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在历史何处（豆瓣9.2高分推荐！）
Author: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Date: 2017-10-31T16:00:00+00:00
Publisher: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身在历史何处／（塞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著；苑桂冠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 OU SU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ISBN 978-7-5561-1738-3

Ⅰ．①我…　Ⅱ．①埃…②苑…　Ⅲ．①传记文学－塞尔维亚－现代　Ⅳ．①I54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6722号

OU SU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by EMIRKUSTURICA

Copyright© 2011 by Editions Jean-Claude Lattè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著作权登记号：18-2016-149

我身在历史何处

WO SHEN ZAI LISHI HECHU

［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著　苑桂冠　译

出品人　陈　垦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彭富强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738-3

定　　价　69.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0261288

出品人：陈　垦

出版统筹：戴　涛

策划人：刘　佳

监　　制：余　西　蔡　蕾

编　　辑：刘　佳

装帧设计：周伟伟

浦睿文化　Insight Media

投稿邮箱：insightboo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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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开篇绝　不向遗忘屈服
第一章　土地与泪水
第二章　第一次，未见铁托
第三章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第四章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
第五章　被中断的电影处女作
第六章　当爱情降临
第七章　麻醉伤痛的捷克人
第八章　谢谢你，费里尼
第九章　逝者是酒精的大敌
第十章　电影都有阴暗面
第十一章　柔梦
第十二章　再见了，心爱的故乡
第十三章　我身在历史何处
第十四章　永别萨拉热窝
第十五章　《地下》记事本
第十六章　戛纳的一场闹剧
第十七章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

开篇　绝不向遗忘屈服

人生来就会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逐渐成了人类的一项基本艺术。人总有些思绪是受激情支配的，倘若遗忘这个君王不能弱化这些思绪，不能让它们恢复理智或是变得井井有条，那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集装箱了。如果没有遗忘，我们还能睁开眼迎接新的一天吗？乌云尚且能遮住太阳，如果遗忘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掩盖我们生活中的不幸，我们只得将苦痛看作灵魂无休止的流露，若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呢？要想活下去也许是不可能的了。至于那些巨大的欢乐亦是如此。如果遗忘不能将快乐麻痹，我们最终会变成疯子。正是遗忘减轻了失去爱人的痛苦。假设你和另外一个男孩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课间休息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在操场上给了你一记耳光，并因此获得了女孩的芳心，这时，只有遗忘才能够抚平无法挽回的爱人带给你的伤痛。时间逐渐消逝，相纸上的涂层晕染了照片，而伤口也慢慢结了痂。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波斯尼亚战争之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主义分子得到了拥戴，好像他们是多民族波斯尼亚的伟大捍卫者，以此来迎合那些大国的军事和战略企图；然而处于所有边缘地位的受害者却压根儿没被当回事，当然曾为上面提到的企图服务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因此我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遗忘就像一扇闸门，通过这道闸门我们排出关于过去的繁重而讨厌的思绪，关于未来的思绪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清除。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经历了巴尔干战争的灾祸，经历了塞尔维亚的炮火，就连我自己也开始练习着遗忘，至少是练习着驱逐萦绕在我心头的思绪。就在事情刚有点进展的时候，我在家中招待了一位电影批评家，20世纪90年代，他在好莱坞可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是他让我突然意识到遗忘可以凭借对真相的无知而存在。当时正值库斯腾多尔弗国际电影节。一天，乔纳森打开电视机看到一档英文播报的俄罗斯节目，这个节目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恰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电视里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由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找到我对我说：

——我一直都以为是我们，是美国人，将欧洲从纳粹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但是照我刚看的俄罗斯节目来说，没有他们，这场解放根本完成不了？！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俄罗斯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这倒是真的，只不过2500万人丢了性命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刻意将语气伪装成很随意的样子，就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而不是火上浇油。

我生怕我这位贵宾会为我的话感到不满，会猜想我是要指出他有多么无知。他脑袋里的空白显然是长期受到误导而造成的，但是习惯带着这样的空白生活就无药可救了。如果想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很可能会就此打开怀疑全世界的突破口，那时你甚至可能会怀疑可口可乐、汉堡包、好莱坞的存在是否合理了。

——忘了你刚才听到的真相吧。如果你非得仔细考虑这个不争的事实，你就得穿过修理思绪和知识的车间，这会直接让你走向精神错乱的。带着那些你习以为常的观点继续生活吧。

我友好地向他建议道。

看样子他并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但他还是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表示赞同。

经过一番思考，我对自己说：我写这本书还是对的。最起码能留下关于我这辈子的一点资料。俄罗斯人民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却落得这样的结果，以后完全可能会有人把我说成个面包师；更糟糕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只是个冶金工人了。

这位来自好莱坞的朋友让我对遗忘的永恒特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不禁在想有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酸奶油是时间发酵的杰作，可是在它出现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这类东西，但霉菌的存在明明比酸奶油要早啊。要想解开这个谜，首先得弄明白为什么战争通常都会接着大灾难而来，为什么人们只有在这些巨大的动荡之后才会有惊人的发现。为什么二战之前抗生素没有得到应用？它不也是藏在霉菌之中的吗？这个秘方曾一直被遗忘囚禁着。记忆是遗忘的前厅，它并没有给神秘留出一条门缝，因此神秘便无法穿过记忆的迷宫，最终也就无法受到理智的支配。

危机和战争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变成了一种获取慰藉的方式。因为，如果没有遗忘，人如何能够适应当代世界的堕落思想？如何能够接受借着人道主义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行为？如果你属于这样一个小群体，大家拒绝默默接受大国的意志，在世界格局重组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仍固执自问“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这些大国会向你们投出炸弹，还美其名曰“仁慈天使”。在这之后的适应过程中，遗忘就会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了。我们越是急着忘却眼前的东西，就越是会急着向第一人称单数的“我”提出这个著名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我身处何处？”这样，我们前进得也就越快。生活中亦是如此：我们越快忘记课间休息时操场上的那记耳光，就会越快获得一份新的爱情。然而遗忘同时也把稍许的记忆封锁了起来，而这一部分可能正是支撑历史的重要元素。这可不仅仅是打架弄伤的鼻子那么简单。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纽约、伦敦和巴黎这些大地方的青少年会排队去买披头士（Beatles）、斯普林斯汀（Springsteen）或是迪伦（Dylan）的新唱片。而现如今，年轻人排队购买的却是iPhone4。遗忘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把迪伦的唱片塞到了遗忘的地毯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活得更加轻松。在这个世界里，物才是引力中心，它取代了那些我们曾经偏爱的、歌唱爱与自由、反抗不公的英雄。还是遗忘，是它迫使我们接受科学文化的基本原则，而这种文化势必会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埋葬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当然，那些为iPhone发专利证的人肯定没有站在人类本性倾向的角度对这一精巧的仪器进行过思考，但遗忘确实对他们有所帮助。在被遗忘统治的房间里，总有一块空地用来安放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英雄。

我认为遗忘是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但我绝不会向遗忘屈服。现如今，有多少人屈从于笼养鸡一样的社会制度啊，这些笼子里的鸡，它们的记忆永远只会停留在上一口吃掉的食物上。有人甚至利用遗忘创造出了历史终结论，这一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征服了整个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想让我们断绝与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联系，好让我们也被卷入科技革命的旋涡，让我们相信这样能够疏通我们命运的河道，能让我们生命过程的调节器运作起来。这种狂妄的企图唤醒了我心中的一种渴望，我要留下该记住的，清除该忘记的。

我希望写一本书，整理一下有记忆游走的灰色牢笼。幸亏写作天使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讲话，我打算从这一堆记忆中抽出本不应该永远被隐藏下去的东西，就像被乌云遮蔽的太阳。在我与世长辞之后，如果有一天我的某个后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同我建立起一种联系，以期望揭开他的身世之谜，那么这时候如果曾经震颤我灵魂的所有东西因为我的死而再也不能被接触到，恐怕就不太妙了。

我不希望人们对我有任何误解。也不希望我会遭受这样的命运：朋友和家人一遍遍地拨打我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他们并不知道我已不在人世，在不知打了多少通电话之后，他们听到的只有自动答录机里面传出的一个女人的声音：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第一章　土地与泪水

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太空飞行第一人的这次飞行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加加林身后还有一个专家团。而我上学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落到了妈妈一个人肩上，因为爸爸那时候去贝尔格莱德出差了。我的妈妈桑卡生好炉子，烧热水，把我放在一个大圆盆里。当她往我的背上打肥皂时，我听见她哭了。

“桑卡，你哭什么呀？明天要去学校的是你还是我呀？”

“我没哭，儿子。”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我只是有些难过。从明天起，就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流泪，但是说到新的生活，第二天一大早事情就变得明朗了。

我朝学校走着，眼睛一直盯着路上的石阶[1]，感觉石阶像是浮在水里一样。那场景就像萨拉热窝电视台播出的一段幕间剧，导演是杨·贝兰，音乐则用的是沃伊娜·科马迪纳的曲子。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潜水员，而不是一个初次去学校的小孩。我知道自己的样子很可笑。我穿的是一件黑色缎子做成的罩衫，袖子太长，这给我造成了困扰。我把袖子挽起来企图将它变短，可惜只是徒劳。因为料子太滑，袖子也就重新回到本来的样子。尽管学校离我们住的一间半大小的公寓只有三百米，可是这段路程似乎怎么走也走不完。我甚至觉得加加林飞到太空都要比我走到哈桑基基奇小学快得多。

正当我们在院子里等着第一堂课开始的时候，一个肥头大耳、长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走过来，提醒新生小心会被街角的小混混欺负。这个家伙因为读过三次九年级而出了名。是“差别”这个词的意思害得他升不了级。当一个老师问他：“一只鸡和一头牛的差别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知道鸡是什么，我也知道牛，但我不知道差别是什么意思。”

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想保护学生们的意图让我很感动，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得把自己的点心给他。

他伸出手，等着我给他买羊角面包的钱。

——喂，你，大脑袋，我跟你说话呐！你是傻还是怎么回事？

——嗯？我吗？

我装出一副傻样儿说道。

——你看见你的脑袋瓜了吗？！得拄着拐杖走一个暑假才能绕它转一圈吧！

所有的学生都笑了起来。我把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家伙一把推到了石灰粉堆里——这是工人准备翻新学校外墙用的。然后我急忙跑到楼里去了。一想到这个大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我感到非常害怕，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突然，我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心中原本的那份惊恐随即变成了微微的担忧。接下来的一切仿佛发生在童话世界里：

——我爸爸是南斯拉夫军队反间谍处的上校。

我曾经从爸爸那里了解过什么是间谍，我也知道军队是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反间谍指的是什么。我就是个傻瓜，随时可能变成这个专制小君主的囚徒。

——我爸爸在被调来萨拉热窝之前给铁托养狗。

——他有几只狗啊，那个铁托？

——不知道，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聊他的工作。今天他会来学校门口接我，我刚才看见他从这路过了。你有危险。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击中了我，就像是早晨妈妈打开灯想让我醒来时一样新奇。我还想睡觉，但我成功地把惺忪的睡眼转化成了一抹微笑。我早就明白睡醒很重要。我想说的是比起死睡着，还是醒来比较好。而这个斯内扎娜就像闹钟。她的出现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这种作用要比看到红棕色头发那个家伙突然蹿出来带给我的惊吓更有冲击力。

当我排队买羊角面包时，身后的学生开始抗议。他们不耐烦地吹着口哨，而我呢，我却只听到自己的心跳。我看到的也只是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长发。斯内扎娜的发色和她妈妈的一样，这个斯洛文尼亚女人总会慌慌张张地钻进戈里察街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正是从她身上，街上最大的男孩子们大受启发，创造了一套属于他们的爱情理论：

——比起那些走得慢的女人，走得快的在床上会更棒！

——这纯粹是傻话，生活中慢性子的女人在床上才会更快！

——说的好像速度有多重要似的！小兄弟，质量和技巧，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戈里察这帮混混儿们中间冒出了第三种声音。

这样的争辩会越来越激烈，而且通常情况下，对性问题持不同观点的派别甚至会动起手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在床上快就非要走得慢，走得慢就会在床上快呢。这让我联想到老虎捕食，它会先慢慢接近猎物给它一爪子，然后再把它吃掉。可有一点，这里说的可不是食物的问题。你可以认为我更倾向于鼓吹上床之前走得慢的女人床上表现更棒的观点。可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性”这个字的发音很像一种饼干的名字[2]，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它，但是我却记不住它的含义。那些男孩子会盯着斯内扎娜的妈妈直流口水，朝着她吹口哨，可他们很怕她的丈夫。当这个身高两米的蒙特内哥罗军官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混混儿们就会赶忙跑掉，躲在大楼的门厅里。他活脱脱像是从《晚间新闻》里走出来的人物，场景肯定是这样：一个团的士兵在机场等候随时可能到来的铁托同志，而他正在仔细检阅这些士兵。我们这栋楼和院子深处的槐树之间拴了很多绳子，人们把床单晾在上面，我看着他拨开床单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似乎他只要打一个喷嚏，这棵槐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掉下来，秋天也会提前到来了。他实在是太强壮了，这个斯内扎娜的爸爸。

渐渐地，我从家到学校要比加加林到太空快得多了。我像离弦的箭一样跑上斜坡路，然后不耐烦地跺着脚等铃声响起，因为到那时我就能看到斯内扎娜了。我的时间观念当然多种多样：上学的路可以和加加林飞向太空相比，但是放学的路就会让我联想起电影里的慢镜头。斯内扎娜的爸爸牵着我的手。他的眉毛好似戈里察街区穷人家房子外面白铁皮做的遮雨板。为了隐藏起我的害羞，我数着步子来计算我们在街上的行程。这样一来，我就能避开斯内扎娜爸爸的目光了。当我抬起头的时候，觉得他是站在维斯米斯奇纳大街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摩天大楼上对我讲话——这个男人真是太高啦。

“你这个小家伙，谁都没法让你烦恼！”

当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偷偷地笑了起来，真希望回家的路比加加林的旅途还要长。

斯内扎娜在一年级D班，因为她们班在三楼，我只有在大课间才能看到她。时间很短的课间休息时，老师不让我们到走廊里去。我期待能够在漫长的梦里见到她，以此来抵消白天见不到她的沮丧。夜里，当我难以入眠，想着她我就会心跳加速。

因为担心我对学习缺乏兴趣，妈妈会定期去参加家长会。为了不让她在其他妈妈面前没面子，老师用这样的话结束她们的谈话：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桑卡同志。雷马奇·斯拉维察说道，如果他真是傻，对我来说反倒更好办了。但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尽量激发他的兴趣之外，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是我一个人，我真的应付不过来。我只要一开口，他爸爸就会很冲动。那帮游击队员已经够让他烦的了，在他面前我最好还是闭嘴。

有时候，爸爸会延长出差时间，回家也自然会比预想的晚一些。回来之后，他就得重新适应家庭生活的条条框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桑卡会把所有重要的消息告诉他，尤其会提到我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

“他会慢慢进步的，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爸爸在睡着之前回答道，他得把之前的不眠之夜都补回来。

对于我来说，学校里的很多事情我并不清楚。我不明白应用技术的启蒙课究竟有什么用。直到有一天老师对我们说：

“孩子们，做你们想做的吧！你们自己选主题。”

于是我决定做一个客轮的模型，名字就叫“泰坦尼克”，我之前看过同名电影。这部电影本来是一部悲喜剧，但对我来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

当我在警察之家电影厅吱嘎作响的座位上坐好时，妈妈给我看了看她的手表，悄声对我说她会在电影结束放映五分钟之前赶回来接我。主厅常放一些冒险片，当然也会有历史片。有一次放映卓别林的《大独裁者》，还有一次该播放新闻的时候竟放映了一个喜剧短片《革命中迷失的夏洛特》。当我观看电影的时候，桑卡就会去穆斯塔法戈卢比奇街2号那所大房子里探望她的父母，帮他们做点什么。院子里长满了各种杂草和荨麻，还有个从不喷水的喷泉，这个大房子和警察之家就此被隔开了。我妈妈的妈妈名叫哈尼法，她得了腭癌，而外公哈基亚不愿意听女儿总是强调卫生问题。

“女儿啊，”他对妈妈说，“你更该去看看电影放松一下，而不是来我们这儿受累。你在你自己家做的活计还不够多吗？！”

当妈妈擦洗厨房地板的时候，外公放好盛满水的浴盆，低声发着牢骚：

“别人在亲嘴儿，而你，哈基亚，你得洗澡！”

没人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冒险故事的序幕。妈妈——我们所有人都这样称呼妈妈的妈妈，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称呼她为姥姥或是外婆。当女儿给病中的妈妈梳洗的时候，总是会催着爸爸讲她最爱听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绑架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瓦库夫。外公哈基亚当年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拿着一把毛瑟枪，在几个兄弟的帮助下绑架了我外婆。他那时候很穷，而他的岳父是个富商，根本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外婆听到故事笑了起来，她在故事里可是主角——医生摘掉了她的腭膜，可她全然不顾大笑带来的疼痛。我的外公，这个曾经又高又胖的男人，险些为此丧了命。那时我深信自己长大以后会很像他。我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二战前他身着南斯拉夫皇家警察制服拍的那张。有一天，我向他问起那身衣服的事情，他忿忿地说道：

——1941年，我差点因为这身衣服掉了脑袋。瓦库夫大搜查前夜，一个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提前通知我：“哈基亚，赶紧跑吧，我接到命令明天要了结了你。”这个人是我以前的同学。

——那你是怎么做的？

——我逃到了萨拉热窝，而且我保住了脑袋！

妈妈领我到警察之家看过不下十一次《大力士》，史蒂夫·李维斯在里面饰演主角。每次看完电影回到家，我都要再演一遍希腊神庙毁灭的场景。我把一根绳子的两端分别绑在一把椅子的腿上，只要一拉绳子，事先码在椅背上的平底锅、深口锅还有其他器皿就会噼里啪啦地掉下来。这被视为电影情景的再现：被绑在神庙石柱上的大力士渴望获得自由，他用力扯动锁链，神庙终于崩塌了。有一次正赶上过节，我在院子里表演这出拿手好戏。由于演得卖力，再加上感情十分投入，我放了一个屁。我十分羞愧，因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而我爸爸呢，下午在沙发上小憩之后，他心情相当不错，安慰我道：

“别担心，在英国，人们动不动就会放屁，不过他们过后会说一句‘sorry’。”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电影，是讲述世界上最大的客轮失事的那一部。船上的人所遭遇的悲剧让我心生恐惧，就好像我也面临着世界末日一样。我决定建造自己的泰坦尼克。在这部电影中，最让我害怕的是客舱渐渐沉没的场面：海水灌进卧室、厨房、过道、餐厅。我想，如果是在我们的公寓里，这样的灾难瞬间就能把我们卷走。假设我们位于亚布西卡阿夫多大街16D的这只有一间半的公寓是泰坦尼克号，水会先从餐厅的窗户涌进来——我就睡在这个房间里，然后顺着走廊灌进爸爸妈妈休息的房间，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也非常害怕最后的审判，害怕人们所说的“世界末日”，于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拟订了一套自救方案。我甚至想出了这样的点子：如果大水灌进我们的房子，要是想逃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鱼。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爸爸后，他笑着说：

“变成鱼？我敢担保，这主意太好啦！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迫讲话啦，我们就能像鲤鱼那样，像所有的鱼一样保持沉默，它们不用说话，是因为它们什么都清楚。”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收集造船所需的材料。外公曾在特拉夫尼克做了一个木凳，好让女人们坐在上面喝咖啡，我把这个木凳的一条腿卸了下来，给我的船做桅杆。邻居家的韦琳卡打算坐在这个小凳上和妈妈一起喝咖啡，结果摔了个四脚朝天，屁股上摔出了一块瘀青，她有点懊恼地说道：

“看见了吧，桑卡，把三条腿的波斯尼亚小凳卸掉一条腿，真该下地狱了！”

我去药品杂货店买了一块胶合板，又拿爸爸的一件衬衣裁了船帆，这件衬衣是他1957年从英国带回来的。如果我要把船建造得更大一些，那我们家就得像戈里察的市镇大厅一样空旷才行，我还在那里学过乒乓球和象棋。在所有的工作中，接合底座最为麻烦。一天，我在学校的百科全书上看到了泰坦尼克号的照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头脑中的泰坦尼克号是有帆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我决定从真正的泰坦尼克号上寻找灵感造出一艘船。

爸爸出差了，他没法儿帮我。他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经常要到贝尔格莱德去。只要一放学，我就径直跑回家继续做我的泰坦尼克号，连足球都不踢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时间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根据加加林飞向太空的速度衡量我的路程。当我靠近斯内扎娜的时候，心跳得更快了，但是在她身边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好像我俩刚一见面就到了该分开的时候——不管是大课间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时间静止的时候就是我全身心投入到泰坦尼克号上的时候。多奇怪啊，我自言自语道。那感觉就像我身在另一个地方，那里的人肯定是把钟表上的指针摘了去。只要我开始制作泰坦尼克号，我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听不到晾衣绳上的滑轮吱嘎作响，树木也不会被风吹弯了腰，我感觉不到饥饿，也可以很长时间不睡觉。加加林在太空里肯定也有同样的感觉。

“画家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根本不在乎现在是几点钟，是午夜还是清晨，也不在乎有没有吃的东西。艺术家只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全当是不存在！”我的父亲解释道，他在这方面可是专家。

我喜欢奉献给泰坦尼克号的时光，就像我喜欢与斯内扎娜待在一起的时光。每天晚上6:30的时候我会准时停下手头的活计，然后出门去。因为这时候斯内扎娜该回家了。我藏在台阶下面，大喊道：

——嘣！

——啊！

她惊叫着停下来。

一句话也没有，我拥她入怀，然后像火箭一样窜回家去。我每天晚上都去拥抱她，就像大人每天早晨都去上班一样。

造船花费了我很多时间。到最后，胶水还给我出了难题。我用UHU牌胶水把胶合板和其他木质零件粘合在一起，但这种胶水很贵，我只得用另外一种东西粘纸板做成的甲板了：我将面粉和沸水掺在一起做成了浆糊。我干的这番“事业”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期望。所有人都对我的泰坦尼克号赞叹不已。

上学的路上，加加林飞向太空的速度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那天，我手上拿的是泰坦尼克号，可脑子里想的却是我马上就要见到斯内扎娜啦。当我们把作品都摆在桌子上，我异常兴奋。

“如果再给我一天时间，我的泰坦尼克号还能比这更漂亮。”我向老师解释道。

“怎样才算更漂亮啊，”她微笑着说，“这样已经非常成功了！”

大课间的时候，斯内扎娜来了我的教室。她看着桌上的作品对我表示祝贺：

“你做的真棒！跟你的比起来，其他人的简直没有一点意思。”

我得了二十分满分。雷马奇·斯拉维察温柔地扯着我的耳朵对我说：

“你看，小家伙，只要你想，就一定能做好。你可以跟你妈妈说你的兴趣已经被唤醒了。”

我从学校朝着家一路向下跑去。事实上，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路。戈鲁莎路在中间被一些石阶切断了。我生活的街区正是萨拉热窝最为典型的——小斜坡和小山沟都成了小巷子。相邻的每一条路都朝着铁托路延伸。我自豪地挥动着手中的模型。我得的分数和我的泰坦尼克号让我生出一种情感，大人们称之为“骄傲”。那是个辉煌的时刻。头一次，再没有人指责我，也没有人要求我向右看、挺起肩膀，平庸之辈怎能对我指指点点呢。在萨拉热窝，人们很早就养成了驼着背走路的习惯。因为这里不是太热就是太冷。仿佛是气象的变化让他们变得卑躬屈膝。冬日里，我缩紧肩膀为了少受风寒，而在夏日的酷热之下，我会像老鼠一样在戈鲁莎路和街边的小巷子里乱窜。可能就是因为弯曲的脊柱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萨拉热窝的居民常被视为“鼠类”！

在这条熟得不能再熟的路上，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加加林在我心里也成了个没什么本事的人。怀着对斯内扎娜的爱慕，还有对泰坦尼克号的自豪，我真想早早回家让妈妈也高兴高兴。爸爸出差了。时不时地，我停下来喘上一口气。在我怀里，泰坦尼克号看上去比我还要大。它足足有半米长，也有半米高。我看见妈妈正在往晾衣绳上晒床单，绳子一头拴在窗子上，另一头拴在槐树上。每次下班回到家，妈妈就会把晒干的床单从晾衣绳上取下来，再把湿的摊开晾好。她是土木工程学院的会计。如果有人问她：“过得怎么样？”她就会用这样一句话回答：“好啊，我都要被工作累垮啦。”我向她招了招手，但她没看见我。床单盖在她身上，被风吹得像鼓起来的帆，带着一艘隐形的船，而她正是驾船航行的那个人。

在石阶上方，我决定改道而行，于是我抄近路从斜坡上冲下来，根本没想到骄傲的心理和高高昂起的头实在不适合这高低不平的路面。我一只脚被石头绊了一下，右手着地摔在了地上，左手里还拿着泰坦尼克号。我发出一声惨叫。穿过泰坦尼克号的帆，我看见了天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

“操他妈的天！”

最后的几百米斜坡路最为漫长也最为艰难。我一边哭一边哼哼，因为手腕实在是太疼了。由于晃得厉害，我感觉泰坦尼克号也比平时重了好多，而我的左手没那么大力量。我尝到了尘土混杂眼泪的味道，你可以说我拥抱了大地，但实际上我嘴里嘟囔的是：

“操他妈的地！”

邻居家的韦琳卡正在四楼的阳台上小口抿着咖啡，她一看到我，就赶忙通知我妈妈：

“你儿子正在哭呢，桑卡，他疼得嗷嗷叫。他在地上爬，还高举着很大一块儿木头！”

妈妈一来，我抽噎得更起劲了。她跪下来仔细看我肿着的手。

——它没事儿吧？

——谁？

——泰坦尼克号！

——没事儿，儿子。别担心，一切都好。

在我被送到医院的过程中，妈妈担心我受伤的手，但她非常庄严地拿着泰坦尼克号，就像我一样。医生说我是手腕骨折，就连妈妈跟医生探讨病情的时候，她仍然紧紧地握着泰坦尼克号。我不让她放下，因为我怕泰坦尼克号也会摔坏。医生给我打了石膏，然后妈妈领我回了家。疼痛并没有减轻，但我一点也不伤感。我再不用去学校啦。

老师通知我得交上所有作业，很显然斯内扎娜会来帮我完成作业。多希望我的手永远也不会好啊！有时她会把织针插到石膏下面帮我搔痒，这时候这种想法会更加强烈。我们俩做了这样的安排：我说，她写。我看着她，心想另一只胳膊怎么没也摔坏了呢？为什么两条腿没摔坏呢？我就是想斯内扎娜能帮我写所有的作业……我的字可从来没写得这么漂亮过。

爸爸出差回来了，他因为我骨折而感到非常不安。他亲了我好几下，还向我保证只要到了洗浴的季节，就会带我去伊利扎，去游泳池。他知道这会让我开心，因为我已经去过一次了——我攀上一列电车偷偷溜去了伊利扎——作为回报，我得到了一顿痛打。

下午，爸爸要在餐厅的沙发上小睡一会儿。在这之前，他仔细检查了我的泰坦尼克号模型。他一边从各个角度观察，一边摇着头，还露出一副怀疑的神色。

“真值得我脱帽致敬！”他对我说，“不过，在我看来它的骨架有点笨重。当你给它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不知道这胶水能不能挺得住。它让我联想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筑！”

拆石膏那天，我觉得那只手已经没有重量了。爸爸那天心情不错，夜里很晚才回来，按照他的习惯，只要碰到这种情况，他必定会带一个喝醉了的朋友回来。我闭上眼睛装作在睡觉。爸爸到卧室叫醒妈妈：

“桑卡，快醒醒，今天晚上纳赛尔跟苏联人翻了脸，站到美国人一边了！”

妈妈起来了。好像在她面前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装满白葡萄酒的橡木桶。妈妈在爸爸面前站得稳稳的。她绝不会把小人物对大历史的担心放在心上，而且她还极力让我与这些问题划清界限。

“小点声，你疯了吗！”她低声说道，“你会吵醒小家伙的。明天他还要早起去学校呢！”

爸爸的朋友——一个留着修尖了的山羊胡的男人，在泰坦尼克号旁边的小凳上坐了下来。他眼睛半闭着，爸爸说完一句话他就问道：

“那你有什么建议？”

“我没什么建议，”爸爸说，“但这不论是对国际工人运动还是对整个南斯拉夫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生活里的所有事情都要归结为政治问题吗？”妈妈插了一句，“因为这个，世界就会覆灭？”

“我认为全球平衡已经岌岌可危了，”爸爸反驳道，“给我酒喝！”

“你们两个都给我出去，你们会吵醒小家伙的！”

“你有什么建议呢？”留着山羊胡的男人问道。

“我建议，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世界，那我们就换一家旅馆。”爸爸宣布说。

“走吧走吧！”妈妈低声埋怨道，听到爸爸把我们家当作旅馆，妈妈很受伤。

在回到卧室找桑卡之前，爸爸过来亲了亲我，他以为我真的睡着了。他的朋友不停重复道：

“你有什么建议，穆拉？”

爸爸没回答他，他从小凳上站起身来。然而他很难保持平衡，就像《淘金记》中的卓别林那样跳起华尔兹来。他摇摇晃晃，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卧室里传出爸爸妈妈关于纳赛尔的争吵声。很显然，爸爸的朋友最后还是失去了平衡，他紧紧抓住泰坦尼克号的桅杆。我眯着眼睛看着这场面，准备随时扑向我的船——就像萨拉热窝足球俱乐部的守门员穆夫蒂奇那样——以避免可能出现的灾难。船开始摇晃，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可那家伙先一步倒下了。他竟然成功抓住了船！

“幸好上帝让泰坦尼克号免受了第二次灾难。”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船放在了收音机上。

角落里的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迅速躲到被子里，这样留山羊胡的男人就看不到我了。当爸爸的朋友为泰坦尼克号的冒险画上了一个句号，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出去的时候，他摔上了餐厅的门，震动通过南斯拉夫糟糕的建筑迅速传到了收音机上，又从收音机传到了泰坦尼克号。在震波的作用下，我的船一头栽了下来，桅杆摔断了——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浆糊确实粘不住甲板。我的整个世界就在眼前崩塌了。

那天夜里我哭了很久，最后终于憋出一句：

“操他妈的南斯拉夫建筑！”

[1]　在萨拉热窝的老城区，斜坡路上通常嵌有石阶，以便人们通行。

[2]　文中提到的饼干名为keks，与sex发音相似。

第二章　第一次，未见铁托

1963年，我第一次跨出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境线。桑卡和我长途跋涉到了波兰，我的姑姑比芭·库斯图里卡住在这儿。她丈夫名叫柳博米尔·赖因魏因·布勃，是南斯拉夫通讯社驻华沙的通讯记者，姑姑自己在国际工人协会工作。对于姑姑来说，这是她在国外组建的第二个家庭了，当然丈夫也是第二任了。跟斯拉维克·科马里察离婚后姑姑再婚了，她的前夫是南斯拉夫驻伯尔尼的总领事。

“姑姑这算不算下马骑驴？”我并无恶意地问爸爸。

我能从中得到启发，并得出很有逻辑的结论，爸爸当然很高兴，但是说到姑姑的这个新丈夫，爸爸真的不喜欢他。

“你这个小家伙，小小年纪有这么大的好奇心啊！”

苏联母亲的殉道士和爱慕者不仅仅包括爸爸的朋友，还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因为我在学俄语，每天跟我一起上课的学生中间，大部分人的父母都被囚禁在格利奥托克岛[1]。

“我真想在邮局上班，这样就能每天往印着铁托头像的邮票上盖章了。”一天，坐在我前面的杜什科·拉多维奇向我吐露了心声。

他之所以向往邮局职员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职业，可不是因为他是个差生。他可是学校里最棒的小数学家，而且还让我们抄他的作业。我的同学是想借着给铁托头上盖章为他爸爸报仇，他爸爸已经在格利奥托克岛上忍受了八年的强制劳动了。当他向我透露这个关于邮票—邮局的秘密时，不时用拳头敲着桌子，起初很慢，然后越来越猛。他就像一个民间舞者[2]，随着音乐的节奏着了魔一样。我试着让他冷静下来，便提醒他说这样会被赶出教室的。

对于我来说，铁托同志简直能跟戈鲁莎路上的交通信号牌相比了：到处都是，十步一个。爸爸的一个朋友——一个名叫苏莱曼·皮皮奇的电力工程师，坚持应该将铁托当成一种宿命。一天，户外烧烤结束后，在苏莱曼家里，一场关于铁托的讨论开始了：

“他不过是个奥匈帝国的混混儿！”爸爸说。

“铁托是我们的宿命。”皮皮奇回击说。

“你这完全是从伊斯兰教角度看问题。对于你们穆斯林来说什么都是宿命。这个铁托难道碰巧正好是个圣人？或者是个类似的角色？”爸爸问道。

作为我们国家在苏丹的前沿科技代表，苏莱曼因为铁托的不结盟政策受益匪浅。他赚了很多钱，在巴斯卡斯加[3]建了房子。他把剩下的钱借给我们，我们才买了一辆大众1300。

“我跟你说，皮皮奇，这个咖啡馆的服务生会要了我们的脑袋。”爸爸甩出这样一句话，惊恐万分的妈妈赶忙拉扯爸爸的袖子。

“穆拉，隔墙有耳啊！”她说。

“那又怎么啦，真希望墙有耳朵！我是个自由的人！而他，他就是个平庸的独裁者！”

“你说的有点过分了吧，穆拉。”工程师皮皮奇低声说道。

“1948年的时候，人们都以为他会对斯大林说和‘不’，然而他说了‘好’。事实上，他的‘不’就是对《雅尔塔协议》说‘好’。一切都是注定的了，然而他还在那装英雄。这一切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爸爸以并不像是反驳的语气反驳道。

我不明白装腔作势是什么意思，但是独裁者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这得多亏了卓别林的电影。

“爸爸，他跟卓别林一样！”我插嘴道，希望能让爸爸高兴。我怀着一丝担心等待着爸爸的回答。

“要比他更滑稽，儿子，而且更糟糕！”

爸爸不喜欢铁托，因为他的大部分朋友，还有以前在游击队的战友，都被送到格利奥托克岛去了，理由是他们过分热爱俄国人和苏联。

“正是他，”爸爸讲道，“他把无辜者送到格利奥托克岛，为的是洗刷他自己的污点。是他教他们爱斯大林、爱俄国，也是他把他们送到那个集中营好让他们忘掉对斯大林的热爱。他很清楚这是改造思想的最好办法，这可是他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爸爸并不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直接受害者，但他还是从贝尔格莱德降级到了萨拉热窝。事实上，爸爸被降级很显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些人是因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而遭到排挤，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精力太旺盛了。调离贝尔格莱德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处罚手段。爸爸对我说，他这次之所以被调离，是因为他跟他姐夫关系好，而他姐夫在铁托与斯大林关系破裂之后也受到了排挤。

“我的穆拉是个灵魂高尚的人，要是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也只是为了让善良的心灵休息休息。”妈妈总是这样说。

这可能是爸爸得到的最高评价了。

爸爸在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工作，生活并不如意。起初他是波黑共和国情报局秘书处秘书长，后来被降职为副秘书长。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喜欢的还是俄国歌曲。

那天晚上，关于铁托的讨论结束后，我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爸爸开始唱《贝加尔湖畔》。很快，斯内扎娜出现在了我的梦里。其实在那之前，伴着俄语歌曲，她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在皮皮奇家的花园里。她穿着婚纱，手里还拿着一小段核桃树枝。我认出那是铁托的权杖，是工兵、青年、农民和工人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他的。

——这是铁托的权杖，你和我被指派把这个权杖作为生日礼物交给他！

——你怎么穿着婚纱呀？

——因为你我就要结为夫妻了啊！

——我同意跟你结婚，但是我不送权杖，绝对不行！首先，我不是个好学生；其次，我私下里根本不认识铁托同志。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

——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结婚？！

——我怎么可能不想？只要我们俩能在一起，让我做什么都行！

——那你自己决定吧，如果你想牵我的手，那就拿着这个权杖跟我去，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去，你就再找一个妻子吧！

我一手拿着权杖，一手牵着斯内扎娜的手，我们俩开始沿着洛加维纳大街跑了起来。情绪激动的群众有节奏地高呼“铁托！铁托！”，就跟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而我，就像在大革命中迷失的夏洛特一样不知所措，我环顾四周，挥动着手里的树枝。最终我也加入了这场全民的盛会当中，融入了从现实进入梦境的欢乐氛围当中。我们沿着主街朝科索沃体育场走去。但是那里丝毫没有铁托的踪影。

斯内扎娜的爸爸，那个眉毛好像白铁皮做的遮雨板一样的上校，从人群中走出来说道：

“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我不能告诉你们铁托同志的行动路线，以防斐迪南大公的悲剧再次上演！”接着他对我说：“老人下榻到了萨格勒布酒店，在马里因德沃尔[4]。他在那儿等你们呢，孩子们，赶快去吧！”

最后我们终于在宾馆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找到了铁托，他正在打扑克，嘴里还抽着一支哈瓦那雪茄。他旁边坐的是一个小老头，头上围着一圈白布。还有一个，穿了一身白，头上戴的无檐软帽和面包师凯西奇的一模一样，最后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我们在铁托的桌子旁边停了下来，心情激动，气喘吁吁。

你终于来啦，我的小库斯图里卡！天啊，你都长这么大啦！

勇敢的小家伙，真是勇敢！

头上围着白布的和那个阿拉伯人说道。

第三个人什么也没说。我并没有朗诵熟记于心的爱的赞歌，而是用核桃木做成的权杖使劲敲了一下铁托的头，我对他大喊道：

“不是早就商量好你要在科索沃体育场等我们吗？嗯？你说话啊，你这个独裁者！”

我打了他一下、两下、三下。我接着嚷道：

“你记着，这下是为了西巴·克尔瓦瓦茨，这下是为了佐勒法·博斯坦德里奇，为了爸爸所有的同志，你这个独裁者！”

突然，斯内扎娜撩起婚纱把铁托一顿踢，而铁托极力想保护自己。

“为什么你没等我们，你这个独裁者，嗯？说啊！回答我！回答我啊！”

我这样喊着喊着就醒了。

——怎么啦，儿子？

——没事儿，我刚刚梦见了卓别林。

我没敢把梦讲给别人，连爸爸都没说。

我们开车回家，路上爸爸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好几眼。忽然，他朝我使了个眼色。

“你真是你爸的儿子！”他对我说。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我不知道青春期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也因为没能像埃多、杜尼娅、塞比娜和艾达那样度过青春期而遗憾，他们四个是我的表兄妹，都在外公的大房子里生活，就在穆斯塔法戈卢比奇街2号。外公用他自己的积蓄和外婆的嫁妆买了这套住宅，当然外婆的嫁妆是他们偷偷结婚好久以后才得到的。但我实在是想不出他哪儿来的钱维护这栋房子——这栋昔日专门为一位男爵建造的、蔚为壮观的，而如今喷泉里都长满荒草的房子——还有那个大理石露台。

“多亏了有房租，孩子。”妈妈向我解释道。

我并不是太明白，但我注意到有两个外姓家庭也住在这栋房子里。一家住在楼上刚进走廊的地方，他们姓科特尼克；另一家住在一楼，姓贝吉奇。他们就是房客。虽然这栋房子有些颓败，但它在我童年中是最美丽的。

爸爸倒不反对我在这栋大房子里过周末，但他总爱跟妈妈重复这几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人总要结婚、离开父母、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你们家，桑卡，还过着中世纪一样的生活呢。实在没办法让他们松开妈妈的衬裙！”

很少有事情能让爸爸和妈妈的意见达成一致，而这就是其中一件。

“都挤在一起根本没法生活。”妈妈也总是重复道，她为我们有一间半的公寓深感自豪。

而我呢，这正合我意，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喜欢这种集体生活。当我跟埃多、杜尼娅、塞比娜和艾达睡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真成了我的亲兄妹。

虽然有病在身，只要我们这群孩子中有一个来到家里，桑卡的妈妈就会做马铃薯千层酥，这种点心要用到黑麦粉。世界上谁做的千层酥都比不上“妈妈”做的好吃。桑卡坚持说那是因为她用的炉子不一般，那个炉子是用马车的铁皮做成的，要烧木柴和煤。

当我吃千层酥的时候，外婆会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我央求她告诉我她床底下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我们都叫它“神秘的箱子”。钥匙就挂在她的脖子上，像奖章一样，我一边摆弄一边听她说：

——只不过是些钻石和蓝宝石而已！

她回答说。她笑得很轻，是生病的缘故。

——等我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就把这些都留给你们。

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并不希望她离开我们，但是埃多、杜尼娅、艾达、塞比娜和我，我们的肚子很快就瘪了，大家开始猜外婆的神秘箱子里藏的究竟是什么。更甚，我们开始设想要用这笔财产做什么。埃多，他说要把钻石都换成钱，然后去巴黎的卢浮宫看看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们画的画。他对我说只有为了看蒙娜丽莎的微笑才值得去一趟巴黎。而我，我想买下“梦之街”——我们这样称呼施特罗斯迈尔街，每到新年，那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杜尼娅呢，她想把所有的东西省下来，等长大了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家庭。艾达梦想着成为伊丽莎白·泰勒，因为她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而她的妹妹塞比娜说她只希望她爸爸能停止喝酒！

阿多舅舅——艾达和塞比娜的爸爸——是一位空军军官。他总是习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开始他的讲话：“先不说我的聪明才智”，然后才是正题。

——你的工作是什么啊，阿多舅舅？

——我啊，先不说我的聪明才智……我是飞行员，孩子。

——难道当飞行员不需要聪明才智吗？

——啊！当然需要。但如果再走运一点的话，我或许可以去开宇宙飞船呢。

——就像加加林一样？

——唉，我们只是个小国家，国家财力根本没法让我们拥有宇宙飞船，那可需要巨额投入啊。

外公并不支持阿多舅舅说的话。

“飞行员，就他？他充其量也就是个拉伊罗瓦奇兵营的日工。”一次外公跟我透露道。

但我相信阿多舅舅并不是个爱说谎的普通人。因为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他这样回答我的问题是为了让我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所有小孩子一样，我也喜欢飞机。阿多舅舅竭力想让我的表兄埃多觉得幸福，好弥补一下阿基夫舅舅对埃多的冷落。只要萨拉热窝市场的货摊上出现当季的香蕉和橘子，阿多舅舅在从拉伊罗瓦奇兵营回来的路上就一定会买上一些，然后拿到埃多、杜尼娅和他们的妈妈比芭住的房间，放在桌子上。他自己的孩子都要放在第二位。阿多每天都穿戴整洁去上班，但是每晚回来的时候，蓝色制服上总是会有泥水的痕迹。一天，他决定戒酒，这让伊萨舅妈开心死啦。

“我以后一滴酒都不喝了，那你也得控制饮食。”他宣布说。

舅妈虽然因为看见丈夫要戒酒而满心欢喜，但是一想到自己也得控制饮食，内心顿时惊慌不安：

——你是知道的，阿多，我吃得还没有麻雀吃得多呢！

阿多舅舅态度坚决：

——呵呵，你可别这么说了，还说吃得没麻雀多，看看你自己多胖吧。把所有的钱都存到银行去，存成两年定期，到那时候我的酒瘾就该过去了。

舅妈真按照舅舅吩咐的那样做了。但是一周刚过，艾达和塞比娜就闯进外公的房间里嚷嚷道：

——爸爸正打妈妈呢，他逼妈妈把钱从银行取出来。

穆斯塔法戈卢比奇2号时不时会爆发争吵，但是和以往一样，外公平息了这场争吵。

每当外公下班回来，我们都会开心地迎接他。他会给我们带李子干和无花果，还有一些行政机关律师才能得到的小礼物。我跟外公的关系并没有埃多和他亲近，为此我十分嫉妒。但是他们关系好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当外公教我吹口哨的时候，我觉得我和他的关系近多了。所有人都以为他最喜欢的歌是《穆约在月下钉马掌》，但事实上他喜欢的是《圣者的行进》……他很快就发现我直到深夜还在吹口哨。

“晚上别在家吹口哨，你会把魔鬼招来的！”他对我说。

为了讨生病的外婆开心，他对她说：

“老婆子，我把胡子刮啦，今晚不会扎了。”

一次，埃多和我撞见外公四肢摊开躺在阳台上，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盯着Start杂志里裸体女郎的图片。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晾衣绳上挂了从杂志里撕下来的几页纸，而不是需要晒干的衣服罢了。

“你睡着了吗，外公？”我问他。

他赶忙把色情杂志藏到床垫底下，把挂在晾衣绳上的那几页也扯了下来。

“死亡，孩子们，死亡就像衬衣，永远抓着你的背！”他说道。

裸体女郎和“死亡像衬衣”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实在不得要领。但我仍添枝加叶说道：

——更像紧身内衣，因为它粘在背上。

——小家伙，你想得不错，最重要的是你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

这是外公风趣搞笑的一面。

但每晚十点钟，他严肃的一面就准时出现了。这是妈妈的哥哥阿基夫回来睡觉的时间。外公会提前半小时到孩子们的房间从老式留声机上取下披头士的唱片——自从房子原先的主人菲舍尔先生走后，这个留声机就一直留在这儿。

“快去上厕所，然后睡觉！”外公命令我道。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已经去过厕所了，外公会反驳说：

“那就再去一次，反正是免费的。”

为他儿子阿基夫——杜尼娅和埃多的爸爸——提供安静的夜间环境，这是家里最严格的规定。我们总是怀着恐惧和敬畏之情，看外公为欢迎儿子回家亲自检查一切是否已准备妥当。阿基夫——飞利浦品牌在波黑共和国的代理人，甚至认识荷兰的王后。战后，他从吉普车上摔了下来，从那以后就一直受癫痫的困扰。这种说法是官方版本。关于车祸的故事，爸爸连一个字都不信。他坚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还对自己的亲戚遮遮掩掩，这种行为太卑劣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患有癫痫呢，那又怎么样？有这类风险就应该让大家事先知道。还说是车祸，能编点别的故事吗？！癫痫是会遗传的！”他忿忿地说道，然后又对妈妈说，只有神的旨意才能让埃多和杜尼娅免受这种重病的折磨。

这也是为什么外公的床放在连着两间房的门边：一间是给外公外婆当卧室的餐厅，另一间是他们儿子阿基夫的房间。我经常等阿基夫舅舅回房间后偷偷观察他。有一次，我藏在埃多、杜尼娅和舅妈的房间门后，把一只眼睛贴在锁孔上。但我没料到门把手会自己落下来，锁舌也自己弹开了。门一开，我跌倒在走廊上。看见倒在地上的我，舅舅摘下礼帽给我们之间奇特的见面方式增加点乐趣，他佯装在向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致敬：

“没事儿吧，我的埃米尔？”他一边问我，一边轻柔地摩挲我的头发。

我耸了耸肩。他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然后回了房间。我问埃多为什么他的妈妈和爸爸从不搭理对方，他回答我说：

“爸爸怀疑妈妈背叛了他，但是妈妈也说爸爸出轨了。到最后，遭殃的还是杜尼娅和我。在你面前，他至少还会摘下帽子；而我呢，就算从我身边走过，他都不会看我一眼！”

终于，我明白了外公说的那句话：别人都在亲嘴儿，只有我得洗澡！

菲舍尔先生留下来的留声机就在塞比娜和艾达的小房间里。她们俩大部分时间都窝在这里听披头士，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她们从未错过乔尔杰·马里亚诺维奇的任何一场音乐会。一天，她们带我去警察之家看他的演出。就像她们之前跟我说的那样，唱到阿德里亚诺·切伦塔诺的一首歌末尾，现场一片沸腾！

“脱衣舞！脱衣舞！”观众大喊。

乔尔杰开始脱掉外衣，在头上挥动着打转儿，最后，他把衣服扔向了观众。这就是脱衣舞。

音乐会结束了，一回到家，艾达和塞比娜就开始表演。她们俩在地上转圈，嘴里还嚼着口香糖。然后她们又跳了扭摆舞，这种舞蹈就是要上半身往前倾，朝后撅起屁股。她们俩还交换嘴里的口香糖，把口香糖拉好长。

——披头士真棒，《米歇尔》 （Michelle）这首歌简直跟铁托一样！

艾达一脸陶醉的样子。

——天啊，艾达，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蠢话！

杜尼娅指责她说。

——什么蠢话？我只是说这首歌我很喜欢。就像铁托一样。

——但你怎么能侮辱铁托呢？

——我没侮辱他，我是说这首歌很棒，就像铁托一样！

——铁托可是禁忌，这一点毋庸质疑。

一个房客插嘴道，这个姓科特尼克的小伙子也正值青春期。

他是萨拉热窝第二中学的党支书。他喜欢杜尼娅，这一点我是透过他的眼镜看出来的。每次他看杜尼娅的时候，眼镜就会蒙上一层水汽。可他并不招埃多待见。很久以后我问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给了我一个似乎早就准备好的回答：

——如果女孩子对别的男孩所说的东西感兴趣，那么女孩子的兄弟是绝不会向那个男孩妥协的。

——可女孩又不会跟她的兄弟结婚！

我喊道，说完这话后妈妈非常吃惊地看着我。

可埃多读过很多书，最终还是让这个姓科特尼克的家伙哑口无言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存在禁忌。禁忌是宗教里才有的说法，而不是先进的社会里该有的。禁忌是该被推翻的！”

姓科特尼克的家伙气恼不已，不再说话了。而埃多呢，在这场短短的争论过后，他重新赢回了用来画画的房间。没过多久，科特尼克重新找回了自信，又开始坚持原来对铁托和社会主义抱有的观点。

我也很渴望加入到他们关于铁托和摇滚的讨论中去，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我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把我做的关于铁托权杖的梦讲给他们。我才说了几个字，科特尼克就瞪圆了眼睛盯着我，吓得我赶忙换掉了故事的主人公。我把自己的梦当成同学的梦来讲。在故事末尾，当我讲到我编造的主人公用权杖打铁托的情节，他摇着头发出一声叹息。

“这没什么，”他说，“我听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蒙特内哥罗人，他爸爸想去邮局工作，就是为了能在注销邮票的时候往铁托头上盖戳！这些人，真应该把他们送到行刑队去。让他们靠着墙，再朝他们脑袋上开一枪！”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梦很危险。所有人都认同科特尼克的说法，只有兹拉特科·贝里奇——这个二楼的房客，沉默不语。他的爸爸信仰宗教，是个高高大大的穆斯林，因此做儿子的也没有对铁托或是披头士发表任何见解。这件事之后，我决定把斯内扎娜·维多维奇也称作“铁托”，以防我的梦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也防止周围的伙伴把我孤立起来。其实这样做并没什么新鲜的。在我们这条街上，如果一个男孩子吹嘘某个女孩儿长得漂亮，他会说：“哥们儿，她像铁托那样漂亮！”

要是有人在足球比赛中进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球，人们会这样评价：“多厉害的球啊！真是跟铁托一样棒！”

我喜欢时不时地溜出家，埃多也和我一样，他每隔半个月就会来我家过上一夜。他是1948年出生的，他还跟我爸爸打赌妈妈生的一定是个男孩。我爸爸呢，他以为我会是个女孩儿。1954年11月24日，我呱呱坠地，表哥因此赢了这场赌局。爸爸欣喜若狂，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赌输了100第纳尔。可是，他那时的月工资才8000第纳尔——一辆小菲亚特汽车要60000第纳尔。当埃多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带他去了达里瓦的浴场。那次埃多差点淹死。是命运之神让他紧紧抓住了我妈妈，这才救了他的命。妈妈先下了水，根本没想到埃多那个小不点儿随后也跟她下了水。小埃多滑倒了，开始呛水。当他沉到浑水里，就跟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天知道他怎么抓住了我妈妈的腿。

埃多·努曼卡迪奇梦想着成为一个画家，但是他家里的所有人都希望他学电子技术。埃多和我爸爸经常聊些有的没的，但聊的最多的还是政治。可不管怎样，他们的谈话永远少不了艺术。穆拉的干涉对表哥的学业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朋友们，你们是疯了吗？为什么要折磨这个小家伙？难道你们见过哪个画家是学电子技术的？！”

后来，埃多成了文学院的学生，开始画抽象画。他对我爸爸心怀感激，既是因为爸爸像所有的黑塞哥维那人一样坦诚，也是因为他从未和他自己的爸爸这样聊过。

关于绘画艺术，穆拉和他从未停止过争吵。爸爸坚持现代画就像厨房的油地毡。

“现代画体现的是一种自发性，是自由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就像摇滚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时尚。这是一种可以让我们与家长对抗的手段。”

爸爸并不同意他的说法。后来，当“铁托党”也开始爱上摇滚时，爸爸问我的表哥：

——现在，你要说什么呢？现在西方玩摇滚乐的长毛都嘲笑约翰逊[5]，但咱们国家呢？他们竟然为庆祝新年在铁托面前演奏。

——我的姑父啊，这正是我们实验性研究的独创性之所在。

埃多解释道，可爸爸仍坚持他的立场：

“去你的实验独创性吧！在《李尔王》和你的《秃头歌女》之间，我永远只会选择《李尔王》。”

爸爸读过英文版的莎士比亚，这让我们引以为豪，尤其是妈妈。邻居们常对她说：

“你呀，可真是有福气，能跟穆拉在一起。他说英语都没什么口音，哪像我们家那口子，说本国话[6]都结结巴巴的。”

每当爸爸听到这样的话，免不了又要把铁托拿来做参照：

“他讲不清楚很正常啊，因为就连总统本人说母语还带口音呐。”

我经常听见有人在电车上这么说：“铁托的惩罚力度还不够。要是让我当五分钟的总统，我能把整个国家变成格利奥托克岛！”

我们国家的人民多出色啊，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井然有序，但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这几句歌词：谁要是说的不一样，他就在诽谤和撒谎，就该受我们的棍棒！

一天，当我在合唱队跟同学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向老师提了个问题：

“这是不是说如果我爸爸觉得铁托不好，那他就是在诽谤和撒谎？”

“你说得没错，”她回答我说，“但因为你爸爸并没有这么想，就没有问题。至于你呢，你是来这儿唱歌的，不是来提这种愚蠢问题的。”

所有人都在嘲笑我，只有斯内扎娜·维多维奇表情严肃。

在所有来过我家的“1948年革命者”中，最著名的要数哈伊鲁丁·西巴·克尔瓦瓦茨了，他导演了很多关于我们国家人民解放战争的电影。西巴曾被列为危险人物，因为他曾声明有个叫约瓦的人是个很正派的人，可那时候这个约瓦已经被送到格利奥托克去了。但西巴叔叔是个人物，说出去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一开始，他就深信自己会因为关于约瓦同志品格的言论被强制劳动。

“在近代史上再没有比强制劳动更糟的了。”爸爸说道。

一天，在泽斯特拉格的沙滩上，爸爸跟一个叫布拉措的“山里人”吵了起来，桑卡和我竭力劝阻。这个布拉措讨厌俄国人，他对爸爸说：

“你们都喜欢俄国人，我真想把你们都丢到集中营去，然后再收拾俄国！欠操的家伙！”

一天晚上，当爸爸和西巴在餐厅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又一次装作睡着了。沙发很快就成了我的高地，我闭着眼睛，却学到了关于人生和历史的许多大道理。妈妈去睡觉了。看见爸爸在家，她的喜悦实在难以掩饰，从她说话的语气里就能看得出来：

“把门关好，检查一下炉灶，你们别太吵啊。”

爸爸打开了一瓶雷司令，我知道这个夜晚会很漫长。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瓦解的，”他说，“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医生和律师都住别墅，而在咱们国家却恰恰相反，律师和医生在摩天大楼里慢慢发霉，无知的人在建别墅。那里没有工人也没有农民。这不会持续太久的！”

“贝尔维戴尔万岁！”西巴叔叔对爸爸说道。

他们喝着酒，大多数时候都是爸爸在说。西巴叔叔不作声，他试图将话题从政治转向电影，可是并没有成功。爸爸不停地说，就连他去放松膀胱的时候还在说。他在厕所里扯着嗓子说，由于卫生间回音的作用，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庄严了：

——什么民主啊？这是什么瞎话啊？这儿根本就没有民主，也不能有民主！

——有的，穆拉，这里当然是有民主的！

——在钱箱子空空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民主，我亲爱的贝尔维戴尔！

我看见西巴叔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手指指吊灯，将一根手指放在嘴唇前面，想让爸爸停止对铁托同志的斥责。爸爸刚扣好裤子上的门襟，西巴还在用手势想提醒爸爸小心被别人听到。

“不过是些混混儿和罪犯罢了，而铁托恰恰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头头儿！”爸爸说得更严重了。

爸爸从不阻止我留长发。而妈妈呢，恰恰相反，她总说为了卫生得剪掉头发。我通过卢森堡电台收听披头士和滚石，我一边听歌一边摇着脑袋，想象自己有一头及肩长发。后来，爸爸分期付款购买了电唱机和滑水橇。如果说滑水橇一直放在那儿没有人碰，那电唱机很快就被我鼓捣坏了。唱针不是钻石做的，很快就断了。我听得最多的是滚石。比起“像铁托一样”的《米歇尔》，滚石粗糙铿锵的风格更合我意。

每天早上我和斯内扎娜·维多维奇的会面都是这样的：我躲在大门后面喊一声“嘣！”，她喊“啊！”。终于有一天，我厌烦了这样的方式。我听大人讲过男人和女人是如何在老墓地旁边的李子园里玩“屁股对屁股”的。于是我坚定地想当大人。

妈妈准备去看望她的父母：

“我很快就回来，不许出去玩儿。”

等桑卡消失在楼梯下面，又消失在槐树后面，我径直跑到斯内扎娜家的院子里，并向她提议来我家做算术题。

“你爸爸妈妈去哪儿啦？”她刚到我家就问我，手里拿着练习本。

看见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她立马打算回家。我放上一张滚石乐队的唱片，斯内扎娜根本抵挡不住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的嗓音——我管他叫大嘴神。我开始跳起摇摆舞，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抽烟，呛得我喘不上气来。棕色的烟灼烧着我的喉咙。这是一支没有过滤嘴的黑塞哥维那香烟，是我从妈妈的烟盒里拿出来的。斯内扎娜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仿佛能催眠。我还处在麻痹之中，而她已经跳起舞来，她跳得太快，以至于我的两只眼睛像弹珠一样滴溜溜地转。我嚼着口香糖开始跳舞，我把身子朝她倾过去，就像我看表姐艾达和塞比娜时做的那样。她笑了起来，接受了这个游戏，朝我走过来。交换口香糖的时候，我说：

“你喜欢屁股对屁股吗？”

她突然停了下来，关掉了电唱机。我觉得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了。

“我听大人说那很简单而且很舒服，”我试着解释道，“人们屁股顶着屁股，就能获得快乐。”

斯内扎娜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拿起她的练习本摔门而出。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我并不总是能见到铁托。只是看过他的画像，还有在梦里。直到有一天，我们班里传开了这样一个消息：“明天，铁托要来萨拉热窝。”

十一月的一天，雾蒙蒙的，很冷。有人带着我们这群哈桑基基奇的小学生去迎接铁托。他们把我们安排在马里因德沃尔，旁边是一座新浪漫主义风格的基督教堂。在我们国家不存在社会阶层这种说法，人们也不会被划分为穷人或是富人。在我们这里，往往一些奇怪的分类方法反倒具有法律效力——而爸爸对这些分类极其恼火。如果说，为了欢迎铁托同志，有人在市中心给一所小学的学生安排了个地方，当然是在一条有名字的街上——每座城市都有这么一条路——那这所学校一定是好学校。可如果恰恰相反，有人把一所学校安排在别处，比如说郊区——就跟我们学校的情况一样——那这所学校肯定不是什么好学校。

我的手都要冻坏了。我们往前挤那些女生，还拽她们的头发，我们推推搡搡，真的跟小孩一样。我四下环顾找寻斯内扎娜的身影，她可是我的铁托。我不再觉得羞愧了。我已经准备好跟她谈谈我们俩之间突然出现的问题。我们班的老师很快就要升为我们小学的校长了，她让我们班第一个来到给她预留的地方。于是我们第一个排好了队。我扯着一个名叫阿姆拉的女孩儿的头发，她把头发编得好像面包师凯西奇做的8字形椒盐圈。当我跟她说她看上去像个面包店女孩儿时，她反驳道：

“我爸爸是记者。他可不是卖报纸的那种，而是往报纸上写文章的。”

就在这时，一年级D班的学生从我们旁边走过去了。斯内扎娜看见我正在扯阿姆拉的头发。她看着我，似笑非笑。我们离得很远，看起来她嘴里在说着什么，很快她就消失在人群里了。我赌她是跟我说了“我爱你”，但其实我并不完全确定。那天，风刮得很厉害，不过这可能只是个印象而已。后来，先是下起了雨，然后又成了半化的雪，最后成了萨拉热窝最具特色的轻雾。

铁托同志马上就要出现了，紧张感突然变得更强烈了。排成一列的黑色梅赛德斯出现在我们面前，发动机隆隆作响，还溅了我们一身泥水。我惊得不知所措，四下张望；而此时人们正在动作夸张地向车队致敬，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可铁托在哪儿啊？”我问老师。

“那儿，蠢货，你没看见吗？！”她小声说道，双眼蒙着一层水汽。

我老师怒不可遏，因为我问了如此愚蠢的问题，而且还是在她的欣喜之情达到高潮的时候。我踮起脚想看看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可惜没有看到，他的车已经朝巴斯卡斯加开过去了。就这样，第一次，我没有见到铁托。

没过多久，维多维奇上校——那个眉毛像白铁皮做的遮雨板一样的男人——接到命令要调到斯洛文尼亚去。而我与斯内扎娜的初恋，用戈里察街区的“行话”来说，成了一段“不了情”。

到比芭姑姑家拜访，乘火车一直到华沙，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第一次踏出南斯拉夫国境线。整个旅途就像是观看一场盛大的演出，透过隔间的窗子看着外面的世界，从无数个隧道里钻进去又开出来，一个个场景就这样形成了。明与暗，梦与醒，生与死。

“你这么大点儿怎么想这么多东西！”当我把这些印象告诉妈妈时，她这样对我说道。

最后，看着黑暗与光明不停换来换去让我精疲力竭。妈妈拿下行李箱，把我放到行李架上，这样我就能睡一觉休息休息了。我就躺在座椅上方的行李架上到了华沙，而妈妈只能把行李箱放在膝盖上，困的时候就靠着行李箱打个盹儿。

比芭姑姑不仅仅是爸爸的姐姐，她还是爸爸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爸爸跟随她加入了游击队，战后，她仍是爸爸的北极星。比芭姑姑的第一任丈夫是斯拉维克·科马里察，爸爸曾在贝尔格莱德的很多咖啡馆里与他纵情狂欢，而且爸爸也从未想到姑姑会和柳博米尔·赖因魏因再婚。姑姑跟她的第一任丈夫有个女儿，名叫斯拉文卡。斯拉维克在伯尔尼做领事，他们俩从伯尔尼回来以后就协议离婚了，两人还是朋友。斯拉维克十分英俊，人们都说鲜有女人能抗拒得了他的魅力。等他一回到瑞士，就被人扣上了财务问题的黑锅。

“其实，这是因为他不愿意背弃俄国母亲。从行政角度来看，他们不能把他送到格利奥托克岛去。”爸爸明确地说——他坚信这件事是早就预谋好的。

没过多久，斯拉维克就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要不是因为他是克罗地亚人，他很可能就得进监狱了。

比芭姑姑最大的乐趣就是：不仅接待家里的亲戚，而且还欢迎并不熟识的人。跟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一样，她愿意给别人花钱，这样就能证明她是随时准备奉献的。

“接纳别人，还要给予这些人款待，这对我姐姐来说是一种精神食粮。”爸爸在送我们去火车站的时候向我们解释道。妈妈和我要远行去波兰，姑姑的新丈夫柳博米尔·赖因魏因就在华沙工作，他是新南斯拉夫通讯社的通讯记者。

柳博米尔姑父一家来自奥地利，他吹嘘说他有个爷爷曾为黑山王国的国王尼古拉效力，管理宫里的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宜，就在采蒂涅。

“这纯粹是瞎编的，他在宫里就是个厨子，不是什么礼宾部的大官！天啊，我的柳博米尔就愿意美化事情！”姑父为赖因魏因家族的出身编了谎话，姑姑为给他解围这样说道。

妈妈和我在他们家里安顿了下来。姑姑开心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赖因魏因呢，不管别人有没有看他，他都时刻注意表现出十分有教养的样子。他的古龙香水永远刻在了我的嗅觉记忆里。他总是会张开大嘴笑，笑声很有感染力。在吃饭的时候，他像古罗马人那样，用打饱嗝的方式来夸赞妻子做的饭菜美味可口，但比起这种习惯，他的古龙香水味会占据上风，而且久久不散。他的小胡子修剪得一丝不苟，发型也无可挑剔，再加上得体的举止，他自己倒像是皇宫里主管礼宾事宜的大臣。

比起姑父这个人，唯一能让我更加兴奋的就是一台名叫“电传机”的机器。这个神奇的机器能把信从华沙传到贝尔格莱德。出于安全原因，每次姑父在传送文件的时候都不让我参与，只要机器开着，我就不能在旁边。

一天，我像一条小哈巴狗一样等在赖因魏因的办公室门外，他就在那里往贝尔格莱德传送消息。我之所以在等他，是因为他答应带我去一家大玩具店。传送文件需要时间，我一直盯着办公室门缝透出来的光线，后来就在地上睡着了。最后，姑父突然接到消息，他得陪驻华沙的法国大使去看一场网球比赛，于是姑姑就替他履行了承诺，带我去了玩具店。

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玩具娃娃、小火车、小飞机摆在华沙最大的玩具店内的四层柜台里，我差点晕过去。

“小家伙，你想让我给你买什么啊？”姑姑问我。

而我呢，嘴巴张得老大，我在原地转了个圈。什么妈妈的叮嘱啊、自己想保持稳重的美好想法啊，都顾不上了。我喊道：

“我都要，姑姑！我想让你把所有的都给我买下来！”

[1]　又译为裸岛，这座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小岛是一座监狱。1948年铁托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一万五千名和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有关联的同志被送到该岛，忍受酷刑。

[2]　文中指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3]　老城区的商业区。

[4]　萨拉热窝的一个街区，有很多19世纪末奥匈帝国的建筑。

[5]　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6]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第三章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1963年，我往南斯拉夫电影资料馆的地窖里卸了半吨煤，由此向电影界迈出了第一步。要想让这座电影艺术的圣地变暖，有两吨半的煤等着卸呢，帕沙、涅戈、特伦曼和我，我们四个人一起干完了这个活儿。尽管帕沙是我们四个人里身体最壮的，可他干的活儿却最少，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把工钱的大头儿揣进自己的口袋。对此我吃惊不已，我问爸爸：“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自然法则，”他解释道，“大鱼吃小鱼。孩子，我们管这叫达尔文主义。”

拿到钱以后，帕沙、特伦曼和涅戈就去打扑克了，我留在电影资料馆看了让·维果导演的《驳船亚特兰大号》。我坐在第一排的边上，回家以后脖子酸得要命。

“你怎么啦？”妈妈担心地问道。

而我，我还在想在船的底舱里，米歇尔·西蒙给女主角看一张裸体女人的照片，并对她说：

“这是我，是我小时候！”

同年，爸爸按揭购买了一台飞利浦牌电视机。这在当时证明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已经比亚布西卡阿夫多街16号D幢里其他住户领先了一大截了。就这样，我们在《晚间新闻》里看到了肯尼迪遇刺的画面。

“多可惜啊！这么俊的一个男人！”妈妈评论道。

爸爸的观点则更加谨慎一些：

“他们都是半斤八两。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没发动过一场战争。”

“可他就没有啊！”妈妈很维护肯尼迪，这样反驳道。

“因为他根本没来得及。我跟你说，老婆，他们都一个样。”

邻居们都聚到我们家，一个字也不说，就盯着电视。实在很难知道他们究竟是因为肯尼迪遇刺的新闻而激动，还是因为第一次看电视。

“天呐，穆拉，在你看来究竟有没有东西与政治无关啊？”妈妈有点发怒。

“在我这儿当然有，可是在他们那里肯定没有！”

爸爸不喜欢电视。

“能及时看到新闻是不错，可每天晚上让那些不速之客来家里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他也会想电视上的主持人和那些被他称为“大脑袋”的记者。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爸爸总会对来我们家的人发火，然而他是一个喜欢聚会的人啊。后来我才明白，电视节目成了他发泄情绪、逃离家庭、去咖啡馆过夜的好借口。

戈里察街区坐落在一个山岗上，从这里能俯视整个萨拉热窝。这里生活的大多是茨冈人，城里人叫他们“印度人”或是“黑人”。从特贝维奇[1]山顶上看，戈里察好像躺在那里。从铁托路上根本就看不到戈里察。要是从中央车站看呢，会觉得戈里察漂浮在空中。涅戈、帕沙和我，我们仨就去这个车站抽烟。等火车就要开动的时候，我们拿一沓报纸敲打探出车窗的头——这些旅客个个眼泪汪汪，正朝送行的人招手道别。报纸敲在头上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他们的情绪瞬间发生了转变。送行的家人和朋友根本追不上我们，因为我们快如闪电。等火车慢慢加速了，我们就在离火车最近的山岗上朝他们竖起中指耍笑他们。我们在老杂货店前把这事儿讲给其他伙伴听，那更有趣。

对于我来说，到戈里察来并没损失什么。头一年，唯独令我觉得遗憾的是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桥附近没有任何游戏场地。我以前喜欢待在加夫里洛朝奥地利公开打枪的地方——就在我出生的小房子后面，在沃伊沃达·斯泰帕路上。后来，我离开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桥去爬戈里察的最高峰，人们管它叫黑山。从山顶上往下看，整个城市一览无余。大人们都管加夫里洛开枪的地方叫“老人的坟墓”，从那里到部队医院的栅栏门，我得走三千零三十步。再看另一边，从富人的别墅区到公交车和各种豪车隆隆作响的久罗贾科维奇路，我得走五千五百六十步。

我总是在到克柳沙路的最后一步停下来，因为我知道郊区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迈一步就是城里了。我像一座石像定立在那里，欠着身子看着进进出出的储户，看着人民银行的正门。我就这样看着这座城市，内心惶恐，不敢往前迈一步。可这并不是因为妈妈的禁令：“你绝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到那儿去。不然你会让车轧死的。”

我不怕死——我还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会经历什么。但是有一股力量把我留在界线的这一边。如果有城里人来我们这儿，还把我当成茨冈人，我并不觉得是一种冒犯。所有城里人都害怕茨冈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明白为什么戈里察的居民会支持萨拉热窝足球俱乐部。在城里，大家都叫茨冈人“黑人”，所以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支持泽尔耶兹尼察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这个俱乐部就位于他们所居住的街区。

戈里察街区朝着市区往下延伸，这里的房子就跟从飞机上扔下来的似的。站在黑山上，你能看见的是一路朝着城区延伸的屋顶。那里住的都是穷人，还有一些不确定还是不是农民的城里人。只有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家所在的地方——住的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还有政府官员。

夜幕降临，我急匆匆往家跑。一路上能听到刺耳的音乐，还有木篱笆后面传出来的非常奇怪的句子：

——妈妈，在冰箱里把烟递给我。

或者是：

——把打火机从热水瓶那扔过来。

这是一种能够让邻居们相互了解的方法：声音越过篱笆，他们会了解尽管工资低得难以维持生活，但是彼此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他们会加好几个小时的班，或是在城外开辟一片儿土地种庄稼——他们管这叫“大农场”。他们从地里收获食物，再用省下来的工资买电冰箱和热水瓶。

只要瑞士时钟一响，每天晚上，在戈里察街区的老杂货店门前，都会有个人踉踉跄跄地从那里经过，帕沙称他是“被爱情摧毁的木偶”，他就是懦夫阿利亚。他在我们这个街区是出了名的，因为他给他老婆萨姆卡洗内裤，还因为他喜欢喝50度的拉基亚[2]。

“懦夫阿利亚给他老婆洗内裤！”帕沙喊道，在最后一刻躲开这个大个子醉鬼的巴掌。

懦夫阿利亚住在一道栅栏里面，栅栏上挂着一个生了锈的蓝色号牌，上面写着克拉伊斯卡大街54号。对于一个生活在戈里察的男人来说，给妻子洗内裤是很丢脸的事情。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尤其是我们，我们这些住在街区里的孩子更是这样认为。阿利亚在火车站当搬运工，他头戴写有“14”的鸭舌帽，两只胳膊上挂满了旅行箱和各种行李。而这时候，萨姆卡就在家招待她的情人们。阿利亚就知道喝酒，全然不知这伎俩，或者他只是在装傻。

——要是喝50度的酒，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邻居们说。

我们这些小孩子，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喊：

——懦夫阿利亚给他老婆洗内裤！

不管大雨滂沱还是雪花飞舞，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他的回答永远是：

——阿利亚操你妈！

这个巨人从车站回来，以为自己身上还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踉踉跄跄地沿着克拉伊斯卡大街往上走，坚信50度的烈酒和骤然变化的气温无法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

“雨落在阿利亚身上，太阳烤着他，风抽打他，可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嘟囔道。

背靠着克拉伊斯卡大街54号的栅栏，我们迎来了秋天。阿利亚去车站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把眼睛贴在篱笆墙的窟窿上，这样我们就能看见萨姆卡了。穿过这一排木板，歌声一直传到我们耳朵里：“今夜我的心儿在哭泣，今夜我的爱人让我心痛。”

我们几个推推搡搡，趁这个工夫，帕沙的弟弟阿罗正贪婪地看着萨姆卡。

“不错啊，我的美人儿，上帝给了你健康的身体！”他评论道。

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我们能听到他颤抖的呼吸声。

“为什么她叫得那么小声，好像她嫁的是自己的亲兄弟一样！”随后他又说道：“再来，我的小可爱，再来！”

他的手在裤子口袋里动来动去。我看见他那样做了，便问帕沙他弟弟在鼓捣什么。

“是桌球啊，蠢货！”他狠狠地对我说。

等轮到我的时候，我眼睛贴在篱笆墙的洞洞上，也把手伸进口袋里。萨姆卡的举动没什么特别，但我仍贪婪地看着她，手在口袋里头乱翻，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白痴。她坐在一个盛满水的浴盆里，浴盆就摆在花园的正中间，她巧妙地用手掌从下往上挤压胸部，让胸一点一点往下滑。她笑出声来，看样子对自己的一对乳房很自豪，当她压紧乳房的时候，它们会马上弹起来。

我突然想起了关于哥白尼的一段故事，他为了证明万有引力的存在饱受教会折磨。教会咬定这样的现象根本不存在，这让哥白尼吃了多少苦啊！

我的思绪离开哥白尼，重新回到了眼前的花园里。独脚小圆桌上有个花盆，枝上挂满了小番茄，萨姆卡把花盆搬了过来。她先摘下一个小番茄，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她把番茄一个一个地塞到乳房中间挤破，番茄汁都喷了出来。她像马戏团里不断重复同一个戏码的女演员，又像是一个没什么新意的家庭教师。这可让她的主顾发了疯。他可挺不了那么久。他的声音划破天空，传遍整个戈里察，就像人猿泰山在丛林里的嚎叫声：

“啊——啊——”

随后他跳进斑驳的浴盆，里面满满都是水。这下轮到萨姆卡兴奋地叫喊了。

“这就是高潮吗？”我问道。

“当然不是，蠢货，这是哮喘发作了，你看不出来吗？哈哈哈！”阿罗回答。

我们把阿利亚家的花园里发生的一切当作最好的电影。我们还亲眼看见阿利亚给他妻子洗内裤。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早晚有一天，阿利亚会当场抓住他老婆乱搞，到时候他会杀了她。那就跟直接谋杀没什么两样了。我们固执地等待着这个时刻到来。

通常情况下，阿利亚什么都不说。他也不笑。一些人觉得他很愚蠢，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很明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除了烈酒和他的母猫艾达，他还爱着并不爱他的萨姆卡。阿利亚轻轻抚摸母猫，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猫的眼睛。猫都发愣了。如果阿利亚会控制泛滥的情感，这样的情形本可以持续得更久。

一天，母猫四脚朝天伸展身子，阿利亚抚摸着它。突然他揪住猫的脖子，用手死命地掐。帕沙和我，我们俩趴在篱笆墙脚下，心惊胆战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听见猫先是喵喵叫，后来叫声就渐渐发闷了。栅栏里面，阿利亚开始大哭，接着被掐死的母猫的尸体就从我们头顶上飞出去了。当猫的尸体还在戈里察的花园上空飞的时候，阿利亚的脸从篱笆墙的上方露了出来。他从我们头上朝着猫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

“阿利亚操你妈！”他说。

我觉得我身上有阿利亚的唾沫，那感觉就好像从部队医院跑出来的德国牧羊犬咬了我一口似的。

杀死母猫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并没能阻止我们，第二天，我们又沿着克拉伊斯卡大街边跑边朝阿利亚大喊：

“懦夫阿利亚给他老婆洗内裤！”

被阿利亚的大手抓住的危险让我们不寒而栗，可是一种看不见的强大吸引力推着我们去以身试险。好像我们已经准备好落入他的手中，并在最后落得和母猫艾达一样的下场。

1963年，冬日袭来，萨拉热窝的雪有一米半深。已经到了假期，帕沙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他数学拿了非常好的成绩。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可他的学校手册上明明白白写着：“哈吉约斯马诺维奇·法鲁丁，数学：优。”他曾撞见数学老师和萨姆卡在一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数学老师是萨姆卡的主顾，那天帕沙扒在篱笆墙的洞洞上看了个正着。当他看见库拉伊察老师走进花园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老师已经结婚了，而且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帕沙看萨姆卡表演着惯常的戏码。完事儿后，帕沙在门口等着库拉伊察。

——你现在应该明白我的数学成绩得是个优吧？

库拉伊察点点头。

——你要是敢骗我，我还有另外两个证人，他们可都是大人。你完蛋啦，明白？

帕沙警告他说。

——明白。

萨姆卡可不吃这一套。

“杂种！别碰我的主顾，操你妈的！”她嚷道，她还想抄起一截生锈了的锅把打帕沙，可锅把从她手里掉下去了。

这学期末，库拉伊察不再教哈桑基基奇小学的数学了。他被调到旁边的那个山岗上，到米利扬科茨维特科维奇小学继续教他的数学。

一天，我终于跨过了城乡之间那条隐形的界线，为的是去工人影院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导演的《群鸟》。电影并没有那么恐怖，可时不时地，放映厅里就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怎么样，你拉到裤子里了吧，兄弟？

——是，我拉到你妈窗户上了！

宾波——被人们叫作“杀虫剂”的家伙，打开灯结束了这场喧哗。电影画面定格不动了，电影院的几个值班人早已商量好了行动方案，把那几个闹事的家伙抓起来送到派出所去。宾波开始用杀虫剂喷希利亚，然后把他和另外三个“印度人”轰了出去。等警察出现的时候，大家立马都不吹口哨了，大厅里安静得都能听见苍蝇飞。终于，有人把灯关了，大家都鼓起掌来。电影刚演上，放映厅深处不知道谁连着放了几个响屁。第一排的伊布罗·祖利奇骂道：

“上帝保佑有人也会在你坟头给你来一段儿！”

“杀虫剂”宾波和警察搞不定的事情，电影一开始都解决了。大厅里重新变得非常安静，银幕上，一个女人在一所小学前面停下了脚步，这所小学在美国一座城市的郊区。她的目光固定在高处的电线上。她看见一只鸟，然后是好几只。这些鸟越聚越多。当鸟开始啄这所小学的时候，整个放映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银幕上，受到惊吓的小学生往学校外面跑，后面紧跟着偌大的鸟群。帕沙的弟弟阿罗就选准了这个时刻，从大衣里掏出两只鸽子扔到大厅里，还发出人猿泰山一样的嚎叫声。等人们大叫着四散而逃的时候，帕沙在噼啪作响的木头座椅中间怪里怪气地喊道：

“怎么，基佬，害怕了吧？”

那一年，冬天十分寒冷，妈妈总是不停重复道：

“儿子，这就叫严寒！”

电影资料馆还需要一吨煤。帕沙不想干这种脏兮兮的活儿了。涅戈在给偷偷摸摸贩卖东西的小贩们站岗放哨，就在马里因德沃尔市场旁边。懦夫阿利亚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一吨煤卸到电影资料馆的地窖里了，简直都可以创纪录了。也多亏了这事儿，他才对国际电影一见倾心。他看了一部由克劳德特·科尔伯特（Claudette Colbert）和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主演的电影，名字叫作“一夜爱情”。克劳德特和克拉克之间的爱情涌入了阿利亚火热的内心。有人笃定地说阿利亚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尽管历经波折，爱情最终还是温暖了他的心灵。在整个影片中，他偏爱克拉克·盖博微笑着拥抱克劳德特的那一刻。克劳德特就真的接受了这个拥抱。阿利亚想起自己只抱过老婆两次，一次是在他们的婚礼上，一次是萨姆卡的母亲西扎去世的时候。他走出电影馆，所有的一切在脑子里变得混乱不堪。他想，从今以后，他应该留胡子——优雅而精致的胡子，就在鼻子和上唇之间。但是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克拉克·盖博的微笑。

从那之后，我们看见他总是嘴上挂着微笑走在结冰的路上。

“他就像是先锋谷里的狒狒，人们给狒狒花生的时候它们就这样。”帕沙一副嘲笑的样子。

懦夫阿利亚又去过电影资料馆两次，票是卸那一吨煤的时候得的。他头一次看见克拉克·盖博的时候，盖博是跟克劳德特在一起的，可第二次，他看见克拉克·盖博竟然抱着另一个女演员。实在无法承受克拉克背叛了克劳德特，他决定再也不会踏进电影院半步。

就在那个冬天，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懦夫阿利亚的大心脏和小头脑备受打击。先是萨姆卡跟一个做买卖的跑了。那个男的叫米哈里尤·乔尔杰维奇，他们跑到萨格布勒去了。不幸与严寒让阿利亚比平时喝得更多了。唯一能让他的内心获得一丝温暖的，除了50度的烈酒，还有关于克拉克·盖博和他那小胡子的回忆，因为这能让他想起《一夜爱情》的美好结局，想到他这一生经历的不幸。阿利亚自问为什么上帝不能给他一个既富有又明智的岳父，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电影的完美结局里，富有的父亲帮助女儿逃婚，让她去与真爱团聚。可是在他的生活里呢，老婆连声永别都没有，就弃他而去了。

在火车站，涅戈、帕沙和我给黑市站岗放哨，跟我们一起的还有科瓦奇卡街区的托米斯拉夫、市场上的杰达。旅客们都躲阿利亚远远的。他的脸上不再有往日的微笑，浑身散发着酒精的臭味。

晚上，我们依旧在克拉伊斯卡大街上跟着他，大喊道：

“克拉克·盖博给克劳德特洗内裤！”

“太阳烤着我，雨落在我身上，风抽打着我，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的回答丝毫未变。

我们跟在他后边打着滑，边继续齐声说道：

“懦夫阿利亚给他老婆洗内裤！”

他回过头来反驳道：

“克拉克·盖博操你妈！”

那天晚上，下雪了。

后来就变成了雨，最后太阳出来了。三月的太阳太能迷惑人了，不一会儿它就消失在一大团云后面，冬天又回来了。

就在懦夫阿利亚被生活里的各种麻烦事缠上的时候，一些内容更加轻松的新电影在拉德尼克电影院上映了。周五晚上十一点，来自科瓦卡街区、马里因德沃尔街区和赫日德街区的年轻人都聚集到了这里。《杀了所有人之后再杀了你》放映结束后，帕沙和科索沃山岗上的科南吵了起来。尽管他们争吵的由头有点奇怪，我们都确定是帕沙收拾了科南。

懦夫阿利亚的夏天是在中央监狱度过的，因为他打伤了一个退休的一级旗手。这事儿就发生在特贝维奇的餐厅里，阿利亚和被打伤的旗手都在那里喝拉基亚。一切都很正常，直到那个旗手开始怀疑阿利亚当众嘲笑他——像他这样一位军队里的人物可容忍不了。一开始，旗手跟阿利亚说他不喜欢基佬冲自己微笑。接着他对阿利亚说的话就更加过分了，他说阿利亚就像拿到花生的狒狒。阿利亚顺利服完了刑，出狱的时候，他哥哥拉米耶特把他带到了维索科。这个拉米耶特曾经从直升飞机上掉了下来，却奇迹般保住了性命，他也因此出了名。他把阿利亚带到维索科，好让他好好调整状态。阿利亚恢复得很好，可他迫不及待重新扑向了酒瓶子。后来，他又回到了萨拉热窝。可是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我们都不拿他开玩笑了，而是看着他在克拉伊斯卡大街上走着“之”字。那时候，萨拉热窝的电影院都不再放克拉克·盖博的片子了。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的更少。更别提克洛迪（Claudie ）和克拉克在一起的片子了。关于萨姆卡，没听说什么消息……

我们看完《最长的一天》，从拉德尼克电影院往回走。这个电影整整三个小时零三十分钟。所有人都在说这是不是迄今为止最长的电影。当我们路过戈鲁莎大街上的苏捷斯卡电影院时，我停下来想量量这条通向黑山的路有多少步。从路的一头到基督教会复临圣堂，我一共走了三百三十六步。石阶上根本没什么光亮，可我看到了一张人脸。一个男人四仰八叉躺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我吓坏了，赶忙跑去叫帕沙。他跑过来，把头贴在那个男人心脏上说道：

“他冻住啦，我们的克拉克·盖博先生！”

那是冬天，阿利亚的脸上还挂着微笑。当我们把他轻盈而冰冷的身体送回克拉伊斯卡大街54号的时候，一股热浪弥漫在我周围。我一心想着阿利亚，那个雨打在身上、风抽在身上、太阳烤在身上都感觉不到的阿利亚。他破烂不堪的大衣散发着酒精的臭味。在衣服口袋里，我找到一张照片，照片上面的克拉克·盖博在冲克劳德特微笑。那张黑白照片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等回到家以后就开始哭，没办法跟妈妈解释我为什么会流眼泪。妈妈让我闭上眼睛数羊，这样就能睡着了。可我的眼睛根本就不愿意闭上，它们盯着被风吹弯的槐树，树叶沙沙作响。晾衣绳上的滑轮发出单调的吱嘎声，更加深了我对死亡的恐惧。

黎明之前，爸爸乘波斯尼亚快车从贝尔格莱德回来了。他放下行李，把一条裤子放在我旁边。他拥吻了我，我假装睡着了，可我的心脏砰砰直跳，跟刚跑完一百米一样。爸爸解开领带，脱下外套，朝冰箱走过去。他从冰箱里拿出平底锅，里面还有些剩下的冷饭，这时我眼泪汪汪地对他说：

“我今天看见一个死人！”

他把平底锅放在炉灶上，然后过来坐到我身旁，轻声对我说道：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孩子。”

我更迷惑了。我看着他，他却笑了。

“从来没有哪个人是为了看看另一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去死的，当然也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情况。别想了。你比芭姑姑从华沙回来了，她让我代她向你问好，还让我给你带回来一条Levis牛仔裤。”

我盯着爸爸，眼睛睁得大大的，手里拿着我的第一条牛仔裤。然后以加加林穿越太空的速度，我接受了“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这个说法。

——比芭姑姑怎么样啊？

我问爸爸。他正在用一块抹布给我擦眼泪。

——她还能怎么样啊？！他们从华沙回来，你想想吧，正好撞见赖因魏因一家住在他们特雷兹吉广场的公寓里！据说他们不在的时候，赖因魏因一家就霸占着他们的房子，不过他们一回来，赖因魏因一家就立即把房子还给他们了。好吧，看起来赖因魏因一家很乐意住在特雷兹吉广场，可你比芭姑姑害怕没法让他们搬出去，就算推土机来了也难！

——怎么就没法让他们搬出去了？那柳博米尔姑父怎么办了？

——就他？他什么都不管。他每天只知道跟德丁吉住宅区的富人打网球，可我姐姐却忧心忡忡。这个可怜的人儿住进了巴尔干宾馆，她整天以泪洗面，等着赖因魏因一家搬出他们的房子。

——他们怎么说的，总得有个解释吧？

——他们怎么说的？他妈妈还振振有词：“不管怎样，柳博米尔接到了南斯拉夫通讯社任命他去布拉格担任通讯记者的通知，当然得是我们重新占有这个公寓了。而且，比起让我们动不动就搬家，他们去住一个月的旅馆岂不是容易得多！”我真想打断柳博米尔的鼻子，拔了他的胡子！他娶我姐姐纯粹就是为了利益！

——为什么没有利益男人还是会和女人结婚啊？

我装作很明白大人的问题，这样问道。

——因为爱，当然如此！

——意思就是柳博米尔姑父不爱比芭姑姑？

——他，柳博米尔·赖因魏因？那位啊，他只爱自己的脑袋！

我实在很难完全相信爸爸跟我说的那些关于柳博米尔姑父的话。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姑父的古龙香水味一直挥之不去；还因为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该闭嘴，好让人们觉得他是个思虑谨慎、脑子里总有些重要想法的人。他让我睡在办公室门外，也没能带我去华沙最大的玩具店，可我并不怨恨他。因为我之前就明白从华沙发往贝尔格莱德的讯息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姑父还能把平淡无奇的小事说成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是个本事。

那天早上，因为爸爸帮我驱散了对死亡的恐惧，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角色在一个男孩子的生活中究竟有多么重要。为引人注意，戈里察街区那些身体结实的大孩子很乐意“拿我过世的父亲”起誓。当他们想在小团伙中树立威信的时候，经常会立下这样的誓言——尽管他们的父亲明明还活得好好的。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心里很清楚父亲有多重要。

[1]　俯临萨拉热窝的山峰。

[2]　是一种名叫“生命之水”的李子酒。

第四章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

1967年，加加林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一年后，萨拉热窝足球俱乐部在南斯拉夫获得了冠军。也是在那一年，汤姆·琼斯的新歌《黛莉拉》 （Delilah）登上畅销歌曲排行榜。如果哪个男孩想对女孩说“你让我神魂颠倒，你真是太棒了”，他会说：“你，小甜心儿，你真是个黛莉拉！”

所有年轻人都梦想拥有布鲁克斯（Brooks）跑鞋。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穿布鲁克斯，因为这是时尚。男孩子们穿布鲁克斯就是为了跳舞和勾引女孩儿。在我们这儿，年轻人争相抢购则另有原因：布鲁克斯跑鞋的鞋头是尖的，要是你穿着它往对手的腿上踢一脚，你就能在这场打斗中占据上风。一脚下去，他就只剩下一条好腿了。这时他会一边单脚跳一边哼哼：

“快停下，你妈的，行了行了！”

但是我们这一小拨人中，总有几个家伙仍然钟情于美式中筒鞋。涅戈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他就喜欢穿那种鞋踢人。这一脚实在太疼，对手马上就败下阵来。

“那该死的布鲁克斯算什么呀？纯粹就是为了显摆！就凭我，只要我穿着美式中筒鞋踢一脚，你的眼睛就该变成喷泉啦！”

那一年，作为萨拉热窝少先队员足球队的一员，我参加了一场赛前表演。演出完紧接着就是南斯拉夫对战意大利的欧洲杯决赛了。像体育评论员米尔科·卡门加塞维奇经常爱说的那样：科索沃体育场座无虚席。我有两个表现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头一次，我从对方后卫的两腿之间运过了球；第二次，我用脚后跟一踢，足球经过两个人传到了布尔卡·费尔哈托维奇脚下——他是著名足球运动员阿西姆·费尔哈托维奇的侄子。在这场见面会之后，马尔登·斯蒂皮奇教练让我等到春天的时候向他汇报新情况，因为到那时我就长结实了。

春天到了，我没给他任何消息，因为我知道有问题的并不是我的体力。

“你踢得不错，你很有头脑、也很机灵，可你是长在家里的乖儿子，而不是混在大街上的小男孩儿。对于你来说，足球只不过是一种娱乐方式罢了，你不会为踢球拼上性命的。我看你还是好好上学吧。”副教练斯尔博柳布·马尔库舍维奇亲切地建议道。

那时候，世界各地的大学生高声抗议不公。萨拉热窝也是如此，年轻人紧紧跟随西方年轻人的步伐。经济学院的大学生开始效仿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们组织各种抗议活动，一边唱着“All we are saying，is give peace a chance（我们要说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吧）”，一边前后左右地摆动身体。但关键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这首歌的全部歌词，因此后面紧接的就是“噢！罗拉、罗拉，你知道我不是百万富翁……”这是弗拉基米尔·萨夫契奇——也就是乔比创造出来的新版本。

阿曼多·莫雷诺是个坏脾气的小老头，可他很有意思。他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鸭蛋一样的脑壳上只有几缕头发。他在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分支机构工作。他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常用他那把吉他演奏那不勒斯风格的曲子，而他最特殊的标志，就是两个前臂上的文身。在我看来，不是茨冈人却文文身，真是不可思议。

“你要知道，儿子，他是犹太人，他原来在达豪集中营待过。”妈妈解释道。

一个周末，莫雷诺正在我们家唱阿德里亚诺·赛伦塔诺（Adriano Celentano）的歌，我顺着楼道一路飞奔，身后三个男孩紧追不舍，他们想给我一顿痛打。因为之前我把他们的三轮车解开，任由它沿着戈鲁莎路冲了下去。最后它撞到部队医院的围墙，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四分五裂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赛迪奇一伙儿拦在老杂货店门口让我交过路费。

所以，莫雷诺拉着我的手从楼梯间里走出来帮我算账，他的声音简直像雷鸣一样。他大吼着驱赶赛迪奇一伙儿，碗橱里的玻璃杯都碰到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他把我带回餐厅，轻柔地抚摸我的头发，虽然我都比他高了，可他还是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然后，他开始唱歌。他唱的是《两万四千次吻》 （Venti quatro mille baci），爸爸妈妈甚至搂在一起合着拍子左右摇摆。莫雷诺拿起他的吉他。每次他一换和弦，一只手臂上文的数字就露出来了。他另一只胳膊上文的是两个嵌在一起的三角形。

“你看什么呢？这是大卫之星，”当他注意到我正饶有兴致地盯着这两个三角形的时候说道。“大卫是一个犹太王。”他看到我惊讶的神色解释道。

我问他这两个嵌在一起的三角形有什么含义。

——站起来，我告诉你。

等我站起身来，他指着我裤子的门襟。

——底下的……

我立马低下头去，脸红得像个番茄。因为我看见大家都在看我。

——……也在上边。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头顶上方。

我压根儿没明白什么意思，我看看他的裤子门襟，又看看他的脑袋，这时他继续说：

——所以上边的也在下边。

我羞愧万分，脸上好像在冒火一样。没等他说完，我在大家的笑声中逃了出去。我一路朝着高处的戈里察跑去。

我挑了穆斯塔法·马贾尔走过的路，这位有学问的军人曾为了到萨拉热窝从这儿取道。就在不远处的土耳其市场上，他被一个不知名的无赖杀了。穆斯塔法曾说这个世界上满是下流胚，那个要了他命的无赖真的证实了他的论断。

爬上了黑山，我停下脚步开始静静聆听。我整个身体里回荡的都是砰砰的心跳声，还有犹太人的箴言：“在下边的也在上边，在上边的也在下边。”我坐在地上，低头看看下面的萨拉热窝，又抬头看看上面的天空。很快，夜幕降临了，城里的灯光一点点亮了起来。戈里察的几对恋人在附近幽会，可以说是在老人的坟墓上进行的一场爱的旅行。经历过这样的“远足”之后，女人们就变成了“可怜人儿”。

我一直爬到山尖上，就在坟墓的上面。上边有什么、下边有什么，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尽管周围没一个活人，我还是仔细确认了一下没人在看我，然后头朝下倒立。于是，萨拉热窝到了上面，而天空在下面了。我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一直到脖子疼得不行才停下。当我重新直起脖子回到正常姿势，一切也都归了原位：萨拉热窝在下面，天空在上面。我朝老人的坟墓瞥了一眼，一个“可怜人儿”和一个年纪比她大些的男孩一起朝远处走去了。我朝着坟墓往下跑，决定到那儿去头朝下待一会儿。就这样凝视着马里因德沃尔教堂，看着火车在大地的上方航行，而天空在下面，见不到底，这种感觉让我兴奋不已。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明白了原来犹太人大卫之星的智慧就藏在萨拉热窝的景象之中。为什么非要我把一切都倒过来才能看得如此清楚呢？在下边的也在上边，在上边的也在下边。天黑了，血液涌向我的大脑。

帕沙、阿罗、涅戈和我，我们背靠着老人的坟墓坐在地上。天很热，我们决定不再当小孩子了。我们面前摆着一大瓶红酒。我们抽着没有滤嘴的黑塞哥维那香烟。酒瓶子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太阳正当中，帕沙问我们醉了没有。当我们回答说没有的时候，他一阵嘲笑。

“那咱们试试小口抿吧，我哥哥以前试过，他说这样喝更容易醉。”

于是我们开始小口喝这瓶廉价的红酒。很快，我们就开始傻笑起来，接着眩晕感就袭来了。我们就像三个梦游的人，踉踉跄跄互相推挤着走到了长满绿草的斜坡上。最后我们都瘫倒在地上，廉价的红酒和炙热的太阳让我们很快进入梦乡。这一觉睡得如此深沉如此阳刚。我们再也不想做小孩子了。

等我们醒来时，一年都过去了。一群巴尼亚卢卡[1]的女孩突然来到了萨拉热窝。一场地震摧毁了她们的房屋和学校，她们是来我们学校补课的。

当她们从巴士上下来往宿舍搬行李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观察她们，提前挑选好要带哪一个去老人的坟墓。帕沙已经有米尔萨达了，米尔萨达之于帕沙就像斯内扎娜之于我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俩的感情是有结果的，尽管他们也经历了万般磨难。这些刚从巴尼亚卢卡来的女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可怜人儿”。内文卡比较合我胃口，而阿罗呢，看上的是个叫梅丽哈的女孩。

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课上，有个叫维耶科斯拉夫·舍帕雷维奇的人到我们班讲话，他是社会救助的负责人，让我们务必要仁慈对待这群来自巴尼亚卢卡的客人：

“他们的房屋都没有了屋顶，家庭也被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摧毁了。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拆迁安治援助微不足道。至于你们呢，你们应该向她们伸出友谊之手。像真正的同学那样。向她们伸出手吧，免得我还要烦你们。”他调侃道，尽管这样他仍一脸严肃。

对于这个让我们觉得厌烦的人，我们还是很相信他说的话的。在离开之前，这个社会救助的负责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的讯息：

“我希望你们不要有男女之间的非正常接触，因为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不经意的触碰就可能导致更加亲密的接触，而这会导致提前‘ejaculatio[2]’，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生命。愿上帝保佑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一个月后，我们听说他被抓起来了。原因是他卷走了萨沃科瓦切维奇侦察兵支队的公款，而他正是那里的局长。于是我们明白了其实他先前禁止的非正常接触是可以的，当然“ejaculatio”也是可以的——尽管我们并不懂拉丁文。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我坐在老人的坟墓上，全神贯注，因为我正等着内文卡。我在思考一男一女独处时彼此会说些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跟她说她的兄弟？她的家人活下来了吗？她多大了？或者应该谈谈我的情况？我担心自己都没好好看过她。也许她会比我以为的更漂亮呢。

突然，她的身影出现了。我呆住了，视线紧紧锁定在她身上，我很快就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漂亮，当然也算不上丑。我曾在大课间抢过她的羊角面包，那时候并没感觉到她的胸有这么大。她问我多大了，我回答说：

“十四。”

“那你的个子真是太高啦。”她有些吃惊。

我依然沉默不语。

她朝城里望去。我越来越觉得心慌了。

“你眼睛真漂亮。”她说。

我盯着她，大张着嘴巴，就好像迪纳摩俱乐部的守门员贝林一样——在马克西米尔体育场上，当阿西姆·费尔哈托维奇以一个假动作骗过他进了一球时，他就是这个表情。最后在萨格勒布的这场比赛中，萨拉热窝队以3:1的比分胜了迪纳摩。

我说不出话。刻意恭维她吗？如果我说“你的眼睛也很漂亮”，她肯定会觉得我在取笑她。她把脸转向城里那边。比起现在在老人的坟墓上受煎熬，我还不如去格陵兰岛呢。

我主动说出的第一句话听起来糟糕极了。我嗓子很干，于是我鼓起勇气说道：

——天啊！我怎么这么渴啊！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她往我这儿瞅了一下。

——真是奇怪，你看你们这里，虽然没有河，你们却能喝上世界上最好的水。但是我们呢，虽然巴尼亚卢卡就在弗尔巴斯河旁边，可我们喝的水却有一股腐败的味道。

内文卡靠近我，抓起我的手，深情款款地看着我的眼睛。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她要比我成熟得多。我稍微挪开一点，假装自己远视。

——你不这么近的话我才能看清你。

她仍然抓着我的手，冲我微笑。我倚在坟墓上，冰凉的石头让我觉得稍微缓和一点了。内文卡再次靠过来，开始亲吻我的唇角。而我呢，我迅速大头朝下，双手撑在石头上，摆出要做倒立的姿势。她突然大笑起来，问道：

——你要干什么呀？你真是个疯子。

我就保持着这个姿势，凝视着我最爱的景色，一切都是颠倒的。萨拉热窝在天上，天占据了萨拉热窝原来的位置。夜里繁星满天，更是漂亮。天上地下都是闪闪的光。我变得轻飘飘的了。头一次，我感受不到肌肉的重量，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失重感觉。我大声重复道——就像印度人围着篝火跳舞时那么高的声音：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

我再也不为理解犹太人的箴言而担心了。我还大头朝下待着，听见内文卡说道：

——你说什么呢？快过来！

整座城市消融在璀璨的星光里。就像那两个三角形隐藏在大卫之星里一样。我失去了知觉，就连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只觉得身体里的血液在四下流动。从上面流到下面，从下面流到上面。在我手里，握着一个女人成熟的乳房。乳房的触感就像奶油圆球蛋糕上的果酱。我一会儿朝左看看，一会儿朝右看看，就好像在参加一场乒乓球比赛。这时内文卡攥住我一只手，慢慢朝下面滑。我的血液直往上涌。我朝下面看看，脑子里突然冒出阿德里亚诺·赛伦塔诺的那首《两万四千次吻》！

我揭开大卫之星的谜团一年后，传来了人类首次月球漫步的消息。但是在戈里察，有人说这就是好莱坞使用了特技的摄影罢了。听说是有人把电视摄像机摆在撒哈拉沙漠里拍出来的，人们都说阿姆斯特朗绝对不可能在月球上漫步。冷战期间支持苏联的人都是这样以为的。

——要是这样的话，加加林先前也不可能到月球上逛一圈！真的！

有个邻居出生在蒙特内哥罗的喀斯特区，他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品评一番，满是不屑：

——好像人们不得不去月亮上找石头似的！在我们达尼洛夫格勒到处都是石头，我都不知道究竟能拿石头来干什么！

戈里察有一小拨人相信人类确实登上了月球，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事情的结局太简单；我喜欢复杂。当加加林不幸丧生之后，我对宇宙的兴趣骤然减弱了。那段时间，我关注得更多的是地上的事情，而不再是天上的事情。

“穆拉啊，”妈妈看着电视上两个美国人在月球上漫步的场景叹了口气，“人类都登上月球了。那你呢，你就不打算踏进一套新公寓吗？”

爸爸假装在睡觉，这让妈妈更生气了。她固执地把在戈里察生活的艰辛一条一条列给他听。

“你永远都得不到你应得的，我就跟你说过！看吧，堂堂一个信息部副部长，就只有一间半的房子！”

穆拉当然没有睡。他躺在沙发里，睁一只眼看电视里人类登上月球的画面，而另一只眼是闭着的。他这样做，无非是想逃避桑卡喋喋不休的指责。

“天啊，穆拉，难道我真就得一辈子自己烧水洗澡、生炉子取暖吗？有没有人同情我啊？”桑卡开始诉苦，“难道我就没有权利使用集中供暖吗？”

“权利，你当然有。只不过你得行使才行！”爸爸响应到，他再也无法眯缝着眼睛沉默下去了。

——你折磨我还不够，还要嘲笑我是吗？！

——你不要怨天尤人，桑卡，应该学会知足常乐。想想人们经常说的，比如犹太人诅咒人的时候都会这样说：“真希望上帝给了你一切之后再全都收回去！”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也就没什么好损失的。

想跟爸爸聊这些话题很难。对他来说，关于历史问题的大争论远远要比住房、取暖这些鸡毛蒜皮小事重要得多。一旦脑袋里装了太多这些东西，他的思绪就会走很远，当然说出来的话也就跑到别的大洲上去了：

——你啊，桑卡，你总是不停地说我们在这儿过得很艰难，可你想想那些生活在非洲的人，想想帕特里斯·卢蒙巴和他的悲惨遭遇，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啊！

——你儿子现在都上中学了，难道中学生不该有自己的房间吗？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你的卢蒙巴过得怎么样！

最后我们搬到了卡塔戈沃鲁西奇街9A。面对桑卡无休止的责备，穆拉再没有勇气听下去了，于是我们就从郊区搬到市中心，从一间半的公寓搬到两间半的公寓。穆拉在他们部长面前软磨硬泡，这位部长最后终于帮他搞到了一所大一些的社会住房。爸爸之所以决定要找一套新房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厨艺，而且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从此以后，他就能给朋友们做一顿正宗的波斯尼亚烩菜[3]了，而我也有了自己的房间——我们总是摆脱不了的半间。我认为这都是铁托手下那些能干的经济学家构想出来的。他们用自己的名字给东西命名。说成两间半而不是两间，虽然面积上没什么差别，可这样听起来更加有吸引力。只不过实在无法说明白这个半间到底是怎么来的。同样，三间和两间半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很难讲清楚。但这区别总该是有的。一成不变的是这半间总是属于我的。我的房间跟楼道之间以一面玻璃墙做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橱窗。桑卡专门做了带褶皱的窗帘，但这窗帘其实更适合挂在宫殿里，而不是两间半的公寓里。她把窗帘挂在玻璃窗的窗框上，她说这样做是为了给我营造私人生活的空间。

——看这窗帘！像不像灯啊？

——像，真像灯一样！

我一点也不讨厌这个房间，当然也不讨厌这窗帘——尽管这窗帘看起来一点都不适合我们的新房子。是“灯”这个字让我觉得别扭。什么样的灯？怎么能把窗帘比作灯呢？灯吊在天花板上，窗帘顺着墙直垂下来！好吧，我最好还是闭嘴，不能破坏妈妈少有的好心情。

然而，这个新房间对我的诱惑力还不够。有时候，我会溜回戈里察，去找帕沙、特伦曼、涅戈和哈里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老杂货店附近度过的。住在卡塔戈沃鲁西奇街有一个好处：这里离我以前生活的街区并不太远。我路过摩天大楼，穿过久拉契·贾科维奇街，爬上克柳沙街，再走一小会儿，就是戈里察街区了。

一天，帕沙家搬去了什夫拉基诺塞洛。于是我们整个小团伙决定转移到塞塔利斯特咖啡馆，这里也就成了我们几个人共有的新街区。对帕沙来说，留在咖啡馆所在的久拉契贾科维奇街要比爬到戈里察去轻松多了。

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成了我们的聚集地。我们中一个人点杯咖啡，再有一个人点个水煮蛋。这样我们就能在店里待上一整天，而且服务员也不能借口我们没点东西而发牢骚。很快，我们同佐兰·比兰、斯拉贾、兹拉坦·布拉伯蒂奇和诺卡建立起了友谊，他们几个把我们叫成“印度人”，因为我们来自戈里察。说到底，塞塔利斯特咖啡馆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它在戈里察街区底下，从这里再往前就进入市区了，选择这里让我们免于跨越市中心与“茨冈人的破房子”之间的分界线。此外，这里靠近第二中学，方便我们偷看女孩子，不过得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好像她们在我们眼中无关紧要。

我们的新公寓成了妈妈生命中最重要的杰作。她办了贷款，在土木工程学院的互助会借了点钱，用来购买家具。一个天鹅绒的三座沙发，还有两把配套的座椅，一个电视柜，一张餐桌。她在餐桌上铺了一块带花边的桌布，是她绣了很久才做出来的。桑卡长期埋藏在心中的渴望终于成真了。

“终于有窝啦！得救啦！”桑卡终于如愿以偿，欢呼起来。

桑卡给家里添置了一块中国织毯，这可是家里最贵的一件家具了。她在上面盖了一层半透明的尼龙布，说是为了避免把地毯弄脏。

我们总是坐在地上，吃饭也在地上。既然用块塑料就能保护好地毯，何必再花钱把它拿去干洗呢？我们家穆拉啊，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弄得哪儿都是。要是他下厨，那就更是场灾难了，阳台都会让他弄脏的，因为他从不讲究条理。妈妈跟新邻居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跟她们讲道。

我把妈妈的这项专利叫作“保护贵重物品免遭迅速毁灭”。

我们搬进新家的那天，桑卡还为我们准备了另一个惊喜。因为桑卡所说的“住得像个人样”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她从一年前就开始织一张巨大的维勒鲁瓦挂毯。因而我们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张又重又大的挂毯挂在墙上的小钉子上，挂毯上绣的是一个小马车在林中小径上远去的情景。

“你看，埃米尔，这就是人生之路，是生命之道。我们就是这马车中的乘客，它决定了人生的漫漫旅程最终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多有象征意义啊！”爸爸跟我说道。随后他又故意对妈妈说：“桑卡，我真得向你脱帽致敬，这是你做的最好的一件杰作！”

他的语调满是夸张的意味，妈妈的挂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爸爸浪漫的一面好像被他长期遗忘在地下室了一样，趁这个机会，爸爸又把它重新找了出来。

1969年，外公在穆斯塔法戈卢比奇街2号的大房子被卖掉了。没过多久，房子就被拆毁了。因为警察之家要进行扩建。就这样，这所颓败的公爵别墅——这所见证了我童年时期很多重要经历的房子，在世间消失了。与努曼卡迪奇一家有关的一切从此成了我们回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灵魂仍然浸润在它的庄严之中。随着房子的拆毁，我人生最初的那些片段在遗忘中渐渐远去，可另外一些事情，却已悄然开始。

卖房子得到的钱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两姐妹、一个兄弟，还有外公外婆老两口。其他人都用这笔钱在赫拉斯尼街区各自买了新房子。说到搬家，最痛苦的莫过于外公了。他一点儿都不想动，为这事儿烦心不已，甚至连路都走不了了。

“埃多，带我去瓦库夫吧，我想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他对我表哥埃多吐露心声。

埃多竭力想帮他找回好心情，于是他开玩笑说道：

“在我拿到学位之前你可不能死啊。你得先把我送到巴黎去看看蒙娜丽莎，然后还得再等上十几年，到那时候你愿意离开就没人拦你了。”

——说到巴黎啊，我把这笔钱都存起来啦，你要是想去明天就能去了。可要说到学业，你还得抓紧啊。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不得不给天上的判官捎个口信了，让他给我缓缓刑。要是他同意了，我就能看到你拿到文凭的那一天了。

卖房子的钱能用在刀刃上，外公很高兴。他女儿也同样如此：桑卡在普利弗雷德纳银行开了个外汇账户，把她分得的那部分钱存了进去。

——谁知道没准儿什么事就需要这笔钱了呢！埃米尔都快长大了。要是老天愿意的话，让埃米尔能在学校好好学习，我们就把他送到最好的学府去深造！

[1]　位于波斯尼亚西北部的城市。

[2]　拉丁语，意为射精。

[3]　一道波斯尼亚特色菜，里面有各种肉和蔬菜。

第五章　被中断的电影处女作

1972年，动作片导演哈伊鲁丁·西巴·克尔瓦瓦茨为我打开了国内电影之门。凭借一句“真走运，那儿就一个站岗的，咱们把他们都炸上天！”，我的名字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了南斯拉夫电影的片头字幕中。在这部名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电影里，我仅有这一句台词，然而正是这部电影甚至让克尔瓦瓦茨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都出了名。这句台词一说完，我就迎来了在电影中的第一次死亡。跑着跑着，我面前出现了一队德国兵，他们拿着机枪向我扫射。就在倒下的那一刻，我还发出了最后一声“啊——”。我们为了炸毁敌军的部队提前设下了埋伏，但是我们队里潜伏的一个敌军间谍向德国人报了信。

其实我对电影艺术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做一名演员。父母也不太知道该拿我怎么办，而西巴·克尔瓦瓦茨以让我长长见识为名，把我招进了他的电影里扮演角色。

1971年11月4日，那是个周四。下午六点十五分，妈妈桑卡来萨拉热窝第五中学参加家长会，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完全没有准备好。我上学已有整整六个年头，妈妈却还一直把我当成学前班的小学生。班主任决定让她逐渐看清事实，并为我的学生生涯揭开新篇章。老师不知道是该从好几个零分开始说起，还是从经常缺课开始。最后他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因为比起让家长承认自己的孩子很笨，还是让他们接受孩子比较爱闹容易得多。

“学校里什么都没法吸引他，他能在萨拉热窝体育中心打上一整天篮球。我们透过窗户看他。只要大课间一到，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埃米尔拉回课堂里来。”

班主任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所以他从不掩饰对我的好感。跟桑卡走在楼道里的时候，他悄声对桑卡说：

“桑卡，你得找个好理由为他辩护了。才一个学期他就缺了三十九个小时的课！”

说到篮球，我梦想能够超越我的偶像——萨拉热窝的达沃林·波波维奇，他有个绰号叫“平佩科”。他行动快如闪电，能在对方球员腿间运球自如，切断对方配合，两步就绕过对手了。尽管矮小的个头让他看起来像是混在巨人堆里的小孩儿，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最棒的球员。他打篮球的技术绝不逊色于哈林篮球队里的黑人球员。在暂停的时候，他点上一支烟抽起来。帕沙——我们当中最壮的，当然他也想吹嘘自己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那个，对平佩科的这一举动自有他的解释。

“他就得这么做，男孩子啊，肺里会产生气流。就跟你给车加油的时候一样：压力会让尾气从排气筒排出去。我也会这么做，你深吸一口气，直接吸到你的蛋蛋里，然后你就会把这股气从后面排出来。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当我回答“我不知道”的时候，他认定我是在嘲笑他，于是开始追着我在篮球场的副场地上跑。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像是一群年轻的熊，磨尖了爪子互相打斗来增长力气。虽然打在身上还是很疼的，但我们嘴角都挂着笑容。

3月8日，平佩科和Index乐队一起在萨拉热窝体育中心唱歌庆祝，我就坐在看台的第一排，跟他唱起我最喜欢的《如果我是某个人》。歌词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当然也想成个人物。我敬畏这位萨拉热窝节上的英雄，而且也打心眼里羡慕他：他打球，喝酒，比赛中间想抽烟就抽烟，而且他还能跟披头士乐队一起唱歌！最最重要的是，他不用去上课！为了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偶像，我改变自己的讲话方式。我竭力模仿他那嘶哑的嗓音。每天晚上，为了躲避人们的目光，我对着镜子假装拿着麦克风唱道：“我向你伸出双臂。”一天，在戈里察老杂货店门口，一个茨冈人停下来听我唱歌，不过他既没有称赞我的嗓音，也没有表扬我的表演：

“你啊，小家伙，你要是整天这样唱歌，会连饭都吃不上的。”他对我说。

他的这个论断让我很沮丧，但是我很快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在听到他这样说之前，我早就非常明白等待我的绝不是歌唱生涯。我自己听自己唱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然而，那个茨冈人的意见深深影响了我，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到篮球事业中去。

同年，在南斯拉夫杯比赛中，波斯尼亚青年队战胜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这是波斯尼亚青年队最大的胜利了。整个萨拉热窝体育中心回荡着观众有节奏的高呼，大家一齐喊着达沃林的绰号：“平佩科、平佩科、平佩科！”帕沙、涅戈、贝利和我，我们四个坐在看台的最后一排，在一排法国梧桐的树荫下。再一次，我们中间自诩最聪明的那个证明了一个有智慧的评论员是多么的重要：

——你知道“平佩科”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一天，奥斯莫在萨格勒布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睡觉，一个妓女走上前问他：“你的‘平佩科’想来一发吗？”

——你说谎。

——以我死去的老爹的脑袋起誓！在萨格勒布，人们说“平佩科”就是指下边那个东西。

——这跟达沃林根本没有关系。他一个耳垂上长了赘疣，人们管那个叫“平佩科”。这是我老子跟我说的。

我为我的英雄辩护。说真的，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所使用的词汇有些是不同的。克罗地亚人只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萨格勒布人说“平佩科”，而萨拉热窝人说“丘纳”。这个关于语言的智力小锻炼让我从篮球想到了手球。当达沃林带球过人一路所向披靡，不断将球灌进篮筐里，让红星队的球员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却开始思考手的问题。因为“平佩科”这个词。

我们最著名的手球运动员要属梅姆农·伊扎科维奇了。所有人都叫他丘纳。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生活在萨格勒布，大家肯定也会叫他“平佩科”。我不知道他如何得到了这个绰号，但我十分了解他的致命大招。我之所以喜欢看这种比赛，主要是因为赛前的表演。波斯尼亚青年队的支持者从伊扎科维奇的手法中汲取了灵感。他们加油呐喊分为两个阶段——起初他们有节奏地高呼：“丘纳老大。”到后来，他们就开始喊：“丘纳。”比赛刚开始平平淡淡的时候，大家喊的是“丘纳老大”。然而，当伊扎科维奇把对方的守门员从球门拉开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了秘密武器：“瞄准那个基佬的脑袋！”帕沙喊道。我暗自思考：如果一个人知道“丘纳”这个词的意思，但他是个手球的外行，当他听到八百多个人异口同声地高喊“丘纳、丘纳！”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呢？我想，这么多人如此开放地一齐高喊男性生殖器官的名字，这种地方恐怕在全世界也没几处吧。

事实上，这就像是一个用代码表示的讯息，或者说是支持者和球员之间达成的某种密不可宣的协定。当伊扎科维奇听到这个讯息，他瞄准了对方守门员的脑袋。要是他没击中目标，就重新瞄准一次。只要他把球打进球门，现场观众就会冷静下来，大家也就不再只盯着伊扎科维奇的生殖器了。于是，大家重新喊道：“丘纳老大！”

达沃林·波波维奇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没有永别赛场的泪水，也没有欢送会。他渴望的只是一种更加简单的生活。这才是为什么他不再打篮球。一天晚上，他正在自己新开业的克瓦纳饭店里打牌，他的一个朋友找到他说：

——达沃林，以我妈的脑袋起誓，你真是疯了！比赛都开始了，你还在这儿玩纸片儿？！

——我自有章程。坐下喝一杯吧！

——喝酒啊，没门儿。我们去比赛吧，我把你的行头都带来啦。

——从今往后，我这个歌唱家再也不打球了。

真实情况是，达沃林放弃了篮球事业，每天晚上都在克瓦纳饭店打牌。这个新饭店的店面原先是个酒馆，就是特雷贝维奇。正是在这儿，洗衣工阿利亚——抑或说是克拉克·盖博，喝得酩酊大醉，最后去了另一个世界。当达沃林打牌的时候，他总是同时做这四件事情：他坐在那儿，喝兑了苏打水的酒，打牌，把饭店赚的钱揣进口袋。他跟爸爸成了朋友，两个人经常晚上小聚一会儿。正是这样，我们被邀参加了新咖啡馆的开业典礼。典礼当天，满眼都是人。萨拉热窝市长柳博·科约同志致了辞。当时，在南斯拉夫那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私营企业是不受鼓励的，但达沃林好像是个特例。

“达沃林，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意能顺风顺水！不要管左右的人说什么。祝愿你的店能赚钱！不过你要注意的是，不要让乌斯塔沙或是我们国家以及铁托同志的其他敌人聚在你这儿。”

掌声！科约同志竟然没提到切特尼克人[1]——尽管照惯例来说他们也是会被提出来的。科约在萨拉热窝已然很有名气，而且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一天，他得跟奥地利一家公司的企业代表进行谈判，这家公司要帮萨拉热窝开发一个不动产的大项目，可是他一门外语都不会讲，最后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设法应付了。因为身边没有一个翻译，他只好自己接了一通从维也纳打来的电话：

“我是柳博·科约，萨拉热窝，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砰砰砰！”

达沃林·波波维奇离开篮球赛场之后，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那就是兰科·武科维奇·兹拉特尼。他是我表姐杜尼娅·努曼卡迪奇的男朋友。而我呢，我又重新回归到了我的初恋——足球身上。马恰·玛柳卡诺维奇是我小学时的一个玩伴，他带我进了博斯纳足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会参加地区联赛。第一次训练之后，我感觉全身肌肉酸痛难耐，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两天。从那以后，我心心念念都是足球。我在梦里总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比赛招式，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因为在科索沃沙地球场上的每一次比赛都是一场真正的表演。萨拉热窝队在主体育场上不被允许的事情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在这种地区联赛中，汇聚而来的不仅包括酒鬼和地方上的小头头儿，还有一些眼光挑剔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甲级联赛，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比赛不过都是些弄虚作假的桥段。而在这里，人们大喊、咒骂、高歌，但是也少不了李子酒和露天烧烤。比赛经常在公共场合进行，而不只是局限在小小的球场上。不过就算是在这个联队里当一个看客，也会有危险。对于我来说，最艰难的就是对阵帕莱的罗马尼加队了。

第一次，当波斯尼亚足球俱乐部的大客车在罗马尼加俱乐部的体育场前停下来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很显然，他们的体育场是从南向北倾斜的。我们下了车往更衣室走的时候，一小拨帕莱的球迷朝我们边打手势边骂道：

“嘿！死基佬，要是不想变成肉泥的话，就别靠近我们的球门！”

我绝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的侮辱，于是挺身站在他们面前。马恰立马拽住我的夹克衫，打算把我往更衣室拖：

“库斯卡，别在这儿逞英雄，太危险了！”

我知道这些罗马尼亚人不是合唱班的小孩子，但我从来都不愿意忍受被人欺凌的境遇。

“‘堵上耳朵，走吧。’这是命令。”

我的球衣后背上是个10，而这场比赛就从10号开始了。

“10号，欠操的货！10号，你妹让人轮流亲！”有人喊道。

对方2号球员的任务就是盯着我。只要看看那个家伙的两条腿，我就能确信成吉思汗率领的游牧民族真的到过巴尔干半岛。要说那两条粗壮的弓形腿是腿，倒不如说是两截木桩。他的脸上一直挂着蒙古骑兵的笑容。就像体操运动员米罗斯拉夫·采拉尔在鞍马上灵活旋转一样，这两截木桩迅速把我围了起来，挡住我的视线。只要有球朝我这边飞过来，他就立马把球截下。要是我有幸接到了球，然后开始运球，最终球又会不可避免地停在他的脚下。对方球员的支持者紧盯着10号的妹妹不放。尽管我没有妹妹，可他们的中伤还是让我不舒服：

“你妹妹让人亲啦，10号。等一会儿就轮到你啦！”

直到上半场已经进行了四十分钟，我才想出一个对策。这个对策并非来自足球理论，而是来自街头规则。我打算利用这些支持者以及凭空捏造出来的妹妹扭转局势。我向右后方一直瞄着我的对手讲了我生活中遭遇的困境，这悲惨的命运让他有些动情。这就像是民粹主义的歌曲总是以兄妹之间的情感为主题。人们都说，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在现实中，只有兄妹之间不存在杀戮。妹妹不会杀哥哥，哥哥也不会杀妹妹。

“我家里面只有妹妹和我两个人。爸爸妈妈都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就让我进到十六米的范围内吧，如果我能进一个球，人家就会给我发一笔奖金，这样我妹妹和我就能活下去了。我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的，老兄，我会报答你的。”

他惊得目瞪口呆。一会儿他就怒不可遏，可已经太迟了。我转身在半空中拦下了一个球，用胸脯垫了一下。我加速奔跑，从守门员背后把球踢进了球门，他只能绝望地朝着我这边滑过来。

在这个体育场上，上半场根本决定不了最终的胜利。下半场在倾斜的场地上占上风的那一队才是最终赢家。没有哪个裁判员敢把这个有利位置留给外来的参赛队。我们最终还是以1:2的比分输掉了比赛。

要说比去帕莱更为冒险的比赛，那就只有去沃约科维奇了。在那儿，当地球队的每个球员身上都藏着针，他们把针缝在运动衣的袖子里。只要你进了他们那半部分球场，他们就朝你涌过来用针扎你。你就会像游蛇一样弃球而去，离开对方的球门。如果你向裁判抱怨，裁判会以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看着你，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时候对方球员就会故作无辜地撩起球衣的袖子给裁判看——然而他们的妻子巧妙地给他们多缝了一层袖筒。

在这个联赛里，没人会得到奖金。我们踢球只是为了混一顿好饭。获得胜利的球员会到皮里贾家咖啡馆庆祝，盛宴基本上就是两道菜：羊羔肉和小葱。而面包呢，波斯尼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处是管个够的。皮里贾的店就在副看台对面，这样客人就能一边吃饭一边享受比赛了。平常的日子里，皮里贾很清楚如何给客人们加点佐料。他给客人们讲那些足球的外行是如何如何以为自己能从中场就把球踢进球门的。

“什么？从中场进球，没有守门员吗？要是你乐意的话，一会儿我就给你展示展示什么叫五发五中！”顾客挑衅地起哄道。

皮里贾执意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时，这个没经验的顾客就会坚持要证明自己的足球才能，皮里贾见状只会加一句：

“你押1000第纳尔，要是你五个球全进的话我就给你2000！萨米尔，孩子，去拿个球来！”

顾客显然受到了刺激，带着球朝球场跑去。他朝球门的方向踢了五次，可没有一次进球，甚至连罚球区都没到。

“要是玩足球那么简单的话，我爷爷都能踢了！”皮里贾说。趁这工夫，他又跟另外一位想试试运气的顾客赌了一把，而刚才那位顾客还在暗自思索为什么电视上的球员能轻而易举地把球踢进球门。

皮里贾又加了一句：

“我知道你为什么坐立不安，伙计，你肯定在想为什么那些职业球员能做到而你做不到，嗯？是吧，小甜心儿？答案就是他们用好多年的时间不断地训练，脚上的力道已非常精准，而你呢，如果你只是上过两次真正的赛场，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是公平的！”

——来，我再试一次，就算我得输光所有的工资！

顾客坚持。

——那就把你的票子放下吧，大家伙，我赌双倍！

我外公经常说三月会带来霉运，到头来三月把他带走了。这事就发生在1972年3月9日。来得很突然。就像人们常说的，是脑溢血。死神是在夜里把他带走的。他没忍受任何痛苦，这是最重要的。外公就这么走了，扰乱了努曼卡迪奇一家对死亡顺序的预测。他的妻子——我们的外婆，她已经病了很久，我们大家都以为她才是会先走的那个。但命运偏偏让外公走在了外婆前面。

其实自打穆斯塔法戈卢比奇街2号我们大家庭的房子被卖掉之后，外公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以前有每天散步的习惯，可自从房子被卖掉之后，他的这个习惯也终止了。以前他的路线是从家出发，到巴斯卡斯加，再回家。他沿着达尔马坦斯卡街朝市场广场一路向下走，回来的时候要顺着大公园爬上来，从两排“嬉皮士长椅”中间走过。他说走路是为了让心脏保持工作。因为他的孙子孙女都长大了，他就会到大公园里给那些不认识的小孩儿发李子干，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尝一滴朗姆酒。他还会给他们拿来一些小玩意儿，这让他的小崇拜者们高兴得不得了。然而搬到赫拉斯尼街区以后，他就整天坐在家里，回忆往昔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回忆家人还在一起的时候。

外公心里记挂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所有人都爱戴他，都喜欢扎在他的臂弯里。外公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在生桑卡的气。在他离世的前夜，妈妈刚把他的一双橡胶鞋扔进垃圾桶。那双破鞋子外公已经穿了二十多年，他穿着它们在别拉瓦和巴斯卡斯加之间穿梭，桑卡实在忍受不了了。而外公呢，鞋子走了形的样子才让他满意呢。因为鞋子变得太大了，他甚至可以直接把那双鞋套在别的鞋外面。

这场争吵和外公的突然离世让桑卡心绪不宁，她站在厨房里，手中拿着一双新的橡胶鞋。她把手臂向前伸出，朝着另一个世界，像是要跟去世了的外公和解。事实上，外公在那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的心从没有离开别拉瓦那栋公爵的房屋，而留在他胸腔里的那部分心脏根本无法支撑他再多走一段，或是照顾他生病的妻子。

在妈妈的爸爸去世后，我爸爸极尽能事展现巴尔干男人温柔体贴的一面。当我向妈妈表达看到爸爸这样关心她，我内心有多高兴时，她回答我说：

“你不了解你爸爸。他肯为自己的妻子花心思。方圆百里的人都很清楚他这一点。就算跟他要鸟的乳汁，他也会去鸟窝里给你找的。”

爸爸虽然离不了掺水的白葡萄酒，可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去了。这对妈妈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朋友们都来我家里看望我们。当然我也不能再去萨拉热窝体育中心了，甚至连足球都不能踢了。

“要是你不能把那些0分的课程追上来，就别想出去踢球。”爸爸对我宣布。

他让妈妈带我去参加田径运动，因为“只有运动之王才能让青少年和谐发展”。这样爸爸就能一举两得了：首先，桑卡的伤痛会好得更快，因为我们会在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其次，通过观察来我们家的各种重要人物，我能学到各种东西。

我一点都不想去参加什么田径运动，但没人征求我的意见。那段时间是我运动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就在科索沃体育场旁边，既是值班室，又是更衣室，还是博斯纳俱乐部的办公室。整个只有三十平方米大小。当我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眼睛从不敢离开天花板。天花板都斜了，靠一根很细的梁撑着，我总觉得它随时有砸在我头上的危险。那儿的门卫同时还充当着教练的角色。训练过程中，他不停叫我把膝盖再抬高点：

“腿抬高，腿抬高！”

他的妻子在给孩子喂奶，时不时地透过窗子看一眼究竟是谁让她丈夫总是强调腿抬高。一看见是我，她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婚姻并没有受到威胁。我的教练执意要我抬高膝盖，因为他觉得我能成为一个二百米跨栏的好苗子。我脚上穿的是大两号的跑鞋。事实上，穿这双鞋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南斯拉夫人民军的退役军官和两个学物理学的女大学生。我们四个就是这个田径俱乐部的全部成员了。我按照上课的时刻表安排了训练的时间，要是哪次训练能让我自己一个人穿这双跑鞋，我可就高兴坏了。

有一天，我比平日里稍早一些来到了田径赛道上，因为之前的那次训练被取消了。我想彻底解决掉鞋子的问题：

——能不能找双小一点的鞋啊，不用太新，比这双小两码就行。我穿着这双鞋跑起来太费劲！

——你小子，你要知道我最讨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了！你要是以为凭你爸是个副部长你就能要什么有什么，那你可就错了！

这个男人的古怪性情让我摸不着头脑。

——不是这样的，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因为我爸我才需要鞋子的，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提高跑步速度。

——听着，小子！要不你就乖乖接受这里的规则，要不你就滚出体育中心，从我眼前消失！

当他说出“体育中心”这几个字的时候，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的争论也就到此结束了。

在做热身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一只脚底下怪怪的。但是为了不受到教练滔滔不绝的指责，我一个字也没说就大步冲向了第一个栏杆。

“腿抬高，妈的！”他嚷道，“你要是因为撞上栏杆而摔到地上，肯定会把膝盖擦破的，到时候别人肯定会说是我的错！”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体育场上回荡，这时我觉得我的右脚上好像多了根脚趾头。我抬起右脚，有什么东西在鞋里面动……怎么可能呢？一只老鼠——一个小小的啮齿动物，偷偷溜进了退役军官穿过的这只鞋子。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惊慌失措中，我狠命地往沙砾地面上跺脚，可那只老鼠动得更厉害了。于是我开始冲刺，我抬起腿来，像着了魔一样用力踏在地面上。我真希望这只啮齿动物禁不住我的重量死在脚下，这样我就能把它从大两码的鞋子里弄出去了。我停了一会儿，然而它在我脚边动得更厉害了。很显然，当我不跑的时候，它似乎觉得更不舒服。好像它十分乐意看到一个人类因为它而陷入糟糕的境地。我刚一停下来，它就开始跺脚，好像在问：“这个蠢货为什么停下来了，难道他没看见我在他跑得快的时候状态更好吗？”我又开始跑起来，像个疯子一样，发出低沉的叫喊声。就在那天，我以最快的速度绕体育场跑完了一圈，而且鞋子里面还带着一只老鼠，这让我觉得十分荣耀。我短暂的田径运动员生涯到此结束了。

自从有了“在家喝酒，不去咖啡馆”的新理念，我们家的事情都开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萨拉热窝电视新闻的记者描述的也就是这样的情形了。爸爸经常和他的好友们聚在我家，他们都是因为禁不住波斯尼亚烩菜的诱惑。在这些来客中间有医生、工程师、导演，但我也就瞥他们一眼而已，就像以前还住在戈里察街区、我躺在沙发上装睡的时候一样。不过后来我也坐到他们中间去了，只不过仍旧不参与他们的谈话。有时候，在他们讨论过程中，我会产生疑惑，但我颇喜欢以点头的方式强调大人们叙述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他们帮我找到了一种解释经常缺勤旷课的好法子。西巴·克尔瓦瓦茨成功地从他的一个情妇那里弄到了份证明，说我得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进行几次运动疗法的膝盖治疗。

到了学期末，像魔术师一样的电影艺术家西巴·克尔瓦瓦茨安排我从萨拉热窝第五中学转到了第二中学。塞尔维亚语和哲学是我最喜欢的学科了。我发现了作家拉多耶·多马诺维奇，他从此照亮了我的生活；而在哲学方面，在三段论的学习中，我发现作为黑塞哥维那后裔是有优势的。我们，黑塞哥维那人，我们能够通过捷径获得符合逻辑的结论。在萨拉热窝，如果有人想刻意冒犯别人，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黑塞哥维那人跟全人类作战。”我学着有逻辑地进行推断，但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哲学老师米拉诺维奇·斯雷托尤其吸引我。他总是心不在焉，可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一天，他胳膊底下夹着一本登记簿回家去了，等到第二天，他拿着同一本登记簿，但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因为那时是春天，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直到办公室里的一个老师给他提了醒，他才注意到。

家里的来客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在吃吃喝喝之前，西巴·克尔瓦瓦茨要看电视新闻。所有人都安逸地坐在电视机前面，听着一成不变的开场白：“今天，铁托同志访问了……”一天晚上，利帕医生转向西巴开始和他交头接耳，还瞥了我爸爸一眼。

——他有没有可能戴了假发？

——伊斯梅特，别没事儿找事儿！

西巴想让他闭嘴，于是这样反驳道。

——这可不是挑事儿，我可是认真的，那就不是他自己的头发。

——怎么就不是了？上帝保佑，你们男人的嫉妒心可真强！

桑卡也加入了讨论之中。

——这跟嫉妒心没关系，桑卡。你也好好看看。那真不是他的头发。

——怎么不是，那就是他的头发，只不过他把头发染了色而已。

奥梅里贾叔叔插嘴道。

——别再胡说八道了！

西巴用手指了指头上的吊灯，小声说道。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为了开玩笑还是真的害怕有人监视。

在戈里察的时候，跟爸爸聊天产生的恐慌与这完全不同。那时候，西巴总是想尽办法不让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尤其是不让别人记下我爸爸究竟说了什么。要是实在没办法，西巴就会在爸爸话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唱起歌来，直到爸爸不再说话。

——谁胡说八道了？

奥梅里贾叔叔反问道。

——你啊，奥梅里贾！

——我可没胡说，我敢以上帝的名义保证！他那个年龄的男人怎么可能没一根白头发？

——现在有一种新的洗发香波，你要是用它洗头发就能遮住白发！

桑卡坚决维护铁托。

——你说的那个，桑卡，那是散沫花做成的。

——圣母啊，我当然知道那是散沫花制成的！让你头发变成散沫花的不是你，是我！

——看吧，妈的！那就不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才没用过散沫花。

利帕医生坚持说道。

我爸爸直到现在还沉默不语，但是以前只要一提到铁托，他可不是这样子的。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插话道：

——我的朋友们，奥梅里贾说的有道理，你们看到的不是他头发的自然色，他是用鞋油染过的！

——用什么？我没听清楚！

桑卡说。

——鞋油！桑卡，你丈夫简直是疯啦！

西巴有些生气，反驳道。

——别再夸大其词啦，穆拉，那怎么也不可能是鞋油！

奥梅里贾火上浇油，装作支持西巴的样子。

——不，亲爱的朋友，只有用鞋油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人的头发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头发会跟化学制剂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而鞋油呢，它对身体健康没什么危害，只要记着不要过量使用就可以了！

爸爸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就像演员博拉·托多罗维奇扮演黑手党时的神情一样。

——上帝啊，穆拉，你怎么能这么说？

妈妈说道。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爸爸问。

——你怎么能说他用鞋油染头发？你真是蛮不讲理。

西巴非常大声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好让桑卡和潜在的监听间谍听到：

——他不是蛮不讲理，桑卡，他是疯了。从前，那些演员涂鞋油是为了扮演黑人，可不是共和国的主席！

这个著名的导演解释道。因为他想到自己以前之所以在格利奥托克服了好几年苦役，就是因为比拿铁托的头发开玩笑还没有意义的小事。

——来，我们唱歌吧，我们不是非要讨论政治啊。

——这不是政治，桑卡！你没看见我们正在探索理发行业的奥秘吗？

爸爸坚持这样说，就像是一个演员在用他最后的伎俩取悦观众。

——穆拉，求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了，我求你了！

此刻，妈妈神情严肃，朝同样放心不下的西巴·克尔瓦瓦茨示意。

奥梅里贾起头唱起了歌——《我花园里的玫瑰有没有开放？》。

在爸爸耍完小把戏、发表完关于鞋油和铁托的独特想法之后，我看准时机，邀请西巴到我的房间里来。他就等这个机会呢。

“他们都老啦！”他对我说，“他们脑子都不好使了，我的小埃米尔，但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问了他一个困扰我多时的问题，他很是吃惊。我看过很多电影，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没什么印象。而西巴关于战地友谊的电影最合我口味。我尤其喜欢《桥》，在这部电影中，一个战士背着一个腿上受了重伤的战友。受伤的那个让另一个把他放下自己去逃生。他的朋友坚决不要在他如此不幸的情况下抛弃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回答：“决不，兄弟。”“兄弟”就是“生死之交的兄弟”的意思，但这个人物使用的语言更加感人。

我之所以向西巴提好多问题，可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答案，我主要是为了证明尽管我得了那么多0分，可我并不是个白痴。

——西巴叔叔，我向你的关于游击队的电影致敬！但是在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人拍一部真正的爱情电影呢？

——呃，我们等着你去读电影学院呢。

——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可是认真的。

——为什么我要取笑你啊？

——我怎么才能成导演啊？

——这不难。首先，你得什么都学点儿，但是不能专攻一个领域。你得什么都知道，又得什么都不知道。这就完美啦。

——同时做到这两点？

——完全正确。不过你得积累经验。

这跟我很像啊，我想，我什么事都想插一手，什么都能勾起我的兴趣。

——经验啊，是要在学校里学吗？

——当然是要靠实践啦。在咱们国家，我们都是通过在现场做助理一点点学会的。

我像往常一样固执地追问道：

——我怎么才能学会拍一部爱情片？

——跟我说说，小伙子，你不会恰好没谈过恋爱吧？

——当然不是，我谈过一次半恋爱呢。

我早就明白，曾经居住在一间半的公寓里对我的爱情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个人怎么可能谈一次半恋爱呢？

——当然可能。第一次我爱上的是斯内扎娜·维多维奇，我偷偷地抱过她好几次。第二次是内文卡，我摸过她的胸。

——你做了什么？

——我只是摸了她的胸，再没其他的了。

——再没其他的了？好吧，你现在该做两件事情：一是爱上一个人，二是摸女人的胸。你得像女人为做千层酥揉面时那样揉女人的胸，而且你要更进一步，做你该做的。

——该做什么？

——呃，只要一切都按部就班，你就不能只做第一条了，一和二都要做，剩下的事情也就顺其自然了。

当我明白该做什么的时候，脸上顿时红得像煮熟的螃蟹，尴尬极了。

——一部爱情片应该讲当代故事。事实上却是一个古代故事，借助服装和道具发生在今天，而故事的主题表现的是一个永恒的人类问题。两个人相爱，但是会出现第三个人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在一起。这一对恋人合力反抗，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最终，爱情还是会战胜一切。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奥默和梅里玛。这些规则我们都是可以在课本中学到的。一个故事应该有开端、发展和结局。学校里都教这些。

我对西巴心怀无限感激，因为是他让我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个做导演的料。虽然我不太明白导演究竟是干什么的，但这都无关紧要。那时候，我就开始为前途担忧了。我时常害怕自己成不了人物。

没过一会儿，爸爸和西巴开始喝酒，晚上的聚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候，西巴对爸爸说：

“你儿子有双大眼睛，好像会说话，我想让他在我导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扮演个小角色，你现在可别跟他说。等到这学期末吧。”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在叫我起床上学的时候，爸爸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要是你能一直拿到好成绩，西巴就让你在他下一部电影里演个角色。”

对于演员这个角色，我真的没什么强烈的感受，但我着实为西巴对我的关爱感到欣喜。事实上，最让我兴奋的，就是“导演”这个词——虽然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天，放学后，我陪妈妈去赫拉斯尼探望外婆。一路上我们都在看路旁商店的橱窗，在一个橱窗里我发现了一台照相机。那是佐尔基牌的，是苏联货，就在货架的角落里，旁边放的是四五个东德制造的柏卡牌的样品。我突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这将是我迈向导演工作的第一步。毕竟一部电影不过是一连串精心排列在一起的照片。

“那个多少钱，角落里那个？”妈妈问售货员。

“那个呀，”售货员回答道，“你得直接跟乌赫尔科谈。那是他的。他住在卡勒莫瓦街上。”

我们要了乌赫尔科的电话号码，决定给他打电话。等他说完价，妈妈惊叫起来：

“天啊！儿子，它都赶上你的眼睛珠儿值钱了！你知道我们能拿这笔钱买多少东西吗？”

“您要是真心想买，太太，跟那个乌赫尔科谈谈，可以分期付款的。”

我看着桑卡，满眼都是哀求，不知道等来的结果将是什么。

——现在我们很缺钱，简直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了。等下个月一日吧，拿出点耐心来。你知道要是你在学校表现好，你爸爸都能把月亮给你摘下来。

——那外公卖房子的钱呢？

她有些不快，封住了我的嘴：

“那笔钱是救命钱。现在这事儿可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你别太过分了。”

原来那个乌赫尔科是一位灯光师，和西巴的电影摄影师一起工作。除了二手的佐尔基相机，他还在出售两个摄影用的大圆灯。组织我和他见面的自然是西巴·克尔瓦瓦茨。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构思我的故事，因为我听西巴说过，没有好故事就拍不出好电影。现在我该做的就是向乌赫尔科展示一下我上课时脑子里都拼凑了哪些情节。最重要的是我要想办法说服他，我想让他当我第一部电影的摄影师。

我开始给他细细讲述我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贩卖人口的故事。他就那样看着我，并不打断我，他肯定觉得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轻率而狂妄的家伙。后来，我向他描述主人公是如何搭乘有轨电车离开市中心，电车又是如何从奥罗曼的糕点铺那里转弯，朝着久罗贾科维奇大厅驶去的时候，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乌赫尔科沉默了一会儿，愣了愣神儿，然后问我：

“跟我说说，你觉得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没问题，”我把握十足地回答说，“电车快到奥罗曼的糕点铺时就脱轨了，然后继续在柏油马路上行驶，再穿过维斯米斯奇纳街，就在这时，主人公跳下电车冲进寺庙里去。寺庙里面传出一个声音告诉他那个芭蕾舞女演员就在幕布后面。”

——等会儿，等会儿，电车怎么能脱轨呢？

——啊，这个简单，这是电影不是？电影里可以呈现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啊！

当天晚上，西巴又来我家里聚会，他跟爸爸说：

“你儿子该去做导演！”

乌赫尔科跟他说了我对电影中“不可能”的看法。

“他真能忽悠，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你想想，他给乌赫尔科讲电车快到奥罗曼的糕点铺时脱轨，一直开到寺庙。这，我的穆拉，这真是个好征兆！这点子太好了！”

大家都觉得西巴的话并不可信，因为他为了拍一部好电影总是不遗余力，还要想尽办法利用周围的人。现在，他正在详细地讲述我跟摄影师的会面，以及我关于“不可能”的看法。第二天，穆拉对桑卡说：

“把我们存的钱取出来！我以后拿工资给你补上。我们得给他买那台摄影机和灯。”

两天后，那两个圆灯出现在了我房间的搁物架上，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人家来安装，公社企业的负责人优素福·卡梅里奇对爸爸说：

“你真是有福气，穆拉，你儿子总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说的并不是真的，但这话听起来感觉不错。关于我想要什么，我一点儿想法都没有，更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但是两个照明灯和摄影机一起，让我感觉到了某种分量，某种骄傲。甚至能跟我在11班时做的泰坦尼克号有的一比了。

我要为萨拉热窝电影俱乐部导演自己的第一部业余电影，这个消息在我们学校里很快就传开了。

“那你就进入电影界啦，库斯卡！”我和另一个学生在厕所里抽烟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要是见到那个著名女演员奈妲·阿耐勒尔维茨，告诉她你有个朋友愿意跟她滚床单，免费的！”

我感觉到周围弥漫着嫉妒的气息，但这并没让我不自在。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就此跟“无名小卒”划清界限了！

第二次见到乌赫尔科的时候，他问我：

“你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爱情电影。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他的公寓里醒来。可他并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钟声吵醒了，先是东正教教堂的钟声，然后是天主教堂的，最后是清真寺旁边的钟楼传出的刺耳的钟声。这是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2]描述的场景。”我回答。

——等一下，你想在哪儿拍？

——在我们的公寓里。

——可你不是住在市中心吗？

——是啊，卡塔戈沃鲁西奇街9A。

——你在那儿拍不成。

——怎么会？我怎么就拍不成了？

——理由很简单：在那儿根本听不到钟声，你得找个好场地。

——找场地，干吗用？就让他在我的房间里醒过来。当他下床的时候，就在一个假窗户旁边拍摄，视角就取一个教堂。把窗户安在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阳台上，故事发生的场景就成了！

——可是亲爱的，你的窗户在哪儿呢？

——找一个呗，一个破窗户，怎么也不会难找吧。暂时把它钉在阳台的栏杆上就行。

很显然，乌赫尔科不太能受得了我固执的天性：

——等一下，老兄，你觉得我怎么才能给这些全打上灯光？

——啊，这个呀！我不知道，我又不是摄影师。人们能听到，或者说电影里的主人公能听到钟声就行了。我们不必把两个教堂都展现出来。我们只需要拍一个，而另一个教堂，只要能听到它的钟声就够了。这样可行吗？

——我觉得可以。你应该去见见剪辑师，问问他能不能按你的意思做。你认识韦什科·卡迪奇吗？

——他是谁？

——一个剪辑师，也是业余电影的发起人。问问他该怎么做吧。

在命运面前，乌赫尔科不得不低头了。他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时刻捍卫自己想法的人，就像个疯子——不顾这个想法是好是坏，能不能实现。

我脑袋里萌生的电影讲的不是传统故事。我想说这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写照：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萨拉热窝醒来，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就像安德里奇描述的那样。他过着既没有希望没有目标的生活。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因为他总是走在同一条街上。我们应该像重复副歌部分一样重复这个场景。这样，我们就能让观众相信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单调无味，而且他很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你怎么表现出来呢？”乌赫尔科一脸疑惑，向我问道。

——重复相同的场景。我们要重复使用男孩在同一条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画面。这条街可以是施特罗斯马耶尔街，以后面的天主教堂为背景。当他找到实现转变的方法时，他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了。很显然，扰乱他生活的是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深爱着的，而不是跟他上过床的妓女。妓女啊，他见了会绕着走的。他爱的女人是个有主见的女人。她不逛集市，不吵架，与世无争，但她是个女人。

——等等，你是想说他不想跟这个女人上床？

——不是这么回事儿。

——那是怎么回事儿？你刚不是跟我说他爱她，可是又跟他躲着的妓女、只为做爱才在一起的妓女是不一样的吗？

——你没明白。她悄悄生活在舞台上，就在幕布后面，是个芭蕾舞女演员。

——她生活在舞台上？人怎么可能生活在舞台上？在哪儿？怎么生活？就算她在舞台上搭了帐篷，带来了床，可她怎么上厕所呢？

这个乌赫尔科开始很严肃地给我挑毛病。真是个傻瓜！我想。

——当然不是这样的，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要不就是我没表述清楚。我们不会深究她是不是住在舞台上。

——算了算了，你肯定没读过普多夫金，你应该知道点电影艺术的知识。这是创作论的基础知识，是所有人应该遵循的。

——什么创作论？

——就是人们应该做的：一部电影里应该避免平庸无奇的套路。

听他说完，那感觉就像乌赫尔科往我心头插了一把刀子。确实，我需要学习，我暗自思忖，但你为什么非要现在跟我说这个？然而他继续对我说教：

——观众会不停地检验电影里的人物究竟有多真实、多新颖。

——这正是我想避免的，平庸无奇，我反驳道。我企图找到让他扫兴的办法。拉开大幕，那个芭蕾舞女演员就在台上，好像这就是总排练的前夜。她自己一个人来排练。最后，我们加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通过表现力给观众一种压力，我套用乌赫尔科自己说过的话解释道。这样，观众就会沉浸在画面和声音共同营造出的氛围中，他们就没时间想芭蕾舞女演员上不上厕所、吃不吃饭、怎么睡觉了。

我一边说，一边直直盯着这个摄影师的眼睛，而他显得非常困惑。我想：“你啊，乌赫尔科，你再也不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那你得向我保证，男主人公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发现自己的真命天女的，就按照我刚才描述的来。这时候加上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就是《天鹅湖》的结尾部分，你知道的，就是那段“呐呐呐……”

——好吧，我同意。要是大家知道这其实是一种重复手法，那这就是可行的。想法不错，甚至还挺棒的，而且好像真的很有表现力。

——是啊，可能我没解释清楚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但是我能看见那些画面，我非常清楚这个片段是怎样的，只不过我没有足够的词汇，我想说的是我脑子里有这些词，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些词正确地串在一起，好让你明白。反正我知道……噗！我乱成一锅浆糊了……

这一次我可是很真诚的，乌赫尔科也不再难为我了。就这样，我的构思经历了第一次检验，把它说出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我说的话听起来都不错，就连剧本都不错。

——你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真相的一面》。

——唔，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的真相。我希望能在电影中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的真实情况，你要知道，仅仅是我的而已。

——我很清楚这是你的真实情况，可你为什么不选《我的真相》做名字呢。表现力确实是差了点儿，但我觉得这更准确。

——我不需要它准确，我只不过想说明真相不止一个，也不是不可分割的。

他关于《我的真相》的一番论调让我有些灰心，但我没有让步。如果现在我妥协了，我想，以后拍摄的时候我肯定得被他牵着鼻子走。西巴曾经跟我说：对团队里的成员时刻保持警惕是很重要的，得像牧羊人监视他的羊那样。“既要公正又要严厉。像铁托同志一样。”

那天晚上，西巴看了一眼剧本。

“很好！很有表现力。”他总结道。

嗯！这真不是客套话，他能看到剧本很鲜活，这就已经很好了。

艺术圈里的人经常会用到“有表现力”这个词。我呢，我觉得这个词跟“有意思”差不多。然而“有意思”并不讨我喜欢，因为在我表哥的画展开幕式上，有一个画家就用了这个字眼。很显然埃多的作品并没有得到他的青睐，因为他说：

“我跟你说，埃多，你的画很有意思。”

埃多盯着他，一个字也没说，那个画家又补充了一句：

“是非常有意思。”

这话的意思是：我不想伤害你。他不喜欢那些画，他没有说谎，他没有极力恭维说那是杰作。

随着拍摄日期一点点临近，时刻观察着我的西巴注意到我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

“你知道，埃米尔，现在很多电影用的都是匆匆写出来的剧本。这些人觉得可以边跑边撒尿，还能不弄得到处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导演一部电影究竟有多难。最应该清楚这一点的，应该是在拍摄过程中最能代表大众的人，也就是导演。那些‘大小便失禁’的导演两个月就能拍完一部电影。然后呢？什么都没了。这种电影一点价值都没有。刚进入状态，他们就得结束拍摄了。拍电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得牵手，拥抱，等等。你必须像井底的矿工一样，带着男子汉的魄力坚持到最后。只有当你的对手都真正欣赏你的时候，你就成功了。对于观众也是一样，要是你没法扰乱他们的心智，没法折磨他们，没法让他们激动，没法让他们疲乏，也没法让他们发笑，那他们回家以后就会觉得在电影院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如果在拍摄过程中，一个取景让你很满意，等它到荧幕上的时候会比你感觉的还要棒好几倍。可如果有什么让你不满意——但是根据快速写电影剧本的著名原则，你就得自己骗自己说‘不错，咱们继续’，这没什么，但到大荧幕上缺陷也同样会扩大好几倍。比拍摄时要糟好几倍！在导演过程中一旦你漏掉什么就会永远错过了，根本不可能回头。当灯光熄灭，胶卷开始转动，你或是看客或是老板。想象一下：在昏暗的放映厅里，电影开始了；出现的是空军集会的一幕，你本来应该在这个场景里安排上千名配角的。观众并不知道，但他们感觉什么东西似乎不太对劲。好吧，这时候你又不能进到放映厅里跟大伙儿说：‘听着，朋友们，这儿本来应该有上千号人的，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稍微缺了点钱。’‘快滚！’坐在第一排的小家伙们一定会这样回应你，尽管他们的座位是票价最低的。‘去外面看看他们是不是在那儿，让我们清静点。’要是你无法让观众定在座椅上，要是你留给他们思考的时间，那一切就砸了。你得想办法让观众觉得电影是连续的，是一气呵成的。”

——怎么做呢？

——尽自己所能。一棵树生长的时候我们能阻止吗？当然不能。电影也是同样的道理。

——要是胶片被扯破了怎么办？

——别耍小聪明！你这个放肆的家伙，好好听我说！“怎么办？”把胶片粘好继续呗！

当我把我们的客厅——妈妈的骄傲——变成电影工作室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想象飞来的横祸让我第一部电影的拍摄没办法开始了。本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城里的小丑米尔扎·塔诺维奇来演电影的主角，可就在这时一个消息给了我们家当头一棒，什么事情都无法进行了，更别提拍电影了。

1972年6月17日，哈尼法·努曼卡迪奇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新的一天，在过去的整整二十五年里，她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做完了每天早晨例行的治疗之后，她去看望她的“亲戚”——她乐意这么称呼一个邻居。老太太爬到八楼，马洛维奇夫人就住在这儿，外婆要跟她一起喝杯咖啡。她喝着咖啡，抱怨自己的风湿病，看到地上铺的新基里姆地毯，对漂亮的色彩赞叹不已。接着她走进浴室，把身后的门上了锁。老太太的身体很脆弱，看她还没出来，马洛维奇夫人有点担心。她不会摔倒了吧？她呼唤哈尼法，没人回应。马洛维奇夫人轻轻敲了敲门。没有声音。她敲得更用力了。因为叫了半天毫无回应，她决定破门进去。浴室空无一人。可怕的预感席卷而来，马洛维奇夫人发出惊恐的叫声。她从窗子探出头去，看见了非常可怕的一幕：在楼梯入口前面，她看见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躺在人行道上。当住在一楼的邻居用床单盖上这个可怜的女人时，哈尼法的披肩被风卷了起来，就像是她的灵魂，在赫拉斯诺街区林立的新楼中间飘逝了。那块开司米披肩是她儿子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在漫长的岁月里为这个生病的老太太带来了温暖。它象征着她的高贵。那块披肩在我们的思绪里飞扬，时刻提醒我们人性有多么的脆弱，随时都可能为死亡打开一扇窗。

在所有关于死者的轶事中，人们最常提到的就是她教育孩子的方式。“邻居要比你自己的母亲更重要，孩子们！”在波斯尼亚，我听到过很多关于邻里关系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会着重强调邻居的重要性。父母肯定都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能做得这么好。住在一楼的那个男人，就是往死者身上盖了床单的那个男人，他的举动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那样做，并不是为了让邻居们不看到老太太惨死的样子。在医生到来之前，用被单盖住死者，再等医务人员处理完现场，这只不过是事情发展的正常顺序。但是只要他的孩子们放学回来，没注意到被盖起来的老太太的遗体就进了家门，他就会把床单从那个可怜的人儿身上拿起来，回家，然后把它丢进洗衣机。

当桑卡来到惨剧发生的地点，看到她妈妈那支离破碎的身体，她久久不能释怀。那时候，没人对她说什么安慰的话语，桑卡很清楚不是病魔带走了哈尼法，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在跟病魔做斗争。她的丈夫已不在人世，老太太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

我拍电影的事情搁置了一段时间。只有我们——这位尊贵的老妇人的亲人的伤痛得以减轻，她的自杀带给我们的震惊得以缓和，我的电影事业才能重新开始。

直到这场尖锐的悲剧在我们的头脑里变得迟钝，我的电影才开拍。就像黑白照片表面的涂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点消失一样，失去光泽的表面终将从永恒的臂弯中无情抹掉这件事的痕迹。

[1]　参与保皇运动的人，被铁托指控通敌叛国。

[2]　前南斯拉夫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六章　当爱情降临

1973年，《真相的一面》在泽尼察市的业余电影节上映了。评审团把我这颗星星挂上了泽尼察煤烟色的天空：我的电影得了一等奖。不是因为这部片子代表着世界电影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当时没人相信《真相的一面》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但获得这个奖印证了爸爸的朋友——卡梅里奇说过的那句话：“你真是有福气，穆拉，你儿子总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把《真相的一面》寄给布拉格美术学院，就当是录取考试的答卷。在评委会成员的眼中，这部电影的表现力足以作为录取一个新生的理由了，于是他们邀请我到布拉格参加面试。

经常聚在我们家客厅里的人——所有参与了将一个坏学生扶上正轨的人，都来陪我参加录取考试了。在西巴·克尔瓦瓦茨的带领下，我们到了布拉格——爸爸、奥梅里贾和我。

比芭姑姑提前就研究好了去美术学院的路线。从华沙回来之后，赖因魏因一家终于从特雷兹吉广场上的公寓里搬出去了，比芭姑姑和柳博米尔姑父在布拉格已经生活了四年。她又去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工作了，她丈夫还是南斯拉夫通讯社的通讯记者。在这几年时间里，电话传真机代替了电传打字机，这样一来柳博米尔姑父就能把更多的时间奉献给他最爱的消遣方式——网球了。也正是通过网球，他结识了瓦茨拉夫·依哈，这个人是美术学院的书记。比芭姑姑知道应该如何招待这个新来的客人，她替我讲了一大堆好话。当姑姑来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她还跟依哈和其他几个布拉格的人物保持着联系。我去姑姑家看望她，她把我当成一个王子一样招待，当然少不了大肆抨击她丈夫的家人：

——他们把斯拉文卡的手风琴拿走了，这帮该死的德国鬼子！

——姑姑，你弄错啦，他们不是德国鬼子，赖因魏因一家是从奥地利来的啊。

——都一样，我的埃米尔！对于柳博米尔和赖因魏因一家，你得时刻保持警惕！你就算睡觉的时候，都得睁一只眼，竖一只耳朵。

——他们有这么可怕吗？

——赖因魏因他们家？埃米尔，你是不知道我跟什么人生活在一块儿！

——要是你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你知道我永远是你的后盾！

我向她保证。我坚持要让她知道我是她可以依靠的人。

“你是我的太阳！”她热泪盈眶，感叹道。

想进美术学院可不是件容易事。所有梦想着能走上艺术这条路的候选人都很焦虑，生怕在考试压力面前自己没办法冷静地表达，怕录取委员会理解不了自己的意思。

我们住在卢塞恩酒店。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复习累了我就歇一会儿，到随我远征布拉格的各位住的房间转一圈。这时，爸爸、奥梅里贾和西巴就会突然转变话题。奥梅里贾点了份布拉格火腿。来送餐的女侍者穿着一件袒胸深V衣服，奥梅里贾不经意捕捉到了她的眼神，随后说道：

“你们注意那个小女孩是怎么觊觎埃米尔的吗？”

我很窘迫，因为明明是我在贪婪地盯着那个女侍者看。我明白奥梅里贾只不过是为了改变话题——他们之前正在筹划晚上出去猎艳的事情。爸爸也随声附和，但他们好像忘了我跟他们一样也是黑塞哥维那人，我是能穿过捷径得出有逻辑的结论的。

“为什么她不会看他啊！埃米尔个子又高，身材又好，又很聪明，这些可都是我们没有的！”

很显然，这样说完全是为了能不聊他们晚上要出去放纵的计划。我一点也不惊讶。晚上一到，他们就去“活动活动腿脚”了。

酒店房间并不是我喜欢的地方。电冰箱不停地嗡嗡作响，床垫中间塌陷下去，这证明在我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床上睡过觉了。但愿那些人都在这床上飘飘欲仙了！在捷克女人的身上，那些满身毛发寻欢作乐的男人看到的是一个理想的组合——既有家庭女教师的一面，又有放荡妓女的一面。宾馆对面的霓虹广告牌不停地闪烁着，影子恰好停在我头正上方的墙壁上。我感觉这灯光就像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很久以来，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我能看到的东西我就能听见它的声音。当电车轰鸣着穿过瓦茨拉夫广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一个未来的导演来说，能将光线感觉成声音的本领是个优势。

唯一能让我摆脱这个令人生厌的房间的方法，抑或是说让一个候选人摆脱电影导演学习的方法，就是逃到文学中去。文学能让我产生一种情感，就像是我在做泰坦尼克号的时候经历过的那种。一切由时间和空间强加给人的艰难时刻都消失了。当契诃夫把我带进他的世界，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强烈了。他的故事讲述的都是些小人物，故事看似平凡却又引人入胜，总让我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爸爸活脱脱就是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说得明白点，作为一个小人物却想参与到大历史中去，爸爸的这个意愿与契诃夫笔下主人公的愿望不谋而合。我刚翻开书的第一页，就被书中的人物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突然好想简化自己的生活，就像书里写的地理老师一样。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官只建立在明摆着的事情上。如果一件事情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或是百分之百可见，他一定不会冒险去讲的。“冬天天冷的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缩在暖和的房间里，守在火炉旁边。”他说。他还说：“要是太阳烤得太厉害，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躲在阴凉底下。”他的想象力着实让我赞叹不已。

外出“活动活动腿脚”的那伙人直到黎明才回来。而我呢，黎明时分，我睡着了，契诃夫的小说压在我胸脯上，那个地理老师在我脑子里。

录取委员会的成员跟我以前见过的大部分电影工作者没什么两样。那些家伙身穿天鹅绒夹克，肘部缀有圆形的皮子。其中一个甚至还把皮子缝在了羊绒毛衣上。他们看上去很严肃，但吓不倒我。他们中间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代艺术领域还有必要保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吗？我还没从契诃夫的小说转移到现实考试中来，便回答道：“当然有必要，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市民、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非常重要！”严肃的评委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不用说，肯定是因为我说这句话的方式。其实，我根本没法准确定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我知道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我很欣赏的作家玛克西姆·高尔基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所有人放声大笑，就好像一个演员在演悲剧的时候不知怎么突然发笑，惹得观众也疯笑起来。

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爱情降临到我身上，就像地震一样撼动了我。

我第一次遇见马娅·曼迪奇是在亚霍里纳山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她。没过多久，我在铁托路上第二次见到了她，她正在遛一只小狗，再没什么好怀疑的：就是她了。

我的朋友特伦曼想邀请马娅在业余电影里演个角色。后来这部以社会公平重要性为主题的电影是我导演的，可是电影里没有马娅。她是用一句话回绝了邀请：我不会和共度一生的人拍同一部电影。

马娅·曼迪奇没有出演我的第一部电影，然而，她获得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初次见面之前，我妈妈和马娅的爸爸米绍每天早上都会擦肩而过。他们也是彼此见过却不知情。整整二十年里，桑卡，从科索沃沿斜坡往上走，米绍从斜坡上往下走，两个人交错而过去上各自的班。桑卡去土木工程学院，米绍去省法院。他们从未说过一句话，然而他们却是老相识。

一天下午，当我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看见她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命运让我从萨拉热窝第五中学来到了第二中学——这所以人民英雄奥格年·普里察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马娅和她的朋友莉莉娅·布尔契奇在玩填字游戏。当她抬起头看着我的时候，好像塞塔利斯特的所有光线都黯淡了下去，只有她的眼睛在散发着光芒。我发现她并不抵触我，于是招了招手算是打个招呼，然后指着字谜说：

“两个竖列：家畜，我说，咱们都有哪几个字母了？A、C、H，那么就是‘vache’啦！”

约会很快就定了下来：第二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酒店的酒吧。

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总有大家捧场：“来吧，给我看看你的本事，就现在，你这个机灵鬼！大家都看你的啦！”可一到这家酒吧，我再也不是那个能言善辩的我了。在这个陌生的场子，没有观众的支持，再加上内心的些微恐惧，让我这个从塞塔利斯特咖啡馆出来的打擂者乱了阵脚。

坐在贝尔格莱德酒店的酒吧里，我们两个就像是坐在被果实压弯的树枝上的亚当和夏娃，脚下似乎不再是廉价的地板，而是万丈悬崖。要是我稍微动一下，就会跌进深渊，我被这想法吓得发抖。我不知道我们会掉到哪儿去。自从有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当上帝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到地狱里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纽约？

在科索沃的人行路上，米绍和桑卡始终保持沉默，而现如今，我们两个在贝尔格莱德酒店里，依旧沉默不语。关于爱情，我无法向马娅解释那究竟是什么，女性的目光都会让我产生一种冲动，这种感觉开始让我意乱情迷。

当爱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些戈里察的男孩子永远言不由衷。我们争着嚷嚷爱情不过是一种“消遣”罢了。因为我们讨厌无所事事，而谈情说爱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浪费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跟爱情有关的东西都和美国电影没什么两样。在这些电影里，主人公们永远只做两件事情。首先，他们时不时就去公共厕所，撒尿的时候没完没了地聊天。然后，换到另一个场景，他们至少会说两三次“I love you”。这两个桥段我们都不喜欢。当你撒尿的时候就专心撒尿好了，要是你爱上了某个人，为什么还要痛骂爱情呢？可能真要等到爱情让我们痛苦、让我们流泪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爱情是什么。就像帕沙经常会为米尔萨达哭泣一样。要是谁从咖啡馆里浑身是血地滚到戈里察的柏油马路上，那他就达到了爱情的最高程度。可是要说到女人，在我们眼里，只有承受痛苦才配得到饶恕，剩下的全都是淫秽不堪。好在我们认识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可要是说爱情究竟是什么，没人能告诉我们。所以，我也一样，得亲自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静静看着马娅，想象着爱情就像一列朝你冲过来的火车：轮子发出哐当哐当的撞击声，车身离你越来越近了，可是你呢，你在铁轨上一动不动，脑海中都是她的眼神——饱含情感紧紧包裹着你，让你再也听不见列车发出的嘈杂声，就算火车从你身上碾过，你也感觉不到疼痛。突然之间，在爱情的作用下，你失去了所有知觉。你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过了一会儿，你发现这趟列车并不存在，爱情这件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爱情就是一场梦。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个物理学的谜题，是这个谜让处在同一空间而温度不同的两个身体逐渐交融。

就算有人敲响了世界末日的警钟，我也会待在贝尔格莱德酒店，绝不会从摇晃的椅子上离开。我敢肯定，这把椅子就是那枝挂满果实的树枝，我们随时都可能从这儿跌进地狱。

大地颤动着，就像鼠疫和瘟灾迅速蔓延开来，把情侣们面前的桌子都挤压得变了形。不仅桌子说不出话，就连我的嘴唇都变得麻木了，不成熟的男人平日里说的那些蠢话，到现在一句也说不出来。毫无疑问，就算一个年轻人再傻，他也能感觉得到，在爱情面前，比起冒险张开嘴说话，沉默和伴侣的存在营造出的和谐氛围显然要重要得多。

这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即使有再好的对话、再好的舞台布景，也不足以成就一部伟大的影片。这个想法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安慰。爱情大抵也是如此吧，它也是在谈话或梦境那神秘的停顿中产生的吧。这种情感在人的一举一动中升温，然而永远无法刺穿终极谜题，至于“在恋爱关系中，最具能量的配料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找不出一个答案。因为当谜团不复存在，当爱情烟消云散，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就会分道扬镳，他们所想的也都是些明摆着的事情，而且通常是那些丑陋不堪的事情。

尽管我脑子里尽是关于爱情的崇高思想，可我仍旧沉默不语。她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白痴？有一会儿我想跟她说我之前交过一个女朋友，但是对她撒谎有什么用呢。可是，我又听说过女人都喜欢模样俊俏的骗子。我们才刚刚见面。说实话，做个像马娅这么漂亮的女人真的不容易。凭借这无人能敌的美貌，人家把你划分到优胜者的行列，就像遇到费雷泽之前的拳王阿里一样，也是优胜者。男人在女人身上唯一可以羡慕的、也是唯一应该羡慕的，就是她们绝世的容颜。这一点毋庸质疑。女人的美貌正是人类与永恒的交汇点。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上；我在努力寻找一个方法，好让我不知不觉摆脱这根不太结实的树枝。但是我又害怕，万一我朝着树干挪一下，树枝就有可能不堪我思绪和沉默的重量折断了。“我受不了这种眼神，我得想办法脱身，”我想着。我起身想要离开，可当我朝树干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隐约看见了纽约。命运之神真的让纽约承担了地狱的角色？从伊甸园时期到现在，满是苦难的不知多少个世纪难道只是一瞬？

“你要去哪儿？”

我听见马娅的声音，我停下来说了谎：

“哪儿也不去！”

我重新坐下来，觉得自己好似罗丹的沉思者，青铜雕铸而成的。

我们坐在贝尔格莱德酒店的硬椅子上。我叹了口气，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了。两条腿呢，更糟糕。我不停地将两条腿绞在一起，好像它们是多余的。仿佛长在我身上的是篮球冠军克雷赛米尔·柯西奇的腿。我开始轻微地晃动身体，按照电影《西部往事》开头的那个独眼龙的方式。马娅望着我，害怕我掉下去的时候会把她也拽进地狱。

“你会掉下去的！”她微微一笑，对我说道。

听她说话的语气，我敢断定她并不反对。要是我能跟她谈谈爱情，给她留下更深的印象就好了，我想。我该不该给她讲讲那个建筑工程师的故事呢？那个男人拖着他一丝不挂的妻子沿戈里察的斜坡一直走到部队医院，为的是让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看到他不忠的妻子。他们就这样走了整整四千步，但是没有一个过客为如此悲怆的场景感到快活。大家心里满是怜悯。因为这对夫妻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衰颓的爱情仍旧是爱情。

我该给她讲讲加加林吗，给她讲讲这个人是如何飞上太空的？但她可能会感到无聊。她之前肯定遇见过一些头脑聪明的人，坚信只要拥有学识就一定能吸引女人注意的人。我该不该鼓起勇气向她解释，是什么力量将人类推向了地心引力无法起主导作用的太空？也许更应该评论一下加加林吧？当一艘宇宙飞船飞向太空的时候，要消耗巨大的能量，爱情也是如此。那些平日里说的蠢话和无趣的言谈仿佛是地心引力，而恋人之间的强大感情恰恰能将他们从这种地心引力的作用中解脱出来。

谈到爱情，有一个迹象不会错：一阵风吹过贫苦人家的屋顶，伴着铁皮发出的吱嘎声，飘来一个声音说着：“我爱你。”如果你听到了，那么他便是真的爱你，哪怕这三个字根本没有被讲出来。因为爱情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我想。就像包含其他所有数字的一个数字。如果其他所有的数字并不真的存在，爱情数字自然也不存在。可爱情就在这里。我相信在那个沉默的夜晚，就在这家酒店的酒吧里，我们之间所有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随后发生的一切也都包含在那个夜晚之中。米绍和桑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交错而过：所有被他们所浪费的时间都将转化为我和马娅之间的爱情。

我将目光转向地面，看到了马娅的双腿。“要是南斯拉夫王国有如此美腿，肯定能挺立更久的！”马娅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打算从科索沃去市里的时候，公车司机对她这样说道。这个拥护君主政体的公车司机说得不无道理。但这样随便一说当然容易。秘密藏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里：如何建立联系？说些心灵深处的东西，然后该做什么呢？得找一个故事！

在我的记忆迷宫里，重新浮现出了天文杂志《银河系》里的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加加林是如何飞上太空的。给她讲讲这个？文章里把一切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压强发生了变化，宇航员被推到空中。在发动机的作用下，飞行器机翼下的推进器开始运转，使机翼下方的气压高于机翼上方的气压。这会引起马娅的兴趣吗？还是她会觉得我跟曾经尝试以“飞行员”为切入角度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也许我可以从宇航员开始讲起，最后得出个其他的结论：研究一下两个温度不同的身体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她会笑我的。可为什么不呢！笑难道不是跨出的第一步吗？只不过，如果她非要较真，想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主题，那该怎么办呢？如果她知道的物理知识比我还多，又该如何是好呢？“闭上嘴吧，”我对自己说。我觉得自己好像那只叫米奇的老鼠，本想外出寻找一大块奶酪，却不小心掉入了陷阱：我只能不住悲叹，看看这个马娅和她的同类是如何将男人变成家鼠的。然而这对于她们来说还远远不够。一迈出门槛去街角的杂货店买东西，她们就会要求男人穿上威风凛凛的雄狮的皮。他们该不该因为小超市里的售货员对自己的妻子不友善而与之争吵，或者是不是要与全世界作对，这些都不重要。只有兼具两面才能行得通，这才是最大的秘诀。如果一个男人只是家鼠或只是雄狮，女人是不会满意的。我该做什么呢？我暗自思索。一眨眼的工夫，我脱掉了方才穿上的鼠皮，变回了我自己。

亚当和夏娃最后还是因为一个苹果从树枝上掉了下来。但是他们并没有落在伊甸园的地面上。如果贝尔格莱德酒店的椅子就是天堂里的一根树枝，那对于我来说，纽约的柏油马路毫无疑问就是地狱的地面了。人类遭遇了怎样的诅咒啊！我现在完全相信上帝在惩罚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一定想到了纽约。然而，对于巴尔干廉价的小旅馆，我还心存疑问：这里就是天堂吗？当然是！因为如果在伊甸园外面，人们绝不可能像这般坠入爱河。

我们从酒店的大厅里走出来，静谧的夜里弥漫着香气，而我，我犯了错误。我跟马娅说我交过一个女朋友。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清楚，这是种战术吗？还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沉醉于这个女人温柔的臂弯？入夜，很多女人跟头发蓬乱的艺术家厮混，只为能拿到小费，她们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太走运了。那晚，我对马娅谎称恐怕我们的冒险之旅该到此结束了，然而很显然这个故事本应该还有它的后续部分。米绍和桑卡在科索沃的斜坡上碰到的次数一定还不够多，所以那晚我们才没能一起迷失在米利亚查河的波光里。

我们坐在贝尔格莱德酒店的那晚，我脑中那棵生在天堂里的树最终还是断了。我们坐的树枝也断了。罪恶将我们带到了纽约！只不过我们温柔地着陆了，并没有骤落。我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教授一职之后，马娅和我，还有我们的女儿杜尼娅和儿子斯特莱博，我们于1988年乘坐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来到了纽约，来到了这座充满地狱般能量的城市。就在我们离开南斯拉夫的时候，电视里开始转播我们国家解体的消息。一场“酸奶革命”[1]剥夺了伏伊伏丁那的自治权。

[1]　1988年爆发于伏伊伏丁那和蒙特内哥罗的革命运动，反对区域自治。

第七章　麻醉伤痛的捷克人

1974年，我终于离开了父母的公寓。同年，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让克罗地亚拥有比塞尔维亚更多的自治权。这是第一部削弱南斯拉夫共和国主权的法案，“政治”这个词在巴尔干半岛的含义对我来说也变得越来越清晰。1971年，“克罗地亚之春”要求获得更多的民族主权，曾被认为带有反动性质的要求现如今也明确写进了南斯拉夫的新宪法中。

19岁的小伙子将要离开家乡去布拉格，去那里的美术学院学习导演。动身去“万城之母”——捷克人愿意这样称呼他们国家的首都——并不只意味着是要去文明的欧洲。从此我将告别家庭这个安乐的巢穴，妈妈很是难过，觉得这是命运给她的一记重拳。然而，她坚信通过继续学习我一定会获得成功，这个想法很快就压过了悲伤，虽然她很怕自己无法承受我离她那么远。这再也不是为儿子晚归，怕儿子被爱耍阴招的坏家伙欺负、打架之后满身是血回到家而担心那么简单了。那场战役，她已经赢了。因为我从没在派出所里过过夜，而我的玩伴大部分都进了少管所。

要是没有从妈妈身上遗传而来的那股韧劲儿，我的艺术作品可能永远无法得见天日。那时候我就很清楚这一点。她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不管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她一定尽全力做到。她预测我会成功，但她并没有料到我会获得各种国际奖项，还有接下来的其他成就。爸爸看问题的角度就截然不同了：“你不一定非要成为费里尼（Fellini），但至少要成为德·西卡（De Sica）。”他对我说。而妈妈呢，显得谦逊得多，只要我不变成街角的小混混，只要我能完成学业，让她干什么都行。以后，随便怎样。至于我爸爸，他还有很多有关人类的大问题要去关心呢。

想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拿到个护照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点无疑证明了我们国家要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强得多。要是再有个当信息部副部长的老爸，这事儿就更容易了。在穆拉的建议下，我把我的文件连同照片交到了外事办的窗口。一个秃顶但身体很结实的小老头出现了。每次萨拉热窝足球俱乐部打比赛的时候，我在科索沃就能经常看见他。窗口的女职员正在审查我的文件，他从那个女职员的肩膀上方探出头来，朝我递了个眼神。他低声让我跟他来。

等我到他的办公室重新看见他，这个结实的小个子笑着问我要不要咖啡，或者“要是小伙子乐意，还有劲头儿更大的呢”。他说看到萨拉热窝终于有年轻人愿意出国留学，他感到非常高兴。

“你们终于受够了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他说完这话之后突然改变了口气。“可偏偏有一群社会渣滓想方设法扰乱我们国家的稳定，与此同时，铁托同志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们的尊重。”

小老头眯缝起眼睛停了一会儿。随后他从桌子上方探过身子，压低声音补充道：

——憎恨铁托的就是那些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沙，还有从我们国家移居海外的流亡贵族，以及潜藏在国内的叛徒！要是有时间的话，要是你在萨拉热窝，隔三差五来我这儿喝杯咖啡也是不错的。要是你听见什么风声，或是反对我们国家体制、反对铁托同志的可怕阴谋，就到这儿来。你也可以通过电缆发给我。

——通过电缆，怎么可能？

——贝尔发明了电话，年轻人，为的就是让好朋友之间时不时地交换一些重要信息。

——当然。

我含糊地说着，站起身来。我一口咖啡没喝，把人家已经放在窗口的护照揣进口袋就走了。

我直接去找爸爸了，他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执行委员会。

我恼怒不已，将护照一把扔在爸爸的办公桌上。

“你们的人，”我大喊道，“想让我当间谍。我要去的是美术学院，不是警察学院！”

“我去踢烂他们的屁股！”爸爸大发雷霆。

他立马叫来了优素福·卡梅里奇，这个人现在已经是萨拉热窝警察局局长了。

——这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我送我儿子去布拉格，不是去当间谍的，是去学导演的！他去国外都没有奖学金，我得从我老婆继承的遗产里给他抠学费，这还不够吗？你们还想让他给你们当眼线？我儿子可不是拿来卖的！

——你冷静点，穆拉。国家局势从没像现在这样复杂过。

——局势复杂！优素福，求你啦，别给我讲故事，我可不是记者！别来烦我儿子！

那天晚上，爸爸因为生了国家内部安全局官员的气，回到家里的时候醉醺醺的。这次，他的借口是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当间谍。为了证明爸爸是为这事儿喝的酒，优素福·卡梅里奇陪他回来的，他也喝得醉醺醺的，不停地重复穆拉说的话。

“你又喝酒了？”妈妈问。

“是啊，我怎么能不喝酒啊？他们想让我儿子埃米尔当间谍！”

“别把这说的太严重了，穆拉。自从那些乌斯塔沙渗入黑塞哥维那西部，上头也老是给我们施加压力啊。”优素福·卡梅里奇辩解道。

——我一个字都不信！

——听我说，桑卡，穆拉不信我，你总得信我啊！只要我还在警察局一天，就绝不会让任何人打小家伙的主意！

我很喜欢卡梅里奇。在到警察局工作之前，他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那时候他经常邀请我们全家去萨拉热窝唯一的泳池游泳。其实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那里是洗澡的池子，后来才收拾成泳池的。

夜里，爸爸陪优素福·卡梅里奇一直走到铁托路，还带着我们家的狗皮克斯。爸爸常这么做。通常情况下，遛狗只不过是他能在晚上出去继续溜达的借口。溜达完，他带着狗回来了，摁响楼梯下面的对讲机，朝八楼的桑卡大喊道：

“桑卡，叫电梯，我还得再出去活动活动腿脚！”

当满头卷发夹子的妈妈打开门时，看见受惊的皮克斯正在达维德·帕伊奇公司的电梯里低声叫唤。这一次，穆拉改了计划。他带着狗一直走到克瓦纳餐吧，克瓦纳在萨拉热窝是一家很棒的餐厅，这里曾经是特贝维奇旅馆。他晃了晃旁边商店的门把手，惊奇地发现克瓦纳竟然关门了。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找错了门——电工电料商店旁边那扇门才是。那天夜里，爸爸许久都沉浸在困惑之中，一直在想为什么该死的克瓦纳就关了门了，还没到半夜，他还想去那儿喝一杯呢。他带着皮克斯回来了。爸爸竟然没再去找一家咖啡馆，衣服也没蹭上涂料的痕迹，这真算得上是令妈妈和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要是爸爸当真遇上了什么棘手的问题，反倒不喝酒了。但是我实在很难相信他能不喝酒，我觉得倒不如说是酒精抛弃了他。妈妈叫他“白铁皮炉子”，因为他就像能迅速升温的炉子。但要冷下来也十分容易。萨拉热窝电视台台长接二连三难为爸爸，害得他根本无暇借酒消愁。我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让爸爸远离酒精，必须得用个新办法。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们提前备好一些具体的任务，每次全球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要惹他不快时，就从口袋里翻出一个任务交给他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地盘上，用这个方法与酒精抗争会卓有成效。

爸爸没能从萨拉热窝电视台给我申请到奖学金。当时电视台的台长是一个叫科约维奇的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脱“白铁皮炉子”。穆拉有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曾试着说服他，还托过朋友，可惜都没用。

“真是个蠢货，”当提到科约维奇的时候，穆拉说道，“我儿子能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五十个候选人中被录取，这对于萨拉热窝，甚至说对于整个南斯拉夫来说，都意味着点什么吧！”

作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一员，爸爸很清楚如何在论词当中巧妙运用利他主义：

“听我说，科约维奇，我给你提这样的要求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的电视台。我啊，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从我老婆继承的遗产中拿一部分给我儿子交学费。”

可这个科约维奇跟南斯拉夫其他电视台的台长没什么两样。能勾起他们兴趣的，只有新闻和女主持人。当然他也会时刻注意不能得罪上层。因为要是对上层不忠，何谈下层世界啊。任何违抗上层的举动都会让他再无法接近女主持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敢冒险给穆拉·库斯图里卡的儿子发奖学金——尽管照理来说我是应该得到奖学金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穆拉在米库利奇那儿的名声并不好，而这个米库利奇正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叫嚣”得有点过了，但显然人们并没有把他当成国家体系的大敌。哪怕他对政治现实的评论总是尖锐刻薄，他仍然是无害的。此外，人们发觉他很吸引人，他很有魅力，而且他很好地装点着整个社会。从伊利乔亚街区到巴斯卡斯加街区，无论在哪个咖啡馆，顾客们都对他的俏皮话津津乐道。

科约维奇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个“白铁皮炉子”，他觉得等我爸爸明白获得奖学金的希望泡汤以后，一定会在议会大厦的走廊里想办法侮辱他，所以他决定策划个方案先报复爸爸一下。

科约维奇台长有很多情人，但有一个不是女主持人，而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信息部秘书处的职员，爸爸恰好也在那工作。借助这个人，科约维奇把一个关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老掉牙的故事安在了爸爸身上。那时候，正好有人发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行为，科约维奇很清楚这样的标签能有效地熄灭“白铁皮炉子”的火焰。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用挖空心思编造理由来拒绝给副部长儿子发奖学金了。当他的情妇把这件事汇报给内政部，卷宗到了优素福·卡梅里奇的办公桌，优素福·卡梅里奇立马让穆拉到欧洲酒店喝一杯。在酒店领导的办公室里，他们俩一起给正在录电视新闻的科约维奇打了电话：

“听着，科约维奇，你给我消停点！”卡梅里奇说，“要知道我经常跟穆拉一起喝酒喝到天亮，我敢打包票他跟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没半点关系。”

可“白铁皮炉子”突然怒气冲天，从他朋友手中抢过电话说：

“你脑子有问题吧，科约维奇你这个蠢货！我？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你来，到欧洲酒店来，我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塞尔维亚人是什么样子！从特雷比涅森林里爬出来的乡巴佬！你，还有那个托多·库尔托维奇，你们见鬼去吧！”爸爸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卡梅里奇一直想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

就这样，我最终没有得到奖学金。穆斯塔法戈卢比奇街那套房子换来的钱，都用来给我付高昂的学费还有在大城市的生活费了。

我去布拉格没两天，爸爸就不再伤心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仍然爱在晚上去咖啡馆或是酒馆闲逛，不过身边总是带着一个叫斯伦托的小伙子，身材跟我差不多。经常是已经微醉了，他们两个随便挑一个咖啡馆走进去，很快跟里面的陌生人建立起了友谊。然后我爸爸就会请他们喝咖啡，非常自豪地介绍他的同伴。

“这个男的跟我儿子埃米尔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感叹道，“瞧瞧他！你们就知道我有个多俊的儿子啊？一米八八的大高个儿！”

我爸爸并没有令人羡慕的身高，但他的魅力很好地弥补了这个不足。

在萨拉热窝车站，很多朋友都来为我送行。帕沙、佐兰·比兰、哈里什、米尔罗、涅戈、贝利……所有人都来给我一个拥抱，祝我一路顺风。不久以前，诺瓦克·托多罗维奇突然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窜了出来，他是萨拉热窝街头的小霸王，他给了我一块皮亚泽塔（Piazze）手表。

“库斯卡，你要去见大世面了，”他对我说，“你万一缺钱了或者手头紧了，就把表卖了。”

我跟马娅闹僵了，她没来跟我道别。她又有了新男朋友，而我呢，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成功地把悲伤掩藏了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够隐藏自己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游击队题材的电影里——当地下党面对德国鬼子的时候，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本领都非常重要。当然，一个演员的好演技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桑卡把我该带的所有东西都塞到了一个塑料袋子里，拿了根绳子匆匆忙忙捆了一下。就在我上车的时候，袋子突然开了膛。

就是在这个车站，曾经的我就像个小流氓一样，在火车要开动的时候用报纸敲乘客的头，现在糗事终于轮到了自己头上，我都顾不上什么离别的伤感了。根本都不需要小淘气鬼来惩罚我，我童年时候在别人身上干的事就找回来了。我正站在火车的台阶上，车身一晃，我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妈妈已是热泪盈眶。我一屁股跌坐在车厢里，手还紧紧抓着包裹。包上的绳子松了，里面装的东西开始往外掉。我努力挥起一只手朝朋友们道别，而另一只手，在慌忙之中试着抓住泳裤、袜子，还有紧身内衣。最后，我只得把脸紧贴在包裹上，我就以这种方式告别了萨拉热窝。火车开始提速。我蹲在车上，稍微挥了挥手向送行的人最后道别。我保持着这个极不舒服的姿势，用目光寻找马娅的身影，我真是个可怜的蠢货，还期待着她会出现在月台上。就这样，萨拉热窝在我眼中愈小，马娅的影子就变得愈大。我们彼此之间多么缺乏忠诚啊！我在想。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来向我表达他们对我的深情厚谊，而我满心想的，却是一个根本没露面的人。

到布拉格之后，我遇见了维尔科·费拉克，这是我迈进电影界的第一步，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步。我刚在赫拉德伯尼·柯来日大学生宿舍安顿下来，当天晚上就结识了维尔科·费拉克。我们两人相遇的场景简直跟杰瑞·沙茨伯格（Jerry Schatzberg）的《稻草人》 （Scarecrow）一样精彩，当时这部电影正在热映。就在大学生宿舍的楼道里，我们两个相遇了，一切仿佛就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

大学生宿舍总共五层楼，所有专业的学生都住在一块儿。最有意思的是，男生和女生都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我的宿舍在三楼，门口朝着楼梯间，楼梯通向上面一层。所有情况我都能一目了然，就跟以前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一样。尤其是那些要去四楼的学生。两个制片专业的学生来看我，一个叫布奇科，另一个叫图奇科，他们都来自萨拉热窝。他们把我宿舍的门大开着，像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一样，大声嚷嚷道：

“那位小姐想不想进来喝点什么？来点果汁还是来杯开胃酒？”

来到大学生宿舍的第一晚，我并未感受到喜悦。在我眼前是漫长而空旷的走廊，新刷成的白色，有无数个门。没有一个生灵。我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甚至打算第二天一到就回萨拉热窝去。只要有一点声音，我就起身走出房间。不是为了在女生面前露脸。只是太孤单了。就在这时，我看见维尔科从走廊尽头朝我走来，手里拿着一个烟袋。

“我没火柴。”他对我说。

我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给他点燃香烟。

“这太不真实了，好像电影里的相遇情节！”我说。

维尔科笑起来。

“就跟《稻草人》里一样？”他说，“只不过气氛不太一样罢了。”

他暗示的是萦绕电影开头的怪诞气氛。一片巨大的云团几乎遮蔽了天空，太阳却在云后闪耀——独特的镜头。就在这时哈克曼（Hackman）和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彼此交换了各自带的东西：几支香烟和一个打火机。这个场景，多年以来一直都被电影专业大学生学习效仿，所有热爱电影的人对此甚至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

“对，是啊，”我回答道，“你是艾尔帕西诺，我是哈克曼。”

“我同意！这样分配角色真不错。”

一个故事，一段珍贵的友谊，纯粹的现实主义，一部对于美国来说并非典型的影片。

尽管只比我年长两岁，维尔科已经拍了好几部不错的大学生电影。他是唯一一个不用反光板的大师。那时的电影工作者总喜欢过分夸大照明的技巧，让落在人物脸上或者物体表面的光线变得柔和。而维尔科呢，他不一样，他会制造出笔直的光线，却不弥散。正是这样，他才有了关于照明的构想。从来没有一个电影工作者像他一样，通过阴影和日光创造出如此强烈的表现力。维尔科热衷于将人物的面孔展现在电影场景里。他能把人类原本的力量注入电影画面中，他那藏在摄影机后面的眼睛歌颂的是生活，而非艺术。然而，他虽然讨厌电影里的矫揉造作，却会轻而易举地爱上化妆师。他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者。他从来不怕自己的电影会失败。

“我有什么好怕的！”他经常这样说，“要是做不成电影工作者，我还可以去斯洛文尼亚当婚礼摄影师。人们不用给我钱，给点儿香肠和啤酒就行。至于家庭啊，我肯定会想方设法离得远点儿。”

他爱女人和葡萄酒，当然还有李子酒。实在很难说他最爱的究竟是哪一样。

第一学年末，博日沃伊·泽曼看了我的第一部电影，他是给我上导演课的一个老师。

“你啊，我敢肯定，总有一天你能拍出一部好电影。”在喝啤酒之前，他笃定地对我说，“但是要记住：随便一个蠢货都能造孩子，只有不寻常的人才能拍出好电影。”

虽然老师的称赞让我很开心，但我实在很难接受他关于生孩子的不逊言辞。因为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而这就意味着我也会成为一个蠢货。但最后我不再为他说的蠢货和孩子的事情纠结了，因为正当他在啤酒馆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女儿刚好走进来白了他一眼；而他呢，那时候也已经有几分醉了。

博日沃伊·泽曼是捷克民族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憎恨俄国人，可也不喜欢他们。至于对占领者的小报复心理，他都藏在讽刺当中了，正是这种秉赋将捷克民族从消沉之中拯救了出来，在电影作品中用得最多。为了拯救灵魂，捷克人用的另一个方子就是啤酒了。除了镇静的功效，这种酒精饮料在全世界算得上是最好的了。啤酒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正是在这种轻微麻醉下，他们才能够承受苏联的占领。

当这个民族的人喝起啤酒，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说些什么呢？福尔曼、门茨尔、弗拉齐尔这些捷克人，他们将对苏联的小小反抗藏在了欧洲电影之中。看着他们的作品，我自己也想在南斯拉夫拍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电影。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捷克的啤酒店里度过了很多时光，竖着耳朵听那些来喝酒的人一饮而尽的时候都说些什么。每天晚上，一下了课，我都去听他们的谈话。

七杯啤酒下了肚，泽曼教授开始直勾勾地盯着我看，那表情看起来有些让人腻烦。那时候我深信，在欧洲，人们只要一喝酒就会变成野蛮人，跟我家乡那些酒鬼没什么两样。每到这时候，醉鬼就会开始胡言乱语，同来狂饮的同伴并不会怪他，他们会说：“他人不坏，就是喝得太多了。”可万一他要是动起手来，总有人会站出来用说教的口吻说道：“他脑子让酒精给泡啦！”然而，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些嗜酒的人，他们会竭尽全力让自己不乱说话、保持镇定。在捷克人中，闹事儿的不多，电影界更是如此，而我的老师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在泽曼炽烈的目光中，我听到这样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库斯图里卡，”他最后这样问道，“哪个俄语词里有八个字母O？”

不知为何，我立马想到了govno这个词，屎！可能是因为捷克人经常用这个词吧。而且人们重复好兵帅克的一句话：Clovek je htel bit gigantem al je hovno！（你想当伟人？你不过是一坨屎！ ）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接受这个小民族的地方主义。伏尔塔瓦河在桥下要流多久——天啊！我爸爸肯定会这样说——我就得花多长时间来适应捷克人对生活的看法。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在布拉格遇到了很多喜好卖弄学问的家伙，他们动不动就从袖子里抖落出几句现成的俗语、几句俏皮话或是几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可是在萨拉热窝的时候，妈妈就可喜欢用谚语了，好像摆一大堆俗语出来就能掩饰自己没文化，这着实让我受不了。她总是把这些漂亮的谚语罗列出来支撑自己的预测，直到我反驳她说这些话其实并没有依据，因为人们发明这些话是为给自己辩解的。打个比方，要是有人断言一项工作定会取得非凡的成绩，那他会说：“一到早晨，就知道一天怎么样。”可要是这工作不会有什么成果，他还是有话说，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有点不同：“这不过是扔两块石头试试水深浅。”

“上帝啊，埃米尔，你的意思是你比谁都聪明是吗？”她指责道，“你把别人都当成傻子吗？”

“人们说的那些话跟聪不聪明没一点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人们总有办法为自己做的事情辩解。”

“求你啦，别这样傲慢无礼！”

妈妈总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们之间的争论——根本不管我当时已经成了班上最好的学生，其实能听得出来啊，我的遣词造句比以前长进了很多。

在捷克语里，就算是那些讽刺话本身都带着人文主义色彩。“人和蜜蜂有什么不同？”一天，一个喜欢卖弄学问的布拉格人这样问我。他面前永远摆着一杯啤酒。

我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回答这个有趣的问题，于是他自顾自地向我解释起来：

“人与蜜蜂的区别是：蜜蜂拉出来的是蜂蜜，而人拉出来的是屎。”

这是怎样的洞察力啊！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一滴蜂蜜一直漂浮在宇宙之中。可能这有点夸张，我不禁站到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上，因为在历史长河之中，人类毕竟还建造了帕特农神庙。捷克人很清楚人类是多么不祥的创造物。他们担心在某个文艺的颓废期，或是单纯出于某个概念艺术计划的需要，人类——地球的主宰，可能会弄个什么东西出来，名字就叫“帕特农神庙上的一坨屎”。因为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曾经无数次地强调所有欧洲人都是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其中自然包括捷克人，因此很难承认带有如此反叛精神的艺术家会出自他们中间。正是因为这样，我爱他们，我们称他们为“双H文明”，意思是“流氓英雄”[1]。捷克人与我们之间的分界线也就明明白白地摆在这儿了。在我们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缺少英雄事迹，而且我们从来不懂得如何安排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没能从平凡的日子里创造出神话。可能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错。也正是这样，我开始热爱捷克民族。他们总说：“要是没什么明智的选择，那就去试验吧。”

作为出身于古希腊世界的人民，为了让人类这种散发臭气的产物尽可能远离卫城，捷克人故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起它的名字。在我们那里就不同了，人们只有对敌人才会用“屎”这个字，这是一种侮辱；而捷克人则既不轻视它的重要性，也不轻视它的危险性。因此我支持蜜蜂，更支持蜂蜜。这可能还因为捷克人明明已经看出了蜂蜜的优点，却仍然可以甘心做一个小民族，我敬佩他们这种能力。因此他们才不会栽到屎上。就像我们那样。

一批判起捷克人，来自我们国家的那群大学生从不吝惜口水，这让我深深感到厌倦。可要是一提到女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这些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会毫不掩饰对她们的喜爱之情。我从未想过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竟能够忘情到此等地步。然而我的同乡在捷克女人面前就是如此。这种稍纵即逝的享乐攫住了他们，性病也只是惩罚的冰山一角。很快，他们的各种知觉都变得迟钝，最后成了残废，他们再也无法逃离捷克。直到生命的尽头。

泽曼教授已经微醉，他伸出一只手在我眼前晃了晃，将我突然之间拉回到了现实中来：

——库斯图里卡，我问你知道不知道哪个俄语词里有八个字母O？

——这个谜底里应该有个“govno”。

教授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对啦！Lomonosovovogovno[2]！

片刻过后，作为巴尔干人的反叛的一面在我身上苏醒了过来：

“你纯粹就是骗我，这是两个词，不是一个！”

他以一个马戏团魔术师的方式说道：

“错了，年轻人。以前是两个词没错，可刚才我一下子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说了出来，我就创造了一个新词。这意味着从今天起，文化世界中多了一个新的合成词。尤其是俄国文化，要知道想创造一个包含八个字母O的词有多难啊！”

罗蒙诺索夫大学是俄国最大的大学，它的名字里包含六个字母O，要是俄国人听到这个名字和govno连在了一起，肯定不会高兴地跳起来。可是我认为如果我是占领者和独裁者，肯定喜欢自己统治下的国民都像捷克人一样明白事理。当他们喝酒的时候，脑子里得闪过多少东西啊！他们学会了撕咬，这会带来疼痛，但他们并不在乎，因为在咬伤的地方，他们上了很大剂量的麻醉药。

[1]　hero hooligan。

[2]　Lomonosovovo-govno意为罗蒙诺索夫的屎。

第八章　谢谢你，费里尼

1975年，欧洲伟大作家、南斯拉夫最杰出的艺术家伊沃·安德里奇与世长辞。同年，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电影《阿玛柯德》 （Amarcord）来到了布拉格。尽管伊沃·安德里奇的去世让我悲伤不已，听到《阿玛柯德》即将上映的消息，我还是满怀欣喜。他的《大路》 （The Road）、《白酋长》 （The White Sheik）、《八部半》 （Eight and a half）我都看过，我开始把自己的过去看成一部电影。在电影圈里，大家达成了共识：《阿玛柯德》是大师的巅峰之作。然而意大利的专业报刊中却出现了几篇不怀好意的文章，撰文人指责这部新作与《八部半》的理智主义相差甚远。很显然，他们并不欣赏这部十分接地气的作品。我觉得真应该把他们这群人打发到伯格曼（Bergman）那里去——他知道如何打记者的脸，这位瑞典电影工作者就是这样跟诋毁自己的人算账的。然而鲜有人知道，就是这位拍了《野草莓》的大导演，喜欢用耳光解决个人问题。

曾几何时，在萨拉热窝，天一亮我就去叶儿拉基奇面包房前面排队，等着购买新鲜出炉的羊角面包和小面包，现在我要像那时一样等待《阿玛柯德》的胶片。

《阿玛柯德》的放映时间定在一个周五，还是老时间——14点整，就在美术学院的俱乐部。那时候我已经读二年级，而且是个受老师器重的好学生。我难得回一次萨拉热窝，都快把马娅忘了。好像她已经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尽管有时候，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我会想起她。可能是因为我不太能受得了自己一个人过周末。除了爱情，拥有闲暇时光对我来说并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事。这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伤疤，在戈里察街区生活留下的一个烙印。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小团伙最讨厌空闲。我们可受不了在电影院里看卓别林那些令人捧腹大笑的电影、跟女孩子们跳舞或是大家惯常的消遣活动。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狼，想通过自己的举动向世人证明我们不属于平凡的世界，我们也绝不会放任自己选择常规的消遣方式。我们的生活应该像战士、像土匪。

一到周四，我就陷入恐慌之中，因为周末又要来了。所有人都回家去了，斯拉维亚咖啡馆空空如也。宿舍楼里只能听见小提琴刺耳的尖声，那是因为有个学生在准备考试。这个可怜的受难者已经把同一段曲子拉了上千遍。

《阿玛柯德》的胶片到了布拉格，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叫凯拉的家伙，他是个萨拉热窝的小扒手，身手矫捷，能在售货员鼻子底下把奢侈服装店洗劫一空，因此小有名气。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的用词与众不同，有自己的一套表达方式。他尤其喜欢用一些农民才会用到的修饰语。要是有人对凯拉说：“还好吧，老乡？”为了维护所谓的贵族出身，他会回答：“我？你老乡？你还是管土豆叫老乡吧！”萨拉热窝人常用“乡下人”这个词指代不在城里生活的人。事实上，那些自称城里人的人，大部分生活得并不如意，可他们要是能找到比自己社会阶层还低的人，心里就舒服多了。凯拉是个古怪的小偷。他管农民和那些他看着不顺眼的人都叫“干草”，这是从割倒的牧草得来的。到后来，他往自己的词汇表里又加了一个新词：“玉米穗”，这是从玉米那里得来的灵感。如果哪个人还不如“乡下人”，他就管人家叫“玉米穗”。

扒手凯拉打算去柏林，可他决定在布拉格停一停。他在斯拉维亚咖啡馆弄到了大学生宿舍的地址。我们在那儿碰头一起吃午饭。

“你好啊，老兄。我要到柏林去，我来布拉格是为了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他说这话让我觉得有些突然。

他正好能跟我说些关于马娅的消息，之前整整一周我都在思念她。然而，情况是这样：

——她正疯狂地爱着你呐，老兄。围在她身边的那些年轻学生、还有那些干草，他们根本没机会，兄弟！她可是萨拉热窝最漂亮的女人了，她说她只在乎你一个。

而我呢，我开始装糊涂：

——没有的事儿，老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你可不能像玉米穗一样，你可不能把一颗珍珠拱手送给一群笨蛋！

——别谈这个了，我跟你说。我给这事儿画上了句号。

我谢谢他请我吃了这顿饭，然后说道：

——我得回学校去了，我还得去看《阿玛柯德》。

——那是谁啊？

我急匆匆出了店门，兴奋不已。我一路跑回宿舍，收拾了行李，根本没去看《阿玛柯德》。我打算回萨拉热窝亲眼看看凯拉说的是不是真话。除此之外我再无他求！在去赫拉夫尼·纳德拉茨火车站的路上，我想：凯拉提出了萨拉热窝的古老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包含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元素：

我身在历史何处？当一一列举围绕在马娅身边的坏家伙时，扒手凯拉应该在想这个问题。

我动身去了萨拉热窝。直觉告诉我，以后还有机会看《阿玛柯德》。

抽烟抽得昏头涨脑，再加上缺少睡眠，整个人疲乏至极。在坐了二十八个小时的火车之后，我终于到了萨拉热窝。那天，我是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第一个顾客。我坐在大火炉上暖屁股，服务员博丽卡趁这工夫给我做了个水煮蛋。

——我看大世面也没教会你守规矩！跟我说说，在布拉格你也坐在炉子上？快下来，你要把我的炉子压坏啦！

——布拉格根本没这种东西，这种史前的炉子早都过时啦！他们那里到处都是中央供暖，用的是从西伯利亚运来的煤气。

——下来！就算没你它都要散架啦！

以前在南斯拉夫，服务员和警察一样，算得上是特权阶级。不仅上班时间要比平常人短得多，而且她们几乎都是眼线。女服务员和酒吧女招待生来就爱告密，基本上都嫁给了警察，哪怕她们并不是从国家安全局领工资的职员，仍然愿意单纯作为爱好者提供一些信息。

“我得跟你说个事，”她接着说道。“得让你知道：马娅跟外科医生瓦西里耶维奇的儿子出去了。那个男孩儿个子真不高。你可不一样，你就像一头狮子！”

“那个瓦西里耶维奇，他人不错。我想起来1961那年，我拿着我做的泰坦尼克号摔断了胳膊，是他给我打的石膏。”我说，好像她说的那个信息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这没什么，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之间没什么事儿，”阿梅拉·阿加诺维奇插嘴道，“那时候他是马娅最好的朋友，偶尔会来塞塔利斯特咖啡馆坐坐。她打发小瓦西里耶维奇去格尔巴维察街区拿点心了，她喜欢‘波埃姆’和奶油卷心菜，亚德兰卡糕点铺的。你不用担心，他不是马娅的菜。”

——别再说这事儿了，阿梅拉，我对那个女孩没兴趣。

——好吧，我知道了。我就是跟你说说。万一……

兹拉坦·穆拉伯蒂奇——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巴德·斯宾塞，永远是店里最早来的客人。他很少跟别人打架。这个男人有着如天鹅绒一般的灵魂，就像个小姑娘一样；可要是他红了脸，也是很危险的。一天，他把两个家伙一顿痛打，然后一直等着救护车来，还帮护士把那两个挨打的家伙抬上车，因为他把他们都撂躺下了。有目击者说，当急救车在警笛声中朝医院驶去时，兹拉坦·穆拉伯蒂奇的眼角淌下了眼泪。兹拉坦坐在我们桌前，抱了抱我，然后又亲吻了我。

——昨天，我看见你的马娅了。

我耸了耸肩，意思是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为什么非要把话题扯到马娅身上？省省吧，我回来是为了看你们的，可你们却不停在说，马娅这、马娅那。

兹拉坦指了指对面的人行道，就是诺维·多姆商店前面的那条。

——昨天，她就从那儿路过，我的老兄，所有的椅子都转向了她。女人们也都在看她。她可真是太美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以前有，现在也没有了！

我要了阿梅拉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回家补觉去了。

晚上，我去铁托路溜达。我又在城中心的街道上闲逛了一会儿。随后我乘公交车去了格尔巴维察街区的亚德兰卡糕点店。我坐在角落里，点了杯柠檬水，期待着马娅打发那个瓦西里耶维奇来店里给她买奶油卷心菜和奶油蛋糕。我一点也不怀疑马娅的品味，也赶紧点了奶油卷心菜。我一连吞了七个，还有一个奶油蛋糕。我感觉都要吐出来了。最后还真是，我出了店门，刚才吃的东西就都从胃里倒了出来。外面很冷。我可不想为了等那个还没来的小瓦西里耶维奇而着了凉，便重新回到糕点店里去了。我又点了一杯柠檬水和几块蛋糕，但这次是要打包带走。压根没看到瓦西里耶维奇的影子！算他走运，也许这对我也是好事。我的神经开始兴奋起来。在我身上，两个小人互相较起了劲儿——“那个男孩儿没什么大不了的。”理性的小人儿说道。可是感性的黑塞哥维那小人儿摇着头：“你错啦，要是他欠修理，我保证，他会得到教训的。”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善待那小子。我可能会对他说：“要是谁给我找麻烦，我就让他活不长！”

那可不行，那样做不好。他的回答里应该有“什么？”，紧接着是重复两遍的“什么，你说什么？”。我得想办法让他掉进这个陷阱里。嗯，就这么办，我暗自思忖，那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你真需要这个吗？”而他呢，我敢肯定他会这样回答：“什么？需要什么？”只要他一说出“什么”这两个字，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警告他说：“小子，你当心！否则我就像碾断一根粉笔一样碾断你！”他可没时间问我什么粉笔，因为那时候他肯定已经受了一巴掌了。

就在这时候，这家糕点店的店主来了，他充满好奇地打量着我，好像很迫切想知道我是谁。

——你姓什么啊，年轻人？

——库斯图里卡。

——来，过来坐那儿。你想吃什么点心？我跟你爸爸在重症监护室一起待过。我们两个啊，都有冠心病！你爸爸那个人，可真是讨人喜欢！他现在把酒戒了吗？

——呃，戒了。不过偶尔还是会喝一点儿。

——那可不行！一滴都不能沾！看看我，我做的糕点是全萨拉热窝最好的，可我再也没权利碰了。要是没有奶油蛋糕和奶油卷心菜，生活根本没有滋味，可生活仍然是生活啊。活着总比死了好，不是吗？把我的建议告诉你爸爸：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得小心自己的身体。

他给我拿了很多糕点，我得留一些给家里，剩下的我带着，拿到布拉格去。

——尼古拉让我代他给你问好。

出发前我对爸爸说。

——哪个尼古拉？那个糕点师傅？

——对，就是那个。

——他怎么样啊，尼古拉？他还是吃那么多蛋糕吗？

我回答说他再没那个权利了，因为他有冠心病。

——我发誓，要是他还不当心，要是他还吃那么多糖，他肯定活不长了，因为糖里含的胆固醇最高。你要是再看见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得小心自己的身体。

尼古拉做的点心散发出来的香气一直跟随我到了布拉格。在萨拉热窝，我没能做我本该做的事情。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思念马娅，不单单在周末。

等我到了宿舍，接待室的窗子上贴着一张告示，说中午会再放映一次《阿玛柯德》。早在回萨拉热窝之前我就预感到了。我在萨拉热窝的这个周末告吹了，我没能验证扒手凯拉是不是说了谎，可这个周日还没有白费，我要去看《阿玛柯德》。旅途劳顿，我累坏了。我一口气喝了好几杯咖啡，赶忙往俱乐部跑。一群人正慢腾腾地走向舒适的座椅，我心底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好像有什么庄重而伟大的事情要发生。大屏幕前面的幕布一拉开，尼诺·罗塔的曲子瞬间融化了电影和观众之间的薄冰。房子周围满是飞舞的柳絮，因为春天来了，来到了这个意大利海边的小镇。多美妙的开场啊！我想。柳絮在里米尼小城的房屋上方飘飞，导演让我们与这座小城相识。镜头在不断变换，漫天飞舞的柳絮将它们连接起来。一个牙齿掉光了的流浪汉跳起来抓了一把。他嘴里嘟哝着意大利语。我只听到了“la primavera” （春天），然后……我睡着了。最后我被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惊醒了。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片尾字幕。我听着片尾曲，感到有些困惑，便环顾了一下四周。我突然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带着一种罪恶感问周围的同学：

——怎么样，很棒的片子吧，嗯？

——太棒了！老兄，你怎么能睡着呢？这可是费里尼的片子啊！

——我太累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多可怕的过失啊！

——这可不是过失，你玷污了这个片子！

一个很有前途的波兰人向我抛出这样一句话。

我走上大街，伸了伸懒腰，心里满是羞愧。这是一部多伟大的片子啊，我怎么能在一开头就睡着了呢？

整整一周，深深的罪恶感都在折磨着我。建筑历史学的课上，我在后悔；美学课上，我在后悔；文学课上，我在后悔；至于讲《新约》的课，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然而我特别欣赏这门课上对奥义和寓言的阐释。你是傻了吗？你可是错过了看一部杰作的机会啊。而这时候正是该培养个人品味的，你得从有价值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最奇怪的是，我那些师兄弟的态度甚至没让我感觉到半点困扰。他们轻蔑的眼神仿佛在说：“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就是个巴尔干来的原始人，看费里尼的电影都能睡着。”虽然当时我睡着了，但那并没阻止我看电影，我也没办法解释，可我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在我睡着的时候，一部分电影还是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痕迹。就好像我把两种视角融合在了一起。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这种感觉。我可不想大家都嘲笑我，因为这就像一个人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偷偷塞到枕头底下，企图不用花费大把时间阅读就能把它装进脑袋里。

两节建筑历史学课中间噩梦般的课间休息时，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传到了我这里：《阿玛柯德》的胶片还要在布拉格待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因为捷克电影圈的专业人士对这部电影非常感兴趣。我一下子松了口气，罪恶感顿时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不幸的是，我还得面对另外一件恼人的事。这让我有些左右为难。要是扒手凯拉和阿梅拉说的是真话，那下周末我无论如何都得去看马娅。如果她真的爱我，见不到我多遗憾啊。我之前听说她住在山上，在亚霍里纳，身边整天围着很多毛头小伙子。可能她以为我没有那么珍视她。贝芭·塞利莫维奇是非常著名的流行音乐表演者，她的儿子也极力想往马娅身边蹭。呃，好吧，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的年轻小伙子们！

于是我决定抛开周五的放映不管了。但没什么好慌的，下个周一还有一场呢。

周五，14点整，我已经在去萨拉热窝的火车上了。这次我跳上了一节保加利亚的卧铺车厢，铁了心决定给自己买一张到贝尔格莱德的卧铺票，这钱是我在布拉格的黑市上卖了《天气预报》的碟片换来的，这些碟片是先前从柏林买回来的呢。尽管一开始，我是打算用这笔钱拍摄毕业电影《格尔尼卡》的，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得让自己轻轻松松到萨拉热窝。回学校时也得一样。确切地说，我这样做全都是为了能让自己下一次精神饱满地看费里尼的《阿玛柯德》。

铺位很窄，我躺在上面，周围满是机油和廉价香水的味道。我重新回顾了一遍导演课老师奥塔卡尔·瓦夫拉讲的课。在车轮发出的有节奏的撞击声中，我很快进入了梦乡。突然一个刹车让我从睡梦中醒过来了，时间己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车在平坦的田野中停了下来。我从铺位上起来，心怦怦直跳。我肯定是做梦了，我想，觉得大腿根一阵瘙痒。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萨拉热窝，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挠。我浑身发痒，根本没办法合眼。一想到钱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我就很烦躁，于是每隔一会儿，我就去一趟肮脏的卫生间，往自己身上弄点水，好让自己冷静下来。看样子我是染上了疥疮。我已经到了情绪爆发的边缘，便跟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保加利亚人说了这事儿：

——欸，小胡子！我跟你说，你的火车着了疥疮，我现在浑身发痒！

——兄弟，我跟你保证这车上的卫生条件没得挑，百分之百干净！

说完他朝空中喷了些什么喷雾，再掺上机油和廉价香水的味道，车厢里的味道更让我觉得不舒服了。

——谁知道你床上藏了什么样的婊子呢？现在你染上淋病了吧！哈哈哈！

——要是你从头到脚都痒痒，才不是淋病呢。

我回到家里，满身是包。

“你是得了疥疮了，我的埃米尔，”桑卡解释道，“这就是最普通的疥疮，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没一会儿，她弄来一种黄色的药膏，我浑身上下涂了厚厚一层。

“这就管用，”她向我保证，“只不过你得按时涂。这没什么，只不过有点麻烦罢了。”

浑身涂满黄色药膏，我动身去了亚霍里纳山。爸爸把他的大众借给了我们。佐兰·比兰负责开车，我们一行还有哈里什、帕沙和兹拉坦·穆拉伯蒂奇。

到了亚霍里纳酒店，根本没有马娅。几杯酒下肚已经微醺，我们朝姆拉多斯特酒吧开去，马娅和小塞利莫维奇有可能在那儿喝酒呢。可那儿也没人。我们留在那儿喝起大酒来。个个儿都显得很有男子气概。突然我觉得没找到他们也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本来就该把酒言欢。那时候，我就已经掌握了自我批评的技巧。因为我还没喝得太醉，所以我很清楚把一个事儿翻来覆去重复个没完是多令人厌烦的事儿。然而，我的理智与愿望并没能达成共识。于是要喝得酩酊大醉占了上风，不喝酒的理智放弃了斗争。可以想见那个晚上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然而，不喝酒的理智没能做到的，却让恐惧实现了。

姆拉多斯特门前的斜坡上结了薄冰，我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了，就在这时我一把抓住了服务生的领带，这个服务生一直对我们挺友好，现在还出门来送我们。这个男人伸出手来想要救我，而我却抓住了他的领带！那一刻他该怎么想呢？我脚上穿的是双鹿皮鞋，在结冰的地面上直打滑。我一下子成了在冰面上打滑的轮胎，怎么转都白费，都到不了不结冰的地方。这个服务生还真是沉着冷静。他成功解开了系在脖子上的领带。我一下子背朝下摔在地上，沿着斜坡一路滑下去，最后一头栽进雪堆里。等我站起身来，四周已经空无一人，连酒店都没影儿了。我走了一步，立马又摔倒了。我又从陡坡上滑了下来，当我最后终于站稳脚跟的时候，发现雪都到肚子那么高了。一团水汽包裹着我的身体，因为温差实在太大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都听不见。我脑袋好像火烧一样，血液也在酒精的作用下几近沸腾，冰冷的雪下子让我凉快下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一股清凉而舒适的感觉袭来，我甚至为此一阵狂笑。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需要取暖了。那种感受，掺杂着一点小小的恐惧，将我重新带回了亚霍里纳酒店。

——兹拉坦·穆拉伯蒂奇失踪了。

我一回来，涅戈就赶忙告诉我。

——失踪了！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老兄。天这么冷，我只顾想着怎么救我自己的屁股了。他妈的！西伯利亚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啊？

周末就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吗？我喜欢的女人没找到，反倒丢了个兄弟？最糟的是，这样的结局将完美地嵌入一个当代电影剧本中。就是结局出人意料的那类。从那里你可以构建现代悲剧的所有元素。这是能产生很多意外情况的好素材，是个照亮人类不同秘密和不同命运的好机会。

看见佐兰·比兰正睡着，也不知怎的，我建议道：

“什么都别跟佐兰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了。他肯定想去找他，到时候他自己也会失踪的，那多倒霉啊！”

黎明越近，我离预想的悲惨结局也就越近。随着血液里的酒精一点点消失，我感觉到些许疲惫，这更让我相信最终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了。突然，事情出现转机：在酒店的接待处，兹拉坦·穆拉伯蒂奇出现了。他回来了，身边还陪着两个电网维修工。

“欸，朋友们，没什么，最重要的是得让脑袋保持冰冷！”他跟我们说着，两排牙齿直打颤。

他想说的肯定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脑袋暖和，可他的脑子可能有点冻住了。看兹拉坦活着回来了，我很高兴，赶忙叫醒了佐兰。

——兹拉坦回来啦！

我对他说。

——谁回来啦？他之前在哪儿啊？

——睡吧睡吧，没事儿了！欢乐的结局。

这个周末没有以悲剧收场，可我们毕竟与现代悲剧荒谬的结局擦肩而过。在现代的悲剧影片里，人们本来都过着很正常的生活，可突然意外出现了，还经常就在周末。在回萨拉热窝的路上，我又开始想马娅。很遗憾没能找到机会当面警告一下贝芭·塞利莫维奇的儿子。要是见到他，我肯定会这么说：“欸，就你，胖子！要是不想让我把你变成汉堡包，就别跟马娅干什么蠢事！”

身上的疥疮还没好，再加上酒喝得太多头很疼，我早上还是选择乘飞机去了贝尔格莱德，从那里开往布拉格的火车15点发车，途径萨格勒布和布达佩斯。我刚一上车就看见了那个保加利亚小胡子，他也认出了我：

——嘿，兄弟，我给你找个卧铺吧，只要十三德国马克！

——花十三德国马克再到你的车厢里染上一次疥疮？

其实我只是想省些钱给我的毕业电影，因为按常理来说的话，我基本不太可能再得一次疥疮了。我找地方安顿下来。真是奇迹啊！在空空如也的二等车厢里，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看书了。桑卡的药膏让我不觉得那么痒了，身上长的包也都瘪了。可惜我没法睡觉。我预习瓦夫拉的课，还给我的《格尔尼卡》写了个新剧本。

伴着一阵刹车声，列车驶进了布拉格中央车站。我急匆匆赶回大学生宿舍。我焦急地等待着《阿玛柯德》放映，心中很是得意。我旷掉了费巴尔教授的美学课。在齐加内克博士的文学史课上，阵阵困意向我袭来，我坚持抵抗：不行，绝不能睡觉！我走出教室沿着伏尔塔瓦河散步，心想斯美塔那在谱写交响诗《我的祖国》时是不是也在看这条河。我又一次提了这样愚蠢的问题。他当然不必为了完成这部杰作盯着水面看！困意再次袭来。可我还站着呢。于是我加快脚步朝放映厅走去。

大厅里，很多观众都在耐心地等着。灯光渐渐熄灭了，片头字幕出来了，接着是里米尼小城，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氛围。正是春天，柳絮在镜头前飘飞。这个费里尼也太有本事了，能创造出这样的开场！那个流浪汉出现了，他说“la primavera” ，而我……我睡着了！我醒来时，片尾字幕都已经出来了。我是怎么啦？在我身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次我又睡着了，又是从头睡到尾。肯定是有魔法。是有谁给我施了符术。我不得不再次面对师兄弟们蔑视的眼神。可我能怎么办呢？我成了一个病例，可以让精神病专家好好研究了。我把这些说给捷克朋友扬·库比斯塔听。他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这么悲剧。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状况。”他回答我说，“很简单，你无法同时做两件事情。肯定是因为坐车太累了。放心吧，这部电影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呢。”

我从哪儿来的羞耻感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样一部伟大的电影？那又怎么样？可当听到别人跟我讲费里尼这部片子里有多少亮点的时候，我感觉更糟了。多丢脸啊！“蠢货，”我对自己说，“活该你的同学把你看成一坨屎！”

然而我心中始终坚信，在电影放映期间，这部电影真的印在了我大脑的某个隐蔽角落。某种说不清的东西确确实实发生在了电影和我之间。

那个周一晚上，在苏德克之家啤酒店，我把啤酒和朗姆酒掺在一起灌下肚——可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实习期就该开始了。根据美术学院的安排，我要去给柳巴·韦莱茨卡当助理，她是我们上一届导演专业的学生，我要协助她完成她的毕业作品。

实习期间你可能会学到点东西，但通常情况下这更像是一场训练。事实上，名为助理，实为学徒，你得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奴役。要是你能经得起考验，能忍受一些小事儿，有朝一日你也会有自己的助理。如果在拍摄期间没遇到阿格奈什，一切本该平淡无奇。所有的事情都该循规蹈矩地进行着。阿格奈什是这部电影里的女主角，她之前在布拉迪斯拉发学设计，来布拉格是因为想当喜剧演员。这个女孩简直像是从维梅尔的画里走出来的。在一次拍摄休息时，在她那母鹿一般的眼神中，我们之间的对话超出了单纯的语言交流。

男人会想：为什么一些强势性别的代表能赢得女人的芳心，而另一些不会呢？答案就在这儿：女人喜欢讲废话。除了将男人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磁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废话了。你越是能将一些没有意义的小事儿说得很重要，胜算就越大。你需要做的就是别松劲儿，说些花言巧语，还是花言巧语，再假装你说的每句蠢话都是发自肺腑的。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等着她主动上钩了。到头来你肯定会得手。

阿格奈什跟我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在赫拉德德尼柯来日大街2号。她住我楼上，跟柳巴·韦莱茨卡一个房间。一天晚上，她上楼睡觉之前轻声对我说“晚安！”。那晚，我沉沉入睡，她说这两个字的方式让我觉得暖融融的。早上，当我醒来时，发现头顶上的柜子上摆着一个新出炉的羊角面包，还有一小瓶牛奶。那感觉就像谁在我冰冷的房间里放了个火炉。温度直线上升。

我们在拍摄中的合作在继续，但增加了眼神的交流，有感激，也有非同寻常的柔情。我跟马娅之间的事情早都飞得无影无踪了。阿格奈什——这个匈牙利女人，她的眼神让我激动不已。接下来的每个早晨，每当我醒来的时候，床头的柜子上都摆着一个羊角面包和一瓶牛奶。

周四，阿格奈什得去布拉迪斯拉发。我啊，虽然我已经爱上她，但我不断对自己重复道：你得去看《阿玛柯德》，老天希望你去看。

周五14点，我就会见到这位伟大的创作者和他的电影了。

周三晚上，在宿舍餐厅吃完饭的时候，阿格奈什羞涩地看了我一眼。尽管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没有亲吻，更别提上床了，我觉得她有什么重要的话想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挺喜欢你的。

——我也挺喜欢你的。

——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去我家过周末，就在斯洛伐克。我想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匈牙利村庄是什么样子。

——我非得走那么远才能亲你吗？

她脸红了。

——我想去看《阿玛柯德》呢，我补充道。前两次我都没好好看。

——你要是不想，那就下次吧。

——我不是不想，可……

我想着自己这次可能又看不成费里尼的电影了。

可随后我记起下周一《阿玛柯德》还会再放映一次。所以我立马改了主意：

——我去，我想看看匈牙利村庄是什么样子。不然我可能就没别的机会了。至于电影啊，它飞不了，它又不是鸟！

我们上了火车，在座位上坐定，就像是一对关系和谐的小情侣。我以前一直孤孤单单的，是头上方的那些羊角面包把我拯救了出来。还有一件事：根本没用得上闲聊，也没有滔滔不绝地说些蠢话。在旅途中，我只一次想到马娅，我在想每次马娅想吃甜点的时候，那个小瓦西里耶维奇是不是还去给她买。

我们一直抱在一起，就这样到了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在火车站等她的哥哥，她非常自豪地向我介绍：

“米克洛什。”

他立马以一种被激怒的口吻跟他妹妹讲话。我觉得很不自在，便问阿格奈什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没有，没事儿。”她让我消除疑虑，“他刚告诉我警察拿走了他的证件，理由是他乱停车，警察还说我们，这些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唯一的麻烦，说我们还比不上茨冈人。”

我们终于到了村子，可米克洛什碰上警察的事儿仍让我们不太愉快。阿格奈什的爸爸佐洛坦出现了，他满脸通红，很显然有些醉了。他外表平静，握住了我的手。

“欢迎来到善良的匈牙利家庭！”他说。

当我用捷克语对他的热情好客表示感谢时，他的和蔼可亲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不讲匈牙利语？他有些吃惊。

——嗯。

——那怎么行呢？

——天啊，爸爸，阿格奈什插嘴道，你怎么能想让他也讲匈牙利语呢？

——这我可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女儿的男朋友就得会讲我们的语言。

我们在桌前坐下，佐洛坦开始用匈牙利语朗诵起诗来。

“你听不懂这首诗可真可惜啊，”阿格奈什对我说，“这首诗太美了！”

接着，三位主人一起唱了一首匈牙利流行歌曲。不知怎的，我觉得很是尴尬，尤其是在看到阿格奈什同样不自在的眼神之后。这首歌唱罢，佐洛坦开始了一段非常严肃的谈话。我们一直坐在那儿，他让阿格奈什给我翻译他想对我说的话：

——你要知道你来到了一个善良的匈牙利家庭，要是你想和阿格奈什结婚……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什么结婚啊？！

——你闭嘴，我什么都知道，我长眼睛了，我可不是白痴！

看上去她爸爸已经决定要把女儿嫁出去了。

“爸爸，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阿格奈什满眼泪水，跑着躲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我正打算跟她去，佐洛坦拦住了我。

“这个女人哭了，你打算怎么办？”这回他用斯洛伐克语对我说。

“她说什么了？”听到阿格奈什呜咽着向她爸爸说了什么，我问道。

“她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生意？！’”

最后她让我很失望，这个阿格奈什。两天还没到头，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她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叫“生意”呢，除非她是个妓女。尽管她用词有时候会有点别扭。有没有可能是她说走了嘴？可这种事情想必谁都不会轻易说走嘴吧。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阴谋，阿格奈什爸爸的行为就说明了一切。

“别管她，我们两个说定了就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他坚持道。

这事儿值得他开口讲斯洛伐克语，他磕磕绊绊地说完话后又喝起酒来。那天晚上他说的所有话我都听得很明白。他说一切的一切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他老婆死了，他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他讲的千万条理由我都欣然接受。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一直沉浸在郁闷之中，因为这个男人不给我一秒喘息的机会。他才是真正的醉鬼。与此同时，阿格奈什还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伤心，因为她知道我们的爱情还没孵出蛋壳就已经夭折了。天一亮，她默默把我送到她家门口。她没有了以前的影子，那个每天在孤独的大学生头上放好羊角面包和牛奶的高尚女人不见了。而这跟她化不化妆并没有关系，她的脸上失去了光彩。她紧紧挽住我的胳膊，有些颤抖，她很清楚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爸爸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坏。

——我知道。

我朝火车站走去。

这次回到布拉格的时候，我没觉得太累。只不过这段不愉快的插曲让我有些伤心。而且，我有点担心阿格奈什。我怎么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她那温柔的眼神？比起这段刚萌芽的爱情，难道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占了上风？也许我只是不想再一次错过《阿玛柯德》的放映？

我提早来到了艺术学院的俱乐部，耐心等待着放映。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我打了好几次呵欠。别慌，我对自己说。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没一个人在打呵欠。大厅里挤满了人。除了大学生，还有很多电影圈里的人，都是为了来看这部伟大的电影。就在放映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安东宁·布劳希尔出现在了台上。这个男人打破铁幕的封锁，已经将无数电影引入了我们学院，引入了布拉格。他向在场的观众问好，然后宣布因为这部电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所以胶片还会继续在布拉格待上三周，他还说费里尼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就在老师发表简短演说的时候，我有点打盹，可他说的都是必要的话。掌声响起，幕布拉开，屏幕亮了，大厅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去。一片漆黑，电影开始了。多么美妙的开场啊！摄影师朱塞佩·罗通镜头下的里米尼小城，春日的柳絮将不同的画面连接起来，那个流浪汉出现了，他跳了起来，抓了一把柳絮，说“la primavera！”而我……我睡着了。我就一直睡着，等我醒来时片尾字幕已经出现了！怎么可能这样呢？我还正常吗？身边再也没有蔑视我的同学了。只有一个技术人员，很和蔼地将我的腿从他膝盖上抬起来，走了。现在，我真的可以去精神病院了！

整整一周我都过得很沮丧。在斯洛伐克过的悲惨周末让我情绪低落，然而更令我饱受折磨的是：在这样一部伟大的电影面前，为什么我总想睡觉。

在大学生宿舍接待处，有人通知我一个来自萨拉热窝的名叫凯拉的人想要见我。他从柏林回来了，穿了一身皮衣。

——听我说，老兄，我真是有点儿高兴，这一趟我赚的钱比哪次都多。我带你去吃晚饭吧，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给咱们找找这个城市最贵的饭店！

我们去了杜博内——当地最奢华的饭店。刚一坐定，凯拉就开始显摆他见了大世面学到的东西。他叫来几个服务员——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要教教他们怎么守礼仪。

一个还没长胡须的年轻小伙子给我们送来白兰地，就在这时，凯拉对我说：

“翻译给这个年轻人听：上白兰地要稍稍加温。让他给我拿点儿烘过的咖啡豆来。”

当我把凯拉的要求翻译给那个年轻人听的时候，脑子里在想这种自恋的人多让人难以忍受啊——不论是极力想摆脱自己女儿的匈牙利民族主义分子，还是来自萨拉热窝的小偷。

——嘿，你琢磨什么呢？你干什么呐？

——没什么，我刚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我打算结婚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个。极有可能是为了打断他关于规矩的愚蠢说教，将那些服务生从折磨中解救出来。我跟服务生的关系素来并没那么融洽，只不过我受不了别人自命不凡的嘴脸。一个来自萨拉热窝弗拉特尼克街区的家伙教一群布拉格人怎么守礼仪？看到这一幕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我感到很丢脸。

——那么你结婚了？真厉害！跟马娅？那些整天跟在她身后流口水的家伙不得断了气啊！

——哪个马娅？我找了个匈牙利女人，就是要让你大吃一惊！

——我可知道那些匈牙利女人，她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妞了！

那天晚上，凯拉一直非常兴奋。他拿出一百德国马克分给那些男服务员当小费，还在女服员鼻子底下摇晃着手里的一沓钞票勾引她们。

“你跟那个匈牙利女人的事儿挺好的，只是可惜了萨拉热窝的那个珍珠，得重新落到那群玉米穗手里了。这没什么。等我回去以后，就马上告诉所有人你跟一个匈牙利女人结婚了，让那些人羡慕去吧！”扒手凯拉最后说道，他完全醉了。

第二天，他就回萨拉热窝去了。

凯拉走了三天后，阿梅拉打电话给我。

——我听说的是真的吗？

——你听说什么了？

——有人说你结婚了。

——听着，阿梅拉，一个男人迟早是会结婚的。就像我，选择了现在结婚。

——你是在嘲笑我吗？马娅会伤心死的！

——这跟马娅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她什么时候吗，那个女孩儿？

第二天，阿梅拉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得让你知道，马娅绝望极了！你都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她哭得就像个喷泉一样！”

我继续厚颜无耻，引用了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话——之前为了写一个剧本，我研读过他的一本小说。

“女人需要排水，她们通过眼睛将水排出来，她也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与此同时，我觉得马娅还是爱我的。但我决定将这种情感掩藏起来，就像电影《仆人》 （The Servant）里的德克·博加德（Dirk Bogarde）那样。我接着说：“好了，代我向她问好，毕竟我们曾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

冬末，我去西德买捷克人在我这订购的碟片，因为他们没法跨越边境线。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张《阿玛柯德》的海报。我该不该去电影院呢？万一我再睡着了怎么办？

我最终还是没有去看《阿玛柯德》。因为我怕会再一次蒙羞。

我在柏林买了一些爵士摇滚的碟片，可以转手卖到布拉格，为我的毕业电影攒钱。在回布拉格的火车上，我开始想曾经度过的美好日子，想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看《阿玛柯德》。

春天来了，一个学年也结束了，我拿到了十分满分。夏天已在我眼前。

我所度过的最棒的暑假就是上学那时候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去姆列特岛上露营。在那儿，佐兰·比兰、兹拉坦·穆拉伯蒂奇和我，我们就像国王一样。我们从杜布罗夫尼克下船，个个儿都喝得醉醺醺的，像极了喝了太多发酵了的椰汁的年轻公猴子。我们来到这里时如此，夏天结束回萨拉热窝时亦是如此。

当我们抬着帐篷去露营地时，我向一个当地的警察保证我们会支持他工作的：

“欸，老兄，要是有人敢找你麻烦，就跟我们说，我们替你摆平！”

这个警察可能以为我说的是句玩笑话。可再看看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狼，很显然他真的认真考虑了我的建议。他是这岛上唯一的和平守护者，很快他就明白了跟我们结盟是件好事。要是这儿有人打架，等警察从杜布罗夫尼克赶来的功夫儿他可能已经被痛打一顿了。这样一来，他有了我们的保护，没人再敢斜眼看他了。这事儿不用嘱咐，所有人都清楚！

我刚睡醒，兹拉坦就告诉了我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

“你的马娅来岛上了。”

啊哈哈！我心里暗喜。可我是这么回答的：

“你想我有什么反应？”

“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血肉模糊。她那双漂亮的腿都擦伤了。去找找车前草吧，在岛上，这是治这种伤的良方！”

“车前草，放到她胸上吗？”我假装理直气壮，反驳道。

我等着兹拉坦走远，好溜到路上去。当发现他看不见我了，我像一个百米赛跑运动员一样冲到中心广场去了。

我到了大湖酒吧点了杯咖啡。一艘游艇泊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码头边上，我看见马娅从上边下来了，一个船员搀着她。马娅和她父母就住在这个船员家里。一眼看上去，他就是个达尔马提亚的呆瓜。所以我极力让自己像个成熟男人的样子。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慌张。我们俩已经有一年半没见过面了。真害怕又像在贝尔格莱德酒店那晚一样没话说。突然，我灵光一闪。我开始谈未来。在正常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战役中，黑塞哥维那人占了上风。这一次黑塞哥维那人鼓起了勇气：

——你需要一个正经的男人，马娅，一个有文化的人。最棒的组合应该是有点痞痞的文化人。要是你找的是个只能给你提供其中一种特征的男人，比方说一个文化人，你们肯定长不了。很快他就会让你觉得厌烦。如果这个男人是另外一种，一个只能给你安全感的无知混混，你就会看到他多么庸俗。你肯定会逃走的。

——你是想说我得找一个像从哲学院毕业的约翰·迪林格（John Dillinger）那样的男人？

——不是那个尺寸，不过已经接近了。

我们两个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自己正在跟她闲聊，终究还是轮到我头上了。当一个男人成熟了，他就会不停地讲，我想。那是因为，在那之前，他从生活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再也不是随意向女人献殷勤的毛头小伙子了。在青春期，他还不知道怎么把句子串联起来，所以他最好还是闭嘴，以防被别人当成白痴。而且，只说有智慧的话就一定好吗？我决定从日常生活中找些例子出来：

“你知道帕沙是怎么向古娜求婚的吗？他对她说：‘你嫁给我要比嫁给一个从大学毕业的家伙强得多。要是你跟他结婚，出不了三个月你就得回来找我做你的情人。要是这样的话，还是跟我在一起划算：我既可以当你的丈夫又可以做你的情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向马娅暗示自己才是那个有问题的家伙，而且说这样的话很可能会被理解成我在向她求婚。

秋天，萨拉热窝的罗马尼亚电影院将要上映《阿玛柯德》。正是伟大电影艺术家们的黄金时期。

“你知道吗？《阿玛柯德》要上映了，”马娅告诉我，兴奋不已，“你看过了吗？”

怎么回答呢？说真相吗？那可不行。一个学导演的大学生怎么能承认在这样一部伟大的电影面前，自己睡着了三次呢？可要是我说我没看过，那就更糟糕了。就好像有人问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有没有看过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回答说没有。我巧妙地从这个困境中摆脱了出来：

——这个电影，看上百遍也不会厌。

——这样的话，你带我去看吧。

我们坐在萨拉热窝最漂亮的放映厅里，罗马尼亚电影院。幕布拉开了。开头的镜头出现了：柳絮在空中飞舞着，将里米尼小城的几组镜头连在一起。这个费里尼，电影开场简直太完美了！这个经验丰富的老艺术家运用柳絮将里米尼小城的景色串了起来。真让人佩服！说“la primavera ！”的流浪汉出现了。而我……真是奇迹！我没睡着！接着，一个女人把衣服摊开在晾衣绳上。然后出现了一个律师对着摄像机说话，一群当地的小淘气包捉弄格拉迪斯卡……我感到无比幸福。我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握着马娅的手，好像我们是坐在飞机上，在这部杰作面前惊得说不出话来。

对于我的电影作品来说，《阿玛柯德》就像是一场宇宙大爆炸。片中的画面和用意成为我电影创作的源泉。从那以后，我以这部电影为标尺衡量我的电影生涯。生活中所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刷新了我的存在！我的母亲、父亲、家庭、朋友，还有那些不经意间触及灵魂的元素：森林、山区、女人的丰臀、自行车、寺庙的塔尖、桥、火车、公交车……所有我不喜欢的：领带、摩天大楼、刀叉、学校、医院。最后，还有所有在我眼中有价值的：高尚、勇气、历史、音乐。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有新的发现。

我的毕业作品《格尔尼卡》并不同于《阿玛柯德》，但是它们之间却有一座隐形的桥梁。所有的想法在这座桥上自由穿梭，从河的一岸到另一岸，抹除了人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的差异——无论是在波斯尼亚的山区还是在地中海的海岸。我的《格尔尼卡》遵循了《阿玛柯德》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要拍摄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人的面孔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我能有这个理念，得感谢自己曾看了不下十几遍《阿玛柯德》。

当我把我的毕业作品交给奥塔卡尔·瓦夫拉老师看时，他对我说：

“这是部好电影，多亏了有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教学生导演是值得的。”

而我，我想的是——“谢谢你，费里尼！”

第九章　逝者是酒精的大敌

1978年，我的儿子斯特莱博出生了。同年，我在布拉格拿到了学位证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怕自己会成为20世纪初期社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了。在这类小说里，那些外地人——我的同事——在大城市里日渐衰亡，而我成功地跨过了这一关。虽然泽曼老师跟我说过一堆关于天才导演和白痴父亲、电影和孩子的话，但对我来说，有一个后人是多么重要啊！一个新生儿，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游》里演的那样。这个孩子的诞生是宇宙中的一大乐事，不过他的身上带着母亲腹部的温热，而不像库布里克的宇宙那样冰冷。

这次回到家乡就不像当初离开萨拉热窝市那么教人悲伤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筹办我和马娅的婚礼。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难度不亚于弄清楚我们究竟属于哪个社会阶层。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年轻的情侣选择在三五好友的见证下结婚了——尽管这还属于个别情况，不过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民事登记处登记之后，他们会用一顿简单的午餐代替盛大的婚宴。

当我们向双方父母提出我们也想选择这种结婚方式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你们要真想结婚，那就要让上帝见证，你们要像人类一样结婚！”

我呢，我曾设想我们的婚礼应该像一部短片，愉悦而精致，就像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一样。不幸的是，这种婚礼只有在乌托邦才能实现。我们两家的祖先都不是农民。考虑到朋友、家庭，还有社会大气候，要想免受一种流行亚文化的感染实在太难了——尽管这种文化的好坏在我看来实在有待商榷，而且它会让一切走向沉没。

他们购买白纽扣乐团的唱片，陶醉在带有乡间情调的摇滚音乐里，然而口袋里和手包里装着的磁带代表的才是他们内心真正的取向。他们的爱好正走向一种新型的音乐，这是一种在东方和地中海之间的“无主之地”上形成的，受到英国文化影响的原始音乐。这种音乐，不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显得与众不同。这种巴尔干民俗音乐让我想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kolae Ceausesku）执政时期罗马尼亚旅馆里的毛巾，因为总是接触湿答答的脸而都发了霉。要想形容这些毛巾，一个词就足够了：狗屎！这种音乐也烂得像狗屎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这种音乐暴露出的恰恰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多数居民的真情实感！

想要举办婚礼，第一步是要安排双方家长见面。我父母和马娅的父母得彼此拜访一下，就像国家的小使团那样。

“让他们先来咱们家，”穆拉立马这样建议，“我给他们准备一顿好饭，保准儿难忘！”

可是她们家那边呢，马娅的爸爸米绍·曼迪奇感觉有些吃惊，当然他是有道理的：

“按规矩，库斯图里卡一家得先来咱们家。这事儿是谁想牵谁的手啊？当然得是他们来向马娅求婚，而不是我们去向埃米尔求婚！”

一到马塞洛·施耐德路8号，穆拉就出尽了洋相。还没迈进门槛，他就说想看看这套公寓有多少房间！马娅的妈妈——莱拉·库赛奇医生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她之所以没对穆拉的失礼做出过激的反应，唯一的理由是：万一她挑穆拉的毛病，自己也会显得很不得体，这可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因此她一句话也没说，看着自己的女儿马娅热情地带穆拉参观每一个房间。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爸爸看了我一眼，第一千零一次地压低声音问我：

“怎么，有什么不妥啊？我哪儿做错了吗？”

穆拉坚信他从一进门开始就表现出来很震惊的样子能让马娅一家感受到自己的敬意，这样就能证明他儿子能跟这么好的家庭联姻让他有多高兴。

“真了不起！”他感叹道，“这，埃米尔，这在萨拉热窝都是高标准的了，在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马娅微微一笑，化解了周围的紧张气氛。桑卡和我很不自在，而米绍和善地看着穆拉的举动，这让他想起了萨拉热窝市镇监察局的突然来访。

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彼此早就认识。这对老相识——米绍和桑卡，终于彼此开口说了第一句话。米绍发现桑卡和她的哥哥阿基夫长得相似。

“桑卡，”他问，“你哥哥是不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就是那个二十年来在巴斯卡斯加举着帽子向我打招呼的男人？”

“正是他！”穆拉插嘴道。他边说边转动着自己的手，假装在拧紧灯泡，试图说明桑卡的哥哥脑子有点不灵光。“而且长得确实跟她妹妹一样！”他补充道。

“真走运，你挺正常的！”桑卡反驳道，“萨拉热窝每个酒吧服务生都清楚得很呢！”

看到米绍与自己有相同的观点，穆拉难掩兴奋之情。让他最高兴的是，他们评价铁托的方式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也是相同的。尽管爸爸平日里很有智慧、学识渊博，可米绍总能时不时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

“不仅如此……”说完这之后，他就开始长篇大论起来。他的论据不仅来自他脑中储备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还来自他作为法官的可靠经历及深切的责任感。

库斯图里卡一家从曼迪奇家中离开，关于婚事只字未提！

我们沿马塞洛·施耐德路一路往下朝公交车站走，妈妈和爸爸又像平常一样吵了起来：

“为什么又这样，就连我们孩子结婚你都没法不提铁托？！”妈妈指责爸爸。

“桑卡，我的朋友，难道我一辈子都得忍受你对我指指点点吗？”爸爸反驳。

“穆拉，要是你能不提这该死的政治，至少在这种正式的场合不提，我就不挑你毛病！”

桑卡满眼泪水，爸爸变得温柔起来：

“不是我，桑卡，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是米绍先提起来的。听着，要是你想，咱们回去，让他亲自跟你说。”

桑卡还在哭，那一刻爸爸明白了：桑卡是意识到她的儿子要永远离开她了，他要去过自己新的生活了。

接下来的那周，曼迪奇一家到我们家来了。刚一进门，米绍就抛出了一个新话题：

“你们信不信，如果一种主义能像马车夫控制马和马车那样控制历史，它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如何组织婚礼、在哪儿办婚礼的问题只能留给女人和孩子操心了，因为跟刚刚提出那个问题的答案比起来，婚礼的事情没那么重要。然而，婚礼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两家都不是典型的波斯尼亚家庭。米绍是银行家的儿子，他的祖父米洛什是波斯尼亚第一个记者，他的母亲是维索科一位面包师傅的女儿。库赛奇一家和多米塞利耶一家，莱拉的祖父母，分别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当年是经由奥匈帝国第一条铁路来到波斯尼亚的。因此，马娅可谓是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共同的结晶。所以直到今天她还倾向君主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波斯尼亚人的婚礼大多是这样的：一场巴尔干风情的宴会，伴随着并不怎么样的音乐，音响破旧不堪，失望的宾客只知道喝酒，然后吐得到处都是，闹到最后就拔出刀子……我们的家庭并不是典型的波斯尼亚家庭，因此我跟马娅的婚礼绝不可能像这个样子。可我们却没能逃出萨拉热窝当局的一大特色：一场集体婚礼——跟其他五对新人一起。

在结婚典礼上，我极力想制造出点新花样。

民事登记处的官员一脸浮肿，好像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犯了瞌睡。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合唱班的成员，他问我：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你愿意娶马娅·曼迪奇为妻吗？”

我没回答。死一般的寂静。接着能听得见叹息声，还有人在小声说着什么。我转过身看着伴郎佐兰·比兰和布兰卡·帕任，露出一副疑惑的神情。“我该怎么做，伴郎？”我用眼神示意。佐兰笑了，向我做了一个点头肯定的动作，而我还假装不确定我应该给出什么答案。斯肯德里亚酒店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直到这时，我才决定说出本该说出的“我愿意”。马上，大家都松了口气，笑声迸发出来。马娅一脸责备地看着我，但她还不想吵架。在我们旁边坐着一个怀孕的新娘，马娅注视着她那洁白无瑕的裙子。一个年轻的新郎牵着那个新娘的手，这个新郎是个囚犯，因为要结婚才临时获释。我看着他，心里十分同情。

婚礼之后，这个新郎还要回监狱继续服几个月的刑，而我呢，我要回布拉格完成我的学业。

婚礼那天，桑卡放弃了与“贵重物品迅速消亡”的抗争，把遮在中国织毯上面的透明塑料扯了下来。只有两间半的公寓里，成功挤进了上百号人。贵宾之位是属于埃多·哈菲扎蒂奇的，他是贝伊[1]的儿子，从特拉夫尼克来，在距今已很遥远的40年代没有参加游击队，原因是那一天他肚子疼。穆拉把他介绍给各位宾朋，接着马上拉他去厨房了。

“看到现在的萨拉热窝，穆拉，我意识到是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洗劫了整个城市。你们让农民移居到城里，告诉他们上帝根本不存在，看吧，结果怎样！”

穆拉同意他这个朋友说的话。穆拉在自己和桑卡的婚礼上大闹，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赶出公寓，这次家人要求他“绝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保证绝不会“舔一滴酒”。然而，跟哈菲扎蒂奇聊天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破戒的好时机，一直以来，厨房就是比客厅更有魅力的社交场合。在那里，人们更容易互诉衷肠、达成协定或是做出重要承诺。通常情况下，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件也都发生在那里。就是在抹布和沾满油垢的碗碟之间，人们做出了最幸福亦或是最痛苦的决定。每隔两分钟，桑卡就会看看我，她总担心厨房里会出现什么意外。当我走进厨房的时候，爸爸眼疾手快，将他的酒杯推到哈菲扎蒂奇面前。我知道他喝酒了。

——别搞得像你婚礼上那样。

我在他耳边小声说。

——当然不会的，就一小杯！

——你小心点！

穆拉看出我并没有开玩笑。他立马蔫儿了，嘟囔道：

——好吧，我就跟埃多喝那一杯。我拿儿子的脑袋起誓，多一滴都不喝了！

屋子里满满的都是穿白衬衣的男人，脖子上的领带耷拉成什么样子，主要是看他们喝了多少酒。他们的妻子搂在一起，一边唱兹得拉夫科·乔利奇的《开往波德卢科威的列车》和《四月的贝尔格莱德》，一边左右摇摆。有人在收音机里放上民俗音乐的磁带，屋子里更是欢腾起来。波斯尼亚的小孩子们蹦蹦跳跳，还不时发出尖叫。卡塔戈沃鲁西奇街9A的整栋公寓都在摇晃。斯蒂波·比兰是我的伴郎佐兰的爸爸，他当时是波黑共和国议会的主席，他很会利用周围的混乱揩女人的油，尤其是一个叫娜达·利帕的漂亮女人，她的无拘无束更是给他提供了机会。斯蒂波·比兰趁机捏了好几下她的屁股，当他得知这个女人来自比耶利纳，心里更是乐开了花。波斯尼亚男人尤其欣赏比耶利纳的女人，因为人们都说：与健壮的黑塞哥维那女人相比，比耶利纳的女人更容易跟男人上床。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比耶利纳坐落在一片肥沃的平原上，而黑塞哥维那位于荒芜的喀斯特高原上，在这里，女性特征是她们唯一的财富。娜达·利帕跟着音乐的节奏一扭一扭地朝厨房走去，然后跟她的丈夫利帕医生说波黑议会主席捏她的屁股：

“别放在心上，我的朋友。他能从中得到快乐，这对你来说只是不痛不痒的小事。”丈夫这样回应他的妻子。

利帕医生担心穆拉的心脏，可我爸爸呢？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承诺，非要再喝一杯：

“妈的！医生，让我再喝一杯吧。我儿子只结这一次婚啊！”

可这医生就像是医学界的马卡连柯[2]。

“愿上天保佑就这一次，穆拉，现在再婚都快成趋势了。”他说，“但你啊，你最好是放下这李子酒！”

“那为了让他不跟马娅离婚，再让我喝一杯吧。看她多漂亮啊，我儿媳妇！跟个洋娃娃似的！”

1980年，铁托死了。而我呢，一年后，我凭借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 ？）在威尼斯赢得处女作金狮奖。那时候斯特莱博只有三岁，当他听到这个奖项的名字时，很是为我们的狗担心。

“那皮克斯怎么办？狮子会吃了它的！”他不安地问我。

我儿时的玩伴发现他们在这部电影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帕沙、哈里什、贝利和特伦曼在大屏幕上重新看到我们儿时的一些生活场景时，他们都非常高兴。

至于涅戈，他靠在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上当电工讨生活，《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获奖的消息把他吓了一跳，他那时候正在印度洋上。他用收音机收听罗马台，因为他喜欢听意大利的坎佐纳（Canzone）。突然，新闻里说到了我的姓和名，还说了好几遍。可接收器不稳定，信号没了。他把收音机举到空中来回摇晃，翻过来掉过去，想找到最好的位置。他实在没法理解新闻里怎么会提到我的名字。这个蠢货，他妈的，难道是抢银行了？他心想。或者，上帝保佑啊，他杀了人？！

直到靠了岸读了报纸，他才松了口气：他明白原来他的老朋友在威尼斯获了大奖。

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之所以能成功拍摄，一方面是因为我看过《阿玛柯德》，而且我结识了阿卜杜拉·席德兰，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代。

铁托病了——电视屏幕上都是他的身影。为了证明自己多么关切铁托元帅的病情，萨拉热窝电视台台长哈姆扎·巴克舍奇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行军床，晚上就睡在那里。作为铁托的忠实支持者，巴克舍奇并不支持《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的拍摄项目。然而，因为萨拉热窝电视台只是这部电影的共同出品人，他无权阻止拍摄。等电影杀了青，他又想方设法阻止电影上映。他给萨拉热窝电视台公文拟稿员韦斯娜·杜戈尼奇发了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这个铁托的忠实信徒没有明确禁止这部电影在特斯拉电影院上映，但他强调并不建议。多亏了自身的诗意和拉托·杜戈尼奇的批准，这部电影最终获救了。拉托·杜戈尼奇不仅是韦斯娜·杜戈尼奇的父亲，更是波斯尼亚共产主义者的灰衣主教。凭借《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韦斯娜·杜戈尼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她父亲的批准是助她阻挡各种谴责的盾牌。

新时代即将到来，像所有极力维护铁托的人一样，巴克舍奇的所作所为已经太迟了。《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诙谐幽默，铁托党内最狂热的战士、比巴克舍奇权势更高的那些人在这部电影面前都缴械投降了。就连波黑中央委员会书记哈桑·格拉波卡诺维奇的右臂穆罕默德·克雷索——这个被爸爸称作“波斯尼亚的戈培尔”的人、这个负责波斯尼亚所有艺术作品审查的审查官，最终都接受了这部电影。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就在萨拉热窝街头取景。在这部电影里，发生在郊区的悲剧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这在以前是从未被提及也从未被人理会的。除此之外，萨拉热窝的人民头一次能将自己的处境与在荧幕上看到的一切融合在一起，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出现在荧幕上让他们喜不自禁。最令萨拉热窝人高兴的，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悲剧，他们父亲、母亲、姐妹们的模样，他们的生活处境自此将被全世界人知晓。通过这部电影，时间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就像一场暴风雨后，大海将吞噬的东西重新抛回到堤岸上去那样——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在一个尖锐和新奇的角度下重新展现在他们面前。

阿卜杜拉·席德兰凭借一个烈士的形象闯进了我的生活。他的小说《父亲与摧毁的房屋》讲述的是一个家庭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是他的父亲——一个在格利奥托克岛上饱受折磨的烈士。正是因为这个父亲，萨拉热窝政治圈子里的人并不珍视席德兰。

我们是在萨拉热窝广播电台的餐厅认识的，那时候我就在那儿上班。与往常一样，席德兰一连几天晚上出去喝酒消遣。餐厅里挤满了电视台里那些自以为是的职员，空气中弥漫着油炸食品的味道，而席德兰，凭借自身的天赋在餐厅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诗学天赋，再加上善用修辞的技巧，使他俨然成为文学界的小人物。他说起话来，就像是在给打字员口授下一部小说精心准备的对话。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眼都精当得很。直到后来我明白了：当我们认为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写作。

一天，他以这种他自己习惯的方式对我说：

“说到文学作品，我抨击所有的，甚至戈尔丹·米希奇[3]。一刻也不要怀疑。我有个剧本要给你！”

一个月后，他已经写好了一个短剧本，讲的是萨拉热窝青年迪诺良知苏醒的故事。席德兰在剧本中巧妙地将家庭悲剧与迪诺内心的悲剧交织在一起：他的爸爸去世了，而他爱上了一个农民的女儿，可这个女孩儿被人从乡下带到米兰做妓女。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迪诺的父亲马霍——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幻想者——离开人世去往另一个世界时，他的儿子在《政治》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长生不老猜想的文章，这个场景实在是太棒了。正是强烈的自传色彩与席德兰独特的富有旋律的对话腔调赋予了这个场景巨大的力量。我很容易就解决了父亲这角色的问题：我想起斯洛博丹·阿利格鲁迪奇这个人，他可是个非凡的蒙特内哥罗人。真不该执意请斯洛博丹出演我的第一部电影。他经常跟制片争吵，还因为酬金的事儿跟奥利娅·瓦拉吉奇吵，后来只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也要吵。直到拍摄都结束了，他还不肯签合同。他喜欢嘲笑那些招他厌烦的人，尤其是电影圈里说了算的人。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才华出众却执着于自毁，在那之前没遇到过，在那之后也没遇到过。他每天要抽五盒万宝路，趁着取景捏女演员的屁股，梦想找一个比演员更正经的职业，比如说种西瓜。在拍摄的时候，他还拿注射器的针头扎摄影师维尔科·费拉克，这个针头是要用在他死的那一幕里的！不管什么问题，阿利格鲁迪奇都有答案，哪怕是那些严肃的存在主义问题。

马娅和斯特莱博去的黎波里省看望莱拉，她在那儿开了家诊所。一天，我在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问阿利格鲁迪奇：

“我一想到他们，胃里就一阵灼热，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爱，傻瓜！”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轻轻敲打我的头。

我偶尔会组织一场纵酒作乐的聚会，但这只是三五好友偷闲的机会罢了，而不是我用来掩藏自身缺陷的惯用方式。

可等到电影一拍完，我与斯洛博丹·阿利格鲁迪奇在一起的每个夜晚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醉酒之夜。那些我以为早已抛在身后、掩藏在青年时代、深埋在校园生活中的一切被重新唤醒。怪诞、诗意的感性、头脑风暴重又浮出水面。在布拉格的那几年，我早已把年少轻狂时的罪恶装进箱子，可如今它们又从箱子里溜了出来。狂饮之后，阿利格鲁迪奇和我简直就像两个精神错乱的疯子，看见巴斯卡斯加老房子墙外的排水管，我们俩非要比比看谁能用头把管子撞散架。结果证明还是他脑袋结实，其实只要看到他第一眼就不难猜到。

席德兰的父亲是我们两人文学灵感的源泉。而我爸爸恰恰相反，他将直接来源于生活的东西、那些文学给不了的东西注入了《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穆拉就是活生生的模型，丰富了父亲这个角色的细节——把漏雨的屋顶抛到脑后根本不去修理，却在讨论世界的不公，坚信2000年以后共产主义将会统治整个地球。编剧和导演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对这部电影的名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最后，父亲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角，而不是迪诺——尽管斯拉维科·什蒂马茨将这个萨拉热窝青少年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就像所有一取得成就就会懈怠的乡下人一样，我开始整日与酒精为伴。在有酒精的世界里，我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快乐，然而游戏很快就变得危险起来。不是因为我酒喝得多，而是因为我想在公共场合挑起公愤。最能给我带来乐趣的，要数在咖啡馆里辱骂铁托和政府了。骂前者的时候我声音还稍微低一点，可骂政府的话，只要是在咖啡馆里的人都能听得到。

一天，在漫长的失眠之后，马娅打电话给我爸爸，焦急地告诉他我整整一天一夜没进家门。她求穆拉随便找个借口从我手里拿走车钥匙——比如说他要开车送桑卡去国家公园。爸爸照她建议的做了，不仅如此，他还自作主张做了马娅没要求的事情，他决定来找我喝酒。

他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找到了我，我正在给自己“再添点啤酒”——尽管之前的一整晚我都醉醺醺的。等口渴止住之后，我开始喝朗姆酒。喝之前得来段祝酒词吧，于是我站起身，一边摇晃酒杯一边骂政府。骂完之后，我扬起酒杯一饮而尽。服务员博丽卡的眼神里满是责备，我明白了“人们不该说那种话”。她总是会用眼神提醒我提防那些听我大放厥词的客人。等我又开始骂政府，她用手捂住耳朵不去听我说了什么，这样她就不必通风报信了。每上来一杯新的朗姆酒，都伴随着一句：

“我操政府！”我骂道。我爸爸起身接上话头：

“列支敦士登的！”

然后他一下子喝光了杯里的酒。

他明白我醉得很厉害时，便决定再做出一点牺牲。他装起傻来，从服务员的托盘上偷偷拿走好几杯我的酒。最后他醉得比我还厉害，反倒是我开车带他到科索沃的家里醒酒，这跟计划的完全不同。我把他带到了马娅那里，而没有把他送回家，因为他曾跟桑卡发誓自己再不沾一杯酒。等我们到了，他并没注意到屋子的涂料还没干。他跟马娅打完招呼就冲向了浴室。在卫生间的门旁边，靠着走廊的墙，是另一扇新刷的门。我爸爸抓住那扇门的把手，门一下子倒下来砸在了他的头上。这一下让他头昏眼花，他摔了个仰面朝天，整扇门都压在了身上。等好不容易把门从身上抬起来，他抬起头四下寻找马娅。

“我刚想到点事情，小美女，要是苏联崩塌了，等待捷克钢材的是什么命运呢？！谁将控制捷克钢材啊？你知道他们能生产多少钢材吗？”

1983年，飞利浦品牌驻波黑代表、荷兰王后的私交阿基夫舅舅离开了人世。这位神秘的先生，巴斯卡斯加举止最优雅的国王，唯一一个见到自己的孩子还会脱帽致意的萨拉热窝人，离开了人世。

一个周六下午，正是她父亲去世的前一周，杜尼娅·维特拉席勒·努曼卡迪奇在瓦沙·米什金大街上散步。她正带着婆婆斯米利娅参观这座古老的城市。很久以来她都想找机会接近父亲，可命运让她未能如愿。她的小儿子就在婴儿车里，当她认出站在埃及糕点铺旁边的父亲时，浑身颤抖起来。她父亲改了条路朝他位于阿里贝伊清真寺旁的办公室走去，杜尼娅停下脚步，确信这一次外公和外孙会相见，这对平常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见到女儿，阿基夫舅舅照常点头致意，微笑着看了一眼小外孙，重新戴好帽子，消失在街角。只剩下杜尼娅呆呆站在那里，脑中一片混乱，她在想父母的生活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以至于亲生父亲就像一个有礼貌的陌生人那样从自己身边走过，哪怕他的外孙也在眼前。她知道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分居了二十年后只在大街上面对面碰到过一次。他们停了几秒，四目相对，眼神里尽是对彼此不忠的深深责备。谁都没开口说一个字。那之后他们再没见过面。

阿基夫没对家人做的，都在巴斯卡斯加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补上了。在那儿，傻子们都知道阿基夫是个真正的绅士，见到他都会鞠上一躬，就连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傻子霍拉·库库里库也不例外。阿基夫舅舅给他们吃的，照顾他们，还会给他们钱。当神秘的死亡带走了这个同样神秘的男人，在亲朋眼中，这样的结局让他本就崇高的人格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契诃夫小说中的众多主人公充实了我的生活。阿基夫舅舅死后，他的名字也进入了小说主人公的行列。在一次常规体检中，他得知自己的肾已经不太好了。舅舅并没有惊慌，可当医生告诉他只有做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才感觉到死神来敲门了。他深信自己这次应该不会活着从医院出来了，于是写下了最后一页感人至深的信。在一场复杂的手术过程中，他将灵魂交还给了上帝，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世的消息像导火索一样在巴斯卡斯加街区迅速传开了。所有的朋友和表亲匆匆赶到阿基夫舅舅位于弗拉佐夫街上的房子里，表达他们的哀痛之情。他妹妹伊萨早前跟一个名叫阿多·贝佳诺维奇的假冒飞行员分了手，之后就一直住在她哥哥这里，丧宴是她操办的，不过她并没有费太大力气。他哥哥早就为这一天买好了所有必需的食物，而且有条理地摆放在了厨房的橱柜里。

“逝者最讨厌喝酒，”当宾客们来的时候小姨说道，“我请求你们尊重死者的意愿，在这间房子里不要喝酒。”

伊萨小姨一边说，一边把胳膊伸到洗碗槽后面掏出一瓶生命之水，来证明酒在这里确确实实是被禁止的。她把自己的酒杯填满，也给刚到来的宾客倒上酒。

“不过，我们不能不跟逝者做最后的道别。就像基督教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得喝一杯祝他安息。”

她把酒杯里的酒倒出一半[4]，喝掉剩下的半杯，然后把酒瓶子放回老位置——洗碗槽下面。她在她哥哥家住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有时候她也会喝一小杯生命之水，照她的说法，都是在胃疼或是自己感觉很沮丧的时候。他哥哥肯定不知道，因为他可是“酒精的大敌”。

在去医院之前，阿基夫舅舅就想及时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去了杂货店，可那天他买的东西并不是平时为自己一个月储备的量。正是有他最后买的东西，丧礼那天一切才能进展得井井有条。除了买好那天必需的所有食物，舅舅还就如何处理食物给他妹妹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两公斤半咖啡足够让前来吊唁的所有宾客尽情喝上两天了。来的人能有二百五十个左右。要是把两公斤半咖啡分成二百五十份，你自己看是想煮浓咖啡还是淡咖啡，大体上来说足够所有人喝了。一公斤糖，是有点多了，但是如果买的太少会显得有点可笑。不管怎么样，家里还备有两公斤糖呢。还有一公斤蜜枣和无花果干，两公斤土耳其软糖。蜜枣和无花果干是给孩子准备的，土耳其软糖当然是让大人配咖啡吃的。”

在餐厅碗橱的最底层，阿基夫舅舅已经放好了果汁里要用的糖浆。为了把一切安排好，他早就把柠檬汁和樱桃汁分开放了。他在白纸上写下一串漂亮的字迹，又补充了以下说明：“不要放太多柠檬提取物，因为它不是天然的，不过用它提提鲜还是不错的。两升水里放的量不能超过半汤匙。樱桃汁有点稠，得稍微稀释一下。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因为糖分太多了不好。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里糖尿病是很常见的，因为如果我死了，丧礼那天来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上面提到的问题一定要当回事……”

[1]　贝伊是奥斯曼帝国时对长官的称谓。

[2]　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苏联杰出的教育家、作家，创立了一家少管所。

[3]　波斯尼亚的塞族作家和记者，生于1938年，是电影《茨冈人时代》和《黑猫白猫》的编剧。

[4]　一种习俗，洒几滴酒以祭奠逝者。

第十章　电影都有阴暗面

1985年，电影《爸爸出差时》 （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在戛纳电影节上摘得桂冠。这是南斯拉夫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金棕榈奖。在电影节结束之前三天，我就回萨拉热窝去了，是萨拉热窝电影论坛的负责人米尔扎·帕希奇代替我领了奖。他从斯特瓦尔特·格兰杰手里接过奖杯，只说了一句：

“非常感谢。”

在萨拉热窝，有人问我为什么没亲自去戛纳领奖，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答案，只好说我得去帮朋友姆拉登·马特里奇装木地板。

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所获得的成就不足以让萨拉热窝政府给我分一套房子。马娅、斯特莱博和我挤在马娅父母的公寓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落差，主要有两个因素，尽管我得了奖，也没法助我得到房子：首先我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而且穆拉也并不是政治圈子里的宠儿。要不然该如何解释威尼斯金狮奖的得主还一直住在别人家里？要知道萨拉热窝之所以能够跻身于欧洲世界行列，还要多亏了我获得的威尼斯金狮奖和波斯尼亚篮球队的胜利。这样一来，我还落得这步田地就更难解释了。这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和他的幽默，当妈妈质问他为什么堂堂一个信息部副部长还住在只有一间半的公寓里，躺在沙发上的爸爸回答道：居住权是有的，不过你得利用它！可我的问题并不局限在居住条件上，也不在于从电影艺术界所获得的荣耀并没为自己换来好处。

威尼斯之行结束后，我接下来的计划——《爸爸出差时》突然深陷政治问题的泥沼中。剧本七天就写完了，是席德兰趁着饮酒作乐的间隙完成的，《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大获成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这个剧本深得铁托继承者们的喜爱。席德兰、斯特莱博和我，我们三个在杜布罗夫尼克皇家酒店闭门不出，脑袋里只有一个信念：尽早完成关于1948年那段转折时期的剧本。还是佐廖家的故事，不过是追根溯源到了那个时期。父亲马霍·佐廖——一场爱情阴谋的受害者，是如何在政治问题上栽了跟头？这个政治犯的命运又是如何影响到儿子马利克的呢？

在威尼斯拿了大奖，却没得到房子，也没获得什么特权，可我希望至少能在拍下一部新电影的时候，相关部门能给我行个方便。但很快，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我没考虑到铁托的小士兵们还在掌权的事实，也忽略了他们极力想让一切保持原状，就像铁托还没有死——他们尤其不愿有人触及敏感主题，特别是那痛苦的1948年。我的这部电影所触及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一段历史，然而他们对此并不熟悉。更何况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资本可是建立在铁托与苏联关系破裂的传奇之上的。一方面，我的电影以诗意的方式，透过一个年轻人的眼睛展现残酷的历史改变；另一方面，它还详细讲述了一位受害者——一个格利奥托克岛无辜囚犯的故事。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触及格利奥托克岛囚犯这个主题。不过我见到过爸爸很多朋友终日醉醺醺的，生活得极其悲惨，躲到我们戈里察的家里，后来就躲到我们位于卡塔戈沃鲁西奇路9A号的家里。他们所有人对我电影里这个年轻人的蜕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哈伊鲁丁·西巴·克尔瓦瓦茨，他是苏捷斯卡电影艺术委员会的成员，可他没办法帮我扫清第二部长片拍摄面临的障碍，只因为他曾是格利奥托克岛上的囚犯。

如何才能让球一直待在球场中间？如何才能让一个满怀热情无法自制的艺术家冷静下来，劝他慢慢接受不再拍摄《爸爸出差时》？苏捷斯卡电影艺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对于我来说，获得这个委员会的批准不仅是必须的，而且迫在眉睫。足球运动员梅赫梅德·巴扎达勒维奇为了让球在自己两腿之间待更长时间，使出来的技巧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聪明的足球运动员们所做的报告，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让球一直待在球场中间”的需求。

苏捷斯卡电影艺术委员会工作会议报告，1983年2月1日，会议地点：亚戈米尔。

Ad.2.《爸爸出差时》剧本，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切多·基西奇：

我们知道这个剧本讲述的是哪个时期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作者并没有足够用心。在这个剧本中，我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感受到我们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斗争的伟大精神。这个剧本更侧重于描述个人命运，不过这些人物身边发生的事件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你想讲这样一个悲剧，必须把所处时代交代清楚，因为人们肯定会问电影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关于剧本中的一些片段，我存在异议，比如说，父亲这个人物和市长之间的对话显得太粗鲁了，我认为应该进行改动。当我们想追寻一个人的命运，肯定会思考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剧本发展的逻辑就会让我们自问：我们正朝着什么方向走呢？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呢？

这个剧本中某些地方土里土气，应该避免。而且在我看来，这个孩子的心理肖像太过生硬。我不禁自问，这部电影是否将伟大的献身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尼古拉·尼基奇：

拍摄剧本应该很快就完成了。考虑到导演在剧本中已经做出了大量改动，我建议我们不要再讨论现在这个版本了，而是应该等到下次工作会议时审查新的版本。

苏捷斯卡电影艺术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报告，1983年2月28日，会议地点：亚戈米尔。

Ad.2.《爸爸出差时》剧本，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内乔·帕雷扎宁：

在读第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在里面看到了1948年和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事件，这些事情是全世界人民和我们国家的人民有目共睹的。这一年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对国际工人运动又意味着什么？意义太重大了！从1948年开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纪元。全世界没有一股进步力量不是以铁托的“不”为依托的。尽管这部电影并没有打算以国际视野看待这个问题，但是认真考虑这个时期是极为必要的。正因为这样，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应该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感受到那段时期发生的事情。此外，我还有很多异议：

——在这部电影画外对白中，马利克说他父亲在他出生前一个月就宣布了他出生的消息，为的是领取救济粮，然而这种说法是立不住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口粮都是定量分配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不错，不过他的表达太过做作，以至于他看起来很是滑稽可笑。这次党员会议应该是很严肃的，书记也应该符合事实，不要戏谑或是抹黑这个人物。

——我认为下葬这个场景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哪一位东正教神甫会同意给一个空棺材下葬。他们的教义不容许谎言。

——莫尔纳和娜塔莎是这部电影中最闪光的人物了。正是他们两个给这部电影增添了积极向上的色彩。

——帕夫洛维奇一家都穿了一身黑，因为爸爸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员而被枪决了。在那时候，他们这样子会被视为一种抗议，而他们肯定也会因此吃点儿苦头。像这样的抗议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马卡连柯的诗歌正是那时候最流行的，电影里的人物读他的诗我并不反对，不过不能增添讽刺意味。

——只要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员被抓住送进监狱，他们的家人大抵也都会被赶出家门，哪怕他们是好人。所以那个市长救下被赶出家门的一家在我看来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认为这一家人应该被赶走，而且家里所有人不得已搬去兹沃尔尼克，家中只剩下爷爷一个人。事实就是事实。

——马利克不该给他父亲写两次信。

——胳膊上有弗拉尼奥文身的女人们像小丑一样在剧中出现了三四次。我认为太多了。

——安基察这个人物的问题最大。她完全没有足够的动机坏到这个地步。不管她有没有道德，或者说她真的没那么有道德，但她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反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战士。如果说这个女人伤风败俗，别忘了她可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如果把兹沃尔尼克和巴尼雅克维尔加卡这两个城市的名字换掉，对这部电影会有什么影响吗？因为女人们会去那里治疗不孕，这恐怕会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

——利亚霍夫医生和玛莎这两个人物很是让我为难，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它们的象征意义更加强烈：哭泣、泪水、与俄国的分离。医生是白俄罗斯人，而我们在1948年将很多白俄罗斯人遣送回了俄国。玛莎和马利克之间的爱情并没有结果，眼泪也没有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把这解释为与俄国分离而流的眼泪，然而我们是不会为之哭泣的。这份幼稚的爱情、载满回忆的相册，以及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事情当然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来，不过得用我们的人换掉俄国人。

——那个女人的哥哥——国家安全局的公务人员，无论是在剧本里还是在简介里都一样，自己是自己的头头儿。不管在什么场合他背后都没人。他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带走谁，关押谁。不该把国家安全局的职员都当成傻子。不管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国家安全局和格利奥托克岛在反斯大林模式的斗争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也不会用非常消极的眼光看待那段时期，尽管当时确实犯了一些错误。

——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死并不能与马利克的故事很好地融合，因为马利克还很小，他根本不明白彼得罗维奇的情况。

——最后，我还得说说娜塔莎和莫尔纳之间的婚礼。把法鲁克塑造成一个酒鬼的形象，我并不反对，不过摧毁他的是生命之水。这是这部电影中最阴暗的一类人，因此会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斗争的都是我们国家的社会渣滓——就像法鲁克和安基察。所以我认为需要重新琢磨一下这两个人物，让人们能够明白他们为何如此黑暗。可能人们会想这两个人是否足够成熟去当间谍了，因为他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两个人物形象太过消极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想要看的是南斯拉夫是如何对苏联说“不”的，如果电影里展现的不是这些，那么我们就是在与当代历史背道而驰。必须要展现给世人的是铁托的“不”实施起来是有多么地艰难。

切多·基西奇：

我已经对这部电影剧本的第一个版本发表过意见，现在我仍然保留同样的看法。尽管剧本中已经做了几处改动，但这些改动都是皮毛。剧本最主要的不足在于那个时代的色调。应该对这个悲剧加以阐释。说到电影中的这个部分，我们看不到那个时代的影子，也感受不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那个饱受争议的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剧本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信息，而我们听到的那首“整个国家……”让人觉得极具讽刺意味。

递交权杖的那一幕，切基奇对梅萨说“我们赶紧离开这群人吧”，这样合适吗？一个保卫国家体系的男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从整体来看，这部电影更像是带有浓重斯大林模式色彩的影片，而不是反斯大林模式的。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的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然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部完全反斯大林模式的作品。除此之外，剧本中有太多粗话。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粗话不会带来什么负面作用，但我还是希望这样的话能少一些。

最后，我认为要想照着现在这个剧本拍电影并不可行。还需要对它进一步精雕细琢。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这个故事跟1948年没有任何关系，它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体现的是某种形式的政治冲突。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者任何一个时代。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向人们展现一个逼真而又极端的事件，我希望大家的评论仅以文本为依据，而不要考虑这部电影会激起怎样的反响。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文本触及了一个我自身并未经历过的时代。如果执意要将这个故事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粘在一起，那这部电影肯定就拍不成了。不管我们同意或是不同意，这个故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完全可能脱离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存在的。针对你们刚刚提出的问题，我有一些解决办法。你们所说的时代的腔调可以通过两个人物体现出来：一个是真正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的警察，另一个是阴差阳错被送去格利奥托克岛的。这样安排既符合事实，而且能与文本融为一体。

你们提到的一些有争议的桥段之所以会出现在剧本里，就是为了让这个故事脱离时代的影响，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写这个剧本的目的并不是分析或是解释哪个历史时期。

切多·基西奇：

恐怕这样的承诺无法让人接受，因为一旦大家辨认出一些情景，必然会提出成千上万个问题。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中应该加入更多介绍性的场景，因为最能表现时代特征的东西在剧本中并没有什么体现。要着重渲染那个时代的悲剧色彩。台本中的对话还存在不足。尽管剧中的对话很友善，不过大部分缺乏条理。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对话来源于语言结构。我们不能将剧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举动同他们的话语等同起来，一个人的所做所为才能体现出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粗俗的程度和成人之间的对话都是真实的。至于反斯大林主义，我认为这部电影已经反映得淋漓尽致了，因为整部电影都是对斯大林主义及人类社会不公的反抗。

内乔·希波瓦茨：

这部电影的主题——一个无辜之人所受的苦难及其引起的后果，是人类世界的共同主题，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了出来。但这个剧本没能绕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尽管导演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个故事无时无刻不聚焦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上。剧本中从头至尾消极的氛围让人觉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屠杀无辜者的刽子手。可我在分析剧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必须还原那个时代真正的色调。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时代是个残酷的时代。如果童真能掩盖残酷，这固然不错。可如此一来，赤裸裸的事实会给一切蒙上丑陋的光芒。历史的真相是人物悲惨命运的根源，但真相就是真相。可这些在文本中都没有体现。

尼古拉·尼基奇：

综上所述，我认为应该建议埃米尔再在剧本上下点儿功夫，以便能让大家在他的电影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

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

我同意大家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所有观点，我认为这些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好的电影梗概。导演应该认真衡量，并将有价值的建议融入到剧本中去。尽管这个文本像是一部短篇小说，我们还是能够加入不少东西，以便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故事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

剧本非常缺乏条理，主要冲突（仅有13页）并没有充分展开，应该添加一些场景让故事情节更加清晰：

——安基察说的那些话，她还应该在另一个背景中说一遍，不仅仅对法鲁克说，还要当着国家安全局的另一位公务人员说。

——我建议去掉第42个场景（党部会议，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这时割礼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个场景显得非常多余。我建议用第55个场景把它替换掉，还有接下来丈夫离开的那两个场景也一并去掉。

——我还会删掉弗拉多夫·彼得罗维奇葬礼和穿戴黑纱的场景，除非导演决定让这个角色成为梅萨的另一半，而且让彼得罗维奇妻子的弟弟战死在前线。

——这个剧本中缺少冲突的场景。

——母亲去市长家里的场景应该换一下位置，应该紧接在罪犯出现的后面。

——利亚霍夫医生这个角色最会让人产生异议。我觉得务必要用一个南斯拉夫人换掉他，但是可以保留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我还会删掉第54个场景，就是母亲谴责他哥哥的那一幕。

最后，我要说的是未来的剧本中一定要充分参照这次会议中提出的所有建议，因为这是拍一部好电影的前提条件。

结论：

如果剧本力图反映时代气息，就应该避免出现大量隐晦的思考，这会让那个时代蒙上消极的色调，因为电影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代。艺术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给埃米尔时间揣摩吸收所有的意见。导演需要认真参考所有建议，编写出新剧本，并交给委员会。之后委员会将会再次召开会议对其进行审核。

委员会研究决定：除艺术委员会成员外，我们将从我们国家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中挑选出几位，并将剧本交给他们审阅。

在萨拉热窝，我为《爸爸出差时》奋力抗争，那段日子确实不好过，贝尔格莱德的存在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然而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巴尔干民族的震中区，我与它之间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贝尔格莱德的方言土语中透着土气，而那里的社会精英无一不在炫耀自己的高雅时尚，尽管这种强烈的反差曾经常让我不悦，但不管怎样，它之于我就是乳母，就是救命稻草，就是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唯一希望。对于那些决定《爸爸出差时》命运的家伙来说，贝尔格莱德是政治层面真正的所多玛与蛾摩拉，然而对于我来说，它是我获得自由的必经之路。萨拉热窝将贝尔格莱德视为无政府自由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发生器——前者是由于铁托说贝尔格莱德太过亲近西方，后者指的是民族主义和游击战士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为了抨击亲近塞尔维亚、亲近俄罗斯的尝试，抨击这座城市为自由带来的挑战。

就在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逐渐被削弱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天地在那里，在那座《尼恩》 （Nin）周刊[1]诞生的城市，那座亚历山大·佩特洛维奇、兹沃金·帕夫诺维奇及其他南斯拉夫黑色浪潮[2]电影艺术家生活过的城市——在那里人们醉心于哲学，那座马蒂亚·贝奇科维奇和米洛凡·德热拉斯相守一生的城市，那座长篇小说《勇气在盛开》的作者德拉戈斯拉夫·米哈伊罗维奇生活居住的城市，那座发行了《大学生》的城市。在那里，人们已经被唤醒——是无线电声波唤醒了他们，是杜什科·拉多维奇的声音唤醒了他们。

等待《爸爸出差时》能否拍摄的决议可不在我能预见的未来里。我得走出去。要么是去贝尔格莱德，要么是去西方。但是怎样才能带着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出现在西方世界里呢？就在被这些想法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在萨拉热窝机场遇见了米拉·斯图皮察。在那之前我们之间并没有过任何交集，不过对彼此的名声都早有耳闻。她的丈夫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是南斯拉夫主席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队总司令。早在1981年9月的时候，正是在米拉的建议下，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才准许我去威尼斯领金狮奖，那时我本应该在部队服兵役的。我与米拉的这次会面是武克·巴比奇安排的，他是我的一个导演朋友，之前跟米拉合作了电视剧《基卡·比比奇》 （Kika Bibic）。米拉刚从滨海的特尔帕尼小镇回来，茨维耶廷在那儿有专门用来消夏的宅子。

很快，我们就开始向彼此抱怨艺术家的生活是多么的不易了。我向她解释道我实在是受够了萨拉热窝，而且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挺过《爸爸出差时》遭遇的愚蠢的政治“封锁”。而米拉那一边呢，她告诉我说她渴望成为米亚托维奇两个女儿的好继母，她还说想让小马娅·米亚托维奇去萨拉热窝戏剧艺术学院学习，问我能不能助她一臂之力。我回答她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这个忙的，随后她邀请我秋天的时候去特尔帕尼看望他们，顺便可以把我遭遇的不幸讲给茨维耶廷。

1983年9月中旬，我乘出租车来到了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的别墅。见面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南斯拉夫的主席正穿着泳装做日光浴，脚上穿着袜子。越来越老的主席瘫睡在屋子前面——不管怎么看，这房子似乎都不像是一个南斯拉夫主席的——这是扎维多维奇一家名叫克里瓦日的公司建的小楼。他沐浴在阳光中，可脚上穿着厚厚的纯羊毛织成的登山袜。他注意到我的视线锁定在了他的双脚上。

“是血液循环不畅，我亲爱的埃米尔！”他向我解释道，“想当年，南斯拉夫足球队的守门员们都怕我这两条腿。可是现在，这哪里还是腿啊，只要有一小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它们就变成冰块啦，真是灾难啊。”

我们三个开车去杜布罗夫尼克吃午餐。米拉·斯图皮察可是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每次发觉我在大肆斥责波斯尼亚铁托党的话题上越走越远时，她就会满是柔情地谈起茨维耶廷的女儿们，借此扯开话题，还刻意强调马娅·米亚托维奇能不能去萨拉热窝戏剧艺术学院都是我能决定的。我已经喝了好几杯红酒，尽管茨维耶廷和我在政治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但我感觉到我逐渐得到了这个男人的尊重。而且我认为他会原谅我大胆的言论。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又推进一步：

——让巴尔干民族承受种种悲剧的唯一因素，就是政治。无论是在我们的电影中，还是戏剧或书籍中，是政治给主人公们扣上了某些或然问题，而这正是悲剧唯一真实的素材。更确切一点来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哪件悲剧是与政治无关的！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可别跟我说日常生活里就没有悲剧的影子啊！

——当然有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那里就有！

——那西班牙人呢？

茨维耶廷问道。他这一句话把话题转向了玩笑。

——你不相信我，可他们也不会为了生活中的悲剧自相残杀的。除此之外，西班牙绘画中最伟大的作品都深深浸润在政治背景之中，比方说戈雅（Goya）。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班牙人都是透过机关枪的准星相互交流的。正因为这样，安德里奇解释了为何悲剧文学这一类无法在塞尔维亚得到发展。

为了得到茨维耶廷的支持，我不断提起自己极有可能会安顿到贝尔格莱德来。我谈及这个城市崇尚自由的传统，我内心坚信提到贝尔格莱德就是在打自由这张牌。

——你知道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吗？这个米希兹和他的同类们，他们正在破坏我们的南斯拉夫！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搞破坏，但那些有文化的民族主义者是很好的对话者。跟他们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什么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实在是受够了，茨维耶廷，受够了那些流氓败类，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言语也变得粗俗，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没有在卖弄学问，要是我们不小心说了个什么外国词儿，那可就糟了。或者，当我们碰见一些有修养的人，却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各种沮丧之情，这种沮丧正是来自缺乏成功及笼罩着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的压抑氛围。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大广场，是各种财富与思想的集散地，这里并不像萨拉热窝——没有自己的科贾将军[3]，没有科学家、思想家抑或是启蒙运动的鼓吹者。

我相信，在听我说这些的时候，茨维耶廷已经开始想办法阻止我重蹈梅萨·塞利莫维奇[4]的覆辙了——不计其数的人从萨拉热窝叛逃到贝尔格莱德，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看样子，茨维耶廷很明白自己应该竭尽全力让《爸爸出差时》在萨拉热窝进行拍摄，证明给米希兹那些人看萨拉热窝是完全有能力拍出一部敏感话题的电影的。要是我真的定居到贝尔格莱德，还带着一部没有完成的电影，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肯定会觉得这是他个人的失败。

我竟然毫不犹豫地向南斯拉夫国家主席表达了自己真实的看法，在回特尔帕尼的路上，他头一次对我的真诚和果敢表现出些许友善：

“你有点夸张了，”他对我说，“不过这没关系，你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你是用脑袋思考的。而且，民主的本义就是让人们自由地思考不是么？只要不动刀子就行。那跟我说说，你的新电影是讲什么的？”

“这是《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的续集，不过时间顺序是颠倒的：故事里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爸爸因为与女人调情的事情被抓起来送到了格利奥托克岛上，当然他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在这之后，小男孩就在妈妈和哥哥的陪伴下逐渐长大了。这部电影并没有像安东尼耶·伊萨科维奇的小说《两故事》 （Tren 2）那样直接讲述格利奥托克岛。把格利奥托克岛的存在当成历史事实，这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通过这部电影，我可以探索这个事件在小马利克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反响。这部电影将把生活在幕后的人物搬上荧幕。这个，茨维耶廷，这将是一部新颖独特的作品！”

在我和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这次会面两年后，《爸爸出差时》拍完了，并在戛纳电影节上拿到了金棕榈奖。在这之前，茨维耶廷的女儿马娅被我们的美术学院录取了，而我也收获了一位新朋友。

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是我在电影界的一位楷模，跟他接触会让人异常兴奋。当他建议我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名誉教授时，我非常爽快就答应了。

《爸爸出差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我缺席了戛纳电影节的颁奖典礼，我借口说要去帮朋友姆拉登装地板，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大家对我和波斯尼亚当局的紧张关系加以评论。电影节结束前三天，就连戛纳豪华酒店最小的门童都听说了《爸爸出差时》会获奖，而我却回了家，没一个人有留我的意思。

回到萨拉热窝的第一个晚上，发生了跟获奖一样重要的事情。那天晚上，《爸爸出差时》在萨拉热窝首映，而且在三家影院同时上映，也是在那晚，我同七岁的儿子两人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心灵交流。在给杜布罗夫尼克影院的观众鞠完躬后，我又赶去了罗马尼亚影院，观众的热情与兴奋在这部电影的作用下达到了顶峰。人们大声欢呼着迎接我的到来，就在我向大家鞠躬致意的时候，斯特莱博嘶吼着表达跟爸爸分开的痛苦。他向我伸出双臂，眼泪汪汪。掌声越是震耳欲聋，他的叫喊声和抽噎声就越是厉害。当他被带到台上，在电影屏幕前面，我把他拥入怀中，斯特莱博就那样紧紧粘着我，好像再不要跟我分开。

[1]　新闻杂志，艺术界、科学界、体育界等领域泰斗的名字常出现在上面。

[2]　以黑色幽默为典型特征。

[3]　牲畜商人，18世纪末在奥地利的鼓舞下率军与土耳其作战。

[4]　波斯尼亚作家，作品有《苦行僧与死神》。

第十一章　柔梦

1986年，我们分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在谢诺娜路上，这是萨拉热窝城最短的街道之一，连接着铁托路和奥巴拉）路。《爸爸出差时》在戛纳电影节斩获大奖之后，萨拉热窝戏剧艺术学院最有威望的老前辈拉奇娅·拉古姆季亚通过市政中心帮我们搞到了一所房子。稍早些时候，她在报纸Oslobodjenje上发表声明：“朋友们，我们怎么也不能让金棕榈奖的得主还住在他岳母家里吧，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我们的新家是一座奥匈帝国时期留存下来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天花板很高，但是没有浴室。就在我们搬进去之前不久，一个女大学生从这里被赶出去了。邻居费夫佳声称，她愿以名誉担保，那个被赶走的女孩儿是个妓女。这房子重装了天花板，拆掉了旧墙，换了地板，这时一个新问题浮出了水面：金棕榈奖得主得有根电话线！尽管当时电话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通信联系，但是在萨拉热窝，想安个电话着实要费点功夫了。要想分到一个电话号码，我们得耗上一年的工夫。最后，我在报纸上抱怨国外的人都联系不上我，事情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谢诺娜路14号大楼的前面，就好像从天而降一般。就在他们拉着一堆线跨过院子里的木桩时，邻居费夫佳问道：

——你们在搞什么啊？谁准许你们堵在院子里啦？

——我们在给拿金棕榈奖的人装电话。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回答她。

之前反对给我装电话的人最后终于明白了这是监听我的绝妙办法。我办理第一份护照的时候，那个窗口里身体结实的小老头想让我当国家安全局的间谍，但他最终没能如愿，现在他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我为开户的事去邮局签合同，接待我的是个蒙特内哥罗人，他十分欣赏我的直言不讳。他翻开一个大大的本子，那个本子要比学校的登记簿大得多，他对我说道：

“您在《尼恩》杂志上的访谈实在太精彩了，那个米库利奇和他女儿，您真是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我真是佩服！我女儿在学西方语言，她对我说：‘库斯图里卡，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嵌在刨刀上的锋利的小刀片，能锯断木头。’我回答她说：‘这可不是个小库斯图里卡，我的女儿，这是个大库斯图里卡！’来，兄弟，挑个你喜欢的号码！”

我有点吃惊，脑子一阵短路，但这个出乎意料的情景让我心生欢喜。我得选六位数字当作号码。看着眼前成千上万的组合，我最终闭起眼睛：

“212-262！”我一口气说了出来。

接着，这个蒙特内哥罗人说道：

“得啦！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啦，不过我还得请你在合同上签个小小的名字。”

事实上，这个蒙特内哥罗人的这番公共言论有些莽撞，就跟爸爸每次醉酒之后大肆宣讲的话一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爸爸的每个不眠之夜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自从我在威尼斯拿了奖之后，穆拉晚上出去活动的时候，身边不再带着那个跟我身材相仿的放荡小伙子了。他喝酒开始有了节制，因为害怕心肌梗死。他还是会去萨拉热窝的各个咖啡馆转转，不过通常都是白天去，他动不动就会跟别人说起我，而且经常是在谈到政治的时候。爸爸充满自豪地问跟他聊天的人：

“你看今天的《尼恩》了吗？我儿子给他们加了多少佐料啊，嗯？”

实际上是我填满了他所有关于自由的梦。看见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他都快高兴坏了。他的神色中流露出越来越多的满足感，深信自己已经做完了所有该做的事情。有时候，大家正在享用羊羔肉外加掺了苏打水的白葡萄酒时，一场关于未来的严肃谈话就展开了，等讨论进入了死胡同，再没有人能想办法为大家绘制出美好生活的蓝图，我爸爸就会说：

“我的朋友，你们只需要读读埃米尔在《尼恩》做的访谈！那上面说得一清二楚。”

他这样说，仿佛我就是他的代言人，好像我所有的言论其实都是他在讲话。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穆拉意识到我们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永远地属于过去了，而且他得到了叫所有人滚蛋的权利，哪怕是波黑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他就此登上了社会生活的奥林匹斯山，这就是证据。

在那时候，一家之长该担负的责任就全部转移到了我的肩上。每每穆拉在城里买醉，总是会躲着我的朋友，要是在萨拉热窝的哪个咖啡馆里恰巧撞上了席德兰，那他肯定会在天亮之前跟这位作家一起回家。席德兰和我父母住在毗连的两栋居民楼里，回家都要经过相同的入口。当两个人该重返各自家中时，爸爸会对他说：

“不要向魔鬼的诱惑屈服！千万别告诉埃米尔咱们一块儿喝酒了！”

穆拉最主要的问题是体重一直在上升。他要遵循一个合理的饮食计划，这样才能瘦下来。偶尔他也会注意控制自己的饮食，可当我为《爸爸出差时》的上映而奔忙于世界各地的时候，他就懈怠下来，马上就会长四五公斤。等他一想起来我回来的日子要近了，就会给马娅打电话，比方说是个周五。

——马娅，告诉我，那个折磨人的家伙什么时候回来啊？

——下周四。

——天呐！意思就是我要从周一开始节食啦。

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不会放弃周末的享乐时光。哪怕是听折磨人的家伙没完没了的训诫——这个家伙指的就是我——因为我担心由于身体超重，他的心脏很可能没有任何预先通知就停止跳动。

“我周一到周四会控制饮食的。你都不知道，”他对马娅说，“羊羔肉配上掺了一点苏打水的白葡萄酒是多么美味啊！”

在夏季最热的几个月份里，爸爸待在萨拉热窝享受独处的快乐，而桑卡会去马卡尔斯卡沐浴、晒太阳。从七月的后半个月开始，一直到八月初，冷冷清清的萨拉热窝成了一座世间最美丽的城市。

我爸爸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下午总要到我家来小憩一会儿。他很是欣赏奥匈帝国时期留下来的房屋，因为这些房子里根本不需要空调设备。然而，他很快发现了这样做的局限性：要是他想睡得舒服，肯定就会饿着肚子醒来。

我得先吃点儿东西，然后再睡觉，他自言自语道。他坐在办公桌前，透过窗子看着执行委员会大楼前面捷克制造的电车把铁轨磨得发亮，为新一天的到来感到高兴。他决定，第二天等他结束工作，再吃掉事先商定好的满满一盘子食物后，就去执行委员会大楼的荫凉下走走，从马里因德沃尔一直走到克瓦纳。然后他再穿过洒满阳光的公园。然而，那一路上其实并没有大楼也没有荫凉，但他才不在乎这样安排是否妥当，或是散步之后是否有惊喜等着他——在这种情形之中，他能忍受一切，哪怕是萨拉热窝特有的烈日骄阳。于是他向自己保证，第二天他会比往日起得稍早一些，准备一餐饭，上班之前把饭带到谢诺娜路14号去。接下来的一整天汇集了两件他最爱的事情：下午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在这之前还能享用一餐美食，想到这些，穆拉高兴地搓起手来。他打算为自己准备一份面包粉裹鱼片，既遵循了营养学，又能让自己吃饱，多开心啊。

马娅的爸爸米绍·曼迪奇在省法院工作，法院离谢诺娜路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他专门负责处理民事诉讼案件，他给自己定了目标，每个月要处理三十宗案件。通常情况下，他从每月的第一周就开始工作了，以便给自己留出更多空闲的时间。他来我们家大多是为了看望他的女儿，不过他也愿意跟我聊天。按照萨拉热窝人的话来说，“他磨炼了我看待历史的眼光”。夏天到了，他还是总来我们家，尽管我们六月初就已经去维索科的房子避暑了。米绍有个奇怪的习惯，跟家里的人打完招呼后，他就会去开冰箱。大部分时间，他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好奇，因为他经常往我们冰箱里塞满糖果和甜食，这些都是他到波斯尼亚的各个省份巡视的时候买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可能是因为他曾被羁押在格利奥托克岛上，他是害怕没吃的东西。

那天早上，刚一起床，穆拉·库斯图里卡就开始一丝不苟地执行他先前制订好的计划了。他往鱼片上撒好面包粉，三下五除二在碗里拌好沙拉，再用透明保鲜膜包好，一切妥当之后，他朝谢诺娜路走去。当他到我们家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他把鱼片和沙拉放进冰箱里。等到了办公室，他很快发现这一天并没什么大事要处理，波黑共和国情报秘书处的七月大抵都是这个样子。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去度假了。有好几次，穆拉·库斯图里卡都想到了等着被他吞下肚的鱼片，还有能带给他皇家贵族般享受的一两个小时午睡——就在那个清凉的、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奥匈帝国时期的房子里，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

米绍·曼迪奇还没去度假。他也独自一人待在这座冷清的城里。每天他都会来我家。不过在我们一家出去度假之前，他女儿马娅已经把房子收拾好了，当然冰箱也清空了。当一个饥饿难耐的男人渴望往嘴里塞点什么东西时，他是绝不会放弃找寻希望的。冰箱总是空空如也，每次米绍证实了这个悲剧之后，只能重新关上冰箱门，去小睡一会儿，好让自己从繁重的民事诉讼中缓缓神。

大约14点半，穆拉从执行委员会的大楼里出来，开始往谢诺娜路14号走。

我得去吃点儿点心！波黑共和国情报部书记自言自语道，嘴角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他甚至吹起了自己最爱的小曲儿：“我是个流浪汉……时刻不得闲。”他就像一只猫，蹑手蹑脚接近他的猎物。“欸，我的小鱼片儿！你没多少时间啦，最后的审判就要降临在你身上啦。瞧着吧，看我怎么吞掉你！”他重复道。

他在格拉迪纳停了下来，买了面包和沙拉里要加的佐料。趁这工夫，他殷勤地向里佐打招呼，里佐是个基佬，在萨拉热窝家喻户晓：

“最近怎么样啊，里佐，街角有小伙子吗？”爸爸问他。而他正小口小口地嘬着香烟——听人说他烟不离口，就算睡觉的时候嘴上也叼着一根烟，哪怕它都灭了。

“穆拉，你可真会说笑，要是有人听到你这么说，肯定会觉得我，上帝保佑啊，觉得我是个……”里佐微笑着反驳道。

“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所有人都知道你很正常嘛。”

穆拉拿上面包朝谢诺娜路走去。他满怀欣喜打开我们家房门，走进厨房，心想：太棒啦！多凉快啊，这么高的天花板，那些奥地利人曾经统治整个世界，还把他们的文明和建筑艺术推广开来，看来也并非没有益处啊！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盘子，把盘子放在桌子上，摆好餐具，哼着小曲儿朝冰箱走去。他拉开冰箱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有人吃了他的鱼片！

“我的天啊，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吧。”穆拉嚼着一片干面包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拨通了我们在维索科的电话，向马娅抱怨道：

“你知道吗，我的儿媳妇，我之前本来多高兴啊……可现在呢，我的心情低到了极点。是不是他偷了我的鱼片？”

爸爸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他并不知道鱼片最终是进了米绍·曼迪奇的肚子，这鱼片给米绍带来了多大的欣喜啊！米绍·曼迪奇法官每天坚持不懈地拉开谢诺娜路上的冰箱门，这终于给他带来了回报。最后，他在冰箱里找到了穆拉裹好面包粉的鱼片。

谢诺娜路14号这处稍显破旧的老房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萨拉热窝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它的地理位置不错，因为短短的谢诺娜路通向铁托路，而铁托路正是萨拉热窝的主干道。

“咱们去库斯卡家转一圈吧，反正不远。”我的朋友总会这样说——然而事实上，他们住在维斯尼科或是科索沃。

只要他们来市中心，就免不了要走铁托路。因此他们觉得库斯图一家好像就住在旁边。所以他们经常会突然来我家。马娅和我，我们双方的家长每天都会到我们家里来一次，要是哪天晚上家里没有熟人来做客，那就稀奇了。这种没完没了的拜访让我想起了沃伊沃达斯泰帕路2号的小房子，我就是在那所小房子里出生的。那时候，人们总会突然出现在我父母面前。

“这哪是个家啊，简直成了歇脚的驿站！”桑卡抗议道。

历史重新上演了，不过这一次，比起20世纪50年代那群绝望的可怜人儿，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明显要轻松得多。全世界都在进步，我们也躲不开进步的潮流，李维斯、可口可乐、摇滚，一样不少。

两部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之间的这段日子，简直就像“大跃进”一样。在铁托去世之后的那段时期，甚至是在那之前，摇滚乐手们就已经开始演唱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了。在他们中间，属博拉·科尔巴和乔尼·斯图利奇的阿兹拉乐队（Azra）留下的印记最为明显。然而，大众在哥伦·布雷高维奇的乡村摇滚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成功地将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1]的音乐用乡村语言诠释了出来。哈伊杜克喷泉那场音乐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歌迷，音乐会结束后，韦斯娜·巴伊采蒂奇的姑姑用她自己的方式对布雷高维奇的成功做出了评价：

“要是他妈妈还活在世上，他肯定跟现在的成就沾不上边儿！”

齐柏林飞船刚淡出歌坛，布雷高维奇就成功推出了一张新潮流的唱片。他渴望长命百岁，甚至专门写了一首歌来表达自己有多嫉妒那些百岁老人。

无烟地带乐队、歌手埃尔维斯·库尔托维奇（Elvis J. Kurtovic）、“超现实主义者”的电视节目，这些接踵而至，在当时简直就是革命性的大事件。在这种流行艺术的趋势下，《特列夫尼克纪事》和《德里纳河上的桥》[2]的继承者们，凭借他们的歌曲创作或是滑稽模仿的电视节目被大众发掘。出租车司机、屠夫，还有面包师，大家看着这些“超现实主义者”诙谐夸张的表演而乐不可支。这种从戏剧团体蒙提派森（Monty Python）身上汲取灵感创作出来的小喜剧，通常正是以各个行业的普通人为原型的。这并不是剽窃，而是利用了老生常谈的题材和手法，在这之前，特里·琼斯（Terry Jones）和吉列姆（Gilliam）就凭借此法大获成功。伟大的德国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好莱坞大明星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和他那些宏伟的情节剧中找到了真正的老一套。在这个基础上，他创作了一系列现代电影作品，让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电影备受瞩目，其中最著名的是《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法斯宾德能利用老一套让数以百万的观众定坐在电视机前面欣赏真正的艺术，能做到这一点的导演寥寥无几。可他的电视剧《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就做到了。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人们还能在电视上看到真正的杰作。

我和内莱·卡拉伊里奇，我们聚在谢诺娜路的公寓里，一起观摩法斯宾德的作品，从中找出合适的手段技巧用到我们的电影和摇滚音乐当中。20世纪80年代对电影和音乐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看一位艺术家有没有独创性，是以他离老一套的距离及他是否尊重情节剧的基础为依据的——他的作品是否涉及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或是被火车碾轧的巴巴·阿蒂夫——在此基础上，他亲身经历的感人肺腑的力量才能迸发出来。这种亲身经历要求艺术家能够内化理解，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将其演绎出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结合。我们非常喜欢冲撞乐队（The Clash），因为乔·斯特鲁摩（Joe Strummer）是个曾经连晚饭都吃不上的英雄，当我们在一遍又一遍听他的专辑《伦敦呼唤》 （London Calling）时，他却去了尼加拉瓜与桑地诺派并肩战斗。我们远不敢尝试同样的事情，他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楷模，自然跟这个有直接关联。朋克运动，尽管是伦敦经理人麦克拉伦（Maclaren）为追求标新立异风格而创造出的产物，确实有它好的方面。在1968年传到华尔街之前，这场运动唤醒了人们的正义感，滋养了“花的孩子”——嬉皮士。

卡拉伊里奇博士[3]的出现顺理成章地被载入了欧洲消遣历史，就像昔日的奥匈帝国曾占领了我们的土地，不仅带来了他们的铜管乐和乐队指挥，还带来了马戏团的杂技演员。没有必要去深究他们的出身。就像所有艺术家一样，卡拉伊里奇也来自某个地方，来自某个飞舞着的秋千。然而跟他展现出来的艺术家的勇气相比，任何关于出身的问题都显得毫无意义。朋克思想总是充满无限可能，这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穿妈妈给他织的毛衣，无比讨厌“脂粉”。他在足球理论之上增加自己的哲学图解，这样一来精神体操又重焕活力。他将如此高深的东西用通俗的语言诠释出来。他读书，总是赌，赌泽尔耶兹尼察足球俱乐部能赢。哪怕他喜欢的俱乐部明显根本就赢不了。

1986年，无烟地带乐队到克罗地亚的里耶卡开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卡拉伊里奇博士向观众大喊：“马歇尔已经完蛋啦。”这话让人们陷入了困惑之中。一些人认为他指的是马歇尔牌扩音器，但另外一些人认定他就是在影射铁托元帅。以这样一种极不恭敬的方式说铁托，这让我们的很多同胞感到震惊。对于他们来说，最困难的是要接受铁托真的已经死了的事实。在崇尚自由的南斯拉夫人的记忆里，卡拉伊里奇博士在里耶卡音乐会上的挑衅是拿铁托同志这个民族图腾开了一个很有勇气的玩笑。但很快事实就证明：在电视上玩老一套和拿生死开玩笑并不是一码事。

一天，卡拉伊里奇博士走到谢诺娜路上，打算来我家跟我讨论艺术和政治问题，可他没有料到在城里随便溜达溜达竟然让自己亲身体会了在政治问题上不小心的严重性。关于里耶卡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报纸和电视台并没有做太多的报道，但这事儿在大街上传开了，为的是让波斯尼亚的人民亲自报复这个行为出格的家伙。卡拉伊里奇博士突然冲进我们家，上气不接下气，给我看右眼上面露出来的眉骨。那群袭击者正好撞见他，打算把他按在地上痛打一顿。就在他们收拾他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冲他说：

“要是铁托不讨你喜欢，卷铺盖滚到贝尔格莱德去啊，操你妈的！”

铁托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惊恐万状，打人的这伙人乱了阵脚，他们最终也没能把卡拉伊里奇博士撂倒在地。我怒不可遏，冲出门去，脚上只穿着袜子。我打算找他们算账，不过他们当然已经逃走了。我们能做的只是进行各种猜想：他们是自己决定这样做的吗？或者这是一个外国秘密组织领导下的团伙——这，在波斯尼亚已经开始行动了？要是你在“政治”那里失了宠，那么通常情况下你只会得到一个结果——在一条单行道上，你会碰到一辆逆向行驶的卡车，而这车的任务就是撞死我们。诗人拉伊科·彼得罗夫·诺戈身上不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嘛。那我们自己的同胞有什么好怕的呢？当作家梅萨·塞利莫维奇在布兰科·米库利奇眼里成了间谍，大街上几乎再没有谁敢跟他打招呼。只有拉古姆季亚博士——这位戏剧艺术学院的前辈，仍然勇敢地挽着梅萨·塞利莫维奇的胳膊走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就连他那些昔日里最好的朋友都会转过头，匆匆走到别的路上去了。等他到了欧罗巴酒店，所有人要么都摊开手上的报纸遮住面孔，要么就抓起大衣领子立马在临近的街道上消失了。

当斯特莱博来到世上的时候，我身后还拖着在戈里察生活带给我的影响——在那个贫寒而又饶有趣味的环境下，我把整个童年都用在寻找存在主义问题的答案上了，很久以后我把这些问题都转化成了艺术的语言。这段艰辛的岁月最终因为我斩获国际电影节大奖而有了圆满结局。神奇的是，斯特莱博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出的评论，他含糊不清地说出的第一个句子，竟然就是关于这种存在方式的。《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在威尼斯拿了奖之后，他害怕狗狗会被金狮吞掉，那些话里包含着他对我们的狗狗皮克斯的担心。

他的妹妹杜尼娅是在碰撞乐队的音乐声和缭绕的烟雾中出生的，就在我们谢诺娜14号的公寓里。那时候，我们执迷于像南斯拉夫人一样为些荒谬的事情相互斗嘴，等待天明。多少个空虚的夜晚，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决断郎森牌打火机是不是比杜邦牌的好，因为前者在市场上的定位更高。还有一次，我们一边等着天亮，一边即兴唱完了威尔逊（Wilson）的《沙滩上的爱因斯坦》 （Einstein on the beach）。那时候，对这个世界的两种体验在我们的头脑中绞在一起：铁托主义垮台之后，萨拉热窝的政治陷入绝境；所有人都抱有希望，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而支撑着这个念头的，是碰撞乐队音乐的力量，还有20世纪80年代稍显另类而又十分流行的朋克文化。从荧幕中溢出的音乐的臭水几欲将我们湮没，正是朋克一族在MTV台[4]生出的“音乐怪物”面前竖起了盾牌。

乔·斯特鲁摩的歌曲《我该留还是走》 （Should I stay or go）道出了数百万人的心声，最终我选择了离开萨拉热窝去美国。这个决定并不是建立在某种隐蔽的政治意图上的，只是我钟爱的着装已显得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而且萨拉热窝也不会再资助我未来的艺术创作了。我接受了米洛斯·福尔曼让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接替他的邀请，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离开萨拉热窝——不过这一走，就成了永别。

那是1988年，我们准备离开谢诺娜路14号的房子，正当父母和朋友们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悲伤和不舍时，电视上转播着“酸奶革命”，那时候伏伊伏丁地区已经丧失了自治权，糟糕的状况在整个南斯拉夫蔓延开来。

[1]　英国的摇滚乐队，1980年解散。

[2]　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主要作品。

[3]　内莱·卡拉伊里奇的绰号，此人为无烟地带乐队的主唱和作曲人。

[4]　Music Television，全球最大音乐电视网，上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开创。。

第十二章　再见了，心爱的故乡

从萨拉热窝出发通往广阔世界的任何一条路，同回到故乡的任何一条路一样，都一定会经过贝尔格莱德，经过比芭姑姑家的房子。杜尼娅、斯特莱博、马娅和我迁居美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去纽约的路要经过特雷兹吉广场6号。我恨不得搞个节日庆祝一下。能再见到比芭姑姑让我心花怒放，在我个人的成长道路上，她的朝气与睿智让我更加坚定，是她给了我力量，就像突然间吹来的一阵风，带着氧气，让奄奄一息的火苗重新迸发出生机，熊熊燃烧起来。她是爸爸的精神导师，也是让我不断进步的支柱。可惜啊，等我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时候，姑姑的眼神已经不似从前那样生动了，她双颊曾经迸发出的光彩随着时间的消逝也褪去了颜色。除了日渐衰老，她还有另一件伤心事：和她丈夫柳博米尔·赖因魏因最后的对战。他把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画家赶走了，一个名叫加夫兰卡·佩塔诺维奇的女人，现在他只想着能从比芭这里拿到最多的钱，好搬去新海尔采格。对于这个最近刚晋升为教授的记者来说，想要拿到足够的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掉特雷兹吉广场的房子。姑姑站在门口回绝了他，她的理由是她不能离开示威活动和文化机构而生活，因为正是这些丰富了她的人生，而有关这一切的记忆都在这里。

“我的埃米尔，我只需要走出这栋楼房的门厅，就能见到杜沙诺夫·格拉德，他们家的餐厅有全贝尔格莱德最好的火锅；再走一百米，就是国家大剧院、博物馆。步行十分钟，我就能看到雕塑卡莱梅格丹的征服者，再走十五分钟就到了科涅兹·米哈伊洛娃大街上的克拉拉茨咖啡馆。”

他们两个人中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卖房子，这事儿就黄了。柳博米尔·赖因魏因还要强装冷静，时刻注意不显出自己有多恨我姑姑，他的处境也因此更加艰难。然而他双眼紧盯着比芭，就好像他想就地把她撕成碎片。他希望我们或者其他“有理智的”家庭成员能帮助他，那样的话他就能尽可能多拿到一些钱，去亚得里亚海的南海岸享受舒适生活了。可每天早上，我姑姑都坚守在分给她的那部分房子里，竖起耳朵辨识她前夫的脚步声，毫无节制地冲他大喊：

“你们甚至把斯拉文卡的手风琴都拿走了，你们这群流氓无赖！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骗得了我吗，柳博米尔？！永远不可能！你能分得到这房子的一部分，不过绝不会超过从手到胳膊肘这么大！”她边说边弯起前臂，好让他看清他能分到多大尺寸。

第二年，我得了AVNOJ奖，这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的奖项了。当我从纽约回到贝尔格莱德领奖时，姑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战士。尽管如此，比芭和她的拥抱永远是那么热情。姑姑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战役中承受了多少痛苦啊，但她的这份热情向我证明自己的成功对姑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在出门去颁奖典礼之前，柳博米尔·赖因魏因非要拉我到厨房跟他聊聊，我迫不得已同意了。他企图劝我在一场灾难来临之前给他们地狱般的共同生活画上句号。每隔一会儿，姑姑就打开房门。

“他想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她说，“赖因魏因一家早就有这想法了，二十五年来他们一直都想这么做！埃米尔，我的孩子，别听他的话，这就是个土匪，跟他的姐妹们一样，一群德国婊子！”

“你自己看看，孩子，我过的什么日子啊！”赖因魏因对我说。

姑姑刚从半掩的门缝中消失，突然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她侧着身子，就像卓别林一样：

“什么叫‘我过的什么日子’？！柳博米尔，我警告你，别拿你那些谎话糊弄小家伙！埃米尔，我的孩子，他之所以跟我结婚，是因为我是坚守在一线的战士，他能靠我在新闻界出出风头。要是没有我，你现在肯定还在市场上给铁托格勒的报纸网罗闲话呢吧，又怎么可能挤进国际大都市呢！”

姑父不断重复要保持理智，他求我帮忙解决分房子的问题，这样他就能卖掉属于他的那部分，因为在这场“内战”中，我姑姑扬言要“趁他睡着的时候杀了他”。事实上，比芭早已厌倦了生活，都被送去医院好几次了。起先是为了治疗肺上的毛病，后来是因为孤独。她镇静药吃得厉害，身体上的损耗只能增加她对未来的恐惧。

我告诉她颁奖时她会坐在嘉宾席上，她高兴得不得了。在跟赖因魏因的又一次争吵过后，姑姑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

“赖因魏因·柳博米尔，这个奥地利强盗，还有他那群德国鬼子姐妹，”她化妆的时候不停重复道，“想把比芭·库斯图里卡从她的房子里赶出去，我可是得过奖章的战士啊。”

尽管疲乏而又虚弱，姑姑并没有丢掉为大场合穿衣打扮、常与大人物交往的爱好。这让她想起从前的日子，那时她还在欧洲国家的各个首都工作，在伯尔尼、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组织各种官方接待会，来她这儿的有维纳韦尔、维耶科斯拉夫·阿弗里奇，还有像著名生物学家西尼沙·斯坦科维奇那样的科学家。

隆重的颁奖仪式将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大厅里举行。大厅里挤满了各色知名人物，他们的到来为典礼增添了光彩。在这么多人中间，我认出了大诗人德桑卡·马克西莫维奇。她总是以一个少妇的眼光看男人，而并不是我想的以一个老妇人的心态。我跟其他受邀嘉宾相互认识了一下，在两扇门之间，我跟斯蒂佩·舒瓦尔[1]四目交错。

“多俊的小伙子啊，”德桑卡对周围的人说，“真是个狄俄尼索斯，真是个美人！”

比芭姑姑走近这位女诗人，满脸微笑，朝她伸出手。

“我是埃米尔的姑姑。”她自我介绍。

德桑卡朝比芭转过身，面露一副吃惊的神色问道：

“哪个埃米尔？”

在颁奖典礼之后的作家俱乐部晚会上，比芭姑姑给马娅讲了一段关于我们家庭的重要历史。她凝视着我，而桌子另一头的我正在参加一场关于莫莫·卡普尔[2]和杜尚·科瓦切维奇[3]的舌战——杜尚的戏剧有它的独特之处，我非常喜欢；而莫莫是我在流行艺术圈子里的偶像。莫莫为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的一些成员感到惋惜，因为这些人没有道德，背叛自己的妻子，包养情妇，却“不敢在法律上跟自己的妻子分开”。

看到侄子在人生中有所成就，比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欣慰之情。我的努力让聚光灯瞄准了库斯图里卡这个姓氏，让我们的家族出了名，这让她感到高兴。然而最让比芭姑姑高兴的，是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她也曾成功保住了我们这个家庭。

“既然我没能成功保住我自己的家庭，为什么不尽力去维护我弟弟的家庭呢？”她对马娅说。

接着她给马娅讲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那时我爸爸疯狂迷恋上了一个萨格勒布的金发女郎。

“那时候，我还有点权力，我能够阻止一场家庭灾难：想让我的埃米尔没有爸爸？没门儿！我弟弟疯狂地爱着那个萨格勒布女人。桑卡不认识她，却不断在穆拉的行李箱或是衣服口袋里发现各种各样的物件儿，都是那个金发女人放的，她唯一的目的就是拆散这对夫妻。一天，桑卡跟我说穆拉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我盛装打扮一番后，跳上了去萨拉热窝的第一班列车。当我闯进他们的小房子时，看见桑卡像虚脱了一样，两眼正直勾勾盯着厨房的油毡布。埃米尔去戈里察街区玩儿了。‘我的比芭，谁能救救他，让他从邪道上回头啊？他的那群朋友，有一半都进了少管所或是监狱。他爱我，他疼我，但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上帝啊，帮帮我吧！’她哀叹道。听完这番话，我开始梳妆打扮，随后直奔联邦秘书处，敲开了游击队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的门。他在联邦级别的国家安全局是个重要人物。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同志，帮帮忙！我弟弟迷恋上了一个萨格勒布女人，就因为这个婊子，他想抛弃妻子好跟她去外交部工作。’这个朋友认识穆拉，于是他去查了下我说的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很快他就回来了，他向我解释：‘这不是个等闲之辈，她是个双重间谍。她不仅为我们工作，还为德国人效力。要是我们没法拿她怎么样，至少我们能做点什么帮帮穆拉的家庭。别再为这事儿担心了，比芭！’穆拉想利用自己在外交圈子里的人脉的计划泡汤了，他没能被任命为波恩的领事，他的萨格勒布女郎很快找到了穆拉的替代者，并结了婚，我们的家庭也在灾难中挺了过来。”

关于这段历史，比芭没对我妈妈提过一个字。

等我们回到特雷兹吉广场的公寓时，姑姑一拉开房门的门栓，就又开始像往常一样骂起柳博米尔·赖因魏因来。

“连斯拉文卡的手风琴都被他们拿走了，这帮下流的德国鬼子！”她嚷道，希望他能听到，“在这件事儿上，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很明显得不到她前夫的回应，姑姑立马变了情绪。

“孩子们，”她低声建议道，“晚课之后最好不要到处走动。谁知道那个德国鬼子会对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的姑姑啊，赖因魏因一家是奥地利人，不是德国鬼子啊！”我提醒她，试图用一种安抚的腔调平息她的怒火，结束这个夜晚。

“都一样，我的埃米尔。你不了解他们！”

马娅和我立马接受了晚课的说辞。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被处决的直播。我从未同情过这个男人，正相反，我甚至觉得他们很令人厌恶——他和他的妻子。然而，当行刑士兵把他们两个按在墙上，用子弹射穿他们的头时，马娅和我仍是受到了震撼。

我们睡在了客厅里，在一张可折叠的沙发上。沙发上铺的老床垫都用了三十多年了，姑姑跟斯拉维克·科马里察还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斯拉维克在瑞士当领事。那晚我做了什么，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不仅仅是因为姑姑不幸的命运让我思考了很多，还因为那个床垫的弹簧硌得我很不舒服。

[1]　1988—1989年担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

[2]　塞尔维亚画家、作家。

[3]　剧作家，电影《地下》的编剧，生于1948年。

第十三章　我身在历史何处

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后，法国电视一台上，新闻开头就是这样一句话：“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

在美国生活了两年后，马娅、杜尼娅、斯特莱博和我重新回到了欧洲，我们打算一半时间生活在南斯拉夫，另一半时间生活在法国。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一南斯拉夫还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建立起来的呢。法国电视一台的女播音员以饱含激情的腔调宣布了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这让我们心里更不是滋味。

我们想要在这两个国家过生活的愿望落空了。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南斯拉夫，我们只得定居在法国，而它正是摧毁南斯拉夫的帮凶。难道这是梵蒂冈、德国甚至是美国的杰作吗？关于这个问题，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只不过到那时，答案究竟是什么早已无关紧要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终解体前夕，1992年2月的时候，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和我去了萨拉热窝。我打算筹办一个电影节，就按照贝尔格莱德电影节的风格，地点选在亚霍里纳山上。

“现在你还想什么电影节啊？赶紧走吧，离这儿远远的！”妈妈一个劲儿地对我说。

我印象中那是个冬天，还有雪。约翰尼·德普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波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冰冷的办公室里，我们等了很久，害得约翰尼都受了风寒。部长终于来了，那是个名叫哈西奇的博士，他朝我们伸出了一只有气无力的手，他那充满疑问的目光落在了约翰尼身上，可能他把约翰尼当成了我们那里的茨冈人。

“你说亚霍里纳啊，那可不是个举办节日的好地方，你最好是去别拉什尼察。亚霍里纳可不是海水浴场啊！”部长这样对我说，他是想把我引到穆斯林居住的别拉什尼察去。

自然，电影节泡汤了。两个月后，波斯尼亚燃起战火，那个文化部长逃到瑞典去了。

我和约翰尼·德普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南斯拉夫一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电影《亚利桑那之梦》 （Arizone Dream）的拍摄正是那时候开始的。贝尔格莱德的红星队捧回了欧冠赛的奖杯，然而在萨拉热窝的巴斯卡斯加，传奇球星萨菲特·苏西奇的哥哥赛亚德·苏西奇正跟那些小店主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丝毫不掩藏自己对红星队的憎恨，他们甚至憎恨与红星队有关的一切。“婊子养的！该死的切特尼克！”那些耿直的商人嘴里嘟囔着。那段时期，如果村子里有塞尔维亚人要举行婚礼，在通往教堂的路上，只要碰见清真寺，新人的随从就会在墙面上画上大大的叉。

《亚利桑那之梦》一开拍，照老习惯，我又陷入了消沉之中。要说是谁把我从这艰难处境中救了出来，毫无疑问就是约翰尼了。他就像住在郊区的超人，当需要跨越那条横亘在城乡之间的界线的时候，二话不说就抬腿迈过去了，就像我小时候戈里察街区的那些茨冈人：不管生活条件有多悲惨，只要他们中有一个需要帮助，大家就会竭尽全力施以援手。

不过约翰尼可比我的那些“印度人”冒了更大的风险。因为戈里察街区的茨冈人就算再糟也坏不到哪儿去。而德普那时候正是好莱坞冉冉上升的新星。为了让我能暂时“退休”，他假装得了急性肠胃炎，这样我得到了一周的调整时间。正是这次短暂的休整拯救了《亚利桑那之梦》，对此我深信不疑。

然而我的痛苦并没有就此消失。拍摄频繁中断，最后我逃跑了。为了找到我，人们组织了一次真正的“猎人”行动——这可能是电影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了。保险公司、制片人，还有精神病专家，他们想方设法要“逮到”我，然后把我扔回萨拉热窝，扔回蒙特内哥罗去。在这期间，约翰尼一直在等，好几家制片公司给他开出几百万的片酬，他都拒绝了。他的立场很明确：“必须得等《茨冈人时代》的导演回来，给他点儿时间，他会克服心理问题的。”电影最终还是完成了，甚至还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我为此捧得了银熊奖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部片子相当卖座。随后，我很高兴看到约翰尼在电影事业上越走越好。要知道，像戈里察的茨冈人一样的好莱坞大牌并不多见，当然像肯塔基州（Kentucky）美国佬那样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萨拉热窝，二月永远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酷寒难耐。这是萨拉热窝的冷，我妈妈总是这么说。涅戈、特伦曼、齐米奇·阿夫多和贝利、佐兰·比兰、丘卡、斯拉乔、拉卡·耶夫蒂奇、兹拉坦·穆拉伯蒂奇，大伙儿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院子里搭起了露天烧烤的架子。内莱·卡拉伊里奇也在。他们带来了两个高音喇叭和一个扩音器，为的是让人们更好地听到他们在这场反抗不公的战斗中钟情自由的声音。帕沙迟一些才来加入他们，因为他每个星期日都要陪他妻子古娜散步。他让她穿上最紧的裤子，好凸显出圆润的身材。他们两个人从什夫拉基诺一直溜达到马里因德沃尔，他们在那儿开了家珠宝店。萨拉热窝随处可见成双成对的情侣搂在一起，挽着胳膊，大多没什么目的，只是闲逛，可他们两人的散步绝不是这么简单。

这时候，古娜走在帕沙前面，而帕沙把一双眼睛瞪得老大，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咬的猎犬，窥伺着四周的动静。他只等着一件事：等着哪个家伙冲他老婆不怀好意地开玩笑。只要这样的家伙一出现，帕沙就会立马做出反应。他会不由分说把那个人暴打一顿。像这种一看见丰满有型的美臀就激动无比流口水的人，有时候丈夫和妻子甚至会联起手来让他长长记性。

我的这些朋友就像一只只小船，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他们可以停锚靠岸的港口。全新的海风，伴着未知的暴雨。从此以后，他们就要在大海上摇摇晃晃。南斯拉夫的崩塌掀起巨浪，在海浪的力量下，他们撞向岸边的码头。未竟的学业、破碎的梦想，抑或是夭折的婚姻……不管怎样，他们仍旧安然自得。他们中间有几个已经因为酒精中毒不得不接受治疗，一个因为吸食海洛因丧了命，有的有了孩子，还有的离了婚，几乎没有谁的生活水平比得上自己的父母——那些曾与铁托并肩作战的勇士。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聚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而现在，却有人想把他们从那里轰出去。

一些人像我一样天真地以为，在巴尔干还能像以前那样本本分分做公民，可最初几轮民主选举上，那些穆斯林、塞尔维亚人还有克罗地亚人，他们压制得我们抬不起头。最后我们被打败了。波斯尼亚的人民选择了民族主义政党。在我们看来，这正是直接通往战争的捷径。选举之后，我们这些游击队员的孩子支持的德马尔科维奇改良派被肃清了，而所有的名流显贵——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城里人——发誓说他们给他投了赞成票。事实上，他们害怕表露自己的心究竟向着哪一边、害怕国家安全局、害怕代表波黑政治前途的新政权。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只有一个包工头——一个来自帕莱的塞尔维亚人，在微醺之后说了真心话：

——你把票投给谁了啊，武科塔？

——小兄弟，我当时被关在秘密写票室里，我的手想要勾改良派凯茨曼诺维奇和席德兰的名字，而我的心却下令让铅笔去另一边，最后我选了卡拉季奇。

民主生活割出一道道新伤口，而那些旧伤还没有结痂。民族情绪一触即发。不论是那些投了票的人，还是那些没有做出政治抉择的人——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男人就是这样，他们能适应一切，也能把一切掩藏在心里。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都不想脱离南斯拉夫，在波黑占大多数的穆斯林认定掌管国家的大权会重回他们手上。然而不幸的是，塞尔维亚人并不愿意加入这个新国家。克罗地亚人也不愿意，因为他们就是想脱离南斯拉夫独立，而眼前这个新国家完全是南斯拉夫的复制品。如果外界有谁想来插一脚、帮着解决窘境，这真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时机。在克罗地亚，战争已如火如荼。而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大部分人却都在坚信：“我的兄弟，战争是绝不会蔓延到我们这里来的。”

我不清楚战争是如何进了你的家门。但是在1990年，我跟一个人的相遇就像是为战争拉开了序幕。

一天，我正在市场上买面包，一个名叫奥梅罗维奇的穆斯林靠过来，他是从科索沃来的。

——你是万波的朋友吧？

他口中的万波是个冒险家，在科索沃中心经营着一家咖啡馆，样子像个吸血鬼，因为他在一次车祸中烧伤了脸。

——是啊。

——万波跟我说你对我收藏的一些玩意儿挺感兴趣，他接着说道，就像个阴谋家。

我看着他，一脸茫然。

——我有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兄弟，子弹飞得噼啪响，他伏在我耳边说。

奥梅罗维奇把我一直领到他家里，然后我们进了地窖。一张军用遮雨布下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个木箱子，里面装满了自动步枪。这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没开玩笑。

——时候一到，我们就把他们都搞一遍！那些切特尼克还有乌斯塔沙，把他们全都消灭！

——等我什么时候筹够了钱，就让万波联系你，我说道，我一心只想着赶快离开这个潮湿的波斯尼亚仓库。

——兄弟，你是我们的人。你要是愿意，我一件就要你150马克。到市场上少了300马克你可买不到。你自己看吧。

我走到院子里，他在大门口拦住我。

——到哪儿你都找不到这种品质的货了，兄弟。可别跟任何人提起一个字儿！我们可不管谁有什么信仰，重要的是我们是穆斯林。哈哈哈……

——只要我的电影赚了钱，我就去找万波。我会联系你的，到时候我们再交易，我对他说。我心里暗暗发誓再不会踏进这个院子半步。

我惊惶不安，赶忙回家去了。

战争的回声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萨拉热窝，唯一让人感觉不到战争威胁的地方就是塞塔利斯特咖啡馆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咖啡馆的常客就像是一群坏学生，不相信挂科的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明天的考试正等着他们。书本上的东西他们一眼都没看过，但他们决定，等考试的时候就直直盯着老师的眼睛。他们极度无知，却坚守着成功的信念。

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任何对战争严肃而深刻的反思在当日菜单里从未出现过。老一辈的醉鬼不断重复道：

——你们是有多胆小啊？自从有了这个世界，人与人不是在打架就是在亲嘴儿。我啊，哪样儿我都做不了啦，可我倒是愿意看看……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看什么，打架还是亲嘴儿？

——对我来说都一样，这没什么区别。你就坐在那儿，看着战争，面前摆上两杯啤酒，再给你自己切几片儿熏火腿和特拉夫尼克奶酪，多有乐趣啊！

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是“巴尔干人”的财产，曾是一家餐饮企业，后来破产了。那些富有的小店主贪得无厌，早把这儿当成了他们的财产。然而，我儿时的朋友对此并不认同。他们没钱把这个咖啡馆重新买回来，但他们想阻止以前当过警察的蔬果批发商德利·穆斯塔菲奇买下它，不然他们就会失去这家心爱的酒吧间了。

由于气压太低，小的可怜的烧烤架上升起一缕木炭烧过的青烟，只有小铁扦上的串儿欢愉地噼啪作响。我的朋友们手里拿着写有标语的横幅：绝不拱手送出咖啡馆！打倒资本家！强盗滚出去！这不仅触动了约翰尼·德普，还引来了萨拉热窝电视台的摄像机。

“多骄傲的人啊！”约翰尼这个情感细腻的艺术家向我吐露心声。“他们为自己的酒吧而战。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补充道。

契诃夫创作的悲剧里有一些俘虏，哪怕有一点发生改变的可能，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和麻木。恐惧就像噩梦一样缠着他们，让他们无法朝着新生活迈出第一步——无法在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纪元中，甚至可能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中醒来。而我们，正如同这些俘虏。

在这场非同寻常的罢工活动之前，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反抗者去见了萨拉热窝市长穆罕默德·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先生。这场会面是一个主张维护人权的政治家组织的，他就是外交官斯尔詹·迪兹达雷维奇。刚一见面，咖啡馆的老主顾约扎·弗拉尼舍维奇先生就被看守起来了，因为他上来就直奔主题：

“市长先生，希望您能明白我不是个醉鬼，我只不过经常在各个咖啡馆转悠，正因为这样我才敢断定，塞塔利斯特的顾客绝不会放弃他们在那儿喝咖啡的权利！”

弗拉尼舍维奇先生说的是什么权利，市长实在是不明白——因此他担心这事儿也像萨拉热窝很多其他问题一样难以解决——然而他也不想费劲弄明白。说真的，大概没有哪个地方的顾客会为维护喝一杯咖啡的权力如此坚持自己的立场。市长想演好一家之长的角色，他问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反抗者：

——要不要喝一杯，先生们？

约扎·弗拉尼舍维奇直截了当地回答：

——两杯，省得你的秘书来回跑两趟。

我那些整天泡在咖啡馆的朋友最擅长的，就是和过往的行人搭话了。要是有漂亮的年轻女子路过，他们甚至会鼓掌欢迎。

“我们的邻居啊，想不想停下脚喝杯咖啡、果汁，或者来杯软饮料，一小杯甜烧酒，怎么样？”这群老男人说道。

要是来了个贵宾，他们就比着赛地说俏皮话。一天，一个用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家伙刚跨上摩托车，我们中间一个会腹语的人——我想应该是丘卡——先是口中模仿刺耳的刹车声，然后招呼那个家伙：“欸，朋友！”那个可怜人儿一回头，车把一下子偏了方向，自己飞进了路旁的灌木丛，而他的小车儿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撞得稀巴烂。大家一通爆笑，乐不可支。约翰尼·德普手里握着一把叉子，也快活得很，这时我的教父佐兰·比兰往自己的酒杯里倒满李子酒，然后举起酒杯：

“来，美国佬，过来！你和我，咱们干了这杯！”

我把我的HTZ夹克衫递给约翰尼·德普，他都快冻僵了。在塞塔利斯特吃完烧烤之后，我领他去卡塔戈沃鲁西奇大街的公寓吃午饭。穆拉用波斯尼亚乱炖款待了我们，吃饭期间他一直用英语跟约翰尼交流。这对我们尊贵的客人来说是莫大的宽慰，因为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简直就像默片里的男演员一样。照习惯，我没问他是不是想午饭后在我爸妈家休息一会儿。我想让他陪我去见见给我们新房装地板的工人，新房子在佩塔尔·普雷拉多维奇大街1号。领这样一位客人去还没装修完的房子是不是有些欠妥啊？当然有些不妥，但我总想跟我爱的人分享美好的事物。没人能让我放弃这个念头，连我妈妈也不行。后来，我注意到我的两个孩子杜尼娅和斯特莱博，当他们在电影中看到唯美的场景时，也忍不住会叫身边的人一起看。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约翰尼啊？”吃午饭的时候桑卡问我，“让他睡会儿，他得休息休息。”

约翰尼的心思不在这事儿上，他双眼紧盯着客厅茶几下面覆盖着一层透明塑料的中国风地毯。随后他向我投来疑问的目光。

“我妈就是这样保护她心爱的物件儿的，免得它们过早坏掉。”我笑着向他解释。

“哇哦！”约翰尼给出这样的评论。

于是我们出发去我的新房子。约翰尼一边朝冻僵的双手哈着气，一边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不停重复道：“太棒了！这真是太棒了！”而此时我正在跟一个小老头儿商定安装地板的最后细节。等我们达成共识之后，我陪约翰尼重新走到门口，稍微停了一会儿，好好欣赏了一下四周，多合我心意啊。

我一生中搬过无数次家。关于搬家，最幸福的记忆莫过于看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散布在整个房子里，活脱脱一个旧货店。纸盒子、包，还有那些稍带裂痕的衣橱，所有的物件儿都削尖了鼻尖儿，直勾勾盯着人的眼睛。这时候你感觉好像头一次见到它们似的。堆在鞋盒里的照片也是一样：生命越长，照片也就越多……你拿起一张，再拿起第二张，最后它们从你的指缝滑落，散落在各处。人生中经历的种种事情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件件离你而去，消失在遗忘的长廊里。

与意外不期而遇，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体验——只要不是因为受了诅咒，一切都会很顺利。哪怕一个人决定再不会看某些东西，可是在某种神奇力量的作用下，这些东西还会找上门来。不想看到的东西会再一次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就好像它们沿着自己的轨道走了一遭。到那时，人可能会后悔怎么没及时把它们扔掉。就这样，VOX杂志封面上的一幅漫画又突然出现在了我眼前，画的是伊沃·安德里奇被钉在一支羽毛笔上！约翰尼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看着像是恐怖片的商业广告？”他问。

我没回答，但回想这个封面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它恰好证实了我们邻居韦琳卡的一句玩笑话。这可并不是个小喜剧：女邻居有着隆起的肥臀，当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时，为了把注意力从这恼人的事儿上转移开，说了这样一句话：“要是你把三条腿的波斯尼亚小凳卸掉一条腿，什么都得去见鬼了！”

这幅怪诞的漫画不仅给波斯尼亚大厦当头一棒，就连大厦下的地基也遭到了破坏。

“这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解释说。

约翰尼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把一个诺奖得主钉在一支羽毛笔上。

“他们怎么这么对他？”他继续询问。

乍一看上去，想从我凌乱的思绪中挑选出答案是很难的事情，然而事实上，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才更适合我。当所有想法拥挤在我脑中不同的抽屉里，我用起来反而更加得心应手。我毫不费力地向约翰尼解释起我们的诺奖得主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会被钉在羽毛笔上。

《德里纳河上的桥》 （A Bridge Over the Drina）一书的主人公拉底斯拉夫遭受了桩刑，而这幅画正是为了让人联想起这种残忍的方式。一到晚上，主人公就会毁掉建筑工人白天工作的成果。因为造桥的工程没有进展，他们最后抓住了拉底斯拉夫，让他接受了这种可怖的惩罚。故事发生在奥斯曼帝国侵占巴尔干半岛那段时间。造桥是迈哈麦德·帕沙·索科洛维奇资助的，他是在土耳其人的逼迫下改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先是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好公民，接着成了有钱人，后来又当上了军官。这座桥是给人民的遗赠。在我们的文学中，对拉底斯拉夫受桩刑的描写算是写实主义作品里最恐怖的了。安德里奇是我的英雄。他生来是克罗地亚人，但选择做了塞尔维亚人。他从巴尔干半岛最大的输家一边走了出来。这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能与托马斯·曼（Thomas Mann）相媲美。当一个小民族中间出了这样一位有才干的艺术家，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它与欧洲大哥们是平等的。从波折的生平中可以看出，这位卓越的作家曾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员，这个组织曾策划了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行动。他并没有与这件事扯上直接关系。他在维也纳读的博士，而这个博士学位为他换来的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对他的仇恨。在博士论文中，他写道：从土耳其人占领波斯尼亚开始，只有在东正教的寺院里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精神生活。

安德里奇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大使。铁托并不喜欢他，但也没跟他过不去，还给他在文学领域留足了空间。没有谁比他更理解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也没有谁在巴尔干人的醒悟中像他一样敏锐。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他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总之，这就是个奇才。

“那这本杂志从何而来？”约翰尼刨根问底。

——这个啊，这是跟民主一起来的。他们不辞辛劳教化那些从姓名上看属于“穆斯林族”的人，还声称是要把迷路的羔羊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断侮辱阿卜杜拉·席德兰，我前两部电影的剧本都是他写的。把安德里奇钉在羽毛笔上是对席德兰的一种警告。他们还对我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席德兰，他们最后真的让他闭嘴了，但是我，他们没能成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有祖先留下的“仁慈”，因为我的个性，当然还因为我不在这儿生活了。就在选举之前，VOX刊出一些文章，宣称塞尔维亚人将在一个穆斯林占主要人口的国家中作为二等公民而存在。这些年轻人“敏锐的思维”让波黑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脸上生出大大的微笑。

——这可不是“敏锐”！

——我也这么觉得，在一个刚刚建成的国家里，一个公民要皈依另一种宗教，要归属另一个民族，还要作为二等公民，怎么能把这种思想吹嘘成“敏锐的思维”呢！

——太可怕了！

——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让人给他拍照片，然后把照片和VOX杂志一同攥在手上大肆夸耀，而杂志封面上印的正是安德里奇被钉在羽毛笔上的漫画。“这些年轻人多幽默啊！”他说。而我，我不禁自问，面对这种给人好感的幽默，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那些上尉、上校和将军做何感想呢？因为如果一个像奥梅罗维奇（Omerovic ）这样的军火经销商贩卖了许多许多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把每一把枪都当成婴儿一样温柔地对他们说悄悄话；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塞尔维亚的将军和士兵在对他们的大炮、坦克和炸弹耳语的时候又是带着怎样的柔情啊。或者更糟一点，他们在跟手中的武器说悄悄话的时候又是带着怎样的柔情啊。不过说到武器，这儿可从来不缺。因为南斯拉夫原来可是世界上第四大军火制造商。

——我才知道你们居然是武器生产大户！

——我也是。我几周前刚知道。

我一边冲咖啡，一边看着四散在我们周围的物件儿。突然间冬日的阳光涌入阳台。约翰尼出神地看着数百张照片，时不时有几张从他手中滑落。他把它们重新收集起来，继续仔细看，有时候会问我一些照片上的人是谁。因为光线和约翰尼的存在，这间公寓看起来又敞亮又安逸。

南边和东边的景色尤其增添了这处居所的魅力。往南看，特雷贝维奇山直直落入米利亚查河中；再看东边，是一个巨大的公园，公园后面可以看到东正教的教堂，它左边就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在这儿虽然看不到清真寺旁边的钟楼，但能听得清楚。楼前面是个广场，这是唯一让萨拉热窝看起来像是文艺复兴时代那些欧洲城市的地方了。我从美国回来，就是这种魅力让我萌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让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故乡萨拉热窝来生活。而这个决定，在我的朋友们看来是极不负责的，因为照美国中情局的意思，这个地区马上就会陷入战争，而我竟然选择这个时候离开美国回到这里。人的一生多短暂啊，人类有可能突然之间克制住战争的念头，或者可以找个更加高尚的理由。可万一是另一种结果，那全世界所有人都搬去美国好了，因为那儿从来没有战争。或者全世界都变成美国，这样就能避免战争了。然而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作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毕竟人类依然喜欢冒险。

“说心里话，我宁愿天天为手榴弹担惊受怕，也不愿意在马马洛内科孤独得要死。”马娅对我说。

马娅更愿意回国，而不是生活在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生活在纽约的国度。我同她一样，认为经历美国式的孤独——正如卡佛（Carver）小说里写的那些荒唐的情节——是一种心理上的冒险，远要比国内的生活更加危险——哪怕在战火纷飞的国内，你面对的是有人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朝你头上开一枪。

透过公寓的窗子，我看着安德里奇小说中的人物列队而过。只不过，在我眼前的，不再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和感人的友谊。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精神和热情曾温暖了萨拉热窝所有的街区，现在这一切已不复存在。窗子正下方，波斯尼亚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们趾高气扬地走着，因为我这里距离斯威特洛斯特出版社很近。我管他们叫图图姆拉奇（Tutumraci）[1]。在信仰不同宗教的三类人中都有各自的图图姆拉奇，他们的使命是证明安德里奇错了——因为安德里奇说过这三个教派的爱那么遥远，而恨就在这儿，就在鼻子底下。一边是他们走出来的过去，一边是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加入新民族的新时代，他们夹在二者之间左右为难。这场战争能不能避免，就要看他们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民主中将何去何从了。

在萨拉热窝，无论是诗人、评论家、主编、院士、电视台的女主播、歌手抑或是浪漫曲的谱曲者，他们从未像蔬果商、穆斯林校长、东正教神甫或是屠夫那样，拥有着强大而富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清真寺和教堂里，穆斯林校长和东正教教甫成功主持的宗教仪式所放射出的光辉，也是他们的协会、学院所不能及的。

我注视着那些图图姆拉奇，他们正围着佩塔尔·普雷拉多维奇大街前的铜塑半身雕像打转。他们抽着烟，坐下来，盯着安德里奇、塞利莫维奇、库莱诺维奇、乔皮奇的眼睛里充满疑惑，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我身在历史何处？”

他们想象着：根据势不可挡的新时代价值观，自己的半身铜像势必会取代那些“过了时”的伟大名字。而且，他们早已经开始为这项任务最重要的部分做准备了。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得到提升。他们已经为铜像的底座挖好了地基，剩下的就是浇筑混凝土了。模子的钱会记到从此以后四分五裂的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账上，而混凝土的费用要让民族主义分子出。走运一点儿的话，等他们成了名，兴许连塑铜像的钱都会有人资助，这样他们就能用冰冷无情的铜眼睛看着萨拉热窝了。

等什么时候他们能够通过委员会、编辑部或是其他稀奇古怪的社会机构成功为新体制效力，蜕变就开始了。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件作品。他们大部分是些平庸的作家，将这混乱的时代视为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好机会，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成功，以便滋养自己贫乏而脆弱的灵魂——哪怕是以一场战争为代价。出演受害者还是成为操刀人，角色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行动都应遵从“本着正义和传播文明的目的”的协定。在这方面，他们的“伟大灵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把安德里奇当成阉人来看待！（希望他能原谅我提起这个！）可他们宽宏大度，恩允他获得大艺术家的地位。因为在摧毁价值标准的战争时期，街头的百姓会更加关注那些勇士，而非一个艺术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路径就是将这位大作家变成恶魔。这样的话，以后他们就能毫不避讳地说：“好好看看，他的文学作品也没什么价值嘛。”没有对文学艺术的真实憧憬，也没有在个人生活中获得成就，这些麻烦、窘境、悲剧和翻转的制造者们，他们被困在用自身的不道德织就的网中，然而他们却称之为“道德”——“不道德”如何变成了“道德”，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只有萨拉热窝的鼠辈看到他们的作品出版才会觉得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去读四百多页的大部头，这些书很快就会堆满出版社的地下室。那些家伙就愿意请老鼠吃大餐，一说到诺奖，他们满嘴尽是些邪恶的字眼。所有一切又一次直指扒手凯拉的问题：“我身在历史何处？”说到那些图图姆拉奇，答案是：“哪儿都不在。”这些人过分自恋，想象自己只过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怎么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心，他们的可恶勾当把未来的希望与信仰全部扼杀在了摇篮里。

当我和约翰尼正打算离开佩塔尔·普雷拉多维奇大街的房子时，我发现一个柜子里杂乱无章地堆着伊沃·安德里奇的几乎所有作品。我希望能从里面找到《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德里纳河上的桥》送给约翰尼。我找到了一本小说的英译本，名字叫“小姐”。

“不过，这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安德里奇可是我在文学界和哲学界的偶像，我提议给他念一段我偶像写的东西，我挑了一个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萨拉热窝人的片段。

“我恐怕历史会重演。”在开始朗读之前我提醒他。

倒是应该有这样的日子来弄清楚这座犹如一把播撒在四周群山陡峭斜坡上和河边谷地的种子的城市，究竟都居住着些什么样的人，需要发生类似昨天的那种事件，或者发生哪怕不太重大的事件，来把埋藏在那些平常游手好闲或者在类似水沟的又斜又弯的小胡同里行乞讨饭的人心中的一切都宣泄出来。如同任何一座东方城市一样，萨拉热窝也有一伙衣衫褴褛的穷人，即一群看似几十年来安于现状过着安静孤僻生活的败类，但他们会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依照某些神秘莫测的社会化学定律突然聚集以至燃烧，就像深藏在地下的火山，把那些最卑鄙的贪欲和丑恶愿望的火焰及污浊的熔岩喷发出来。这伙流氓无产者和城市饥民是一帮信仰有别和习惯衣饰各异的人，但他们却因为那与生俱来的不顾信义的残忍、野蛮卑鄙的本能聚结汇合起来了。他们之中许多是三种主要宗教的信徒，自其出生之日起直到死亡之日止，都一直生活在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下（不顾利害的、深刻的敌视），然后，他们又把自己的仇恨带入阴曹地府，想在那里看到自己胜利和荣耀，以及异教街坊的失败。他们对异教徒怀着这种仇恨心理和纯粹肉体上的厌恶情绪出生、成长和死亡。可是，他们往往是悄悄地度过了一生，一直没有机会通过种种可怕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只要一旦发生足以动摇事物的现有秩序的某种重大事态，而法律和理性的作用一旦中断了几个小时或者几天，那么这群败类，确切的说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总算找到了适当的借口来拥满这座以其礼仪和惯于阿谀奉承而闻名的城市。压抑己久的仇恨和迄今一直埋藏在心中的支配着思想感情、渴求暴力和破坏的欲望都一并迸发而出，好似久已点燃的微火，一经添加木柴便变成熊熊烈火，占据大街小巷，无视唾弃、讽刺和挖苦，进行破坏，直到他们被更为强大的力量所粉碎或用自身的疯狂而自行熄灭和减弱。

“精彩。如果这本相对较差，那最棒的是哪本？”

“这几本，”我把《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和《万恶的庭院》的原文版拿给他看。然后我又指着那本《路标》补充道：“但是这本，如果真有天界的话，我会把这本送给天上的人学习。这是人类最悲惨历史的典例。”

一走出来，在萨拉热窝的暮色中，在炊烟钻进鼻腔的时刻，安德里奇的句子在我耳畔回响。突然，我被一丝可怖的念头攫住了：总有一天，那个贱民的暴力与毁灭性的权力会吞没整个波斯尼亚的。当我给约翰尼读《小姐》的选段时，并没料想到他真能理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外国人无法明白我们的问题。然而，外国人完全能感受得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多有才华，因为很明显约翰尼就明白。而我们需要弄清楚的，仅仅是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今日菜单”上，他们是不是愿意来理解我们。

在《小姐》里，安德里奇早已刻画了那只手——那只在他死后急忙去推倒他的雕像的手。

VOX杂志封面上安德里奇受桩刑的漫画出来没多久，维谢格拉德城里就有人开始大肆侮辱这个诺奖得主的名声。维城的大桥和市中学之间有一座专门为安德里奇建的纪念碑，也被人推倒了。这是一个名叫穆拉·萨巴诺维奇的人干的好事儿，他简直是从《小姐》里描写的贱民堆儿里走出来的，这个家伙总是穿着一身与众不同的行头在波斯尼亚的各条大街上晃悠。

现在轮到我问自己扒手凯拉的问题了：“我身在历史何处？”他们推倒了已逝的安德里奇的半身塑像，如果我不把自己的笨脑袋跟他们的聪慧的头脑及穆斯林图图姆拉奇们的想法调到一个频道上，他们会对尚且健在的我做什么呢？不管发生什么，我绝对不会放弃在卡拉伊卡的风中晾干的达尔马提亚熏火腿。为了获取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氨基酸，我曾大口大口吞下涂抹猪油和点缀着红色甜椒的面包片，这种愉快的经历，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我忘的了。在自己的作品里，安德里奇几乎早已预测到了他笔下人物会做何反应。在仅需的一点推测之前，我给自己提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萨巴诺维奇事先读过《德里纳河上的桥》，读完后自己决定要摧毁安德里奇的雕像，那这个世界会不会原本更美好一点儿？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也可能是因为诺奖得主的写作风格，他气愤不已，于是他就去毁了安德里奇的纪念碑，以此表明自己与作者意见不合。可这当然不行，怎么可能呢！要是他从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拿出几天来好好读读这本小说，在成功经历这次考验之后，他肯定会去仔细打磨安德里奇的半身像，让它熠熠生辉。

鉴于他从未读过安德里奇的作品，我又在想：那能不能让他接受一下再教育呢？方法就是强制要求他阅读安德里奇的所有作品！那他会怎样啊？可能刚读完前几页，他就因为用脑过度患上了精神病，然后像一座偷工减料的混凝土桥，不堪重负轰然倒塌。阅读的第二天对这个萨巴诺维奇来说更加致命。“杀了我吧，要不给我把刀让我自行了断吧！这种折磨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可能是他为求安宁而提出的最后的请求了。可我呢，我就是那么冷酷无情，我有的是耐心整治他。我会要求他读完安德里奇的所有作品，直到最后一页！

在萨拉热窝的很多家庭里，就像我们卡塔戈沃鲁西奇9A的家里一样，宴饮交际在波斯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萨拉热窝的游击队员和社会名流来到我们家，同时也把他们鲜活的思想和独特的见解带到了我们屋檐下。他们很会说反话，他们也因此才从铁托时代挺了过来。我在布拉格的时候将这种讽刺锤炼得更加完善，随后又把它带回了萨拉热窝。席德兰设计的对白总能像高音喇叭一样发出鸣响，在他的帮助下，我缔造了萨拉热窝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没有谁会怂恿一个从未读过《德里纳河上的桥》的人去毁掉诺奖得主的雕像。不过里面肯定有一大群图图姆拉奇，如蜜蜂一般围在伊泽特贝戈维奇身边嗡嗡作响，等着时来运转。同内莱一样，席德兰和我把我们父辈经历的悲剧进行改编，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呈现出来，谱成歌、写成小说、拍成电影。

从前，当我因为上课经常缺勤受罚的时候，就得听那些大人在我们家客厅里相互开玩笑。现在，当人们都在为摧毁一座专为欧洲文学界栋梁建立的纪念碑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时，我在努力想象这个知识分子的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克雷赛夫雅科维奇一家去了乡下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家。几杯清凉的饮料入喉，市长的儿子们开始编起笑话制造笑点。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对他爸爸说：

——说真的，穆罕默德，你的儿子塞纳德和赛亚德，他们越长越有出息了！

——你可别这么说，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怎么会呢，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啊？男孩子就得像这样。看看他们，真像小羊羔一样。你，小家伙，跟我说说：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啊，嗯？

在身居高位的叔叔阿利雅面前，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家的两个小孩子低下了头。他们的父亲赶忙替他们回答道：

——他们在学校挺讨人喜欢的，什么都挺好，只不过他们可真是淘气鬼。老天原谅我吧，这可真让人心烦！他们只要一开起玩笑来，就没个节制。那天跟科瓦切维奇家的小孩儿吵架的时候，你跟他是怎么说的？

——但愿你妈能从汉堡包里认出你！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家的一个先说。

——当然是看你眼睛的颜色啦！第二个补充道。

——好吧，你看到了吧？如果说那个内纳德·扬科维奇能把整个南斯拉夫逗笑，为什么你们家这两个不能把咱们波斯尼亚逗笑呢？阿利雅叔叔评论道。

——你真能让他们上电视？

——有可能上不了电视，但不是还有其他的媒体嘛。好好完成学业，继续制造乐子。我可不想再看到那个扬科维奇拿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开涮了，他都把玩笑开到我们头上来了！

克雷赛夫雅科维奇不费吹灰之力就点燃了两个孩子的激情。我相信他们会火的！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肯定这么想，当年麦克拉伦听到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第一首歌时也是这样的反应。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家的这两个年轻小伙子听了叔叔阿利雅的话。他们创办了VOX杂志，每一期里面都少不了暴力和污秽的东西，一周又一周，这本杂志慢慢腐蚀着波斯尼亚的普通生活。凭借着他们的粗俗和挖苦，他们声称要取代内莱——也就是卡拉伊里奇这位萨拉热窝的幽默大师。他们希望用一种新型的幽默代替内莱老套的风趣机智，还有他堪比杂技演员节目的舞台表演。这种从图图姆拉奇知识阶层中生出来的美学，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尽管他们并没有利用媒体的大炮——因为图图姆拉奇们还没把手伸向电视台和各大日报呢。

我决意要让约翰尼发现隐藏在萨拉热窝生活之中的美。于是我把他带到了朋友姆拉登·马特里奇家中。

当姆拉登·马特里奇把一张娄·里德（Lou Reed）的唱片放在唱机上时，约翰尼肯定在我眼中读出了一丝陶醉和喜悦，而他怎么也无法将这种情感与娄·里德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来说，听《沿着荒凉之地行走》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你看到没？”我不停重复道。

“看到什么？”约翰尼问，他没弄明白。

“朋友，他们喜欢娄·里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德普心里肯定这么想。可他随后只说了一句：“是啊，他们真棒。”

他肯定猜不到，像在姆拉登家里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情景，在我看来是萨拉热窝最美的画面。这种东西方的互相融合是多少人强烈渴望着的啊，它是如此摄人心魄，它将世界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它拭去了西方的文艺复兴精神与东方富有灵性的忧郁之间的界线。扎伊姆·伊马莫维奇那饱含个性的民谣歌曲，不仅启迪了姆拉登的戏剧和我的电影，还启迪了我们的思想。曾经，姆拉登喜欢整天整天喝土耳其咖啡，这个嗜好对于他是个真真切切的危险：他在烟雾缭绕的阿夫多之家，以极富魅力的典型东方姿态窝在沙发里，险些就这么混到七十岁。只要有姆拉登卷的大麻烟卷，萨拉热窝就变成了一块纯净的乐土。就连什凯尔利奇路都变得没那么难以接受了。陡峭、阴暗、穿插在中等高度的居民楼中间，每年冬天，头几场雪一过，这条沥青马路就覆盖上一层薄冰，车辆侧滑、相撞的事故时有发生，相当危险，这条路也因此出了名。小山沟改成的路——安德里奇这么说。

那天晚上我们抽了太多的大麻，以前游击队员在冲向希特勒的部队之前也会用大麻麻痹自己。看得出约翰尼以前也没少抽。在我眼前，不时有汽车从结冰的路面上直冲下去。就像在剪辑工作台上，我把胶片倒回去无数次，从头一遍又一遍看着连环相撞的画面。我们躲藏在大麻的烟雾里头，萨拉热窝压抑的氛围逐渐消散了。姆拉登家窗子下的一排集装箱里散发出焚烧垃圾的味道。尽管周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味道，此情此景仍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让人觉得宽慰。在大麻的作用下，烟雾中出现了鲸鱼、海豚和其他奇怪的东西。于是姆拉登开始编一个关于亲吻的鲸鱼的故事，而我呢，我开始竭力证明布鲁斯尼卡这种果子是从布鲁斯·李那儿得来的。说罢我兀自哈哈大笑起来。姆拉登的妻子韦莎还有约翰尼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我觉得好笑，是因为我没办法向约翰尼描述笼罩着萨拉热窝的到底是怎样一种氛围。那时候，词语根本派不上用场。我想说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可就是这么一个句子，无论我怎么努力想把它清晰地说出来，总是会被一阵笑声打断。起先是很轻微的笑，随后变成了对现实、对萨拉热窝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激发出来的大笑，这种笑更多来自一种对未来的感知，而非来自生活中可触知的元素。任何想控制大笑、恢复理智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没完没了的大笑和痉挛之后，我脑袋中只有一个念头：真可惜没能向约翰尼解释他脚下踩的究竟是什么地方，以及萨拉热窝的家庭里人们会听娄·里德是有多稀罕，要知道娄·里德的大老板可是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啊。

当我们沿着什凯尔利奇路往下走时，大麻带来的快感渐渐消退了。此刻，血液中流淌的秘密成分不再刺激大脑中的笑感神经，而是向其中注入了些许妄想和偏执。我指着一扇窗子让约翰尼看，并对他说：

“一到夏天，萨拉热窝简直热得要命，像这样的街道就会一片凄凉。你想想，等到大中午的时候，这个没心肠的小斜坡得多苦啊。去年夏天的时候，七月里的一天，天昏昏沉沉的，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一个居民把自家的唱机和几个高音喇叭搬了出来。突然间，一曲音乐出人意料地响了起来。是莫扎特的《魔笛》。在连鬼影儿都见不着的大街上，这首曲子四下蔓延开来。”

“这儿的人不怎么听莫扎特，”我接着说道，“可能只有在无神论者的葬礼上才能听得到。要是谁在一条空旷的大街上放莫扎特，他肯定是为了释放内心巨大的压力，而不是因为莫扎特能带给我们不可思议的和谐、创造井然有序的空间。”

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我做了那么多抽象的表述，我敢肯定这让我的客人昏了头。第二天，约翰尼发了烧，只好卧床休息。是因为那个振振有词的波黑共和国文化部长的办公室太冷了吗？还是因为萨拉热窝那弥漫着庄严之美的空荡荡的大街上，预示着战争到来的莫扎特的音乐让他觉得沮丧了？又或者是他加入我那些为保护咖啡馆而罢工的伙伴们的行列，对抗扬言要把他们赶出去的资本家们的时候，风寒侵入了他的骨头，让他降低了免疫力？

最后还是桑卡让他的体温降下来了，她有个屡试不爽的偏方。用葡萄酿的生命之水调成糊，再加上野蔷薇泡的茶，竟然创造了奇迹。

“你的母亲桑卡拯救了我，伟大的女人！”约翰尼不止一次对我这么说过。

那天，约翰尼一直躺在床上，而我呢，一个叫米拉·普里瓦塔的人告诉我说波黑共和国的总统想邀请我一聚，那个人的妻子是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的一个亲戚。见面的地点就定在总统的儿子家。

初见伊泽特贝戈维奇，我觉得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的儿子巴基尔，我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等看到他怀孕的儿媳和他的儿子巴基尔，那种感觉更深了一步。当这位父亲因为写了《伊斯兰宣言》一书被关进监狱时，我在多布里察·乔西奇的煽动下还组织过请愿将他释放的活动。这些请愿活动对当时身在牢狱中的伊泽特贝戈维奇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你知道吗，埃米尔，我们，伊泽特贝戈维奇家所有人，过去都说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比起萨格勒布来说，贝尔格莱德离我们更近。”阿利雅开始说。

“这事儿我不知道，挺有意思。”我说。然后我接上话茬：“我们在塞尔维亚电视台上看喜剧演员其卡亚的表演，我们喜欢他的风趣幽默。至于那个内拉·叶尔济斯尼克，我可不是有意伤害她，我母亲说：‘她其实也没那么糟糕了。’”

“可是，”阿利雅打断我的话，“可你看看塞尔维亚人是怎么针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这个共和国会给我们这些穆斯林留下什么位置？我真是丝毫不抱幻想！”

伊泽特贝戈维奇影射的是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一个协议，米洛舍维奇已经签了字，就等着佐勒菲卡尔帕希奇点头同意了——相比之下，这个人领导的穆斯林政党更加温和，也更加亲欧洲。

“好吧，”我回答道，“可如果你站在一个塞尔维亚人的角度想想：你热爱你的领地、你的寺院、拉扎尔留下的精神遗产，这很重要啊。”

此时此刻，我更多是在为整个南斯拉夫说情，而不是在替塞尔维亚人辩解。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埃米尔，”巴基尔插话进来，“这不过是塞尔维亚在蛊惑人心。阿尔巴尼亚人面临的只是人口激增的问题，并不是要把塞尔维亚人赶尽杀绝。我以我母亲的性命担保，根本就没有谁想把谁赶走的事儿。”

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儿子竭力想说服我，动摇我坚定的信念。我想起学生时代的巴基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把香肠从他的三明治里拿出来。他刻意做出一副很恶心的怪相，大摇大摆地穿过整个餐厅，把香肠丢进垃圾桶，还少不了来一句“啐！”。

巴基尔的头发是棕红色的，当大家叫他黄毛阿里的时候，他也想方设法把这变得幽默起来。

“我可不是黄色的，我是绿色的！”他反驳道，借此提醒大家他信仰伊斯兰教。

“好吧，那我们要怎么教那些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交电费呢？有人要去给土地买卖征税吗？据我所知，铁托还掌权的时候，那里的保险公司和重要的国家机构就已经不运转了。现在那里之所以井然有序，不是从米洛舍维奇开始的吗？！”

伊泽特贝戈维奇有点盛气凌人的意思，他坚持要把话题扯到正轨上来：

“你别太把这当回事儿，我觉得你想得有点太多了。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更加残酷的问题上。”

总统就像一位真正的演员，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为的是让接下来的话更加威严：

“你要知道，埃米尔，波斯尼亚很快就没有多少塞族将军了。所以穆斯林必须得到那儿去。”

伊泽特贝戈维奇跟我说这些，是因为他料想我可能会把我们的谈话转达给多布里察·乔西奇。他相信乔西奇可以左右米洛舍维奇的决策。不过很快事实就证明他错了。

“是啊，如果说波斯尼亚的居民都是城里人，”我用调侃的语气回答道，“那按逻辑来说士兵就应该是手艺人。”

可他呢，他可不像VOX的魅力小伙子们一样有幽默感：

“你说得有道理。如果他们都是穆斯林的话，那就更有道理了！”

我当时继续有什么说什么，一场冲突肯定在所难免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作为客人，把主人家里搅得鸡犬不宁，确实不太妥当。但我还是拿定了主意，继续说这样下去会有战争的风险。

“我们走着瞧吧，”总统接着说道，“我们会尝试所有的和平道路。但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就打吧。你要知道，埃米尔，我是第一个希望跟塞尔维亚人和解的人。我的想法是：把我们的人跟他们的人交换一下。塞尔维亚人肯定也想这样做。但愿我们能跟我们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起，塞尔维亚人也能跟他们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样波斯尼亚就和平了！”

他怎么能想着让向来崇尚自主管理的人民迁徙呢？要知道，就算组织上有要求，他们那小得可怜的校车也没办法长途旅行啊！对于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来说，土耳其是他灵感的主要来源。一定有哪个历史学家给了他这个建议，其依据正是土耳其历史上非常著名的1922年人口大迁徙。在东希腊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土耳其人被转移到伊兹密尔，希腊人从伊兹密尔被驱逐出境。这一场兑换只用两天就完成了。希腊的地下音乐——从那段惨痛的经历中滋生出来的略备提克（Rebetiko ），也由此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不是真的不清楚那个时候，1922年的时候，仅仅两天时间里，三十万希腊人瞬间陷入了地狱般的境地。我问他害不害怕战争。

“我只害怕安拉，”他回答，“而且我愿意相信，总有一个和平方法能解决我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亏欠自己的信仰一个如此美丽的承诺吗？他能够从日渐衰落的铁托共产党人手中夺过掌控波斯尼亚的舵，是因为他从苦役犯的经历中汲取了威信吗？

许多年里，共产主义的孩子们越来越像是被降级酒店的老板，全然没有了民族领袖的风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中间唯一有机会成为政治领导人的，就是菲克雷特·阿布迪奇了。他曾亲手在波斯尼亚的克拉伊纳缔造了经济奇迹。后来，他恰恰是因为各种熠熠生辉的成就而受到波斯尼亚共产党的惩罚。在令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政治漩涡中，他加入了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成了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党派中的一员。不过他完全没有料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梦想着重新振兴自己的农业贸易公司。正是在这个目标的引导下，他参加了波斯尼亚总统的竞选，他深信自己无论如何都能让克拉伊纳的经济重新迸发出生机。

总统民主选举刚开始的时候，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有两位候选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和阿布迪奇。结果阿布迪奇奇迹般地遥遥领先，比伊泽特贝戈维奇多出好几万票。通过这次投票选举，穆斯林还是选择了代表持续稳定的一方，选择了铁托统治时期他们经历过的舒适与现代。他们并没有支持伊泽特贝戈维奇这个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神职代表。菲克雷特·阿布迪奇本可以就此出任波黑共和国总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竞选获胜之后，在特桑治召开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会议上，阿布迪奇被迫接受将由伊泽特贝戈维奇而非自己出任波黑共和国总统的决议，理由是要遵守党规。向他宣布这条消息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民主行动党书记琴加。会议室里，在政党领导们身边，坐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小伙子，身着黑色制服，戴着墨镜，临时从桑扎克赶来。波斯尼亚人民被告知阿布迪奇主动放弃了总统一职。然而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因为在战争期间，阿布迪奇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与伊泽特贝戈维奇兵戎相见，成了他最凶残的敌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塞尔维亚人开战的人。阿迪勒·佐勒菲卡尔帕希奇——穆斯林中最温和一派的代表，曾与米洛舍维奇签署了穆斯林与塞族互不侵犯的协议。可这份协议被伊泽特贝戈维奇丢进了垃圾桶。

我与总统的谈话被长时间的沉默打断了。这家的主人们于是千方百计想让气氛重新好起来。他们之所以让我在这儿，不就是为了能驯化我、把我拉进他们的阵营，而并不是为了吓唬我吗？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解释他们的态度是为什么发生了转变的。阿利雅、他儿子巴基尔和他怀孕的儿媳开始讲哈桑·琴吉奇的轶事，那个人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内莱——也就是卡拉伊里奇医生，也总是模仿他来搞笑。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绪逃离了这间公寓。

一个难解之谜摆在我面前：总统所使用的战术，实际上是不是巴尔干普普通通的政治战术呢？这种战术两百年前就有了。巴尔干的小弟弟得到世界大哥哥——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保证：“要是有谁捉弄他，大哥哥就会来救他的。”这种战略难道不是出自小酒馆打架的戏份吗？在巴尔干的一家咖啡馆里，一场战争拉开了序幕：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围坐在桌边，迫不及待想找个机会练练手。这时一个小男孩朝他们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杯水，浇在他们中间一个人的脸上。被浇的那个人二话不说给了小男孩一巴掌，然后径直朝小男孩刚才坐的那桌走去，而此刻那个小男孩已经溜出门去了。被浇的那个人和他的同伴们把挑衅的那群家伙一顿痛打。就在我们觉得故事应该到此结束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又出现了，在他身后，是几个身高两米的家伙，这场咖啡馆小群架中看似获胜了的人最后竟反遭一顿痛打。

米尔萨德·普里瓦塔是波斯尼亚一位著名穆斯林设计师的儿子。他狂爱性手枪，还在戏剧艺术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因为他给姆拉登·马特里奇一部名叫《年轮舞曲》的戏弄来了二十米长的同轴电缆。

奥巴拉剧院是应广大萨拉热窝民众的需要而生的，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城市里也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欣赏另类艺术及与公共剧院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更为鲜活的戏剧。在这些市民中间，就有普里瓦塔。他偏爱朋克音乐，举手投足之间有着欧洲人一样的姿态，执着于穿一身黑色，这让姆拉登决定把米尔萨德这个朋克派年轻人吸收进我们的队伍。虽然我们这个群体并没有多惊世骇俗，但加入我们对于米尔萨德来说是一步好棋。随着战争越来越近，他参加的朋克活动越来越少，原本的叛逆个性也丢掉了许多。姆拉登·马特里奇让他热爱绘画艺术界的博斯和戏剧圈的鲍勃·威尔逊；而韦斯娜·巴伊切蒂奇，在戏剧《纹身剧院》无数场巡回演出期间，挖掘出了他对艺术与生活的敏锐洞察力。

战争爆发前不久，米尔萨德注意到桑扎克的穆斯林并没有真的很喜欢博斯和威尔逊。很快，他就忘记了舞台上那些伟大的名字；而那些伟大的画家，也难逃此命运。两大阵营对峙初期，米尔萨德还组织过几场展览和开幕式，可当他明白了电影这项事业回报更高的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电影节指导。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重新认识了他父亲的作品。

奥巴拉剧团巡回演出的时候，姆拉登·马特里奇和米尔萨德·普里瓦塔经常就战争问题展开长长的讨论。于是姆拉登说起塞族为争取自治而奋起斗争的历史，除了战斗，他们别无选择：

“以几百万条性命为代价只为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小民族也就只有这一个了。自打从土耳其人手中获得独立，他们一直为了民族利益而战，从不计代价。塞尔维亚人不接受任何人来主宰他们的命运。”

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组织了福查大集合，报纸上说聚集在一起的穆斯林有十几万人之多。在这之后，气势汹汹的他们手中挥舞起了军刀。这些示威者重新勾起了人们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帮助SS教派攻击莫斯科的回忆，然而那次进攻是以失败告终的。现在，他们举起手中的军刀是为了对抗塞尔维亚人，他们扬言要为二战中被切特尼克屠杀的穆斯林报仇雪恨。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次终于轮到他们去割断别人的喉咙了。

——不能这样挑衅塞族，你们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姆拉登对米尔萨德说。

——如果塞族人敢收拾我们，我们就另找办法。

然后他就给他讲了咖啡馆打架的故事！

角色怎么分配呢？在普里瓦塔看来，塞族人是挨美国人一顿揍的角色。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波黑共和国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似乎并不害怕南斯拉夫人民军手里掌控着军火库的事实。所有人手中的武器都在叮当作响，总统脸上没有一丝畏惧战争的神色。那个奥梅罗维奇，在他的地窖里，不断增加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储备。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军火需求陡增。至于南斯拉夫人民军，我们很清楚他们的仓库里有什么。这样一来，所有居住在波斯尼亚的人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恐惧之中。

聊到最后时，我对伊泽特贝戈维奇说：把这种恐惧与仇恨刻画得最好的想必非安德里奇莫属了。就在他那本名为“来自1920年的信”的小说里。看样子这并不对他路子，我只不过提了一下安德里奇的名字，他脸上就已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他什么都没说，这让我想起了维索科那个胆小的女邻居达琳卡，每当她想提我爸爸的名字穆拉，只会说：“马娅，你那位朋友什么时候来啊？我不敢说他的名字！”

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的反应是一样的，只不过他选择了沉默。我深信，在伊泽特贝戈维奇身上，在他那温厚的面具背后，是渴望报复的本性。我们要走了，在走廊上穿鞋的时候，他再也掩藏不住内心的情绪：

——告诉我，你真打算把《德里纳河上的桥》拍成电影？

——我是有这个想法，但这太费钱了。这可是一项很大的工程。

——你为什么要搞这个呢，我的朋友？他接上话。安德里奇的文学作品里充满了仇恨，他就是唯命是从的奴才。

从他儿子家里一出来，我就明白了伊泽特贝戈维奇不能是我的总统。不是因为没有谁能凭借仇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我不能接受我的总统那样子诟病我的英雄。

马娅从巴黎打来电话，央求我去维索科一趟。我得去看一眼我们的夏日住宅了。我很高兴，因为可以把我引以为傲的家给约翰尼看了。想想约翰尼·德普在维索科，这可真是个噱头！这才真是一场概念艺术的即兴表演！

对比一下这个地方的大部分住宅，从我们家的房子上就能看出我们离这个国家究竟有多远。就像一个人把手中的望远镜调转过来看手边的东西，发现距离自己竟然也会那么远。正是通过这个反过来的望远镜，我所有电影特有的风格和我们家与众不同的美才能一览无余。没有哪一样像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滋养的大树上结出的果实。房子的外表流露出一种渴望，周边的环境想把一套美学法则强加到它的头上，但一直都没有成功，因为它渴望逃离这个环境，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风格。我的电影也是一样。获得了那么多成就，却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艺术家。我的成功并没有引起什么潮流，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其有所发展。只要那些英勇无畏的波斯尼亚人刚有点成就，就得马上离开他们生活的地方，通常情况下都是政治原因导致的。正是这样，波斯尼亚一直是一个没有自己风格的国家，就像一个三等的足球俱乐部，最有才能的球员在那里都待不长。不仅仅是因为糟糕的物质条件，更是因为关于人生狭隘的视野，因为让民粹政治肆意横行的地方主义。

在这儿，对美的渴望遭到驱逐，再没有上诉的机会。是贫困造成了这一切，而贫困是深深根植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在诗歌中，尤其是在民歌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贫困的影子。除此之外，包含着美学需求者、消费者和创造者的中产阶级并没有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被承认。这些正合了图图姆拉奇们的心意，这在他们看来可是百年不遇的好机会——然而对波斯尼亚来说却是致命的。

那些穷人家的睡椅上，各种条条框框开了花儿，正是借着这些由头，多米塞利耶家的玫瑰花和葡萄藤才丧了命。当年，马娅的祖父母——多米塞利耶一家，被奥地利人经由第一条铁路从斯洛文尼亚送到了这里。他们被送到维索科，是因为当地人民不信任维也纳当局。维也纳当局称那些土耳其人留下了悲惨的世界观，还称斯拉夫人度量时间的古旧习惯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从那以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天规划了。那儿刚铺好了铁轨，东方人的习惯让从西方来到波斯尼亚的那些人难上加难。计算时间的方法需要进行彻底的改变。原来这里的人们商量事情的时候愿意说“等到工作日了再看”，可是按照奥地利统治者的意思，这个习惯将就此终结了。铁路是这场改变最明显的标志：火车不在工作日的时候来，但是有一天，8点整，火车进站了，再发车的时候……8点15。因为当地人适应新的时间准则需要花时间，波斯尼亚的生意都成了外国人的。

我们的邻居，米塔尔家的好主人，可不是唯一一个按照老农民的“等到工作日了再看”定约会、做交易的人。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丢弃斯拉夫最古老的钟表——他们依旧习惯抬起头来看看天判断是几点，而不去看表盘。

多米塞利耶家里年纪最长的几位离世之后，米塔尔买下了他们三所房屋中的一所。他搬到了离我们家最近的那所房子里，把种了几十年的玫瑰花、葡萄树还有花坛里各种各样的花儿都拔了。

“我们家老太太达琳卡看不见路了。那些东西碍着她看风景了。”他解释道。

接着他又补上一句：

“天啊！拔了这些玫瑰花，这块地能种多少土豆啊！”

周末的时候，米绍在我们家房前修剪花草，干了一整天重体力活的米塔尔看着他，一边小口喝着咖啡，在那儿，他可不用担心看风景被挡住了。

“你要是不种玫瑰，而是种点更实在的东西，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你才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大法官！”他朝栅栏这边的米绍说道。

感冒还没完全好，又为我搅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操心，我们一到维索科，约翰尼就去睡觉了。我呢，我去爬我们家上头的斜坡，还摘了一个苹果。这一番天地竟能孕育出如此多汁的果实，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地方！我大口咬着苹果，凝视着下面的小房子，热泪盈眶。不知道是因为我所经历的过去，还是因为等待我的明天。我一直哭，眼泪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眼泪的滋味和世界上最美味的苹果的滋味融合在一起，有点甜又有点苦，童年的回忆又涌上心间。儿时，我的泪水常是跟泥土混在一起的。然而，顺着我双颊流下来的这份情感，只不过是扰动我心灵的那场暴风雨的微小部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长久以来我强忍着的呜咽只不过是一个前兆，我将要面对的是更加严重、更加颠覆的事情。

在那儿，我为我们的房子流尽了眼泪。约翰尼——我这位尊贵的客人，是最后一个在那个房子里睡过的人。那房子早就在拔了玫瑰和葡萄树的好邻居米塔尔的老伴儿——达琳卡老奶奶的梦里着过一次火。《茨冈人时代》 （The Time of the Gypsies）的主演达沃尔·杜伊莫维奇也梦见过它着了火。就连我儿子斯特莱博也经常梦见我们家的房子着火。

如果说在过去平静的时日里，这个小房子已经无数次在梦中葬身火海，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等待它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桑扎克”这个词深深刻在了约翰尼的记忆里。以至于几天后，当机场的士载我们去圣雅克附近时，他问我：

“这与桑扎克人有联系吗？”

我们就此别过，像一对挚友。约翰尼去拍《不一样的天空》 （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两个月后，我搭飞机去了纽约，因为还有一个学期的导演课要教。这一次，我又开始同时干起了三件事——就跟索福克勒斯同时把好几个情节揉进他的悲剧中一样。我在巴黎给《亚利桑那之梦》做剪辑，在纽约给大学生上课，而且开始创作《地下》（Underground）。我刚走下飞机站到肯尼迪机场的地面上，就从电视屏幕里看到了萨拉热窝开始交火的场面。

波黑独立公投，塞尔维亚人没有参加。最终，支持独立的人看到了想要的结果。公投之后，塞族建起街垒割据城市。这可不得了，我得让桑卡搬到蒙特内哥罗的新海尔采格去。一到纽约我就就赶紧给父母打电话，得知他们已经聚在一起，我放心了许多。因为会受到我的信仰问题牵连，桑卡在萨拉热窝可能会不太好过。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至。

在纽约，我会定期往新海尔采格的家里打电话。

“西巴·克尔瓦瓦茨死了。”一天桑卡对我说。

“怎么回事！怎么死的？”就像所有人在这种场合做出的反应一样，我说出这几个毫无意义的词。

“心脏病。”

“穆拉什么反应？”

“这太可怕了，他哭个不停！等着，我让他接电话。”

我爸爸一个劲儿啜泣，像是个止不住眼泪的孩子。他终于对我说出了一句话：

“你知道……我没有兄弟……他在我的生命里比兄弟还重要啊！”

我想方设法安慰他，一通电话就能让我做到。

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完课，我习惯到百老汇散散步。我的脚步总是愿意把我带向市中心的方向，因为往另一边的路通向哈莱姆，在那儿白人不受欢迎，不过那里的人自有他们的道理。朝南走，一直到哥伦比亚住宅圈，就能看得到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想抬头看看纽约充满悲剧色彩的天空？反正我的这种想法早已消散了。因为只消尝试着数数一栋摩天大楼有多少层，你就绝不会想把头抬起来第二次。也许你原本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困住了你的视线，一番折腾之后，这种欲望也就无影无踪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西巴·克尔瓦瓦茨为我找到了救命良方：他把对电影的热爱灌注进了我的身体里。此刻，他的离去完全淹没了纽约的风景。我走着，每看一眼身边林立的高大建筑，深深的绝望就狠狠地向我袭来。美国的大都市像极了一场露天展览，展出的是各种各样新型的建筑材料，跟我们欧洲人所说的城市不是一回事儿。

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们的不幸很快就要结束了。当听到有人说葡萄牙外交官库蒂莱罗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和平方案，我欣喜若狂，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儿是好了。我真想跑出门去拥抱每一位路人。我觉得这场战争真的可以这样避免了。然而幸福的时刻总是很短暂。一开始，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欧洲和平方案上签了字，这套方案正是《里斯本协议》 （Lisbon Treaty）。可等他在贝尔格莱德与美国大使齐默尔曼见过面后，这位波黑总统撤回了他的签名。这套和平方案被否决了。很快，1992年4月7日那天，美国承认波黑独立。战争真的开始了。

我所有的情感和思绪都变成了世界毁灭的噩梦。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听表哥埃多给我讲完世界末日的故事，我就做过这样的梦。素来富有想象力的我甚至想出该用什么策略应对这样的灾难。那时候我就明白，最重要的是把家庭当成救命的树干，就算是被连根拔起，就算是被洪水卷走，也要紧紧抓住不松手。现在，我的梦成了现实：在一起才是最首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地在我们脚下崩裂，天空也撕出口子，只要最后一刻还没有到来，就尚有一丝希望。吸取噩梦中收获的教训，我们终究会得救的。当然，前提是不放弃希望。战争不是世界末日，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最赚钱的事业。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战争是可以克服的——甚至不需要任何直接冲突。如果不是非得保护亲人免遭危险，对于那些想把口袋装满钱的投机商来说，战争完全可以给他带来灵感，艺术家也一样。我只是想过平凡的生活，然而现实却以另一种方式给了我回应——它让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1992年9月29日，在新海尔采格，我父亲去世了。我得知这一消息的方式说来有些不寻常。米罗斯拉夫·齐罗·曼迪奇是个导演，在巴黎的时候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马娅给远在纽约的我打电话打算告诉我这个悲伤的消息时，米罗斯拉夫正在跟她说话。在说出“喂”之前，她并不知道电话已经接通了，她问齐罗是直接告诉我穆拉过世的消息，还是等我回巴黎再说。我默默承受了这个事实。我一直抽完最后一包烟，天都亮了。午夜刚过，莫姆齐罗·穆尔达科维奇过来陪我了。这个技术员是个名副其实的神经病，尽管他岁数已经不小了，却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不过他是能支撑我走出悲伤的理想人选。他带来一瓶李子酒，倒满我们的杯子。按照风俗，我们要洒一半祭奠穆拉的灵魂，再以我过世的父亲的名义喝掉剩下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天的课取消了。公告栏上写着：“No class today, Emir’s father passed away.” （今日停课，埃米尔的父亲过世了。）

诺尔维斯卡大街8号，从今以后就只有我母亲一个人住在那儿了。当斯特莱博和我赶到那的时候，看见入口处的大玻璃门上贴着穆拉·库斯图里卡的讣告，上面有他的姓、他的名，还有他一张带着红星的照片。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就像一段开场白，我逐渐开始意识到父亲真的去世了。

如果我们家有哪位亲戚去世了，时间概念都会与平常不同。当我们得知这样的消息时，自己也会死上一会儿。耳朵听不清楚，说话声音都会变低，我们好像变成了路灯，暗自思忖自己是怎么能发出光亮的。然后我们去下葬的地方，这时，一种不想死的强烈愿望才让自己重新活过来。

斯特莱博盯着他祖父的照片。

“这一切到底有没有完啊？”他问。

他在想为什么不幸会接二连三降临在我们头上。

“虽然看样子好像没完没了，但你要相信这不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我回答他。

这对于我的斯特莱博来说多么残酷啊！我只想安慰他，让他心情好一点，就像每当必要的时候爸爸抚慰我一样。我第一次发现死人，爸爸就那样做了。他轻而易举就将死亡的恐惧从我眼前驱散了，如同一阵风吹散空中的乌云。在我的人生之中，正是对那一幕的记忆支撑着我脆弱的心灵。当一个人如此坚定地宣称“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时，他用微妙的麻醉消除了死亡的恐怖。爸爸把死亡轻描淡写成小报上一条平淡无奇的花边新闻，这件事情一直陪伴着我，与此同时，他的精神，还有他那黑塞哥维那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力，让我重新鼓起勇气。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灵魂要担负多少重量，而是我们不必独自一人承受。必须要有个父亲，教会我们如何承受向我们袭来的不幸。

我那逝去的父亲，他的热情、他的温柔，究竟源自哪里？他那极富感染力的魅力让他在萨拉热窝深受朋友们喜欢，这种魅力又来自哪里？他又是如何成为一根柱石，支撑起我的人生？我对他的父母仅保留依稀的记忆。但他们的故事是带我解开种种疑问、满足我好奇心的捷径。

穆拉的父亲，侯赛因·库斯图里卡，是特拉夫尼克一位杰出的法庭官员。这个男人每天早上7点整准时去上班，口袋里装着一支削好的铅笔，带着黑色光面丝绸做的袖套。9点30分，一分不差，趁着休息的时间，他赶回家去为他的穆斯林妻子准备午餐。从特拉夫尼克的风俗习惯来看——我甚至敢说从维亚纳的风俗习惯来看——这足以显示穆斯林的高度开明了。他们夫妻两人只靠一份工资生活，不过他们什么都不缺，这得多亏了英勇的侯赛因。退休之后，他离开了特拉夫尼克法庭。他们家在特拉夫尼克的波图尔街区，他在屋子前面精心侍弄了一个菜园，这样能为他们减少生活的开销。在特拉夫尼克，很少有人家的小辈参加游击队，然而库斯图里卡家恰恰是少数之一。战争之前，我姑姑比芭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了。二战的枪声刚刚打响，我父亲跟她一起逃到了森林里，加入了人民解放运动。要是他当初没那么做，可能也要死在那些黑衬衣手上了，我姑姑当初正是在他们的逼迫之下选择逃走的。在陪他姐姐去坐火车的时候，爸爸才决定到森林里跟她重新会合。事实上，是他自己决定要加入游击队。他成了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人民解放军第一旅的士兵。在这个波斯尼亚的省份，他和他姐姐两人被历史的筛子过滤出去了。他们成了那群“想再跟德国打的塞尔维亚疯子”。爸爸的二姐拉拉，尽管对他们的行动主义抱有怀疑态度，仍想尽办法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在战前做了什么。在波斯尼亚，大部分非穆斯林并没有什么革命思想，更别谈社会主义思想了。穆拉和比芭决意站在饱受压迫威胁的人民一边，他们坚定自己的左派思想，重新建立起与塞尔维亚祖先的联系。二战结束后，他们姐弟俩以战胜法西斯的战士的身份一起庆祝。他们跟那些直到战争最后一刻才加入胜利者阵营的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阵营。穆拉在特拉夫尼克的天主教中学上学。在那儿，他获得的大量知识不仅让他看待全世界时有了一个开阔的思维，还让他离宗教影响下的意志形态越来越远，他不再认为被乌斯塔沙侵略是不可避免的宿命。穆拉经常在做水煮荷包蛋的时候用拉丁语背诵《天主经》，等他背完的时候蛋就煮好了。

战争结束后，比芭姑姑定居在了“毕尔格莱德”——她父母就是这样称呼南斯拉夫首都的。她嫁给了斯拉维克·科马里察，没过多久，这个男人就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瑞士总领事。姑姑能有机会筹办各种难忘的晚会，这让她内心狂喜。这个从特拉夫尼克走出来的年轻女人开心地在家中接待各种重要人物，在斯拉维克·科马里察的陪伴下融入这个闪闪发光的圈子。当她以领事夫人的身份去伯尔尼的时候，心中更是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她从政府那儿得到了一件奢华的毛皮大衣，还有一个装满了钞票的挎包。这可是件好事儿，但她偏要多说几句：“我们的政府可真是聪明，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我们给全世界留下个好印象，这样就没人会察觉到我们腐败了。”

等她再婚，跟她的丈夫柳博米尔·赖因魏因组建新的家庭之后，便迫不及待想让自己的父母来他们位于特雷兹吉广场6号的新房子里住几天。她筹划了好几次，可惜都没成功。总会突然出现什么事情扰乱了先前的计划。然而这位尊贵的贝尔格莱德女人——这位国际工人组织的成员，很早之前就把火车票寄给她的父母了。她甚至用上了自己“第一战士”的身份，为的是票价能便宜点儿。可比芭不知道，对于她父母来说，从特拉夫尼克到贝尔格莱德的路上还有一道障碍……阿凡提的妻子可不能穿着一件旧大衣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

像这类事情，还有妻子在生活里遇到的其他许多问题，总是侯赛因法官来解决的。这一次妻子有这样的顾虑，他非常能理解。他背着妻子偷偷用攒起来的钱买了块做新衣服的布料，这钱本是他打算有朝一日买块墓地用的。找裁缝做衣服，这笔钱根本不够，但侯赛因又一次真心实意解决难题。我父亲从寄到萨拉热窝的信里捕捉到了些风声，他的父母每个月都会从特拉夫尼克给他寄一个包裹。信里面，侯赛因为只能给他寄一瓶油、两千克的特拉夫尼克特色奶酪和两千克的李子干说了抱歉。谁也没找到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但最后新衣服做好了，库斯图里卡夫妇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旅程。我还听说我祖母拜访了特雷兹吉广场6号整栋楼的住户，她从一家到另一家，跟女人们一起喝喝咖啡，很快就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我妈妈简直就是个公主啊！”一次父亲对我说。

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妇女阵线要采取行动鼓励女人们摘掉面纱。她们要在特拉夫尼克的家庭中找到一个支持者，于是联系比芭帮她们为这次宣传活动寻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最后，反法西斯妇女阵线将目标锁定在游击队员穆拉和比芭·库斯图里卡的母亲身上。

在女人们面前，阿凡提大人的妻子坚定地摆出各种理由，告诉她们是时候跟过去的蒙昧主义说再见了。对于这个出身于阿夫迪奇家庭的女人来说，这并非什么难事。阿夫迪奇家跟库斯图里卡家一样，都流着黑塞哥维那人的血液。在他们内心深处，黑塞哥维那人和人类这两个小人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发表完这番有必要从面纱中解脱出来的非凡言论之后，阿凡提大人的妻子得到了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尤其她的一双儿女更是对她大加赞赏。

“您啊，库斯图里卡太太，人们真应该选您当市长，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受苦啦！”一些人这样对她说。

然而，第二天就出了新状况。我的祖母竟然头戴面纱去市场了！当她的女儿得知这出人意料的转变后惊呆了，赶忙给弟弟发了封电报。

“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啊？”急忙赶回特拉夫尼克的父亲问道。

“我不知道，我觉得只能看到女人的眼睛好像更漂亮。”

“你可不能这么对我们啊，妈妈。你可是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务的。”我父亲执意反对。

“得啦，天呐！我的儿子，这事儿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有时候你戴，有时候不戴。本就该这个样子嘛！”

事实上，她正在进行另一场战斗。离她最近的邻居是韦赫比娅·沙欣帕希奇一家，男主人是贝伊，家中的女主人执意反对摘掉面纱。然而，她们两个要比比谁在这个街区的魅力更大。我祖母担心最后会因为面纱这事儿在街上的女人们中间失掉影响力，她可不希望跟女邻居们聚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没了地位。这才有了这个折中的办法——“有时候你戴，有时候不戴”。科索沃医院里，死前的那晚，她跟爸爸要我的枕头，她要靠着我的枕头死去。

我的父亲，还有我热爱的祖国，同时离我而去了。父亲走得及时，这样他就不用看着他曾经添砖加瓦、曾经为之奉献出自己大部分人生的建筑土崩瓦解了。这座建筑的基座早就开始动摇了，起破坏作用的不仅有外国的秘密组织，塞族和克族之间没有解决的历史旧账，还有那些图图姆拉奇。他们放着好好的民族精英不当，偏要做起搞破坏专家来，没完没了地问这个永恒的问题：“我身在历史何处？”

在我父亲去世半年前，阿卜杜拉·席德兰到巴黎学习考察。当他提起波斯尼亚的内部局势，还说在他看来只有联合国能维持波斯尼亚的和平时，我父亲，这位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第一旅的游击队员情绪激动地回应他：

“二战的时候，我在林子里浴血奋战，为的就是把那些穿着长筒靴的外国人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而你呢，你竟然想着让联合国进入我们波斯尼亚？！”

席德兰还想继续他那一套理论——尽管他几乎从未说服过我父亲。

——这场战争其实从3月1日就开始了，就从波黑独立的公投开始，穆拉说道。当三分之一的人口全然不理会公投的结果，拒绝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这场战争在波斯尼亚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可是公投的时候，波斯尼亚大部分公民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席德兰提醒他。

穆拉用拳头敲着桌子，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南斯拉夫是从血泊中建立起来的，最终也会消失在血泊中！好好记着我对你说的话！

现在，我该做的就是从我的记忆中找点什么，帮助斯特莱博重拾勇气，至少帮他暂时减轻祖父去世带给他的心理负担。但在生活中，事情通常是反着来的。这个十四岁的男孩想方设法来安慰我。当我们走上诺尔维斯卡街8号的楼梯时，他拥抱了我。

“这一切，就好像一个苹果，”他说，“先开了花，然后果实出现了，它渐渐长大，吸收大地的元气，青色的果子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红苹果。阳光浸润着它，雨水爱抚着它，在晶莹的露珠中，它悬挂在蒂上。夏天走了，果子还挂在那里。秋天来了，苹果因为寒冷而起了褶皱，它萎缩得越来越厉害。初冬，果实离开了树枝，这个皱皱巴巴的果子掉到地上。再也没有苹果了。”

斯特莱博想告诉我，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

只有当我走进新海尔采格那处小公寓、将桑卡紧紧拥入怀中时，我才实实在在明白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了。一位至亲的离世什么时候才会变成深深的悲痛呢？就是在他最亲的人出现在你面前，而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是你跟逝者之间最坚强的纽带的时候。在弥留之际，我父亲写下了“桑卡，埃米尔，我要离开你们了！”，我们多么不幸啊，因为他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

当斯特莱博看到桑卡和我如此悲伤的时候，自己也是热泪盈眶。于是，我找到了安慰我儿子的方法：

“你祖父没有死，”我对他说，“是生命之神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调养身体去了。”

却是我，又接着哭了起来。

[1]　这个词是库斯图里卡自创的，用来指代“皱着眉头的知识分子”。

第十四章　永别萨拉热窝

戈里察陡峭的斜坡上，我儿时的伙伴们还都在那儿，一件件悲剧朝他们猛扑过来。一种全新的战争开始了。就在我的萨拉热窝，在一砖一瓦都了然于心的戈里察。我的愁绪，如同快要散架的路灯发出的一缕闪烁的微光，高悬于天空之中。我的声声叹息，好似黑夜中的飞蛾，在黑山上飘扬。正是在戈里察笔直的石阶上，我学会了像宇航员般迅速，也学会了如情人般缓慢，总有皮球从上面滚下来。而我，从未停下追逐的脚步。

战争的那些时日，帕沙可能忘了他曾经总会陪着妻子散步的事情，那还是在和平年代，他们会从什夫拉基诺一直走到市中心。不能跟那些看见他妻子的丰臀就露出一副色相的“性狂躁症”患者打架，这让帕沙很不爽，可他从一堵墙后面跑到另一堵墙后面，小心躲着狙击手的枪子儿，还是成功开辟了一条穿过这座城市的道路。他从市郊窜到城里，跑到戈里察，为的是给他的朋友涅戈·阿西莫维奇带去点安慰。萨拉热窝的大街上一片混乱：从波斯尼亚东部跑出来的难民，还有从罗加蒂察和维谢格拉德被赶出来的穆斯林，都在寻找新的落脚地，他们的目标绝大多数是那些逃难的人留下的空房子。没能及时从这座城市逃出去的塞尔维亚人遭了殃，因为难民们也会一窝蜂涌向他们的住所。被扔到大街上的危险就真真切切摆在眼前。要说比这更糟的，那就是连命都保不住了。对于住在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人来说，要想走到生命尽头，最快的途径就是碰巧撞上拉手风琴的卡古。这位音乐家杀起塞尔维亚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通常，这个刽子手把几百号塞尔维亚人——有目击者说甚至有几千号人——送上卡扎内的绞刑台，借口为德里纳河边曾经受苦受难的穆斯林报仇雪恨。他的坏名声都传到了巴黎，我不禁在想：那些为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奋斗的战士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音乐家放下乐器之后都做了什么？

这场恐怖的战争中，到处设满了路障。涅戈·阿西莫维奇躲在卡里莫娃街2号的家里度过了些日子。只要楼梯间里稍微有点儿动静，他就怕得要命。大半夜接到恐吓电话、门外传来辱骂声和敲打声，这都是常事——那些想把他从家里赶出去、然后自己好搬进来的人天天这么干。他知道，不庆祝斯拉瓦节、不暴露自己的出身，一点儿用也没有。到最后，还是真挚的友谊救了他。

帕沙穿过狙击手们的枪林弹雨，终于到了他朋友家，还带着吃的东西。每次打架的时候，涅戈都是最弱的那个，而帕沙则是最厉害的。他们两人谱写出的友情故事，全世界没有哪个电视台上演过。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我们在电视上就没看见过也没听到过任何一个有关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之间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

帕沙先是去了上边的戈里察，在半路上停下来给他妹妹艾泽米娜留了点吃的，然后撒腿顺着斜坡朝卡里莫娃大街2号跑去。在涅戈住的楼前，他赶走一群赌徒。帕沙走到他们中间个子最高的那个跟前，他先给了那个人一巴掌，又威胁他道：

“要是不想再挨我一巴掌，就赶紧从这儿滚！”

那个大个子傻瓜惊慌失措，赶紧划拉上钱跑了。

“你要是再敢敲一次写着阿西莫维奇名字的门，我就活剥了你的皮，明白？！”帕沙丢给他一句话。

涅戈害怕他听到的人声是有人在模仿帕沙，磨磨蹭蹭没有开门。最后，他下定决心走到门边，透过猫眼认出门外站的是他朋友，这才开了门。朋友一出现在面前，他立马有了种安全感。这种感觉比两天没吃饭的难受劲儿来得更加强烈。

“怎么啦，游击队员，你尿裤子了？嗯？你害怕啦？”帕沙跟他开起了玩笑。

随后这两个好朋友出门去杂货店买面包了。店门口的人已经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他们加了个塞。帕沙注意到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叹着气白了他一眼。他立马上去给了人家一巴掌。

“欸，你！蠢货，”他对那个人说，“你是想让我把你的眼睛抠出来当弹珠滚吗？你敲过涅戈的门吧，嗯？！”

然后帕沙又把那个家伙一顿痛打。他这样做是想昭告天下：要是谁敢动他朋友的房子或是伤害他朋友的性命，等待他们的就是这样的下场。

除了这样，不会有第二种选择。因为他们过往的经历迫使他们这样做。在这一对朋友的记忆里，两个人都亏欠着对方。谁都无法忘记他们的友谊是怎么锤炼出来的，也无法忘记他们是怎么学会街上混的规矩的。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就是在还人情债。要是戈里察在塞尔维亚人的领地上，涅戈一定也会为了帕沙做同样的事情。曾经，我们抢劫泽斯特拉格的报亭，再到马卡尔斯卡的海滩上把偷来的剃须刀和口香糖卖掉，为的是有钱让我们自己也能在海边逍遥几周——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重生，正是我们身上这种无与伦比的勇敢与疯狂，把这两个人紧紧连结在了一起。

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都是大家为争做老大在海滩上或是图切普的舞会上打作一团的场景。每一次胜利都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里，那是关于统治与成就的美好回忆，这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是谁打了人，又是谁挨了打，这些都不重要。他们从未忘记：永远不该丢下朋友，不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因为，在所有的规矩之上，还有一条必须要遵守的，那就是永远不要做一个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

是该留在巴黎把好不容易拍摄出来的《亚利桑那之梦》剪辑完，还是重新回到萨拉热窝去？我非常困惑，没日没夜地打电话。波黑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大楼门前刚一发生骚乱的时候，就有人让我谈谈看法。我回答说：“不管什么情况，广大公民都不该跟南斯拉夫人民军对峙，因为市民们处于劣势，那样做只会有更多人丧命。”我尽力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千万不要扮演游击队员或是德国兵。在我看来，这一次塞尔维亚人就是德国法西斯，穆斯林是游击队！这样的角色分配纯粹是疯了！大多数人觉得这样想简直是犯了天条，可我深信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迫于现实和恐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缄口。面对我的和平主义观点，一个流行歌手打算做出点儿反应。最后他选择屈服于政府立场：要鼓励人们保卫萨拉热窝，或者更确切地说，要鼓励反对塞尔维亚人的这场战争。而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

“埃米尔，我们需要你大声喊出来，而不是自己嘀咕！”那个歌手说。

一夜之间，他成了城里的英雄，而《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的作者几乎要成了背叛自己祖国的叛徒。

我铁了心决定参与到我的故土正经历着的悲剧之中，买了张回萨拉热窝的机票。佐兰·比兰打我在巴黎的电话，直截了当断了我这个念头：

——老大，别回来，我拿你的性命担保！在这儿，他们会要了你的命的。

——是谁想扒我的皮啊？

——那些爱国人士！

——就因为我在《世界报》上说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个没有军队的将军？！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别回来！

——可我那么说的时候，并没有姑息那些轰炸萨拉热窝的人啊！

——你的一面之词可没人信，老大！你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变了。在这儿，再也不是说谁最坏，谁是第一、第二或者第三的事儿了。在这儿，最一钱不值的，就是塞尔维亚人。就跟在西部牛仔片里一样，懂吗？诺卡说得对：“我不知道哪些人对我来说更坏，是那些攻击我的人还是那些保护我的人！”

——难道阿利雅真有自己的军队吗？

——别说这事儿了，谁有军队谁没军队都不是最要紧的。无论如何，千万别往回走一步！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让你知道的。

在维谢格拉德，从战争一开始，那个亵渎安德里奇雕像的家伙就获得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并没有他期待的那么重要，可也足够为他赢得称赞，让他出现在获奖者的候选名单里。尽管他既不爱塞尔维亚人也不爱游击队员，可他还是带着“第一战士”的头衔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可是佩戴着奖章的人啊。要是他有幸恰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按要求他必须读完伊沃·安德里奇的所有作品，我相信这个萨巴诺维奇会另眼看待图图姆拉奇们指派给他的任务。可现在，他威胁要炸掉维谢格拉德水电站的堤坝！

“我这么做是为了淹掉塞尔维亚，淹掉德金日，淹掉米洛舍维奇的别墅！”他对《维塞恩新闻报》的记者拉多耶·安德里奇说。

萨巴诺维奇扬言要炸掉大坝，称是为了报复阿尔坎的军队在兹沃尔尼克地区所犯下的暴行。萨拉热窝军区指挥官库卡尼亚次将军也掺和了进来。带着一切为了人民的论调，他开始跟这个狂热分子进行交涉。最后，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谈话之中，《晚间新闻》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转播。总统对萨巴诺维奇说话的语调十分感人，就像在跟自己的儿子对话。可萨巴诺维奇那个家伙执意说要毁了一切。

“等等，萨巴，我求你别那么做，”总统对他说，“先把这事儿放一放……”

我们这些电视观众很清楚，就算水坝暂时还不会决堤，也拖不了多久了。可能就是夜里的事。一切就像默片电影片段中间的提示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然清清楚楚。

尽管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一再坚持，一直在说“别，这会儿别”，萨巴诺维奇还是让维谢格拉德水电站里的水涌了出来。然而，萨巴诺维奇的房子就建在内祖科，那是个靠着维谢格拉德建起来的居民点，他想淹掉塞尔维亚、淹掉德金日、淹掉米洛舍维奇的别墅，这个大主意只会先淹掉他自己的住所！洪水咆哮着，所经之处什么都没留下，那一大片房屋瞬间被卷走了。萨巴诺维奇眼睁睁看着强劲的水流把他的小巢带向了塞尔维亚，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涌上心头。他想起了民主行动党在选举前许下的承诺，那是在福查，伊泽特贝戈维奇的拥护者们高兴地大喊，呼吁人们要报仇，还保证说如果战争来临，他们会为二战中被塞尔维亚人杀死在德里纳河上的每一个穆斯林报仇雪恨。可那些许下诺言的家伙都逃到萨拉热窝去了，因为他们害怕塞尔维亚的军队。萨巴诺维奇一个人呆立在那儿，两眼紧盯着汹涌的河水。他拜倒在真主安拉脚下，希望奇迹出现。他祈求能有神力让河水倒流。要是安拉不行，那美国人呢？他们行吗？

然而，最终他自己也从维谢格拉德逃到了萨拉热窝，到了那儿他还继续祈祷，希望奇迹能出现。他祈求德里纳的河水开始沿着斜坡往上流，祈求他的房子能从塞尔维亚回到内祖科。

我焦急地等待着我的老大比兰从萨拉热窝打通电话给我。有没有什么变动？！有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我真可能这么快就从萨拉热窝人的名单上被抹掉了？！所有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与萨拉热窝的电话联系被切断了——原来让我放弃回到故乡的念头一点都不难。比兰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电话联系中断了这么简单，原因要悲剧得多：比兰的母亲卡娅在自家门口被割断了喉咙，就在亚伊策。她曾加入游击队，也带着“第一战士”的勋章。据她还活在贝尔格莱德的妹妹说，她是被“白鹰”的成员割了喉。我早就清楚，他们中间没有哪个家伙能让人联想起塞族人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传统。在卡娅阿姨家门口割断她喉咙的，只能算是个卑劣的鼠辈！

我回国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可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我的心理活动变得异常复杂。如果回到萨拉热窝去，我就得接受改造，可我并没准备好。

还没上回萨拉热窝的飞机，我试着想象：如果我突然一下子出现在那里，会发生什么呢？很可能有人会在我肩膀上拧上一个新脑袋，摘掉我自己原来的那个，用报纸包好扔到米利亚查。有了这个新脑袋，我会唾弃自己所想的、所信仰的、所说的一切。还有父亲遗传给我的一切！嫁接脑袋的事肯定成不了，哪怕外科手术能做得很成功。因为新脑袋会不停寻找原来的那个，这就是悲剧。原来的那个脑袋固执如初，肯定会告诫新脑袋——她的姐妹，不要接受战争强迫下的任何解释。可这才是要达成的目标：相信自己所理解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只相信自己的感官，那是行不通的。然而原来那个脑袋就是那么固执。她会要求她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尽管这很残酷。于是新脑袋就会开始叫喊、到处讲在这段艰难时期不该说的话，最后被判了死刑。一个脑袋死了，是因为有人要强行换掉她，另一个死了，是因为她摆脱不了自己姐妹的影响。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还有一些更难表达的原因，我没回萨拉热窝。我将过往在自己拍的电影中重现——所有往事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国际社会”本身，再加上它那抽象难懂的仁慈主义，并不招我喜欢。更不要说我们国家的那些粗人了，这就有一个例子。

一天，桑卡给我看了一份报告，是从她的表妹杜尼娅·努曼卡蒂奇那儿弄来的。在这页纸上，明明白白记载着一个波黑的高级军官——一个叫埃多·卢卡雷维奇的人，是怎么带着几个士兵闯进我父亲穆拉·库斯图里卡在卡塔戈沃鲁西奇大街的公寓的。在一截炉筒里，他找到了一个炸弹，按照报告上的说法，是“恐怖分子穆拉·库斯图里卡藏在那儿的”。邻居家的罗迪奇甚至还签字做了证人。

“他们得让她吃了怎样的苦啊，那个可怜人儿，才不得不为这么大的谎言签字作证！”桑卡叫喊到。

事实上，为波黑独立而斗争的战士们，除了保卫城市外，还有别的赚钱美差。

“真是卑鄙的家伙！在那截炉筒里我还放了两千五百美金呢，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前你给我的。”桑卡接着对我说。

我让桑卡从新海尔采格来巴黎的时候，找人在家里安上了卫星天线。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新闻。这对我们来说比吃面包还重要。我死盯着各国电视台播送的所有节目，发现对同样一件事情有无数种不同版本的解释。我终于明白了，希特勒的残酷政策最后之所以没能成功，只是因为缺少电视。如果他有自己的电视台，就没人能战胜他了！

《亚利桑那之梦》让我赚了笔钱，我们在诺曼底买了一所房子。这下再没什么让我左右为难的事了：美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过去，我们也跟萨拉热窝说了永别。我相信就算没有战争，我们也得去那儿。那些大公司强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要是你品尝过一次日本菜，而且你的经济状况比你故乡的同胞们要好得多，那么就算只是闻到烤小肉团的味道都会让你觉得厌恶。

我们在诺曼底的大房子简直就是维索科那个小房子的复制品。只不过跟后者相比，前者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住处。要是穆拉还活着，他肯定会得意扬扬地给新海尔采格那些退休的老伙伴们看我们新房子的照片，让他们看看他儿子置办的新房产多敞亮、有多少房间。

在这座房子里，马娅把她打理生存空间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摒弃所有现成的风格，她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

“这里感觉很好，像在维索科。”约翰尼·德普第一次踏进家门的时候这样说道。

最后，我们诺曼底的住处布置得实在太舒适了，以至于久久坐在那儿看着窗外，都不会想说话。整个人会完全沉浸在一种尊贵而庄重的氛围之中。约翰尼·德普感受得最为真切。当我们在蒙特内哥罗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平静祥和的氛围中，温妮莎（Vanessa）怀上了和约翰尼的女儿莉莉·罗丝（Lili Rose），后来我成了这个孩子的教父。

不同的房间里，所有物件儿摆放得井井有条，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就像剪辑得非常完美的电影镜头：哪些要放在前面，哪些接在后面，它们的次序丝毫不能改动。在马娅的一双巧手下，家里的所有物品按照颜色、形状和用途摆放得恰到好处，她特有的风格忠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丝毫没有旅馆房间里那些陈旧、平淡而又冰冷的刻板装饰的影子——不得不说，我这辈子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馆里度过的。曾经，在贝尔格莱德，旅馆房间的布置代表着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样板。里面的一切足以让客人们不停重复“太华丽了，太华丽了！”，可这偏偏就是让我受不了。

在现有的环境里，比如说在一所房子里，马娅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她淘来的物件儿融合进去，那些东西不一定非要很昂贵，有时候甚至便宜得很。而且她会用些贵得离谱的小东西，能让人眼前一亮。她这样一番安排，我们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都生动了起来。她自己穿衣服的时候也是这样。她经常在最平常的超市里，花很少的钱买上一条特别适合自己的裙子。当然，脚上穿的鞋子就要稍贵一些了，再挎上一个天价的包。这才是她最喜欢的。这一点她很像她的父亲。米绍法官在民法方面可是出了名的专家，他在省法院工作，虽然薪水少得可怜，却用辛苦攒下来的钱为自己购置昂贵的摄影器材。米绍·曼迪奇非常敬重尖端的德国科技。尽管曾被乌斯塔沙和纳粹关在集中营里，他却没说过德国人一句坏话。他也尽量不去提起乌斯塔沙。

从布拉格回来后，当我援引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说过的“上天并不仁慈，会思考的人也不仁慈。不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变得仁慈，而是因为这与理智的思考相悖”时，竟没一个人能理解我的大文学家说的是什么意思，这让我很难接受。

“看吧，这就是你的赫拉巴尔所说的。”一天，米绍从他的莱卡M2相机上卸下蔡司镜头时回答我。以前，人们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最糟的，也得到了最好的。而现在，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美国人身上。曾经，一位德国军官来到德军刚占领的地盘，他站在敞篷的梅赛德斯汽车里，胸前挂着他的莱卡相机。尽管沦陷国家的人民心中充满仇恨，这样的场景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得不承认德国人在科技方面优人一等。在梅赛德斯汽车身上可挑不出毛病，大多数人都梦想着自己也能手握这样一辆汽车的方向盘。他们越是想，就越清楚自己绝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鄙视别人，不是鄙视德国人，而是鄙视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邻居，鄙视那些与自己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面对死亡的人。为了能开上一辆梅赛德斯，大多数人已经准备好要给德国人做一辈子奴隶！

今天，美国人创造了一种遍及全球的商品。面对如此多的产品和诱惑，人类变得无所适从。人们本可以对大部分商品视而不见，但事实上他们禁不住诱惑。在以前，人们要做的是向上帝祈祷，注视着天空和圣像屏；而现在，他们就像见到盐桶的奶牛一样冲向商场。人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他们越来越不在乎“完善技术”，正像我们的花样滑冰评论员米尔卡·巴博维奇所说的那样。在如今的世界上，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相信他们不需要日光浴场，不需要DVD机，不需要飞机抑或是游船。创造新需求的专利再一次回到了美国人的手中，通过电视机，他们让人们对这些商品产生依赖，然后再到现实生活中向他们推荐相同的商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却都为此感到满足。在这方面苏维埃共和国没能赢得竞赛，因为他们从不会建立市场，更不知道要在这个市场中塞满各种吸引眼球的商品。

美国人不周全的一点，是他们虽然以低价卖给我们商品，但当他们对我们进行轰炸的时候，让我们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这让我们无法再对他们怀有好感。炸弹从十千米的高空落下来。对于他们往我们头上抛下来的东西，我们根本无法反抗，因为他们能看见我们，可我们呢，我们看不见他们。每次有什么事情不顺他们的意，或是他们想随心所欲重塑历史时，这类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向我们提供商品，或是他们在月球上漫步时是不错；可当他们对我们进行轰炸，还把他们的炸弹称为“仁慈天使”时，就不怎么样了。而最糟糕的是，我们明白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后者，前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们是同一个人制造出来的：这个人就是赫拉巴尔所说的主人公，不仅自己不仁慈，还借口上天“也一样不仁慈”，因为，照他的说法，这与理智的思考是相悖的。为了能得到这些美妙的东西，达到极高的科学和文化程度，人类踩着经济战争受害者和殉难者的尸体一步一步朝天堂爬。这是大写的历史进程中附带的损失！只要他还梦想着一切都会改变，这挺好的！但问题是：爬上死人堆成的阶梯最后能得到的东西，果真值得承受这么多苦难吗？

在诺曼底，米绍把斯特莱博所有的课程材料都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因为小库斯图里卡刚刚开始听老师用法语讲课。跟所有被宠坏的孩子一样，他经常会弄丢翻译好的本子，他的外公，他的好外公，就重新再做一遍。斯特莱博已经开始受到青春期的烦扰了。一天，他从学校回来时情绪很激动，而且还不愿意马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从他身上，我依稀辨出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跟一个法国人打架了，那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小流氓，总欺负阿尔及利亚的学生。那年夏天，在布德瓦，他打掉了一个健美运动员的牙，挨打那个人的爸爸经营着一个服务站，就在布德瓦市中心。

“斯特莱博，你知不知道这是很严重的身体伤害？这是要受刑罚处罚的！”米绍回到法国后对他说。

斯特莱博慌了。

“这能让你在监狱里待上两年！”米绍补充道。

斯特莱博更心慌了。这次警告之后，他至少两个月没跟人打架。

“我该怎么做？怎么才能驯服他啊？”我问米绍。

“这事儿你可没办法。不信你可以试试，要是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他祖先的影子，比如说他祖父的影子，那他祖父身上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所以你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他为了安抚我这样回答道。

可米绍突然明白过来，自己刚才在暗示斯特莱博可能正是随了他，于是赶紧补充道：

“说到基因啊，这个是可能隔代遗传的，孩子完全可能会随他曾祖父。”

米绍祖父最受不了自己成为别人谈论的焦点。他也不像斯特莱博和我一样，喜欢通过动手打架跟人算账。可当电视上转播拳击比赛的时候，电视机前面的他就会挥舞起拳头，好像自己也在拳击场上一样。当拳击手一拳接一拳打出去，腿上的动作也越来越快时，米绍也会照做。有时候他跳得起劲儿，踩住基里姆地毯脚下一滑，搁物架上摆放的装饰物件儿一股脑摔下来，那些玻璃制品就会爆裂成碎片飞得到处都是。一天，他没看见地上的玻璃碴，结果扎了满脚。

他自己一个人在科索沃房子的客厅看足球比赛时，脚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可他两条腿又跟着飞快地动了起来，好像自己就在绿茵场上。他给每个球上都来一脚。等他觉得球员该射门的时候，自己也要射门——不过是在房间里，把浑身力气运到那条腿上，一脚踢在想象中的足球上。

一天，马娅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事情，她听到米绍在大喊。起初她听见一句有力的“射——门”。接下来好长一阵沉默。最后是惨叫：

“我摔着了，我把腿摔断啦！救命啊！”

米绍生性敏感，不能容忍人际关系中的错综复杂。这一点就跟斯特莱博一样。任何复杂的情况都会让他难以承受。他在维索科考摩托车驾驶证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事儿。因为考试的压力让他无法忍受，他竟然松开了车把。骑摩托车的他和摩托车一起摔倒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那些与他亲近、对他忠诚的朋友一起度过的了。他不愿意去陌生的地方，新面孔对他来说也是挑战。可他的妻子恰恰相反，她喜欢旅行，喜欢去发现不同的地方，去结识新的朋友。米绍同意她去旅行，但是郑重警告她：

“莱拉，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待多久待多久，我只有一个条件：等你回来，别给我看照片，也别给我讲你看到过什么。”

在诺曼底，莱拉种了些蔬菜，跟在维索科种的一样。我最喜欢的，就是小红萝卜了。我从纽约一回来，就直接到她的菜园子里转一圈，拔些这种富含铁的红色小蔬菜。我拔出来就吃，都不洗，上面还沾满了泥土——好像我是从埃塞俄比亚来的，而不是从美国来的。为争夺诺曼底的拥有权，法国人和英国人打了三百年，可这里的土地对我的口味来说含沙太多了。它不像我故乡的泥土一样滑腻，那种味道我时常记起，伴着过去的画面，还有陪伴我整个童年的泪水。

1994年，我的姑姑比芭去世了。能像这样把人耍得团团转的，大概也只有生活了：就在得知姑姑去世的同一天，我收到了她前夫柳博米尔·赖因魏因寄到我巴黎地址的信。我这个姑父，总能与不断进步的科技保持步调一致，他是用传真把信寄给我们的，而不是通过邮局。他不知道比芭去世的消息，可我姑姑的去世与他对未来的规划竟如此巧合：

亲爱的大埃米尔！

我跟你比芭姑姑在一起的生活已经荒唐到了极点！过去，既然你姑姑和我，我们已经不可能和谐生活在一起了，我总是想像一位绅士一样解决我们两人分手的事情。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离婚之后的每一天里都是仇恨，而且情况似乎要变得更糟。最让我痛苦的，是她威胁说要趁我睡觉的时候杀了我。如果我们不是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事情很可能完全不同。

你知道，我一直对你有好感。那时候我还在中欧国家工作，当你妈妈、你爸爸还有你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我就希望你们能感觉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在这儿，我还继续打网球，因为你也知道，赖因魏因家族来自奥地利，采蒂涅曾是大使们居住的城市，那有很多网球场。我的祖父曾是尼古拉国王宫廷里的礼宾司长，他也是第一批在巴尔干人中推广这项运动的人！等我长成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也加入了这项运动，而且还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比赛。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网球迷。可我非但没能在蒙特内哥罗的海滨参加我热爱的运动，却还要每天承受着侮辱。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却说：“和赖因魏因一家在一起，你得时刻保持警惕！就算你睡觉的时候，都得睁一只眼，竖一只耳朵。”这正常吗？

亲爱的埃米尔，我不是该死的德国鬼子，也不是婊子养的，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做着记者这样一个美好的职业，我只是想安安稳稳地生活，平平静静地打球。我为什么非要吵架呢？我求求你，帮我解决一下我的问题吧：只要你们能买回我那部分房子，一切就都解决了。有了这笔钱，我就能在新海尔采格给自己买套小房子，而且重要的是，我能在那儿治我的网球肘，这个毛病已经折磨了我很久，都快让我变成残废了。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明白我的难处，因为当我跟你说网球肘的时候，你知道我非常愿意打网球，你可能会以为我是为了度过这段困难时期而一时任性。可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埃米尔。网球是我的生命，而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

比芭·库斯图里卡的离世终于给笼罩着特雷兹吉广场6号的紧张氛围画上了句号，柳博米尔·赖因魏因轻而易举卖掉了这处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房子。斯拉文卡·科马里察是比芭第一次结婚生的孩子，她并不反对卖掉这处房子。至于房子里她妈妈留下的个人物品，她也不想要。不然还能怎么办呢，因为比芭对赖因魏因一家说出过这样的话：“这帮该死的德国鬼子，他们拿走了斯拉文卡的手风琴！”

“剩下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你觉得哪些是你的，就都拿走吧。”斯拉文卡对她的继父说。

就这样，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就连比芭挂在晾衣绳上用来夹衣服的夹子都被拿走了。房子的新主人搬进来了，姑父实现了生活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梦，而姑姑继续活在我的思绪里。在我的回忆中，总会浮现出过去的画面，在她那所公寓里的画面。尽管房子的新主人看不见，那些画面却变得更加鲜活了。尽管已经离开了人世，比芭还是把生的气息留在了这些地方。爸爸那句“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第十五章　《地下》记事本

1994年，费德里科·费里尼去世了。同年，一份关于创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联邦的协议在美国的首都成功签署。这个联邦的宪法都是在华盛顿起草的，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暗想：是不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法律以后都要在美国的首都写就了。借着这个契机，美国总统克林顿提起了克罗地亚作家弗拉·伊万·尤基奇。这个作家描写过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爱情，克林顿之所以在这个场合提起他，是为了借点儿文学情调来调剂紧张的气氛。很明显，除了自己的文化之外，美国人对其他文化不甚了解。或者，他们是因为受了犬儒主义的影响才会犯如此错误？

在波斯尼亚，只有一个“弗拉”，他的名字是伊沃，他的姓是安德里奇，而不是尤基奇。如果有谁在同意一项协议的时候将巴尔干地区说成是一块悲剧之地，那是因为他肯定没读过安德里奇的作品，对巴尔干一点儿都不了解。

我第七艺术世界里的父亲走了。虽然推倒柏林墙对西方文明意义非凡——虽然德国统一意味着南斯拉夫的毁灭，可这如何能与费里尼的去世对我的影响相比呢？费里尼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些信徒在20世纪的末尾成了孤儿。我们的美学观念，从我们伟大的电影之父那里继承而来的东西，不得不赤裸裸地面对无情的质疑与颠覆。真善美被大肆抨击，甚至已沦落成为古旧过时的道德规范，在这样一个时代，又该如何屈从苟活呢？着手摧毁这一切的，正是市场和科学文化。

桑卡已经适应了我们诺曼底小团体的生活。自从她结婚之后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就不用再和她的姐妹们、姐夫妹夫们还有她的父母一起生活在那个大家庭里了，她曾为这个骄傲了一辈子。在诺曼底，虽然大家都挤在同一片屋檐下，可都有自己的房间，然而免不了会从米绍、莱拉和桑卡口中听到这样的话：

“人啊，还是得有自己的小家庭，有自己的小自由！”

也许一些人认为房子就是简简单单的泥水工程而已，其实不然。它也不仅仅是现代建筑中多少平方米的一块面积那么简单。房子与人类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像蜗牛或者其他软体动物同它们的甲壳一样具体，但毫无疑问的是，居所已然成为了人类自身构造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并陷入消沉，那么他所蒙受的损害要以失去的房子计量。鸟的巢穴也是同样道理。当鸟还没在树枝上或屋檐上筑好巢时，它的脑袋里已经有了巢的模样。它不仅把巢的样貌装在脑袋里，还知晓它的结构，鸟根本不需要看图纸就知道怎么搭建自己的巢。人类何尝不是如此呢——哪怕头上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屋顶。

人生中最大的剧场就是房屋：起初是洞穴，现在是摩天大楼或是花园住宅。人类的历史，家庭的悲剧，都是由此而生。至于那些无家可归之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房子，只不过藏在他们的脑袋里。

曾经有一条纽带将桑卡、米绍和莱拉同他们各自的家庭连在一起，然而那条纽带被永远地摧毁了。他们无法摆脱背井离乡的痛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萨拉热窝了。他们内心深处经历着怎样的暴风雨啊？！

在巴黎，只是简单地搬个家，哪怕只是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上，都会激发强烈的紧张感。

米绍离开家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一条萨拉热窝产的德里纳牌香烟，而莱拉的时间也只够把自己的睡袍塞进一个塑料袋里。跟我们家其他亲戚不同，莱拉·库赛奇医生可不是个顺从大流的人。她的言行举止总让人想起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的朋克女青年。当她在科索沃的公寓被抢之后，有记者问她会不会重回萨拉热窝生活，她回答道：

“还是让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吧！这才是对他们好！”

在强行闯入他们的公寓之后，一个来自那霍和瓦的名叫阿利雅的家伙在米洛斯·曼迪奇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个挪威的小旗子，他惊呼道：

“切特尼克米洛斯·曼迪奇原来住在这儿！真该把他们这些人赶尽杀绝！”

桑卡的处境要好一些，这要多亏了她在新海尔采格有房子。但跟莱拉不同的是，她要独自一人生活。

她没有因为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而一蹶不振。从早到晚，她一边不停抱怨自己“小腿发麻”，一边给我们收拾屋子，打扫庭院。

一天，她淋浴的时候，偶然摸到自己胸部长了个小球。莱拉·库赛奇医生带着疑惑的表情摇着头，两天后，一位著名的法国肿瘤科医生诊断她得了乳腺癌。

这一生中，但凡那些伟大的小说作品里描写过的悲剧，我都经历过了。可从这以后，比起我要在萨拉热窝经历枪林弹雨，战争后方的生活却更加痛苦，更加艰难。

桑卡接受了手术，她再一次展现了非凡的人格力量。只不过这次再也不是把玫瑰上的刺粘在电梯灯泡上戏耍的事了。现在，她是要脚踩着刺往前走。

在我很多电影作品中，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医院的等候大厅里。我拍了多少次探望病人的戏啊！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度过了多少时间啊！可是现在，我来医院再不是为了拍摄电影镜头。这，是人生的镜头！

手术刚一结束，护士把桑卡从医院的二楼转到了一楼。面对她的勇气，我内心充满钦佩，当我把她拥入怀里的时候，她却问马娅：

“我漂亮的小儿媳，你有烟吗？”

马娅毫不犹豫就成了她那刚做完手术的婆婆的共犯。她点燃两支烟，把其中一支递给桑卡。说到禁止吸烟，马娅甚至从中看到了国际社会的狡诈。

“行行好，求你了，他们用几百万辆汽车、无数的高烟囱毒害我们，他们朝我们扔炸弹，他们把腐烂的饭菜给我们吃，然而他们竟会因为一支烟感到不快？这是什么文明啊！这多么虚伪啊！”

先抛开烟草的危害不说，桑卡能抽一支烟，这是个好迹象。后来，当她需要接受化疗和射线治疗时，她要求一定要留住头发。她拒绝变成光头。每次治疗，医生会在她头上放一个冰袋，这样就能保证毫发无损了。治疗结束后，她总是会去巴黎郊区的商店里逛逛。这让我想起我们还住在卡塔戈沃鲁西奇大街9A的日子，在土木工程学院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一干完家务活儿，她就会一直走着到伊利扎去。这条从中心到我们住的地方十一千米远的路她走了不知多少遍，以至于伊利扎商店的经理们习惯了跟她说：“我们的好邻居，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生存是人的一种本能，可自从父亲走后，母亲再也无法从这种本能中汲取能量了。尽管桑卡从不承认，可她早已将对丈夫的依赖与爱恋变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穆拉还活着的时候，桑卡一直屈从于他那尖锐的思想；可自穆拉死后，桑卡才明白，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的政治视野才是他们互相解放的正道。穆拉喜欢把什么事都扯到政治上去，他们两人曾为此争吵不断，不过尽管这样，她还是能看到自己的丈夫很会审时度势。

父亲曾预言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将风云巨变，一场战争在所难免。他是家中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如果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件，他一定会叫醒他的妻子，根本不管时间合适不合适——就跟纳赛尔从俄罗斯阵营转移到美国阵营时那样——父亲就是这样练就了自己超凡的洞察力。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桑卡永远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南斯拉夫——这个将被埋在遗忘之毯底下的南斯拉夫，曾让我们的家庭自由，以及她父亲光辉的公务员生涯，遭受了严峻的考验。那还在南斯拉夫王国时代，自打她父亲——瓦库夫城的警官——死里逃生之后，他们家里再没有人会开口发表任何政治观点。她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穆拉是她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个游击队员，也正是这个游击队员最后跟她结了婚。她永远也忘不了命运跟她开了一个这样的玩笑。战争结束后，桑卡跟一个萨拉热窝女人有过一场激烈的对话，因为这个女人不愿把发动波斯尼亚战争的政治责任推到三个党派身上。她最终成功接通了萨拉热窝哈努米查·皮皮奇家的电话——在她家的花园里，我们曾度过了许多夏天的夜晚。

“我的天啊，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桑卡对她说。

“我向你保证，并不是他们所有人。”这个萨拉热窝女人回答道。

“怎么‘不是他们所有人’？就是他们三个！一个都脱不了干系！”桑卡脑中想的是伊泽特贝戈维奇、卡拉季奇和图季曼，于是这样反驳道。

她的这个朋友极力为伊泽特贝戈维奇开脱，不过至于图季曼，她并不当回事。桑卡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冒犯——尽管她经常会对我重复道：

“我的天啊，埃米尔，那些穆斯林承受了多少啊，跟穆拉预言的一模一样！”

她想起了我父亲。在民主选举之前，伊泽特贝戈维奇的拥护者扬言，要为在南斯拉夫王国和二战时期遭受不幸的穆斯林报仇，穆拉坚称这些人聚在一起是相当危险的。为了再不用相互折磨、争吵不休，桑卡决定再也不接电话了。包括她自己亲妹妹的电话也不接了，她跟这个妹妹没多少联系，但时不时还是会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却总是些不太愉快的消息。

“之前发生了太多严重的事情，我的埃米尔。这场战争并不是凭空而起的，整个世界就这样在血泊中土崩瓦解了。愿上天保佑他的儿孙还会看到一切重新被修补好的一天。我不接受他们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当成借口，然而我又不能说他们没受过苦！”当我提醒她不接电话的决定很不理智时，她这样回答我。

“并不是所有人都瘦得皮包骨头啊，有些人的屁股还是很丰满的。”我说道。我是想让她想起我们家的一则轶事，好让她心情好起来，能露出微笑。

伊萨——桑卡的妹妹，在她们的哥哥阿基夫去世后搬去她女儿萨宾娜家住了。正是在那儿，在位于别拉瓦的公寓里，战争找上了她的麻烦。她还在继续跟肥胖做斗争——尽管她笃定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代，她都只有个小鸟胃。

桑卡还记得，住在卡塔戈沃鲁西奇大街上的时候，妹妹伊萨的体重曾帮了她大忙。每次桑卡决定清洗在“保护贵重物品免遭迅速消亡”的措施下留存下来的中国风绣制地毯时，总会叫妹妹来帮忙。桑卡先在浴缸里注好水，伊萨阿姨就会进到里面用尽体力在地毯上跺来跺去，一直到浴缸里的水都变成了黑色。同样是这一身肥肉，不仅在和平年代能给家里人帮上很大的忙，还在战争时期帮伊萨阿姨保住了脑袋。

在萨拉热窝经受的一次轰炸中，一颗流弹落到了别拉瓦这条小街上，我的伊萨阿姨还在睡梦中。幸运的是，这颗炸弹没射中目标，而是射进了伊萨的臀部……

“你想说的是我妹妹的屁股救了她的脑袋？你羞不羞啊？你从哪儿听来的？”桑卡有些不高兴。

“这个事儿是埃多给我讲的。”

听到人的屁股在战争时期还有救命的本领，桑卡最后终于由衷地大笑起来。不过很快，这哄笑就被许久没见到妹妹的悲痛取代了。

在这段时间，我努力让自己的回忆生动起来，借力唤醒追根溯源的意识。身份问题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忧虑感，为了减轻这种忧虑，我开始动笔写下关于过去的故事及那些模糊的记忆。我写了一篇名为《土地与泪水》的散文，在贝尔格莱德的《尼恩》杂志上发表了，这本书也正是由这篇文章开始的。不过文中涉及的某些事情并不太合伊萨阿姨的心意。她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些，我之所以认为这封信值得一读，不仅仅是因为这是证明她的屁股救了脑袋的有力证据，更是因为她那动人的文笔和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

我从未把这封信给我母亲看过——

亲爱的桑卡和埃米尔：

我趁机会让杜尼娅把这封信带给你们。战争期间我给桑卡写过信，但从没有收到过回信。

桑卡第一次做手术的事我听说了，很不幸的是还有第二次。我最关心的是她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时常会梦到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她。你呢，埃米尔，你过得怎么样？你们一家都还好吧？至于我们，则是时好时坏。战争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了创伤。上百万的炸弹掉落在萨拉热窝头上。上万名萨拉热窝市民丧了命，有两千个还是孩子。我自己也是，1993年的时候，我被一颗流弹击中，那时候还是凌晨两点钟，子弹从窗子飞进来。幸好那晚我是侧着身子睡的，不然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昨天，我读报纸上登讣告的那一页时，看到了希达亚特·查利季奇的名字。她也死了，跟弗拉多·布兰科维奇一样。1954年你出生的时候，是希达亚特和我去医院接的你和你妈妈。

我在萨拉热窝的日报上看到了你写的《土地与泪水》。我马上读了起来，因为所有关于你的文章都让我感兴趣。

我不喜欢你对祖父婚礼的描述，我想说的是你写的不是真相。首先，祖父并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妹，泽珐和伊萨。跟我同名的伊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而泽珐活了很大岁数。有好几次，祖父给我讲过努曼卡蒂奇家族每一代里都只有一个男孩。他的祖父是独生子，他的父亲也是独生子，到他还是独生子，阿基夫也是，而我们的埃多，最小一辈人，仍然是独生子。这是真的，埃米尔，因为我非常了解我们的家庭，自打结婚开始，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了。

外婆常给我讲她结婚的传奇故事，还有一个名叫哈蒂扎·哈吉艾哈迈托维奇的女人，她参与过绑架外婆的行动，那时候她也经常跟我们一起聊这些事情。她告诉我，外婆从她房间的窗子里跟外公调情。前来向外婆求婚的人很多，因为她不仅长得漂亮，还是高官家庭的女儿。在他们结婚之前，祖父对她说：“哈尼法，我知道你有好几个求婚者，但他们大多是商人，可经商靠不住，一桩生意转瞬之间就可能泡汤。而我是国家公务员，领工资的人一直都是有保障的。要是我在你之前走了，你还能领退休金。”

当祖父离我们而去，祖母领了第一笔退休金，她把这个故事的结尾告诉了我。

我们说说瓦库夫城吧，那时候那里还只是个小村子，主要分成下区和上区两部分。祖父是下区的人，他家里有两套房子，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再加上是公务员，他并没经历过什么苦日子。

祖母住在上区，想要去那儿得爬上一个小丘。祖母家的房子带有一个庭院，还有个花园，他们自家人侍弄。他们还有一处夏天度假的居所。在特拉夫尼克路上，有一大片土地都是他们家的，果园里长满了苹果、李子、梨子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果子。

现在，我就该讲祖母结婚的事情了。她跟祖父提前商量好让祖父在那个晚上来接她，因为她知道那天晚上她的家人会去乡下，到时候就只有她和她姐姐在家。祖母事先在另一个房间收拾好了行李，这样方便逃走。与此同时，祖父和哈蒂扎在小丘脚下的马车里等着她。等她姐姐去做祷告的时候，祖母抓住了这个机会。祷告结束后，姐姐站起身来，这才发现身边哪还有妹妹的影子，于是她哭着喊道：“有人把我妹妹哈尼法劫走啦！”

所以，我的埃米尔，故事并不像你讲的那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祖父的兄弟，也没有手枪。在家里，祖父甚至连个小孩子玩儿的弹弓都没有。他对武器没有一点儿兴趣，所以拿枪威胁哈尼法的姐姐和老母亲是完全不可能的。

阿基夫是1920年在瓦库夫出生的，我是1924年出生的。身为国家公务员的祖父后来被调到了布戈伊诺，桑卡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1939年，直到祖父接到去普罗佐尔的新调令。我哥哥阿基夫是在班加卢卡上的学，1941年，他从商学院毕了业，然后在萨拉热窝找到了工作，我们所有人都搬到萨拉热窝来了，因为我们在这儿更安全。接下来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亲爱的埃米尔，如果不是你自己先触及这个话题，我是绝不会写信给你说这一切的。要是桑卡身体情况不好，你就撕了这封信，别让她受折磨。我更希望你是自己一个人在读这封信，因为毕竟这是跟你的祖父祖母相关的。

想念你们，爱你们的伊萨。

伊萨阿姨在写下祖父和祖母的时候用了大写字母，足以证明她对父母的爱，这让我非常感动。而同样令我感动的，还有她对真相的忠诚。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和没有发生的事情中间有一条不易察觉的界线，而正是这条界线创造出了无数奇迹。祖母被绑架的故事并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趁着祖母给我们做千层饼的工夫，祖父讲给我的。也许他讲这个故事是为了给祖母和我添点儿乐子？我不知道。这加了电影效果的故事——比如说手枪还有其他道具之类的，祖父就是为了逗我和生病的祖母开心。读完伊萨阿姨的信，我断定，在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和望向祖父的眼神中，祖母已经承认了伊萨阿姨信中所写，不过看到这个版本的婚礼能让她的小外孙如此高兴，她也难掩内心的喜悦。

在她们的哥哥阿基夫去世后，关于死亡和葬礼的事情就成了这对姐妹日常的话题。伊萨阿姨可不想自己哪天突然死了，让她的女儿阿依达和萨宾娜措手不及，她们经济上本来就不宽裕，她不想自己的死给女儿们带来额外负担。因为阿基夫舅舅被葬在巴拉马的一块地里，伊萨执意要把他掘出来，在那块地上建一个家族墓地。这样她就能跟其他家庭成员分享一个墓地，让孩子们少花些丧葬费用了。可杜尼娅·努曼卡蒂奇一上来就坚决反对这个主意：

“谁也不能把我爸从坟里挖出来。这种事情，我想都不会想的！”

最后，死亡带走了伊萨阿姨，她的担忧都成了真。

战争前夕，为了帮助自己的妹妹，桑卡把她在土木工程学院的退休金都留给了伊萨。虽然伊萨很感谢她，可还是忍不住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呀，你的埃米尔，他能把你放进金棺材里。可我那可怜的孩子们会怎么做呢？

——天啊，求你了，伊萨，他们会尽自己所能安葬你的！我们难道就没什么别的事可聊了吗？

——我啊，桑卡，我害怕极了，我整夜整夜合不上眼，因为我害怕蚯蚓！

——什么蚯蚓啊，我的姐姐？桑卡问道。

——他们会按照伊斯兰教的风俗将我下葬，因为那样更省钱！这倒是没关系，不过一想到他们只用一条被单把我裹起来，想到我会被虫子吞掉，我就整晚整晚睡不着。

1996年，战争就要结束了。伊萨阿姨就在这时候去世了，然后真是按照她生前所担心的那样入了葬。她的孩子们这样做，并非不怀好意。只不过是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使然，再加上战争的原因。

与我们家大多数太过保守的家庭成员不同，他们甚至能在床上就被炮弹的碎片打伤，而我呢，没有一颗子弹能击中我。

我常往返于巴黎与纽约之间，因为我要去哥伦比亚大学给学生们上最后一个学期的课，而且我还要与杜尚·科瓦切维奇一起筹划《地下》。在这个艰难时期，马娅坚毅而勇敢，就像一匹真正的母狼。她甚至拿到了摩托车驾照——尽管她一点都不愿意碰车把。米绍考驾照的时候悲观得很，而且还因为紧张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可马娅克服了所有困难。她得带孩子，送杜尼娅和斯特莱博去学校，带桑卡去医院接受化疗。而我，我深信对抗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我一个人的战斗。要加入这场战斗，对于我来说，就是拍一部电影。伊沃·安德里奇曾无数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也是极力不介入战争的人，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在二战期间写就的。

自从《亚利桑那之梦》的糗事之后，我在各大保险公司和美国电影金融公司眼中成了“persona non grata” （不受欢迎的人）。可是没有他们，我想提出一个电影方案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必须得找到一位制片人，要是有钱就更好了，最好是自己本身非常富有，不需要向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申请贷款的那种。那个时候，大部分同行都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到头了，因为我曾中途放弃了拍摄，让电影预算超了一大截。可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转机，我这一生中经常会非常走运。就像人们今天所说的那样——“Bingo!” ，法国工商业巨头——布伊格集团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布伊格出现了！过去我们还住在纽约的时候，这位亿万富翁就差皮埃尔·埃德尔曼前来见我，他告诉我说法国最有钱的人想资助我拍一部电影。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看过《茨冈人时代》，好像他还看哭了。

“当我想起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多艰难，我自己也想哭！”我在布伊格位于巴黎的家中向他解释。他的家就紧邻着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有好几次，埃德尔曼对我重复在我们那个时代不常听到的话：

“正如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老人家没开玩笑。去拍你想拍的，想拍多少拍多少，他富得都能比得上克罗伊斯了。他唯一缺的就是一个金棕榈奖，还有戛纳电影节获奖者的荣耀。”

六年后，弗朗西斯·布伊格去世了，电视上再没有人谈论他的财富，没有人提起他的账户里究竟有多少钱。这正合我意。人们只是说，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是“在伊朗建了一座核反应堆、还在自家的橱窗里放了一个金棕榈奖杯的人”。

继《地下》之后，我自己也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各种回响每天都会出现在我面前。先是灵魂上出现了创口，然后这场灾难的病毒散布到了我的心脏。

电视新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正是这些新闻把谎言变成了真相。到处都充斥着不成比例的现实与虚构。真相与谎言！所有人都在说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所有人！战争刚刚开始5天，电视台上就曝光了死亡人数已超过25万的数据！这速度简直比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子弹还快。就好像有谁提前计划好了这个数字，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要达到目标一样。就连希特勒的德国部队在二战开始的时候都没取得这样的战绩。虚假报道满天飞。

铁托当权时的独特经历，尤其是他死后的那段时期，呼唤着我去拍一部关于他的电影。除此之外，我毫不谦逊地对自己说，伊沃·安德里奇也是在战争时期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在他眼皮底下爆发、毁了他所有的幻想。拍《地下》这部电影，并不是为了记录铁托的传奇，而是为了展现那些对电视报道深信不疑的人最后落得怎样悲剧的下场。所以这是一部带有政治宣传色彩的电影。

铁托的故事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该开始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了。重要的不再是知道铁托是谁或者他来自哪里，而是我们是谁。

铁托并没有给我带来心理上的问题，不像我父亲那样。在铁托和我之间唯一明显的联系就是先锋运动了，而这场运动很久以前就被废除了。因为我不再是少先队员，而且我也没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以在关于铁托的问题上，我就像是个置身事外的捷克侨民。

曾经，我们家的电视机是父亲唾弃的对象，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铁托的反感。然而，不管父亲对这个人做出怎样的评论，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任何冲突。这在巴尔干地区可是件不小的功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没有我们作为同谋，他所有对塞尔维亚族的政策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些诋毁他的人一再强调，在世界的巨大进步中，他取得的所有成就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完全是时代大环境造就的，与他的政治才干没多大关系。但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当涉及世界应如何分配战争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铁托明白，要想在经济上获得成就，就必须回答“我身在历史何处”这个问题。他获准生产武器，并将武器销售给处在战争中的不结盟国家。他甚至成了销售军火的领头人！

在我们国家，每年国家预算中的收入能达到数十亿美元的，只有他那个时代。巨大的盈利催生了一个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紧随欧洲的步伐，让国家的文化、体育和科学水平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西方的众多国家保持在同一高度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以奥匈帝国士兵的身份踏上了巴尔干这片土地与俄军作战。他究竟出生在克罗地亚的库姆罗韦茨，或是喀尔巴阡山脉背后，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这都不重要。在他参加的这场战争中，巴尔干死亡人数为二百万。后来，一战结束时他从战败的奥匈帝国军队中退伍了，然而二战时他又出现在了战场上，这一次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这就像一部很长的电视剧，所有事情一件一件连在一起。通过苏联的帮助，他来到巴尔干为抵抗德国军队做准备。这个前奥地利下士能十分完美地维持苏联人与英美人之间脆弱的平衡。后来，德国人发出了一则逮捕令，要逮捕身为游击队总司令的他，还要逮捕切特尼克司令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但德拉查的形象从历史的这一页上被抹去了，他被指控通敌。在争取丘吉尔支持的竞赛中，铁托领先了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一大截。英国人最后在德拉查的生平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信仰泛斯拉夫主义，他热爱苏联人，而且还是保加利亚一个泛斯拉夫组织的成员。就凭这一点，英国人是不会宽恕他的。

南斯拉夫解放还没多少时日，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被枪毙。铁托出任国家元首，这不仅证明了英美在巴尔干地区的力量，也显示了他们害怕苏联出现在欧洲。

生于克罗地亚的铁托被葬在塞尔维亚。他的遗体被葬在阿左维奇先生的地里，这个人是克鲁纳委员会的创始成员。铁托最后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并不是大写的历史。他被埋葬在一个不知名的花园里，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在陌生的土地上度过的。就这样，在由各种不幸谱写成的关于我们的漫长历史中，他只不过是一段插曲。不过这是一段让我们热爱的插曲。关于这个人，人们忘不了的是他曾提高了我们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

在电影《地下》中，一小群被关在地窖里的人受尽命运的嘲弄。为了剥削他们，外面的人没有告诉他们二战已经结束了。甚至还在他们中间创造出一种宣传机制，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内完美地运作着。被蒙骗的这群人深信外面还是战火不断，但终有一天自由会到来。如果你想想某些既得利益者惯常的手段，就能明白电影中的情形其实并没有脱离现实。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现实中，人们活动范围的界限会更模糊一些。战火重新出现在哪里了呢？是在那个生活着一群深信战争仍在继续的人的地下还是在地上？

如果谎言还未像抗体一样在体内循环，那么这种谎言人类是绝不会接受的。自从有了真话，人们就开始撒谎。要是不说谎话，他们可能很难知道什么才是真相。问题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弗洛伊德提出的生殖本能和荣格提出的生存本能都已经被金钱和贸易替代了，只有这新生的火花才能点燃人类活动的引擎；至于什么是真相，早已无法振奋人心了。

真相，是有一点恼人的，而且它也不适合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居民，因为人们早就清楚，真相在人生中其实无关紧要，在历史中则更甚。

可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如何能成为可能呢？电影《地下》及其中很多关键点促使我对人类历史上又一个过时的话题展开思考。关于道德秩序的种种问题出现在了我面前：在电影《地下》中，把人关在地窖里、并利用虚假信息让他们相信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最主要的引擎。而在我看来，这首先就是一种道德犯罪。

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什么是道德、怎么做才算道德，这是哪些人说了算的呢？过去，是《旧约》的讲解者们，还有像马尔科·米利亚诺夫、涅戈这样的诗人们。到后来，我们的同代人说，所有沉痛的道德问题，都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了。然而，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之外，另一种道德最终占了上风。从一个足球队的行为准则到国家顶层的道德规范，都被强行加上了一种法则。从为周末修修补补的人专门准备的杂志上，会看到“你要自己动手做”或者“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恰恰成了道德法则的基础。教士和理论家们都置身于现实之外，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在现实中生活、成长、接受教育的啊。最后，道德成了唯名门贵族才有的特性。对道德的迫切需要随着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理想主义在当代人身上已经成了一种缺点时，道德也就不存在了。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街区里，在行政官员的住宅区和军官的居所旁边，茨冈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谎言并没有达到违反道德的分量。可等到去中欧的文化中心布拉格求学时，我发现在那里真相和谎言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从布拉格毕业之后，我这一生都在比较。

巴尔干半岛上的人一只脚踩在柏油马路上，另一只脚还陷在乡下的污泥中。当他们对一个人说“你妈的泥腿子”时，他们肯定是靠一条腿站着的，当然是那条城市的腿。然而这样的辱骂可站不住脚，因为他们同样骂了自己的乡巴佬母亲。看看另一条腿——还陷在泥淖中的那条，你就看得出，道德和出身在城里的双胞胎姐妹看来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啊！她不明白的是，她那乡巴佬姐妹身上的，才是她们共同的历史财富。

塞尔维亚中部，紧邻乌日策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听到“什么是道德”，那里的农民脸上顿时就流露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他们等着有人能给他们点提示——他们上学的时候肯定遭受过不少体罚，而这种反应毫无疑问是学生时代留下的创伤——可是什么提示也没有。接下来有十几秒钟他们默不作声，终于其中一个人脱口说道：

“道德，就是人们不得不做的事儿！”

等有人再问他们“什么是不道德呢？”，所有人都很有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道德，就是不必要做的事儿！”

就算我们想象力再丰富，也实在难以想象这种话是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来的。哪怕是我们国家最严谨、最有智慧的人，想要给出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义，恐怕也比登天还难。对道德如此的逻辑推理，已经得到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巩固。谁又能相信，就是在乌日策周边的小地方，有人能对如此复杂的道德给出最恰如其分的定义呢？！

对道德持有的这种异教徒的看法和观念，让这个塞尔维亚农民免去了太多忧虑，也让他节省了太多精力。现在事实证明，对道德的这个定义并非出自书中，也非出自《旧约》或是哲人们关于伦理原则的辩论，而是出自一位异教徒的亲身实践。乌日策周边小村庄中生活的农民既不知道康德和黑格尔，也没有读过写满伦理道德的历史教科书，他甚至都没有正式形成自己的观点。他一边羞怯地自问“我身在历史何处？”一边在道义和上帝之间摇摆不定。说到上帝，他有些怀疑，却又有些相信，尽管不是特别的相信，他仍旧在家中庆祝主保圣人节，为家庭守护神点燃蜡烛。在那个众神存在的时代，在世间不只有唯一一位神灵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

在美国，人们很久以来就想方设法要杀死他们的上帝，然而他们并未成功，最后便给上帝找了个角色。日常生活中如此，科学进步的过程中亦是如此。随着科学不断向前发展，除去上帝的需要变得越来越迫切——尽管事实上，那些最伟大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个上帝不再适合各种各样的新观念了。与天主教的上帝分开之后，他渐渐远离了欧洲的大西洋海岸，最后踏上了位于大西洋东海岸的美国。在那儿，因为纷乱的历史、印第安人的灭族、资本主义的野蛮，还有著名的南北内战，这位上帝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最后，他在好莱坞找到了避难所，直到今天他还住在那里。美国上帝分到了主演的角色，成了好莱坞大牌中的大牌。他端坐在金字塔顶端的宝座上，跟其他明星和神明一样，他也在为新文明服务着。他最终不得不承认：科学新时代创造出了高科技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新型人类，这种人再也不会信仰传统的上帝了。于是上帝接受了做一个“名流”，他可不想小题大做。他就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不再反抗了。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

乌日策附近村子里的那个农民藏到哪里去了呢？他今天会对“我身在历史何处”这个问题做何回答呢？他偏安一隅，带着自己的一套逻辑心满意得。他不知道，美国上帝从宗教裁判所逃了出去，经过布满荆棘和陷阱的旅途，从火化堆上救下了科学，让它免受折磨。而在这期间，乌日策那个伟大的道德家却还在继续庆祝主保圣人节。关于上帝的故事，他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摆布，不管这是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当美国人将上帝从上帝之位赶下来时，乌日策的道德家同行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在他家里，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没有变过。尽管他自己可能都想不到，但他确实成了连接美国过去与现在的纽带。道德观念的惊人转变，回归乌日策道德家的真理或一种全新的伦理，现如今人们随处可见。美国人的轰炸已成为全世界最为盛大的节目，当美国人又开始筹划新一次轰炸，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开始警惕地等待着那一声巨响，每到这时，道德就出现了。为了让他们的“好莱坞大牌”在伊拉克过得舒服，首先，美国人在电视上曝光自己的军事行动；接着，他们按照乌日策那个农民的逻辑为自己辩解：我们当时没有选择，这次轰炸行动是必须的。这样一来，这场军事行动就变成了“道德”的。因为人们不得不做的事儿就是道德的。只要涉及破坏和轰炸，各大电视台都说这是为维护道德与文明的正义行动。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乌日策那个农民给出的回答上来。道德，就是人们不得不做的事儿。今天，美国海军将这个理论付诸实践，顺势推行着他们国家那一套伦理法则。

如果我真的想摇晃我肩上的脑袋，清空里面所有的记忆，就像农民在酿李子酒之前用长竿把李子树上所有的果实都打落下来，就算将我的全部记忆都拿去煮酒，恐怕最后也难以将关于道德的经验教训端上桌。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地下》这部电影，而这也回答了“究竟是什么促使人类生活在谎言之中呢”这个问题。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从不会像邻居家的妈妈们那样夸奖我。曾经有个女邻居想夸耀她的儿子，表达自己为心爱的儿子的所作所为由衷地感到钦佩时，她总是会说：“我的萨米尔啊，这个偷偷摸摸的小无赖，男孩子就爱好这些！”

关于道德的种种问题都是受生活支配的，而在生活之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的悲剧与不幸；当然，道德还与上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母亲用“这个偷偷摸摸的小无赖”表达对儿子的一片柔情，没有谁会说这不道德。在这个社会中，比起那些博学、正直、勤劳的人，“母亲眼里偷偷摸摸的小无赖”更讨人欢心。

如今，整个世界都生活在谎言之中；相比之下，这个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未停止的故事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个客气的玩笑罢了。

《地下》的策划工作是倒着来的。我先知道了故事的结局，那么开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想在河边的一座小岛上拍一场婚礼。就像安德烈·瓦依达的电影《灰烬与钻石》 （Ashes and Diamonds）的结尾一样，这个婚礼仪式是注定要有的。这个仪式意味着《地下》中所讲述的悲剧该结束了，所有活下来的人聚在一起纵情享乐。我再一次翻出我那些老掉牙的桥段，不过这次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改造。我想象着：大地开裂，一条裂缝正好出现在一对新人的桌脚下，河水打着旋，这一小块土地连同这场婚礼沿着河流顺势而下。沉浸在热闹气氛之中的人都没有发觉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桌子上蹦来蹦去，他们跳舞，他们大吃大喝。就这样，一场巴尔干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远去了。

拍摄这部电影的结尾时，我感觉自己脚下的地面也裂开了。如果让我拍《地下》的续集，我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尾。这一次，裂开的不再是大地，而是天空。这样的想法把我带到一个悬崖边上，在那里，一个绝望至极的男人没办法刹住自己的脚步。为了让结局显得不太悲怆，我想起了我短暂的运动员生涯中那只小老鼠，是从一位军官穿过的鞋子里发现的那只——小老鼠探出尖尖的鼻头，深沉地望着天空中那道裂缝。这一次它不需要为荣耀而战了，它要扮演的角色是希腊悲剧的领唱。在这个地球将迎来末日的故事中，在这个《地下》的续集中，小老鼠高声问道：

“我身在历史何处？”

接着，它失望地补充道：

“这些人类真的要如此挥霍自己的机会吗？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了如今的毁灭！就承认了吧。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为他们白白牺牲呢？”

第十六章　戛纳的一场闹剧

1995年，《代顿协议》 （Dayton Agreement）在巴黎签署，波斯尼亚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米洛舍维奇、图季曼和伊泽特贝戈维奇握手言和。当初，是这三个人带领我们走向了民主，随后让我们卷进战争，现在又是他们把我们推向和平。很多年前，安德里奇写过一篇论文，文章里面明确写到：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永远解决不了横亘在多个民族之间的问题，反而会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迫使我们用更多新的战争来解决。我很清楚，刚刚结束的战争恰好印证了安德里奇那篇年代久远的论文。

同年，《地下》在戛纳得胜，我收获了第二个金棕榈奖。这次与1985年《爸爸出差时》得奖不同。想当年，如果我知道他们会因为那部电影把我标榜为反共产主义代表，我是绝对不会拍的。1985年颁金棕榈奖给我的那些人，如今当他们看见我已经变成了怎样的“政治动物”时，心里肯定会生出不同的感受，我想他们完全可能让我把原来的那个奖杯给他们还回去。

《地下》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这一次，让我成为熠熠生辉之星的，是电影本身的美感。曾悬挂在泽尼察上方煤烟色天空中的那颗星，继续着它的行程——从威尼斯到戛纳，到柏林，到其他地方……其实我更觉得，《地下》在奢华堂皇的电影宫里放映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安逸与欢愉，才让评审团成员们对我有了好感。一个影评人甚至说我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直系后裔。他肯定是有些夸张了，不过当今的专家们能研究出点儿什么结果，谁又能说得准呢。我本想低调一点儿，可一句蠢话反而有了自吹自擂之嫌。

“其实，我是狄俄尼索斯其父亲之子。”我用法语回答他。

那个影评人看着我，有些发愣。

“所以，你要不是狄俄尼索斯的话，就是狄俄尼索斯的兄弟了？”他问。

“不是，我是狄俄尼索斯其父亲之子。”我固执己见。

他盯着我，一脸困惑，最后他笑了。

“即便这说不通，听起来倒是不错，我把这个名号给你了！”

“好吧，我希望你现在明白了。”

后来，我花费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想理清这个想法，这明显是喝了啤酒昏昏欲睡造成的结果。一杯鸡尾酒能让脑容量翻倍，可同时也让人丢了领会能力。然而要想克服电影节带来的巨大压力，酒精是唯一办法。最后，我停止了对这句蠢话不着边际的推论，而且我自己也站到了那位法国评论人的一边：这听起来倒是不错。

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决定把金棕榈奖再次颁给我，我把这归因于他们深深的怀旧之情——这世上再没有了布努埃尔，没有了费里尼，没有了贝托鲁奇，他们分外惋惜。而我，在这个20世纪的末尾，我唤醒了他们对过去的回忆。今天，看得很清楚，影响我命运的有两个外部因素。但我不会分析内部原因，因为那可能会让我到达某个地方，到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而且那将会是个不太“fancy”的去处。至于那些隐秘的动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终极行家，然而已经没人愿意听谁谈论这些了。灵魂的深度——这个与人类存在紧密相连的本质问题——现如今还有谁对此感兴趣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就算是在俄国，也并没有很受欢迎。在那里，人们更多地是为托尔斯泰和普希金而疯狂。《时代周刊》的文学评论家们也是一样。他们把托尔斯泰摆到了第一的位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全球一百位最伟大的作家中都没有他的名字！《时代周刊》和俄国人这般沆瀣一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父亲对我说过：“如果你成不了费里尼，至少也要成为德·西卡。”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很显然我已经满足了父亲这个不太谦逊的心愿。这个愿望就这样被实现了，尽管我真正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脸红。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要求。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对我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电影中，从母亲身上继承而来的——曾让卡塔戈沃鲁西奇路9A里的居民在电梯里照得见灯光的那股坚强的个性，一路支撑着我。好像桑卡不让邻居们偷走灯泡的固执中早已写下了我的命运。

我的照片出现在了《时代周刊》上，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一篇理查德·科利斯（Richard Corlis）的文章——一篇并非真正叙述《地下》大获成功的文章。14年前，在威尼斯，《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也引起了与此相同的反响。1981年9月，同样是这本杂志，在电影节评论专栏里，有人这样写道：“获得大奖的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电影，这电影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物拍的……”那时候，谈到那部电影，人们总是惜字如金。这是一个殖民主义性质的玩笑，没有什么恶意，可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这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cool culture”。在这十几年里，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改变。到了1995年，这一次在戛纳，拍这部电影的已经是个“什么人物”了——尽管一些人仍在否认，可只要看看各色评论，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而我，就正是那“一些人”中的一个。有许多评论家断言，在这十几年里我已经成了“人物”，我偶尔会心生怀疑，不过幸好不是经常。

《地下》获奖之后，各大报纸上哪里还有地方可以写写关于这部电影本身的内容啊，因为在马丁内斯酒店门前的沙滩上，爆发了一场大混战，相比于电影本身，这个主题可要有趣的多。看吧，为庆祝获得大奖，大导演参加群殴！还有人故意拿我的“野蛮”个性做起了文章。“如果你用拳头或是不会伤人的物件儿打架，那人们自然会觉得你是野蛮的山野村夫”，印度一句古老的谚语就是这么说的。可当你投下成吨的炸弹，再加上原子弹，那你就是“在执行文明的使命”。1995年的那天晚上，我就是在执行狄俄尼索斯的使命。《地下》从荧幕上、从得到金棕榈奖的大厅里，转移到了马丁内斯酒店门前的沙滩上。

电影宫里，我的希腊同行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风风火火地出现了。他深信，那天晚上，自己的名字会闪耀在胜者的行列中。他就是一枝自恋的水仙。我透过摄像机看见了他，他正在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登上覆着红毯的台阶。他、他的演员们，还有他剧组里的成员，大家手拉着手，煞有介事地朝金棕榈奖杯走去，就像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舞者。没能拿到“大奖”，他不太能接受。

“我还为金棕榈奖专门准备了一段演讲，可现在我全都忘了……”典礼上这位希腊导演说道。

两天前，这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先驱论坛报》的专栏里发声：“为什么在这儿，在戛纳，大家这么喜欢那个库斯图里卡？他的那些电影里就只有喝酒、吃饭和跳舞，这是什么电影艺术啊？深刻的思想藏在哪儿呢，他有思考过吗？”这个希腊人咄咄逼人。在他的电影里，他极力表现得很“cool” ；而在现实中，他做什么都像个海德堡人一样，没有生他养他的雅典郊区的印记。他拍电影，更多是想表达自己对德国哲学的热爱，而不是为了让人类振奋精神。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很久以来，好莱坞的人早已明白——电影大于生活。

经历许多隆重的仪式之后，我女儿杜尼娅也多了几分成熟。记者招待会之后我还要跟摄影师们见面，在这个空档，她指着安哲罗普洛斯：

“埃米尔，你要当心那个家伙！”她悄声对我说，“要是他逮着机会，肯定会偷走你的棕榈奖杯！奖杯还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看见他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本来一直把奖杯紧紧握在手里，可听完女儿的警告，我一手搭在希腊导演的肩上，把他带到一边。听到我直截了当对他说这些话时，他显得局促不安：

“西奥，你要是想在这里转上一两遭，我可以把金棕榈借给你，不过有个条件，完事儿之后你得把我的玩意儿立马还我！”

他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流露出一股仇恨，没有丝毫伪装；除此之外还有一丝遗憾，因为他不能一拳打断我的鼻梁。不过说到底，他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有前来为狄俄尼索斯庆祝的人，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与《地下》里的人物有着相似之处。而这一切都是安哲罗普洛斯所恨的，他希望自己才是能在戛纳电影节得胜的那个。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出现在了马丁内斯的沙滩上，她身穿一条十分漂亮的红色连衣裙，就像是从《一千零一夜》里走出来的公主。她的面容吸引了狄俄尼索斯所有宾客的目光。一张写满无辜的脸颊，流露出一种渴望男性保护的强烈欲望。她在酒店门前的沙滩上游荡，手握一只香槟杯。夜更深些的时候，她跟着萨利耶维奇管弦乐队的东方韵律跳起舞来。很快，她就醉了。她身上愈发有狄俄尼索斯的风范：深夜，一个女人，在舞步和酒精的作用下，一副鬼魂附身的状态，准备好奋不顾身投入到冒险与激情当中。亿万富翁的信使——给我带来消息说有钱资助《地下》的皮埃尔·埃德尔曼，正陪在她身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可这显然不是她的本性，她之所以会烂醉，更多是因为本就敏感脆弱的天性，再加上自己出演的角色没能获奖。埃德尔曼也是那天晚上的赢家。现在，他有个大难题要克服：保护着这样一位很显然并非庸脂俗粉的美人儿，又该如何享受胜利的喜悦呢。皮埃尔也在跳舞，就是很随意地跳，照常扭扭胯而已。当那个女演员躺在沙滩上的时候，他极力追随着她，他在她身边伸展四肢躺下来，望着天上的星星傻笑。

这场景像极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夜》 （The night），如果没有人打搅，这稍显颓废的镜头本可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然而往往在这种时候，注定会出现某个不识趣的家伙——一个从我们山里来的大老粗。

“兄弟，上啊，别磨磨蹭蹭啦，赶紧亲她啊！我了解这种货色，跟她们在一块儿，就应该直接来点儿实际的。”佩贾·博伊嚷嚷道。这是南斯拉夫一个过气了的摇滚明星。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混进狄俄尼索斯的晚会中来的。我甚至不确定那个著名的女演员是不是注意到自己身边多了个粗俗的家伙。我鄙视那些狄纳里克人[1]的粗鄙行为，他们只知道低下头往女人身上扑，哪怕那些女人跟他们的母亲没什么两样。这个女演员之所以有名气，更多是因为她拍的那些广告，而非她扮演过的角色。在那个时代，演员的荣耀与他们塑造的角色越来越不相干。阿兰·德龙（Alain Delon）参演过数百部没什么价值的电影，可在人们心中，他还是卢奇诺·维斯康蒂的罗科[2]。还好那个时代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她还没出演过真正配得上她的角色，这位女演员的面庞仍然那么纯洁无暇。美丽，却带着幻想破灭的忧伤，让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佩贾对自由的理解与她截然不同，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正跟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容的女人滚在沙滩上。当他第一千零一次动手撩拨她的时候，她终于注意到了这个男人，而且吓坏了。皮埃尔抓起一只酒杯，照着佩贾的脸扔过去。酒溅到周围人身上，约翰尼的贴身保镖赶忙过来保护这位迷人的宾客。当斯特莱博和乔尔杰明白过来，我们的同胞包括那个可恶的佩贾在内，那晚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时，一场战争就此爆发——尽管，一开始，那些保镖只是想保护那个著名的女演员免受佩贾骚扰。一阵拳脚过后，欢庆氛围终于化作一片乌烟瘴气。我眼前这一幕就像是捷克画家约瑟夫·拉达（Joseph Lade）的一幅画，那是一幅描绘酒馆斗殴的画，很是诗意——桌子、椅子、瓶子漫天飞。问这一切是否有必要已经没用了，因为答案当然是没有必要，可事情还是就这么发生了。就像那场战争，终究还是来了，只不过这里没有战争的受益者。说到那位著名女演员，我们当中绝没有任何人会戳她一手指头，但是问斯特莱博和乔尔杰是不是该冲过去跟那些具有骑士风度的守卫者打作一团，也同样没用。因为我们跟那个女演员都是老相识了，如果有谁朝她冲过去，斯特莱博和乔尔杰肯定会像保护自己亲姐妹一样保护她的。

命运之神将狄俄尼索斯在戛纳的晚会导演成了一部你争我夺的丑剧。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传统戏剧作品的影子。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演员拉扎尔·里斯托夫斯基一记右拳灭了一个家伙，简直跟他在电影《地下》里所做的一模一样。斯特莱博的教父米基·赫尔苏姆，这个刚从波斯尼亚前线赶来的人，专门用他的脑袋撞。不管谁靠近他，他都用脑袋报以猛烈一击，嘴里还一边大喊着：“乌斯塔沙的下流种！”一个巴黎朋友的儿子靠近他，试图让他冷静下来，可米基照样赏给他当头一击，把他也当成了“下流的乌斯塔沙”。然而法国人跟乌斯塔沙半点关系都没有啊。再看看斯特莱博这边，他一个人在跟三个家伙对打，没人知道这几个人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年轻的库斯图里卡有模有样地给了他们一顿狠揍，可当他们三个屁滚尿流逃跑之后，故事一开头的保镖们重又向斯特莱博扑过来。当我还在因为鸡尾酒和啤酒昏昏沉沉的时候，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马娅急了，她朝那些正把斯特莱博拖向海里的家伙冲过去。马娅顺手抓起一把椅子，一边猛打侵犯斯特莱博的家伙，一边嚷道：

“这是我儿子！别碰他，你们这群蠢货！”

就在这时，楼梯上出现了一群警察。女人们自然希望他们能够介入，以便结束这场殴斗。可她们期待的并没有发生。

“1934年的时候，你们就是这样放任乌斯塔沙杀了我们的国王亚历山大，就在马赛！”他们正要转身，马娅朝他们大喊道。

这个对照让我很是欣喜，被自己的妻子比作一个国王，还是正在打架的时候，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只可惜《时代周刊》的评论员没听见，他在文章里对此只字未提！要是没有这场殴斗，我敢肯定马娅永远也不会把我比作一个国王。说到我，马娅向来很吝惜称赞的言辞，这挺好的。因为我不太能受得了浮夸的称赞，要是有人对我说太多溢美之词，我都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了。我更喜欢朴素一点的称赞，比如人家并非刻意说给我听的那种。虽然马娅拿我和国王做对照，但是跟我们的君主比起来，现实情况对我要有利得多——跟他不同的是，我可以选择抵抗。

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凝视着金棕榈奖杯，一脸困惑的神色，“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庆祝在戛纳拿了大奖呢？”他的沉思被米基·马诺伊洛维奇打断了，米基一把抄起奖杯塞到衣服里头，想把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害怕这块金子会被人偷走。在混沌之中，我没发现约翰尼的身影。但我了解他看待周围事物的方式，我敢肯定这烦扰到他了。但因为他是个性情中人，应该不会把这事儿太放在心上。

我在布拉格大学生宿舍的朋友维尔科·费拉克，过去一直关注着我的电影，但他终于厌倦了我那狄俄尼索斯的本性。在跟他的真命天女弗拉尼娅离开马丁内斯酒店门前的沙滩时，他肯定在想，“这个家伙总是惹是生非。”我知道，他看不到我们未来还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了。如果没有他盯着胶片的专注眼神，我的电影肯定不是观众现在看到的样子。按照他的处事风格和人生目标，这场不合时宜的殴斗是有些太过分了。在拍摄《地下》的时候，他功不可没，但他早已传递给了我一些讯息，预示我们的合作就要走到尽头了。我没什么可以指责他的，也不能说一些破坏我们之间深厚友谊和共同的艺术成就的话。当我看着维尔科搂着他的妻子离开马丁内斯酒店沙滩时，我知道，他也走出了我的生命。

杜尼娅被吓坏了，哭了起来。当我发现马娅为营救斯特莱博正用椅子痛打那些保镖的时候，赶紧跑过去帮忙。事情终于平息下来，只等着狄俄尼索斯给这场晚会画上一个句号了。结局就像传统剧一样中规中矩了。当交战双方都耗尽了精力，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当参与到这场殴斗中的所有人都没了力气——因为这场晚会里没有特别明显的敌对双方，接着关于那几个进场挑起事端的家伙的谣言就传开了，只听见人们谈到秘密组织和其他类似的东西。

我想，如果电影《地下》中那种极富感染力的情感宣泄没有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胜者之夜就不算成功。我坚持要明确这一点，因为总有人说我是狄俄尼索斯的兄弟，可“狄俄尼索斯其父亲之子”更合我心意。

一个年轻人从连接沙滩和戛纳滨海大道的台阶上跑下来，狄俄尼索斯的晚会的第二个中场休息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像极了腰间缠着炸弹、冲向受害者的神风突击队员。假设他真的有一颗炸弹，他也没法儿把炸弹引燃。他正跑着，我站到旁边一点，冷静地朝着他的下巴打出一记右勾拳。这下子，这场斗殴真的结束了，因为当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头撞到地面上时，我们所有人都害怕他会丢了性命。又一次，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是不是马上要为今晚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啊？难道我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吗？

我把这个失去了意识的年轻人抬到一张桌子上。我们往他身上浇水。庆幸的是，他很快睁开了眼，他看着我，眼睛里写满了恐惧，然后……跑了。原来他是马娅介入之前冲向斯特莱博那三个家伙里的一个。

我在戛纳得奖五天后，妈妈在她新海尔采格的公寓里昏了过去。刚从乳腺癌中完全恢复过来——至少按照医生的说法，她的乳腺癌已经治好了。现在她又得了脑瘤。马娅和我搭乘飞机赶过去，当我们到里桑机场的时候，看见桑卡正坐在那儿抽烟。她一看到我，眼泪就涌了出来。

“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让我摊上了，我的埃米尔？”

“桑卡，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死的！”我极力显得非常诚恳，回答她道。

她接着哭起来，但是凭她拥抱我的方式，我感觉到她信了我的话。我们开车送她去贝尔格莱德的中心医院，约克西莫维奇医生给她开了刀。肿瘤不是恶性的，桑卡很快就恢复了。当内莱·卡拉伊里奇医生来看望她的时候，看到她笑盈盈的模样，医生实在难掩自己的喜悦。

“内莱，你有火吗？”她问他。

“你啊，桑卡，就算是拿把斧子也打不倒你。”内莱断言。能给她点支香烟，他很是高兴。

战争结束后，推翻安德里奇雕像的刽子手跟记者们抱怨，这场战争带给他的只有纠纷。他不仅没有得到奖章，也没有得到“第一战士”的身份。图图姆拉奇把他当成什么事儿都办不成的废物一样丢在一边。他没有得到帮助，安拉没有帮他，美国人也没有帮他。他的房子被洪水一直冲到巴伊纳巴什塔去了。他想让塞尔维亚一直到德金日都被淹的愿望也落了空。他再也不敢回到他位于内祖科的村子，因为塞族共和国的司法机构在他避不到案的情况下，因其毁坏安德里奇的雕像判处他五年强制劳动。萨巴诺维奇声称自己很后悔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还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了图图姆拉奇的鼓动。为这举动，贝门和加尼奇许诺在珍妮蒂奇齐克米大街上给他一家店铺，就在巴斯卡斯加街区。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他签了合同，却什么也没得到。最有意思的是，他现在非常坚定地认为，比起那些鼓动他做出这件破坏文物举动的图图姆拉奇，安德里奇是更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我之所以干了这事儿，是因为他们跟我说这能带领我们走向欧洲？！”在迁居美国之前，萨巴诺维奇这样说。

我想起了那套教育方案，强制要求萨巴诺维奇这个蠢货读完伊沃·安德里奇所有作品的方案。我一直以为应该给所有狂热的粗人开这种方子，这可能会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不过在伊泽特贝戈维奇身上就另说了——因为受到一股更大的力量的影响，他转而开始针对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总统为波斯尼亚准备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早已找美国人当帮手，来了结这场战争，来为他统治的国家起草宪法。因此，在遭受了这么多惨痛的损失之后，他太能够要求美国人给他编造点比保护领地好得多的东西了！

一想到再也不能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实在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然而这并不是出于一种负罪感，也不是因为我对萨拉热窝所处的那片陡峭崖壁之间的河谷有多热爱。

除了继战争之后无数的卑鄙言行，说到最后，一些纯粹的个人问题让我感到困扰，其中最让我困扰的就是“咖啡”。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习惯，抑或是一种重要仪式，与我自东方带来的罪恶紧密相连。想要完成这个仪式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而我的故乡成了这世界上唯一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唯一让我中毒上瘾的东西，我把它叫作“共识咖啡”。这种咖啡是要同那些跟你持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至少他们得是像你一样识得滚石乐队《让我开始》 （Start me up）乐谱的人。讨论能将你唤醒，只要中间不会有人挥舞起不同的观点跟你作对。这杯清晨的咖啡可不是一杯民主的咖啡。这也是为什么我爱共识咖啡！新的一天到来了，不管你在哪儿，如果没有这个咖啡就没法步入正轨。没有这个仪式，这一天就完蛋了，就不存在了。我对共识咖啡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听我这么说，好心肠的人可能会以为我只不过是想竖起一道屏障，为了掩饰我想重回故乡的极度渴望。

“你会梦到萨拉热窝吗？”他可能会这样问我。

“只梦到过一次，在梦里，我走遍了整个萨拉热窝。那真是个噩梦，我蜷缩在一辆没牌照的汽车后座上，车子在我所熟识的街道上行驶着，可路上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然后我就彻底慌了神。”

如果，某天一大早，我奇迹般重回到萨拉热窝，出于好奇，我要去塞塔利斯特喝一杯咖啡。至于这杯咖啡，绝不可能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共识咖啡。当大家聊的都是人道主义的时候，诸如“我热爱所有的民族，我谁都不恨，好谷子里面总有稗草”等等，那么一切都能在掌控之中。可如果我在喝咖啡的时候，冒险坚持说死亡人数本可以比现在少，那么共识就会翻倒在地，而我的咖啡也难逃同样的命运。因为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该饶恕：是我们这些塞尔维亚人创造出了这场战争，以及其他所有战争。如果我碰巧还会在欧罗巴酒店喝第二杯咖啡，那么这个共识就必须是：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应该“被驱逐到俄国去”。在沃伊沃达·斯泰帕街上，加夫里诺·普林西普就是恐怖分子，这根本毋庸置疑。可这样的断言在我这儿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就算加夫里诺不是在维亚纳杀了奥地利大公，而是在这儿，在米利亚查旁边——在奥地利大公统治的国度，还是会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大家依然无法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喝一杯共识咖啡。当我把这些解释给那儿的一个朋友时，他大为震惊：

“妈的，你为什么非要谈到这些敏感的话题呢？！喝你的咖啡就好了，有些事情你想想就好，可千万不要说出来，这样波斯尼亚才能和平！然后你想去哪儿就继续走你的路！”

这个朋友不明白，就算我坐在那里一个字也不说，事实上我还是在说话。武克·卡拉伊里奇[3]有一句至理名言：“所写即所说。”然而我并不是这个语言学家的支持者。在我这里，真正有效力的法则是“所写即所想”。根据东方一位思想家、作家的看法，那些能跟死亡和解的人是用心讲话的。

桑卡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心医院，她手术完正在养身体，我给她带去了汤。我向她吐露再也不能回到萨拉热窝让我多悲伤。她摸不透这出乎意料的转变是从哪儿来的。她看着我，眼神里尽是疑问。她有些吃惊，就好像她在想：“他这个新的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她清楚我很坚定，也很有条理，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朝羹匙吹着气，让汤凉下来。她咽下一口，然后想让我重拾勇气：

“他们，我的埃米尔，他们不值得你这样。至于我，等我出了医院就回那儿去。我不能把我的房子留给他们，死也不能！”

她又不说话了，接着仔细打量着我，她想深入我的悲痛之中。

“可为什么，你突然变得这么伤心啊？”她问我。

其实我的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想让我在悲伤边缘停住脚步。

“我想象着自己还能在塞塔利斯特喝一杯咖啡，跟佐兰·比兰和帕沙一起。可我明白，在那儿，再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达成共识、和和气气地一起喝咖啡了。”

说到“共识”这个词，正在喝汤的桑卡停了下来。

“要是你说共识，就还得回到政治上去。”

“这是免不了的。”

“我的天啊，埃米尔，你有时候可真会让我恼火啊！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能脱离政治的吗？”

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紧紧喉咙极力控制着。

“我知道……你是想说我跟爸爸一样？”

“不，你比他还糟。”桑卡抱住我回答道。

我笑了，继续克制着眼泪，为了不让桑卡难过。

[1]　在巴尔干半岛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生活的人。

[2]　二人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中文译名为《罗科与他的兄弟们》。

[3]　19世纪中期的塞尔维亚作家、语言学家。

第十七章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

新海尔采格的海边，曾铺着窄轨铁路的地方，现如今摆着一排破旧的长凳。刚步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们或是微醉的士兵在那儿练力量。

在隧道旁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的是我的母亲。她点燃一支香烟，看着远方，视线掠过海面。她闭上双眼。我的桑卡在做梦。一些熟人、当地的人或是前来避难的人在海边的林荫道上散步时，发现坐在长凳上打盹儿的桑卡。

“你干什么呢，桑卡，需要帮忙吗？”他们问她。

她睁开眼。

“不，不用。我坐这儿休息一会儿，我有点困。”

熟人们接着走他们的路，本地人回家去了，前来避难的人朝着收留所走去了。我的母亲重又闭上眼继续她的梦，完全秘密的梦。

每次我到新海尔采格，感觉都像是到了一个小萨拉热窝一样。一些前来避难的人、面色苍白的老人，几乎见不到什么年轻人，因为大部分都跑到加拿大去了。

“你要当心，”一个老朋友提醒我，“桑卡经常坐在那个长凳上，她还在广场中心的小公园旁边睡觉。但愿上帝保佑她别让肺部着了凉，不然会引起很多并发症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脆弱了。”

每次我到新海尔采格，回到我们的避难所，我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喜悦。我之所以会觉得开心，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很像我们在戈里察时的生活。只不过缺少了一部分——那就是我父亲。四周的墙壁留住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响，外面的孩子们在拍打皮球，他们的声音顺着窗子传进来，油炸糕在平底锅里发出欢快的噼啪声，而你呢，你安静地睡着。勉强能够听到有谁在窃窃私语，远远地还有电梯沉闷的咯吱声。桑卡站在门口把邻居们打发走。

——他正睡觉呢，他从巴黎过来，昨天夜里很晚了才到。

——我能把我孙子领过来跟埃米尔合张影吗？

——能，不过得晚点儿，傻帽！至少得等我儿子睡好觉恢复精力了再说！

“你属于谁啊，我的孩子？”我们正喝着早上的咖啡，桑卡突然这样问我。

“属于你啊。不然还能属于谁？”

她稍稍笑了一下，用眼角瞟着我。好像她想从我这儿挖出一个沉重的秘密。我记得，那次没有她的允许就跑到伊利扎浴场去，她就是这样试探我，想知道究竟是谁带我去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其实，我母亲很知道该怎么开始提问题。她总能巧妙地找到一个相关的切入点作为开头。尽管我知道她喜欢意志坚定、忠于自己的人，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会以这种方式开始：

“我喜欢弗拉多·达普切维奇胜过其他所有人。”

这个弗拉多是个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跟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名叫弗拉多·佩托维奇的主人公非常像。

“一次，他说自己热爱斯大林，就因为这个，他在苦役犯监狱里待了十二年。”她继续道。

我母亲喜欢他，并不是因为斯大林。她到现在还为铁托感到惋惜。她之所以十分尊重弗拉多·达普切维奇，是因为正如她所说，他是个“真正的好人，有自己的信仰”。当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铁托格勒《胜利报》的一位记者问他现在他的看法是什么。

“我热爱斯大林。”他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

谁知道这个男人真正想的是不是他嘴上说的。可原则就是原则。他说过的话，永远都不可能再反悔。“一个真正的好人，有自己的信仰。”我母亲重复道。

“你属于谁啊，快点儿，讲啊？”母亲执意问道。

“你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我笑着回答她。

这下子轮到桑卡哈哈大笑了。

“你很清楚我问你的是什么，别装傻。”她接着说。

“我不知道。”

桑卡抱了抱我。

“桌子上给你留了果酱和黄油，还有烤面包。我去交电费，顺便溜达一圈。”

我儿时的早晨也是这样的。只不过那时候各种指示都被写在小纸片上，因为在我出门上学两个小时之前，我妈妈就已经在去土木工程学院的路上了。

我还没太睡醒，看着她步履蹒跚朝海边走去，去那个曾经有一条窄轨铁路经过的地方。

在新海尔采格，我最珍视的男人就是拉德米洛·约瓦诺维奇医生了，他是萨拉热窝的精神病科专家。跟桑卡一样，他每天也到海边散步消磨时间。不过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就像是个山里人。

11年前，就是这位约瓦诺维奇医生将我从第一次抑郁中拯救了回来。我中断了《爸爸出差时》的拍摄，专程去亚戈米尔找他瞧病。

“医生，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一上来就这样跟他说道。

“你是在做多艰难的事情啊，竟然能说出‘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样的话？”

“是一部电影，讲一个家庭在1948年支离破碎的故事。”

这时，他泪如雨下。真实的、深深的呜咽。医生洒下一串串热泪。而我呢，我被弄得很不自在，试图用眼神试探到底怎么回事儿。突然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可能这是一种治疗手段吧。我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没看到护士的身影，而且怎么也没办法让这个男人的眼泪停下来。

忽然间，我的消沉情绪不见了。我走到医生身边。

“你怎么了？”

“他们打断了我们的脊椎骨，在那儿，在格利奥托克。”他边擦眼泪边回答我，“你知道，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才能直立行走啊。可在那儿，一个人能把自己兄弟的脊柱折成两截。我们只能爬着走，就像达尔马提亚蜥蜴一样。”

等我拍完《爸爸出差时》之后，约瓦诺维奇医生出席了电影的首映式。他又哭了。不过这一次，是因为高兴。铁托死后，曾在格利奥托克服刑的苦役犯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这个罪行却从未引发人们对人道主义进行深入思考。因为这段经历只是漫长历史中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这场磨难一直埋藏在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和信仰东正教的蒙特内哥罗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之下。神话故事中有各种各样的罪行，格利奥托克的磨难并不在其中。然而，在我看来，因为历史上的一些罪行，人道主义思想的车轮至今还陷在泥潭之中。时至今日，让人们感兴趣的，人们去关心的，只有那些与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罪行。在这场悲剧中，这场斯大林牵涉其中的悲剧中，人道主义对格利奥托克的罪行保持了沉默，人们宽恕了它。今天，我为与约瓦诺维奇医生有这样的友谊深感骄傲。他用自己的眼泪治好了我的抑郁。

妈妈和我，我们同约瓦诺维奇医生一起沿着海边散步，我们慢慢走着。约瓦诺维奇提醒我们注意：

“穆拉是个非常敏锐又十分聪明的人，可他不会区分事情的主次，也不会将自己置身于一大堆事情之外。在生活中，应该学几招盘球过人的技巧，而且还要会运用。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你能盘球绕过一些家伙和一些情况，不把他们太当回事儿。”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政治对你来说一点儿用也没有。对于那些神经脆弱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一项运动。”母亲插嘴道。随着她一天天变老，她的眼睛正一点点变大，幽默感也增加了许多。

我们让医生出诊去了，母亲和我朝萨维那公墓走去，我父亲的坟墓就在那儿。桑卡向我透露说她经常会在父亲的坟头发现鲜花。每次她来放鲜花时，会发现有人把之前的花拿走了。

桑卡和我，我们尽量在对方面前藏起眼泪，免得让彼此更加难过。穆拉不在了，我们都很伤心。另外，我总是想桑卡的眼睛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她流了太多的眼泪。我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的眼睛也会像她那双眼睛一样大。天啊，我们，库斯图里卡一家，直到现在到底流过多少眼泪啊！哪怕是没什么理由要哭的时候，也经常会流泪。

一天晚上，在奥地利加尔米施·帕滕基兴举行的一场跳台滑雪比赛中，一名斯洛文尼亚选手摘得了奖牌。父亲和我跳上沙发，一边欢呼一边流泪。因为我们太闹腾，邻居们纷纷前来抗议。

“跟你们的斯洛文尼亚人一起见鬼去吧。”母亲暴怒，沙发里的弹簧都坏了。

接着，那天晚上再晚些时候，我们把一瓶酒洒在了包裹着透明尼龙布的基里姆地毯上。

“看吧，埃米尔，”桑卡对我说，“我保护什么物件儿的时候，你总免不了给我找麻烦……跟我说说，要是这酒直接洒在地毯上，会怎样啊？”

“不怎么样！”我回答。

“你真是蛮不讲理，”她气呼呼地说，“什么叫‘不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么一笔开销，我得工作整整一年啊？”

“我知道，可你知道那个失去双腿开报亭的人吧？那才是真的灾难，而你的事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闭嘴。你不知道羞耻吗？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们的手球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赢了比赛那天，我们也哭了，边听着国歌边流眼泪。

我们哭过这么多次，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幕。那是在卡塔戈沃鲁西奇街9A我们公寓门口那次。萨拉热窝电视台里，欧洲电视网广播了电影《爸爸出差时》刚刚在戛纳电影节拿奖的消息。在我们家里，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都会用同样的泪水庆祝，我们从不区分这些。

铁托死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萨拉热窝对奥西耶克的比赛中止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从科索沃体育场赶紧溜回了家，如果情势变糟有人要求我们上怎么办，我们可不想让亲戚们担心。

当《爸爸出差时》拿了金棕榈奖时，我表哥埃多·努曼卡蒂奇跑到我们家来了。桑卡立马热泪盈眶，埃多紧紧地一把将她拥入怀中。看到这样的情景，吉姆·贾木许肯定以为这两个人是因为哪个亲人去世了才哭成这样子。

“我的埃多，咱们家发生什么事啦？”

“一件大事，亲爱的桑卡！”埃多回答说，他的呜咽声更重了。

在巴尔干人身上，情绪激动并不只代表喜悦或是悲伤，二者通常是掺杂在一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戏剧艺术中没有那么多流派的区分。这儿的人都知道大事儿会带来大烦恼，因此大家经常会更愿意避开大事儿。所有大事儿都会扰乱视线，打破平衡。因为大事件总会突然来袭，颠覆生活，让人始料未及，而为之付出代价的通常是那些最忠于自己的人。坚韧不拔并不是巴尔干人的品质，我们的行为准则和行为典范都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有的是从西方来的，有的是从东方来的。当突如其来的变化骤然出现时，没人事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被人当成了笨蛋，或者当成了蠢猪。一夜之间，我们就会打着新准则或是更高级的准则的幌子抛弃过去的准则。女人背弃自己的丈夫，因为铁托突然决定斯大林不再是好人了，然而当初教我们爱斯大林的也是他。我们嘴边挂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

当桑卡说“这个达普切维奇是个真正的好人，有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她想说的就是这个——尽管她自己并不热爱斯大林，她尊敬的是铁托，虽然我父亲一直在批判他。

跟波斯尼亚那些墓地不一样，萨维那公墓里没有污泥。人们可以席地而坐，看着大海，呼吸着松针的味道，而不必在回家的时候清理鞋子。通往高处墓地的路上，桑卡和我在贝尔维戴尔的露台上停下来歇歇脚，眼朝着外海。桑卡抽几支南斯拉夫香烟，我抽几支古巴雪茄。我们都没说话。

“来，现在跟我说吧，不过得真诚点儿，你属于谁？”桑卡又开始了，嘴角挂着一抹微笑。真是像邻居们说的那样吗？

“我倒是真想属于某个人呢。我甚至能为这某个人去死，就像你的达普切维奇对斯大林那样。”

“不是我的达普切维奇。他只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我想说的是……我也希望等我死后，人们也会说我‘是个真正的好人’。”

“为什么？你难道是个白痴吗？！”

“可是，桑卡，再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人了。我倒是想弄一个英雄的文身，就像马拉多纳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文在身上一样。”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属于谁啊？我的那些邻居都对我说‘你的埃米尔，毫无疑问，就是米洛舍维奇的人’。这是真的吗？”

——你想我实话实说吗？

——当然啦！

——我的桑卡，我也想回答“是”，这样好能让你高兴，也能让我自己高兴。可当他上台执政的时候，我没太把握好世界局势。

——怎么回事儿？我母亲问道。

——我判断失误了。我以为整个世界还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事实上，西方早已开始征服东方了。这实在算不上是新鲜事，因为东欧从来没征服过西欧。

——可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你只要闭嘴就行了。

——因为我是个白痴。

桑卡大笑起来。

——政治上的？她说。

——没错儿。

——我的天啊，埃米尔，我还一直以为你很聪明呢！

——不过我没像马拉多纳那样把他的肖像文在肩膀上。后来，舞台上出现了他妻子的身影。当他从代顿回来，无数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而他却像个普通公民一样，像普通的父亲一样，他惦念着自己的孩子，他早就看见了Timberland这个牌子，他说他决定给他的儿子买几双真正的鞋子。

等终于爬到父亲的坟前时，我们看见墓碑前靠着一束鸢尾花。

“这肯定是个蠢货？！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就拧断他的脖子！”母亲忿忿道。

她把自己带来的花放在父亲的肖像旁边，蹒跚着朝喷泉走过去，弄了些水回来。于是我们两个开始清理穆拉的墓，我们用刷子清洗石碑。而我呢，不知怎地，回想起了桑卡用肥皂给我擦背的时候。开学第一天，还有每次我踢足球回来的时候。

等父亲的花岗岩墓碑终于被擦得铮亮，桑卡起身去拿烟。我们的仪式可以开始了：桑卡点上一支烟，递给我，我把烟放在碑沿儿上。这样穆拉就能跟我们一起抽烟了。烟自顾自烧着，我们都不说话，我们等着父亲这支烟的烟灰从过滤嘴上落下来，从萨维那公墓飘走。我想到了大海的诸多好处。地中海万岁！不用擦鞋子，这儿没有泥。等我们到了市场上，桑卡和我在钟楼的台阶上分手。

“我要沿着海边走回家去，”她对我说，“你呢，你要是回去的晚就带上钥匙，以防我睡着了。”

我让她自己下了台阶朝海边走去，离我越来越远，然后我慢慢到邮局旁边找个地方坐下，一会儿等桑卡坐在隧道旁边的长凳上时，看不到我在那儿。窄轨铁路旁边的那个长凳，我父亲和母亲曾经总坐在上面。她抽着南斯拉夫香烟，远远看着他，两个人都在与战争带来的伤痛斗争着。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不幸，然而这场战争带来的不幸是最重的。

从那以后，我母亲还是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只不过一个人了。她闭上眼睛，沉浸在秘密的梦境之中。母亲还能梦见什么呢？我注视着这一幕，心想。她不知道我在这儿，正看着她。桑卡没睡觉，不像一个老朋友说的那样。她正闭着眼抽烟。她的眼皮合在一起，可她没睡觉。她像是在和谁进行着一场秘密谈话，就好像在跟一个熟人聊天。她不会是神志不清了吧？看着她的嘴唇在动，我心里这样想。难道她是加入了什么教派？我这是在想什么啊！可怜的我啊！老妇人从容地结束了她的“谈话”，站起身来，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接着朝家里走去。

我大口咬着油炸糕，跟她一起看《晚间新闻》。电视上没什么新鲜事儿。双边关系、制裁、蒙特内哥罗断水断电、全球范围内缩减核武器十分必要。桑卡决定对我的归属问题一追到底。

“现在说吧，你得真诚点儿，”她坚持道，“你知道古人怎么说的吗，坦白从宽。你属于谁？一个住在12楼的多嘴多舌的女邻居说你在西方替米洛舍维奇做生意，这是真的吗？”

面对这样的无稽之谈，我欢快地笑出声来。然而，我并不想让这段可以被命名为“你属于谁，我的孩子？”的谈话没了下文。

“我和你一样，喜欢那些意志坚定、始终如一的人，桑卡。”

“别开玩笑，你确定他是这种刚毅的人吗？美国、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国家领导都很坚强，但南斯拉夫的不行。”

我是通过电话跟他认识的。是在1988年，《茨冈人时代》要首映的时候。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我才接受了这次谈话——只要事关电影，我就控制不住。

当时贝奥格拉德电影的领导是穆尼尔·拉西奇，他不同意我在萨瓦中心影院举办电影首映式，可那时候贝尔格莱德所有的电影院都差不多成了废墟。他建议可以换个地方，去科扎拉电影院。《茨冈人时代》的制片人奥利娅·瓦拉伊奇很清楚，能管得了拉西奇的只有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新任主席，也只有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听说你需要帮助。”电话里主席高声说道。

那时候我人正在纽约。我刚睡醒，还有点迷迷糊糊。我向他解释唯一能让这部电影有一个像样的首映式的地方，就只有萨瓦中心影院了。

“好吧，可为什么这样的决定，就非要国家的一把手参与呢？”桑卡天真地问道。

“因为没人愿意遵从二把手的意愿，只有一把手的话才算数。”

桑卡笑了起来，而我想起了《爸爸出差时》。要是那时候，没有米拉·斯图皮察说服她的丈夫——当时的国家主席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爸爸出差时》根本无法面世了。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别扯开话题。”

“当米洛舍维奇上台的时候，是斯洛文尼亚人首先站出来大喊巴尔干出现了一个新的希特勒。”

“这没错啊。”桑卡说。

“我呢，我那时候无法接受斯洛文尼亚人竟把米洛舍维奇当成希特勒来对待。因为人们现在通过纪录片知道了，当年希特勒在马里博尔[1]可是被当成一位十分伟大的总指挥官的。他们像后来接受铁托一样接受了希特勒——可当他们要求加入欧洲时，铁托正是被这些斯洛文尼亚人践踏在了脚下。为了踏上这条路，就得摆脱拜占庭的贝尔格莱德，还得洒点鲜血。于是CNN上出现了十几头烧焦了的奶牛、三四辆着火的汽车。就是从那时起，我身体里的‘白痴’越长越大。”

“你想说的是政治白痴？”桑卡开起了玩笑。

对她的嘲弄，我无言以对。

——一点儿没错。爸爸对我说过，如果没有米洛舍维奇，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啊，肯定会被人在大街上拿烧红的烙铁打上烙印。

——他是个真正的南斯拉夫人，这一点还是挺让我高兴的。

——这是我接受他的又一个原因。

——那么，孩子，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欠他什么东西？

——我欠他我的国籍，这可不是小事儿！

——得了吧，你在贝尔格莱德有这么多朋友！说得好像是他给了你护照一样。

——我拿到护照，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会发给你护照。而且，你能好好报答他。

——是啊，桑卡，可我不想这么做，我想学学你的弗拉多。

——首先，那不是我的弗拉多；第二，你，我的儿子，别再挑战我的耐心了！

——所有这一切，桑卡，只有一点不妥。

——就一点吗？桑卡带着嘲笑的口吻。

——渐渐地，事实证明他跟当初并不一样。最初他像是个有理想的人，可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卖弄学问的书呆子罢了。

——有点像你姑父柳博米尔·赖因魏因，比芭的丈夫。只不过米洛舍维奇没有小胡子。

——就是那种人。当我最后明白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的时候，那个弗拉多，那个忠于自己内心信仰的好人，在我身上萌芽了。我说过的话，永远都不会后悔，哪怕我会为此受到牵连！

——你说过什么呢？

——他挺好的，不是吗？

——那……他是吗？

——也许今天挺好的，可能明天就不好了。而我呢，可怜的我啊，我死死坚持我说过的话，不管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那些态度上的突然转变算不上什么——尽管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就没有政治家，也没有政治。他也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安德里奇就是如此，他也站在这一边——站在东方世界这一边。因为东方世界承受了最多的痛苦。当一个人选择自己要走哪条路时，按逻辑来说他肯定会支持最受苦的那方。在这段历史中，我的桑卡，米洛舍维奇独自一人，他没有任何人的支持，这一点很让我钦佩。而且，1914年大动乱[2]的时候，还没有米洛舍维奇；1941年的时候[3]，他还是不在啊，难道还会有什么比这两次更糟吗？！

——这些啊，我的埃米尔，这不是政治。就像你自己说的，这只是一个政治白痴的想法！

我的桑卡安慰我，而我继续解释：

——私下里，当他妻子准许他帮忙弄头发时，他小心翼翼、畏畏缩缩；可是在他办公室里，他把那些大国的大使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好像他口袋里装了两颗原子弹一样。

——这让你感到很满意？

——是的。

——亲爱的，这意味着你注定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

《地下》在戛纳获奖之后，我受到了主席的接见，就在他的书房里。那时候他明显已经喝多了。他夸张地挥动着他妻子米里亚娜·马尔科维奇写的《白天与黑夜》，还用英语发表自己的见解“All these gays are nationalists” （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想到的肯定是拉多万·卡拉季奇[4]还有其他逃离了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就在他给我读书里的片段时，电话响个不停，可他却不接。我动动头示意他接电话，他用一只手做出拒绝的动作，继续一边喝着满杯满杯的威士忌，一边念他妻子写的文章。最后，他彻彻底底地喝醉了。

那天晚上我所提到的每一个名字都被加上了一句“怂货！”我并不尊重这样一位满口脏话的主席。尤其是当所有人都成了怂货，唯独他妻子不是的时候——《地下》在贝尔格莱德首映之前，这个女人一直不停在打电话。我想他是不敢拿起听筒，因为在米里亚娜·马尔科维奇和他儿子马尔科眼里，我这个人简直太讨厌了。

桑卡和我出来散步。这一天有些沉闷，我们朝隧道旁边的长凳走过去。十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与八月无异。全球变暖正在进行。从那以后，桑卡对“你属于谁，我的孩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非常清楚明了了。她松了一口气，又问了我一次：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告诉妈妈。

——谁也不属于。

桑卡停下脚步，突然局促起来。

——什么叫“谁也不属于”啊？我希望你是我的！

——我不是米洛舍维奇的吗？我问道。我想让玩笑更进一步。

她又停了下来。

——我的天啊，你真是头蠢驴！我们刚把所有事情过了遍筛子，你现在又开始犯傻了。你那儿就没什么东西离不开政治吗？

——我爸爸那儿没有，所以我这儿更没有。

母亲一动不动，任由几滴眼泪肆意流下，接着微微一笑抱了抱我。到了我们分别的时候，送我去机场的人来了，桑卡使劲儿挥手向我道别。随后她转过身，蹒跚着走向那条破旧的长凳，穆拉和她曾经坐在那里，度过了那段逃亡的日子。

她抽着她的南斯拉夫香烟，而他，忧心忡忡，看着大海，担心会发生第三次梗死，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是死亡的同义词。不幸的是，很快，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波斯尼亚战争刚一开始，他就因为第三次梗死失去了生命，桑卡，为了忠于她的丈夫，继续每天来这同一个地方。

桑卡坐到长凳上，马上合起眼皮。她的丈夫出现在了眼前。

——到什么时候这个叶利钦才会摧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啊？这个男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道德吗？或者他正常吗？！

——愿上帝与你同在，穆拉。我怎么知道这些啊？

——没什么要去了解的，桑卡，这用眼睛就能看到！

——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呢，哪有工夫儿看叶利钦会把俄国毁成什么样儿啊！

——相信我，要是他们被如同叶利钦一样的醉鬼领导着，除了迅速衰落还能怎样呢？

——你为什么非要坚持用“醉鬼”这个词啊？这不会碰巧是个隐喻吧？你不是真想让我们对骂吧？

——谁说要骂人啊？

——你啊，只要你一提到酒！

——我敢保证，要是没有酒，你现在就能跟我一起坐在这儿了。

——我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政治的，桑卡！

——谢天谢地，永远不会！

——埃米尔在哪儿？父亲为缓和气氛，问道。

——他跟斯特莱博去什么地方做音乐去了。

——这是明智之举吗？他可不再是弹吉他的年龄了！

——明智吗？他在监视斯特莱博的一举一动，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什么样子。斯特莱博跟你一样，永远都闲不住！

——那马娅呢，她来过吗？

——新年的时候来过，她现在一心扑在杜尼娅身上，把她当公主一样。

——米绍说杜尼娅那句太对了，我们家添了一位真正的大小姐。家里有个真正的大小姐真是太妙了！大小姐不会说脏话，也不会穿半筒靴，当然，更不会喝啤酒。她是这样的吗？

——比这还好！她讲法语就像讲塞尔维亚语一样顺溜。埃米尔说她写起故事来像个真正的作家。

——那可真是太好了！米绍怎么样？

——他挺好的，整天整天在多瑙河边上钓鱼。莱拉可能去什么地方旅游了。我真是钦佩她，这才是真的环球旅行家！

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桑卡有些慌乱。

——你在吗，穆拉？

——我在呢。我实在受够了这个苦役监狱，桑卡。

——听听这个，穆拉，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你出现在我眼前，还叫我来和你团聚。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还没准备好呢，可等我来的时候，你可就永远都摆脱不了我了。亲爱的，耐心一点儿，总有一天这也会结束的。

——你真这么想？

——必须的，苦役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可死亡会一直持续的，我的桑卡！

——没什么是永恒的，你只要耐心等。

小声说完这些给我父亲听的安慰人的话之后，母亲收拾好她那一套吸烟用的小工具，往包里一丢，朝隧道走去。这条路上曾蜿蜒过一段窄轨铁路。在贝尔格莱德—巴黎航线的飞机上，我凝视着太阳，阳光透过南斯拉夫航空公司波音飞机的舷窗照进来。光束让我觉得暖和，也同样让那个隧道里升了温。现在，桑卡正走在里面，她是要回诺尔维斯卡大街8号的公寓去。她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影子便不再拉长。老妇人离隧道这一头越来越远，几个孩子正追着一个球跑，周围腾起土灰，他们闹着笑着。

飞在一万米的高空中，我感觉到太阳的热量正渗入我的身体。我想，当父亲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是获得了怎样的灵感啊：

我的孩子，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1]　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

[2]　此处指1914年加夫里诺·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3]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经历的空难。

[4]　是原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