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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简史

二战简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 （英）斯通著；王东兴，张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 World War One: A Short History

ISBN 978–7–5086–4682–4

I. ①一… II. ①斯… ②王… ③张…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史IV.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5688号

World War One: A Short History

Copyright © Norman Stone 2007,2009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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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著者：[英]诺曼·斯通

译者：王东兴，张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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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简史

——帝国幻觉

[英] 诺曼·斯通 著

王东兴 张蓉 译

中信出版社

这不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目录

图片索引

地图索引

序言

第一章 爆发

第二章 1914

第三章 1915

第四章 1916

第五章 1917

第六章 1918

第七章 结局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图片索引

爆发

安卧中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女公爵

（图片提供：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 Corbis）

1914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军队的征兵现场

（图片提供：Bettmann / Corbis）

1915

西线法军的220加农炮

（图片提供：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 Corbis）

1916

索姆河战役中带着防毒面具的英军机枪小分队

（图片提供：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 Corbis）

1917

在一次无名战斗中经过一个教堂的东加利西亚俄军

（图片提供：Bettmann / Corbis）

1918

英军马克五型坦克

（图片提供：Corbis）

结局

返乡的德军正步前进通过柏林

（图片提供：Stapleton Collection / Corbis）

地图索引

1. 1914年的欧洲

2. 西线，1914年

3. 东线，1914~1918年

4. 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海峡

5. 西线，1915~1917年

6. 意大利战线，1915~1918年

7. 西线，1918年

序言

1900年的西欧，或更确切地说是西北欧，似乎已经掌握了终结历史的秘诀[1]。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奇迹。19世纪50年代出生在西北欧的人们，经历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飞跃”。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将军就诞生在他们中间。这是以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开始的一代人，到了1900年前后，他们却用上了电话、飞机和汽车。与此同时，其他文明古国却都病入膏肓，甚至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也正在解体。西欧的几个帝国接管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2]可不是一个蠢货。1904年时他就宣布，英国人会像“永远”生活在那里一样，去统治印度。

在德文名著《源于幻觉的战争》[3]（War of Illusions）中作者指出帝国愿景只是一种幻觉。确实，就在1904年到1914年这10年间，英帝国统治的许多地区逐渐变成了数百万英亩却又毫无价值的不动产，其中有的地区难以统治，有的地区则不值得统治。在随后的30年里，大英帝国又陆续丢掉了印度和巴勒斯坦。

参战的各国政府都假惺惺地宣称它们的行为是在保家卫国，其实，它们正在做“帝国梦”。在1914年，最后一个非欧洲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在逐渐崩溃。当时，从理论上来说，它的疆域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包括埃及、阿拉伯半岛，以及高加索地区。即使是那个时候，石油也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英国海军在1912年时就开始采用石油来替代煤炭。巴尔干半岛各国之所以重要，也完全是因为它们挡在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交通线上（在当时，就连土耳其人也把它称作君士坦丁堡[4]）。凑巧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一个能够眺望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房间里。海峡中散布着各种船只，从油轮到拖网渔船，它们昼夜不断地通过这里，数量惊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欧亚大陆的咽喉，我在当时所看到的情形和1914年时是一模一样的。

也许，除爱尔兰以外，“一战”后的多个和平条约所产生的唯一持久成果，就是现代国家土耳其的诞生。在1919年，列强利用土耳其境内的同盟，比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试图瓜分这个国家。不过，令许多人惊讶不已的是，在一场著名的、史诗般的战斗中，土耳其成功地击退了协约国及其同盟，重新赢得了独立地位。随后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被称为西方化），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照样成就斐然。1995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研讨会，这次机缘把我带到了土耳其，并让我留在了这里。我要感谢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校长阿里·多拉马哲（Ali Dogramcai）提供的帮助。在被称为“欧洲空间[5]”的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是第一所私立大学，它的成功显而易见，并在随后的岁月里作为一个榜样被广泛效仿。在土耳其，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善意帮助，因此，能够很容易就理解上了年纪但睿智的帕夏冯·德·戈尔茨[6]在描述他漫长人生经历时所说的话。戈尔茨与奥斯曼土耳其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高级军官。他说，他在土耳其“发现了一片新领域，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我想通过多拉马哲教授，代我向比尔肯特大学的全体同人表示谢意，不过，我愿在此特地感谢一些朋友和同事：阿里·卡洛斯曼瑙格鲁（Ali Karaosmanoglu）教授和杜伊古·塞泽尔（Duygu Sezer）教授从一开始就非常乐于帮助我。在土俄关系方面，我要特别感谢爱莎·阿尔通（Ayse Artun）、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谢尔盖·波多罗托夫（Sergey Podbolotov）给予我的帮助。我也要对叶甫根尼娅（Evgenia）和哈桑·于纳尔（Hasan Ünal）表达谢意，他们向我介绍了黎凡特地区[7]的历史。鲁珀特·斯通（Rupert Stone）是我的目标读者，他阅读了原稿并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论，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我的两位助手察格利·卡亚（Cagri Kaya）和巴兰·土库曼（Baran Turkmen）也是我的目标读者，他们坚持完成行政事务，还学习了俄语，并教我如何驾驭各种写作工具。

在这一版，我修正了一些错误，因此，我感谢那些指出这些错误并与我通信的读者们。

[1]　此处作者仿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的用法，终结历史的秘诀也可译为实现了历史的目的，一般来说，历史目的指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先定目的，如实现“神意”、“理性”、“世界精神”等。——译者注

[2]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英国政治家，1898~1905年间任英属印度总督，曾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和枢密院院长等职。——译者注

[3] 　该书的全名是“源于幻觉的战争：1914年至1918年的德国政治”，作者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译者注

[4] 　即今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历史上曾先后作为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该城既叫君士坦丁堡也叫伊斯坦布尔，1923年之后正式称为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5] 　1999年5月，欧盟主要国家为寻求欧盟地域范围内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欧洲空间及其发展规划的概念。土耳其一直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因此，作者在这里将土耳其称为欧洲空间的一部分。——译者注

[6]　帕夏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 Pasha）（1843~1916），通称戈尔茨男爵或者帕夏戈尔茨。帕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普鲁士军人，军事历史学家，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德军总参谋部的异类，人民战争理论的开创者，奥斯曼土耳帝国陆军的重建者。——译者注

[7]　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地理界限一直没有被确定，大体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五国所在区域。——译者注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作者和读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要严格一致地使用那些频繁改换的地名。我往往倾向于使用那些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在当地目前不再使用的地名：“卡波雷托”（Caporetto）要比现代的斯洛文尼亚语“科巴里德”（Kobarid）更有意义，而“君士坦丁堡”现在则被完全弃用了。我一般也把“奥匈帝国”缩写为“奥地利”。要在这些事物上都做到正确无误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将阅读方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安卧中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女公爵

第一章

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外交和约，于1918年2月9日凌晨在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签订。整个谈判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为签订这份和约而进行的各项谈判确实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一处豪宅大厅中（这里曾是一位俄国官员的俱乐部），端坐着德国的代表和他们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国王，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奥匈帝国皇帝的女婿，一群打着黑领结、向后斜靠着、做出一副屈尊俯就样子的中欧贵族们，一位土耳其帕夏[8]和一位保加利亚上校。他们的对面则坐着一个新兴国家的代表们，这个国家不久后被称为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了几位犹太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其中就有比岑科夫人（Madame Bitsenko），她曾因行刺一位地方行政长官而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一座监狱中，最近刚刚获释归来。还有一位是“农民代表”，他是最后一刻才在俄国首都街头被找到的，他是非常有用的摆设（这样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醉醺醺的）。还有许多沙俄旧体制中的俄罗斯人，包括一位海军上将和一些军事参谋，把他们一起带来是因为他们了解结束战争和撤离前线的技术细节（有一位是玩弄黑色幽默的行家里手，他还坚持写日记）。在布列斯特，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便于拍摄。当然，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和平。“一战”已进行了将近4年，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并摧毁了1914年战争爆发前这个世界最值得骄傲的创造——欧洲文明。战争还摧毁了沙皇俄国：布尔什维克已在1917年11月以革命的方式逐步地接管了政权，他们承诺要实现和平。现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他们在德国人的口述下得到了和平。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9]的条款极为高明。德国人没有占领太多领土，他们所做的，是指明俄国西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现在可以自由地宣布独立。这一结果使当时划定的边界与今天各国的边界十分相似。巴尔干半岛各国和高加索地区各国（还包括芬兰）都在阴影笼罩下诞生了。从中欧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乌克兰。这里拥有4 000万人口和沙皇俄国3/4的煤铁资源。在布列斯特，德国人就是和乌克兰的代表们（一些不修边幅的大学毕业生和一两个投机银行家，他们不说乌克兰语，而且正如福楼拜对这类人的评价那样，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于2月9日签署了那份被拍摄下来的和约，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随后于3月3日也在该和约上签字。拥有乌克兰，俄罗斯就像美国；而没了乌克兰，它就像加拿大——大部分地区都是冰雪而已。《布列斯特和约》提到的那些国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又都重新获得了独立。在1918年时，它们是德国的卫星国，乌拉赫（Urach）公爵[10]成为了立陶宛的“大公明道加斯二世（Mindaugas II）[11]”；而黑森伯爵当时也准备前往芬兰出任国王。在今天，德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但与“一战”时相比，却存在巨大不同：回想那个时候，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可现在，它却没有展现出那样的意愿。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要使德国自信地承担起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倒是有些困难。如今，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而非德语。但是在1918年，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不得不讲德语。现代欧洲是《布列斯特和约》的人性尊严的再现，虽然我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英美对德国的占领后才实现了这一切。

对于欧洲的德国时代，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加以说明。1871年，在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打败法国，崛起成为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并把法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1914年，柏林成为了当时的雅典，成为了一个可以在那里学到任何重要东西的地方，比如物理学、哲学、音乐和工程学（那个时代具有纪念价值的所有单位术语“赫兹”、“伦琴”、“马赫”和“狄塞尔”等，以及筑造起现代世界的那些发现，都出自德国）。1914年宣布参战的英国内阁中有3名成员曾在德国的大学读书，其中的陆军大臣还曾翻译过叔本华的作品。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的前前后后，德国人遇到的许多俄籍犹太裔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一样。德国化学家和工程师的巧思妙想可谓无穷无尽，就在那到处都是崎岖山路的意大利战线上[12]，同盟国的军队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费迪南德·保时捷[13]发明了四轮驱动的汽车，同盟国的军队因而能够应对不平的山路。1914年，工业发达的萨克森王国，也就是鲁尔区，烟囱林立，与过去英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曼彻斯特一模一样。当然，正像丘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德国确实创造了惊人的战争成果，由于取得了像1917年进攻意军的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14]、1918年进攻英军的三月攻势（March Offensive）[15]这样的胜利，它所展现出的精气神，是协约国方面步履沉重的士兵们完全无法拥有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的德国时代这个概念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相比“一战”前，今天的欧洲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相似得令人感到怪异和害怕。欧洲的经济主要依赖瑞典和法国的矿石、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甚至包括北非甚至是巴格达的石油。当时，石油已变得非常重要，所有人都想去开采——德国要避免英美竞争这些资源。在1915年，最开明的德国人之一，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就写过一本名为“中欧”的畅销书。他在书中呼吁，与其追求一个德意志主导下的帝国，不如建立一个基于日耳曼语族的共和国。柏林应该引领境外东南部的众多较小民族的发展，做它们的榜样。况且，德国境内也有许多小的民族。历史上3个有名的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先后瓜分和吞并了这些民族，而波兰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民族，德国就有数百万波兰人的后裔。民族主义运动大多出现在这些被吞并的民族之中，并已威胁到了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生存。总的来说，在德国政府看来，不能听任这些非日耳曼民族耗掉过多资财。奥匈帝国已经花费巨资试图收买那些民族主义者，却徒劳无功，反倒没有了足够的资金来提高实力——尤其是奥匈的军队预算要远远少于英国军队，仅为后者的1/10。如果注入一点儿普鲁士的效率，严格地管理奥匈帝国，那么，白花钱且无力提升军力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在这本倡导日耳曼语族的《中欧》一书中，瑙曼的思路大体是：这些较小的民族，它们的文化归根结底多半都来源于德国，它们定会跟从德国的。自1879年以来，德奥同盟已经形成，瑙曼的意思是要赋予这个同盟有效的经济手段，而其他德国人想到的则是一种更强有力的方法。

随着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这些德国人的信心也日渐爆棚，成功令他们骄傲自大，头脑发昏。俾斯麦一直是清醒审慎的——他能够预见到，一个地处欧洲中心的强大德国，可能会使邻国团结起来对抗它。但是，新一代的统治者正冉冉升起，而且踌躇满志。他们的头号代表人物就是1889年登基的新德皇，年轻的威廉二世。这位德国皇帝效仿的榜样是英国。英国极为富庶，而且拥有庞大的海外帝国。从制度方面来说，英国无疑十分保守，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凡事都有历史渊源。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引领时代，这里的工业品占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庞大的海军则保障了它包揽一切的地位。那为什么德国就不能获取一个能与英国匹敌的海外帝国呢？这样，在威廉二世的领导下，德国的霸权追求和对霸权追求的轻率表达，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欧洲问题。

在欧洲大陆，法德之间早已存在对抗的关系。从短期来看，法德对抗的结果使俾斯麦在1871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新德国兼并了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但从历史的角度，即从回溯到17世纪来看，这两个国家之间对抗的结果则是法国支配了欧洲，并永久性地把德国分裂为众多彼此争吵不休的大小邦国。在“一战”前夕，法德对抗又多了另外一层紧张关系。俾斯麦一直小心翼翼不去疏远俄国，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彼此了解颇深，部分是因为君主之间总体上比较团结，另外双方在波兰也有共同利益，而波兰可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但在19世纪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变得虚弱不堪，德俄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有着强烈的兴趣，俄国也是一样。面对奥俄之间的冲突，俾斯麦平衡两方的策略就变得顾此失彼了。俄国人在寻求德国支持方面遭受了挫折，转而指望法国的帮助，因为至少法国能抽出资金在国外投资，而德国人的资金都留在了国内^1。到了1894年，法国与俄国正式结盟。这样，当德国公开宣布寻求世界霸权和建立强大海军之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1900年，欧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印度和非洲已成为欧洲人的囊中之物；中国和土耳其看上去越来越有可能被解体，德国人渴望在那里分到好处。当时，德国人在完全错误的道路上推进他们的政策，所以1890年前后长大成熟的一代人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也是在那时，德国人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与英国的关系。可是当德国建造了一支旨在进攻英国的海军时，这个国家就犯下了20世纪最大的错误！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某种程度上把德国境内最优秀的人物团结在了一起。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最受尊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天赋非凡，涉猎广泛，对语言、法律、历史、哲学，甚至对统计波兰农民购买普鲁士土地都有精深的研究。1895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教授，那时他做了一次广受关注的就职讲演。得到这一教职时，韦伯还相当年轻，刚刚30岁出头。这位教授（他于1899年退出泛德意志联盟[16]，理由是这个组织没有达到民族主义的要求）讲的一些话，在现在看来有点儿莫名其妙，要比希特勒所说的还不讲理。他说道：“英国没有社会问题，是因为它非常富有。它非常富有，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帝国。它能够把那些不良分子——爱尔兰人、无产者等——运走，是因为它已对殖民地进行了归类，把澳洲划为安置他们的地方，而且英国能够从澳洲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一个消费市场。因此，英国拥有便宜的食品，不存在失业。而英国能够拥有它的帝国，是因为它有一支远比其他国家强大的海军。德国也有一些不良分子——波兰人、无产者等——因此，德国也必须把这些人渣倾倒到殖民地。这样，拥有一支海军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了。如果在一次战斗中，德国海军的规模大到在全军覆没之前还能对英国海军造成严重损害，那么英国就会承认德国的帝国身份。而且，这意味着英国海军在接下去的战斗中就不会再有充足的舰船，从而会被法国人或俄国人击沉。”韦伯的这次讲演，博得了听众的欢呼。这是一个聪明人整理出来的最愚蠢的理论之一，甚至都不值得奚落和嘲弄。他论证的每一步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以假设英国人有很少的社会问题开始，如果没有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那问题可能会更少。在20世纪70年代，即欧洲帝国主义走到尽头之际，欧洲大陆最贫困的国家是葡萄牙，但是当时它控制着庞大的非洲帝国；最富庶的国家是瑞典，它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它唯一的一块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而瑞士，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帝国。

韦伯具有一种道德意识^2，因此，在1914年，当看到他的那些年轻学生被残杀时，他拒绝加入一群欢呼民族伟业的教授队伍中。但是，他和那些与他一样具有道德感的人们一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了死亡之路。德国确实建造了一支海军，一支军费占国防预算1/3的海军。可是，这笔资金是从陆军军费中转拨过来的，这就使得陆军无力承担起法俄联盟已经展开的两线作战。陆军因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接纳一多半本可以受训的年轻人，因为如果接纳他们进入军营，他们就会缺衣少食。由于这些年轻人免服兵役，所以德国陆军规模在1914年时几乎不比法国大多少，尽管当时法国人口在4 000万以下，而德国人口却是6 500万。德国建造的战列舰质量非常高，但它们的数量还是太少，因此，易受攻击，很难防御，这一点让德国人毫无办法的。差不多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都停在海港中，直到战争末期，由于面临着毫无意义的牺牲，德国水兵发生哗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自身的灭亡。这支海军只打算在北海游弋，因此不需要像在世界范围内游弋的英国战舰消耗那么多的煤，但德国海军却能够动用一些特殊装备，力图争霸世界。正是这一明显的敲诈行径促使英国人做出巨大努力——他们不仅要以几乎是2∶1的比例，建造比德国人更多更好的战舰，而且还同法国和俄国制定了防御计划。这些都牵涉殖民地的交易：在1904年，英国人与法国人签订《英法协约》（the Entente Cordiale）[17]，以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控制埃及。在1907年，他们又与俄国人达成有关波斯的协约。如果发生纷争，英法俄各方的海军就会基于已经达成的非正式协定做出反应。而对于英法俄的每一步行动，德国的反应都显得笨拙草率、气势汹汹：在1905年，德国要求得到处于无主状态的摩洛哥的部分土地；在1909年，它则鼓励奥匈帝国轻率地进攻巴尔干半岛各国；而在1911年，它又把军舰派到了摩洛哥。在德国国内，这种“耀武扬威”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舆论的欢迎，却制造了一种国际危机来临的氛围。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的特使谈到，军国主义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

就在那个时代，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状态，而且这个世界自那时起就一直与它共存。在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18]总统为这种状态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词：“军事–工业复合体[19]”。战争工业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战争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员，获得了大量财政预算，并由此大大促进了各行各业，包括报纸专栏写作的发展。此外，军事工业往往会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看上去愚蠢至极的花费，结果过段时间却发现是非常必要的（飞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看似必要的花费，结果却成了毫无用处的浪费（堡垒要塞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技术在变得昂贵和难以预测。到了1911年，欧洲出现了军备竞赛。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成为其他任何国家扩张军备的借口，特别是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时，每个国家都感到自身的脆弱。当德国在1911年夏天派军舰到摩洛哥时，它的枪上了膛却一弹未发。古怪的是，扣动扳机的却是意大利。

如果说土耳其帝国的领土要被瓜分，那么，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分杯羹呢？英国人得到了埃及，法国人占领了北非。意大利帝国则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余的地方，并发动了战争。现代欧洲史上的一件怪事就是，列强中最弱的意大利，在还没有加富尔[20]、俾斯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人物的情况下，却把问题弄得白热化了。3在当时，意大利发起了一系列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事件。在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Moroccan crisis）[21]之后，意大利深知，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于是，它攻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试图夺取利比亚。土耳其人过于虚弱不堪，没有舰船能够保卫远离安纳托利亚沿海的岛屿，因此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些地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前景，促使巴尔干半岛各国第一时间宣布各自的利益所在。在1912年，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发起进攻，在几周的时间里，它们就赢得了胜利，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清除出了巴尔干半岛。随后，在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22]中，联盟内部发生分裂，战事再起。土耳其人的势力有所恢复，但赢家则是与俄国紧密合作的塞尔维亚，以及与英国密切合作的希腊。

10年前，在中国陷入解体的时候，列强已经形成对抗。在那时，各国主要是通过海军较量。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当时几乎没人期望它能支撑下去——那么，对抗就会发生在列强的本土，会涉及领土关系和陆军力量的对比。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来说事关生死，因为它们是俄国经济的命脉。维持俄国南部各行业运转的90%的谷物出口和其他许多重要物资的进口，都要经过这个海上通道。在1911~1912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23]，土耳其人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南部经济立刻停滞不前，因此，就俄国而言，确保两大海峡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1914年年初，协约国强迫土耳其人给予安纳托利亚东部类似自治的权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省份是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地，这可能招致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同时还有英法对阿拉伯各省的兴趣），因为信仰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可能会成为俄国的工具。而就在条约可能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人已开辟了与德国政府联系的新通道。

与英法俄等列强完全相反，德国是对土耳其人威胁最少的大国。德皇把自己标榜为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并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的海边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德式火车站，赠给土耳其苏丹，作为表示对他赞许和支持的标志。1913年年底，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24]，事实上成为驻扎在连接黑海和爱琴海两大海峡的土耳其第一集团军的司令，俄国人对此予以强烈反对，但却无法阻止德国把军事顾问团——包括几十位高级军事专家派到土耳其。无论如何，在伊斯坦布尔的新政权中，最重要的人物很显然是支持德国人的恩维尔·帕夏[25]。他讲一口几乎完美的德语，有着令德国人羡慕的军事活力。恩维尔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26]”，大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并最先在那里学到了推进“国家建设”的方法——推行一种新语言、崇尚军国主义思想并驱逐少数民族。德国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他们的政治对手则是英国和法国。考虑到两次巴尔干战争后接踵而至的绝望情绪，暂时控制土耳其政权的恩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决定邀请利曼·冯·桑德斯。俄国的噩梦是德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1913年12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西鲁克兹火车站，这一举动标志着8个月后爆发的那场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俄国非常害怕德国人控制两大海峡。但是，德意志民族怀有一个帝国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欧梦，因为奥匈帝国长期以来也在寻求在近东的商业和政治影响，而且，奥匈帝国的贸易并非远远落后于德国的贸易。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国际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倡导的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问题——德皇作为礼物赠给苏丹的那个火车站就是这个铁路的组成部分。到了1914年，一座新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已在伊斯坦布尔建成（该官邸因屋顶上刻有豪华的鹰像，而被称为“鸟笼”）。在多玛巴切皇宫[27]，傀儡苏丹，只能满腹怨恨、提心吊胆地走来走去，而德国大使则能在大使馆怒视博斯普鲁斯海峡。恩维尔和土耳其青年党人让苏丹沦为摆设，到此时为止，俄德之间的对抗多少都是间接性的，涉及的仅仅是德国对奥匈帝国并不热情的支持。可是，接下来在事关俄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俄德之间发生了直接摩擦。

两国的冲突伴随着一种更为普遍、已然强化的紧张感爆发了。1911年之后，军备竞赛不断加剧。新型飞机和超无畏级战列舰出现了，各国征召越来越多的士兵，修建越来越多的战略铁路。土耳其位于欧洲边界，如果出现外交危机，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的军队都会受到影响。在1914年之前，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各国政府都有钱可花。1911年德国军费支出的温和增长（培训更多的士兵）就会引发法国在1912年做出反应（也就是在和平年代培养更多的士兵），随后这又会激起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新的反应。在1913年，军备竞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即出现了一个意在把俄国变成“超级大国”的“伟大计划”。该计划旨在为俄军提供比德军更多的枪炮。该计划允诺俄军能够为远多于现役的士兵提供衣食，并进行有效输送。在制订这个计划之前，俄国的人口比德国多3倍，但由于缺少资金，俄军人数并不比德军人数多，而且枪炮数量也远远少于德军，战略铁路也是一样。实施这个计划之后，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而且将是急剧的变化。到1914年，曾在圣彼得堡出任英国大使的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对英俄两国结盟暗自庆幸、欣喜不已。

但在柏林，这个计划却造成了恐慌。在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发现潜在的敌人在干什么。军队必须靠火车运送，车站站台的长度会使敌人的战争计划暴露无遗；而且，没有人会限制旅行和拍摄，一个奥匈帝国的情报官员甚至可以拿着一本自己的护照在俄国南部四处旅行，而护照上职业一栏竟然登记的是“总参谋部军官”。在某个偏远之地，在正常情况下，那里乘客很少，铁路职工甚至要讨好那里带着小鸡的农妇乘坐火车，可那里的站台却长得令人起疑，这意味着骑兵或步兵已经被运到了那里的某个地方了。再有，那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议会，议会记录则是公开的，人们甚至能在每天的报纸上读到它们。因此，柏林和维也纳方面很容易了解到，1914年的春天，俄国人正在把他们的经济实力集中用到军事事务上。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28]本人就目睹了俄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因为在当时，金本位制维持了俄国的货币稳定，铁路也把各个层面的供求关系都联结了起来。各类科技杂志都显示出了俄国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一辆俄国卡车在目的地为里加[29]的欧洲长途汽车比赛中获胜，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乔尔可夫斯基论述了终将携带人造卫星摆脱地球引力，飞向太空的公式。圣彼得堡仍有可能是未来欧洲的首都。毫无疑问，贝特曼·霍尔维格非常富有才智，他知道德国要勉为其难地适应这一切。他的儿子曾问他，是否在他位于霍亨菲诺的勃兰登堡庄园栽种一些成长期很长的榆树。这位首相答道：不，那只有俄国人会得到好处。在这件事上，霍尔维格是正确的。30年后，俄国人确实到达了勃兰登堡，而且接下来又在那里驻扎了50年。但贝特曼·霍尔维格本人是一位宿命论者，可是他屈服于那些没有怀疑精神的人们。在当时，军人们猛敲着桌子大吼道：德国现在能赢得战争，但如果再等上两三年，那时俄国就会变得太强大。

俄国军队的规模和力量不断增长，这对德国来说足够糟糕。铁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恐慌。1908年以后，俄国加入到了自我驱动的工业化进程之中。这样的工业化进程早已发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德国。俄国当然拥有庞大丰富的资源，但开发程度非常低，一方面是因为运输还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没人相信纸币。随着铁路的建设和黄金供应的增长，在1909年，俄国首相彼得·斯托雷平[30]对一位法国记者说：“给这个国家20年的内外和平，您就将认不出来这个国家了”。到了1914年，俄国的预算收入翻了一番，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建设能比以前更快地把军队运送到前线的铁路。在科隆每天大约有700列火车运送上下班的乘客，如果以此作为比较标准，在1910年，调动俄军需要250列火车；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60列；而到了1917年，则进一步上升到560列。更强大的运输能力允许俄军在德国调兵后的第3天，就能够准确和全面地部署部队在边界地带。换言之，在1917年，我们就能够预见到1945年的形势——英军占领了汉堡，俄军占领了柏林，德军则要向贝特曼·霍尔维格之子曾想栽种榆树的勃兰登堡说再见。

德国将军在公共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是其他国家的将军所无法比拟的。但如今他们开始恐慌了。面对法俄联盟，德国的战争计划已昭然若揭。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它所拥有的铁路仍然远远少于西欧列强；如果战争打响，在法军溃败的时候，俄军只是刚刚完成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31]在1897年指出，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再现1870年打败法国的胜利，接下来再对付俄国。可德军的调动将会是一项巨大的任务——100万称职的铁路工人要在17天中，在超过4万英里的双线铁路上，动用3万辆火车头、65 000节客车车厢和70万节货车车厢，运送300万士兵、86 000匹战马和大堆大堆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枪支弹药。一个集团军就需要6 000节车厢，一个骑兵师也需要1 200节车厢。德军确实能够有效地安排好这些士兵和物资，这样，在宣布调动兵力17天后，德军就将在边界地带进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确信俄国人效率低下，因为他们的铁路太少，在供水、电报、煤炭储备，甚至站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能力都太差。确实，在当时的俄国，协助军队的铁路员工共有4万人，其中1/3是文盲。但是，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设想都将失去真正的基础，因为列强关系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因素：德国唯一的真正盟友奥匈帝国不久就要解体。

奥匈帝国行将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它的帝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有15种语言版本，包括一种意地绪语版）。而且，维也纳在外交上并没有运用好平衡策略。在奥匈帝国控制的南斯拉夫，当最重要的南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胜利之时，它的榜样力量激起了许多反对奥匈的政治运动。维也纳是如何反应的呢？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是在维也纳的控制下，把所有南斯拉夫各族联合成一个所谓的南斯拉夫国家，对此，明智的塞尔维亚人是会支持的（在奥匈帝国中，他们经常这样教育自己）。但是，真正掌控帝国的匈牙利人却不想出现第二个民族国家。这样，在1914年时，维也纳就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根据泰勒[32]的说法，维也纳只是在静观事态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一切问题自行消失。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而且突如其来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奥匈帝国的外长切尔宁伯爵则换了种说法，他指出：“我们必定要消亡。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亡的方式，不过，我们选择了最糟糕最恐怖的一种。”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是一桩“不可避免的事件”，而实际上却是一起完全偶然的事端。一些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分子计划在皇储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暗杀他。他们本来已经搞砸了这份差事，虽然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没击中目标，他们中有一个人跑到路边的咖啡店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大公驱车继续前往总督波蒂奥雷克[33]的司令部（在那里，他接见了一些民俗表演团的小姑娘），并对总督进行了严厉斥责。随后，他愤怒地离开了司令部，要去医院探望在稍早的爆炸中受伤的一位官员。这样，大公的汽车再度出发，哈拉赫伯爵站在汽车的迎宾踏板上。汽车在穿过萨拉热窝河的一座桥梁后，司机驾车向左拐去，但发现走错了路。司机被告知停车掉头向回开。在倒车时，这类汽车有时会熄火，而大公乘坐的这部车正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前文提到，塞尔维亚暗杀组织中有个成员跑到一家咖啡厅里稳定自己不安的情绪，正是从那个咖啡厅的位置能看到，哈拉赫伯爵站在了车的另一面。此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暗杀目标缓慢地向上行驶并停了下来，那位稳定了情绪的杀手开枪了。普林西普年仅17岁，是一位受过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训练的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从19世纪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成员，而这个组织尤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The Possessed）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在西方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中的人物作为榜样。奥匈的法律不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普林西普还很年轻，因此得以幸存。他被关押起来并于1918年去世。在他死前，监狱里的一位心理医生曾问他是否对自己那导致“一战”爆发的行为和数百万的死伤有任何悔意。他回答说，如果他没做那件事，德国人也会找到别的借口。

在这一点上，普林西普说对了。柏林在等待发生“不可避免的事件”。在一段时间里，德军一直在说它此时此地能够赢得一场欧洲战争，但是一旦俄国站稳脚跟，情况就会失控。德国人预计这一转变可能会发生在1917年，到那时，俄国的战略铁路将能够以德国人的速度快速地来回运送军队。现在，潜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很杂很多——德国唯一的朋友在解体，要么在近东和中东出现德意志帝国，要么诞生一个超级大国俄国。人们可以日复一日地信口开河漫谈所有这一切，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德国人面前。德国的创建者俾斯麦能够非常英明地捕捉到偶然事件，并利用它们把他的敌人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俾斯麦的雕像矗立在无数的城镇中，他的继承者都想弄明白他是怎么做到如此英明的。如今，1914年，又一桩偶然事件发生了：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奥匈帝国的外长一直想知道如何把德国牵连进来。霍约斯伯爵被派到柏林来确定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正在寻找开战借口的国家。

在战争失败之后，几乎所有卷入决策的人们，包括德国首相、奥匈帝国的外长和差不多全部的德军军官，都毁掉了他们的私人文件。我们要想真正了解1914年时柏林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借助长途电话的通话内容、阁楼中被遗忘的东西和一份内容非常多的文献——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一位犹太人）4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1914年7月7日是毁灭性的一天。当天晚上，这位年轻人与胡须灰白的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坐在一起。他们亲切交谈，里茨勒知道，首相虽然在倾听，但他其实是要抓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天日记中关键的一行字是：“俄国在变强变大，它已经成了一个噩梦。”贝特曼·霍尔维格指出，将军们都确信必须发动一场战争，否则就来不及了。现在，德军拥有一个完全可行并将获得成功的大好机会。要是到了1917年，德国就没任何指望了。因此，如果俄国人现在就进行战争，那么，对德国来说，1914年要比以后合适得多。而且，如果俄国率先宣战，西方列强有可能抛弃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集团就会分裂。总之，不论哪一种出现情况，德国都将是赢家。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密谋的过程中，决策层的很多人展现出一副无辜蒙冤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没有参与一样——德皇坐着他的游艇出游了，外交部部长在度蜜月，总参谋长则在游泳。不过，在自己庄园中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却以一种最古怪的方式证明那一切都是假象。有一份没被毁掉的记录显示了他的开支。而且他的开支有所增加。在贝特曼·霍尔维格假装度假期间，他几次前往柏林。由于小气，他都要国家支付费用。为了可能爆发的战争，他往返几次，安排国家的财政（当然，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财务，他可是出身于银行世家），收取债务和审慎地买卖债券。一位特殊的情报人员通知汉堡的沃伯格家族[34]应该做的事情。柏林打算发动战争了。

奥匈帝国外交部有一位脾气火暴的外交官，他曾把斐迪南大公被谋杀一事称为“战神马尔斯赠送的礼物”——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奇妙借口。他认为奥匈帝国将重现辉煌，俄国会乖乖就范，甚至土耳其也可能会被接管。在6个星期里，就能赢得一场俾斯麦式的胜利。正像德皇威廉二世所说：“要么现在，要么永不”。德国要战争，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正好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奥匈帝国意识到：要利用这个机会进攻俄国的附庸塞尔维亚，他们发布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会丧失独立地位的要求。从事态的进展来看，奥匈帝国根本没有热情与俄国打仗——塞尔维亚可以打，但俄国太大了。奥国把它的担忧变成了拖延——要安抚匈牙利人，要收割庄稼等。柏林方面则审慎地敲打着桌子，进行督促，1918年7月23日，奥国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尔维亚有保留地予以接受，与此同时，奥国宣布进行军事动员，但仍没有宣战。德国政府则发出了更多的催促声，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此时，俄国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它能保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吗？进一步说，它能确保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海峡[35]的未来局势吗？起初，沙皇完全不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德国大使最终将德国的宣战书呈交给沙皇时，他眼含泪水，接受了这一事实）。也许只是动用一部分军队，单独对付奥国？德皇本人也曾重新考虑过战争问题，因此，才有许多俄德两国皇帝的电报交流。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似乎也曾对战争有所怀疑。但在当时，德军将士则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这一切都取决于铁路。拥有铁路就将赢得战争。如果一个大国能够设法在征召和运输100万军队方面取得领先，那么，它就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军队准备就绪前到达敌人的边界。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这种情况就曾发生过，当时法军的部队运输一团糟，而德军的参谋人员则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实际上，法军在6周的时间里就被包围和俘虏了。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也曾发生一次因铁路供应不足导致的灾难，当时，两个大国因在中国的利益而发生冲突，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解决供应问题，俄国不得不寻求和解。现在是1914年，每位参谋都担心敌军会率先采取行动，德国人为此坚持要求奥匈帝国针对俄国进行全面动员，他们认为只要这样，“铁骰子就会滚动起来”。德军本身明显想打一场战争，而且已经决定进行动员，而就在此时，俄国人送给了他们一份大礼。7月31日，圣彼得堡宣布总动员，这刚好发生在德军宣战前夕。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军事调动可以说成是出于防御。考虑到帝国国会中潜在的反对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德国大使向俄方呈交了一份要求俄国结束动员的照会，在遭到拒绝时，德国于8月1日宣布进行战争。德国的战争计划是想立刻进攻法国，为此，列车立刻启动。巴黎收到一份最后通牒，大意是法国必须宣布中立，并做出保证。在这种通牒被拒绝后，法德之间随后也在8月3日爆发了战争。

德国还需按下最后一个战争按钮。德军不可能真的直接进攻法国，因为在并不长的法德边界上，双方的防御工事都非常强大。德军只能通过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可比利时是个中立国，而且它的中立地位得到了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列强的保证。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根据条约义务，这种情况只能被怒斥为战争行径。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刻命令皇家海军进入待命状态。欧洲东面的某个危机，会在西面引发战争，这就是1914年时的形势，人们对此早有预见。研究一下威斯特伐利亚地区[36]的铁路情况，就完全能够意识到德军会在战时入侵比利时。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德之间的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德国已是一个榜样国家，有着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党、最出色的地方政府和最优良的教育系统。那么，为什么英国还要站在俄国一方与德国作战呢？正像在1939年出现了德军数量翻了两番这种情况一样，英德开战的原因几乎不需解释。德国打造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并不断对俄国和法国进行攻击性行动。英国内阁成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完全正确的看法。他们认为，自1850年以来，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俄国。如果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现身《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现场，并表示英国并不反对德国控制欧洲，而且，如果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得到保障，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麻烦在于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人相信德国人了。当时英国政坛最聪明的人物戴维·劳合·乔治[37]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国资源的德国，将不可被打败，也将难以控制。如果德军没有入侵比利时，那么，英国海军无论如何都会致力于保卫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安全。而德军侵入比利时，给了英国充足的理由进行干涉，也使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持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8月4日，英国政府发布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撤出比利时。但德国政府一直没有给予答复，这样，这场欧洲战争就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说明：

1 法国能够抽出资金，部分地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法国的人口在1870年到1914年间几乎没有增长，本该为人父母的人们疯狂储蓄。

2 帝国主义思想让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教授跟班们更强大，这当然是事实，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本人也学到许多东西。在那次就职讲演之后，韦伯成了一位民族英雄，并吸引了一位非常聪明女性的注意，她把他带入了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似乎明白了教授和博士们真的无法垄断智慧。他更成熟了。1914年，德国文化界的一千多位重要人物，几乎都在一份“知识分子请愿书”上签了名，支持韦伯在就职讲演中提出的主张。而韦伯本人则到西线做了一位医疗助理。

3 甚至党员要身着特殊制服的想法，希特勒也是从墨索里尼那里学到的，墨索里尼选择了黑衫党服。在当时堆放着各色制服的市场中，他碰巧看中了褐色制服。这批货物是为在东非的德军准备的，并被存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地方，一位很有胆量的奥地利人获得了这批制服并运回欧洲销售。

4 有几位具有中欧血统的人士著有关于20世纪的传记，里茨勒的传记是其中之一。里茨勒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学识渊博，写有讨论巴门尼德的著作，也是普鲁士研究院院长（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女婿。他曾任职德国外交部新闻处，并成为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私人秘书，与后者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17年，由于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里茨勒成为了外交官，负责安排列宁抵达斯多哥尔摩有关事宜。接下来在经过一番筹划之后，他又在20年代与支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的私人秘书。但他政治上“左倾”，并成为了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教授。在1933年，里茨勒移民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大期间，他曾利用其影响力否决了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身在新西兰的流亡者（来自奥地利）——教授职位的候选资格。1945年，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为抗议投放原子弹，想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取得联系。他需要一封介绍信，为此，他寻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支持，并得到了帮助，这促成了他与埃莉诺·罗斯福面谈。可是，罗斯福总统本人随后就去世了。爱因斯坦的介绍信转给了罗斯福的接替者杜鲁门。但杜鲁门总统安排了一个判断投放原子弹是否合乎道德的委员会。库尔特·里茨勒不相信杜鲁门竟然成了总统。他的建议是支持投放原子弹。

[8]　帕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指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9]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也称《布列斯特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政府与同盟国于1918年2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和约的内容对苏俄政府是一个直接和沉重的打击，但随着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该和约自动成为一纸空文。一般认为，这是苏俄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外交。它充分地利用了各国的矛盾，使新生的苏俄政府有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为此后维护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译者注

[10]　乌拉赫公爵是威廉的父亲，符腾堡王国的威廉一世获得的爵位，他是第二任乌拉赫公爵。——译者注

[11]　明道加斯二世（1864年3月3日~1928年3月24日），即乌拉赫的威廉，全名威廉·卡尔·佛罗莱斯坦·格洛·克莱申提乌斯（Wilhelm Karl Florestan Gero Crescentius），第二任乌拉赫公爵，1918年7月11日被选为立陶宛国王，四个月后立陶宛君主制覆亡。——译者注

[12]　意大利战线，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到1918年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战事。交战双方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译者注

[13]　费迪南德·保时捷（1875~1951），又译为费迪南德·波舍尔，是德国著名的汽车工程师。他从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凭靠兴趣自学成才。他是汽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人物，保时捷公司的创始人，曾先后参与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建立和运营，也是甲壳虫汽车的设计者。“二战”期间因与纳粹合作，战后曾被定为战犯，后获释。——译者注

[14]　 卡波雷托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10月24日到11月9日，德奥联军与意军在卡波雷托地域（今斯洛文尼亚的科巴里德）进行了一次战役，这是“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山地交战。战斗伊始，德奥联军迅速突破防线，纵向深入北意大利100公里，意军损失惨重，后在英法11个师的驰援下，意军阻止了德奥联军在皮亚韦河的攻势，并在11月底稳定了战线。——译者注

[15]　三月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8年3月21日到4月4日，德军在西线对英军实施了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战役的目的是分割英法联军，并迫使英国退出战争。在近半个月的战斗中，德军曾楔入英法联军防御阵地80余公里，逼近交通枢纽亚眠，双方伤亡惨重，但德军没有达到战役目的。——译者注

[16]　“泛德意志联盟”，又称“泛德意志协会”，成立于1891年，宣传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征服世界的狂想。到“一战”爆发前夕，已有成员两万多人，人数虽不多，但基本上由容克贵族、工商业家、军官、律师和教授组成，在当时众多沙文主义团体中能量最大。——译者注

[17]　英法协约，又称挚诚协定，是指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它标志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而开始合作对抗新崛起的德国威胁。在协定中，双方就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达成了一致，包括埃及、摩洛哥、马达加斯加、中西非洲、暹罗（泰国）等地。协约同时也对两国在“一战”中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18]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二战”期间美国驻欧洲盟军司令，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年）。——译者注

[19]　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称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中文语境中也简称军工复合体，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时使用而后普及的用词。在美国外交中，它指的是侵略性的外交或军事政策中获益的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社会实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行政部门内的军事机构、工商业、国会、学术和学科团体。这四个部分之间是有组织的、互补的利益关系。由于这些互补利益的存在，军工复合体推行遏制和威慑的对外政策，是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的重要动力源。——译者注

[20]　加富尔（1810～1861），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1852年11月出任撒丁王国首相。1859年1月与法国拿破仑三世签订秘密条约，缔结反奥同盟，条约规定：法国帮助撒丁王国击败奥地利，建立北意大利王国；撒丁王国把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作回报。当年4月撒丁与法国联合对奥开战，取得胜利，收复伦巴底，但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遭反对，加富尔被迫辞职。1860年复首相职，利用高涨的人民革命形势，推动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德纳与撒丁王国合并；同时又利用加里波第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忠诚，将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3月17日正式成立后，加富尔出任第一任首相。同年6月6日在都灵病逝。——译者注

[21]　两次摩洛哥危机，指在1905年和1911年，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在摩洛哥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冲突引发的危机，两次危机强化了英法关系，激化了德国与英法的矛盾，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译者注

[22]　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1913年6月16日~1913年7月29日），是指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中获胜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因分配不均而发生的内部战争。战争以保加利亚为一方，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黑山）、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保加利亚认为与土耳其作战中他们出力最多，所以希望能多分土地，因此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便于1913年6月29日向塞国及希腊宣战。保加利亚不久就陷入困境，因为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也宣布参战，并加入塞尔维亚一方。土耳其为了收复亚德里亚堡，也从东进攻。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下，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宣布投降。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反而促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因为经过这次战争，塞尔维亚实力大为增强，阻碍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而巴尔干战争推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两地人民要求摆脱奥匈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必然引起奥塞之间的冲突，同时俄国则借由塞尔维亚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奥塞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致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译者注

[23]　这里所说的意大利战争，即指1911年9月到1912年10月的意土战争，又称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或利比亚战争，是意大利为夺取奥斯曼帝国的北非省份——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在战争中意大利开创了使用飞机完成军事任务的首例，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和效法，从而大大促进了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意土战争开创了飞机参战的新纪元。——译者注

[24]　利曼·冯·桑德斯（1855~1925），出身于波美拉尼亚斯托尔普的庄园主家庭，是一位改宗的犹太人。因此，按照呆板的德国政府思维，他是处理以奥斯曼帝国解体为核心的东方问题的合适人选。从1913年到“一战”结束，他长期任职奥斯曼帝国陆军高层，对该国军队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曾指挥该国军队在“一战”中取得很多战役的胜利。“一战”后曾遭拘押，后无罪释放。1925年病逝于慕尼黑。——译者注。

[25]　 恩维尔·帕夏（1888~1922），原名马特·伊斯梅尔·恩维尔，青年土耳其党人领袖。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之一。“一战”帝国失败后，他流亡苏俄，因在中亚从事反对苏俄的活动。1922年8月4日在帕米尔高原被苏军击毙。1996年8月4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他的遗骸从塔吉克斯坦接回，为其举行国葬。——译者注

[26]　青年土耳其党，1889年5月，伊斯坦布尔医学院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反专制统治的团体，取名奥斯曼同盟，后改名为同盟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它为“青年土耳其党”。很快，许多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国外流亡者参加了该党。青年土耳其党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1908年该党控制了马其顿地区的部分军队。1909年年初领导和发动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4月该党执掌政权，随后推行大“奥斯曼主义”，镇压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对外奉行亲德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德奥同盟国集团作战，战败后于1918年10月签订丧权辱国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译者注

[27]　多玛巴切皇宫，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仿欧式建筑建造的皇宫，又称新皇宫，始建于1843年，1856年完工，位于今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能够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皇帝生活的地方，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生前生活和办公的场所。——译者注

[28]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德国政治家，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译者注

[29]　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译者注

[30]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政治家。曾任格罗德诺州和萨拉托夫州州长。因镇压农民起义受尼古拉二世宠信。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建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工农群众，从而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但他推行土地改革，使得200万农民退出村舍，成为富农，活跃了当时的经济，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11年遭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译者注

[31]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施里芬（1883~1913），德军陆军元帅，卓越的天才战略家。1891年到1913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提出过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译者注

[32]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1906~1990），20世纪英国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之一。积极介入现实政治，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德国历史进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好评如潮，却也争议不断。——译者注

[33]　波蒂奥雷克，也译为波提奥列克，1913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担任奥匈帝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1918年6月28日，他邀请斐迪南大公到萨拉热窝进行检阅，由于这一天是塞尔维亚于500年前被土耳其打败从而丧失独立地位的纪念日，因此在这一天阅兵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由于大公曾阻止患有神经衰弱的波蒂奥雷克接替一位年老的崇拜者出任总参谋长，因此两人成了多年的对手。鉴于此，有理由怀疑波蒂奥雷克是暗杀斐迪南大公的共谋，不过在“一战”爆发后，波蒂奥雷克却成为了奥军进攻塞尔维亚的指挥官。——译者注

[34]　沃伯格家族（Warburgs），发迹于德国汉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被称为“犹太皇族”。该家族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和支持。但总体上来说，自从16世纪以来，沃伯格家族在德国银行业已经活跃了几百年。到了20世纪，沃伯格家族走出德国，不仅对美联储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对“二战”后的欧洲债券市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沃伯格家族的后人仍在西方金融界续写着传奇。——译者注

[35]　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海峡全长334公里，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部分。海峡不仅是黑海周围国家的出海口，也是多瑙河沿岸国家对外联系的通道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译者注

[36]　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译者注

[37]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一战”期间领导英国战时内阁，并主导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译者注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军队的征兵现场，1914年10月

第二章

1914

在4年的时间里，世界就经历了从1870年到1940年的重大变化。在1914年时，骑兵聆听着激动人心的音乐，缓慢前行。奥匈帝国的克拉里·阿尔德林伯爵身穿一套在白金汉宫的特别演出服。战争初期的图片显示，炮弹在头顶爆炸的时候，佩带着刺刀的士兵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前进。这也是1870年时的情景。当时，要塞已经准备好要被长期围困，医疗服务还非常原始，受伤严重的伤员可能很快会死掉。但到了1918年，情况已变得十分不同，法国的将军们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作战手段，就是以德军在1940年使用的闪电战方式，使坦克、步兵和飞机协同作战。骑兵连成了博物馆收藏的古董，要塞成了历史遗迹。战争最终成了十足的杀手——可以造成1 000万人死亡——但正如身为医生的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所说，战争也是一种“防止世界陷入更大混乱的疫苗”。相比于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一战”这4年中，医学和药物研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到1918年，仅有1%的伤员会死掉。

不过，从“一战”开始之日起，幻想就主宰着当时的人们。在1914年，面对着欢呼的人群，各路军队整装出发。将军们骑在马背上，梦想着在某个城市广场中会有一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雕像。以彻底误解战争性质的方式开始一场战争，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也许，英国人的误解最深。1914年8月3日，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38]在下院进行了一次赢得极大赞誉的演讲，这似乎说服许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相信与德国作战是正确的。格雷谈论道：“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我们参与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英国都将遭受可怕的灾难。”事后看来，当时的许多英国人都以为这是奇谈怪论。

英国的经济总额近一半来自外贸，同时，德国的经济总额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外贸，而且，两国大部分外贸生意都是在欧陆各国之间进行。可以预料到，中断贸易会带来失业和破产。另一位内阁大臣（开战时已辞职）曾指出，中断贸易导致的社会问题，会带来另一次1848年革命[39]。要知道，当时在各个城市中，旧欧洲早已确立的秩序都被动乱推翻。由于贸易会受到威胁，因此，银行家们包括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腓力克斯·舒斯特爵士（Sir Frederick Schuster）向每个人保证，战争将在半年后结束。将军们自己也都知道，要为数百万人提供衣食和武器装备，还要运送他们，要长时间维持这种运作状态，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银行家们对于战争就又有了一种论点：如何支付战争费用？英法两国的信用体系非常强大，但德国的公共财政却惊人地脆弱，因为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支出。在接受内阁正式质询，国家能够在多长时间里为战争支付资金时，匈牙利的财政部长特里斯基男爵答道：3个星期^1。3个星期以后，黄金储备将被耗尽（在1914年，黄金作为流通货币是非常常见的），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印刷纸币，但这又意味着通货膨胀——这些脏兮兮皱巴巴的钞票，很快就会被换手，并迅速失去价值。接下来由于贸易中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会完全失去控制，穷人会变得更穷，甚至可能会挨饿。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意大利也几乎步其后尘，它的通胀率达到了700%。银行家们什么都说对了，但就是在掌握时机上出了问题。

参战部队也同样抱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的幻想——“回家过圣诞节”。俄军最高指挥部要求提供新的打印机，却被告知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没有理由花费这笔资金，他们必须继续使用那些旧设备。很多将军还承诺每天都给妻子们写信，但不久就没话可说了。有位奥军指挥官躺在铁制的行军床上给别人的老婆写信。而俄军最高指挥部命令除非有外国人在场，否则军队每天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而且坚决不许喝伏特加。到了11月，由于大量需要外国人，唱诗班开始唱《伊戈尔王》（Prince Igor）。总之，从一开始，各国的计划都反映出了“短期战争的幻想”——一场直接迅速和规模巨大的进攻，并占领那些事后看来应为下一代妥善管理的资源。另外，与要塞、火炮和骑兵有关的预算，最后证明也都判断错误。

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要塞遍布。从战略角度考虑，它们一般都建在侵略军必须要跨过的众多河流的对岸，尤其是在法德之间那条漫长曲折的默兹河上。那些要塞的名字，比如列日、那慕尔、莫伯日、迪南、凡尔登、图勒和安特卫普等，一再出现在军事史中，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些要塞造价昂贵，一般都设有数千门大炮。在19世纪80年代，各国对它们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建造原则是要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堡垒，四周围着一圈碉堡，以使敌军的火炮射程在中心堡垒之外。在19世纪90年代，火炮的射程变得更远、炮弹变得更重。如果要使要塞继续发挥效力，就必须建造更多碉堡和更精细的防御工事，当时通常都用混凝土进行建造。但到了1914年，还是火炮赢得了胜利。重型榴弹炮能够发射射程在10英里左右的烈性炸药，而要塞是非常明显的攻击目标——成了防御者的牢笼。如果他们刚好在碉堡外的土地上挖了一个不易辨识的洞穴，那样，他们的境况会好一些。虽然泥土的预应力很差，但它会比混凝土更轻易吸收烈性炸药释放的能量。在1914年的战斗中，所有被攻击的要塞都很快就陷落了。位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上的列日，只坚守了两天。

对骑兵抱有的幻想也破灭了，虽然不像要塞被攻破这样迅速。在克里米亚战争[40]中，英军的轻骑旅冲击俄军炮兵阵地，至少还能够攻击到那些大炮。而在1914年，这已不再有任何可能。一名步兵手持步枪，能够击倒一英里外的战马，可火炮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射程已达3英里。不过，在空旷地带，骑兵还是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发现敌人的位置。在这方面还没有其他重要的替代方法，因为内燃机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有50辆德国运货汽车翻越山路崎岖的阿登高原，结果几乎全都坏掉了。但战马每天要吃掉10公斤草料，这对后勤供应提出了巨大要求，同时这也正是步兵在补给方面所遭遇的困难。西线的战争就是以法国的重骑兵师和德国的长枪骑兵师炫耀军靴、马鞍和军号开始的。奥匈帝国的军队使用的马鞍，本来是给骑士们设计得十分完美的工具。但天气炎热，马匹又都是从百姓手里征用而来的，漂亮的马鞍摩擦着这些瘦弱动物的背部。给马匹造成了伤害，这使得从突袭进入俄罗斯领土而后返回的法国重骑兵，不得不步行。俄国骑兵对东普鲁士地区进行侦察，也由于粮草不足不得不立刻后撤，而年迈的纳希切万[41]可汗，这位得到沙皇重视的鞑靼骑兵团成员之一（政府感谢了鞑靼骑兵，是因为他们镇压了1905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革命性动乱），还由于标枪的原因没能骑上马。

欧洲人记忆中的战争都是短暂的——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他们没有关注持续时间长且十分血腥的美国内战。因此，每个大国都想发动进攻，德国人最先启动战争计划。他们遵循“施里芬计划”，穿过比利时，在西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该计划认为德军的右翼向巴黎西北方向移动，而法国人重兵防御东部边界，也许他们会试图入侵南德地区。施里芬希望，法国人会中圈套，尽管他在1905年时也警告过，除非德军远比法军强大，否则计划不宜实施。在1914年，德军有170万人。法军有200万人，外加10万英国军人和比利时军人。但总体来说，德国人做了更好的准备。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轻人的吃穿耗费了大部分军事预算，那么，留给强化训练长期服役士兵、军士抑或购买复杂设备的资金就不多了。法国人把征兵作为一种灌输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工具，但这个国家的人口几乎一半是农民，而且相当常见的是，他们甚至不会讲纯正的法语。可以说，法国军队征召每一个人，甚至是僧侣。

与此同时，德军则能够把更多资金集中用于训练和改进装备，这是因为将官们根本不想过度扩军，而且没必要让那些会“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人担任军官。从支出比例上看，德军很少把钱花在供养应征入伍者身上，它拥有的军士人数，3倍于法军，也远多于俄军。可以说，在德军中，军士同普通士兵几乎没有区别。

而且，法国人缺少德国人所拥有的重型火炮，仅有的火炮还都被放在各个要塞里面。此外，法国人缺少德国人已经熟知的其他两种武器。第一种是轻型迫击炮，这种武器能够在高弹道（以45°）发射炮弹，并能使炮弹命中防御工事后面的目标或树林中的目标，而平射弹道（以16°）发射的机枪却无法打中防御者；另一种武器则是铁铲，也被称作战壕挖掘器。如果士兵能够躲藏在地下的洞穴中，除非遭遇重型炮弹的打击，否则就很难被击中。德国人有铁铲，而法国人却没有，为什么呢？这可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可能就是德国人以更高的强度训练了极少的人，能够依靠这些人而不至于造成恐慌；而法国人却利用极少的军士训练更多的人，这意味着要以简单，甚至粗陋、庞大的编队形式维持他们的秩序才能前进（类似于一个世纪前革命战争中的纵队，这也比18世纪时线形编队付出了更高昂的生命代价）。而且，这些人身着的红蓝色军服，也使得他们十分显眼，而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改穿灰暗色调的制服，甚至苏格兰兵团的褶裥短裙都已变成土黄色了。

各国军队都已出动，但最先调动的是德军。如果德国人想要轻易地穿过比利时，他们就必须夺取列日这个至关重要的要塞，因为他们需要铁路，而列日正是个关键节点。8月7日，德军耍了诡计，占领了中心堡垒，而特地带来的奥国重型大炮则攻陷了外围的碉堡。到8月18日，德军集结完毕，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进入了比利时平原。德军在右翼布置了3支部队，共52个师，约75万人。其中的左路镇守在梅斯到蒂永维尔之间，在更南边的边界处，德军的力量相对较弱。

实际上，3支德军都在进入一个不设防地带，他们行军神速，一天20英里，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比利时军队撤退到海边的安特卫普要塞群和那慕尔。在该地区的南边，部署了一支法军（朗雷扎克的第五军团），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也在该地区左边集结，但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没有发生战斗。可能法国最高指挥官约瑟夫·霞飞[42]将军没有关注此地，因为他正在筹划“第十七号计划”[43]。他认为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反攻计划，德军将会被驱赶回莱茵河，而法军将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可这是一场灾难！8月20日，在萨瑞柏格·莫汉吉一役中，法军艰难地对德军布满机关枪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却被打得支离破碎，随后又遭到德军的反攻，损失了150门大炮，2万人成为俘虏。8月21日，霞飞将军决定再次发起一次进攻，不过这次选择的地点是位于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高原地区，那里山路崎岖、林木茂密。在这一地区的是中路德军，由于已经见证了右路和左路德军的威力，因此，法军参谋部认为德军中路兵力必定较弱。这又是一场灾难！由于法国人受到他们自己军队规模的限制，法国标准的75毫米野战炮无法在山地作战中发挥效力，但德军却配备了一种能够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火炮。与此同时，远在西北部的朗雷扎克部队也表现糟糕，开始从那慕尔撤退，并与英军——它的指挥官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的约翰·弗兰奇爵士——失去了联系。8月23日，右翼德军中克鲁克第一集团军与英军在蒙斯–孔代运河遭遇，英军正规兵每4秒发射一整排子弹，极大地阻挡了人数上占优的德军进攻，虽然自身损失1 850人，但德军的损失要3倍于英军。当天下午，德军运来榴弹炮来应对这困难局势，英军被迫撤退，从时间上看与朗雷扎克部队的后撤几乎同步。法军损失惨重，到8月底，法军阵亡75 000人，20万人受伤并成为俘虏。而德军的损失要远远少于法军，这是因为他们从北面快速进入法国，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为在巴黎周围重新进行部署，英法联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撤退。

不过，英法有效地控制住了事态——无论在哪个阶段，英法联军都没有被德军夺去大炮，同时德军包围圈的威胁也不复存在。人员的损失很快得到补偿，而且法军拥有了巨大的优势，相对于步行跟进的德军，法国能够更快地把军队从东南部运到西北部。德军只有4 000辆卡车，其中的2/3在英法军队撤退完成前还被破坏掉了。此外，默兹河上的桥梁都已被摧毁，比利时人也已经毁掉了他们的铁路和大部分隧道——到9月初，2 500英里铁路网中只有400英里恢复运输。弹药不得不首先依靠马匹运输，而马匹本身只能靠谷物喂养，这又使得它们没有力气且经常生病。克鲁克的部队有84 000匹马，这些可怜的牲畜很多都一头栽倒在路边死掉了，因此，在拖拉重型大炮中就出现了延迟的问题。而且，8月的酷热也使得军队消耗严重，一些部队甚至减员到了原有兵力的一半。另外，德军也面临着一个与通信有关的棘手问题。回到科布伦茨的小毛奇[44]的部队，距离前线过于遥远，而无线电的运转非常笨拙，且无保密设施，以至于法国人都能监听得到。德军采用的是有限非集权化体系，事后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进步，但造成了将军们常常完全不知道附近军队的行动。9月5日到9日马恩河战役[45]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根本没有发布任何命令，在最后两天也没有收到任何报告。再者，德军中还出现了其他问题：为了看似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有些部队被调离了具有关键意义的阵线，有两个师团被派往安特卫普和莫伯日，另有两个师团被调往东部普鲁士，那慕尔也占用了一些部队。与此同时，小毛奇命令他的左翼部队向南锡方向发动进攻，而不是把他们调往右翼，结果毫无成效，却浪费了前期的所有努力。8月27日，他下达命令，要求部队总体推进，右翼两支部队向塞纳河下游和巴黎进军，可随后他又在9月2日命令部队原地待命，以便右侧的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穿过巴黎北部边缘，到达东南部，并进而向巴黎东部推进。这种改变，部分是由于克鲁克第一集团军东面紧挨着的比洛第二集团军，在吉斯地区被法军第五集团军击退，而在8月26日，克鲁克本人的军队则在勒卡托遭遇了英军非常有力的抵抗，这样，德军右翼的几支部队就被更紧密地挤压在了一起，他们因此放弃了横扫巴黎西部的计划。

此时的霞飞将军要比小毛奇更沉得住气。他打算集结新的部队并将其他部队从巴黎东面转移到西面，对在那里已然暴露的克鲁克部右侧发起新的进攻。这些行动于8月25日开始。此时法军与英军之间开始出现问题——约翰·弗兰奇爵士打算着如有必要就撤出战斗并返回英国。只是当基钦纳勋爵[46]身着正式的陆军元帅制服抵达英军营地，命令他遵守法军的计划时，弗兰奇爵士才算被吓住。与此同时，新的法国联合政府坚持要求保卫首都巴黎，本来准备调往巴黎西北部的新集团军的各支部队，现在则用来加强首都的防御。当9月3日克鲁克部从巴黎城外东转，去保持他与比洛第二集团军的联系时，所暴露出的路线给予了法军进攻克鲁克部西翼的良机。在巴黎和凡尔登之间，还有另外一支德军的先遣队越过了马恩河，但这支部队几乎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在圣贡沼泽，交战双方是德军第二集团军和福熙[47]的法军新第九集团军。9月4日，霞飞将军命令从巴黎和凡尔登两边对德军第六集团军发起进攻，不过，战斗实际上在一天前就已经打响。当时，西侧的法军新集团军（第六集团军）与德军克鲁克部的部分兵力在乌尔克河上爆发冲突，参战的法军是由出租车队从巴黎运送到战场上的——那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传奇故事，尽管出租车的计时器还在计数！在战斗中，由于一些困难，法军的进攻受阻，但克鲁克却使他的两个军从左侧回撤到右侧，这意味着他与比洛的部队之间的缺口进一步加大，大体上处于——那些从南部流入马恩河的支流——大莫兰河和小莫兰河之间。

刚好就在英国远征军面前，如此偶然地出现了这一缺口。于是，英军小心前进，进入了一个几乎空旷的地带，从而在德军右翼的两支部队间撕开了一道裂痕。总体来看，到此时为止，右翼德军在兵力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英法联军——20个师对30个师。而且，德军的弹药正在耗尽，而法军却学会了如何更合理地使用他们的野战炮。9月8日，在小毛奇的德军总部，德军最高统帅部召开了一次参谋会议，会后一位负责情报的上校驾车前去面见克鲁克和比洛。他发现，比洛已经决定，如果传单所说的事情真的在9日发生，即如果英军越过马恩河，他的部队就要撤退。克鲁克因此也就不得不随之后撤，尽管他不想这样。勇气尽失的小毛奇随后拜访了其他几位集团军司令，并在9月11日命令东面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都要撤退。9月9日到14日，德军撤退到了一道高出埃纳河500英尺的横岭上，步兵被命令构筑防御阵地，挖壕建阵，布置带铁丝的防御网。这样，火炮无法轻易地探明士兵的位置，步枪对他们无济于事，只有那些从近处投掷的手榴弹才能够把他们从战壕中炸出来。霞飞将军以为德军在逃跑，于是，强迫法军发起进攻。但由于官兵疲劳、天气恶劣和军火匮乏，英法联军对埃纳河德军阵地的进攻毫无进展。到9月底，这一战线的对峙稳固下来，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

法国人非常希望俄国人取得胜利，因为在俄国的战略铁路、铁路线路双线化和站台加长等方面，他们都有投资。这样的结果就是俄国的军事动员确实像德国人所担心的那样在不断推进。到8月中旬，尽管各种相关的服务还不能有效地为部队提供支持，但大量的俄军士兵已出现在东普鲁士边界。而且如沙俄政府所承诺的，侵入东普鲁士的俄军有两个集团军，大约30个师。其中，第一集团军向西挺进，第二集团军则行进在西南方向的一条要道上，并从华沙向北进军。从理论上来说，俄军应该能够限制住集结在东部边界和柯尼斯堡要塞的唯一一支德军，即第八集团军。但理论却难以变成现实。这一地区湖泊密布，森林茂密，不仅把两支俄军隔开，而且使得它们难以部署兵力。由于缺乏后勤供给，俄军的骑兵几乎一跨过边界，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此外，德国人可以利用他们从东部到西部的铁路，而俄国人却只能迎着8月尘土，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进在格罗德诺到华沙的道路上。俄军处境艰难，还因为他们的通信质量太差，以至于电报不得不靠汽车从华沙成堆地运出去。指挥俄军第二集团军的萨姆索诺夫，统辖着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差不多20个师，这些师之间彼此的沟通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与其他集团军进行联系了。俄军的命令通过收音机进行广播，甚至都没有加密，由于耗时过长，而且在完成任务方面没有值得信任的军士，德军情报人员由此能够了解到俄军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况。

不过，德军的情况也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德军第八集团军下辖13个师，它的战术十分明显，即对正在会合的两支俄军部队中的一支发起攻击。8月20日，德军对入侵东线的俄军第一集团军发起正面进攻，一个下午双方就损失了8 000人（其中3 000人是进攻的德军）。8月22日，惊慌失措的第八集团军指挥官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在电话里急促地对小毛奇说，他要放弃东普鲁士，退守水量巨大的维斯瓦河。他随即被解职，已退休的保罗·冯·兴登堡[48]将军接替其职务，埃里希·鲁登道夫[49]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出色的团队组合。鲁登道夫很有能力，在“一战”爆发前就作为精力充沛的组织者而闻名，也曾在攻打列日要塞中神气十足，但赞誉曾使他骄傲自满，丧失分寸。兴登堡负责制动，所以鲁登道夫有时会冷嘲热讽地把自己说成是个“店铺招牌”。对两位新指挥官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持镇静，稳定军心，因为俄军第二集团军正在他们自己部队的后面艰难北进，这些部队刚刚在东部边界战斗中被打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定，这些被迫后撤的德军，一部分用火车转送到俄军第二集团军的西侧，另一部分则步行直接前行到这支俄军的左侧。与此同时，迈着沉重步伐缓慢前进的俄军，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俄军第一集团军被命令要抓紧时间攻占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要塞城市柯尼斯堡，因此总体上减少了对第二集团军行程的关注。8月24日，俄军第二集团军与德军发生交锋，在一段时间里，它的中路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只是虚幻的进展，因为它越向北深入，就越陷入了德军从两侧进攻的包围圈中。8月26日，西侧德军开始行动，对混乱不堪和不知所措的俄军左翼发起进攻，并切断他们的通信线路。第二天，东侧德军攻击俄军右翼，俄军的先头部队还遇到了从西侧杀过来的另一支德军部队的包围。陷入困境的是俄军第二集团军的4个军，这些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它们的指挥官却对所发生的战斗完全摸不着头脑。8月20日，一群群俄军官兵——将近10万人（另有近5万人伤亡）——先后投降，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自杀身亡。德军还缴获了500门大炮。对俄军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是“一战”中最惊人的失败！而对德军来说，这次战役则成为了一个传奇！离战场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坦能堡，中世纪时斯拉夫人曾在这里打败过条顿骑士团。人们以这个村庄来命名这次俄德大战，坦能堡战役于是变成了日耳曼人的骄傲。与此同时，它也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带来了荣誉，他们的美名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甚至是在战后也美名传扬。坦能堡纪念碑距离希特勒在拉斯滕堡的战时总部非常近。后来，俄国人或者是波兰人炸掉了这两处建筑。

俄军退回到边界以内，并在马祖里湖区勉强击退了德军试图跨过东部边界的攻势，俄德战线出现了短暂的停战期。不过，俄军在东部战线还是有所进展，他们在攻击奥军方面发挥出色。哈布斯堡帝国[50]的苦难开始了。到8月底，俄军有超过50个步兵师和18个骑兵师集结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兵力极为虚弱，开始时只有30个师，后来从巴尔干半岛又调来了8个师。在火炮方面，奥军也要弱于俄军各师。奥军官兵是帝国瓦解综合征的牺牲品，换个说法叫帝国“过分扩张”的牺牲品，是帝国的傲慢和现实的残酷之间竞争的受害者。

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2是一位聪明的将军。他清楚即使不把兵力为奥军1/4的塞尔维亚计算在内，奥军的兵力加在一起甚至不到50个步兵师，得到的资金也只有2 500万英镑，比英军6个师所得的资金还要少，如此虚弱的兵力根本无法应对俄军。康拉德对小毛奇承诺，在德国攻击法国时，他会动用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应对俄军。不过，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无疑很有吸引力，如果俄军不能立刻施加有效威胁，那么奥军的强大程度是能够解决掉塞尔维亚的。因此，在没有知会德国人的情况下，康拉德安排一半军队沿着喀尔巴阡山脉依据承诺前往俄军前线，并在边界“下车”（英国部队称之为下车），然后前行100英里再驻扎下来。俄国人可能会艰难地穿越加里西亚平原进入波兰南部，东普鲁士的德军也许会进攻波兰北部，与此同时，另一半奥军将会征服塞尔维亚人。康拉德总是向德国人解释说，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预见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终将会爆发战争，而俄国人不会迅速下定决心参战，这样，奥匈帝国就可能决定先针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行动。这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借口，这位陆军部长随后也承认会对俄军进行干涉，没人会真正怀疑。激起奥匈开战是柏林的战争借口。可是当德国听说所发生的事情时，从德皇到其属下，却通过一连串充满痛斥的电报表达抗议。

康拉德不得不解释说奥军已经出发前往巴尔干半岛了。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对大国军队一次荒谬的滥用。康拉德随后向他的铁路专家咨询：能改变运送军队的线路吗？专家们惊恐不已——在运输部队期间，怎么可能沿着单线铁路改变列车的线路呢？奥匈帝国的铁路反映出它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事实，政府不得不利用这种或那种不重实际的让步来收买每个民族。比如，为了阻止把奥地利的货物运到匈牙利，有19条铁路都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终止。人们如果想要把货物从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运到几英里远的匈牙利克罗地亚，就要通过一段风景如画的山间铁路，想要快一点的话，可以从布达佩斯中转。此外，还有许多私人铁路，在波斯尼亚，铁路之间的轨距并不相同，所以在波斯尼亚布罗德[51]，所有货物都必须在边界线上卸载转运。铁路专家指出，既然已经下令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就不得不按既定方针执行。一旦奥军在巴尔干半岛下车，他们就可以重新乘坐他们自己的火车，前往与俄军对峙的前线。铁路专家可能是有些夸大其词，在俄军进行军事动员时，所谈到的四个奥国集团军中，事实上还没有几支部队离开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但专家们的回应确实是异常谨慎，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任何错误，那都有可能是一场灾难（铁路管理是“一战”的关键，在十一卷的德国官方“一战”历史中用了两卷专门研究这个主题）。他们甚至规定，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堵塞，所有列车都要按他们称为“最大化同步图表”来运行，这意味着在最糟糕的线路上，质量最差的列车必须达到1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否则的话，专家眼睛盯着的那些地图上的图钉，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列车加水、供煤和电报发送等也都会变得一团糟，毫无希望可言。混乱非常可能成为事实，因为即便是运营最好的列车线路也可能出错——法国北部的列车线路就每天都会发生事故，而且，后来英法两国还因为管理同一铁路网而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也是事实。不过，奥匈铁路专家们还是觉得军事行动的速度会比一辆质量过得去的自行车的速度还要慢！

由于康拉德的军队中有一支走错了方向，因此在这个时候，他决定恢复原来在波兰南部部署军队的计划。但是不可能临时改变铁路时刻表。其他3支部队已在喀尔巴阡车站下车，并在8月酷热中前进了100英里。另外一支部队——第二集团军——确实出发并抵达了塞尔维亚边界。这支部队在帐篷中住了一段时间，卷入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中。他们后来重新上车，穿过匈牙利南部，在战争开始接近5周后被运到了加里西亚。不过，这支部队在加里西亚也没能取得成功。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奥匈帝国曾经高傲宣布进攻塞尔维亚，到头来都失败了。负责进攻塞尔维亚的奥军指挥官波蒂奥雷克患有神经衰弱，他还是同性恋。他是康拉德的竞争对手，不过两人在朝廷中却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位指挥官只用非常难读懂的字条同他的参谋沟通，而且他还在为没能保护好斐迪南大公而感到痛苦。奥军本身在人数上略少于塞军，与塞军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作战经验。奥军行进在几乎没有铁路的森林中，其中两支部队分隔得非常遥远。左侧的一支部队于8月16日到19日间被打败，这造成两支部队必须后撤。到12月，奥军在进攻塞尔维亚方面的其他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到8月21日，东北战线上的两个奥军集团军部署就绪，他们的行动略快于俄军。在俄国控制的波兰北部边界地带，俄奥两军发生战斗，奥军表现出色，几乎是在德军俘获俄第八集团军大部分官兵的同时，他们击退了两支俄军的进攻。不过，所取得的胜利是以牺牲这条战线上的东段为代价的。在那里，奥军第三集团军驻守在距离俄国边界不远的一条河岸上，一度失踪的第二集团军要到9月8日才能从塞尔维亚赶过来。总体看来，俄军有75万人，奥军有50万人，在兵力上俄军占有优势；就双方拥有的火炮和机枪的数量来看，俄军的优势要更为明显。俄军的优势集中在了东段，而这支奥军还主动发起进攻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这里很快就被攻陷。9月3日，俄军进入州首府利沃夫（德国人称这里伦贝格，人们通常用这个名字命名这次战役，即伦贝格战役）。奥军的反攻未果，指挥部命令全线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脚下和西部的克拉科夫郊区。

至此，战争模式已经定型：西线陷入僵局之中；东线上的奥军危机不断。那么，到目前为止战争资源才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德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小毛奇已经精神崩溃，接替他的是一位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物，普鲁士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52]。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会让德军感到恐慌。德军确实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即便如此，兵力也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并可以尝试再次发起进攻。此刻，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军队发起正面进攻，他们就会遭遇到来自地下掩体中的阵阵弹雨和轻型武器的射击，这是大炮无法轻易应对的。因此，在法国，交战双方都试图进入埃纳河防线西北部，那里地面开阔，这是最古老的战争策略之一，因为从侧面发起攻击能够射击毫无防御的另一方，也就是说被攻击方会陷于一道脆弱的防线之中，无法反击。而攻击者的麻烦则在于在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不能十分迅速地移动，同时也缺乏火炮的配合。从9月中旬以来，双方的战斗持续进行，并越来越向西北方向推进，最终到达了佛兰德斯的沿海地区，双方在这里挖掘战壕，构筑防线。德军的意图是彻底清洗比利时，而阻击德军、防守伊普尔[53]这座中世纪古城的是英军。尽管德国方面参战的新军主要是从年龄稍大的小学生和学生志愿者中征召而来的，但德军的攻势仍然非常可怕。在10月下旬和11月上半月，英德两军在伊普尔进行了一场十分血腥的战斗。英军顽强地守卫着这座古城，这里就是后来著名的“伊普尔突出部”。所谓的突出部是英军防线的一部分，它深入到了敌军的领地，因此，防御者太容易遭到来自三面的射击。退守到更安全的地带本是合理的选择，但公众舆论已被煽动起来，以至于合理的撤退就会被认为是承认了战败。这次战斗造成各方近13万人的伤亡。它标志着英国那支古老的正规军（6万人）全军覆没，比利时人则失去了他们剩余部队1/3的兵力。对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对“无辜者的屠杀”。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学生志愿兵，他们所在的分队有60%的人战死。今天，在比利时兰格马克的德国人墓地中，有属于这些孩子的25 000座墓碑。

双方开始扩挖战壕，巩固防线，防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攻克。前线部队住在“地下掩体”中，宿舍和仓库都建在面向着敌人的战壕里面，以防被炮轰或射击。带刺的铁丝网被布置在防线的前沿，这就是“之”字形防御，可以避免遭遇纵射。僵持中所需要的用于通信联络的战壕，同样是迂回曲折，连接着建有医院和提供物品的更安全地带。同时，为了做好撤退的准备，隔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挖几条新的战壕。遇到潮湿的天气，战壕里会变得非常泥泞，官兵们就得铺上木板。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官兵们的制服里外有各种靠死尸活着的寄生虫、老鼠和虱子（他们采用了土耳其人的做法，把夹克放在蚁穴上，蚂蚁会吃虱子，尽管蚂蚁的叮咬也不好受）。

这样，到了1914年11月中旬，胶着的战局成了整个西线的标志。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情况。在过去，围攻者和被围者经常互相阻挡，僵持几个月。就在同一地区，马尔伯勒公爵[54]指挥的许多战斗都行进得十分缓慢。1914年出现的新情况是军队的规模发生了变化——相比过去，有更好的后勤供给能照顾的数百万官兵，却躲在100码开外的防线里，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在佛兰德斯地区，整个地方都是靠中世纪强大的排水系统才免于被大海吞没，这里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非常近。德军占据了高地，因此战壕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英军士兵都是些没经过训练的志愿兵，他们在黏脚的泥浆里跌跌撞撞。这成了西线英军在把守地段最主要的记忆。

在东线，情况略有不同。战线差不多有1 000英里长，两倍于西线。但部队却远少于西线。俄国的人口数是1.7亿，几乎两倍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数的总和，从理论上说，它本该能够征兵数百万。但征兵要花钱，就算节衣缩食，俄国的战争预算也无法增加到供养更多的兵员。因此，人们因宗教、身体不符合标准等各种理由或抽签未抽中的方式而免服兵役。绝大部分人是因为“家庭状况”而没去服役。如果一个人要“养家”，他就可以不参军。令俄军陆军部长困惑不已的是，8月初竟然有200万农民结婚。他只能猜测这些人是打算以生养孩子的方式来履行他们的爱国义务。一线俄军有500万，并不多于德军。在东线，俄军90个师对垒德奥联军80个师。在前线，每英里有俄军1 500人。与之相比，法军有5 000人，而且法军装备还优于俄军。当然，东西两线之间还有更多不同。在西线，铁路能够相对快速地把兵力运送到战线中某个受到威胁的地段。而在俄属波兰，这样的铁路少之又少，因此，调动预备队就始终是一件难事：在1914年10月的一段时间里，俄军最高指挥部差不多失去了整个集团军，这些运不出去的军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华沙街头游荡。在这种情况下，东线战争其实始终就是一种调动战，尽管调动本身一般都毫无意义。

在9月中旬，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有所作为，拯救处境艰难的盟友。鲁登道夫前来拜会康拉德。当时，身为北德一位农民的儿子，鲁登道夫还是很容易就被哈布斯堡王朝豪华高贵的排场震慑住，尤其是当奥匈军队的总部已经从普热梅希尔的营地搬到位于切申的一处小庄园，情形就更是如此。这个庄园属于奥匈军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大公[55]和他的妻子克罗伊公主。大公收取租金，庄园供军队使用。新的总部安排得极为舒适，康拉德本人一直在此忙于安排与他心爱的妻子——一位匈牙利人新教徒——离婚，因为按照奥地利（和天主教）的法律，他不能和她结婚。康拉德力图使鲁登道夫相信，奥军当时的处境十分可怕，这是由于为了德国能在西线赢得胜利，奥军一直在东线阻击着俄军所致。奥军的处境确实不妙。它已经损失了50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俘。此外，喀尔巴阡山脉北麓举足轻重的要塞普热梅希尔和12万守军已被包围。毫无疑问，那里很有可能沦陷，因为其他所有的要塞都已经失守了。好的消息是普热梅希尔要塞四周的泥坑很深，俄军无法调动他们的重型火炮，而且，不管怎么样，俄军一直没有几门重型火炮。不过，奥军明显处于危机之中，由鲁登道夫负责的一支德军被迫行动并驻扎在克拉科夫北部。但接下来两个月的调动，只是纸上谈兵，令人印象深刻，却毫无结果。鲁登道夫指出，如果他能拥有更多部队，他会做得更出色。

然而，法金汉要考虑的事务，远超出了东线。在11月初，战争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世界规模。这场战争，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与包括波斯在内的整个中东密切相关。当时，人们认为土耳其帝国落后不堪，适合欧洲人接管。这些欧洲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伊拉克）中发现了新的利益点——石油，而且他们可以让当地的基督教少数派充当代理人。个别熟知土耳其的人都清楚，土耳其人完全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无用之徒，但欧洲却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这些。1914年，由土耳其公众捐款为土耳其海军在英国纽卡斯尔建造的两艘战列舰，竟然被温斯顿·丘吉尔强行征用。德国的两艘战列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却抵达了土耳其水域，为土耳其人服务——土耳其国内的公众舆论开始变得亲德了。不管怎样，亲德的因素最终控制了土耳其。陆军部长苏丹的女婿恩维尔·帕夏，和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道在创造一种民族主义。他们的榜样是法国革命家。他们还采用了获胜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的信条：一种全新的语言、对历史进行全新的解释和让国家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恩维尔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内务部长塔拉特把他们的政府骗入了战争。他们正式接管两艘德国军舰，船员们戴着菲斯帽，扮成土耳其人炮击俄国的港口，期望俄国人会宣战。在11月初，恩维尔和塔拉特达到了目的，奥匈内阁的部分成员宣布辞职，抗议恩维尔对俄国的挑衅，但已无济于事，土耳其已经参战。恩维尔率军经高加索侵入俄国，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他的部队遭受重挫，10万官兵因疾病或高原苦寒而死亡。而德军指挥官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也在苏伊士运河受挫。在恩维尔看来，这一切真的无关紧要，因为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必将在苦难中诞生。而且，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人的国家而不是阿拉伯世界。从结果来看，尽管土耳其为此牺牲掉了1/4的人口，但这一算计还是成功的。不过，实现它的不是恩维尔，而是另一位更伟大的人物，恩维尔的竞争对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56]。

说明：

1 布拉格的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在他出发去前线时，婉拒了他母亲要他带上备用内衣的建议，心里想：难道她以为我是去参加又一次三十年战争？基希站在一个更为平常的人的层面看待这次战争，但也表达了同样的幻想。

2 康拉德是他的姓氏，实际上人们称他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添加的一个称号，是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词。

[38]　爱德华·格雷（1862~1933），英国政治家，1905年到1916年间出任英国外交大臣，是英国历史上不间断任此职位时间最长的人。任职期间最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对此所做的评论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重新点燃。”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译者注

[39]　1848年革命，主要指1848年到1849年间发生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这次革命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只有俄国、西班牙和北欧几个国家未受到影响。其中法国的1848年二月革命最为著名。——译者注

[40]　克里米亚战争，是指1853年10月20日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从而引发了国内的革命斗争。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使用了线膛枪、蒸汽船，大大提高了陆海军作战效能，铁路和电报也使军事行动的后勤指挥产生了革命性变革。——译者注

[41]　纳希切万，今阿塞拜疆古城，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首府，历史上曾并入过沙俄，为鞑靼人世居之地之一。——译者注

[42]　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是第十七号计划的忠实执行者，战争初期使法军损失惨重，后在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会战中有效阻止和打击了敌人，但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法军再度失利，霞飞因此遭免职。——译者注

[43]　第十七号计划，是法国在普法战争后拟定的战略计划，在1913年被法国国防部采用，目标是企图重新占领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此计划本身以攻击性为主，其战略部署是动员4个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德国，南路目标是占领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北路则根据德军攻势，在卢森堡或阿登高原迎战德军。此计划强调并依赖士兵的战意及进取心，并认为法军的素质优于德军，由于法军深信英国对低地国家的重视会使德国不敢取道比利时攻打法国，故此法军没有在法比一带边界布置军队防止德军西向，总之，由于在兵力和地点上的严重误判，令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轻易占领了比利时大部分及法国东北部。——译者注

[44]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1916），俗称小毛奇。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曾担任他著名的叔叔老毛奇的副官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1906年1月出任德军总参谋长，是狂热的好战分子。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于1914年9月14日被解除职务，1916年6月18日抑郁而终。——译者注

[45]　这里所说的马恩河战役指的是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又名马恩河奇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发生时间在1914年9月5日至12日。在这场战役中，英法联军合力打败了德军。双方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看，英法联军转败为胜，粉碎了德军的速战速决的计划，但也由于英法军队行动迟缓，使德军得以保存了实力，西线战事陷入胶着状态。——译者注

[46]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英国军事界实力派人物。曾任皇家工程兵军官。1883年在中东服役。1892年成为埃及陆军总司令。1898年在恩图曼镇压马赫迪苏丹军，成为该国总督，阻止了法国在苏丹的扩张。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采取烧杀等残酷手段，镇压游击队，1902~1909年在印度任职期间，因与印度总督寇松爵士发生分歧，导致总督辞职。1914年起任陆军大臣和陆军元帅，招募大批志愿兵，迅速扩充英军。后乘巡洋舰前往俄国途中遭到德国潜艇攻击，舰沉溺毙。——译者注

[47]　斐迪南·福熙(1851~1929)，法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8月获法国元帅军衔。1919年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拥有三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英国和波兰）元帅头衔的人。著有《作战原则》等军事著作。他关于“一战”结果的名言“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不幸一语成谶。——译者注

[48]　保罗·冯·兴登堡，全名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顿·冯·兴登堡·贝内肯道夫（1847~1934），兴登堡在军事生涯初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最为著名的成就在于“一战”中和鲁登道夫所形成的完美组合,使德军在东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他在晚年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统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一政治行为成为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兴登堡于1934年8月2日逝世。——译者注

[49]　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军陆军上将，军事家。“一战”期间先后出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和第八、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能力非凡。协助兴登堡在东线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著有《总体战》等书，1937年病逝。——译者注

[50]　哈布斯堡帝国，此处即指奥匈帝国，因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出自历史上著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帝国本身也是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继续。——译者注

[51]　布罗德，今克罗地亚的一座城市，铁路枢纽，著名河港。坐落在萨瓦河畔，由右岸的波斯尼亚布罗德和左岸的斯洛文尼亚布罗德组成。——译者注

[52]　埃里希·冯·法金汉（1861~1922），德国元帅。1914年9月接替小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先后发动东线的戈尔利采战役和西线的凡尔登战役，但均未实现预期目标，1916年8月被解职，出任集团军司令。他是一位强硬的军国主义者，退役后著有《1914~1916年总参谋部的重大决定》，1922年病逝于波茨坦。——译者注

[53]　伊普尔是今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一个古老城镇。在“一战”期间，协约国军队与德军于1914年、1915年和1917年在此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战斗，史称伊普尔战役。其中在1915年的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德军使用了毒气，毒气战首次进入人类战争史。——译者注

[54]　马尔伯勒公爵（1650~1722），原名约翰·丘吉尔，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先祖。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译者注

[55]　弗里德里希·玛丽亚·阿尔布雷希特·威廉·卡尔，奥匈帝国亲王和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皇家亲王，捷欣公爵（1856~1936），奥地利陆军元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成员，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任奥匈帝国陆军最高指挥官，但他基本不参与军务，军队实权掌握的冯·康拉德总参谋长手中。——译者注

[56]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土耳其军事统帅、改革家，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首任总统（于1923~1938年在任），被尊为现代“土耳其之父”。——译者注

西线法军的220加农炮

第三章

1915

当伊普尔的战斗逐渐停止，冬季的严寒肆虐东线的时候，英国人开始盘算要如何赢得这场战争。人们认为历史能够指导今日，历史上的教训已足够清晰明确。在拿破仑时代，战略部署要考虑到英国的长处和法国的弱点。英国皇家海军对法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施行封锁，抑制了法国的经济。布雷斯特、波尔多和土伦等城市都陷入了萧条，法国对世界的影响急剧下降。拿破仑推动的那些替代行业，耗资巨大，效率却不高，并扭曲了法国经济。法国的那些附属国出高价却只能购买质量奇差的商品，从而对法国心怀怨恨。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人垄断了海外贸易，他们赚取了大量金钱，并以贷款的方式把这些金钱提供给在陆地作战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他们自己最终也在拿破仑帝国最偏远的地方——西班牙，布置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支部队有8万人，按当时标准这可是一支大部队。在西班牙，英军通过海路给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而法军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则不得不在欧洲这个最贫瘠和最难对付的地方翻山越谷，不得不遭受有着极大决心同时也极度残忍的强盗们的骚扰和阻挠。我们的词汇游击战“guerrilla”，即小规模战争，就来自那个时代。实际上，发生在西班牙的游击战规模可不小。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用了5年的时间才把法国人清除出西班牙。拿破仑把在西班牙的战争称为“西班牙溃疡”，它耗尽了他的实力。但那不只是一处溃疡，那是两个大西洋帝国，甚至是三个大西洋帝国（如果你把葡萄牙包括在内）对他的抵抗。

现在，英国海军拥有巨大优势，难道就没有某种办法成功结束西线的僵局？翩翩才俊们都在苦思冥想，温斯顿·丘吉尔尤其如此。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捷思维和想象力，行文妙笔连珠，讲着一口高雅的老式英语，并对英国历史有着独特见解。他时任英国海军大臣（英国历史的奇特之处在于平民百姓能够控制军队，而在德国，百姓却要接受军队的命令）。在他的领导下，皇家海军早已进行了军事动员。18英里长的银灰色战舰群，舰头连着舰尾，就是在给德国人一个信号：如果英军战舰群开始行动，你们就会迅速战败。实际上早在8月4日，英德之间海战的第一枪已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打响。当时，一位德国商人打算经停悉尼，却被告知不得靠近那里。不过，在封锁德国这个问题上，丘吉尔的历史意识却是靠不住的。

封锁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德国货物出口。莫里斯·汉基是一位令人畏惧的人物，一位对所有事物都有兴趣的语言学家。1914年前他在英国内阁中的地位，相当于库尔特·里茨勒在德国政府中的地位，他在最高层管理着政府事务。同时和里茨勒一样，他也要对20年后原子弹的问世负责（在1940年，德籍的犹太流亡者把核弹秘密送给他，他则把此秘密送给了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曾说过，如果能够阻止德国货物出口，德国就将被摧毁。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其他许多聪明人一样，都完全错了。在战争期间，皇家海军共捕获了900多艘德国商船，还在世界各地，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捕获了（不是没遇到麻烦）许多敌人的战舰。然而，这些行动虽然阻止了德国出口货物，但德国的空闲机器和劳动力却被投入到了战争所需物品的生产之中。与那些英国才俊们预料的相反，在汉堡，没有发生暴乱。控制德国工业的几个大型托拉斯都转而生产战争物资，而作为托拉斯自己工具的银行则为它们提供周转资金。与此同时，和它的英国同行一样，普鲁士陆军知道如何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维持产品质量。这样，英军封锁德国货物出口的效果就是，在1915年德国战争经济比所有其他参战国都要好。俄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才赶上德国的水平。

封锁还导致了另一桩怪事：它成了德国食品供应管理不善的一个奇妙借口。德国人因此非常痛恨英国人，指责他们造成食品短缺，而实际上这的确不是英国人造成的。阻止德国人进口货物，可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中立国港口来运营。而且，国际法（1909年的《伦敦宣言》）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阻止食物进口（甚至带刺的铁丝网也只被算作“有条件的禁运品”，因为它具有农用价值）。根据英国的规定，英军可以打开中立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而且有时可以没收它们的货物。这一再导致与美国的冲突，造成了很多即使通过提供战后补偿也不易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确实没有办法阻止德国人通过（特别是）荷兰进口食物。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1916~1917年冬天，德国人的食品供应确实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英军的封锁也因之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价格管控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谷物价格受到控制，而肉类价格却没有，这样，农场主们就用谷物喂养牲畜。事实上，直接食用谷物得到的能量是间接通过食用肉类产生能量的4倍（两磅的维多利亚面包就足以供一个人工作一天）。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曾控制肉类价格，这样，农场主就屠宰（在1915年春，有900万头猪被杀）而不是销售手中的牲畜。肥料比往年减少，收成也因此下降，而马铃薯的歉收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916~1917年冬天因此也被称为“芜菁之冬”，但问题的核心则在于草率的价格管控。德国农业部似乎把封锁看成仅仅是一种加强的农业关税，即右派们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关税。无论如何，农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城里人却吃着大头菜，没完没了地蒸煮甜菜来制作一种甜糖浆，在科隆圣诞市场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吃土豆馅饼蘸甜萝卜酱。

封锁还造成了另一个多少有悖常情的后果。这一次，人们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却误解了它。随着德国外贸出口下降，人们预计英国的出口会取而代之，英国货物会重新占领拉美市场，至少英国人是这样以为的。这类出口带来的利润，通过战争贷款或征税的方式可以回流到财政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以把这些资金借给那些陆地作战的盟友们，比如意大利或俄国。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可循。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57]期间，英国的资金使得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58]能够持续反击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英国人则清洗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资产。1916年到1917年英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长，达到面值5.27亿英镑，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超越。战争爆发前5年的年平均出口额为4.74亿英镑。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所有年份中，1916年是英国人向海外销售货物量大于他们购买货物的唯一一年。不过，出口依赖于技术型劳动力，需要把他们和机器设备从生产战争物资中转移回来，但当时的一个现象阻碍了这一进程——大量技工志愿参军，出口商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只能以支付更高工资这种手段来彼此竞争。到了1916年实行强制征兵时，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根据新的强制兵役制，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们，可以免服兵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强制征兵获得的兵员最终要少于稍早的志愿参军所获兵员）。在1915年时，这些混乱就已影响到了英国的战争经济，并在当年春夏出现了严重的军火短缺情况，而德国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却找到了解决军需的适当方法。因此，封锁变得像椭圆桌台球一样，每个角落都有漏洞。直到1918年，封锁才被真正严格执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干预，迫使各个中立国限制了与德国的贸易。

在“一战”中，还有另外一个先例，那是一个人们非常重视历史先例的时代——在拿破仑时代，软肋是西班牙；而在当时，这个软肋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参战结果非常糟糕。德国人本来十分期望苏丹哈里发宣布开始“圣战”，那样所有的穆斯林就会反抗英国。但在大多数地方，苏丹的呼吁书都被投到了废纸篓里，俄国的鞑靼人和印度的穆斯林根本没有给英国制造任何麻烦。任何时候，即使圣战意味着把一部分基督徒视为盟友而把另一部分基督徒视为敌人，也几乎没什么用（对土耳其青年党来说，这没什么新奇之处，毕竟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一位出身伊斯坦布尔一个大家庭的共济会成员[59]）。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损失惨重，阿拉伯各省也已经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推进到黎凡特地区的一支英军可能已击败了土耳其人，黑海海峡也将重新开放与俄国的贸易。可能受此鼓舞，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意大利纷纷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在1914年，英国又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了俄国人，并继续谋划着由各个盟国来瓜分整个奥斯曼帝国。没人预料到土耳其人能够进行激烈抵抗。1他们几乎没有军事工业，尽管依靠多瑙河的航运，德国的援助依靠腐败的罗马尼亚人可以运抵土耳其，但往往是杯水车薪，而且都非常迟缓。对于一代代受过古典教育的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比如诗人鲁珀特·布鲁克[60]来说，爱琴海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而对丘吉尔来说，爱琴海的巨大优势仅仅是这里不是西线。1906年，配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舰问世，这让早期的各种战舰都落伍了。不过，人们却以为，1906年之前建造的那些多余的英军战列舰就能够横扫赫勒斯滂，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从塞斯托斯到阿拜多斯的海峡两岸宽仅800码，这在希腊神话中曾有提及，后来的拜伦勋爵曾游渡过此处。

1915年3月18日，英法联合舰队16艘战列舰惨遭劫难。它们的大炮不适合攻击岸上的炮台，而且土耳其人还有移动炮台。不管怎样，联合舰队没有彻底扫除雷区。3艘战列舰被炸沉，另有3艘丧失了行动能力。后来，待德军潜艇赶到附近海域，又有两艘被炸沉，英军舰队不得不在5月离开近海水域。英国的海军指挥官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倒是一直十分谨慎，他期望有一支陆军来解决海岸防御问题。但陆军的基地远在埃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补给舰按错误的顺序缷载了船上的货物，英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命令所有的船按正确的顺序重新卸载。疟疾也成为一个问题（鲁珀特·布鲁克因此病故）。在军队中，军需供给苛刻成风，甚至没有为驻扎在地中海沿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营地窗户安装防蚊纱窗。此时，希腊的利姆诺斯岛成为了英军的前沿阵地，准备战斗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不过，即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铁路和公路能够比船舰更迅速高效地把军队和大炮运到加利波利半岛[61]——单单运送一个师就需要50艘船舰——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至少需要7周时间。而英法联军确实有7周没有采取登陆行动，土耳其人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面对英法进攻的致命威胁，土耳其人还是决定采取一项关乎其命运的措施。在东部的凡城，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穆斯林城镇被摧毁并发生了大屠杀。刚好在英军登陆前，恩维尔和塔拉特命令把全国除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之外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不忠诚而且非常不可靠。在沙皇、俄属亚美尼亚大牧首和安纳托利亚几位知名的亚美尼亚人的呼吁下，战争后方最终发生了几次暴动，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他们必须孤注一掷，采取极端措施。历代的亚美尼亚人都被认为是“最忠诚的”少数派，甚至在1914年，土耳其政府还给了他们的领袖保罗·努巴尔一个职位（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不是他的土耳其同胞决定的）。土耳其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策略，制造了许多超乎寻常的残忍事件，至少有7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步行或被塞进火车前往叙利亚北部，在那里的集中营，许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沿途有大量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大屠杀。

4月25日，协约国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西南端的5处海岸登陆，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5个师对6个师），海军的火炮无法精准攻击掩蔽好的野战炮。登陆期间，英军损失惨重，登陆后他们又发现，登陆之处林木茂密，且是上坡段，地势艰难，伏卧在远处斜坡上的土耳其军人俯视着英军阵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而澳新志愿军团进入了一处特别考验意志的地方——“澳新军团湾”——参战双方挖掘战壕并进行正面攻击。对于入侵者来说，即便是饮水也成了问题，因为不得不依靠士兵划着小船来供水，可每只小船装载的水量过少，而且通常又很容易遭到埋伏在斜坡上俯视着山下的土耳其军人射击。8月，英军在新补充了3个师之后，试图在澳新军团湾更北面的地方，沿着苏弗拉湾海岸再次登陆。尽管在一段时间里，英军没有遭遇到抵抗，但由于资深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将军想要在确保军需物资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才继续前进，结果这次行动也遭到了失败，英军并没有更远地深入到内陆地区。土耳其军队非但没有崩溃，反倒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官凯末尔，即后来的阿塔图尔克，为自己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英国政府最终对整个登陆战役失去了信心，地中海远征军于1916年1月初被迫结束战斗，在指挥官非常专业的领导下实现了撤退[62]。加利波利战役造成英法联军和澳新军团约50万人的伤亡，其中主要是英国士兵。土耳其方面的伤亡人数约有25万人。在战争的这一时期，英军还遭遇过另外几次挫败。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由于世间罕见的低效，英军的一支远征军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遭到围攻，于1916年春天在库特缴械投降。对德国人来说，到目前为止，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战果。

德国人在其他地方的战绩也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在真正的战争经济领域，英军的封锁给了德国人领先其他人的意志和方法。新指挥官（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中，帝国的显要人物都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总部的参谋们才是真正的指挥者，正如将军们有时会骑着高头大马在公众中趾高气扬地行进，但如果遇到真正重要的事务需要完成，他们就会坐汽车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是一位比小毛奇更会谋划的人。他意识到（也许这证明了歌德的名言“天才懂得知止不殆”）德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与3个大国进行较量。他还告诉德皇，如果说德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有输掉这次战争，那它实际上将会赢得这次战争。他的希望——这希望支配着他的行动——在于劝说俄国退出战争，重续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普俄伙伴关系。法金汉是一位俾斯麦主义者，和俾斯麦所说的一样，他不希望“把普鲁士这艘装备齐全的巡航舰捆绑在奥地利那艘破败的盖伦帆船上”。他也不喜欢奥匈帝国的人民，在他看来，轻浮的天主教徒，满脑子都是花哨的规矩（普鲁士近卫团中只有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即弗朗茨·冯·帕彭，他在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时候，曾有组织地蓄意破坏美国经济，后来又令他名声大振的是，实际上是他选定了希特勒）。像俾斯麦一样，法金汉也认为德国永远不要与俄国断绝关系，因此，他与康拉德的关系，有时冷淡到他完全不把会极大影响到奥匈命运的重要决定告知康拉德。为发动攻击，他甚至要求他的联络官去偷偷查证克拉科夫北部铁路的运营能力，但只是在计划实施一周前，他才告诉他的盟友。在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法金汉和康拉德都以战争可能获胜为前提，在彼此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筹划着对法国和意大利发动总攻。

尽管沙皇政权中那些最明智但却已退休的政治家们会接受法金汉的提议，但德国人对俄国的和平试探基本上被忽视了。西线的英法等列强已把君士坦丁堡给了沙皇，这是法金汉无法做到的。而且，在俄国，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多少有点邪恶的反对德国影响的运动。这种影响要追溯到凯瑟琳大帝[63]时期，是那位女皇把德意志农民带到俄罗斯教导俄国农民如何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是1914年以前和“一战”期间俄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规定，如果一个人成为了战争英雄，那么他就可以依据有关的法律条款获得被没收的德国人的土地。沙皇的德籍妻子也成了累赘。不管怎样，除非沙皇别无选择，否则他不可能与德国讨论和平条款。

因此，德国在东线发起进攻。和丘吉尔一样，法金汉也知道西线表现出的只是一种僵持状态，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1915年4月，法金汉也曾试图在西线的伊普尔发起最后一次攻击。像无限制潜水艇战一样，这次进攻是普鲁士人进行的又一次残酷操练。德军获得了一种新武器，就是《海牙公约》严禁使用的毒气。他们为此狡辩的理由是法军的步枪子弹也曾射出一种能击中目标的气体。无论如何，毒气确实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武器，它会导致受害者失明或肺部受伤。德军于1915年1月首先在与俄军对峙的前线进行了试验，但极为寒冷的天气降低了毒气的效力。而在4月，从钢瓶中施放出的毒气立刻在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中造成了恐慌。但在当时，德军自身也要在毒气中行动，他们找到了一些临时性的应对办法，其中包括浸泡过尿液的棉絮能够在半个小时内使毒气无法发挥作用。后来各方军队中都有了适用的防毒面具。不管怎样，对英军来说，尽管伊普尔突出部的局势变得更加艰难，但也没被德军突破，法金汉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俄国。

在这方面，法金汉是有些好运气的，因为西线的英法两个大国在加利波利战役和法国境内的战线之间分散了精力。从地图上看，德军的防线似乎非常脆弱，因为它全都布置在包括努瓦永在内的一个宽阔的突出部，其最前沿距离巴黎只有50英里。法国的报纸每天都把这条消息放在头版头条。而寻找好消息的将军们，则完全被下面这些消息给迷惑了——一次新的进攻就将解放法国全境。数百万英国志愿兵憧憬着士兵生活的刺激和魅力，他们要抛弃令人厌倦的工业化城镇的生活，枕戈待旦，自愿开赴前线。德军据守的突出部很容易从两侧发起进攻，位于北侧的是阿图瓦，英国远征军正在那里养精蓄锐，地处南侧的是巴黎西北部的香槟地区。如果英法联军从任一一侧实现突破，他们就能够使骑兵“涌入”打开的缺口，也许就能包围住处在努瓦永突出部中心地带的德军。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空想，都是年迈的将军们幻想出的辉煌。他们经历的是南非草原上骑兵的冲锋陷阵或在摩洛哥沙地上的战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幻想呢？在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关于“一战”的经典回忆录《别了，那所有的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一书中，他描述了个中缘由。格雷夫斯是一位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内心充满了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在离开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之后志愿参军。他所在的那个团的正规军官们都遵循着那些老规矩。军官们身着宽松的短裤，就好像他们身在印度一样。上校们的营生就是把中尉们当“见习生”来用，让他们的生活蒙羞，即便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富翁和成功人士。有许多指挥官根本就不聪明，其中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蠢货。

1915年4月10日，英国远征军首先试图进攻的目标是一个叫新沙佩勒的村庄。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战壕防线还非常落后，英军能够集结足够数量的大炮攻克敌军的战壕并进行占领。不过，随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德军的预备队乘火车抵达了另一条防线，而英军的预备队却是步行赶到前线，而且每个人还携带着60磅重的装备——相当于一个很重的箱子。骑兵的行进速度倒是在预料之中，只是又阻塞了道路。英军的大炮无法击中德军的新防线，而步兵已疲惫不堪，接下来的进攻因此失败。在5月，同样的情况又多次上演，都没有取得最初那样的成功。不过，在那时，志愿兵已成批成批地赶来。在9月，英军与法军协同行动，酝酿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在矿业城市卢斯，英军甚至释放了毒气。但正如格雷夫斯对结果所做的描述一样，这是一次可耻且可笑的失败——每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士兵们都要记取英国式的无知和错误。毒气要从钢瓶里放出来，可扭开钢瓶螺丝的扳手尺寸却不对。而且，管理化学药品的教员们对毒气知之甚少，他们痛恨士兵们的所作所为。军人们对不知所措的教员们又太不尊重。问题都解决好了，风向又出了偏差，但指挥官已下令释放毒气，结果毒气反过来吹向了英军。小城卢斯被德军占领，但有两支英军预备师还停留距卢斯很远的地方，他们或踩着交通壕的板道，或沿着挤满马车、大炮和不得不避让的骑兵，急速前往卢斯。他们到得太晚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遭到进一步的屠杀。但卢斯战役至少让英军更换了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取代了约翰·弗兰奇爵士。一方面是因为弗兰奇爵士已名声扫地；另一方面因为连国王都会听取黑格爵士的意见，而且他在1914的表现确实卓有成效。

与英军相比，法军在香槟地区发起的攻击更加有效。这是因为在9月25日，法军在火炮方面有着较大优势，而且当时德军的防御非常低效，这种情况成就了法军的一次突破，甚至缴获了200门大炮，这可是巨大的收获。法军预备队还前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些问题，德国防卫部队已乘火车赶到，并已勘察了新的防线。接下来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这个纵横交错的战场，早已被大炮击得千疮百孔，弹坑中时不时积满了雨水和死尸。法国军队的生命力正在慢慢衰竭。

哈布斯堡帝国的生命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尽管不是成百上千的士兵因战斗伤亡而是被俘。当时光迈入1915年，奥军沿着喀尔巴阡山一线驻扎，希望能够守住众多山口，不过，普热梅希尔要塞在撤退中已被放弃，那里有12万人留守，物资只能维持到3月底。如果局势和其他地方一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普热梅希尔就会像列日和其他要塞一样，被重型大炮攻陷，但俄国的围攻部队所拥有的武器少之又少。这样，似乎是命中注定，“桑河[64]上的堡垒竟然守住了”，而奥匈帝国的声誉看来也取决于它——如果它真的被攻陷，奥军的士气也就有可能崩溃，而且，众多潜在的敌人也许会受此鼓舞而介入奥匈帝国的事务。不过，从战略上来说，依赖要塞防御是一个低级错误——敌人因此会熟知你必须采取的行动。当时，俄军就完全清楚奥军会有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救援性进攻，后来还甚至出现了一支规模不太大的德军南方军团。从1月23日到3月中旬，在高山地带，奥军发起过3次进攻。奥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们对康拉德的好感有时会造成对真相的隐瞒，但对这几次攻击，他们还是会认为这是“残忍的愚蠢行为”。参与进攻的官兵都被冻死，子弹要么埋进了雪里，要么打在冰面上四处乱跳，而步枪只有在火堆加温后才能发射。在这些战斗中，大约有80万人丧生，其中3/4因患病而死掉，逃兵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此外，奥军也担心许多斯拉夫人组成的部队，尤其是鲁塞尼亚人（即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或捷克人并不可靠，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布拉格军团甚至因此而被遣散。

德军方面倒是取得了较大成功。在11月，兴登堡已获得了“东线最高指挥官”的头衔（缩写为“Oberost”）。他的部队从开始时的20个师，扩容到40个师，人数增长到两倍。不过在当时，鲁登道夫和法金汉之间发生了争执，法金汉对鲁登道夫深得人心感到愤慨，并认为他的计划野心过大。但是，奥匈帝国面临的危机迫使法金汉派遣4支新组建的集团军前往俄军前线。2月初，这些德军从普鲁士边界对东南方向的俄军发起进攻，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马祖里湖区战役”。在厚厚的雪地里，德军展现出了他们非凡的作战技术，他们击败了一支正在列队准备进攻的俄军。突袭了另一支俄军，造成它的指挥官，一位70岁的老人精神崩溃，逃往科夫诺要塞（他后来被处以15年的劳役）。还有一支俄国集团军被围困在丛林中，虽然战斗的规模小于坦能堡战役。此后，双方的相互攻击又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边界展开。而所有进攻都表明法金汉是正确的，鲁登道夫的计划确实过于雄心勃勃。要不是俄军惊人的无知和愚蠢，以及不断犯错，德军肯定会付出极高的代价才能获得可能出现的任何进展。无论如何，当时的奥匈帝国需要直接援助。3月22日，普热梅希尔要塞守军投降，这样，得以抽身的俄军被用来进攻喀尔巴阡山脉的各个山口，并直逼匈牙利大平原。甚至在布达佩斯，人们都能感受到恐惧。在4月初的复活节那天，贝基斯德军（即德军第38预备队），在德军最有能力的将军之一格奥尔格·冯·德·马尔维茨的率领下，已经避开了直接危险。但很显然的是，如果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事态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对德奥来说，还有一个危险在显现出来，即意大利可能参战，每个人都认为这才是致命的危险。奥匈帝国能够三线作战吗？甚至有可能的是，如果罗马尼亚也参战，那奥匈帝国能够四线作战吗？这两个国家都是新兴国家，因为哈布斯堡帝国有着大量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它们还没有完成统一。意大利人想更上一层楼，他们从亚得里亚海的角度考虑南斯拉夫的土地，他们也在考虑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同时还想得到5 000万英镑的便宜贷款。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害怕德国。不过，奥匈帝国的危机和英法联军登陆加利波利半岛减轻了这种恐惧。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与协约国集团签订了一个《伦敦条约》，保证参战。参战决定获得了意大利议会的通过，但并没有得到广泛和热烈的响应。5月23日，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把宣战书呈交给了奥匈政府。从理论上说，这本来意味着奥匈帝国的终结，但地理条件帮了大忙。两国边界地带群山起伏，只有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东北部有20英里宽的平地，这个港口是意大利参战要夺取的主要目标。但这个地段属于喀斯特地貌的燧石区，寸草不生，难挖战壕。即便是奥地利人临时拼凑组建起来的部队也能设法阻挡住敌人最初的进攻。对许多斯拉夫人来说，意大利参战非但没有摧毁奥匈帝国，反而给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作战地点，捷克军团后来得以重建，正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意大利战线上表现非常出色。此外，法金汉由于意大利参战而取得了东线战争中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法金汉主要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劝说俄国放弃战争。为此，他需要一些证据来告诉俄国，它永远也不可能赢得战争。第二件事情是劝说奥匈帝国的人们为了阻止意大利参战，就要对它做出慷慨的让步。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如果他告诉他们，为打败俄军，他打算派兵直接援助奥军，可是这样又有可能会助长他们拒绝对意大利人做出让步的想法。因此，法金汉甚至对康拉德隐瞒了准备进攻俄军的计划，德皇本人也只是在4月11日才得到通知。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略计划——新建的第十一集团军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北部连绵起伏的乡村，对山口中试图进攻的俄军发起攻击。到4月中旬，地面已经干透，德军完全不会重复康拉德的军队在雪地中曾经历的灾难性困境。到4月底，就是说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新组建的马肯森[65]第十一集团军的8个师，共10万人和1 000门大炮就已到达克拉科夫东部。这种铁路运送达到的成绩非同寻常，俄国人无法企及。

德军到达之地，非常敏感。正是在这一地带，十分混乱的战略形势正在加重俄军在战争物资方面面临的困难，俄军的整个阵地马上将被突破。在这个战区，俄军有两大集团军群（或者说两个前线指挥部），其中西北方面军必须应对驻扎在东普鲁士的德军，这些德军能够从南部、东部甚至北部攻入巴尔干半岛各省。任何一位审慎的指挥官都会命令士兵时刻准备防范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进攻，因此，不会留有任何剩余兵力来发动攻击。西南方面军当然同样对来自漫长的喀尔巴阡山脉一侧的威胁感到忧虑。不过，不管怎样，西南方面军还是认为一次切实的军事努力能够使奥匈帝国退出战争，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而俄国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俄军运输速度极为缓慢，这是由于他们的铁路系统远远落后于德国，除了在巴拉诺维奇[66]的一块清扫干净的林地上，有一位中层军官和两位助手坐在一个半截火车车厢中进行计划之外，俄军的铁路几乎没有中央指挥系统。在德军的铁路运输中，马匹（尤其是饲料）约占1/5；而在俄军方面，这个比例则超过了1/2，因为俄军骑兵和哥萨克人仍在期待他们的辉煌时刻。但是，无论如何，两个前线指挥部管理着它们自己的铁路运输，无视俄军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而且没有把彼此的要求放在首位，这造成了转运一支集团军可能要花费一个月时间。而从理论上说，在5天内就可以完成从里加到敖德萨的运送行程。

在这个战区，俄军全部兵力的2/3，即60个师都在全心应对西北方向上东普鲁士德军造成的恐惧。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将军调集庞大兵力（6个集团军），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地带采取行动，其目的当然是使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同时参战。伊万诺夫还以为，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大部分俄军能够守住各个山口，结果就造成克拉科夫东部防线只有5个师在勉强地把守，那里预备队不易到达，防线布置得残缺草率，泥土被搬挪得乱七八糟，也没有多少通信线路。与此同时，俄军士兵不喜欢在发生过战斗的地面上挖掘战壕，因为在融化的冰雪下面，会有尸体浮现。当地的指挥官听说德军即将来到，于是打算建一个预备队。但上级却说，如果他有多余的人员组建预备队，就意味着他掌握的兵力超出了他的需要，因此要求他劝退其中的一些士兵。甚至前线的通信联络都全无保密措施。从战略和战术上来看，俄国军事史的一大灾难的发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月2日，奥军第四集团军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共18师和上千门大炮开始了连续4个小时的炮击，很快就把俄军阵地炸成了瓦砾。俄军根本无力还击，因为俄军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火炮还在其他地方（甚至有来自逃兵的警告，指挥官还是离队前去参加圣乔治勋章的颁发庆典）。军队中的许多士兵要么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要么早已超龄，一些人听到迫击炮声，吓得在空旷的地面四散奔逃，厚厚的大衣也随之在空中飘动。进行防御的俄军，有1/3被消灭，防线也被打开了一道5英里宽的缺口。在两天的时间里，同盟国的军队推进了8英里。俄军只有立刻退到桑河，普热梅希尔要塞可能还存有一些重要物资，但伊万诺夫却命令第三集团军要坚守防线，可当地的预备队也被消灭，到5月10日，德奥军队已缴获200门大炮，并抓获了14万俘虏。到此时，俄军不得不从喀尔巴阡山脉后撤，尽管其他战线还在拖沓、零散和极不情愿地向这条战线派遣预备队。此外，另一个不祥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俄军没有了充足的军火。每个军当时需要20 000枚炮弹，此后每天需要25 000枚，但却只能派发15 000枚。到5月19日，德军在桑河上已拥有一座桥头堡。同一天，法金汉在桑河上的雅罗斯瓦夫会见了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汉斯·冯·西克特将军[67]，两人都认为一个巨大的机会之门正在打开：德军有可能占领整个俄属波兰地区。俄军西南前线的指挥官伊万诺夫将军的内心无疑赞同这一说法，他惊慌失措地向俄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信息——他将不得不一直退到基辅。与此同时，由于完全不知道同盟国军队会在哪条线路后面尾随进攻，他不得不在北面和东面之间以非常怪异的方式撤退。6月4日，德奥军队重新占领了普热梅希尔。22日，又夺回了利沃夫。

在俄国前线，随之而来是一场更大的危机。在加里西亚的那支庞大的攻坚部队，现在前行进入了俄属波兰的南部边缘。在7月中旬，东普鲁士的德军则调集了另一支攻坚部队前往俄属波兰的北部边缘。这样，由于德国在波罗的海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早在4月中旬，他们已派遣骑兵进入了那里的空旷地带，并诱骗更多俄军进入这个地区，而这里并不值得布置那么多军队——一支俄军不得不控制里加，另一支则不得不保卫立陶宛。北方新战线的开辟又提出了如何安排预备队这个常遇到的麻烦事。因此，俄军的战略境况非常糟糕，一个明智合理的目标是完全放弃波兰。然而，如此的意见本就少有，还很容易被压制。首先，撤离华沙需要2 000列火车，但由于必须运送马匹所用饲料，因此无法抽调出这些运力。另一个观点则是，人们认为北部的科夫诺、华沙城外作为俄国统治标志的新乔治弗斯克大型要塞，以及其他地方和各条河流上规模较小的要塞，都将起到屏障作用。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些要塞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配备了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枚炮弹。为什么要直接放弃它们呢？

于是，俄军稳住阵脚开始战斗。造成俄军弹药短缺的原因，真的不是这个国家可怕的落后状态（正如斯大林和那些移居到国外的将军们断言的，所有人都在为他们的不端行为寻找借口），而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执迷不悟且屡屡判断失误。陆军部从不认为俄国的企业家诚实或具有竞争力，而陆军部负责炮兵的机构还认为，步兵总在上演那些倒霉的故事。俄国邀请外国人供应弹药，但每个供货商都把俄国列在货单的末尾，俄国送来的关于弹药规格的说明，也都像腕寸一样早被淘汰了，而且无论怎么商讨，俄国都不能直接付款（俄国使用英国的信贷方式）。但事实是俄军即便储备了200万枚炮弹，那些大型要塞还是被攻破了。在7月中旬，马克思·冯·加尔维茨将军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携带1 000门大炮和40万枚炮弹从南面，马肯森将军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从北面，分头前行，一路炮击，有时竟将俄军一个集团军炸得只剩数千人。到8月4日，德军占领了华沙。新乔治弗斯克要塞驻有大批守卫部队，1 600门大炮和100万发炮弹。考虑到当时欧洲其他每一个要塞都面临着重型火炮攻击的情况，该要塞的人员和物资都应撤退。但当时俄军真正的最高指挥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却认为，“教会要求我们必须保卫这个要塞”。安特卫普要塞的征服者汉斯·冯贝泽勒将军带着攻城装备来到新乔治弗斯克要塞。他抓获了该要塞的总工程师，并逐一细看这位工程师提交的所有地图。德军仅用一枚炮弹就炸毁了要塞的一个堡垒，整个要塞随之在8月19日投降。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型要塞科夫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俄军指挥官本以为它能保卫立陶宛，结果却让德军有了与在新乔治弗斯克相似的巨大收获—— 1 300门大炮和90万枚炮弹。

正如土耳其的一句谚语所说，“一次灾难胜过千条建议”，俄军最高指挥部终于做了件正确的事情。俄军决定撤退，而且是1812年[68]焦土战术式的撤退，身后没有留给德军任何可用的东西。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次管控十分出色的撤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焚烧，成百上千的难民疲惫不堪地逃离犹太人聚居区涌入城市。而在德军艰难地前行进入普里皮亚季沼泽区时，他们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后勤供给范围，甚至连水也成了问题。不过，由于俄军最高指挥部高估了德军对里加的威胁，采取在不同方向上撤退的策略，因此，在9月18日，德军得以偷偷穿过“斯文茨内亚缺口”，设法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鲁登道夫想要继续推进，但法金汉则非常现实。俄军已经有100万人沦为俘虏，很明显，它已不可能干预德军在其他地方的计划了。无论如何，作为大战的操控者，法金汉完全理解在白俄罗斯为军队提供后勤所面临的困难。他清楚，那里远在德国铁道卸载点之外，没有碎石铺就的道路，俄国的铁路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而且，那里的铁路轨距更宽，德国的机车也无法使用。现在的优先事项是打败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冬天到来之前建立一条与土耳其相连的陆上通道。法金汉拒绝了奥匈帝国关于意大利和乌克兰的计划，并把马肯森将军派到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野心，即打算重建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帝国。按照德军的战略设计，保加利亚被安排从东面入侵塞尔维亚。在10到11月之间，德军征服了整个塞尔维亚。1916年1月1日，首列由柏林直通土耳其的列车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说明：

1 在参战的英军参谋人员中，有一位道蒂·怀利（Doughty-Wylie）上校，他离船上岸时手中的武器就只是一根手杖。他曾作为军事顾问（参与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早期国际维和行动），与红新月组织一起参加了几次巴尔干半岛战争，支持奥斯曼帝国，并因此得到过帝国的授勋。他曾说我不会杀土耳其人，但他自己却被土耳其人杀死了。不过，他死后被授予了象征军队最高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57]　七年战争（1756~1763），又称英法七年战争，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这场战争造成约100多万人死亡，对18世纪后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战略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

[58]　腓特烈大帝（1712~1786），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军事家、政治家、作家、作曲家。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文化艺术得到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也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并且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在政治、经济、哲学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为启蒙运动的一大重要人物。——译者注

[59]　共济会把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宗旨，其核心成员来自基督教，但遭到一部分基督徒的反对，因此，发端于欧洲的共济会成员拉拢一部分基督徒，反对另一部分基督徒。

[60]　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和平的热爱。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15年4月，在开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航程中死于败血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和《士兵》。——译者注

[61]　加利波利半岛，是土耳其西部欧洲部分伸入爱琴海的一个狭长的半岛，它的西面是爱琴海，东面是马尔马拉海，南面是地中海，有60英里长，4~13英里宽。1915年4月25日到1916年1月9日期间，英法联军及澳新集团军与土德军队在此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尤以英军为甚。土耳其陆军精华遭到毁灭性打击，但英法联军的战略意图没能实现，史称加利波利战役。——译者注

[62]　 作者在这里意在讽刺在整个加利波利登陆战役中，英军的计划混乱和战斗的失败，只有撤退表现出了英军的职业水准，是整个战役中唯一成功之处。——译者注

[63]　凯瑟琳大帝，即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到1796年在位。——译者注

[64]　桑河，欧洲维斯瓦河右岸支流，绝大部分在波兰境内。宣传上把普热梅希尔笼统地称为桑河，实际上它是桑河沿岸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65]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1849~1945)，德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5位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之一。1869年入伍，曾参加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东线第九集团军司令，因对戈尔利采的突破大败俄军而于1915年晋升元帅。后任德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转战巴尔干半岛，在两个月内横扫塞尔维亚，1916年率德保集团军群攻占罗马尼亚，任驻罗占领军司令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马肯森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战后虽支持希特勒，但对希特勒指挥下德军的暴行，也多有谴责。他是世界军事史上公认的机动战大师。——译者注

[66]　巴拉诺维奇，今白俄罗斯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属布列斯特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译者注

[67]　汉斯·冯·西克特（1886~1936），德国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出任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奥匈第七集团军、卡尔大公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和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战后于1919年7月出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和国防军司令（1917~1926），被认为是战后德国10万陆军的缔造者和“二战”德军之父。1933年曾来华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68]　这里指在1812年，俄军面对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所实施的战略撤退。——译者注

索姆河战役中戴着防毒面具的英军机枪小分队

第四章

1916

1915年12月，协约国在尚蒂伊孔代亲王的尚蒂伊城堡也就是法军总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过去一年里，协约国过得很不顺利。不过，1916年的前景要比较乐观——俄军已经解决了军火短缺的危机，英国人则正在建立一支陆军。这两个国家也能出资购买进口货物（主要来自美国），这些货物对协约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来说可算得上是生死攸关。法金汉判断出德国在时间上没有什么优势，也意识到英国是德国的主要敌人——除非能以某种方式迫使法国寻求和平，否则英国人会继续战斗。但是，德国仍在军火产量方面占有优势。与此同时，它的作战目标显然是法军，使用的作战手段无疑是大炮。到目前为止，所有伤亡的3/4是由有效利用大炮造成的。德军在这方面仍然保持着巨大优势，但需要把大炮布置在法军没有退路只能硬挺着遭受连番轰击的地方。对德军来说，接下来的作战地点已经很明显，那就是凡尔登。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是一个位于巴黎东北部，控制着默兹河高地的要塞，在马恩河战役中担当了法军攻防转换的枢纽。它在法国神话谱系中的地位，比伊普尔在英国神话谱系中的地位还要重要和崇高。必须保卫凡尔登！尽管从它所处的地势来说，守军很有可能会被炮火击成碎片。

这正是法金汉的想法，而且从某些角度来说也是明智合理的。在凡尔登南部，德军能够在他们占领的圣米耶勒突出部对途经凡尔登的运输线路进行炮击。如果德军能够占领默兹河东岸的高地，那么德军就能够炮击凡尔登要塞本身。而且，法军防卫部队的交通线路主要是一条蜿蜒崎岖的上坡公路，德军的运输线路则要比法军好得多。此外，冬天的薄雾和树林意味着进攻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也会取得空中优势。再者，由于法军在1915年霞飞将军的诸多指挥行动中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反击，法国人将会流尽最后一滴血。德国皇储和一位出身于普鲁士历史上有名的冯·德·舒伦堡军事家族的参谋长，他们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准备，事态按照法金汉所预测的情形开始了。凡尔登十分安静，法军阵地还没有切实进行备战。1月法军最高统帅部的视察曾造成守军一定程度的恐慌，将军们很可能正好想要放弃凡尔登[69]。但政客们随后接替将军们掌控了局面，并指出法国的荣耀不允许法军退出凡尔登。德国皇储只须调集九个师，因为最终的战斗力取决于7周内由1 300列军需列车运送来的大炮。不过天气条件造成了一定的延误，这给了法军加强备战的时间，也许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段时间。2月21日，德军动用1 200门大炮，其中一半是重型火炮或曲射炮，在8小时内对一条8英里长的战线发射了200万发炮弹。在最初的3天中，德军采用新战术，动用喷火器等新武器，向前推进了几英里。战斗的标志性成果是德军占领了法军有意放弃的大型堡垒杜奥蒙堡（堡垒的混凝土十分厚实，它当然也就成了德军最猛烈炮击的一个明显目标，不过德军在占领后发现，是法军大炮炸毁了这个堡垒）。法军只选择性地利用了堡垒外围的战壕，德军通过侦察幸运地占据了杜奥蒙堡。

但是，法金汉的想法也存在着缺陷。200万发炮弹当然能够使生活在一条8英里战线上的任何生物化为灰烬，但这条战线还没有长到能够应对默兹河西岸的法军。从双方军队的布置来看，法军能够对推进到右岸的德军实施侧翼射击。凡尔登的守军指挥官菲利普·贝当[70]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也知道德军的势头已有所放缓。法金汉必须设法解决左岸问题，在此期间，他又不得不在右岸避开尼维勒，这位矢志成名的将军发动的自杀性反击。在失去杜奥蒙堡之后，法军没有崩溃，恰恰相反，德军无法占领默兹河东岸的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地。与此同时，凡尔登保卫战已演变成了一部民族史诗，有点儿像1940年的伦敦保卫战，整个法国群情激奋。交战双方的公众舆论也已被煽动起来，法金汉那有限的作战目标反倒被忘记了。到此时为止，战斗已造成法德两军近75万人的伤亡。

法军依靠一条临时改扩建而来的公路——被称作“圣路”[71]——为凡尔登前线提供补给。平均每14秒就有一辆卡车通过这条公路。在晚上，卡车的前灯还要减光，以免被德军发现。法军的各个师都已经轮换过，他们几乎都要在这条战线上至少待上两周时间。与此同时，法金汉意识到德军必须压制住默兹河西岸的炮火。因此，在3月和4月期间，他集中德军，主攻那里的法军。法金汉本人很可能倾向于中止在凡尔登的军事行动，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关威信的问题，德皇亲自参加了庆祝攻陷杜奥蒙堡的活动，并当面激励皇储继续战斗。德军确实占领了西岸的两个高地，即霍姆山和304高地。随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默兹河东岸，并在5月和6月期间攻占了沃堡，但沃堡根本不是德军要秘密进攻的地点，而是以为法军会在此地发起进攻。在凡尔登战役开始之时，法军的损失要远超德军，但到现在，双方的伤亡人数已经持平。当6月23日德军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之时，凡尔登战线上的德军已成强弩之末，难占上风。此后，精力充沛的法军新指挥官尼维勒将军组织了一次计划周密的反攻，重新夺取了那些被德军占领的堡垒（让·雷诺阿导演的优秀影片《大幻影》中有一个镜头，战争中被俘的法国士兵发疯了，狂喊着杜奥蒙堡是我们的）。凡尔登战役也给了法国“他们不会通过[72]”这样一个战斗口号。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凡尔登战役严重削弱了法军，或它至少使法国虚弱到再也没有能力实现真正复兴的程度，也就是说，凡尔登战役是法国作为大国的最后时刻。当这个国家在1940年真的沦陷时，部分原因就在于法国人民不想再经历一次凡尔登战役。

如果法金汉能够为奥军提供援助，那么，也许真有可能把意大利淘汰出战争，这是奥匈帝国的作战目标。5月中旬，奥军从特兰蒂诺地区发起进攻，希望能够突然出现在威尼斯平原，甚至能够在威尼斯东北部的伊松佐河上消灭全部意大利军队。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作战计划。天气仍然寒冷，奥军使用装有吊椅的缆车拖拽着重型火炮，上演了一幕幕奇迹。这使得奥军在重型火炮方面有着3倍于意军的优势。此外，康拉德把他最好的6个师从东线调到意奥战场，这样他在兵力上也具有了微弱优势。在几天的时间里，奥军就已经接近两国边界的高地。但像往常一样，防御一方的交通线路要更好，而发动进攻的一方往往会疲惫不堪，这是战争中唯一真正令人遗憾的事情。菲亚特公司的卡车为意军运来了进行反攻的预备队。如果法金汉能够支持康拉德，那么，德奥联军就能够轻易地、彻底地打败意大利，但是，两人的关系非常不好，法金汉甚至不把计划告知康拉德，康拉德也是一样。结果，德奥联军进攻意大利的提议也就从没被德奥这对盟友认真考虑过。

在俄国战线上，也进行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不过，它的决定意义在于它使得大部分俄国将军不能继续享受他们的偏爱的生活了。根据《尚蒂伊协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援助凡尔登战役中的法军。因此，在早期的军需供给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俄军北方面军于3月18日在白俄罗斯的纳罗奇湖附近发起了一次攻势。有些事情不可做，纳罗奇湖战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部队被迫在雪地里行进，而且很容易被德军飞机发现位置。甚至总部的炊事员都在讨论进攻何时发起。冰雪已开始融化，白天是冰冷的泥浆，晚上又成了上冻的泥块，这意味着炮弹要么会被浸湿失效，要么会四下乱飞。除此之外，轻型火炮炮手和重型火炮炮手之间发生争吵，彼此间没有配合，造成炮击在开始时毫无成效，成为了斯米尔诺夫将军的声光表演秀。炮击变得无足轻重。在造成10万人的伤亡且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之后，俄军停止了进攻。与其他著名的战役相比，纳罗奇湖战役很可能是这次战争中指挥最差的一次。有教养的俄国人开始以嘲讽的姿态看待沙皇统治集团了。米哈伊尔·莱姆克（Mikhail Lemke）是俄军最高指挥部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也是黑格尔著作的俄文译者。他在1918年出版的日记就是对俄军将领嘲弄的记录——斯米尔诺夫将军年纪太大了，他能得到任命，完全是因为一些涂脂抹粉的老太婆在宫廷中密谋的结果。长着蛤蟆眼和干柴一样短腿的别佐布拉佐夫（Bezobrazov）将军甚至比斯米尔诺夫将军还糟糕。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将军倒是想出了一个妙计，即在午夜时分，突然打开探照灯，很可能会使德军眼花缭乱。他却没有想到，黑暗中的攻击者会有身影显现，会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库罗帕特金将军被解除职务。不过，沙皇念及他的感情，不想让他以为他被解职是因为年纪太大的缘故。因此，沙皇非常体贴地告诉库罗帕特金将军，他只是已不适合履职，改由一位年纪更大的将军来接替他。莱姆克在日记中窃笑不已，对俄军将领充满怀疑，但更大的不满已在酝酿中。在纳罗奇湖战役之后，在接下来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俄军北方面军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们疲惫不堪，后勤供应的食物质量很差，士兵常常空腹偷喝那些受到污染的饮料——对于很有可能大规模发生的军队哗变来说，这种状况倒是真正的药方。

当时，另有一场没有真正交战的战役，却有着与纳罗奇湖战役基本相同的决定性意义。提尔皮茨[73]的德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都成了书挡，安静地停在那，一个待在威廉港，另一个则停在苏格兰北端的斯卡帕湾。由于受到水雷和潜艇的威胁，两国海军基本上都没有进行调动。在战争爆发以前，双方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会发生这种情况。英国人也一直在设法向德国领导人灌输下面一种观点——英德两国的战舰永远不会交战，可双方却在这方面浪费了巨额资金。5月31日，凡尔登战役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德国海军舰队开到海上，打算摧毁行动迅速的英海军战列巡洋舰，因为这些英军战舰有效地阻止了德军对跨英吉利海峡运送部队发动的进攻，而且这些英军战舰还阻止了德军向更广阔的海洋派遣抢劫商船的武装快船。由于出色的情报工作，德国海军的行动并没有令英国人感到震惊。但出于对水雷和鱼雷的担心，英军的两支舰队都非常小心地前行。不过，英军最新的战列舰装有动力强大的涡轮机和多门巨型大炮，因此，射程非常之远，以致战舰几乎不必看清对方就可以发射炮弹（尽管射中精确性较低，大部分炮弹都不会击中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西线的情况一样——英军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控制力却非常有限，甚至是毫无希望。英国皇家海军依靠旧式的信号旗，因此很难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英军指挥官杰里科·舍尔将军行事十分谨慎。他清楚，如果有一项行动出错，他就可能在一个下午输掉这场战争。这样，日德兰海战[74]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英军方面出动了150艘战舰，德军方面则出动了100艘战舰。结果，在德军明智地撤退之前，英军损失了14艘战舰，德军损失了11艘战舰。德军当天的表现要好于英军。英海军战舰的防御装备较差，而且只有极少的防水舱壁。但德国海军官兵认为他们自己已是死里逃生，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舰队行动消除英国海军的优势。当时，德国的海军上将已打算动用潜艇来取代战舰。而让公海舰队[75]仍然停在港湾中。就这样，德意志帝国处在了被心怀愤恨又醉醺醺的水兵推翻的危险之中，而且在两年半后，这一危险竟然变成了现实，从这个方面来说，公海舰队确确实实变成了一支“危险舰队”。

就在“一战”开始时，英国人本不希望建造一支陆军，数量庞大的志愿兵已弄得英国当局不知所措。不过，他们现在的处境使得他们必须在建立“新军”（英国人称他们的陆军为新军）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而且，法国的危机状况也使得这个问题具有了一定的紧迫性。《尚蒂伊协定》规定，法英两军要协同努力，而且在起始阶段要有法国人来领导。英军新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将军更愿意在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这样就有可能扫清比利时沿海的德军。但是，在皮卡第的主要城市、横跨索姆河的亚眠市周边，英法两军已紧密相连。就在这一区域，罂粟花每年都会盛开，它们已成为了英国纪念战争中牺牲亡灵的传统方式。

在索姆河一线发起进攻，没有任何特殊的战略意义。黑格将军实际上仍在幻想突破德军防线后，骑兵就能够涌入打开的缺口。但是，如果说骑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大量进入敌军阵地，并比步兵更有威力，这在其他地方倒还有可能，可在索姆河战线骑兵已无机会。因为德军早在1914年就已经沿着山脊加固了防线，虽没有达到绝对意义上的牢不可破，但相对来说确实已是固若金汤，这使得德军的大炮能发挥更大优势。同时由于德军防线的地下水位较低，减少了他们脚下的地面变成泥浆的可能性，从而为他们提供了又一便利条件。黑格将军能够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抢占那些山脊。然而，由于当时的英国军事工业已经能够造出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因此和其他国家的部队一样，英军也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即发动大规模炮击，同时对20英里长的战线发起进攻（长到前进的部队不致遭遇纵射）。

黑格将军不信任他手下士兵的能力，因此他依赖连续的压倒性炮击。对于“一战”前的任何一位士兵来说，可靠有效的战备物资似乎都非常庞大。但考虑到这次战争任务的规模和范围，真实情况已不是这样。“一战”中还出现了其他几个问题，首先，大量的炮弹是“哑弹”或射程才短无法击中目标；其次，炮兵没有接受适当的训练，不足以胜任作战任务，这次战役中决定成败的是“徐进弹幕射击”，也就是用弹幕在步兵前面50码左右稳步推进，压制住防御者并打得他们完全抬不起头来。然而，这也意味着所需要的通信和指挥水平都完全超出了当时英军的能力。电话和收音机很容易被破坏掉，信鸽数量又不足，因此，不得不靠一位蹲坐在树上或高层建筑物上的侦察员来指挥弹幕射击，而侦察员本身往往又成了一个显眼的目标。不管怎么说，部队的学习能力仍处在初级阶段。黑格将军的炮兵专家是在战役打响前的最后一刻才被找来，他寄望这位专家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分担他的职责，可又不许专家携带任何参考手册，更不允许携带与训练炮兵这个主题有关的任何外国文献。而当英军的作战指南中庄严地声明“精确性是这次战争的新要求”时，就暴露出了英军自身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步兵本身也几乎没有受过新的训练，还和1914年时的法军一样，只是要求执行最简单的战术——军官们大步走在队伍前面，士兵们按照死板的、长长的横队向前推进。

最后一个问题出在军需部门，它还在生产榴霰弹。这种武器在敌方防御阵地的上空爆炸，炮弹射向四面八方。很自然，它对切断铁丝网可能有用，可对于德军正在建造的极深的地下掩体却无可奈何。同时，英军没有足够的在击中目标之后才爆炸的榴弹（特殊的导火线能够让炮弹钻入地下后再爆炸，爆炸推迟几秒钟能够真正摧毁铁丝网）。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业余水平管理列车运行——亚眠和阿布维尔之间18英里长的铁路，拥挤不堪。直到黑格将军这位平常就脾气火暴的苏格兰人抵达并解雇了所有重要人物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从6月24日起，英军开始了持续一周的炮击，当时正值德军在凡尔登发起最后一轮攻势逐渐减弱之际，因此英军期望能够就此摧毁德军的一切。但400门重型火炮和1 000门野战炮不足以摧毁德军纵深3英里和长达20英里的防御体系。英军开始炮击，这是警告德军一场进攻即将开始，炮击已经把前线翻腾成平常完全无法通过的泥浆。德军在山脊上挖了很深的战壕，并把用混凝土建造的防御工事连成一线，因此，根本无法摧毁。在应对英军自7月1日从战壕中发起的步兵进攻时，德军的大炮仍然非常有效，而且他们还有成排的机关枪，德军的军官有时还踢足球来激励士兵的信心。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人名在持续增加（牛津大学新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了自身的声誉，还加上了一些阵亡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名字）。仅在7月1日这一天，英军就有2万人阵亡，这是整个英国军事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也是在这一天，另有37 000名英军受伤，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在马梅茨（Mametz），英军右翼攻占了德军的一段防线，但在其他地方，却一无所获。东南方向的法军倒是打垮了德军的整个第一条防线并向第二条防线推进，但他们在每英里防线上都动用了比英军更多的大炮。凡尔登战役中艰苦的磨炼让法国人学到了这样的战术。

由于缺少炮兵这种完全压倒性的优势，且当时炮击本身就严重受限，因此，英军面临无法实现黑格将军想象的那种突破。从7月初到11月，迫不得已的现实有时会使黑格将军备感困扰，而每当这种紧迫性发威时，他也就会把英军限定在准备充分的地段，设定十分有限的目标，而后才采取行动。相应地，英军也就时不时地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这样，7月中旬参战的南非军人部署有序，在一条范围不大的防线上曾有所推进。但随后骑兵赶到，却没再取得任何进展。总之，在7月和8月也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在狭长的战线上，由于行动缺少协调招致敌人重炮射击造成的损失，要高于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对此无须更多的解释。实际上，德军方面也有许多担忧，这主要是由于英军大炮的威力——从7月2日到11月中旬，英军一共发射了700万发炮弹。对历年的德军军装研究之后，就能发现当时的德军军需品极度紧缺。在这次战役的中间阶段，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德军收复失掉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它是否还具有作战价值。从这个方面来看，进行防御的德军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到9月中旬，黑格将军开始准备一场新的攻势，一场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坦克”的攻势。这是一种极为惊人的金属怪物，依靠履带行动，小型武器的射击对它毫无影响。许多发明家都声称自己发明了这种武器。不过，不管怎么说，H·G·威尔斯（H.G.Wells）[76]曾在他的小说中设想过坦克车。由于丘吉尔的缘故，“坦克”的研制是在海军部而不是在陆军部领导下进行的。和德国的陆军部的情况一样，英国的陆军部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坦克”这个称呼也是在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代号。当时，坦克已经成了某种神话，但它本身还是存在着局限性。坦克的内燃机还没有真正发展到足以承载这个30吨重武器的程度，而且它很容易损毁，移动也非常缓慢。此外，虽然坦克的装甲十分厚重，但一发打击精准的炮弹就能使它失去行动能力。事实上，坦克需要与飞机和步兵等其他武器和兵种协同作战。因此，战场上的真正王者仍然是大炮，英军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能够理解“徐进弹幕射击”的重要性。在9月中旬的时候，黑格将军一直没有想象出坦克和步兵能够协作的方法，同时由于担心坦克被德军击中，因此他没有使用坦克。这样，坦克首次亮相战场时并没有一鸣惊人。当时和以往一样，骑兵挤满了阵地的后方区域，等待着从未到来过的突破。不过在9月下旬，英军采用压倒性的炮击策略，攻占了德军的部分防线。像这样规模不大的一系列成功，导致黑格将军认为只要他坚持作战，就能取得伟大胜利。实际上除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待英军的行动之外，英军的炮击已不再有重要意义。黑格将军确实是在坚持、坚持，结果在充满了泥浆和雨水的11月，索姆河战役逐渐平息下来。官方历史学家站在黑格将军这一边，他们为整个战事提出的辩护理由是这些战役打垮了德军的士气，历史学家甚至宣称索姆河战役消灭了60万德军，与此相比，英法联军才损失了40万人，从而颠覆了进攻性战役中双方损失的常规模式。C·S·弗雷斯特（C.S. Forrester）曾写过一部名为《将军》（The General）的小说，他在书中尝试理解那些高级军官是如何让这些战事成为可能的。他注意到，西线的将军们都在像拧螺丝一样集中一点进攻，每当遭遇抵抗，他们就力图进行更猛烈的攻击。如此紧迫的形势，让战役不得不这样打，但将军们在前线的这种学习过程却是漫长又充满了血腥。

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位高级将领较早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他就是俄军将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77]，他在西南战线指挥俄军对抗奥军。另一战线的那些年老昏聩、神经兮兮的指挥官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希望，他们都认为德军不可战胜。5月下旬，意大利方面恳请俄军发动一次牵制性攻势，那些将军们摇头拒绝，理由是他们的部队没有他们认为必需的大量重型炮弹。当布鲁西洛夫将军毛遂自荐去发动进攻时，招致了更多的蔑视和否定。但他已经对整个事态进行了通盘考虑。

这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问题是，各种战争方案之间彼此相斥。如果你试图突破，那就意味着要把庞大兵力和军需补给调到前线。因此，不会有任何突然袭击，开始阶段的大规模炮击也会确保这一切成为现实。但敌军方面也会调动手中的预备队。这样，所有的事物都将被夷为平地，纯粹的炮击优势也许确实能够形成突破。部队随后将以每小时两公里左右的速度步行推进——如果进行射击的话，要更慢——因为每个士兵都不得不携带他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资，包括挖掘战壕的工具、水，等等。与此同时，敌军将会打造新防线，会通过火车或卡车（或像法国那样，通过公交车）把预备队调到前线。已经饥肠辘辘的马匹，疲倦地在泥浆中向前拖曳着大炮，劳累不堪的士兵在没有校准新目标的大炮支援下发起了又一次攻击。结果就是1915年9月法军在香槟地区以及后来英军在索姆河地区发起攻势所遭遇的情况。取胜的关键必须是打乱敌军的预备队，这意味着要在几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这样敌军的预备队就会不知道行进到哪里作战。这同时意味着还要近距离炮击，要在相对宽阔的战线发起进攻，这样当地的预备队也一样会不知所措（像凡尔登战役中所遭遇的纵射问题也会得到克服）。这是极为大胆的战略，需要训练有素的官兵。布鲁西洛夫的总部成员不为繁文缛节所累，命令简洁扼要，淋漓尽致地显现出了他们的素质。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才能在重视士兵全力进行战事准备——建造庞大的地下掩体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校准大炮方面——得以体现。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着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将发起进攻。

在奥匈军队的防线一侧，一切都那么静谧。在防线的北部，指挥第四集团军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正和他的老朋友们在斯蒂尔河上泛舟享乐，谈论着“我们牢不可破的阵地”（一些地下掩体甚至安装了玻璃窗）。当布鲁西洛夫命令最北面的那支集团军于6月4日发动持续4小时的炮击时，奥军方面几乎完全惊呆了。天气干燥多风，奥军的阵地已经干透，他们很快崩溃，溃逃扬起的大片尘雾，遮挡住了进攻俄军的视线。奥军当地的预备队也消失了，被切断联系的部队往往都会轻易地弃战而逃。对于那些进行抵抗的坚固据点来说，布鲁西洛夫将军也制定出合理的战术，即完全忽视它们，督促他的士兵尽可能地前进去打乱甚至切断敌军的指挥系统。这天快要结束时，奥军第四集团军也已经接近崩溃，一封发往维也纳的电报说“全军尽殁，皆成俘虏”。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本应到达前线来封锁敌军冲开的缺口。但在这一点上，布鲁西洛夫将军也找到了应对之策，因为他的其他几支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而远在南部的罗马尼亚边境地带，奥军还面临着另外一场危机。驻守当地的奥军第七集团军（由可敬的弗朗泽·巴尔丁将军指挥，动用的是匈牙利的部队，其忠诚无可怀疑）发现，他们在普鲁特河两岸的撤退导致了混乱。俄军西南方面军中间的两支集团军，虽没有像其他集团军那样采取突然的、大规模的行动，但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防御者的预备队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先是向第四集团军那里进军，随后上级撤回了这道命令，并要求他们回到原地。所有这一切要么是步行在热气腾腾、灰尘满天的公路上，要么是通过运行十分缓慢的列车完成的。结果，预备队要么是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要么是只有几支小分队参加了战斗。布鲁西洛夫将军率领俄军沿着防线推进了60英里，抓获了35万名俘虏。几乎不必感到惊讶的是，现在，奥军中的捷克和鲁塞尼亚军人的士气确实出了问题，这需要冷酷的普鲁士军士以其坚定的风格来帮助他们克服这道障碍。德军随后要求将奥匈帝国的军队并入德军，这是奥军能够生存下来的代价。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不久之后就成了奥军真正的指挥官。军队混编有时会降低战斗水平，也使曾经独自拥有一支军队的奥匈帝国很难退出战争。

但是，不管怎么说，布鲁西洛夫将军还是忘记了他那获胜方案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要知道何时止步。整个俄罗斯都因他的胜利而沉醉于狂热之中，协约国中的盟友也都期待着出现良好局面。这样，在炎热的夏季，他的部队被迫向前推进，士兵们都筋疲力尽，还都面临着常见的军需补给问题，尤其是缺水，因为小河都已干涸。与此同时，奥军从意大利战线，德军从东线的北边甚至从受到威胁的西线抽调兵力赶过来，并在靠近科韦利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铁道卸载点附近筑造起一条新防线。俄军的骑兵和往常一样，表现得毫无战斗力。为战马提供饲料使得补给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俄军的进攻效力在减弱，而它的大部分预备队又都布置在德军控制的那部分防线附近。受到布鲁西洛夫将军获胜鼓舞的俄国将军们，于7月初在林木茂密的巴拉诺维奇地区——在1914年，这里曾是俄军最高指挥部所在地——又发起攻击。但这次进攻大体上和过去的其他进攻一样，即在一阵低效但有破坏性的炮击之后，步兵正面猛攻，将军们接着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毫无成效的进攻作为不采取更多行动的借口。

在7月初的攻势之后，俄军的预备队被派往防线的南部来支援布鲁西洛夫将军。这批预备队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支全新的“特殊部队”，大体上由沙皇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军和一骑兵军组成。从旧军队的标准来说，这些新兵们都非常优秀，但他们没有在现代战争中得到过锻炼，所接受的战术也只适合上一代人的战争。他们的指挥官别佐布拉佐夫将军是沙皇的老朋友，年纪很大，与各军的指挥官倒是相配。从7月中旬开始，这支近卫军对科韦利市周围的沼泽地带进行每两周一次的猛攻，期望在这里的进攻能够从侧面切断德军的铁路。参与战斗的德国将军冯·德·马尔维茨指出，这里的战斗结果与西线的情况相似，俄军的尸体已堆积如山。别佐布拉佐夫将军请求休战来清理死尸，但遭到拒绝——成堆的官兵尸体可能是对未来会发起进攻的最大震慑力量。在8月里，俄军的攻势归于沉寂！

不过，俄军确实把罗马尼亚带入了战争。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清楚塞尔维亚的命运，一直对德奥的干涉提心吊胆。但协约国强力施压，同时把匈牙利的部分领土作为它参战的丰厚回报，并承诺从巴尔干半岛南部——自1915年以来，协约国在萨洛尼卡获得一个军事基地，部分由残余的塞尔维亚军队镇守——发起一次进攻。柏林和维也纳也出现了恐慌——法金汉被解职并被派到新防线指挥第九集团军。但罗马尼亚人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尽管他们的士兵身强体壮，但他们的军官却对战争知之甚少。而且，他们的作风令观察家们惊呼不已（在罗军的前几条命令中竟有一条规定下级军官不许使用眼影膏）。这样，罗军犹犹豫豫、步履迟缓地跨过喀尔巴阡山脉隘口，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随后就引发了军需供给的混乱。

由于布鲁西洛夫攻势失去了冲击力（已造成俄军百万人的伤亡），同盟国得以勉强地将军队拼凑在一起，其技能熟练的山地部队进入了喀尔巴阡山脉隘口。与此同时，在萨洛尼卡的协约国部队不只是要面对补给问题，而且有反复暴发的疟疾，城市本身还遭遇了一场大火。因此，一支由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混编而成的部队得以自由地跨过保加利亚的多瑙河边界，从北面发起进攻。罗军在应该优先守卫哪条防线方面犹豫不决，先是选择了其中一条，而后又选择了另外一条，结果两条防线都告失守。到11月初，同盟国的军队越过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阿尔卑斯山脉的隘口，同时也跨过了多瑙河。罗马尼亚军队面临着拦腰切断的危险，于11月7日撤出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吵吵闹闹的俄军保护下，借着燃烧油井造成的没完没了的烟雾，退往在摩尔达维亚山区建立的新防线。

1916年，19世纪的欧洲时代结束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1月21日驾崩，这是一个时代落幕的最合适的象征。弗朗茨·约瑟夫生于1830年，正值铁路和议会自由主义（parliamentary liberalism）初现的时代。他成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老爷爷，能够说帝国境内所有民族的语言。现在，1916年，民族主义在横扫挡在它面前的一切。在一些媒体的煽动下，广大民众史无前例地卷入其中。现在要求国家承担的任务已远远超过1913年，而国家要么印刷纸币，要么把直接把租金提高到闻所未闻的水平来支付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费用。在1916年年底，伦敦出现了旧世界终结的另外一个标志——在投票表决是否可以没收在尼日利亚的敌人财产问题上，老的自由派主导的联盟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支持。极端保守的人士对发生在那里的屠杀感到惊骇，他们渴望和平，但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正如俄国人口号宣传的那样，在所有国家，1916年的经历只是制造了“为最后胜利而战”的要求。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战争领袖，戴维·劳合·乔治，他想要的是“致命一击”。

[69]　1916年1月，德军最高统帅部为进攻凡尔登，向香槟地区增兵佯装进攻该地区，以霞飞将军为首的法军统帅部上当受骗，错误地以为凡尔登已不具有战略意义，一度打算放弃。——译者注

[70]　亨利·菲利浦·贝当（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也是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领导1916年凡尔登保卫战而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在法军索姆河惨败后，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重振了法军的士气。“二战”法国战败后，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1940年7月到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傀儡。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15日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51年7月31日死于囚禁地耶岛。——译者注

[71]　指巴勒迪克到凡尔登的一条公路，这是一条长约35英里的次要公路，几千名法国军民日夜奋战，拓宽公路。在凡尔登保卫战期间，有50多万部队和17万头用来拖拽大炮的牲畜从这条公路运往前线，因此被称为“圣路”。虽然这样称呼有些亵渎神灵。——译者注

[72]　这是菲利普·贝当将军在凡尔登战役最艰难时刻对法军和法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极大地提振了法军士气。——译者注

[73]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德国海军之父，海军元帅，1914年到1916年3月出任德国海军司令。——译者注

[74]　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31日~6月1日），德国称为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是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也是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唯一一次全面出动主力舰队的决战。最终，舍尔海军上将率领的德国公海舰队以相对较少吨位的舰只损失击沉了更多的英国舰只，从而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杰里科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成功地将德国海军封锁在了德国港口，使得后者在战争后期几乎毫无作为，从而取得了战略上的最终胜利。——译者注

[75]　公海舰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水面作战舰队。——译者注

[76]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也译成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著称于世，《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作品脍炙人口。他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历史学家和预言家，是英国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他所著的《世界史纲》也是畅销世界的名著，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77]　布鲁西洛夫（1853~1926），俄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骑兵上将。“一战”初期任俄第八集团军司令，1916年3月17任俄西南方面军总司令。1916年6月，发起著名的布鲁西洛夫突破，以正面重点进攻和多点辅攻同时并进的新的作战方式，摧毁奥军防线，并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一战”期间俄军唯一令人尊重的将领。——译者注

在一次无名战斗中经过一个教堂的东加利西亚俄军

第五章

1917

大规模战争往往都会形成属于它们自己的势头。正如有些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1914年时的政治家是从“内阁战争”的角度来思考战争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决定了战争的发动和停止。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征兵、士兵生命的巨大损失、对敌人的切齿痛恨，以及没有哪个政客能够忽视的公众舆论，一些人承认战争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但仅仅只是承认战争是个错误已经完全不可能结束战争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结束战争，教皇和威尔逊总统也有这样的打算，但他们都被人们弃之不理。

在1916年和1917年交替之际，一些激进的领导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央，他们提供了一种或另一种劳合·乔治版本的“致命一击”。这场悲剧中的另外一种新思路是，在交战双方看来，致命一击似乎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德国的新领导人尤其是鲁登道夫，可能意识到西线陷入了僵局。但是，潜艇能够迫使英国人投降——为什么不试试呢？当时，德国政坛左派中的少数人确实与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决裂，但并不存在其他重大的反对力量。相反，德国变得比以前更加军事化。“兴登堡计划”使得16岁到60岁的每位男性都有义务参与战事，并且出口贸易要翻两番（德国做到了）。

同样，在法国，罗贝尔·尼维勒这位在凡尔登战役中赢得声望的将军，出任了新的总司令：他精力充沛，承诺给法国带来伟大的胜利。而年迈的霞飞将军却被如何获得伟大的胜利所难倒，他当时刚刚晋升为法国元帅，却被要求靠边站。在经济方面，尽管法国失去了北部工业区，但却出现了临时发展带来的奇迹。因此，尼维勒将军自信地承诺，他能够运用数学方法，即把新的步兵作战手段与谨慎操控的“徐进弹幕射击”结合起来，赢得战争。

德国人率先把这种“血战到底”的情绪转变成了实践。他们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这是一项革命，因为这导致了美国可能会加入协约国方面。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大幅上升，美国的大部分经济也依赖这种贸易。在当时，英国是美国的最大海外投资方，这些投资都被低价出售用来负担从美国的进口。如果潜艇失事让美国贸易中断，并造成平民溺毙，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没有任何参战的意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呼吁双方妥协，实现和平。但德军的U型潜艇（U-Boats）改变了这一切。

不过，德国新的最高统帅部明确地意识到，按目前的情况德军在西线根本无法获胜，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海军。与此同时，海军当局出于职业所带来的骄傲，也对他们庞大的战舰无法发挥作用感到愤慨。差不多在战争刚开始时，德国海军将领们就已经发现潜艇能够发挥何等的战斗力了。当时，U–9号潜艇曾一举击沉英军的三艘巡洋舰[78]。如果德国海军能够用鱼雷击沉为英国供应货物的民用船只，那么英国的海上生命线就会被掐断。德国人正在经历1916年到1917年的“芜菁之冬”，英国人也将遭受同样的物资匮乏。但德国人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禁止在未加警告的情况下击沉民用（也许是中立国的）船只。而且舆论认为，商船上的人们应有机会逃到救生船里，但无论如何民用船只轻易不可携带战争物资。可是，这些观点被德国人普遍地贬斥为“人道主义的蠢话”。不管怎么说，当时大部分德国人都确信英国人在试图饿死他们。同时，他们也由衷地确信，美国过多地帮助了协约国——美国的银行提供信贷，确保了英镑和贸易的国际价值，并维持了法国在战争时期的经济运转。如果美国确实进行干预，那和目前的情况会有什么真正重大的差异吗？

第二个问题则更加重要。1915年时德军还没有足够的潜艇——共有54艘，大部分还只能携带4枚短程鱼雷。人们都以为，如果德国潜艇在英国海域遇到船只，它应该会浮出水面，询问船只上装载的东西并进行检查，而后在船只沉没前允许船上的人们在适当的地方登上救生船。可是，这套方法——“巡洋舰规则”——会使潜艇暴露在掩蔽的机枪之下。而另一套方法则是让鱼雷在水面下静静发射，见船就击沉，甚至是载有妇女和儿童的船只也不例外，这被认为是野蛮和不人道的（丘吉尔在1914年时曾说，他甚至无法想象会有人使用这种方法）。在1915年初的几个月里，为了反击英军的封锁，德国海军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即见船就击沉，并在不列颠群岛周围划定了禁航区域。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真真切切地造成了大量平民丧生（共1 201人，其中有128位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此予以强烈抗议。由于当时德国海军还没有足够的潜艇，因此，柏林方面发表声明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并同意遵守“巡洋舰规则”。但在1916年，德国建造了108艘潜艇，并在比利时的泽布鲁日为轻型潜艇建立了一个新的避风港，直接威胁英吉利海峡的运输。德国海军预测，在1916年年底他们就能够为一场新的“无限制潜艇战”做好准备。海军提交了多份数据报告，并带来了柏林大学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泽林（Max Sering）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就潜艇战能够摧毁英国经济所发表的意见。这两位经济学家补充说明了英国经济将会崩溃，尤其是如果齐柏林飞艇能够对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粮库投掷炸弹的话。他们的观点让德国人备受鼓舞，帮了海军备战的大忙。

海军上将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f）指出，德国海军每月能够击沉60万吨位的货运，这样，就能够使英国的货运减少一半。在贸易区就会因食物短缺引发暴乱并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不得不从更广阔的领域用更加充满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无限制潜艇战”。他自始至终就知道，如果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必然会参战。他的顾问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能够读懂海军提交的那些数据，并认为这些完全是胡编乱造的。奥匈帝国的新皇帝卡尔极度渴望和平，反对德国海军的计划。德国政坛的左派和中立党对此也不热情。但面对军方的压力和民众的指责——因为英国封锁，德国国内已经出现了鼠肉香肠——民众开始没完没了地吃大头菜。贝特曼·霍尔维格在阻止无限制潜艇战上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力图找到避开这个难题的策略。1916年12月，同盟国中有4个国家[79]宣布它们将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寻求威尔逊总统的帮助。实际上，威尔逊总统确实允许德国人拥有一条与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联络的、看似安全的电话线（实际上一直被英国情报机构监听），他随后还咨询了有关和平条款的内容。

协约国方面对于和谈倒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它们宣称：必须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各民族应有自决权。和谈条款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骗人的鬼话，协约国成员国相互间谈论的都是帝国庞大的疆域，完全没有考虑过“民族自决”问题。德国人对他们的和平条款讳莫如深，甚至在威尔逊总统私下里询问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时候，他们也不肯多说。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可能说他想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因为他压根没打算支持比利时独立。德国在为一个属于德国的欧洲而战。事实上，一年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实现部分《中欧计划》后，有着讲法语的统治集团和政治上亲英的比利时不在其列。但是，德国的工业家们觊觎着比利时庞大的煤铁矿藏，军方至少出于未来每一场战争的目的想要占领列日等要塞。在布鲁塞尔的德军总督府也偷偷地赞助佛莱芒分离主义者，允许根特大学使用佛莱芒语，而在比利时那些有教养的人眼中，这种语言被视为是庄稼汉们使用的土话，是一种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荷兰语。贝特曼·霍尔维格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协约国声称它们在为真、善、美而战，如果霍尔维格也这样指明德国的作战目的，他会被当时已是德国真正主宰者的鲁登道夫撵出政坛——德国军方和工业家们正在为瞬间吞并比利时的煤田和法国的铁矿激动不已，同时他们也为接下来在靠近东普鲁士的波兰土地进行种族清洗而热情高涨。在有关战争目的的声明上，这种状况没有给贝特曼·霍尔维格留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沉默或撒谎。英法两国的外交官们也同样进退失据，庞大的帝国计划正在秘密地策划之中。但他们一直坚持恢复比利时独立这个表面上无懈可击的观点，而柏林方面根本不会说它正好也想复兴这个国家。德国的外交家们过于笨拙，无法应对这种局势，结果，他们的和平倡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那些海军上将。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在法国西部和不列颠群岛附近海域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战略。从击沉船只的吨位来看，似乎立刻就证明了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的正确。在1月，由于遵守“巡洋舰规则”，德国海军击沉了36.8万吨货物，其中属于英国的有15.4万吨。而在2月，德国海军则击沉了54万吨，3月已接近60万吨（其中有41.8万吨属于英国），4月更是达到了88.1万吨（其中有54.5万吨属于英国）。沉船事件一般发生在船只集中在一起抵达港口之前。中立国的船只开始撤离这个区域，大量船只躲进船坞，与此同时，很多美国公民因遭到袭击而被淹死。不过，霍尔岑多夫算计的结果却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大大背离了德国的战争目标，成为德国战败的最大推手。英国人挺了过来，美国人参战了！

此外，人们也找到了防御U型潜艇的办法。在苏格兰福斯湾，新西兰伟大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做了一项实验，他把自己倒挂在水面上的划艇上，看看能否听到水中有什么声音。后来，就有人发明了能够测出水下噪声的水下测音器，随后又发明了深水炸弹。安装这些东西的驱逐舰就能够反击潜艇，尽管这会造成双方的关系极度紧张。一些勇敢的人士还向英国海军部建议如果把商船编成船队（20艘商船为一队），那么，驱逐舰就能够保护好它们。但这样的建议却遇到了荒唐的抵制，海军中的一部分权势人物显然不想为地位远低于他们的商船船长的行为担责。改变这一切的是4月份的“黑色十四天”，当时有数百艘商船被击沉，护航随之成为了惯例。在此之后，沉船事件有所减少，大体恢复到了遵守“巡洋舰规则”时所击沉的数目。5月10日，第一批得到护航的商船队出航，商人们服从命令，驱逐舰护卫着他们安全地横跨大西洋。在接受护航的5 090位商人中只有63人不幸丧生。U型潜艇把2/3的时间花费在了被护航商船往返港口的线路上，但并没有取得比以前更好的战果。无论如何，这些潜艇像着了魔似的使得德国最糟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美国的参战，这首先，意味着英国在战争时期的财政得到了拯救。其次，则意味着协约国的封锁开始发挥作用。

即便是在“无限制潜艇战”开始之后，美国人参战一事也有可能不会成真。美国的公众舆论不支持参战，但在“无限制潜艇战”爆发之后发生的一个事件迫使美国不得不参战。和韦伯的就职演讲、施里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舰队一样，这个事件也属于德国自我毁灭的内容。德国政府认为，虽然美国没有陆军，但却有一支很大规模的海军，因此需要采取某种方法阻止美国参战。柏林方面意识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纷争。如果德国承认墨西哥人有权撤销阿拉莫战役[80]导致的法定结果，也许就可以怂恿墨西哥人进攻美国。难道亚利桑那不就是墨西哥的阿尔萨斯–洛林吗？德国新任外交部部长阿瑟·齐默尔曼草拟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墨西哥人可能会对与德国结盟有兴趣，如若这样，墨西哥人也可以询问日本天皇是否愿意加入同盟国集团。

齐默尔曼把这份电报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而且他是通过威尔逊总统——作为善意的象征——允许德国人使用的一条私密通信线路发送的。英国海军情报人员事实上已经在窃听这条美国通信线路，并能够破解德国人的密码（英国人从一支十分骁勇的远征伊朗的德国军队那里缴获了一个密码本）。在处理齐默尔曼电报问题上，英国海军上将霍尔将军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足智多谋，他复制了这份电报，并以一条英国人已经窃听的德国通信线路重新发送一遍。这样英国人就能假装从“正式”的窃听线路上获取该情报。在3月底，美国驻英国大使看到了齐默尔曼电报，到此时，美国人宣布与柏林断交（尽管它没有与同盟国其他成员国断交，尤其是他们从未与保加利亚断交）。4月6日，这份电报传到了美国国会，掀起了愤怒的爱国主义狂潮，威尔逊总统宣布对德国宣战。阿瑟·齐默尔曼的电报以闹剧方式呈现了德国战败的原因。

美国的介入拯救了协约国。美国海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终扩大了对德国的封锁范围，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的资金确实变得十分重要。到1916年年底，英国的信贷几近枯竭，英币的价值完全依靠美国人愿意以接近五美元兑一英镑的汇率实现。英国人一直在资助俄国，债务最终积累到了800万金镑，按现在的价值计算，应该要翻40倍（英国和苏联在1985年时解决了这笔债务问题）。要是美国政府为英俄法等国提供资金保障，它们才能继续使用借贷。现在，美国政府这样做了。原材料也大量地流向了协约国。但是，要建立一支美国军队并把它运送到法国则是另一码事，这花费了数月时间。到1918年，每月有20万美国军人到达欧洲战场。可是在1917年，美军的教官们不得不对美军士兵进行培训，可他们自己也只知道战靴和马鞍。从这种意义上说，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是正确的，美军参战在形式上无关紧要。如果同盟国能够在1917年赢得战争的话，那么美军的参战将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英军和法军在尽最大可能使霍尔岑多夫的预测成为可能。罗贝尔·尼维勒将军几乎毁了法军，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也做了大量毁灭英军的事情——据说是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将军，虽然作战最有成效，但却导致参战的大部分英军阵亡。尼维勒将军不是傻瓜，他意识到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大炮，这还是一场能够发展成为机动战的战争。现在，英法联军方面拥有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也有了几种新式武器。在1914年时，飞机还很容易遭到破坏，只能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用来探明人群的位置并命中目标。现在，飞行员能够射击敌人而不会打到自身的螺旋桨。与此同时，单翼机已取代老式缓慢的双翼机，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更加精确。此外，英军已发明出坦克，火炮手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也有所改进（德军的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徐进弹幕射击”正在成为进攻的标准方式——尼维勒认为它将会带来战争的胜利。直接控制步兵前方60码区域的弹幕，能够打哑敌人的炮火，直到攻击者进入到手榴弹投掷范围之内。而手榴弹的技术和威力也有所提高。步兵战术倒是需要改进——不再是波浪式的，不再是1914年时大群大群的步兵推进，而是改为小分队的方式，士兵们从一个弹坑到另一个弹坑，沿斜线急速移动。一个分队向敌人射击，掩护另一个分队快速前移。

尼维勒将军充分洞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变化，并认为从他在凡尔登战役取得的胜利来看，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获胜的方案。他称之为“滑轮组合”，意思是指挥有方的各兵种的协同互助。从政治上和就他本人来说，尼维勒将军也是一位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新教徒，而新教徒们（通常都是工程师和医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栋梁，为这个国家提供着道德典范、教育和精神动力，包括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尼维勒将军的母亲是英国人，因此，他能够吸引住那些出席伦敦午餐会的人们（有人曾指出，午餐会上有女士在场，这可不吉祥），并能够解释清楚他的作战方法。消息传到了大事临头的德国人那里，他们必须更加节约利用兵力，缩短防线。现存的西部战线反映了1914年时的事态，但并非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线现状是因为西线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早在1914年，双方完全是出于威信和影响力的缘故挖掘战壕，各自的军队都据守着极为脆弱和花费巨大的阵地，造成了防线的僵持。英军守卫的伊普尔和法军守卫的凡尔登都是三面被围，守军遭受着纵射的威胁。与此同时，德军整个阵地非常漫长，毫无必要，但恰恰又必须为它配置兵力——如果能缩短防线，这些部队本可以被用到其他更有效的行动中去。从索姆河战场到巴黎东北部山脊上的贵妇小径，德军的防线布置在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上，处在英军的防御区域之中，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毫无用处。如果英军从巴黎东北部，或从阿拉斯到巴黎西北部发起攻击，就能够压缩甚至夺取这个突出部的边缘地带。因此，对德军来说，合乎实际的目标就是缩短防线，把军队用在更有希望的事情上。从2月9日到3月18日，德军实施了阿尔贝里希行动，也就是战略性撤退。这次行动的名字取自瓦格纳笔下那个卑鄙龌龊的小矮人阿尔贝里希，因为后撤中的德军在村舍中设置陷阱，在井里投毒，并把树木砍死。协约国的军队挺进这片遭到损毁的土地，却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它的原貌。德军的撤退也破坏了尼维勒将军最初的计划，因为这份计划是以细心计算德军大炮位置为基础的。现在，他不得不进行全面而必要的准备工作。由于尼维勒将军是新任的指挥官，他的声望在于维持军队的良好状态，放弃这一点就将招致毁灭性的痛击，因此，他把其声望寄托在前线，但噩梦却随之而来。为了保持前线军队高昂的士气，尼维勒将军决定把他的作战计划直接告诉官兵们。而在一次突袭战壕的行动中，德军抓获了一位法军军士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尼维勒将军作战计划的副本。

尼维勒将军认为，英军在阿拉斯发起进攻，将会首先削弱德军预备队的力量。4月9日，加拿大军人攻占了维米岭，而英军则从他们躲藏的勃艮第城古老地下室中突然现身，德国守军惊慌失措，他们的大部分兵力任凭英军精心设计的前线阵地上的炮击摧毁。这一天，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取得了巨大胜利。随后，黑格将军又按照他的习惯，坚持连续炮击，但却没能取得任何新的进展。甚至在整整6周的时间里，他坚持骑兵聚集待命并期望着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发起冲击，一点也不考虑骑兵会堵塞道路。与此同时，德军已乘火车赶到前线。阿拉斯战役标志着一种新型战争正在出现，炮手们现在能够处理大量巨型炮弹，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不过，英法联军在后方的组织上却出现了大问题，尼维勒将军和黑格将军的关系开始变糟。这位法国指挥官用轻蔑的言语暗示英军要求了过多的铁路运输网，并在浪费资源。在这一点上，尼维勒将军可能是对的，但在关键时刻寻衅吵架并非明智之举。劳合·乔治不信任黑格将军，他利用这个事件要求黑格将军服从尼维勒将军的命令，可当尼维勒将军自己的种种行动造成灾难性后果之时，劳合·乔治自身也名声扫地。

英法联军确实在按尼维勒将军的计划采取行动。4月16日，他们对贵妇小径发起进攻，这也意味着要把塞内加尔军人[81]赶进雨雪交加的苦境之中。而德军充分预料到英法联军会实施炮击，因此早已远离危险地带。尼维勒将军承诺，作为他作战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他无法在战斗的前两天取得胜利，他将停止进攻。但除了在兰斯东部地区之外，法军在其他地方都遭到了失败，但尼维勒将军却坚持进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到此时，一些与重要人物有关系的下级军官想方设法把前线的事态告诉了国民议会议员，可政客们无论如何还是十分认可尼维勒将军，因为他能够处理好与英国的关系。随后，20世纪的法国几次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军队兵变。士兵们拒绝再次赴死，而将军们却要求他们勇敢面对。1917年的法军兵变（像稍后的意军崩溃一样）成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起义反抗的明证。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居伊·贝特隆希尼（Guy Pedroncini）是一位十分细心的法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大约有4万名军人卷入了这次兵变。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前线的兵变参与者在与明理又讲求实际的军官们交谈后，都又重新表态要遵守军纪。尼维勒将军本人很快就被解职，法军新的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将军对于如何才能恢复军队士气有一定的见识——只有49人被处以死刑，并以更人道的方式处理了逃兵和临时换职等问题。参与兵变的士兵们想让德国人来占领法国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们开小差，他们的女人会要求他们返回前线。无论如何，法军恢复了秩序，将军们也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贝当充分意识到他必须坚持小规模的、有效组织的行动战略。这些军事行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比如，在10月，法军夺回了贵妇小径上的“拉富突出部（Laffaux salient）”。法国将血战到底，因为年高德劭但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克里孟梭[82]在这个时候出任了法国总理。

就在尼维勒将军遭遇兵变的这个春天，另一场大规模的兵变也开始上演——这一次是俄军在分崩离析。德国人在1914年时就曾预测，他们在当时而非几年之后就能够打败俄国，从德国自身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精准的估计。就俄国的情况来看，到1916年，它的战争物资生产至少是充足的，它所缺少的是更先进国家在运输、定量配给、财政和国家统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化水平。俄国的大城市里充斥着难民，外出找工作的农民挤满了火车车厢。与此同时，用于运输军队的火车则少之又少。此外，俄国首都每天只能得到50辆卡车的粮食，而在战前，它还能得到90辆卡车的货物。

再者，普遍的贫困也许可以忍受，但如果一些人拥有燃料和食物，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人们怀疑德国人隐藏在俄国各个角落，包括沙皇那光彩照人的皇后也是德国人。彼得格勒[83]的那些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们”一般都有个外国名字。这样的局势是如何要了俄国沙皇的命的呢？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再次发生了！3月8日（俄历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首都工人阶级的妻子们举行示威，抗议面包价格的不断上涨。她们不得不早起，冒着彻骨的寒冷，通常却是白白等待，最后发现面包房没有燃料烘烤面包，或者是期待涨价的“投机商”把面粉囤积了起来。3月里的第一周天气非常寒冷，可随后却突然变暖，这种情况使得妇女们有条件进行示威抗议。

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往常一样，沙皇的国家机器完全无法满足统治需要——甚至连张贴宣布军事管制海报的胶水都没有。正如乔治·奥威尔对18世纪的英国所做的评价，让一个人继续营业和应召入伍之间没有中间手段。先是警察试图控制事态，这造成了少数人的死亡；政府随后就命令军队采取行动。但在1917年时，俄军由非志愿军组成，他们住在首都行政区中心地带的庞大兵营中，心怀不满，偷偷喝酒，并试图接近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们。在一个较为先进的国家里，都会在某处类似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方为这类士兵安排住房，但破败的俄国无法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被要求向民众射击的军队在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发生哗变，沙皇政府当即垮台。大街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乘坐卡车，挥舞着红旗，四处横冲直撞。

第二天，独特的俄国革命诞生了“苏维埃”，这个俄语单词的意思是“委员会”。2月28日，各个工厂和士兵群体选举产生了光荣的罢工委员会，但社会革命党中那些痴迷于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俄国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中的一些政客也加入其中，这些人认为他们必须接管政权。到这个时候，许多将军也开始支持罢工委员会。当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摆脱掉沙皇尼古拉二世。每一个人，包括位于莫尔斯卡亚大街——彼得格勒最繁华的大街——帝国游艇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沙皇已是累赘，将军们也要求沙皇逊位。俄历3月2日（公历3月15日），沙皇被迫引退，国家杜马的政客们随即建立“临时政府”，终于宣布俄罗斯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政客们却不愿进行真正的选举。苏维埃是继任政府，握有权力，但对于3 000人聚集在塔夫里达宫（Tauride Palace）[84]，其中2/3又是士兵的情况，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苏维埃只是决定成立一个由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可这些人根本不会进行组织筹划。当时，俄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没有可以依靠的中间力量，基本上不具备阻止革命发展的手段，而后来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的革命，由于政府都能立刻从工会那里得到支持而失败了。工会可能会和老板发生争吵，但他们不想破坏秩序，甚至在濒临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尽力发挥作用维持秩序。可是在俄国，除了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有工会之外，不存在其他工会组织。而且，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错误地确信，工农兵与政府的“对抗”将会变得没有危害。于是，他们筹划停止行军礼，废除军队中死刑，并规定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应加入苏维埃，选举军官并监督他们的行动。

但是，导致革命的因素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事态变得越发糟糕。在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有些所谓的革命是虚假的），都存在着一大引擎，即通货膨胀。1917年俄国的公共财政已经崩溃。在1914年，俄国政府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甚至沙皇自己都用口水贴邮票以节约资金。战争变得异常昂贵，政府则不知所措。俄国政府规定不许喝烈性酒，而国家税收的1/3来自对伏特加的垄断，这样一来，政府就毁掉了早前的利益来源。由于没有了所得税这一工具，也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从庞大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取战争贷款，俄国政府只能越来越快速地发行纸币，发行量太大，连印刷机都坏掉了。顾客要是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的话，银行会给他一大沓指南，让你自己往钱上印数字。这样，纸币上的零在增加，商品价格标签上的零也是如此。在流通链条的每个环节，食品储备变得不可预测：从作为生产者却得到毫无用处纸币的农民，到在保险库里储存食用糖的银行——因为糖至少还有存储价值。这个问题接下来又影响到交通运输，因为开往这个国家产粮大省的火车，半空而回，而在其他地区因缺少运输工具，粮食又都烂掉了。在1917年夏天，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急剧地纠结在一起。所有措施都已失灵，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做出各种表态，流言满天飞。俄历4月9日（公历4月22日），继任者列宁开始介入到事态之中。他和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这是因为在几年前，处于流放中的列宁为了接管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的机关报，在一次备受争议的会议上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多数派。而“多数派”的俄语单词就是“bolshinstvo”。对于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件，列宁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而其他人却什么想法都没有。列宁指出，要给人民面包，给农民土地，给世界各民族和平。如果俄国人启动退出战争的进程，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会跟随，尤其是德国人——列宁在德国生活了许多年。若如此，其他的所有事情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想法符合德国政府的利益。列宁最后得以乘火车从瑞士返回俄国。1

列宁拥有非凡的、刚强的性格，但他的超凡魅力并没有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因为就算考虑到不同文明之间在修辞上存在差别，他的作品也是枯燥乏味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是如何迷住俄国人的，但他们似乎确实痴迷于他的魅力。毫无疑问，在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这个小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一开始反对列宁的主张，因为即便是从监狱中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也都支持进行战争，但列宁最终占据了上风。他发表富有感染力的演说，事态也确实在按他的意愿发展。如他所说，旧制度会犯许多错误，而旧制度的确犯了许多错误——政府的财政状况一团糟，领取食品的队伍失去控制，将军们绝望地感到俄军比德军素质低劣，士兵们呆坐着无所事事，空腹喝着劣质饮料，银行家和外交官们成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奴仆。

俄国革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兵变。尽管在1917年夏天，俄军还驻守在前线，但它完全无法发起攻击性行动，也几乎不能进行防御。简言之，在1917年8月，临时政府试图镇压布尔什维克，但即便是当时，这种镇压也非常混乱。稍微乔装打扮的列宁，在芬兰等待着混乱的结束。当各方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讨论俄罗斯未来的“国家会议”之时，附近许多餐馆实际上都在进行罢工。随着秋天脚步的深入，苏维埃成了剩下的唯一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到此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控制了苏维埃。公历11月7日，它的部队废止了临时政府。在实际“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死亡人数，甚至要少于在拍摄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电影时挤踏而死的人数。

协约国方面会对发生在俄国的动荡作何反应呢？美国人完全没有准备，法国人还在舔舐他们自己的伤口。意军在8月发起了第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在的里雅斯特北面的贝恩西查台地（Bainsizza plateau）向前推进了5英里，但造成了两倍于奥军的伤亡，于是意军停止了进攻。只有英军还有力量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在1917年夏天，他们确实在佛兰德斯地区取得了进展。英军的行动与俄国局势有关，也与美国人有关，因为英国人总的目标是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欧洲的战局搅乱之前，赢得战争并推行一种英国式的和平。劳合·乔治出任首相后命令避免军事冒险，但在实际过程中又听任其发生。“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已载入历史，这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坐落在当地具有一定战术价值的一条山脊上。在3个月的战斗、造成40万人员伤亡之后，英军占领了这个村庄。这或许是英军战略行动的最小目标[85]。

黑格将军确实一直渴望英法联军能够在佛兰德斯地区取得进展，这种想法本身也合情合理。伊普尔突出部不易防守，由于德军占领着梅西讷岭（Messines ridge），能够从他们那一侧向伊普尔开火，造成英军每周有7 000人伤亡，这还是“正常损耗”。伊普尔离荷兰边境并不远，换言之，如果能够占领比利时沿海地带，就能够解决掉泽布鲁日的德军潜艇基地。英军的计划本身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现在，他们在利用炮击松动敌军防御方面，已有了大量的经验，此外，他们还拥有数百万发炮弹。但英军要发动攻势的整个地区，被称作低地国家，这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因为这个地区形成于海上，地下水位接近地表。如果炮弹击穿地表在地下水中爆炸，就会出现泥浆。如果遇到持续的降雨，当地就会成为一片沼泽。

和往常一样，最初的成功往往会把将军们诱进灾难之中。在一场史诗般的持续奋战中，英军坑道工兵在梅西讷岭下面不断地进行挖掘，在坑道中埋下21个用来爆破的巨大地雷，塞满了100万吨炸药。军官们按照梅西讷岭的比例模型对步兵进行细心训练，而现场的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普卢默是一位小心谨慎、足智多谋的将军，他关注细节，没有浮夸的野心。6月7日，英军引爆地雷中的炸药，爆炸声震耳欲聋，伦敦都能听到。与此同时，英军大规模的连续炮击让德军的排炮黯然失色。德军随之瓦解并开始撤离，这样就把能够进行射击的高地让给了英军，英军到伊普尔的攻击路线更加安全了。但和往常一样，在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英军的进攻却渐渐停了下来，黑格将军又一次丢弃了已取得的优势。

当时，在英军发起下一轮进攻之前，出现了非常奇怪的间隔——一直持续到7月31日英军都没有发起进攻。在此期间，德军加强了防御：他们采用的方式令人畏惧和惊叹，十分复杂，这种方式在后来成为德军强化防御的惯用手段——在五六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地挖掘战壕，并用混凝土建造配有重机枪的“弹药盒”（英国人对这类防御建筑的称呼），这样就能够把各个火力点连接成一个对进攻者造成致命（和出其意料）的火力网。当然，这些防御方法需要一定的巧计。如果防守的前线过于脆弱，防御者可能会变得士气低落，他们会以为他们是人肉盾牌；如果防守的前线极为坚固，防御者会被密集的火力消灭掉——一般是复杂的轰炸（俄国人估算过，击穿一个金属障碍物，需要25 000发炮弹）。

在梅西讷岭战役和所谓的英军攻势，也就是“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之间，有7周的间歇，这意味着德军防御专家冯·洛斯伯格（von Lossberg）上校能够尽其所能地打造6个不同的防御阵地。最前面的阵地有3道防线：由充当壁垒的矮墙，而不是复杂的战壕组成，每道防线之间相距200码，配有几个步兵连。第一个阵地向后2 000码是第二个阵地，这里的混凝土“弹药盒”为支援部队提供掩蔽。而在两个阵地之间，则建有更多的“弹药盒”，并都配有重机枪。这些属于“前方战斗地带”。第二个阵地后面一英里是为预备队提供掩蔽的另一套系统。它后面一英里就是第三个阵地，洛斯伯格预料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会在此发生，因此，这里是“更重要的战斗地带”。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要比列宁曾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令英国的教育阶层感到不满。当时的降雨远多于平常。虽然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格将军是运气不佳，但气象专家可能已经告诉他那些地区一定会下雨。最初的炮击开始于7月中旬，并持续了两周。这自然告诉了德军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德军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发动进攻的9个师，面对着防御的5个师。天气非常糟糕，不可能进行空中侦察。“声波测距”，这种根据敌人火力的声波来探测敌人炮台位置的精妙方法，也无法发挥作用。“空前残忍的”炮击，并不十分精准——英军发射了430万发炮弹，但放在帕斯尚尔山脊后面的德军大炮，毫发未伤。面对攻击者从左路和中路的进攻，德军的64个据点仍然都完好无损。7月31日凌晨3:50分英军发起进攻，低垂的云雾预示着暴雨来临，遮蔽了正在升起的太阳。由于炮击摧毁了德军前面的几个阵地，英军步兵往前推进了一些，但并没有占领梅西讷岭和格鲁沃尔德高地（Gheluvelt plateau），中部和右侧区域才是英军必须占领的地方，那样德军炮兵才能不再持续拥有高地优势。由于天气的原因，“徐进弹幕射击”在许多地方丧失了效力，甚至都不能确定前线的位置。即便如此，第三次伊普尔战的头一天，也并非不成功，并不像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那样惨烈。由于在伊普尔突出部，要保全士兵生命已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如果战役的目标仅仅是占领伊普尔突出部周围的山脊，那么军事行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黑格将军野心勃勃，渴望实现战局的突破，而且他像往常一样，让无法发挥作用的骑兵堵塞了军需补给路线。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高夫将军也相信英军将豪迈地跃进。可实际上，这次战役转变成了英军在沼泽中艰难地行军。

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其他任何战争中都最为反常的一件事。在战役的第一天，天降大雨，随后连下了7天。在整个8月，只有3天没有下雨。暴雨连连，降雨量竟然是这个月平均水平的两倍。重炮射击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战场和通往战场的道路都被炸成了泥潭。如果伤员从运送他们到后方的车上掉下来，就会淹死。一位战地救护车上的中士写道：“每个担架都需要6个人，其中的两个人忙忙碌碌，要不断地帮助其他人避开泥坑。在有些情况下，泥浆都没过了我们的腰。在有些线路………最强壮的人也要随时准备倒下。”而为了躲避德军的射击，即使把一樽最轻的大炮挪动250码，由于泥浆太深，也需要6个半小时。为了安全而匍匐进入弹坑中的伤员发现，下雨使得坑中积水不断上涨，他们能够预感到死亡的临近，预感每次一点点在上涨的雨水会淹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高夫将军发起的8月攻势，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黑格将军随后命令普卢默将军进行增援。普卢默将军坚决主张要在一定程度上巩固阵地，这曾被高夫将军拒绝。与此同时，普卢默将军还坚持“攻下和守住”原则。他提出只采取非常有限的军事行动，部队应该在设法实现开始设定的目标之后就加固阵地，而不是在超出炮兵的能力和准备之外再尝试进一步向前推进。另外，普卢默将军也非常幸运——天气变晴，地面虽然没有完全干透但也已经开始结实起来。在这一点上，高夫将军可一直好运连连。

在初秋时节，英军进行了3次有限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攻占布鲁德塞恩德村。这3次战斗的特点是使用高度密集的徐进弹幕射击，保持弹幕刚好在进攻者的前面，且只打到他们前面1 000码处。与此同时，步兵在小心翼翼地跟进。这样的炮击粉碎了德军的反击，由于英军离他们自己的阵地并不远，所以可以指望得到还算不错的支援。面对英军的这种战术，德军毫无办法。普卢默将军的有限军事行动（像同一时期的贝当将军一样）取得了成功。但英军付出巨大的努力却只能控制3 000码长的距离。按这种速度，永远也不可能赢得战争。

黑格将军又开始做梦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确信德军的士气正在瓦解，他们很快就会成批地投降。于是，他命令普卢默将军继续进攻。正当此时，天又开始下雨。整个10月和11月的上半月，英军全力进攻帕斯尚尔这个微不足道的村庄，他们在泥浆中奋勇作战，最终占领了它——但所取得的进展只是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突出部。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遇到像以往那样猛烈的反击，英军就必须退出这个突出部。

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行将结束之时，终于有一位高级参谋来战场视察。当走近战场时，他竟潸然泪下，并问他的司机，“是我们把士兵们派到这种地方的吗”？而当黑格将军自己的情报主管警告他德军没有崩溃时，他倒是补充了一种极富个性的解释——这个主管是一个天主教徒，因此，他有可能是从那些不干不净的家伙儿那里得到的信息。不过，黑格将军至少确实对最终胜利抱有信心，就是说，他从未丧失信心。这一年是以预示着“一战”结束的大事件——康布雷战役——而收场。

在西线战场，坦克专家们的才智最终还是得到了承认。他们曾指出，如果在硬实的地面上并在真正炮兵的支援下，大批量集结使用坦克会取得出色的战果。在1917年，空中支援也开始变得重要，因为它能够迫使防御者无法抬头还击，抑或只能向别处瞄准——这是闪电战应用的开始。在1918年，这种战术将帮助作战双方赢得多场战役的胜利。此外，炮手们还有其他以前不能使用但现在可以使用的技术。大炮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是敌人的大炮。在早些时候，炮手们要从空中或根据他们自己的大炮射程来确定敌军炮位，而用来攻击敌方大炮也必须进行校准。也就是说，要发射测距炮弹，可以确定敌方炮位，这样就不可能对敌方进行突袭。现在，通过空中侦察（这是更为专业的方式，使用严格的拍照技术），敌人的炮位就可以标在网格状的地图上，由此，用以攻击敌军的大炮就可以在理论上进行准备，而无须实际炮击来测量。换言之，在康布雷，英军成功地实现了突袭。11月20日，英军开始进攻，并迅速取得了胜利，部队向前推进相当大的距离，缴获了许多大炮，俘获了大批俘虏。在英国，教堂钟声齐鸣，庆祝胜利！但和往常一样，先头部队前进得过远，超出了补给线的范围，甚至进入毫无防守的空旷地带。而德军指挥官是一位能力超群之人，他依据东线战场上使用过的新方法——尤其是训练能够迅速移动、会用手榴弹和规避敌军据点的“突击队”——组织了一次反击。如果英军有预备队的话，那么他们本可以阻止住德军的反击，但英军根本没有预备队，帕斯尚尔战役中的一幕再次重现。

在10月下旬的同一时段，德军也曾采用新的作战方法，取得了整个“一战”中最聪明的一场胜利，当然，勃鲁西洛夫将军取得的胜利可能要排除在外。德军确实聪明，用智力和决断力弥补了物资缺乏的问题。到1917年夏天，精明的德军炮手已经揣摩出了英军熟悉的作战方法，而且他们更为彻底地应用了这些方法。大炮要能够在射程和方向上有所调整，否则风雨都有可能影响到火力。因此，为了查看每门大炮的变化，炮手们要检测它们火力射程，这样就能够考虑到客观情况的适度变化。炮击的目的主要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而是要依靠暴风雨般的炮击和爆炸产生的气体来使敌方的指挥系统失灵，并压制住敌方预备队的调动。9月1日，德军在里加试验了这些新方法，他们动用13个师从里加城逆流而上，对位德维纳河岸上的俄军阵地发起进攻。这完全是一次突袭。敌军的预备队一般会对精疲力竭的攻击者造成致命伤害。但在这次进攻中，因为德军采用“方形弹幕”炮击隔绝了俄军防御区，并利用稳定的火力网阻止了俄军预备队赶来增援，因此，俄军预备队没有发挥作用。

步兵中也出现了新战术。每支集团军都配有经过特殊训练的突击营。营中的士兵都携带轻机枪和喷火器，他们的任务是在采用散兵线战术作战中，能够快速突进。在康布雷的反击中，德军就是使用这些方法取得了胜利。在里加，虽然这些方法是与新型的炮击方式结合在一起加以使用，但还是体现出了它们的价值。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把熟知这种新战术的指挥官从俄国战线调到了其他地方。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意大利。和俄罗斯一样，意大利既有许多古老的东西，也有许多现代的事物，但它的大部分民众仍然生活在一个地方化的、农民的世界中，它的士兵中有1/3是文盲。意大利的统治者们推动这个国家参战，制定国家的前进路线，是希望意大利能够学会走路。他们本以为会轻松漫步般地攻到维也纳，而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能跨过双方的海关。而且，意军随后的进攻收获微乎其微，但却造成己方两倍于奥军的伤亡。在东北部边界——伊松佐河流域（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境内，被称作索亚河）——进行的11次互不相接的战役中，意大利官兵学会了使用大炮，与此同时，奥军变得疲惫不堪，这使意军取得了还算不错的胜利。不过，和黑格将军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些胜利的代价巨大——意军方面有150万的人员伤亡，与之相比，奥军的伤亡人数是60万。在第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中，意军攻占了贝恩西查台地的部分地区，代价是损失17万人，其中有4万人阵亡。

对于这种情形，军队中的当权者往往都会指责士兵。在意大利，军官阶层和士兵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与俄国的情况有点儿相似。控制意军战略部署的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卡多尔纳（Cadorna）[86]（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他的父亲曾把教皇庇护九世捆绑进了梵蒂冈）。他认为他的士兵只有在恐吓威逼之下才会作战。如果士兵不能冲出战壕进行攻击，那么他们自己的大炮就必须向他们射击。“一战”结束之后，在巴黎和伦敦等地，建起了许多无名战士纪念碑，来纪念那些被炸得粉身碎骨，不再能够确认身份的士兵们。在纪念碑的揭幕式上，也会随机选取这类士兵的一些遗孀前来参加。意大利人也建过这样的纪念碑，但在第二集团军战斗过的地方，那些被搜寻出来无法确认身份的战士遗骸则被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任何一个战士都有可能是被他自己的将军打死的。有这样一个后来成为法西斯民兵组织首领的军官（后来有人在1931年把他从火车上扔到外面，有可能是出于报复而谋杀了他）习惯性地站在前方战壕上，手握左轮手枪，他手下的士兵如有犹豫，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击毙。卡多尔纳甚至采用古罗马军队的做法，即在一个作战表现糟糕的团中，随便从每10名士兵中拉出一人予以射杀。此外，意军一些杀戮的事例甚至空前残酷，比如，一个士兵就因睡过头落在队伍后头而被拉出来执行枪决，而他已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这起悲剧发生在一支作战非常勇敢但因寡不敌众被迫进入无人区的队伍中。他们曾因绝望而试图投降但没最后得到救助，尽管从其他方面来说他们的战绩值得赞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要接受惩罚。1917年8月，教皇发起和平倡议，当时人们能够轻易就判断出意大利的全面参战是一个弥天大错，但卡多尔纳却禁止在前线散发意大利的国内新闻报道。

他很快就遭受了惩罚。贝恩西查台地事件吓坏了德国人——如果奥匈帝国退出战争会怎么样呢？随着东线战争的结束，德军可以腾出一些部队派到其他地方作战，同时，他们还新建了由能力出众的奥托·冯·贝洛将军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贝洛将军熟知在里加使用的那些作战手段，他的部队里还有两位未来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和舍尔纳，他们都才华横溢、备受瞩目，但此时还都是夺占山地的下级军官。在展现了这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德军和法军才具有的高超运输水平之后（当然，向维也纳的学校运送牛奶的行动不得不暂时中止），德军7个师和奥军装备精良的5个师在伊松佐河上游的多山区域完成了集结。尽管铁路运力有限，尽管山路狭窄崎岖，尽管要运送上千门大炮和每门大炮配置的上千发炮弹，但由于拥有保时捷设计的牵引机器和四轮驱动车辆，还有德军在战争期间利用通道，巧妙地调遣巨大战争工具，同盟国确立了令人恐惧的局部优势。有逃兵警告过意大利军官，可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

几天后，有人在乌迪内意军总部房间的地面上发现了对逃兵的审讯记录，但此时，灾难已经发生。意军在伊松佐河前线中间地带的贝恩西查台地，取得了相对意义上的成功，这促使一部分意军局促不安地前进到托勒敏地区。奥军在这里建有桥头堡，而规模庞大的一个军占领的一个阵地却被伊松佐河分为两个部分。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军的指挥官巴多格里奥将军——他先是支持、后是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他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不清楚是把优势兵力放在发起进攻的东岸，还是放在用于防守的西岸。不管怎样，在德军炮火的追击下，他最后躲到了一个洞穴里，无论哪一边的军队，他都无法指挥了。在巴多格里奥将军的北面，另一支意军集结在伊松佐河岸边一个叫作福利齐（今天的博韦茨）的村庄。意军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奥军装备最精良的5个师会从山上对他们发起突袭。在河的下游还有一个叫卡波雷托^2的小地方，是意大利两支主力部队的接合点。但两支意军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卡多尔纳本人在想他也许应该转而支持防御。但伊松佐河防线意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意军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卡佩罗将军却有着其他想法，他在这一个月里不断拖延备战。卡佩罗说过，如果同盟国发起进攻的话，他会进行反击，会指挥他的部队前进。卡多尔纳很害怕这位来自那不勒斯，身材矮小，脾气火暴，没有任何显赫社会背景的共济会会员。他容忍了卡佩罗的抗命，可是当同盟国开始进攻后，意军的大炮最终还是夹杂在后撤的部队中，被疲倦至极的士兵们拖进了防御阵地。

10月24日深夜两点，德军开始炮击。德国专家冯·贝伦特（von Berendt）陆军准将熟知将毒气——能够杀死运送大炮的骡子——和烈性炸药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同时，德军拥有空中优势，他们清楚意军大炮的位置，并打击了意军的大部分火力。炮击此起彼伏，大约在4:30分，出现了一个小时的间歇，为了让敌军放松警惕呼吸点新鲜空气。随后德军发起了更密集的火力，特别是最后15分钟里的“连续炮击”，包括用迫击炮向前方阵地投射炮弹，完全摧毁了意军阵地。清晨8点，进攻部队开始出动。在福利齐一侧，奥军从山地发起毒气战，意方守军却根本没有防毒面具，奥军随后穿过谷地前行进入并不远的平原地带。负责指挥意军的那位将军（他只有4个师，却要控制20英里长复杂的战线）一会儿命令撤退，一会儿又命令反击。其中有位师长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开车进入卡波雷托村使用一部仍可使用的电话进行询问。他被抓获了。因为同盟国发动进攻的部队中，另有一个分队已突破巴多格里奥将军布置的混乱阵地，并突然转向西北行进，沿着伊松佐河抵达了卡波雷托村。意军的这个师随即被消灭，北面的那个军也被完全摧毁。

在托勒敏，德军创造了一项非凡的军事奇迹。德军山地部队必须占领一些能够居高临下的高地，这意味着他们在炮击之后要攀登900米的山路。当时还是上尉的隆美尔，带领200人的符腾堡山地部队执行任务，显示出德军还处于最佳状态。他没有想直接进攻伊松佐河西岸，那里有连绵的考劳夫拉特山脊。相反，他派一位下士带领一个8人小组去侦察是否有穿过意军防御工事的道路。那里竟然真有这样一条路！他们逮捕了正在躲雨的意军哨兵。远处的铁丝网有一道缺口，隆美尔和他的士兵穿过缺口，又占领了一个掩体，他们悄悄地爬上了山脊。随后，他们沿着山脊行进，出现在意军身后——意军惊慌失措，一批重型大炮被德军缴获，当时意军军官正在吃午饭，士兵正在打牌。隆美尔率军随即沿着山脊南边前进，命令意军投降。这样，隆美尔就逐个控制住了意军5个团中大部分的士兵。从实质上说，这与他将在1942年夏天上演的好戏是完全一样的。当时，他把坦克状的薄纸板缠粘在大众汽车上（冒充坦克），驱车赶往英军在托布鲁克的大本营，进行炮击直至对方投降。他在那里缴获了大量的汽油，这使得他可以继续驱车前进，他们几乎到了开罗。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隆美尔所在团的另外一位军官也率军攻占了一块山地，并被授予了最高级别的勋章。隆美尔的指挥官请求也授予隆美尔一枚勋章，但上级说不能在同一时间授予同一部队两枚勋章。隆美尔就又去攻占了一块山地，他打破了德军的这项规定，最终被授予了一枚勋章。

10月25日，意军阵地已经全线崩溃，将军们又开始寻找借口。卡佩罗玩起了生病的把戏，在维罗纳最好的旅馆中，他还充满活力，可随后就病倒在帕多瓦的一家医院里。巴多格里奥赶紧把罪责归于卡佩罗，而后就躲了起来。只有在南面指挥第三集团军的奥斯塔公爵仍保持镇定，并在还算良好的秩序下完成后撤。卡多尔纳将军则在10月27日草拟了一份最引人注目的电报，并发送给了参加战争的每一位将军。他声称意军第二集团军根本就没战斗，“赤色分子”正在渗入这个国家。意大利政府压下了这份电报，但它已被发往国外。后来当意大利政府请求英法直接予以援助时，两国把解除卡多尔纳将军的职务作为交换条件，这可是意大利统治集团最不情愿接受的要求，因为和俄国一样，在意大利军队中，那些不中用的家伙反倒是黏合剂，甚至可能影响到官方公布的历史（直到1967年，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由于意军在狭窄的山口周围调动大炮，结果全被德军缴获；至于意军士兵，当他们发现德奥军队在他们后面——那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料到会出现敌人的地方——沿着山径赶过来时，吓得全然不知所措，成批成批地投降了。此外，由于卡多尔纳在撤退问题上指挥不当，事态被他弄得更加糟糕。塔利亚门托河弗留利平原的边界，距离伊松佐河前线20英里左右，平原公路的一侧是高耸的山脉。塔利亚门托河上共有4座大桥，其中两座被分配给第三集团军使用，他们还算有序地在河上实行撤退。第二集团军一部分兵力不得不在西北方向艰难后撤，并与一些难民混在一起，他们发现有座大桥已经被敌人占领。在剩下的另一座大桥上，毫无秩序的民众杂乱无章地后撤着，而在河对岸，几个身材矮小却大腹便便的上校会对掉队的任何一个民众开枪射击。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中，曾描述过这个事件^3。

在卡波雷托战役中，意军有30万人被俘，30万人掉队——即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意军一半的大炮被敌军缴获。卡多尔纳试图使意军在塔利亚门托河上稳住阵脚，但由于对方拥有保时捷设计的交通工具，攻击者能够非常迅速地调动他们的大炮，意军被迫后撤到皮亚韦河，河西岸就是蒙特格拉帕（Monte Grappa）的丘陵地带。此时，英法两国的军队终于赶到。而由于这个地区有沼泽的缘故，疟疾也随之发威。与以前的180英里的防线相比，现在的防线只有70英里，已经变得更短了——到现在为止，同盟国军队距离各个铁道卸载点都很遥远，自身运力已不再充足。在意大利，民族抵抗运动终于变得深入人心。深明事理的迪亚斯取代了卡多尔纳，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禁止把士兵当作牲畜一样对待。德奥军队也无法攻破皮亚韦河和格拉帕阵地。11月2日，德奥军队的卡波雷托攻势正式停止，奥托·冯·贝洛将军被派到西线，那里将要开始所有攻势中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德国领导层实际上还没有办法击败意大利。但就在这个时候，德国人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优势——俄国崩溃了！

说明：

1 列宁拥有一位非同寻常的中间人——赫尔方德（Helfand），此人曾是一位革命者，代号是帕尔夫斯（Parvus）。赫尔方德从青年土耳其党那里发了大财，掌控并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烟草业（他生活在马尔马拉海一座岛屿的豪宅中，列宁的主要助手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斯大林流放到此处）。赫尔方德买通了那些想要让俄国出现动乱的德国人，并安排好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乘坐历史上首趟无烟列车取道德国来到斯德哥尔摩（这里的中间人是库尔特·里茨勒），列宁对这种行事方式十分赞同。4月16日，在行驶一周之后，这趟列车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列宁受到了礼节性的欢迎。

2 这个战役以它的名字命名，并不完全准确。今天这里有一家非常出色的斯洛文尼亚博物馆。

3 实际上，海明威是在1918年才来到意大利的。

[78]　这里说的是，1914年9月22日拂晓，德海军U–9号潜艇在距离荷兰海岸大约20英里处，意外击沉英海军3艘巡洋舰一事。——译者注

[79]　指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4国。——译者注

[80]　阿拉莫是今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的一个要塞。1836年3月2日，当时还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地区因蓄奴问题宣布脱离墨西哥，建立得克萨斯共和国，由美国的前田纳西州州长山姆·休斯敦担任总统。墨西哥方面派兵平乱，休斯敦命令他手下成分复杂的200多名军人先据守阿拉莫要塞，经过13天的激战，守城军人被墨西哥军队全部剿灭。3个星期后，休斯敦率军发起反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确保了得克萨斯最终并入美国。这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阿拉莫战役。——译者注

[8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在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征募大量黑人参战，其中的塞内加尔军人由法国招募到西线作战。——译者注

[82]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1917年10月出任法国总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做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誉为“胜利之父”。——译者注

[83]　出于反德的需要，俄国的首都由原来的圣彼得堡被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差别在于“堡”为“城市”一词的德语用法，“格勒”是斯拉夫语“城市”的意思。——译者注

[84]　塔夫里达宫，指当时俄国国家杜马所在地。——译者注

[85]　作者在这里所概述的是“一战”中的帕斯尚尔战役，也就是作者在下文细述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译者注

[86]　路易吉·卡多尔纳(1850~1928)，意大利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生于意大利帕兰扎。1870年在其父老拉法埃莱·卡多尔纳领导的参谋部任职。1910年在热那亚任第七军团司令，次年晋升中将。1914年后任意军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指挥意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年晋升陆军元帅。——译者注

英军马克五型坦克

第六章

1918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是德军在东线的总部所在地，在1915年的撤退中，这座城市遭到损毁，只有很少几个重要建筑还完好无损。就在卡波雷托攻势正式停止的那一天，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筹划停战事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原本以为只要他们呼吁和平，普通士兵就会放下武器，战争就会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宣称他的外交政策是“发表几个公告，而后收兵停战”。他发布了他在档案中找到的一些“秘密条约”，即那些协约国瓜分世界的协定。不过，正如布尔什维克所看到的，虽然交战各方的居民有一些友善交往，随后也有一些对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的罢工，但帝国主义并未瓦解。而俄军却已溃散，首都陷入动荡之中，士兵也已经在返乡，正像列宁所说，士兵们“在用脚投票”。因此，除了商谈停火，寄望他们的宣传能够激起厌战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战情绪，布尔什维克难有其他作为。它的代表团成员抵达布列斯特时，有点像小丑一样聚集在一起，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他们的到来让德国人在战争中努力营造的场景更梦幻。就好似在一场宴会上，一位农民坐在奥地利贵族们中间，他们向他请教如何种植洋葱一样。无论如何，双方确实谋划了休战事宜，讨论了相关和平条款。

那些讨论无止无休，时而涉及哲学，时而牵涉历史，其实双方都在玩弄拖延战术的把戏，以争取时间。德国人期望沙皇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裔民族能够宣布独立，布尔什维克则期望全面的革命。结果，德国人发布最后通牒，宣布与乌克兰单独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并挥师前来保护他们的新卫星国，与此同时，德军还前进到那些俄国士兵已撤离的地方，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同盟国预料协约国的封锁会更加严厉，而这些地区的资源至关重要。对于奥地利人尤其是温饱还没解决的维也纳居民来说，这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们会承认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的卫星国地位吗？列宁力劝布尔什维克的成员返回俄罗斯的腹地，休养生息，耐心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最终说服了他们，接受了乌克兰和德国的结果。3月3日，布尔什维克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沙俄的许多地区成为德国的庞大领地。冯·埃里希霍恩（von Eichhorn）将军控制乌克兰，冯·洛索（von Lossow）将军则率军漫步在格鲁吉亚，控制了外高加索的石油。此外，德国还有把U型潜艇转运到里海的计划；鲁登道夫谈论过入侵英属印度；奥托–京特·冯·威森东克（Otto-Günther von Wesendonck）[87]甚至认为“修建从德国到中国的陆路通道也不再被轻率地视为幻想了。”可这一切能够持续下去吗？这要取决于西线战事。

现在，德军把40个师由东线调往西线，这为德国提供了优势，至少直到美军大批兵力到来之前，情况都是如此。而美军抵达西线的过程，花费了协约国很多时间，甚至还打乱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贸易。当时，德国在战争期间的经济情况是它必须在要么完全胜利，要么彻底崩溃间进行抉择。1916年开始实施的兴登堡计划，德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在机械和工厂等方面投入巨资，工业产量也达到了最高峰。但这一切是以牺牲更长远的目标为代价的——铁路网开始出现破损，农业机械和工业厂房也是一样。如果战争不能迅速结束，德国经济产量就会急剧猛跌。德国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做最后的巨大努力赢得完全的胜利，要么尝试争取和平。大约在这个时候，交战双方达成协议进行了唯一一次真正严肃的行动。当时的德国外长屈尔曼（Kühlmann）向英国政府暗示德国可以放弃比利时，以换取它在东方的自由行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88]正确地指出，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士气正处在整个战争中的最低点。也有人曾公正地评论过，自1850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拉拢德国还是俄国？一些感到绝望的保守主义者和富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最终会同意德国的主张，但他们被孤立了——每一项公众舆论都表现出对战争的巨大支持，都要坚定不移、奋战到底。劳合·乔治在稍微犹豫之后，对德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他要成为赢得战争之人，而不是缔造和平之士。他自己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罗斯的德国将是难以打败的，它将吞噬掉一切。但是，不管怎样，美国已经参战。而且到此时为止，其他国家为了接管德国的船舰和财产，都纷纷对德宣战。劳合·乔治向他的盟国通报了屈尔曼的方案，并宣布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是英国的战争目标，这令屈尔曼非常愤怒。这个方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鲁登道夫很快就被解除了职务，并由凡事遵令行事的海军上将冯·欣策（von Hintze）取而代之。本可能实现的和平就这样陷入了困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英国代表了。在战争期间，各方在和平倡议方面花费了许多笔墨，但屈尔曼的方案是德国提出的唯一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案。威尔逊总统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计划，即本质上是关于民族自决的“十四点计划[89]”。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德国人本来可能会接受这些计划，并随之可能会在细节上对它们进行修改。但现在，他们反倒要继续前进争取彻底的胜利。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人非常有希望获得彻底的胜利。近来的几次战役——里加、康布雷和卡波雷托——显示出德军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战场上恢复机动性的手段。德国将军们的职业天赋都无与伦比，比如这些战役的设计师冯·贝洛、冯·德·马尔维茨和冯·胡蒂尔，都是如此。除此之外，西线的德军现在有了兵力上的优势。在过去几年，德军在西线有147个师，协约国则有178个师。而如今，由于俄国的崩溃，德军至少在开始阶段拥有191个师，其中有军官13.7万名，士兵350万人和能够维持武器处于机动状态的马匹。换言之，德军的优势能够集中在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并取得毁灭性的攻击效果（像在卡波雷托战役取得的胜利那样）。为此，德军筹划了一系列有代号的军事行动，第一个代号的名字是大天使“米迦勒”。部分德军防线所起的代号则都取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比如，“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洪丁–布伦希尔德（Hunding-Brünnhild）”。

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你在进攻两支敌军，那么你要进攻两支部队的接合处。每支部队都会照顾自身，也许还会从不同方向后撤。保护巴黎的法军和保护英吉利海峡的英军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借此逃回英国。早在1914年，就险些发生这样的撤退。现在，英军和法军刚好在圣康坦附近老的索姆河战场的北面联合作战。英军第五集团军驻守在那里到阿拉斯之间的防线上，指挥官高夫将军是一位屡遭霉运的英勇之士。英军大约50个师中只有9个师的官兵没有经历过帕斯尚尔战役的悲惨遭遇，部队的士气并不高昂。军官们注意到士兵不再演唱他们早些时候创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了。“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这句歌词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英军士兵的低沉精神状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玩偶和权力争夺的炮灰。

此外，英军方面不如德军那样充分理解这次战争中新的作战方法。尤其是奥托·冯·贝洛将军熟知如何把步兵和炮兵结合起来，就像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那样。现在，他已被调到法国北部来发动鲁登道夫攻势。但是，如果说进攻战术现在已有巨大改进，那么防御战术也是一样。新的防御作战手段就是“纵深防御”，帕斯尚尔战役就是它的典范。由于各种原因，高夫将军和他的参谋没能理解纵深防御的道理，他们没有所需的兵力。他们认为一道强大的防线本身就是足够有效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士兵能够在火力掩护下完成复杂的调动。他们低估了德国人（他们以为帕斯尚尔战役已使德军丢魂落魄）。但主要还是英国人认为万事最终都会好起来。高夫将军的几个营中近90%的兵力都部署在前线3 000码的范围内，这离敌人的大炮实在太近。而且，英军还存在一系列更深层的弱点——在1917年，英军遭受了80万人的伤亡，兵力又一次降到了100万以下。在帕斯尚尔战役之后，士兵都不再相信参谋人员。总共8个师的预备队都部署在北部佛兰德斯地区。美军开始抵达欧洲战场，但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而且已准备好战斗的也只有1个师而已。最后，黑格将军被一群行动迟缓的年轻军官包围着，他们阿谀奉承，帮他递外套，他就像卡波雷托战役前的卡多尔纳将军一样，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迹象。如果德军发起攻击，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比黑格将军自己指挥的英军表现得更好呢？以上这些都是答案。

鲁登道夫偷偷地上演了军事集结的奇迹。他把70万人调到西线，即76个师对协约国的26个师（30万人）；他还调集了西线全部大炮的3/4——6 600门——这使得德军在大炮方面具有了3∶1的优势。新式武器将交付使用，这包括可由一个或两个士兵携带的轻机枪和能够用步枪发射而无须用手投掷的手榴弹，步兵的战术因此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德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的军士——中士和下士（希特勒就是一名下士，他因战斗勇敢而获得过两枚铁十字勋章）。这些人不是军官，但却知道如何指挥小分队作战。而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你必须安排一位军官（甚至现在在俄国的军队中，军官们还管理着电话）。在比利时，德军有一所特殊学校，训练步兵不断地隐避、不断地迂回、不断给予彼此火力掩护，并快速前进。这些步兵组成了德军的突击队。他们不需要解决掉敌人的据点，而是要前进去摧毁敌人的通信联络网。其他没有受过类似训练的部队会去抵抗敌军。而且，发起攻击的德军还有其他有利条件。飞机这时已被广泛使用，因此，德军能够拍摄并根据地图确定英军的炮位，不再需要通过大炮校射员进行校射。此时的德军已有2 600架飞机，其中一些还是金属制的单翼机。

英军第五集团军就要面对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但他们还要遭遇最后的霉运，即高夫将军糟糕的命运。3月21日凌晨4时40分，德军的大炮开始炮击。那个早晨，浓雾弥漫，英军的炮手无法看清德军的行动。德军的炮击分7个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9时40分，共发射超过100万发炮弹。他们先是炮击英军的大炮，最后炮击英军的防线，并击中英军2 500门迫击炮。德军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使人不舒服的气体，导致有些守军摘下防毒面具抓痒，这时各种毒气就在他们的搔痒处发威了。结果，英军的后方遭到损害，通信联络受到破坏，和卡佩罗将军在卡波雷托战役中的表现一样，高夫将军也失去了对战局的控制，尽管他北面的宾（Byng）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坚守住了阿拉斯的防御工事，并在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五集团军南侧的拉费尔（La Fère）到圣康坦一线，德军推进得异常迅速——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在50英里宽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了40英里，但有30万人的伤亡，而快速推进的渗透战术意味着其中的1/3成了俘虏。英军则损失了1 300门大炮。

英军后撤返回到老索姆河战场，并一直退到了亚眠。亚眠是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因为有一座从数学角度来看是法国造诣最精湛的大教堂而闻名于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德军能够在这“一战”线取得如此非凡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在西线恢复了机动性，这是自1914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1914年，骑兵还有可能气势恢宏地慢跑涌入空旷的战场，可到了1918年，所有类型的科学技术都恰好出现了巨大进步，而德国在科技领域正独领风骚。

德军的胜利如此之大，以致鲁登道夫自己失去了所有的洞察力和前瞻意识。他忘记了卡波雷托战役的教训，又一次放弃了控制德军的弱点。他忘记了，一支军队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胜利，它都会失去曾有的前进势头。鲁登道夫先是将部队派往左侧的圣康坦–拉费尔一线来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可随后他又认为也许他可以攻占右侧的阿拉斯。但是，部队只能携带轻武器，在老索姆河战场的泥浆中，士兵无法轻易地拖拽那些大炮。德军的攻势刚好止步于距离亚眠铁路枢纽站不远的一条山脊处，他们从那里发动了精心安排又密集的射击，德军最大型的重炮能够打到火车站，但也只是刚刚打到。到此时，这场战争的规律再次证明了打仗是有规律可循的——预备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这次战斗中，英国传统的红色双层伦敦大巴，把英军预备队送到了前线。此外，在自己防线的后方，德军偶然发现了大量英国人曾开设的商店，英国人每日拼命大吃，着实不可思议。

除了地面多山以外，这次德军发起攻势的地方与卡波雷托有两大不同。首先是上文已提及的，无论保时捷先生在工程方面的天赋多么出众，在老索姆河战场上，德军士兵都不可能轻易地在令人绝望的泥坑中拖拽大炮：个中原因，除了汽油短缺之外，橡胶轮胎也几近告罄，在这种情况下，卡车用上了木制或铁制车轮，这些车辆把道路搅拌成了烂泥。德军军官像卡多尔纳一样，愚蠢地纠结于错误，荒谬地指责其他所有人，这一方式没能在英军中发挥作用。英军步兵的指挥官黑格将军终于能够很好地服务部队了，他现在能够履行他以前本该履行的职责，并接受了负责预备队的一位法军指挥官的领导。3月26日，在杜朗，黑格将军接受了福熙将军的指挥。与其他许多将军不同，福熙将军能够不断学习而不只是自我重复。实际上，自从参加马恩河战役的那些岁月以来，他已经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而且，他还具有一种能使各方信任他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控制着预备队，并因此能够机敏且强制性执行他制定的战略部署。这样，借助伦敦大巴、卡车和火车，法军12个师和一些英军预备队从佛兰德斯地区赶到了亚眠防线。前线上的协约国部队没有出现混乱无序、四散撤退的局面（而在1915年的戈尔利采战役和卡波雷托战役中都发生过那种情况）。到4月4日，德军的攻势被迫停止。

但鲁登道夫的主要想法是把英军清除出佛兰德斯地区，占领英吉利海峡的各个港口，并像《布列斯特和约》暗示的那样把英军赶出欧洲大陆。德军的三月攻势（也就是鲁登道夫攻势）诱使英军56个师中的48个师与40个师一起参战，现在，黑格将军手中只剩一个预备师。在伊普尔，英军的阵地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德军能够从3面对它进行射击，而且，占领帕斯尚尔反倒使他们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因为该山脊的一部分正好位于伊普尔突出部的顶端。德国的火车再次启动，把数千门大炮转运到伊普尔，德军的飞机则能够确定英军的炮位，因此，德军的大炮在事先无须提供任何标示的情况下，根据地图资料就能炮击实际存在于地面上的目标。至少英军士兵已经意识到应该放弃在帕斯尚尔的突出部，但是即便如此，出于声誉和宣传的原因，指挥部禁止士兵们弃守该阵地，他们还得紧张和疲弱地固守在这里。4月9日，两支德军再次采用3月21日时使用的手段发起进攻，天气也非常有利，他们运气不错。在南侧，德军对葡萄牙的两个师展开了攻击。和意大利军人一样，葡萄牙军人为了学会走路甚或是像孩子那样的蹒跚走步，也被迫奔跑起来。因此，他们被当作炮灰，这样英国才会支持葡萄牙帝国维持它在非洲的地位。也因为如此，葡萄牙士兵根本没有热情，很快就被德军打败。

在伊普尔突出部，由于整个防御工事都伸入到德军控制的区域之中，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组织纵深防御。4月12日，德军不仅夺回了梅西讷岭，而且随后继续攻占了与它相连且是四周最高点的凯默尔山地，这是德军取得的又一次著名胜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军则面临着崩溃的威胁。黑格将军的反应是——告诉士兵真相，我们已“身陷绝境”。从此以后，他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品性（尤其是学习的能力）。不过，鲁登道夫倒是帮了他的忙，胜利已冲昏这位德军指挥官的头脑。他重复了他在3月21日犯过的错误，而且不停地犯这一错误。德军随即就遭遇了由大巴和火车调运来的预备队——这一次是法军的12个师。阿兹布鲁克和贝蒂讷之间的铁路线仍在英军的控制之下，德军只能步行抵达已遭毁坏的乡村，并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下对利斯河（这次战役就是以这条河流命名）那片当时是沼泽的地域发起进攻。协约国方面损失了15万人，德军损失11万人（另要加上三月攻势中伤亡的25万人）。重要的是，协约国方面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损失，而德军却无法承受。

利斯河战役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间歇。德国的最后一个征兵年开始得较早，当时学生们已结束期末考试。从俄国返回的一些战俘也重新参军，德国政府还说服奥匈帝国派来了一些士兵（他们到达梅斯时都没穿战靴）。这样，德军再次满员。而且，根据兴登堡计划，德国仍在大规模生产军需品，尽管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迹象。鲁登道夫的想法仍然是夺取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打乱英美军队抵达欧洲战场的步伐，但他必须减少自利斯河战役以来就集结在这个地区的预备队。于是，他选择攻击位于巴黎东北部埃纳河岸上贵妇小径的法军防线，这一次他又非常幸运。驻守此地的法军指挥官是一位名叫迪谢纳（Duchêne）的将军，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学习能力的人。他把士兵部署在最容易遭到炮击的前沿阵地。与此同时，另有撤退至此的英军5个师，由于在德军的三月攻势中经历了非常糟糕的时刻而需要休整，他们还以为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而在所有掩盖德军行动的噪声中，埃纳河里的蛙鸣作用最大，这些小动物差不多被彻底吓呆了，大叫不已。5月27日，天气如往常一样非常不错，德军动用5 300门大炮对英法军队的1 400门大炮发起攻击，4个小时内共发射200万发炮弹。

当时，德军第七集团军在汉斯·冯·伯恩将军（Hans von Böhn）的指挥下，上演了一场几乎是奇迹的推进。他们登上了几乎垂直的山脊，跨过了埃纳河，并毫发无损地占领了河上的桥梁，甚至奋力跨越了河对岸的沼泽地。最终，这支德军抵达了马恩河，他们在此动用重型大炮之王“大贝尔塔（Big Bertha）”（以军火制造商克虏伯的妻子命名），向40英里之外的巴黎发射炮弹。

可是，鲁登道夫随后再次犯下他在3月21日和4月9日的错误，他真是一错再错。携带轻武器的德军马上就得与携带重武器的协约国预备队展开较量，火车已把法军30个预备师运到了前线。此时，美军也赶来参战，在蒂耶里堡和贝洛森林，他们获得了第一次参加欧洲本土作战的经验，并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6月2日，据守马恩河的法美联军共27个师进行反击。6月9日，德军则在位于此次战场北面毗邻的英军老索姆河防线的蒙迪迪耶发起进攻，但遭到了失败。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预兆。首先，鲁登道夫攻势使德军建立起了3个十分庞大的突出部，德军的战线延伸到了空旷地带，其中一些只是草草建成，非常容易受到攻击；其次，德军要与敌军直接交战的防线从390公里扩大到510公里；最后，曾受到全面胜利鼓舞的德军，必然会因为协约国没有崩溃而感到沮丧不已。更重要的是，每月有20万美军抵达欧洲战场——协约国的宣传机器充分报道了这个事实。

鲁登道夫的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建起的巨大突出部，最易遭受攻击，它的边界分别在西北面苏瓦松和东北面的兰斯。7月15日，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在这一区域展开。德皇亲自督战，因此这次战役被广泛宣传成一场帝皇之战，甚至是一场“和平攻势”。德军集结52个师，采用平常的压倒性炮击战术。不过，现在的协约国已经预估到会出现的情况（法国的情报部门运作的非常出色。在卢森堡的德文报纸中，法国情报人员使用一些广告来传递德军铁路运行的详细信息）。他们也熟悉了应对鲁登道夫攻击手段的有效方法在于反炮兵射击，就是掩蔽己方炮位，一旦确定敌方炮位，立刻就对正在炮击的敌方大炮开火。而且，在兰斯东面的纵深防御，也意味着德军在到达法军主阵地前，就已经精疲力竭。贝当将军动用预备队，德军则在7月17日停止了进攻。

现在，协约国军队的还击开始了。他们从维莱科特雷（大仲马的出生地）森林地带对马恩河突出部的另一侧发起反击。法军已研制出了一种轻型、移动迅速的坦克。位于英军右侧的德伯尼和位于他右侧的曼金两位将军已开始试用将在1940年变得闻名遐迩的闪电战——坦克、快速移动的步兵和低空飞翔的飞机把德军的炮手打得抬不起头来。雷诺公司生产的300辆坦克和18个师——其中有美军两个师——完全出人意料地攻入了一片空旷的麦田中，并向前推进了5英里。由于在马恩河突出部的全部德军面临着被切断后路的威胁，因此，鲁登道夫决定军队从突出部后撤到贵妇小径。到8月4日，法军俘获了3万名战俘并缴获了600门大炮。福熙将军随后命令军队停止进攻，不再动用轻武器炮击预备队。他发现了赢得这次战争的方法——就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暂停进攻，而攻击其他地方，使敌人的预备队处于移动之中。移动，他们确实在不停地移动——乘坐火车的缓慢行军、停止战斗、撤销原来的命令或继续战斗，炎热天气里发生的所有这一切，都使部队士气低落。

现在，德军的预备队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实际上，在战争的最后3个月里，整个德军1/3的部队都把时间浪费在行动缓慢的火车里。为在佛兰德斯地区发起巨大攻势，鲁登道夫已做好各种准备，但现在他不得不一再推迟这项计划。他的防御顾问洛斯伯格希望德军后撤，甚至撤到默兹河和安特卫普，鲁登道夫拒绝了他的意见。在贵妇小径，法军保持着对德军一定的压力，而接下来协约国的主要联合行动是英军于8月8日在亚眠发动的进攻。这是一项有目标的计划，只要迫使德军退出亚眠火车站周边地区之外就可以了，很显然，英军切实研究过法军在7月18日的典范性胜利。英军方面的罗林森、澳大利亚军团的莫纳什和加拿大军团的柯里等几位将军，都是非常讲求实际的人物，他们得以劝服黑格将军当机会来临时，进攻不要超过几天时间。协约国军队已经确立了空中优势。而且，现在所有类型的武器都非常充足，尤其是快速移动的步兵所携带的刘易斯式轻机枪。此外，来回低飞的飞机能够掩盖住成排行进的坦克发出的噪声，根本无须预先炮击，清晨的雾气掩蔽了最初的攻势。再者，新的马克5型坦克和快速轻型坦克要比早期的坦克更快和更可靠。最后，协约国研制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能够在德军后方设置气幕和烈性炸药，从而瓦解了任何可能的反击。结果，协约国军队在8月8日取得了一场大胜，在几乎没有设防的阵地中，毫无准备、惊慌失措的德军束手被擒，有一个旅的参谋甚至是在用早餐时就成为俘虏。在这次战斗的第一天，德军有12 000人成为俘虏，被夺去的大炮有400门。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结束之时，几乎有5万德军成为俘虏。

一般来说，打败任何一支军队都要经历一个神秘的过程——它的关键点往往出现在士兵放弃希望之时。就俄军的情况而言，这个关键点出现在1916年9月勃鲁西洛夫攻势行将结束和沙皇近卫军在科韦利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城前的沼泽地中遭受无休止的血腥失败上。7月18日，在维莱科特雷的反击正在进行时，德军的士气开始崩溃。在比利时斯帕市的德军总部，德皇礼貌地询问鲁登道夫出了什么问题，鲁登道夫说道，只是士兵们不再战斗，有数千人投降而已。另一个预示德军士气低落的征兆是报告生病的士兵人数越来越多。非常奇怪的是，如果能够得到精心的领导，士兵一般不会生病——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法国的那位海军上将维尔纳夫不得不把1 000名生病的士兵留在西印度群岛，而恰恰在同一地域，英国的海军上将纳尔逊爵士却没有把一兵一卒丢弃在那里。

鲁登道夫甚至写了一封指责德皇的信件，他自己（和卡多尔纳一样）认为德国在听任政治左派传播失败主义。但是在亚眠战役之后，是鲁登道夫自己的神经开始崩溃了。他开始摔瓶子、找碴儿、和下属甚至与老迈无用的兴登堡争吵。兴登堡可是一直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位总司令非常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甚至在三月攻势开始前，他还写信给他的妻子，大意是总参谋部非常繁忙，但他手头上有充裕的时间，能否寄给他各种德国经典名著，他要再读一遍。此时的鲁登道夫声称，他只能指挥一场防御行动。看来福熙将军证明了他自己的正确。他让德军一直处在压力之下，并在一份携带方便的备忘录中论证了获胜的关键在于取得最初的胜利，然后暂停进攻。

8月17日在阿拉斯、21日在索姆河区域的巴波姆、26日在庞大的齐格弗里德防线突出部——被称作德罗库尔–凯昂隘口、28日在圣康坦、9月4日在凯默尔山地等战斗中，英军都冲锋在前，发挥了领导作用。与此同时，法军重新占领了德军在5月27日获胜后建起的整个突出部。9月12日，美军开始参加战斗，50万士兵、1 500架飞机和轻型坦克在付出巨大努力后，肃清了凡尔登东南方向圣米耶勒突出部上的德军（尽管德军及时设法撤出了它的大部分兵力）。随后美军还坚守过伊普尔突出部，但历时不长。快到9月末的时候，美军的行动表明，他们没有从当时犯了许多错误且执迷不悟的英军那里学东西。在凡尔登北面的阿尔贡，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这里遍布河流和沟壑，根本不可能在这一地带使用坦克。美军15个师（是常规师兵力的两倍）和法军22个师在阿尔贡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他们拥有8∶1的人员优势。但是，法美联军的后勤供给出现了问题。而且美军的指挥官们顽固地无视1917年的战术教训，继续使用那些过时的手段，把大量的训练时间花费在步枪射击上，而这种方法本身在当时几乎已经被淘汰了。接下来他们又误入了一个德军已经有所准备的阵地，克里姆希尔德防线之中，并被困在那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好处就是德军的预备队（36个师）也不得不集结在那里。

这种情况促使英军谋划了一个几乎可算得上是经典之战的战役，并随之摧毁了齐格弗里德防线（英国人称之为“兴登堡防线”）。9月27日，英军动用强大兵力对康布雷前面的9英里长的防线发起进攻。德军的防御阵地有3公里纵深，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圣康坦运河流经其中。这条运河有5英尺高的斜坡，向下是6英尺深浑浊的水流。在这个阵地上，坦克能够通行的唯一道路，似乎就只有圣康坦运河经过的一个大型隧道，但它被厚重的铁丝网覆盖着，坦克会被堵塞在那里。不过，英军的大规模炮击超过了8小时，仅仅是野战炮每分钟就会发射126发炮弹落在500码的战壕上，再加上准备十分充分的重型大炮的反炮兵射击，德军的重型大炮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德军的防御部队已被打得晕头转向。好运也随之而来，英军竟然得到了德军防御阵地的草图。另一个好运接踵而至，运河上浓雾弥漫，这使得一个师能够跨过运河，并登上对岸，并随即在齐格弗里德防线上撕开一条3英里宽的口子。这一军事行动中的壮举使得澳大利亚军队和加拿大军队能够在两侧向前推进。到10月5日，英军挺进到开阔且无防御的地带，黑格将军又一次提出停止前进。不过，德军却在持续撤退，11月初，他们把防线部署在与布鲁塞尔和那慕尔还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在另一条战线上，美军终于在10月中旬突破了克里姆希尔德防线，并能够由此威胁德军在梅斯的大型铁路运输基地。

事态已经非常明显，德国将要战败。从3月到7月，已经损失了超过100万士兵。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75万名士兵伤亡，其中有一半成了战俘。此外，随着工厂工人劳累过度，德国在战争时期的经济也出现了危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抱怨，柏林北部和东部的工人阶级缺少4 000列铁路货车用于运输关乎生命的马铃薯。正像1945年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个国家毫无疑问能够继续战斗下去直至1919年，但结局已是一清二楚。9月28日，鲁登道夫的神经彻底崩溃，他对每个人咆哮，最后甚至对德皇发火——必须停止战争。他告诉他的参谋人员，“军人已无信心，无法再相信他们”。当然，德军能够在莱茵河畔进行抵抗，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德国的盟友现在都退出了同盟国集团。这些国家一直在密切关注西线的战争，随着鲁登道夫巨大的攻势招致失败，它们期望能够保全一些东西以免遭到彻底毁灭。

萨洛尼卡曾被德国人轻蔑地称作最大的战俘集中营。9月15日，该地的协约国部队最终终结了同盟国军队对它的控制，并向前推进，保加利亚的军队随之崩溃。无论如何，德国人都没有像保加利亚人所期望的那样奖赏他们——建立往昔岁月（很久以前）中存在过的什么南巴尔干帝国。9月28日，保加利亚人请求停战，并断绝了它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不过，不管怎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德国干预高加索也感到气愤。一些人在考虑他们是否可以放弃德国人并把阿拉伯人让给英国人来统治。作为交换，在英国的支持下，土耳其把统治力量集中在高加索地区及其石油资源上面。恩维尔·帕夏正在全面彻底考虑替代奥斯曼帝国的方案——一个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一个将接管突厥人的中亚土耳其。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搭乘德军的一艘潜艇离开敖德萨，开始了他们的行程，分别前往阿富汗、高加索地区、柏林和莫斯科来落实这个方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撤出叙利亚，并与协约国在10月30日达成了停战协议。奥匈帝国随后也退出了同盟国集团。在此之前，奥匈政府口头上表示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皇帝还任命完全相信“十四点计划”的拉马克教授（他最后在流亡期间成为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出任首相。但这也意味着哈布斯堡帝国的终结。匈牙利宣布独立，代表其他各个非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委员会也宣布独立。非常奇怪的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竟然抢先站队期望加入德国。当时甚至发生了德军对奥地利的短暂入侵。意大利人利用这种混乱状况，乘机抓捕成百上千名未加抵抗的奥军士兵，并将这一事件称为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

德国手中仍握有一些底牌。确实，它的军队已今不如昔，但它的一些关键力量仍令人畏惧。德国控制着俄国和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冬天就要来临。在协约国方面，莱茵河是一大天然障碍。而战争导致的疲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此外，各国内部还存在着潜在的分歧——拥有庞大帝国的英国人，会对包括殖民地解放条款的“十四点计划”感到满意吗？毕竟，《布列斯特和约》已经造成了沙俄帝国境内非俄罗斯民族的自决。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美国有可能呼吁德国作为最重要的反共产主义国家，而德国可以因此维持运转。此时，鲁登道夫有了一位傀儡外交部部长。在9月末保加利亚停战之后，鲁登道夫曾草率地起草了一份计划，他甚至没向宰相透露。威尔逊总统可能会受到欢迎，这意味着要正式地使德国以更为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德国左派倒是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使自身成为有用的道具。可是鲁登道夫和其他许多民族主义者已在指责这种方式造成兵民士气下滑、经济混乱，高工资还导致了通货膨胀。9月30日，德皇任命一位思想开明的南德人士巴登亲王马克思出任新宰相，他的内阁包括了一些中左派政党的代表。马克思亲王充分地意识到，如果他请求停战，恰恰有可能会无可挽回地瓦解人民的士气，人们会觉得木已成舟，没什么好说的，于是可能会出现突然的崩溃，从而不会给和谈留有任何余地。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他无疑是正确的。德皇在写给马克思亲王的一封公开信中，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并指出，“任命您为宰相，不是为了给最高统帅部制造麻烦”。这是德皇最后一次为德国历史做出他的灾难性“贡献”。鲁登道夫在真正切实地拯救他自己的声誉——劝告其他人努力结束这场战争，但当他看到德皇的公开信后随即改变了主意，并说这不是他的错。

在电影《多可爱的战争》片尾处，有一个极具创意的画面，战争墓地在整个银幕上铺开，红丝带缠绕着一座座坟墓，随风飘舞。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国的政府官员和统帅部的军官们郑重地商讨着停战的所有细节问题。与此同时，士兵们则在继续战斗，成百上千地战死。德皇的公开信给协约国方面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它们不得不嘴上说着民主和民族自决的话语，实际上却都决意复仇、建立帝国并要使战败国付出代价。甚至比利时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斯海尔德河入海口。尽管英国人的谈判技巧最终占了上风，但要取得一致的反应、把贪婪和虔诚结合在一起，还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德国人的反应和行动要更加笨拙不堪。中左派的领导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菲利普·沙伊德曼都非常现实，想要采用“十四点计划”，但德国的将军们只是在10月5日大致看了一遍，外交官则以为这些计划可能是有用的谈判要点，但没有更大的价值。于是，外交照会在德美之间来回互换——威尔逊总统在8日、柏林方面在12日、威尔逊总统在14日、柏林方面在20日，其后在月底还进行了另一轮照会交换。如果德国人更现实一些的话，也许就能够拯救一些事物。但他们心存幻想，执迷不悟，尤其是在10月12日他们愚蠢地犯下大错，竟然击沉了英国伦斯特号（Leinster）客轮，造成450人溺死，其中包括130名妇女和儿童。此外，撤退的德军在经过佛兰德斯地区的过程中，向井中投毒并砍死果树。威尔逊总统开始时的提议宽宏大量，充满了高尚的情调，这曾令他的盟国惊骇不已。但现在，他提高了要求——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拥有真正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潜艇战必须停止。马克思亲王接受了这些要求。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鲁登道夫却彻底改变了他原初的行动方针，并开始编造一个非常危险的传说——德国没有真正输掉战争。他来到柏林，根本没有去聆听德皇的个人意见，就宣布德国能够继续战斗。10月26日，他废止了由他自己任命的外交部官员所宣布的停战条款，并与遭他羞辱的德皇一起划船小游。对于马克思亲王和他那些好心好意的左派同僚们，他则挖苦道，“这些人可以吃上几口他们为我们军人熬煮好的汤食”。政府官员的命运确实如此。军队领导人的声望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战后的一个关键时刻，鲁登道夫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把希特勒带入政坛^1。10年后的1933年，身为总统、年高昏聩的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与此同时，尽管德军的士气处于崩溃之中，但最后的危机之所以突然发生，却是由另外一次绝望的行动引发的。德国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努力，而就在人们对于这一情况进行着奇怪争论的过程中，德国海军司令部决定采取最后一次疯狂行动。海军总参谋长冯·莱韦措上校已经预见到德国所有大型战舰都有可能会被协约国扣留，不可能留下来用于最终重建帝国海军。他认为较好的解决办法是“沉船海底，获不朽声名”。海军司令部于10月27日下达命令，公海舰队向着泰晤士河入海口这一大致方向上起航作战。8万名水兵和锅炉工对于要葬身海底毫无热情。他们先在基尔港，随后在吕贝克和威廉港发动兵变。起义很快蔓延到科隆和慕尼黑，有位演员甚至接管了慕尼黑的政权。当时的德国出现了俄国1917年时的氛围，也建立了工兵代表委员会。在马克思亲王领导下已经接管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如果要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就必须采取有效行动。必须立刻毫不拖延地停止战争，德皇必须退位。将军们把这一情况原原本本地禀告给了德皇，11月9日，德皇退位（并逃到了荷兰）。与此同时，共和国在柏林宣布成立。无论如何，德国处于混乱之中，立即停战的时机已经来到。德国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位于贡比涅森林中福熙将军的总部，炮击于11月11日上午11时终止。停战条款非常严厉——德国不许再战，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德国没有被占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但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了。

说明：

1 在1923年，他与希特勒一起试图在慕尼黑发动政变，他使得希特勒成为了受人们尊重的人物。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在有人指出他所写东西的本质之前，人们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唯一一位公开反对者（鲁登道夫觉得第三帝国在反对天主教方面做得还不够）。他于1938年病逝，第三帝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在葬礼上，悼念者带着古怪的钢盔，并都发出了奇怪的呜咽声。

[87]　他是激发瓦格纳创作《威森东克之歌》的那位女士的孙子。威森东克女士（1828~1902），德国文学家，瓦格纳的情人。瓦格纳采用她的五首诗作，谱写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套5首独唱声乐。——译者注

[88]　尼尔·弗格森 （1964~ ），英国籍苏格兰人，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史研究权威。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译者注

[89]　指1918年1月8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的关于世界和平的计划。具体内容包括：（1）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2）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4）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5）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行列；（7）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9）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予以恢复；（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后来有人把追求民主、宣扬道义、防止战争、倡导和平、民族自决和美国的世界责任的人们称为威尔逊主义者。——译者注

返乡的德军正步前进通过柏林

第七章

结局

1918年11月中旬，威尔逊总统怀着极大的热情，亲自来到欧洲。他代表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其中的进步和自由将能够重启1914年停止的前进步伐。多个和平条约被分门别类，并在巴黎地区的不同宫殿中签署。在签约过程中，协约国内部的讨价还价要远多于它们与战败国之间的争论，战败国只是被告知在正式文件上签字而已。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协约国与德国签署的条约最为重要，其他条约也随之签署。在威廉·奥尔彭爵士[90]的那幅著名油画中——和平的缔造者们看上去对他们自己的姿态都极为满意。他们在路易十四的镜厅中，个个都长着丝绸般光洁的胡须、目光尖锐炯炯逼人、坐姿高贵面孔严肃，呆板的样子都有点儿永生的感觉。在旁观看的一位印度土邦王公和一位日本男爵成了和平缔造者们国际主义和仁心善举的明证。据说克里孟梭本人曾评论过，他坐在了未来的拿破仑（其实是劳合·乔治）和未来的耶稣·基督（其实是威尔逊）之间。

即使是在当时，这些人也没必要表现得这么自信。在全世界流感已夺去了1 000万染病者的生命；在俄国，直到1920年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之前，内战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协约国分裂中东的企图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英军接管了属于穆斯林的阿拉伯各国及其石油。他们的“阿拉伯通”T·E·劳伦斯满腹狐疑地评论说，土耳其统治伊拉克，动用的是在当地征召的14 000名士兵，而且每年还要处死90人。尽管英军有10万士兵，还有坦克、飞机和毒气，却时时面临着与每个人的战争。土耳其苏丹在英法联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成为俘虏，他被迫签署《色佛尔条约》，这不仅大大减少了苏丹的统治区域，而且使土耳其经历了一次被强制性的再文明过程^1。在被打败的列强中，唯有土耳其人在天才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实现了复兴，并在1922年重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在1923年的洛桑，协约国列强随即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反常的是，土耳其是战后形成的、并自此一直繁盛的唯一创造物。其他的新兴政权都遭到失败，在有些情况下失败来得还非常迅速。奥彭画作中那些被精美修饰的政治家们多数都被他们自己的选民所拒绝，他们开创的东西都出了问题。在1919年，欧洲的几个帝国大幅度扩大它们的统治疆域，可是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这些帝国却不断解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都不复存在了。

表明 《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清单越来越长。它建立了裁定国际问题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开始阶段，国联非常出色地组织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各国间所发生的人口迁移。但随后在面临重大问题时，这个组织就陷入了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中。比如，当“二战”爆发时，国联的反应却是各国应该讨论一下交叉路口的标准化问题。国联把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的努力也遭到了重挫。到1920年，战后的繁荣已有所衰退。到1929年，世界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并随之给全世界带来了政治灾难。1918年到1919年间建立的未来议会制民族国家联盟，基本上不再具有议会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罗斯还有点儿人情味；而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个国家露出了一张畸形的脸庞。

在当时，最糟糕的问题都与德国有关。1919年2月，新的共和派政客们在魏玛召开会议，并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它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想象力的一部民主宪法（它的制定者坚定地要证明真正的威尔逊主义者诚信可靠，以至于规定了没完没了的选举和比例投票制）。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失去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割让给波兰的部分，招致该国民众非常广泛的不满。但真正的问题是资金。德国人因发动战争而遭到正式谴责，并被要求为他们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但法国的真正想法是利用这种手段来阻止德国经济的复兴，前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国则期望能够利用德国的赔款还清它们的战争债务。1921年，协约国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亿金马克，这意味着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德国每年要把从出口中获得资金的1/4移交给协约国各国。这样数量的资金本可以设法从一个被占领国家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在法国和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德国所做的那样。但当时的协约国集团审慎地避免占领德国，他们担心占领可能会造成德国人的动乱。因此，他们期望主张民主的政客们能够与他们合作共事。但是协约国集团的要求过多，胃口太大。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投资进入德国，还可以被用作支付每年的赔偿费用。后来，世界经济出了问题，美国的资金也停止流转。所有德国人或多或少都把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赔款，更为普遍的是归罪于《凡尔赛和约》，这是希特勒手中最强有力的王牌。事实上，议会中不再有一个多数派准备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魏玛民主”在1930年时就已经失败。当时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因“建设性弃权”而与众不同，意思是它既不投票赞成也不投票反对。德国国会就这样维持着内部分裂的状态。在1932年，德国的选举日要比国会开会时间还要多。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按法令进行统治。在1933年，德国多数选民要么支持共产党要么支持纳粹党，结果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他呼吁拥有充分的权力，换言之就是独裁，这需要得到德国国会2/3代表的授权。希特勒得到了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是魏玛共和国[91]的指路明灯，希特勒获得独裁授权，这是放弃战后解决方案的最后注解。到此时，他们（换了一个党名）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减少到了5个。当要对希特勒的提案进行投票时，这几个人之间又发生了分裂。有两位代表投票支持希特勒，两位反对，一位弃权并抗议其他人在分裂该政党。到这个时候，赔偿已被废止，但已经造成了损害，希特勒已经启动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计划。

在所有的危险中，真正的灾难是德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被打败。德国人坚定地认同一个传说，即他们遭到了“背叛”——犹太人、左派分子和头脑愚笨的学究们妨碍了德国赢得战争，阻止了德国建立一个会比天真的美国人能够梦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合理的欧洲。鲁登道夫是这个怪诞传说的主要设计者。当时有一位英国记者，在一个偶然场合用英语问他是否感到德国遭到了背叛，经过翻译人员的解释，他回答说，“是的，德国遭到了背叛”。

在“一战”的最后岁月里，人们在讨论停战条款之时，劳合·乔治已经意识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灾难。他曾发表了一个引发争议的评论：“即使现在实现了和平，20年后的德国人也会像当年迦太基[92]人谈论第一次布匿战争一样。他们会说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果进行更充分的组织和准备，他们就能够在下一次战争中赢得胜利。”2这多少有点儿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论断——德国应该会赢得胜利，只要它不受背叛、不受不合时宜的人道主义的胡说八道和左派叛徒姑息养奸政策的祸害，它就能够获胜。1918年11月10日，希特勒正在养病——因为战场上的毒气曾导致他失明。当他听到有人说爆发革命了，他的反应是：“从我站在我母亲坟前的那一天起，我不曾再流泪悲叹……一切都已是徒劳……难道所发生的一切竟能使一群卑劣的罪犯攫取我的祖国？我越想清晰地理解此时发生的可怕事件，我越是羞愤交集，怒火中烧，与这场可悲的灾难相比，我双目所受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要和犹太人谈任何条件，只能有一个现实和毫不妥协的选择——或此或彼”。通往比“一战”还要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已经铺就成功。

说明：

1 条约中有一条（从未被批准）规定，禁止出售不干净的明信片。

2 引自《劳合·乔治：战争领袖》（Lloyd George: War Leader），从两个角度来说，这是一部最具同情心的论著。但非常不幸的是，作者没能在生前完成关于劳合·乔治人生历程的写作，没能对“一战”获胜后劳合·乔治的计划进行阐述。

[90]　威廉·奥彭爵士（1878~1931），著名肖像画画家。本文所说著名油画是指他的名作《凡尔赛宫签署和平条约》。——译者注

[91]　指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因这一时期的德国宪法在魏玛小城制定，且奉行民主共和原则，故将这一时期德国称为魏玛共和国。——译者注

[92]　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境内。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曾是地中海区域著名的强国，实行贵族寡头政体，先后与希腊各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争霸地中海。迦太基与古罗马共和国之间进行过3次布匿（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战争，以罗马获胜而告终。本文所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之间。——译者注。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下面的这份清单，重提了我自己出版的一部分作品，但主要目的是列出过去几年来学者们创作的大量文献。那些较为老旧的著作，人们可以在这些新作品的参考书目中查找到。只有在罕见、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我才会提及它们（有时会提到它们重印的日期）。这类作品就包括我自己的《东线：1914~1917》（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1975）。很显然，它仍然是关于东线问题的重要作品。俄国人在很早以前就不想再研究有关东线的话题，因此，包括土耳其在内其他所有国家，有关东线的出版物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

最近有3部作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大范围描述和解释，它们极具研究价值，因为它们对早些时候的研究叙事进行了更新，并与近年来的大量记述成果结合了起来。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2004），在“一战”的所有问题上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比如，当时在医药或飞机方面取得的进步。尼尔·弗格森的《战争的悲悯》（The Pity of War，1998）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尽管关注的方向不同于史蒂文森，该书尤其关注战争财政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且，它指出的其他问题，比如士兵们的士气和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战斗，也都具有重要价值。休·斯特拉恩（Hew Strac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第一卷：准备战斗》（The First World War, Vol.I: To Arms）是计划出版的3卷本中的第一卷，作者对军事非常熟悉，还论及了奥斯曼帝国前几个月在战争中付出的努力。我十分感谢这3部重要著作提供的资料和观点。

其他几部较短的描述性著作也需在此介绍一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它自身的优点。罗宾·普赖尔（Robin Prior）和特雷弗·威尔逊（Trevor Wilson）《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在军事技术细节方面，比如对于大炮的使用发生的变化，给了我非常实用的帮助。二人都对A·J·P·泰勒的那本篇幅很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66）不屑一顾，我也一样，但企鹅出版社却在不断重印。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得知，俄罗斯官方关于东线历史的著作最终会在2014年出版。意大利战线已得到充分研究，马里奥·伊斯内什（Mario Isnenghi）和乔吉奥·洛查（Giorgio Rochat）在他们所著的《世界大战：1914~1918》（La Grande Guerra 1914~1918，2004）一书中，有精美的图片和扎实的文献探讨。曼弗雷德·劳赫恩施泰纳（Manfred Rauchensteiner）的《双头鹰之死》（Der Tod des Doppeladlers，1993），则对“一战”中的奥匈帝国进行了研究。关于法国的最新著作是安东尼·克莱顿（Anthony Clayton）的《光辉的道路：1914~1918年的法军》（Paths of Glory: The French Army 1914~1918，2005），不过J·B·迪罗塞勒（J.B.Duroselle）的《法国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La Grande Guerre des Français，1994）也值得一读。关于土耳其战线的情况，爱德华·J·埃里克森（Edward J Erickson）的《受命去死》（Ordered to Die，2000）中有所讨论，人们也可参阅迈克尔·卡弗（Michael Carver）的《土耳其战线》（The Turkish Front，2001）。当然，科芒当特·拉尔谢（Commandant Larcher）的《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场》（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1926）仍然值得一读。关于德国，G·赫希菲尔德（G. Hirschfeld）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2003）一书对重要事件都做了摘要性论述，由于一些文献已不复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他这部百科全书很有实用价值。人们也可参看霍尔格·赫尔维格（Holger Herwig）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德国和奥匈帝国》（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1997）。

上述这些论著是我叙事的基础。不过，现在通过在网上的大量搜索，很容易就能够补充基本的叙述。在谷歌上搜索任何一个名字或主题，一般都会找到值得注意的内容。许多博物馆都有它们自己的网址，在那里搜索，能得到更多信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www.iwm.org.uk）是其中的代表，尤其引人注目。有许多私人博物馆网址也值得搜索浏览，比如www.worldwarI.com，www.grande-guerre.org，或者www.firstworldwar.com。我在其他一些网站中也查找到过许多文献资料，比如www.findagrave.com。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网站，但英国人，至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方面还是遥遥领先的。

与本书各章有关的延伸阅读（和参考资料），读者可以参阅下述作品（也是对前文提到的那些论著的一个补充）。

第一章：

最近出版的一部论著是戴维·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的《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谁发动了1914年的战争？》（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ed the War in 1914，2004），书中还附有一份不错的书单。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992）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而作为对“一战”背景的研究，A·J·P·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1848~1918》（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1954）也同样重要。在泰勒写作此书的时代，人们仍然把1914年7月危机看作是一系列外交危机的结果，并对那些危机（摩洛哥危机等）做了非常出色的论述，不过泰勒倾向于认为1914年7月危机是“体系”而不是柏林政客们阴谋的产物。伊曼纽尔·盖斯（Imanuel Geiss）的《七月危机和战争爆发：1914》（Julikrise und Kriegsausbruch：1914，1963~1964），英文缩减版的名字是《1914年7月》（July 1914，1967）。他确实利用文献把“一战”的爆发描述成德国导演的危机。盖斯从那些没有遭到毁坏的文件中发现了更加确切的证据，阴谋论于是开始浮出水面。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参看安杰拉·蒙鲍尔（Angela Mombau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2002）。盖斯颠覆了俄国的军事动员引发了德国宣战这个有重要影响的神话。人们也可以参阅V· 伯格翰（V.Berghahn）的《1914年的德国和战争的临近》（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1995）。伯格翰教授的优势在于他对海军的特性十分熟悉。

第二章：

对于战争开端这一重要时刻，L·布尔夏特（L.Burchardt）的《和平经济与预防战争》（Friedenswirtschaft und Kriegsvorsorge，1968）和L·J·法勒（L.J.Farrar）的《速战幻梦》（The Short-War Illusion，1973）从不同角度对战争的开端进行了探讨。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World Crisis）（6卷本，1923~1931）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论》（The First World War，1998）都对马恩河战役做了颇具戏剧性的描述。D·E·肖瓦尔特（D.E.Showalter）的《坦能堡战役》（Tannenberg）也值得一读。

第三章：

蒂姆·特拉弗斯（Tim Travers）的《杀戮战场》（The Killing Ground，2003）是研究英军“学习曲线”的一部重要著作。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别了，那所有的一切》对于在法国开始战斗历程的英国“新军”，做了重要描述，他不再心存幻想。与之相比，巴里·韦布（Barry Webb）的《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1990）一书的观点则要更加温顺。另外一位对英军进行过观察的重要人物是E·L·斯皮尔斯（E.L.Spears），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是负责联系法军的军官。马克思·埃格雷蒙特（Max Egremont）在他的《在两面旗帜下》（Under Two Flags，1997）一书中对斯皮尔斯一生做了精彩的记录。关于意大利参战，印德罗·蒙特烈里（Indro Montanelli）的《乔利蒂的意大利》（L’Italia di Giolitti，1975）一书记述精妙，很有可读性，而且带有现代意大利人有时会表现出的那种黑色幽默。关于达达尼尔战役，奈杰尔·斯蒂尔（Nigel Steel）和彼得·哈特（Peter Hart）的《在加利波利的战败》（Defeat at Gallipoli，2002），与蒂姆·特拉弗斯的《加利波利：1915》（Gallipoli 1915，2001），都论述扎实，非常公正。关于亚美尼亚人问题，京特·莱维（Guenter Lewy）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2005）一书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所有著作都黯然失色，不过，弗兰茨·韦菲尔（Franz Werfel）最初写于1932年的《穆萨达的四十天》（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虽说被翻译成英文后毫无文采可言，而且有些随意歪曲历史，但还是一部值得尊重的小说。如果非要争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话，韦菲尔在他小说的扉页上写道：“请不要用这一争论来反对土耳其人”。关于封锁，苏图（G.-H.Soutou）的《财富与生命》（L’Or et le sang，1989）探讨了协约国集团经济战争的掠夺目标。A·奥弗（A.Off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农民的解释》（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1989），从一个有趣和有独创性的角度对战争的目的进行了阐述。格尔德·哈达克（Gerd Hardach）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77）作为研究经济史的系列著作的一部分，仍然对“一战”经济目标这个庞大主题进行了最广泛的论述（当然，在各国财政方面，前文引用过的尼尔·弗格森的著作最出色）。

第四章：

关于凡尔登战役，阿里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的《荣耀的代价》（The Price of Glory，1978）是一部经典之作。霍尔格·阿夫勒巴赫（Holger Afflerbach）的《法金汉》（Falkenhayn，1996）纠正了传奇故事中的许多错误。关于索姆河战役，最新的一部著作是彼得·哈特的《索姆河战役》（The Somme，2005）。学者们对英军的战略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论。约翰·特莱因（John Terraine）在1963年出版了一部赞美英雄却不受欢迎的著作——《黑格，有教养的战士》（Haig, the Educated Soldier）。当时正值《多可爱的战争》在伦敦和巴黎上演，它是根据士兵们创作的歌曲改编的音乐剧，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就算是这部电影的舞台演出版本都接近于天才之作。尽管如此，考虑到黑格将军面临的巨大困难，特莱因的辩解中可能还是有一些最值得称道的内容。林恩·麦克唐纳（Lyn Macdonald）做了一件令人感叹的工作，她收集了“一战”每一年里，士兵们在战壕里的生活故事。她的《索姆河战役》（Somme）一书于1993年出版。关于日德兰海战，阿瑟·马德（Arthur Marder）的《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费舍尔时代的皇家海军》（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5卷本，1961~1970年），是一套付出了心血的力作，已得到广泛公认。

第五章：

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在他的《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一书中对同盟国和平倡议的背景做过阐述，该书后被译成英文，书名变为《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1967）。关于美国参战，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1966）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她是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摩根索先生的女儿）。G·佩德隆西尼（G.Pedroncini）在《1917年的兵变》（Les Mutineries de 1917，1967）一书中描述了1917年春天法军的遭遇的灾难。普赖尔和威尔逊（Prior and Wilson）的《帕斯尚尔：一个未被讲述过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1996）典型地描述了发生在西线的一次战役。利昂·沃尔夫（Leon Wolff）的《在佛兰德斯的战场》（In Flanders Fields，1958）言语犀利，叙事令人震惊。在我十几岁时，有一个圣诞节，我阅读过此书（和罗伯特·格拉夫斯的作品一起读的），自此再也没有忘记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关于意大利人遭遇的灾难，也有大量的文献，两位英国登山家约翰·威尔克斯和艾琳·威尔克斯（John and Eileen Wilks），他们对地形和水源地都同样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并凭此创作了《隆美尔和卡波雷托战役》（Rommel and Caporetto，2001）。马里奥·伊斯内什的《卡波雷托战役的失败者》（I Vinti di Caporetto，1967）探讨了有关士兵士气的问题，他的《世界大战》（前文已提及）一书中有十分全面的书目索引。海因茨·冯·利歇姆（Heinz von Lichem）的《高山牧场上的战争》（Krieg in den Alpen，1993），虽然内容有些松散和浪漫，但对山脉地形却非常熟悉。关于1917年的俄国，我们有两本结论十分不同但内容都极为全面的论著。一本是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9），另一本是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997）。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在他的《列宁传》（Lenin，两卷本，1991）一书中出色地阐释了列宁是如何实现他的本能判断的。奥列格·艾拉佩托夫（Oleg Airapetov）的《沙皇帝国的最后战争》（Poslednyaya Voyna Imperatorskoy Rossii，2002）和《将军、自由派和工业家》（Generaly, Liberaly i Predprinimately，2003），充分代表了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水平，这两部书都深入探讨了十月革命前俄国高层内部的分裂。

第六章：

惠勒·贝内特（J.L.Wheeler Bennett）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遗忘的和平》（Brest-Litovsk: The Forgotten Peace，1938）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最值得阅读的著作，不过，鲍姆加特（W.Baumgart）的《1918年德国的东方政治》（Deutsche Ostpolitik 1918，1966）一书包括了许多有关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区的重要翔实的资料。马丁·米德尔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的《德皇之战》（The Kaiser’s Battle，1978）和蒂姆·特拉弗斯的《战争是如何赢得的》（How the War was Won，1992）都对鲁登道夫攻势进行了分析。关于战争经济的衰退，人们可参看费尔德曼（G.D.Feldman）的《1914~1918年德国的军队、工业和劳动力》（Army, Industry and Labour in Germany 1914~1918，1966）。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e）的《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德国与和平的缔造：1918~1919》（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1918~1919，1985），对战争结局进行了论述。贝尔纳·米歇尔（Bernard Michel）的《奥匈帝国的崩溃》（La Chute de l’Empire austro-hongrois，1991），以引人入胜的细节详细描述了中欧的解体过程。

第七章：

在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我参阅的著作有：斯坦福·J·肖（Stanford J. Shaw）的《从帝国到共和国：1918~1923年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1918~1923，2000）。迈克尔·卢爱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的《爱奥尼亚的幻梦》（Ionian Vision，1999），这是一部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两方都十分公允的著作。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的《1919年的巴黎》（Paris 1919，2003）极为出色地概述了和平缔造的过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凯恩斯：遭到背叛的希望》（J.M. Keynes: Hopes Betrayed，1998）是记述那一代人智识和道德氛围的杰作。关于中东地区，戴维·弗洛姆金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2005）理所当然是一部畅销书，但还有两部时间上稍早的著作更值得关注，一部是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犹太复国主义史》（A History of Zionism，2003），另一部是艾利·凯多里（Elie Kedourie）的《英国与中东：奥斯曼帝国的消亡》（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关于德国的结局，塞缪尔·霍尔珀林（Samuel Halperin）的《德国试验了民主》（Germany Tried Democracy，1965），是一位新闻记者对当时德国广闻博见的记述，不过，这本书应该与温克勒（H.A.Winkler）的《魏玛：1918~1933》（Weimar 1918~1933，1999）一起来读。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灾难，泰勒的（A.L.P.Taylo）《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63》一书的前100多页和后面的“再思考”，总结了宏愿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非常有趣的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于1939年写作的《三十年代》（The Thirties）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最后须列举的作品是一些小说。1914年的一代人都非常善于写作，精通文学，他们创作出了比1939年的一代人更多更好的作品。在我自己的清单中，我最推崇的小说包括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茫茫黑夜漫游》（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弗雷斯特（C.S.Forrneste）的《将军》，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鸟鸣》（Birdsong），还有路易·德·贝尔尼埃（Louis de Bernieres）的《无翅的小鸟》（Birds Without Wings）。对于所有这些作品，我都爱不释手，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口气读完，这可能是我对它们最好的赞誉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 （英）斯通著；美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World War Two: A Short History

ISBN 978–7–5086–4994–8

I. ①二… II. ①斯… ②美…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通俗读物IV. ①K1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1606号

World War Two: A Short History

Copyright © Norman Stone 2013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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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著者：[英]诺曼·斯通

译者：美同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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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简史

——黑暗时代

[英] 诺曼·斯通 著

美同 译

中信出版社

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

目录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前言

第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

第二章 德军突进

第三章 巴巴罗萨

第四章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第五章 苏联反击

第六章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八章 西线与东线

第九章 结局

战后

致谢

参考书目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作者和读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要严格一致地使用那些频繁改换的地名。我往往倾向于使用那些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在当地目前不再使用的地名。要在这些事物上都做到正确无误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将阅读方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前言

1914年的欧洲看上去非常壮观，当时，各国的首都都修建了巨大的辉煌建筑，显示出胜利的意味。比如伦敦的莫尔大街，占据世界土地四分之一的大帝国的中心就在这里；比如维也纳新建的霍夫堡皇宫，那里的民众想必已经把它当作了一件展品，而整个城市就是博物馆本身；比如布达佩斯的千年纪念碑，用以庆祝匈牙利人进入中欧1 000年；再如罗马用来纪念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多层蛋糕样子的巨型宫殿；还有巴黎，尽管巴黎已经拥有了拿破仑一世的建筑，而它此时的胜利荣耀则主要体现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如果你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你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为宇宙的主宰。即便不是在上面这些著名的首都，在别处，人们也修建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建筑来彰显胜利，比如统治着刚果的布鲁塞尔。不过，在这些建筑当中，最惊艳的一座并不在欧洲，而是英国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印度，它就是由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爵士所设计的新德里城。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曾在1904年说，英国将永远统治印度。然而实际上，英国人在1947年就不得不离开印度。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欧洲这些辉煌的都城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战争蹂躏得破败不堪。柏林市中心只剩下遍地的瓦砾。在胜利大街，勃兰登堡统治者笨重的半身像前杂草丛生，灌木焦黑，从附近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尸横遍野。20世纪的欧洲开始于一片盛况。当时，全世界的统治者基本都来到了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然而，没等这个世纪走完一半，帝国的演出就在1945年落下了帷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仅仅过去了大约30年。在这期间，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没有出现大的灾难。在1914年之前，除去一些悲观的作家，所有人都认为世界在进步。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 G. Wells）就是这一观念的主要宣扬者——科学将拯救人类。然而，到了1945年，韦尔斯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心智的极限》（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中却表现得极为悲观。这一次他又猜错了。1945年过后，至少1947年马歇尔计划[1]开始实施以后，和平与繁荣就成了世界的主旋律，长达30年的噩梦也逐渐远去。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生活又回复到了19世纪末期。在19世纪最后的40年里，世界经济获得了自现代史以来最大的飞跃。马车变成了汽车；医院也成了康复的地方，而不再是人经由感染和疼痛走向死亡的场所；电影、飞机、心理分析、摩天大楼、电话等新鲜事物都出自这一时期。在这期间，人的预期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社会生活领域，当时的发展变化也是极为惊人的。对自然科学家来说，1910年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不需要护照，不需要花很多钱，他们就可以参加由比利时工业家埃内斯特·索尔韦（Ernest Slovay）组织的国际聚会，与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一起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比如亨利· 普安卡雷（Henri Poincar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玛丽·居里（Marie Curie）。在教育方面，大多数国家进行了教育改革，使许多中学超越了今天的大学；民众熟知《圣经》和自己国家的经典著作；音乐表演的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出版繁荣，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样的严肃作家或者像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这样的作曲家（虽然两人花钱都比较精打细算）都能够成为富有的人。但是，作家们的悲观还是得到了验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这样的繁荣中脱胎而来，而且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接踵而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当然，简单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德国。由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缔造的德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俾斯麦相比，德国的其他统治者全部黯然失色。随着德国的崛起，德国人开始轻视斯拉夫人。此外，几百万波兰人西迁到西里西亚半岛和鲁尔工业区，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社区。普鲁士国王一直都把学习波兰语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那位信奉民族自由主义的父亲阻止他学习波兰语时为止。整体上看，普鲁士与俄罗斯帝国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俄罗斯帝国的皇帝有很多是德国人，或者具有德国血统，受德国影响极深。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帝国成为了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俄罗斯帝国甚至与德国的敌人法国结成了军事盟友，同时也从法国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到了1914年，这一战略已经颇见成效，俄罗斯帝国正在快步赶上。与此同时，德国的军方人士也大为惊慌，他们担心德军不得不两线作战，进而遭遇失败。德国的惊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当时，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在走向崩溃，后者尤甚。但是，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着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俄罗斯最重要的谷物贸易和许多其他行动都需要通过这一海峡。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当博斯普鲁斯海峡短暂关闭时，俄罗斯帝国南部的经济也几乎陷入了停滞。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德国与俄罗斯发生正面碰撞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除俄罗斯之外，德国也与其他国家成了敌对国。1870年被俾斯麦击败后，法国从未真正服输，他们卧薪尝胆，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一支有望成就霸业的海军，他们甚至征召僧侣入伍并且开始奉行一种扩张式的外交政策，还与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同盟。不过，由于英国仍然保持中立，法国的野心也还只是野心。可是，德国在世纪之交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它规划了一支海军，准备奉行“全球策略”，即成为一个大帝国。然而，德国的军舰与英法两国的不同，为了保护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英法两国的军舰在全世界航行，因此需要巨大的储煤仓，但是受制于重量，它们的装甲钢板就要轻薄一些。德国的军舰只有很小的储煤仓，这样它们就可以安装厚重的装甲钢板。英国过了很久才认识到，德国军舰确实只想待在欧洲的海域，而且它们比英国军舰更坚固。德国海军的目的在于通过欺压和敲诈英国来获取让步，首先是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而后是英国在曾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中东地区的利益。1914年前德国军舰频繁出没在北海，带来了类似于1939年之前希特勒所指挥的空军的震慑力。然而，德国的咄咄逼人不仅没有使英国屈服，反而导致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此举减轻了英国在远东的压力。1904年，英法两国建立了半结盟的关系（“友好协定”）。表面上看，各国都在争夺包括北非在内的殖民地。英法两国曾在埃及发生对抗。英国先在那里建立了保护国[2]，驱逐了法国人。法国随即在摩洛哥站稳了脚跟，并且向各国寻求支持。后来，两国达成了协议，摩洛哥归法国，埃及归英国。实际上，这是两国海军在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划走了北海，法国划走了地中海。不久后，类似的协议再次扩充，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结盟，并在1911年之后与法国约定，如果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就将为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弗洛伊德（Freud）发现了一种神经症，患者的噩梦会成为现实，而德国正是这样的患者。

《源于幻觉的战争》（War of Illusions）是描写“一战”最著名的德语著作之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自信地把很多事情当作真理，结果到头来却发现大错特错，这样的“真理”不胜枚举。比如战列舰是至关重要的，比如黄金就是信用，再比如封锁出口会引发革命，要塞能阻挡入侵，士气能决定胜败，等等。此外，各国对国家荣誉的讨论也甚嚣尘上，然而正如福斯塔夫（Falstaff）所说，“什么是荣誉？一个名词而已。荣誉这个词算什么呢？荣誉是什么呢？不过是空气而已。”1914年，欧洲人的帝国世界似乎正在倾覆，地缘政治构成也在发生变迁，这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帝国正在快步赶上。德国惶恐不安，它的统治者试图瓦解俄罗斯帝国，并以柏林为中心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国家，使自己的疆域包含俄罗斯的主要地区。欧洲人的最后一个大幻觉是：战争将是短暂的。然而，1914年9月9日爆发的马恩河战役彻底戳破了幻想的泡沫，欧洲人开始领教到真正的现代战争的威力。在1914年之前，欧洲受困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难题，一个是社会冲突，一个是奉行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到了1917年，这两大难题集中爆发，不仅俄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美国也卷入了战争，这意味着欧洲的帝国主义将走向终结。“一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并没有太大的效力，无论在道德判断还是条款执行方面都是如此。

1919年6月签订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凡尔赛和约》标志了“一战”的结束，然而，这份和约中仍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幻觉。正如一位法国人所言，《凡尔赛和约》过于宽容。1919年的形势是人为造成的。德国和苏俄被排除在了讨论之外，英法两国似乎在制订欧洲的规则。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在东欧和中东建立了一系列国家。波兰得到了重建[3]，占据了原本是俄罗斯帝国西部领土的广大地区，那时波兰人只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2/3，另外还有300万犹太人，占波兰人口总数的10%。捷克斯洛伐克[4]和南斯拉夫[5]是多民族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是受法国支持的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的疆域也得到了扩展，但其民族构成并没有发生像波兰一样的变化。在原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家。伊拉克由土耳其帝国的3个省组成。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存在只有与伊拉克一并考虑才说得通。在巴勒斯坦，即未来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一直在发生冲突，直到1926年。在沙特阿拉伯，宗教狂热十分猖獗。在2012年回望1个世纪之前，意大利人于1911年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利比亚地区，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个世纪之后的2012年，回望这些历史，发现上述的这些国家只有现代的土耳其仍运转正常是件颇为感慨的事情。爱尔兰和文学繁荣都是战后产物。被《凡尔赛和约》奉为圭臬的“人民自决”原则执行得很不充分，战胜国所支持的议会政府也运转不灵，尽管宪法依旧被严肃地制定出来，选举也次第进行。（在土耳其东北部的西南高加索共和国，投票人需要把石头扔进两只铁桶当中的一只，而旁边就是监视投票的土耳其士兵。）德国集合了魏玛共和国的教授和其他社会贤达，制定了一套无可指摘的民主选举制度——包括全民公投、比例代表制、妇女投票权，而且各邦国（最大的邦国是普鲁士）都有自己的议会，并进行独立的选举。德国的议会民主制跌跌撞撞地持续到了1929年，随后就遭遇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

大萧条为何会发生？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了高人一等的幻想当中，于是才产生了这些“临时拼凑的、华而不实的帝国”，这是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所说的话。西方世界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商业循环，即，懒惰和鲁莽的经营者经营不善，于是他们的财产便被更有活力的竞争者低价获得。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银行对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严格的审查，放贷也极其小心。这种迟缓老旧的银行很快就被富有远见的德国犹太人所取代，他们在水电方面进行的长期投资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结果，竞争失败的一方就变得愤愤不平。到了1929年，形势更加恶化。美国人撤走了资金，导致德国马克大幅贬值，英镑紧随其后，国际贸易也暴跌2/3，法国经济的“负增长”甚至持续到了1938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有人把它拿来与今天的经济危机（2012年）相比，但是二者的严重程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大萧条中，美国和德国的失业人数分别达到了2500万人和600万人。即便这一数字也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德国妇女的失业人数基本没有计入统计。直到德国开始重整军备后，失业问题才得以解决。所以，德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左转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战争债务所导致的结果。更常规地讲，它是由“一战”所导致的紧张、悲观的气氛所造成的。与此同时，美国还没有适应全球霸主的新角色，而且科技迅猛发展，导致机器大范围取代人工。不过，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它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大萧条把德国的议会政府赶下了台。魏玛时期的德国政权一直不够稳固，只能在大环境良好的时期存活，而且民主政权依赖党派间的联合。在1929年，一个由5个党派组成的政府开始了统治，但在第2年的3月就因为刚刚出现的经济滑坡而倒台。对此，右派的自由主义者们说，失业者应当为自己交纳更多的保险费，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主张，这笔钱应当由雇主来交纳。就这样，小至0.25%的差别导致了政府的垮台。当然，问题其实不止这一点。随后的德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为止。在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独裁者和半独裁者次第上台。西班牙爆发内战，从1936年打到了1939年。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每天签发多达3000道死刑执行令。在莱茵河东岸，只有两个国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国家，另一个是类似自由主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法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是保守的匈牙利。在后者那里，老派的贵族政治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1922年，墨索里尼（Mussolini）为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彩排。在1920年，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崩溃，在随后的两年里，意大利经历了近乎独裁的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脱胎于战时的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全境，并为希特勒树立了榜样。德国的法西斯统治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到1936年，德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100万。尽管与英国人相比，德国人的生活还相当清苦，但是德国的经济确实已经重新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德国人也开始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大多数英国人都本能地厌恶这一点）。

不过，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是权力真空的结果，它为希特勒提供了掌权的理由。战后秩序原本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来确定，但是它无力阻止德国再次表现出称霸的野心，这只是时间问题。问题在于，一个怎样的德国会称霸？欧洲需要一个体面的德国，然而法国绞尽脑汁地从中阻拦。在1931年，法国甚至拒绝与英国合作来维持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法国的愚蠢算盘逐一落空。德国的魏玛民主政治已经沦落到依靠总统的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地步，国民议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象征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抑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各国的中央银行却仍旧自信满满。德国人已经把自己与金本位制捆绑在了一起，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偿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德国开始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大规模的失业。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各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无论国际联盟、马奇诺防线，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军事联盟小协约国（不包括波兰）都无法阻止德国。而且，这些行动还有危险的一面，由于它们的存在，绥靖政策[6]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对此，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的最初100多页中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当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欧洲人仍然饱受“一战”痛苦记忆的困扰。在“一战”当中，法国被严重削弱，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只守护了一个空壳。法国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写的《缓期死亡》（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对此进行了描写，可以算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写的《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的苦难版本。问题在于，西方各国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在此前，对于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样的要求，西方各国都表示了拒绝。为了推动德国复苏，希特勒意图从德国东侧扩大领土，以此来获得类似英美两国所拥有的经济腹地。他认识到，只要自己以武力威胁，并且称自己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西方各国就会做出让步，甚至还会鼓励他把矛头指向东方。于是，在斯拉夫人的代价之上[7]，希特勒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于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希特勒成功地戳破了《凡尔赛和约》所代表的谎言和伪善，希特勒在国内成为了极受欢迎的人。他不仅复兴了德国的经济，而且在德国民众中享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从此，德国人不再被复仇心切的法国所凌辱和剥削。在这一过程当中，希特勒也激起了英国的反对。1939年夏，希特勒认为他能在英国的默许下获得波兰的领土。他出人意料地与斯大林缔结了秘密的协定。当时，英国对波兰已经无能为力，他们甚至不愿尝试救援波兰。但希特勒还是打错了算盘。英国权力发生更迭，随后，英国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结果，战争再次爆发，英国、苏联、美国也将与德国再一次交战。而这一次，双方的武器更具破坏力。在坦克和飞机的轰鸣声中，战线的频繁变化远远超出了1918年。6年后，大战结束，中欧成为了一片焦土。在荷兰与德国的交界处有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不过，在此之后，欧洲的情形终于出现了转机——德国问题获得了解决，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样板，美国也展现出了1919年时所不曾有的责任感，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过去。

1945年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在此之前，世界为欧洲的各大帝国所统治。早年的教科书（现在已经过时了）向我讲述了1950年时英国对印度所做的各种好事。当时，包括印度在内，超过全世界1/4版图的地方都被涂成了与英国一样的红色。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诞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当时还是前电气时代，他算是老派的政客，而他的宿敌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不过希特勒的老派与丘吉尔不同。希特勒于1889年诞生于德奥边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电力这种创造神奇的能量已经开始应用于生活。建筑、交通、医学、无线电等领域均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后来，希特勒迷上了机械，这一点要甚于丘吉尔，丘吉尔的兴趣主要在军事方面。在德奥边界，民众对天主教的残酷统治怨愤满胸。天主教曾动用大军压迫清教徒，于是早年的希特勒对基督教道德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对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反基督教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反犹主义。注重原始证据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后来的事。与他一贯的恶毒相一致的是，希特勒迫害了曾经待他很好的那对犹太老夫妻。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生活，向游客售卖水彩颜料，并且经常在这对老夫妻的铺子里躲雨。到了1945年，希特勒的民族主义也成了过时的东西。他注重科技，笃信意念制胜，主张淘汰弱者。希特勒的旧欧洲从他深埋地下的地堡里走向消亡，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黑色闹剧般的场景。1945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一个新的世界开启了大门。1951年，丘吉尔开始了他最后一届的首相任期，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很久以后，我开始接触德国，阅读德国历史，并且偶然碰见了曾经参与了希特勒战争机器的组成人员。我想，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81年，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档关于希特勒与艺术的电视节目时，我们采访了曾经担任希特勒的建筑师和战时军备部部长职务的施佩尔。当时，曾服刑20年的施佩尔已经76岁高龄。他答应前来，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那是一个周末，在当时的伦敦，每到节假日，店铺就关门歇业，我只得带他去住布朗酒店，并且听他讲第三帝国。谈话中，我吃惊地发现，施佩尔竟然不知道有关纳粹选举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清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支持纳粹。我猜想，这是因为施佩尔对宗教不感兴趣。此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其实我不该感到奇怪），他竟然为英国轰炸德国城市而辩护，原因在于，英国的轰炸促使德军从前线抽调了大量的部队守卫本土。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晚的气氛十分悲伤。不过，我们在第二天顺利地进行了采访。施佩尔精神不错，不过他说的话很可能以前都说过。随后，在现场所有女性的赞赏当中，精神饱满的施佩尔返回了酒店，接着就死在了那里。我与第三帝国的另一次偶然的联系与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有关，他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活人做基因实验的那位恐怖医生。据说，当犹太人被运抵集中营时，据说有人会站在火车站台上，把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中挑选出来，那个人就是门格勒，其他的犹太人则直接被送往毒气室。门格勒在最后时刻才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离开时，他携带了一箱眼球和人体组织标本，并拿给他在法兰克福的老师看。当然，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直接把他轰了出去。1979年，门格勒死在了巴西。因为我采访了门格勒的儿子，他的一家人这才为公众所熟知。门格勒的儿子是一个有同情心且直爽的人，由一位体面的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继父养大，16岁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他曾经到巴西看望自己的父亲，结果两人相处得非常不愉快。门格勒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与一个从罗马尼亚逃难的日耳曼族妇女生活在一起，他不停地因为一点小钱与她争吵。门格勒写了一本呆板的小说，写的是战后他从德国逃亡的生活。他写道，如果你从意大利的蒂罗尔到达热那亚，你就能得到红十字会发放的去往阿根廷的护照。在阿根廷，门格勒以自己的名字为店名开了一家小店。门格勒的儿子说，当门格勒的大学取消他的博士学位时，他原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事进行了抗议，这一点差不多是可信的。优生学，即“种族研究”，并非纳粹的专利。在各领域都有进展的1910年，西方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还在对萨米人[8]实行绝育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萨米人不配生育。考虑到施佩尔的才华和门格勒的研究，你就能理解丘吉尔在1940年讲下面这段话的原因：

希特勒懂得，必须把我们粉碎在这个岛上，否则他就输了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能顶得住，全欧洲都将获得解放，全世界的人民就有可能进入一个阳光普照的广阔高地。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所有我们熟悉且关心的国家，都将坠入一个新的深渊，一个扭曲了科学、更加凶险或者可能更加漫长的黑暗时代。那么就让我们振作精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干出名堂来——倘若英联邦和英帝国再存在1000年，到那时人们还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1940年抵抗德国是不理性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在1939年向德国宣战也是不理性的，但是，希特勒让人无法理性面对。所有人都从内心知晓，另一场大战正在临近。而精明的英国人也知道，最佳的选择是学会飞翔。在1936年，我的父亲，格拉斯哥大学一位崭露头角的律师，正是这样做的。他在格拉斯哥市602空军中队服役，并且参加了不列颠空战。后来，他被调离前线，开始培训当时急需的飞行员。历史学家马克思·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说，英国皇家空军没有合适的人员来维护飞机，在1942年2月，我的父亲在威尔士上空坠机离世。我还保存着他的指南针。不过，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父亲的同事们凑了一笔钱，资助我上了格拉斯哥学院。我欠他们很多，因此谨以此书献予他们。

两次大战之间

1919年6月，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凡尔赛和约》签署后合影。

[1]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即欧洲复兴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编者注

[2]　受强国支配和保护的国家或地区，殖民地形式的一种。——编者注

[3]　1795年，波兰亡国，1919年，在协约国的帮助下，重建了波兰。——编者注

[4]　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编者注

[5]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成立，随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编者注

[6]　“二战”前，绥靖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是英国、法国、美国，指不抵制侵略，与侵略者勾结、妥协的政策。——译者注（以下非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7]　希特勒仇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

[8]　又译拉普兰人（Lapps），居住在北方极地的土著民族。

第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时年29岁的阿道夫·希特勒[9]还是一名德国陆军下士。当时，他正在德国北部的一家陆军医院养伤。此前，他受到毒气攻击，双眼暂时失明。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希特勒痛不欲生。德国已经打了4年半的仗，胜利在望。即便临近战败，德国仍然占据着欧洲西部和俄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然而，在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却在一瞬间土崩瓦解。醉酒的水兵和喧闹的罢工者引发了暴乱。仓皇中，德国皇帝逃往国外，并将权力留给了新的统治者——左翼和他们的盟友。11月11日，新政府与协约国代表签订停战协议，“一战”结束。据希特勒回忆，他当时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因为战争本可以打胜。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高层统帅那帮傻瓜和阴险狡诈的犹太人，还有左派势力和那些感情用事的学者搞破坏，胜利早已经是囊中之物了。现在，一切努力都已徒劳。部队必须退回莱茵河，放弃俄国西部的土地。而那里正在被共产主义者所占据。

流下痛苦眼泪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因为11月的停战并不是痛苦的终结。由于英国的封锁，德国的城市正陷于饥饿当中。此后，封锁仍将继续。由于缺乏维生素D，维也纳的很多儿童都得了佝偻病，导致两腿成为X形或O形。由于法国不依不饶，协约国军队随后占领了莱茵河西岸的莱茵兰地区，这里是德国的前哨阵地。法国人提出天价索赔，美其名曰“战争赔款”，数额高达1 320亿金马克[10]，到2010年才支付完毕。这些赔款意在摧毁德国经济，以防德国重整军备，甚至防止德国经济得到恢复。

对战争的记忆让中欧痛苦了20年。1919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齐集巴黎，拟定和平条约。据很多人描述，当时的气氛非常反常。习惯道德说教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1]一心想建立某种世界新秩序，一时间被捧到了天上，身边总是围绕着欢呼的人群。此时的美国财大气粗，盟友都欠它很多钱，所以美国远比从前更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然而纵观整体，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不像在“二战”后，美国凭借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举措主导了战后经济的恢复。美国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鼓励欧洲国家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最终缔造了法国所说的“30年的繁荣”（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而终止）。在官方照片中，“一战”的胜利者们看着恼怒的德国代表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12]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那场面恰似总统山[13]的讽刺漫画。大英帝国在它广阔领土上又增加了几百万英亩[14]的土地，其中一部分甚至一度是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中东地区。此外，英国也没收了阻碍其贸易活动的德国舰只。法国也在中东地区获得了一块土地，并且期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获得战争赔款。美国则在是否介入旧世界[15]的问题上分作了两派。威尔逊总统有一个设想，他想让这次大战成为终止战争的战争。他大力宣扬民主和民族自决，然而美国的民主是三权分立，参议院[16]不负责执行条约条款。美国人，至少是主要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不愿意让美国加入联合国的雏形组织——国际联盟。这一机构是为了方便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各国布道而特别设立的。一位法国将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说了一句话：“这不是和平条约，而是为期20年的停战条约。”一语成谶。

《凡尔赛和约》需要德国的配合来执行，这是和约中最不稳定的因素。1918年11月，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德国人使尽浑身解数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国家。他们赶走了威廉二世[17]，并于翌年2月在德国小城魏玛起草了共和宪法，赶在了《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凡尔赛和约》签订于1919年6月）。这部宪法反映了日耳曼民族一板一眼的做事风格。所有阶层的公民都可以参选；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妇女也有选举权（在当时的法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实行联邦制；只要有足够的国会议员签名同意，国家就可以举行全民投票。这样一来，在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名为国民议会的国会就有可能陷入瘫痪，于是总统只能依靠紧急法令来治国。联合政府对于和约条款的执行摇摆不定，一旦执行得多了，政府就将失去信任。最后，法国终于认识到，他们无法再要求天价的赔偿。美国也进来插了一脚，向德国提供了一笔贷款。于是，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德国回归了伍德罗·威尔逊继任者沃伦·哈丁[18]所称的“常态”。[19]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希特勒在整个德国获得了右派煽动家的名号。当时，军方雇用希特勒在慕尼黑做间谍工作。有一天，希特勒偶然混进了一个小团体的会议，这个小团体名为民族（其实是“排外”）社会主义（其实是“窃取”）德国（其实是“反犹太”）工人（其实是“中下阶层”）党。在那里，他发现了自己的杰出天赋——公众演说。一般来说，德国人并不擅长这一点，他们只会教训人，或者大喊大叫。希特勒是一位出色的模仿者，而且擅长表演，他能把语言运用得出神入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卡尔·克劳斯[21]、弗朗茨·韦费尔[22]，还有布拉格的弗朗茨·卡夫卡[23]都有这种本事）。而且，希特勒碰巧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犹太人的生活比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更好，所以反犹思想比较盛行。犹太人掌握巨额财富和自由派媒体，也开办时髦的美术馆。不过，他们所推销的绘画却被自诩为艺术家的希特勒所憎恶。在演说当中，希特勒大肆宣扬要进行一场报复性的战争，并鼓吹成立民族主义政府，解散腐败的国会。他的偶像是一个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24]。墨索里尼曾经是一位记者，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鼓吹战争。后来，他建立了法西斯政党（法西斯原本指19世纪末西西里岛反对资本家的农民和工人建立的劳动者法西斯组织），并于1922年夺取了权力。1923年，希特勒也想在德国夺取权力，但条件并不成熟，就连他的一些党徒也疏远了他。他在狱中待了几个月，其间口述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在这本书里，希特勒不仅分析了德国的形势，而且也为未来的德国描绘了一幅壮美的蓝图。希特勒表示，德国必须避免再犯两线作战的错误；苏联是真正的敌人，德国要在东部与苏联争夺生存空间和原材料。他还说，共产主义者是犹太人。他这样写道：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坏了。在魏玛共和国[25]的黄金时代里，希特勒并没有得势。巴伐利亚的主教们也拒绝接受反犹太主义，因为这样做会吓走旅游者。此时的希特勒无足轻重，甚至显得滑稽可笑。

到了1929年，形势开始对希特勒有利。这一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府土崩瓦解。德国人把自己的悲惨境遇归结到外国人身上，他们也怪罪犹太人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德国马克面临压力，最终停止兑换。旅行者在边境遭遇搜查，甚至在伦敦旅行的舍恩贝格公主也得去给第三等级[26]的人兑换外汇的地方换取外汇。由于贸易收缩了2/3，依赖出口的德国很快就出现了600万失业者。在1932年的联邦选举当中，纳粹党获得了37%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别获得了22%和14%的选票。国民议会无法形成多数意见，决定不了任何事情，只在解散国民议会一事上获得了多数的赞成票（唯一的例外是停止保证已婚妇女担任公职的投票）。柏林乱作一团。1933年1月，经过与保守势力的交易，希特勒在痛苦且充满仇恨的气氛中成为了德国的总理。

新任总理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与德国的将军们一起开的。希特勒对他们说，他要重整军备。这样做可以让工业部门有事可做，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失业人员。但是，这样的做法会违背《凡尔赛和约》，然而希特勒算准了西方各国不会做出反应。长久以来，希特勒一直醉心于飞机和汽车的制造。在他眼里，这两样东西不仅是新时代最典型的标志，而且它们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战斗机和坦克。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吹嘘他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战斗机和坦克。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夸大了它们的数目（不过英法两国都相信了）。与此同时，他的将军们开始绞尽脑汁研究这些武器该如何使用。这时，他们想起了1918年的战事。当时，英法两国军队把坦克和飞机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最后几场战役的胜利。重整军备的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例如，德国的飞机工业一开始只有3 000名雇员，每年只能生产几十架飞机，而到了1939年，这一工业已经迅速膨胀为拥有25万雇员、年生产3 000架战机的庞大体系。这一巨大转变（另一个巨大转变发生在农业领域）使德国在1936年重新实现了充分就业，也让希特勒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声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也显露出了一些恐怖的迹象。1934年，希特勒血洗了纳粹激进分子，摆脱了他们的威胁。1935年，反犹太主义在法律上得到了支持，当时的集中营里关押了6 000名囚犯。不过，这两件事都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许多人仍然可以争辩。他们认为，希特勒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他的统治会更加宽容，至少伦敦是这么认为的。1936年，在盛况空前的柏林奥运会光环里，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希特勒的统治不但没有变得更仁慈，更温和，反而变本加厉。他掠夺犹太人的财富，并且把几十万犹太人驱逐出境。犹太人在离开德国时，丧失了2/3的财富，而这些财富被希特勒全部用在了武器的制造上。1936年夏，为了应对未来4年的防御战，以及未来7年的攻击战，希特勒制订了更加全面的军备计划。希特勒制订这份7年计划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德国的整个局势都依赖于他。而且，希特勒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极为焦虑，他觉得自己也是凡人，终有一死。不过，希特勒对外声称的原因却是，苏联正在通过斯大林[27]的5年计划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希特勒想要超过苏联，这是一场赌博。德国既没有足够的原材料来进行深度的军备竞赛，也没有外汇来购买石油、橡胶和非铁金属等飞机与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原料。于是，德国开始着手制订一个耗资巨大的庞大计划来生产合成油料和橡胶，纳粹空军部长赫尔曼·戈林[28]也制订了一份4年计划，准备建造一座巨型的冶金工厂。此外，德国的极权统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36年，国家秘密警察（简称盖世太保[29]）与纳粹党的精英力量党卫军[30]合并，并交由海因里希·希姆莱[31]指挥。

在1936年的夏天，世界局势开始利于希特勒在军事上施展拳脚。此时，西方的主要国家已经疏远了意大利。在1935年的10月，做着帝国梦的墨索里尼进犯了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阿比西尼亚[32]。对此行径，注重品格的英国人尤为憎恶。第二年夏天，西班牙爆发了内战。由于一次有争议的竞选，西班牙的左翼政权遭遇了军事政变，但政变没有完全成功。西班牙国民军首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33]自称法西斯主义者。而由左翼执政的法国政府本来应当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但它却没有这样做。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却派出军队和战舰攻击西班牙共和军，介入战争。西班牙内战持续了3年，被希特勒用作了飞机轰炸的试验场。同时，斯大林也利用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歧获得了很多好处。他希望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当西班牙共和军显示出战败的迹象时，斯大林就向他们提供武器援助，而当他们显示出战胜的迹象时，他又下令停止援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34]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时，他又指使他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这次革命进行镇压。后来证明，1936年的险恶氛围是希特勒展开军事行动的绝佳时机。3月，德国军队向西跨过莱茵河，进入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莱茵兰地区。法国先前想要吞并这一地区，但是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后来，这一地区成为了不设防的非军事区。这样一来，法国既不必担心德国从这里进攻，它也随时可以从这里进攻德国。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势力全力阻止法国对德国的举动做出反应。他们想满足希特勒所需的好处，以此来换取他不再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绥靖政策”。

然而，当希特勒将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后，战争也不远了。在远东地区，另一场战争的脚步也越来越近，美国将直接参与其中。日本的历史与欧洲的一些国家非常相似，日本是与英格兰相似的岛国，认同与普鲁士相似的军国主义传统。“一战”结束后，日本对限制海军规模的国际协定[35]非常不满意。1930年，当世界经济继续萧条之时，日本又遭遇贸易歧视。于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决定攫取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区——满洲[36]，并于1931年派兵入侵。随后，遭到国际联盟谴责的日本才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希特勒有意与日本结盟，因为他需要日本来制衡当时是他主要敌手和攻击目标的苏联。于是在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反共产国际协定》。从此，日本在欧洲有了盟友，尽管这位盟友暂时还无法给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随后，1937年7月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引燃了远东战争的导火索。当时，日本军队距离北平[37]很近，中间隔着卢沟桥，这一事件正发生在这里。当时，一名日本军人走失，引发了中日两国间的对立。随后，日军展开进攻，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尽管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他们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纪律方面仍然无法与日军相比。此外，中国还存在另一股势力——共产主义者，他们最终在靠近苏联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这使得中国的形势更为复杂。中国的国民党曾经与共产党联手抗日，但后来又开始反对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转移到农村，动员那里的农民参加战斗。在所有这些战乱当中，中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疫病蔓延，暴行不断。尤其在1937年年底，日本军队围攻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令观者大为震惊，他们不相信日本能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

在中国，各方的斗争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四角关系。国民党对抗日本，国民党对抗共产党，共产党对抗日本，以及1939年夏，苏联在伪满洲国边界对抗日本。美国已经为国民党提供支持，但并不急于介入中国的战事。而希特勒对日本的支持基本只停留在口头上，只是撤走了先前向国民党提供顾问的德国将军（这些顾问很有来头，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复兴德国陆军的汉斯·冯·塞克特[38]和成为比利时总督的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39]）。远东的这一战事使德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复杂，而且有人把中国的大范围冲突比作西班牙内战。在美国国内开始强烈谴责日本。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绥靖政策背后进行着仔细的思考。帮助希特勒上台的不满情绪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民众的不满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减少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另外，奥地利也居住着600万日耳曼人。当奥匈帝国在1918年解体时，他们的代表曾经在帝国议会投票加入德国。唯一的反对意见出自一名天主教主教，他认为德国信仰新教的人太多了。后来，法国阻止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进程，但一时间，法国甚至无法为这个新国家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一位叫作乔治·克列孟梭[40]的法国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剩下的就是奥地利。”奥地利的独立并非是一件幸事。这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业国，却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首都，那里的大量居民都曾是奥匈帝国的公务员。1934年，奥地利爆发了小规模的内战，炮兵部队炮击了劳工阶层的居民区。当出生于奥地利、1932年才成为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德国出人头地时，奥地利开始出现想要加入德国的骚动，当地的纳粹党徒尤其喧闹。希特勒顺势介入，用沙哑的嗓音在多次纳粹集会上发表了态度蛮横的演说。演说进行时，身穿棕色制服的纳粹党徒列队行进，备受希特勒赏识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41]所设计的灯光直射天际。施佩尔曾说，他早就应该在魏玛时期的电影院[42]里使用这种摄人心魄的灯光技术。对英国政府来说，逼迫德语居民生活在把自己视作二等公民的国家确实是讲不通的。于是，在1937年11月，后来成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43]赴柏林会晤希特勒。他对希特勒说，英国不反对他通过和平手段改变战后秩序。英国实在不想打仗。1916年的血腥战争[44]仍然历历在目，大中小学都在进行战争纪念，呼唤逝者的名字。英国正面对着东、西半球的潜在敌人，印度也即将发生叛乱。

随着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越来越活跃，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45]请求希特勒帮助他们控制国家。在此之前，他已经让希特勒所推荐的人选在自己的政府里担任了重要的职位。1938年2月，舒施尼格来到位于德国贝希特斯加登[46]的希特勒别墅，并在这里遭受了希特勒的欺侮。当时，希特勒带了多位长相凶恶的将军，还禁止舒施尼格吸烟，导致这位奥地利总理极为紧张。于是，他接受了希特勒提出的合作建议，将奥地利变为了德国的卫星国。然而，当舒施尼格返回维也纳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提议进行全民投票。如此一来，他将毫无悬念获胜。舒施尼格希望西方国家和墨索里尼能来救他，而希特勒则赌他们不会这样做，并于3月14日进兵奥地利。对此，西方国家和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卡尔·伦纳[47]却对纳粹的到来表示欢迎。此时的奥地利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省，维也纳的25万犹太人开始遭遇恶毒的侮辱、暴力和掠夺。意大利曾经是奥地利的保护国，可墨索里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希特勒为表示感激，啜泣着给他派驻意大利的代表打电话，让他告诉墨索里尼，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永远都不会。这是希特勒所信守的为数不多的承诺之一。奥地利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一部分，很明显，现在的压力已经随之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身上。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的边境线很长，所以非常难以防守。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300万讲德语的日耳曼居民，大部分集中在靠近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的到来令他们极度兴奋。捷克斯洛伐克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民众享有投票权。其中的日耳曼居民把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德国国家民族党。

1938年夏，纳粹的暴政肆虐维也纳，犹太人遭到驱逐，恐怖的气氛逼近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是依据战后的协议所建立的国家，与法国是盟友，一旦遭到德国攻击，法国就应出兵相助。然而，英国再一次带领西方各国把法国摁在了椅子上。他们确实不希望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而爆发战争。英国首相张伯伦[48]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抱怨说，他们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也不关心它的事情。同年9月，在墨索里尼的建议下，这位老首相挥舞着雨伞飞赴慕尼黑，与希特勒举行会谈[49]。希特勒没有邀请捷克人，捷克的盟友苏联也没有得到邀请。英国的意见分歧严重，最后，张伯伦将居住着日耳曼民族、实际上也居住着不少捷克人和犹太人的苏台德地区[50]分给了希特勒。从此之后，“慕尼黑”便成为了懦弱和无耻行为的代名词。不过，此时的张伯伦却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就连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51]都无法理解，为何抛弃自己国家的盟友能让他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在西方各国，尤其是在仅仅20年前几乎失去半数适龄参军男性的法国，跛脚的退伍士兵一瘸一拐地在各自的村镇里索取养老金，而由于没能获得德国赔款，国家没有钱来赔偿他们。目睹这一惨状，没有人愿意再次走上战场。而且，各国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下一场战争是致命的，文明将遭到毁灭。许多专家说，轰炸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伦敦和巴黎炸成废墟。在战争的第一天里，伦敦将有可能遭到3 500吨炸弹的袭击。在开战后的6个月里，60万人将失去生命（在1940—1941年间的7个多月里，英国实际伤亡6万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而打仗呢？何况人家愿意那样做。此外，英国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德国一直在重整军备，而且进展飞快。到处都是“影子”兵工厂，时机一到就可以参与军备，而英国还没有准备好。此外，英国开始部署一种防卫轰炸机的武器——雷达。这种武器能提前做出预警，告知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此前，战斗机只能在空中持续巡逻，这样做会消耗大量油料（当时，一架战斗机只能在空中持续飞行1.5小时）。英国决定在海岸线部署一系列雷达站，但此时，这一工作也还没有完成。考虑到德国的轰炸能力被极大地高估，慕尼黑的参会代表表现得较软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绥靖政策的杰出反对者是温斯顿·丘吉尔[52]，他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丘吉尔在维多利亚时代[53]的鼎盛时期出生于布伦海姆宫[54]。这里是他的祖先，曾经击败路易十四的著名的马尔伯勒公爵[55]生活过的地方。丘吉尔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尽管早期属于自由党，后来还是加入了保守党。丘吉尔熟知英国历史，醉心于世界地图上代表大英帝国的红色区域。他魅力十足、机智风趣、勤勉有加，有时又十分严厉，这使他前途无量。不过，他也因为冲动和叛逆而闻名。他反对印度独立的印度自治方案，认为“印度和赤道一样，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争辩说，爱德华八世[56]应当被允许迎娶那位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妇女，尽管所有人都很讨厌她。丘吉尔也反对爱德华八世退位。丘吉尔是保守派，真正的保守派厌恶希特勒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人物。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发出警告，向希特勒让步会让他变本加厉。在签署《慕尼黑协定》的时候，尽管丘吉尔只有少数的支持者，但他们仍然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尽管如此，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证实了丘吉尔的判断。在1938年11月9日，也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57]”那一天，包括第二天上午，德国和奥地利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恶毒暴力攻击。商店橱窗被打碎，大街上到处是玻璃碎片，犹太教堂也被焚毁。在这一事件当中，91名犹太人被害，另有几千人被关进集中营，交赎金才能放人。维也纳2/3的犹太人（约12万人）被迫离开，他们所讲述的恐怖经历传到了接收犹太人的英国家庭，包括居住在格兰瑟姆[58]的撒切尔夫人[59]一家。显然，《慕尼黑协定》根本不可能满足希特勒的胃口。此时，他的胆子更大了，他开始寻求与日本和意大利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期形成某种形式的法西斯集团。希特勒已经承诺不再进犯除苏台德地区以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但是他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1939年3月，希特勒进兵捷克，并且让斯洛伐克成为了德国的傀儡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里，斯洛伐克将为希特勒提供大量的蜂蜜和牛奶。

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令英国愤怒不已。德国人再一次违背了他们的诺言。在英国人眼里，1939年3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了。英国人加快了重整军备的速度，同时也开始关注有可能遭受希特勒侵犯的其他国家。此刻，波兰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在波罗的海沿岸有一座名叫但泽[60]（即今天的格但斯克）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几乎全部是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但泽坐落在维斯图拉河[61]的入海口，是波兰的贸易通道，在波兰的谷物贸易中获利颇丰。1919年，波兰想吞并但泽，但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62]生怕进一步侮辱德国人，于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但泽成为了一个自由市。随后，波兰人只能建设另一座港口，导致但泽经济陷入停滞。当希特勒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时，但泽的日耳曼居民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强烈要求将但泽并入德国的版图。1939年春，希特勒使这一民意更加沸腾。立陶宛港口城市梅默尔（即今天的克莱佩达）也居住着很多日耳曼人，希特勒坐船来到这里，想获得这一城市。随后，希特勒对波兰人说，他想要但泽。他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他认为波兰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个放大版的斯洛伐克。波兰人主要信仰天主教，而且非常恨俄国人[63]，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会反对苏联。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也具有极为深厚的天主教民族主义传统。波兰政府重视军备，决心保卫自身，以避免重蹈捷克人的覆辙。捷克斯洛伐克陷落后，英国人提出要“保证”波兰领土完整。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64]上校吸了一口香烟，同意了英国代表的提议。1939年夏，希特勒一再推动将但泽并入德国，对德国来说，英国的保证是一个明显的障碍。英国提出的建议明显是欠缺考虑的，当英国人意识到自己到底承诺了什么之后，他们就努力地想从中挣脱。他们几乎没有为波兰人提供多少资金。而且，英国随后向所有国家做出了同样的保证，以此来摊薄对波兰的保证。这些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外长已经表明，他们的国家正面临险境。所有的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希特勒已经让这个世界失去了理智。在大范围的破坏之中，德国人的心声、屈辱，以及希特勒身后这个民族的巨大才能都完美无遗地显露了出来，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当时的人看来，与德国的战争在那个夏天已经打响，各种借口无处不在。必须阻止希特勒。

看到自己已经激起了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希特勒或许会停止对波兰下手。但是，他的直觉再一次为他提供了坚定的指引，因为与过去的很多次一样，危机中再一次出现了转机，而这一转机震动了整个世界。为了与苏联合力抗击德国，英法两国向莫斯科派出了代表团。经过讨论，苏联人提出，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军队需要在波兰的领土上行动。对此，波兰人坚决反对。最后，双方争取结盟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随后，斯大林却非常突然地与他的死敌希特勒达成了一份协议。8月22日，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65]飞赴莫斯科，并在24日凌晨签署了这份协议。这反映出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另一个表现——远离现实，既危险又堕落的惺惺作态。1917年，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沙皇俄国的权力。他们用工人阶级的兄弟之情，打赢了内战，并开始改变以农民为主的俄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苏联实施了5年计划，而做出主要贡献的偏偏是德国的实业家。接着，苏联又迎来了10万名美国人[66]，大部分是失业的技术工人。随后，苏联突然爆发了所有国家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混乱。3/4的高级军官和2/3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遭到逮捕、审判和杀害。与此同时，大量无辜民众也惨遭屠杀，令人匪夷所思。多年后，他们的坟墓才被发现。这个所谓的应该捍卫工人阶级的领头羊同时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主要敌手。没人能理解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当时，西方的评论者大多不看好斯大林的国家，反倒认为波兰更强一些（英国首相张伯伦把波兰称作“富有男子气概的伟大国家”）。毕竟，波兰人曾经在1920年打败苏联红军，捍卫了自己的国土。考虑到这一胜利，以及苏联内部的大清洗，他们已经很难再对苏联的军力抱有信心。

希特勒向斯大林提议签订协议[67]瓜分波兰，这份协议也规定双方将瓜分欧洲的其他地方。斯大林怪罪英国把苏联当作布哈拉汗国[68]一类的小国来看待，非常生气，于是接受了希特勒的提议。波兰将被苏德两国瓜分，而且苏联人在其他方面也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德国将帮助苏联重整军备，而苏联将为德国提供原材料，帮助德国摆脱封锁，它甚至能为德国提供橡胶、汽油、锰、钨等一系列重要物资。当然，如果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就不会发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儿。如果苏联和德国一心想瓜分波兰，那么法国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英国就更加无力阻止了。英国陆军数量不多，空军还在建设当中。遗憾的是，当时不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希特勒已经让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智。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命令坦克部队跨越波兰边境。英国首相试图进行调解，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法国担心如果自己不出面，英国可能会牺牲法国的利益而与德国签订协议，于是也加入了调解。9月3日上午9点左右，英国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里面还附加了一条说明，大意是，法国政府很快也将发出最后通牒（最后在当天下午5点发出）。

希特勒正坐在书房的办公桌前，这里是新落成的总理府。书房长近30米，宽近15米，墙上有6扇俯瞰花园的法式大窗。书房里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地图桌，它是由稀有的维罗纳大理石制成的。书房里还挂着希特勒所仰慕的英雄画像，其中有腓特烈大帝[69]和俾斯麦[70]，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从墙壁上投下来。这是一个为世界的统治者准备的房间。实际上，阿尔贝特·施佩尔就是按照这一初衷完成了整个总理府的建造。9月3日，英国大使以一身笔挺的外交制服拜访德国外交部，递交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实际上也是宣战书。希特勒的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曾经向希特勒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而他此时正站在希特勒的办公桌旁，不得不面对希特勒的质问。希特勒静静地坐了一两分钟，然后生气地喊道：“现在怎么办？”里宾特洛甫此前估计，英国不会为了但泽而宣战，可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但泽。希特勒已经把人逼到了墙角，他们能做的唯有反击。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一场荣誉之战。虽然这一观念在当时已经显得颇为老套，但是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内维尔·张伯伦并不是一个充满了幽默感和想象力的人，然而他真切地见到了日后形势的走向。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71]（未来美国总统的父亲）曾经把张伯伦对自己说的话记在了日记里，“所有的努力徒劳无功，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毕竟，我们救不了波兰人。我们只能进行一场复仇之战，它意味着毁掉整个欧洲。”不久后，张伯伦的位置被温斯顿·丘吉尔所取代。与张伯伦不同的是，丘吉尔深受维多利亚时代战争思维的影响，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回击了纳粹的挑战。这是希特勒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敌手。凡尔赛、国际联盟、金本位、小协约国[72]都不是问题，唯独丘吉尔不同。

德军突进

1940年6月，德国士兵经过凯旋门。

[9]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德国纳粹党党魁，1933年任德国总理，后任德国元首，1945年4月于柏林自杀身亡。

[10]　金马克是德意志帝国在1873年到1914年期间发行的货币，以取代各邦国自己发行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1320亿金马克相当于4.7万吨黄金。

[11]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属民主党。

[12]　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德国外长，后任德国驻苏联大使。

[13]　总统山，又称拉什莫尔山，坐落于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内有4座美国前总统头像，他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

[14]　1英亩约等于4 000平方米，6市亩。

[15]　泛指亚非拉三大洲，相对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世界而言。

[16]　参议院是国会的一部分，又称上院。与之相对的是众议院，又称下院。国会享有立法权。

[17]　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1888—1918年在位。

[18]　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属共和党，1923年因心脏病突发于任内病逝。

[19]　1920年，沃伦·哈丁竞选时提出“回归常态”口号，主张采取一战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2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21]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记者。

[22]　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1890—1945），奥地利作家，诗人。

[23]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作家。

[24]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

[25]　1919—1933年的德国，其宪法是在小城魏玛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

[26]　有纳税义务的等级，区别于不需纳税、享有特权的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一般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等。

[27]　斯大林（Stalin，1879—1953），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8]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893—1946），“一战”中的“王牌飞行员”，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国会议长，纳粹党二号人物。

[29]　国家秘密警察缩写“Gestapo”的中文音译，由党卫军控制。

[30]　英文简称SS，德国纳粹党用来执行治安勤务的编制。

[31]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内政部长，纳粹党重要头目，党卫军首领。

[32]　非洲东部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旧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33]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长枪党党魁。

[34]　西班牙第2大城市。

[35]　即在1922年2月6日于美国华盛顿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用以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5国主力舰总吨位之比为5∶5∶3∶1.75∶1.75。

[36]　中国东北的旧称。

[37]　北京的旧称。

[38]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一战”后大力复兴德国陆军，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曾担任蒋介石政府的资深顾问。

[39]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国军事家，“一战”期间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改组德国陆军的中心人物，曾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40]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曾参与签订《凡尔赛和约》，被誉为“胜利之父”。

[41]　阿尔贝特·施佩尔（1905—1981），德国建筑师，希特勒的密友，曾负责军需生产，使纳粹军备获得巨大提升。

[42]　德国电影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数量可观，流派纷呈。

[43]　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1881—1959），英国政治家，1938年2月成为英国外交大臣，1944年受封为伯爵。

[44]　1916年2月，德军主力移师西线，英、德双方先后打响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死伤极为惨重。

[45]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1897—1977），曾任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总理。

[46]　德国东南部边境城市。

[47]　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被誉为奥地利国父。

[48]　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因“二战”前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备受谴责。

[49]　参加会谈的有英、法、德、意4国首脑，会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50]　特指“一战”与“二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临近德国使用德语的居民所居住的地区。

[51]　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理，1938年曾代表法国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

[52]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首相（1940至1945、1951至1955），带领英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丘吉尔也是作家，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不需要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英语民族史》等。

[53]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64年（1837—1901）是英国最强盛的时期，史称“维多利亚时代”。

[54]　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位于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也称丘吉尔庄园，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5]　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即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56]　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1894—1972），英国国王，因迎娶辛普森夫人而主动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

[57]　1938年11月9日到11月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党卫军袭击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这一事件称为“水晶之夜”。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屠杀。

[58]　格兰瑟姆（Grantham），位于英格兰肯特郡。

[59]　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英国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

[60]　但泽一直是德意志和波兰之间争夺的焦点，1919年前，该市为德意志管辖。

[61]　维斯图拉河（Vistula），又译维斯杜拉河、维斯瓦河，波兰最长的河流，向北注入波罗的海。

[62]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党魁，曾任英国首相（1916至1922），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

[63]　历史上，俄国曾数次参与瓜分波兰，“二战”也以苏德瓜分波兰为始。

[64]　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1894—1944），

[65]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在德意日三国结盟中发挥重要作用。

[66]　大萧条导致美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口。

[67]　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双方在莫斯科秘密签订这一协议，德国得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一条约是英法、德、苏三方博弈的结果。

[68]　中亚内陆小国。

[69]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普鲁士国王，实行开明君主制，在军事上很有建树，使普鲁士在强大的敌国中间幸存下来。

[70]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至1890），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他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人称“铁血宰相”。

[71]　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1888—1969），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驻英国大使，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

[7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法国支持下建立的军事政治联盟。

第二章

德军突进

1939年爆发的这场战争似乎是欧洲以往冲突的奇妙回响。波兰曾经是欧洲的强国，聪慧的波兰人想不通，为什么波兰会被日耳曼人和俄国人超越，并被他们所瓦解。法国曾经是波兰的保护国。历史上，法国曾多次为保护波兰而爆发战争。比如，在1812年，拿破仑[73]进攻莫斯科，遭受了重大的损失[74]；再如1853年到1856年，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攻打俄国。以上战争所影响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欧洲，而此时的形势也是如此。比如1939年12月，德国的“施佩伯爵”号战舰被追击至南美港口，随后自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41周实际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只是德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拿破仑花了5年的时间，直到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战役[75]中取胜才成为欧洲霸主，而希特勒做到这一步只花了9个月。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的部队从凯旋门前经过，这座建筑正是拿破仑为了纪念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而修建的。9月中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76]在英国外交部说：“我们必须失败3年，然后才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得对极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波兰是烈士，英国是勇士，美国是胜利者。与许多烈士一样，波兰也是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角色。它可以选择做德国的盟友，那样的话，它或许能获得乌克兰西部的某些土地，比如波兰曾经统治过的基辅[77]。然而，波兰的统治者坚定地与英法两国站在一起，以为它们还是1918年的胜利者。与波兰一样，英法两国都曾在1918年的分赃大会中获利颇丰，而俄国和德国却被排除在外。波兰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强国，是东欧的堡垒。他们已经看到发生在捷克人身上的事情。捷克作了很多让步，但最终还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遭到肢解。波兰人不愿重蹈覆辙，即便苏德两国已经签订了瓜分波兰的协议。他们认为英法两国会出动飞机和坦克把德国人迅速解决掉，因此他们拒绝做出哪怕一丁点儿让步。在1939年9月，波兰人的抵抗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不宣而战，波兰战机尚未起飞即遭受巨大损失，不过大多数还是逃到了罗马尼亚。为了防止德军入侵，波兰陆军都部署在了边界地区，于是被从普鲁士北部和西里西亚西部进犯的德军分割开来。尽管波军在华沙附近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这座城市还是遭到了野蛮的轰炸。在随后的9月17日，苏联红军从东部边界侵入。7万名士兵和一些舰只、飞机成功逃走，流亡政府也在西方国家成立[78]。此刻，波兰已经被占领。德国和苏联分别吞并了波兰西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剩下的被称为“总督府”的地区被德国占领，并且成为了一场大屠杀的开端。在这场大屠杀中，300万波兰籍犹太人和另外300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遭到了杀害。在苏联占领区，大量民众遭到驱逐，就连许多被认为能够在苏联的统治下获益的乌克兰人也遭到了压制。

尽管德国将它的战争资源集中在波兰，但英法两国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波兰。法国花费了70亿法郎，沿着法国与德、意两国边界修建了一条庞大的防线——马奇诺防线[79]。所有人都期待这条防线能保证法国的安全，但是这么做却让法国的策略流露出一种防守的意味。法军小心谨慎地从马奇诺防线出击，一旦德军开火便又溜了回去。张伯伦通过BBC[80]向德国宣战后，伦敦预计德军会展开大规模轰炸，于是拉响了防空警报。然而，警报拉错了，德军根本无意轰炸英国。尽管德国的海军有一些动作，但是随着秋天的到来，西线再也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由于坦克很难在泥地里行进，所以双方在接下来的寒冬里进行了几个月的“假战”。英法两国就是不愿意展开进攻，记忆中25年前的巨大损失吓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有150万名士兵战死，而20世纪30年代的惨淡环境又导致民众放弃生育。正如乔治·奥威尔[81]所说，当时的法国就是博物馆和妓院的混合体。由于正值法国大革命[82]爆发150周年，形势在1939年夏天出现了缓和，但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客们还是一脸惊恐，一点也展现不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除此之外，英国又能帮上什么忙呢？与1914年一样，在尖厉的风笛声中，几支苏格兰兵团在法国的布伦[83]上岸，随行的还有兵团的吉祥物[84]，一只小猎犬，上校的嘴里还叼着一只大烟斗。英国本可以在1936年阻止德国。当时，希特勒再次占领了法德边界的莱茵兰地区。如果有英国的支持，法军就可以援引多项条约条款入侵莱茵兰地区，使其去军事化。法国人感觉，英国总是在防止法国享有充分的安全。此外，法国的左翼受到了共产主义的诱惑，一些人开始谴责战争。在1936年到1938年间，由于左翼政府实施统治，法国的右翼出现了分裂，很多人开始崇尚纳粹主义。在这样的形势下，英法既无法形成充分的联盟，战斗也无法有效开展。1939年到1940年的寒冬还没过去，除去挖掘战壕，西线的战事没有丝毫进展。比利时本来也可以帮忙，但是这个国家内部分歧严重，而且布鲁塞尔[85]也不想激惹希特勒。随后，战场就转移到了北欧。

在苏德两国签署的条约当中，波罗的海诸国[86]被划到了斯大林的势力范围，芬兰也在其中。芬兰的边境城市维堡[87]距离列宁格勒[88]只有100多公里，基于安全的考虑，斯大林向芬兰提出用苏联的国土置换这座城市，同时租借芬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岛用作海军基地。芬兰人不同意（芬兰也是1918年“一战”的战胜国之一）。但是由于气候和地势的原因，芬兰比波兰更容易守卫。11月底，苏联和芬兰意外地爆发了持续3个月的苏芬战争。机智聪慧的芬兰人穿着滑雪板，在森林中神出鬼没，把苏联红军整师整师地包围，使后者遭遇了可耻的失败。芬兰人估计英国可能会施以援手，英国也确实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但是，英国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找理由绕道阻止德国从瑞典获得铁矿砂[89]。同时，法国也制订了一份极不寻常的计划，打算用它们有限的运输机越过中立的土耳其向阿塞拜疆的巴库投掷炸弹，炸毁那里的油井。幸好，这一计划被英国明智地否决了。但是，英国远征斯堪的纳维亚[90]需要时间，斯大林调派了洞悉局势的将军，加强了对芬兰的攻击。芬兰首都遭到轰炸，于是芬兰人屈服了。英法两国远征斯堪的纳维亚的行动被苏联抢先了一步，但英国打算继续在挪威海域设置水雷。不过没等英国实现这一点，希特勒就首先打破了对待丹麦和挪威的中立状态，大举进犯，4月9日又通过丹麦进攻挪威。

奇怪的是，德国在挪威却碰上了钉子。德国海军一直都不怎么强大，不过一旦条件具备，它就能在进攻英国南部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挪威人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在奥斯陆[91]，挪威炮台的旧炮和鱼雷出其不意地击沉了德国海军的旗舰。英国人也击沉了多艘德国驱逐舰。这一幸运的进展对英国国内的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导致张伯伦下台。于是，伦敦就不再可能与希特勒达成任何交易了。战争打响后不久，张伯伦即推荐丘吉尔加入战争内阁，担任海军大臣，相当于文职的海军部长。随后，丘吉尔在挪威战役中指挥失当。战斗中，英军第一次直接遭遇德军，首战受挫。英军在战争初期反应迟缓，还暴露出一个弱点——海军实力强大得不成比例。英国当时装备了许多艘巨型战列舰，例如，“英王乔治五世”战列舰的花费可以建造一座现代工厂，还得配备大量的船员。它可以装载3 000吨油料，足以媲美一艘油轮。它的发动机功率相当于一座电站。此外，它还有10座舰炮，每座重达80吨。发射的炮弹重达700公斤，射程32公里。它的炮塔重达1 500吨。这些需要花费两年才能建成的庞然大物怎么能被击沉呢？实际上，它们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马奇诺防线，飞机就能摧毁它们。

与此同时，在伦敦，张伯伦正在因为他所犯下的所有错误而备受指责。当国会下院对张伯伦进行不信任投票时，很多保守党议员和左翼议员投了不信任票，另一些保守党议员投了弃权票。保守党议员利奥·埃默里[92]（讽刺的是，他的长子为纳粹电台做广播员，战后以叛国罪被施以绞刑）用奥利弗·克伦威尔[93]怒骂议会的一句名言结束了他对张伯伦的谴责。他说：“你们已经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滚吧，赶紧！我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滚吧！”权势集团认为丘吉尔不够稳定，有些特立独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94]曾说，英国的政治家要想成功，他（她）就得是一个新手或牧师。在1940年，这个新手就是劳合·乔治，而有可能取代张伯伦的人选就是神情高昂、讲话有些费力、很像牧师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权势集团需要他，但哈利法克斯说，他是上院的国会议员，无法领导这个国家。最后，工党（例如工会）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做出了选择，并与丘吉尔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丘吉尔宣布了自己的政策：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他确实只能提供这些东西，因为大战已经在西线开打了。法国没有出现丘吉尔式的人物。爱德华·斯皮尔斯[95]将军说：“英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害怕，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却紧张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希特勒本想在1939年秋天进攻，但是德国的将军们却并不认同这一想法。他们不断地寻找各种理由，不是哪一支部队没有准备好，就是嫌天气太潮湿、道路泥泞，等等。一些军官甚至密谋推翻希特勒的统治，不过这种想法从来只是在私底下流传，很久之后才开始公开谈论。在希特勒的不断催促下，德军将领拟定了一份作战方案，类似于1897年的施里芬计划[96]。一旦与法国开战，他们将首先攻打荷兰和比利时。这时发生了一件凑巧的事情。一名德国军官带着这份计划搭乘飞机从科隆起飞去开会，结果飞机中途迷失了航向，坠毁在了比利时，而他所携带的文件竟然没有完全损坏。比利时人得到了这些文件，发现字迹仍然可以辨认。他们把文件交给了法国。在法国人看来，这些文件证实了法国最高统帅部先前的推测。结果，法国被诱使在军事调度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德国人改变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希特勒一向认为，冒险的方案有可能成功，而他的将军们却夸大法军的战斗力，只想着保护鲁尔工业区[97]的安全。德军有一个胆子更大的将军叫作埃里希·冯·曼施坦因[98]，他了解坦克和飞机的战斗力，也曾提出过一项非常大胆的作战计划，但是没能获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99]的认可。在柏林，他偶然见到了希特勒，于是把这一计划告诉了他。德国将佯攻比利时和荷兰，把法军吸引过去。而真正的攻击点却位于比利时东南部。那里是一片崎岖的山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人称阿登森林[100]。阿登地区道路稀少，路况也不好，不过如果交通管理得当，这些道路还是可以使用的。于是，用不了多久，一支庞大的德军就将穿越阿登森林，并在色当跨过默兹河[101]。70年前，普鲁士人就是在这里打败法国军队，然后建立了统一的德国[102]。当然，德军的这一行动原本是可以被阻止的，而且德军一旦应对有失，比如坦克遭受空中打击而无法动弹，德军就将面临极大的灾难。不过，希特勒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5月10日，西线战场的炮火开始轰鸣，盟军一片混乱，失误连连。此时的法国人已经犯下了一个惊天大错，他们用大量的资源修建了一座防御性的堡垒——马奇诺防线。安德烈·马奇诺[103]是一名“一战”老兵，1929年曾任国防部部长。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法国军队当时可以占据莱茵兰地区。然而，在随后的1929年至1930年，为了“安抚”德国，英国极力主张协约国军队撤出这一地区。马其诺当时说，要保证安全，法国就得修建发达的防御工事。这一防御计划于是成了法国人的沉重负担。显然，为了实现防御，法国得把它1/3的部队驻守在防线里。而德国人则没有必要在防线前方部署多少军力，只需留下几个师的中年老兵就可以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精锐力量和装甲部队投入到其他战场。这样一来，德军统一行动，在局部地区形成了超强的战力（尽管德军坦克的数量本来就比盟军多一些）。德国将穿越比利时，法国人也是这样预料的。为了使战事远离法国北部，法军进入了比利时，并且在那里遭遇了他们所误以为的“德军主力”——德国B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有30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配备约200辆坦克。德军使用高超的战术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全世界最大的堡垒——比利时的埃本埃马尔要塞。德军用滑翔机运载伞兵，在堡垒上方实施空降。伞兵穿着橡胶鞋，以防发出声响，一落地就向通风孔和炮口投掷手雷。德军的行动非常迅速，很快就推进到了代勒河[104]一线，并在那里遭遇了法军和几乎所有的英国远征军。英法军队已经进入比利时，正在赶往荷兰的路上。进入比利时的法军是法国最为精锐的主力部队。然而，此时他们却正在被推入一个巨大的陷阱，后方只留下薄弱的兵力来防守法国。德国人破译了法军的通讯密码，知道哪支部队在驻防马奇诺防线，所以也能猜测出法国防线在哪一位置最为薄弱。由于法军的主力部队和所有的英国远征军都已经进入比利时，所以马奇诺防线北部边缘和比利时之间仅有少量的部队在守卫。他们沿着默兹河一线展开，指挥官情绪低落，士兵一副典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05]士兵模样，军容不整，无精打采，嘴里还叼着香烟，身上满是廉价葡萄酒的味道（每名法国士兵每天可以获得3升廉价葡萄酒，不过公平地说，这些士兵有一半是农民，而且当地的水源并不可靠）。几乎没有人想到，德军会从这里大举进攻。早在1914年，德军就曾使用47辆军用卡车在这里运输士兵，卡车只坏掉了一辆。此时，卡车和坦克技术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提升，阿登森林排满了长长的由坦克和各种车辆组成的队伍，还有大队的步兵和摩托兵，头顶还有空军掩护。这是交通管理的奇迹，坦克一旦发生故障就随即被清出道路，非常高效。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计划10天赶到默兹河，但坦克部队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106]认为他可以把这一时间缩短到4天。最后，德国人在两天内就赶到了默兹河，并于5月15日下午3点用橡皮艇渡到对岸。

法军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107]几乎垂直扎向地面，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并投出半吨重的炸弹，在如此凌厉的攻势下，法国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坦克甚至火炮都陷入瘫痪。实际上，斯图卡式轰炸机飞行速度比较慢，如果法军不恐慌，这些飞机很容易被打下来。不过在1940年，法军确实十分慌张，因为德军飞机十分喜欢炫技。德军的这一重要优势在阿登森林结出了硕果。德国空军是陆军的补充，是“空中的炮火”。而英国皇家空军是为独立空战而设计的，重视远距离轰炸（1936年，英国建立轰炸机司令部，正式确立了这一点）。此时，法国和英国的轰炸机才刚刚得知德军已经穿越阿登森林。他们知道得太迟了。随后，英法两国的轰炸机开始攻击德军，由于当时是白天，所以它们很容易被德国空军的梅塞施密特–109式战斗机[108]击中。第一天，32架“战斗”轰炸机迎击德军，13架被击落，其余被击伤。“二战”史专家马克思·黑斯廷斯把这些轰炸机叫作“棺材”。由于飞机性能落后，法军飞行员士气低落。法国战斗机航速极慢，反应迟钝。而英国皇家空军担心，如果把飞机投入法国战场，那么不列颠群岛怎么办？德军继续推进。5月16日，德军坦克部队已经渡过默兹河。古德里安把停止进军的命令抛在一旁，命令部队急速推进。这一战法在历史上被称为“闪电战”，它是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然而，闪电战并非德军发动此次战役的初衷，他们只是想把盟军赶出比利时，以防他们威胁鲁尔工业区。古德里安主张狂飙突进，他的上级，包括希特勒，都在担心他从南部受到攻击，并与大军失去联系。然而，古德里安继续推进，没汽油了就从法国人的仓库里寻找，没牛奶了就找法国人的奶牛挤奶。在他的右侧，未来的德国陆军元帅、战功赫赫的埃尔温·隆美尔[109]也率领坦克部队渡过了默兹河，开始掩护他的右翼。德军空虚的左翼可能受到攻击，但是，德国步兵也创造了神奇的进军速度，在阳光明媚的初夏里跋涉了一个星期，平均每天行军65公里。所以，当法军开始反击的时候，他们在坚决的抵抗面前遭遇了失败（大量难民涌上道路，漫无目的地奔逃，也严重地阻碍了德军的行动）。隆美尔的部队每日行军80公里。与此同时，法国司令员莫里斯·甘末林[110]认为他得守卫巴黎，于是古德里安所属的德军A集团军群的司令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111]便放开手脚逼近英吉利海峡。一路上地势平坦，天气适宜，非常适合坦克开进。法军坦克从来没有像德军坦克一样集中作战（它们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而且分散的法军部队不断投降。就这样，伦德施泰特一路到达亚眠以及“一战”时的索姆河战场，最后于5月20到达了英吉利海峡附近的阿布维尔，此时距离德军渡过默兹河只有几天的时间。在德军逼近英吉利海峡的过程中，法军指挥官却还在担心德军会抢先抵达巴黎，占得先机。现在的灾难在于，英法两国军队已经在比利时被一分为二，而且由于鹿特丹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荷兰也已屈服。在比利时，法军终于有效地抵挡了德军A集团军群的进攻，他们明白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所以战斗也有了起色。然而此时，法军的后路已经被德军A集团军群斩断。他们只能冒着德国空军的轰炸，随英军一起跌跌撞撞地奔向海边。而且，比利时也放弃了抵抗。后来，比利时国王遭到了严厉的斥责，但是比利时军队确实已经抵抗了足够长的时间，已经为英法军队向海边撤退赢得了时间。现在，法国人的斗志已经被激发了出来，德军的B集团军群也遭遇了法军顽强的阻击。在法国里尔，法军的4个师形成了一个口袋，对德军形成了阻截。法军的抵抗赢得了德国的尊重，也使法国得以体面地投降。在5月21日到22日期间，英法两军在阿拉斯附近组织了一次反击，进一步给德军敲响了警钟。此外，德国空军损失严重，飞机超负荷运转，修理厂不堪重负，半数轰炸机已经无法起飞。到了24日，希特勒终于下令暂停进攻。英军指挥官戈特子爵[112]斗志不减，他决心要把自己的部队从盟军的大混乱中解救出来，有序地撤向英吉利海峡旁的敦刻尔克[113]港。这里水道众多，有利防御。5月27日，撤离行动开始，当时预计只能撤回1万名士兵。但在此刻，英军的战斗机已经击退了德军的轰炸机，天气也终于好转。除去运送士兵的驱逐舰之外，另外还有几千艘各种各样的船只参与了撤离行动。最后，大约有34万名士兵（包括22.9万名英军士兵，其余为法军和比利时军士兵）成功撤离。不过，他们把重装备全部丢在了后面。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它是以法国士兵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法军负责掩护撤退，约18万人被俘。这时，英法两国都已经认识到，德国已经取得了胜利。6月14日，巴黎失守。马奇诺防线被德国从后方攻克，毫发无损。6月22日，法德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北部和西部被德军占领，其余部分成为了一个傀儡国家[114]，首都设在温泉小城维希[115]，以84岁的“一战”英雄贝当[116]元帅为首。当时，维希政府正忙着制订国家重建计划，它不愿把400名被俘的德军飞行员转交英国政府。英国也曾强烈建议维希政府将法国的海军舰船凿沉，以免落入德军之手，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一时间，法国又呈现出了帝国的样貌。不过，在停战协定签署前的6月18日，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军官戴高乐[117]与一些支持者到达了伦敦，并在那里建立了“自由法国[118]”政权。很快，这一政权就在非洲的法属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与此同时，法国民众开始遭受德国占领军的无情盘剥。为了防止德国人控制法国海军，英国人在阿尔及利亚[119]的海港凿沉了法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同时，其余地区的法国海军将领也与英国签订了协议。就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墨索里尼加入了战争。

当时，英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盟友。而且，随着意大利的参战，英国此时甚至连地中海都无法通过。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期间，英国内阁曾犹豫是否接受议和，丘吉尔也短暂考虑过这一点。这时的局势与1917年非常相似。当时，德国人正在对退出战争的俄国人开列条件，他们也向英国人暗示，英德两国可以牺牲法国的利益达成交易。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做了一番考虑，最后没有同意。因为，控制了俄国的德国将是无法抵挡、不可战胜的。在1940年，这一点更加明确。这时，丘吉尔站了出来。他说我们继续战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但是丘吉尔在英国拥有广泛的支持，有的内阁成员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他的决定表示欢呼。然而希特勒本人看不清这一点，他向英国人开列议和条款，口气极为强硬，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于是很快就遭到了拒绝。丘吉尔表明了他对战争结果的期望。这一期望很简单：德国应该放弃它所得到的一切，同时用行动保证将来不会再重复同样的罪行。

现在，战争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冲力，理性已经被抛到脑后。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早在1939年夏，战争就已经打响。人们当然不愿放弃，虽然胜利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德国的战争机器正在海峡的另一面集结，它的指挥官们正在制订入侵不列颠群岛的作战计划——海狮行动。不过，德国人的战舰很少（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海军遭受了较大的损失），无法保证胜利。而且德国空军还得为集结在法国海岸的驳船提供空中掩护。德国空军的目标是从英国皇家空军手里夺取制空权。随后，德军轰炸机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实施轰炸，逼迫英国投降。德国人的计划考虑得不够周全，他们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从5月10日到7月31日，德国空军已经损失了近4 400架战机。英国皇家空军在基地附近作战，几乎不用考虑油耗问题，而德军飞行员则必须预留足够的油料，以便飞机能飞回基地。8月13日，德军对英军实施了代号为“鹰袭”的大规模空战。两天后，不列颠空战打响，并一直持续到9月15日。一开始，德军的目标并不清晰，导致了重大的损失。8月15日，德军的75架战机返航时仅剩下了34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官休·道丁[120]命令英军飞行员避免与德军战斗机在空中缠斗，而是让他们去攻击德军的轰炸机。随后，德国空军改变了攻击目标，开始袭击英国南部的飞机场，给英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时，一场意外发生了。8月24日，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以便返回基地，一名德军飞行员把炸弹投到了他以为是农村的地方。可实际上，那里是黑暗中的伦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德军已经开始轰炸英国城市，于是用空袭柏林来进行应对。希特勒失去了耐心，命令德国空军轰炸伦敦包括民用设施在内的一切目标。9月7日，伦敦开始遭受轰炸。随后，轰炸持续了一个星期。9月15日，德国空军实施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当天，英国空军只损失了26架战机，而德国空军损失了60架（英国给出的数字是185架）。截至当时，德国空军又损失了1 773架战机，而英国则损失了915架。此外，当时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制造战斗机的速度比德国快。英国重整军备起步较晚，所以考虑更加充分。而德国却一度陷入混乱，方向不明，机构众多，各部门交叉重叠，他们甚至有17个不同的研究实验室。当比弗布鲁克[121]勋爵开始主管英国的飞机制造后，他结束了每3名政府职员负责一架战机这样莫名其妙的规定。他简化程序，在电话上下达命令，对委员会的意见不屑一顾。如同阿利斯泰尔·霍恩[122]所说，他在“用咆哮指挥”。在飞机制造方面，英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德国空军却搞得一团糟。在1945年的慕尼黑，为了节省油料，德国人用牛把他们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拖到机场上。在1940年，英国人每周可以生产500架战机，而德国只有一半。

此时，德军被迫取消了进攻英国的计划。为了进行报复，希特勒和戈林命令德国空军继续对伦敦实施轰炸。在随后的6个月里，只要天气允许，德国战机就会飞临伦敦上空。这是一段民族史诗般的历史，有一张照片很好地向世人展现了这一画面。照片当中是庄严的圣保罗大教堂，四周是数不清的建筑所燃起的熊熊烈火。直到1941年3月，德军每月都要在伦敦投下9 000吨高爆炸弹。伦敦东区的造船厂是德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当地的居民只能在防护设施里过夜，有时甚至得深入地面以下。乔治·奥威尔写道，那里的纪律非常严格，民众极少慌乱。在奥威尔的笔下，英国民众普遍非常团结。奥威尔还用有些抒情的笔调（见《狮子与独角兽》一文）把当时的气氛描绘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式的解放。而另一些人则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解脱。格雷厄姆·格林[123]把他的家人丢在身后的牛津市博蒙特大街，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座房屋里与他人私通。格林的职责是报告博物馆的火情。有一天，正在巡查中的他被炸弹炸伤，只能爬着从楼上离开。这一经历促使他放弃了那位女子。后来，他把这一经历写成了小说，而小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片名叫作《爱到尽头》（The End of the Affair）。在“二战”当中，类似这样的解放或解脱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所有这一切背后，丘吉尔的身影巍然屹立，这正是他大放异彩的时刻。丘吉尔几乎得到了所有国民的支持，整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丘吉尔说：“这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刻。”但是，真正的希望恐怕只能落在美国的参战上，可这并不容易实现。美国的中立法使美国严格保持中立状态。很多美国人认为，由于美国东海岸的经济利益，美国面临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束手无策。从理论上说，购买武器只能用现款支付，不能赊欠。英国在美国拥有大量投资和巨额财富，现在不得不低价出售，充作军费。然而，德军在大西洋部署了U型潜艇，使美国贸易深受威胁。罗斯福深知，一旦英国失陷，美国所面对的世界就只剩德国和苏联两大强国。此外，日本正在中国及亚洲的其他地区扩张，而美国在这些地区拥有重大利益。于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大西洋强国开始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合作。罗斯福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用以保护海上运输。作为回报，英国把西印度群岛的几个军事基地租借给了美国。同时，美国战舰也获得了授权，可以向德军U型潜艇开火。1940年10月，美国战舰首次向U型潜艇开火，希特勒严令不得进行反击，因为两国尚未交战。但是，U型潜艇的船长们受到了激惹，并且有一次，他们确实发起了反击。于是在希特勒眼中，两国似乎已经开始交战。真正的战场实际上在大西洋，因为德国正在加速建造U型潜艇，给英国的生命线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英国在另一个关键的领域也拥有非凡的实力，英国人天生善于搜集情报。在他们眼里，这种事就像做游戏一样。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德国人的密码，并且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机器。在这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已经使用“绝密”一词来表示关系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现在，由于破译了德军的密码（以及其他密码），英国人制定了一个更高的机密等级——“超级机密”（Ultra）。“恩尼格玛”密码机和“超级机密”成为了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标志。当然，如果德国人知道英国人已经破译了自己的密码，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于是，为了不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秘密已经泄露了出去，英国指挥官故意不采取行动。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1941年5月，当德军即将对克里特岛[124]的主要机场发动进攻时，英国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到了1943年，希特勒越来越怀疑身边有人泄露了军事机密，以至于他不再与他人共进午餐，最多只允许他的贴身男仆施特劳布陪他一起吃饭。

总之，到了1941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的情绪已经非常焦躁。他能看出，美国人正在进行军备扩充，随时可能介入战争。希特勒感觉自己活不到老年，而且他常常提起，如果不是他，德国就不会获得今天这样的发展。国内的舆论正在等待他创造另一个奇迹。同时，民众还得继续忍耐当时的贫困状态，这对战况已经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心想：英国唯一现实的希望在于，还有苏联人在。而他则要去击败他们。

巴巴罗萨

1941年7月，利沃夫[125]民众欢迎纳粹德国军队的到来。

[73]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创建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退位，次年兵败滑铁卢。

[74]　拿破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后，波兰人翻身，1812年，10万波兰军人随拿破仑入侵俄国。

[75]　在欧洲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法战争期间，法军与俄奥联军在奥斯特利茨（原捷克斯洛伐克中部城市斯拉夫科夫）地域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史称“三皇会战”。

[76]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又译“贾德干”，英国外交官。

[77]　今乌克兰首都。

[78]　波兰流亡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被苏德占领后，成立的波兰政府，长驻伦敦。

[79]　位于法德、法意边境，造价昂贵，十分坚固，但德军从西侧迂回，使马奇诺防线失去了作用。后指看似坚固，实则毫无价值的东西。

[80]　即英国广播公司，英国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

[81]　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传世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82]　法国大革命（1789至1799），一场破除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度的社会政治革命，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原则。

[83]　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84]　军队仪式中所用到的动物，不直接用于战争，比如山羊、犬、马等动物。

[85]　比利时首都。

[86]　一般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3国，有时也包括芬兰。

[87]　现为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88]　即今天的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第2大城市，又称“北方首都”。

[89]　德国的大部分铁矿砂来自瑞典，平时经波罗的海运输，但在冬天，波罗的海会封冻，只能先经铁路运往挪威北部的不冻港——纳尔维克港，再经挪威海域运往德国。

[90]　一般指挪威、瑞典和丹麦，有时也包括芬兰和冰岛。

[91]　挪威首都和主要港口，位于挪威东南部。

[92]　利奥·埃默里（Leo Amery，1873—1955），英国保守党议员。

[93]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 Cromwell，1599—1658），英格兰军事家，政治家。

[94]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国作家、记者。

[95]　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1886—1974），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充当英法两国的联络官。

[96]　“一战”前，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所制定的作战方法，主张先集中兵力进攻法国，然后移师东线迎击沙皇俄国。

[97]　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

[98]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纳粹德国国防军最负盛名的指挥官之一。

[99]　纳粹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部，负责管理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军空军总司令部等机构。最高统帅部统帅为阿道夫·希特勒和卡尔·邓尼兹。

[100]　位于比利时东南、卢森堡北部和法国东北部，是一片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区，多森林和沼泽，最高点是比利时境内的博特朗日山，海拔694米。

[101]　又译马斯河，法国北部河流，流经比利时，在荷兰注入北海。

[102]　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次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103]　安德烈·马奇诺（André Maginot，1877—1932），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没能为法国提供足够的安全，因而不断推动加强法国防御。

[104]　比利时中部河流。

[105]　1870—1940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府，1940年因纳粹德国入侵而垮台。

[106]　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1888—1954），德国陆军将领，提倡使用坦克与机械化部队。

[107]　该机型能垂直向目标俯冲攻击，精确度比水平轰炸高。

[108]　“二战”德军主力战斗机。

[109]　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纳粹德国军事指挥官。1940年2月任第七装甲师师长，为该师赢得“魔鬼之师”称号。1941年进军北非，扭转战局，被誉为“沙漠之狐”。1942年6月晋升为陆军元帅。

[110]　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1872—1958），1939年9月3日任法陆军总司令，兼英国远征军指挥。

[111]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纳粹德国军事指挥官。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

[112]　约翰·维里克（John Vereker，1886—1946），第6代戈特子爵，“二战”初期任英国远征军司令，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13]　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1940年夏，这里发生了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14]　史称维希法国，由贝当实行独裁统治，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解放法国后，维希政权垮台。

[115]　位于法国中南部。

[116]　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一战”时任法军总司令，1940年6月任法国总理，当月22日与德国签订停火协定。后来成为法国维希政府元首，实施独裁统治。

[117]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法国军人，作家，政治家，“二战”中曾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118]　戴高乐在“二战”期间领导的反纳粹德国侵略的组织。

[119]　非洲北部国家，曾为法国殖民地。

[120]　休·道丁（Hugh Dowding，1882—1970），空军上将，曾指挥著名的不列颠空战。

[121]　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1879—1964），在“二战”中担任英国飞机生产大臣，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的产量。

[122]　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1925— ）英国记者，传记作家，历史学家。

[123]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当代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21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24]　地中海岛屿，位于希腊南部。

[125]　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

第三章

巴巴罗萨[126]

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兴奋至极。在返回德国的路上，他路过了阿尔萨斯省[127]的首府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又一次回到了德国的怀抱，在那里，希特勒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德国人躲过了一场他们本以为会非常漫长的战争，而伤亡也远远小于预期，只牺牲了不到3万人。如今，德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敌手。从地缘政治来说，过去的1918年是希特勒的起点。在这一年，俄罗斯帝国解体。当年3月，苏德两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28]，德国的将军们提出条款，打算在东欧建立一个帝国，首都设在柏林。后来，希特勒正是根据这些先前的条款重建了柏林。希特勒通常把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附近，囚犯像奴隶一样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建筑材料，以便为未来的巨大建筑添砖加瓦。德国总理府已经建成，上面装饰着一只带有纳粹十字标志的老鹰，它的爪子正抓着地球。此外，希特勒还打算修建一条横贯德国东西的大道，以便使强大的部队能够通过快速车队迅速转移。在9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所取得的战绩超过了德国历史上的所有统治者。这时，他可以继续他原先的计划——《我的奋斗》[129]这本书了。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启发，希特勒要统治广大的欧洲，现在该对苏联下手了。

不过，要入侵苏联，希特勒就得同英国缔结和约。但是英国人不同意，他们对希特勒提出的停战建议完全不予理睬，当时是1940年7月。随后，英国人进行了反击，把希特勒的注意力从苏联转移到了南线和西线。希特勒必须与苏联合作，而斯大林则巴不得这样。斯大林毕竟刚刚镇压了他所认为的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叛变，3.5万名高级军官被降职、监禁和杀害，其中包括3名元帅和众多最优秀的军事将领。由于剩下的军官不足以抵御德国的闪电战，于是斯大林想收买希特勒。随后，200万吨石油、14万吨锰、2.6万吨铬和其他各种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通过苏德边境进入了德国，而德国却没有忠实履行向苏联出口武器的承诺。这时，双方使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外交手段。例如，斯大林命令谢尔盖·爱森斯坦[130]导演理查德·瓦格纳[131]的歌剧作品《女武神》（Die Walküre），并把它搬上了莫斯科大剧院。1938年上映的反德历史巨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正是由他执导的。在波兰占领区，苏德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与此同时，盖世太保也开始与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交流情报，举办滑雪比赛。为了庆祝希特勒的51岁生日，斯大林还移交给他50名德国共产党员作为礼物，其中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132]。她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描述了她在苏联集中营和德国集中营中的生活（她说，苏联的集中营有时候还有些人性，而德国的集中营更注重效率，一点人性也没有）。当然，苏德两国也有利益冲突，但还不至于兵戎相见。希特勒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丘吉尔和希特勒想尽办法来打击对方。在不列颠空战后的6个月里，德国对英国城市的轰炸仍然在继续，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到1941年5月，英国有350万幢房屋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下议院和伦敦的众多建筑，3万人丧生。但是，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士气都没有出现下降。另外，尽管英国人热衷于轰炸德国，但是他们的技术并不娴熟，每投10吨炸弹就得损失一架轰炸机。按照这一损失比例，英国人的行动是无法持续下去的，而且，他们对德国造成的破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英国在海上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德国U型潜艇可以使用法国港口，所以它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在大西洋实施攻击。1941年4月，U型潜艇击沉了总吨位将近70万吨的英美轮船，致使两国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海上运输能力。但是，德国潜艇数量太少，而且由于英国人已经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所以他们知道德国潜艇所在的位置。在1940年到1941年，盟军的轮船开始有组织地在护航下航行，沉船得以显著减少（这一点与1917年的情况非常相似）。此外，美国开始保护冰岛以外的航线，使海上运输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增加。希特勒曾经考虑进攻地中海地区的英国基地，并向西班牙的佛朗哥征求意见。佛朗哥非常高傲，他不想让希特勒把西班牙当作德国的卫星国来对待。不过，内战后的西班牙已经非常虚弱，而且佛朗哥还在不断地进行报复性的攻击。佛朗哥要求盖世太保从巴黎引渡加泰罗尼亚[133]前领导人路易·孔帕尼斯[134]，随后将他杀害。英国大使曾用1 000万英镑贿赂西班牙将领，以防他们卷入“二战”支持德国。不过，西班牙并不愿意介入。佛朗哥非常谨慎，希特勒也不愿意花力气去平衡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需求。为了寻求支持，纳粹间谍走遍了中东地区，但是一无所获。纳粹确实获得了一些同情（包括一位叫作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135]的年轻军官），但是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帮助。不过，这一努力却产生了其他的效果。

奇怪的是，因为意大利的原因，这场欧洲战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1940年夏，意大利想把整个地中海变成自己的领海，而且他们对法国在北非的主导地位怨恨已久。此外，意大利还要把英国人从埃及赶出去。随着英军和法军节节败退，意大利人想要吞掉希腊，建立一个巴尔干帝国。他们已经拿下了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的岛屿。墨索里尼对他的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136]（也是墨索里尼的女婿）说，现在是与希特勒并肩作战的时候了。10月，墨索里尼进攻希腊，大败而归。希腊人懂得如何在巴尔干山区作战，但意大利人不懂，他们又冻又饿，只能输掉战争。意军在进攻埃及的时候再一次一败涂地。丘吉尔把英军剩余的坦克派到了埃及，这也许意味着，他并不害怕德国人入侵英国。9月，超过20万意大利士兵向东进发，被杰出的英军将领理查德·奥康纳[137]将军击败。他熟谙坦克战术，正当意大利士兵因为卫生问题而出现大面积腹泻甚至死亡时，他从沙漠迂回到意军西侧，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在11月的塔兰托战役当中，另一位杰出的英军将领安德鲁·坎宁安[138]用飞机袭击了意军军舰，摧毁了意大利海军半数的主要舰只。到目前为止，英军的进展一帆风顺。但是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被拖进了巴尔干和埃及战场。希特勒对埃及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派了他最得力的将领埃尔温·隆美尔率领两个装甲师来到北非战场。隆美尔趁英军薄弱之际发动进攻，首战告捷。随后，英军将领奥康纳意外被俘，而其他军官难堪大任，于是隆美尔一路奏凯。更糟的是，英国决定兵援希腊，导致力量分散。一开始，希特勒根本不关心希腊那个远在东南角的小战事，但现在，他不得不重视那里。这首先是因为，德军非常依赖罗马尼亚的石油。而且，希特勒已经在1940年10月向罗马尼亚派出了一支军队，以防苏联或英国入侵那里。1941年4月，希特勒与保加利亚联合进兵南斯拉夫，并从那里攻入希腊。为此，英国暂停了北非的军事行动来援助希腊。然而，英军仍然没有摆脱厄运的袭扰。英国皇家空军主要驻守在本土，而德国空军则在地中海地区部署了1 500架战机。5月，德国伞兵部队在克里特岛实施空降作战，导致1.3万名英军士兵被俘。

在地中海战事的背景下，希特勒展开了他最大胆的行动——进攻苏联。一旦他不再下大力气考虑北非的战事，他就可以重新执行他一开始的计划。1940年和1941年之交，苏德两国之间爆发了很多争吵，迫切需要双方做出澄清。1940年9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份协议，此举促使日本进一步放开手脚侵占远东的土地。由于英法等国正在败退，它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就成了大块的肥肉。但是，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希特勒邀请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39]于1940年11月赶到柏林。希特勒提供的方案类似于拿破仑曾经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40]所提出的方案——苏联与意大利（计划占据非洲）、德国（计划占据欧洲）和日本（计划占据东亚）结盟，将来可以占据伊朗和印度。但是莫洛托夫想要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和土耳其的水域，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欺骗。莫洛托夫对德国干涉芬兰和罗马尼亚表示了不满，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苏联的邻邦，而且都与苏联不和（罗马尼亚已经发生法西斯政变），所以斯大林对这两个国家极为敏感。当上述讨论正在进行的时候，英国对德国进行了一次轰炸（丘吉尔打趣说，这是针对希特勒没有邀请他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而且，希特勒一直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结果莫洛托夫针锋相对地问道：“如果战争已经结束，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坐在隐蔽工事里？”他对希特勒提出的方案毫无兴趣，两眼只盯着土耳其。莫洛托夫是一个非常容易惹人愤怒的谈判者，“不行”是他的口头禅。如果他能在希特勒的劝诱下做出让步，接受印度而非土耳其，后面的进展或许就将大不相同。总之，莫洛托夫一离开，希特勒就下令开始准备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这一行动的代号是巴巴罗萨，巴巴罗萨是中世纪一位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的皇帝[141]。

希特勒认识到，时局对他并不有利。相反，美国正在调动无比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在北大西洋对抗德国潜艇。在短期内，德国最佳的选择是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因为在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之后，奉行军国主义的半独裁日本正急需原材料和市场。从1931年起，日本逐渐侵占了中国的沿海地区，而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的保护国，所以日本与美国摩擦不断。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各国一直未能发展成为有效的同盟关系。但是如果希特勒征服了欧洲，他所能提供的东西自然就比以往更多了，比如荷兰和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地。日本需要石油，他们可以从荷属东印度[142]得到。于是在1940年9月，德意日3国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143]，互相保证在盟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向攻击国宣战。希特勒不希望日本帮忙对付苏联，而是希望他的这位新盟友能把美国稳住。于是，日本遵循了这一思路，与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44]。随后，日本对中国实施了无情的轰炸，并且准备进犯东南亚。

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动武，而此时日本却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将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这还不是巴巴罗萨计划唯一的奇怪之处。随着仗越打越困难，德国人开始争辩，到底谁应该为现在的局势负责。不过，在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过程中和刚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位将军表示反对。因为，在进攻法国之前，他们表达了很多的反对意见，可是他们的元首击败了法国，所以他们相信希特勒的不败神话。不仅如此，他们也相信了苏联的孱弱。在这一方面，他们统统站在了一边，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德国人将在10天内结束战斗（根据英国的情报），或者一个月（根据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45]），或者最多3个月（根据美国军方），斯大林很可能会认为，结束只需“一个周末”。斯大林害怕有人发动针对他的军事政变，于是把苏联红军的高级军官处理掉了一大批。这些人深思熟虑，经验老到，军事才能十分出众。比如未来的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146]，他的牙已经被打掉，脚趾也受了伤，直到巴巴罗萨计划救了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整体印象是，这个国家正在崩溃。很多人认为，苏联人已经整顿了农业，可整顿却带来了饥荒。苏联人的口粮直到1952年才重新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据说，希特勒曾这样说，我们一脚踢开屋门，房子就会塌掉。

巴巴罗萨计划的战略规划是在仓促中制订的，而且几乎无人反对。希特勒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又被捧到了一个名不副实的高度，胜利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俾斯麦或丘吉尔能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但希特勒不行。希特勒认为自己正在被“上帝”所眷顾，因而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他要做德国的亚历山大大帝[147]，推翻东方世界的残暴王权，而西欧的广大民众也会自愿加入（就像希腊城邦追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比如，一个西班牙师将在列宁格勒作战，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以及荷兰、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军队也会参与进来。然而，进攻苏联的巨大危险在于，进攻者会被这个国家吞掉，迷失掉自己的方位，因为苏联的大部分地区都非常落后。欧洲有道路、村庄、教堂和小镇，与此相反的是，正如维克多·雨果在描述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所言，苏联只是“一个白色的平原接着另一个白色的平原”。但是，希特勒却没有从他的将军们那里听到任何不同的意见，他命令他们从北起阿尔汉格尔斯克[148]，南到克里米亚[149]的广大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而且，由于西线的胜利和海上作战，德国在经济方面的准备一点也不充分，德国民众的生活物资也没有显著削减。与此同时，德国兵团的战斗力却削弱了。进攻苏联的部队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并不比进攻法国时多。一个德国装甲师一般有1.7万名士兵，配备约200辆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但是在进攻苏联的时候，坦克的数量却下降到了125辆。与苏联的T–34中型坦克和KV重型坦克相比，德国坦克整体上处于劣势，不仅射程短，而且装甲薄。此外，希特勒也没有为部队准备过冬的衣物和属于基本物资的防冻液。300万德军和3 400辆坦克（还有3 000架飞机）快速集结到了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苏联问德国在做什么，结果德国人抛来了一个荒唐可笑的理由：训练。

可笑的是，对于即将来临的进攻，斯大林早已得到一波又一波的警示。他在东京的间谍知道，丘吉尔知道（英国人破译了德国的文件），德军的叛逃者知道。而且英国人还在瑞士精心组建了一个假冒的共产党间谍组织，代号“露西”，由他们将英国人所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传达给苏联人。斯大林一点都不在意英国人的情报，他甚至懒得把著名的“剑桥五杰”所打探到的大量情报翻译成俄文。狡猾的英国人一直认为，斯大林可能会相信“露西”。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全都是白费工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50]写道，在斯大林的一生当中，他只相信一个人。斯大林不相信列夫·托洛茨基[151]，不相信苏共中央政治局，不相信他的将军们，也不相信写文章的人，他唯一相信的人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2点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最后一列满载物资的列车缓缓地驶过了西布格河上的铁路桥。这些物资是斯大林提议运送的，以此来安抚希特勒。然而就在一小时之后，德军对苏联的进攻打响了。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德国士兵逃离部队，游过大河，向苏联人通风报信，可他却被枪毙掉了。很多人写道，从苏联军队在边境的部署可以看出，斯大林本打算首先发起进攻。但实际上，希特勒正好把苏军的动向作为了进攻的借口。不过，苏军的防线已经在1939年向西推进了160公里，进入了波兰，身后的防御工事已经不受重视，而新的工事极为简陋，可军队却驻了进去。不过，苏联的这一动作也反映出另一个情况，那就是，斯大林对苏联红军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严重缺乏信心，所以只有把他们部署在最前线，排成不便调动的阵势，后面再加一条由秘密警察部队组成的警戒线，以便随时击毙因恐慌而逃散的士兵，这样斯大林才能放心。很明显，要与德国交战，斯大林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而苏联红军的军事信条也很容易招致德军的大举进犯。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会在这个时候动手。进攻打响时，莫洛托夫问德国大使维尔纳·冯·舒伦堡[152]：“为什么要进攻苏联？我们做了什么？”对方的回答是：“因为你们的存在。”希特勒要让苏联退出历史舞台，并针对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元凶）发号施令，见一个杀一个。他们认为纳粹主义象征着欧洲文明的胜利，而被邪恶的犹太人操纵的野蛮俄罗斯人则需要被清剿干净。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到4点之间，德军一路向前。德军主力是由费多尔·冯·博克[153]所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博克个子很高，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曾经在“一战”当中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法金汉是他的家人[154]。博克的威名甚至一度震住了希特勒，所以一向我行我素，而其他将军却越来越不敢这样做。中央集团军群集结了半数的德军兵力，直捣莫斯科而去。这一路基本上是大平原，只在前方约65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障碍，那是第聂伯河[155]与西德维纳河[156]之间的一片狭长地带。这一带是历史上进攻莫斯科的传统路线，附近的斯摩棱斯克[157]还坐落着一座古老的要塞。不久后，它将见证一场大战。不过，我们还是从一开始的德军大捷说起。苏联红军的坦克和飞机比德军多，但是大部分装备都已老化过时。比如，苏军只有排一级的指挥坦克[158]才装备有无线电设备，而德军的所有坦克都装有无线电。德军闪电战术的第一项战果便是在苏军机场上击毁千余架苏军战机。当时，太阳刚刚升起，德军飞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苏军机场上空。苏军的飞行员只参加了4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他们害怕犯错误，如有闪失，他们就要承担蓄意破坏的罪名，所以不愿意训练更久。苏军拥有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但是大得超出了指挥系统的承受能力，每支部队拥有1 000辆坦克，3.6万名士兵，在灵活性上远逊德军。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里，苏军的大部分机械化部队惨遭覆灭。

德军势如破竹，在一些地区尤其如此，比如波兰的东南部城市利沃夫。在那里，德军被当地民众视为解放者，因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德军的战术准备和情报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而苏军方面却是一片混乱。不仅如此，来自苏军总部的反攻命令又使这一切雪上加霜，导致一支又一支苏军部队在不知所措中束手就擒。指挥苏联西方面军的德米特里·巴甫洛夫[159]将军遭到解职，并以作战不力和叛国罪被枪决。在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左翼，赫尔曼·霍特[160]所指挥的装甲集团军到达了维尔纽斯[161]，前方就是明斯克[162]。随后，霍特兵分两路，于6月25日冲破了苏军的两个集团军群。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迅速推进，部署了一个大口袋，把4支苏军部队装了进去。德军的先头部队在别列津纳河形成合围，随后赶到的步兵随即封住了袋口。在北边，截至6月26日，德军已经在西德维纳河对岸建立了多个桥头堡。在中间，德装甲集团军绕过明斯克，把苏军围在了两个大口袋里，一个在比亚韦斯托克[163]，一个在沃尔科维斯克。陷入包围的苏军部队被切断了供给，他们对战事的发展毫不知情，只能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分崩离析。到6月29日，29万名苏军士兵已经投降，不过位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要塞却坚守到了7月12日。部署在那里的苏联军队在3个星期里损失了50万名士兵、1 200架飞机、5 000辆坦克和1万门火炮。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也取得了类似程度的胜利。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打下立陶宛，其中一支部队在战争的头一天就突进了90公里，以便为关键的渡河战役做准备。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进展稍慢，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苏军最为强大。结果，这对德国人倒是一件好事。A集团军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命令德军将领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在7月11日推进到距离基辅数公里远的地方，但是久攻不下。不久之后，苏军将在这里蒙受重大损失。斯大林消沉了近两个星期，7月3日才在广播上发表抗击纳粹德国的演说。这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极为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之后（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达斯大林位于乡间的住所时，斯大林还以为他们是来要求他下台的），苏联终于组建了一个中央防御机构。随后，苏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动员，即便60岁的老人也至少要从事挖掘战壕的工作，有时要冒着炮火一天挖12个小时，只是，这些努力大多于事无补。

有一位苏联人非常了解当时的形势，而且意志坚决，头脑冷静，他就是斯大林的“救火队员”——格奥尔基·朱可夫[164]元帅。朱可夫似乎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气质，使得斯大林不能像震慑他身边的其他人那样震慑朱可夫。而且，朱可夫在1939年与日本的边界冲突[165]中打了一个大胜仗。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会毫不妥协地把他要做的事情贯彻到底。朱可夫建议，苏军西方面军现有的前线部队应当在德军到达基辅前退防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这两条河流一条向北，一条向南，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只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留下一处狭长的地带。这一地带的两翼相对安全，所以可以在这里组织防御，同时在防线后方组建预备队，并从西伯利亚增调军队。实际上，苏联所有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士兵能组成600个师，大约1 400万人（包括中亚[166]人），这一数字是德国所预计的两倍。而且，苏联在短时间内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将相当规模的工业撤到了乌拉尔河以东。这一决定是五年计划办公室的沃兹涅先斯基在6月24日做出的，它改变了乌克兰斯巴顿盆地[167]和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168]的工业，那里的涡轮机都被尽数毁坏。莫斯科地区撤出了500座工厂和50万名工人，使苏联的兵器工业能够在乌拉尔河以东的哈萨克斯坦[169]地区存活下来。一到达那里，这些工厂就开始实行配给制，并尽可能开足马力投入生产（英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也是如此）。接下来，他们将创造奇迹。

朱可夫的判断是正确的，至少德军将再次遭遇挫折。被围在明斯克的苏军顽强抵抗，但最后仍然被歼灭。到7月中旬，德军已经进入斯摩棱斯克这个连接两块大陆的大陆桥，这里是挡在莫斯科前面的最后一处地理屏障。与此同时，另一路德军也在向列宁格勒快速推进。接下来，德国人必须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应当按照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的博克所认为的那样进攻莫斯科呢，还是向南进攻乌克兰，以便获得那里的原材料？如果选择第二种，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就得挥师南下。这一争论的起因是苏军的防线正在加强。在这当中，德军也进攻了大陆桥上的斯摩棱斯克。在这场战役当中，苏军在斯摩棱斯克南部的叶利尼亚组织了反击，使德军首次遭受重创。苏联人坚守阵地，尽管已经被包围了两个月，但德军仍然无法向前。德军损失了21.3万人，博克不得不停止前进。因为，德军的机动力量最远只能行进650公里左右，这一距离恰好是斯摩棱斯克的位置。坦克和卡车需要维修和保养。在法国，这一距离所能到达的位置是英吉利海峡，不过那里的路况是很好的。在东北方向，这一距离所能到达的位置是波罗的海3国[170]，那里的民众由于从斯大林管制下获得了解放，因此能为德军提供很多帮助。

屋门已经踢开，房子也确实塌了下来，但只塌掉了一小部分。毕竟，这是一幢巨大的房子——苏联的领土面积是德国的60倍。随后，德军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休整期。在这当中，希特勒第一次和他的将军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将军们主张攻打莫斯科，而希特勒却认为，莫斯科不重要，这场战争是为了获得煤炭和石油，所以他要攻打苏联南部。希特勒命令大军挥师南下，在基辅附近包围苏联军队。希特勒非常幸运，因为斯大林不同意将这些部队后撤到基辅以东。于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向南推进，克莱斯特的装甲集团军也从克列缅丘格向北移动。在戈梅利，两支巨大的苏军部队被歼灭，到9月17日苏军已经损失了50万人。这是德军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前方就是顿涅茨盆地和克里米亚半岛，北高加索山脉也不再遥远。基辅陷落，66.5万人被俘。在干燥的平原上，德国空军与装甲部队配合默契，令苏联人措手不及。随后，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继续向前。克莱斯特渡过了第聂伯河，直指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171]，并于10月6日将10万苏军围困在了亚速海北岸的别尔江斯克。10月24日，德军攻克哈尔科夫[172]，接着又于11月20日攻克罗斯托夫。克里米亚大部被毁，只有塞瓦斯托波尔[173]和向北高加索地区延伸的狭小半岛刻赤[174]幸免于难。在北方，德军于9月中旬开始对列宁格勒实施狂轰滥炸，成为这座城市苦难的开始。出于报复，芬兰军队也经由卡累利阿地峡和维堡，从西北方向进逼列宁格勒。9月15日，列宁格勒被围，德国人决定以饥饿为武器夺取这座城市。随后，这里将有10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国和美国在“二战”中所投入的兵员的总和。在这个冬天，列宁格勒仅靠附近拉多加湖上一条脆弱的生命线艰难维持。随着拉多加湖冰层加厚，到第二年1月，人员撤离和补给运输都有所增长，这座城市才终于没有陷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芬兰人懂得适可而止。他们收复了1939年失去的土地[175]，但曾经是沙皇俄国骑兵将领的芬军指挥官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176]元帅非常了解俄罗斯人。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向前，那么他们绝不会原谅我们。因此，列宁格勒没有陷落与芬兰人关系重大。

1941年10月上旬，德军对莫斯科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台风行动。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通过奥廖尔、布良斯克和图拉[177]向北进发。现在，这3座城市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事史上的著名地点。在莫斯科以北，霍特的装甲集团军南下通过维亚济马[178]和曾经是俄法古战场的博罗季诺。德军的兵力将近100万，另外配备有1 700辆坦克和1.4万门火炮，但飞机只有550架（德国空军已经又损失1 603架战机，另有1 028架损坏）。德军计划集中兵力攻击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然后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莫斯科。苏联红军拥有125万名士兵、1 000辆坦克、7 600门火炮和不到1 000架飞机，但训练不足和武器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德军的两个装甲集团军从北部冲破了苏军匆忙建立的防线，当他们在维亚济马会师时，他们对苏军形成了合围。苏军继续战斗，拖住了德军的30个师。而在一年之前，法军在类似的境遇下放弃了抵抗。很多苏军士兵逃出包围圈，随后加入到莫斯科西侧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当中。在南部的布良斯克，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德里安经由奥廖尔包围了苏联红军，并在空军的大力配合下，于10月6日攻下了布良斯克。两支苏军部队被围，但是没有投降。此外，苏军还在身后的姆岑斯克附近新建了一条防线。1941年10月7日，德军的进攻开始遭遇雨季。道路泥泞，无法前行。这时，苏军开始用自己的T–34新型坦克从树林里伏击德军坦克，肆意蹂躏处于劣势的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德军坦克只装备了75毫米口径的主炮，只能从后方击毁T–34坦克。10月中旬，德军在莫扎伊斯克防线遭遇了坚决的抵抗。此时，朱可夫已经离开列宁格勒，来到了一片混乱的莫斯科，并接手了那里的防务。

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恐慌，凡是经历过它的人都在潜意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苏联共产党、总参谋部和苏联政府乘坐专列离开莫斯科，去往了伏尔加河沿岸的萨马拉。在莫斯科，很多人趁乱打劫。在市中心新建的公寓大楼，管理者与抢劫者沆瀣一气，直到秘密警察部队进驻，将打劫者射杀。斯大林公开表示自己将留在莫斯科，11月7日[179]，他主持了庆祝十月革命34周年的大阅兵。10月13日，德军已经抵达加里宁[180]到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斯科西北130公里）再到卡卢加（莫斯科西南145公里）一线。莫斯科已经变成一座堡垒，妇女和儿童都在成吨成吨地挖土，并且没有挖土机来帮他们的忙。现在，莫斯科已经开始遭受空袭。德国人尽力绕开了这些工事。但位于莫斯科南部210公里的工业城市图拉还在抵抗。10月18日，德军对莫扎伊斯克防线发起了进攻，并在10月27日攻克了沃洛科拉姆斯克。但是天公不作美，汽车几乎无法前进，导致部队补给异常困难。在气温下降，冻伤增加的情况下，缺少过冬衣物的德军实在难以为继。德军能够使用的汽车只剩1/3，步兵师的战斗力也只剩下1/3，60万匹强壮的德国战马日渐衰弱，不断倒地死去。

到1941年11月15日，正当大地已经封冻之时，最后的决战开始了。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军意图从北侧包围莫斯科，在莫斯科以南的另一个装甲集团军意图通过科洛姆纳从莫斯科东侧与北侧的德军形成合围。这一压迫性的攻势一度起到了作用，日落时，德军军官已经能够通过双筒望远镜看到远处克里姆林宫的金色圆顶所反射的太阳光。莫斯科就在眼前了。德军已经前进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家乡——红波利亚纳。这里距离莫斯科只有不到20公里远，但是图拉的抵抗仍然在继续，导致古德里安始终都无法从南侧靠近莫斯科。由于莫斯科南、北两侧的坚决抵抗，博克尝试直接从西侧进攻莫斯科。但是，他的坦克所剩无几，进攻发起4天后就难以为继。现在，在通往莫斯科机场的道路上有一个叫作希姆基的小城，小城里有一座纪念堂，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坦克障碍。这里就是德军进攻莫斯科所到达的最接近市中心的地方，这里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4公里。1941年12月5日，整装待发的西伯利亚部队向莫斯科前方的德军部队展开了攻击。这些关键的增援部队已经从远东调遣到西部，因为与对希特勒的承诺相比，日本显然更愿意遵守对苏联的承诺——这是这场战争当中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此外，苏联的其他地区也保存了一些预备队。就这样，莫斯科保卫战结束了。1942年1月，苏军已经迫使德军后退了320公里，而此时的德军已经明显虚弱不堪。德军的100万士兵已经损失了3/4，而且基本没有轮换过。11月30日，在南部的罗斯托夫，苏军的反击非常猛烈，伦德施泰特害怕被围，于是将南方集团军群撤到了米乌斯河和顿涅茨河一带（后来，这里成为了“二战”期间著名的战场）。德军在广阔的战线上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在北部前线，德军被迫从拉多加湖南岸的季赫温撤退，于是列宁格勒获得了一条通往外界的狭窄通道。

随着严寒冬季的来临，德军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苏联原有的铁路系统陈旧破败，运行效率十分低下。施迈瑟冲锋枪的润滑油也结成了冰。因为运输能力有限，德军的冬装还滞留在身后的波兰。12月20日，戈培尔[181]请求德国民众为士兵寄送保暖衣物。前一天，希特勒刚刚解除了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82]的陆军总司令一职，指责他未能攻下莫斯科。从此以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将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指挥德军与苏军作战，而这个命令作战的最高统帅部位于柏林外的佐森（Zossen）地区。此前，德军几乎打到了高加索山脉，也攻入了克里米亚半岛。现在，通往北高加索地区的入口和克里米亚半岛东北海岸的大部仍然掌握在德军手中。但是在冬季，以这里为终点的补给线运转十分艰难。而且，苏联海军控制着黑海，所以即便是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出发，经由海路实施补给，效果依然很差。此时，苏军在敖德萨[183]进行了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撤到了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塞瓦斯托波尔。仅仅从攻占的地域来说，德军的优势十分显著，然而实际上，他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一些将领甚至建议将德军部队尽数撤回波兰。但这并不符合希特勒的做事习惯。或许他认为，一旦撤退开始，撤退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甚至比拿破仑当年所面对的困难还要严重，毕竟，拿破仑军队早在10月份就开始撤退了；除此之外，撤退还会使部队陷入恐慌。希特勒命令德军守住现在的战线，加强防御，并从空中获得补给。苏军对德军的防御工事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然而，除了局部有所胜利之外，从整体来看，还是显示出了希特勒的正确——德军的包围圈仍然牢不可破，而苏军却损失巨大。到1942年春天，德军依旧占领着苏联的大片国土。北边，德军依旧在围困列宁格勒。中间，德军从勒热夫威胁莫斯科，二者仅相距160公里。南边，德军大致占据第聂伯河一线，并且占领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一部分。接下来，双方将展开一场世界级的大战。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1941年12月，新西兰军队在北非西部沙漠。

[126]　此处指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在“二战”中发起的对苏联入侵的行动。

[127]　现为法国阿尔萨斯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1871年法国于普法战争后将该地区割让给德国，1919年“一战”后，该地区归还法国。1940年被德国兼并。

[128]　也称《布列斯特条约》，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与同盟国签订和约，成功退出“一战”。随后，德国战败，该条约被废除。

[129]　1923年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这本书。全书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犹太人的仇恨，宣扬集权主义。

[130]　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

[131]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在德国歌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32]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1901—1989），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共产党员。1937年，其夫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捕。第二年，她也作为“人民敌人的妻子”被捕，被关进苏联集中营。1940年，她被移交给纳粹德国，随后被关进德国集中营，直到1945年4月获释。

[133]　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大区，下辖4个省，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1939年，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后取消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后来，加泰罗尼亚根据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重新组建了自治政府。

[134]　路易·孔帕尼斯（Lluís Companys，1882—1940），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西班牙内战后被流放，后被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引渡回西班牙，1940年10月15日被独裁者佛朗哥杀害。

[135]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埃及第二任总统（1956—1970）。

[136]　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1903—1944），意大利政坛的风云人物，1939年5月22日代表意大利与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签订德意《钢铁盟约》。

[137]　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1889—1981），英国陆军中将，被俘前任驻埃及英军司令。

[138]　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1883—1963），英国海军将领，1938年任海军副参谋长，随后任地中海舰队司令，1940年指挥塔兰托战役，1942年任北非盟国远征军海军总司令，1943年晋升海军元帅。

[139]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1890—1986），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57），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

[140]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1777—1825），击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一世，他复兴了欧洲各国王室，被欧洲各国和俄国民众尊称为“神圣王”和“欧洲的救世主”。

[141]　即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22—1190），德意志国王（115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142]　指1800—1949年间由荷兰人所统治的印度尼西亚。在“二战”当中，荷兰被德国占领，随后荷兰宣布终止与日本的贸易，导致日本侵略印度尼西亚。

[143]　即签订于1940年9月27日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144]　即签订于1941年4月13日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苏日中立条约》。

[145]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政治家，1940—1942年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146]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1896—1968），苏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元帅，在“二战”时期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屡建奇功，与朱可夫、科涅夫并称为苏联陆军的“三驾马车”。

[147]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之子，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一生未尝败绩，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统帅之一。

[148]　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

[149]　即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南部半岛，位于黑海与亚速海之间。

[150]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作家，“二战”时任苏联炮兵连长，因作战勇敢获得2枚勋章，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151]　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y，1879—1940），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红军最高统帅，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独裁被开除党籍，流放他国，1940年在墨西哥城被苏联特务暗杀。

[152]　维尔纳·冯·舒伦堡（Werner von Schulenburg，1875—1944），纳粹早期支持者，在巴巴罗萨计划实施前任德国驻苏联大使。

[153]　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纳粹德国将领。在“二战”中，博克于1939年在入侵波兰的行动中指挥北方集团军群，1940年在西线攻势中指挥B集团军群，1941年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指挥中央集团军群。

[154]　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1861—1922），德国军事家，步兵上将，1914—1916年间任德军总参谋长，为博克的舅舅。

[155]　欧洲第3长河，发源于莫斯科西部，流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注入黑海。

[156]　又名道加瓦河，是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北部的主要河流，发源于莫斯科西部，流经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注入波罗的海。

[157]　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于俄罗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科360公里。

[158]　用作指挥的坦克，没有炮管，有天线，作为联络中转站。

[159]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Dmitry Pavlov，1897—1941），苏联红军将领，1941年晋升为大将。

[160]　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纳粹德国装甲战专家。

[161]　立陶宛首都，位于立陶宛东南部。

[162]　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东欧重要商业城市，1812年被拿破仑摧毁，“二战”中再次被希特勒摧毁，现为白俄罗斯首都。

[163]　波兰东北部最大的城市。

[164]　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1896—1974），“二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1943年1月晋升为元帅。

[165]　即诺门罕战役。1939年，朱可夫指挥的苏联军队以较小的代价重创日本关东军。诺门罕位于满洲与蒙古边界。

[166]　一般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5国。

[167]　欧洲东南部的产煤区和工业区，煤炭储量丰富。

[168]　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169]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宣布独立。

[170]　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171]　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72]　乌克兰第2大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

[173]　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港口城市。

[174]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部。

[175]　1939年苏联提出以一片领土跟芬兰交换，用以防范德国。芬兰未同意，随后苏联发动进攻。

[176]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1867—1951），中文名为马达汉，1906—1908年在中国做探险考察，著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二战”中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1944—1946年任芬兰共和国总统。

[177]　奥廖尔位于奥卡河畔，距莫斯科360公里，布良斯克位于杰斯纳河畔，图拉位于莫斯科以南165公里。

[178]　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东部城市，位于莫斯科西侧。

[179]　俄历10月25日。

[180]　旧称特维尔，1931年为纪念苏联领袖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而改名为加里宁，1990年恢复原名。

[181]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

[182]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1938–1941），希特勒经常绕过他直接指挥德国陆军。

[183]　乌克兰南部城市，位于黑海北岸。

第四章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德军在莫斯科前方的退败令人震惊，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面也在进行另一场大战，日本军队成功地突袭了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场战争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击败了俄国海军，使日本成为了除欧洲各国以外第一个击败欧洲海军的国家。当时，日本正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日本尽管没有原材料，但是凭借顽强的适应力，它接管了西方在亚洲的很多殖民地。后来在大萧条期间，日本的邻国中国发生了革命，于是日本人、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开始互相较量。日军攻占了多个通商口岸，触动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将“门户开放政策”（自由贸易，不干涉内政）视作基本规则，而且由于日本粗暴地对待中国（比如提倡大和民族优等论，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做法非常相似），美国于是对日本做了很不客气的回应。日军的暴行臭名昭著，5 000名美国传教士的见闻都验证了这一点（一位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写了很多同情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她获得这一奖项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日本人无法容忍美国人的任何批评，美国人也以制裁相威胁。石油是日本最大的软肋，而且在1940年，日本从法国、荷兰战败中渔利，派军入侵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并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盛产石油的荷兰东印度群岛。英美两国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并且冻结了日本在各自国内的资产。结果，日本和英美两国成为了死对头。在与苏联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日本继续推行自己的战争计划，重创了美国设在珍珠岛的海军基地，抢夺了关岛和威克岛等岛屿，占据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184]的石油资源，并且把英国人赶出了他们设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随后，日本开始建立联邦国家（起了个古怪的名字叫“共荣圈”），而西方诸国却无力阻止。当然，一些对英美两国非常了解的日本领导人懂得，日本这么做将引火烧身，但是由于日本的种族自豪感和国民对天皇的神化根深蒂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一线胜利的曙光。

1941年12月7日，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地突袭了珍珠港。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珍珠港正处于沉睡状态。飞机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等着日军来轰炸；高射炮无人操作；弹药库大门紧锁，钥匙也不知去了哪里。幸运的是，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都不在港内，它们被派去守卫另一个可以开辟为机场的小岛去了。但是，尽管如此，日军的突袭仍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8艘战列舰瘫痪，2 402人死亡。日本所豪赌的是，在遭受如此突然而惨重的失败之后，美国将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当时的英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185]并不认为这次袭击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了解美国人，知道他们最终会从一开始的混乱和迷茫当中走出来实施反击，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耻辱。毕竟，美国人的损失并没有达到他们一开始所设想的程度。美军的航空母舰要比战列舰重要得多，而且，由于日军发现航母不在港内，他们担心遭到反击，于是过早撤退，导致关键的海军基础设施（油料罐和造船厂）、潜艇和信号情报装置全都毫发无损。

1942年上半年，英美两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失利。丘吉尔是一个老派的帝国主义者，他决心向世人显示英国的力量。他知道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一“面子”有多么重要，也非常看重他那不同寻常而又少有反省的自信，这样他就能依靠区区6万英国军队和一支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部队来维持英国对拥有4亿人口之众的印度的统治。他命令两艘大型战列舰开进印度洋，以便宣示英国的力量，威慑日本。然而，这两艘巨型军舰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袭击，双双沉入了大海。现在，日军开始取道泰国等地进攻马来西亚，而美军在关岛和威克岛的空军基地也遭到了日本海军的攻击。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东南亚建立了为英国所掌控的最高司令部。然而日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新几内亚岛的大部。1942年2月15日，英国人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新加坡陷落。100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英国的属地，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心。2月8日，日军发起进攻，此时还有13万大英帝国军队驻扎在这里，兵力是日军的5倍。但是，英军连一辆坦克也没有，而日军有200辆。此外，日军在空军上的优势也非常明显。英军投降后，约8万名战俘（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被日军押往战俘营，等待他们的将是强制劳动、饥饿、死亡等无比残酷的境遇。

1942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日本海军一路势不可挡，进入印度洋后攻打了锡兰[186]。随后，一艘英军航母被击沉，英军舰船于是不得不远离印度洋。此外，日军也攻打了缅甸，以图切断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供应线。中国国民革命军阻碍了日军的计划，并且仍然在顽强抵抗。美国人对他们施以援手，不但派出军事顾问，还援助飞机，并且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运送补给物资。英军起先想固守他们的殖民地，但是兵力严重短缺，缅军的作战能力又无法保证，何况当时的日军还拥有制空权，所以只能向后撤退。这是一次长达1 600公里的艰难跋涉，一路上，地形非常复杂。最后，他们终于在5月初到达了印度边界。此时，雨季来临，才使日军无法继续进攻。现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供应线已经被切断，只剩下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极其危险的航线。不过，中国国民革命军还是成功地拖住了3/5的日军，安东尼·比弗中肯地写道：“许久以来，中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像是缺失的一部分。”除了中国，其余区域都没能抵挡住日军如潮的攻势。美军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7]曾经放言守住菲律宾，但是他的大部分飞机都被日军炸毁在了机场上。3月，麦克阿瑟被调离了战场。麦克阿瑟曾于1937年从陆军退役，后来成为了菲律宾自治领政府[188]的军事顾问。1941年，麦克阿瑟再次服役。现在，他溜到了澳大利亚。不过他发誓：“我还要回来。”他的8万名士兵在马尼拉湾的柯雷吉多尔岛一直抵抗到5月8日。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帝国的一系列退败引发了严重的恐慌。日本只是一个远离大陆的岛国，如今却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疆域。日军在中国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并对印度形成威胁。日本海军控制了广阔的海域，把太平洋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防御要塞。新几内亚岛附近的拉包尔[189]被建设成了主要的海军基地。同时，日本也在所罗门群岛进行扩张，打算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设空军基地。此外，日军也有效地利用了从美国手中夺取的关岛和威克岛。

此时，英国人正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他们在印度的统治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他们既无法抛下印度，也无力为它提供有力的保护。由于在新加坡等地的一系列失败，大英帝国已经失尽颜面，就连印度也不愿继续臣服于它的统治。如果出兵抵抗日本，其余领地的防御就会受到削弱。随着1942年的继续，英国的噩梦还会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事实上，英国所占据的地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所能保卫的范围。整个大英帝国所呈现出的样貌是非常反常的，位于欧洲西北岸之外的一座岛屿怎么能够管理全世界1/4的陆地呢？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英国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丘吉尔所赌的也正是这一点。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使美国也加入了战争。从此之后，两国开始并肩战斗。在此之前，美国一直竭力避免再次卷入世界大战。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然而，到了1940年12月，回忆起德军对波兰的进攻，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罗斯福的目的是在美国不参战的前提下帮助英国，他制定了一份租借法案。1941年3月，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份授权法案，允许美国政府“通过出售、转让、置换、租借等方式”为特定的国家“提供防御武器和物资”。当年3月，英国成为了受益于授权法案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4月和10月，中国和苏联分别成为了第2个和第3个受援国。现在，盟军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大西洋，以便使美国的军队和补给能够运抵英国。到1942年7月，正当美国人最终在自己的海域组织起护航舰队时，德国海军指挥官卡尔·邓尼茨[190]也开始把他的U型潜艇对准了北大西洋。德军有足够的U型潜艇在广大的海域里制造威胁，有时能同时对多达15艘船只发起攻击。为了保护护航舰队不受U型潜艇的攻击，盟军战斗机既可以从英国空军基地向西飞行，也可以从美国空军基地向东飞行。但是，战斗机在飞行中要预留足够的油料，以便能返回机场。而当时的战斗机航程很短，所以无法为舰队提供全程的保护。于是，在一片叫作“中大西洋空隙”的海域，舰队就完全失去了飞机的保护。正是在这里，盟军的护航舰队最容易遭受攻击，而U型潜艇的攻击在这里也最为频繁。1942年10月，在仅仅一个月里，因为盟军的战机无法到达这里，盟军就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的海域里损失了66艘舰船，总吨位高达25万吨。不过另一方面，盟军也击沉了更多的U型潜艇，在8月和9月之间击沉了60艘。此时，被击沉的商船比例为1/10，而从前是1/40。英国海军上将马克思·霍顿[191]上任英国西部海区[192]总司令后，他组织了护航舰预备队，在需要的时候主动搜寻德国潜艇。如果他当时能调派更多的飞机，战果会更加辉煌。同时，一种新战术也出现在了反潜作战领域。在作战中，护航舰会长久地停留在一艘潜艇的上方，使潜艇内的空气消耗殆尽。老式的深水炸弹非常笨重，而且会把海水搅浑。不过，英国很快就用一种叫作刺猬炮的反潜武器代替了老式的深水炸弹，这种炸弹只有接触到潜艇才会爆炸。此外，英国海军还发明了射程更远的乌贼炮。这两种武器总共击沉了1/4的德国潜艇。不久后，英国又发明了一种新式反潜武器——“利”式探照灯。在夜间，只要飞机的雷达在海面上搜索到潜艇的信号（潜艇在海面能快速航行，同时为电池充电），探照灯就会自动打开，照射目标。随后，潜艇将遭受突然袭击，沉入海底。厘米波长雷达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雷达可以部署在飞机上，而潜艇却侦测不到。于是，潜艇只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击毁。

在从1942年2月开始的10个月里，英国的密码破译小组被升级了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给难住了，于是德军潜艇很少暴露行踪。与此相反，德国人却能破译英国海军的通信密码，了解护航舰的方位。1942年10月30日，盟军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当时，英国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捉到了一艘浮出水面的U型潜艇，并把它拖上了岸。在这艘潜艇里，英国人找到了一件即将改变“二战”进程的东西——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密码本，德国人就是用它来解码通信信息的。很快，由于恩尼格玛密码被破译（破译者是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英国海军就能知晓德国潜艇的位置，使得从北美出发，运送补给到英国和苏联的大西洋护航舰得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到1942年11月，盟军的损失已经大为减少。不过，随着春天的到来，反潜战斗再一次打响。这一次，德军派出了大量的潜艇进行巡逻，盟军的护航舰几乎逃不过这些潜艇的眼睛。在3月，盟军有81艘舰船沉没，总吨位达到了47.6万吨，而德军只损失了12艘潜艇。一时间，英国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不过，形势随后开始好转。在4月里，盟军只损失了39艘船，总吨位23.5万吨，但是德军损失了15艘潜艇。5月，形势进一步反转。在一次慢速的护航行动中，16艘战舰为43艘商船护航，遭到了30艘德国潜艇的攻击。在战斗中，盟军损失了13艘商船（部分原因是风暴冲散了护航舰只），而德军有6艘潜艇被护航舰或飞机击沉。在另一次护航行动中，5艘德国潜艇被击沉，而盟军却没有损失。在5月一整月，43艘德国潜艇被击沉，其中34艘沉入了大西洋，使德军损失了1/4的潜艇。与此同时，盟军只损失了34艘舰只，总吨位只有13.4万吨。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盟军装备了航程更长的新式飞机——B–24解放者轰炸机，它的巡航范围覆盖了中大西洋空隙海域。而且，盟军也出动了航空母舰为舰队护航。此外，葡萄牙允许盟军使用亚速尔群岛的机场设施，于是英国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便能在战争的最后3年里（在1942年4月之后）成为德国潜艇的第一克星。在1943年，德军损失了258艘潜艇。英国皇家空军击沉了其中的90艘，并另外击伤51艘。这意味着，美国能够放心地把英国作为欧洲的大本营，斯大林已经多次要求盟军尽快在欧洲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了。

1941年和1942年见证了盟军的胜败起伏。在东南亚，英国的地位不断下降。不仅如此，英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都在下降，只有北非除外。在这里，英军正在修建一条铁路。铁路的一端是亚历山大[193]附近的阿拉曼，另一端是利比亚的图卜鲁格[194]，中间要穿过1 600公里的荒凉沙漠。1941年1月22日，英国人夺取了先前由意大利占据的图卜鲁格要塞。但在随后，英国人遭遇了补给短缺的问题，甚至连淡水都供应不足。此时，德军和意大利军实施了名为“战斧行动”的反攻，攻入了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图卜鲁格也在这片区域当中。参加“战斧行动”的德军和意军士兵有10万人，配备了849辆坦克和604架飞机，超过了英军的规模。为了阻挡德军坦克的进攻，英军已经布下了大片的地雷阵。而且，英国人也迎来了他们的新装备——格兰特坦克。这种坦克的装甲和主炮足以媲美德军的Ⅳ型坦克，射程也不再落后（其6磅反坦克炮相当于德军的Pak38型50毫米反坦克炮）。

“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是盟军在北非的大敌。他非常有号召力，他的士兵都十分钦佩他。而且，隆美尔还成功地解除了英军最强大的武器——超级机密（Ultra）。他违抗从罗马的最高统帅部传达来的命令，令英国情报部门措手不及。同时，他还能监听北非的无线电信号。于是，隆美尔知道该如何行动。1942年5月26日，隆美尔找到了英军防线上的一个弱点，甚至打掉了一个装甲师的指挥部。英军的装甲旅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战斗，却没有德军所配备的反坦克炮和机动步兵提供支援。隆美尔还创造性地利用了英军的地雷阵，并且用反坦克炮来掩护自己的工兵排除地雷。而英军将领尼尔·里奇[195]虽然是个不错的参谋，但指挥起来却十分迟缓，而且各部之间缺乏协调，结果被德军逐一击溃。隆美尔派遣部队从沙漠中迂回，绕过了英军的南翼，把原地不动的英军逼向了他们自己埋设的地雷阵。在英军南翼，“自由法国”的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这意味着，法国军队的实力正在恢复当中。不过，隆美尔还是突破了阵地。德国装甲兵从3面进攻英军阵地，战场上散落着许多受损的英军坦克。英国人本来可以把这些坦克抢救回去，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英国第八集团军一路退到埃及边境，使图卜鲁格要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军已经把要塞里的地雷用作加固阵地，他们非常依赖这些工事。然而，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和无情的轰炸下，缺少战斗经验的英军部队还是在6月21日丢掉了阵地，为德军留下了大量的物资给养和3.5万名战俘。在华盛顿，罗斯福小声地对丘吉尔说，他愿意立即为英国提供帮助。美国驻开罗公使向美国报告了英军作战效率低下的坏消息，结果被意大利人截获。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决定对英军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这一次，他们所缴获的车辆和油料帮了他们的大忙。

图卜鲁格于1942年6月沦陷之后，英军在埃及边境再次遭受了新一轮的攻击。此时的英军只有不到100辆坦克，火炮也损失了一半。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英军在布置防御时仍然死搬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部队被部署在固定的防御工事内，前方埋设地雷，而隆美尔很容易就能绕过这些雷区。不过，英军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的指挥官克劳德·奥金莱克[196]元帅调整了部下的职位，以便增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不过，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场失败。后来，有一张照片记录了失利后的英军。照片里，穿着宽松短裤的奥金莱克元帅情绪低落，独自一人伫立在路边。在他身旁，他的部队正在向最近的一处防御阵地撤退。此时，英国人的学习速度明显加快了很多。他们将在地中海小城阿拉曼（字面意思是“两面旗”，一面是英国国旗，一面是埃及国旗）的火车站挡住隆美尔的进攻。阿拉曼地处大约65公里长的荒漠地带，地势有两处微小的起伏，却被冠以“山脊”的称呼。这两处起伏可以用作观察瞭望，也具有一定的掩护作用。沙漠的边缘是一处巨大的洼地，里面是一大片盐沼，既没有军事价值，也没有任何其他用途。德军无法从这里实施包抄，因为南侧就是坦克无法穿越的撒哈拉沙漠。英军已经在阿拉曼防线筑起了工事。火车站附近的防御尤其坚固，那里还安装了铁丝网。此刻，英军士兵当中已经开始出现恐慌情绪，因为英国舰队正在撤出亚历山大港，总部的职员也在焚烧机密文件。墨索里尼已经为他自己进入开罗准备好了一匹白马。6月30日，隆美尔的军队逼近了阿拉曼防线。但是他的士兵十分疲惫，而且他们在先前的战斗中也有不小的损失，淡水供应也非常困难。奥金莱克已经从伊拉克调来了一个印度旅，他们装备了先进的反坦克炮。而且，英国皇家空军也占据了这里的空中优势。不久后，隆美尔只剩下了37辆坦克。手下的3个德国师，个个都不足2 000人。而且，意大利提供给他的补给遭到了严重的削减。在6月和7月，隆美尔只获得了5 000吨物资，而在5月，这一数字是3.4万吨。前线的炮火逐渐停息了下来。随后，英军展开了一次反攻，缴获了隆美尔的“宝贝”——信号截获器。

在整个北非战役期间，丘吉尔给前线的将领增添了很多“麻烦”。前线指挥官正在克服无穷无尽的困难，他却发了很多封语气强硬的电报，要求迅速发起进攻，打败隆美尔。最后，他亲自赶赴开罗，解除了奥金莱克的官职。接替奥金莱克的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脾气暴躁，目空一切，非常注重细节，连丘吉尔也要让他三分。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蒙哥马利的审慎，并且允许他在战斗前多做一些准备。而要换了其他人这么磨蹭，丘吉尔则是一定不会同意的。而且，蒙哥马利在人员和物资上也占据了巨大的优势，但是他不慌不忙，直到后方补给线运转通畅，并且掌握空中优势时为止。英军的一场大捷终于就要到来了。

不过，阿拉曼的位置却比较有利于隆美尔的防御，尽管他的坦克和飞机要比蒙哥马利少得多。隆美尔用50万颗地雷埋设了地雷阵，其中的部分地雷来自图卜鲁格。此外，意大利人也制造了大面积的假地雷阵。隆美尔没有机会从侧翼进行包抄，所以只能从正面实施突破。不过，隆美尔只有11.5万名士兵、559辆坦克，而蒙哥马利却有22万名士兵、1 100辆坦克，在兵力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蒙哥马利动了很多脑筋制造假坦克（给吉普车钉上木板，再喷上油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不过重要的是，英军占据了绝对的空中优势，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袭扰德意联军的补给线。对蒙哥马利有利的另一点是，隆美尔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蒙哥马利计划派出工兵，使用波兰设计的快速探雷器，从隆美尔阵地北部的地雷阵中开辟出行进路线，每条路线都足够一辆坦克通过。而且在这之前，英军还计划像1916年那样实施大规模轰炸。于是，10月23日，近千门火炮轰击了6个小时，每门炮都打掉了约600发炮弹。随后，步兵和工兵跟进。然而，工兵发现，他们的任务之重始料未及——雷区纵深竟达8公里。如果一辆坦克发生故障，或者发动机出问题，那么整条路线的坦克都得停下来，变成德军反坦克炮的靶子。德军的反坦克炮射程远，穿透力强，英军的坦克最怕这种炮。英军在攻击战斗力较弱（但也不是弱得一塌糊涂）的意大利军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蒙哥马利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此时，患病的隆美尔正在康复之中，而他的代理指挥官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导致指挥官一职出现空缺，尚未康复的隆美尔只得返回，重新指挥部队。此时，英军出动火炮和1 000架次[197]飞机对德意联军阵地狂轰滥炸，把135吨炸弹倾倒在了他们的阵地上，但英军仍然无法突破防线。蒙哥马利把主攻点调整到了北侧，切断了德军与意大利军的联系。澳大利亚军队和苏格兰军队即将损失殆尽。隆美尔既没有预备队，也没有足够的油料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10月26日，蒙哥马利进兵受阻。丘吉尔两手抱着脑袋问：“难道真的找不到能打胜仗的将军了？”不过这个时候，英国皇家空军成了救兵，他们把德国刚刚派出的一艘油轮击沉在了图卜鲁格港。这时，蒙哥马利抽调前线部队组成了预备队，准备发起另一次攻击。此时的战场已经像地狱一般。在一阵阵热浪下，一团团黑色的苍蝇飞旋在尸体上方；伤兵、排泄物、武器零件、燃烧的卡车和坦克，满眼都是。不过，英军要比德军更顽强一些。到了10月29日，英军还有800辆坦克，而德军和意军分别只剩下148辆和187辆，而且几乎无法移动。随后，一艘德国油轮在希腊附近被英国空军发射的鱼雷击沉。11月1日，又有另两艘德国油轮在图卜鲁格港被击沉。隆美尔意识到，现在恐怕连撤退都是很困难的了。他不得不坚守阵地，待在原处。这时，蒙哥马利调整了部署，在北侧增加了攻击的力度，先用飞机轰炸了7个小时，又用360门火炮轰炸了4个小时。然后，工兵在全面的掩护下在雷区里开出了5条通道。在对阿拉曼火车站前方的反坦克炮阵地的攻击中，英军付出了整整一个坦克旅的代价，但是德军的损失更高。他们能用的坦克最多只剩不过35辆，炮兵的战斗力也仅剩余1/3。隆美尔对希特勒说，他必须撤退，然而，希特勒却让他死守。随后，11月3日，1 208架次的英军飞机再次向隆美尔的阵地投掷了400吨炸弹。隆美尔终于撤退了。他过后解释说：“没有预备队，所有能派出的士兵和能用的大炮都部署到前线上去了。所以，我们尽全力想要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防线被突破了，高度机械化的敌军从我们的身后涌了进来。上级的命令无法再执行了，我们得保住我们现有的力量。”在战斗当中，隆美尔的副手被俘。11月4日，蒙哥马利突破了隆美尔的防线，但仍然不敢轻率冒进。他一定记得，英军曾经从这里打了过去，但随后就被机动灵活的隆美尔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然而，此时的德军已经分崩离析，只剩下5 000名士兵、20辆坦克和50门火炮。他们灵巧地后撤了1 600公里，退到了突尼斯。

在11月15日的英国，教堂的钟声鸣响了。从1940年开始，它们就不再发出声音，因为那将意味着德军的进犯。现在，这一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英国民众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胜利。丘吉尔发表了全国演说：“隆美尔的部队已经被我们打败了，他们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基本上没有了战斗力。”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丘吉尔把这一胜利写进了历史：“现在还没有结束，甚至结束阶段还没有开始。但是，或许开始阶段已经结束了。”“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还写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屡战屡败。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

对经历过1942年年末的英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海上和空中。如果德国封锁了大西洋，英国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如果德国继续维持空中的优势，苏联也将陷入绝境，无法阻挡德国人的进攻。对于这两点，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英国。确实，德国在北非只有3个师，其中一个还是轻步兵师，其余都是意大利人，但北非的重要性非同小可——要害在中东，那里不仅有丰富的石油，战略位置也极为重要。

问题在于，随着战争的继续，不只是英国人，连美国人也被分散了注意力。或许，问题出于奥康纳将军在1940年击败了意大利人。这一胜利鼓舞了英国人，而且当北非战局在1941年年底和1942年年初出现危机时，由于英国已经在埃及驻扎了军队，那么理所当然的做法是继续加强这支部队。但是这样一来，英军主要的陆上作战就发生在了非洲，非欧洲。而在美国人看来，英军在这里作战要么是罪恶的（这是帝国主义行径），要么就是避重就轻。但是后来，英军作战失利，盟军需要采取行动来挽回败局。于是英美联军开始对法属北非展开进攻，从西向东打击隆美尔的部队，因为隆美尔指挥的部队从东到西的进攻没有取得成功。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太平洋地区的日本，而不是大西洋地区。而罗斯福始终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虽然罗斯福把太平洋放在第一位，会更受美国普通民众的欢迎。

随着美国军力的增长，美国选择在北非介入战争，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而这一行动的提议者正是丘吉尔。随后，盟军实施了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奇怪的是，卡萨布兰卡[198]有一个波兰情报组织（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上演的那样，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演员是维也纳人），而且在1942年10月，他们还与当地的维希政府进行了秘密的联系。后来，一位法国将军亨利·吉罗逃出维希法国投奔盟军，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但不太机智（他想做法军总司令，然而在被拒绝后，他就退出了）。盟军计划派3个特遣队实施两栖登陆，占领关键的港口和机场，然后向东移动，进入突尼斯，直捣隆美尔的后方。在当时的情况下，盟军的行动非常成功。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乔治·巴顿将军和他的3.5万名士兵乘坐100艘船从美国而来。另一路英美联军主要从格拉斯哥来，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阿尔及利亚登陆。附近区域的德国潜艇被派去攻击商船了，于是在11月8日，巴顿指挥的部队就登陆完毕了。盟军遇到了一些抵抗，维希法国的一些法国士兵特别恨英国人，不过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维希法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弗朗索瓦·达朗[199]上将当时正好在附近，他下令停止抵抗。达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甚至允许隆美尔出钱使用法军的补给线，所以派他担任法军的指挥官将产生争议。因此，“自由法国”部队的领导者查尔斯·戴高乐不赞成吉罗和达朗这两个人选。戴高乐的巨大优势是，他与法国国内的抵抗力量（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关系良好。后来，达朗被暗杀（这一事件非常神秘，凶手年龄不大，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迅速宣判处死了），戴高乐这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各种安排混乱，导致盟军错误不断，但是英美两国军队已经开始威胁隆美尔的后方。盟军还有一个好消息，法国军队（实际上是摩洛哥军队和阿尔及利亚军队）再一次加入了战斗。随着他们的部队在1943年1月攻入突尼斯，隆美尔也在此刻返回部队，重新指挥德军。此刻，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相会，兴致十分高昂。2月，由于美军缺乏战斗经验，导致“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卡塞林隘口战役中故伎重演。不过，盟军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随后，希特勒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他把大量德军投入到了这片毫无希望的战场。5月份，他调来了25万德国士兵，其中半数成为了俘虏。希特勒的行动看起来难以理解，但却产生了其他的效果。因为1943年的进攻季已经过去大半，导致盟军无法在1943年进攻法国。火炬行动还产生了其他不可估量的影响。火炬行动的目的是帮助埃及的英军。如果蒙哥马利根本不打阿拉曼战役，盟军的形势可能会更好，因为隆美尔与西侧部队的联系已经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不得已必须撤退。而且从莫斯科（甚至华盛顿）的角度看，北非战役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二战”的小插曲。斯大林甚至会认为，为了保住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英国甚至不惜让苏联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死去。不过，火炬行动来自于图卜鲁格的战局，而图卜鲁格的战事又起源于1940年6月墨索里尼加入“二战”。此刻，北非战场聚集了几十万士兵和几百艘战舰，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39年德军对波兰的进攻。接下来，战火将烧向何方？答案是意大利，尽管美国人不喜欢这个答案。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陆地上，苏联人仍将孤军奋战。

苏联反击

1943年2月，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184]　1898年成为美国领土。

[185]　山本五十六（Isoroku Yamamoto，1884—1943），日本海军将领，1939年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1943年被美军截杀，后被追授元帅军衔。

[186]　即今天的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方。

[187]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美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188]　成立于1935年，1898年—1935年，菲律宾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

[189]　现已不存在的政治实体。

[190]　卡尔·邓尼茨（Karl Donitz，1891—1980），纳粹德国海军元帅，擅长指挥潜艇作战。

[191]　马克思·霍顿（Max Horton，1883—1951），英国海军上将，在“二战”期间显著地提升了盟军的反潜作战能力。

[192]　英国西海岸伸入大西洋的一处长方形海域。

[193]　埃及北部港口城市。

[194]　利比亚东北部港口城市。

[195]　尼尔·里奇（Neil Ritchie，1897—1983），英军将领，1941年11月任英军中东战区副参谋长，后兼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北非连续失利后被降职。

[196]　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1884—1981），英国陆军元帅，曾在“二战”中担任英军中东战区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司令，1942年8月卸任。

[197]　一架飞机起飞一次。

[198]　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港口，位于摩洛哥西部，摩洛哥独立后改称达尔贝达。

[199]　弗朗索瓦·达朗（Francois Darlan，1881—1942），法军将领，“二战”初期任法国海军总司令，后为维希政权效力。盟军进攻法属北非时，达朗下令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遭到暗杀。

第五章

苏联反击

阿道夫·希特勒在军事上的最后一次灵光乍现是坚持让德军守住苏联的战线。在雪地里，苏联红军已经在蛮勇的进攻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尽管德军的战线已经在苏军的攻势下后移，但被围的德军仍然能从空中得到补给，坚守阵地。随着1941年春天的到来，一切凝固的物体又重新变成了雪泥、泥土和水流。德军的战线曲曲折折，在列宁格勒附近呈弧形深入之势，在勒热夫突出部附近又像一根指向莫斯科的长长手指。然后，战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经过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最后沿顿涅茨河终止于克里米亚。在1941年12月，苏军已经重新夺回了克里米亚半岛东北岸的刻赤半岛。苏德两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德军所面临的问题尤其众多。在过去的战斗中，德军每天损失100名军官，伤亡总数达到110万人，始于1941年11月的疾病也让德军损失了60万人。此外，德军还损失了7.4万辆车，而且只有1/3的铁路更换成了德国标准的宽轨道。在如此有限的运力下，德军每天只能开出11列运送石油的火车。陆军依靠马匹运输，但问题同样严重，在严冬18万匹马已经死亡。

当然，德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战时经济也没有做好长久作战的准备。哪里应当是经济的重点？是海军、远程重型轰炸机、战斗机还是重型坦克？如何利用已经占领的欧洲土地资源？1941年，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而德国国内还在按照战前的标准生产日常消费品。例如，在巴伐利亚州南部的梅塞施密特工厂，工人还在用铝材生产民用的梯子，而英国人已经在用铝制造重量更轻、航程更远的战斗机了。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石油。德国依靠罗马尼亚来获得石油，否则就只能在莱比锡附近的工厂和其他炼油厂使用褐煤来提炼非常昂贵的合成油料。这一问题最终将拖垮德国。到1945年，德军的重型装备将无法动弹。与此相反，苏联人却能从南高加索地区获得大量石油。巴库油井出产的石油可以从里海地区的阿斯特拉罕[200]沿伏尔加河运往苏联。英国的石油供应也非常充裕。尤其在非洲和远东的战役中，英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石油。1942年，希特勒认为他必须把这些石油抢过来，他说过，没有这些石油，德国就会输掉战争。实际上，1942年正是希特勒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最后一个时机。到了1943年，英军的轰炸（尽管在当时还没有明显的效果）将给德军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德国的城市，德国空军将不得不撤离东线战场。德国空军本来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速生产物，现在早已不堪重负。现在的德国空军既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也没有适用的轰炸机。从1942年6月开始，德军又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蓝色行动（Case Blue）[201]。这是一场赌博，不过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希特勒的敌人们又为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苏联红军阻止了德军攻入莫斯科的胜利让斯大林颇为得意。他的心情一时间非常愉快，他拒绝离开莫斯科，还计划在红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的阅兵仪式，而德军就在不远处。斯大林认为德军就要完蛋了。他们毕竟已经败退了上百公里，在南面丢了罗斯托夫，在北面丢了列宁格勒以东的季赫温，那里有重要的铁路线，可以让列宁格勒获得补给。在附近地区，人们都在想办法为列宁格勒这座饱受打击的孤城解围，因为仅有的补给行动是通过拉多加冰冻的湖面进行的。列宁格勒刚刚度过了一个难挨的冬天，几十万人在寒冷和饥饿中殒命。这条穿越冰湖又微不足道的补给线本来就无法供应城市所需，同时却还要用来疏散列宁格勒的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对苏联的战时经济至关重要。

从1942年1月到6月，德军在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202]的集团军群正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蠢蠢欲动。德军没有能够对抗苏军T–34中型坦克的武器，这种坦克能在冰冻的沼泽上行进。德军暂时后退，等到天气好转后，德军再次对苏军突破防线的位置发起进攻，并且把苏军封在了一个“口袋”里。此时，苏军的阵地沼泽遍地，蚊虫肆虐。他们的指挥官安德烈·弗拉索夫本来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将领，但直到最后一刻才被调来指挥部队。他的到来对形势毫无益处，弗拉索夫只能在一片混乱中枯坐泥潭。到了6月25日，弗拉索夫已经损失了6万名士兵。最后，他自己也被德国人俘虏。后来，弗拉索夫为德国法西斯效力，推动苏联解放运动，战后被苏联处死。

苏军在克里米亚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海岸的海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被围，驻扎在东海岸的苏联红军要为塞瓦斯托波尔解围。结果，从2月到4月，苏军拙劣的指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德军掌握了制空权，把苏军的供给船炸得一塌糊涂。5月8日，克里米亚的德国陆军第十一集团军指挥官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发起了一次精心准备的战役来肃清刻赤半岛上的苏军。这意味着两军将正面交锋，德军的巧妙布置使苏军的主力放错了位置，随后全部被俘。这一仗，德军俘虏了17万人，缴获了258辆坦克和1 100门火炮。1942年6月，在持续一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德军进一步攻取了已经成为瓦砾的塞瓦斯托波尔，俘虏了9.5万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和英军丢掉图卜鲁格发生在同一天。可是，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东部战线有很多水面宽阔、绵延千里的大河。第聂伯河的河道在基辅一带向东南方偏折，然后拐了一个大弯注入黑海。北顿涅茨河流经哈尔科夫，然后注入顿涅茨河，接着河道也向东南方拐了一个大弯。顿河也是这样，河道向东南方向拐弯后，在罗斯托夫处注入亚速海。再往西就是伟大的伏尔加河，它最终注入了蕴藏丰富石油的里海。在1月的进攻中，苏联红军已经在顿涅茨河对岸的伊久姆建立了一处桥头堡，哈尔科夫和联通它的铁路距离顿涅茨河只有65公里远。如果要展开蓝色行动，就需要清理伊久姆突出部的苏军。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3月，苏军又在伊久姆以北的顿涅茨河沿岸建立了另一处桥头堡，不过规模较小。斯大林催促他的前线指挥官谢苗·铁木辛哥展开一项大规模的攻势。于是，铁木辛哥率领54万人、1 200辆坦克、1万门火炮和900架飞机在伊久姆突出部的最前端继续向前进攻。他们的目标是“夺取第聂伯河沿岸的重要交叉点”，那里位于哈尔科夫西南方约200公里处。对此攻势，德军做了大胆的回应，放手让铁木辛哥向前推进。随后，克莱斯特的装甲集团军在整整一个航空联队（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在苏军的大后方向苏军发起了攻击。铁木辛哥减缓了对哈尔科夫的攻势，在5月22日至23日被德军包围。5月26日，苏军油料消耗殆尽，只能投降。在这次战役中，苏军损失了22个师、15个坦克旅、7个骑兵师，丢掉了540架飞机、1 200辆坦克和2 000门火炮，被俘24万人。此后，德军对北部的苏军桥头堡（沃尔昌斯克）也进行了攻击，在6月15日之前俘虏了2.1万人。现在轮到德军在大草原上发起进攻了。这一次，德军在坦克数量上建立了6∶1的优势，而在不久前，苏军坦克的数量还是德军的3倍。6月28日，蓝色行动在顿河沿岸继续展开。苏军在沃罗涅日建有一座桥头堡，令博克倍感威胁。如果不清理掉它，苏军就有可能袭击德军的侧翼。希特勒只希望博克大步深入，越快越好，于是双方爆发了争吵。实际上，苏军已经吸取了教训，只管向后撤退，一边撤，一边在后方囤积兵力。到7月7日，苏军在德军的攻势下已经进行了多次撤退。对德军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机动兵力的缺乏，毕竟在油料短缺的情况下，部队的行动已经非常不易。此时，在希特勒设在乌克兰文尼察[203]的指挥部，德军内部的争吵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空调的运转声和蚊虫的嗡嗡声中，速记员把指挥部里每个人所说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以便将来查证，这不利于建立作战行动所需要的信任。不过，既然苏军没有做出多少抵抗，德军于是兵分两路，A集团军群进攻高加索地区，获取石油。B集团军群在伏尔加河下游、A集团军左群翼提供防御。作为先锋部队，德军第六集团军抵达顿河最东端，并于8月中旬渡过顿河，来到一处狭窄的大陆桥，前方就是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下游的主要城市是斯大林格勒[204]。这是一座老城，在五年计划中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工业城市。而且，与同一类型的城市一样，城市名也换为了更具革命色彩的名称。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备战，并以城市名称组建了新的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有20万人，配备了400辆坦克，拥有超过2 000门火炮和454架飞机。斯大林格勒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牲畜和工业设备已经转移到了伏尔加河东岸。7月23日，德军攻陷罗斯托夫。斯大林先前认为德军真正的威胁在莫斯科，现在才开始摸清眼前的形势。德军计划把机械化部队调往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市，但油料短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B集团军群已经用自己的卡车把1 500吨油料运送给了顿河前线，其第六集团军因为油料短缺停顿了一个星期。此外，德军的兵力继续分散，一些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被调往西部，以防苏军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使自己腹背受敌。德军指挥官曼施坦因被调至列宁格勒。先前，德军计划联合芬兰军队紧密包围列宁格勒，此时尚未实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德军将重兵投入到了南部战场，因此他们对列宁格勒的攻势无法正常展开。在南部，苏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由于苏军最终失败，人们普遍低估了苏军在这里的影响。对此，一位独具慧眼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格兰斯[205]做了详尽的分析。这一次战役突显了德军将领瓦尔特·莫德尔[206]的指挥能力，他守住了位于勒热夫和格扎茨克一带的阵地。这处阵地距离莫斯科不远，从1942年春季起就一直稳定地处在德军的控制之下。不过，苏联游击队对德军的威胁日趋严重，德军连挖土豆也要派军队守护。在中央集团军群附近，游击队每天发起的袭击有5至6次。

这就是苏联在1942年所经历的危机。此时，苏联已经丢掉了超过1/3的工业；2/5的人口留在了德国占领区；顿涅茨盆地原来供应着全苏联57%的煤炭，现在也落进了德国人的手中；苏联也损失了很多铁矿及其他矿井，这些矿石可以用来生产钢铁、铜、水银、锡、铅、磷酸盐、石墨和碘；此外，苏军士气不振，比如，苏军在顿河南部所建立的临时防线在罗斯托夫陷落后随即土崩瓦解。攻下罗斯托夫后，德军加速推进，到了7月下旬，德军已经跨过了欧亚界河——马内奇河。德军A集团军群计划沿黑海海岸直达巴统，封锁苏军海军基地。不过，德军这样做也是为了夺取阿迪格地区的首府——石油城市迈科普和那里的油井（德军预计，当地人会与德国人合作，而且苏联红军会继续溃散。随后，从7月1日到8月10日，德军A集团军群共俘虏了30.9万人）。在滑翔机的配合下，罗马尼亚军和德军联手清除了驻扎在亚速海出海口东岸塔曼半岛的苏联守军，并最终进入了新罗西斯克港（他们在这里和库班桥头堡固守了大约一年，这是德军最后一次像样的胜利）。8月9日，德军攻克迈科普。不过，穿越高加索山脉的道路只有4条，而且只有骡子可以通过，就连野战厨房也得停在后面，唯一可以使用的车辆是半履带摩托车。8月22日，德军熟悉山地作战的部队把德国国旗插在了厄尔布鲁士山[207]上。此时，德军距离黑海沿岸城市苏呼米只有40公里。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光运粮就需要一个星期，而且骡子只有2 000头。在德军指挥部，众人对德军是否过于谨慎的争论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在油井并不多的迈科普，6 500名技术人员到达了这里，期望能开采出350万吨石油。然而，他们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油井也已无法使用（德军只得到50桶石油，机智的游击队员成功地炸掉了工程师的驻地）。德国人被困住了。希特勒勃然大怒，甚至停止了社交活动。他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实现1942年的作战目标。8月，德军损失了20万名士兵，而且只能补充一半的人马。

到7月24日，德军对顿河东岸地区的攻势进展顺利，逼近卡拉奇[208]。7月30日，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一个罗马尼亚军团并入了B集团军群，因为第六集团军（指挥官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步兵很少，无法攻打斯大林格勒。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部队在干旱的草原上行进，饮水供应十分紧张。8月7日，德军在进军卡拉奇的战争中迅速取得了胜利，俘虏苏军5.7万人，缴获1 000辆坦克、750门火炮和650架飞机。但是苏军争取了时间。8月24日，霍特的装甲集团军从南部北上，苏军的抵抗逐渐减弱。到了9月上旬，德军已经逼近斯大林格勒近郊。显然，德军将在这里遭遇顽强的抵抗。

8月26日，朱可夫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官。他说服斯大林，不与德军正面交战，只进行局部的抵抗。随即，朱可夫开始花费两个月准备一项大规模的反击行动，目标指向战斗力稍弱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一翼。这么做是正确的。这段800公里长的顿河沿线兵力空虚，轴心国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太可靠。匈牙利军队反坦克炮威力弱，意大利军队则刚刚跋涉了近1 000公里，只有罗马尼亚军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朱可夫飞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作战计划的当天，保卢斯也在文尼察面见了希特勒，接受他乐观的鼓励（尽管喝水也成了问题）。9月10日，德军的装甲集团军到达了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沿岸。13日，德军攻占了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的火车站。随后，战斗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德军开始与苏军争夺每一间房屋和每一处街垒，很多场战斗都写入了历史，拍成了电影。保卢斯向希特勒报告，自己的部队非常疲惫，但希特勒10月6日宣布，拿下斯大林格勒是集团军群的主要任务。当时，德军指挥部可能发生了一场争论。尽管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毁，但是在即将来临的冬季，这座城市所能为部队提供的保护仍然要好过大草原。而且空军元帅戈林夸下海口，说德国空军将提供空运支援。但是，德军的食物供应并不稳定，运输线也很脆弱。德军只有3条经过改造的单线铁路通向2 400公里之外的德国。而在德国，火车站里已经拥堵了几百列火车。第六集团军平均每次需要8~10列的火车运送物资，可运到的只有4列。此外，道路泥泞，通行不畅，等待运送给部队的物资堆积如山。战马成群死去。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宣传当中，他甚至说，在9月30日，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斯大林格勒很快就将陷落。随后，各种命令如雪片般飞出德军的指挥部。到10月中旬，德军确实抵达了伏尔加河沿岸，将苏联守军一分为二，但是对每一间房屋的争夺使德军疲惫不堪，而且大规模的空中和炮火支援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效。第六集团军继续向前推进，攻打兵工厂和冶金厂，但是在17日遭遇了失败。

朱可夫在顿河桥头堡地带（克列茨卡亚和博利绍伊）的反攻经过了周密的准备，苏军甚至计划夺取罗斯托夫，进而围困北高加索地区的德军A集团军群。苏军严守秘密，部队在夜间行动。在20天里，苏军向伏尔加河对岸秘密运送了16万名士兵、1万匹马、430辆坦克和6 000门火炮。苏军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进行休整，训练，组成预备队。防守顿河前线的德军仆从罗马尼亚军，只有一些缴获的杂七杂八的火炮，他们唯一的预备队是一个几乎没有马的骑兵师。而且，他们的每个师都要防守大约20公里的地带，在战术上是非常不利的。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得接管意大利军负责的一部分防线。在南面，罗马尼亚军的布防更加糟糕，10万人分别部署在240公里，其中的一部分阵线还在苏军的观察范围内。他们只装备了34门75毫米反坦克炮，地雷也只部署了所需的1/6。然而，尽管希特勒担心顿河防线，他和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似乎都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减。德军的情报工作非常薄弱，希特勒也于11月7日从文尼察经慕尼黑和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住所贝格霍夫回到了位于德国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209]，这里是他的东部前线指挥所。这一年的大事件正在展开。11月8日，正当隆美尔兵败阿拉曼时，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建党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几乎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你可以听出，希特勒正力图恢复他往日的权威。他宣布，斯大林格勒实际上已经被德军攻占。然而，仅仅10天之后，他所说的话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可是，德国人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直到苏军的反攻打响，苏军的大批坦克仍然没有显露出自己的踪迹。然而，在11月19日，苏军30个师突然袭击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由于缺少油料，罗马尼亚军队只能把一动不动的坦克当作掩护，老鼠咬断了电线，坦克甚至无法开火。苏军突破防线，向南、东南和西南方向推进，到达了德军第六集团军后方30余公里处。第二天，苏军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河滩发起了新的攻势，攻击了另一支罗马尼亚军队。随后，两支苏军发动钳形合围，直指驻守在顿河沿岸的卡拉奇的德军。此时，德军的装甲部队不仅缺少油料，而且只有约80辆坦克，最多只是一个装甲团的规模。此外，由于天气原因，德军的第四航空队也无法起飞。11月21日，北部的苏军部队攻入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指挥部，德军指挥官抛弃所有，仓皇逃窜。还是由于缺少油料，顿河西岸的两个德军师无法动弹。保卢斯知道这样不行，不能依靠空中补给来打阵地防御战，于是准备实施突围。然而，希特勒却不同意他们突围，尽管集团军群司令已经警告过他，援兵（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南方110公里的科捷利尼科沃）到12月10日才能赶到。德国空军元帅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说，指望空军运送补给是完全不可能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也是一片混乱。希特勒不在指挥部，其他人在萨尔茨堡。新任陆军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在拉斯滕堡（为了让希特勒了解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士兵正在承受多么大的痛苦，他和那里的士兵按同一伙食标准吃饭，在两个星期里瘦了25斤）。希望在于，德军现在拥有新型的虎式坦克，如果能像去年冬天那样抵挡住苏军的围困，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此时，曼施坦因开始担任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但是，希特勒只交给他12个师，数量远远不够，无法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他的飞机只有179架，只够执行例行任务。曼施坦因的部队在3天里前进了30多公里后，到12月19日已经无力再发起新的攻势。此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最艰难的时刻开始了。尽管戈林已经承诺通过飞机运送补给，但是补给数量始终不足，并且逐渐减少。这是因为，德国空军的基础设施（比如冬季防护、气象站和修理厂）都不在斯大林格勒，而且苏军经常把七拼八凑的德军飞机（包括教练机）打下来，这都令德军飞行员惶惶不安。德军每天消耗132吨弹药，但是飞机每天所运送的弹药只有60吨出头。过了12月2日，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了53吨。此外，德军只有1/10的油料能够运达前线，马匹也因缺少草料而死亡。德军士兵每天只能得到310克面包、110克肉类（包括马肉）和30克脂肪类食物。到了16日，气温下降到了零下30℃，士兵每天只能吃到马肉汤和两片面包。保卢斯说，食物供给只能维持到12月18日。在12月18日到21日，德国空军运送了近500吨的食物，但这些食物挤占了弹药的运输量。21日，保卢斯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告了因饥饿致死的人数。德军的油料只够行军十几公里，已经没有了突围的希望。与此同时，苏军却积蓄力量，在顿河沿线击溃了一支意大利军队（12月19日），使德军第四航空队把力量分散在了顿河沿线。随后，德军一处机场被苏军占领，德军失去了70架飞机连同所有的补给。到1943年1月12日，德国空军每天只能运送110吨补给，这些物资甚至显得于事无补，因为德军所需的弹药只运到了2%。到了1月14日，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到了原来的1/3，德军的主要机场（皮托尼克）也被苏军攻占。因为失去了所有的飞机，航路被切断，恐慌开始在德军士兵中蔓延。不过，在1月25日，德国人还是顽强地在所剩的最高的建筑上插了一面纳粹万字旗，就连保卢斯也开始求助于“疯狂的意志力”。到了1月28日，负伤的士兵和没有武器的士兵没有分到任何食物。当德国空军空投补给的时候，补给常常会落到苏联人的手里。终于，设在百货商场内的德军指挥部表示投降。随后，驻守在北部拖拉机厂内的德军也宣布投降。

朱可夫的意图是在德军A集团军群撤出北高加索地区前将其围困。在任何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撤退都是极难成功的。希特勒希望德军至少能守住迈科普，但他真正想要实现的是守住罗斯托夫，同时重组包括克莱斯特第一装甲集团军在内的顿河集团军群[210]。现在，这两支部队都必须向后撤退。他们试图撤出自己的重型装备，但是没能完全实现。此外，德军在后撤中还实施了“焦土政策”。这两支德军部队的20个师（40万人）即将退至亚速海南岸的塔曼半岛。截至2月上旬，撤退已经基本完成。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撤退了大约500多公里，途中也没有飞机进行掩护。撤出的部队经由克里米亚半岛与曼施坦因会合，进入了顿河中部防线。先前，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所指挥的德军B集团军群防守着320公里长的战线，斯大林格勒内的德军投降后，他们几乎派不出部队来保护曼施坦因的北翼。德军放弃了沃罗涅日桥头堡，但不放弃顿涅茨盆地。因为，如果失去了顿涅茨盆地的资源，德军的新型坦克计划就将无以为继。1月底，曼施坦因西侧所面临的威胁十分严重，于是，他从东部战线抽调了快速机动部队来加强哈尔科夫的防御。当时，苏军已经于2月初攻占了西部的库尔斯克[211]，并且对南部160公里处的哈尔科夫形成了威胁。希特勒已经调来了党卫军装甲部队，但是直到2月9日，德军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别尔哥罗德和伊久姆相继陷落，党卫军装甲部队指挥官违抗了希特勒的军令，以便使部队逃出苏军的钳形包围。2月16日，党卫军装甲部队从哈尔科夫撤退。

斯特勒通常只命令他的将军们死守，但是这一次，形势非常危急，曼施坦因必须灵活应对。在第聂伯河一线，德军的两个集团军群之间拉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隙，而苏军正来势汹汹，他们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此时正高歌猛进，把补给线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曼施坦因对撤回到塔曼半岛的德军进行了重组，党卫军增援部队也赶来会合。但是，苏军却把德军的这些调动判断为撤退。随后，在充分的准备后，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抽调自克里米亚半岛）向西北方向攻打了苏军的侧翼和后方，德军不但夺回了哈尔科夫，而且在3月上旬重新恢复了顿涅茨防线。在这期间，第四航空队的近千架飞机每天出动飞机1 000架次，非常高效。此时的战场形势很像1942年5月时的情形。哈尔科夫的再度易手也证明，只要组织得当，德军仍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随后，德军再一次攻占了顿涅茨河沿岸的别尔哥罗德地区。

在北部和中部战场，双方的战斗也仍然在继续。在拉多加湖南岸的施吕瑟尔堡，德军继续威胁剩余的列宁格勒补给线。这里时常爆发小规模的斯大林格勒式的战斗，其残酷性严峻地考验着双方将士的毅力。不过最重要的是，苏军在1943年1月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此时，苏联人已经在拉多加湖架设了输油管道，低温使湖面冻结，可以作为道路使用。在夏季，列宁格勒东部的苏军沃尔霍夫前线是一片泽国。苏联红军对施吕瑟尔堡附近的狭长地带展开了进攻，而德军则固守拉多加湖南岸一线，把即将解围列宁格勒的苏军挡在东侧。该部德军遭到围困，但希特勒不允许他们撤退。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了预备队，因为它的南翼也发生了战斗。那里是狭长的德米扬斯克突出部，从早先进攻莫斯科开始，这里就一直处在德军控制之下，并对雷宾斯克[212]形成威胁。雷宾斯克有一座巨大的水库，负责为莫斯科供水。随后，德军放弃了已经暴露的杰米扬斯克阵地，不过，他们在地域更为广阔的勒热夫阵地坚守了两个月。在列宁格勒被围506天后，苏军终于开辟了一条通往列宁格勒的路上交通线，尽管它只有13公里，而且贯穿其中的部分铁路线还处在德军炮火的覆盖下。东部前线再一次陷入了僵局。假如盟军早一年在法国登陆，而不是等到1944年，那么盟军是否也能早一年胜券在握呢？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1942年6月，在中途岛[213]海战中的美国海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

[200]　位于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汇入里海处。

[201]　1942年德国国防军在苏联南部的战略性进攻。是巴巴罗萨行动的延续。

[202]　俄罗斯列宁格勒东部城市。

[203]　乌克兰中西部城市。

[204]　即今天的伏尔加格勒。

[205]　戴维·格兰斯（David Glantz，1942—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

[206]　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1891—1945），德军将领，擅长防御作战，1944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207]　北高加索山脉主峰。

[208]　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北约320公里处。

[209]　狼穴（the Wolf’s Lair）为希特勒东部战线的首个司令部，因他喜欢自称狼而得名。

[210]　2月初，德军将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合并，组成了新的南方集团军群。

[211]　俄罗斯西部，柯邻乌兰克。

[212]　1945年至1957年称谢尔巴科夫。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城市。

[213]　太平洋中部，属于美国。

第六章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第三帝国的最终灭亡已经变得清晰起来。受困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有2/3战死，剩下的9万俘虏在冰天雪地中被关进了食不果腹的集中营。德国人，尤其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军官，考虑干掉希特勒，有一两次差点成功。不过到了现在，战争的滚滚车轮已经无法停止，德国民众已经走火入魔。希特勒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和平”二字，很多德国人因为质疑“最终的胜利”而被处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线盟军将如何应对呢？1943年3月，就在保卢斯于斯大林格勒投降前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进行了会面。此刻，他们必须计划如何与刚刚取得胜利的苏联红军进行合作。斯大林一直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他对丘吉尔的一再推诿表示很不满意。终于，在1942年8月的莫斯科，年迈的丘吉尔终于按捺不住，对斯大林激动地表示，当时英国根本没有多少陆军，为什么希特勒没有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入侵不列颠群岛？原因就在于，跨越海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在英国历史上，自从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英国只被入侵过一次。那是在1688年，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攻入英国。不过，威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已经发生政变，反对国王的一方站在了威廉的一边。此外，英国也很少入侵西欧，有的入侵类似闹剧，比如1809年，英军远征瓦尔赫伦岛[214]。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对的。盟军本可以在1943年实施登陆。而且美国人（尤其是诚实正直而又见解深刻的乔治·马歇尔[215]）也这么认为。但是在卡萨布兰卡，盟军还没有作好准备。英国在军事方面占据上风，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够摆出事实和数据，而且口才也技高一筹，最终说服了美国人。如果能迅速拿下突尼斯，盟军还有时间发起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战斗。然而，盟军在突尼斯的战事并不顺利，直到5月中旬才肃清了占据突尼斯的德军。于是，一支大部队连同所需的一切物资就这样部署在了意大利南部的北非海岸。英国人（或者说大多数英国人）更倾向于入侵西西里岛，而美国人（或者说大多数美国人）更倾向于进攻其他地点。不过，英国人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这一点确定了未来战争的走向。

事实上，大多数英国人都极力避免西线再次发生战斗，1916年和1940年的战斗令他们心惊胆战。由于多次被德国陆军击败，英国人知道自己的优势并不在陆地，而是在空中和海洋。英国在飞机制造方面已经超越了德国，而且英国人对自己实施空中轰炸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他们甚至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负责实施战略轰炸的机构——轰炸机司令部。奇怪的是，这一信心却使西线的战事呈现出了1916年时的特征——一次行动失败后，参战国投入更大的力量进行第2次行动，再次遭遇失败后，参战国继续投入更大的力量进行第3次行动。空战在英国的战时经济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一架轰炸机包含50万个部件，需要精密的制造和精细的保养。英国将1/3的战时经济投入到了各种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当中，独创性的发明和改进使轰炸机的作战效率比1941年显著提升。在英国，很少有人反对利用轰炸机发动进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只考虑用轰炸机来回击挑起战事的德国人。

到1945年，仰头望天的中欧民众已经习惯了有时多达几百架飞机掠过头顶，这些银白色的轰炸机满载了用来摧毁城市和村镇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不过，这种轰炸行动在1942年和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德国空军在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的，而且他们已经在波兰战役和随后的荷兰战役中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鹿特丹的轰炸，以此来保护德军自身。在轰炸军事目标的过程中，出错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就产生了“附带损害”。德国空军在轰炸英国的行动中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导致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反击。过后，希特勒也对英国实施了反击。德国人在报纸上发布了一条夸大其词的新闻，宣布他们已经在24小时内向伦敦投下了超过90万吨的炸弹。德国空军对英国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春天。作为反击，英国皇家空军在1940年12月16日空袭了德国城市曼海姆，来制造恐慌情绪。英国表示，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德国在1940年9月和11月对南安普敦港和考文垂所进行的轰炸。不过，这次行动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不仅轰炸机迷失了方向，而且投弹本身毫无精确性可言。在随后的1942年4月，英国人找到了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他们竟然空袭了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森林小城吕贝克[216]。于是，英国正式宣布，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国民众，尤其是工人的士气”。在对莱茵兰地区主要城市科隆进行的“千机轰炸”行动中，英国皇家空军运用了新战术，毁坏了1.2万幢房屋，但是只造成400人丧生。

英军负责空袭行动的指挥官是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217]，他是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司令，人称“轰炸机”哈里斯。哈里斯十分专注于任务，而且冷酷无情。他确信，如果轰炸城市没能直接让战争取得胜利，那么就是因为轰炸得不够。他反复表示，随着轰炸行动继续进行，投弹精度、训练水平越来越高，同时使用电子装置干扰雷达，运用新的战术，英国终将取得胜利。其中一项新战术是，英军先出动轰炸机寻找轰炸目标，通过投掷燃烧弹来标出目标的位置，随后赶到的轰炸机再投掷高爆炸弹来摧毁目标。1943年3月，英国皇家空军可以执行轰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有669架，美国有300架。美国空军表示，在战争持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军飞机只对军事目标实施“精确”轰炸。然而到了1943年12月，随着H2X型雷达装置（能够在恶劣天气里提供导航）的出现，美国人也开始对城市实施轰炸。此外，英国空军还试图轰炸工业目标。1943年春，在袭击鲁尔工业区的战斗中，英军飞机投下了3.4万吨的炸弹。在另一次袭击当中，英军飞机炸毁了一座水坝，使德国的钢产量下降了20万吨。在德国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眼里，英军轰炸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然而，哈里斯没有继续轰炸工业目标，转而继续轰炸城市。7月，汉堡被毁，因为英军的轰炸导致了大火。大火过后，烧焦了的尸体阻塞了河道，2/3的民众需要搬家。当然，飞机和新式坦克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随后，哈里斯把轰炸的目标对准了柏林，他计划摧毁柏林，让战争在1944年春季结束。1943年10月，他要求英国政府向公众坦白这些针对平民目标的攻击。除去一些极为看重道德的人士，大多数人都没有表示反对。哈里斯说“联合轰炸攻击的目的应当被准确无误地陈述为：摧毁德国城市，杀死德国工人，搅乱整个德国的城市生活。”哈里斯还说，“需要强调的是，摧毁房屋、公共设施、交通和生命，大规模地制造难民，用长期的猛烈轰炸打击民众和前线士兵的士气，这些做法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本来就是我们轰炸行动的目的。这些结果不是试图摧毁德国工厂的副产品。”对于这样的态度，乔治·奥威尔挖苦道，英国可以用“炸掉的柏林——烧焦的婴儿”来做报纸的头条。

然而，低效的狂轰滥炸很快便显现了反作用。首先，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在英国工业中占据了过高的比例，影响了其他装备，比如登陆艇的生产。到1944年，英国空军的轰炸行动对德国制造能力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为德国已经分散了自己的工业生产。不过在这一年里，美国仍然展开了“靶点”行动，对德国经济的关键环节实施了攻击，包括施韦因富特市的轴承厂，美军对这里的袭击吸引了德国空军出战，美军随后将其击败。不过，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编队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于是美国暂停了这项行动，直到他们能够制造远程战斗机为止。最著名的远程战斗机是P–51型“野马”战斗机，这种飞机的机身十分轻盈（由木材和铝制造），可以装载大量燃料，进行远程飞行。它能从英国飞到柏林，然后再返回英国。1944年4月，盟军的轰炸行动停止了。为了准备6月的登陆作战，盟军还需要对法国北部实施轰炸，这令哈里斯非常泄气。有人质疑，轰炸行动在打击敌军士气方面作用有限。战后的英国轰炸调查显示，轰炸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将城镇作为单位目标进行区域攻击的基本前提（即德国经济体系已经开足马力）是错误的。”此外，盟军的空军也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近30万架次的夜间起降，损失了7 500架飞机。在6.7万次日间起降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876架飞机。盟军投下了280万吨炸弹，在1944—1945年投弹最多，其中近半数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盟军的轰炸行动一共炸死50万名德国人，英国在德国的空袭中死亡60 595人（法国在英美联军的空袭中死亡17 078人）。在欧洲战区，盟军空军共损失16万人。

实施轰炸行动的理由从来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事实上也没有证明这是正确的。最后，支持这一行动的理由仅剩下了两条。其一是，轰炸显著地搅乱了德国的经济。为了保卫自己的城市，盟军必须用数不清的飞机和大炮去攻打德国，它们大量从前线返回，尤其从苏联战场。然而，如果能对兵工厂和运输系统实施精确轰炸，使德国这部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那么盟军的目标一样可以实现。另一条理由与德国人的道德有关。罗马尼亚犹太人利昂内尔·布洛赫在“二战”期间还是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去了伦敦，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界人士。在1941年，德军在欧洲战场摧枯拉朽之时，他看见德国士兵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当时说，要想让这些德国士兵回归常识和人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成吨的高爆炸弹直接扔到他们的头顶上。这么做的效果无法验证，但在当时，德国人所受到的憎恶确实非常强烈。人人都恨德国人，所以哈里斯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到了1945年4月，德军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哈里斯的轰炸机还是漫不经心地轰炸了德国的历史名城维尔茨贝格，把它变成了一片火海，英国空军还不时用重机枪扫射街道上的难民。这些灾难主要是英国人制造的。不过，在1943年，他们仍然主导着盟军整体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盟军接下来的目标是地中海。

在当时的形势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承受着来自参谋长们的压力，他们主张美国把战略中心放在太平洋地区。多亏了罗斯福，美国才确定了先德国后日本的策略。当时，反日的公共舆论甚嚣尘上，无辜的日籍美国人举家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到远离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集中营里。美国丢掉菲律宾后，美菲战俘所遭受的残酷对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传遍美国，人人都要求实施报复。此外，强大的日本海军和空军占据了太平洋地区的大片陆地，直逼印度和澳大利亚，给人大难临头的感觉。尽管美国把与德国的战斗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但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也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尤其是在海军的建设方面。盟军严重缺乏登陆艇，这是因为，英国已经把精力集中在轰炸机的生产上，而美国则专心造船，以便弥补德国潜艇给盟军造成的损失。此外，美国还倾注了极大的力量修建航空母舰。在珍珠港遇袭后，美国开始建造潜艇和13艘航空母舰。最后，美国在航空母舰的数量上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于是美国海军才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并在随后把战线推向日本本土。菲律宾陷落后，美国陆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美国能破译日本的大部分通信密码。当日本海军到达珊瑚海[218]时，美国海军已在他们东北方800公里外的海域严阵以待。1942年5月初，珊瑚海海战爆发。这是有史以来作战双方互相看不到对方的第一次大海战，也是航空母舰的首次对决。战斗结束后，双方各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日本海军撤退。

在随后的6月，美日两国海军进行了决定性的战役——中途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非常了解美国，他完全明白，日本的对手是一个巨人。他想及早攻击美国海军，摧毁美军剩余的航空母舰。于是，山本五十六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吸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部决战。首先，日本派出一部分舰只对阿留申群岛实施佯攻，主力则准备攻击中途岛环礁。不过，由于美军破译了日军的通信密码，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计划，于是他们把舰队悄悄地开到了日军的攻击区域以外。6月4日，日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密集轰炸了美军设在中途岛的空军基地，但这次行动并不坚决。美军多次反击，全部失败，日军于是认为自己非常安全。在美军的反击当中，从中途岛起飞的轰炸机编队没有命中目标。随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鱼雷轰炸机编队被日本零式战斗机击退，因为在施放鱼雷的过程中，轰炸机必须面对目标直线飞行相当长的距离。这时，日本海军指挥官开始犹豫是继续进攻中途岛，还是搜索美国军舰，再实施攻击。随后，他命令继续轰炸中途岛，但侦察机不久后发现美国舰队，于是他再次下令攻击美国舰队。由于不断改变命令，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不得不卸下鱼雷、装上炸弹，然后再卸下炸弹、装鱼雷。甲板上一片混乱，摆满了油料和弹药。就在这时，美军的飞机编队飞临了日军航母的上空，这一次是俯冲式轰炸机。战斗中，日本海军的4艘航空母舰全被击沉。这是有史以来最快速，也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不到5分钟，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巨大优势就丧失殆尽，两国航母开始在数量上势均力敌。此时，山本五十六还有一支巨大的预备队，他判断美军会乘胜追击，但是美军没有这样做。从此以后，美国对日作战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身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上将，他要攻打比法国领土还要广大的新几内亚岛（打了一年多）；一部分是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219]所率领的部署在太平洋中部的美国海军，他们要攻占很多难以攻克的海岛。

美国和日本的另一次大战发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是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位于新几内亚岛东侧，日本正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的空军基地。1942年8月，1.6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该岛成功登陆。然而，在随后的6个月里，日军不断增兵，派遣飞机，两军的补给船队还在大海里多次战斗。双方的损失都不小，但是日本最终熬不下去了。1943年2月，美国人赢得了战争，随后在6月开始进行越岛作战[220]，以便孤立设在拉包尔的日军基地。美军在进攻中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但是日军的抵抗非常顽强。在打到东京之前，美军将付出漫长的艰苦努力。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也将经历类似的煎熬。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英军从缅甸撤退至印度边境，其间经历了一段穿越潮湿丛林的可怕旅程。在印度的英军实际上没有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印度的国内安全。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利用英军的这一“尴尬”境地努力让英国人“退出印度”（他们的口号）。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恢复了秩序，而印度军队也继续忠诚于英国皇室，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各个战区作战。然而，英军在缅甸的失利在孟加拉国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那里的航运和大米进口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丘吉尔优先供应军粮，忽视民众需求，使孟加拉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饿死了300万人。缅甸战区意义重大，它是通向中国的陆上通道。随着日本试图扩大对中国的占领，美军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联手开辟了这条通道。1943年，英军试图越过缅甸边界，但是成效不大。在随后的1944年春季，日军尝试入侵印度，结果在补给方面遭遇了困难。8.5万名日军士兵有5.5万人伤亡，其中3万人死亡，大部分死于饥饿。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英军最终打通了通往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道路。然而碰巧的是，日军在1944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重创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在亚洲战场，美军的越岛作战将对战争的进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战场，盟军的作战都异常艰难。尽管日本军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能取胜，但他们仍然顽固地死守每一处阵地，这一点着实可怕。美军需要争夺的太平洋岛屿非常多，这些岛屿相互隔离，需要从空中实施打击。要想占领菲律宾，美军首先得攻下马里亚纳群岛；而要想抵达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先得打下马绍尔群岛；而要想攻打马绍尔群岛，美军还得先攻克珊瑚海外侧、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方向的多个环礁。而且，这些岛屿非常难以攻克。1943年11月，美军进攻一个叫作塔拉瓦的小岛，战斗结束后，岛上的4500名日本守军全部战死。1944年6月，美军攻打菲律宾东侧的塞班岛，这里驻守着3万名日军，他们隐蔽在多个山洞里，几乎无一生还。妇女和儿童跳下悬崖，以防被美军捉到。由于决策的巨大失误，日军几乎没有为日本商船提供护航，导致1 300艘商船（其载有124艘运送坦克和320名日本兵）被盟军潜艇击沉，使日军在补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日军抵抗的疯狂程度。1944年6月，美军第一次抵达了日本岛屿——马里亚纳群岛。这支美军有15艘航空母舰，近千架作战飞机，还有数量众多的其他战舰。日军的飞机已经落后，它们成了新式雷达和高射炮的猎物，被占尽优势的美军大量消灭，潜艇也几乎被全部歼灭。在一场战斗当中，美军只损失了约30架飞机（不过另有100架因紧急迫降和燃油短缺而掉入大海），而日军则损失了450架飞机，且飞行员几乎全部阵亡。此外，日军还损失了剩余的全部3艘航母，迎来了航母舰队的末日。正如麦克阿瑟所承诺的那样，1944年年末，他率军打回了菲律宾。这时，美军的两股力量开始逼近日本本岛。

从1943年开始，德军的抵抗也呈现出了类似日军的疯狂特质。对德军来说，灾难式的覆灭已经无法避免，但希特勒仍然幻想出现奇迹，使他得以挽回败局。他援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并不是非常确定的事件，比如1762年，俄罗斯帝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突然病逝，而她的继任者对普鲁士军队非常敬仰，普鲁士才得以在七年战争中免遭覆灭。希特勒一心想挣扎到底，指望他的新式武器能发挥作用，比如喷气式发动机和加装了通气管的潜艇。此时，德国也在进行核裂变的研究，只是它的优先级并不高，因为有传言说，核裂变能释放出致死的射线。如果在从前，希特勒会与苏联人重新订立和约。尽管德国外交部有人秘密地联系了苏联派驻斯德哥尔摩[221]的代表，但此举并没有获得希特勒的支持。当这些人与英国取得联系时，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希特勒的支持。在随后的1944年7月，希特勒遭遇暗杀行动。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向外界透露了与英国人秘密接触的德国人的姓名。英国这么做是害怕斯大林猜测英国在背着苏联与德国交易。随后，这几名德国人遭到处决，他们的家人也被关进了集中营。此后，德国人的疯狂进一步变本加厉。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一些头脑清醒的德国军官曾提议建立德国军事联盟，以便组织军队攻打希特勒，结果几乎没有获得响应。最后，当美国人解放巴登时，当地的一些村民爬到盖世太保所藏身的山上，严肃地指责德国人做无谓的疯狂抵抗。这场与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将进行到极其惨烈的地步。不过此时，这样的战斗还没有打响，英美联军的主力正集结在地中海地区。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轴心国中战斗力最弱的那一个——意大利。

很明显，盟军现在已经可以让意大利退出战争了。意大利的军队已经趋于崩溃。1943年7月9日，盟军攻入西西里岛，但仗打得并不漂亮。盟军打得比较谨慎，沿着海岸线缓慢推进，只把德军逼退到了狭窄海峡的另一面、亚平宁半岛的南端。在7月下旬，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被赶下了台。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222]派忠于王室的军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将他秘密送往了意大利中部的一处山间别墅。随后，希特勒派兵把他从那里营救了出去。后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223]，由德国提供保护，首都设在加尔达湖[224]沿岸的小城萨罗。9月8日，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加入了同盟国的阵营。但是，意大利的投降引发了极大的混乱。而且，由于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9月3日，即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这一混乱又进一步加剧。盟军的这次登陆意义不大，因为英国第八集团军一路向北推进了近500公里，到达了萨莱诺[225]以北的地区，途中并未遭遇任何抵抗。盟军的空降登陆计划也毫无战果，只在意大利靴形半岛后跟处的塔兰托[226]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然而，盟军在这里也遭遇了严重的混乱和拖延。当然，此时的德国人应当也在密谋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就像意大利发生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一样。但是，这一政变并没有发生，原因在于，在铲除异己方面，德国的纳粹主义远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情得多。在意大利，国王、教会和军队都是潜在的反对势力。8月中旬，德军以隆美尔为首组建了新的集团军群，在意大利南部也组建了新的部队，由著名的德军将领阿尔贝特·凯塞林[227]指挥。德国人很幸运，不仅意大利靴形半岛脚尖处的地势非常复杂，使盟军行军受阻，而且德国人及时地破坏了这一地区的桥梁。于是，盟军只能把攻击点转向别处。美国人曾料想，由于意大利已经投降，他们在萨莱诺的登陆将不过是走走形式。然而，他们遭遇了东拼西凑起来的德军部队的抵抗。随后，德国援军赶到，对盟军发起了反攻。盟军实施了大规模的空海轰炸，每天投弹逾1 000吨，这才勉强遏制住了德军反扑的势头。盟军最终于9月18日攻取了萨莱诺省和福贾机场。9天后，福贾机场将在盟军进攻德国南部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发挥巨大作用。到10月上旬，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已经完全掌握在了盟军手中，但是，盟军面前还横着好几条坚固的防线，凯塞林将在那里组织殊死的抵抗。德军已经水淹彭甸沼地[228]，也把河流改道，淹没了许多条山谷。美军第五集团军花了6个星期才艰难前进10余公里，抵达德军的重要防线——古斯塔夫防线。这里有许多巨型城堡，比如卡西诺山的本笃会修道院，它们坚固而厚实的古老城墙从很远处就能看到。德军承诺，出于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他们不会把这座修道院用作军事用途。但美国人怀疑德国人会利用它来观察自己的阵地，于是向城堡发起了4次攻击，但未能攻取。最后，美国人炸掉了城堡，却依然无法前进，因为瓦砾堆为德军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而且，由于天气非常糟糕，美军在1月17日到5月18日之间毫无进展。最后，由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军和摩洛哥军包抄到了德军阵地的后方，盟军的20个师才在3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击退了德军。

丘吉尔意图加快盟军在意大利的行动。他希望利用海空优势实施另一次两栖登陆，登陆点选在了罗马南部的安齐奥。这是他最后一次独立进行战略部署，整个计划的关键之处在于调动大规模的兵力进行突然袭击。然而，由于丘吉尔的参谋们需要在2月份把登陆艇转移到别处。于是，盟军在安齐奥的登陆行动在1月底就开始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时机，因为部队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所以，尽管行动初期进展顺利，巡逻车甚至开到了罗马，但是美军指挥官约翰·卢卡斯极为谨慎，他总是在加固自己的阵地。随后，德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扑。沼地遭到了水淹，蚊虫大量滋生，对盟军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德军不停地轰炸盟军的滩头阵地，直到5月下旬，盟军才冲破德军防线。此时，卡西诺山一线也已被盟军突破。在盟军的作战当中，虚荣心极大地阻碍了胜利的到来。突破德军防线后，美国指挥官马克·克拉克[229]没有进一步向前，截断德军从卡西诺撤退的后路，而是开始攻打罗马，以便比肩于艾森豪威尔[230]和巴顿的战绩。他甚至逮捕了违抗命令、同样进兵罗马的英国军官。就这样，德军的7个师一路顺风向东撤去，而盟军对罗马的攻击却旷日持久，其战绩完全无法媲美诺曼底战役。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取消了调派凯塞林的5个精锐师到欧洲西北部的计划，这为盟军进攻法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盟军的代价也非常高昂。在攻取罗马之前，盟军伤亡4.3万人，而原先驻守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却全身而退，继续存在了一年多。总而言之，经过1942年底的大逆转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直到1944年，中欧才遭受到致命的攻击。如果盟军不对意大利投入那么多兵力，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思维也不那么狭窄，这一天或许能提早一年到来。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1943年，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遭到围捕。

[214]　位于荷兰泽兰省斯海尔德河口。

[215]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曾任美国国务卿（1957—1949）和国防部长（1950—1951），他提出马歇尔计划，使欧洲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因此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16]　德国北部石荷州。

[217]　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1892—1984），英国空军将领，主张轰炸机制胜论，1943年晋升为空军元帅。

[218]　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又称所罗门海。

[219]　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220]　越过难以攻占的岛屿，围而不打，将其困死，而非逐一夺取的战术，此举大大加快了盟军夺岛的进度。

[221]　瑞典首都。在“二战”中，瑞典虽然宣称自己是中立国，但对德国提供了很多帮助。

[222]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1869—1947），意大利国王（1900—1946）。

[223]　即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又称萨罗共和国，1945年4月25日灭亡。

[224]　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位于意大利北部。

[225]　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

[226]　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也是重要的海军基地。

[227]　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德军将领，曾担任南方战区总司令，指挥地中海和北非战场的德军部队，1940年晋升为空军元帅。

[228]　意大利中部沼泽。

[229]　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1896—1984），美军将领，1945年晋升为陆军四星上将。

[230]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二战”中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1945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后来任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

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随着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逐渐逼近，德国开始陷入包围。这时，纳粹党越来越频繁地宣称他们是在为“新欧洲”而战斗。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出版了一份同名的杂志，里面的标题（和文章）看上去都非常老套，比如《欧洲在为统一而战斗》、《青年是欧洲未来的保证》和《欧洲经济的统一》。再如《新欧洲：战胜寻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标题倒还有一些新意。尤其在1942年之后，随着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以及德军在东线的败退，这样的论调开始得到更加广泛的宣扬，法国的高级官员也不时卷入其中。

在法军战败的警醒下，法国维希政府开始着手制订国家复兴计划。维希政府的一些部长是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景仰德国的冷酷和高效，迫不及待地希望与德国一起合作，让法国重振雄风。盟军攻入法国后，这些资本家开始四散奔逃。他们逃到了德国西南部的锡格马林根城堡。在那里，一群脑满肠肥的胖子为了争抢能够看得到风景的房间而吵吵嚷嚷（黑色幽默大师、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231]记述了这一段历史，他也是贝当元帅的医生）。在1943年，这些资本家与他们的德国主子一起讨论了法德两国的经济合作，然而结果却非常糟糕。德国的占领区和卫星国本应启动战时经济，以便追上美国和英国的战时工业产量。然而，法国在1940到1944年只生产了2 5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还是教练机。只有比利时和捷克创造了高于战前的工业产值（公平地说，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受到盟军的轰炸）。

德国当局想尽办法剥削所占领国家的经济，相互间的汇率极不公平。他们低价抢购他们所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比如德国元帅戈林就从巴黎的犹太画商手里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画作。在巴黎，民众只能使用拼装的自行车出行，他们的体重也降低了1/3（部分原因是法国城市与农民之间的恶劣关系）。从1944年年底到1945年年初，荷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民众只能用郁金香的球状茎充饥。而直到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军队已经打到默德灵近郊的时候，维也纳的粮食供应仍然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在以农业为主、鲜有大型城市的斯洛伐克，那里的粮食甚至十分充裕。德国占领当局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来运用西欧的经济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不过是残暴的蠢货。法国的工业需要德国的煤和机器才能运转，德国负责军需生产的阿尔贝特·施佩尔理解法国的需求，并同法国人签订了友好的合作协议。但是，正当机器从德国运往法国的时候，德国负责战时劳工事务的弗里茨·绍克尔[232]却逼迫几十万法国工人到德国，他们将同其他外国劳工一起备受折磨，同时只能领取可怜的薪水（战后，参与剥削外国劳工的一些工商业资本家遭到了审判）。确实，随着盟军的轰炸，德国人的军工制造流程开始变得更加合理。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克兰妇女开始在流水线上重复单一的操作，直到飞机和大炮从生产线的另一端被制造出来。但是在此之前，德国的工业生产是另一番景象。熟练的技术工人组成不同的小组，小组之间相互竞争，生产出的飞机具有极高的质量水准。德国工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出了名的，而且直到战争邻近终结，工人的学徒期仍然长达4年。在这4年里，每名学徒都要掌握4种不同类型的操作技能。这样的精确程度严重地制约了工业的产量。此外，德国在生产投入上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1938年，德国开始在奥地利修建3个大型航空发动机工厂，但是，由于进度严重滞后，它们直到1943年才投入生产。而且不久后，它们就在盟军的轰炸下成为了废墟。从整体上看，德国在军需物资的生产上只相当于英国这一个国家，而且在一段时期里，德国在飞机制造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英国。后来，施佩尔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生产效率，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的。比如，在1944年，德国海军造船厂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潜艇的原型机。这种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潜水状态，并且在敌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为电池充电。但是，这艘潜艇在但泽的首次亮相却闹了笑话，由于焊接不严，潜艇直接沉了底，德国人只能在夜里把它重新拖上码头。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确实可观，但是德军极其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导致飞机飞不了多久就会被盟军打下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刚刚从飞行训练学校毕业的新手，要不了一个月就会被打下来。对比这种情况，德国在1943年的生产能力还算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这时的德国生产出了重型坦克，只是数量很有限。

然而，尽管纳粹未能在经济上有效地利用他们在欧洲的占领区，但是在另一个罪恶的领域，他们却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1941年9月中旬，德军攻克基辅，俘虏了50余万苏联士兵，希特勒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拉斯腾堡一片欢呼。正在此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出现了。希姆莱是纳粹精英力量党卫军的头目，德国的警察、德国占领区的安全保卫，所有的集中营都归他管。另外，阿道夫·艾希曼[233]掌管着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他负责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事务。由于这些事务涉及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具体讨论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断，就在这年的9月，希姆莱和希特勒决定把犹太人从欧洲赶尽杀绝。毕竟，希特勒早在1939年1月的演讲中就说过，一旦把他激怒，他就会把犹太人消灭干净。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还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或者让他们从大众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只有半数的德国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是，在东欧的德国占领区，纳粹的做法就直截了当得多了。他们表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是一回事。在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也发布命令，说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都需要解决掉。在波兰，300万犹太人已经被赶进了少数人种聚居区。那里是一些拥挤不堪、肮脏破败的街区，里面疾病肆虐。纳粹的专门机构特别行动队到处屠杀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在深沟边排成一列，然后开枪，让他们跌进沟里，这些深沟就成了巨大的坟墓。有时，当地的居民也会帮忙。他们憎恨共产主义者，所以有时候也会把共产主义者当作犹太人。从这时起，德国和德国所有占领区的犹太人就开始面临死亡的威胁。屠杀犹太人在操作层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拖延时间。他们会问：犹太人的财产怎么处理？怎么认定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持有外国护照的犹太人怎么处理，等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1月，纳粹在柏林郊外的一处别墅里开了一个会，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正是在它前后，希特勒做出了灭绝犹太人的决定。这次会议为灭绝犹太人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犹太人的灾难于是开始蔓延开来。苏联和波兰的犹太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饿死或病死。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也扩展到了西欧，那里的犹太人将被关进波兰的集中营。在战争爆发前，纳粹的主要做法还是驱逐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黄色报刊、现代艺术、共产主义，等等。那些没有离开的犹太人要面对无穷无尽，或大或小的屈辱，比如不能购买鸟食喂食宠物鸟，不能接收来自国外的邮包，但他们肯定不会被杀害。然而，在万湖会议过后，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意图就非常清晰了。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犹太人会被登记，然后再被火车送往东欧的目的地——里加[234]、明斯克，还有波兰的一些地方。在那里，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会被强迫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会受到“特别对待”。最后，纳粹开始使用毒气室，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德波旧时边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12月，第一批遭到驱逐的犹太人从德国来到集中营，随后被枪杀。从1942年春季起，纳粹开始清理波兰的少数人种聚居区，到1943年夏天，这些聚居区已经几乎空无一人。当时，离开这些区域的犹太人最终发动了一场暴动（他们从波兰抵抗者手中获得了手枪），一些幸存者设法隐藏在了聚居区的围墙外面。罗曼·波兰斯基[235]执导的电影《钢琴师》（The Pianist）就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刻画。在法国和意大利，尽管犹太人面临着邪恶的法律，但是由于有宗教机构和个人提供帮助，还有一些官员秘密地联合起来抵制驱逐命令（法国有几位信奉胡格诺教[236]的市长下发了假文件），他们大多还是生存了下来。比利时的犹太人受到了德国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的秘密保护。战后，法尔肯豪森受到审判，但随后得到了赦免。与法国的犹太人一样，比利时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办法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在比利时和法国，民众已经习惯于面对压迫和盘查。当被告知要建立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这样做。在荷兰，崇尚诚实和有礼（北欧的文化特征）的民众建立了犹太居民委员会，他们顺从地把犹太人的姓名和地址交了上去。随后，这些犹太人逐渐被荷兰警察送到了死亡集中营。就是在荷兰这样一个反犹主义并不盛行的国家，一个因同情犹太人的遭遇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的国家，90%的犹太人惨遭厄运。1945年1月，犹太居民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聚会，庆祝他们成功地将犹太人团结在了一起（委员会成员也遭到驱逐，不过目的地是在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一个特权集中营，是专门展示给红十字会检查员等人看的。返回荷兰后，他们遭到了通敌卖国的审判）。在保护犹太人方面，罗马教廷的表现比较谨慎，于是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希特勒至少说过一次，一旦战争结束，他的下一个敌人就是天主教会。而且，只要他一点头，他就可以让教皇不再保持中立。在信仰天主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罗马教廷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成功地阻止了驱逐犹太人的行动。1944年，德军占领匈牙利，为了保护匈牙利的犹太人，教皇也进行了干预。

一般认为，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约有600万。但是，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毒气毒死、饿死，或者因过度劳累致死，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集中营，它还包含一个子集中营——莫诺维茨（Monowitz）集中营。莫诺威辛集中营里有一座化工厂（在今天的波兰，这座化工厂仍然在运转），法本公司（IGFarben）试图在这里制造合成橡胶（但是没有成功）。除了宝贵的犹太技术工人有可能活下来之外，其他犹太人基本上都在残酷中和绝望中死去。在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当中，纳粹医生把集中营里的囚犯用作实验研究，比如人体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寒冷和饥饿？或者在这样或那样的实验情境下，双胞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瑟夫·门格勒医生。门格勒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的一个制造农用机械的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和人类学，后来到法兰克福跟随导师奥特马尔·冯·费许尔[237]男爵学习当时最为前沿的遗传学。随后，门格勒到东线战场做随军医生。1943年，在导师的鼓励下，门格勒进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次，他成功地阻止了伤寒的扩散，这令他颇为得意（他用毒气毒死了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并且用焚尸炉把他们的遗体烧成了灰）。后来，门格勒开始疯狂地进行基因学实验，并为他的导师准备了一箱子骇人的实验标本，可他的导师并不认可他的实验结果，这使他非常难过。他不听家人的劝告，没有立即逃走（最后，他逃到了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开了一家名叫“门格勒”的药店）。对于纳粹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很多资深的医生都参与到了其中。门格勒的导师费许尔在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丘吉尔曾警告世界，如果纳粹赢得了战争，他们不正当的科学研究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黑暗。奥威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希特勒的眼里，人类的未来就是2.5亿金黄色头发的人种在自我繁衍。

“二战”结束后，有一个问题被经常问及，那就是，到底有多少德国普通民众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的时候，德国普通民众认为这是德国残杀犹太人而招致的报应和惩罚。在德国东部，民间也在传言，德军正在实施可怕的暴行。在被英军所俘虏的德军指挥官当中，这些消息也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有时候会感到震惊，但并不总是这样）。对犹太人进行“最终处置”的细节很少有人知晓，德军对它们严格保密，比如使用“特别对待”这样的词汇来混淆视听。大多数残杀行动都需要各方的配合，有时还包括犹太居民委员会。比如，在荷兰，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只有6人。在接收了100万囚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的看守也不过只有3 000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德国人。如果党卫军遇到了问题或者遭遇了抵抗，他们所受到的干扰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就连反犹的民众也开始保护犹太人，以便让他们逃离恐怖的厄运。1945年年初，在苏联红军对布达佩斯的包围中，一些德国军官故意对一座由一位路德教会牧师创办的犹太难民营视而不见，而这座难民营就在城堡区的一座防御工事下面。不过，从整体上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难以想象的。1942年8月1日，在“二战”的中立国瑞士，当德国的一位工商业资本家向犹太人居民委员会愤怒地揭露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包括犹太人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消息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直到1944年，随着苏联人披露了纳粹想要毁灭痕迹的集中营，事实才变得清晰起来。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得以解放。这时，成队成队瘦骨嶙峋的囚犯正在皮鞭的抽打下，在冰天雪地里迁往德国的其他营地。

希特勒的核心信念是雅利安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优秀，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德国对古希腊的浪漫崇拜。这种人种上的优秀可以转换成为“意志制胜”，也就是说，雅利安人的智慧和愿望能够在雅利安意志力的帮助下无往不胜。莱尼·里芬施塔尔[238]（祖辈中有一人是犹太人）在她的电影里讲述了这个主题。其中一部电影的名称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它记述了1934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另一部电影《奥林匹亚》（Olympia）记录了1936年举办于柏林的奥林匹克盛会（在这当中，非裔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用实际行动狠狠地回击了希特勒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希特勒自己的经历已经体现了意志的胜利，而且他确信，德国的科学家终将制造出神奇的武器，打垮陈腐的西方世界和劣等人群集的东方世界。即便到了最后，当苏联人抓获普鲁士财政部部长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久就能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死亡射线，扫清敌军。在1945年4月的布拉格，德国官员仍然在学校里测量儿童的脚，以便判断他们在种族上是否可以算作德国人。最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在1945年2月亲口说道，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工夫，种族到底包含哪些东西是不可能弄清楚的。但是，他已经让整个德国都着了魔，尤其是年轻人。许多青年军人十分憎恨和鄙视本民族以外的人，尤其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德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对希特勒的尊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希特勒在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空中、海上、西线、南线，到处都是威胁。而他的盟国却在不断地倒下，或者像日本一样逐渐收缩。不过，德军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希特勒终于能松一口气。他意图凭借这一胜利和军火库中的新式武器重新发起对苏联的攻势。于是，他命令德军发起了代号为“堡垒”的攻势，目标直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堡垒”行动所基于的情报并不十分可靠。情报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减，然而，尽管苏军的损失十分惨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了1 200万人，但他们在战场上仍然有570万人，用以对阵德军的270万人。据估计，苏军已经损失了2.1万辆坦克，但德军的坦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德国坦克的生产正在恢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在1943年，德国生产了6 000辆坦克，其中2/5是重型的虎式坦克和中型的豹式坦克。这些坦克一露面，苏军的坦克手就吓得弃车而逃。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能够看出，苏军可能会进攻第聂伯河的大拐弯处。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无论从北还是从南进攻都比较容易得手。而且，这里有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各类资源——顿涅茨克的煤矿、扎波罗热的水电厂（已经于1943年1月再次开始发电）和尼科波尔的锰矿。负责纳粹煤炭供应的保罗·普莱格[239]甚至说，如果缺少了顿巴斯煤田的六七百万吨煤，德国的武器产量就无法增加。“堡垒”计划的最初设想并非没有根据。希特勒频繁地往返于德军在扎波罗热的指挥部，并与曼施坦因就作战计划进行争辩。曼施坦因主张机动防御，但希特勒认为，有些阵地是不能丢的，而且由于空中的打击、游击队的袭击、桥梁的破坏、火车在掉头时的不便，调动部队需要花费比以往更长的时间。4月本来是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然而，德军的战斗行动却被一天天拖延了下去。此时，苏联人已经从很多条渠道了解到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英国人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他们知道德国人要干什么。他们也知道，苏联人不会相信英国人自己的话。于是，他们再次使用了巴巴罗萨计划前夕用来假冒共产党间谍组织的“露西”间谍小组。这个小组设在瑞士，据说，他们从一位德军参谋手中获取情报。英国人让这个间谍小组假冒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并直接为斯大林提供情报。然而，斯大林通过他的英国情报人员约翰·凯恩克罗斯[240]（1940—1941年，他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知晓了英国这一精心谋划的骗局。但是，德军的意图确实太明显了。德军的战线远远地伸向西部，最西端是库尔斯克。同时，德军还占据了北侧的奥廖尔和南侧的别尔哥罗德，对库尔斯克形成了夹击之势。

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241]打响，并且成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争，参战兵力达到了300万，同时配备有6.9万门火炮、1.3万辆坦克和1.2万架飞机。德军对进攻的设想是错误的，他们在正面发起的进攻毫无意外性可言，这与他们在1940年时的作战有天壤之别。从1918年的闪电战术[242]开始，古德里安大力发展了装甲进攻，一路所向披靡，鲜有抵抗。但是现在，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被敌人所知晓，而且苏军已经提前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仅在沃罗涅日一线，苏军就挖掘了4 000多公里的壕沟，并在重点阵地埋设了近100万颗地雷。德军甚至在坦克方面处于下风，尽管德军的坦克部队名声很大，但在2 500辆坦克里，最新式的坦克只有328辆。战斗在7月5日凌晨3点打响，苏联空军首先发起进攻，但起飞的400架轰炸机绝大部分都被德国空军打了下来。库尔斯克北侧德军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只派出了少量的坦克，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留出更多的坦克抵挡苏军随后的进攻，他知道苏军要发动进攻。一部分重达70吨、自视坚不可摧的费迪南坦克陷入了苏军的壕沟，动弹不得。半数的虎式坦克被地雷击毁。7月13日，莫德尔不得不全面停止进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抵挡住苏军坦克部队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库尔斯克南侧，曼施坦因在进攻中投入了全部的坦克，包括100辆虎式坦克和200辆豹式坦克，这次进攻确实让德军在攻击力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这些坦克尚未完成测试，导致1/4的坦克在开始行动前就退出了战斗，有些坦克还因为油泵出现故障而起火。由于地雷没有清除干净，25辆坦克被地雷炸毁，工兵不得不冒着炮火扫雷。在南侧，德军向东进攻普洛霍罗夫卡的战斗比较顺利，因为苏军在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面前出现了恐慌，这两种坦克无法从正面击穿，而且装备有高速火炮，能够从两公里之外摧毁苏军的T–34坦克。7月6日，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243]获得了战略预备队，他似乎要发动反击。瓦图京手握2 924辆坦克，但他命令其中的大部分不得参与进攻。7月8日，大批苏军坦克对德军的一处后勤基地发起进攻。德军只有一辆正在修理当中的虎式坦克，但是仍然可以使用。结果，这辆坦克以少敌多，摧毁了22辆T–34坦克，并且打退了其余的苏军坦克。7月12日，苏德两军在普洛霍罗夫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坦克会战，该地也因此战而闻名。但是，苏军的指挥官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才发起了这场战斗。在战斗中，德军仅仅损失了30多辆坦克，而苏联红军却愚蠢地投入了大约1 000辆坦克，这些坦克中了德军的埋伏，不少都掉进了反坦克壕沟，德军则放手对苏军其余坦克的薄弱部位发起攻击。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形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才大白于天下。实际上，希特勒中途取消了库尔斯克战役，部分原因在于，德军已经把飞机调往了南部战场，尤其是，盟军已经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曼施坦因表示反对，认为他应当继续前进，因为苏军已经损失了1 800辆坦克，而且他还没有动用自己的预备队。他确实已经在准备一次小规模的行动，但是希特勒在16日终止了德军的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士兵31.9万人（德军损失5.5万人）、坦克2 000辆（德军损失250辆）、飞机2 000架（德军损失159架）。曼施坦因说，苏联红军是一只多头蛇怪，刚砍下一个头，接着又会长出两个头。随后，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从7月12日到8月18日，莫德尔在奥廖尔的部队不断地遭到苏军的攻击。随后从8月3日到13日，南部曼施坦因在别尔哥罗德的部队也遭受了苏军的攻击。此外，为了缓解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苏军也在列宁格勒以东的沃尔霍夫沿岸和特维尔（即今天的加里宁）一带对德军发起攻击，这里的德军仍然威胁着莫斯科的安全。此时，曼施坦因只剩下240辆坦克，第四航空队的800架飞机也被调去掩护南线战场，而东线战场全线战火纷飞。8月23日，哈尔科夫再次易手，城中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成为废墟。与以往相同，苏军遭受的伤亡仍然十分巨大，他们损失了1/8的士兵。斯大林希望苏联红军能在1943年年底打到东普鲁士，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德军只能处于守势。他们只能在个别地点小规模出击，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不只如此，此时的德军油料短缺，只能用马车运输，行动极为艰难。而苏军却获得了美国的车辆和罐装补给，这使得他们在严酷的冬天里也能迅速行军。希特勒必须把部分兵力从东线调往地中海战区，将来，他还得继续分兵支援法国战区。这样一来，德国东线的部队就暴露在了苏军的攻击之下。除此之外，德军整条战线的状况都十分艰难。库尔斯克一役过后，德军大致上占据第聂伯河一线。曼施坦因的指挥部还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这是德军东部战线最突出的部分。随后，曼施坦因再次将战线东移到了连接顿涅茨盆地和亚速海的米乌斯河一带，一边保护克里米亚，一边使德军的A集团军群得以侥幸地从罗斯托夫和刻赤半岛后撤。曼施坦因主张撤退，随后再发动反击，但希特勒需要他守住顿巴斯煤田，双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另一个集团军群集结得较为顺利，但问题也大同小异——战斗力低下，通信器材短缺，运输保障无力。

到1943年8月，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已经非常弱小，无力再抵挡苏军的进攻，于是，他们只能一路撤退，穿越顿巴斯煤田回到第聂伯河沿线，丢掉了顿巴斯的工业资源和已经占领的半数农田。随着10月的到来，德军发现即便想保住第聂伯河也不可能做到了，因为苏军的桥头堡在不断增加，重要的城市也在不断陷落，首先是扎波罗热，然后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最后，在11月初，苏军从基辅南北两侧的桥头堡出击，收复了基辅。苏军继续沿铁路线向西推进，并于1944年1月3日抵达了1939年时的苏波边界。德军预计大雪和泥泞会阻挡苏军进攻的脚步，但是这一次，苏联人只是不停地向前，再向前。借着一丝侥幸，德军才免遭覆灭。1943年，苏军的战线前西推进了800公里。1944年4月10日，苏联夺回敖德萨，一个多月后又收复塞瓦斯托波尔。9月25日，德军丢掉了布良斯克和更为重要的斯摩棱斯克，从此丧失了德军整个东部防线的基石。在接下来的1945年1月，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突然对列宁格勒发起进攻，将德军逼退至了诺夫哥罗德和爱沙尼亚边境。德军的溃败即将开始。

西线与东线

1944年6月，美国军队在赴诺曼底登陆途中。

[231]　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

[232]　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1894—1946），纳粹德国政客，图林根地区党魁。

[233]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

[234]　拉脱维亚首都，波罗的海港口城市。

[235]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　），犹太裔导演，出生于法国巴黎，曾被囚禁于纳粹集中营。

[236]　即新教胡格诺派，也称开尔文派，是形成于法国的新教教派。

[237]　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1896—1969），德国人类生物学家、优生学家，主要关注种族优生和双胞胎研究。

[238]　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德国电影导演、摄影师、演员。

[239]　保罗·普莱格（Paul Pleiger，1899—1985），德国政府顾问。

[240]　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1913—1995），曾为英国政府工作，“二战”中为苏联搜集情报。

[241]　德军对苏联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242]　有3个要素，即奇袭、快速、集中。

[243]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Nikolai Fyodorovich Vatutin，1901—1944），苏联红军将领，1943年晋升为大将。

第八章

西线与东线

随着德军撤出高加索地区，这里和伊朗的石油就不再受到威胁，斯大林非常重视石油出产地，此刻，他终于如释重负。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已经恢复了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疆域，雄风再现。同时，苏联还在推崇一种十分危险的意识形态。希特勒促使苏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1941年至1942年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中，苏联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停止了对经济的干预，并且提拔了合格的将领来指挥军队。不管怎么说，莫斯科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个莫斯科。这一变化的标志之一是1943年11月，斯大林屈尊赴德黑兰参加了同盟国的一次重要会议——德黑兰会议。当时，英苏两国已经占领伊朗，苏军也已收复基辅，并且正在向苏波旧日的边界逼近。在德黑兰会议上，各国隐晦地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地位，这一结果是在与丘吉尔的讨价还价中取得的。有一次，斯大林提到他要在德国做一些残忍的事情，丘吉尔立即愤怒地停止了用餐，向斯大林表示抗议。斯大林解释说，自己是在开玩笑。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然而，为了符合民众的期待，两个人应当对外做出融洽的表现。他们都很善于表演，当然，作为大西洋沿岸的两个贵族，他们对彼此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丘吉尔的演技非常高超，即便他把众人激怒，他也能成功地让局面缓和下来。1944年春天，考虑到英国势力的衰落，丘吉尔两只手抱着脑袋，感到非常沮丧。他的妻子克莱芒蒂娜[244]说：“高兴一点，想想墨索里尼现在是什么感觉。”丘吉尔回答说：“起码他知道他必须杀掉自己的女婿[245]。”（1月份，墨索里尼已经把他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送上了审判台，他被判处了叛国罪）。罗斯福能一边表现得风度翩翩，一边审慎地计算下一步该怎么做。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升级。现在，仗就要打赢了，英国（还有法国）还要做回从前的大帝国吗？不只是罗斯福，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不会同意，他们肯定不会出钱来维持这两个大帝国。针对租借法案的条款，美国人已经爆发了无休止的争吵，他们想阻止英国利用这些帮助来推动英国自身的出口。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次会议是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金融和贸易），英国推出了他们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46]。然而，即便他的精彩发言赢得了整个会场所有人的起立鼓掌，他还是无法说服美国人放松钱袋。直到1947年，英国人才学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美国人用经济崩溃来威胁英国，那么英国的经济真的会崩溃。1943年至1944年之交，美国在欧洲的军力几乎与英国相等，而且很快就会超过英国。而且，英美两国在战略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美国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而且已经准备好对法国发起大规模进攻，美国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盟军仅仅实施了3次成功的两栖作战，其中一次还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另外一次的火炬行动，是在对方抵抗非常微弱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有一次是在1942年5月的马达加斯加，盟军阻止维希法国殖民地政府向日军提供帮助。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苏联红军正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艰难的两栖登陆作战。坦克在错误的位置登陆，火炮和步兵没有协同，空中力量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英国主张继续实施轰炸行动，并且对地中海虎视眈眈。英美两国开始在会议上出现对立，而蒙哥马利的轻蔑态度又使局面进一步恶化（谈到他，丘吉尔说道：“面对失败，不屈不挠；面对未来，不可战胜；面对胜利，让人无法忍受”）。

丘吉尔一心想避免在法国进行两栖登陆，同时，有人劝说他在地中海地区实施登陆。意大利是一个应当从北侧进攻的国家，而现在却要从南侧进攻，而且是在湿冷的秋天。后来，盟军遭遇了哥特防线。这是一条纵深达16公里的防御线，沿亚平宁山脉分布。防线里布满了水泥火力点、反坦克壕沟、地雷阵和几十万米长的铁丝网。丘吉尔（以及美军在当地的指挥官）颇为沉重地说，在意大利的行动要坚持到底，但是100多万士兵艰苦作战，进展非常缓慢。而且为了保护意大利的历史遗迹，盟军也限制了轰炸机的使用。丘吉尔可能在想，如果盟军能从意大利东北部攻入巴尔干半岛，战场的整体形势就会好很多。希腊和南斯拉夫各驻扎了德军的一个集团军群。如果土耳其参战，他们就能和英军一起切断这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从地图上看，这样做确实非常有效。离开德黑兰后，丘吉尔与土耳其领导人伊斯梅特·伊纳尼[247]进行了会面。巧的是，土耳其日后的领导人图古尔特·奥扎尔[248]说，伊纳尼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加入“二战”。如果加入，土耳其就能获得与英国人和希腊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还能从意大利手里夺走爱琴群岛（Aegean Island）。伊纳尼的副手十分谨慎，在最后或许他的选择才是对的。假如土耳其介入战争，那么一旦出了岔子，苏联人就会来“解救”，随后土耳其就可能丧失领土和主权，就连伊斯坦布尔也不能幸免。为了体现自己的作用，丘吉尔鼓动英军侵占土耳其海岸线以西的多个面积广大、风景优美的岛屿，尤其以罗兹岛[249]面积为最大。然而，英军遭到了惨痛的失败。由于没有掌握制空权，两栖登陆行动也出现失误，导致英军连罗兹岛的边都没摸着。而德军却重新占领了科斯岛和莱罗斯岛两个大岛，还俘虏了几千名英军士兵。这是德军所打的最后一次大胜仗，然而，德国人却利用这次胜利疯狂地围捕了罗兹岛的犹太人（一些犹太人被土耳其人搭救）。对于这次巨大的失败，美国人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丘吉尔不愿考虑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这让很多美国人耿耿于怀。现在，英国人又开始执行一项错误的计划，把7个师调离了意大利，他们打算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向法国南部发起进攻。这么做毫无意义，而且意大利的英军也抱怨自身力量太弱，不足以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这种矛盾的局面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在德黑兰会议中，东欧的共产主义化已经得到了默许。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红军的影响，而且与东欧各国的抵抗运动有关。除波兰外，其他东欧国家都显著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城市多过农村为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和捷克，那里的抵抗运动只能以搞破坏为主，因为零零星星地杀害一两个德国人会招致疯狂的报复。不过，共产主义者所鼓励的正是这种做法，结果是，当地人越来越恨德国人，而共产主义势力也一天天壮大。不过，这种做法只能运用在希腊或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因为那里的游击队能够从空中获得补给，平时也可以隐匿在荒山中。1943年，随着抵抗运动进一步升温，维希政府遭遇了一连串的叛变，法国的亲德分子迅速减少。现在，共产主义者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势力。在意大利北部，他们一心想在德国人走后接手那里的政权。在德黑兰会议上，各方决定将波兰西移，波兰在东边失去了大约相当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250]划拨给前苏联的领土，同时在西边获得工业发达的德国领土。不久后，500万波兰人就将从东部赶到西部。很明显，在丘吉尔的纵容下，苏联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加大。1944年10月，丘吉尔飞赴莫斯科，开始就战后秩序问题展开讨论。

英国非常需要希腊，因为它位于地中海东部，附近有苏伊士运河[251]和中东在近海的油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后来，斯大林同意限制希腊共产党的发展。在夺取政权的希腊内战当中，斯大林没有提供帮助，使希腊共产党最终失败。丘吉尔放弃了东欧的其他地区，除南斯拉夫外。他与苏联约定，双方的影响力各占50%。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共产主义游击队随后得到了英国的大力支持。英国特别行动处派出人员长期活动在达尔马提亚[252]的溶洞地区（天主教小说家伊夫林·沃[253]当时在那里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目睹很多欺骗与残忍，令他非常厌恶，他把这些经历写进了他伟大的战争三部曲《荣誉之剑》（Sword of Honour）之中。他并不看好英国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合作。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斯大林与铁托在1948年决裂，另一件是南斯拉夫最终在1991年解体。在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英国外交部秘密地支持了塞尔维亚人）。英美两国也获得了其他的利益。斯大林告知法国和意大利抵抗组织中的共产主义者不要参与夺取巴黎和米兰的权力。这本来很容易做到，但斯大林和法国领导人戴高乐（美国人不喜欢他）做了一笔交易。结果，戴高乐总统开始削弱英美在法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1968年，法国爆发了一场针对戴高乐的叛乱，共产主义者本可以推翻他，但莫斯科再次制止了他们的行动，因为戴高乐的影响比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影响还要大。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当中。此外，英国还向苏联做出了另一项让步，然而，这一次我们很难责备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几十万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自愿参加了德国军队，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饥饿。“二战”即将结束时，英国人把苏联和南斯拉夫战俘交给了斯大林和铁托。随后，这些战俘遭遇了处决和长年监禁的厄运。三十多年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才把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在这件事上，美国人的做法要人道得多。他们虽然同意转交战俘，但实际上都把他们放走了。

现在，美国在“二战”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了出来，原因是美国的战时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改观。罗斯福新政[254]发挥效力，就像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一样。到1943年，美国有多家巨型汽车企业已经转产飞机，它们在1944年生产的飞机数量是1939年的30倍。美国一共生产了5万架轰炸机和6万架战斗机，而德国一共只生产了4万架飞机。而且，美国生产的飞机在质量上有了大幅的提高。有的战斗机航程很远，能从英国飞到柏林，完成任务后再折返英国。还有一种B–29轰炸机，它的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和挂弹系统都非常先进。此外，美国还改造了几百家造船厂，使得不熟练的新工人也能参与大规模的建造工作。1930年至1936年，美国的造船厂只建造了70艘船，而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美国一共生产了6 000艘船。美国在1944年的轮船产量是1940年的20倍。这些船尽管大多只是丑陋的、寿命很短的自由轮[255]（是仿造英国船的样子造的），但它们满足了战争的需要。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那里有他们的航空母舰、做工精良的轰炸机，还有后来的原子弹。

日本的厄运正在降临，一旦美国人建立起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基地，日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44年6月15日，535艘美国轮船开始向塞班岛运送12.8万名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准备为B–29轰炸机建立空军基地，以便使它们飞临东京上空。90天后，任务完成。此时的美国舰队拥有15艘航空母舰、1 000架飞机、7艘战列舰、70艘驱逐舰和其他各类战舰。而所有的日本舰队满打满算也只有9艘航空母舰和500架飞机。仰仗美国在情报方面的巨大优势，美军的驱逐舰几乎全歼了日本海军的潜水艇部队。日军的陆基战斗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的庞大陆军并没有与美军相遇，他们分布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意图使中国退出战争。然而，即使日军作战非常成功，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毫无意义。同时，英军终于在印度边境击败了一部分日军。在美军的另一个战场上，麦克阿瑟扫清了新几内亚岛上的日军，并且已经在印度尼西亚登陆。不久之后，他就会在莱特岛[256]登陆，像他承诺的那样重返菲律宾。回到菲律宾后，他将发现日军虐待当地民众和战俘的大量证据。接下来，日本最终的厄运也不远了。到时候，美军的轰炸机将肆意摧残日本的国土。

在美军进攻塞班岛的同一个月，盟军在法国海岸展开了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在行动之前，盟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完全不像英国人过去那样匆忙行事。日后成为企业家的一名德军飞行员描述了当天的情景。他说，6月6日清晨，他驾驶飞机巡逻，看到了晨雾中的进攻舰队——那是运载了16万名士兵的7 000艘船，空中还有几千架飞机。看到这一切，他就知道战争输定了，不过他还是利用云层的掩护，在油箱告急前击落了6架战机。在海上，曾经令人惧怕的德国潜艇只击沉了一艘船，那是一艘挪威驱逐舰。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美国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这个名字发源于德语，是“铁匠”的意思）。盟军的英美两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但是艾克[257]成功地掌控了局势。英军数量较少，对这次登陆也不完全赞成，但他们还是一同向前。结果他们发现，美国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次登陆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现在回头看去，我们知道，诺曼底登陆行动应该在1943年实施。但最初的计划受制于登陆艇的缺乏，也受制于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行动。1944年，登陆计划的制订者没有选择防守严密的港口。而且，由于战斗机的有效航程较短，可选择的登陆地点也非常少。实际上，这样的地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加莱，另一个是诺曼底海岸。诺曼底海岸有一个叫作瑟堡的港口，可以从侧面攻取。后来，盟军选择了诺曼底海岸，并对它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1943年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258]同意了在诺曼底实施登陆的作战计划。集合登陆艇将使登陆行动延期至6月，而登陆部队将达到100万人。登陆部队在英国南部集结，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盟军甚至对海滩沙地的特性都做了特别的研究，这样，在登陆开始后，盟军的坦克就能借助特制的席子通过沼泽地带。为了在诺曼底海滩装卸物资，盟军需要人工搭建两个港口。港口的部件需要从英国运来，再在诺曼底海滩组装。此外，盟军还需要在英吉利海峡底部铺设一条输油管道。在判断盟军登陆点的问题上，德国人完全被愚弄了。盟军识别了大量的德国间谍，并且利用他们来传递虚假的信息。最后，德国人认为盟军登陆诺曼底仅仅是一个幌子，真正的进攻地点在加莱。在德军这边，这次防御战的指挥官是隆美尔，他指挥德军为这次行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海滩的高潮位设置了大量的钢夹和厚重的地堡，将低洼处灌满海水，并且布置了无数的铁丝网。德军在靠近海滩的区域部署了4个师的兵力，而且有装甲师作为预备队。但是，德军只在诺曼底区域部署了一个师。开战第一天，这支部队就加入了战斗。阻止德军的预备队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在陆地上移动的速度要远远高于在水里航行的盟军（一个师的兵力需要40艘标准大小的商船来运送），这就意味着，盟军要密切关注登陆部队在奥恩河[259]（流经卡尔瓦多斯省和卡昂[260]）的东翼。英军将派伞兵占据桥梁，以期阻挡德军的装甲部队。与此同时，盟军将从海上攻击5个登陆海滩。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切都要取决于月球、潮汐和天气的情况。适合登陆的日子每月只有几天。在原定的6月5日，天气状况十分恶劣。此时，德国人也在休息，隆美尔还去参加生日宴会。随后，一位出色的气象专家预报6月6日将是一个好天气，于是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就在这一天展开了。在登陆前实施的迷惑行动基本发挥了作用，盟军虚设了几个空降师，并用模型制作了假部队，成功地使德国人误判了盟军的登陆地点。法国的抵抗部队也从地面上为盟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登陆行动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成功，尽管美军在奥马哈海滩的进展不够顺利。在那里，美军在低处，被德军炮火从高处攻击，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小队的步兵最终还是成功地突破了防御。尽管没有攻下卡昂，英军的进展也非常顺利。滩头阵地稳固后，盟军搭建了两处人工港口。6月19日，一场大风暴摧毁了其中的一个，但盟军每天仍然可以卸下9 000吨补给物资（假如这场风暴6月6日到来，后果将不堪设想）。盟军的伤亡低于预期（1万人，丘吉尔担心会有2万人），而且滩头阵地也很稳固。出现这一结果或许并不意外，因为盟军建立了10比1的空中优势，法国抵抗部队也破坏了德军的铁路。当地的德军预备队遭遇了顽强的阻击，而别处的预备队还在很远的地方。此时的德军仍然认为，盟军的主要登陆点是加莱，以至于后来他们不得不整夜骑自行车赶往诺曼底。

随着盟军深入内陆，他们开始遭遇巨大的困难。6月18日，美军向西北方向进军，攻占了瑟堡港。这是一个深水港，但已几乎无法使用。英军（以及加拿大军、波兰军等）不得不穿越一处非常难行的博卡日地区进入内陆，这里到处都是高大的灌木篱墙，而道路非常狭窄，易守难攻。蒙哥马利指挥主要由英军（还有波兰军和加拿大军）组成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美军尚未建立起由布莱德利所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之前，蒙哥马利负责整体指挥盟军的进攻行动。由于6月17日到22日间的大风暴，蒙哥马利未能抓住德军军备空虚的机会展开进攻，导致德军最终围绕卡昂部署了强大的军力。盟军多次对卡昂发起攻击，但都无法奏效。直到7月底，盟军才最终进入已经成为废墟的卡昂。蒙哥马利的策略是把尽可能多的德军吸引到东部，这样一来，当美军攻下西侧防守薄弱的区域后，美军就能实施包抄，包围德军。这需要时间，不过到了最后，蒙哥马利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吸引了德军的7个装甲师，美军所面对的德军装甲师只有两个。

7月底，美军确实从西侧包抄了德军，同时解放了布列塔尼[261]。德军被包围在了卡昂的南部，他们的指挥官们想要撤退到塞纳河[262]沿线。现在，艾森豪威尔是盟军的最高统帅，他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这一点与领导情绪不稳的蒙哥马利相对比由为明显。

希特勒一心想要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现在的他已经很难理性地思考问题。7月20日，他的一位高级军官企图在拉斯腾堡指挥部刺杀希特勒，虽然没有成功，但这次事件对希特勒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留下的后遗症终身未愈。现在，在与希特勒商议军务前，将军们都要通过一台安检机器，同时还要接受搜身检查，配枪也要解下，放进一只托盘中。通过密码破译，盟军得知了希特勒对诺曼底的作战指令。现在，盟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德军的反攻遭到了失败。此时的盟军已经开始考虑对大量的德军实施围捕。乔治·巴顿将军一路东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然后，巴顿继续向北进军，直指阿朗松[263]，把德国人围在了一个口袋里。德军继续抵抗，打算从法莱兹（征服者威廉[264]的出生地，他曾于1066年率领军队攻入英国）突围。结果在8月21日，德军仍然有5万人被俘。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3天后的8月24日，盟军解放了巴黎。8月15日，盟军开始从南部进攻法国，这一行动不是很有必要。一路上，盟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到了9月，包括法国军队在内的7支军队已经基本抵达德国边界。盟军补给充分，而且自7月份以来，盟军在兵力和坦克数量上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坦克数量的优势为4比1），空军的优势更加明显。到目前为止，盟军伤亡24万名士兵（其中3.6万人死亡），4 000辆坦克被毁；在法国的德军伤亡30万人，其中2/3被俘，另有2 000辆坦克被毁，只剩120辆坦克退到了塞纳河的另一边。德国空军已经无力影响战局，上一年，德国制造的飞机在数量上仅仅相当于盟国的1/6。

盟军在意大利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丘吉尔想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他们能阻止苏联军队进入中欧，减少共产主义势力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盟军的进展十分缓慢，将军们爱慕虚荣，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265]爵士也过分礼貌。此外，德军也罕见地雇用了一个哥萨克[266]师和一个土库曼师。8月下旬，盟军对歌德防线发起了攻击。9月中旬，盟军逼近了伦巴第平原。然而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大雨，导致山体崩塌，河流汹涌。盟军的进展极为缓慢。德军重组了意大利傀儡政权的军队，但意大利游击队有可能在盟军到达前夺取意大利的政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就在德军将领与盟军代表签订投降协议前10天，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的一间车库外面。杀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游击队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完全可以在当时当地取代墨索里尼，掌握权力。然而，斯大林坚决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267]与西线盟军及其提名人合作。此刻，随着德军的E集团军群退往克罗地亚和的里雅斯特[268]，英国人和苏联人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属于各自的部分。

与西线的战况一样，德军在东线也遭遇了同样的溃败。苏联红军现在有大量的部队可以调遣。他们与西部的盟军协调一致，在诺曼底登陆的同时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巴格拉季翁”，它是拿破仑时代一位俄国将军的名字。6月23日，苏联红军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了攻击。为了守住第聂伯河与西德维纳河之间的大陆桥，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正驻守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暴露位置，同时也与在波罗的海地区遭遇困境的北方集团军群取得联系。在此之前，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将一部分坦克派往了西线战场，也抽调了大量飞机去保护德国的城市。此时的苏军已经能熟练运用“伪装”战术，使用各种计策在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上迷惑德军。而且，由于德国已经被迫放弃了敖德萨，德军在南部的战线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罗马尼亚也不例外。8月下旬，在巨大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效仿一年前意大利国王逮捕墨索里尼的做法逮捕了自己的总理扬·安东内斯库[269]元帅。随后，罗马尼亚成为了苏联的盟友。希特勒低估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面的苏军的危险，他已经把中央集团军群1/3的火炮和几乎所有的坦克调到了南方，他认为苏军将在那里发动进攻。曼施坦因所率领的装甲集团军在罗马尼亚边界大显身手，但与此同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力量却遭到了削弱。在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中，苏军投入了4个集团军群。同时，苏军也对德军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在南面，苏军的矛头指向了波兰东南部的主要城市利沃夫。此外，苏联游击队也在森林中炸毁铁轨，同时攻击分散的德军部队。在这场战役中，苏联投入了170万兵力、2.4万门火炮、4 000辆坦克和6 000架飞机，而德军只有80万人、9 500门火炮、500辆坦克和800架飞机。不过，德军的优势在于他们经营已久的坚固防线。6月23日，苏军大举进攻，首先是一轮压倒性的大规模轰炸，使德军的防线几乎崩溃。在北部，苏军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跨过了西德维纳河，并于6月25日在维捷布斯克围住了一支3万人的德军部队。两天后，该城陷落。另外，苏军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沿莫斯科通往明斯克的公路攻克奥尔沙，直抵别列津纳河。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曾经在这里遭遇惨败。现在，两支德军也被苏联人围困在这里，因为在南部，一支强大的苏军已经在莫吉廖夫[270]附近跨过了第聂伯河。到6月27日，这两支德军已经被苏军包围在了巴布鲁伊斯克[271]以东的一个口袋里，并不断遭到轰炸。最后，尽管德军第九集团军的一部成功突围，但德军仍然有7万人阵亡或被俘。此役过后，苏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指向了明斯克。3年前，苏军曾经在这里溃不成军。6月28日，苏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已经开始跨越别列津纳河。在南部，苏军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也来势汹汹。7月4日，苏军部队在明斯克西侧会合，把德军的第四集团军整个儿围在了明斯克。随后，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德军一共损失了25个师，约30万人，这可能是德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德军又损失了10万人。此刻，在莫斯科市中心，为了庆祝斯大林的胜利，9万德军战俘和包括4名军长在内的22名德国将军被游街示众。在这当中，很多人被吓得大便失禁。事后，这些俘虏经过的所有街道都被专门清洗了一遍。然而接下来，德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明斯克战役失败后，德军的优秀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取代了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恩斯特·冯·布施[272]，成为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莫德尔以惊人的效率把部队重新整合在一起，并且与在波罗的海地区面临困境的北方集团军群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到7月底，德军成功地守住了拉脱维亚的里加市。8月，德军甚至能够在维尔纽斯（7月8日陷落）附近发起反击。作为东欧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天主教的巴洛克艺术殿堂，在“二战”爆发之前，维尔纽斯这座历史名城已经在波兰人的统治下走过了20年的光阴。此时，为了赶在苏军到来之前夺取这座城市，年轻的波兰人发起了反抗，结果却遭到了德国人的屠杀。苏军占领维尔纽斯后，这些波兰人又遭到了苏联人的屠杀。与此同时，苏军在南部发起了进攻。经过两天的战斗，苏军于7月27日攻陷了比亚韦斯托克，苏军也曾在这里遭遇惨败。从7月18日到8月2日，苏军在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率领下逐渐逼近华沙。7月21日，苏军抵达布格河，并于8月2日夺取了维斯图拉河对岸的桥头堡。

这时，华沙城里发生了暴动。在暴动发生前，波兰抵抗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纳粹德国占领军虽然一开始非常残暴，但后来就开始麻痹大意，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这次暴动看起来是可以成功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在打点行装，苏联人也逼近了位于维斯图拉河东岸的华沙东郊。抢在苏联人前面夺取华沙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如同戴高乐抢在共产党前面夺取巴黎一样。然而，德军对暴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们也使用了憎恨波兰人的乌克兰军队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华沙近半被德军炸毁，暴动也归于失败。后来，德军坚守华沙，直到1945年1月。面对华沙城内的暴动，苏军借口补给线需要加强，坐视德军发动反扑。而且，他们甚至拒绝为帮助波兰人的英军飞机提供降落地点。事实上，斯大林乐于见到纳粹镇压波兰人（1940年，斯大林曾在卡廷森林等地屠杀1.5万名波兰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犯了错误，它夸大了英军的力量，并且拒绝在边界问题上向苏联做出任何让步。捷克人的做法与此不同，他们同莫斯科达成了协议，在东部割了一个省给苏联，后来捷克斯洛伐克复国，苏军便立即撤了出去。尽管共产党在1948年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但是这与苏军占领波兰，直接扶植共产党政权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华沙的暴动失败了。解放后，整个城市满目疮痍，瓦砾遍地，只有外国使馆区和盖世太保占据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仍然完好。看到这番惨状，一些波兰知识界人士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探寻启示。与波兰人相比，为什么苏联人反而更为成功？

此时，德国的盟友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战争。年轻的罗马尼亚国王不得不逮捕他信仰法西斯主义的总理，随后与盟军停战，接着又向德国宣战。与罗马尼亚相比，保加利亚的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一时间，它发现自己竟然与几乎所有的国家为敌，于是转投了盟军的阵营。芬兰的情况与捷克斯洛伐克相似，芬兰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且审慎地与德国保持距离，最后作为中立国生存了下来。匈牙利也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最终没能成功。匈牙利的精英阶层是亲英派，于是没有与莫斯科保持任何形式的联系。当匈牙利政府试图退出“二战”时，它随即被党卫军政变所推翻。现在，苏联人的目标就是德国本身了。11月，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273]所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成功攻入东普鲁士，并对一个德国村庄采取了行动（这次行动成为了德国宣扬苏军暴行，激发抵抗的展示品。后来，东线德军抵抗的顽强程度要远远大于西线德军）。稍作停留后，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大军随后指向了波罗的海地区东南部的哥尼斯堡[274]和默默尔[275]。罗科索夫斯基从华沙逼近但泽，一心想包围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此时，恐慌已经开始在德国东部蔓延。

结局

1945年，苏军士兵在勃兰登堡门残存的雕塑上树起旗帜。

[244]　克莱芒蒂娜·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1885—1977），丘吉尔的妻子。

[245]　即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

[24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

[247]　伊斯梅特·伊纳尼（İsmet İnönü，1884—1973），土耳其第2任总统（1938—1950）。

[248]　图古尔特·奥扎尔（Turgut Özal，1927—1993），土耳其总理（1983—1989）、第8任总统（1989—1993）。

[249]　希腊东南部岛屿。

[250]　即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251]　位于埃及东北部，连接地中海和红海，间接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也是亚非分界线。

[252]　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

[253]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

[254]　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二战”中美国的战时经济乃至“二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55]　“二战”中的补给船。

[256]　位于菲律宾中东部。

[257]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在“二战”中，士兵都称呼他为艾克。

[258]　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1874—1950），加拿大第11、13、15任总理。

[259]　流经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注入英吉利海峡。

[260]　法国西北部城市，位于奥恩河畔。

[261]　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北侧是英吉利海峡，南临比斯开湾。

[262]　法国北部河流，流经巴黎，向西注入英吉利海峡，是法国第2大河。

[263]　法国西北部城市。

[264]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攻入英国，成为英国国王（1066—1087）。

[265]　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1891—1969），英军将领，1944年底晋升为陆军元帅。

[266]　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的游牧社群。

[267]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68]　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

[269]　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将领、政治家，“二战”期间任罗马尼亚总理（1940—1944），实行独裁统治。

[270]　位于白俄罗斯东部。

[271]　白俄罗斯城市。

[272]　恩斯特·冯·布施（Ernst von Busch，1885—1945），德军将领，194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273]　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van Chernyakhovsky，1906—1945），苏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大将。

[274]　即今天的加里宁格勒，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275]　即今天的克莱佩达，立陶宛西部港口城市。

第九章

结局

如今，德国和日本已经被两只巨大的老虎钳给钳住了。德国正在遭受猛烈的空中打击，截至1944年12月，德国的能源和交通设施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而日本则要面对不断聚集的部队和庞大的舰队。显然，投降是两国统治者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已经被疯狂的幻象所蒙蔽。日本人相信，日本是永不会失败的，奇迹终将使它获得拯救。德国人也继续战斗，因为他们被没完没了的轰炸炸昏了头。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一旦苏军如潮的进攻抵达易北河[276]一线，德国就完了。就在帝国行将覆灭之时，希特勒的死忠者仍然控制着局势，希特勒也枪毙了试图逃跑的妹夫[277]。“失败”和“投降”似乎并不包含在日本的帝国话语中，日本最后投降时，日本天皇只是说战局并未好转。

德军仍然有能力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在1944年的最后3个月里，德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合成汽油工厂仍然在运转。到1944年10月，西线盟军已经基本抵达莱茵河一线，并且继续在向亚琛和斯特拉斯堡缓慢推进。遭遇饥荒的荷兰仍然处在德军的控制之下，丹麦和挪威也是如此。中欧地区继续笼罩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之下。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市，一位叫作约瑟普·霍瓦特[278]的作家出版了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日记。在1918年苏德两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时，他是奥匈帝国的代表。在日记中，他描写了克罗地亚独立国[279]的各类奇异现象：运送牛奶的路线被游击队切断；刮胡刀严重缺乏；天上飞着各种型号的飞机，它们要去轰炸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慕尼黑。年迈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望着窗外的残垣断壁，那里已经不再是1914年前那个繁华鼎盛的慕尼黑。于是，他创作了几乎可以充作德国挽歌的《变形曲》（Metamorphosen）。为这段历史创造音乐作品的还有另一位理查德以及他的孙辈们。理查德·瓦格纳家族一直与希特勒颇有交情。瓦格纳的两个孙辈威兰（Wieland）和沃尔夫冈（Wolfgang）只有十几岁的时候，称呼希特勒为“狼叔叔”。（战后，两人复兴了瓦格纳的拜罗伊特[280]歌剧节）。1939年，在希特勒50岁生日的时候，瓦格纳一家曾经把瓦格纳最后一部音乐剧的乐谱原稿赠送给了希特勒。这部音乐剧名叫《帕西法尔》（Parsifal），在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当中，希特勒最喜欢这一部。然而现在，6年过去了，他们想向希特勒索要这部乐稿，以免落入苏联人的手中。于是，威兰赶到柏林，劝说希特勒把乐稿还给了他。不知是否是上天的安排，伟大的德国和奥地利管弦乐团在他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中演奏了瓦格纳的乐曲，但他们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有人已经把瓦格纳的音乐剧演出来了，尽管演技要差些。希特勒不像齐格弗里德[281]，爱娃·布劳恩[282]也不是布伦希尔德[283]。为了爱娃的安全，希特勒曾让她待在德国南部，但她还是设法在苏军到来之前飞到了柏林。她说，她和希特勒已经相处了这么久，希特勒却还没有娶她，这将是极大的耻辱，历史只会把她判作希特勒的情妇。于是，二人举行了婚礼，然后双双自杀。德意志第三帝国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盟军在西线的进展极为缓慢，原因可能在于，除蒙哥马利之外，每个人都本能地意识到，德国即将陷落，此时再搞英雄主义是没有意义的。9月，盟军在荷兰的阿纳姆地区遭遇了意外的情况。9月17日，英军的一个空降师在阿纳姆实施伞降，意图夺取河道系统上的桥梁。3个多世纪前，西班牙军队就栽在了这里。然而，盟军的运气不够好，他们遇到了德军在诺曼底战役后重新组建的坦克军团。希特勒的“救火队员”瓦尔特·莫德尔被从东线战场调来守卫阿纳姆大桥，他让英军在一整个冬天里都毫无作为，最多只是让他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把战线向前微微挪动一点。从9月到12月，另一支盟军也慢慢地压了过来，把矛头指向了亚琛和许特根森林。这一次，他们的对手仍然是莫德尔。莫德尔是一位能力极强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德军将领里最粗鲁无礼的人。在随后的战斗中，盟军伤亡3.3万人。亚琛陷落，成为了德国第一个被攻占的城市。但是，盟军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看到英美联军如此笨拙，希特勒开始计划对他们实施反击。他是否能突然夺取盟军的安特卫普[284]港，接着把他们赶出比利时？然后，比利时人会要求和德国人一起与苏联人战斗吗？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军的反击确实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德军动用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在苏联人即将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莫德尔在比利时的东南部发起了进攻。在大约5年前，德军在这里曾经摧枯拉朽，不可一世。此时的德军使用缴获的车辆和油料发起进攻（就像隆美尔1942年攻占图卜鲁格后所做的那样），并且成功地把战线向前推动了一些。但是，德军做得有些过头了，因为盟军即使进攻打不好，他们也是能组织起有力防御的，虽然一旦天气好转，盟军的空中力量就足以对付拥堵在道路上的德军部队。到1944年的圣诞节，德军的进攻已经无力继续，并最终于1945年1月8日停止。随后，英美联军继续向前推进。3月中旬，美国人夺取了科隆南部、横跨莱茵河的鲁登道夫铁路桥，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也逼近了汉堡。莫德尔集团军群的残部也被包围在了鲁尔工业区。现在的问题是，鲁尔工业区会像希特勒所命令的那样被炸掉吗？有远见的德国人违抗了这道命令，莫德尔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不能投降，于是他就地解散了部队，并且饮弹自尽。

此后，西线盟军一路向前，几天后就到达了一个萨克森小镇，并在那里遇到了苏军士兵。第二天，也就是4月25日，西线盟军与苏军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胜利会师（讽刺的是，希特勒的代表乐曲正是《托尔高进行曲》）。后来有争论认为，西线盟军本应首先抵达柏林。为什么他们让斯大林第一个攻进去了呢？这一争论的起点实际上源自1943年。当时，英军陷在了北非和意大利战场，所以没有进攻法国。然而，苏联人也会问，为什么苏军没有首先抵达鲁尔工业区？如果是那样，苏联未来的经济就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可是，西线盟军却抢先掌握了那里的重要工业。正是因为鲁尔工业区，战后的西德才迅速恢复成为了世界级的经济体，并且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的将军们争辩说，这是因为斯大林痴迷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围困希特勒留在那里的德军（最大的包围圈在拉脱维亚），导致苏军贻误了战机。不过，德军确实在东线战场进行了疯狂的抵抗。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知道被苏军俘虏后将得到怎样的对待。

希特勒已经下令不可以撤退，他命令德军必须守住现在的阵地，就像1941年年末到1942年年初他所要求的那样。大批苏军部队已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普鲁士地区埋伏了很长时间。随后，苏军在南部遇到了麻烦。布达佩斯是中欧的主要城市之一，穿城而过的多瑙河是苏军前进的主要障碍。后来，苏军把布达佩斯围困了6个星期。在德军“守到最后一条壕沟”的抵抗下，位于西岸的布达[285]大部被毁，并于2月失守。墨索里尼的死讯（墨索里尼死于4月28日）传到希特勒耳中时，苏军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市郊。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冬天，苏军主要进攻巴尔干地区，他们已经在10月份攻下了贝尔格莱德[286]。此前，苏军受到了希特勒留在北方的德军部队的阻挡，现在，他们要进一步进攻波兰。苏军向维斯图拉河沿线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这一次，他们仍然小心地部署兵力，以求达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希特勒已经任命希姆莱为这一地区的德军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而且，纳粹党卫军此时已经发展到百万之众（其中有很多外国志愿者）。但是，苏军部队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他们每天向前推进30多公里，很快就攻入了东普鲁士。当他们攻入埃尔宾[287]和马莫诺沃的时候，城里的电车竟然还在行驶。

截至2月24日，德军所有的反击都以失败告终。苏军抵达奥得河[288]，再往西80公里就是柏林了。在苏军面前，几十万难民正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前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推着满载家当小车的家庭。他们一心想穿过冰冻的湖泊，到达奥得河对岸，甚至遥远的海边。一些德国文学作品写到了这段历史。在《一位东普鲁士老人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n Old East Prussian）中，亚历山大·多纳–施洛比滕[289]写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因为他有6个孩子，所以才获准乘飞机撤离战场。回到故乡后，他带领他的工人们离开家族久居的施洛比滕庄园，穿越森林，去往相对安全的德国西部地区。亚当·冯·瓦茨多夫等人所写的《图林根贵族》（The Book of the Thuringian Nobility）描写了另一段艰难的旅程。书中，一群英国战俘离开波兰西里西亚地区的集中营，沿途，热心的庄园主拿出热土豆给他们吃。另外，几千名德语居民、德国士兵和纳粹官员逃到了位于波罗的海的一艘名为“古斯特洛夫”号的德国邮船上，结果被苏联潜艇击沉，9 000人葬身大海，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到3月中旬，苏军已经推进至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地区，他们已经攻陷萨格勒布，很快又将夺取维也纳（4月13日）。与此同时，盟军也不断对柏林进行空袭。在4月14日的一次空袭当中，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波茨坦，摧毁了包括古老的加里森教堂在内的一大批历史建筑。2月中旬，为了配合苏军进攻，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德累斯顿，破坏了那里的铁路系统（不过很快又得到恢复）。这一事件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丘吉尔也表示反对，说这次行动摧毁了“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不过，他的这番话逃不过伪善的指控，因为丘吉尔本人就是区域轰炸[290]的大力支持者。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的轰炸一直持续到4月20日，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在当年的照片里，希特勒虽然刚满56岁，但是看上去已经显得很苍老了，他正在拍一个刚刚参军的年轻人的脸颊。年轻人是德累斯顿的一个孤儿，身上的军装明显大得不合身。4月9日，已经大部成为废墟的哥尼斯堡放弃了抵抗，朱可夫于是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挡在柏林前面的最后一个障碍——塞洛高地。此时，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291]的大军也分别从北侧和南侧逼近柏林。苏联的大军总共有250万名士兵、6 250辆坦克、7 500架飞机和超过4万门火炮（包括装载在卡车上的“喀秋莎”火箭炮，每门炮可以发射很多枚火箭弹）。在塞洛高地，德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是到了4月19日，德军还是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苏军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万人阵亡，近3 000辆坦克被击毁，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包围了柏林。4月22日，得知从西里西亚等地获得救援已经没有可能，希特勒怒不可遏，他表示要坚守柏林到最后一刻，然后自杀。在苏军一刻不停地轰炸下，柏林居民想尽办法在城里躲避炮火，而5万名德国士兵、4万名年老的地方自卫队士兵、十几岁的年轻人和一些来自国外的党卫军士兵（包括20多名英国人，他们外套的袖口上还缝着一小块英国国旗）则继续抵抗。激烈的战斗从柏林外围打到哈弗尔河一线的各个桥梁，再沿着柏林市内的主要大街推进到火车站和各个著名建筑，包括国会大厦。奇怪的是，作为俾斯麦凯旋标志的胜利纪念柱却没有被摧毁，同样，用以夸耀胜利的旧时勃兰登堡统治者的半身像也没有被破坏。不过，到了4月底，苏联人已经进入了柏林的核心区域。

4月30日，希特勒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这天凌晨，他与爱娃举行了婚礼，身着白色制服的仆人们向众人分发了三明治和加气葡萄酒。婚礼的主持人是临时从旁观者里找出来的，只因他是一名公务员。这名柏林市潘科区负责垃圾收集的副职官员郑重地向新婚夫妇发问：“你们是雅利安血统吗？”吃过素食的婚礼早餐，两人双双自杀。随后的尸体处理极为仓促，最后，两人的尸体连同一条大狗和几条小狗一起被草草地装进了几只箱子。这些狗是用来试验毒药的药效的，因为没有人相信纳粹党卫军医生所提供的氰化物是有效的（狗的训练师不久后发疯了）。得知希特勒死后，总理府里的办公人员开始播放爵士乐，点燃香烟，这些都是希特勒生前所严令禁止的行为。几十万德军俘虏开赴苏联，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在希特勒藏身地堡里的人直到1955年才被放归，他们遭受了严刑拷打，因为苏联负责安全工作的拉夫连季·贝利亚[292]不确定希特勒是否真的已经自杀）。5月7日，德国在法国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在柏林近郊再次向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同盟国成员正式投降。一身疲惫的丘吉尔迅速地赶到了希特勒的地堡。但是，与1918年的停战一样，第三帝国的末日并不是一个能够狂欢的时刻。在战争当中，多达7 000万人丧生，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奇怪的是，德国人虽然疯狂地奋战到了最后一刻，战后却几乎没有了反抗的意识。德国人已经从心底里认输了，当反映集中营的新闻影片在影院里向他们（强制）放映时，他们甚至少有辩解，仅有的几次看似严肃的辩护反而出自同盟国阵营的国家。在战后的几年当中，1 200万德语居民逃到了德国西部，其中约有1/4因体力不支、饥饿、疾病或暴力伤害而死亡。他们当中有来自捷克和西里西亚的农场主家庭，这些民众甚至没有投过纳粹党的票，却被驱逐出自己的农场。因为，公共场所已经张贴了驱逐他们的招贴画，上面写着纳粹曾经用来驱逐犹太人的话语，“所有日耳曼人，不论年龄和性别，都到广场集合。”每人只许提一只箱子，然后被驱逐到某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德国城镇。当时，这就是“回到家乡德国”的悲伤之旅，而此时的德国已经缩小了很多。此后，联邦德国踏上了漫长的和解之旅，并最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让盟国感到异常恼怒的是，看到希特勒的末日，日本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放弃挣扎。尽管在塞班岛的争夺中，日本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美国的飞机现在已经能飞临日本本土的上空。在南面，麦克阿瑟也再次向菲律宾群岛挺近。在1944年下半年，美军已经推进到了可以起飞轰炸机轰炸日本城市的地域。在10月的莱特湾[293]海战中，日军和美军投入了众多的巨型舰只，日本也开始使用一种破坏力极强的新式武器——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攻击。罗斯福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全力夺取菲律宾群岛，斩断日军的补给线，但是美国海军的指挥官切斯特·尼米兹[294]有自己的见解。他派航空母舰攻打中国台湾，吸引了日军飞机前去作战，在3天的战斗里，美军击落了600架日机，导致日本空军对莱特湾的掩护减弱。在莱特湾海战中，日本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损失惨重。10月20日，美军在莱特岛登陆，大致清除了上面的日军，然后进逼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吕宋岛。1945年1月，美军进一步向菲律宾城市马尼拉进发。美军在菲律宾投入的兵力超过了它在北非或意大利所投入的兵力，战况极为惨烈。吕宋岛的25万日本守军几乎全部阵亡，直到战争结束，其残部仍然不愿停止已经毫无意义的战斗。在菲律宾群岛的主要岛屿棉兰老岛[295]，日军的抵抗一直持续到了8月15日。1945年上半年，英国和印度军队展开“吸血鬼”计划，在夜间突然实施两栖登陆，解放了缅甸。但实际上，日军只是撤离了那里。在缅甸战役中，日军阵亡约15万人。在不到2 000人的日军俘虏当中，仍然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400人。如果日本士兵这样战斗下去，战争就无望以理性的方式结束。

此时，美军已经看得到日本本土的南部岛屿。2月，美军攻克硫磺岛，随后在5月到6月间攻下了冲绳群岛。在冲绳岛战役的一次战斗中，日军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实施自杀性攻击，使美国海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导致美军阵亡5 000人，数十艘舰船沉没或受损。在冲绳岛的防御战当中，日军的准备极为充分，11.7万名日军死守阵地，最后几乎全部阵亡。这是一种集体的疯狂，结果只能让美国人结束战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与此同时，日本的战时经济也濒临崩溃。美军潜艇击沉大量日本商船，对日本的工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44年10月，日本的石油已经几乎耗尽，日本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奔赴冲绳海域时，它所装载的油料仅有400吨，只填满了油箱的1/10。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本来可以继续进行，这样就可以在不需侵入日本本土的前提下摧毁这个国家。然而，美国陆军航空兵却一心想通过轰炸行动来使日本屈服。但是，美军的B–29轰炸机起初无法全面发挥威力。这种飞机极为复杂，而且装备了机枪无法穿透的装甲，但是，在历经了一年左右的事故和战术错误后（同时，关岛机场也已建成），它们的威力才得以在李梅[296]将军的指挥下发挥出来。

当日军所俘虏的战俘得到释放时，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便更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这些战俘的死亡率高达1/3，而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美军和英军俘虏的死亡率只有5%。在菲律宾获得解放之际，日军对他们所轻视的当地居民进行了大屠杀。在新加坡和印度尼亚西，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华人）也遭受了日军的残酷对待。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得到了详细的记录。鉴于当时的情形，中国军民的死亡数字无法精确统计，据估计为1 600万至2 000万人，几乎与苏联等同。但是这一数字并不包含20世纪30年代的死亡数字，20世纪30年代，中国几乎总是处于战乱之中。美军占领冲绳群岛后，日本仍然没有显示出正视现实、放弃挣扎的迹象。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苏联、美国和英国在波茨坦开会，其间敦促日本早日投降。欧战结束后，盟军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在2月份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曾经承诺在欧战结束后对日宣战。作为回报，斯大林被允许控制易北河以东的欧洲地区。当然，美国人不希望苏联人的势力进入中国，更何况日本，但是他们不愿意独自与日本交战。

斯大林承诺于欧战结束后3个月对日宣战。果然，在整整3个月之后的8月9日，苏联军队开始对满洲地区的日军发起攻击。在100万苏军的进攻下，日军的抵抗迅速瓦解。在混乱中，感染瘟疫的老鼠四处逃窜，导致疫病流行。当月，日本还遭受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这就是李梅将军所指挥的对日战略轰炸。为了减缓地震的冲击，日本的房屋既轻且小，常以木材和纸张为建筑材料。于是，基于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这些房屋就成了盟军的攻击目标。而且，一旦B–29轰炸机具有了可靠的机场和加油、修理基地（位于硫磺岛和冲绳群岛），日本城市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美军攻击的目标。而且，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城市没有战斗机和高射炮来提供保护，所以B–29轰炸机极少被日军火力击落，大部分损失都源自机械故障、天气和人为原因。在盟军的海运封锁下，日本的工业生产每况愈下。仅在1945年3月9日和10日对东京的轰炸中，日本就有约10万人死于轰炸所引发的大火。此外，在“饥饿”行动中，美国从空中对日本的运河和河流施放了大量水雷，导致日本家庭无法获得食物。同样的一幕也曾在德国上演。

现在，日本帝国的末日来临了。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说来话长，原子弹与中欧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也是对轴心国势力的惩罚，因为纳粹反犹运动的几位受害者恰恰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关键人物。同时，原子弹也是英国的创新力和美国的工业实力所结出的丰硕果实。此时的日本仍然与苏联保持着联系，他们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提出体面的和平协议。然而，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强势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就连日本派驻苏联的大使都怒不可遏。与此同时，东京的日军指挥官仍然平静地表示，日本要抵抗到底。7月中旬，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地带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罗斯福总统已于4月突然逝世）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认真地考虑了施放原子弹是否完全符合道德标准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下定了决心，授权美国陆军航空兵执行投放原子弹任务。此前，日本的广岛市尚未遭到美军轰炸，于是在8月6日，广岛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成为了一片废墟，8万人死亡。在这之后，日本人仍然在争吵是否投降，于是，第2颗原子弹投在了长崎市，造成3万人死亡。这时，日本的顽抗分子仍然实施政变，意图阻止日本向盟军投降，但是没有成功，随后全部自杀。8月15日，作为日本的象征性人物，日本天皇向盟军投降，条件是天皇的地位予以保留。美国人同意了，他们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对待战败后的日本。

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上，日本代表签署了投降文书，麦克阿瑟流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276]　中欧地区主要河流，发源于捷克和波兰交界处的苏台德山脉，在德国汉堡附近注入北海。

[277]　即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1906—1945），德军将领，娶了希特勒的妻子爱娃的妹妹。

[278]　约瑟普，霍瓦特（Josip Horvat），克罗地亚作家。

[279]　1941年，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

[280]　德国巴伐利亚州城市。

[281]　德国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282]　爱娃·布劳恩（Eva Braun，1912—1945），希特勒女友，两人在自杀前结婚。

[283]　德国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女王。

[284]　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285]　今天的布达佩斯是由两座城市合并而成，布达位于西岸，佩斯位于东岸。

[286]　塞尔维亚首都。

[287]　即今天的埃尔布隆格。

[288]　东欧重要河流，发源于捷克东北部，注入波罗的海，部分河道是今天德国和波兰的国界线。

[289]　亚历山大·多纳–施洛比滕（Alexander Fü zu Dohna-Schlobitten，1899—1997），德国作家，曾参加两次世界大战。

[290]　对一片区域进行的整体轰炸，不分具体目标。

[291]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Ivan Stepanovich Konev，1897—1973），苏军将领，擅长指挥大兵团实施进攻作战，1944年晋升为元帅。

[292]　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1899—1953），苏共高级领导人，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斯大林大清洗计划主要执行者之一。

[293]　菲律宾东部海湾。

[294]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295]　菲律宾东南部岛屿。

[296]　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1906—1990），美军空军将领，1951年晋升为空军四星上将。

战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和平协议中正式结束，其中，几份主要的协议签署于停战后的数月之内。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战后的空气当中仍然弥漫着战时的仇恨意味。而且，在复仇气氛浓重的法国首都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也没有使这一仇恨得到丝毫缓解。德国人受到了侮辱，但是在封锁所导致的饥饿之下，德国的新政府[297]不得不接受了和平的条款。于是，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签订和约的巴黎画上句号，它一直在继续。在俄国，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的协助下打败了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及其在土耳其培植的势力。1923年，随着《洛桑协议》在日内瓦签署，战争才最终结束。1924年，协约国最终采取行动，使德国融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德国人最大的不满在于要为法国和比利时支付巨额赔款，所有的德国人都认为是赔款拖垮了德国的经济，尤其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24年，德国终于迎来了转机，美国借钱给德国来给付对法国的战争赔款，然后法国就能偿还其对英国的债务，继而英国又可以偿还其对美国的债务。1929年，华尔街发生了严重的股灾，世界经济随即四分五裂，而借钱给德国的荒唐做法也因此而一败涂地。《凡尔赛和约》及其附则的效力持续了大约10年，随后，法国开始抛弃凡尔赛体系。其标志之一是，法国于1930年开始花费巨资修建马奇诺防线（法国的军事实力因为这一华而不实的巨型工程而大受影响）。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遗留的问题更多。实际上，德国直到46年后的1991年才签订了真正的和平协议。1944年夏，“三巨头”在波茨坦会面解决德国问题，然而未能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甚至连德国的东部边界都没能确定。德国政府并没有参与讨论，彼此的讨价还价只是在各个占领国之间进行，法国有时还站在苏联的一边。此后不久，冷战就浮出了水面。冷战爆发的标志性时点或许是1945年11月，当时，苏联对加入英美两国复兴世界经济的计划表示了拒绝。

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区别在于对经济的认识。尽管今天看起来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欧洲的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摧毁邻国的经济。乔治–亨利·苏图[298]在1989年出版的《黄金与血液》（L’or et le sang）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画面。在“一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安排当中，这些意图部分地成为了现实——尤其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合并；德国给予法国巨额赔款；德国海军和商船遭到没收，英国从中获益；比利时人甚至意图从荷兰手中夺取斯凯尔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进安特卫普[299]的贸易。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并不贪婪，但是他们一方面想要从他们所投资的国家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却通过关税手段阻止这些国家获利，这是没有见识的做法。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一做法进一步登峰造极，使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导致2 500万人失业。“二战”过后，美国人终于认清了这一做法的危害，并宣布今后将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当英国人就战时借款与美国人进行协商时，其中一条条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范围。美国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来迫使英国人做出承诺，以确保英国不会利用美国的援助来促进它与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一做法使丘吉尔受到了侮辱，但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的货币合作，也使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战后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鉴于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贸易滑坡，导致成百上千万人失业，各国必须在日后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国际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来使货币流动起来，以便在支付方面为贸易提供支持。抱着这一目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44年夏天于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会议，并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这两个组织救了很多国家的急，也使世界经济避免了更大的打击。“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作用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冷战爆发了。原因之一在于，如果一国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获益，它就得开放自己的金融系统接受检查，而苏联不同意这么做。

此时，德国已经成为了苏联人与西方的矛盾焦点。苏联人要求德国赔款，还想拥有苏联占领区的大量工业设备。此外，苏联还得到了德国的火箭专家，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用以实现苏联太空计划的技术机密（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德国人更愿意与美国人合作。同时，这些德国人也获得了优厚的回报）。在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形势非常糟糕。这一地区不仅经济无法自主，很多集中营还关押着不肯顺从于苏联统治的人。由于英国人控制着德国工业最为发达的鲁尔工业区（美国人所控制的法兰克福周边地区的工业远没有鲁尔工业区发达），莫斯科特别希望与英国合作。英国占领了德国的西北部地区，这里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到处都是损毁的房屋、河道、铁路和工厂。几百万德语居民从东部艰难地来到这里，寻找栖身之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些残垣断壁。尽管根据英国与苏联签订的协议，英国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国的机器设备运到苏联，但是他们知道，一旦这一类的赔偿使德国人挨饿，英美两国就得向他们输送食物，而英国自身的粮食也非常紧张。在占领初期，只有极少数的英美人士反对残酷地对待德国人。但是，在占领持续一个月之后，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官方和民众向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当然，占领区需要有政府进行管理。与文化素质不高的盟军士兵相比，德国人更擅长此道，遭遇纳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人可以成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康拉德·阿登纳[300]。1949年，他以73岁高龄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到1963年卸任时，他已经87岁。在1946年的混乱形势中，一个崭新的德国开始出现。这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图加特[30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当时，他对德国各州的州长说：“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安保措施下，德国民众现在已经能在自身事务的管理中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了。”1947年1月，英美两国占领区正式合并，于是，更好的交通和贸易政策得以制定并实施。这时，一位德国批评家夸张地表示，与英国轰炸机对鲁尔工业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秉承社会主义观念（在此前进行的选举中，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303]战胜了丘吉尔）的英国占领当局对它的破坏更为严重。

改善管理仅仅是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它是英美占领当局与德国人展开合作的基点。但是，这样做也是为了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在占领初期，苏联人就在柏林成立了民主政权，这一行动早于英国和美国。柏林政权的核心成员是以瓦尔特·乌布利希[304]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他们一直在莫斯科活动。斯大林认为，由于他已经在德国人打败沙皇的地方打败了希特勒，所以出于对这一成就的钦佩，德国人应该会为德国共产党投票。但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发生，还与斯大林的估计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以恐吓与勒索相威胁，在1946年的复活节强力推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组建了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该党依旧通过惯常的方式统治民主德国。另一方面，在当时，德国东部的民众或多或少还是获得了一些粮食。相比1947年的1到4月，德国西部遭遇了一个充斥了饥饿与酷寒的冬天。美国国务卿伯恩斯的继任者是乔治·马歇尔上将，他乘坐火车穿过了共产党极有可能获得政权的法国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鬼魂遍地的德国，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相信共产主义者将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莱[305]说：“在每天1 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 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斯大林已经通过选举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到了波兰，不久后，他也会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法炮制。为了应对这一形势，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美国将驰援西欧。随后，美国拨款50亿美元给欧洲各国，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在已经过去的那个严酷的寒冬，欧洲各国的民众已经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因为就连法国政府也不了解执行马歇尔计划所必需的某些关键统计数据（在一个倡导欧洲经济合作的马歇尔计划组织中，有人发现一名希腊代表在巴黎的办公室伪造数据）。这时，美国占领当局成为了西德的代表，并使西德在国际舞台首次亮相（尽管是间接的）。很快，西欧得救了。在这之后，西欧各国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用于满足各自的需求。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在1946年和1947年，英国人把90%的美元收入花在了香烟上。此刻，他们把美国的援助主要用作了对外投资（英国的对外投资迅速恢复，但英国的交通状况却在欧洲垫了底）。

美国所坚持的一条要求是，欧洲国家不应通过对汇率的操纵来把援助的资金截留在各自国内，他们应当通过贸易来使这些资金流转起来。这意味着，法国和比利时（当时的比利时是一个工业强国，它还拥有比属刚果的丰富资源）不可以歧视他国，尤其是德国。荷兰经济的半边天一直由对德贸易来支撑，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的复苏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欧洲支付同盟[306]成立，用以促进欧洲的贸易，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世界贸易一样。1950年，为了维持工业出口的增长，鲁尔工业区开始囤积原材料，导致德国的新货币德国马克面临贬值压力。这时，欧洲支付同盟及时发挥作用，挽救了德国马克。奇怪的是，尽管美国人担心欧洲像美国那样结成一个大市场，可首先提出欧洲货币一体化概念的仍然是美国人。马歇尔计划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种货币应该称为欧洲货币单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开始转投重整军备之用。不过在今天，“二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很多金融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留存了下来。这些组织有成立于1947年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关贸总协定（GATT），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成立于1951年旨在促进煤炭和钢铁联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特别是在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该组织使各国之间的合作达到了顶峰。不久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

“二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国人汲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过于冗长，在比例代表制下没完没了地进行选举，最后竟然选出来一个希特勒。现在，新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宪法）非常简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时也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比如保护家庭免受过度征税的危害。德国联邦银行力图阻止德国人第三次经历通货膨胀，他们有效地使储蓄和投资回归了良性循环的轨道。1955年，德国的出口早早地超过了英国。在英国，储蓄和投资的循环并没有理顺。此外，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不错。战后的德国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尽管成百上千万的难民曾经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无辜的家庭被迫提着破旧的皮箱离开家园，但他们极少抱怨。来自苏台德地区的德语居民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努力获得改善。战后的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说，联邦德国最终对民主德国形成了一种磁铁效应，这没有问题，但这种效应所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时过境迁后，德国人与波兰人、捷克人自然就达成了和解。当然，德国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这很可能是长期遭受猛烈轰炸的结果。我用下面的话来附议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307]：人们不再唱《苏醒的德国》（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国人已经被它唤醒。

战后的日本与德国非常相似。一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非常混乱，日本也像德国一样遭受了两年的贫穷。随后，如同在联邦德国发生的一样，管理上的回归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反思。1949年，共产党打赢了中国的国内战争，失败的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撤到了中国台湾。这时，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一样。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309]在一生当中只做了两个投资决策。他在1945年买入了日本的债券，然后在1960年卖出，换成黄金，结果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在战后的几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苏则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苏联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来自德国的劳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筑都是由德国战俘修建的）和赔偿物资，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的大规模军备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后来演变为克格勃）[310]。但是在农业产出方面，苏联直到1960年才超过沙皇统治时期。1949年，苏联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有可能升级为热战。实际上，朝鲜战争刺激了国际市场对原材料和德国机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军事经济组织（北约是主要代表）更为稳固，并发挥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了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一不同寻常的巨大变化迟早将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日本，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台湾（在1960年，韩国只能出口假发），连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都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成功促进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但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这时，德国终于获得了统一。盟军取得胜利的46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97]　即魏玛共和国政府。

[298]　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1943—　），历史学家，1943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299]　比利时港口城市，位于比利时北部。

[300]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联邦德国总理（1949—1963）。

[301]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879—1972），美国国务卿（1945—1947）。

[302]　德国西南部城市。

[303]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

[304]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后来两党合并成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305]　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1897—1978），美国陆军上将，驻德美军指挥官，曾成功指挥向西柏林运送补给品的空运行动。

[306]　西欧国家的多边清算组织，其成立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开端，1958年为欧洲货币协定所取代。

[307]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英国历史学家。

[308]　《苏醒的德国》，“二战”德国军歌。

[309]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意大利经济学家。

[310]　苏联间谍组织。

致谢

多年来，我搜集了很多有关“二战”的图书。我最早买到的是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J.P. Taylor）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1）和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所写的《沙漠将军》（Desert Generals）（1962）。我也很幸运地在多家图书馆读到了更多的书。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心的比尔肯特图书馆建造用时很短，但是对我的帮助却非常大。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都非常便利，它们让人身心愉悦，受益无穷。我非常感谢这3家图书馆的馆员。我还要感谢我的系主任皮纳尔·比尔金（Pinar Bilgin）博士，以及比尔肯特大学的同事们，你们营造了快乐且高效的氛围。感谢图书的出版商，他们是来自Basic Books图书出版公司的拉腊·海默特（Lara Heimert）和来自企鹅出版公司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我尤其要感谢亲切友善又博闻多识的编辑诺曼·麦卡菲（Norman MacAfee）。我的儿子鲁珀特·斯通（Rupert Stone）是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能得到你的鼓励，我感到非常高兴。

参考书目

关于“二战”的图书种类非常多，而且不乏精彩之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约翰·基根（John Keegan）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1990）。这本书对很多军事术语作了解释，比如坦克和飞机的设计等。作者的叙述非常清晰，他用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很多发生在陆地、空中和海上的战役或战斗。任何参考书目只如同沧海一粟。约翰·基根把这一数目限定为50本，其中大部分也是我想列入参考书目的。在这一基础上，我想我最好能继续提供50本后来出版的书。在互联网和机器翻译的繁荣发展之下，英语图书已经在数量上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确定这50本书要比预想的更加容易。

13卷本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是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1990年，该书以《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为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它的学术性和公正性无可指摘。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所写的《道德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oral Combat: 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2010）是广度及深度都比较突出的旧式古典叙述作品。约翰·卢卡奇（John Lukács）所写的《最后的欧洲战争》（The Last European War，1976）、《历史中的希特勒》（The Hitler of History，1997）和《决斗》（The Duel，2001），描写了丘吉尔与希特勒在1940年夏天的个人冲突与对抗。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两卷本《希特勒》（Hitler）（第一卷1998年，第二卷2000年）是写得最好的希特勒传记之一。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s）起诉戴维·欧文（David Irving）的时候，我仔细查看了《卫报》所准备的一些资料，我发现克肖的军事与政治知识极为渊博。戴维·欧文所写的《希特勒的战争》（Hitler’s War，1977）本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好书，尤其是描写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那一部分，但却因为作者声称希特勒不了解犹太人的遭遇而大煞风景。克肖的《致命抉择》（Fatal Choices，2008）描写了主要的战略决策。格哈德·魏因贝格（Gerhard Weinberg）的《武装的世界》（A World at Arms，2005）是一本非常全面的著作。

对于战争的起因，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1）一书中进行了相当有价值的叙述，最初的100多页尤为精彩，这一部分点明了凡尔赛秩序的弱不禁风和荒唐可笑。扎拉·施泰纳（Zara Steiner）所写的《消失的光芒》（The Lights That Failed，2005）描写了1933年以前的欧洲世界，比如凡尔赛秩序解体，世界经济开始融为一体。与泰勒相比，作者的态度更为温和。安东尼·比弗的《西班牙内战》（The Battle for Spain，2006）写得非常细致，作者运用大量的史料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隐秘活动。此外，戴维·费伯（David Faber）所写的《慕尼黑》（Munich，2008）和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所写的《苏联的冷战》（Russia’s Cold War，2011）也是不错的书。

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所写的《法国的沦陷》（The Fall of France，2003）、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ieser）所写的《闪击传奇》（The Blitzkrieg Legend，2005）和詹姆斯·霍兰德（James Holland）所写的《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2010）记录了1939年到1941年的多场战役。戴维·埃杰顿（David Edgerton）的《不列颠的战争机器》（Britain’s War Machine，2011）概要地讲述了英国战时经济的动员。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所写的《战争审查》（Audit of War，1986）直到今天都充满了趣味，他讽刺了英国人的装模作样。他的经典之作《沙漠将军》描写了“二战”中的北非战场，他的见解在今天依然显得颇为独到。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轰炸机司令部》（Bomber Command，1976）描写了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开端和进程。在这一方面，这本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好的一本。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自由而战》（John Maynard Keynes: Fighting for Freedom，2001）已经成为经典之作，作者对战时的财政金融有着深入的见解，他也在作品中讲述了财政部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

如果想了解德国在1941年进行的巴巴罗萨计划，你可以读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Gabriel Gorodetsky）所写的《大欺骗——斯大林与德国入侵苏联》（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1999）和康斯坦丁·普列沙诺夫（Konstantin Pleshakov）所写的《斯大林的愚蠢——德国入侵苏联秘史》（Stalin’s Folly: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2005）。1989年以来，随着新的档案材料大量解密，东线的战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克里斯·贝拉米（Chris Bellamy）的《绝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Absolute War: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2007）总的来说是一本官方的著作。戴维·格兰斯也出版了以一系列著作来表达他对苏联这一段讳莫如深的官方历史的深刻洞见，这些著作有他与乔纳森·豪斯（Jonathan M. House）合著的《奔向斯大林格勒——苏德战斗行动，1942年4月到8月》（To the Gates of Stalingrad: Soviet-German Combat Operations, April-August 1942，2009）和《斯大林格勒大决战—1942年9月到11月》（Armageddon in Stalingrad: September-November 1942，2009）。格兰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柳碧卡·埃里克森（Ljubica Erickson）和马克·埃里克森（Mark Erickson）合作编辑的《苏联——战争、和平与外交》（Russia: War, Peace and Diplomacy，2004）一书中不仅包含他所写的《苏德战争中被遗忘的战斗，1941—1945》（Forgotten Battles of the Soviet-German War, 1941—1945），同时也包含其他关于东线战场的重要文章。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所写的《苏联战争》（Russia’s War，1997）是一部经典作品。安东尼·比弗所写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1998）生动地描写了战斗的场面。在埃里克森所编辑的图书当中，比弗写有名为《斯大林格勒与战争体验研究》（Stalingrad and Researching the Experience of War）的一章，他在其中提到，他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纳粹在欧洲和苏联西部的统治，你可以看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所写的《希特勒的帝国——纳粹对欧洲占领区的统治》（Hitler’s Empire: Nazi Rule in Occupied Europe，2008），这本书可以替代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所写的久负盛名的《德国在苏联的统治：1941—1945年》（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1981）。在戴维·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所编辑的《最终的解决方案——发端与实现》（The Final Solution: Origin and Implementation，1996）一书中，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所写的《希特勒与胜利的狂喜》（Hitler and the Euphoria of Victory）一章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我还是觉得杰拉尔德·赖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所写的《最终的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1953）更为中肯。随着共产主义档案的解密，普雷萨克（J.-C. Pressac）的《奥斯维辛》（Auschwitz，1989）一书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了审慎的研究。在书中，作者提供了很多可靠的统计数字。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所写的《憧憬与现实之间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Between Vision and Reality，2001）给出了作者的多种解释。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写的《毁灭之代价》（The Wages of Desturction，2006）对德国经济的崩溃另有一番创见。他认为，德国经济的军事化程度要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的认识。蒙戈·梅尔文（Mungo Melvin）所写的《曼施坦因》（Manstein，2010）和布丽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所写的《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希特勒治下的拜罗伊特》（Winifred Wagner: A Life at the Heart of Hitler’s Bayreuth，2007）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

最后，整个欧洲被希特勒统治会更加糟糕。在战争的后半段，中欧地区面临着被斯大林掌控的可能。在这一方面，你可以读克里斯蒂安·温格瓦里（Krisztián Ungváry）所写的《布达佩斯之战》（Battle for Budapest，2005）和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所写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1985），也可以对比阅读亚历山大·菲尔斯特·多纳–施洛比滕（Alexander Fürst zu Dohna-Schlobitten）所写的《一位东普鲁士老人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alten Ostpreussen，1989）。格茨·阿利（Götz Aly）所写的《希特勒的人民国家》（Hitler’s Volksstaat，2005）和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所写的《政变》（Staatsstreich，1994）、《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2004）都是很好的德语著作，后者的两部作品分别讲述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和地堡中发生的事情。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所写的《火焰》（Der Brand，2002）从一个德国人的角度描写了盟军的轰炸行动。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所写的《掌局者与指挥官》（Masters and Commanders，2008）详细地描绘了西线战略的形成过程，你也可以对比阅读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丘吉尔——最好的时代》（Churchill: Finest Years，2009）。卡洛·德斯特（Carlo d’Este）所写的《“二战”中的地中海》（World War Two in the Mediterranean，1942—1945，1990）、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所写的关于火炬行动的《黎明的大军》（An Army at Dawn，2002）、尼尔·巴尔（Niall Barr）所写的关于3次阿拉曼战役的《战争的钟摆》（Pendulum of War，2005）和卡佛勋爵（Lord Carver）所写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之意大利》（The Imperial War Museum Book of the War in Italy，2001）也是我所推荐阅读的。由艾伦·马林森（Allan Mallinson）所写的《英国陆军史》（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Army，2009）综观了上述的战役。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大决战》（Armageddon，2004）是描写德军末日的上佳之作。

对于远东战场，你可以阅读威廉·霍普金斯（William B. Hopkins）所写的《太平洋战争》（The Pacific War，2010）、约翰·托兰（John Toland）所写的《日本帝国的衰亡》（The Rising Sun，1970）、罗纳德·斯佩克特（Ronald Spector）所写的《鹰与太阳的较量》（Eagle Against the Sun，1985）和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涅墨西斯》（Nemesis，2007）。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书号：978–7–5086–4682–4

作者：[英]诺曼·斯通

定价：38元

分类：社科/历史

开本：32

页码：296

装帧：假精装

内容简介：

在欧洲大陆，法德之间早已存在对抗的关系。俄国实力渐增，奥斯曼帝国濒临解体，欧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柏林虽然被称为是当时世界的雅典，但德国对俄国的快速发展恐慌不已。与英国争霸全球的德国，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就在这样的各国关系中，萨拉热窝事件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的欧洲就像是一尊众人仰慕的巨像，4年之后，这片大陆面临着从经济到社会，从生活到梦幻的灾难性破碎。

诺曼·斯通在这本《一战简史》中，改变了以分析为主的历史专业写作方式，转而以叙事为主，加上新颖独到的见解，简明清楚的勾勒出“一战”这个二十世纪最重大、最复杂的论题。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一战简史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图片索引

地图索引

序言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第一章 爆发

第二章 1914

第三章 1915

第四章 1916

第五章 1917

第六章 1918

第七章 结局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二战简史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前言

第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

第二章 德军突进

第三章 巴巴罗萨[126]

第四章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第五章 苏联反击

第六章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八章 西线与东线

第九章 结局

战后

致谢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