瞒您。”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干吗不把这些东西卖掉离开德国呢？”

犹太人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脸上仍保持着愉快和高贵的神情。“我的家族在这儿立业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提炼白糖。我的孩子们都在英国上学，可我妻子和我在柏林觉得相当舒服，我们都是在柏林长大的。”他叹了口气，环顾一下他们坐着的图书室（房间镶嵌着花梨木护墙板，十分舒适），继续说道：“目前的情况比起一九三八年来要好一些，那时候真是糟糕透了。要是不发生战争，情况准会很快好转。有几个高级官员郑重地跟我谈过，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罗森泰尔迟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元首对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我经历过其他困难时期。一九一四年，我在比利时受过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一个肺。谁的一生都少不了受磨难。”他把两手一摊，优雅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维克多·亨利说：“嗯，亨利太太很喜欢这所房子，可我不愿意乘人之危。”

“您做的恰恰相反，您现在应该明白了。两年？”

“先订一年怎样，到时候再续订？”

罗森泰尔马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亨利也站起来，跟他握了手。“咱们本来应该喝一杯庆祝一下的，”罗森泰尔说，“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把酒柜都搬空了。在一所空房子里，酒是搁不住的。”

头一天晚上，亨利夫妇睡在罗森泰尔家又大又软的床上，觉得有点儿异样。可是几天以后他们就习惯了，忙着布置一种新的生活。通过掮客的介绍，他们从一个职业介绍所里雇到一个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男仆兼司机。他们都是头一流的用人，可是在亨利看来，他们都是安插进来的特务。他检查了屋内的电线，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但他不熟悉德国的设备和线路，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尽管这样，他和罗达谈论一些担风险的事情时还是到草地上去散步。

转眼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在新歌剧首演式上又看见一次希特勒，这次距离比较远。希特勒在一个漆成深红色、衬着锦缎的包厢里，他身上的白领带和燕尾服仍旧嫌大，那派头真有点儿像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衣冠楚楚的流氓，尽管他神情严肃，用一种僵硬的姿势频频行礼，而一些美丽的妇女和要人模样的男子都拼命向他鼓掌欢呼，个个都抻长了脖子尊敬地瞪着他。

大使馆为亨利夫妇举办了两次欢迎会，一次在代办家里，另一次在福莱斯特上校的住宅里。他们在两次酒会上结识了不少外国外交官和德国要人：实业界、艺术界、政界和军界的重要人物。罗达在社交上大显身手。经过总理接见前那场虚惊之后，她给自己添置了大量华贵的衣服。她穿了新装更是艳丽动人。她的德语越说越好。她喜欢柏林和柏林的人民。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就对她特别亲切，虽然使馆里也有人憎恨纳粹制度，看见她对纳粹分子那么亲切，不免觉得吃惊。在这些酒会上，帕格看上去真有点儿像一只熊，默默地站着，除非先有人跟他说话，他才搭腔。可是罗达的成功把他的缺点遮掩过去了。

罗达不是没看到纳粹丑恶的一面。她去了一次动物园，以后再也不肯去了。她承认柏林动物园要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公园都整洁、美丽和富于魅力，但是长椅上钉着的“Juden Verboten”(4)的牌子叫人作呕。她要是在餐馆门口看到类似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帕格把他跟罗森泰尔会面的经过告诉了她以后，她立刻患起严重的忧郁症来：她要放弃这所住宅，甚至谈到要离开德国。“嘿，想一想！把这所美丽的住宅廉价出租，只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着他卖掉——毫无疑问是卖给有权势的纳粹，这帮人都等着廉价收购呢。多可怕啊！”但最后她还是同意租下这所住宅——他们总得找地方住，而这所住宅实在太理想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反应也逐渐冷淡，发现这类事情在柏林已经司空见惯，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了。有一次，憎厌纳粹的萨丽·福莱斯特邀请她到一家餐馆里共进午餐，尽管餐馆外面的橱窗上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但她觉得拒绝进去是愚蠢的。不久，她连想也不想，就到这类馆子里吃饭了。很快，动物园成了她星期天散步最爱去的场所。但她坚决认为，排犹主义是这块可爱的、令人兴奋的国土上的一个污点。她向一些纳粹要人说出她的这种看法，他们有的显得很僵，有的宽容地假笑一声，也有少数人暗示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美国住了六代啦。”她会这样说，“在虐待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没法儿跟你们有一致的看法。实在太可怕啦！”

对于美国妇女那种独立不羁、直话直说的作风和她们丈夫那种听之任之的做法，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能谅解，他们把它看作民族的特点。

维克多·亨利避开了犹太话题。纳粹德国的生活是一种过于巨大、一时难以消化的新生活。大多数外国人对纳粹的态度不是竭力反对，便是竭力赞成。外国记者们正如基普·托莱佛所说的那样，都一致痛恨纳粹。大使馆内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七七六年(5)以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不取得世界霸权决不会罢休，有朝一日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向美国发动进攻。另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救星，认为他是欧洲唯一的反共堡垒。他们说，那些民主国家已经证明无力对付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发展，希特勒用更猛烈的火力来对付极权主义的火力。

但上述两种论断都缺乏可靠的根据。每逢维克多·亨利向他的那些新相识逼取事实时，他得到的只是激烈的言辞和手势。一捆捆的分析材料和报告里倒有不少统计数字，但它们极大部分都来源于猜测、宣传和花钱买来的可疑的情报。他试图研究德国历史，看书一直看到深夜，结果发现这个历史可以上溯一千年，深不可测。他在这里面找不到解答一九三九年问题的方法和钥匙。光是弄清楚纳粹来自什么地方和希特勒怎么会受德国人拥护这个秘密，他就觉得无能为力，跟他谈话的那些人也个个觉得无能为力。甚至问起德国排犹主义这个似乎不值得一问的问题时，也会得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主要看你在十几个外交人员中问哪一个。亨利中校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急于把这些重大问题全都弄个水落石出，只会白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军事潜力是他所熟悉的本行，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中狭窄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纳粹德国是不是真像经常在街上示威的部队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军人所显示的那样强大？还是仅仅是装个样儿，实际上却像高挂着的卐字旗上的透明红纱布那样脆弱？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让自己有先入之见，要亲自掌握各种真实材料，因此他立刻埋头工作，深入研究这个难题。

在这期间，罗达开始欢乐地适应外交官生活。她对大使馆的人员和柏林的风俗习惯都逐渐熟悉起来，她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她设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格罗克，出席宴会的有代办、一个法国电影演员、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以及一个严肃、魁伟的德国将军，名叫阿尔明·冯·隆，长了一个很特别的鹰钩鼻，一举一动都非常死板。罗达跟这些人都不太熟。举例说，冯·隆将军是她在福莱斯特上校家里遇见的。有人告诉她说，他在德国武装部队里地位很高，也很有才能，于是她跟他接近。她有一见面就讨人喜欢的天赋。她总是显得那么雍容华贵，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人以好感或性感；她使人感到，跟她进一步交朋友是会很愉快的。人们都乐于接受她的邀请。

来宾的身份都高于格罗克夫妇。他们有点儿眼花缭乱，有点儿得意，而隆将军的出席也有点儿使他们心慌意乱。格罗克有一次悄悄地跟维克多·亨利说，隆是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智囊。于是帕格上去跟隆攀谈，故意把话题引到战争上。他发现隆的英语讲得极好，但关于战争，他只冷冰冰地谈了些一般情况，使这位武官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虽说从他谈的话里得不到一点点向上汇报的材料。

在宴会结束之前，格罗克喝得醉醺醺的，把维克多·亨利拉到一旁，告诉他说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的上校在制造一些愚蠢的困难，不过他会把这次参观安排好的。“我还要请你的英国朋友一起去，他妈的。我说过要请你们，我说的话是算数的。这群岸上的杂种活着就是为了制造麻烦。”

亨利夫妇只接到一封梅德琳写来的没精打采的信，是她抵达纽波特度暑假时寄来的。华伦跟往常一样，从不写信。七月初，拜伦写给他父亲的信终于辗转寄到了：

亲爱的爸爸：

来信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我揣摩是我给了您关于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个姑娘的错误印象。跟她一起工作很有趣，但她年纪比我大，是拉德克利夫学院三年级的高才生。她最好的男朋友是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优等生。我不是那种材料。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感谢您给我的忠告。她的确是非常理想的良友，跟她谈话使我得益不少。您知道了一定会高兴。

杰斯特罗博士让我研究君士坦丁大帝的战争史。虽然我接受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挣钱，但我喜欢这工作。当时世界大势正从异教邪说转向有利于基督教，所以这段历史确实很值得研究，爸爸。它同我们今天的现实颇有雷同之处。我想您一定会喜欢杰斯特罗博士的这本新书。他只是一个学者，分不清一艘鱼雷艇和一辆中型坦克之间的区别，但他有本事抓住古战场的特点加以描绘，使人人都能理解，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锡耶纳马上要挤满游客了，他们都是来观看一年一度的混账赛马的。市镇的广场上到处有马疾驰，他们都说经常发生惨剧。华伦将会成为出色的飞行员。嗯，我觉得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问大家好。

拜伦

(1)　拉丁文“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缩写。

(2)　德语：欢迎到德国来。

(3)　德语：谢谢，总理先生。

(4)　德语：犹太人不准坐。

(5)　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

第五章

从十四世纪起——拜伦听说——除赛马外，锡耶纳不曾发生过什么大事。锡耶纳在中古时期是一个富饶的都市国家(1)，在军事上是佛罗伦萨的对手。一三四八年，锡耶纳曾因黑死病而被隔离。从那以后，它像被符咒镇住似的，凝固成目前这个样子。偶尔有少数几个艺术爱好者到此一游，来欣赏十四世纪的绘画和建筑。广大世界的人们每年两次纷纷赶到锡耶纳来看狂热的赛马，其他时候就听任这座宛如出自一幅古老壁毯的偏僻小城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凋敝。

埃伦·杰斯特罗在锡耶纳近郊住了九年，却一次也没看过赛马。拜伦问他为什么不去，杰斯特罗就侃侃谈起罗马帝国时期那些惨无人道的公众比赛——它们是中古时期这些滑稽比赛的先驱。他说，赛马像远古时期的一头恐龙那样偶然在群山环绕的锡耶纳保留下来。“有些中古城市用驴子或水牛竞赛，”他说，“在教皇统治下的罗马，他们用犹太人竞赛。我不去，倒不是怕万一有马摔断了腿，他们会逼着我代替它去竞赛，我只是不感兴趣。”另外，他的那位大主教朋友老早就对他说过，上年纪的人怕被挤坏或者遭践踏，总是避开赛马。

可是现在有那篇文章要写，杰斯特罗弄到看两场赛马的票，派拜伦和娜塔丽进城去做研究工作，自己则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

他们首先打听到，这是锡耶纳城内一些地区或教区之间进行的比赛。每区只包括几方块古老的房子。整个锡耶纳的面积总共只有两平方英里半，人口大约三万。然而，这些小小市区——共十七个，每年由其中十个进行比赛——却以很难想象的认真态度对待它们本身、它们的边界、它们的忠诚、它们的旗帜和它们的区徽。它们各有奇特的称号，如Oca、Bruco、Torre、Tartuca、Nicchio（即：鹅、毛毛虫、塔、乌龟、贝壳）。每一市区各有自己的旗子、区歌、教堂，甚至还有一座类似区府大厅的建筑。

拜伦和娜塔丽穿过崎岖陡峭的街巷，转悠了好几天。偶尔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噗噗噗地喷着气开过，他们俩为了保住性命，就得把身子紧贴红棕色的高墙——锡耶纳没有人行道，而那昏昏欲睡、杳无人迹的街道比公共汽车也宽不出多少。他们俩手持地图，挨着个儿踏访每个小市区，探索赛马的背景。他们追溯过去几百年来这些市区如何结盟和结仇。豹区与长颈鹿区友好，乌龟区对蜗牛区深恶痛绝，诸如此类。它们之间的恩怨纠缠不清、难解难分，而且至今仍是如此。

他们还了解到世界闻名的赛马本身只是一个可笑的骗局，而且人人都心中有数。市区根本没有马，每次比赛前几天，这些马才由附近乡村拉进城。于是，参加比赛的市区就为马抽签。同样一批神经麻木、有持久力的老爷马，年复一年地拉回来，按照抽签的结果，从一个市区转到另一个市区。

那么比赛是怎么搞法呢？对骑师行贿，用药物刺激马，偷偷为跑得最快的马布下障碍或者把骑师弄伤——只有用这些办法才能使这场赛马带点儿暧昧的比赛意味。因此，最大、最富的市区往往取胜。然而，比赛的结果也难以预料，因为一个小而穷的市区也可能情急智生，另出花样。它可能挥霍巨资进行贿赂，保证向未来的盟友效忠，发誓参加未来的某些阴谋，其目的仅仅是夺取锦旗，以装点它区府大厅的门面。而赛马本身就是这么回事：争夺一面绘有圣母像的旗帜。像中古时期的一切竞技一样，这种赛马也是在圣日(2)举行，以表示对圣母的崇敬，因此锦标上得以绘上圣母像。有几十面这种褪了色的锦旗悬在各市区的区府大厅里。

过了一阵，连杰斯特罗也对此感兴趣了，但带点儿讽刺意味。他说，诡诈显然是这种比赛的灵魂。古老欧洲的钩心斗角，行贿和贿上加贿，欺骗和骗上加骗，对旧日盟友的突然反目，临时与多年宿敌暗中勾结，种种诡计和尔虞我诈——这一切都以赛马为归宿，那时候一切鬼蜮伎俩都在落日的余晖下表现出来。

“嘿，这篇文章会自己写出来的！”一天午饭时，他喜气洋洋地说，“不管怎样，这些锡耶纳人已经为欧洲的民族主义做出一个奇特的、小小的榜样。大主教告诉我说，豹区的一个女人要是嫁给毛毛虫区或者塔区的一个男人，生娃娃的时候，她一定得回到豹区街上的一幢房子里，以便确保她的娃娃属于豹区。爱国主义！自然，关键在于每年夏天这场疯狂的发作。这套过了时的哑剧，什么蜗牛、长颈鹿，等等，本来几百年前就该绝迹了，只不过由于赛马这个可喜的、丰富多彩的激动场面，以及比赛中种种背信弃义和恣意动武，它才延续至今。赛马就是战争。”

“先生，您真该进城去看看，”拜伦说，“他们正在铺设跑道哪。足有几百卡车这种朱红色的土，铺遍了堪布广场。”

“不错，”娜塔丽说，“他们装饰街道的那种方式真是惊人。到处都看到挥旗的人在那里演习——”

“我打算专为看赛马抽出两个工作日来，那就足够了。”杰斯特罗严峻地说。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拜伦说，“这玩意儿是彻头彻尾的瞎胡闹。”

娜塔丽用惊异、亢奋的眼光望着他，拿手帕轻拭着她那汗湿的前额。这天举行头一场赛马，他们站在大主教府邸的阳台上看列队游行。教堂正面的巨大阴影略微遮住阳台的一端。杰斯特罗戴着他那顶黄色的巴拿马大草帽，身穿一套白衣服，正和大主教站在那里攀谈。拜伦和娜塔丽在炎日下挤在阳台另一端那些享受特殊待遇的看客当中。尽管这个姑娘穿的是一件无袖的淡红色亚麻衫，她还是不住地淌汗，而穿了一件蓝条纹府绸上衣、系着绸领带的拜伦，自然感到更不舒服。

阳台下面，毛毛虫区的游行人群穿黄绿二色服装——袖子和宽短裤鼓胀起来，长筒袜五颜六色，帽子上插了翎毛——正从人山人海的教堂广场往外走，边走边朝着向他们欢呼鼓掌的人群挥动着一面面的大旗。同时，红黑二色的猫头鹰区的队伍正进入广场，用旗子耍出同样的绝技：把旗子缠成旋涡，一对旗子连同旗杆一起掷到半空，并且交叉起来，挥旗的人相互跳过对方的旗杆，还使旗子保持流动。

“瞎胡闹？”娜塔丽说，“我正觉得有点儿神奇呢。”

“神奇什么？他们反复干着同一套把戏。咱们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几个钟头了，豪猪区、鹰区、长颈鹿区和森林区还没来炫耀它们的旗子呢，太阳都快把我烤熟啦！”

“啊，拜伦，你要明白，神奇的是这流动的彩色和这些年轻人的脸。说实在的，这些人穿中古时期的服装要比穿日常的衣服自然得多，对不对？瞧他们笔直的长鼻子，眼眶很深、神气忧郁的大眼睛！说不定他们确实是埃特鲁里亚人(3)的后代，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

“花了半年工夫，”拜伦说，“独角兽区、豪猪区和长颈鹿区还特地盖了楼房和教堂，做了成千上万件的服装，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专搞这套礼仪，排成大队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一路上吹吹打打，然后试跑，这一切都只为了让一些衰老不堪的老爷马举行一场营私舞弊的比赛！而且居然还是为了圣母！”

“啊，美极了！”娜塔丽嚷道。猫头鹰区的两面旗子这时在半空交叉成拱形，挥旗的人在观众的喝彩下把旗子擎住，然后旋转出红黑色的精美图案。

拜伦揩了揩脸，接着说：“今天我在鹅区的教堂里，他们把马拉到里边去了，一直拉到圣坛跟前去接受祝福。我本来不相信书上的说法，可是我亲眼看到了。神父把十字架放到马鼻子上替它祝福。马比人还懂事，并不乱动。可是这样一来，我揣摩自己可把这儿的赛马看透了。”

娜塔丽瞟了他一眼，感到好笑。“可怜的勃拉尼，意大利式的基督教确实害得你心神不安，对不？莱斯里说着了，你只是一个新教徒。”

“难道马也属于教会？”拜伦说。

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从大教堂到堪布广场走了一小段路，杰斯特罗就越来越感到紧张。拥挤的人群沿着那条狭窄的街道摩肩接踵地移动着，个个兴高采烈，只是挤在古老宫殿的两堵红棕色石砌高墙之间赶着路，一边高声喊叫，一边指手画脚。这个小个子教授不止一次趔趔趄趄，几乎绊倒在地。他紧紧地抓住拜伦的胳膊：“你不会在意吧？我一向有点儿怕人群。别人并不是有意加害于我，可是他们似乎不大理会我。”一阵拥挤，他们在一道低矮的拱门下停了下来，然后缓慢地挤了出去。

“我的天！”当他们在赛马的土跑道上出现时，杰斯特罗说，“广场大变样儿啦！”

“他们在这上头干了好几个星期了，”拜伦说，“我告诉过您。”

锡耶纳的主要广场是意大利的名胜之一。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古时期的城市设计家，曾布置了这么一块令人难忘的漂亮的空旷场地。在它的边沿上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是一片红色的宫殿，和十四世纪修建的市议厅壮丽的、几乎垂直的正面。这一切都笼罩在托斯卡纳的蓝色穹隆之下。市议厅那红石头砌成的、高三百五十多英尺的钟楼直插云霄。一年到头，这个贝壳形的巨大广场除了一些摊贩和稀稀落落的行人外，始终是空荡荡的。环绕它的那些古老建筑似乎已被遗弃或在那里沉睡。

今天，在金色的夕阳照耀下，广场上人山人海，都在木栅栏围起的圈子里拥挤着、喧哗着。在栅栏与宫墙之间，是土铺成的跑道。贴着墙是一排临时搭起的长凳形成的陡坡。广场周围每座建筑物的每个窗口都挤满了一张张的脸，宫殿用旗帜和色彩鲜艳的帏幔装点起来。长凳上坐满了人，所有的屋顶上也挤满了人，广场中间那一大块场地看起来也是满满的。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从六条窄小的街巷跨过跑道，朝这里拥着，硬挤进来。游行队伍正在环着跑道行进，在人群不断的喝彩以及好多支铜乐队刺耳的奏鸣之下，所有各区的队伍同时旋转起旗子，把它们掷到半空，然后形成精美的图案。

拜伦把他们领到座位上，一只手依旧抓住杰斯特罗的细胳膊。“喏，大主教对咱们多优待啊！”教授说着，和大家一起在裁判席下边毛毛糙糙的细长板子上坐下。“找不到比这里看得更清楚的位置啦！”他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显然是由于摆脱了人群的拥挤而感到高兴。

“看见那些草垫子了吗？”娜塔丽快活地说，“就在那儿，下边犄角上。”

“哦，看到了。老天爷，多么奇特的勾当！”

人群的嘈杂声更大了，渐渐形成一片欢呼。一辆木制的大车，由四头长着巨大而弯曲的犄角的白色托斯卡纳牛拉着，正进入跑道。车的周围簇拥着穿华丽服装的游行者，那面奖旗在大车上一根高耸的旗杆上飘扬。“嘿，画的是圣母升天。”杰斯特罗一边说，一边用小型望远镜观察着那面色彩鲜明的狭长旗子，“画得质朴，然而一点儿也不坏。”

大车绕着广场缓缓地滚动。戴盔的警察走在后面，从跑道上把人群赶开，清道夫在扫除纸屑和垃圾。铺过土的广场上如今是密密匝匝的一片白衬衫、五颜六色的上衣和黑色的头颅，呈现出跑道的半月形和它的危险性。红色的宫殿向下倾斜，一直连到市议厅，那里一条笔直的街道把宽阔的弯路切掉一段。在这些急转弯的地方，外面的木栅栏都用厚厚的草垫子垫起来。试跑的时候，拜伦和娜塔丽还是看到有些马猛撞到草垫上，骑师就被摔得人事不省。

照在市议厅正面的夕阳，颜色越来越深，变成血色。广场的其他部分都在阴影中，钟楼上响起巨大的钟声。市议厅那边奏起长长的军乐，人群静了下来，喇叭吹起古老的赛马进行曲——一个星期以来，这曲调一直在锡耶纳街头巷尾回响。在宫廷外边，穿了马衣准备参加比赛的马驮着穿了五彩服装的骑师在快步跑着。

娜塔丽·杰斯特罗把手指滑进拜伦的指缝里，紧紧攥着。她把那凉爽、瘦削而细嫩的脸颊往他的脸颊上贴了一下。“是瞎胡闹吗，勃拉尼？”她小声说。

这一接触使他心荡神驰，一时顾不上回答。

比赛的起点就在他们跟前，他们后边，在裁判席上面，挂在旗杆上的那面奖旗迎着从广场上吹来的凉风在微微飘扬。一套古代用木头和绳索设计的玩意儿拦着起点。把拦在绳子里的一群蹦蹦跳跳、过度亢奋的马排成队证明是办不到的事。这些晕头转向的马东蹦西跳，转身，后退，跌倒，两次起错了步，挣脱出去。最后，十匹马轰地一下挤成一堆跑开了，骑师们一边疯狂地打着马身，一边彼此打着。在这片经久不息的喧哗中，听到一声更大的喊叫：两匹马摔在头一堆草垫上了。那以后，拜伦就没再去注意比赛了。正当他望着一个摔得人事不省的骑师被人从尘土中拖走时，人群中又发出一声惊呼，说明另一起事故发生了——这回他望不到了。这群马随着棒子的挥舞，尘土飞扬，拉成五个距离乱哄哄地跑过来了。一匹没有骑师的马也奔驰着赶了上来，嘴里吐着泡沫，缰绳耷拉着。

“没人骑的马能赢吗？”杰斯特罗朝拜伦嚷道。

在他们下边一排的一个男人，长着翘起的小胡子和黄色的金鱼眼，向他们仰起一张肥胖的、长满瘊子的红脸。

“Si，si. (4)没人骑的马scosso(5)。先生，是scosso。Vira Bruco！(6)Scosso！”

当这群马从裁判席前跑过第二趟的时候，那匹没人骑的马清清楚楚地跑在最前头，拜伦还可以看出它身上毛毛虫区的颜色和徽记。

“Scosso！”那张长满瘊子的红脸又掉过来，朝着杰斯特罗博士快活地嚷着，嘴里喷出大蒜和酒的浓烈气味。他还向他挥舞着两个拳头：“先生，看到了吗？嗬！Bruco！毛——毛——虫，先生！”

“对，确实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一面朝拜伦那边躲闪一下。

跑到第三圈——也是最后一圈的时候，一直没被马从背上摔下来的骑师拼命鞭打他们骑着的老爷马，想要赶到毛毛虫区那匹没人骑的马前头去。广场上的声音更大了，形成一片疯狂的嘶叫。在尘土飞扬、一阵混乱的骚动中，骑师们使劲伸直头部，用胳膊捶打着，跑过了终点。那匹没人骑的马翻动红红的眼睛，还是勉强跑在前头。

“Bruco！”那个长满瘊子的男人尖声喊着，跳得足足有两英尺高。“Scosso！ Scosso！哈哈！”他扭转身来对杰斯特罗狂笑了一下，然后用一根假想的皮下注射针扎在他自己的膀子上，使劲打气，用这样生动的手势来向他比画说，那匹马是注射过药物的。“Bravissimo！(7)呼！”他沿着狭窄的走道奔到跑道上，一直冲到尘土中，消失在从座位上跳起来跨过木栅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跑道上立刻挤满了人，打着转，嘶喊着，挥舞着胳膊，在狂喜中蹦跳拥抱，晃着拳头，抱着脑袋，捶着胸膛。在人群中，还夹杂着插了翎毛、来回摇动的马脑袋。在裁判席前边的跑道上，十二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正在揍一个没戴盔的骑师。他跪在土道上，举着双臂在求饶，脸上淌着鲜血。

“老天爷，那是怎么回事？”杰斯特罗用发抖的声音说。

“有人没能照原来约好的那样搞鬼，”拜伦说，“或者又另外搞了鬼。”

“我想——”杰斯特罗用颤巍巍的手捋着胡子，“这就是大主教所警告咱们的那部分。也许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拜伦伸出一只胳膊拦在他胸前：“现在走不得。先生，您仍旧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别动。娜塔丽，你也这样。”

一帮脖子上围了毛毛虫区黄黑色围巾的年轻小伙子从人群中闯过来，直扑裁判席。他们踩着长凳子从杰斯特罗身边走过，领头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前额还淌着鲜血。当这个满脸鲜血的家伙抄起旗杆的时候，拜伦把双臂伸到姑娘和杰斯特罗前面，保护他们。这一伙都在咆哮着，欢呼着，然后拿着旗子，咯噔咯噔地踩着长凳子走回去了。

“好啦，”拜伦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来吧！”

激动的锡耶纳人和外地来的游客都小心翼翼地替得胜的毛毛虫区队伍让路。拜伦一只手挽着姑娘，另一只手挽着杰斯特罗，紧紧跟在这伙人后边移动。他们走出了拱形矮廊，来到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可是这时人群转到奖旗和护送它的凯旋队伍后边，把他们卷了进去，一直朝大教堂方向的高坡上挤。

“啊，天哪，”娜塔丽说，“这下咱们躲不开了！你攥紧埃伦吧！”

“哎呀，我没料到这手。”杰斯特罗气喘吁吁地说，用那只空着的手慌慌张张地摸着帽子和眼镜，另一只紧紧攥在拜伦的手里，“拜伦，我的脚几乎沾不着地了。”

“不要紧。先生，您不要硬跟他们抢路，就随着往前走吧。前边一有岔道，就不会这么挤了。不要慌——”

骤然间，人群由于一阵惊吓而骚动起来，一下子把教授从拜伦攥着的手里冲开了。他们听到后边有蹄子踩着石板的嗒嗒声，马的疯狂般的尖声嘶叫和人们的惊呼声。拜伦和娜塔丽周围的人群为了躲开那匹冲过来的马，已四散奔逃。过来的是毛毛虫区那匹得胜的马。一个穿了绿黄二色服装、假发已经被撞歪并且就要滑将下来的健壮小伙子正在拼命勒住这匹马，可是它尥起蹶子，一只前蹄正踢在他的脸上。他淌着血倒在地下，于是马脱了缰。它连蹦带跳，尥蹶子，嘶叫着向前冲，人群赶快闪开。当拜伦把娜塔丽从后退的人群中拖到门道里时，埃伦·杰斯特罗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心，没有了眼镜，跌了一跤，刚好栽倒在马正冲过来的路上。

拜伦对娜塔丽什么也没说，就直奔街心，从杰斯特罗头上一把抓起那顶黄色大草帽，对准马的脸来回摇晃。他蹲在那里，盯着马的蹄子。这匹马疯狂地嘶叫起来，朝着一堵宫墙躲闪，打了个趔趄，脚下站不稳了，随后又找到平衡，尥起蹶子，朝着拜伦甩起前腿。拜伦又晃动草帽，机警地待在它踢不到的地方。这匹马两腿腾空蹦跳着，翻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嘴里喷着泡沫。这时，六个穿毛毛虫区服装的男人朝街心跑来，其中四个人抓住缰绳，把马拽倒，渐渐使它镇定下来。另外的人就去搀扶他们那个受了伤的同伴。

人群中跳出一些人来把杰斯特罗搀起来，娜塔丽跑到他身边。人们把拜伦围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用意大利话向他嚷着什么。他朝杰斯特罗身边走去：“先生，还给您帽子。”

“谢谢你，拜伦。我的眼镜，你没见到吧，嗯？我想大概已经碎了。嘿，我在别墅还有一副。”教授茫然地眨巴着眼睛，可是他神情还挺兴奋、挺愉快，“我的天，好一阵乱哄哄。出了什么事啦？我大概是给推倒了。我只听到有一匹马在我身边嗒嗒跑着，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他没怎么着，”娜塔丽对拜伦说，说的时候直直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过去她一直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多谢你。”

“杰斯特罗博士，要是您没太受惊的话，”拜伦又挽起他的胳膊说，“咱们应该到毛毛虫教堂去参加感恩仪式。”

“哦，一点儿也没受惊。”杰斯特罗笑了。到了行动的时刻，他的心神似乎才镇定下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开心。咱们去吧！拜伦，你把我攥紧点儿，刚才你可有点儿失职。”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娜塔丽和拜伦正在图书室工作，外边一阵夏日的雷雨在敲打阴暗的窗户。天空打闪的时候，拜伦刚好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见娜塔丽正朝他凝视着。在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沉郁。

“拜伦，你到过华沙吗？”

“没有。怎么了？”

“你愿意跟我一道去那儿吗？”

拜伦用很大的意志力抑制住自己的喜悦。他把二十年来抵抗他父亲盘问时的那副叫人捉摸不透的迟钝神情拿了出来。“去干什么？”

“哦，也许值得去游览游览，你不这么认为吗？斯鲁特甚至说，那儿颇有点儿古色古香。问题是埃伦越来越不肯让我走了，这你是知道的。本来我尽可以叫他见鬼去，可是我不大愿意那样做。”

拜伦听到过他们讨论。看完赛马后，杰斯特罗得悉自己差点儿受伤或者丧命，曾大大紧张了一阵子。驻佛罗伦萨的美国领事在赛马后曾来看望过他一次，那以后，杰斯特罗的阴郁心情更加沉重了。他一再说外交界对波兰的形势很担忧，他认为娜塔丽打算做的这次旅行风险太大。

拜伦说：“我去会起什么作用吗？”

“会的。你知道埃伦如今在背后怎么叫你吗？那个宝贝孩子。他怎么也不能忘怀你在赛马时的那番作为。”

“你向他夸大了。”

“我没有。你表现了突出的镇定，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伦事后知道了之后，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匹马很可能要了他的命。假若我告诉他你也去，我估计他也许就不会再啰唆了。”

“你的朋友斯鲁特看到我跟你一道来，也许会觉得不快。”

娜塔丽略带苦笑说：“莱斯里·斯鲁特由我去对付，成了吧？”

“我考虑一下。”拜伦说。

“你要是缺钱，我愿意借你一些。”

“哦，钱我有。娜塔丽，说实话，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考虑的，我想我还是跟你去吧。杰斯特罗一去希腊，待在这儿也太冷清。”

“太好了，”她畅快地向他笑了笑，“咱们一定会玩得痛快的，我向你保证。”

“去完华沙以后呢？”拜伦说，“你还回到这儿来吗？”

“大概是这样吧——要是这个时期领事还没能说服埃伦回国的话，他确实正在埃伦身上下功夫呢。那么你呢，勃拉尼？”

“哦，也许我也这样，”拜伦说，“我现在是闲荡着。”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吩咐开一瓶香槟酒。“拜伦，我没法儿告诉你这么一来我心里有多大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顽固的姑娘不知道波兰这个地方有多野蛮、多落后。可是我知道，就我的亲戚们的来信看，自从四十五年前我离开以后，那儿丝毫也没有改进，而且那儿的局势实在极不稳定。那个留小胡子的坏蛋(8)正叫嚣得很凶，咱们得做最坏的准备。不过，事情发生之前总会有点儿什么警告。如今，我放心多了，你是一个能干的年轻人。”

“你说得仿佛我是一个白痴似的。”娜塔丽啜着香槟酒说。

“你是一个女孩子家，这一点你不容易记住。小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爬树呀，跟男孩子们打架呀。嘿，那么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吧，这我倒不在乎。”

“先生，您不去希腊吗？”拜伦说。

“我还没确定。”杰斯特罗看到他们迷惘的神情，笑了，“我在护照方面有点儿麻烦，我一直也没去纠正它。我不是美国出生的，我父亲入了美国籍，我也就归化了。如今，一重换护照，才知道原来还牵涉到什么公文手续。尤其我已经九年没回去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底以前也许可以澄清，也许不能。如果不成，那我就明年春天再进行那次旅行。”

“这个问题您可一定得解决。”拜伦说。

“啊，自然。领事说，这类事情以前很好办，可是自从大批难民从希特勒那里往美国逃，规章就严起来了。嗯，勃拉尼，这么说来再过几个星期，你和娜塔丽就要去华沙啦！我再高兴不过了。我相信她很需要一个保镖。”

“埃伦，你也可以爬树去了。”娜塔丽说。她的脸变得粉红，他叔叔朝她笑了起来——一个星期以来，他头一回笑得这么畅快。

“我希望你们会想办法会会我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对拜伦说，“自从我离开波兰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了。可是我们每年总要通上这么三四回信。临机应变一直是他的长处。”

(1)　中古欧洲封建时期的一种经济自给自足、政治独立的政体，又名自由城市。

(2)　指天主教的节日及纪念日。

(3)　古代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民族。

(4)　意大利语：是，是。

(5)　意大利语：乱跑。

(6)　意大利语：毛毛虫万岁。

(7)　意大利语：最勇敢的。

(8)　指希特勒。

第六章

帕米拉开车送亨利中校和她父亲去斯维纳蒙台。本来坐火车可以更快一些，但是亨利想看一看这里的农村和小城镇，而那个英国人也正求之不得。他说，如果待在城市外面的话，你几乎会喜欢起德国人来。帕格对这位姑娘的开车法感到吃惊。当她在柏林周围开这辆租来的梅赛德斯牌汽车时，她驯顺地遵守一切交通灯和速度的规定。可是一上了公路，她就让速度指针猛冲到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风呼啸着，塔茨伯利侃侃谈着，他不大留意窗外驰过的风景。

他现在认为仗也许打不起来了。英国人终于认真地和俄国人谈起组成一个军事同盟。他们开始加快飞机生产的速度，不久就将赶上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失去的空军对等力量。他们对波兰做出的保证是向希特勒表明张伯伦这回是说了算的。在但泽的纳粹党已经不闹事了。墨索里尼已经干脆对希特勒说（根据塔茨伯利的内幕消息），他还不准备打仗。这位记者估计还有两三年的喘息时间。在这期间，感到吃紧的民主国家重整军备的速度可能比德国人快。被逼到绝境的独裁者最后要么垮台，要么发动战争，然后被粉碎——或者很可能被刺死。

“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老早没有人用枪把他干掉。他是带着护身符的。”塔茨伯利大声说。这时，他们的汽车为了越过一长列满载着油漆成灰色的崭新的陆军坦克、轰隆作响的卡车而飞驰开上一条能并排走两辆车的路。帕格·亨利紧紧抓住扶手，因为另一辆卡车又从对面开来，胀满得像个氢气球。这辆车开过时，先发出一声怒号，随即又是一声尖锐的嘶叫。半秒钟之前，帕米拉已风驰电掣般从两辆卡车之间闪出来，开上自己的道路，然后用空下来的一只小手把前额垂下来的头发拢了上去。“可是他的那道护身符依靠他的成功，一旦他往前冲不成了，就要失去灵效。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可杀害了不少人，那些人全有亲属。”

格罗克中校开着一辆小汽车到基地大门迎接他们，塔茨伯利勉强挤进了车。帕米拉呼地一下开到一家旅馆去了。有时坐车，有时步行，格罗克领着他们两人穿过斯维纳蒙台船坞巡回了很长一段路。那是一个晦暗的下午，天空中一片低垂的乌云酝酿着一场雨。度过柏林的闷热天气之后，波罗的海上吹来的潮湿的东风分外凉爽宜人。维克多·亨利感觉那平坦、多沙、荒凉的海岸基地很像新伦敦(1)。其实，倘若不去理会挂的旗帜和标识，大国的海军设施都是难以分辨的。它们都仿效英国海军（是它首先把工业时代引入海上作战的），做着同样的事情。一艘艘低矮的黑色德国潜艇成群地系在长长的码头上，或者停在干船坞的船台上；沥青的气味，炽热的金属，海水；头上起重机缓慢的叮当声和尖锐的嘶叫声；焊接器火舌的闪光；紧铆器嘎啦嘎啦的声响；一段段直的或弯曲的钢构件，漆成黄色或红色的雷管在半空晃动；巨大的敞棚车间；堆积成山的钢管、钢缆、木料和汽油桶；一群群穿着脏工作服、戴着护目镜和硬壳帽、满身油垢、满脸笑容的男人；停在横木上、用木料支撑着、朝污水倾斜着的半完成的船身——他恍如身在日本、法国、意大利或美国。真正的区别——决定性的数目字和行动的特征，是辨别不出的。

他可以看出德国人并没改变传统的双船身潜艇，而且像美国人一样，他们也在更多地焊接。他满心想用他口袋里的带尺量一量耐压舰体的钢构件，他们用的钢板似乎比美国潜艇薄。要是这样的话，德国潜艇多半不能下潜得那么深，除非德国人已经发明出一种特别坚硬的新的合金。但是，在这类参观中，只能用眼睛，不能用照相机或带尺。

灰云下露出一轮低矮的太阳。当格罗克在一个船坞入口附近停下来的时候，汽车投下一条细长的影子。那里，一艘潜艇停在船台上。船坞的一边有一道带栏杆的浮桥，另一边有一条摇摇晃晃的长板子，斜着通到下面潜艇的甲板上。

“嗯，参观完了，”格罗克说，“这是我的旗艇。塔茨伯利，我的确很愿意邀你上去，既然不能办到，那么咱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亨利从那个德国人的笑容里得到了暗示：“喂，咱们不要来客套。如果我可以上艇，我就来；塔茨伯利不来。”

“哎呀，对，”那英国人说，“反正这里没有我什么事。”

德国潜艇司令官摊开双手：“我可并不想来破坏英美友谊。”

他们谈话的当儿，汽笛响了，工人们从船上、船坞上和车间里大批大批地拥了出来。不久，他们就挤满了通向大门的路。他们熙熙攘攘地走出潜艇，上了浮桥。“海军造船厂一向就有这危险，”亨利说，“一到五点钟就赶快逃命，不然，他们准会把你踩死。”

格罗克笑了：“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全一个样子。”

塔茨伯利说：“嗯，在我下次的广播里，我就只好说德国潜艇指挥部忙成一片。我希望他们在伦敦会注意到这一点。”

“你尽管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格罗克从车窗口同他握了手，“我们愿意同你们做朋友，我们知道你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些可笑的小艇体积虽小，却可以造成不小的危害。我的一个军官会开车把你送回旅馆。”

由于浮桥上挤满了工人，格罗克咧嘴对亨利笑了笑，然后用拇指朝船坞另一端那条长板指了指。帕格点点头。这个德国人做了个请他先走的手势。从长板到下边混凝土的船坞里油污的水潭大约有七十英尺，帕格沿着摇摇晃晃的、有着油漆斑痕的长板往下走，竭力装得比他感到的要镇定。穿了白军服的仪仗队小伙子们用呆板的眼睛从下面望着，他一登上甲板，他们立即行立正礼。格罗克笑着走下那吱吱作响的长板：“不坏，咱们这两个老家伙居然也过来了。”

U-46号看起来很像一艘美国潜艇，可是清洁、光亮和齐整得出奇。一艘美国潜艇要是停在干船坞上，由非战斗人员上去干活儿，没多久就会脏得一塌糊涂。自然，格罗克为了招待美国客人，事先必然吩咐过扫除一下。帕格本人在整洁问题上一向是毫不容情的，所以他很赏识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表现。柴油机就像从来没开过似的，上边的红油漆和黄铜配件没一点儿污迹；炮组好像是刚出厂的。水兵们一个个都是军服笔挺的漂亮小伙子，几乎是一出以海军为主题的音乐喜剧的班子。至于德国潜艇的设计，当你把一艘战舰的主要部位和机器塞进一根香肠皮形的长筒里时，在任何国家其结果都是一样：只要把仪器上的解说换成英文，把艇长舱从左舷移到右舷，把军官室加长二英尺，换几个瓣阀活门的设备，你就等于在“葛瑞灵”号上了。

“味道很香啊。”他说。这时，他们正走过艇上小小的厨房，穿着白衣的炊事员们正在那里准备晚饭，他们好像连出汗都出得清清爽爽。

格罗克回过头来望了望他：“你不肯在艇上用饭吧？这里窄得很。可是我们的伙食并不太坏。”

帕格本已和塔茨伯利父女约好一道吃晚饭，可是他立刻说：“我很高兴在这里吃。”

于是，他就跟艇长和艇上的军官们肘对肘地挤在那窄小的军官室里吃了饭。他吃得很开心，他在这里比在柏林他那四壁挂了绸帏幔的餐厅里更自在。四个年轻军官都是薄嘴唇、红润脸庞、金黄头发，腼腼腆腆的，相貌特征颇像美国人，可是眼神很不同，比美国人紧张而细心。他们先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不久，听到这个美国人对他们的潜艇的恭维以及格罗克开的玩笑（他吃了下饭菜、喝了酒之后，兴致好极了），就渐渐热烈起来。他们谈论起海军船坞里工人们愚蠢和懒惰的故事。帕格最拿手的关于“西弗吉尼亚”号上厕所水管堵塞的笑话逗得他们哄堂大笑。他以前就留意到德国人喜欢听一些有关浴室的幽默故事。军官们讲了一些关于早期受训的他们认为可笑的事：先讲到打扫厕所，然后讲到他们得经受电击而不许退缩——同时还把他们的反应拍摄下来；他们还得暴露在严寒和烈日之下，超过使人晕倒的程度；膝盖弯到跌倒在地为止；去“死荫的幽谷”(2)——背着七十磅重负，戴着防毒面具，在崎岖的山麓进行越野跑步。他们说，经过这样的折磨才能成为更好的军官。只有格罗克不同意，他认为这种普鲁士式的虐待狂办法已经过时了。在海上作战方面，士兵的主动进取比那些折磨所灌输的盲目服从更为重要。“美国人的看法对头。”他这样说，要么是他察觉出帕格的震惊，要么是出于超党派的信念。他们这顿宴席吃的是白菜汤、煮鲜鲑鱼、烤猪肉、土豆团子和醋栗Torten(3)。显然格罗克已准备帕格万一会留下来，所以事先定下了这样的宴席。

亨利和格罗克离开潜艇时，落日正穿过乌云，射出几道红光。码头上，一些艇上人员除了短裤之外全身裸着，把灰色的垫子铺在起重机轨道上，在围起来喝彩的人群中摔跤。亨利到处都看到德国青年喜爱这种吃力而喧闹的游戏。他们一个个就像健壮的小狗，这些德国潜艇人员看起来要比美国水兵来得壮实健康。

“那么，维克多，现在你要找你那位英国朋友去了吧？”

“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那德国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好，来吧！”

他们开车出了大门。“五点过后可真安静。”帕格说。

“唔，可不是，死气沉沉的。一向是这样。”

帕格点了一支香烟：“据我了解，英国人目前在他们的造船厂里正分两三班加紧干呢。”

格罗克朝他投了个奇怪的眼色：“我想他们是在弥补浪费掉的时间。”

走出离基地两英里路，在一片绿色田野中间近水的地方，他们从一排排的木制农舍当中开过去。“我女儿就住在这儿。”格罗克一边说，一边按着门铃。一个脸色鲜艳、头发金黄的年轻女人开了门。三个孩子听出是格罗克按的铃，就拥上来，抢夺他拿出来的纸包糖块。这女人的丈夫正在海上参加演习，小客厅里一架竖钢琴上摆着他的照片：年轻，长下巴，金黄头发，表情严肃。“保罗到海上去很好。”格罗克说，“他认为我太溺爱孩子们了。”说着，他就开始把孩子们抱起来颠，和他们一道玩，直到他们在美国人面前忘了害羞，笑着，嚷着，转着跑。那个做妈妈的一直张罗客人们喝咖啡、吃点心，可是格罗克拦住了她。

“中校很忙。我只是来看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走啦。”

他们上车之后，回头看到三张小脸蛋正从窗口朝他们凝望着。他说：“这算不上什么住宅，比不上你在绿林区的宅邸，这只不过是一个饼干匣子。德国的薪饷等级和美国不同。我想你也许会有兴趣来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他是一个能干的潜艇军官，他们很幸福。两年之内，他就会被派到指挥的岗位上。如果发生战争，马上就会。不过不会有战争的，现在还不会。”

“我希望不会。”

“我知道。不会为波兰打仗的——怎么样，回斯维纳蒙台吗？”

“好吧。”

他们开进这座滨海小城时，帕格说：“喂，我还喝得下一杯啤酒，你怎么样？这儿有个好地方吗？”

“这下你可说着啦！在这座单调无聊的小城，是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的，可是我可以带你去军官们聚集的地方。塔茨伯利不是等着你吗？”

“他会自己安排的。”

“对，英国人善于那样。”格罗克笑了，他显然为能把这个美国海军武官同那个名记者分开而感到高兴。

一间昏暗、烟雾腾腾的木头地下室里，一些穿着紧领子运动衫和粗上衣的年轻人坐在一张张长桌跟前，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声唱着一支歌——拉手风琴的是一个穿皮围裙的胖子，正在那里踱来踱去。“维克多，我在这儿可喝过不少啤酒。”格罗克说。他们在琥珀色灯光下一张靠墙的小桌子跟前坐下来，帕格把华伦、拜伦和梅德琳的照片拿给他看。喝过两杯啤酒之后，他就说起华伦和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之间的关系使他所感到的忧虑。格罗克轻声笑了笑：“嗯，想想看当初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所干的事！主要是他将成为一个飞行员。那当然没有做一个潜艇人员出色，但也仅次于那个而已。哈哈！看来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他会安定下来的。”

帕格也加入唱他熟悉的一支曲子，他不懂音乐，唱得也十分不合调。这使得格罗克十分开心。“维克多，我对上帝发誓，”他大笑一阵之后，拭着眼睛说，“世上还有比这种战争叫嚣更疯狂的吗？我告诉你，要是把事情交给双方的海军人员来处理，仗就永远也打不起来。咱们都是正派人，咱们互相了解，咱们的生活目标相同。都是那些政客。希特勒是一位伟大人物，罗斯福也是一位伟大人物，可是他们两人都接到一些极卑鄙的建议。不过有一件好事：阿道夫·希特勒比所有那些政客都机灵，他绝不会为波兰而打仗的。”他把那只厚玻璃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砰的一声使劲往桌上一撂，好引起走过那里的女侍的注意。“Geben Sie gut Acht auf den Osten，(4)”他说，眨巴一下眼睛，然后把嗓音放低了，“注意东方！那边有动静。”

女侍从她手上的托盘里拿了两杯正冒着泡沫的啤酒，哐当一声放在他们桌上。格罗克喝了起来，然后用手背抹了下嘴：“假定我告诉你，我听到元首亲自对德国潜艇高级指挥官讲话，告诉他们不会打仗，你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华盛顿吗？尽管去报告吧，这消息刚好是确实的。你以为他靠七十四艘作战潜艇就会对英国发动一场战争吗？等我们有了三百艘，那自然是另一码事了。那时候，英国要是挑衅的话，就得好好考虑考虑。而在十八个月内，那正是我们将要有的数目，在这期间，注意东方。”

“注意东方？”维克多·亨利用一种犹疑的口气说。

“啊，你感到有点儿奇怪吗？我有一个弟弟在外交部。注意东方！我们不会打起来的，亨利，今年不会。我向你保证！那么究竟怎么样？咱们只能一年一年地过，对不对？我像你一样对音乐一窍不通，可是咱们还是唱个歌吧。”

维克多·亨利坐在他那间嵌了花梨木护墙板的书房里，把他那台旧的轻便打字机放在膝上。那张富丽堂皇的古董书桌太高了，打起字来不舒服；而且，打字机还会刮损红皮桌面。那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星星都已经消失了，花园里呈现出一片蓝天，鸟儿已开始歌唱。他周围零乱地放着白纸、黄纸和复写纸，屋里满是烟雾。他从午夜起一直在打字。他停下来，打了个哈欠。他在厨房里找到一块冷的鸡胸脯，就着一杯牛奶吃了下去，同时煮上第三壶咖啡。他又回到书房，把打好的给海军情报处的报告中最上面的不是复写的那份收在一起，开始阅读。

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

一个估计

纳粹德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国家。一个观察家刚刚抵达，就会感到矛盾重重。古老的德国依然存在——中古的建筑，别致的农村服装，干净的大城市，井然的秩序，好脾气，整洁，“一丝不苟”的精神，明媚的风光，漂亮的男女，尤其是孩子们。然而，另外还有一层新的、迥乎不同的东西：纳粹的统治。它像发痧子一般蔓延这整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根究竟扎得多么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确，纳粹党人在外表上装得十分爱国、十分好战、十分富丽堂皇。卐字旗、新建楼房、列队行进的队伍、希特勒青年团、火把游行等等，都极引人注目。然而，在这些外表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是一股强大的发动战争的潜力呢，还是大抵上仅仅是政治宣传和恫吓？

本报告是一个在德国待了四个星期、一直在探索事实的军官的初步印象。

众所周知，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德国一直坦率地甚至自吹自擂地在重整武装。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其陆军就已在布尔什维克的协助下，违背《凡尔赛和约》，偷偷地进行了武装及训练。纳粹党攫取政权后，尽管它与俄国的联系中断了，然而其重新武装的行动更为加紧，并且公开化了。可是二十年前，这个国家被解除了武装。七年前，比起盟国来，它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问题是：这个差距在什么程度上已被希特勒赶上了？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

根据本观察员所搜集的事实，可以得出两个有趣的初步结论：

1．纳粹德国还没有把差距缩短到足以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

2．这个政权并不是在全力以赴地消灭这个差距。

底下五页包括十年来德国工厂生产、工业扩展以及机器和物资生产的数字——和他读到的许多情报方面的报告大不一样，他的资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阅读及探索。他将这十年来法、英、德三国的全国生产总额以及陆、海、空军力量做了比较。这些数字——按他排列出的——表明德国除了空军外，其他各个方面在作战上都处于劣势，而他们也并未十分加紧推动工业生产以迎头赶上。与世界公众舆论所传闻的正相反，德国并未拼命积累武器，这一点只要将其工厂生产能力和产量的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顺便描述了平日在下班之后，斯维纳蒙台海军造船厂的静寂荒凉。在潜艇——德国海上作战的关键——的建造上，他们甚至没采取两班制。他还论证说，当前在英国加快飞机生产速度并从美国购入飞机的情况下，德国的空军优势很快将消失。至于陆地上的战备，从城市街道上走过的大批士兵来看，确实很可观。然而数字证明，仅法国一国就可以在战场上拿出人数更多、训练更久并且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

在一艘德国潜艇上，当他从中队长的小小办公室走过时，他曾看到潦潦草草写在一份打印的报告封皮上的一些数字和缩写。他估计写的是：作战状态者，51；在海上，6；军港内，40；检修中，5。这些数字与英法情报方面的估计是相符的。格罗克曾宣称他们拥有七十四艘作战潜艇，可以认为那是对一个外国情报人员自我吹嘘时的过高估计。然而，格罗克即便在夸大，也没把它吹到一百艘。几乎可以断言，纳粹德国的海下力量是潜艇五十艘，大约只有十三艘在建造中，有出入的数字是五艘。仅在一九一八年一年中，德国就损失了不止一百艘潜艇。

然后就到了报告中最紧要的一段。打这一段时，他停了好多次。打完之后，他又担心地把这段文字读了几遍。

下面转入预测，因而也可能被认为是轻率的，或是带有新闻记者的味道。然而，本观察员所获的印象强烈地指向一种可能性，似有必要将此判断写入这一报告中。一切迹象都向我表明：阿道夫·希特勒目前正在与苏联商谈一项军事联盟。

作为支持这一看法的论据，维克多·亨利提到一九二二年的《拉巴洛条约》。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使一场欧洲经济会议大为震惊，它们忽然退出来，另外在广泛的领域内单独做了一笔交易。他指出目前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舒伦堡就是参与过“拉巴洛”交易的，而俄国的犹太血统、亲西方的外长李维诺夫最近下台了。希特勒在两次演讲中都略去了他惯常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俄德贸易协定的消息一度出现过，可是忽然所有的报纸都只字不提了。他还引述了在德国潜艇上处于指挥职位的一名高级军官的那段话：“注意东方！那边有动静。……我有一个弟弟在外交部。”然后，他又引述了希特勒对德国潜艇军官所做的不会为波兰而打仗的保证。

他承认所有这些都汇集起来，既构不成确凿的情报，也不足以引起大使馆职业外交官们的重视。他们说，戏剧性突变的谣传总是有的。他们坚持要立足于基本事实。纳粹运动是建筑在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和仇恨上，并致力于毁灭它。《我的奋斗》的全部主题就是为德国取得“生存空间”，征服俄国的东南各省。这两个体系在军事上取得和解是不可想象的。希特勒永远不会这样建议。如果他提出的话，斯大林也会认定是一个圈套，决不会接受。亨利最常听到的反应是“幻想”和“荒诞离奇”。

可是他依旧认为这样一个行动不但讲得通，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在对波兰进行恫吓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一个独裁者是不能后退的。然而，他在为打一场世界战争的准备上，是捉襟见肘的。和所有那些“不要黄油要大炮”的气势汹汹的宣传叫嚣正相反，他甚至还没把他的国家置于为战争而生产的基础上。这多半是为了避免使人民感到恐慌。尽管纳粹的政客和报纸的言论那样穷凶极恶，然而一般德国人民并不认为要打仗，而这一点希特勒是明白的。同俄国结盟将是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倘若俄国同意德国人在波兰放手去干，英国对波兰所做的保证就失掉其意义了。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无法及时对波兰提供援助，使它避免被迅速征服。因此，波兰人是不会抵抗的。他们会割让但泽市以及沿着波兰走廊那段公路两侧的领土，希特勒目前所要的也就是这些。也许以后他会像在捷克那样开入军队，占领波兰的其他部分，但是现在不会。

维克多·亨利论证说，宿敌突然变为盟友是欧洲的老策略，德俄两国的外交尤其具有这一特征。他从新近看过的大量历史书中举了许多例子。他指出希特勒本人首先就是靠在政治路线上急剧倒转而上台的——和他的死对头弗朗茨·冯·巴本(5)做了交易。

他把复写纸撕碎丢进纸篓，把报告的正本和两份副本揣在衬衫里，和衣倒在那张红皮躺椅上睡着了。他睡了不久，很不安宁。等他睁开眼睛时，太阳正从树梢间射进微弱的霞光。他冲了淋浴，穿上衣服，把报告又读了一遍，就从绿林区走了五英里到威廉大街，一路上还思索着这个文件。比起他曾研究过的托莱佛的报告，他这份是对全面战略的冒昧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职位，也正是海军作战部部长亲自告诫他不可写的“德鲁·皮尔逊专栏”(6)那类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是根据事实来写的。他已经送出若干份像基普那样的技术性报告，他还打算写一篇关于斯维纳蒙台的报告。《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是朝不可知的领域的一次探险。

在军事学院的讲习班上，只要将级以下的军官谈起“全球战略”，教官就会很不客气地加以讥笑。问题是，如今这份报告已经写成了，是把它送上去呢，还是丢在一边？帕格·亨利曾经写过不少这类文件，后来又撕毁了。他不断有一种超越例行公事范围的倾向。结果可能很好，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主动写的那份关于军舰防雷隔堵的备忘录就曾使他从早应分配海上职务的名单上除了名，被安插在柏林。作为军械局的成员，那份报告至少还在他本行范围内，而在外交和全面战略方面，他却是一个无知的新手。福莱斯特上校对德国的情形很熟悉，他老早就把亨利的意见看作胡说八道，推到一边去了。帕格又试着同代办谈了一下，对方唯一的评语是微妙的一笑。

一个外事信使上午十点钟将飞到英国去搭乘开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这个文件可以在一个星期内送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桌上。

亨利来到大使馆还没拿定主意，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了。除了罗达，他没有旁人可以商量。罗达喜欢睡懒觉，如果他现在给罗达打电话，那多半得把她吵醒。即便这样，他也不能在德国电话上细谈他这份报告的内容。况且罗达又能拿出什么值得他考虑的判断呢？他认为不能。这得由他来做出决定：是交给信使，还是丢进纸篓焚毁？

他坐在那间天花板很高、乱糟糟的办公室里的书桌旁，啜着咖啡，望着对面赫尔曼·戈林大街那座巍峨的粉红大理石砌成的希特勒新总理府。哨兵正在换岗：八名戴钢盔、穿黑制服、身材粗壮的党卫军列队走过来，另外八名就随着鼓声和笛声列队走开了。从敞着的窗口，他听到用德语尖声发出的行礼口令、笛声和大黑皮靴的脚步声。

维克多·亨利想，他的工作是搜集情报，而那份报告不管好赖，总是真实地反映了他迄今为止在德国的见闻，于是他找到了那位信使，把文件作为呈给海军情报处的急件交给了他。

一个星期以后，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读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把一页摘要转呈给总统。八月二十二日，纳粹德国一苏联条约作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震动了全世界。二十四日，白宫把那一页摘要装进信封退给普瑞柏尔。总统用钢笔、黑墨水在信封底部以雄健粗壮的笔力潦草地批道：

把维·亨利的服役记录送我一阅。

富·德·罗(7)

(1)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东南部，为美国海军基地及造船业中心之一。

(2)　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23篇第4节。

(3)　德语：大蛋糕。

(4)　德语：注意东方。

(5)　巴本（1879—1969），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总理。

(6)　皮尔逊是当时美国比较有名气的专栏作家，这种专栏的内容以臆测性的内幕新闻为主。

(7)　罗斯福的全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缩写。

第七章

在罗马飞机场，拜伦和娜塔丽在新闻招贴上看到触目惊心的缔结条约的消息。他们在黎明前开了一辆旧雷诺牌汽车从锡耶纳动身。当全世界都在纷纷议论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他们俩却无忧无虑地在意大利金黄色的阳光下沿着亚平宁山脉开着车，驰过古老的山中小镇、空旷荒芜的峡谷和农民在田野里劳动的碧绿盆地。拜伦在看到新闻公报之前，心里一直是无比欢畅，想到在未来的三个星期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将同他一起旅行，而现在仅仅是开始。

他从没看到有哪个欧洲机场这么忙，这么嘈杂，打着手势的旅客们把预订座位的办事桌层层包围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快步走着或奔跑着。淌着汗的脚夫们推着大堆大堆的行李，朝着旅客或旁的脚夫吆喝。扩音器一直在雷鸣般胡乱叫嚷，发出嗡嗡的回声。走到第一个报摊，他就买了一沓报。意大利的报纸叫嚷说，轴心国家在外交上的这一壮举已解除了战争的危险。巴黎和伦敦的报纸用的是大字黑体标题，显出惊慌失措。德国报纸用红色长体大字，表现出欣喜若狂、踌躇满志。瑞士报纸的头版登出漫画，画着希特勒和戈林穿了俄罗斯的工装，戴着皮帽，在穿党卫军制服的斯大林的手风琴伴奏下，蹲在地上，踢出穿高筒靴的脚，跳着舞。比利时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写着：一九一四(1)？

他们在机场拥挤而嘈杂的餐厅里匆忙地喝了一些冷白酒，吃了一餐凉通心粉。娜塔丽忽然提出要继续旅行，拜伦听了很是吃惊。在拜伦看来，继续前进到一个德国人随时可入侵的国家去，简直是发疯。

可是娜塔丽争辩说，在飞机场跑来跑去的旅客只不过是一群羊。倘若一场政治突变会使他们惊恐万状，那他们就没权利待在欧洲。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她就一直留在巴黎。她所熟悉的美国人有一半跑掉了，后来，那些不是那么愚蠢的，又三三两两地溜回去了。实际的危险总比大部分人所感觉到的要小。即便打起仗来，一本美国护照也总会带来安全。她要看看波兰，她要看看莱斯里·斯鲁特，因为她已经答应了他。从进去到出来，她只在波兰待三个星期，世界不会在三个星期里毁灭的。

听到她这样真心诚意地想和斯鲁特重逢，拜伦心里当然不会感到高兴。自从头一场赛马以后，他一直盼着她会对他更有好感。在第二场赛马时——杰斯特罗没在场，他俩是单独去的——这位姑娘对他露骨地表示了亲昵。那晚上曾经有一回，就是赛完马他们一道吃晚饭，喝到第三瓶索阿韦甜酒时，她说了一句：可惜他不是犹太血统，年纪不是再大几岁。“勃拉尼，我母亲一定会中意你的，”她说，“那样，我也就用不着苦恼了。你的举止为人很好。你的父母也一定都很可爱。莱斯里·斯鲁特不过是一条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狗，我甚至连他爱不爱我都没把握。他和我只是掉进同一个陷坑里了。”

然而，她现在正踏上探望情人的路程，而使欧洲惊恐万状的一次政治大爆炸竟然不能使她动摇丝毫。

到这时，他对她的一些莽撞气质已经有所了解。在山麓或废墟间爬来爬去时，娜塔丽·杰斯特罗喜欢冒险，不带闺秀气。她从缺口处蹦跳，沿着狭窄的岩面蜿蜒前进；她攀登峭壁，既不羞怯，也不惜命。她是一个既坚强又稳健的姑娘，面对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有些过分得意。

他弯着身子坐在椅子上，隔着红白相间的桌布上的脏盘碟和空酒杯端详着她。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一个多小时后就要起飞，第一站是萨格勒布。她也凝视着他，噘着嘴。她那套深灰色旅行服装非常合身，显出她美丽的胸部。她戴着一顶可以压扁的黑帽子，穿着白衬衫。她那没戴戒指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布。“喂，”她说，“我可以理解。对你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了。所以，我自己单独去。”

“我建议你先给斯鲁特打个电话，问问他你该不该去。”

娜塔丽弹着手指：“瞎扯！今天我无论如何也叫不通华沙。”

“试试看嘛。”

“好吧，”她没好气地说，“那该死的电话机在哪儿呢？”

长途电话办公室那里围满了人。两个女接线员正在那里嚷着，一会儿塞进电插头，一会儿又拔出来；忽而在纸上潦潦草草写点儿什么，忽而又在挥手或者拭汗。拜伦硬挤进人群，一手拉着娜塔丽。当她把华沙的一个号码说给接线员时，那个姑娘睁圆了忧郁的棕色大眼睛说：“小姐——华沙？你为什么不要我替你接罗斯福总统？华沙得等十二个小时。”

“这是那里的美国大使馆号码，”拜伦说，同时朝她笑了笑，“这个电话非常紧急。”

拜伦薄薄的嘴上露出一种奇特的笑容，像是愁苦，又像是快活，那就像献给她一束紫罗兰似的打动了那个意大利姑娘的心。“美国大使馆？我试试看。”

她把电插头塞进去，按了按铃，用德语和意大利语争辩着，对着喇叭筒做着鬼脸，然后又争辩了一番。“急电！紧急的！”她不停地嚷着。这么搞了十来分钟。这当儿，拜伦抽着烟，娜塔丽来回踱着，连连看着表。忽然，接线员显得喜出望外，使劲地点了点头，指了指一个公用电话间。娜塔丽在里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红着脸、气冲冲地走出来。“我们没讲完话线就掐断啦！我快给憋死啦！咱们换换空气去。”拜伦领她出去，走到终点站。“他生了我的气，说我发了疯。那里的外交官都在烧文件，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他就像在拐角那里似的。”

“娜塔丽，我替你难过，可这正是我预料到的。”

“他说我应该不管一切赶快离开意大利，直接回国——埃伦一道不一道走都没关系。你也会对我这么说吗？”她朝他转过身来，“我热极了，给我买一瓶柠檬水什么的。”

他们在机场一家咖啡馆外面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她说：“把飞机票拿出来瞧瞧。”

“我相信咱们可以退票。”拜伦递给她一个信封。

她把自己的票拣出来，又把信封交还给他。“你去退票吧。慕尼黑危机发生之前，他们也烧过文件。现在，英国和法国又会像那回一样袖手旁观。想想看，为但泽打一场世界大战！谁知道但泽在哪儿？谁会在意？”

“娜塔丽，那里的大使馆会忙得一团糟，他抽不出多少时间见你的。”

“嗯，他要是忙得来不及见我，我可以一个人去游历。我家在华沙住过多年，那里我还有亲戚，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我决定去，我不走回头路。”这位姑娘对着随身带的小镜子照了照，把头上的帽子压低了些，“时候差不多了，我得办手续去。”他伸出手来：“把票给我，趁你在这儿喝柠檬水的工夫，我去办咱们两人的手续。”

她高兴起来，然而神色还有些迟疑：“你真的要去吗？说实在的，你不是非去不可。我解除你陪我去的义务，不必去，我不要你去。告诉埃伦这是我的意思。”

“娜塔丽，别说啦，把票交给我！”

她朝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把那黄绿色的飞机票抓在胸前：“哦，听吧，勃拉尼·亨利在发号施令哪！事情是，亲爱的，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可不想让自己牵累了你。”

这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第一次——不管是多么随便——对他使用这个亲昵的称呼。拜伦站起来，从她戴着手套的手里把票抢去了。

原定八小时的旅程持续了一天半。没有一个环节是顺利的。他们的行李不翼而飞了。在布达佩斯的终点站，他们是在长凳上过的夜。在华沙的小小机坪上，他们是搭那架几乎是空的、生了锈的、寒碜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到达的仅有的外国乘客——那架飞机掉过头来就满载着从波兰外逃的人起飞了。栅栏这边挤满了闷闷不乐的旅客们，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架飞机飞走了。

一个穿橄榄色制服的肥胖波兰青年用蹩脚的法语问了这两个美国人许多不友好的问题，似乎把他们看成间谍或者疯子。他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同其他官员咕哝了一阵，叫他们等在那里，自己就走掉了。他们饿得要命，可是饮食店里的大批难民（大部分是德国人）——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蹲在地板上或挤在长凳或椅子上——早已把全部食品吃得一干二净。两个座位刚空出来，拜伦马上扑过去抢到手。桌子中央放着几瓶热的波兰啤酒、一个开瓶塞的工具和几只杯子。于是，他们喝起热啤酒来。侍者走了过来，他们付了钱。拜伦找到一部电话机，撺掇着那个不那么愿意的侍者叫通了大使馆。斯鲁特听到他的声音，大吃一惊。一个钟头内，他来到了机场，紧张地嚼着他那冰凉的烟斗。他开来一辆闪亮的蓝色雪佛兰轿车——车子立即引起人们的注视。他们不但立刻取回了护照，而且拿到了用紫油墨在粗糙的纸上印得很坏的各种入境文件，连他们的行李也都出现了——都是很神秘地从巴尔干人手里抢救出来的。他们全挤进了大使馆的汽车，往城里驶去。

娜塔丽最后又到妇女盥洗室去梳洗了一番，看上去整洁而标致。她说，那间盥洗室只有公用电话间那么大，装着一个冷水龙头，唯一的马桶上没有坐垫。“莱斯里，老这样子下去吗？”她说，“我的意思是，这是波兰首都的机场啊！我们越往东走，机场变得越小，时间表越来越一塌糊涂，飞机越来越糟糕，官员们的脾气越来越大，厕所越来越简陋，卫生纸也越来越粗糙。我简直不敢说我的屁股经不经得起去趟俄国。”

“唉，娜塔丽，东欧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呢，又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小机场平时本来没人来光顾的，它差不多是沉睡在那里。不过，”他用烟斗柄朝她戳了那么一下，“既然你单挑人家总动员的时候跑来观光——”

“勃拉尼，他又来啦！”她眼睛里充满了诡秘而又开心的神气。

斯鲁特伸出一只戴了嵌着蓝宝石的大学戒指的手去抚摸她的脸，拜伦看了这个来得很自然的亲昵姿态，觉得很刺目。这标志着他单独（即使并不热烈）和姑娘相处的日子已告结束，他怅惘地倒在后座上。“亲爱的，尽管你简直是发了疯，看到你我还是高兴极了。”斯鲁特说，“今晚的情况好多了。英国终于签署了对波兰的保证——就在今天。以前人们打赌说，德国和俄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会使英国缩回去。才不会呢！瑞典那边传来可靠的消息，说希特勒正在取消他的入侵行动。英国把他吓住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你把我们安置在哪儿呢？我希望是一个有浴室的地方。”

“没问题。过去三天里，旅馆腾空了。欧罗巴大旅社有些豪华的房间，确实很够西方标准，而且是东方的价钱。别打算待久，情况还会随时变得讨厌起来。”

“我想也许待上一个星期，”娜塔丽说，“然后拜伦和我坐飞机或者开车到克拉科夫，访问一下梅德捷斯，然后就飞回罗马。”

“真是异想天开！你在说些什么？梅德捷斯！想也别想了，娜塔丽！”

“凭什么？埃伦叔叔说我得去访问一下我们在梅德捷斯的老家，我们一家都是从那儿来的。我的天，这可真是一个平原国家，平得像张桌子！”

他们正开车穿过谷物已经成熟的芬芳田野，中间一块块草地星罗棋布，牛群马群正在那里吃草。这片平原尽头，依稀可以望到从地面上突起的华沙城的建筑物。

“一点儿不差，这也正是波兰的祸患。这是一块面积十万平方英里的足球场，对入侵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即便南部有一些不高的山脉，也都有很好的宽阔、方便的山口。目前德国在捷克有五十万大军压境，他们就在亚布隆卡山口那边，离梅德捷斯只有四十英里。现在你明白了吧？”

娜塔丽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笑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这一切都令拜伦想起巴黎和伦敦。奇怪的是，结束了一次简陋不堪的空中旅行之后，竟来到这样一个大都会。欧罗巴大旅社的前厅的装潢，讲究得不亚于他曾见到过的任何一家旅馆。宽大的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的梯阶一直伸展到大门口。

娜塔丽乘电梯上楼去了。斯鲁特碰了一下拜伦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斯鲁特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拜伦和斯鲁特阔别了好几个月，在他看来，这个外交官年纪大得和娜塔丽太不相称。他戴着眼镜，眼皮已经松了，那消瘦、苍白的脸颊上也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的那套双排纽扣、白垩条纹的深色服装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拜伦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喝一杯酒，”斯鲁特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去克拉科夫这趟旅行既危险又没有意义，我打算尽快替你们订下飞机票，离开这里。我估计整个星期的票都预订光了，不过，大使馆可以优待一些。即便需要咱们二人硬把她推上一架飞机飞回罗马，也只好那样做了。可是今晚不要对她讲，那么一来，她就更不好对付啦。”

“好吧，你比我了解她。”

斯鲁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说。我本应当为这趟愚蠢的旅行大为感动——我也确实很感动。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几乎叫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晚饭见吧。大使馆简直成了疯人院，要是我脱不开身，我就打电话来。”

拜伦在他那间朝布里斯托尔旅馆开着高大窗户的洞穴般的阴暗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寻思着他究竟为什么到波兰来。他拿起象牙柄的古董电话筒，用德语争辩了好一阵，总算接通了娜塔丽的房间。

“喂，你在澡盆里了吗？”

“哦，我很高兴你看不见我。怎么啦？”

“我累垮啦，你跟斯鲁特吃晚饭吧，我睡去了。”

“别瞎扯！勃拉尼，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九点钟你来找我一道去，听见了吗？莱斯里给我订的，好像是帕德雷夫斯基(2)住的套房。简直太好啦！我这儿有一面全身的穿衣镜，由两个木雕的棕色大天使举着。”

“这边走，”斯鲁特说，“咱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餐厅里，穿着缀有金饰扣红礼服的管弦乐队正在那里砰砰地奏着旧时的爵士舞曲。这家餐厅论面积、挂的绸幔、白桌布、镀金的水晶枝形灯、茶房的恭顺、蜂拥而来的客人们衣着的华丽、舞池里的对对舞侣，都使人恍如置身于欧洲任何一家高级旅馆——这里当然看不到丝毫战争的恐惧。

“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怪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座以后，斯鲁特道歉说，“他们挤满了大使馆。我们全都成了管签证的官员了，一直到比德尔为止。天晓得我并不怪他们，只要他们举得出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拿得出一封信或任何其他东西，我就给他们办。一本纽约的电话簿，今天在华沙值一千兹罗提，合二十美元。”

“奇怪的是，”娜塔丽说，“我本来听说华沙到处都是犹太人，但到现在为止，我没见到几个。”

“嘿，这儿有的是，没错。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说到这里，一个穿燕尾服的侍者头儿哈着腰送上菜谱。斯鲁特用波兰语同他交谈了好一阵，娜塔丽带着钦佩和羡慕的神情倾听着。

“莱斯(3)，学起来很难吗？有朝一日我也试试看。”侍者走后，她说道，“我们家里每逢谈起什么不愿让我听懂的话，就用波兰语。我恍恍惚惚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然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这么陌生！真是奇怪极了。”

他们吃了非常可口的熏鲑鱼、一种做得十分别致的鸡蛋和烤得很硬的肉。当别人喝着上好的法国酒时，斯鲁特不断地用一只顶针那么大的玻璃杯喝着棕色的波兰伏特加。

“莱斯里，你可要醉个不省人事啦！”娜塔丽的语气里欢快多于劝阻。

“每杯才盛那么一点点，”斯鲁特说，又从瓶子里斟上一些，“即便你不来，今天我也已经忙坏了——你这个糊涂虫！”

他们彼此相视一笑。拜伦恨不得回去睡觉。斯鲁特望了望他，然后，出于礼貌，只好又说下去：“嗯，对啦，这真是一个历史上的谜。三百五十万犹太人究竟怎么会移居波兰的？这是一个如此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总以为他们会选择一个更稳定的国家吧。我倒有个理论，我很想知道埃伦是怎么个看法。”

“莱斯里，关于我们这些波兰犹太人，你有什么理论？”娜塔丽咧嘴笑着说。

“是这里四分五裂的状态促使他们移居进来的。想想看，一个差不多有一千个男爵的政府，随便哪个男爵都可以对立法行使否决权。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就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难怪波兰不断地分崩离析！嗯，犹太人只要能单独和个别的贵族做出安排，他们就至少可以在这里生活、耕种和工作，不必害怕国王的压迫。”

“这个理论不坏。”娜塔丽说，“然而，事实上波兰的历代国王不是也曾特别订立一些保护性的法律对他们表示欢迎吗？那不正是西班牙把他们驱逐出去，而罗马教廷正掀起一股迫害、屠杀犹太人逆流的时候吗？这是就我记忆所及而言。”

“我对这方面没做过研究，”斯鲁特说，“不过，波兰自己最后也采取那样的步骤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长岛出生的啊，”娜塔丽说，“我祖父逃出来了——幸亏他那样做。”

“波兰目前的军事形势怎么样？”拜伦问斯鲁特，“要是必要的话，他们会和希特勒打一仗吗？”

“打一仗？”斯鲁特吸了口烟斗，仰头望了望半空，他的语气又变得深思熟虑，带有职业意味。“嗯，你问问任何一个波兰人，他多半会告诉你他们要打败德国人。在一四一〇年，他们毕竟打败过德国人。拜伦，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谈论起政治和历史来可以十分高明，然而他们完全不顾这个事实：德国今天是一个工业上的巨人，而波兰仍然停留在种地、犹太人、城堡和玛祖卡(4)上。也许波兰人的战斗精神将会驱散希特勒的那群愚蠢的、不愿打仗的畜生。这是当前的论调。据说波兰有两百五十万穿军装的，比希特勒的军队多。这个数字是十分难以置信的，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任何统计数字——”

“喂，这不是《斯塔尔德斯特》吗？”娜塔丽插嘴说，“听起来有点儿像。跟我跳舞吧。”

拜伦看到斯鲁特环着舞池拙劣地带着她旋转，觉得他的样子像她的叔叔多于她的情人。可是，娜塔丽偎依着他，闭起眼睛，把脸往他脸上贴的神情一点儿也不像个侄女。他们交换了几句轻松的话，然后娜塔丽又说了些什么，使得斯鲁特露出严肃的神色，并且摇了摇头。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争论。

“没有你，我也找得到他。”他们回到桌子跟前时，娜塔丽正这样说着。

“我并没有说我不帮你找到他，我是说，要是你打算跟他谈起去梅德捷斯——”

“把这件事忘掉吧，忘掉我提过它。”

娜塔丽狠狠地瞪着她盘子里的那块肉，斯鲁特又呷了两口伏特加。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拜伦问起斯鲁特大使馆里的工作情况。斯鲁特松快了一些，他的声调又变得一板一眼起来。那烈性酒一点儿也没令他的头脑模糊，只使他谈得更加起劲。他把大使馆的机构大致介绍了一番，说他是在政治组里，可是自从他来了以后，像使馆里每个人一样，时间都被川流不息的移民占去了。

“你们外交官们对这个条约感到意外吗？”

“自然。连波兰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而在历史上，他们是什么都经历过的。可是事前谁也猜不出希特勒要干些什么，这就是他的天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确实有让人大吃一惊的本领。”

娜塔丽脸上那片阴云散开了：“莱斯里，斯大林干吗跟他搭伙呢？”

“亲爱的，这再明白不过了。希特勒用金盘子托着一块蛋糕端给他，他只说了声‘好，谢谢！’如今，斯大林一下子就倒转过来，把英、法置于劣势了。在慕尼黑，他们把斯大林抛在一边。实际上，他们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了希特勒，说：‘孩子，拿去，别再跟我们捣乱了，摧毁俄国去吧。’现在，斯大林搞了个倒过来的慕尼黑：‘不，不，这儿，孩子，把波兰拿去，然后去摧毁西方吧。’”斯鲁特一口接一口地喷着小团小团的蓝色烟雾，显然对得到这样一个大发议论的机会很开心。他接下去说：“哼，英国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和俄国结盟本来是他们制止德国的一个机会。他们有好多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所有斯大林对德国和纳粹党人的恐惧都有利于他们这么做。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拖延，烦躁，跟希特勒吊膀子，把捷克斯洛伐克送掉。最后，事到临头，派了几名小政客坐了一条慢船去见斯大林。当希特勒决定在这一结盟上下赌注的时候，他派专机把他的外交部部长送到莫斯科，授予做这笔交易的全权。因此，一场世界大战才迫在眉睫。”

“会发生世界大战吗？”娜塔丽问。

“哦，我原以为你和埃伦都是主张不会打起来的权威呢。”

“我不准备惊慌失措。在我看来，希特勒会像往常一样，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斯鲁特的脸变得困惑、阴沉，他使劲吸烟，苍白的两颊往里深陷下去。“不会。波兰人如今已拿到了英国签了字的保证。这件事做得很豪爽，很不理智，很迟，而且多半无济于事。在这个程度上，咱们是在重演一九一四年。波兰一旦坚决抵抗，就可以使全世界陷入这场战争。这就全看希特勒了，要是他想再武装一下，这场危机就会平息下去——眼下有这种趋势。可是就我们所知，他已经下达了进军的命令。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去梅德捷斯，我才这么坚决反对。那里，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你有一半可能性被德国兵俘虏去。亲爱的，我确实认为是有点儿冒险。”

晚饭后，斯鲁特又开车把他们带到城的另一部分。这里，一条条街都是三四层高的老式砖房，楼下一层统统是店铺。这里确实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有的在狭窄、铺了卵石的街巷人行道上溜达，有的从窗口探望，有的在店铺门口坐着。街头巷尾，一群群留着胡子的人在大声争辩着，做着手势，跟曼哈顿区的东下街一个样儿。许多男人穿着长衫，要不就穿着农村的长靴、罩衫，戴着便帽。也有的男人穿着齐脚脖子的长黑大衣，戴着黑帽子。有几个小伙子穿着军装。也有一些阔人：脸刮得光溜溜的、戴着大礼帽的男人和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跟欧罗巴大旅社一带华沙的非犹太人一模一样。玩着街头游戏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男的戴着小帽，穿着短裤，女孩子们穿着整洁的各种颜色的上衣。他们的母亲一边看着他们，一边闲聊着。

“我记得你好像说他们都冲到大使馆去了呢。”拜伦对斯鲁特说。

“拜伦，这里有三十五万犹太人，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有那种远见，那样就有三四千人来捶我们的门了。其余的人相信他们所要相信的，模模糊糊地盼着形势好转。政府不断地告诉大家不会打仗。”

娜塔丽正带着一种迷惘、惬意的神情望着街上马拉的大车和手推车，以及刚好从他们身边叮叮当当地开过去的一辆旧式的无轨电车。“小时候，我父母曾经把这一切形容给我听，”她说，“看起来似乎没有变样儿。”当大使馆的汽车驶过的时候，人们都停下来看着它的后影。有一次，斯鲁特把车停下来问路。一簇簇犹太人都围了上来，可是他们用波兰语小心翼翼地做出的答复很含糊。“我来试一下。”娜塔丽说。然后，她就讲起意第绪语(5)。他们听了先是吃惊地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是热烈友好的交谈。一个戴了一顶破旧小帽的胖墩墩的男孩自告奋勇地跑在汽车前边指路，他们就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驶去。

“必要的时候，我也能结结巴巴讲点儿。”娜塔丽说，“埃伦讲得才地道呢，尽管他从来也不肯说一个字的意第绪语。”

“你说得很不错。”斯鲁特说。

娜塔丽和斯鲁特在一座灰色砖砌的公寓大楼前下了车。这座楼有窄长的窗户和一扇雕琢得很考究的铁门，窗台花箱里的绣球花正盛开着。楼前是一个绿茵茵的小公园，犹太人或一群群地坐在长凳上，或嘈杂地围着一个正迸出水花的喷泉。好奇的孩子们从公园里跑出来，包围了坐在这辆美国汽车里的拜伦，随便议论起他和这辆汽车。在他们欢乐的凝视下，拜伦感到自己有些像关在玻璃后面的人猿。这些犹太孩子的脸都充满了活力和恶作剧，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举动，有的还腼腆地朝他微笑着。他很遗憾没有什么礼物可以赠送给他们。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想从敞着的窗口送给一个黑头发、穿紫丁香色衣裳、袖口和领口镶着白花边的姑娘。她眨巴着一对机警的深棕色的眼睛，踌躇不前。旁边的孩子们用大声喊叫和哧哧笑声鼓励她接受礼物。最后，她才接了过来，她那冰凉的小小指头在他手上蹭了一下，就轻快地跑掉了。

“哦，你料不到吧，他不在，”几分钟后，娜塔丽和斯鲁特一道走回汽车跟前对拜伦说，“他全家到梅德捷斯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去了。我的运气真不好。埃伦告诉我说他是做蘑菇生意的，可是那生意能这么兴隆吗？看起来他过得挺好哩。”

“好得不多见，”斯鲁特发动起马达来，“这肯定是这一带最好的公寓楼。”

那个穿紫丁香色衣裳的小姑娘又出现了，还带来了她的父母。她父亲穿着长到膝盖的灰色礼服，戴一顶灰色的宽边帽子。她母亲包着头巾，穿一套按德国样式剪裁的棕色衣服，还抱着一个用粉红毯子包着的娃娃。

“他来向你道谢了。”当那个父亲举着自来水笔、隔着窗口用波兰话郑重地说着的时候，斯鲁特对拜伦说，“他还说，这支笔太贵重了，他请你收回去。”

“告诉他，这个美国人爱上了他的女儿，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所以她必须收下。”

斯鲁特把这话翻译过去，她的父母都笑了起来。那个小姑娘贴着她母亲的裙子躲闪着，向拜伦投了一个热切的眼色。她母亲从她的上衣翻领上解下一枚嵌了紫宝石的金质别针，一定要娜塔丽收下。娜塔丽竭力用意第绪语推却，这又引起惊讶和一阵滔滔不绝的愉快的交谈。结果，她只好收下这枚别针，那个小姑娘留下了那支笔。于是，他们就在一片“再会”声中离开了。

“嗯，我出来可不是为掠夺财宝的。”娜塔丽说，“拜伦，你留下吧。这枚别针很好看，你留着送给你的女友、你的姐妹或者你的母亲。”

“留下吧，那是你的。”他不客气地说，“我倒可以考虑在华沙待下去，等着那个姑娘长大。”

“她的父母不会答应的，”斯鲁特说，“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拉比(6)。”

“反正离犹太姑娘们远远的，她们不是好的结婚对象。”娜塔丽说。

“阿门(7)。”斯鲁特说。

娜塔丽正把那枚别针别到她的外衣上。“那么，我想我只好到梅德捷斯去看班瑞尔了。真可惜，埃伦说他很机灵，在领我参观华沙这一点上，没人比得上他。他们曾一道研究过犹太教的法典，虽然班瑞尔比他年纪小得多。”

斯鲁特一听娜塔丽提到梅德捷斯，就沮丧地摇着头。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

(2)　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一度任总理。

(3)　莱斯里的昵称。

(4)　一种波兰舞曲。

(5)　是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的语言，流行于欧美犹太人中。

(6)　希伯来语，意为“我的大师”，为犹太人对法学博士及主持宗教仪式者的尊称。

(7)　希腊语，原出自希伯来语，意为“但愿如此”，为基督教祷告时的结束语。

第八章

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待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会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嘿！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活泼的口气听来，她好像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像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在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待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眼蒙眬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到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张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一个交通中枢，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像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现在已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词和短句，有时候倒是可以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洪亮深沉的、像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

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会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妥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莱斯里·斯鲁特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儿。要是他们俩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都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一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1)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像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

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像华沙的妇女那样。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像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就行了。别太土气。”

“哦，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一个Amerikanka(2)，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那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哟，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儿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读的书比他多很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像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丁。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至可以看到下面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吹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子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的一声着了陆，在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座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像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吱吱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

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啊。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儿像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一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一个朋友。“Enchant é.(3)”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科夫是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一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她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 Pourquoi pas？La Pologne n'est pas L'Afrique，(4)”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 un paya tout á fait moderne et civilisé.(5)”

拜伦觉得，像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原木房子，在一根根原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让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儿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或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者其他任何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的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一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一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样离开他有点儿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在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一边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是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像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的，有些是原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像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经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保存了下来。

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上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待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像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聊天；他们好像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美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系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像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一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像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是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可真像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最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种语言拜伦是听得懂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已经有五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像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做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上，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片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厄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原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在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她就已经对听到的一点点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的意思是含混不清的。除了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做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像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了，扶我起来吧。”

她走起来一瘸一拐，她说左腿膝盖不听使唤。她挽住了他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靠到他的身上。拜伦曾劝过她别去爬那腐朽的楼梯，这一笑就算是认了错，他当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很担心她的伤，同时也还一直为她随口透露的前天晚上和斯鲁特一直待到清晨这件事生气。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河边这片阳光灿烂、洋溢着苹果芳香的果园里，有这个姑娘倚在他的身上，对拜伦来说，简直就是世上他所渴望的最大幸福。就这么搂着她，也比任何别的姑娘给过他的任何快乐还要甜蜜。凡是一个姑娘身上使人向往的东西——谜一样的目光、面颊上柔和的线条、动人的嘴唇、突然迷人的一笑、丰满的身材和细嫩的皮肤，对拜伦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全身就是由这些可爱的优点构成，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不错，她出身于梅德捷斯的奇怪的犹太家庭，她显然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冷酷男子的情妇。她不过是一个身体结实的普通姑娘——她身子的确很重，这时正倚在他的身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脾气有些执拗，并有顽皮姑娘的那种并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粗野的逞能劲儿。所有这些缺点恰恰使她成为娜塔丽·杰斯特罗，而不是那个他十一二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他的十全十美的姑娘实际上和大多数男孩子所梦想的姑娘一样，得是一个金发碧眼女郎，有点儿性欲狂。现在她已经消失，这个带刺儿的褐色犹太姑娘占了她的位置。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在波兰南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金色的阳光下，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间，一英里之内看不到任何房子。

“回去得走多半天啊！”她说。

“我试试把你背回去。”

“什么，背我这么一个大个儿？得把你压扁了。我要是不长这么胖就好了，这可真让人讨厌死了。”

“我不觉得讨厌。”拜伦说。

他们走过一只没人使的平底船，船里有半舱水。“咱们把这个利用一下。”他说着，就把船翻转过来，倒掉了水。

娜塔丽感激地看着他独个儿把船拖了下去。“没桨呀。”她说。

“咱们可以顺着水漂。”

他用船里的一块粗长木板把握着船的方向，既拿它当舵，又拿它当篙。河水流得十分缓慢，黑乎乎的简直像油一样平静。娜塔丽面对着拜伦坐在船头，鞋子浸在渗进来的水里。当他们漂过那片墓地的时候，娜塔丽说：“大概我的祖先都在那里，没葬在巴勒斯坦的就都在这里了。”

“或者在埃及，或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拜伦说。

娜塔丽耸耸肩膀：“我不知道。勃拉尼，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你是说梅德捷斯？”

“我是说波兰。我真高兴祖父和祖母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他把船在靠近村子的地方停下来。她爬上岸，慢慢地走着，不再瘸了。这个地方没有医生，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为她这个摔伤的美国堂妹紧张，她想等明天到了克拉科夫再包扎膝盖，所以村里没有人发现她出了事。

拜伦想打听打听有关战争局势的消息。梅德捷斯只有一台能听的收音机，另外几台已经坏了，能听的这台是神父的。拉比用他那种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的犹太德语对拜伦说，华沙最近广播的消息倒是令人高兴的：英国首相已经回国度周末了，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汉德逊，汉德逊，”拉比说，“汉德逊和希特勒谈判了。”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表示在做金钱交易。

这场婚礼使拜伦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作家，能够把它记载下来；也恨不得变成一个犹太人，能够完全理解它。这种庄严和吵闹的混合使他难以理解。据他所知，除掉最后的扔鞋、撒米，端庄、谦恭应该是婚礼的精髓。但是，梅德捷斯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穿戴了最好的服饰，女人是天鹅绒的衣裙，男人是黑色锦缎外套，或是城里人穿的礼服——好像不懂得什么是端庄。他们拥挤着，闲谈着，突然唱起来；他们围住蒙着面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新娘，起劲地谈论她；他们跳舞；他们在房子里和大街上到处乱走，表演着一些奇怪的小仪式；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一把椅子上，发表一段演说或唱一首歌，客人们就狂笑起来，拼命地喊叫。脸色苍白的新郎穿了一件白袍子，头戴一顶黑礼帽，看来快要晕倒了。拜伦作为一个美国客人，在长长的男宾席上坐在新郎旁边，这是一个荣誉座位。他拿着一盘点心请新郎吃的时候，才偶然知道，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已经斋戒二十四小时了，现在仍在斋期。可是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敞开肚子，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

拜伦也和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感觉真是痛快极了，不过到这时他还不能断定婚礼仪式是否算已经完毕。午夜临近时，客人们忽然都严肃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在一轮明月和亮晶晶的繁星照耀下，开始了一连串严肃而令人难忘的活动——包括手持银酒杯念神圣经文和点燃长长的蜡烛——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起，在用手高擎的紫色天鹅绒华盖下面互换戒指和亲吻，很像基督教的婚礼。然后，新郎把一只玻璃酒杯用脚后跟踩碎，于是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拜伦戴了一顶黑便帽，和犹太学校的男孩子们跳舞——因为不能和姑娘们跳舞——简直成了整个晚上的主角。客人们都聚在一起拍手、喝彩，娜塔丽站在最前边，激动得容光焕发。不知是膝盖好了还是忘了痛了，她也参加了，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就这样，她跳舞，拜伦也跳舞，在室内跳，在院子里跳，一直跳到凌晨。拜伦简直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离开新娘的家，在拉比屋子里铺着羽毛垫子的地板上睡着的。

他躺在那里，有一只手把他摇醒。他睁眼一看，看见班瑞尔·杰斯特罗正向他弯着身子。过了一两分钟，拜伦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才认出这个长着一对聪明、焦急的蓝眼睛，留着斑白黄胡子的人是谁。睡在他旁边的那些犹太男孩子也都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或者穿着衣服。女孩子们也穿着睡衣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天气很热，阳光从晴朗的碧空射了进来。

“喂，什么事？”他问。

“Der Deutsch，”这个犹太人说，“Les Allemands.”(6)

“啊？什么？”

“德国人。”

拜伦坐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啊，德国人？德国人怎么啦？”

“他们来啦。”

(1)　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2)　波兰语：美国人。

(3)　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4)　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5)　法语：这完全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6)　前面是德语，后面是法语，意均为“德国人”。

第九章

失去的世界帝国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维克多·亨利　英译
（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

英译者前言

我从来没想到会翻译一部德国军事著作。多年来，像许多海军将官一样，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结果，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决定放弃这个打算。据说，已故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讲过，如果照他的意思，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公报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战胜了。”我的战争回忆录大约也可以简缩成这样：“我服过役。”

我从海军退休以后，当了一家海运工程公司的顾问。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国。我发现不管到哪儿，都看见书店橱窗里成堆地摆着一本小书，书名叫作《失去的世界帝国》，阿尔明·冯·隆将军著。我清楚地回忆起我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期间所认识的冯·隆将军。我见过他，和他攀谈过。我想，他也许参加过一次我妻子经常举行的晚宴。他那时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他和大多数德国参谋人员一样，态度冷淡，难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只大鹰钩鼻子，几乎和犹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为此感到悲哀。当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后裔。他声名显赫，我总想好好地了解他一下，但没能找到机会。那时，我简直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通过他的著作深知其人。

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他的书，发现内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访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办事处，打听谁在美国出版过这本书。我得悉此书原来尚未译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国时，我说动了出版商，获得了英文版的版权。我正打算从商界退休，这样，我想翻译这本书可能会减轻一些无事可做的痛苦。

《失去的世界帝国》是冯·隆将军在狱中写的厚厚两卷对战争的作战分析的摘要，他称这两卷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写作时间，由于他在东线参与的战争罪行，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部详尽的技术性著作没有英文译本，而且我也怀疑今后会不会有。

冯·隆将军在叙述每一次主要战役之前，总是先写一个关于战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冯·隆死后，把这些简短的摘要抽出来，加以编纂，成了《失去的世界帝国》（我怀疑这位将军会同意用如此戏剧性的书名）。所以，《失去的世界帝国》并非一部扎实的军事历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种投机取巧。它把冯·隆关于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张都在一本小书里汇集起来，而删去了它们后面细致的军事分析。无论如何，我认为这还是一本可读的、有趣的、也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诚实。几乎所有德国的战争文学，对于屠杀犹太人、战争的责任以及希特勒对军队和人民的专权等等，都进行了粉饰。对于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冯·隆都心平气和地、坦率地写了出来。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让这本书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与多数的德国军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脑袋，也不想安慰胜利者，结果写成了一本揭露德国人对于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想、可能仍然在这样想的书。

因此，这是一个德国将军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评论。冯·隆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优秀的英、法军事作家的很大影响，特别是戴高乐和丘吉尔。他的德文与其他大多数写军事题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读得多。我希望我的译文至少能把这一点表达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风，是一辈子写美国海军报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理不通的现象，但我相信还不至于从实质上歪曲原文。

我认为，这位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一个非常倔强和效能很高的战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娱乐节目中所丑化的那样一帮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世界打得筋疲力尽，他们也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他们的赌注，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地球本身”。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这也就是我翻译冯·隆著作的原因。

他对一些事件的叙述既内行，又熟悉情况，我们不能从表面价值去理解它。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尽管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几年，可我从来不敢说我了解那个奇怪而聪明的民族，他们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迟钝也是天下闻名的。总的来说，我还是让冯·隆将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写这次战争，但在翻译某些段落的时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责，所以我偶尔加上一些批注。

例如，冯·隆的第一页开头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说的开头部分一样：谴责《凡尔赛和约》是残酷的协约国强加给光荣、守信的德国的不公正条约。他不提历史的变幻莫测，德国作家几乎都不提这一点。一九一七年，列宁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请求在东方战线单独媾和。德国人草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于《凡尔赛和约》一年多以前，从俄国掠去了比英德两国加在一起还大的一块领土、几乎六千万居民和俄国的全部重工业。这要比《凡尔赛和约》更加苛刻。

我在柏林供职时，每当有人谈起《凡尔赛和约》，我总要提出这个小小事实。我的德国朋友总是被这样的比较弄得很窘，他们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凡尔赛和约》落到了他们头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落到了别人头上。他们的这种反应出于真心。德国人的这种民族奇癖我无法解释，但是在读《失去的世界帝国》时，不应该把它丢在脑后。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白色方案

对希特勒的义务

写作此书，我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德国士兵的荣誉。

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述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二十世纪的历史，人们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当战胜的协约国在一九一九年创造发疯的《凡尔赛和约》时，他们也创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国相信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意见”，光荣地放下了武器。协约国把“十四点意见”看作一纸空文，草拟了一份条约，瓜分了德国，造成了一家欧洲的政治经济疯人院。

这样蒙骗了天真的美国总统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们会永远使德国民族瘫痪。这种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把凡尔赛的决定说成是一件“可悲而复杂的蠢事”。凡尔赛的压迫在充满活力的德国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愤恨，它爆发了出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喷火达到高峰时取得了政权。纳粹党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穷光蛋之间一个奇怪的联盟，它团结于复兴德国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团结于欧洲中世纪引起动乱的政治口号“反对犹太人”上。一群庸俗的鼓动家、理想主义哲学家、狂热分子、机会主义者、暴徒和冒险家，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过人，与希特勒一道上了台。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人，大多以厌恶和不祥之感注视着这些混乱的政治事件。我们对国家效忠，不管是谁统治，但是我们害怕一般危害社会变革的浪潮。

希特勒使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实在话。这位声名显赫、鼓动性强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尔赛造成的不公正一个接一个地予以补救。他的手段直截了当，顽强有力。魏玛政权(1)曾经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视。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在德国国内，如果必要，他也一样严厉和残酷，他的方法也同样收到了效果。假如现在历史学家称他的政权为恐怖时期，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把我们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他那种对自己和对自己的使命的热烈信仰左右着德国群众，尽管他篡夺了不少权力，但群众可能会毫不吝啬地都给予他。

红色方案

自然，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迅速复活，在协约国中引起愤怒的恐怖。厌倦战争、酷爱奢华并被社会主义腐蚀了的法国，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动。英国是另一回事。英国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它的国际金融体系、它的盟国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国统治着世界。德国登上支配欧洲的地位，推翻了权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国挑战，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又迫在眉睫，这次摊牌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人口和工厂已经超过英国。在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正确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两次战争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战争”(2)。

我们德国总参谋部的人懂得，希特勒为使欧洲正常化所采取的惊人手段迟早会引起英国的干涉。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干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对英国、波兰进行两线战争的计划，叫作“红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个接一个取得不流血的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断地把这个方案加以修正。当英、法两国满足于他们那种软弱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时，我们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飞速地得到改善。我们开始希望这位强有力的元首能够利用凡尔赛凶手们的过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欧洲实现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这样，他就可以发动对苏联的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单线作战，在东方找一块活动地盘——这是他毕生的目的。历史的行程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个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切都改变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突然给予波兰无条件军事援助的保证！他借口希特勒破坏了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块弱小地盘的诺言而发了火。这块地盘，正是张伯伦亲自策划的慕尼黑会议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诺言一样，希特勒的诺言当然不过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要是张伯伦不这么想，只说明他自己是一头蠢驴。

不管对波兰保证的动机如何，这都是一种自杀性的愚笨行为。它使得腐败的波兰军人寡头政府强硬起来，反对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正当不满。它把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杠杆，交到这些落后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除此以外无任何意义，因为到头来英国是不可能给波兰真正的军事援助的。要是俄国插手，这个保证可能还有意义；事实上，这么一来也许会半路阻止希特勒，因为他害怕两线作战，比什么都厉害。总参谋部也是如此。但英国的绅士政治家们看不起布尔什维克，而波兰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拒绝考虑接受俄国军队的保护。因此，愚蠢和软弱携起手来，挑起了这场灾难。

张伯伦这一挑衅行动，就像一只陷入绝境、用软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样，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气。命令闪电般地下达到参谋部，要我们为秋季进攻波兰拟订作战计划。我们以红色方案为基础，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了计划。四月五日，这一计划以新的代号“白色方案”命名，送交元首。

历史的讽刺

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是根据几个主要的、典型的地理事实形成的。

波兰一片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比利时，只有很少几道天然屏障，没有真正的国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被亚布隆卡山口切断，为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克拉科夫和维斯图拉河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维斯图拉河、纳雷夫河及桑河都是问题，但是在夏季和初秋，水位很低，许多地方汽车和马可以蹚水而过。

波兰本身是一个政治畸人，这也反应在它没有形状的地理上。它没有永久的外貌，没有一个连续下来的政体或民族目的。它好几次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被瓜分成强国的省份。现在它又不如俄国的一个省份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盟国的首脑们把这个称为“波兰”的整个地理上的粗略平行四边形又往西移动了大约二百公里，移到奥得-尼斯河一线。这样做当然牺牲了德国，把一些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国的城市、领土和居民都给了波兰，使得成百万人被悲惨地赶出了家园，重新定居。战争就是如此：胜利者获得战利品，失败者遭受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波兰领土完整问题而爆发的，但波兰并没恢复到它一九三九年的边界，而且永远也不能恢复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进行的交易，它失掉了一块领土，并入了苏联的版图。英国为了那些边界问题对我们开战，它把法国，最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雅尔塔，英、美两国把波兰领土当作希特勒的礼物永远送给了苏联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整个国土可以看成插入德国的一个软弱的凸角，是德国占领的土地。它北部与东普鲁士毗邻，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个地势平坦，很容易让德国从西边冲进来。它的背后，在东边，稳稳地站着新近与德国通过里宾特洛甫策划的互不侵犯条约连到一起的苏联。

致命的条约

这个当时被欢呼为一项妙举的条约，在没开一枪之时就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可是，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没给以足够的注意。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不管是暂时的还是策略性的）当然是对这个独裁者理想的背叛，是与德国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证明真有战略上的好处，这么做或许还能容许。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一样，重要的是取胜，但这个事件相反。

这个条约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大约半个波兰都给了斯大林，让这帮斯拉夫人向德国靠近了二百公里。两年以后，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向莫斯科大规模进军的中央兵团——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进军——在距离目标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们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看见克里姆林宫塔顶的地方。假使德国军队是从离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战线开始进攻，他们就会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占领俄国的首都，废黜斯大林，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那时英国肯定要求和，这场战争我们就会打胜。

连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是大胆外交行动的胜利的这个条约，字里行间却包含着这么几个字：Finis Germaniae(3)。这样的政治Coup De Théâtre(4)在历史上还真不多；这样灾难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见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参谋部里，很少有人胆敢对这样一个消息表示怀疑，哪怕仅仅是以目光表示彼此的惊愕。

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在内，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个把半个波兰让给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协定。到了战役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生气地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严厉地责备我们德国第十四军挺进到了东南的油田地区，武装部队才接到特别秘密指令，在俄国人面前撤退。于是，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既没有流一滴他们自己的血，也没有流波兰人的血。

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我们驻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惊的电话。他报告我说，俄国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签订的秘密协定，正在进入波兰。我立刻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俄国人在行动的消息。他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声音颤抖着，简直不像阿尔弗雷德了。可见军队完全是蒙在鼓里。

八月的最后几天，准备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加紧进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宾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袭击搞一场和平谈判的喜剧。春天，在他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以惯常做预言的口吻，说西方列强不会再容忍不流血的胜利了，这回要打仗了。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准备白色方案，从忧虑到行将灭亡的感觉都有，因为我们的作战准备远远低于一场大规模冲突的水平。仅以一个关键性项目为例。我们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大量价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摆开阵势；海军只有五十艘潜艇做好了战斗准备。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时，元首依旧根本没发布全面投入战时生产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行动。总之，我们真是如履薄冰。

参谋部对和平谈判没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汉德逊一起演这出计划好的戏时，显然被自己的表演和里宾特洛甫的不断保证弄得神魂颠倒了。他开始相信英国可能再一次被吓倒，说不定再跟我们来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统帅部里，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当西线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元首大为吃惊，浑身发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别无他法，只有执行白色方案了。

战略

该计划要求同时从南北两侧进攻，目标是切断波兰走廊，向华沙进军。波兰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无法防守的边境线上，结果很快就被分割、包围、消灭。他们应该把主要防御部署在维斯图拉河、纳雷夫河、布格河三条防线上，这样就可以把战争拖长，促使英法进攻我们西部薄弱的守军。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冒险的独裁的领导已经把德国人民推到了险恶的境地，但这时候上帝对我们发了慈悲。波兰人证明，他们自己在战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尽管在战场上都很勇敢，而法国人则一直坐在他们的营房和工事里，几乎一枪未放。

如今，德国的评论家们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静坐防御写成一个“奇迹”，它使对波兰的闪击战成为可能。但是，很难看出这个“奇迹”在哪儿。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防御和进行阵地战，因为这种思想曾于一九一八年取得胜利。他们非常迷信机械化战争中关于防御的理论上十对一的优势。毫无疑问，九月份，法国本来可以派遣几百万训练有素的部队，以比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还要多的装甲师，冲出马其诺防线，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过比利时、荷兰，攻入我们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线，直捣柏林，但它的决心不在这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关键时刻的政治和军事赌博证明是极妙的。在他所有的对手中，他最了解法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

胜利

突破波兰的全部防线，大约只花了四天时间。战术上的奇袭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为虚伪的波兰政治家们尽管知道局势危险，还是不断地对人民做出虚假的保证。波兰空军的几乎一千架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此，德国空军就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波兰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对强，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能不钦佩勇敢的波兰骑兵向坦克阵的冲锋。有谣传说，波兰政府告诉他们的骑兵，我们的坦克是纸糊的冒牌货，这谣传可能实有其事。要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伤心地省悟过来。机械化战争的优越性和古典的军事战术相对抗，从来没有像在这次波兰骑兵对钢铁坦克的无效冲锋中表现得那么触目惊心。

然而，德国武装部队也仅仅是用它完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这个薄薄的刀刃在作战。我们主要的地面进军，是由徒步的步兵群进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少量装甲部队冲锋时造成的通信联络的破坏、敌人的惊慌和战线的混乱。虽然空军担任了强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华沙的抵抗能力摧毁并使之终于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轰炸，而是那些在华沙城外用马拉的重炮。对于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严重地缺乏战斗准备。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华沙被德国军队包围。外边流传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俘，一个个包围圈被歼灭，前线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已吓得逃往罗马尼亚。但是，这座处于枪林弹雨中的城市，没有粮食，水电断绝，许多建筑物已成为废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弃西方给予最后一分钟援助的无用希望，最后投降。

评论

自始至终，元首和他的宣传家们一直把这次波兰战役说成一次局部警察行动，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次“特别任务”。希特勒亲自把白色方案中许多有关分配口粮、动员部队和运输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缓和德国人民的抵触情绪。这一政治上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宝贵的数月业已过去，损失还未得到补偿。这里我要说，由于纳粹党和元首的干涉——这类干涉从未停止过——从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战争力量从来没有全部地、适当地组织起来。

我们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时间是八月三十一日夜间，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炮制了一出不体面的丑剧，伪称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进攻电台，并被击退。那些该死的政治犯穿着波兰军服，电台附近躺满了他们遍身弹孔的尸体。这就是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骗人的鬼话却一无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就无法挽回地向波兰进军了。在纽伦堡审讯之前（这句话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英译者注），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我正忙于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莱或许应对此负责。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像一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乘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像一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像一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失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

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身处苏联奴役之下。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读者会逐渐熟悉德国人的这一习惯，即：责备别国听任德国侵略。在冯·隆将军的整本书中，如同在德国人的大部分军事著作里一样，这种腔调反复出现。在总参谋部系统下发迹的军官们，显然已失掉了以其他字句思维的能力。冯·隆对波兰政府和对英国所做保证的评论，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长的段落。

(1)　魏玛政权是德国1919年在魏玛成立的政府。

(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原是德国新旧教之间的斗争，后来西欧、中欧、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

(3)　拉丁语：消灭日耳曼。

(4)　法语：精彩事件。

第十章

休·克里弗兰只穿着长袜子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一堆摊开的报纸上，报纸最上面是一份《纽约时报》，它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提高了调门，空前地使用了通栏的斜体字标题：

德军进攻波兰；

城市遭轰炸，港口被封锁；

但泽被接纳加入德国。

但是，其他报纸和《纽约时报》这种文雅的吼叫比起来，标题的字体要更大更粗。克里弗兰穿了一件衬衫，斜靠在转椅里，一只电话听筒夹在他的头和左肩之间，正用红铅笔在一沓黄色打字纸上迅速地做着记号，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话。在广播界干了八年，他对这套玩意儿已经相当熟练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既紧张又满意，但他的声音带着怒气。他上午的节目叫作“本市名人动态”，专门采访那些路经纽约的著名人士。战争危机突然怒吼着冲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克里弗兰的秘书抢到了新闻编辑部，现在他正向人事科提出抗议，或者说正想这样做。他给经理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一个头戴黑色扁平草帽的小个儿姑娘出现在门口。她背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战争新闻引起的骚乱有增无减。秘书们忙着咔嗒咔嗒地打字，或者拿着稿件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听差们端着咖啡和夹馅儿面包在跑；光穿衬衫的男人们围着嗒嗒响的电传打字机，好像人人都在吆喝、抽烟。

“您是克里弗兰先生吗？”姑娘的声音很甜，但有些颤抖，那双惊恐的圆眼睛使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

克里弗兰用手按住话筒，问道：“什么事？”

“人事科让我上来找您。”

“让你？老天爷，你多大啦？”

“二十岁。”

克里弗兰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但他还是挂上了电话。“你叫什么名字？”

“梅德琳·亨利。”

克里弗兰叹了口气：“嗯，好吧，梅德琳。想要赌钱就得懂诀窍。那么，脱掉你的帽子马上就干，好不好？请你先给我再买一杯咖啡和一个笋鸡夹馅儿面包。还有明天用的稿子，”他用手拍了拍那沓黄纸说，“要打出来。”

梅德琳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她原是到纽约来买衣服的，突然爆发的战争促使她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看要不要临时女职员。在人事科，一个戴一副黄纸袖套、不耐烦的女人塞给了她一张纸片，问了她几个有关她学历的问题，就让她上楼去找克里弗兰。“去和他谈吧，要是你中他的意，我们就可以雇用你。他嚷着要一个姑娘，我们这里抽不出人。”

梅德琳跨进房间，叉开腿站着，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承认说自己还未被录用，她原是到纽约来闲逛的，家住华盛顿，还得返回学校去念书。她一想到这儿就心烦，因为她太怕她父亲了，简直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刚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走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一边微笑着听她说，一边眯缝着眼睛打量她。她穿了一件没袖子的红布衣服，由于在海上过的周末，气色很好。

“那么，梅德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不想干这个工作？”

“我是在寻思——我能不能过一个星期左右再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拿起电话听筒：“还找人事科。好吧，你过些时候再来吧，梅德琳。”

她说：“我马上就去给您买咖啡和夹馅儿面包，这我做得到。我今天也可以把您的稿子打出来。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干三个星期呢？二十四号以前，我不用回学校去。我父亲要是知道了，准饶不了我，不过我不在乎。”

“你父亲在哪儿？在华盛顿吗？”

“他在柏林，他是那儿的海军武官。”

“什么？”休·克里弗兰放下电话，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你父亲是我们驻纳粹德国的海军武官？”

“是的。”

“真没想到，好啊！你就是海军的子女了。”他把一张五美元的票子往桌上一扔，“好吧，梅德琳，请给我买一个夹馅儿面包，要白肉、莴苣、胡椒、蛋黄酱的。清咖啡。别的咱们以后再谈。也给你自己买一个夹馅儿面包。”

“是，克里弗兰先生。”

梅德琳拿起那张钞票跑到了外面的大厅，站在那儿发起呆来。她听过几次“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她马上辨别出了克里弗兰那独特的、感情丰富的爽朗声音。真是一个地道的广播员，有他自己的节目，而忽然她竟在为他工作了。这就是战争时期！一个拿着一袋食品的姑娘嗖地打她身边过去，她这就明白了该到哪儿去买面包。但是，已经有二十来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拥在走廊外面那个小餐馆的零售柜台旁了，她走出去到了梅迪逊大街上。她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纽约的活动还像过去一样。人群在便道上行走；小汽车、大轿车喷着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地过去；人们拿着一包一包东西从商店里进进出出，往橱窗里张望。唯一新鲜的东西是，报贩们抱着大沓晚报，嚷着战争新闻。梅德琳向街对面的大药房跑去，那儿的冷餐处挤满了职员和买东西的人。他们一边吃着碗里的辣汤或者菜汤，谈笑风生。还是往常那些人，在药店里熙来攘往，买牙膏、洗涤剂、阿司匹林、糖果和便宜的座钟等。一个系围裙、戴帽子的上年纪金发胖女人，很快地替她准备夹馅儿面包。

“啊，亲爱的，这个仗谁能打赢啊？”她一边和气地问，一边往鸡上撒胡椒。

“但愿希特勒赢不了。”梅德琳答道。

“对啦，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吗？Sieg Heil！(1)哈哈，我看这个人是一个疯子。我总这么说，这下可应验了。”她把面包递给梅德琳，“好了，亲爱的，既然咱们不卷进去，管他谁赢呢！”

梅德琳买了一份晚报，标题特大，可没什么新消息。只要看着如此戏剧性的第一版，就是新的乐趣。虽然战争离这儿很远，可是梅德琳觉得血管里的血突然流得快了。这些标题中间，升起了自由和新的行动的气息。总统立即十分坚定地宣布，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但事情的发展从现在起可大不相同了，卷进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她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样给父亲写信，要是她能得到这个工作就好了。

克里弗兰又把脚放到了桌子上，脸上带着轻浮的笑容在打电话。他向梅德琳点点头，一面以热情的低沉声音继续劝说一个女孩子和他到美女餐厅会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来。

“您怎么不吃那一份？”梅德琳说，“我并不饿。”

“真的吗？我可不想抢你的吃。”他放下话筒，打开了她那个夹馅儿面包。“一般我白天吃得不多，可是现在都这么谈论战争——”他咬了一大口，接着说：“谢谢！我发誓，我简直就跟参加葬礼那么饿。没注意你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有多饿吗，梅德琳？我想，看着这么个倒霉蛋给埋到土坑里，你真觉得活着多么快乐啊！好了，听着，你是想在我这儿干三个星期，对吧？那样也好。这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人事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拿起一个棕色的信封，对她晃了晃。“喂，加里·库珀住在圣莱吉斯旅馆641号房间。这是‘本市名人动态’稿子的样本，请给他送去。我们大概星期四请他来。”

“加里·库珀？您说的是那个电影明星吗？”梅德琳吃惊之下，像她母亲一样用高亢的声调说起话来。

“还会有谁？他也许会问你一些关于广播和关于我的问题，所以仔细听着，把我的话牢牢记在脑子里。我们是在一间没有观众的小播音室里工作，非常舒服。这是一间有扶手椅、书籍和一张地毯的房间，十分精美，像家庭里的书房一样。罗斯福夫人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广播她的节目的。要是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稿子用特大号的字打出来。他可以广播五到十五分钟，整个节目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在洛杉矶开始这个节目的，干了三年。那时我管这个节目叫‘饭后余兴’，也许他听见过。当然，他也许很忙，没工夫问这些。不管怎么样，你要装得好像你已经干过一段时间了。”

梅德琳简直慌了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马上伸手去拿信封。克里弗兰把信封给了她，说道：“准备好啦？起锚吧。看在基督的面上，可别叫他签名，要是碰到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可别不回来了。”

梅德琳突然迸出了一句：“一定是有些特笨的姑娘在您这儿干过。”说着就赶忙出去了。

一个女仆打开了旅馆房间的门，穿了一身灰衣服的加里·库珀正坐在一张装着轮子的桌子旁吃午饭。那个影星站了起来，朝梅德琳微笑着。他个子特别高，身材瘦长，戴一副黑边眼镜。他喝着咖啡把稿子看了一遍，问了几个问题，完全是办事的样子，和一个腼腆的牛仔太不相同了。他的风度像一个海军上将。当她提到“饭后余兴”这个节目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我记得那个节目。”不多一会儿，她又出来到了满是阳光的大街上，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战栗。“英国总动员了！希特勒进攻波兰！”转角上的报贩哑着嗓子喊。

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克里弗兰对她说：“谢谢你，小宝贝儿。”他正在很快地打字。“库珀刚来过电话，这个念头他挺喜欢，他答应了。”他从打字机上取下黄纸，和其他纸别在一起。“他说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对他都说了什么啦？”

“简直什么都没说。”

“嗯，你干得不错，我现在就去访问他。这儿是明天的稿子，把红笔改过的那几页誊清，然后立刻把全部稿子复印，在309A号房间。”克里弗兰穿上鞋，把领带拉直，披上一件深黄色运动衫。他用手指理了理浓密的金发，扬起幽默地弯着的粗眉毛，咧着嘴对她笑了笑。她觉得，她真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与其说他人长得漂亮，倒不如说他很迷人，这就是梅德琳的结论。他身上有股富有传染性的高兴劲儿，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里有种特别逗趣的光芒。他虽然不过三十一二岁，可一站起来，肚子都显出来了，这一点使她有些失望，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你加夜班行不行？你可以拿到加班费。要是你今晚八点半左右来的话，在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找到星期四的草稿，里面有库珀的广播稿。”

“克里弗兰先生，我还没被录用呢。”

“你已经被录用了。我刚刚和汉妮斯太太谈好了。等你把那份稿子复印完了，就下去填表。”

梅德琳费了五个小时才把那份稿子复印完。她把它交了出去，尽管她弄得不怎么干净，还是希望不要就此断送她在电台的前程。人事科的人对她说，开始每星期资三十五美元，这简直是一笔财产。她累得腰酸背痛，到药房吃了顿快餐，其中包括一杯巧克力、一块熏肉和一个番茄夹馅儿面包，然后又回到广播公司。在梅迪逊大街乌黑的高大建筑物上空，一轮朦胧的全月在太阳已落的天空浮起，建筑物上满是一格一格放射金光的窗子。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这天，成了梅德琳·亨利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克里弗兰的桌子上放着加里·库珀的访问记录，这是一堆潦草的打字稿、速记和红笔画的道道，上面夹着一张字条，写着：“最好今晚全部抄完。十点钟见。”梅德琳嘴里嘟囔着，她真快累死了。

她往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单身军官宿舍给华伦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一个南方口音的接线员用滑稽喜剧里模仿别人的腔调说，愿意帮忙找找他。在烟雾腾腾的新闻编辑部里，拿着电传打字机长纸带和纸杯咖啡的姑娘们还在来来往往，男人们在很快地高声谈话，打字机嗒嗒地响个不停。从敞开的门里，梅德琳听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谣传，如：波兰已经溃败了；希特勒正在去华沙的路上；墨索里尼飞到柏林去了；法国给英国施加压力，要再搞一次慕尼黑交易；希特勒提出要访问张伯伦；等等。

十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华伦打来的，话筒里传来背后的乐声和笑声。他说，他是在海滨俱乐部里，正参加在围着棕榈树的平台上举行的一个月光舞会，他刚刚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姑娘，是一个议员的女儿。梅德琳把在广播公司工作的事告诉了他，他似乎很高兴，印象很好。

“喂，我听见过‘本市名人动态’，”他说，“休·克里弗兰这家伙嗓子倒挺动人。他人怎么样？”

“嗯，可爱极了。你说这样行吗？爸爸会不会发火？”

“梅蒂(2)，你过不了三个星期就得回学校去了，他甚至连知道都不会知道呢！你住在哪儿？……哦，知道了，那是一家妇女旅馆，我知道那家旅馆。哈！小梅德琳过起浪荡生活来了。”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我看这倒不错，只是记住要做一个好姑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梅德琳？仗打起来了吗？这儿在谣传说英国人逃跑了。”

“这儿没别的消息，也都是谣言，一个小时就是一打。你的那个伴儿真是国会议员的女儿吗？”

“当然，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

“你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飞行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单飞降落的时候，飞机在地面上翻身了，可别告诉爸爸。我现在进步多了，真了不起啊！”

“好极了，你还在这儿。”克里弗兰说。他们的电话打完才几分钟，他就走进办公室。跟他一道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美人，戴一顶黑色草帽，比梅德琳的还宽；穿一件灰色绸衣服，她身上那种栀子花的香味在这间小办公室里显得太浓了。克里弗兰看了看梅德琳打的那几页，说：“还需要再练练，对吧？”

“我打打就会熟的。”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抖，清了清嗓子。

“但愿如此。对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普瑞柏尔的海军上将？他是不是一个什么高级要人？”

“普瑞柏尔？您说的是斯蒂沃特·普瑞柏尔吗？”

“斯蒂沃特·普瑞柏尔，不错。他是什么人？”

“怎么？他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啊！”

“那是一个大人物，对不？”

梅德琳习惯于老百姓对军队情况的无知，不过这回可使她大吃一惊。“克里弗兰先生，在海军里，再没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了。”

“好，那他就是我们的人了。我刚听说，他这会儿在沃里克旅馆。我们对大旅馆都留着神呢，梅德琳。现在，我们给他去封信。”他斜倚在办公桌边缘，开始口授。那位打着哈欠的美人，跷起两条漂亮的腿，点上一支烟，翻看着一本《好莱坞通讯》。梅德琳拼命想赶上他，可还是不得不求他说得慢一点儿。

“你会速记吗？”

“我很快就能学会。”

克里弗兰看了看手表，又瞧了瞧那位美人，她正耷拉着眼皮轻蔑地瞟着梅德琳。梅德琳感到自己真是一个可怜虫。克里弗兰用手掠了掠头发，摇了摇头：“瞧，你知道这些海军界的人士。给他写封信就行了，请他参加在星期四上午播出的节目。要是你愿意，跟他提一下加里·库珀。签上我的名，把它送到沃里克旅馆，办得了吗？”

“当然办得了。”

“好极了。我和温蒂要去赶一场十点钟的电影，那里边有她的镜头。对了，这个普瑞柏尔认识你父亲吗？怎么样，温蒂，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温蒂打了个哈欠。

梅德琳冷冷地说：“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认识我父亲。”

“那就把这一点也提一下，怎么样？”他带着说服她的调皮微笑对她说，“我真希望把他请来，梅德琳。海军上将和将军们一般是蹩脚来宾，他们太谨慎，也太古板，说出来的话没什么趣味。可现在正在打仗，所以这会儿他们是红人。明天早上见。知道吗，我九点来上班，所以你到这儿最迟别超过八点。”

正如华伦对梅德琳说的那样，战争的第一个夜晚，他是在月光下和一位议员的漂亮女儿跳舞度过的。

月亮飘浮在高空，离地球大约有三十个直径那么远，穿过云层，照耀着一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事物。它曾用暗淡而有用的光亮为一队队穿灰军服的年轻德国人照路，他们连续好几英里长的队伍正拖着疲劳的步伐穿过波兰边境。现在，欧洲已经转过来向着阳光，使得德国人有了更好的光亮来进行他们的活动。在此刻，同一的月亮又以它的光明沐浴着墨西哥湾和彭萨科拉海港观赏俱乐部的平台。德国总参谋部曾精心做过利用月光的计划，那银色的光辉却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机会中洒到了华伦·亨利和杰妮丝·拉古秋的身上。

谁都说，这是几年来最美妙的一次俱乐部舞会。报纸的大字标题，电台激动的广播，使这个冷清、宁静的彭萨科拉兴奋起来。飞行学员们感到自己更了不起，姑娘们也觉得他们更加迷人。战争还很遥远，但不论在多远的地方打仗，他们都是军人。然而，对德国人进攻的谈论很快就转到身边的话题上去了，如：马戏、新的基地司令、最近的飞行事件、新出现的风流韵事等等。在这些快乐的人眼中，元首仍然是新闻片里的那个声音沙哑、神经质的德国人，总是发疯地打着手势，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打算挑起欧洲的一场大乱，但目前还吓唬不了美国。

亨利中尉的看法与众不同。他确实很关心这场侵略战争，所以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杰妮丝·拉古秋的兴趣。在军官学校里，他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超过了其他人。他们见面后，就在月光下平台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这位飞行学员不谈飞行，也不表示柔情，只是跟她谈史里芬(3)夺取巴黎的计划，谈毛奇(4)对这一计划致命的干扰，谈坦能堡(5)战役能够取胜是德国铁路运输的功劳，谈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战略的对比。他开始也谈飞行员爱谈的闲话，而这套话，杰妮丝在彭萨科拉交了几年朋友之后，已经听腻了。但是他们一谈到战争，她就显示出她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解。华伦也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次激动的谈话。恋人们有时用不着说一句痴情的话，就能从这种交谈中了解对方。

杰妮丝虽然长了一个法国裔的拉古秋家族的大鼻子，门牙不太整齐，却算得上彭萨科拉的美人之一。她的嘴、皮肤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挺可爱，身材又特别妩媚动人，所以男人们都禁不住盯着她看，就像看一团火一样。她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声音娇滴滴的，举止活泼有生气。她的家庭拥有俱乐部范围内最大的一幢房子。拉古秋家确实有钱，两代人从事伐木事业，毁坏了墨西哥湾成百英里的松木森林，把北佛罗里达变成了昆虫密集的沙土荒漠。她的父亲在沉寂而安于现状的彭萨科拉是一个奇人，是第一个活跃在政界的拉古秋。

杰妮丝在华盛顿长大，她有远见，也沉着、冷静。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和美国历史，而且打算进法律研究所。她希望嫁一个名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一个州长。要是有幸嫁一个未来的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对那些为她的美貌和潇洒的风度所倾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无情了。她是出来寻找大猎物的，结果以冷若冰霜出了名，而她也以此为乐。她的最低要求是在她不得不到彭萨科拉避暑期间，能碰到一个值得相识的人。而在这许多人中，她选中了一个海军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华伦·亨利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夹灰的头发，柔和的微笑带点儿机灵而又放浪的神气，这些都使他特别动人。他的一举一动对一个安纳波利斯的优等生来说，显得太熟悉女人了。这非但没使她不安，反使华伦更有特色。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聊了，在月光下紧紧拥抱着跳起舞来。一旁观看的彭萨科拉人纷纷开始打听这位头上有块伤疤的海军中尉的身世。华伦在飞机出事时，额上摔破了，缝了九针。那些海军飞行员都羡慕地彼此相告这位拉古秋姑娘是什么人。

华伦回到单身军官宿舍时，看到泰拉赫夫人留下的两张电话条。泰拉赫是他在巴尔的摩分了手的女人，有三十岁了。为了她，华伦差点儿被军官学校开除。他父母乘船去柏林那天，他就是和这个女人睡了一下午。华伦是在军官学校读三年级时遇到她的，那时她是一家茶馆的老板娘。她答应了他的大胆要求，同意在茶馆关门以后和他见面。这是一个聪明的小个儿女人，可是命运不济，嫁过两个凶残的丈夫。她爱读书，喜欢艺术，而且特别多情。华伦渐渐爱上了她。一次，她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度周末，华伦嫉妒极了，甚至简单地想和她结婚。拜伦为了这件事和他好好地谈过一次，尽了一个兄弟的最大努力。海伦·泰拉赫不是一个坏女人，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人，既然法律规定年轻的预备军官们不许结婚，他们当中爱拈花惹草的就会去找这个或那个泰拉赫夫人。华伦的最大错误就是请她到彭萨科拉来，但那时他刚在海上待了三年回来。现在她待在圣卡罗斯旅馆，当大餐厅的接待员。

但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遥远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杰妮丝·拉古秋的缘故，希特勒入侵波兰也使未来具体化了。华伦认为不出一年，美国就会参战，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他可能被打死，但是在这次战争中他可要飞了，要是运气好，他还会有优异的战斗记录。华伦是信奉上帝的，但他认为上帝比那些传教士所说的还宽宏大量得多。一个能创造出“性”这样奇异东西的神，是不会对他太一本正经的。亨利海军中尉正坐在他那间陈设简陋、有着高高的老式天花板的房间里，设法不去理会同伴的鼾声，往窗外望着，凝视着单身军官宿舍外面那片洒满了月光的寂静草坪，幻想着战后的黄金岁月。

政治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贪婪地学到的历史知识，使他了解在战争中，政治家是领导者，军人仅仅是工匠。华伦对那些到军校和舰队来参观的政治家做过仔细的观察。其中有些像他父亲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多的是一些笑容可掬的家伙，带着忧虑的目光、伪装的微笑、松弛的肚子。他知道，父亲的野心是成为海军将官。华伦也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不想得更多一些呢？杰妮丝·拉古秋颇有头脑，她凡事都懂。一天工夫，华伦·亨利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早晨，战争为他展示了未来；晚上，未来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又从天而降。

他做了一桩怪事。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的月亮低声地祷告了一会儿。他小时候与父亲一同到教堂去，经常这么做。“主保佑我得到她；保佑我通过这次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飞行员。我不求您保佑我活命，我知道这将取决于我本人和我是否在数。假如我真能活过这场战争，那么——”他对着繁星闪闪的夜空笑了笑，“好，那么咱们等着瞧吧。行吗？”华伦是在向上帝献殷勤。

他没给泰拉赫夫人打电话，就上床睡了。她总是在等着他的电话。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像是中学里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了。

早晨，还不到六点，大使馆来的电话把维克多·亨利吵醒。代办因为战争爆发，召集使馆人员开紧急会议。

罗达嘟哝着翻了个身，把裸露的白胳膊搭到眼睛上。帕格掀开被子，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阳光，横照到床铺上，细细的尘埃在苍白的光柱里舞动。希特勒动手的日子天气可真好啊，帕格迷迷糊糊地想，真是这个杂种的运气！侵略的消息并不使人吃惊。自从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以来，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头一天晚上，在阿根廷使馆举行的盛大晚宴上，每个人都注意到，德国的军方人士和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每个人也都在谈论战争。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格说，入侵是在凌晨三点来钟。那个家伙消息真灵通！世界已经跨过了时间的红线。维克多·亨利跳下床，到一个新的时代去工作了。这还不是他的战争，不是他一辈子受训练准备打的战争，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但他肯定不久就会打起来的。他虽然不觉得惊奇，可还是很兴奋，很激动。

他在书房里打开收音机，它好像好久才热起来。他又打开落地窗。鸟儿在阳光瑰丽的花园里歌唱，一阵轻风吹来，带来了窗前红花盛开的灌木的浓郁芳香。收音机嗡嗡、噼啪地响了一阵，一个播音员开始播音了。听起来与上星期任何一个柏林的播音员没有丝毫不同，那时讲的尽是一些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犯下的“难以相信的暴行”，如：强奸、杀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砍下儿童的手和脚，等等。事实上，在这番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说之后，战争爆发的消息听起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了。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还是那么充满正义感，描述元首的进军决定，就像在谴责暴行时一样。

关于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去占领一座德国电台一事——据广播说，这一暴行使得德国军队派了二百多万人开进波兰，以便“自卫”——也是以同样一本正经的轻快语调广播着，就像播送德国人深入波兰领土，波兰边防部队突然溃败的报道一样。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得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而且已经冲向波兰好几天。说波兰“进攻”，是哄孩子的骗人蠢话。维克多·亨利已经习惯了柏林电台这种把事实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含糊论调，但纳粹对德国人智慧的轻蔑还是使他吃惊。这种宣传当然已经达到一个目的——缓和这场新的战争对人们的冲击。

罗达打着哈欠、系着睡衣的带子走进来，她把头转向收音机。“怎么，他真干起来啦！可不得了！”

“对不起，把你吵醒啦，我还尽量把声音开低了呢。”

“哦，是电话把我吵醒的。是使馆来的吗？”帕格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呃，我觉得我应该起来听听消息。咱们不会卷进去吧？”

“不大会。我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会参战。”

“孩子们怎么办呢，帕格？”

“哦，华伦和梅德琳不会有什么问题。谣传说，意大利不想打仗，所以拜伦也不会有事。”

罗达叹了口气，又打了个哈欠。“希特勒真是一个怪人，我得出这个结论了。他是怎么个办事法儿呀！我喜欢他和人握手时那种坦率和男人气，挺像美国人，还有那迷人、腼腆的微笑，但他那双眼睛很怪，你不觉得吗？总是很冷淡，有点儿难以捉摸。对了，咱们为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实业家举行的晚宴怎么办？他叫什么来着？还举不举行了？”

“叫柯比博士。现在他可能到不了这儿了，罗达。”

“亲爱的，请一定弄准了。要知道，我有客人要来，还请了助手，准备了食物。”

“我尽力而为吧。”

罗达慢吞吞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时代》周刊不停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几个月了，看起来总好像不现实似的，现在不是打起来了吗？不过总觉得有点儿滑稽。”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午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一早在动物园里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像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旋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发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了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像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被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

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吗？”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

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帕格按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艘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里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儿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得很高兴，多年来他并没听到过好多这样的话。“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让我记忆犹新，中校，真像没过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又悲哀的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的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从他们各自的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帕格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像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着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支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带点儿辣味的清香，像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的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儿像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做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起来好像他长得比我高了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像您吗？”

“一点儿不像，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了。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嚓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看见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做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陶立克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另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拼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鹰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心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儿凶残劲。如果你和个别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6)。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匪浅，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从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大多数穿着制服，但是颜色和饰绦各种各样，就是皮带和靴子相同。从他们的职业态度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军人。穿制服的党内官员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一样——快活、轻松，大部分人头发花白或是秃了顶——讲究的衣服紧裹在身上，尽管平脚掌穿着长筒靴、凸肚子勒着武装带很不舒服，但他们显然在耀武扬威中获得了条顿民族的快乐。可是今天，这些职业纳粹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模样，但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戈林出现了。维克多·亨利听人说过，这个胖子换装很快，这回算是亲眼看见了。戈林穿着一套挂满奖章的天蓝色制服，浅黄色翻领闪闪发光。他走过舞台，叉着腿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扎皮带的屁股上，与一群毕恭毕敬的将军和纳粹党人严肃地谈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坐上发言人的位子。接着，希特勒简单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没有隆重的戏剧性场面，像他走入党的会场那样。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之间坐下。当戈林致简短、庄重的开幕词时，他一会儿把腿交叉着，一会儿又放下来。

帕格觉得元首的演讲糟透了，他已经疲劳不堪。他在演说中重讲了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努力，以及波兰人的血腥战争。这些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口气讲的，而且充满了奇怪的悲观主义。他谈到了自己可能战死疆场，以及他死后的继承人——戈林和赫斯。他叫嚷说一九一八年不会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声音十分嘶哑，过了一会儿才配上稀奇古怪的手势，但他总算做到了。塔茨伯利有一次在帕格耳旁低声说：“今天的表演真他妈的不错。”但帕格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杂耍。

这回希特勒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的表演很拙劣，但这人是一股意志坚强的疾风，所有德国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紧张地坐在那儿，像是孩子在看魔术师表演。坐在希特勒后面的较高的戈林，那张傲慢、轻蔑的面孔也同样带着发狂、恐惧的表情。

帕格觉得，由于演讲的内容十分严肃、重要，所以元首说起话来有点儿喋喋不休。这篇讲稿听上去像是开了几个小时夜车赶出来的，个人色彩太浓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么紧迫地炮制出来的，才显得更真实些。这通“我——我”的嚎叫、咆哮般的辩解词，必定是战争史上最可笑的重要文件之一。

在帕格等美国人眼里，元首的脸相仍然很滑稽：那个又长又直的尖鼻子，是从那张双下巴的白脸上突出的一块直角三角形的肉，正好长在一绺垂下来的黑发下和那撮小丑般的小胡子上。他今天穿了一件灰绿色外衣——他在演讲中称之为他的“老兵外衣”——毫无疑问极不合身。那双有点儿浮肿的瞪得很大的眼睛，那张绷紧了往下撇着的嘴，那种威风凛凛的挥手臂的样子，还是有点儿吓人。这个来自维也纳贫民窟里的奇怪暴发户倒是真成功了，帕格心里这么想。他自己已经爬上了霍亨索伦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合王位，企图把上次大战的结果完全翻过来。现在他正在许愿。这个小瘪三还在继续讲。帕格的脑子又转到拜伦身上，他在波兰的某个地方，是这出大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们走出来，到了充满柔和阳光的大街上。塔茨伯利问道：“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并不认为他有多么了不起。”

塔茨伯利立刻停住脚步，眼睛瞟着他说：“我告诉你吧，他是够了不起的啦！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太长久的错误。”

“他得征服全世界，”帕格说，“他拿什么去征服呢？”

“靠八千万全副武装、到处抢掠的德国人。”

“那只是说说罢了，你们和法国人在人力和武器上都超过他。”

“法国人——”塔茨伯利说着，马上用比较高兴的声调加了一句，“帕姆来了，我们用车子把你送回使馆去吧。”

“我走回去。”

汽车在一面飘扬着的红色卐字旗下边停住。塔茨伯利和亨利握了握手，从那副像瓶子底一样的眼镜后面朝他眨了眨眼。

“我们要演场戏，亨利，但可能需要人帮忙。要想制止这个家伙，得费一番功夫。可你知道，必须得这么做。”

“把这告诉华盛顿那些人吧。”

“你以为我会不说吗？你也要对他们讲讲。”

亨利隔着车窗说：“再见，帕姆。一路顺风。”

她伸出一只很凉的白手，忧郁地笑了笑：“希望您能很快和您的儿子见面，我觉得您一定会见到他的。”那辆梅赛德斯开走了。帕格点上一支烟，觉得手上还留有淡淡的荷兰石竹的芳香。

亨利的办公室外间，坐着一个瘦高个儿男人，穿了一身椒盐色的衣服，膝上放着一顶软帽。他一站起来，亨利才发现他个子真高，足有六英尺三英寸左右。他背有点儿弯，像许多个子过高的人一样，好像觉得那么高有点儿不好意思。“您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巴穆·柯比。”他说，“您要是忙，就把我赶出去好了。”

“哪儿的话，欢迎极啦！您是怎么到这儿的？”

“哦，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我不得不绕着走，取道比利时和挪威。有些飞机还通航，有些不通了。”柯比的样子局促不安，还带着点儿西部乡下口音。他苍白的脸上尽是麻点，好像得过严重的面疱疮。他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张松弛的大嘴巴，一句话，是一个长相很丑、两眼聪明有神、表情忧郁的人。

文书说：“中校先生，您办公桌上有几份要件。”

“知道了。请进吧，柯比博士。”帕格松了口气，他看出来柯比是一个想干番事业的正派人，而不是那种讨人厌的家伙，就知道找女人，追求享乐，结识高级纳粹党人；而一顿晚饭和一些工业上的联系就可以把巴穆·柯比打发了。

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定于今日离克拉科夫赴布加勒斯特及罗马。我尽力保证他们启程。斯鲁特。

华沙

1939.1.9

这份用电传打字机纸带贴在空白的灰色信笺上的急电，给了亨利一种不祥之感。在下午的新闻公报中，柏林电台叫嚷说，经过猛烈的空中轰炸，已胜利冲进克拉科夫。另外一封信，是写在一张代办办公室用笺上的便条，没有署名，只是潦草地写着一句话：立即来我处。

柯比说，他可以等一会儿。维克多·亨利到了下面的大厅里，走进大使那套陈设华丽的房间，代办曾在这里召集过使馆人员会议。

代办从他那半月形眼镜的上边看了亨利一眼，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你去参加国会会议啦，对吧？我听了一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这家伙太狂了。”

代办好像有些吃惊，而且若有所思。“真是一种奇怪的反应。的确，这一个星期真够他受的。不管怎样，这种精力实在叫人难以相信。这篇高谈阔论的每一个字肯定都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效果挺好。会场里情绪怎么样？”

“不怎么愉快。”

“是啊，这段时期，他们有自己担心的事，对不对？这个城市里的气氛挺特别。”代办摘下眼镜，往大皮椅背上一靠，后脑勺靠在手指交叉的双手上。他说：“华盛顿召你回去。”

“是海军部吗？”帕格脱口问。

“不，是国务院德国处。让你用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回华盛顿，民用、军用飞机都行，按照最高特权待遇。准备让你在华盛顿最多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到你这儿的工作岗位。没有别的指示，更没有书面的东西，就这样。”

二十五年来，维克多·亨利从来没有像这样没得到海军部的文件而调动过，这种文件是油印的，留在沿途各停留站的整整一厚沓命令。甚至他休假也得要海军部发出“准假”命令才行，国务院是无权管他的。但是，一个武官的地位是特别微妙的。他的思想马上转到执行这项指示上。

“要是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怎么能得到航空特权呢？”

“这没问题。你最早什么时候能动身？”

亨利中校眼睛盯着代办，然后勉强笑了笑，代办也冲着他微微一笑。亨利说：“这次可真有点儿特别。”

“我听说你送上去一份关于纳粹德国战争准备的情报？”

“是的。”

“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总之，意思是要你拿了牙刷就出发。”

“您是说今天？今天晚上？”

“对。”

帕格站了起来：“好吧。英法两国最近有什么消息？”

“张伯伦今晚对国会发表演说，我猜想，等不到你回来就会开战。”

“说不定已经打完啦。”

“在波兰可能是这样。”代办笑着说，他看见亨利并不觉得好笑，倒似乎吃了一惊。

中校回来后，看到柯比博士正撇着两条长腿在那儿读一份德文工业杂志，嘴里抽着烟斗。这副架势，再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大为加强了他的职业外表。“我得把您介绍给我们的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了，柯比博士。”他说，“真对不起，海军不能为您效劳了，我要离开此地一个星期。”

“好吧。”

“您能告诉我您要找哪些人吗？”

柯比博士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打了字的纸。

“好，这没问题。”帕格仔细地看着这张纸说。“这些人大多数我都认识，我想福莱斯特上校也会认识。好了，亨利太太为您准备了一次晚宴，星期四晚上。事实上——”帕格用手拍拍那张纸说，“魏顿博士也是客人之一。”

“您的夫人不能取消这次晚宴吗？我真的不怎么参加宴会。”

“我也是。但一个德国人在餐桌上只要几杯酒下肚，就跟他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不一样了，完全成了两个人。您要知道，不再是木头人了，而是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宴会是有用的。”

柯比笑了，露出一排大黄牙，变成一副滑稽、粗俗而固执的表情。他挥动一下工业杂志：“不论您从哪方面去看，他们都不像是木头人。”

“也像也不像。我刚从国会会议回来，对希特勒这个角色来说，他们肯定都是木头人。好了，我陪您走过大厅到福莱斯特上校那儿去吧。这次晚宴可能由他和萨丽主办，咱们瞧吧。”

帕格驾车穿过寂静的柏林街道回家，一路上没怎么想被召回华盛顿的事，而是想着眼前的问题——想着罗达和怎么替她安排，拜伦失踪的事要不要跟她说。这次美国之行可能完全证明是浪费时间，去揣测其原因是愚蠢的。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说不定某个高级人物急于了解什么情况——这些情况也许根本不存在——立刻就打个电报。有一回，一次舰队演习，他飞了三千英里到达正在棉兰老岛的“蓝色”旗舰上时，发现已经用不着他了，因为射击成绩这项目早已过了议程。

罗达没在家。她回来的时候，他正系手提皮箱的皮带。“哎呀，怎么回事？”她兴冲冲地问。她的头发卷起了波浪，今天晚上他们被邀请去看一场歌剧。

“来，到花园里去。”

他们走到离房子远一些的地方，他就把华盛顿的这次奇怪的召见告诉了她。

“啊，天哪！得去多久啊？”

“不到一个星期。如果飞剪式客机(7)照常飞行的话，十五号我就能回来了。”

“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

“哦，运气好，他们弄到了今天晚上八点钟去鹿特丹的飞机票。”

“今天晚上！”罗达懊恼得脸都变了样儿，“你是说咱们连歌剧都看不成了吗？哦，真讨厌！那么，柯比那家伙怎么办呢？晚宴还举不举行了？我怎么能款待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呢？真扫兴！”

帕格说，福莱斯特夫妇会一同来请柯比吃晚饭的。另外，歌剧可能不演了。

“不演？当然要演，我在理发馆碰到了魏顿太太，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我当然去不成了，没人陪着，我是不去看歌剧的。哦，真见鬼！要是英法宣战呢？那怎么办，啊？那才真叫够劲呢，把我一个人困在柏林，在一场世界大战中！”

“罗达，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从里斯本或哥本哈根赶回来的。别着急，我倒是希望你和柯比那家伙熟悉熟悉，军械局对他很重用呢。”

他们在小喷泉旁边的一条大理石长凳上坐着，池中肥肥的红鱼在斜阳中嬉戏。罗达环顾一下这剪得短短的草坪，然后用平静得多的声调说：“好吧。我曾经想在这儿举行鸡尾酒会，把在派琪的茶会上演奏过的那些音乐家请来，这样一定美极了，可惜你不能参加了。”

“皮尔·福莱斯特说过，世界上没有人像你这么会安排宴会。”

罗达大笑起来：“哦，算了吧。一个星期很快就会过去，柏林现在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对黑黄两色的小鸟从他们眼前飞过，朝着近处的一棵树冲去，栖在树上，婉转地唱起来。“老实说，难道你真认为要打仗吗？”

“战争正在开始。”

“我知道。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会见到梅德琳了。一定要给华伦打个电话，这个淘气鬼从来不写信。拜伦在意大利的山上，我倒是比较放心。他出不了事，除非他真敢和那个犹太姑娘结婚，不过他不会的。拜伦实际上并不那么傻。”她把手放到丈夫的手里，“当然，那傻劲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对不起，亲爱的，我又发火了，你是理解我的。”

维克多·亨利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决定不再用拜伦失踪的事去扰乱她的心了。实际上，她对这件事根本无能为力，只会徒添无用的烦恼。他猜想，拜伦不论处境多么困难，都能摆脱，这孩子一向如此。

帕格当晚准时飞往鹿特丹。滕珀尔霍夫机场已经变了样儿，商店一片漆黑，除了汉莎航空公司外，所有的售票处都关闭了。机场上，往常频繁来往的欧洲班机不见了。短粗的德国空军截击机阴森森、黑乎乎地一排排停在那儿。但从天空望下去，柏林仍然灯火辉煌，与和平时期一样。他很高兴，罗达已经决定打扮一下去看《玫瑰骑士》(8)，因为魏顿太太找了一个漂亮的高个子空军上校陪伴她。

(1)　德语：胜利万岁。

(2)　梅德琳的昵称。

(3)　史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制订了对法、对俄两线作战的“史里芬计划”。

(4)　毛奇（184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统帅，继史里芬之后任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修改“史里芬计划”拟予实施，但未得逞。

(5)　坦能堡，波兰东北部小镇。1914年8月，兴登堡率领下的德军在此战胜俄军。

(6)　海德先生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要人物。化身博士杰克尔的坏的一面是虐待儿童，谋杀好人。

(7)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制造的一种客机，航行于横渡大西洋的航线。

(8)　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所作的歌剧。

第十一章

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像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像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的开车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的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嗒啪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有几个杰斯特罗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一边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澄澄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嗒嗒、嗒嗒的猛烈响声。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卐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他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一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儿晕。那个女孩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儿怪，她的鼻子好像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儿劲。他说：“我觉得没事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个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者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着。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后面。孩子的母亲仰面躺在地上，一颗子弹正打中她的脸，她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倒丝毫没受伤，所以这个鲜红的大窟窿看起来就格外吓人。班瑞尔和那位父亲交谈，这个男人的面孔憨厚而柔和，长了一把浓密的黄胡子。他耸耸肩膀，把小女儿搂得紧紧的。扬克尔的妻子走过来，拿给孩子一个红苹果，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她接过苹果就啃起来。那个男人在死去的妻子身边坐下，盘起那双赤裸着的脏脚，开始喃喃自语，在身上画着十字，一双鞋还挂在他的脖子上。

拜伦头晕得厉害，娜塔丽扶他上了汽车。他们继续前进。杰斯特罗说，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不小的城镇，到那儿之后，他们可以把路上有人受伤的事告诉当局。新娘子脱掉了结婚礼服之后，就成了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哭起来，推开那个面无血色的丈夫，把脸埋到司机妻子的怀里，整整哭了一路，一直哭到城里。

这座城镇没遭到破坏，教堂旁边那座用红砖建造的医院安静并且阴凉。听完杰斯特罗的叙述之后，几个护士和修女就坐上一辆卡车出发了。拜伦被带进一间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屋里满是外科设备和嗡嗡叫的苍蝇。一个穿白外套和带补丁帆布裤子的胖医生给他缝合了头上的伤口，剃掉他伤口周围的头发比挨这几针还难受。他出来的时候，劝娜塔丽也去把膝盖包扎一下，因为她又瘸了。

“哦，去他的吧。”娜塔丽说，“走吧，扬克尔说咱们今晚还能赶到华沙，到那儿我再包扎。”

因为医生给他吃了一匙止痛药，再加上疲倦和惊吓，拜伦打起盹儿来。他醒过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红砖建造的车站附近一个宽阔的鹅卵石广场上，两个手持来复枪的士兵截住了这辆汽车。车站和一列货车都着了火，火苗和黑烟从窗口滚出来。广场附近的几幢建筑物都炸成了瓦砾，或是遭到了毁坏。有两幢房子在燃烧。人们聚集在商店周围往外递商品，把东西运走。拜伦意识到这是在抢劫，不免大吃一惊。广场的另一边，人们正从马拉的救火车上往着火的车站压水（这种救火车拜伦只是在过去的无声影片里见过），一大群人在旁边观看，就像在和平时期瞧热闹一样。

“怎么回事？”拜伦问。

两个士兵中，那个金色头发、红红的方脸上长着小脓疮的大个子年轻人走到司机的窗口边。士兵、扬克尔、杰斯特罗三个人用波兰话谈起来。这个士兵一直带着一种特别让人不舒服的柔和表情微笑着，就像他是在对几个他不喜欢的孩子说话似的。他那位骨瘦如柴的同伴走过来，隔着黄玻璃瞧着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咳嗽。他对那个大个子谈起话来，好多次都管他叫卡西米尔。这时候拜伦才懂得，Zhid就是波兰语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谈话里，Zhid常常出现。卡西米尔又对司机讲起来，有一回，他还把手伸进来摸了摸司机的胡子，然后又猛地拉一下，显然是因为司机的答话惹火了他。

杰斯特罗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嘀咕了几句，瞥了拜伦一眼。

“他说什么？”拜伦问。

娜塔丽低声说：“他说，波兰人有好有坏，这些波兰人坏。”

卡西米尔拿枪比画了一下，命令所有人下车。

杰斯特罗对拜伦说：“他们要我们的车。”

拜伦头痛得要命；一颗子弹划破了他的耳朵，那块破皮的地方火辣辣的，一跳一跳，比头上针缝的伤口还疼；另外，这两天来尽吃剩东西，喝脏水，所以觉得身上隐隐地抽痛；而他刚才吃的药还在起麻醉作用。他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试着和那个红脸家伙谈谈，他好像是负责的。”他说着就下了车。

“喂，”他朝那两个士兵走过去，“我是美国海军军官，现在正回华沙的使馆去，他们在那儿等着我。这个美国姑娘——”他指了指娜塔丽，“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是拜访她的家属来了。这些都是她的亲人。”

听见这些英语，又看到拜伦头上沾满血迹的厚厚的绷带，士兵们皱起了眉头。“美国人吗？”大个子问。

靠在车窗口上的杰斯特罗把拜伦的话翻译了。

卡西米尔搔了搔下巴，把拜伦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他冲着杰斯特罗讲话，杰斯特罗颤抖着把他的话译成了法文：“他说，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愿意娶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你的话。”

“告诉他，要是今晚我们到不了华沙，美国大使就会采取行动寻找我们。如果他不相信，我们就一块儿去给使馆打个电话。”

“护照！”当杰斯特罗把话译完之后，卡西米尔冲着拜伦说。拜伦递过护照。这个士兵看着护照的绿色封皮上的英文、照片，接着又看看拜伦的脸。他对那位咳嗽的伙伴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走了，招呼拜伦跟着。

“勃拉尼，别去！”娜塔丽说。

“我马上回来，所有的人都要保持镇静。”

那个矮个子士兵倚在汽车的挡泥板上，又点上一支烟，拼命干咳了一阵之后，咧开嘴冲着娜塔丽傻笑。

拜伦跟着卡西米尔走上一条小路，进了一幢石头造的两层楼建筑物，外面挂着官方布告和招贴画。他们走过许多满是文件柜、柜台和办公桌的房间，然后来到大厅尽头的一扇毛玻璃门前面。卡西米尔走了进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又探出脑袋，招呼美国人进去。

靠窗户的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穿灰军服的矮胖子，正用一支琥珀烟嘴抽烟。从他制服上有颜色的符号和铜徽章来看，显然是一个军官。他面前放着那本打开的护照。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茶，一边拿眼睛瞥着护照，茶水都滴到了拜伦的照片上。在这间狭窄、肮脏的屋子里，金属文件柜和书架都堆到一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法律书乱七八糟地扔着。

军官问他会不会说德语，他们就用这种话谈起来，当然都讲得不怎么样。他让拜伦把情况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怎么会和犹太人搞到一块儿，他又怎么会在打仗的时候在波兰转来转去。他的香烟抽到了最后一点儿，又点上了一支。他拼命盘问拜伦头上怎么受的伤，听说他们在公路上遭到了轰炸，他扬了扬眉毛，苦笑一下。他说，即便这些都是真话，拜伦的行为也够愚蠢的，很容易被抓去枪毙。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长长的沉默间隙，他用一支扎纸的笔把拜伦的答话记下来，然后把这张潦草的记录别到护照上，把它们一同扔到一个装满文件的铁丝筐里。

“明天下午五点再到这儿来。”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返回华沙。”

军官耸了耸肩膀。

拜伦但愿他的太阳穴别老这么跳，这样简直没办法动脑子，特别是用德语，而且眼睛也发花了。“我可以问一下您是谁吗？您有什么权力没收我的护照，而这个士兵又有什么权力弄走我们的汽车？”

卡西米尔刚才露出的那种讨人厌的微笑——卡西米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一直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此刻在军官的脸上出现了。“甭管我是谁，我们先得弄清楚你是什么人。”

“那就请给美国使馆打个电话，找政治秘书莱斯里·斯鲁特，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这位军官一口喝光了他的凉茶，开始在文件上签字。他用波兰话对卡西米尔嘟囔了几句，卡西米尔就抓住了拜伦的胳膊，把他推到门外，带他回到汽车那儿。

火车站和货车都在冒着白烟，街上充满弄湿的焦木头气味。抢劫结束了，警察们站在遭难的商店前面。三个女人隔着车子的黄玻璃，紧张地看着拜伦。卡西米尔的同伴刚才又是敲玻璃，又是冲着新娘子眨眼睛，吓得她躲开了窗口。现在卡西米尔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

拜伦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娜塔丽，她又用意第绪语对其他人说了一遍。杰斯特罗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城里的一个朋友家过夜。当拜伦坐到驾驶盘后面的时候，扬克尔显得很高兴，又回到后排，坐在妻子的身边。

在班瑞尔的指引下，拜伦驾车向一个十字路口驶去。路口有个大箭头，指向左边一条从一片堆满了一捆捆玉米秸的田地中穿过的大路，上面写着：华沙，九十五公里。杰斯特罗叫他向右拐，驶上一条经过许多小房子、通向一座没油漆过的木头教堂的路。可是拜伦换了挡，把车向左一拐，向田野里驶去。“倒回去可不是好事情，”他对娜塔丽说，“咱们最好是继续前进。”

娜塔丽嚷道：“拜伦，停下来，别发疯了！没有护照，你没法儿从这些人中过去。”

“问问班瑞尔他怎么看。”

接着是一阵子意第绪语的谈话。“他说，你这样太危险了，往回开吧。”

“为什么？要是碰到什么麻烦，我就说在一次轰炸的时候，护照丢了，我头上还留了这么个窟窿。”拜伦把加速踏板踩到底，这辆超载的噔噔响的老菲亚特达到了最高速度，大约每小时三十英里。头顶上的锅儿、盆儿叮当直响，拜伦不得不喊着说话：“问问他，对你和对其他人来说，离开这儿是不是最安全。”

他觉得肩膀上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打起盹儿来，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显得很疲倦，而且发灰。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走完这九十五公里。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拜伦觉得真像一部史诗，要是他能活下来，一定要讲给儿孙后代听。但是后来，这种事太多了，所以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五天历程，不久就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淡漠记忆：一次，汽车的水泵坏了，害得他们在森林中一条偏僻无人的路上耽搁了半天，最后拜伦头晕眼花地带病把它修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又能使用了；由于油箱漏油，他们不得不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多买了一些汽油；有一晚上，他们在一片干草地过夜，那个有点儿神经质的新娘突然不见了，花了好长时间去找她（她闲荡到另外一个农场，在一个马厩里睡着了）；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男孩子，大约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都在路边睡觉，他们讲了一段弄不清楚的经过，说是从一辆卡车上掉了下来，然后坐在菲亚特吱吱响的引擎盖的木条上，走完了通往华沙的最后三十公里。这一切他都淡漠了，但他始终没忘那会儿他肚子是多么难受，害得他老往灌木丛里跑，窘迫不堪。还有，娜塔丽尽管越来越脏、越来越饿、越来越累，却还是那么坚定不移地高高兴兴。特别是使他永远忘不了的，他胸前口袋上的那个洞，那原是他放护照的地方，现在这块地方似乎比耳朵和脑袋上的伤口都跳得厉害，因为他知道，这会儿波兰的军官可以下令把他拉出去枪毙，而士兵们是会执行的。在杰斯特罗的指点下，他开着车子避开城镇，在偏僻的石路、土路上绕道行驶，尽管路程加长使这辆快散架的汽车坏得更厉害。

他们在寒冷的黎明来到了华沙的城郊，在成百辆的马车中慢慢地往前挪。在留着麦茬儿的所有田地里，女人、孩子和驼背的白胡子老人都在挖战壕，用乱缠的铁丝堆起反坦克障碍。一簇簇的建筑物衬着粉红色的东北方地平线，看起来真像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司机的大块头妻子，身上发出的气味越来越像一头热坏了的母牛，她白天黑夜地挤着娜塔丽，亲热极了，这个姑娘还从来没有从别人那儿感到过这种亲密劲儿：她拥抱娜塔丽，吻她、疼她。这辆呜呜作响、叮叮当当的汽车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美国使馆。那两个男孩子从引擎盖上跳下来，从一条小路跑了。“走吧，快点儿进去，”蘑菇贩子一边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说，一边走出汽车吻她，“要是有可能，以后再来看看我。”

当拜伦说“再见”的时候，班瑞尔·杰斯特罗简直不愿意放开他的手。他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拜伦的手，真挚地望着这个青年的脸说：“Merci. Mille fois merci．(1)一千次地感谢你。美国要拯救波兰，是吗，拜伦？拯救全世界。”

拜伦大笑起来：“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命令，但我一定转达，班瑞尔。”

“他说什么？”班瑞尔问娜塔丽，仍然握着拜伦的手。她一翻译出来，班瑞尔也大笑起来。然后，他像一只狗熊那样拥抱了拜伦，很快地轻轻吻他一下，使拜伦十分吃惊。

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孤零零地站在紧闭的使馆大门口守卫。沿着黄色的灰墙，垒着一排灰色沙袋，难看的X形木条使窗户变了样儿，在红瓦的屋顶上画着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很怪，但是更怪的倒是排长队的人们不见了。除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没人站在外边，美国使馆不再是一个避难所或逃跑的出口了。

那个卫兵听了他们的话，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带着疑惑表情的红扑扑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是的，小姐，斯鲁特先生是在这儿，他现在负责。”他从钉在门上的金属匣子里拿出电话，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娜塔丽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拜伦也抚了一下他那头长得又密又硬的红头发，他们俩都笑起来。斯鲁特从使馆国徽下宽阔的台阶跑下来。“嘿！天哪！见到你们真高兴极了。”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娜塔丽，吻了吻她的脸，同时眼睛盯着拜伦头上血迹斑斑的脏绷带，“怎么啦？不要紧吧？”

“没什么。有什么消息吗？法国和英国参战了没有？”

“你们的消息这么不灵？他们先是骂了希特勒三天，要他识相点儿，把部队撤出波兰，到星期天就宣战了。从那以后，他们除了散发传单之外，我没看到还做了些什么事。”

他们吃了一顿有火腿、鸡蛋的美味早餐，这是几天以来他们吃的第一次热饭，然后就把他们的经历讲了一遍。拜伦觉得，他那拼命折腾的肚子跟这顿纯粹少年人的饭食倒挺对劲，吃下去就不闹了。他和娜塔丽是在大使宽大的办公桌上吃的这顿饭。轰炸一开始，华盛顿就把大使和大部分使馆人员都从波兰召回，斯鲁特是三等官员里唯一的单身汉，所以就被选中留守。这位外交官听说拜伦把护照扔掉了，简直吓坏了。“我的天，伙计，这个国家是在打仗啊！你没被抓去坐牢或者枪毙真是万幸啊！虽说你在这儿到处乱转确实有真正的原因，可把你说成一个德国间谍，似乎更合情理一些。人家也难以相信你们俩是一对。你们这么侥幸，也使人难以相信。”

“而且也脏得使人难以相信。”娜塔丽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正赶上了，亲爱的。目前可离不开波兰了，德国人正在蹂躏波兰的农村，狂轰滥炸。我们得给你们在华沙找个地方住下，等到……嗯，等到局势有个眉目的时候再说。同时，你们也得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躲炸弹。”斯鲁特对着拜伦摇了摇头，“你父亲正为你担心呢，我得给他打个电报，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斯德哥尔摩联系。他可以告诉埃伦·杰斯特罗，说娜塔丽至少是找到了，还活着。”

“我可太想洗个澡了。”娜塔丽说。

斯鲁特搔了搔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从桌子上溜过去。“我已经搬到这儿来了，你就用我的房间吧。在一楼。那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一间挺深的地下室。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还有自来水，我们还有电。”

“拜伦怎么办？”

拜伦说：“我可以去监理会招待所。”

“那儿挨炸了，”斯鲁特说，“前天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人都搬出来。”

“要是他和我住一起，你会在意吗？”娜塔丽说。

两个男人都吃了一惊，而且显得很窘。拜伦说：“我想我母亲会反对的。”

“哎哟，还像小孩那么哭哭啼啼，拜伦。就凭咱们那会儿一块儿老往树丛里跑，还有其他那些事，我不知道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转向斯鲁特说，“他真有点儿像我忠实的亲弟弟。”

“你别信她的话，”拜伦烦躁地说，“我可是爱发火的野兽。这儿有基督教青年会吗？”

“瞧，我倒不在乎。”斯鲁特说，说话的口气显然缺乏热情，“客厅里有张沙发，由娜塔丽决定吧。”

她抓起钥匙：“我想先洗个澡，然后睡它几天——它炸它的。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波兰，莱斯里？”

斯鲁特耸耸肩膀，清了清嗓子，然后笑起来。“谁知道？希特勒说，要是波兰人不投降，就把华沙炸平。波兰人叫嚷说，他们已经把德国军队赶回去了，正在向德国挺进。这可能是胡说。据斯德哥尔摩电台广播，纳粹已经突破了所有战线，一星期之内就要包围华沙。这儿的瑞典人和瑞士人正想法为中立国侨民越过德国战线谈判安全通行，咱们或许都得用这个办法离开。这件事办成之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儿。”

“那么说，我们到华沙来是干了一件聪明事。”娜塔丽说。

“你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化身，娜塔丽。”

无轨电车弯来弯去地从住宅区窄小的街道驶过，拜伦和娜塔丽看到，这里遭到的破坏比克拉科夫严重得多——炸毁或烧坏的房屋、人行道上的弹坑，偶尔有一条堆满瓦砾的街道用绳子拦住，但是总的说来，华沙看起来还是跟和平时期差不多。尽管这个和平时期离现在不到一个星期，但好像已是另一个时代了。德国人威胁说要消灭波兰，就算他们能办到，至少目前还没发生。其他的乘客对拜伦头上的绷带和满脸胡子并不注意，他们有几个也缠着绷带，大部分男人的头发也都像刺猬似的，整个车厢里都是人身上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

他们一下车，娜塔丽就说：“啊，新鲜的空气！咱们身上管保也是那个味，也许更难闻。我得马上洗个澡，不然真要疯了。在路上的时候我倒不在乎，现在就是再等一分钟，我都受不了。”

一缕缕的阳光穿过紧闭的百叶窗射进来，使斯鲁特的住宅变成了一片若明若暗的安静绿洲。摆在客厅里的书籍使房间里有一种尘埃满布的图书馆气味。娜塔丽拨动电灯开关，显然她对这儿挺熟悉。“要先洗洗吗？”她问，“我一进那个澡盆，几个小时之内就别想让我出来。这儿只有凉水，我要烧点儿热水，但我不知道，也许首先你得去找家医院，把你的头检查一下。”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挺滑稽。他们俩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好了，趁着咱们俩都还带着臭味，”娜塔丽喘着气说，“过来。”她用胳膊搂住了他，吻了一下：“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为了保护几个呆头呆脑的犹太人，连护照都不要了。”

“我的头没事。”拜伦说。尽管他们俩都又脏又累，但是姑娘的嘴唇和他的嘴唇一接触，就像鸟儿的歌声和鲜花一样。“你烧水的时候，我先梳洗一下。”

在他刮脸的时候，她把一铁桶一铁桶冒热气的水提进浴室，倒进有裂痕的发黄的澡盆里，嘴里哼着一支肖邦的波兰舞曲。中午的新闻节目之前，总是先播这段音乐。拜伦只听得懂它的几个地名：从西部和南部边境离华沙不到一半路远的几个小镇和城市。

“我的天，你的脸多苍白啊，勃拉尼，”她说，细看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因为用的是冷水，划得一道一道的，“又多么年轻！我老是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

“哎呀，别太夸张了，我都从研究院毕业了。”拜伦说，“难道这不是成年人才干得出来的吗？”

“出去，我要跳到澡盆里去了。”

约莫半个小时以后，外边清清楚楚地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拜伦正在沙发上，拿着一本旧的《时代》杂志打盹儿。他猛地醒过来，从手提包里拿出望远镜。娜塔丽从浴室里走出来，脸上红扑扑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身上裹了一件斯鲁特的白色厚绒布浴衣。“咱们要去地下室吗？”“我先去看看。”

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汽车，没有人。拜伦站在门口，用肉眼仔细察看天空。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飞机。机群钻出一片白云，穿过散散点点的黑烟，慢慢地移过天空。他听到了远处呜隆呜隆的闷响，像是没有回音的雷声。他走到人行道上，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时，响起了一阵哨声：大街上，有一个带白钢盔、白臂章的矮个子男人正生气地向他摆手。他又退进门洞，用望远镜找到了飞机：这是一些黑色的飞机，比那架打伤他的飞机大，是另一种粗大的形状，但漆着同样的十字和卐字图案，机身特别长，在望远镜彩虹般的框子里，看上去有点儿像小型飞行货车。

电停了，娜塔丽借着烛光在门厅里的一面镜子前梳头。

“怎么回事？在轰炸吗？”

“在轰炸。它们不是往这边来，我看到飞机了。”

“算了，我想还是不再回到澡盆里去好。”

隆隆的响声更大了。他们俩坐到沙发上，抽着香烟，你看我，我看你。

娜塔丽声音颤抖地说：“这可真像夏天的大雷雨冲着你来了，我以前可没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儿。”

远处传来的哨声越来越响，突然轰隆一声，把房子都震动了。不知什么地方的玻璃震碎了，哗啦啦的一大片。姑娘尖叫一声，但仍然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近处又是两声爆炸，一次紧接着另一次。街上声音嘈杂，吵嚷声、尖叫声和砖墙倒塌的声音，透过百叶窗传进来。

“勃拉尼，咱们要不要跑到地下室去？”

“最好坐着别动。”

“好吧。”

这是最厉害的了。后来又隆隆地响了一阵，有的离得远，声音小点儿，有的比较近，但是不再使人从空气中、地板上和牙齿里都感觉到了。它们渐渐消逝。外头大街上，响起当当的钟声，石子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拜伦拉开窗帘，打开一扇窗子，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到街上两幢被炸起火的房子。人们围着炸散的瓦砾堆和着火的残屋转来转去，把一桶桶的水浇到熊熊的大火中。

娜塔丽站在他身旁，咬着嘴唇。“这些可恶的德国杂种！哎呀，我的上帝！勃拉尼，你看，看！”人们开始把断了气的人从阵阵烟雾中抬出来，一个穿黑色胶皮上衣的男人手里抱着一个两条胳膊向下耷拉着的孩子。“咱们不能帮帮忙吗？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一定会有志愿队的，娜塔丽，中立国人员可以参加护理、抢救、清扫。我会去打听的。”

“看这个我受不了。”她转身走开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光着脚，没穿高跟鞋，矮了一二英寸，身子裹在一件太大的浴衣里，没擦粉的脸朝上仰着，一双眼睛泪汪汪的，看上去年轻了些，也没有往常那么倔强了。“离得那么近，很可能把咱们俩都炸死的。”

“下次再听到警报响的时候，咱们或许应该钻到地下室去，现在我们知道了。”

“都是我害你的。为了这，我心里一直不安。你在柏林的父母亲一定都为你愁病了，而且——”

“我们家里都是海军，这些都司空见惯了。至于我自己，觉得挺好玩儿。”

“好玩儿？”她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真活见鬼！别说孩子话了。”

“娜塔丽，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激动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我不信我会被炸死，要命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拜伦，就在刚才这半小时里，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人死在那儿了！难道你没看见他们从房子里拖出来的那些孩子吗？”

“我看见了。你瞧，我的意思是——”拜伦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说过他的意思是觉得挺好玩儿。

“这么说可真蠢、真麻木不仁，德国人才会说这种话。”她把浴衣裹了裹紧，“好玩儿！莱斯里觉得我神经有点儿怪，你才是真怪呢！”

她对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就大步往浴室走去。

(1)　法语：谢谢。一千次地感谢你。

第十二章

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像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像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碑都在九十华氏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起来像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像火星上的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三文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间小办公室、次等的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但是他们和他坐到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像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儿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其实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的。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的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然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夫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德国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像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像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像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待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一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

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一些咖啡。其他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一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

“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打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多的机会做一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一会儿，坐到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

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1)总统，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儿好笑。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着一件金纽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

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午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儿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哧哧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

“对了，这位是商务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就没必要握手了。

总统高兴而调皮地看着维克多·亨利，他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喂，帕格，你学会怎样在海上攥紧一条海水水管了吗？”

“哎呀，我的天，阁下！”帕格假装绝望地用一只手捂住脸，“对您的记忆力我是有所耳闻的，但我希望您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哈，哈，哈！”总统笑得仰起了头，“哈里，这个年轻人把我有过的最好的藏青哔叽运动衣和草帽全给毁了。那是一九一八年。你以为我会忘掉那件事，是不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现在我已经成了美国海军的总司令，帕格·亨利，你有什么想辩白的吗？”

“总统先生，‘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2)。”

“哦嗬，非常好，非常好！脑子挺快，帕格！”他瞥了霍普金斯一眼，“哈，哈，哈！我自己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爱好者。说得好极了，你已经得到了原谅。”

罗斯福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一眼仍然在桌子旁边立正站着的卡顿上校，副官抱歉地笑笑，离开了房间。总统叉了一块摊鸡蛋吃，自己又倒了一点儿咖啡。“德国情况怎么样，帕格？”

这么幽默的问题怎么回答呢？维克多·亨利从总统的口气里领会了他的意思。“我看有点儿像打仗的样子，先生。”

“什么，有点儿像打仗？照我看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把你的看法说说吧。”

维克多·亨利尽自己所能把柏林的特殊气氛描绘了一番，讲了纳粹是怎样缩小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柏林人默不作声的镇静。他还谈到了开战的头一天，有一艘小飞艇拖着牙膏广告在德国首都上空飞行——总统听到这儿哼了一声，看了霍普金斯一眼——以及在里斯本搞到的最近一期《柏林画报》上，还登着一些宣传幸福的德国人民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和在乡村的草地上欢乐地跳民间舞的照片。总统一直看着霍普金斯，这个人长着一张维克多·亨利所谓的那种香蕉脸，细长而弯曲。霍普金斯好像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很深沉，像电光那样灵活。

罗斯福问：“你认为他在结束波兰战争之后，会提出和平要求吗？特别是，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样，还毫无准备的话？”

“他会吃什么亏呢，总统先生？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可能会这样。”

总统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英国人，尽管他们并不见得准备得更充分。”

“我承认我不了解，先生。”

霍普金斯第一次以柔和的声音说：“你对德国人了解得怎么样？”

“并不是很了解，部长先生，这个民族很不容易一下子就了解。但是，对于德国人，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情必须懂得。”

“哦，什么事呢？”

“就是怎么样打败他们。”

总统大笑起来，这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机会就笑的人发自肺腑的大笑。“真是一个战争狂啊！你是不是建议，帕格，我们应该卷入？”

“一点儿不是这个意思，总统先生，除非到我们非卷入不可的时候。”

“哦，我们迟早会卷入的。”罗斯福说着，弯下背去喝咖啡。

帕格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泄露机密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穿衬衫的伟人真说了这句话。报纸和杂志上登满了总统的响亮声明，说美国不会参战。罗斯福接着恳切地赞扬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这篇报告，说他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他后来所问的一些问题，又说明他对这里面的分析几乎没有保留。他对德国的许多重要战略情况并不比哈利·华伦道夫或迪格·布朗掌握得多，提的问题也和他们差不多，甚至还提出“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你和他谈过话吗？”这类老生常谈的问题。帕格把希特勒在国会的战争演说向罗斯福形容了一番。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这特别感兴趣，打听了希特勒用什么声调、什么手势，在停顿的间隙他做什么。

“我听说，”罗斯福说，“他的演讲稿是用一种特大字号的专用打字机打的，所以他就用不着戴眼镜了。”

“这个我不清楚，先生。”

“一点儿不错，我这消息相当可靠。他们叫作‘元首字体’。”罗斯福叹了口气，把椅子转过来，离开吃的东西，点上一支烟，“只有亲身到一个地方去，没有其他办法，帕格，就是亲眼看见、亲身体验。我这工作缺少的正是这个。”

“可是，总统先生，归根到底，都要概括成客观的事实和数字。”

“这倒是实话，但是往往得看是谁写的报告。你的这份报告写得相当不错，你到底是怎么预见他会和斯大林签订条约的？这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

“我可以绝对准确地估计，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一定会做这样异想天开的猜测，总统先生，这个人凑巧是我。”

“不，不，你写的报告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这里已经获得了一些情报，帕格。一个德国使馆漏了一点儿风声——不用管是哪个使馆——我们的国务院对那个条约也预先得到了消息，但问题是这儿没人肯相信。”他望着霍普金斯，有点儿开玩笑的样子，“说到情报，麻烦就在这种地方，对不对，帕格？各种各样的奇怪情报都会来，可是——”

总统突然像是无话可说了。他显得挺疲乏、厌烦，而且心不在焉，用长烟嘴抽着烟。维克多·亨利很想告辞，但是他想，应该由总统打发他走。现在，他对这次会见觉得心里有点儿踏实了。总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风度有点儿像吃饭时随便闲谈的舰队指挥官，而帕格是习惯于海军将军们傲慢、专横的作风的。显然，他这次在战争期间巴巴儿地横渡大西洋，只是为总统消磨一小时的闲暇时间。

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总统先生，国务卿和参议员皮特曼就要到了。”

“已经到时间了？禁运的事吗？就这样吧，帕格。”亨利跳起来，拿起帽子。“谢谢你到这儿来了一趟，这次见面很重要。好吧，以后如有任何东西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只要你随便看到什么你认为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东西，就写封信给我，怎么样？我很高兴听听你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个要他绕开指挥系统的奇怪建议，亨利只能眨眨眼睛点点头，这是与亨利二十五年来的海军训练和经验相抵触的。总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当然不是正式的报告，”他急忙说，“不管你怎么干，都不用再给我写报告！既然咱们现在重新认识了，为什么不保持联系呢？我喜欢你写的那个东西，我几乎看得见潜艇基地到下午五点钟就没人的景象。这说明纳粹德国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一件这样的小事，比如一块面包值多少钱啦，人们流传什么笑话啦，或者像柏林上空小飞艇做广告啦，诸如此类的事，有时候比一篇几十页的报告还包含更多的意义。当然，正式的报告也是不可少的。可是，天知道，这样的报告我看得够多的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严厉地看了亨利一眼，像是一个老板发了一个命令之后，想了解一下对方听懂了没有。

“是，总统先生。”亨利说。

“哦，顺便说一下，帕格，这里有一个建议，刚送到我桌上，是帮助盟国的。当然，在这场外国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是绝对中立的，但是——”总统突然咧着嘴狡猾地笑了笑，他那疲乏的两眼又闪出光来，在杂乱的桌子上搜索了一下，随即拿起一张纸，“在这儿。我们提出买下‘玛丽王后’号和‘诺曼底’号两艘邮船，用来撤退在欧洲的美国侨民。有几千人困在那儿了，这你知道。你看怎么样？这可以给盟国一大笔他们急需的美元，而我们可以得到这些船，这些都是豪华的上等邮船。你看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在等他回答。“总统先生，我认为，这两艘邮船是重要的军用财富，他们除非发疯才会卖掉。这是两艘顶呱呱的军队运输船。它们是海上所有同样吨位的船只中速度最快的，续航速度超过任何潜艇。因为速度快，所以几乎用不着曲折行驶。把船的内部装修拆卸了，它们的装载能力特别巨大。”

总统干巴巴地问霍普金斯：“海军作战部是不是这个意见？”

“我得查一下，总统先生。我记得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钱从哪儿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仰起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向亨利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和他握别。“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为那套衣服发更大的火吗？因为你的舰长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少尉之一。好了，要保持联系。”

“是，先生。”

“哟，怎么样？”总统的副官问道，他正在接待室里抽雪茄烟。他站起来，弹掉了烟灰。

“我觉得一切都顺利。”

“肯定会这样。本来约见你十分钟，可你待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过得真快。现在怎么办？”

“你是指什么说的？”

“我没得到什么十分特别的指示。我是直接返回柏林呢，还是怎么样？”

“总统怎么说的？”

“我想肯定已经向我道别了。”

卡顿上校笑了笑，说：“我想你的事完了。也许你还是应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那儿去报个到，用不着再到这儿来了。”他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件事，这是不多会儿以前送到我办公室里的，是国务院送来的。”

这是一个公事急件信封。亨利把它撕开，里面是薄薄的粉红色电报纸，上面写着：

传递电报。拜伦·亨利在华沙平安。现正与德国政府谈判撤离全部中立国人员。斯鲁特。

维克多·亨利走进播音员办公室时，休·克里弗兰见了很失望：他只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面貌平庸，宽肩膀；身穿一套棕色服装，系着一个红色蝴蝶领结，站在接待人员的桌子前面。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种柔和但有点儿戒备的表情，但是一点儿也不世故。克里弗兰访问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按照他对人的判断，这位可能是一个职业球员改行成了经理，一个木材商，也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完美的美国人，非常聪明，一点儿不让人怕。但是他知道，梅德琳对她父亲既害怕又崇拜。渐渐地，他变得很尊重这个姑娘的意见，所以他用了很尊敬的口吻说话。

“是亨利中校吗？荣幸之至。我是休·克里弗兰。”

“您好！我不妨碍您吧，我从这儿经过，想顺便来看一眼。”

“您来这儿我太高兴了。梅德琳正在记录稿子的时间，请到这边来。”他们从一条用软木铺地的走廊往前走，两边墙壁是绿色隔音板，“她简直没想到，还以为您在德国呢。”

“我是暂时回来的。”

梅德琳从一扇写着“闲人免进”的门里跑出来，一蹦一跳地跑向亨利，就吻起他来。她穿着一条时髦的黑褐色褶裙、灰衬衫。“天哪，爸爸，真没想到！一切都好吗？”

“非常好。”他眯起眼睛看着她。她看上去成熟多了，激动得容光焕发。他说：“你要是忙的话，我就走，以后咱们再谈。”

克里弗兰插嘴说：“不，不，中校，请进来看看吧。我就要访问爱达·梅·派尔汉了。”

“哦？《将军夫人》一书的作者？我是在飞机上看的，挺有趣的故事。”

在这间用假护墙板和假书籍布置得像书房的小小播音室里，克里弗兰对那位脸庞瘦削、白头发的女作家说：“派尔汉小姐，这位是《将军夫人》一书的又一个爱慕者。亨利中校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别这么说了！您好！”那个女人朝着亨利摇了摇她的夹鼻眼镜，“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愚蠢的战争吧，中校？”

“但愿不会。”

“我也这样想。要是白宫里的那个人突然暴死，我的希望就会更大。”

帕格坐到旁边一张靠背椅上，听他们念稿子。这位女作家对当代文学做了一番刻薄的评论，说某位著名作家淫秽，另一位懒散，第三位又肤浅。他脑子里在想昨天跟“白宫里的那个人”的会见。他觉得他是在偶然一时冲动下被召回的，花费了公众两千美元，从德国回来一趟，就是为了在吃摊鸡蛋时无目的地闲谈。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昨天是总统忙碌、紧张的一天。“罗斯福宣布国家进入部分紧急状态”这条头条新闻占了好几栏。头版的另外三个标题也都是以罗斯福或以总统开头的：他已经组织了两个主要的政府委员会；他提高了糖的限额；他和议院领袖们研究了修改中立法案问题。所有这些事，都是那个穿着衬衫、满面红光的男人做的。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后面，从不离开，但是他的神态那么精神饱满，使你忘记了他是瘫痪在椅子上的。帕格想使自己相信，他也许说过一件事，发表过一个议论，对总统的思想有所启发，那样他算是没白跑一趟，但是他没能做到。他对德国的评论就像他原来的报告，成了总统的耳边风。总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演说技巧的细节和柏林当地的一些风气感兴趣。总统提出来要他写一些闲聊天的信，仍然使他觉得迷惘，如果不是不得要领的话。最初几分钟里，罗斯福总统的热情、幽默，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以及那爽朗的笑声，对维克多·亨利来说都很有魅力。但是，回想起这一切，亨利中校拿不准这位总统对一个走到他办公室里来替他擦皮鞋的人会表现得有多大的不同。

“十四分二十秒，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从话筒里传来的变了调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很好，可以录音了吗，派尔汉小姐？”

“不行。这些关于海明威的话太客气了，我想再用半个小时修改一下原稿。请给我一杯浓茶，加柠檬。”

“是，小姐。听见了吗，梅德琳？去拿吧。”

克里弗兰把这位海军军官请进他的办公室，帕格接过一支雪茄。这个年轻播音员把一条腿跨在椅子的扶手上，使帕格很看不惯。帕格曾相当严厉地纠正过拜伦的这个习惯。“先生，您应该为梅德琳而自豪，她是一个不平常的姑娘。”

“在哪方面不平常？”

“哦，您看，什么事你一告诉她，她就懂了。如果她不明白，她就提问题。你要是派她去取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事情，她都照办。她从来不啰唆，我还没听见她发过牢骚。她见人不胆怯，敢直接跟任何人交谈，也不莽撞。她是可以信得过的。海军里可以信得过的人多吗？在我们这种事业里，这样的人就像大熊猫一样难得，特别是女孩子。我这里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顺手。我知道，您希望她回到学校里去，她下星期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孩子才十九岁。”

“她比在我这儿工作过的二十五岁和三十岁的女人都强。”克里弗兰笑着说。帕格觉得这个态度随便的家伙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还有一种自然的热情，稍微有点儿像总统。有些人有这个特点，有些人没有。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海军里，这种特点没人特别欣赏，人们称之为“滑头”。有这种特点的人往上爬得快，他们也形成了依赖这种特点的习惯，直到太滑了，摔倒为止。

“我但愿她在学校里能显出这些优点，我不觉得让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在纽约闲荡是一个好念头。”

“好了，先生，我不想跟您争辩，但是华盛顿也不是女修道院。这是教养和品格的问题，梅德琳是一个优秀而可靠的姑娘。”

帕格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先生，您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节目怎么样？我们能请到您，十分荣幸。”

“作为客人吗？您真是开玩笑，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驻纳粹德国的美国海军武官当然是一个人物，您可以给军事准备和两洋舰队打气。我们刚刚请海军上将普瑞柏尔广播过。”

“是的，我知道，我就是凭这个发现我的小女儿这些天在干什么的。”

“您愿意考虑一下吗，先生？”

“决不考虑。”帕格的声调突然变得冷冰冰的，不单是因为他想结束这次谈话，而且他怀疑那么赞扬梅德琳只是为了拍他的马屁。

“我想，问一问没什么关系吧？”克里弗兰讨好地笑了笑，用手理了理那头浓密的金发。他的晒得发红的脸红扑扑的，好像刚从理发店出来。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衣和运动裤，看上去很神气，尽管维克多·亨利觉得他那阿盖尔式短袜(3)太过分了点儿。他不喜欢克里弗兰，但是他看得出来，梅德琳是愿意为这么个百老汇(4)式的家伙卖劲儿地干的。

后来，梅德琳领着她父亲参观了各个播音室。有些走廊很像船舱里的通道，里面满是电气装置和上千条成束的彩色电线。这些都使帕格很感兴趣。他很愿意看看这些控制图表，了解一下无线电节目是怎么样从这个神经中枢播向全国各地的。排演室里有大型的硬纸板布景，什么阿司匹林瓶子、牙膏筒、汽油泵等，还有闪光的红灯、装腔作势的歌唱演员、咯咯笑的观众和做着鬼脸蹦蹦跳跳的小丑们，不仅本身看起来俗气而愚蠢，而且在波兰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显得加倍地俗不可耐。此地，就在美国通讯机构的心脏，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其意义好像还比不上粗鲁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梅德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好使你着迷的呢？”

这时，他们正从一间喜剧节目的排练室走出来。那里，一位戴消防队员帽子的明星正在用瓶子里的矿泉水喷乐队队长、女歌手和观众。

“爸爸，您可能对那个人不感兴趣，但是几百万人为他着迷呢！他一星期拿一万五千美元。”

“事情就荒唐在这儿，这比一个海军少将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爸爸，这两个星期里，我见到了最出名的人。我看见了加里·库珀。就在今天，我又跟派尔汉小姐一块儿待了两个小时。您知道吗，我还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块儿吃过饭呢，就是我呀！”

“我听说了。这个克里弗兰为人怎么样？”

“他棒极了。”

“他结婚了吗？”

“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爸爸，我非得回去吗？”

“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别的打算？”

“我可真要难过死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加入了海军。我想留下来。”

他冷冷地瞧了她一眼，她就没敢再往下说了。

他们又回到她那间在克里弗兰办公室外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帕格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看着她工作。他注意到她那些整齐的档案，她查对用的名单，她打电话时的干脆劲儿，和她亲手画的一张贴在墙上的小小图表，上面记载着九月份邀请过的和预定邀请的客人，以及在纽约要举办的庆祝活动。他注意到她多么全神贯注地在工作。刚才他们在电台参观的时候，她只是马马虎虎地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对于德国只字未提，甚至都没打听一下希特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清了清嗓子说：“喂，梅德琳，顺便说一下，我要去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到‘科罗拉多’号上去吃晚饭。迪格·布朗现在是副舰长，知道吗？就是弗莱迪·布朗的父亲。你愿意一起去吗？怎么啦？发什么愁？”

梅德琳叹了口气：“嗯，我会去的，爸爸。总之，我太难得见到您了。咱们五点左右碰头——”

“你有别的安排吗？”

“是啊，我没想到您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我原来打算跟一些年轻人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去看戏的。”

“什么年轻人？”

“您知道，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识的年轻人。几个作家、音乐家，一个女演员，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孩子。我们一共八个人，可以说是一帮子了。”

“我敢肯定，在下级军官里也会有一些眼睛明亮的海军少尉的。”

“是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海军少尉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硬拉你到什么地方去。”

“爸爸，还是您找布朗中校谈谈，我另找一个晚上跟少尉们一块儿玩玩吧。咱们明天一块儿吃早饭好吗？我到您的旅馆里去。”

“很好。我猜，你的这些小伙子，这些年轻人，大概是一些以演戏为职业的家伙，是一些浅薄的漂亮小角色吧。”

“老实说，您想错了。他们都既严肃又聪明。”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掉了进去，这跟你母亲和我对你的期望相差太远了。”

梅德琳乜斜着眼瞧着他说：“是吗？难道妈妈从来没对您说过，她曾经想当演员？她难道没对您说，有整整一个夏天，她曾经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音乐节目里当过舞蹈演员？”

“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她才十七岁，干了一件荒唐事。”

“是吗？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阁楼上，可能是在马头庄，她发现了她那把跳独舞时用的阳伞，这是一把橘黄色纸伞。是的，就在那个挺脏的阁楼上，妈妈当场甩掉鞋，张开伞，提起裙子，把整个舞给我跳了一遍。而且她还唱了一支歌，叫‘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我那会儿大概十二岁，可我还记得。她把脚都踢到天花板了，妈妈真是那样的。天哪，我真愣住了！”

“嗯，是的，‘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帕格说，“她也给我跳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实际上，我们那时还没结婚。好，我要到‘科罗拉多’号去了。明天早饭以后，我就飞往彭萨科拉，去看华伦。假使我能弄到飞机票的话，后天就回柏林。”

梅德琳离开桌子，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她身上散发着甜蜜的魅力，脸上焕发着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光彩。“好爸爸，让我工作吧，求求您了。”

“我以后从柏林写信或打电报给你。我还得跟‘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商量商量。”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富于海港气氛，驱逐舰成排地停泊着，亮着红色桅灯。“科罗拉多”号从舰首到舰尾，灯火辉煌，它那巨大的主炮塔的大炮，斜着瞄向前面——这一切都给维克多·亨利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其他人只有回到自己家里，抽支雪茄、喝杯酒时才能感到。

要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家的话，那就是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舰是用各种钢板和各种机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拼在一起，形成许多形状，取了许多名称。然而，战列舰始终是海上最强的军舰。这就是说，有上千种不断改变的体积、设计、推进力、装甲、武器装备、内部通信、内部供应系统等规格；上千项的礼节和纪律约束着全体船员，从舰长到最年轻的勤务兵，成为一个可靠的集体的意志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腓尼基和罗马时代就有战舰，而且永远会有战舰——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活儿的高峰，这是一种水面上的机械结构，为了一个目的，即控制海洋。这是维克多·亨利全心全意献身的唯一事物——甚于他的家庭，更甚于那个叫作“海军”的散漫的抽象概念。他是战列舰的人。

一九一三年，与其他毕业生一道，他直接从军官学校上了一艘战列舰。他也曾在较小的军舰上服役过，但他是打了“战列舰”印记的人，而且不断回到战列舰上去。他的光辉的服役成绩，是他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以炮术军官级别服役两年，在一次舰队炮击比赛中获得了米特鲍尔奖旗。他临时想出的加快十六英寸炮弹从弹仓到炮塔速度的办法，已经成为海军的标准条例。在这一生中，他所盼望的，就是成为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然后成为舰长，然后成为战列舰分队的舰队司令，他不能看得再远了。他认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司令官，就如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或者一个教皇一样光荣。他跟着一个笔挺地疾步前进的舷门传令兵，走下一尘不染的洁白走廊，往高级军官室走去，心里寻思：在柏林度过的每一个月都是在拆他所希望之事的台。

迪格·布朗在“科罗拉多”号上才当了六个星期的副舰长，他坐在餐桌的头上，那么拼命地开玩笑。帕格觉得，他是想使自己和舰上的少校们，和两条杠的中尉们相处得随便一些。这样做是对的。迪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会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帕格的作风要更单调些，他自己的幽默感有时候会变成尖刻的讽刺。作为一个副舰长——要是他真能当成的话——他打算保持沉默，说话简短。人们会称他是愚蠢、乖僻的狗杂种。跟大家亲热、交朋友，有的是时间，但是你一上军舰报到，就得马上工作。逢到上司是一个狗杂种，特别是一个有知识的狗杂种，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还都会迅速服从他的命令，这真是生活里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西弗吉尼亚”号上，在第一面米特鲍尔奖旗在舰上的桅桁头上飘扬之前，谁都恨他。这以后，他就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军官。

迪格直接的挖苦对象是他的通信军官，一个身子干瘦、愁眉苦脸的南方人。最近“科罗拉多”号得到一台新的强力传声无线电收发机，能使电波以很小的角度从电离层反射。如果天气正常，可以和欧洲海上的船只直接通话。迪格已经和他在“马布尔海德”号上当轮机军官的兄弟谈过话了，那艘军舰正停在里斯本。这位通信军官从那时起就通过“马布尔海德”号的无线电室，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旧女友调情。三天前，迪格发现了这件事，至今还拿它寻开心。

帕格说：“那么，这个玩意儿的效果怎么样，迪格？汤姆说话你听得清吗？”

“啊，百分之百。真了不起！”

“你说，我能和柏林的罗达通话吗？”帕格突然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把梅德琳的情况告诉她，或许可以就此做出决定。

通信军官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不再被挖苦，立刻回答说：“舰长，我知道，咱们今天夜间可以叫通‘马布尔海德’号。接通里斯本到柏林的长途电话，可能会容易些。”

“那得是——那里的凌晨两三点钟吧？”布朗问。

“两点钟，先生。”

“帕格，你想打扰罗达的美梦吗？”

“恐怕得这样。”

上尉小心地把餐巾卷成一个环形，就离开了。

谈话转到德国和战争问题上。这些战列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纳粹的战争机器都幼稚地估计过高，而且十分羡慕。一位气色健康的上尉说，他希望海军在登陆舰艇方面多干些工作，不能只限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如果卷入战争，他说，登陆几乎就会成为整个海军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

迪格·布朗把他的客人带到副舰长房舱去喝咖啡。他向他的菲律宾侍者发了命令，随即以当官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派头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漂亮的蓝皮长沙发上。他们俩议论起同班的同学：有两个闹离婚，一个夭亡，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变成了酒鬼。迪格对当战列舰副舰长的重担诉了一遍苦。他的舰长能得到这个地位，纯粹是靠运气、魅力和一个能干的妻子——就靠这些；他那种管理军舰的方法，快要使迪格得心脏病了；舰上人员从上到下都很懒散；他制订了一个生硬的训练计划，以致很不得人心；等等。帕格觉得迪格对一个老朋友炫耀得太过分了，就提到他此次从柏林回来，是向罗斯福汇报。迪格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还记得那次在陆海军人俱乐部你接到的那个电话吗？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敢打赌，是白宫来的电话。你是飞黄腾达了，伙计。”

维克多·亨利占了上风之后，就心满意足，没有再多说什么。迪格等了会儿，装上烟斗，点了火，然后说：“罗斯福到底是什么样儿，帕格？”

亨利把总统如何有魅力和吸引人一类的琐事讲了讲。

有人敲了敲门，通信军官走了进来。“我们没费什么劲就叫通了‘马布尔海德’号，先生，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接柏林。请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是多少号。”帕格告诉了他。“是的，先生，号码对，没人接。”

迪格·布朗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看了一眼。布朗说：“在凌晨两点没人接？再试一次。听起来像是有点儿麻烦。”

“我们叫了三次，先生。”

“她可能出城了，”亨利说，“不用麻烦了，谢谢。”

上尉走了出去，迪格沉思地抽着烟斗。

“另外，她也会在夜间把卧室的电话线掐断的，”亨利说，“我把这一点给忘了。要是门关着的话，书房里电话响她可能听不见。”

“哦，是这么回事。”迪格说，又抽起烟来。有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

“好啦，恐怕我得走了。”维克多·亨利站起身来。

副舰长陪他走到舷梯口，自豪地望着那宽阔的主甲板、高耸的大炮和穿着洁白制服的哨兵。“甲板上够整齐的了，”他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好了，祝你在前线运气好，帕格。替我问候罗达。”

“要是她还在那儿，一定办到。”

两人都大笑起来。

“你好，爸爸！”保尔·孟森的飞机着陆的时候，华伦在彭萨科拉机场上迎候。他身穿飞行夹克，头戴飞行帽。华伦敏捷而有力的握手，显示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骄傲。他那晒得黑红的面颊容光焕发、扬扬得意。

“喂，你怎么晒得这么黑红？”帕格问，他有意避开不谈儿子额头上的那块伤疤，“我以为，他们一定在这儿的地勤学校里把你累得够呛。我想你肯定给压垮了呢。”

华伦大笑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有几次机会到海湾的深海里去钓鱼，很快就晒黑了。”

他用汽车把父亲送到单身军官宿舍，一路上说个没完。他说，飞行学校里谣言很多，在希特勒进攻波兰的第二天，华盛顿已经下令把学生的人数增加三倍，而且把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六个月。全校都在“缩短课程”。按照旧的课程，每个人先应该取得驾驶大型慢速巡逻机的资格，然后是侦察机，再以后，假如飞得相当不错，才能编入空军第五中队进行战斗机训练。现在，飞行员要同时进行巡逻机、侦察机或战斗机的训练，而且就编在里面。名单早晨就要公布，他真想进第五中队。华伦一口气把这些都讲完了，才想起问问父亲家中的情况。

“我的天，勃拉尼这会儿在华沙？哎呀，德国人快把那座城炸平了！”

“我知道，”帕格说，“我早就不去替拜伦担心了。他会挖掘出什么人的金表，从瓦砾中爬出来的。”

“他在那儿干什么？”

“追求一个姑娘。”

“真的吗？妙极了！什么样的姑娘？”

“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犹太高才生。”

“您是开玩笑吧，是勃拉尼吗？”

“是的。”

华伦改变了话题，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又是惊讶，又是悲哀。

听保尔·孟森讲课的人出奇地多，一定有二百多名穿咔叽军服的飞行学员，小讲堂里挤满了留着平头、面色健康而机灵的年轻人。跟大多数海军军官一样，保尔是一个骄横自负的演说家。但是，由于这时他正在向学员们讲授如何避免伤亡，所以他们挤着坐在椅子上听。他使用幻灯和图解，以及许多技术上的专门术语，偶尔也开个沉重而血腥味的玩笑，把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最危险的情况、接近舰身时最后的生死关头、撞上后做什么动作，以及类似的叫人兴奋的事都讲述一番。听了暗示他们自己可能会死掉的笑话时，学生们大笑起来。这群挤在一起的人，发出一种像舰上被服室里一样的强烈男人气味。帕格的目光落到华伦身上，他正坐在帕格旁边走道对面的一排人中，身子笔直，全神贯注，但也只不过是人群里又一个剪平头的脑袋。他想起了在华沙德国人炸弹下的拜伦。他心里想，对于家里有成年儿子的父母来说，这十年可真不好熬啊。

讲课结束以后，华伦告诉他，众议员艾萨克·拉古秋（就是带他到深海去钓鱼的那个人）邀请他们到海滨俱乐部吃晚餐。拉古秋是这个俱乐部的董事，他在参加议会竞选之前，曾任海湾木材纸业公司的经理，这是彭萨科拉最大的企业。“他非常想见见您。”他们走回到单身军官宿舍的时候，华伦说。

“为什么？”

“他对这次战争和对德国都很感兴趣，他的判断是相当有力的。”

“他怎么会看中你的呢？”

“嗯，是这样，他的女儿杰妮丝和我挺合得来。”华伦露出容易理解的笑容，在大厅里和他父亲分手了。

头一眼看到杰妮丝·拉古秋，维克多·亨利就决定不向华伦提帕米拉·塔茨伯利了。那位身材纤细、穿一身素净服装的英国姑娘，怎么敌得过这么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呢？这个自信而漂亮的高个子美国姑娘，有公主般的傲慢神气、可爱的脸容，只是不整齐的牙齿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只要一转身，裙子一飘，两条长腿就使人神魂颠倒。她是另一个年轻时的罗达，一身云彩般的粉红颜色，完全由甜蜜的香气、女性的魅力和少女的风度所构成，只是说的话不同了，裙子变短了，只是这个姑娘从外表和举止看都比罗达有头脑。她向帕格问候，以恰到好处的尊敬把他作为华伦的父亲对待，同时那双闪亮的眼睛也恰到好处地暗示，他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老家伙，他本人就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一个姑娘在半分钟的交谈中能以眼神的流动和微笑做到这一点，真算得是一个能人了，帕格想，所以他那傻里傻气的做媒念头也就打消了。

海面上吹来一阵狂风，海浪冲击俱乐部的阳台，大量的浪花溅到餐厅的玻璃墙上，使得拉古秋这个烛光晚宴显得更安乐。维克多·亨利一直没弄清坐在餐桌旁的十个人到底都是谁，尽管其中有一位是佩绶带的海军航空站司令官。不久就很明显了，最重要的人物是议员艾萨克·拉古秋，一个小老头儿，一头厚厚的白发，绯红的面孔，一笑就伸出半个舌头，神态狡猾、诡秘。

“您要在此地待多久，亨利中校？”拉古秋从长桌子的一端大声问，正好穿绿上衣的侍者把盛在银盘子里的两大条干烧鱼端了上来，“如果气象预报员不报这种坏天气的话，您可以花上一天工夫到海上去打鱼，这两条鱼就是您儿子和我一起打的。”

帕格说，他明天一早就得返回纽约，去搭到里斯本的飞机。

拉古秋说：“对了，我想我也得赶紧到华盛顿去参加那个特别会议。喂，怎么样，您对于修改中立法案有什么看法？形势到底糟到什么程度？您应该知道。”

“众议员先生，说到糟，我看波兰很快就要陷落了。”

“哦，真他妈的，盟国还指望它呢！欧洲人的头脑叫人摸不透。总统本人也有一个欧洲人那样的头脑，要知道，他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杂种，这一点是真正理解他的关键。”拉古秋说着笑了笑，伸出舌头，“我和荷兰人打过不少交道，他们很会做硬木交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都是挺狡猾的家伙。在未来的几星期里，情况越是糟糕，罗斯福越是容易硬叫国会把他想干的事通过。是不是这样？”

“您和希特勒谈过话吗，亨利中校？他到底是什么样？”拉古秋夫人问。她是一个瘦弱憔悴的女人，带着温顺的笑容、可爱的声音，表明她的社交生活主要就是缓和或者试着缓和她丈夫的冲劲儿。

拉古秋回答说——好像她是在对他讲话似的：“哼，这个希特勒是一个江湖骗子，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盟国早在几年前就可以不费劲地把他和他的纳粹一起收拾掉了，可是他们光是坐等。这是他们活该，不关我们的事。现在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说德国人奸淫修女啦，焚烧士兵们的尸体做肥皂啦之类的事了。你知道，英国情报人员在一九一六年就编过这样的谣言。我们都有关于这些事的文件证明。亨利中校，您怎么看？您在德国人中间生活，您说他们是不是像纽约报纸上说的那种野蛮民族？”

餐桌上所有人的脸都朝向帕格。“德国人是很不容易看透的，”帕格慢慢吞吞地说，“我妻子比我对他们更有好感。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实在无法恭维。”

议员拉古秋举起一双大手喊道：“简直不能饶恕！这样看来，纽约的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就很能使人理解了。”

坐在餐桌中间的华伦坚决地说：“先生，我看不出来，总统的修正法案怎么会削弱我们的中立。现金买货和运输自理只是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来买东西，只要有船可运，有钱可付。任何人，包括希特勒在内。”

拉古秋对他微微笑了笑：“政府一定会因为你而感到骄傲，我的孩子。这是正确的解释。只是我们都知道，盟国有船又有钱，而德国人两样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工厂为盟国生产作战物资。”

“但是从来也没人阻止过希特勒建立一支商船队，”华伦立即反驳道，“他的打算反倒是积累坦克、潜艇和俯冲轰炸机，都是侵略武器。这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

“华伦说得非常对。”杰妮丝说。

拉古秋靠到椅背上，眼睛盯着女儿，杰妮丝任性地朝着父亲笑了笑。

“你们两个毛孩子所不理解的，”拉古秋说，“就是这个建议是帐篷缝里伸进来的骆驼鼻子(5)。当然，看起来合情合理，当然是的。那是漂亮的包装。罗斯福的脑子就是这么盘算的。但是，咱们可别孩子气。他不是要召集一次特别会议来帮助纳粹德国！他认为，他负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世界的使命。从一九三七年起，他就一直在这么讲了，他讲这个问题讲得嗓子都哑了。照我看，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丑恶的魔鬼，也不是反基督的异教徒。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他不过是又一个欧洲的政客，比别人更下流、更极端而已。这不过是另一次欧洲战争，结束得会比别的战争肮脏得多。我们拯救世界的办法，是不卷入这场战争。要做明智的堡垒！”他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看了看桌子四周的人们，好像在等着别人喝彩。“我们就应该这么办。大西洋和太平洋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明智的堡垒！要是我们卷进去，我们就会像别人一样破产，牺牲一两百万我们的好青年。整个世界就要陷入野蛮或者共产主义。俄国人就会称霸世界。”

一个坐在帕格对面、带着助听器的秃顶小老头儿说了声“对极了”。

拉古秋歪过头去，对着他说：“你和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拉尔夫，但是使人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至今只有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明智的堡垒！战争结束后，等着收拾残局，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要到华盛顿去，要像一条鳄鱼一样为此而战斗，请你们相信我。可能我会在我的大多数民主党同事中名声扫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晚宴结束后，杰妮丝和华伦没等喝咖啡，也懒得做解释，就一同离开了俱乐部。姑娘调皮地笑了笑，挥挥手，两条穿丝袜的腿和粉红色纱裙转了一下，人就不见了。华伦停住脚步，跟他父亲约定第二天清早打网球。维克多·亨利发现就剩下他一个人跟拉古秋在一起，坐在休息室一个角落里的红皮椅上，抽着昂贵的雪茄，喝着白兰地和咖啡。这位议员没完没了地闲扯彭萨科拉的迷人生活——打野鸭子，钓鱼，四季如春的气候，以及它的繁荣昌盛、飞速发展。他说，随着海军航空基地的扩大和木材贸易的勃兴，战争会使彭萨科拉变成一座真正的新兴城市。“需要涂木馏油的电话线杆。中校先生，你了解这个项目。就在上星期，我们公司收到一些从北非、日本和法国寄来的使人难以相信的订单，突然全世界都拉起电话线来了。这是一种迹象。”

他想说服亨利多待一天。一艘从荷属圭亚那来的运红木的船中午就到，它要在港内卸下木材，锯木厂工人把木材绑成木筏拖进河滩。“那真是好看。”他说。

“哦，我这次碰巧是要跟一个老朋友一同飞回纽约，我还是走的好。”

“是从那儿经里斯本到柏林去吗？”

“是这么打算的。”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碰面的机会就不多了。”拉古秋说，“您的夫人是格罗佛家的，对吧？在华盛顿的海米尔顿·格罗佛是我的朋友，我们每个月大约在地中海俱乐部吃一次午餐。”帕格点了点头。海米尔顿·格罗佛是表兄弟中最有钱的，罗达高攀不上。

“您是亨利家的，是弗吉尼亚州亨利家的成员吗？他们是老帕特里克(6)的后代。”

亨利大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想不是，我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是的，华伦对我说过。我是指您的祖上。”

“哦，我的曾祖父在淘金时代之前就从西部迁过来了，我们说不准是从什么地方。我的祖父去世得很早，所以我们从来没直接听到这些事。”

“您可能是苏格兰-爱尔兰人。”

“啊，不，是有点儿混血。我的祖母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混血。”

“是吗？我们的家族也有点儿法国人的血统。这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使人都带上些爱情的色彩。”拉古秋哈哈地狂笑起来，就是美国人在一起聚会时发出的那种狂笑，“您的华伦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谢谢您的夸奖。您的女儿好得没话说了。”

拉古秋深深叹了口气：“女孩子就是麻烦。华伦告诉我，说您也有一个女儿，那您也一定有所体会了。她们什么时候都在耍弄你。我们没有您有福气，我们没有儿子。华伦想一辈子在海军驾驶飞机，是这样的吧？”

“嗯，那对金翅膀这会儿在他眼里不知有多大呢，议员先生。”

拉古秋喷了口烟：“我喜欢刚才吃饭时他那种坦率的谈话方式。当然，对于外交上的问题，他还幼稚得很。在木材贸易里，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外面世界的东西。”拉古秋摇晃着盛白兰地的大矮脚杯。“您看到华伦继承了海军事业，肯定很高兴。您一定不愿意看见他改行去做买卖或者这一类的事情。”议员笑了笑，又露出舌头和两排像他女儿那样的牙齿，结实而不整齐。

“议员先生，华伦是在走他自己的路。”

“我不敢肯定，他认为他爸爸是最了不起的人。”

谈话使帕格越来越窘。他娶了一个比他自己有钱得多的姑娘，他曾经怀疑过这样一种生活道路。他并不特别喜欢杰妮丝·拉古秋。她身上夺目的光辉一旦熄灭，她就会像她父亲一样固执。这位父亲已经公然在动脑筋想把华伦据为己有了。亨利说：“嗯，在战争结束之前，他反正离不开。”

“当然。不过，要知道，这不会太久。如果我们不卷进去，一年左右战争就会结束，也许还要快。盟国一旦积极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拖进去。他们一定会拼命做有益的交易。要是他们另做打算，那才傻呢！好了，中校，这次和您见面我太高兴了。是这样吗？无论如何，盼望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会干些什么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是？这跟你我年轻时候的世道，完全不同了。”

“当然不同了。”

次日清晨，六点半整，华伦就到了父亲的房间。他没多说什么话，用手揉了揉充血、发肿的眼睛，喝下了侍者送来的橘子汁和咖啡。外边还在刮大风，他和他父亲都穿上打球时穿的厚运动衣，两人就开始打起来。帕格连赢了三局。球忽然飞到这儿，忽然飞到那儿。

“昨天晚上玩得好吗？”帕格喊道。这时华伦把球打过围墙，被风吹到附近一个小屋顶上。

华伦大笑起来，脱掉运动衣，又采用了以往的急速发球和中场扣杀，赢了后五局。父亲是一个刻苦而稳健的运动员，反手球十分有力，可是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糟了，华伦，你还有一个球就赢了，拿去吧。”他喘着粗气说。儿子放过了一次容易的扣杀机会，把球打到帕格能接到的地方。

“爸爸，是风的关系。”

“它真捣乱。”

这时候，帕格把运动衣甩掉，接回了儿子的几次扣杀。他喘过气来，呼吸正常了。“哎呀！我得走了，上地勤学校去。”华伦嚷道，用毛巾擦脸，“爸爸，您的球还是打得那么好。”

“哦，我们运气好，在柏林住的房子有网球场。你也打得比过去好了。”

华伦走到球网旁边。他还在出汗，眼睛明亮，看上去精力充沛、欢欢喜喜。“您睡得不错吧。”

“那个杰妮丝倒是一个不错的姑娘。”

“她挺有头脑，爸爸，她对历史可懂得不少。”父亲带着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扑哧一声，两人一同大笑起来。“反正一样，这是实话。她懂得历史。”

“你们昨天晚上讨论什么来着？百年战争(7)？”华伦哈哈大笑起来，使劲地挥动着球拍。帕格说：“她父亲可指望把你培养成一个木材商啊！”

“他喜欢开玩笑。我三月份就出海，可能是这样。”

地勤学校大楼外边，一块木制布告板几乎被一群激动地吵吵嚷嚷的学员完全围住了。华伦说了声“分配名单”，就钻到他们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只见他那只穿着白运动衣的胳膊举过了大家的头。“太棒了！”华伦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单身军官宿舍。他被分到第五飞行中队，而几个最好的飞行学员却没能进去。尽管那次着陆翻了跟头，他还是干得不错。父亲听着他说，不时微笑着点头，回想起在安纳波利斯自己第一次到战列舰上服役的那一天。

最后，他说：“你曾经在华盛顿对你妈妈说过，你适合做的是另外的什么工作啊。”

儿子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然后又笑起来。“那时候我还没飞过呢，爸爸，什么都比不上飞行。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和飞行相比，绝对没有！”

“好了，咱们都得去洗洗了，我看还是在这儿说再见吧。”他们正站在单身军官宿舍阴暗的正方门厅里。

华伦看了看表，说：“天哪，已经到了？只好再见了。好吧，请您从柏林写信来把勃拉尼的情况告诉我，好吗？一得到确实的消息就来信。”

“好的。”

“爸爸，不要为梅德琳担心，她在纽约一切都会很好。”

“我还没决定让她待在纽约。”

“当然，这我知道。”华伦狡猾地笑了笑，他显然以为他父亲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他们握了握手，接着华伦突然做了一件使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的事。他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肩膀，说：“我真难受极了，我太舍不得您走了，我还从来没感到这样幸福过。”

“不要太激动了，”帕格说，“那个姑娘挺不错，但是木材贸易可千万干不得。海军需要军官。”

保尔·孟森头天晚上和几个在彭萨科拉参谋部供职的老朋友大喝了一通，刚清醒过来。他没怎么说话，就把飞机升上天空，开始水平飞行，越过佐治亚州朝东北方向飞去。“喂，”他对着面前的扩音器喊着，声音比发动机的轰轰响声还高，“这次空军人员分配，你儿子分到哪儿？”

帕格伸出五个指头。

孟森拍了拍他的肩膀：“真了不起，我儿子去年从那里给刷下来了，那个学校很严格。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他怎么样？”

“他是海军预备役军官。”

“是吗？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他召走。我想他也要上天吧？”

维克多·亨利朝机窗外望去，下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河流。

“他是下不了那样的苦功夫的。”

(1)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位总统。

(2)　此话引自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

(3)　阿盖尔是英国苏格兰的一个郡，产羊毛；阿盖尔式短袜是苏格兰方格花样的羊毛短袜。

(4)　百老汇是美国纽约的一条大街，剧院、电影院均集中在此。

(5)　阿拉伯寓言：一峰骆驼不肯在帐篷外面露宿，先要求伸进鼻子，然后要求伸进前腿，最后全身进了帐篷，把主人挤了出去。是“得寸进尺”的意思。

(6)　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

(7)　百年战争：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五世纪五十年代，英法两国封建统治阶级争夺领土的战争。

第十三章

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来说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却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坐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榴弹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个人都很快地行动，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线，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像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飑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的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人突然拳打另一个人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就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儿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来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做代号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彩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的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仍然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人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下散开了乱跑，不服从命令，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夸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冒险插入敌方纵深很远。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从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在良好的天气下，它们初次出场，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像通俗书籍和杂志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像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士兵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士兵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就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被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座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做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座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而又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像。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德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象征的运动，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桩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待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这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多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儿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揉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户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1)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橘红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锨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座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到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任何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美元。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去。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的忙。这是算在交易里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2)——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个十分紧急的突发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一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应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都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像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空袭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嗖嗖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嗖嗖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惧，但拜伦·亨利倒的确看起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儿之类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肉体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在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任何东西都不如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更让他害怕，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他一定要集中他的意志力把这段拖泥带水的事情一刀两断。她也许有这个能力燃起他的欲火，然而她是无可救药地顽固和外国气派，对他的前途和对他自己完全不利。现在她倒没有老挡在他面前碍他的事，这真得感谢这个浑身肮脏、呼呼睡着的青年人。

不一会儿，史塔钦斯基市长坐着一辆旧的大轿车来了。他是一个留胡子的矮胖子，里面穿一件绿毛线背心，外面穿一套没有烫的脏黑衣服，鞋上沾满了红泥。他有一种热情的、激动的、几乎快活的神色。这个人领导着一座垂死的城市，他的广播演说比任何东西都有效地促使华沙继续战斗。一晚上他几乎很难睡两个小时觉，整座城市的负担都落在他身上。每个人，从外交使团到街上的救火队员和医院的医生，有什么需要，都跳过市政府懒散的官僚主义，直接向他提出。然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富有战斗精神；他是眼前的英雄，也是所有尖刻嘲笑的对象。最近几天，德国飞机扔下来的新型重磅炸弹被叫作“史塔钦斯基卷心菜”，反坦克的钢制尖桩被称为“史塔钦斯基牙签”。

“这是谁？”市长的一根肥粗的大拇指指着长沙发问。

“一个小伙子，睡着了。他听不懂波兰话，我可以叫他出去。”

“不要紧，不要紧。”史塔钦斯基举起两只手摇着，在斯鲁特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两只肥厚的手放在膝盖上，吁了一口长气。他环顾了一下这个陈设着讲究家具的宽敞房间，手指在光亮的写字桌面上划着。“啊，你们这里看来一切都好。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办？你的人都好吗？”

“我们很好，我们对华沙人钦佩极了。”

“是吗？德国人是无话可说了，嗯？昨天晚上，我们在北边把他们赶了回去。柏林电台说，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走着瞧吧！”市长骄傲得脸都发红了，“今天早晨，我们的军队离开和莫德林(3)守备队的会合点只有十二英里！到时候全世界就会看到一些东西了！我们会重新有一条战线，而不是一个包围圈。”

“这是一个美妙的消息，阁下。”斯鲁特的手指抚摸着他烟斗的温热的烟锅，企图用他并没有感受到的高兴来微笑。

“是的，可是另外一个消息并不那么好。”市长顿住了，瞧着斯鲁特的脸，戏剧性地说，“俄国人进军了。今天黎明，苏联入侵我国，他们成百万地拥过边境。他们的借口是，他们要保护他们在波兰的同胞，以免其落到德国人手里。当然，这是一句露骨的、伪装的谎话，不过俄国人从来没有变。他们已经占领了泰诺波尔和巴拉诺维齐，罗夫诺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陷落，如果它还没有陷落的话。我们在东边没有军队。我们已经牺牲了一切在西边挡住了德国人，等待盟国进军。现在俄国人来了，在华沙和边境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

斯鲁特放声大笑。

市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怎么了，先生？你不相信我？我告诉你，俄国人趁波兰在受难的时候从背后扑上来，这是一桩历史性的背叛事件！我有一封信给你们的总统。”他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打开，摊在斯鲁特面前的桌子上。“如果你在措辞方面有建议，我们欢迎，但是现在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快，要用最快的速度。”

斯鲁特几乎没法儿在头脑里把这张灰色官方文件上的波兰字译出来，现在他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士兵正在接近华沙。他都几乎看到了那些在爬动的机械和斯拉夫型的脸。也许他们不为别的，只是来要求这笔邪恶交易中他们的一份。也许他们会和德国人交战，把华沙变成哈米吉多顿(4)。也许他们会把有名的俄国大炮带来，帮着德国人用快两倍的速度把这座波兰首都变成齑粉。这个消息在他看来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而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在笑。他朝这张在他眼前飘浮的纸瞥了一眼。“我明白，这个情况异乎寻常。”他总算开口说了，对自己有条有理的流利的话，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但是，一座城市的首长要写一封信给一个政府的首脑，这是失礼的。由莫希齐茨基总统(5)，或者雷兹-希米格维元帅(6)，或者贵国政府的什么人出面，也许会更有效些。”

“可是先生，我们的国民政府已经越过边境到了罗马尼亚。现在他们可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不出这个星期，德国人就会把他们都吊死。现在只剩下华沙，可是我们不害怕，我们在继续战斗。我们要知道我们能盼望什么。”

斯鲁特定下心来，把这信件看了一遍。这是一些熟悉的、可怜的、恳求的话，和这几个星期来华沙广播电台向法国、英国广播的话一样。事实上，这位市长所讲的话也跟他在广播里讲的话风格相同。“先生，我不能肯定我能多快地把这个送出去，最近通过斯德哥尔摩，我经常遭到十二小时或者更久的耽搁。”

“我保证你立刻发送。你可以用明码发出，让全世界都知道！”市长挥着拳头，高喊着，“尽管俄国人背信弃义，但华沙的人民还在战斗！我们呼吁美国总统说一句有希望的话，只要他说话，盟国就会听从。他们会进军，趁现在还不晚，还是能够从背后把德国人打垮的。他们所有的兵力都在波兰。只要两个星期，盟国就能对着柏林怒吼！只要让总统说话，他们就会进军！”

“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译成密码，阁下，我觉得这样更妥当些。在半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准备发出。”

史塔钦斯基用比较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与斯德哥尔摩或者伯尔尼直接通话。”他站起来，朝房间四周看了一眼：“一块和平的绿洲。德国空军倒是尊重美国国旗，他们很聪明。这小伙子睡得真香。”

“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封信件，德国军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和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话，世界的文明就还能在维斯图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待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我们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

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了一个译码职员来。

“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

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会变成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座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待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一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都到不了华沙。”

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国军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情况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的侨民撤出去。”

“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会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得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儿的人在坍倒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像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乳房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一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则毁了一半，好像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像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样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派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了，留下血肉模糊的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圈，指着周围的人。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乳房、棕色的乳头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儿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子、一把方形的红胡子、眼神蒙眬而可怜的医生，正好从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出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美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花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头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浓密、卷曲、深色的头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眼睛里的泪珠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那个生双胞胎的妇女还在出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个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张病床做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子上。你现在马上回大使馆去。非常感谢你，你帮助了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

她转向拜伦：“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蛋，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子撩到臀部，这个动作不禁使拜伦心里一跳，尽管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裤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子富于性感。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裤一定是从修女那里弄来的。“拿去。”她说着，从衬裤里拿出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子。“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美元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干这个吗？”

“当然。”

“告诉我，勃拉尼，”娜塔丽说，“你还觉得好玩儿吗？”

他环顾了一下这间吵闹、拥挤、气味难闻的病房，波兰妇女正在这里无可奈何地把新生命送到这座被德国人炸成死城的城市，在垂死城市所能给予的最好照料下，经受着不能改期的临产阵痛。“比桶里的一群猴子还要好玩儿呢。回大使馆去的时候小心些，好不好？法兰佐斯基街上一座教堂着了大火，他们把街道封锁了，从博物院那里绕过去。”

“好的。你也许会在那幢灰房子里找到班瑞尔。你知道吗？就是犹太公会办公的地方，他是在伙食委员会之类的地方工作。”

“我想我会找到他的。”

拜伦从后面的一条小巷走了出来。那里有两个人正在把医院里死掉的人装上一辆双轮大车，和他买来装水的那辆十分相像。死尸躺在铺路石上，那个穿着有红色污迹的白油布围裙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抱起来，抛给另一个人，由他堆在车里。这是一些张着嘴、瞪着眼的僵硬的大怪物——像菜场上的死鱼一样。那个人抛起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的尸体，这尸体分量不重，从身上还挂着的粉红色衣服碎片里露出了灰色的阴毛。

他急急忙忙穿过毕苏斯基元帅大路，向犹太区走去。他听见重炮的轰隆声和临近的爆炸声，好像就在一所房屋的废墟上爆炸。拜伦嘴里喃喃地用惯常的咒语骂着德国人。他离开佛罗伦萨大学后，曾经在德国住过一个星期。他们看起来很怪，但是并不比意大利人更怪。他们是外国人，不过还通人情，喜欢吵吵闹闹地开玩笑，但是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然而，他们却在这里包围着波兰的首都，用炸药和飞舞的钢铁轰击它，破坏水管，杀死儿童，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僵硬的、玻璃样眼睛的尸体，得用大车拉走，进行处理。这真正是最令人愤慨的暴行，把它叫作“战争”，并不能使它更加易于理解。

尽管如此，拜伦还是发现这个他偶然陷入的奇特而可怕的环境，比他所记得的“和平”要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得多。给美国大使馆运水，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满意的事，他喜爱这个工作。他心甘情愿地在这样做的时候被杀死，可是偏偏他运气极好。这就是他在寻找的新鲜事情。华沙城里的大部分人还活着，没有受损伤，在干他们的事情。这座城市远没有被毁灭或者一半被毁灭。他一路向纳雷斯加亚区走去的时候，经过一整条街一整条街的棕色三层楼房子，它们都完整无损地耸立着，安详地，宁静地，看起来完全和德国人进攻以前一样。

但是，在犹太人区域就没有这样未受损坏的街区。这是一个广大的冒烟的瓦砾堆。显然，德国人是把格外多的炮弹、炸弹拋向这个地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华沙的犹太人不可能迫使城市投降。这么一阵火与炸药的暴雨，如果不是落在犹太人头上，而是集中到城市的生命线上，如电力、供水、运输、桥梁等，可能很快就把华沙攻破了。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是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对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一场丧失理性的、浪费弹药的袭击。

拜伦在德国公园的长凳上看见的“Juden Verboten”字样，似乎过分奇特，有点儿不像真的。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第一次使他明白了这个古怪的事实，就是德国人真的在蓄意谋杀这个民族。无轨电车翻倒了，烧得乌黑。发胀的死马在街上成群的肥黑苍蝇下发着恶臭，这些苍蝇有时叮住拜伦的脸和手不放。也有死猫死狗，还有一些死耗子散在沟里。他只看见一个死人，一个弯身躲在门洞里的老头子。以前他已经注意到犹太人运走死人是多么快，他们对待死尸是多么尊重，把装死尸的车用布盖住，跟在它后面沉默而悲哀地在街上走过。

尽管房屋被炸毁，不断地着火冒烟，到处瓦砾，这个地区仍然充满着忙碌的、拥挤的生活。在一个角落，一所被炸毁的学校外面，头戴便帽的男孩子和他们的留胡子的教师一起坐在人行道上，捧着大本的书在唱。有些男孩子还不比这些书大。报亭子上还挂满了十多种用粗黑的希伯来字母印的不同的报纸杂志。他听见一所房子里有人在练习小提琴。卖枯黄蔬菜和斑斑点点的不成熟水果的小贩，卖罐头食品和旧衣服的小贩，沿着人行道站着，或者在人群中推着吱吱作响的手推车。一队队干活儿的人在把被炸房屋的瓦砾从街上和人行道上清除掉。干这个活儿的人手很多。拜伦对这感到奇怪，因为上几个星期，犹太男人和小伙子——也许因为他们那么容易被认出来——似乎从全华沙冒了出来。他们挖战壕，灭火，修水管子。一个戴便帽、穿长袍、灰胡子的老头儿，弯着腰在一条战壕里挥铁锹，就使所有一起干活儿的人看起来都像犹太人了。不过，的确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有他们在挖掘。

班瑞尔·杰斯特罗没有在公会的房子里。拥挤的、幽暗的、昏黑的走廊里，只点着一些闪烁的粗蜡烛照亮。拜伦在里面找来找去，遇到了一个曾经看见他和班瑞尔谈话的人，这是一个留胡子的整洁的小个子犹太人，装着一只假眼珠，看起人来闪闪发亮。他用一种德语和意第绪语混杂的语言，说明了班瑞尔正在视察公共厨房。拜伦立刻去找他，在一座灰石砌的巨大的罗马式犹太会堂里找到了他。这座会堂未被损坏，只有一个没有玻璃的圆窗洞上的石制六角星破裂了。杰斯特罗正在一间低矮闷热的接待室里站着，人们在那里排着队，等候几个包着头巾的满头是汗的妇女从木柴炉子上的大桶里舀香味浓烈的菜汤。

“俄国人！”班瑞尔摸着胡子说，“这是肯定的吗？”

“是你们的市长把消息送到大使馆来的。”

“让我们到外面去。”

他们走到街上谈话，远离领菜的队伍。队伍里排着的衣衫褴褛的人望着他们，想听他们谈些什么，甚至把手掌遮到了耳朵后面。“我必须把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班瑞尔说，“可能是好消息。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强盗互相刺对方的喉咙呢？这种事发生过。俄国人可能是上帝的使者。”

拜伦把娜塔丽的钱包给他时，他吃了一惊。“她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有钱，我有美元。她也许自己用得着，她还没有走出华沙呢。”

拜伦不知怎么办好，他没有想到杰斯特罗会感到不高兴，可是现在这个反应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他说，美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在停火的旗子下撤离华沙。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不能再跟你或者娜塔丽见面了？”

“也许见不着了。”

“嗯，好吧。如果德国人让你们所有美国人都一起撤出去，她就安全了。她对我说过，美国的护照上没有信仰什么教之类的话。对她说我感谢她，我会把这笔钱放在伙食基金里。对她说：Vorsicht！(7)”

一颗炮弹嗖嗖地飞来，在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得拜伦耳朵作痛。班瑞尔急忙说：“你看，他们又回到这一带来了。这些德国人，他们炮轰有一个体系。昨天是Yom kippur(8)，一整天炮弹都在往我们头上落，没有停过。现在，你会见到埃瑞尔吧？”他对拜伦莫名其妙的表情苦笑了一下。“就是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他模仿着英语的发音说。

“我想会的。”

“告诉他，”班瑞尔说，“Lekh lekha。你能记住吗？这是两个简单的希伯来字：Lekh lekha。”

“Lekh lekha。”拜伦说。

“太好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希伯来语学生。”

“意思是什么？”

“快走。”班瑞尔把一张白色旧卡片给了拜伦，“现在，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这是一个在新泽西的人，一个进口商。他寄来一张银行汇票，买一大批蘑菇装船。它来得太迟了。我把汇票销毁了，所以没有问题了，不过——你笑什么啊？”

“是啊，你有那么多事操心，可是你还想着这个。”

杰斯特罗耸耸肩膀。“这是我的事业。德国人，他们或者进来，或者不进来。说到底，他们不是狮子、老虎，他们是人，他们会拿走我们的钱。这会是一个很坏的时期，但是战争总归会结束的。听着，如果俄国人来了，他们也会取走我们的钱的。所以——”他向拜伦伸出手去，“所以，上帝保佑你，还有——”

拜伦听见一颗炮弹很近地飞来的声音，这是毫无错误的依稀的嗖嗖声和呼啸声。它打碎了犹太会堂的屋顶，穿了进去，这令人发昏的爆炸过了一两秒钟才响，使他来得及双手捂住耳朵，扑倒在地上。奇怪的是，它并没有把正面的墙壁轰倒，这样就保全了排队的人。屋顶的碎片飞到空中，噼噼啪啪地落到街上和附近的房屋上。然后，他和杰斯特罗两人站了起来，他们看着会堂的整个正面建筑像幕布落下一样滑了下来，发出轰隆的响声和不断的折裂声，分崩离析，坍成瓦砾。现在，排队的人已经跑开，脱离了危险。白色的尘雾冲天而起，马上被微风吹散。在这阵尘雾中，拜伦可以看见大理石的柱子和远处墙上未损坏的约柜(9)的雕花木门，在烟雾蒙蒙的惨白阳光下显得赤裸裸的不得其所。

班瑞尔使劲在他肩头拍了一下：“走吧，快走！别待在这里，现在快走吧，我得去帮忙了。”

犹太男子和小伙子们已经拥进这个新的瓦砾堆，许多小火正在那里闪烁。尽管他对犹太教知道得很少，拜伦也明白，他们是要去抢救经卷。

“很好，我回到娜塔丽那里去了。”

“好吧，谢谢你，谢谢你！祝你们两位一路平安！”

拜伦小跑着回去。约柜暴露在阳光下，就像一曲强有力的音乐，使他震动。他从华沙的犹太区穿过，一路回去，看着这些一排排破毁的灰色、棕色的房屋，这些石子铺地的街道和泥泞的小巷，这些晒着衣服的简陋院子和棚屋，这些成群的留胡子、戴宽边帽的安详的犹太人，这些在炸弹下嬉戏的快活的黑眼睛儿童，这些推着小车、提着篮子的劳累而顽强的街头小贩，这些挂满各种报纸、杂志、小册子和平装书籍的报亭，这些弥漫着烟雾的阳光，这些翻倒的无轨电车，这些死马——他看着这一切，看得特别清晰详尽，每一个景象都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他是一个画家一样。

他发现德国飞机排成密集的三角队形从北边飞来，他既不感到惊讶，也没有什么恐惧。这种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他继续小步跑着，稍微快了一些，穿过逐渐空旷的弹坑累累的街道向大使馆跑去。他周围的人瞧着天空，躲藏起来。第一批飞机都是斯杜加，它们俯冲下来，喷出黑烟。拜伦听见房顶上波兰人微弱的机关枪在愤怒地嗒嗒回击。有一架飞机向他正在奔跑的街道俯冲下来，他跳进一个门洞。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到铺路的石子上，向四面八方一阵阵地飞溅。他眼看着这架飞机升高飞去，然后继续奔跑，嘴里喃喃地用惯用的脏话咒骂德国人。

拜伦慢慢滋长一种感觉，他似乎觉得德国人干得出来的最坏的坏事都伤害不了他。在他看来，他们无非是一帮下贱的粗笨的屠夫。他肯定美国人立即会从愤怒中站起来，跨过大西洋，把他们彻底打垮，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确是太衰弱、太害怕，因而不能这样干的话。他想，在他周围发生的事在美国一定会成为报纸上的大字标题。要是他知道这场结果已经很明显的波兰战争已经在美国报纸上移到了后面几版，人们对于国会修改中立法案的所谓“大辩论”因为全国联盟锦标赛跑大会的临近而甚至一无所知，他准会气得目瞪口呆。

他大步跑进大使馆的大门，几乎喘不过气来。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向他敬礼，亲切地笑了一下。里面，因窗上贴着布条、挂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而变得乌黑的大餐室里，五十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正坐在活动支架的长桌边吃午饭，桌上点着油灯，他们高声地谈着话。斯鲁特和娜塔丽，还有一个脸色黝黑的小个子，叫马克·哈特雷，以及另外几个人，坐在大使的光亮的餐桌边。拜伦由于跑了长路，还喘着气，他把和班瑞尔见面的情形告诉了娜塔丽，不过他没有提起会堂被炸的事。

“谢谢你，勃拉尼！愿上帝保佑他们。坐下来吃点儿东西，我们竟然有裹面包屑的小牛肉排，简直是奇迹。”

斯鲁特说：“你是不是在这次空袭的时候，从街上跑回这里来的？”

“他脑袋里装的是鸭子毛，那么轻率。”娜塔丽说，深情地看了拜伦一眼。

“拜伦没有问题。”哈特雷说。他们在地下室里消磨长夜的时候，他是和娜塔丽、拜伦、斯鲁特一起打桥牌的第四家。马克·哈特雷的名字以前曾经是马文·霍洛维茨，他喜欢开玩笑似的改名换姓。他是做进口生意的纽约人。

拜伦在娜塔丽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取了一块肉排。它有点儿古怪发黏的味道，但是吃了一个星期的罐头小鱼和香肠之后，它还是挺好吃的，何况他又饿了。他吃完一块，又用叉子叉了一块放到自己盘子里。斯鲁特对他笑着，又得意地环视了一下高高兴兴地吃着肉排的美国人。“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人反对吃马肉？”

“我当然最反对。”娜塔丽说。

“好吧，那就太糟糕了，你刚刚吃下去。”

娜塔丽说了声“哎哟”，拿餐巾捂着嘴恶心起来。“我的天，马肉！我真要把你杀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你需要营养，我们都需要。很难说我们会碰上什么事，我刚巧有机会买到这东西，我就买了。你们刚才吃的还是波兰的一匹纯种马。市长昨天下令宰了一千多匹马，我们弄到一份还算运气。”

马克·哈特雷从大菜盘里又取了一块肉排。娜塔丽说：“马克，你怎么能吃呢？是马肉！”

他耸耸肩：“我们得吃，我在犹太人饭馆里吃过更坏的肉。”

“嗯，我不主张遵守宗教信仰，可是我没法儿吃马肉。我宁肯吃狗肉呢！”

拜伦把盘子推开。他肚子里感觉到马肉的分量，嘴里还留着马肉黏糊糊的滋味，又想起犹太人街道上苍蝇群集的死马的臭味，这些都在他的意识里混杂成一件事情——战争。

(1)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在长诗《神曲》里描写了地狱。

(2)　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又译《营房歌谣》），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3)　波兰要塞，在华沙东北二十英里。

(4)　见《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6章。世界末日天下众王聚集争战之处，希伯来语叫作哈米吉多顿。

(5)　莫希齐茨基（1867—1946），当时的波兰总统。

(6)　雷兹-希米格维（1886—1941），当时的波兰总司令。

(7)　德语：要小心。

(8)　犹太人的赎罪日。

(9)　希伯来人存放经卷的柜子，被认为是上帝的表征，神圣不可侵犯，除高级祭司外，一般人不能看见。见《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篇。

第十四章

四天以后，娜塔丽一清早飞奔到使馆后院找拜伦，跑得连头发和裙子都飘舞起来。他正在后院销毁空白护照和一沓沓签证申请书。使馆有几百本这种栗色护照，此刻都缓缓化作烟尘。这些东西一旦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就会利用它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美国。成堆的签证申请书因为足以证明犹太人身份，也排在销毁名单的前列。申请书上常常别着美元，拜伦原来打算翻阅一下，现在可顾不上了。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这些东西都烧成灰，连自己在烧钞票都毫不在乎。

“快，快跟我走！”娜塔丽喜气洋洋地说。

“上哪儿去？”

“你就来吧。”

前门口停着一辆有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斯鲁特坐在一个皮肤红润、头发灰白的胖子身边。“喂，这儿，拜伦！”斯鲁特的声音也显得特别高兴，“这位是瑞典大使。大使，拜伦·亨利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带他一道去也许好一点儿，您觉得怎么样？”

大使用干净的小手擦了擦蒜头鼻子，精明地朝拜伦打量了一下。“好极啦，的确好极啦！也许他还能做点儿笔记。”

“我也这么想。上来吧，拜伦！”

即使给斯鲁特输了血，他的脸色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拜伦一小时前刚跟他交谈过，那时候他还跟平常一样，脸色灰白、脾气固执、意气消沉。他整天在大使馆里愁眉苦脸，不断地吃药，简短地回答别人的问话，一连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自从旁边一座楼房中了一颗炮弹，炸死了十个波兰人以后，斯鲁特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拜伦猜测，因为责任重大，这位代办被压垮了。可是此刻，他脸上有了血色，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就连他烟斗里冒出的一缕蓝烟都显得很轻快。

当拜伦坐到汽车后座上的时候，娜塔丽突然对大使说：“我能去吗？我总是跟拜伦一道出去的。”

斯鲁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大使怀着男性的兴趣，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娜塔丽穿着一件绿色绸衣，套着一件粉红色旧羊毛衫，这身衣服是她未加思索随手从箱子里抓出来的。这身打扮使她显得俗不可耐，但富于诱惑力。“可是，亲爱的，您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炮声，我们去勘察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大使的英语说得很慢，但说得很好。他把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放在打开的车窗口，不管围城不围城，他的指甲总是修得闪闪发光。“我们很可能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

“我听过炮声。”

大使朝拜伦微微一笑：“怎么样，让您的朋友跟我们一道去吗？”他一边说，一边让出地方给她坐。斯鲁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耐烦地嚼着他的烟斗。

汽车一颠一簸、弯弯曲曲地向河边驶去。华沙在过去四天中遭受了很大破坏。一股强劲的风吹散了硝烟，柔媚的朝阳使街道上呈现出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太平景象。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破坏的建筑物。成千扇窗户被炸掉了，窗口暂时钉上了淡黄色的胶合板。华沙城只剩下一片硝烟，到处是水泥屋架和黄色的胶合板。人行道、排水沟都被破坏，弹坑累累，主要交叉路口都设置着坦克陷阱和防御工事。在这些交叉路口上，都有神经紧张的士兵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举着机枪，手指扣住扳机，拦阻汽车。周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人。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每当士兵放下枪，准许他们通过的时候，斯鲁特总是哈哈大笑。

“我简直不能相信，”当汽车驶到维斯图拉河上一座挤满汽车、卡车和自行车的石桥上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一切还依然存在。德国人不是已经炮轰整整两个星期了吗？”

“是啊，你知道，他们的破坏力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厉害，”瑞典大使说，“打得也不是那么准。”

汽车驶上架在褐色的宽阔河面上的石桥。桥下，河水在华沙和东郊布拉赫（那儿是一片矮房和绿林）之间静静地奔流。他们背后，华沙城映着硝烟弥漫的蓝天，沐浴着阳光，远远看来，越发显得安然无恙。这座宏伟的都城，有宽阔的马路、巴洛克式大教堂圆屋顶、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许多浓烟滚滚的黑色烟柱，看起来简直像太平时代一座工业城市里繁忙的一天，只是有些地方冒出滚滚的黄色火焰，地平线上闪耀着像夏天闪电一般的火光，以及从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几辆载着士兵的公共汽车从汽车旁边驶过，士兵们在车上唱歌、开玩笑，有的还朝娜塔丽招手，冲着她叫喊。也有许多士兵骑着自行车向同一方向奔驰。

“他们都上哪儿去？”娜塔丽说。

“当然是上前线，”大使说，“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啊！他们离开炮位，回家吃一顿午餐或晚餐，或者跟老婆睡一觉，然后再搭公共汽车返回前线打德国人。内战时期，我在马德里，当时马德里就是这样。”

“我们得走多远？”斯鲁特说。在河上，从布拉赫传来的炮声更响了。

大使噘起嘴：“我说不上来。我们得找到校园前边有一只石鹅的校舍，过了路边一个神龛以后，大概还有一百码。”

过河以后，他们看到一片废墟。一路都是颓垣残壁、被烧毁的树木和倒下的树干。狭窄的柏油公路遭到炮火的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经常绕到土路上行车。当汽车沿土路行驶的时候，隐蔽在树林里的一门波兰重炮突然轰的一声打响了。司机一闪车，从一棵树旁边擦过去，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我的天！”斯鲁特说。汽车稳定了一下，顺着布拉赫一片绿树成荫的平原驶去。他们经过一所房子，屋顶正熊熊燃烧，全家人都站在外边沮丧地观看着。每隔两三分钟，他们周围就响起很强烈的爆炸声。有时他们能看到树林里炮口喷出的火焰，但是看不见炮身；有时他们看到波兰炮手在树林里紧张活动。这一切至少使拜伦感到新鲜、兴奋，而且他们似乎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欣赏战场的风光，只是为了避开弹坑，汽车才不得不在杂草丛生的土路上颠簸。可是，突然一颗德国炮弹嗖的一声飞过来，轰隆一声在汽车附近爆炸，被掀起的泥块簌簌地落到汽车顶上。

斯鲁特说：“哎呀，老天爷！我们现在可是在前线了！”

“是啊，拐过弯去大概就是学校。”大使说。但是，转过弯以后，他们只看见一个肮脏的院子，周围是四所木屋，几头猪被炮声惊动，在院子里乱窜。再往前，笔直的柏油路继续通向茂密的树林，硝烟弥漫，挡住了视线。

斯鲁特说：“请停车。”

大使回头看了他一眼，用发红的手擦了擦鼻子，让司机停车。汽车在路边停下。

“我简直不相信，”斯鲁特用拳头攥住烟斗，做了个手势说，“我们现在真是像你说的，在炮兵阵地。你能断定我们没走错路，这会儿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吗？”

大使噘起嘴：“我相信我们现在离开石桥顶多三英里路。”

斯鲁特一阵哈哈大笑，猛地用烟斗捅了捅娜塔丽和拜伦：“我可要对这两个年轻人负责，我不能让他们冒这种危险。”

两辆满载着士兵的破旧公共汽车隆隆驶过，车头还挂着行驶线路的号标牌，车身两边都贴着褪了色的电影广告。士兵们都在唱歌，有几个从窗口向停着的汽车挥手，用波兰语讲俏皮话。

“我们肯定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大使说。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公民送回华沙。”斯鲁特说，“对不起，咱们误会了。”

娜塔丽大声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要送我们回去，我好得很呢。”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大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说，“大概不到一小时就要停火。我们一回去，我就得立刻召集我的那批人。”

“我也要召集。但是，中立国人员安全通过火线反正是由波兰和德国做出保证的。”

大使看了看表：“拉科斯基上校要求我们预先察看路线，我看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轰，轰！又是两发重型炮弹在树林里爆炸，一发落在左边，一发落在右边。司机开始发动汽车。

“等一等！”司机扭过头来，斯鲁特面色煞白，嘴唇直发颤，“大使，我要求您至少先把我们送回桥边，在桥上我们也许能截到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

“可是，亲爱的先生，您也得察看路线呀！我们的人员以后很可能会在树林里走散。”

拜伦觉得心里直作呕。尽管大使的态度很有礼貌，但也遮盖不住发生的这一切，斯鲁特是代表美国的。于是拜伦说：“莱斯里，你说得非常对，应该让娜塔丽避一避。这样吧，你护送她到木屋那边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跟大使去探路。”

大使立刻高兴地说：“这主意太好了！我们去一趟，我看，十分钟或一刻钟就能回来。”

斯鲁特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吧，娜塔丽。大使，我们在有绿色窗档的那所小屋里等你们，我看见窗口有一个妇女。”

娜塔丽却坐着不动，看看斯鲁特，又看看大使，嘴角露出不快的表情。最后，大使操着生硬的欧洲口音对她说：“亲爱的，请您照我们说的那样做吧。”

她猛地跳下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就朝木屋跑去。斯鲁特连喊带叫，紧跟在背后追她。汽车沿着小石子路疾驰而去。前面烟雾淡薄了一些。车行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神龛，那是一间木棚，里边有一座油漆得很俗气的耶稣木雕像，钉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离神龛不远，就是一所学校。校舍前边有一只石鹅，周围栽着红花，几个士兵在石鹅旁边聊天、散步、抽烟。拜伦心里想，要是莱斯里·斯鲁特能再坚持那么三四分钟，也不至于这样出乖露丑。土块往汽车顶上掉的那一刻，真是他倒了霉。

拉科斯基上校一见瑞典大使，就兴冲冲地奔出来拥抱他。拜伦觉得，他情绪好得几乎有点儿不真实。参谋部里的军官们面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前线军事地图所标出的坏消息，也显得过分轻松：地图上的华沙城已被一个很粗的大红圈完全圈住了。校舍的另外几面墙上挂着色彩明亮的幼儿园的图画。拉科斯基身材魁梧，蓄着亚麻色山羊胡，一只大酒糟鼻，一看就知道生活上养尊处优。他领着客人走出后门，顺着一条铺满树叶的小路，来到混凝土构筑的炮兵阵地，满脸胡子、浑身污泥的士兵打着赤膊在码炮弹。上校打手势要客人继续朝前走，自己爬上一个不太陡的水泥斜坡，然后登上沙袋。拜伦跟在大使后边。他们眼前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平原，向东绵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房舍、农场和三个相距很远的教堂尖顶。拜伦知道那一股股浓烟是从德国炮兵阵地喷出来的。

大使和上校爬上坡后，气喘吁吁，指着教堂尖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大使还匆匆做着笔记，偶尔翻译一些给拜伦听。根据停火协议，他说，中立国难民将在没有波兰人护送的情况下，穿过火线到达德国防地，要朝最远那座教堂的方向走，德国国防军会派卡车在那里接他们。拉科斯基上校担心有些难民可能会因为小路的路标不清楚，走到通向另外一座教堂的那条路上，结果德国人保证的两小时休战期一满，他们就会处在作战双方交叉的火力下。因此，他请瑞典大使出来，事先把路线勘察好。

“他说，”大使合上记事本，对拜伦说，“从那座瞭望塔上看得最清楚，能辨出通往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几条路。”

拜伦望着耸立在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座细高木塔。有一架狭窄的梯子通到一个有铁遮棚的方台，他看见台上有一个戴钢盔的士兵。“那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草图。”

“上校说，德军的火力很注意这座塔。”

拜伦轻蔑地咧嘴一笑。

大使亲切地微微一笑，把记事本和钢笔递给他。拜伦连忙跑过去，爬上梯子，破旧的木塔随着他的脚步直摇晃。从塔上看周围的地形一目了然，他能看到穿过这片无人地带通向远处教堂的每一条路和一些弯弯曲曲的棕色小路的每个岔口。值勤的士兵放下望远镜，呆呆地望着这个身穿翻领衫和一件宽大毛衣的美国青年，只见他用手按住被风吹得乱舞的纸张，正往大使的记事本上画草图，每条不通教堂的岔道都打上“×”，还草草标出撤退路线周围的另外三座教堂。当拜伦把草图递给士兵看时，士兵点点头，拍了下他的肩膀。“好！”他说着，咧嘴一笑，因自己能说美国话而感到得意。

汽车驶到时，娜塔丽正交叉着双臂倚在木屋的敞开的门上。她急急地朝汽车奔去，不一会儿斯鲁特就跟了过来，他先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一双笨重靴子的老太婆说了再见。汽车返回华沙的路上，大使讲述了他们视察前线以及拜伦冒险攀上木塔的情况。这时，拜伦正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绘图。

“画四份我想够了吧？”他对大使说。

“我想足够了，谢谢你。”大使接过记事本，“也许我们来得及油印一些，画得很好。”

娜塔丽握住拜伦的手，放到自己膝盖上。她坐在他和斯鲁特中间，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半睁着乌黑的眼睛，严肃地望着他。他的手背隔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服，感觉到她大腿的肉体和隆起的吊袜带。斯鲁特一面泰然自若地抽烟，望着窗外，跟大使谈如何召集和运送撤退人员，一面却不断地拿眼睛瞟着姑娘膝头上紧握着的两只手。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皮肤下面抽动。

使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忙乱。市长办公室刚刚通知，确定在一点停火。波兰军用卡车要把这批美国人送到出发地点，每人可以携带一只手提箱。人们继续奔忙。住在使馆外边的美国人都一一接到电话通知。满楼都散发着一股烧纸的气味，楼道里一块块黑色的纸灰到处乱飞。

在地下室里，马克·哈特雷的床紧挨着拜伦的床。拜伦发现他躬着背，双手抱着头，坐在一只捆好的皮箱旁边，用手指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准备好了吗，马克？”

哈特雷脸色阴沉，眼睛突出，露出惊慌的神色。“拜伦，我的名字是霍洛维茨，马文·霍洛维茨。”

“别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拜伦从他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一只安着弹簧锁的破提包。

哈特雷摇摇头：“我不知怎么了，一定是发疯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也许罗斯福会让我们乘军用飞机离开，很可能这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神不定，我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德国人！”

“把这个放在你的提包里。”拜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抽出一本黑封皮的旧书给他，“打起精神来，你是一个美国人，不就完了？一个名叫哈特雷的美国人。”

“我天生就是一副霍洛维茨家族的面孔，有一只霍洛维茨家族的鼻子。这是什么？《新约全书》？要这个干什么？”

拜伦把封皮上印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书拿过来，把署有自己名字的扉页小心翼翼地撕掉。“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把这个拿去。别坐在这里发愁了，去帮罗兰逊销毁文件吧。”

“我要是有我自己的《圣经》或祈祷书就好了，”哈特雷含含糊糊地说着，把提包打开，“我自从按照神的旨意学法律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一个臭气熏人的犹太老头儿教我背诵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经文。我学会背诵，主要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我希望还记得那些祈祷文，不管哪一段祈祷文。”他朝乱哄哄的地下室看了一下：“愿上帝保佑，现在我觉得这间小小的地下室简直像一个甜蜜的家。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也许在纽约？”

“比你预料的要快。”

“上帝可以听见你亲口说的，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

十一点半，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沾满了尘土和烂泥，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汽车一到，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波兰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女秘书，都很难过，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

“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娜塔丽对拜伦说。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眼眶里闪着泪花。

“有什么办法？”拜伦饿了，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做了一个鬼脸。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拜伦说：“马克·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你呢？”

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有美国护照，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

“那好，别告诉他们。我是说，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好吗？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

“我不是笨蛋，拜伦。”

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门开了，美国人蜂拥上车。有些人年纪太大，爬不上去，有些人想多带行李，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很不耐烦，也没有人负责。于是人们喊的喊，抱怨的抱怨，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挥着拳头。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也很不舒服，但因为即将动身，还是感到很高兴，仍旧继续唱歌、说笑。卡车鱼贯驶出。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车里坐着斯鲁特、他的三位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挥手告别，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在卡车里颠簸。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炮火依旧非常猛烈，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

在横跨维斯图拉河的桥头，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国侨民，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拜伦不停地看表。又开始朝前移动了，但是车走得特别慢，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落到河里，掀起一股股喷泉，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显然，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那是易如反掌。

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只石鹅的校舍旁边，附近是一个堆栈。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老老实实地照着临摹，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而感到颇为得意。

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但是到一点差五分钟时，炮声开始稀疏了。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他深深感到蝈蝈的叫声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和平生活的声音。扩音器里轮流用各国语言播送最后通知。一群群中立国侨民提起箱子，顺着公路下坡去。最后，扩音器里用带着浓重波兰声调的英语播送道：“请不要走散。遇岔道口不要走错路。德方通告，凡是在三时前未能到达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德方概不负责。波兰方面也不能负责。即使是老年人，步行一小时也完全可以到达该地点。敌人无疑将于三时重新恢复炮击，我们也将从一开始就用最强烈的火力予以回击。因此，请加快速度。祝大家平安。美国万岁。波兰万岁。”

听到广播，美国人都提起箱子朝无人地带走去。

前两三百码跟布拉赫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再往前走，柏油公路就变成狭窄的土路，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他们经过被炸毁的房屋。牲畜栏里没有牲口，偶尔有一只被遗弃的小鸡咯咯叫着，到处闲荡，或是几只猫悄没声儿地跳来跳去。道路伸进树林，阳光透过叶丛投下黄绿色的光柱。美国人的领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圣公会老牧师，穿一身圈翻领的黑衣服，每逢十字路口，他都要对照一下拜伦绘的地图。根据拜伦计算，他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在两军沉默对峙的中间地带缓缓步行，整整耗费了一个小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简直像和平时期在秋天飘散着花香的树林里结伴游玩一样：肮脏的路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蓝色、橘红色和白色的落花；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周围又是一片奇妙的蝈蝈鸣叫。他还记得，由于过度紧张，口干起来，渴得要命，渴得连腿都发软了。拜伦还记得两件事：一次是一辆外交官的黑色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把步行的人都赶到路边，斯鲁特坐在前座上哈哈大笑，朝他和娜塔丽挥手致意。另一次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在拐弯的地方已经能看到坎托洛维茨教堂，马克·哈特雷走上前来，挽住他的胳膊，对他说：“我的名字叫马克·哈特雷，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着，朝拜伦笑了笑，脸色铁青，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很快就看到树林里有德国炮和德国炮手。德国榴弹炮比波兰炮大，外表更好，设计更先进。士兵们一个个戴着干净的土灰色大钢盔，一动不动地站在大炮旁边，望着走过的人群。拜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窥视这些德国兵。戴着大钢盔确实显得有一种军人的威风，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而且面孔都像他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看到的德国人的面孔一样。许多人戴着眼镜。很难令人相信，他们正是那帮坏蛋，正是他们把钢铁和炮火倾泻到华沙城上，用火烧死孕妇，用枪把孩子的胳膊、腿打断，把一座繁华的首都变成一个大屠场。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绿荫如盖、鸟儿和蝈蝈欢快鸣叫的树林里一些身穿军服、头戴庄严钢盔的青年而已。

起初，德国人对待这批撤退人员似乎比波兰人好。教堂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用骡子拉的水车，那是一只漆成橄榄色的带轮的大水罐。德国士兵们让口渴的人群排队，由他们用洋铁杯供水。另外有些士兵再把他们从水车旁边带到停着一辆辆崭新漂亮的灰色卡车的地方，这些车轮轮胎上的花纹又黑又深，跟又脏又破的波兰卡车大不相同。路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有几个德国军官，穿着长军大衣，戴着高檐儿军帽，故意做出殷勤的样子，摆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跟来到的外交人员交谈。每个国家的人员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使或代办就交出一份打字的名单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士兵。由他叫名字，然后一个个按顺序上车，车上有木板座位，也不像波兰卡车。波兰人没有要名单。现在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发生混乱。士兵们拿着小板凳站在旁边扶老年人上车，还堆着笑脸把几个孩子抱起来，故意捅他们一下，逗他们玩耍，然后把他们递给他们的母亲。标着红十字的流动野战医院的看护兵在分发恢复药。两个德国兵拿着电影机和照相机跑来跑去，把优待中立国人员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人还没有完全装完，教堂旁边的大炮就轰的一声齐发，震撼了大地。拜伦看看表，正好三点过一分。

“可怜的华沙。”娜塔丽说。

“别说话，”马克·哈特雷用沙哑的声音说，“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什么话也别说。”他们俩跟拜伦坐在卡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从这里他们能看到外边。

娜塔丽说：“你是在看斯鲁特吧？他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大喊大叫，还哈哈大笑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这些德国军官都穿着长大衣，戴着高军帽，完全跟他们电影里一模一样。”

“你害怕吗？”拜伦问。

“现在事情已经真的发生，我就不害怕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是做梦，”哈特雷说，“应该仅仅是一场梦。我的上帝，那个军官跟斯鲁特朝这边走过来了！”哈特雷用手抓住拜伦的膝盖。

那个军官是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一直朝拜伦走过来，用非常悦耳的声调缓慢而准确地说：

“您的上司告诉我，您父亲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是的，先生，他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我是柏林人，我父亲在外交部。”军官用手摸了摸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他的举止不太像军人，甚至还显得有点儿难为情。拜伦觉得他也许感到有些抱歉，拜伦在这一点上对德国人有好感。“我想我八月份在比利时大使馆一定有幸见到过您的父母，并且跟您母亲跳过舞。您到华沙来做什么？”

“来观光。”

“那您一定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致吧？”

“不错。”

军官笑起来，朝拜伦伸出手。“欧斯特·贝耶。”他说着，打了个立正。

“拜伦·亨利。”

“啊，不错，亨利，我记得这个姓。您怎么样，还舒服吗？要不要我在参谋部的车上给您找一个座位？”

“我挺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克洛夫诺。这是附近通车的一个最近的枢纽站，从那里你们再换乘专车到科尼希斯贝格，也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乘小轿车更可以一饱眼福。”

“我是跟这些人一道来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多谢您！”拜伦说话时还是显得很热诚，自从他开始痛恨德国人，居然还能跟一个德国军官如此客客气气聊天，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雪佛兰里还能给你让一个地方，硬木板坐着太受罪。”

她摇摇头，沉着脸望着德国人。

“请向您母亲问好。”军官说着，随便朝姑娘瞟了一眼，然后又对拜伦说，“她真够迷人的。”

“我一定转达。”

附近的几门大炮又连续开火，把军官说的话盖住了。他皱了皱眉，笑了：“华沙现在怎么样？很不幸吧？”

“他们看起来坚持得挺好。”

贝耶一半对娜塔丽，一半对拜伦说：“不像话！波兰政府完全不负责任，逃往罗马尼亚，弄得整个国家连个头头脑脑的都没有。两星期前就应该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样破坏太不合算，重新修建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市长倒是挺勇敢，这里对他很敬重，可是——”他耸了耸肩：“除非把它毁掉，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一两天之内也就结束了。”

“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拜伦说。

“您这样想吗？”贝耶愉快的笑容消失了。他微微鞠了一躬，手里摆弄着眼镜，走了。斯鲁特朝拜伦摇了摇头，也跟在军官背后走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惹他？”哈特雷小声说。

“啊，上帝，居然把围城的责任推到波兰政府头上！”

“他是那样想的，”娜塔丽奇怪地说，“他讲的是老实话。”

有人用德语喊了几句话，接着是一片发动机的响声和喇叭声，士兵们挥手送别，车队终于离开了坎托洛维茨教堂。这是一个小村子，教堂周围有五六间木屋，完好无损，但也被弃置了。这些撤退人员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见到过一个波兰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卡车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沿途尽是被焚毁的谷仓、被炸毁的房屋、被推倒的风磨、被摧毁的教堂和没有窗户或屋顶的校舍，地面被破坏，弹坑累累，树木被烧成焦炭。不过，这些景象倒还完全不像电影或书本中对上次大战战场的描绘，那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曲曲折折的黑色堑壕。现在的田野和树林还是一片翠绿，庄稼还在地里，不幸的只是居民都不在这里了。这情景简直像威尔斯(1)的小说里所描写的一批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乘着他们的三脚金属游览车经过这里，把人们全部化掉或吃掉，他们离去时仅仅留下很少的痕迹。在离开德国防线很远的地方，他们才碰到第一对波兰人，那是一个老农和他的妻子在夕阳斜照的田野里劳动。他们俩倚着农具，严肃地望着卡车开过。离华沙越远，他们碰到的农民也就越多，这些农民有的在地里干活儿，有的在修理被破坏的房屋，有的根本不理睬卡车，有的毫无表情地望着卡车通过。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或孩子。在这样偏僻的农村里，拜伦没有看到一个青年男子，只偶尔有两三个包着头巾，穿着裙子，从苗条的身材和灵活的动作判断，可能是少女。使拜伦感到更惊奇的是，他连一匹马都没有见到。马和马车原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一个标志。从克拉科夫到华沙，沿途有上千匹马，堵塞了道路，有的在地里干活儿，有的运兵，有的往城市拉笨重的东西。但是，一到德国防线的后方，这种动物仿佛就绝种了。

道路太颠簸，不宜谈话。撤退人员也都很疲倦，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在德国人手中，也许是感到恐惧，因此在头一两个小时，简直难得有人说一句话。他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相当原始的柏油路上，但是和偏僻农村的马车道比较，就变成一条平滑的公路了。车队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旁边停下来，小丘上耸立着一座用砖墙围住的女修道院，传话过来让妇女乘客下车“透透风”。妇女们兴高采烈地下了车，男人们就都跑到树底下，有的在路边小便。等车队继续上路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就轻松得多了。

话匣子打开了，娜塔丽开始讲她从女厕所听来的各种传闻。她说，全部中立国人员可以自由选择，飞往斯德哥尔摩，或者乘德国火车到柏林，转比利时、荷兰或瑞士。

“你知道，”她眼睛里闪着柔和的光芒说，“我真有点儿想去亲眼看看柏林呢！”

“你疯了？”哈特雷说，“你当真疯了吗？你准是在骗人吧！你就去斯德哥尔摩吧，小姐，你应该祷告上帝保佑他们能放你去斯德哥尔摩。这个姑娘有毛病了。”哈特雷对拜伦说。

拜伦说：“班瑞尔给埃伦·杰斯特罗的口信也适用于你：Lekh lekha。”

“Lekh lekha.”她笑了，拜伦对她讲过这件事。“快走，嗯？也许可以。”

“看在上帝的面上，”哈特雷喃喃地说，“别说希伯来语了。”

卡车在旷野和树林里耗了整整四五个小时。一切战争的痕迹都从这一片如画的景色中消失了，房屋、教堂、一座座城镇都完好无损，居民看起来跟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村居生活一样。有极少数年轻人，没有马。牛和家禽也很少。城镇的中心广场上飘扬着红色的卐字旗，有的挂在旗杆上，有的挂在市政厅的楼顶上。德国士兵站岗放哨，也有的徒步或驾摩托车进行巡逻。被征服的土地上一派和平景象。没有家畜和年轻人使城镇变得死气沉沉，农民也许更愁眉不展、郁郁不乐。但是，除了由德国人统治之外，生活和过去完全一样。

太阳沉到远远的地平线下，天边一抹短暂的、淡淡的红霞。卡车驶入黑夜，乘客们静下来。娜塔丽·杰斯特罗把头枕在拜伦肩上，握住他的一只手，他们两人都在打盹儿。

用德语发布的命令把他们惊醒了。灯光耀眼，他们来到一座大车站前边的广场上，人们正从排成一长列的卡车上下来。卡车下半截门还关着，两个戴钢盔的德国士兵走过来，哐啷一声把门打开了。“Bitteraus！Alle im Warte-saal！”(2)他们的态度显得很轻松，没有敌意的表示，说完就站在旁边扶妇女和老人下车。这是一个含着凉意的月夜，拜伦看到的不是一片浓烟和火光，而是黑夜，头顶上又是点点的星辰，因此他感到高兴。

撤退人员都乱哄哄地集中在候车室里，灯光依旧耀眼。大候车室一端的两扇门打开了，士兵们用德语喊着，走在拜伦和娜塔丽身边，把人群带进门去。拜伦替他们提着箱子，哈特雷像孩子一样挽住拜伦的胳膊。他们来到一间餐厅，里面摆满了厚木板搭起来的长桌子，桌上摆着食物。

这是拜伦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丰盛的一次晚宴。经过长途跋涉，加上被围困在华沙三个星期，伙食很坏，使他饥肠辘辘。因此，至少在这使他惊愕的最初时刻，他认为这次晚宴很丰盛。桌上摆满了一大盘一大盘的熏香肠和酸白菜，整块整块通红的火腿，一堆堆煮熟的土豆和油炸仔鸡，一摞摞新鲜面包，大壶大壶的啤酒，许多整块整块的黄色和橘红色干酪。但看起来这是一场恶作剧，是纳粹玩弄的一个残酷的诡计，一次巴梅西丝的宴席(3)，因为士兵们把这些中立国人员从桌子旁边带到墙跟前。他们一共有好几百人，都站在墙根儿，眼睁睁地瞪着远远的地方摆着的食物。几个德国士兵机警地端着枪口朝下的汤普森冲锋枪，站在他们和餐桌当中的地方。

扩音器里传来很清晰的德语：“欢迎！德国人民款待你们。我们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欢迎中立国家的公民，德国人民与一切国家谋求和平。和波兰的关系目前正常化了，背信弃义的雷兹-希米格维政权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不复存在了。一个崭新的、进行过清洗的、守法的波兰将从废墟上诞生，人人将在那里辛勤工作，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不可能再煽动来自国外的灾难性的冒险行动。元首如今有可能和平解决与大不列颠以及法国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从而在欧洲建立空前一致的新秩序。现在我们请大家入座就餐。祝大家食欲旺盛！”

十二名金发女郎身穿白色女招待制服，手里拿着咖啡罐和一摞摞盘子，像演员出场似的进了大厅。士兵们含笑离开桌前，用冲锋枪比画着请他们就座。片刻的难堪和恐惧。有人第一个从中立人员的行列里迟疑不决地走出来，另一个人也跟着走出来，走过他们和桌子之间的那块空地方。有些人跟上去，有的坐到矮凳上开始拿食物。接着一片嘈杂，人们蜂拥而上。

拜伦、娜塔丽和哈特雷也跟其他人一样冲上去抢座位，然后开始大吃他们生平最丰盛、甜蜜、可口的一顿晚餐。他们觉得特别满意的是咖啡，尽管是代用品，但是很烫，而且一批愉快、丰满的女郎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再主动为他们倒咖啡。当他们一边狼吞虎咽的时候，扩音器里送出吹奏乐，有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有进行曲以及轻快的饮酒歌。很多撤退人员唱起歌来，甚至连德国士兵也加入合唱。

你呀，你在我的心坎里，

你呀，你在我的灵魂中……

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拜伦感到心情为之一畅，这顿丰盛的晚餐、悠扬的音乐和周围兴高采烈的欢快气氛使他销魂，他竟挥着啤酒壶唱起来：

你呀，你给我带来多少不幸，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马克·哈特雷也跟着唱起来，虽然他那双眼睛始终在德国士兵身上打转。娜塔丽默默地用讽刺但是慈祥的目光望着他们两人。

饱食了这顿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一般的晚餐之后，他们神魂颠倒地回到候车室，看见棕色的瓷砖墙上贴着字迹潦草的字牌：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荷兰。他们站到贴着“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字牌下边。撤退人员像出去野餐回来一样，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各自找自己的地方去了。一批穿黑制服的人来到候车室。美国人不再交谈，欢快的声音从整个车站消失了。

斯鲁特阴沉地说：“大家注意，他们是党卫军，有话我来跟他们说。”

穿黑制服的人散开来，每个中立国人员小组去一个党卫军官。来到美国人小组的一位，相貌并不凶狠。他要不是穿着一身黑制服，佩着两条闪光的银杠，看上去完全像一个美国人，很像在火车或飞机上碰到的坐在你身边的一个保险公司的年轻推销员。他拿着一只黑色的公事皮包。斯鲁特走出来跟他打招呼：“我是莱斯里·斯鲁特，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临时代办。”

党卫军军官双手拿着皮包，立正鞠了一躬。“您的随员中有一位叫拜伦·亨利先生的吗？”他英语说得很流利。

“这位是拜伦·亨利。”他说。

拜伦上前一步。

“您的父亲是美国海军驻柏林的代表吗？”

拜伦点点头。

“这是通过外交部转给您的一封信。”拜伦把一个黄色的信封放到胸前的衣袋里。“您当然现在就可以看。”

“谢谢，我过后再看吧。”

党卫军军官转向斯鲁特。“我是来收美国护照的，”他讲话的声调轻快而冷淡，目光也很冷漠，甚至连这位外交官员都不看一眼，“请交给我吧。”

斯鲁特脸色刷白：“我有充分理由不交出这些护照。”

“您放心，这是正常手续，在火车上代为保管，在你们到达科尼希斯贝格之前再交还给你们。”

“那好。”斯鲁特做了一个手势，一位助手拿过一只厚厚的红色公事皮包，交给穿黑制服的党卫军军官。

“谢谢您，请把您的花名册交给我。”

助手拿出夹在一起的三页纸。党卫军军官把名单看了一遍，然后朝四下看了看：“我看你们这伙人里没有黑人，可是，有多少犹太人？”

斯鲁特镇定了一下才回答：“我很抱歉，我们的护照上不记载宗教信仰。”

“可是你们确实有犹太人。”那人随随便便地说，仿佛是谈到医生或木匠。

“我们这批人里即使有犹太人，我也只能拒绝回答，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一切宗教团体一律平等对待。”

“但是，也没有人提出要不平等对待。请您告诉我，哪些是犹太人？”斯鲁特用舌尖舔了舔嘴唇，镇静地望着他。党卫军军官说：“您提到你们政府的政策，我们将尊重这一政策。但是，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凡涉及犹太人，就一定要坚持分别登记，这里不牵涉任何其他事情。”

拜伦站在大家前面两步远的地方，他很想回头看看娜塔丽和哈特雷是什么表情，但他知道一看他们就要出事。

斯鲁特小心翼翼地用含着恳求的目光非常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很镇静，完全是一副打官腔的声调。“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犹太人。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我没有问过，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我奉命把犹太人区分开来，”党卫军军官说，“我现在必须进行这项工作。”他转向一批美国人说：“请按照你们的姓氏字母排成两行。”谁也不动，大家都望着斯鲁特。那军官又对斯鲁特说：“你这一批人现在归德国武装部队管辖，必须绝对服从战区的军事法令。我提请您注意这一点。”

斯鲁特朝候车室望了一眼，显得很为难。瑞士、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已经有好几个国家的犹太人被隔离出来，他们愁容满面，提着皮箱，耷拉着脑袋站着。“瞧，你要是非那样办，你可以假定我们都是犹太人。”他说话的声音开始颤抖，“还有什么事？”

拜伦听见他背后一个女人尖叫起来。“等一等，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斯鲁特先生？我当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愿被人看作犹太人，或当犹太人对待。”

斯鲁特转身气冲冲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一视同仁，扬太太，我是这个意思。请你跟我合作——”

“谁也不能把我当犹太人看待，”另外一边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也不准备花钱买这个称号。很抱歉，莱斯里。”

拜伦听出这两个人的声音。他回过头去看见党卫军军官对那个女人说：“是的，太太。请问您是什么人？”

“克莱·扬，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人，你当然能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这个干瘪瘦小的女人，年纪六十岁左右，是美国电影发行公司驻华沙办事处的簿记员。她哧哧地笑着，眼睛不停地溜来溜去。

“那您能帮忙指出你们这些人中哪些是犹太人吗，太太？”

“啊，不行，谢谢您，先生。那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

拜伦料到她会这样。他更担心的是那个男人，他是退伍军官，名叫托姆·斯坦莱，他曾经向波兰政府出售过重型机器。斯坦莱始终深信所谓希特勒是伟人，以及犹太人咎由自取，等等。

党卫军军官先问过斯坦莱的姓名，然后像跟普通人交谈一样，对他说：“请你告诉我，这批人里谁是犹太人？一定要等我知道以后，你们这批人才能离开。看起来你比你的代办更明事理。”

斯坦莱活像一只老火鸡，垂着双颊，耷拉着喉核，长着一撮灰头发。他脸红了，清了好几次喉咙，把手插到他那件棕色和绿色相间的花哨的运动衫衣袋里。美国人都看着他。“好吧，朋友，我会告诉你，我愿意跟你合作。可是，据我所知，我们这批人里没有犹太人。”

党卫军军官耸了耸肩，朝每个美国人看了看，然后盯住马克·哈特雷。他伸出两根手指弹了弹：“你，不错，你，打着蓝领带的，到这里来。”他又弹了弹手指。

“站着别动！”斯鲁特对哈特雷说，然后又对军官说，“我要知道你的姓名和军阶，我对这种手续提出抗议，而且我警告你，如果这一事件仍然继续，其后果将导致我国政府提出书面抗议。”

党卫军军官指着候车室，振振有词地说：“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都跟我们合作，这是你亲眼看到的，没有什么可抗议的。这不过是遵守本地方的规定。喂，你叫什么名字？”

“马克·哈特雷。”他说话的声音相当沉着，比斯鲁特还要镇定。

“马克·哈特雷，好！”党卫军军官冷冷一笑，笑得很特别，并且狠狠地瞪着眼睛。他这一笑简直像那个波兰士兵，在去华沙的路上拼命扯出租汽车司机胡子时的笑一样。“哈特雷，”他又重复说，“你生下来姓什么？”

“就姓这个姓。”

“是吗？你父母是什么地方人？”

“都是美国人。”

“是犹太人？”

拜伦说：“我认识他，先生，在华沙，我们总是一起去教堂。他跟我一样，都是美以美会教徒。”

身材高大、银灰色头发的牧师站在克莱·扬旁边，用手指摸着牧师服的衬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哈特雷先生来教堂的时候，是我主持礼拜。马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党卫军军官不以为然，他疑惑地对斯鲁特说：“这一个肯定是犹太人，我想只要检查一下身体就能——”

斯鲁特打断他的话：“这是侵犯人身，我要向上报告！在美国，一生下来就割包皮是很平常的事。”

“我就割了包皮。”拜伦说。

“我也割了。”老牧师说。

候车室里其他国家分离犹太人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人们都看着这批美国人，交头接耳，并朝他们指手画脚。党卫军军官都聚集在门口，只有一个军官身体很结实，但是已经秃顶，黑制服衣领上有金饰。他这时走到这批美国人跟前，把党卫军军官拉到一边，望着哈特雷，嘟哝了几句。军官一句话没说，推开周围的人，走到哈特雷跟前，拿起他的手提箱，打开皮带。

斯鲁特厉声说：“等一等，先生！这里不是海关，没有理由搜查属于私人的东西！”可是党卫军军官已经跪下一条腿，把箱子打开，在里边乱翻，把箱子里的东西弄了一地。然后，他拿起一本《新约全书》，在手里翻弄着，露出半是惊异、半是轻蔑的表情，把书递给他的上司。秃头查看了一下，把书还给他，双手在空中一挥。“好吧，”他用德语说，“一百个美国人当中有可能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可能呢？今年夏天会有犹太人来华沙，那除非是白痴。走吧，火车已经误点了！”他说完就走开了。

党卫军军官把印有烫金十字架的那本黑封皮的书扔到打开的手提箱里，他用脚踩在这堆东西上，像踩着垃圾似的，很粗暴地朝哈特雷打了个手势，要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党卫军军官又挨个察看每个人的脸，他走到娜塔丽·杰斯特罗面前，打趣地盯着她，仔细看了好半天。

“呃，你看什么？”她说。拜伦的心往下一沉。

“你长得挺漂亮。”

“谢谢。”

“也挺黑。你的祖先是哪里人？”

“我是意大利人。”

“你叫什么名字？”

“蒙娜丽莎(4)。”

“我明白了。你站出来。”

娜塔丽一动不动。

那军官哼了一声，开始翻阅花名册。

斯鲁特马上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下个月结婚。”

秃头军官在门口大声喊叫，朝这个党卫军军官挥手。这个军官只好无礼地把名册往斯鲁特手里一塞：“很好，你很爱你们的犹太人，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犹太人也都收容下来？我们这里多的是。”他又对拜伦说：“你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可是你居然替一个犹太人撒谎！那个人肯定是犹太人！”

“老实说，他不是。”拜伦说，“我觉得，马克是戈培尔博士那种脸型，你知道，又短又黑，一个大鼻子。”

“像戈培尔博士？好吧！”党卫军军官朝哈特雷和娜塔丽瞪了一眼，哈哈大笑，然后走开了。

扩音器里用德语广播：“全体犹太人到餐厅集合，其他人到七号月台上车。”

撤退人员朝漆黑的月台拥去，剩下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回到餐厅，一群穿黑制服的党卫军把他们围起来。

德国士兵在火车旁边把人群拦住，让外交人员先上车。

斯鲁特喃喃地对拜伦说：“我去找一间包厢，你在窗口找我。带着娜塔丽、马克，尽可能带上格林维勒牧师和他的妻子。”

不一会儿，拜伦就隔着滚滚的蒸汽，看见斯鲁特在灯光暗淡的车厢里向他招手。拜伦领着另外四个人一口气冲到车上，找到包厢。

“谢谢，”等大家都坐定，斯鲁特轻轻关上门，哈特雷小声说，“万分感谢！感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莱斯里·斯鲁特是大丈夫。”牧师说，“你表现得很高尚，莱斯里。”

“很高尚。”娜塔丽说。

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你知道，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么快。可是，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玩笑？”

“这可是非常冒险。”牧师说。

“简直是白痴。”哈特雷说。尽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他们讲话的声音还是很低。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哧哧的声音，并且叮当作响，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

“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

“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哈特雷说，“这帮人都是刽子手，刽子手！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

格林维勒牧师说：“哈特雷先生，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了解德国人民，现在残酷、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他们本质上是好的。”

“去斯德哥尔摩吧，”娜塔丽说，“我懂得一件事情了，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

“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哈特雷说，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显得特别苍老，老得不像样子。

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拜伦掏出那个黄信封，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用英文写着电文：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

(1)　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这里引用的故事出自他的科学幻想小说《星际战争》。

(2)　德语：请下车！都到候车室去！

(3)　典出自《一千零一夜》。巴格达王子巴梅西丝捉弄一个名叫斯恰克巴斯的穷人，请他吃饭，给他上一连串空盘子，问他好吃不好吃。他假装吃饱喝醉，把巴梅西丝打了一顿，巴梅西丝最后原谅了他。

(4)　意大利古典画家达·芬奇所画的一幅妇女肖像画的名字。

第十五章

一长列火车在一片腾腾的白色蒸汽中鸣着汽笛，隆隆地缓缓驶进弗列德累彻斯特拉斯终点站。罗达紧紧抓住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乱蹦乱跳，送他们到这里来接从科尼希斯贝格开来的列车的一位穿制服的外交部官员露出微笑。帕格发现他在笑。“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我们的孩子了！”他压倒一片嘈杂的火车声，大声喊道。

“是吗？那可是大喜事呀！”

火车停了，人们纷纷下车。

“我的天！”罗达喊道，“那个走下踏板的是他？那不可能是他，那简直是一副骨头架子！”

“哪儿？哪儿？”帕格说。

“不见了，就在那边。啊，他原来在这儿！”

拜伦栗色的头发又长又卷，乱蓬蓬的，苍白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显得又亮又大。他笑着挥手，可是，一眼看去，父亲几乎认不出这个尖下巴、面颊塌陷、衣服穿得很寒碜、举止随随便便的年轻人来了。

“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像罗达，但声音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拼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像二十五六岁。”

“你可是像一个鬼。为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里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一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虽然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1)，好多年后她才叫他的小名。拜伦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哥伦比亚去搞艺术，这使帕格很失望，她却暗暗高兴。华伦真是亨利的后代，用功读书，会开汽车，做事有始有终，在学校是优秀生，很注意军官的军阶，而且一步步地去追求它。她觉得，拜伦却像她自己，本质很好，因为梦想不曾实现而苦恼，甚至自暴自弃。

她发现他鬓角上的伤疤，大吃一惊，用手抚摸它，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开始讲述他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这段冒险旅行的经历，中间不时地打断话头，惊叹街上看到的景物：垂直插在腓特烈大帝塑像周围的许多面红卐字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穿褐色衬衫，打着黑领巾，穿着黑短裤，招摇过市；一群修女骑着自行车经过腓特烈大街；公园里的露天音乐会；正在转圈的旋转木马。“完全一派和平景象，不是吗？真是风平浪静极了！爸爸，战争情况如何？华沙陷落了吗？盟军害怕了吗？德国人是空前的撒谎专家。”

“华沙还在坚守，但仗实际上已经不打了。关于和西方媾和，则众说纷纭。”

“确有诚意吗？已经实现了吗？我的天，你要不要上咖啡馆看看，五百个柏林人当中，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不是在咖啡馆里吃酸面点心，喝咖啡，说说笑笑。当一个柏林人可真不错啊！我在干什么呢？想起来了，正好节骨眼儿上水泵坏了，螺旋桨的皮带也断了。头顶上德国飞机就没有断过，新娘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离最近的市镇还有二十英里。离开这里一英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些农舍，可是也都被炸成一堆瓦砾了——”

“农舍？”帕格机警地插嘴说，“但是德国人始终扬言他们的空军只袭击军事目标，为此，他们还拼命自吹自擂呢。”

拜伦哈哈大笑起来：“您说什么？爸爸，德国人的军事目标包括一切能动的东西，从一头猪开始。我也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我在地面上，而且活着。我亲眼看见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千百幢房屋被炸毁。德国空军不过是在进行演习，准备对付英法。”

“你在这里讲话可要注意。”罗达说。

“我们在车上，这里总该很安全吧？”

“当然，你说下去。”帕格说。

他认为拜伦的见闻可能是很好的情报资料。德国人正大肆宣传波兰人如何残暴，并且在报纸上刊登被残害的“日耳曼人”和德国军官的令人厌恶的照片，与此作为对照，同时还刊登了被俘的波兰士兵愉快地吃喝和跳民族舞蹈的照片，以及犹太人在施汤所就餐，对着摄影机微笑招手致意，德国大炮、坦克驶过安然无恙的农舍、城镇，愉快的波兰农民向他们欢呼之类的照片。拜伦谈的情况给这些宣传增添了有趣的色彩。

拜伦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到达绿林区之后，汽车驶进花园。“嘿！网球场！真大呀！”他仍然用狂热的声调喊道。大家都坐在躺椅上，啜着饮料。拜伦继续讲述华沙之围，讲到街上的死马、坦克陷阱和街角可怕的岗哨；自来水总管道被破坏以后，使馆厕所无法冲洗；整个街区的楼房失火，一帮人想用一桶桶沙去扑灭熊熊的火海。他还讲到马肉的滋味，炮声，医院走廊里成堆的伤员，一座犹太会堂缓缓地倒塌在街上，使馆地下室里一排排帆布床，顺着秋季野花盛开的土路穿过无人区的那次可怕的探察活动。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仿佛身临其境。柏林灰蓝色的暮色越来越浓了，拜伦依旧讲个不停，嗓子哑了，不断地用饮料润湿一下，但始终讲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惊人的表演，他父母一再地彼此交换眼色。

“我讲这些都讲得饿起来了。”拜伦说。他讲到德国人在克洛夫诺车站为他们设的那次惊心的晚宴。“到科尼希斯贝格又摆过这么一次。我们一上火车，他们就拼命给我们吃。这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往哪里装。我以为在华沙我会把骨髓都耗干的，完全耗光了，现在又装得满满的。不过，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吃，怎么吃？”

“拜伦，你的衣服太脏了，”罗达说，“你没有别的衣服了吗？”

“有满满一大箱，妈妈。在华沙，还端端正正地贴着我的名字呢，这时大概已经化成灰了吧。”

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喝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意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儿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沓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淡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做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都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现在大概是除了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裤子、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儿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从疲劳状态中完全恢复了，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看上去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

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

“那好，我也问问他布拉赫的那件事。”

“啊，不用问了，不用了，我不过想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他合作得很好。”

“您没有跟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订婚吧？”

“没有。”

“我本来不愿意过问私人的事，不过您比拜伦年长，而且跟他不一样，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跟各种年龄的人都合得来。”斯鲁特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于是帕格接着说：“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跟我们大部分人一起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再见，亨利中校。”

近午时分，罗达给帕格来电话，打断了他正在给罗斯福写的信。“这孩子已经睡了十四个小时了，”她说，“我有点儿不放心，进去一看，他的呼吸简直跟婴儿一样均匀，一只手托着腮帮。”

“那你就让他睡吧。”

“他需要向什么地方写报告吗？”

“不用，他最好是睡觉。”

帕格为了应总统的要求，把信写得随便一些，在最后写了一小段关于拜伦在波兰的冒险经历作为结束。他脑子里产生了各种想法，把他儿子的经历派了正式用场。他把信投进外交邮袋。回到家里，他因为越过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又耗掉了一个工作日而感到不自在。当然，他也因为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而沾沾自喜，但那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根据经验判断，认为这种联系很糟糕。

拜伦躺在花园的躺椅上，一边吃着碗里的葡萄，一边看一本“超人”滑稽丛书。他旁边的草地上大概扔着二十多本这种滑稽书，都是七拼八凑的东西，封面很俗气。“嘿，爸爸，”拜伦说，“这些宝贝怎么样？是弗朗兹收藏的。”（弗朗兹是管家。）“他说这是他多年来从游客手里讨来或是买来的。”

帕格一看这情景，吃了一惊。滑稽书始终是他们家引起风波的一个原因，直到拜伦去哥伦比亚大学才算完事。帕格禁止拜伦看这种书，只要一发现拜伦有这种书，他就把书撕毁或烧掉。但是毫无办法，这孩子完全上了瘾。帕格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讲出责备他的话来。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你觉得怎么样？”

“饿了。”拜伦说，“我的天，‘超人’丛书可真了不起呀！看这些书，看得我都想家了。”

弗朗兹用托盘给帕格端来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帕格一直默默地坐着，等管家走开。他等了好一会儿，因为弗朗兹揩完玻璃板台面，摘了几枝花，又摆弄了半天通往网球场的门上松弛的帷幔。他总喜欢待在能听见谈话的地方。这时，拜伦只管翻看他的“超人”丛书，把书都收到一起，然后百无聊赖地望着父亲。

弗朗兹回到屋里去了。帕格松了一口气，呷着冰威士忌，说：“勃拉尼，你昨天讲给我们听的可真有意思。”

儿子笑起来：“我想大概因为我又见到您和妈妈，有点儿晕头转向了，而且柏林使我感到很滑稽。”

“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不平常的情报。我想，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大概没有第二个美国人有机会从克拉科夫到华沙。”

“哦，我想报纸、杂志上早都登过了。”

“那你就错了。究竟谁在波兰犯下了暴行，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一直争论得很厉害，有少数逃出来的波兰人还有可能进行争论，像你这样的目击记将是重要的见证。”

拜伦耸了耸肩，又拿起一本滑稽书。“也许。”

“我希望你把这些写出来，我愿意把你写的材料送交海军情报部。”

“哎呀，爸爸，您对它的评价未免过高了吧？”

“没有。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写。”

“我没有打字机。”拜伦说着，打了个哈欠。

“书房里有一台。”帕格说。

“哦，那好，我见过。那就这样吧。”

以前拜伦经常随便敷衍两句，逃避学校的作业。可是，他父亲这次没有去管他，他倾向于相信儿子在德国人的炮火之下成熟起来了。

“斯鲁特今天来过了，说你在华沙帮了不少忙，往使馆运水等等。”

“哦，不错，运水可运得我够呛。”

“还有跟瑞典大使上前线的事。你冒着德方的炮火爬上瞭望塔，斯鲁特把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藏到农民家里。他好像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拜伦打开一本恐怖漫画，封面上画着一个狞笑的骷髅，把一个正在惊叫的半裸的少女抱上石阶。“哦，不错。那正是我们穿过无人区之前，我画了一张路线图。”

“斯鲁特为什么念念不忘这件事？”

“我想，大概因为那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因此他脑子里就留下印象了。”

“他还打算给我写一封信表扬你呢。”

“是吗？那好。他提到娜塔丽了吗？”

“他只说她去斯德哥尔摩了。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写报告吧？”

“一定。”

拜伦吃过晚饭就出去了，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帕格一夜没睡，他在书房工作，并且担心儿子。他儿子轻松愉快地告诉他，说是跟另外几个美国人听歌剧去了。他夹着一本新版《我的奋斗》的英译本。第二天帕格离家的时候，拜伦已经穿好衣服起来了。他穿着一件绒线衫、一条运动裤，在后门口散步，喝咖啡，看《我的奋斗》。晚上七点，父亲发现儿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坐在那张椅子上，喝冰威士忌苏打水。他完全陶醉在放在膝上的那本厚厚的书里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懒洋洋地跟父亲打了个招呼。

帕格说：“你的报告开始写了吗？”

“我就开始写，爸爸。嘿，这本书可真有意思，您看过吗？”

“看过，可是我并没觉得有意思。其实看上五十页也就完全清楚了，可是我想我应该看完，就只好硬着头皮把它看完了。”

拜伦摇摇头。“实在太好了。”他说着，翻了一页。

夜里，拜伦又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和衣躺下。这是帕格娇纵出来的老习惯。约莫十一点，拜伦醒来，发现自己衣服已经脱了，躺在被窝里。衣服搭在一张椅子上，上边摆着一张字条，写道：快把你那份该死的报告写出来。

当天下午，拜伦正挟着《我的奋斗》在选帝侯大道闲逛，莱斯里·斯鲁特突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斯鲁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哎呀，你原来在这里！太幸运了，我正想办法找你。你打不打算跟我们回美国去？我们星期四有飞机。”

“我还不一定。吃点儿咖啡、点心，怎么样？咱们来当一对柏林人吧。”

斯鲁特噘起嘴：“老实说，我还没吃午饭呢，好吧。你为什么看这种荒唐书？”

“我觉得这本书了不起。”

“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评论。”

他们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大咖啡馆的桌旁坐定，桌椅之间的空地上种着一丛丛鲜花，一支铜管乐队在阳光下演奏着欢快的华尔兹舞曲。

“我的天，瞧瞧这生活！”当一个侍者满面笑容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一边吩咐侍者，拜伦一边说，“你看见这些漂亮、有礼貌、诚恳、幽默而又愉快的柏林人了吧？你可曾见到过比这更美好的城市？多么干净！你看那些优美的雕像、巴洛克式建筑，还有那杰出的剧院，以及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新剧院，瞧瞧这些花园、树木，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苍翠而又整洁的城市！柏林宛如建筑在一片林海之中。运河纵横，多么雅致的小船，你看见那只拖船了吗？还有桥底下它那尖尖的烟囱？太迷人了！但是，正是这些可爱的人刚刚在波兰狂轰滥炸，用机枪从空中扫射居民，我留下的伤疤就是证明，正是他们把一座和柏林同样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你也许会说，这叫人不能理解。”

斯鲁特摇摇头，微微一笑。“战争时期，前后方的对比总是非常悬殊的。毫无疑问，当拿破仑在国外进行屠杀的时候，巴黎的妩媚依旧不减当年。”

“斯鲁特，你不能不承认德国人很奇怪。”

“是啊，德国人确实奇怪。”

“因此我才看这本书，为了对他们有更形象的了解，这本书是他们的领袖写的。现在看起来，写这本书的人简直是一个疯子。他说，犹太人正在秘密地毁灭世界，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认为犹太人既是资本主义者，又是布尔什维克，他们阴谋毁灭日耳曼民族，而只有日耳曼人才真正应该统治世界。看来，他将成为独裁者，把犹太人赶走，摧毁法国，占领半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以便为德国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我理解得对吗？”

“有点儿简单化，不过也相当不错了。”斯鲁特颇感兴趣，但他朝附近的几张桌子瞟了一眼，显得有些不自然。

“那好。这些可爱的柏林人喜欢这个家伙，对吧？他们投他的票，跟他走，向他致敬，向他欢呼。不是吗？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奇怪吗？他怎么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难道没有读过他写的那本书吗？他们怎么没有把他送进疯人院去？他们难道没有精神病院吗？要是不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那该送什么人呢？”

斯鲁特一边装烟斗，一边朝他周围的人张望。他发现没有人偷听，才放下心来，然后小声说：“你难道现在才发现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病吗？”

“我被一个德国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枪，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你从《我的奋斗》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那只是茶壶里冒的气泡，浅薄得很。”

“那你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吗？”

斯鲁特点燃烟斗，朝空中凝视了好几秒钟，然后露出学究式的谦逊的微笑，说：“我有一种看法，这是经过一番研究得出的结论。”

“能讲给我听听吗？我很感兴趣。”

“说来可就话长了，拜伦，而且很复杂。”斯鲁特又朝四下看了看，“另外找时间，换个地方讲吧，现在——”

“那你能告诉我该读哪些书吗？”

“你当真要看？你一定会觉得很枯燥。”

“凡你推荐的书，我一定都看。”

“那好，把你那本书给我。”

斯鲁特在《我的奋斗》一书的扉页上，用波兰出产的紫墨水开列了一张作者和书籍的名单，整整齐齐的斜体字写满了一页。拜伦顺着名单溜了一遍，心里不觉一沉，这些作家都是他没有听说过的，接着是晦涩的书名，有些举了两本书：费希特、施莱格尔、阿恩特、雅恩、鲁斯、弗里斯、门采尔、特赖奇克、默勒、范·登·布鲁克、拉加德、朗本、施本格勒……

名单上有几个名字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现代文明史课程时碰到过的，此刻像灰色面团里的一粒粒葡萄干似的映入他的眼帘：马丁·路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记得这门课最头痛，像天书一样。他从跟他要好的同学那儿弄来一本揉得又破又脏的课堂笔记，临时抱佛脚啃了一个通宵，考试成绩得了个D-。

斯鲁特用力画了一道线，又加了许多同样生僻的作家的名字：桑塔亚那、曼、凡勃仑、勒南、海涅、柯尔奈、劳希宁。

“这道线以下都是评论家，”他一边写一边说，“这道线以上是希特勒的一些德国先驱。我想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然后才能了解他。”

拜伦阴沉地说：“是吗？这些哲学家也需要了解？黑格尔、叔本华也要了解？为什么？连马丁·路德也要了解，为什么？”

斯鲁特相当得意地望着这张名单，又添了一两个名字，用力把烟斗吸得咝咝直响。“我认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是从德国文化的核心中产生的，也许是一个肿瘤，却是德国特有的症状。这是某些有见识的人说服我持有这种见解的。他们坚持只要具备同样的条件，任何地方都会产生这种情况。比如，在一次重要的战争中失败、条件苛刻的和约、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大批失业、共产主义日益增长、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等等，都将导致蛊惑者出现和产生恐怖统治。不过我——”

侍者走过来，在他送上食物的时候，斯鲁特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这位外交官一边喝咖啡，一边吃点心，一直目送侍者消失在视线里，才用很低的声音继续他的谈话。

“不过我不相信。我认为，如果不在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思潮——浪漫主义、国粹主义以及整个渊源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它包含在这些书中。如果你不打算逐字逐句读，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你就放弃。这是基础。”他把书推到拜伦面前，打开扉页，“来吧，这是一个开始。”

“塔西佗(2)？”拜伦说，“为什么要读塔西佗的书？他不是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吗？”

“是的。你知道阿米纽斯和条顿堡森林战役吗？”

“不知道。”

“那是公元九年，拜伦，日耳曼一位叫阿米纽斯的军事领袖一举将罗马人永远阻止在莱茵河岸，从而保全了欧洲腹地的原始圣堂。这甚至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导致罗马的最后灭亡，到今天还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策和战争。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想你应该看看泰西塔斯关于这次战役的描写。这些东西你愿意看也可以，不愿意看也可以。”

拜伦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地频频点头。“这些书你全都看过吗？每本都看过？”

斯鲁特嚼着烟斗，带着嘲弄的意味朝这位年轻人望了望：“我尽管没有完全记住，但是，不错，我都看过了。”

“我猜想，你实际上是想对我说，让我少管这些闲事，这些应该是获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们去研究的题目。”

“我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不过这确是一个难题。好了，拜伦，我现在去大使馆都有点儿晚了。你到底跟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将在星期四飞往奥斯陆，再从那里去伦敦，然后看机会，乘驱逐舰、货船、远洋邮船，也许坐飞机途经里斯本，反正赶上什么是什么。”

拜伦说：“娜塔丽有什么打算呢？她后来有点儿跟我犯脾气了，不愿意跟我多说话。”

斯鲁特看了看表。“她跟我也闹别扭，爱理不理的。我真是不知道。”他迟疑起来，“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别的事，你也许不爱听，也许不相信，但事实如此，也许你还是知道更好一些。”

“你只管说吧。”

“我向她问起你，问起你是否打算回锡耶纳。她回答说：‘我可不希望他回去，我从心眼儿里盼望我再也不跟拜伦·亨利见面。你如果有机会，请转达我的话，并问候他。’你一定觉得奇怪。她走之前，你们吵过架了吧？我敢肯定，你们争吵过了。”

拜伦镇定一下神色，说：“也没有当真吵过，不过她好像脾气坏到极点了。”

斯鲁特说：“她情绪不好。她说坐了一路火车腰酸背痛，就是因为这个。她说这话多半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她很感激你，跟我一样，我的确也感激你。”

拜伦摇了摇头：“说实在的，我对她从来都摸不透。”

斯鲁特朝账单瞟了一眼，把压在茶碟下边的五颜六色的马克收起来，说：“好了，拜伦，你看，咱们没时间来讨论娜塔丽·杰斯特罗了。我只想对你说，自从两年前在伏尔泰码头的一次非常无聊的鸡尾酒会上第一次见到她以后，我心里就从来没有过一刻平静。”

“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呢？”斯鲁特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拜伦说。

这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又坐回到椅子上，盯着拜伦看了好几秒钟。“是这样，拜伦，只要她同意，我也不能肯定说我就不娶她。”

“哦，她会同意的。听我说，我想我多半留在这里跟家里人团聚团聚，我不去奥斯陆。”

斯鲁特站起来，伸出手：“我把你的护照等交给你父亲的管家。祝你幸运。”

拜伦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我的奋斗》说：“我非常感谢你的一席讲话和这张书单。”

“这也作为你对我帮忙的一点点回报吧。”斯鲁特说。

“在你离开柏林之前，如果知道娜塔丽的行止，”拜伦说，“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

斯鲁特一边用烟斗拍打手掌，磕掉烟灰，一边说了句“一定”，随后匆匆消失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拜伦又要了一杯代用品的咖啡，打开《我的奋斗》，这时咖啡馆乐队奏起一支愉快的奥地利民间舞曲。

(1)　勃拉尼在英文中有“盐水”“海水”的意思。

(2)　塔西佗（约55 —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第十六章

维克多·亨利在美国期间，他妻子竟然坠入了情网。这是二十五年来，即使她丈夫在国外的时间更长一些，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战争一爆发，她觉得有那么一种解放的味道。她四十五岁了，突然感到自己长期遵循的生活准则有些过时了。整个世界都在摆脱旧的束缚，她为什么就不能放松一下，也就稍稍放松那么一点点呢？罗达·亨利并没有把这种内心的斗争说出来，但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也就照办了。

她以前很漂亮，而且一直保持着她的美貌，因此她总是常常引起男人对她的注意，也就不乏招惹是非的机会。但是，她跟帕格·亨利对她一样，始终对他坚贞不渝。她喜欢上教堂，唱赞美诗和祈祷都很虔诚。她相信上帝，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的救世主，不过她也从来不是陷得很深，她深信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真诚，有良好的品德。海军军官太太们闲聊天的时候，把那些不忠实、品格不好的人骂得一钱不值，罗达骂起她们来，也是最厉害的。

除开一些普普通通的接吻之外，朦胧的过去，只有一件事多少损坏了她那否则将是非常完美的记录。一次，在马尼拉，帕格出海参加舰队演习去了，罗达在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上多喝了一些香槟酒，基普·托莱佛送她回家，竟想动手去脱她的衣服。梅德琳当时还在襁褓中，正好被噩梦惊醒，哭起来，算是解救了她。等她把梅德琳哄得不哭了，自己也开始清醒过来。酒醒之后，她对基普没有流露丝毫责备的意思，换上一件很得体的长睡衣，有意识地把他赶出家门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毫无疑问，第二天早晨，基普也跟她一样感激梅德琳。在海军中，维克多·亨利实际上是他最不敢冒犯的人。

从这以后，罗达见了托莱佛总有点儿躲躲闪闪。她常常想，要是梅德琳不醒，不知会出什么事。她当真会将错就错吗？那样的话，她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她永远不会知道了，她不打算自寻烦恼了，那次应该归咎于喝酒。但是，想到不是老帕格，而是另外一个男人给她脱衣服，她还是有那么一种愉快的感觉。罗达把这保留在记忆里，深深埋藏到心底。

巴穆·柯比博士腼腆、严肃，长相丑陋，已经五十四五岁了。罗达专门为他设了晚宴，晚宴后，她在跟萨丽·福莱斯特评论客人时，下结论说柯比属于“脑筋特别可怕”的那类人。仅仅出于社交上的礼貌，她在酒会上用她往常卖弄风情的话去挑逗他，结果还是白费。“柯比博士，既然你的朋友、我的丈夫不在，我就让你坐在我的右边了，咱们可不要错过了大好时机呀！”

其实事情几乎就这样完结了。罗达最讨厌这种拘谨的人，但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偶然讲到第二天要到勃兰登堡一家工厂去。罗达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一方面，她长期以来就想观光一下这座中古的城市；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柯比也是她丈夫的客人。

途中，他们在旅馆彬彬有礼地吃了一顿沉闷的午饭。几杯摩泽尔葡萄酒下肚，柯比兴奋起来，开始讲他自己和他的工作。跟帕格共同生活，罗达已经学会听懂技术性的谈话了，因此，当她向巴穆·柯比提出一个很细致的问题时，柯比突然笑了。她以前好像从来也没见过他有笑容，满嘴大板牙，一笑就露出牙龈。他笑得很粗犷，像一个知识渊博、胃口很好的男人，笑得一点儿不惹人讨厌，但像他这样一位刻板的工程师，这样一笑，就叫人吃惊了。

“你真的很关心吗，亨利太太？”柯比博士说，“我很愿意原原本本讲给你听，只是我很担心因此惹一位漂亮的女士腻烦。”

他这一笑、他的话以及讲话的声调都说明，他对她的卖弄风情并不是完全不加理睬，与此相反，他很喜欢她。她有些慌张，用手摸了摸头发，卷了卷她那白皙的小耳朵旁边的波浪。“说老实话，我觉得都太有意思了，你尽量说得浅近些吧。”

“好的，这可是你自找麻烦。”

他仔细给她讲磁力扩大器，他称它为“磁伞”，这种设计是专供电力很高的情况下准确控制电压和电流用的。罗达接连提了几个很内行的问题，很快就弄清了关于柯比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写了以电磁学为题的毕业论文。四十岁的时候，他放弃了在通用电气公司或西屋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机会，决定自己投资制造磁力扩大器。长期以来，筹集资金弄得他焦头烂额，到现在才算刚刚偿清债务。战争工业需要大量磁力扩大器，而在这方面，要数他是泰斗了。他来到德国，因为德国在某些部件的质量上超过了美国。他是来学习他们的技术，并购买他们的镍合金丝的。

她还了解到他已经丧偶，而且已经当祖父了。他谈到他去世的妻子，随后两人又推心置腹地谈到自己孩子们的优缺点。柯比一旦克服自己腼腆的心理状态，就跟大多数男人一样，喜欢谈论自己。他讲到资金给他造成的重重困难以及最后获得的巨大成功，把她深深地迷住了。她忘记了羞怯，谈话兴致很好，而且讲得都很得体。实际上，罗达完全不用费一点儿力，就非常吸引人。有些女人在跟男人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自己的各方面全部展示出来，丝毫没有勉强，也不伪装，弄得对方眼花缭乱。罗达就是这种类型的女人。维克多·亨利早就发现这一点了。他并不埋怨，但有一次，他感到她一定还有所保留。巴穆·柯比也被这初次交往的、极其强烈的印象击中了。他又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当他们来到勃兰登堡时，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他去办他的事，罗达手里拿着导游手册，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古老城市里闲逛，她心里却不知为什么老想着很久以前跟基普·托莱佛有失检点的那件小事。这次她又多喝了几口葡萄酒，微微有些醉了，好一会儿才驱散这酒意。

傍晚，他们回到柏林，柯比请她吃晚饭，并且去看歌剧。接受这一邀请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罗达赶回家把衣服跟鞋都翻腾了一遍，头发梳过来梳过去，懊恼来不及理发，用什么香水也迟疑不决。等柯比来接她时，她还没完事呢，她害他等了一个钟头。当姑娘的时候，她总是让男孩子们等。帕格彻底治好了她这个毛病，因为海军的社交生活都必须严格遵守时间，他不许罗达给他惹麻烦。巴穆·柯比等候她把自己打扮起来，这件事本身简直是一个美妙的、小小的怀旧举动，像啃香蕉皮似的，是可爱的、孩子气的任性。它几乎使罗达感到自己又变成十九岁了。

但是镜子道出了不同的情况，不过连镜子这天晚上都对她似乎特别友好，照出她那闪闪放光的眼睛、漂亮的面庞、那始终没有改变的非常苗条的身段，她的臂膀从下到上都那么圆滚滚的，那么紧，不像许多女人臂肘以上往往很松弛。她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衣服，大模大样地来到客厅，这套衣服上缀的金纽扣是她为取悦希特勒才特地买的。柯比正坐着看帕格的一份技术杂志。他摘下黑色宽边眼镜，站起来吃惊地喊道：“哎呀，你真是太漂亮了！”

“我太不好了，”她说着，挽起柯比的手臂，“磨蹭了这样久，可这是你自找的，整整累了一天，还要约一个老太婆出去。”

歌剧演出《茶花女》(1)，他们发现两人原来早就很喜欢这出戏，感到很高兴。后来，他建议去见识见识闻名的柏林夜生活。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不过，既然柏林夜生活是世界谈论的中心，如果亨利太太不介意的话，不妨去稍稍见识一下。

罗达一听这个建议，哧哧地笑起来。“这简直像做一场噩梦，你说是不是？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建议，我欣然接受，但愿不要传到我的朋友们耳朵里去才好。”

因此，凌晨两点通过里斯本“马布尔海德”号转来的纽约长途电话打到亨利家里时，没有人接。罗达正呷着香槟，看一个丰满的德国金发女郎裸露着乳房，在幽暗的蓝色烟雾中跳来跳去。罗达还不时朝巴穆·柯比博士瞟上一眼。柯比严肃的长面孔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叼着一支长烟斗，怀着多少有些厌恶的心情望着这位非常卖力、已经汗水淋漓的舞女。罗达感到激动和特别震惊，因为除了在美术作品里以外，她从来没有见过裸体舞女。

从这次以后，直到她丈夫回来之前，她跟柯比一起消磨了很多时间。他们去一些不大常去的餐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等帕格一回来，这番没有恶意的小小风流韵事就停止了。

在万湖为巴穆·柯比饯行本来是罗达的主意，但是她让萨丽·福莱斯特出面请客，说她自己已经很好地款待过这位非军人的客人了。她什么也没有说，但萨丽·福莱斯特可能已经觉察到其间的奥妙。尽管华沙还在顽强抵抗，但波兰战争结束在即，因此两位武官觉得可以利用中午的时间做做消遣。柏林一派和平景象，传说连粮食配给也快取消了。拜伦用使馆的汽车送他们到游览区。哈弗尔河畔一片开阔的沙滩上，有些人在阳光下散步，有些人坐在色彩缤纷的大阳伞下面，穿着紧身衣的运动员迎着秋季的微风在那里锻炼。

午餐的时候，福莱斯特夫妇点了菜，配给并不太明显。人造奶油点心吃起来还跟平常一样，是奶油的味道。他们还吃到了味道非常鲜美的比目鱼和很好的羊腿。午饭吃到一半，扩音器突然咔嚓咔嚓响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接着传出非常决断、清楚的德语广播：“过几分钟将有最重要的消息向全国广播，请注意收听！”

河边游览区到处播送同样的内容。散步的人都停下脚步倾听，正在远处沙滩上跑步或翻筋斗的运动员小小的身影也突然停止活动。幽雅的皇阁饭店顿时掀起一片激动的低语声。

“你猜想会是什么？”又开始放音乐，播送纤细、柔和的舒伯特的弦乐曲时，萨丽·福莱斯特说。

“我猜想是华沙，”她丈夫说，“想必是结束了。”

柯比博士说：“你估计可能是停战吧？这星期我听到各种关于停战的传说。”

“啊，要是那样，就太好了。”罗达说，“在战火没有真正蔓延开来之前，就把这场愚蠢的战争煞住！”

拜伦说：“战争已经在进行了。”

“哦，当然，”罗达说着，负疚地微微一笑，“对于可怕的波兰事件，他们总要适当解决。”

“不会停战的。”帕格说。

餐厅外边拥挤的露天咖啡座和大厅里的谈话声越来越高。德国人一个个目光炯炯，手舞足蹈，彼此争论着、笑着，捶着桌子，四面八方都喊着要香槟酒。在播送重要消息之前，扩音器里放了几节李斯特的乐曲，嘈杂声渐渐沉静下来。

“Sondermeldung!（特别消息！）”一经宣布，除了偶然几声餐具碰撞的声音之外，整个餐厅一片寂静。扩音器突然咔嚓响了一下，一个庄严的男中音说了简短的两句话：“元首的最高统帅部发布消息：攻下华沙。”

整个餐厅一片鼓掌欢呼。妇女们站起来跳舞，男人们互相握手、拥抱、亲吻。扩音器里拼命播送铜管乐，先播送Deutschland über Alles(2)，随后播送Horst Wessel Lied(3)。皇阁饭店餐厅里吃饭的人，除了这几个美国人之外，全都站立起来。一眼望去，只见沙滩上散步的德国人都站住了脚步，大多数人还伸出手臂行纳粹举手礼。餐厅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行礼、唱歌，于是响起一阵不谐调的、粗俗的、带着醉意的国社党党歌的歌声。维克多·亨利朝周围一看，不觉毛骨悚然，他即刻意识到德国人在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是要大打一番的。随后，他发现了一件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事。他儿子坐着一动不动，面孔非常冷酷，紧闭着嘴唇，他那双白皙的、关节很明显的手紧握着放在桌上。拜伦从五岁开始就从来不流眼泪，可是现在他竟哭了。

整个餐厅的人都站着，只有这几个美国人依旧坐在那里，大家都用含着敌意的目光望着他们。

“他们是要我们站起来吗？”萨丽·福莱斯特说。

“我不站起来。”罗达说。

招待他们的侍者是一个穿黑衣服的矮胖子，留着一头很长的不打卷的亚麻色头发，在这之前对他们一直很亲切，照顾也很周到，这时却站在那里伸着胳膊大喊大叫，显然在嘲笑这几个美国人。

拜伦什么人都没有看见，他只看到沟渠里泡得胀腾腾的死马，一排排被炸坏的楼房上钉着一块块黄色胶合板，校园里周围开满了红花的石鹅，一个穿紫丁香色衣服的小女孩从他手里接过一支钢笔，以及夜里教堂尖顶上空闪烁的橘红色照明弹。

歌唱完了，德国人又鼓掌欢呼了一阵，然后相互祝酒。弦乐奏起饮酒歌来，整个餐厅欢快地拼命唱道：

你呀，你在我的心坎里，

你呀，你在我的灵魂中……

拜伦害怕听到这支歌，害怕回想起他从华沙火海中逃生不过六小时以后，为了填饱肚皮和讨一杯啤酒，竟跟着德国士兵一道唱起这支歌来。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侍者开始撤美国人桌上的杯盘，弄得杯盘叮当直响，酒和残汤溅得到处都是。侍者还用臂肘顶撞他们。

“请你留点儿神。”福莱斯特上校说。

侍者照旧毫不客气地胡乱收拾着。当他用盘子碰着萨丽·福莱斯特的头时，她轻轻叫了一声。

帕格对他说：“哎呀，去叫你的头头儿来！”

“头头儿？我就是领班，我是你的头头儿！”侍者哈哈大笑着走开了。脏盘子依旧留在桌上，桌布上留下红一块、黄一块的湿漉漉的水渍。

福莱斯特对亨利说：“最好还是走吧。”

“哦，越快越好！”萨丽·福莱斯特说，“付钱吧，皮尔，付完钱咱们就走。”她拿起钱包。

“咱们的点心还没有来呢！”帕格·亨利说。

“真该揍这个侍者一顿屁股。”柯比博士脸都气歪了。

“我去！”拜伦说着，准备站起来。

“千万别这样，孩子！”福莱斯特上校拉住他的后背说，“他正盼望出事，我们可不能惹麻烦。”

侍者从他们旁边经过，朝另外一张桌子走过去。亨利喊道：“我请你叫你们的头头儿来！”

“您不是很着急吗，尊敬的先生，”侍者嘲笑地说，“那您最好走吧，我们餐厅里很忙。”他断然转过身去，背对着亨利，走开了。

“站住，回来！”

帕格没有喊叫，也没有咆哮，他只是用冷峻、锋利的命令口吻，压住了餐厅里的一片嘈杂声。侍者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去叫你的头头儿，马上就去！”他直勾勾地盯着侍者的眼睛，表情严肃、认真。侍者的神色变了，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附近就餐的人盯着他们，窃窃私语起来。

“我想咱们还是走吧，”萨丽·福莱斯特说，“犯不上找麻烦。”

侍者很快就来了，背后跟着一个秃头、长脸的高个子，穿着一套大礼服，露出很匆忙、很不友好的神情说：“什么事？您有什么意见？”

“我们是美国人，都是武官。”帕格严肃地说。“你们唱国歌，我们没有起立，我们是中立国人员。这个侍者想寻衅，”他指着桌子，“他故意乱来，弄得很脏，讲话很不客气，还撞了这几位女士。他的举动很卑鄙。告诉他，叫他规矩点儿，最好给我们换一块干净桌布，好上我们的点心。”

维克多·亨利突然讲出这些话时，那头头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在亨利的逼视下，他迟疑起来，望望周围就餐的人，随后即刻朝侍者大发雷霆，在空中挥动着双臂，脸涨得通红。他恶狠狠地发了几句脾气，然后转身对帕格·亨利深深鞠了一躬，冷冷地说：“一定好好招待你们，我向您道歉。”说完就匆匆走开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侍者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态度，简直一点儿也不差，丝毫没有发火、抱怨或懊恼的痕迹。这件事后来就被忘掉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很快就把盘子收走，换上了干净台布。他微笑，鞠躬，开几句小玩笑，还尽量不让杯盘弄出响声来。要不是他的脸涨得血红，他就跟当初招待他们的讨人喜欢、态度和蔼的德国侍者一模一样了。他们在叫饭后点心时，他笑嘻嘻地频频点头，说着关于热量的俏皮话，热心地向他们推荐各种甜酒和烈性酒，笑着鞠了一躬，然后才匆匆地走开不见了。

“我可不待在这里。”福莱斯特上校说。

“可我们的点心还没吃呢。”帕格说。

“干得太好了，”柯比对帕格·亨利说着，很特别地朝罗达瞟了一眼，“干得太漂亮了！”

“哎，帕格有他的办法。”罗达爽朗地微笑着说。

“不错，爸爸！”拜伦说。维克多·亨利匆匆看了他一眼，流露出对他很满意的神情。

美国人很不自然地匆匆忙忙吃着点心，只有维克多·亨利吃他的果馅儿饼，喝咖啡的时候很随便。他打开一支雪茄，侍者连忙跑过来给他点烟。

“我看我们可以走了，”他说着，喷了一口烟，“时间都浪费掉了，上校跟我都在欺骗美国政府。”

当天晚上，很晚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在草地上喝咖啡。罗达说：“我看你带回家许多工作，我本来以为我们能去看埃米尔·扬宁斯的新片子呢，不过我可以带一个女孩去。”

“去吧，我可不是埃米尔·扬宁斯的影迷。”

罗达喝完咖啡，留下父子俩坐在幽暗的夜色里。

“勃拉尼，报告写得怎么样了？进行得如何？”

“报告？啊，不错，报告。”拜伦坐在椅子上，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胳膊肘放在膝上，握着双手。“爸爸，我有点儿事想问您，我如果参加英国海军或皇家空军，您觉得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眨了眨眼，沉吟了片刻才回答。“你是想去打德国人，我猜对了吧？”

“我在华沙过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用处。”

“这可是你的一个大变化呀！不过，我觉得当职业军人现在已经过时了。”

“不是作为职业。”

帕格坐在椅子上，朝前弯着身子，一面抽烟，一面看自己的双手。拜伦老爱伸开两腿，仰靠在椅子上，这时却在模仿他父亲。他们俩的姿势看起来一模一样。“勃拉尼，我想盟国不会跟希特勒搞秘密妥协，可万一他们订了秘密协定呢？那就肯定会展开和平攻势。假设你参加英国军队，很可能因此失掉你的国籍，这会给你带来一系列困难。而且等战争一结束，怎么办？那你就该整天跟空洞的公文没完没了地打交道。为什么不等一等，观望观望再说呢？”

“我也这样想。”拜伦叹了一口气，朝椅子上一靠。

帕格说：“我倒不想给你这种值得钦佩的冲动泼冷水，不过当前最好还是在我们海军里担任一些积极的工作，并且——”

“不了，谢谢。”

“你听我说完，你已经被任命为军官，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那些现在在海上的预备役人员将会得到最好的职位，你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得到提升。战争时期，你跟军官学校毕业的人待遇一样。”

“那样的话，我得在里边待好几年。可是，到战争结束以后呢？”

“你反正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往锡耶纳给杰斯特罗博士写了一封信，我正在等候回音。”

父亲不再提这件事了。

罗达去看埃米尔·扬宁斯主演的影片，但她先办了一些别的事。她半路用车把巴穆·柯比博士从旅馆接出来，送他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其实完全不必要，因为柏林出租汽车很方便，但她提出来要送，柯比也接受了。也许她就是告诉丈夫，为表示礼貌，她对客人最后再关心这么一次，也未尝不可，但是她并没有对丈夫讲。

在汽车里，他们俩几乎没有讲话。她把车停下，自己到咖啡馆的休息厅，让他去办理登记手续。她如果碰上熟人，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并且编出一套关于她丈夫的事情来。但是，她并不担心，只感到一种又苦又甜的兴奋情绪。她对所做的这一切一点儿不感到负疚，她并没有不好的意图。她喜欢巴穆·柯比，一个男人对她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也喜欢她。事实上，这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战争年代的小小罗曼史。双方彼此彬彬有礼到可笑的程度；这是抑郁的火花，幻术般出其不意地闪现一下，即刻就永远消逝了。这和当初她跟基普·托莱佛酒后失态，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毫无相同之处。

“我想，就是这里吧。”柯比说着，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他头发斑白，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每次总这么神经质地往椅子上一坐，她总觉得这动作显得特别孩子气。他们四目相视，一直到端上饮料来。

“祝你幸福。”他说。

“哦，好，我有过幸福，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她呷着代基里酒(4)说，“你要去里斯本的联运票，他们给你办了吗？”

“办了，不过泛美航空公司的特快客机很挤，我可能要在里斯本停留几天。”

“我希望有机会去一次，我听说里斯本正在成为欧洲最繁华的城市。”

“来吧。”

“啊，巴穆，别拿我开玩笑了。哎呀，我应该叫你弗莱德，是不是？可我一直想到你是巴穆。弗莱德，叫弗莱德的人太多了，你并不是因为叫弗莱德才引起我注意的。”

“那太奇怪了。”他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

“怎么？”

“安妮叫我巴穆，她从来不愿意叫我别的名字。”

罗达转动着酒杯的杯脚：“我要是认识你妻子就好了。”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巴穆，你觉得帕格怎么样？”

“嗯，他可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工程师懊恼地噘起嘴，“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安排他在这里好像有点儿不合适。坦白地说，他是一个心胸相当狭窄的老水手。但是，我不了解他。他的头脑很敏锐，他在那次宴会上可吓了我一跳，他对侍者来那么一手相当不简单。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叫人理解的古怪人。”

罗达笑了：“你说得太对了。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对他了解也不怎么透。不过，我觉得帕格的确有点儿太简单，甚至太迂腐了，巴穆。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不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头脑简单得太过分了。”

“他是一个爱国者呢，还是一个职业海军军官？这是两回事。”

罗达歪着头，笑起来：“那我就说不准了。”

“我对他了解越多，就越敬重他。”柯比望着他那双紧握着杯子的大手，皱了皱眉头，“你听我说，罗达，最主要的是，我是一个正派人。就算我这么说吧，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安妮去世以后，我一直郁郁寡欢，是你使我重新活跃起来，我很感激你。你不会生气吧？”

“别讲傻话了，我也很高兴，而且你明明知道我也高兴。”罗达从皮包里拿出一块手帕，“不过我会难过一两天，该死！”

“为什么？我以为你会很满意呢。”

“哦，别说了，巴穆。谢谢你请我喝酒，你最好上飞机去吧。”

“好了，别难过。”

她对他笑了，她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我很好，亲爱的。过一段时间你就给我来一封信吧，普普通通随便写几句，好让我知道你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我希望你能这样。”

“我当然会写的，我一回到家就给你写信。”

“真的吗？那太好了！”她用手帕揩了揩眼睛，站起来，“再见！”

他也站起身来，说：“他们还没有报我的飞机呢。”

“没有吗？可是我当司机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分手吧。”他们走出休息厅，在静悄悄的机场上握别。战争使机场停止了工作，许多部门的灯都黑了。罗达紧紧握了握柯比博士的手，踮起脚，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踮起脚去吻一个男人，多少总是一桩非常奇怪的事。她张开嘴。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次告别。

“再见，祝你旅途愉快。”她匆匆离去，在拐角的地方连头也没有回。她看过许多埃米尔·扬宁斯主演的影片，因此跟帕格谈他主演的片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拜伦总算开始写关于他在波兰冒险之行的那份报告了。维克多·亨利看他写好的五页枯燥无味，只好强压下怒火，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记得拜伦讲过的每一件事，一句句向他的文书口授。第二天，儿子读着这长达十七页的成果，非常吃惊。“哎呀，爸爸，你的记忆力可真了不起呀！”

“你拿去按照你的意思定稿吧，事实一定要弄得准确无误，把你自己的东西也加进去，星期五交还给我。”

维克多·亨利把修改好的报告交给海军情报部，但是忘记送一份给总统了。

这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柏林几乎一派和平景象。拜伦在绿林区过着闲散的生活，硬着头皮一本又一本地啃莱斯里·斯鲁特开的书目上的图书。每星期，他跟父亲打三四次网球。他网球打得很好，但是帕格刻苦、顽强，起初把他打败了。拜伦吃得好，加强了锻炼，又有充足的阳光，变得身强力壮，不再那么面黄肌瘦，球也打赢了。为此，帕格跟他都感到高兴。

一天早晨，他来到大使馆里父亲的办公室，看见地板上放着一只捆得很仔细的大旅行包，贴着他亲笔写的标签，旅行包里装着他留在华沙的衣服、鞋和衬衫。这件小事足以说明德国方面的工作效率相当惊人。但是，他拿到这些衣服，心里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德国人很崇拜美国式的服装。他简直变成很时髦的人了。每当这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下楼来到大厅，不管他穿什么式样的衣服，大使馆里的德国姑娘总要盯着他看。他那一头深棕色的头发闪着红光，面孔清瘦，每当他若有所思地微笑时，那对蓝湛湛的大眼睛就睁得更大了。拜伦并不去理睬姑娘们自作多情的顾盼，他每天早晨等信，可是总不见从锡耶纳有信来。

十月初，元首准备在国会发表演说，向英法提出和平倡议。宣传部在克洛尔歌剧院为外国外交官员划出很大一片座位，帕格把他儿子也带去了。拜伦经历了华沙之围，后来又读了《我的奋斗》，他在心目中把阿道夫·希特勒当成卡利古拉(5)、成吉思汗、伊凡雷帝(6)之类历史上的巨人。等希特勒本人往讲台上一站，他不觉吃了一惊。希特勒不过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矮胖子，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灰色上衣，黑裤子，提着一只红色的公事包。拜伦觉得他像一个扮演创造历史的伟大而可怕的人物，但是演得很蹩脚的二流演员。

希特勒这次用一种很平常的、通情达理的声调讲话，完全像一位年长的政治家。这位德国领袖，在这种清醒状态下，居然满口谎言，讲得十分荒唐、可笑。拜伦不断朝四下张望，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反应。但是，德国人都坐在那里，一个个板着面孔。就连外交官们也只是偶尔动动嘴唇，那也许是嘲讽的表示。

这个穿灰色上衣、身材不高的人说，强大的波兰进攻德国，并企图把德国消灭掉，勇敢的德国士兵并没有被突然袭击打垮，他们已经对这种野蛮侵略行径给予了应有的惩罚。一场严格控制在只攻击军事目标的战争，正经获得了闪电式的彻底胜利。华沙以外的波兰平民，遵从他个人的命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有遭到任何损失或伤害。还是遵从他的命令，德国司令官要求波兰当局撤退他们的公民，并发给他们护照，波兰人却怀着罪恶目的，坚持把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留在城市。

拜伦认为他这些厚颜无耻的谎言分明是掩人耳目。关于撤退华沙的妇女、儿童问题，所有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曾竭尽全力协商了好几个星期。德国人甚至从未予以答复。拜伦认为《我的奋斗》本身就是满纸弥天大谎，他知道德国追随这个疯狂的撒谎大家已经多年。但是，此刻希特勒撒谎事小，主要是中立国人员已经了解到事实真相，全世界的报纸也为他们提供了情况，希特勒这些谎言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希特勒究竟为什么要讲这些不攻自破的胡话呢？他这次大概是专门讲给德国人听的。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希特勒在演说中讲到向英国和法国“伸出和平之手”时，态度为什么如此温和？为什么为外交官员保留了这么多座位？

“的确，如果四千六百万英国人要求统治四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希特勒用非常温和、和解的语调说着，手心向外，举起双手，“四千二百万德国人要求和平耕种历史上本属于他们的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无可厚非。”他这是指他在欧洲中部建立的新秩序，以及扩张了的第三帝国。他说，英法如果同意维持现状，就可以谋求和平。他还暗示，如果能将德国过去的老殖民地归还德国，那就更好。元首在结束演说时，又故态复萌，咆哮，嘲讽，挥动着双拳，攥着拳头伸出一根指头指着天空。当他描绘大规模战争的恐怖时，他用双手拍着屁股，说他害怕这场战争，并且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天夜里，帕格·亨利在他的汇报中写道：

希特勒气色很好，他显然具有一级恢复能力。也许战胜波兰使他的身体强壮了些。总之，他不再显得憔悴，气色好极了，背不驼，声音很清楚，也不沙哑。而且，至少他这次演讲时，声音非常愉快，步履轻快、有弹力。如望此人健康状况恶化，将是可悲的错误。

演说讲到谁发动了波兰战争，以及德国人对和平居民所采取的有效措施等等，没有新鲜货色。而且，身为元首，居然撒下弥天大谎。他这些谎言大概是讲给国内的人听的。他的德国听众看起来很相信他的话，但很难捉摸他们的真实想法。

今晚，电台围绕“伸出和平之手”的倡议大做文章。显然，我们将不断听到“伸手”这个词，可能直到战争结束，尽管这种说法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提过了。他这一倡议是可信的。盟国一旦接受这项建议，德国将获得半个波兰，作为这场闪击战轻易取胜的代价。同时，毫无疑问，德国还将收回世界大战前原属于它的殖民地，用以奖励其武装力量所具有的完美的骑士精神。希特勒对提出最荒唐的建议向来不觉得丢脸，而且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了。那么，再做一次尝试又有何妨呢？

至少，如果他获得了他所建议的停战与和谈，那么毫无疑问，英法舆论将会缓和、放松。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整顿萧条的工业力量，以便最后摊牌。总之，这是一篇很聪明的演说，这位领袖摆出高姿态，而且似乎具有一种魔力。我能找到的唯一缺点是，讲话显得枯燥、杂乱。即使是这一点，也可能是有意的。希特勒今天已经不是当年的一个疯狂的纵火犯，而是一位欧洲颇有见地的政治家了。他除了具有其他才能之外，还是一位天才的杂耍演员。

帕格让拜伦也写下他对这次演讲的看法。拜伦给他半页打字纸，上面写道：

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希特勒仍旧贯彻他在写《我的奋斗》时的那些思想。他在这本书里谈到战争宣传的一章中说，群众像“女人”一样，凭感情、意气用事，你要对他们讲话，就比如对一个最愚昧无知的人，这样才能收到广大听众心悦诚服的效果。他的演说通篇都是连十岁的半无知的德国孩子都骗不过的谎言，他的和平建议也是德国总掠夺计划的组成部分。大概希特勒把其他国家也看成跟他自己的国家一样，否则，我实在无法理解他这篇演说。我到今天才理解希特勒多么瞧不起他的人民，他认为他们极端天真而又愚蠢。他们追随他，爱他。我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不正确呢？

他父亲觉得这段话写得不坏，就在括号里注明“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国观察家的评语”。

以后的几天里，德国电台及报纸大肆宣传。意大利和日本也把元首吹捧成空前伟大的和平使者，一股强大的和平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和美国。但是，“丘吉尔一类的”战争贩子企图扑灭各国人民对元首伸出和平之手的热烈反响。他们一旦得逞，随之而来的将是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他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帕格从中立国驻柏林情报机构获悉，法国有人想从中斡旋，以便终止战争，但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当真相信希特勒的讲话。关键还是承认事实，或继续打下去。

正当各种传说纷纭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闪电式的惊人消息：一艘德国潜艇居然潜入苏格兰北部斯卡帕海湾英国船只停泊区内，击沉“皇橡”号战列舰，并安全返航！

新闻影片里出现的是严肃的、脸胖胖的元首和一个神经质的、板着面孔、头发向后梳的年轻人——海军少校普伦握手的镜头。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中非常遗憾地称赞了普伦的技术和勇敢，这一报告使纳粹宣传部忘乎所以，写这一报告的正是丘吉尔本人。戈培尔的广播电台宣称，“皇橡”号沉没对和平是一大贡献，因为这么一来，将会更加认真考虑元首的“伸手”倡议。

为中立国家的武官与普伦会见安排了一次小型招待会。维克多·亨利把儿子的名字也列入名单，军衔是美国海军少尉，拜伦因此收到一份请柬。父子俩在出席招待会之前，先到格罗克中校的寓所吃便饭。格罗克住在一幢窗户凸出在墙外的老式房子的四层楼上，一套房间又黑又小，没有电梯。房间里笨重的家具摆得乱七八糟，简直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吃饭时，只有咸鱼和土豆，但烧得很好，拜伦觉得很可口。他本来以为格罗克一家都很讨厌，但发现他们很家常。话题转到拜伦在波兰的那段经历时，主妇倾听着，露出一副不愉快的、慈祥的表情。“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但愿只有和平，真正的和平，我们不要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德国，再来一次战争，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彻底毁灭了。”

罗达说：“战争太可怕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要战争，可是我们在这里偏偏碰上这种麻烦。”

格罗克问维克多·亨利：“你看怎么样？盟国会考虑元首这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吗？”

“你是要我讲漂亮话，还是真想知道一些情况？”

“不要讲漂亮话，维克多，跟我不要讲漂亮话。”

“那好。德国只有摆脱希特勒和他的统治，才能获得和平。你们甚至还能保持你们既得的一切，但是他那一伙必须下台。”

格罗克和他的妻子在烛光下彼此交换了眼色。“那是没有希望的，”他摆弄着空酒杯说，“如果你的人民不愿了解德国，那只好打出一个结果来。你不了解一九二〇年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那种制度再延续几年，那就不可能有海军，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什么也不可能有，德国就完蛋了。亏得他站出来，使德国恢复了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你们有一位罗斯福，我们有他。维克多，你知道，我在纽约一家游艺俱乐部，听见有人把罗斯福称作发了疯的瘸腿社会主义者。有千千万万人恨他，对吧？我不是一个纳粹，我从来不认为希特勒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确。可是，该死，他偏偏是胜利者！他跟罗斯福一样，把事情都对付得很好。你想让我们把他摆脱掉？首先，这根本不可能，你知道什么是政体。即使可能，我们也决不那么做。但和平还是有可能的，那就要靠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希特勒。”

“那是谁呢？”

“你们的总统。英法眼看就要垮了，要不然他们会在九月份发动进攻。他们几时才会重新遇上这种机会呢？他们能够坚持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感到有美国做他们的后盾。只要你们的总统明天对他们说一句话——‘我不支持你们反对德国’，那世界大战在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将会有百年的繁荣昌盛。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们的总统也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来保证日本不敢从背后猛扑过来。”

维克多·亨利已经不止一次想到这种情况：他和格罗克在“不来梅”号上的会晤绝非偶然。“我看，咱们该去出席招待会了吧。”他说。

海军少校普伦正在一一迎候衣冠楚楚的武官们。轮到拜伦时，普伦露出吃惊、好奇的神色。“你很年轻，”他仔细打量着拜伦的脸和他那身剪裁得很合身的黑礼服，一面和他握手，一面用德语说，“你是在潜艇上吗？”

“不是。也许，我应该是。”

普伦非常迷人地一笑，而且突然特别热情地说：“啊，这对你最合适不过了，只是你还得再结实些。”

穿蓝制服的水兵把椅子排好，准备讲话。潜艇艇长讲话非常坦率，这使帕格·亨利大吃一惊。毫无疑问，普伦是在没有月色的黑夜，趁平潮浮出水面潜入港口的。这是料想得到的。但是，普伦根本无权把德国空军在空中拍摄的港口入口情况的照片给大家看，并对港口障碍进行分析，这等于把他们搜集情报的具体办法，向英国人和盘托出。它同时也泄露了德国侦察摄影的技术情报，这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它将是下次写汇报的一个重要内容。

拜伦跟他父亲一样，仔细倾听着，生动的细节吸引着他。普伦德语讲得很慢、很清楚，拜伦能听懂他讲的每一个字。他仿佛看见黑夜里微弱的北极光映出潜艇的轮廓，湿漉漉的前甲板上反射出红色和绿色的光点，把艇长急得半死。他甚至看到岸上的汽车前灯在黑暗中突然一闪，正好射到舰长室，他也感到眼花缭乱。他看见前面有两艘深灰色的军舰，潜艇减低速度，准备发射四枚鱼雷。他听见斯卡帕湾冰冷、乌黑的海水冲击着船身。当鱼雷仅仅命中一艘军舰时，他甚至跟德国人一样感到失望。

这之后才是故事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普伦不但没有立刻逃跑，反而在皇家海军停泊区的海面上缓缓地兜了一个大圈，以便重新装鱼雷。英国并没有因为遭受鱼雷袭击而发出海下警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斯卡帕湾内会出现德国潜艇，而“皇橡”号战列舰把受到鱼雷袭击一事误认为军舰内部发生爆炸。因此，普伦才有可能冒险发射第二轮的四枚鱼雷，并获得成功。

“这次我们命中了三枚，”普伦说，“以后的事你们都清楚了。我们击中了火药库，‘皇橡’号几乎立刻就沉没了。”

他并不感到高兴，但也不为九百名英国水兵丧生而感到遗憾。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且他在执行这次夜间任务时死去的可能性比那些英国水兵更大。他很可能落入陷阱、触礁或被水雷炸得粉碎。拜伦也这么想。普伦出海去，完成了任务，回到家里，他在这里非常认真、内行、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故事。这里不是华沙，也没有公路上被炸死的马和孩子。

帕格和儿子在灯火管制的一片蓝色灯光下，沿着荒凉的街道缓缓地驱车回家。他们没有谈话。当汽车拐到他们那条街上的时候，拜伦说：“爸爸，你曾经想到过上潜艇吗？”

父亲摇摇头：“他们那些人都是怪人。等你一上潜艇，你就会发现这工作可不简单。这位普伦很像我们自己的海军潜艇员，有时我简直忘记他讲的是德国话。”

“如果我应召入伍的话，”拜伦说，“我想，我会选择当潜艇员。”

汽车在房前停下。帕格·亨利一只臂肘倚着方向盘，在仪器板微弱的反光下望着他儿子，露出一丝苦笑。“你不可能每天击沉一艘战列舰。”

拜伦板起脸来，非常严厉地说：“你认为我是为了这个吗？”

“要知道，”帕格说，“做潜艇员对身体要求可特别严格，他们会让你在学校受严格的锻炼。不过，要是你真感兴趣的话——”

“不，谢谢，爸爸。”父亲说服他的时候，他笑了，并且耐着性子摇了摇头。

维克多·亨利常常想再谈谈潜艇员这个话题，但怎么也引不起儿子的兴趣了。

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跟拜伦一起参观船坞和工厂。德国驻美国武官曾提出参观要求，出于礼貌，自然也要回请一番。帕格·亨利觉得跟儿子一道旅行很愉快，遇到不方便的地方，拜伦可以将就；恼火的时候，他开玩笑；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飞机票订满了、误了火车、行李找不到了，或是旅馆的预订单丢失了，他都能随机应变。帕格自以为很有办法，拜伦却比他父亲更胜一筹，他能用一种从容的态度化险为夷，把失物找回来，说服工作人员或售票员想办法。在跟工厂主、企业主和船坞主吃饭的时候，拜伦能一坐就是两个小时，面带笑容，一言不发，只有跟他讲话时，他才简单而又得体地回答一两句。

“你好像对这很感兴趣。”他们那天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参观了埃森市的克虏伯工厂，在雨夜非常疲倦地驱车返回旅馆时，帕格对拜伦说。

“这确实很有意思，比大教堂、宫殿和民间的风土人情都有意思得多。”拜伦说，“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德国。”

帕格点点头：“不错，德国的工业设备正是希特勒指向世界的一支枪，有必要进行研究。”

“而且是一支相当有分量的枪。”拜伦说。

“太叫人放心不下了。”

“爸爸，跟盟国相比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相比呢？”

尽管克虏伯工厂派出送他们的轿车里有一块玻璃挡板，把他们与司机隔开，但帕格还是感到司机正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

“问题就在这里。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业设备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希特勒目前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为我国并没有把工业作为武器的愿望。如果没有人阻止，德国可以凭它的工业力量控制世界。他既有手段，也具备这种愿望。亚历山大征服世界时，马其顿并不算大。巴西可能相当于德国的四倍，潜力是德国的十倍，但是真正算数的是目前所具备的能力和愿望。从理论上讲，我始终认为英法两国联合起来，还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从理论上讲，普里摩·卡纳拉应该击败乔·路易斯(7)。希特勒准备干一下，因为他认为能战胜他们。这是较量双方工业能力的根本办法，不过总有些危险性。”

“那么，也许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原因就在这里，”拜伦说，“是工业生产能力的较量。”

“那也不尽然，不过这是主要的。”

“我确实受益不浅。”

帕格笑了。拜伦每天晚上都在旅馆里勤奋攻读黑格尔的著作，常常不合书本，睡上一两个小时。

“黑格尔的著作，你读得怎么样了？”

“刚刚开始懂得一点儿。我简直不能相信，不过他好像比希特勒还疯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教员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

“也许他的著作对你来说太深奥了。”

“也许，不过问题是我觉得我了解他。”

到达旅馆时，脸色阴沉而傲慢的司机给他们打开车门，狠狠地瞪了拜伦一眼。拜伦回忆了一下自己说过的话，决定今后小心，不能随便说希特勒是疯子。他估计司机不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黑格尔派。

英法宣布拒绝元首伸出的手，从而激怒了德国电台。几天之后，突然从外地到了一批航空邮件，其中有一封是埃伦·杰斯特罗寄来的。寄给使馆的邮件，按规定是不经检查的，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信件每隔一两个星期就突然来一大包。红绿相间的一个意大利航空信封上，胡乱地盖着紫红色、黑色和红色的邮戳。杰斯特罗博士还是用旧打字带打字，说不定还是原来那条打字带。拜伦觉得他太心不在焉，而且办事也太笨手笨脚，如果没有人替他换打字带，他会一直用旧的，用到最后打到纸上完全等于空打了。拜伦不得不把信拿到很强的灯光下，才勉强辨认出来。

亲爱的拜伦：

娜塔丽不在这里，我收到她从伦敦写来的一封信，她将设法回到锡耶纳来，或者至少做短期逗留。从私心出发，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她不在，我实在感到束手束脚。

现在谈谈你的事。我不愿鼓动你回来。我不阻拦娜塔丽，因为老实说，我需要她。在她那方面，她也感到她对不中用的叔叔有责任，这是血统的联系，使人有一种非常甜蜜、安适的感觉。你却没有这种义务。

如果你来了，而我又突然决定离去或被迫离开（这种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想到你费力破财，徒劳往返，我会多么不安！我当然非常希望你来这里，但是我又必须节省开支，不能负担你从柏林到这里的旅费。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到意大利（我总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很希望和你面叙。

同时，我应该对你的关心表示感谢，尽管你的关心很可能和想了解娜塔丽的行止有微妙的联系，我还是应该感谢你。而且，为你着想，我还要劝你忘掉锡耶纳、君士坦丁，忘掉杰斯特罗一家吧。

感谢你为我的侄女所做的一切。我从她的信中知悉，你救她脱险，甚至救她一命，你给我的短简却那样谦虚，竟只字未提。我多么庆幸你与她同行！

请向你的双亲致以最热切的问候。我曾经和你父亲在电话里做过简短的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你忠实的埃伦·杰斯特罗

十月五日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父亲正坐在门厅面对花园的一张躺椅上。他朝父亲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帕格双手捧着一杯威士忌苏打水，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拜伦回到自己房间，埋头啃黑格尔的著作和他那难于理解的“精神世界”，一直啃到晚饭时分。

维克多·亨利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罗达始终忍耐着，一直到上冷食，她才戳着冰激凌说：“好了，帕格，到底怎么回事？”

帕格阴郁地朝她看了一眼：“你没有看那封信吗？”

拜伦觉得母亲的反应很特别，她直起腰，目瞪口呆。

“信，什么信？谁写来的？”

帕格对拜伦说：“你把我梳妆台上那封信拿来给你母亲。”

“我的天，”罗达看见拜伦拿着一个粉红色的信封下楼时，急切地说，“原来是梅德琳写来的！”

“你以为是谁写来的？”

“我的天，我怎么会知道？看你的神气，我还以为是德国秘密警察或是什么人写来的呢。真是这样，帕格。”她仔细把信看了一遍，“怎么？这里边有什么不是吗？加得相当多呀，二十美元一星期。”

“你看看最后一页。”

“我看了。啊，我明白你指的什么了！”

“十九岁的年纪，”帕格说，“就居然在纽约有她自己的住宅了！我当初让她离开学校，真是庸人自扰。”

“帕格，你到这里时我就对你说过不行了，她不能再注册了。”

“那她也该尽量试一试。”

“不过，梅德琳没关系，她是一个好孩子，跟你一样严谨。”

“可是现在一打仗，”帕格说，“整个世界都要四分五裂了。一个女孩子，干什么能挣五十五美元一星期？这相当于一个有十年军龄的少尉的收入。这太荒唐！”

罗达说：“你总是把梅德琳当孩子。我想，她大概是跟你开玩笑，惹你生气了。”

“我真希望我能回到她那里去，在她四周好好看看。”

罗达用双手的手指敲着桌子说：“你要我回去跟她在一起吗？”

“那需要一大笔花费。要是有政府许可，那又是一回事，可是——”帕格转向拜伦说，“你打算回去，是吧？也许你能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

“说实在的，我正要跟您谈这件事。我也收到一封信，杰斯特罗寄来的，我准备去锡耶纳。”

“是吗？”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沉默。

罗达说：“咱们还是再商量一下，好不好，勃拉尼？”

“那个女孩子在那里吗？”帕格说。

“不在。”

“她回美国了？”

“没有，她准备想办法从伦敦去锡耶纳。”

“你打算怎么走？”

“坐火车，到米兰和佛罗伦萨有定期的火车。”

“费用怎么办呢？”

“我有足够的路费，我把挣的钱差不多全部攒下来了。”

“你准备去做什么呢？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去对一座意大利的山城进行调查研究吗？”

“如果征我服兵役，我就走。”

“你真是胆大包天，要是发现你不去，海军部非抓你回来，关你几年禁闭不可。我为你感到荣幸，勃拉尼，随你的便吧！”维克多·亨利咳嗽了一声，卷起餐布，离开饭桌走了。拜伦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脸色苍白，下巴的肌肉直抽动。

罗达知道跟她儿子谈也无用。她到楼上自己的化妆室，从贴身衬衣下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得粉碎。

(1)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创作的歌剧，剧情取自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

(2)　德语，歌名，《德国至上》。

(3)　德语，歌名，《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4)　一种由朗姆酒、柠檬汁和糖调制成的鸡尾酒。

(5)　卡利古拉（37—41），罗马皇帝。

(6)　伊凡雷帝（1530—1584），俄国第一个沙皇。

(7)　两人都是拳击手，卡纳拉是1933年的世界冠军，后为路易斯所击败。

第十七章

静坐战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假”战争

华沙陷落之后到挪威事件之间这段为期半年的沉寂，在西方被称作“假”战争，这是援引一位美国议员的用语。我们称它为Sitzkrieg或“静坐战”，这是针对Blitzkrieg(1)的俏皮话。从英法方面讲，这种说法可能是适当的。在这段喘息时期，他们的确对自己的军事力量丝毫没有加以改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坐着，预言我们要遭到失败。

这段微妙、晦暗的时期刚刚开始，元首就向国会做了“伸出和平之手”的演说。他这次演说也和他的其他政治活动一样，经过精心策划。如果当初盟国轻信这一演说，我们很可能会发动震惊西方的十一月进攻。华沙陷落后，希特勒对此已经做了安排，我们也积极进行筹划。目前西方政治家对元首已经产生了某种戒心，他们的反应使人感到失望。但这毕竟关系不大。由于气候恶劣，以及供应问题无法解决，急躁的元首不得不一再推迟行动日期。于是，袭击法国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只是不断变更日期和战略。进攻日期总共推迟了二十九次，同时准备工作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继续进行。

在我们草拟Fall Gelb（即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的时候，我们参谋部最喜欢阅读法国报纸和军事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学术文章。文章说我们即将屈服于经济压力，我们觉得这些文章很可笑。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第一次开始真正上升。我们获悉，巴黎的生活比战前活跃、轻松。英国首相张伯伦反映了西方的想法，说：“希特勒错过了大好时机。”在这被迫拖延的半年时间里，尽管元首大本营无休止地干扰，德国军火工业生产依旧开始上升，一个袭击法国的完善的新战略方案终于出笼了。

在芬兰的骚乱

苏联进攻芬兰使静坐战时期暂时活跃起来。

斯大林在与里宾特洛甫谈判签订协定以后，始终不变的政策是，趁我们与民主势力作战之际，尽一切可能扩张领土，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我们最后摊牌。希特勒为了腾出手对付西方，已经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境内的大片土地让给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像俄国沙皇或布尔什维克其他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这时是他吞并卡累利阿地峡和控制芬兰湾的大好时机。当他的使者对骄傲的芬兰人进行威胁，企图霸占这片领土而宣告失败时，他决定诉诸武力。芬兰的主权当然遭到了蹂躏。

但是，使全世界震惊的是，苏联统治者竟因为进攻进行得很糟而陷入困境。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红军大丢其脸，在芬兰竟暴露出他们原是一批装备和训练极差，指挥力量也很薄弱的乌合之众，连一个训练有素但是弱小的敌人都不能战胜。这可能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清洗大批军官的结果，也可能是俄国人传统的低能，加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害影响，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调遣最蹩脚的军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芬兰确实英勇击退了斯拉夫侵略者，苏联始终未能从军事上击败他们。最后还是用俄国传统打法，为数不多的芬兰保卫者终于淹没在强大的炮火之中，沐浴在斯拉夫人流下的血海里。这样，斯大林的愿望实现了，他把我们的芬兰朋友推回卡累利阿地峡，形成了列宁格勒防线。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行动实际上在一九四一年挽救了列宁格勒。

圣诞节，芬军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就是著名的苏奥穆斯萨尔米战役，芬军以死伤约九百人的代价，造成苏军约三万人被歼灭或冻死。经过这次战役，大家就不可能再把苏军当作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的敌对力量。后来，赫尔曼·戈林称这次芬兰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敌行动”，意思是说，俄国人故意在芬兰示弱，以便把他们的战斗力伪装起来。这也成为德国空军在东方失利的一个荒唐借口。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斯大林俄国的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从这时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在东线苏军手中彻底崩溃，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谈到，不过他们在芬兰的表演确实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计划。

静坐战结束：挪威

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进攻芬兰一事大肆宣传，并酝酿给予芬兰军事援助，但结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开辟芬兰战线迫使希特勒面临北方的强大威胁，英国企图占领挪威。

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准确的情报。英国的这一计划，并不像纽伦堡审判中指控德国军队的某些计划和“阴谋”一样，英国的这一计划是实际存在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开写到这一计划。他承认英国的进攻日期定在我们之前，后来取消了。因此，我们抢先进入挪威，完全出于侥幸，是时间问题。

苏芬战争使挪威问题尖锐化，因为英法完全可以利用“援芬”作为借口，在挪威登陆，并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挺进。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北海两侧均设英军基地，这对我们的潜艇形成了封锁，从而扼住了我们在海上的主要咽喉。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瑞典运进铁矿的船只，冬季航线必须沿挪威海岸行驶。如果没有这一铁矿资源，我们就不能坚持长期战争。当最高司令部向希特勒承认存在这种危险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进行“威悉河演习”，并占领挪威，黄色方案再一次推迟。

在纽伦堡法庭上，海军上将雷德尔因“阴谋侵占中立国挪威”而定罪，而曾经拟订过同样计划的英国却坐在审判席上，这一事实实在令人遗憾。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促使我对自己在纽伦堡的经历处之泰然。我认为那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失败所导致的必然政治结果。如果战争的结局正好相反，我们因丘吉尔阴谋占领挪威而将他处以绞刑，世界舆论又当如何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占领挪威，是在非常优良的英国舰队实际炮火下进行的一次惊人的水上行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成功并不是由于希特勒的指挥，而是无视他的指挥的结果。我们在海上遭到惨重损失，尤其后来当我们计划进攻英国时，驱逐舰奇缺。但比起我们获得的战果，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微乎其微了。我们先发制人，阻止了英国，开辟了更广阔的海岸线，粉碎了对我们的封锁，并且保证了整个战争年代瑞典铁矿石的供应。

在挪威的错误

希特勒的外行在挪威暴露得很糟糕，每次战役中都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厉害。

无论在哪一方面，外行的标志就是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而内行的标志则是危急关头善于随机应变，最高超的用兵艺术就是要求在战云密布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希特勒的惊慌失措表现为两种形式：当部队正在运动的时候，他突然命令部队停止作战；在战役的中途突然变更目标。这两个弱点在威悉河演习中都表现出来。我在分析挪威战役时，详细记述了希特勒整天歇斯底里大发作，坚持要我们放弃纳尔维克这个真正的据点，以及他突然疯狂策划用“不来梅”号大邮船攻占特隆赫姆港等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能成功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那完全是因为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在挪威不顾元首的干扰，进行了有效而干练的工作，统率了一支精锐部队，拟订了正确的计划。

这种来自上面的偶然干扰往往影响整个作战行动。阿道夫·希特勒多年来为了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不仅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耍尽了狡猾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此人对权力是贪得无厌的，很遗憾德国人民不了解他的真实本性，等到真正了解，已经为时太晚。对这次篡权的背景，我要做粗略的说明，因为它对六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有重大的影响。

希特勒如何篡夺了军权

一九三八年，他和他的一批纳粹宠臣竟然肆无忌惮，捏造罪名，指控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有名望的将军行为不检。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了几个犯有这类性质错误的实例。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不在此赘述。纳粹分子准备利用这个罪名暗中把一批有经验的将领大胆搞掉，而希特勒本人居然一跃而成为最高司令！他强迫德国武装部队的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一行动表明他了解德国人的忠诚性格，他们一旦宣誓，就将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一誓言。

由于对我们的一批有名望的将领进行了人身攻击，捏造了罪名，我们参谋部就被堵住了嘴，解了体，因而对这次篡权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抗议。德国军队一向不受政治控制，这使德国军队长久以来成为我国一支坚强力量。现在德国军队的绝对独立宣告结束，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的指挥权，在战争开始前一年光景，落到一个奥地利街头鼓动者的掌握中。

就这件事本身而论，还不算是一次灾难性的变化。希特勒对军事还不是完全无知。他在战场上当过四年步兵，而学会作战还有比这更坏的办法呢；他贪婪地阅读过历史和军事著作；他对历史事件有非凡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遇到重大问题，他善于追根究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他甚至具有和妇女同样的直觉感。如果一个政治家经常向士兵听取命令执行的情况，那么在战争中，这将是一种优良的指挥作风。一个具有胆略的政治冒险家，由一个平民跃居统治地位的查理十二世式的人物把德国统一成一支坚强的力量，加上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指挥集团，我们的总参谋部具备这一切，我们本来完全可能取得最后成功。

可是希特勒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这一点毁了他，也毁了德国。从重大的战略方针，到微乎其微的细节，都由他一人包揽。在战争时期，我们唯一有效而压倒一切的原则是：希特勒指挥一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于我们竭力设法阻止一次为期过早的对法国的进攻，希特勒在总参谋部做了一次粗暴的演讲，警告我们说，任何人胆敢违抗他的意志，他将进行无情的打击。像他的其他许多恫吓一样，他这话确实做到了。到战争结束时，总参谋部大部分人员都被免职，不少人被枪毙。要不是他后来发狂自杀，我们迟早都难免一死。

这样一来，伟大德国的坚强人民和勇敢无畏的德国士兵，都沦为希特勒外行指挥下的御用工具。

希特勒和丘吉尔：一个对比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到他的部长们尽职的情况，流露出对希特勒的羡慕，说希特勒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可以丝毫不受干扰，也不用去说服目光短浅的职业军人。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英国，使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丘吉尔和希特勒一样，是外行干预军事的一把好手。两人都是从政治上极端失意的境况中崛起掌权，都是主要依靠他们那三寸不烂之舌控制群众。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不管有多少错误、多少失败和灾祸，都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的忠诚。两人都喜欢夸夸其谈，对经济和后勤的现状所知甚少，更不关心。两人都是在失败面前不肯屈服。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备惊人的个性，足以抑制在他们讲话过程中提出的合理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个人与希特勒接触中有丰富而痛苦的体验。最大的区别是，丘吉尔到最后不得不听从职业军人的意见，而德国人却认为命中注定该效忠于Führer Prinzip(2)。

如果丘吉尔拥有阿道夫·希特勒所窃取的权力，盟国的军队在一九四四年向被丘吉尔称为“平静的轴心”的可怕的山峦起伏、水中障碍重重的巴尔干半岛进军时，肯定会全军覆没。我们会在这里歼灭他们，意大利战役就是一个证明。只有在诺曼底的广阔平原上，运用大量质量低劣、廉价的福特产品的美国作战方式才有用武之地。巴尔干半岛将会重新掀起一场德摩比利隘口战役(3)，取胜的将是巴尔干人，遭到失败的将是丘吉尔。相形之下，加利波利(4)的失败也就微不足道了。

如果拥有元首的权力，丘吉尔就会轻举妄动，试图收复希腊岛屿，并袭击罗得岛，从而将供应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盟国登陆艇白白浪费掉。一九四四年，他喋喋不休地要求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进行这一荒唐而愚蠢的行动，直到他们拒绝再和他谈这件事。

丘吉尔是一个受到民主约束的“希特勒”。德国如若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应当记取这两个人的不同结局。我并不赞成议会无尽无休的辩论。就信仰而论，我一向拥护保守的君主制。不过，不论政体结构如何，今后我们都应该将军事委托给训练有素的将领，军事部门坚决不允许搞政治的人插手。

英译者按：以上希特勒与丘吉尔的这一不伦不类、肆意歪曲的对比，当然略去了根本性的区别。历史家，甚至包括大多数德国历史家在内，一致的意见认为希特勒是一个侵略、掠夺成性的残暴的冒险家，而丘吉尔却是一位人类自由、尊严与法制的伟大捍卫者。丘吉尔确实有插手军事的倾向，搞政治的人会发现很难抵挡这种诱惑。

隆所说的英国在挪威登陆的计划确有其事，他想从这件事得出结论说明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可信，这当然是另一回事。英国是挪威、丹麦等中立小国的唯一保护者和希望。英国在挪威登陆的目的是保卫挪威，而不是占领和控制它。在战争中，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交战双方可能准备攻取同一个中立目标，但并不能因此而证明双方都同样犯有侵略的罪行。我认为隆在这方面的见解是错误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说服一位德国总参谋部的官员。

(1)　德语：闪击战。

(2)　德语：元首准则。

(3)　希腊境内著名隘口，古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曾率三百勇士保卫此隘口，抗击波斯大军。

(4)　意大利东南部重要海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企图攻占这个港口，结果遭到失败。

第十八章

完全出乎华伦·亨利和他的未婚妻杰妮丝的意料，纠正他们对苏联入侵芬兰看法的，竟是梅德琳新交的男朋友，一个长号手，公用事务系的大学生，名叫希威尔·波茨曼。十二月初他们俩订婚以后，双双来到纽约，去拜访梅德琳的新居。他们在这里巧遇她的男朋友，感到很吃惊。

帕格·亨利听说她搬进自己单人住的公寓，很是生气，但如果他知道她搬家的原因，他其实应该高兴。梅德琳越来越讨厌跟她住在一套房间的两位少女，两人都有风流事——一个跟一位专写笑话的作家，另一个跟一位跑龙套的演员。梅德琳发现他们只要有一对在家，她就得躲出去，到很晚才能回来，要不就只好一个人关在自己房间里。她们住的房子很简陋，墙壁薄极了，她连装聋作哑都不成。

她感到十分厌恶。两个姑娘都有很好的工作，衣着很雅致，又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梅德琳觉得她们的行为简直像妓女一样。她是亨利家的孩子，跟父亲的观点一致。梅德琳在日常琐事上多多少少接受了一些美以美教规的影响，很相信她在家里和教堂里学到的东西。没有结婚的少女如果正派，就不会跟男人同居，这在她看来几乎是一条自然的法则。男人就灵活多了，比如，她知道华伦订婚之前就不怎么规矩。她比较喜欢拜伦，因为拜伦在这方面更像她为人正派的父亲。梅德琳认为两性关系是一桩轻松的玩火游戏，只能在保障安全的一定距离之外享受那熊熊的火焰，直到新婚之夜才能纵身投入那炽烈的火海之中。她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正派少女，她丝毫不为此感到羞愧。她觉得跟她同住的两位少女都是大傻瓜。休·克里弗兰一给她加薪，她就即刻搬了出来。

“我不知道，”她在帷幕后边，一边搅着炉子上一口锅里的东西，一边说，“也许不该做这顿晚饭，我们不如都上馆子吃去。”

她是在对她的男朋友希威尔·波茨曼说话，大家都管他叫波茨。他们俩是九月份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波茨瘦高、苍白，性格温顺，蓄着一头厚厚的棕色直发，无边眼镜后边一双凸出的、沉思的眼睛。他总是穿棕色衣服、棕色鞋，打棕色领带，甚至连衬衣也是棕色的。他经常阅读大部头的、枯燥无味的经济和政治书籍，自己对人生也抱着一种灰溜溜的看法，认为美国社会注定要毁灭，很快就要崩溃。梅德琳觉得他很有意思，对他感到特别新奇。这时他在棕色衣服外边围着一条粉红色围裙，帮她收拾小饭桌，削炖肉用的葱头。

“现在还来得及，”他说，“你可以把炖肉留下，明天晚上吃，咱们请你哥哥和他女朋友上朱丽奥吃去。”

“不行，我已经告诉华伦我自己做晚饭。他女朋友很有钱，不会乐意下意大利小饭馆，而且他们还要赶去看戏。”梅德琳走出来，用手帕揩了揩发烧的面孔，看了看饭桌，“太好了！谢谢你，波茨。我去换衣服。”她打开漆成米黄色的壁橱门，拿出一件衣服和一条衬裙，朝这套小小的房间扫了一眼。整套房间只有一扇三角形的小窗对着后院和洗衣房，此外就是一小块烧饭用的地方和一间小小的浴室。破长沙发上摆着黄色的纸样和几大块蓝布。“真讨厌，沙发简直成老鼠窝了。我要是快一点儿，还能把衣服裁出来。”

“我能帮你裁好。”波茨说。

“别瞎说了，波茨，你不会裁衣服，别去试。”门铃响了。“酒已经有了，太好了！”她去开门。华伦和杰妮丝进来，看见一个金鱼眼的高个子年轻人，围着粉红色围裙，一只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一只衣袖的纸样，他们都吃了一惊。房间里一股炖肉的香味，梅德琳穿着一件长睡衣，手臂上搭着一件衣服和一条带花边的衬裙，这场面充满着强烈的家庭气氛。

“哎呀，你们真早！我的天，华伦，你晒黑了！”梅德琳始终相信自己很正派，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忸怩不安的时刻，“这位是希威尔·波茨曼，我的一位朋友。”

波茨曼朝他们稍稍挥了挥剪刀。他很窘，很狼狈，连忙拿起一只蓝色人造丝的破衣袖剪起来。

梅德琳说：“波茨，请你别裁那件衣服好不好！”她又对杰妮丝说：“你看，他还以为自己真会裁呢！”

“比我能干多了。”杰妮丝·拉古秋不大相信地盯着波茨曼说。波茨曼放下剪刀，解下围裙，哧哧一笑。

华伦为了掩饰自己的吃惊，随便找话说：“梅德琳，你的晚饭闻起来真香啊！”

梅德琳给他们介绍过之后，就走进她称为闺房的一间四英尺见方的肮脏的浴室。“你们要不要先洗洗，”她打开门，指着满是生锈发黄的自来水管的地方，对杰妮丝说，“两个人在这里挺宽绰。”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挺好。”杰妮丝喊道，“来吧！”

波茨一边穿上衣、打领带，又继续刚才中断的谈话。梅德琳突然探出头，伸出光光的胳膊和肩膀：“波茨，别让炖牛肉漫出来了，你把煤气关上。”

“当然可以。”

当他走到帷幕后边时，杰妮丝·拉古秋和华伦惊异地交换了眼色。“波茨曼先生，您是在纽约业余乐团演奏吗？”杰妮丝提高嗓音说。

“不是，我在吉格·弗雷契尔管弦乐团。”他高声回答说，“我在争取自己组织一支乐队。”他回到房间，坐到靠背椅上，头枕着椅背，整个身子朝后仰卧着，腿一直伸到地板上，简直等于躺在椅子上。华伦自己本来就邋邋遢遢，但是看到高个子、瘸腿、眼珠凸出、穿一身棕色衣服的长号手如此懒散，他简直对他产生了怀疑。最奇怪的是他穿的衣服。华伦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有人在棕色的衬衣上打一条棕色领带。梅德琳从浴室出来，一边还在整理身上的衣服。“来，波茨，兑一点儿酒！”她喊道。

波茨站起来去掺和饮料，一边谈到组织一支乐队的种种困难。他很拘谨、腼腆。他确实认为要别人不感到拘束的唯一办法就是聊天，而他经常谈到的话题之一就是他自己。他说他是蒙大拿州一个部长的儿子。十六岁时，当地一位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甲状腺病，却介绍给他许多英格索尔和海克尔(1)的著作，纠正了他对宗教的看法。为了反抗父亲，他选择了长号手这个职业。

接着，他又转到战争这个题目上。他解释说，战争就是帝国主义者争夺市场的斗争。这话题是华伦说到他自己是一个正在受训的海军战斗机驾驶员而引起的。随后，波茨又开始阐述马克思对战争的分析，从劳动价值学说开始。梅德琳已经烧好饭菜，端上桌，她觉得有他陪她的客人，心里很高兴。她知道波茨很健谈，也对他的谈话感兴趣，她想华伦和杰妮丝说不定也会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沉默不语。她想，也许他们刚刚发生过小小的争论。

波茨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从来不按他们真正的劳动所得获取报酬，资本家只付给他们最低工资。资本家因为拥有生产资料，就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一个工人的生产价值和他的报酬所得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这样迟早会导致战争。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堆积了大量的剩余物资，因为工人得到的报酬不足以购回他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资本家为牟取利润，只得将这些剩余产品销售给其他国家。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一旦白热化，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战争。当前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剩余产品。”杰妮丝·拉古秋温和地说。她是学经济的大学生，但她还是愿意让华伦妹妹的男朋友（或者情人，她现在还搞不清）发上一通议论。“德国是一个产品不足的国家。”

“但是，战争依旧是一场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波茨非常懒散地走回来，认真地坚持着，“那么照相机呢，不在乎吗？德国一直在出口照相机。”

华伦说：“那么，根据我的理解，你是说，德国侵略波兰是为了出售徕卡照相机。”

“拿经济法则说笑话很方便，但是文不对题。”波茨微笑着说。

“我完全是认真的。”华伦说，“显然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原因，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就是为了征服和掠夺。”

“希特勒是一个傀儡领袖。”波茨愉快地说，“你听说过弗里茨·蒂森吗？他和克虏伯，还有另外几个资本家，把希特勒扶上台。他们只要愿意，打几个电话，明天就能扶另外一个人上去。当然，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在他们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中，他是一条可以利用而且俯首帖耳的走狗。”

“你知道，你讲的完全是一条共产党的路线。”杰妮丝说。

“哦，波茨是一个共产党。”梅德琳匆匆忙忙从帷幕背后端出一木碗沙拉，说道，“晚饭好了，波茨，你拌一下沙拉好不好？”

“当然可以。”波茨把碗端到旁边的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上，非常老练地加沙拉油、醋和其他佐料。

“我可能还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呢。”华伦说着，朝这个身穿棕色衣服的高个子瞟了一眼。

“我的天，你真没见过吗？”梅德琳说，“怎么可能？广播系统就有许多他们的人。”

“那多少有点儿夸张了。”波茨说着，往沙拉碗里擦蒜，于是暖洋洋的小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一股刺鼻的蒜味。

“哦，波茨，你说，咱们那些人里，谁不是共产党？”

“彼得不是，我想麦拉也不会是。那还只是我们这一批人。”他对华伦补充说，“那还是从西班牙内战时期开始的。我们干了许多事，给保皇分子一点儿厉害看看。”大家都已经就座了，波茨把一碗沙拉端到桌上。“当然，现在我们的人剩下不多了。大批人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以后就销声匿迹了，他们都没有最基本的信念。”

“你觉得那个条约很讨厌吗？”华伦说。

“讨厌？哪儿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行动。资本主义列强企图在苏联把社会主义消灭掉。如果他们事先在相互混战中伤了元气，那么向社会主义发动总进攻的力量也就薄弱得多了。斯大林的和平政策是非常明智的。”

华伦说：“假设希特勒单线作战，迅速并吞英法，然后转过来击溃俄国呢？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可以和盟国达成协议，他们联合一致制止纳粹，形势就要好得多了。”

“可是，要知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任何理由参与帝国主义者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波茨非常耐心地向这位蒙昧的海军飞行员解释说，“社会主义不需要国外市场，因为工人获得了他所创造的一切。”

“波茨，你把炖牛肉端来好吗？”梅德琳说。

“当然可以。”

等他到帷幕后边，杰妮丝·拉古秋提高嗓门说：“可是你肯定知道，一个俄国工人的收入，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都要少。”

“当然。这有两个原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封建国家取得胜利，”波茨又端着炖肉出来说，“需要弥补一块很大的工业空白。另外，也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社会主义需要把大量生产转向军事工业。等到社会主义一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军火变成无用的东西，就会把它们都抛到海里去。”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怀疑。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事，我总觉得，”杰妮丝说，“一旦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工人的收入会比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时的收入少。你知道官僚主义政府多么无能，多么专横。”

“不错，”梅德琳插嘴说，“可是一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国家就消亡了，因为任何人都不再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那么，工人将掌握一切。波茨，把酒递给我们。”

“当然可以。”

华伦眯起眼睛对他妹妹说：“你相信他的话吗？”

“争论就在这里，”梅德琳哧哧地笑着说，“要是爸爸知道我跟共产党交朋友，会不会气死？千万别写信告诉他。”

“你放心。”华伦转向波茨说，“那么芬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俄国入侵这个北方小国已经是一星期前的事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怎么理解呢？”

“你知道，俄国指责芬兰袭击它，跟希特勒指责波兰进攻德国一样。你相信吗？”

“认为波兰进攻德国，这种想法实在可笑，”波茨平静地说，“但是芬兰袭击苏联是非常可能的。大概是受人指使，企图挑拨社会主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

“苏联国土是芬兰的五十倍。”杰妮丝·拉古秋说。

“我并没有说芬兰干了一件聪明事，”波茨说，“他们受人指使，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过，芬兰本来就是沙皇俄国的一个公国。严格说，这不能算是袭击，这只不过是纠正一个错误。”

“哦，甭说啦，波茨。”梅德琳说，“斯大林不过见机行事，进入芬兰以便改进他对抗德国的战略地位。”

“当然。”华伦说，“道义不去管它，处在他的地位，这是一次非常精明的行动。”

波茨非常会心地微笑了，他的眼珠简直要从眼眶里脱落出来。“当然，他不是昨天刚生下来。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点儿实际行动，帝国主义者总是怕得要命。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独享的特权。”

“这次进攻竟一败涂地，你又怎么解释呢？”

“哦，你相信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吗？”波茨说着，使劲朝他眨了眨眼。

“你以为俄国人真的打了胜仗？”

“嘿，那些关于什么穿白制服的芬兰滑雪部队的种种无稽之谈真叫人生气，”波茨说，“你难道就没有想到俄国也有滑雪部队，也有白制服吗？可是你偏偏听信《纽约时报》的宣传。”

“炖肉真好吃。”杰妮丝说。

“我放了好多丁香花苞，”梅德琳说，“可别吃着了。”

华伦和杰妮丝吃完饭，就即刻上戏院去了。他从彭萨科拉到这里来休假七十二小时，杰妮丝从华盛顿来跟他会面，跟梅德琳一起吃晚饭是他们在长途电话中最后商定的。他们走了以后，梅德琳裁她的衣服，波茨洗盘子。

“天哪，现在怎么办呢？”走到街上时，华伦说。戏院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下雪了，不可能叫到汽车，他们只好步行。“弄一支鸟枪来？”

“做什么？解脱波茨的痛苦吗？”

“我想强迫他跟她结婚。”

杰妮丝笑起来，紧紧挽住他的手臂：“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亲爱的。”

“是吗？”

“不可能，你的小妹妹还完全是一个孩子。”

“老天爷，一点儿不错。曼哈顿的红色火焰，真他妈的没法说。我还写信告诉家里说我要去看她，现在我怎么说好呢？”

“你就给你父母亲写信，说她一切都好，实际上也是这样。”

他们低着头朝前走，风卷着雪花直朝他们脸上扑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杰妮丝说，“别替你妹妹担心。说实在的，也没必要。”

“我在想这场战争把我们一家人都拆散了。我是说，我们也经常分散在各地，”华伦说，“因为我们是军人家庭，也习惯了。可现在不一样，总觉得没有着落，人人都在变动，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团聚在一起了。”

“所有的家庭迟早都要变动，要分散，”杰妮丝·拉古秋说，“拆散以后各自成为一个新家庭，开始生活。事情就是这样，这也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安排。”她用脸偎着他，待了一会儿，雪片落到两人暖和的面颊上。

“帝国主义者争夺国外市场，”华伦说，“我希望在爸爸回来之前，她能把那人摆脱掉，要不然爸爸非把无线电城捣毁不可。”

(1)　英格索尔（1833—1899），美国演说家、律师；海克尔（1834—1919），德国博物学家。两人都是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反对宗教和哲学的蒙昧主义。

第十九章

“拜伦！”

杰斯特罗博士叫了一声这个名字，倒抽了一口凉气，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还是照往常一样，坐在草坪上，腿上盖着一条蓝毛毯，肩上披着灰围巾，膝上放着一块写字板和一本黄色的拍纸簿。从锡耶纳山谷吹来的习习凉风掀动着杰斯特罗的本子。朦胧中，在这座围着红墙的城市周围，起伏的山峦上葡萄园星罗棋布，山顶上是黑白条相间的教堂，这一派肃穆的景色很像古老壁画里中古时代的锡耶纳。

“埃伦·杰斯特罗，你好。”

“我的天，拜伦！你这样让我大吃一惊，我发誓要一个星期才能把精神恢复过来！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还谈起你，我们俩都肯定你这时准在纽约了。”

“她也在这里吗？”

“当然啦，她在楼上图书室里。”

“那么，对不起，先生，我能先上去一下吗？”

“去吧，去吧，让我镇静一下。哦，拜伦，你告诉玛丽亚说我现在想要一点儿浓茶。”

拜伦三脚两步奔上大厅的楼梯，来到图书室。她穿着一件灰毛衣和一条黑裙子，站在书桌旁边，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天哪，真是你！除了你，没有人像这样上楼梯的。”

“是我。”

“见鬼，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得找个工作做呀！”

“你真笨，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们说你要来？”

“呃，我想我还是直接来好一点儿。”

她走到他面前，迟迟疑疑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的脸。长长的手指发干，而且冰凉。“不过你气色好多了，体重看来也增加了一些。”她说着，又突然很不自然地走开了。“我应该向你道歉。那天在科尼希斯贝格，我心情特别坏，有冒犯你的地方，实在很抱歉。”她离开他，又回到书桌旁边坐下，“呃，我们可以留你在这里工作，不过，像你这样突如其来，总不能叫人高兴。你现在明白了吗？”她又继续打字，就好像他刚进了一趟城回来似的。

这就是对他的欢迎。杰斯特罗又让他在这里工作，几天之内，一切又恢复正常，仿佛那段波兰之行根本没有发生，他们俩谁也没有下过山似的。在这寂静的万山丛中，战争的痕迹很少，只是不时缺少汽油造成一些困难。他们看到的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报纸都不谈战争，连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战争消息也很少，俄国进攻芬兰事件像中国发生地震一样遥远。

因为公共汽车不可靠，杰斯特罗让拜伦搬进来，住在别墅三楼一间原来住女仆的房间，又窄又小，灰泥墙已经裂缝，天花板上满是印迹，下大雨时就漏雨。娜塔丽正好住在拜伦下边，二楼一间面向锡耶纳城的卧室。她对他的态度一直很特别。吃饭时，或一般逢杰斯特罗在场的时候，她总是若即若离。在图书室里，她甚至对他很粗鲁，工作好长时间一直闷声不响，他要问她什么，她就冷冰冰的，简单答复他两句。拜伦向来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引不起别人兴趣，也就把她这种态度看作理所当然。但是，他始终怀念他们在波兰的那段友谊，而且奇怪她为什么对那段经历只字不提。他认为准是因为自己跟踪追到这里，惹她生气了。他又和她在一起了，这正是他要到这里来的原因，因此，尽管她态度粗暴，他依旧像一只狗与它脾气暴躁的主人重聚一样，非常满意。

拜伦到达锡耶纳时，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那本著作暂时搁浅，杰斯特罗要补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最后一场赛马》的文章。他在谈到人种的时候，描绘了欧洲重新投入战争的一幅悲惨景象。这篇文章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编辑部于九月一日收到时，正好德国在这一天进攻波兰。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杰斯特罗著作出版人给他打海底电报，迫切希望他把这篇文章写成一本小书，并且说如果能够对战争结果表示一些乐观看法（哪怕一点点）就更好。电报还提到可以预支一大笔版税。现在手边就是这项工作。

杰斯特罗在这个小册子里，发表了一通非常有气派、有预见性并且胸怀很开阔的惊人议论。他写道：德国人可能再一次遭到失败；即使他们取得了世界的统治权，他们最终也将被他们的臣民驯化和征服，像他们的祖先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被驯化成基督教徒一样；狂热或暴虐的专制是有定数的，它是一种不断复发的人类的热病，最终注定要冷却、消退，而整个人类历史将永远朝着理性和自由前进。

杰斯特罗认为德国人是欧洲的不肖子孙，自私、任性、不切实际，总是想方设法破坏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的秩序。阿米纽斯用武力粉碎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马丁·路德破坏了天主教，现在希特勒又向建筑在陈旧、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上尚且不稳定的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挑战。

杰斯特罗写道，欧洲的“赛马”，许多疯狂的民族主义小国家在一小块人口稠密的陆地上展开竞争，于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与亚洲接壤的大型的锡耶纳支撑不住了。因为锡耶纳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一家动力公司、一套电信系统、一个市长，而不是按照所谓鹅、毛毛虫、长颈鹿等十七个伪独立区域搞十七套，因此，欧洲照一般常识理解的统一条件成熟了。希特勒这个具有天才的坏家伙看到了这一点。他怀着一股条顿族的狂热，开始着手残酷地、错误地破坏旧秩序，但重要的是他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赛马”。不管哪一方在这场愚蠢的、血淋淋的“赛马”中取胜，欧洲都将出现一个不像过去那样生动活泼，却更富于理性、更稳固的结构。也许这一痛苦而健康的过程会变成全球性的，整个世界将最终联合起来。至于这一闹剧中的反派角色希特勒，也许会被追击，像麦克白(1)一样惨遭杀害；也许他会取得胜利，那么他也将最终倒台或死亡。但是，星球将继续存在，地球也将继续存在，人类追求自由和彼此之间兄弟般了解与友爱的愿望将永世长存。

当拜伦用打字机打出反复阐述这种意见的草稿时，他想，如果杰斯特罗不是在这座俯瞰锡耶纳全景的幽静别墅里，而是在华沙度过炮火连天的九月，不知他是否会写出如此胸怀开阔、如此乐观的作品。他认为《最后一场赛马》里不恰当的空洞议论太多，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娜塔丽每星期都收到一两封莱斯里·斯鲁特的信。她对这些信已经不像春天时那样激动了，那时她总奔到卧室去看信，回来时不是满面春风，就是眼泪汪汪。现在她就坐在书桌旁边，把空行空得很宽的打字信随随便便看一遍，就往抽屉里一塞。有一个下雨天，她正在看信，拜伦在打《赛马》一书的稿子，只听她说了声“天哪！”

拜伦抬起头来问：“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着，脸色绯红，激动地摆着手，弹着信纸，“对不起，什么也没有。”

拜伦又继续工作，很吃力地辨认杰斯特罗写得很潦草的一句话。教授的字迹很难认，经常漏写字母或单词。他写的S和O很少封口，有些蓝墨水写的花花哨哨的字就需要人去猜测它的意思。娜塔丽能辨认，但是拜伦不喜欢她那副屈尊俯就的勉强样子。

“唉！”娜塔丽扑通一声往椅子上一靠，盯着那封信，“勃拉尼？”

“什么事？”

她咬着饱满的下嘴唇，犹豫起来。“我实在没办法，我得跟人说说，而你又在我身边。你猜我这只发烧的小手里拿的什么？”她把信纸弄得沙沙响。

“我知道你拿的什么。”

“你以为你知道，”她顽皮地一笑，“我来告诉你，这是莱斯里·曼逊·斯鲁特先生向我求婚的信，他是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发迹的外交官，一个捉摸不透的单身汉。你觉得怎么样，拜伦·亨利？”

“向你道喜。”拜伦说。

这时，娜塔丽桌上的铃响了。“哦，我的天！勃拉尼，劳驾你去看看埃伦·杰斯特罗有什么事，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把细长的、雪白的双手插到头发里。

杰斯特罗博士在楼下书房里，围着毯子坐在火旁的一张长躺椅上，下雨天他就经常待在这个地方。他对面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个胖胖的、面色苍白的意大利官员，穿着一身黄绿色制服、一双黑色半筒靴，正在喝咖啡。拜伦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种制服。

“呃，拜伦，你让娜塔丽把我的居住身份证明材料找出来好不好？她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杰斯特罗又对那位官员说，“你要看他们的证件吗？”

“今天不看了，教授，只要您的。”

娜塔丽正在重新看信，看见他进来就抬头咧嘴一笑：“呃，他有什么事？”

拜伦告诉了她。她脸色阴沉下来，从皮包里拿出钥匙，把书桌旁边的一个钢制小文件柜打开。“拿去吧，”她递给他一个用红带子捆着的吕宋纸夹，“会有什么麻烦吗？要不要我下去？”

“最好等叫你，你再来吧。”

他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传出一阵笑声和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呃，谢谢你，拜伦，”当他走进去时，杰斯特罗改用英语说，“就放在桌上吧。”他随后又用意大利语接着讲上星期一有头驴子闯进花园，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踩坏了，把一章稿子也嚼碎了。那位官员系着皮带的肚皮笑得直发颤。

娜塔丽又在图书室里开始打字，斯鲁特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拜伦说。

“那就好。”她平静地说。

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很少说话，吃得也比平时少，还多喝了两杯酒。他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过着清一色的单调生活，因此多喝一杯酒就是一件大事，第二杯酒简直等于一枚炸弹。娜塔丽终于说：“埃伦，今天那个人来干什么？”

杰斯特罗正在发呆出神，这时醒悟过来，轻轻摇摇头：“很奇怪，又是朱瑟普。”

朱瑟普原来是花匠的助手，埃伦新近把他辞掉了。他骨瘦如柴，又懒又笨，是一个老酒鬼，长着一头黑色鬈发，一只通红的大酒糟鼻。就是朱瑟普把大门开着，结果让驴子闯了进来。他总是干这种坏事。因为稿子扯碎了，菜地被踩坏，杰斯特罗气得要命，两天不能写东西，而且消化不好。

“那个官员怎么知道朱瑟普？”拜伦说。

“怪就怪在这里。他是从佛罗伦萨外侨登记局来的，他还谈到朱瑟普有九个孩子，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等等，一直等到我答应重新雇他，才算了事。他得意扬扬地笑着，把登记表还给我。”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把餐布放到桌上，“这些年我一直跟朱瑟普打交道，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点儿累了，告诉玛丽亚，把我的水果和奶酪送到书房去。”

教授走后，娜塔丽说：“咱们把咖啡端到我房间去喝吧。”

“好，太好了。”

她从来没有请他到她房间去过。有时候，他在上面自己房间里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动，那是微弱可爱、撩人心怀的响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她上楼。

“我住在一个大糖盒里。”她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埃伦买这所房子的时候，是连家具一道买下来的，而且保留女主人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实在显得可笑，但是——”

她打开一盏灯。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刷成粉红色。粉红色和金色的家具，蓝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绘着粉红色的爱神，粉红色的绸帷幔，一张大双人床罩着带荷叶边的粉红色缎子床罩。头发乌黑的娜塔丽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呢子衣服，晚上冷的时候，她总穿这件衣服，但是房间华托(2)画派的布置配上这件衣服，显得特别古怪。不过拜伦发现，这个对比也和其他与她有关的每件东西一样，使他感到兴奋。她把雕着罗马人像的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点燃，两人面对面坐在扶手椅上，他们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咖啡。

“你想埃伦为什么情绪这样坏？”娜塔丽说着，非常舒服地坐到大扶手椅上，把打褶的裙子拉得很低，盖住她那双很漂亮的腿。“朱瑟普是老早的事了。其实辞掉他是一个错误，他知道全部自来水管和电线装置，比托玛索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是一个很脏的老酒鬼，但是，实际上修条剪枝的工作他干得挺不错。”

“埃伦·杰斯特罗出于不得已，娜塔丽。”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拜伦接着说：“我们都在这批人的掌握中，埃伦·杰斯特罗比你我更糟糕。他有财产，他被绊在这里了。”

“不过，意大利人都不错，他们不是德国人。”

“跟墨索里尼可没有什么交道好打。班瑞尔的建议很对——快走！”

娜塔丽微微一笑。“Lekh lekha，我的天，这些事显得多遥远啊！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去想华沙的事，尽量不去想。”

“我不怪你。”

“你怎么样，勃拉尼？你想过华沙的事吗？”

“想过一点儿，我总梦见那些事。”

“哦，上帝，那所医院，我总是一夜又一夜，围着它转来转去。”

“华沙陷落的时候，”拜伦说，“我受到的打击很大。”他把在万湖发生的那件事讲给娜塔丽听。当他讲到那个侍者突然转身走开时，她大笑起来：“你父亲真好。”

“他不错。”

“他大概以为我是吸血鬼，迷得你把命都快送掉了。”

“我们没有谈到你。”

娜塔丽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她又给他和自己倒了些咖啡。“勃拉尼，你把火拨一拨，我冷。朱瑟普总是弄湿木头。”

他把火拨旺，加了一块枯木，立刻熊熊地燃烧起来。“啊，这样才好！”她跳起来，把吊灯关上，站在火旁，望着火焰。“在车站，”她突然神经质地说，“他们把犹太人带走的那一刻呀！我到现在还不敢想。我在科尼希斯贝格情绪特别坏，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很痛苦，我一直想，我当时也许能做点儿什么。要是我当时站出来，说我是犹太人，不跟他们善罢甘休呢？要是我们一致提出抗议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若无其事地去上火车，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拜伦说：“我们当时很可能少掉你和马克·哈特雷，实在很危险。”

“这我知道，莱斯里掩护了我。尽管他瑟瑟直抖，他还是站稳了自己的立场，他尽了他的职责。可是另外那些大使和代办呢？算了！”娜塔丽踱起步来，“我全家都在梅德捷斯呀！我一想象那些善良的好人落到德国人的魔掌中——但是，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想这些于事无补，也叫人心里难受。”她失望地举起双手，然后一下子盘腿坐到扶手椅上，裙子盖在腿上。火光下除了她的脸和她那紧握着的双手外，什么也看不见。“说起老斯鲁特，”她沉默了半天之后，用完全不同的声调说，“他提出要娶我做妻子，你有什么想法？”

“我并不觉得意外。”

“是吗？我却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在柏林对我说过，他可能跟你结婚。如果失掉机会，他会发疯的。”

“他已经挑选了好长好长时间了，亲爱的。”她又倒了些咖啡，一边喝着，一边从杯子边上神秘地望着他，“你们两个人在柏林，大概把我大大地评论了一通吧，是不是？”

“没有特别评论你。他提到最后一天在科尼希斯贝格你对他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完全一样。”

“那天我简直觉得可怕，勃拉尼。”

“没什么。我想我很可能惹你生气了，因此我问了他。”

“真有意思。斯鲁特还说了我些什么？”

她那低沉而颤抖的说话声，火光下闪烁着愉快光芒的眼睛，使拜伦不能平静。“他说，我被像你这样的姑娘缠住不合适，还说，他从第一眼看到你开始，心里就没有过一刻平静。”

她满意地低声笑了。“这两条评语很准确，我的好人。他还说什么？”

“就说这些，他给我开书单那次讲的也是这些。”

“是啊，这不就是真正的斯鲁特吗，想用他的学问来影响你！这件小事正好是一个证明。他当真把我们的事全都告诉你了？把他跟我的事？”

拜伦摇摇头。

娜塔丽说：“你去给咱们弄点儿白兰地来好吗？我想喝一点儿白兰地。”

他跑下楼，又拿着一瓶酒和两只闪闪发光的酒杯跑回来。娜塔丽用手旋转着白兰地酒杯，眼睛一直望着球形的杯子，很少抬头看他。她突然一口气滔滔不绝地把她跟莱斯里·斯鲁特的事全讲出来了。她讲了好长时间，拜伦很少说话，只是偶尔往火里加劈柴打断了她的话。她讲的这种事是很普遍的，一个年岁比较大的聪明男子跟一个少女随便玩玩，结果竟弄假成真，坠入情网。如果她决心嫁给他，只能给他的生活造成痛苦。她说，他并不愿意娶她，主要因为她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对他的前程不利。他态度一直暧昧，也就是为了这个。现在，两年半之后，有这封信在手，如果她需要他，她就能得到。

拜伦痛恨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但他还是觉得神魂颠倒，并且怀着感激的心情。这个一向守口如瓶的少女终于向他披露了她生活中的隐秘。她按捺不住说出了这些话，结束了他们之间自华沙以来奇怪的紧张局面，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一场小小的假战争——图书室里长久存在的带有敌意的沉默，她经常回避他，躲在自己房间里，以及她那种屈尊俯就的奇怪态度，这一切都结束了。她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个月的波兰冒险之行中，他们也不曾这样亲密过。

有关这位姑娘的一切他都感兴趣，即使是她讲述自己跟另外一个男人的恋爱故事，又有何妨！至少拜伦是在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谈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是他早就渴望的了。他倾听着她那很甜的、低沉的、偶尔带着纽约特点的说话声，他还能凭着火光看见她的手随便打着手势，有时伸出手掌一挥，突然停在半空，他总看到她这个手势。

只有娜塔丽·杰斯特罗一人在他心目中占有和父亲同等的地位。他几乎同样渴望跟父亲在一起，听父亲讲话，或是讲话给父亲听，尽管他最后不得不克制自己，退出父亲的房间。而且他知道，几乎每次谈话都让维克多·亨利生气或失望。至于母亲的温暖，他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承受着母亲的爱抚，但又嫌母亲喜怒无常。他父亲很可怕，娜塔丽也跟他一样可怕，何况这个黑黑的少女，他当初一见到就渴望拥抱她，但又觉得没有希望。

“好，你都知道了，”娜塔丽说，“要说起来没有个完，不过大致就是这些。再来一点儿埃伦的白兰地怎么样？你不再喝一点儿吗？这是特别好的白兰地。奇怪，我平时并不喜欢它。”

拜伦给他们两人又倒了些酒，尽管他自己的那杯酒并没有喝完。

“我整整一天都在纳闷，”她呷了一口酒，说，“为什么莱斯里现在认输了，我想我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你，他很寂寞。”拜伦说。

娜塔丽摇摇头：“莱斯里·斯鲁特在布拉赫途中的表现太叫人恶心了。为了这一点，我很看不起他，我也让他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一直在追我，我揣摩自己也一直在躲他，他来的信有一多半我都没有回。”

拜伦说：“你总是把那件事夸大了，他只不过——”

“别说了，拜伦，别跟我拐弯抹角。他只不过脸色吓得蜡黄，拿我当借口，躲在我裙子后面，瑞典大使一路当着他的面嘲笑他。”她把自己的一杯白兰地几乎一饮而尽，“要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可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好像也不怎么重要了。你可以是一个世界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卑鄙的懦夫。希特勒大概就是这种人。这种情况还会有，将来还会不断发生。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嫁给莱斯里·斯鲁特，因为他被炮火吓破了胆。在火车站，他的表现还是相当好的。不过，我敢说这肯定是他向我求婚的原因，他用这来表示向我道歉，而且重新做人。这可跟我少女时代理想的对象不完全一样。”

“这正合你的心意了。”

“我也不知道，还有许多障碍呢，比如我的家庭。我告诉父母亲说我爱上一个基督教徒时，他们大发脾气。发了这通脾气我倒不觉得什么，我父亲可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现在又该掀起一场风波了。而且，莱斯里向我求婚很奇怪，时间、地点都不怎么合适。要是回信接受他的要求，他就是骑自行车，也会跑来的。”

“如果他当真是这种傻瓜——不过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拜伦说，“那你就让他骑自行车回去好了。”

“再有就是埃伦。”

“他不会连累你，他迟早要离开意大利。”

“他非常不愿意走。”

“咱们不在的时候，他不也照样活下来了。”

“呃，那是你这么想。你当初该看看我回来的时候图书室和书房成什么样子了，乱七八糟。而且，他那几个星期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写。埃伦老早就应该结婚，但是他不肯，因此他有好多事需要别人操心、照顾，他甚至连一支铅笔都削不好。”

拜伦开始怀疑，娜塔丽现在这样激动和多话，是否因为多喝了白兰地。她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滔滔不绝，连气都透不过来了，眼睛也像发狂的样子。“此外，你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她瞪着眼睛看他。“你真不知道吗，勃拉尼？一点儿也不知道吗？你一点儿也没感觉出来吗？你就说吧，别再这样了。”

娜塔丽·杰斯特罗朝他瞟了一眼，这充满着诱惑的突然一瞥简直使他陶醉了。他勉强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我不知道。”

“那好，我来告诉你吧。你已经成功了，你这个坏蛋，你明明知道。你从第一天来就想要做的事，已经成功了。我已经爱上你了！”她又朝他瞟了一眼，眼睛闪闪放光，瞪得老大，“瞧瞧你这副吃惊相，难道你不相信吗？”

他用非常沙哑的声音说：“但愿我不是在做梦。”

他站起来，朝她走过去。她跳起来跟他拥抱。“哦，我的上帝！”她偎着他说着，吻了又吻。“你的嘴真是太好了，”她喃喃地说，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抚弄着他的脸，“笑得多甜。多好的一双手，我喜欢看你这双手，我喜欢你走路的样子。你太好了！”这简直像拜伦幻想过千百次的梦境，但是比梦境更热烈、更美好、更激荡人心。她简直像一只猫，怀着本能的快感蹭着他的身体，她的呢睡衣在他手里沙沙作响。她的头发散发出的芳香，她嘴里吐出的温暖而甜润的呼吸，这些都不可能是梦境。但是，发生这一切简直叫人惊异，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站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拥抱亲吻，断断续续地讲胡话，窃窃私语，笑着，吻了又吻。

娜塔丽挣脱开，跑了几步，转身对着他，眼睛闪闪放光。“也罢，我要那样做，要不然就死掉。我生平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拜伦，我简直被你疯狂地吸引住了。我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掉，摆脱掉，因为你知道，这样没有一点点好处。你是一个孩子，我不能这样，不能再交一个基督教徒，不能再这样了。而且——”她用双手蒙住脸，“啊！啊！别这样看我，勃拉尼，离开我的房间吧！”拜伦转身要走开，他的腿都发软了，他想叫她心里高兴。

她立刻又说：“我的上帝，你是一个好人，这也是你叫人不能相信的地方。你还是待在这里吧，好不好？我亲爱的，我的爱，我并不想赶你出去，我还想再跟你谈谈。不过，我只是想清醒清醒就是了。我不愿意做出什么错事，你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做，我非常崇拜你。”

他凭着火光看她穿着呢睡衣，交叉着双臂站着，一条腿伸到一旁，一侧的臀部撅着，这是娜塔丽最爱摆的姿势。他欣喜若狂，而且庆幸自己还活着。“听我说，你打算嫁给我吗？”拜伦说。

娜塔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拜伦一看她脸上变成这副滑稽相，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一笑，她也跟着拼命笑。她朝他走过来，几乎是扑到他身上，笑得很厉害，连吻他都没法儿吻了。“天哪，”她用胳膊搂住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真是怪人！一天之内就有两个人向杰斯特罗求婚！不下则已，一下倾盆，是吧？”

“我是当真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笑。我一直想娶你，这好像很可笑，但如果你当真爱我——”

“是很可笑，”娜塔丽吻着他的面颊说，“可笑得没法儿说。你虽然有意，我却一直无心，说不定——由它去吧！反正谁也不能说你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已经有点儿像砂纸了，是不是？”她又狠狠吻了他一下，然后松开手。“先前的想法还是对的。你走吧，晚安，亲爱的。我知道你是当真的，我深受感动。我们在这种悲惨的地方赢得的就是时间，有的是时间。”

周围一片漆黑，拜伦在他那间雅致的小房间里，睁大眼睛躺在他那张小床上。他听见她在下面走动了一会儿，接着整个房子都沉静下来。他还能尝到娜塔丽唇上的余味，他手上还保留着她的脂粉香。外边峡谷里，回声振荡的山坡上传来彼此呼应的驴叫声，一只搞错了时辰的雄鸡不到黎明就报晓了，狗在叫。突然刮来一阵风，雨水哗哗地落到屋瓦上好长时间，过了一会儿，顺着破洞滴到他床边的一只桶里。阵雨过去了，柔弱的蓝色月光从小小的圆窗口投进来，桶里的滴水声住了，拜伦却依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尽力使自己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是事实，并且区别哪些是半年来的梦境、幻觉，哪些是娜塔丽向他表示爱情并使他大为震惊的真实现实。此刻，他怀着激荡的心情开始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满脑子装着各种设想和决定，从医科大学、短篇小说作家到华盛顿银行业。当他怀着这些想法蒙眬入睡时，窗外已经泛红了。他母亲的一位远房兄弟确实开了一家银行。

“嘿，娜塔丽。”

“呃，你来了。睡得好吗？”

他匆匆忙忙来到图书室时，已经差不多十一点了。拜伦向来很懒散，但他从来没有这样晚才下楼过。娜塔丽桌上摆着三本打开的书，她在打字。她朝拜伦热情地瞟了一眼，又继续工作。拜伦看见自己桌上摆着一沓原稿，杰斯特罗在稿上改得乱七八糟，另外还别着一张字条，用红笔写着：请在午饭前把材料给我。

“埃伦·杰斯特罗十分钟前还进来看过，”娜塔丽说，“还抱怨了几句。”

拜伦数了数页数。“吃午饭的时候，他更该抱怨了。我很抱歉，可是我到天亮才合眼。”

“是吗？”她说着，悄悄一笑，“我睡得好极了。”

拜伦迅速准备好打字纸和复写纸，开始打字，眼睛拼命盯着杰斯特罗潦草的字迹。有一只手抚弄着他的头发，然后暖洋洋地放在他脖子上。“让我看看。”她站在他背后，深情地、兴冲冲地望着他。她那件旧的棕色上衣的左胸上别着从华沙带来的那枚紫宝石金别针，这枚别针她以前从来没有戴过。她看了看稿子，拿走一些。“可怜的勃拉尼，你怎么睡不着？别着急，你加油打，我也来。”

午饭前，他们没有打完，但是到吃午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又被别的事情岔开了。中午，一辆白色蓝旗亚牌轿车驶到别墅外边的石子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拜伦和娜塔丽听见托姆·索尔浑厚的说话声和他妻子热情、爽朗的笑声。索尔夫妇这对大名鼎鼎的美国演员，在山上离杰斯特罗不远的一座别墅里断断续续住了十五年。女的管油漆、管理花园，男的砌砖墙、烧饭。他们不断地读老剧本、新剧本以及可以改编成剧本的小说。许多名人到锡耶纳来拜访他们，通过他们，杰斯特罗结识了毛姆(3)、贝伦森、格特鲁德·劳伦斯(4)和毕加索(5)。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在这批赫赫有名的人物中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但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成功，使他得以与他们交往而毫无愧色。他喜欢加入名人的圈子，尽管他也抱怨这些交往干扰他的工作。他经常和索尔夫妇驱车到佛罗伦萨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娜塔丽和拜伦以为这对演员此刻想必是路过这里，接他同去。但是，他们下楼吃饭时，发现埃伦·杰斯特罗一个人待在客厅里，鼻子通红，打着喷嚏，晃着空雪利酒杯。他抱怨他们下来得迟了，其实他们还来得早了些。

“索尔夫妇要走了，”吃过午饭他才说，整整一顿午饭工夫，他一直打喷嚏、擤鼻子，一言不发，“他们就是来辞行的。”

“真的？他们是不是在编一个新剧本？”娜塔丽说。

“他们要离境了，彻底走了，家具也全部搬回美国去。”

“但是他们的租期还有——多少年？五年吧？”

“七年，他们放弃了租契。他们说，如果战争扩大，他们会被困在这里，付不出房租。”杰斯特罗愁眉苦脸地用手指抚摸着胡须说，“这就是租和买不同的地方。你要走就走，不管这地方出什么事，都不用伤脑筋。过去他们劝过我租房子，我应该听他们的话，可是当时的售价多便宜！”

拜伦说：“先生，如果您认为有危险的话，最危险的是您的皮肤。”

“那我并不害怕，他们也不害怕。对他们说来，那是一个麻烦。咱们去柠檬房喝咖啡吧。”他不高兴地把头一抬，随后又陷入沉默。

柠檬房是一座周围都是玻璃的长房子，泥土地上摆满了栽在花盆里的小柑橘树，从这里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全景和周围的棕色山峦。橘树在这里不受山谷冷风的侵袭，沐浴着阳光，整个冬季都开花结果。杰斯特罗相信橘树和柠檬树浓郁的花香能治疗每当他激动或发脾气时就犯的气喘病，其实这是违反医学论断的。也许，因为他相信这一点，也就真起作用了。他们喝咖啡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呼哧呼哧地喘了。暖和的阳光使他振奋起来。他说：“我敢断定他们很快就会溜回来的，拖着三车家具上山。他们使我想到那些一遇风暴就赶快逃离马撒葡萄园岛(6)的人。我遇到过四次风暴，却依旧饱览了当地的景色。”

他走后，娜塔丽说：“对他的震动太大了。”

“但愿他能震动得离开这儿。”

“一旦埃伦·杰斯特罗离开，这座房子就要荒废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

“勃拉尼，你大概从来没有置过什么产业吧，或者存过钱？要是你有过，你就明白了。”

“你看，娜塔丽，埃伦·杰斯特罗晚年突然得到一笔意外收入，他心血来潮在意大利一座偏僻的山城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所很大的别墅。也好。那么，即使现在他离开了，又怎么样？他要是把别墅卖掉，总能得到一笔钱，否则就等战后回来，也能原封不动地把房子收回。要不然他可以把它忘掉，干脆让它倒塌。来得容易，去得快。”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她说。

他们俩并排坐在一张白色长柳条椅上，他伸出胳膊想把她搂住。“别这样，”她打了个寒噤，推开他的手，说，“这也一样，未免太简单了。你仔细听我说，拜伦，你多少岁了？你只有二十五岁吧？我二十七了。”

“配你我年龄已经足够了，娜塔丽。”

“足够干什么？跟我同居吗？别瞎说。问题是，你自己打算做什么？我随时都能在大学教书，我的硕士论文快要写完了。你有什么呢？有你那叫我发狂的微笑，还有你那一头漂亮的头发。你勇敢、文雅，可你简直就是在这里闲荡，你完全因为我的缘故留在这里。你在白白浪费时间，而你又没有一技之长。”

“娜塔丽，你愿意嫁给一个银行家吗？”

“嫁给什么？银行家？”

他告诉她，他有亲戚在华盛顿开银行。她双手合掌放在膝上，含着微笑看着他，脸被阳光晒得绯红。“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嗯，不错，”她说，“你总算真正面对生活了。这是一桩严肃而认真的事，是吧？你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

“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

“你不想商量银行的事吗？”

“当然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商量。你先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你摘下你那副墨镜的时候。”

“我那副墨镜？那是什么时候？”

“怎么，就是头一天我们跟斯鲁特一起到别墅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在车上戴着你那副大墨镜，可是后来你把墨镜摘了，我看见你的眼睛。”

“是吗？”

“你问我什么时候爱上你的，我告诉你了。”

“不过，那太怪了。你说的，和你做的其他事情一样怪。那时候，你对我了解吗？不过，当时我的眼睛准是杀气腾腾，我到四点才睡觉，跟莱斯里大吵了一架。你当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你。好吧，你真想当银行家吗？”

他局促不安地苦笑一下，说：“我确实想过另外一个职业，不过，你别笑话我。”

“我不笑你。”

“我想做外交工作，这工作很有意思，而且又是为国家服务。”

“你跟莱斯里同行，”她说，“那太好了！”她像母亲似的握住拜伦的一只手，拜伦深受感动。“这也并不是开玩笑，亲爱的勃拉尼，咱们是在认真谈话。”

“那好，”拜伦说，“咱们接着谈吧。”

她坐着沉吟了片刻，把他的一只手握住放在膝上，像当初在瑞典大使的汽车里一样。“让我告诉你我心里当真是怎么想的吧，问题是你有专长，你是一位海军军官。”

“我正是不愿意干这行，也不愿以此为职业。”

“你已经有任命了。”

“我只是预备役的下级军官，这没关系。”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你就得应召入伍，那你就要在军队里待好多年。你最后大概就是从一个非常懒散、穿便服、消磨时间混日子的人，变成一个军官。”

“我明天就可以去把预备役委任辞掉，要去辞掉吗？”

“要是我们卷进战争了呢？到那时候怎么办？到时候你不去打？”

“到那时候当然是没有别的办法。”

她把手放到他头上，用力拉他的头发。“是啊，这就是你脑子思考问题的方法。我就是爱上你这一点，还爱你别的。可是，拜伦，我可不嫁给海军军官做妻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比那再可笑、再可怕的了。我也不嫁给一个见习飞行员或一个演员，你明白吗？”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去当海军军官，谁去干这鬼差事？怎么，你为什么哭了？”

她用手背把突然流到面颊上的泪水揩掉，笑了。“哦，别说了，这样谈话，我简直要发狂了。我越是想理智一点儿，心里越是乱得厉害。我知道，我简直爱你爱得发疯了。即使走不通，又有什么关系？我显然是在钻牛角尖。别，现在别，亲爱的，真的不要……”当他紧紧把她抱在怀里时，她气喘吁吁地说了最后几个字。

周围没有人，玻璃墙外面只有起伏的山峦和城市的全景，柠檬房里一片寂静，散发着浓郁的花香。他们互相搂抱，抚摸，亲吻。娜塔丽偶然朝外一看，突然发现园丁朱瑟普站在玻璃墙外边，靠着一辆装满剪下的枝条的独轮车，在那里观望。他醉洋洋地斜眼瞟着，用运动衫的衣袖把他的酒糟鼻子一抹，非常下流地眨着眼。

“哎呀，上帝！”她说着，拼命使劲拉她的裙子。园丁露出稀稀落落的黄牙笑了笑，推着独轮车走开了。拜伦红着脸，头发蓬乱，心神不定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

“亲爱的，咱们小小的秘密泄露了。在花房里接吻、亲嘴，我这是怎么了？这不过是一对爱人单独在一起时间太长，感情一时冲动。”她跳起来，拉住他的手，“不过，我爱你。我实在没有办法克制，我也不想克制自己。哼，这个狗娘养的朱瑟普！走，咱们回去打那堆稿子吧，该走了。”

他们进屋的时候，杰斯特罗从书房里喊道：“娜塔丽，你那封信呢？给我看看好吗？”

“什么信，埃伦·杰斯特罗？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你真没有信吗？我收到你母亲一封信，她说她也给你写了一封，比我这封长。你来看看这封，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拜伦上楼时，杰斯特罗挥着一页很薄的航空信笺。

她母亲用曼哈顿公共学校惯用的普普通通的字体，整整齐齐地写了五六行：

亲爱的埃伦：

如果你能劝娜塔丽回家，我们两人都很感激你。路易斯听说她去波兰旅行的事很担心，医生甚至认为这很可能是促使他这次发病的原因。我已经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娜塔丽了，你可以看看我给她的那封信，可怕的详情我就不在此赘叙了。事后想想，我们还算非常幸运。路易斯看来暂时没有危险，医生只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都很奇怪，不知你自己打算在意大利待到几时。你不觉得危险吗？我知道你和路易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联系，不过他还是很为你担心，因为你是他的一个兄弟。

爱你的

索菲娅和路易斯

娜塔丽翻了一下摆在图书室里她桌上的信件，只有一封她的信，是斯鲁特写的。拜伦正在打字，猛地抬头看见她一脸不高兴。“怎么了，娜塔丽？”

“我爸爸病了，我得离开这里。”

两天后，她收到了母亲的信。这几天，娜塔丽尽管还别着那枚胸针，而且用非常特殊的眼光看拜伦，但她还是有意躲着他。

母亲在这封长信里写到父亲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写得有些颠三倒四。娜塔丽把这封信拿给杰斯特罗看，杰斯特罗裹着围巾，在书房的火炉边喝茶。他看信的时候，满怀同情地摇摇头，然后把信还给她。随后，他盯着炉火，呷了一口茶，说：“你最好还是走。”

“啊，我也这么想，实际上我已经在收拾行装了。”

“路易斯上次犯病是什么原因？很严重吗？”

他们两兄弟的关系过去这段时间非常疏远，娜塔丽不知道具体原因，这次打破了他们之间长期不提她父亲的习惯，她觉得不自然，也不愉快。

“不，不是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爱上莱斯里了。我父亲一下子变得身体特别虚弱，呼吸困难，一段时期失去知觉，不过当时没有送他进医院治疗。”

杰斯特罗闷闷不乐地用手指抚弄着胡须。“他只有六十一岁。你知道，娜塔丽，这么一来就弄不清你到底受谁的遗传了。我母亲这一方的家里多半活到五十岁就死了，可是我父亲的两个哥哥都活过了九十岁，他自己活到八十八岁。我的满口牙齿跟我父亲的一样，好极了。路易斯的牙齿老出毛病，跟母亲一样。”杰斯特罗发现这位姑娘怀着阴郁的戒备心情，他两手一摊，打了个表示歉意的手势。“你大概在想埃伦·杰斯特罗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怕的老家伙吧。”

“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这么想。”

杰斯特罗戴上线手套拨火，又加上一根柴。他很爱惜他那双漂亮的小手。“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这里的生活会不一样了。我可能去新墨西哥或亚利桑那，可那些地方多么沉闷枯燥，又没有文化！要在那种地方写东西，真是不敢想象！”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简直和呻吟差不多了，“毫无疑问，我的作品并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还得靠写作维持生活。”

“你的著作很重要，埃伦·杰斯特罗。”

“是吗，为什么？”

娜塔丽用一只拳头支着下巴，考虑一个中肯的回答。她沉吟了片刻，说：“当然，这些作品非常容易懂，而且经常写得非常漂亮，但这并不是它们的特点，独特的地方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这些著作非常富于犹太色彩，内容上和态度上都切实可信，没有感情冲动，至少我读了以后认识到我们所属的这个奇怪的小民族应当如何感激基督教世界。在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这本著作里，这种思想体现到什么程度，将是读者很感兴趣的事。”

她的话对埃伦·杰斯特罗很起作用，他神经质地微笑了，眼睛也模糊起来。这一刻，他突然显得特别像犹太人，他那张嘴、那只鼻子、那副表情、摸着胡须的白皙的小手，完全像一位没有戴帽子的拉比。他用柔弱、颤抖的声音说：“你当然知道说什么能叫我高兴。”

“我心里真是那么想的，埃伦。”

“那么，愿上帝保佑你。我从一个异教徒变成一个唯物论者、一个享乐主义者，很久很久以前，我爱上了伟大的基督教和耶稣，但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我犹太人的本色。我们家庭里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接受这种观点，尤其是你父亲。我非常感激你能接受。我想通过关于君士坦丁大帝和路德这两本著作勾画一个全貌，我希望把这项工作完成。像我的犹太先辈一样，我是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的见证人，尽管毫无疑问，我会使他们感到恐怖。”他仔细观察她的表情，然后眨了眨眼，微笑着说，“你走后，拜伦会待多久呢？他在这里给我一种安全感。”

“你给他加薪吧，这对他比什么都好，他从来还没有挣过一分钱呢。”

杰斯特罗把嘴一噘，圆瞪了眼睛，头一歪。在意大利生活多年，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怪僻了。

“现在我得注意我的钱了，咱们看吧。你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是，你一回到那边，就会即刻跟莱斯里结婚，然后……哦，别这么脸红，别不好意思呀！我猜准了吧？”

“没什么，埃伦·杰斯特罗。”

“我敢肯定，如果拜伦晓得，他一定更愿意留在这里。”杰斯特罗摸着胡须，朝她微笑。

“天哪，埃伦！你是希望我对拜伦·亨利说我要嫁给斯鲁特，好让他留在你身边吗？”

“唉，亲爱的，谁让你去这么说呀？等一等，我的意思是——”杰斯特罗伸出一只手，望着她的背影，她突然走掉，使他大为吃惊。

(1)　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的主人公。

(2)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3)　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

(4)　格特鲁德·劳伦斯（1898—1952），英国著名女演员。

(5)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

(6)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岸的一个小岛，是美国著名的游览区。

第二十章

“天哪！”拜伦惊叫起来，“好像是我父亲，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哪儿？”娜塔丽说。她的起飞时间推迟了，他们两人正在罗马机场小咖啡馆外边的一张桌子旁喝咖啡。他们在动身去华沙以前，也是在这家咖啡馆吃饭。

“在那边警卫围着的圈子里。”

他指着在六名毕恭毕敬的警官护送下离开终点站的一群人，他们有几个穿着外交部的绿色制服，其余的人穿普通便服。一个军人风度、身材不高、宽肩膀的人，穿着一身黑白点的衣服，戴着一顶呢帽，引起拜伦的注意。他站着说：“可能是他吗？可是他为什么不写封信或是打电报通知我他来意大利呢？我去看看。”

“勃拉尼！”

他正要跑，突然站住了。“什么事？”

“如果是你父亲，坐了这么长时间火车，我又脏又狼狈，而且你父亲一定很忙。”娜塔丽一向非常自负，这时突然紧张、慌乱起来，几乎带着恳求的口吻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下次再见他吧。”

“先让我看看是不是他。”

维克多·亨利随大家刚走到出口的地方，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叫。“爸爸！爸爸！等一等！”

帕格听出声音，转身挥挥手，并且请部里来的警卫人员等他一等。“D’accordo.(1)”意大利人含着微笑，鞠了一躬，朝奔过来的年轻人机警地盯了一眼，“我去照顾您的行李，中校，在外边等您，时间很充裕。”

父子俩握了握手。“怎么样？”维克多·亨利深情地望着拜伦的面庞，除非特别意外的情况，他总是把这种感情埋藏起来。

“出了什么事，爸爸？你不能通知我说你要来吗？”

“事情来得突然，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到罗马来做什么？”

“娜塔丽要回家，她父亲病了。”

“是吗？她已经走了吗？”

“没有。她在那里，就坐在那边。”

“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娜塔丽·杰斯特罗吗？穿灰衣服的那位吗？”

“不是，还远一点儿，穿黑衣服，戴一顶大帽子。”

维克多·亨利发现他儿子说话的声音有一种当家作主的味道。他已经不像在柏林的时候那样没精打采、满不在乎，而是目光中流露出自信的神情，背也挺得更直了。“你看上去真是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啊！”帕格说。

“我精神好极了。”

“我去看看那位姑娘。”父亲突然朝她那边走去，他走得那样快，拜伦跑了一两步才跟上。一路上无人阻拦，他们一口气来到娜塔丽面前，她双手合掌放在膝上，坐在那里。

“娜塔丽，这是爸爸。”

通过这样直截了当的介绍，这两个人——拜伦生活中相对的两极——就这样突然碰面了。娜塔丽把手伸给拜伦的父亲，盯着他的眼睛，等他先开口。维克多·亨利第一眼就非常喜欢这个面带倦容、风尘仆仆、生着一对乌黑眼睛、面庞消瘦的姑娘。她并不像他想象中那种传说里富于冒险性格的犹太人，她的面貌完全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过，她还是具有一种异国的风情，一种刚强、沉静的女性神态。他觉得她一定非常怕难为情，可是一点儿也没有表露出来。当他握住她的手，她微微一笑时，甚至流露出一些对拜伦的感情。

他说：“听说你父亲生病，我很难过。”

她点点头表示感谢：“我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她的低音很甜，但是和她的目光一样，很坚决。

“你还回来吗？”

“我还不知道，因为杰斯特罗博士可能也要回美国去。”

“最好还是劝他回去，越快越好。”

帕格用敏锐的目光打量她，她并不回避他的目光。他们两人暂时谁也找不到更多的话说，就变成一场目光的交锋。娜塔丽随即爽朗、顽皮地笑了，仿佛在说：“好吧，你是他的父亲，我不责怪你想看出什么文章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很窘，他从来没有在这种面对面的较量中失败过。可是这一次，他却把目光转向怀着极大兴趣在一旁观战的拜伦身上，娜塔丽这样快就恢复平静，使拜伦感到吃惊。“好了，勃拉尼，”他几乎喊起来，“我该走了，不好让外交部那人久等。”

“是啊，爸爸。”

娜塔丽说：“拜伦告诉我您在柏林跟塔茨伯利家人很要好，中校，我认识帕米拉。”

“是吗？”帕格露出微笑。她确实尽量找些话题，好让他随便些，他很喜欢她这样。

“是啊，在巴黎，她和我经常跟两个同住一屋的小伙子约会。她很可爱。”

“我也觉得，她对她父亲也特别好，不过开起汽车来实在可怕。”

“哦，您已经发现了吗？有一次，我跟她乘汽车从巴黎到沙特尔，几乎走着回去的，她真把我吓坏了。”

“我倒不相信这么容易就把你吓坏。”帕格伸出手，“我很高兴看到你，即使是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相遇，娜塔丽。”他局促不安地又咕哝了一句：“这解释了许多问题。一路顺风！一直都乘飞机吗？”

“我弄到一张星期四从里斯本起飞的特快班机票，但愿不会出什么意外。”

“不会的，目前已经安定了，不过你离开这地方还是好的。再见！”

“再见，亨利中校。”

维克多·亨利立刻走掉了，拜伦匆匆忙忙跟在他身边。“勃拉尼，现在来谈谈你怎么样？你打算继续留在锡耶纳吗？”

“暂时打算留下。”

“你听说华伦已经订婚了吗？”

“嗯，已经肯定了吗？”

“是的。他们定的日期是五月二十日，他结束飞行训练以后。我希望你到时候能赶回来，你再没有机会参加弟兄们的婚礼了，我也想办法请假回去一次。”

“我尽力试试吧。妈妈怎么样？”

“胃口不好，柏林把她弄垮了。”

“我以为她喜欢柏林呢。”

“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他们在航空集散站的玻璃门前站住，“你打算在罗马停留多久？”

“如果我能去看你，爸爸，那我就等你。”

“那好，你跟大使馆柯克乌德上校联系吧，他是海军武官。也许今天晚上我们能一起吃晚饭。”

“那太好了。”

“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拜伦含糊地笑了：“你真的不能说点儿印象吗？”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我实在不觉得她漂亮，肯定不漂亮。你晓得我迷上她了，不过——”

“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能让你销魂，她很漂亮。总之，我很久前给你的信上写的关于她的那些话还有效。现在见过她之后，我更感到如此了。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他把手搭在拜伦肩上有好一阵，“别生气。”

“我爱她。”

“我们不在此时此地决定这个问题，你回到她那里去吧，她一直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今天晚上给柯克乌德上校去电话。”

“好吧。”

他回到娜塔丽身边的时候，娜塔丽显得很紧张，用探询的目光看他。他一下坐到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我的天，简直太突然了，我到现在还不太相信，这一切发生得太意外了！他看起来很疲倦。”

“你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拜伦慢慢地摇摇头。

她说：“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看起来一点儿不严厉，倒是很亲切，说话的时候很胆小。”

“他被你迷住了。”

“别瞎说，拜伦！你看看我，满身煤灰，邋里邋遢。”

“他说你的眼睛了。”

“我不信。他说我眼睛什么？”

“我不告诉你，太不好意思了，我以前从来没听他讲过这种话。多幸运，他喜欢你。你看，我哥哥要结婚了。”

“是吗？什么时候？”

“五月。她是一位议员的女儿，她倒并不害怕嫁给一个海军军官。咱们来一个两对同时结婚吧。”

“那有什么不好？到时候毫无疑问，你一定当上银行经理了。”

他们俩都笑了，但是一接触到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俩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幸好这时大喇叭嗡嗡响起来，通知她这班飞机该起飞了，他们才如释重负。拜伦拿着她的手提箱和准备带回家的容易挤碎的礼物，挤到门口正在匆匆忙忙交谈和哭泣的旅客和他们的亲属当中。娜塔丽紧紧捏着她的飞机票，拼命想弄清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喊些什么。他想吻她，但没有吻成。

“我爱你，娜塔丽。”他说。

她夹在拥挤的旅客中，用一只胳膊搂住他，在一片嘈杂声中说：“我想，我还是回去好。刚才又见到你父亲了，还是挺不错的。他真喜欢我吗？真的吗？”

“我告诉你，你让他大吃一惊，为什么不呢？”

人群开始往门里拥。

“这么多东西，我怎么拿得了？你帮我拿拿吧，亲爱的。”

“你答应我，要是你决定不回来，就给我来电报。”拜伦说着，把大包小包的东西塞到她怀里和腋下，“收到电报，我就乘下一班飞机回家。”

“好，我一定给你打电报。”

“答应我，在我们见面之前，你不做任何其他决定，不采取任何激烈行动。”

“唉，拜伦，你真是孩子，说这种鬼话。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

“答应我！”

她的黑眼睛睁得老大，眼里满含着热泪，怀里和手里堆满了东西，手指夹着一张黄绿色的飞机票。她耸耸肩，笑着说：“唉，见鬼，答应你，可是你知道，列宁说过，信约常常是靠不住的东西。再见了，亲爱的，我的爱！再见，拜伦！”当旅客把她挤走的时候，她提高了嗓音。

亨利中校在旅馆里胡乱地睡了两个小时，随后就穿上新熨过的制服和一双像墨镜一样闪闪放光的皮鞋，步行到大使馆去。在阴沉的天空下，沿着威尼托大街，冒着十二月的严寒坐在一排排桌椅上的人寥寥无几。由于缺乏汽油，宽阔的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像柏林一样，这座独裁统治下的都城在战争中呈现出一派萧条、暗淡的景象。

柯克乌德上校整天都有事外出，他的文书递给帕格一个鼓鼓的长信封。他一打开，两样东西哐啷一声掉到桌上，这是两枚带别针的银鹰，是上校军衔的领章。

威廉·柯克乌德上校向维克多·亨利上校致意，并盼于今晚九时驾临大熊酒家便餐。

又，您穿的军服不合适，请佩戴四条杠肩章。

和便条别在一起的还有一条金色的绶带和美国海军情报部的一封信，信里开列了一张新晋升上校的名单，维克多·亨利的名字用红笔画了一个很深的红圈，还画着水波线。

文书有一张爽朗的、满是雀斑的美国人面孔，总是咧着嘴笑。“恭喜您，上校。”

“谢谢你。我儿子来电话了吗？”

“来了，先生。他来吃晚饭，都安排好了。我刚煮好咖啡，您愿意在上校办公室里喝一杯吗？”

“那太好了。”

帕格坐在武官的转椅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海军的醇咖啡，在德国喝过好几个月代用品之后，这种咖啡显得特别可口。他把银鹰、美国海军情报部的名单和金色绶带一样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当他悠闲地转着转椅、端详着他晋升的这些表记时，他那带伤疤的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平静，有些厌倦的神情。但是，他还是有些兴奋、得意，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总算放心了。

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第一轮选拔会把他放过。战列舰和巡洋舰的舰长、潜艇和驱逐舰舰队司令官以及舰船局和军械局内部的人，都完全可能把一个武官轻易挤掉。尽早晋升上校，是跃入将级军官行列的先决条件。少数军官在晋升将级之前，必须具备上校军衔。这次较早的晋级，他履历中这个小小的、不会变更的、实实在在的记载，是他二十五年来勤勤恳恳工作的报酬。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晋升，而且是决定性的一次。

他非常希望能立刻和他那永远没有一刻宁静的妻子分享这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也许，他心里想，等他回到柏林时，他们可以设一次盛宴招待使馆人员、记者和友好国家的武官，从而冲淡绿林区犹太人住宅里的沉重、阴郁气氛。

他突然又想到娜塔丽·杰斯特罗，甚至把关于晋级的事都抛到一边了。自从和她偶然相遇之后，他对她始终念念不忘。在他们相会的那几分钟里，他就感觉到他儿子和这位姑娘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说不定是拆不散的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年轻女人，如果不考虑一般的所谓年龄相当，她会嫁给一个和她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而绝不会随随便便抓一个像拜伦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以娜塔丽这样的聪明才智，当然选择莱斯里·斯鲁特这样类型的人最合适。娜塔丽比准备嫁给拜伦哥哥的杰妮丝更成熟，有修养。因此，这门婚事并不合适，他怀疑她是否理智，是否能坚定不移。但使他感到最头疼的是犹太人的问题。维克多·亨利深知自己很刻板，他的生活圈子非常狭窄，跟犹太人很少接触。他又是一个很呆板、实际的人，这就使他感到很棘手。他深信如果有这样一位母亲，他未来的半犹太血统的孙儿、孙女一定又漂亮又聪明。但是，他又想到他儿子绝对无法应付将来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而且永远应付不了。他儿子在华沙所表现出的冷静和勇敢的性格非常适合搞体育运动或当军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比起雄心大志、刻苦勤奋和丰富的常识来，用处就很小了。

“先生，吉阿纳里先生来了。”电话机里传来文书的说话声。

“好的。”维克多·亨利把那些东西收起来，放到裤兜里，心情远不如刚才想到晋升上校时那样高兴了。

这位圣弗朗西斯科银行家换了一身非常考究的双排纽扣、带很宽的白条纹的灰西服，衣领是特别大的英国式翻领。他那辆劳斯莱斯牌汽车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香水味。“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睡得很好。”他点起一支很长的雪茄说。他的举止显得很悠闲，他身上的许多小地方，修剪过的指甲、戒指、衬衫、领带，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他爱整洁，而且生活很富裕。同时，他显得有些兴奋、激动。“我已经跟外交部谈过了。你见过齐亚诺伯爵吗？”帕格摇摇头，“我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了，今天请吃饭，他肯定会来，然后他再从这里带我去威尼斯宫。你怎么样？有什么见教？”

“在意大利和德国期间，我充当您的副官，先生，我一定遵从您的意思，尽一切可能为您效劳。”

“你懂意大利语吗？”

“可以说实在不怎么样。不过，如果需要，报纸还能勉强看懂。”

“那太遗憾了。”银行家泰然自若、津津有味地吸着雪茄，垂下眼睛估量着维克多·亨利，“不过，总统说，如果两国首脑都同意，那么这两次会见你都参加也许有好处，这样可以多一双耳目。在凯琳别墅，我当然可以提出来请你给我当翻译，我的德语不怎么样。我想我们得见机行事，这次使命很特殊，而且没有议定书。通常我应当由我们的大使陪同。”

“我就大摇大摆跟您一道进去，他们如果阻拦我再说，您看怎么样？”

银行家闭目沉吟了片刻，然后点点头，睁开眼睛。“啊，这是古罗马时代的广场。你以前来过罗马吗？我们现在穿过君士坦丁门，这里有许多历史逸事呢！我猜想当初一定也有许多使者带着同样神秘的使命来到罗马。”

帕格说：“今天这次宴会是在您家里举行吗？”

“哦，不是，我在威尼托大街那边住着一套很小的房间。我叔叔和两个堂兄弟都是这里的银行家，在他们的市内公馆请我吃饭。我们见机行事，要是齐亚诺来了，我就这样摸摸衣领，你就自我介绍一番，要不然就照你说的办法做。”

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多余的，因为墨索里尼突然来参加宴会了。美国人到达后半小时，大理石圆柱大厅门口引起一阵骚动，这位独裁者精神抖擞地走进来。从客人活跃和骚动的情况判断，大家都没有料到他会来，甚至连穿着绿色、白色、金光闪闪的军服的齐亚诺也大吃一惊。墨索里尼个子很小，比帕格还矮，穿着带皱褶的苏格兰呢上衣、运动衫、黑裤子，以及一双棕色和白色的马靴。帕格立刻感觉到，也许墨索里尼故意做给德国人看，他对罗斯福派来的非正式使者表示特别轻蔑。墨索里尼走到餐桌跟前，吃水果、喝茶，兴高采烈地跟周围的人聊天。他端着一杯茶在大厅里一边走，一边跟人交谈。当他从帕格身边走过的时候，有一次他看了路吉·吉阿纳里一眼，但是对两个美国人睬也不睬。宴会上，墨索里尼跟眼神凶暴、下巴突出的帝国独裁者大不相同。他鼓出的眼睛含着一种意大利式的温和，笑得很厉害，但含着讽刺的意味，很庸俗。维克多·亨利觉得这个精明的小个子上台以后，很满意他的权位，他的好战性格是一出喜剧，跟嗜血成性的希特勒完全不一样。

当帕格正在跟银行家的婶母——一个浑身珠光宝气、涂脂抹粉、态度傲慢、散发出一股薄荷味、几乎完全耳聋的老太婆——笨嘴笨舌地聊天的时候，墨索里尼离开了大厅。帕格看见银行家朝他招手致意，随后跟齐亚诺一道走了，他也即刻托词跟着他走了。他们三人穿过两扇雕花大门，来到一间高大、华丽的书房，房间里放着一排排棕色、红色和蓝色烫金皮封面的图书。一扇扇高大的窗户俯瞰全城。不像灯火管制下的柏林，这里处处灯火星罗棋布，一派辉煌景象。墨索里尼威风凛凛地打了个手势请他们坐下，银行家坐到他旁边的沙发上，齐亚诺和维克多·亨利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上就座。墨索里尼冷冷地看了一眼亨利，然后把目光移向吉阿纳里。

他的眼神即刻改变了帕格对这位意大利首领的最初印象。帕格深深感到不知所措，而且觉得墨索里尼对他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年幼无知的海军少尉，冒冒失失闯上旗舰的禁区。齐亚诺却始终没有给他这种感觉，这位女婿穿着很考究，正小心翼翼地敬候这个有权势的长者说话。帕格离墨索里尼很近，能看到他的一绺雪白头发，他那刻着深深的皱纹的脸上显出非常果断的性格，那对充满活力的眼睛此刻显得有些晦暗。帕格断定，一旦有必要，这个人会随时下令进行血腥屠杀。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大利统治者。

银行家操着清晰、标准的意大利语匆匆解释说，他的好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驻柏林的海军武官作为他在欧洲短期逗留期间的副官和会见希特勒时的翻译。帕格勉强能听懂他的话。他还说亨利此刻完全听从领袖的指示，可以留下，也可以退席。墨索里尼又瞟了武官一眼，这回显然把他作为罗斯福指派的人看待，热情了些。

“你会讲意大利话吗？”他用流利的英语出其不意突然对亨利说，简直像一尊雕像突然开口说话了。

“阁下，我只能听懂一点儿，不会讲。再说，我也没什么话要说。”

帕格看见墨索里尼笑了，就像刚才跟大厅里那些人微笑时一样。“当我们谈到有关海军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讲英语。”

他随后望着银行家，等他开口。

“Bene，Luigi？(2)”

银行家谈了约莫一刻钟。帕格因为事先已经知道大致内容，所以银行家的话他都听懂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吉阿纳里说他自己不是外交家，他无权也没有才能商讨国家大事，他这次来是代表总统向领袖提出一个非正式的问题。罗斯福先生派出一个和墨索里尼有私交的普通身份的私人代表，主要是为了万一遭到墨索里尼拒绝，不致影响美意两国的正常关系。总统对欧洲动荡的时局甚为担忧。如果春季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不可想象的恐怖战争将席卷全球。虽然现在已经迟了，但是否还能想些办法？罗斯福总统一直想派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员，比如说像萨姆纳·韦尔斯这样的头面人物（齐亚诺一听提到这个名字，就抬起头来，用几根指头敲着桌子），在一月下旬访问各交战国首脑，呼吁和平解决欧洲问题。墨索里尼本人就曾于八月三十一日做过这样的访问，一直到最后都在呼吁和平，毫无结果。但如果他现在能与总统合作，争取和平，那么他将会被当作人类的救星写入历史。

墨索里尼沉思了片刻，面色沉重，垂着肩，目光回避开，用手摸着衣领，然后他才开口。帕格听他的意思是说，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与德国不可动摇的联盟上，任何阴谋破坏这个联盟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和平解决欧洲问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他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欢迎这项建议。罗斯福先生承认他自己一直到最后都在维护和平。可是，希特勒在十月已经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和平建议，却被盟国拒绝了。美国政府近几年来对德国和意大利公开采取敌视态度，意大利自身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墨索里尼说，这些可都不是路吉职权范围内所能解决的问题，他现在顺便提一下，只是表示对萨姆纳·韦尔斯的使命抱十分悲观的看法。

“你刚才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最后说，“现在，路吉，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请吧，阁下。”

“这一和平倡议是总统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在盟国请求下提出来的？”

“阁下，总统对我说过，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齐亚诺清了清喉咙，紧握着双手，朝前俯身说：“英国和法国知道不知道你们在进行这次访问？他们赞成吗？”

“不知道，阁下。总统说，他将同时对伦敦和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非正式的试探。”

墨索里尼说：“报纸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是吧？”

“据我所知，阁下，除我们在座的人之外，只有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知道此事。我这次是私人旅行，不会引起新闻界的兴趣，因此这将永远是一个秘密。”

“我已经说了我心里的看法，”墨索里尼用一本正经的严肃声调说，“考虑到英法统治集团对重新崛起的德国及其伟大元首抱有疯狂敌视态度这一事实，我认为这一使命很少有成功的希望。不过，我很能体会你们总统的这番苦心。”他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用力点一下头，说：“如果你们总统为这一使命派遣萨姆纳·韦尔斯前来，我可以接见他。”

吉阿纳里呆板的笑容消失了，露出真正愉快而得意的微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墨索里尼做出这一决定如何英明、伟大，以及想到他的两个祖国意大利和美国联合起来，拯救世界使其免于灾难的前景，他感到很高兴。墨索里尼默默地点点头，仿佛很欣赏他讲的这一大堆奉承话，尽管他轻蔑地摆摆手，要银行家冷静些。

维克多·亨利趁银行家一住口，就连忙插嘴说：“阁下，我想请问您是否准许吉阿纳里先生把这一点告诉元首？告诉他您已经同意接见萨姆纳·韦尔斯率领的一个正式代表团？”

当维克多·亨利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时，墨索里尼像一个将军有时那样，两眼直冒火。他看了看齐亚诺，这位外交部部长用流利的英语谦逊地说：“元首会在你们有机会告诉他以前很久就知道这件事。”

“那好。”亨利说。

墨索里尼站起身，挽住吉阿纳里的臂肘，领他穿过通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房间里放进一股冷空气。

齐亚诺用他那双白皙的手理了理厚厚的黑发：“中校，对于德国海军在南大西洋取得的伟大胜利，您有什么想法？”

“我一点儿没有听说。”

“真的吗？今天晚上七点将在罗马电台广播。‘斯比伯爵’号战列舰截获蒙得维的亚的一队英国战斗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损失四五艘战舰，其余全部被击伤。英国这一巨大损失彻底改变了大西洋的军事力量对比。”

维克多·亨利感到震动，但有些怀疑：“‘斯比伯爵’号怎么样了？”

“受了些轻伤，一夜就能修好。‘斯比伯爵’号遭遇的是哪艘敌舰都比不上的重型军舰。”

“英国方面承认了吗？”

齐亚诺伯爵笑了，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显然他自己也知道，只是略微显得胖了些，有些傲慢。帕格心想这大概是养尊处优的结果。“没有，不过英国对‘皇橡’号沉没一事也是隔了一些时候才承认的。”

由于“斯比伯爵”号的消息传来，为庆贺维克多·亨利晋升而举行的晚宴在阴郁的气氛中开始。两位武官一边喝着威士忌苏打水闲谈，一边等候拜伦到来。

柯克乌德上校说他相信这一消息，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来，英国已日趋腐朽。柯克乌德本人长得就像一个英国人——长长的下巴，血色很好，一口大板牙——但他对大英帝国没有什么用处。他说，英国政界人士面对希特勒的崛起，采取拖延、退缩的政策，他们认为英国人民不愿再继续打下去；英国海军外强中干，英法将在希特勒猛烈的春季攻势下垮台。

“我认为，这太糟糕了。”柯克乌德说，“舆论当然站在盟国方面，世界仍旧继续前进，希特勒毕竟就地制止了共产主义。而且不用担忧，他既然击败了盟国，也同样会让斯大林吃败仗。俄国人不是在芬兰做了一次非常愚蠢的表演吗？德国军队轻而易举就会把他们打垮。最后势必由我们与希特勒打交道，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他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

“嘿，爸爸！”拜伦穿着一身运动衫裤来到这家豪华的古老饭店，显然很不合时宜，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穿着晚礼服。

亨利把他介绍给武官。“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来晚了。”

“我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了个盹。”

“你在罗马就只能干这些吗？看了一场电影？我也希望我能有几个小时空闲在这座城市里转转。”

“唉，您看，我累了。”拜伦又有些恢复他过去那种懒懒散散的老样子。

侍者送来香槟，柯克乌德敬了维克多·亨利上校一杯。

“嘿，爸爸，四条杠了！真的吗？”拜伦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喜出望外。他握住父亲的一只手，举起满满一杯酒：“太好了！我能为这件事赶到罗马来，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一般人都不提这种事，可我不管这一套，爸爸，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出头了吧？”

柯克乌德上校说：“他早就出头了，这次升级就是证明。”

“现在只要犯一个错误，”帕格一本正经地说着，摇摇头，“倒一次霉，放错一份公文，或者一个舵手在夜里值勤的时候一阵迷糊，那么一直到退休，你就甭想出头了。”

“我说，你做什么工作，拜伦？”柯克乌德说。

年轻人犹豫起来。

“他是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帕格连忙说，“对潜艇特别感兴趣。顺便说说，勃拉尼，新伦敦潜艇学校五月份招生扩大一倍，预备役军人身体检查合格的都可以入校。”

柯克乌德笑了，怀着好奇的神情打量拜伦。“现在你该开始迈出你的第一步了，你现在就该带头报考，拜伦。你的眼睛怎么样？视力是二十—二十吗？”

“我眼睛没问题，可是我在这里有工作。”

“什么工作？”

“历史研究。”

柯克乌德皱了皱眉。

帕格说：“他在一位著名作家埃伦·杰斯特罗那里工作，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的，你听说过吗？”

“哦，杰斯特罗，我知道，住在锡耶纳。我在使馆跟他吃过一次饭，很有头脑。碰到一些麻烦，回不去家，是那个人吗？”

拜伦说：“他不是有困难，先生，他是不愿意离开。”

柯克乌德摸了摸下巴：“你能肯定吗？我好像有印象，他就是因为回不去才住在罗马的，他档案材料里好像有什么污点。他出生在俄国，或者立陶宛，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我想问题总归是能解决的。他在耶鲁教过书，是吗？”

“是的，先生。”

“不过，他一旦能走，就应该赶快离开。德国人正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老贝尼托(3)的反犹法律就更不用说了。”

维克多·亨利当晚就要陪银行家乘火车回柏林。关于他来罗马的使命，他对柯克乌德和拜伦只字未提，他们也没有问他。晚饭后，拜伦和他父亲乘出租汽车到火车站，一路上始终保持沉默。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车厢里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他们俩谁都不愿意先引出这个话题。当汽车驶入机场前面灯火辉煌的空荡荡的广场时，帕格说：“勃拉尼，如果英国当真在蒙得维的亚遭到袭击，我们就不会再迟迟不参战了。我们不能听任德国封锁大西洋，那将会是一九一七年的重演。你为什么不申请进潜艇学校呢？最早也要到五月才开始。如果杰斯特罗头脑不是那么简单的话，他会在这之前回到美国去的。”

“离五月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好了，我不跟你抬杠。”帕格说着，下了汽车，“多给你母亲写几封信，她心情不好。”

“好的，爸爸。”

“别误了华伦的婚礼。”

“我尽量不误吧。真的，要是咱们全家又团聚了，那该是一件大事吧。”

“所以我才希望你也回去，这大概将是天知道多少年内咱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了。再见！”

“再见！我说，爸爸，您提升上校，我真高兴。”

帕格从车窗口阴郁地朝儿子勉强笑了笑，就去赶火车了。对于那位犹太姑娘，他们俩始终只字未提。

(1)　意大利语：好的。

(2)　意大利语：好吗，路吉？

(3)　贝尼托是墨索里尼的名字。

第二十一章

罗达·亨利在迎接刚刚回来的丈夫时火气特别大，使得他不禁怀疑她也许病了或是怎么的。

他离开时，她心情就不好。在她看来，一切都糟得令人生气。柏林的秋天叫人讨厌，生活也令人厌恶，她心里烦闷透了。德国人的办事效率原来是神话，这里的人什么事都不懂得应该怎样办，也谈不到什么是服务和诚实。她又“犯了病”，一个医治不好的老毛病，以前几次心情不佳时，是一只胳膊和背上痛，这次则是一边的耳朵后面痛。她担心是癌，但现在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既然都已完结，长不长癌也就无所谓了。以前罗达在几次情绪不佳之后，总能恢复过来，并且会带着内疚的心情变得特别温柔可爱。帕格在突然离开柏林去罗马时，曾经希望回来后能看到她有所好转，没想到她的情绪反而更坏了。

她想要和他一起去凯琳别墅。他不在的时候，一位德国空军参谋送来一份请帖，乳黄色的厚纸上用雕版印着金字，写着邀请维克多·亨利中校。帕格到家还不到十分钟，她就拿出请帖，问为什么没邀请她。她说，如果把她留在家里，他一人去参加戈林夫妇在凯琳别墅举行的宴会，她在柏林就永远没脸见人了。

帕格不能泄露他这次去只是作为一位国际银行家的助手，负有秘密的国家使命。他也不能领她到白雪皑皑的花园里，用一些露骨的暗示来安慰她。时间已近午夜，她穿着一身青灰色睡衣，的确非常美丽动人。

“听我说，罗达，相信我的话，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安全。”

“哼，为了保证安全！什么时候你想按照你的意思办事，你就把这一套搬出来。”

“我是宁愿带你一起去的，这你清楚。”

“别光讲空话，明天打电话给德国空军部的礼宾官员。你要是不好意思，我来打。”

帕格是在书房里一面和她谈话，一面翻阅一大堆信件。他放下信件，冷冷地瞪了他妻子半晌，问道：“你身上不舒服吗？”

“我腻烦得要死，要不倒是很好。怎么啦？”

“你吃了补血丸没有？”

“吃了，可是我不需要吃药，我只需要到哪儿散散心。也许我应该痛饮一醉。”

“你不能打电话找空军部，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罗达恨恨地咕噜了一声，噘起嘴坐在一边。

“哦，柯比那家伙来了一封信。他有什么说的？”

“你自己看吧。信和他人一样枯燥无味，写的全是他回到家里如何高兴，在丹佛附近滑雪如何有趣，他如何感谢我们的招待，整整三页的废话。”

帕格没看信，一下子把它扔到无关紧要的一些信堆里。

“说真的，帕格，你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干什么事都有板有眼的。你要干什么，别人都预先料得到。二十五年来，你每次一到家，总马上先看信。你期待什么？一封你以前情人的情书？”

他笑了，把信推到一边。“你说得对，咱们喝点儿什么，咱们先喝两杯吧。你看上去漂亮极了。”

“一点儿不漂亮，那个该死的理发师又把我的头发烤成一块一块小麦饼了。我累了，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想跟你谈谈，可你晚到了两个小时。”

“在护照检查站遇到了点儿麻烦。”

“我知道。好吧，我要上床了，既然凯琳别墅去不成，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甚至买了一件很鲜艳别致的衣服，本来打算给你看看，现在让它见鬼去吧，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别退，也许你很快就用得着它。”

“哦？等着戈林他们第二次邀请？”她不等回答就出去了。

帕格调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来庆祝他晋升的消息。他上楼后，发现她已经熄了灯——这是一个惯用的、对丈夫来讲是很不愉快的信号。他很想和他妻子一起过夜。此外，他还把会见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经过保留着作为床头谈话的材料。现在他只好一个人把两杯威士忌酒都喝了，然后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第二天，他听到了使他高兴的消息。德国当局宣布：“斯比伯爵”号在获得历史性胜利之后，英勇地把自己炸沉了，它的指挥官随后也在一间旅馆房间内用手枪自杀，表现出崇高的精神。他已经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说，实际上是三艘级别轻得多的英国军舰在一场海上激战中打败了这艘德国战舰，使它受了重创，勉勉强强驶回港口，然后才把自己炸沉。这个情况，德国人民一个字也听不到，因此，他们听到消息说打了胜仗的袖珍战列舰反而要把自己炸沉，不免感到困惑。纳粹宣传人员根本不屑做解释，只是另外编造空战大胜利的消息来掩饰，大肆宣传说在黑尔戈兰岛上空击落了二十五架英国轰炸机。帕格知道自己很少再有机会见到齐亚诺伯爵，但他倒很想再跟他谈谈“斯比伯爵”号的情况。

后来，罗达知道帕格升了级，她的积郁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也不再提起凯琳别墅。她开始像度蜜月时那样对待他，他们这样过了一星期左右的快乐日子。他讲了怎样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见面，她听得津津有味，但也有点儿寒心。她说：“看来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她能明白过来甩掉勃拉尼了。”

凯琳别墅像一座按照猎宫式样修建的联邦感化院，坐落在一片禁猎区中，从柏林坐车到这里约莫两个小时路程，周围一片荒凉，只有一些矮小的杏树和披盖着白雪的绿色枞木。从高速公路通往这里的那条路穿过电力控制的笨重大门，又穿过用钢筋混凝土修筑的围墙，墙上凝结着犬牙交错的冰柱，最后穿过两排手持机枪、面对面站着的空军哨兵，他们喊问口令时，嘴里冒着热气。汽车一拐弯，就瞥见了那座宏伟壮观的木石结构的建筑。一只受惊而睁大眼睛的鹿跃过大路。圣弗朗西斯科银行家脸上那极不自觉的微笑已经看不到了，他紧闭双唇，柔和棕色的意大利人的眼睛像那鹿一样睁得很大，这边瞧瞧，那边望望。

在拱形圆顶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一群使人眼花缭乱的穿制服的纳粹党人和露着雪白肩膀的妇女——她们有的还可爱，有的则又粗又胖，但都是衣着华丽，满身珠光宝气。阿道夫·希特勒也在人群中，正在逗戈林的小女孩玩。一支弦乐队不显眼地在这间铺着大理石的宽阔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轻柔地奏着莫扎特的乐曲。粗大的木材在壁炉里燃烧着，壁炉三边形的石墙高高耸入屋顶。齐房间长的雕花大桌上摆满还未动用的丰盛食物。空气中飘荡着各种浓重的气味：烧木头的烟味、雪茄烟味、烤肉味、法国香水味。一群快乐的、兴致勃勃的德国显要人物，有的在笑，有的在低声细语，有的在拍手。当希特勒把那个美丽的、穿一身白的小女孩抱起来和她说话，并且拿一块蛋糕逗引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发出亮光，望着他们穿着平常的灰绿色军装上衣和黑色裤子的领袖。戈林和他体态优美的妻子站在旁边，带着温柔的做父母的骄傲微笑着。他们夫妇都穿戴着华丽的晚礼服和珠宝，绚丽夺目，男的衣服比女的更为华丽。突然，那个小女孩吻了一下元首苍白的大鼻子，他大笑起来，把蛋糕给了她。全场响起一阵欢呼声，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妇女们擦着眼泪。

“元首多了不起！”陪同这两个美国人的空军军官说。他是一个个子不高、脸黑黑的飞行员，身上佩戴着“神鹰兵团”(1)镶有金刚钻石的十字勋章。“唉，他要是能结婚多好，他喜欢孩子。”

帕格·亨利也觉得希特勒有他吸引人之处，比如：他对鼓掌表示谢意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有点儿羞涩的微笑；他把孩子送还给欣喜若狂的母亲时那种故作勉强的滑稽样子；他拍拍戈林肩膀时羡慕地耸耸肩，他祝贺比他幸运的人时，动作与其他独身汉没有什么不同。这时的希特勒具有一种天真的、几乎是引人同情的魅力。

戈林夫妇陪同希特勒到摆着食品的桌子边，大家都跟着蜂拥到那里。穿着金蓝色制服的仆役排着队进来，安排好金色的桌椅，给客人端食物、倒酒，连连鞠躬。空军军官带领帕格和吉阿纳里同一个名叫沃夫·斯多勒的银行家坐在一起，斯多勒像老相识一样招呼这位美国金融家。他是一个细长个子的条顿人，五十多岁，淡茶色头发平贴在头上。他的妻子是一个头发已经有点儿花白的美人，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像她脖子上、手指上和耳朵上所佩戴的大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正巧维克多·亨利刚刚写了一份关于斯多勒的简短报告，因此他了解很多他的情况。

斯多勒的银行是戈林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他专门经营获取“Objekte”的业务。“Objekte”这个词是德国商业界的行话，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所有的企业。

关于一九三九年奇特的德国，亨利刚刚开始有所了解。当时，他们十分强调掠夺犹太人的合法性，但很少采用公开没收或暴力剥夺的做法，而是从一九三六年起颁布了一整套法律条文，使得犹太人实际上很难做生意。法院月复一月做出的各种裁决，使得他们做生意更加困难。犹太人的企业得不到进出口许可证或原料，他们对铁路和航运的利用也受到限制。处境越来越困难，最后除了出卖，别无他法。购买这种“Objekte”的市场便兴隆起来，许多机灵的上层德国人士争先恐后出高价收购。沃夫·斯多勒采取的做法是，把所有对“Objekte”有兴趣的买主都找到，联合起来，提出一个非常低的、唯一的收购价格，企业主面临的选择是：接受或是破产，别无他路。然后，斯多勒这伙人把这家企业分成股份。斯多勒通过戈林可以看到秘密警察的案卷，因此他总是第一个发现哪家重要的犹太人企业已经支撑不住了。像那些大家都垂涎的经营钢铁、金属、银行和纺织等的大企业，则由戈林自己全部买下或占有其中较大的股份。斯多勒的银行除了得到一笔佣金外，他还在“Objekte”中得到他自己的股份。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美国在柏林的广播评论员弗莱德·费林告诉帕格的，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调查清楚。费林带着愤怒向帕格讲述这些情况，特别是他又不能把这些情况广播出去。德国人说，所有关于德国对犹太人待遇不公平的报道都是在盟国花钱指使下所做的宣传。他们还说，颁布关于犹太人的各项法律，其目的不过是要限制这个少数民族，使他们在德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

帕格有意地把犹太人问题放在一边，以便集中精力了解军事情况，这是他的任务。除了在专门给犹太人规定的购货时间内，在柏林简直看不见他们。在购货时，他们脸色苍白、忧心忡忡，刚刚挤满商店，一转眼又无影无踪。对犹太人的压迫，表面上并不明显，帕格甚至连一所集中营的外部都没看见过。他曾经注意到长凳上或餐厅里有排犹标语，还看到一些被吓白了脸的忧心忡忡的可怜人从火车或飞机上被拖下来，偶尔也看见过被打破的窗户和破旧的、被烧毁的犹太会堂。有一次，他还看到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一个男人在动物园里被三个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青年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妻子一面哭一面尖声喊叫，两个警察却站在一边哈哈大笑。但是，费林所讲的情况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德国排犹主义的本质。在费林看来，它的真正目的就是掠夺，这虽然令人憎恶，但至少还是可以讲得通的。当沃夫·斯多勒文质彬彬地鞠了一躬，伸出他的手时，帕格感到一阵恶心。当然，他还是和他握了手，而且不久还坐在一起吃起来，用摩泽尔葡萄酒、雷斯林葡萄酒和香槟酒相互干杯。

斯多勒是一个热诚而精明的德国人，从各个方面说，与维克多·亨利在军界、工业界以及社交场合遇到的不下数百名其他德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讲得一口好英语，表情豪爽而恳切。他讲了一些聪明的笑话，还敢于取笑戈林的肥胖和他那身跟舞台服装差不多的制服。他表示对美国有深厚的感情（他特别喜欢圣弗朗西斯科），并对美德关系不见好转表示遗憾与沮丧。他说，难道他不能通过邀请吉阿纳里和亨利夫妇到他的乡间别墅度一次周末来为改善两国关系尽一点儿力吗？他的别墅当然比不上凯琳别墅，但是他保证他们会喜欢他邀请的陪客。亨利上校说不定走运能打到一只鹿，而野味是不属于肉类配给范围内的。亨利夫人也许还喜欢吃点儿鹿肉呢！银行家的夫人用她那戴着宝石戒指的冰凉白皙的手指碰了一下帕格的手，微微眯起那双蓝眼睛，表示邀请的意思。她听说亨利夫人是美国大使馆最有风度和最漂亮的夫人，她一直想见见她。

吉阿纳里谢绝了，他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回国。从工作上考虑，维克多·亨利完全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他的部分任务是打入德国有影响的上层人士的圈子。他实在不想再见斯多勒了，但是转念一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罗达享受她抱怨失去的那种欢乐。德国人谁好谁坏脸上也看不出来，斯多勒也可能是在胁迫下为戈林效劳的，虽然他的妻子从中得到了好处，因此能戴上钻石。帕格说他准备去。斯多勒夫妇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这使得他深信，这次邀请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显然有意要和他结识。

斯多勒带领着两个美国人在凯琳别墅里转了一圈。帕格每当看到纳粹的富丽堂皇的场面时，总有好莱坞布景的印象，这次也一样。不管建筑结构多么宏伟坚固，不管房顶多么高敞，不管装饰多么精致，也不管那些艺术品多么珍贵，总觉得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假场面。凯琳别墅里的走廊和房间似乎无穷无尽。十几个玻璃柜子里陈列着镶有宝石的纯金制品：花瓶、十字勋章、权杖、刀剑、半身雕像、官杖、勋章、书籍、地球仪等等，都是钢铁公司、各大城市以及外国政府在元帅生日、结婚、生子以及“神鹰兵团”自西班牙返国时送的礼品。墙上挂满了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意大利、荷兰艺术大师的名画，也有一些经纳粹认可的当代画家画的毫无艺术价值、只能供商业广告用的裸体画。其他会客室没有人，但宽敞华丽的程度不下于宴会厅，木制的墙上挂着壁毡和旗帜，室内陈列着雕像和镶着珠宝的盔甲。但是，所有这些也完全可以看成是好莱坞用硬纸板和油画布搭起来的布景，甚至宴会桌上陈列的佳肴看上去也很像塞西尔·德米尔导演的宴会场面，烤猪里的粉红色的肉也很像制造布景模型用的蜡和石膏。但是，维克多·亨利很清楚他看到的是大宗财宝，而且大部分是通过斯多勒抢来的赃物。且不考虑道义上的原因，建筑设计的粗俗也使帕格感到很失望，因为据说戈林还是出身名门呢！甚至路吉·吉阿纳里的赞美之词听起来也带有明显的讽刺味道。

佩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的十字勋章的空军军官找到了他们，向斯多勒叽咕了几句。

“唉，真可惜，你们现在就得去了，”德国银行家说，“你们还没有看到别墅的稀世奇观呢！亨利上校，我的办公室将会安排好一切，去接您和您亲爱的夫人星期五到阿本德鲁来，但是恐怕您到过这里以后，会觉得那里很不像样子。我们明天给您去电话。”

斯多勒陪两个美国人又穿过一些房间和走廊，停在木制的浅黑色双扇门前，门上满满雕刻着狩猎的场面。他推开门，里面是一间木屋，木头和灰泥的墙上挂着鹿角、兽头标本和兽皮，空气中弥漫着死兽散发出的浓厚的陈腐味道。在熊熊的炉火两侧，分别坐着里宾特洛甫和戈林，希特勒不在屋内。一张粗糙的长桌和两条长凳占了大部分地面。帕格立刻想到这一定是原先那座供狩猎用的房屋的主要房间，这位元帅围绕着它修建起这座平庸乏味的像宫殿一样的建筑物。这是凯琳别墅的中心，除了红彤彤的炉火外，屋内阴暗清冷。

戈林懒洋洋地靠在长沙发上，翘起一条穿白色长筒厚皮靴的腿。他用雕花矮大理石桌上金质餐具中的一只小金杯呷着咖啡，他拿着杯子的五根手指中，有三根鼓起了钻石戒指。他向吉阿纳里亲切地点头微笑。里宾特洛甫两眼瞧着天花板，两手交叉着放在肚皮上。德国银行家介绍完维克多·亨利后，就带上门出去了。

“元首给你整整七分钟的时间来谈你的事情。”里宾特洛甫用德文说。

吉阿纳里结结巴巴地说：“阁下，请允许我用英文回答。我是以私人身份来到这里的，我认为给我这么多时间是对我的国家和我国总统的特殊礼遇。”

里宾特洛甫坐在那里，眼睛瞧着天花板，脸上毫无表情。维克多·亨利见此情况，不管是否需要，便进行翻译。外长不等他说完，用标准的牛津口音打断他说：“我懂英文。”

戈林对吉阿纳里说：“欢迎你到凯琳别墅来，路吉，好几次我都想请你来。但是，这次你远道而来，所得到的会见却是很短的。”

“元帅，我想说，”银行家用蹩脚的德文回答，“赔赚几百万元只开几分钟会就定了的事我见过。为了世界和平，值得做出任何努力，不论前景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戈林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坐在他附近的椅子上。

里宾特洛甫抓着椅子的扶手，闭着眼睛，突然像连珠炮似的大声用德语说：“这种奇特的访问是你们总统对德国国家元首的又一次蓄意侮辱。谁曾听说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只派一个普通公民作为特使？文明国家之间是利用外交机构的。并不是德国愿意撤回它驻美国的大使，而是美国首先表示出敌对态度。美国在国内允许抵制德国货，允许发动仇恨德国人民的运动。美国已经修改了它所谓的‘中立法’，公开倾向于这场冲突中的侵略者一方。德国并没有对英法宣战，而是它们对德国宣了战。”

外交部部长停止了讲话，闭上眼睛坐在那里，那张下颌很长、瘦削的脸一动不动，脸上披着几撮已经发灰的金发。加利福尼亚银行家先望望戈林，再看看维克多·亨利，显然感到很吃惊。戈林又给自己倒了点儿咖啡。

维克多·亨利全力以赴地把外长冗长而激烈的言辞翻译成英文，里宾特洛甫没有更正或打断他。

吉阿纳里刚要讲话，里宾特洛甫又叫起来：“这种拙劣的态度，除了说明再次蓄意挑衅之外，还能起其他什么作用？这又一次表明你们总统对一个拥有八千万人民的强国领袖的蔑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吉阿纳里用颤抖的手向亨利挥了一下，表示他听懂了他的话，然后说：“我想很尊敬地回答——”

里宾特洛甫睁开又闭上他明亮的蓝眼睛，用更高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仍然愿意听你的意见，这证明他对和平的愿望，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载入史册。这就是这次奇怪的会见所具有的唯一价值。”

戈林用比较温和但并不友好的语调问银行家：“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路吉？”

“元帅，我是我国总统派到元首这里来的一个非正式使者。根据总统的指示，我有一个问题要向他提出。提出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是，感谢上帝，它却可以导致有持久历史意义的成果。”维克多·亨利把他的话译成德文。

“什么问题？”戈林问。

银行家的脸色有点儿发黄。“元帅，根据我国总统的命令，这个问题是向元首提出的。”他用德文说，声音有点儿沙哑。

“要由元首来回答，”戈林说，“但是，很明显，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听到的。是什么问题？”他把声音提高，眼睛盯着银行家。

吉阿纳里避开戈林那双懒洋洋的严酷眼睛，舔了舔嘴唇，对亨利说：“上校，我请你向大元帅证实我所得到的指示。”

维克多·亨利正在迅速估计形势，包括人身可能遭到危险的迹象，这种感觉在进入凯琳别墅围墙之后就像阴影一样一直笼罩在他心上。尽管从外表看来，戈林这大个子很和气，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阴险凶恶的残暴家伙。如果这个一张涂了胭脂似的红脸、两瓣鲜红的薄唇、一双小手戴满珠宝的丑恶胖子要伤害他们，外交人员不受侵犯的特权在这里也起不了多大保护作用。但是，帕格判断他的谈话只不过是猫耍耗子，以此消磨时间。他在戈林两眼紧盯之下把银行家的回答译成德文，然后补充说：“我证明总统的指示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提给元首，就像吉阿纳里先生在意大利向元首的好友I1 Duce(2)所做的那样，当时我也在场，I1 Duce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些我们都知道，”里宾特洛甫说，“我们也知道你要提的问题是什么。”戈林朝亨利眨了眨眼，紧张的空气才缓和下来。银行家用手指擦了擦额头。大家沉默了大约一分钟。这时，阿道夫·希特勒从一扇挂着虎皮的侧门进来了，一面把一绺头发从前额往上掠。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跟这两个美国人一样，迅速地站了起来，装出十分恭顺的样子。戈林从舒适的长沙发换到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希特勒坐在戈林原先坐的地方，做了个让座的手势，没有和客人握手。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元首外表很健康、很镇定，虽然眼睛有点儿浮肿，身体也过于肥胖。两鬓的黑发剪得很短，像普通士兵一样。除了那撮有名的小胡子之外，他的长相很一般，和在德国城市大街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小人物没有什么不同。和他这种普通老百姓样子相比，那两个纳粹党人的一身穿戴显得特别可笑，不协调。他那身只在左胸前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的灰色上衣，跟里宾特洛甫穿的绣金边的深蓝色制服，以及空军元帅身上的鲜艳色彩、五光十色的宝石和勋章，形成尖锐的对比。

他两手重叠着放在腿上，严肃地看了两个美国人一眼。

“路吉·吉阿纳里，美国银行家。维克多·亨利上校，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里宾特洛甫带着讽刺的口吻说，表示这两个来访者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的元首，他们是美国总统特派的非正式使者。”

银行家干咳了一声，先试用德文说了几句对这次会见表示感谢的话，然后急急忙忙表示了歉意，转用英文讲话。当亨利翻译时，元首一直盯着银行家，在椅子上不断改变坐的姿势，两只脚一会儿交叉，一会儿放平。吉阿纳里把他会见墨索里尼时讲过的关于世界和平的一套开场白重新讲了一遍，然后向元首提出关于萨姆纳·威尔斯的问题。他刚用英文讲完，里宾特洛甫脸上就露出轻蔑的微笑。亨利翻成德文后，希特勒和戈林互相看了一眼。元首态度很冷淡，戈林耸了耸肩，挥动着他那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摇摇头，好像是说：“果然是这个问题，令人难以置信！”

希特勒沉默地思索着，深凹的灰蓝色眼睛直望着远处，露出一丝苦笑，小胡子和小嘴巴动了一下。他开始平静地用清晰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文说：“吉阿纳里先生，看来你们尊敬的总统对当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平常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特别表现在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你们的国会和人民多次表明不愿卷入国外纠纷。

“我在四月二十九日主要对你们总统讲的那次讲话中，承认贵国人口比我们这块小国土多一倍多，生存空间大十四倍多，矿物资源更是多得无法相比，也许因此你们总统觉得他必须不时地向我提出严父般的警告。当然，我已将我的一生致力于我国人民的复兴，我只能从这个狭窄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情。”

维克多·亨利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进行翻译，他感到怦怦心跳，嘴巴发干。

希特勒现在开始喋喋不休地回顾莱茵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历史往事。他把情况讲得很详细，似乎津津有味，慢慢地挥动着双手，语调比较缓和。他讲的理由都是人所共知的老一套。只有在谈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那会儿，他才提高嗓门，用词尖刻。他说，英国的保证鼓励了一个残酷的反动政权对它的德国少数民族采取残暴措施，使它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保险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从那时起，英法一次又一次轻蔑地拒绝了他关于和平解决和裁军的建议。英法加在一起，共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三的可居住地面和将近一半的人口，作为一个国家负责首脑，除了武装他的国家抵御这两个军事大帝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他继续说，德国的政治目的是简单的、公开的、适度的，并不准备改变。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五个世纪，欧洲中部就有过一个日耳曼帝国，它的边界大体上是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口的增长确定的。由于许多强国企图肢解德国人民，这块欧洲中心地带不断发生战争。他们的企图常常获得暂时的成功。但是，德国民族以其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强烈本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打破了外国的包围和束缚。在这部分谈话中，希特勒提到俾斯麦、拿破仑、腓特烈大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维克多·亨利对这些都不太清楚，他尽可能按原话逐字逐句进行翻译。《凡尔赛和约》，元首说，只不过是外国力图肢解这个德国心脏地带的一次最近的尝试。由于从历史上看，这个条约就是没有道理的和不公平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死亡了。莱茵区是德国的，奥地利也是，苏台德区、但泽和走廊地带都是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人为制造的怪物原先像一根刺入德国要害的长矛，现在已经再一次成为传统的德意志帝国的波希米亚保护国。德国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过程现已完成。他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英国的荒谬保证，这一切本来是可以用和平方式完成的。但泽和走廊地带问题实际上在今年七月就已经解决了。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妨碍着持久和平，只要对方承认中欧的现状，并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德意志帝国像其他现代大国一样，有从不发达大陆获得原料的天然权利。

给维克多·亨利印象最深刻的，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态度、他的显然深信道义在自己一边、他对历史的宽阔眼界以及他那种自以为是德国民族化身的神态，什么“因此我把莱茵区归还德意志帝国……因此我使奥地利回到它的历史归属……因此我使波希米亚高原局势正常化……”等等。他在党的群众大会上装出那副狂呼乱叫的煽动家的姿态，显然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德国人需要这样一个群众偶像。他使人深深感受到他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亨利上校曾经只在两三个将军身上看到过。至于报刊上对他的描绘——把他刻画成一个咬地毯的、歇斯底里的查理·卓别林式的政客，帕格现在觉得，那是一些心地狭小的人物对他的歪曲，这种歪曲已经把世界引入灾难。

“我也和总统一样，希望和平。”希特勒说，他现在开始像演说时那样做手势，虽然动作幅度没有那么大。他的眼睛很奇怪地明亮起来，亨利心想那也许是自己的幻觉，但它们似乎放出奇异的光彩。“我渴望和平。我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在前线打过四年仗；而他作为一个出身高贵、富有的人，有幸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懂得什么是战争。命运给我的使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谁知道我还有多少残余之年去完成我的建设任务呢？但是，英法领导人要求摧毁‘希特勒主义’（他以轻蔑、带讽刺的口吻讲出这个外文词），作为和平的代价。我也可以说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我使得德国重新强大起来，这不合他们的胃口。但是，这种憎恨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使欧洲遭殃，因为我跟德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是一个整体。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真理，但是对英国人来讲，恐怕需要一次大的考验来证明它。我相信德国有力量最后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一起沉沦下去，那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历史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

他停了一会儿，面色一沉，突然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无视现实？一九三七年，我在空军方面取得了平等地位。从那时候起，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飞机、飞机、飞机，潜艇、潜艇、潜艇！”他尖叫着，紧握着拳头，挥舞着那两只伸得笔直的僵硬手臂。“我堆积起来的炸弹、炸弹、炸弹，坦克、坦克、坦克，有山那样高！这对我的人民来讲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那些大国又何曾懂得过别的语言？我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提出和平的。我被拒绝了，并且受到了蔑视。他们提出要我的脑袋作为和平的代价，德国人民对这种可怜的荒谬要求只觉得非常可笑！”

当他祈祷似地高声喊叫“飞机……炸弹……潜艇”时，他的两只拳头一再抡到下面用力敲打地板，由于身子弯得很低，那绺著名的头发耷拉到脸上，这时看上去更像新闻片中常见的那个街头宣传鼓动家的样子，而那红红的脸和尖叫的声音的确也还是那种疯狗似的形象。突然，富于戏剧性地，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他又恢复了安静的有控制的声调：“让火的考验来临吧！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我是问心无愧的。”

希特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准备退出的样子。他的眼色愤怒而冷淡，嘴唇和口角向下弯着。

“我的元首，”戈林说着，笨拙地站起来，长靴咯吱咯吱地响，“我的理解是，在您对现实情况做了如此清楚的阐述之后，如果总统坚持，您将不反对萨姆纳·威尔斯先生前来访问。”

希特勒犹疑了一会儿，有些困惑，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说：“我不想用无礼对待无礼，也不想以不识大体对待不识大体。我愿为和平做出一切努力。但是，在英国要摧毁我的愿望本身遭到摧毁之前，通向和平的道路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获得，其他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将仍然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对方在大规模毁灭爆发前一分钟表现出清醒的头脑。”他神色激动，也不向客人告别，就大踏步从雕刻着画面的双扇门走了出去。维克多·亨利看了看手表，元首花了一小时又十分钟和他们谈话。就亨利所知，罗斯福总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复，他从吉阿纳里苍白而沮丧的脸上可以看出，后者得到的印象跟他一样。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相互看了一眼。胖子说：“罗斯福总统已经得到了他所要的答复。元首认为威尔斯的出使不会带来什么希望，但是，由于元首仍然寻求一种公正的和平，所以并不拒绝他前来。”

“我不是这样理解，”里宾特洛甫说得很快，语调很生硬，“元首认为他的出使无济于事。”

“如果你要元首澄清一下，”戈林指着双扇门，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就去找他吧，我非常了解他，我认为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又转向银行家，声音比较缓和地说：“在向你们总统报告这次会见的情况时，告诉他是我说的，元首将不拒绝接见威尔斯，但元首认为不会带来什么希望——我也这样认为——除非英法放弃他们通过战争除掉元首的目的。但这就像要搬掉勃朗峰(3)一样不可能。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结果将是在西线发生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将在死亡几百万人后以德国获得胜利而结束。”

“结果必然如此。”里宾特洛甫说，“恐怕，在萨姆纳先生整理文件和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之前，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戈林两手挽着两个美国人的胳膊，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使维克多·亨利想起万湖的那个侍者。他说：“你们不是马上要走吧？一会儿还有跳舞，多少吃点儿晚饭，然后还有从布拉格来的一些舞蹈艺术家的精彩表演。”他诙谐地转动眼睛表示留客。

“多谢阁下盛意款待，”吉阿纳里回答说，“但是有一架飞机正在柏林等着把我送到里斯本转乘飞剪式客机。”

“那我只好不留你们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答应以后再来凯琳别墅。我送你们出去。”

里宾特洛甫站了起来，背向他们，望着炉火。当银行家犹豫地说了一声再见时，他咕噜了一声，耸起一只肩膀。两个美国人和戈林臂挽着臂，沿着凯琳别墅的走廊走出去。这位空军元帅身上散发出一种浓厚的洗澡油的味道。他用手轻轻拍了一下维克多·亨利的手腕，说：“亨利上校，你到过斯维纳蒙台，看过我们生产潜艇的工厂。你对我们的潜艇计划有什么意见？”

“阁下，你们的工业水平很高，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加上有像格罗克和普伦这样的军官，你们有了很完整的规模。你们的潜艇已经在大西洋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这仅仅是开始，”戈林说，“现在生产潜艇的速度就像生产香肠那样快。我怀疑是否所有这些潜艇都将有机会参加战斗，空军将很快决定这场战争。我希望你们的空军武官鲍威尔上校能够很准确地向你们总统报告德国空军的实力，我们对鲍威尔一直是很开放的，这是根据我的命令。”

“当然，他已经做了报告，他所获得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帕格的话看来使戈林感到高兴。“我们从美国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柯蒂斯(4)有很出色的设计师。我们曾经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海军俯冲轰炸机，并根据研究结果制成‘斯杜加’。”他转向银行家，用简单的德文讲得很慢，询问了一些有关南美矿业公司的情况。这时他们正穿过一间空的舞厅，舞厅顶上悬挂着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他们踩在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泛起了空洞的回音，银行家从容地用德文回答，一紧张他就说不了德文。往正门走的一路上，他们都谈着关于财政的问题。在大厅里走动的客人们盯着夹在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戈林。银行家脸上的那种老练世故的笑容又重新出现了，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外面正下着雪，戈林停在门道口和他们握手告别。吉阿纳里这时已经恢复过来，因此提出了维克多·亨利认为绝对重要的事，亨利正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向他暗示一下。银行家在雪花轻飘中一面跟空军元帅握手，一面说：“阁下，我必须告诉总统，贵国外交部部长不欢迎威尔斯的出使，并且申明元首也不欢迎。”

戈林收敛起笑容：“如果威尔斯来，元首将见他。这是正式意见。”这时，一个空军军官把汽车开到门前，戈林仰头看了一眼天色，两个美国人一起穿过飞雪走到车前。“记住这一点，德国同所有国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和平，但是我要。”

维克多·亨利几乎一夜未睡，写他的报告，以便由银行家带交总统。报告是手抄的，写得很乱。亨利先写事实经过，一直写到戈林在雪地里讲的最后一句话为止，最后写道：

关键问题当然是：第三帝国现在是否期待萨姆纳·威尔斯的和平使命。看来难以置信的是，会见了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以后，您的特使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希特勒将会接见萨姆纳·威尔斯，但是我认为这次出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除非盟国想要改变主意，接受所谓“伸出和平之手”的那套解决办法。

这三个人看来都不重视我们这次会见，他们还有别的大事要考虑，根本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我倾向于认为戈林是愿意举行这次会谈的，而希特勒则认为，既然来到凯琳别墅，顺便见见也无妨。我感到他像是很乐于把心中想法坦率地跟两个将直接向您做报告的美国人谈谈。这三个人的表现都好像西线的进攻马上要开始了。我认为威尔斯来不来，他们根本不在乎。如果英国也像希特勒那样坚持自己的条件，春天就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戈林侈谈和平是另有打算的。这个人是第三帝国中最大的杀人魔王。他的外表很像马戏团里的畸形人，胖得的确令人作呕，却偏爱打扮。但是，在他们那伙人中，他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并且是众所公认的第二号人物。他从纳粹主义中获利甚大，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人要多。吉阿纳里先生无疑会向您描述凯琳别墅的样子。它很粗俗，但规模相当惊人。尽管戈林地位已经很高，他仍然可能很机灵地想到，好运总有走完的时候。如果进攻搞糟了，那时候这个一直高唱和平的人就会出来，一面为那垮台的元首流泪，一面很高兴能取而代之。

至于里宾特洛甫，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用语，只能用“典型的德国浑蛋”这个词来形容他。他正是书上描写的那种狂妄自大、毫无教养、愚蠢、顽固和自以为是的人。我想这是他的本性。但是，我也相信他反映了希特勒的想法。这是海军经常玩的那套老把戏：指挥官充当那道貌岸然的“老好人”，而副指挥官都是性情乖戾的，专门出面当恶人。希特勒毫无疑问憎恨您的勇气与决心，觉得您过多地干涉了他，跟他作对。他还觉得反抗美国是相当保险的，因为他知道舆论有分歧。所有这些想法，里宾特洛甫都用明确的语言代他表达了，而让他们的党魁去自由地扮演那宽宏大量的“德国拿破仑”和欧洲的救世主。

乘车离开凯琳别墅时，我感到好像刚从幻境中苏醒过来，开始想起有关希特勒的种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狂言乱语；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食言、信口雌黄；是他发动了战争，进行对华沙的令人发指的轰炸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当我在听他讲话并进行翻译时，我的确把这些都忘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我竟然能够一时忘记这些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的能言善辩。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演说家。我听过他在很大的群众场面上发出粗暴的战争叫嚣，但是，当他和两个神经紧张的外国人在室内谈话时，出于需要，他又可以做得像一个讲道理的、为人爱戴的世界领袖——人们说，他愤怒时，讲话唾沫横飞。我们仅仅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他会这样，但是把他刻画为一个滑稽的疯子，则是失真的。

他说到自己和德国人是一个整体时，好像有无比的信心。他知道这是事实。去掉他的胡子，他的外表像所有德国人揉成一个人一样。他不是贵族，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他就像一个街上的普通德国人，一个受到某种启发而有所领悟的德国人。

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盟国当前的目的似乎是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我现在深信这是做不到的。不管怎么说，盟国仍然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向希特勒投降，或是打败德国人。一九三六年，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当时打败德国人本来是容易而有把握的事。迄今一切都没有变化，只不过德国人现在可能变得不可战胜了。

最上层人物之间的同床异梦的情况可能反映了纳粹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即便如此，它也纯属内部政治问题，并不影响希特勒对德国人的控制，包括对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控制。当他进屋时，他们站了起来，并且表现出卑躬屈节的样子。

如果希特勒真是书报上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半疯半滑稽的匪徒，那么打赢这场战争是很容易的，因为指导一场战争需要头脑、坚定性、战略远见和手腕。对盟国来讲，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1)　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援助佛朗哥的空军部队。

(2)　意大利语：领袖（指墨索里尼）。

(3)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4)　柯蒂斯是美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这里指他所开设的飞机工厂。

第二十二章

帕格一告诉罗达要到斯多勒的别墅去度周末，罗达就紧紧搂着他吻他。他没有提到斯多勒在弗莱德·费林所谓抢劫犹太人的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这不完全是抢劫问题，而是一种合法化的征用，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令人憎恶的，但是纳粹德国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必要让罗达和他一样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接受斯多勒的邀请，主要是为了让她能够很愉快地玩玩。

斯多勒派来的司机把车驶过阿本德鲁入口的柱廊，停在一个后门口让他们下车，一个女用人领他们顺着两段仆人使用的狭窄楼梯上了楼。帕格有点儿怀疑这是德国人故意给他的侮辱。但是，给他们准备的卧室和起居室很宽敞，家具设备华丽齐全，窗外是白雪覆盖的草坪、枞木、蜿蜒的河流和茅草盖顶的棚舍，景致很美。两个用人进来帮他们换衣服。他们去吃晚饭时，走后梯的疑团就解开了。阿本德鲁弯曲的正梯有两层高，栏杆是红色大理石的，整个楼梯现在都用一块光滑的木板滑梯盖着。穿着黑色宴会服的客人站在边沿，男人们大笑，女人们哧哧傻笑和尖声叫着。楼下还有另一些客人和斯多勒站在一起，正在观看一对穿着漂亮的男女顺梯滑溜。当女的的绿绸衣服从系着吊袜带的大腿上部扯开时，她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

“哎呀，我的天，帕格，真要我的命啦！”罗达咯咯地欢笑，“那怎么行，我下面几乎什么也没穿，为什么不对女的事先打个招呼？”但是，她当然还是滑下去了，尖声叫着，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一双匀称的大腿一直露到花边织的内衣上面。她在一片欢呼与祝贺声中滑到梯底，满面通红，大笑不止，受到主人夫妇的欢迎并被介绍给其他来度周末的客人。维克多·亨利心想，这倒是一个活跃气氛的有效办法，也许稍嫌粗野一点儿，德国人就善于出这些点子。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已经给他准备了一套绿皮狩猎服，还有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皮带和短剑，很是齐全。参加打猎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除了空军和国防军的军官以外，还有银行家、一家电力工厂的厂长、一位名演员。帕格是唯一的外国人。欢乐的人群热情地招呼他跟他们一起喧闹和玩笑一阵，然后开始认真打猎。帕格喜欢打野鸭，但是打鹿他从来不感兴趣。一起打猎的还有阿尔明·冯·隆将军。帕格和这位鹰钩鼻子的将军落在后面，将军说看见打鹿，他心里就难受。这次见面，隆比前一次话多。森林里又阴又冷，他同大家一样，刚喝了荷兰杜松子酒。他们先谈到美国，原来隆曾经进过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然后，将军谈到波兰战役和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奇怪的是，他把那个条约称为一场灾难，因为斯大林所得的利益没有费过一枪一弹。他对战场上的情况非常熟悉。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对希特勒的估计是客观的，并且是真心话。隆对纳粹的优种论和纳粹党本身毫不掩饰地表示鄙视，但是他理直气壮地为希特勒作为德国领袖辩护。正说到这儿，响起一阵枪声，附近传来喧闹的人声，他们才赶上大伙儿。一只被打死的小鹿躺在鲜血染红的雪地里，周围站了一圈人，然后举行仪式：吹起号角，把一根小枞木树枝顺着血淋淋的舌头插进死鹿嘴里。亨利和那位将军走散了，晚饭前，亨利去找他，遗憾地知道他已被召回柏林。

晚饭后，一支四重奏弦乐队在乳黄金色的法国式音乐厅里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位胸脯丰满的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曲。除帕格外，客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演唱抒情曲时，还有人含着眼泪。罗达感到心旷神怡，在华盛顿时，她也是音乐会的常客。她微笑着坐在那里，在一支歌曲唱完后，小声地发表一些内行的评论。音乐会结束，开始跳舞。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和她跳舞。在舞池中，她不断地向她的丈夫投以感激的闪闪发亮的目光，直到斯多勒带他一起去书房。演员和电力工厂厂长克诺普曼博士正坐在书房里喝白兰地。

整个周末，到目前为止，帕格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起关于战争的问题，谈话内容没有超出闲聊、生意经或艺术等。

“呀，亨利上校来了，”演员以浑厚洪亮的声音说，“再没有比问他更合适的了，我们让他回答这个问题。”演员蓄着灰色胡子，长着一头厚发，他是扮演帝王、将军以及上了岁数却爱年轻女人的那种角色的。帕格曾经在大剧院观看过他演出的著名的《李尔王》。他现在脸色红紫，脖子上围着硬领，穿着扣得很紧的浆过的衬衫。

“这问题可能使他感到为难。”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谈战争，不许谈这个，”斯多勒说，“这个周末是专门让大家消遣的。”

“没关系，”帕格说着，接过白兰地，坐在一张皮椅上，“什么问题？”

“我以制造幻象为生，”演员说，声如洪钟，“我认为制造幻象应该只限于在舞台上。我刚才说，希望美国会看着英国倒下去而不管，完全是一种幻象。”

“唉，别谈这些了。”银行家说。

克诺普曼博士圆圆的脸，老爱眨眼睛，有点儿像“不来梅”号大邮船的船长，但矮得多，也胖得多。他说：“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九一七年，那时候美国人曾经为英国火中取栗，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十足的忘恩负义。美国人将接受既成事实，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欧洲局势一旦正常化，我们将有一百年的稳定的大西洋和平。”

“亨利上校，你的意见如何？”演员问。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首先得把英国打败才行。”

三个人没有一个高兴听这句话。演员说：“这个嘛，我认为我们可以设想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只要美国不介入。这是整个争论的焦点。”

斯多勒说：“你们总统并不想掩饰他对英国的同情，维克多，是不是这样？他的祖籍是英国和荷兰，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但是，你是不是认为人民反对他，或者，至少意见分歧很大？”

“意见分歧是有，但美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斯多勒博士，舆论可以很快改变。在跟我们打交道时，谁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德国人之间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克诺普曼博士说：“舆论的改变不会是自发的，有人在那里操纵。”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斯多勒说，“这一点，甚至连元帅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他本来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德国人，如果没有渡洋到过美国，对美国的一些情况是不可能理解的。我遗憾地说，对元首来讲也是如此。我认为，他还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犹太人所掌握的权力有多么大。这对于战争局势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不要夸大这个因素，”亨利说，“你们这些人总喜欢这样，这等于是自己骗自己。”

“我亲爱的亨利，我到过美国九次，在圣弗朗西斯科住过一年。谁是你们的财政部部长？是犹太人摩根索。谁是你们发挥最大影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犹太人法兰克福特。”

他开始念了一大串在华盛顿任职的犹太官员名单，都是一些纳粹宣传中不断重复过的老掉牙的材料，帕格感到厌烦。他又提出他们那一贯的说法，说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的财政、交通、司法，甚至总统的职位。斯多勒心平气和地并且愉快地提出所有这些。他嘴里不停地说着der Jude(1)、der Jude，而不带讥讽嘲笑。帕格经常注意到，当罗达与排犹主义的论调争论时，对方往往露出不悦之色，但是从斯多勒眼里看不出这种神情。这位银行家在陈述他的意见时，就像念当天的股票市场行情一样。

“首先，”帕格回答说，他感到有点儿腻烦，“在我国，财政部部长没有什么权力，这个职位是一个较小的政治上的犒劳。所有其他内阁部长都是基督教徒。财政大权掌握在银行、保险公司、石油、铁路、木材、航运、钢铁以及汽车等工业部门手里，而这些部门又全部掌握在基督教徒手里，过去也一向如此。”

“雷曼是一个银行家。”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错，他是一个银行家。什么事都有例外。”帕格接着也以同样的讲股票行情的方式冷静地回答：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几乎全都牢牢掌握在基督教徒手中；国会、内阁和政府行政部门都由基督教徒组成；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有八名是基督教徒；具有至高无上影响的白宫的哈里·霍普金斯也是基督教徒；等等。听他讲话的这些德国人这时都面露笑容。只要一谈到犹太人，一般德国人的脸上都会浮现出奇特的假笑。这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幽默的冷笑，好像所谈的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内部笑话，只有高级人士才能知道。

斯多勒以温和的语调说：“你知道，说犹太人所处的地位并不很重要，这是犹太人经常散布的论调。”

“你是否想建议我们剥夺他们的企业，把这些企业变成Objekte(2)？”

斯多勒露出吃惊的样子，然后笑起来，一点儿也不生气。“维克多，你知道的情况比许多美国人多。为了健全你们的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们迟早会想到那一步。”

“你的观点是不是认为，”演员认真地说，“犹太人问题对于美国是否参战确实没有影响？”

“我没有这么说，美国人对不公正和犹太人遭受苦难的现象反应很强烈。”

三个人的脸上又露出那种奇特的笑容。克诺普曼说：“那你们在南部的黑人情况又怎样呢？”

帕格停顿了一下：“情况不好，但是目前正有所改善，而且我们不用铁丝网把他们圈起来。”

演员低声说：“那是一种政治惩罚，一个奉公守法的犹太人是不到集中营去的。”

斯多勒点燃了一支大雪茄烟，眼睛看着火柴说：“维克多很善于外交辞令，但是他的社会关系没什么问题。一个很引人注意的人是佛罗里达州议员艾克(3)·拉古秋，他为反对修改中立法进行了一场艰巨的斗争。”他狡诈地瞥了帕格一眼，又说：“他和你是亲戚，对吗？”

帕格没防到他会问这个，但是他很镇定地说：“你的消息很灵通，这件事并不是谁都知道的。”

斯多勒笑了。“元帅知道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他很钦佩拉古秋。舞曲怎么不奏了？哟，什么时候了？怎么，都已经一点半了？还准备了点儿夜宵，先生们，但没什么好吃的。”他站了起来，喷了一口雪茄烟，“维克多，美国犹太人如果把美国拖进战争，他们就犯了最大的错误。拉古秋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要是能听听他的话就好了。你知道元首在一月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如果他们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这将是他们的末日。他讲这话是非常认真的，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帕格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石脑袋打交道，但是不能不反驳几句。帕格说：“和平还是战争不决定于犹太人，而且你对拉古秋也有很明显的误解。”

“我误解他？但是，我亲爱的上校，你如何看待英国对波兰的保证？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即使不说是发疯，至少也是轻率的。它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使得两个大国在但泽这个很小的问题上参与进来反对德国，这是犹太人所希望的事。丘吉尔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有这些，在拉古秋上次讲话的字里行间都表明得很清楚。我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人也许还能够有办法恢复和平，这样也就挽救了犹太人，使得他们免于遭受那种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使自己遭受的极坏的命运。好吧——去吃点儿煎蛋卷，喝杯香槟酒，好不好？”

圣诞节前夕，维克多·亨利提早离开大使馆步行回家。天色像是要变了，但他需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和运动运动。柏林的圣诞节凄凄惨惨。内容枯燥的报纸上看不到什么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俄国人对芬兰的进攻也不值得德国人太高兴。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各种用具、衣服、玩具、酒和食品，人们却愁眉苦脸地在吹着冷风的大街上匆忙地走着。天空黑沉沉的，橱窗里的诱人的展览品他们连瞧都不瞧。这些东西实际上全都是不卖的。当帕格还在行走的时候，天渐渐黑了，开始了灯火管制。他听到从窗帘后面透出来的低沉的圣诞节歌声。他可以想象到柏林居民庆祝圣诞节的情景：在灯光很暗的房间内，穿着大衣，坐在挂着发光的金属条的枞树周围，喝点儿淡啤酒，吃点儿土豆和咸鲭鱼。在阿本德鲁作客时，亨利夫妇几乎忘记了这场也许尚未全面爆发的战争和最严重的物资匮乏。对沃夫·斯多勒来讲，他什么也不缺。

在罗达的一再敦促下，他接受了一月再去阿本德鲁作客的邀请，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感到那个地方有多大意思。特别是在凯琳别墅看到国社党那些领袖之后，他越来越把德国人看成是他总有一天要与之作战的敌人，要他装出跟他们很友好的样子，使得他感到虚伪。但是，在斯多勒的别墅里，的确存在着获得多种情报的机会。帕格单就他和冯·隆将军的谈话就写了长达五页的报告送回国内。如果他假装内心里同意艾克·拉古秋的看法——斯多勒已经是这样相信了，因为他主观上希望这样——就能够增加他获得情报的机会，这意味着要扯谎，要发表他认为是有害的观点和滥用别人对自己的殷勤款待——为祖国效劳，不得不这样做，真够呛！如果斯多勒是在跟他这个美国海军武官耍花招儿，他就不能不冒这个风险。维克多·亨利一面思索，一面大踏步向前走。天开始下雨，雨雪扑面而来，使他几乎睁不开眼。这时候，一个伛偻的人影从黑暗中出来，走近他，碰了碰他的胳臂。

“是亨利上校吗？”

“你是谁？”

“罗森泰尔，你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我的。”

他们正走在一个拐角旁边，在蓝色街灯的照耀下，帕格看见这个犹太人比以前瘦多了，脸上的皮肉皱巴巴地下垂着，鼻子显得非常突出。他伛偻得很厉害，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显得狼狈和有病的样子。这个变化令人震惊。帕格伸出手说：“哦，是你呀，你好！”

“请原谅我。我的妻子和我不久将被遣送到波兰去，至少我们已听到这样的传闻，我们想事先做些准备，以防万一。我们的东西是带不了啦，因此想问你和亨利夫人，我家的那些东西中，你们有没有愿意购买的？你要买哪一件都可以，价钱一定公道。”

帕格也听到过各种不很确切的传言，说要把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大批地用船运到新成立的波兰犹太移民区定居。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犹太移民区的条件相当坏，另一种说法是它们简直是人间地狱。和一个正受到这种黑暗、渺茫的命运威胁的人谈话，帕格感到很不安。

“你在这里有一家工厂，”他说，“难道你那里的人不能代你看管一下财产，直到情况有所好转？”

“实情是，我已经把它卖掉了，所以没有什么人了。”罗森泰尔把他那破旧的上衣翻领竖起来，挡住刺人的冰雹和寒风。

“你是卖给了斯多勒银行家吗？”

这个犹太人脸上露出惊奇和胆怯的怀疑样子。“你了解这些情况？是的，是卖给斯多勒的银行了。给我定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非常公道。”这个犹太人稍微壮一点儿胆，带有讽刺意味地看了亨利一眼，“但是这笔收入要用来办一些其他事情，我的妻子和我如果手头有点儿现款，在波兰生活就会舒适一些。钱总是有用的。因此，也许地毯、餐具或一些瓷器会对你有用？”

“你来跟我的妻子谈谈，这些全由她做主。也许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

罗森泰尔很凄惨地一笑：“恐怕不行，但是我很感谢你的好意。”

帕格点了点头，想起秘密警察给他安插的用人。“罗森泰尔先生，我必须再对你重复一遍我们在租你的房子时所说的话：我并不想利用你的不幸得到什么好处。”

“亨利上校，我希望你能买我一点儿东西，这就是对我和我妻子的最大帮助。”

罗森泰尔把一张名片放在他手里，消失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帕格回到家时，罗达正在换装，准备到代办那里赴宴，所以没有机会跟她谈买东西这件事。

大使馆的圣诞节晚宴虽然不像阿本德鲁的宴会那样珍馐罗列，也算是过得去了。几乎所有留在柏林的美国人都来了，喝着蛋花酒(4)。闲谈一阵以后，大家都聚集在三张长桌边一同进餐，有烤鹅、南瓜饼、水果、干酪、蛋糕等，都是从丹麦进口的，没有使馆进口特权，还买不到这些东西。食品难得如此丰富，客人们都兴高采烈。回到美国人中间，跟美国人谈话，维克多·亨利也很高兴，这里有无拘束的开朗态度和发自内心的笑声。没有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也没有彬彬有礼的鞠躬或是两个脚跟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也不再看到女人们欧洲式的眼睛一眨一眨，像电筒打信号一样的微笑。

但是，罗达那里发生了纠纷。在桌子尽头，他听见她冲着弗莱德·费林大声叫喊，费林吸着玉米轴烟斗瞧着她。帕格喊了一声：“喂，怎么啦，弗莱德？”

“帕格，沃夫·斯多勒夫妇是你夫人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

“我说他们是最友好的德国人，”罗达尖叫着，“这是事实，你盲目地抱着偏见。”

“罗达，我看你该回国了。”费林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打断他的话反问，嗓门仍然很高。在阿本德鲁，罗达喝多了酒，今天晚上看来也喝得不少。她的手势动作越来越粗野，半合着眼，说话有点儿齆声齆气。

“我说，孩子，如果你认为沃夫·斯多勒和他妻子这样的人都很友好，下次你就该相信希特勒仅仅是要以和平手段把德国人民重新统一起来了。那时候，你就需要回美国住一段时期，吃吃美国饭和看看《纽约时报》。”

“我只知道德国人并不是长着犄角和尾巴的怪物，”罗达说，“而是和普通人一样，不论他们如何走错了路。请问，你的那些德国小姐中有没有在床上露出怪物原形的，亲爱的？”

这个粗野的嘲弄使大家突然默不作声。费林虽然其貌不扬，身材高大、长脸、鬈发、细长的红鼻子，但为人正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满脑子绝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不公正的现象和政治伪善反应极为强烈。但是，他也有弱点。他曾经勾引与他合作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畅销书的朋友的妻子，最近他把这个女人安置在伦敦，还带着一个小女孩。现在，据传闻，他又在勾搭每一个他能接触到的德国女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的妻子。罗达有一次半认真地告诉帕格说，她和弗莱德跳舞时碰到一点儿问题。尽管如此，弗莱德·费林仍然是一个有名气的、有能力的广播评论员。他憎恨纳粹，因此好不容易才做到公平、客观地报道德国情况。德国宣传部了解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关于处于战争状况的纳粹德国的情况都是从费林的广播中听到的。

维克多·亨利为了打破沉默，尽可能亲切地说：“罗达，如果坏人头上都长犄角，或是手掌长毛，或是能看出别的什么特征，那在这个国家里倒好办事了。”

“沃夫·斯多勒的双手沾染的是鲜血，大量的鲜血。”费林借了几分酒意，挑衅地说，“他装作若无其事，帕格，你和罗达也装作若无其事，这样就助长了这种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色盲倾向。”

“同斯多勒这样的人交往是帕格的任务。”坐在首席的代办温和地说，“我建议今晚不准讨论德国人问题。”

陆军上校福莱斯特揉揉他的扁鼻子，这是他的习惯，表示他已经忍不住也想参加辩论，虽然他那圆圆的脸上仍然显得很平静。他带着很重的鼻音说：“我说，弗莱德，我恰好也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要把中欧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来重新加以改组，如果盟国同意他的要求，他是会停止战争的。你是否认为我也应该回国？”

费林吐出一串蓝色烟雾，又吸了一大口烟，使烟斗发出红光。“《我的奋斗》又是怎么回事，皮尔？”

“那是一个三十岁的人头脑发热时写出的竞选文件，”陆军武官不耐烦地回答说，“是十八年前在监狱中写的。现在他是国家元首。他的行动从来也没有超过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我的奋斗》讲的全是要把俄国南半部夺过来，把它变成德国的粮仓。这是陈旧的维也纳咖啡馆的幻想曲，随着德苏条约的签订，它早已永远地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样搞犹太人当然不好，但是他这个人行事所使用的拙劣手段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其中不幸也包括排犹主义。这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他出生前，排犹主义已经在德国占有突出地位。”

“你说得对，你该回国了。”费林说完，喝了一口摩泽尔葡萄酒。

“那么你的看法又如何呢？”陆军武官模仿着广播员的声音问，他现在显然有点儿恼火，“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刷房子的疯子现在要出来征服世界了？”

“当然是这样，皮尔，希特勒的革命和法国、俄国革命一样，是不知方向的！”费林大声喊着，愤怒地挥动一下他的玉米轴烟斗。“它和那些革命一样，疯狂地滚滚向前，如果不去阻挡它，它将永远向前推进并扩展。只要可能，他当然愿意以和平方式推进，他何乐而不为？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由领导人物，或者不妨说是卖国贼组成的人群欢迎他。在波兰，这种人很多。你也知道，德国和英国都有一些党派就在这时候准备与他合作，他只要在西线加紧进攻，把台上执政的赶下去，把台下在野的扶植上来就行了。他在波罗的海扔给斯大林几根骨头，就换得斯大林乖乖地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全部俄国石油和小麦。”

费林像演剧似的挥舞着他那冒着烟的烟斗，继续说：“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到一九四二年，你将看见这样一个世界：德国控制着欧洲的工业、苏联的原料和英法的海军。只要一位适当的将军打个喷嚏，法国舰队明天就会投奔希特勒。他将和日本在剥削亚洲和东印度群岛以及统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往下呢？南美的独裁政权的组织网早已是纳粹的囊中之物，这就无须多说了。皮尔，你当然知道，美国陆军现在是二十多万人，可是国会还打算削减它。”

“这个，我当然是反对的。”福莱斯特上校说。

“我敢说，一个血腥的新的黑暗时代正威胁着要吞噬整个世界，国会却要削减军队！”

“你的想象很有趣，”代办微笑着说，“就是说得太玄了。”

罗达·亨利举起她的酒杯，咯咯地大声笑着。“上帝保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荒唐的胡言乱语，弗莱德，是你该回国了。祝你圣诞快乐！”

弗莱德·费林的脸红了，他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帕格·亨利，我喜欢你，我现在想去散散步。”

当这位广播员离开桌子大步走开时，代办站起来，赶紧追上他，但是没有把他带回来。亨利夫妻很早就回家了。离开时，亨利搀着罗达，因为她已经喝得迷迷糊糊，膝盖都直不起来了。

新到的海军邮件中有一份关于整个海军的人员调动名单。大部分新任命的海军上校都调了新工作，有的担任战列舰副舰长，有的担任巡洋舰舰长，有的担任海上舰队司令的参谋长，可是并没有关于维克多·亨利的调令。他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希特勒的总理府和穿着黑制服的党卫军哨兵像雕像似的站在那里，让雪堆积在钢盔和肩上。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已经受够了。他告诉文书不要打搅他，随即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斯多勒，说由于临时公务，他不能和罗达再去阿本德鲁作客，对此表示遗憾。第二封写给人事局，很正式的两段，要求调任海上职务。第三封写给海军上将普瑞柏尔，信很长，是手抄的。帕格在信中倾诉了他对目前工作的厌恶，表示希望回到海上。他最后写道：

我受过二十五年海上作战的训练。将军，我现在很痛苦，也许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妻子现在也很痛苦，她在柏林。这是一个鬼地方。这虽然不关海军的事，但对我很重要。如果在我一生的事业中，我还可以算是为海军效过劳的话，那么我现在所要求并且乞求的唯一报酬是调任海上职务。

几天以后，白宫又送来一封信，又粗又黑的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斜体字，从邮戳日期可以看出写这封信时还未收到他的信。

帕格：

你的报告确实不错，对我了解情况很有帮助。希特勒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是不是？每个人对他的印象都不一样。我很高兴你还在你现在的岗位上，我已经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海军作战部部长。他说你五月想回来参加婚礼，这是可以安排的。你如能抽出时间，别忘了一定要来我这里。

罗斯福

维克多·亨利按照罗森泰尔的要价买了两块东方地毯，还有罗达特别喜欢的一套英国瓷器。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罗达高兴起来，果然有效。罗达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满意地欣赏着这些东西，而且老在说，那个可怜的犹太人一再向她表示感谢，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事实也的确如此。帕格这时又给斯多勒写了一封信说，如果邀请还有效，他和罗达愿意再去阿本德鲁。他决定，如果他的任务是搜集情报，他最好还是动手干吧。此外，他和斯多勒在道义上的差距似乎也缩小了。尽管罗森泰尔为这次交易很可怜地表示了谢意，他买下的东西毕竟还是Objekte。

(1)　德语：犹太人。

(2)　德语：货物。这里如前文所说，是德国商业界的行话，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企业。

(3)　艾萨克的昵称。

(4)　一种用蛋花、糖、牛奶和酒制成的饮料。

第二十三章

亲爱的勃拉尼：

我想不到比给你写信更好的方式来开始一九四〇年。我回到了家，在我旧时那间卧室里打字，给你写信。这卧室好像只有我记忆中十分之一那么大，整个家看起来又窄又乱。上帝，杀虫剂的味道又引起我多少童年岁月的记忆啊！

啊，我亲爱的人儿，美国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地方啊！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我父亲已经出院了，我是打电话问家里才知道的。于是，我一下子拿出好不容易挣来的二百美元，买了一辆一九三四年出的道奇牌小汽车，我开着去佛罗里达！真的。我先到华盛顿，也想去找找斯鲁特。一会儿我还要讲这件事，但是我向你保证，他没有从这次会见中得到什么安慰。勃拉尼，我向你发誓，我主要是想再次领略一下祖国的风光。虽然是毫无生气的冬季，天气也恶劣，向南去的沿路两边都是简陋小屋的黑人集镇，但是大西洋沿岸各州风光极美，宽阔、自然、干净，到处都是寂静的荒野，激发着人们的生命与精力。我喜欢每一块广告牌，每一座加油站。这真是“新大陆”。旧大陆的动人处在于它精美雕琢的形式，但是旧大陆现在已经腐朽了，并且失去了理性。感谢上帝，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就拿迈阿密海滩来说吧，你知道，我过去一直讨厌这个地方。可是，我现在对迈阿密也产生了感情，这很能说明我目前的心情。我离开这里时，是一个狂热的排犹主义者。就是现在，看到这些在世界上无忧无虑的圆滑的犹太人，给太阳晒得黑黑的，穿一身沐日光浴的奇装异服——常常穿戴着贵重的毛皮、珍珠、宝石，老天爷，还穿粉红色或橘红色的衬衣和短裤——到处溜达，我看到这些，心里仍然感到不舒服。迈阿密海滩的人没有财不露白的想法。我每次见到他们，就不免想起华沙，感到愤怒，当然一会儿也就忘了。这里的人们战争观念之淡薄，和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

我父亲这次心脏病的发作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医生说现在情况良好，我不喜欢他那虚弱的样子。他现在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花园里晒太阳，听无线电的新闻广播。他非常担心埃伦叔叔。他以前从来不怎么提他（实际上他是故意不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他不断谈起埃伦。父亲被希特勒吓坏了，他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魔鬼，要征服世界，并把犹太人都杀掉。

我猜你大概等着听我讲和莱斯里·斯鲁特的谈话内容吧——是不是，亲爱的？

好吧，我告诉你。他做梦也没想到我对他求婚给予这样的答复！当我告诉他我深深地爱上了你时，他真差一点儿晕倒了，我是说他踉跄地走到一把椅子前面，一下子倒在上面，脸色苍白，像鬼一样。可怜的老斯鲁特！然后，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在酒吧间，在饭馆，在我的汽车里，还围绕林肯纪念堂遛了五六圈，最后在他的房间里。老天爷，他滔滔不绝地发起牢骚来了！不过，我总得让他讲话。

我们对话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翻来覆去讲这些：

斯鲁特：这仅仅是因为你和他单独在一起时间很久的缘故。

我：我自己也是这样对勃拉尼说的。我说这是相处一起的胜利，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现在爱他这个事实。

斯鲁特：你不可能打算跟他结婚，否则，这将是你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作为一个朋友，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才讲这话。

我：我也是这样对勃拉尼讲的。我说我跟他结婚，那将是非常可笑的，并且向他摆了各种理由。

斯鲁特：那么，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我：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我并没有什么打算。

斯鲁特：你最好清醒清醒。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成年妇女；拜伦·亨利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无忧无虑，整天游手好闲，甚至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学校都设法逃避不去。你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实在的共同点。

我：我不想让你痛苦，但是，亲爱的——在这一点上，我很小心谨慎地跟他周旋半天，最后总算应付过来了——我和拜伦·亨利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实在的。事实上，现在对我来讲，其他任何事相形之下都似乎不很实在。

（斯鲁特情绪极为颓丧。）

斯鲁特：（他只问了一次这句话）你和他睡过觉没有？

我：这跟你没关系。

（杰斯特罗尽可能不让斯鲁特抓住什么，斯鲁特情绪更为颓丧。）

斯鲁特：好吧，Le coeur a ses raisons.(1)等等，但我还是弄不懂。他是一个孩子，长得很不错，或者说长得很吸引人。还有，他的确很勇敢。也许就是这些对你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我：（避开这个难题，谁愿意去找麻烦？）他还有其他优点，他是一个正人君子。除了在书本上见过，我还从来没看见过真正这样的人。

斯鲁特：难道我不是正人君子？

我：我不是说你是一个粗野的人或是一个无赖。我所谓的正人君子就是普通的那种含义，并不是指行为正派的意思。

斯鲁特：你讲话像一个女售货员。很明显，你想把自己一时情欲上的冲动说成是合理的。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使用的词很粗野，并且令人难堪。

我：这很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打哈欠）我现在得睡觉去了，明天还要开车走四百英里呢。

（杰斯特罗最后退场了。）

总的来看，他还很沉得住气。他平静地说，一旦我这股疯狂劲儿过去，他就跟我结婚，他将继续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办事。他非常自信，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原来那个老斯鲁特。他的身体现在对我来讲像一个陌生人。虽然我们在他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而且时间很晚，我一次也没吻他，他也连手都不碰我一下。我猜可能和我谈到正人君子这一点有关系吧。我告诉你，他以前可从来不是这样（我敢说我也变了）。

也许他对我和你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宁可不去考虑以后的事，只想着现在，更准确地说，只想着我们站在我卧室的火炉旁边你搂着我的那个时刻。至今我还迷恋着那个时刻。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想念着你。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如果这会儿你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我说过你看问题过于简单，可是有一点你说得很对，埃伦应该离开那所倒霉的房子，让它倒塌烂掉，回到这片美妙的国土来度晚年。他移居那里原来就是愚蠢的，留在那里则更是发痴。如果你能说服他回来——我也给他写封信——你回来时，我就会更感到高兴了。但是不要不管他，亲爱的。这件事先不忙，等我的计划有点儿眉目后再说。

祝你新年快乐。我祈祷上帝，在一九四〇年内让希特勒垮台，结束这场可怕的噩梦，让我们重新团聚。

我热爱你。

娜塔丽于除夕午夜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娜塔丽接连接到三封回信。头两封信只是拙劣潦草地随便写了几句话：

我是天下最不会写信的人……我想念你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没有你，这里现在一切都很沉闷无聊……如果在里斯本时我能和你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就此搁笔，我现在得去工作了……

她一遍一遍地读着拜伦这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平平淡淡的信。这使她想起她第一次在锡耶纳见到他的情景，这个走路轻飘飘的、懒散的年轻人在中午的烈日下倚着红墙的形象，与他今天的笔迹很相适应：斜斜的字体，字母又小又扁，让人看不清。他的签名的第一个字母B写得很花，在他那难看的书法中显得很突出，很可怜。拜伦辜负了他父亲的期望，未能有所作为，都通过这个又大又花的B字表现出来；而他的全部碌碌无为则通过越来越小、被压扁的后几个字母表现出来……可怜的拜伦！

可是娜塔丽把这些空洞无物、胡乱写成的拙劣的信像读萧伯纳写的信一样，反复阅读，还把信放在枕头下面。这些信和她正要写的东西形成极尖锐的对比。为了消磨时间，她又拿出她已经用法文写了四分之三的硕士论文，准备把它译成英文，作为秋季入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取得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从社会学角度评论战争的两种不同观点：迪尔克姆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关于德国的著作和托尔斯泰一八六九年为<战争与和平>写的第二个结束语的对比》。这篇论文写得很不错，连斯鲁特在看过几个章节后也露出牛津大学那种权威学者的浅笑，表示赞许。她不仅想把它写完，还准备加以修改。她从大多数美国大学舆论在两次大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德反法的倾向开始论述。由于她在波兰的经历，她更多地倾向于杜克海姆对德国的看法。这些事情对她枕头下面那些信件的作者来讲，就像相对论的原理一样，是他一窍不通的。仅仅读一下她的论文题目，勃拉尼都会感到头痛。但是，她不在乎这些，她爱他。

有一些流行歌曲甜丝丝地打动了娜塔丽的心，这些歌讲的都是女人迷恋上毫无价值的男人，悲伤的牧童在哀叹，想念他的情人，似乎她突然对这种廉价的东西非常向往。她以此来满足她的幻想，自己也感到羞耻，但仍然是百听不厌。她买了一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拜伦·亨利信写得很糟糕，这当然不好，但是，当她回想起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和他的手臂时，她就失去了一切判断能力。她把他写得很糟糕的一些句子读来读去，却感到高兴，因为这都是他写的。

又来了一封信，是回答她从迈阿密海滩写的第一封长信的，写得要好得多。几页信纸，拜伦用打字机打得清清楚楚。他信手吧嗒吧嗒一阵子打完一封信，竟没有打错一个字，像速记员打的一样。

亲爱的娜塔丽：

啊，这真是我要的一封很好的信。上帝，我等了好久了。

我先跳过关于美国和迈阿密的那一段，先找关于斯鲁特那些叙述看，然后再从头看一遍。你不用告诉我，和欧洲相比，美国是多么好，我现在非常想家，我真快想死了。这和我对你的怀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非常强烈地想念你，好像你还在楼下那间屋子里。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铁屑总要朝磁石奔去。有时候，我坐在屋里思念着你，从你那里来的吸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一放松椅子的扶手，我就会飘到窗外，穿过法国，横越大西洋，一直飞到诺曼底路一三一六号你的家。

娜塔丽沉醉于这几句富有想象的奇妙比喻中，反复读了好几遍。

斯鲁特一心以为快跟你结婚了，他已经错过了机会。

顺便告诉你，斯鲁特开列的德国问题的一大堆洋洋巨著，我已经阅读了三分之一多。有些找不到英文版，但我正在孜孜不倦地阅读我所能找到的这些书。我在这里也没别的事可干。一个人与世隔绝待在这荒凉的城市，也有一个好处。杰斯特罗为我个人开了一个专题辅导班，他的观点和斯鲁特差不多，我归纳他们的意见大致是：德国人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口和他们的精力，自拿破仑以来，就是欧洲一个新兴的民族，但他们是奇怪的莫测高深的人民。所有斯鲁特开列的那些作者，最后都宣扬一些迂腐有害的观点，还可怕地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德国人受骗了几世纪，因此世界应该按他们提出的条件重新组合。到目前为止，我的看法概括起来是：希特勒毕竟是今日德国的灵魂——这一点只要去德国看看，就会明白；不能让德国人统治欧洲，因为他们大多有一种心理变态，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但他们连自己都统治不了；他们如企图征服欧洲，就必须有人揍他们，不然野蛮就会胜利。埃伦·杰斯特罗补充了一些他个人的看法，他说可以分为属于进步自由主义者的“好德国”和属于斯鲁特所说的浪漫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坏德国”，都跟地理位置及天主教有密切关系。他讲的我都不太懂。（其中有些看法不知能不能通过邮检？我想一定通得过。意大利人怕德国人，也非常讨厌他们。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墨索里尼的说法，说他是放虎出笼的猴子。真妙！）

让埃伦·杰斯特罗离开这里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但是，关于他的归化问题，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上的错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知道，可是他从来也不想去纠正它。新来的驻罗马总领事是一个胸襟狭小的官僚，他多方予以刁难。所有这些当然都会弄清楚——罗马的人也这样说——但是需要时间。

因此，我现在不会不管埃伦。但是到四月中旬，即使你的计划还无眉目，我也得回国。那时候，不管埃伦回不回去，我都得走。除了要参加我哥哥的婚礼，我父亲也急于要我回去进潜艇学校。下一期军官训练班五月二十七日开课，共学六个月，然后到潜艇上实习一年，潜艇活动地点在康涅狄格州一带。我入伍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战争全面展开，我才会入伍，即使入伍，我们也还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

锡耶纳这个地方真叫人厌烦。山是褐色的，葡萄树被剪得只剩下黑色的残根乱茬。人们懒洋洋地在大街上行走，面色阴沉。一九四〇年的赛马已经取消了。天气很冷，常下雨。但是，在柠檬房里，柠檬树仍然鲜花盛开，埃伦和我仍然到那里喝咖啡。我闻到花香，就想到你。我常到那里去，就为闻一闻花香，然后闭上眼睛，一瞬间，你好像就在眼前！娜塔丽，一定存在着一个上帝，否则我不会遇到你。那个上帝必然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因为只有一个上帝。

我爱你。

勃拉尼

“太好了，太好了，”娜塔丽大声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滴在那张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你这个栗色头发的可怜的小家伙！”她吻着这几张信纸，弄得到处都是橘红色的唇印。然后，她又看了看日期——二月十日，而今天是四月九日，一封航空信几乎走了两个月！这么慢，再回信也来不及了，他可能正在回国的途中，但是她仍然顺手抓来一本信纸，开始写信。她简直是身不由己。

娜塔丽的父亲正在花园里收听广播，他们刚吃完午饭，她母亲出去参加委员会会议。正当娜塔丽在信纸上倾泻绵绵情话的时候，一则新闻广播通过暖和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子飘进来。广播员的洪亮清晰和富有感情的声音，使她不由得停下笔。

静坐战已经结束，一场猛烈的海空战斗正在席卷挪威。全国广播公司现在把各交战国首都关于战争情况的专门公报报道如下：

伦敦　纳粹德国未做任何警告，无端地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从海上和空中侵入中立的挪威。同时，德国的地面部队开进丹麦。根据挪威政府发布的公告，在奥斯陆、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和其他沿海重要据点，都进行了激烈抵抗，但是德国的增援部队潮水般拥入。皇家海军迅速采取行动切断入侵。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早上宣布：凡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德国船舰，都将被击沉。

娜塔丽放下信纸和笔，走到窗前。她父亲背向着她，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晒黑了的秃头白发垂在一边，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在听着这桩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发展。

巴黎　法国政府在一项官方公报中宣布，盟国将协力支持民主挪威的抗战事业，并准备以“白刃战”来迎击德国的进犯。悲观的评论员指出：挪威和丹麦的陷落将使德国掌握的欧洲海岸线又增加一千多英里，这将意味着英国封锁的失败。

柏林　宣传部发布了下述公报：为了挫败英国夺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阻止德国从瑞典获得铁矿和其他原料的计划，德国武装力量已经通过和平方式把丹麦置于它的保护下，并从海上和空中进入挪威，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奥斯陆已经掌握在德国手中，首都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被英国收买的小股部队所做的零星抵抗已被粉碎。元首已发出下述贺电，向……

娜塔丽走到花园里找她父亲谈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惊奇地发现，父亲在听广播时睡着了，头垂在胸前。收音机还在大声响着，他平常总是不放过听新闻广播的。

亚麻布的白色便帽投下的阴影遮着他的脸，看不清楚，但是她可以看见他的嘴角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上面一排牙很可笑地突出在嘴唇上面。娜塔丽走到他身边，用手碰了碰他的肩：“爸？”他没有回答。她突然愣住了，现在她可以看见他的上排假牙已经脱落了。“爸！”她一推他，他的头就耷拉下来，帽子掉在地上。她把手伸进他那宽松的印花运动衫内，身上黏湿湿的。还有热气，可是心已经不跳了。在她还没来得及尖声叫喊并跑进屋内打电话找医生之前，在这一瞬间，她发现父亲的脸非常像埃伦·杰斯特罗，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注意到。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陷入极为沉痛的悲伤中。娜塔丽从十二岁左右的时候起就不大把父亲放在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买卖人，一个毛衣制造商和犹太会堂的负责人，而她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傲慢的、有知识的、趋炎附势的人。从那时候起，她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一生是如何在对埃伦·杰斯特罗和自己亲女儿的自卑感中度过的。现在他死了，她陷入极度的悲痛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没用。她母亲是一个老式的妇女，平日总是忙着参加哈达萨(2)的会议和为慈善事业筹募基金，多少年来为女儿费尽了心血，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她现在忍着自己的悲痛来安慰娜塔丽，但也没用。娜塔丽躺在卧室的床上，号啕大哭，最初几乎是整天哭个不停，后来几个星期则是每天哭几次。她因为过去忽视和看不起父亲而受到良心责备，现在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很疼她，把她惯坏了。当她提出要去巴黎大学上两年学的时候，他就得照她说的办，她甚至连他是否有这么多钱供给她都不问一下。她的离奇而不幸的经历使他受到严重的折磨，在他活着的时候，她毫不感到内疚。现在他去世了，只剩下她自己。太晚了，再也无法向他表示爱和悔恨了。

根据收音机广播的消息，挪威境内灾难重重，德国的猛攻获得了成功，盟国军队登陆失败。挪威的残余部队退入山中，而德国人穷追不舍。所有这些消息在她听来，都像是和她关系不大的一些模模糊糊的传闻，现实只是她哭湿了的枕头和那些脸晒得黑黑的川流不息来吊唁的中年犹太人，以及经济问题上无休止的谈论。

连续发生了两件事，才使她神志清醒过来。这两件事是：拜伦从欧洲回国和德国进攻法国。

(1)　法语，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一句格言的上半句，全句的意思是：感情自有一些理智所不懂的理由。

(2)　哈达萨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部分活动是把美国犹太籍妇女、儿童送往以色列。

第二十四章

黄色方案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大突袭

现代战争的特点是形势往往会大规模地急转直下。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武装部队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打乱了世界秩序。五月十日，英国和法国还仍然是《凡尔赛和约》的胜利者，仍然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到了五月十七日，法国已经是一个被打败的、束手无策的国家，而英国也濒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从理论上讲，我们进攻法国的计划——Fall Gelb（黄色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从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看，敌人很可以感到欣慰，要伤脑筋的是我们。但是，经过实践，黄色方案（修正案）获得了巨大胜利。我们的士兵，一个顶一个，证明都超过民主国家最优秀的士兵。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坦克营击败的教训，充分利用了集中使用大量装甲车和柴油发动机所具有的机动性。所谓英法的世界霸主地位已被戳穿，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历史假象而已。当然，它们仍然控制着海洋和原料产地，它们拥有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比我们多。但是，如果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意志，就是有也等于零。波斯比亚历山大大帝所有的资源要丰富得多。

在评价希特勒时，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已经觉察到对方的这个弱点，而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的估计却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宿敌也在不误时机地紧急备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同胞并不愿面对现实，政治家们也不愿把不愉快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阿道夫·希特勒把德国的未来，也就是欧洲的未来，也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未来，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猛烈的武装突袭上。它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也是他本人没想到的。

希特勒不仅不理会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悲观的反对意见，下令发动进攻，而且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采用大胆的曼施泰因计划：使用装甲部队大举进攻，穿过难行的阿登地区，迂回到马其诺防线左侧。这个计划背离了传统的史里芬计划，但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促使伦德施泰特以惊人的速度横越法国北部直抵海边，把盟国切成两半，迫使英国用游艇、平底运煤船和渔船临时拼凑了一支小舰队渡海逃回本国，法国本来就很动摇的斗志也就此全部丧失。此后，我们向南进军，直捣巴黎，沿途遇到的抵抗一触即溃。就这样，德国在一名前上等兵(1)的指挥下，于几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威廉皇帝二世经过四年的拼死战斗尚未完成的事业。

我们在法国的胜利，从技术上讲，关键在于我们把大量装甲车集中配备给作为先锋部队的全部师团，就像铁骑兵一样，这样就在工业化时代的战场上恢复了速度和机动。人们一直认为，由于机械火力的力量和射程，在堑壕战中达到这种速度和机动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从英国战术家富勒和法国战术家戴高乐的军事著作中懂得了这些道理，他们的著作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

法国军队拥有的装甲车数量超过我们，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些盟国战术家的意见，把数以千计的坦克分散地配备给各个步兵师团。关于如何使用新的自动装甲车问题，在两次大战期间，引起很多争论。我们汲取了富勒、戴高乐以及我们自己的古德里安等人的正确意见，我们的对手则汲取了错误意见。此外，用俯冲轰炸配合这些新的地面战术，起了加速胜利的作用。

马其诺防线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了。几个月以来，西方的报纸杂志不断刊登欧洲地图，标明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的一些假想战线。据说被西方报界人士称为“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的法国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大元帅已经拟订了一项击败我们的绝妙计划。

传闻中的甘末林计划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现代化武器使得防御比进攻处于大体上是十或十五比一的更有利的地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百五十万名士兵丧失生命，这说明在机枪大炮面前，拿破仑使用的那种集中步兵进攻的战术不再行之有效，不会再出现另一次凡尔登战役。新的战术思想是，在和平时期修筑起一道由堡垒连接起来的长城，配备以现代化的最猛烈的火力，将来敌人不论投入几百万人来进攻，最后都将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中。

根据这个理论，法国修建了一连串的碉堡，用地下坑道把它们连接起来，这就是马其诺防线。如果德国不进攻，处于马其诺防线陆地长城和英国海上封锁之间，我们的经济生命就会被扼死，即使那时候革命未能使希特勒垮台，盟国军队最后也会从马其诺防线向我们发动一劳永逸的最后一击，迫使我们的将军们像一九一八年一样匍匐于地，乞求和平。这就是在静坐战期间西方报刊的论调。

有见识的军界人士对这条马其诺防线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说：工程的确是了不起，但是否太短了一些？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开始，沿着法德边界延伸一百多英里，到一个叫作隆吉永的地方——这是它的终点。在隆古庸和英吉利海峡之间，沿着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还有一块宽阔平坦的地带是一个漏洞，长度至少和马其诺防线本身相等。一九一四年，我们这些野蛮的德国人之所以从比利时进攻，就是因为这个漏洞提供了一条通向巴黎的平坦大道。难道我们不能绕过这条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再次沿着这条路下来吗？

那些支持甘末林计划的人以讥讽的微笑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说：让防线穿过比利时，一直延伸到海边，这当然好，但是这要由比利时人来决定，他们宁愿坚持保持中立而不愿搞这条防线。在法国境内延伸这条防线，则要穿过长达一百三十英里的重要工业地区。此外，过去也曾经考虑过要这样做，但是政府想节约开支，因为人民正在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延长防线的费用将像天文数字那样庞大。还有，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位太高，修建坑道系统有困难。同时，那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延长这条防线可能刺激这个好战的元首不假思索地马上采取行动。

总之，法国最聪明的军事思想家决定不把马其诺防线修完，而采取了甘末林计划。如果战争发生，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将部署在未修筑工事的比利时边界一带，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人真的再次从这里来，盟国军队将在甘末林指挥下跃出阵地，与二十万名骁勇善战的比利时士兵会合，固守天然的沿河防线。由于在现代化战争中处于防御地位所具有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德国向这样狭窄的战线发动进攻，将会遭到重大伤亡而宣告失败。

计划执行的结果

我们确实进攻了，虽然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给我们规定的路线行事。五天之后，甘末林大元帅被解除职务。我们穿过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阿登地区，绕过马其诺防线北端，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横贯法国，因此切断了按照甘末林计划准时跃出阵地冲进比利时的法国和英国军队的联系。我们由库赫勒指挥的第八军也自荷兰北下迎击，使他们陷入重围。五月十五日晨，法国总理打电话给他的国防部部长，问甘末林有什么反击措施。根据历史记载，国防部部长回答说：“他什么措施也没有。”

第二天，巴黎法国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冒着生命危险从伦敦乘机来到这里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会上问甘末林大元帅：“将军，准备用来抗击德国突破的后备部队在哪里？”

根据丘吉尔回忆录，这位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回答说：“Aucune.”（“一个也没有。”）

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们轻而易举地从背后拿下了马其诺防线，因为炮口都是朝着前方。我们俘虏了坐等在碉堡和坑道内的法国士兵，并把他们全部运往英吉利海峡，用来对英国作战。我们还缴获了这座迷宫中储备的全部粮食和装备，只留下几只灯泡在这些无人的混凝土通道内照明。因此，马其诺防线一直保存到今天。

法国的伟大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德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终于遭到了厄运。从战略上讲，关于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工业力量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把国家的力量和财富浪费在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玩笑上，用钢和混凝土修建了半道城墙。从战术上看，当甘末林大元帅说“Aucune”时，法国的军事史已经宣告结束。

胜利中的阴影

在最高统帅部，对法作战的胜利一方面使人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有些不安。我们这些参加停战签字仪式的人中，有的当时以沉重的心情看着元首在贡比涅的阳光下跳着快步的胜利舞。我们的心情是忧喜参半：一方面为德国军队完成的丰功伟绩、为他们英勇地扭转了一九一八年以来的战败局面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则因为内心知道这位手舞足蹈的元首犯了或将要犯悲剧性的错误而感到忧虑。这些错误完全被掩盖在胜利放射出的玫瑰花般鲜艳夺目的光彩下，不为一般世人所知。在当时那个时刻，德国好像是军队举办的舞会中的一位年轻少女，由于英俊的军官们向她投以爱慕的眼光，露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喜笑颜开地看着她，却不知道致命的癌症已经在她体内萌芽。

这当时就已经使德国受到折磨的癌症，就是外行的军事指挥。但是，除了司令部最上层少数几个人之外，谁也没有觉察到。在较小规模的挪威战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症状。我们当时希望，这位无经验的军事领袖在那次胜利中已经取得了切身的经验，将会下定决心在西线进行一次大突袭。

但是，在突破的六天之后，正当伦斯德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为前锋向海边挺进，敌人望风而逃的时候，希特勒神经过敏症严重发作。他担心法国从南面反攻——这在当时就像是说霍屯督人(2)会进行反攻一样不可能——因而命令伦斯德停止前进，耽误了两天的宝贵时间。幸好古德里安找了一个理由获准向西进行“威力侦察”，于是他干脆不管元首的命令，闪电般直奔海岸。

紧接着又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术上的错误。英国远征军正在无可奈何地向海边退却，眼看就要被速度更快的古德里安的密集的坦克赶上切断退路，元首却命令古德里安停在阿河，离敦刻尔克只有九英里，并且接连三天不准坦克师团前进！直到今天，也没人确实搞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军事历史学家对此议论纷纷，一人一个理论，但都无助于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在这三天中，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海滩救出了他们的军队。这些情况很足以解开“敦刻尔克奇迹”之谜了。

如果希特勒不命令古德里安停止进军，装甲部队就会比敌人抢先一步抵达敦刻尔克并切断其后路。英国就会在佛兰德地区这个大口袋内损失三十多万名士兵和将官，也就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受过训练的地面部队。在“荒谬的阿河停军”一节中，我详细阐述了关于敦刻尔克周围是一片沼泽、灌木丛生、沟渠纵横交错，因而不适于坦克通行这个理由的荒唐可笑。实际情况是，古德里安在耽搁了关键的七十二小时之后，还是进军了。但是，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获胜的第一个绝好机会从我们手中溜掉了。赫尔曼·戈林的空军被指定接替停止前进的装甲师团来干掉英国人，可能希特勒宁愿让一位纳粹空军元帅而不是他不信赖的陆军参谋部来完成这次杀敌任务。戈林完成得如何，历史记载有案可查。

但是，虽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我们至少征服了法国，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六月六日那一天，希特勒又一次神经错乱，连这一点儿成就差点儿也成了问题。他突然宣布，巴黎并不是进军的目标，我们的军队下一步应该是插向东南，拿下洛林盆地，以使法国失掉煤炭工业和军火工业！幸运的是，作战行动的势头之猛，就连元首也无法阻拦，就在几个装甲师团毫无必要地开进洛林的时候，我们拿下了巴黎。

他的最严重的错误

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后，竟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事先全无计划！历史将永远对这个事实感到惊讶。我们已经到了海边，好几百万人武装到牙齿，因为胜利而兴高采烈，而在仅仅四十英里宽的海峡对面，是被击败的丢盔卸甲、失去战斗力的敌人。但是，我们这位从不犯错误的领袖不知怎的忽视了如何进入英国这个细节问题，而他又是如此牢牢掌握着一切行动的决定权，没有他点头，任何人都不能行动。

然而，这是千载难逢的做出伟大事业的时机。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在他们的时代也曾犯过像希特勒这样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具有“统帅的才能”，有能力来平衡和挽救错误的后果，他们具有发现并以最快速度和魄力掌握有利时机的能力。不错，我们没有入侵英国的计划，但是，难道英国曾经有过用轻飘飘的小船拼凑成小舰队从敦刻尔克渡过海峡的计划吗？尽管由于战败而溃不成军，尽管德国空军猛烈轰炸，出于必要，他们仍然把三十万人成功地运过海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又处于胜利高潮的军队不能来一个“敦刻尔克背后追击”，用一支由几个装甲师团组成的力量渡过海峡，登上未设防的、毫无抵抗的彼岸呢？在英国的地面上，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向伦敦进军。被救出的远征军已是一群丢盔卸甲的乌合之众，它的全部装备都丢在法兰德斯地区。国民军都是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可怜的杂牌军。

阻挡我们入侵的将是皇家空军和英国舰队这两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量。但是，如果希特勒在六月抓住第一个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北欧水上现成的船只（数以千计），把入侵部队送过海峡，英国舰队就将会措手不及，正像挪威战役的情况那样。在它还未来得及集结起来进行反击之前，我们已渡过海峡。在英国的这场空战将在海峡上空进行，其作战条件大大有利于德国空军。

我们肯定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进攻阶段和供应问题会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我们只得再次孤注一掷。但是，事后回顾历史，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曾经写过一份正是关于进行这样一次渡海大突袭的计划要点的备忘录，提交最高统帅部讨论。我曾经几次写信给美国和德国的档案管理人员，请他们寄给我一份该备忘录的抄件，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份备忘录只不过是一个未被采用的古董，究竟是否还存在，我也无从知道。当时约德尔一句话也没说，把它还给我了，这就是它的最后结局。

流产的入侵计划

“海狮”这个在随后几个月中胡乱凑合出来的入侵计划，结果是白白浪费了很久时间，毫无用处。一旦英国喘过气来，建立了沿海防御，强渡海峡就需要一套极其复杂的军事组织。希特勒从来也没有真正去促成过这件事。在对英国作战上，他缺乏大胆尝试的决心，只是让戈林把空军白白消耗在对英国深入内地的机场的轰炸上，而陆军和海军这时候花费了几个星期为这个作战计划吵来吵去，一直吵到夏天。大家来回踢皮球，都不肯承担任务。最后，终于放弃了海狮计划。德国毫无疑问拥有发动入侵所需的工厂和军事力量，但没有所需的领导。正当在战斗中只要稍微再大胆一点儿就能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希特勒畏缩了，而那些内行的将军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全得服从这位外行的指挥。

这才是“元首原则”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所获得的真正“胜利”。回顾历史，跳快步舞的领袖不应该是他。

英译者按：隆关于马其诺防线以及法国领导人的论述很为精辟，没有更多可说了。

我在皇家海军的朋友们断然否认德国人有可能甚至在六月间渡过海峡。他们认为，英国人当然会投入他们拥有的全部船只把入侵者淹没在海中。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隆讲的很有道理。德国的潜艇（他在文中没有提到）将会在这个狭窄的海峡内对处于防守地位的英国舰队进行报复。由于参谋部缺乏具体的入侵计划而把责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隆的说服力也是不够的。如果他们准备了一项可行的计划，他就可能采用它，就像他采用曼施泰因计划那样。从档案中似乎只找到海军参谋部所做的一份很粗浅的研究计划，没有别的其他入侵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参谋部有一种只顾眼前而不问下一步的奇怪倾向，也许它们不愿意去想下一步的事。

(1)　指希特勒。

(2)　非洲南部的一个黑人民族，被殖民主义者视为野蛮民族。

第二十五章

德国在比利时的大突破！

拉古秋宣称：这仍旧不是我们的战争

杰妮丝·拉古秋和梅德琳走过第五大街和第五十七街拐角的一个报摊，看到一沓刚到的下午报纸，上面压了一块鹅卵石，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杰妮丝·拉古秋对梅德琳说：“哎呀，爸爸又上报了，在发表谈话。你家里人准会觉得挺有意思吧！”梅德琳在帮她买嫁妆。罗达、帕格和拜伦将于三点钟乘巡洋舰“赫勒那”号抵达布鲁克林海军基地。杰妮丝心上老在想着将要第一次和华伦的母亲见面，她对这件事比对战争的坏消息要关切得多。

一股五月的疾风扫过大街，吹打着姑娘们的裙子和帽子。梅德琳一只手抓紧一只包包，另一只手则紧紧按住帽子，眼睛盯着报纸上用两栏篇幅刊登的议员艾萨克·拉古秋的照片：他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对着三个扩音器讲话。“你瞧，他长得很漂亮。”她说。

“我希望你会喜欢他，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男人。”杰妮丝说，因为风大，她提高了声音，“其实他本来不想走得这样远，都是那些记者搞的。他现在处于不利地位，欲罢不能。”

梅德琳把她的小套间重新装潢了一番。浅绿色的墙，用淡黄色加绿色的印花帏幔遮着。丹麦式的麻栗木家具朴素而小巧玲珑，使屋子显得宽敞了一些。饭桌上摆着黄水仙和鸢尾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春天和青春的气息，就像这两个姑娘进来时带来的气息一样。在这样的套房里，是不会招待共产党员的男朋友的。的确，梅德琳老早就把那个可怜的、穿褐色衣服的、吹长号的金鱼眼男朋友甩了。这是杰妮丝知道后很高兴的一件事。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是罗斯福的一个坚决支持者，非常聪明，可惜才二十六岁就秃顶了。

她给电话留言服务台打了个电话，把对方的传话很快地记在本上，然后砰地一下放下电话。“真乱弹琴！杰妮丝，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接我家的人了，你说倒霉不倒霉？两个业余演员开溜了，我今天下午得去听接替他们的人的试演。总是有事！”很明显，她对自己能如此之忙，心里是很高兴的。“还有，你认识不认识有个叫巴穆·柯比的？他现在在瓦尔多夫旅馆，他说他是我们家的朋友。”杰妮丝摇了摇头。

梅德琳给他打了个电话，听到他讲第一句话，就很喜欢他的声音：有一种亲切、幽默的回响。“你是罗达·亨利的女儿吗？我在电话簿上看到你的名字，就打个电话试试。”

“我是。”

“好，我在柏林的时候受到你父母的殷勤招待。你母亲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今天到达。我想他们到纽约的当天晚上可能很累，没什么安排，我想请你们全家出去吃饭。”

“非常感谢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计划。他们大概一点钟才到。”

“原来这样，那么我就先订下座位吧。如果你们一家人能来，就请在六点钟左右到我旅馆房间来；如果不能来，给我来个电话，叫你母亲打也可以。”

“好吧，一定的，谢谢您。华伦的未婚妻正在这儿看我，柯比先生。”

“艾萨克·拉古秋的女儿？好极了，一定带她一块儿来！”

梅德琳走了，兴致勃勃，对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兴味。杰妮丝换了一身厚衣服，准备去海军基地。

梅德琳现在负责调度瓦特·菲尔德的业余游艺节目。瓦特·菲尔德本来是一个蹩脚的老演员，在电台上用老一套滑稽戏的公式搞了个业余游艺节目，没想到大受欢迎。他突然发了财，马上做起大笔房地产买卖来，又同样突然死了。休·克里弗兰接替他主办节目。梅德琳仍然出去替他买鸡肉夹馅儿面包和咖啡，但是现在也管接见业余演员的事务。她依然是克里弗兰早晨演出节目的助手。她现在赚的钱比任何时候都多。对梅德琳·亨利来讲，一九四〇年五月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个月。

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风刮得更大，天气也更冷。巡洋舰已经停靠码头，从桅杆到船头和船尾的一长串彩虹般的信号旗在迎风飘扬。码头上拥挤着挥手喊叫着的亲属，在沸腾的人声中，战争难民正沿着浮桥蜂拥而出。杰妮丝找到去海关小屋的路，罗达正站在一堆行李旁边擤着鼻子，她一眼就看见了这位穿着一身绿色毛料外衣、戴着小圆帽的身材高高的金发姑娘。

“哦，你不是杰妮丝吗？我是罗达·亨利。”她说着，朝前迈了一步，“你可比照片上漂亮多啦！”

“我是杰妮丝，亨利太太，您好！”罗达的苗条身材、时髦的草帽、紫红色的手套和鞋使杰妮丝有些惊讶。她在彭萨科拉曾见过华伦的父亲一面，时间虽然很短，但还记得他是一个皮肤粗糙、饱经风霜的男人。相形之下，亨利太太看上去显得年轻、秀丽，甚至还很肉感。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尽管她鼻子红红的，并且不时地打喷嚏。

“你真机灵，穿这么一身衣服。我穿的是春天的服装，可这里真是北极。”罗达说，“梅德琳在哪里？她好吗？”

杰妮丝马上解释她女儿没来的原因。

“原来是这么回事，梅蒂变成了搞事业的女孩了！亲爱的，我很想吻你，可是我不敢，你别靠近我，我可传染！我感冒很重，老不好。他们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要不然整个国家都得让我传染上啦！嘿，你可真漂亮，简直叫人神魂颠倒，华伦真是走运！他现在好吗？”

“挺好吧，我希望。他正在波多黎各什么地方拼命练习舰上降落呢。”

维克多·亨利和一个看上去很凶的海关检查员一起穿过人群走来。他穿着金色纽扣的蓝色厚毛料长外衣，戴着硬壳帽子，比杰妮丝记忆中的亨利更神气一些。亨利略略跟杰妮丝打了个招呼，问起梅德琳，然后就问拜伦到哪里去了。

“勃拉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要打个电话。”他母亲说。

检查员检验行李时，杰妮丝告诉亨利夫妇关于巴穆·柯比请吃饭的事。罗达一边打喷嚏，一边说：“怎么搞的，他的工厂在丹佛，他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看我们去不了，是不是，帕格？当然，在瓦尔多夫吃顿饭，这样来重新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倒也怪不错，把柏林的味道从我们嘴里洗干净！杰妮丝，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现在成了什么样，太可怕了。我不再有什么幻想了，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不由得又哭又笑。我拥护美国，现在这样，将来也永远这样。”

“真的，我有事要跟弗莱德·柯比谈。”帕格说。

“哎呀，帕格，这可不行，我正闹着这讨厌的感冒，还有我的头发！”罗达说，“而且，到瓦尔多夫，我穿什么衣服呢？除了我身上穿的这件，其他衣服都皱成一团。我要是能把我那身粉红色外衣熨平，并且找个理发师帮我理两个小时头发，该有多好——”

拜伦悠悠荡荡地穿过喧闹的人群走来：“嘿，杰妮丝！我猜你就在这里。”拜伦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上面有伦敦标记的小盒子递给她。

杰妮丝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枚维多利亚时代的别针，是一只小金象，眼睛镶着两颗红宝石。“我的上帝！”

“谁要是跟我们家的人结婚，就得有大象般的耐性。”拜伦说。

“天哪！哈哈，说的可是实话。”罗达说着，大笑起来。

杰妮丝温柔地慢慢看了他一眼，心里想，他甚至比华伦还漂亮。他的眼睛发出一种热切、兴奋的闪光，她吻了他一下。

“……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收音机里播送出一个沙嗄、强劲、有力、没有抑扬的声音，子音都含混不清，很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只有血、劳力、眼泪和汗水。”

“我说，他是一个天才。”罗达大声说。她坐在柯比房间里的一张不很结实的金漆椅子边上，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眼里含着泪水。“这以前他在哪里？”

拜伦一面从一瓶有俄文字的蓝色罐头里把鱼子酱抹在一小片烤面包上，很小心地把洋葱丝摊在上面，一面说：“当普伦进入斯卡帕湾击沉‘皇橡’号的时候，当德国人渡过斯卡格拉克海峡进入挪威的时候，他都在掌管英国海军。”

“别说话，听着。”维克多·亨利说。

杰妮丝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父亲，把两条长腿交叉起来，呷着香槟酒。巴穆·柯比眨巴着眼睛欣赏着她的腿，这使她感到高兴。他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老浑蛋。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在海上、陆上和空中，以我们全部的强大力量和上帝可以赋予我们的全部内在力量进行战争：向一个穷凶极恶的、可悲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还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最丑恶的暴虐政权开战。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两个字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一切恐怖，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满怀希望和活力来肩负起我的重任。我坚决相信，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在人类中遭到失败……”

讲话结束了。一个美国人咳嗽了一下，用颤动的声音说：“刚才播送的是大不列颠的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讲话。”

过了一会儿，罗达说：“这个人将拯救文明。我们将要参加进去，德国人的牌叫过了头，我们决不会让他们征服英国的。德国人有一股奇怪的蠢劲儿，你知道吗，你必须细细地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观察，才能明白这一点，实在蠢得奇怪。”

维克多·亨利看了看表，对柯比博士说：“这篇讲话很不错。咱们现在谈几分钟好吗？”

柯比站了起来，罗达对他笑着说：“香槟酒、鱼子酱，照常营业。这就是帕格。”

“我们在等梅德琳。”帕格说。

“来吧。”柯比说着，朝卧室走去。

“可是，爸爸，我有事得先走，”拜伦说，“我得赶乘一架开往迈阿密的飞机。再有一个小时左右，它就要从拉瓜迪亚起飞了。”

“怎么？柯比博士以为你要跟他一起吃饭呢！”

“嗯，可是我在知道他要请吃饭之前已经订好票了。”

“你不等梅德琳到了再走吗？你已经两年没见她了。吃完饭，她还要带我们大家去看他们的节目呢！”

“我想我最好还是去，爸爸。”

帕格突然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勃拉尼，你可真叫人没办法，”母亲说，“你就不能等到明天再去？”

“妈，您还记得不记得您谈恋爱时是怎样的？”

罗达脸红了，这使得他和杰妮丝都感到惊讶。“我？我的上帝，拜伦，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当然不记得了，我已经是老太婆了。”

“谢谢你送我这枚宝贵的别针，”杰妮丝摸着她肩上那只小象，“在迈阿密的准是一个挺不错的姑娘，对不对？”

拜伦眯起眼睛，发呆的神情消失了，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并以羡慕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她还不错。”

“带她一起来参加婚礼，别忘了。”

当拜伦走到门口时，罗达说：“你可真有叫你爸爸失望的本事。”

“我要不叫他失望，他才会真正失望呢。再见，妈！”

在卧室里，柯比博士坐在桌子前，正在查点维克多·亨利从德国给他带来的一沓刊物和打印的报告。当他正潦草地在一本黄皮笔记本上写着的时候，小桌子摇撼了一下，两份报告滑落在地上。“这个套间应该租给侏儒住。”他说着，继续写下去。

维克多·亨利说：“弗莱德，你是不是正在研究一种铀弹？”

柯比的手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一只长长的手臂松弛地倚在椅背上，紧紧盯着亨利的眼睛。两个人沉默不语，互相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尽可以跟我说，这不关我什么事，可是——”帕格坐到床上，“我给你的这些东西都是关于铀的。有些资料我弄不到，比如说有关石墨的数字。德国人毫不隐讳地告诉我，由于这种秘密炸弹的缘故，这些数字是保密的。德国人很喜欢十分随便地谈论他们正在研究制造的这种可怕的超级炸弹，这使我觉得它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你给我的那张要求清单使我又改变了想法。”

柯比把烟斗敲空，装上烟丝，点燃它，前后一共用了两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没讲话，只是瞧着亨利上校。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是化学家，而这个铀或多或少是属于化学工程方面的问题。从生产技术上说，是涉及电学的。两个月以前，曾经有人来跟我接头，要我做工业顾问。”

“这个东西目前又处于什么状况？”

“还完全是理论，要好多年才能谈到认真的努力。”

“你能跟我具体谈谈吗？”

“当然可以。在大学物理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其实《时代》周刊也刊登过，就是中子轰击的过程。在镭的游离过程中，把各种化学物质放在那里，看产生什么结果。在欧洲和美国，这种试验已经进行了好多年。去年，那两个德国人拿氧化铀试了一次，结果他们发现了钡。这就是原子分裂造成的元素嬗变。我想你一定知道原子质量中负荷的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你大概听说过关于仅用一块煤就能使轮船横渡重洋的事，只要你能够利用其中的原子能。”维克多·亨利点点头。“嗯，帕格，这就意味着，用铀确实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原子分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放射出的能量远比为了促成原子分裂而消耗的能量多得多。那些德国人称量了所用过的原子质量，发现质量大大减少，从而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表了试验的成果，从那以后，整个科学界就热闹起来了。

“好了，那么下一步呢，已经有了这个稀有的铀同位素U-235。通过从质量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连锁反应，这个物质原来具有巨大的爆炸力。据说，抓一把就可以炸毁一座城市。那些研究原子核的年轻人说，只要工业方面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纯U-235，现在就可以办到。”

帕格紧闭着嘴，身体紧张地前倾，谛听着这些情况，在柯比一口口地喷着烟的时候不停地说“嗯，嗯”。他朝这位工程师伸直一根手指，说：“我明白了。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情报。”

柯比摇摇头：“算不上，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也许完全是一场虚惊。这些化学工程师不做任何保证，而且他们所要的东西将需要工业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提供，制造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也许会爆炸，也许根本不爆炸。也许当你刚感到厌烦绝望的时候，它会突然爆炸成碎片。谁也不敢说。在笔记本上写上五分钟，涉及的支出就得千百万元。这笔费用高达十亿美元，最后也可能只不过是一堆垃圾。国会正在吵闹着要削减开支，他们正在拒绝批准罗斯福要求再多生产两百架新式飞机的拨款。”

“我想再问你两个问题，如果超出了范围，请告诉我。”

“问吧。”

“你在其中担任什么工作？”

柯比用烟斗搓着下巴。“好吧，你怎么样从一种很稀有的金属中分离出足够投入生产的同位素呢？一种意见是，把这种金属先变成电离的气体，然后通过磁场加以轰击。较轻的离子就会被打歪一点，这样就可以使它们游离出来，捉住它们。整个过程能否成功取决于磁场是否能保持稳定，因为稍不稳定就会干扰离子的游离。我的任务就是准确无误地控制电压。”

“嗯。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我是否应该把我经过估价的意见向总统提出，建议他放弃干那件关于铀的傻事？”

柯比发出短促的男中音笑声：“真正的问题是德国人，他们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对纯石墨的研究成就使我感到不安。石墨在整个过程的后一阶段才需要。如果希特勒先有了铀弹，帕格，而且这些铀弹又是能使用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很不妙的。”

门铃响了。

“大概是你女儿来了，”柯比说，“我们下去吃饭吧。”

梅德琳来了，她穿着一身时髦合体的黑色衣服，外面是一件颜色鲜艳的短外套，下面是紧身的裙子，黑黑的头发梳到头后面去，很难相信她才二十岁。可能她也有点儿故意装出一个年轻的职业妇女的样子，当侍者头儿跑过来向她鞠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她打来电话时，她也确实不得不两次离开帝国厅的餐桌。维克多·亨利喜欢她那沉着端庄的态度和不多讲话的习惯。她那双灵活的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几乎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们谈论德国情况和婚礼计划。

在播音室大楼的问讯处，一个拘谨的穿着制服的年轻人在等着他们。“亨利小姐的客人吗？请跟我来。”他把他们带到单调的、天花板很低的绿色房间，休·克里弗兰和他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张桌子坐在那里。克里弗兰精神抖擞、亲切热情地请他们在房间里等着节目开始。他在看着卡片，一面背诵着他一会儿要脱口而出的那些引人发笑的话，一面和编制笑料的人一起商量。过了一会儿，他抓根橡皮筋把卡片扎好，放进口袋里。“喂，现在还有五分钟，”他转过身来对客人们说，“我听说丘吉尔这家伙做了一篇挺不错的演讲，你们听到了没有？”

“每一个字都听见了，”罗达说，“很有力量。这篇讲话一定会载入史册的。”

“确实很不错。”帕格说。

梅德琳说：“真倒霉，我太忙了，没听到。”

这个节目的监督看上去有四十五岁，穿着却像一个大学生。他把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放到后脑勺上，说：“讲得还可以，只是需要压缩一下，加点儿力量，调子太软。讲到血和汗的那一行还不错。”

“有这么一句？把这句话配到弹琴的刽子手那段里行不行？”克里弗兰对他旁边的那个笑料编制人说。他是一个样子很忧郁的年轻犹太人，头发长得需要理个发。“咱们把‘血和汗’加进去行不行？”

这位笑料编制人悲哀地摇了摇头，说：“低级趣味。”

“别发傻，赫比，想办法编点儿什么。亨利上校，战争情况现在怎么样？甘末林计划能不能挡住德国鬼子？”

“我不太清楚甘末林计划是怎么回事。”

梅德琳让她的客人坐在播音室舞台上的贵宾席，靠近克里弗兰接见业余爱好者的桌子，面前就是一块用硬纸做成的巨大广告牌，上面是晨笑牌粉红色泻盐广告。她把自己安置在那间玻璃操纵室里。观众很多，在维克多·亨利看来，全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为业余演员结结巴巴的讲话鼓掌，听了克里弗兰的戏谑就哄堂大笑。

克里弗兰用轻快的、狐狸般的魅力把这个节目主持得很好，帕格现在知道梅德琳如今是跟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搭了伙，但是这个节目使他看了感到讨厌。一个业余演员扮演电线修理工，克里弗兰说：“喂，喂，大概他们在法国现在正需要你。”

“法国，克里弗兰先生？”

“是呀，去修理马其诺防线(1)。”

他向观众眨了眨眼，他们哄堂大笑，鼓起掌来。

“你觉得有意思吗？”帕格隔着罗达，小声问巴穆·柯比。

“我从来不听收音机，”这位工程师说，“很有趣，就像参观精神病院。”

“克里弗兰这人可是很逗。”罗达说。

演出结束后，观众蜂拥到台上围着休·克里弗兰要他签名的时候，梅德琳来到他们这里。“真糟糕，因为要广播新闻公报，最精彩的两小段被停播了。这些负责新闻的人，总是这么蛮横！”

“发生什么事了？”维克多·亨利问。

“唉，当然是关于战争的消息。还是那些情况，德国人又占领了几座城市，法国正在溃败，等等。没什么新鲜的。等会儿休知道了他们停播弹琴的刽子手这一段，准要发脾气的。”

“您是亨利小姐吗？”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走近她。

“什么事？”

“紧急长途电话，小姐，在克里弗兰先生的办公室，找拉古秋小姐，从波多黎各打来的。”

“青鸟”号渔船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在海湾里轻轻漂荡。阳光下，拜伦和娜塔丽躺在船的天桥上相互搂抱着。下面，那个下颏凹陷、脸晒得红红的船长喝着一缸子啤酒，朝机轮打着哈欠。隐隐听到通向岸上的电话发出急促而细碎的呼号声。空钓鱼椅(2)的窝孔内插着长竿，鱼线从那里拖入水中。这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情人差不多全身赤裸，只穿着游泳衣。他们忘记了鱼，忘记了鱼线，也忘记了船长。他们忘记了死亡，也忘记了战争。平静的深蓝色海水和清澈的淡蓝色天空仿佛一个大圆圈，他们就躺在这个圆圈的中心，太阳好像只照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甲板传出下面用力敲打的回声，迅疾的四下，像莫尔斯电码里的V字信号。

“喂，亨利先生，您醒着吗？”

“什么事？”拜伦粗声粗气地喊，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子。

“岸上来电话，您的父亲要您回去。”

“我父亲？搞错船了，他在华盛顿哪。”

“等一会儿——喂，喂，‘青鸟’要皮尔·托马斯——”他们又听见粗厉的电话呼号声，“嘿，亨利先生，您的父亲——他是不是海军军官，上校？”

“对了。”

“办公室接到您女朋友的母亲打来的电话，您父亲正在她家里，他留下话要您马上回去。”

娜塔丽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露出吃惊的神色。

拜伦喊道：“好吧，咱们往回开。”

“怎么回事？”娜塔丽大声说。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小船在深色的海上划出一道绿白色的圆圈，掉转头来开足马力返航。船开始上下颠簸，风吹乱了娜塔丽松散的、长长的黑发，她从草篮里抽出一面镜子。“哎呀，你看我成了什么样子，看我这张嘴，好像让耗子咬过了一样！”她把手背放在唇上，“我这像戈尔贡(3)的头发现在整理也没用，等进了屋再说吧。你爸爸找你有什么事，勃拉尼？”

“你干吗这么害怕？大概是和我母亲一起来的，她想见见你。这也不能怪她，我一下子就溜到这儿来了。如果他们真来了，我就把事情告诉他们，娜塔丽。”

她的脸上露出忧虑的样子，她拉住他的手。“可爱的人儿，犹太人有一条教规，父亲或母亲刚死，不能很快就结婚。也许要等上一年之久，而且——我的上帝，别做出那个样子！我不打算遵守这条规定。可是，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我母亲伤心。怎样解决，我需要点儿时间来考虑怎么办才好。”

“我并不要你破坏你们的教规，娜塔丽，可是，上帝，这对我可是一个打击。”

“亲爱的，只是一小时前我才打算跟你结婚的，”她摇摇头，感伤地笑了，“我觉得好像中了邪魔，灵魂几乎都出窍了。可能是太阳晒得太厉害，也许是因为我沉醉在亲吻中了。而现在你父亲突然出现！这一切难道不像糊里糊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吗？”

他用手臂搂着她的双肩，船颠簸得更厉害了，于是他把她紧紧搂住。“我可不是这么感觉，一切都非常真实，最真实的事就是我们要结婚了。真实的事情似乎刚刚开始。”

“对，毫无疑问是这样，我当然并不盼着给莱斯里写这封信。哎呀，又是那张阴沉的脸！活像万圣节前夕戴的假面具，一下子戴上，一下子摘掉，真叫人泄气——勃拉尼，爸爸刚死，他就来看我。他非常热心，帮了我们很多忙，完全不是以前那个斯鲁特，就是太晚了一点儿。他曾给他大学时代的朋友们去信，想给我找一个教书的职位。我多么希望知道你父亲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别把我们的事告诉他，拜伦，等我跟母亲谈了以后再说。”

“那么，你最好马上跟她谈，我父亲总是喜欢刨根问底的。”

“哦！哦！”她把两只手放在头发上，“我感到高兴，心又很乱，很不安定。我头昏脑涨，觉得自己好像才十六岁，当然不是，天晓得！要是的话，对你可有多好！”

当“青鸟”号驶近的时候，拜伦拿出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沿着海边的一排参差不齐的摩天旅馆大楼。“不出所料，他果然在那里，在码头上等着。”

娜塔丽本来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椅子上，这时马上坐直了。“不会吧，真的？”

“就在那里，来回踱着，我认得出他那走路的样子。”

她抄起篮子，跑进船舱，对船长说：“请开慢点儿。”

“好，小姐。”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笑嘻嘻地拉了拉阀门。

她关上通往前舱的小门，不久她又出现了，穿着纱裙、白衬衫，光泽的黑发经过梳理，松松地披在肩上。“我有点儿晕船，”她对拜伦说，有气无力地微笑着，“在闷热的船舱里，船摇晃着，把眉毛和嘴化妆一番，真吃不消。哟！我脸色发青吧？我觉得发青。”

“你漂亮极了。”

船破浪前进，距离码头还有半英里。娜塔丽远远可以看见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在走来走去。“全速前进，”她颤巍巍地说，“管它水雷不水雷的。”

船停了之后，维克多·亨利从散发着柏油味道的码头上弯下身子来，伸出一只手。“你好，娜塔丽。这太对你不起了，小心点儿，别踩在那颗钉子上。”

拜伦跳到岸上。“有什么事吗，爸爸？大家都好吗？”

“你们两人吃午饭了没有？”帕格说。

他们两人相互看着，娜塔丽有点儿紧张地笑了起来。“我带来了夹馅儿面包，在篮子里。我们……我也不知道，我们忘了。”

虽然维克多·亨利的脸一直很严肃，但他的眼睛流露出觉得有趣的神情，一闪就消失了。他用大拇指朝码头上一家简陋的卖蛤的酒吧间指了指：“嗯，嗯，从那家小饭馆散发出来的味道馋得我要命，可是我想还是等等你们，我今天还没吃东西呢。”

“请到我家去吧，我愿意给你们搞点儿东西吃。”

“你妈妈很客气，给我倒了橘汁和咖啡。我们就到那家酒吧间去怎么样？这些海滨饭馆也可能相当不错的。”

他们坐在一间用胶合板搭的外面漆成鲜红颜色的小棚屋里，拜伦和他父亲要了蛤杂烩。

“我一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娜塔丽对侍者说，“给我来一个咸肉番茄夹馅儿面包好吗？”

“好，小姐。”

维克多·亨利以奇怪的眼光看着她。“怎么了？”她说。

“你倒不太在乎吃什么东西。”

她神色有些迷惘。“哦，您说的是咸肉(4)？我一点儿都不在乎，许多犹太人都这样。”

“你母亲呢？”

“她模模糊糊地有些禁忌，可是有时候理会，有时候又不去理会。我也闹不清。”

“我和你母亲谈了好久，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妇女，经受了这样的不幸，还表现得很坚强。好吧，”帕格把香烟和打火机放在桌上，“看起来法国真要不行了，是不是？你们听到今天早上的广播没有？在巴黎，他们正在烧毁文件。英国远征军正在拼命向海峡逃跑，但是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人实际上很可能把英国正规军都一网打尽了。”

“我的上帝，”拜伦说，“如果真是这样，战争就结束了！三天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变化？”

“可是确实发生了。当我等你们的时候，我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紧急讲话，他要求国会批准一年生产五万架飞机。”

“一年五万架？”娜塔丽大声说，“五万架？这只不过是瞎说说罢了。”

“他说，我们先要兴建飞机工厂，然后开始生产。根据我昨天看到的华盛顿的气氛，国会会批准这笔开支。他们终于感到恐慌了，他们是猝然醒悟过来的。”

拜伦说：“这些都帮不了英国或法国的忙。”

“是帮不了，在这次战役中帮不了忙，国会现在开始考虑的是我们自己将来同希特勒和日本人作战的事。好吧，”帕格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扳着伸直的手指头盘算着，“华伦的三十天假期已经被取消了。婚礼提前举行，华伦和杰妮丝明天结婚。他们只能度一天蜜月，然后华伦就直接到太平洋舰队去。因此，第一，你明天早上十点钟以前必须到彭萨科拉。”

拜伦犹豫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她有些目瞪口呆。拜伦说：“好吧，我准时到。”

“好。第二，如果你要参加潜艇学校五月二十七日开课的训练班的话，你必须到新伦敦去报到，并且在星期六以前做体格检查。”

“我在彭萨科拉做体格检查不行吗？”

做父亲的把嘴一噘。“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让瑞德·塔利通融一下，他已经够照顾了，一直给你留着这个名额，要求进这所学校的申请书现在已经堆积如山了。”

“五月二十七日？”娜塔丽跟拜伦说，“离现在只有十一天啦！十一天以后，你就进潜艇学校了吗？”

“我不知道，有这种可能。”

她转过来问他的父亲：“训练班要多久？”

“三个月。”

“那以后他干什么呢？”

“我估计他可能直接到舰队去，像华伦那样，新的潜艇开始陆续生产出来。”

“三个月！然后你就走了！”娜塔丽大声说。

“这些我们回头再谈。”拜伦说，“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参加婚礼吗？”

“我？我不知道，没有邀请我。”

“杰妮丝要我带你一起去。”

“她说了吗？什么时候说的？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拜伦转过来对他父亲说：“嗯，这期潜艇训练班结束以后，下一期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但是，你越早开始越好，你还得在海上再训练十三个月，才能去掌握潜艇。勃拉尼，再没有比取得潜艇驾驶员资格更艰苦的事了，当飞行员也比它容易。”

拜伦拿起父亲的一支香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大口，然后一边吐出一缕灰色的烟雾，一边说：“我和娜塔丽准备结婚。”

娜塔丽咬着下嘴唇，维克多·亨利打量了她一眼，说：“原来如此。这可能影响你入学，也可能不影响，我事先不知道你们这件事，所以也没查问过。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未婚的投考学员有优先权。不过，也许可以——”

娜塔丽打断他的话：“亨利上校，我知道这件事会造成很多困难。我们今天早上才决定的，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并且如何才能结婚，好多问题纠缠在一起。”

帕格点了点头，他一面吃饭，一面抬眼看着她。

“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拜伦说。

“听我说，亲爱的，”娜塔丽说，“我决不会做任何阻碍你去潜艇学校的事。我的上帝，我在华沙待过。”

拜伦吸着烟，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紧紧盯着他父亲。

维克多·亨利看了看手表，收起烟卷和打火机。“好吧，就这样。这个杂烩真不错，很叫人满意。下午有一架去彭萨科拉的飞机，我还赶得上。”

“你打个电话来告诉我这些事不也行吗？”拜伦说，“那是很方便的，为什么要亲自来这里？”

维克多·亨利向侍者挥了挥账单和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你跑得像火箭那么快，拜伦，那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计划，也不知道你的心情，甚至对于你肯不肯来参加婚礼，我都没有把握。”

“我要是知道的话，也绝不会让他缺席的。”娜塔丽说。

“可是这一层我事先也不知道，我认为我应该当面和你们两人谈谈，也许还需要回答一些问题，甚至在必要时还得劝说几句。”然后，他对娜塔丽说：“杰妮丝和华伦确实期望你去，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她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我简直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我们去，”拜伦很干脆地说，“至少我去，这样就行了吧？”

帕格犹疑了一下，说：“潜艇学校的事怎么样？我已经告诉瑞德今天打电话通知他。”

“如果塔利上校一定要今天回话，那么就告诉他不去了，行不行？”

娜塔丽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不行，拜伦，不能就这样做出决定！”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出决定。”

“你可以和我商量，这事和我有关系。”

维克多·亨利咳了一声：“好吧，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得走了。这个问题明天还可以再谈。”

“哦？”拜伦的语调带有讥讽味道，“那么你毕竟不是真的非今天给塔利上校打电话不可。”

维克多·亨利的脸沉了下来，他靠到这张硬椅子背上。“你听着，拜伦，给你制造麻烦的是希特勒和德国人，不是我！我是在提醒你注意。”

“从欧洲传来的这些坏消息可能被大大地夸张了，而且，不管怎么说，不会有一艘美国潜艇因为没有我而开不出去。”

“哎呀，别说了，勃拉尼，”娜塔丽说，声音有些呜咽，“让你父亲去赶飞机吧！”

“你只要记住，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是我，拜伦。”维克多·亨利说，他所用的语调几乎和他对万湖那个侍者用的语调完全一样。他一面看着儿子的脸，一面从挂衣钩上拿下他的白色便帽。“我看你很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潜艇驾驶员，他们全是一群愚蠢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不会因为你要娶这位聪明美丽的年轻姑娘而憎恨你。现在，我得离开这里了，”维克多·亨利站了起来，“明天在教堂见。早点儿来，你是男傧相，穿你那身深色衣服。再见，娜塔丽，很抱歉打断了你们在船上的好时光，希望你尽可能去彭萨科拉。”

“好的，先生，”她的忧愁的脸上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谢谢您。”

等他走出去以后，她转过身来对拜伦说：“我一向最讨厌烧鱼的味道，咱们走吧。刚才那会儿，我一直恶心，天晓得我怎么会没吐起来。”

娜塔丽沿着码头跨步向海边走去。她深深地吸了好几口空气，裙子随着她扭动的屁股飘动着，薄薄的衬衫被风吹得贴在胸上，长长的头发在飞扬。拜伦紧跟在她后面。她走到码头尽头，突然停住，两个衣衫褴褛的黑人男孩子正坐在那里钓鱼。她朝他转过身来，两臂交叉着。

“你到底为什么要用那种态度对待你父亲？”

“哪种态度？我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如此而已，”拜伦也同样尖锐地回答说，“他是来把我们分开的。”他的声音响亮，带点儿鼻音，很像维克多·亨利。

“好了，送我回家吧，马上回家！他说得完全对，你知道，你把目前的战争情况归咎于他，这就是你不成熟的实质。我替你难为情，我不喜欢这种情绪。”

他们沿着码头往回走，一直走到她父亲那辆新的别克牌蓝色小轿车前面。汽车闪闪发亮，晒在烈日之下，像火炉一样散发出热气。“请你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让空气流通一下，否则就要闷死在里面了！”

拜伦一面从这扇门走到那扇门，一面说：“我以前从来什么都不要，不要生活，不要他，谁都不要，现在我要了。”

“即使是这样，你也得面对现实，不要乱发脾气。”

“他已经说服了你，”拜伦说，“他立意要干什么，总是能达到他的目的。”

他们钻进汽车。

“你了解的也不过就是这些。”她厉声说，砰的一声关上她那边的车门。他正在发动马达。“我和你一起去彭萨科拉，好吗？我爱你。现在闭上嘴，送我回家。”

(1)　原文“电线”和“防线”是同一个词。

(2)　钓鱼椅是海上钓鱼的人坐的椅子，坐在椅子上拉动鱼线，使鱼疲乏。

(3)　希腊神话里的蛇发女妖，人见了会吓得变成石头。

(4)　犹太教规禁吃猪肉。

第二十六章

在华伦·亨利中尉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七点钟，那个铁皮旧闹钟的铃响了，他呻吟一声，醒了过来。四点钟以前，他还在离彭萨科拉二十英里左右的加记旅馆的一间卧室里，睡在他今天的新娘的温柔怀抱中。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浴室，开了冷水龙头，经过淋浴猛烈的刺激，他清醒了一些。他疲乏地寻思着，在结婚那天早晨之前先度过这么一晚是否有点儿粗鄙。可怜的杰妮丝说，她一到家马上就得换衣服和打点行装。是的，的确有点儿粗鄙，可是天哪，多么美好的一晚！华伦扑哧一笑，仰起头，让冷水冲在脸上，开始唱起歌来。这毕竟有点儿难——匆匆忙忙举行婚礼，度一个晚上的蜜月，马上分离，相隔几千英里！太违反人性了。不过，这也不是第一遭。

华伦用一条粗毛巾擦干身子，逐渐高兴起来。他心想，体统还是要的，结婚前夕干这种事毕竟有失体统。只能怪命运不济，要这么快就跟她分离。这是战争的祸害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是希特勒入侵法国，并不是他自己或杰妮丝行为放荡。

说实在的，华伦并不怎么担心即将和杰妮丝分别，她不久就要到珍珠港来。突然接到要他去太平洋的命令，他心里热乎乎的，感到兴奋。再加上他和杰妮丝在新婚之夜的前一个晚上就同了房，这促使他迸发出一阵新的热爱生活的感觉。因为战争威胁迫近了，他马上要赶回去驾驶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前程，有点儿像怀着惊怯的心情飞往月宫。尽管华伦内心对离开杰妮丝感到遗憾，对过早地和过多地享有她感到内疚，但他的情绪非常高涨。他叫来侍者，要了双份火腿蛋和一壶咖啡，然后兴高采烈地换上他的结婚服装。

拜伦站在他哥哥房间外的门廊上，微笑着在看钉在门上的一张粗线条的漫画：海神老人摇晃着头上的疱，愤怒地从海上——一艘航空母舰前面直起身子，向一架轮子湿淋淋的飞机挥舞着他的三叉戟，驾驶员从机身里探出身子，向他敬礼并大声喊着“对不起”。

“请进！”华伦听到敲门声。

“你是‘湿轮’·亨利，是吧？”拜伦引用漫画上的标题。

“勃拉尼！哎呀，我的上帝，你来多久了？嘿，你看来蛮神气！你居然赶来参加婚礼，我真高兴！”华伦又给他弟弟要了点儿早点。“喂，你可得给我讲讲你的欧洲漫游记。按理讲我是一个战士，可是天晓得，经历险境的却是你，听说你遭到纳粹的轰炸和扫射！我的同伴们一定要跟你谈谈。”

“我正好碰上战争，称不上什么英雄，华伦。”

“讲给我听听。坐下，我们有好多话要谈呢。”

他们一边吃东西、喝咖啡、抽烟，一边谈着。当华伦收拾行装时，他们还继续谈，开始有点儿不自然，慢慢就随便起来。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拜伦觉得，华伦比以前老了一些，容貌更粗犷一些，更有信心的样子，现在正处于最得意的时期，什么都比自己强。他那白色军服上佩戴的飞行员肩章上的崭新的金翅膀，在拜伦看来，似乎展开有一英尺长。谈起飞行，华伦样子很轻松，幽默而沉着。他已经掌握了开飞机的技术和那些专门术语。他也谈到关于他出事故的笑话，但并不能掩盖他对被提升一事的得意。他谈到“海军飞行员”一词时，仍然流露出骄傲和敬畏的神情。在拜伦看来，他自己那些从炮火下死里逃生的经历只不过是一个蠢人的插曲，根本不能和华伦的一步步提升到战斗机驾驶员相提并论。

从华伦方面来讲，他上一次看到拜伦还是他正要动身去欧洲的时候。拜伦还是一个无精打采、邋里邋遢的少年，学习成绩很坏，一脸粉刺，对以美术为专业早已心灰意懒。现在的拜伦，皮肤光滑而带褐色，尖下颏，眼睛比以前深沉，坐的姿势也比以前直了。华伦已经习惯于海军的短发和不垫肩的衣服。拜伦黑色垫肩的意大利服装和蓬松的微红的头发使他看上去很英俊，这个外表和他在德国轰炸下同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漫游波兰的英雄故事很相称。华伦以前从来没有妒忌过他弟弟什么，他现在妒忌拜伦太阳穴上那道用针缝过的红色伤疤——他自己的伤疤是意外事件造成的，并不是战争中受的伤——他甚至有点儿妒忌他那个犹太姑娘，虽然人还没见过。

“娜塔丽怎么样，拜伦？她来了吗？”

“当然来了，我把她安置在杰妮丝家里了。杰妮丝真周到，昨天晚上给娜塔丽打了个电话。是不是爸爸让她这么做的？”

“爸爸只说这位姑娘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邀请。我说，这件事你是认真的，是不是？”华伦停住未讲下去，一手拿着手提箱里的衣架，一手拿着制服外衣，紧盯着他弟弟。

“我们打算结婚。”

“真的？那太好了。”

“你真觉得好？”

“当然，听他们讲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

“她的确不寻常。我知道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华伦笑了，把头一歪。“唉，拜伦，现在这个时候，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关系？除非你想担任宗教职务——或者说想搞政治——那你就得再多考虑考虑。上帝，现在战争已经来临，整个世界都乱起来了，我说还是别放掉她。我很盼望见见这个姑娘，听说她还是一个什么博士？”

“她准备考巴黎大学硕士学位。”

“哎呀，弟弟，对我来说，她比在狂风暴雨的黑夜中靠岸的航空母舰还要可怕！”

勃拉尼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女朋友而感到骄傲。“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六个月，从来没开过口，几乎没做过任何表示。然后，她说她爱我。我现在还有点儿将信将疑。”

“她为什么不会爱上你？你长得这么漂亮，我的孩子，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细高挑样子啦！你准备现在就结婚，还是等潜艇学校毕业之后？”

“谁跟你说我要去潜艇学校了？别提这个啦，我已经听爸爸讲够啦！”

华伦很熟练地把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放进小衣帽箱(1)里。“但是他说得对，拜伦，你不要等到应征入伍才去，那时候他们就随便把你往哪里一塞，马马虎虎就算你及格，你甚至抽签也抽不到你要当的差事。现在你还可以自己选择你的岗位，受到很好的训练。喂，你有没有考虑过当海军飞行员？你既然可以当飞行员，为什么要扎到三百英尺深的海底，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去到处爬行？我一想到潜艇，就好像得了幽闭恐惧症。你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你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紧张。”

“我对潜艇有了兴趣。”拜伦描述了普伦在柏林讲的关于击沉“皇橡”号的经过。

“那是一次英勇的壮举，”华伦说，“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就连丘吉尔也承认这一点，富于传奇味道。我猜大概就是这个使你产生了兴趣。但是，这次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空战，勃拉尼。这些德国人在陆地上的条件并没有这么优越，报纸上整天在谈论着装甲车、装甲车，可是法国的坦克比德国的更多更好。他们没有使用，他们被那些斯杜加吓得惊慌失措，其实斯杜加使用的就是咱们的俯冲轰炸战术。”

“我就是不明白这斯杜加是怎么回事。”拜伦说，“它看上去没那么吓人，固定的轮子、单引擎、中等机身，飞起来又慢又笨拙。”

华伦把一本灰皮大书扔给拜伦，笑嘻嘻地说：“你看看，飞行员人名录里有我，在第五中队练习单人飞行。我现在要去结账，然后咱们到教堂去。”

当拜伦的哥哥回来时，他还在翻阅那本年鉴。

“真有你的，华伦，在空勤预备学校，你考了第一名！你那么用功，怎么还有工夫去追求杰妮丝？”

“那可是费了不少劲。”华伦脸上做出精疲力竭的样子，两人都大笑起来。“你只要好好安排一下，书本功课念好并不太难。”

拜伦举起年鉴，指着印着黑边的一页：“这些人都死了？”

华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嗯。弗兰克·莫纳汗是我的教练，一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他叹了口气，向这间单调的屋子四周看了看，手放在屁股后面，“唉，离开这间屋子我一点儿也不难受，我在这里奋斗了十一个月。”

在开车进城的途中，华伦说彭萨科拉这个地方可能小一点儿，也比较死气沉沉，但是气候非常好，各种有趣的水上运动、钓鱼、高尔夫球、赛马俱乐部、兴旺的工业等等，应有尽有。这才是真正的佛罗里达州，而不是那个叫作迈阿密的只长棕榈树的布鲁克林。这些田园风光的西部各州正是开始政治生涯的地方。国会议员拉古秋就没有遇到过能与之竞争的对手，他最近决定在秋天竞选参议员，当选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很大的。华伦说他和杰妮丝很可能有一天还要回到这里。

“等你退休以后？”拜伦说，“这可是老远的事呢。”

“也可能在退休以前。”华伦瞟了拜伦一眼，知道他感到诧异。“听我说，勃拉尼，在我单人飞行的那天，罗斯福总统把美国舰队总司令解职了，因为在亚洲舰队政策上发生了争执。好像是让他到土耳其当大使或其他什么职务，实际上就是把他一脚踢出。海军总司令尚且如此！在海军，你只不过是一个雇员，我的孩子，要一层一层向上爬。先坐办公室，然后在岸上工作，再到海上工作，一直爬到头。你可千万别告诉爸爸我这么说过。杰妮丝是独生女，拉古秋的公司每年营业两千万美元。当然，只要我能飞行一天，我就不会干别的。”

浅红色的教堂是用石头修建的，顶上有一座方形的钟楼。教堂里面，两个穿罩衣的男人正在布置许许多多鲜花，刚要摆完。一个看不到的风琴手在忽高忽低地弹着巴赫的一首序曲。“谁也不能说我让杰妮丝在教堂等了吧。”华伦说，“离婚礼几乎还有一个小时，咱们还可以谈谈，这里面挺凉快。”

他们坐在中间一排铺着紫色垫子的空位子上，音乐、花香、童年时代常闻到的那种教堂的特别味道使拜伦思潮起伏。他再次感受到过去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孩子时的那种滋味，坐在或站在父亲旁边，跟着一起唱赞美歌，或者试图去听懂牧师所讲的关于模糊不清的和非常了不起的主耶稣的事。如果和娜塔丽结婚，就不会举行这样的婚礼。他们的婚礼将是怎样的呢？上教堂根本不可能。由一位拉比来主持婚礼将是怎样的呢？他们丝毫没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兄弟两人并肩坐着，好半晌保持缄默。华伦对昨天夜里的放纵行为多少再次感到悔恨，也在一定程度上虔诚地下决心悔改。他内心正在产生做新郎的激情。

“勃拉尼，说点儿什么吧，我有点儿紧张，谁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在一起谈话呢？”

拜伦若有所思地微笑了，华伦再次注意到他的弟弟变得多么漂亮。“小时候，我们一起到教堂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杰妮丝喜欢去教堂。我想，如果这四周的墙现在不塌下把我砸死，我就还有希望。你知道，勃拉尼，可能一切都会很顺利地实现：如果你进了潜艇学校，你可以要求到珍珠港来执行任务，也许咱们四个人最后还可以一起在那里待上两年呢。这该多好啊！”

娜塔丽在大学时经常到她的阔同学家里去玩，但是没拉古秋家这样豪华，迂回曲折的石头房子屹立在海湾拉古秋私人所有的一块地上，四周用一道长满青苔的灰泥墙围起来，铁栅栏大门里有一个面色铁青的看门人。她感到周围充满了文雅、幽静、与世隔绝的气氛。房间很多，陈列着古色古香的家具、波斯地毯、立式大挂钟、巨幅油画、厚而旧的帷幔、铁制器皿、镶金的大穿衣镜、老式的照片——整个这个地方使她感到不安。杰妮丝一阵风似的跑出来迎接她，穿着粉红色家常衣服，金黄的头发披在双肩上。

“嘿！你真好，通知得那么晚，你居然来了。你看我这样子，一整夜没睡，倦得要命，看不清楚东西。我永远也准备不好。我先去给你弄点儿早点。”

“别麻烦了，走之前随便让我在哪个角落里待一会儿就行了，我挺好。”

杰妮丝用她那疲倦的但是锐利的红褐色大眼睛仔细端详着她，这个快乐的姑娘，粉红色衣服、金黄色头发，更使娜塔丽意识到自己的黑眼睛、黑头发，亚麻布外衣皱皱巴巴的，一副悲哀、懒散的样子。

“怪不得拜伦被你迷住了，我的上帝，你可真漂亮！跟我来。”

杰妮丝把她带到一间面对着海的凹进去的吃早点的小屋，一个女用人用银盘托着古老的青白色瓷杯盘，给她送来鸡蛋和茶。她吃了之后，觉得舒服些了，虽然心里还是不自在。外面几艘帆船在阳光下乘风疾驶着。家里的钟当——当——当……一下又一下，响了九下。她可以听到楼上兴奋的人声。

她从钱包里把从迈阿密带来的那封信拿出来，它在钱包里一路上像一块铅一样沉重：五页用打字机单行打成的信，字迹很模糊，她的眼睛都看疼了。显然，埃伦到死也不想学会换打字机色带。

信里讲了一连串不幸遭遇。他的脚踝骨折断了。在拜伦走后的那个星期，他和一个法国艺术评论家——一位老朋友一起去游览一些大教堂。在奥尔维耶托，他爬上梯子去看一幅因距离太远而看不清楚的壁画时，失足跌在石头铺成的地板上。更糟的是，他的一直没搞清楚的国籍又发生了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对待它。

在一九〇〇年左右，他因为他父亲的归化而取得了“继受国籍”，但是由于他长期不住在美国，产生了困难。根据档案记录，他在他父亲归化时的年龄说法不一，相互矛盾。罗马的那个总领事，和他谈谈倒觉得人挺不错，可惜是一个十分固执的官员。他提出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并且没完没了地要求交验证件。埃伦在极为惶惑的情况下离开了罗马。他信中说：

我决定把整个这件事丢开了，在这一点上，我也可能错了。这是去年十二月的事。我觉得我好像是一只误入蛛网的苍蝇，我越挣扎，被缠得就越紧。当时我并不真想回国。我想，如果我把这件事放一放，以后再要求更换护照——特别是如果那时候总领事换了人——他们会发给我，只不过是盖上一个紫色图章和交两美元手续费的问题。当时我这样认为，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不允许我回到祖国是很难想象的，何况在美国的名人录里还有我的名字！

在挪威发生那场惊慌时，他曾经找过佛罗伦萨领事馆。那里一个“肤浅的但看起来很和气的、留着平头的家伙”承认，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技术问题，并且说杰斯特罗博士肯定是一个卓越的、受欢迎的人物，领事馆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困难。杰斯特罗感到非常宽慰，就去游览大教堂了。本来约好两星期后再去领事馆，由于脚踝骨折断，未能践约。信接着说：

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不知是出于愚蠢还是恶意，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小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语气是很有礼貌的，主要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战争时期无国籍的人，我面临严重的麻烦，但是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国会最近通过一项法令，允许某些特殊类型的难民入境。如果我根据该项法令提出申请，我大概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是一位知名的犹太人。这是他的建议。

你能明白他写这封信有多么愚蠢，以及这封信给我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吗？我是五天以前接到这封信的，至今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首先，不论我的证件是否齐备，他要我放弃宣称自己是美国人（而我的确是）的一切权利，并要我加入那些以处境困难为理由而哭哭闹闹地申请入境的欧洲犹太难民的行列。

更有甚者，他把所有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并且作为邮件寄出来。

即便他是一个笨蛋，我也不相信他连意大利人会拆阅领事馆的信件都不知道。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小平头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得不怀疑这里也有排犹主义的暗流。这种毒菌散布在欧洲的空气中，它在某些人物身上找到安身之所，并繁殖生长。意大利当局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问题，这使我的处境更为不利，令人担心忧虑。

我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在平台上享受灿烂的阳光，除了意大利用人外，就我一个人，我越来越感到心焦。最后，我决定给你写信，并且请我的法国朋友代寄。

娜塔丽，我以前对这个严重问题的确太疏忽了。我只能解释说，这是因为战前，这些事似乎都并不重要。我知道，对你来讲，这些事现在仍算不了什么。你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而我是在维斯图拉河畔出生的。我最近算是上了一课，才明白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才明白个人身份的意义。我真得把我的情况澄清一下。

所幸的是，事情还不是那样紧急，锡耶纳很宁静，食物供应又很充裕，我的脚踝也在痊愈，战争好像是夏天远处的雷声。我正在继续干我的工作，但是我最好弄清楚我回国的权利。很难预料那个留着小胡子的恶棍(2)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请你把这一切告诉莱斯里·斯鲁特，好吗？他就在华盛顿，而且处于事情的核心，只要找对门路，一句话就可以把刽子手准备好的例行公事的绞索割断。如果他对我还有一点点关切的话，请他办这件事。我本来可以直接给他写信，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去求他，事情会进行得更快一些。请你照办。

杰斯特罗谈到娜塔丽的父亲，写了一段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把和她父亲疏远的罪责归于自己，说那是由于学者的脾气喜欢自顾自。他希望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尽管父亲的位置是永远也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接着是关于拜伦的一段，因而娜塔丽就不好把这封信拿给拜伦看了。

你见到拜伦了没有？我很想念他。他的神态可爱得出奇：勇敢、有风趣、含蓄、强壮有力。我见过几百个男孩子，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讨人喜欢。像他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应该再像一个孩子似的，可是他还像一个孩子。他身上闪耀着浪漫的光辉。只要拜伦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或干劲，他就可能很有前途。

有时候他很固执，他常常能够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他说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就是上帝减去基督教，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他又说：相信上帝为人类牺牲自己容易，而相信上帝通过揭示人类的愚蠢行为来设法了解自己就比较困难。我很喜欢他这个说法。可惜的是，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见解，其他许多都是一些平庸的看法。比如“尼采只不过是一个傻瓜”，还有“如果能明白费希特说的是什么，那谁也不会去读他的著作了”，等等。如果要我就拜伦在我们开办的专题辅导班——专门讨论斯鲁特开列的书单——上的成绩评分的话，我给他“C-”。

我常常碰到他在柠檬房里一遍又一遍地看你的信。这个可怜的孩子疯狂地迷恋上你了，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我希望你不要无意中伤害了他。你如此频繁地给他写信，我也有点儿奇怪。

尽管遇到这么多麻烦事，我还是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君士坦丁大帝一书已经写到第八百四十七页稿纸了。

钟当的一下敲了半点，才使娜塔丽惊醒过来，从锡耶纳的平台上——她在心里可以摹想埃伦·杰斯特罗围着蓝围巾，坐在那里写这些话——回到彭萨科拉海湾拉古秋的豪华府第。

“哎呀，上帝。”她自言自语说，“哎呀，我的上帝。”

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许多声音喊着、笑着、交谈着。新娘像一阵风似的闯进这间长长的餐室，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艳夺目，上面盘了一圈珍珠，粉红色的面颊露出愉快的样子。“我都准备好了，走吧。”

娜塔丽马上站起来，把埃伦·杰斯特罗的信塞进钱包里。“哎呀，你可真漂亮！你真是好看极啦！”

杰妮丝踮起脚，整整转了一圈。“祝福你。”

白色的锦缎紧贴她的腰身两侧和胸部，像滑腻的皮肤一直遮住喉部，显出端庄的样子。她在一片白花边的环绕中移动脚步，这种纯洁的白色配上肌肤的妖冶，是非常令人销魂的。娜塔丽感到吃惊，又有点儿妒羡。新娘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带有讽刺的光芒，在举行婚礼前度过那狂欢之夜后，杰妮丝·拉古秋觉得自己简直跟俄国的淫乱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样，谈不上什么圣洁的处女了。这件事并不使她觉得不安，相反，她倒觉得怪有趣的。

“走吧，”她说，“你和我一起坐车走。”她拉着这位犹太姑娘的胳膊：“我告诉你，如果我不是正要和华伦·亨利结婚，我会跟你争夺那个小勃拉尼的。他是一个阿多尼斯(3)，真可爱。亨利这一家的男人！”

罗达匆匆忙忙回到旅馆，慌慌张张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她从这个旅行包里抽出化妆品，又从那个旅行包里翻出内衣，然后又从第三个包里把她从波道夫·古德曼商店新买的上衣找出来。柯比博士包了一架小飞机，陪她和梅德琳一起飞到这里。“他救了我们的命啦！”罗达颤声说，穿着薄薄的绿色套裙跑来跑去。“要是搭纽约最末一趟班机来的话，就连置办东西的一点点时间都没有了。那样，你的女儿和我就只好穿着破旧衣服来参加这场婚礼了。由于柯比包了飞机，我们就可以用整整一个下午来买东西。帕格，你从来没看见过东西卖得这么快。这件衣服多称心！”她举起那件绿色上衣，贴在胸前，“最后一秒钟发现的。说真的，坐小飞机非常好玩儿。我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睡着了，可是当我醒来后，真有趣，你完全感到你是在坐飞机。”

“他这人可真好，”帕格说，“弗莱德竟那么有钱吗？”

“嗯，我当然不让他这么做，可是他说这次完全由他的公司出钱，他今天还继续乘这架飞机到伯明翰去。我不想过多地争辩，亲爱的，这一招儿救了我。你把后面给我扣上，帕格，勃拉尼真的把那个犹太姑娘带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搞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她总得和咱们坐在一起啰，别人都会以为她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看起来她将会成为咱们家的一员，罗达。”

“我不信，我就是不信。你想想看，她比拜伦大几岁？四岁？拜伦这孩子！他就喜欢叫咱们伤脑筋，总是这样，真不是东西！帕格，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的上帝，这里可真热！”

“她比拜伦大两岁，的确非常漂亮。”

“你这么一说，我可真有点儿好奇。我告诉你，我想象她大概就像纽约百货公司里从你身边走过去的那些难对付的布鲁克林女娃娃那个样儿吧？唉，你别笨手笨脚地乱摸了，我来扣上面的。哎呀，我简直都烤焦了，汗流成河，这件衣服没等去教堂大概就成黑的了。”

娜塔丽在半分钟之内就已经知道，这个穿着绿色薄纱外衣、戴着用玫瑰花装饰的白草帽的漂亮女人不喜欢她，在教堂外面彬彬有礼的握手和刻板的微笑说明了一切。帕格把娜塔丽介绍给梅德琳，说她是“拜伦漫游波兰时的伴侣”。很明显，帕格想用这种并不高明的玩笑来弥补他妻子冷冰冰的态度。

“哦，对了！那可是一次历险！”梅德琳·亨利微笑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娜塔丽。她自己穿的那套珍珠灰的服装是所能看到的服装中最漂亮的。“哪天我想听你详细给我讲讲，我到现在还没见到勃拉尼，你知道，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

“他真不应该那样匆匆忙忙跑到迈阿密去。”娜塔丽说，自己觉得脸有点儿红。

“这有什么关系呢？”梅德琳说，微微一笑，样子很像拜伦。从拜伦的家庭成员身上可以看到他的特点，这是很奇怪的。亨利夫人和拜伦一样，脖子较长，头也抬得直直的。现在拜伦显得比较疏远了。他不再是他自己个人，不再是在波兰和杰斯特罗书房里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伴侣，甚至也不再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父亲的儿子，而是对她十分陌生的集体的一部分。

教堂里挤满了人。从她进去那时候开始，娜塔丽就一直感到别扭。天主教大教堂并不使她不安，它们已经成了供参观游览的名胜古迹。关于罗马天主教，虽然她能写一篇很好的论文，但是它和伊斯兰教一样，有它自成体系的复杂的结构。新教则是另一种宗教。如果她不是犹太人的话，她是会信仰新教的。她现在进了新教的教堂，就等于踏上了敌人的领土。罗达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没有给她让出足够的地方，娜塔丽不得不稍微往里挤了她一下，轻轻说了一声对不起，从通道进入座位。

四周的女人都穿着色彩鲜艳或是淡而优美的衣服，军官们和空军军校的学生大多穿着镶金边的白色制服。而娜塔丽参加在五月举行的婚礼却穿着一身黑色亚麻布的衣服，这身衣服是她匆匆忙忙挑选出来的，因为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还在服丧期间，同时她在这里也总是一个教外人。人们偷偷地看她，并且低声议论着。这并不是她的想象，这是事实。这座教堂是多么精致优美啊！深色的雕花天花板，从浅红色石墙两边拱起，还有令人赞叹不绝的一堆一堆的鲜花！如果生为一个主教会或是卫理公会的教徒，那该多么愉快、多么舒适、多么正常，而能举行这样形式的婚礼又该多么美妙啊！也许埃伦·杰斯特罗说得对，鼓励拜伦对自己的爱情是不负责任的。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死啃书本的异教徒，和她本人一样，他们甚至谈过由法官主持他们的婚礼。

穿长袍的牧师来了，手里拿着《圣经》，仪式开始。

新娘挽着议员的手臂从教堂走廊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像一只美丽的大猫一样款款移动。这时罗达开始哭起来，她回想起华伦的幼年时代，回想起自己的婚礼、其他人的婚礼，回想起曾经要求和她结婚的那些年轻人，也回想起她自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养了一个娃娃，如今他已长成这么漂亮的新郎了。所有这些思潮都一起涌上她的心头。她低下戴着一顶漂亮帽子的头，掏出手帕。一刹那间，她忘记了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忧郁的犹太姑娘，甚至也忘记了坐在后三排，比别人高出一头的巴穆·柯比。当维克多·亨利温柔地握着她的手时，她紧紧抓住，把它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他们养了多好看的一对儿子，双双站在那里！

帕格站了起来，背稍向前弯着，几乎是立正姿势。他的脸色阴沉、严峻，他在惊叹自己年华消逝之快，再次感到对华伦想得的确太少了，而他以前是有意克制自己不去思念他，因为他对华伦抱有非常大的希望。

拜伦站在哥哥旁边，觉得许多双眼睛都在打量和比较他们两人。华伦的军服以及教堂里其他人穿的军服使他感到有点儿窘。在拜伦看来，他穿的那套过于讲究线条的意大利服装，在华伦穿的剪裁自然的白色制服的对比下，似乎又软又轻佻，很像妇女的服装。

当杰妮丝揭开面纱准备接吻时，她和华伦相互深情地看了一眼，露出那种心照不宣的亲密有趣的样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

“还不是照样站着，天晓得怎么还站得住，你这个坏家伙。”

牧师满面笑容地看着他们，于是他们拥抱，接吻，笑了起来。他们就这样在教堂里相互搂抱着，刚才在逗趣中所影射的那件战争促成的好事将使他们终生难忘，而任何局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距离拉古秋家只有几百码远的海滨俱乐部门前排满了小汽车，兴高采烈的人群不断地拥入那个张着布篷的门口，去赴婚宴。

“我敢说，我一定是彭萨科拉唯一的犹太人。”娜塔丽说。她挽着拜伦的胳膊，稍微落在后面一点儿。“当我穿过那道门时，别人就会敲起锣来的。”他不禁哈哈笑起来。“还不至于吧。”能让他大笑，她很高兴。“也许不至于，可是我确实认为，在华沙时如果有一面墙倒塌下来把我砸死，反而会使你母亲更高兴一点儿。”

这时候，罗达在他们后面五六步远的地方，正在回答她的一个从华盛顿来的表亲的话，那个表亲说拜伦的女朋友容貌很惊人。罗达说：“的确很惊人，真有意思，她差不多像一个亚美尼亚人或是阿拉伯人。拜伦是在意大利遇到她的。”

拜伦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紧紧拉着娜塔丽从这屋转到那屋，向参加婚礼的人一一介绍。“别说我是你的未婚妻，”娜塔丽事先就这样命令他，“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可别提。”她见到亨利上校的父亲，一个工程师，本来从事木材业，现已退休，个子很小，身子很直，满脸皱纹，一头厚厚的白发。他是从加利福尼亚州赶来的，看上去好像操劳了一生。她也见到亨利上校的胖得出奇的兄弟，他在西雅图经营冷饮生意。她还见到其他亨利家族的人以及许多罗达娘家——华盛顿格罗佛家的人。从华盛顿来的亲戚从服装、举止到言谈都显得很特殊，不仅和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人们不同，甚至和拉古秋在彭萨科拉的朋友也很不同，相形之下，后者似乎都俗里俗气。

杰妮丝和华伦走过来，待了一会儿，开开玩笑，吃点儿喝点儿，然后跳舞。他们和大家一一握过手之后，便不见了。由于他们时间有限，谁也不会责怪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急于去享受他们新婚的快乐。

华伦邀请娜塔丽共舞。他们进入舞池后，他立刻说：“今天早上我告诉拜伦说，我是赞成你的，虽然当时还没看见你本人。”

“你常常这样盲目冒险吗？一个飞行员应该更谨慎一些。”

“我了解你在华沙的举动，这就足够了。”

“你让我高兴起来，我在这里一直觉得非常别扭。”

“不必要，杰妮丝和我一样，也赞成你。认识你之后，拜伦似乎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华伦说，“他有许多长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使他发挥他的长处。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有个姑娘能够使他开窍，我现在认为你就是这个姑娘。”

罗达·亨利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她叫他们去坐到靠窗的那张大桌上，和家里人团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儿酒，她对娜塔丽的态度亲切了一些。在这张桌子上，拉古秋正在得意地使用他本人惯用的词句说，总统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这“在政治上是歇斯底里的，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在工业上是难以想象的”。就连德国空军总共也不到一万架飞机，而且它没有任何一架轰炸机能飞到苏格兰那样远的地方，更别说飞越大西洋了。十亿美元！主张军事干预的报刊正在那里大吹大擂，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国会的辩论能够再继续一个多星期，这笔拨款要求就吹了。“在我们和欧洲之间，有三千英里非常好的绿色海洋，”他说，“这对我们来讲，比五十万架飞机还保险。罗斯福急急忙忙要求生产更多的飞机，其实是为了送给英国和法国。但是，他从来不肯站出来这么说，我们这位无所畏惧的总统就是有点儿不那么坦率。”

“那么，你愿意看着英国和法国垮台？”帕格·亨利说。

“人们总是这样提问。”拉古秋说，“你应该问我，我究竟愿不愿意把三百万美国青年送到海外去和德国人作战，以维持欧洲的现状，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一点永远也不要忘记。”

巴穆·柯比插进来说：“议员先生，可是英国海军正在不要分文地维持我们的现状呢。如果纳粹把英国海军搞到手，希特勒的手就可以伸到彭萨科拉海湾来。”

拉古秋逗笑地说：“对了，我可以设想‘罗得尼’号和‘纳尔逊’号飘着卐字旗来到这里，向我们这个可怜的古老的海滨俱乐部开炮。”

他这句话引起了围桌而坐的各种类型的姻戚们的哈哈大笑。罗达说：“想的可真有趣。”

维克多·亨利说：“他们要来的不是这个地方。”

“他们根本就不会来，”拉古秋说，“这是《纽约时报》的论调。如果英国人陷入困境，他们就会把丘吉尔赶下台，向德国妥协。但是，只要他们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可以让罗斯福政府、英国的同情者以及纽约的犹太人去帮助他们，他们自然会坚持下去。”

“我是丹佛人，”柯比说，“我祖籍爱尔兰。”当拉古秋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和维克多·亨利看了娜塔丽一眼。

“可是，错误是有传染性的，”这位议员非常温和地说，“并且是不分国界的。”

他们吃着火鸡、烤牛排，喝着香槟酒，轻松愉快地谈着战争，旁边是一扇宽大的赏景窗，窗外可以看见海滨的阳伞、白色的沙滩和倾斜的帆船，这种情景使娜塔丽非常恼火。拉古秋最后一句话刺了她一下，她大声说：“我到过华沙，当时这座城市正遭到围困。”

拉古秋镇定地说：“对，你们是在那儿，你和拜伦两人。情况很坏，是不是？”

“德国人连续三个星期轰炸一座未设防的城市。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医院，只留下一所，就是我为之工作的那所。受伤的人像木料一样堆积在入口处的门廊上。在一家医院里，许多孕妇被烧死。”

在喧闹的宴会上，只有这张桌子一时鸦雀无声。这位议员用两根手指捏着一只空香槟酒杯转来转去：“这类事情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就没有断过，我亲爱的，这正是我希望美国人民免于遭受的事。”

“我昨天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戴着钢边眼镜的脸长得很有趣的男人一面说，一面笑，“艾培和他一家人开车到迈阿密去，走到坦帕，汽车没有汽油了，于是他们开到加油站。站上的服务员问他：‘油(4)？’老艾培说：‘犹太人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加不得油？’”

这个有趣的人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大笑。娜塔丽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想缓和一下谈话中出现的这种认真的气氛。她很高兴看到拜伦这时候来找她跳舞，使她能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吗？我不想跳舞。”

“好，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坐在平台的矮墙上，旁边就是通向白色沙滩的楼梯，离那扇赏景窗不远。拉古秋仍在窗子后面发表着议论，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挥舞着一只胳臂。

拜伦身体向前弯着，胳膊肘放在膝上，两手手指紧扣在一起。“亲爱的，我想我就在这里参加了。我索性今天或明天就乘飞机到新伦敦去做体格检查，以便——你怎么啦？”

她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没什么，说下去吧。你刚才说要乘飞机去新伦敦。”

“你同意我才去。从现在起，凡不是我们俩一致同意的事，我都不干，而且永远如此。”

“好的。”

“我去做体格检查。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定一个已婚的申请者仍有机会入学，而且被录取后，他还可以有时间和妻子在一起，这样就解决了咱们婚后的头几个月——也许第一年的问题。我最后会分配到一个潜艇基地去。等我实习完了，你也可以来，就像杰妮丝那样，我们大家可能最后都在珍珠港相聚。夏威夷有一所大学，你甚至可以在那里教书。”

“我的上帝，你可绞尽了脑汁想出这些吧，是不是？”

维克多·亨利从门里出来，走到平台上。拜伦仰起头来，冷淡而疏远地说：“找我吗？”

“对，我知道你要开车送梅德琳去机场，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一下。我刚和华盛顿联系过，我得赶回去。你母亲仍留在这里。”

“飞机几点起飞？”娜塔丽说。

“一点四十。”

“你借点儿钱给我好吗？”她对拜伦说，“我也想乘这架飞机去华盛顿。”

帕格说：“哦？很高兴和你同行。”说完，又回到俱乐部里去了。

“你要到华盛顿去！”拜伦说，“去那里干什么？去大声疾呼什么吗？”

她用手掌托着拜伦的脸。“是为了埃伦·杰斯特罗叔叔的国籍问题，趁你去新伦敦的时候，我可以办一下这件事。我的上帝，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好像挨了一枪似的。”

“你说错了，我给你买飞机票的钱。”

“拜伦，听我说，我的确非去那里不可。而且要是先往南飞到迈阿密，然后再马上折回华盛顿，那显然是胡来，你明白吗？最多一两天就回来。”

“我说我给你飞机票钱。”

娜塔丽深深叹了一口气：“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给你看埃伦的信。他叫我找莱斯里·斯鲁特谈谈他的护照问题，他开始为这件事感到忧虑了。”她打开钱包。

“拿信干什么？”拜伦直直地站着，“我相信你。”

尽管帕格再三说新郎时间很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华伦还是坚持要到机场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华伦一再地这样说，罗达和杰妮丝也卷入这场辩论，结果是亨利一家加上新娘和娜塔丽全都塞进拉古秋的凯迪拉克牌大轿车。

罗达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和几只酒杯。“我们这个家让这场倒霉愚蠢的战争弄得七零八落。”她说，并且把酒杯传给大家，这时拜伦正在发动汽车，“这是经过多少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聚会在一起吧？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我说，既然是一次短时间的团聚，就应该快快活活。谁唱点儿什么？”

于是，在凯迪拉克牌轿车开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唱起《喇叭裤》《她头上系了一条黄丝带》《我有六便士》和《友谊地久天长》。娜塔丽挤在罗达和梅德琳中间，想和大家一起唱，可是她只会唱《友谊地久天长》这一支歌。罗达把一只杯子硬塞给她，并且斟得满满的，酒的泡沫都流到姑娘的手指上了。“哎呀，对不起，亲爱的。还好，幸亏你的衣服是黑色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擦娜塔丽膝盖上的衣服。当汽车驶进机场入口时，他们正唱着一支娜塔丽从来没听到过的歌，这是帕格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已经成为他们家最爱唱的歌：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

罗达·亨利用香槟酒浸湿的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华伦的婚礼非常令人满意，她这是因为幸福而流出眼泪。

(1)　美国士兵使用的一种衣帽箱，扁长、带锁，适宜放在兵营铺位下面。

(2)　指希特勒。

(3)　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

(4)　原文“油”（juice）与“犹太人”（Jews）谐音。

第二部　帕米拉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

第二十七章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〇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到一九四〇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是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着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其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的俯冲轰炸机袭击下像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总理突然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支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史末资(1)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在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英雄，当时却被看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爱唱高调但常犯错误的人、摇摆不定的政客、有几分才气的演说家、轻率的装腔作势者、写有大量著作但文风古老的多产作家，以及贩卖战争的酒徒。他的大半生在处理英国公务中度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滑稽的、能干的有时又是荒谬的人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人民的信任。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而战争还未结束，人民又把他免了职(2)。但是，他在执政时，掌握了希特勒的本性，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下去，并迫使他向整个世界进攻。这是德国病态的梦想。他的想法是：或是统治或是毁灭，或是夺取霸权或是一败涂地。丘吉尔了解他自己的人，也了解战略形势，用他的讲话启发英国人民接受他的远见。他采取了果断的、英明的但不太侠义的行动，保留了二十五支中队不参与败局已定的法国战役。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它在漫长的五年之后，以希特勒的自杀和纳粹德国的覆灭而告终。这一切功绩使得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拯救国家，甚至也许是拯救文明的极少数救世主的行列。

在法国和低地国家(3)被占领，德国人来到英吉利海峡之后，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航程之内了。在一九四〇年，美国不存在遭到空袭的危险，但是德国人不断地在欧洲推进，加上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给美国未来的安全带来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更大的、效能更高的新飞机正在大洋彼岸敌机飞不到的安全地带生产的时候，如果向英国人出售军用飞机能够使他们继续击落德国飞机、杀死德国飞行员和摧毁德国制造轰炸机的工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些陈旧的飞机出售给英国，使它们在保卫美国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国会、报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想帮助英国人，但是他要考虑美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声音：不行！尽管丘吉尔具有战时国家领袖的权力，但他没有派飞机到法国，因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飞机。罗斯福掌管着一个富裕的、土地辽阔的和平国家，这个国家同情盟国，但是一架飞机也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如果卖飞机给英国，就有可能遭到弹劾。

维克多·亨利看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大吃一惊。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条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像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瘦削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这个残废人正在观赏一幅支在椅子上的画。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维克多·亨利和他很熟。他是仍然活着的老资格海军飞行员之一，个子又瘦又小，面容枯槁，嘴唇薄得像纸，红红的脸带着伤疤，两道白眉毛拧在一起，样子很凶。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维克多·亨利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虽然这间椭圆形书房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一定认识亨利上校吧，将军？他的孩子在彭萨科拉刚刚佩戴上飞行员的肩章。这幅画怎么样，帕格，你喜欢吗？”

在那精致的沉重的金色画框里，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暗淡无光的月亮。“这幅画很不错，总统先生，我当然是一个海景迷。”

“我也是，可是你看出来没有，他把船上的索具画错了。”总统准确地指出错误之处，对自己的内行颇为得意。“现在你觉得它怎么样，帕格？这个画家需要做的不过是画出一艘正在行驶的军舰——这是他的全部任务——可是他居然把索具画错了！只要稍有机会，人们什么样的错事都做得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个东西不能挂在这里。”

刚才这半天，将军一直皱着眉头，好像这是用来对准维克多·亨利的武器。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在军械局曾为给新建的航空母舰加防护装甲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亨利虽然职位低，但是由于他懂得冶金学，最后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总统现在已经把轮椅转离那幅画，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那只形如舵轮的银钟。“将军，怎么样？让不让帕格·亨利去干那件小事？他行吗？”

“要是你分配帕格·亨利去画一艘有横帆装置的船，总统先生，”将军回答说，鼻音很重，看了帕格一眼，样子不很友好，“你可能认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但是索具他是不会画错的。我说过，最好是挑选一个海军飞行员，那要合理得多，总统先生。不过——”他做了个手势，把手往上一翻，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总统说：“所有这些我们都谈过了。帕格，我想你已经找到能够胜任的人替你照料柏林那个摊子了？”

“是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看了将军一眼，实际上是下了一道命令。将军从睡椅上拿起他的白帽子，说：“亨利，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好的，先生。”

书房里只有维克多·亨利和美国总统两人。罗斯福叹了一口气，用手向后抚平他那薄薄一层蓬乱的灰白头发，把轮椅转到他的办公桌旁边。维克多·亨利现在才注意到，总统使用的并不是一般病人坐的那种轮椅，而是一种特殊的齿轮装置，有点儿像厨房的椅子加上轮子，罗斯福上去下来非常方便。“哎呀，太阳已经下山了，这里还是这么酷热。”罗斯福讲话的声音突然显得疲倦了，他正在批阅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到了该喝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吧？喝点儿马提尼酒好吗？我配的马提尼酒一般还可以。”

“再好不过了，总统先生。”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头发灰白、个子很高、穿灰色斜纹布上衣的黑人走了进来，熟练地从各个公文匣里把文件和公文夹收拾起来。这时，罗斯福从身上各个口袋里掏出皱成一团的文件，用铅笔迅速地在某些文件上批几个字，把它们戳在一枚长钉上，把另一些文件扔进了公文匣。“咱们走吧。”他对那个用人说，“你也来，帕格。”

穿过一道长厅，乘上电梯，又穿过一道长厅，一路上总统都在批阅文件，并迅速地加上批示，同时衔着烟嘴，喷着烟。热爱工作，这是很明显的，尽管由于劳累而出现了深重的紫色眼窝，尽管有时咳嗽得很厉害。他们来到一间不很讲究的小起居室，墙上挂着各种海上风景画。“那幅画挂在这里也不行，”总统说，“应该把它送到地下室去。”他把所有文件都交给用人，用人把一个镀铬的四轮酒柜推到轮椅旁边，就出去了。

“婚礼怎么样，帕格？你的孩子娶到了一位漂亮的新娘子吧？”总统一面像一个药剂师似的在调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一面很健谈地、很亲切地问，虽然语气稍稍带点儿傲慢。亨利心想，可能是因为他那种有教养的语调听起来让人感到有点儿居高临下，而实际上他是无意识的。罗斯福想了解一下拉古秋家的情况。当维克多·亨利向他讲述自己和这位议员争论的情况时，他苦笑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障碍，而艾克·拉古秋是一个聪明人，其他有些人则是执拗顽固的蠢人。拉古秋要是进入参院，我们可真要麻烦了。”

一个穿蓝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女人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只小黑狗。“来得正好！你好，小狗！”总统大声说。这只苏格兰小狗马上跑到他面前，把脚爪搭在轮椅上，罗斯福用手在它头上搔痒。“这就是有名的帕格·亨利，亲爱的。”

“哦？很高兴见到你。”罗斯福夫人看上去有些憔悴，但很精神，是一个很有派头、相当难看的中年妇女，皮肤细腻，一头浓黑的柔发，笑起来温柔可爱，虽然牙齿向外突出（在所有漫画中都特别突出这一点）。她紧紧地和他握手，并以一个海军将官所具有的那种机敏冷静的眼光打量着帕格。

“特工部门给我的狗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罗斯福说着，随手递给他的夫人一杯马提尼酒，“他们叫它‘告密人’，他们说它暴露了我的行踪。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只小黑苏格兰狗似的，是不是，法拉？”

“你对目前的战争局势有什么看法，上校？”罗斯福夫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拿着酒杯的手放在膝上。

“情况很不好，夫人，这是很明显的。”

罗斯福说：“出乎你的意料？”

帕格沉吟了一会儿，回答说：“总统先生，在柏林，他们非常肯定西线战役的时间将会很短，早在一月就把和政府签订的军需合同规定在七月一日到期。他们认为到那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可以开始复员。”

罗斯福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过我，这件事非常有趣。”

罗斯福夫人说：“可是他们是否也遭受到战争苦难？”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从家家户户征收洋铁皮、铜和青铜的“元首诞辰献礼”运动，新闻纪录片里还拍摄了戈林把他和希特勒的半身铜像扔在堆积如山的锅、罐、壶、瓶、平底锅、铁器和洗衣盆上的镜头，还宣布如果征收人员胆敢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就一律处以死刑，并且提出“一户一口平底锅，为元首捐献一万吨”的口号。他还谈到大雪覆盖的柏林，以及缺少燃料、食物配给、规定买一个好土豆必须搭配一个冻土豆等方面的情况。除了外国人和病人，在柏林叫出租汽车是违法的。从俄国进口的食物如果有的话，来得很慢，因此纳粹将印有俄文的纸拿来包装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黄油，以制造纳粹得到俄国支援的假象。所谓“战时啤酒”是唯一的饮料，实际上是蛇麻子加酒精，根本不能喝，但是柏林人就喝这种饮料。

“他们还有一种‘战时肥皂’，”帕格说，“当你乘上一列拥挤的德国火车，你根本闻不到使用过肥皂的气味。”

罗斯福禁不住大笑起来：“德国人更加成熟了，是不是？‘战时肥皂’！我喜欢这个词。”

帕格讲到柏林流传的一些笑话。作为加紧战时努力的一个方面，元首宣布只能怀胎三个月。希特勒和戈林有一次路过被征服的波兰，在路边的一座小教堂里停留了一会儿。希特勒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他是否认为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将如此。“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戈林说，“等到我们完蛋时，德国已经没有木头或铁了。”

罗斯福听了这些笑话，咯咯大笑起来。他说，关于他自己也有一些笑话在流传，挖苦的程度还要厉害得多。他很有兴趣地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希特勒在凯琳别墅接见时的神情姿势的问题。

罗斯福夫人以尖锐、严肃的声调插嘴说：“上校，你是否认为希特勒先生是一个疯子？”

“夫人，他把中欧的历史有条有理地讲出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讲得如此清楚。他是临时想起来讲的，就像随便漫谈那样。你可以认为他的看法完全荒谬可笑，但是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手表一样，嘀嗒嘀嗒运转得很好。”

“或者说像定时炸弹一样。”总统说。

听到总统这个明快、厉害的玩笑，帕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马提尼酒太好了，总统先生，喝的好像不是酒，倒像是一片清凉的云雾。”

罗斯福听了很高兴，得意扬扬地把眉毛一扬：“你把马提尼酒描绘得到了家啦！谢谢你！”

“你使得他一晚上都很高兴。”罗斯福夫人说。

罗斯福说：“我亲爱的，就是共和党人也承认，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我是一个很好的酒吧间掌柜。”

这个玩笑并不十分好笑，但由于出自总统之口，帕格·亨利听了也就哈哈笑起来。酒、舒适的房间、他妻子和狗的在场，再加上总统对自己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本事所感到的天真的喜悦，都使帕格感到非常安适自在。那只小黑狗最给人以家庭温暖的感觉，它坐在那里膜拜着半身不遂的总统，眼睛瞪得溜圆，不时伸出红舌头舔鼻子，或是把头转过来，好奇地看着帕格。

罗斯福啜着马提尼酒，坐在轮椅上的姿势仍像以前那样放松，但是在谈到工作时，他那身份高贵的语调不知不觉变得严肃了。他说：“如果法国崩溃了，帕格，你认为英国人能坚持下去吗？”

“我对英国人不太了解，总统先生。”

“你愿不愿意以海军观察员的身份到那里待上一段时期？可能是在你回到柏林一个多月以后。”

帕格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情确实像看上去那样愉快，他决定大胆问一下。“总统先生，我可不可以不回柏林？”

罗斯福不安地看了这位海军上校五秒或者十秒钟，咳嗽得很厉害。他的脸严肃起来，变成邮局和海军后勤站里悬挂的他的肖像所表现出的那种沉着而疲倦的样子。

“你要回去，帕格。”

“好的，好的，先生。”

“我知道你喜欢海上生涯，将来会让你到海上去当指挥官的。”

“好的，总统先生。”

“我很想知道你对伦敦的印象。”

“如果您希望我去伦敦的话，先生，我就去。”

“再来一杯马提尼好吗？”

“谢谢您，先生，我不喝了。”

“现在存在着帮助英国人这个大问题，你明白吗，帕格？”总统把冰凉的配酒器摇得嘎啦嘎啦响，然后斟起酒来。“如果我们给他们驱逐舰和飞机，这些东西将来可能被德国人用来打咱们，那还不如不给。”

罗斯福夫人用银铃般的声音说：“富兰克林，你知道你会帮助英国人的。”

总统笑了，用手抚摸着苏格兰狗的脑袋。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扬扬自得、莫测高深的神态，他建议购买盟国远洋邮船时就是这个神态——眉毛向上挑，眼睛也斜着看帕格，把嘴一撇。“这里的亨利上校还不知道呢，你将负责清除那些旧的、没有用的、多余的海军俯冲轰炸机。我们非常需要在那里来个大扫除！让许多多余的飞机塞满我们的训练站是毫无意义的，对不对，上校？太不整洁，有碍观瞻。”

“已经这么确定了吗？太好啦！”罗斯福夫人说。

“定了。很自然，飞行员们不要‘黑鞋’来办这件事。”罗斯福故意用了这个俚语，觉得很开心，“因此，很自然，我偏要挑这么个人来办。飞行员们拧成一股绳，紧紧攥住飞机不放，帕格就是要掰开他们的手。当然，如果话传出去，我就完了。那样就解决了蝉联的问题，是不是？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帕格？你认为白宫的这个主人会不会打破乔治·华盛顿的规定，去争取连任三届总统呢？似乎谁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维克多·亨利说：“先生，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后四年中，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司令。”

罗斯福表情多变的发红的脸再次显出严肃和疲倦的样子，他开始咳嗽，看了他妻子一眼。他按了一下电铃。“需要一个人民不感到厌烦的人，帕格。一个政治家过一阵子就不再受欢迎了，正像一个演出时间太久的演员一样，好感消失了，他失去了观众。”一个穿蓝色制服、佩戴着金肩章的海军上尉出现在门口，罗斯福伸出手向维克多·亨利告别。“萨姆纳·威尔斯那件事没产生任何结果，帕格，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已经做了努力，你起了很大作用。”

“是的，是的，总统先生。”

“很明显，希特勒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威尔斯所得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

“先生，他经常和大人物在一起，比我见得多。”

总统的疲倦的眼睛里露出奇特的光芒，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很快就消失了。“再见，帕格。”

轰隆几声雷响，漆黑的天空哗啦啦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在一个写着“记者室”三个字的拥挤的开着门的门道里等着雨停，一阵潮湿的凉风送来雨天的花草气息。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亨利，你的肩章上又多了一条杠了！”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穿着笔挺的绿色斜纹呢衣服，倚着一根手杖，他那留着胡子的面孔，特别是鼻子周围和两颊，比以前更发紫了。他透过很厚的眼镜片，满面笑容地看着帕格。

“是你呀，塔茨伯利！”

“你怎么不在柏林了，老朋友？你那风度翩翩的夫人好吗？”正当他讲话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英国小轿车在大雨中开到出口处停下按喇叭。“那是帕米拉。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和我们一起去不好吗？英国大使馆举行一场小型招待会，就是鸡尾酒这些东西什么的，你可以见到一些你应该认识的人。”

“没有邀请我。”

“我刚才就算邀请你了。怎么了，你不喜欢帕姆？她坐在那边的车里，来吧，一起去。”塔茨伯利用胳膊肘推着亨利，冒着雨走过去。

“我当然喜欢帕米拉。”做父亲的打开车门，把亨利推进车去，亨利挣扎着说了这么一句。

“帕姆，你看我在记者室外面把谁给抓来了！”

“哟，太好了！”她从驾驶盘上伸过一只手来紧握着帕格的手，很亲切地微笑着，好像他们在柏林分别后还不到一星期似的。她左手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小钻石戒指——从前她手上是什么也不戴的。“讲讲你家里人的情况吧。”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出白宫场地，由于刮雨器的刷刷响声和雨点的敲打声，她把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你的夫人好吗？你那个困在波兰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安全吗？”

“我的妻子很好，拜伦也很好，我跟你讲过跟他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吗？”

“好像没讲过。”

“她叫娜塔丽·杰斯特罗。”

“娜塔丽！娜塔丽·杰斯特罗？真的吗？”

“她说她认识你。”

帕米拉疑惑地瞟了亨利一眼。“哦，是的，好像她那时候要去看你们驻华沙大使馆的一个人——莱斯里·斯鲁特。”

“一点儿不错，她那会儿是去看斯鲁特这家伙。现在她和我儿子打算结婚，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哦，上帝保佑，娜塔丽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帕米拉说，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她不同寻常，聪明，好看，”帕米拉顿了顿，“有坚强意志力。”

“你是说她很不好对付。”帕格说，想起塔茨伯利曾用这个词形容帕米拉。

“她的确很可爱，而且比我要有条理十倍。”

“莱斯里·斯鲁特也来参加这次招待会。”塔茨伯利说。

“我知道，”帕米拉说，“菲尔·鲁尔告诉我了。”

谈话到此突然中断，冷静了片刻。车子遇到红灯，在下一个路口停下。帕米拉羞怯地伸出两根指头，摸了摸亨利白色军服上的肩章。“现在怎样称呼你好呢？准将？”

“上校，上校，”塔茨伯利从后面座位上发出低沉的声音，“四条美国杠杠，谁都懂。你讲话可要注意礼貌，这位仁兄正在成为这次战争的‘豪斯上校’(4)。”

“哦，你说得对，”帕格说，“你是说我将成为大使馆里的翻阅文件的公务员。这是动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更准确些，应该说是植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

帕米拉很熟练地开车穿过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拥挤的车流。他们到达大使馆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黄昏的阳光从黑云下射出，照耀着盛开的粉红色的石南属花堤，也照耀着一排淋湿了的汽车和川流不息地走上台阶的客人。帕米拉这辆车飞快地到达和突然刹车使得几个华盛顿警察直朝它瞪眼，但也没说什么。

“很好，很好，暴风雨后出了太阳，”塔茨伯利说，“这对可怜的老英国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对不对？有什么消息吗，亨利？你在白宫听到什么特别新闻没有？听说德国人正拼命向海岸线进攻，是真的吗？电传打字机传来的消息说，德国人把法国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把盟国的战线切成两段。我在柏林和你说过，法国是不准备抵抗的。”

“听说他们准备在苏瓦松一带进行反攻。”帕格说。

塔茨伯利脸上做了个怪样，表示怀疑。他们进到里面，等待和主人握手的客人在下面排成一条长线，正沿着一道壮丽的楼梯向上走，他们也排在后面。塔茨伯利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荷兰这件事竟然没引起任何反应。世界只不过打了个哈欠，这说明二十五年以来人类倒退了多远。你想想看，在上一次大战时，强占比利时被看成是震撼世界的暴行。现在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人反正一点儿不知羞耻，反正非常野蛮。你知道，这反而成为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一方反倒丝毫不能像他们那样自由行动。”

在铺着红地毯的宽阔的楼梯顶端，今晚的主宾（一个面孔干瘦而红润、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剪裁非常合体的双排扣、大翻领的黑色外衣）和大使一起站在国王和王后的巨幅画像下面跟客人们握手，他心情紧张，不时地老要去摸摸他那卷曲的金色头发。

“你好，帕姆。你好，韬基。”他说。

“勃纳-沃克勋爵，维克多·亨利上校。”塔茨伯利说。帕米拉继续往前走，消失在人群中了。

邓肯·勃纳-沃克向帕格伸出他那看上去很软但实际上很硬的手，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抚平他的头发。

“勃纳-沃克来这里是为了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当作废铁的旧飞机扔在那里，可以让他捡一些回去。”塔茨伯利说。

“是的，出最高价钱。”这个面色红润的男人说，稍微对这个美国人笑了笑，很快转过去跟别人握手。

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和帕格一起穿过两大间烟雾腾腾的客厅，把他介绍给许多客人。在第二间屋里，一对对男女随着三位乐师奏出的声音微弱的音乐在一个角落里跳舞。参加招待会的女人打扮得非常入时，有些很漂亮，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很快乐。维克多·亨利想到战争消息，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协调。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塔茨伯利。

“可是，亨利，你要知道，整天愁眉苦脸杀不死一个德国人，和美国人交朋友倒可能有点儿帮助。帕姆到哪里去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我站了好几个小时啦。”

他们看见帕米拉和莱斯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喝酒。娜塔丽仍然穿着那身黑色衣服，据帕格所知，她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来华盛顿的，除了一只蓝皮包外，没带任何行李。她面色憔悴地朝他笑了笑，说：“狭小的世界。”

帕米拉对她父亲说：“爸爸，这就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跟亨利上校的儿子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位姑娘。”

斯鲁特站起来，一面跟塔茨伯利握手，一面说：“韬基，也许你可以回答我们争论的问题。你认为意大利现在参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还不会，墨索里尼要等到法国差不多完全停止呼吸时才会参战。你问这个干什么？”

娜塔丽说：“我有一个年老的叔叔在锡耶纳，得有个人去把他接回来，家里没有别人，只有我来办这件事。”

斯鲁特说：“我跟你说过，埃伦·杰斯特罗自己完全有能力离开那里。”

“埃伦·杰斯特罗？”塔茨伯利以询问的腔调说，“《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是你的叔叔？怎么回事？”

“你跟我跳舞好吗？”帕米拉对帕格说，很快站了起来。

“当然好。”他知道她很不喜欢跳舞，所以有点儿困惑不解，但是他还是握着她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朝乐师那边舞去。

当他用手搂着她的腰时，她说：“谢谢你，刚才菲尔·鲁尔正朝这张桌子走来，我讨厌他。”

“谁是菲尔·鲁尔？”

“哦——很长一段时期，他是我生活圈里的那个人。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在巴黎遇到他，他当时和莱斯里·斯鲁特住一屋。他也在牛津大学待过，当时莱斯里是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菲尔现在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但也是一个坏蛋。他们两人很相像，一对十足的浪荡公子。”

“真的？我还以为斯鲁特是有头脑、沉着的那种人。”

帕米拉抿起薄薄的嘴唇一笑。“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人吗？这些家伙，他们的灵魂像压力锅一样包得紧紧的。”他们沉默地跳了一会儿，她的舞步仍像以前一样笨拙。她很高兴地说：“我已经订婚了。”

“我注意到你手上的戒指了。”

“幸亏我没等你那个海军飞行员儿子，对不对？”

“你没有向我做过任何表示，不然的话，我本来可以促成一下的。”

帕米拉笑起来了。“如果是那样，现在就会完全不同了。娜塔丽真的要嫁给你另一个儿子，是吗？好了，两个待娶的亨利都已经有了归宿。我采取行动还算很及时。”

“你那位是做什么的，帕米拉？”

“怎么说呢，台德这个人很难形容。他叫台德·伽拉德，出身于北安普敦郡的一个世家。他很好看，温柔得像一只羔羊，有点儿疯狂。他本来是一名演员，可是干了没多久就参加了皇家空军。他才二十九岁，可作为飞行员就显得太老了，他现在随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在法国作战。”

又沉默了一会儿，帕格说：“我想你大概不喜欢跳舞，特别是不喜欢和美国人跳舞。”

“我的确不喜欢跳舞，可是跟你跳倒很从容，你也不那么苛求。年轻人现在跳一种‘颠舞’，简直是发疯。有一次，他们抓住我跳，差不多把我的牙齿都颠松了。”

“我的舞步是标准的一九一四年式的。”

“可能我的也是，或者说也应该是。哎呀，糟了，”她说，这时音乐速度变了，有些青年男女开始一上一下地跳起来，“这回就是‘颠舞’了！”

他们离开舞池，走到休息室，在一张紫色软绒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面挂着一幅颜色鲜艳但画得不好的玛丽王后画像。帕米拉要了一支烟，抽了几口，一只胳臂放在膝上。她穿的古铜色花边的衣服剪裁得很低，露出一小片光滑而白皙的胸脯。在“不来梅”号大邮船上时，她的头发梳向后面，结成一个厚厚的发髻，现在则波浪似的披在肩上，褐色而有光泽。

“我非常想回国参加空军妇女辅助队。”他没有作声。她把头转过来：“你的意见怎样？”

“我？我赞成。”

“真的？这可是十足的不忠，是不是？韬基在这里为英国做着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可以另外找一个秘书，你那位幸运的皇家空军人员在那里呢。”

她听到“幸运的”这三个字时，脸就红了。“不那么简单。韬基的眼睛看久了会感到酸痛，他喜欢口授和别人念给他听。他办公时也很特别，还在澡盆里工作等等。”

“那只好让他稍微改一下这些怪毛病了。”

“可是，把他扔在这里不管，这样做好吗？”

“他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儿子。”

帕米拉的眼睛闪闪放光，她看了他一眼。“可是，我要是真的这样做，塔茨伯利就要有一两个星期变成‘李尔王’——‘一个负心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要多么使人痛入骨髓！’虽然如此，但是我想爸爸会觉得自己扮演这个角色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咱们现在该回到他那里去了，亨利上校。”

他们站起来，向那间大客厅走去时，他说：“为什么不叫我帕格？认识我的人都这么称呼我。”

“知道，我听到过你妻子这样称呼你。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在海军学校时，凡是姓亨利的一般都被称作帕特里克，就像姓罗兹的都被称作杜斯特一样。但是，在高班里已经有一个帕特里克·亨利了，我当时是一年级的拳击手，因此我就得到了‘帕格’这个标签。”

“你会打拳？”她打量着他的肩膀和胳膊，“现在还打吗？”

他咧嘴笑了：“太累人，现在有空的时候我就打打网球。”

“哦？我网球也还可以。”

“那太好了，如果我去伦敦，也许我们可以打一局。”

“你是要——”她犹疑了一下，“你有可能来伦敦吗？”

“并不是不可能。看见他们了，在那边。”帕格说，“天哪，屋子里这么乱糟糟。”

“娜塔丽似乎心情不好。”帕米拉说。

帕格说：“她刚死了父亲。”

“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她越长越漂亮了，这可是真的，肯定要嫁给你儿子了，是吗？”

“看来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你可以给我出点儿主意。我觉得对他来讲，她年岁太大了，人也太机灵，除了他们两人疯狂地相爱这一点之外，差不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之处。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条件，但不能单凭这一点。”

“也可能不会成功，说不定以后还会发生很多问题。”帕米拉说。

“你还从来没见过拜伦，如果你看见他，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他确实还是一个娃娃。”

她很调皮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拍了他胳膊一下：“你在这个问题上讲话真像一个做父亲的。”

塔茨伯利和斯鲁特正在激烈地争论着，娜塔丽在一边忧郁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根本就没说他欠着英国什么，这不是争论的中心。”塔茨伯利说，把空杯用力往桌上一放，“作为美国人民的领袖，他有责任向人民敲起警钟，叫他们开足马力，如果想要他们避免一场灾祸的话。”

“他不是在芝加哥做了那篇关于隔离的演讲吗？”斯鲁特说，“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有人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现在仍然在努力用行动来洗刷他自己。一个领袖不能一个劲儿往前跑，一拐弯就不见了。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感还未消除，而现在，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愚蠢政策，又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现在不是唱《到那边去》(5)的时候了，韬基，再唱那个已经不管用了。”

“在罗斯福等待时机的时候，”塔茨伯利说，“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半个世界。帕米拉，好孩子，给我再拿杯酒来，我的腿疼得厉害。”

“好的。”帕米拉很听话地走向酒柜。

塔茨伯利转过来对亨利说：“你了解纳粹，你说，罗斯福经得起这么等下去吗？”

“他除了等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几个月以前，在向你们出售枪炮的问题上，他遭到国会的反对。”

“几个月以前，”塔茨伯利说，“希特勒还没有占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还没有出现和你们隔水相望的局面。”

“这水面可是宽得很。”帕格说。

斯鲁特像一个教授那样，用一只手的一根指头慢慢敲打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韬基，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基本问题。旧的政权根本不能适应工业的时代，它们就像死的文字和脱下来的皮一样，是僵死的东西。欧洲开始动起来，先是用多次的大屠杀——这是欧洲解决问题惯用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回事——然后用左的或右的暴虐行为来取代这些古老政权。法国简直已经僵化和腐烂了。英国一方面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仍然像过去一样，轻松愉快地过着他们那种贵族老爷式的寻欢作乐的生活。与此同时，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他使得美国成为唯一具有生命力的现代自由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用一场和平革命把马克思的学说掏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要到二〇〇〇年，他们才会著书论述这个问题。正因如此，美国是自由人类的后备力量。罗斯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行动缓慢持重。美国是最后的可以动用的后备力量，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

塔茨伯利拼命皱蹙着他那粗眉大眼的脸，表示不同意。“等等，等等，等一等。首先，‘新政’中没有任何一项出自这个伟大的革命头脑，新的思想是在政府更换时随着新人流入华盛顿的，而且都是派生的思想，大部分是从我们这些腐朽的、过着寻欢作乐生活的人那里搬来的。在社会立法方面，我们远远走在你们前头——啊，谢谢你，帕姆！还有，行动的缓慢持重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治方针，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一段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跟德国作战，那么我们就会一个个地分别倒下去。这对于英语国家来讲，是非常愚蠢的下场。”

“我们买了戏票，你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斯鲁特说着，站了起来，并把一只手伸给娜塔丽，她也站了起来。“我们到爱斯加戈餐厅去。”

“谢谢你，我们一会儿和勃纳-沃克勋爵一起吃饭，并且希望把帕格·亨利也骗了去。”

斯鲁特请娜塔丽吃了一顿华盛顿最丰盛的晚餐，还喝了香槟酒，又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喜歌剧，然后把她带回他住的公寓，怀着侥幸的心理。他抱着一般男人所习惯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切顺利，他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夺回来。她曾经一度像奴隶般地崇拜他，这样一种感情怎么可能消失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自己的又一个虏获物，他一直为自己计划着一桩审慎的婚姻，花天酒地玩够之后，在三十多岁时娶一位富裕的或出身名门望族的姑娘做妻子。现在娜塔丽·杰斯特罗引起了他的狂热，他早把一切审慎的打算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莱斯里·斯鲁特在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迫切地需要过任何东西，除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她现在这种忧郁的神情和瘦弱的样子，特别具有诱惑力。他非常乐意和她结婚，或是做任何事，只要能把她夺回来。

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上帝，差一刻一点了，戏真长，喝点儿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要去纽约的几家法院到处查找埃伦的证件呢，我最好早点儿睡觉。”

“让我再看看他的信，娜塔丽，你去配两杯酒。”

“好吧。”

斯鲁特把鞋、上衣和领带都脱掉，躺到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戴上黑边眼镜，然后仔细看起信来。他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书——厚厚的绿皮政府法令索编——一面喝酒，一面看。在沉默中，只听见两只酒杯里的冰块碰撞的声音。

“过来。”他说。

灯光下，娜塔丽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斯鲁特拿着一本书，指给她看国务院关于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归化公民的规定。这类归化公民丧失了美国国籍，但是书中列举了七种例外，其中有些似乎符合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如居住国外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再如本人年龄超过六十岁，已经退休，在国外居住期间和美国保持联系。

“埃伦有两个问题比较麻烦。”斯鲁特说，“首先，关于他父亲的归化问题，有一点是含混不清的。如果埃伦当时已经成年，哪怕过了一星期或者一天，那么从法律上讲，他就不算是美国人，而且从来就不算是美国人。即便他那时候是美国人，他也还有这个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我曾经跟他讲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劝他应该回美国住上几个月，因为自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许多护照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麻烦，这类事我见的实在太多了。”斯鲁特拿着酒杯走进他的小厨房，又配了点儿酒，随后又继续说：“埃伦简直是一个糊涂虫。但是，这样的人远不止他一个，美国人对自己国籍的不关心和糊涂，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在华沙，每个星期都有十几起这种麻烦事发生。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务卿跟罗马领事馆打个招呼。招呼打到了，埃伦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穿着袜子走到睡椅那里，递给她一杯酒，坐在她旁边。“但是，打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任何技术性的问题，不论问题多么小，我都连想都不敢想。欧洲来的这类案件堆积如山，可能埃伦还得等上一年半。因此，我认为你到布朗克斯区各法院去查找有关他的侨民登记和他父亲归化的记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还不需要这样做。埃伦究竟还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我希望国务卿看到这些漫不经心的教授所干的蠢事时会觉得好笑，摇摇头，然后给罗马写一封信。明天早上我首先去办这件事，他是一个正派人，这事应该可以办到。”

娜塔丽瞪着眼看他。

他说：“怎么了？”

“哦，没什么。”这个姑娘一下子喝下半杯酒，“结识一个与重要人物相识的人的确有好处，对不对？可是，我如果要在华盛顿待到周末，就得找家旅馆住，莱斯里，今晚住这里，以后可不行，就连今晚我都觉得挺别扭。也许还有几家旅馆可以再问问。”

“去问吧。我已经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啦，五月份在华盛顿住旅馆根本不可能，这里正在开四个大会。”

“如果拜伦知道，那可糟了。”

“难道他不相信我睡在长椅上？”

“如果他知道了，他只好这么相信。莱斯里，你想想办法，让我获得去意大利的许可，好吗？”

他把嘴闭得紧紧的，摇摇头。“我跟你说过，国务院正在劝美国人离开意大利呢。”

“可是我要是不去，埃伦就回不了国。”

“为什么？脚踝骨折又不是残废不能走路。”

“他就是不肯鼓起劲头离开那里。你知道他那脾气，他总是过一天算一天，磨磨蹭蹭，心存侥幸。”

斯鲁特耸耸肩，说：“我看你想到那里去并不是为了帮助埃伦，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为了躲开这里而已，娜塔丽。你要躲开这里，是因为你感到对你那个潜水艇男朋友很不理解，也因为你对失去父亲感到伤心。实际上，你现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你倒好像挺聪明！”娜塔丽砰地一下把还有一半酒的杯子放到桌上，“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斯鲁特，哪怕到女青年会去住，我也得走。但是，我会先给你准备好早点。你的鸡蛋仍然要煎成两面黄吗？”

“我的习惯没有多大改变，亲爱的。”

“晚安。”她使劲把卧室的门关上。

半小时后，斯鲁特穿着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浴衣，轻轻敲她的门。

“有事吗？”娜塔丽的声音倒还和善。

“开开门。”

她那涂着油膏、泛红的脸微微带着一点儿笑容，身上穿着她当天下午买的一件睡衣，外面罩着一件斯鲁特的宽松下垂的蓝色长袍。“怎么，又想起什么事了？”

“喝杯睡前酒好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也好，我一点儿都不困。”

莱斯里·斯鲁特愉快地哼着歌曲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拿来两杯很浓的威士忌苏打。娜塔丽坐在睡椅上，两臂交叉着，她的脸在灯光照耀下显得很鲜艳。

“谢谢。坐下，莱斯里，别踱来踱去的。你刚才挖苦拜伦的话是很卑鄙的。”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娜塔丽？”

“好吧，咱们就来谈谈事实。纳粹已经向外扩张，作为一个外交官，现在娶一个犹太老婆是不是比一年前更不需要考虑了？”

斯鲁特的愉快神色突然消失了。“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一点。”

“你不需要想到这一点。现在你听着，亲爱的，你可以给我喝浓烈的威士忌酒，可以在留声机上放《这不叫爱情》的唱片，或者干其他类似的事，可是你真正的意思是不是想要我邀请你进卧室？老实说，干这种事是很不体面的，我没有这种心情。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你讲话毫无顾忌，娜塔丽，你一向如此，一个姑娘这样，实在不高雅。”

“我第一次表示愿意嫁给你的时候，你也这样说过，亲爱的。”娜塔丽站了起来，呷着她的威士忌酒，“我的天，这酒可真厉害，你简直是一只狼！”她在找书。“有什么书可看？啊，格雷厄姆·沃拉斯，我就要看他的书，半小时以后我就会睡着了。”

他站在那里，把手放在她的双肩上：“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我要用一切办法把你夺回来。”

“那很好。莱斯里，我必须去意大利把埃伦接出来。真的，不骗你！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父亲，就在他死的那天，他还在为埃伦担心。也许这是一种很好笑的赎罪方式，可是我一定得把埃伦安全地接回来。”

“只要办得到，我一定给你办。”

“这么说就对头了，谢谢，晚安。”她轻轻吻了他一下，走进卧室，把门关上。虽然他又看了很长时间的书，又喝了点儿酒，但是没有再去敲门。

(1)　史末资（1870—1950），南非政治家、总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入英国战时内阁。丘吉尔称之为“英联邦的元老”。

(2)　1945年7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因而下台。

(3)　指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三国。

(4)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1858—1938），美国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威尔逊总统的特使。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赴欧作战的士兵所唱的军歌。

第二十八章

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正在跟一个身穿皇家空军蓝色制服的金发男人一起喝咖啡，他是勃纳-沃克勋爵。勋爵见了维克多·亨利，朝他点头微笑。他们曾一起跟塔茨伯利父女共进晚餐，那次晚餐很欢乐，历时很长，但勃纳-沃克只字没向帕格提起关于这次会见的事。

“早上好，亨利，我知道你认识这位空军准将。”海军将军冲着帕格皱了皱眉头。

“是的，先生。”

“那好，喝杯咖啡。”这位健壮的老人敏捷地站起来，离开办公桌，走到一张挂在墙上的美国地图面前。“让我们看一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的枯瘦的手指从彭萨科拉跳到圣路易斯，又跳到芝加哥，“我们有五十二架老式的侦察轰炸机，就是SBU-1和SBU-2，这些已经被宣布为剩余物资。我们想把这些飞机退回原制造厂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城的钱斯·沃特公司，去掉美国海军标记，拆掉特殊装备，然后由我们的英国朋友接收，把它们飞到一艘在哈利法克斯港口等待的航空母舰上。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海军将军朝着帕格严峻地皱起眉头：“这件事涉及中立法，这是一桩很微妙的勾当，所以进行的时候要一点儿痕迹也不留。拨给你一架飞机乘坐办事，你今天就开始干。”

“好的，好的，先生。”

“我们已经有六十名飞行员待命出发，”勃纳-沃克勋爵说，“你考虑需要几天时间可以准备好这些飞机，亨利上校？”

维克多·亨利仔细研究着地图，然后转过身来对这个英国人说：“后天，先生，下午晚些时候，怎么样？这个时间合适吗？去掉那些标记需要一定的时间。”

英国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微微一笑，海军将军没做任何表示。“后天？”勃纳-沃克勋爵说。

“是的，先生，如果有个别飞机赶不上的话，可以放在下一趟货船的甲板上运过去。”

“实际上我们本来设想的是从现在起一个星期内，”勃纳-沃克勋爵说，“有些飞行员我们已经给了假，把他们找回来需要点儿时间。星期三早上怎么样？这样咱们双方都可以有四天时间好办事。”

“很好，先生。”

勃纳-沃克对海军将军说：“你认为办得到吗？”

“他已经说办得到。”

“那好吧，我马上就去进行。”

门关上之后，海军将军带着一丝诙谐的神情看着维克多·亨利：“你说后天？”

“将军，我不相信这些飞行员真的已经准备好，正在待命。”

两个局外人相互看了一眼，会心地一笑。这个外国人要求行动迅速，美国海军提出的日期比他要求的还要早。一切都很令人满意，无须多费唇舌。

“其实星期三也够紧的。咱们再喝点儿咖啡好吗？我告诉你，整个这件事是在玩一套把戏。”海军将军按了一下电铃，“我想你明白这一点，当头头儿的要这样做，因此就得这样做。然而，还有一些情况，你最好也了解一下。”

海军将军对维克多·亨利表示出一种不很自然的新的亲切态度。他解释说，总统费了很大的劲——可能把首席检察官的胳膊拧得够呛——才迫使首席检察官不顾中立法，做出把这些飞机卖给英国的计策和裁决。第一步，海军方面先宣布这些飞机为剩余物资。第二步，钱斯·沃特公司以相当高的价格收进它们，作为国家对新生产的F4U式飞机的部分抵偿付款。钱斯·沃特公司这样做划得来，因为它在把这些旧飞机转售给英国时，能从中获得一笔利润。关键在于F4U式飞机的交货是很远以后的事。毫无疑问，罗斯福总统现在允许这些飞机售给国外，是回避了中立法的精神和国会的意愿。特别是陆军将会闹起来，因为他们非常缺乏飞机，已经要求海军随时向他们提供剩余飞机，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你要知道，亨利，我们并不准备也不可能长期隐瞒这件事。但是，如果事先宣布了，就会在头版新闻中掀起轩然大波，这件事可能就办不成了。那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英国人用这些旧的SBU式飞机每击落一架德国飞机，就等于是为我们以后作战时的对方减去一架飞机。我们是不会置身于这场纷争之外的。当头头儿的意思是先把这件事干了再说。从透露出来的战争消息看，形势摆在那里，这件事也可能引不起什么反响，但愿如此。然而——”海军将军停了一下，乜斜着眼睛从他的咖啡杯边缘看维克多·亨利，“这件事有可能引起国会调查，像你这样的人最后可能会变成替罪羊。总统认为你可以办这件事，我也同意，可是这是一件自愿的事，纯粹是自愿。”

“好的，好的，先生，”帕格说，“我最好马上干起来吧。”

我亲爱的勃拉尼：

坚强起来，当你收到我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到里斯本了。我正准备乘飞机到意大利把埃伦叔叔接出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两个月或不到两个月后，我就会回来，这要看最早能买到哪天的船票。除了两个人，还有他那些讨厌的藏书以及所有那些研究资料，都得随人带回。

亲爱的，不要生气。我们俩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这是好事。你那所潜艇学校，甚至埃伦叔叔这件麻烦事，都是上帝安排的。你父亲的迈阿密之行是一下警钟，它敲得很及时。

我必须承认，从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成立学生反战委员会那时候起，我的想法已有所改变！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像你、华伦和你父亲这样的人。我相信典型的军人都是一些喜欢酗酒、心地窄小、性格执拗的傻瓜，这种类型的人我也曾遇到过一些。但是，亨利家的人是不同的。你特别不像一般美国军人那样飞扬跋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谢上帝，确实有你这样的人！

亲爱的，难道在参加华伦婚礼时，你没有冷静地重新考虑过我吗？老实讲，我明白你母亲的想法，也很同情她。像杰妮丝·拉古秋那样的莱茵河上的姑娘在美国有的是，为什么她的乖孩子勃拉尼偏偏要娶这么一个又黑又老的犹太姑娘呢？

可是，请你注意，我丝毫没有自卑感。我珍视自己的智慧，我也知道我还总可以算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黑姑娘”。生为犹太人对我来讲是一件偶然的事，它在我的思想和行动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烙印。我认为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仅仅由于我们无意中邂逅相逢和疯狂的相互眷恋，你和我就得去弥合我们之间在背景和兴趣方面的巨大差异吗？

我并没有反悔，拜伦，我爱你。但是，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考虑考虑并不是坏事，这是天赐之福。

现在，我来很快地告诉你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附上你不想看的那封埃伦给我的信，你可以不去管他所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蠢话，有关他的问题的全部情况，信里讲得很清楚。

莱斯里·斯鲁特的确很不错，你不要忌妒他，勃拉尼。我离开彭萨科拉时，你的那种态度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这个人多次向我求婚，几乎是跪下哀求，我都拒绝了。我告诉他说，我爱你，已经答应跟你结婚，因此他是没有希望的。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仍然放下所有其他工作来帮助解决埃伦这件倒霉的麻烦事。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国务卿办公室已经向罗马方面打了招呼，要那边加快办理埃伦回国事宜。

离飞机起飞时间还有不到两小时，我是在机场匆匆忙忙给你写这封信的。我没有回家，在纽约停留了一天，买足这次旅行必需的东西。我带的东西很少，就一只手提箱！潜艇学校一定会录取你，这一点我很肯定。我知道你父亲非常希望你能进去，我知道你内心也同样想进去。你现在应该进去。当我回来时，如果你仍然要我，我就是你的。这够清楚了吧？

鼓起勇气并祝我幸运。就写到这里。

爱你的娜塔丽

潜艇学校开课前三天，拜伦坐在新伦敦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房楼上一间肮脏的、备有家具的房间里，正在看那张长得可怕的书单。这时候邮差按响了铃，娜塔丽在厚厚的信封上匆忙而潦草地写的“挂号”两个大字似乎预示着坏消息。拜伦懒洋洋地坐在一张破烂的扶手椅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这封令人震惊的信，室内充满了从下面传来的肥皂和热糨糊味道。他正在匆匆看埃伦用打字机打的字迹模糊的信时，电话突然响了。

“是亨利少尉吗？我是指挥官办公室的施密特长官。你的父亲来了，他和塔利上校到‘电船’那边去视察‘红石鱼’号了。指挥官说，如果你要找他们，可以到六号码头去。”

“谢谢您。”

拜伦想到他父亲甚至追到这里找他，非常恼火。他急于发泄心里的愤怒和失望情绪，只用十分钟就换好衣服出去了。

这时维克多·亨利正跟他的同学在新潜艇上巡视，虽然由于缺少睡眠而眼睛发红，但兴致很高。侦察轰炸机的事已经办完了，费了不少劲，跑了不少路。有十二架飞机已经送到工厂修理，飞行员都散在乡下，到处都慢条斯理，毫不着急。通宵修理有毛病的飞机，把飞行员从他们妻子的怀抱中硬拖出来，或是让他们中断钓鱼旅行赶紧回来，都是一场斗争。有些指挥官提出很不客气的问题。大湖航空站的吉格斯·派克也是帕格的同学，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他开一张移交飞机的书面证明。最后帕格只好硬扯了个谎，说要用这些飞机去试验一种绝密的新装备，而这些飞机在试验过程中有可能报废。吉格斯默默地看了他很长时间，才放弃了开书面证明的要求。维克多·亨利心想，扯个有益无害的谎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吉格斯也明白这一点。

拜伦在“红石鱼”号前舱的鱼雷室里追上了他父亲和指挥官，他们正在检查新的发射装备。“爸爸，您好！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拜伦粗厉的声音和他脸上的表情使帕格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碰巧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办事，所以顺便过来看看。瑞德，你见过拜伦吗？”

“还没有，我知道他体格检查合格，已编进新开办的训练班了。”塔利上校伸出手来和他相握，“欢迎你来到艇上，拜伦，你要经受两个月严峻的考验。”

“我会尽量活下来，上校先生。”

瑞德·塔利听到他这种近乎轻蔑的答话，不以为然地转过去看他父亲。拜伦跟着他们巡视，一句话也不说，脸色苍白，带着怒色。

“我说，你怎么回事？”维克多·亨利厉声问。他和儿子刚刚从指挥塔出来，站在微风吹拂的平滑的甲板上，塔利上校还在下面跟艇长说话。“你跟上级讲话时可要注意语气，你现在已经进了海军。”

“我知道我已经进了海军，您看看这封信。”

帕格从拜伦捅给他的信封上看见娜塔丽的名字。“这不是给你个人的吗？”

拜伦仍然让他看。维克多·亨利两手拿着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的信纸，就在潜艇甲板上看起来。当他把信还给他儿子的时候，有点儿脸红。“这个姑娘了不起，我以前就这样说过。”

“如果她在那边出了什么事，得由您负责，爸爸。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帕格皱着眉头，看着儿子说：“这样说不合理，她去意大利是为了她叔叔的事。”

“不是，是您把她吓跑的。您说我如果结婚，就可能进不了这里。情况并不是这样，好多学生都是结过婚的。如果您不到迈阿密来，我现在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好吧，如果是我使她做出错误的判断，我很遗憾。我不太清楚录取的标准，我想搞这种危险性的工作，他们总是倾向于要未婚的人。据我所知，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找不到那么多未婚的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都应该像她说的那样去做，她说得非常对。她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也许我不应该再管这事，可是你现在要做出的决定将关系到你一生的前程，我想给你帮助。”

对维克多·亨利来说，这段话算是长篇大论了，而且他讲话没有他平日的那种坚定态度，他儿子的那种固执的敌对表情使他感到很不安。他感到内疚，这是一种他很不熟悉的感觉：由于干涉了儿子的生活问题，可能也由于赶走了那个姑娘而感到内疚。即使娜塔丽对拜伦来说不合适，她的突然出走对他也是一个打击，在这一点上，他的感觉几乎跟他儿子一样。也许对这个漂泊不定的年轻人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合适的姑娘呢？尽管他是出于做父亲的一片好心，但也许她是犹太人这一点确实有些影响呢？

跟父亲那种表示歉意的口吻和冗长的讲话截然相反，拜伦的回答又尖锐又简短。“对，您是帮了忙的，她已经走了。这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爸爸。”

瑞德·塔利从指挥塔里走出来，朝四周看了看，挥着手说：“喂，帕格，准备上岸吗？”

维克多·亨利赶忙对儿子说：“现在你已经进来了，勃拉尼，这里是海军里最艰苦的学校，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拜伦说：“我们不必再谈这件事啦。”说着，就向浮桥走去。

六月初一个美丽而炎热的傍晚，报纸以大标题登出英国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消息，丘吉尔在广播中表示，一定要在海滩上、街道上、深山里战斗到底。维克多·亨利在那天晚上启程奔赴欧洲。由于战局日益恶化，罗达留在国内，准备在纽约替梅德琳安个家。这是帕格的建议，罗达也欣然同意了，梅德琳这位忙碌、愉快的年轻小姐也不反对。

帕格发现，在当时像娜塔丽一样买一张飞机票去烽火连天的欧洲是出乎意料地容易，困难的是从那里出来。

第二十九章

娜塔丽花了五天时间设法从里斯本飞到罗马。她终于搞到一张飞机票，但是，在飞机临起飞前几分钟，这张票作废了——一大群显然酒足饭饱的喧闹的德国军官又说又笑地依次穿过出入口，把二十名乘客面面相觑地留在外面。这个情况使得她不想再乘飞机。可是，坐火车穿过正在崩溃的法国过于冒险。结果，她在一艘开往那不勒斯的希腊货船上订了个舱位，这次倒霉的航行整整走了一星期。她和一个身上发出膏药味道的满脸皱纹的希腊妇女合住一间又闷又小的船舱，到处都是黑色蟑螂。虽然待在舱里非常难受，但是她很少离开，因为船上的那些高级船员和粗野的水手都在甲板上或通道里死死地盯着她，使她感到不安。她吃不下饭，船的上下颠簸使她夜里睡不着觉。在旅途中，她从手提收音机中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法国政府狼狈撤离巴黎，意大利投入战争，还有罗斯福的讲话——“那只拿着匕首的手已经把匕首戳进邻人的后背了”。娜塔丽抵达意大利时情绪紧张，身体疲惫不堪。她强烈地感觉到最好立即把埃伦从锡耶纳接走，除了手稿之外，其他一切——书、衣服、家具等等都可以不要。

但是上了岸，吃了一两顿像样的饭，喝了点儿好酒，又在一家旅馆的又大又软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足足睡了一夜之后，她对自己的惊慌也感到奇怪了。无论是那不勒斯还是罗马，都看不出意大利已经参战的迹象。在灿烂的阳光下，夏天的鲜花——紫色的、红色的——盛开在灰泥墙头。在拥挤的街道上，意大利人的样子仍像往常一样轻松愉快。在意大利的火车上、咖啡馆里，一向总是充满了谈笑风生、脸晒得黑黑的青年士兵，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安闲自如。

经过这段漫长的旅程，火车里又热又脏，她终于到了锡耶纳。她从远处刚一瞥见这座屹立在被葡萄树遮盖的弧形山峦中的古老城市，就产生了一种窒息、厌烦的感觉，几乎就像迈阿密的街道给她的那种感觉一样。“上帝，真没想到我又回到这里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城外的山峦已经露出仲夏季节的那种像披上一层灰尘似的朦胧的绿色。锡耶纳没有什么变化。午饭后的寂静笼罩着城市，阳光灿烂的空旷的红色街道上几乎连狗都不动一动。她费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还在营业的出租汽车。

埃伦戴着他那顶宽边白帽，穿着一身黄色的哔叽夏衣，坐在那棵大榆树的树荫下他的老地方，正在看书。在他的后面，在山谷上面，高高耸立着那座黑白色大教堂，俯视着这座红屋顶小城。“娜塔丽！你居然来了，太好了！”他拄着一根手杖，迈着僵直而沉重的步子朝她走来，一只脚装在金属制的模子里，“我一直在叫出租汽车，可是等到我都该午睡了，还是一辆也没有来。我刚才倒真睡了一个很舒服的午觉——到里面去，我亲爱的，你得吃点儿东西，把东西交给朱瑟普就行了。”

室内还是老样子，只是休息室的沉重家具都换上了印花布做的绿色套子。在书房里，那堆手稿、那堆笔记、那一大排参考书都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他的写字板放在桌子上，上面夹着一页一页的黄色稿纸，这是他当天写好的稿子，等待明天早上修改。

“怎么回事，埃伦，你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

“一会儿喝茶时我再跟你讲，”他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我想你大概想先洗一洗吧？”

“可是，情形到底怎么样，埃伦叔叔？罗马方面没有消息吗？华盛顿的指示还没有来吗？”

“华盛顿的指示已经来了，莱斯里真不错。”他往一把椅子上一倒，“我这只脚脖子站几分钟就不行了，本来都快好了，我糊里糊涂又摔了一跤。我这个人真麻烦！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稿子今天已经写到九百六十七页了，而且我认为我写得还可以。你现在先去洗一洗，娜塔丽，你的样子简直像喝醉了酒，脸上还有一层灰。”

佛罗伦萨的那个年轻领事接见她时态度和蔼可亲，从一张笨重的黑色雕花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把她领到一张椅子前坐下。他抽着一只弯曲粗糙的石南根烟斗，屋里充满了浸过甜酒的烟草味。他的手很小，握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烟斗看上去很奇特；他的脸黑里透红，蓝色的眼睛柔和而明亮，一张像孩童般的嘴，嘴唇很薄，下唇缩进去，好像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他的金黄色头发又密又短又直。他穿着灰色绸外衣，白色的活领、蓝色领带，显得潇洒、整洁。他的办公桌上的姓名牌子上写着：奥古斯特·凡·维那克二世。

他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一面说一面咳掉沙哑的声音。“您就是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对吗？很高兴见到您。我今天早上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能接见您，很抱歉。”

“没关系。”娜塔丽说。

他随便地挥着他的小手。“您知道，人们一批一批回国，走时很匆忙，把一切都撂给领事馆办。现在还有许多贸易上的事情，我整天忙于处理公文函电，我差不多成了许多美国公司的经纪人或商业代理人——当然是白尽义务。今天早上，真想不到，一卡车杀虫剂的事搞得我晕头转向！您受得了吗？当然，在佛罗伦萨，还有美国人留下没走。他们待的时间越久，就越会变成怪人。”他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抚摸着后脑勺的头发。“我刚刚在处理一件麻烦事，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两个姑娘，住同屋，真麻烦！我不便讲出她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来自帕萨迪纳的一个经营石油的富裕家庭。可是，她跟一个油腔滑调、专门勾搭女人的小白脸儿订了婚，这个佛罗伦萨家伙自称是一个演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个子长得特别高大的杂货铺里的小伙计。没想到，这个油嘴滑舌的骗子却跟她的同屋胡搞，使对方怀了孕！这三个人昨天吵了一通宵，警察都来了——你瞧这些事。干我这种工作不能发家致富，可是倒颇不寂寞。”他拿起一个高玻璃瓶往一只厚厚的雕花玻璃杯里倒水。他喝了一口水，说：“对不起，您也喝点儿矿泉水好吗？”

“不了，谢谢您。”

“我得喝大量矿泉水，肾里有什么鬼毛病，不知怎的，一到春天就闹得更厉害。我确实觉得意大利的天气非常不令人满意，您不觉得吗？现在——”他那种彬彬有礼、带着询问的神情似乎在说：“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娜塔丽把杰斯特罗处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告诉了他。意大利参战的那一天，一个意大利安全人员登门来找杰斯特罗，警告他说，他是一个在波兰出生的无国籍侨民，因此不得擅自离开锡耶纳，以后如何，等待通知。她以尽可能和蔼可亲的态度告诉凡·维那克，毫无疑问，意大利秘密警察是从检查他的信件中了解到有关埃伦的国籍问题的。

“哎呀，我的上帝，真糟糕，”领事喘着气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您说得很对，我写那封信时没有多加思考。老实说，娜塔丽——请原谅我这样称呼您——今天听说您来找我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还以为您早就到了意大利，已经把您那位麻烦的叔叔接回国去了呢。您知道，他的事很让人头疼。现在可糟糕透了！我还以为发给他签证，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杰斯特罗这档子事就算从此了结了呢。”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娜塔丽说。

“天晓得，我现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凡·维那克说，用手指从脖子后面向上梳拢他的头发。

“我提一个办法可以吗？”娜塔丽温柔可爱地说，“很简单，给他更换护照就行了，凡·维那克先生，这样就解决了他的无国籍问题，他们就不能再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了。”

凡·维那克又喝了点儿矿泉水。“哎呀，娜塔丽，说说容易，没那么简单！人们没看见我们接到的一道道的紧急指示，要我们注意，不要滥发护照破坏制度。人们没看见国务院关于被召回的领事的通报，这些人的前程就此完蛋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不严格。移民法是国会制定的，娜塔丽，不是领事馆制定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执行这些规定。”

“凡·维那克先生，国务卿本人的意思是希望埃伦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有一点必须澄清，”凡·维那克伸出一根笔直的手指，圆圆的蓝眼睛显得很清醒，他吸了一口烟，对她挥着烟斗说，“我没有从国务卿那里得到指示。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当面而不是通过书面来办这件事，娜塔丽。这是一个涉及根据法律一视同仁的问题，在这类问题上，国务卿不可能公开地表示出厚此薄彼的态度。”他眨了眨眼，露出很诡谲的样子。“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但不要对外讲，我的确从罗马方面听说国务卿办公室要我们协助，使您的叔叔早日出境。老实说，为了发给他签证，我对他已经是尽量通融了。申请签证的人有好几百，结果先发给了他。”凡·维那克把烟灰敲到一只笨重的铜烟灰缸里，又换了一种漫谈似的语调继续说：“其实，我看您叔叔的问题再等一等自然会解决。法国已经要求停战，英国人也不会再打很久。如果他们继续打下去，那简直是发疯，德国的空军马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不，恐怕这一轮是输给德国人了。当然，二十年后他们还会再干一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战争结束上。”娜塔丽婉言辩驳说。

“可是，我觉得可以这样指望。我估计到七月一日战争就会结束，也许更早一些，娜塔丽。那时候，这些有关战时出境的规定就会自动失效，您的叔叔就可以稳稳当当打点行装回国。实际上，这样反倒使他能有时间把他的书籍加以整理装箱，他似乎很为他的书发愁。”

“我想明天就接埃伦叔叔回国，书和其他一切都抛下，请您发给他护照。”

“可是您叔叔那本过期的护照上的日期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很难想象这类状况以前人们是怎么马马虎虎混过去的。我所看到的类似情况，不下一百起。人们以前实在太粗心大意了！现在这种事已经查了出来，备了案，因此从法律上讲，他不比希特勒更有资格声称他具有美国国籍。我也感到无比难过，可是我必须把法律规定告诉您，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人的讲话惹恼了娜塔丽，他使用希特勒的名字使她感到非常厌恶。“我认为您的责任是协助我们，可是事实上您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眨巴了一下。他又喝了点儿矿泉水，慢慢地把烟丝塞进烟斗，眼睛盯着烟丝说：“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是咱们私下说，可是我相信这个办法行得通。”

“您快说吧。”

他用手把他的头发向上拢直：“您走您的。”

她凝视着他。

“是啊，您走您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已经有了签证，您也有护照。随便上一辆公共汽车或是一列火车，或是租一辆小汽车，直奔那不勒斯。至于不准离开锡耶纳的禁令，不用理它。意大利人是非常马虎的！一有船马上就走。不会有人阻拦你们，没人在监视您的叔叔。”

“可是他们不是还要查验出境许可证吗？”

“那只不过是一项无关紧要的手续。您就说丢了，然后假装在身上摸索，顺手掏出几千里拉，往桌子上一放。”他很幽默地眨了眨眼，“您知道，这个国家就是兴这一套。”

娜塔丽感到再也控制不住了。这个人原来是要他们向官员行贿，要他们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去冒被逮捕和坐牢的危险。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看我最好到罗马去告诉总领事说，您不按照国务卿的意思行事！”

领事把身子挺直，用双手向后抚平他的头发，然后把双手放在桌上，缓慢拘谨地说：“这当然是您的权利。我愿意承担您说的这个情况的后果，而不愿意承担违背法律的后果。不巧，我现在非常忙，还有几个人在等着，因此——”

娜塔丽现在才明白她的叔叔是怎么和这个人顶撞起来的。她很快改变态度，露出和解的微笑，说：“很对不起，我连续跑了两个星期，又刚刚死掉父亲，心情不太好。我叔叔的脚摔坏了，不能走路，我为他的事很是忧虑。”

领事马上也相应地改变了态度：“我完全明白，娜塔丽。好吧，我把他的案卷从头到尾再仔细看一遍，也许能找到什么办法。请相信我。我也是非常希望能看到他出境的。”

“您准备想个办法发给他护照？”

“或是使他能够出境，这就是您的全部要求，对不对？”

“对。”

“我准备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我对您的许诺，您过一个星期再来。”

第三十章

鹰和海狮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虚假的传说

英国的战争宣传一向很出色。他们对所谓“英国之战”的宣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他们的宣传早已载入史册。但若要进行严肃的军事探讨，就必须首先澄清这些神话。

法国崩溃之后，德国陆军力量大大超过英国，空军力量旗鼓相当，海军则不幸处于劣势。我们的海面舰队很弱，而且船舰数量不多，只有潜艇武装还够得上真正的分量。一九四〇年夏季的关键问题在于必须做出决定渡过海洋这一障碍。因此，在准备大举入侵的战役中，英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我在黄色方案的提纲中早已陈述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六月底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横渡，当时解除了武装的英国陆军正陆续从敦刻尔克撤回，而他们的舰队又停泊在鞭长莫及的海港里，那么我们尽可速战速决，一举而征服英国。可是希特勒坐失良机。恢复了元气的英国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制定了激烈的反侵略措施，整顿了他们强大的海军，从而封锁了英吉利海峡。这样一来，德国只能进行空袭，迫使英国做出决定，或炸出一条入侵的路。

首先，我们必须就双方的空军力量做一对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包括德国人在内，仍然认为庞大而实力雄厚的德国空军是被一小撮英勇顽强、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德摩比利隘口保卫者击败，或引用一位修辞大师的话来说：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以少胜多。事实上，战斗开始时，德国和英国双方都拥有约莫一千架战斗机。德国轰炸机的制空权远较英国为大，但是英国的轰炸机，至少那批新型轰炸机的负荷量更大，飞行距离更远，装备也更为精良。

为了诱使英国求和，希特勒和戈林对德国空军当然极尽炫耀之能事。另一方面，丘吉尔却尽量利用英国飞机数量少和势孤力单这一事实，强拖美国卷入战争，结果使这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大卫力敌巨人哥利亚(1)的假象。

英国的优势

传统的描述不仅在力量对比上歪曲了事实，而且德国空军行动时遭到的重重阻力也未加以记述。

大部分战斗是在英国空军基地上空进行的。德国驾驶员一被击落，就宣告失踪，不是死亡，就是被俘；但被击落的英国驾驶员，只要没有受伤，就可以立刻驾驶另外一架飞机起飞。德国驾驶员的战斗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因为我们战斗机的燃料使用时间大约限制在九十分钟之内，而这段时间的大部分都消耗在进入交战区和返回驻地的路上了。英国驾驶员一旦升入战斗高度，就能坚持战斗，直到子弹和汽油用完为止。

由于我们战斗机的飞行距离短，我们只能飞抵英国的东南隅。德国空军像一只被缚的鹰，伦敦是这条系绳的最远端。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毫无空袭之虞，因为轰炸机没有护航，需要冒被消灭的很大危险。英国皇家空军则可以随意撤离火线，进行休整或检修。他们能在远离火线的地方集结后备力量，加紧制造新飞机。

此外，我们的战斗机还奉命紧靠着轰炸机飞行，就像驱逐舰掩护战列舰一样，从而削弱了战斗力。这无疑给予轰炸机驾驶员以安全感，但这项命令使战斗机受到束缚。在空战中，“搜索与歼灭”是规律中之规律。战斗机驾驶员应该自由地在空中飞行，发现敌人，予以迎头痛击。戈林从未掌握这一基本要点，尽管他的空中战斗英雄不断用这一点敦促他。我们轰炸机的损失量越是上升，他就越是执拗地坚持轰炸机必须由战斗机紧密护航。这项纪律拖延了战斗，造成许多同志死亡，并严重挫伤了驾驶员的士气。

最后，到一九四〇年，英国人有了一项幸运的科学成就。他们首先拥有了可以应用于实战的雷达，可以对战斗机进行控制。我们一侵入他们的领空，他们就可以紧紧跟踪我们，迅速派出战斗机向我们迎头痛击。他们无须消耗燃料进行侦察，也无须分散力量进行搜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德国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将会赢得一次快速压倒一切的胜利。因为直到最后，德国空军始终没有击败皇家空军。连无意赞扬德国战斗力的丘吉尔也承认，在九月间战斗不利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

当时，我们的进攻变为对伦敦的战略轰炸，丘吉尔认为这是戈林所犯的致命错误。实际上，一则当时天气恶劣，再则对德国城市挑衅性的疯狂轰炸急需立即予以残酷的回击，三则考虑到入侵英国本土必须在十月一日以前进行，否则只好作罢，鉴于这三重原因，改为战略轰炸势在必行。我在有关这次战役的逐日分析中对这一点做了详尽的阐述。

鹰式袭击的目的

德国空军于一九四〇年夏季对英国的一次“鹰式袭击”，实质上是一次求和，这是一次有节制的努力，企图说服英国拖长战争是无意义的。这次努力必须在进攻俄国之前做出，以便确保我国西部后方的安全。这次失败对德国来说当然是一出悲剧，我们因此注定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这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可是，这对英国来说更加悲惨，历史学家们对此认识得特别迟缓。

德国参加这次战争毕竟丧失不了什么，英国则不然，在一九三九年，它是世界头等强国。尽管它赢得了胜利，但战争的结果使它失去了环球帝国的称号，版图缩小到国内数岛。如果鹰式袭击迫使它在一九四〇年就与德国媾和，那么帝国的称号几乎肯定仍然属它所有，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它认为进行英国战役的时候会是它的“黄金时代”。它的飞行员们表现得勇猛善战，与他们德国的异族兄弟一样。然而，英国放弃了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联合起来继续充当世界霸主的最后机会，反而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去打垮这个强国——这座在欧洲足以对抗野蛮亚洲的最后堡垒。其结果便是它沦为美国的一个衰老而虚弱的卫星国。

这一灾难是沉湎于空想的冒险家丘吉尔的唯一杰作。在此以前，人民还未曾授予他最高职位。丘吉尔认为自己扮演了圣乔治的角色，把世界从这条可怕的德国蛟龙口中拯救出来。对于宣传这个神话，他的文笔和口才是绰绰有余的。他自己也一直相信这一点。英国人也始终相信这一神话，以致失去他们的帝国，直到最后觉悟过来，才不再投票选他。

希特勒与英国

希特勒最不愿意与英国交战，我个人可以对此做证，但无此必要，因为他那本大肆夸张、自我宣扬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在一次参谋部的会议上看见了他的面孔，那天正好是英国从战略上对波兰提出疯狂保证的日子。九月三日，在总理府的走廊上，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了那张面孔。那一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保证相反，英国开始进军了，那次我看到一张沮丧的面孔。如果不把阿道夫·希特勒这件事牢记在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一九四〇年所发生的事件，因为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德国的战略、德国的战术和德国的外交政策都无非是这个人物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世界历史人物在登上舞台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宣告过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比较起来，亚历山大、查理十二世以及拿破仑都不过是顺应时势，逢场作戏而已。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用煽动性的语言大言不惭地写到他自己当权之后将要做的事，而他在统治的十二年中也确实照办了。他写道，德国政策的核心在于占领俄国领土。这一企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是德国军队的唯一目标。他还写道，在试图攻占俄国之前，必须首先打垮我们的世代仇敌法国。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谈到英国时，赞扬了这个民族的勇敢、传统的聪明智慧以及出色的帝国统治。他指出，德国的最大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北欧种族大联盟，英国在其中保持其海上帝国的地位，而德国作为它的对等合作者，必须在大陆称霸，并且向东方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希特勒从未放弃这一观点。当丘吉尔拒绝了他的多次和平建议之后，他恼羞成怒，并将他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欧洲的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英国的犹太人左右了丘吉尔缺乏理性的政策。希特勒几乎到自杀的最后一刻，仍然希望英国会醒悟过来，愿意按照唯一明智的办法安排世界，不致把半个世界让给布尔什维克，另一半让给拜金主义的美国，像现在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这样。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鹰式袭击的失败，使我们来到英国海岸，面对着惊慌失措的英国，苦无结束战争的行动计划。征服英国的不现实的海狮计划，在做了精心考虑和代价高昂的准备之后，又全盘落空，其奥秘也在这里。总之，这次大举入侵没有成功，因为希特勒实在无意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军队也多少觉察到这一点。

空战

这次战役分为几个阶段。德国空军首先袭击船只，企图诱使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作战。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意为保护船只而出击，于是戈林轰炸英国的战斗机基地。这样一来，英国战斗机被迫起飞。戈林在予以痛击之后，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怂恿，另一方面也由于英国对我国平民的无理轰炸，便派遣轰炸机去轰炸伦敦和其他重要城市，想借此激起人民废黜丘吉尔，提出媾和。希特勒七月十九日的演讲，尽管带着恫吓的口气，但提出了异常慷慨大度的条件。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十月的雨和雾使天空罩上了层层灰幕。英国战役就此结束，甚至结束得很体面。英国元气大伤，但仍旧英勇地坚持下去。

多数军事作家因为我们在英国上空“战败”，至今谴责戈林。这样就落入了丘吉尔的圈套，轻信了丘吉尔捏造的关于德国空军被击败的神话。至于德国辉煌的空军只能打个平局，我认为这应该由戈林负责。这里对武装力量进行专横的政治控制，也和黄色方案里的情况一样，意味着指挥上的外行。

赫尔曼·戈林是一个兼有好坏品质的复杂人物。他聪明、果断，在堕落到挥霍无度以前，他曾具有推行最困难决策的铁石心肠。这都是他好的一面。然而，他的虚荣心使他失去理智，他的固执和贪婪又使飞机的设计和生产停滞不前。直到施佩尔上台以前，德国空军由于管理不善和地面供应不足而受到的打击，比任何空中敌人（包括一九四〇年的皇家空军在内）给予的打击更大。戈林否决了生产重型轰炸机的优秀设计，建立了一支短距离空军作为地面的辅助工具。到了一九四〇年，他派遣了一支装备不多的德国空军去执行一次超出它能力的战略轰炸任务，居然险些获得成功。作为地面辅助力量，德国空军先在波兰和法国，后来在进攻苏联的初期，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当越来越远离空军基地时，它就不能胜任了。不过，在陆地上展开速决战，它的功绩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在普通史书上，希特勒这头“猛狮”起初向波兰猛扑，然后无情地转向法国，将法国扼死，又用它血淋淋的爪子扑向英国，但当它遭到皇家空军的迎头痛击后，竟自咆哮着退缩下来。它像发疯一般，盲目地停留在海边逡巡不前，突然掉头向东，扑向苏联，结果自取灭亡。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丘吉尔战争年代的诡辩，铸成史学上的错误罢了。

事实上，尽管希特勒在战斗形势的判断上犯过自取失败的外行错误，但他自始至终清醒而镇定地一步步推行《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政治目标。他迫切希望与英国讲和，从来没有哪个胜利的征服者对于求和做出过比他更大的让步。通过这次鹰式袭击未能获得和平，当然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们向东方发动大战时，我们的后方将面临着来自英国的骚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有限的宝贵供应分一部分给潜艇部队；尤其糟糕的是，这意味着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将进行越来越多的干涉。

最后的悲剧

英国执迷不悟所导致的这些恼人的后果引起阿道夫·希特勒精神上极大的不快。他对犹太人一向采取一种失去理性的态度，他最后干出那些值得遗憾的过火事情的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在西方所遭受的失败。德国如果与英国——即使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中立的英国——结盟，就不致走向这样的极端。但是，我们的国家被包围了，与世界文明完全隔断了，而与原始的、巨人似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人道的原则完全被抛到一边。在战线后面，在沦陷的波兰和俄国，疯狂的纳粹党极端主义分子暴虐无道，为所欲为。希特勒因为丘吉尔的抵抗而恼羞成怒，对此竟无意加以制止。而当时他只要一声令下，就完全可以制止这一切。他一旦恼怒，就非常可怕。

以上所述，是英国战役最严重的后果。

英译者按：冯·隆关于英国战役的论点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条顿民族的性格，就是不愿好好认输。我读过德国有关战争的大部分重要军事著作，很少有人能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冯·隆强词夺理，竟认为温斯顿·丘吉尔的执拗是导致欧洲犹太人遭受屠杀的原因。他的这种观点也许是这类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著作中最低能的地方。

他所提供的关于卷入这场战斗的飞机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当然，关于这次大战的统计数字，比较难以确定的就是飞机。由于开始统计的日期不同，最初的力量对比也就不同。此后，更由于战斗中的不断损失和补充，数字每星期都有变化。而战云密布，双方指挥部的记录都很混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官方记载中，还没有一个像冯·隆那样冷静地认为双方的空军力量是旗鼓相当的。

他把这次进攻看作一次“和平姿态”，与他所说的空战结果是一次平局一样，很难令人信服。如果再发生大战，我衷心希望美国军队不要打成这样一个“平局”。

普通史书的记载是对的。戈林试图得到白昼制空权，双方战斗机指挥部展开激战，戈林失败了。于是，他企图通过轰炸平民使英国屈服，先是白天轰炸，跟着是夜袭，但也失败了。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击退了强大的德国空军，从而从德国人手中拯救了世界。海上的入侵没有实现，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将校说服了他。他们说英国人会使大批德国人在渡海时溺死，而其余的人，用丘吉尔的一句话说：“凡是登陆的，都给以当头一棒。”在决战时刻，手边要保留一支海军。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牢记这一点。

至于英国，谈不上有过取得明显胜利的时刻。当海狮计划撤销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获得胜利，但书中所写的希特勒的沮丧情绪是一个秘密。德国空军对城市不断地进行猛烈的夜袭，加上德国潜艇的出击，英国的前景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日趋黯淡。但英国战役以后，德国空军一蹶不振，这是德国于一九四一年未能攻占莫斯科的原因之一。由于它在肯特郡与萨里郡的田野上以及伦敦的街道上投弹过多，到了俄国，它竟然弹尽油绝了。

(1)　故事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第17章。

第三十一章

在陆地进入视野之前，飞机前面，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中闪烁着银色的、胀鼓鼓的阻塞气球(1)，这使英伦三岛平添了节日的气氛。在八月的艳阳天气里，这块大地显得分外平静。汽车和卡车沿着狭窄的道路穿过用黑色篱笆隔成小块的波浪起伏的黄色和绿色田地，缓缓蠕动。小小的羊群在吃草，农民们一个个像活动的木偶那样在收割玉米。飞机飞过麇集在灰色尖顶大教堂周围的城镇，飞过河流、树林、沼泽和围着篱笆的绿油油的田野，飞过那画册中、油画上和诗歌中所描绘的愉快的英格兰。

这是帕格途经苏黎世、马德里、里斯本和都柏林这段乏味的一周旅行的终点。这次旅行是由从华盛顿寄到柏林的邮袋里的一封用蜡封口的信件引起的。信封上用红墨水笔写着：绝密——维克多·帕格·亨利上校亲启。他打开信封，看到一封从白宫寄来的密封信。

亲爱的帕格：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说你是“雷达”的长期鼓吹者。英国人向我们秘密汇报说，他们在空战中用了一种叫作“无线电测向器”的东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想让你去看看。你觉得怎样？你将接到紧急命令，我们的朋友会等待你。伦敦现在一定很有意思，虽然略嫌热一些。我们想送给他们五十艘驱逐舰，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显得我们在感情上太“热”的话，请来信告诉我。

富·德·罗斯福

对于这纸措辞很随便的指令，帕格怀着复杂的心情。任何离开柏林的借口都使他很高兴。报纸枯燥无味，用红色字体印的自吹自擂的文字令人难以忍受；政府机构里，德国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高谈阔论，说什么一个月之后就要开始过幸福的战后生活了；妇女们穿着法国绸缎，施上法国化妆品，一副狡猾、得意的神气，在林荫道上散步。这一切都叫人不能忍受。帕格在高等餐厅里吃着掠夺来的波兰火腿、丹麦牛油、法国小牛肉和酒，甚至感到内疚。傍晚，他独自一人坐在从犹太人手中掠夺来的绿林区的大房子里，听着无线电广播员用愉快的声调报告英国飞机损失惨重而德国空军毫无损失的新闻，他心中感到无比的烦躁。离开这一切的命令简直是一种恩典。但这封信也使他苦恼，他已经有四年多未在甲板上过海军生活，而岸上的生活眼看越来越固定了。

当天下午，他步行回家，走过生锈的橄榄色高射炮台，觉得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使他愿意离开柏林。人们不再像梁架和厚钢板初架起时那样，呆呆地望着塔顶枪炮林立的高塔。数星期以来，关于这座高塔，猜测纷纭。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是一座用来射击低空轰炸机的高射炮台。射程之内不能有高大的建筑物，它远远高过柏林最高的屋顶，确实有碍观瞻。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英国轰炸机一直做高空飞行，但是德国人考虑周到，这座巨大的淡褐色铁塔高高耸立在儿童嬉戏、老人散步的美丽的动物园里。维克多·亨利觉得这正是纳粹统治的缩影。

当晚，他那位当秘密警察的仆人蹑手蹑脚地往没有铺桌布的长餐桌的一头给他端上丹麦摊猪排时，这所孤独阒寂的房子使他感到厌烦。他烦躁不安，决定如果非回来不可的话，就在艾德隆旅馆租间房住。他收拾他的服装：晨衣、蓝制服、白制服、晚礼服、咔叽军服、便服、礼服，这是做一个武官的大负担。他写信给罗达、华伦和拜伦，就寝时思念妻子，又想到在伦敦他很可能见到帕米拉·塔茨伯利。

第二天，帕格的助理武官，一位能讲流利德语的漂亮海军中校说，他很乐意接替他的职务。碰巧他是温德尔·威尔基的亲戚，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在德国人中很有声望。“我想，这个周末我脱不开身了吧？”他说，“真不巧，我约好跟沃夫·斯多勃一家到阿本德鲁去。他们近来对我可很好，他们说戈林可能在那里。”

“你照样去吧，”帕格说，“你可以弄到一些德国空军的内幕消息。告诉你妻子，带上一条厚灯笼裤。”助理武官莫名其妙，有些生气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很开心。

他就这样离开了柏林。

“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他在伦敦机场对前来迎接他的海军武官布林克·凡斯说。二十五年过去了，凡斯说话时依旧眨巴着眼睛，像在安纳波利斯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当海军学校一年级新生，凡斯告发他穿了一只脏白鞋时一样。凡斯穿着一件褐色的伦敦式运动衣和一条灰裤子，他的脸干瘪而多皱纹，但他仍然保持着二年级学生的苗条身材。

“帕格，真是打网球的好天气，我每天要打一两个小时网球。”

“真的吗，你们这里不是在打仗吗？”

“打仗？有些地方在打，大半在南方。”凡斯含含糊糊地用一只手向晴朗的天空一挥，“我们有过空袭警报，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没有在伦敦丢下什么。偶尔能看见阵阵烟雾，你就知道那是战斗机污染了附近的云层。要不然，你就听英国广播电台报告击落敌机的数字。这场奇怪的鬼战争，简直是玩飞机数字的游戏。”

亨利刚刚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被炸地区旅行过，伦敦交通异常繁忙，路上行人衣冠楚楚、神情欢乐，这样一派宁静安适、完好无恙的景象使他感到惊讶。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店橱窗里，精美的商品琳琅满目，这也使他感到意外。在柏林，掠夺来的商品充斥市场，相形之下，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凄凉黯淡的军事区而已。

凡斯用汽车把维克多·亨利送到离格鲁斯温纳尔广场不远的一所公寓里。这里是海军高级军官招待所，是在地下室便门旁边的一套很暗的房间，包括一间堆满了啤酒和威士忌酒空瓶的厨房、一间餐厅和一间小起居室，沿着走廊还有三间卧室。“你会觉得太挤的。”凡斯看了看这套公寓里另外两位房客的行李和到处乱放的衣服，说道。

“我喜欢有人做伴。”

布林克皱皱眉头，眨了眨眼，探试地说：“帕格，我一直不知道你已经是专家啦。”

“专家？”

“科学专家，他们这里这么称呼。据说你是跑来参观他们的最新发明的，从最上面为你开了绿灯。”

维克多·亨利一面解他的提包，一面说：“真的吗？”

海军武官对他的谨慎沉默咧嘴一笑：“以后你会从英国佬那儿听到信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你有事找我。”

伦敦响亮的、粗里粗气的电话铃声把帕格从午睡中惊醒，这铃声的节奏和声音与柏林电话铃的嗡嗡响声很不相同。一抹阳光透过垂着的褐色窗帘照射进来。

“亨利上校吗？我是梯莱特少将，战史办公室。”声音高昂、有力，完全是英国腔调，“明天我要开车去朴次茅斯，可能在雷达站下车，您愿意一同去吗？”

帕格从来没有听过“雷达站”这个词。“那太好啦，将军，谢谢您！”

“真的吗？太好啦！”梯莱特的声音显得很愉快，仿佛他提出一桩枯燥无味的事，帕格却出人意料地亲切，“我五点钟来接您，我们躲开早晨拥挤的交通，好吗？您带上梳洗用具和一件衬衫吧。”

帕格听见隔壁房间里带着酒意的笑声，那是一个男低音和一个青年妇女银铃般的声音。刚刚六点。他打开收音机，一边听一边穿衣服。他在柏林电台经常听的舒伯特三重奏播完了，接着播送新闻。广播员用镇静的、几乎不连贯的声音报告持续了一个下午的一次大规模空战。皇家空军击落了一百多架德国飞机，自己损失了二十五架，英国驾驶员有半数安全跳伞降落。广播员说，空战还在继续。帕格心想，如果这条过于谨慎的战报还有一点儿真实性的话，那么，正当伦敦人各行其是的时候，在那看不见的高空，一次惊人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号码，给她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另一位姑娘。当维克多·亨利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那位姑娘原来已经很娇媚的声音变得更加娇媚了。她告诉他，帕米拉现在是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在伦敦城外的总部工作。她叫他拨另一个电话号码。他试拨了，果然是帕米拉接电话。

“亨利上校，您来啦！啊，太好了！您来的可正是时候，是吧？”

“真是打得很好吗，帕姆？”

“您收听下午的新闻了吗？”

“我通常不大相信广播。”

她爽朗地大笑起来：“哦，那是柏林广播。天哪，跟您谈谈太好啦！都是真的，今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可是他们还要来的。再过一个钟头，我要去值班，现在我正赶着弄点儿东西吃。我听一位军官说，这是战争的转折点。顺便说说，要是您有机会参观的话，记住我在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工作。”

“一定，你的未婚夫好吗？”

“台德吗？好极了，现在正在地面上，今天他很忙。可怜的人，刚满二十九岁，已经是中队里的老头儿啦！喂，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到您？台德的中队下星期不值班，我们肯定会一起上伦敦来。您在这里待多久？”

“下星期我还在这里。”

“那好极了。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您打电话。您来了，我真高兴。”

他出去散步。这天傍晚，伦敦沐浴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夕阳透过清新的空气射出的光辉。他沿着曲折的街道，沿着城市一排排雅致的房屋信步走去，然后穿过一座翠绿的公园，一只只天鹅在公园宁静的湖面上缓缓游动。他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经过白厅政府的许多建筑物，然后沿着泰晤士河走上威斯敏斯特大桥。他漫步来到桥当中，停下脚步，注视着延伸在河流两岸的这座安然无恙的著名古城。

伦敦的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飞驰的黑色出租汽车夹在熙来攘往的私人小轿车中，川流不息地从桥上驶过。柏林的车辆很少，大部分是政府用或军用汽车。他觉得，尽管到处都是穿军服的人，伦敦仍然是一座平民的城市，这里没有高射炮。英国的海军和皇家空军好像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吃剩下来的残羹，现在却必须由这支用残羹装备起来的军队守卫防线。他的任务就是估计一下他们能否守住；再有，还要看看他们的新电子设备是否真正先进。望着这一派和平富裕的景象，他心中感到怀疑。

他独自在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饭，吃到了在柏林只有在梦里才能吃到的美味的红烤牛肉。他回家时，寓所黑暗而安静。他听过新闻才睡觉。这天宣布击落的飞机数字记录是：德国一百三十架，英国四十九架。难道这是真的？

一位个子不高、秃顶、留着小胡子的将军，穿着剪裁得很合身的咔叽军服，一边开车，一边抽着一只短粗的烟斗。他那精通时务、带着皱纹的面孔露出严肃的神情。在电话里交谈过以后，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很可能就是写军事著作的作家梯莱特，亨利很欣赏他的作品。果然是他，梯莱特多少与他作品封皮上的照片有些相像，不过封皮上的照片显得年轻二十岁。亨利不想跟这位难于接近的学者攀谈。梯莱特开着他那辆沃克斯豪尔牌小汽车沿着公路行驶，随后又回到马路上，始终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亨利凭着太阳的方位，知道是往正南方向行驶。他们越往南走，英国就越像是处在战时。路标已不知去向，地名也被涂抹掉了，有些市镇荒无人迹。带有倒钩钢杆的大铁圈高悬在没有路牌的马路上。梯莱特用手指着说：“这是阻止滑翔机着陆的。”说罢，又默不作声了。最后，维克多·亨利对这番沉默和不断变换着的美丽景物感到厌倦了。他说：“我想，德国人昨天挨了一顿好打吧。”

梯莱特喷着烟，直到他的烟斗发红、噼啪直响。维克多·亨利以为他不准备回答，他却突然说：“我告诉过希特勒，梅塞施米特109式的航距太短了。他同意我的意见，说要跟戈林研究一下。但由于德国空军的官僚作风，这件事石沉大海。独裁者万能这种看法是极大的错误！他们与一切政治家一样，被文牍主义者困住了手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因为害怕，有的想拍马屁，大家都对他说谎话。阿道夫·希特勒被谄媚和虚假数字交织成的网包围着。照说，他的工作还是了不起的。对于事实，他还是敏感的。这是他作为天才的标志。想必您见过他吧？”

“见过一两次。”

“我跟他一起开过几次会。他说他很欣赏我的作品，他的理解力敏锐而深刻，有才能的外行人一般都这样。戈林设计战斗机作为辅助地面的工具，我说过他在战斗机上犯过和法国人在坦克上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辅助地面的机械无须远距离行驶，因为油箱经常在手边，易于补充燃料。那些法国坦克是最好的战斗武器，而他们又有好几千辆。可是，这些可怜的东西一口气只能跑五六十英里，古德里安的坦克一天跑二百英里。差距多么大！法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坦克应该集中起来，独立作战。天知道富勒、戴高乐和我费了多少口舌解释给他们听。”

汽车驶过水泥的龙齿标志(2)和一堵石墙，咯噔咯噔地沿着迂回曲折的泥泞道路驶去，绕过封锁公路的铁丝网。戴面具的工人们用汽锤和风钻扬起阵阵灰尘。

“您看这种做法多么愚蠢，”梯莱特用烟斗指着一个坦克陷阱说，“想用这个来阻挡入侵者。这些废物实在只能把我们后备军的作战能力降低到零。好在布鲁克现在管事了，他会把这些一扫而光。”

帕格问：“是艾伦·布鲁克将军吗？”

“是的，我们最了不起的人，战场上的天才，敦刻尔克撤退就是他负责的。我在他的司令部里待过，我只见过一次他情绪不好，那是司令部从阿尔芒蒂耶尔向里尔撤退的时候。”梯莱特把烟灰倒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烟缸里，然后把他那冷淡的灰眼睛移向帕格，“当时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我们的指挥车全都动弹不得。阿尔芒蒂耶尔疯人院被炸毁了，疯子都逃了出来，路上大概有两千多人，都穿着肥大的褐色灯芯绒睡衣，低着头走，嘴里胡言乱语，有时哧哧地笑。他们围着我们的车，朝车窗里望，流着口涎，做鬼脸，摇晃脑袋。艾伦对我说：‘这是溃败，台德。’他说：‘我们完了，英国远征军全都完了，我们输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于是我说：‘艾伦，不要紧，德国那边疯子更多，包括他们的头子在内。’这句话使他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好多天以来他第一次笑。在这以后，他又恢复了常态。正如《圣经》上说的：话合其时(3)。”

“您认为希特勒疯了吗？”亨利说。

梯莱特咬着烟斗，眼睛望着路上。“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有一半时间，他是一个有理性的、机智的政治家，内心深处却神秘、傲慢而愚蠢。他对我说过，英吉利海峡只不过是一道河流障碍，如果他要强渡，德国空军只要起炮兵的作用，海军起工兵的作用就可以了。多么幼稚！总的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地方，他看起来诚恳而孤僻。当然，现在只能把他消灭掉，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几乎忘记转弯啦！我们去瞧瞧这个机场吧。”

这是帕格在英国第一次见到与战败的波兰和法国相似的景象。飞机库里被炸的飞机上横七竖八地悬挂着弯曲的、熏黑了的梁桁，地面上停着一排排乌黑的、被烧毁的飞机残骸，压路机在废料堆和被炸坏的跑道周围吼叫。梯莱特兴奋地说：“趁我们不备，德国佬可在这儿大干坏事！”满目疮痍的机场横在一片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的田野上，牛群吃着青草，哞哞地叫。除了被焚毁的房屋，空气竟像花园里一样清新。梯莱特驾车离去时说：“戈林到现在才明白过来，目标指向了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工厂。他浪费了整整一个月对海港进行血腥轰炸，追逐护航舰队。这个笨蛋到秋分时才明白过来，英吉利海峡在九月十五日以后就过不来啦。他的任务是掌握制空权，不是去封锁。把您的任务搞清楚吧！”他像一个教师似的怒气冲冲地对维克多·亨利说：“把您的任务搞清楚吧！不要放松！”

梯莱特引证了滑铁卢之战，说这次战役这所以失败，是因为一个军官忘记了他的任务，没有带上几把铁钉和一打铁锤。他说，内伊元帅的骑兵没有做好准备，就突击威灵顿的中心，英国炮台措手不及，结果被占领。于是，他们得到一个塞住炮门的极好机会。但是，没有人想到带上铁锤和铁钉。“如果他们把大炮的火门堵死，”梯莱特咬牙切齿地说，怒气冲冲地吸着紧握在手中的烟斗，一只手转动着驾驶盘，精神振奋，面孔绯红，“只要内伊元帅记住他担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五千个法国兵中只要有一个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的大炮打不响，另一支骑兵队就会突击打垮威灵顿的中心，那么法国就可以在欧洲再称霸一百五十年，德国也不会在这种真空状态中飞扬跋扈了。我们在一九一四年跟德国皇帝打仗，现在又跟阿道夫作战，都是因为内伊这个笨蛋在滑铁卢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的话。”

“因为缺少铁钉，结果国家灭亡了。”帕格说。

“一点儿不错！”

“滑铁卢之战，我知道的不多，不过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说法。我只记得布吕歇尔率领普鲁士士兵在日落时到来，扭转了局势。”

“如果内伊记得带上铁锤和铁钉，他们就什么也捞不着。日落时，威灵顿会彻底溃败。早在三天之前，拿破仑就已经打垮了布鲁克。他要再一次把布鲁克打垮，是毫不费力的事。”

汽车攀登到一座小山顶上。一片空旷的绿色牧场前面，蔚蓝的英吉利海峡横陈在阳光里，法国海岸线细如发丝，沿地平线延伸着。他们下了车，站在高高的野草和盛开在凉爽海风中的红罂粟花丛中，只有鸟鸣打破这令人难忘的静寂。过了一会儿，梯莱特说：“瞧啊，您现在看到希特勒的法国啦！”

他们轮流用梯莱特从车厢里取出来的望远镜仔细观看对面海岸。远远的对岸，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很小的房屋和船只。

“德国兵已经离得很近了，”梯莱特说，“简直近极了。”

“不久以前，德国人把所有中立国家的武官带到法国去观光了一趟，”帕格说，“一直把我们带到海岸上，那边也有罂粟花。我们看见你们陡峭的山峰和对准你们的马其诺防线上的大炮。现在，我看到那些大炮的另一头了。”

梯莱特说：“它们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打出几颗炮弹吓唬人，可是都落在田野里，谁也没有被吓倒。”

他们沿着海岸向西驶去，穿过一些用铁蒺藜重重围住的静寂的村落，家家户户的门窗都被钉死了。一座座小山和村镇附近，伪装的碉堡林立。帕格看见儿童游戏的旋转木马，着色的木马平台下面露出炮口。平坦的石滩上，钉着缠铁丝的铁棍。奇形怪状的铁管随着海涛起落，露出水面。

帕格说：“啊，你们并不是毫无戒备的。”

“是啊。阿道夫够得上礼貌，给了我们喘息时间，我们也充分利用了。那些伸出水面的铁管子正是古希腊的火攻之计，我们用汽油使海面起火，油炸那些没有溺死的德国佬。”

许多阻塞气球闯入视野，飘过座座小山头，向西飞去。“啊，我们总算到啦！”梯莱特在一株枝繁叶茂的古树下刹住车，“朴次茅斯有两家像样的饭馆，可是这座城市挨过炸，他们也许连杯盘都没有了，我在车厢里带着一些夹馅儿面包和咖啡。”

“好极了。”

帕格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使他麻木、沉重的两腿恢复知觉，然后坐到大树下梯莱特身旁。他们默默地共进午餐，看来梯莱特不大想说什么。帕格也不介意，其实他自己也多少有点儿喜欢这样。“瞧那边！”梯莱特手里拿着最后一块夹馅儿面包，打着手势说。城市蔚蓝色的高空出现了一朵橘黄色的花，一个阻塞气球着火了。“他们今天总算回去啦！还要咖啡吗？”

“不要了，谢谢。”

“这笨蛋又来炸可怜的朴次茅斯港干什么？他昨天到内地去了，那才是他该去的地方。”梯莱特敏捷地收拾好餐具，拿起望远镜。远方砰砰的高射炮火和嗡嗡的飞机声响彻天空。“咱们下去吧。我估计这是虚张声势，不像要大干一场。”

“不错。”

帕格正要上车，又停下来仔细看东方的天空。“瞧啊，将军！”

梯莱特斜睨天空，没有见到什么，又用望远镜看。他睁大了眼睛说：“是啊，看来是呢。”他把望远镜递给维克多·亨利。他们用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移动的灰点确实是往北飞行的机群，飞机排成整齐的V字队形飞过晴朗的蓝天。

“亨克尔式轰炸机，许多109式，有些110式，”帕格说，“有一百多架。”

“没有斯杜加吗？它们只是一些孵蛋的小鸟，我们的飞行员说追击它们简直没有什么趣味。”

“我没有看见有曲翼形的，不过它们飞得很远。”

“您愿意参加我们的观察队吗，亨利上校？”梯莱特对他说，语气比先前稍微亲切一点儿。

朴次茅斯上空更多的阻塞气球燃烧起来，在乌黑的浓烟中缓缓朝下翻滚。码头起火了，滚滚白烟拖着尾巴在蓝空中交叉缭绕。他们的车经过一架乌黑的飞机，机头朝下，在草地上燃烧，飞机的标志被熊熊烈火遮掩住了。他们到达朴次茅斯时，消防队员们正用水管喷水，很多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马路上。许多房屋倒塌了，正在燃烧，瓦砾堆封锁了许多街道，但这座城市一点儿不像鹿特丹，甚至也不像法国一些被炸毁的城镇。

“您想去视察视察被炸的情况吗？欢迎您去，可是景象很惨。我想，我们倒不如一直开到雷达站。德国佬今天可能去那里，您也许会觉得有意思。”

“好的。”

渡船上只有他们两人。破木船一口气摆渡到怀特岛，颠簸得他们头晕目眩。

“人们忘记这道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多么险恶了。”梯莱特抱着一根木柱说。他提高嗓门，声音盖过海风的呼啸和机器的轰鸣。“假如德国佬当真过海，他们会晕得不能打仗。这可是一个因素。”

一辆橄榄色军车在岸上等着他们。他们的车在富有田园风味的海岛上奔驰，经过一幢幢阒无一人的高楼大厦，周围野草丛生，杂花盛开。他们的汽车一直驶到聚在铁塔周围的许多小铁屋和小木屋那里，一路上竟没有看到其他车辆。这里几座铁塔倚天矗立，成为假日绿岛上难看的污点。

负责雷达站的空军上校是一个身材矮胖、面孔红通通的人。他请他们到他的小办公室喝茶，一面谈到朴次茅斯的这次空袭。他还得意扬扬地提到天亮时他从海里拖上来的一尾大鲈鱼。“呃，我们去看看情况怎样，好不好？我知道今天的空袭相当厉害。”

维克多·亨利在文特诺一间只有一盏红灯照明、烟雾腾腾、拥挤不堪的小屋里，第一次见到英国的雷达显示器，这使他惊奇不已。他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位面孔苍白、身材瘦小、身穿灰色花呢衣服的名叫肯特威尔博士的科学家谈话，一面跟他一起观察这些雷达显示器。单单这些强烈的绿点就够新奇的了。英国远远超过美国，据美国专家说，英国掌握的技术，美国要二十年以后才能掌握。

英国皇家空军测量船只的距离和方位的误差不超过一百码，而且能用肉眼从显示器上看到测量结果。他们也能同样测出单独来犯的飞机，数出一群飞机的数目，并测出其高度。比起去年他在“纽约”号上看到进行过试验并为海军大量定制的那些东西，这些器械实在是奇迹。帕格·亨利脑子里即刻闪过两个念头：美国海军务必要有这种装备；英国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远比世人知道的好得多。梯莱特少将戏剧性的沉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佩服不已。他的表演非常成功，但这全仗着他们拥有这种珍贵的雷达这个事实。在这座被阔佬弃置的作为运动场的小岛上，面对着转过来的马其诺防线上的炮口，英美两国在偶然访问的借口下，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在这间烟雾弥漫、散发着电器机械气味的黑暗的小屋里，进行了一刹那的较量。

“我们还没有这种东西呢。”他说。

“是吗？”肯特威尔博士说，点燃一根香烟，“是这样吗？据我们了解，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在这方面早已很有研究了。”

“我知道我们有些什么。”在红灯下，帕格看见梯莱特将军脸上流露出一种拿到一副好牌而暗自得意的神情，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两眼闪闪放光。“你们怎么能得到这样集中的波束？我让我们的年轻人想办法，他们回答说，关键在于尽量缩短波长。可是他们说，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行了，就无法把脉冲发射到需要的距离了。”

科学家点点头，两眼几乎紧闭着，脸上尽量不露任何表情。帕格想，他也是一个愉快的人。

“呃，那可是一个问题，是吧？”他嘟哝着，“不过，他们一定会找到答案的。这跟真空管设计、整机电路等都有关系。我们的腔体磁控管在这方面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对它相当满意。”

“腔体磁控管？”

“对啦，腔体磁控管。您知道，我们在真空管里不需要栅极。我们用外磁场来控制电流，这样就能使更大的脉冲波通过。这需要动点儿脑筋设计，你们那里的人在适当的阶段会解决得很好的。”

“当然。你们有腔体磁控管出售吗？”

梯莱特和肯特威尔博士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连显示器旁的士兵们也回过头来笑了。

面孔通红的空军上校注视着显示器，旁边有一个孩子气的话务员正冲着送话机说话。“喂，好像又有一队飞机朝我们这个方向飞过来啦，又在勒阿弗尔上空列队了。你是说有二十几架，司丹宾斯？”

“三十七架，先生。”

几台显示器传出来的报告使这间黑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一位戴着耳机的青年值日军官从一台显示器走到另一台显示器前，在一块剪报板上写下笔记，一面与话务员们交谈。在帕格·亨利看来，这里进行的是一种熟练在行的工作，就像在一次进攻中潜艇司令塔上所进行的紧张、忙乱的工作一样。

梯莱特将军说：“我想您一定认为我们的腔体磁控管很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将军。”

“嗯，是的。真怪，可不是吗？战争已经发展到使用一些只有少数穷学者才能造出来、才能懂得的复杂玩意儿来进行防御了。”

“这玩意儿大有用处，”帕格说，注视着那位值日军官记下雷达话务员报出的距离和方位，“不用暴露自己，就能获得敌人所在位置以及活动的准确情报。”

“当然啰，我们对我们的航空学家非常感激。当我们的政治家把空中均势和其他军事形势完全抛到一边不顾时，有几个英国人确实是头脑清醒的。好，您现在已经看过了，您要马上回伦敦吗？我原来以为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待上一两天才能看到战斗，可是德国佬倒是挺帮忙。我们可以在路上找一家好旅馆过夜，然后去伦敦，那里有几个人想跟您谈谈。”

唐宁街十号外面，只有一个戴头盔的警察在早晨的阳光下来回踱步，对面人行道上有几个游客朝他望着。回忆起希特勒的大理石总理府门前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情景，维克多·亨利对这个守卫英国首相府这一排古老房屋的手无寸铁的英国人笑了笑。梯莱特带他进去，把他介绍给一位穿着晨礼服的男秘书，就离去了。秘书引着他上了挂着肖像——帕格认出是迪斯累里(4)、格莱斯顿(5)和麦克唐纳(6)——的宽阔的楼梯，请他在一间陈设着讲究的古老家具和极好的油画的大房间里等着，自己便走开了。帕格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休息，等待秘书回来引见他。他等了很久，精神显得有点儿紧张。

在一间散发着旧书和雪茄烟头气味的零乱而闷热的小房间里，身躯肥胖的老首相靠窗站着，一只手放在臀部，俯视着摊在书桌上的相片。他的身材矮胖，背驼得厉害，手脚却很小。他中间粗，两头细，活像一只陀螺。他转身朝维克多·亨利走过来时，脚步迟缓而笨重。他和帕格握了握手，向帕格表示欢迎，并请他坐下。秘书走开了。丘吉尔坐在扶手椅子上，把一只手放在扶手上，身子向后靠着，用蒙眬的目光端详着这位美国海军上校。他那张红通通的大脸，由于上了年纪而长满了雀斑和黑点，看上去严肃而多疑。他吸着雪茄烟头，用低沉的声音慢吞吞地说：

“我们会胜利的，您知道。”

“我对这一点开始深信不疑了，首相先生。”维克多·亨利说着，竭力控制自己发紧的喉咙，好让说话的语调正常起来。

丘吉尔戴上半月形眼镜，拿起一张纸看了一眼，然后从眼镜边缘望着亨利。“您的职位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您的总统派您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的无线电测向器。您在这方面有专业知识，他对您是非常信任的。”

丘吉尔说话时稍稍带有讽刺的口吻，暗示他明白帕格是罗斯福派来的另一耳目，特地来观察英国如何对待德国空袭。同时，他表示对这种观察毫不介意。

“是啊，先生，我们管它叫雷达。”

“您觉得这东西怎么样，现在您已经看过了。”

“美国很可以利用它。”

丘吉尔高兴地说：“真的吗？尽管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美国人参观过我们的雷达站，这还是我头一次听美国人讲这样的话呢。”

“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可是我是知道的。”

“哦，那么我建议您向您的总统汇报说，我们这些简单的英国人，总算掌握了一些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了。”

“我已经这样做了。”

“好极了，请看看这些。”

首相从那一堆摊开的相片底下抽出一张图表，递给这个美国人看。他把烟头扔到一只装着沙的亮闪闪的铜罐里，又点起一支雪茄。这支雪茄在他唇间颤动着。

这张图表上用着色的曲线和纵线显示出驱逐舰和商船的损失数字、新造船只的增长率、欧洲纳粹占领的海岸线的加长，以及被击沉的潜艇的数字的上升。这是一张惊人的图表。丘吉尔一面喷着蓝灰色的烟一面说，他只向总统要求五十艘旧驱逐舰，英国新造的船要到明年三月才能使用，未来八个月的关键问题是保证运输线畅通，以便击退侵略。

他说，危险与日俱增，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罗斯福想以租借加勒比海英国岛屿上的海军基地作为供给这批驱逐舰的交换条件，但是用英国国土换取舰只，议会感到为难。再说，总统还要一份书面保证，一旦纳粹入侵并取得胜利，英国舰队不得向德寇投降或逃跑，而必须驶回美国港口。“这一点我根本不能考虑，更不用说写成公文了！”丘吉尔怒气冲冲地说，“德国军舰在逃跑和投降方面有很丰富的实际经验，我们却没有。”

丘吉尔狡猾地露齿一笑，使帕格感到有点儿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接着说，交战时给一方五十艘战舰，就是对另一方不太友好的表示。总统的几位顾问担心希特勒会向美国宣战，这是另一难处。

“这种危险倒不大。”维克多·亨利说。

“是啊，这种可能性不大，”丘吉尔说，“我也完全同意。”紧皱的双眉下他的那对眼睛像喜剧演员一样调皮。维克多·亨利感到很高兴，因为首相通过一个聪明的玩笑，把他的全盘作战计划透露出来了。

“这些都是那个坏蛋用来进犯的舰队。”丘吉尔接着说，一面找出一捆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是一些奇形怪状的船只，有的是从空中拍摄的舰群，有的是从近旁拍摄的。“登陆艇部门是他拼凑的一堆破铜烂铁，大部分是他们用在内陆河道的平底船。这种轻舟很容易让德国人淹死，我们正希望淹死大批德国人呢。我想请您转告您的总统，现在正是制造登陆艇的好时机。我们将来还要回到法国，会需要大批登陆艇。在一九一七年我那个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要制造出一些非常先进的船只。趁您在这里，您可以去看看。我们需要有亨利·福特的干劲。”

维克多·亨利禁不住惊讶地注视着这个精神萎靡、被腾腾烟雾包围着的老人，他正抚摸着穿着黑裤子的大肚皮上的沉甸甸的金链条。他只有三四个战斗师，敦刻尔克一役，又失掉几乎全部的大炮和坦克。面对着希特勒咄咄逼人的一百二十个师，他居然谈起进攻欧洲大陆来了！

丘吉尔翘起厚厚的下嘴唇，回瞪了他一眼。“嗯，我告诉您，我们是要这样干的。轰炸机司令部加强得很快，总有一天，我们会炸得他们鸡犬不宁，而一次进攻会置他于死地。但是，我们将需要登陆艇。”他停顿了一下，转过头来盯了亨利一眼。“事实上，如果他胆敢轰炸伦敦，我们准备立刻轰炸柏林。如果事情发生时您还在伦敦，如果您不认为这是一件蠢事的话，您可以一起去看看情况。”他脸上那种好战的神情消失了，镜片后面那对皱纹累累的眼睛愉快地闪动起来。他说话很慢，有点儿大舌头，很滑稽。“听我说，我可没有要您乘降落伞回到您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样当然节省时间，可是德国佬会认为很不雅观，他们最讲究形式。”

虽然帕格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但他还是立刻回答说：“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嗯，嗯，也许只是说说罢了。不过，那样走一趟也挺有意思，是不是？”丘吉尔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帕格也连忙站起来。“我想梯莱特将军对您照顾得还不错吧？不管好的坏的，您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他对我照顾得好极啦，先生。”

“梯莱特挺好。他对加利波利的观点可不怎么样，他把我说成一个西哈诺(7)、一个笨蛋一个懦夫啦。”他伸出他的手，“我想您一定见过几次希特勒吧，您认为他怎么样？”

“很不幸，他非常能干。”

“他坏透了。德国非常缺乏传统和权威，否则这个面色阴沉的市井小儿也不会崭露头角。如果我们在一九一九年恢复了霍亨索伦王朝，那么希特勒将仍然是一个贫贱的游民，只能在维也纳肮脏的下等客店里自言自语罢了。可是现在，要消灭他可不容易，我们必须消灭他。”丘吉尔在桌旁握了握帕格的手，“您过去在作战计划处待过，您也许会重新回到那里去。我建议您把我们所有最新登陆艇的资料都带去，向梯莱特要好了。”

“好的，先生。”

“我们将需要大批登陆艇，大批……”丘吉尔大张两臂，维克多·亨利仿佛看见成千上万艘登陆艇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缓缓朝海滩驶去。

“谢谢您，首相先生。”

梯莱特少将在他的汽车里等着。他们来到海军部的一间房间，墙壁上挂着大幅的舰队位置示意图。在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蓝色海面上，五颜六色的小图钉稀稀拉拉，英伦三岛周围却密密麻麻。图钉连成一条细线，标出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路线。梯莱特用烟斗指着这条细线说：“关键在这里，我们靠这条路活命，万一被德国人切断，我们就完了。我们很可以利用上次大战后你们剩下来闲置着的驱逐舰。”

“是啊，首相也这么说。不过，这里有一个政策问题，将军。如果希特勒威胁美国，那么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全部需要，而且还不够；如果他不对我们进行威胁，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你们拥有我们的部分舰队去打他们呢？我这是向您提出孤立主义的论点。”

“哦，不错。我们当然希望你们会考虑我们共同的传统和有关种种，考虑到让我们继续存在的好处，而且万一德日两国占领了欧亚两洲和几大洋，我们今后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不幸。现在，我还想让您看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造的登陆艇和斯坦莫尔的战斗机司令部。”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看看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

梯莱特朝他眨了眨眼。“第十一大队？好极了！需要安排一下，不过我想能安排上。”

(1)　挂钢缆及铁丝的气球，用以保护重要地区或设施，防止低空飞机的袭击。

(2)　山路转折处标志危险的记号。

(3)　见《圣经·旧约全书·箴言》第15章第23节。

(4)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于1868年、1874—1880年任首相。

(5)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间四度任首相。

(6)　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政治家，于1924—1935年间三度任首相。

(7)　十九世纪法国剧作家罗斯丹所著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主人公。

第三十二章

维克多·亨利坐在萨伏依的会客室里等候帕米拉和他那位战斗机驾驶员。过往的人们多半穿着军服，只有寥寥几个白发或秃顶的人穿着黑色常礼服。年轻妇女穿着色彩艳丽的、薄薄的夏季盛装，容光焕发，活像一群多情的安琪儿。面临希特勒强盗进犯的前夕，英国是他见到过的最轻松愉快的地方。

这里一点儿没有法国人五月里手持刀叉坐等灭亡的消沉的享乐主义。这个美国人已经紧张地参观了一星期，已经看过船坞、海军和空军基地、工厂、政府机关和陆军演习，不论到哪里，他都注意到英国人由于生产数字不断提高而具有一种坚强、振奋的情绪。英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坦克、飞机、大炮和船舰。他们现在宣称，他们制造飞机的速度要比德国击落飞机的速度快。问题将在于战斗机驾驶员。如果他们告诉他的数字确实的话，开始投入战斗的是一千名训练有素的驾驶员。战争的伤亡人员骤增，而向空中补充生手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能杀伤德国佬，德国佬反倒能杀伤他们。仅仅靠现有的战斗机驾驶员，英国在一九四〇年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可是，德国空军熟练驾驶员的伤亡速度如何呢？梯莱特说，关键在此，但愿戈林已倾其所有。果真如此，只要英国人坚持下去，德国的空中表演总有一天会停止的。梯莱特说，一旦他们开始对英国城市狂轰滥炸，那就是信号。

“我们来晚啦！”帕米拉身穿紫红色绸衣，像小鸟一般叽叽喳喳地喊着，轻飘飘地朝他走过来。和她一起来的飞行员身材矮小，面孔黝黑，鼻梁很宽，身体相当结实，他那一头带波浪的浓密的黑发实在应该理一理了。如果他不穿那身满是皱褶的蓝军服，这位伽拉德空军上尉看起来更像青年律师或商人，而不大像演员，尽管他那双由于疲劳而深陷的美丽的蓝眼睛闪闪放光，富于表情。

帕米拉耳朵上的钻石光艳夺目，她的头发临时随随便便一拢。帕格觉得她不像去过美容院，倒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但是，此时此地，她非常漂亮！他这样想，心中感到痛苦，恨不得自己年轻起来，好与别人竞争。他们在拥挤的烤肉间里坐下，要了饮料。

“橘子水。”空军上尉伽拉德说。

“两杯不带甜味的马提尼鸡尾酒，一杯橘子水。好极了，先生。”银白头发的侍者低声说着，深深鞠了一躬。

伽拉德朝维克多·亨利动人地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他这一笑，倒使他看来像一个演员了。他用左手手指在浆过的桌布上迅速地轻轻敲着。

“在萨伏依要这样的饮料很不像话，对不对？”

帕米拉对帕格说：“人家告诉我，他过去简直是一个酒鬼。可是，从我们宣战那天开始，他就只喝橘子水了。”

帕格说：“我儿子是海军飞行员，我希望他也喝橘子水。”

“这主意不坏。在上边，”伽拉德指了指天花板，“情况变化很快。你务必心灵眼快，要在别人看见你以前看见别人。一旦发现，反应必须迅速，必须接二连三地迅速做出决定。情况每秒钟都在变，你得为自己宝贵的生命驾驶这架飞机。现在有些青年嗜酒如命，他们说喝酒能消耗精力，我的工作可需要我全部的精力。”

“我有很多事想问你，”维克多·亨利说，“可是今天晚上也许你不愿提起空战吧。”

“是吗？”伽拉德好奇地注视了帕格好一会儿，然后朝帕米拉看了一眼，说，“一点儿也不，说吧。”

“德国佬到底怎样？”

“德国佬都是很好的驾驶员、优秀的射击手。我们的报纸使我们很恼火，他们总说德国佬不堪一击。”

“他们的飞机怎么样？”

“109是好飞机，喷火式战斗机与它不相上下。旋风式略微慢一些，好在它更容易操纵。他们那种双引擎110比较次，看起来不便于掌握。当然，他们的轰炸机都像孵蛋的鸟，很容易击中。”

“英国皇家空军的士气怎么样？”

伽拉德往嘴里送了一支烟，用一只手迅速地把它点燃。“我可以说，士气很高，但也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不是所说的那种英勇的爱国主义。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英国上空作战，空中战斗机控制中心所说的那个地方果然出现了小黑点。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心里想：‘这些瞎了眼的德国佬，你们真的来了，凭什么进犯我们的领空？狗杂种，看我不把你们揍下来！’没想到这之后，我为了让自己不被打下来，忙得不亦乐乎。以后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他默默地抽着烟，眼睛睁得很大，凝望着远方，手指不断地弹动。他在椅子上换了一下姿势，好像嫌椅子太硬。“这是任务，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我们在这里打的仗比在法国时更多了。上校，您可以告诉您儿子：恐惧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战争一直持续的话，要学会怀着恐惧生活下去。有的人简直不行，我们称这种人是士气不振。残酷的事实是：射程越短，准确度越大。可是，这个射程要靠你去缩短。古代的兵法在这里可用不上。您知道，打仗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老远就开火，一用完弹药就掉头往回跑。有些人把敌机追到云层里就找不到了，也有人从来找不到敌机，白白起飞一趟。大家很快就会知道谁干了这种事，也没有人责备他们。过一段时期，他们就调离了。”他又沉默了，眼睛朝下注视着紧紧捏在双手里的冒着烟的香烟，显然在想一些往事。他在椅子上又挪动一下身子，抬头看看维克多·亨利，又把视线转向帕米拉，帕米拉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他的脸。“嘿，不管好歹，我们总是在抵抗德国佬，亨利上校，这总是振奋人心的。我们现在驾驶的飞机能在半小时内飞越整个英伦三岛。最优秀的炮台，举世无双。我们现在干的事可说是很少有人干得了或者干过的，也可能将来永远不会再有人去干了。”他环视这间雅致的小餐厅，这里坐满了盛装的妇女和穿军装的男子。他露出粗野的笑容，翻了翻白眼，说：“如果您对绝技感兴趣，那么——就在上边找。”他把拇指往上一翘。

“您的橘子水，先生。”侍者说着，鞠了一躬。

“来得正是时候，”伽拉德说，“我话说得太多啦。”

帕格举杯对伽拉德说：“谢谢你。祝你幸福，愿你狠狠打击敌人。”

伽拉德张嘴笑了笑，呷了一口橘子水，在椅子上不停地挪动身子。“您知道，我可以说是一个演员，给我一点儿提示，我就能夸夸其谈。您儿子驾驶什么飞机？”

“SBD，道格拉斯无畏式。”帕格说，“他是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

伽拉德慢腾腾地点点头，指头弹动得越来越快了。“俯冲轰炸机吗？”

“是的。”

“关于这种飞机，我们还有争论。德国佬从你们海军那里仿造了这种飞机，我们司令部对此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驾驶员在可以预测的垂直航线中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小伙子打下不少斯杜加式俯冲机。而且，还得俯冲顺利，投弹命中目标。不过，我得向那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致敬，他们能在海上一小块摇摇晃晃的地方着陆。我要回到我那广阔无垠、稳如泰山的大地母亲的怀抱，我对它越来越热爱了。”

“啊，我有一个情敌啦！”帕米拉说，“我很高兴她是那样古老，又那样平坦。”

伽拉德扬起眉毛，向她微笑：“不过你还是愿意她爱上我，是不是，帕姆？”

吃饭的时候，他对维克多·亨利详细讲述了双方战斗机采用的战术。伽拉德兴致勃勃，把两只手突然放下来表示操纵的情况，滔滔不绝地用了一大堆术语。现在他才显得轻松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异常兴奋地微微笑着。他所谈的都是重要情报，帕格想尽可能记在脑子里。他要了烤牛肉，还有法国红葡萄酒，但是酒他喝得很少。帕米拉终于抱怨说这瓶酒全是她一个人喝光了。

“我需要充沛的精力，”帕格说，“比台德更需要。”

“那类节制饮食的英雄好汉已经叫我腻味了，我自己宁可做一个胆小的醉鬼。”

伽拉德在吃第二份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他吃得很多，说过去三个星期，他几乎掉了八磅肉，要在三天之内补回来。这时，侍者头儿给他送来一张字条。伽拉德把字条揉作一团，用餐巾擦了擦嘴，走出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座位上，朝他们笑笑，继续吃起来。

“帕姆，情况有变化，”他把菜吃完，突然说，“我们营轮休取消了，等天凉些才有假。”他朝维克多·亨利笑了笑，用十根手指轻轻敲击桌子。“我倒不在乎，如果周围热火朝天，而自己却站在一边，反倒叫我心里不安。”

在这张小餐桌旁的沉寂空气中，维克多·亨利感到这一命令远远不止预兆着重新征召一个疲惫而焦躁的飞行员，并再度把他送上天空所产生的危险。这标志着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穷于应付了。

帕米拉问：“你什么时候必须回营，明天吗？”

“照说我现在就该回去了，可是跟你们在一起，我太高兴了，太喜欢吃我那牛排啦！”

“我可以用车送你到比根希尔。”

“帕姆，真的，他们会从各种低级旅馆、公共场所把人找回来。他们把找到的人集合起来，让这些人一起走。”他看看表，“我要走了，不过晚上时间还早，你应该去看看诺埃尔·科沃德的戏，听说很滑稽。”

帕格连忙说：“我想我该让你们俩谈谈心啦。”

这位皇家空军飞行员盯着他的眼睛说：“怎么，您再多听一会儿帕米拉酒后的胡言乱语就受不了啦？别走，好几个星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这么有精神呢。”

“好吧，我想我是受得了的。”帕格说。

飞行员和帕米拉站起身来。帕米拉说：“就要走吗？好吧，我们可以慢慢穿过这条长廊。”

帕格站起来，伸出手。台德·伽拉德说：“祝您运气好，亨利上校，祝您那个在无畏式俯冲机上的儿子运气好，告诉他我推荐橘子水。到比根希尔飞机场来看我们吧。”

剩帕格一个人在桌旁。他坐下，用餐巾擦擦右手，伽拉德的手非常湿。

几天以后的某个下午，他当真参观了台德·伽拉德的中队。比根希尔位于伦敦东南，如果德国轰炸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犯他们最近的机场，这里正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德国空军决定炸平比根希尔，因此机场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飞机残骸、被焚毁的没有屋顶的飞机库、炸坏的跑道，还有烧焦的木头、炸毁的排水沟、炸塌的泥土和炸碎的水泥，到处散发出冲天的臭气。帕格到来的时候，压路机正四处吼叫着修补跑道，两架飞机刚刚着陆。机场上到处停放着短粗的战斗机，穿罩衣的机工们爬上爬下，忙着修理，嘴里愉快地大声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机场显得十分繁忙。

伽拉德脸色很憔悴，但比在萨伏依小餐厅时高兴多了。在一座疏散了的兵营里，他把帕格·亨利介绍给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眼窝深陷、头发蓬乱，穿着满是皱褶的军服、露羊毛边的皮靴和黄色救生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或铁吊床上，有的光着头，有的把窄小的蓝帽子歪戴在一只眼睛上。这位身穿军便服的美国海军上校的到来使他们的谈话声突然停止了，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只听得收音机里播送的爵士乐。随后，一个看起来像从来没有刮过脸的、面孔红红的飞行员递给帕格一杯浓茶，并且用友好口吻攻击海军的无用。他说，他飞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曾经被一艘英国驱逐舰击落，因此他可能有点儿成见。帕格说，为了海军的荣誉，他对这件蠢事表示遗憾，但作为英国的朋友，他对这样的射击术表示钦佩。他这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们又谈起飞行，起先还有些拘束，后来就把客人抛到脑后了。有些行话他听不懂，但眼前的情景一目了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几乎昼夜不眠。在意外事故和战斗中损失飞机太多，而德国的战斗机又比他们的多得多，但是，在这个人数锐减的中队里，有一种决一死战的、豪迈而奋激的高昂士气。帕格了解到，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几乎半数以上的飞行员牺牲了。

六点的新闻开始以后，他们停止谈话，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这一天只有一场小战斗，双方击落飞机的比例是三比二，德国空军居下风。飞行员们互相跷起大拇指，一脸稚气地笑起来。

“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伽拉德送维克多·亨利上车时，在路上说。“当然，您一进来，把他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打断了。我是中队里的中年人啦，他们也不大跟我谈这些。这些年轻人不飞行的时候，动人的经历可多哩！”他对帕格会心地笑了笑，“有人心里纳闷，他们怎么还有精力爬上他们的飞机呢？可是，他们照样爬上去，一点儿也不错。”

“活着而且年轻，真是黄金时代啊！”帕格说。

“是啊。您问过我士气怎么样，现在您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汽车旁握手的时候，伽拉德腼腆地说，“我应该感谢您。”

“谢我干什么？”

“帕米拉回到了英国。她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无意中遇到您的时候，她正拿不定主意呢。她决定跟您商量，您的话对她有很大影响。”

“嗯，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相信她父亲离开了她，照样会生活得很好。”

“韬基吗？他会比我们都生活得好。”

“不太顺利。”梯莱特少将说。他开着汽车，从大理石拱门前许多甲虫似的、湿漉漉的黑色出租汽车中间穿过去。天气变得多雨多雾了，珠灰色的灰暗笼罩着闷热而潮湿的、毫无战争气氛的伦敦。人行道上，人们撑着伞熙来攘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警察的胶皮雨衣都在雨中闪闪发光。神秘的伦敦披着单调的、和平时期的晨衣。

“比根希尔的士气真不坏呀。”帕格说。

“是吗，您去过了？士气是毫无问题的，数字却很糟糕。也许小胖子戈林也缺少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很缺少，这是肯定的，缺少得厉害。我们不知道山那边的情况，我们只是坚持着，寄希望于未来。”

他们开车前行，雨渐渐住了。不多时，柔弱的阳光照到一排排望不到头的、清一色的潮湿而肮脏的红房子上，也射进车里。梯莱特说：“我们气象学家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说雨下不久，德国佬今天可能会来。说来奇怪，英国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好夏天，偏偏又赶上德国佬来空袭。”

“天晴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德国佬选中目标、投掷炸弹是有利的，可我们的截击机也更容易发现敌人，把敌人击落。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大晴天。”

他谈到拿破仑在天气上总是走运，他又引证查理十二世和华伦斯泰的几次战役因为意外的暴风雨而转败为胜。帕格很欣赏梯莱特的博学多识。在这方面，他是毫无招架之功的，也想不出有谁能胜过他。看来梯莱特对历史上的每次战役都很有研究。泽尔士一世或恺撒大帝在战略上的失策惹他生气，就像赫尔曼·戈林惹他生气一样。一小时后，他们的车驶到一座小城镇。汽车沿着一条污水运河驶去，然后驶近一片满是油烟的楼房，周围围着高高的铁丝网。门口一个士兵向他们敬了个礼，放他们进去了。帕格问：“这是什么地方？”

“阿克斯布里奇。您不是想看看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吗？”梯莱特说。

“啊，不错。”三个星期以来，梯莱特从来没有提到他提出的那个要求，维克多·亨利也没有再提起过。

一位面带笑容的圆脸空军上尉出来接待他们。他是一个贵族，他的姓名很长，梯莱特说得很快，帕格没有听清。这位贵族先生带着他们在耀眼的阳光下顺着很长的螺旋形楼梯一直下到地下室。“有人也许盼望在这种地方碰上白兔，是不是，上校？”他操着牛津口音说，“可这里是看着表办事，我担心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他们走到一座奇怪的小剧院的狭窄的二楼楼座区。舞台和挂幕的地方是一堵黑墙，墙上满是一行行电灯泡，除了最上边一排红灯，其余全是白灯。墙边有一行标记，标明皇家空军的各个准备阶段。下面地板上有二十来个穿军服的姑娘，有的戴着拖了长线的耳机，围住桌上一张英国南部大地图在工作。墙的两侧，在类似无线电控制室的玻璃小屋里，有些男人戴着耳机伏在桌上写东西。这个地方散发出一股地底下泥土和水泥的气味，很安静，很凉爽。

“勃纳-沃克，你的美国客人来啦。”梯莱特说。

坐在楼座中间的金发军官转过身来，露出微笑。“啊，来啦！听说您要来，我们高兴极了。来，坐在我旁边，好吗？”他和他们握握手。“现在没有什么事干，可是很快就要有事干了。英吉利海峡的天气一旦从坏变好，德国佬就要从天而降了。”勃纳-沃克用一只手擦了擦他那瘦削的粉红色的下巴，调皮地朝帕格瞟了一眼，“我说，您搜罗来的那些飞机，可派了大用场啦！”

“它们在空战中派不了什么用场。”帕格说。

“这些飞机用于巡逻特别好，对来犯的舰队予以迎头痛击，飞行员很喜欢它们。”勃纳-沃克注视着他的眼睛，“瞧这儿，您能在两天之内生产这批飞机吗？”

帕格只是咧嘴一笑。

勃纳-沃克摇摇头，摸了摸他的鬈发。“我当时真想主动向您提供帮助，可是您给我的印象好像您一个人完全对付得了，那样我们反倒成了大傻瓜啦。啊，有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来啦！大热天在华盛顿的招待会上头一次见到您时，您不是跟塔茨伯利父女在一起吗？”

帕米拉走进来换另一个姑娘的班。她抬头望望，向维克多微微一笑，就开始工作，再也不朝他看了。

“看起来一目了然，是吧？”勃纳-沃克指着那张地图和那堵墙说，“斯坦莫尔的战斗机司令部负责防空，他们让每支大队独当一面，我们的地区是英国东南部。这是一个热闹地区，离德国最近，伦敦也在这里。”他用他那枯瘦的手指着那堵墙，上下挥动手臂。“那六行灯泡表示我们大队的六个战斗机控制站，垂直的一排灯泡表示战斗中队，总共二十二支中队。理论上，我们指挥五百名以上的战斗机驾驶员。”勃纳-沃克抿了抿嘴唇，“那是在理论上，目前我们正从其他大队借用飞行员。就是这样，我们还缺很多。不过——”他朝那堵黑墙的墙脚指了指，墙脚的白灯泡亮了，形成锯齿形。“墙上的灯从下往上亮，就表示进入战斗准备，跟着就是起飞、发现敌人，最后当然是双方交火。那是一排红灯泡。我们的六个分站跟我们和飞行员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把全部情况汇集在一起。空战激烈时，空军少将会来亲自指挥。啊，对了，关在左边玻璃室里的那些可怜的人是收集从地面观察站发来的情报的，右边的人收集来自防空站的情报。因此，有关德机在我们领空的消息，很快就从这里反映出来。”

在这里，帕格并不像在文特诺时那样吃惊了。他已经知道有这种系统存在，可是现在仔细一观察，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先生，照您说来，不是要有几十万英里长的电缆吗？成千上万条线路、林立的设备，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装备好的？”

“啊，两年前我们就订出计划了，那班政客认为这笔经费太大，不同意。慕尼黑会议之后，我们才拿到经费。这是一股逆风，不是吗？嘿，开始啦！我相信德国佬已经来啦！”

那堵黑墙上的白灯泡开始往上亮。坐在勃纳-沃克旁边的青年贵族把话机递给他，勃纳-沃克即刻用皇家空军的暗语讲话，他的目光从墙上移到放地图的桌上。然后，他把话机送回原处。“不错，文特诺雷达站现在报告说敌人开始进攻，有的正准备进攻。其中两起是四十架以上，一起是六十架以上。”

梯莱特说：“戈林真是一头蠢驴，他怎么不捣毁我们的雷达站？这肯定是他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啊，他尝试过，”勃纳-沃克说，“可是要做到并不那么容易。除非他们击中铁塔，把它炸得粉碎，不然的话，它会像一株棕榈树，暴风雨过后，依旧挺立起来。”

“那么，他应该不断地炸。”

白灯泡不断往上亮，作战指挥所即刻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但是，没有人露出惊慌的神色，说话的声音也很低。空军少将来了，他很瘦，显得很严肃，留着稀疏的小胡子，跟梯莱特将军很像两兄弟。他走进来以后，起初没有注意到客人，后来跟梯莱特打招呼。他脸上带着十分热情的笑容，这使他看起来和蔼可亲。

比根希尔控制站的红灯首先亮了。维克多·亨利看见帕米拉抬头朝这些灯光看了一眼，她和别的姑娘忙于摆弄箭头和号码盘，桌面上立刻清晰地显示出四队飞机正沿着不同路线向英国南部进袭。地上接电话的人们很低的、嘁嘁喳喳的报告声混成一片。楼座上没有人聊天了。亨利坐在那里，眼看红灯一个个亮起来，他像看球赛似的被吸引住了。大约二十分钟内，木板上半数中队的红灯都亮了。

“差不多啦，”勃纳-沃克不再发紧急命令，信口说，“我们几乎出动了二百架飞机。这批飞机下来加油、补充弹药的时候，另有一批在旁做掩护。”

“你们木板上的红灯有全亮的时候吗？”

勃纳-沃克抿了抿嘴唇。“有，那是由不得你选择的。目前，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

帕格竭力想象，在那遥远的、蔚蓝色的天空，现在正有多少飞机在云层里蹿来蹿去，这场飞机的搏斗将造成多少像年轻的华伦和拜伦那样的德国和英国青年的死亡。帕米拉那位冷静的橘子水爱好者，矮矮胖胖的演员，这时也穿着黄色救生衣，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在空中飞翔，同时要注意飞机的反射镜里有没有白色的方机头出现，或者向冲过来的漆有黑十字的敌机射击。

比根希尔的两只灯泡朝上亮，变成白色：返回基地。

“从德国飞机起飞开始算起，战斗很少有超过一小时的，”勃纳-沃克说，“他们很快就没油了，非回去不可。他们像精疲力竭的蝙蝠，时常掉下海去。俘虏们说，德国空军给英吉利海峡取了一个不雅的名称，相当于你们美国人说的‘粪沟’。”

几分钟以后，红灯一个个熄灭了。空军少将离去了，下边的姑娘们把桌上的标志全都拿掉了。勃纳-沃克勋爵接电话，听取汇报。他用两只瘦骨嶙峋的、毛茸茸的手拼命擦了擦自己的脸，转向帕格，他两眼布满了红丝。“您愿意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谈吗？”

“当然啦。情况怎么样？”

勃纳-沃克精疲力竭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不能把每架轰炸机都挡回去，我怕有不少飞机已经穿过防线，干尽了坏事。但有时候打完仗，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损失了不少飞机，他们也一样，要等一两天，才能有准确数字。我想我们打得不坏。”

当帕格跟那位青年贵族走出去，留下梯莱特跟那位精神萎靡的高级军官交谈时，帕格回头朝那座剧院望了一眼。那堵墙上又只剩墙脚或靠近墙脚的灯泡亮着，屋里静悄悄的，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泥土气息，通往地面的楼梯显得更长更陡了。帕格感到很累，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坐在那里观看。他气喘、心跳，见到阳光，他感到很高兴。帕米拉穿着一身蓝军服站在外边的阳光下。“啊，您参观过啦，可是今天不是最好的一天，台德掉下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镇定，带着闲谈的口吻，但她用冰凉的双手不安地握了握他的手。

“你能肯定吗？”

“是的，他可能跳伞了。但是，他的飞机掉到海里去了。跟他同一支中队的两个同伴报告说，他掉下去了。”她紧握他的手，用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他的脸。

“帕姆，你说过，他们常常会爬出海面，很快回到工作岗位。”

“啊，当然，那要靠台德自己了。我要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今天晚上，我要到伦敦去。您能请我吃顿饭吗？”

一星期过去了，又是一星期，伽拉德始终没有回来。帕米拉到伦敦来了好几次。有一次，维克多·亨利对她说，她好像只是在她高兴时才参加战斗。她回答说：“我表现得糟糕透了，我想尽了办法，利用别人的同情和好脾气，让别人过分迁就我。我很快就要被关进营房里听候处分了，不过那时候您已经走啦。现在呢，您还在这里。”

这里的美国人都认为帕格·亨利找上了一个年轻的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为了安慰帕米拉，他常常带她去弗莱德·费林的公寓，公寓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聚会的中心贝尔格拉夫广场。费林跟罗达在圣诞夜争吵以后不久，德国人因为费林透露了汉堡被炸的一些实际情况，把他驱逐出境。费林又和伦敦的姑娘们打得火热，据他自己说，他常是精疲力竭地到广播室去。他那些关于战时英国的激励人心的动人描写引起美国人士的深切同情，孤立派认为他显然拿了英国人的钱。

维克多·亨利第二次把帕米拉带到这所公寓时，费林在过道里单独碰见帕格，对他说：“尊敬的亨利先生，您是在偷着干吧？她个子很小，可是很老练。”

“她是我朋友的女儿。”

“不错，韬基·塔茨伯利也是我的老朋友。”

“对啦，就是她。她的未婚夫是一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失踪了。”

费林的大圆脸上浮出会心的微笑：“原来如此，她应该找一点儿安慰啊！”

帕格抬头望望他，这位记者身高六英尺多，体格壮实。“你是想好好挨一顿吗？”

费林的笑容消失了：“帕格，你这样认真吗？”

“我很认真。”

“我不过问问罢了。罗达有信吗？”

“她非常想念我，纽约乌烟瘴气，她很厌烦，天气热得受不了。”

“情况正常，我的老朋友罗达。”

进出这所公寓的男人，经常有妇女做伴，经常带着几分醉意。这些人中，有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团的观察员、报社记者、电影演员、商人。他们跟帕米拉跳舞、开玩笑，但都把她当作维克多·亨利的情妇，不打扰她。

九月初，有一次，他和帕米拉在她的公寓里喝酒，谈到这些事。帕格说：“淫乱，淫乱——仍然是战争和淫乱——除此都不时髦。”

她睁大眼睛望着他：“哎呀，想不到你还是莎士比亚专家哩！”

“帕米拉，除开西部小说，《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作为消遣的仅有读物，”帕格相当严肃地说，“读这些书很有益。干海军这一行，可以有机会读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

“嗯，我们这里可谈不上淫乱，”帕米拉说，“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

“你是在抱怨吗，姑娘？”

“当然不是，你这个笨老头子，我不敢想象你妻子怎么受得了你。”

“呃，我可是一个好脾气、有耐心、从不埋怨别人的好伴侣。”

“上帝保佑你，你说的不错。”

这时，空袭警报忽然鬼哭狼嚎地尖叫起来。帕格尽管听过多次，仍然感到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天哪，”帕米拉说，“他们来了！那不是！倒霉的战斗机司令部干什么去了？”她和维克多·亨利并肩站在她那间起居室外的小凉台上，手里拿着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注视着一排排组成不整齐的大V字形的轰炸机。飞机飞过蔚蓝色的、晴朗的天空，在暗淡的斜晖中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高射炮炮弹到处发射，但它们只是在轰炸机群附近冒出白色和黑色的烟团，不起别的作用。

“恐怕是在最南边和战斗机护航队干上了。”维克多·亨利的声音有些发颤，轰炸机的数目之多使他大为吃惊。大批飞机如同未来派电影里的侵略者一样袭来，空中充满了亿万蜜蜂鸣叫般的有规律的、愤怒的嗡鸣声，此起彼落的砰砰的高射炮声竞相形见绌。一队V字形飞机飞过去了，但是蓝色的远方，又出现了几队。它们飞到城市上空时，面积之大，数目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轰炸机飞得不高，高射炮似乎就在V字队形里爆炸开来，但是，飞机继续往前直冲。低沉的炸弹爆炸声响彻整个城市，灰白色的火焰夹着硝烟，在阳光下飞腾而起。

帕格说：“他们像是选中船坞了。”

“我给你再拿一杯来，好吗？我可是一定、一定要喝一杯。”她拿走他的杯子，急忙回屋去。

轰炸机不断从东南方向出现。帕格觉得梯莱特少将的话可能不错，这或许是德国人软弱的表现，是戈林的最后摊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是，为了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沉着的大规模轰炸，德国的战斗机护航队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啊！英国的战斗机可以像击落锡铸的鸭子一样，击落这些又大又慢的飞机。他们早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是现在，轰炸机继续飞来，肆无忌惮地在伦敦上空示威，像是一场陈列恐怖飞行机器的展览。

她端出饮料，朝空中瞥了一眼。“哎呀，上帝保佑，又来了不少啦！”

她倚着栏杆，靠着他的肩。他用胳膊搂住她，她偎在他身边。他们俩就这样站在一起，注视着德国空军为了迫使英国投降而开始的轰炸。这是九月七日。

沿河，硝烟弥漫，射向天空的炮火更多、更猛烈了。城里的一些地方，没有击中目标的炸弹燃起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焰。在头一阵惊恐过去之后，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了。声音离得很远，一堆堆的火焰散布在一大片红色和灰色的完好的建筑物之间，显得疏疏落落。伦敦真是一座非常、非常广阔的城市，小胖子戈林的这次大举进袭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大损失，只有熊熊燃烧的泰晤士河岸仿佛受了一些创伤。这就是从帕米拉公寓的凉台上看到的首次全面空袭的景象。

他们在警报解除后步行到索霍区去吃饭，那边也是这番景象。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伦敦人精神振奋、毫不气馁，甚至显得趾高气扬。不相识的人互相交谈，有说有笑，还跷起大拇指。交通与往常一样拥挤，马路上看不到被破坏的痕迹，远处救火车的叮当声和天空弥漫的硝烟是戈林大举进袭在这个区留下的唯一痕迹。电影院外面甚至跟平时一样排着长队，戏院售票处也在很快地出售戏票。

当他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意大利晚餐，踏着夕阳朝泰晤士河走去时，景象才开始变样儿。硝烟的气味变得更浓烈；浓烟滚滚，衬着低空的云块，在摇曳的红色和黄色火光下，给人一种置身地狱的感觉。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这里的人们显得更沉默寡言。亨利和帕米拉走到用绳子拦起的街道上，这里人声嘈杂，到处喷着水，消防队员们喊叫着，用水管对准烧黑了的房屋，朝舔出窗外的火舌喷水。帕米拉绕过几条小巷和小街道，来到河边，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令人窒息的火烧的恶臭污染了大气，在这闷热的夏夜，河上又吹来阵阵酷热的风。月亮在低空透过滚滚浓烟，射出布满尘土的红光。对岸的熊熊火光映在黑油油的水面上。大桥慢腾腾地吐出逃难的人群，有的赶着大车，有的推着儿童车，有的坐着轮椅。他们大多衣衫褴褛，也有戴着帽子的工人，还有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只有这些孩子走过来时，还高高兴兴，到处乱跑。

维克多·亨利抬头望着天空，繁星透过烟雾的隙缝在闪烁。

“你知道，今天夜里天气非常好，”他说，“这些火光就是信号，百英里以外都能看到，他们还会飞回来的。”

帕米拉突然冷静地说：“我得回阿克斯布里奇去了，我觉得不大舒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灰色薄绸衣裙，说：“我觉得好像不该不穿军服。”

帕格和帕米拉在离河边好几条街的地方刚刚找到一辆出租汽车，警报器就又惨叫起来。身材瘦小的司机用手碰碰自己的帽子向他们行礼，说：“来吧，照常营业。打倒希特勒！”

帕米拉进屋换衣服，维克多·亨利在凉台上看着夜袭开始。破坏、骚动、壮丽的火烧场面、摇曳不定的蓝白色探照灯光、轰炸机马达密集的轰鸣、刚刚开始的砰砰的高射炮声——这一切都使他的感官敏锐起来。帕米拉·塔茨伯利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制服，走到月光朦胧的凉台上，在帕格眼里，她简直成了绝代美人。她穿着平底鞋，显得更矮小一些，但这身朴素的服装使她苗条的身材变得更加娇媚可爱了。他这么认为。

“他们来了吗？”她问。

“就要到了。”

她又偎依着他，他又用一只手臂搂着她。“该死，这些狗杂种不会错过目标的，”他说，“有这些火光引导他们。”

“柏林也会起火的。”帕米拉突然变得凶狠难看，涂了口红的脸上带着冷酷、愤怒、仇恨的表情。

河岸上蹿起新的火苗，四下蔓延，越烧越旺。远处，一片漆黑的泰晤士河上吐出更多的火舌。然而，这座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片黑沉沉的寂静。一架小轰炸机从浓烟弥漫的空中坠落，像一支蜡烛似的燃烧着，两道交叉的探照灯光把它紧紧锁住。

“天哪，打中了一架，他们打中了一架！再多打几架下来吧！”

即刻又有两架轰炸机坠落下来。一架带着一团烈火，像一颗陨星似的笔直落下来；另一架兜了几个圈子，冒着黑烟盘旋起来，终于在半空中像远处的一串爆竹似的爆炸开来。他们立刻听见尖锐的炸裂声。

“啊！好极啦，好极啦！”

电话铃响了。

“哎呀，”她尖声大笑起来，“一定是阿克斯布里奇来的，召回开小差的人，说不定要请我上军事法庭哩！”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带着困惑的表情说：“好像是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

“他不肯说，好像很重要，他很不耐烦。”

是梯莱特将军的声音。“是亨利吗？好极啦！您的朋友费林建议我往这里给您打电话试试。喂，您该记得吧，两个星期以前，有一天早晨，您去拜访一个胖老头儿，他说您为了工作想参加一次小小的远征，去看看熟悉的异国风光，记得吗？”

维克多·亨利感到脊背一凉。“我记得。”

“那么，这次旅行就要开始了。要是您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等这次倒霉的空袭结束以后，我来看您，再详细告诉您吧。喂，亨利，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少将。您参加这次旅行吗？”

“我嘛，天晓得，亲爱的，当然不啰！我是一个胆小的老头子，旅途奔波对我来说已经不适合了。再说，也没有请我去啊！”

“什么时候出发？”

“我猜想他们大概明天动身。”

“我能给您回电话吗？”

“我要在一小时内把您的回答转告给他。”

“我很快就给您回电话。”

“那好。”

“告诉我，您认为我应该去吗？”

“呃，既然您问，我想您准是疯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热得要命，是一年里最坏的季节。除非您特别喜欢那种风景，我可是不喜欢。”

“您的电话号码没有变吧？”

“已经改了。”梯莱特告诉他另一个号码。“我坐在这里等着。”

当他走到凉台上时，她转向他，脸色开朗起来。“他们又打下两架，我们的夜班战斗机驾驶员一定没有睡觉。至少，我们捞回了几架。”

帕格凝望着外面奇妙的景象：熊熊烈火、探照灯光、熄了灯的城市上空冲天的红色和黄色烟柱。“在华盛顿，我给你出过好主意，也许你认为那是一个好主意吧。”

“是啊，真是这样。”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谁给你来的电话？”

“到屋里去，我现在要喝点儿酒。”

他们坐在通向凉台的敞开的落地窗旁的两张扶手椅上。他朝前俯着身子，用臂肘撑着膝盖，双手捧着酒杯。“帕米拉，英国皇家空军明晚要轰炸柏林，看来已经请我去当观察员了。”

帕米拉的脸在暗淡的灯光下绷紧了。她咬着下唇，凝望着他，这种表情并不讨人欢喜。她的眼睛像猫头鹰一样瞪得滚圆。“我知道了，你去不去？”

“我正在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个混账的馊主意，梯莱特少将也认为这样。可是，他同时又转达了这次邀请，我不得不接受，否则我只有溜走。”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请你？你又不是空军。”

“你们的首相先生见到我的时候随便提了一句，显然他记忆力很好。”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我正要问你。”

“拒绝他，迅速、坚决、彻底地拒绝！”

“好。为什么呢？”

“这不是你分内的事，特别不是一个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分内的事。”

“真是这样。”

“你活着回来的概率是百分之六十，这样太对不住你妻子了。”

“我起初也这么想。”帕格说着，停顿了一下，从凉台门口朝外望了望。夜晚，高射炮砰砰作响，探照灯的蓝色光束划过夜空。“不过，你们的首相认为我走一趟说不定还有点儿用处。”

帕米拉·塔茨伯利生气地把手一挥：“简直胡闹，温尼(1)在作战这方面永远毕不了业！大概他自己想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很久以前，他在南非毫无必要地被俘了。在五月和六月，他一次又一次地飞到法国，得罪了将军们。他上前线露了露面，给自己找来不少麻烦。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这是他的许多缺点之一。”

维克多·亨利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用手指不断翻转火柴盒。“我要很快给梯莱特将军回电话，我还是打电话吧。”他走到电话机旁。

她连忙说：“等一等，你怎么说呢？”

“我准备接受。”

帕米拉大声吸了一口气，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征求我的意见呢？”

“我想，你也许会提出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很好的反对理由。”

“你自己提出了最好的反对理由，这是一件蠢事嘛！”

“我并不坚持。我的工作是搜集情报，这可是绝好的机会。这里还有点儿讽刺的意味，帕米拉。美国海军没有参战，我到这里来看看你们打得怎么样。问题在于，我怎么插手呢？这个问题我是逃避不了的。”

“你考虑得太多了。你的总统对此会有什么意见呢？他叫你到这里来送死吗？”

“事后他会祝贺我的。”

“除非你真能回来接受祝贺。”

当他重新去拿话筒的时候，帕米拉·塔茨伯利说：“我要去找弗莱德·费林做伴，或者找跟他一样的人。”这句话使帕格的手停住不动了。她说：“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想台德想得厉害，我不能再忍受失去你。我对你的爱慕比你想象的深得多，我并不是道德的化身，你要知道，你把我完全看错了。”

当他看着这个生气的姑娘时，他脸上的皱纹更深更重了。他心跳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要说，乘人之危是很不道德的。”

“你不了解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在‘不来梅’号上时，你把我当成一个女学生看待。你的看法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你妻子不知用什么办法使你二十五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单纯。”

维克多·亨利说：“帕姆，我确实认为在我乘坐英国轰炸机飞到柏林上空时，我注定不会被击落，等我回来再来看你。”

他给梯莱特打电话时，帕米拉气愤地睁大了眼睛。“笨蛋！”她说，“笨蛋！”

(1)　温斯顿的昵称，指丘吉尔。

第三十三章

门敞开着，一个身穿油污罩衣的青年从门口探进头来。“先生，飞行前的训令已经开始了，在B飞行员室。”

“就来。”帕格说着，连忙系上他不熟悉的管子、钩子和带子。飞行装太大了。这套衣服长久没有洗过，散发出一股汗臭、油泥和烟草气味。帕格迅速套上三双短袜，登上羊毛边皮靴，靴子也太大了。

“这些怎么办呢？”帕格指着他折好放在椅子上的雨衣和花呢衣服说。

“您回来的时候，还会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先生。”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在这匆匆一瞥中，他们彼此都非常理解，帕格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去冒生命危险。年轻人为他难过，同时对这位美国武官的处境感到哭笑不得。帕格说：

“你叫什么名字？”

“空军士兵哈尔顿，先生。”

“空军士兵哈尔顿，我跟你身材差不多，要是我忘了回来取这套衣服或别的东西，它们就都留给你了。”

“多谢您了，先生。”年轻人爽朗而诚挚地露齿一笑，“这衣服料子非常好。”

十几个穿飞行装的面孔苍白的男子懒散地坐在那间黑屋子里，注意倾听空军中校的讲话。中校打了个手势请帕格坐下，他用一根长木棍指着映在一幅大银幕上的灰色带颗粒的德国首都上空的照片，讲述柏林的主要和次要目标。维克多·亨利曾开车或步行经过这两个目标，一个是发电厂，另一个是柏林主要的煤气工厂。当他辨认出绿林区罗森泰尔房子旁边的湖时，他觉得非常奇怪。

“好吧，咱们再看看防御地图。”

银幕上映现出柏林的另一个镜头，到处都是红色和橘黄色的标志。中校讲到高射炮的位置和探照灯区，声音单调而低沉，飞行员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开灯。”

天花板上光秃秃的灯泡亮了，轰炸机驾驶员们眨巴着眼睛，在椅子上挪动身子。银幕卷了起来，露出一幅绿色和棕色的欧洲地图，上面挂着一块大牌子，用红色印刷体写着：闭起嘴让人当成傻瓜，胜于张开嘴消除一切怀疑。

“好吧，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伦敦投下这么多炸弹后，柏林一定戒备森严，因此大家要精神饱满。”空军中校把木棍靠在墙上，两手放在臀部，用变得温和的语气说，“记住，要注意月光，不要笔直飞进月光里，否则你们就会变成圣诞贺卡上的一只猫。你们投完弹，拍完照片，就赶快俯冲，尽快低飞返航。信号手枪要装好子弹，照明弹拿在手头。动作要快，高射炮火会非常猛烈。我们的美国观察员将乘坐‘弗兰迪’号轰炸机，他是海军将军维克多·亨利，美国海军里最不怕死的军官。”

大家都转向帕格。帕格清了清喉咙，说：“先生，也许我回来后会升官，不过我现在还只是海军上校亨利。”

“这次任务会让您晋级的。”空军中校说着，大笑起来，“谁要是去干这种本来不该他干的玩命的事，就该被送进疯人院。”

一位身材短小、瘦骨嶙峋的飞行员，生着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小眼睛里布满了红丝，走到帕格身边，拿出一个用红丝带随便捆着的纸盒子，说：“将军，这是中队送给您的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向您表示欢迎。”

帕格打开纸盒，拿出一卷手纸。他环顾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苍白而愉快的面孔。

“我十分感激，不过，我想我不需要这个，我已经吓得屎尿都没有啦！”

大家哄笑起来。身材短小的飞行员伸出手：“跟我来吧，将军。我叫彼得，‘弗兰迪’号的领航员。”他把帕格带到一排橱柜前面，把他的降落伞交给帕格，教他怎样系在胸前。他还把一纸袋口粮交给他。

“您现在不用系降落伞。这是一副好伞，您把它放在紧急时刻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您会发现，还没系这副伞，行动就已经不灵活了。现在您要见见驾驶员们，他们是空军中尉基伦和空军中士约翰生，我们称呼他泰尼中士。”

他把维克多·亨利领进一小房间，两位驾驶员正在研究柏林地图，并在图上做记号。空军中尉紧锁双眉，蓄着银行副经理那种整齐的短髭，正在使用放大镜。空军中士泰尼·约翰生把穿着皮靴的一双脚搭在书桌上，手里拿着地图细看。“您好！上将，跑警报跑得我简直累极了，”当彼得把维克多·亨利介绍给他时，他说，“累得要命。”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嘴唇很厚。

“把它收拾起来吧，泰尼。”第一驾驶员说。

“累垮啦！我们整整流了九个小时的汗水。其他中队的那些家伙都只有一项短程任务，飞到英吉利海峡追击进犯舰队。他们还能赶回来喝茶，天知道。我到过柏林上空，不过我不喜欢它。”

“你总在吹嘘你到过柏林。”中尉说着，往地图上画线。

“那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时候，”中士说着，斜睨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碰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众多的探照灯把黑夜照得通明。”他打着哈欠站起身来。“累垮啦，真垮啦，老兄，累垮啦！您可是一个勇敢的人，将军。”

他走了出去。

“泰尼是一位优秀的驾驶员。”第一驾驶员用上司的口气说，一面把地图折起来，放到一个帆布盒子里。他的话很多。

楼道里一只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弗兰迪”号轰炸机的六个人员聚在一起看布告栏上的通知，等候空军中尉基伦的最后指示。要不是他们穿着像戏装一样的飞行装和救生衣，他们简直就像随便走在伦敦街头的六个年轻人。无线电报务员又瘦又小，一副可怜相。尾翼炮手是一个气色很好的年轻人，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帕格觉得他简直像是第一次试航。满脸粉刺的前座炮手正用大嘴粗里粗气地嚼着口香糖。只是他们紧张、提心吊胆、敢于冒险又带着高兴的表情显得很特别。

炎热的夏夜，繁星闪烁：织女星、天鹅星、牵牛星、大角星这些古代航行时的助手，很可靠地在远方闪烁。那位第一驾驶员登上飞机，机组人员在附近的草地上走来走去。

“‘弗兰迪’号轰炸机立过许多汗马功劳，将军。”空军中士说着，在机身上重重拍了一下。

帕格这才发现惠灵顿式轰炸机套着一层纤维织品，拍打它的声音就像拍打布料的声音一样。他见惯了自己海军里的金属制飞机，从来没有想到英国能用纺织品制造飞机来攻击轰炸机。他不是飞机工程师，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维克多·亨利其实还来得及逃避这次飞行，但他感到不能不登上这架用纺织品制造的飞机，飞往柏林上空，就像杀人犯不能不上绞架一样。在这花香袭人的静夜，到处回荡着凄婉的鸟鸣声。

“听见过夜莺歌唱吗？”泰尼·约翰生问。

“没有，从来没有。”

“将军，您现在听到的就是。”

远处地面上，一架又一架飞机开始吼叫，在黑暗中喷射出火焰。一辆卡车慢慢向“弗兰迪”号开来，机械师把一根电线接到机身上。马达发动了，喷出烟和火。这时，其他飞机在灯光暗淡的跑道上滑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飞机腾空而起，飞上蓝色月光下薄雾朦胧的夜空。不久就只剩下“弗兰迪”号了，机组人员仍然躺在草地上，旋转着的马达发出樱桃色的红光。顷刻之间，引擎突然停止了。

帕格又听到夜莺的歌声。

“咦，怎么回事？”泰尼说，“别不是因为引擎出了毛病，取消了命令吧？”

机械师们快步走过来，围着一个引擎忙碌起来。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工具在露天像奏乐一般叮当作响。其他飞机起飞二十分钟之后，“弗兰迪”号起飞了，越过北海。

飞机轰轰隆隆地穿过寒冷的夜空，帕格坐在黑乎乎的、摇摇晃晃的机舱里，好像过了半个小时。他看了看表，发现才过了七分钟。机组人员都不说话，飞机上的通话机沙沙作响。不像衣服那么宽松，他的头盔太紧，箍得他耳朵发痛。当飞机离开海岸继续飞行时，机组人员和领航员都默不作声了。维克多·亨利的衣服太厚，流下的汗水干了，衣服变得冰凉，使他冷得发抖。他坐在机舱里，看着表又以爬行的速度走了二十分钟。空军中尉朝他打了个手势，叫他透过树脂玻璃上的水汽朝外看，领航员正从这里观察星象，然后又让他俯卧在机头气窗那里投弹手的位置上。帕格照中尉的吩咐做了，但除了黑色的海水、一轮明月和宝石般的星辰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领航员，不要开灯！”空军中尉嗄声喊道。

可以折叠的小木板上放着图纸，那个给帕格送来手纸的空军中士正在图纸上做记号，同时竭力用手拢住一只琥珀色手电筒放出的暗淡光亮。帕格蹲在他旁边，注视着他在星象图、两脚规、尺子和手电筒面前紧张地工作。帕格心想，航行上到底有什么难题要他解决呢？年轻人朝他咧嘴一笑。帕格从他手里接过手电筒，把灯光拢住，使灯光只照到图纸上。彼得打了个手势，向他表示感谢。于是，帕格就蹲在那两个驾驶员背后，直到领航员完成他的工作。这位美国人以为英国的远距离轰炸机一定和客机一样大，驾驶室一定有空间伸开手臂。实际上，两名驾驶员、前座炮手、领航员和无线电报务员五个人紧挨着挤在一起。帕格只能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前面气窗跟前的炮手。另外，只有电话号码盘上微弱的闪光隐隐约约映出其他人的面孔。

帕格紧紧抱着降落伞，抓着电线牵索，弯腰屈膝，跌跌绊绊地穿过黑暗的机身，来到机尾气窗那里炮手的座位旁边。青年炮手没戴帽子，乱蓬蓬的头发披到脸上，朝他竖起大拇指，又深表同情地微微一笑。帕格觉得这地方太寂寞、颠簸而寒冷。轰炸机机尾颠簸得厉害，他拼命叫喊，想压过呼啸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但最后只能打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年轻人点了点头，得意地操作动力炮塔给他看。帕格在飞机里摸索，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垫着降落伞坐下，抱着自己的双膝。他没事可干，身上越来越冷。他从口粮袋里拿出点儿东西吃，塞到嘴里才知道是巧克力。他打起盹儿来。

耳边断续的声音把帕格吵醒了。他的鼻子麻木了，两颊好像冻伤了似的，他冷得发抖。黑暗中一只手拉着他往前走，他跟着这个模糊的人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尾翼座舱的亮光走去。突然间，机舱里亮如白昼。飞机倾斜俯冲，帕格·亨利跌了一跤，额头撞到一只铁盒子上，擦破了皮流出血来。他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身子，看见亮光消失了。接着，亮光又闪了一下，好像在拍快照。当他往前爬行的时候，机身左右摇摆起来，令人头晕目眩。

泰尼·约翰生紧紧抓住操纵杆，回过头来，帕格看见他的嘴在话筒前动着。“喂，将军，还好吗？”他的声音在机内的通话机里响着，“刚刚飞过海上探照灯区。”

“很好。”亨利回答。

戴头盔的空军中尉回过头来，朝亨利投来了紧张而严肃的一瞥，然后又回过头去注视着前方的黑夜。

泰尼用戴着手套的手指了指贴有氧气标签的装置，说：“插进去，过来看一看。”

帕格吸进散发着橡皮气味的新鲜空气，爬进投弹手的座位。

他看到的不再是闪闪发光的海水，而是月光照耀下灰色的大地。探照灯光在他们背后摆动。飞机正下方，一盏盏小小的黄灯在闪烁。灯光上面有红色和橘黄色的火球缓缓地往上浮动，越往上速度越快，火球也变得越大。有几只爆炸了，迸发出红光和火星。有几只从飞机前面和机身两旁飞过，带着模糊的彩色闪光往上疾驰。

泰尼说：“上一次岸上的高射炮火要猛烈得多。”

话音刚落，一种紫白色的东西光耀刺眼，在维克多·亨利面前爆炸开来。他马上觉得眼前又是一片漆黑，然后看见绿色的圈圈乱舞。帕格·亨利即刻扑倒，脸贴在冰冷的树脂玻璃上，吸着氧气。他昏了过去，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的手被一只手紧紧握住，领航员彼得急促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这是镁光弹，离得很近。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我看不见东西了。”

“等一会儿就好了。坐起来吧，先生。”

飞机继续往前飞行。他的眼睛好久一直看不见东西，后来看见绿圈圈在耀眼的红雾里跳动。电话号码盘上的闪光所照见的人脸、月光映出的炮手，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似的渐渐显露出来。视力恢复以前，维克多·亨利一直很痛苦，担心视力能否恢复。在这次航行中，他终于第一次看到云块在月光下翻滚。

领航员说：“应该看到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了。”

“什么也没有，”空军中尉基伦说，“一片黑夜。”

“柏林就在前方三十英里，先生。”

“有些不对，也许又是你的风向出了问题。”

“探向器的方位检查过了，先生。”

“真该死，彼得，那样做并不能让柏林在前面出现。”驾驶员的声音有些烦躁，但并不着急，“地平线那边清楚地呈现出一片茂密的森林，没有轮廓，一片漆黑。”

泰尼·约翰生挖苦地说，上次轰炸时，几乎半数以上的飞机根本找不到柏林，轰炸机司令部颁发的正式航行守则一条也不顶用。他还说他实在受够了。

尾翼炮手尖着嗓子报告说，飞机的右后方远处发现探照灯。几乎同时，驾驶员们看见了——同时还指给维克多·亨利看——前面地平线上有一堆烈火熊熊燃烧，黄色的火焰在月光照耀下的旷野里晃动。通过机内的通话机匆匆交换意见以后，空军中尉基伦掉转机头，向探照灯的方向飞去。至于那堆火，他认为那是因为另一架轰炸机飞过了头，投弹错误而引起的。“那就是柏林，”不久，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一团团火光说，“各式各样的烟火都放出来了。干得好，雷诺德！后面怎么样？”

尾翼炮手用非常紧张的尖嗓音回答道：“呃，我很好，先生。防御炮火挺猛烈，是不是？”

他们飞近柏林上空时，在高射炮火绚丽的光彩和探照灯一片扇形的蓝光照映下，机翼前缘的炮手成了一个黑影。泰尼在机内通话机里喊道：“最先到的浑蛋们可要烫起燎泡啦！”

传来空军中尉镇定而缓慢的声音：“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更可怕，将军，只要你一飞进去，炮火就散开了，天空真是广阔得很，一点儿不错。”

“弗兰迪”号轰炸机一下子飞入这壮丽而恐怖的画面中，正如中尉所说，炮火果然稀少了，探照灯光束朝四面八方散开，落到左面和右面。高射炮的火光和炮弹留下庞大的黑黢黢的空间，使他们的飞机能够安然无阻地往前飞行。空军中尉和领航员用飞行的隐语匆匆交谈起来。

“瞧见那边的火光了吗，将军？有几个人可真炸中主要目标了。”基伦说。

“至少已经在附近扔下了不少炸弹，”泰尼说，“浓烟滚滚，我什么也瞧不见。”

下面一半是沐浴在月光里的云层，一半是探照灯光闪耀的黑暗城市。帕格·亨利看见一个特别高的闪闪发光的圆柱，那一定是高射炮塔。在另一个方向，一堆堆乱纷纷的烟和火，把流经柏林的银色河流旁的房屋和烟囱团团围住了。高射炮火的黑烟和刺眼的火光从“弗兰迪”号旁掠过，这架飞机像冥冥中有神明保护一般继续往前飞行。空军中尉说：“嗯，我要去寻找次要目标啦。改换航向，领航员。”

过了一会儿，马达声停止了，机头朝下倾斜。突如其来的沉静使人感到惊奇。

“往下滑翔了，将军。”空军中尉说，“他们用听音设备控制灯光和高射炮火，现在领航员要坐到你的座位上去。”

飞机向地面飞去。帕格朝尾翼炮手走去，炮手孩子气的圆圆的面孔显得很苍白，眼睛睁得溜圆，注视着月光下的德国首都和宛如萤火虫般闪烁的防空设施。空军中尉命令道“打开弹舱！”紧接着冲进一股冷空气和一声呼啸。一股强烈刺鼻的辣味冲进座舱，帕格觉得自己仿佛在绿洲附近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进行射击演习，无烟火药的气味在马尼拉跟在柏林上空一模一样。领航员不断用训练有素的爽朗声调喊着：“向左，向左！过头啦，向右！一直向前，不，向左，向左！向前，向前，向前！好！”

飞机震动了一下，帕格看见炸弹在他们背后参差不齐地落了下去，像一串摇摇晃晃的黑棍。机头朝上，马达轰鸣起来，他们向上飞去了。

下面，顺着一排建筑物和那座巨大的煤气贮存塔，一连串红色的小火球爆炸开来。帕格以为炸弹没有投中。随后，一眨眼工夫，中间带绿色的一团淡黄色火焰波涛似的从地面上升起，几乎达到正在往上飞的飞机的高度，只是远远落在飞机后面。在这股强烈的火焰照耀下，柏林全城突然清晰可见，赤裸裸地展现在下面，像一张黄色印得太重的明信片一般：选帝侯大道、菩提树大街、勃兰登堡门、动物园、河流、桥梁、高射炮塔、总理府、歌剧院都清晰逼真，近在咫尺，安然无恙，而且黄得出奇。

机内通话机里传出的欢呼声吵得他的耳朵发痛。他拿起话筒，表示反抗地喊了一声。

正当他喊叫的时候，六七道来回晃动的探照灯光束突然集中在“弗兰迪”号上，尾翼炮手的气窗外笼罩着一片蓝光。青年炮手失魂落魄地望着帕格，突然恐怖地尖叫起来，紧紧闭着双眼，张着大嘴。周围太嘈杂，帕格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简直像在假装喊叫，蓝光下他的舌头和齿龈都成了黑色。飞机仿佛降落在一座蓝光闪闪的金字塔上。马达轰鸣，飞机倾斜着往下俯冲，滑到一边，金字塔却岿然不动地停留在机身下边。帕格用双臂紧紧抱住炮架，站稳了身子。炮手跌在炮架上，话筒从他嘴边掉了下来。机内通话机里听不见炮手的喊叫声，帕格却听见基伦空军中尉和泰尼压低了声音匆匆地谈话。许多橘黄色和红色的火球懒洋洋地从地面上腾起，朝“弗兰迪”号飞来。火球越飞越快，在四面八方爆炸开来，降下一阵火雨，到处开花。帕格猛地一震，听见马达变了声音，又听见一声可怖的哨声。一阵寒风向他袭来，飞机里碎片四处横飞。“弗兰迪”号歪向一边，成曲线俯冲下去，维克多·亨利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飞机尖叫着，机身可怕地颤动着，笔直向下猛冲。两个驾驶员都大声喊叫起来，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想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亨利透过薄薄的树脂玻璃气窗注视着纺织品制的机翼，等待着机翼折断、散落，宣告他生命的结束。

尖叫着、呼啸着的蓝色金字塔变成了黑色。令人眩晕的疾降和滑行停止了，飞机笔直向前飞去。帕格感到一阵恶心，炮手已经昏过去了，在月光下可以看出他呕吐出来的东西从嘴边一直流到胸口，有巧克力、咖啡和橘子碎块。这个年轻人把他那份口粮全都吃下去了，他那穿着飞行装的左腿上有一摊黑色的血。

帕格拿起话筒，但话筒不响了，通信系统已经失灵。这架被击伤的飞机在狂风呼啸中摇摇晃晃地往前飞行。帕格紧紧抓住牵索往前走，撞着一个人，那人大声说他是彼得。帕格对着他耳朵大声喊，说雷诺德受伤了，然后继续朝座舱走去，经过机身右舷被打坏的天窗口，从那儿能看到星星。他突然无意中看到北斗七星，他们正往西飞行，要回伦敦了。

驾驶员像以前一样坐在座舱里，忙于操纵飞机。泰尼喊道：“啊，将军，我们要回家喝茶去啦，要跟这些倒霉的景象告别啦！您会告诉他们您亲眼看见煤气厂起火了，是不是？”

“我当然会告诉他们。咱们的飞机怎么样？”

“左舷发动机中弹了，不过勉强能用。正朝着陆地上空飞，生怕我们不得不降落。看来我们还能到家，除非那个引擎完全失灵。”

“你们的尾翼炮手一条腿受伤了，领航员在后边陪着他呢。”

外层探照灯区咄咄逼人的光束在前面晃来晃去，探索着云层，但是“弗兰迪”号钻到云层深处，没有被发现。泰尼转动着大蓝眼珠，两手扶着驾驶盘，对维克多·亨利大喊道：“吃开飞机这行饭最愚蠢不过，对不对，将军？我已经受够啦，早知道该当海军去！”

空军中尉基伦摘下头盔，完全让泰尼驾驶飞机，同时掏出一块并不比他的皮肤更白的大手帕揩了揩脸。他向帕格疲倦地微微一笑，额上布满一道道皱纹。

“大概快到陆上了，将军。要保持这样的高度，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呢。您的法语怎么样？”

第三十四章

帕米拉一直留在伦敦。她知道这是一次夜袭，也知道路程很远，不难算出维克多·亨利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午十点钟，她去了他住的那套公寓——那里暂时没有别的人住——并说服打扫卫生的女工让她进了屋。她坐在那间肮脏的起居室里，想看看报纸，实际上却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数时间，盼望他还活着。

帕格·亨利是在她遭遇不幸的时候进入她的生活的。在她还不到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离了婚。她的母亲重新结了婚，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把她丢下不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经常出门旅行，就让她寄宿在学校里。她长大后，出落得秀丽妩媚，很有风度，只是有些野，不到二十岁已经有了几起桃色事件。她二十刚刚出头，就碰上了菲尔·鲁尔，他是一个金头发的高个子新闻记者，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同莱斯里·斯鲁特同住一套公寓。鲁尔这个人冷酷无情，善于骗人，俏皮话滔滔不绝，品德败坏，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她的雄心壮志、她的自信心甚至她的求生意志都摧毁了。她终于同他决裂，才克服了想自杀的抑郁心情，然后去她父亲那里侍候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在“不来梅”号邮船上碰到了维克多·亨利夫妇。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完全像亨利上校那样的男人：对人疏远，沉默寡言，显然是一个旧式的、兴趣狭窄的专业人员，可是眼光敏锐，令人喜爱。从一开始，她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越来越喜欢他。在船上，这种吸引力常具有一种不实际的强度，可是一般来说，一踏上陆地，便会迅速消失。在柏林重新遇见他时，帕米拉对他的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在那里，她意识到帕格也已经开始喜欢她。可是，战争的发生使他们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他们后来只在华盛顿邂逅过一次。

维克多·亨利来到伦敦时，帕米拉已经准备要同那位战斗机驾驶员结婚了。这位在船上曾经同她多少有些情投意合的长者来看她，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可是接着伽拉德失踪，她有两个星期同帕格经常在一起。在战时，同在船上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加深得很快。迄今为止，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在他们观看德国轰炸机空袭的时候，他曾经笨拙地用手臂搂住她，仅此而已。可是帕米拉这会儿心想，不管这个已婚的男子有什么看法和顾虑，她只要高兴，是随时随地可以同他睡觉的。

可是，帕姆还没有要引诱亨利上校去干他称为“窝棚幽会”的事的意思。根据亨利不以为然的看法，布林克·凡斯就同毛德·诺士伍德夫人在窝棚里幽会，虽然这个“窝棚”实际上是梅费尔最高级的公寓，而毛德夫人尽管脸稍许有点儿长，但确实是一个聪明而又迷人的女人。帕米拉对维克多·亨利的品行道德一点儿也不相信。她认为阻止她跟这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享受一点点欢乐的，不过是旁人扫兴的流言蜚语。可是，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已打定主意，尽可能不使他扫兴或者起反感。

差不多正好在正午时分，房门的锁响了。

帕格进来时，听见公寓里响着中午的新闻广播。他喊道：“喂，谁在里边？”

起居室里响起了脚步声，那姑娘像一颗蓝色的子弹一样向他射来。“哦，天哪，你回来啦！”

“怎么回事？”维克多·亨利终于在接吻的间隙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没有请假就溜了出来，我会被送交军事法庭枪决。我好像已经在这儿坐了一个星期。你的那位女工放我进来的。啊哈！”她高兴地低声抱怨，一再吻他。帕格在这样的突然袭击下颇有点儿张皇失措，茫然地回吻她，还不十分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帕姆说：“老天，亨利上校，你真的是酒气熏人哩！”

“那是述职。他们请你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加上大量的酒，然后你就谈开了。”他很难讲下去，因为帕米拉不停地吻他。他尽管站着困得要死，还是本能地开始对紧偎在他身边的这个热情洋溢的姑娘有所反应。他抱紧了她，回吻她。他受到这突然袭击，尽管一切奇怪得像在梦中一样，但他没有一点儿要停下来的意思。几个小时前他刚同死神打过交道，现在还在木然发呆。“喂，这是什么意思？”他嗄声嗄气地说，“这是对胜利归来的英雄的奖赏吗？嘿！”

她缓慢而亲切地吻遍了他的脸。她从他的怀抱里抬起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正是这样，一点儿不错。”

“可是，我除了占据一个位置、耗费汽油、碍手碍脚外，什么事也没有做。尽管这样，帕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那么漂亮可爱，你的这个欢迎仪式真叫我受宠若惊。”

他显然精疲力竭，他那么笨拙可笑的动作、他搂住这个陌生的女人不知怎么办好的那副滑稽相，引起了她的一股深切的柔情。“看来你是彻底垮了，”她离开他的怀抱时说，“完全精疲力竭了。这次旅行很不好受吧？”

“时间长了点儿。”

“喝一杯？吃点儿什么？”

“我想还是喝一杯吧。我觉得没什么，不过最好还是睡一会儿。”

“我也这样想。”她带他进了那间遮得黑魆魆的卧室。床已经铺好了，睡衣也拿出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替他调配酒，等她回到卧室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跟他平日的习惯相反，地板上乱糟糟地堆着他的那套花呢制服，这是空军士兵哈尔顿因为运气不好而没有到手的。

有只手不住地轻轻推他的肩膀。“亨利上校，五点钟了，大使馆给你来了电话。”

他睁开了眼：“什么？哪个大使馆？”

隔了几秒钟，他才想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以及帕米拉·塔茨伯利怎么会穿着军服俯身站在他面前，脸上带着如此亲密而又快活的笑容。他在梦中又回到了“弗兰迪”号上，摸索着想找一块布来擦掉那个可怜的尾翼炮手呕吐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鼻子里还闻到那股幻想中的臭气。他坐起来用鼻子闻了闻，烧肉的香味穿过敞开的房门飘进来，驱散了梦里的臭味。“那是什么？”

“我想你现在该饿了。”

“可是，你从哪儿搞到吃的的？冰箱里除了啤酒和汽水，什么也没有。”

“我出去买的。”

他洗了个冷水澡，想使自己清醒过来，可是他在刮脸、穿衣服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他对活着回到正常环境中来的这一奇迹仍感到不习惯，对帕米拉热情欢迎的模糊回忆更增强了这种奇迹之感。

“真见鬼！”他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搞到这一切的？”

沙拉、一盆水果、长面包和一瓶红酒诱人地堆在小桌上，她在厨房里哼着歌曲。她端着两盘牛排进来时说：“哦，我成了伦敦胡同里的一只猫了，我知道上哪儿去找吃的。坐下来吃吧。炉子确实不太好用，不过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他把肉切开，吃了一大口。面包内软外脆，醇厚的酒味道很好。帕格·亨利像一个滑雪后回家的小孩一样津津有味地吃着。帕米拉也切了一块牛排吃，在维克多·亨利狼吞虎咽的时候，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嗯，”她说，“真有点儿饿了，对不对？”

“当然啰，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肉、最好的面包，喝过的最好的酒。”

“你过奖了，不过你吃得挺香，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是在设法弥补你临走时我的那种愚蠢的态度。”

“帕姆，能走这么一趟，我感到很高兴。那个决定是正确的。”

“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我向你道歉。”

维克多·亨利放下了他的刀叉，他的全部感官重新敏锐起来。在他看来，帕米拉·塔茨伯利脸上容光焕发，娇艳无比。他回味起他们俩在门口狂吻，不禁心旌飘荡。

“我原谅你。”

“好。”她喝着酒，从酒杯边缘瞧着他，“你可知道在‘不来梅’号邮船上时我就喜欢你了？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在柏林，我为了不使自己的命运跟你联系在一起，不知费了多大的劲。不过，我当时知道有些事是办不到的，你对你妻子太忠诚了。”

“一点儿不错，”帕格说，“直布罗陀暗礁嘛。我想我是一个傻瓜，不过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帕米拉。”

“对，是那样的。那一两年，我真是不成样子。当时能够那样去喜欢一个男人，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不久以后，我就疯狂地爱起台德来了。”一道悲伤的阴影掠过她的脸，“几个钟头以前，当你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差不多要信仰上帝啦！这是草莓馅儿饼点心。”

“你骗我吧。”

“我不骗你。我走过一家点心铺，看见馅儿饼很不错。”

他伸出手去抓住她纤细的手腕。他粗糙的指头感到她的皮肤很滑嫩，那感觉就同他的嘴碰到她的嘴唇时一样。“帕姆，我对你这只伦敦胡同里的猫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我很高兴。我这股疯狂的热情如果得不到报答，我想起来一定会很难过。你放开手，我好给你拿草莓馅儿饼和咖啡来。已经快六点了，凡斯上校一定要你六点半去大使馆。”

“你准备干什么？回阿克斯布里奇去？”

“你准备干什么？那才是重要的。”

“首先我得弄清楚布林克找我干什么。”

“我回我的住处等你的电话吗？”

“好的，帕姆，请你一定那样做。”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他不断地回头去看她那穿蓝军服的越来越小的身影，只见她在人群中走着，奇特地扭动身体，就像他在“不来梅”号邮船上第一次注意到她时的那样——像这样趾高气扬的小个子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伦敦有成千上万。

他感到像获得了新生。他冲着街上他碰到的人们微笑，人们也朝他微笑。年轻姑娘像小明星一样迷人，年长妇女态度娴雅。男人们全都是一些了不起的正人君子，不论是肩膀瘦削、面孔苍白、挟着公文皮包、戴着圆顶礼帽的公务员，还是过路的士兵，或是满面皱纹、须发灰白的老头儿，或是身穿花呢衣服的猪肝色面孔的胖子。他们都带有他在比根希尔兵营里和“弗兰迪”号上所看到的那种土气。他们都是英国人，属于幸福的种族。透过树叶照射在格鲁斯温纳尔广场上的阳光是金黄色的，树叶是翠绿色的，天空则跟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制服一样，是蓝色的。多美好的世界！那些欧洲人是多么痴愚，把花费了这样艰苦的劳动修建起来的住房，用炮火和炸药来摧毁！一切东西都洗刷得干干净净，至少在他那双孩子似的清澈而好奇的眼睛看来是如此——锃亮的汽车、橱窗里的服装人体模型、窗台上的一盆红色的天竺葵。他注意到人行道在夕阳下发出小小的闪光。

飘扬在大使馆二层楼上的美国国旗突然引起了帕格的一阵自豪感。旗子的红、白、蓝三色看起来如此鲜艳。它缓缓地飘动，如此神气十足，似乎有一支由六十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队在演奏《星条旗》。可是广场上并没有乐队，有的只是过往车辆嘈杂的喧闹声。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国旗，觉得自己热爱生活，热切希望自己能在这个灿烂的世界上多活几年，而过去，他却像一只蝙蝠一样盲目地穿过这世界。这个严峻、结实、无名的美国海军上校呆呆地坐在伦敦公园的长椅上，心中感到无比兴奋。直到最后，他才找到了兴奋的根源。开始，他认为这是自己完成轰炸任务后的反应，是乘着俯冲轰炸机在探照灯的扇形蓝光和高射炮的绮丽火花中同死神搏斗后仍然活着的一种单纯的快乐，但不只如此。二十五年来，他从未有过这种兴奋，他也不希望再有，因此他费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它。事情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坠入了情网。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一位帕格认识的海军将军、两位陆军将军，还有布林克·凡斯走下车来。帕格急忙走过街去。

“嘿，帕格！”海军将军本登伸出一只胖手。这个令人敬畏的将军是帕格在作战计划处的老上级，他身材矮小圆胖，有一张油光光的圆脸和一个圆滚滚的秃头。尽管他性子急躁，帕格却很喜欢他，因为他办事精明，猛冲猛打，从不多话，且虚怀若谷，勇于接受批评。他还是一个射击学专家，是海军中的第一把手。他的缺点是在政治观点上顽固不化，他认为新政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

布林克·凡斯把这四个人带到二楼一间安静的、镶有樱桃木方格护墙板的会议室里，就走开了。他们在一张光可鉴人的长桌子的一头就座，桌子周围摆有二十把蓝皮椅子。本登将军坐在首位，两位将军在他两边，帕格就坐在样子比较年轻的那一位的下首。“真该死，帕格，”本登开始讲话，“大使说他要是早知道你的这次侦察飞行，他会阻止你的。”他朝另外二位做了个手势：“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们不愿意让陆军和它的航空兵团有这样的想法：海军在训练冒里冒失的傻瓜蛋。”听起来本登对帕格是非常满意的。“这些先生和我都一直在等候你从那次该挨骂的愚蠢的远游中归来。这位是安德逊将军，这位费兹杰拉德将军是陆军航空兵团的。”本登瞟了那两位一眼。“嗯，我们现在就开始？”

坐在帕格身边的那位费兹杰拉德将军摆动着并拢在一起的长长的指头。他有金色的鬈发、清秀的脸，如果他那浅蓝色的眼睛里没有那种冷酷的神情，他倒很像一个艺术家或演员。“将军，我个人很希望听一听上校的轰炸旅行。”

“我也一样。”安德逊说。维克多·亨利现在才认出来他就是特兰·安德逊，一九一○年前后西点军校的一位足球明星。安德逊身躯笨重，下颌宽厚，稀疏的头发光滑地紧盖在粉红色的头皮上。

维克多·亨利实事求是地把他在轰炸机上的冒险经历叙述了一遍。

“真了不起！”帕格说到煤气厂爆炸的时候，本登脱口说了一句。

三位高级军官都紧张地听他叙述怎样坐在一架受了伤的飞机上返航；为了保持飞行高度，怎样把所有能去掉的重量都去掉了；怎样在几百英尺的低空完成最后三十英里的飞行。帕格讲完时，特兰·安德逊点了一支雪茄，把身子靠在一只粗壮的胳膊上。“很有趣的故事，上校。不过，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对不对？比起这里来，柏林好像没受什么损失。我想你去过码头吧？”

“去过，先生。”

“今天我们到那里绕了一圈，德国人把那个地区炸得稀巴烂，按照这个速度，一个星期后，伦敦就不成一个港口了。跟着会发生什么呢？饥荒？瘟疫？”

“码头区很大。”帕格说，“他们的抢修队和消防队很好，将军。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更糟糕。”

陆军航空兵团的将军优美地把两手的指头交错在一起。“你去过公共防空洞吗，亨利？我们在一次空袭中进去过，只不过是一个狭小的水泥洞，中了炸弹，谁也逃不了命。里边一股没洗过澡的身体和小便的臭气，挤满了神经紧张、战战兢兢的老头子和哭哭啼啼的小孩子。洞顶上用粉笔潦草地写着：这是一场犹太人的战争。昨晚我们也去看过地铁站，一大群人睡在轨道上和月台上，脏得不像样子，是伤寒病的温床。”

“疾病和伤亡比他们估计的要少得多，先生，”帕格说，“医院还空着成千上万的床位。”

“那个叫凡斯的人也这样告诉过我们，”安德逊插嘴说，“不过，它们会住满的。嗯，亨利上校，你是这儿的观察家，你一直在给总统送去乐观的报告，建议他提供全面的援助。”

“并不完全乐观，先生，不过建议提供充分的援助倒是真的。”

“很可能你对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有点儿隔膜了，那么让我读点儿东西给你听。这是从一份强烈支持新政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上摘下来的。”他从他的皮夹子里拿出一份剪得很整齐的剪报，带着特殊鼻音念起来：

罗斯福先生今天把美国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了一个交战的强国，因而使美国卷入了战争。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租用了英国的属地。一旦希特勒战胜，从而获得了这些岛屿的所有权，这些租借地又有什么用呢？在不动产交易的历史中，这可以说是最坏的交易。如果罗斯福先生犯了这样的错误而竟然不受到处分，那么我们最好向我们的自由告别，决心从此在独裁制度下生活。

“这可是罗斯福的一个支持者的言论。”安德逊说，使劲抽着雪茄，“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要到陆海军人俱乐部去同几位英国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军共进晚餐了。我们已经有了他们所需的战争物资的清单，这简直是要把我们的武装部队剥个精光。我们必须在五天之内通过海底电报向总统介绍情况。不算这次给的五十艘军舰，他已经给了他们几乎我们全部的七十五厘米野战炮、几支中队的海军飞机、几十万支步枪、几百万发子弹——”

“他不是白给他们的，将军。”本登说，“这些武器，英国佬都付了现金。”

“对，幸而《中立法案》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可是说这些物资是剩余的，是弥天大谎。剩余？我们没有什么剩余！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五十艘驱逐舰！这一切都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所有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缺少的。现在国会就要通过一部征兵法，我们的孩子将要拿起扫帚把进行军事训练了！总有一天要算账的，你要知道。一旦英国人垮台，这些东西都落到德国人手里——这种可能性是应该估计到的——算账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所有插手过甚至支持过这些交易的人——”说到这里，安德逊将军虎视眈眈地转向维克多·亨利，“我警告你，很有可能都会被吊死在宪法路的路灯杆上。”

沉默了一阵，本登将军将交叉着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态度温和地说：“嗯，帕格，我告诉这几位先生说，我认识你，而你提供的任何情报都是可靠的。我们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接过来一大摊棘手的事。还是让我们来谈谈要害吧。在法国人那样垮台之后，你凭什么还认为英国人会坚持战斗？现在说话不能没有根据。”

“好的，将军。”

维克多·亨利说，首先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好地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他描述了他们在科学上的进步，战舰的威力与部署，他在阿克斯布里奇所见到的战斗机控制系统，德国和英国损失飞机的数字，飞行员的士气，沿着敌人可能入侵的海滩所做的准备工作，雷达站，飞机的生产，等等。费兹杰拉德闭着眼在听，头向后仰，手指在弹动。本登严肃地盯住帕格，像在上百次作战计划会议上那样仔细地听着。笼罩在自己喷出来的烟雾中的特兰·安德逊也死盯着帕格，可是脸上渐渐显露出一种淡漠的盘算得失的表情。

帕格尽可能讲得冷静而清楚，这费了他很大的劲。他一方面尽力提供确切的军事情报，一方面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形象和他在柏林上空飞行时的图景不住地在他脑海里浮现。他觉得自己心绪不宁，几乎无法保持庄重的语调。

“等一等，帕格，”本登插嘴说，“你如此热衷的这个无线电测向器不就是雷达吗，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有雷达，你还跟我一起在‘纽约’号上进行过试验。”

“我们还没有这种类型的雷达，先生。”维克多·亨利详细描述了腔体磁控管。于是，这几位高级军官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补充说：“而且他们已经动手把这东西安装在他们的夜航战斗机上了。”

费兹杰拉德将军挺身坐起来。“机载雷达吗？重量问题怎么解决？”

“他们已经解决了。”

“那么他们有了新的成就了？”

“是的，将军。”

费兹杰拉德严肃地掉头看了特兰·安德逊一眼，后者熄掉雪茄，对海军将军说：“嗯，我的意见是，您的部下讲的至少听起来很有道理。既然上面下了命令，我们总得执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项一项加以严格控制。关于这一点，说句老实话，我们是要做到的。还要尽可能交换一些磁控管之类的玩意儿。”他眯起眼睛，看着亨利。“很好，就是说英国人真的顶住了？就是说希特勒无法入侵英国？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他们的计划又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个称霸全欧的人？”

“嗯，我可以告诉您一些英国官方情报，”维克多·亨利说，“我是经常听到的。一九四○年，把德国抵挡住。一九四一年，凭借英国和美国共同生产的飞机，英国在空军力量上超过了德国。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把德国空军从天空中消灭掉。如果他们不投降，就把他们的城市和工厂炸成平地。一九四四年，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

“用什么呢？用十到十五个师去对付两百个师？”

“事实上，将军，我认为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参战。”

“你在瞎扯了。然后又怎样呢？”

费兹杰拉德将军极其平静地说：“还用说，特兰，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正在建立的轰炸机大队从空中把德国消灭掉。要不了几个月，我们就能登陆接受投降，只要有人能活着从废墟中爬出来。”

本登海军将军朝着维克多·亨利把眉毛一扬，说道：“你听了觉得怎样，帕格？”维克多·亨利迟疑不答。

“你有些半信半疑？”费兹杰拉德亲切地问。

“将军，我刚从轰炸德国的飞机上回来。二十四架轰炸机去执行这一任务，有十五架回来了。其中四架没有炸中目标，因为导航错了，设备发生了故障，出现了德国人的引诱火力，等等。有两架根本没有轰炸任何目标，他们迷失了方向，在黑暗中乱飞，然后把炸弹扔到海里，靠着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才回来的。在一次战斗任务中，他们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攻击力量。”

“这样的事情才刚开始。”费兹杰拉德笑了笑，“二十四架轰炸机，假定去的是一千架，载重量又大得多呢？就像现在这样，英国人还真炸中了煤气厂。”

“是的，先生，他们炸中了煤气厂。”

“你认为战局将怎样发展？”安德逊将军突然对亨利说。

“先生，我认为迟早得有一两百万人的军队在法国登陆，跟德国军队作战。”

特兰·安德逊不高兴地嘟哝着，摸了摸左肩。“在法国登陆，嗯？一九一八年，我在法国登陆过，我在阿戈讷被一颗德国人射出的子弹打穿了肩膀。我不知道那次登陆取得了什么成绩，你知道吗？”维克多·亨利没有回答。

“好吧。”特兰·安德逊站了起来，“我们走吧，先生们，我们的英国弟兄在等我们了。”

“我马上就来。”本登说。等陆军军官走了以后，他拍了拍维克多·亨利的肩头：“干得好。这些英国佬在替我们守卫阵地呢，我们得帮助他们。可是天哪，他们提起要求来真不害臊！一旦他们的钱花光了，问题就大了。不把在美国的最后一点儿股份卖光，他们连这张清单上的物资都买不起。以后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我们的老头头儿总得想办法给他们东西。他是一个聪明人，我估计他想得出办法来。哎呀，我想起来了——”他伸手从前胸的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信封上写地址的地方只写着“维克多·亨利”，是他妻子细小的笔迹，信比平常要厚得多。

“谢谢，将军。”

海军将军在口袋里摸来摸去。“不，还有别的。该死，我总不会——找到啦！哦，可以放心啦！”

这是一封白宫的公函。帕格把两封信都随手放到口袋里。

“哦，帕格，你作为一个研究射击学的军官，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特殊的死角去了。白宫里那位脾气古怪的社会主义者很器重你，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我得马上走了。我见到罗达的时候，她很好，只是稍微有点儿忧郁。”本登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她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些妇女。好在她不知道你那次轰炸旅行。现在你已经回来了，我倒真有点儿忌妒你。可是我呀，还挺珍惜我的这条老命，帕格，除非以身殉职，否则我还不太愿意轻易把它送掉呢。我建议你今后也得这样考虑考虑。”

布林克·凡斯摘下他的黑边眼镜，从办公桌后边走了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帕格。“喂，我想这几天找个时间听你谈谈那次愉快旅行的全部经过。高级军官们的印象怎么样？”

“很好。”

“好。这儿有一封人事局来的急电。”他从墙上挂着的一块夹纸书写板上取下一张薄纸，把它交给帕格。

维克多·亨利解除伦敦临时职务返柏林，并于十一月一日左右离职，然后优先飞往华盛顿向人事局述职，等候新的任命。

凡斯说：“马上要离开柏林了，你高兴吧？”

“高兴极了。”

“我想你也会。运输部门告诉我，他们能优先弄到十四日去里斯本的票。”

“赶快抓住。”

“好吧。”凡斯带着会心的微笑继续说，“我说，你同那位漂亮的塔茨伯利小姑娘也许明天晚上可以跟我和毛德夫人吃一顿告别晚餐。”

布林克有好几次邀请维克多·亨利同他们一道吃饭。帕格认识布林克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并且很喜欢他们。他虽然没有谴责，但还是拒绝了布林克这样的邀请。维克多·亨利了解这类事是多么普通——“战争和淫乱，除此都不时髦”——可是他始终不赞同布林克的这种“窝棚幽会”。凡斯现在又在邀请了，他的微笑让帕格想起他往公寓打电话找自己时曾发现帕米拉也在场。

“我晚些告诉你吧，布林克。我给你打电话。”

“好极了！”凡斯因为没有遭到拒绝而嘻嘻地笑了起来，“毛德夫人会高兴的。天哪，帕格，她有一个惊人的酒窖呢。”

维克多·亨利回到格鲁斯温纳尔广场，坐在长椅上。阳光还在照耀，国旗还在飘扬，但这天的傍晚同平常日子一样，只是伦敦的一个黏糊糊的傍晚，没有灿烂的光辉。

总统用铅笔匆匆草成的信这次写在一张黄色的公文笺上。

帕格：

你的令人振奋的报告一直是我急需的良好补品。战争消息是这样坏，现在共和党人竟把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理想的候选人提出来了！你十一月回来的话，可能会在一个新首脑手下工作。那时你就可以挣脱枷锁，到海上去了！哈哈！

特别感谢你提醒我们注意有关他们运用先进雷达的情况。英国人九月份要派来一个科学代表团，带着关于丘吉尔所谓“鬼战争”的全部科学情报。我们肯定要在这方面紧紧跟上！丘吉尔对登陆艇很感兴趣，这消息多少令人兴奋，对不对？事实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已经向海军作战部部长要了一份报告。尽可能搞到他们的材料，越多越好。

富·德·罗

帕格把这封生气勃勃的草草写成的信像别的便条一样塞进口袋，然后拆开他妻子的信。这是一封奇怪的信。

她在信中写道，她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一张《凌晨三点钟》的旧唱片，就哭起来了。她回忆起他们的蜜月，那时他们经常听着这支曲子跳舞；回忆起一九一八年他长时间的别离；回忆起他们在马尼拉和巴拿马度过的幸福日子。她同正在纽约经营一家公司的巴穆·柯比一道坐车到新伦敦去探望过拜伦——穿过康涅狄格州的初秋的树丛，这是两天极其痛快的旅行。瑞德·塔利告诉她拜伦在课卷作业方面很懒，可是在模拟器和潜艇操练中表现非常好。她问过拜伦关于那个犹太姑娘的事。

从他回避这件事的情况来看，我想可能一切已成过去。他脸上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可是一个字也不说。这难道还不叫人放心吗！

杰妮丝已经怀孕了，你已经知道了吗？你一定已经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吧？这两个孩子毫不浪费时间。嘿！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就是我所能说的！可是，一想到要当祖母，一方面我很幸福，另一方面又好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在我最初听到这消息时，如果你在这儿，那会给我很大帮助。这消息确实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我不知道我恢复过来了没有，不过我在努力恢复。

让我对你进一句忠言：你能越早回家越好。我很好，不过现在我真的需要丈夫陪伴。

他回到公寓，给帕米拉打电话。

“啊，亲爱的，”她说，“我很高兴你来电话。再过一刻钟，我就已经走了。我跟阿克斯布里奇通过话。他们非常宽宏大量，只要我今天晚上回去，他们就原谅我的一切。他们人手不够，他们还估计会有严重的空袭。我一定，我真的一定得马上回去。”

“你当然一定得回去，你侥幸没有因为开小差而给枪毙。”帕格说，尽可能装得很轻松。

“我不是阿克斯布里奇头一个违反纪律的，”她笑着说，“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多少总有点儿感情上的牵连，你要知道。不过，这次我真的动了感情了。”

他说：“我不知多么感谢你。”

“你感谢我？”她说，“天哪，你可知道你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多么痛苦的日子？至多再过一个星期，我又可以获得一次假期了。那时我们能够再见吗？”

“帕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先回柏林大约待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就回国……喂，帕米拉？”

“我还在这儿。你后天就要走吗？”

“大使馆里有给我的训令。”

停顿了好久，其间他听得见她呼吸的声音。然后，她说：“你不希望我不顾一切后果再开两天小差吗？你愿不愿意？我想这样干。”

“要打胜仗，这可不是办法，帕姆。”

“是的，这不是办法，上校。好吧。可是，这样的告别却是意料不到的。总之，算是告别了。”

“我们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重逢的。”

“啊，不成问题。不过，我坚决相信台德还活着，而且正在归途中。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很可能已经结婚了。那样会合适得多，彼此也好办得多。不管怎样，今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现在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了。”

维克多·亨利感到无法再往下谈。他所爱的这个姑娘的年轻声音里忧郁、温和的调子使他的喉咙发哽，而他又拙口笨舌，找不到合适的话向帕米拉表达他的感受。“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帕米拉，”他笨拙可笑地说，清一清嗓子，“我是一分钟也忘不了的。”

“你忘不了吗？太好了，也永远忘不了。几个钟头抵得过整整一生，是不是？我想是的。好了，再会，亨利上校，旅途平安。我希望你家里都好。”

“再见，帕姆。我希望台德能够回来。”

她的声音有点儿变了：“有人找我来了。再见。”

维克多·亨利虽然很疲倦，但神经紧张，没有一点儿睡意，于是他换上便服，溜达到弗莱德·费林住的吵闹而又闷热的公寓里。本周初附近爆炸了一枚炸弹，把全部窗玻璃都炸碎了，现在挡了棕黄色的胶合板代替。费林曾做过一次广播，描述他在一阵如雨的玻璃屑中的感受，获得极大的成功。

“塔茨伯利小姐呢？”费林问，递给维克多·亨利一杯用杜松子酒和一点儿紫红色的罐头果子汁调成的混合酒。

“打德国人去了。”

“好极啦！”这位广播员像杂耍演员似的模拟英国口音说。

帕格坐在胶合板做的护墙板下面长毛绒沙发的一头，看着人们喝酒跳舞，心里纳闷儿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姑娘，穿着一套剪裁入时的红衣服，又长又黑的头发梳到耳朵后边。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这姑娘带着一种既大胆又怀有希望的、把握不定的微笑走了过来：“喂，再来一杯混合酒吗？看您的样子像是一个重要人物，又很寂寞。”

“没有比我更不重要的人物了。我不想要混合酒，倒是希望有个人做伴。请过来一道坐会儿吧。”

这姑娘马上坐了下来，跷起了一双穿丝袜的漂亮的腿。她比帕米拉好看，看来不到二十岁。“我来猜猜看，您是陆军航空兵团的一个将军吧，他们一般比较年轻。”

“我只是一个海军上校，离家很远很远。”

“我叫露西·索姆维尔。我妈妈要是知道我先找陌生人讲话，准会揍我一顿。不过在战争时期，一切都有所不同，对不对？”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维克多·亨利上校。听起来多像美国人，”她用一双毫无顾忌的眼睛看着他，“我喜欢美国人。”

“我揣摩你遇见过不少吧。”

“啊，一大堆，一个比一个强。”她笑了，“轰炸可怕极了，不过也让人兴奋，是不是？生活从没有这样让人兴奋，你根本不知道晚上是不是回得了家，这样的日子挺有意思的。我知道有的女孩子晚上出门干脆把化妆品和睡衣都带在身边。亲爱的老妈妈连一句话也没法儿说！”

这姑娘调皮而诱人的目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股情欲的火焰等你去点燃。战时的伦敦就是这样的地方，他想：“除此都不时髦！”但是，这姑娘跟梅德琳一般年纪，在他眼里算不得什么；而他又刚同帕米拉·塔茨伯利沉闷、冷淡而辛酸地分了手。他避开她荡漾的眼波，说了些枯燥无味的关于晚间新闻的话。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魁伟的陆军中尉走了过来，邀请露西·索姆维尔喝一杯，她跳起身来走了。不久，帕格也就离开了。

他一个人待在屋里，听了会儿丘吉尔的演说，就上了床。他在熄灯前重读了一遍罗达那封含情脉脉、多愁善感的信。字里行间似乎有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他猜想她可能同梅德琳有了龃龉，尽管信里并没有提到女儿的名字。他心想，老嘀咕这事也没有必要，反正一两个月内就要回家。他睡着了。

罗达在去康涅狄格州的旅途上已经同柯比博士发生了暧昧关系，这就是帕格隐约察觉到的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俗话说，受骗的丈夫总是蒙在鼓里的；尽管罗达在信里说话不够慎重，露了一些破绽，但没有引起他的怀疑。

战争不但促成人与人之间新的亲密关系，也把旧的关系引向破裂。在这个忠实的典型——他海军中的朋友这样看他——接到他妻子的信的那一天，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并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主要是那位姑娘已下了决心不鼓励他。而罗达在从新伦敦回来的旅途中却失足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和预料到的。如果硬要约她幽会，她准会畏缩、拒绝。她只是同柯比停下来喝茶。从那家小客栈的后窗望出去是一片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几只天鹅冒着蒙蒙细雨在粉红色的荷花丛中游来游去。他们单独坐在这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只有个老妇人侍候他们。他们对这次访问拜伦感到很满意，乡村的景色也很美。他们原打算停留一个小时，然后开车去纽约。他们谈到第一次在柏林郊外的午餐，谈到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离别，谈到在瓦尔多夫旅馆重逢时彼此的欢乐。时间过得很快，他们谈话的口气也越来越亲密。后来巴穆·柯比说：“这个地方可真舒适极了！可惜我们不能住下。”

罗达·亨利小声说，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这几个字是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也许能。”

也许能！这么三个字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和品格。那个老妇人没有问什么，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卧房。

在纽约，罗达和柯比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中听到了帕格深夜听到的丘吉尔的广播演说。罗达替梅德琳和她自己挑选的公寓很不错。房子朝南，屋外是一片低矮的褐色石头。阳光整天穿过白布帘的窗户照射到一间宽敞的起居室里，室内的陈设和装饰一律用白、桃红和苹果绿三色，装在绿相框里的维克多·亨利和男孩们的照片放在一架白色钢琴上。来访的客人对这地方高雅欢乐的气氛都有好评。

他点起一把火，火势越烧越猛，直到把纳粹暴政的最后残余从欧洲扫光……

柯比懒懒地坐在一把圈椅上吸烟斗，瞪眼瞅着收音机。“华丽的辞藻，这个老家伙。”

“你认为他们真能抵挡住德国人吗，巴穆？”

“帕格怎么说？”

“他刚到的时候来过一封悲观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来信。”

“真怪，他在那里有一阵子啦。”

“嗯，我对自己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我会听说的。我真担心。”

“当然。”

丘吉尔的演讲结束了，她看见他在瞧他毛茸茸的手腕上的表。“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啊，还有一两个钟头。”他关了收音机，慢慢踱到窗前，眺望窗外，“景色不错，无线电城、帝国大厦，可惜那座公寓楼把河上的景色遮住了。”

“我知道此刻你想要的是什么。”她说。

“什么？”

“喝点儿茶，到喝茶的时候啦。”她看见对方突然粗犷地咧嘴一笑，就半含羞半涎着脸微笑着，急匆匆地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真的喝茶，巴穆·柯比先生。”

“茶是我心爱的饮料，至少最近是这样。”

“别讨人厌啦，你！嗯，我去煮点儿茶好吗？”

“当然好，我正想喝茶。”

“我想我应该发誓戒茶才对，因为我最先是因为喝茶堕落的。”她诱人地扭动腰肢朝厨房走去，“如果我能用喝醉酒来解释就好了，可是我当时跟一个牧师的老婆一样清醒。”

他到厨房看她准备茶。巴穆·柯比喜欢在一旁看她走动，他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使她感到自己又年轻起来。他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矮桌边，她彬彬有礼地把茶倒好，把涂上黄油的面包递给他。再找不到比这更平静、更庄重的一幅图画了。

“差不多同在麦琪逊太太的客店里喝的茶一样好，”柯比说，“差不多。”

“别提啦！你在丹佛要待多久呢？”

“只过一夜，随后就得回华盛顿。我们的委员会准备会见几个英国科学家。从样本上看，他们搞出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我肯定他们会叫德国人大吃一惊的。”

“真的！那么你下一步是到华盛顿了？”

“对。你也找个理由去趟华盛顿吗？”

“啊，亲爱的，巴穆，你难道不知道我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简直是每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人，帕格也认识。”

他苦闷地停顿一下，说：“这件事干得不令人满意，对不对？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破坏家庭的人，特别是对在国外服务的军人的家属。”

“哎，亲爱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从那天以后，这两个星期天我都上教堂了。我并不感到有罪，反倒感到很新奇，我就告诉你这一点。”她又给他倒了点儿茶，“这一定是战争的关系，巴穆。我也说不好。自从希特勒踏遍了欧洲，把伦敦炸成平地以后，一切旧的观念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我也说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比起眼前真实的东西来，麦琪逊太太客店后边的天鹅、那些可爱的粉红色荷花、细雨、那只灰猫、茶、那些好吃的面饼，还有你和我，这些都是我能够享受到的。”

“我还没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去丹佛。”

“没有。”

“有一个人要买我的房子，准备出一大笔钱。我告诉过你关于我房子的事。”

“对，听说漂亮极了。你真的准备把它卖掉吗？”

“我常常谈这件事。我一直在考虑，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在丹佛。那所房子非常适于自己住、招待客人和接待来探亲的儿女和孙儿孙女。我要是有妻子，就决不愿意卖掉它。”他停顿一下，睁大了那双严肃的棕色大眼睛看着她，眼神里流露出腼腆和担心的神气，这种眼光本身就是求婚的表示，“你是怎样想的，罗达？”

“啊，巴穆！啊，多幸福的日子！”罗达的双眼充满了快乐。她并不感到十分吃惊，可是她所得到的安慰是难以形容的。这一来算是解了她心里的一个疙瘩：这到底跟基普·托莱佛干的蠢事不同，这不是一次失去理智的失足，而是一次奔腾的激情。既是奔腾的激情，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说：“对你来说，这实在不应该是新闻。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的感受，我们是不会在麦琪逊太太那儿住下的。”

“真的！啊，我的主。你那样看待我，我是又骄傲又幸福。我当然是那样。不过——巴穆！”她几乎是快活地朝钢琴上的照片挥了挥手。

“我有些朋友也是在五十多岁重新结婚的，罗达。有的在离了婚以后，有的现在过着非常美满的幸福生活。”

罗达叹了口气，用手指擦擦眼睛，朝他笑了笑。“你是不是要使我成为一个贞洁女人？你那样做的确是好意，不过没有必要。”

巴穆·柯比真挚地俯身过去，闭紧了他肌肉松弛的大嘴。“帕格·亨利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才发生那件事的，在我们见面之前，你们的婚姻中就有了裂缝。那是不能不有的。”

罗达用颤抖得很厉害的声音说：“在我认识帕格之前，他是海军里一个橄榄球后卫，我看过他参加的两次陆军对海军的比赛。我有个男朋友爱看这类比赛——听我讲，巴穆，也许我会镇定下来。他是一个很有冲劲儿、令人激动的运动员，一个满场跑的结实小伙子。后来，天哪，在华盛顿，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就是帕格·亨利本人，就是报刊上常有他照片的这个人。战争在进行。他穿着嵌金线的蓝军服，看起来雄赳赳的。我一定要说！哦，天哪，他用了在橄榄球场上的那股劲来追求我。那些日子，他显得非常可笑。你要知道，帕格在愿意的时候，具有一种逗笑的才能。嗯，我交的男朋友都是华盛顿的老相识，都进的是同样的学校，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帕格却与众不同，他现在也是这样。举一个例子，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你可以打赌，光是这一点就不好相处！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开始情况就很复杂。我的意思是说，这丝毫不影响他谈恋爱。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可是——嗯，帕格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永远会这样说。我一定叫帕格腻烦了。我知道他爱我，可是，问题是他太海军气了！哎，巴穆，这个人让我在婚礼宴会上站了半个小时，而他却开车送他的指挥官去赶回诺福克的火车！这就是维克多·亨利。可是二十五年——天哪，现在我是第一次突然觉得自己非常不幸。”

罗达用手帕掩着脸哭起来，两肩不住地抖动。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等平静下来以后，她看着他说：“你到丹佛去吧，不过你得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我做了对不起帕格的事，难道你就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由于意想不到的机缘我嫁了你以后，我会不会同样也做对不起你的事呢？你自然会想到的。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相信你很久以来就不爱你丈夫了。你对他有感情，可我认为你爱上了我。”他站起来，“我还是要去赴丹佛的约会，罗达，不过我不准备卖那所房子了。”

“哦，卖掉吧！对我来说，你还是照样卖掉那所房子好，巴穆。我不过是认为你有一天会后悔的。”

“再见，罗达。我会从华盛顿给你来电话的。可惜这次我没见着梅德琳，代我向她致意。”说着，他看了钢琴上的照片一眼，“我想你的孩子们会喜欢我的，甚至是拜伦那个怪孩子。”

“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问题不在这里。”她送他到门口，他像一个出门旅行的丈夫一样吻了她。

第三十五章

帕格回去的时候，九月的柏林空气清新，树叶正在变黄。同闪击战下的伦敦相比，这座城市看起来非常太平，穿军服的人要少得多，几乎没有什么卡车和坦克。打败法国之后，希特勒已经让部分战士复员到农场和工厂当自由工人。剩下来的士兵也不在柏林四周闲逛，他们有的在海岸上等待入侵英国，有的驻守在法国和波兰，有的守卫在一道面对苏联的薄弱而谨慎的防线上。只有空中战争的迹象还看得出来：高射炮的蓝灰色炮口从秋天的树叶下面冒出来；广场上，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小孩呆呆地瞧着一架打下来的惠灵顿式英国远程轰炸机。帕格看到这架坠毁的英国轰炸机——与“弗兰迪”号一模一样——那红、白、蓝三色的舷窗，心里感到一阵悲痛。他想去看一看遭到破坏的煤气厂，但没有找到。绷着脸的德国空军警卫和木栅栏把遭到破坏的现场封锁了起来。戈林在很久以前曾经宣布，只要有一颗英国炸弹落在柏林，德国人民就可以管他叫梅厄(1)。揭“梅厄”短处的现场证据当然不准人看。

不过，即使不是禁区，帕格也怀疑会有多少德国人到那儿去看。他们是一些古怪的人。在里斯本，他一登上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当时当地的德国就给他很深的印象：机内纤尘不染，服务员毕恭毕敬，酒饭要了就到，扩音器震耳欲聋。坐在他旁边的乘客是一个金头发、戴眼镜的胖大夫，进餐时同他碰杯祝酒，热情洋溢地谈到美国和住在密尔沃基的妹妹。这位大夫深信美国和德国会永远做朋友，希特勒和罗斯福是同样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位都需要和平。他对英国轰炸机残酷轰炸柏林市民深表遗憾，说这同德国空军的轰炸严格集中在军事目标上形成对比。他还指出，英国皇家空军在他们飞机的底部涂上了一层效果很好的黑漆，这样在晚间就不容易被发现，他们飞行时不断改变高度，使高射炮很难瞄准。这就是他们能够溜进来的原因。可是，这些小小的鬼蜮伎俩救不了他们的命。德国科学家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会找到对付的办法。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德国的胜局已定。德国空军是无敌的，英国轰炸妇孺的罪犯们很快就会受到法律制裁。

这人活像伦敦音乐厅里演滑稽戏的德国人，连他那副斜眼微笑的表情和脖子上一圈一圈的肥肉都十分像。帕格越来越讨厌这人，他冷淡地说，他刚从伦敦来，德国空军已在英国上空被击败。对方马上冷淡起来，转过身去背朝着帕格，故意挥动一张意大利报纸，上面有几幅非常触目的伦敦起火燃烧的照片。

帕格一回到绿林区自己的住宅，隔壁那个美术博物馆馆长——巴尔策博士，学识渊博，身材矮小，肤色黝黑——马上就拖着一条残废的腿跑了来，邀请邻居喝一杯，同时谈起英国迫在眉睫的覆灭。巴尔策一家一向是亲切友好的邻居，而且还多次邀请亨利夫妇参加过饶有趣味的展览和晚会，巴尔策太太已经成了罗达最亲密的德国朋友。帕格婉言告诉他的邻居说，战争并不完全像戈培尔的报纸和广播描绘的那样在进行。他刚一暗示英国皇家空军还有战斗力，这个小个子美术专家就生了气，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把他要请帕格喝酒的事也抛在脑后了。而这个人曾经多次暗示过纳粹党徒是下流的恶棍，希特勒是祸水。

就是这种情况使得柏林现在完全令人难以忍受。全体德国人捏成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那个小流氓做到了他所谓的“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是他长期以来经常叫嚣的。维克多·亨利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理解也赞赏这些人死硬地服从纪律的工作效率，可是他厌恶他们那种闭眼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这不仅仅是愚蠢，不仅仅是无耻，这是很坏的兵法。“对形势的估计”——这是一句从普鲁士军事学说中借用来的海军用语——必须依据事实。

他回来后不久，欧斯特·格罗克就来电话约他吃饭，他欣然接受了。格罗克是他所结识的在纳粹的疯狂中似乎还保留着一点儿常识的少数德国军人之一。在一家坐满穿军服的纳粹官员和高级军官的饭馆里，这个潜艇军官公开对战事，特别是对戈林笨拙地指挥英国战役隐隐约约地发牢骚。他不时眯起眼睛回头四顾，在德国，只要一谈到战争或政治，总要不自觉地这样做。

“我们照样会打胜的。”他说，“他们会用尽各种笨办法，然后他们才会想到这一点。”

“想到什么？”帕格说。

“封锁，自然啰！这是英国的老武器，现在我们以牙还牙。英国人封锁不了我们，我们有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从巴尔干一直到土耳其，连拿破仑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长的海岸线。英国缺少食物和燃料，这本来是它的致命伤。要是戈林今年夏天炸毁港口，炸沉船只——加上我们的潜艇和磁性水雷造成的大量破坏——英国早已通过瑞士和瑞典跟我们接触了。”他平静地举起双手，“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要在大西洋辽阔的海面上击沉他们的船只。他们没有护航力量，就算他们有，我们的新战术和鱼雷也可以打败他们。你要记住，在潜艇方面，我们开始的时候力量很薄弱，维克多，可是最后邓尼茨说服了雷德尔，雷德尔又说服了元首。占领波兰之后，从英国拒绝和平建议开始，我们就大批地建造新潜艇。明年一月，新潜艇可以陆续下水。一种新式舰艇，非常漂亮。在四五个月内，每个月击沉五十万吨，哼！于是，丘吉尔就完蛋啦！你不同意吗？”格罗克咧嘴朝他笑着。这个小个子潜艇军官穿着一套剪裁得很好的紫色花呢服，戴着一个触目的黄蝴蝶领结。他那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健康的脸容光焕发，富于自信。“说吧，你用不着表示同情。我们都知道你们总统的情绪，不是吗？可是你理解海，也懂得形势。”

帕格苦笑着看了格罗克一眼，他倒是同意这种估计。“呃，假定戈林真的会转向封锁，假定你们真的有一支新的舰队建成——这可是两个很大的假定。”

“你怀疑我的话？”

“你稍稍夸大些，我是不会责怪你的。”

“你说得对，维克多。”格罗克笑出声来，“不过，我用不着夸大。你瞧着吧，从一月份开始。”

“那时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介入了。”

那位潜艇军官不再笑了。“对，这倒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你们的总统只能偷偷地把一些旧飞机和船只给英国，就是这样，他都不敢面对国会。你认为你们的人民会赞成把美国战舰派出去让德国潜艇击沉吗？罗斯福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他害怕你们的人民。”

“嘿！欧斯特·格罗克和维克多·亨利！这两只‘海狗’在决定战局了。”

原来是银行家沃夫·斯多勒弯着腰在跟他们说话，他那稀疏的茶色头发上过头油，梳得很平，他含笑叼着烟嘴。“维克多，你这套新装很漂亮，是在萨维尔街做的吗？”

“是的，一点儿不错。”

“不会错。嗯，要是又能在那儿定做衣服，倒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没有比英国裁缝更好的裁缝了。喂，你们二位来了多久啦？坐到我们桌来吧，同桌的是几位好朋友。”

“不，谢谢您，斯多勒先生，”帕格说，“我得马上回办公室去。”

“当然。喂，欧斯特，你告诉过亨利上校本周末你要去阿本德鲁吗？你要知道，维克多是阿本德鲁的老客人。天哪！这次你干吗不一道去呢，维克多？你最近已经拒绝两次了，我当然不会高兴。整个周末，你跟你的朋友欧斯特可以大谈你们的海上生活。快答应吧！我另外只请两三个好朋友，还有几位可爱的女士，有的还是单身。”

维克多·亨利迅速地瞟了格罗克一眼，对方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嗯，这想法倒不错，是不是？”

“好吧，”这美国人说，他现在完全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格罗克又为什么打电话给他，“多谢你们。”

“太好了！妙极了！星期五再见。”银行家说着，拍了下维克多·亨利的肩膀。

这以后，这两个海军军官谈话少了，内容也枯燥乏味起来。欧斯特·格罗克忙于吃饭，不大看帕格。

当天下午，维克多·亨利听他的文书通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从锡耶纳来了电话，不由得吃了一惊。

“天哪！快接上电话。”

“喂？喂？怎么啦？我找柏林的亨利上校。”姑娘的声音嘟嘟哝哝、模糊不清。

“是我，娜塔丽。”

“啊，您好！拜伦好吗？”

“他很好。”

“哦，这下可放心啦！”电话线上的干扰停止了，娜塔丽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离开后，我没有收到过他一封信。我发了个海底电报，没有得到回信。我知道现在的邮政是多么糟糕，可我还是担心起来。”

“娜塔丽，他也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他写信跟我提起过。我肯定他没有收到你的电报，不过他很好。”

“真奇怪，我一直一个星期写一封信给他。多可恨哪！我很挂念他，他在潜艇学校干得怎样？”

在维克多·亨利办公室的窗子外边，使馆门前的卫兵在换班，发出有节奏的立正敬礼声和用德语打招呼的短促声音。娜塔丽在电话里的声音引起他一阵心酸。她的纽约口音同帕米拉的口音不同，但同样是一种年轻低沉的女孩的声音。

“勉强过得去吧，我想。”

她的笑声也很像帕米拉，有点儿沙哑，带点儿嘲讽：“您说得是。”

“娜塔丽，他老早就等着你回去了。”

“我知道，还有一些问题，但很快就会解决的。请一定告诉他我很好。锡耶纳在战时非常迷人，也非常平静，有点儿恢复到中世纪的味儿。拜伦还得待三个月，是不是？”

“他十二月毕业，如果他们不把他开除出去的话。”

又是笑声。“他们不会开除他的，勃拉尼实际上是非常可靠的，您知道。我十二月回来，请您告诉他一下，也许您写的信会送到。”

“会的，我今天就写。”

这是在阿本德鲁的一次小小聚会，没有再玩从楼梯上滑下来那一套。帕格有点儿遗憾地看出，这种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粗野玩意儿虽然很投合条顿民族的口味，欧斯特·格罗克却不感兴趣。这个潜艇军官显然有些心神不宁，本来很可以利用这玩意儿来改变局面的。另外的客人是一位德国空军的将军和一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地位都远在格罗克之上。五位漂亮的女士都没有结婚。斯多勒夫人没有在场。

维克多·亨利估计他们是在酝酿一场狂欢酒会，目的是要他谈英国的情况。餐后，多少令他惊讶的是，他们进入一间有护墙板的房间，那里准备好了乐器，斯多勒、德国空军将军、外交部官员和一位红头发的女士演奏了四重奏。帕格以前也来过阿本德鲁几次，这位银行家从未显露过自己的音乐才能，可是这次，斯多勒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演奏得非常出色。德国空军将军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灰暗的人，双眼凹陷，带着病态。他先鞠了个躬，然后就俯在大提琴上摇摆着身体，奏出了美妙的乐音。帕格过去在凯琳别墅从远处见过这人一次，当时他全副军装，看上去远比他现在穿着常礼服、戴着单片眼镜威严得多。音乐家们拉错了，停下来两三次，轻快地说了几句笑话，继续演奏。担任第二小提琴手的那位外交部官员是一个矮胖的巴伐利亚人，长着下垂的黄胡子，是一个优秀的提琴家。这是帕格听过的最好的业余音乐会。格罗克带着多数德国人欣赏艺术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态度坐在那儿，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赶走了睡意。这样过了两三个钟头，女士们道了晚安，便离去了。如果说有什么暗号的话，帕格也没有注意到。

“也许我们该出去喝杯夜酒了，”银行家对帕格说，把他的小提琴小心地放进匣子里，“今天晚上很暖和。你喜欢我这把斯特拉地瓦利(2)小提琴的音色吗？我希望我没有辜负这把琴。”

从宽敞的大石头阳台上望出去，是一座正规的花园，有幽雅的喷泉和河流，再远处就是森林。朦胧的橙黄色下弦月在树梢上升起。在长铁杆上红黄色灯光的照耀下，阴影在房子和石板地上跳动。五个人就座以后，管家送来了饮料。鸟儿在静夜里悦耳地歌唱，帕格听了，不由得回想起在英国轰炸机基地听到的夜莺的歌声。

“维克多，你如果愿意谈谈英国，”斯多勒舒服地靠在安乐椅上说，他的脸遮在黑色的阴影中，“我们当然很感兴趣。”

帕格勉强用愉快的声调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得承认我去过英国了？”

银行家马上用更愉快的声调回答说：“哈哈，除非你想给我们的情报人员添很多麻烦，否则你还是承认的好。”等大家都笑过以后，他又说：“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放下这个题目，好欢度周末。我们的款待从来不——在英语中是怎样讲的呢？”原来大家都在讲德语，他说到这里，改成用英语说，“附带任何条件。不过，你往来两国首都之间，处在非常不寻常的地位。”

“嗯，如果你们要我说你们已经把皇家空军从天上打掉了，英国人下个星期就会完蛋，那还不如现在就放下这个话题。”

高个儿将军用一种忧郁的男低音说：“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把皇家空军从天上打掉。”

“随便谈吧。雅果将军是我最老的朋友，”斯多勒说，“我们是小学同学。而我和穆斯博士也差不多有一样老的交情。”他朝外交部官员一挥手臂，一只像骷髅一般瘦长的手臂的影子在墙上跳动一下。

“我们空军中有句俗语，”将军说，“升起了红旗。意思是说，我们都在直率地谈话。我们说出关于元首、关于戈林、关于任何事情和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说话毫无顾忌，我告诉你。”

“好吧，我喜欢这些原则，”维克多·亨利说，“说吧。”

“入侵会成功吗？”穆斯博士提高音量说。

“什么入侵？你们的海军能送你们过去吗？”

“为什么不能？”雅果将军用内行人的平静声调说，“通过一条走廊，两边用水雷带封住，外面用潜艇封锁，上边用德国空军掩护。难道对战列舰队来说，这是过高的要求吗？”

帕格看了格罗克一眼，只见他不高兴地坐在那儿，转动着一只钟形酒杯里的白兰地。“你们这儿有一位潜艇人员，问他怎么封锁和设置水雷带吧。”

格罗克不耐烦地一挥手，酒杯里的白兰地都溅了出来。他用重浊的声音说：“非常难，可能是自杀行动，而且最糟糕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雅果将军向格罗克弯过腰去，他的单片眼镜在摇曳的灯光下闪亮，脸上满面怒容。

帕格嚷道：“已经升起红旗啦！”

“不错。”雅果说着，用不肯原谅的眼光盯了潜艇军官一眼，后者懒洋洋地坐在暗处。

“我同意他的看法，”帕格说，“一部分登陆部队也许能通过，且不谈用什么形式。那里还有入侵部队登陆的滩头阵地，那地方我从近处见过。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从海上靠近这块阵地的。”

“扫清滩头障碍是一项技术任务，”雅果说，很快又恢复到随便谈天的语调，“我们有专门训练好的工程兵来对付它。”

“将军，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多年来一直在专心研究和演习滩头袭击，这是书本上讲的最棘手的进攻项目。我相信德国武装部队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想到这个问题。”

“德国人的军事才能是不容忽视的。”穆斯博士说。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维克多·亨利说。

雅果说：“自然，我们登陆不可能没有损失。我们的损失会是巨大的，但还受得了。一旦我们得到一个牢固的据点，你就会看到丘吉尔倒台。为了占领滩头堡，德国空军会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架飞机。但是，我相信皇家空军的飞机会先一架不剩。”

维克多·亨利没有表示意见。

“伦敦的轰炸对英国人的士气有什么影响？”斯多勒问。

“你们让丘吉尔更容易做工作了，他们现在更拼命了。把伦敦炸得一塌糊涂也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判断是赢不了，且不说轰炸机不仅可以向西飞，也可以向东飞。”

将军和银行家面面相觑。将军的声音很阴沉：“如果这儿有人同意你，你会感到吃惊吗？”

“丘吉尔通过在二十六日那天轰炸柏林，很巧妙地激怒了元首。”斯多勒说，“为了保持士气，我们不能不回击。这个诡计成功了，可是英国人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政治上没有旁的选择，只能是大规模报复。”

“说句老实话：”穆斯博士说，“戈林元帅想炸伦敦，把它炸毁。”

雅果摇摇头：“他知道动手太早了，我们也都知道。是那六天不好的天气救了皇家空军。我们还需要一个星期来炸掉那些机场。不过，到头来结果还是一样。”

斯多勒说：“他们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我不愿意看见他们延长痛苦。”

“他们好像并不在乎，”维克多·亨利说，“一般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认为他们会取得胜利。”

“这就是弱点，”穆斯博士说，摸了摸他的胡子，“民族自大狂。一个民族一旦脱离了实际，便一切都完了。”

斯多勒点燃一支粗大的雪茄。“一点儿不错。这次战争的进程现在是由统计数字来决定了，这是我的管辖范围。您愿意听听吗？”

“非常愿意，尤其是希望你能泄露一些机密。”维克多·亨利这话引起了所有德国人亲切的笑声，除了格罗克。这位潜艇军官陷入悲哀之中，也许已经睡着了。

“不是机密，”斯多勒说，“财政方面的资料对您来说可能是新的。不过，请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数字是准确的。”

“我完全相信。”

“好。英国目前处于，怎么说呢，一条用船只组成的在运转的戽斗链的末端。这是它经常所处的地位。现在呢，戽斗老是被打掉，打掉的速度比安装到链子上的速度快得多。它发动战争的时候，大约有二十万吨船只——它自己的船，加上从旁的地方拼凑来的。这个吨数正在迅速下降，下降的速度是——最近是多少？”他摆出上司的态度问格罗克。

潜艇军官偷偷地打了个哈欠：“这个数字是保密的。维克多在伦敦听到不少，早就心里有数了。”

帕格说：“不错。”

“很好，那么你知道曲线在往上升。在这次战争中，别的都关系不大，英国很快就会耗光燃料和食物，那样一来它就完了。它的机器一旦不能转动，它的飞机一旦飞不起来，它的人民一旦没有饭吃，丘吉尔也就垮台了，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别的出路？我的国家还有大量燃料和食物，还有钢铁与造船厂，而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开放的。”

银行家冷冷地一笑：“不错，不过根据你们《中立法案》的要求，英国买每样东西都得付现金。现金付款，运输自理。这是英国拒绝偿付战争债务以后，你们的人民从上次大战中学习到的唯一明智的东西。罗斯福也好，威尔基也好，现在都无关紧要了。维克多，你可以相信我这句话，你们的国会是不可能再拨一笔战争贷款给英国的。他们会吗？”

“不会。”

“对。那么它就完蛋了。它发动战争时大约有五十亿外汇，我们的情报说，它已经用了四十亿多。为了继续作战，它所需要的飞机、物资和船只会把最后十亿左右的外汇像火炉融化雪球那样快速地用光。到十二月，大英帝国就会一个子儿也没有了。破产！您瞧，亲爱的伙伴，他们卷入了一场他们没法儿打也没法儿偿付的战争。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样。能透过未来的迷雾预见到这一点的，正是元首的政治天才——维克多，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正如他过去预见到法国打不下去一样。这样的领导带来了胜利。”斯多勒往前一探身，轻蔑地把手一挥，“不错，丘吉尔的话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感人、非常鼓舞人心，可是他是英国最糟糕的财政大臣，对后勤或财政的现状毫不了解，而且一直不了解。他那些漂亮辞藻的肥皂泡马上就要破灭了，然后和平就会到来。”

穆斯博士插嘴说：“我们现在击沉船只的速度只有一九一七年创最高纪录的那几个月才能相比，你知道吗？”

“这一点我知道，”亨利上校说，“正如不久前我对欧斯特说过的，那也是我们卷入的时候。”

阳台上的沉默持续了很久，然后沃夫·斯多勒说：“像这样的世界悲剧现在不应该重演了，维克多——德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反苏强国，不应该互相开战。那样的话，唯一的胜利者只会是斯大林。”

格罗克从椅子那头发出沙哑含糊的声音：“那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等到正月，等我们有了新潜艇。”

这个周末寒冷、阴沉而多雨，对帕格来说，也因过多的音乐和文化而显得沉闷。那五位女士都是三十开外的人，全都笨拙地卖弄风骚，可以陪你聊天、散步、跳舞；等雨稍停，也可以陪你打网球。帕格估计，她们还可以陪你过夜，他不好意思个别问她们。

欧斯特·格罗克老是睡觉，星期天一早就走了。其他三个人对这位潜艇军官一直很冷淡，而对维克多·亨利却非常热情有礼。显然，格罗克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显然，他打电话和在饭馆里同斯多勒碰头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些大人物对一个四条杠杠的美国军官所献的假殷勤，真是到了家了。

他们又问了帕格许多有关他英国之行的问题，他也一一回答了。只有那个瘦削的德国空军将军试探性地问了一个关于雷达站的问题——帕格在回答时装出一副呆板的傻样——此外，没有人企图从他那里打听什么机密情报。

倒可以说，他们似乎在拼命向他灌输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诗歌。这三个老同志非常喜欢学术性的谈话，还不断把他们谈话中提到的书从斯多勒的图书室里找来塞给亨利。他想在睡前看这些书，可是看了十五分钟就沉沉地睡着了，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德国的奇特文学对维克多·亨利来说经常有这种效果。很久以前，他就放弃了想了解德国人自命不凡的严肃性、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从查理大帝(3)时代起他们的阴郁历史的每个转折的企图。从军事观点看，有关德国命运、德国文化、德国精神、亲德主义、泛德主义等的一切笔墨，都在不断强调说明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有八千万人口的工业化民族，他们花费了一个世纪使自己统一起来，教育了自己，卷起袖子要征服全世界，相信上帝会抓住德国的战袍，鼓舞它前进。这是值得记在心上的。

星期天下午，他们在阳台上喝鸡尾酒的时候，太阳透过云雾出来了。斯多勒提议带维克多·亨利去看看他那些获奖的猪，他们从河边到猪圈走了很长一段路。在一阵恶臭中，主人告诉亨利那几头躺在粪堆里饿得嗷嗷叫的大得出奇的长毛猪的家世。在他们走回来的时候，银行家说：“你觉得很无聊吧，维克多？”

“谁说，一点儿也不。”帕格撒了个谎。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平常的周末。穆斯和雅果都是很不平凡的人，我们早就是好朋友了。雅果第一个把我同戈林真正拉上关系。在那以前，我同冯·巴本走得非常近，而他，你知道，是纳粹最大的对手，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亲眼看到大势所趋为止。事实上，还是他任命希特勒当总理的。”斯多勒用他那沉重的黑手杖随手敲打着开花的紫蓟，把花头打落下来，打烂的花散发出一股新鲜的清香，“雅果很器重你呢。”

“作为一个在天上飞的军人，”帕格说，“他的大提琴拉得可真不错。”

“是的，他很有才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维克多，他最欣赏你的是你愿意谈谈英国。你太友好了。”

“我没有透露什么，至少不是有意的。”

斯多勒笑了起来：“你真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忠仆。而且，你的观察很有启发性。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你的荣誉感，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荣誉就是一切。”

恭维话使得帕格·亨利感到不安，他跟平常一样，用沉默和呆板的眼光来回答。

“要是雅果将军有什么地方能为你效劳，我知道他会很高兴的。”

“真是太好了，可我没有什么事。”

“也许有什么设施你愿意去参观？”

“嗯，这样的邀请，我们的空军武官会欣然接受的。”

“随你的便，雅果更关心你个人的利益。”

“有一件事，不是普通的事。有个皇家空军飞行员，我的一个朋友，几个星期以前，他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被击落了，你们的人很可能把他抓去了。”

斯多勒挥动了一下那根多节的手杖，说：“找他出来不难，把这个飞行员的名字、官阶等告诉雅果，很快你就会得到答复。”

“真是太感谢了。”

“要是你的朋友成了战俘，你还可以去见见他。”

“那太好啦！”

十月初，维克多·亨利差不多已经忘了那个古怪的周末，沃夫·斯多勒忽然给他来了电话：“你说的那人还活着。”

“谁？”

斯多勒一口气讲出了伽拉德的名字、官阶和番号。“他在法国，还在医院里，不过身体很好。雅果将军邀请你作为他的私人客人，去参观附近的德国空军司令部。你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一个美国武官被邀请的。这个电话是仅有的一次通信联络。没有互惠的必要。”

停了一会儿，帕格说：“哦，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将军太客气了。”

“我告诉过你，你很受他的赏识。”

“我还得给你回电话吧。”

“当然啦。”

帕格把这事告诉了代办，代办耷拉着眼皮，差不多闭起了眼睛。他朝后靠在椅子上，用大拇指摸了摸胡子：“那个德国空军将军对你有什么要求吧。”

“自然啦。”

“好吧，我批准。为什么不欣然接受呢？你也许会了解到点儿什么，你还可以看到这位飞行员。他是谁？”

“嗯——他跟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代办的眼睛睁开了一些，又摸了一下胡子。帕格觉得需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

“啊，他是帕姆的未婚夫，对吗？幸运的青年。好吧，不管怎样，去吧，看一看帕姆·塔茨伯利的未婚夫情况怎样。”代办说的时候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维克多·亨利感觉到了，并且有点儿恼怒。

天气不好，帕格乘火车去里尔。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铁路运行已恢复正常，令人感到惊异。火车正点离站，轰隆隆地穿过雨中宁静的被秋色笼罩的大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十月的蒙蒙雨雾中看上去都很像，都是一大片由农庄、常绿树和枯黄的树林所构成的平原。城市看起来也很相似，市中心是各式各样壮丽的古老建筑，周围则是一些现代建筑，有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有的只剩些断瓦颓垣。在拥挤的餐车里，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少数几个带着妻子——在亲切地交谈，在浓烈的香味和愉快的笑声中一起吃喝。穿军服的德国空军军官们单独坐在一张桌子上，轻蔑地瞧着那些市民，随便吆喝匆匆走过的侍者。除了见不到犹太人以外，在新秩序下，一切仍同平时一样。犹太人一直是欧洲最繁忙的旅客，可是在这趟火车上，一个犹太人也看不见。在这趟从柏林到里尔的快车上，第三帝国由于种族优势和办事能力高强，看起来起码能存在几千年。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满载着愉快的青年士兵，维克多·亨利第一次得到可靠的暗示：入侵——如果有过这个计划的话——可能已经停止了。

雅果将军派到车站来迎接这位美国海军军官的是一个严肃而瘦削的中尉，肩上比别人多一条金饰绦，胸前挂着一大串绶带，眼角的肌肉不住地抽动着。他开车送帕格到里尔中心区的一幢正面有许多塑像的肮脏的石砌大楼里，请他走进一间冷清清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里面有一张沾满墨迹的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满布灰尘的黄色墙上有一些干净的正方块和长方块，原是挂的法国官员的照片，现在照片已经取下来了。桌子后面挂有一面簇新的红、白、黑三色卐字旗。另有一张绷着脸、穿着军大衣、一绺乱发搭在一只眼睛上的希特勒的普通照片，这是一张粗粗修整过的比本人显得年轻的照片。墙上有一只挂钟，钟摆的嘀嗒声之响，是帕格闻所未闻的；钟面原系绿色，由于年深日久，已经褪色了。

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佩着冲锋枪的德国士兵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到桌边转了个身，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伽拉德跟在他后面，右臂用吊带吊着，面孔浮肿，没有血色，还裹着纱布。再后面就是那个眼角抽动的中尉。飞行员身穿飞行服，衣服破了的地方随便缝补了几针。

“喂，台德。”维克多·亨利说。

伽拉德极其惊异地说：“哎呀！”他的下嘴唇和下巴上包扎着的纱布捂住了他的说话声。

中尉用快速而准确的德语对亨利上校说，由于英国飞行员奉命尽可能找机会逃走，雅果将军对不能解除武装卫兵的监视感到很抱歉。见面时间的长短是没有限制的，士兵也不会来干预。他不懂英语，他奉命一旦发现逃跑的行动，就开枪射击，因而他请求先生们不要有任何足以引起他误解的动作。至于交谈的内容，将军完全信赖亨利上校。如果没有问题，他现在就要走开了。

“我们谈完以后，我怎么让您知道呢？”帕格用大拇指朝那个发呆的士兵一指，“比如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那就可能引起他的误解。”

“很对。”中尉低下头，眼角抽动了一下，“那时就请您拿起电话机的话筒稍等一会儿，再放回去，我就马上回来。请允许我告诉您一声，将军请您在前进指挥所跟他一起吃午饭，指挥所离这儿有四十公里的路程。”

门关上后，帕格拿出香烟，给飞行员点了一根。

“啊！老天爷保佑你。”伽拉德吸了一口烟，好像一个人从水底钻出来吸了一口空气一样，“帕姆知道吗？有人看见我跳伞吗？”

“你的一个同伴说他看到了。她确信你还活着。”

“好啊，现在你可以告诉她啦。”

“我当然非常乐意。”

挂钟的嘀嗒声很响。伽拉德用左手笨拙地弹了弹烟灰，看了士兵一眼。士兵像一根竹竿一样站得笔直，机枪斜握在他那双指关节发白的手里。德国钢盔的凸边使得这个农村青年的脸看起来严肃得像一尊雕像。

“使这次小小的谈话有点儿煞风景吧，嗯？”

“他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家伙。”帕格说。

士兵笔直地注视着前面，在这关着门的小屋里，可以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一股很久不洗澡的污浊气味，虽然他刮光的脸是很干净的。

“看起来相当老练。我说，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我以为我会受到粗暴的拷问，也许会被弄到德国去。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只说我要是不老实，就枪毙我。你准是在德国空军里有些好朋友吧。”

“你有什么话要我告诉帕米拉吗？”

“你会看到她吗？”

“我想不会，我很快就要回华盛顿去了。我可以打电报或者写信给她。”

“有很多话要告诉她。首先，不管怎样，我很好。脸上和脖子上有些烧伤。”他举起吊着的手臂，“幸而子弹只打穿骨头，没有把它打碎。对医疗上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好责备的。饮食坏透了——发了霉的黑面包，发臭的人造奶油，吃后嘴里带着汽油味，汤里全是烂土豆。前两天，伙食莫名其妙地改进了，只是在我的病房里。昨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真正不错的炖肉——虽然很可能是里尔的猫肉和狗肉——味道很好。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你这次小小的来访而准备的。我对你真是感激极了，真的。你居然设法来看我，真是了不起。亨利上校，帕姆过得怎样？告诉我一些她的情况吧。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她看上去好吗？”

“你失踪以后，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到伦敦来过，我带她参加了一些宴会，去过一些娱乐场所。有一阵子，她消瘦下去，不想吃什么，但她正在恢复。实际上，她最后告诉我的一件事是希望你回来。还有，她准备等着你，跟你结婚。”

飞行员的双眼变得湿润起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帕米拉。”他回头看着那士兵，“呃，他真难闻，是不是？”他看着那士兵的没有表情的脸，用一种随便的语调说：“你愿意瞧一瞧这张脸吗？说明很多事情，是不是？八千万像这个家伙一样驯顺而又危险的畜生，无怪乎希特勒成了他们的领袖。”士兵的眼睛一眨也不眨。“我真的认为他不懂英语。”

“不要相信这个。”帕格干巴巴地说了一句，说得很快。

“嗯，告诉她我现在承认她的意见是正确的。等我回去以后，我要接受司令部的工作，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他摇了摇头，“我真是一个傻瓜。这些德国飞机就在我前面，在下边，ME-110战斗机，三个座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打中，没有及时刹住，正好从他们中间俯冲下去。以后，我只知道我感到肩上挨了一下，就像重重地挨了一拳似的。我的发动机起火了，我使劲拉了一下操纵杆，天晓得，它就跟折断了的脖子似的。我四面看看，发现没有了机尾，全部被打掉了。我打开座舱罩，解开降落伞背带的扣子，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烧伤了，可是火焰一直烧到我的脸上，大部分烧到嘴旁边，我只是在盐水刺痛的时候才感觉到。”伽拉德叹了口气，向屋内扫了一眼，他郁郁不乐的眼光停在那个生硬的、发出臭气的士兵身上。“于是，我到了这里。战争怎样啦？德国大夫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自然这是假话。”

维克多·亨利尽可能把情况说得好些。飞行员点点头，快活起来：“这才像话呢。”

挂钟还在嘀嗒地响，那个士兵打了两个喷嚏，吓了他们一跳。他的脸扭曲了，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但他还是照样死板板地站着。

“怪就怪在这里，”伽拉德说，“你从这儿出去要跟一位德国空军将军共进午餐，而我仍然是枪口下的一个囚犯。我想你最好赶快走吧。”

“不忙。拿几支烟吧，我很想把这一包都给你，只是这个傻小子也许会认为这事有点儿蹊跷，因而引起误解。”

“哈！管他叫傻小子一点儿不错。你考虑得可真周到，先生。”伽拉德抽出几支香烟，然后被一时的感情驱使，忽然把那包香烟递到士兵跟前。这个德国士兵的眼睛上下移动一下，急促地摇了一下头，好像一匹马在赶走苍蝇似的。

伽拉德在旧香烟头上接了一支新香烟。“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不过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比你猜想的要大得多。”

“嗯，主要是靠运气，不过我终于找到了你，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飞行员歪扭着脸，咧嘴一笑——他那扎着绷带的嘴左边好像冻僵了一般。他说：“怪不得帕姆认为你什么事都能办到。”

帕格抬头看了看那只旧钟，钟面已经模糊不清了，不过指针差不多已指到正午。“我想我最好不要让将军等得太久。”

“当然啦，先生。”飞行员瞧着士兵，又加了一句，“不管怎样，我老忘不了这个傻小子，他叫我不舒服。”

当维克多·亨利把话筒从挂钩上拿下来的时候，钟敲了十二下。他又把话筒放了回去。

“告诉帕姆，我就会看见她的。”伽拉德用坚定的口气说，暗示他有逃跑的打算。

“小心些。”

“相信我好了，你知道我要为谁活着。到时候我们要找你当傧相，只要你在一千英里之内。”

“我要是在一千英里之内，就准来。”

帕格坐车穿过里尔时，就像他上次坐在餐车里一样，再次注意到德国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细雨蒙蒙，在这座大工业城市的灰色街道和林荫道上，法国人在法国警察的指挥下，驾驶着带有法国牌照的法国小汽车，在法国店铺和广告牌之间穿行。只是这儿那儿有一张用德文粗黑体字写的公告，街上或者大楼入口上面有一块告示——常常写着“禁止入内”这几个字，以及德国兵坐在军用卡车上巡逻的刺眼景象，使人想起希特勒是里尔的主人。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已经遭到掠夺，只是掠夺的方式比较文雅，比较有条理。帕格听说过采用的手段：德国人购买大部分东西都用不值一文的占领区货币支付，那些明目张胆的掠夺者征用了物资，只给一张毫无用处的收据。可是，这些手段在使用过程中一点儿也没被看出来。里尔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看上去有点儿消沉，不过，维克多·亨利见过的法国人没有一个看上去是不消沉的。这儿跟在火车上一样，新秩序看起来要维持一千年。

那位会拉大提琴的将军戴着一顶高高的德国空军军帽，穿着一双闪亮的黑皮靴，披着一件拖到脚边的笔挺的蓝灰色军用雨衣，看起来比从前更高、更瘦、更凶狠了。中尉见了他，谦卑地鞠躬并立正敬礼。指挥所里的每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充分说明他是这里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他提出两个地方供维克多·亨利选择：是在附近德国空军征用的一所“相当舒适”的别墅中用一顿像样的午餐呢，还是就在这儿的机场上随便吃一点儿？帕格说出自己的选择后，他点头表示赞成。他解开雨衣，看也不看就让它从肩上掉下来，中尉立刻上前接住。

将军和他的客人走进里边的办公室，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旁就座，吃着鲟鱼、小牛肉、奶酪和水果。这些东西都装在金边瓷盘里，由一些脚步很轻、春风满面的法国侍者递送。雅果将军挑着菜吃，不大喝酒。维克多·亨利见他面色苍白，看出这是心脏病的征兆，但没说什么。他饿了，只是埋头吃东西，将军则边抽烟边谈话，说的是一种发音有点儿不清的准确德语，他的中尉讲话时显然一直在模仿他。他经常停下来，捂住嘴小心地咳嗽。

雅果说，美国海军是世界上唯一在专业方面可以同德国陆军相比的军事机器。三十年代中期，他作为一个观察家，曾去参观过美国海军基地，并把俯冲轰炸的观念告诉了戈林，因而德国空军发展了斯杜加式小型俯冲战斗轰炸机。“不管您赞成不赞成，”他带着疲乏的笑容说，“我们闪击战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你们的海军。”

“嗯，也许我们在战后会接受这句恭维话，将军。”

雅果听了帕格这句含讥带讽的话，不高兴地点了点头，接下去说，美国陆军是无法和德国比的。像所有现代的军队一样，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从德国总参谋部的概念中发展推演出来的。可是，他注意到美国陆军比较外行，他们在机动作战中缺乏气魄，数量也少得可怜。他说，美国实质上是一个联结两个世界大洋的海上强国，武装部队的状况反映了这一地理事实。

从这里，他开始谈到施本格勒，他说此人跟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不能理解美国。这就是《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错误。美国成了白人基督徒的欧洲，在一片富饶的未开垦的大陆上得到重新发展的机会。美国同一个现代化的、秩序井然的欧洲结成联盟，就能够带来西方巨大的新生，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至少这是帕格从将军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中领会到的一点，同他在阿本德鲁度周末的晚上听到的谈论如出一辙。

喝咖啡时——咖啡的味道很可怕，就像烧焦了的胡桃壳的味道——雅果说：“您肯赏光去看一下飞机场吗？天气不怎么好。”

“如果您的哪一位副官能抽出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愿意去的。”

他那疲乏的笑容又出现了。“我在这次战役中的工作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剩下的是野战指挥官的事了，我可以陪您走一趟。”

他们乘一辆窄小的汽车在机场上兜了一圈，车里满是德国汽油的硫黄气味。太阳在低沉的天空从碧蓝的云隙中照射出来，在暗淡的阳光下，粗短的梅塞施米特109式飞机从分散的地下掩体中露出一半，漆在上面的十字和卐字已经剥落。这地方完全像一个英国的战斗机基地：修理工棚、飞机库、分散的营房、坐落在平静的农场中的十字形简易机场和一群群奶牛在上面吃草的波浪起伏的牧场。褪色的法文告示说明，这儿是被打垮的法国空军的扩大基地。大部分建筑都是木头或水泥造的粗糙的新房屋。有裂缝的旧着陆跑道和宽阔的新着陆跑道并列，像汽车跑道一样。

“这都是你们在六月以后完成的？”帕格说，“真不错。”

这时雅果看上去像一个受人恭维的老头子，高兴而温和地一笑，露出稀疏的牙齿。“您的眼光很内行。西方新闻界那些时髦家伙想知道德国空军在进攻前为什么等了宝贵的六个星期，他们对后勤懂得些什么？”

将军说，希特勒把空军作战指挥权全部交给戈林时，他只坚持一点，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军事天才。在征服了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之后，前进空军基地必须按照他的命令建立起来。直到那时，他才允许德国空军去打击英国。前进基地的力量必须二倍或三倍于德国的空军力量。因此，花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飞机进攻的次数是原来的两三倍。这样，航程缩短了，汽油的载重量可以让炸弹的载重量代替。

“这是最简单的战略思想，”雅果说，“也是最正确的。”

他们参观了一座分散的营房。面带倦容的德国小伙子们跟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很像，他们穿着飞行服懒懒地躺着，待命出发。但他们一看见雅果，马上跳起来立正，而英国飞行员却从来不这样。营房修建得比英国营房粗糙，木墙上边，靠近油印的值班时间表和注意事项的地方，贴着身体丰满、面带笑容的女人的照片，比起瘦削的英美女人来，她们更富于德国式的软绵绵的性感。除此之外，全都一样，甚至床上的被褥和飞行服的霉味也一样。

雅果的小汽车沿着机场驶去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飞行员从营房里争先恐后地出来。“停车。”雅果对司机说，又对维克多·亨利说了一句，“一次扰乱性空袭，在高空。正确的战术，我们必须做出反应，这搞得我们的飞行员很狼狈。不过，英国人也赔上了大量的轰炸机。脆弱的飞机，装备很差。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

梅塞施米特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各就其位，然后轰响着飞走，形成了一股笔直上升的战斗机洪流。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景象。”雅果说着，用双臂紧抱住裹在簇新的长大衣里的瘦削身躯，好像身上发冷似的，“德国人同英国人作战，钻石划钻石。这是西方的内战，纯粹是愚蠢的自杀行为。英国人明天是有可能得到体面而光荣的和平的，那只牛头犬丘吉尔依靠并且就光依靠一样东西——美国的援助。”

“将军，他依靠的是他的人民的勇气和他的空军的质量。”

“亨利上校，如果罗斯福砍掉了全部援助，并且告诉丘吉尔说他准备谋求和平，那么这次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呢？”

“但那是不可能的。”

“非常对，因为你们的总统被摩根索们、法兰克福特们和雷曼们包围住了。”帕格刚开口抗议，雅果将军就举起一只瘦削的戴着灰色长手套的手来，“我不是一个纳粹党人，我是从陆军转到空军的。不要认为排犹主义仅仅是德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元首不过是现实地把它宣布出来罢了。他的有些党徒干了一些愚蠢的过火行为，可是您不能因为少数人的粗暴行为而控诉整个民族。罗斯福周围的那些美国犹太人犯了和我们的纳粹狂热分子同样的错误。”

“雅果将军，”帕格急切地插嘴说，“您怎么也相信犹太人在我们背后煽动对希特勒统治的仇恨呢？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他希望有那么一次能打破德国人这个牢不可破的观念。雅果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美国有很多人非常钦佩德国人，我也一样。可是，希特勒干的有些事，对任何美国人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希特勒干的事！”雅果叹了口气，他的眼神沉重而忧郁，“我来告诉您几件会叫您吃惊的事吧，上校。我们占领波兰的时候，制止波兰人不去谋杀犹太人的正是我们德国人。他们把我们的到来看成可以为所欲为的信号，简直成了公开虐杀犹太人的季节！累累暴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是的，我们的武装部队不得不插手进去，把犹太人从波兰人手里救出，保护起来。”将军咳得很厉害。“我不假装说我们爱犹太人，我也不说他们应该爱我们。我确确实实了解这些摩根索，可是他们犯的错误很可悲。美国不能允许英德之间决一死战，我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我们都属于西方。如果我们内部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就会向亚洲布尔什维主义屈膝，接着就会是一千年的野蛮黑暗时期。”

雅果沉默下来，他的凹陷的、多少带点儿兴奋神色的眼睛盯住帕格。然后，他伸出一根僵硬的长指头。“如果能有几个强有力的顾问把这个观点告诉你们的总统，那该有多好！可是，那几个顾问，除了犹太人，就是有英国血统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我们会打败英国人的，亨利上校，我们有这力量。我们从来不打算跟他们作战。元首很可以造一千艘潜艇，在三个月内把英国扼死。他从来没有强调过潜艇，您是知道的。取得这样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最优秀的天然盟国打垮了罢了。”

“嗯，将军，波兰还是英国盟国的时候，你们进攻了它，你们跟斯大林做了交易。这些事情你们都做出来了。”

“这些事情我们是被迫做的。”雅果用戴手套的手捂住嘴，大声而有礼貌地咳了起来，“我们是奇怪的民族，亨利上校，不容易被外人了解。我们非常严肃、非常天真，我们老是想得到天上的星星。在外人看来，我们似乎有点儿麻木不仁和飞扬跋扈。我们的英国兄弟也完全一样飞扬跋扈，我向您保证。唉，可是他们学会了一种礼貌！他们瞧不起犹太人，他们在权力集中的俱乐部、银行和一切要害部门都排斥犹太人。可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我们呢，我们的最高机构接纳犹太人，可他们蜂拥而来，几乎喧宾夺主。我们显露了我们的感情，区别就在这里。德国人爱感情用事，像浮士德那样不断地追求。为了追求荣誉，我们会唱着快乐的歌，步行或飞行或航行着奔向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天真，不错，这就是我们的原始性，但这是健康的。美国也有它自己的天真，那就是边疆的原始现实主义，那些西部牧童。

“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我们需要美国朋友出来解释这次战争的两性，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西方的和平、西方的统一，可以控制世界的西方联盟——啊，瞧那儿，英国的投弹手对法国的牲畜未免太残忍了些，不过他们也就只有这点儿能耐。”

远处一座小山上，在烟火弥漫中，大堆大堆的倒圆锥形泥土高高地飞向空中，牛群笨拙地四处乱跑。将军看了下表：“我要到指挥所开个小会，您要是能留下来吃晚饭，里尔倒有一家好饭馆——”

“我得回柏林去，将军。我无法表达我的谢意，不过——”

戴手套的手举了起来。“甭提啦！跟一个对我们的局势有所了解的美国人，一个职业军人谈谈，对我的健康的确很有好处。”

当雅果在指挥所大楼入口处把维克多·亨利转交给他的中尉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正在雨中着陆。

“关于空军上尉伽拉德，我们要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请告诉我们。”雅果说着，脱下一只手套，伸出一只潮湿的凉手来，“Auf Wiedersehen(4)，亨利上校。要是我对您有过一点点帮助的话，我只向您提这么一个要求：不管您以后在哪儿工作，请记住战争有两面性，任何一方都有一些正派人。”

在沃夫·斯多勒的银行里，雕饰华丽的天花板似乎有四十英尺高。已经下班了，格子窗后边还有少数几个办事员在默默地工作。在高高的拱形圆屋顶下面，两个人踏在红色大理石地板上的脚步声听起来好像一排士兵在齐步走。“现在这里有点儿阴暗，”斯多勒说，“可是非常幽静。走这边，维克多。”

他们穿过一间相当大的会议室，走进一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小办公室，四壁挂满了油画。亨利虽然所知不多，也认出了两幅毕加索的和一幅雷诺阿的。

“哦，你这么快就要走了。”斯多勒说着，向一把笨重的栗色皮躺椅做了个手势，“这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嗯，我原以为要等一两个星期才会来调令，可是我刚从里尔回来，它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当然是急于跟你那位非常美丽的妻子团聚的。”

维克多·亨利瞧了一眼那幅比较大的毕加索的画，那是一幅色彩过于鲜艳、被歪曲得奇形怪状的女人像。“我还以为现代艺术在第三帝国是不受欢迎的呢。”他说。

斯多勒笑了：“在这儿并没有落价。元帅有世界上最大笔的收藏品，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他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

“会吗？”

“肯定会，只等战争结束。我们德国是一个受到围攻的国家，维克多，神经过于紧张，极端主义的情绪笼罩着一切。这一切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生活非常美好的地区，德国更会是欧洲最舒适的地方。喝一杯雪利酒好吗？”

“太好啦，谢谢。”

斯多勒从一只沉甸甸的水晶圆酒瓶里斟酒。“我们为什么干杯？我敢说你不会为德国的胜利干杯的。”帕格带着苦笑说：“你知道，我们是中立的。”

“啊，是的。啊，维克多，你们要是真的中立就好啦！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该多么高兴！那么，为光荣的和平干杯好吗？”

“当然好，为光荣的和平干杯。”他们喝酒。

“酒还可以吧？”

“好极啦！我对酒不是很内行。”

“据说这是欧洲最好的雪利酒。”

“确实好极啦！”

银行家坐到一把扶手椅上，点燃一根长雪茄。在天花板上的灯光的照耀下，他的头皮透过稀疏的头发显露出粉红色。“你去里尔的小小旅行是成功的吧？”

“是的，我得谢谢你和将军。”

“请别客气。按照一般规定，这样的事不仅不同寻常，而且简直绝对办不到。可是，在正派人士之间，是有特殊规定的。”斯多勒发出一声叹息，“嗯，维克多，我巴巴儿地请你来见我，当然不会是单纯为了请你喝杯雪利酒。”

“我想你也不会这样。”

“你是一个军人，有一些特殊的谈话有时必须忘掉，不要留下一点儿痕迹。在德语里，我们对这类非常微妙的事情有一句特别用语——‘在四只眼睛下面’。”

“我听过这句用语。”

“下面透露的事就是在四只眼睛下面。”

维克多·亨利听了感到非常奇怪，觉得只有让银行家说下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无法想象，他最乐观的猜测是从戈林那里伸出来一根间接的小小的和平触须，要他转达给总统。

“你跟格列戈·雅果谈到过战争的进程，以及这次德英之间自相残杀的悲剧性错误？”

帕格点了点头。

“你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吗？”

“坦白说，我们在海军里是不学地缘政治学的，至少我们没有那么一课。所以，我不懂得施本格勒等人的那一套。”

“你是一个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斯多勒笑着说。

“我是个学射击学的，被错误地安排在外交界，可我一心希望脱离这一行。”

“我相信你，正派人都希望在战场上服务。”

“我愿意干我学过的那一行。”

“你真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希望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是支持英国继续作战的原因？”

“有点儿。他们不想退却，他们认为他们打得赢。”

“靠美国的援助？”

“嗯，他们认为可以得到。”

“那么，横在整个西方世界和光荣的和平——这是你我刚才为之干杯的——之间的，主要是丘吉尔对罗斯福援助的信赖。”

帕格停了几分钟才回答：“也许是，可是什么才算是光荣的和平呢？丘吉尔要搞掉希特勒，希特勒要搞掉丘吉尔。这两位先生都牢靠地掌着权，两位又都真正代表着民族意志。问题就这样明摆着。”

“你就要回去当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啦。”斯多勒说这话时，带点儿询问的口气。

帕格的脸上没有露出一点儿惊异的样子。“我是回人事局去等待新的任命的。”

银行家的笑容显示着容忍和自信。“好吧，我们关于这类事的情报通常是正确的。现在，维克多，让我说完我的话，在我说完之前，别打断我。我就要求这一点，好不好？”

“好吧。”

银行家吸了两口雪茄。“正派人彼此谈话的时候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维克多，我现在就是用那种特殊的语言跟你交谈。这些事情是极其微妙的。说到底，在字句之外，还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对于你，格列戈·雅果和我都感到有那种联系。你一直是无比正确的，可是，跟美国大使馆的很多人员不同，你并不把德国人看成一些吃人的生番。你一直把我们当作跟你们一样的人看待，你那美丽可爱的妻子也一样。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注意。至于你同情英国，那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样，我爱英国，我在牛津待过两年。

“现在，你听见格列戈谈起犹太人在你们总统周围的影响，我知道你不得不否认这一点，可这是这次战争中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帕格想开口说话，斯多勒举起僵直的手掌阻止他。“你答应要听完我的话，维克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华盛顿需要朋友，不像犹太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施加影响，只是陈述事情的另外一面。罗斯福是一个视野非常广阔的人，我们可以让他看到，为了美国的利益，必须在西方迅速实现光荣的和平。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你认为我们真的关心日本？那个新协定不过是一场喜剧，好让俄国人担点儿心，安分守己。

“现在，维克多——记住，这是在四只眼睛下面——我们真有这样的朋友。不多，有几个，都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现实，而不是犹太人和丘吉尔的宣传——说到丘吉尔，他始终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自大的冒险家。我们希望你将是另一个这样的朋友。”

维克多·亨利很后悔，他不该把那杯雪利酒喝得那么快。谈话正转到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他把身子往前弯了一点儿。

“让我说下去吧。”银行家说，拿着雪茄的手朝他一挥，“你知道我同赫尔曼·戈林的关系。在我看来，他是欧洲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事物的实际掌握能力和他充沛的精力实在使我惊讶。元首——嗯，元首当然不一样，他做什么都比我们大家高出一筹，在预言的高度上，在伟大梦想的高度上。操纵开关的工程师是戈林，德国的事务，他没有不管的，也没有不知道的。你们美国人带着清教徒的偏见，认为他有点儿像撒旦，可我们德国人爱好歌剧和富裕，这是一个弱点，元帅了解这一点，而且利用了它。当然，他自己也充分享受。为什么不呢？他对生活的热爱是浮士德式的、拉伯雷式的。

“维克多，赫尔曼·戈林在瑞士开立了一些匿名的、无法查明的银行户头。他的资源是巨大的。这些银行存款到了战后要用来酬谢一些德国的好朋友，这些人在节骨眼儿上替德国说了话。这跟间谍毫无共同之处，那是给暗地里干坏事的坏蛋一点儿钱用，以换取他交来的文件或情报。而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正派人之间表示谢意的礼物，在胜利之日分享一点儿利益。如果我们的朋友需要存款，这儿就有。如果他们不——”斯多勒耸耸肩膀，往后一靠，“我说完了我要说的话，维克多。等你说完你要说的话，这次谈话就像从来不曾有过一样。”

维克多·亨利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吃惊过。

“这很有意思，”他说，“非常有意思。”停顿了好一会儿，他接下去说：“好吧！首先，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或者雅果将军，或者戈林元帅，认为我对这样一个建议有可能接受？我敢说，这是对我，也是对整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

“我亲爱的伙计，华盛顿的态度是关系重大的，而你又正要去华盛顿。如果有一天美国对英国的援助被切断了，我们也就赢得了战争。真的，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赢了，只是英国还在那儿坚持，盼望着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再有三四个月，它就要彻底破产。只要你们遵守《中立法案》，它的末日也就到了。维克多，元帅还记得你陪同银行家吉阿纳里的那次有趣的访问。他现在的目的也恰好是当时罗斯福的目的，就是避免更多的无益的流血。他认为你能帮忙，而雅果将军更是确信你会帮忙。”斯多勒极为讨好地朝帕格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至于我，我知道你的漂亮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友好、非常富于同情心的夫人。我觉得她经常反映你的真实感情，比你的那些一本正经的言谈更真实。我相信我是对的。”

维克多·亨利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斯多勒先生，这个回答很清楚。这是我的回答，在四只眼睛下面：请替我告诉戈林元帅，他在瑞士的银行存款还是留着去填他的胖肚皮吧。”

斯多勒大惊失色，蓝色的烟雾在他的面孔周围缭绕。他的那双眼睛瞪得很大，有点儿水汪汪的，他的脸从有条纹的领口一直红到发根，连他的头皮也变红了。他龇牙咧嘴地狞笑着。“我提醒你，亨利上校，”他改用一种新的、缓慢的、一板一眼的呆板口气说，“你还没有离开第三帝国呢，你还住在柏林呢。赫尔曼·戈林元帅在这儿的地位仅次于元首。”

“我是美国海军军官，除非我误解了你，或者你准备收回那话——”维克多的声音很响，像在喊叫，“你曾用他的名义要求我为了钱犯叛国罪。”

银行家的狞笑消失了。他用一种和解的语气、柔和的眼光，摊开双手说：“我亲爱的维克多，你怎么能够那样理解呢？我求你，好好想一想！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别的军官一直公开叫嚣，赞成援助英国。我要求你的不过是在情况需要时，为了美国的安全，也为了和平，把双方的情况都摆出来。”

“是的，作为一个正派人，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话。我真的相信你是这个意思。雅果将军说过，你们德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民族。他说的是实话。我只有认输。我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啦。”维克多·亨利知道他打击得太厉害了，可是他的反应就跟他在一场球赛中一样，出自本能和冲动。他站起来，银行家也站了起来。

“你想想看，老伙计，”斯多勒轻声说，“我们德国人在打仗，四面都是敌人。有朝一日，美国也会处于这个地位，要知道，历史是多变的。有朝一日，你也许会向一个你所尊敬的人提出同样的建议，你就会同我一样感到为难。我认为你的答复是天真的，是错误的。你的措辞太粗鲁，可是你的品德还是高尚的。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反应，我绝不会心存芥蒂。我相信你也不会。我对你的善意估价很高，维克多。再说，我们在阿本德鲁过得确实很愉快，对不对？”

斯多勒微笑着伸出那只光滑、瘦削而又干净的手。帕格转身走出了房间，在走出回声很大的银行时，门卫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也点头还礼。外面，阳光照耀下的柏林很暖和，美丽的德国孩子在人行道上围着一个拄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他在那里卖绳上跳舞的粉红色纸娃娃。维克多·亨利快步走过几条街，走得那颗心怦怦直跳。他脑子里头一个新的想法是：他那种粗鲁无礼的言语行动，很可能会把台德·伽拉德害死。

(1)　普通的犹太姓氏。

(2)　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

(3)　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帝国皇帝。

(4)　德语：再见。

第三十六章

花园浇水管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掉下来的王冠

在普通历史书上，从英国战役到我们进攻苏联之间的冬季到春季，被看作一段喘息时期。实际上，在这八个月内，战争的轴心转移了，因为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

在一九三九年，这一重大事件还裹藏在时间的尸衣里，尚未露出端倪。这次大战的恰当名称应该是“英帝国霸权继承战争”，因为战争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大英帝国崩溃以及接踵而来的整个欧洲殖民制度解体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将会采取什么形式？将由谁来统治？

这一历史的转折，这一重大问题，阿道夫·希特勒都预见到了，他鼓励并动员德国不顾一切去抢夺这顶掉下来的王冠。我们国家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功绩，总有一天会在历史中得到公正的评价。那时候，激情已经消失，某些小小的过分行为所造成的污点将能够受到正确看待。而在目前，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好像只有盟国的斗争才是英勇的，好像我们德国人都是钢铁怪物，不会流血，不会挨饿受冻，因此我们的巨大胜利也微不足道。正如希特勒所说，胜利的一方在写历史。可是，就在他们赞扬自己勉强赢得的胜利时，盟国却在不知不觉中夸奖了我们。我们国家对抗了全世界工业国家的全部联合力量（只有虚弱的意大利和远方穷国日本除外），最后几乎赢得了这场英帝国的霸权继承战争。

尽管希特勒犯过军事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多而严重，但我的内行的判断仍然是，要不是发生了一起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德国的武装部队原是可以赢得战争并赢得世界帝国的。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真正的对手，一个甚至比他更狡猾、更无情的政治天才，有更清醒的军事判断力和更好的进行工业化战争的物质条件。这人就是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这个人领导的国民在作战英勇方面无法同德国人民相比，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最后证明了这一点。可是，这无关紧要。这个伟大的管理者操纵这次战争的本领是如此高强，以至别的国家几乎都流尽了鲜血，却把世界统治权放在一只大银盘上奉送给他的国家。

今天困难重重的世界霸主美利坚合众国，在整个世界大战中损失的人，比德国在五六次大战役中的任何一次所损失的都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陆、海、空军士兵差不多有两千万人，而其中美国在四年的全球战争中——各条战线，包括对日作战在内——一共才损失大约三十万人！像这样几乎不流血而征服全球，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人民可以感谢这个谜一样的、至今还难以捉摸的人物，这个工业世纪的奥古斯都(1)，荷兰裔的瘸腿百万富翁，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征服世界这件事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目前有关战争的历史著作还未给予他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这类奥古斯都式的统治者曾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戴上谦恭、仁慈、人道主义的普通公民的假面具，却想方设法夺取实际权力。从奥古斯都大帝那时候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做到这一点。甚至连奥古斯都都不及他装得那么善良，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词汇表里的“谦恭”“人道”这类词语还没有流行，伪善不能装得如此到家。

罗斯福的本领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成功地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犯过重大的军事错误。自从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哪个征服世界的霸主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纪录。他的“无条件投降”的口号曾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错误，包括像戈培尔和艾森豪威尔这样的迥然不同的批评者在内。我不同意这个谴责，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予以反驳。

我们的宣传部门说他是犹太人的工具，这自然是胡说八道。罗斯福不曾做过什么拯救犹太人的事，他知道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得罪国会，并有碍于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人士，而在这聪明的外衣下，他却是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谋略家之一。他意识到美国人并不比我们更喜欢犹太人，而在整个大战期间，从他们的殖民政策上以及埃维昂和百慕大的会议上，这一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干脆把犹太人丢给命运去支配。

本书作者并不崇拜罗斯福个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按照战史的要求把事实记载下来。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估价，富兰克林·罗斯福确实是战争的主宰者，甚至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人物，到头来也只能做他的陪衬。冒险主义的征服者往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的敌人的统治铺平道路。冒险家看出了时机，企图靠单薄的力量去利用它。他们干的是破坏和恐吓，然后，他们的冷酷无情的继承者把他们打垮，在废墟上进行建设。拿破仑归根到底不过是让惠灵顿的英国掌权一个世纪；查理十二世除了作为彼得大帝的陪衬，在历史上并无地位；而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除了把英国的继承权拱手交给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

罗斯福的困难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尚武的国家。相反，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却是。美国人民并不是胆小，但生活在繁荣的孤立中，他们一直是现代史上的娇子。娇子自然受不了战场生活的严酷。参战以后，美国人带着装满奢侈品和防身用品的后勤列车作战，这在德国、苏联甚至英国的战士看来都是可笑的。尽管如此，他们有这样做的财富和意志。强者可以随心所欲，爱怎样打仗就怎样打仗。

美国人有打民兵战争的传统。强敌在前，他们就放弃娱乐，拿起武器，外行地可是勇敢地把仗打完。他们的这种作战方式在独立战争中形成，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巩固。罗斯福了解这一点。他得先把德国逼入绝境，然后以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向美国人民提供征服全球的机会。他像蜘蛛一样耐心等待，通过这一精彩表演，最后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之前，他使用了一个间接作战的绝招儿，一个在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新花招儿——所谓的《租借法案》。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夺走了德国两次已经近在眼前的胜利——对英国和对苏联的胜利。

狡猾的诡计

到一九四○年年底，英国虽在敦刻尔克和空战中得以幸存，但已快要屈膝，它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生路就是依靠美国。可是，《中立法案》眼看要割断英国人跟养活他们的美国农场和工厂之间的联系。英国已经没有偿付谷物和石油的美金，更不用说偿付船只、飞机和枪炮弹药了，而这些东西，他们自身早已无法生产出必需的数量。他们缺少劳动力、原料和工厂，再加上空袭，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中立法案》规定交战国对美国的物资必须偿付美金，运输自理。这个法案对罗斯福造成的困难比对英国人造成的要大。英国倒有一条清楚的、聪明的出路：同德国议和。正如本书作者经常指出的，如果英国真的议了和，大英帝国到今天依旧会存在。苏联就会在一线作战中被打垮，而我们在俄国就不会看到张牙舞爪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坏的形式也不过是和平主义的、解除了武装的社会民主党。可是，这并不合罗斯福的口味。他不打算让德国控制欧亚心脏地带，并与不列颠的海上霸主们结成统治世界的联盟。

因此，为了避开《中立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发明了《租借法案》。这仅仅是一种政策，目的是向英国人——后来还向俄国人——免费供应他们同我们作战所需的全部战争物资。这一诡计的大胆令人吃惊，这种伪装非常狡猾。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议曾使国会震动，并企图阻挠。记录表明，罗斯福的犹太顾问们曾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国会通过它；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个革命的设想，用舍伍德的话来说，是直接从罗斯福的“丛林似的头脑”中产生的。

罗斯福用几句典型的奥古斯都式的具有煽动性的话，用花园浇水管这一著名的比喻，把这一计划兜售给头脑单纯、漫不经心的美国人民。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邻居的房子着了火，你当然是不会为了出卖或租借给他灭火所需的花园浇水管而同他讨价还价的。你会高兴地先把浇水管借给他，以免大火烧着你自己的房子。等火熄灭后，邻居会把浇水管还给你，万一损坏了，那时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和他算账。

自然，这是无耻而又空洞的废话。战舰、战机、战争物资并不是花园浇水管。就算是从罗斯福的比喻的字面上来看，如果你邻居的房子起了火，你真正要做的也是冲过去同他一道灭火，你并不会只把你的浇水管借给他，然后袖手旁观，看着他拼命救火。这种傻话美国人竟然全部接受，这只能说明罗斯福在治理人民的方法上灵巧得简直不可思议。在他成功地参加一九四○年的选举活动以争取史无前例的第二次连任时，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宣称：“我再一次，又再一次，又再一次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是不会被送去参加国外的战争的。”他一方面做了这样明确的保证，一方面却在急切地等待机会自食其言。同时，他又使用了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德国。

《租借法案》的实际意义

他不可能——这一点他是知道的——用现实主义的词句把问题提到他的人民面前，那不啻告诉他们说：“朋友们，这次战争不是为了统治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统治全世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流最少的血来获得这个统治权。让我们鼓励别人去为我们打这次仗。让我们给他们战争所需的全部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呢？在发展生产这些租借物资的工业时，我们也就在工业上和军事上为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做好了准备。他们不过是要用光我们全部的早期样品，那些我们可以扔掉的物资，去替我们杀德国人。也许他们会替我们把整个工作都做好，不过我怀疑这一点。最后，我们会参加进去，不过扫尾工作总是容易做的。我们光靠消耗大量的军火就可以赢得一次征服世界的胜利，而这些军用物资，我们可以以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产量生产出来，连一点儿困难也感觉不到。让别人去流血，让我们来统治。”

这就是《租借法案》的意义，也是它所起的作用。

首先是英国人，接着是俄国人受《租借法案》的引诱继续进行极端残酷、几乎绝望的斗争，尽管更容易、更安全、更有利的和平道路一直向他们敞开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年底斯大林处于最低潮时，当他的陆军和空军作为统一的战斗编制实质上已经不存在，而我军正朝着莫斯科猛攻时，如果不是由于美国在口头上和供应上——而不是在人力上——的鼓励，那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是会再一次提出和平建议的。事实是，俄国人民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流血牺牲，却把世界霸权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强国手上转到另一个强国手上。

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事情处理得如此巧妙，使得英国人不得不乞求这种用流血去换取的援助！为了得到一个替罗斯福打仗的机会，他们要感激涕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这封信在历史上应该得到比现在更突出的地位。丘吉尔有一次说，他当首相不是为了使帝国瓦解，这封信却使它瓦解了。丘吉尔在这份文件中坦白地讲出英国在船只、飞机、物资和美金等方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求总统“想方设法”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援助英国。这正是罗斯福坐在轮椅上不动声色地等待的：英国首相书面供认，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帝国就要完蛋了。不到两个星期，他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了《租借法案》的设想。不到一个月，他又把它提交给国会。

帝国意味着统治，以及用足够的武装力量去加强统治。在丘吉尔的信中，他承认他的国家和他的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加强统治，因而乞求援助。罗斯福马上答应了。英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也许已经完蛋，但它依旧是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优秀的海军和空军，正在同罗斯福的头号敌人作战。何况它还是一个出色的海岛基地，正好位于欧洲海岸外面，将来可以从那里进攻德国。因此，当务之急是让它继续打下去。

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

尽管这个法案中假惺惺地大谈什么租与借，然而在整个战争中，美国的武器和物资都是赠送的，甚至都没有保存正式的账目。总统要求了，国会也赋予他这样的权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任何地方运送任何数量的武器和战争物资。在通过这一法律的时候，国会如果知道把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包括在内，准会设法阻挠的。可是，当时苏联被认为是希特勒的朋友。后来战争在东线爆发，罗斯福不同国会商量，就把大批物资潮水般地供给布尔什维克。美国人抱怨说俄国人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应有的感谢。俄国人的态度是更为现实的。他们让自己将近一千一百万的子弟流血牺牲，帮助美国获得了它目前的世界地位，自然会感到他们已经把坦克和飞机的账全部付清了。

美国佬喜欢讨价还价，《租借法案》就是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对大公司来说，对千百万的工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经济繁荣的高涨。由于发行了国防公债，代价被毫无痛苦地推迟到了未来。别的人则在战斗和死亡。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也曾讨论过他们所冒的风险，那就是德国会把《租借法案》看作一个战争行动——它确实是战争行动——从而正式向美国宣战。但这正是他所要求的，因此他已经准备好去冒这个险。美国一定会全国响应，打一场民兵式的战争。阿道夫·希特勒虽然对美国没有什么了解，这一点他倒是懂得的。他在解决苏联之前，是不打算同美国作战的，对苏作战的计划这时已经准备就绪了。因此，德国对《租借法案》只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也就容忍下去，而“民主的军火库”(2)却提供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帮助英国的财阀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去摧毁第三帝国。

英译者按：关于这次大战的粗略统计大都是一些近似值，有关死亡总人数的数字，各个材料之间的差距很大。美国最终的损失率很低却是一个事实。我们计划了并进行了那样一种战争，尽可能耗费钱和机器，而不耗费人命。冯·隆似乎认为这就表明美国人缺少勇气。但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同德国人交手，都有足够的勇气打败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勇气。

(1)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皇帝。

(2)　“民主的军火库”一语出自罗斯福的演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第三十七章

一月中旬，莱斯里·斯鲁特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途中，由于汉莎航空公司一时没有去柏林的飞机票，就滞留在里斯本了。他住进了埃什托里尔的皇宫旅馆——旅馆坐落在里斯本棕榈成行的海滨胜地，云集着外交官、逃难的阔佬、纳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的特务。他寻思着，也许可以利用等飞机票的这段时间在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实际上，他发现一月里的埃什托里尔冷得要命，而且单调无味。这里德国人倒是多得很，但他们用轻蔑的眼光傲视着旅馆里其他的旅客，总和自己人抱成一团，同谁也不相往来。

一天下午，他坐在拥挤的旅客休息室里，用牙磨着烟斗，在翻阅一份瑞士报纸。关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1)和北非对意大利作战的捷报，总算是一片昏暗中出现的一线微弱的曙光。在这里，中立国家的报纸是轻易看不到的。葡萄牙的报摊上卖的尽是一些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报刊，此外就是维希(2)法国出版的几份空洞贫乏、卑躬屈节得令人作呕的期刊，英美出版物连影子都不见了。这就像晴雨计一样清楚地表明了战事进行的情况——至少在葡萄牙统治者的判断中是如此。一年以前，在里斯本的报摊上，双方的报纸都买得到。

“斯鲁特先生！莱斯里·斯鲁特先生！”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随着旅馆的一名双颊微红的小童仆走到靠近接待处柜台的电话机那里。

“喂，是莱斯里吗？我是奔奇。海滨那老地方怎么样呀？”

小奔克尔·温德尔·泽尔斯顿是斯鲁特在外事学校的同学，如今他在美国驻里斯本使馆当二等秘书。

“奔奇，这里没意思透啦！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大事，”听起来泽尔斯顿像是很开心，“只不过我想你曾经向我提起过一个叫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姑娘。”

“对，我提过。她怎么啦？”

“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姑娘正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

“谁？娜塔丽吗？”

“想同她谈谈吗？她一听我说你在这里，就跳到一英尺来高。”

“当然想啦。”

娜塔丽笑着接过电话，斯鲁特听到那熟稔悦耳的声音，心怦怦直跳。“喂，斯鲁特。”她说。

“娜塔丽，真是万万想不到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么你呢？”娜塔丽说，“我同你一样想不到。你怎么不待在莫斯科呀？”

“我在华盛顿耽搁了，然后又在这儿卡住啦。埃伦也跟你一道在这里吗？”

“他在这里可就好啦，他眼下在锡耶纳。”

“怎么？你们还没准备回美国吗？”

娜塔丽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也准备也没准备。莱斯里，趁你在这儿的时候，我能见你一下吗？”

“当然，那太好啦！马上！我进城到使馆来。”

“等等，你住在皇宫旅馆，对吗？我出来找你吧，我宁愿那样。”

奔奇·泽尔斯顿又接过电话：“喂，莱斯里，我把她送上公共汽车，半个来钟头她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五点钟我到皇宫旅馆来跟你们碰头。”

她仍然喜欢戴那种深色的大帽子。他隔着公共汽车满是尘土的窗户看到娜塔丽，她正挤在下车的乘客中，沿着车厢中间的通道往外移动。娜塔丽朝他跑过来，搂住他，吻他的脸颊。“嘿，我快冻成冰人儿啦！我本可以穿我那件旧海狸大衣来，可是谁会料到里斯本这么冷，又不见一点儿阳光！咝，海边这里更冷，是不是？”风刮得她的帽子直摆动，她用手按住帽子。“让我来打量打量你。呃，没变样儿！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看得出你歇过来啦。”

这些话她说得很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炯炯有神，神态异常亢奋，旧日的那股魅力又作起祟来。自从他跟娜塔丽分手以后，几个月以来，他又跟堪萨斯州的一个叫娜拉·杰米逊的姑娘谈起恋爱来。娜拉和娜塔丽一样，也是高个子，深褐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可是除了这些之外，她们俩就像一个是雌鹿、一个是山猫一样不同。娜拉性子温和，多情；论聪明，她已经给一位参议员当了三年秘书；论容貌，她在华盛顿一个半职业性的剧团里扮过主角。她父亲搞农业，很有钱。她开着一辆顶篷能折叠的别克牌汽车。她真是斯鲁特的一个意外发现，斯鲁特在认真考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跟她结婚。娜拉也十分崇拜他，而且比娜塔丽·杰斯特罗长得漂亮，也容易对付多了。可是，这个戴大帽子的犹太姑娘搂住他，嘴唇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感到以前和她热恋的回忆像一把尖刀似的插过来，她的情网又朝他围过来了。

他说：“呃，你晓得我是多么爱慕你。可是，你看起来确实有些憔悴。”

“我怎么能不憔悴呢？这一路上我可受大罪啦！咱们找个避风的地方吧。皇宫旅馆在哪儿？我到过埃什托里尔两趟，可是我认不得路。”

他挽着娜塔丽的胳膊，一边走路一边对她说：“离这儿不远。告诉我怎么回事吧！埃伦怎么没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拜伦明天坐潜艇到达。”他惊讶得停住了脚步。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搂了搂他的胳膊，然后笑了。她脸上焕发着快乐：“是啊，因此我才在这儿呢！”

“他念完那个学校了吗？”

“听起来你似乎有点儿惊奇。”

“我原以为他会觉得太吃力。”

“他总算勉强过了关。这是他头一回远程巡弋，他那艘潜艇要在这里停靠，只待几天。我估计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糊涂虫，可这是他写信叫我到这儿来和他相会的，所以我就来了。”

“乖乖，无论你干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我不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你到华沙去见过的那个男人？”

她笑着，又挤了挤他的胳膊。“不错，那回后来还变成了一次不寻常的旅行。天哪，这儿可真冷！这些棕榈居然没枯黄死掉，这倒是一个奇迹。你晓得，我以前到里斯本来过两回，每次我都是狼狈不堪，在这儿感到愉快倒是很奇怪的事。”

他向娜塔丽问起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她说，国务卿办公室那封信的效力似乎越来越小。他们发现杰斯特罗的护照过了期，从而使他取得美国国籍一事也成了问题，这样就使他的情况不明确起来。那位驻佛罗伦萨的年轻领事凡·维那克曾为这件事白白奔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他答应采取行动，可是一直也没想出办法来。后来，他病倒了，去法国治疗，一晃几个星期又过去了。现在凡·维那克正和国务院通信，研究怎样处理埃伦这个问题。她曾从他那里得到承诺说，一定千方百计把事情办成。她说，最糟糕的是，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又多暴露了一点儿官场习气。埃伦本人其实并不急于离开他的别墅，每次往后拖延，他都似乎额手称庆，尽管他也照例表示一番不耐烦。就是这一点使娜塔丽束手无策。他不肯力争，不肯对领事施加压力，促使问题得到解决，却从容不迫地写他那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保持他所有的日程和习惯：在柠檬房里喝咖啡；黄昏时散步；天不亮就起床，围条毯子坐在平台上观赏日出。他相信英国战役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希特勒叫了牌，而且输了。不久，和平就会通过谈判出现。

“我揣摩这次回意大利是失策，”她走进旅馆时说，“有我在他身边，再舒服不过了，因而他也就一步也不想挪动了。”

斯鲁特说：“我认为你这次回意大利是对的，他的处境比他意识到的要危险，所以需要有人使劲推他一下。也许咱们两个人合起来就能把他推出险境。”

“可你正要去莫斯科呀。”

“我路途上可以有三十天，我刚用去十天，也许我可以陪你回罗马，那边大使馆里我有几个熟人。”

“那可太好啦！”娜塔丽在有柱子的旅客休息室当中停下脚步，“酒吧间在哪儿？”

“在那头，又暗又有啤酒味，那里简直成了德国秘密警察的总部了。怎么，你想喝杯酒吗？”

“莱斯里，我倒宁愿喝杯茶。”她的态度闪烁得出奇，“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我刚才就想知道酒吧间在哪儿啦。”

他把她领到一间窄长的旅客公用房间。这里，在沙发和扶手椅上，坐满了喝茶或者喝鸡尾酒的人。进了烟雾腾腾的房间，他们跟在侍者头儿后边走，听到人们用各种语言谈着话，其中最普遍的是德语，只有一小簇人在说英语。

“这里简直成了国际联盟啦，”当侍者头儿躬身把他们让到一个摆着一张沙发、两把椅子的昏暗角落时，娜塔丽说，“只不过不少人看起来像是犹太人。”

“他们中许多人正是犹太人，”斯鲁特惆怅地说，“太多啦！”

娜塔丽喝着茶，一口气吃了整整一盘糖糕。“我不该这么吃，可是我真饿坏啦！我已经胖成一幢房子了，在别墅住上半年，我重了十磅，我就成天吃个没完。”

“也可能是我有成见，我总觉得你真像一位爱情女神，只不过由于旅途跋涉而显得疲惫了些。”

“是的，你指的准是我这米洛斯的维纳斯(3)式的丰满的臀部，是吗？”她愉快地瞟了他一眼，“我希望拜伦会喜欢臀部，我的臀部的确美。”

“我并没有留意你的臀部，但你可以相信，拜伦是会喜欢的，我也不真认为你会担心什么事。瞧，奔奇·泽尔斯顿来啦！”斯鲁特朝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挥了挥手，那人正从房间门口那边朝他们走来，“奔奇真是一个王子式的人物。”

“他那小胡子是世上最神气不过的了。”娜塔丽说。

“真是了不起的小胡子。”

“小胡子”走近了。一头又粗又浓密的黄褐色头发，每根头发都油光闪亮，梳得很整齐；头发下面是一张愉快、红润的圆脸；身材瘦小，穿的是整齐漂亮的灰绒衣服。

斯鲁特说：“嘿，奔奇，你来迟了，来不及喝茶啦，可正赶上喝杯酒。”

泽尔斯顿大声叹了一口气，坐了下来。“多谢啦，我喝杯双份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加水吧。这天气真讨厌，冷得彻骨。娜塔丽，这就是我答应给你弄的单子，”他把一张折叠起来的打印的单子递给了她，“恐怕你得同意那个想法算是吹了。喏，我没找到巴祖斯特中校，可是我到处都留下话了，我相信一小时之内他就会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的。”

斯鲁特好奇地斜睨着娜塔丽手里那张单子，上面开列的是在葡萄牙的外侨申请结婚所需要的文件，一共九项。娜塔丽急切地研究着那张单子，肩头下垂，目光从斯鲁特身上转到泽尔斯顿身上。“哎呀，把这些东西凑齐得花好几个月呢！”

“我曾经见过有人花一个月就弄齐了，”泽尔斯顿说，“不过通常得花上六到八个星期。葡萄牙政府并不特别鼓励外国人在这儿结婚，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和平时期，我们总打发人去直布罗陀。到了那儿，就像上了润滑油的闪电一般，一下子就结成婚了。可是如今，岩山那边对外封锁了。”

“你打算结婚吗？”斯鲁特问娜塔丽。

这干巴巴的语调把她问得脸红了。“这是拜伦写信要我办的许多事情中的一桩，我想不妨打听一下。显然这是办不到的，反正我不觉得这个主意多么高明。”

“巴祖斯特中校是什么人？”斯鲁特说。

泽尔斯顿说：“是咱们的海军武官，他晓得潜艇到达的准确时间。”这时侍者把威士忌放在他面前，他一仰脖子，喝了一半。然后，他用两个手指精心地往下顺了顺小胡子，带着怨恨的神情望了望四周。“天哪，里斯本真叫人毛骨悚然。四万亡命者都拼死拼活地想逃出去，这里大部分人的脸我都在使馆见过。”泽尔斯顿转身对斯鲁特说，“当年你我进外事学校的时候，指望干的可不是这个。”

“奔奇，你最好去掉你那教友派的良心，不然的话，你非垮掉不可。你别忘了，这并不是咱们干的，这是德国人干的。”

“也不尽然。在这件事开始之前，我从来没怎么思考过咱们的移民法，那些条款既有害又愚蠢。”奔奇又喝了一口酒，咳了咳，脸变得紫红了。“四万人，四万！假设全让他们入境，又有什么关系？凭良心说，在蒙大拿或者北达科他的广阔荒原上，四万人算得了什么？说不定他们还会带来好处呢！”

“可是他们并不会去荒原啊，他们一定都会挤在大城市里，那里已经存在着失业问题啦！”

泽尔斯顿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说：“莱斯里，你别也来对我胡扯那套陈词滥调，我自己成天像一只鹦鹉似的老重复这一套就足够了。他们哪里都肯去，这你是知道的。就是让他们立下字据去死谷住上一辈子，他们也会干的。咱们的法律就是不合乎人道，当初美国难道不是作为欧洲暴政的避难所而创建的吗？”

斯鲁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留心地望了望左边的人们——四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用法语争辩着什么。他说：“好，我并不打算替移民法辩护，可是你怎么去划那道杠杠呢？还是你主张无限制地接纳移民，谁想入境就入境？那样一来，南欧和东欧就会全空了。这些移民就会使咱们的经济崩溃，带来饥饿，然后酝酿、爆发一场革命。东方人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想把西方的堤坝拆除？那样，不出十年，美国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郊区。”

娜塔丽朝整个房间做了个手势，说：“他所谈的是里斯本这些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少数难民，仅此而已。”

“还没有逃出来，”泽尔斯顿说，“德国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占领葡萄牙。”

“我想谈的是如果你想修改移民法——尤其是想修改得对犹太人有利，”斯鲁特说，“国会里将会发生多么激烈的争论。谁也不想再增加来自犹太人方面的竞争，他们精力太旺盛，也太机灵。娜塔丽，不管你乐不乐意，这总是事实。”

“咱们大可以收容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全部五百万犹太人。那样，咱们的日子只会更好一些。”泽尔斯顿说，“还记得罗斯金(4)说过的话吗？他说：财富就是生命。如果那话说得太简单了一些，那么说财富就是头脑，总一点儿不假吧。”他把身子朝娜塔丽歪了歪，声音放低了一些，说：“如果你想见识一下德国秘密警察在葡萄牙的头子，走进来的那个就是。同他一道进来的是德国大使，他风度很好——我说的是大使。我妻子很喜欢他。”

娜塔丽盯了一眼。“是那个有伤疤的吗？”

“不是，那个人我不认得，虽然我常常见到他，我看他也准是一个德国秘密警察。大使是那个穿灰色便服的。”

这三个人坐得离他们不远。那个侍者头儿来回张罗着，热切地咧嘴笑着，记下他们所要的饮料。

“他们看起来多平常啊！”娜塔丽说。

“德国人是很平常的。”斯鲁特说，“说起来有些可怕，老实说，他们可真像美国人。”

娜塔丽忧形于色地说：“坐在他们邻桌的那些人显然是犹太人。和德国秘密警察并排坐着，还饮酒说笑，真叫人不寒而栗！”

泽尔斯顿说：“我认得他们，他们是从比利时买通了路子逃出来的，他们至今还不相信买不通去美国的路子。这里的犹太人大部分都给刮得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可是也有几个像他们这号儿的。这些人每晚都去赌场，大嚷大叫的。他们是漏网之鱼，可还在活蹦乱跳，趁着还有点儿水的当儿，乐一天是一天。”泽尔斯顿把酒喝干，理了理小胡子，然后朝侍者晃了晃杯子。“再给我来一杯！——今天接见的来访者，有些真叫人头痛。眼下里斯本是一个既叫人伤心又可怕的地方，我已经把调职的申请交上去了。问题是我等不等批准，也许我就干脆辞职不干了。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羡慕有个阔爸爸的人。”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我请你吃晚饭，可以吗？”

“好的，我高兴极啦！”

“你呢，奔奇？一道去吃吧。咱们都先上楼到我房里去一下，我想换换衬衫什么的。”

“不啦，晚饭我有约会。我就在这儿陪娜塔丽再坐一会儿，喝完我这杯酒。我已经给巴祖斯特留下话了，叫他来电话到这儿找我。”

斯鲁特站起来说：“那么就多谢你帮我的忙啦！”

“对于不需要我帮什么忙的人，我倒是能帮得十分出色。”

斯鲁特告诉娜塔丽他房间的号码之后就走了。后来，她在他房门的侧柱上看到一张用铅笔写的条子：“娜：房门未锁。”她走进一间宽大的起居室，从有铁栏杆的长阳台望出去，看见一片紫红色的海。房间里布置着古老而沉重的绿色描金家具、金色的布帷幔、镶金的镜子和一些黑乎乎的巨幅古画。斯鲁特一边冲着澡，一边轻声唱着。娜塔丽隔着敞开的寝室门朝他嚷了一声：“嘿，我来啦！”

水龙头关上了。不一会儿，斯鲁特穿着一件花格子呢的浴衣出来了，一面用毛巾擦着头。“我这套公寓怎么样？够得上印度酋长的行宫吧？这原本是使馆替一位石油大亨订下的，可是他没露面。我包了一个星期。”

“好极啦！”她使劲往椅子上一靠。

“怎么啦？”

“巴祖斯特终于来了电话，勃拉尼的潜艇改了航线，开往直布罗陀，根本不靠里斯本啦！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说明。”

“原来是这样！唉，真不幸。也许你可以到直布罗陀找他去。”

“泽尔斯顿不那么想，不过，他明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英国大使馆去打听个明白。他真肯帮忙，因为他显然认为我是一个傻瓜。毫无疑问，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她抬起头来，带着一副不服气的懊恼神色望着他——这神态是他所熟悉的，很迷人——然后摘下帽子，使劲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你对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关于勃拉尼的话？还说了我些什么？他了解得似乎很不少！”

“嗯，有一晚我们喝得太多了，我就倚在他肩头哭诉起我在恋爱生活中的悲剧来。你放心，关于拜伦，我说的都是好话，我体谅他。”

她隐隐带着一些恶意说：“我敢说你会那样的。喂，你这个排场可真不小，会叫你破产的。”

“就我在这儿的几天来说，还不至于。”

“我呢，我把行李撂在市里一个跳蚤洞里了。我跟从鹿特丹来的一个可怜的犹太老太婆合住一个房间，在巴黎，她丈夫在火车上被抓走了。从星期天起，我还没洗过一次澡呢。”

“瞧，为什么不搬到这儿来？我这里还有一间专给随身女仆住的房间，我到那儿睡去。你瞧这张床，简直是一个足球场，你睡在这儿吧。”

“不成。听着，斯鲁特，如果我去得成直布罗陀，我就同拜伦结婚。他希望这样。”正照着一面周围镶着吹喇叭的镀金小天使的镜子梳头发的斯鲁特停下手来，用痛苦和将信将疑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她慌里慌张地讲下去。“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轻率、荒唐，”她的眼睛突然发亮，笑着说，“可是，事实上我本人愿意这么做。”

“那么，娜塔丽，我想我应该祝贺你，天晓得我是多么愿意你幸福。”

“啊，我知道你的心意，斯鲁特。不必告诉我这事实在太离奇，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我爱拜伦。”

“哦，反正这房间任你使用。这里晚饭开得晚，你洗个澡吧。”

“然后再爬进我原来穿的旧衬衣里去？”娜塔丽摇摇头，似乎在寻思。“我看见楼下有家铺子，瞧瞧里斯本可以向我这个大个儿姑娘提供一些什么货色吧。”

不久，她携着一个盒子回来了，神情有些诡秘。“你真心实意请我来住吗？我买了一大堆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嫁妆，半个小时的快速购置。他们这些货都是从塞维利亚来的，价钱便宜，而且正合我的口味。拜伦万一能来，准会喜欢得连眼珠子都蹦出来的。”

“你手头缺钱用吗？”

“亲爱的，我还有的是钱呢，这倒是住在锡耶纳的山上什么也没的买的好处。埃伦按月准时给我工资，钱就越积越多。真的，我可以住在你这儿吗？今天晚上我真讨厌再回城里去了，我害怕那个可怜的老太婆。”

“我已经说过，这房间是你的啦。”

“我可不能登记。”

“放心好了。”

“好吧。”她用两只胳膊托着那个盒子，走到寝室门口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她那深情、诡秘的眼色震动了这位外交官。“别人会误会咱们的，会不会呢，斯鲁特？”

“我没有什么可叫人误会的，叫人莫测高深的是你。”

“你以前可不曾认为我是莫测高深的。”

“我以为我把你看透了，我现在正为自己过于简单化而付着高得出奇的代价。”

“你以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傻瓜，我很喜欢你。”

“谢谢你，杰斯特罗，洗你的澡去吧。”

第二天早晨，套房门口一阵响声把斯鲁特吵醒了。他系着浴衣的带子，打着哈欠，从那间小小的女仆房间走出来，眨了眨眼睛。娜塔丽穿着一件令人目眩的白呢子衣服，系着一条配了金扣环的红色宽腰带，正坐在耀眼的阳光下，望着侍者在一张底下装有轮子的桌子上细心布置早餐。“嘿，”她说，愉快地微笑着，并抚摸着她那精心梳理过的头发，“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起床。我已经替你要了一份鸡蛋——万一你起来的话。这儿什么都那么便宜，供应那么充足！”

“我刷完牙就来陪你一道吃。你已经打扮好啦！什么时候醒的？”

“我醒了好几个钟头啦。照约定，今天十一点我应该在这里的酒吧间等拜伦。这是原来的计划。”

斯鲁特揉了揉眼睛，瞥了她一眼。“你是怎么回事？他的潜艇正开往直布罗陀呢。”

“那是那个叫巴祖斯特的人说的，要是他弄错了呢？”

“娜塔丽，他是海军武官。”

“我知道。”

斯鲁特摇了摇头，做了个请她用早餐的手势，就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他穿着衬衣、松紧裤和便鞋回来了，看到娜塔丽吃得正香呢。她朝他咧嘴笑了笑：“亲爱的，可别见怪，我贪吃得像头猪啦！有了阳光可真大不相同，而且还有咖啡！我感到痛快极啦！”

他坐下来，剖开一个熟透了的西班牙甜瓜。“乖乖，难道你真以为今天十一点拜伦·亨利准会在这家旅馆的酒吧间出现吗？光凭你的意志？”

“但是，海军信号也会像别的信号一样弄混的，你说会吗？反正我准备在那儿等他。”

“这真是荒唐无稽，但也正符合你的性格。”

“你喜欢我这件衣服吗？我昨天买的——就是在那家铺子里挑的。”

“很合你的身材。”

她不断地看表。“好，祝我走运吧，”她把餐巾朝桌上一丢，最后说，“我走啦！”

“你打算坐在那个酒吧间，像一尊石像般等一整天？”

“莱斯里，别生我的气。”

“我没生气，我只是想计划一下时间。”

“当然，如果到中午左右他还不来，下一步我就得打听怎么去直布罗陀了。”

“我打个电话问问奔奇，中午我再下楼来。”

“那就劳驾啦。多谢你，莱斯里，多谢你帮的所有忙。那张床太舒服了，我几个月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她说这话时，怎么也不能把她脸上的那种恶作剧的表情完全掩饰起来。然后，她淡漠地挥了挥手，就走了。斯鲁特想，很清楚，她是在拿他的狼狈寻开心。形势变了，他得隐忍着，直到他重新夺回主动权。

莱斯里判断他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决心充分利用这次邂逅。他不能理解娜塔丽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要把她的一生浪费在拜伦·亨利身上。他以前那么对待这位了不起的姑娘，的确是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现在很想挽救过来。斯鲁特懂得，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偶然跟他仍旧爱着的前妻相遇，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旧日的争吵和新的礼数在他们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就是这道鸿沟在起作用，使他昨晚没能睡到那张大床上去。然而，在这一切下面，他们俩在感情上却有极深的联系。倘若不是由于娜塔丽和那个古怪的瘦猴儿亨利偶然发生狂恋，他相信他们这时早已回到彼此的怀抱中，很可能已经结了婚。他确实认为自己更配得上她，对她也更为合适。

他盘算着：娜塔丽也许会在里斯本流连一阵。她的意志是不屈不挠的，然而，直布罗陀她多半是去不成的，她还得回意大利去。那样，他就陪她回锡耶纳，把埃伦·杰斯特罗撬动了，然后送他们回国。如果必要，他就给华盛顿拍个电报，请求把路途中的假期延长一下。假如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能把娜塔丽争取回来，那他就不幸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及他们之间的缘分了。他毕竟是她第一次爱上的那个男人，他相信没有女人会真正忘记第一个得到过她的男人，这个男人永远也不会从她的内心深处完全被排除出去。

他从从容容地吃完早餐，然后给泽尔斯顿打电话。“奔奇，早安。关于娜塔丽去直布罗陀的事，你打听出什么消息没有？”

“莱斯，用不着啦，潜艇已经在这儿啦！”

斯鲁特很少接到过比这更坏的消息，然而他在声调里尽量抑制住任何感情。“到啦？怎么回事呀？”

“不知道。它天亮时进港的，眼下正泊在河的下游，靠近海关。”

“那么巴祖斯特究竟怎么说的呀？”

“他也正莫名其妙呢，一会儿他要找那个艇长谈谈去。曾经有命令要那艘潜艇开往直布罗陀。”

“它在这儿停多少日子？”

“原定三天。”泽尔斯顿的语气变得有些戏谑了，“莱斯，时运不佳啊。姑娘确实了不起。我要是你的话，这三天先咬住牙，然后再看形势。”

斯鲁特出于自我辩护，神态自若地说：“是呀，她不坏。不过，以前可比现在漂亮多啦！”他换上衣服，赶快跑下楼去。在那昏暗的酒吧间里，只有四五个德国人，他们转过多疑的脸看他。斯鲁特大踏步地从旅客休息室走过。

“喂，斯鲁特，回头瞧瞧！”娜塔丽的声音像一串快乐的银铃在响。她正和拜伦坐在一张绿丝绒沙发上，被一株种在盆里的棕榈半掩着。在他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只打开了的公文包，旁边是一沓文件。这姑娘双颊红红的，眼睛发亮，整个面部都亢奋得放着异彩。拜伦·亨利跳起身来和斯鲁特握手。看来他还是老样子，甚至斯鲁特第一次在锡耶纳见到他懒洋洋地倚着一堵墙时，他所穿的那件斜纹软呢上衣也没改样子。

斯鲁特说：“呃，来啦！娜塔丽没告诉你我们接到了一些错误的消息吗？”

拜伦笑了。“严格说来，消息没有错。不过，反正还是来到这儿啦！”他用眼睛扫了一下休息室，“喂，这里有一股奇怪的柏林气味。到处是德国人！”

“亲爱的，他们成群成伙的。关于任何事情，都不要说任何话。”娜塔丽一面心情激动地翻着那沓文件，一面拽着拜伦的手说，“我找不到你的居留证啊！”

“和你的夹在一起了。”

“这么说来，他什么都弄到了，”娜塔丽大声对斯鲁特说，“一切都齐备了！照规章要求的，全齐了，译成了葡萄牙文，文件也经公证人签署了，公证人的印章也经葡萄牙领事验讫了。一件不短缺。”拜伦仍旧坐到她身旁，她把手插到他那浓密的头发里，猛地一拽：“我原以为你在搞文件上头一塌糊涂呢，你这家伙，你怎么弄得这么齐全！”

斯鲁特说：“你们确实有把握一样不缺吗？我从来没看到过像这里这么严的规章，我来替你们把那套东西查点一下吧。”

“莱斯里，那就太好啦！你肯吗？”娜塔丽说着，在沙发上替他让出位子，然后把那沓文件和泽尔斯顿交给她的那张单子递给斯鲁特，单子边上一项项都用红墨水笔画着核对的记号。

“你怎么把这些凑齐的？”斯鲁特说，开始查点文件。

拜伦解释说，他一听说潜艇计划开到里斯本，就请了四天急事假，飞到华盛顿向葡萄牙大使馆了解关于结婚的规定。原来，那里的葡萄牙海军武官德·爱赛盖上校是他在柏林时的一个朋友，他曾在网球双打中与其合作过，对手是他的父亲和瑞典武官。德·爱赛盖立刻替他着手办理文件。“这些家伙如果真正动起来，几天之内能做到的真是惊人！”拜伦说，“有些文件是我想法弄到的，但是最不好弄的，都是葡萄牙领事给弄到的。”

“外事工作到处都是这样。”斯鲁特说，一边有条不紊地翻着一份接一份的文件，同时望着那张核对的单子，“命运的车轮不是像冰川那样缓缓移动，就是快得连它驰过的影子也看不见。反正，拜伦，我确实认为你或者那位葡萄牙上校，或者你们俩办成功了，看来文件是应有尽有了。”

“你同我结婚吗？”拜伦非常严肃地问。

娜塔丽说：“对天起誓，当然啰！”

他们迸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斯鲁特忧郁地轻轻笑了一声，把文件放回夹子里——拜伦在上面用齐整的字体标着红字：结婚。“我来打个电话给泽尔斯顿，问问你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好不好？拜伦，这个泽尔斯顿是我在使馆里的一位朋友。”

拜伦·亨利慢条斯理地、十分感激地微笑着，斯鲁特不能不看到那副笑容是多么动人。“你肯吗？太谢谢啦！眼下我头脑不大清楚。”

“不清楚？整个说来，我敢说你做得头头是道。”

过了几分钟，斯鲁特走回来时，看到他们俩握着手坐在沙发上，用爱慕的眼神对望着，同时都在说着话。他踌躇了一下，然后走近他们，说：“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问题。”

娜塔丽抬起头来看他，有些震惊，皱了皱眉头，说：“又怎么啦？”

“奔奇听说你们所办到的这些，认输了，拜伦，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任凭你们吩咐，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帮你们对付那项必须在婚礼举行前十二天公布预告的规定。另外，外交部还得核对领事的签字，他说那一般需要一个星期。所以……”斯鲁特耸了耸肩，把文件夹子又放回桌上。

“对，这两个问题德·爱赛盖都提到过，”拜伦说，“他认为这些可以通融。今天早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先去了一趟海军部，把一封信交给了他叔叔。他叔叔在海军部里是一个准将一类的官。他只能讲葡萄牙语，但是对我非常友好。我想他现在正在解决这些难题呢。已经约好我一点钟再到海军部去，泽尔斯顿先生能在那儿跟我们碰头吗？那可就真帮忙了。”

斯鲁特的目光从拜伦身上转到娜塔丽身上，她正有趣地扭动着嘴巴，仍把拜伦的手握在她的膝上。“我再给他回个电话问问他，你事先的确什么都想到了。”

“是呀，我是非办成这件事不可的。”

奔克尔·泽尔斯顿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在电话里答应一点钟在海军大楼和他们碰头。“喂，莱斯里，我好像记得你说过这位少尉又懒又没头脑，这档子事他可组织得像一场闪击战。”

“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同情你。”

“嗯，奔奇，别说啦，一点钟见。”

“你也去吗？”

“对，我去。”

“你可真有受罪的瘾。”

一个穿蓝色海军制服的高个子倚在旅馆门外一辆汽车的挡板上，抽着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嘿，勃拉尼，演习开始了吗？”

“开始啦！”拜伦把他的副艇长埃斯特上尉介绍给娜塔丽和斯鲁特。埃斯特长着一双浅蓝色的小眼睛，他用犀利而颇有些贪婪的目光把姑娘打量了一番。他比拜伦魁梧些，个儿也大些，浓密、卷曲、金黄色的头发一直长到前额低处，脸长长的，由于嘴角朝上翘，显得亲切和蔼；然而，那是一张闭得很紧的、倔强固执的嘴。“喂，娜塔丽，勃拉尼成天瞅着发呆的那张照片其实比你本人差多啦！都上来吧！勃拉尼，我给艇长打电话了，告诉他你已经和娜塔丽取得了联系。潜艇停靠期间，你不用值班啦。”

“‘夫人’，那太好啦！多谢啦！”

娜塔丽怕是自己听错了，重复说了一声：“夫人？”

副艇长的微笑略显出点儿疲惫。“这是我在军事学院一年级的时候他们给我起的，既然我姓埃斯特，这个外号大概是跑不掉的。(5)娜塔丽，我的名字叫卡塔尔，你尽管直呼吧。”

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两个潜艇军官描述起S-45号在离里斯本一百五十英里时，本已接到开往直布罗陀的命令。艇长知道拜伦的计划，他表示了遗憾，并吩咐把航线往南移。然而，过了不到一小时，艇长接到报告说，二号主机垮了，前舱的电槽放出了过多的氧气，蒸发器底部也起了碱，这艘老潜艇周身都患有失调症，需要在里斯本紧急停靠两三天，进行检修。把这份报告交给艇长的埃斯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往直布罗陀开要担风险，他的意见得到了轮机长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本正经地报告的，艇长也是一本正经地采纳副艇长的建议而把航向改到里斯本的。

“你们这么搞，怎么保得住不受处分？”斯鲁特说，“你们不会被送到军事法庭去吗？”

“谁也没撒一句谎，”埃斯特带着一副天真的笑容说，“我们有机器运行状况的记录为凭。这些超龄的潜艇一直就这么气喘吁吁地挣扎着，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它们的状况宣布它们报废，改开里斯本的决定做得非常稳妥、非常正确。”

娜塔丽对拜伦说：“那么，你们就乘这样超龄的破家伙潜到海底去吗？”

“可是，娜塔丽，S-45号已经潜海四千七百二十三次了，它总还能再潜几趟吧！”

“往海底潜算不得什么，”埃斯特“夫人”说，“你只要一拉闸，它就潜下去了，再一开气管，它又浮上来了。使这个老家伙吃力的是从这里开到那里。可是，我们总能对付。顺便提一下，婚礼结束后，请大家到艇上玩玩去。”

“我？到一艘潜艇上！”娜塔丽把裙子紧紧往大腿下边掖了掖。

“艇长要祝贺你们。你知道，来里斯本，他是帮了忙的。”

“等会儿再看吧。”娜塔丽说，“斯鲁特，你是成心想叫我们都撞个头破血流吗？”

“对不起，那辆卡车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斯鲁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回凹凸不平的路上。他开得太快了。

奔克尔·泽尔斯顿在海军部门外的阳光下握了握亨利少尉的手，好奇地仔细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我很高兴见到一位有本事把什么都办成了的精明人。”

“事情还没办成呢，先生，还差得远哪！多谢您主动提议来解救我们。”

“来吧，看看事情怎么进展。你那边的后台可真硬，这位德·爱赛盖好像是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从这位德·爱赛盖的一间间接待室、他办公室门前配备的武装卫兵之多、办公室本身的宽大和家具的华丽，以及他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勋章的灿烂来判断，他的职位一定相当高。他身材矮小，肤色棕黑，拉丁族裔的脸长得很严峻，浓密的头发两鬓已经开始花白。他直直地站在那里，和大家一一握手，用高雅的风度对他们做出欢迎的手势。他朝娜塔丽深深鞠了一躬，深色的眼睛里闪现出仰慕的神色。随后，他拿出公事公办的姿态，叽里呱啦地用葡萄牙语对泽尔斯顿飞快地讲起来。

“他说，办这类事需要时间，”泽尔斯顿传达了他的大意，“他很想请大家吃顿午饭。”

拜伦朝娜塔丽瞥了一眼，然后说：“他很客气，可是他知不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三天时间？”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催他。”泽尔斯顿咕哝说。

“请把我这句话翻给他听。”

“好吧。”

这位葡萄牙官员严肃地听着泽尔斯顿说的话。他的目光一直在拜伦身上，他用嘴边的皱纹和那阴沉的脸上闪过的一道风趣表示他理解一对年轻恋人的焦急。他转过身来，突然朝坐在一张小桌跟前的助手吩咐了一声——那位助手身上披挂的金色穗带仅少于他本人。助手马上站起来，走出房门。过了静寂无声的片刻，他捧着一束红玫瑰回来了。他把花束递给德·爱赛盖，德·爱赛盖又把花束递给娜塔丽·杰斯特罗，向她鞠了个躬，说了几句听起来十分优美的话。

泽尔斯顿翻译道：“在这玫瑰花上的露珠干掉之前，你们二位就已成为夫妻了。”

“哎呀，太美啦！多谢您！”娜塔丽的声音有些发抖了。她捧着花束，环顾着大家，神色忸怩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开始相信了，第一次相信。”

“夫人，演习开始了，”埃斯特上尉说，“如果想取消，得马上下命令。”

“取消？”她挽住拜伦的胳膊，“没有的事。开炮！”

“嘿，不愧为一位海军军官的妻子。”埃斯特上尉说。

德·爱赛盖十分留心地想听懂他们之间的这段谈话，他请泽尔斯顿替他翻译出来。他大声笑了，握住娜塔丽的手吻了吻。

“来吧，”他用英语说，“吃顿便饭。”

午餐时间拖得很长，菜肴精美，地点在一家饭馆里，那里风景绝佳，可以眺望里斯本的群山和闪闪发光的宽阔河流，很像在圣弗朗西斯科所望见的那种一览无余的全景。准将似乎一点儿也不忙。泽尔斯顿不断地看表，他知道大部分政府机关四点半或者五点就关门了。三点钟，德·爱赛盖漫不经心地说，也许他们该去看看这件小事办得怎样了。他们坐上一辆梅赛德斯牌黑色大轿车，开始旋风般地巡游一系列办公大楼。泽尔斯顿试着向他们解释正在做什么，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放弃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握。准将忽而一个人下车几分钟，忽而又在泽尔斯顿的陪同下，领着这对夫妇去签些什么表格或文件。总有一个官员等在大门口向他们致意，然后领着他们穿过拥挤的接待室，来到一些古老的、满是尘埃的内部办公室。那里，总有年老、肥胖、脸色苍白的官员窘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德·爱赛盖鞠躬。

大约两小时以后，他们来到泽尔斯顿所熟悉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是市民登记结婚的地方。办公室这时已经下了班，窗帘拉下来了。黑色轿车一停下来，一道窗帘马上拉起来，大门也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棕色罩衫、下巴上汗毛挺重的老太婆领着他们穿过几个黑魆魆的空房间，来到一间明亮的、亮着枝形吊灯的内部办公室。一张古老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肤色棕黑、蛙形脸庞的人。他戴着金边眼镜，嘴里有几颗金牙，手上戴着三枚大金戒指，正在那里翻着文件。他朝他们笑了笑，然后用葡萄牙语和泽尔斯顿谈了起来。泽尔斯顿把他提的问题翻译过来。那人用一支斑斑点点的钢笔在拜伦的那些文件上潦草地写着，同时不断地盖着图章，娜塔丽和拜伦以及他们的两个证人——埃斯特和斯鲁特不停地签着名。过了一会儿，那人站了起来，带着猥亵的、闪着金牙的微笑，先向娜塔丽然后向拜伦伸出手来，用蹩脚的英语说：“祝你们幸福。”

“这是怎么回事？”娜塔丽说。

“还用问，你们结成夫妻啦！”泽尔斯顿说，“祝贺你们！”

“我们结婚啦？已经？什么时候结的婚？我可没留意。”

“在一道手续上，就是刚才你们俩在那绿本子上签字的时候，那就是啦。”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拜伦说：“我也记不起来了，反正我相信你的话。‘夫人’，把戒指拿给我吧。”

埃斯特把戒指递到他手里。他把那黄澄澄的戒指套在娜塔丽的指头上，把她搂到怀里，吻了她。这时，泽尔斯顿告诉德·爱赛盖，这对夫妇竟然没留意自己结婚的时刻，这位葡萄牙官员笑了。当泽尔斯顿向他解释美国人吻新娘的风俗时，他又笑了。娜塔丽要德·爱赛盖第一个吻她。这位年迈的贵族格外高兴地在她的嘴唇上行使了这一特权，然后彬彬有礼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便离去了。拜伦收拾起他那一沓文件，交了费。

斯鲁特是最后吻她的人。娜塔丽踌躇了一下，直直地望着他说：“呃，老斯鲁特，我似乎已经办成了，是不是？祝福我吧。”

“啊，当然，当然要祝福你，杰斯特罗，你是知道的。”

她让他在嘴上冷冰冰地、短促地吻了一下，把另一只闲着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

当他们出现在傍晚金黄色的阳光下时，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开走了。办公室的大门在他们走出来之后马上关上了。斯鲁特觉得有点儿什么松散的颗粒塞到了他手里，原来是一把米。埃斯特咧了咧那冷冰冰的薄嘴，做了一个怪笑，又眨了眨一只锐利的蓝眼睛。埃斯特发了个信号，三个人就都把米朝这对新婚夫妇撒来。

娜塔丽拂掉衣服上的米，又用手指关节拭了拭眼睛。“这么一来，婚礼可正式了！底下该做什么啦？”

“要是你不懂的话，”埃斯特“夫人”说，“拜伦可得赶紧详详细细地给你解释一番。”

这话说得娜塔丽张口结舌，脸红得像砖一样。“哎呀，勃拉尼，这是一个什么人物？”

“‘夫人’潜在海底的时间太长了，”拜伦说，“他感到不大容易把头脑提到海面上。”

“婚姻生活是神圣的、美好的。”埃斯特“夫人”说，“可是，在你们开始婚姻生活之前，咱们先去拜访老S-45号一会儿怎么样？艇长似乎在那里等着咱们。”

“当然啰，当然啰，”娜塔丽赶快说，“我要去看看S-45号。我非常想去看它，咱们一定得去。”

“你想过去完之后你们上哪儿吗？”莱斯里·斯鲁特干巴巴地问了这么一句。

拜伦说：“哦，我估计总可以有一个地方——像旅馆什么的。”

“里斯本都快被挤破啦！”斯鲁特说。

“天哪，确实是这样，我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娜塔丽说。

“干吗不住到我那儿去？”莱斯里·斯鲁特说，“那是一套我生平见过的真正算得上度蜜月的房间。”

娜塔丽看起来非常惊讶，她看了拜伦一眼。“你这番意思太美了，斯鲁特，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忍那么办。”

“我们会找到一个地方的。”拜伦摇着头说。

“啊，可是他那个地方就像出自《天方夜谭》似的。”娜塔丽漫不经心地这么加上一句，“昨天晚上，我在那儿喝过一次酒。老斯鲁特，你真肯帮我们这个忙吗？”

“莱斯里可以住到我那儿去，”泽尔斯顿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莱斯里，等会儿到使馆找我去，我得马上赶到那里。”

“那么一切都安排停当了。”斯鲁特说，“趁你们俩访问潜艇的当儿，我回趟旅馆，把东西搬出来。”

“老天保佑你，谢谢了。我的行李呢？”娜塔丽心情纷乱地说，“哦，还在罗森太太那个房间里，也许我应该去取一下。不啦，我还有东西往里头放呢，等下再取吧。谢谢你，斯鲁特，还有你，奔奇，谢谢你们帮的所有忙。”

斯鲁特朝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招呼。“祝你们幸福！”

娜塔丽看到潜艇那么小，样子那么难看，浑身是锈，不觉吃了一惊。“好家伙！”他们刚下出租汽车，当起重机在他们头上摆动时，她就在那叮当声、吱吱声中嚷道，“那就是S-45号吗？勃拉尼，真的，你坐这个家伙潜到水下，要当心别得了幽闭恐惧症啊！”

“他醒着的时候不多，所以他什么也体会不到。”埃斯特说。他们朝一道仅仅用两条长板子钉成的浮桥走去，水兵们都在低低的、平坦的黑色前甲板上闲荡，定睛望着这个穿白衣服、抱着一束玫瑰花的姑娘。“等咱们一潜下海去，他就该睁开眼睛大喊大叫了。”

“我别的倒不在乎，就是这里的伙伴太低级，”拜伦说，“还有身上散发出的臭味——高级军官中尤其厉害。我一睡着，就什么也不理会了。”

浮桥那里有一个头发蓬乱、枪低低地吊在臀部的年轻水兵。他向埃斯特敬了个礼，向娜塔丽投了个渴慕的、崇敬的眼色，然后说：“报告长官，艇长请你们都在码头上等候。”

“好的。”

不久，一个穿蓝制服、戴上尉金臂章的人从锈痕斑斑的黑色风篷（就是艇身中央司令塔上面的部分）那里出现了。他走过浮桥，来到码头。艇长的体形颇有些像他的潜艇，中间笨拙壮实，两头陡然缩成圆锥形。他有棕色的大眼睛、宽阔的鼻子和一张使人惊奇的男孩子般的脸。

“卡鲁索艇长，这是我的妻子。”拜伦说，这个字眼使娜塔丽微微震动了一下。

卡鲁索用他那白皙肥胖的爪子握住她的手：“呃，祝贺你们啦！拜伦是一个好小伙子——在他醒着的短暂时刻。”

“你真那么贪睡吗？”娜塔丽笑着对拜伦说。

“那纯粹是诽谤！”拜伦说，“在艇上，我很少合眼，除非在沉思，回想当初进潜艇学校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我倒承认我是时常这么沉思的。”

“他能一下子沉思十八个小时，”埃斯特说，“真是不折不扣的金子般的沉思。”

两个穿粗布工作服的水兵从前甲板敞着门的舱口走上来，跨过浮桥。一个提着冰桶，里头放着一瓶香槟酒；另一个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着玻璃杯。

“啊，咱们开始吧。亨利太太，海军的规定不许我们在艇上喝烈性酒。”艇长说。娜塔丽又一次感到一阵小小的、快活的震动。他砰的一声拔开瓶塞，水兵拿来一只只杯子，他郑重其事地斟上了酒。

“祝你们幸福！”他大声说。这时，起重机正大声地叮当响着越过他们头顶。

“祝福您，愿上帝祝福您！”娜塔丽嚷道，“谢谢您把他送到这儿。”

“感谢二号主机，”埃斯特“夫人”嚷道，“感谢蒸发器、排气系统和前电池组，从来没有哪艘军舰出过这么多毛病。”

拜伦默默地冲着他的艇长和副艇长举起杯子。

他们喝着酒，起重机又隆隆地转过去了。

“艇长，”当卡鲁索再一次给他们斟酒时，埃斯特“夫人”说，“您认为拜伦房里的那张照片有娜塔丽本人美吗？”

“差得远，”艇长用他那双清澈的、色眯眯的意大利人的眼睛望着她说，“连点儿边都没沾上呢。”

“我正是这么感觉的。既然您已经亲眼见到她了，长官，您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在里斯本办该办的事至少需要五天？”

“三天，”卡鲁索艇长脸上那种梦幻般的神情消失了，他立刻斩钉截铁地说，“整整七十二个小时！”

“是的，是的，长官。”

“‘夫人’，你还得准备一份有说服力的机器失灵的鬼报告。”艇长一仰脖子，喝干了杯子里的酒，然后微笑着对娜塔丽说，“那么，我可不可以陪您参观一下本艇呢？”

她跟着军官们走进那锈痕斑斑的风篷，下了舱口。梯子又凉又油腻，短而滑的梯级直绊娜塔丽的高跟鞋。她低下头，钻过第二个圆舱口，然后又走下一道梯子，才来到一间满是机器的小屋。她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会露出她的腿部，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她的腿是漂亮的，裙子是紧的。

“这是操纵室，”拜伦说，一面扶她下来，“这上头就是司令塔。”

娜塔丽看了看周围那些穿粗布工作服、神情肃穆的水兵，又看了看那阀门、圆形把手、指针表、操纵把柄、大机轮和乱团在一起的钢缆，配电盘上的灯光照亮了舱里所有漆成绿色的隔板。尽管一台排气送风机一直在嗡嗡响着，屋里闷热的空气仍旧散发着机器、烹调、陈年雪茄和没洗澡的男人的酸臭味。“勃拉尼，你真懂得这些都是什么吗？”

“他正学着，”埃斯特“夫人”说，“在他冬眠的间隔期。”

他们迈过一道敞着的防水门，来到一间军官室。在这里，娜塔丽又见到两位军官。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个心形的白色蛋糕，上面用蓝色的糖浆浇出一艘潜艇、几个小爱神和“拜伦·亨利先生及太太”字样。她勉强挤到首席，坐在艇长的正对面，拜伦和埃斯特为了躲开头上已经折起的一张床铺，紧靠着舱壁蹲坐着。

有人拿出一把军刀，娜塔丽切开蛋糕，艇长把分剩下的送到水兵室去了。娜塔丽喝的两杯香槟酒上头了，这一天的奔波和周围的年轻人朝她投来的渴望的目光也已经使她有些晕头转向。在喝咖啡、吃蛋糕的时候，她又被埃斯特“夫人”说的那些笑话逗得乐个不停。她终于认为，尽管这艘老潜艇又脏又狭窄，充满了机器的气味和男人的体臭，但它毕竟是一艘令人十分开心的船。拜伦在她眼里一分钟比一分钟称心，她吻了他一遍又一遍。

在他们离开S-45号之前，拜伦把他的新婚妻子领到一间小舱，把两张床铺下面靠近甲板的一个狭窄的黑洞指给她看，这就是他睡觉的地方。“我问你，”他说，“谁会甘愿在这个停尸间似的窄缝里多待上一会儿呢？”

“还有比睡在这里更可怕的事，”埃斯特“夫人”在娜塔丽身后说，“比如醒着。”

当娜塔丽和拜伦走上甲板，回到新鲜、凉爽的空气中时，前甲板上的水兵们都向他们挥手欢呼，娜塔丽也向他们挥了挥手。有些胆大的水兵还吹起口哨。在浮桥那里站岗的水兵替他们喊来的出租汽车刚一开动，就咯噔咯噔乱响起来。司机把车刹住，跳了下来。不久，娜塔丽和拜伦听到他用葡萄牙语骂了起来，随手把鞋和罐头盒子扔开。水兵们笑着，叫嚷着，直到出租汽车开远了。

“我敢说这会儿可怜的斯鲁特已经离开那家旅馆啦。”娜塔丽往她丈夫怀里靠了靠，“咱们先去取我的行李，然后到旅馆去，好吗？你看了就知道啦，我那么毫不客气地接受下来确实不好，可是，勃拉尼，老实说，那简直是给王室预备的套房。”

娜塔丽住的客栈在一条小巷里，她的房间里有一个老妇人正睡在一张铁床上打呼噜。“哦，斯鲁特的那个地方总比这里强吧。”拜伦小声说，一面望着那裂了缝的天花板，几只正剥着墙纸的蟑螂一见到电灯光，马上四下躲藏。娜塔丽赶快把她的东西收拾好，留了张条子，连同钥匙一并放在桌上。走到门口，她又回头望了望罗森太太。她正仰卧着，张着嘴巴，灰色的头发乱糟糟地散在枕头上。娜塔丽想，罗森太太当初的婚礼是怎样的？她丈夫那张用银色相框嵌起来的、发黄了的脸在床头的小桌上微笑着，这就是那位被德国人从法国火车上硬揪走的可怜虫给她留下的唯一纪念。娜塔丽打了个冷战，把门带上了。

斯鲁特显然事先已经通知了皇宫旅馆柜台的办事员并付过小费，因为他马上就油滑地咧嘴笑着，把钥匙交给了拜伦。这对新婚夫妇得交出他们的护照。娜塔丽把她那本栗色的美国护照递过去时，心里略微感到有些害怕——她就是凭这本护照才和里斯本的四万犹太人分道扬镳的。

“我刚想起一件事，”她在电梯里说，“你怎么登记的？”

“当然是‘先生和太太’啦，这是惊心动魄的大事。”

“可我那护照上写的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

“那有什么，”电梯停了，他挽住她的胳膊，“我才不担这份心呢。”

“也许你应该回去向他们说明一下。”

“先等他们来问吧。”

侍者刚打开套房的门，娜塔丽就觉得自己猛然被抱起来了。“哎，拜伦，别胡闹！我可沉得要命，你会扭着筋骨的。”可是，他那瘦削的身子爆发出的惊人的力气使她很兴奋，她一只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裙子。

“嘿！”他说着，把她抱到房里，“我现在明白你说的了，这确实是给王室预备的套房。”

他把娜塔丽放下来后，她马上跑进寝室去。娜塔丽心里有点儿着急，她的浴衣还挂在斯鲁特的洗澡间里呢，新买的非常性感的内衣也还丢在五斗柜的抽屉里，要是给拜伦瞥见，可不好解释！但是，所有这些全不翼而飞了——哪儿去了？她摸不着头脑。她正为这事纳闷儿的当儿，拜伦在寝室落地窗外的阳台上出现了。“外边这儿好极了，一点儿也不假，可就是冷得要命。水上是一串奇异的光亮。你看到那瓶香槟酒了吗？还有百合花。”

“百合花？”

“瞧那儿。”

起居室的一角，大理石桌上的一个银质冷却器里镇着一瓶香槟酒，旁边立着一束红色和白色的水芋百合。花束旁边是斯鲁特留的一张小白卡片，上面什么也没写。门铃响了，侍者递给娜塔丽一个内衣店送来的盒子。她马上跑进寝室，把它打开，里边放着斯鲁特清理出来的内衣——都是一些五颜六色、镶着花边的薄绸内衣。

“是什么呀？”拜伦站在阳台上问道。

“哦，我在旅馆大厅的铺子里买的一些东西，”她轻快地说，“我猜一定是斯鲁特告诉他们我要搬到这儿来。”她挑了一件桃色睡衣，装出女巫的神情把它覆在胸前。“嘿，像一个大学者吧？”

然后，她在内衣下面看到斯鲁特写的一张便条。拜伦正要进来，她赶紧跑到落地窗那边，把拜伦关在外面。“等会儿再进来。开香槟吧。”

便条上写的是：杰斯特罗，穿上那件灰色的吧，你穿灰色的总显得分外可爱。此系密信，阅后销毁。爱你至死的——斯鲁特。

这段话使娜塔丽的眼睛湿润了。她把便条撕个粉碎，丢到纸篓里。她听到隔壁房里砰的一声拔开了瓶塞。她从盒子里拽出一件镶着黑色花边的灰绸睡衣，她把莱斯里·斯鲁特抛到脑后，赶快往周身喷了香水。她走出寝室，梳理着她那一直披到肩的又长又黑的头发。拜伦一把抓住了她……

酒，百合花，玫瑰；在圆月下面，黑暗的海在他们窗外翻滚着。这对分离了半年的年轻恋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地理刀刃上，忽然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结了婚，与世隔绝地睡在一张好客的大床上，而对年轻的恋人来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就是他们的新婚之夜。人生的境遇有时好似一幅阴郁的壁毯，上面绣着一个模糊不清、意义含混的图案。它朝里旋转着，转出一对灿烂的赤裸恋人。《圣经》就是从这一中心图画开始的。大部分古老的故事都是以情人终成眷属结束的——隐退到他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始状态中去。然而，对拜伦和娜塔丽来说，他们的故事才开始。

剧烈跳动的脉搏和爱情的溪流消失在一对恋人的温暖的酣睡中了。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一个夜晚，拜伦·亨利夫妇（美国人）行完婚礼之后，睡在里斯本郊外的皇宫旅馆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千多个夜晚中的一个，这时，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正难以安眠。

(1)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2)　法国城镇名，是当时法国傀儡政府所在地。

(3)　指1820年在希腊米洛斯岛上发掘出的古代雕塑，现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4)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及艺术评论家。

(5)　埃斯特夫人是一个嫁给英国贵族的美国女人，英国下议院首位女议员，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美政界的活跃人物。

第三十八章

啁啾的鸟声把娜塔丽吵醒了，她睁开了眼睛。拜伦坐在她身旁，吸着烟。朝阳台开着的门那里正吹进一股凉风。在点缀着粉色彩云的空中，一轮苍白的月亮和一颗星星正低低地挂在波浪滔滔的海面上。

“嘿，听鸟儿唱得多好听！你醒来多久啦，拜伦？”

“没多久，可我是真正醒过来了，眼睁睁地醒着，尽量使自己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她坐了起来，温柔地吻着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愉快的气，这时毯子从她的胸部滑了下来。“哎哟，空气可真凉，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关上那扇门。”

“不，不，海的气味好闻得很。”她把毯子又拉到颈部，依偎在他身边。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拜伦，潜艇是怎么操作的？”

他朝下看了她一眼，用一只胳膊搂着她，抚摸着她的肩头。“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解释起来困难吗？”

“一点儿也不，可是怎么又要谈这个呢？”

“因为我想知道。”

“哦，跟一个光着身子的美女谈这个题目可真是要命，不过——好吧，我来告诉你一艘潜艇是怎么操作的。首先，潜艇的构造是这样的：它只要装上压舱物，就能刚好浮到海面上。这样，你只要往潜水槽里放进几吨海水去，它就能沉到水下去了。再用压缩空气把水排出去，它又冒出水面了。你从边际浮力开始，利用水这个压舱物的重量变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它成为一块岩石或一个软木塞，这就是大致的道理。细节还很多，很枯燥。”

“那么，它安全吗？我得替你担多大的心？”

“总比在纽约当交通警察要少。”

“可是你领危险作业津贴啊。”

“那是因为非战斗人员，像国会议员和你这样的人，总幻想坐一艘潜艇到水下去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没有一个潜艇上的人员能通过辩论让国会放弃这个看法。”

“你们深深扎到水下的时候，不是大有被压碎的危险吗？”

“不会的。潜艇只不过是一段长形的防水钢管，它坚固得足以顶住海水的压力。这说的是它的里壳，也就是耐压艇体。这是真正的艇身。你看到的外部只不过是为了装置水槽的外壳，底部是敞着的，海水可以冲出冲进。里壳有一个测量压力深度的仪表，你永远也不会下潜到那样的深度。直到今天，没人知道老S-45号究竟能潜多深。我们坐的潜艇就像厚垫子一样安全。”

“可是潜艇有失事的。”

“远洋轮船和游艇也有失事的。坐在艇里的人们在海洋底下遇险，往外拍电报，那倒很有趣，可是这样的事一共也没发生过几回。即便是那样，也有办法逃生。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受过训练。”

“可是，你们往艇里放水叫它往下潜的时候，放水本身会不会失掉控制呢？亲爱的，别那么笑。所有这些，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都是神秘的。”

“我笑的是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主要的水槽都在真正的艇壳外面，它们只不过是贴在上面的。它们一放进水，充水的潜艇刚好浮在水面上，随着波涛沉浮。为了下潜，里边还有一个密封的小水槽——负槽，它大约能容十二吨海水。往负槽里放水后，你就会一直下潜。等你潜到你要的深度，就关上负槽，这样，你就浮在那里了。你展开艇首的机翼，它就像一架肥胖的飞机，在浓重的空气里徐缓地飞行。潜艇上的人都是精选的，个个是好汉，亲爱的。所有我们这七十五个人，都一心一意不想出一点点差错！潜艇上没有马虎的人。这是有关潜艇的真实情况，而且这是在床上跟自己的新婚妻子进行的一次奇特的谈话。”

娜塔丽打了个哈欠：“你这么一解释，我心里舒服一些了，那艘生了锈的小船可真叫我害怕。”

“新建造的那些潜艇比起S-45号来都是豪华的巨轮，”拜伦说，“下一步我就想转到那样一艘艇上去。”

她又打了个哈欠。这时，墙上出现一块粉红色的亮光。“天哪，那是太阳吗？夜跑到哪儿去啦？拉上窗幔吧。”

拜伦走到窗前，拉上厚窗幔。当他在昏暗中走回她身边的时候，娜塔丽觉得他是那么美——雕塑般的男子的体形，生气勃勃，暖洋洋，棕黄色的，她打心尖上感到喜悦。

他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她朝他靠过来，吻了他一下。当这个年轻丈夫使劲搂她的时候，她还假装抵抗一下，然而她无法抑制住心头涌起的欢乐。这时太阳已在窗幔外升起，照耀着战争岁月的又一天……

他们直到中午才在洒满阳光的起居室里用早餐，玫瑰花在房间里散发着芳香。他们吃的是牡蛎、牛排和红酒。这是娜塔丽点的。她说，她就想吃这些，拜伦也称之为完美的食谱。他们是穿着睡衣吃的，不大说什么，只是深情地相互凝视着，有时为了一句傻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笑了起来。他们由于情欲得到满足而容光焕发。

随后，她说：“拜伦，咱们究竟一共有多长时间？”

“哦，从我们靠岸算起，七十二个小时——那就是星期四的两点半。”

她眼睛里那种纯真的喜悦减少了几分。“啊，那么快？这蜜月太短了。”

“这不是咱们的蜜月。我还可以享受二十天假期，我直接从潜艇学校给S-45号打过报告，等你一回国，我就休那二十天假期。你什么时候回去？”

她用手托着头：“啊，亲爱的，难道我现在就得开始动脑筋吗？”

“喂，娜塔丽，为什么不给埃伦拍个电报，告诉他咱们结了婚，马上要回国？”

“我办不到。”

“我不让你回意大利去。”

听到他这直截了当的话，娜塔丽扬起了眉毛：“可是我非去不可。”

“不，你不能去，埃伦太机灵了。”拜伦说，“来，咱们把酒喝干了。只要有你和我或者别人替他写信，去图书馆查材料，料理厨房，管理花匠和水暖工人，他就不会离开那所房子。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这样，他不容易被吓住。尽管埃伦大叔什么也不料理，成天感冒，但他是一个顽强的家伙。假如你拍了电报去，你想他会怎么办？”

娜塔丽犹豫了。“他会想法叫我改变主意，不成的话，就认真准备离开意大利。”

“那才是你对他最大的帮助。”

“不，他会搞得一塌糊涂。他不善于和官员们打交道，官员们越蠢，他就越糟糕。他真可能掉进自己的陷阱里。莱斯里·斯鲁特和我两个人用不了多久就能叫他上路，这回我们非办到不可。”

“斯鲁特？斯鲁特不是正要去莫斯科吗？”

“他曾主动表示可以先在罗马或锡耶纳停留一下，他对埃伦是真心实意的。”

“我知道他对谁真心实意。”

娜塔丽露出动人的眼神，温柔地说：“勃拉尼，吃莱斯里·斯鲁特的醋了吗？”

“好吧，六十天。”

“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回意大利两个月，不能再长了，六十天应该足够啦。要是四月一号以前埃伦还没离开，那就怪他自己了，你就回国。现在就订下回程的票吧。”

娜塔丽撇了撇那张大嘴巴：“懂了。拜伦，你是在对我下命令吗？”

“正是。”

她用手心托着下巴，用吃惊的眼神凝望着他。“你要知道，被你这么吩咐着，我觉得很舒服。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也许这可喜的新鲜劲渐渐会过去的。反正，我的主子老爷，我一定遵命就是。六十天！”

“好吧，”拜伦说，“咱们穿上衣服逛逛里斯本去。”

“我已经逛过了，”娜塔丽说，“可是我十分赞成换换空气。”

拜伦把钥匙往旅馆的柜台上一放，就要他们的护照。那个黝黑、短小的办事员带着发困的神情，在一扇门里消失了。

“看那些家伙。”拜伦说。尽管到处是阳光，但六个德国人穿了系腰带的黑雨衣，正聚在大厅入口的地方交谈，朝进出的每个人都狠狠盯上一眼。“他们干吗不索性把长靴子也穿上，卐字臂章也戴上呢？他们有些什么特征？穿雨衣？戴宽檐儿帽？脸晒成青铜色？他们哪里来的时间洗日光浴呀？”

“我背着脸也认得出他们，他们叫人起鸡皮疙瘩。”娜塔丽说。

柜台那个办事员从门里出来了，一边忙着翻什么文件。“对不起，护照还没准备好。”

“我需要我的护照！”娜塔丽的声调尖锐刺耳。

办事员朝她略微抬了抬眼：“夫人，也许今天下午。”说完，他就转过身去了。

从沉闷的寝室乍一走到寒冷、阳光普照的室外，顿然感到十分爽快。拜伦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游里斯本和它的近郊。论名胜，这里比罗马或巴黎差远了。然而，沿着一条宽阔的河、高踞在小山上的那一排排宛如蜡笔涂成的绿色、粉色和蓝色的房屋，形成了一幅很漂亮的图画。拜伦很惬意，他想他的新婚妻子也必定很开心。她紧紧挽住他的胳膊，微微笑着，不大说什么。那些把摩尔式和哥特式(1)建筑的特点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教堂和全市最高的一座山上巍峨的要塞又勾起了拜伦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忘掉的在美术方面的苦役。他们下了出租汽车，臂挽着臂地朝阿尔法马陡峭、狭窄的小小街道踱去。成群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有几百年历史的破烂房子里跑出跑进。公用电话亭一般大小的店铺敞着门，出售鱼、面包和肉块。这是一次长而漫无目的的散步。

“出租汽车答应在哪儿等咱们？”娜塔丽用紧张的语调问。这时，他们穿过一条小巷，闻到一阵腥臭味，两个人都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你一切都好吗？”他说。

她疲惫地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我犯了世界上所有游山玩水的傻女人的通病：我的脚走累了。”

“那么，咱们回去吧，我也玩够了。”

“你不在乎吧？”

在出租汽车沿着江边马路开回旅馆的途中，她一句话也没说。他去握她的手，觉得又凉又湿。一迈进旅馆，她就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别忘了——护照。”

她的这句话是多余的，办事员早把两本栗色的护照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拜伦。那人咧嘴傻笑着，露出了黄色的大假牙。娜塔丽一把抓住她的护照，她一边和拜伦走进电梯，一边仔细翻看着。

“没错吧？”他说。

“好像没错。可是我敢打赌德国秘密警察一定拍过照了。你的也一样。”

“哦，这多半是旅馆的例行手续。近来德国人要怎样就怎样，我不认为葡萄牙人敢违抗。可是，你有什么可在乎的？”

她走进套房的寝室脱大衣、摘帽子，拜伦也跟了进来，搂住她，吻她。她也回吻了。她紧紧地搂住他，但是她的神情是冷漠的。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朝后靠着。

“对不起，”她说，“我头疼得厉害，早餐毕竟不宜喝红葡萄酒。幸而我带着点儿非常灵的药丸，让我吃一丸吧。”

不大工夫，她就笑着从浴室里出来了。“好啦，照常进行吧。”

他说：“没那么快见效吧。”

“能，放心好啦。”

他们接了吻，倒在床上。可是，娜塔丽就像身体里有一根弹簧断了似的。她在他耳边呢喃地说了一些情话，尽量想做得很多情。过了一会儿，他坐了起来，轻轻地把她扶起：“好吧，告诉我什么事？”

她搂着自己的膝盖，靠着床头栏杆蹲着。“没事，没事！我有什么不对头吗？也许我有点儿累啦，头疼还没过去。”

“娜塔丽。”他握住她的手，吻了吻，然后直直地望着她。

“我想没有人能享受这么大的欢乐而不付出一点儿代价。开始是咱们没领回护照，那些德国人又站在大厅里，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沮丧。咱们游览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一些可怕的情景：旅馆仍旧拖延着不给我护照，你随着潜艇走了，里斯本又添了我这样一个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困在这里。”

“娜塔丽，在波兰那段时期，你一根毛发都没竖。这会儿护照不是已经到手了嘛。”

“我知道，我知道这纯粹是胡思乱想，只不过是神经绷过了劲：太多的好事发生在太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会儿我就会恢复过来的。”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你骗了我，我以为你在里斯本很开心呢。”

“勃拉尼，我恨死里斯本啦，我一向恨这个地方。我对上帝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到死的那一天，我都会后悔咱们在里斯本结婚，不该在这儿度过咱们的新婚之夜。这是一座令人伤心、痛苦的城市。我知道，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它，你不断地说它像圣弗朗西斯科。可是，圣弗朗西斯科并没有到处都是逃避德国人的犹太人呀；圣弗朗西斯科并没设宗教法庭，用武力强迫犹太人受洗礼，谁反对就把谁烧死，并且把犹太孩子带走，当基督徒养大。你可知道这段小小的历史(2)？就发生在这里。”

拜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我也许读到过。”

“也许？假如你读过，你怎么可能忘掉？那样的残酷事实会使任何人发指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千百年来，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一切，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奔奇用过一个很俏皮的词：网中之鱼。”

拜伦说：“娜塔丽，关于宗教，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做，我一直这样准备着。你要我成为犹太人吗？”

“你发疯啦？”她突然朝他转过头来，眼睛里冒出一道愤怒的光芒。她在科尼希斯贝格就曾经这么瞪过他一次，然后粗暴地突然和他告了别。“你为什么非要结婚不可？就是这一点叫我窝心，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一点。我们尽可以照样谈情说爱，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怎样都可以。现在，我觉得一根缆绳般的粗神经把我跟你绑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会开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一面，我只知道星期四你将随那艘臭潜艇离开。咱们干吗不把那些葡萄牙文的婚书撕掉，让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如果咱们有一天还能过上人的日子，如果那时咱们仍然愿意结婚，那咱们尽可以正式结婚。这回是瞎胡闹。”

“不，不是瞎胡闹，这是我从出生以来一直盼望得到的。如今，我得到了。咱们不能把婚书撕掉，你是我的妻子。”

“可是，老天爷，你为什么费那么大劲？你为什么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娜塔丽，事情是这样的：已婚的军官有额外津贴。”

她凝视着他，她那绷得紧紧的脸松弛下来了。她慢慢地、勉强地笑了，并且把双手插到他的头发里。“原来是这样。好吧，勃拉尼，那还讲得通。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对于贪心，我是能理解的。”

他们亲吻着，又躺倒在床上，这次情绪好多了。可是，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他们只好不再接吻。拜伦叹了口气：“可能是S-45号。”他拿起听筒。“喂？哦，好的，你们想得真周到。九点钟？等一下。”他捂住话筒，“泽尔斯顿表示抱歉，打扰了咱们。他和斯鲁特想，咱们也许想找个别致的地方吃顿饭，里斯本最好的菜，葡萄牙最好的歌手。”

“天哪，看来老斯鲁特成了被虐狂啦！”

“去还是不去？”

“随你便。”

拜伦说：“他们是一番好意，为什么不去？反正咱们也得吃饭。躲开那些穿黑雨衣的。”

他答应去，挂上电话，然后又把她搂到怀里。

这家餐馆是一间砖砌的矮屋，只用桌上的蜡烛和拱形壁炉里的熊熊燃烧的木柴来照明。在里面吃饭的有一半是犹太人，其中有不少都穿着华丽的便礼服。在这个幽静的地方，讲话声音最大的是并排坐着的两大批英国客人。正对着壁炉，有一张可以坐六个人的桌子空在那里，聚拢在小酒吧间里的一些顾客正用渴望的眼光盯着它。这四个美国人就坐在离壁炉不远的另一张给予特别优待的桌子上。奔奇·泽尔斯顿和这对新婚夫妇喝着葡萄牙产的白酒，很快就欢笑起来。斯鲁特则不然。酒他喝了不少，可是他几乎没说什么，也不大笑。壁炉的火光在他那方形的眼镜上闪耀，在那样玫瑰色的光亮下，他的脸仍旧是惨白的。

“顺便问一下，你们年轻人对战争感不感兴趣？”泽尔斯顿一边吃着肉一边说，“没忘记正打着仗吧？有一个消息。”

“要是好消息，我就有兴趣，”娜塔丽说，“除非是好消息。”

“那么，英军占领图卜鲁格了。”

娜塔丽说：“图卜鲁格重要吗？”

拜伦大声说：“重要！是埃及和突尼斯之间最好的海港。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

“对，”泽尔斯顿说，“他们正在北非猛冲着呢。这样一来，整个战局全改观了。”

斯鲁特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哑着嗓子说：“他们正跟意大利人作战。”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拜伦，我在柏林给你列的那批书，你都看了吗？娜塔丽说你全看过啦。”

“凡是我能找到英文版本的，我全看了——也许十本里看了七八本。”

这位外交官摇了摇头：“勇气可嘉！”

“我并不能说我全看懂了，”拜伦说，“有时候我只浏览了一下，可是我把它们从头翻到尾。”

“是一些什么书？”泽尔斯顿说。

“在一个德国空军驾驶员差点儿把他的脑袋打掉之后，”娜塔丽说，“我这个乖乖对德国人略微感到好奇了。他想多了解他们一些，斯鲁特就给他列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书目。”

“我从没想过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斯鲁特把被火光照亮的、无表情的脸转向她。

“去年我在锡耶纳有的是时间，”拜伦说，“我也有兴趣。”

“你有些什么发现？”泽尔斯顿说，一边替拜伦又斟上酒，“即便不读德国哲学就要给毙掉，我也不读。”

“我发现希特勒一直就在德国人的血液里，”拜伦说，“他迟早得冒出来。这是莱斯里在柏林对我讲的，他给我开那个书目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论点。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他那个论点。我以前总以为纳粹是从臭水沟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的，是什么崭新的玩意儿。可是，他们所有的概念、口号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老早就写在以前的书里了。这码子事在德国已经酝酿一百年啦！”

“比那还要长，”斯鲁特说，“你的课外作业成绩很好，分数是优。”

“啊，瞎胡扯！”娜塔丽说，“为了什么给他个优？为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拜伦对这些东西感到新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太肤浅，也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半没吸收进去。”

“没吸收多少，”拜伦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纸牌或者打乒乓球。”

“嗯，看来显然是这样，”他的新婚妻子语气很尖锐，“不然的话，你就不会像一个盲目的书呆子一样去死钻他替你开的那个片面的书单，好给他一个机会来这么居高临下地夸奖你那么两句了。”

“我否认居高临下地夸奖，也否认片面。”斯鲁特说，“杰斯特罗——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亨利了——并不是我要斤斤计较，可是我想我曾经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材料。我很佩服你的丈夫那么认真地读完这些书。”

“这种认为纳粹是德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的观点，”娜塔丽说，“整个这套说法都是陈腐的、伪造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自戈宾诺，一个法国人；他的条顿族优越感来自张伯伦，一个英国人；他对犹太人的虐待狂热来自卢埃格尔，一个维也纳的政治恶棍。唯一可以和希特勒直接联系上的德国思想家是理查德·瓦格纳(3)，他是另一个疯狂仇恨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奋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瓦格纳书里的话。但是，尼采为了那件恶意的蠢事和瓦格纳闹翻了。反正谁也不认真把瓦格纳当作一个思想家。他的音乐也叫我恶心，尽管这跟咱们所谈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斯鲁特，我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读的书比我多，可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给拜伦开了那么一个既枯燥分量又重的书单，你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用一些大名字吓唬他一下吧。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吓不住的。”

“这我是知道的。”斯鲁特说。他哗地一下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起酒来，倒得满满的，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

“你的小牛肉可凉了。”拜伦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娜塔丽和她以前的情人之间的这场针锋相对的冲突眼看就要失去控制。

她冲着他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不耐烦地切了块肉，边吃边谈着。“在创造希特勒的问题上，我们的责任比谁的都大。我们美国人，先是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然后是在最严重的不景气的情况下，在一九三○年通过了那项疯狂的《霍来-斯穆特税则》，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撞倒。《霍来-斯穆特税则》通过之后，德国银行纷纷倒闭。德国人饿了肚皮，闹起事来。希特勒保证可以粉碎共产党人，德国人为了抵挡共产主义革命，就吞下了他的革命。他实践了他的诺言，用恐怖把德国人管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哼，勃拉尼，一千个德国人里也找不出一个曾读过那些书的。那完全是大学瓦斯里放出的厚厚的一层云雾。希特勒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两国的怯懦的产物，并不是黑格尔和尼采的。”

“大学瓦斯，说得好，亲爱的，可我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接受你这一点，”斯鲁特说，他把摊开的手指并在一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用一种奇特的笑容注视着她——那笑容既表示他的优越感，又表示他遇到了挫折，“那就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哲学著作总是前进的社会机器所排出的一种瓦斯。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创立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对瓦斯的剖析来重新找出那台机器必然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它是怎样操作的。不管那些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们都可以很有力量，并且是真实的。杰斯特罗，德国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力的批判，它正视了我们所有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

“譬如说……？”她的语调很刻薄、很突兀。

斯鲁特忽然来了一股好辩的劲头，就好像如果旁的做不到，至少他想当着拜伦的面用言辞把她征服似的。他用一根指头来回朝空中戳着，好像为他的话加上一个个惊叹号。“譬如说，亲爱的，基督精神从挨了伽利略(4)一刀之后就死掉、烂掉了。又譬如说，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那些理想只不过是关于人性的神话。又譬如说，《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拥有黑奴。又譬如说，‘自由、平等、博爱’的捍卫者最后砍掉无依无靠的妇女的脑袋，并且互相砍了脑袋。娜塔丽，德国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他们极为明晰的见解，他们看透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并且把它粉碎了，他们看穿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并且打断了它的脊骨。如今，他们认为基督教工业民主只不过是正在腐烂的空架子。他们打算用武力来接管。德国人的大师们一百年来一直在对他们说，他们的时机就要到来了，说残酷和流血是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这些就是我开给拜伦的那些书的内容，它们讲得详尽细微。那个书单是有根有据的。当然，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论调——一种正常的自由主义的论调，这和西方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好的德国’。娜塔丽，那我自然也都了解。他们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投到俾斯麦方面去了，其余的也几乎都成了德皇的鹰犬。希特勒等到他的时机到来了，就飞扬跋扈起来。听吧！”

像教士诵经一般，斯鲁特用严肃的声调引述起来，一边还用一根僵直的手指在空中打着拍子：

德国革命不会由于发生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之后而变得温和一些或缓和一些，这些学说的作用在于发展那种一俟时机成熟便立即爆发的革命力量。基督教抑制了德国人的粗野斗士般的激情，却无法消灭它。当那个起遏制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垮台之后，那股疯狂好斗的暴力就会再度冲出来。古老的石神将从被遗忘了的废墟里站起来，拭去他们眼睛里那千百年的尘垢。雷神将举着他的铁锤再一次崛起，将把哥特式的教堂砸个粉碎。

斯鲁特用拳头做了个笨拙无力的手势来比画铁锤的打击。

不要笑这个向你们提出要警惕康德、费希特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不要笑一个预见到在理性领域所爆发的革命同样也将在现实领域爆发的幻象的人。思想走在行动前头，正如闪电走在雷的前头。德国的雷具有真正的德国特色。它并不迅疾，而是略显徐缓地一直隆隆作响。然而，它终必来临。等你听到你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听见过的一声霹雳，你就知道德国的巨雷终于打下来了。

“海涅——就是那个谱写了德国最伟大的诗篇的犹太人，那个为德国哲学所倾倒的海涅——这就是海涅写的。”斯鲁特用较为温和的语调说，“这些话是他在一百六十年前写的。”

他身后起了一片挪动椅子的响声。一簇穿了晚礼服、用德语愉快地闲谈着的德国顾客向壁炉旁边的大桌子走去，两边跟着三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侍者。斯鲁特被碰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目光正对上德国秘密警察头子的脸。那人友善地笑了笑，弯了下腰。同这人一起的是他们在旅馆见过的那个前额上有疤痕的人，另外一个德国人是光头。还有三个穿着艳丽晚礼服、哧哧笑着的葡萄牙女人。

“哲学讨论会结束了吧。”奔奇·泽尔斯顿喃喃地说。

“为什么？”拜伦说。

“一个原因是，”娜塔丽说，“我腻烦啦。”

德国人一坐下来，整个餐馆的谈话声就小了。犹太人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在这暂时的静寂中，只有那些喧闹的、对周围毫不理会的英国客人的声音显得更大了。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娜塔丽问泽尔斯顿。

“寓公。他们住在这儿是因为东西便宜，又没有配给制度。同时，我猜也因为这里不在德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泽尔斯顿说，“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并不特别稀罕他们。”

“你刚才引的海涅那段话很了不起。”拜伦对斯鲁特说。

“我在牛津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海涅与黑格尔的论文。”斯鲁特微微笑了笑，说，“海涅有很长一段时期被黑格尔吸引，后来他又摒弃了黑格尔。我曾经把那段话翻译出来，作为一本书的题词。那段话的辞藻挺华丽，就像耶利米(5)的诗歌那样。犹太先知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正喝咖啡的当儿，一道粉红色的光把这昏暗的房间分成两半，灯光照在小小演奏台上一块灰色的帷幕上。奔奇·泽尔斯顿说：“这就是他，他是最好的法多(6)歌手。”

“最好的什么？”拜伦说。这时，一个脸色苍白、黑眼睛的年轻人穿着镶了厚边的黑色外套从幕后走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把葱头形的吉他。

“法多歌手，命运歌曲，十分凄凉，葡萄牙味十足。”

年轻人的琴声一响——强烈、尖锐、悲伤的琴声，铿锵犹如锤击——餐馆里就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清脆、高亢、花哨的嗓音唱着，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着，聚光灯把他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照成了粉色。娜塔丽悄悄对泽尔斯顿说：“唱的是什么曲子？”

“是支老曲子，是学生们常唱的法多曲子。”

“歌词的意思呢？”

“啊，歌词永远是不重要的，就那么一两句。刚才唱的是：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生活就会简单一些。”

这对新婚夫妇的目光相遇了，拜伦把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

年轻歌手唱了几支曲子，时而迅疾，时而缓慢，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越，甚是别致。显然，这就是法多的精华，因为每当他在唱一支曲子的中途表演这些花腔时，餐馆里的葡萄牙人就鼓起掌来，有时还喝彩。

“美得很。”一支曲子唱完的时候，娜塔丽小声对奔奇·泽尔斯顿说，“谢谢你啦！”

他用双手梳理了一下他的小胡子：“我料到会合你的心意，这确实别有风味。”

“Spieler，Können Sie‘O Sole Mio’singen？”(7)那个光头的德国人正在跟歌手说话，他坐得离演奏台只有几英尺。

歌手不自然地笑了笑，用葡萄牙语做了回答，同时用他那把形状奇特的吉他比画着，说他只会表演法多歌曲。那个德国人用嘻嘻哈哈的语调还是叫他唱O Sole Mio，那个年轻人又摇摇头，做出毫无办法的手势。那个德国人用冒着烟的雪茄朝他指了指，然后用葡萄牙语嚷了些什么。这么一来，连英国人在内，整个餐馆都鸦雀无声了——坐在德国人桌上的那三个葡萄牙女人的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那个年轻的表演者用可怜巴巴的神情朝周围的观众望了望，然后很蹩脚地唱起O Sole Mio来。那德国人朝椅背上一仰，用手里的雪茄望空打着拍子。餐馆被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气所笼罩。

娜塔丽对泽尔斯顿说：“咱们走吧。”

“我赞成。”

他们走出餐馆的时候，那位歌手还在磕磕巴巴地唱着那支意大利曲子。进门的柜台上摆着一张这个歌手的相片，下面放着一沓唱片，是这个歌手灌的，用硬纸袋套着。“要是有第一支曲子的，”娜塔丽对拜伦说，“给我买一张。”

他买了两张。

外面的街灯比餐馆里头的灯光要亮。寒风凛冽，莱斯里·斯鲁特把脖子上的围巾拉紧，对拜伦说：“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才走。”

“照我计算时间的法子，还有几年呢。”娜塔丽用挑衅的语调说，一边搂紧她丈夫的胳膊。

“那么，娜塔丽，我要不要想法去订咱们星期六去罗马的飞机票？”

“先等等吧，也许他还不走呢，我总可以这么盼着。”

“当然。”斯鲁特把手伸向拜伦，“要是见不着你的话，就在这里向你祝贺了，祝你幸福，愿海上风平浪静。”

“谢谢！还要谢谢你把套房让给我们住，我们那样喧宾夺主，太唐突了。”

“亲爱的伙计，”斯鲁特说，“那套房在我手里是白白浪费。”

娜塔丽的四肢痉挛起来。她梦见德国秘密警察在敲门。她从噩梦中醒来，在黑暗中听到真有人在敲门。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希望这只不过是那噩梦留下的痕迹在她那被云雾遮蔽的头脑中徘徊，她以为敲门声一会儿就会停止的。它没停。她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碰了一下拜伦的热乎乎、毛茸茸的腿。

“拜伦！拜伦！”

他倚着胳膊肘直起身子，接着整个坐起来了。“几点啦？”

“一点三刻。”

门敲得更响更急了。拜伦跳下床去，赶忙穿上浴衣。

“勃拉尼，可别随便放人进来！先弄清楚是谁。”

娜塔丽也离开了那张温暖的、安乐窝般的床，穿上一件睡衣，夜晚的寒气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时，拜伦打开了寝室的门。“不要害怕，是埃斯特。”

“他来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弄清楚的。”

门又关上了。娜塔丽跑到门跟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他们提到了图卜鲁格。她觉得这样偷听未免太丢脸了，就索性嘎地拧了一下门把手，走了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弓着身子在交谈，他们都站了起来。穿镶金线的蓝制服、戴白色大檐儿帽的埃斯特上尉在吃一个苹果。

“嘿，娜塔丽，像这样冲到度蜜月的夫妇的房间里，真是太不应该了，”他愉快地说，“我们正在谈一项风险特别大的任务。”

“怎么啦？”

拜伦说：“改变了命令。没什么严重、紧急的事，不用急得出汗。”

“对，实际上我正赶着要走，”埃斯特上尉把苹果核儿丢到烟灰缸里，“我得把上岸过夜的艇上的人全找回来。这么深更半夜来漫游埃什托里尔和里斯本，倒是蛮有趣的。再见吧，拜伦。”

上尉咧嘴对她笑笑，又轻轻拍了一下他那歪戴得很放荡的帽子，就走了。

“哦，告诉我！”娜塔丽抱着双臂，质问她的丈夫。

拜伦走到红色大理石壁炉跟前，用火柴把一堆引火物和木头下面的纸点着了。“S-45号今天早晨开走。”

“呃，就在今天早晨？太糟糕啦！去哪儿？”

“我不知道。由于英军占领了图卜鲁格，任务改了——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清楚。好像是要检查一下地中海潜艇的装备。”

“那么，好吧，我想这是我自找的，我全部的婚姻生活（也许这就是全部了）给缩短了三分之一。”

“娜塔丽，咱们的婚姻生活从你从意大利回国那时候算起。”他用胳膊搂住她，两个人站在那里望着火光亮起来，“咱们的婚姻生活将会很幸福，而且很多产，我计划要六个孩子。”

这话把陷在愁苦中的年轻妻子逗乐了。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脸上：“我的天，六个！我可跑不到终点。天哪，这火好极啦！昨天晚上，咱们睡觉之前把酒喝光了吗？你去瞧瞧。”他端来了一杯酒，又替她点上一支烟。“勃拉尼，有件事得告诉你一下。去年十一月，埃伦病得很厉害，他以为他会死，我只好陪他去看罗马的一位专科大夫。原来是肾结石，他在埃克塞尔西奥休养了两个星期，真受了大罪。最后，病好了。可是一天晚上，在他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打算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我。他把总数目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她对他笑了笑，呷了一口酒。拜伦用眯成一道缝的眼睛望着她。“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吝啬鬼，像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这也是他移居意大利的一个原因：他可以花很少的钱，过得舒舒服服的。埃伦把他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所赚到的钱几乎全存起来了，每年他还能从那本书上拿到更多的钱。他那本关于保罗的书也给他带来不少收入。那以前，他还从他的教授薪金里攒了许多。但是，住在意大利，他连税都不交。除了房产之外，埃伦有的还不止十万美元，他现在光吃利息就够生活了。他把钱拨回去，在纽约投资。这些情况，过去我完全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至于他会留给我什么，我是从来也没想过的。可是，目前事情就是这样。”娜塔丽托着拜伦的下巴，推来推去，“你干吗这么冷冰冰的？我是在告诉你，你娶了一个有遗产的女人。”

拜伦把一块掉下来的红色的炭拨回火堆里。“哼，他真精明，比我想的要精明。”

“可是你这话公道吗？尤其是你还计划要六个孩子呢。”

“也许不公道。”拜伦耸了耸肩膀，“你的钱够回国吗？不管怎样，两个月之内，你得回国。”

“我知道，我已经同意了，钱我有的是。哎哟，这火烤起人来了。”她斜靠在火光前的一张长榻上，睡衣敞开了，火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温暖地嬉戏着。“勃拉尼，你家里可知道你打算结婚？”

“不知道。连我自己对结得成结不成都没有把握的时候，何必去找那麻烦。不过，我给华伦去过信。”

“他还在夏威夷吗？”

“还在那儿，他和杰妮丝都喜欢那里，我想你我两人有一天也会跑到那里去的。海军不断地在充实太平洋舰队，华伦认为咱们不久就会跟日本人打仗，整个海军都有这种感觉。”

“不跟德国打？”

“不。你坐在这儿听起来也许觉得奇怪，可是咱们的同胞对希特勒仍然不那么仇恨，几家报纸、杂志放上几炮，不过如此。”

他坐在她脚跟前的地板上，把头倚在她那裸露着的柔嫩的大腿上，她抚摸着他的头发。“你们究竟几点走？怎么走法儿？”

“‘夫人’六点到这儿来接我。”

“六点？哦，那还有好几个钟头，咱们还可以享受一大段婚姻生活呢。当然，你还得收拾行李。”

“十分钟。”

“我能陪你到艇上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娜塔丽深深叹了口气，说：“瞧，你为什么坐在地板上呀？过来吧。”

没有黎明。天空变得越来越惨白，终于成了浅灰色，烟雾和细雨把海遮得看不见了。埃斯特上尉用一辆嘎嘎作响的法国小汽车把他们接走了。车的后座上挤着四个面色忧郁的水兵，身上满是酒气和呕吐过的气味。他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伸出去操纵一个失灵了的刮水器——加速踏板是一直踩着的。在浓雾中，沿江的马路上空无一人，他们很快就到了里斯本。

那艘潜艇和停在它前头的一艘锈得很厉害的轮船相比，显得更小了。轮船上漆着巨大的星条旗，上面飘着一面美国国旗。船艏船艉都有用金属模板镂出的大而难看的白色字母的船名：漂亮的美国佬。从这艘船的奇特的轮廓和加铆钉的钢板看起来，它像一艘外国船，而且是三四十年的老船了。这种船吃水那么浅，一行驶起来就会把它的推进器和满是藓苔的红色船底的大部分露在外面。在细雨中，犹太人在码头上排着队，静静地等着上船——他们大都携带着硬纸板做的手提箱、布包和一些破旧衣服。孩子们——为数很不少——紧紧地偎依着父母，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浮桥旁一张桌子那边，有两个穿制服的葡萄牙官员正在检验证件，并在上面盖图章——助手们给他们撑着伞。穿橡胶斗篷的警察在队伍旁边踱来踱去。船上的栏杆那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乘客，呆呆地望着码头和里斯本的群山，就像被释放出来的囚徒回头望着牢狱似的，玩味着他们获得的自由。

“这只海洋‘猎犬’什么时候露的面？”拜伦说。

“昨天早晨。是一艘波兰的旧涡轮机船，水手大部分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埃斯特说，“我曾试着跟他们聊天，那些比较愉快的看起来都像职业杀人犯。我估计这些犹太人将会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到上下五层的床位上，他们得付‘玛丽王后’号特等舱的票价。说到这一点，这些家伙还大笑特笑呢。”他看了看手表：“哦，我们七点十五分解缆。再见，娜塔丽，祝你幸福。你曾经是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如今你是一个漂亮的海军军官的妻子。”

副艇长上艇了，他轻快地向浮桥旁边一个向他敬礼的哨兵回了个礼。码头上，离浮桥不远，一个水兵不顾已经下起来的雨，正搂着一个穿红缎子衣服、矮胖的葡萄牙娼妇在亲吻。拜伦望了那个水兵一眼，咧嘴笑了笑，然后把双臂伸向他的妻子。她拥抱了他。“你这个傻瓜，你自找苦吃：跟这么一个女人结了婚。”

“那时我喝醉啦。”拜伦说。他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艇上的水手长吹起哨子，随后，扩音器叽叽嘎嘎地嚷道：“现在各就各位，听候行动命令！”

“哦，我看这回得走啦，”他说，“再会吧。”

娜塔丽正努力不哭出来，她甚至还微笑着。“结婚的主意想得对，亲爱的，我真这么认为。那是灵感，我佩服你这么办事。我深深地意识到我是结了婚的了。我爱你，我也很幸福。”

“我爱你。”

拜伦登上潜艇，走上甲板时敬了个礼。在那越下越密的细雨中，娜塔丽裹紧了雨衣，她呼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冒着烟。她站在码头上，吸着码头上特有的气味——沥青、机器、鱼和海的味道，听着海鸥凄凉的鸣声，第一次感到她使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一点儿不假。

三个穿黑色雨衣、戴矮檐儿大毡帽的男子在码头上来回踱着，不动声色地巡视着难民。难民们要么竭力不去理睬他们，要么带着恐惧偷偷望着。妇女们把孩子拉到身边。这三个男人在浮桥旁边停了下来，一个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些文件，然后和坐在桌子旁的官员交谈起来。这时，艇上穿厚呢绒上衣的水兵把梯板拉上去了，水手长吹起哨子。扩音器粗厉地嚷着。穿着风雨衣的艇长和埃斯特上尉在小而窄的艇桥上出现了，挥着手。“再见啦，娜塔丽！”卡鲁索艇长喊着。她并没看见拜伦到前甲板上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留意到拜伦正和其他水兵一起站在离锚不远的地方，穿着黄褐色的制服和棕色防风衣，手插到后兜里，裤子在微风中抖动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拜伦穿制服，他好像显得不同了，疏远了，老了些。埃斯特正通过扩音器喊着命令。彩色的信号旗升起来了，水兵们排成一行在拽绳缆。拜伦沿着前甲板走了过来，站到他的新婚妻子对面，距离近得伸出手来几乎就可以握到。她朝他飞了个吻，他那张在大檐儿帽下边的脸一本正经，很镇定。雾角声响了，潜艇离开了码头，黑色的水把他们俩分隔开来。

“你一定得回国！”他嚷着。

“我一定回去！啊，我起誓一定回去！”

“我在那儿等你。两个月！”

他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推进器把海水翻腾得哗哗作响，这艘黑色的低矮潜艇就在蒙蒙细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呱！呱！呱！鸥群凄厉地尖声叫着，展翅跟着艇后正在消失的波迹飞去。

娜塔丽沿着码头匆匆地走了。她走过德国秘密警察，走过排队等待逃命的犹太人——那些人直直地朝一个方向注视着，那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浮桥旁的那张桌子那边：那里，葡萄牙官员正和那三个德国人一边核对着证件，一边大声笑着。娜塔丽的手冒着汗，紧紧地抓住她口袋里的护照。

“喂，老斯鲁特，”她找到一部电话机，好容易才接上线之后说，“我是拜伦·亨利太太。你有兴趣替我买一份早餐吗？看来我有空闲了。然后，亲爱的，咱们就赶到意大利去把埃伦接出来。我得回国。”

(1)　摩尔式建筑指的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一带伊斯兰教清真寺风格的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十二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一种以高柱、尖塔为特征的建筑。

(2)　指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迫害。在欧洲，以西班牙及葡萄牙最为残酷。

(3)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作品以歌剧为主。

(4)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因天体学说被天主教教皇监禁。

(5)　《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希伯来先知。

(6)　葡萄牙的一种民族音乐，“法多”的意思是命运。

(7)　德语：唱歌的，你会唱《我的太阳》吗？

第三十九章

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又被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这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因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的步子更加安详——都更表明他正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待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如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的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都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给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像他那样才能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的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霉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暗淡的美国的前途。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像往常那样专注于日本方面。每逢总统做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抱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奇怪地看着他。他们打趣的神情好像在说：他是一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合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待在作战计划处，因为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工作，一个秘密的、很小的、只讲现实不动感情的世界。一月初，他和军事计划处的几个军官一道开始跟英国军事人员“对话”。在理论上，勃纳-沃克勋爵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是为了视察或采购之类的暧昧使命。表面上，谈判只限于低级的初步探讨，对任何一方都不具约束力，总统、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对这些谈判也不闻不问。实际上，三月一日，通过这些次会商完成了一项书面的全球作战计划。这项计划估计日本迟早要发动进攻，但是这个协定中关键性的决定立足于四个字：德国第一。使维克多·亨利振奋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及空军的计划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时，相当出乎他意料并使他高兴的是，本登将军和另外两位以为战争快结束了的海军同僚也同意了——而海军的其他人员却仍旧按部就班地以“橘子”（日本的代号）为假想敌人，进行老式操练和演习。

在帕格·亨利看来，很清楚，日本倘若参战，以它那每年只有几百万吨的钢产量，一旦德国打败了，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然而，如果德国人把英国打垮，把英国的舰队拿到手，他们就可以征服一块一块的大陆，越打越强大，日本怎么样都无关紧要。从他在陆海军人俱乐部和同僚的交谈中，他知道这个“德国第一”的决定要是泄露出去，是会引起一场难以想象的风波的。从总统算起，他是极少数（也许不到二十个）知道这一机密的美国人。也许这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一种奇特方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他的惊讶从来不曾完全消失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参与这项左右全局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感到满足。

他的生活是极为离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报纸或者从广播中听完昨天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辩论之后，早晨就来到旧海军大楼几间处在远僻一角的单调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英国人开始另一天关于全球作战计划的工作。几个知道“对话”内情的高级官员竟能不动声色地掩盖一切，这给帕格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对这样一个需要长官如此弄虚作假，需要用种种甜言蜜语哄骗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动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回，这些计划人员经过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只穿着衬衫围着收音机坐下来，听马歇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做证。他们听到这位陆军参谋长（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向参议员们保证，美国并无参战的意向，目前也没有大规模扩军的必要。当时，计划人员正以美国军队到一九四三年扩充到五百万人为基础，讨论着一个分配方案——这一方案马歇尔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只有在一点上你能替民主辩护，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坏。”

“坏在哪里？”这是那位空军准将尖刻的回答，“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战争，那其他的优点就都不算优点啦。”

勃纳-沃克已经充分掌握了“登陆艇”这个问题，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在计划人员中间，一个关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尔西”的笑话已经被精心制造出来，并且在传播，这个笑话其实只是在“登陆艇”这个词上做文字游戏(1)。他不断地强调在一切战场上，登陆艇对作战都起着制约作用。帕格在制订作战程式时，曾把越海登陆部队的行动统统按登陆艇的型号和数量来计算，从而给许多意图宏伟、貌似可行的计划泼了冷水。往往有人会说：“帕格的女友艾尔西又在作怪啦！”他坚持把住这一关，勃纳-沃克总是支持他。

亨利轻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是作为这位空军准将的打字员兼助手到美国来的，被塞在英国采购团的一间办公室里，显然累得要命，脸上总是憔悴不堪。他第一次见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种惊喜交集的感觉。当时，她站在勃纳-沃克身旁，用炽热的眼光望着他。她没写信告诉他说要来。他们只约会过一次，喝了点儿酒。帕格在信里不厌其详地谈到他和台德·伽拉德见面的经过。他觉得她年轻极了。他参加那次轰炸任务之后，曾对这个姑娘迷恋了一阵，这会儿在华盛顿熙熙攘攘的维拉德酒吧回想起来，仿佛是一段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可是，和她相处的那一个小时，他感到温暖而愉快。自那以后，每逢见到她，对他来说就是可喜的一天。他只偶然跟她相遇，没给她打电话，也没要求再度跟她见面。她虽然见到他时总显得很高兴，但也没采取行动使他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

就像一个大学青年渴望着成名、一个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乡一样，这位四十九岁的海军上校有时也冥想跟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谈一次恋爱将是什么滋味。然而，这仅仅是他的幻想而已。按照他的方式，他对他的妻子依旧是忠实的。他回来的时候，罗达带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显得恩爱备至，甚至情欲大发，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忧郁、冷漠中，大发脾气，抱怨不该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来。最后，她稳定在一种低温的、不即不离的状态，成天为“援英募集运动”和她以前的那个音乐委员会奔忙着，时而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趟纽约。有时，她漫不经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主席之一。罗达完全像往常一样跟帕格一道进教堂，唱圣诗，传递关于海军军官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语。当帕格没能得到一个海上指挥职务而回到作战计划处时，她显然很失望。但他们又过起以前那样的日常生活来，帕格也忙得顾不上去担心罗达那一直不平衡的情绪了。

有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间或使他们接近一下。拜伦那封写得潦潦草草的关于他在里斯本匆忙结婚的信使他们大为震惊，为了这件事，他们交谈了好几天。先是着急、苦恼、相互宽慰，最后只好安于接受这个事实。华伦送来的照例是好消息：他的妻子正要回华盛顿分娩，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帕格满五十岁了。他在教堂里挨着他妻子坐着，倾听唱诗班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尽量想摆脱那种一生中的好机会都错过了的感觉。他计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还颇懂情趣；如果说她有什么不足之处，哪个女人没有呢？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军军官，女儿经济上也已经独立了，而且很聪明。也许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但他还是在一个职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他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达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海外归来后，不久她丈夫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对面地会晤了。

罗达举行宴会的那个晚上，暴风雪使首都的交通堵塞了。七点一刻光景，她的客人们，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掸着身上的雪，跺着脚上的雪。可是，宴会仍旧没能开始，帕格还踪迹不明。

特拉西巷这所小巧精致、带家具的房子是从一位拥有百万家资的单身汉（如今是驻巴西的大使）手里租到的。这时，罗达正在那窄小的、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做最后的检查，看到一切都准备得很妥善：汤是热的，鸭子很嫩，蔬菜正开着锅，厨师正在为到时候不开饭而发着脾气。经过走廊时，她对着穿衣镜皱了皱眉头，整理了一下发式，然后赶快又去招待客人们。罗达穿的是一件非常合她腰身的银色礼服，她面色红润，眼睛带着亢奋，闪闪发光。在起居室里，柯比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正坐在大躺椅上交谈，梅德琳和杰妮丝在一个角落里交头接耳。在燃着木柴的壁炉前面，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勃纳-沃克勋爵正跟新近当选的拉古秋参议员和他妻子分别坐在两张相对的长椅上闲聊。宴会的客人是杂凑起来的。但是，既然这不过是为“援英募集运动”义演的音乐会前的一次宴会，她也就不在乎这些了，她主要考虑的是帕格和柯比之间的会晤。

“咱们再等十分钟，”罗达在科学家身旁坐了下来，“再不来的话，咱们只好吃了。我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亨利上校在哪儿呢？”帕米拉镇定地问。她那件淡紫色的礼服从颈部起是用带子吊着的，这样她那纤细的肩部就裸露出来，她的茶色头发梳得很高。罗达记得帕米拉·塔茨伯利是一个耗子般的姑娘，现在她可不是只耗子。罗达从柯比脸上的表情看出他那懒洋洋的、暖烘烘的欲望。

“我要是能说得出就好啦！军事秘密掩盖着形形色色的坏勾当，是不是？”罗达笑着说，“但愿他忙的是国防，而不是一个金发女郎。”

“我不信会是一个金发女郎，”帕米拉说，“亨利上校可不是那种人。”

“唉，这些道貌岸然的最要不得，亲爱的。呃，你这件礼服可真漂亮啊！”

“你喜欢吗？谢谢啦！”帕米拉拉拉裙子，“我觉得打扮得好像去看哑剧似的。几个星期以来，我黑天白日穿的都是制服。”

“勃纳-沃克勋爵把你赶得那么紧吗？”

“啊，没有，亨利太太，是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待在华盛顿太幸运了，晚上加加班也许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犯罪感吧。”

“帕米拉，那么八成是华灵旅馆啦。”听柯比的语调，他是要把被罗达打断的话题继续下去。

“只要他们已经把轰炸造成的破坏修复了。这会儿，他们总该修好了。德国人拼命想搞白金汉宫，所以那一带的房子吃了不少炸弹，可那是十月间的事了。”

“明天我就给华灵拍个海底电报。”

“怎么，巴穆，你要去伦敦吗？”罗达说。

柯比朝她转过身来，同时把他的一双长腿交叉起来。“看来是这样。”

“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啊。”

“这件事酝酿一阵子了。”

“伦敦！多富于冒险意味啊！”罗达笑了，用笑掩盖住她的惊讶。

“杰妮丝，喝那么多马提尼酒对你好吗？”拉古秋太太说，她那高嗓门压过了其他人的谈话声。

“哦，妈妈。”杰妮丝说。这时，一个穿白长褂的菲律宾老头儿（罗达为当晚的宴会临时雇来的一个退休的海军侍者）正哆哆嗦嗦地往她伸过来的杯子里斟着酒。

“那个娃娃一定会叼着一枚橄榄出世的。”参议员说。两个英国人畅快地笑了，拉古秋那粉红色的脸上是一片自我满足的皱纹。

“那么，你确实见到拜伦了吗？”杰妮丝对梅德琳说，“什么时候见到的？”

“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的潜艇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停了一夜，他请我吃了顿饭。”

“他怎么样？”

“我也说不清，他比以前更淡漠了，几乎是冷冰冰的。我想他不大喜欢干海军。”

“也许他不大喜欢结婚，”杰妮丝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离奇的事！就在里斯本起这么两天哄，然后她回意大利，他又钻进那艘小潜艇里去。他们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结婚？”

“哼，也说不定那个犹太姑娘非要结婚不可。”梅德琳用调皮的口气说。

杰妮丝笑了一下。“倒很可能是那样。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她是一个十分聪明、漂亮的姑娘。”她做了个鬼脸，挪动了一下宽大的绿色长衫下面的大肚皮，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唉，我成了一头臃肿的母牛啦！亲爱的，这就是一切必然导致的后果。永远记住这一点。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

“哦，亲爱的，说起来——”梅德琳朝她母亲望了一眼，“你还记得那个吹长号的吗？眼睛又大又忧郁，通身穿棕色的那个？”

“那个共产党？啊，梅德琳，莫非你——”

“呃，不是，不是，波茨完全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可是，我跟他到梅迪逊广场公园参加那个反战集会去了。杰恩(2)，那可真了不起呀！人挤得满坑满谷的，红、白、蓝色的横幅标语从公园的一头一直拉到另一头，写着：美国兵不去……”梅德琳把双手朝两边一摊，“他们唱西班牙忠诚派(3)的歌，唱一些群众歌曲，小说家、诗人和大学教授做激烈的反战演说。呃，那家伙就在我们这个包房里，他是专替广播电台写恐怖节目的。他很成功，一个星期可以挣到大约五百美元。他很漂亮，不过也是一个共产党。”梅德琳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子，然后狡猾地望着杰妮丝。“你说说看，哪个会对我们家里的震动更大些，是拜伦的犹太姑娘呢，还是我的这个共产党？鲍勃是明尼苏达来的，他至少是个瑞典血统的。他好极了。”

杰妮丝说：“那么，你那位老板呢？”

“休·克里弗兰吗？提他干什么？”

两个年轻女人互相望着，杰妮丝的嘴角弯起了会意的微笑。梅德琳那涂着脂粉的苍白的脸涨红了。“说吧，杰妮丝，你为什么咧嘴笑呀？”她把马提尼酒大部分都喝光了。

“我不知道。你总一个接一个地跟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往来。”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暗地里等着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用她父亲那样的明快的语气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一个大腹便便、粉头发、满脸雀斑的男人，比我大十岁，我个人是把他看作一条蛇的。”

“亲爱的，蛇会催眠术啊。”

“对，但它只能催眠兔子和鸟儿，我两者都不是。”

罗达走到一张中国式的小桌跟前去接电话。“喂，你呀！”她说，“你在哪儿？……哎呀，我的天……好，自然，好吧，我把票给你留在售票处。好，好，他们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啦。好，回头见，亲爱的。”

她挂上电话，对客人们摆动着那双又长又苍白的手：“哦，咱们把酒喝干吧。帕格来电话表示抱歉，他在白宫，说不准什么时候能脱身。”

在华盛顿，一个在宴会上缺席的人如果正好在白宫，那他那张空着的椅子并不会使客人们感到难堪。正相反，谁也不问维克多·亨利在那座行政大楼里正干着什么，甚至也没人对罗达的话议论什么。她把勃纳-沃克安置在她的右首，把参议员安排在她的左首，说：“经过这么些年，我还是掌握不好这些礼数。一位是美国参议员，一位是英国贵族，上下怎么摆呢？参议员，我就把咱们这位外宾安排在上座了。”

“绝对恰当。”拉古秋说。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说：“参议员，表决《租借法案》的时候，如果你能把席位让给勃纳-沃克勋爵，他这回一定欣然把上座让给你。”

“哦，成交，成交。”这位空军准将大声说，他那挂满了勋章的军服使罗达眼花缭乱。

人人都笑起来了，塔茨伯利的声音最大。“哈哈哈！”这位记者的肚皮在他那横挂着一条大金链、皱皱巴巴的宽阔背心下面颤动。罗达说：“哦，这种精神真好！我正有点儿担心我们这些英国朋友会把拉古秋参议员活活吞下去呢！”

参议员眯起眼睛来。“你们英国人缺肉不至于缺到那种程度吧，对吗？”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又接着说下去，“不，说真的，罗达，我很高兴你让我们聚在一起。也许我已经使咱们这位朋友相信我并不是喜爱纳粹的人。我只不过是九十六个人中的一个，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不赞成惠勒参议员那个发言，说什么《租借法案》将要把美国男儿葬送掉四分之一。那话讲得没边儿了。不过，要是罗斯福有意向英国免费赠送军火，他为什么不干脆站出来直说？何必拿这项《租借法案》来哄骗我们？这简直是把我们当成了傻瓜！”

“我去参加了一次纽约的反战集会，”梅德琳插嘴说，“一个演讲者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流浪汉在街头拦住一个阔佬，说：‘先生，我都快饿死啦，请您给我两毛五。’那个阔佬说：‘亲爱的伙计，我不能给你两毛五，我可以借给或者租给你两毛五。’”

拉古秋参议员大笑起来：“妙极啦！我一定把它用在我下次的发言稿里。”

巴穆·柯比在餐桌对面说：“你真的愿意从共产党方面搜集材料吗？”

“那是一次共产党召集的集会吗？不过，故事总是故事。”

“这种集会真是疯狂。”杰妮丝说，“今天下午，我坐出租汽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时候，在白宫前面给卡住了，简直寸步难移。新闻摄影记者也在那儿，给纠察队拍照。共产党举着标语牌，围成一个圆圈走着，齐声喊着‘美国兵不去’。他们旁边有一群女人，美国基督徒母亲协会的，就跪在人行道的积雪里祈祷。那个司机告诉我说，她们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祷告下去，直到把《租借法案》击败或者否决为止。说实在的，从夏威夷来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发疯了！”

“这就正好说明反对这项法案的运动有多么广泛，”参议员说，“各方面的人都有。”

“正相反，”柯比插嘴说，“两边的极端派似乎都反对援英，可是中间的群众是赞成的。”

拉古秋参议员朝空中挥了挥手，说：“不是这样，先生。我一辈子走的都是中间道路。你们应该听一听参议院餐厅里那些静悄悄的交谈。跟你们说，要是他们不必担心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话（我也不怪犹太人有那样的感觉，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在狭隘的基础上决定），马上就会再有二十票投到我这方面来。我仍然认为不会再多了。票数天天都有变化。要是这风浪再继续一个星期的话，这项法案就吹了。”

临街的大门打开又关上了。维克多·亨利走进餐厅，一面掸着他那件蓝色军大衣上的雪花。“向各位道歉。”他一边脱大衣一边说，“不必，不必，不必站起来。我就来，等会儿再换衣服。”

可是，男客都站在那里。维克多·亨利围着桌子走了一遭，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最后和他握手的是巴穆·柯比。“哦，”他说，“可好些日子没见啦！”

“确实很久了，太久啦！”

只有对这位科学家最熟悉的罗达领会到他那副笑容是尴尬和做作的。她为这一瞬间担了两个星期的心，现在有的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想到两个这样的男人都爱着她，她感到既愉快又骄傲。当她的情夫握住与她结婚二十五年的丈夫的手时，她丝毫也没有犯罪的感觉。柯比要比亨利上校高出不止一头，他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礼服，看起来是一个蛮神气的家伙。可是，帕格也是神采奕奕：他腰板笔直，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深陷的眼眶里那双疲倦的眼睛显得十分锐利，生气勃勃。他的整个仪表都显示着活力——这是她自己的丈夫，刚从白宫回来。罗达感到自己幸运、美丽、受到宠爱。她的思绪混乱而愉快，处境十分安全。这实际上是她一生中最惬意的一刹那，而它像梦一般转瞬就逝去了。帕格在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开始吃他的冷盘鲜虾。

“这话说得像马后炮了，”他对柯比说，“不过，我确实想向你道谢，感谢你去年夏天从纽约开车送罗达到潜艇学校去看拜伦，那路程可不短呢。”

柯比把他那双大手朝两边一摊：“可是，看看潜艇基地也真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你的朋友塔利上校陪我们参观的时候，可给我们讲了一些我们一窍不通的事。”

“瑞德·塔利在学校里总得满分，”帕格说，“我有点儿疑心拜伦全靠他的帮助才毕业的，不过我也没去问他。”

对罗达来说，这两个男人直截了当地谈起那次宿命性的旅行倒是一幕动人心弦的戏剧。她快活地说：“哎，帕格，你总是揭可怜的勃拉尼的短。瑞德告诉我们说，在坦克训练班上，他还得了冠军哩！有一回，他一直到肺部都给卡住了，可他在第一时间安然脱身，完全没有受伤，冷静得像条鱼似的。哦，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们正派他指导坦克班呢。”

“那只是自我保护，并不叫工作——勃拉尼一向是善于那样做的。”

“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才干哪。”帕米拉·塔茨伯利说。

帕格带着特殊的温情望着她：“对，帕米拉，不能自我保护自然也不会有多大成就，这倒是实情，可那只不过是乌龟式的才干。”

“哎呀，你们可曾见过？”罗达对勃纳-沃克勋爵说，“竟有这样的父亲！”

拉古秋太太尖声叫了一声。那个老侍者正在给勃纳-沃克勋爵上汤，这位英国客人身上的勋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手里的托盘倾斜了，敞着的汤盆眼看就朝罗达这边滑了过来：几秒钟之内，她那件银色礼服就可能毁了。可是，就在汤盆顺着托盘滑下去的当儿，向来一只眼睛总盯着仆役的罗达，马上就把它腾空抄了起来，然后以遇到麻烦的一只猫那样敏捷而稳重的动作，把它放到餐桌上，一滴汤也没洒出来。

大家倒抽了一口凉气，接着是一片笑声。帕格嚷道：“干得好！”

“自我保护在我们家里是代代相传的。”罗达说。在更大的笑声中，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连声喝彩。

“好家伙，我从没看见过做得这么利落的事！”拉古秋参议员大声嚷道。

人人都对罗达说了句笑话或恭维话，她兴高采烈起来。罗达喜欢请客，她善于事先把细节都确定下来，然后，整个晚上再轻松地闲谈。罗达谈到在柏林举行的宴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故，然后开始用尖刻的讽刺回忆起纳粹来。以前对德国人的友好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如今她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一员女将，彻头彻尾地站在援英方面。巴穆·柯比克服了在帕格面前的尴尬之后，也谈起他在纽伦堡Parteitag(4)的一些见闻。帕格谈起了阿本德鲁的滑梯，逗得女客们哧哧地笑个不停。然后，勃纳-沃克勋爵又说了些被俘的德国空军驾驶员如何傲慢无礼的可笑逸事。

拉古秋参议员打断他的话说：“勃纳-沃克勋爵，你们英国人去年真的陷入困境了吗？”

“哦，可不是嘛。”于是，这位空军准将谈起头年七八月里飞机和驾驶员如何越来越少；九月里有一个星期驾驶员如何少于保全英国所需的最少数目；整个十月皇家空军中如何弥漫着悲观情绪——伦敦燃烧着，平民大量死亡，可是已经提供不出夜间战斗机了，而德国空军的飞机还是不断地飞来，向居民区投掷燃烧弹，到处连炸带烧，想摧毁这座城市的斗志。

拉古秋又追问了一些问题，他那粉红色的脸上的酒意逐渐退去。空军准将说，皇家空军估计德国人在春季和夏季还要进行新的、规模更大的袭击。照目前被潜艇炸沉的比例来看，也许英国飞机会由于缺乏汽油而不能起飞应战。到那时候，入侵英伦就将提到日程上来。“别忘记，我们希望能经受住这一切。”他说，“不过，这回希特勒也许有了本钱，他已经大量扩充了他的武装部队。当然，我们也没闲着。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物资最近都沉到大西洋洋底去了。”

拉古秋正用手指把面包揉成小团，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空军准将。“是啊，”他说，“作为人民，作为文明，没有人把英国和纳粹相提并论。你们的人民十分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国会里还会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勃纳-沃克谦虚地躬了躬腰，引得席上其他的客人都笑了。“我随叫随到。”

别人吃着甜点心时，维克多·亨利换上了他的军礼服。他回到餐厅来的时候，客人们正在穿衣服，准备冒着风雪动身。他帮帕米拉·塔茨伯利穿上大衣，闻到了一股勾起他回忆的芳香气味。

她回头对他说：“我有关于台德的消息。”

最初一刹那，维克多·亨利没有听懂。在“不来梅”号邮船上，她也是用这样明快、安详的方式把关于希特勒的笑话说出来的。“真的吗？是好的还是坏的？”

“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好。”

“一定要打啊，千万！”

客人们分乘三辆汽车，帕格开着送英国客人的那辆。当他们在马萨诸塞大街遇到把降着的雪映成樱桃色光圈的红灯而停住时，他对空军准将说：“你在好几点上说服了拉古秋参议员。”

“那不过是饮酒中谈的话。”空军准将耸了耸肩膀。

“啊，谁也没见到过宪法礼堂这么辉煌，”罗达说，“也许以后也不会看到了。真是了不起！”

所有的座位全满了。管弦乐队里所有的男人以及坐在两旁长斜坡上的许多男观众，都穿了全套礼服或金光闪闪的军服。妇女们形成一片袒露着肌肤、颜色鲜艳夺目、珠光宝气的海洋。台上悬挂着英美两国的伟大国旗。罗达自己订了紧挨着总统包厢的两个包厢，她把拉古秋夫妇和杰妮丝、空军准将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安置在那个较好的包厢里，她和帕米拉坐在另一个包厢里的靠栏杆处，帕格和柯比坐在她们背后，梅德琳坐在最后边。

他们后面的走廊上，在警卫和迟来的观众间掀起一阵骚动，一片低语声传遍了礼堂。接着，副总统和他的夫人踱进了总统包厢，走到蓝白色的聚光灯圈下。观众站起来鼓掌。亨利·华莱士忸怩地向大家笑了笑，挥了挥手。他看起来像一个有头脑的农业家，为了什么周年纪念会穿上全套礼服而感到十分不快活。管弦乐队奏起《星条旗》，然后又奏了《神佑吾王》。这首英国国歌，再加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袒露着的白皙肩膀又离得那么近，唤起了维克多·亨利对在伦敦所过的白天和夜晚的回忆。观众回到了座位上，小提琴开始徐缓地奏起海顿(5)的交响乐时，帕格的脑海里浮现出闪击战和对柏林的轰炸，这座德国首都由于煤气厂被炸毁而在夜空中闪出黄色的光。他一走进公寓房间，帕米拉就投到他的怀抱里来。音乐转入一支快步舞曲，又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他凝望着他妻子的侧影，她是用平时听音乐会的姿势坐着的：背挺直，双手在膝上交握着，头微微偏向一边，表示听得津津有味。他想到她有时候多么富于魅力，而今晚的宴会上，她又是多么雍容大方。他为自己爱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而隐隐感到内疚。维克多·亨利一生没做过几件亏心事，他是不善于替自己开脱的。

罗达自己是不能更怡然自得了。海顿的音乐使她感到愉快。她喜欢这样穿了新做的银色礼服坐在离副总统这么近的一个显赫的包厢里。音乐会的票全卖光了使她很高兴，她期待着以后要举办的晚餐舞会也能取得成功。所有这些极为有趣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再崇高不过的目的，而她的名字在委员会名单上又列在前茅。事情还能更好吗？只有巴穆·柯比要去英国这个消息略微使她有些不安。关于这事，她还要问他些问题。

当然，柯比博士也自有他的心事，帕米拉也有她自己的。这四个人——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和两个闯进他们婚姻里的外人，看起来和这间空洞洞的大厅两壁其他包厢里四个四个的观众并没什么两样：都长得标致，穿得华丽，安详地在倾听音乐。柯比正坐在罗达身后，帕格坐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后边。一个陌生人也许会猜想高个子的是一对，矮的是一对，只不过对那个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副浓重眉毛的海军军官来说，那小个子女人显得年轻了些。

中间休息的时候，两个女人走开了，维克多·亨利和柯比博士就留在那间暖气开得太足的、烟气熏人的大厅里。帕格说：“出去吸口新鲜空气怎么样？看来雪是停了。”

“赞成。”

司机们站在他们的轿车旁跺着新落下来的雪。天冷得厉害。几个坐在尽后边座位上的年轻的音乐爱好者穿了毛衣和短皮大衣，在雪水泥泞的台阶上交谈着，嘴里吐着热气。

帕格说：“关于铀，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科学家歪着脑袋望着他：“什么铀？”

“你们已经进展得那么快了？”帕格咧嘴笑着。

柯比慢慢摇了摇头，嘴上做出不想说下去的样子。

“德国人会搞到咱们前头去吗？”

回答是耸了耸肩膀。

“你是知道的，我目前在作战计划处。”维克多·亨利直截了当地说，“我向你追问这个，是因为我们应该掌握这个秘密而又得不到。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在制造中，也许我们只是在铺子里玩着儿童游戏。”

柯比装满了他的烟斗，点上了火。“你们并不是在玩什么游戏，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咱们这边还没有。”

“能不能加把劲呢？”

“哦，可真得大大加把劲。我正是为这件事去英国的，他们显然赶在咱们前头许多。”

“在旁的方面，他们也赶在前边啦！”帕格说，“在关于《租借法案》这场瞎胡闹的混战中，这种事就没人提到过。有英国科学家站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得大大庆幸，最好拼命把他们留在这边。”

“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在许多方面，咱们也赶在他们前头。”柯比喷着烟，乜斜着望了帕格一眼，“回到了家，觉得幸福吧？”

“幸福？”帕格抓了一把雪，把它捏成雪球。雪在他温暖的手心里发出吱吱的响声，使他刹那间回想起愉快的童年。“我忙得都顾不上去想了。对，我想我是幸福的。”他扔出雪球，雪球越过汽车顶，落到那条空无一人的小巷里。“罗达在柏林住腻烦了，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太冷清。”

“罗达，她可真是一位出色的主妇，”柯比说，“我从来没参加过比她举办的更好的晚宴。那可真是本事——她救那盆汤的情景。”柯比叼着烟斗，刺耳地笑了笑：“真是本事！”

“罗达还有其他才能，”帕格说，“她还一向是一个杂技演员。”

柯比把整张脸皱了皱：“冷得真可以，是不是？咱们回去吧。”

他们在楼梯上碰见正要出去的梅德琳，她那件白狐皮大衣紧紧地罩在长礼服外面，头上一条红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

“你去哪儿？”她父亲说。

“我已经告诉妈妈了，我等不了散场。克里弗兰先生从匡蒂科回来了，我得去见他。”

“等会儿跳舞你回来参加吗？”

梅德琳打了个喷嚏。“爸，我说不准。”

“当心你的感冒，你的样子看起来怕人。”

两个男人进去了。梅德琳抓住木栏杆，急忙走下那很滑的台阶。

梅德琳到达的时候，一个侍者正端着放了一份夹馅儿面包、一杯双份马提尼酒的托盘在敲休·克里弗兰的房门。那熟悉的洪亮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气恼：“门开着哪，进来吧。”

她的老板穿着一件和他很不相称的紫绸浴衣坐在那里，穿了长筒袜的脚跷到一张仿古的书桌上。他正在打电话，像在赛马场上似的用铅笔做着笔记。“回力球怎么样？明天有什么好节目吗？”他说着，朝她挥了挥手，把话筒堵了一下，“嘿，梅蒂，我以为你来不成啦！把这个签一下，给他一美元。”

侍者是一个目光迟钝的矮小青年，正在屋里徘徊着。克里弗兰跟他的管账人谈话的当儿，他咧嘴傻笑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克里弗兰先生，我只想告诉您，我是您的一个崇拜者。”克里弗兰一挂上电话，他就这样说了，“我真觉得您了不起，我们一家都这么想。每次业余演出，我们都去的。”

“谢谢。”克里弗兰睡眼蒙眬地低声说，同时用手指拢着他的淡茶色头发，“梅蒂，来点儿什么吗？”

“多谢，来杯酒吧，我感冒了。”

“给她也来杯双份的。”克里弗兰忽然对侍者很有风度地笑了笑，说，“给我来三支哈瓦那雪茄，要是有的话，要基督山伯爵牌的。越快越好。”

“是，克里弗兰先生。”

“匡蒂科怎么样？”梅德琳把大衣往椅子上一撂，坐下来，擤着鼻子。

“舞台很好用。指挥官兴奋极了，他认为这是招募新兵的一个极妙的噱头。”克里弗兰打着哈欠，点上雪茄，然后向她解释他和指挥官商量好的有关广播的安排。“他领我在兵营到处都参观了。我看见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演习，好家伙，那些水兵用真的子弹互相朝脑袋顶上射击！我得聋上一个星期。”说着，他揉起自己的耳朵来，“我估计他们不会叫你也经历那么一场。”

“我？我去那儿吗？”

“当然，明天。”

“去干什么？”

“去挑选演员，把他们每个人的履历什么的全拿来。原来他们那里已经有一个业余的玩意儿，他们叫它‘快乐时光’。”

梅德琳说：“这个‘快乐时光’是整个军队里的老传统。”

“真的？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就有把握了。”他描述了一下要她去匡蒂科的安排。

门铃响了，梅德琳擤着鼻子，跑去开门。“我觉得有点儿发烧，我不愿意去那儿访问那些水兵。”

一个头发染成黑色的姑娘站在门口傻笑着。她穿了一件黄大衣、一双黄色的高筒雪地靴，嘴上的口红涂得厚厚的，露出被烟熏黑了的牙齿。梅德琳一打开门，她的笑容就消失了。

“我是来找休·克里弗兰先生的。”

“娃娃，就是这儿。”他大声说。

这个姑娘迈着迟疑的步子走进房间，眼睛偷偷地来回瞟着克里弗兰和梅德琳。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

“在那儿等等吧，”他说着，用大拇指朝寝室指了指，“我马上就来。”

这姑娘走进寝室，把门关上。梅德琳不去理睬克里弗兰脸上露出的窘促的苦笑，抄起大衣，使劲拉上一只袖子，又拉上另一只。“晚安，我明天再同你谈。”

“你要的酒马上就来了。”

“我不喝了，我想回家，我冷得直哆嗦。”

克里弗兰光着穿了袜子的脚走了过来，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她把手推开了。

“你没发烧。”

“请不要碰我。”

“怎么啦？”

“我就是不愿意让人碰。”

侍者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先生，双份马提尼酒和基督山伯爵牌的雪茄。”

“好极了，谢谢。”侍者走了，克里弗兰把托盘捧到梅德琳面前，“来，脱掉大衣，把酒喝下去。”

梅德琳把双手揣到大衣口袋里，说：“让一个妓女干等在那里是不公道的，她唯一可以出卖的是时间。”

休·克里弗兰的嘴巴不自觉地张开了，他慢慢地苦笑了一下。“哦——梅德琳·亨利。”

“对不起，我情绪坏极了。晚安。”

克里弗兰踱进寝室，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姑娘把钱掖到一只发亮的黄钱包里，从寝室里出来了。她用粗暴、不快和忧郁的神色瞥了梅德琳一眼，就走了。

“坐下，喝你的酒吧。这里有关于匡蒂科的全部情况，”他挥舞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该去见谁，表演者的名单。明天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叫拿特或者阿诺德来替你。”

“哦，我估计我能行。”梅德琳坐下来，把大衣朝肩头一推，就喝起来。

“家里人怎么样？”

“很好。”

“宴会上来了什么有意思的客人吗？”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就是一个。”

“塔茨伯利！喂，那可是一个天才。这是我很想见见的一个人。塔茨伯利有他自己的风格，广播时的嗓音是极好的。不过，他还没上过‘本市名人动态’。还有谁呢？”

“皇家空军准将勃纳-沃克。”

“准将是一个大角儿吗？”

“照我父亲说，英国战役大致就是他指挥的。”

克里弗兰皱了皱鼻子，又把一双脚跷到书桌上。“嗯，不坏。不过英国战役无聊透了，是不是？梅蒂，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什么重要作用。听众对英国战役已经腻烦了。”

“我决不想请他来广播。”

“我倒想。”克里弗兰握紧自己的双手，两根指头很有见解的样子戳着下巴。最后，他摇了摇头。“不，他过时了。英国战役是瞎扯淡。”

“还有拉古秋参议员。”

她的老板那浓重的、淡茶色的眉毛挑了起来。“啊，他可是一个热门人物。对，他不是你家的儿女亲家什么的吗？”

“他的女儿嫁给了我哥哥。”

“在潜艇上的那个？”

“不，开飞机的那个。”

“你觉得怎么样？拉古秋肯去纽约吗？”

“只要能攻击《租借法案》，我看西雅图他也肯去。”

“反正《租借法案》是头版新闻——这并不是说，四十个人中准有一个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就约拉古秋，你愿意同他谈吗？”

“愿意。”梅德琳喝完酒，站了起来。

“好，如果你办成的话，就把他排在星期一，咱们星期一的节目很不带劲。”

梅德琳轻轻拍着手里的信封，心不在焉地看着它。酒使她舒服了一些。“你知道，在所有海军基地上，都有这种‘快乐时光’，”她说，“几乎每艘船上都有。军营里多半也有。你不能像这样偶尔多表演一回两回吗？这是与众不同的。”

克里弗兰摇了摇头：“梅蒂，就只能表演那么一回，不过是看个新鲜劲。正菜还得靠正规的业余演员。”

“要是咱们参战的话，”梅德琳说，“有才能的人都会应征去当兵，会不会？那时全国到处都是兵营了。”

“哦，可能会。”他带着那副最迷人的笑容，用大拇指朝寝室的门指了指，“刚才她那件事，很抱歉，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来了呢。”

“放心，我对这丝毫无所谓。”

“你其实不赞成我这么做，我知道。我太太也不赞成。你们的教养很好。”

“我希望是这样。”

“可是，你要明白，我没你们那么幸运。”

“晚安，休。”

“喂，听我说，”克里弗兰挠着头，开心而友好地瞥了梅德琳一眼，“要是咱们真的参了战，那个‘快乐时光’说不定倒是一个好节目。它本身也许就能成为一个连续的节目。梅蒂，立一个新的卷宗，标上‘战时想法’。把它打在备忘录上，先撂在一边。”

“好吧。”

“你父亲是了解内幕的，他认为咱们会参战吗？”

“他认为咱们已经参加进去了。”

克里弗兰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真的？可是战争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对不对？现在什么动静也没有，除了希腊和非洲那边还乱哄哄地闹着。”

“德国人每个月在大西洋要炸沉二十万吨哩！”

“这数目大吗？这大概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估计希特勒已经打赢了。”克里弗兰又打了个哈欠，“好吧，梅蒂，等你回纽约的时候再见吧。”

梅德琳走了以后，克里弗兰拿起电话来，哈欠连天的。“要侍者头儿……克里弗兰。哦，是你吗，艾迪？好极了。你听着，艾迪，她样子还可以，可是当时我正忙，我叫她在酒吧间先等一下。黑头发，黄大衣，黄钱包。谢谢，艾迪。”

勃拉姆斯(6)的一段交响乐的慢板乐章正使维克多·亨利打着盹儿，忽然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小声叫醒他。“亨利上校？”看来那个做招待员的姑娘既兴奋，又对他肃然起敬，“白宫给您来的电话。”

他在他妻子耳边说了几句，就离席了。交响乐演奏完，观众正鼓掌的当儿，罗达回身望了望他那把依旧空着的椅子，说：“帕格显然又去白宫了。”

“男人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对吗？”柯比说。

“有史以来几曾是过？”

帕米拉说：“舞会他来参加吗？”

罗达做了个无法作答的手势。

一小时左右以后，维克多·亨利站在朔尔汉姆富丽堂皇的舞厅入口处，阴郁地巡视着舞厅里的景象：舞池里簇拥着穿着盛装的舞客，台上挂着英美两国国旗，用金箔制成的“援英募集运动”几个大字呈拱形悬在铜管乐队的头上。两张巨大的冷餐台子上放着肉、生菜、干酪和糕点，前边长长地排着两队欢笑着的客人。在白宫那位海军副官告诉他的消息中，还包括过去两天里三万吨又沉到北大西洋洋底去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一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金发碧眼女人从他身边蹦蹦跳跳地过去了，那位夫人胸部以上除了一条钻石项链外，全都袒露着。这位记者挂着金链的肚皮迫使夫人和他保持着一些距离，尽管如此，她仍是那样欢快。他拖着那条坏腿跳舞，显然决心不去理会它。

“啊，帕格来啦！亲爱的伙计，你把眼睛瞪得像萨伏那洛拉(7)似的。”

“我正在找罗达。”

“她在那头哪。你认识艾丽娜·巴尔赛吗？”

“你好。艾丽娜。”金发碧眼女人哧哧地笑了，摆一摆指头跟亨利打招呼。

“帕米拉没来跳舞吗？”

“她回办公室了，那位一本正经的姑娘正加班加点为国效忠呢。”

塔茨伯利拖着他那位金发碧眼的舞伴在旋转，用的劲头对他那副身材和那条瘸腿来说都很不适当。维克多·亨利看到他的妻子正和巴穆·柯比坐在靠边的一张小圆桌旁。

“喂，亲爱的！”她大声喊着，“你总算逃出来啦！去替你自己拿个盘子，到我们这里来吧，这里的小牛肉好得很。”

“我替你去取吧，”柯比赶忙站起来说，“帕格，你坐下吧。”

“不要，不要，弗莱德，我还得走。”

“哎呀，亲爱的，”罗达说，“你一会儿也不待吗？”

“不，我只是回来告诉你，我今晚不回家睡了，也许不止一夜。我马上回家收拾些衣服，就得走了。”

巴穆·柯比僵硬地笑了笑，说：“可惜你不能留下，这场舞会好极了。”

“你们尽情享受吧。去伦敦你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

“唉，真倒霉。”罗达说。

帕格弯下腰来在他妻子的脸颊上吻了吻：“对不起，亲爱的，你跳个痛快吧。”穿蓝色衣服的背影在舞客群中消失了。

罗达和巴穆·柯比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爵士乐响亮地奏着，一对对舞伴从他们身边过去，有时候向罗达打着招呼：“好畅快的一场舞会！亲爱的，太好了！”当柯比把盛着还剩下一半的越来越冷的食物的盘子推开的时候，她正微笑着向跟她打招呼的人挥手。“那么，我明天七点就去纽约，我最好回去睡了。宴会好极了，音乐会也很出色。罗达，谢谢你。”

“巴穆，我还得待上半个来小时。”柯比的脸是呆板的，他那棕色的大眼睛显得疏远而忧郁。罗达说：“你去伦敦之前，我还能见到你吗？”

“恐怕不能了。”

她用一种机警的、探索的眼神望着他，从容不迫地用餐巾擦了擦嘴。“我陪你出去。”

在拥挤的前厅里，罗达在一面全身的穿衣镜前停下来，梳理着头发，不时地从镜中瞥上柯比一眼。她用一种极其随便的闲谈语调说：“很抱歉，我原想帕格一回来，就同他把话说了。可是，调了这份新差事以来，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回家以后感到那么松快，我实在说不出口。没有旁的缘故。”

柯比带着冰冷的神情点了点头。

她接着说下去：“好吧，后来又发生了这档子事：拜伦在里斯本娶了这个姑娘。为了这件事，我们俩好多日子才平静下来。可是，紧接着那档子事，杰妮丝又来了，大着个肚子什么的，我指的是眼看我和帕格就要第一次当爷爷奶奶了——亲爱的，你只能让我来选择适当的时机。不管怎么说，这可不容易啊。”

“罗达，你和帕格之间有许多东西把你们拴在一起，我充分了解这一点。”

她回过身来，直直地望着他，然后又继续梳理起头发来。“我们之间有吗？”

他朝着她那映在镜中的身影皱了皱眉头，说：“今晚我心里很不舒服。罗达，我确实很想再结一次婚。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像在你的晚宴上那么强烈地感到过。”

“巴穆，看在老天的面上，别给我下最后通牒，我是催不得的。”罗达转过身来对着他，说得很快，同时朝前厅四下里扫了一眼，向一个穿橘黄色缎子长裙礼服、从她身边嗖嗖走过的女人笑了笑，“要不然，亲爱的，随你怎么办都好。你为什么不带一个英国妻子回来？你会发现那边有成打的标致女人急于仰慕你，她们也愿意到美国来。”

“我不会带一个英国妻子回来的。”他握起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她，忽然微笑了，“天哪，今晚你有多么漂亮！你举办的晚宴多么好，这场舞会又是多么巨大的成功！你真是会办事情的人。我估计我不会在五月以前回来的，这段时间应该足够了吧，你知道是够的。再见吧。”

罗达回到舞会上，心里踏实多了。最后一刹那澄清了气氛，五月以前，她的戏法还可以变下去。

帕米拉·塔茨伯利戴着像猫头鹰一样的黑边眼镜，穿着淡紫色晚礼服，梳着别致的发式，正在打字机上咔嗒咔嗒地打着。打字机用一只台灯照着——那间寒碜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的其余部分是半暗的。门上有人敲了一声。

“哎呀，来得真快！”她开了门。来的是维克多·亨利，他戴着棕毡帽，穿着棕色大衣，提着一只放寝具的帆布手提箱。她走到小桌跟前，桌上有一只耐热玻璃咖啡壶在一堆纸张、小册子和技术书中冒着热气。“我记得你要放糖，不加牛奶。”

“好记性。”

她倒了两杯咖啡，然后就在打字机旁的一把转椅上坐下了。他们啜饮着咖啡，在灯光下对望着。

“你这样子太不伦不类了。”帕格·亨利说。

“啊，我知道，但是他明天早晨八点就要，”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要么今晚把它打出来，要么我就得明天早晨五点爬起来。我不困，我一点儿也不想跳舞或者去填肚皮。”

“你在搞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我敢说你对这个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关于登陆艇的附录。”

“哦，那个呀，倒是一份不坏的文件呢，是吗？”

“读起来简直纯粹像是一个梦想。美国真能在一九四三年以前设计，建造成千艘那样的机器吗？”

“我们能，但是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这样做。你所打的并不是一项行动命令，那只是一个计划。”

他很喜欢在这个又小又沉闷、光线很暗的房间里单独和她相处。帕米拉那套正式的赴宴穿的半裸服装虽然和这里的环境很不相称，却更强烈地使他感到可爱：就好像一束紫罗兰放在一沓油印的备忘录上一样。他粗着嗓子说：“台德·伽拉德有什么消息？”

“我昨天刚接到他的少校写来的一封信。说来话长，要点是：和他同在一所医院里的三名皇家空军的俘虏逃跑了。他们往海边逃，获救后被送回国去了。台德原定跟他们一道逃跑的，可是在你那次访问之后，德国人给了他一间单人房，同时受到特别监视，所以他没跑成。他们认为眼下德国人已经用船把他送往德国，放到关皇家空军的俘虏营里去了。这是大致的经过。他们给他的待遇一定不会坏，原因很简单：我们手里关着这么多德国空军驾驶员。不过你应该明白，目前我为什么不是特别想去参加什么讲究的晚宴和舞会。”

维克多·亨利朝墙上的挂钟瞥了一眼。“这么说来，他没能逃出来是由于我的缘故。”

“你说到哪里去了。”

“不，那是事实。你知道，在我跟德国空军谈到他之前，我曾经犹豫过。我估计那会引起德国人对他的注意，给他个特殊地位。我当时就拿不准这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有时候，最好还是让事情水到渠成。”

“然而，是我叫你去尽量打听他的情况的呀。”

“对，是你叫我这样做的。”

“你使我心里少受了两个月的折磨。”

他说：“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现在你知道他还活着，这才是重要的。帕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好，我想我得走了。”

“去哪儿？”

他带着吃惊的苦笑说：“你应该明白这是问不得的。”

“是机密你就尽可以叫我别问下去。不是出国吧？”

他指了指那只小手提箱：“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儿的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她说，“那样的话，我也许就会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了。”

帕格朝前弯了弯身子，胳膊肘支在膝上，攥着双手。对于把从不告诉他妻子的事透露给帕米拉，他并不很犹豫，毕竟她和他差不多同样了解内情。“帕姆，总统好几个星期以来鼻窦的情形一直不好。最近他又在发烧，这场《租借法案》的风波也无助于他的病情。他要坐火车去海德公园(8)休息几天，严格静养。我被派去陪他坐火车，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一直以为——并且希望——他把我忘掉了。”

她笑了。“忘掉你可不那么容易，你知道你在轰炸机司令部里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只为了寻开心，竟坐上一架惠灵顿往柏林的高射炮射程里飞。”

“那回可真逗，”帕格说，“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是蹲在机舱里，紧闭着眼睛，用指头堵着耳朵。至今，一想起那回万一给打下来活捉了去，我还打哆嗦呢！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坐在一架英国的轰炸机里，在德国天空上飞！我的上帝，你为那趟可生了我的气哩！”

“我确实挺生气。”

帕格站起来，扣上大衣。“谢谢你的咖啡，自从我为了穿军服把咖啡戒掉以来，我总想喝它。”

“今天的晚宴好极了。维克多，你太太实在了不起，她真能干。她把那只汤盆往半空里一抄，像个魔术师，而且她那么漂亮。”

“罗达是不错，谁也用不着向我吹捧她。”

帕米拉戴上眼镜，往打字机里换了张纸。

“那么，再见吧。”帕格说，然后窘促地补上一句，“也许你回国之前，我还见得到你。”

“那可太好啦。”她正斜眼望着打字机旁边一张写得很潦草的纸，“你知道，我很想念你，在这儿比在伦敦更想你。”

这些话帕米拉是用她那种独特的安详神情顺口说出来的。维克多·亨利已经把手放到门把手上了，他停了停，咳了一声：“哦，罗达也这么抱怨，我总是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啊，我明白。”她抬起头来，镜片后面那双发亮的眼睛坦率地望着他，“那么，亨利上校，你不想让总统等你吧。”

(1)　原文“登陆艇”的缩写“LC”与女性名字“艾尔西”（Elsie）同音。

(2)　杰妮丝的昵称。

(3)　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拥护人民阵线、反对佛朗哥的进步分子。

(4)　德语：党代表大会。

(5)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6)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7)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8)　在纽约市附近，是罗斯福的故乡。

第四十章

在那昏暗、静寂的火车站，两个特工人员把总统从轿车里扶出来，搀他站稳了脚步。他的个子高出他们许多，穿了一件天鹅绒领子的大衣，头上那顶灰色的宽檐儿软帽拉得很低，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呼扇着。他一只手抓着一个特工人员的胳膊，另一只手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朝有栏杆的斜坡踱去。走到跟前，他戴上手套，一路上颠着双腿，把自己拖上了列车殿后一节的车厢。站在若干码之外的维克多·亨利可以望到他那宽阔的肩膀在大衣下面起伏着。一个身材高大、帽子上插了一片摇摇晃晃的棕色翎毛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张迎风抖动的纸跑过来，碰了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一下：“上校，你上总统这节车厢。”

走上斜坡，帕格才明白总统为什么戴上手套：那钢制的栏杆很凉，把他手上的皮肤都粘住了。一个侍役领着维克多·亨利走过餐具室。这里，另一个侍役正用调鸡尾酒的摇酒器哗啦哗啦地摇着冰。“先生，您待在这儿。等您做好准备，总统就请您过去陪他。”

这是一辆普通的普尔曼卧车隔出的一个房间，强烈的火车气味也和一般车厢里一样。绿色的椅套上满是尘埃，也破旧了。维克多·亨利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一个小套间里，拢了拢头发，剔了一下指甲，又用软纸在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轻轻揩了揩。火车开始慢慢滑行，既不震动，也没有声响。

“坐下，坐下，帕格。”总统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向他招手，“你喝什么？有威士忌加柠檬，因为哈里整晚上都喝它，可是咱们配点儿什么都可以。”

“总统先生，威士忌加柠檬就好得很。谢谢您。”

哈里·霍普金斯懒洋洋地坐在绿沙发上说：“你好，上校！”

按说生病的是罗斯福，其实，两个人比起来，霍普金斯的样子更难看：消瘦，胸部凹陷，肤色发灰。总统的脸色是红润的——也许在发烧，他那眼眶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潇洒的红色蝴蝶结和他那宽大面庞上的快活、轻松的神情很相称。坐在椅子上，他体格魁梧，虽然从裤管上可以看出他的腿可怜地只剩下了骨头。帕格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华盛顿和林肯也都是个子高得非凡的。

“帕格，你对诗了解得怎么样？”总统那种有教养的口音，这个海军军官听了总感觉有些不自然，“你可知道有一首诗最后的两句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1)啊，这就是我眼下的感觉。仅仅是上了这列火车，就使我觉得百分之百好了。”总统把手背放在嘴上，粗声咳了一下。“哦，算好了九成吧——假如这是艘轮船，那就会是百分之百啦。”

“先生，我也更喜欢坐船。”

“怎么，你以前抱怨的话又出来了，水兵？”

“没有，先生，真的没有。我很高兴待在作战计划处。”

“是吗？那么，我听了很高兴。自然，我丝毫也不知道你跟那些英国伙伴在搞些什么名堂。”

“先生，我明白这一点。”

总统逗趣地把眉毛挑了挑，接着说下去：“我连一点点影子也不知道。昨天国防部部长收到了你起草的那个东西，等它蹦回到勃纳-沃克勋爵手里时，他会看到上边修改的地方像是我的笔迹。那也只不过是偶然相像。”

“我会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你记住，在转交的那封信的第一页上，有一句是这么开头的：‘当美国参战的时候’。一个和我的笔迹一模一样的人把那十分可怕的字句画掉了，改成‘万一美国被迫参战的时候’。这个改动不大，可是十分重要！”这时，侍役送来饮料。总统拿了一高脚杯橘子水：“大夫的命令：大量大量的果汁。哈里，那东西你带来了吗？”

“在这儿哪，总统先生。”

“那么，咱们就动手研究吧。我想吃顿快餐，然后想法睡一会儿。帕格，你在火车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先生，只要能把车里的温度调节好。不过，一般要么热得烤人，要么冷得可以结冰。”

总统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听我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美国总统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他们正在替我建造一辆特殊的装甲车，我已经告诉他们：别的我不在乎，但是暖气设备一定得灵！哈里，咱们叫快餐吧。”他看了一下表，“帕格，你饿吗？我饿啦。我再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白宫的伙食大有改善的余地。告诉他们我要鲟鱼和鸡蛋，我想吃鲟鱼和鸡蛋已经想了好几天啦！”

霍普金斯到前边去了。

就帕格所知，总统这节车厢是一辆正规的普尔曼游览车改装成的，呈现起居室的样子，他本以为总统的车会更神气些。罗斯福一只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放在膝盖上，以宁静、豪迈的神情朝车窗外望着。“我确实觉得一分钟比一分钟好，你们没法儿设想我是多么喜欢摆脱那个电话。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一个在海军里开飞机，还有一个是年轻的潜艇军官。”

维克多·亨利知道总统喜欢炫耀他的记性，可这仍然使他很吃惊，很感动。“他们都很好，先生，可是您怎么会记得？”

总统带着有点儿孩子气的得意神气说：“啊，帕格，一个搞政治的就得学习大象的美德：学它的记性好，学它的皮厚，自然，还得学它那长而什么都要嗅嗅的鼻子。哈哈哈！”

霍普金斯回来又坐到沙发上了，累得腰都弯了下来。他拉开公文包的拉链，然后交给亨利上校一份三页长的文件，上面还附着一张深色的影印纸。“你看看这个。”

帕格读第一页时带着怀疑，然后转入惊异——这时，火车的轮子正徐缓地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他把文件一页一页地看完之后，就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不想先开口。拿在他手里的是陆军情报方面得到的一份惊人的德国作战命令的摘要，是德国陆军里一批反纳粹的军官有意偷偷塞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职员的。帕格对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完全没料到这个人会起传递情报的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你认为是真的吗？”

“哦，先生，从第一页那个影印的东西来看，倒确实和我见到过的德国军事文件很相像。标题很像，字体、分段等等都很像。”

“内容呢？”

“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总统先生，这可是在情报方面一个难以置信的突破。”

总统笑了笑，疲惫地表现出对一个下级人员的天真想法的宽容。“‘如果’这两个字是语言里最难解的字眼。”

霍普金斯沙哑地说：“在你看来，这内容像是真的吗？”

“我说不上来，先生，我对俄国地理没那么熟悉。”

“咱们陆军方面的人觉得它似真似假。”霍普金斯说，“上校，为什么会有人伪造像这样一份令人大吃一惊的文件——一份完整的入侵苏联的作战命令，包括那么多的细节？”

帕格思考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哦，先生，也许是希望用这个方法来刺激苏联，让它动员起来，从而挑起两个战场的战争。那样的话，德国军队也许会推翻或杀掉希特勒。另外，也可能是德国情报人员故意玩的一个花招儿，来试探咱们和俄国人究竟接近到什么程度。种种可能性都有。”

“麻烦就在这里，”总统打了个哈欠，说，“咱们的驻俄大使要求我们务必不要把它转达给俄国人。他说，莫斯科已经到处是这类东西。俄国人认定这些都是从英国情报方面来的，是为了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制造麻烦，以便把德国人从英国背上转移开。”总统吃力地咳了差不多一分钟，他朝椅背上仰了仰，喘过一口气来，从车窗里望着火车正在经过的一座小镇上的街灯。忽然，他的样子显得厌烦了。

哈里·霍普金斯朝前弯了弯身子，把酒杯放在双手之间平衡着。“目前存在着一个要不要把这份文件交给这里驻华盛顿的俄国大使的问题。帕格，有什么看法吗？”

帕格犹豫了，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超出了他所能掌握的范围。罗斯福总统带着些不耐烦的神情说：“帕格，说呀。”

“我赞成交给他。”

“为什么？”霍普金斯说。

“交给他有什么可损失的，先生？假若是真的的话，咱们在和俄国佬的关系上就大大赢得一分。如果是假的的话，那又能怎么样？反正他们不会比现在更不信任咱们。”

哈里·霍普金斯脸上的疲惫紧张在一副温暖和蔼的笑容中消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回答，”他说，“因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他把文件从帕格手里拿了过来，又放回公文包里，拉上拉链。

“鲟鱼和鸡蛋做好了吗？”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已经等不及啦。”

“总统先生，我看一下去。”霍普金斯马上站了起来。

帕格在那狭窄的床位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辗转不能成寐。车厢里一下热得叫他出汗，一下又冷得可以结冰，他怎么拨弄那个调节器都不中用。最后，他索性让它冷下去了，因为他在冷空气里睡得还好一些。火车缓慢、匀速的运动也开始催他入睡。，。“先生，总统想找您谈谈。您要穿件浴衣吧，先生？总统嘱咐说，不必穿整齐了，就到他房间去。”

“谢谢，我有浴衣。”

帕格瑟缩地从他那冰冷的房间来到总统这间过暖的寝室。富兰克林·罗斯福那张著名的大下巴的脸、那副夹鼻眼镜和那支轻快自如的烟嘴，衬着一条蓝色睡裤、一件沾着咖啡斑点的灰色运动衫和累垮了的庞大身躯，看上去十分奇特。总统稀疏的头发是蓬乱的，他的眼睛是蒙眬的。把他的特有风格和总统的尊严剥掉之后，他就和许多躺在床上的老人一个样儿：羸弱、衰颓而且忧郁。寝室里有一股药味。这景象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总统看起来是那样虚弱，那样病容满面，那样无足轻重。同时，也因为罗斯福只比他大七八岁，可是看起来已经老态龙钟了。蓝色的毯子上面堆了一沓文件，他正用铅笔在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上批着什么。

“帕格，我打扰你的美梦了吧？”

“一点儿也没有，先生。”

“坐一会儿，老伙计。”总统用两根指头把眼镜摘了下来，使劲按摩一下他的眼睛。随着火车在一道颠簸不平的铁轨上咯噔作响，床畔的几个瓶子也碰得叮当乱响。“哎呀，我眼睛真疼。”他说，“你眼睛疼吗？什么办法也不灵。每逢这个鼻窦炎发作，眼睛总是疼得更厉害。”他把文件夹起来，撂在毯子上。“帕格，我曾经答应自己要做一件事——要是能找到时间的话——那就是，把仅仅一天之内送到我这里处理的事务写成一份备忘录。随便挑哪一天，任何二十四小时中，你看了会大吃一惊。”他在文件上轻轻拍了拍，“那会成为对历史的一次很有价值的间接阐明，你说会吗？就拿今天晚上我所处理的这个烂摊子来说，看来维希法国将要和希特勒订立全面的联盟。是用停止供应他们粮食，把他们活活饿死进行威胁呢——这是英国人的建议；还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笼络他们去顶住希特勒呢？——这是咱们大使的想法。可是，当咱们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粮食的时候，德国人就干脆吞下更多的法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你看怎么办好？……再看这个。”他拿起一份夹着的文件，“日本外务大臣正在跟希特勒会晤，这你从报上已经看到了。他们想搞些什么名堂？咱们是把亚洲舰队从马尼拉调到新加坡，使他们在入侵法属和荷属东印度之前有所顾忌呢——这是英国人的想法；还是为了慎重起见，干脆把太平洋舰队全撤回来，撤到西海岸？——这是海军作战部部长想做的。我倒想顺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另外，还有一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亚速尔群岛。咱们要不要在希特勒入侵葡萄牙夺取它们之前下手拿过来？或者，咱们要是先下手，会不会反而迫使希特勒入侵葡萄牙？”

总统继续轻轻弹着其他文件，就好像它们是肉铺或杂货店里的账单似的。“啊，对了，选拔兵役法案，这方面情况很糟。这是史汀生打来的报告。国会原来授权的法案在几个月内就要满期了，现在又得为这个开始一场新的立法斗争。可是，紧接着《租借法案》这场仗，国会不会还有心情来延长征兵的期限？如果他们不延长，军事上咱们就将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是摩根索的看法。财政部想迫使我去冻结德国、意大利在美国的所有投资，但是国务院不同意，咱们在他们两国的投资数额是他们在咱们这里的四倍——又是摩根索。英国人同意把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全部卖掉，把他们手里所有的美元给我们，摩根索已经告诉国会他们要这样做，可是如今英国人又裹足不前了。这类事情还有的是。老伙计，这只是一天工作中的一部分。一个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样的横断面感兴趣，会不会？我曾叫人查了一下威尔逊和林肯的档案，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多事务。我终归有一天要把这份备忘录写出来。”

罗斯福咳得很厉害，时间很长。他闭上眼睛，蜷缩一下，一只手放在背后。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这个姿势使他失去平衡，庞大的身子眼看要像一只倾斜了的木桶似的翻倒。维克多·亨利赶快奔过去扶住他的肩头，可是总统长而有力的胳膊抵住了床边。“谢谢，帕格，这列火车的速度原定每小时不应超过三十五英里，他们在一点点加快呢。”他搓了搓背，“我一咳嗽，背就刀扎似的疼。可是麦克因台大夫告诉我说准是伤了筋，也就是说，不是胸膜炎。眼下我实在不能得一场胸膜炎，我最好再吃点儿那个咳嗽药。请你递给我那把汤匙和那个装着红药的瓶子。谢谢你，老伙计。”总统吃了一汤匙药，做了个鬼脸。像所有夜总会里模仿的那样把他的大脑袋朝一边歪去，罗斯福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锐利地盯了海军上校一眼。“帕格，德国潜艇用他们新的狼群战术不断地往西边扩张，目前他们炸沉的船只数量正超出咱们的造船厂和英国造船厂联合起来建造的新船的数量。想必你已经留心到这一点了。”

“先生，这个情况我在我们的会议上已经听到过不少了。”

“你相信英国人所说的炸沉的吨数吗？”

“我相信，先生。”

“我也相信。《租借法案》一通过，咱们马上就给他们运送大量物资。可是那批物资只能运到英国，绝不能运到大洋底下去。这是极其重要的。”

罗斯福提到《租借法案》时口气那么随便，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他和英国人一样，正为参议院里的激烈辩论捏一把汗。“先生，您认为《租借法案》会通过吗？”

“哦，这项法案会通过的。”总统漫不经心地说，“可是以后呢？目前有七十艘船正在那里等着装货，帕格。这批货就是不能让德国潜艇打沉，英国人需要这批物资，他们更需要看到这批物资到达而鼓起斗志。问题是如何把它们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去——从那里开始，英国人自己就能护航了。可是从这里到冰岛，他们没办法，他们的护航线已经不能拉得再长了。那么，咱们怎么办？”

维克多·亨利在总统询问目光的逼视下，心里忐忑不安地说：“先生，那只有护航。”

总统阴郁地摇了摇头：“帕格，你知道目前一提到护航，下文会是什么。”

在《租借法案》的斗争中，护航这个问题是辩论得最激烈的。拉古秋集团大声叫嚷倘若通过了《租借法案》，战争贩子们下一步势必要求对载着物资的船只提供护航，而护航就意味着立即和德国开战。总统在公开场合所坚持的是美国不改变在大西洋上“中立巡逻”的政策，不护航。

罗斯福严峻、发红的脸上露出皱纹，帕格越来越熟悉的那种狡猾、顽皮的神情又出现了。“不过，我正在考虑，比方说，咱们派一支驱逐舰分遣队出去演习怎么样？你明白，不是去护航。完全不是护航，只不过是演习一下护航的程序——也可以说是专业演习。海军经常要演习，不是吗？这是你的本行。那么，假定这批演习的驱逐舰看中了这批运输船，情愿和它们一道航行——你要明白，纯粹是为了演习，而且光是这么一趟。为了避免障碍和牵连，假定一切都做得丝毫不拘形式，不下书面命令，不留记录。你不认为德国潜艇看见有十六艘本森级的美国驱逐舰在掩护那些运输船，他们会有些踌躇不前吗？”

“踌躇是会的，可是，总统先生，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要看他们上级的训令啦。”

“他们早已得到了不许和咱们的军舰发生冲突的训令，”罗斯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神情都很冷酷，“那是显而易见的。”

维克多·亨利的脉搏跳得剧烈起来。“先生，他们可从来没遇到过咱们的驱逐舰在护航啊！假使一艘潜艇开过来，发射一枚鱼雷呢？”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罗斯福简慢地说，“在英国人接过护航之前，德国人甚至可能一直不会发现那批运输船。北大西洋的气候目前恶劣极了，大部分德国潜艇仍然在冰岛的那一边。”他一边说，一边在烟嘴上插上一支烟，维克多·亨利赶紧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点了火。“谢谢。这可违背了大夫的命令，可是我需要吸一支。帕格，我想办成这件事。我正在考虑，也许你可以跟着驱逐舰出海去处理这件事。”

亨利上校强压下自己的震惊，说：“是，是，先生。”

“这很像上次转让飞机，那件事你办得很好。一切全靠你用一种最镇定、不动声色、不冒失的方式去办。关键在于不留记录，特别是没有来龙去脉，只是悄悄地、万无一失地把那些船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能做到吗？”

海军上校弯着腰坐在那里，望着总统也许有一分钟之久。“能，先生。”

“知情人要限制到绝对最少，我甚至跟哈里·霍普金斯都没谈过这件事。”

“先生，总得让斯塔克将军和金将军晓得，还有司令官、支援部队和在战术上指挥这项掩护任务的长官。参加演习的其他人员只服从命令就是了。”

罗斯福笑了，喷出一口烟。“好！要是你能限制在三名将军、一名其他军官之内，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许多人员将要参加这次演习，会有些议论的。”

维克多·亨利无动于衷地说：“不会很多。”富兰克林·罗斯福扬起他的浓眉。“总统先生，要是德国潜艇发动进攻，咱们怎么办？我同意这不大可能发生，可是万一发生了呢？”

罗斯福隔着缭绕的烟圈望着他：“咱们的赌注就押在它不会发生上头。”

“我明白，先生。”

“你要知道，如果发生一起交战事件，那就会破坏全部设想。”总统说，“你也明白其他的含义。”

“是，先生。”

“好，现在告诉我，”总统用温和得多的神情说，“老实告诉我你对这个主意的看法。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你认为不好，尽管说，可是要告诉我为什么不好。”

维克多·亨利弯了腰朝前坐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一根食指在另一只手上画着记号。“那么，先生，首先，正像您所说的，德国潜艇上的那些家伙也许根本看不到咱们。要是看见了，他们是会吃惊的，他们一定要通过无线电去请示。我们也许会碰上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的家伙，但我看不一定会。我了解德国潜艇上的人，从职业上说，他们是优秀的军官。这是一个得向希特勒请示的政策性决定，请示需要时间。总统先生，我认为这批船可以顺利通过。”

“好极啦。”

“可是只能灵一回。这是在政策上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再来一回就太冒险了。”

罗斯福叹了口气，点着头：“正是这样。整个局势是太可怕了，非冒点儿险不可。英国人说，第二批大规模护航开始之前，他们的许多被炸伤的驱逐舰就可以修好投入战斗了。咱们也正赠给加拿大一些海岸巡逻快艇——帕格，这是不能外传的——以便他们协助堵上从这儿到冰岛之间的空隙。这第一批《租借法案》下运出的物资关系特别重大。”总统把散堆在毯子上的文件收拢起来：“请你把这些放进那个匣子里。”

维克多·亨利关上公文匣的时候，总统正用双臂支着身子舒舒坦坦地钻回毯子里。他打着哈欠说：“和英国人开的那些会怎么样了？”

“整个说来，十分好，总统先生。”

总统又打了个哈欠。“应该开始搞这种类型的联合参谋工作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件事很满意。”他啪地一下把床头的灯关掉了，只留下壁龛上微弱的灯光照着这间寝室，“他们在新加坡问题上给了你一些麻烦，是不是？”

“先生，实际上我们已经把那个问题丢在一边了，没有解决的办法。”

“帕格，你可以把灯全关上，按钮就在门旁边。”

“是，先生。”

一盏蓝灯和总统的香烟头还在黑暗中发光。他在毯子里发出的声音显得很疲倦，还像是半堵塞了似的。“这个问题还会时不时地碰到。他们自然是紧紧地抓住那个帝国不放，可是目前是要打败希特勒。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他们却始终咬定是一码事。那么，帕格，关于那次演习，咱们明天早晨再聊聊。”总统是带着讥讽和扬扬自得来使用这个巧妙的字眼的。

“是，是，先生。”

“这趟海上旅行可以使你换换环境，你一定会很开心的。等你回来之后，我想请你、你的太太和你们一家吃顿便饭，安安静静地吃顿家常便饭。罗斯福夫人时常谈起你。”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

“晚安，老伙计。”

烟灰缸里的红烟头熄灭了。正当维克多·亨利伸手抓住门把手的时候，总统忽然说：“帕格，我身边一些最能干的人一直劝我宣战。他们说，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只有宣战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为战争效劳。我估计你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

海军上校考虑了一下，望着蓝光里那个魁梧的身影。“是的，总统先生，我同意。”

“打仗是一件坏事，”总统说，“很坏的事。这个时刻也许即将到来，但目前还没有。在这期间，我只有继续被人称作战争贩子、胆小鬼、优柔寡断的人，全都合成一体了。我就是这样来挣我这份薪水的。好好休息一下吧，帕格。”

(1)　引自美国女诗人米莱（1892—1950）的诗集《旅行》的第三节。

第四十一章

消极战线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大西洋上的挑衅

正当我们的潜艇战役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显示较好的战绩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又加强了他的对策。每个月都传来新的关于罗斯福越来越大胆的行动的报道，他把美国海军横在护航的路线上，置于加拿大与英国两支护送舰队之间的隙缝处，而那正是我们的潜艇获得最好战果的地带。这种报道对于报纸读者来说并不富于戏剧性，对于我们的参谋部却是不祥之兆。美国海军中将金悍然宣称：“西半球是以西经二十六度为起点的。”这条线就把德国潜艇最好的活动地带（包括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及亚速尔群岛）全部划进去了。美国海军除了“中立巡逻”之外，还偷偷地干了些护航的勾当。利用德国的宽容和美国国会的毫不知情，这种罪恶昭彰的战争行动竟然得逞。最后，本年五月，总统又宣布“全国无限期处于紧急状态”，狡猾地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美国人实际上也许还得流点儿血。他就这样为越来越站在英国方面进行干预一事进行公开的辩解。

但早在这之前，一月间，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即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在华盛顿举行了全面会谈，其范围远远超出德意之间所举行的任何会议。会上双方同意，一旦全球性战争爆发，即以“德国第一”为政策。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美国中立，也是罗斯福对其国人的披肝沥胆。整个期间，他滔滔不绝地向美国人民做着保证：只要英国得到足够的援助，美国绝不参战。丘吉尔与他狼狈为奸，他那篇以“把家伙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活儿干完”为结束语的著名演说也为其诡计做了掩护——丘吉尔自己十分清楚他那话完全是虚无空洞的。

然而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最恶劣的干预是在巴尔干半岛。一九四一年的巴尔干战役本来没有必要发生，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一个可以设法解决的政治问题煽动成一场残酷的武装冲突。

南斯拉夫的背信弃义：多诺万的使命

众所周知，罗斯福往往越过现有的外交渠道及正规的政府机构，派遣非正式的使节。这样，他所策划的阴谋如果败露了，他就可以不负责任，而且也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可以探索、询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他所派遣的密使中，最闻名的当推协助他制订那个不幸的全面支援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哈里·霍普金斯。其次便是威廉·多诺万上校，此人在战争后期创立了臭名昭著的战略服务局间谍网。一九四一年三月，多诺万访问了一次南斯拉夫，从而给该国招致了灾难。在希腊战火正炽之际，一个美国总统为了把其他各国拖进反德战争，竟然干预巴尔干的政局，这纯粹是战争罪行。然而，这正是多诺万的使命，而且他取得了成功。

希腊战争并不是我们发动的，那是我们那位纸糊的同盟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一场流产了的冒险。一九四○年夏，墨索里尼已命令他在利比亚的部队入侵埃及。当时英国人正在本土为生存而战斗，他以为意大利可以用低廉的代价攫取地中海帝国。十月，他又下令入侵希腊。他以典型的戏剧性手法，把入侵安排在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佛罗伦萨会晤的那天。事先，他什么也没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急于向元首显示他并不是一个附庸，而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有胆略的军事征服者。

不幸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小小的希腊军队即把意军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赶到阿尔巴尼亚，并把他们在埃达港的基地夺取过来。经过这场政治及军事的灾难，与希特勒搭伙的这个独裁者暴露出他只不过是一个昏庸无能、张着大嘴巴的傻瓜。在埃及的英国人鼓起了士气，也反攻过来。英国刚一显示威力，墨索里尼的“不屈不挠的军队”即不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望风而逃，就是以假日最欢快的心情投降。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可耻表现。意大利陆军显然无心作战，已不起任何作用。早在十一月，大部分意大利海军停泊在塔兰托港内时就已被打垮。（英国那次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投掷鱼雷的精彩的突然袭击，后来又被日本人在珍珠港成功地模仿了。）因此，我们的南侧已暴露在外。

希特勒对他唯一真正的同盟者墨索里尼是非常忠诚的。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应当支撑住意大利人。同时，由于我们即将入侵苏联，处于我们南侧的巴尔干半岛的中立化是重要的。为了避免希腊战火的蔓延，元首在政治上开始了一步妙棋，计划用几个德国的精锐师把它一举扑灭。他明智地把罗马尼亚的油田夺到手，并强迫匈牙利和德国调整了关系。他不顾俄国人的抗议，派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去希腊作战。正当使巴尔干半岛平定下来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罗斯福的密使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西莫维奇阴谋集团

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个不着边际的设想，他想把中立的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拖进希腊这个混乱局面里，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个反对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里，其他国家的人民照例要为英国作战而捐躯。一月间，多诺万曾试图引起南斯拉夫对丘吉尔这个计策的兴趣，但是保罗摄政亲王把美国干预者推开了。然而，多诺万终于和塞尔维亚军人里一个由空军将军西莫维奇领导的阴谋集团取得了联系。南斯拉夫本是凡尔赛和约拼凑出来的，对德国友好的克罗地亚人与我们的劲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军人对丘吉尔的轻率计划极表赞同——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塞尔维亚的冒失鬼在萨拉热窝发动起来的。

三月间，多诺万前往访问时，发现英国的计谋即将垮台，因为在元首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南斯拉夫正要加入轴心国。这时，罗斯福给南斯拉夫政府送去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这一文件已载入史册：“美国政府不仅看着现在，也注视着未来。任何国家如以很容易就会被占领为理由，唯命是从地屈服，其所获的世界同情将少于奋起抵抗的国家——即便这抵抗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这实际上是远在五千英里外的美国总统在对南斯拉夫下命令，要它卷入一场对德战争，否则它就将在未来的和约中受到惩罚！在人类纪年史上，比这更冷酷无情的粗暴行径是罕见的。南斯拉夫通过保罗亲王给了美国大使一个高贵的否定答复：“你们大国真残酷。你们谈到我们的荣誉，但是你们离得很远。”

这下就轮到西莫维奇阴谋集团了，他们已受到美国诺言的煽动和鼓励。这个集团就像癌症一般在南斯拉夫的武装部队里到处蔓延。通过一夜之间的不流血革命，阴谋分子推翻了政府，夺取了政权，取消了与轴心国所订的协定。随后，塞尔维亚人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西方报纸对“英勇的南斯拉夫人”表示了欣慰和赞扬。

“惩罚行动”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迅速而无情地摧毁南斯拉夫。他非这样做不可，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阴谋集团公然反抗德国的举动可以得逞，势必会在我们宁静无事的欧洲新秩序中到处引起流血的叛乱。“惩罚行动”——一场猛烈的轰炸在四月六日把贝尔格莱德夷为平地。德国陆军在十一天之内征服了南斯拉夫，同时开始进军希腊。希特勒让德、意和巴尔干的盟国瓜分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它已不复存在了（尽管山中的布尔什维克的游击活动依然是一个麻烦）。多灾多难的南斯拉夫人民就这样以大量死亡、军队投降和国家灭亡替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阴谋诡计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观点看，南斯拉夫这场战役是值得钦佩的。迅速的胜利看起来总像是很容易获得的，然而那里的地形是多山的，而南斯拉夫的陆军拥有一百万名以上的精悍士兵。德国陆军是靠着元首的坚决果断以及打击的迅速而获胜的。该战役的作战计划必须由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在一个不眠之夜完成，因为不同于我们以前的陆地行动，存档中并没有已经制订好的进攻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然而，计划仍执行得天衣无缝，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方伤亡的士兵还不及六百人。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无聊的陈词滥调莫过于说希特勒之所以战败，是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发泄了私愤：为了对一个小而无害的邻邦大肆报复，而把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极其宝贵的三至五个星期。事实上，希特勒的决定是万不得已的。在计划进攻俄国之际，绝不能容忍南侧距离罗马尼亚油田如此之近的巴尔干半岛方面有一条敌对的战线。至于元首的盛怒，那是他督促将领的一种方式。尽管成为这种脾气的靶子是难堪的，然而这一手法屡试不爽。关于失去时间的论点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支配我们对苏作战时间表的是气候及地面情况。

不过必须承认，如果意大利始终未参战，德国的处境会好得多。用若干中立国家所形成的地带确保侧面的安全是十分有利的。墨索里尼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消极战线上增添了意大利和巴尔干这两个巨大的半岛。战争最后还是在欧洲的传统战场上——从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之间辽阔的北部平原——决定胜负，但由于在南线分散了兵力，我们在传统战场上拿不出庞大力量，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地中海战略

既然战火违背我们的意愿蔓延到南方，包括赫尔曼·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我国的一些最高将领，早在一九四一年就促请元首夺取直布罗陀、北非及苏伊士运河，以便从地中海方面打击英国。当时英国的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他们兵力稀薄，无力阻止这一进攻。那样，我们即可以用无法通过的撒哈拉大沙漠封住我们的南侧，而英国通往非洲及亚洲的航线即可被切断。此举对英国的士气和供给线的打击，当可使丘吉尔垮台，而我们与英国人都急需的和平就可以实现。

希特勒很想这样做，然而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背信弃义地拒绝与我们协力攻打英国人——这是在德国替他赢得了那场内战之后——于是元首对此不再感兴趣了，他心里想的主要是入侵俄国。就在大局所系的对苏进攻已准备就绪之际，北非、南斯拉夫及希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马上精力充沛、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所向披靡的。当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全是德国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温斯顿·丘吉尔曾以一次堪与墨索里尼媲美的战略上的拙劣表演，帮了我们事业的忙。当我们进入希腊时，在非洲的英军正势如破竹地扫荡着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而意大利人则到处望风而逃或者投降。那正是英国可以趁我们还未来得及大举进攻而席卷北非，稳定其地中海生命线的大好时机。然而，丘吉尔写道，尽管他明知英军力量很差，不足以在希腊半岛上与德军长期抗衡，但他感到“为道义所约束”，不能不出兵援助希腊。于是，他从所向无敌的非洲部队中抽调了精锐，错过了在非洲大举进攻的有利战机。他把抽出来的部队投进克里特和希腊战场，不久即被击败，伤亡惨重。残兵败将只好撤出，重演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撤退，因为在希腊，与他们作战的并不是意大利人。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回到非洲以后，发现他们面对的又是德国人，因为在他们被调往希腊作战之际，隆美尔已率领其著名的非洲师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并巩固了阵地。这样就结束了快活的英国人在非洲轻而易举的胜利。像其他地方一样，又得由美国人来搭救他们。

“道义”与丘吉尔那次的蠢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对巴尔干半岛的着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加利波利的惨败。在战争后期，他这样的着迷曾使他和罗斯福疏远了。在军事会议上，他沦为一个可怜的附庸，徒然地向俄国人和美国人啰唆着巴尔干，而他们则冷冰冰地按照健全的战略方针所制订的计划在北部平原上结束了战争。

倘若丘吉尔不去干预巴尔干半岛，而让他的将领们在一九四一年初就结束那场非洲战役，则南斯拉夫的毁灭以及接着盟军在摩洛哥、西西里及意大利的登陆也许都不必要了。战争也许可以缩短两年，双方都可以避免遭受许多恐惧和流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英译者按：隆对多诺万上校赴南斯拉夫的访问做了一个不大可能的解释。西莫维奇革命是群众性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都甘冒触怒希特勒的危险。他们付出了代价，但他们也赢得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尊敬。当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之间独特的友好关系，就起源于一九四一年那次英勇的抵抗。但是，即便隆的论断符合事实，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毁灭怪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头上，而对德国人用燃烧弹把贝尔格莱德化为灰烬、侵占其领土、屠杀其人民这一事实完全略而不提，也可谓愚蠢透顶。

罗斯福总统有时使用密使，这是事实，但这种密使的重要性已被一些追求离奇紧张情节的电影和书籍以至一些军事史夸大了。这些密使一般只是做一些次要的繁重工作，主要为求迅速或保密，而且通过正规渠道效果也没那么好。把哈里·霍普金斯或多诺万上校和这类无名小卒列为一类，是不准确的。

第四十二章

参议院以六十票对三十一票通过了《租借法案》。在美国人中，很少有人比帕格·亨利更热切地注视着这场辩论。他坐在参议院的来宾席上，由于大厅里传音很差，他一只手半扣在耳朵上。这是他初次知道本国政府是怎样工作的，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越来越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驾驭这驾总是停蹄不前的马车的本领。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投票本身却一帆风顺。最后动人心弦的一举是在击败一些诡计多端的修正案上。参议院以二比一的票数通过了《租借法案》，而全国和报界几乎没怎么注意，辩论本身已让他们腻烦得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了。

然而，帕格·亨利把这次投票看作希特勒攻入波兰以来一桩关键性的世界事件。这里，在六十名上年纪的参议员的“赞成”声中，潮流也许已开始逆转了。总统终于在人民准备好作战之前就有了把美国置于战时体制的手段。新建的工厂现在必须奋起制造《租借法案》项下的飞机大炮，到了一定时机，就会武装美国军队——这事至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同一天，他奉命飞往诺福克海军军港，去向他从没见过的欧内斯特·金海军中将（一个严峻的长官）报告。他的旗舰是“得克萨斯”号。

“得克萨斯”号是帕格生平第一次去报到的军舰。那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也是这样三月里又潮湿又寒冷的一天，也在这同一个军港，说不定还是同一个码头。如今，“得克萨斯”号少了一座烟囱，桅樯也不再是篮形的，已改成三角形的了，和旧日的烧煤时代的样子大不相同。帕格还注意到主甲板上油漆过的地方和金属部分都干净整洁得像墓冢一般。浮桥上的哨兵和围着老炮塔在干活儿的水兵，服装都浆洗得像外科医生。在通往司令室的四星门外，一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水兵举枪敬礼时，就像座钟打点时那样迅速利落。

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蓝色的袖子上直到肘部都缀着硬邦邦的金箍。这间朴素的办公室里仅有的点缀是嵌着镜框挂在舱壁上的一幅梅奥(1)海军上将的照片。金长着一张瘦长、凹痕很深的红脸，高颧骨，额头窄而发亮，尖鼻子。他身后挂着一幅大西洋航路图，一个角上写着粗体黑字：大西洋舰队——总司令。他示意维克多·亨利坐下，下巴往后倾了倾，打量了他一番。

“昨天我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电话，”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说是从美国总统那里直接派作战计划处的一个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见我。”

亨利点了点头，就像他是一个海军少尉似的。

沉默，只有通风机在嗡嗡作响。“好吧，说说你要办的事。”

这位海军上校就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意图跟金中将谈了。海军中将心神镇定地吸着烟嘴里的纸烟，眼睛盯着亨利。然后，帕格又描述了他为执行总统的意图所想出的计划。他谈了六七分钟，金始终不动声色，而且那张饱经风霜的长脸上略有些将信将疑的表情。

“那么，上校，你准备一手把美利坚合众国卷进这场战争吗？”欧内斯特·金终于冷嘲热讽地说，“哦，这倒是一个无名之辈流芳千古的好办法！”

“中将，总统的判断是这次演习可以在不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完成。”

“你是这么说的。可是，如果他的判断失误了呢？如果一艘德国潜艇朝你发射一枚鱼雷，那你怎么办？”

“长官，要是朝咱们开火的话，我就建议还击。那也不会挑起战争，除非希特勒想打。”

欧内斯特·金恨恨地点了点头。“哼，反正咱们已经参加进去了。哨子什么时候吹，怎么吹法，都无关紧要，日本人等什么时机对他们和德国人合适，就会进攻咱们。那多半是对咱们最不适宜的时候。我同意罗斯福先生的看法：目前这事很可能还不会发生。可是，你想到了巡洋舰没有？嘿，想过吗？想过‘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吗？它们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击沉十万多吨啦！”

“想过，长官。如果它们在附近的话，我希望卡塔林纳巡逻轰炸机会警告我们，我们好躲开。”

金中将说：“那可是一片很大的海洋啊，空中巡逻很可能发现不了它们。”

“那么，中将，巡洋舰也可能发现不了我们。”

又停了一下，金好像把维克多·亨利当作想买下的一只狗似的来回打量，然后拿起电话听筒。

“给我接布里斯托尔海军少将……亨利，你没带什么书面文件吗？”

“没有，长官。”

“好。从现在起，你一个字也不要再提总统。”

“是，是，长官。”

“喂，将军，我现在派个人到你办公室去……”金朝桌子上的一张纸瞥了一眼，“他是维克多·亨利上校，作战计划处的一个特别观察员。亨利上校要去访问‘迪斯朗八’号，布置突然演习、视察、调遣工作，试一试舰队实战准备的程度。把他看作我的副参谋长，给他相应的职权……绝对执行。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到你的办公室去。谢谢。”

金挂上电话，他那交叉着的瘦骨嶙峋的双手放在扁平的肚皮上，凝视着维克多·亨利。他用正式的、低沉的语调说：“上校，我命令你把‘迪斯朗八’号组成一支反潜艇的护航部队，立即出海去进行实地操练演习。这包括把护航部队安排在你可能遇到的协同合作的运输船周围。自然，要避免对任何发现你们的敌舰进行挑衅。我命令你保留最高限度的机密，最低限度的文字记录。因此，我只给你下口头命令，你要照样行事。”

“明白了，将军。”

一阵冷冷的微笑使欧内斯特·金的一边嘴角动了动，然后他又恢复了平时的腔调：“完全是瞎胡闹，可故事应该这样编造。万一出了事故，那就个个都得受绞刑。好，没旁的话了。”

即便在三月的北大西洋上，即便在一艘驱逐舰里，即便在干着这样奇特而又充满风险的差事，回到海上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帕格整天在“普伦克特”号的舰桥上踱来踱去。他是一个幸福的人，而且睡在船舱里，旁边挂着航路图。

在晴朗的夜晚，不管寒风多么凛冽，海上浪涛多么大，饭后他总独自在天桥上待几个小时。广阔、黑暗的海洋，不断流动着的纯洁空气，以及拱在他头上的繁星，总使他觉得《圣经》里所说的圣灵正在海面上徘徊。多年来，海上夜景所启发的宗教上的敬畏之心甚至比童年所学的《圣经》更使亨利上校坚持对上帝的信仰。他从没对任何人谈过这一点——连对老朋友中当牧师的，他都没谈过；谈了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感到讨厌，因为连那些人对上帝究竟认真到什么程度他都没把握。在这次航程中，维克多·亨利认为万能的主像往常一样，始终存在于漆黑的、布满繁星的宇宙中。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可喜的，只是令人不安地难以预料。

帕格正式的名义是这次“演习”的观察员，他就严格按照这个身份行事。指挥工作就完全由驱逐舰护航部队的司令官负责。他只干预过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会合后的第二天，在水平线上横排着的一长列商船遇到一场暴风雪。从哨岗下来的瞭望哨兵满身挂着冰柱，几乎动弹不了。在黑色巨浪掀起的颠簸下，相隔一英里的运输船都彼此望不见。在锯齿形的航线中，发生了几次轻微碰撞和险些撞船的事故。帕格接到报告之后，就把护航部队的鲍德温司令官和英国方面的联络官找到他的舱房里。

“我在计算，”他指着航路图说，身子很难在转椅上坐稳，“要是直线前进，咱们可以把航程缩短半天。自然，海洋里可能会有德国潜艇，可是也可能没有。他们要是有意突破十五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部队，那么，有这样七十一个慢慢爬行的巨大目标，靠锯齿形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咱们干脆直奔波因特贝克，尽快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去，再马上开溜。”

鲍德温司令官抹了抹冻得硬邦邦的兜帽下边红眉毛上的雪，咧嘴笑了笑，说：“上校，我同意。”

烟锅朝下吸着烟斗的英国联络官是一个安详的矮个儿，刚从风雪交加的舰桥上赶了来。帕格对他说：“给你们准将打个旗号：停止锯齿形航行。”

“好的，好的，长官。”英国人把叼着烟斗的嘴巴抿紧了一点儿，做出高兴的样子。

维克多·亨利和鲍德温司令官每天都在舱房里用托盘吃早饭，研究着万一遭到德国人进攻时的行动方案。参加护航部队的舰只每天早晨都举行使帕格生气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演习，他很想接过来，把这些部队好好操练一番，但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使这次行动四平八稳，所以他什么也没做。第一批《租借法案》的护航船队正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笔直地向东破浪前进。船队的一半航程都是在恶劣气候的笼罩之下，遇到晴朗的白云朵朵的白天和月光皎洁的夜晚，维克多·亨利总和衣醒在那里，成加仑地喝着咖啡，烟抽得嗓子都疼了。有时他就坐在船长的椅子上打个盹儿。究竟是德国潜艇看见了船队，但由于有美国驱逐舰在前边护航而没敢动手呢，还是船队是在没被发觉的情况下通过的，维克多·亨利永远也不会知道。总之，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顺利到达了波因特贝克，那是广阔、空旷的海洋上经纬度的一个交叉点。

一轮孱弱无力的黄色太阳正在升起。船队在到处漂着碎冰块的荒凉的黑色洋面上，在珍珠色的天空下，开始编成十英里见方的队形，等待着英国人。维克多·亨利站在天桥上朝东凝望，希望“普伦克特”号上的领航员熟悉他的本行。从柏林回来以后，他从来没这么畅快过。他读了不少他那本出海时携带的、发了霉的《莎士比亚全集》，补办了满满一匣子的公文，又睡得足足的，身子像过去那样适应着驱逐舰的摇荡。过了三个小时，水平线上出现了首先到达的舰只，在正东方，是一艘四个烟囱的老式美国军舰。随着形形色色的英国派来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轻巡航舰陆续跟上，领队的军舰闪动起黄色的灯光。一个信号兵匆匆跑上天桥，递上一张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条子：“感谢美国人食橱已光。”

帕格低声地说：“给他回电：好好进餐。后边还要签上：哈伯德妈妈(2)。”

咧嘴笑着的水兵说：“是，是，长官。”说完，就噔噔噔地跑下了梯子。

“作为一个观察员，”帕格从天桥上对下边舰桥上的鲍德温司令官大声嚷道，“我很想观察一下你们的信号组能多快挂起‘航向掉头，每小时三十二海里’的信号旗。”

当“普伦克特”号在诺福克军港停靠以后，维克多·亨利就直奔“得克萨斯”号上的司令室。金中将绷着消瘦、沙石色的法老般的脸，倾听着帕格的报告，只在他提到驱逐舰动作松垮时才有些表情。这时，那张法老般的脸略微显得更不愉快。“我了解舰队的战备水平是很低的，也已经制订了纠正的计划。可是，上校，总统是在什么基础上挑选你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长官，我还在德国当海军武官的时候，他碰巧派我去完成几项保密性很高的任务。我料想这次的任务也属于那一类吧。”

“你回去还向他汇报吗？”

“是的，长官。”这时，中将走到一张世界地图前面——那地图代替了梅奥上将的照片，新挂在办公桌对面的舱壁上——维克多·亨利马上站起身来。

“我想你在海上的时候已经听到新闻了吧？你可知道德国人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闪击战，一个星期就占领了它？希腊也投降了……”中将用瘦指头沿着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海岸新近用红墨水笔愤怒地画出的线划了一道，“隆美尔这小子又把英国人赶回埃及去了，还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苏伊士运河。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被围困在希腊，能像在敦刻尔克那样撤出来就算幸运了。阿拉伯人已经起来要把英国人赶出中东，伊拉克人已经命令他们撤出，请德国人进去。这一切你都知道吗？”

“是的，长官，这些消息我们大部分都听到了。这几个星期很糟糕。”

“那要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对德国人来说，这几个星期可好得很。一个月左右的工夫，他们使世界均势倒过来了。经过考虑，我认为这场战争差不多结束了。这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德国人一旦占领了运河，掌握了中东，封锁了地中海，大英帝国的航线就被切断了。这盘棋就算输定了。在希特勒和日本佬之间，整个亚洲已经没有军事上站得住脚的力量了，印度和中国将要落到他们手里。”中将把他的瘦指头横划过欧亚之间的大片土地，“从安特卫普到东京，从北极圈到赤道，都牢牢地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你可曾听说苏联已经和日本佬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没有，长官，这个我漏掉了。”

“哦，他们签了个条约……嗯，这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双方同意暂时谁也不去动谁。这里的报纸没怎么注意这件事。然而，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这么一来，日本的后方就保住了，”他又朝西伯利亚指了指，“这样就使他们能腾出手来拾这些大宝石。”那只暴着青筋的手又迅速地挪到南边，扫过印度支那、东印度、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手停了一下，然后一根僵直的指头滑到了夏威夷群岛。

金中将愁眉不展地把盯着地图的目光又移到维克多·亨利身上，然后走回到他的办公桌跟前。“如今，总统自然得做出政治上的判断。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海军总统。他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就是说，在政治上，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扩大咱们的巡逻区域。也许在政治上，他得把‘巡逻’和‘护航’之间的界限明确下来。但是，咱们一边巡逻，一边把德国潜艇和袭击商船的飞机的位置广播出去，和护航一样，这同样是交战行为，同样属于交战性质，只是软弱无力，也收不到效果。看起来英国没有足够的船只来保持地中海的畅通，并切断隆美尔这小子的供给线。如果咱们把护航工作接过来，他们也许还有打下去的可能。总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你似乎是他左右的人，也许你会遇到机会把我这些看法转达一下。”欧内斯特·金坐在那里，双手交叉着放在办公桌上，默默地望着上校有一分钟之久，“也许碰巧那会成为你生平对美国安全做出的最大贡献。”

“亨利！嘿，亨利！”

拜伦呻唤了一声，身子挺直得像一只伸懒腰的猫，睁开一只眼睛。卡鲁索上尉和S-45号上的其他军官都已看惯了亨利少尉这种大梦初醒的姿势了，在他身子挺直以前，休想把他叫醒，有时候还得猛力摇撼他那软绵绵的身子。

“哦？”

“你父亲来啦。”

“什么？”拜伦闪动着眼睛，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直起身来，他现在是睡在三层床位的中铺。“艇长，你是在哄我呢，我父亲？”

“他在军官室里。来跟我们一块儿谈谈吗？”

拜伦穿着内衣，没刮脸，浑身乱糟糟的，眨巴着眼睛，趔趔趄趄地走到小小的军官室门口。“老天爷，你真的来啦！”

“你的指挥官不是已经告诉你我来了吗！”维克多·亨利穿着笔挺整洁的蓝色军服，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朝他的儿子皱着眉。

“这艘艇上的人为了把我从铺上赶下来，什么谎都撒得出来。他们都是些恶魔。”

“大晌午的，你干吗躺在床上？”

“我值了中班。请原谅我这样打扮就出来了，长官。我马上就来。”拜伦很快又出现了，穿着新浆洗的咔叽制服，通身修饰了一番，脸也刮了。这回只有维克多·亨利一个人在那儿。“哎呀，爸，见到你可高兴啦！”

“勃拉尼，值中班也不是动什么大手术，用不着躺到床上去休息。”

“长官，我一连两个晚上都值了班。”他给他父亲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啊，这可真没想到，妈妈说你漂在海上什么地方呢。爸，你离开作战计划处了吗？”

“没有，这是一项临时任务，现在我要回到那个岗位上去啦。我是到‘得克萨斯’号来访问的，我在军港登记册上看到了S-45号，我想就顺便来瞧瞧吧。”维克多·亨利端详着他儿子消瘦的脸，“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啊，太好啦！艇上的人都是好样儿的，艇长呱呱叫，副艇长也是这样。我很愿意你见见他，埃斯特上尉，他是我结婚时的证婚人。”拜伦咧嘴露出他那副永远能使帕格·亨利和其他大多数人喜爱的半忧郁半逗趣的笑容，“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怪寂寞的。”

“你妻子的情况怎么样？她动身回国了吗？”

拜伦恍恍惚惚地瞥了他父亲一眼，暗示着他对娜塔丽的怨意未消。可是，他此刻心情很好，就亲切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早晨才演习回来，管理员刚去取邮件了。”

帕格把杯子放下。“顺便问你一声，你们这艘艇二十六号那天会在港里停靠吗？”

“我可以去问清楚。干什么？”

“没什么大事，只不过要是停在港里的话，要是你能请假在岸上过夜的话，白宫请你去赴一次宴会。”

拜伦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爸，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母亲和梅德琳也去，我想华伦大概不能从珍珠港飞回来。要是你在这儿的话，不妨一道去——将来可以说给你的儿女们听听。”

“爸，咱们的地位究竟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膀：“哦，不过是小萝卜头。你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还不知道！去白宫赴宴会，妈妈会高兴得发疯的！”

埃斯特上尉提着一篮子邮件，朝军官室探了探头。“勃拉尼，在浮桥那边卡逊有你一大把信哩。”

“嘿，真不赖。爸，这是我的副艇长，卡塔尔·埃斯特上尉。我马上就回来。”拜伦一溜烟不见了。

埃斯特在军官室的长窄桌旁坐下，用一把印度裁纸刀把那些信封拆开，说：“对不起，长官，急件。”

“尽管拆吧。”埃斯特拆信的时候，维克多·亨利仔细望着这个金黄色头发的军官。人们有时候可以从一个年轻人摆弄文件或一本书的姿态来揣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军官。这沓信埃斯特检查得很快，这儿写点儿什么，那儿做个记号。看来他很不错。他把篮子往旁边一推，倒了杯咖啡，亨利抬起一只手表示谢绝以后，他就自己拿了。

“上尉，你是勃拉尼结婚时的证婚人？”

“是的，长官。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勃拉尼干得怎么样？”

埃斯特回忆往事时的快乐笑容不见了，他的张大了的嘴巴马上闭得严严的。“是他工作的情况吗？”

“对，请你照直说给我听吧。”

“哦，我们都喜欢他。勃拉尼身上有一种叫人喜欢的东西，我想这您是知道的。可是就潜艇来说……您可别以为他干不好，他可以干好，可是他觉得犯不上。勃拉尼的表现只不过是勉强合格。”

维克多·亨利并不感到意外，然而这话还是刺疼了他。“从现在的表现可以看出日后的苗头。”

“在军官资历册上，他是远远落后了。长官，他对艇上的事是懂的，像机器、空气压缩系统、电池组什么的，他全懂。他在潜水的岗位上成绩也不错。他很会调整艇身，能把它保持在艇长所要求的深度上。可是，一轮到按时写汇报，甚至写航海日记，经常查考潜艇的记录和文件，查看艇上人员的训练册——这些都是一个军官的主要职务——别提啦。”埃斯特直直地望着拜伦的父亲，“艇长有时候谈到要赶他上岸。”

维克多·亨利沮丧地说：“糟到这个程度了吗？”

“在有些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笨蛋。”

“什么？笨蛋？”

“嗯，比方说上星期吧，艇上忽然来了一位检查人员。我们发射了一枚假鱼雷，然后又浮到水面上去把它收回来。我们好久没演习这个回收动作了。那天海上风浪很大，又下着雨，冷得要命。那支鱼雷小分队正设法把它收回来。鱼雷漂上漂下的，砰砰地来回撞着艇身，我们都摇晃得厉害。水兵们身上绑了救生索，在水里围着它漂来漂去。他们鼓捣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没钩住那枚假鱼雷。我当时想准会有人淹死或给压扁了。检查人员累了，到下面去了。艇长大发了一通脾气。站在甲板上的人都给雨淋得湿透了，冷得要命，一个个狼狈不堪。您知道，假弹头里面是空的，那鱼雷笔直地漂上漂下。勃拉尼是负责那支小分队的军官，他忽然抄起吊钩来，把它插在他的救生索上。天哪，他居然跳到那枚假鱼雷上了！他时间挑得真巧，看起来挺省事。他抓住不放，冰凉的浪头就打在他身上，跨在那枚黄色的钢质假弹头上面，简直就像在骑他妈的一匹烈马似的。他挂上了吊钩，可他自己给浪打下来了。唔，我们把他拖了上来，都半死了，然后又把鱼雷拽上来。艇长给他喝了不少有药性的白兰地，他睡了十八个小时，又好啦。”

维克多·亨利咳了一声，说：“他这是瞎碰运气。”

“长官，我倒愿意他待在我指挥的任何一艘艇上，可是我估计得多费两双厚皮鞋——得不断地踢他的屁股。”

“上尉，到那时候，让我替你买一双大皮靴。”帕格说。

“她怀孕啦！”拜伦一下子蹿进这间小小的军官室，他是攥住了门框才停住脚步的。“爸，娜塔丽怀孕了。”他挥动着那封撕开了的信，“怎么样？嘿，‘夫人’，你怎么说？伙计，我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真叫快！”埃斯特说，“你最好想法把你那个妞儿弄回国来。上校，很高兴见到您。对不起。”

副艇长拿着他那只邮件篮子，从桌子后边溜出去了。

“她有消息说动身回国吗？”维克多·亨利问。

“她说莱斯里·斯鲁特这回死死逼着领事馆，她和杰斯特罗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路了——嗯，也许已经在路上了！她最好动了身，不然的话，爸，我会当个逃兵去接她的。我的孩子得在美国国土上出生。”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勃拉尼，大消息！”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把手放在他儿子的肩上，“我得去赶一架飞机。你去打听清楚二十六号的事，好吗？然后告诉我。”

“什么？哦，是的，”拜伦正用两只拳头支着下巴，坐在那里读着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航空信，脸上洋溢着幸福，“那次宴会。是的，我会用电话什么的通知你的。”

“我相信这次演习之后，你一定有不少文字工作可做。你赶快做去吧，孩子。”

“啊，当然。”拜伦说，“再见吧，爸。”

“拜伦，我很高兴听到你妻子的消息。”

拜伦又那么恍恍惚惚地瞥了他一眼，又那么用亲切的语调说了声“谢谢”。

罗达的心情非常烦乱。巴穆·柯比四月就从英国回来了，帕格还在海上。这一年樱花开得特别早，他们开车像度蜜月似的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郊野去玩了四天，遍地都是芳香的花。罗达回到华盛顿之前，曾用极为肯定的语气答应和她丈夫离婚，然后跟柯比结婚。

对罗达来说，在路旁小客栈的卧室里，在南国桃李花丛中散步时，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是简单、明确而且自然的。可是后来，柯比兴致勃勃地跑到丹佛去为他们俩的新生活布置那所古老的大房子，让她独自待在遍是亨利的照片和纪念物的家中，她心目中设想的景象又没那么简单了，它的光彩的一部分也开始暗淡下来。

罗达的缺乏经验使她走入歧途。积累了二十五年的恩爱即便略有些变了味，一般说来也是不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的。同样的浪漫，同样的激情，甚至同样的金钱是轻易找不回来的。算计精明的荡妇往往是这样来抉择的。罗达的苦恼在于，她自认为是一个好女人，不幸的是，她在丈夫之外又搞了一场大恋爱，因而破坏了她一切的道德准则。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次，她丈夫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正当许多男女失足的那个年龄——她失足了，结果就越陷越深。那种急于对自己保持好的评价的愿望更使她完全陷入混乱之中。

她仍然喜欢着——也许爱着——并且敬畏着帕格，然而他的事业日益使她感到失望。有一阵子，由于他那样接近罗斯福总统，她曾希望他搞出什么大名堂，可是那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她的一些朋友都在炫耀着她们的丈夫新接受的指挥职位：战列舰、驱逐舰纵队和巡洋舰。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之间的竞争在他们的夫人之间也一样进行着。罗达·亨利正在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妻子——他二十多年来本来一直和跑在前头的一些人并驾齐驱，如今却沦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帕格的官运显然不佳，这是罗达最痛心不过的事。她一直希望他有朝一日至少当上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最后，她还是选中了他，而没有嫁给那些后来当上银行董事长、钢铁公司总经理或陆军里的将军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向她求过婚，不过如果她同他们约过会、接过吻，她就认为本来有可能同他们结婚，而因为帕格的缘故放弃了）。现在看来，他连个海军少将也未必当得上！随着他在海军部的那个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那个有限的目标也日益渺茫，而他的那些竞争者在海上指挥的资历却越来越老。罗达·亨利用这些念头来促使自己下决心告诉帕格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然而，她并不是以欢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时刻的。她左右摇摆，准备随时被推到任何一边。

帕格护航旅行归来时，她不在家。他没从诺福克打电话来，因为他知道她喜欢睡懒觉。他乘飞机回到华盛顿以后，发现家里空空荡荡的：厨子走了，罗达出去了，邮件堆满了他的书桌，也没有咖啡。他不能责怪谁，然而回到的家是冷清清的。

在作战计划处的办公室里，他偶然碰上了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没同勃纳-沃克回英国。经过甄别，能担任绝密工作的秘书是不多的，所以英国采购团暂时征用了她。帕米拉轻快、活泼，穿着那身黄绿色布上衣显得很清新，没有一点点戎装味道。帕米拉用一种他在家里所没找到的温暖招呼他。他约她到海军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一刻钟里匆匆忙忙地吃了夹馅儿面包、馅儿饼和咖啡。帕米拉谈到勃纳-沃克把她留下来使她多么不愉快。“我愿意这个时期待在国内。”说着，她眼睛都有些潮润了，“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真的认为英国已经完蛋啦。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是会闪现怎样忍受德国军人的对待和街上换了招牌的画面的。这是一种一阵阵地变得真实得可怕的噩梦。”她摇了摇头，微笑着。“自然，这只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你这可怜虫，气色倒挺好，海上的生活显然对你更合适，你像年轻了十岁。我希望你老这样年轻下去，或者再回到海上去。”

“哦，我也尽量散步、打网球，但是那和在海上终究不一样。”

“自然不一样。”

他问起又得到台德·伽拉德的什么消息没有，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们随随便便地说了声再见，就分手了。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维克多·亨利整理着堆积成山的文件，感到畅快多了。

家里，罗达穿了一件鲜红的衣裳，把饮料加上冰，干酪和脆饼干已准备好了，在等着他。她的神态和言谈使他感到有些异样。她唠唠叨叨地谈着房子的事。她急于谈，又是那么滔滔不绝，一开头他怎么也找不到机会告诉她白宫请客的事。那天刚过中午，她一看见帕格在梳妆台上给她留的字条，就同一个房产代理商跑出去了。她去看了三所房子。所有她抑制起来的犯罪感都集中在这个房子问题上，好像只要让帕格相信她在不辞劳苦地找房子，她的罪行就可以掩盖住了。这其实是说不通的。她正要把消息透露给他。她是凭着神经性的本能来行事的。看到帕格潦潦草草地写的那张简短便条，她就立即得到了信号：他回来了，要把住关。

对一所从未见过的房子的缺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帕格当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勉强听了下去。然后，罗达又谈起那个痛心的问题——最近的升迁：那个糊涂虫、色魔、酒鬼奇波·潘宁顿把“赫勒纳”号弄到手了；还有，帕格可知道连皮尔·福莱都在珍珠港指挥上一支驱逐舰中队了？帕格在罗达说个不停的时候插进一句话——这是在晚饭桌上吃着肉的时候——告诉她关于总统的邀请。她惊奇得张大了嘴：“帕格！真的吗？”她问了许多问题，大声嚷着她在发愁穿什么衣裳好，并且带着恶意的满足说着当安妮特·潘宁顿和苔米·福莱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们会有怎样的感觉。

她这番表演太拙劣了。他正看到她最坏的方面——比她最坏的表现还要坏，因为她的品德从来没这么低下过，尽管她仍然长得很漂亮，她的肌肤也还像以前那样细嫩光滑。帕格发现他自己正在冷眼观察他的妻子，就像在判断职业上的事物似的，很少有年过四十的妻子经得起这么仔细的观察。

那晚，维克多·亨利从他所熟悉的迹象看出，罗达暂时还不欢迎他进她的寝室。他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他老早就认为罗达有权利不时地在生理上或精神上发作这么一下，尽管对于在海上漂荡了六个星期的他来说，这实在是太难堪了。他好久都没睡着。他不断地思考着在首都所发现的那种对战争漠不关心、得乐且乐的情绪，想到《租借法案》通过之后，美国总算对铲除纳粹主义也做了一点儿贡献。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究竟生产并且用船运走了多少物资。作战计划处那边的数字叫他大吃一惊。互相冲突的委员会和办事处，互相矛盾的指令，陆军航空兵团、海军和陆军互相重复的要求，而英国方面的需要压倒了整个计划。在一系列乱糟糟的惊人的会议、会谈和油印文件中，《租借法案》陷于瘫痪了。

他也不断地在心里琢磨着他的妻子和那个英国姑娘有多么不同。最后，他爬了起来，把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像吞药丸似的喝了下去。

那个星期的后一半，希特勒的副元首，那个黑眉毛的狂热的鲁道夫·赫斯忽然独自飞到苏格兰，跳降落伞着陆，要求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听到发生这样的事，帕格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高兴起来。有那么一两天，德国好像要分裂。可是纳粹立即宣布，赫斯是为国操劳过度，以致精神失常。英国人没做什么公开表示。帕格从帕米拉那里听说（她又是从大使馆听到的）赫斯事实上已经疯极了，他被关在疗养院里，胡乱说着他的和平计划。

从战争的消息看，德国确实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在希腊，他们抓到了大批大批的英国俘虏，夺取了堆积如山的军火。在大西洋上，他们炸沉了大量的船只。他们从伦敦和利物浦上空丢下了比一九四○年的闪击战还要多的燃烧弹。他们包围了图卜鲁格，还从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头上飞过，在克里特岛发动了令人吃惊的空降入侵。在战区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在这样倾泻着军事活力，这种熔岩般泛滥着的暴力真是可怕。面对着这一切，维希法国畏缩起来，正和纳粹谈判着一项把北非拱手交给他们的交易，说不定连法国的强大舰队也要一并奉送呢。对那些尽力想使法国保持中立，不让德国染指非洲的法属达喀尔（它伸出在海面上、控制着整个大西洋）的美国外交官来说，真是碰了个鼻青脸肿。

看来没有力量能使纳粹停下来。在克里特岛上筑下深沟高垒、装备精良的英军宣称在大量杀伤从天空中来的入侵者，然而，不管抓住降落伞背带跳下来的是死是活，或者随着滑翔机撞落在地上，大批的空降部队还是来了。原来很富于自信的英国公报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含糊。他们似乎已承认，德国人以难以置信的代价终于夺取了一个飞机场，后来又夺取了另一个。不久才明白，原来希特勒在克里特岛干着一件崭新的事：完全不凭海军力量，光从空中名副其实地从英国海军的虎口中夺取一座防御坚固的海岛。这个消息对英国的威胁大极了。除了这个大败绩本身之外，克里特岛越发像是战局收场的一次演习。

可是，美国仍旧无所作为。在作战计划处内部，陆军和海军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维克多·亨利这一派主张立即在北非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拯救英国：护航，占领冰岛，尽一切力量输送军火。可是，陆军方面估计英国仅仅三个月内就要垮台，主张在巴西和亚速尔群岛方面采取行动，预防纳粹以达喀尔为据点侵入南大西洋。总统在这两种计划之间摇摆，举棋不定。

这时，传来十分可怕的消息：德国一艘新建造的军舰“俾斯麦”号在格陵兰海面上，从十三海里以外用一阵排炮击沉了英国强大的军舰“胡德”号，然后在北大西洋的浓雾中逃得无影无踪！这下把全国从春意阑珊中震醒了。总统宣布将做一次重大的广播演说，报纸和广播中充满了对这次演说的推测。他会不会宣布开始护航？他会不会要求国会宣战？“俾斯麦”号这个锐不可当的战绩似乎表明，希特勒除了陆地和天空外，也正在取得海洋的霸权。大西洋的实力均势忽然起了明显而可怕的变化。

罗达对这个沉痛消息的反应是以焦躁、疯狂的心情大声唠叨着白宫会不会在她已经普遍告诉了她所有的朋友之后，取消这次晚宴的邀请。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多半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哪里还会去理会一次社交性的宴会——尤其是请的又是像他们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维克多·亨利为了得到些安宁，特意去问了一下总统的海军侍从：白宫的邀请没有变动。

“爸，你怎么看，英国军舰会逮住‘俾斯麦’号吗？”

拜伦跨坐在澡盆边上，他留意到维克多·亨利刮脸的时候仍然喜欢把一条腿放在澡盆上。帕格刮脸的动作也没有改，仍旧是依次刮双颊、下巴和脖子，然后皱起眉头以伸出上唇。拜伦小时候就无数次地像这样坐在那里，和他父亲说着话。

“嗯，勃拉尼，他们宣称‘威尔士亲王’号在格陵兰附近打伤了它的侧翼。可是，德国人很有损坏控制的本领。我到‘俾斯麦’号上去过。它是一个海上的钢铁蜂窝，要是被击中了，他们多半把灌进水的部分封闭起来，然后关上灯往回跑。英国人正在倾全力搜索‘俾斯麦’号，什么护航，什么地中海，都顾不上了。他们知道‘俾斯麦’号在朝什么地方跑——往法国海岸，开足了马力往那里溜。英国人也知道‘俾斯麦’号的最高速度。照理说，飞机应该可以发现它，除非——”他把刮脸刀在水里涮了涮，又甩一甩，“除非‘俾斯麦’号根本没受到损伤，那样的话，任何护航船队碰上它，都只好听天由命了。从它表现的火力控制来看，半小时之内，它足可以炸沉四十艘船。”

“我多么愿意参加这次搜索行动啊。”拜伦说。

“你愿意吗？”帕格用喜悦的眼神望了望他的儿子。当拜伦看到他父亲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却看到儿子从一个苍白、忧郁、瘦脸庞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漂亮、六英尺高、穿了蓝色镶金军服的海军少尉。帕格用湿手巾揩了揩脸：“几点啦？咱们快点儿吧。”

拜伦随着他进了梳妆间。“哎，爸，你跟总统很接近，对吗？”

帕格扣着衬衣纽扣，说：“接近？据我看，谁都不真正跟罗斯福先生接近，也许除了这个哈里·霍普金斯。”

拜伦蹲在一条板凳上，望着他父亲穿衣服。“昨天我又接到娜塔丽两封信，她最后还是给卡住了。”

帕格站在梳妆台前面，朝镜子里皱着眉头。“现在怎么办？”

“还是为了那件事，爸，还是在她叔叔的父亲入美国籍的问题上胡扯一气。他的护照有效期得不到续签，这个官员答应给续签，另外一个又刁难起来。这件事就这么转来转去。”

“叫你的妻子回国，让她叔叔在那里等待时机。”

“爸，让我把话说完吧。”拜伦挥起双手，“本来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甚至都买了船票，只是华盛顿的某种批准手续始终也没下来，娜塔丽只好又把船票卖掉了。爸，他们现在可给德国人包围了。德国人在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北非——也可以说在整个意大利。他们是两个犹太人。”

“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

罗达在寝室里大声嚷道：“帕格，你过来一下好吗？我的神经失常啦。”

他发现她穿了一件紧身的蓝色绸礼服，正对着一面全身的穿衣镜凝视着自己，礼服背后敞着，露出内衣和一大片玫瑰色肌肤。“替我钩上。瞧，我的肚子有多鼓。”她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件讨厌的衣服在铺子里看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像这样啊，当时好看得很呢。”

“你的肚子不鼓，”尽管她背后的光线很暗，维克多·亨利还是想法替她把扣子钩上了，“你看起来十分漂亮。”

“啊，帕格。哎哟，我的肚子鼓出了一英尺。我就像怀了六个月的胎似的，样子可真怕人。我使的还是我最紧的一根腰带。唉，这可怎么好？”

她丈夫把扣子钩好以后，就走开了。罗达的样子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她发出穿晚礼服时总要发出的声音，她的感叹和质问都是故意夸张的，最好不去理会。

拜伦仍旧蹲在那条板凳上。“爸，我本想也许你可以跟总统提提这件事。”

维克多·亨利的反应快而干脆。“这个想法没道理。”

死寂的沉默。拜伦一下子跌坐在板凳上，双肘支在膝上，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儿子脸上露出的敌意——甚至近乎仇恨，使帕格感到震惊。

“拜伦，我不认为你妻子的叔叔在美国籍问题上的麻烦适宜拿到美国总统面前去解决。事情就是这样。”

“哦，我知道你不肯管。你根本不高兴我娶了个犹太人，你一直就是这样。你也不在乎她会有什么遭遇。”

罗达正戴着手套，大步走了进来。“老天爷，你们两个还在嘟囔些什么？帕格，你能不能穿起上衣一道走？”

亨利一家在白宫前头宾夕法尼亚大街这边碰到了几十个纠察队员，举着破破烂烂的椭圆形反战标语牌排队走着，齐声呼喊：“美国人不去！”离他们不远，有几个人身前身后挂着牌子踱来踱去，牌子上面写着：“美国的反战运动是共产党的阵线。”两个打着哈欠的警察在监视这平静的示威。

“晚安。”

一个穿着花哨制服的高个子黑人开了门，他的嗓音——至少在罗达听来——很像《魔笛》(3)里的男低音。在五月里一个和煦的夜晚，亨利一家穿过白宫里芳香的草地花丛，走进铺着耀眼的大理石的宽敞前厅。一个穿了常礼服的中年人站在用黄铜镶在地上的总统纹章旁边，他自我介绍说是总招待员。“亨利太太，等下您坐在总统的左首。”他说着，朝一张大卡片瞟了一眼，“您看，挪威的皇太子妃玛塔是住在白宫的客人，她坐在右首。”

“哦，是的，是的。哎呀，玛塔皇太子妃？她的位分当然比我高了。”罗达神经质地哧哧笑了笑，说。

“我估计我们来得太早啦。”维克多·亨利说。

“一点儿也不早，请过这边来。”招待员把他们让进一间宽大的叫作“红房”的休息室，说过一会儿就请他们上楼，说完就走了。

“唉，可惜华伦没赶上这个场面！”罗达望了望靠近高大的天花板的一幅幅历届总统的画像和室内一色红套子的雅致家具，“他还特别喜欢读美国史。”

“正是这样。”梅德琳用明亮、灵活的眼睛四下里打量着。她穿了一件长袖的黑绸礼服，纽扣一直扣到颈部，和她母亲裸着胳膊和胸部的装束恰成对照。“咱们就好像走进了一本历史书似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抽烟？”拜伦说。

“不要，不要，可抽不得。”他母亲说。

帕格说：“为什么抽不得？这里到处都有烟灰缸，这是一处住宅。你们可知道白宫实际上是什么样吗？”他也有些紧张，不过借着说话来掩饰。“这好比基地上司令官的住所，又好比是大亨们住的有侍役的华丽大厦。这所是最大的，也是最华丽的。这只不过是对当上了头号人物的人的一份额外酬劳。”

“可是想想看，到这儿来实地管管家！”罗达说。尽管身边没有旁人，他们说话的嗓音还是不自然，要么嘁嘁喳喳，要么声音太大。“就算是给我一大队仆人，我也会急得发疯。我不能设想她是怎么管理的，尤其是像她那样还在全国各处跑来跑去。拜伦，千万小心你那烟灰。”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总招待员让进一个秃顶、消瘦、神色忧郁的男人。“我想现在我们可以上楼了。”当副国务卿和亨利一家握手的时候，他又说。

电梯把他们送上楼。在一间挂了海洋画的宏伟的黄色房间一端，总统坐在他的书桌后边，正在哗啦啦地搅拌着鸡尾酒。

“哦，来啦，正赶上喝头一轮！”他笑着大声说，嘴咧得很大，他那张亲切的、粉红色的脸容光焕发。他的嗓音有一种清脆、精力充沛的回响。他系着一条黑领带，上身穿的是常礼服，里边是柔软的白衬衫。帕格弯下身去从书桌那边拿酒的时候，注意到总统下身穿的是棕色便裤。“帕格，我希望亨利太太喜欢菊花味的。晚上好，萨姆纳。”

总统用潮润的手使劲和亨利一家一一握了手——他的手刚离开摇酒器，还在发凉。“萨姆纳，你怎么样？你喝旁的吗？我调的马提尼酒蛮不坏哩。”

“谢谢，先生。看来这正合适。”

这时，埃莉诺·罗斯福正站在屋子中间的壁炉旁边，跟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女人和一个尖脸、上年纪的矮个儿男人一道喝鸡尾酒。他们两边，敞开着的窗上镶了花边的帏幔摆来摆去，吹进来暖风，随风还带进了浓烈的花香。招待员把亨利一家人介绍给罗斯福夫人、玛塔皇太子妃和萨默塞特·毛姆。罗达一听到这位作家的名字，就打破了她的拘谨态度：“哎哟，毛姆先生！可真想不到。也许我太冒昧了，可是您的书我全看过了，我本本都喜欢。”

这位作家吐了口香烟，结结巴巴地说：“那……那太客气啦。”说的时候，只动了动他那撇着的薄嘴唇，他那上了年纪的蒙眬的眼睛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一动不动。

“啊，既然都齐了，为什么不坐下来？”总统夫人把一把椅子挪近书桌，男人们马上也照样做，只有萨默塞特·毛姆例外，他坐到拜伦放的一把椅子上。

“萨姆纳，关于‘俾斯麦’号，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总统说。

“五点以后没有更新的消息，先生。”

“哦，五点以后我跟在伦敦的埃夫里尔谈过了，通话的情形糟得很，不过，我估计没什么真正的新闻。帕格，你怎么看？他们能逮住它吗？”

“总统先生，这次演习可够吃力的，海洋那么大，天气又那么坏。”

“你总该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狡黠地说。

“要是确实像他们所宣称的已经打伤了它的侧翼，”帕格接着说，“那么他们就应该逮住它。”

“哦，他们击中了‘俾斯麦’号，他们的几艘巡洋舰跟着漂浮的油迹一直追到浓雾里。这是直接从丘吉尔那里来的消息，哈里曼正在他官邸里做客。”

罗达尽量不去注视玛塔皇太子妃，她觉得那位妃子拿鸡尾酒杯的样子像是在捧着笏。罗达无意中也在模仿她的姿势。罗达断定自己的肌肤差不多和妃子的一样好看，虽然妃子比她小，有这么多的黑头发，梳的发式还挺可笑。她脑子里尽想着王室，没跟上席间关于战争的谈话，所以当大家站起来的时候，她有点儿吃惊。他们留下总统，随着罗斯福夫人走到电梯那边。等他们到了餐厅，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坐在那里，被安置在主人的席位上。这里，敞开的窗户也吹进浓郁的花香，还掺杂着餐桌中央一只大银碗里荷兰石竹的芳香。

“哦，今天可是一个好日子！”他们就座以后，总统大声说，显然要使大家都感到自在，“福特公司最后答应皮尔·克努德森在他们的大厂房里建造解放者式轰炸机。我们一直在为这件事着急，看来实业家们终于觉醒过来了。”他开始喝汤，大家也吃了起来。“到秋天，我们每个月要制造五百架重型轰炸机，这下可以办到了。毛姆先生，这是可以传给英国的大好消息！到秋天，我们每个月要生产五百架重型轰炸机。这可是很有分量的情报。”

“总统先……先生，有……有分量的情报是……”毛姆的结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以都留心听他说完，“是你说……说你们将要生产它们。”

作家还没说完，总统就笑了，然后又大声笑了起来。帕格看得出，这位在白宫下榻的客人是享有开玩笑的特权的。

“在上次大战期间，毛姆先生是英国的一名间谍，帕格。”总统在餐桌对面说，“嗯，他还写过一本间谍小说呢——阿申登。你在这儿说什么可得小心点儿，丘吉尔会马上知道的。”

“总统先……先生，你知道一个白宫的客人永远不会干那种事。你可以相信我现在已经不是一只雪……雪……雪貂了，我已经变成一种更低级的动物，一……一……一个吃闲饭的。”

罗斯福夫人在哄堂大笑中愉快地说：“富兰克林，为了凑成一个好日子，还发生了些什么呢？”

“哦，那些小子做了无数次修改，终于完成了我要做的重大演讲的草稿，看起来还不错，还不错。所以，我请他们喝咖啡，吃三明治。现在我把他们锁在楼底下，再改一遍。萨姆纳，现在该把赌注押在哪儿？我应该要求国会宣战呢，还是宣布护航？还是什么别的？像这样悬而不决，连我都受不了啦。”总统笑了，随后又说，“毛姆先生，作为一个大作家，您猜得出我要讲些什么吗？是战争，是护航，还是什么真正新的灵感？”

“总统先生，你记……记得你读过的《奥利弗尔·退斯特》吗？‘先生，求求您，我还……还要点儿。’(4)”

“当然记得。”总统说，他那双长得很近的、机灵的眼睛闪烁着，等待着一个笑话。

“那么，先生，求……求您，”作家把脸绷得十分严肃地说，“我要……要点儿战争。(5)”

全桌都爆发了笑声。

“哈，哈，哈！说得正像一个英国特务！”总统说，又引起一阵笑声。

穿制服的侍役清了桌面，准备上另一道菜。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对切那块小羊脊肉很感兴趣，罗达·亨利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唉，要是帕格能切成那样，该有多么好！”

“哦，我相信他能。”总统得意扬扬地拱起他那浓重、斑白的眉毛，很巧妙地挥起那把刀切下去，“罗达，我喜欢把羊羔肉片成这样，你呢？不喜欢大厚块，也不喜欢薄片片。诀窍就是得有一把快刀，和一只果断的手。”

维克多·亨利正在回答罗斯福夫人关于纳粹德国的问题。他提高了嗓音，因为她说过她的耳朵有些聋。

“帕格，你在说什么？”总统一边切肉，一边竖起一只耳朵说，“我漏掉什么有趣的话了吗？”

“先生，我刚才在说，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加快速度搞工业。”

“真奇怪。那么，他们没加快速度的时候，成绩也不坏呀。”

“哦，总统先生，事实是，旁的国家比他们还差劲。”

罗斯福把脸朝向坐在皇太子妃右首的毛姆。“威利(6)，亨利上校也曾干过情报这一行。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的时候，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那个协定之前，他就推断出来了。所有那些机警的外交官、将军和专栏作家都给骗得团团转，可是帕格早就知道了。帕格，你现在怎样推断？大批军队在东线的集结意味着什么？希特勒会攻打俄国吗？”帕格从总统那聪颖、机智的一瞥中明白他心目中想的是在火车上讨论的那份文件。

“总统先生，自从那次碰上好运气之后，我就丢掉了我的水晶球(7)，把我的证书扔了。”

毛姆摇了摇一根暴着青筋、为烟草染污了的手指：“上……上校，干咱们这……这一行，永远别承认是碰运气。”

“萨姆纳，你怎么看？”总统说。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的奋斗》，”萨姆纳用殡葬承办人的口气说，“迟早他要进攻，这是没法儿避免的。”

“他多久以前写的那本书？二十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那有力的声音使罗达很强烈地想起他广播时的样子，“我可不愿意受我老早说过或者写过的东西的约束。”

罗斯福夫人说：“毛姆先生，要是德国进攻苏联，英国会援助俄国吗？还是让斯大林自作自受去？”

这位作家朝总统夫人望了好几秒钟，死寂的沉默笼罩着全桌。“我……我实在说不好。”

“威利，你要知道，”总统说，“这里很多人都不相信鲁道夫·赫斯犯了神经病这个说法。他们传说他是被派到那里去告诉英国人，德国就要攻打俄国了，要取得一项叫你们袖手旁观的协议；作为回报，他们答应帮助你们保持住大英帝国。”

“这正是《我的奋斗》里的计划。”罗斯福夫人像个学校教师那样坦率地说。

萨默塞特·毛姆在总统和他夫人的爽快语言的交叉火力下，只摊了摊双手，往椅子上一缩，样子显得又小又老，而且疲惫不堪。

“萨姆纳，”罗斯福说，“要是英国人不援助俄国，你认为我们能向美国人民说清楚吗？”

“总统先生，我想那么一来，对英国的援助也就吹了。”萨姆纳·韦尔斯说，“如果希特勒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威胁，那是一回事；如果他只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威胁，那又是大大不同的另一回事啦。”

总统瞟了英国作家一眼，用轻松得多的语调说：“哦，我来再切点儿羊羔肉好不好？”

“总统先生，劳驾您给我切点儿。”皇太子妃提高了嗓音说，“自然，希特勒在东边集结军队也许正是为了入侵英国哩。”妃子的英语发音很准确，略带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帕格想，她这是在机智地替毛姆刚才一瞬间的窘促打圆场呢。这之前，她一直没有开口。“你们知道，每逢希特勒开始一场新的战役，斯大林就这里掐点儿什么那里捏点儿什么的。这也许是为了显示实力，好让斯大林不敢染指罗马尼亚的油田。”

“那倒也是可能的。”萨姆纳·韦尔斯说。

“欧洲政治可以纠缠不清到这么可怜的地步。”罗斯福夫人说。

“可是当前都归结到希特勒的冲动上。”总统说，“可惜咱们得跟这个怪物生活在同一个世纪。喂，这儿有两位同那个家伙面对面长谈过。咱们来一次‘民意测验’吧。萨姆纳，你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吗？”

“总统先生，我曾尽量寻找这方面的证据。可是，正像我所报告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冷静、很有知识、巧妙的鼓动家，很有尊严，而且我担心他还有一定的魅力。”

“你呢，帕格？”

“总统先生，您可别误会，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国家首脑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要多。”

罗斯福好像大吃一惊，随后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旁的人也笑了。“呃，这话可有分量！在我自己的餐桌上，竟然把我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了！帕格，你最好快快把你的话讲个透。”

“然而，我说的是实话，先生。同他面对面相见，他给人一种强有力的感觉，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谈话的本领惊人，能有条不紊地列举许多事实。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他经常像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那样胡言乱语。不过，我相信他只是为投德国人所好才那么干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善于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

罗斯福这时略有些笑容。“对，帕格，干这种行当就得有那样的本事。他当然是一个能干的家伙，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给咱们制造这么多麻烦啦。”

罗达忍不住问了一句：“帕格，你到底什么时候同希特勒谈过话？这对我来说可是一条新闻。”做妻子的这种不加掩饰的受委屈的语气使总统笑了起来，笑声响遍了全桌。她转过身来对罗斯福说：“真的，他的嘴巴总是闭得严严的。这样的事也不让我知道知道！”

“你用不着知道。”帕格在桌子对面说。

“亨利上……上校，”萨默塞特·毛姆朝前弯了弯身子，说，“我向一位同……同行致敬。”

谈话分散成轻松的闲谈了。罗斯福对罗达·亨利说：“亲爱的，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丈夫的这个称赞不能更高了。”

“我这可不是有意的。想想看，他就是一个斯芬克司(8)，他这个人。”她朝帕格送去一个温情的眼色。这时，她对他十分亲切。老实说，她对整个世界都是亲切的，因为一瞬间她在总统的餐桌上很自然地取得了成功。

“帕格是一个优秀的军官，”总统说，“我认为他会干出些大事情来。”罗达兴奋极了：“总统先生，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并不是人人都配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太太，”罗斯福用一种连她袒露着的部位也领略了的、确乎充满人情味的眼神望了她一下，“可是，罗达，他配。”

出于世上最古老的本能，罗达·亨利飞红了脸，朝罗斯福夫人那边望去。这时，罗斯福夫人正和萨姆纳·韦尔斯深谈。罗达心里忽然闪了一个念头：这个高个子的女人嫁了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但是帕格至少可以走路。罗达想，生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平衡。这个让人头晕目眩的情势正在使她变得达观起来。

梅德琳和拜伦各坐在餐桌的一边。梅德琳坐在毛姆和韦尔斯之间，拜伦坐在皇太子妃和一个名叫莉兰诺的穿一身紫的老妇人之间。这位老妇人在整个晚上什么也没说，看来显然是住在白宫的一个亲戚，兴趣主要在吃上。梅德琳先是和副国务卿，后来和那位著名作家在交谈。她活泼、亢奋而快活，不住地用手比画着做手势。当她告诉毛姆她的职业时，毛姆答应在克里弗兰的访问节目里出现。他坦率地说，他到美国来就是为了替英国做宣传的，所以他何乐而不为？她高兴得要命。

在整个晚宴上，拜伦一直坐在那里闷声不响，泰然自若，置身事外。维克多·亨利留意到罗斯福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总统总喜欢叫人人都高高兴兴的，在他周围只要喜气洋洋的面孔。帕格不断地瞅他的儿子，希望和他的目光相碰，然后暗示他振作起来。

吃冰激凌的时候，总统趁着餐桌上消停的一刹那，说：“我们还没听到这位潜艇军官说什么呢。拜伦，你倒天生地适合那个沉默的工作。哈哈！”这个年轻军官只对他忧郁地笑了笑。“你们那个单位的士气怎么样？”

“很好，总统先生。”

“你是不是准备随时去打仗，就像毛姆先生所希望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恨不得马上打。”

“哦，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维克多·亨利插了进来：“战争开始的时候，拜伦正好在波兰看个朋友。他遭到一架德国空军飞机的扫射，受了伤。”

“原来是这样。”总统说着，用心地注视了拜伦一下，“那么，你更有理由去打德国人啦。”

“那还不是主要的，总统先生。问题是，我的妻子如今困在意大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看起来很吃惊。“困？怎么困的？”他那洪亮的嗓音变得干巴巴的。餐桌上充满了浓厚的好奇气氛，个个都望着拜伦。

“总统先生，她叔叔是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他在护照上遇到一些麻烦，回不了美国。他年纪大了，又有病，她不肯丢下他一个人回来。”拜伦说得也像总统那样干巴巴的，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罗斯福夫人笑了笑，插嘴说：“富兰克林，咱们俩都看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还记得吗？你确实很喜欢那本书。”

“杰斯特罗博士在耶鲁大学教过多年书，罗斯福夫人，”拜伦说，“他几乎一辈子都是在美国生活的。只是卡在什么可笑的官方文牍上，可是目前他们就困在那里。”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本好书。”总统说，他的神情厌烦而严厉，“萨姆纳，请你派人调查一下。”

“总统先生，一定的。”

“然后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一下。”

“我会的，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又吃起冰激凌来。没有人说什么。也许这么过了八秒或者十秒钟——在那样的宴会上，在那样的场合，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每个人似乎都一心一意地在吃甜食，只听到羹匙的磕碰和刮挠声。

“提起那本书来，”总统夫人抬起头来，带着明朗的微笑说，“我正在看一本很不寻常的小书——”

通向大厅的门打开了，一个面色苍白、留着口髭的海军中校走了进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对不起，总统先生。”

“好，好，拿给我。”年轻人出去了。撕信封的时候，发出咝啦的响声。在总统摊开的白纸上，贴着类似电报的收报纸的黄色长条。

“好啊！”富兰克林·罗斯福朝四下里望了望，脸上立即露出饶有兴味的神色。“我可以转播一点儿新闻吗？”他故意停了一下，好增加戏剧性，“他们好像搞到‘俾斯麦’号了！”

“啊！”在一片兴奋的嘁嘁喳喳声中，皇太子妃在椅子上颠了一下，像个小姑娘似的拍起手来。

总统又扬了一下手。“等等，等等，我不想过于乐观，不想言之过早。它所说的是：从‘皇家方舟’号起飞的飞机已经追上了它，朝它丢了几枚鱼雷。它们准是击中了‘俾斯麦’号的操舵装置，因为天黑的时候，它正拖着一道很厚的油迹慢慢地往西开去——朝错误的方向开。全舰队都围了上去，现在有些部队已经发现了它。”

“总统先生，报告里有它的方位吗？”维克多·亨利说。

总统把经纬度念了出来。

“成啦！那里离布列斯特有一千英里，”帕格说，“远在德国空军的保护伞之外了。他们搞到它啦！”

罗斯福总统回过头来，对一个仆役说：“请把杯子都斟上酒。”

几名仆役赶快照他吩咐的一齐斟起酒来，席上笼罩着一片静寂。

总统举起酒杯。“为英国海军干杯！”他说。

“为英国海军干杯！”参加宴会的人一齐说，都喝了酒。萨默塞特·毛姆眨了好多下他那蜥蜴般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维克多·亨利已经去上班好久了，当女仆进来收拾早餐的杯盘时，罗达向她要了笔和纸。她坐在床上写了封短简：

亲爱的巴穆：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不用我解释你就能理解，我不能做那件事。我认识到我们二人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请接受我的爱以及我永恒的感激，因为你所奉献给我的，是我所不配也无法接受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请饶恕我。

罗达

她马上把信封上，赶紧穿上衣服，冒雨出去，亲自把它邮寄了。

就在那同一个晦暗、阴湿的早晨——将近中午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正穿着衬衣，坐在灯光下工作。

“喂！”他朝话筒咆哮了一声。他已经讲明不接电话了，因为作战计划处的处长要他在周末之前赶出一份今后四年内商船所需物资的调查材料。

“先生，对不起。是萨姆纳·韦尔斯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的，先生。”

“呃，萨姆纳·韦尔斯吗？好吧，我和萨姆纳·韦尔斯通话。”

韦尔斯的秘书有一种妩媚、妖冶的南方口音。“哦，亨利上校，要是您有空的话，副国务卿很想今天见见您。”

帕格望了一下桌上的座钟，决定把午饭免了。他说：“我可以马上来。”

“那太好了，先生，太好了。十五分钟之内吗？”

他走进韦尔斯的办公室时，才发现原来那亲切、妖冶的声音出自一个肥胖的老夜叉，大约六十岁，穿着一件蓝白条薄麻衣服。

“哎呀，上校，您来得可真快。副国务卿正同赫尔国务卿谈话呢，他问您可不可以同惠特曼先生谈谈，惠特曼先生掌握一切细节。”

“好的，我和惠特曼先生谈吧。”

她领着他从萨姆纳·韦尔斯这套宽敞、华丽的办公室来到一间小多了的、没有窗户的、更为平庸的办公室，门口一块凸出的牌子表明这是管理欧洲事务的一个小官员。阿洛伊修斯·罗·惠特曼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头发浓密，除了略显肥大的衣服、一张分外红润的脸、一副特别活泼的笑容外，他和华盛顿机关里的一万名官员没什么两样。墙上挂有几幅马的版画，使这间小办公室有了生气。“上校，副国务卿向你表示感谢——你是打断了繁忙的日程到这儿来的。”他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吸烟吗？”

“谢谢。”

两个人吸着烟，面面相觑。

“天气坏得很。”惠特曼说。

“最坏不过。”帕格说。

“那么，好，关于埃伦·杰斯特罗博士的护照这件事，”惠特曼很和气地说，“原来什么问题也没有。批准的文件送出去好久了，也许路上耽搁啦——近来事情往往是这样。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我们通过海底电报又向罗马方面查对了一下。杰斯特罗博士随时都可以在锡耶纳取他的护照，已经这么通知他了，护照已经锁在那儿了。”

“太好了，办得真快。”

“照我说，不费什么事，早已办好啦。”

“那么，我儿子听了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哦，对了，关于令郎，”惠特曼轻轻笑了一声，站起来，双手插在他那件棕绿两色的上衣外面的口袋里，随随便便地倚在他办公桌的一角，靠近帕格，仿佛使这交谈不那么带官方色彩，“我希望你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由于令郎把这件事搬到总统的餐桌上，副国务卿受了窘。”

“自然了，我自己听了也觉得很刺耳，我的妻子也一样。事后，我狠狠地说了拜伦一通，朝他发了脾气。可是，事已如此了。”

“我很高兴你这么感觉。你可不可以给总统写封短信，为令郎这个不幸的过失道歉，顺便说一下，你了解这件事老早就已经办好了？”

“我这么自发地给总统写封信？”

“你同总统的关系很好，你刚刚同他吃过饭。”

“可他是要韦尔斯先生向他汇报啊。”

上校和国务院的这位官员面面相觑。惠特曼向他做出最愉快的笑容，然后在这小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上校，就是为了使年轻的亨利太太一定能够回国，今天早晨我们做了颇有戏剧性的努力。确实有成千的这种犹太难民问题不断地送到我们这里，工作压力大得很，简直难以相信。如今，府上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们原希望你会更领情一些。”

不管对还是不对，亨利从那个人说“府上”两个字的语气感觉出不愉快的含义。他打断说：“娜塔丽和她的叔叔不是犹太难民，他们是两个美国人。”

“上校，不过从技术上说，埃伦·杰斯特罗究竟是不是美国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且显然还是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澄清了。作为回报，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写那封信。”

“我很想答应你这个要求，只不过，像我所说的，总统并没要我就这个问题向他汇报。”帕格站了起来，“还有旁的事吗？”

惠特曼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站到他的面前。“那么，我就直说吧。副国务卿要我给他写那份报告，他好转呈给总统。可是，你只要写上那么一句，这件事就了结啦。因此——”

“惠特曼先生，我告诉你，如果我能找出像杰斯特罗这样一个卓越的人会被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卡住而不能回国的原因，说不定我会写这封信。这个原因一定也正是总统想要知道的。可是，我回答不出。你能吗？”惠特曼用一张茫然的愉快的脸望着维克多·亨利。“好吧，也许你们组里有人能回答。谁负责这件事，最好由他去尽力解释一下。”

“亨利上校，副国务卿也许会难以理解你对这个请求的拒绝。”

“他为什么会？他并没叫我写这封信，是你在叫我写。”

惠特曼把汗毛很重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在空中挥动着，做出既是恳求又是威胁的手势。他的神态忽然变得懊恼而不愉快起来：“这是国务院直接建议的。”

“我是替海军部工作的，”帕格说，“我得回去工作了。多谢。”

他走了出去，在走廊里的一个公用电话间给诺福克军港打了个电话，叫他们给S-45号上的拜伦捎了个口信。下午晚些时候，他儿子到他的办公室来了。

“哎呀！”拜伦大声嚷道，声音大得震疼了他父亲的耳朵，“爸，不开玩笑！这回你相信了吧？”

“信了。”

“老天，可太好啦！现在她要是能坐上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船就好了。但是，她会找到的，她什么都能做到。爸，我太幸福了！嘿，现在说老实话，我那天和总统说这事究竟对还是不对？爸，她就要回来啦！”

“你可真有胆子。现在我忙极了，我希望你也在忙，回去工作吧。”

(1)　梅奥（1856—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领袖。

(2)　英国童话中同情病弱的慈祥老妪，最早见于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的诗作中。

(3)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的歌剧。

(4)　《奥利弗尔·退斯特》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写于1838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引文见小说的第二章，描写主人公在贫民习艺所里吃粥的时候，吃了一碗不饱，还要一碗，被管理员认为大逆不道，赶了出来。

(5)　英语里“还要点儿”与“要点儿战争”发音近似。

(6)　毛姆的昵称。

(7)　欧美占星家用水晶球算命，预测未来。

(8)　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专给路人出谜语猜。这里是说维克多·亨利叫人捉摸不透。

第四十三章

……因此，今天晚上我已经发出一道通令，宣布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并需要把我们的国防加强到我们的实力和职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好极了！”帕格·亨利嚷道，他坐了起来，用一只拳头捶着手心，眼睛盯着收音机，“他干起来了。”

罗斯福洪亮的嗓音在广播里总带着一种戏剧性的回响。这时，他的声调扬了起来，充满了激情。

我重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话——那一小批爱国者，许多年前以寡敌众，但是也像我们一样，对最后的胜利确信不疑——“坚决依靠上帝的保佑，我们相互发誓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

电波噼啪响了一下，广播员用肃然起敬的声调说：“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白宫的东厅所做的演讲。”

“这真了不起，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帕格啪的一声关上了收音机，“他终于干起来啦！”

罗达说：“他干起来啦？真可笑，我以为他只是在骑墙中立呢。”

“骑墙中立！你不是在听吗？‘我们已把武装部队布置在岗位上……我们要用他们来击退敌人的进攻……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呀？”罗达打着哈欠，在长椅上伸懒腰，蹬着腿，一只装饰着粉红色羽毛的拖鞋从她裸着的脚上掉了下来。“这跟打仗是一回事吗？”

“只差一步啦。咱们马上会护航，那也仅仅是开始。”

“这倒使我犹豫了，”罗达把睡衣往腿上撩了撩，“咱们还买房子不？”

“为什么不呢？”

“帕格，要是参了战，他们准会给你一个海上职务的。”

“谁知道。无论怎样，咱们总得有个落脚点呀。”

“我想也是。你可曾考虑过究竟要哪所吗？”

帕格做了个鬼脸，这老早就是叫他为难的事。过去，他们曾两次在华盛顿买过较大的、他住不起的房子——用的是罗达的钱。

“我喜欢N街的那所。”

“可是，亲爱的，那就意味着没有客房，也没有多大地方做应酬。”

“喏，要是你看中了狐狸厅路的那所，那也好。”

“再说吧，亲爱的。我再把两所都看一看。”罗达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说，“都那么晚了，睡觉吗？”

“马上就来。”帕格打开一个公文包。

罗达嗖地一下走了，一边高兴地呢喃着：“来的时候，给我带一杯威士忌加水。”

帕格不知道他为什么又重新得到了她的宠爱，或者起先为什么会失掉。他太忙了，顾不得去理会这些。如果美国马上就要护航，他对商船的计算方法就太过时了。其实，船只所有权的转让和其他变通的花招儿都尽可以丢开不管。现在的局势是崭新的，帕格想，政府一旦做出了护航的决定，全国就会活跃起来。他调了两杯威士忌加水，浓而可口，然后低哼着上楼去了。

中继线上那个文书的声音像是在道歉似的：“先生，对不起，您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通话吗？”维克多·亨利的办公桌上摊满了文件，他的衬衫给汗水浸湿了，他正按照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紧急要求，在天黑之前把几个月以前汇集入档的美英联合护航计划根据最近的情况补充起来。

“什么？好，接上吧……喂，我是亨利。”

“我打搅你了吧，老伙计？你的声音可真不小。”

“没有，没打搅。什么事啊？”

“你对总统这场记者招待会是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你可真是一个忙人，叫你办公室的人把下午的报纸替你拿来吧。”

“等等，大概就在这里。”

帕格的文书拿给他两份油墨气味还很浓的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是：

罗斯福说不护航

还有：

总统对报界宣称：广播演说并不意味着护航

“无限期紧急状态”仅系警告，政策不变

帕格把叙述部分略过去。他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爽快地把他的整个广播演说都收回去了，宣称记者们误解了他。美国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都不拟加强行动，他从来也没建议过那样做。仍旧像以前一样：巡逻而不是护航。不会把陆军部队或海军陆战队派到冰岛或任何别的地方。他所做的仅仅在于告诫全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可以听到报纸翻动声音的塔茨伯利说：“嘿，告诉我点儿鼓舞性的消息。”

“我原以为我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呢。”帕格·亨利嘟囔说。

塔茨伯利说：“这是怎么回事？维克多，因为昨晚的演说，我们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教堂鸣钟，满街跳起舞来了。现在我得去广播，并且要谈到这场记者招待会。”

“这可够难办的。”

“你能来喝杯酒吗？”

“恐怕不成。”

“请你想法来一趟吧，帕姆要走。”

“什么？”

“她要回国，搭今天晚上的一艘船离开美国。为了回英国，她已经跟他们磨了几个星期啦。”

“你等我的电话吧。”

他吩咐他的文书接通了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费勒上校——他的海上的一个老同事。

“喂，是索培吗？我是帕格。喂，你看见报上关于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了吗？……是的，我很同意。那么，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是：这份《护航附录四》你们今天晚上还非要不可吗？……喂，索培，这可是一项不成熟的建议，而且又是这么老大的一个附录。另外，我希望这东西有一天能用上……好吧，谢谢。”

帕格按了一下电铃：“接塔茨伯利……我马上就去。”

“可笑的是，”帕格对塔茨伯利说，“罗达说他骑墙中立，我呢，反倒信以为真了。”

“也许只有女人才摸得清他那曲曲折折的心理。”这位记者说，“帕姆，你怎么那样不懂礼貌？帕格到这儿向你告别来了，进来把你的酒喝了。”

“等一下，我的东西都一团糟哪。”他们可以看到帕米拉在走廊里搬着衣服、书和旅行手提包，这儿那儿地跑来跑去。他们两个坐在康涅狄格路公寓塔茨伯利的那间小起居室里。从敞着的窗口送进下午往来车辆的噪音，阳光也射了进来，房间里又热又憋气。

塔茨伯利穿着一套宽大的、满是褶纹的棉毛混纺衣服，摊开四肢躺在沙发上，跷起一条粗腿，深深叹了口气。“又只剩我一个人啦！有那么个姑娘，她就是只顾自己，自己，自己！”

“家传的习性！”从看不到的角落里传来了悦耳的声音。

“住嘴！帕格，求你告诉我在这个讨厌的广播里该说些什么宽慰听众的话。”

“我实在什么也想不出。”

塔茨伯利喝了一杯纯威士忌，然后使劲摇了摇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怎么回事！大西洋的护航线是文明的命脉。如今，德国鬼子正用利刀在割它。他知道过去三个月被炸沉的吨数；他知道等德国空军把克里特岛和巴尔干半岛扫荡完了，就会掉过头来再搞我们，比去年的规模要大一倍，大嚷大叫着胜利。究竟搞的是什么名堂？”

“现在我来喝酒了。”帕米拉大步走进来说，“爸，你是不是该走了？”

他把他那只大玻璃杯递给她：“再来一杯。我从来没像这次这么怕去广播，我怯场啦，我的舌头会粘在上腭上，说不出话来。”

“哦，对了，就像你现在这样似的。”帕米拉把他和帕格的杯子拿到那个安着轮子的小酒柜上。

“多搁点儿冰，我已经染上这个颓废的美国习惯了。帕格，我们的帝国完啦。我们只不过是你们在反德战线上的一个前哨阵地。然而，我们是有四千万人口、一支强大海军和一支英勇空军的前哨阵地。唉，伙计，我们是你们大西洋里的夏威夷，只是比夏威夷要大上许多倍，实力强许多倍，也重要许多倍。啊，要是我能豁出去做一次指出你们的政策有多么荒谬的广播，那该多好！”

“谢谢，帕姆。”帕格说，“塔茨伯利，我同意你所说的。陆军部部长也同意，哈里·霍普金斯也一样。他们两个都发表过演说，竭力主张马上护航。我没有替总统的政策辩护的余地。这是一个不幸。喝吧。”

“喝吧。对，这是你们的不幸。这场战争是德国和美国比胜负。要是你们输了，你们和人类都只有听天由命了。我们动得太迟钝、太蠢，也太晚了。可是，我们终于用尽了我们的力量。这最后一场球，你们什么也不做。”他把酒喝了下去，勉强站起身来，“无论如何，我们期望于美国海军的比你们做到的要多，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了，”帕格反击说，“我像孙子似的整天在起草一份护航总行动的训令。当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就像我的办公桌在我面前爆炸了似的。”

“好啊，伙计，我可以这么说吗，我可以说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举行之前，海军本已准备好开始护航了吗？”

“你疯啦？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枪毙你。”

“我不提是你说的。好吗？”

帕格摇头。

“我可以说你们的海军已经准备好，接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护航行动吗？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已经把深水炸弹准备好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撤掉掩护，调整炮位。”

塔茨伯利那对鼓着的眼睛这时又活跃起来，而且发亮了。“帕格，我想这么说。”

“怎么说？”

“说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投入护航，并且估计很快就要投入了。”

帕格只犹豫了一两秒钟。“啊，管它哪，就说吧。从军士以下，你可以听到部队里任何人都这么说。谁不知道这个情况！”

“谁？英国人就不知道，你救了我啦。”塔茨伯利责备起他的女儿来，“可你叫我别给他打电话，你这笨丫头！哎呀，糟糕，我晚了。”这个胖子笨重地走了出去。

帕格对帕米拉说：“那并不是新闻。”

“哦，他得在广播稿上挖空心思，他要让人听起来有些内容。他有点儿急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她背着窗户坐在那里，太阳射到她棕色的头发上，在她那苍白、忧郁的面孔周围形成一个光轮。

“你为什么不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的神色有点儿窘。“我知道你工作多么紧张。”

“也不至于紧张到那样的地步。”

“我原想走之前给你打个电话，”她低下头来看着她那交叉着的指头，然后从咖啡桌上拿给他一张打印的文件，“你看过这个吗？”

那是英国国防部给平民的一份关于如何对付德国入侵者的通知。帕格一页页地翻完了，说：“去年秋天我看过不少这类东西。当你开始设想德国人从肯特攻进去，列队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时候，是会像一场噩梦似的。然而，这是不会发生的。”

“你有把握吗，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

帕格把两只手的手心朝上翻了翻。

帕米拉说：“去年以来，他们已经按照新的情况把那个手册订正了。现在语气镇定了些，也实际多了。正因为这样，读了也更叫人沮丧。我可以设想将要发生的一切。经过克里特岛这一仗，我确实认为一切都可能发生。”

“这样你还回去，可真勇敢。”

“一点儿也不。我在这儿受不了。吃着你们的牛排、冰激凌，我噎得慌。我心里觉得犯了罪。”帕米拉在膝盖上攥着手指头，“我再不回去不成了。办公室里有这么个女孩子——你再喝一杯吗？不喝啦？——哦，这个傻丫头对一个有妇之夫，一个美国人，简直发了狂；而她在皇家空军里又有个未婚夫。她找不到人谈这件事，她就一股脑儿说给我听。我得跟这个多愁善感的人成天生活在一起，受着折磨，简直把我拖垮了。”

“这个美国人是干什么的？”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她撇了一下嘴，然后说，“他是一个文职人员。我实在想不出她看上了他什么。我见过他一面，一个又高又瘦、松松垮垮的家伙，戴着眼镜，鼓着肚皮，痴笑起来声音挺高。”

他们无言地坐在那里，帕格来回哗啦啦地搅着杯子里的冰块。

“真可笑，我认识一个家伙，”他说了起来，“一个海军人员。拿他来说吧，他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了，家里人丁兴旺，等等。可是，他在欧洲碰上了这个姑娘。实际上是在船上，后来又遇到几次。他怎么也忘不掉她。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行动也没采取。他的妻子好好的，没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他就是不断地想念着这个姑娘。但他光是想念着，他绝不肯伤害他的妻子，他喜欢他那些长大了的孩子。看到他，你会称他为头脑清醒的公民中最清醒的一个。自从他结婚以来，他还没同任何其他女人有过瓜葛。他不会搞这种事，也不想去尝试。这就是这个家伙的故事。就跟你这个女朋友一样傻，只不过他不同人谈。这样的人有好几百万。”

帕米拉·塔茨伯利说：“你是说，是一个海军军官吗？”

“对，他是一个海军军官。”

“听起来像是一个我会喜欢的人。”姑娘的声音纯洁而且善良。

穿过外面的汽车声，传来一阵模糊的可是更好听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才辨明是一架手风琴的声音。“啊，你听！”帕姆赶忙站起来，跑到窗户跟前，“你上回听到这玩意儿是多久以前啦？”

“华盛顿总有几架到处转。”他站到她身旁，从五楼往下望着——那个拉琴的人给孩子们围得几乎看不见了。她悄悄地把手伸给他握着，头倚在他肩上。“咱们下去看猴子吧，一定会有一只的。”

“当然。”

“先让我跟你接吻告别吧，在街上我不好意思。”

她用两只纤细的胳膊搂住他，吻了他的嘴。远远地在楼下，那架手风琴悠悠扬扬地奏着。“这是支什么曲子？”她说，嘴里那股温暖的气息依然逗留在他的唇上，“我听不出来。倒有点儿像亨德尔的《弥赛亚》(1)。”

“这支曲子叫《对，我们没有香蕉》。”

“多么动人。”

“我爱你。”维克多·亨利说。他对自己感到相当吃惊。

她抚摸了他的脸，眼睛深情地凝视着他。“我也爱你。来吧。”

街上，在炽热的太阳下，一只头上紧紧戴着红帽、用轻链子拴着的猴子在翻筋斗，孩子们尖声叫喊着。手风琴仍在拉那支歌。猴子跑到维克多·亨利跟前，用它那弯起来的长尾巴平衡着身子，然后把帽子摘下来，举到他面前。他丢进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猴子把硬币放到嘴里，咬着它，掀了下帽子，就一个筋斗翻到它的主人跟前，把钱丢进盒子里。它坐到手风琴上，咧嘴笑着，吱吱地叫着，不断地向人们脱着帽。

“要是能教会那小家伙敬礼的话，”维克多·亨利说，“它在海军里会大有前程的。”

帕米拉抬头望着他的脸，抓住他的手。“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为了这场可诅咒的战争，你的努力比任何人都不差——任何人，任何人。”

“那么，帕姆，一路平安吧。”他吻了她的手，然后快步走开了，把她留在那些欢笑着的孩子中间。在他身后，那架手风琴又气喘吁吁地奏起《对，我们没有香蕉》。

两天以后，维克多·亨利接到一道命令，要他护送一位在内战时期服过役的海军里年纪最大的老兵，去参加纪念日(2)的检阅。这项任务使他感到很奇怪，可他还是把一大堆工作放在一边，去执行这项命令。他到退伍军人养老院把那人接出来，陪他一道坐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检阅台。这人穿了一身残旧的军服，就像穿了一套旧戏装似的，消瘦、饱经风霜而且塌陷下去的脸上一双蒙眬的眼睛还算机警有神。

罗斯福总统坐在检阅台旁的一辆敞篷汽车里，他的白色亚麻衣服和白色草帽在灿烂的骄阳下闪闪发光。他使劲握了握那个龙钟老人的手，对着他的助听器大声嚷道：“好哇，好哇，老伙计，你的气色比我的强，我相信你的精神也比我好。”

“我没有您那么多伤脑筋的事。”老兵颤巍巍地说。总统把头朝后一仰，大笑起来。

“你同我一道来检阅好不好？”

“那可比，嘿嘿，比在游行队伍里强。”

“来吧。帕格，来吧，你也同我坐在一块儿。”

在阳光下，老兵很快就睡着了，连铜管乐队敲敲打打的声音都吵不醒他。罗斯福敬着礼，挥着手。每当一面旗子经过时，他就把草帽放在胸膛上，并且亲切地微笑着，好让那群拥挤在那个在总统旁边睡觉的老兵旁边的人拍新闻片和照相。

“我偏爱海军，”当戴着高帽子、穿蓝军服的安纳波利斯队伍的士兵一张张年轻的脸行着注目礼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对维克多·亨利说，“他们就是比西点军校的学员走得好。可千万别告诉陆军方面的人我这么说过！喂，帕格，顺便问你一声，你看我可以派谁去伦敦领导咱们的护航事务？”帕格给他问得发怔。自从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总统一直坚持说不护航。“怎么？你想不出什么人？自然，在这些事情开始之前，先给他一个‘海军特别观察员’之类的名义。”

由于铜管乐队锣鼓喧天，总统的司机、坐在前边的他的海军副官以及围着他这辆汽车的便衣警卫人员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先生，咱们要护航吗？”

“你完全清楚要护航，非护航不可。”

“什么时候，总统先生？”

总统听到帕格死乞白赖的追问，就带着倦容对他笑了笑。他在衣袋里掏来掏去。“今天早晨，我跟马歇尔将军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这就是从谈话中得出的结果。”

他给维克多·亨利看了一张小字条，上面是他自己潦草的笔迹：

战斗准备状况——1941年6月1日

地面陆军力量：13%

（主要缺乏各种武器；迅速扩充；训练不全面；选拔兵役法案即将到期）

陆军航空兵团：0%

（各有关部队正在训练、扩充中）

正当一面面美国国旗从他面前飘过，海军铜管乐队大声奏着《星条旗》的时候，维克多·亨利读到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数字。这当儿，罗斯福还在搜寻另外的字条。他一面接受从他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的水兵们的敬礼，一面又递给帕格另一张字条。这是另一个人用绿墨水笔写的，最后一行用红笔圈了起来：

公众对战争的态度——1941年5月28日

如果“没有旁的办法打胜”就参加：75%

迟早要参加：80%

反对我们马上参加：82%

“交还我吧。”罗斯福说，他把字条又收了去，“帕格，这是我那次演说后的第二天特地搜集来的数字。”

“先生，护航是海军的任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要是卷入战争的话——”总统一边朝一簇向他欢呼的学童爽朗地笑着，挥着手，一边说，“一旦护航就势必卷入战争，希特勒会马上占领法属西非，他会把德国空军调到达喀尔，还会从那里跳到巴西。在巴西，他又可以新开辟一些潜艇修理坞。亚速尔群岛就成为他的囊中物了。现在喊着要护航的人们完全看不到这些。还有一个不留情面的事实是这个百分之八十二——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二不赞成打仗。百分之八十二！”

这时，那个海军老兵坐直了，眨巴着眼睛，嚼动着他那副瘦腭骨和那张松弛的瘪嘴。“啊，这场阅兵可真好哇！我还记得当年我列队从林肯总统前边走过的事呢。”他细声细气地说，“总统就站在那儿，他本人，穿的是一身黑。”老人瞥了罗斯福总统一眼。“可你穿的是一身白，还坐着，嘿嘿。”

维克多·亨利听到这话，窘得把身体一缩，可是罗斯福畅快地笑起来。“唉，你说对了。每个总统的做法都有些不同。”他在长烟嘴上点了一支香烟，吐了一口烟。一支棕色的童子军队伍走过去了，他们的头部和明亮的眼睛都转过来朝着总统，他向他们挥着帽子。“帕格，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比去年多生产了百分之二十的汽车，看来国会绝不会授权给我让它停下来。哦，伦敦怎么样？你还没提出任何人来呢。”

维克多·亨利迟疑不决地提了三个有名气的海军少将。

“我知道他们。”总统点了点头，“事实是，我心目中想的是你。”

“那不成吧，总统先生，我们的对方皇家海军派的可是将级军官哩。”

“哦，那容易安排，我们可以暂时把你提升为海军少将。”

由于这个意外，也许还由于烈日当头，帕格感到头晕眼花。“总统先生，您是知道的，派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喂，帕格，先别来这套。说实在的，我还是愿意把你留在目前的岗位上。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武器和供应是一项重大任务，我很高兴你在干这件事，因为你有见解。不过，你还是要考虑着伦敦。”

“是的，是的，先生。”

帕格把老兵送回养老院，又回到堆满了工作的办公桌旁。他办完了一大堆公事，就步行回家，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全市都处在节日的静寂中，康涅狄格路上几乎空无一人。夜晚的空气清馨爽人。

考虑着伦敦！

坐在杜邦圆场长凳子上的年轻情侣们转过身来笑着，目送这个穿白色海军服的壮实男人阔步走过，这人嘴里哼着的歌曲是他们中有些人还没出生的时候流行的。

“嘿，怎么回事啊？”帕格一进起居室就大声嚷道，“香槟？你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谁的生日？”

“谁的？你这老傻瓜，”罗达站了起来，她穿了粉色的绸衣，显得光艳动人，两眼泪水晶莹，“你不知道？你猜不出来吗？”

“我想我大概把日子都记糊涂了。”

“是维克多·亨利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

“你喝醉了？我的生日在三月。”

“唉，我的天，男人有多么笨！帕格，今天下午四点，杰妮丝生了个男孩！可怜的人，你当上爷爷啦，他的名字就叫维克多·亨利。我也成了风烛残年的老奶奶啦，可是我高兴极了，我高兴极了！啊，帕格！”

罗达投入了他的怀抱。

他们一边喝着香槟——很快就喝光了一瓶，一边谈论着这件大事。杰妮丝和她的娃娃都很好。这头“小象”的重量足足有九磅半！罗达曾赶到海军医院去隔着玻璃望了望他。“帕格，他简直跟你一模一样，”她说，“一个红润的小复制品。”

“可怜的孩子，”帕格说，“他也会像我一样不走桃花运。”

“亏你说得出！”罗达大声说，逞能地哧哧笑着，“你还不是挺走运吗？不管怎么说，杰妮丝和娃娃要住在咱们这里，她暂时不打算把他带回夏威夷去。这么一来，房子问题更得很快决定下来。帕格，刚好今天我又让狐狸厅路的那个老奶奶减下五千美元来！要我说，咱们赶快买下来吧。那片漂亮的草地，那些多么好的老榆树！亲爱的，咱们好好享受一下晚年吧。亨利奶奶和爷爷，咱们一道过个有派头的暮年。咱们总要有许多富余的房间，好让孙儿孙女们住。你不这么想吗？”

维克多·亨利凝视了他妻子好一会儿，她都开始感到奇怪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做了个左右手心朝上托的奇怪姿势。

“好，老婆婆，告诉你，我太同意你的想法了。咱们一定搬到狐狸厅路去，咱们一道度过晚年。说得好！”

“啊，多么好哇！我爱你。明天上午我就打电话给沙勒罗瓦代办所。好，我现在去看看晚饭怎么样了。”她摇摆着穿绸衣的苗条臀部，急急忙忙奔了出去。

帕格把香槟酒往他杯子里倒空了，可是只淌下了一两滴。他轻声唱着：

可是对，我们没有香蕉；

今天，我们没有香蕉。

三个星期以后，德国人侵入了苏联。

(1)　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弥赛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2)　每年的五月三十日为美国纪念南北战争（1861—1865）中阵亡将士的日子。

第三部　风云骤起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最大的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失策。

第四十四章

巴巴罗萨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英译者按：过了二十五年，全世界的人还在纳闷儿，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当时，英国由于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惨败，加上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弄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美国又无力抵挡这个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候看来，希特勒一定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胜。只要把英国打掉，把惊人的收获消化掉之后，他就能着手在一条战线上与苏联较量。但恰恰相反，他反倒把英国放在一边，转向东方，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血战，在自己后方给诺曼底登陆留了空子，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德国。

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冯·隆将军从山的另一边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由于美国读者对西线战事更感兴趣，因此我对这些材料做了较大删节，但我力求保持冯·隆分析的主要线索。

转向东方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最大的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失策。产生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对阿道夫·希特勒谜一样的可怕性格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行人（很多军人也一样）在判断一种军事形势时，很少肯花费力气去抓住事实。这种判断一般由观看一张地图开始，人们往往见了地图就头疼。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的关键在于绘制地图的方法。

你得看一幅欧洲地图，最好是一幅清楚地表明河流和山脉地区的地形图。

你还得记住关于战争的一些不变的简单事实。战争是力量的剧烈冲突。这种力量有三种，就是：动物力量、机械力量、化学力量。直到十七世纪，尽管像投石器和弩这样的机械已经使用了，马和人的动物力量仍旧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火药爆炸的化学力量，就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美国的南北战争首先反映了工业上的革命，主要是利用了矿物燃料（煤）的化学力量，通过铁路，使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加。此外，由于冶金和设计的进步，枪炮达到了新的射程和准确性。

工业战争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德国人以一套为打仗而设计和建造的工业设施，在毛奇将军为穿梭般地迅速调动军队而精心计划的铁路网上进行内线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打击了几乎包括全世界在内的联军。到了一九一八年，在亚眠的英国坦克，以及脆弱的侦察飞机之间进行的空战，显露了新的使用石油发动机的燃料力量的革命可能性。少数几个军人抓住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只有一个战后的政治家真正理解了这种可能性，这个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退伍步兵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看到英国人、法国人这些所谓的胜利者已经精疲力竭，世界帝国已向他们的继承者开放，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大胆地大量使用石油发动机，特别是地面和空中配合行动，就能称霸世界。

地图上的形势

在战争中，马匹的缺陷是它们必须吃干草。拿破仑在博罗季诺踌躇不前，多少也是由于缺乏饲料。同样，一台石油发动机也必须有石油做燃料。阿道夫·希特勒绝对不可能忘掉这个简单事实，尽管有不少高谈阔论的战略家和自作聪明的新闻记者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奋力作战，能够到手的只有一个加油站，就是罗马尼亚的地下石油。我们不能从海上得到石油。因此，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战役，都是围绕着普洛耶什蒂的油田。战争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打赢，德国倒是可能在这里遭到失败。

看一下地图就清楚了，多瑙河流域大平原上的普洛耶什蒂危险地靠近苏联边境。从普鲁特河到普洛耶什蒂之间是一片开阔平原，不满一百英里。但是，从德国到那里有六百英里，中间还隔着喀尔巴阡山。

由于这个原因，一九四○年七月，当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时，希特勒就很快地强制予以和解。苏联并不喜欢这样。俄国人，不管是沙皇还是共产党，总是把他们的“熊掌”伸向巴尔干半岛。当时，俄国人正向罗马尼亚送去内容含糊、虚声恫吓的备忘录。然而，只要事关石油供应，希特勒就绝不会去担心俄国人是否敏感。没有石油，德国的整个战争机器就成了一堆废铁。

可是，俄国的行为使他停下来考虑了。他和斯大林订的条约只是一种休战。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得假定像斯大林这样一个残酷的屠夫也这样认为。问题是：俄国会在什么时候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只能从俄国的活动来猜测。一九四○年夏，我们结束在法国的辉煌战役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进入比萨拉比亚，沿着一条正对着我们的石油的宽阔战线平均挺进了一百英里，这样红军就到达了普鲁特河岸边。与此同时，边境距离普洛耶什蒂只有五十英里的保加利亚也开始提出领土要求和进行军事威胁。从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做出的这些姿态，我们掌握了确实情报，是俄国的阴谋在起作用。

这些预兆性的行动是在进行所谓英国战役的时候发生的。西方报纸和广播实际上不予注意，西方的历史学家也不予注意。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常常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感到迷惑和麻烦。然而，这个围绕着罗马尼亚石油所进行的紧张的、不显著的行动，远比所有浪漫的登上头条新闻的英国空中混战严重得多。那些反复研究英国之战的作家总是纳闷儿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对英国战役那么不感兴趣。看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军事年表和地形图有足够的理解，因而对元首在这场毫无结果的空战期间着眼于至为紧要的多瑙河低地这一做法无法表示赞赏。

七月底，英国战役刚开始，希特勒命令约德尔将军开始部署对苏联入侵，时间预定在一九四○年年底或一九四一年春。西方作家经常以这项行动作为德国领袖“背信弃义”的确凿证据。这是没有观看地图或者研究年表的结果。如果在俄国加紧了对普洛耶什蒂的挤压之后，希特勒不采取这项预防措施，那他就会犯罪恶的玩忽祖国利益之罪。

伟大的战略全景

希特勒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世界观。伟大的黑格尔教导我们，国家、帝国、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们的兴旺时期。它们兴起来，它们消失。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但是每个时代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由它发号施令。在这个世界主权的承袭中，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主宰——世界精神的进化意志。于是，历史的主宰在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意志中得到了体现，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世界帝国。平常的道德不能应用于这种人的行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每个时代道德的新形式和新主题。

这种黑格尔的世界观，当然，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正好相反。后者希望伟大国家的行为像进修学校里有教养的年轻姑娘那样，并且认为，按照它的道德标准，一个武装起来的强大民族和某些鞋店里的白脸职员没有两样。大的资产阶级强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与军事掠夺毫无区别的行动，建立了它们的力量，扩展了它们的领土。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之后，它们当然很容易就会来谴责这个想接着扮演其世界角色的年轻有为的德国。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这种说教的人。

在他的方案中，进攻俄国，使德国走向主宰世界的大门。俄国是我们的印度，应该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征服它、开发它。德国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使命，它只缺乏粮食，缺乏生存的空间，缺乏石油。这些东西，它都要去取得。希特勒的观点是，一旦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固地掌握在德国手里，那么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势力就不得不换掉它们的政府，挑选能与新的德意志世界帝国相处的政治家来组阁。

重心

克劳塞维茨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条原则，即我们如果要通过战胜其中之一而战胜全部敌人，就必须以打败这个敌人为战争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敌人身上，我们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进攻俄国，目的是控制地球上具有无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广大中心地带，这是对重心的真正打击。

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认为，英国是“真正”的重心，因为它能够组织另一个联盟来与德国对抗。这是头脑里摆脱不开拿破仑式类比法的人写的东西。一九四一年春，英国处于中立状态，事实上是离开了战争，顶多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空袭干扰。它不再统治海洋了，日本和美国都超过了它。它们还没有成为德国的紧迫问题。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德国要和美国算账。

既然英国在军事上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它还不投降？显然，因为它希望苏联，或者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其进行援助。美国离得很远，而且几乎还没有武装起来；而俄国呢，则正在很快地重新武装，并且就在我们的边境，公开地威胁着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生命线。的确，它以俄国人在外交上惯用的粗鲁方式，给我们小麦和石油，企图抚慰我们；但是，它拿回去的是机器，用来武装自己对付我们。长时间地用这种方式依靠一个斯大林，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对世界帝国的要求，总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德国比它的两个对手——苏联和美国小得多，它的优点只在于目标一致、纪律严格和希特勒强有力的领导。到一九四一年，很明显，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算等美国的工业一转向战争体制就开战，哄骗他的不情愿的国民跟着他走。同样明显，斯大林却只在找一个保险的胆小办法，在普洛耶什蒂把德国的喉管割断。六月二十二日前夜，希特勒在一封给墨索里尼的坦率而雄辩的信里，把这一情况说得很清楚：“苏联和英国都对这个被长期战争压垮的欧洲感兴趣，在这两国的背后站着美国，怂恿它们往前……因此，我长期苦苦思索之后，最后决定在绳索拉紧之前就把它割断。”

巴巴罗萨是否正确？

“希特勒应该先打垮英国。”这种议论没有现实基础。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到不论什么地方夺取他的国家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这方面他很像恺撒。而他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他又像亚历山大。但是他的战略是拿破仑式的，因为像拿破仑一样，他的中心问题也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拿破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速度、力量、突击，在攻击点上高度集中兵力，以便把他的敌人各个击破。希特勒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宏伟的战略倒是目光敏锐的，然而带点儿冒险性；但他对战术行动的完全外行的干预，以及他在紧要关头缺乏军人的才干，是毁灭性的。

一九四○年五月，在打败了法国，把解除武装的残余英军赶出欧洲大陆的时候，他只调了二十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红军的二百多个师。这是一场奇妙的赌博，然而也是一场有眼光的赌博。有可能去拿下柏林的斯大林，却表示出特别乐意让德国去毁灭法国，而他自己则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抢夺土地。

到一九四一年，苏联变得更强了。它挺进到距离普洛耶什蒂一百英里的地方，取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它在正对着德国和被德国征服的波兰领土的边境，集结了三百多万名士兵。它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保加利亚、在芬兰自由行动。这些要求，是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年十一月提出来的，终于使希特勒忍无可忍。

希特勒觉得，他真正只有三种选择。他或者自杀，让德国人民自己去交涉投降；或者杀过海峡去，进行一次压服英国的不会有结果的尝试，同时让自己的后背受到来自东方的背信弃义的袭击；或者撇开被打垮的无用的英国，趁自己力量最强的时候，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整个历史目标。巴巴罗萨就是解决的方法，即一条战线的拿破仑式的冲击，而不是开展真正的两条战线的战争。

未来，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绝不可能因为转向东方而责怪希特勒。从一开始他就是孤注一掷。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行动和倒霉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他当时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冷酷的、以同样材料构成的、蜘蛛般狡黠的天才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而他精心计划的冒险失败了。

罗斯福的角色

一九四一年，罗斯福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他处于暂时的劣势，而他的对手则处于最强的时候。这位美国总统的弱点在于内外两方面。德国人在他们的领袖后面团结一致；而美国人却是一盘散沙，被罗斯福的高傲和不可靠弄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希特勒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正处在力量和战斗状态的顶点；而罗斯福既没有陆军，也没有空军，只有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海军。那么，这位美国总统怎么能把重担往肩上挑呢？

然而，他挑起来了。他最善于在劣势中施展计谋，他的总统职位就是坐在轮椅上赢得的。

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丘吉尔的力量。只有丘吉尔，这个对希特勒怀有无比仇恨的业余军事冒险家，才能使英国继续作战。丘吉尔，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既当陆军将军，又当海军将军，干得很出色。然而，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糟。摆脱这位说大话的首相，选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德国讲和，是英国的一个自救机会。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就无法想象现在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大英帝国这些粉红色的地区仍然会遍布地球。罗斯福的《租借法案》这条妙计，使丘吉尔保持了力量。一九四一年，美国人给英国人的东西极少。然而，《租借法案》给了这个勇敢的战败的民族以希望，而战争就是靠希望来进行的。

希望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送到苏联去的主要物品，当然，到了十一月、十二月时，供应物资开始逐渐运去。斯大林了解美国的巨大工业潜力，这种了解，以及罗斯福答应援助的诺言，支持他去战斗。他懂得，既然罗斯福决不肯使许多美国人为救助苏联而流血牺牲，他也许会把各种武器都给俄国人，利用斯拉夫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去为美国人争取世界霸权而战斗。

护航的决定

罗斯福对世界事务巧妙、吓人的奸诈本能，从来没有像他在大西洋护航问题的做法上那么好地表现过。

大多数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对欧洲战争是漠不关心的。那些最稳重的人反对插手，罗斯福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孤立主义者”。然而，在他周围，那些拍马屁的人不断地催促他开始为到英国去的美国轮船护航。的确，把美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到英国轮船上，然后让它们沉到海底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罗斯福固执地拒绝进行护航。他已经得到情报，知道德国要进攻俄国。事实上，除了斯大林，全世界好像都知道这件事。罗斯福当然不愿插手。他知道大量的德国人不可避免地要被杀死，这个前景使他心里十分激动。

但是，在大西洋上爆发一场战争，可能使巴巴罗萨停止进行。直到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希特勒都可能取消命令。德国参谋部会如释重负地来执行这道从巴巴罗萨撤下来的命令。

富兰克林·罗斯福懂得一个当时很多政治家不能理解的道理——希特勒归根到底也得依靠公众的意见。德国人在他后面团结起来，准备做出一切牺牲，但是他们并不打算马马虎虎地去自杀。与美国开战的消息会使德国军队丧失士气，无法向俄国进军。德国公众不了解美国的军事弱点，尽管有戈培尔的宣传，但他们记得上一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参战才打败的。

罗斯福准备与德国打仗，他热切地要求打，但是得等到我们和斯大林的一大群暴徒搞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不听顾问们的话，兜来绕去地避开新闻记者对护航问题的刺探。对护航迟迟不做决定是他确保德国和俄国之间开战的一个办法。他就是这样干的。他使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迷惘而沮丧，甚至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但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转向东方的时候，他达到了他可怕的目的。

英译者按：隆对巴巴罗萨的辩护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德国军事作家都谴责它是两条战线作战的致命开端。看来隆似乎是参与了这项行动的策划工作，要不就是参谋部送呈的计划正好与他在最高统帅部所做的研究相吻合。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军人更是如此。

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论点，在许多别的军事历史中并不强调。早在一九四○年七月，希特勒就计划进攻俄国。当时互不侵犯条约才签了一年，斯大林还一本正经地把大量战争物资，包括石油，运到德国去。希特勒的行为看起来倒像是有点儿不守信用，如果在这两个大凶犯之间还有信用可讲的话。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现在承认，俄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始终把进攻俄国以便取得Lebensraum(1)看作他的主要政策。所以很自然地，他会在一九四○年七月就开始策划，当时他的强大的陆军力量正处在最高峰，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就是全景，石油供应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然而无论如何，隆的议论说明了希特勒的问题。

(1)　德语：生存空间。

第四十五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出戏的角色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星球，它在只照亮一半布景的太阳聚光灯下旋转，而且总是从东边转向西边。在德国人侵入俄国的日子，在最东边的人是莱斯里·斯鲁特。

天刚蒙蒙亮，在莫斯科西边三百英里的地方，无数块德国手表的指针正指在三点十五分上。这时候，德国的大炮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从冰冻的波罗的海直到温暖的黑海，开始隆隆地轰击。同时，成群的德国飞机提前起飞，越过边境，开始轰炸苏联的机场，把成百架的飞机炸毁在地面上。晨星依然在大路的上空，在铁路的上空，在芬芳的原野的上空闪烁，这时候，装甲兵纵队和步兵师团——无穷无尽的年轻强壮的条顿人，头戴钢盔，身穿灰色军服，在通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向着微露橘黄色光芒的乌黑的东方滚滚地大步挺进。

太阳出来不久，在莫斯科，一个满脸愁容、浑身发抖的德国大使对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说，由于俄国显然要进攻德国，因此元首明智地命令德国武装部队为了自卫首先进行攻击。据说，莫洛托夫那张灰色的、平板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了一种稀有的表情——惊讶。历史也这样记载着，当时莫洛托夫说：“我们该受到这种对待吗？”这位德国大使传达口信完毕，就溜出了房间。他毕生为恢复拉帕洛(1)精神即俄国和德国的坚固联盟而工作，最后终于被希特勒枪毙了。

不只是莫洛托夫对这次入侵惊讶，斯大林也惊讶。在俄国，只有斯大林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因此红军和全国也都惊讶。这次进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术上的成就，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三百五十万名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四百五十万名武装人员。六个月之后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双方各自只有几千名战斗人员卷进去，相比之下，规模差远了。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利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教条。这对宣传有利，然而这是坏的记录。有些事实无法用党的理论来解释，就被丢在一边了。在这场俄国人叫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不喜欢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的规模巨大的陆战中，许多事件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断言责任在于斯大林，因为他忽视了告警的情报，因而德国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这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看待惊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如果就事论事，这确是事实。

阳光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塔上，从莱斯里·斯鲁特公寓的窗户里可以看见；阳光也照在窗边写字桌上摊开着的一封娜塔丽·亨利从罗马写来的信上。

斯鲁特很晚才上床，这会儿他还在睡。娜塔丽写给他一封快乐的长信，因为埃伦·杰斯特罗突然拿到了护照！的的确确已经到手，他们正准备搭一艘七月初起航的芬兰货船走。搭船走的话，埃伦甚至有可能带走他的大部分藏书。娜塔丽对拜伦在白宫干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感谢斯鲁特。这个消息使这位外交官大吃一惊，因为在意大利，他觉得好像碰在包了棉花的石壁上，这是国务院办事的特点。他的回信没写完，还放在她的来信旁边。他对这件事的成功谦虚了一番，然后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阵为什么他认为谣传即将对俄国入侵的消息不可靠，为什么他断定万一德国人进攻，红军一定能把他们打退。他想针对娜塔丽怀孕的事找几句吉利话，就搁下笔上床了。等到闹钟把他叫醒，他的信已经过时了，不过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望望窗外，看到的是莫斯科早晨的惯常景象：朦胧的蓝天，戴帽子的男人和包头巾的年轻妇女走着去上班，一辆拥挤的肮脏的公共汽车摇晃着驶上坡去，老太婆们在牛奶铺门口排队，更多的老太婆在一家面包房门口排队。克里姆林宫耸立在河对面，巨大、宏伟、宁静；它的围墙在早晨的阳光下呈暗红色；大教堂上的许多圆顶闪着金光。没有空袭警报，也没有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一派和平宁静的景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跟已经被他们引向灾难的人民一起分尝这种惊讶之前，稍稍等待了一会儿。但是在前线，几百万红军已经分尝了这种惊讶，而且正设法在德国人可能杀死他们之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斯鲁特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心情轻松地到大使馆去，想在这个平静的星期日把一些拖延下来的工作干完。他发现使馆大楼里一片忙乱，完全不像星期日。他这才知道，德国人又来了，不禁胸口一阵恶心。

初升的太阳向西移到明斯克。射向一条宽阔宁静大街的阳光，照到一个头戴布帽、一身宽大的旧衣服上沾满面粉、脸刮得很干净的工人身上。如果娜塔丽·亨利也走在这条街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她的这位亲戚班瑞尔·杰斯特罗了。他的胡子刮掉了，那张宽阔扁平的斯拉夫人的脸盘，一个农民的蒜头鼻子，再加上这身旧衣服，他的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地道的东欧人。他也许是一个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者俄罗斯人；这三种人的语言他都精通，可以随便冒充哪一种人。尽管已年过五十，班瑞尔走路还是很快，今天早晨他走得更快。在面包作坊，从他藏在面粉袋后面的一台德国短波收音机里，他已经听到戈培尔在柏林宣布这次进攻。下班以后，他就听到老远有一种熟悉的声音：炸弹的隆隆声。他很担心，但是并不害怕。

娜塔丽·亨利见到班瑞尔的那会儿，他是一个虔诚殷实的商人，新郎的幸福的父亲。班瑞尔有另外一面。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加入奥地利军队在东线服役。他曾经被俄国人俘虏，从战俘营逃出来，穿过森林回到奥军战线上。一九一六年动乱时，他加入了一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混合部队。在从军初期，他就学会了做面包、做饭，以避免吃禁食的东西。他可以一连几个月只吃面包、烤土豆或煮白菜，同时做美味的汤和肉汁，而这类东西他碰都不碰。他懂得军队生活，他能在森林里过活，他知道怎样和德国人、俄国人以及十来个多瑙河小国家的人相处。对班瑞尔来说，排犹主义是事情的正常状态，并不比战争更使他害怕，他已经有经验对付它了。

他离开铺着石子的主要大街，拐入弯弯曲曲的肮脏的小街小巷，经过一幢幢木板平房，来到一个院子里。那里弥漫着一股早饭、柴烟和仓库的味道，小鸡咯咯地叫着在泥地里乱跑。

“你下班真早。”他的儿媳妇说。她一只胳膊上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一只手搅拌着木柴炉子上的锅。看得出来她又怀孕了，她那剪短了的头发上包着一块头巾，脸色憔悴而烦恼，这个一年半以前的新娘看起来老了十五岁。她丈夫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羊皮外套，在一个角落里喃喃地念一本破旧的《塔木德》(2)。他的胡子也刮掉了，头发也剪短了。三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张有栏杆的小床，塞满了这个暖烘烘的小房间。四个人都住在里面。班瑞尔的妻子和女儿，一九三九年冬天都得斑疹伤寒死去了，这病是华沙遭轰炸后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有把犹太人围起来，班瑞尔花掉不少储存的钱做贿赂，把他自己、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赎了出来。他们离开城市，加入了缓缓东行的流亡者行列，经过小路和森林，到了苏联。俄国人接受了这些人，待他们比德国人待他们好些，尽管他们大部分得去乌拉尔山那边荒僻的难民营。班瑞尔带着他家里剩下的人到了明斯克，这里有他的亲戚。城里几乎所有的面包师都参了军，因此明斯克的移民局就让他留了下来。

“我早回来是因为德国人又来了。”班瑞尔从儿媳妇手里接过一杯茶，在椅子上坐下，忧郁地对她吃惊的神色笑了笑，“你没有听见炸弹的声音吗？”

“炸弹？什么炸弹？”他的儿子合上书，抬起头，苍白消瘦的脸上呈现出了恐惧的表情，“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你是说，他们现在在打俄国人？”

“刚开始，我是在无线电里听见的。一定是飞机扔的炸弹，我猜德国人是在炸铁路。打仗的地方还很远呢。”

那女人哄着用小拳头捶她的号哭的孩子，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会那么快把红军打垮。”

儿子站了起来：“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走。”

“走到哪儿去？”父亲问。

“东边。”

班瑞尔说：“我们一走，就不能停下来，得一直走到西伯利亚。”

“那就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万能的上帝，孟德尔，我不愿去西伯利亚。”妻子说，一边拍着发脾气的小孩。

“你还记得德国人在华沙是怎么干的吗？”孟德尔说，“他们是野兽。”

“那是开头的几个星期，后来他们就安静下来。我们躲着点儿，也就没事了，可不是吗？”父亲泰然地说，“再给我倒点儿茶。当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遭到屠杀，嗯？斑疹伤寒和寒冷比德国人还坏。”

“他们杀了许多人。”

“那些人不服从纪律。跟德国人在一起，你得服从纪律，而且得躲着他们点儿。”

“我们今天就走。”

“等一个星期吧，”父亲说，“还有三百公里远呢，也许红军会给他们当头一棒。我认识火车站的票房经理，如果我们要走，要不了几个钟头就行。西伯利亚远得很，不是犹太人去的地方。”

“你不认为我们应当今天就走？”儿子说。

“是的。”

“行了。”孟德尔坐下来，又打开书。

“我把早饭摆在桌子上了。”儿媳妇说。

“给我一杯茶，”她男人说，“我不饿。叫孩子别哭。”

班瑞尔·杰斯特罗尽管机灵，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德国人一下子挺进到明斯克附近，比离哪座苏联城市都近，这就引起了另一次惊讶。在某些人看来，跟这次进攻相比，连德国入侵俄国都黯然失色。

早晨明亮的阳光照着士兵的纵队，他们像灰色的长虫，在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绿色广阔平原上爬行。在挺进的士兵后面，大炮轰击的炮火范围之外，有一些小股的队伍在行进，他们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服从的是另外的命令。他们的名称是“特别行动队”。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要了解和认识这种特别行动队，必须对这次入侵的全貌有一个简单清楚的了解。

这一地区的欧洲大陆，大部分是低洼潮湿的盆地，简直像沼泽，伸展出几千平方英里。这片巨大的沼泽地，叫作普里佩特沼泽地，总是挡着来自俄国西方的侵略者，他们得从它的南方或北方绕过来。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军们企图在夏天的几个星期里，以一次猛烈的打击打垮苏联，他们正同时从这片沼泽地的北边和南边挺进。

然而，特别行动队没有军事目标，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犹太人。从叶卡捷琳娜女皇那时候起，俄国就强迫它的几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集中区”里，这是从战争中得到的波兰和土耳其的土地构成的西部边境地区。革命以后，集中区取消了，但是大部分犹太人都很穷，习惯于他们的村镇，就在当地住下了。

因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红军的边境防御带恰好在大部分苏联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特别行动队就是旅行刽子手，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杀死俄国犹太人，不予警告，也不分年龄性别。这道命令不是书面的，是从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来，通过戈林和海德里希下达到“保安警察”，即德国的国家警察，由他们组成这个行动队。这个行动队还接到附带的命令，即把红军所有的政委——政治军官立即枪决。不过，后面这道命令是书面的。

特别行动队共有四队，紧随在进行攻击的三个巨大的德国军团之后。

南方军团由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从沼泽地的南边进攻乌克兰，沿着黑海进入克里米亚。他们后面跟着两支特别行动队，因为这里犹太人居住区比较密集。

中央军团径取拿破仑走过的最短的直路——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博罗季诺，莫斯科。这条路斜向大沼泽的北边，像一支箭一样指着俄国首都。它从两条河的上游中间穿过，向北流的是德维纳河，向南流的是第聂伯河。军人们把这条路叫作干路，非常喜欢它。另一支特别行动队随着这支中央主要突击部队走。

北方军团沿着波罗的海向列宁格勒挺进，一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它的后面。

这四支行动队，军官和士兵都算在内，大约共有三千名旅行刽子手。他们出发去屠杀三百万到四百万的人，算起来他们每个人要杀一万多人。这他们显然干不了。计划是使这工作开个头，然后招募当地的排犹分子和德国士兵，来完成他们出发去执行的这项从未听说过的极端可怕然而完全真实的任务。

特别行动队里的德国士兵主要是从公职人员中征召来的，有警察、侦探、职员之类，其中没有疯子或者罪犯。军官大部分是律师、医生或者商人，他们由于年龄或者能力的原因，不能在军队里作战。有的还有很高的大学学位，有一个军官还曾经是神学家。军官和士兵一样，都是很好的德国人，这种人绝不会驾车硬闯红灯。他们喜欢歌剧和音乐；他们读书；他们打领带穿外套；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们大多数上教堂，唱赞美诗；他们假日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栽花。服从是德国人的美德。人家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德国人的敌人，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他们统统杀掉，包括抱在怀里的婴儿以及母亲。这种话来自上面。德国人的崇高美德就是听从来自上面的这些话，并且付诸实行。

奇怪的是，从入侵战线以西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广大地区，已经落在德国人手里的犹太人却并没有被大量屠杀，甚至都没有一项要屠杀他们的计划在进行。有一种错误的意见，以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获得权力后，德国人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这是不真实的。他们掠夺犹太人，就像他们后来掠夺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不过这种劫掠一般是在合法的征用法令下干的。犹太人经常被侮辱，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酷刑，有时候被弄死，或者干活儿累死。但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前，只有很少集中营存在，而其中的人员大多数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集中营的存在使犹太人充满恐惧，可是德国人自己也同样害怕。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欧洲的犹太人过着可怕的生活，德国的法律挤走了他们最后的一点儿财产。但是，他们活着。“人能够在任何法律之下生活。”一张德国的犹太报纸这样说。

因此，在德国战线后面的犹太人比在战线前面的更安全。例如华沙的犹太人，在纳粹严酷的法律下自己组织起来了。尽管过度的劳动、饥饿、疾病使他们死了一些，但重要的是，他们设法活下来了。从这一点看来，杰斯特罗一家还不如不离开华沙。

班瑞尔·杰斯特罗虽然这么机灵，并学会了在排犹主义下过活，却没有想到这个特别行动队。这是一件新东西。

阿道夫·希特勒还是在三月给特别行动队下的命令，到了六月二十二日，他也许已经不大记得了。他在一间地图室里看着入侵的进程，太阳早已出来，那里的光线还是灰白阴冷的。元首不喜欢阳光，他命令他的东方战役指挥部面北建造。一条从东普鲁士森林中穿过的铁路，离北方军团的出发战线不远，通向这个他称为“狼穴”的地方。这个指挥部由一些水泥造的仓库和木板小屋组成，围着带刺铁丝、瞭望塔和布雷地带。“狼穴”实际上很像一座集中营。

约德尔将军身边站着德国军队中最新、最年轻的将军阿尔明·冯·隆。希特勒不喜欢隆，总是粗暴地对待他。隆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讲一口漂亮的柏林口音的德国话，与希特勒粗野的、土气的巴伐利亚口音正相反。他的制服剪裁得毫无瑕疵，也正好与希特勒的过分宽大的士兵外衣相反。特别是，隆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看起来有点儿像犹太人。但是，作为作战部的一个上校，他参与了三个精心设计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知道炮火进攻的时间，他心里记着一千英里宽的战场全貌。对隆来说，苏联就像一个桌子上的模型，只是比那种在作战计划中用的更大、更触目惊心。军队是人组成的，不是写着号码插在模型上的小旗，但是原理和情节是一样的，至少开头是如此。（在纽伦堡审判时，隆否认知道特别行动队这件事。后来给他看了他代表作战部会签的杀死政委的命令，他才记了起来，但是辩护说他不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其他目的。法庭判他强词夺理，就像隆为自己辩护的其他问题一样。）

入侵这天太阳出来后的三个钟头里，隆设法回避元首对地面作战趋势提出的唠唠叨叨的生硬问题。然后，他说出了他的判断：北方干得不错，比原来计划的还好；中央更好；南方很糟。这证明是正确的估计，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希特勒对这个鹰钩鼻将军很有好感。

在这里，这些玩牌的巨人摊开了最初的几张牌。希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猜测俄国人会在中央，在普里佩特沼泽地以北集结最强的力量以保卫首都。但是，那个部署俄国军队的人——斯大林，或者那些给他出主意的将军，打赌德国人会把主力冲向南方，占领乌克兰产粮区和高加索油田。这种判断可能是读了《我的奋斗》形成的，希特勒在书里公然说占领这些地方是他毕生的目标。不管怎么样，俄国防御力量的最大部分集结在沼泽地的南边。因此，战线就不平衡了。德国人发现自己在南方前进很慢，冲向莫斯科却意外地容易。他们前面的第一座俄国大城市是明斯克。

太阳在罗马升起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高雅旅馆他房间里的写字桌上工作了。现在，杰斯特罗博士写的这本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著作只差四五章了，他心里很高兴。像平时一样，正八点钟的时候，同一个侍者送来了同样的早餐。杰斯特罗吃完早餐，又回到写字桌前。一扇卧室的门很响地开了，娜塔丽穿着一件粉红色浴衣，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由于怀孕，她不但身体显得臃肿，连脸颊和眼窝都陷了下去，嘴显得更大了。

“天哪，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发生什么好事情了？”

“要看怎么说了，德国人侵入俄国了。”

“什么！真的吗？”

“就是八点钟的新闻说的。”

“哎呀，”杰斯特罗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黎明。”

“真怪！这个长小胡子的坏蛋真干起来了，是吗？又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

娜塔丽走到放着剩余早餐的有小轮子的茶几跟前。“咖啡还热吗？”

“热的，你喝吧。”

“医生叫我在检查之前不要吃东西，可是我受不了，我饿得要命。”娜塔丽喝着咖啡，狼吞虎咽地吃一块甜面包，“你最好给大使打个电话。”

“我也这么想。不过，俄国远着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确，想想希特勒进入俄国后越战越弱，也挺有意思。但愿他是走拿破仑的老路。”

“如果芬兰牵涉了进去，这艘‘伐亚莎’号就走不了。”

“天哪，真的，你完全对。芬兰有什么消息？”

“我没听说。”娜塔丽沉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环视着这个宽敞的房间，四周是深红色丝绒椅子和沙发、镀金框架的镜子，还有大理石雕像。“天哪，这套房间真闷气！要是能离开，该有多美啊！”

“亲爱的孩子，这房间挺宽敞，而且我们只给两个小房间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不呢？旅馆里空着，只有德国人，这叫我毛骨悚然。”

“我想每家旅馆都有他们。”

娜塔丽神色忧郁地说：“当然。昨天我在电梯里认出了一个秘密警察，拜伦和我在里斯本看见过他。我知道就是那个人，他的额头上有这样一块难看的伤疤。”她伸出一根手指，画了个“L”的形状。

“当然是碰巧。他认出你了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

“我看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人见到活的东西都盯着看。那么，医生昨天怎么说来着？一切正常吗？”

“是的。”她含含糊糊地说，“他要我再检查一次。现在我去躺一会儿。”

“还上床去？”

“他叫我多休息，约的时间要到中午。”

“好吧。这一章就可以誊清了。”

“埃伦——”娜塔丽顿了一会儿，咬着下嘴唇，“他叫我暂时不要打字。我背脊累，等这阵疲劳过去以后吧。”

“我明白。”杰斯特罗叹了口气，环顾一下这个房间，“我同意，这个地方并不那么舒服。我一想到我那可爱的房子空空荡荡……娜塔丽，你认为这场俄国的战争会使事情根本改变吗？我是说——”

“老天爷，埃伦，”娜塔丽很不满意地脱口说，“你的意思是要说你还能和德国人留在同一块大陆上吗？”

“亲爱的孩子——”杰斯特罗做了个十分犹太式的姿势，耸着肩举起两只手摇着，“不要对我不耐烦。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婴孩，但是对我来说，这两次战争之间只过了一会儿工夫！不过是停战了一会儿，又继续打。你想，那时候听到多少德国鬼子把比利时的婴儿挑在刺刀尖上、把修女的乳房割掉等等的话！后来，我在慕尼黑和一些真正绝妙的人过了一年。都是德国人，德国人——哎哟，天哪，拜伦来了一封信，我告诉你了没有？”

“什么？在哪儿？”

“可能侍者把它放在会客室里了。”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跑出房间，抓起那封白色的信，回到卧室，就喘着气读起来。这是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别的消息，除了他已从S-45号调出来，调到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新潜艇“鲔鱼”号上，埃斯特上尉调到一艘老潜艇“乌贼”号上了，等等。不过爱情、寂寞等等字眼挺多，是些老调。她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起劲地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读得句子都没有了意义。

那个意大利医生告诉她，只有两三次少量的出血，关系不大，但是她得休息，以保证胎儿安全。娜塔丽准备在床上躺两个星期。

昼夜的分界线徐徐地在大西洋上移动，大半是在蓬松的云彩和空荡的起皱的蓝色海面上经过，偶尔逢上整齐地排列着的小点和一些随意散落的小点。排列整齐的小点是护航船队，随意散落的小点是企图猎取它们的德国潜艇，以及企图发现潜艇以警告护航船队的美国军舰。猎者和被猎者都毫无区别地接受太阳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个场面浩大的三角游戏，它的参与者称之为大西洋之战。然后，阳光移向另一块大陆，即新世界。

不一会儿，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的窗户就被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但是那些坟墓般的广播室里还只有无休无止的电灯光。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走廊和小房间里，尽管时间还早，但已经人来人往忙乱起来。休·克里弗兰胡子拉碴的，坐在旧写字桌前，抽着一支长雪茄烟，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画着。尽管业余游艺节目大受欢迎，但他并没有放弃“本市名人动态”这个节目。他常说，等到业余游艺节目的热潮过去之后，新闻广播节目仍然是他的谋生之道。他写字桌上的一台袖珍收音机里传出了温斯顿·丘吉尔讲话的响亮声音：“从来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曾经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我说过的话，我一句也不收回。然而，这一切都由于目前正在出现的景象而消失了……我看见成万座俄国的村镇，那里姑娘们在微笑，孩子们在游戏。我看见残酷的屠杀降临到他们头上……一批批呆板的、机械的、听话的、野蛮的德国鬼子兵，好像成群爬行的蝗虫，在作践，在糟蹋……”

电话铃响了。他想不理，然而又抓起话筒来，咆哮着说：“他妈的，我在听丘吉尔……啊！对不起，契特。听着，你那里如果有收音机，打开听听。真有鼓动性！”他把身子向后靠在转椅上，一只耳朵对着收音机，另一只耳朵听着电话。

“在这些火光、这些风暴后面，我看到了那一小撮人，他们设计了、组织了这场恐怖的暴雨，向全人类倾泻……”

“契特，我当然想到了。等新闻一广播完，我就打个电报给这里的俄国领事馆。显然，我不能从电话里弄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前，他们打电话给我了。梅德琳·亨利到那里去了，他们答应派一个人跟她一起来。不，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妈的，今天早晨，他们的女仆都成了新闻！”

“你能怀疑我们的政策会是什么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和唯一的不能改变的决心。我们决定摧毁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没有人能动摇我们这个决心——没有人……与纳粹作战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我们都要支持。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俄国人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就是美国的危难……”

梅德琳冲进办公室，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对她的上司拼命做手势。

“等一等，契特，她回来了。”克里弗兰用手捂着话筒问她，“有什么好消息？”

“我把大使弄来了。他正好在纽约，我把他弄来啦。”

“神圣的耶稣！你不是骗人吧？大使？他叫什么名字，奥斯金斯基？”

“奥曼斯基。”她兴奋地点头说，“他八点五十分到这儿，领事陪他来。”

“喂，契特，你听到了吗？这姑娘把奥曼斯基大使弄来了。我向基督发誓，是奥曼斯基！听着，我得给他去做准备。当然，当然，谢谢。”他把话筒扔下，“你是怎么搞到的，梅德琳？为什么他不在华盛顿？”丘吉尔的声音在演说快结束时高了起来，克里弗兰伸手把收音机关掉了。

“休，我要求见领事，对那做传达的胖姑娘说我是‘本市名人动态’节目派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一幅很大的列宁像瞪着我，奥曼斯基大使就在那里，他说他到广播电台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态度和气极了。”

“妙啊！绝啦！真了不起！”克里弗兰看看表，伸手摸了摸满是胡子楂儿的脸，“老天爷，布尔什维克大使亲自来！真是好运气！”他跳起来，把这个矮小的姑娘拉到怀里，吻了她一下。

梅德琳挣开他，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敞着的门，整了整衣服。

“你真是一个好姑娘，梅德琳。现在听着，我去梳洗一下，你就写一个介绍，想几个问题，拿到化妆室来给我，行吗？”

大使准时到来。休·克里弗兰这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俄国的共产党人。奥曼斯基的考究衣服、从容举止、流利英语，都使他惊讶。那位领事说得还要流利。这两位俄国人泰然自若地坐到了扩音器前面。

“大使先生，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本市名人动态’节目，欢迎您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克里弗兰开始了，但是没有说下去。

“十分感谢。既然我们两个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共同的斗争，”奥曼斯基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在你们的流行节目‘本市名人动态’里，把我的祖国的战斗精神向美国人民做一个保证。请允许我念一念莫洛托夫先生的广播讲话。”

领事把一份打印的文件递给奥曼斯基，这使克里弗兰大为恼火，他的铁一般的规则是断然拒绝事先准备的讲稿。

“好吧，大使先生，我只是想说——”

“谢谢你。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把他的讲话进行了节略，不过这里有几段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亲口讲的重要部分：‘没有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没有正式宣战，德国军队就向我国进攻，德国飞机就轰炸我们的城市……’”

克里弗兰举起一只手，想说话，然而大使继续往下念：“‘这种对我们国家从无先例的突然进攻是背信弃义的，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是重大的罪恶，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一向忠实地恪守这个条约……’”

“大使先生，关于这个条约，请允许我只问一个——”

“请原谅，我要继续念下去。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可以讨论。”奥曼斯基说，声音镇定并带有魅力。他接着把用紫色墨水笔清楚地画出来的句子和段落念下去。克里弗兰又有两次想打断他，都没有成功，大使根本不予理会，一直念到最后一页的最末一行：

“‘对苏联的这次掠夺性进攻的全部责任，在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者……

“‘苏联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军队把德国军队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敌人必然被打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对于这些雄辩的话，”奥曼斯基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他把文件还给领事，对克里弗兰笑了笑，好像站起来要走。克里弗兰急得没有办法，忙说：“大使先生，我明白在这个悲剧性的时刻您是多么忙，我不想耽搁您，只是请告诉我：美国共产党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您知道，他们激烈地鼓吹中立，他们拼命地反对《租借法案》。现在他们是不是很快要翻转脸来？”

奥曼斯基沉着地在椅子上坐好。“当然不会。您要知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本性上是热爱和平的。他们从战争中不能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一切。这场战争是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的，因此，工人们——例如您刚才说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战争。但是，苏联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殖民地，它不过是一个要求和平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法西斯德国进攻我们，就抛掉了假面具，暴露了他们自己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野蛮敌人。因此，现在所有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打倒德国法西斯野兽。美国人民也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苏联人民在自己的正义斗争中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大使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奥曼斯基说，“刚才丘吉尔先生宣布的英国对我们全力支持的保证，将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温斯顿·丘吉尔由于他英勇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立场，一直在美国受到应得的尊敬。再见，十分感谢您。”

梅德琳陪着这两位俄国人走出播音室，克里弗兰正恼怒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对着扩音器说：“‘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刚才请驻美国的俄国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先生向诸位做了关于德国人侵犯苏联的独一无二的首次广播讲话。”他的声音从戏剧性的庄重转为开心的油腔滑调，“好吧，诸位，从侵犯苏联到新改进的惊人的‘亮晶晶’牌，是一个急转，是不是？然而，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如果油泥侵犯了你的厨房，那么新改进的‘亮晶晶’牌就是打退它的现代化方法……”

初升的太阳转到了芝加哥，但是看不见，一场雷雨笼罩着城市。巴穆·柯比坐着一辆出租汽车，去出席总统的炼铀委员会召开的秘密会议。委员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有关工程师来讨论，其目的是要从具体从事工作的人员那里了解能否在战争进行的预期时间内——估计还要四年或五年——生产足够制造原子弹或发电站的铀。劳伦斯博士给他的信里要求他带来制造某种巨型电磁铁的切实可行的报告。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了，这些年来，柯比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旋加速器供应了许多特制设备。

巴穆·柯比的工作介于商业和科学之间，其性质是商业利用了科学。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谋利者，然而他是有一定的科学地位的，因为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工作过。柯比懂得巨型电磁铁是做什么用的。他对为了军用而生产铀的看法是明确的，这么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他还认为德国人早已在这么做了。入侵俄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普通的铀看起来像镍，它的化学性质是活动的，但是没有东西能使它爆炸。它奇特的放射性会使照相底片产生模糊的影子；它摸起来有些热；长时间暴露在它面前，人会受到轻微灼伤。也好也不好，在宇宙间的物质中，有一种物质的化学性质和铀相同，但原子构造不一样，就是能爆炸的同位素U-235。现在我们对这些都明白了，但是在一九四一年，科学家还只是猜想能不能做一枚U-235炸弹，一切都还是理论。一九四一年时的问题是：第一，要找出铀裂变时的连锁反应会不会无法控制，或者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天然事物能使它停止；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够解决，那就要得到足够多的纯粹的U-235来试着使它爆炸；第三，如果爆炸成功，那就制造足够多的这种东西来威吓世界。柯比听到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他断定德国人至少在第一阶段获得了成功。

从他狭隘的利益观点看，他把整个战争看成德国人和美国人在使U-235裂变问题上的竞争。其他的一切，什么潜艇的沉没、陆上的战役、空中的格斗，他越来越看成无谓的流血，和这次大摊牌相比，不过是无用的老一套的虚张声势。希特勒冲进俄国，开辟了一条第二战线，放松了几乎灭亡的英国，这个做法简直像疯子的错误一样使他惊讶——除非是德国人成功地创造了可控制的连锁反应。如果希特勒有了铀的炸弹，或者可以指望在一两年内就有，那战争就已成定局，而德国人到俄国去无非是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奴役掠夺，为统治全世界做准备而已。

从柯比所知道的情况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是德国人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一九三九年，他们把威廉皇帝研究所全部用来研究这项发现的军事用途。征服挪威后，有情报说，他们制造了大量的重水。这种两个氧原子的奇怪物质重水，它的唯一可能的军事用途就是在铀裂变过程中用作中子减速。

美国没有原子反应堆，没有建造反应堆的技术，只有一个科学家肯定能够创造连锁反应。全国储存的铀一共不到四十磅，更不用说那十分稀少的能爆炸的同位素U-235了。尽管炼铀委员会开了那么多会，科学家们窃窃私议，政府还是不曾在这个计划上花费十万美元现款。柯比估计，现在德国人拼命想搞世界帝国，在这方面也许已经花费了大约十亿美元。

炼铀委员会在一间单调的研究室里开会，尽管窗户开着，外面雷电不断，房间里还是闷热而烟雾腾腾。一块蒙着灰尘的小黑板上还有粉笔写的大学课程的基本方程式。桌子周围所有的人柯比都认识，除了两个穿军服的客人：一个陆军上校和一个海军上校。科学家们只穿着衬衫，有的解掉了领带，卷起了袖子。仍旧是国家标准局的局长利曼·布里格斯当主席，这使柯比更为泄气。布里格斯是一个快活的灰头发官员，在他眼里，一千美元就是联邦的一笔可观开支。他还穿着外衣，系着领带。

劳伦斯博士对柯比友好地挥挥手，然后对旁边坐着的两位军人说：“这位是柯比博士，丹佛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这位是托马斯上校，这位是凯勒赫上校。”

柯比分发了油印的文件，然后高声念起来，有时候被隆隆的雷声打断。与会的人都侧耳细听，只有凯勒赫上校，一个双颊肥胖的秃头，连续不断地抽着烟，萎靡不振地瞪着前面，不时地把手伸进镶金线的蓝制服里，在胸口的一个地方搔痒。陆军上校是一个看上去带点儿书生气的小个子，老是咳嗽，不断地从一个小纸盒里拿药片吃，一面在柯比发的文件边上写速记注解。

柯比正在答复劳伦斯的信里提出的问题：他能不能制造这种巨型的电磁铁？如果能，大约要多少钱、多少时间？劳伦斯认为可以把铀的一束电离子流在磁场中进行分离，以产生U-235——他总是用简单的方法和特别的力量来说服别人，所以有的科学家喜欢他，有的科学家恨他。这种方法柯比有一次对维克多·亨利讲过。已经有一种实验用的工具，叫作光谱仪，可以这样做。劳伦斯想制造巨型的光谱仪，以取得足够数量的U-235供军用。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这整个设想要求有——包括许多别的东西——特别巨型的电磁铁，以保持一个不变化的磁场。电压的一点点细微变化，就会抹掉U-238和U-235之间离子流的极微小的差别。这是关键所在。

柯比提出了交付第一台电磁铁的可能日期，以及他要收的造价的大致范围，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互相看了看。柯比最后提醒说，关于材料供应问题，要求有绝对优先权，说完就坐下了。戴着一副圆眼镜的劳伦斯朝他微笑着。

“好吧，这叫人还有点儿希望。”利曼·布里格斯温和地说，摸摸他的领带，“当然，这价钱还纯粹属于幻想的范围。”

那位海军上校插嘴说：“柯比博士，对于这个问题，通用电气公司来了人，西屋电气公司来了报告，他们设想的时间要两倍多，设想的价钱还不止两倍，而且他们还把使用性能大大降低了。”

巴穆·柯比耸了耸肩，说：“有这可能。”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说的可能性而不相信他们呢？”托马斯上校哑着嗓子说，随手从小纸盒里摇出一片药片来。

柯比说：“上校，我曾在西屋公司干过，他们制造的所有东西只使用一种电流。我是制造顾客设计的设备的，而且我是专门制造电磁铁的。这是一种比较狭仄的专业，却是我的专业。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走在我们前头。我到德国去过，我研究了他们的机构，进口了他们的镍合金线。西屋公司和通用公司不像我这样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他们也不用懂得。对于电磁铁的专门技术，我能够超过他们。至少我要求我能够，而且我准备以这些条件来投标。”

巴穆·柯比提到德国，桌子周围的人又交换起眼色来。那位海军上校以恼怒的声音说：“德国人还走在我们前头吗？”

“在哪方面，先生？”

“任何方面。说明白一点儿，就是制造这种炸弹方面。”

柯比吸了口烟斗，说：“从他们最近表现的自信看来，并不乐观。”

“我同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干起来？这个委员会看来只会空谈。”凯勒赫坐直身子，皱起眉头说，“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敢说我对这种未来的武器十分相信，但是如果他们在干，我们就得赶快。我们直接到总统那里去，向他要钱要命令。我可以保证海军会支持委员会。”

布里格斯吓得举起一只瘦手，说：“上校，总统有更紧迫的事，都需要钱、需要做。”

“我不同意，”托马斯说，“能比这些炸弹更紧迫？”

布里格斯反驳说：“上校，这一切还不过纯粹是理论，要达到任何可能实用的结果，还要好几年呢。”

凯勒赫上校用手一拍桌子，说：“瞧，让我提一个真正笨的问题。柯比在这儿谈论的是什么？是传布理论呢，还是制造光谱仪？也许我应该明白，然而我没有明白。”

“是制造光谱仪。”劳伦斯用慈爱的声调说。

“很好。那么，为什么你不努力去干呢？你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你不送一份清楚明白的备忘录给总统，让他可以了解？为什么你还要在一些别的花样上绕来绕去？”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基本建议上设想错误，”另一个科学家温和地解释说，“我们就可能白费好几年工夫。”

柯比忍不住说：“或者在竞赛中输给德国人。”

讨论停顿了一会儿，一时间，只听得见哗哗的雨声。布里格斯说：“好吧，这些事情还是未定之局，就像总统常说的那样。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准备一半就动手去干，这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柯比，“我不认为我们还要耽搁你。你的报告十分有用，非常感谢。”

柯比收起他的文件，说：“不知道你们是否还用得着我，或者我先回丹佛去？”

“弗莱德，别那么匆忙。”劳伦斯说。

“好吧，我就在史蒂芬斯旅馆。”

柯比在旅馆房间里待了一上午，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入侵俄国的新闻广播和特别报道，心情越来越沉重。不停歇的雨，时而夹着一阵闪电和雷鸣，加深了他的忧郁。有很长时间，他在午饭之前不喝酒了，这天他却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劳伦斯兴冲冲地来找他时，他已喝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弗莱德，今天早晨你可出了风头。我以为我们会有午饭吃，不料委员会却让送来咖啡和夹肉面包，会又接着开了下去。不过，有些事已经提出来了。你有时间吗？”

“我就是在这里坐着，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世界的末日。”

劳伦斯笑了。“它不会有末日。我们会在U-235方面打败德国，这是这场战争的关键，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差远了。这个委员会当然得改变它的方法。手续简直麻烦得令人难以相信。譬如说，现在进行的事务工作。简直受不了！为了保密，一次只能邀一个方面来商谈，把我们全体整天拖着！我们需要一个懂行的人作为事务工作与工业界之间的经常联系人，而且我们马上就需要。”劳伦斯停了一会儿，又说，“刚才我们正好谈起你。”

“我？不行，谢谢。”

“弗莱德，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懂得业务，你对理论的掌握也很充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而这种人不多。不幸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更重要的职位了，这你明白。”

“可是天哪，要我给谁工作？向谁汇报？上帝保佑，不要是那个国家标准局！”

“这一点是公开的。为了保密起见，也许你就在海军里弄个顾问的职位。凯勒赫上校是急切地想干，我真觉得有点儿好笑。几年以前，费米带着这东西的全套设计到海军去，被他们像疯子一样赶了出来。海军把恩里科·费米(3)赶了出来！怎么，弗莱德，你干不干？”

顿了一会儿，柯比说：“我得在哪里任职？”

“要在华盛顿。”柯比沉默了很久，于是劳伦斯又说：“到华盛顿去有困难吗？”

“我没这么说，可是你要这些电磁铁制造出来——”

“即使建议得到批准，钱拨了下来，也要一年以后。这事可是必须立刻就干。你说怎么样？”

这是劳伦斯的急性子脾气，柯比很了解。他把劳伦斯看作可能是最有才华的人。柯比比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大几岁，他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径直放弃了科学前程，转向工业，大部分原因是他认识了劳伦斯和几个别的人，他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才华得多。他们使他感到自己落后了，泄气了。现在，这样一个人鼓励他接受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他是无法推却的。

“但愿不给我这个职位，”他说，“给了我，我就接受。”

太阳在圣弗朗西斯科升起的时候，昼夜的分界线已经绕着地球走了一半，对苏联的入侵已经过了半天。无数的人被杀死，他们大部分是俄国人。苏联的空军损失了数百架飞机，也许不止一千架。灾难的实际损失已经超过了准确的记录。

在马雷岛海军船坞的军官俱乐部里，一张靠窗的满是阳光的桌子上，几个潜艇艇长正吃着火腿和鸡蛋，谈论对苏联的入侵。对入侵的结果，没有什么争辩。大家都同意苏联要垮台，有的说红军能支持六个星期，有的预言三个星期里或者十天就会结束。这些年轻的职业军官并不是头脑狭隘或者抱有成见的人，有这种看法的人在美国的武装部队里从上到下比比皆是。红军在芬兰的恶劣表现，已经证实了那种共产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血洗已把俄国变成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的判断。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国的作战计划处在估计世界战略形势时，根本没有考虑苏联。这些马雷岛上的潜艇军官在早餐桌上太平无事地议论地球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大屠杀，不过表明整个军方对此的看法而已。

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日本人现在会不会进攻，如果进攻，进攻什么地方。这几位上尉军官倾向于这样的意见：既然总统还在执行让日本人越来越多地购买石油和废铁的自杀政策，日本人也许不会来。但是“乌贼”号的艇长布朗奇·胡班一开口，这种一致的意见就垮台了。

舰队里没有哪个艇长比胡班更有威望。他在班里的崇高地位，他摆资格的冷淡态度，他玩的一手好桥牌，他喝酒的能耐，他的漂亮老婆，他自己上得了杂志封面的漂亮仪表，这一切加起来，形成了他使人难以置信的迷人外表。然而，他的外表还有行动做后盾。在他的指挥下，“乌贼”号在轮机和炮术方面得了三个优秀。五月份舰队演习的时候，他让“乌贼”号溜进了一个驱逐舰的防护圈，击沉了假想的敌人战列舰。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会青云直上的人物。因此，胡班上尉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只有听的份儿。

胡班议论说，世界形势就像一场橄榄球赛。在亚洲，俄国的西伯利亚军队和日本人本来在面对面地比赛。希特勒最近的行动把俄国人吸回到另一翼，他们成了斯大林最后的后备。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好机会。现在他们有了一片开阔的场地可以玩他们的球，从中国向南到新加坡，到苏拉威西和爪哇，把欧洲人富饶的属地都收拾掉。只要他们的行动够快，在美国人集合起来插手干预之前，他们就能越过界线。他看见他的新到任的副艇长在门口向他招手，就打住了这个军人爱说的比喻，从餐桌边站了起来。

埃斯特上尉递给他一份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来的电报：

“乌贼”号取消大修，只做必要战备检修，报告启程赴马尼拉的最早日期。

“好啊，好啊，回基地去啦！”胡班咧嘴一笑，带点儿激动地说，“太好啦！那么，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也准备开球啦。让我们瞧瞧，今天是二十二号，嗯？还有那台空气压缩机和四号鱼雷发射管得装起来。显然我们弄不到新电动发电机了，这些事要等我们到马尼拉才能得到命令。就这样吧。”他把电报纸按在墙上，用铅笔清楚地写道：二十四日七时启程。然后，他把电报递还给埃斯特。“作为军情优先电报发出。”

“我们来得及吗，长官？”

“给船坞的上校打个报告，他会把我们弄走的。”

“是，长官。我们少一个军官，波洛蒂少尉得在医院里待两个星期。”

“妈的，我把这忘了。那么，我们就四个军官走，挨着值班值到珍珠港，从那里的司令部里设法再找一个少尉。”

“艇长，你认识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人事处里的什么人吗？”

“认识。怎么了？”

“从新机构里去弄一个少尉出来行不行？”

对埃斯特狡猾的微笑，胡班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你脑子里有什么人吗？”

“有那么个少尉，跟我一起从S-45号上调出来的，刚去‘鲔鱼’号报到，试航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是一个好军官吗？”

“这个……倒霉的是，他是一只袋子里的耗子，是一个很懒散的家伙。”

“那我们要他干什么？”

“我能对付他。在紧要关头，他倒是有计谋有勇气。他的父亲是作战计划处的上校，他的哥哥在‘企业’号上驾驶侦察轰炸机。”

“听起来不坏。他是哪一类的？”

“他是后备役。你瞧，艇长，”看见胡班脸上苦笑的表情，埃斯特叫起来，“司令部里后备役军官多的是。你没法儿让艇上军官室里的军官全是常备役，在‘乌贼’号上也没办法。拜伦值潜水班行，我了解他。”

“拜伦？”

“他叫拜伦·亨利，人家叫他勃拉尼。”

“好吧，也许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珍珠港。不过，这样把这个勃拉尼弄来有点儿不择手段，是不是？新机构，在珍珠港，这差事比跟着‘乌贼’号到马尼拉好得多。”

“苦差事。”

胡班好奇地看了看他的副艇长，他对埃斯特这个人还摸不透。“你喜欢他，老弟？”

埃斯特耸耸肩，说：“我们缺这么一个值班的。”

向西移动的太阳，并没有在太平洋上照见好斗的小黑点。早晨的阳光斜射进停泊在珍珠港里的“企业”号的机库甲板，射到拆卸的飞机上、半装配的鱼雷上，以及和平时期的这层水上机械工厂甲板的一切乱糟糟的东西上。到处都有穿油腻粗蓝布装的水手和穿咔叽装的军官在干活儿。像所有的航空母舰一样，这个钢铁的洞窟里弥漫着汽油、橡胶、金属和海洋空气的气味。水手长的哨声盖过了这个工作日的喧闹，接着广播喇叭里响起了一个南方口音：“请注意，十分钟后，全体军官在军官室开会。”

华伦·亨利从一架侦察轰炸机的座舱里爬出来，在一块油腻的布上擦着手。他戴上咔叽军帽，对跟他一起干活儿的几个水手说：“在叫我了，祝我好运。”

他走进军官室时，穿咔叽衬衫、系黑色领带的军官已经把椅子坐满，有的在两边站着。舰中央，正对前隔舱，挂着银幕，旁边一张铺绿呢布的小桌上放着一台幻灯机。舰长——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矮胖子，看见华伦进来，就站起来走到银幕前面，说：“诸位，我想你们都已听到消息。我一直听短波，看来这位元首趁斯大林还没举起锤子和镰刀，就把他抓住了。”军官们对舰长的这种打趣有礼貌地嘻嘻笑了笑。“我个人为俄国人感到遗憾，他们被这么呆笨的领导控制着。我遇到过几次他们的海军军官，我觉得他们是友好的，也相当内行，尽管他们的行为有点儿古怪。

“问题是，这件事对‘企业’号的任务有什么影响？

“现在，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侦察机第六小队的亨利上尉对研究军事历史挺热心，所以我请他在这里给我们简单讲讲，然后开始工作，因此——立正！”

海军少将柯尔顿从一个门口进来，几十把椅子一阵响，全体军官站了起来。这个人胸脯粗壮，有点儿发紫的胖脸上还有飞机失事留下的伤疤。他曾经是“朗格莱”号上的海军飞行员，现在是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舰长引他坐到副舰长急忙让出来的一把皮圈椅上。这位海军少将点起一支粗黑的雪茄烟，挥手叫军官们就座。

华伦站到银幕前面，双手背在身后，双腿略微分开，用大多数海军教官惯用的单调谦虚的声音开始讲起来。他用老一套开玩笑的口气请大家原谅他的无知，然后就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主题。

“好吧，现在，很自然，我们关心的是日本人。在理论上，这里不应该有战争的问题。在军事力量方面，我们比日本强得多，任何日本人要发动一场战争，看来就是自杀。所以，你们听见老百姓在说，两个星期内我们就会把这些黄脸的小个儿鬼子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胡话。”有些年轻军官笑了笑，就不笑了。华伦把一幅黄蓝两色的水道部的地图挂在银幕上，拿起一根教鞭指着说：“这是一幅太平洋的地图。面前没有一幅地图，就不应该说什么把某某人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话。”华伦的教鞭把法国、荷兰、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画了一个圈。“石油、橡胶、锡矿、大米——日本要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所需的东西，都在这里。一九三九年以来，欧洲几个帝国的武装部队的行动，几乎都是为了掠夺。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这些东西都在日本的后院。我们要到那里去，得远远绕过日本，航行许多天。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那个有争议的地区离圣弗朗西斯科有一万英里或一万英里以上，离东京却只有八百英里。

“因此，我们的政府设法使日本人保持安静，让他们从我们这里买去他们需要的钢材、废铁和石油，尽管他们把这些东西立即储存起来，准备和我们打仗。嗯，对这种政策，我没有意见——”

“我是有意见的。”海军少将用讥讽的口气严肃地咕哝了一句。军官们都笑了，鼓起掌来。柯尔顿接着说：“我这意见胆小的人不爱听。他们迟早会向东挺进，烧掉德士古的石油，把旧别克汽车的铁片打到我们身上。什么政策！对不起，上尉，请继续讲。”

华伦取掉地图，大家安静下来。银幕上亮起一张发白的幻灯片，这是一幅日俄战争的形势图。

“好，现在来讲点儿历史。这里是旅顺口，”华伦指着说，“远远伸进黄海，在朝鲜后面。这又是日本的后院。一九○五年，日本人在这里打败了俄国人。他们不宣战，偷袭沙皇的海军，在晚上用鱼雷偷袭。俄国人再也没恢复过来。日本人登了陆，包围了这个不冻港。就这样，旅顺口终于陷落。沙皇只得和一个只有他本国六十分之一大小的不发达的国家讲和！日本人把它看作一次伟大的胜利，就像我们看待美国独立革命那样。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对这场战争予以足够重视。现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能一切现代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就在这一次，有色人种打了白种人，而且把白种人打败了。”

在一个角落，靠近餐具柜子的地方，军官室的服务员们——一些穿白衣服的菲律宾人或黑人，都站在那里。只要讲题不是保密的，他们也有权旁听军官的课程。这时，军官室突然静下来，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他们。菲律宾人脸上毫无表情，黑人们的表情则像谜一样各种各样，几个年轻的在酸溜溜地笑。这个尴尬局面出乎华伦的意料。司务长的助手们在场，对他来说是像饿了就吃一样自然的事，不会去注意。他摆脱了窘态，继续讲下去。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离佩里(4)打开这个国家的大门才半个世纪。日本人学得很快。他们把丝绸和工艺品卖给英国人，换来现代化的使用蒸汽机的海军；他们雇佣德国人训练陆军。于是，他们跳上大陆进攻俄国。

“要记住，莫斯科和旅顺口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大陆，唯一的联系就是一条铁路。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沙皇，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康华里(5)，漫长的供应线也搞垮了在俄国的拿破仑。你作战的地方越远，你消耗在来来往往上的力量就越大。

“很巧的是，在海军战术学院，战争规划常常从日本人偷袭我们开始，而且就在我们这个珍珠港。这是从偷袭旅顺口推论出来的。日本人的头脑就是这样想的，上一次叫这些白种魔鬼吃了苦头，为什么不再照样干一下？

“当然，一九四一年不等于一九○五年。我们有了侦察机和雷达。这一次，日本人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这个敌人的天性是奇特的，你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不过，总要记得他们的目标。一九○四年日本人打沙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军莫斯科的企图。他们的目标是抢占他们后院的地盘。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到现在还占领着。

“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日本人绝不会去攻占华盛顿。我猜想，他们甚至不会去威胁夏威夷。他们不可能乱冲乱撞。他们会向南进攻，大肆掠夺，然后向我们挑战，看我们敢不敢出来，拖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供应线，穿过他们设防的岛屿机场——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所组成的三重锁链，穿过就在他们家门口活动的海面舰艇和潜艇，而这些舰艇都在有陆上基地的空军掩护下。

“因此，我完全看不出我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他们从地图上消灭。”

华伦环顾了一下面前一百多张阴沉、年轻的脸。

“太平洋的和平曾一度坐在一把摇摇欲塌的三条腿凳子上。第一条腿是美国的海军力量；第二条腿是在东南亚的欧洲国家的力量；第三条腿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陆上力量。

“这把凳子的欧洲那条腿，在一九四○年被德国人敲掉了。昨天，德国人又敲掉了俄国那条腿。斯大林不会参与亚洲的战争了——至少现在不会。因此，一切全靠我们了。这把凳子少了两条腿，我敢说，太平洋的和平也就一屁股摔了下来。”

华伦一直很严肃地讲着，挥动着手里的教鞭。末了这句笑话使听的人意外地咯咯笑起来。

“至于纳根特舰长的问题，也就是希特勒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只要一看地图，答案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元首已经给‘企业’号发了命令：各就各位。”

柯尔顿少将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他用牙齿紧紧咬住雪茄烟，使劲握华伦的手。

阳光滑过了一条把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一分为二的假想的线，就开始了新的一天：六月二十三日。在线的另一边，六月二十二日这天才刚开始黎明。这个糊里糊涂的国际惯例，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依然如故。因为地球仍旧在太阳的光照下旋转，总有九千万英里的一半在黑暗里，而地球上这些渺小的居民，在他们互相残杀之时，总得同意用一种方法来计算时间。

阳光在海面上向西移动，照到一串串可爱的绿色小岛上。这些小岛全都防卫严密。它们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后来日本保证不予设防，受委托代管。日本极力模仿白种人，研究了欧洲的历史，学会了提出这种保证的办法。

东京的白天开始了。这座城市点缀着一些可爱的公园和寺庙，以及一座皇宫，其余地方便是一片贫民区，都是些低矮的火柴盒似的木头房子和破旧的西式建筑。日本人为了赶上白种人，整整赶了两代，把他们都赶贫穷了；四年“中国事变”又把他们完全挤干了。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者，都在拼命工作，吃着监狱里一般的饭菜，在借来的技术顾问的指导下，用借来的金属按照借来的蓝图制造战争机器。他们还死命地推销丝绸、照相机和玩具，换回石油来开动机器。九千万人辛勤地劳动在这四座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满是休眠火山、不时地震的岩石岛屿上。他们的主要自然资源就是他们的坚强意志。世上的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只有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天皇》(6)里了解到的那么多。

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民。他们的外务大臣，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名叫松冈(7)，在美国受的教育，到过欧洲许多地方。但是，他的滔滔不绝的自相矛盾的谈话，他的粗野的咯咯狞笑和嘶叫，和想象中的东方人的仪表太不一样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疯子。白种人外交官猜想他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直到后来才明白，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发了疯。这个军人内阁当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委托他去干，仍旧是一桩历史疑案，就像德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希特勒一样；而这个人的文章和演讲，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总是有明显的癫狂病。当时斯大林疯狂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尽管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后来他完全发了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疯狂的希特勒进攻疯狂的斯大林的时候，疯狂的松冈正主管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事务。

日本的历史学家说，松冈得到天皇的紧急召见，他要求天皇立即入侵西伯利亚，但是陆军和海军首脑对这个意见表示冷淡。一九三九年，陆军与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军队打了一架，这次架打得倒霉，无法公开，损失了上万人。他们愿意南进，那里的维希法国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荷兰人已经与祖国失去联系，被包围的英国人根本分不出兵力。在这个主要的分歧问题上，华伦·亨利在“企业”号上的讲话中所做的分析一点儿没有错。

但是松冈坚持说，既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他们受到攻击，日本就得保证予以帮助；而德国的入侵，显然是为了避开俄国的进攻。因此，从道义上说，就要求日本立即入侵西伯利亚。至于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那是他自己去谈判的——反正俄国从来不遵守条约。趁俄国还未垮台，现在立即进攻十分必要，以便使突击看起来体面一些，而不是乘虚而入。松冈把这种形势叫作“道德外交”。

据说当时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外务大臣是疯了。对此，一个年老的政治家答复说，松冈的发疯会是一个转机。人们能从日本人的记录里找到的，就是这些。

结果，政府的秘密决定是：“让柿子在树上成熟。”这就是说，暂不进攻苏联，等到它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时再说。因为对中国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像一片无穷无尽的泥沼，所以日本的领袖们还不急于打一场新的沉重的陆战。如果他们要打，看来也会选择向南挺进。这项计划已在制订。松冈泄气了，不久就离职而去。

东京日出的时候，从白令海峡出来的太阳已经在西伯利亚行进了三个多小时。它还得走八个小时，才能把第二天的日出带给前线，因为苏联横贯着半个地球。

五六月间到处都是入侵的谣言时，有一则讽刺故事从德国占领区越过边界到了自由区，传遍了欧洲。这则故事说：一个柏林女演员在和一个国防军将军做爱后休息时，她要他把即将入侵俄国的事讲给她听。这个将军没有办法，只好摊开一幅世界地图讲起来。可是一会儿，她就打断他说：“亲爱的，这横在地图上的一大块绿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嘛，亲爱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是苏联。”

“原来是这儿。那么你说德国在哪里？”将军把欧洲中部狭小的一块黑的地方指给她看。

“亲爱的，”女演员沉思着说，“元首看过这幅地图没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笑话。但是，苏联的神经中枢不是在海参崴，不是在这块绿色地方的最东端。六月二十三日，初升的太阳从俄国首都西移，照亮了德军纵队，他们穿过红军的密集部队和强大的边境防御，一天之内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向明斯克和莫斯科挺进。

(1)　意大利城市。一九二二年，德国和苏俄在此签订条约。

(2)　犹太教的希伯来语法典。

(3)　恩里科·费米（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1942年首先完成铀原子分裂的连锁反应实验，后参与美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4)　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1853年率舰队赴日本，迫使日本天皇政府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

(5)　康华里（1738—1805），英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率领英军与美国革命军作战失败。

(6)　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作词、作曲家沙利文作曲的歌剧，1885年首次上演。

(7)　松冈洋右（1880—1946），1940—1941年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

第四十六章

紫色的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在华盛顿纪念碑背后忽长忽短地交叉闪现。波托马克河上的七月就像惯常那样在令人窒息的闷热和雷雨不断中即将过去。“我不能走回家去了。”维克多·亨利说。一阵冷空气从打开的窗户里冲进闷热潮湿的办公室，把粗大的雨点洒到墙上的挂图上。街上开始下起密集的骤雨。

“也许会把热浪赶散。”朱利乌斯说。朱利乌斯是主要办事员，从军械局起就跟他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五十岁的沉着的胖子，有个出色的统计头脑。

“没这么好的运气，水汽只会更浓罢了。”帕格看看表说，“嘿，都六点过了。打个电话到我家里去，行不行？吩咐厨子七点开饭。”

“是，长官。”

帕格把领带系紧，穿上一件麻布外套，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拢来。“我还得把这些数字再研究一下，真有点儿叫人不能相信，朱利乌斯。”

朱利乌斯耸耸肩膀，双手挥了挥，说：“这跟你让我算的前面那一批数字一样。”

“老天爷，如果都用到这两大洋的那么多登陆工具上，那么接下来的三年我们还怎么造别的东西？”

朱利乌斯带点儿优越感地对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比上司知道得多的下属。“我们一年生产六千万吨钢，长官。但是，还要制造那么多吹风机、冰箱和四十种不同型号的汽车，这是一个问题。”

帕格冒雨向一辆停在海军大楼门口的出租汽车走去，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把软帽往下拉压住额头。“真是——嘿，是你啊！”

“喂！”帕格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给出租汽车司机，“请你等一会儿——柯比，你什么时候来华盛顿的？”

“来了有一个月了。”

“跟我回家去喝一杯。跟我一起吃饭，更好。”

“多谢，不过我去不了。”

“就我一个人。”维克多·亨利说。柯比迟疑了一下：“你妻子呢？”

“在纽约挥霍我的钱呢。她去送我们的儿媳妇和孙子坐飞机去夏威夷。这会儿她在买家具和零碎东西，我们置了一所房子。”

“是吗？她买的是不是狐狸厅路那所？”

“就是那所。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罗达在找房子的时候，我碰到过她。我想，那时候你在海上。我跟她一起吃了饭，然后她带我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完全赞成。”

“你要办的事多吗？”帕格坚持道，“我等你。”

“事实上，”柯比突然说，“我只是去取一些文件。我很快进去一趟，不过一分钟。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喝点儿酒。”

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在大雨中缓慢地经过上下班时间拥挤的宪法路。“你在这闷热的城里干什么啊？”帕格说。

“哦，瞎忙罢了。”

“我知道你有事！”帕格咧嘴一笑，强调这个“有”字，意思是指铀。

柯比看了看出租汽车司机圆圆的秃头和通红的耳朵。

“司机，打开收音机，”帕格说，“让我们听听新闻。”可是车上只能收到爵士音乐，还有静电干扰的吱吱响声。

“我不知道你想听什么，”柯比说，“除了德国人又离莫斯科近了五十英里。”

“我们都被日本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我没法儿想象总统的命令是什么，”柯比说，“看来报纸也没法儿。很好，他冻结了他们的资金。这会截断他们的石油供应吗？”

“当然会，他们不能付钱买了。”

“这会不会迫使他们开战？”

“也许会。总统对维希政府允许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设机场、驻军队的密约得想个办法。在这件事上，西贡是通向马来亚和爪哇，还有澳大利亚的现成有用的跳板。”

柯比慢腾腾地装上烟斗。“罗达好吗？”

“除了对新房子里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发发脾气外，别的都好。”

科学家嘴里吐着蓝烟，又说：“现在我们到底要日本干什么？”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国大陆，取消满洲国的丑剧，让满洲自由。”

“换句话说，”柯比说，“放弃一切成为列强的希望，即便没有人打他们，也得承认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可以在海上打败他们。”

“我们有军队去把他们赶出亚洲吗？”

“没有。”

“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一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制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哑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哦？是吗？”柯比说。

“因为他如果想这么干，就会被弹劾。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美国人不会为了救犹太人而去打仗。”他转过头来，友好的胖脸上露出快乐的笑容，蓝眼睛在闪光，“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反对犹太人，我也没有偏见支持他们。让美国青年为他们去送死还犯不上。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还是注意开车吧。”帕格说。

司机不吭声了。

“这是一个好地方。”柯比说。他们是在后面的门廊上，帕格正在倒马提尼酒。这房子坐落在一座小丘顶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道长满野生树木的峡谷。一阵带着潮湿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清风吹来，使门廊上很凉爽。

“罗达喜欢这地方。”

他们默默地喝着酒。

“那出租汽车司机怎么样？”柯比说。

“他嘛，他不过直说了而已。这在参议院里经常讲，全是空谈。”

柯比的杯子喝干了，帕格马上给他倒上。

“谢谢，帕格。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感受，我开始怀疑，我们人类，就像我们都知道的，也许完不成工业革命。”

“我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帕格说。这时，这位科学家点起了烟斗。

“不是的，”柯比说，慢慢地把手里的一根粗火柴挥灭，“我来解释一下。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习俗，我们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概念，在古代还没有机器时就发展起来了。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对手的倒台和覆灭，也是证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变化。也许独裁统治最适合都市的机器生活——手执武器的老板们，根本不讲慈悲或正直，他们用恐怖维持秩序，动不动就撒谎、杀人，这是每天的政策。不过，大部分机器还不满一百年，飞机还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试验。”柯比停下来把杯子喝干。“你把日本人叫作工业武士，说得贴切。他们自己饿肚子，把国家搜刮干，来买机器、造机器，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跳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纳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也许真是更有道理。也许我这只是酒后之言。壶里还有酒吗？”

“有的是，”帕格说着，给他倒上酒，“里面还更多。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在这门廊上真舒服。”

“的确不错。”巴穆·柯比说。

“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吃饭？”帕格问道，“还有什么事？”

“我不想麻烦你。”

“今天吃肉排、土豆和沙拉。多做两块肉排就行了，我去吩咐一下厨师。”

“好吧，帕格，谢谢。最近我一直是一个人吃饭。”

“我一会儿就回来。”维克多·亨利拿起酒壶说。他回来的时候，酒壶已经装满，还响着冰块的声音。

“我把晚饭推迟了，”他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一下。”

“这倒合我的意，”柯比说，“不过从我现在的情绪和你那只酒壶的容量来看，也许还要你领我到餐厅去呢。”

“餐厅不远，”帕格说，“那里的家具也没什么棱角。”

柯比笑了。“要知道，你那位非常可爱的妻子对我说的头一件事，就是我喝酒太多。在柏林她请我吃饭的那次，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得坐飞机回来见总统。那时候我情绪不好，一下子就喝了好多酒，她把我拦住了。”

“这太粗暴。一个男人喝多少酒是他自己的事，”帕格说，“更不用说我这位骄傲的美人有时候自己也醉醺醺的。”

“我说，帕格，你调的马提尼酒真太棒了。”

“柯比，要知道，你刚才说的，还不就是林白(1)贩卖过的，什么未来在招手之类的玩意儿。”

“不过，林白还是一个新人的典型，对吧？他是独自一人驾着一架单发动机飞机飞过大洋啊！他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指出了道路。”

“他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杀人犯。”

“只有老板们需要这样干，亨利。其余的人，包括科学与机械的天才如林白，以及像我这样的旋转木马在内，只需要服从。显然在德国就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柯比，”帕格说，一边用手转着酒杯，感到意义深刻，“这样的领导者不稀罕。拿破仑就是一个。他也有一条宣传战线，他还没有开枪，就削弱了敌人。是啊，他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带给全体欧洲人的。好了，这下他把欧洲大陆弄得满目疮痍、血流成河。一连过了十多年，人们才看透了他，把他抓住，放逐到一座岩石岛上。”

“你认为希特勒也会这样？”

“我希望这样。”

“这里面有个区别。拿破仑没有机器，假使他有飞机、电话、坦克、卡车、机关枪——所有的工业产品，说不定他也会使欧洲长时期处于专制暴政之下呢，你信不？”

“那可不敢说。我把拿破仑看得很低。你要知道，拿破仑把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土地卖给杰弗逊(2)——我们的整个中西部，从路易斯安那州到落基山脉和加拿大边境——卖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一千五百万！这就是说，像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地产只值四美分一英亩。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全部铁矿、科罗拉多州的金矿银矿、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一个法国人，能把拿破仑看成一个天才。他是一头喝血的蠢驴。他只要派他的一个小军团到这里来，保卫这个地区，就是说用两个师来守住路易斯安那地区，而不是在欧洲晃来荡去地屠杀抢劫，同时再送几千个法国人到这个地方来殖民，毫无疑问，法国今天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被强奸了的丑老太婆。”

“我以前真没这样想过，”柯比说，对他最后一句话笑起来，“也许是荒谬的。”

“你的铀怎么样了？”维克多·亨利说。

柯比的笑容变成了谨慎。“你就是为了这个让我喝马提尼酒的吗？”

“如果马提尼酒能让你泄露有关铀的事，柯比，那么先来让它试试作战计划处的一个军官，以后就别再喝马提尼酒。”

“作战计划处得到什么报告没有？”

“没有。对我们来说，还是凡尔纳(3)的小说。”

“不幸得很，比那还不如。”

雨又开始下起来，风在呼啸，雷声隆隆，一阵雨点从门廊的栏杆处洒了进来。帕格把向风一边的遮阳帆布放下来系住，这时柯比还在继续说。

“当前最乐观的估计，帕格，是这种炸弹能制成功。如果全力以赴，也许两年，也许五十年。这是未知数。可是，我们并没有全力以赴。我们在理论方面努了一把力，如此而已。有些惊人的头脑在工作，其中有些人是被德国人从欧洲赶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还真得感谢德国人。重要的问题是，至今德国人在前头走了多远？我们甚至还没开始，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计划。制造铀的炸弹要经过几个阶段。我们有些人害怕德国人已经突破第一阶段，那就是获得了足够的放射性同位素来引起一个可控制的连锁反应。”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什么性质的武器？”帕格说，“爆炸力有多大？”

“再说一次，答案是一个未知数。这力量加在一起也许太大了。就是说，这种炸弹在能真正起作用前，自己就得分裂。在理论上，一枚炸弹能扫平纽约城，或者甚至像罗得岛那么大一个地区。你在这里对付的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据说它能产生一个裂变过程，能把地球炸掉。正经人并不把它看得太严重。坦白讲，我知道得不多，还没什么把握。”

“你讲的这种炸弹真是太好了。”维克多·亨利说。

“喂——”

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响起了罗达·亨利的声音，然后他们听见鞋后跟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嗒嗒地响。“奇怪！有人在家吗？我挨了淋，像只落汤鸡了！”

“嘿！我在这儿，在外面，”帕格说，“我们有客人。”

“有客人？”

“你好，罗达。”柯比站起来说。

“哎哟，老天爷！”她瞪着眼睛在门口愣住了。她的紫色帽子耷拉了下来，手里还捧着一个湿透的纸包裹；她的绸子花衣裙湿漉漉地贴在肩膀和胸脯上；她脸上的雨水一闪一闪的，涂着的眼影也模糊了，苍白的嘴唇上唇膏蹭得一块块的，一绺绺湿了的头发垂在额角和脖子上。

帕格说：“纽约的事那么快就办完啦，是吗？我请弗莱德·柯比来喝杯酒，因为我们刚好——”

罗达转身走了，她那匆忙的脚步声在屋子里响着，上了楼梯。

“爸爸，这真是一个好地方！简直是一座大厦！”梅德琳从门口进来，淋得像她母亲一样湿。她一边笑，一边甩掉头发上的雨水。

“你好，梅蒂！你也来了？”

“瞧我！老天，我们多倒霉！找不到出租汽车，而且——你好，柯比博士。”

“你们两人要感冒了。”帕格·亨利说。

“如果给我一杯马提尼酒，”梅德琳说，眼睛看着酒壶，“我就能抗住病毒了。”在父亲给她倒酒的时候，她解释说，因为休·克里弗兰明天早晨到国防部有事，所以罗达决定跟他们一起回华盛顿了。这女孩子老练地很快喝着酒。

“你的行李呢？”帕格说，“去换上干衣服。”

“我把东西留在维拉德旅馆了，爸爸。”

“怎么？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大一所屋子归你用。”

“是的，我到这里来看看，然后回旅馆去换衣服。”

“但是为什么你非得住旅馆？”

“哦，那样方便点儿。”她看看手表，“天哪，快七点钟了。”

帕格对女儿皱皱鼻子，不理睬她的厚脸皮。可是她看起来挺漂亮，尽管头发湿了，粉红色的麻布衣服皱巴巴的。罗达担心梅德琳的容貌到了二十一岁就会变得平平常常，事实证明她完全错了。“那么急干什么？”

“我们请陆军的一个大头儿吃晚饭，爸爸，想向他推荐一个设想的新节目。休每个星期去拜访一个军事单位，我们把军队里的业余演员找来，到基地去巡回一趟，给扩军做宣传。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连题目也是我想出来的，叫‘快乐时光’。公司的人很兴奋。”她望着这两个中年男人，眼睛闪闪发光，接着又把杯子伸过去，“再给我喝一点吧！如果这个节目办成功，我就会有股份。我真的会有。休·克里弗兰准备组织一家公司，给我一点儿股份。他答应我的。怎么样？说不定我会发财！是吗，爸爸？”她得意地咯咯笑起来，又说：“你好像有点儿不高兴。”

“先跟你说，”帕格说，“到九月份，我们可能连一支军队都还没有呢。你没看报吗？”梅德琳的脸沉下来了：“你是说征兵法案吗？”

“是的。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也许更糟，国会不肯投票恢复这项法案。”

“这真是发疯了。到九月份，希特勒也许已经把俄国打垮了。现在他离莫斯科多远了？一百英里，差不多吧？”

“我不是说这些政治家是对的，我是在告诉你事实。”

“天哪，这会把‘快乐时光’轰上天去，是不是？好吧，等着瞧吧。”她站着，抖了抖裙子，“哟，雨都透到里面去了，好几个倒霉的地方。我得快点儿瞧一眼这房子，然后就得走了。”

“我带你去看。”帕格说，“你怎么样，柯比，一起看看吧？”

“我想我还是走吧。”柯比说，“罗达回来了，我不愿意打扰你们，而且，我还有许多——”

“你就在这儿坐着。”维克多·亨利说，把巴穆·柯比推向一把柳条圈椅，“房子也叫我心烦。你再喝一杯，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喝多了。”柯比说着，伸手去拿酒壶。

梅德琳跟着她父亲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跑，看见什么都快活地直叫：“天哪，瞧这间餐厅里的镶边……哦，天哪，多么吓人的一个壁炉……天哪，这些壁橱有多大！”

“我说，我不算个古板的人，”到最后，帕格提出说，“但是你老这么‘天哪，天哪’干什么？听上去像个下等人似的。”

罗达在她的化妆室里叫道：“对了，帕格，告诉她，我从来没听见过这样说话的。五分钟里你听的她的‘天哪’比教堂里一个钟头的说教还要多，多难听。”

梅德琳说：“对不起，这是我从休那里学来的习惯。”

“哦，帕格——”又是罗达的声音，她嗓门忽然提高了，“你在哪儿找到巴穆·柯比的？他打电话了吗？”

“碰上他的。留下他吃晚饭了，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梅德琳，你不是真住在维拉德旅馆吧？这太特别了，亲爱的。你去把行李拿回家来吧。”

“不要紧，妈妈，再见。”

帕格和她一起走下楼梯，对她说：“我们买了这么大一所房子，就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回家有地方住。”

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到他的胳膊上，笑了。这样的谦恭使他不安。“真的，爸爸，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和那些作家待到好晚呢。”

“克里弗兰这家伙，”维克多·亨利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他这人好不好？”

她那很有自信的女性温柔笑容加深了。“爸爸，如果有什么欺瞒人的事情，那我会变得偷偷摸摸一些，是不是？说实在话，要相信我一些。”

“好吧，你已经长大了，这我明白，就是快了点儿。”

“一切都很好。这正是我一辈子里最好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真正为我骄傲的。”

“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帕格喃喃地说。他正朝着安在大理石地板门厅的电话走去，电话铃响了。“喂？是的，我是……是的，将军。”梅德琳发现她父亲的神色一下子变得紧张、严肃起来。“是，是，长官。是的，行了。再见，长官。”

帕格用内线打到罗达的房间里。“你打扮好了吗？”

“还要五分钟。什么事？”

“下来了我再告诉你。”

他又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只要维克多·亨利的脸上显出这种神色，用这种腔调说话，梅德琳从来不发问。他们回到门廊上，柯比还懒洋洋地靠在柳条圈椅上抽烟斗。罗达几乎同时下来了，她穿着一身耀眼的绿衣服，头发漂亮地卷着梳起来，脸上打扮得像要去跳舞。

“哎哟！真是快速变化的艺术。”帕格说。

“但愿这样。我到这里的时候，活像《白雪公主》里的女巫。”

“罗达，我刚刚接到金海军中将的电话，他在部里。我和梅德琳一起坐车进城去，你先请弗莱德吃晚饭，也许我还来得及回来喝点儿咖啡什么的。不管怎么样，等我知道了是什么事，就打电话给你。”

出租汽车的喇叭在外面响了，柯比也要告辞，维克多·亨利听都不要听他的。他喜欢这个科学家。他请他回家，一来是要个人做伴，二来是想叫他讲讲铀的事。帕格·亨利不会去猜想这个人和罗达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就像他不会怀疑他的妻子会吃人肉一样。他说服柯比留下，自己和女儿走了。

外面的大门一关上，罗达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巴穆，多久不见啦？有一个世纪了。”

柯比朝前坐了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帕格不知道他把你置于多尴尬的境地。我要走了。”

罗达坐正身子，架起腿，抱着胳膊，挺着脖子，说：“你要把几块很好的双份羊排浪费了。你没闻到香味吗？晚饭马上就好。”

“罗达，我真的相信你一点儿不感到别扭。”

“哦，巴穆，我让事情自然发展。真的，我很高兴看见你。你怎么到华盛顿来的？”

“为了一项防务工作。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只能告诉你，进行得很不顺利。”

“你的意思是说你住在这里？”

“我在华德曼公园有一套房间。”

“那么，你的工厂怎么样了？”

“我有头等的经理和工头儿。每过半个来月，我就飞回丹佛去看看。我刚回来。”他讥刺地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又说，“说来叫人心烦，没有我工作反倒进行得挺顺利。”

“你的那所房子怎么样了？”

“很好。我没卖，现在也不想卖了。”

“哦？可是现在，你来到了这里。真怪。”

“我不会说‘真怪’这样的话。”

罗达放低声音，用柔软而亲昵的口气说：“是不是我的信十分吓人？”

“这是我妻子去世以后我所受到的最重的打击。”

罗达对他这种粗鲁的口气只是眨眨眼睛，叹了口气。“我很遗憾。”她坐在那里，十根指头在膝盖上一下子交叉起来，一下子又分开。然后，她抬起头，说：“我在想，怎么说才好，免得我看起来像一个轻浮的女人，可是管它呢。那天白宫宴会，我坐在总统旁边，他待我很好，他喜欢我。他说了些帕格的好话，谈到了他的前途。一个离婚的男人在军队里是会碰到许多阻碍的，特别是眼看他就要升到将官级别的时候。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是的，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后来我一直晚上睡不好觉，巴穆，我真是一个很坏的捣蛋鬼。可是，我对他没有变心，我也不准备道歉。”

“晚饭准备好了，亨利太太。”一个穿白围裙的灰发黑人妇女出现在门口，脸上显得很不高兴。

“哦，亲爱的，好吧。几点钟了，芭芭拉？”

“已经八点半了，亨利太太。”

“真倒霉，我从来不想把你留到这么晚。当然，巴穆，你要留下吃饭。饭就放在桌子上，好吗，芭芭拉？你回去吧。”

罗达·亨利和巴穆·柯比两个人吃完厚厚的肉排、沙拉，喝完一瓶酒以后，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消除了。她讲着新房子遇到的可笑的麻烦事，引得他哈哈大笑。她也笑着，尽管她说这些倒霉的事当时叫她大发脾气。

“再喝一杯圣于连酒，吃点儿干酪，怎么样，巴穆？”

“罗达，假使他回家来看见我们又开了一瓶酒，他的眉头就会这样皱起来了。”

“哦，嘘——”她开始收拾盘子，“他跟我常常开两瓶酒，有时候三瓶。”她捧着一沓盘子，顿了一会儿。“我没法儿告诉你我多么高兴，这不可能事先安排，我心头压着的一副重担去掉了。”罗达把咖啡和第二瓶酒拿到后面的门廊上。雨已经住了。透过黑魆魆的树影望去，七月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几颗星星闪着微光。

“啊！这有多好，是吗？”她说，“我想就是为了这个门廊，我才要这个地方的，它使我想起我们在柏林的房子。”

“这很像柏林夏天的傍晚，”柯比说，“流连的微光，雨后树木的清新气息——”

她说：“你还记得？”

“我有很好的记忆力，有点儿太好了。”

“我的记忆力是很随便的，巴穆，它想记得好的，忘掉坏的。”

“这是妇女的记忆力。”柯比博士突然把酒一口喝干，“我要问你点儿事，罗达。听上去很可能有些无礼，可是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再这样谈了。酒我是喝多了一点儿，无疑太多了。你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打击，我一直在反复想这件事。你对我说，在遇到我之前，你还从来不曾有过别人。我相信你，现在还相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怎么会的呢？”他有意地沉默了一会儿，只听见啾啾的鸟叫。他又说：“我让你生气啦？”

“没有。”罗达的声音有点儿发哑，但是很沉静，“我当然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答复——无非是说，你是无法抗拒的，而且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哪怕有一点点像你的人。这倒是真的。不过，我还是有很多机会，亲爱的。我不是光指在军官俱乐部喝醉酒的事。有那种时候……可是说句真心话，这些男人都是像帕格那样的海军军官。这就是我接触到的圈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甚至连和他差不多的都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我不责怪帕格，那样太卑鄙了。可是他太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从战争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厉害。帕格是个狂热的人，你要知道，不是对宗教或者对政治狂热，而是对干事情狂热。”

“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巴穆·柯比说，“我也是同样狂热的人。”

“啊，然而在柏林，不管你自己明白不明白，你是在追求我。帕格追求我的时候，我也爱上他了。”她低声地咯咯笑了，接着又说：“让我再说一件事情。尽管你，或者所有的人，也许会笑话我，但我是一个好女人，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因此，尽管有这件事或那件事，但还没有过第二个人。也不会再有了，现在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老祖母了。就是这样。”

他们没谈多久。在黑暗中，他们是两个朦胧的影子，只是有几盏看不见的街灯照在树叶上发出微弱的反光，才能隐约看见他们。

“帕格一直没有来电话。”罗达安详地说。

柯比的影子从柳条圈椅上站起来，显得很高大。“我要走了。这顿晚饭吃得很满意，我明显觉得好多了。谢谢你。”

她说：“什么时候再见面？”

“华盛顿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就看我怎么碰到帕格了。”

“你认得出去的路吗，亲爱的？”

“当然。”

“不是我对你无礼，说实话，这会儿我的眼睛都模糊了。”

巴穆·柯比走近她，低下头，吻她的手。她把另一只手放到他的手上，轻柔地、恋恋不舍地握了握。

“天哪，”她说，“多么欧化，不过真是甜蜜。亲爱的，直接穿过起居室，向左转就是大门。”

(1)　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单独驾机做不着陆飞行，横渡大西洋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竭力鼓吹美国不参与欧洲战争。

(2)　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三位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事件发生在1803年4月。

(3)　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专写科学幻想小说。

第四十七章

一个星期之后，维克多·亨利躺在重巡洋舰“塔斯卡卢萨”号一间军官寝舱的上铺，下铺睡着一个陆军作战计划处的上校，正在轻声打鼾。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有人在他的耳边低声问道：“你是亨利上校吗？”把他叫醒。借着从走廊进来的红光，他看见一个水手，把一份电报递了过来。他拧亮了铺上昏暗的小灯。

即令维克多·亨利上校随带行装，今日五时前转登“奥古斯塔”号舰待命。

金

“现在几点钟了？”帕格在电报纸上签了名，喃喃地问。

“四点半。值日军官说，舰长的快艇正等着您，长官。”

帕格想轻声收拾东西，但是一只铁抽屉吱地响了一下，把上校吵醒了。“嘿，船长，要走了？到哪里去？”

“到‘奥古斯塔’号去。”

“什么？”上校打着哈欠，在毯子底下蜷紧了身子。即使是在仲夏，楠塔基特湾清晨的天气还是很凉的。“我以为那艘船只是给大官和总统坐的。”

“我想也许是海军中将决定他还需要一个打字员。”

“就是那位金海军中将吧？就是那个用喷灯刮胡子的人？”

帕格有礼貌地笑着说：“是的，就是那位。”

“好，祝你幸运。”

一阵阵疾风翻滚着吹过微明前的停泊处，把晨雾驱散。海面上的轻波摇晃着徐缓行驶的快艇，使艇上的钟时不时地响一两声，帕格不得不在潮湿冰凉的皮座位上挺直身子。快艇沉闷地晃荡着行驶了一会儿，“奥古斯塔”号没有灯光的长长的黑色形体从雾中朦胧显现。这艘巡洋舰连锚灯都没有点，这在和平时期是罕见的，也是严重地违反规定的。在逐渐消散的雾气中，总统的游艇和马撒葡萄园的沙丘隐约可见。亨利上校登上了巡洋舰的舷梯，这时东方出现了微红的曙光。这艘老战舰整洁、光滑的新油漆，金属物的微微闪光，穿着洁白无瑕制服的水手们紧张而沉静的动作——这一切都表明，这是金海军中将的旗舰。甲板上特装的长跳板、新焊上的扶手，显然是为跛足总统安排的特别装置。

穿了一身雪白制服的金海军中将架起瘦腿，坐在舰桥的高椅子上，正在询问“奥古斯塔”号的舰长给罗斯福所做的安排。亨利来了，他一点儿没注意。这位舰长是帕格的同班同学，正像一个海军军校学生在口试那样回答问题。金让他走的时候，他才低声地招呼了声“嘿，帕格”，然后离开了舰桥。

“亨利，总统登舰后要跟你谈一下。”金把冷眼转向帕格，一边往一支黑色过滤烟嘴上装香烟，“我才知道，就是为这个才把你调来的。我们就要出发，你来不及回到‘塔斯卡卢萨’号上去了。我想，他可能会要的那些报告或者材料你都准备了吧。”

“我的文件都在这里，将军。”帕格拍拍手里的公文包，他从那艘军舰到这艘军舰来，一路上这个包都未离过手。

金抽着香烟，下巴颏儿朝天，眯缝着眼睛看着维克多·亨利。“上星期我已经通知过你，总统提出来，要你参加这趟演习。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要你听他的命令。你是不是刚巧是罗斯福先生的远亲或者世交？”

“都不是，将军。”

“好吧——要记牢，你是随时随地在为美国海军服役。”

“是的，长官。”

事实上，没有人看见这个跛足的人被吊上军舰。全舰人员都穿着雪白制服，在主炮塔下长长的前甲板上集合，立正。没有奏军乐，没有鸣礼炮。“波多马克”号游艇离开马撒葡萄园，靠到左舷，响起了短促的命令声，水手长的哨子尖叫着。一会儿，“波多马克”号就翻着水浪离开军舰。于是总统出现了，他坐在轮椅上，一个海军上校推着，后面跟着一群显眼的文职官员和海陆军将校。好像戏剧里的安排一样，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阳光洒到甲板上，照亮了微笑着挥手的总统。他这身白衣服，耷拉着的白帽子，精神饱满的神态，戴着眼镜的宽脸，嘴里还叼着一支烟嘴，一副十足的罗斯福的气派，简直有点儿像演戏了。一个演员就会装扮成这样。帕格想，罗斯福真的是在做给全体船员看，也许是由于阳光出现的缘故。轮椅和这群随员经过前甲板，进了舰舱。

两艘巡洋舰立即起锚，向大海驶去，前面有一支驱逐舰分队护航。早晨的太阳隐没在云端。在北大西洋阴沉灰暗的天气里，舰队以二十二海里的速度，横过主要的航线，向东北方向航行。维克多·亨利在主甲板上散了几个小时步，领略了海风翻起的高高的黑色海浪和脚底下铁板轻缓的隆隆声的滋味。总统还没叫他，这并不使他奇怪。他的作战计划处的上司在“塔斯卡卢萨”号上，他们准备一路上多做些工作。等两艘巡洋舰到达会面地点，他们就得连夜开会。把他这样分开，也许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总统的意思总得听从。

第二天早晨，他在司令部餐室刚吃完火腿和鸡蛋，一个餐室服务员递给他一封信，里面一张黄色的便条纸：

老弟，如果没轮到你值班，在十点钟左右来看我。

船长

他仔细地叠好便条，放进口袋。这些通信，不管多么无关紧要，帕格都保存着，为了将来给孙子们。十点钟的时候，他走到司令部总统房间门口，一个粗壮的、双目凝视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看见他，立刻立正。

“来了，帕格！正好赶上听新闻广播！”罗斯福独自在一把圈椅上坐着，面前一张铺绿呢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袖珍收音机，正在叽里呱啦播广告。透过夹鼻眼镜，可以看到罗斯福眼睛底下的黑眼圈，但是他敞着衬衫领子，里面穿着一件灰色旧运动衫，样子看起来又挺自在。刮胡子的时候他割伤了自己，宽阔的下巴上留着一个凝着血块的伤口。他的气色很好，愉快地嗅着小圆舷窗里吹进来的海风，风吹乱了他稀疏的灰发。

莫斯科承认，挺进的德国人已经远远过了斯摩棱斯克。听到这儿，他悲哀地摇了摇头。然后，广播员说，罗斯福总统现在在什么地方已经不再是秘密；接着又装腔作势地说，罗斯福正乘着“波多马克”号游艇度假，昨天晚上八点钟，有的新闻记者看见他在游艇的后甲板上，驶过科德角运河。罗斯福听到这里，狡猾地扫了亨利上校一眼，微笑着的脸上露出了自满和聪明的神气。“哈哈，八点钟的时候我在这里，在大海上。你猜猜我是怎么干的，帕格？”

“这是一个巧妙的骗局，先生。游艇上有人假扮你？”

“正是！汤姆·威尔逊，那个机械师。我们给他穿一套白衣服，戴一顶白帽子。好吧，这真不错。挺有用！”他把收音机声音拧小，里边在播送另一段广告。“我们不能让潜艇来轰丘吉尔和我。可是我承认，骗过了新闻记者，我挺高兴，他们真把我的生活害苦了。”罗斯福在桌子上的文件堆里寻找着，“哦，在这里了。你看看这个，老弟。”这份打字机打的文件的题目是：“呈总统——绝密，仅两份”。

总统又开大了收音机，在圈椅上坐下。广播员在描述报纸对众议院表决延长征兵法案的民意预测，当他宣布说这个提案将以六票对八票失败时，总统那张多变的脸变得厌倦而严肃起来。“这是不对的。”总统插嘴说，带着深深的黑眼圈的眼睛盯着收音机，好像在与广播员辩论。在下个节目里，德国宣传部嘲笑了世界犹太领袖对德占苏区犹太人被屠杀提出的控诉。德国宣传部说，犹太人是在散布盟国的恶意宣传，红十字会可以随时随地去进行证实。“这又在撒谎，”总统说，用厌恶的动作关上收音机，“真的，这些纳粹是最无法无天的撒谎家。红十字会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我觉得，我当然也希望这些故事是夸大了。我们的情报人员说是这样。不过，只要有烟——”他取下夹鼻眼镜，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揉眼睛，“帕格，你的儿媳妇和她的叔叔回来了没有？”

“听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先生。”

“好，很好。”罗斯福长长地吁了口气，“你的那个潜艇水兵还是一个孩子呢。”

“恐怕是一个莽撞的小家伙。”维克多·亨利一边和罗斯福聊天，一边想看看这份具有爆炸性的文件，但是很难看得下去，因为里面有很多数字。

“我有个儿子也是海军少尉，帕格。他在舰上，我希望你认识他。”

“我很愿意，先生。”

罗斯福点了一支烟，咳嗽起来。“我收到一份这些犹太人的声明，是几个要好的老朋友的代表团带来给我的。犹太人抱成一团的那股劲真惊人，帕格。可是怎么办呢？如果光是谴责一下德国人，这样做未免丢脸，而且根本没用。办法我早就使尽了。我们已经设法搞了一项移民法，用了些这种手段和那种手段。的确，我们还算是幸运。可是，我正在对付这个准备解散军队的国会，你能想象我会在这时候向他们提出让更多犹太人入境的法案吗？我看我们在征兵问题上会打败他们，不过最多也就是一个平手。”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在桌子上清出了一块地方，拿出两副扑克牌，专心致志地玩起一个复杂的独家牌局。舰身在缓缓地晃动，他默默地玩了会儿牌，然后以一种新的高兴的声调说：“天哪，帕格，重新到了海上是不是感到特别兴奋？”

“当然是的，总统先生。”

“在这一带，我航行过许多次。我能替他们驾驶这艘船，毫无疑问！”他瞧着帕格翻到最后一页，“怎么样？你说呢？”

“这是给我上司的东西，总统先生。”

“是的，不过凯莱·特纳在‘塔斯卡卢萨’号上。无论如何，我可实在不愿意再让各军的头子吵一架。”总统像是讨好似的亲热地对他微微一笑，“帕格，你对事实有感受，而且你说的话我理解。这是两种不平常的优点。所以，咱们一起干吧。不急，你慢慢来吧。”

“好的，总统先生。”

帕格又从头翻阅这份文件，在拍纸簿上很快地记要点。总统又连着点了一支烟，仔细地一张一张翻牌。

文件里没有使亨利觉得意外的东西，以前在和陆军作战计划处的人员争论时，这些他都听说过了。不过在这里，陆军把问题向总统提出，可能是通过马歇尔，或者是通过什么非正式的途径，这在一般情况下，总统总是允许的。这份文件的确有爆炸性，如果把它泄露给主张中立的议员，《租借法案》也许就此完蛋，选拔兵役法案也会被扼杀，甚至会引起一场弹劾运动。所以，他看见它竟然存在，不免心里吃惊。

罗斯福曾经提出准备一份“胜利纲领”，作为打破《租借法案》和军事生产瘫痪状态的新起点。有五六个机构让它们自己和一些大企业纠缠了进去，不能动弹——陆军和海军的军需部，战争资源部，紧急管理办公室，国家保卫顾问委员会，生产管理办公室。它们的头子都在骗取总统的欢心，全华盛顿都被那么多的新名称弄得目瞪口呆。缺货和扣压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军火生产却少得可怜。为了打破这个局面，罗斯福命令军队列表，把他们打赢一场全球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列进去，然后根据这张总表来制订新的先后次序。

维克多·亨利这些计划工作者曾经工作了好几个星期，计算美国可能进行的对法国、非洲、德国、意大利、中国和日本本土的进攻，对工业城市的空袭，以及和英国人甚至俄国人的联合作战。陆军和海军特别互不信任，对这份纲领很少通气，各自准备了一个草案，而且当然各自要求最大可能份额的人力和工业产品。他们煞费苦心使这份胜利纲领保持机密，使文件尽量减少。现在在维克多·亨利手里的文件就是陆军对海军提出的要求的尖锐批评。

“喝点儿橘子汁吧？”一个服务员用托盘托着一只水壶进来的时候，总统说，“你喜欢这个吗？菲尔用新鲜橘子挤的，他弄到了一些上等橘子。”

“谢谢，先生。”帕格呷着杯子里起泡沫的橘子汁，“这件事需要同样长的一份文件来答复，总统先生。主要是，海军和陆军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水晶球。这是无法避免的。陆军是一支巨大的军队，它的最终职责是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他们想象，在俄国和英国关门以后，他们会单独和轴心国作战，所以他们要求很多。他们达到了全军九百万人这个数字，把美国的总人力减少了。这是我们国家能够送上战场的最大规模的军队。”

“也许我们需要那么多。”总统说。

“是的，先生。主要是，在《租借法案》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陆军说，我们如果把太多的武器和机器拿出去，就可能被德国人俘获，反过来打我们。可是我们的论点是，即使苏联会很快地垮台，英国也垮台，德国人在把他们打垮之前，自己也得先死掉一大堆。死掉一个德国人，就是将来有一天少一个德国人来打我们。”

“我同意。”总统很直截了当地说。

“好吧，那么，总统先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不顾一切代价，支持那些现在正在杀死德国人的人呢？我们能够很快地重建和补充损失掉的物资，可是要培养一个活的德国佬来补充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佬，需要二十年。”

总统咧嘴笑了笑，说：“说得好。然而，《租借法案》并不是这里争论的唯一焦点。我注意到，海军要求我们总钢产量的相当大的份额。”

“总统先生——”帕格把身子向前倾，两肘撑在膝头，双手伸出，尽他的可能用力地说，“希特勒去年没有攻打英国，因为他不能使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在几英里外的海岸上登陆。他有把他们渡过海去所需要的全部船只，但是他没法儿使它们在对面靠岸。从海上进行攻击是一个困难的战术问题，总统先生，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把你的人从一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送上岸很容易，但是怎么使对方的守军不把他们赶跑呢？你的人进退两难。但是守军有全部的机动性，有数量上的优势和火力上的优势。他们能够集中起来把你打垮。”帕格讲的时候，总统点着头，烟嘴挂在嘴边，眼光锐利而专注。“好吧，先生，解决的办法是使用特殊的船只，以很大的数量冲向开阔的海滩。你把一股较大的兵力送上海岸，然后不断地供应它、支援它，直到它占领了一个港口。于是你就能用你的普通运输船往里运，你的豪华邮船也行，如果你有的话。于是入侵就能继续进行。可是，这些登陆艇你需要一大群，先生，而且要各种不同类型的。这项分析工作是委派给我的。看来我们非得制造十万艘左右，一切包括在内。”

“十万艘！”总统摇着他的大脑袋说，“什么？美国所有的船坞造十年也造不出来，帕格，即使他们什么别的都不干。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每个人总是夸大他的小小专业。”然而，罗斯福在激动地微笑着，眼睛里射出光来。他谈起了上一次大战的时候海军使用过的登陆船只，当时他是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也谈起了英国那次倒霉的加利波利登陆事件。维克多·亨利从公文包里取出德国的进攻舰艇和英国的新型船只的照片，以及一些美国船只的设计图。总统很有兴趣地仔细看着。帕格说，不同的舰艇担任不同的任务，大的登陆舰肚子里装着大量坦克和卡车横渡大洋，小的水陆两用坦克能够爬上海岸，跑回水里，甚至也许能潜水。显然罗斯福喜爱这些东西，他的独家牌局在摊着的这些照片和图片下面散乱了，被遗忘了。

“喂，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想到这个？”总统拿起一本横格黄纸拍纸簿，一面说，一面用粗黑的铅笔描绘起来，“这个念头还是我在一九一七年研究加利波利的报告时想到的。我把它送到舰船局，包括草图等等，从此没有得到回音。我还是认为它是有用的，尽管直到刚才，我才再次想起它来。你瞧，帕格。”

这图画的是一艘长方形的平底船，船中央蹲着的士兵们头上有一个弓起的架子，上面有一部飞机引擎转动着罩子罩着的巨大螺旋桨。“我知道有一个稳定的问题，那么重的东西那么高，但是如果船的横梁足够宽，而且用铝的话——你瞧这种船，能够直接开上沙滩，帕格，穿过沼泽，哪儿都行。水下的障碍变得毫无意义了。”总统微笑着，得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然后在下面草草写上：罗斯福——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会见丘吉尔途中。“给你。不要像舰船局那样把它埋没了！研究研究它。也许这不过是瞎想，然而——哎哟，你要不要出去见见太阳，它总算从那个舷窗里进来了！”

总统戴上白帽子，双手按着桌子，用几乎是类人猿那样的力量把自己撑起来，挪动着，平稳地移到了轮椅上。维克多·亨利打开了一扇通往有阳光的甲板的门，罗斯福轻捷地转动自己的轮椅，越过了盖在舱门门槛上的灰漆长木板。“啊，这有多舒畅啊！温暖的阳光和海洋的空气，这正是医生所要求的。拉我一把，帕格。”总统坐进了一把蓝皮的躺椅，正好在甲板建筑挡住风的一个角落。他们向后看着长长的灰色炮筒，看着微微俯仰着的巡洋舰舰尾飞溅起的浪花。“我还是要说，你在造船厂或者海军船坞里绝对找不到制造这些登陆舰艇的地方，帕格。需要建造商船，还需要建造护航驱逐舰、航空母舰。你只能利用你能找到的随便什么工厂——内河的几百家小工厂。”罗斯福总统抬起头，望着大海。“你知道吗，这份纲领对小企业来说也许是上帝的恩赐。为了它，国会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麻烦。这倒是一个真正的念头。钱到了许多州的小工厂里——”总统点了支烟，灵巧地用手围住火柴挡风，“很好。让我看看你对那份陆军文件的评语，帕格。你亲自把它写下来，今天就给我。”

“好的，总统先生。”

“现在我对那个登陆舰艇的问题十分有兴趣，可是我不愿意让你陷在这里面。胜利纲领一完成，就把你从作战计划处调出来，送你到海上去。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维克多·亨利看到自己已经赢得了罗斯福的好感，也看到目前正是有利时机。他说：“好吧，总统先生，长期以来我就盼望着当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

“副舰长？你不认为你能够担任舰长？”

亨利内心明白自己的一辈子也许就靠下面的一两句话，就极力不使自己在脸上或声音中表露感情，接口说：“我认为我能够，先生。”

“好吧，你已经让没有报酬的任务耽搁在岸上了。总司令应该对这情况说句公道话。我们就让你指挥一艘战列舰吧。”

总统说得很轻松，但是他那有教养的说话口气，他那斜着脑袋的自满神气，他那两臂扶着椅子的庄严气派，以及对亨利上校的微笑，表现出他对自己权力的享受和赏赐恩典的满足。

“谢谢您，总统先生。”

“现在，帕格，你在司令室里能找到文书长塔雷，请你把他叫来好吗？”

维克多·亨利已被最后的话题搞得晕头转向，他回到总统的房间，打断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中将、斯塔克海军中将和沃森将军四个人的闲谈。他们都穿着漂亮的制服，舒适地坐在长沙发和圈椅上，四个年老威严的脑袋都转过来看他。金海军中将还疑惑地瞪了他一眼。帕格不让自己跑起来，很快地穿过房间，走了出去。

显然，就是为了这次不满一个小时的谈话，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把维克多·亨利召到“奥古斯塔”号上来的。此后在开往纽芬兰的一路上，这位海军上校除了从远处看见以外，再也没有见到总统。

帕格不想再去探测总统的意图。罗斯福召见他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扬扬得意；现在总统把他完全忘了，他也不觉得难堪。他也并没有幻想自己在总统眼里有很高的地位，或者幻想他所说的和所做的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总统还起用了别的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其中有几个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任务，还都是秘密。他自己就知道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上校，在日本、中国和印度执行总统的使命。还有一个年老的俄勒冈木材商，他父亲的朋友，这个人的专业是收买南美洲的稀有战略物资，以免落到德国人手里。帕格把自己算进这类小人物里边，把总统对他的起用看作偶然的冲动。罗斯福喜欢他，因为他机警，肯干，而且不乱说话。纳粹和苏联要签订条约，被他恰巧猜中，使人们更相信他真的聪明。何况还有罗斯福说的那句奇怪的话：“你说的话我理解”。

但是，总统答应把一艘战列舰交给他指挥，还是使维克多·亨利睡不着觉。他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个指挥战列舰。他跑到司令部去查海军年鉴，估计一下可能性。当然，新造的军舰，像“北卡罗来纳”级或“印第安纳”级的巨型战列舰是轮不到他的。他会得到一艘现代化的老舰。胜利纲领呈交的限期不到一个月了。他查着记录，发现一两个月内“加利福尼亚”号或者“西弗吉尼亚”号上就有空缺。对于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一件挠头的事情。他在海军里干了三十年，还要查阅战列舰的名单，去猜测哪一艘快要归他指挥！

他想把自己的得意压下去。亨利钦佩总统，有时候他几乎爱上了这个勇敢的瘸子，爱上了他那高兴的微笑和无限的工作热忱。可是，他并不了解罗斯福或者信任罗斯福，而且他也根本没有哈里·霍普金斯那类人对这个人物的那种无限忠诚。罗斯福在亲热愉快的贵族气派外表后面，显现着一种难以说明的严酷的性格：有远见，意志坚决，是一个顽强的坏蛋，除了自己的家庭，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也许连自己的家庭也不在他眼里。有可能罗斯福还会记得要给他一艘战列舰指挥，也可能什么新的工作挤掉了这句话，最后忘掉。罗斯福使维克多·亨利明白了一个伟人是怎么回事，这位海军上校好几次想起了《圣经》里给人的教训，土罐子应该离铁锅远一些。

在纽芬兰，一片灰色的宁静笼罩着四周是荒漠的阿真舍湾，美国军舰正停泊在这里，等待着温斯顿·丘吉尔的到来。雾霭把一切都染成了灰色：灰色的海水、灰色的天空、灰色的空气和带着点儿绿色的灰色山丘。这些巨大的漆成灰色的军舰——这些在二十世纪闯进这片印第安人土地的钢铁怪物——在雾中浮动，仿佛一个预示未来的丑恶幻影。在这些军舰上，水手们和军官们在哨子声和广播喇叭声中干着他们的日常工作。但是，在这些军舰的日常喧闹声之外，原始的静寂依然沉重地压着阿真舍湾。

九点钟，三艘灰色的驱逐舰出现了，后面跟着一艘画着蛇皮一样彩色圈圈斑斑伪装花样的战列舰。这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它是在场的最大的军舰，它的大炮打中过德国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它从“奥古斯塔”号旁边驶过时，甲板上的铜管乐队打破了寂静，奏起《星条旗》来。奏毕，“奥古斯塔”号后甲板上的乐队演奏起《神佑吾王》。

帕格·亨利站在总统附近，在第一号炮塔的帆布篷下面，与海陆军将领和重要文职人员如埃夫里尔·哈里曼、萨姆纳·韦尔斯等在一起。从不到五百码远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丘吉尔，他穿了一身可笑的蓝衣服，手上夹着一支长雪茄在挥手。总统则穿着一身整洁的棕衣服，叉开腿一动不动地站着，比所有的人都高。他一只手拿着帽子按在胸口，另一只手抓着他儿子的胳膊。他的儿子是一个海军航空队军官，和他长得十分像。罗斯福粉红色的宽脸上，显出自觉的庄严表情。

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帕格·亨利的思想却毫无诗意。舰船局的专家们正在争论伪装的花样，有的喜欢英国人的这种热带斑纹，有的赞成普通的灰色或者蓝色的横条。帕格在雾中先看见了这艘色彩斑驳的战列舰，然后才发现在它前头一英里的单色驱逐舰。他准备把这一点写成报告。

《神佑吾王》奏完了，总统的脸色松弛了。“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那么好的《我的祖国，这是为了你》(1)！”他周围的人都对总统开的玩笑有礼貌地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水手长哨子的尖叫，解散了巡洋舰甲板上的礼节性检阅。

金海军中将招呼帕格：“坐我的快艇到‘威尔士亲王’号上去，向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报到。总统要在丘吉尔来访之前先和他谈谈，所以要赶快。”

“是，长官。”

维克多·亨利坐上金的快艇，经过几百码平静的水面，从“奥古斯塔”号到“威尔士亲王”号，等于从美国到了英国，从和平到了战争。这是一个惊人的飞跃。金的漂亮旗舰和经过风暴打击的英国军舰相比，简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这艘英国军舰的舷梯已经被海水浸蚀，伪装油漆已经脱落，甚至几门主炮也锈痕斑斑。帕格看见甲板排水孔里有烟头和废纸，不禁吃了一惊，尽管一群群水手正在起劲地擦洗。在上层建筑物上，到处都焊着粗钢板的补片——这是给“俾斯麦”号排炮打伤后贴的“橡皮膏”。

甲板上的值日军官两颊凹陷，棕色的胡子修得很整齐，脸上的笑容很可爱。帕格很羡慕他军帽上的金辫绦蒙上的绿锈。“啊，是的，亨利上校，”他说，一面潇洒地以手掌向外的英国方式敬礼，“霍普金斯先生收到了信号，正在舱房等你。军需长陪你去。”

维克多·亨利跟着军需长走过一条条走廊，这和他头脑里常想到的美国战列舰一样，不过在许多细节上不同——符号、灯具、灭火器、防水门的形状都不一样。

“喂，帕格，是不是要我跟你一起去？”霍普金斯说，好像他和这位海军上校才一两天没见面，尽管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月初在到海德公园去的火车上，后来霍普金斯就到伦敦和莫斯科去周游，引起了全世界新闻界的注意。

“是的，先生。”

“总统的心情怎么样？”霍普金斯在这间军官室外面的小舱房的床铺上，打开了两只手提包。他在一只手提包里仔细地放进了纸张、文件夹和书籍；在另一只里，把随手拿到的衣服、药瓶和鞋塞了进去。霍普金斯看起来比原来瘦了，好像一个弯着腰的稻草人，飘飘荡荡地套着一身双排纽扣的灰色衣服。在他憔悴的弯弯的长脸上，那双敏锐的带点儿女性气质的眼睛显得很大，好像猿猴。经过这趟海上旅行，他气色极好，动作敏捷。

“他现在情绪好极了，先生。”

“想象得出来。丘吉尔也这样。丘吉尔像一个第一次赴约会的男孩子。是啊，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霍普金斯从一只抽屉里拉出几件脏衬衫，塞进装衣服的手提包里，“几乎把这忘了。我在克里姆林宫忘掉了几件，不得不在伦敦多骗了几件。”

“霍普金斯先生，俄国人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霍普金斯顿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沓纸，撇了撇嘴，然后肯定地说：“俄国人顶得住的。然而，这是一件拼命的事，他们需要帮助。”他又急忙整理东西。“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飞到莫斯科，帕格，要连着飞好几个小时，飞过绿色的密林和棕色的沼泽。常常你从这边天边到那边天边，看不见一座村庄。这一回希特勒可是咬下了一大口。”他使劲想扣手提包上的搭扣，帕格帮了他一下。“啊，谢谢。你猜斯大林最急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帕格？”

“飞机，”维克多·亨利立刻回答说，“大量的飞机，和法国人去年叫唤的一样。”

“是铝，”哈里·霍普金斯说，“用来制造飞机的铝。好吧，让我来纠正：他首先需要的是高射炮，其次是铝，也需要大量的军用卡车。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三个星期，或者六个星期，或者三年之内就被打败。”霍普金斯把文件都收进了那只小手提包，然后合上包。“我们走吧。”

出去要穿过军官室。这间舱房很大，从舰的左舷一直伸展到右舷。里面布置得像一家伦敦的俱乐部，有深色的护墙板、舒适的椅子、一排排的小说和百科全书，以及一个酒吧。首相的跟班把首相舱房的舱门打开，他们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温斯顿·丘吉尔光着脚，穿着晨衣，打着领带，下面是黄色的绸衬裤，正站在镜子前面打量自己。“你来啦，哈里。”他没理亨利上校，只顾转着嘴上叼的长雪茄，“我没注意到英王陛下的首相以前是否在海上拜访过美国总统。我看见总统穿着一身普通的棕色衣服。不过他是国家元首，我仅仅是一个首相。”丘吉尔年老的胖脸由于他调皮地玩味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问题而高兴起来。“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可笑。我的礼宾人员要我仍旧穿那件旧的铜扣子外套，戴上帽子，可这是很不正式的服装。”

“首相，”霍普金斯说，“您穿上它就更像一个前海军人员了。”

丘吉尔听见他在和罗斯福通信中用的这个古怪名字，咧开嘴笑了。他对跟班说：“很好，还穿那套港务局的制服。”

“首相，这位是海军作战计划处的维克多·亨利上校。”

丘吉尔耷拉着眉毛，说：“你来啦。那些登陆舰艇，你弄成功了没有？”

霍普金斯和维克多·亨利四目相视，而丘吉尔的阔嘴则满意地皱了起来。帕格说：“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首相先生。这是我现在的一部分工作。前些日子，我和总统详细地谈了谈登陆舰艇的事。”

“是吗？美国是否要造足够多的舰艇？需要的数量很大呢。”

“我们会制造的，先生。”

“我们的人把你需要的东西给了你没有？”

“他们合作得很出色。”

“我想你会发现，”丘吉尔没好气地说，跟班正在帮他穿肥大的蓝裤子，“我们这些单纯的岛民想出了一两种可能证明有用的设计。”丘吉尔说得很慢，舌尖音含混不清，口气有点儿像发牢骚。

霍普金斯对丘吉尔说了一句告辞的话，他们就走了。在走廊里，霍普金斯怀疑地咧嘴一笑，说：“我们演习礼节好几天，可是他到最后一分钟还拿不定主意穿什么衣服！然而，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

霍普金斯畏葸地从舷梯上刚下到金海军中将的快艇上，快艇的尾甲板一下子被海浪抬高，在他脚下落了下去。他失去了平衡，倒在艇长的胳膊里。艇长叫了声：“来吧，先生。”

“帕格，我绝对当不了水手。”霍普金斯跌跌撞撞地进了舱房，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我登上水上飞机到苏联去的时候，扑倒了下来。那一次几乎当时就结束了我的使命。”他环顾一下这艘设备完美的快艇。“好啦，好啦。美国！和平！那么，你还在作战计划处，你要参加参谋会议了。”

“是的，有一些会议，先生。”

“你要在脑子里记住我们的朋友要求的是什么。跟首相在海上航行五天以后，我对这一点很清楚。”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扳着瘦削的指头。他仿佛把维克多·亨利当作一个共鸣盘，在与总统见面前帮他恢复记忆，因为他的话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首先，他们会催促立即向德国宣战。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得不到，然而可以为第二个要求铺平道路，这第二个要求才是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洋的真正原因。他们要美国警告日本，任何反对在亚洲的英国人的行动都意味着对我们开战。他们的帝国在这一点上十分软弱，他们希望这样一个警告能够把它支撑住。然后，他们要催促给他们在埃及和中东的人大量战争物资。因为如果希特勒到那里插手，封锁运河，这个帝国就会窒息而死。他们也会设法巧妙地然而坚决地——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达成一项协定，即他们要比俄国优先获得美援。他们会说，现在是从西边炸死德国鬼子的时候了，是准备最后攻击的时候了。他们会暗示，我们给俄国的东西，过几个星期以后，会倒过来对付我们。”

维克多·亨利说：“总统不是这么想的。”

“我希望不是。如果希特勒在俄国打赢，他就独霸了世界；如果在俄国打败，他就完蛋了，即使日本人行动起来，也没用。那里的斗争规模之巨大，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一定有七百万人在互相射击，帕格。七百万人，也许还要多。”霍普金斯慢吞吞地说出这个数字，把两只手的瘦削的指头都伸了出来，“俄国人直到现在还在挨揍，不过他们并不害怕，他们要把德国人赶出去。这就是现在的战争，这就是现在物资应该去的地方。”

“那么，这次会议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了。”帕格说。快艇驶近“奥古斯塔”号，慢下来，轰轰响着。

“不，这是一次胜利。”霍普金斯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会见，面对面地讨论如何打败德国人。全世界都会知道。现在说来，这就是足够的成就。”霍普金斯对维克多·亨利忧郁地微笑了一下，大眼睛里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在摇晃着的快艇里站了起来：“帕格，这也是换岗。”

十一点钟，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奥古斯塔”号军舰上。在他的随行人员中，亨利上校看到了勃纳-沃克勋爵，他的脑海中马上浮起了穿蓝色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幻影，以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甲板舷梯口会面时那场戏剧性的握手他都没注意。当时这两位人物握住手不放，微笑着交换问候的话，让摄影记者照相。

一上午，对英国和帕米拉的思念困扰着帕格。在“威尔士亲王”号甲板上那位值日军官地道的英国式敬礼，军官室里看到的伦敦杂志，温斯顿·丘吉尔说话时重浊的舌尖音，都像一首歌或一阵香味那样唤醒了他的记忆。一九四○年戈林对伦敦的空袭，仿佛已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另一场战争。这个矮小的不知名的海军上校，站在一排英国皇家参谋军官的后面，他的脸将来在照片上也许根本找不到，这会儿他正在拼命把头脑里不相干的东西去掉，集中注意力。

这两位领导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互相压低对方。他们俩都是第一号人物，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是第一号呢？罗斯福站着要高一个头，然而他是撑在两条毫无生气的腿棍子上，紧倚着他儿子的胳膊，他的长裤空荡荡地耷拉着。丘吉尔呢，是一个穿蓝制服、弯腰曲背的匹克威克(2)，庄重而高兴地抬头看着罗斯福，他更老、更严肃、更自信。然而，在首相身上有点儿敬佩对方的痕迹。仅仅是一丝一毫之差，到底还是罗斯福看起来是第一号人物。也许这就是霍普金斯所说的“换岗”的意思。

一个看不见的信号使摄影工作结束了，握手礼也结束了，一辆轮椅出现。这个登头版的挺立的总统变成了帕格更为熟悉的瘸子，他拖着跛足走了一两步，坐进轮椅，松了一口气。两位伟人和他们的军事首脑离开了后甲板。

参谋人员立即开始工作，整天开会。维克多·亨利和计划人员一起工作，比参谋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低一级——勃纳-沃克就是参谋部的代表——因此离处在主位的总统、首相以及他们的顾问很远。熟悉的老问题立刻就来了：来自英国军方过分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不真实的计划，未曾填写的合同，乱七八糟的特权，不正当的联络，等等。计划人员很快想出了一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建造新船来代替被潜艇击沉的船。战争物资不运过大洋，就没有东西用来对付希特勒。这个只要意见一致看来就十分简单的平凡道理，变成了一条红线，贯串着每项要求、每个方案、每个计划。钢材、铝材、橡胶、阀门、发动机、机床、铜线，所有上千种战争需要的东西，首先得装船。这把简单的尺子，很快地暴露了这个“民主的军火库”的贫乏，提出了建造新的轧钢厂以及把钢材变成战争机器和工具的工厂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特别紧急的项目。

在讨论宏伟的设想计划——成百艘的船、成万架的飞机、成万辆的坦克、成百万的人员——的所有谈话中，总有一个可悲的项目反复出现：急需十五万支步枪。如果俄国垮台，希特勒也许会专注于一场在空中进行的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像对克里特岛那样。而保卫英国机场用的步枪还缺乏。现在所要求的这十五万支步枪与将来对北非或者法国海岸联合进攻所需的庞大军用物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第二天早晨，在波光闪烁的海湾，许多船只群集到“威尔士亲王”号周围来做礼拜。经过几个灰蒙蒙的雾天以后，阳光照在周围的山丘上，耀得人睁不开眼，使一片松树、枞树的森林显得格外青翠。

一艘美国驱逐舰把它的舰桥正对着这艘战列舰，徐徐地靠拢过来，舰桥正好与主甲板相平，然后搭过一块跳板。富兰克林·罗斯福身穿蓝衣服，头戴灰帽子，拄着一根手杖，倚着他的儿子，蹒跚地走上跳板，费劲地把一条腿往前拖，然后再挪另一条腿。海湾里一片平静，但是两艘军舰还是在低浪中晃动。高个子的总统每跨一步，就来回摇晃。维克多·亨利和挤在驱逐舰舰桥上的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屏住气看着罗斯福费劲地摇摇晃晃从狭窄而不稳的跳板上走过去。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等待着的摄影记者们也看着总统，但是帕格注意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这重要的跛足行走场面摄进镜头。

他想起了最初认识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年轻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体格强壮的富有自信的花花公子，显而易见的谈情说爱老手，心里只有自己，对一切满不在乎，在一艘驱逐舰的舷梯上跳上跳下，滔滔不绝地说些水手俚语。岁月已经使他变成这个半身不遂的灰白头发的人，在跳板上喘着气，痛苦地挪一步不过几英寸。然而，帕格想，这里面显示了足够的意志的力量，来打赢这场世界战争。一座临时性的便桥可以很容易地架起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坐在轮椅上，庄严、舒适地被推过去。要他走路，他只能是这个可怜样子。而在温斯顿·丘吉尔邀请下去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走着，登上了一艘英国战列舰。

他的脚踏上了“威尔士亲王”号，丘吉尔对他敬礼，伸手去扶他。铜管乐队演奏起《星条旗》，罗斯福立正站着，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脸色紧张而呆板。然后，由丘吉尔陪同，总统跛着脚，蹒跚地一路走过甲板，坐了下来。轮椅始终没有出现。

在尾甲板上集合排列着的水手唱起了《啊，上帝，我们自古以来的救主》和《前进，基督的士兵们》。温斯顿·丘吉尔不断地擦眼睛。这些古老的赞美诗，在露天，在长长的炮筒之下，由上千个年轻的男声齐声唱着，使维克多·亨利浑身激动，热泪盈眶。然而，这场宗教礼拜也使他不安。

他们都在这里，美国的海军和英国的海军，像亲密的战友一样一起祈祷。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的景象。英国人在战斗，而美国人没有。首相举行这场大炮底下的宗教仪式，是真心诚意地想打动总统的感情。在这里，是金刚石琢磨金刚石，意志对付意志！丘吉尔是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传说中的罗斯福的宗教倾向——来感动他。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经得起这场考验，没有答应对德国宣战，也没有答应至少给日本一个最后通牒，那么他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而这个在他旁边流着眼泪的老胖政治家，只是独自在玩一场十分艰难的游戏，为此维克多·亨利很钦佩他。

那个英国牧师，白红两色的衣服在风中飘动，浓密的灰发被吹得乱七八糟，正在念着皇家海军祈祷词的最后几句：“……从海上的危险中，从敌人的强暴下，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保证，在正当的时刻航行海上……让我们安全地带着我们劳动的成果回到陆地的怀抱……以赞美和显耀你神圣的名字；以我主耶稣基督的……”

有几个英国水手，小心地从队列中走出来。起先是一个，然后又是一个，偷偷从制服里掏出照相机。没有人阻止他们，而这两位领导人还微笑着挥手，于是人们一下子挤上来了。几十台照相机出现了。水手们笑着，欢呼着，在这两个大人物周围挤成一圈。帕格·亨利看着军舰上这种不常有的混乱，觉得又有趣又生气。有人在他胳膊上碰了一下，是勃纳-沃克勋爵。“你在这里，老朋友。跟你说句话好吗？”

也许是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怕火，也许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冒充护墙板，勃纳-沃克的舱房幽暗、暖和、舒服，看起来像一间藏书室。“我说，亨利，你对在舰上喝酒有什么意见？我这里有一瓶上等的樱桃酒。”

“我赞成。”

“好。你在军队里干得像根骨头，是不是？可是昨天晚上，总统请我们喝了一顿好酒。”

“总统是一切海军条令的创造者，先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修改。”

“是吗？那倒很方便。”勃纳-沃克点了支雪茄，两个人喝起酒来。“我想你总知道，这艘军舰是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过了海洋的。”这个空军准将又说，“我们离开英国的第一夜，就遇到了十级风。我们的驱逐舰没法儿保持速度，我们只好单独呈锯齿形前进。”

“先生，我听到这个真是大吃一惊。”

“真的吗？你是不是觉得英国首相过于冒险，让德国鬼子在大海上很容易地给他一下？三千英里，没有空中掩护，也没有海面护航，直接穿过一整队的潜艇？”

“你们有你们的善良天使保佑。我只能这样说。”

“啊，好吧，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到了这里。不过还是谨慎点儿，别让这些善良天使操劳过度。什么？你不同意？我们回去的时候，大西洋里的每一艘德国潜艇都必定会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全都得经历一番。”勃纳-沃克顿住话头，看着手里雪茄上的灰，“你要知道，我们航行的护卫很单薄。我们调了四艘驱逐舰，要是有六艘，庞德将军一定会更高兴的。”

维克多·亨利很快地说：“我会和金海军中将谈一谈。”

“你要了解，这不能是我们这方面提出的要求。首相会真正发火的。他希望我们能碰到‘提尔皮茨’号，来一场炮战。”

“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先生。”帕格喝干樱桃酒，站了起来。

“啊，是吗？”勃纳-沃克开了舱门，“十分感谢。”

尾甲板上，照相还在进行。两位政治家正在愉快地闲谈，现在是拿着照相机的军官们来把水手挤开了。他们背后站着的参谋官员和文职顾问都满脸不高兴。霍普金斯斜眼看着阳光普照的海面，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那些军人在一起谈话，只有金海军中将像木头一样站在一边，长鼻子对着大海，不满意地绷着脸。帕格向他走去，敬了个礼，用尽可能简单的话把他和勃纳-沃克的谈话做了汇报。金的瘦削下巴上的皱纹加深了。他点了两次头，没有说话，就走开了。他并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只不过是要亨利告退的表示，而且是使人信服的表示。

在许多酒会和宴会之间，这次会议又进行了两天。一天晚上，丘吉尔在“奥古斯塔”号的军官室里吃完晚饭之后，站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篇丰富多彩的启示录式的谈话，描述了这场战争将要如何进行。封锁、越来越强的空袭、破坏，将会逐渐削弱纳粹对欧洲的控制。俄国和英国将会“形成一个包围圈”，并且缓慢地、无情地把它收紧。如果有了美国这么一个羽毛丰满的同盟，当然一切就会进展得快得多。在西边不需要大规模入侵或者长时间的登陆作战，几支装甲纵队在被占领国家登陆，就会引起群众暴动。希特勒的黑色帝国将会在瓦砾、鲜血和火焰中突然垮台。富兰克林·罗斯福眼睛发亮，微笑地注意听着，什么也没有说，只和其他人一起由衷地鼓掌。

会议的最后一天，正在午饭之前，金海军中将派人来叫帕格。他看见这位将军只穿着衬衫和裤子，正在舱房里用毛巾擦脸和耳朵。“海军特混舰队第26.3.1号——包括两艘驱逐舰‘梅伦’号和‘棱德’号——已经组成，”金没打招呼，开口就说，“要它护送‘威尔士亲王’号到冰岛。你作为联络军官到‘威尔士亲王’号上去，在冰岛离舰，然后随我们的特混舰队返回。”

“是，是，长官。”

“不发给你书面命令了。不过，我们已经和上次的处境不一样了。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不久就要把所有的船只护航到冰岛，可能就在下星期。见鬼，现在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占领了那个地方。总统甚至派了一个年轻军官作为海军副官，陪丘吉尔去参观我们在冰岛的基地。这个人就是海军少尉小富兰克林·罗斯福。”金在谈到这个名字时，脸上毫无表情。

“是的，长官。”

“那么，亨利，你在语言方面怎么样？”

“还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学过一种外语，将军。”

“好，九月份要派一个军用物资特使到苏联去。当然，如果那时候俄国还打仗的话。霍普金斯先生提出了你的名字，他好像对你印象很深；总统也是，说你对登陆舰艇有专长等。已经看过你的服役档案了，好像你自称懂得一点儿‘刚刚及格’的俄语。嘿，这是怎么回事？这很不简单啊。”

“将军，这是我一九一一年进海军军官学校时登记的。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可是现在我连十个字都记不得了。”亨利把童年时在索诺马县曾与说俄语的同学在一起的情况说了一下。

“明白了。好吧，档案里就是这样写的。从冰岛回来，就把你从作战计划处调出来。你自己做个准备，温习一下俄语，以便有可能承担到苏联去的特殊使命。会给你派译员的，但是如果你懂一点点，你的情报价值就会更大一些。”

“是，是，长官。”

金穿上制服上衣，眼睛望着维克多·亨利，这是亨利所能记得的第一次受到了微笑的恩赐。“从档案里，我还偶然地了解到，你还是一个优秀的炮术军官。”

“我的一个愿望就是重新去干这行。”

“你听没听说，延长征兵法案的提案一个小时前在众议院通过了？”

“通过了吗？感谢上帝。”

“多一票。”

“什么？多一票，长官？”

“一票。”

“唉！这鼓励不了英国人，将军。”

“是啊，连总统也鼓励不了。然而，这是现在美国人民的想法。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但是事实如此。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设法干下去。顺便说说，亨利，不久在我的参谋部里会需要一个作战军官。你去俄国的任务完了之后，或者去不成的话，也许会任命你做这项工作。”

维克多·亨利板着脸说：“这是一个荣誉。”

“我想你会喜欢的，我相信你是合适的。”金说着，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点儿亲热的表示。

与当一艘战列舰的舰长相比，这真是一个倒霉的前途。绝望逼得帕格说：“罗斯福总统也许有别的打算，我也不知道。”

“我对总统谈起过，他说这看来对你来说是一个恰当的职位。”

《诗篇》里有一句话闪过帕格的脑海：“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谢谢您，将军。”

没出一个小时，维克多·亨利正收拾东西的时候，总统派人来叫他。这一次只谈了一两分钟。罗斯福看起来很疲乏，正专心在铺着绿呢布的桌子上用铅笔很快地批注一份一份的文件。哈里·霍普金斯也在舱房里，他旁边还站着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少尉，面貌极像一九一八年时在“戴维”号驱逐舰上跳跳蹦蹦的海军部助理部长。总统把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介绍给帕格，说：“你们两位要一道航行，应该互相认识一下。”在亨利和少尉握手的时候，总统用男人对男人的那种深沉的目光瞥了亨利上校一眼，等于说：“照顾照顾他，和他谈谈。”

这一点儿人情味，把维克多·亨利心里对总统不相信的疙瘩消除了一半。也许罗斯福已经用一句玩笑话回绝了金，意思还是要给他一艘战列舰。总统让他告退时的那种亲热态度，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乐队演奏了国歌，礼炮隆隆地齐鸣，在充满了山丘绿草和火药硝烟气味的清新微风中，“威尔士亲王”号离开了阿真舍海湾。这次伟大的会议结束了。

在“威尔士亲王”号的军官室里，维克多·亨利能够感觉到笼罩着全舰的阴郁气氛。这次会议的结果究竟给英国增加的援助是什么，还没有宣布；这件事本身显然使战列舰的军官们感到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这些人都是在空袭和炮战中打了两年仗的老兵，尽管他们的军舰是那么堂皇，他们的军官室是那么过分地豪华，英国的困境似乎浸透了他们的骨髓。他们不能相信，温斯顿·丘吉尔把他们窘迫的海军中最好的军舰连同他自己的生命都拿来冒险，就是为了这么空手回去。这不是温斯顿的气派。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只有模糊的希望，而不是真正的信任。吃完晚饭以后，帕格坐在休息室里，面前放着一杯葡萄酒。他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头，尽管他们对他很有礼貌。后来他明白了，他在场，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于是，他很早就上了床。第二天，他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兜了一圈，从舰桥一直到机器舱，发现了许多和美国军舰不同之处，特别是这些衣着邋遢、负担很重、工作紧张的船员，和“奥古斯塔”号上打扮得干干净净、快快活活地干活儿的水手大不相同。

这天晚饭之后，梯莱特少将向他走来，把一只瘦削的手按在他肩头。“想不想看看潜艇侦察图，亨利？首相认为你应该看看。一个欢迎委员会已经聚集在那儿了。”

会议期间，帕格曾经几次看到过这个难以亲近的老军事历史学家。两天前，在军官室举行的欢迎美国客人的晚会上，几个年轻的英国军官开始了一场他们所谓的“滑稽舞”。他们只穿着苏格兰裙子，或者披条彩色毛巾，戴着古怪的假发，走了进来，尖声地吹着风笛，噼噼啪啪地放鞭炮，在椅子、桌子上走鹅步。过了一会儿，梯莱特少将站了起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帕格想，他要来阻止这场马戏了——他在一张桌子上跳起了一场发狂的快速舞，吹风笛的人绕着他一面吹一面走，全场的人都大声喝彩。可是现在，他还是那么古板。

梯莱特打开一扇亮着红色保密信号灯的钢舱门。丘吉尔穿着一条像机械师工作服那样的连衣裤，弯着背，垂着眼皮，正在仔细观看一幅占了一面舱壁的俄国前线地图。对面舱壁上挂着一幅大西洋地图。舱房里烟雾腾腾，几个年轻军官正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收发电讯。

“那里，”首相用手里的雪茄指了指苏联地图，对梯莱特和帕格·亨利说，“那里是一幅可怕的未展开的图画。”

斯摩棱斯克东面那条画成红色的前线上，呈现出了两个新加上的鼓包，指向莫斯科。丘吉尔咳着，眼睛望着亨利。“你们的总统警告了斯大林，我甚至更加明确地警告过他，我的情报根据确凿。真是，没有哪个受到突然袭击的政府这样不值得原谅了。勇敢而倒霉的俄国人民碰到了厄运，被这么一伙上当受骗的笨蛋带着走。”首相转过身子，走向另一面舱壁。他那拖沓的脚步，维克多·亨利在他伦敦的办公室里已经注意到了。在阿真舍湾，丘吉尔显得健壮、红润、活跃，简直年轻了十岁。现在他两颊发灰，满是红斑。

“喂，在这里我们有进展吗？”

一个个黑色的小棺材形状的标记散落在宽广的蓝色平面上，一个军官还在往上加，在靠近战列舰前进的范围附近形成一群。再往前，是一大群红头针，其中夹着几枚蓝头针。

“这个新的潜艇群是黎明时被一架美国巡逻飞机发现的，先生。”那个军官说。

“啊，是的。庞德海军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想我们正在避开它？”

“我们已把航程改向北方，先生。”

“我看护航舰H-67号差不多到家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这些针拔掉，首相先生。”

“这是好消息。”丘吉尔粗声地咳嗽着，又抽了口雪茄，对帕格·亨利说，“好吧，我们还会给你点儿好戏看的。这不像乘轰炸机到柏林上空那么热闹，嗯？那次挺好玩吧，上校？”

“那是少有的特权，首相先生。”

“随时可以，随时都可以。”

“太荣幸了，先生。一次已经足够了。”

丘吉尔沙嗄地笑了：“敢情如此。梯莱特将军，今晚什么电影？”

“首相，我想是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代的《海上精华》。”

“《海上精华》，啊？太合适了！军医命令我躺在床上，还不许我抽烟，我要去看《海上精华》，还要带着我的雪茄。”

帕格·亨利在欣赏《海上精华》的时候，心里老是担心这艘战列舰随时会碰上一群德国潜艇。那些德国的艇长很有本领，会溜过护航的驱逐舰。但是，直到电影演完，都没有发生事故。首相在拖着脚步出去时，用伤了风的沉浊声音说：“一场挺好看但是毫无关系的电影。”

第二天，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广播讲话使军官室里挤满了人。每个没值班的军官，所有的参谋人员和战争计划人员，都集合在军官室里唯一的咯咯发响的老收音机周围。战列舰正穿过一场狂烈的暴风雨，颠簸着，摇晃着，发出缓慢冗长的呻吟。对于这位美国客人来说，这半个小时真不好受。艾德礼在宣读《大西洋宪章》的时候，亨利看见的是：困惑的眼色、拉长了的脸和不住地摇头。讲话的调子很高，但并不证明美国人的许诺有一点点增加。对纳粹暴行的责骂，对“四项自由”的赞扬，对未来世界和平和友爱的献词，都包括了；对英国人更多的战斗支援，却是零。有些句子谈到自由贸易，谈到所有人民的独立，这些话如果具有什么含意的话，那就是意味着英帝国的末日。

帕格并不特别惊讶，他只是想：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家伙可真厉害。

“哼！”在收音机关掉后的一片沉默中，梯莱特少将牢骚满腹地说，“我敢说，不只这些，还有呢。你说怎样，亨利？”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个美国人。

帕格明白，没有办法含糊过去。“没有了，先生。我想大概就是这些。”

“现在你们的总统在联合公报中许下诺言，要消灭纳粹的暴行，”梯莱特说，“这是不是说你们要参加进来，不管用什么方式？”

“这是对《租借法案》而言。”帕格说。

问题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

“你们不准备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付日本人吗？”

“现在不。”

“那么，简单明了地说，你们不准备在太平洋打仗了？”

“总统不想给日本战争警告。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他不能这样做。”

“你们的国会怎么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在前天，差点儿把美国军队解散了，仅仅一票之差啊。”

“难道国会议员们就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为政治肥肉投票，为了保全他们的政治外皮。”

“那么你们的人民怎么样？”

“我们人民的状态就跟你们的人民在签订慕尼黑协定那会儿差不多。”

这句话使他们沉默了下来。

梯莱特说：“我们现在付出代价了。”

“我们将来也会付出代价的。”

“那时候我们的领导人是张伯伦，先生。”一个脸色红润的少校说，“你们有罗斯福。”

“美国人民不想和希特勒打仗，先生们。”帕格说，“事情就这么简单，而罗斯福也没办法。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仗，生活是快乐的，战争是一场球赛，他们可以看着。你们是我们这边的，因为你们和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就有了《租借法案》和这个《大西洋宪章》。《租借法案》并不要你费多大劲，它只是意味着给每个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钱。”

舰身一阵异常剧烈的摇晃，使厨房里的陶瓷器皿撞得哗啦啦直响。辩论停止了，维克多·亨利回到舱房里。在他到冰岛离舰之前，他没有再和这些英国军官谈更多的话。

(1)　美国民歌，与英国国歌《神佑吾王》的曲调相同。

(2)　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

第四十八章

《大西洋宪章》是一头大象，它像一棵树，像一条蛇，像一堵墙，像一根绳，就看瞎子摸着它身上的什么部分。

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嘲笑它那套吹嘘自由的好听话，举出仍在受奴役的印度和马来亚为证；指出堕落的美国人的怯懦，他们回避任何战争的诺言；然后得出结论说，它不过是虚声恫吓，用一惯假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装扮起来，以掩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可奈何的仇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千份《大西洋宪章》也无法使之倒退回去的。

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大骂，说罗斯福已经秘密地把祖国投入了帮助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欢呼——不过没有那么响——说它是自《大宪章》(1)以来，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最辉煌的文献。

英国的报刊暗示，阿真舍湾的成果要比这份精彩的宪章多得多，但是目前除此之外，其他都得保密。

俄国人欢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艘战列舰上的海上会谈，说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并且暗示说，开辟欧洲的第二战线现在已经十分紧迫，而《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这样的计划，有些令人失望。

哪一种反应都没有在明斯克被禁锢的犹太人中引起的反应那么强烈，那么盲目。

德国人没收了他们的收音机，谁还有收音机，就要判处死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他藏在顶楼的一台小收音装置中，听到了不完全的俄国人的广播。他高兴地散布了这个故事，说罗斯福会见了丘吉尔，说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这个虚假的故事在犹太人居住区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奇妙，如此起死回生，使人们不禁怀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弄虚作假说不定有时候是必要的止痛药。

明斯克的犹太人的精神最近已经破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天由命，被赶到几个街区聚居，被迫去登记找工作，遭逮捕受虐待，忍受着暴徒的袭击，甚至可能是枪杀。这是一个“波格隆”(2)的时代。可以料想德国人的波格隆可能非常坏。但是，犹太人经历了波格隆，活了下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许多灰色卡车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穿罕见的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两条主要街道两旁的居民挨门逐户地赶了出来，装上卡车——他们宣布，要重新安排住所。有些德国兵很粗暴，有些很有礼貌；他们推着、催着人们走上卡车。其他街上的犹太人都躲在上了闩的门后，战栗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生的事——据出没在森林里的游击队队员的报告说——是如此可怕，如此不能令人相信，以致明斯克的犹太人一直理解不了。这些灰色卡车开出去五英里，到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森林里。在一个月光照耀的峡谷，德国兵命令人们下了卡车，叫他们一群一群地排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包括婴孩和老人——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埋上沙土。

在沙土地挖这个大坑的农民亲眼看见了这景象，游击队队员的报告这样说。德国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干这工作，然后命令他们回家去，不许逗留或者谈起挖坑的事，否则就枪毙。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树木之间溜了回去，看见了德国人干的事。于是，他们把屠杀灰卡车上的“齐德”(3)的事告诉了游击队队员。

这个故事，对于被困在向莫斯科挺进的德国军队后面三百英里的明斯克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打击。德国兵已经在因为一些细小冒犯事故，简单马虎地审讯一下就枪毙人了。这些牺牲者的肿胀发臭的尸体，以及被捕的游击队队员的尸体，在广场上吊着。这种事情，在战争期间是难免的。可是，这种显然是随随便便地把整整两条街上居住的所有人——孩子、妇女、老人，所有的人——突然屠杀，超过了他们承受恐惧的最大限度：德国人不能干比这更可怕的事了。这个故事要么是神经质的夸大，要么也许是真的——随着报告一点点地传开，人们开始相信了——那德国人真是比最可怕的谣传所描绘的还要坏。

然而第二天，明斯克看起来依然如故，向日葵在开花，太阳在蓝色的天空照耀。有些建筑物被炸弹或者大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像以前一样。德国兵在街上巡逻已经是一派普通景象，他们坐着画有卐字记号的灰色卡车和坦克。这些士兵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人一样，懒洋洋地拿着枪，在阳光里东张西望。有几个甚至还和过路的人开玩笑。俄国人依然在到处走，他们是犹太人的老邻居。还是那些钟在那些时间敲响。这些街道是犹太人生活的场所，跟家里亲人的脸那样熟悉。现在只有那两条街两边的房子一片静默，空空如也。

在这个令人惊讶万分的时刻，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上会谈，美国已经参战。消息从一所房子传到另一所房子。人们哭着，笑着，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肩头跳舞，互相亲吻，寻找酒或伏特加为罗斯福总统干杯。有一个事实还铭刻在全欧洲人的心头：上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人参加，才打赢了。快活的辩论展开了。是不是要三个月？六个月？不管时间怎么长，总不会再发生把两条街上的人都杀光的疯狂事情了。现在德国人不敢了！德国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坏，但是事情倒了过来，他们又多么恭顺！他们都是胆小鬼。现在他们也许会很好地对待犹太人了，以免将来受到美国人的惩罚。

班瑞尔·杰斯特罗并不想反驳这些谣言，尽管他知道真相。在面包作坊里，他仍旧藏着那台短波收音机。他的身份证允许他走出犹太人居住区，因为德国人需要面包，而明斯克的面包师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打仗。那天晚上，在一家医院的锅炉房里举行的犹太人领导者的秘密会议上，班瑞尔报告了他从瑞典收听到的正确广播。然而，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他对委员会讲的是人家不愿意听的东西。有个人突然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也许听的是德国人控制的挪威电台。于是，他们继续激动地计划着，准备当美国人在法国登陆时，和游击队合作，在明斯克举行武装起义。

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的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与国家秘密警察起了些冲突。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

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警诫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叔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俘的斯拉夫士兵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像——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一些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像地震一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儿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是在最高级的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像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像橡皮；食油和色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像样的酒。娜塔丽偶尔从大使馆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端上来的人造咖啡和那种同样发黏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起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国家，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像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衰落或者强大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像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这是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都是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进战争，那艘货船不能起航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和航空公司以及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儿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个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因此出境许可证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像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温特博士，他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外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待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一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儿担心了，这就是他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像魔术一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像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待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去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边咬着一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哎哟，这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块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道，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显得苍白衰老，好像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叔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像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儿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的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所诊所是一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做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一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不仅把她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像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否则我宁愿待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待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他太远了。”

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哦，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一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张转椅上，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蒙着的《卢塞恩垂死之狮》(4)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儿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像一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儿？”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但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我要待在这里的原因，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儿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逗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的意思是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并非如此，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座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像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胎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在巴黎那所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恋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起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大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科尼艾兰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只成百万只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就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叔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总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国家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的。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

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做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或许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开的。”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剜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显得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条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的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叔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儿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手里待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

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做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叔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待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很好。”

早晨，她发现一个旅馆的白信封从门缝塞进来，里面有一张条子：

喂，事情在进行。到湖边和我碰头，你们两个，四点钟，在苏黎世游艇码头。

奔奇

他们到码头的时候，这位领事已经租好一艘舷外发动机的无篷小艇，在里面坐着等待。他一句话没说，扶他们上了艇，就发动引擎，离岸驶了出去。驶了大约一英里远，他关掉引擎，他们可以听见一艘驶近的游览轮船在蔚蓝色的湖面上用管乐奏着德国华尔兹舞曲。

“我得到了一份关于你们的几乎全面的报告，”泽尔斯顿说，娜塔丽看见他快活的笑容，心都跳起来了，“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最好避开一些。”

“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杰斯特罗说，那种着急的样子在他侄女看来简直有点儿孩子气。

泽尔斯顿用手掌摸着胡子说：“嗯，情况还不错。”领事的眼睛在对着娜塔丽闪光。“要知道，我和罗马通了电话，打了电报。你的拜伦比他在里斯本还要厉害，是不是？他把你叔叔护照的事跟罗斯福总统谈了，胆子真不小！从来没有见过，罗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能够想象。”

“是的，但是你叔叔的档案现在贴上了‘总统交办’的大签条，这是大有用处的。现在，娜塔丽，你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候机名单。下面两趟航班的票都订出去了，不过你能拿到第三趟的票，移民当局可以把你的居留时间延长到那时候。”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是第八个月了——”

泽尔斯顿举起一只手说：“汉莎航空公司是靠得住的，你会很早就走，也许就是下星期。而且总是有退票。因为你怀孕，列在名单的前头。”

“埃伦怎么办呢？”

“他啊，那是另一码子事了。”

“她是重要的，”杰斯特罗演戏似的说，“我出什么事完全没关系，我已经活够了。”

“别着急，别着急，”泽尔斯顿笑起来了，“我的天哪，杰斯特罗博士！一切都很顺利，你只是不能和她一起待在瑞士。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你也定下来了。罗马现在因为你而闹得一团糟了。大使发了脾气，他说必要时，他就任命你做他的工作人员，然后用外交豁免权把你送回家去。你要回到罗马去，由他负责与意大利人交涉。杰斯特罗博士，在美国我们有一批意大利名流，我答应你，你的出境许可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么做比坐火车到里斯本去要好？”杰斯特罗的问话是婉转的，声调听起来让人觉得他很高兴、很放心，“我很愿意试试。”

“天哪，杰斯特罗博士，我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是一趟累死人的旅程，甚至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联络点还有没有用。主要的障碍是，你得非法离开瑞士。你得想想这个。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合法的，合法居留在这里。”

杰斯特罗转过来对侄女说：“那么，亲爱的，看来我们要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娜塔丽没有回答。现在对她来说，坐一架德国班机旅行，眼前浮现的是一种丑恶的前景。另外，那艘游览轮船正好从附近驶过，船边激起的波浪摇晃着小艇，使她恶心。轮船上的游客懒洋洋地往下瞧着他们，乐队正在奏着《蓝色的多瑙河》。

泽尔斯顿锐利地瞥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是坚决反对回到罗马去的，娜塔丽。不过，你如果可以重新考虑，大使会为你做出跟你叔叔同样的安排。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

“好吧，这都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是不是？”娜塔丽说，“我们回去吧？我累了。”

“回去吧。”泽尔斯顿马上使劲一抽飞轮上的绳子，引擎发动起来，喷出一阵蓝烟。

“我们非常感谢你，”杰斯特罗叫着，声音压过引擎声，“你简直创造了奇迹。”

“那张‘总统交办’的签条帮了忙。”泽尔斯顿说，驾着小艇驶过轮船后面扩展开来的水波。小艇摇摆着，晃荡着，几乎合上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拍子。

娜塔丽下楼来吃早饭的时候，她的叔叔正坐在餐厅窗边的桌子前，在强烈的阳光下喝咖啡。

“你来了，懒骨头。”他说，“我已经起来几个钟头了。我希望你肚子饿了，他们今天早晨有十分精彩的波兰火腿。他们怎么会弄到波兰火腿的？我猜是德国人偷的，然后他们用金子去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了。”

娜塔丽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

杰斯特罗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你不饿？我可饿坏了。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得这么厉害！我小时候在梅德捷斯生活的时候，要我吞下一片火腿，我真的宁可活活被烧死或者被枪打死。那些古老的禁忌剥夺了我们如此简单有效的乐趣。”他望着侄女，她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心情忧郁，双手交叉放在鼓起的肚子上。“要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象之一，就是早晨阳光中的满满一碗新鲜奶油。瞧那奶油！又香又甜，如同香花一样。一定要尝尝。这咖啡也很好！娜塔丽，亲爱的，我一晚上都在想，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这很好。我也决定了。”

他说：“我要回到罗马去。我要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亲爱的。我不怕那些妖怪。不过，我明白我会妨碍你逃跑的。那是首要的。现在你绝对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决定，看来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了。亲爱的孩子，你在瞪眼看什么？是不是我的脸颊沾上鸡蛋了？”

“不是，正好我要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这么办。”

“是吗？”他温柔地微笑起来，“谢谢老天爷，我以为你会英勇地辩论一场，要和我一起回去呢。不，你把你自己拖回去太可笑了。至于我，我相信大使，而且无论如何，去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会时来运转。我在下午去罗马的飞机上弄到了一个位子。看来回去就像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去是困难的。”

娜塔丽喝着咖啡。这会不会是一个计策，来诱使她自己提出回罗马去？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她对她叔叔的自私已经有所戒备。这种自私有时厚颜无耻，有时巧妙阴险。

“好吧，”她说，“我看这样还有点儿意思。如果你愿意从罗马走，到了那里就去排队登记，越早越好。你能办得了吗？”

“假使大使亲自经手，我还能弄糟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把手稿带走吗？即使我比你先到家，我也宁愿让你管着这本书。你瞧，全部草稿材料在我这里。这样就有两个机会保全《君士坦丁的拱门》，而不是一个了。”

到现在，娜塔丽才第一次开始相信她的叔叔，不禁对他显露了一些亲切之感。“好吧，埃伦，就这样吧。这次分离，使人感到十分十分特别。”

“娜塔丽，我会比你更感到放心。我背上压着一个对不起你的重负，至少有你肚子里怀的婴孩那么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他把一只瘦弱的小手放到她的手上，“你已经为你自己在未来的世界中挣得了很大的一份——就像我们的祖先古雅地说的。只要这未来的世界存在！”

埃伦·杰斯特罗就这样乖乖地回罗马去了。一连十天，他的侄女没有听到消息。这十天孤寂的日子，就连瑞士的舒适生活和丰富食物也很快使她厌烦了。娜塔丽开始想，即使脖子上挂着一只信天翁(5)，也算是个伴儿。她寂寞得要命。奔奇·泽尔斯顿正在和一个流亡的法国小说家的女儿谈恋爱，很少有时间来陪她。瑞士人对待她，就像对待一切外国人一样，态度冷淡，因为你花了钱而对你彬彬有礼，仿佛整个国家就是一家庞大的高级旅馆的场地。商店里，街道上，游览火车和游览轮船上，那些眼神忧愁的犹太人使她闷闷不乐。终于来了一封信，贴满了快递信件的邮票，盖着邮检的戳子。

我料想得到这封信会被别人看见，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你我两人已经不归意大利当局管辖。娜塔丽，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两张飞机票，还有两张相应日期的出境许可证，外加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泛美航空公司的联票，以及最高级外交人员豁免权的附签。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它们都摊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光辉的景象。

泽尔斯顿在大使馆燃起了一场大爆炸，亲爱的。真是一个好小伙子。正好是时候！大使利用了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渠道，包括梵蒂冈——在那里，你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自己去试试施加我的影响，但是靠着我的著作声誉去恳求似乎太infra dig(6)。就是这样！

现在说说情况。

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一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旅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待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笔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第九个字母上都带一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儿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叔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旋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

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儿也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更了解他。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脚轻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着，尽管吃了阿司匹林，她的喉咙还是像有砂纸摩擦似的刺痛。所有航空公司的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它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卐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像医院一样清洁的办公室，在一个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完美无瑕，露出雪一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以及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上方的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瞪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儿发抖。

“Gruss Gott(7)。”那姑娘说。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的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

本人宗教信仰：________________

父方宗教信仰：________________

母方宗教信仰：________________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遍经她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块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做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科尼希斯贝格的那次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科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像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像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着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一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人把手伸进一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

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科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机票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像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像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

(1)　1215年英国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保障贵族某些权利的文件。

(2)　俄语，指帝俄时代经常发生的对犹太人的摧残、蹂躏。

(3)　俄语，对犹太人的轻蔑称呼。

(4)　十九世纪丹麦雕塑家托瓦尔森为瑞士的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5)　欧洲传说，信天翁常随着大海里的孤舟飞行，杀之即要遭祸殃。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据此写成叙事诗《老水手》。

(6)　拉丁语：降低尊严。

(7)　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问候的话，意即“你好”。

第四十九章

向莫斯科进军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巴巴罗萨”侵苏计划的地理形势

在战争中，胜败就是一切，而德国战败了。战败使它在战场上的历次胜利黯然失色。它的敌人没有取得过像它一样的胜利，而是在最后以人的数量和机械装备的优势压倒了它。

打败仗也很自然地使战败者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因此，我们的军事历史学家，很遗憾地包括德国名将古德里安、曼施泰因、瓦尔利蒙特等在内，都普遍认为我们入侵俄国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拼凑起来的”或“没有战略目的的”。这种历史性的家丑外扬，除了丧失军人的尊严做自我辩解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令人伤心地棋差一着，打了败仗，失去了世界帝国，已经够受的了，更没有理由再把我们全国上下的最大努力描绘成一种不在行的愚蠢行为。这种阿谀奉承的著作，迎合胜利者的偏见，对谁来说都不光彩，而且歪曲历史。

我自己曾被派在马克斯将军的参谋部临时工作过，在一九四〇年秋冬两季，这个参谋部曾经做出关于入侵苏联的最初军事计划，后来又起草了作战方案。所以，我是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人。这个方案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动用人力和物力的数量以及巨大的政治赌注上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从细节上说，巴巴罗萨是极其复杂的，几乎不是任何个人的智力所能掌握的，但从整体的轮廓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它的优点和力量就在这里。它有可靠的地理、经济和军事实际的依据。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个前提下，这是一个稳健的计划。

请读者稍稍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我绘制的很简单的地图。以后我在叙述作战过程时，还将提供四十几张从档案里找到的军事形势图。现在扼要说明一下巴巴罗萨袭击计划的内容。

第一线是我们主要使劲的地方，是在波兰的出发线。全线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自北至南，共长约五百英里（此外还从罗马尼亚采取防守措施，目的在于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

第三线是我们的目标。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向南到喀山，再沿伏尔加河到里海，全长近两千英里。其最远目标，离出发点约一千二百英里。

第二线是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条线从芬兰湾的列宁格勒经莫斯科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差一点儿没有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全线长近一千二百英里，离出发点六百多英里。因此，表面看来我们是被俄国人阻止在半途上，实际并不如此，我们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才停止前进的。

进攻的概念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红军正在西边靠近把波兰一分为二的线上集结。斯拉夫军队威胁性的集结，警告我们有布尔什维主义席卷欧洲的危险。这是元首决定发动预防战的主要理由，它证明了我们早先提出的计划是有道理的。

但斯大林的军队的威胁性部署仍然使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他准备放弃他在俄罗斯广阔土地上调动军队的极有利条件，而把红军集中在我们能够迅速予以粉碎性打击的两小块土地之内。当时斯大林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根据我们当时的可靠情报，我们的进军可能要以一百五十个师团来对付二百个师团，三千二百辆坦克来对付一万辆坦克，还有空军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的地方，情况还不清楚。因此，很明显，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在训练、指挥、战士和装备的优良素质上，以及出其不意的决定性的闪电式进攻。芬兰战役以后，冒这样的危险看来是合理的。

巴巴罗萨的战略目的是在夏季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一次粉碎性的沉重打击，使粉碎后的苏联成为一些非武装的社会主义行省，自波兰边境到伏尔加，均由德国人驻防和统治。伏尔加以东的原始土地、冰冻的西伯利亚荒凉地区，以及乌拉尔外的空旷森林，可以包围起来，有工夫再占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从这些边远地区，现有的轰炸机都飞不到德国。

在作战方面，我们希望同时发动三次巨大的闪电突击，两次在沼泽地带以北，一次在其南，以突破西部边境的纵深防御，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包围并肃清已被打散的军队。这样，红军的大量主力几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

这些是我们估计能够做到的，但也知道事情并不就此完了。我们完全知道，敌人会在莫斯科与边境之间保存大量的后备军力，他们会在一定的地方挖战壕，固守下来。我们也知道，顽强的斯拉夫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时，战斗力最强。所以，我们预期并计划在七月上旬，也许在第聂伯一德维纳线以外地区发动第二次的中路大战役，包围并消灭这些后备军力。最后，当打到列宁格勒一莫斯科一塞瓦斯托波尔线以后，我们还准备遭遇俄国人的最后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苏联这个脊柱地区其他大工业城市的自发性的群众自卫（后来也确实遇到这种抵抗）。据我们判断，一旦我们打断这条脊椎骨，那么除了对惊恐万状的居民进行扫荡和可能有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以外，一直打到我们的最后目标——阿尔汉格尔一伏尔加线，就没有别的阻力了。

当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一次冒险的赌博。战场是在苏联本土，在一头长五百英里，另一头长一千七百英里这样一大片漏斗状的土地上。漏斗向北的斜坡是从波罗的海到白海一线，向南的斜坡则是从喀尔巴阡山脉到黑海。我们的兵力必须在单调而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扇形展开，越向前进，交通线越长，前线的兵力也越薄弱。这一点是我们估计到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俄国农村的荒凉和道路的简陋，不是适合于闪击战的地区。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错误。事实上，共产党俄国的极低的标准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股可怕的防御力量。他们没有花力量修建像样的公路，铁路的路基很不完善，并且路轨的宽度显然有意与我们的不一样。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观点，德国参谋部攻击其他国家的计划总是防御性的、假设性的，但总是由于别人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行动，引起他们按计划行事。关于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动机，历史学家至今还有争论，但看来他并没有进攻的计划。苏联对德国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安抚德国人，防止他们进攻。

切馅儿饼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巴巴罗萨计划还是一开始就打响了。在整个前线上，我们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这些成就将给战争史留下极大的奇迹。古德里安写的书里记载着，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周围的德国炮兵怎样静静地等待着在黎明前对毫无疑心的布尔什维克开始猛烈的炮击，望着俄国最后一趟供应列车忠实地离开苏联境内，进入波兰我们的占领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和他忠实的信徒们怎样受到元首机敏的政策的愚弄。西方作家现在把这次突然袭击叫作“背信弃义的进攻”，好像在生死斗争的开始，德国还能顾得上遵守室内游戏的清规戒律。

一步占先以后，巴巴罗萨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德国空军发现了地面上苏联庞大的第一线空军，就在几小时内把它消灭干净。在步兵挺进的支援下，在中路和北路，我们装甲部队的钳形攻势按原计划展开。六天以后，我们已到达明斯克和北德维纳河岸，俘获了近五十万敌军以及数以千计的枪炮、坦克。只有在南线，伦德施泰特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抵抗。其余地区，红军像一个没有了头但还在挣扎的巨人一样。既见不到斯大林，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已经在忧郁、痛苦中瘫痪了。

两个星期后，沿着通向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二个巨大的装甲兵包围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合围。在北线，我们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内湖，并继续通过荒野地区迅速到达列宁格勒附近。伦德施泰特加速挺进，接近基辅。我们又俘虏了几十万人。俄国人在一些小包围袋里继续顽强而勇敢地战斗，但就整个战局来说，我们已不再遭遇一个国家军队的有组织的抵抗了。根据各战场的汇报以及显示在最高司令部面前的一幅图画，我们又打赢了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三个星期内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警察行动。现在的任务是肃清残余。这样在波兰、法国之后，又加上了苏联。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必然有人员的伤亡和物资武器等的损耗。所以，接着是停战休整到八月份。有些作家声称这次休整是“因犹豫不决而贻误了全局”，显然他们对后勤工作一无所知。休整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一部分，一点儿也不是犹豫不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打了胜仗的德国军队在胜利的兴奋中喜气洋洋，重新集合，重新装备。这情景，当时的老战士现在一想起来还是感到很激动。

作为一个熟悉巴巴罗萨最小细节的参谋人员，我也出席了七月十六日在“狼穴”总部举行的著名的会议。当时，希特勒双手在桌面的地图上一挥，得意地对戈林、罗森贝格、博尔曼以及党内其他高级官员说：“大致说来，现在的任务是，把这块巨大的馅儿饼按照我们的需要切成小块，以便能够：第一，控制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剥削它！”

希特勒扳着手指算着，他那臃肿、不健康的脸上带着喜悦的微笑，苍白的双颊因胜利而略显一点儿潮红。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会议结束后，他非正式地说到要在九月份裁撤四十个师团，以便把人力调回工厂。为了最后粉碎英国，结束战争，他要缩小坦克与枪炮的生产以利于一个加速海、空军建设的计划。这些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从战场上明显的实际情况来看，东线战役已经胜利了。

评论

坐在扶手椅子上高谈战略很容易，可以放马后炮，而且不用负责任，但是没有人会真正重视这些战略家是怎样想的。战争已经结束，没有什么事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来做决定，他们不过是消耗一些不值钱的纸张和墨水而已。可是在胜负未定之前，每一个战争的决定都牵涉无数士兵的生命，甚至也许还影响到国家的存亡。经过一段长时间，不假思索就把当时参加实际工作的军事人员的判断一笔抹杀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在关于巴巴罗萨计划的评论中，很少有人加这份小心。

对于我们这场战争，三个错误的批评是经常出现的，它们之间互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评论家们用其中一个、两个或全部三个观点。他们提出的论据是：

第一，不管取得多少次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入侵苏联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有在欧洲的一小块土地、人口只有八千万的德国，要想压服有近两亿人口、领土辽阔的俄国，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希特勒残酷对待俄国居民是愚蠢的，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双手欢迎我们，帮助我们推翻他们厌恶的共产党统治。接着就一定会搬出那个老故事，说农村妇女怎样用鲜花或面包与盐来欢迎德国侵略者。

第三，这个计划犯了军事上的通病，就是追求领土和经济利益，而不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好吧，对第一点，我的答复是：你从世界地图上看，像英国这么个小岛，人口只有三四千万，是不可能统治人口近五亿的南非、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但不管怎样，英国很长时期都统治着这些地区。不仅如此，这些领地都在数千英里以外，不与英国接壤，只有海上航运一线相连。苏联相反，与德国陆运相连，直接在我们大炮的射程之内。

这些评论家忘了，苏联是由一个小小的极端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他们推翻了旧政体，统治了比他们自己多一万倍的居民，好多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也忘了，一个凶残的、小小的蒙古侵略者，所谓的“金帐汗国”，曾经统治了斯拉夫人一个多世纪。一句话，这些评论家对征服异族的历史、军事统治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交通和军事装备条件下的统治的技术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征服了苏联，我们就要治理它，有些省份我们占领了几年，治理得都很好。

第二条论点当然是与第一条矛盾的。如果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压倒俄国人，那么对他们采取缓和政策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够加速我们的灭亡。这些评论是以他们对德苏战争整个性质的那些谬误见解为依据的。应知道，严格说来，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

历史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欧亚大陆上只剩下两个工业强国，只有两个。他们互相对峙，他们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奋斗。如果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我们知道德国就必定灭亡；如果德国国社党获胜，大陆的中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武装起来的、比德意志帝国大得多的、威胁性的布尔什维克存在的余地。

绿皮卷宗

绿皮卷宗是戈林领导下的东线经济参谋部所拟订的关于征服俄国后进行经济剥削的总政策的指示，在这个卷宗上做的文章已经不少了。在纽伦堡审判中，我确认我没有参与这个行政计划的起草，因为我的主要责任在作战方面。

绿皮卷宗的建议不用说是很毒辣的，它存心要让几千万俄国人饿死。戈林承认了这一切，文件都已列入记录，所以想否认它是愚蠢的。想证明绿皮卷宗是“符合道德标准的”既无意义，亦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做一些军事性质的观察也许是有道理的。

绿皮卷宗计划是以明显的地理情况为依据的。俄国南部“黑土带”地区的粮食不仅供应它本身以及本地区工业的需要，而且供应北方的整个工业区的需要。俄国北部从来就是一个低产贫困的地区，气候不良和土壤贫瘠造成长期粮食不足。绿皮卷宗建议搜刮南方的谷类、肉、煤、油料、脂肪以及工业产品，以便维持我们前方部队的需要，缓和国内的供应紧张。计划对南部的斯拉夫人留下最低限度的热量需要，以便他们能继续从事生产。但德国对俄国农产品的需求量既然这样大，自然会造成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北俄地区人口的锐减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也许，我们对俄国的统治计划，与美国人灭绝印第安人，把他们在世上最肥沃的土地抢走比起来，就更不“道德”。也许，我们缺少西班牙人掠夺墨西哥和南美洲，毁灭迷人的印加和阿兹特克文化时那种维护宗教的崇高心灵。也可能，作者本人在某些方面也搞不很清楚，是否英国征服印度，欧洲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对中国贸易上的掠夺，比绿皮卷宗提出的计划更好、更道德一点儿。但公正的读者永远不要忘记，从德国人的世界哲学观来看，当时俄国就是我们的印度。

我们德国人从来就缺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特殊才能，不会给自私心披上虔诚的道德外衣。我们的心口如一使感情脆弱的西方作家和政客感到震惊。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世界历史人物，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他给日耳曼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性的目标。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上帝意志的启示，远远超过微不足道的道德限制。也许在德国的巨大努力和巨大悲剧中，上帝已有一个隐约的设计，要经过若干代人们才会明白。绿皮卷宗是这种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世界哲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不过是一个民族想从人类浮士德式无穷无尽的路程外另辟新路的正当行为。

按照上面的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厚待乌克兰人或其他斯拉夫人，以便他们帮助我们来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统治的这种说法，就显得很荒谬可笑了。德国当时是一个既强大又贫穷的国家，不没收俄国南部的粮食，就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除非使俄国人一开始就丧失了斗志，并认识到如果不服从、不干活儿，除了遭受铁拳和镇压之外，没有别的前途，怎么能期望斯拉夫人安于贫困与强迫劳动，安于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而不进行认真的反抗呢？阿道夫·希特勒说过，统治俄国南部的唯一办法是，谁要愁眉苦脸就把谁枪毙。他有时说一些话措辞很刺耳，但是关于这类事，他所说的很少是不现实的。

最后必须指出，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征服苏联，所以绿皮卷宗的统治计划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它不过是一个不能执行的假设性的计划而已。因此，在纽伦堡审判中强调这个问题是歪曲事实的，也是过分的。

英译者按：隆对这个也许是写在纸上的最残忍的统治计划——绿皮卷宗所做的哲理辩解，对一般美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正是读了这一段以后，才下决心翻译《失去的世界帝国》的。

向南迂回

主要是根据古德里安的材料，许多作者认为，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三个星期——打到离莫斯科只有三分之一路程的斯摩棱斯克以后，希特勒没有让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继续推进，而是命令他去南线协助伦德施泰特完成对基辅的包围网，这样早在七月中旬，希特勒的败局已定。他们的论点是，我们因此丧失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装甲兵团的装备也过分损耗，所以减弱了最后打击首都的力量。

这些对“向南迂回”的批评是有很多漏洞的。首先，在第聂伯以东完成对基辅的袋形包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面军事行动的胜利。在一次打击中，德军击毙或俘虏的军队和装备，几乎相当于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全部军力的一半！把这样的巨大胜利一笔抹杀，说成是“战术上的牵制攻击”，当然是不对的。由于这次胜利，我们稳固地获得了南俄的财富，使我们在以后的几年里能够继续打下去，并几乎打胜。我们获得了粮仓、工业基地和燃料储备，这是德国人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政策的全部核心。

的确，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去赢得领土或经济上的利益，但大受批评的“向南迂回”也取得了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巨大成就。

万一南线的敌军突围而出，并在侧翼攻击我们呢？即使我们消灭了莫斯科正面的敌军，占领了首都，我们的处境能比拿破仑好一些吗？拿破仑基本上采用了古德里安的战略，在莫斯科攻取“战局的重心”。问题是，他到达那里以后，人马缺粮，左右侧翼又受到威胁，待了一段时期，无路可走，只有撤退，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结局。

我们这些制订巴巴罗萨计划并注视它的发展的人，手头少不了一本克劳塞维茨的回忆录。如果说在一九四一年可怕的冬天德国军队巩固住了阵地，那么其主要理由是，我们没有重复拿破仑的错误。至少我们攫取了南方，这支持了我们，使我们有希望继续作战。当古德里安到“狼穴”来抗议“向南迂回”的计划时，希特勒对他说，将领们对战争的经济方面都很无知。他说的是冷酷的真理。他们像受捧的运动员一样，只关心显示自己的技能，而让别人去操心场地、观众和开支等问题。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也许算是有才华的明星。

认为中路攻势被削弱了的论点，由于古德里安完成南线的任务以后，回到北线取得九、十月的可观的胜利这一简单的事实，论据本身也被削弱了。在这次九、十月的战斗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显得被削弱。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毫不含糊地指出希特勒因不是职业军人而犯下的错误，其中有些造成了灾难，但“向南迂回”是一次稳健的、必要的而且成功的行动。

指向克里姆林宫的尖顶

中路和北路的红军残余又吃了败仗，狼狈地向俄罗斯的望不到边的大地后撤，成批成批地被俘，更多的是成批成批地丢弃坦克和武器，在夜间穿过我们的包围圈溜走。在北路，我们的全部目标都已达成，只是没有打下列宁格勒。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濒于绝望和几乎毁灭的境地。波罗的海沿海已经归属我们，所以能从海上供应北路的军需，并与我们的芬兰盟国在军事行动上保持联系。在南路，我们围攻了克里米亚，迅速向高加索油田挺进。在中路，装甲兵团巨大的钳形攻势已从南北两方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实际上已进入莫斯科城郊。博克的无坚不摧的步兵，自斯摩棱斯克一路势如破竹，从正面一直冲向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在俄国战争文献中，十月十六日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大逃跑”的一天。这一天，外交使团、政府机关以及一大批苏维埃的大头头儿，与成群的平民一道，仓皇放弃了城市，东撤到乌拉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留在莫斯科，发表了绝望挣扎的演说，动员妇女儿童在即将到来的我军通路上挖沟。俄罗斯中部平原开始降雪。秋天泥泞的季节也已从九月开始。天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进军是多么困难，但我们照样前进了。从来没有哪支军队在更大的困难面前显示出比我们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士气。从最高将领到最下层的士兵，都焕发着无比的热情。德意志民族在元首的领导下，走过了九年难以置信的道路，现在又穿过积雪泥泞的荒野，在那映着低垂寒冷的红日的、朦胧的俄罗斯地平线上，道路的终点已可以望见。我们先头的巡逻部队已经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世界帝国终于呈现在德国人面前，唾手可得了。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对希特勒的整个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采取宽宏态度，大概是由于他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并在当时受到希特勒的眷爱。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在基辅袋形包围中俘获的军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最坚强的抵抗部署在莫斯科周围，十月份如果消灭这些军队，就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期，但是判断苏联地面战役问题不是我能胜任的。这条战线上的全部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了。

第五十章

在珍珠港海军基地露天剧场，一个苗条的黑发姑娘走上舞台，取下太阳镜，在早晨强烈刺眼的阳光下眯起眼。她那淡粉色的衣裙走动时窸窣作响，显出了她穿着丝袜的大腿，引起了全场海陆军士兵一片愉快的口哨声。剧场已经座无虚席，前排折椅也已空位不多。坐在最前排的是夏威夷州州长、海陆军将领和他们的夫人们，摄影师的闪光灯对着他们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这时还不到十一点，剧场演出还早了一点儿，但这第一次的“快乐时光”节目是对大西洋沿海夜间的听众广播的。海军乐队坐在乐台上，铜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乐台一边远处，可以看到好几艘停泊的军舰，列成灰色的两行高塔。

在扩音话筒前面，姑娘微笑着站在那里，等到兴致勃勃的骚动安静下来以后，才举起一块油漆光亮的牌子，上面两个黑色大字：鼓掌。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你们好。我是克里弗兰先生的助手，梅德琳·亨利。”从最高一排座位上传来一声刺耳的调情的口哨声，引起看台下一阵哄笑。她摇晃了一下手指：“你当心一点儿，我还有两个哥哥坐在这儿，他们一个是海军飞行员，一个是潜艇人员，都长得又高又壮。”这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和欢呼声。

观众们的情绪愉快激动，等待着节目开始。这个重要的无线电新节目首次在海军基地演出，几天来一直轰动着这块死气沉沉的领土。这座岛上人数不多的有身份的白人家族，过腻了舒适的生活，都互相争着来招待休·克里弗兰；有的为了参加宴会，还专程坐飞机到瓦胡岛来。海军原来计划举行一次假想敌人突然袭击的舰队演习，由于与广播节目时间相冲突而推迟了。檀香山地方报纸关于演出的头版头条新闻，压倒了德军在基辅附近包围几个俄国兵团的消息。

梅德琳带着一种含羞动人的风度，故意别别扭扭、一字一句地说明了这次新节目的规则。她说只有真正的作战人员才能参加这次业余比赛。每一个参加者都将得到五百美元国防公债，获得喝彩最多的表演者还有特别奖：把他的女朋友或父母用飞机送来过一星期。她说：“克里弗兰先生只希望，女朋友远在开普敦或加尔各答的得奖者不要太多了。”她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吧。现在让我介绍你们都等着见的人，大名鼎鼎的业余节目的主角，也是现在这个‘快乐时光’节目的主角，我的好老板，休·克里弗兰先生。”说完话，她走到乐队附近的座位上，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把裙子裹紧大腿。

克里弗兰走到扩音器跟前，顿时一片欢呼。“好吧，好吧。”他慢吞吞地说。这句用西部牧童鼻音说的口头语，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商标，又引起了一阵喝彩。“也许我应该就让梅德琳继续说下去，这个节目归我管，可是她的相貌、口才都比我强。”他耸了耸眉头，听众发出了笑声。“我不如介绍一下她的两个哥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高多壮。当海军飞行员的是‘企业’号上的华伦·亨利海军上尉。华伦，你在哪儿？”

“啊，我的天，”华伦说，“不，不。”他说着，往他在中排的座椅里一缩。

“站起来，傻瓜。”杰妮丝嘘他。

华伦毫无表情地站了起来，马上又坐下，缩得更拢了，他那穿白衣服的身段又高又瘦。

“欢迎你，华伦。现在介绍‘乌贼’号上的拜伦·亨利。”拜伦起了个半身就又坐下了，不愉快地嘟哝着。

“嘿，拜伦！他们的父亲也是舰队上的。伙计们，他们一家就把海洋全占了，海面上、空中，还有海底。我们的国家所以强大而安全，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像亨利家一样的家庭。”州长和海军将领们跟大家一起热情地鼓掌。拜伦弯腰曲背地缩在座椅里，喉咙里发出一种憋气的声音。

首次演出的“快乐时光”使观众挺高兴，看来会取得一致的好评。克里弗兰曾经走遍美国各地，他能够讲穷乡僻壤老百姓都能懂的笑话。他不用广播稿，把准备好的打诨笑料都记在脑子里，使人感到一种轻松、愉快、带有小城镇那种诙谐的气氛。更主要的还是登台表演的海陆军士兵们那种沉默的想家气息。他们的小节目很像教堂举办的联欢文娱节目，乐队奏着表现爱国精神的进行曲，这是激荡着美国感情的一小时。梅德琳带着玩笑报幕时，故意用的那种别别扭扭的腔调，与家乡味的气氛相适应。

拜伦感到很乏味，整个演出过程中他都无精打采地坐着，抱着双臂，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有一次，杰妮丝轻轻地碰了她丈夫一下，眯起眼，头歪向拜伦。华伦比画了一个孕妇大肚子的手势。

演出完了，舞台上挤满了人。州长、他的随从们、高级军官们都围着克里弗兰，亨利兄弟想挤也挤不上去。

“你知道吗，”拜伦说，“布朗奇·胡班也在这儿。”他的漂亮的潜艇艇长站在两个舰队司令之间，正与克里弗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谈着话。

“你跟布朗奇·胡班有些不和吗？”华伦说，“他是一个好汉子，勃拉尼。”

“是他跟我不和呢。”

“嘿，又高又壮的哥儿俩！上来吧。”克里弗兰发现了他们，笑着向他们招手，“哎呀，还有谁敢欺侮梅德琳呀？杰妮丝，州长刚才约我去吃午饭，我谢绝了，我说你还等着我呢。”

杰妮丝一愣，说：“不，请不要这样。”

州长对着她微微一笑：“不要紧，休以后还要去华盛顿广场的。我事先不知道参议员拉古秋的女儿还躲在我们中间，不久一定请你去吃饭。”

杰妮丝鼓起了勇气说：“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吗，州长？就在花园草地上，有点儿牛排和啤酒，没有别的招待，不过我们真希望您能去。”

“好啊，在草地上吃牛排喝啤酒，听起来真不错。让我去找我的夫人。”

华伦和布朗奇·胡班正在互相取笑，说对方有个大肚子，实际上他们根本都没有；又说对方看起来多像上了年纪的结了婚的人。拜伦脸上毫无表情，眼色阴沉地站在那里。他插进来说：“对不起，艇长，我嫂子请我吃午饭，我可以去吗？”

华伦说：“嘿，这是不是说你的下级现在正受处分，行动受限制？”

“哦，勃拉尼跟我有点儿小矛盾。当然可以，勃拉尼，你同华伦和杰妮丝一起去吃午饭吧。十五点整回队报到。”

“唉，唉，先生。谢谢，先生。”对拜伦这种不礼貌的语调，华伦微微地摇了一下头。

杰妮丝坐州长的轿车回家，梅德琳和拜伦坐华伦的旧中型吉普。妹妹头上戴的粉色和黄色鲜花做成的双层花环在车里散发着芳香。她快乐地说：“好啊，好啊，正好我们三个，上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听着，勃拉尼，”华伦说，“布朗奇·胡班是我的一个老朋友。顶什么牛啦？也许我能帮个忙。”

“我为我的军官教科书画了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他不喜欢，要我重画，我不干。我不画好，他就不让我自由行动。”

“这多可笑。”

“我也这样想。”

“我是说你可笑。”

“华伦，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以后，由于油泵冻了，压缩机发生了故障。班长病了，我检修了压缩机，排除了故障。”

“那好啊。但是你把图画好了没有？”

“图画得不好，可是我修好了压缩机。”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

“不，问题是海豚奖章的提名权操在布朗奇·胡班手里。”

“我不在乎是否得到海豚奖章。”

“去你的吧，你不在乎才怪哩。”华伦说。

“你看，华伦，我是被骗上‘乌贼’号的。我已经接到命令去新造的潜艇‘鲔鱼’号，但我的副艇长和胡班在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施加了影响，把我调了出来。不仅如此，原来进潜艇学校就不是我自己的志愿。爸爸主要是为了不让我和娜塔丽结婚，硬把我推进去的。所以，她去了意大利，现在还陷在那里出不来。就是因为我进了潜艇学校，我的生活才搞得一团糟。天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我老婆，还有我的孩子，要是我有一个的话。她在世界的那一边临产，我想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海豚奖章。”

“你现在是在海军里，你想调上岸来吗？”

“有什么不好？岸上的上班时间比较好，通信也比较有个准儿。”

“哦，狗屁！请原谅，梅蒂。”

“真没意思，又像过去的时候一样。不管怎样，你们应该听听休的谈话。哎哟！”她尖叫一声，华伦的车离开公路冲进草地，避免了与突然迎面开来的一辆破旧的绿色别克车相撞。

华伦冷静地说：“这些夏威夷人开车真让人担心。”

“还有那个家伙也引不起我的兴趣，那个克里弗兰。”拜伦说，“你是怎么跟他搅在一块儿的，梅蒂？”

“我不是跟他搅在一块儿，”梅德琳厉声叫道，“我是为他工作！”

拜伦亲切地微笑着说：“我知道，妹妹。”

“他干得不错，”华伦说，“演出很顺利。”

拜伦说：“什么？嘿，整个节目都那么做作！都不是他自己讲出来的笑话，而是背诵出来的。”

“这一点你完全说对了。”梅德琳大笑着。

“很明显，他唱了一出圆滑而毫无内容的戏。他使我想起布朗奇·胡班来。”

“布朗奇不是做作的人，”华伦说，“他工作一贯表现很突出，勃拉尼。同时，你最好不要忘记他是潜艇的领导人。”

“当然他是领导人，当然他工作表现很突出，当然我现在行动还受限制，但是如果要我再画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当我听说娜塔丽已经回到意大利生孩子，我就打了个报告请求调到大西洋。我们的潜艇经常出入地中海，我也可能有机会见到她，甚至可能把她接出来。我都对他说了。他教训了我一顿，说我把个人生活问题放在海军之上！好吧，我说不管怎样，我还要提出申请。他不能不照转，于是批上‘拟不予同意’，转上去了。”

华伦眼睛看着公路说：“你在艇上只有三个月，一般的期限是两年。”

“一般的海军少尉都没有一个怀孕的老婆陷在意大利。”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海军的错。”

“我也不怪海军，我只是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急于讨好布朗奇·胡班。”

梅德琳突然用一阵笑声打断了他们的简短对话，她说：“你们两个都没想到吧，爸爸忽然学起俄文来了。”

“俄文！”华伦叫道，“干什么？”

“他要去俄国。我不知道他怎样去，什么时候去。”梅德琳笑着说，“妈憋了一肚子气，爸爸现在参加了速成班，一天十小时。她老看不到他，除非有人来找她打网球或看电影，宽大的新房子里就是她一个人在家。”

“爸爸最好抓紧一点儿，”华伦说，“如果他想赶在德国人前头进莫斯科的话。”

拜伦取下梅德琳头上的花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啊，这是香气浓郁的红茉莉花。天知道咱们三人什么时候才能又像今天一样在一块儿。我现在心情很坏，不过我爱你们俩。你家里的烈性酒还有多少，华伦？”

“百分之九十七，刚刚添补。”

“太好了，我准备给你喝剩到百分之五十。”

“完全同意。”

拜伦到了华伦家，找到了新到的航空版《时代》周刊，就坐在一棵榕树的树根之间的长椅上阅读起来。这个时候，华伦、杰妮丝和客人们吃着小吃，喝着甜酒，兴致方浓。在海上待了两个星期，拜伦只听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

午餐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个咧着嘴笑的男仆奏起六弦琴，客人们跟着乐曲跳起草裙舞，华伦开始在浓香扑鼻的烟火上烤肉。休·克里弗兰和梅德琳在光着脚丫跳草裙舞，海军来的人和本地人围着拍手欢笑，报纸社交活动版的摄影记者在拍照。拜伦板着脸望着他妹妹白皙的脚丫在草地上转动，她那裹着粉色绸裙子的屁股跟着扭动。他不知道是谁已失去了常态，是他自己呢，还是这个欢乐的人群。根据《时代》的报道，德国人像两年前席卷波兰一样正在席卷俄罗斯。那时也是九月份。根据那些战斗的图片，兴高采烈的德国人所公布的消息看来是很可信的。图片上显示着大火燃烧着的村庄，天上一片黑压压的德国空军飞机，玉米地中间的公路上挤满了难民，铁丝网后面是一群群胡子拉碴、面色阴沉的俄国俘虏。这情景使拜伦生动地回忆起他和娜塔丽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坐着破旧汽车从克拉科夫向华沙逃难，他的受伤，路边一个小孩伏在她妈妈已经被打烂的脸上啼哭，红色的火焰，发出刺耳啸声的炸弹，在混乱而拥挤的医院里的娜塔丽，无人地区的秋虫声，这些都历历在目。

华伦端着两盘薄片牛排和炸土豆丝，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坐下，说：“尽量吃吧，我的孩子。”

拜伦说：“谢谢。《时代》登的消息，局势很严重。”

“去他的，勃拉尼，你早知道德国人会打败俄国佬的，对吧？俄国人是很坚强的战士，但布尔什维克政府是一伙半疯子政客凑起来的杂乱班子。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把他的一半官员，包括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职业军人，统统枪毙了。没有有经验的军官，你就无法进行战争。所以，德国人就在这方面跑到我们前面去啦。他们的总参谋部已经继续了一百年了，上一次大战他们打了败仗，马上又搜集地图和情报准备这一次战争。这是一种知识上的武装。喝点儿酒吧？加利福尼亚的红酒运到这儿，质量还很好。”

“当然喝。”

华伦带着一只大紫色瓶子回来，说：“唉，也有一件好事。如果希特勒打下了莫斯科，日本鬼子一定从北面跳出来抢夺西伯利亚另一头。这就给我们一点儿喘息的时间。不然，他们必然很快就要往南来。他们的汽油越来越少了。我们肯定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巩固菲律宾的据点，使我们能够守住，也还得一年时间准备。”

拜伦把那份《时代》一掷，问道：“我想起来了，你读了你丈人最近的演说没有？他要我们试探一下能不能与德国人达成一些协议。”

“我知道。嗯，这一点他太不切实际。希特勒现在不想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正是他打大胜仗的时候，他不会。但归根到底，勃拉尼，德国鬼子可能比小日本好打交道，他们是白种人。”

“是啊，不过一开始我们也许就得先把我们的犹太人都枪毙了。”

华伦慢慢地把他那古铜色的脸转向他的弟弟，薄嘴唇上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微笑。“即使德国人不屠杀他们的犹太人，伙计，我想他们的政策也够恶心的了，不过——”

“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当我想告诉这里的人德国人是什么样儿的时候，人家总给我顶回来。布朗奇·胡班认为这场战争是撒克逊文化对付亚洲新兴的潮流的，俄国人算是亚洲人，我们和英国人要赶快聪明一点儿支持纳粹分子，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战斗的，这是白种民族的最后机会了。他这些想法都是从一个名叫李何默(1)的疯子写的书中得来的。他反复阅读这些书籍，其中主要一本是《无知之勇》，另一本是《撒克逊时代》。”

“我读过李何默的书，”华伦说着，看了看手表，“他是一个怪癖的人，不过很有趣——哦，我们的朋友小维克到喝奶的时候了，不过看来杰恩还不想离开州长。”

“我去喂孩子奶。”

“你喜欢孩子，还是为了别的？”

“我喜欢这孩子。”

当维克多躺在叔叔膝上喝奶时，拜伦喝着他的加利福尼亚红酒。差不多同一时间，两个人都把瓶子喝光了。他把孩子放回他安在边廊上的小床上，然后又回到草地上。微风已经停了，天气十分炎热，柠檬树的香味使拜伦感到很忧郁。他脸朝下躺在榕树下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埃斯特海军上尉手里拿着酒杯正推他。

“该死，”拜伦说着，坐起来，嘴里还感到一种酒后的味道，“我应该在三点以前归队，对吗？你是到这儿来给我戴上手铐，送我回去的吗？”

“特赦，你自由了，”埃斯特咧嘴一笑，“你还获准休假二十四小时。这是从罗马转经里斯本、华盛顿和圣弗朗西斯科，转了一圈后刚收到的。”

他把电报交给拜伦，拜伦盘着腿坐在草地上，看电报。

美国“乌贼”号拜伦·亨利少尉，能否为七磅男孩取一佳名？母子均安，并均爱你。娜塔丽并缺名的亨利。

拜伦低下头，用一只手蒙住脸。他像他父亲一样，带有一点儿朴素的宗教气质，口里喃喃地念了一些祷告词，感谢上苍使这个孩子降生的奇迹。这个孩子是他们俩在里斯本短时间凑到一块儿以后狂热相爱而诞生的，现在他们天各一方，在地球上相隔最远的两个地方。停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慢慢地一笑，眼睛里闪着泪花。

“怎么样，‘夫人’？”

“祝贺你，勃拉尼。”

拜伦站起来，头晕目眩地望着那群参加午餐会的人。无线电播送着《可爱的草裙舞能手》乐曲，杰妮丝同“企业”号舰长一起光脚丫扭着；州长与梅德琳一起跳着舞，显出对她扭摆屁股的动作极为欣赏；休·克里弗兰假声假气地唱着淫荡的歌曲，引起男人们的大笑，以及妇女们愉快的尖叫。“我想我得告诉哥哥和妹妹去。”

埃斯特在他身边漫步走着，摇着玻璃杯里的冰块。“这儿可闹得真欢。那位是州长吧？你嫂嫂真好，我的脚还没有踩进门，喝的就已经递到我手里了。”

“杰妮丝是不错。”

“这是她的名字吗，杰妮丝？漂亮的名字。她大概是我在这座倒霉的岛上所见到过的最好看的白种女人了。”

“别那么说，‘夫人’。”

“嘿，勃拉尼，我崇拜她只是像崇拜落日余晖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

“嘿，梅德琳——”

梅德琳在克里弗兰和夏威夷仆人身后匆匆向屋子走去，走过拜伦身边时用手轻轻拍了他一下。“纽约来的长途电话，亲爱的，是我们的后台老板，真没想到。”

拜伦把消息告诉了华伦和杰妮丝，他还来不及让她别说，她已经高兴地把消息跟大家宣布了。客人们围着他，带着酒意和他开玩笑，祝贺他，问他情况，还对他的妻子远在意大利这一稀罕事感叹。《檀香山星报》社交专栏作家，一个有一张精瘦的鹰脸、金色头发、名叫裴特西·彼得斯的人，站在拜伦身边，记着笔记。

他跟着梅德琳进屋，想要自己第一个告诉她这个消息。放在走廊里一张桌子上的电话已经挂上了。他听到一阵轻微的笑声，他顺着曲折的走廊望过去，在睡着小孩的那道边廊上，休·克里弗兰拥抱着梅德琳。这是一个从草地上看不到的地方，克里弗兰用两只手抱着他妹妹的臀部，她粉色的裙子后面撩了起来，露出了大腿和内裤。她亲热地紧紧搂着他。拜伦离开屋子，来到阳光下。

“我想我得回‘乌贼’号去了。”他对华伦说。

“怎么？我以为布朗奇已经给了你二十四小时的假。”

“我要给娜塔丽和别的人写信，也许发一两份电报。”

“勃拉尼，州长刚才邀请所有在这里的人跟克里弗兰一起参加华盛顿广场的酒会。”

“克里弗兰在屋子里和梅德琳亲吻呢。我说，他吻她，她也搂着他不放。”

“她是这样吗？”飞行员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说，“我想他们的后台老板喜欢这次节目。”

梅德琳匆匆从屋子里出来，容光焕发，头发乱蓬蓬的，跑到她哥哥面前。她后面出现了克里弗兰，用手绢擦着嘴。“嘿，你知道吗，伙计，”梅德琳叽叽咕咕地说，“他跟我也说了话，他说我听起来很好。不过这没有什么。我们的抽查成绩达到二十三点五分，我们第一次演出只比弗莱德·艾伦差四分。”

拜伦从衣服上面的口袋里取出电报，递给他妹妹。

“哎哟！又是一个好消息！唉，休，你知道吗，拜伦的妻子已经生了。”

“嘿，祝贺你，爸爸！”他伸出手，拜伦没有理他，但他也不生气，“来吧，梅德琳，咱们去把契特·芬顿说的话告诉州长。”拜伦两臂抱在胸前，怒气冲冲地瞪着这两人离去的背影。

“你听我说，勃拉尼，”他哥哥说，“你是想捣乱，是不是？你会让杰妮丝很为难的。”

“真是一只笑面虎，他妈的。”拜伦喃喃地说。

“算了吧，她已经过二十一周岁了。”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你不愿开口，我来跟梅德琳说，看她怎么说。我也许告诉这浑蛋，他如果不想给人揍得满裤子拉屎，就离梅德琳远点儿。”

华伦好笑地打量他弟弟一下，说：“他个子比你大，看来很结实。”

“那正好。”拜伦说。

无线电放出新闻节目的讯号。这时是四点，州长坐在室外的酒吧桌边，放大了小收音机的声音。

柏林消息：德国最高司令部宣布已占领基辅，并称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根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俄国整整四个军团，近一百万人，已经被包围，并已经分割成好几段。随着基辅的陷落，大袋形包围圈中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结束。柏林电台昨天晚上宣称：“苏联已经没有军事实力了，东线敌对行动结束在望。”新闻节目稍停片刻再继续播送。现在请听关于百事可乐的介绍。

当广播突然变为一个少女的欢乐、悦耳的声音时，州长摇着他的酒杯，说：“唉，唉，俄国佬看来真的逃跑了，对吗？”

“基辅在哪里，州长？”裴特西·彼得斯问，“是出鱼子酱的地方吧？我希望不要从此就见不到鱼子酱了。波斯鱼子酱倒有的是，就是太贵。”

“我想基辅是在北面。”州长说，“说实话，我对俄国地理知道得也不多。”

关于百事可乐的商业节目结束后，广播员又用演戏似的声音说：

现在新闻节目暂停，转播夏威夷群岛海陆军联合司令部的紧急通知。敌人突然向夏威夷进攻！这是一次演习。一支包括战舰和航空母舰的敌人舰队已进入瓦胡岛西北四百五十英里的海面。这是一次演习。

“啊，不，”裴特西·彼得斯说，“又是演习！偏偏在星期天下午四点钟！真倒霉！你还让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不能上街吗？”

州长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要他别出声。

所有休假和自由行动一律取消，所有军事人员立即归队。特准空军司令部与舰队之间的棒球比赛人员结束第九局比赛，看球赛的人可以等球赛结束再归队。老百姓的行动不受限制，再重复一遍，不受限制。

“唉，至少这一点得谢天谢地。”裴特西·彼得斯说。

本区域内所有舰只都要做好出击准备并向司令部报告，但除非得到命令，否则不得，重复一下，不得起航。十八点三十分，拖有风标的靶机将模拟袭击珍珠港。所有舰只和岸上炮台都要做跟踪瞄准演习，但不准，重复一下，不准实弹射击。在船坞或者靠码头修理的船只可以继续工作，免于参加这次演习。我们再重复一次，夏威夷受到突然袭击。这是一次演习。这个通知还要重播。

州长关上收音机。“我也不清楚他们还是要在今天演习。原来的计划是早晨十点钟，休，但是与‘快乐时光’节目冲突了。”

“是，先生。这真是太照顾了，我的老板正要写信给陆军和海军表示感谢。”

“这个想法很好。”

要大家都去华盛顿广场州长官邸参加酒会的邀请取消了，午餐会也很快散了。不久，只剩下克里弗兰、梅德琳、杰妮丝和两个潜艇人员留在杯盘狼藉的草地上，陪着州长和他的妻子。埃斯特和拜伦不急于走，因为“乌贼”号正在船坞修理。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到华盛顿广场去喝一杯，杰妮丝？”州长问，“休和梅德琳也要一起去。”

“啊，没有男人陪同，我不去。谢谢您，州长。”杰妮丝说。

“海军有个老规矩，反对自找麻烦，杰妮丝，”埃斯特带着动人的微笑大声说，“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进官邸去看看，我愿意陪你去。”

杰妮丝笑了。“啊，就听你的吧，上尉。等我三分钟，州长。”

拜伦把梅德琳叫到一边，说有话跟她说，他可以用华伦的车送她去华盛顿广场。

“你孩子的事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勃拉尼。”车子开动以后，梅德琳说。

拜伦眼睛看着前面的公路，说道：“我先前到屋子里去找过你，我看到你和克里弗兰。”

汽车停下后重新发动的响声使他沉默了一会儿，他看了她一眼，她皱起大黑眼睛上的眉头，一脸不高兴。她看起来很可爱，不过样子很倔强，很像他们的父亲。“就是为这个你才要开车送我去州长那里吗？好教训教训我？谢谢你，亲爱的。”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梅德琳。妈和爸如果知道我看到的情况，会多么烦恼呀。”

“别跟我说我会引起妈和爸的烦恼，我还没去找犹太人结婚哩。”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不吭声了。车子开到华盛顿广场，梅德琳打开车门。“我很抱歉，勃拉尼。你这些话说得多难听，你值得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责备我吗？我没什么地方反对娜塔丽，我喜欢她。”

拜伦伸手经过她的大腿上面，砰的一声使劲关上车门。他的脸色发白，眼色很可怕。“稍等一会儿，你告诉休·克里弗兰，你一定要告诉他，梅德琳，如果我再发现他对你有什么的话，我要揍得他去住医院！”

姑娘的眼里含着泪水。“啊，你敢？你多残忍，你还长了一个坏心眼儿。你真的认为我跟已经结婚的人胡闹？要知道，‘快乐时光’节目是我出的主意，范顿先生告诉了我们的得分以后，我太兴奋了，谁在我身边我都会吻他。你太不像话了，拜伦！”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手绢来擦眼睛。

“好啦，我不是存心叫你哭。”

“你相信我吗？”梅德琳温柔而若有所思地说，含着眼泪微笑着，“我的天，我以为我们彼此都了解，以前我们是这样。我承认，休如果办得到，他是愿意和我睡觉的。他跟随便什么人都能睡觉，我觉得真恶心。他不过是一个色鬼，他老婆是活着的最不幸的女人。你关心我的名声我很感激，你跟爸爸一样又古板又可爱，但是你不用为梅德琳发愁。请原谅我那句挖苦话，亲爱的。关于孩子的事，我太高兴了。”她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他感到她脸上有泪水。她走下汽车，对他晃了一下手指，跑进华盛顿广场。

当拜伦回到海军基地的时候，背后飘动着红色长风标的靶机已经出现在海港的上空。炮手们叫喊着把炮筒指向高空，但没有射击的声音，兴奋的情景看来是奉命行事，很可笑。“乌贼”号高高地躺在龙骨架上，除了工人和守卫以外，空无一人。拜伦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以及他和娜塔丽在里斯本听过的葡萄牙民歌的唱片。他把唱片放在唱机上，开始写信：

我最亲爱的：

刚收到关于孩子的消息——

使坏了的唱针开始发出嘶哑的声音，转到六弦琴的弦声后，才是歌曲。他把头伏在胳膊上，他要想出他妻子和新生的婴儿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像维克多吧。但他一闭上眼睛，看到的就是他妹妹掀起了衣服的大腿和吊袜带。

拜伦停放了唱片，花了一个小时画了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他凭记忆用彩色铅笔和钢笔制成了一张适合在教科书上用的准确而清楚的图。画好后，他附上一封信，这信是他在长久不用的、散发出霉味的文书室里用打字机打的，信里正式请求调他到大西洋去。他又在便条上用潦草的铅笔字加了几句话：

艇长：

我深深感激您解除我的处分并准我的假，世界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是看看我的老婆孩子，并把他们弄出欧洲。我想您一定能理解。

第二天早晨，布朗奇·胡班夸奖了拜伦画的图，向拜伦解释说很抱歉，他的值勤名单里已经不能再减人了，并且说他深信娜塔丽和孩子在罗马都很平安，还说他会把拜伦的请求转上去，但还是“拟不予同意”。

(1)　李何默（1876—1912），美国军人、作家，曾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第五十一章

罗达收到一封从国务院来的、用厚厚的蜡封着的信，感到很吃惊。拆开信封，她发现里面是另一个很厚的信封，信封口上印着淡蓝色的俄文字。信封内装着十一张打字的信纸，中间有好多地方用铅笔、钢笔添改了。上面还别着一张印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用笺”字样的小字条，上面是帕格用红铅笔写的有力的斜体字：

喂，别害怕——我想，我跟你认识以来，还没有给你写过这么长的信，对此我还没有经验。

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个下次再写，这封信得赶快发。

塔茨伯利问候你。我借用他的信纸和打字机，情况信里都写了。他越来越胖，他的女儿则像一个幽灵。

爱你的帕格

十月三日于莫斯科

（仍然疑在梦中）

最亲爱的罗达：

三小时后，我将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怎么样？这不是做梦。这次旅行中，每件事都是挺新奇古怪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孙子啦（怎么样，奶奶？），因此我开始感到我应该把经历中的一些事情，趁印象还深的时候记录下来。我不会写文章，但是即便是一些有啥写啥的朴素记录，有一天孩子们也会感到有趣的。要是从现在起我不时寄给你一批批这样的材料，别认为是我老了贫嘴爱唠叨。你看完就收起来留给娃娃们。

从离开伦敦，我就没有睡过一晚好觉，老是感到迷迷糊糊的。乘英国驱逐舰到阿尔汉格尔那一段路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晚上老开会，又整天响紧急战备警报。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几乎整个航程都在德国空军的飞行范围之内。这条线上的护航舰队好几次受到攻击，幸好有一半时间我们是在雾中航行。

我老打错字，因为塔茨伯利的打字机有毛病。在苏联，没有人能修理英国打字机，也可能是没人愿意修理，你永远也闹不清。我工作时总是借用大使馆的打字机，但是今天他们为了搞出会议文件的最终稿，要打的东西太多了。塔茨伯利一家占了民族饭店最好的住处，当然喽，韬基总是有办法！他的套房面对红场，从我坐着的地方，透过蒙蒙的细雨，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据说，列宁在这套房里住过，而现在是我在这里。套房里到处是红棕色的幕布、金色的吊灯、大理石的雕像，还有一英亩地大的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架花梨木的大钢琴，很不显眼地放在角落里（钢琴的音已经不准了）。我呢，住的是最高层背阴的一个房间，五英尺宽，十英尺长，黄色的灰泥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

塔茨伯利现在正在这里，对帕米拉口授今晚的广播稿。韬基总有办法指出战场现在在哪里！他借口眼力不好，从战时新闻局征用帕米拉来为他工作，他的稿子和广播被认为是头等的宣传。帕米拉在英国皇家空军里工作，现在算是延长休假期，看来她对此很苦恼。她的飞行员当了德国战俘已经一年，至今没有消息。

像所有在这里的记者一样，塔茨伯利得想办法做无米之炊。他昨天晚上花了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告诉我这项工作是怎样艰苦。俄国人把记者们都留在莫斯科，隔一天把他们召去一次，给他们一些编造的新闻稿。多数记者都认为战况不佳，但除了莫斯科的谣传和柏林的短波广播以外，他们得不到别的材料来说明。看来，俄国人多多少少地承认了德国人宣布的消息，但时间总要晚两三个星期。持悲观看法的人——这里有不少——认为莫斯科可能在一星期内沦陷。我和塔茨伯利都不这样想，但我们大使馆中有些人怕哈里曼被纳粹俘获，紧张得要命。明天使节团坐飞机离开以后，他们就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

啊，关于这次旅行，靠近俄国的海面使我想起纽芬兰来。罗达，在地球的北面，大部分还是松柏之类的大森林和白茫茫的水域。也许愚蠢的人类有一天会把温带和热带都毁灭了，人类文明将在地球顶上重新做一个不像样的开始。

首先使我感到奇怪而吃惊的是阿尔汉格尔。这是在荒野中完全用木材建筑起来的一座港口小镇。码头、仓库、锯木厂、工厂、教堂、起重机，都是用木头做的。成堆的木材，亿万英尺的木板，触目皆是。天知道砍倒了多少树才建立起这座城镇和堆积起这样多的木材，但阿尔汉格尔附近的森林仍然像没有采伐过一样。阿尔汉格尔有点儿像阿拉斯加，像照片上的克朗代克。

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海港领港员，他在港口的下游上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妇女。羊皮外套，穿着裤子、靴子，有一张健康而美丽的脸。我在驾驶室看着她把我们领进港口，她是一个很在行的海员，或者说女海员。她很熟练地把我们领进港，一点儿也不感到紧张，然后跟船长握一下手，就走了。整个航行中，她脸上没有笑容。俄国人只有觉得可笑时才笑，永远不是为使别人感到愉快而笑，这使他们看上去阴沉而难以亲近。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我们像咧着嘴笑的猴子。这是我们和俄国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了语言的隔阂，我们的性格和作风都不一样。

霍普金斯先生跟我谈过关于俄国森林的事，我至今还感到很惊异。你记得吗，大概是一九三五年，我们曾经在仲夏季节驱车西行，走了三天都没有开出玉米地？俄国北方的森林也跟这差不多。我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时，紧挨着树梢低飞，青色的树枝从机翼下掠过，几小时、几小时也见不到尽头，突然机身上升，无边无际的一行行房子和工厂就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是一片灰色的平原，从远处看，与波士顿和费城也差不多。只有临近的时候，看到了圆顶的教堂，河边上深红色的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些教堂，你才感到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飞机驾驶员在着陆前，大概出于特殊的礼节，在莫斯科上空绕了一圈，让我们看看全景。他们起飞和降落都很熟练，不过按我们的标准来说，粗鲁了一些。俄国飞行员在飞机一离开地面时就陡直上升，着陆时也是直着下去。

说起来，到了莫斯科，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整天就是大鱼大肉。照规定我们应该工作通宵，但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就吃吃喝喝。这里招待客人的标准饭菜，大致是有十二三种不同的冷鱼、鱼子酱、两道汤、鸡，还有烤肉，并不断添酒。每人还有自己的一瓶伏特加。这种办事方法真是见鬼，不过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俄国人的聪明之处，酒一喝，事情就不怎么紧张了。喝醉了的感觉看来对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这次会议是划时代的。不管怎样秘密，美国和俄国过去什么时候坐在一起谈过军事问题呢？这一次是最新奇的了。俄国人从来不把军火生产和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告诉你。想一想，短短三个月以前，德国人的立场还跟我们和英国人现在的立场一样，我倒不想怎么责备他们。俄国人过去一直很倒霉。你跟他们谈判时，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翻译莱斯里·斯鲁特经常提出的观点。

告诉你，英国人将让出一些《租借法案》规定的优先权，甚至同意给俄国人一些坦克。这些不久都将见报。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的装备丧失殆尽，所以这是可敬而有勇气的决定。当然，他们现在还不能用坦克去打德国人，俄国人则可以。虽说如此，希特勒是不是会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然后突然掉过头来把全部兵力投入横渡海峡作战，对于这一点，丘吉尔是没有把握的。我想不至于如此。在这里，日益增长的对德国人的憎恨带有一种血海深仇的情绪，你只要看一看他们被德国人赶出来的那些村庄的新闻片中可怕的情景，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恨德国人。成批的儿童被勒死，妇女被强奸致死，诸如此类。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看起来都有一种反复无常的气质，但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估计得到的或符合人性的。我觉得英国人同意给俄国人坦克是很值得嘉许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真他妈怪。英国人自己处于危急的境地，倒愿意帮助俄国人；而我们的议会，只要我们给俄国人一点儿东西就哇哇叫。我们坐在两个对德国人做生死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之间，而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不是没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的一片呼吁声，但它就是不让自己的总统动根手指来帮一下忙。

你还记得斯鲁特吗？他现在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记得吧，他在柏林时找过我，对勃拉尼在波兰战火下的表现大为夸奖。他就是娜塔丽去拜访的那个人，他现在还认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机会他不跟她结婚。他现在正在向韬基的女儿献殷勤。在莫斯科，没有对象的西方姑娘（我差一点儿说白种姑娘）不多，而她是其中之一，追求她的不止斯鲁特一个。

（附带提一下，我提到白种姑娘是很可笑的。到莫斯科两天以后，我想指出这里有什么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曾对斯鲁特说有两处不同，一是见不到广告，一是见不到有色人种。斯鲁特听了大笑起来。尽管如此，这是事实。在莫斯科，人们的不拘礼节、平等相待的气氛真像美国，但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中，都不会看到全是白人。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些俄国人和他们那种冷静而坚决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就像伦敦人一样。）

现在，我跟你说个故事，这也是为了写给我们的孙子，特别是勃拉尼的儿子，希望他将来有一天可以看。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我至今还不清楚应该怎样来看它，但我要把经过记下来。昨天，下午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离晚上参加大都会饭店的正式宴会还有一段时间，我跟塔茨伯利与帕姆一起到斯鲁特的公寓去了一会儿。这个小聚会是韬基出的主意。他想从我这里探听一点儿关于会议的情况，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

不管这些，我当时正与他们一起喝酒——人累成了这样，血管里再没有一定的酒精，就鼓不起劲来了，这是紧急加油。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家伙，穿着破旧的靴子，戴着软帽，一件破烂的厚大衣。这是一个华沙来的犹太商人，乔彻南·杰斯特罗，娜塔丽的叔叔！就是他们叫他班瑞尔的那个叔叔。你记得吗，勃拉尼和娜塔丽就是因为到波兰南方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才碰上了德军的进犯。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德语和俄语都说得很流利，看起来不像犹太人，虽然斯鲁特说他在华沙时留着胡子，像个犹太教的传教士。

这家伙跟他家里还剩下的几个人一起从华沙逃出来，就像传奇的英雄故事所说的一样。他们到了明斯克，又正碰上德国人闪电袭击白俄罗斯。他跟我们只简单地谈了一下他和他家里人怎样穿过森林逃出明斯克，显然这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死里逃生的人。

下面是难以置信的一部分。杰斯特罗说，明斯克陷落一个月左右以后的一个深夜，德国人开了一大队卡车，来到他们为犹太人在那里设立的居留区。他们把人口最密集的两条街上的人全部抓起来，塞上卡车，男的、女的、儿童、婴儿和走不动路的老人，一个不留，至少有几千人。这些人被送到离城几英里外森林中的一个峡谷，统统枪杀，然后埋在一个新挖的坑里。杰斯特罗说，早些时候，德国人曾经抓来一群俄国人，叫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用卡车送到别的地区去。其中有几个穿过森林偷偷地溜回来看是怎么回事，事情就是这样泄露出来的。其中有个人带着照相机，还拍了照。杰斯特罗拿出三张照片。不管叫它什么吧，这事发生在黎明前。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枪的火光，另一张看到远远的一群人影。第三张最清楚，是戴德国钢盔的人在那里埋土。杰斯特罗还给斯鲁特两份用俄文写的文件，一份是手稿，一份是打字稿，说明目睹的情况。

杰斯特罗说，他决心到莫斯科来，把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材料送给一些美国外交官。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斯鲁特的住址的。他是一个很能想办法的人，就是有点儿天真。他过去相信，显然现在还相信，如果罗斯福总统知道了这个情况并把它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就会立即对德宣战。

杰斯特罗将这些材料交给斯鲁特，并说他冒了生命危险把这些东西带到莫斯科，多少妇女和儿童都被屠杀了，请斯鲁特妥善保存这些照片和材料。我跟他谈了几句关于孩子们的事，当我告诉他拜伦和娜塔丽已经有了一个男孩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走后，斯鲁特把材料交给塔茨伯利。他说：“这是给你做广播用的材料，美国所有报纸都会在头版刊载。”使我吃惊的是，塔茨伯利说他一点儿也不想用这些材料。他上次大战受伤后，曾在英国宣传机构工作，帮助他们编造敌人暴行的故事，用假证据向别人身上栽赃。他说，英国人虚构了关于德国人用士兵的尸体做肥皂的故事。也许明斯克的屠杀确有其事，但在他看来，杰斯特罗像一个俄国情报机关派来的骗子。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我远房的一个姻亲——首先，这个关系已经够奇特的了——会突然自动地带着这些材料和编造的故事出现在莫斯科。

接着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最后塔茨伯利还是说，即使他认为故事是真的，他也不准备用这些材料。他说，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后果，使美国置身于战局之外，就好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多少年来都起着麻痹英国的作用一样。“谁也不肯为了救犹太人去打一场战争。”他拍着桌子坚持道。希特勒至今还使很多人相信，任何人和德国作战，实实在在只是为了犹太人在流血。韬基说这是历史上战争宣传的伟大计谋之一，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故事也可能会被德国人利用。

好吧，我已经把这件事的实际情况都记下来了。我并不是故意啰唆，但这件事老使我梦萦难忘。如果杰斯特罗的故事有一点儿真实性的话，那德国人就真的在那里进行了疯狂屠杀，别的不说，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就有很大的危险，除非他们现在已经离开意大利。希特勒做的无论什么，墨索里尼都模仿。不过，我估计他们已经离开了，斯鲁特跟我说，在她分娩前，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罗达，一想起杰斯特罗的故事，我就头脑发晕。我觉得，好像我生长的这个世界正在消失。即便这是夸大的故事，听到这样的事，也会使人想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我真受不了啦，而且最糟的是，我没法儿使自己不相信杰斯特罗的话。这个人有一种敏锐而高贵的风度，我并不反对和这样的人做亲戚，不过一想到他是我的亲戚，总感到奇怪。

现在是六点差五分，我得写完信准备去参加宴会了。

这场战争可真害得我们家遭了难，不是吗？在马尼拉的那些日子，三个孩子还在上学，屋子前面有个网球场，我教他们打球。这一切都好像是久已消失的梦境。那时候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现在我在莫斯科。我希望你仍然坚持每星期与弗莱德·柯比以及凡斯夫妇的双打运动。你运动运动，身体总会觉得好一些。代我向布林克和安娜问好，也问弗莱德好，说我希望国务院没有让他泄气。

我虽然很忙，但还是很想念你。不过，亲爱的，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你都一定不会对苏联感兴趣。帕米拉·塔茨伯利说，在莫斯科，没有一家她想去的理发馆。她的外衣、裙衫，都是自己用汽油洗的。

你知道，我曾经会见过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今晚我有可能与斯大林握手。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一生的经历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奇怪转变。为我的孙子们着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倒宁可我的经历里记载着过去两年我都在海上服务。但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了，另一方面我想，不在海上，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只是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很知足了。不过的的确确，我宁可不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而再去闻一闻海军的烟囱的烟味。别的下次再谈。

无限爱你的帕格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

于莫斯科民族饭店

维克多·亨利是在德国人正向莫斯科展开粉碎性秋季攻势时，随同哈里曼一比弗布鲁克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的。装甲兵团已经打到离城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但俄国人还是以酒宴招待客人，带着他们坐上黑轿车逛街，看芭蕾舞，召开时间拖得很长的委员会会议，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虽然在举行欢送宴会时，跟不到一星期前客人刚到莫斯科时相比，他们的行动看起来稍稍快了一些。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知道，一个多月前，德国人的中路推进已在斯摩棱斯克以东被迫停止，并被迫在那里固守防御一直到现在。在莫斯科，关于纳粹大军在中路停止前进的事，仍然被说成是苏联军队的一个丰功伟绩，一个新的“曼恩奇迹”。他们声称，像法国人一九一四年在巴黎附近三十英里的地方挡住了野蛮的德国人的前进，因而使他们失去了速胜的机会一样，红军也挡住了希特勒暴徒们的进军，他们本想在入冬之前占领莫斯科的。俄国人甚至带外国记者到中路前线，让他们参观收复的村庄、击毁的纳粹坦克以及被击毙或被俘的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声称向莫斯科的进军又推进了，俄国人否认这个消息。战时迷惑外界的伪装有效地掩盖了事情的真相。

与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相反，始终存在着另一种说法，认为进入俄国的德军不是全部以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不是一支喷着火焰、杀气腾腾、叮叮当当地踏遍敌国的部队。希特勒有一个用马曳炮的军团，规模比拿破仑的大，但是像拿破仑的“大军”一样，侵苏德军是依靠兽力和步行攻进俄国的。他也有一些装甲师团，但是布置在侵苏三路大军的两边侧翼。闪击战是这样进行的：坦克师团和装甲师团在进攻部队的两侧前面推进，切入敌军防线，以突然出击的恐怖和威力把敌人压垮。步兵团尽速向装甲兵开辟的道路推进，杀伤或俘获已被坦克部队切断或包围的敌军。

这些装甲兵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毫无疑问，希特勒愿意使用更多的装甲兵。但是，正像他的将领们所嘟哝的，他发动这场战争太早了一点儿，他掌权才六年。他简直还没把德国全部武装起来，虽然他吓人地喊叫着，好像他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而欧洲也信以为真。因此，与漫长的战线相比，他的装甲部队是很小的。

八月份，三条延长的攻击线已经突击深入到苏联境内，希特勒把中路有限的装甲力量又调到南北两线，以协助两侧攻取基辅，围攻列宁格勒。这项任务完成以后，装甲兵将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并与中央军团一起发动对首都的进攻。这是一个军事作家至今有争论的问题，但不管怎样，中路的装甲兵撤走后，中路的步兵与马曳炮兵不得不停下来挖壕防守，等待起钢刀作用的装甲兵回来。这就是新的“曼恩奇迹”。俄国人对庞大的军队向首都推进途中突然停止首先感到惊奇，然后是万分振奋。这时他们虽然已经被打散了，但还是进行了反击，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奇迹”到九月底就结束了，那时德国装甲兵已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大概经过检修和加油，分成两路重新向莫斯科进发。就在这个时候，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到了莫斯科，与他们同车到达的还有名不见经传的亨利海军上校。

第五十二章

莱斯里·斯鲁特颤抖着双手，匆忙地系领带，两次都系偏了。他把这条领带撂在一边，从衣柜里又拣了一条，才勉强系好。他穿好上衣，坐在笨重的棕色皮扶手椅上，两条长腿往软垫搁脚凳上一搁，点上一支烟来定一定神。六月十五日，一个德国记者放弃了这套公寓，匆匆忙忙地就讲好让给他了。在莫斯科，这算是了不起的住房：三间房间、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还有结实的德国家具。帕米拉·塔茨伯利喜欢这个地方，已经为斯鲁特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做过好几次饭了。

讲英语的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一小帮很少与外界接触而闲话特多的人——以为这个英国姑娘和美国外交官在搞关系。斯鲁特矮胖结实的保姆瓦尔娅也以为是这样，每次帕米拉来的时候，她总对他们微笑，踮起脚悄悄地走路。斯鲁特渴望能搞成这个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结婚使他至今仍感到痛苦，除非有新的爱情，否则无法医治他内心的创伤。但帕姆·塔茨伯利对他的献殷勤无动于衷。在巴黎时，他就知道她是菲尔·鲁尔热情的女朋友，她有她自己的一种放肆，不掩饰她的放荡，每当舞会到了快天亮时，她总是精神也来了，兴致也高了。现在她情绪很忧郁，她说她对她的未婚夫——一个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是真心诚意的。帕姆的皮肤还像在巴黎时那样白皙，她的一张尖下巴的脸，加上弯曲的薄嘴唇，使她看起来仍然像是一朵英国式的漂亮鲜花。她穿了一套男式的毛料衣服，平底鞋，戴着眼镜。这个穿着文职人员制服的容光焕发的姑娘，曾经在一个仲夏的晚上，与菲尔·鲁尔在一起，脱去了她的长袜，光着脚在喷泉池戏水，把红绸的衣裙撩起了半腿高。这件红绸衣裙现在还在，她有时还穿。

斯鲁特按照帕米拉的条件，很耐心地与她交往，希望有可能改善这种关系。但维克多·亨利海军上校的到来，把帕米拉从他那里抢走了，无论他答应什么条件都不行了。他朝和亨利在一起的帕姆看一眼，就知道他看见的是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对失踪的空军飞行员多么忠贞啊！至于亨利海军上校，这个身材粗矮、面色发黄、带着疲倦样子、五十岁左右的家伙，在他这位外交官看来，像漫画里的一个无名军人：闲谈很简短，干起本行的事来很敏捷，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结实而苍白。甚至很难说亨利是不是喜欢帕米拉·塔茨伯利，看不出他对她流露出来的深情的注视有什么反应。他摸不透这个中年的笨家伙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能吸引住这个年轻的英国妇女，他也一直不明白，娜塔丽·杰斯特罗为什么迷恋这个人的儿子。

莱斯里·斯鲁特想，命运给了他一碟奇怪而难以消化的苦菜，开始败于儿子，现在又败于父亲。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配做他的对手。拜伦·亨利至少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鬼，这改变了斯鲁特关于聪明女人对迷人的外表是不是敏感的一些想法。但拜伦父亲的外表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这个人的唯一可取之处是还留了一头厚厚的黑发，同时腰板挺直，说明他为了使外表端正做了番努力。但是他的疲劳而带皱褶的眼睛、粗糙的双手、有了皱纹的嘴角和迟缓的动作都说明他已有了年纪。

斯鲁特约好到民族饭店去与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及亨利海军上校会齐，然后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他将给他们当翻译。这个即将到来的特殊荣誉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他好像有某种因不祥的预感而恐惧的情绪。

德军进犯的开始几个星期，斯鲁特的胆小本性，像有些人刚得干草热或高血压病一样，并没显示出来。斯鲁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的人，他相信喇叭广播的消息，并且硬说德国人宣布的胜利是一种宣传。他与德国人之间相距六百英里，中间还有一亿俄国人，而更主要的是有伟大的红军。就连德国空军想飞到这儿来，都嫌太远。从他这胆小如鼠的“晴雨表”能看出莫斯科天气晴朗，有阳光，情况很好。莫斯科人平静、善良、衣衫褴褛，戴便帽的男工、围披肩的女工、戴少先队红领巾的男孩们和女孩们，都有一张呆板而平静的脸，看起来都很相像，好像是几百万个堂兄弟。他们沉着地堆着沙包，给玻璃窗封上纸条，举行防火演习，为还没出现的空袭做准备。其余的人，在晴朗和暖的阳光下，各干各的事。银色的阻塞气球在广场的绞动机上面上下浮动，旅馆和博物馆屋顶上的高射炮伸出炮筒，脸色红润、束着皮带的青年穿着新制服和质量很好的皮靴，川流不息地走向车站。坦克、重型卡车、用汽车牵引的大炮，昼夜不停地隆隆响着西去。剧场和电影院还照常开演，街上小贩出售的冰激凌还是一样丰富。夏天的杂技演出观众很拥挤，因为今年除了熊舞以外，又增加了象舞的节目。如果你相信你在莫斯科听到或见到的事情的话，苏联人已在很远的边境上顶住了来犯的敌人，并使纳粹经受了第一次大失败，正像莫斯科电台广播宣布的一样。

明斯克沦陷了，接着是斯摩棱斯克，然后是基辅——德国人得意扬扬地宣布胜利，一两个星期以后，俄国人也逐一承认这是事实。空袭开始了，德国空军已经进入射程范围之内。大使馆除了斯鲁特，谁也没有感到惊慌，因为谁也没有对俄国人寄有多大希望，尤其是别人也没经历过华沙的考验。五月份以来，大使就命令在离城三十英里外的一间大房子里开始储备食品、汽油及其他供应品，坐等德军围攻。个别美国人对俄国人的办事别扭感到恼火，甚至盼望看到德军列队走过红场。至少，有人喝了几杯酒后，曾经这样说过。

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到来。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像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休止地抱怨世界都反对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种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像泉水一样涌现，已经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欧洲的这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儿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儿，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像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的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坐在雪花石膏的维纳斯像上方罩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杠杠。

“嘿，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们掉得克里姆林宫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儿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比弗布鲁克给了老头子一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缘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就是酒。”

亨利嘟哝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儿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了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起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起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颗扣子。真浑！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列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座位，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但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莫尔斯电码以明码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儿跟那个胖小个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会吧！你真这样干了吗？”海军将军说，“唉，你要为这个掉脑袋的，帕格。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给，给！你呀，就该把我们的全部海军联络密码都交给他们，然后和他们握手，为了我们永恒的兄弟之谊用伏特加干杯。我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亨利上校，可是你能跟我们来，我又觉得非常高兴。”

“我们给苏联的东西都将得到补偿，”斯鲁特说，“他们在为我们杀德国人。”

“他们杀德国人是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杀掉，”海军将军说，“不是为了我们。”

帕格跟斯鲁特说：“你瞧，莱斯里，假如我们准备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输送物资，或者可能是联合作战，我们就必须交换有关水域情况的情报和作战联系的密码。见他妈鬼，我们又不是要他们的秘密航线，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出于航行和飞行的需要。”

“俄国人对保密的事总有点儿神经过敏，”斯鲁特说，“要坚持，还要有耐心。”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大街绕了一大圈，在顶上有颗红星的红石塔的大门前停下来。

“那也没有用，”海军将军说，“龙王爷不点头，鱼虾吹气也不冒泡。”

听了这一串土话，内务部的保镖转过身来，眯起鞑靼人的眼睛瞟了将军一眼，然后带着礼貌的微笑用俄语对斯鲁特说，他们进门不用下车。汽车一辆一辆地接受了穿着整齐制服、身材高大、样子可怕的带枪警卫的检查，开到一座城堡前面。在里门，又停下来经过一次检查，走过好几处奇怪的教堂，到达了一座宏伟的石砌的长方形建筑物前。

客人们和混在他们中间的俄国官员们一起下了车，走上台阶，在关着的大门前面站着说话。在清冷的空气里，呼气已凝成了水汽。淡蓝色的天，城堡的围墙四周衬着一片粉色的晚霞。突然，宫殿的门打开了，外国人都进入一间屋顶很高的长厅，在圆形吊灯的炫目强光下眯起眼。大厅尽头延伸得很远，铺着朱红色地毯的白大理石台阶像瀑布一样。进入大厅后，暖空气包围着他们，这在莫斯科是很稀有的，在十月中旬以前，市内一切建筑均不许生火。大厅里，一种老石墙、老家具的霉味，与仿佛是花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穿军服、戴白手套的服务员帮助客人们脱下大衣和帽子。靠着挂有镜子的墙边，在一些黑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十几套梳子和刷子。

“这倒想得挺周到。”维克多·亨利对斯鲁特说，他们站在一起梳理头发，“对了，大使对明斯克的材料有些什么看法？你把它给他了吗？”

斯鲁特对着镜子里的帕格点了点头：“我要把它送给国务卿赫尔，作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使拦住了，这些材料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到我们的东欧部门。”

帕格皱了一下鼻子：“那就完了。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你们国务院总是拖拖拉拉的，倒不如交给这里的美国新闻记者。”

“上司当面指示我不要这样做，怕万一查出来这是一个捏造的暴行宣传。”

身材高大、眼睛明亮、穿棕色制服、戴红领章的漂亮青年军官们从边门出来，开始带着客人上楼。帕格走在斯鲁特身边，说：“假如你请弗莱德·费林去你那里喝一杯，然后像偶然碰上一样，让他看一看这些材料，怎么样？你知道，一个记者，连他瞎眼老祖母的好材料也敢偷。”

“你建议我不执行命令吗？”

“我不想让材料就这样埋没了。”

海军将军过来挽住他们的胳膊，大声笑着说：“瞧，这像社会主义的朴素生活吗？你们难道想象不出沙皇贵族和他们美丽的夫人们的幽灵就在这红地毯上走？这正是电影镜头。”

客人们走过一间空无一人的现代化房间，房间里摆满了装有扩音器的桌子，军官解释说最高苏维埃就在这里开会。他们散漫地走过一间又一间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还是沙皇时代原来的样子，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法国式的、意大利式的、英国式的），堆满了油画和雕像，除去使人感到敬畏以外，不知还为了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一堆由笨拙的人临时匆忙陈列起来的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有一间屋子比别的更大，装饰得更华丽：大理石的柱子，拱形的金顶，红缎遮着的墙，这一群大约八十个人就停在这里。屋子里待八十个人一点儿也不显挤。

一扇扇带镜子的门开了，进来一群穿便服的人，穿着没有熨过的松软裤子和不合身的双排扣上衣。斯鲁特马上就认出几个在五一节游行时站在列宁墓旁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米高扬。

“你看看这些进来的人，好不好？”维克多·亨利说，“他们使你感到革命似乎上个星期才发生。”

斯鲁特扫了他一眼。这批不雅的共产党头头儿突然出现在这座华丽的皇宫里，也使他感到震动，这个海军军官一语道穿了这种感觉。亨利半眯着眼衡量着前面的共产党人，好像他在凝视地平线一样。

“这是政治局，上校，”斯鲁特说，“都是很显要的大人物。”

亨利点了点头：“他们看起来可不像什么显要人物，对吗？”

“唉，就是因为这些难看的衣服。”斯鲁特说。

介绍开始了。穿制服的服务员送上一盘盘用郁金香花形的小酒杯装的伏特加和小点心。斯鲁特拿了一块点心尝尝味道，觉得太甜了。一个矮小的人走了进来，抽着香烟。没有什么特殊典礼，也没有人停止讲话，但整个政府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斯大林。你可以看到有人侧眼看他，有人转过身来或转过脸来，人群中稍有移动，眼光都集中在一点上。就这样，莱斯里·斯鲁特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真人，他的胸像、塑像、照片、画像在苏联比比皆是，像天主教国家的圣像一样。

斯大林看起来特别矮小，稍带一点儿大肚子，经过大厅一路跟人握手谈话。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像舞台的聚光灯一样跟着他转动。他走到两个美国海军军官面前，伸手对海军将军说：“斯大林。”他看起来就像他的照片一样，但是他苍白的皮肤很粗糙，脸上还有麻点，像是得过严重的痤疮一样。他的向上斜的眼睛、往后梳的灰色厚发、向上翘的胡子和眉毛，给人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庄严的印象。跟别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他穿着一套简单的灰布做的制服，裁剪得很好，裤线很明显，裤脚塞在发亮的软皮靴里。

莱斯里·斯鲁特做了介绍。亨利上校用带着很重的美国口音的俄语缓慢地说：“阁下，我将把今天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的孙子们。”斯大林扬起他的粗眉毛，用一种愉快的低音说：“是吗？您有孙子？”

“有两个。”

“您的孩子呢？您有儿子吗？”斯大林看来受了维克多·亨利缓慢而小心的发音与机械的讲话的影响。

“有两个儿子，主席先生。大儿子在海军当飞行员，小儿子在潜艇上服务。”

斯大林透过纸烟的烟雾，似乎有点儿感兴趣地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说：“请原谅我蹩脚的俄语。我曾经和俄国孩子一同玩过，但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在哪里同俄国孩子玩过？”

“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加利福尼亚的俄罗斯河，早期移民的后代现在还住在那儿。”

斯大林发自内心地微笑着，露出烟熏变黄的牙齿。“啊，对了，对了。罗斯堡，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俄国人早于你们在那里定居。也许现在是要求收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了。”

“据说你们的政策是一段时期只对一面作战。”

斯大林微笑着哼了一声，说：“哈！Ochen horosho（很好）！”说完，在亨利肩上轻轻拍了一下，继续向前走。

“嘿，那个见鬼的加利福尼亚是怎么回事，帕格？”将军刚才一直带着困惑的表情听他们谈话，“他妈的，你真的学会这种语言了。”

维克多把刚才的谈话叙述了一遍，将军笑出声来。“我的上帝，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帕格，听见了吗？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告里。一段时期一条战线！说得好！”

“我真佩服你，”斯鲁特说，“你说得态度从容，他挺欣赏这一点。”

“他使你感到不紧张，”帕格说，“我知道我的俄文文法都说颠倒了，但他一点儿不露声色。你注意到他的双手了吗？指甲修剪得漂亮极了。”

“啊，这我倒没注意。”将军说，“怎么样，斯鲁特？很多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顾不得修指甲，而这个红色头子倒有时间。不值得想一想吗，嗯？”

斯鲁特没有注意修剪得很好的指甲，他对忽视了这个细节感到很恼火。

过了一会儿，人群又开始移动。这一次是进入一间白大理石的巨大宴会厅，红色的帷幕，发亮的嵌花地板，绿色圆柱中间放着很多桌子，白桌布上面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高台上有一张长桌，从大厅这一头直到那一头，约有一百英尺长，其余的桌子一排排和高台成直角。两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从高高的朱红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吊灯上的无数只毛玻璃的圆形灯泡大放光明。墙上还有装饰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

“哎哟！”帕格叫道。

莱斯里·斯鲁特环视了一下屋顶和墙壁。“这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室，我在图画中见过。在那些大徽章中还有她的皇冠。我想，她请了一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把宫殿的这部分重新修建过，作为她的御座正殿。”

“哟，我的天，如果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海军将军说，“也许他们能使我也成为共产党人呢。”

“我想，”斯鲁特回答说，“说不定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利用这座宫殿。”

菜单用俄文和英文印在上面有镰刀、斧头徽饰的淡黄色厚纸上，有鱼、汤、野味、鸡以及烤肉等满满一长串。服务员开始上菜，另外更多的服务员拿着葡萄酒和伏特加跳来跳去地往杯子里倒。

富丽堂皇的大宴会厅，布置得光辉灿烂的一行行餐桌，三国海陆军将领五彩缤纷的制服，高台上坐着的一排权势煊赫的人物（这中间，斯大林左顾右盼地跟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谈话，他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周到的招待，喝不尽的酒，吃不完的鱼子酱，沙皇的金色盘子里装满了丰富、油腻的菜肴——这一切使维克多·亨利对俄国人的资源、俄国人的力量、俄国人的慷慨、俄国人的好客和俄国人的自信重新感到安心。

斯鲁特的反应同他不一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放杯尽欢，热情款待，但在这种铺张炫耀、穷奢极欲中，含有一种拙劣的斯拉夫人的讽刺。虽然是没说出口的无声讽刺，但几乎可以听到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说：“很好，你们这些西方人，这些是能使你们高兴的事吧，用别人的血汗换来富裕和欢乐。看看我们只要有意做，能做得多好！看看在被我们打倒之前，旧俄罗斯政权是怎么做的！你们能比得过他们吗？明天我们还要回到我们选择的简单生活中去，但你们是从堕落的西方来的，就让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大吃大喝，一醉方休吧。我们俄国人也像你们一样知道怎样享受，怎样寻欢作乐。今天晚上我们还能超过你们，看谁先醉倒在桌子下面。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敬酒的一个接着一个。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用餐刀敲打玻璃杯，引起别人注意，然后大声祝酒。如果祝酒词使人们受到赞扬或感到高兴，他们会满屋子转着跟人碰杯。斯大林老是手里拿着杯子来回转。这些引起斯鲁特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进行得太快，为了给美国将军和那位不肯泄露海军密码的矮胖的俄国将军当翻译，好些场面他都没有看到。这个俄国老人容光焕发的红脸闪着汗水，干下一杯葡萄酒或伏特加后，就呻吟诉苦，说他身体很坏，活不了多久啦，不如享受一天算一天。有一次，美国海军将军说：“他见什么鬼，斯鲁特，告诉他，看起来他身体很好，比我好得多。”

“啊，但是你听着，告诉他我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小个子将军哼着说，“外强中干。”

斯鲁特对翻译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但两位将军的谈话主要是叨唠他们的家庭琐事。他羡慕维克多·亨利能够静静地观察这个场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尽量少喝酒。宴会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两位将军的互相高声叫喊压过了宴会的喧闹声，斯鲁特感到耳朵都痛了。斯鲁特想尝一尝多汁的加酸奶油的烤鹌鹑，喝一点儿味醇的克里米亚冷白酒，越来越尖锐的互相对话使他腾不出一点儿时间。俄国人老问，强大的美国海军为什么连护航一些《租借法案》物资到英国去的起码事都不干？难道他们怕几艘洋铁皮的德国潜艇吗？只有白痴——他重重地用拳击桌，震得玻璃杯都跳起来了——制造了军事物资，再用船装运给希特勒做练习鱼雷打靶的目标。

“告诉他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护航，”美国人打断他的话说，“但是除非他给一些关于港口的资料和作战联系讯号，不然我们还没把物资送到摩尔曼斯克，就会上冻了。”

当斯鲁特翻译时，俄国老头儿瞪眼盯着美国老头儿。两个军官吞下几杯伏特加后，都不吭声了。谈话中断的这会儿，斯鲁特得空环视了宴会的情况，现在已经到达欢乐的顶峰，有几个人把头伏在桌子上，一个秃头的俄国将军由两个服务员扶着，东倒西歪地出去了。斯鲁特耳边的高喊停止以后，他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规则的低沉而刺耳的重击声。砰！砰！砰！他的心头突然凉了，目光与维克多·亨利的遇到一起。

“炮火。”他开口说，但声音憋在喉咙口出不来。他咳嗽一声：“炮火。空袭。”

亨利点了点头：“我打赌他们在这地面四周布置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你听，穿过这么多层厚墙！外边真是闹翻天了。”

“如果德国人今天晚上在这里扔一枚炸弹，”斯鲁特淡淡一笑，说，“收获一定会不小。”

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响，出席宴会的客人中有的不安地看了看四壁。俄国的老将军深陷在座位里，耷拉着满脸通红的脑袋，恶意地向美国人扫了一眼。现在他挣扎着站起来，拼命地敲打着玻璃杯，等到有几个人注意他的时候，他端起满满一杯黄色的伏特加。“请听我说！我现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的代表们坐在一起。当整个人类正遇到致命危险的时候，他们的舰只还抛着锚，招引藤壶(1)，这些勇敢的人一定很不痛快——”他转向美国将军，讥讽地一笑，“我建议为这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战斗起来，帮助消灭人类的公敌——希特勒匪徒的那一天而干杯。”

他敬完酒，谁也没有吭声。斯鲁特压低声音，很快地翻译了他的祝酒词。附近桌子上坐着的俄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摇着头，互相担心地看了一眼。老头儿一屁股坐了下来，满意地环视着四周。

美国海军将军以激动的声音对斯鲁特说：“如果我回敬他的话，你就要经历一次国际性事件。”

维克多·亨利立刻说：“将军，可以用我蹩脚的俄语试试看吗？”

“完全可以，帕格。”

莱斯里·斯鲁特伸手碰了一下亨利的胳膊，说：“你看，别的俄国人也不喜欢他的讲话——就是伏特加喝多了——”

“好吧。”维克多·亨利手里拿着酒杯站起来。大厅里低声的谈话停止了，高射炮火低沉的声音显得更响了，玻璃杯因震动而互相碰撞作响。主桌上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内，眼睛都盯着这个美国人。亨利慢慢地用结结巴巴、有不少文法错误的句子致答词说：

“我的首长让我代表美国海军致答词。我们确实还没有参战。我建议首先为斯大林元帅明智的和平政策干杯，他没有领导你们的国家在受到进攻之前就发动战争，因而赢得了时间。”这句反驳话的讽刺技巧使斯鲁特很吃惊。“斯大林同志的明智的和平政策”是共产党的一句滥调，指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搞的妥协。亨利继续往下说，为了找个俄文字眼，还不时地停下来，引起整个大厅一阵紧张的沉默。“这也是我们总统的政策，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参战。我希望能像你们的人民一样去战斗。至于说到——”他停下来问斯鲁特一个俄文词，“藤壶的事，今天任何能寄居在我们船身上的藤壶，都是能游得很快的藤壶。我们的舰只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不把所做的一切都对外宣布。保密是我们两国共同的明智政策，但是，让我们不要保密过分而妨碍在一起工作。”

“现在，我们的海军需要一些——”亨利又问斯鲁特一个俄文词，“一些关于你们港口的资料、气象密码，等等。我们需要在走之前得到这些。既然今天是一次欢送宴会，我也建议为一些迅速行动而干杯。我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我从希特勒的官邸跑到克里姆林宫内部来了。这一点是希特勒永远做不到的，因此最后我建议为此而干杯。”

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举起杯来，高声欢呼着：“祝你健康！迅速行动！”斯鲁特站起来不让帕格干杯，指给他看，约瑟夫·斯大林手里拿着酒杯，已经离开座位了。

“天哪，这是什么礼节？”亨利说。

“我不知道，”斯鲁特说，“暂时别喝。天哪，亨利上校，这将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帕格大步走向斯大林，后面紧跟着斯鲁特。当他们在高台面前相遇，在微笑与鼓掌声中碰杯时，斯大林带着亲切的笑容说：“我感谢您美好的祝酒词，为了表示报答，你们可以留下加利福尼亚。”

“谢谢您，主席先生，”帕格说，他们都喝了酒，“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还能给我们做些别的吗？”

“当然，迅速行动。”斯大林说，挽着帕格的胳膊。他们站得很近，所以帕格能闻到斯大林嘴里的鱼腥味。“这是美国式的，我们俄国人有时也这样做。”他向两个将军那里走去，红脸的俄国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笔直地站在那里。斯大林很快地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话。斯鲁特在维克多·亨利后面只听到几个字，但从将军紧张的表情和斯大林的语调看，已经不用翻译了。斯大林转向维克多·亨利，又愉快地微笑着。“好，气象密码等都给您安排好了。告诉您的首长，我们俄国人不想使客人为难。告诉他，我想美国海军在这次斗争中将建立历史性功勋，而且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它还将统治海洋。”

当斯鲁特很快翻译时，斯坦德利站起来，干瘪的薄嘴唇颤抖着，抓住了斯大林的手。斯大林又回到主宾席上，这次突然的事情似乎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晚上，当他站起来最后一次为罗斯福总统祝酒时，他又提到这个题目。替他翻译的是驻美大使奥曼斯基，他的英文特别流利。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蓝色衣服，显得与其他俄国人不同。“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总统领导这个还没有参战的国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但是他还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欧洲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斯大林同志说——”奥曼斯基停了一下，对宽敞的大厅环顾了一周，这时炮火已停，全场很安静，“愿上帝保佑他完成最困难的任务。”

这句宗教性的话使人们吃惊地愣了一下，接着全场起立，手里拿着酒杯，欢呼，干杯，鼓掌。哈里曼和斯大林热情地握手，脸上充血的矮个子俄国将军抓住斯鲁特、亨利和斯坦德利的手。整个会场已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握手、拍肩和拥抱中。

但是，晚上的节目还没有完。俄国人又带着客人经过好几个空荡而豪华的房间，到了一间有五十张左右矮软靠背椅的电影放映室，每张靠背椅前面都有一张小桌子，服务员放上糕点、水果、糖果和香槟酒。在这里，他们放映了一部战争片和一部很长的音乐片。斯鲁特做了一件他再也不会相信他能做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心脏，他睡着了！灯亮前几秒钟，他才被电影结束曲的高音闹醒了。他看到别人在刺眼的灯光下醒来，偷偷地用手擦眼睛。斯大林迈着矫健的步伐，同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走出放映室。大厅里，一幅巨大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油画下面，斯大林逐一和所有的客人握手。

沙皇宫殿的外面没有一颗星，天特别黑，刮着刺骨的寒风。内务部的特工人员，皮领翻在耳朵上，手里拿着蓝光的手电，看样子寒冷、疲劳而困倦。他们把客人都送上了汽车。

“咳！在黑暗中怎么开得这样快？”当汽车穿过大门，高速进入漆黑的空间时，海军将军不高兴地说，“俄国人长了猫眼？”车子在黑暗中停下来，保镖带着三个美国人走到一个门口，进去后，他们发现是在民族饭店寒冷的小休息室里，接待处的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灯。开门的看门人裹在皮大衣里，电梯开着门，没有灯，已经停开了。将军跟他们道了晚安以后，缓步上了楼梯。

“上来一会儿。”亨利跟莱斯里·斯鲁特说。

“不，谢谢。我摸回我的住处去，离这儿不远。”

帕格坚持要他上去。斯鲁特跟着亨利走上阴暗的楼梯，到了阁楼上的一间小房间。“我不像塔茨伯利那样值钱。”他说。

“塔茨伯利是苏联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家，”斯鲁特说，“我想他们知道这一点。”

帕格打开箱子的锁，拿出一只狭长的公文包，又打开锁，从里面找文件。

“我希望你能懂得，”斯鲁特说，“这些锁毫无作用。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拍了照。”

“是的。”维克多·亨利心不在焉地说，拿出一封信放进口袋里，“你要稍稍睡一会儿吗？请你再待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啊？”由于对亨利新增的尊敬，斯鲁特二话未说，就往硬硬的窄床上一躺，床下的弹簧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看电影时，那些影子似的服务员不断给他添香槟酒，他喝多了。接着，一阵敲门声使他清醒过来。维克多·亨利站在门口，正和一个穿黑色皮上衣的人说话。

“好，我们就来，”他用带着难听口音的俄语说，“一分钟。”他关上门：“你要不要洗一洗，莱斯里？我愿意你跟我一起去。”

“去哪里？”

“回克里姆林宫。我这儿有一封哈里·霍普金斯给权势人物的信。我原来想不一定能面交给本人，现在也许有可能。”

“上帝，大使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带给他总统关于这件事的一张便条。我想他很生气，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封信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林，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里·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经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是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份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林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斯大林手边一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在宴会上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起来很疲倦。他常用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林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林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林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色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林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了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林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丝。”他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喜欢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林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林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着，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像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儿以后，斯大林转过含蓄冷漠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话。每讲三四句就停一下，让巴甫洛夫译成英文。“霍普金斯先生这封信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年生产几百万辆各种式样和类型的汽车，包括奢华的、机器复杂的大型汽车，类似凯迪拉克轿车等品种。那么，生产登陆艇还有什么问题呢？登陆艇是一种装甲的平底船，有小型的简单发动机。显然你们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英国肯定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船。我不大明白霍普金斯先生所说的，这就是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障碍。”

帕格·亨利从皮包里拿出登陆艇的草图和生产目录。“各种类型必须从头设计而加以制造，主席先生，以便适应在坚固防御的沿海登陆。我们计划最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投入大量生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

出乎意料，还没译完，斯大林就发出一阵短促刺耳的笑声，然后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很快地用俄语讲话。斯鲁特和巴甫洛夫赶快记下要点，斯大林的话一停，巴甫洛夫就用斯大林生硬的讽刺语调翻译。“这很好！一九四二年年中。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要是希特勒能等到一九四二年年中多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那么，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把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斯大林说的是加里·科普金斯先生）当作一个朋友和一个聪明人，他不知道英国人现在不管发动什么样的攻势——如果他们没有更多的力量，只要动用几个师的兵力就行——都可能对战局起决定性作用吗？德国人的后备力量很薄弱，只有几个象征性的师在法国沿海。他们把全部兵力都用来跟我们作战。西方的任何行动都能使他们停下来，把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力量撤走。”

当译员翻译时，斯大林心不在焉地用红墨水笔在一本灰色的白纸便条本上画一只狼。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受命回答任何关于登陆艇的问题。”

斯大林用手背推开帕格·亨利放在他面前的材料。“登陆艇？但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而不是登陆艇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研究登陆艇的事。当然，我们也有在设防的沿岸登陆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租借一些给英国。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支大部队在离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儿胆怯了。但近几年来，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在中国登陆。这些人当然不是在寒冷的海水里游过去的。所以很显然，问题不是登陆艇，而是肯不肯下决心。我希望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促使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反希特勒战争的战局可能要靠他来扭转。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翻译他的话时，斯大林用几笔很快地画完了那只狼，接着又画一只伸着舌头、露出利牙的狼。他带着不常见的像照片上那样的亲切笑容转换话题，问道：“在这里过得好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曾经在德国和英国担任过战时军事观察员。霍普金斯先生要我有机会到前线去看看，给他一份目击情况的报告。”

听到“前线”两个字，斯大林摇了摇头：“不，不，我们有责任保证我们客人们的安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能这样做。万一出个意外，霍普金斯先生不会原谅我们。”

“霍普金斯先生曾经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健康，先生。现在是战时。”

斯大林的眼里露出一种阴暗、激动的神情，很像猩猩的眼神。“唉，你应该了解，前线情况不好。德国人又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俄国自一八一二年以来最坏的时刻。明天你可以听到全部消息。所以，英国人现在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赢得我国人民永远的友谊。”他又开始画起狼来。

帕格认真地说：“听到这些消息，主席先生，我钦佩您在今晚宴会上表现的乐观精神。”

斯大林耸了耸穿着松松的衣服的宽肩。“战争不能靠忧郁来取胜，也不能由怠慢客人而取胜。好吧，如果霍普金斯先生要您去前线，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安排安排看。请转达我对他的信和烟丝的感谢。烟丝不坏，不过我习惯抽俄国烟。请转告他我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关切心情。也许您上我们前线去看看，可以把紧急形势带回去。霍普金斯先生是你们伟大总统的好顾问，而您是他的密使。祝您一切顺利。”

两个美国人一句话也未说，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进入灯火管制的黑暗中。车子停下来后，帕格·亨利说：“好吧，明天再谈吧，我想这些人会送你回家。”

“不，我下来。”在人行道上，车子开走后，斯鲁特碰碰帕格的胳膊，说，“就在这里谈吧。关于去前线的事，我真吃惊。要是霍普金斯先生知道斯大林刚才承认的灾难性局势——”这位外交官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清了一下嗓子，“他一定会收回他的指示。”

天快亮了，不过寒冷的街道仍然很黑，帕格只能看到斯鲁特皮帽下苍白的脸。

“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他是一个很坚韧的汉子，我是说霍普金斯。”

斯鲁特坚持说：“要知道，你不可能真到前线。他们刚刚允许一些记者去跑了一趟，他们不让他们接近前线，每天用鱼子酱、鹌鹑和香槟酒招待他们。尽管如此，德国空军空袭了一座村庄，差一点儿把他们都埋在那里了。”

“对，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也可能被炸死，我还是要去试试看。”

“为什么，老天爷？”斯鲁特突然大声尖叫，他压低了嗓子说，“最多你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看几个小时。这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观光，会给大使馆和俄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维克多·亨利又点起一支烟。“听我说，如果你能观察十个战士在炮火下的表现，那么只要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军队士气的情况。霍普金斯先生喜欢称他自己为光荣的信使。这是夸大，但我是一个不光荣的信使。我这样做，也许会使我感到我没白拿钱。上楼来喝一杯吧，我有很好的威士忌。”

“不，谢谢你。我要去写报告，然后看能不能睡一小时。”

“好吧，振作一点儿。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位煊赫人物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不过前线我还是去不成。”

“这是我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外国武官到过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早安。”

他们谈话时，天已经开始转为紫色，斯鲁特能够在寂静的街道上看清往回走的路。这下他放心了，因为在莫斯科灯火管制时，他不止一次碰到路灯杆上，或者从街缘上跌下来。他还碰到过巡逻队用手枪指着他。这时，在灰色的黎明，一个巡逻队队员迎面而来，带着怀疑的目光盯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回到公寓，斯鲁特在煤气炉上煮了咖啡，用打字机打了一篇关于宴会和会见斯大林的长报告。完了以后，他拉开黑窗帘，太阳已经很高了。他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活页日记，简单地写了一些情况，最后加了几句这样的话：

不过，在我刚才匆忙打出来的正式报告中，已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和斯大林会面的情况，我自己还要留一份副本。

关于亨利父子的事，困惑已经很容易地解开了。在过去几小时中，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父子二人都有一种善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本能，行动时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拜伦在遭遇危险时显出了他的特点，他父亲也可能和他一样。刚才看到维克多能应付更复杂微妙的局势，这需要敏捷、大胆和策略。应付像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有一股灵气，像一块镭锭一样，有巨大的力量，看不见，但是有毒。维克多应付过来了。

想了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亨利这样的人了。在保护女人方面，在养活女人方面，据说还有在使女人怀孕方面（这个需要实验证明），善于行动的人都比善于思索的人来得强有力并且可靠。

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尽管如此，人也许可以学习和培养。亨利上校建议我不要理睬上级的命令，将明斯克的文件泄露给弗莱德·费林或别的记者。这样做完全不合我的意愿，但是完全出于这个缘故，我准备这样做。

(1)　一种水生小甲壳动物，经常附着在静止的船底或码头木桩上。

第五十三章

这天下午五点，韬基·塔茨伯利一个人正在旅馆房间里吃茶点，有一点儿沙丁鱼、干酪、鲟鱼、黑面包和蜜软饼。维克多·亨利进来告诉他，他就要去前线。记者兴奋得东西也不吃了。“我的天，老兄，你真去吗？在这个德国人到处都蜂拥而来的时候？不可能，说说而已。天老爷，俄国人就是善于用空话应付你。你永远也去不成。”他理了理胡子，又伸手拿吃的。

“是啊，也可能。”帕格说着，坐到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他刚才从海军部拿来的密码和海港图。四天来，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五六个小时，他硬撑着不让自己合眼，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可是我的许可刚刚从相当高的上级那里批下来了。”

塔茨伯利正把一块加了满满一层沙丁鱼的面包放到嘴边，一听就愣住了。他透过瓶底似的厚近视眼镜瞧着亨利，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我跟你一起去。”

“见你的鬼。”

“维克多，两星期前，俄国人进行反击的时候，记者们去了中路前线。走的那一天，我感冒了，烧到华氏一百零五度。”塔茨伯利放下吃的，抓起他的拐杖，瘸着腿快步穿过房间，开始穿皮大衣，戴皮帽。“谁经办这件事，洛佐夫斯基吗？我能不能对他们说，是你说的我可以去？我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也喜欢我。就看你了。”

维克多·亨利不想要塔茨伯利一起去，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同时估计俄国人一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就说：“好吧。”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伙计。你别走，就喝我的茶吧。告诉帕姆，我六点之前回来，她得把我的广播稿重打一下。”

“她在哪儿？”

“外交信使那里有她一封信，她去取了。”

帕格就在他坐着的靠椅上睡着了。

冰冷的手指在他脸上抹了一下，把他弄醒了。“你好啊，你躺着睡不更好一些吗？”帕姆站在他面前，她的脸冻红了，眼睛闪着光，灰色的羊皮帽子下露出一绺棕色的头发。

“啊，怎么啦？”他眨了眨眼，伸了伸腰，“我在这里干吗？大概是进了屋子就倒下了。”

“韬基呢？”她脱下帽子和手套，“他干吗把茶也剩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睡了一会儿，他的脑子清楚了一些，他记起他和塔茨伯利的谈话，又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的脸板了起来，显得很紧张。“前线？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他去。但你呢，维克多，你当真要去？你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或瑞典的广播了吗？”

“听到了。”

“好吧，我知道争也没有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馆准备迁到乌拉尔或别的什么地方去。顺便跟你说，台德没有事。”她走到她的书桌边，身上还穿着皮大衣，拿起几张打了字的黄纸，“啊，讨厌，又改了，真小题大做！”

她经常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些重大事情来，帕格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这件事她说得太快，他没有把握到底听清了没有。“帕米拉，怎么回事？台德怎么样？”

“他很好。总之，平安无事。”

“但是他在哪里？”

“哦，回到布赖德了。他来信说，他还是老样子。他好像是跟几个法国空军飞行员一起从斯特拉斯堡城外的俘虏营跑出来的。在法国和比利时，他确实经历了好几次像电影中一样的惊险场面，但是他都闯过来了。我过去也想，他迟早会出来的。”她坐下来，揭开打字机的盖子。

“天哪，姑娘，这是了不起的消息！”

“是啊，不是吗？你一定要看看他的信，正反两面写了七张纸，很有意思。他掉了四十二磅，他的大腿上——更精确地说，是屁股上——还有一颗子弹。他可真受了折磨啦，他很遗憾地说，现在，等到他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只好做一些机关工作了。当然，这是说我得马上回家跟他结婚。”

帕米拉忽然改变了她随便的样子，盯着维克多·亨利看了好半天。她戴上了黑边眼镜：“我这就得干了。你显然需要睡一会儿。”

“没有用。代表团快走了，我得去送他们。帕姆，台德的事真了不起。我非常高兴，也放心了。”

她搓搓手，朝上面呵口气，说：“上帝，这真去了我一桩心事，不是吗？我是说，可以不再跟韬基的笔迹和他那乐观的胡说八道打交道了。”

过了一会儿，维克多·亨利正在穿他在军舰上穿的那件厚呢大衣，塔茨伯利闯了进来，脸上发烧，鼻子冻紫了。

“有可能！条件合格，我的上帝！他们明天再确定一下，但是，维克多，我相信我将跟你一起去！帕姆，你完了吗？时间快到了。维克多，外交部现在乱极了，前线的消息一定很坏。但是，老天爷在上，你得到的那个许可，不管叫什么，肯定是一道密令！当然，他们喜欢我，也知道我符合条件，但是当我说你坚持要我跟你一块儿去的时候，洛佐夫斯基的脸就变样儿了！”

“啊，韬基！”帕米拉停止打字，瞧着他，“维克多根本没有坚持，他不可能这样说。”

“帕姆，你得对这些人施加压力。”塔茨伯利皱起脸，狡猾地一笑，“我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实际上是，维克多很喜欢你，想帮我个忙。所以，如果有人问起，你得给我圆谎。”

“你这个不害臊的老不死。”帕米拉说着，脸涨红了。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嘿，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上绾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哦！是的，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他想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洛佐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像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和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仍旧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起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像纽约人。

洛佐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儿，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像有点儿惊奇，也有点儿不高兴，“问题就在她身上。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面对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儿像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拦截机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黑色小轿车，俄制M-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像一九三〇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人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幢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条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座树荫下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哦，你们知道，这里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上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像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是的，炮声。怎么样，吃点儿东西吧？托尔斯泰工作过的屋子很有意思，不过目前不开放。”

有胡子的驾驶员把午餐放在背着坟堆的长凳上。他们吃了黑面包、蒜味很浓的香肠和生黄瓜，喝没有冰镇的啤酒。没有人讲话，雨声淅沥不止，远处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声不断，隐隐约约还听到远方的炮击声。帕米拉打破了沉默：“那里的花是谁放的？”

“管理人员吧，我想。”坦克兵上校说。

“德国人永远也到不了这么远。”她说。

“是啊，这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上校说，“我想他们也到不了这里。不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是一个坚固的地方，因此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所有我们这些俄国人现在都得冒同样的风险。”他微笑着，露出红色的牙床，看起来没有一点儿温和的样子，“不管怎样，德国人无法再杀死他了。”

塔茨伯利说：“他们读他的书时，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还有待于我们来证明，但总有这一天。”

云层里露了一会儿阳光，鸟儿开始歌唱。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一起坐在长凳上，阳光透过黄叶像舞台灯光一样全照在姑娘身上。她穿着灰色长裤，裤脚塞在白色带毛的雪靴里，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外衣，戴着帽子。

“你老看着我干吗，维克多？”

“帕姆，我从来没有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墓，当然也不曾和你一起来过，但我发誓我要记住这一切，尤其是你那么好看地把帽子稍偏一点儿戴着。”当她把手伸到她的帽子边上时，他又加了一句：“我本来要对你说你应该举起你的手，太阳会使你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她伸直了手指，看着钻石。“为这个，台德和我还吵了一小架。他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戴它哩。”

上校喊道：“好吧，海军上校，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起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洋灰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在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做掩护——才看到一点儿敌人入侵的景象。

快傍晚的时候，汽车开进一座小集镇，在一幢带黄窗户的房子前面的泥泞广场上停下来。面颊红润的孩子们提着桶，排队站在抽水机边，另一些孩子正从广阔的田野里把牛羊赶回家来。在紫霭暮云下，平坦的田野延伸得很远。三个体格强壮的老人在锯木头，为一幢还未盖好的房子钉窗户。这是帕格整天看到的奇怪现象——这些祖祖辈辈住在俄罗斯的人，还在暮色苍茫中盖房子。德国的炮声已清晰可闻，比在托尔斯泰领地上响得多，西边地平线上黄色的闪光忽隐忽现，像夏天的闪电一样。

“哦，这是他们的家，”他们拖着僵直的腿从车上下来，当维克多·亨利提起这种现象时，上校回答说，“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们已经把德国人阻止在那里了。当然，孕妇和带孩子的母亲很早就迁走了。”

在现在作为团司令部的暖和的小餐厅里，客人们与坦克兵上校、团的四个军官围挤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他宽厚的双肩上有三颗黄褐色的星。他是这个地区军团的参谋长。安菲季耶特洛夫告诉维克多·亨利，他碰巧也从这个镇上过。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有淡黄色的头发，像蒜头一样的农民鼻子，宽大的下巴光滑而红润。在这间烟雾腾腾的窄房间里，他一个人看起来就占了屋子的一头。叶甫连柯花了不少时间对帕米拉献殷勤，劝吃劝喝。他那张肥胖的脸上一会儿显出心不在焉、麻木、疲倦和极为忧郁的样子，一会儿又显出愉快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在深凹的紫色眼窝里总带着极度疲劳的神情。

大有克里姆林宫那种派头的宴会开始了。在粗糙的黄桌布上，士兵们送上一道一道的菜：香槟酒、鱼子酱、熏鱼、汤、鸡、肉排，还有奶油蛋糕。当战士服务员出入厨房门的时候，帕格·亨利向里面望了一眼，才弄清了这个不简单的惊人之举。M-1轿车的红胡子驾驶员穿着白围裙，在炉边忙得满头大汗。帕格曾经看到他把一箱箱的东西从车上往屋里搬，原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一个高级厨师。

将军随便谈着战事的情况，上校担任翻译。他的军团在这个地区的兵力不如纳粹，枪炮和坦克的数量少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仍可能会使德国人感到吃惊。按照理论，他们要守的防线与他们的实力相比是太长了，但好的理论像好的兵团一样，有时候也有伸缩性。德国人已经遭到可怕的损失，他一连串地背出许多数字，击毁坦克多少，俘获枪炮多少，杀伤敌人多少。任何军队，如果它的司令员愿意每得一寸土地都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话，总是可以推进的。德国人已经流血太多，像萝卜一样发白了。这次攻击是他们企图在冬季前赢得胜利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

“他们能攻下莫斯科吗？”塔茨伯利问。

“从这个方向不可能，”将军立即回答说，“我想任何其他方向也不行。不过，要是他们真攻下了，我们将把他们赶出莫斯科，然后赶出我们的领土。我们将战胜他们。德国人没有战略政策，他们的战略政策的概念就是杀人、掠夺和奴役。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有一点，他们的资源基本上比我们差，德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最后一点，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我们。根据弗·伊·列宁的话，这是战争中很危险的错误。列宁说，在战争中把自己想得太多，把对方想得太少，这是很危险的。结果只能是不可靠的计划，得到很不愉快的结局，例如失败。”

帕米拉说：“话虽这样说，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将军转过满面怒容的大脸对着她，突然带着威胁、残暴和怪可怜的精疲力竭的表情。随后，他这种表情又在调情的傻笑中消失了。“是啊，我亲爱的姑娘，我很懂得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你跟我们一样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况再发生。是的，纳粹分子通过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成功。另一点是他们狂妄自负，翘尾巴。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场胜仗，把不可征服的英国赶下了海，等等。他们只能打胜仗，相信自己是不败的。不管怎样，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伙伴在俄国像苍蝇一样死去，我想他们要重新考虑啦。开始时，他们让部队直接沿公路前进，甚至连保护一下侧翼都嫌麻烦，后来他们就注意一点儿了。是的，希特勒培养他们掠夺、抢劫、杀戮，这些是老条顿人的遗风，他们对这些很内行。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认为我们是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他们干了一下。所以，如你所说，他们到底来了。现在我们有两项任务，就是不让他们继续前进，然后把我们还没有消灭的人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他转过身来，对亨利和塔茨伯利说，“如果你们能在物资上帮助我们，自然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完成得快一点儿，因为我们损失的太多。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西欧开辟另一个战场，就可以很快消灭这些匪徒。英国人也许会意外地发现，他们一旦在法国登陆，就可以长驱直入打到柏林。我相信，凡是能打枪的德国人都被派到这里参加这次攻击了。”

“现在我没有一次不在广播里强调开辟第二战场。”塔茨伯利说。

将军点了点头：“您很有名，被认为是苏联人民的朋友。”他望着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上校，您想看些什么呀？不幸的是这里已深入内地，没法儿让您看看出色的海军演习。”

“将军，假如——当然很可笑，不过——假如我们的总统能穿上神话里的隐身衣来看看你们的前线。”

“我们也有这类故事，”叶甫连柯说，“但不幸的是没有这种衣服。”

“你愿意让他看些什么呢？”

将军朝坐在客人对面的四个军官瞧了一眼，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断地抽烟。这四个脸色苍白的俄国人都有一头鬈发，精明的眼睛带着困倦的神情，都穿着一样的棕色上衣，像一胎生的四个儿子一样。他们都还没有开过口，将军这时对他们说了句话，立即引起了一连串讲得很快的俄语对话。他又回过来对亨利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会安排的。由于情况有点儿不稳定，我建议你们明早天一亮就动身。”他抬起头来对帕米拉说：“一间卧室已经给您打扫出来了。先生们就跟军官们挤一晚吧。”

“天哪，还有卧室？我准备不脱衣服睡在地板上或泥地上。”帕米拉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睡。”

上校翻译以后，将军的脸上露出了喜色。“是吗？你这么说话真像我们俄国姑娘，不像娇气的英国妇女。”他把胳膊伸给她，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墨水沾污的旧地图，发出霉味的家具与书桌、凳子、打字机、扭成一团的黑电话线等乱堆在一起。士兵们为了在陈旧的竖式钢琴周围腾出一些地方，把家具往两边推，发出吱吱的声音，钢琴上的琴键都脱了漆。一个军官嘴里衔着香烟，坐在那里弹出《永存的英格兰》的乐曲。帕米拉听出了曲调后大笑起来，然后站起来跟着唱。将军带头鼓掌，叫再拿些香槟酒来。钢琴手又开始胡乱弹了《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叶甫连柯将军优雅地深深一鞠躬，请帕米拉跳舞，帕米拉还没他的肩膀高，所以这一对看上去挺可笑。他们穿着满是泥的靴子，笨拙地在窄小的空地上转，但是他脸上显得很高兴。她又和其他军官一起跳。当钢琴手奏完了他知道的有限的几首美国乐曲后，又开始奏《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帕米拉又跟将军跳起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畅怀痛饮香槟和伏特加。门外，士兵们围在一起，睁圆了灰眼睛看穿灰裤子的外国女士和军官们一起跳舞、喝酒。帕格知道她最不爱跳舞，尤其不爱跟陌生人一起跳。他还记得很久以前，在和平时期，他在“不来梅”号上听到帕米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今天是为了使大家高兴。

当钢琴手开始奏俄国乐曲的时候——他弹奏得好多了——帕米拉坐在椅子上，军官们一个人或两个人在一起跳。笑声和掌声越来越响。一个漂亮的青年士兵带着一星期没有刮的胡子闯进屋，来了个绝妙的独唱，跳着，蹲着，用足尖转着，最后为答谢大家的鼓掌，像一个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鞠了个躬。将军笨拙地站起来，开始自己一个人跳。他又是打转又是跳，然后两臂往胸前一抱，蹲下来踢着腿，粗声粗气地叫喊：“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他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士兵们都进了屋，围着他欢呼。屋里充满了人身上的臭味、烟味和酒味，但是维克多·亨利靠近帕米拉时，还可以微微闻到一点儿石竹花的香水味。当叶甫连柯将军喊完了跳起来喘气时，周围的人高声欢呼鼓掌。帕米拉跑过去在他出汗的红脸上亲了一下，他高兴地吻了她的嘴，引起了笑声和更热烈的欢呼，晚会到此结束。战士们把家具推回原来的地方，客人们都睡觉去了。

第五十四章

黎明时下着倾盆大雨。在朦胧的曙色中，孩子们和牲口在广场上费劲地挪动着。一辆辆卡车溅着泥水开过，车轮打滑转着，激起了一片污泥。车厢里好多包东西已经吃喝一空，所以轿车后座宽敞了一点儿。维克多·亨利本想对开车的厨师赞扬几句，但是没开口。帕米拉挤在她父亲与帕格之间，抓空儿抹了点儿口红，眼睛也化了一下妆。帕格想，在这个环境里，她像一个去劳军的电影明星一样。

“好，我们走吧。”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样的天气，我们得走慢点儿，少走点儿。”轿车颠簸滑行了一百码左右，就陷入泥坑走不动了。

“啊，我希望我们能走远一点儿。”上校说。穿长大衣的士兵们围着轿车喊着使劲推，终于把车推动了。轿车走上硬一点儿的地面，溅着水花，摇晃着转过方向开出小镇。在田野间的柏油公路上跑了一段以后，他们开进一条小路进入森林。厨师的开车技术很高（也许是司机的烹调技术高，帕格一直也没闹清），他沿着凸凸凹凹的车辙，又是土堆又是深坑地走了约二十分钟，就再也走不动了。帕格和上校、司机一起下车，后轮的车轴陷在红黏土里了。雨仍然下得很大，他们陷在野树林里，四周很清静，雨点掉在烧热的引擎盖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想他带了铲子。”帕格说。

“对，我也这么想。”上校看了看四周，走进几码远前面的树林去了——帕格估计上校一定是在动手干活儿前先小便一下。他听到一些声音，接着是引擎发动的粗吼声。树丛开始移动，灌木林中出现了一辆轻型坦克，上面盖着树枝，炮口对着帕格。后面跟着上校和三个穿长大衣的满身泥污的人。这位美国人一直朝涂了花斑颜色、伪装了的炮筒的一边望着，可是直到炮筒开始往他那边挪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坦克突突地开出树林，然后突然转过身背对着路。士兵们赶快给车拴上铁链，连人带车一下就拉出来了。然后，用树枝伪装的炮塔打开了，两个头发很硬、满脸稚气的斯拉夫人伸出头来。帕米拉跳下车，踩着水一脚高一脚低地爬上坦克，吻了吻两个坦克兵，这使他们感到挺高兴，但有点儿不好意思。炮塔关上盖，又倒回到它原来的位置，黑轿车又蹒跚着向树林开去。他们就这样好几次陷在泥里又被拉出来，他们发现这片湿淋淋的寂静树林里到处都是红军。

他们到了一个积水很深的地方，水像一条小河隔断了道路。水坑两边都有履带和重型卡车轮胎很深的痕迹，很显然，小轿车是过不去的。这时，树林里出现了一群士兵，把锯开的木头架在水坑上边，平整面在上，然后用绳子捆好。虽然有点儿摇晃，但足够过车了。这群士兵人数不算少，他们的头儿，一个斜眼的胖中尉，邀请车上的人停下来吃点儿茶点。除了别人根据他的指挥办事外，别处看不出他跟普通战士有什么不同，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身上都沾满了红土。他带着客人们穿过树林，进入一个上面盖着木头的又冷又脏的地洞。由于用小树和灌木伪装得很好，维克多·亨利直到看见那位军官开始钻入地下时，才看到地洞的入口。防空洞是一间用涂柏油的木头盖成的地下小屋，里面交叉着电话线，点着油灯，还有一个敞口的火炉，烧着劈柴。军官斜着眼，很得意地瞧着新木板桌子上的铜茶壶，请客人喝茶。水开的时候，一个战士带着男人们去一个又脏又简陋的厕所——虽然塔茨伯利和俄国人都很高兴地用这个厕所，帕格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树林去小便，直到一个像森林鬼怪一样的岗哨不让他前进为止。美国人小便时，士兵站着当警卫，很有兴趣地看着外国人是怎样小便的。回防空洞的途中，帕格碰到三个脸上毫无表情的高大的俄国人，佩着刺刀跟着帕米拉一起走回来。帕米拉的神色有点儿困窘，也有点儿觉得好玩儿。

临走前，中尉带着帕格和塔茨伯利穿过战士的掩蔽壕，显然他对他部下的工作很满意。在潮湿的土地上，新挖出来的胶泥洞有一股坟墓的气味，上面厚厚地盖了一层木头，也许可以顶得住一枚炮弹。满身沾了泥块、满脸胡子、穿着长大衣的士兵们蹲在暗处抽烟、谈话，等候命令，看起来很满意。帕格看到两个士兵拖着一只有盖的菜桶，士兵身上和菜桶上都沾了泥。有的战士从桶里盛出一团炖菜，撕一块黑面包，就吃起来了。这些士兵大口咀嚼着面包，慢慢地抽着烟，安静地望着客人们，慢慢地转过脑袋看着他们走过壕沟。他们看上去很健康，营养充足，和蚯蚓一样像是在红土里待惯了，看来他们过着一种艰苦的但有吃有穿的俭朴生活。在这里，维克多·亨利第一次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叶甫连柯所说的是真理：德国人可能会取得最大的胜利，但红军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去。

“我的天，”在回车上去的路上，塔茨伯利终于喃喃开口说，“一九一五年时比利时人做不到这样。他们像动物一样生活。”

“他们能。”亨利答了一句，就不往下说了，因为他们说这几句简单的悄悄话时，安菲季耶特洛夫正盯着他们。

“好啦，我们离目的地实际上不远啦，”俄国人说，从脸上抹去雨水，把帕米拉扶上后座，“要不是路太滑，我们现在都到了。”

汽车溅着泥水颠簸着开出树林。低低的灰云下面，一片几英里远的原野在前面展开，像桌面一样平整。安菲季耶特洛夫指着正前方远处一片森林说：“我们就是去那里。”他们到达一个十字路口，这里的泥浆搅得像刚开锅的沸水一般，而前面的路面看起来很好，但驾驶员一个急转弯，把车子滑向右边。

“干吗我们不往前直开？”帕米拉说，“路不是通的吗？”

“哦，是的，路是通的。都埋地雷啦。这里整个地区——”上校举起胳膊，对着收割后寂静的田野挥了一圈，“都埋上了地雷。”

帕格感到有点儿不寒而栗，他说：“出发前把这些事情都搞清了真好。”

安菲季耶特洛夫难得地对着他笑了笑，像狼一样露出红牙床，并且擦去了他发青的瘦鼻子下的清水鼻涕。“对呀，上校。你们在这一地区的旅行社向导必须真正了解情况，要不就会影响你们的人身安全。”

他们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前进，天下着雨，路就更泥泞了。走了一阵，汽车四个轮子都陷入泥坑不动了，停在一长片望不到尽头的黄色茬根中间。没有出现来救援的人。他们来不了，除非从地底下钻出来，但帕格还是觉得会有人来救援。驾驶员用铲子清理了轮子边的泥土以后，在后轮前安放了木板。当乘客们为了减轻车身重量下车时，安菲季耶特洛夫提醒他们不要离开大道，因为茬根下面到处埋的是地雷。污泥和木屑溅了他们一身，汽车摇晃着爬出了泥坑，他们继续前进。

帕格不打算再来推测方向了，一路上他们一块路牌、一个标记也没有见到。低垂的灰云下一丝阳光也没有。在那些蚯蚓兵待的树林里，炮击声比在村子里轻一些，而在这里声音相当大，但也可能是曲折的战线远近不同所致。显然他们已经停止西行，因为西边就是德国人的阵地。汽车在火线后面五英里左右的地方缓慢地前进。

“我们得在这里绕一下道，”坦克兵上校在另一个十字路口说，“但是你们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他们开进了庄稼地，那里高大的青黄的谷秆还没割，已开始烂在地里。走了一英里路左右，安菲季耶特洛夫让驾驶员停车。“也许你们不会反对在这里伸伸腿，”他说，“你们都穿了挺不错的厚靴子。”他古怪地看了帕米拉一眼：“但是您可能会讨厌在这里步行。也许您和驾驶员一起留在车上？”

“我去，除非您让我留下来。”

“很好，走吧。”

他们推开谷秆往前走。寂静而淋了雨的庄稼地里散发着熟透了的谷子香味，真有点儿像果树园。客人们跟在安菲季耶特洛夫后面排成一队，咯吱咯吱踩着泥水往前走，没多远，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腐烂恶臭，顿时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当走到宽阔的地面时，他们看到了腐臭的原因。他们正面对着一个战场。

四面八方，庄稼被压倒在棕色的烂泥里，形成一道道交叉的车辙。一些小块的没有被压的谷秆还站在那里。在压出来的长长的棕色车辙与青黄色庄稼丛之间，到处是被击毁的坦克，有的翻倒在一边，有的整个翻过来了。它们的伪装涂漆被烧得尽是黑泡，履带已经折断，甲板也裂开了。其中七辆坦克上有德国的标志，两辆是轻型的俄国T-26型坦克，这种坦克帕格在莫斯科常见。臭味是从德国人的尸体上发出来的，穿绿色军服的尸体在地上躺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些倒在打开了的坦克里。死人紫色的脸浮肿得令人恶心，上面叮满大黑苍蝇，但仍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些年轻人。帕米拉脸都吓白了，把手绢蒙在脸上。

“这，我很抱歉，”上校说，脸上流露出一种嫌恶的表情，“这一仗是前天打的。这些德国鬼子刚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就被逮住了。他们的同伙从这儿跑的时候有点儿太匆忙了，不愿意停下来把他们像样地掩埋一下。”

钢盔、废纸、碎瓶子，在坦克与尸体之间乱扔了一地。特别奇怪的是，还看到乱七八糟的一堆女内衣——粉色、蓝色和白色的内裤及衬裙——沾满了污泥，泡在翻倒的坦克附近的泥水里。帕米拉对着这些东西扬了扬露在手绢上面的眉毛。

“这很可笑，是吗？我想这些东西是德国鬼子从村子里偷来的。德国人能捞到什么就偷什么。这就是他们跑到我们国家来的原因，主要是——偷。一个月前，在维亚济马附近，我们打了一场很艰苦的坦克战。在一辆被我们击碎的坦克里，有一座很大的精美的大理石钟，还有一头死猪。炮火把这头猪糟蹋了，真可惜，一头很好的猪。是呀，我想你们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被击毁的装甲车图片在莫斯科是常见的，但真正的德国坦克，在这以前，维克多·亨利只是在柏林见过。它们在扩音器播送的铜管乐进行曲中，挂着红卐字小旗，列队从林荫道上轧轧而过，观众一片欢呼，并致纳粹礼。他也见过火车的敞车载着成批的新出厂的德国坦克，隆隆开往前线。离柏林两千英里，在荒凉的俄国庄稼地里，见到被击毁的几辆德国坦克，它们的机务员就腐烂在附近的污泥里，这使亨利感到很震惊。他对坦克兵上校说：“这些是马克-3型坦克吗？你们的T-26型怎么能击毁马克-3型呢？它们的火力打不透马克-3型。”

安菲季耶特洛夫笑了：“好，很好。作为一个海员，您还懂得一点儿坦克战，但是您还是问问营指挥员吧，这次胜仗是他打的。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回到十字路口，往森林方向前进，到达了一个像是露天坦克修理工场的地方。这里是一座小村庄，在一条穿过野树林的路旁，稀稀拉拉地有十几间草顶原木小屋。树荫下面，拆开的履带直铺在地上，坦克上的轮子和炮筒都卸下来了，两边都是穿蓝色或黑色工作服的人。他们锤的锤，锉的锉，擦油的擦油，焊接的焊接，互相用俄国话喊着、笑着。一个身材矮小、鹰钩鼻子、皮肤黝黑、穿着显得太大的橄榄色大衣的军官，从街上漫步而来。当他看到黑色轿车时，立刻快步上前。他向上校敬礼，然后两人拥抱亲吻。安菲季耶特洛夫向客人介绍说：“加普兰少校。我让我的朋友们看了在那儿的那些被击毁的德国坦克。我们的美国海军朋友提出了一个真正对坦克内行的问题，他问，T-26怎样能击毁马克-3型。”

营指挥员满脸堆笑，拍着维克多·亨利的背用俄语说：“好，从这边走。”越过最后一间小草房，他带着他们走进树林，经过两行排在树下的轻型坦克，坦克的绿色和土色的斑块上覆盖着伪装网。“事情就是这样，”他骄傲地说，“这就是我们打垮马克-3型的办法。”

散开在树丛里的是五个装甲巨兽，用树枝和伪装网很好地掩护着，从笨重的方炮塔中向高空伸出巨大的炮筒。塔茨伯利目瞪口呆地望着它们，他激动地用指节擦着胡子，说：“我的天！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们最新的俄国坦克，”安菲季耶特洛夫说，“叶甫连柯认为这个可能会使罗斯福总统感兴趣。”

“多么奇妙！”韬基说，“啊，我听说过你们有这些庞然大物，但是——它们有多重？一百吨？瞧这炮筒！”

俄国人相视而笑。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是一种好坦克。”

塔茨伯利问他们能不能爬到里面看看，出乎帕格意料，上校同意了。帕格攀登的时候，年轻的坦克兵扶着瘸腿的胖英国人登上舱口。指挥塔里尽管挤满了机器、仪表、笨重的大炮后膛，但还有不小的活动余地。使人吃惊的是，坦克有一种新卧车的气味，帕格估计是从炮手和指挥员坐的厚皮座上发出来的。关于坦克他懂的不多，尽管有些仪器架和线路做得比较粗，但内部生金属的工艺看起来不错。各种仪表、阀门和控制器，外表都像老式的德国货。

“我的天，亨利，这是陆地上的战列舰。”塔茨伯利说。

“你跟我们坐过的那些小铁皮罐比一比！嘿，最好的德国坦克今天跟这个一比，就像蛋壳了。他妈的蛋壳！真没想到！”

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士兵们已经聚集在坦克周围，也许已经超过一百人了，有人还正从树林里出来。在装甲平板上站着帕米拉，在男人们的注视下，她感到又不好意思又有趣。裹在结着泥块的羊皮里面，帕米拉并不是一个迷人的目标，但看来她的在场使坦克兵们感到激动，他们像着了迷似的。一个苍白的圆脸上戴着眼镜、长着黄长牙的军官站在她身边，加普兰介绍说他是教导员。“教导员愿意你们都见一见全营的官兵，”安菲季耶特洛夫对维克多·亨利说，“他认为你们的来访是一桩重大事件，可以用来鼓舞他们的斗志。”

“好极啦。”维克多·亨利说。

圆脸的教导员刺耳的、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他只能偶尔听懂一句半句，但从热诚的语调、挥舞的拳头、共产党人的口号以及漂亮的年轻坦克兵们天真而专心致志的脸色上，可以猜想出清楚的大意。教导员的讲话，一半像宗教复兴会的讲道，一半像球队教练的鼓励训话。突然，士兵们欢呼起来。安菲季耶特洛夫开始翻译，每隔三四句就翻一下。这时，圆脸的教导员微笑着对他说：

“我现在以红军的名义，欢迎美国海军上校亨利、英国战地记者塔茨伯利，特别是勇敢的英国女记者帕米拉，到我们前线来。见到一张漂亮的脸，总能提高战斗人员的士气。”（士兵中有笑声。）“但是我们不怀什么恶意，塔茨伯利小姐，自然我们只是想到我们家里的心上人。另一方面，您父亲很聪明，跟您一起来保护您，不让您受健壮而风流的俄国青年坦克兵的引诱。”（笑声和掌声。）“你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跟法西斯狼的斗争中，英国和美国的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们。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哪一方面内燃机多，哪一方面就赢得战争。为什么内燃机这样重要？因为石油是今天最大的能源，而能量决定战争的胜负。我们坦克兵懂得这一点！希特勒和德国人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制造出很多内燃机来装备坦克和飞机，趁世界还没有准备就占先一步。希特勒甚至希望，一旦他决定向和平的苏联人民进攻，美国和英国的某些统治集团就会帮助他们。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与苏联人民结成了一条不可动摇的战线。我们的客人们的到来，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三个国家拥有的内燃机比德国多，我们的工业也比他们强得多，所以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机器也比他们快，因此我们将打赢这次战争。

“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能加快给我们运来大量作战物资，我们就可以早些打胜这场仗，因为除非大量消灭他们，否则纳粹匪徒是不会离开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盟友们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消灭一些德国人，我们就可以更快一些取得胜利。有些人认为打败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让我们问全营的战士：你们和德国人打过没有？”

当他发表长篇讲话的时候，黄昏已经降临，帕格只能看到最近的一些士兵的脸，从黑暗中听到一阵吼声：“打过！”

“你们有没有打败他们？”

“打败啦！”

“你们怕德国人吗？”

“不怕！”响起一阵雄壮的哄笑。

“你们认为英国人应该害怕对德国开辟第二战场吗？”

“不！”又一阵哄笑，接着是像大学生啦啦队一样，用俄语吼叫，“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

“谢谢你们，我的同志们。现在吃饭，然后回到坦克岗位上去。我们已经打了好多次胜仗，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我们心爱的人，为了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为了斯大林同志，我们还要取得更多的胜利！”

昏暗中发出响亮的大学生啦啦队的声音：“我们为苏联献身！”

“散会！”教导员用粗哑的声音喊道。月亮已经从树林中升起。

在木头小屋内铺着草席的肮脏土地上，帕格从不安稳的睡眠中醒来。韬基·塔茨伯利在他身边的黑暗中不断地打呼噜。帕格摸出香烟点着了火，在火柴光中，他看到帕米拉坐在唯一的一张床上，背靠着抹泥的木头墙，两眼炯炯地睁着。“帕姆？”

“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在泥泞中颠簸滑行。要是我到外面去，你说警卫会用枪打我吗？”

“让我们试试看。我先出去，如果打了我，你就回到你的床上去。”

“啊，这是个好主意。谢谢你。”

帕格吸了一口烟，在烟头的红光里，帕米拉过来紧握住他的手。沿着简陋的墙，帕格找到了门，打开了，黑暗中露出了一道蓝色长缝。“我要倒霉了，有月亮，有星星。”

高空的明月被很快卷过来的云彩遮住了一部分，使茅草小屋和空无一人的车辙道路蒙上一层蓝灰色。在路对面的树林里，士兵们正跟着手风琴在忧郁地唱歌。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手握着手，在一条粗长凳上坐下来，在寒风中紧靠在一起，以抵御从大路上刮来的寒风。脚下的泥土已经冻成硬块。

“老天爷，”帕米拉说，“这里离蒂珀雷里已经很远了，对吗？”

“离华盛顿更远。”

“维克多，谢谢你带我出来，我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我喜欢这里的乡村气息，但我的天，这股风真刺人！”

黄色的闪光掠过天空，紧跟着是一阵很响的炮声。帕米拉微微喘口气，一缩身靠在亨利身上。“哎哟！瞧那炮！韬基拉了我到这儿来，真有点儿下流，是不是？这样当然称他的心。今天晚上，他在烛光下口授了两小时，光靠他自己可是一个字也写不成。我认为他编造了不少东西。那些坦克是像他说的那样令人吃惊吗？他最后一句说，如果苏联能大量生产这种坦克，战争就等于结束了。”

“唉，那是新闻报道。体积不能决定一切，任何坦克，不管有多大，只要构造上有毛病，就可能成为坦克手的焚尸炉。它怎样运动？它多么容易被击中？德国人会找出弱点来的。他们会赶快造出一种能打穿这种坦克的大炮，他们善于搞这一套。尽管如此，这还是很好的坦克。”

“你说对啦！”帕米拉笑了，“我想这就是我睡不着的原因。我幻想战争突然结束的一个景象，这是一种奇怪而迷人的想法！德国人打败了，希特勒死了或被关起来了，伦敦又是灯火辉煌，大清除以后，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都是由于数以千计的这种巨型坦克开进了柏林——我的天，炮声听起来真近。”

“这是幻想，”维克多·亨利说，“德国人正在打胜仗。我们这里离莫斯科很近，帕姆。”

沉默了一会儿，她抬头看了看月亮和星星，然后看看阴影里帕格的脸，说：“你刚才说这些坦克不能结束战争的时候，你猜怎么的，我感到放心了，放心了！这是什么样的疯狂反应啊？”

“唉，战争只要在进行，形势就不会一成不变。”维克多·亨利望着西方云彩间突然升起的黄色火焰，“费钱的焰火——到陌生地方旅行——”

“有趣的伴侣。”帕米拉说。

“是的，帕姆，有趣的伴侣。”

现在只剩下手风琴独奏了，像催眠曲一样忧伤的音调一半淹没在风吹树林低沉的轻啸声中。

“突然回忆起什么来的那种感觉说明什么？”她说，“昨天你在托尔斯泰的墓那里感觉到的那类东西？”

帕格说：“这不是脑子里短暂的一转念吗？某种无关的刺激突如其来地触发了认识的感觉，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过。”

“在‘不来梅’号出海的第二天，”帕米拉说，“早晨我在甲板上散步。你也在散步，是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碰到了两次。想来有点儿可笑，我当时决定下一次再碰头时，要你跟我一起散步。后来，我突然感到你会先提出来。我知道你准会想好怎么措辞，后来你果真用了那样的措辞。我说了几句关于你妻子的话，就好像我在演戏一样，你的回答也好像是台词的下一段，都是熟悉的老一套。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

一个裹着厚大衣的高个子士兵，鼻子往外呼出热气，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他的步枪上出鞘的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他停下来看了看他们俩，又继续往前走。

“明天我们往哪里走，维克多？”

“我要去前线，你跟韬基留在几英里路后面的小镇上。上校说，在前线有时候你得猛跑，韬基当然不行。”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哦，是安菲季耶特洛夫建议的，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又一次去柏林的飞行。”

“不。我全程都将在地面上，在友好的领土上，完全不一样。”

“你要离开我们多长时间？”

“只不过几小时。”

一道绿色的强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刹那间，天空到处都是闪光。他们的瞳孔适应了突变以后，看到四道冒烟的绿光从厚云层中慢慢地往下沉，然后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巡逻兵离开了路面。村庄没有一点儿生气：在树林泥泞的路边一座由许多草顶小屋组成的沉睡的小村庄，像其他上百座村庄一样，在照明弹下面，像是戏台的布景。所有在修理的坦克都已盖上伪装。

“你脸色惨白。”帕姆说。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他们是在找这个坦克营。”

亮光往地面上落。有一道光转成了橘红色，然后就消失了。飞机声渐渐远去。帕格看了看表。“我原来认为俄国人过分强调了掩蔽网，但看来有它的道理。”他僵硬地站起来，开了小木屋的门，“我们最好争取再睡一会儿。”

帕米拉伸出一只手，手心向着黑暗的天，云彩已经遮住了月亮和星星。“我感到好像有些东西。”她把手伸向帕格。借着最后一道落下来的闪光，他看到一片大雪花在她手中融化。

第五十五章

铅灰色的天，大雪纷飞，汽车穿过了白茫茫的空旷平原。司机驾驶着颠簸、摇晃、滑行的车往前走，可帕格看不到前面有路。地雷呢？帕格相信安菲季耶特洛夫也一定跟他一样不想挨炸，因此没有吭声。大约走了一小时，透过飞雪，看到一座黄砖圆顶的钟楼就在前面。他们开进一座小镇，镇上成群的士兵来来往往，军用卡车在白木头房子之间的泥泞街道上东倒西歪地开来开去。一些卡车上，包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带、脸色发青的士兵，忧郁地朝外盯着看。老百姓，大部分是老大娘和儿童，身上带着雪花站在屋门前，严肃地看着来往的车辆。

在一座黄砖砌的教堂台阶前面，帕格跟其余的人分开了。一个教导员走过来带他坐上一辆小型英国吉普，军官穿了一件束皮带的白皮上衣，有一对鞑靼人的斜眼睛和列宁一样的小胡子。韬基·塔茨伯利高兴地指着吉普车的商标用俄语说：“啊，英国的援助终于到达了前线！”教导员用不流畅的英语回答说，阻止德国人前进需要的是人和枪炮，而不是汽车，英国车不结实，不能胜任繁重的任务。

帕米拉睁着大眼严肃地看着维克多·亨利。尽管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她看起来还是很迷人，羊皮帽子还是挺神气地歪戴在头上。“你自己要注意点儿”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吉普车离开了喧闹的小镇，西行进入白雪茫茫的沉寂森林。看来他们是直接往前线方向开，但是炮声都是从左面往南去的。帕格想，也许由于下雪，前面的炮声被挡住了。他看到很多新炸倒的树木和炸弹坑，覆盖着新下的雪。教导员说，前天德国人轰炸了这片地方，引诱隐蔽在树林里的俄国炮兵队开火，但没有成功。吉普车颠簸着经过了一些炮兵队：马拉的大型榴弹炮停在常青树木和已经准备好的炮弹之间，由面色疲倦、胡子拉碴的士兵看管着。

他们来到一条穿过炸倒的树木的简陋壕沟边，壕沟两边培了很高的土，上面盖着雪。教导员说，这些是假战壕，有意把土培得很高，以便看得出来。昨天这里挨了好多炮弹，真壕沟在几百码之外安然无恙。真壕沟沿着河岸挖掘，它的木头顶与地面齐平，上面盖着雪，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教导员把吉普车停在树林里，其余的路程，他和维克多·亨利在小树丛中爬行。“我们的行动让德国佬观察到的越少越好。”俄国人说。

这里，在一个深泥洞里——有三个士兵守着的机关枪哨所，维克多·亨利透过沙袋的射击缝隙看到了德国人。他们在河对岸用推土机、平底船、橡皮艇以及卡车等进行工作，这些都清晰可见。有些人在用铲子挖土，有的手提着轻机关枪在巡逻。不像俄国人，隐蔽得好像地下的野生动物一样，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想掩饰他们的活动。要不是有钢盔、枪炮、长灰大衣，他们可真是像和平时期一大群从事建筑工程的人。通过一个士兵递给他的望远镜——德国望远镜——维克多·亨利能够看到希特勒挨冻的士兵们发紫的鼻子和脸，以及他们戴的眼镜。“你们可以像打鸟一样打他们。”他用俄语说。这是他所能表达的最接近美国俗话“他们是卧着的鸭子”的一句话。

士兵嘟囔着说：“是啊，那我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引他们来炮轰我们了！不能啊，谢谢您，美国先生。”

“假如他们真修好桥，”教导员说，“开始过河来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准他们的脑袋放一大批子弹。”

“这就是我们等待的目的。”一个抽着烟斗、垂着一大把胡子的士兵说，他看来是这个地洞的头儿。

帕格说：“你们真认为如果他们过河来，你们能守住吗？”

三个士兵抬起眼来互相看看，掂量一下这个外国人用蹩脚的俄语所提的问题的分量。他们脸上带着泄气的表情。在这个已经看得到德国人的地方，帕格第一次在红军的脸上发现恐惧的表情。“唉，如果到那时候，”抽烟斗的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天，一个俄国战士懂得怎样去死。”

教导员敏捷地说：“战士的责任是活着，同志，不是去死——是活着战斗。他们过不了河。我们的大炮就是为他们过河准备的，只等他们浪费时间修好了桥，开始渡河的时候，我们就要轰这些希特勒鬼子！嘿，波里科夫，怎么样？”

“对啦，”满脸胡子、流着鼻涕的士兵说，他蹲在角落里，对着冻僵的红手呵气，“正是这样，教导员同志。”

维克多·亨利和教导员沿着掩体、小碉堡、壕沟以及这条防御单薄的战线上的军人哨所，穿过一株株树，在树丛中爬行。教导员说，一营九百人就部署在沿河五英里的战线上，以阻止德国人进入一条重要公路。“这次战役简直就是一次赛跑，”当他们在掩体之间爬行时，教导员喘着气说，“德国人想跑在冰雪老爷爷前头进入莫斯科。这就是明摆在那里的情况。他们不惜大量流血往前赶，可是不用担心，冰雪老爷爷是俄国人的老朋友，他会把他们都冻死在冰地上。你等着瞧吧，他们永远也跑不到前头去。”

教导员显然负有鼓舞士气的使命。无论走到哪里，要是他们在战壕里碰到一个情绪很高的领导，那么士兵们似乎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其余地方，从他们忧愁的目光、耷拉着的肩膀、邋遢的军服、肮脏的武器和地洞里到处乱扔的吃剩的东西，可以看出一种听天由命的劲头。教导员向他们发表长篇讲话，用一个美国人奇怪的光临来鼓舞他们，但长了一头长发的斯拉夫人多半是带着讽刺怀疑的眼神瞧着亨利，好像在说：“要是你真是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蠢，还跑到这里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命不好。”

沿河一线都可以看到德国人，镇静而有条不紊地在准备渡河。帕格想，他们这种认真办事的气氛比枪林弹雨更可怕。他们人数之多也值得注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教导员和维克多·亨利从最大的一个地洞出来以后，用胳膊撑着卧在雪地上。“好吧，上校，我们已经走完了这条战线的这一部分。也许现在您要回去找您的同伙了。”

“走吧。”

教导员冷冷地带着一丝笑容，挣扎着站起来。“在树荫里面走。”

他们回到吉普车上。帕格问：“我们这里离莫斯科有多远？”

“哦，够远啦。”教导员发动了引擎，“我希望您已经看到您想看的东西了。”

“看到了不少。”维克多·亨利说。

教导员转过那张像列宁的脸，对着这位美国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光看一下是不容易理解前线的。”

“我理解你们需要第二战场。”

教导员粗声粗气地咕噜一声：“那您理解了主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第二战场，亨利上校，如果必要，我们自己也会将这些德国瘟神消灭干净的。”

当他们回到镇上的中央广场时，雪已经停了。一块块蓝天透过行云，好像在迅速移动。寒风凛冽，卡车、马车、马、士兵乱成一团，比以前更糟。到处都听到俄语厉害的咒骂声与争论。脸上有皱纹的老大娘和儿童仍然睁大了忧郁的眼睛，望着一片混乱的景象。两匹马摔倒在地上，装军火的大车也翻倒在地。在这里，吉普车和黑轿车相遇了。周围挤着一大批车辆，有近四十个士兵和军官大声吆喝着，望着马匹在杂乱的泥辙中踢腿挣扎，韬基·塔茨伯利很兴奋地站在一边。还有一些士兵把破箱子里掉出来的黄铜色炮弹集中在一起，放在雪地上闪闪发光。“啊！回来啦？真一团糟！真奇怪，整个大车怎么没有轰的一声全炸飞了？只剩下直径一百英尺的大坑。”

“帕米拉在哪里？”

塔茨伯利向肩后轻轻弹了一下手指：“后面教堂里，钟楼上有一个炮兵的敌机监视站。那里可以看得很远，但这鬼塔我上不去。她在那里记录一些情况。前线情况怎么样？你一定要把整个情况都讲给我听。真冻死人，嗯？你认为德国佬开始有点儿够呛了吗？哦，他们把马拉起来了。”

安菲季耶特洛夫说，他正准备带塔茨伯利去附近战场上看一架被打下来的容克-88型飞机。帕格告诉他，他看见过不少容克-88型飞机，他愿意去教堂和帕米拉一起等着他们。安菲季耶特洛夫有点儿生气：“好吧，请在那里等着，上校。我们二十分钟之内回来。”

帕格告别了胡子拉碴的教导员，他正坐在吉普车的驾驶盘后面，对着一个手里抓着一只活白鹅的瘦长士兵大声喊，士兵也回过头来粗声叫喊。鹅转过橘黄色的嘴，两只小眼睛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好像在捉摸自己的命运。帕格绕过混乱的车辆，咯吱咯吱踩着干雪走向教堂。没有护送的人——即使只有几分钟——使他有一种奇怪而愉快的感觉。教堂内，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教堂里不该有的强烈的药品和消毒剂的难闻气味。肮脏墙上的壁画已经剥落了，画中的大蓝眼睛圣像看着躺在草席上扎着绷带的士兵。他们抽着烟，互相交谈，或忧郁地瞪着大眼。钟楼内，狭窄的石楼梯盘旋而上，没有扶手，使帕格感到有点儿头晕。但他还是沿着粗墙往上走，然后到达一个铺地板的平台，与几口生锈的大钟齐平，风从四面敞开的砖砌拱门中突然吹来。他缓一口气，登上一架摇晃的木梯。

“维克多！”当他出现在最高层的砖砌走道上时，帕姆挥手喊他。

走近一看，钟楼巨大的圆顶做得很粗糙，是用铁皮钉在弯曲的架子上的，上面都是锈。四围是黄砖砌的走道和短墙，帕米拉蹲在角落里挡风的地方。炮兵敌机监视员穿着齐膝盖的棕色大衣，戴着露指的手套和防风镜，紧垂着护耳，看不到他的脸，也不知道长什么形状。三脚架上有一副巨大的望远镜对着西边。在帕米拉蹲的地方的边上，一只黑猫在舔一碗汤，似乎觉得不好吃，摇摇大脑袋，接着又舔起来。帕米拉和监视员都对着猫笑。“胡椒太多啦，咪咪？”帕米拉愉快俏皮的表情清楚地说明她在这里很高兴。钟楼下面，空旷的平原延伸到东面和南面很远的森林，西边和北边是黑色的蜿蜒的河流以及稀稀拉拉的树木。钟楼下面的小镇上，人马挤成一团，给一片空旷的银白色世界带来隐约的喧闹声。

“您是美国军官吗？”监视员露在外面的一块多毛的脸上显出了整齐的牙齿。

“是的。”

“您看不看？”他用戴着露指手套的手轻轻地拍着望远镜。

“您能看到德国人吗？”帕格问。

“太多啦。”

“一个就够多啦！”帕格说。

监视员严肃地点点头，轻轻笑了一声，离开了望远镜。帕格的眼睛被风吹得流着眼泪，他凑到接目镜上，河边的德国人立刻就出现在眼前，但又模糊又小，还在做原来的工作。

“这情景不使你感到有点儿不安吗？”帕姆说着，拍了拍猫，“他们真是处之泰然。”

维克多·亨利走到砖砌的短墙角落，双手塞在蓝大衣里，从各个角度观察雪野远景。监视员自南向北转动着望远镜，缓慢地沿着河流扫视，一面对着干电池的电话机讲话，黑色的电话线交叉在短墙上。

“跟我说说前线怎么样。咪咪，不要忘了洗耳朵后面。”猫正在舔自己，帕米拉给它的脑袋搔痒。

帕格一面告诉她前线的情况，一面细心地观察四周的地平线，好像他是站在舰只的舰桥上。远方覆雪的森林中有一些奇怪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注意。背对着监视员，他用一只粗糙发红的手遮在眼睛上，专心致志地望着东方。“把那个给我。”她从望远镜边上敞着的箱子里拿了一副小望远镜递给他。帕格看了一眼，拍拍监视员的肩膀，指指东方。监视员把三脚架上的大望远镜转过半圈，吓了一跳，摘了防风镜和帽子又看起来。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满脸雀斑，看上去最多二十岁。他抓起电话机，摇着铃，说了一会儿，又摇，没有回音。他显得很生气，戴上帽子，踩着梯子下去了。

“怎么啦？”帕米拉问。

“你来看看。”

通过监视员的大望远镜，帕米拉看到一队车辆从树林里出来。

“是坦克吗？”

“有些是卡车和坐人的装甲车。不过，是一支坦克部队。”维克多·亨利一面说，一面举着望远镜，像是观看游行队伍似的。

“他们是俄国人吗？”

“不。”

“可这是我们来的方向。”

“是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她面颊红润的脸上显出了恐惧，但也有一丝兴奋的欢乐。“那我们不是陷在里面了吗？我们要下楼去找安菲季耶特洛夫吗？”

用肉眼看，装甲车队在五六英里以外，像白色大地上的一条小黑虫。帕格一边瞪着眼往东望着，一边寻思着。这个突然变化可能引起的后果太坏了，简直说不出口。他对塔茨伯利自私把他女儿拉到这儿来冒险感到有点儿生气。当然，没有人预计到在后方会碰到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但他们已经来了！要是碰到最坏的情况，他觉得如果被俘，虽然在见到长官前，士兵们会给他一些难堪，他倒是能应付俘获他的德国人，但塔茨伯利父女是德国的敌人。

“我跟你说，帕姆，”他说，望着“小虫子”已经清楚地从树林里缓缓向镇上移动，拖着一条黑尾巴，“上校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让我们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好吧。天晓得，德国人怎么从后面转出来了？”

“安菲季耶特洛夫说南边有一点儿问题。他们一定是突破过了河，然后绕过树林。不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

梯子的上端被沉重的脚步踩得摇晃起来，浅黄头发的小伙子上来了。他抓住测绘器对准德国人，来回推动标尺，迅速在膝上摊开一张带方格的黑白小地图，对着电话机喊道：“五点六！一二四！R七M十二！对，对！”他兴奋、激动地对客人们咧嘴笑了笑：“我们的炮台正瞄准他们，等他们到达适当的位置，我们要把他们轰成碎片。所以，或许你们还能看到些什么。”他戴上防风镜，从一个眼睛明亮的小伙子又变成了看不到脸的严肃的监视员。

维克多·亨利说：“他们在河那边注视着你们的炮台放炮。”

监视员挥舞着穿得很臃肿的双臂：“好，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婊子养的从后面占领这镇子，我们能让吗？”

“我听到飞机的声音。”帕格的望远镜转向西边天空，“飞机！”

“是的！”监视员把望远镜转过来指向上空，开始对着电话机喊话。

“还有飞机？”帕米拉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吧，我对飞机还比较习惯。”

“这是德国人的演习，”维克多·亨利说，“坦克和飞机联合进行。”

飞来的三架斯杜加在帕格的望远镜里越来越大。监视员把望远镜又转过来对着坦克，开始欢呼起来。帕格朝他望的方向看去。“哈哈！现在我可以说是在做军事观察，帕姆。”在德国人与镇子中间，另一队坦克从树林中出来，差不多在与装甲车队成直角的一条线上移动。他把望远镜递给她，眼睛还瞟着飞机。

“啊！啊！”帕米拉叫道，“我们的？”

“是的！”监视员喊道，咧着嘴对她笑，“我们的！我们的！”

一只手重重地在她肩上一击，把她打趴在地上。“他们开始俯冲了，”维克多·亨利说，“爬过去靠近圆顶卧倒，不要动！”他跪在她身边，他的帽子已经掉下来滚跑了。他掠开眼睛前面的黑发，注视着飞机。飞机已转过来向下俯冲，快与钟楼一样高的时候，扔下了炸弹。飞机带着引擎的吼叫和刺耳的风啸声又陡直上升。帕格可以看到飞机上的黑十字、卐字以及带黄色防弹玻璃的机舱。教堂四周的炸弹开始爆炸，钟楼摇晃起来，火焰、尘土和硝烟从短墙外面升起，但是帕格还保持着清醒，注意到飞行的技术很糟。三架笨拙的黑色飞机乱成一团，飞上去转过来，又俯冲时几乎互相碰撞。他想，德国空军不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老飞行员，就是不用他们在这个地区飞行。镇上的高射炮发出了短促的砰砰声，将炮弹射向天空。

帕米拉抓住了他的手，她靠着圆顶畏缩在他身后。

“躺下就是了，这一会儿就过去。”帕格说话时，看到一架斯杜加离开了其余两架，直接向钟楼俯冲下来。他大声向监视员叫喊，但飞机声、高射炮声、风啸声和镇上的哭闹声已经淹没了他的声音。曳光弹从灰色的天空落向钟楼，划出一道红虚线，铁皮的圆顶由于扫射发出有规律的声音。维克多·亨利猛地一下把帕米拉推到地上，自己趴在她身上。飞机从空中冲下来，已经可以看到相当大的机身。维克多·亨利一直回头注视着飞机，他看到防弹玻璃后面模糊的飞行员，一个不戴钢盔、浅黄头发的年轻人咧着嘴在笑。他想这个年轻人要撞到圆顶上了，他刚往下一缩，就感到左肩上有什么东西被撕了下来。飞机带着刺耳的啸声和吼声掠过上空，飞走消失了。嗖嗖嗖的子弹呼啸声也停止了。

帕格站起来，摸了摸肩膀，袖子的最上面被撕开了，肩章还挂在那里，但没有血。监视员躺在翻倒的望远镜旁边的砖地上。炸弹在下面爆炸，其余两架飞机还在镇子上空尖叫、怒吼，一架冒着浓烟。监视员的头上在冒血，帕格发觉打下来的破帽子里有白色的头颅骨，感到一阵恐惧。淡黄色的头发下面，红灰色的血浆还在慢慢地流着。帕格走到监视员面前，小心地摘去了他的防风镜，那双蓝眼睛一动不动地睁着，已经没有眼神了。头上的创伤是致命的。帕格拿起电话机，摇着铃，有人回话。他用俄语大声喊道：“我是在这里的美国客人，听懂了吗？”

他看到那架冒烟的飞机正挣扎着往上飞，突然爆炸了，变成一团火焰，掉了下去。“听懂了，康士坦丁在哪里？”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被飞机炸死了。”

“好吧，马上派人来。”

帕米拉爬到监视员身边，望着死人的脸和炸碎的脑袋。

“啊，我的天，我的天！”她用手捂着脸哭了。

剩下的那架飞机飞远了，看不见了。镇上的大火冒着浓烟，可以闻到谷草燃烧的气味。在东边，穿过平原，两队坦克形成一个黑色的V字，有几英里路长。帕格扶起了望远镜。穿过视野里的烟浪，他看到广阔的白雪平原上，坦克在一个狂乱的黄色旋涡里转来转去。在俄国的轻型坦克中，有五辆巨型的KV坦克挤来挤去。有好几辆德国坦克已经着火，坦克手在雪地里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有些德国坦克和卡车掉头向树林里开。帕格只看到一辆俄国轻型坦克冒烟，但他正观察的时候，一辆KV坦克爆炸了，燃起一团绚丽的紫黄色的熊熊大火，在雪地上形成一片鲜艳的色彩。这个时候，其余的德国坦克都开始掉头了。

“咪咪！啊，我的天，我的天，不，停止吧！”

猫正趴在死人身上，帕姆一把抓住了它。她抱着猫走到帕格面前，泪痕满面的脸显得憔悴而呆板。猫的鼻子和胡子上都沾了血，舌头一吐一吐。她哽咽着说：“这不能怪动物。”

“俄国人在那里打了胜仗。”维克多·亨利说。

她睁着惊恐失神的大眼睛望着他，紧紧地抓住黑猫。她用手摸着他衣服肩膀上的裂缝：“最亲爱的，你受伤了吗？”

“不，一点儿也没有。弹片刚刚擦过去。”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梯子发出震动的声音，安菲季耶特洛夫兴奋而发红的脸出现了。“好啊，你们都平安。好，我感到很高兴。待在这里最好了，镇上炸得挺凶，炸死好多人。快！你们俩，请跟我来。”然后，他的眼光接触到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哎哟！”

“我们挨了炸，”帕格说，“他死了。”

上校摇了摇头，说：“好吧，请快来。”

“你先下，帕姆。”

帕米拉看了看躺在砖地上积雪和血泊中的监视员，又看了看铁皮圆顶，还看了看外面的坦克战，以及坦克压出来的黑V字的远景。“我好像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我带着猫下不了梯子，我们不能把它留在这里。”

“把猫给我。”

帕格·亨利把猫塞在大衣口袋里，用一只胳膊压住，别别扭扭地跟着她下了梯子和螺旋形的台阶。有一次，猫动弹起来，又咬又抓，他差一点儿掉下去。到了教堂外，他把猫放了，但不知是由于来往的车辆还是滚滚的浓烟，它害怕了，又跑了回去，消失在伤员之间。

在黑轿车开着的门口，塔茨伯利向他们挥动着拐杖。“你们好啊！就在镇子外，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坦克战！他们说至少有一百辆坦克转来转去，就在这个时候！像地狱一样可怕！喂，你的大衣破了，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虽然已经一点儿精神也没有了，但想到战争的实际情况与新闻报道的差距，还能够笑一下，一面把肩章摘下来放进口袋里。与塔茨伯利的描绘相比，在积雪的平原上，两小队坦克互相不断射击的实际情况，看来是不太生动的小规模战斗。

“我们也看见了。”他说。帕米拉进入车厢，坐在后座的角落里，闭上眼睛。

“你们看了吗？好，帕姆应该帮助写这篇报道了！啊，帕姆，你没不舒服吧，是吗？”

“我很好，韬基，谢谢你。”帕姆回答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帕格对上校说：“我们看着德国人开始逃跑的。”

“是啊，加普兰的营得到了南线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营。”安菲季耶特洛夫关上了车门，“请你们都坐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回莫斯科。”

“啊，不！”塔茨伯利的胖脸像个婴儿似的皱起来，“在战斗结束后，我想去看一看，还要和坦克手谈一谈。”

安菲季耶特洛夫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咧嘴露出了牙床和牙，但没有笑容。透过他后面结了霜的风挡玻璃，他们可以模糊地看到镇上主要大街上的烟、火、一匹向前扑倒的马，士兵跑来跑去，绿色军用卡车挤在一起缓慢地行进。“是这样，北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莫斯科处在危急中。唉，所有外国使团都要向高加索撤退。我们必须马上溜。”他说“溜”这个生硬的俚语时，没有一点儿幽默味道。然后，他对驾驶员说：“快走！”

在盖在乘客腿上的毛毯下面，帕米拉·塔茨伯利戴着手套的手握住了维克多·亨利的手。她脱掉手套，把她冰冷的手指绕在他的手指上，把她的脸靠在他的长大衣的破肩膀上。他粗糙的手紧紧地和她的手握在一起。

第五十六章

莱斯里·斯鲁特穿着大衣，戴着皮帽，正坐在煤油灯下工作，听到黑暗中有脚步声。他的办公桌正好放在大使在莫斯科的住所——斯巴索大厦大理石圆柱厅没有亮的大吊灯下面。

“谁在那儿？”紧张而粗哑的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发出回响。他还没有看到脸，就认出了白海军帽、白围巾和铜扣子。“我的天，亨利上校，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送你去喀山车站？也许现在还来得及，你必须在今晚离开莫斯科！”

“我到过车站，去古比雪夫的火车已经开了。”帕格掸掉了肩上的雪，“突袭把我们截在城外不能进来。”

斯鲁特十分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但是，这太糟了！天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有去古比雪夫的火车——要是有的话。你知道一支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穿过北面，正插到城后面去吗？他们说，另一个钳形攻势正从卡卢加过来。现在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想得到，就是也许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就全部被包围了。现在的情景又开始像华沙一样了。”斯鲁特发出轻松的笑声，“对不起，没有椅子，来了一群乔治亚工人，疯了似的把所有家具都堆在一起盖上了——哦，还有一张凳子，坐下，坐下。”

帕格说：“关于德国人的钳形攻势我倒不知道，我刚从外交部来。”他坐下，也不解开大衣。斯巴索大厦里几乎和外面大风雪里一样黑、一样冷。

“你想他们会跟你讲实话吗？我可以实话跟你说，这些消息是我今晚九点钟在喀山车站餐厅里直接听瑞典大使说的，我在那里送我们的人走。我的天，车站的景象真使人难忘！如果扔一颗炸弹，全部新闻记者、百分之九十在俄国的外交官以及一大批苏联的官僚统统完了。”

“所有的打字机都收起来了吗？我要写一份报告。”

“在耶顿上校办公室还有打字机。我还有一台破家伙，代办在古比雪夫安排好之前，我多少还得维持一段工作。”斯鲁特心不在焉地镇静回答。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他一下子跳起来了。“这是炸弹吗？你已经没有时间写报告了，上校。我有责任送你马上离开莫斯科，我有理由一定要坚持这一点——”

帕格抬起手：“外交部正在安排。像我这样掉队的，还有别人。明天十一点钟，我还得去一下。”

“啊！那好，如果外交部肯定负责任的话，那就行了。”斯鲁特傻笑着说。

维克多·亨利眯起眼睛望着他：“怎么你又挑上这副担子啦？华沙之后又让你干这事有点儿过分啦。”

“是我自愿的。你好像不相信，我真是自愿。到底我经过了一次锻炼。我对我在华沙的工作也不太满意，我想也许这一次可以补救一下。”

“哪里，拜伦告诉我你在华沙干得很出色。”

“是吗？拜伦是个正人君子，几乎像个骑士。这提醒了我，你走的那天，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大邮包，其中还有罗马来的东西。你要看看你新生孙子的照片吗？”他在桌子上的纸堆里找了半天，从一个皱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你说他长得漂亮吧？”

煤油灯的灯光使海军军官脸上显出深黑的皱纹。他先看了一下照片背后写的几个字：给老斯鲁特——路易·亨利，十一天，和马戏团的胖女人。然后，他又细看照片。丰满的、眼睛深凹的娜塔丽，穿着宽松的长袍，抱着一个婴孩，看起来与拜伦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三角脸，一双严肃的大眼睛，有趣而坚决的表情，柔软的淡黄色头发——这些都一样；路易跟他的儿子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比杰妮丝的孩子更像亨利家的人。维克多·亨利清了一下嗓子，说：“不坏。娜塔丽说得对，她是长胖了。”

“可不是长胖了吗，她说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间太长了。我打赌这孩子不仅漂亮，而且聪明。长的就是聪明样儿。”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看着照片，斯鲁特加了一句，“你要留着它吗？”

亨利马上把照片还给他：“不，当然不。她送给你的。”

“给我就丢了，亨利上校。我有一张娜塔丽的照片，比这张好。”

“真的？那好吧。”维克多·亨利很不自然地微笑着，想表示感谢，但找不到适当的词。他很小心地把照片放到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塔茨伯利父女怎么样？”斯鲁特问，“他们也陷在莫斯科了吗？”

“我和韬基分别时，他正想办法找个关系让他自己和帕姆搭飞机去阿尔汉格尔。俄国人要用飞机送一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教练员走。他肯定能坐上这班飞机的。”

“好。你们在前线碰上什么麻烦了吗？真是白痴，拖一个女孩子到那里去！”

“唉，我们听到了炮声，也看到了一些德国人。我还是去写报告吧，如果韬基要飞走，我就给他一份从伦敦转。”

“也给我一份，可以吗？另外再给一份，让下一次的信使带走，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斯鲁特。”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时我在华沙，我知道德国人能做什么。”

“你知道俄国人能做什么吗？”

“以前我想我知道，我曾经是使馆里最大的红军吹捧者，直到——”斯鲁特耸了耸肩，转向他的办公桌，擤了一下鼻子，“唯一使我真感到不好受的是这烧纸味。我的天，怎么又回到华沙的样子！整个使馆都乌烟瘴气，一直到他们离开，烧呀，烧呀，烧了一整天。还有一吨我得想办法在早晨把它烧了。”

“整个莫斯科都是这烧纸味，”帕格说，“在大风雪里开着车，闻到烧纸味真是活受罪。城里是兵荒马乱一团糟，斯鲁特。你看到铁丝网和乱七八糟的钢材封锁的桥梁了吗？还有，我的天，火车站人乱成一团！往东走的车辆挤在一起，大灯都开着，管他妈的灯火管制！我没想到整个苏联有这样多的卡车和卧车，装满了床垫、老年人、婴儿等等。蓝色的防空探照灯还在头上晃来晃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加上风雪，我跟你说，真有一种到了世界末日的感觉。”

斯鲁特笑了一声：“是啊，不是吗？大批人离开是从你们动身那天开始的，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政府大员是昨天走的，坐着一长串响着喇叭的黑轿车。哎呀，你应该看看沿街老百姓的脸色！我肯定惊慌是由这引起的。不管怎样，我信任斯大林。他留到最后，这要有勇气，因为如果希特勒逮住斯大林，他会把他像狗一样吊死在红场。他还会把列宁的遗体从墓里拖出来，挂在一起，让风把它吹成碎片。啊，这里将发生好多惊天动地的事，谁能活下来，就能告诉你。”

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扣上大衣。“你知道门口已经没有守卫了吗？我刚才是一直走进来的。”

“这不可能，我们白天和晚上都有外交部分派的士兵守卫。”

“那里没有人。”

斯鲁特两次张开嘴，又闭上。“你肯定吗？那我们就可能遭到匪徒的抢劫！士兵离开他们的岗位，这就快完了。我一定要问外交部，如果交换台还有人的话！”他跳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维克多·亨利摸到大使馆武官的办公室。他擦亮一根火柴，找到了两盏煤油灯，把它们点上。借着昏暗的青黄色灯光，他观察了一下办公室。地板上和屋内所有东西的表面都蒙了一层黑纸灰。地板上和皮椅上，堆着报告、档案和没有装订的纸张，上面用红铅笔写着：销毁——特急。空的抽屉和文件柜都敞开在那里，一张转椅翻倒过来了，整个地方好像遭了抢劫一样。桌子上，打字机的键都搞乱了，一张破纸板竖在那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紧急——今晚烧毁第二个锁着的棕色文件柜里的文件（莱·斯鲁特知道暗码）。帕格清理了书桌，弄平了打字机的键，在打字机两边各摆一盏煤油灯。他从抽屉里找到纸张、复写纸和薄透明纸。

莫斯科前线——目击报告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于斯巴索大厦

他的冻僵了的手指老打不到该打的键上去，穿着长大衣打字总是感到笨手笨脚，不灵活。缓慢的打字声在空无一人的大使馆里引起了回声。一盏油灯开始冒烟，他拨弄灯芯搞亮了灯。

我刚从莫斯科西边战线回来，拟将此行的情况报告一下。

今晚由于莫斯科遭到空袭，我们的汽车被阻在城外二十英里的地方。从远处看，这是一派不平常的景象：整整半小时，在地平线上，扇形的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就像五彩的烟火伞一样笼罩在一小块地面上。俄国人尽管物资缺乏，但是高射炮火的供应看来是无限量的，当德国空军冒险进入首都后，他们向高空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我过去在伦敦或柏林所见的，与这是不能相比的。

尽管如此，今晚莫斯科地面上的情况则与空中的英勇表现不相适应。城市正在做被围攻的准备。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胆小的人在大雪中仓促逃跑。共产党政府无法或不想消灭这种惊慌现象。有人跟我说，对这种群众纷纷离开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句粗话——“大开溜”。外国使节和新闻记者已经被送往东面五百英里远的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政府机关也一起撤退到安全地带，往东一路拥挤的车辆和步行的人群不能不给人一种耗子离开沉船的印象。不管怎样，据报告，斯大林继续留下。

我认为这种惊慌似乎早了一点儿，莫斯科还很有可能守得住，即使沦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前线给了我好多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俄国人虽然已经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但还没有被打垮。美国领导一定在估计俄国人将支撑下去还是倒下去，并以此来考虑《租借法案》的运输供应。前线目击者的估计，即使是片断的，也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打字机现在打得快了。已经快一点钟了，维克多·亨利还得回旅馆整理行装。他又吃了一块俄国北极熊牌巧克力，以加点儿劲，然后开始打他一路的见闻。突然，室内的电灯亮了，但他没熄灭煤油灯，仍继续打下去。约半小时后，电灯忽明忽暗了一会儿，转为橙黄色，逐渐暗淡下来，跳动一下就灭了。他继续打字，正当他叙述KV坦克内部的情况时，斯鲁特进来了，说：“你真干下去了。”

“你自己也工作得这样晚。”

“我那一堆快处理完了。”斯鲁特把一个棕色的蜡封信封扔在桌子上，“我忘了，这也是这一次随邮包来的。喝点儿咖啡吗？”

“当然喝，谢谢。”

帕格伸一伸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捶捶膀子，蹬蹬脚，然后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来自白宫，一封来自人事局。他犹豫了一下，打开了白宫来的信，哈里·霍普金斯仓促歪斜的几行手书就占满了一张信纸。

我亲爱的帕格：

祝贺上级对你的新任命，并转达头头儿的良好祝愿。他现在忙着对付日本人，他们开始猖狂起来了。当然，我们都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斗争。我仍然认为——并祝愿——他们能守住。我希望我的信已经递交给斯大林了。他是一只陆地上的螃蟹，你得使他相信，横渡海峡是一项比较大的任务，要不然，对我们不守信的指责就会满天飞，希特勒听到准会高兴。大西洋潜艇击沉舰只的数字不幸有了一些上升，德国人在非洲也开始动手了。总之，我们的事业好像要进入大风暴中。这里穿灰制服的弟兄们将会很想念你。

哈里·霍

另一个信封里装着海军的邮寄电报。

自：人事局局长

发：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自十一月一日起，免除原职务。根据交通情况，尽速赴珍珠港向加利福尼亚（战列舰64）报到，接替舰长职务。报送赴珍珠港旅费单据。

一张薄薄的黄纸，几句枯燥平常的海军用语，就授予了亨利一艘战列舰的指挥权——而且是什么样的战列舰啊！“加利福尼亚”号，原来的老普鲁纳艇，他在那里服务过两次，一次作为海军少尉，一次是海军少校；一艘他很熟悉、很爱护的舰艇，一九一九年下水，以他家乡的州名命名，现在已经全部现代化了。

“加利福尼亚”号的舰长！

帕格·亨利的第一反应是冷静地盘算了一下。显然，到海军中将金那里做参谋人员这一关他是逃过去了。跟他同一级的人，只有华伦道夫、孟森与布朗当过战列舰的舰长，鲁滨逊指挥“萨拉托加”号。他在总统那里当“灰制服听差”的这个不平常的差使，最后证明倒是一个提升的捷径。突然，将级的灿烂前程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想到了罗达，因为她跟他同甘共苦了二十七年，等着这小小一张黄色薄纸；还有帕米拉，他现在就想让她知道，让她也高兴高兴。但是，他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在莫斯科见到她。他们是在车站紧紧握手以后分手的，当时韬基·塔茨伯利一面恳求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带他一起走，一面对外交部的官员咆哮，这个人正想法领他走。

莱斯里·斯鲁特拿着两杯咖啡进来。“有好消息吗？”

“新任命。‘加利福尼亚’号指挥官。”

“啊？那是什么？”

“一艘战列舰。”

“一艘战列舰？”斯鲁特呷着咖啡，有点儿迷惑不解，“这就是你下一步所要的？”

“唉，换个环境。”

“我总觉得，干了你已经在干的这种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差使的面太窄了——日常性的工作。没有很多海军军官——事实上，没有很多美国人——面对面地和斯大林谈过话。”

“莱斯里，对这个任命，我一点儿没感到不高兴。”

“啊！那好，那就应该祝贺啦。报告写得怎么样啦？我准备去睡觉了。”

“还得几小时。”

“你睡不了多少时间了。”斯鲁特摇着头出去了。

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喝咖啡，面对这张小小的长方形黄纸沉思，这张小纸已经对他的生活突然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不能要求比这更好的决定了。这是优质奖章，是“天字一号”，是海军服务中的金质勋章。但是，他精神上仍然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安，使这个了不起的喜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什么？帕格一面呷着咖啡，一面扪心自问，结果发现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的事。

经过二十五年多，他已经有一点儿放弃自己的事业心了。他对战争有兴趣，在作战计划处，他曾经从事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斗，以争取登陆艇方案列于优先地位。“帕格的女友艾尔西”不是开玩笑的。但现在他不能继续斗争了，麦克·德雷顿将接替他。麦克是一个很好的中校级军官，在舰船局有很多经验，对国家的工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缺少斗争性，级别也不高，“艾尔西”看来要吃亏。

这不会持久。有一天，登陆艇问题会急转直下——亨利从他的战役研究中深信这一点——登陆艇会列在优先照顾项目的最前面，随即出现建造登陆艇的狂热。军事力量可能会遭受损失，可以想象第一次登陆作战会失败，会有大量伤亡。但是，帕格想，以为战争重担就在自己肩上，而且像过去为自己的前程那样为“艾尔西”坐卧不安，是很可笑的。那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战争比任何个人都大得多，他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替换的齿轮，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美国一定会生产足够的登陆艇来打败希特勒。目前，他得到他的战列舰上去。

他拿起一盏油灯走到站在角落里的地球仪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莫斯科到珍珠港的距离。他惊奇地发现，不论从东边走还是从西边走，简直没什么差别。这两个地方是地球的两极。但是，从哪个方向走耽误的时间比较少，比较安全呢？从西边走，有好的快速交通工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然后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圣弗朗西斯科到檀香山。多轻快！不幸的是，由于可怕的战争障碍，现在从这个方向经过欧洲，从斯匹次卑尔根到西西里，从莫斯科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不可能通过了。通过火线还有几条小道：北海护航队，以及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之间的航空联系也可以碰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如果到了斯德哥尔摩，甚至可以通过柏林和马德里到里斯本，但维克多·亨利上校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号赴任途中，不想再踏上德国以及德国所控制的国家的领土了。上一次，他在沃夫·斯多勒面前粗暴地侮辱了戈林，一定被记录在案。德国人现在已接近世界性的胜利，可能有兴趣整整维克多·亨利。

那么，往东走？俄国火车又慢又没有准，从德国人进攻的方向来的难民已经拥挤不堪了。偶尔开一次的俄国飞机更没有准了。但是，这条路安全一些，同时也近一些。特别是从古比雪夫走，到珍珠港又近了五百英里。是的，他想，他最好现在就让心烦意乱的俄国人安排他绕地球东边走。

“你像一个疯狂的征服者。”他听到斯鲁特说。

“哦？”

“在灯光下贪婪地看着地球，你只需要加点儿小黑胡子就成了。”外交官靠在门边，一根指头摸着烟斗，“我们有个客人在外面。”

吊灯下面的桌子边上，一个矮胖的俄国兵站在那里，正从长咔叽大衣上往下掸雪。他摘下大檐儿帽，抓住一只护耳摇晃。帕格大吃一惊，认出这人正是乔彻南·杰斯特罗。这个人的头发现在剪得很短，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棕色胡子，有些已经灰白了。他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他用德语回答斯鲁特的问话，解释说，为了一身冬衣和合法的证明文件，他混进一支流动部队当了兵。莫斯科当局把难民和散兵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急工作队，只简单问了一下就让他们参加了。他有一些假证明，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一个巡逻警察曾经盘问过他，并把这些证件拿走了，但是他想办法溜掉了。别的假证明文件还可以买到，有一个市场卖这些证件，但他觉得现有的军队证明比较好。

“在这个国家，先生，”他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比猪狗都不如。猪狗没有证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吃饭睡觉，人不行。也许，过一阵子，战争情况会好转一些，那我就能够找到我的家人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斯鲁特问。

“在斯摩棱斯克和游击队在一起。我的儿媳妇病了，我是在那里离开他们的。”

帕格说：“你还打算穿过德国封锁线回去吗？”

娜塔丽的这位亲戚奇怪而诡诈地朝他微微一笑，有胡子的嘴一边向上弯起，露出了白牙齿，另一边严肃地紧闭着。“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亨利上校，到处都是树林。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紧靠着大路驻扎。我已经穿过这条线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跟我一样。”他转过来对斯鲁特说，“就这样。不过，我听说所有外国人都将离开莫斯科。我想知道，我给您的文件怎么样了。”

外交官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瞧了一眼，露出同样的犹豫而发窘的表情。“哦，我让一个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看了这份文件，”斯鲁特说，“他写了一长篇文章寄回美国，恐怕结果只会在报纸里页登一小段新闻。您知道，有多少关于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报道啊！”

“像这样的事？”杰斯特罗喊道，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上显出愤怒和失望，“儿童们，母亲们，老人们？闭门坐在家里并没干什么事，半夜都给拉到树林中挖好的坑里枪杀了？”

“太可怕了，也许明斯克地区的德军司令是一个疯狂的、狂热的纳粹分子。”

“但是打枪的人不是士兵，我对您说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在莫斯科这里，从乌克兰和北面来的人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些事到处都在发生，先生，不仅仅是在明斯克。请原谅我，您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给你们大使呢？我肯定他会把它送给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让他注意您的材料了，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情报人员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

“什么？但是，先生，这是难以置信的！明天我可以带十个人来对你讲这样的故事，带着发誓书。他们中有些人是亲眼看见的，就是从德国人用的那些卡车上逃跑出来的，还有——”

斯鲁特带着被激怒的语气打断他的话。“您看，我的好伙计，我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他指了一下堆满文件的桌子，“负责我们国家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务。我确实认为我已经为您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在我们的情报人员提出怀疑以后，我违背上级指示，让新闻记者看了您的文件。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事实上，我留在莫斯科干这谁也不愿干的事，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您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您的材料的，心情是难受的。但是，这只是战争恐怖的一小部分。莫斯科可能在七十二小时内沦陷，这就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很对不起。”

杰斯特罗若无其事地听完了他发的这一通火，用冷静而顺从的语调回答说：“关于遭训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管怎样，只要罗斯福总统能够知道这些对无辜老百姓的疯狂残杀，他就会制止它们。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杰斯特罗转过来对维克多·亨利说：“上校，您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件事吗？”

帕格已经在设想由他自己写一封信给总统。他看过好多类似杰斯特罗提供的这样的材料，还有关于德国人残杀游击队队员和村里老百姓的更可怕的官方报告。这样的信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比没用更坏，是不在行的。这将是在总统面前唠叨一些他已经估计到或知道的事。他，维克多·亨利，是一个海军军官，是为了《租借法案》的事暂时离职，在苏联值勤。写这样的信，像拜伦在总统宴会上提出的事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动，拜伦至少还可以说是年轻无知，关心他自己的老婆。

维克多·亨利对杰斯特罗的问题只摊了摊双手。

杰斯特罗忧郁地点了点头，说：“自然，这不是您分内的事。您有娜塔丽的消息吗？她跟埃伦回家没有？”

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几个星期前拍的。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我想是这样。”

拿着照片凑近灯光，杰斯特罗的脸上突然露出与原来不相适应的温柔热情的微笑：“啊，这是一个小拜伦。上帝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他瞧着维克多·亨利，把照片递还给他。亨利听到他用德语说的这几句有感情的话，眼睛都湿了。“好吧，你们几位先生对我很好。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把明斯克发生的事告诉你们了。也许有一天，这些材料会到一个合适的人手里。它们是真实的，我祈祷上帝，但愿有人会很快想出办法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罗斯福总统。总统必须从德国人的魔爪中解救犹太人，只有他能做到。”

说完这些话，乔彻南·杰斯特罗毫无表情地对他们勉强笑了笑，就消失在小煤油灯灯光外的黑暗中了。

帕格困极了，熟睡了一两小时后，闹钟又把他闹醒，他差不多忘了他写的信。在民族饭店信笺上潦潦草草写了两张纸的这封信还放在桌子上的闹钟旁边。单调的小房间里，尽管窗子都糊了窗缝，仍然冷得要命。他穿上一件在伦敦买的厚羊毛浴衣，又加上一双厚袜子，坐到桌子边，重读写好的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任命我为“加利福尼亚”号舰长满足了我平生的志愿。我一定恪尽职守，不辜负上级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给霍普金斯先生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我根据他的要求去莫斯科外围前线进行访问的情况。我把所有细节都写上了，也许不值得您一阅。我的基本印象是，大概俄国人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而且迟早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代价是可怕的。目前他们需要——也应该得到——我们提供的各种援助，越快越好。从我们自私的目的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发挥武器的作用，因为他们杀伤了大量德国人，我看到很多死尸。

我还要冒昧地提醒您，这里的大使馆最近收到证据确实的材料，说明明斯克城外非正规的德国军队曾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体屠杀犹太人。我记得您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说过，继续辱骂希特勒是没有用的，而且等于羞辱自己。但是在欧洲，美国被认为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而您，总统先生，对这些人来说是地球上正义之神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事实。

我大胆建议您，调来关于明斯克的材料亲自一阅。如果您向世界揭发他们并以材料作为谴责的依据，德国再采取这些暴行时就得再三考虑考虑。同时，世界舆论可能从此反对希特勒政府。

尊敬您的

美国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睡醒以后再重新读一遍这封信，他最突出的感觉是信中所写考虑不周，最好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第一、二段是无害的，但总统尖锐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其余部分是信的实质，却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得体的。他建议总统越过国务院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驻苏联大使在内，要求阅读一些文件。罗斯福实际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对维克多·亨利的评价就要降低了。他会马上想起亨利有一个犹太儿媳，为这个儿媳还麻烦过他。而且，帕格甚至还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杰斯特罗也可能正如塔茨伯利所猜测的，是苏联内务部派来的，编造一些给美国人看的材料。这个人看起来挺诚实，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在亨利的事业中，他曾经起草过几十封这样构思错误的信，想解决一些问题，后来都放弃不用了。他有一种严格的编辑眼光和一种准确的职业性自卫的敏感。他把信翻过来放在桌上，因为门口有人重重地打门。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穿了一件棕色的长皮大衣，戴着一顶羔羊皮帽，脸红红的，身材显得更魁伟了。“谢天谢地你在这里，老朋友。”记者瘸着腿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伸出他的坏腿，阳光里是一片灰尘，“对不起，我这样闯到你这儿来，但是——喂，你身体还好吧？”

“哦，不错，我很好。”帕格用两只手狠狠地擦脸，“我一夜没睡，写了个报告。有什么事吗？”

记者鼓着两只眼睛盯着他：“事情有点儿难，不过直截了当吧。你和帕米拉是情人吗？”

“什么！”帕格感到太突如其来，也太疲劳，以致既不生气也不感觉好笑，“为什么，不！当然不是。”

“唉，太可笑了，我也认为你们不是。这就使得事情更别扭、更难办了。帕米拉刚才简单地告诉我，除非你也去，否则她不想回伦敦。如果你去古比雪夫，她就要跟去，到英国大使馆干点儿什么事。唉，这是胡闹！”塔茨伯利生起气来，用拐杖敲着地板，“首先第一条，外交部不要她去。但是她横了一条心，你没法儿跟她讲理。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中午就起飞，他们给我们俩都留了位置。”

“她现在在哪里？”

“哼，她居然到红场散步去了！你能想到吗？你看，行李都不整。维克多，我不是来对你显示做父亲的恼怒的，你能体会，对吗？”韬基·塔茨伯利是个爱说话的人，他显然气疯了，嘴里滔滔不绝，“这使我处在最可笑的位置上。见鬼，这些小事情我这辈子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如果我跟她讲道德观念，她就会当着我的面大笑。但是，人之常情又怎样呢？你是有幸福家庭的人，你不愿意她老跟在你后面，对吗？多难为情！不论怎么说，台德·伽拉德怎么办？哈，她让我去告诉他说全吹了！我说我才不给她干这些事呢，她马上胡乱写了一封信塞在我的皮包里。我对你说，对帕姆，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够呛的时刻。”

维克多·亨利把一只手放在眉毛上，虽然心里甜丝丝的，但还是带着倦怠的语调说：“唉，相信我的话，我完全感到意外。”

“我知道你会感到意外。我跟她说这是不行的，说得都生气了。我说你是一个很能克制的老派人，爱惜自己的荣誉，忠于自己的妻子，诸如此类的话。唉，这任性的孩子都同意，说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你。怎么说也说不通。维克多，德国兵已大军压境，可一个英国女人在莫斯科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这有多愚蠢，也一定很危险！”

“是啊，是危险。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古比雪夫，韬基？在俄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除了你，都在那列火车上了。”

“他们都是白痴。在莫斯科想得到一点儿消息已经够难了，在伏尔加的泥洞里，他们还有什么屁东西可写？他们只是喝酒喝到肝硬化，打牌打到眼睛瞎了而已。我的眼睛已经够坏了，我要逃跑了。如果俄国佬能守住莫斯科，我再回来，我相信并希望他们能守住，但如果他们不能，一切就算完了。英国就要毫无办法了，你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得贡献一份力量。这将是一次世界大轮班，你们善于计算时机的罗斯福就要遭到全世界的武装反对。”

维克多·亨利跌跌撞撞跑到黄色镜子前面，摸摸他多须的下颌，说：“我最好跟帕米拉谈一谈。”

“求求你，亲爱的伙计，求求你了。快一点儿！”

帕格走到外面，地上是新下的雪，阳光灿烂。他听到了参差不齐的男声唱着俄国歌曲。在玛耐兹纳雅广场上，一队老人和男孩背着镐和锹，使劲地唱着进行曲，跟在一个军官后面走过去。其余的莫斯科人照常为了各人自己的事在路上跋涉，如往常一样成群结队，披着围巾，但人行道上的行人少多了。帕格想，也许耗子都已经走了，这里留下的是真正的莫斯科人。

他走到红场上，经过一幅巨大的表明祖国已严阵以待的招贴画，画上是一个高喊着的身强力壮的妇女挥舞着刺刀和红旗。还有一些小招贴画，画着长了希特勒脸的老鼠、蜘蛛、蛇被愤怒而漂亮的俄国士兵刺死，或被红军的坦克压死。广场上空无一人，宽阔的地面上铺了很深的白雪，几乎没有一个足印。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列宁墓前，红大理石已经隐蔽在盖着雪的一层层沙包中，两个士兵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像穿着衣服的雕像，但没有排队谒墓的人。在另一边的远处，帕格看到一个穿灰衣服的矮小人形经过瓦西里升天教堂走过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他也能认出“不来梅”号邮船甲板上那个摇晃的步伐和移动膀子的姿势。他朝着她走去，他的套鞋深陷在蒙了一层纸灰的雪地里。她看见他，就招招手。她急急忙忙穿过雪地迎接他，一下子倒在他怀里，像他从柏林飞行回来时那样吻了他。她的呼吸温暖而带有香味：“妈的！老头儿去找你谈了吧。”

“对啦。”

“你筋疲力尽了吧？我知道你一夜没睡，教堂边上有长凳。你的计划怎么样？你们都去古比雪夫，还是你也去伦敦？”

他们胳膊挽着胳膊走着，手指扣在一起。“都不去。突然的改变。我接到了命令，帕姆，命令已经寄到了这儿。我要去指挥一艘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

她停下来，拉住他的胳膊把他转过来对着自己，握住他的两只胳膊，睁大了闪着光的眼睛看着他的脸。“指挥一艘战列舰！”

“不坏吧，嗯？”他像小学生似的说。

“我的天，真惊人！经过这以后，你肯定会成为一个海军将官，可不吗？啊，你妻子将会多么高兴！”帕米拉不自觉地高兴地说着，又往前走，“我希望现在这里有一瓶那种很黏的格鲁吉亚香槟酒。好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加利福尼亚’号基地在哪里？你知道吗？”

“珍珠港。”她带着疑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瓦胡岛，夏威夷群岛。”

“啊，夏威夷。好吧，我们将设法把我弄到夏威夷去。毫无疑问，那里有英国领事馆，或者商务代办处，或者军事联络处，诸如此类的机构。总得有个什么。”

“你不是在空军服务，现在在休假吗？要是韬基回到伦敦，你不需要回去报到吗？”

“亲爱的，让我来安排这一切。我很会，很会去取得我需要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点。”

她大笑起来。他们掸掉了奇怪的教堂栏杆外面长凳上的积雪。教堂的那些带色的圆顶有的像洋葱，有的像菠萝，它们跟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样，一半罩在灰色的厚帆布里。“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夏威夷，怎么走法？”

“我将尽快动身，经过西伯利亚、日本、菲律宾。”他们坐下来，他抓住她的手，“现在，帕姆，你听着——”

“你要教训我吗？请不用费心，维克多，没有用。”

“你提起了我的妻子，她也可能去珍珠港。”

“我也认为她会去。”

“那么，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准确地说？”

“哦，亲爱的，既然你问我，我脑子里想的是你和我欺骗她，体面地、谨慎地，还要和蔼地，等你腻了，我就回家。”

这个直率的声明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多么新奇，多么超出他生活的常规，他只能笨拙而生硬地回答说：“我不懂这种安排。”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一定使你感到吃惊，这对你来说是不道德的。你是一个亲爱的好人。尽管如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我爱你，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幸福，不然便不快乐。今后，我不想再跟你长期分开了，直到有一天你自己让我走开。所以，你得容忍这种安排。这不是一个坏安排，真的。”

“是的，这不是一个坏安排，但你不会遵守它。”

帕米拉的鹅蛋脸上露出了很吃惊的表情，然后她的眼神里闪现出一种快乐的光彩。她一弯嘴唇，聪明地笑了：“你不怎么笨。”

“我一点儿也不笨，帕米拉。海军不会把一艘战列舰交给一个笨蛋。”

一长串有红星标志的青色卡车开进广场，从红砖墙的博物馆与停业的百货大楼之间穿过，面朝列宁墓一辆挨着一辆停下来。

“我们在这里时间有限，”帕格继续说，提高了嗓门，“我暂时把罗达放在一边，只谈你的事——”

她打断他说：“维克多，亲爱的，我知道你对你妻子很忠诚。我总怕你把我当作一个挖墙脚的坏女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是这样。自从今天早晨我被迫告诉韬基以后，我高兴极啦。”

亨利向前倾着身子坐着，胳膊放在膝上，两只手握在一起，在雪地的阳光反射下半闭着眼，瞧着她。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显然是一些新召来的兵，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雪地上，一个穿齐膝长大衣的军官大声吆喝着，传递着分发步枪。沉默了好一会儿，亨利实事求是地说：“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不会，维克多，不会了！”她的脸激动得放着光彩，“人只要能碰上一次，就很幸运了。这就是我必须跟你走的原因。你不能跟我结婚真不幸，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这个条件下往前走。”

“我没有说我不能跟你结婚。”亨利说，她大吃一惊，“让我们说清楚。如果我能背着我妻子和你发生关系，就说明我已经爱你爱到可以和她提出离婚的程度。对我来说，伤害是一样的。我不懂得你所说的体面和蔼的欺骗是什么。它有一个恰当的名词，我不喜欢这个名词。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帕姆，现在你必须离开莫斯科。唯一可去的地方是伦敦。这是常识。”

“我不会跟台德结婚。不用争，”他刚要说话，她就语气很硬地说，“我知道这是一个讨厌的决定，但是决定已经做了。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战列舰是什么样的。这是令人高兴和激动的，但事情也就更复杂了。我当然不能让你带着我穿越西伯利亚，但如果你现在不阻止我的话，我将想办法自己到夏威夷来——比你认为可能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你甚至不考虑英国需要你吗？”

“现在你听我说，维克多，没有一个方面我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周密考虑。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在这四天坐车的旅途中，我没有想多少其他的事。如果我在祖国危急的时候离开了它，那是因为一种更强烈的东西召唤着我，我要这样做。”

这是维克多·亨利能懂的直率的语言。帕米拉的灰大衣领和灰毛线帽子盖住了她一半的脸，她的脸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她只不过是另一个裹在厚衣服里看不出身段的青年妇女而已，但突然间，维克多·亨利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将来有可能单独和这个青年妇女在一起的新生活产生了一种希望。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压倒了。

“好吧，让我们谈谈现实问题。”他温和地说，看了看手表，“你今天得在几小时内行动起来，而我也要为绕到地球那一边去指挥我的战列舰这件小事张罗一下。”

帕米拉紧紧地皱着眉头，听完这话，她美丽地微笑了。“我这人该多令人讨厌啊，在你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把自己挂在你的脖子上。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既然这是事实，帕格就毫不犹豫地颇为诚恳地说。

“你能肯定，能吗？你再说一遍。”

“我爱你。”

帕米拉沉思着叹了一口长气，低头看着两手。“好！好吧，那我今天该采取什么行动？”

“跟韬基一起回伦敦。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安静地走吧。我会写信或打电报给你。”

“什么时候？”

“当我能的时候，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沉默地坐着。克里姆林宫的墙漆得像一排住宅公寓一样，军官的喊声和枪栓的碰击声在墙上起着回音，新征召的士兵笨拙地在进行基本训练。

“唉，这将是我盼望的一次联系。”帕米拉轻轻地说，“现在你能暗示一下它的内容吗？”

“不能。”

因为某些原因，她很高兴，或看起来很高兴。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脸上，对他微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好，我等着。”她的手挪到他撕破的大衣肩上，“啊，我原想给你补起来。什么时候啦？”

“十点过了，帕姆。”

“那我得赶快走。啊，天哪，我真不愿意再离开你。”他们站起来，挽着胳膊开始走。他们从新兵前面走过，其中站着班瑞尔·杰斯特罗，新修了脸。他那刮红的脸皮褶子耷拉着，他看起来更老了。他看到了维克多·亨利，把他的右手在心窝上放了一下。海军军官脱下帽子，好像擦了下眉毛一样，然后又戴上了。

“他是谁？”帕米拉问，机警地注意着，“啊！就是斯鲁特请客时闯进来的那个人吧？”

“是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的明斯克来的亲戚。就是他，别看他或表示什么。”

在房间外面没有灯的过道上，帕米拉解开大衣扣子，又解开维克多·亨利的长大衣扣子，望着他的眼睛。她紧紧贴在他身上，他们拥抱、亲吻。她轻声说：“你最好写信或打电报叫我去。哦，上帝，我多爱你！你跟我们一起坐车去机场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待到最后一分钟好不好？”

“好，我当然跟你待在一起。”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眼泪，然后用手绢擦眼睛。“啊，多亏我硬赖着不走。”

她打开门，塔茨伯利着急地一瘸一拐走到门口。“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决定的？”

“先头是我傻气，”帕米拉说，“我跟你一起回家。”

塔茨伯利看看她的脸，又看看亨利，因为她的语调带着一点儿尖刻讽刺的味道。

“她跟我一起走吗，维克多？”

“她刚才说她跟你走。”

“天哪，一块石头落地！好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哦，我正准备去找你们。英国皇家空军的孩子们提前半小时起飞。谣传一个德国支队已经向机场方向穿过来，也许很快就进入炮火射程。外交部说这是胡造谣，但孩子们不愿意冒风险。”

“我十分钟内就收拾好。”帕米拉踱进她的房间，对帕格说，“跟我来，亲爱的。”

维克多·亨利看到塔茨伯利眼睛里闪着光，胡子下面的厚嘴唇带着微笑。唉，帕格想，帕米拉再要强也是一个人，她像爆竹一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在她父亲面前爆发出她爱情的占有欲。他说：“等一等，有一份报告韬基一定得给我带往伦敦。我马上就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韬基？”帕格离开时，听到她愉快地说，“维克多·亨利给他自己搞到一艘战列舰指挥，确确实实。他要去珍珠港，那是在夏威夷！”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在旅馆楼梯上跑得气喘吁吁。他递给塔茨伯利一个用订书机订着的厚纸信封。“这个给凯瑟上校，我们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要面交。行吗？”

“当然行。绝密？”塔茨伯利热心地问。

“哦，你加点儿小心。让下一趟去华盛顿的信使带走。”

“我旅行的时候，这只皮包从不离开我的手。”塔茨伯利说，“我睡觉也带着，所以不用担心。”

他把帕格的信封放进棕色的皮包里，信封里有两封封好的信，一封是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用打字机打的长信，一封是给总统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信。

第五十七章

珍珠港的灾难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动荡

在一九四○年五月，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均势。同样，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未来的全球均势。

十二月四日，我们的集团军群中心在漫天风雪中长驱直入，进入莫斯科近郊。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正摇摇欲坠。法兰西帝国早已崩溃。大英帝国也已瓦解，虽然英伦三岛还在勉强支持，但我们日渐扩大的潜艇封锁已越来越使它们在饥饿线上挣扎。除了美国，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拦阻我们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但美国人过惯了轻松舒适的生活，内部又争吵不已，这使它的力量削弱得无法作战。罢工使它的工厂瘫痪了一半，但它依旧开足马力生产奢侈品和装饰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战舰为中心的过时的海军上，而且为了威慑日本人，它竟然冒着危险选择夏威夷为海军基地，不能影响德国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七天以后，在十二月十一日，我们跟一个转变成侵略性的军事独裁统治的美国发生了战争。这个美国在德国的疯狂敌人的统治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工业紧急转向为战争服务，征召庞大的新的陆空军，以打倒我们。莫斯科战线上的红军，得到英美两国的物资援助，以及新开来的原始的、拼死作战的西伯利亚师团的增援，已经转入反攻。在其他地方，苏军正逼迫我们从罗斯托夫后退——这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领导我们以来德国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国人民离世界帝国的顶峰只有一层梯级了，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两线作战的总体战中，在东西两面受到人口等于我们五倍而领土等于我们二十倍的两个工业巨人的威胁。

像这样的军事上的巨大逆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温斯顿·丘吉尔勋爵坦白地表示，听到进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快乐得流出感激的眼泪来，因为他当时就知道，这场战争他们已经打胜了。他当然不会为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浪费眼泪。

英译者按：下面是丘吉尔所说的一段话：“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我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所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没有提到流眼泪。我曾经指出，冯·隆将军在提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时候总无法保持冷静。

日本的大错

日本袭击珍珠港当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战略上的错误。

法国和英国势力的崩溃，使欧洲人在远东的殖民地几乎藩篱尽撤。日本是这笔财富的天然继承者，它需要利用这笔财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欧洲人在几代以前，就已经来到环绕地球的中途，把东亚征服，把它的资源掠夺去。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日本是东亚所存在的唯一强大势力。与其让死去的欧洲帝国里几个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继续过他们上流绅士的寄生虫生活，倒不如让这个亚洲民族把一片富饶的地区接管过来，这样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对于这个命中注定勤劳聪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寻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关系。在总参谋部，我们推测日本会在对自己最适当的时机进军。我们根据世界哲学的每一种证据赞成这样做。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从战术上看是一次极其杰出的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罗萨相媲美。这两个例子又都说明，不管紧张的战争空气和各种预先的警告与暗示，一个贫穷的小国可以使一个富有的大国猝不及防地受到打击。在这两种情况下，突袭被用来大规模摧毁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巴巴罗萨的突袭依靠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去哄骗敌人，这个条约在当时还在生效。日本人更胜一筹，他们在和平谈判期间对敌人发动了突袭。

当然，在发动这两次袭击的时候，都有人大声叫嚷着“无耻”和“出卖”，仿佛这类私人道德标准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系似的。一个穷国想要取富国而代之，就必须使出它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历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事情。黑格尔教导说，上帝的意志只有在历史的结局中才显示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巴巴罗萨和珍珠港都是向着宏伟的世界新秩序推进的理想主义的一招儿。

所不同的是，巴巴罗萨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要不是由于一些不幸的没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个半月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结果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对珍珠港的突袭恰好相反，它是战略上的失算，所以丘吉尔把这起事件称作疯狂的自杀行为，这一次他倒是说对了。

只要违反一个基本的规律，就足以使得战略上的计划失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违反了两个规律。

被日本忽视的两条铁的作战法则是：

1．打击敌人的心脏；

2．了解你的敌人。

“打击敌人的心脏”

“打击敌人的心脏”这个规律，只是从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集中兵力的原则推论出来的。这正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所忽视的。

他们正确地判断欧洲战争是他们夺取东亚的绝好机会，从那一刻起，他们就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应该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侵入西伯利亚呢，还是南进去发掘欧洲各国殖民地看守得不严的财宝？当然，南进更诱人些。但是在战争中，我们不应该被容易到手的掠夺物或是抵抗最弱的战线引入歧途。

战争的报酬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分配世界广大的土地。这是剧烈的全球性的冲突，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的阵容是合乎规律的：富的对穷的，黄金对黑铁。德国是站在蒸蒸日上的一边的唯一头等强国，这一边正设法绘出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进攻苏联是它伟大的使命。一旦做了俄国的主人，德国就会无敌于天下。根据逻辑推断，日本人应该采取行动帮助德国把苏联打垮。随着德国的胜利，日本人就可以在东亚占有它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德国被打败，日本就很少有希望维持住即使已经到手的庞大利益。

如果日本在一九四一年进攻西伯利亚，德国向莫斯科的进军肯定会成功，俄国人在十二月就无法转入反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么已经崩溃，要么已经签订第二份《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因为在十二月拯救了莫斯科的，只是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把西伯利亚一线的后备军抽调一空，让他们全部投入战斗，才在最后一秒钟间不容发的关头扭转了战局。

再说，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和物质之比是三比一。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日本只要在那年秋天对西伯利亚发动突袭，就会促成俄国的崩溃。十月中旬，恐惧紧紧揪住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直到政府最高级别人员的心，各部也不顾体面，像惊弓之鸟似的从莫斯科仓皇逃走，而那位吓破了胆的独裁者却发出刺耳的总动员命令，来拯救这座城市。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是斯大林本人曾经秘密地逃跑，惊慌平息以后，又秘密地回到莫斯科，把知道这个丢脸行为的人统统枪决。俄国的统治者在拜占庭迷宫里发号施令，使人没有办法查对这段插曲的真伪。

无论如何，这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好时刻，对日本民族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优柔寡断的领袖们既在军事思想方面缺乏训练，又有东方人的奇怪性格，混合着过分的鲁莽、机警和感情，他们让时机永远从手指缝中溜走了。历史像一个女人，当她欣然顺从的时候，就得坚决把她占有。不然，她就会嘲笑爱抚她的人，决不宽恕他，决不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了解你的敌人”

因此，第一个错误是以南进代替北进，以抢夺战利品代替打击心脏。但是，如果日本不在第一个错误之外又犯了近于真正疯狂的第二个错误，尽管力量分散，轴心国家还是会赢得战争的。

姑且认为南进的战略是对的，它的明显的进程是以最大的速度和兵力进入东印度群岛，迅速巩固战果，准备击败美国的任何反抗。美国人也许根本就不会采取行动。美国有巨大的势力反对把美国青年派去替亚洲的绅士们送死。罗斯福也许只是唾沫飞溅地骂出一些刺耳的话，一看到希特勒打了胜仗，他就这样骂。罗斯福决不向舆论范围以外迈出明显的一步。这是了解敌人特点的万能钥匙。由于东方人思想乖僻，日本人已经把它忘了。

即使罗斯福无视他的半数人民的意见，派遣海军到东亚去跟掘壕固守的日本人作战，这支舰队也会在敌人的领海中，在离补给线很远的一端，在以地面为基地的日本空军的航程以内跟敌人决一死战。这场战斗就要成为有空军力量加盟的又一次对马海峡的战斗(1)。为了一项不得人心的事业而遭到这样丢脸的杀戮，白宫里这个丝毫不受人爱戴的权术家可能会受到弹劾。

但是，甚至这也不是日本人的错误的最糟的一面。

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大的工厂。这个崇拜金钱万能、享有从印第安人那里盗窃来的极好的矿物资源的唯利是图的国家，却把工厂的巨大生产力用来制造玩具和不重要的小玩意儿。但是，这种生产力很容易变成以巨大得难以想象的规模制造军火。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使美国保持意见分歧和软弱不堪的状态，等到它成为没有盟国的孤立国家时，再对付它。

这种前景近在眼前。一半的美国人听到德国战胜了苏联，都会欢欣鼓舞。直到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前一天，《租借法案》的计划依旧陷于官样文章和惰性的泥沼，这就反映出人民中间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在这方面，阿道夫·希特勒有很大的功劳。他是一个器量狭小的人，对美国无知透顶。可是，他的近于女性的直觉向他提出警告，必须不让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斯福有机可乘，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反对他。所以，元首忍受美国总统一切公开的下流辱骂，迫使德国潜艇忍耐过分的挑衅。

但是，元首的这个英明战略被扔在珍珠港的炸弹炸得粉碎。一亿三千万美国人原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是一夜间，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的集体。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庞大的作战计划和军费，这在几天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八月间，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才以一票之多通过，现在却在几小时内一致通过了凶狠的宣战决议，以及罗斯福计划已久的一切庞大的惊人的作战计划。

这是珍珠港事件的主要结果，舰队不久就修复并加以扩充了。德国本来采取战略攻势，世界帝国也已掌握在手，在一个星期内，却转入了毫无希望的战略守势。除非我们的敌人犯下同样愚蠢的自杀性错误，否则我们除了被打垮外，别无出路。

并不存在的“轴心”

也许有人会问：“德国怎么会允许发生这样的灾难呢？”回答是：日本人并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我们发现珍珠港成为进攻目标的时间也跟美国人一样，就是说，是在鱼雷和炸弹在那儿爆炸的时候。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轴心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存在过。这是被宣传吹胀起来的一只貌似凶恶的橡皮气球，它的目的是恐吓。三个国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各自为政，关于它们的进攻、入侵和战略上的决定，通常甚至不预先通知它们的伙伴。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墨索里尼忽然拒绝参加作战，直到法国快要垮台，他才慌忙参加进去。意大利独裁者没有通知希特勒，就入侵了希腊。希特勒进攻俄国，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告诉意大利领袖。不过，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情报部门曾经向我们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在轴心国武装部队之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真正的参谋会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英美两国就举行过多次这样的会议！它们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采取联合作战的战略。现在，他们可以从容地考虑帮助斯大林摧毁我们，把斯拉夫的洪水引到易北河是否明智了。然而，盟国的军事行动都是联合作战的榜样，而“轴心国”的战略却是无效的。这里是各自为战。不幸的德国被两个第二流的伙伴束缚住手脚，它们做出鲁莽任性的冒险，因而使它遭到毁灭。

山本五十六的作用

日本为什么采取这种越出常轨的、注定要失败的途径呢？

它是靠一九○四年在旅顺港偷袭俄国海军而突然闯进现代历史的，它大概还在留恋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这种方式。日本海军参谋部主张采取正常的行动：先把东印度群岛拿下，如果和美国海军遭遇，就跟它在日本附近的海面上决一雌雄。但是，袭击珍珠港的计策是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设想出来的，他以辞职相威胁，强迫他的海军和政府接受他的意见。山本五十六完全反对和美国作战，理由是，企图对抗一个在工业上占有七比一优势的敌人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他又坚决主张，如果一定要他作战，他一开始就要把美国舰队打垮。对于这种袭击的更广泛的后果，他是一无所知的。海军参谋部认为这种袭击是一次太冒险的赌博，但是山本五十六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在战术上，他的战绩是不能磨灭的。只要人们读到或者写到这段历史，“珍珠港事件”必将成为成功的突袭的同义语，它在世界语言中跟“滑铁卢”一样著名。

那么，日本的舰队怎样能够集合，横渡太平洋驶到离夏威夷群岛二百英里以内的海域，避开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切侦察和所有的海上和空中巡逻，出其不意地袭击美国的陆海军呢？根据战后的揭露，美国曾经识破日本的电报密码，截获它秘密的外交海底电报，这就使这个谜难解两三倍！美国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调查记录多达几百万字，然而它依旧是一个神秘的谜。

作为德国的一个参谋军官，我把珍珠港事件看作像萨拉米战役(2)或者特拉法尔加战役(3)那样一个抽象的战争问题。山本五十六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使美国人感到吃惊，是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是那么愚蠢的行为，那么凶狠的赌博，那么拙劣的战略，那么糟糕的政策，那么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即使成功，这也是日本所能尝试的最坏的军事行动。所以，美国人也就犯了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错误。于是，日本人毫无理性地干了起来，凑巧获得了成功。

在审问被撤职的金梅尔海军将军时，被告的申诉中有一段短短的记录，似乎可以提供解开谜底的钥匙。在那些日子里，需要把空投鱼雷投到深水里，才能使鱼雷有可能在预定的深度线上笔直前进。根据美国专家的意见，最浅的深度大约要有七十五英尺，而珍珠港是三十英尺深。所以，战舰受鱼雷飞机攻击的危险性被认为是“很小的”，从而没有装备防鱼雷网。十二月七日，空投鱼雷击沉了七艘战列舰，给珍珠港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日本人发明了一种鱼雷，可以向不到三十英尺深的水里进行空投，从五月到十二月，日本航空兵就已在练习向浅水里投雷的技术了！这件事总结了一九四一年两国在智力上的差异。

这是罗斯福策划的吗？

历史性的怀疑产生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那就是怀疑珍珠港的失败是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一手策划的。依照这种看法，他们从破译的外交密码电报中已确实知道日本即将进攻，却向夏威夷的指挥部隐瞒了这个消息，使那里的武装部队对敌人的打击毫无准备。根据这种看法，罗斯福断定使美国坚决参加战争在军事上比损失几艘战列舰更重要。这种推测是那些措手不及的将领想出来的。他们和支持他们意见的人直到今天还保留他们的看法。

当然，这种卑鄙的行为罗斯福是干得出来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记载表明，珍珠港的司令部和太平洋的所有美军一定知道战争已经逼近。的确，他们只要看看报就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是在最宁静、最太平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那些职业将领这样措手不及。事情是发生了，然而这是不能原谅的。

经过详尽的调查，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罗斯福知道敌人要朝哪里进攻。日本人对他们打算进攻的目标完全保守秘密，连他们自己最高级的外交官也不知道。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知道。因此，决不会把这样的秘密交给密码电报。

美国军人之所以措手不及，是因为他们没有作战的心理准备，如同红军在六月间的情形一样。在被袭击的前夕，毫无疑问，珍珠港的军官们都像多数美国军人那样，遵守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周末夜晚的风俗，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第一批炸弹落下的时候，他们就没法儿使用他们无数的飞机和高射炮来保卫自己。这里，“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准则肯定帮助了日本人。美国军队无论驻扎在哪里，如果再次受到袭击，合适的时间总是在星期天早晨。民族性是改变得很慢的。

罗斯福要是在珍珠港打了场胜仗，肯定要比他遭遇一场灾难好得多。击退敌人的进攻会提高士气。珍珠港的失败使美国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在精神上恢复过来。罗斯福不是低能儿，只有低能儿才会放弃机会来个反突袭，把驶近的暴露的日本舰队击沉。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向珍珠港的指挥部发出即将空袭的警告，只是因为他也跟别人一样，不知道也猜不到日本人会干出这样古怪的事来。认为珍珠港的失败是阴谋策划的那种看法，只是替自己的失职找一个无聊的借口罢了。

当然，事实完全是这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先向日本断绝了石油供应，然后鲁莽地要求日本同中国媾和并且退出东亚，作为恢复供应的代价，这样就迫使日本不得不进攻美国。他把日本逼得无路可走，使得这个高傲的好战的民族没有别的体面的办法可以找到退路。他原是一个玩弄策略的能手，这些全球性政治策略他一向是公开玩弄的。报纸上满是报道这次外交交换的消息，所以谈到里面有什么阴谋是愚蠢的。罗斯福大概始终希望能够威吓这个比较弱小的民族，想不通过战争就使它就范。希特勒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完全会干出同样的事情。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德国军队不会使他因遭到突然袭击而丢掉面子。我们是真正的军人！

英译者按：只要不涉及德国人的品行，隆的军事洞察力是极敏锐的。关于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评价，不幸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忽略了那些日子在华盛顿和夏威夷发生的真正拙劣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他的结论应该被接受，就是说，指挥官们在战场上遇到突然袭击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在原子时代，我国军队如果遭遇同样的失败，就会导致美国历史的告终。下一次不会再有恢复的余地了。

(1)　对马海峡是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海峡。1905年5月日俄战争中，日本与俄国在那里进行海战，俄国从遥远的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本全部消灭。

(2)　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击败波斯人的战役。

(3)　1805年英法海战中英国舰队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战役。

第五十八章

凌晨三点钟，维克多·亨利坐在马尼拉陆海军俱乐部后面的草地上，听着一万一千英里外一场橄榄球赛的广播，一种虚度年华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头上的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着半个天空，每逢陆海军举行橄榄球赛的夜晚，总是那样的。在莫斯科郊外，星座也把灿烂的光辉照在公路上，但是更朝着南方的地平线沉落。

跟帕格一起坐在草地上的，是一群陆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寥寥几个菲律宾女朋友，他们的妻子早已被遣送回国了。周围是陆海军夜晚的熟悉气味——刚修剪过的草地、赤素馨花、甜酒和女人身上香水的气味混杂着港口海水的臭味——还有纸灯笼、酷热，甚至光穿棉布衬衫和便裤都感到流汗的感觉、兵种之间的玩笑和辱骂，这一切都使他在精神上回复到十二年以前。马尼拉的生活一点儿没起变化，实在使人感到惊异。劳累过度、神经紧张的东京大使馆人员早在推测，陆海军的橄榄球赛大概不会再举行了，日本人可能在感恩节之前发动战争，至少美国军队要进入全面战斗准备。可是现在呢，表演球赛节目的那块旧木板依旧竖立在那里，上面有一只没充气的白色橄榄球，拴在一根绳子上，可以在画在木板上的橄榄球场上滑来滑去。每支球队都有一个吉祥物——陆军是头骡子，背上盖了条棕色毛毯；海军是只山羊，背上盖了条蓝色毛毯——都用绳子拴在那里，等待着滑稽的时刻。帕格心想，这简直是沉睡的一九二八年啊。只有甲米地海军基地在通宵达旦地进行修理工作，强力的照明灯把整个海湾照得通明，这才使人想起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海军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才稍微有点儿活跃。

扩音器的吼声掩盖了草地上的谈话声，今天晚上的无线电信号要比几年来的清楚些。这场球赛对帕格来说依旧具有旧日宗教仪式似的魅力，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紧张地谛听着球赛。帕格曾经一度非常强烈地缅怀球场上的往事：年轻的健儿在草地上角逐，肉体互相碰撞，卖弄熟练的球艺，尤其是在一些难得的时刻，突出重围在球场上飞奔，闪开一个又一个人，耳听得周围看台上发出海啸般的喝彩声。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感受。可是很久以前，他那种缅怀往事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对往事的记忆也已经模糊。想到比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年轻得多的小伙子们目前正在费城寒冷的田野上奔驰，维克多·亨利觉得自己已经度过非常漫长的、饱经沧桑的一生，现在简直如同行尸走肉了。

“帕格！我听说你来啦。”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的同班同学华特·塔利望着他微笑。塔利他的头秃得像个鸡蛋，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他已经离开潜艇学校，在马尼拉指挥潜艇中队。他向节目板旁边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做了个手势，说：“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等上半场结束了再说，瑞德。”叫绰号虽然已不时兴，但大家还是这样叫着，“坐在草地上挺不错，很像从前的日子。”

“你说得很对。好，我跟你坐一起吧。”

“好极啦，快坐下。”

塔利在学院时也玩橄榄球，这时他跟帕格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过了一会儿，白色的橄榄球一直滑到海军队的球门底线，陆军队得分。在一片喊叫、喝彩和叹息声中，一个年轻陆军少尉松开骡子的缰绳，跳到螺子背上，绕着草地奔驰。

“啊！他妈的！”帕格叫道。

塔利摇摇头：“老朋友，这次比赛咱们要输了，他们的后卫强得很。咱们应该把帕格·亨利调上去。”

“嘿！犯规啦，罚了十五码。瑞德，你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蒙·勒格里(1)，是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陆海军比赛的晚上，你竟然把‘乌贼’号潜艇派到海上演习去了。怎么啦，你觉得会有战争的危险还是什么？”

塔利听到帕格语气里带有很重的讽刺意味，就咧嘴笑了一笑，说：“这是布朗奇·胡班的主意。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岸上待两个星期——他们预定在正午到达——他要进行一次操练。你有不少时间可以见到拜伦。”

“我在这儿只待到飞机起飞。”

“是啊，我听说你当了‘加利福尼亚’号的指挥官了。真了不起，帕格。”

球赛继续进行。经过一些沉闷的零星战斗以后，那只白球像箭似的从节目板的一边射向另一边。原来海军队截住了对方的球，把球带到陆军队阵地的深处了。帕格和塔利一跃而起，和海军人员一齐叫喊：“打败陆军队！球门！球门！”这时，有一个海军少尉兴高采烈地牵着那只山羊绕场走起来。就在底线得分以后，上半场结束了。瑞德·塔利向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侍者要了些酒，同时说：“帕格，我们就坐在这儿的草地上吧，把俄国的事情告诉我。”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坦克战和十月十六日莫斯科的惊慌，塔利脸上愉快的笑容变成了严肃的神色。“他妈的，你果真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你。我们却坐在这儿，吃得胖胖的，傻里傻气地过着快活日子。他们对我说，你是经过东京飞到这儿的。”

“不错。”

“帕格，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吗？那些混账王八蛋果真要打仗吗？我们在这儿往往接到一些叫人惊恐的警报，可是这会儿我们有点儿麻痹了。”

“唉，我们在那儿的人都很担心。大使详详细细地把日本人的心理告诉了我。他说，他们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切腹自杀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胜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敢于突然实行一个自杀的计划，他生怕他们干得出来。”

塔利朝附近坐在草地上或者坐在折椅上的一对对伴侣扫了一眼，把声音放低下来，说：“这就对上口径啦。帕格，哈特海军将军今天接到了即将发生战争的紧急通告。但是，从整个夏天到秋天，我们就不时听到从华盛顿传来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流言了。七月间，他们在印度支那登陆，罗斯福断绝了对他们石油的供应。那时我们都想，要动手干啦！潜艇中队在拂晓和黄昏进入战备状态，这样连续一个星期，最后连自己也觉得太不像话了。难道还要我从头来一遍？”

帕格把两手一摊，表示困惑不解。“瞧，一天晚上，我在大使馆的宴会上跟几个实业家谈话，有几个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有一个日本的大造船厂老板。那个日本人坦白地说出直接从宫廷里听来的话：跟美国打仗是不可想象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他的话。所以，只要付钱，可以任意选择。”

“不错，我只知道，要是他们真的动起手来，我们是会遇到麻烦的。菲律宾的战备情况糟得可怕。人民不愿意跟日本人作战，这是我的看法。潜艇什么配备都缺乏——鱼雷、零件、值班军官等等——真是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拜伦的？”

“我想大概在六个月以前。怎么啦？”

“唉，他倒是真他妈的自以为是！有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把他调到大西洋司令部，他自己的艇长拒绝了他的请求。拜伦就打算越级申请。我当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帕格，我对他说——我当时是这样对他说的，一个字也没有改——假若他不是你的儿子，我早把他一脚踢出办公室了。”

维克多·亨利强作镇静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意大利，他很为他们担心。”

“我们全都跟亲属分开了，帕格。还不仅仅是无法调动他的工作，目前我正打算从供应船和驱逐舰上挑选潜艇军官呢。为了你的儿子，只要合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过——”

“别那样说。拜伦只是另一个军官，你要是做不到，就算了。”

“对，你那样说叫我很高兴。”

“不过他的家庭问题的确很严重。如果可能，就给他调动一下吧。”

“再说还有日本人这个小问题哩。”

“当然啦。”维克多·亨利尽量使他的声音显得轻松和蔼。这时，从扩音器里传来观众的一片喊叫声，他这才松了口气，说：“好啦！下半场开始啦。”

比赛结束，许多人都摊开四肢睡在草地上，头上是点染着红光的灰色天空。穿着白外衣的侍者依旧在送饮料，挤在一起的海军军官们在高唱《起锚歌》(2)，因为他们的球队赢了。塔利上校约帕格吃早饭，帕格谢绝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小睡一会儿。

在罗达携带孩子们到这儿建立起家庭之前，在他最初到马尼拉报到的时候，他就住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许就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很脏，满是灰尘，有高高的天花板、普通俱乐部里不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台老是开着的呼呼响的电风扇。这个房间又使帕格产生岁月易逝和年华虚度的强烈感觉。他把电风扇转得往上一些，把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短内裤，打开俯瞰海湾的落地长窗，坐下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眺望着宽广的蓝色海港上空渐渐透露的曙色和熙来攘往的船只。他不想睡觉，几乎动也不动地坐了一个多钟头，凝聚的汗水顺着他赤裸裸的皮肤淌下来。

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起重回马尼拉后所回忆起的种种往事。他想起他跟拜伦在哈里逊大道的白色房子旁边，在凤凰树下一起学习法文动词的情景：儿子瘦削的脸上起着皱纹，在爸爸的怒吼下落着无声的眼泪。他想起华伦在高等学校里得到历史、英语两门课的奖章和棒球比赛的优胜奖。他想起梅德琳庆祝八岁生日时头戴金色纸王冠、仙女似的穿着白纱衣的情景。

他想起罗达怎样唠叨天热和生活无聊，夜夜在这个俱乐部里喝得醉醺醺的，有一次在圣诞节舞会上，还脸朝下地摔倒在地；他想起他们俩怎样争吵，只是在他冷冷地谈到离婚的时候，她才把酒戒掉了。俱乐部的草地和大厅的气息以及马尼拉的芳香的空气都使他产生幻觉，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眼前，而不是十多年前的旧事。

他又想起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红场上的情景；想起古比雪夫的街道怎样凄凉泥泞；想起怎样通宵玩着扑克牌，怎样参观农场，在等待火车票的时候，时间怎样慢得好像停滞不动。接着想起的是两星期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旅程；在木头造的小车站内出售水果、扁圆形面包、腊肠和热雏豆的西伯利亚美丽姑娘；单轨铁道从最后一节车厢向后伸展出去，穿过白雪皑皑的粉红色沙漠，宛如一条笔直的黑线直贯地平线上一轮像橄榄球那样扁圆的落日；长时间的停车，“硬席”车厢的木头椅子；当地旅客嘴里的大葱味和身上的臭味，他们中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蒙古人，都戴着古怪的毛皮帽子；经过三天才看见尽头的阴森可怕的大森林；连绵几英里丑陋的东方茅屋；日本人的悲惨生活，你在街上行走时都可以从脖子后面感到他们对你的仇恨，他们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厌倦甚至超过柏林人。最后又想到他起草后又撕去的几封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

维克多·亨利一边回想这些奇特的往事，一边却保持了一种愉快的心情，觉得自己仿佛正朝着一种新生活前进。过去的一生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他真正的生活拖延着，迟迟不来，几乎失去，但是现在已经在握。他每次想到罗达，她的形象通常是他当初追求时那个活泼的华盛顿姑娘。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那个姑娘并且跟她结婚，但是今天的罗达他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好像她是别人的妻子，尽管他对她的一切缺点和魅力都看得那么清楚。但跟她离婚又是残酷的、可怕的。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使他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半空虚的生活——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到底应该对罗达仁慈呢，还是应该抓住他的新生活？显然，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决定。

他曾经给帕米拉写过几封信，如同他写过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一封信一样——只是为了把问题写在纸上，好仔细看看。等他到了东京，他又断定写信太啰唆，寄递也太慢，因此他不得不从两个电报中选择一个发出去——来或者别来。帕米拉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他断定帕米拉比他聪明，第一步当然是搞恋爱，在罗达受到伤害之前先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和迷恋的程度，因为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结婚的地步。说得露骨一点儿，解决的办法是同居。维克多·亨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思想——对他来说是新思想——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也许是几个困难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在东京，他果真在电报局外面犹豫过一下，差点儿发出电报，但他终于走开了。即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他无法想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虽说跟帕米拉在一起，倒不会有下流或者不道德的感觉。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坏，贬低了或者玷污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号新舰长的工作。所以，他来到马尼拉时依旧拿不定主意。

自从在红场上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话以后，他只是在马尼拉才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妻子罗达的存在，而现实的帕米拉的形象则开始黯淡。马尼拉充满了对罗达的回忆——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回忆——也充满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瑞德·塔利，他的同班同学，现在是亚洲舰队全部潜艇的秃头司令；陆海军的橄榄球比赛，最后一次他是在二十八年前参加的，那时帕米拉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坐在俱乐部草地上的十几名年轻海军上尉，他们女朋友的年龄只有帕米拉那么大——这些都是眼前的现实。西伯利亚的荒凉景色现在只成了脑海里模糊的印象，红场上灼热的半个钟头也是如此。

他真的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吗？有新生的婴儿牙牙学语，有男孩子在草地上玩耍，还有一个小女孩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尼拉使帕格特别怀念儿女们带给他的快乐。他回想起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同帕米拉一起重新过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复活，就是真正的第二次生命。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生硬的、脾气古怪的人，做得到吗？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们是十分严厉的。

他已经非常疲倦，最后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像他在民族饭店塔茨伯利的房间里一样。但是这一次，没有轻轻抚摸他的冰凉手指把他惊醒了。他那很少有差错的生物钟及时叫醒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甲米地去看“乌贼”号潜艇进港。

拜伦跟抛锚小分队一起站在前甲板上，身上穿着咔叽军服和救生衣，但是帕格没有认出他。当“乌贼”号靠近码头旁边驶来的时候，拜伦大声叫喊出来：“哎呀！那不是我爸爸吗？是你，爸爸！爸爸！”这时帕格才发现那个双手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的细长个儿站立的姿势他很熟悉，他儿子的声音是从留着卷曲的红胡子的瘦脸上发出来的。潜艇还在歪歪斜斜地开进来，拜伦就一下子跳到码头上，伸出胳膊搂住维克多·亨利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帕格吻着那张乱糟糟、毛茸茸的脸，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嘿，拜伦，干吗留那么多胡子？”

“胡班艇长最讨厌胡子，可我打算让胡子一直长到膝盖上。天哪，这可完全出乎意料，爸爸。”舰桥上一个军官通过扩音喇叭不耐烦地喊起来。拜伦又像一只山羊似的跳回到正在移动的前甲板上，同时向他爸爸嚷道：“我今天一整天都要跟你在一起。嘿，妈妈写信告诉我，你要指挥‘加利福尼亚’号啦！真叫人难以相信！”

潜艇靠了岸，“乌贼”号的军官们热情地邀请维克多·亨利到郊区他们租的一所房子里去吃便饭。帕格看到拜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就婉言谢绝了。

“我就住在潜艇上，”拜伦说，他们开了帕格从公用物资集用场借来的灰色海军汽车驶回马尼拉，“我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

“为什么不住在那儿呢？听起来好像挺不错。”

“哦，倒是挺不错。厨子、总管、两个男用人、花匠、五英亩地、一个游泳池，大伙儿一分摊，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到那儿吃过饭，你要知道，有些姑娘就在他们那儿过夜——各式各样的姑娘，秘书啊，护士啊，等等——在那儿胡搞一气。”

“是吗？我想这是年轻人的常情。”

“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帕格朝拜伦瞟了一眼，那张有胡子的面孔很严肃，“呃，我只是挨过了不少痛苦的时光，勃拉尼。不过，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装出比谁都神圣的样子来！”

“我不觉得比谁神圣，我的妻子在意大利，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可以爱怎样做就怎样做。”

“你知道她最近的消息吗？”

“她要在本月十五号飞里斯本。我收到一张小孩的照片，我等会儿给你瞧！真奇怪，他看上去跟我小时候非常相像。”

帕格两个月来一直在欣赏放在他钱夹里的那张照片，但是他决定不提它。照片上有给斯鲁特的题词，提起来总有点儿尴尬。

“离得这么远，真叫人难过。”拜伦感叹说，“爸，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妻子带着个你连见都没见过的娃娃，在世界的另一边——没有电话，一封信要碰运气才能偶尔收到。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最糟的是，她差点儿从瑞士出来了，但她怕乘德国飞机。她病了，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不能怪她。如果还有别的路可走，此刻她该到家啦。那些德国人，混账的德国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忸怩不安地没话找话说：“这儿很热，是不是？”

“我已经忘记有多热了，勃拉尼。”

“我想俄国是很冷的。”

“嗯，东京也上冻了。”

“告诉我，东京是怎样的？古雅、美丽，还有其他等等，是不是？”

“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城市，”帕格说，很高兴能把话题岔开，“真可怜。一座单调的、满是简陋小屋的城市，一直伸展到望不到尽头的地方。中心区闹市有几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和几块霓虹灯招牌，一群群矮小的日本人来来去去。多数人穿着西服，但是衣料像是旧吸墨纸做成的。人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打扮得像日本洋娃娃似的女人和一些像是在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庙宇和宝塔。这座城市并不特别具备东方色彩，它是破旧的、肮脏的，从城市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散发出污水和烂鱼的臭味。在我这么多年的旅行中，东京最使我失望。而且，日本人对白种人的仇恨之深你随时可以觉察到。”

“你觉得他们会发动一场战争吗？”

“嗯，那倒是一个大问题。”维克多·亨利用指头敲打着驾驶盘，“我有一本论他们的神道的书，你最好读一读。这是一本开人眼界的书，是大使给我的。勃拉尼，这里的人民在二十世纪竟然相信——至少有些人是相信的——他们的国王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帝国一直上溯到二千六百年前。据说在大陆分离以前，日本是地球上的最高点。所以，它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民族，它的使命是征服其他一切国家以保障世界和平。你在笑，孩子，你最好把这本书读一读。就跟纳粹的宣传一样，他们通过宗教的胡说八道来宣传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民族注定要用武力把全世界接收过来。为什么这种思想又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断地扩散，那只有天知道。这像一种精神上的麻风病。嘿，你饿不饿？我们在吃饭以前先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故居吧。”

在修得很整洁的红胡子的衬托下，拜伦的笑容虽显得古怪，但依旧很可爱。“哎呀，真的，爸爸，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车子沿着哈里逊大道驶去。快到房子门口的时候，拜伦叫喊起来：“天哪，是那座房子吗？已经有人住进去，把房子漆成黄色了。”

“就是那所房子。”帕格说。他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父子两人从车内出来。讨厌的芥末色也使他觉得诧异。低矮的石墙、铁栅栏，连同这所房屋，全都漆成了这种颜色；给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旧油漆已经剥落。草地上躺着一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一只红色大皮球、一辆儿童车和一些塑料玩具。

“瞧，树木比过去高大和茂密多了，”拜伦一边说，一边扒着栅栏往里看，“可是房子仿佛缩小了。瞧，这就是华伦把红油漆罐扔在我身上的地方。现在还看得出吗？那儿依旧有一块痕迹。”拜伦用鞋擦了擦铺石路上已经暗淡的红色斑点，“总的来说，我在这儿的日子不好过。华伦把我的头砸破了，于是我恨起他来——”

“不错，还有那辆卡车撞在你的自行车上了。我也觉得，你想起这些事来准不会愉快。”

拜伦用手一指：“你教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坐在那儿，就在那棵树下。记得吗，爸爸？瞧那棵树现在长得多粗大啊！”

“哦，你还记得那桩事吗？我想这也不会是一种愉快的回忆。”

“干吗不愉快呢？我没有好好上学，你不得不给我补课！”

“可我是一个蹩脚的老师。也许应该让你妈妈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是早上她喜欢睡懒觉，下午呢，要么上街买东西，要么在家梳头发，你知道，或者把自己打扮起来赴什么聚会。那时候我老发脾气，我应该向你道歉。”

拜伦眯缝着眼睛，用异样的目光瞥了他爸爸一眼，搔了搔他的胡子，说：“我不在乎。”

“有时候你还哭。可是你被卡车撞倒的时候倒没哭，你从来不为疼痛而哭。”

“嗯，只要你一发火，声音里带着怒气，我就害怕了。不过那算不了什么，我乐意跟你学习，我了解你。”

“你那年总算得了好分数。”

“我从来没得过那样好的分数。”

父子俩不再谈下去，他们从栅栏外面朝里张望了有几分钟光景。“好啦，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地方了。”帕格说，“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你知道吗，”拜伦依旧盯着这所房屋，“除了我在里斯本跟娜塔丽待在一起的三天以外，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都是在这儿过的。我喜爱这所房子。”

“当军人要数海军最苦，”帕格说，“你永远扎不下根来。一家子人都像浮萍似的。”

陆海军人俱乐部供应野苹果鸡尾酒时，依旧给一杯味道柔和的红色果汁，果汁盛在高脚杯子里，野苹果肉上还粘着一片没有意义的绿叶子。蒸汽柜里的烤牛肉只有微温，而且烤得太久，就像一九二八年那时候做的一样。甚至吃饭的人们也仿佛是从前那些人——除了拜伦以外。从前他是一个吃饭慢得叫人生气的瘦小孩，现在却是一个长满胡子的高大年轻人了。但他依旧吃得太慢，还是帕格先把肉吃完，虽然自始至终几乎都是他在讲话。

他想从拜伦嘴里打听出一点儿帕米拉和乔彻南·杰斯特罗的情况。他讲起杰斯特罗怎样突然闯入斯鲁特在莫斯科的寓所，以及他怎样在漫天风雪中像幽灵似的重新出现在斯巴索大厦。但他一提到塔茨伯利拒绝使用明斯克的文件，还怀疑杰斯特罗可能是苏联内务部的间谍，拜伦就发起火来。“什么？他真是这样吗？嘿，他要不是一个伪君子，就准是一个糊涂虫！天晓得，他说大家不愿意帮助犹太人倒是真的。几年来，希特勒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麻痹了整个世界。但是不管什么人，只要跟班瑞尔谈上五分钟的话，就看得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诚实可敬的人。”

“你相信关于大屠杀的传说吗？”

“干吗不相信？难道德国人干不出来？只要希特勒一下命令，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我自己却不那么肯定，拜伦，不过我向总统送去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报告。”

拜伦张大了嘴，圆瞪着眼，跟着用一种不相信的口气低声说：“爸，你干了什么？”

“嗯，那些文件被看成是伪造的，在大使馆里被撂到一边。我认为应该对那些文件进一步加以研究。这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愚蠢的——但是我这样做了。”

拜伦·亨利伸出手来握住他爸爸的一只手，攥得紧紧的，那张留胡子的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红光。“我只能说这么一句，做得好！”

“不。我相信这是一个无用的举动，那些事情是永远做不好的。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附带问你一声，你见过塔茨伯利的女儿吗？娜塔丽在罗马的机场提起过跟她认识。”

“你说的是帕米拉吗？我在华盛顿见过她。怎么啦？”

“嗯，塔茨伯利父女跟我一道在战区旅行过。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吃苦耐劳的姑娘。她吃了不少苦，但始终和蔼可亲，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她从来不诉苦，也不唠叨。”

“哦，据娜塔丽讲，帕姆·塔茨伯利是天生能吃苦的。在那一点上，她们俩倒不算不太相像，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她们俩肯定是不相像的。娜塔丽告诉我关于她的许多事情。在巴黎，帕米拉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女人。”

“真的吗？”

“真的，她有一个海明威式的男朋友，这人一向跟莱斯里·斯鲁特同住一套公寓。她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简直闹翻了整个巴黎。然后，他丢下了她，她就‘发’起神经病来。爸爸，我很想吃点儿点心，你也吃点儿吗？”

“当然。”维克多·亨利忍不住坚持问下去，“怎么，神经病？”

“哎呀，你想象得出吗？跟人乱搞，想把全巴黎的酒都喝光，像个疯子似的开汽车。她开汽车绕着马赛市外的一棵树团团转，险些把跟她在一起的那个法国作家撞死了。怎么啦？你听了好像很恼火。”

“这是一个听了叫人恼火的故事，她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我要在这儿待一个星期，”帕格突然说，“除非客机改了飞行时间。我们可以打打网球吗？”

“当然。不过我打不好了，不像在柏林时那样了。”

“我也一样。”

为了避开天热，他们一清早就去打网球，淋浴以后一道吃早饭。维克多·亨利不再提到帕米拉了。夜里，在呼呼响的电扇下面，醒着躺在闷热而潮湿的黑暗里，他想出种种办法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但是，吃早饭时当着他儿子的面，他再也开不了口。他猜得出拜伦会联想到他的严肃的爸爸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风流韵事。这个小伙子会认为这纯粹是一个中年人的不正派行为——反常的，不体面的，可怜巴巴的。现在，连维克多·亨利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一天，胡班少校说服他一同到帕赛那所住宅里去吃午饭，拜伦执拗地不肯同去。帕格在四周都是开花的树木的游泳池里游了很长时间，吃了一顿可口的咖喱饭；午睡过后，他打网球赢了埃斯特上尉。这个下午非常令人满意。在他离开以前，胡班和埃斯特在面临花园的阳台上一面喝着甜酒，一面满怀信心地谈论着拜伦。两人都认为拜伦是一个天生的潜艇军官，他们说，他好像只缺少军人的素质。拜伦承认他有不服从和懒惰的缺点，并且坦白地表示只要在“乌贼”号潜艇上服役，他就决不想改正。他念念不忘地想调到大西洋去，但是胡班耐心地向他父亲指出，这是不可能的。马尼拉没有军官替换他；潜艇中队的人员编制还差很多；“乌贼”号如果少去一个值班军官，就不能下海。拜伦只有下决心使“乌贼”号成为他自己的战舰。

维克多·亨利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刻提起了这个话题——就在第二天早上早饭以前，他们俩打完网球和洗过澡以后，两人正在草地上喝咖啡。前几天，拜伦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兴致勃勃的。帕格尽可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附带问你一下，拜伦，你上次说娜塔丽飞到里斯本去是在——本月十五号吗？”

“对，十五号。”

“你觉得这一次她能够成功吗？”

“老天爷，是的，最好她能够成功！他们已经取得官方一切可能的保证和最大的优先权。”

“好啦，十五号离现在没有多久了，是不是？你申请调动工作的事情——”维克多犹豫了一下，因为拜伦的脸上露出一种他非常熟悉的神色——愠怒、茫然、冷漠和内向，“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搁下呢，至少在十五号以前？”

“搁下？你放心，早已经搁下了。我的申请已经被胡班、塔利和海军将军哈特的人事军官拒绝了。你还要我做什么？”

“我指的是你自己的思想上，勃拉尼。”

“听着，我一直在假定她是会带着娃娃回家的，要不然我也许会当个逃兵，亲自去把她接出来。但是，我依旧想调动工作。我想去看他们，我想待在他们身旁，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自己的儿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总共才跟她一起待了三天。”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方面。你们中队急需值班军官，我们正处在战争警戒状态，而且——”

拜伦打断了他的话：“瞧，你这是什么意思呢，爸爸？我并没有请求你到塔利那儿去，利用你对他的影响，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做我确实很高兴。瑞德·塔利不能做出办不到的事，拜伦。他采取通融办法，让你在五月间进了潜艇学校，但那是另一回事——”

拜伦又打断他说：“老天爷，你说得不错，为了这个，我要永远感激你们两个。这就是我的儿子出生在意大利的缘故，这也就是我和我的妻子被广大世界隔开的缘故。”

“我们最好还是不谈这个话题吧。”维克多·亨利说。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爸爸。”

拜伦在吃火腿和鸡蛋时又变得亲切起来，但是维克多·亨利觉得，在这次短短的令人失望的交换意见中，他已经失去这几天来好不容易赢得的他儿子对他的好感了。

可是第二天，拜伦把他爸爸送上飞剪式客机的时候，他又变得非常亲切了。在登机口，他伸出胳膊搂着帕格。他的胡子触痒了帕格的嘴唇，帕格情不自禁地说：“娜塔丽会喜欢这么一大把胡子吗？”

听到拜伦放声大笑，帕格觉得很高兴。拜伦说：“别着急，我离开‘乌贼’号潜艇那一天，这把胡子就剃掉了。”

“那很好，我猜想是这样，拜伦。”

“浮萍被风吹散啦。”

“说得一点儿不错，浮萍被风吹散啦。”

“嗯，反正几天以后你就要见到华伦和杰妮丝了，真叫人高兴。替我向他们问好。”

扩音喇叭呼唤乘客登上那艘巨大的飞船。

维克多·亨利看着他儿子的眼睛，好容易才说出一句：“瞧，我在替娜塔丽和你的孩子祈祷。”

拜伦的眼睛眨也不眨，他的目光深不可测。“我肯定你是会这样做的，爸爸，谢谢你。”

当飞剪式客机转动螺旋桨渐渐起飞的时候，他依旧站在登机口呆呆地望着，两只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在那个时刻，日本的舰队正在驶往夏威夷途中。

七百多英里长的一连串火山岩构成的、把日本跟西伯利亚松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千岛群岛，成了一个良好的秘密集合地。日本的六艘航空母舰会合在白雪铺顶的黑色峭壁中间，掩蔽在烈风和长久的霜冻下成长的盘根错节的树木下。六艘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们在雨雪中练习往浅水里投掷鱼雷的技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油船和补给舰也在源源开入。除了船上的官兵和几个日本领袖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批集合起来的舰队。当战舰向东出发的时候，只有几个舰队指挥官知道他们是往哪儿去以及为什么去。

他们没有预定进攻的日子或时辰，他们也不能确信袭击一定会发动。舰队正在前进，以防华盛顿谈判破裂。日本的和平使节正在想方设法搞一个“妥协办法”，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炮弹射出之前的太平洋停火协定。日本的“妥协办法”是要求美国恢复运送石油和废铁，承认日本统治东亚和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权利。如果美国人答应这一切，舰队一接到信号就往回开。

但是，美国的“妥协办法”要求日本人放弃对华战争，退出东南亚大陆，以换取正常的经济关系。日本领袖们早已决定，如果这是美国人最后的不能更改的决定，那么他们就要开战。在那种情况下，就要按照原来的计划，一接到信号就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将像满天红光一样突然照亮南太平洋，进攻时间将紧扣在一个不能更改的指定时辰：对夏威夷进行空中突袭的时辰。

白种人在南太平洋的三个坚强据点是珍珠港、马尼拉和新加坡。日本的计划是从空中消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空力量；从海上奇袭占领新加坡；在菲律宾登陆，占领马尼拉，然后扫荡东印度群岛的残敌。在这以后，利用这些新得到的资源对中国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占领全中国，同时击退英美的反攻。最后的赌注是：德国或者赢得这场使日本有机可乘的自相残杀的白种人大战，或者耗尽英美两国的力量，使日本最终维持它所攫取到的东西，不管德国遭遇到什么结局。

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领袖们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会不会成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又觉得没有别的选择。日本的困境很像德国进攻苏联以前那样。这两个掌握在军国主义者手里的国家，发动了他们不能够结束的战争。随着时间的逝去和供应的减少，他们改变了进攻的矛头，希望自己的命运得以改善。

当前迫使日本人决一死战的理由有三个。他们的石油快要用完了；气候马上要变得对军事行动不利；白种人最后也有了戒心，每星期都用越来越多的飞机、战舰、高射炮、坦克和防御工事加强他们的三个军事据点。日本在南太平洋和东亚的暂时优势正在消失。除非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忽然变得温和起来，否则日本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要不然就不得不放弃它建立帝国的努力。

所以，在陆海军橄榄球比赛的前一天，日本舰队已经驶离千岛群岛，开进黑魆魆的浪涛汹涌的海洋，向夏威夷进发。

正当日本的特遣舰队向东驶去的时候，一列小得多的美国特遣舰队从珍珠港出发，向西驶去。在威廉·哈尔西海军将军的率领下，“企业”号航空母舰载着十二架海军战斗机，开往威克岛。日本久已非法地在太平洋的每一座岛上设防，并用环礁把它保护起来。尽管罗斯福总统做了多次努力，但国会始终不同意拨款在美国的岛上针锋相对地设防。现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拨款已经通过了。工程正在加速进行。在威克岛，工程已经完成一半，但是环礁依旧没有防空设备。

出海第二天，在一个晶莹的晴朗早晨，华伦·亨利在进行拂晓搜索后，把飞机斜转着降落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甲板朝着华伦升起，钩子扣住第二号钢缆，他的肚皮紧紧顶着安全带。他降落下来，停在穿着漂亮的红、绿、黄各色军服的舱面水兵中间，他们围绕着降落的飞机，手舞足蹈地疯狂做着手势。温暖的海风从他的后座机枪手敞开的座舱盖旁吹进来。华伦解开安全带和各种索缆，收起他的图表和日志，笨手笨脚地从机舱里爬出来，迎着清风登上甲板。这时，另一架侦察机轰轰隆隆地飞到，猛地停下来。

负责着陆的军官把信号板靠在嘴的两边，冲着他嚷道：“喂，所有驾驶员都在上午九点到侦察六队的待命室集合。”

“什么事？”

“长官要跟大家说话。”

“舰长吗？”

“哈尔西。”

“老天爷。”

在待命室里，深凹进去的舒适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穿着咔叽军服或者飞行衣和黄色救生衣的飞行员们沿着舱壁排成一列。哈尔西随同舰长和空军中队队长们一同走进来，站在伸向前方的树脂玻璃记录板前面，板上用橘黄色油彩标出搜索方式和任务。华伦离哈尔西只有几英尺。由于离得很近，哈尔西的脸孔看上去好像黑一块白一块的，很苍老。他不时皱着眉头，像起神经性痉挛似的露出牙齿。

空军中队队长挥舞着一份绿色的油印文件：“好，昨天你们大伙儿都收到了这份文件，也讨论过啦，可是将军还要我把它大声宣读一遍。”

战斗序列第一号

1．“企业”号目前正在作战情况下行动；

2．不论什么时候，白天或者黑夜，我们都必须准备立刻投入战斗；

3．我们可能遭遇敌人的潜艇……现在正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时候。

美国“企业”号指挥官

批准：威·哈尔西中将，美国海军舰队空军司令

舰长后退一步，站在将军后面空军中队队长们中间。哈尔西向整个房间扫了一眼，皱起他闪动着的灰色眉毛。“谢谢你，舰长。我听说昨天有人提出一些问题，我到这儿来是来听你们的意见的，先生们。”

没有人说话或者举手。

哈尔西将军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回过头去望望舰长和空军中队队长们。他又对驾驶员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吭声呢？”这一问引起一阵不自然的窃笑。“我得到确切的报告，据说有人说这份文件使得你们每个人都有权把美国推到世界大战中。现在，那位说这样的话的勇敢的人愿意站出来吗？”

华伦·亨利从舱壁旁边向前跨了一步，大伙儿的脸都朝着他。

“你叫什么？”

“华伦·亨利上尉，先生。”

“亨利？”哈尔西的脸色稍微温和了一些，“你跟维克多·亨利上校有亲属关系吗？”

“他是我的爸爸，先生。”

“哦，他是一个出色的军官。那么，你觉得这个战斗序列会让你把国家拖到战争里面去，是不是？”

“先生，昨天我附带说过，我是非常赞成打仗的。”

“你非常赞成打仗，嗯？为什么？你是什么人，一个嗜血的刽子手？”将军仰起凸出的下巴。

“将军，我想咱们现在已经在打仗了，不过咱们是双手被反绑着在打仗。”

哈尔西脸上抽动一下，挥挥手，叫华伦站到后面去。将军双手反握在背后，用严厉的声调说：“先生们，这支部队在几星期以前已经清除了不必要的什物，准备投入战斗了。据我所知，‘企业’号上散乱的、可有可无的、易燃的东西都已经清除了，只留下军官室里的一架钢琴。这是我特许留下的。瞧，我们的任务是秘密的。在我们的航路上，不会有美国的船只，也不会有友好国家的船只。我们已经警告它们避开。我们遇到的船只都是属于敌人的。除非我们先开火，否则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开火的机会了。所以，这支部队要首先开火，有什么争论以后再说。责任由我来负。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慢慢地向那些严肃的年轻面孔扫了一眼：“那么再见吧，祝你们搜索顺利。”

过后，光着全身躺在上铺的华伦的僚机驾驶员说：“嗯，可以肯定一点，他是一个有勇气的浑蛋！”

“也可以说是一个好战的老疯子，”华伦说着，把他的刮脸刀上的肥皂泡涮去，“要看事态的发展。”

在日本向东驶去的舰队和哈尔西向西驶去的舰队互相逼近的那一天，华伦·亨利采取向北搜索方式，笔直地朝着日本舰队飞行了二百多英里。日本人照例派出一架侦察机飞向正南方大约同样距离的地方。但是，在辽阔的太平洋上，他们仍旧像是捉迷藏一样。两架侦察机最远的搜索点之间隔着几百英里没有搜索到的水面，因此这两支舰队太太平平地驶了过去。

关岛上空的光亮渐渐暗淡了。维克多·亨利从降落的飞剪式客机的窗口瞥见落日的余晖向北平行地照射到梯田交错的丛林，向南照射到关岛的山岭和海边崎岖不平的巉崖。朦胧的光线使景物模糊起来。关岛像是日本银幕上画出的一座岛屿。日本人占据的一座岛屿——罗塔岛黑压压的一片，很鲜明地伸向血红的天边。

在暮色苍茫中，一群满身流汗的疲倦的乘客站在入境移民棚外面。这时，一辆灰色汽车开来，挡泥板上面飘动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镶着灿烂星光的舰首旗。

“是亨利上校吗？”一位穿白军服的海军军官向他敬了个礼，把一个信封递给他，他满有把握地从空运驾驶员和文职人员中认出这个身穿青灰条薄麻布衣服的人就是佩戴海军四条杠杠的人，“总督问候您，长官。”

这封短信潦草地写在有金色顶饰的奶油色信纸上。

自：关岛总督小克利弗顿·诺伯特·托莱佛，美国海军上校

喂，帕格——世界上最坏的打红心牌的人，只要不在安息日，请你来我这儿喝酒、吃饭、打牌，好吗？

基普

帕格看到信上对他在安息日的小禁忌开了那种叫人厌烦的玩笑，就微微一笑：“不行，上尉，对不起。等到我在这儿检查完毕，到了旅馆梳洗好，总督就要吃罢饭了。”

“不，先生，让我来帮您办手续吧。总督要我把您的行李连同其他一切都带到总督府去，他会给您个房间，让您收拾整齐。”

总督副官浆洗得笔挺的白军服上的金肩章像魔术似的驱走了困难。五分钟内，维克多·亨利就上了总督的汽车，留在后面的飞剪式客机上的其他乘客都羡慕地瞪着眼目送他。

天渐渐黑下来，副官沿着一条狭窄而弯曲的柏油路在岛上行驶，熟练地避开一些凹坑，却又撞在别的凹坑上，颠簸得连骨头都痛了。

“你们这儿没有修路设备吗？”帕格问。

“先生，总督已经把土木工程的钱用来修筑火炮掩体和各种小型防御工事了。他说也许他要为这件事受绞刑，但是他的首要责任不是铺路而是保卫这座岛，尽全力去保卫它。”

汽车的前灯在大部分路上照见了绿色的丛林和几处耕田。“先生，终于到了市区啦。”

汽车驶过一条铺过的街道，街两旁是关上百叶窗的商店和几个灯光暗淡的酒吧间，叫作快餐酒店和啤酒餐厅什么的。看上去很孤寂的水兵们在这儿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有几个水兵跟衣服穿得单薄的哧哧笑着的褐肤色姑娘在一起。汽车开到一个花草美丽的大广场，四周是四座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式石头建筑物：一座大教堂、一座长长的兵营、一所庞大的监狱和一座被副官叫作总督府的华丽大厦。

维克多·亨利从一道宽大的楼梯登上总督府的阳台时，基普·托莱佛向他招手示意。他身穿一件浆得笔挺的白军服，坐在一把西班牙式有雕刻的圈椅上，被一盏枝形吊灯下面的黄色灯光笼罩着。几个穿衬衫和裤子的本地人站在他面前。“坐下，帕格！”他指着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说，“欢迎你来，会议开不了多久的。萨拉斯，赶快去办吧。小学生们怎样了？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操练？”

这是一个布置防御工作的会议。托莱佛用一种屈尊俯就的和蔼态度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跟关岛人讲话。有一两个关岛人讲一种古怪的土话，由别人代为翻译。关岛人个儿比菲律宾人高，外表很漂亮。

“喂，帕格·亨利！”那些本地人鞠了个躬走下楼以后，总督轻轻拍了拍他客人的膝头说，“看到你的名字在飞剪式客机乘客的名单上，我真感到意外！你要知道，在这座岛上，乘客名单一向是重大的新闻。凯蒂还在这儿的时候，每星期两次她总是抢着看名单，就像看情书似的。好吧，你喜欢什么呢？喝酒，还是淋浴？来，咱们喝一杯吧。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会到我们这座天堂似的岛上来的？”

他们俩在阳台上，用雕刻得很精致的绿色高脚杯喝着上等甜酒，由帕格谈他的旅行见闻。托莱佛似乎对俄国的战争情况比对日本更感兴趣。帕格说到他在东京待了四天，托莱佛的回答只是：“哦，真的吗？我倒要问问你，你能不能在这儿住一夜？我叫一个侍者照料你，你会过得很舒服的。”

“不，基普，谢谢你。我最好住到泛美旅馆去，飞机起飞要看天气，我不愿意误了这班飞机。”

“没问题，”基普的口气听起来好像很有权威，“你不走他们不会起飞。这件事交给我好了。”

帕格觉得这座官邸很沉闷，尽管有金碧辉煌的房间和豪华的深色家具。他房间里的床安置在缓缓转动的电扇下面，床上铺着金银色的织锦。一间宽敞的浴室里，镍制的新管子喷出滚烫的热水。可是，屋内多么静寂啊！关岛的侍者穿着雪白的制服，像幽灵一样悄悄地走来走去。他跟总督看来是这儿仅有的两个白人，因为那个海军上尉已经开着汽车到酒吧间去了。帕格穿衣服的时候，可以从总督府的那一头听到银餐具和瓷器相撞的玎玲声。

在一间昏暗而漂亮的西班牙式餐厅里，这两个美国人坐在一张黑得发亮的长桌子一头，吃着全部是从国内运来的冷冻或者罐头食品。基普·托莱佛在吃头两道菜的时候还保持着地方长官的尊严，很有礼貌地问他在柏林的老朋友的情况以及马尼拉的局势。但是，当他喝完一杯又一杯酒以后，他装出来的门面忽然倒塌，裂成了碎片。他马上用亲密的口气向帕格表示艳羡，承认自己的任务是不愉快的。年轻的军官们可以到酒馆去，到俱乐部去，喝酒打牌；总督却不得不一个人留在总督府里，从早坐到晚。他睡得很不好，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不过，妇女们自然是非离开这儿不可的。要是日本人行动起来，关岛连一个星期也守不住。在离关岛只消半个钟头飞行时间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日本的轰炸机排列在新建造的简易机场上，庞大的军队运输舰停泊在那里。关岛没有军用机场。

正在上点心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副官率领着四个穿白军服的年轻军官走进来。

“好啦，好啦，有了伴儿啦。”总督说，“这些小伙子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到这儿来，帕格，我教了他们玩红心纸牌的诀窍。你乐意吗？你想打牌，还是宁愿聊天？”

帕格看见那几个年轻人一听到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马上面露喜色。他把声音放低得近于缺乏热情似的说：“好吧，我想，我们打牌吧。”

总督犹豫不决地看看客人，又看看那些年轻军官。对他的下级讲话时，他把身子挺得笔直：浓密的灰白头发、长下巴的瘦脸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本来应该使人望而生畏，然而他的样子只显得疲倦和忧郁，对习惯和礼貌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选择迟疑不决。玩红心纸牌游戏在总督的孤单生活中分明是一个愉快的时刻。

“喂，怎么办？”托莱佛说，“我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我的同班同学的，特别是像这样有名的人物。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走吧，自己找消遣去，明天这个时候再来。”

“是，是，先生。”那个海军陆战队军官说，尽量装出失望的声音。四个年轻军官在鞋跟敲着地砖的一阵嘚嘚声中离开了。

托莱佛上校和亨利上校喝着白兰地酒坐了很久基普问帕格，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日本人会行动起来吗，还是在塞班岛增加防御只是为华盛顿的会谈虚张声势？他曾经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武官，然而日本人在他看来是一个谜。坏人掌了权，麻烦就在这里。陆军已经取得确认或者否决陆军大臣的权力，这就是说，陆军将领们可以推翻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内阁。从那时起，日本就时刻决心要从事征服。但是他们真的要进攻美国吗？有些他认识的日本人是对美国友好得再好不过的人，他们很担心他们的军阀；另一方面，客机上的旅客经常告诉他关于日本人在中国血腥屠杀的暴行，特别是对于落到他们手里的白种人。

“帕格，你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时候干下的事情吗？真把我们气死，他们竟把‘帕奈’号战舰炸沉了。他们像疯子似的到处乱杀人。千真万确，他们强奸了两万个中国女人，然后把她们中多数人都给肢解了。我说的是肢解——一点儿不错。女人的大腿、头颅和乳房，老天爷可以做证，都乱扔在大街上！这是事实，帕格。他们还把中国人成百地绑在一起，用机关枪把他们扫射死。他们在大街上追赶小孩子们，把他们当小兔子一样枪杀掉。几天之内，他们大概屠杀了二十万平民。所有这一切都登载在正式的报道里，帕格。事情是的确发生了的。我幸而有机会查证了一下事实，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感兴趣，你可以这么说。现在呢，我坐在这儿，”他把第四或者第五杯白兰地酒倒进闪闪发亮的圆形杯子里，对他的老同学翻着白眼，“现在我坐在这儿。没有飞机，没有军舰，没有地面部队，只有少数水手和少数海军陆战队。海军当局本来应该叫我撤退的，可是啊，不成，政客们决不会赞成。就是那班政客，他们甚至不肯投票通过一笔拨款来加强这座岛的防御。那么，我们只有坐在这儿等着他们来了。舰队决不会及时开到这儿来援救我们的。

“帕格，你还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勒基·巴格是怎么说到我的吗？‘今天，基普·托莱佛班上的同学，谁都愿意取得他的地位，三十年后的今天尤其如此。’你觉得好笑，是不是？这是不是从古到今最大的笑话？嘿，咱们再喝一杯，然后听听东京播送的午夜新闻。”

在嵌着护墙板的图书室内，总督拨动海军收音机的刻度盘：一台七英尺高的庞大的黑色机器，机器里闪烁出红光、绿光和黄光，发出哨声和呼啸声，接着是一个日本女人清晰的声音。她先讲德军在莫斯科周围获得的巨大胜利，预言苏联即将投降，然后又用愉快的声调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密作战计划暴露在美国引起的巨大骚动。《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得到所谓胜利纲领的一份文件（那个美妙的声音拖长了调子，说到胜利计划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坐直了身子），这个计划要求征召八百万军人，对日本进行防御战争，并要求从英国基地起飞对德国进行全面空袭，然后在一九四三年入侵欧洲。她宣称出于爱国热忱，那家报纸把全部计划都发表了！

那个女人说，罗斯福的罪恶阴谋是要站在殖民主义财阀一边，把美国拖进战争，这个阴谋现在暴露出来了。美国人民已经愤怒地站起来，国会议员正号召对白宫的骗子提出弹劾。白宫正在保持可耻的沉默，但是最近日本的建议中那种公正和爱好和平的意图——特别是对照战争贩子罗斯福的秘密阴谋——正受到美国全国的欢迎。那个女人不断地说下去，把《芝加哥论坛报》上的那份文件一整节、一整节地读出来。帕格了解那些章节，有些句子还是他自己写的。

“帕格，你是怎样理解这件事情的？这是一堆胡话，是不是？”托莱佛打了个哈欠，“大概哪个记者弄到了一份参谋部应付紧急事变的研究计划，拿来大做文章了。”

“当然啦，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呢？”

帕格心里痛苦极了。像这样的事都能发生，美国已糟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日本人可能会占领东印度，甚至菲律宾；美国还是不愿作战。在他看来，像这样在报纸上泄露国家的最高机密是缺乏起码的荣誉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唯一叫人放心的一面，就是这种卖国行为如此毫不掩饰，如此叫人吃惊，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尽管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大肆宣传。

“到我上床睡觉去的时候了。”维克多·亨利摇摇头，站起身来。

“哦，不，帕格，坐下。吃点儿煎蛋卷还是什么的好吗？我的厨师做的煎蛋卷很好吃。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会听到圣弗朗西斯科播送的上午八点钟的新闻了。这家伙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从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咱们听一听除了《芝加哥论坛报》的那些玩意儿以外还有什么，把它们跟《芝加哥论坛报》上的那种胡说对比一下。拿圣弗朗西斯科的广播去核对东京的广播，听起来总是有趣的。”

帕格坚持要回泛美旅馆去。压在他心头的危急之感已经够沉重的了，用不着再加上这个一边喝白兰地酒一边唠叨的落入陷阱的关岛总督——这个他上海军学校时同班同学中已经褪色的风云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像霉味一样的倒霉气息了。托莱佛依旧要了煎蛋卷，又把维克多·亨利硬留了一个钟头，两个人闲谈着往日在马尼拉结邻而居的情形。他对孤独的恐惧是露骨的、可怕的。

最后，托莱佛闷闷不乐地走到电话机旁，把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官叫来，那个人在几分钟内就开车到来。四个当侍者的关岛人忙着替帕格拿旅行皮箱和两个小提包。

基普从总督府楼梯的顶端提高了嗓门说：“喂，从珍珠港带一枚戒指给凯蒂好吗？她住在拉霍亚我们家里。告诉她你看到了我，一切都很好。你知道，她对关岛的学校很感兴趣，告诉她下学期的报名人数增加了很多。同时，你知道，告诉她我爱她，一切再等等。”

“一定办到，基普。”

“还请代我向罗达问候，好吗？在我过去认识的所有海军军官的妻子中，她是最漂亮、最好的了——当然，除了我的凯蒂。”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她，基普。”帕格回答说，托莱佛用过去式动词说到他自己，使他感到有些沮丧。

“用‘加利福尼亚’号好好追逐敌人吧，帕格。”托莱佛站在那儿望着汽车开去，只见一道笔直的白影消失在温暖的夜里。

拂晓，飞剪式客机从关岛起飞了。

(1)　美国作家斯托夫人（1811—1896）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一个残暴的奴隶贩子。

(2)　美国海军军歌。

第五十九章

在维克多·亨利离开马尼拉那天，日本驻罗马大使馆为日本和美国的新闻记者意外地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目的似乎是故意表示亲热，以抵消关于战争的议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约娜塔丽一同去。她从来没有在晚上离开过她的婴儿，再说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又加上她不大喜欢那个男人，但她还是接受了邀请，匆忙地请了一个女裁缝来，把她的最宽大的衣服放大了。离开旅馆的时候，她给一个慈爱的女仆写了长长的一列指示，怎样替婴儿洗澡，怎样喂孩子，使得那个女仆笑了。要在太平洋打仗的谣言耗损了娜塔丽的神经，因此她也希望在招待会上听到一些具体的消息。

她带回来一个奇怪的故事。在美国客人中，有一个叫赫布·罗斯的电影发行人，他在罗马保留了一家办事处。赫布在会上说日语，使得一场冷淡、生硬、无意义的招待会多少充满了生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在东京也设立了一家同样的办事处。赫布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孔漂亮的加利福尼亚犹太人，他请罗马最好的裁缝做衣服，意大利话说得很流利，直到他说英语的时候，他一直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到这时，他的谈吐听起来才像是一个干电影这行的：说话俏皮、尖酸刻薄，还有点儿粗鲁。

这位赫布·罗斯已经买了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和杰斯特罗一家人乘同一架飞机。他在这次招待会上特地走到娜塔丽跟前，把她引到一个角落里，吞吞吐吐地告诉她说，明天早上九点她和她的叔叔一道到圣彼得大教堂去，站在米开朗琪罗(1)雕刻的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附近。他说，可以给他们找一个机会尽快离开意大利，经过巴勒斯坦逃走。赫布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逼近了。他本人也从那条路逃走，把到里斯本的飞机票放弃。此外，他不愿再对她说什么。他请求她别在旅馆内议论这件事情。从招待会回家以后，在威尼托大道上寒冷的细雨中，她一边散步，一边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的叔父。埃伦的反应是怀疑，但他同意他们最好还是到圣彼得大教堂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非常烦躁。他一向喜欢天蒙蒙亮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十一点钟。他说晚上心烦意乱地睡不安稳，只睡了很少几个钟头，把清早花在这种牵强附会的差事上真是莫大的浪费。再说，没有暖气的旅馆里那种寒冷的潮气，已经使他新得了伤风感冒的毛病。他两手塞在大衣口袋里，蓝色的围巾裹着脖子，戴着给雨水淋得僵硬的旧灰毡帽的头耷拉下去。他紧靠在侄女身旁，一步一拖地顺着威尼托大道向停留出租汽车的地方走去，像个小孩子到学校去一样。“巴勒斯坦哪！”他嘟囔着说，“唉，那是比意大利还要危险的地方。”

“听赫布说情况不是这样。他说，当前最要紧的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马上离开这儿。赫布认为实际上一夜之间全世界就会打起仗来，这样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

“可是赫布离开的办法是不合法的，不是吗？他的出境签证是到里斯本去的，不是到巴勒斯坦去的。那么，这就是一桩冒险的事。处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中，首要的原则是不要给当局一个最微小的借口，”杰斯特罗挥动一根僵硬的指头表示警告，“让它来反对你。服从命令，让你的证件确切可靠，让你的头低下去，让你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你手里保存着现款。这是我们古老的民族智慧。最重要的是，不要越出法律的范围。”他打了几次喷嚏，擦了擦鼻子和眼睛，“我一向不喜欢罗马的天气。我认为这是荒谬无益的事情。巴勒斯坦啊！到那里你离拜伦甚至更远，我离文明也要更远了。那是一个地狱的洞坑，娜塔丽，一片充满苍蝇、阿拉伯人和疾病的沙漠地带。愤怒的阿拉伯人定期起来暴动和屠杀。我写关于保罗的那本书的时候，曾经计划到那儿旅行一次。但是我打听了几次以后，马上把我的计划取消了。我转而到希腊去。”

人们在出租汽车站排了一列长队，但是出租汽车很少。他们在九点钟以后才坐车到达圣彼得大教堂。他们从太阳底下匆匆地走进大教堂的时候，温度降低了几度。杰斯特罗打了几个喷嚏，他把围巾往脖子上围得更紧些，并且把衣领翻上去。圣彼得大教堂静悄悄的，简直空空荡荡，而且非常阴暗。到处都有戴黑色披巾的女人在摇曳不定的惨白色烛光下做祈祷，成群的小学生跟在教堂司事的后面，游客们倾听向导的讲解，但是这一切都消失在浩渺无边的庄严里了。

“这是意大利大教堂中我最不喜欢的一座，”杰斯特罗说，“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征服和麻醉而建造的。嗯，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在那儿呢，那倒是很可爱的。”

他们走到雕像跟前。一个德国女向导站在雕像旁边，认真地在向十多个拿照相机的条顿人讲解。她讲解的时候，大多数条顿人都在看导游手册而不去看雕像，好像要核对女向导是不是讲得完全。

“毕竟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艺术品啊，娜塔丽。”那些德国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杰斯特罗说，“这个可怜的死去的年轻的基督，软绵绵地躺在年岁并不比他大多少的圣母马利亚的膝头。两个人都是那么温柔，那么栩栩如生，那么年轻！他是怎样用石头雕成这样的呢？它当然不像摩西的雕像，是不是？那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在我们离开罗马以前，我们一定再去看看摩西的雕像。别让我忘了。”

“杰斯特罗博士，您管它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吗？”有人用德国话说。说话的人中等身材，三十岁左右，长得有点儿肥胖，在一件红色运动衫外面罩一身旧花呢短外衣，挂在脖子上的一台徕卡照相机晃来晃去。他曾经和那群人跟向导在一起，但他故意落在后面。他把夹在胳膊下面的一本书拿出来，那是一本英国旧版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外面的包封已经磨损了。他笑嘻嘻地把书背面作者的照片指给杰斯特罗看。

“对不起，”杰斯特罗说，他好奇地盯着那个人，“这张照片看了叫我泄气，我早已衰老得让人认不出了。”

“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从这张照片上认出您来的。我叫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亨利太太，您好！”他改讲清晰的英语，只是口音有点儿怪，也有点儿粗重。娜塔丽怯生生地向他点了点头。他接下去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问过罗斯先生还有没有别的美国犹太人留在罗马。知道了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还在这儿，我大吃一惊。”

“你是在哪儿捡到那本书的？”杰斯特罗的口气有些调皮，任何一点儿钦佩的暗示都使他感到温暖。

“在这里一家卖外国旧书的店里买到的。我早已读过这部著作，真是一部杰作啊！来，我们围绕大教堂走一遍，好不好？从前我没有来这儿参观过。明天四点钟，我就要趁涨潮的时候从那不勒斯开航了。你来吗？”

“你要开航？你是一位船长吗？”娜塔丽问。

那个人微微一笑，但是等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又露出严肃的神情，样子有点儿可怕。他的短而粗的脸有点儿像斯拉夫人，而不像闪米特人；他的两只眼睛小而伶俐；浓密的淡黄色鬈发低低地长到额头上。“不完全是这样，我已经包租了这条船。这不会是丘纳德(2)式的航行，船是旧的、小的，它装运皮革、脂肪、马匹和大西洋沿岸的这些东西。所以，船上的气味是别致的，但它会把我们运到那里。”

娜塔丽说：“一次航程有多远呢？”

“啊，那要看情况了。今年的定额早已满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绕道。”

“什么定额？”杰斯特罗说。

这一问使拉宾诺维茨吃了一惊。“怎么，教授，英国人每年只允许少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以免太激怒阿拉伯人，这件事您不知道吗？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我想坦白地说出来。依照目前的情形，我们总可以一直把船开到巴勒斯坦去，也可以开到土耳其去，然后从陆上继续前进——叙利亚，黎巴嫩，再穿过山脉到加利利去。”

“那么，你是说非法入境啰。”杰斯特罗的声音显得很严厉。

“如果说一个犹太人回自己的故乡算是非法的，那么您说对了。我们不认为这是非法的。横竖我的乘客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都是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难民，所有别的国家都对他们关了门，包括你们美国。他们不能只是躺着等死啊。”

“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你提出的办法是不安全的。”

“教授，您在这儿也并不安全。”

“你属于什么机构？而且你收多少费？”

“我的机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把犹太人从欧洲运出去。至于船费——嗯，这可以慢慢谈。你可以问罗斯先生。钱是次要的，虽说我们干什么都少不了花钱。事实上，我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弄钱，我会见罗斯先生也是为了这个。”

“一旦我们到了巴勒斯坦——以后怎么办呢？”

拉宾诺维茨朝他亲切地、愉快地望了一眼。“哟，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呢？我们有那么一位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会感到很荣幸的。”

娜塔丽插进来说：“我还有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小娃娃呢。”

“是的，罗斯先生讲过。”

“一个小娃娃能走那么长的旅程吗？”

拉宾诺维茨在大祭坛旁边停下脚步，用赞美的目光凝视着螺旋形柱子。“这座大教堂多么华贵，多么美好啊！真是登峰造极了，您说是不是呢？像这样的巨大人工，都是为了崇拜一个被罗马人处死的穷犹太人。现在这座建筑物俯瞰着整个罗马城，我想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他咄咄逼人地直盯着娜塔丽的眼睛，“我说，亨利太太，你听说过从波兰和俄国传来的消息吗？恐怕您应该冒险把你的小宝宝带出欧洲。”

埃伦·杰斯特罗亲切地说：“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消息都会听到的。”

“拉宾诺维茨先生，我们要在九天内离开这儿，”娜塔丽说，“我们的飞机票都买好了，许可证也领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到手的，我们要坐飞机回国。”

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摇晃着头。

“您身体不舒服吗？”娜塔丽摸摸他的胳膊。

他松开一道皱起的眉毛，苦笑了一下。“我有点儿头痛，可是现在好了。您瞧，赫伯特·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他却要跟我一道去那不勒斯。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我们是欢迎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换一张出境签证啊。”杰斯特罗说。

“谁都没有出境签证。您只是上船送客人的，开船的时候，您忘记上岸就得啦。”

“要是出了一点儿毛病，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杰斯特罗坚持说，“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说句老实话，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杰斯特罗博士。罗斯先生告诉我你遇到的麻烦，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恐怕您是某些人叫作头等货的那种人，”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句美国土话，“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所以即便到了要走的最后一分钟，也是可以出些毛病的。可是，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要是您同意去，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他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

“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杰斯特罗说，“那就是我的论点。”

“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拉宾诺维茨说，“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他就是上帝——但是他们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杰斯特罗用在课堂上讲课时那种舒服的、含讥带讽的口气（这种口气和当时的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回答：“对，你应该记住，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美洲的异教徒。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因此他们可能在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种解释，”拉宾诺维茨说，“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好，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我相信，您是会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今晚六点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要或者不要，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好，”娜塔丽说，“我们非常感谢您。”

“感谢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您的小宝宝是女孩还是男孩？”

“男孩，可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带他走。我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游客中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了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像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他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条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长途跋涉穿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儿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城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他咳得非常厉害，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百零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去，自己动身到城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艘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舰船。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艘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舰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应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被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待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仪表堂堂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热事业心的海军军官，他有时对她恩爱备至，但大部分时间几乎眼里没有她这个人。谈情说爱充其量只占很少时间。在二十三岁就做一个给海军军官看婴儿的临时保姆，杰妮丝·拉古秋到头来会有什么结局呢！她在舰队司令部做半天翻译电码的工作，免得跟随军家属一道疏散，但那也是一种又沉闷又劳累的工作。杰妮丝有时非常想反抗，但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对华伦说过。她害怕他。不过，她迟早要跟他摊牌，即使闹离婚也在所不惜。

在十字路口的一幢绿色木头小房子里，一家小杂货店正在开门营业，两个胖胖的日本孩子在东倒西歪的门廊内玩耍。很幸运，这家杂货店储备了一些稀奇的杂货，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把车子远远地开到市镇上去了。她刚走进店里，忽然听到港口上空响起一阵炮声，正如几个月来在实弹演习时断断续续听到的那样。

店主正站在柜台后面喝茶。这是一个黑头发的矮小日本人，上身穿一件花运动衫。在伸手够得到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货物：罐头食物、药品、平底锅、扫帚、糖果、玩具、汽水和杂志。他站在悬挂着的一条条干鱼下面，微笑着点头招呼：“要擦皮肤的酒精吗？好的，太太。”说着，他就走进背后绿色的帘子里。炮声越来越猛烈、响亮，飞机在上空轰鸣。她想，真怪，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演习来了，在星期日清晨军旗升起之前；不过，也许这样做是很对的。

杰妮丝走到门口，发现大量飞得很高的飞机在一阵阵猛烈炮火的黑烟中列成密集的队形向港口飞来。她从汽车上取出望远镜。最初她看见的只是蔚蓝的天空和一团黑烟，然后有三架飞机飞入视野，形成耀眼的银白色三角形。飞机的翅膀上绘有一个实心的橘红色圆形。她吓得目瞪口呆，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飞行。

“是吗，太太？好多飞机啊！好大的规模！”店老板站在她身旁，龇牙咧嘴地笑着把包装好的物品递给她，笑得几乎把他的一双眼睛都眯成了缝。他的孩子们站在他背后的门廊上，一面指向天空，一面用尖锐刺耳的日本话嘁嘁喳喳地讲着。

杰妮丝睁大了两眼望着他。在美国海军中，几乎人人都不喜欢夏威夷的日本人，猜想他们都是间谍。她也感染了这种情绪。现在，在这儿，这个日本人就朝她咧开嘴嘻嘻笑着，而日本飞机却真的在天上飞着呢！在夏威夷群岛的上空飞着呢！这说明了什么？这些无耻的日本人啊！她把物品接过来，态度生硬地猛地把望远镜递给他。那个人向她点了一下头，就仰起头来瞭望那些飞机。它们此刻开始掉转方向，一架架俯冲下去，在一阵阵浓密的黑烟中闪出银光。他喉咙里发出一个古怪的声音，不动声色地直立着，把望远镜递还给她，呆呆地望着她，一双乜斜着的眼睛像黑玻璃一样。那些涂着橘红色标志的飞机所呈现的景象虽然很怕人，但仿佛有点儿虚幻，倒是他脸上的神色更向杰妮丝·亨利说明了珍珠港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把望远镜抓在手里，跳进汽车，把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隆隆地转动起来。他捶打着车门，伸出手来，手掌向上，大声叫喊。原来她还没有付款。

杰妮丝原是一个诚实的年轻妇女，但是现在，她怀着一种孩子寻开心似的激动情绪，厉声喊了一句去你妈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使用水手的骂人话——就开足马力沿着公路疾驰而去。

杰妮丝·亨利就是这样看到战争爆发的。后来有好些年，她总在酒后跟一些好朋友讲起这个故事，通常都会引起笑声和喝彩。

她把汽车的踏板往脚底下一踩，汽车飞速地在尖利的啸声中攀上山去，转了几个弯，开到了山顶。她刹住车，跳进路边草丛里。这儿就她一个人。下面，银色的飞机掠过平静的海军基地上空，向基地俯冲，那儿的朝雾依然带着珍珠似的粉红色笼罩在战舰周围。一股股水柱向上喷射，几艘船着了火，一阵阵的高射炮火发出淡黄色的闪光。但这种情景仍像是一次演习，而不大像是一场战争。

接着，她看见一派非常奇特的骇人景象。一艘战列舰消失了！一霎之前，这艘战列舰还屹立在前列，但顷刻间已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黄黑两色浓烟缭绕的大红球。轰隆一声大爆炸几乎震聋了她的耳朵，气浪扑到她脸上，像是轻拂的和风。一团圆形黑烟和通红的火焰沿着一根较淡的烟柱上升到高空，接着又是一声爆炸，迸发出一大片美丽的橘色和紫色，然后又是另一次连续不断的隆隆声！那艘消失的战列舰在望远镜中又一次朦胧地出现，已是一艘巨大的裂开而扭弯的破船，全身都着了火，正在倾斜着下沉。水手们拼命奔跑，往海里跳，有些人身上的白军服已经着了火，在黑烟中进进出出，无声地尖叫着。这情景看上去很像在演电影，激动人心但不真实，可是现在杰妮丝·亨利开始感到恐惧了。这儿确实有一艘战列舰在她的眼皮底下沉没下去，而且自始至终不到十分钟！她看见更多的飞机飞到她头顶的上空，炸弹开始在一些小山上爆炸开来。她想起她的孩子，就飞跑到汽车跟前，猛地把车倒退到公路上，然后开足马力驶回家去了。

中国保姆坐在扶手椅上，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往教堂去，帽子放在膝头，闷闷不乐地翻看着祈祷书。“孩子睡着啦。”她用清晰的英语说，她出生在这座岛上，是女修道院抚养大的。“吉列特一家人还没来，他们把我忘了。看来我得去做上午十点钟的弥撒。请您打个电话给芬尼太太。”

“梅安娜，你知道不知道日本正在进攻我们？”

“什么？”

“唉！难道你听不到炮声？听不到爆炸声？”杰妮丝神经紧张地朝窗外做了个手势，“把收音机打开，你会听到很多事情！日本飞机都飞到港口上空来了，它们已经炸沉了一艘战列舰。”

维克多仰面躺着，服了咳嗽糖浆以后还在睡，呼吸的声音响而且快。杰妮丝把他滚热的红润的小身体脱光了。收音机里播送着夏威夷吉他圆润的琴声，一个女人唱着《可爱的草裙舞能手》。当杰妮丝用海绵替婴儿擦身子的时候，广播员兴高采烈地给克什米尔香皂做广告，然后又开始播另一首夏威夷歌曲。那位保姆来到房门口，问道：“亨利太太，您真的相信发生战争了吗？收音机里什么也听不出啊！我想，或许您只是看到了军事演习吧？”

“啊，我的天！演习！你以为我有多蠢？千真万确，我看见一艘战列舰被炸毁了。我看见大约一百架日本飞机，也许还要多！广播电台的人都睡着了，不然就是神经错乱。喂，请你给他吃点儿阿司匹林。他的烧退了很多了。我要打电话给芬尼夫妇。”

但是，电话线路已经不通了。她接连往挂钩上按了好几下，但不起作用。

“洗羊消毒液是使香烟变得苦涩的焦油。幸运牌香烟是唯一的好烟，没有一点点洗羊消毒液的味道。”一个爽朗而愉快的男人声音说，“抽幸运牌香烟吧，对您的喉咙大有好处——”

杰妮丝把刻度盘拨到另一个频道上，听到了风琴的乐声。“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保姆交叉着双臂倚在门口，乜斜起眼睛嘲弄地望着杰妮丝，看她拧动刻度盘收听新闻。

“怎么，他们都疯啦！水兵们有的身上着了火，有的跳进海里给浪涛冲走了。什么声音？是谁来了？是吉列特夫妇吗？”她听见车胎驶在汽车道沙石上的嘎吱声。一只拳头捶打着门，门铃响起来。那个保姆直瞪着她的女主人，身子一动也不动。杰妮丝飞奔到门口把门打开，华伦·亨利踉踉跄跄地跌进门来，他血流满面，穿着沉重的飞行靴、一套带拉链的衣服和一件血迹斑斑的黄色救生衣。“喂，你有二十块钱吗？”华伦问。

“天哪，华伦！”

“杰恩，你先把车钱付掉。”他的声音已经嘶哑，话说得很简短，“梅安娜，拿点儿绷带来好吗？”

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尖脸的白种老头儿，他说：“太太，应该给我五十块钱。我听说日本人已经在卡胡库角登陆了，我也在替我自己的一家人发愁呢。”

她给他两张钞票。“我丈夫说给你二十块钱。”她说。

出租汽车司机把钞票装进衣袋里，说：“哪怕我得杀出一条血路上船，我也要搭第一艘船离开这儿。夏威夷的每一个白种人都要被杀掉，这是罗斯福给咱们惹出来的。”

华伦光着膀子坐在厨房里，保姆正在把消毒药敷在他流着血的左胳膊上。“我来吧，”杰妮丝拿起海绵和药瓶说，“当心别让维克多出什么差错。”

杰妮丝在他两英寸长的擦掉皮的伤口上敷药的时候，华伦咬紧牙齿忍着痛苦。他问她：“杰恩，维克什么地方不舒服？”

“唔，发烧，咳嗽。亲爱的，你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情况？”

“我被打下来啦，那些杂种把我的报务员也打死了。给我点一支烟好不好？我们的中队在‘企业’号航空母舰前面飞行巡逻，于是跟他们遭遇上了——哎，轻轻地擦碘酒，碘酒够多了——那些混账的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

“亲爱的，你得到医院去，应该把伤口缝起来。”

“不，不，医院准是挤得满满的。这是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同时，我想确切知道你跟维克都很平安。我要到福特岛去，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许能在那儿搞到一架飞机。那些日本航空母舰还没走远，我们要反攻，那是肯定的，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杰恩，用绷带把它扎起来，再把我耳朵上的伤口敷上药扎上就行啦，我全身那么多的血块就是从这里滴下来的血凝成的。”

看见华伦从战场上突然回到家里，而且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光着半个身子，血流不止，这情景吓得杰妮丝头晕目眩。但当她抚摩着他的皮肤，闻着他的汗和血的气味，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时，她又深深地感到愉快和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激动得厉害。“天哪，真离奇——当然，我原以为那些高射炮炮弹的爆炸是实弹演习呢。我们在四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们。还有大量可怕的烟从岛上升到天上。我把这一点告诉了我的僚机驾驶员，我们两个人都推测他们是在焚烧甘蔗林。我们最初没有认出他们，直到他们的六架飞机从太阳里钻出来向我们猛扑过来。这是我最后见到皮尔·帕朗茨，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他的下落。从那时起，我就想尽办法保住自己这条命。天哪，瞧那些家伙俯冲的劲儿！”

“亲爱的，别动。”

“对不起。的的确确，那是一场硬仗，杰恩。无畏式是一种优良的俯冲轰炸机，可是这些日本的零式飞机更好！它们飞起来速度那么快，性能那么灵活！它们可以一翻身钻到你的飞机肚子底下，快极了！简直不是它们的敌手。它们表现了飞鸟似的绝技，你甩不掉它们，也盯不住它们。说实话，驾驶员们也都是第一流的。我不敢说F4F战斗机是不是它们的对手，可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一架无畏式跟一架零式较量，简直是死路一条。我只能不断地打转躲避他们。他们马上把德·拉什穆特打死了。他在通信联络中发出的可怕尖叫声几乎震破了我的耳鼓，然后他喊着说：‘亨利先生，我正在流血，我要死啦！’接着，哼了一声就完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它们不断向我飞来，急于把我干掉。其中有一架最后冲过了头，在我的视线内停留了一两秒钟，想掉转身来，我马上用0.50口径的机枪向它扫射。肯定它已经开始冒烟，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我就看不见它了。曳光弹从三面向我射来，正好经过我的窗口，一道道巨大的粉红色的光发出嗖嗖嗖的声音。然后，天哪，我们自己的高射炮开火了！究竟为什么向我开炮，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些愚蠢的狗娘养的——也许他们是想打日本人而打错了目标，高射炮火在我的周围爆炸开来。我依旧不知道究竟是谁打中了我，是他们呢，还是日本飞机。我只知道我的油箱着火了。可怜的德·拉什穆特，我一声又一声地向他喊叫，直到火焰冲到飞机座舱的周围，可他一句也没有回答，他肯定已经死啦。因此，我打开座舱盖跳伞了。直到降落伞张开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看见的只是一片海水。我降落在檀香山海港上空，风把我吹到了岸上。我几乎给缠在迪林汉大道旁边一个小公园的一棵棕榈树上了，但是我解脱出来，降落到地面上。我抓住了那辆出租汽车，跟那家伙磨了很久。他看见降落伞缠满树梢，他看见我怎样解脱——他停下车在一旁观看——但他还是要我付给他五十块钱，才答应把我送回家。好一个爱国者，那家伙！”

“亲爱的，我已经把你的血止住一些了。你就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吧，好不好？”

“亲爱的，我一定要在今天天黑之前弄到一台打字机，好把这第一次对日本零式飞机作战的报告写出来存档。嘿，怎么样？你应该去瞧瞧市区的那种景象！”华伦朝他的妻子歪着头咧嘴一笑，“人们出来的时候还穿着睡衣裤，还有穿得更少的，叫喊着，跑来跑去，呆呆地望着天空。老头儿、孩子、抱着婴儿的母亲，真是他妈的傻瓜，在高射炮炮弹的碎片像雨点一样到处乱飞的时候还乱跑！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屋里。我还看见那个漂亮的中国姑娘——看到梅安娜使我想起了她——奔跑着穿过迪林汉大道，身上除了一只胸罩和一条粉红色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而且还是透明的小裤衩——真够瞧的——”

“你就会留心这类事，”杰妮丝说，“毫无疑问，哪怕你的一只胳膊给打断，你也会留心这类事。”华伦用他的好胳膊亲昵地抚摸了她一下，她在他的手上拍了一巴掌。“好吧！我已经把这里的伤口包扎好了，也许可以凑合一阵子。你的耳朵也不流血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到海军航空医疗站去看看医生。”

“那得看时间，那得看时间。”华伦一边做着苦脸挥动他的胳膊，一边穿上衬衫和毛线衣，拉上他外衣的拉链，“我想看看维克。你去把车子开出来。”

过了一会儿，他从屋子里走出来，打开了车门。“嘿，这小鬼睡得挺安静，摸上去挺凉，看样子好像长大了一倍。”

“也许热退了。”杰妮丝说罢，停顿了一下，手放在排挡上。车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广播总督的讲话，要求人民保持镇静，强调舰队的损失很小，进攻的敌人已被打退了。“华伦，出租汽车司机说日本人正在卡胡库角登陆，你觉得会有那个危险吗？还有——”

“不会的，不会的，开车吧。登陆？他们在四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建立一个滩头堡，怎么保证供应呢？你会听到各种疯狂的谣言。这是一次打了就跑的空袭。他妈的，这座岛上的高级将领们现在肯定在集体自杀。在所有骗人的把戏中，搞了一个星期天早上的偷袭！嘿，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例行战斗问题。”

山顶上一些看热闹的人站在停放的汽车旁边的草地上，指手画脚地交谈着。浓密的黑烟从舰只停泊的地方往上腾起，迅速布满整个天空，遮得太阳像个灰暗的圆球。杰妮丝把汽车停住，华伦通过风挡玻璃用望远镜向港口环视了一遍。

“天哪，杰恩，福特岛简直成了废品场了！我看不见一架没有损坏的飞机。但是，飞机库里一定还剩下许多架。老天爷，还有一艘战列舰也沉没了。我敢打赌准有上千人待在舰上——嘿！老天爷！他们又回来了吗？”

在整个港口，高射炮开始隆隆地响起来，喷出火焰，黑色的高射炮炮弹又在蓝色的天空里开了花。华伦朝天空望了望：“真他妈的！他们又来啦！怎么回事？这些混账的日本人这一次肯定是孤注一掷了，杰妮丝！嗯，这也就是说，那些航空母舰依旧在飞机的航程之内，等着它们的飞机回去。好极啦！把位子让给我，我来开车。”

对杰妮丝来说，只要不是她自己开车，汽车开得太快她就要紧张，这一点华伦是知道的，但是他像一个抢劫银行后逃走的强盗一样，一阵风似的开着汽车向珍珠城疾驰而去。他妻子惊魂稍定之后，就开始欣赏这种危险的高速度。现在，在日本人袭击以后，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显得更富于冒险性，几乎可以说更好玩儿。华伦看上去是多么漂亮、多么有能力、多么惹人喜爱啊！他用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轻松地转动着驾驶盘，绷紧着的嘴里叼着香烟，眯起眼睛望着大路。她的厌烦和急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蘑菇状的黑烟比以前浓厚得多，他们透过风挡玻璃望出去，看见日本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着了火从天上掉下来。每掉下一架飞机，华伦都要发出一声欢呼。

舰队的登陆处一片混乱和恐怖。水兵们的脸和手被火烧得起泡，皮肤变成或黄或黑的烧焦的碎片，挂在带血的肉上，被人从救生艇上救出来，或者被穿着血迹斑斑的白色制服的人们抬到担架上，送到医院的救护车里。受伤的人和没有受伤的人都骂着一些下流话，已顾不得挤在登陆处一边咬着手指头一边细细察看受伤者面孔的妇女们，也顾不得那些孩子，他们有的年纪比较小，在妇女们的裙子周围玩着闹着，有的年纪比较大，瞪着大眼看被烧伤的水兵们。有一艘救生艇上装满裹着白布的死人，舵手打算靠拢来，一个穿黄咔叽布军服的胖胖的老长官不住地骂他，挥着手叫他走开。高射炮沉重的轰击声和炮弹爆炸声，空袭警报的号叫声，舰艇汽笛的鸣声，飞机的怒吼声，这一片声响掩盖了一切喧哗，因为第二次空袭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空气中充满浓重的火药味，混合着从福特岛周围水面上燃烧着发出浓烟的黑色燃油中散发出的恶臭。华伦·亨利两手搭在臀部，香烟叼在嘴上，沉着地观看这个可怕而壮烈的场景。

杰妮丝用发抖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渡过海去。”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然后大踏步走到登陆处的终点，到一条带长篷的船那边去。杰妮丝匆匆地跟在他后面。

“掌舵的，这是谁的专用汽艇呀？”

一个握着舵柄的整洁的舵手，用一只手去拍头发剪得短短的头上一顶戴得很合适的白帽子。这个人宽下巴、古铜色面孔、高个儿，好奇地注视着华伦血污的救生衣，慢吞吞地说：“先生，这是海军将军拉德本的专用汽艇。”

“海军将军在海滩上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在这儿待多久？”

“不知道，先生，他只是要我等着他。”

华伦回头望了一眼沿着登陆处缓缓转动的这条船，随后说：“喂，你瞧，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亨利海军上尉，我是一个俯冲轰炸机驾驶员。”

“是吗，先生？”

“我是在早上起飞的，正当日本人袭击开始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从飞机上打下来了，我不得不找另一架飞机，再次加入这场战斗。所以，请你把我送到福特岛去好吗？”

那个舵手踌躇了一下，然后挺直身子向他敬了个礼。“上船来吧，先生。重要的是把那伙王八蛋打死。原谅我，太太。”

“啊，一点儿也不错，”杰妮丝笑了笑，“我也希望他把那群王八蛋打死。”

华伦站在船尾部，两手放在屁股上，头发在风中飘动，染血的救生衣敞开着。当专用汽艇驶开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望着他的妻子。

“打死他们！”她喊道，“然后回到我身边来。”

“我知道。你等这些王八蛋滚了以后再开车回去，不然他们会向你扫射的。再见吧。”

一架红黄相间的日本飞机刚好从他头上掠过，离地不到二十英尺，他急忙把身子弯下去。飞机的马达声响了一阵又消失了。然后，那架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从一艘沉没了的战列舰的深红色船身上面飞过海峡去。华伦站直了身子，依旧咧嘴笑着。杰妮丝目送着海军上将的那艘漂亮的专用汽艇——汽艇全身是灰色的新油漆，闪亮的铜，雪白的窗帘与绳具——载着她血迹斑斑的丈夫往海港中部作为海军飞机场的冒着烟火的岛上去了。他挥着手，她也拼命挥手作答。她在舰队登陆处看到的情形已经把她吓坏了，然而，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像此刻这样激动，这样富于生命力，这样单纯美好，这样热爱她的丈夫。

在她开车回家的时候，汽车的收音机里有一个军队发言人在广播。他号召人们保持镇静，防止破坏活动，并叫人们放心，敌人的第二次空袭已被击退，美国的舰艇只是又受到一点儿轻微损坏，日本人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解除警报的汽笛在全岛上空长鸣。到家后，她发现那个女仆坐在扶手椅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又在奏夏威夷音乐了。

“维克多已经很安静了，亨利太太。”她说，“这场仗打得很可怕吗？但是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洗羊消毒液是使香烟变得苦涩的焦油。”一个欢乐的声音说，“幸运牌香烟是唯一的好烟，没有一点点洗羊消毒液的味道……”

维克多又在他的卧室里咳嗽了，像成人似的咳得又重又凶。“你瞧，他现在又咳嗽起来了。”杰妮丝说。

“太太，自从吃药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咳嗽，我一直在听着。”

杰妮丝的手表指针指在十点差八分上。“是的，已经过了两个钟头左右了。我想这都是药水的效力，我打算再给他吃一些。”娃娃身上依旧没发烧，他闭着眼喝了一满匙褐色糖浆，叹了一口气，然后翻过身去。杰妮丝倒在椅子上，不住地出汗，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想着战争已经开始，在她的孩子服两剂咳嗽药的中间，太平洋舰队被摧毁了。

(1)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

(2)　丘纳德（1787—1865），美国费城人，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行的第一人。

第六十章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在飞剪式客机的机翼上抹了一层红霞。维克多·亨利完全醒过来了，他看着耀眼的日轮离开海面。水上飞机的发动机改变了声调，刺激着他的神经。自从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白雪皑皑的红场上告别以来，他一直在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卡车上、吉普车上、雪橇上甚至牛车上颠簸。他想，上了“加利福尼亚”号以后，他的骨头也许还要颤动一个月呢。再过四十八个小时，再走两趟一千五百英里的航程，如果中途不出事故，这趟环绕地球半圈的旅行就算完了。

太阳转到侧面去了。这个弯拐得幅度不大，他在座位上身子都没倾斜。一道粉红色的光线从飞机另一边射来，落到他腿上。帕格离开座位，走进前面的厨房，侍者正在那儿打鸡蛋。“爱德·康纳利有空吗？我想跟他谈谈。”

侍者微微一笑，对标着“驾驶舱”字样的门打了个手势。这位海军军官和机长在海岛上的旅馆里一起吃过饭，同住过一个房间。在布满仪表的驾驶舱里，发动机的声音要大得多，有机玻璃的机窗外面，浩瀚的紫红色海水和晶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机长是一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健壮汉子，他身穿衬衫，头戴耳机，奇怪地望着帕格·亨利。

“早上好，爱德。咱们怎么往回走了？”

康纳利递给他一份电报，黄色的电报纸上用红墨水笔写着印刷字体。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港口通电，普通明码“珍珠港被空袭不是演习”，停泊处炮火猛烈，建议你重返威克岛弄清情况。

“新鲜不新鲜？”机长摘掉海绵橡胶的耳机，搔着红色的卷曲头发，“你相信真有这回事吗？”

“我并不怀疑。”维克多·亨利说。

“真他妈的！老实说，我可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手。进攻珍珠港！便宜不了他们！”

“但愿如此。不过往回飞是什么意思呢，爱德？”

“我估计他们大概也会去轰炸中途岛。”

“啊，那么说，他们也许也会去轰炸威克岛。”

“威克岛平静无事，我和那儿通过话。”

维克多·亨利回到他的座位上，他感到激动，可是毫不惊讶。到底来啦，他想：在战争的慌乱期间，伺机偷袭一下珍珠港。这些没有脑筋的亚洲人想耍旅顺口的老把戏了！不过，这次他们到底把脑袋钻到绞索里来啦。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可不是一九〇四年的沙皇俄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电报中那句不是演习的话不断地纠缠着他。对处在战争戒备状态的舰队竟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愚蠢，准是哪个低级的报务员给加上的。

一个沉静的、晒得黑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只穿着短裤、袜子和皮靴，坐在吉普车里，在码头上等着他。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已经命令部队准备战斗，他要见见亨利上校。他们在灼热的阳光和呛人的珊瑚尘中沿着海滩公路驶去，然后拐进一片丛林。几小时的战备并没改变威克岛的面貌：三座平坦、宁静的沙土小岛构成一个马蹄形，环绕着翠绿的浅滩，四周是辽阔的海洋，上面有成千上万的鸟儿——因为这是禁猎区——民用建筑队的卡车和推土机往来奔驰着。岛上怪样子的驼背老鼠像小袋鼠一样从吉普车前面跳开，色彩艳丽的鸟儿一群群从矮树林里腾空飞去，啁啁啾啾地叫着。

指挥所建在很深的珊瑚沙底下，用树枝伪装得很好。维克多·亨利在这个木材建成的深洞里面对着海军陆战队上校，看到无线电设备和粗糙的家具，闻到过滤咖啡和新挖出的泥土的气味，他感到对日战争已经成为事实。这个地下掩蔽所没有俄国战壕那种墓地般的臭味；不是冰凉潮湿，而是烤得又热又干燥；那些正在急急忙忙地架屋梁、安电线的人并不是脸色苍白的、冻伤了的、穿得鼓鼓囊囊的斯拉夫人，而是晒得黑黑的、几乎赤裸的、汗流浃背的美国人。然而在这里，在这个能够隐隐约约听到太平洋涛声的地方，这些美国人——跟莫斯科郊外的俄国人一样——正钻入地下，等待进攻。美国参战了。

陆战队上校是一个干瘦的相貌和善的人，帕格头天晚上和他一起吃过饭。他把一封信交给帕格，请他带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上校，请您当面交给海军司令。这是我最迫切需要的物资清单，我们可以在这儿用它作战。如果他把那些东西送来，我们或许能够坚持到换防的时候。威克岛的雷达设备目前都在夏威夷的码头上，在那儿已经有一个月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他把设备放到一艘驱逐舰上，最好是一架轰炸机上，赶紧送来。没有雷达，我就是一个瞎子。我不能派战斗机去巡逻，战斗机太少了。我这里的最高点离海面只有二十英尺，我的水塔也不过再高出几英尺。我们的结局大概是不得不到铁丝网后面吃鱼和米饭去，不过至少我们能叫那些兔崽子花点儿力气来夺得这块地方。”

帕格刚好赶在一场暴雨前回到旅馆。飞剪式客机上的乘客们正坐下来吃午饭，这时候狂风震撼着地板，把盘子碰得砰砰直响，窗子上的碎玻璃叮叮当当地摔到花砖地上。乘客们叫喊着奔到窗前。粗大的雪茄形飞机，花哨的丛林保护色上涂着橘红色圆圈，在雨中一闪而过；帕格瞥见它们的双引擎和双尾翼。黑烟和大火已经从礁湖对面的机场上腾起，紧跟着又是一阵爆炸，以及更大的火、更浓的黑烟。帕格经常看到轰炸，但是这次袭击随心所欲地摧毁了美国的设施，还是把他气得发昏。

肆意轰炸的轰炸机在雨里显得模模糊糊，不断地在小岛和礁湖上空交叉着飞来飞去，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只遇到疏疏落落的高射炮火。不一会儿，一队轰炸机径直向泛美航空公司的所在地冲过来，这正是维克多·亨利一直害怕的。飞剪式客机一旦受到攻击，他就会陷入困境，他的战争生涯还没开始就要告终。不搭上那个大而醒目的银白色的攻击目标，他就无法离开威克岛。

机群轰炸并扫射着旅馆、泛美航空公司的修配厂、码头以及无线电塔的时候，他们周围响起了一片凶猛的爆炸声和哗啦啦的墙倒屋坍声。旁边一个汽油库发出可怕的巨响爆炸了，升起一片银白色的大火，飞到天空中，久久不散。乘客们钻到桌子底下或者挤在墙角，但是维克多·亨利仍然蹲在窗前，在驾驶员的旁边观察着。他们看见溅起的水柱逼近了水上飞机，他们看见飞剪式客机的碎片飞了起来。

轰炸机的声音渐渐消失，帕格跟着驾驶员跑上飞机码头。爱德·康纳利像个穿着衣服的猴子，冒着雨爬上了滑溜的水上飞机，使得机身一阵乱晃。“帕格，上帝保佑，我看我们还能起飞哩！他们没有把油箱和发动机打穿，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打着。我现在就把乘客们从这个鬼地方拖走，以后再跟夏威夷打官司。”

乘客们急急忙忙爬上飞机。飞剪式客机起飞了，而且飞了起来。下面，飞机的残骸在燃烧，三座小岛全都冒着烟。帕格看见一些小小的人仰望着正在飞去的客机，有些人挥着手。

九个小时以后，尽管在深夜里，还是不难发现中途岛。驾驶员把帕格叫到驾驶舱里，让他看前面远处黑魆魆海面上的火星。“他妈的，这些日本人是一口气干的，是不是？”他说，“他们四下里同时下手。我听广播说他们已经到了马来亚、泰国、中国香港，正在轰炸新加坡——”

“咱们能着陆吗，爱德？”

“咱们得试一试。我没法儿叫起他们，导航灯全都灭了。中途岛有好多地下油库，管它那儿烧的是什么，只要咱们着了陆，就能加油。嗯——着陆啦！”

这架水上飞机借着正在燃烧的飞机库和建筑物的火光降落到黑暗的水面上。当它啪的一声落到海水里时，忽听得一声巨响，似乎撞上了什么硬的东西，但是接着就慢了下来，平安无恙地浮在水面上。后来他们知道，日本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炮轰了中途岛的机场。一大群情绪高昂的救火队员几乎赤裸着身体，正在用水和化学药剂灭火，翻腾起一团团巨大的刺鼻的红色浓烟。维克多·亨利找到了司令部，想打听一下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值班的上尉很殷勤，但说话含糊。他说司令出去检查岛上的防空设施去了，他自己没权把绝密文件拿给帕格看，但是他可以告诉上校，海军打下了好多日本飞机。

“‘加利福尼亚’号怎么样了？我就是到那儿去接任舰长职务的。”

上尉肃然起敬：“哦，先生，真的吗？‘加利福尼亚’号吗？我相信它平安无事，先生。我不记得有一句话提到过‘加利福尼亚’号。”

这个消息使维克多·亨利安心地睡了一小会儿，尽管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地喃喃自语，而且天不亮就起来了，在旅馆凉爽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中途岛的信天翁成群地在外面灰色的沙丘上走着，这种鸟长着弯曲的大喙，他只听人说过，可从来没看见过。他望着它们笨拙地飞着，落下来，头重脚轻地翻筋斗。太阳升起来时，他看见一对正在交尾的信天翁在沙滩上滑稽地蹦来蹦去，四只脚一跳一跳，就像一对醉醺醺的农家老夫妇。按常情说，维克多·亨利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中途岛上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基地，可是今天什么东西也引不起他离开这架随波荡漾着的沉闷地嘭嘭碰撞着码头的水上飞机。

到夏威夷的四个小时真好像是四十个小时。时间不是按平常的速度消逝着，而是冻结住了。帕格找侍者要来了扑克牌，独自玩起来，可是跟着就把牌忘了。他只是呆坐着，像忍受牙医在牙上钻洞那样，慢慢地把这一段旅程的时间熬过去。终于侍者来了，笑眯眯地对他说：“康纳利机长请您到前面去，先生。”

前面，透过有机玻璃，夏威夷群岛阳光灿烂的青翠峰峦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吗？”驾驶员说。

“自从我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孩以来，”帕格说，“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了。”

“别走开，我们就要看见舰队了。”

客机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情景。中途岛上的谣言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是惨败了，有的说是胜利了，而且两种说法都说得有声有色。客机从北面进入港口上空，兜了个圈后开始降落。飞机来回盘旋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对眼前的景象感到直恶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沿着福特岛整个东岸，布满了太平洋舰队的战舰，都是东倒西歪、支离破碎、舰底朝天，就像一个孩子乱七八糟丢在澡盆里的玩具。希卡姆机场和海军航空基地上是一大堆一大堆焦黑的飞机残骸，以及坍毁烧焦了的飞机库框架。一些干船坞里还停着七零八碎的炸翻了的船只。帕格极力想在这烟雾弥漫的惨景中找出“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可是，从这个高度望去，那些吊篮式桅杆的船只都是一个模样。靠里边停泊的有些船看样子损坏得轻一些，但愿“加利福尼亚”号也在里面！

“我的上帝，”康纳利说，回过头来望着帕格，脸都变样儿了，“真是一塌糊涂！”

维克多·亨利默默地点了点头，在一个折叠的座位上坐下。这时水上飞机下降了，从一艘三叉桅杆的战舰旁边掠过。这艘战舰肚子炸烂了，一头翘得高高的斜躺着，海水都淹没了大炮。飞剪式客机溅起一道水幕，遮住了那幅令人寒心的景象。

旅程结束了。

几辆叮当乱响的海军救护车飞快地驶过去。帕格从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码头的海关检查站直接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楼，那里面挤满了忙忙碌碌的军官和水兵。他们脸上都是一副惶惶不安、心有余悸的神情，就像一群遭了一场大地震的人。一个穿白制服的非常英俊的海军少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挡住了通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内部办公室的去路。他用怀凝的目光打量着穿麻布夹克、裤子发皱的帕格。“海军司令吗？先生，您是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海军司令吗？”

“对。”帕格说。

“先生，您不是真的指望今天要见到金梅尔海军司令吧？我给您找找副参谋长好不好？”

“请向将军通报一下，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我刚搭飞剪式客机到这儿，给他带来了威克岛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一封亲笔信。”

这位非常英俊的海军少尉懒懒地朝一张椅子打了个手势，拿起了电话。“您可能要等上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先生。您知道眼下的情况。”

“我知道个大概的轮廓。”

过了一两分钟，一个穿着定做的蓝制服的漂亮女人从双扇门里朝外望了望。“亨利上校？这边来，先生。”

那个少尉盯着从他旁边走过去的维克多·亨利，仿佛这位上校又长出了一颗脑袋。走廊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的办公室都敞着门，从里面传出激动的谈话声和打字机的嗒嗒声。在一扇高高的门前，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严肃地行了个礼。这扇门上装饰着四颗金星和一枚海军军徽，用金字标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字样。他们走进了一间镶着护墙板的接待室，那个女人打开了一扇沉重的打磨得锃亮的硬木门。

“将军，亨利上校来了。”

“嘿，帕格！赶上好日子啦，咱们有多久没见面了？”金梅尔在窗户前高兴地挥挥手，他正站在那里注视着外面的停泊处。他穿着金纽扣的整齐洁净的雪白制服，脸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看上去风采焕发，尽管头发已经脱落了很多，比以前老得多了。“自从在‘马里兰’号上你在我手下工作以来，我见过你没有？”

“我想没见过，先生。”

“啊，你一点儿不显老！坐下，坐下。飞黄腾达啦，是吧？啊，到俄国那地方观察了一番吧，是不是？”他们俩握了握手。金梅尔的声音还像从前那么诚恳，那么动人。这是一位出色的军官，帕格想，显示出他的一生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现在，经过了二十年针对“橘子”的军事训练和演习，他指挥的舰队就在眼前窗外躺着，被“橘子”队的一次真正的迅速进攻摧毁在港口。他看上去相当漂亮，只是眼睛红通通的，注意力有些不集中。

“我知道您很忙，先生。”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从威克岛带来的信。

“没关系，能见着一个熟人真是太好了。你那时候是一个出色的炮术军官，帕格。你从来就是一个优秀军官。抽烟吗？”金梅尔递给他一盒烟，然后点上一支，“让我想想看，现在你不是有两个孩子在服役吗？”

“是的，先生。一个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驾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另一个——”

“太好啦！他们没炸着‘企业’号或者任何别的航空母舰，帕格，因为这些航空母舰至少是执行了我的命令，处于百分之百的戒备状态。另外那个孩子呢？”

“他在马尼拉的‘乌贼’号潜水艇上。”

“马尼拉，是吗？他们还没轰炸马尼拉的舰队，尽管我知道机场已经被炸了。汤米·哈特这下子可得到教训啦，他再也找不出什么借口了。我只希望马尼拉陆军的航空部队别像他们在这儿那样睡大觉！这些岛屿和这个停泊处的安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完全由陆军负责的，帕格，还明确包括空中巡逻和雷达观测的职责。岛屿防务命令上写得明明白白，不论到哪里，都找不着比这更清楚的了。幸好文件上没有对这个问题留下什么漏洞。哦，你从威克岛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是吗？咱们瞧瞧吧。他们轰炸时你在那儿吗？”

“在那儿，先生。”

“糟到什么程度？跟这儿一样糟吗？”

“嗯，我估计有二十多架飞机轰炸我们。他们主要是炸飞机和机场设施，将军。那儿的船只没有被炸。”

总司令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似乎怀疑他的话里带点儿挖苦。“哎，你是不是来替换‘加利福尼亚’号的契普·华伦斯东的？”

“是的，先生。”

金梅尔摇了摇头，开始看信。

帕格贸然问道：“将军，‘加利福尼亚’号情况怎么样？”

“啊，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先生。我是乘飞剪式客机直接到这儿来的。”

金梅尔没抬头，用一种直率的做报告似的口气说：“它的左舷中了两枚鱼雷，还中了几枚炸弹，还有几枚几乎命中。一枚炸弹穿透甲板爆炸，引起一场大火。它的船头先往下沉，帕格，目前还在下沉。他们仍旧在排水，以免它沉没。它是电动的，初步估计——”他把桌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瞅了瞅，“一年半也许两年不能作战。当然，这是绝密。我们不发表损失的消息。”

总司令在沉默中看完了威克岛的信，把信扔到桌子上。

维克多·亨利的声音颤抖着，话说到一半又咽了下去。“将军，如果我让大家拼命干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呃，有没有机会让我用六个月的时间叫它重新回到战斗行列里来？”

“你自己去看看吧。没指望啦，帕格，一个负责打捞的军官就要去接替契普了。”总司令的口气充满同情，但是帕格觉得，把坏消息告诉别人似乎使总司令心里舒服些。

“好吧，也只好那样了，我想。”

“你会得到别的任命的。”

“不过，将军，问题是能用的战列舰已经没多少了。没有了。”

又是那迅速而怀疑的一瞥。在这件事上，要说句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太刺激的话，是很不容易的。金梅尔轻蔑地指指帕格带来的信：“这里就是给你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救援威克岛？这意味着要暴露一艘航空母舰。没有空中掩护，我们不能去。他要求一大堆我无法给他的东西，道理简单得很，俄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把这些东西弄走了。在欧洲发生纠纷以前，罗斯福先生一直是一位伟大的海军统帅，帕格，不过从那以后，他就把眼睛从这个问题上挪开了。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太平洋。这片海洋是我们国家的头号安全问题，而这一点他恰好忘掉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适当巡逻的实力。天知道，我不愿依赖陆军。然而，装备的寿命有限，要是我们把飞机都用来巡逻用坏了，打仗的时候用什么呢？华盛顿一见日本鬼子就喊狼来了，已经这样喊了一年。我们进行过这么多次全面戒备、空袭演习、突袭训练等等，数都数不过来，可是——到头来，白费心思。我认为这件事清楚得很，总统对于错误的敌人、错误的海洋、错误的战争兴趣太大啦。”

到过柏林、伦敦和莫斯科，经过眼下这种使自己心烦意乱的失望以后，听着金梅尔海军司令关于太平洋的重要性这类一成不变的海军老调，维克多·亨利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吧，将军，我知道您很忙。”他说，尽管事实上他对这场灾难的心脏地带的平静状态感到吃惊，对金梅尔乐于和一个并不很熟的普通舰长闲聊感到意外。总司令的举止神情简直和基普·托莱佛一样孤独凄凉。

“啊，好吧，我确实想着有一两件事要干，你也有你的事要办。见到你很高兴，帕格。”金梅尔海军司令忽然用一种打发人的口气说。

杰妮丝接了帕格的电话，热烈地要他上她家住。帕格正要找个地方放行李、换制服，好上“加利福尼亚”号去。他开着一辆海军汽车来到杰妮丝家，短暂并适当地逗孙子玩了一会儿。杰妮丝对他的军舰的遭遇说了几句宽慰话，他只是哼了一声。她要他拿出白制服来，让女仆赶快熨好。在客房里，他打开手提箱，把揉皱了的制服拉出来，他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跟着掉在地板上。

他穿着睡衣把信浏览了一遍，这是他在从关岛到威克岛的长途飞行中写的。像他过去给罗达写的那些情书一样，这封信使他局促不安。这封信里没有多少关于爱情的内容，大部分内容是他对一向过的生活所做的理智而精确的叙述。经过马尼拉和关岛两地的逗留，他和这个英国姑娘的整个关系——说是风流韵事也好，调情逗趣也好，谈情说爱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过时、那么生疏、那么虚幻渺茫了！帕米拉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但是有些古怪。她的古怪的最好证明，就是狂热地钟情于他，一个头发斑白的美国海军老兵。他们邂逅相逢了好几次。尽管他严肃持重，在莫斯科那最后的动乱的几小时，她还是在他心里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以致在“加利福尼亚”号的任命所引起的扬扬自得中，他尽情地盼望着新的生活，简直把它当成真的了。

而现在——一切的一切，全都完了！“加利福尼亚”号、帕米拉、太平洋舰队、美国的荣誉，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文明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一声敲门声，是中国女仆的声音：“您的制服，上校。”

“谢谢！啊，熨得太好了，我很满意。”

他没把信撕掉，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比这更好的信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拒绝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这种情形既尴尬又可笑，再说别的话也没用。他把信塞到衣袋里。在去海军基地的路上，经过一个邮箱，他停下来把信投了进去。邮箱“当”的一响，对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凄惨的日子里凄惨的一声啊。

更凄惨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号去的旅程。发出恶臭的水面上盖着一层黑油，以致汽艇连水波都搅不起来，只是在烟雾中黏黏滑滑地突突响着，像破冰船那样从水面上漂浮的乌黑破烂的垃圾堆中撞过去。汽艇从整个战舰行列前面经过，因为“加利福尼亚”号泊在紧靠水道入口的地方。一艘接着一艘，帕格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他非常熟悉的庞大的灰色船只——他曾经在其中几艘上服务过——都是烟熏火燎，炸得支离破碎，或者船头下沉，或者船尾水淹，有的沉到水底，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船底朝天。他感到悲痛万分。

他是一个战舰派。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拒绝了进航空学校。在他看来，海军航空兵干侦察、轰炸支援以及鱼雷攻击都很好，但是不能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他曾经和那些飞行员争论过，他认为战争一发生，皮儿薄薄的航空母舰只能离战场远远的，忙于互相轰炸和机群混战，而装备大炮的战舰则可以猛烈格斗以争夺制海权。那些飞行员断言只消一枚空投炸弹或鱼雷就能击沉一艘战列舰。他反唇相讥说，十六英寸厚的装甲跟瓷器绝对不一样，而且有一百门大炮同时开火，驾着一架洋铁皮小飞机的驾驶员恐怕也难以击中目标。

他玩橄榄球的经验加强了这种自然而然的保守成分。在他看来，航空母舰就好比那种好出风头的球队，拥有一批爱玩花招儿的带球的人、咋咋呼呼传球的人；而战舰呢，则是那种扎扎实实的进攻性球队，黑压压的一堆人一下子冲过防线。这些顽强的寸土必争的人往往取胜。他这辈子一直抱着这种错误的想法。在自己这一行的关键性判断上，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于从汽艇旁边经过的这些惨遭屠戮的庞大“恐龙”，别的战舰派或许还能找出一些辩解的借口，但是对于帕格·亨利，事实不容争辩。每艘军舰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械奇迹，都是像女人手表一样精巧制成的浮动的庞然大物，能够把一座城市轰成齑粉。这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攻其不备，那些小小的洋铁皮飞机就能把它们收拾掉。证据就在他眼前。二十年来的争论已经结束了。

夕阳把玫瑰色的光芒投在倾斜的“加利福尼亚”号的上层结构上。它向左舷倾斜了七度左右，抽水机有节奏地响着，喷出一股股又浓又臭的污水。汽艇靠上舷梯的时候，这垛布满了一道道烟痕、给火烧成漆泡的油污的钢墙，凌空斜俯在帕格的头顶上，使他产生一种死亡临近的眩晕感觉。他爬上倾斜的、一部分没入水里的舷梯时，也感到眩晕。

可算赶到啦！在古比雪夫的艰难时刻，在西伯利亚的列车上，在东京的大街上，在马尼拉的俱乐部里，帕格一想起他上舰就职的情景就感到兴奋：列队行礼的穿白制服的水兵，接受检阅的仪仗队，水手长发出颤音的哨子声，在舷梯上握手的指挥官们，以及在为迎接新舰长而打扮得五彩缤纷的雄伟战舰上得意扬扬的巡礼。从前他经常在这样的仪式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作为主角，作为核心人物，作为新到任的“舰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吃一辈子苦头，也是值得的！

眼前却成了这副样子！

维克多·亨利踏上“加利福尼亚”号倾斜的后甲板时，一股腐烂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他说：“请准许登舰，先生。”

“请吧，先生。”值日军官漂亮地行了个礼，他的红红的孩子气的脸很动人。他穿着油污的咔叽制服，戴着手套，挂着望远镜。五具尸体停放在后甲板上，盖着满是水渍和油渍的被单，湿透了的黑皮鞋伸了出来，鼻子把被单拱起，细细的水流从他们身边沿着倾斜的甲板向值日军官站的地方淌过来。这股气味一部分是他们发出来的，但是还有好多别的臭味混在一起——一座造给人居住的巨大机器破碎了、崩溃了，发出各种气味：冒出来的烟味，抽水机的汽油味，烧焦的油漆、木头和纸的气味，烧焦的肉味，腐烂的食物味，破烂的废绳缆味。没刮胡子的水兵和军官穿着肮脏的衣服到处闲荡。主甲板上，在脏东西、垃圾堆、乱七八糟的水管、散乱的弹壳和弹药箱中间，庞大而清洁的、完好无损的上层结构耸立在黄昏的天空中。长长的十六英寸大炮，前前后后保养得清清爽爽，刚刚刷上了光亮的灰色油漆，炮口安着炮塞，炮塔毫无损伤。舰上到处架起了高射炮。这艘战列舰半死不活地漂浮在水面上，尽管受了伤，却依然是堂皇的、宏伟的。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是吗，先生？哦！是的，先生！华伦斯东舰长等您好久了。”他朝一个穿白制服的通信兵打了个榧子，讨人喜欢地凄然一笑，说，“真糟糕，先生，叫您看见本舰成了这副样子。本孙，报告舰长亨利上校来了。”

“等一下，你们的舰长在哪儿？”

“先生，他和打捞军官们在下面的前轮机舱里。”

“我认得路。”

那些甲板和过道都异乎寻常地一动不动地倾斜着。维克多·亨利从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过去，爬下陡斜的梯子，烟、汽油、油漆气味以及一种可怕的臭肉味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昏暗和恶臭中下到更深的地方，意识到这些气味弥漫的空间就是鱼雷爆炸的弹穴。维克多·亨利下到前机舱，里面有四个军官挤在一条很高的高架走道上，正用强光的手电照着一片浮油的水面。由于眼睛引起的错觉，倾斜的好像是把发动机淹了一半的水，而不是这个隔水舱。

维克多·亨利甚至没有寒暄几句，就加入了营救军舰的技术性讨论。抽水机来不及排出从鱼雷打穿的洞里灌进来的水，所以舰身正在缓缓下沉。事情就这么简单。帕格问还有没有抽水机，能否用拖船或辅助舰来排水。然而，整个停泊处都在嚷着要抽水机。弄不到更多的抽水设备，就无法及时防止这艘战舰下沉。舰长华伦斯东面容憔悴，穿着油污的咔叽工作服，看起来有六十来岁，对帕格提出的其他办法陆陆续续地做出悲观的答复。补上那些窟窿得好几个月的水下作业。它们分布在舰体的十几个部位。派潜水员封死被打坏的部位，再把它们一个一个补上，又不可能及时完成。一句话，“加利福尼亚”号虽然还没有沉底，但已经是完蛋了。他们谈的都是关于隔舱之间的空隔(1)、关于黏合修补、关于送回本国彻底大修，以及关于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才能重新服役等等的话。

华伦斯东带维克多·亨利到了上面的舰长室。重新呼吸到从顶风的舷窗吹进来的新鲜空气，重新看到苹果绿的夜空中亮闪闪的金星，真是一件爽心快意的事情。在这艘无可挽救地沉向海底的战列舰上，指挥官的舱房里却完整无损、宽敞齐整，既漂亮又富有魅力。一个菲律宾籍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咖啡，他们只好放在膝盖上，因为杯子会从倾斜的桌子上滑下去。舰长悲痛地给帕格讲了日本人轰炸的经过。帕格以前从没遇见过这位军官，可是华伦斯东好像很知道他。他问维克多·亨利罗斯福总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还问他是否认为俄国人能比较持久地抵抗德国人。

“哦，顺便说一下，”他正准备陪着帕格走出来时又说了一句，“这儿攒了你好多信。我不知道——”他把书桌的几个抽屉打开又关上，“啊，这儿，全在这儿哩。”

维克多·亨利把鼓鼓的信封夹到胳膊底下，和舰长一块儿在沉沉暮色中从杂乱的臭烘烘的主甲板上捡着路走过去。

“两天前这艘军舰是什么样子，你简直没法儿相信。”舰长凄惨地摇摇头，提高嗓门盖过嘭哧嘭哧的抽水机声和四下里的金属敲打声，“我们从马尼拉得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星期六我亲自进行检查，检查了五个小时。那个活儿干得才漂亮呢！你简直可以在轮机舱甲板上吃饭。都闪闪发亮！它要算总司令的舰队里最漂亮的了，亨利，而且配备着最优秀的官兵——唉，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

后甲板的那些尸体都已经被挪走了。舰长四处望望，说：“啊，他们把那些可怜鬼弄走了。真是不幸极了，上次点名还有四十七个找不着。他们是在底舱里，亨利，全淹死啦！啊，上帝！那些打捞的家伙说，总有一天这艘军舰要回来作战的，可是天晓得！天晓得那时候我在什么地方！谁料到这些狗崽子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一路溜进夏威夷来？谁会料到他们竟疯狂到敢来试一试？我们的空中掩护到哪儿去了呢？”

“那是‘企业’号吗？”帕格指着一个熄灯灭火的黑压压的长方形东西，它正顺着水道往外驶。

华伦斯东凝视着那个黑影。“是它。谢谢上帝，星期天早上它没在港里。”

“我儿子是那上面的飞行员，或许我该去看看他，有好久没见到他了。”

“我说，那该叫你高兴高兴啦。只要叫你高兴，什么都成。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亨利，真是对不起得很。”华伦斯东舰长伸出手，维克多·亨利犹豫了一下。

在这一瞬间，他想，这个人当初要是比别人聪明点儿，使这艘军舰处于Z级或者即使是Y级戒备——不管怎样说，连他都收到了备战警告——下令进行拂晓防空戒备，“加利福尼亚”号现在也许已经成为海军里最出名的战舰，雄踞水面，随时准备战斗了。而华伦斯东也就会成为民族英雄，在他面前就是直通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升官道路，他移交给下一任的就会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可是眼下呢，他不过是那八位正和打捞军官磋商的战列舰舰长之一，嘴里念叨着这一切是多么不幸，伸出手给那个永远也不会接替他的人，因为他已经让敌人把军舰击沉了。

然而如果是他，帕格·亨利，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吗？一个战列舰舰长命令他的部下起床在港里进行拂晓全体作战准备，而其他六艘战列舰的人却都在睡大觉，这简直成了可笑的荒唐鬼了。整个舰队的人，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以下，都在做梦。这是主要的、永远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加利福尼亚”号的沉没只是一个谁也不会去注意的小小的脚注而已。

他握了握华伦斯东的手，向军旗行了个礼，顺着斜倚水面的令人眩晕的舷梯走下去，乘上值日军官调来的完好无损的豪华的舰长专用汽艇。汽艇驶到码头时，已经天黑了。帕格借着汽车仪表板朦胧的亮光，把那堆积存信件的信封大致看了看：大部分是公文，有两封是罗达的，一封是梅德琳的。他一封也没拆开。

“爸！”华伦不但在家，而且已经换上了便服裤子和一件宽松的花衬衫。他冲进客厅，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父亲，另一只胳膊僵直地垂在身边，一边耳朵上贴着胶布。“哎呀呀，您到底完成了任务啦！从莫斯科捞了一笔！您好吗，爸？”

“我刚上‘加利福尼亚’号看了看。”

“哦，老天爷。来点儿掺水的威士忌酒好吗？”

“水别太多，多点儿威士忌。你胳膊怎么啦？”

“我撞上日本鬼子了，杰恩没跟你说这事吗？”

“她没告诉我你受了伤。”

“不过缝了几针。我照样飞，这才是主要的。来，爸爸，外面这儿凉快点儿。”

在阴凉的有遮阳的走廊上，帕格沉痛地描述着“加利福尼亚”号的情景。华伦一脸瞧不起的样儿。他说，海军的战舰就像一群睡着了的肥猫，等着吃败仗；他们光想着晋升和比分数，对天空的情况一无所知，训练了多少日子，一心要跟日本鬼子打一场日德兰战役(2)那样的仗。可是日本鬼子抓了海军航空兵，而且一出手就打得很漂亮。“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他说，“不过这将是一场持久的硬仗，海军航空兵会来干的。可不是舰艇，爸。”

“我看有些飞机好像在地面上就给收拾掉了。”帕格不服气地说，觉得威士忌酒喝下去很舒服，在身体里发散开来。

“不错，这我承认。整个基地都毫无防备。爸，我告诉您一件事，要是哈尔西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出不了这种事。他一直憋着劲儿准备作战，早就心急火燎了。他会让这该死的舰队保持Z级戒备，整年从早到晚进入全部战斗准备；他会让巡逻机飞个没完，直到飞得散了架；他会成为夏威夷最叫人痛恨的家伙。老天爷，他们来的时候，他早已等着他们了！可不是嘛，我们在十一月就让航空母舰轻装上阵了。从那以后，我们天天飞到天黑，鱼雷装上弹头，飞机装上炸弹，深水炸弹也准备好了。他就像头屁股上叮了个马蝇子的老骡子一样猛跑，这可一点儿不假。”

华伦描述了哈尔西为了寻找日本人的航空母舰而冲到瓦胡岛南边去的那趟徒劳无功的奔袭。华伦·亨利和其他飞行员都觉得方向根本不对头。日本鬼子潜伏的地带只能在北边，从那儿他们袭击完了可以一直返回本土。可是哈尔西收到了南部发现大量无线电信号的测向报告——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于是他派出了全部鱼雷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轰轰隆隆地往南飞去。机群在空荡荡的海面上搜索了几个小时，直到“企业”号难为情地把它们召了回去。这个报告是最常见的测向错误，是相对方位。日本鬼子正好是在相反的方向——北方。当然，那时候已经没希望追上他们了。

他父亲怀疑地咕哝道：“原来是这样。万能的上帝，这简直跟战舰干得一样蠢。”

“唉，是够蠢的，那么大的参谋部里，应该有人想到相对方位的。可是谁的头脑都没有这么清楚，我闹不明白——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一艘航空母舰对付四五艘啊。这也许还算是最好的呢。他起码是试图寻找战斗的机会。您听我说，爸，我们自己的高射炮把自己的飞机打掉了好多，我肯定就是给他们打中的。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场混乱。告诉我，拜伦怎么样？您在马尼拉看见他了吗？”

威士忌酒缓和了维克多·亨利难受的心情，不过和华伦聊一聊也是一剂更好的药。客厅里斜射过来的光落在他儿子身上，显出他已经变了：老了一些，比较自在，然而有点儿倔强，不管什么时候总叼着烟卷。他跟敌人较量过，仍旧活着。他锋芒毕露，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顺随着帕格。

“我跟您说吧，爸，”他说，从另一间房间里又给帕格端来一杯威士忌，“我不否认这是失败。这是我们历史上败得最惨的一次，海军要在这种耻辱中过一百年。可是，上帝，国会今天投票宣战，只有一票反对！仅仅一票！想想吧，还有什么能造成这种局面？日本鬼子是蠢货，他们本应往南移动，看罗斯福敢不敢动手。他们真要那么干了，罗斯福才麻烦呢。”华伦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再说，从军事行动上讲，他们把这次攻击弄糟了。头一轮轰炸，他们就把我们打倒在地，等到第二轮，只不过是在军舰上找补了几下，炸沉了一些小船。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油库就在潜艇基地的后面，一点儿掩蔽都没有。几十个装满油的矮胖胖的靶子，拿帽子都能扣着。是啊，要是他们把这些油搞掉了——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这么干——我们这会儿就得从夏威夷撤退了。舰队就不能在这里进行活动。我们现在就得横跨二千五百英里的海洋，演一出敦刻尔克的撤退了。这还不算，他们没炸潜艇。他们会后悔的！他们也没碰我们的修配厂——”

“我相信，”帕格说，“日本鬼子的海军上将因为他的可耻失败，现在正在剖腹自杀呢。”

“爸，我说那确实是一个失败。”华伦并不觉得受了打击，尖锐而又愉快地反驳说，“我认为他们突袭成功是付了很高的政治代价的，后来又没能加以利用。我说，还有一刻钟才吃晚饭，再喝一小杯怎么样？”

帕格想看看他的信件，可是华伦的聪明伶俐使他的忧郁心情愉快起来，烈性的酒也见了奇效。“好吧，少来一点儿。”

他告诉华伦，他见到了海军司令金梅尔。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听说金梅尔抱怨运给欧洲的作战物资太多时，摆了一下手：“天哪，他也抱怨吗？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借口罢了。一定要赔上几百万条人命才能挡住德国人。谁的生命呢？可能是我们的！俄国人已经跟希特勒做过一次交易，他们还能再做一次。您知道，一九一八年共产党单独和德国签订过和约。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全部策略就是叫苏联继续打下去。那是非常明显的！”

“你知道，华伦，你应该抽空到总司令那儿去，把问题解决了。”

“我倒愿意那么干，不过我得赶快行动，趁他在职的时候抓住他。”

“哦？你有内部消息？”

“爸爸，总统不会辞职，总得有人来动脑筋。”

“大家吃晚饭吧。”杰妮丝的声音喊道。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走进屋去时，华伦说，“有一天，那些俄国人会为了那些人命勒索报酬的。他们一定会吞并波兰，或者捷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也许那才够公平合理。每隔五十年左右，俄国总是把波兰吞下去，随后又吐出来。爸，莫斯科到底什么样？俄国人又是什么样？您看见了多少？”

在吃晚饭的时候，帕格一直谈着他在俄国的冒险故事。杰妮丝准备了好多瓶红酒。酒并不太好，他也不怎么会喝酒，可是那天晚上，他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觉得那红酒实在了不起。不停地谈话是他身上另一件不寻常的事，也使他的心情舒畅了。

杰妮丝问起了帕姆·塔茨伯利，这个话题又引他讲起在英国的经验和在柏林上空的飞行。华伦要求他爸爸讲讲炸弹架和投弹装置的细节，可是帕格什么都不懂。华伦打断了帕格的话头，谈起他和军械局关于他的飞机的投弹装置的争论，以及关于他在船舶修配厂里制造的改良弹架，现在局里正在勉勉强强地审查他的设计，以便考虑在所有飞机上使用。帕格极力克制住他的惊讶和高兴，不表露出来。他说：“孩子，谁都不会感谢你的，要是成功的话，尤其是那样！你只会得到捣蛋鬼的名声罢了。”

“我会达到我的目的，让炸弹笔直投下和命中。”

帕格回到有遮阳的黑暗走廊上，这时他差不多快醉了。他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问他的儿子，指挥“加利福尼亚”号的差事既然没有了，他认为应该怎么办呢。这可是一个真心诚意的问题。他的儿子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想也许儿子会给他很好的建议。

华伦笑着说：“爸爸，学学飞行吧。”

“别以为我没有想到过。”

“哼，说真的，您明天最好再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去，大拍桌子，直到您搞到一个指挥官的差事为止。他们大概以为您和总统很有交情。您会得到您要求的东西的，不过您得赶快行动。如果罗斯福先生想起您又无事可做，他会派您去执行什么别的使命的。尽管我不了解，但那准是十分有趣的工作吧。”

“华伦，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话——谢谢，谢谢，孩子，只要一点点，这种白兰地好极了——过去两年中，几乎我做的每件事都使我苦恼。我不知道那位明智的罗斯福先生为什么把我选作他的高级听差。我跟大人物当面谈过话，那的确是一种特权。要是我打算写一本书，或者进政界，或者干那一类的事，那倒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对于那些人来说，你只是一个零啊。他们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你必须留神你说的每句话；你必须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注意某一位著名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每一种腔调。这个人也许会名垂青史，但是基本上也不过是另一个普通人，甚至也许是一个大罪犯，像斯大林和希特勒。我以为，你必须有结交大人物的爱好。有些人真是那样，天晓得，他们渴求那种爱好，可是我不是那种人。我永远不愿再离开军舰和海洋一步，我也永远不愿再走进另外一个大使馆。”

“爸，您的差事怎么开始的呢？来，再喝点儿。”

“不喝啦，不喝啦，华伦，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恼啦。好吧，行啦，只要酒杯底里一点儿，谢谢，孩子。你知道怎么开始的吗？是这样——”

帕格详细叙述了他对德苏条约的预测，他跟总统的几次会见，他为英国调集的飞机，他从柏林打的报告。他觉得自己的话越来越多。“嗯，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些事情，华伦，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甚至连你妈都没说过。你现在使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职业军官了，我感到很安慰，并且高兴跟你谈点儿心事。还有，我已经醉得够呛了。”

华伦咧着嘴嘻嘻一笑：“嘿！您一件事都没告诉过我，向英国输送飞机的故事是两三个月前在《时代》周刊上突然发表的。”

“那个我也注意到了，”他爸爸说，“不过泄露机密的人可不是我。在那个故事里，你没看到我的名字吧？”

“我确实没看到。爸，您知道总统为什么喜欢您吗？您有一个灵敏的头脑，您会办事，您的嘴紧。这几种品质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少见的。另外再加上一条，您不想做官。总统的四周，少不了像您所形容的争先恐后想接近他的那种人。他准觉得您为人爽朗，而且有用。在华盛顿，爱国的人不会很多。”

“哦，那倒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奉承我，不过你管我叫头脑灵敏的爱国者，我得谢谢你。华伦，我的确想努力做到跟别人同样灵敏。可能我在航空母舰对战列舰的那个小小的争论上犯了点儿错误。如果命令我去指挥‘企业’号航空母舰，而不是去指挥‘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这是可能的，要是我学过飞行——那么我目前就会是一名指挥官，而不是一个醉醺醺的酒鬼了。谢谢你，华伦。在一切方面谢谢你，但愿上帝保佑你。我啰里啰唆说了这么多话，很抱歉。明天，我想听听所有你和那些零式飞机打交道的事。现在，要是我还能走得了路的话，我想我要去睡觉了。”

直到中午，他才起床。杰妮丝在后面草地的毯子上跟孩子逗着玩，这时她公公穿着一件白绸和服，手里拿着一个马尼拉的信封，打着哈欠，出现在带遮阳的走廊上。

“嘿，爸，”她喊道，“弄点儿早饭吃，怎么样？”

他在一张柳条椅上坐下。“你是说午饭吧，不用了，谢谢。旅行弄得我晕头转向，到现在还不能按时间办事。你们的女仆正给我煮咖啡，我要看看我的信件，然后上总司令部去一趟。”

几分钟以后，杰妮丝听见当的一响。维克多·亨利坐得笔直，瞪着膝头上的一封信，他的手仍旧搁在那只被他重重地放下的杯子上。

“怎么啦，爸？”

“嗯，什么？没什么。”

“家里有什么坏消息吗？”

“咖啡太烫啦，烫了我的舌头，没什么。顺便问一声，华伦哪里去了？”

“到舰上去了。他想回来吃晚饭，不过恐怕今后我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了。”

“一点儿不错。”

她想，他的声音、他的态度既紧张又古怪。她偷偷地看他把那两封手写的信念了又念，一会儿望望这封，一会儿望望那封，撇下一堆公文拆都不拆。

“喂，杰恩。”他站起来，把信装回大信封里。

“哎，爸。你真不想吃点儿东西吗？”

“不想，不想，我不想吃。我觉得我比自己料想的还要疲乏些，我还是上床去再躺一会儿。”

天黑了，他的卧室门还关着。七点以后，华伦回家了。杰妮丝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讲了，他小心地敲敲他爸爸的房门。“爸爸？”

他敲得更响一点儿，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走进了乌黑的房间。一会儿，他拿了一个白兰地空瓶子走出来，手掌里托着瓶塞和封口的锡箔。“这是新开的一瓶，杰妮丝，他把它打开，全喝光了。”

“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就是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也许你应该看看他的信。”

华伦冷冷地盯了她一眼，点起一支香烟。

“听我说，”她说，声音里又胆怯又焦躁，“不管里面写些什么，反正是那些信搅得他心烦意乱，你最好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

“要是他想叫我知道，他会告诉我的。”

“那你怎么办呢？”

“吃我的晚饭。”

直到吃完饭，华伦都没再说话。饭桌收拾开以后，他还默默地坐在那儿，望着前面发愣。最后，他说：“爸爸把‘加利福尼亚’号的事看得太严重了，问题全出在那上面。”

“嗯，我希望没别的事。”

他说：“你听了晚上的新闻广播吗？”

“没有。”

“马尼拉遭到大轰炸，他们把甲米地海军基地炸得一塌糊涂。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就是这些。可是‘企业’号上的报务员告诉我，有两艘潜艇挨了炸，一艘沉没了，是‘乌贼’号。”

“哦，上帝，不会吧！”

“有没有人得救，一个字没提。”

(1)　舰船上隔舱之间的空隙，以防液体由一舱流入他舱。

(2)　1916年英德两国海军在丹麦西部海上进行的一场大海战。

第六十一章

对军事专家来说，“克拉克机场”就是美国失败的代号，和珍珠港一样。吕宋岛上陆军的这个主要空军基地一毁，菲律宾就失去了空中掩护，亚洲舰队就得南逃，物产丰富的南海岛屿和群岛一下子就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了。究竟那里出了什么事，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国会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一个人被撤职。历史依旧把克拉克机场置之不顾，只记住珍珠港。相距五千英里的两场大灾难在同一天里发生，确实是令人痛心的，于是，历史像个老练的编辑，删掉了重复的部分。

克拉克机场事件比珍珠港事件晚半天，因为日本人尽管计划订得十分巧妙，也不可能安排所有地方都同时天亮。他们放弃了突袭菲律宾的希望，因为太阳要五个钟头才能从夏威夷越过这段大洋。他们的轰炸机等候好天气从台湾起飞，刚好在正午以前隆隆地一直飞到吕宋本岛上空，预料岛上会严阵以待，猛烈抵抗。珍珠港被炸的消息传来以后，转入战时体制的地面观测哨，跟踪着越过海岸一路飞向目的地的进攻机群，把大量的报告送向指挥部。然而，那些轰炸机没有受到丝毫抵抗，发现远东空军部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庞大机群排列在机场上。这件丢脸的事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一个谜。这一次，惊讶的是日本人了，不过这种惊讶是十分愉快的。他们彻底消灭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空军，然后飞走了。这样，十五分钟之内，任何阻止日本人向南海进军的希望都归于破灭。留给当地美军的没有别的，只有陷于绝境和投降。

日本人马上抓住了这个惊人的胜利。第一步就是要搞得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海湾站不住脚。克拉克机场事件以后两天，一大群轰炸机飞来，周密细微地摧毁了甲米地海军基地。他们干得很从容，因为不必担心美军的空中防御。“乌贼”号和拜伦·亨利在日本人的轰炸中首当其冲，因此就有了第一次的那个误报。在甲米地被炸沉的是另一艘同级的潜艇“海狮”号。

袭击刚开始时，拜伦正在岸上，带着一个工作组提运鱼雷。吓人的空袭警报的哀鸣就在鱼雷工厂的大敞棚附近响起来。高架吊车咔嗒一声停住了，修配机器的隆隆回响和尖厉的声音也沉寂下来。穿着油污工作服的工长们、鱼雷手们和机械师们从座位上和车床边跑出来，走上战斗岗位。

拜伦的小组已经把四枚鱼雷装上了卡车。他决定再装两枚再走，因为他得到的命令是运六枚，而且自从克拉克机场事件以后，虚惊一场的警报经常有。可是，高架吊车停了，要挪动一枚装配好的马克-14型鱼雷——一个装满了炸药、推进燃料和马达的一吨半重的钢筒——就成了慢活儿了。汗流浃背的“乌贼”号水兵们正在把一枚鱼雷挂上一辆起重卡车的吊链，拜伦手下的上等鱼雷兵往天边瞟了一眼，说：“亨利先生，它们飞过来啦。”

在“乌贼”号上，汉逊的眼睛最尖。拜伦瞧了半分钟，才看出银灰色小点组成的整齐的V字形，在蓝天上闪闪发光，比他在波兰上空看见的德国飞机要高得多。以前在华沙的那种感情——恐惧、兴奋以及眼明手快的要求，又紧紧抓住了他。

“上帝，真是的，总有五六十架。”他说。

“我数的是五十七架，朝这边飞过来了，先生。目标角度零度。”

“可不是。喂喂，咱们快点儿装吧。”

开起重卡车的水兵发动了马达，挂着鱼雷的铁链绷紧了。“停下！”拜伦听见远处一声爆炸，喊道。更多的开花弹爆炸了，声音越来越近。水泥地面颤抖起来。自从离开华沙以来，拜伦第一次又听到了那种熟悉的声音——一种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的尖啸。

“隐蔽！”

水兵们钻到卡车和附近的一张笨重的工作台下面。敞棚附近一声爆炸，跟着周围响起一连串的声音，地面颤动着，拜伦也扑到工作台底下盖着一层油泥的粗糙水泥地上。这儿地方很窄，他的脸挤在什么人粗硬的工作服上。拜伦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轰炸，听到一阵接一阵的震撼地面的爆裂声，他一再感到揪心的痛苦，并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觉得死活的机会一半对一半，好像下一分钟就要被炸死了。但是，喧嚣终于减弱下来，轰炸转移到基地别的部分去了。他爬出来，跑到外面。到处是一片汹涌翻腾的烟云火海，一道道墙开始倒塌下来。清澈的蓝天上，星星点点的高射炮火在轰炸机下面老远的地方有气无力地爆炸。透过烟雾，那些轰炸机清晰可见。“乌贼”号的水兵们乱哄哄地聚集在拜伦周围，掸着身上的灰土，凝望着大火。

“喂，亨利先生，看来不妙，对吗？”

“我们回艇上去好吗？”

“等一等。”

“我们还得把鱼雷装完吗？”

拜伦匆匆穿过冒烟的敞棚，去查看一下那一边的情形。汉逊跟着他一道。汉逊是一个能干的潜艇老兵，一个家在俄勒冈州的胖胖的瑞典人，身高六英尺多，留着一把金黄色的大胡子，大肚子下面紧紧勒了一条裤带。汉逊没当上上士班长是因为有一次在檀香山抗拒逮捕他的海军陆战队的三个海岸巡逻兵，把一个打得脑震荡，另一个断了胳膊。他喜欢拜伦，教会他很多东西，却又不显出在教的样子。拜伦留起胡子，一半也是为了同情汉逊，因为艇长一直找这个顽固的瑞典人的麻烦，叫他要么把胡子剪齐，要么刮掉。

鱼雷工厂的另一边，海风吹着大火，烧得轰轰隆隆、噼噼啪啪直响。街道上，一枚炸弹炸了一个大坑，水从破裂的总管道里喷上来。被炸得歪扭断裂的地下电缆上迸射着密密麻麻的蓝色火花。三辆海军的重型卡车停在烟雾腾腾的坑边上，三个菲律宾司机用他加禄语交谈着，向洞里张望。

拜伦的喊声盖过了这片嘈杂声：“看样子，我们大概要困在这儿了。汉逊，你说呢？”

“我也说不上来，亨利先生。要是这些卡车能调开，我们也许能绕过司令部开出去。”

一位司机招呼拜伦说：“喂，我们能打这工厂里开过去吗？有没有一条能上码头的道儿？”

拜伦摇摇头，提高嗓门盖过尖厉的警报声和沿街拖着水管的消防队员的呼喊声：“那边的路全都堵上啦！火大着哪，好多墙都塌啦！”

汉逊眯起眼睛，抬头望望随风翻腾的浓烟烈火，说：“亨利先生，火就要蔓延到这个工厂里来了，这些鱼雷全都要完蛋啦！”拜伦懂得这个鱼雷兵话里包含的痛苦。没有鱼雷，潜艇分队还有什么用呢？鱼雷不够，谁都知道是一个大难题。

他说：“好吧，要是你会开高架吊车，咱们也许还能多拖几枚出来。”

汉逊搔了搔秃头：“亨利先生，我不是吊车司机。”

一个穿着工装、戴着一顶褐色硬帽子的瘦瘦的老百姓正站在水坑旁边，他说：“我是吊车司机。你需要干什么？”

拜伦转身对那个菲律宾司机说：“你们几位帮我们一把，怎么样？我们要把一些鱼雷从这儿弄出去。”

那个菲律宾人用他加禄语跟另外几个司机很快地交换了意见，于是说：“行！往哪儿去？”

“来吧，”拜伦对那个老百姓说，“就在这工厂里。那是一辆高架吊车。”

“我晓得，小伙子。”

这时，在桑莱岬海湾里，一艘灰色快艇飞快地靠上正在驶往巴丹潜艇基地的“乌贼”号。这是瑞德·塔利的快艇，他把“乌贼”号的艇长从基地送回艇上来。布朗奇·胡班从快艇上跳上了潜艇前甲板，这时塔利上校用扩音器向舰桥上高喊道：“嘿，‘乌贼’号！‘海龙’号和‘海狮’号怎样啦？”

埃斯特把双手圈在嘴边说：“我们离开时，它们都没事，先生。不过它们并排靠在那儿动不了啦，没有动力啦！”

“哦，上帝。告诉布朗奇把潜艇停在这儿附近，我去瞧瞧。”

“要下潜吗，先生？”

“不用，除非你们受到攻击。”

胡班走到舰桥上时，快艇突突突地开走了。“‘夫人’，勃拉尼和他的工作组怎么样啦？”

埃斯特指指身后的海军基地，那边是一片熊熊的烈焰，一道道烟柱直冲天空。“他们一直没露面。我当时琢磨还是从那里挪开的好，艇长。”

“对极啦。幸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在艇上。”

一会儿，快艇回来了。舵手驾着它斜斜地靠拢过来，塔利上了“乌贼”号。他脸色苍白，声音沙哑地说：“糟糕，它们都吃了炸弹啦。我看‘海狮’号是完蛋了——它着火了，后机舱进了水，正在迅速下沉。‘鸽子’号正在设法把‘海龙’号拖到一边去。你最好回那边去，布朗奇，看看有没有办法。”

“是，是，先生。”

一艘肮脏的捕鲸摩托船朝“乌贼”号磨磨蹭蹭地开过来。“这会儿会是谁呢？”塔利说。

胡班用手遮着眼：“喂，‘夫人’，那是皮厄斯吧？”

“是他，是皮厄斯，先生。”埃斯特上尉用望远镜望着说。

水兵们跑上前甲板，帮助那个年轻水兵爬上船来。他到了舰桥上，两眼泛白，嘴巴红红的，像是一个涂了黑脸扮黑人的歌手。“上校，亨利先生派我来告诉您，工作组平安无事。”

“哎呀，谢天谢地！他们在哪儿？”

“他们正从鱼雷工厂往外运鱼雷呢。”

塔利叫道：“鱼雷工厂？你是说它还没倒塌？”

“没有，先生。火头好像朝另一边吹，所以亨利先生和汉逊弄了些卡车，并且——”

“你跟我走。”塔利说，“布朗奇，我回那边去了。”

可是，等到中队司令和那个水兵到达熊熊燃烧的海军基地时，已经没有一条路能通往鱼雷工厂了。倒塌的建筑物和冒烟的废墟把每条通码头地区的路都堵住了。塔利驾着一辆征用的吉普车，穿过滚滚的烟雾，避开弹坑、瓦砾以及尖叫着飞跑的救护车，徒然地绕来绕去。“塔利上校，我想，我看见那些卡车了。”皮厄斯说，他指着小桥对面的一块草地，那里挤满了车辆、救护车和行人，“看见了吗？就在那水塔旁边。”

“灰色的大卡车吗？”

“是的，先生。我想，他们就在那里，先生。”

塔利把吉普车开到路外边停下，挤过桥去。他发现拜伦·亨利坐在卡车上的一堆鱼雷上面，正在喝可口可乐。他的手、脸、胡子上全是煤烟，简直认不出来啦。三辆卡车装满了鱼雷，还有两辆起重卡车上也装着。一辆小军用卡车上高高堆着印着字的板条箱和各种盒子。菲律宾司机坐在草地上，吃着夹肉面包，用他加禄语讲着笑话。“乌贼”号工作组的人都疲惫不堪，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只有汉逊坐在那里抽烟斗，背靠着拜伦坐着的卡车大轮胎。

“喂，拜伦！”塔利叫道。

拜伦转过身来，想一跃而起，可是在一堆长长的圆筒上面办不到。“哦，下午好，先生。”

“你搞到多少枚？”

“二十六枚，先生。后来非离开不可了，火逼近了。”

“我看见你还挖了一卡车零件呢。”

“那是汉逊的主意，先生。”

“汉逊是谁？”

拜伦指了指那个鱼雷兵，他一认出塔利上校，马上跳了起来。

“你是什么级别？”

“一等鱼雷兵，先生。”

“那你可说错了，你是鱼雷兵班长啦。”

汉逊张开满是大胡子的嘴，喜气洋洋地微微一笑。他望着亨利少尉，两眼炯炯有神。塔利环顾了一下抢救出来的鱼雷宝藏：“有雷管没有？”

“有，先生。”

“那很好。你把这批东西拉到马里韦莱斯去吧。”

“是，是，先生。”

“拜伦，关于这事，我想要一份报告，把你工作组的人员和这些司机的姓名、级别都写上。”

“是，先生。”

“还能有办法从那里多搞出一些鱼雷来吗？”

“那要看这场火能留下多少了，先生。我们走时，工厂还没烧着，不过这会儿，我就不知道了。”

“好吧。这事我来照管，你们走吧。”

第二天早上，拜伦去见塔利上校。这位中队司令在马里韦莱斯港海滩上的一所活动房屋里，正坐在写字台前办公。这个海港是多山的巴丹半岛的一个小小的深湾。塔利的晒黑了的光头后面，一幅蓝黄两色的马尼拉湾大地图差不多盖满了白板墙。拜伦递给他一份两页的报告。塔利看了一遍，说：“这个材料太短。”

“事实和所有的姓名、级别都写上了，上校。”

塔利点点头，把报告放到文件筐里。“布朗奇告诉我，你讨厌写公文。”

“很抱歉，先生，我没那份本事。”

“那么，他跟你讲了我为什么要找你吗？”

“是关于抢救物资的事，先生。”

“拜伦，日本鬼子不久就要登陆了，我们大概守不住马尼拉。只要麦克阿瑟抓住巴丹不放，这个中队就能从马里韦莱斯往外继续作战。这个鬼地方比我们现有的或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可能有的任何别的潜艇基地离日本都近得多。”塔利站起来，指着墙，“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剩下来的每一项物资，只要是我们用得上的，都从甲米地和马尼拉撤出来，运到这儿。你好像有一种清道夫的本事。”塔利笑了，拜伦也有礼貌地回笑了笑。“‘乌贼’号出海作战以前，你就干这个。柏西菲尔少校负责这项工作，你现在就到马尼拉哈特海军将军的司令部向他报到，他等着你。”

“是，是，先生。”

“你到了那里，去看看哈特海军将军。你晓得，他是潜艇上的老手。我对他讲了那些鱼雷的事，他很赞赏你，正写保举信呢。”

“是，上校。”

“哦，附带说一下，我写了一封信给你爸爸，谈到你立了功，不过天晓得那封信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到他手里。”塔利上校犹犹豫豫地取下眼镜，望望站得笔直的、没有表情的少尉，在转椅上转来转去，“喂，拜伦，咱们这儿闹得这样乱七八糟，你还想到大西洋去吗？”

“是的，先生，我想去。”

“现在只有我们这个中队在海上跟日本鬼子作战，只有这儿才是战场。在这种时候，你还要走？”

拜伦没作声。

“至于你在意大利的妻子和小孩，真是运气不好，不过你晓得，她现在就要成为敌侨啦。”

“先生，我们还没跟意大利交战哪。”

“啊，那是避免不了的。你知道，希特勒预定要在今天发表演说，大讲这个问题。谁都料得到他会宣战，墨索里尼也就会马上跟着来。你妻子会被拘留，不过那也没什么可怕，过一阵子就可以交换回来。意大利人是文明人，我敢说她不会出什么事。”

“塔利上校，我妻子是犹太人。”

中队司令看来吃了一惊，脸色有点儿变红了。他避开拜伦的目光：“哦，那我可不知道。”

“我的艇长知道，我告诉过他。那些意大利人，说得更具体些，那些德国人会把我儿子也划成犹太人的。”

塔利呼呼地喘了口长气，说：“好吧，那倒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潜艇在大西洋的军事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次要的，这里才是需要你的地方。”他抬头望望没有表情的立正站着的少尉。“不管怎样，拜伦，我要发一封公文，建议把你调到大西洋潜艇舰队去，可是要等到‘乌贼’号找到接替你的人，之前可不行。”

拜伦·亨利没露出半点儿他心里感到的快慰。“谢谢您，塔利上校。”

中队司令打开了桌子抽屉。“还有一件事，你的指挥官同意发给你的，祝贺你。”

他把一枚金质别针放在拜伦面前的桌上，那是发给潜艇人员的海豚奖章。

第六十二章

对美国作战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希特勒的失策

十二月十一日，发生了最后的灾难。经过四天连历史本身都吓得不敢透气的踌躇，阿道夫·希特勒召集国会，对美国宣战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十二月八日向国会发表宣战演说时，连提也没提到德国。这是很有理由的！他的国家所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战斗热情，是百分之百地针对着“可耻”的日本。如同一向所做的那样，这个狡猾的总统连一英寸都不越过舆论的范围。

在这焦灼不安的四天里，我们参谋本部的一些人认为，珍珠港的袭击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可以想象，美国会从欧洲整个转过身去应付日本。罗斯福所制造的歇斯底里的战争压力，都会发泄到太平洋去，停止《租借法案》。这样，我们终于有了透口气的机会，把英国绞死，把苏联打倒，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去对付美国。

然而，元首受到日本的强大压力，要他“尊重”所谓三国公约。

公约变成陷阱

公约主要是宣传上的欺骗手段，像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钢铁盟约》(1)一样。日本在一九四○年加入了《钢铁盟约》，因此这就变成了三国公约，从而产生了虚妄的世界闻名的“轴心国”。这是一句虚张声势的假话。意大利等于零，日本想借德国去吓唬美国人，而希特勒想借日本去吓唬美国人。这两个穷国用公约联合起来，希望使介于它们中间的一个富国瘫痪到不能动弹的地步。

然而，地球是圆的，在另一个方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国家介于它们中间，这就是苏联。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德国和俄国是由里宾特洛甫的互不侵犯条约联系着的，所以我国的外交家们在三国公约中列入一个条款：跟苏联的关系不受这个新条约的影响。

我们对俄国开始作战的时候，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这个条款是他们逃避义务的一个可喜借口。他们很有礼貌地引证这个条款，以及他们当时跟俄国签订的中立条约，不愿进攻俄国。他们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们会这样做的。这就是说，要等到德国人流血流得差不多了，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世界的情况突然逆转过来，现在日本要求德国帮助它进攻美国了，尽管它以前没有帮助德国去进攻俄国。

不言而喻的是，希特勒对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亏欠。三国公约规定，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者的进攻的时候，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把珍珠港事件叫作美国对日本的“进攻”，即使是在东方人的修辞中，也是牵强附会的语言。希特勒当然有权至少要求日本对苏联宣战，作为对等交换。日本这一行动的消息会使我们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军队无限地提高士气，这样也就会使整个情况有所改变。

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让日本跟俄国继续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却把德国人民投入对美国的战争。随着这个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历史性的胜利和帝国的前途抛弃了。

为什么？

元首到柏林去宣战的时候，我本人正飞往莫斯科前线进行空中视察。十二月中旬，当我又在“狼穴”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把美国人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场，他把美国叫作一半犹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个杂种民族，认为他们不可能进行重大战争。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忙于应付日本，大概要被打败，它不可能还有机会干预欧洲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话。但是我那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叫部下高兴的胡说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谈。跟日本的领袖们不一样，希特勒深知一个关于美国的决定性的军事事实：切勿做那种唤醒和团结这个混乱的、爱争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一盘以人和国家为棋子的棋赛，是两种意志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自一九三三年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已经在下这盘棋了。在工厂、人口、盟国和天然资源方面，希特勒一开始就让了一车两卒，那就是工厂、人口、盟友和自然资源。这些条件逼得他采取虚张声势和不顾一切的方式。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却能够慢慢地、小心地下着棋，等待他的对手用拙劣的赌博使自己失败。

年复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胜过了罗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胜利，他对波兰和西欧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对俄国欧洲部分的惊人的占领，使这盘棋的局势大大对他有利。正当阿道夫·希特勒眼看着就要将死对方的时候，日本突袭了珍珠港。这正是罗斯福早在等待着的一个机会。

我深知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说希特勒觉得我们既然事实上已经在大西洋跟美国作战，为了威望，就要用宣战把罗斯福打倒。还有人甚至认为，对美国宣战是一个提高士气的聪明举动，使公众不去注意我们在东线的停顿和挫折。但是，这些推测都忽视了我们没有要求日本对俄国作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以及当时这篇宣战书的措辞。这份缺乏政治家风度的文件是出于绝望和愤怒而对罗斯福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叫喊。我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看到这盘棋已出乎意料地失去赢的希望，于是一怒之下把棋盘踢翻在地。

德国的结局

其他的作者们跟着丘吉尔的说法，把战局的转折点放在一年以后，归结在三起同时发生的事件上：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2)和北非的登陆，当时战场上已有明显转机。然而，真正的转变还是珍珠港事件。

毫无疑问，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后，我们才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我们短命的帝国扩大到最远的地方。我们的潜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个英美舰队击沉海底。我们的军队开进高加索山脉、里海和尼罗河。我们精力充沛的盟国日本，在迅速的辉煌胜利中取得了它的东亚帝国。

但是，在获得这一切胜利期间，一段记忆常常萦绕在我心中，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以后我飞往莫斯科前线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见德国的坦克、卡车和炮车在几百英里的荒凉平原上蹒跚而行，在阴郁而低沉的俄国太阳下面，冻结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见躺在雪地上的死马，我们的士兵用刀砍碎它们冻硬的尸体，吃它们的肉。我们的飞机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轻的士兵中间，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绿色夏季军服冻得发抖，在汽车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热器免于冻裂，使汽油免于冻得黏稠而流不出来。我听到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袜、手套、防冻剂以及一种据说可以使坦克上的望远镜转动的软膏。望远镜一旦冻住，没有软膏使它转动，坦克兵就成了瞎子，无法操纵坦克和保护自己。那些冷得发抖的士兵，穿着戈培尔征募来运到前线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围巾，实在可怜。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气球和高射炮火。在那里，我充分体会到使人苦恼的停顿的痛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又跟美国作战了。我心里明白，这表明德国的结局终于到来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德国就像一头脑壳里中了一颗子弹的横冲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践踏、撞死折磨它的人们。那颗子弹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的世界帝国

我用这些评论结束了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第一卷，给它做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一九四五年的胜利报告中，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叫作“恣意掠夺的三个犯罪国家”。但是，假使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差一点儿就要做到的——要上绞刑架的领袖人物就该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先生。犯罪国家就该是盟国，它们为了竭力维持几世纪以来它们的财阀掠夺来的东西，从空中屠杀了德国和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希特勒并没有下命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

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道义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来造成潮流的演变。胜利者写下历史，宣布判决，把失败者绞死或者枪决。实际上，历史是根据旧政治结构的腐朽和新政治结构的兴起而发生的一连串霸权的变换。战争是那些变换的高热度转折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永远会发生，而唯一的战争罪行就是战败。这就是现实，其他的都是感情用事的胡说。

我们自始至终跟随着阿道夫·希特勒，从难以相信的胜利到空前的灾难，从珍珠港事件到柏林的陷落，因为他就是我们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抱着达到人类可能的新高度和新深度的伟大梦想，同时他又是具有钢铁意志的冷酷的谋略家。他是德国的灵魂。我们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希特勒便是德国幻想的化身。如果不正视这一事实，我们民族的真实历史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他有他的缺点，包括残忍嗜好、某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粗鄙、对他自己军事才智的夸大评价，以及人所共知的令人遗憾的反犹倾向。这些都是这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的缺点，但是人类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英译者按：阿尔明·冯·隆把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两卷著作正确地以珍珠港事件作为分水岭。在《失去的世界帝国》中包括的时期内，一场欧洲战争以差不多的阵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猛烈地进行着，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把它叫作休战以后的继续，这两次大战合在一起成为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但是整个期间，美国没有参加进去。到了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已经深深陷进战争里，因而它成了第一次的全球性战争。那是另一篇故事了。

隆的第二卷著作，书名为《世界性的大破坏》，最近已经在德国出版，主要分析德国的失败和崩溃，但是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

他对希特勒的总结性的评价忽略了一两个小地方。这个能干而坚决的杀人狂利用现代德国作为他的屠杀工具，直接造成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永远不会被精确地算出来。为了制止他，全世界耗费了亿万美元，或许一万亿美元。倘若德国人把这个怪人关进疯人院，而不是把他抬举为他们崇敬的领袖，并投入他们的全部力量支持他十二年之久，这些死亡和这些浪费就不会发生。在历史的记载上，希特勒无疑是最坏的说谎者、骗子、破坏者和世界编年史上的大规模杀人的凶手。隆应该在希特勒的缺点中提到这些事实。

(1)　1939年5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

(2)　阿拉曼位于埃及北部，1942年11月，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军在这里击败德军，使其退出埃及。

第六十三章

通往娜塔丽卧室的一扇门敞开着，因此希特勒的尖厉叫喊把孩子惊醒了。娜塔丽在起居室里已经把收音机的音量拨低，但是元首突然一声尖叫“罗——斯——福！”把她和埃伦吓得吃惊地面面相觑。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终究是一个疯子。”穿着浴衣、围着围巾的埃伦·杰斯特罗沉重地在扶手椅上坐下，两只凹陷的发红的眼睛淌出泪水，摇着头，颤动着手把茶杯举到嘴边。希特勒还在厉声吼叫、嘲骂，忽而声音放低，忽而大声叫喊。“极其机敏、动人、有力，然而是一个疯子。我承认以前我从来不了解这一点，我还认为他是装腔作势呢。”

娜塔丽略带轻蔑地望了一眼她的叔叔，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说一开始照例控诉德国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渐提高调子，讲到一个最大的战犯，说这个战犯应对一切流血和痛苦负责，而这一切他作为元首是曾经竭力设法避免的。可是这个痴狂的伪君子把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出卖给了犹太人，利用每一次机会反对德国，使人类遭到毁灭。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个长时间停顿以后，他发出了这声把孩子惊醒的猛烈的叫喊：“罗——斯——福！”

这声充满仇恨的野兽似的猛烈叫喊，把埃伦·杰斯特罗也惊醒了。

最近几年来，杰斯特罗很少听希特勒演说。他感到讨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篇幅中充满了这种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趾高气扬地度过他们短暂的黄金时期，搞他们的破坏，建立他们的宏伟纪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会是这样。杰斯特罗在有一次访问德国以后，写过一篇冷静的思考文章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题目叫作《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这篇文章中，杰斯特罗把纳粹的狂热与历史上各个时代兴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暂剧烈的群众骚动并列。有时候，它们改变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军和法国大革命；有时候，它们留下的只是破坏，例如阿拉里克(1)和帖木儿(2)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说不定这个古怪的被人捧起来的小叫花子对世界会有什么贡献，他关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新秩序的号召还有点儿意义。他可能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怎样，最后他还是要死去，世界还是要继续前进的。

上帝——杰斯特罗以调皮的嘲讽使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世事的随波逐流——就像路边的一个高明魔术师，使用随手拿来的不论什么东西表演他的节目。要是希特勒胜利了，给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一个暴虐的延续一两个世纪的统一的德国，也许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非发生不可。天堂里没有骰子可掷。人类的精神在不断地渴求自由，要么使他们的条顿主人最后软化驯服，要么冲破暴君的监狱，如同一棵野草冲破水泥人行道一样。

这样用几段简练的文字处理了这个德国独裁者以后，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思想里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天，由于喊叫了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伦·杰斯特罗的思想里冒了出来。

这个独裁者继续讲着，把罗斯福和他自己做了冗长的、近于狂言乱语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较。他，是为生活而挣扎的双亲的儿子；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他，是忍受风雨、炮火和污泥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士兵；罗斯福，是在海军部安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门的政府要人。他，是中过毒气的退伍军人，躺在医院里一贫如洗；罗斯福，是战后把遗产增加了一倍的一个狡猾的金融投机家。他，是一个战败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罗斯福，是一个经济补锅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经济计划来营救一个富国。他，是对于过去罪恶的勇敢的纠正者，像救世主一样的欧洲统一者；罗斯福，是力图不管将来而维持犹太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战犯。埃伦·杰斯特罗听着这种凶狠、疯狂、奇怪的首尾一贯的妄想，他的哲学上的立足点开始动摇，最后惊恐起来。

意大利人已经取消美国人的出境签证。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告诉杰斯特罗，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他们还应该准备在本月十五日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宣战的话。几天来，杰斯特罗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现在，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好像一扇铁门当啷一声关闭了。

“怎么样？”娜塔丽说，抱着用毛毡包裹着的大声啼哭的娃娃，“还有什么希望吗？”

“他还没有宣战呢，这么多话里没有一句宣战的话。”

她用满不在乎的熟练动作，不大顾得上害羞，解开了她的毛线衫、短外衣和衬衫，露出一边雪白的乳房，把咖啡色的毛线衣拉在娃娃身上。“为什么这间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罗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希特勒越来越激动，演说逐渐达到高潮。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和“元首万岁”的吼叫声。

“埃伦，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罗提高声音，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恐怕就是这个。他说他已经召见了美国的外交官员，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这就开始了欢呼。”

“唉，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娜塔丽用一根手指头抚摩着孩子的脸庞，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过是饿了，小顽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说：“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

“哦，埃伦，他会怎样选择呢？”

他把收音机关掉。“唉，横竖就是这样了。我想喝杯雪利酒，你也来一杯吗？”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缩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着，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旅馆静悄悄的，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丽。你知道吗，在一九三九年，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意大利人又虚弱又执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对美国宣战，他也许会被人暗杀，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此外，他又狡猾，他会找出一些圆滑的客套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

“啊，埃伦，请你千万别说了。他会宣战的。”

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是这样。娜塔丽，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抱歉。”

她举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这样。这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绝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

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

“我正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起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起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娜塔丽·亨利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份。她的一生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知识分子谈的。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方面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个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张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起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时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最好的一套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扬扬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朝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会出现的表情。“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哦，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待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对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儿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脸，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种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学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改变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都对他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信仰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件改信天主教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辞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信，但是我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里，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得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因为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经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像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她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

“怎么，我照旧是一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信仰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像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

她的嘴上皱起一个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我跟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的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像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

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像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霉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的意大利语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起来像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他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噘嘴，用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头打量了一下娜塔丽，“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设法替她——”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都必须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像他们的领袖一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的更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的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块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斗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街道，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条小巷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是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着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拼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一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起来好像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伪装成军人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了下来，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但奇怪的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他们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要去取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条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玻璃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睛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

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拦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能顺利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看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了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的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又害怕又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了，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被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此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最可怕的噩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

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哑的声音说，“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都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了的电枢耽搁了船只的开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蹲在卡车平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莱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笔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入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在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做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种可能。这句话使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了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操着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

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我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条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你一旦上了船，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我像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

(1)　阿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王，曾在公元410年攻破罗马城。

(2)　帖木儿（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1370年称汗，建都撒马尔罕，曾远征中亚细亚诸国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第六十四章

淋浴喷头强有力的喷水声惊醒了杰妮丝，床头的夜光钟指着五点过五分。她也洗了个淋浴，穿上一件便衣，梳了头。起居室里，维克多·亨利身穿镶金边的白制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正在灯光下阅读海军通讯。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呈灰白色，这一点，在他喝了一夸脱白兰地又昏睡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她是料得到几分的。他一面用铅笔在一封信上做笔记，一面咳了一下，和和气气地说：“早上好，杰恩。我打扰你了吧？对不起。”

“早上好，爸。没有打扰我，维克常常在这个时候把我闹醒。吃点儿熏肉鸡蛋好吗，是不是太早了点儿？”

“说实在的，吃一点儿倒不坏。昨晚华伦回来了吗？”

“回来啦，在那里睡觉哪。”杰妮丝想把“乌贼”号沉没的消息告诉他，可是他穿了浆洗过的制服坐在那儿，脸色铁青，神情冰冷，那样子吓住了她。她想，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她煮了咖啡，喂了孩子，开始做早饭。煎熏肉的气味像往常那样把华伦引出屋来。他身穿咔叽制服，哼着曲儿，用刷子刷着头发。他冲他父亲嘻嘻一笑，杰妮丝看出来他是在装腔，不会把“乌贼”号的消息透露给他。“嘿，爸，过得怎么样？”

“总的来说，还可以。”帕格用拳头擦擦他的额头，苦笑着说，“我好像睡了一整天。”

“是的，旅行会把人搞成那种样子。”

“一点儿也不错，旅行会有奇怪的后果。那瓶酒我喝光了吗？”

华伦笑了起来：“一干二净。”

“我记得只喝了一半。”

“爸，是医生叫你喝的。再来点儿醒醒酒怎么样？”

帕格举起一只手：“那可是自取灭亡，这咖啡好极啦。”

华伦自己倒了一杯，说：“您可拣了一个睡大觉的好日子。一大堆消息，没一条好的。”

“说说看。”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我们宣战了。”

“真的？那么阵线就清楚啦。他们是笨蛋，这样反而使总统的事更好办了。这就是最坏的消息吗？”

“你睡着以前，听见‘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消息了吗？日本鬼子在新加坡附近把它们都炸沉了。”

“什么？”

“没错，空中袭击。还是战舰对飞机的问题，爸。他们把两艘军舰都炸沉了。”

“老天爷，华伦，他们把‘威尔士亲王’号炸沉了？英国人证实了那个消息吗？”

“还有‘反击’号哩，丘吉尔承认了。英国海军从一开始就完蛋了。澳大利亚什么都没有了，看起来这里全得看我们的了。”

维克多·亨利用一只手半捂住自己的脸。他想起了那艘伪装得花花绿绿的大战舰，那间深色的漂亮的军官室，那些疲乏而英勇的军官和水兵，那个丘吉尔和罗斯福并排坐在大炮下面唱赞美诗的甲板——都完啦，都完啦，都沉没在遥远的太平洋里啦！他用忧郁的语调说：“换班啦！”

“真相就是那样。”

“他们炸了菲律宾没有？”

华伦慢慢地呷了一口咖啡。关于克拉克基地，他知道得很少。吕宋岛的美军指挥部封锁了可能引起惊慌的消息，甚至关于袭击甲米地的官方报道也很简略。“乌贼”号的消息是他从一封密件中得到的。他希望能证明那个消息不准确，不然的话，至少后来的甲米地电讯能表明拜伦属于幸存者之列。

“他们好像把甲米地炸得一塌糊涂。”

“哦，真炸了吗？”

“炸了。”

帕格瞅着他儿子说：“有什么内部情报吗？”

“不多。他们显然是对着沿岸设施去的。”

“‘乌贼’号正靠在那里。”

“您跟我说过。”

幸而杰妮丝叫他们去吃饭，华伦才如释重负。帕格一口一口地吃饭，看见儿子和儿媳妇胃口那么好，他觉得很尴尬，可是他的喉咙几乎堵住了，他只好把饭勉强地一口口咽下去。

“今天有什么打算，爸？”华伦说，因为无话可谈，感到有些别扭。

“哦，我想上俱乐部找人打一两盘网球。”

“打网球？您说的当真？”

“怎么不当真？得像从前那样才行。”

“为什么不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人事处去呢？”

“哦，我告诉你，华伦，我正在琢磨这个问题。这当口，成千上万的军官都在找新的任命。战列舰舰队里的汤姆、狄克和哈里准都挤在人事处的接待室里等着。海军部按正常程序会给我找到工作的，也许还是有什么就干什么的好。”

“您完全错啦！”在华伦的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听见他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的反应既快又强烈，“您已经倒了霉，但是您不是什么汤姆、狄克或者哈里，您是有资格当这支舰队里现有的最好的军舰舰长的。您已经耽搁了一天。海军部不会来找您的，爸。您打几天网球，其结果就是回到作战计划处去。难道您希望那样吗？”

华伦有力的语调和想法，就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这使得帕格微笑了。“杰恩，把总司令部的花名册递给我，就在那堆信上面。”她把油印的小册子交给他，他翻了一通，“嗯，有趣。人事处——小西奥多·普伦蒂斯·拉金上校。”

“认识他吗？”华伦问。

“黑猩猩拉金吗？我们海军学院班上最大的酒鬼。有一次，他喝得烂醉，从一艘帆船上掉进塞文河里，我把他拉了上来。那时是感恩节，闹得可凶啦，船上就我一个没醉。那时我不喝酒。”

“爸，我们中队军官七点钟有个会。我把您带到司令部去，走吧。”

“哦，好吧。黑猩猩绝不会轰我出来。”

就在杰妮丝曾经观察日本人进攻的那块高地上，华伦停了车。太阳还没升起，一片灰里带红的晨光笼罩着远处的港湾，那里展现出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七艘美国战列舰排成两行，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沉没了，有的翻了个底朝天。残骸上升起的烟雾依然在油黑而平滑的水面上飘荡。

维克多·亨利透过风挡玻璃望着外面，痛苦地喃喃说道：“像下完棋以后的棋盘。”

“第一着棋以后的棋盘。”华伦反驳说，“您听到过哈尔西说的一句话吗？当时他在‘企业’号上，人们把日本人进攻的消息报告给他，他说：‘等不到我们彻底收拾了他们，日本话就只能在地狱里讲啦！’”

帕格冷冷地哼了一声，问道：“这话给了你很深的印象吧？”

“给官兵们大大打了气，大家都在引用那句话。”

“对，讲得很合水兵们的口味。现在打垮日本人是一个难办的作战问题，特别是在欧洲方面，我们还负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

“爸，靠着正在建造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定会干得很漂亮的。”

帕格说：“也许是，但同时我们不得不吃一两年苦头。国内的人对于打胜仗的欲望有多强烈呢？因为在这片大洋里，他们能捞到许多。也许他们会向总统施加压力，叫他退出战争，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亚洲，从没把它放在心上。”

华伦开动了车子，他爸爸的阴郁心情使他感到不安。“他们不会退出战争的。现在不会，这次事件以后更不会。我送您到司令部去吧。”

他用他向来的玩命方式开着汽车，他爸爸好像并不在意，两人都没说话。就在这种别扭的沉默中，他们到了总司令部大楼，驶入停车场。

“嗯！”帕格从无精打采的出神状态中醒过来，“到啦。那么，你呢？我还会见到你吗？”

“当然会，我希望会见到。在这场战争里，总会有见面的时候。”

“我是说今天晚上。”

“那就难说了。我们原说昨天要出击，也许改在今天。舰队里很有一种没头没脑的情绪。”

“我完全理解，我自己就觉得没头没脑。”

“您是有头脑的，爸。”

“我才不敢使劲点头呢。”

华伦大笑起来，这才见出他爸爸的机智。“别让拉金上校说个‘不’字。最好收了这串汽车钥匙，说不定我真离开这里。”

“好吧。万一你真走——祝你运气好，祝你追击顺利，华伦。”

父子俩互相注视了一会儿，没说别的话就分手了。维克多·亨利一直走进总司令部的通讯办公室，翻阅那些电讯。在头天晚上有关甲米地的冗长而杂乱的战报里，他看见“乌贼”号列在沉没的项目里。

他走到黑猩猩拉金的办公室里去等候。那时是七点差一刻，还没有人上班，甚至连文书都没来。

帕格在办公室里间的一把躺椅上随便坐下。要是拉金在他帕格的办公室里，也会这么做的。这个房间的窗户又宽又大，可以看到外面的全景——阳光普照的种着甘蔗的山坡，停泊处外的蓝色海洋，还有吓人的烟熏火燎的港口，由于战败和破坏而造成的奇怪形状。

维克多·亨利感到难受、恶心、发冷，却又出了点儿汗。当然，这是在几个钟头里喝光了一瓶白兰地所致。但是，在读了罗达和梅德琳的信以后，唯一可靠的及时的依托就是忘记一切。“乌贼”号被击沉的消息打击的是一个几乎麻木的人，简直没有使他吃惊。一听说甲米地受到攻击，他就差不多预料到关于他儿子的坏消息。他的长期经验告诉他，事情一出岔子，就会弄得很糟。他好像掉进了一个倒霉的无底洞。

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这时候，他昏头昏脑地想，要紧的是自己振作起来。他不知道究竟拜伦是真的死了，还是受了伤。“乌贼”号甚至可能并没有沉没，最初的紧张的报告是靠不住的。他的主意就是打起精神，始终抱着希望，直到有了确实的消息。

然而，在他妻子和女儿方面，确实的消息已经有了。罗达想跟他离婚，嫁给弗莱德·柯比。他的女儿已经和她的老板搞在一起，可能发生了奸情。这一切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在报纸上出现。这些事，不管多么难以理解，都是不可变更的事实。他必须十分注意它们，并且对它们采取行动。

这样他就可以和帕米拉·塔茨伯利自由来往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抱有任何心安理得的想法。帕格现在第一次体会到，他和那个英国姑娘的浪漫关系多么微不足道，而他和他妻子之间却有多么坚强的联系。罗达居然感觉不到这种联系——她居然能写出并且发出这样一封信，并且像往常那样，随随便便地打了些惊叹号，画了些着重线，兴高采烈地责备她自己，责备她长时期以来不喜欢过一个海军家属的生活，又把帕格赞扬了一通，把他几乎说成一个圣人，然而又告诉他，过了这二十五六年之后，她想离开，去跟另一个男人——这简直是狠狠一刀，是难以复原的重创。他感到这创伤就在他心脏里，是一处跳动的、要命的创伤。罗达的信在大问题上却又羞羞答答：究竟她和弗莱德·柯比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维克多·亨利彷徨在两条道路之间。他的坚实而高明的判断告诉他，他妻子毫无疑问已经赤裸裸地委身于另一个男人了，或许时间相当久了。可是，从他对妻子的爱以及他的自尊心出发，他又拒绝承认这种事是可能的。于是，他就抓住这个模糊的事实——这的确是事实，那就是罗达并没有明白说过发生了这样的事。

因为维克多·亨利现在所希望的是把她争取回来，他觉得自己非常爱罗达。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因为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他很了解这一点——但也不完全是。好也罢，歹也罢，他们是拆不开的一对。他们的结合有了二十五年的历史。在他的生活里面，她是无法替代的：她的胳膊、她的嘴、她的眼睛、她那甜蜜的特殊的风度举止，是替代不了的。她是美丽的、令人爱慕的，尤其是她具有能够使他感到意外的魅力。明确地认识这些直率的事实，使他大吃一惊。他还得重新向这个女人求婚！他不能够因为这件事太责备她。他在醉倒以前的昏昏沉沉中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他自己不是差一点儿也写出了完全相似的一封信来吗？而且，说来奇怪，他也并不痛恨弗莱德·柯比。出在那两人身上的事，跟出在他和帕米拉身上的差不多，只不过罗达越过了边缘而已。他脑子里一幕幕的图景使他激动得难受，但是他在冷静中还是用合理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把梅德琳的经理大骂一通也许对他自己有好处。消除危机的一个办法是找到休·克里弗兰，跟他面谈。帕格因为心肠软任她待在纽约而深为懊悔。至少他该劝她回华盛顿去，她也许会回去的。现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恶棍的老婆威胁着要跟她丈夫打官司，要求离婚，并且举出他的二十一岁助手的名字来。梅德琳不实事求是，长篇大论地、气势汹汹地发誓赌咒，却难以使人信服。梅德琳的信和罗达的不同，不是一枚炸弹。一个姑娘，孤零零地在纽约流浪，如果不跟克里弗兰搞在一起，也会跟别的什么人搞在一起，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预料到的吗？梅德琳像一只鸽子，从来复枪的射程里飞过，被打了下来。

“帕格！昨天整个下午，我想尽办法找你。你到底躲到哪里去啦！”

黑猩猩拉金大踏步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胖胖的、紫红色雀斑脸的上校，和别的二十位上校没有什么两样。他关上门，把军帽扔到衣钩上，对着对讲电话机说：“艾默里，不接电话。”

“是，是，先生。”

“喂！”拉金靠在转椅上，两只胖手钩在脑袋后面，用一种锐利的眼光观察着他的同班同学，“见到你可太好啦！‘加利福尼亚’号的事真糟糕，本来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出色的舰长的。”

“嗐，黑猩猩，我得说，我的不幸好像已经埋没在拖拖拉拉中了。”

“帕格，谁把我的口信传给你的？我在五六个地方都留下了口信。”

“什么口信？谁也没传给我。我是到这里来看你的。”

“为的是什么事？”

“职务。”

“我要找你也是为这个。”拉金掉过头去望望，虽然屋里没有别人，又关上了对讲电话机。“帕格，金梅尔将军就要调职。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黑猩猩几乎是小声说的，又加上带有讽嘲意味的微笑，“就像路易十六在他自己的要求下被削掉脑袋一样。他的继任人是派伊将军，任期多久我们不知道，不过派伊想改组参谋部。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这里头很有玩意儿。幸好，人事处跟战争警戒问题无关。事情不是出在我当班的时间里，但是确实出了事。派伊将军希望你来搞作战处——你且住嘴，帕格！”看见维克多·亨利大摇其头，黑猩猩拉金举起了一只手，“我把我的判断告诉你。这是一个我们同班同学求之不得的极好机会。想想看吧，正在建造六艘艾奥瓦级的战列舰，十二个月到二十个月内就要执行任务。那是全世界最优良的战列舰，你以后会弄到一艘的。”

“黑猩猩，给我弄一艘船。”

“我正在告诉你嘛，你一定会弄到一艘的。”

“就在现在，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

“办不到，帕格。听我说，你可千万别对总司令部说个‘不’字！作战处对你来说是一份最好不过的美差。”

“派伊将军的办公室在哪里？”亨利站了起来。

“坐下，帕格！”拉金也站了起来，他们站在那里互相瞪着，“你这狗崽子，你从来不会玩橄榄球，不会打网球，你头脑也不清楚。”

“我游泳游得呱呱叫。”

拉金的样子有点儿不知所措，然后忽然大笑起来：“啊，坐下来吧，帕格。”

“我能弄到一艘船吗？”

“坐下！”

帕格坐下来。

“你怎么啦，帕格？你脸色不好，举动失常。没有什么事吧？”

“昨晚我白兰地喝得太多啦。”

“你喝多啦？你？”

“丢掉了‘加利福尼亚’号，我心里不舒服。”

“原来如此。罗达好吗？”

“挺好。”维克多·亨利自以为镇定自若地吐出了这两个字，但拉金听了皱起眉头。他肥嘟嘟的手指合拢在穿白裤子的大肚皮上，若有所思地盯着亨利。

“让我想想看。你有一个儿子在‘企业’号上，是吗？他没有事吧？”

“他很好。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潜艇人员，他在‘乌贼’号上，或者不如说，曾经在‘乌贼’号上。”

“‘乌贼号’，是吗？”拉金的平静声调显得非常勉强。

“是的。”

拉金打开了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研究了一下里面夹的几页文件。

“或许可以委任你去指挥‘北安普敦’号。我说的是或许，很可能是不行。”

“‘北安普敦’号吗？上帝祝福你，黑猩猩，这恐怕是咱们这里剩下的最重型军舰了。”

“帕格，这我不管。一艘巡洋舰的舰长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是不能相比的。这你也知道。蒂姆·桑德斯去年离开这个职位时已经搞到了两颗星，年轻有为，得意极了。就算我真给你弄到了‘北安普敦’号，你也会铸成自己的终身大错。”

“你才不知道我犯过多少大错呢。现在你听我的，黑猩猩。我在咱们海军部里翻弄高级战略文件翻弄够了，在作战计划处是四年，在欧洲又差不多是三年。我不想钻营两颗星，我是水手和炮手，现在又正在打仗。”维克多·亨利挥着一只手臂指向窗外烧毁了的作战舰队，“如果你不能给我别的东西，那我就率领一支扫雷艇中队吧。好吗？我要下海去！”

“我听见你说的啦，又响亮又清楚。”黑猩猩拉金叹的一口气变成了一声呻吟，他接着说，“又得跟司令扯一次皮就是了。”

“去他妈的，我要叫他知道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他在什么地方？”

“听着，帕格，如果你跟舰队司令讲话像你跟我讲话这样，他准会把你装上军医船送回美国去。你的样子好像是刚活过来的死人，你的举动好像是害了炮弹震荡症。我在这里想想办法，你去睡一会儿，别再碰白兰地了。不管使你烦恼的是什么事，把它抛开吧。我来想办法给你搞点儿什么。”

“谢谢，黑猩猩。如果你要给我打电话，我在我儿子家里。”他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拉金。

他们隔着桌子握手时，拉金上校怪声怪气地轻轻说：“给罗达写信的时候，代我问候她。”

亲爱的罗达：

要答复你那封吓人的来信，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是拖延下去也不会使我得到什么启发。我想不必把我的感受写到信纸上，徒然浪费你的时间。再说，我也没有信心能够写出来，因为本来就不善于干这种事，即使勉力干。

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改变会使你幸福，或许我能更好地忍受下来。可是，我感到这件事对你我来说都是灾难。我这样提出我的看法，虽然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我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唐璜，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你身边的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复杂的，现在来谈这些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基本的一点是，不管生活的甘苦，你我已经一起过了这么些年了。我仍然是爱你的——也许比我表示出来的要爱得多——而你在信中也尽力说了我一些好话。

我不得不认为，目前你正像女学生一样害相思病，身不由己地扮演着这个角色。我猜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尽管屋顶塌下来的时候会吓人一跳。不过，你毕竟不是一个女学生了，是吗？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要习惯一个新人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是寡妇，那情况当然不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现在我人还在。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婚姻关系过于紧张。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确实觉得紧张。在马尼拉，我曾对拜伦说，我们已经成了蓬草(1)家庭。这是事实。最近以来，战争飓风已把我们吹到世界各地。当前我深深感到，正是这股风在开始扫荡人类文明。所以，我们更应该抓住我们所有的一切——主要是彼此抓住，抓住家庭——相亲相爱，直到最后。我就是这样把问题想通的。我希望你再多想想，也希望你能想通。

今后的一两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将在海上度过，所以我无法尽快补救问题。我只好这样办。我愿意忘掉——或设法忘掉——你曾经给我写的这封信；或者等我下次回国休假时跟你仔细商量；或者如果你一定要进行下去，那我就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并照你所要求的做。但是，我首先要极力抵抗，我不想那么轻易地放掉你。简单地说，罗达，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你的幸福；第二，只要还有可能，我们还是共同生活下去。

我和华伦常见面。他已经成了一名挺能干的军官，他具备了各种条件，他的前程是无限的。他具有成为海军作战部部长所需要的头脑、魄力、精明、坚强和真正的才干。拜伦也赶了上来。我们有这样两个儿子是很幸运的。我知道他们都冒着危险，但全世界都在危险之中，至少我们的儿子都在服役。我不能再有什么要求了。

梅德琳出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对她的事，我感到有些厌烦，所以不打算多谈了。如果那家伙准备跟她结婚，把乱子收拾干净，那就再好不过。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唯他是问。

你说由于我收到了委派我到“加利福尼亚”号上的命令，你的消息带给我的痛苦会轻一些，这话不错。它正以奇特的方式起着这种作用。自从我坐飞剪式客机一路上经过火焰冲天的威克岛和中途岛，飞进了珍珠港以后，灾难就成为我的家常便饭了。你的来信适应了这一切，几乎显得很正常。我是说几乎。

我是一个爱过家庭生活的人，又是一个只要一个女人的人。罗达，这些你全知道。也许我是一个老古板，一种过了时的类型。即使是这样，我活着一天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智能尽力而为。我认为并且始终认为，弗莱德·柯比——且不管所发生的一切——跟我差不多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如果我这种看法没有错的话，你这事终究是不会有利于你的，因此你最好现在就抽身。这就是我能够给你的最真诚的意见。

维克多是一个漂亮的娃娃，杰妮丝是一位好母亲，长得也很美丽。我们另外一个孙子长得像婴儿时期的拜伦，像得出奇。附上我在莫斯科从娜塔丽的老朋友斯鲁特那里拿到的一张快照。这张照片我是极不愿意离手的，但是我知道你想看看。上帝保佑她和那个孩子在墨索里尼宣战之前安全离开意大利吧。

黑猩猩拉金问候你，他长得又胖又结实。

写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该为不辜负我所得的薪金报酬而开始作战了——但愿能如此。

爱你的帕格

于珍珠港海军俱乐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维克多·亨利写完这封信，已经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军官俱乐部休息室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他把信看了两遍，心里想这信写得多么枯燥生硬，但是他决定不再重写。主要的问题都写进去了。有些信修改一百遍也不见得能改好，他寄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那封信（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比他扔掉的大多数的信更笨拙和贫乏。他封上了信封。

“嘿，帕格！”黑猩猩拉金和三个年轻军官走过这里，他停了下来，叫他们先去占一张桌子，“我一直在设法给你打电话。你听到‘乌贼’号的事了吗？”

“没有。”帕格的心怦怦直跳，“怎么啦？”

“嗯，在甲米地被击沉的是‘海狮’号。随后发来的报告刚刚才收到，‘乌贼’号没有负伤。”

“真的吗？”帕格不得不咳了两下，“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了吗？”

“不能够再确实了。电讯说，关于‘乌贼’号的报告是错误的。”

“我明白了。我为‘海狮’号感到难过，不过你带来了好消息。谢谢你！”

“我的另外一个消息就不这样令人高兴了，帕格。我们谈的那件事——我还在努力，但是看来像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想。”

“唉，你警告过我的，没有关系。”

“不过我还在到处给你张罗。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

“下一次吧，黑猩猩。”

帕格把信投进俱乐部的信箱，走到阳光底下。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下——拜伦安然无恙！不管怎么样，黑猩猩会帮助他出海去的。他漫步穿过海军基地走到海边，心中琢磨着自己运气的急转。在加油的码头边，粗大的输油管像血脉一样在跳动，“北安普敦”号就在这里靠着加油。

帕格离开拉金的办公室时，竭力克制想看一看这艘巡洋舰的欲望。他认为，在接到命令之前先踏上甲板，可能是不吉利的。现在不管那一套了。他想走上舷梯，到上面看看。但是看什么呢？他曾经在一艘姐妹舰“切斯特”号上服役过一年半。这种船是漂亮的，他心中这样想，顺着码头在乱哄哄的“北安普敦”号旁边溜达；舰上正在装载战斗巡逻用的弹药、冷冻食物和汽油——漂亮的船，却是混血的杂种，是政治与造船业不健康杂交的产物。

帕格认为华盛顿条约(2)是一个荒谬愚蠢的玩意儿，它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把巡洋舰的吨位限制在一万吨以下，大炮口径限制在八英寸以下，舰身的长度却不加限制。结果就产生了这种杂种——一种过分扩大了的驱逐舰，长度跟战列舰一样，但钢铁重量只及战列舰的四分之一，船梁细长，装甲单薄，火力中等。它们的任务是进行侦察，袭击商船，并跟敌方巡洋舰作战。日本的十艘战列舰中不论哪一艘，都能把“北安普敦”号轰成齑粉；它也经不住鱼雷的攻击，除非有完备的控制破坏装置。跟“加利福尼亚”号相比，“北安普敦”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不过，帕格心里想，如果能把它弄到手，他还是很高兴的。看着这艘巡洋舰为战斗任务而装载豆子、炮弹和汽油，他非常兴奋。黑猩猩说得对，作战处是晋升的捷径。但是，眼前为了振奋精神，帕格觉得他自己本身这条船也需要装些豆子、炮弹和汽油了。

他驾车回家。在卧室的书桌上，有一份揉皱了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电报，上面别着一张手写的便条：

发件人：杰妮丝

收件人：公公

题目：杂事

1．万一有什么事，我和维克在吉列特家里。回家吃晚饭。

2．华伦来过电话，不回来了。他们黎明出击。

3．“加利福尼亚”号的文书送来了附在后面的电报，说是在基地转了好几天，刚刚才转到他们海滨办公室的。

4．问好。

他拆开了电报。

最亲爱的，刚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进攻，极度震惊，万分焦虑。前函荒谬愚蠢，太不合时宜，极端惭愧，非常痛心，万望宽恕。祝安康，盼电复。爱，罗。

他坐在那里看电报，严肃地点着头。真是活龙活现的罗达！他简直可以听到罗达打电话口授电文的声音：“……极度震惊，万分焦虑。前函荒谬愚蠢，太不合时宜，极端惭愧，非常痛心……”帕格怀疑这是扔给狗的一根骨头。他熟悉罗达的突然爆发的懊悔。她干了某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之后，从来没有像这样马上变得如此温柔。这个长处帮助她渡过不少崎岖的险境；她打电报的动机完全可以说是诚恳的。不过，补救的过程将是漫长的，即便说已经开始。现在他们的婚姻像是打捞“加利福尼亚”号的工作。他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她，因此他把电报丢进了书桌抽屉里，跟她为之道歉的那封“前函”放在一起。

吃晚饭时，帕格喝了不少雪利酒，随后又喝了不少白兰地。杰妮丝不断地给他斟酒，他都感激地接受了。他知道，不这样他是无法入睡的。酒精起了作用，他简直记不清怎样上了床。早上四点钟，他突然醒来，心想，还不如去看“企业”号出航哩。他悄悄地穿上衣服，一声不响关上了外面的门，坐上汽车，向观察哨开去。

黑暗对珍珠港发了慈悲，被炸毁的战列舰一艘也看不见。笼罩在头上的是一片黝黑多星的晴空，猎户星座正往西方下沉，金星闪耀在东方，高悬在一道狭长的红光之上。只有海风里淡淡的一点儿烟味，暗示着下面那个大灾难的场面。但是，东方逐渐发白，曙光掠过港湾，不久之后，破坏与耻辱又一次暴露了出来。起先，那些战列舰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轮廓，但是在众星消失之前，就已经可以认出太平洋作战舰队影影绰绰沿福特岛排成两行，已成了被击沉的破船；而居行列首位的，就是美国海军的“加利福尼亚”号。

维克多·亨利在这幅可憎的景象前转过脸去，抬头望着苍穹，看见金星和最亮的几颗星——天狼星、御夫座一等星、小犬座一等星。那些古老的导航星仍在那里发光。那种常有的对宗教的敬畏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感到在这个可怜渺小的地球上有一位上帝。他几乎可以想象天父上帝悲哀而惊异地俯视着这一片灾害。在这么美好富饶的世界上，他的儿女们除了从地上掘出铁块制成庞大古怪的机器用以互相摧毁之外，难道找不到别的有益的事可干了吗？然而，这种疯狂就是世道。他把一辈子的工作岁月都献给它了。现在，他又要为它冒生命危险。为什么呢？

因为另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他这么想。因为亚伯的隔壁邻居是该隐(3)；因为尽管有那么多糟糕的缺点，但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他的祖国，还是世界的希望；因为既然美国的敌人把铁块制成了致命的武器，那么美国也得同样做，并且要做得更好，不然就得死亡。也许这种恶性循环会随着这头一次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而结束，也许要等到基督的又一次降生才能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

可是，他生活在一九四一年。下面，在逐渐明亮的曙光中，躺着他自己的沉船和他自己的被击毁的舰队。这件事是内行的水手和飞行员干的——而且干得还真出色——他们是奉与希特勒合作的那些政客之命干的。不把这个魔鬼打得一口气都不剩，世界就不能够朝着理智的生存前进一英寸。现在，除了打赢这一仗之外，别无他途。就在维克多·亨利这样沉思的时候，“企业”号在驱逐舰和巡洋舰——包括“北安普敦”号在内——护航下，在晨曦中驶下海峡水道，向大海驶去，带着他的大儿子加入战斗。

回到家里，他看见杰妮丝穿得整整齐齐。“嘿！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说，“我以为你还在睡觉呢。”

“哦，维克咳嗽，老拖着不见好，我要带他到基地医务所去检查检查。你刚刚错过了拉金上校给你打来的电话。”

“黑猩猩吗？这么早？”

“是的，他给你留了个口信。他说：‘她完全是你的啦！’”

维克多·亨利一下子坐到一张椅子上，脸上一副茫然吃惊的神气。

“我希望是好消息吧？”杰妮丝问，“他说你会明白的。”

“‘她完全是你的啦！那就是全部的口信吗？”

“是那样。他说，不到中午，他不会回到办公室，但是他相信你是想马上知道这个消息的。”

“哦，倒是挺不错的消息。咖啡好了吗？”

“已经好啦。梅安娜会给你做早饭的。”

“不，不用啦。光要咖啡就行啦，谢谢你。我说，杰妮丝，你要是路过西方联合电报公司，能替我给罗达打个电报吗？”

“当然可以。”

维克多·亨利伸手拿了电话旁边的便条簿，草草写道：“信随后到，很好，刚开始战斗。”看了他递过来的一小张纸，杰妮丝咧开嘴，撒娇似的嫣然一笑。

“有什么毛病吗？”帕格问。

“加个‘爱’字怎么样？”

“当然好。谢谢，杰恩，你给加上去吧。”

杰妮丝带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帕格拿起电话，打给太平洋巡洋舰分队指挥官。他对杰妮丝的挥手告别只报以一个冷淡的、出神的微笑。杰妮丝随手关上了门，她心里想，再也没有什么比打这个电报这件小事更能说明这位严肃淡漠的公公的为人了。你还得提醒这个人，他是爱他妻子的。

(1)　蓬草也叫滚草，秋天时茎秆脱离根部，被风所吹，到处乱滚。

(2)　指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

(3)　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该隐是长子。亚伯后为其兄该隐所杀，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出版方声明

《战争风云》（全2册）部分内容的译者暂时联系不到，此部分译者的稿酬暂存出版社。敬请有关译者看到此声明后与我社联系，届时将按地址奉呈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