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我的河山[会战篇]

我的河山[幕后篇]

我的河山[人物篇]

我的河山

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会战

陈钦 编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会战 /陈钦编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086–4180–5

I. ①我… II.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5799号

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会战

编 著：陈 钦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180–5 / I·432

定 价：39.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 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目录

楔子 卢沟桥枪声之谜

七七事变

第一章 淞沪会战：东方巴黎·人间地狱

“八一三”

先发制敌

血肉磨坊

“中国无被俘空军”

功亏一篑

“前进”

宝山，宝山

转攻为守

血战蕴藻浜

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虽败犹荣

第二章 南京保卫战：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悲剧

“我来守南京！”

雨花台·雨花石

自相践踏

第三章 太原会战 ：先胜后败之谜

烽火边城

首胜平型关

壮烈茹越口

保卫忻口

太原失守

第四章 徐州会战：先胜后败似乎如影随形

滕县之战

台儿庄

兵临徐州

花园口

第五章 武汉会战：筑就血肉长城

风雨欲来

马当失守

大捷万家岭

富金山

潢川

第六章 长沙会战：血染潇湘

“天炉战法”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七章 桂南会战：日军最为黯淡的时期

“一号作战”

昆仑关大捷

第八章 百团大战：一场“挖心战”

破袭正太线

第九章 豫南会战：中国的“列宁格勒战役”

“闹新春”

“躲猫猫”

第十章 中条山战役：抗战当中最大的耻辱

铁壁中条山

败局已定

第十一章 印缅战场：十万青年十万兵

卫国保路

同古保卫战

腊戍失守

野人山

反攻缅甸

十战松山

三战龙陵

第十二章 常德保卫战：虎贲之师的生死传奇

常德外围战事

“虎贲”忠魂

收复常德

第十三章 衡阳保卫战：铁血孤旅死守47 天的奇迹

临危受命

衡阳陷落

第十四章 桂柳会战：日军虽胜犹败

弃守全县

七星岩·八百壮士

桂林保卫战

又丢柳州

第十五章 湘西大捷：中国军队完胜之战

武阳·武冈

黎明前的曙光

楔子

卢沟桥枪声之谜

七七事变

长桥弯弯抵海鲸，河水不溅永峥嵘；远鸡数声灯火杳，残蟾犹映长庚月。道上征车铎声急，霜花如钱马鬃湿；忽惊沙际影摇金，白鸥飞下黄芦立。

这首诗出自元代诗人陈孚笔下，描绘的是“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诗中的美景令人陶醉。每当黎明斜月西沉之时，这里涧水如练，西山似黛，月色倒映于水中，格外明媚皎洁。

然而，在1937年，这一切被无情地撕碎，人们再也看不到这幅美景，一场场噩梦接踵而来。

卢沟桥东的宛平城内激荡着国民革命军第29军高昂的歌声；而在咫尺之遥的宛平城外，则驻扎着虎视眈眈的日本兵。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先后侵占了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冀东地区，现在已经把刺刀抵到了北平的大门口。

图 楔子–1 1937年的卢沟桥

当时的北平城已处于日本人的三面包围之下：北面，伪满洲国的魔爪早已伸到了离天安门不到2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通州的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0多个县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西面，前清的一个王爷德王，在内蒙成立了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伪政权，势力范围包括了张家口和延庆等地。就这样，北平已经处在了战场的最前沿。

北平和内地的唯一联系，是平汉铁路，也就是今天的京广铁路北段。卢沟桥是平汉铁路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这座700年的古都就将成为一座死城，而华北也岌岌可危。

战争的弯弓已经张如满月，一触即发。

自1937年6月开始，驻扎在丰台的日军连续进行军事演习。

7月7日夜间，日本华北驻屯军集中5 000多人，进行挑衅式军事演习。23时左右，宛平县城的西北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24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称：日军一个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时，好像听到宛平县城内传出枪响，导致演习部队出现混乱，并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进行搜查。日军的不合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断然拒绝，日军便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被迫还击。寂静的夜空，被阵阵枪炮声划破，“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这里变得永远与众不同。

图 楔子–2 志村菊次郎

日军声称失踪的那个二等兵叫志村菊次郎，是日军第八中队第一小队的一名新兵。日军事后也承认，志村当时由于刚入伍缺乏经验而与队伍失散，20分钟后才归队。这个直接触发七七事变的“最为重要”的日方小人物，于1944年10月在缅甸被孙立人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击毙。

七七事变的枪声，使北平城迅速成为整个中国的焦点。7月17日，蒋介石于庐山发表讲话：

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这样，在此国家民族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举抗日大旗。全国各地的人们也纷纷走上街头，高呼爱国口号，为第29军的将士们捐款捐物。

图 楔子–3 日军在卢沟桥庆祝胜利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战斗进行了数日后，日军发现想要占领卢沟桥并非易事，便转变策略，进行“现地谈判”。一方面想借谈判压迫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想借机拖延时间，以调兵遣将。此举果然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延缓了第29军排兵布阵的准备。7月25日，日军已经集结6万部队，同时增派了飞机、坦克、大炮等重武器。在此后的南苑一战中，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不幸阵亡。在今天的北京市中心，有两条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道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它们隔着长安街，相互凝望。

1937年7月29日，日军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正三率领3 000名日军进驻北平，天津随后失守，华北宣告危急。

图 楔子–4 驻守在宛平城的宋哲元第29军紧急赴战

据说日本时任首相田中义一1927年在呈给昭和天皇的奏折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29年奏折“曝光”后，引起中国各方的愤怒，怀疑这就是日本的国家主张，认为日本企图征服中国，方法是蚕食加鲸吞；而日本国内的陆军、海军和思想人士亦表示愤怒，认为该奏折昏聩。中国不是日本的威胁，如征服中国必然大量、长时间用兵，势必导致政府财政紧张，使日本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虽然这份奏折后来被质疑是虚构的，但自“曝光”后却成为中日双方日后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之后的近十年间，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断膨胀，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图 楔子–5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抵抗日军的进攻

七七事变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也在世界的东方率先开辟了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第一章 淞沪会战：东方巴黎·人间地狱

“八一三”

陈诚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由北攻南者无不胜，日寇当时有抄袭元清故事、挥师南下的企图。如果日寇果真由北向南攻，那么有可能使得国军失去战场的纵深优势，将来无法退守四川，不利于实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长期抗战意图。

上海，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从近代起一直就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它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长三角平原上，也正是它散发出的熠熠光芒，使得日、英、法等列强屡屡想要将它揽入怀中。

图1–1 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图为当时的南京路

图1–2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日军两名军人闯入虹桥机场，被中国士兵击毙

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不仅经济居当时全国之首，还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门户，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它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座繁花似锦的国际大都市，曾多次成为战火纷飞的人间地狱。如今，古老的钟楼依旧临风矗立于外滩，似乎在诉说着十里洋场中曾经的那些血雨腥风。

1937年8月13日，日军炮舰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猛烈进攻，淞沪战役全面爆发。大上海的繁华景象，就在这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消失殆尽。

那么，日本海军这次彻底撕开面具、肆无忌惮蹂躏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8月9日下午5时许，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的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身着戎装，驾驶军用汽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拦截，最后在冲突中被击毙。此次“虹桥机场事件”，日本人称之为“大山事件”，正是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日双方就此事开始交涉、谈判。11日，日方代表提出要求：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日方认为中国精锐部队装扮成保安部队进入上海违反了双方之前的协议。根据张治中回忆录记载，确实是他派了精锐部队钟松旅的一个团化妆成保安队进驻虹桥。面对日方的强烈抗议，上海市长俞鸿钧奉蒋介石的命令，严词以对。日方见中方并没有妥协意向，使命令海军准备开始行动。日本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命令军舰开进黄浦江、长江各口岸，所属分舰队紧急开赴上海待战，同时长谷命令在佐世保待机的海军第1特别陆战队及其他部队火速增援上海。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场震惊世界的大战到底是由日本单方面挑衅引发的战火，还是双方都处心积虑“一拍即合”的结果，史学界还是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中日间提前到来的决战，涉及当时中国军队最高指挥者蒋介石的一个重大战略布局。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就发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言论。当时的蒋介石也已考虑另辟战区，试图将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中国东部，以防日军速战速决直接南下。陈诚曾向蒋进言：“华北战场战争已逐渐扩大，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直趋武汉。武汉一旦失守，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故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东战场，可实施1936年原定的持久消耗战略。”

陈诚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由北攻南者无不胜，日寇当时有抄袭元清故事、挥师南下的企图。如果日寇果真由北向南攻，那么有可能使得国军失去战场的纵深优势，将来无法退守四川，不利于实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长期抗战意图。

因此，对于淞沪之战，蒋介石早已做了相应的准备。

先发制敌

上海居民一早醒来，发现街头到处遍布抗日将士，惊喜交加，纷纷问道：（这些军队）从哪里来的？为何能如此神速。而原因正是第87师、第88师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于是只用了一夜的工夫，便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的预设阵地。

为防范日后突然爆发的中日之战，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京沪地区军事长官，以筹划该方向的战备。张治中当然也意识到蒋此举之意义非同一般，一直恪尽职守，早早在苏州的留园设立了假想的战时指挥机关。另外，蒋介石在京沪之间还构筑起了锡澄、吴福、乍嘉等数道坚固的防御工事，并率部在句容、溧阳地区进行了数次战斗演习。

图1–3 淞沪会战中，蒋介石到前线视察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召集各重要省份的将领到南京开国防联席会议，地方实力派将领及其他党政军重要官员都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如果日本人说话算数，能以长城为界不再继续向南侵略，他个人愿负责与日和谈，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千古骂名。但日本人的种种行径表明，不亡全中国它不会罢休，因此中国只有应战。在这次会议上，四川省主席刘湘抗战的态度非常坚定，从而促使蒋介石下定了尽快抗战的决心。蒋介石认为：一旦开战，沿海地区有可能很快沦陷，四川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抗战的依托。同时，作为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大后方四川省的态度尤其显得举足轻重。

为先发制敌，8月12日清晨，王敬久的第87师和孙元良的第88师接到张治中将军的命令第一批到达上海；同时，张发奎的第55师、第57师也正向浦东地区进发。上海居民一早醒来，发现街头到处遍布抗日将士，惊喜交加，纷纷问道：（这些军队）从哪里来的？为何能如此神速？而原因正是第87师、第88师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于是只用了一夜的工夫，便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的预设阵地。

图1–4 淞沪会战时期，中国军队大量向上海地区集结

然而，就在全体官兵摩拳擦掌之时，蒋介石的一纸 “不得进攻”的命令扰乱了张治中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的计划，也给日军多留出了一整天的时间进行战略部署，贻误了最佳战机。这，也是后来导致虹口、杨树浦攻坚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欲战还休呢？

血肉磨坊

战况异常惨烈，尽管是突袭日军，中国军队还是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第88师264 旅伤亡1 000多人，仅第527 团就有7位连长阵亡。可想此战牺牲有多大！

原来此时英、美、法、意四国等方面的驻华使节正在居中调停。蒋介石期望能延缓战争进程，一方面为获取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想把作战准备做得更充分一些，故蒋介石要求张治中“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

然而，调停结果还未出来，日本步兵就汹汹来犯，小规模冲突烽烟四起，大战一触即发。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部公然越过租界，到宝山路、北四川路等地布防，与驻守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88师523团1营营长易瑾所带的先头部队遭遇。下午3时，双方在八字桥展开战斗，由此拉开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大幕。之后，日军沿路进攻驻防八字桥、江湾的淞沪警备队，战事不可遏制地趋于扩大。

双方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8月14日，调停依然没有结果，蒋介石眼见日军已经在紧张部署，国军已渐失赢得这场局部战争的绝佳机遇，于是决计不再理会国际调停，立刻下达总攻击令，并宣布即刻封锁长江下游。同时，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

图1–5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4日）

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及人民一致所努力者，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以期获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对内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复兴，对外则尊重和平与正义，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中国曾参加签订者，莫不忠实履行其义务。盖认为“独立”与“共存”，二者实相待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淞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镇，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于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以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英，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不可胜数。受一于此，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于今，吾人敢言中国之所以出此，期于尽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后之觉悟而已。及至卢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

声明书严正宣告“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蒋介石随即下令，以冯玉祥为淞沪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将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日军、炮击浦西汇山码头；命令空军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担任重要战略区域的防空任务。

图1–6 1937年8月13日，第88师在八字桥与日军遭遇，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张治中在上海召集各路记者，对新闻界通告目前时局：

各报馆转各部队、各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公鉴：元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应援，保卫我先祖列宗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天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大光荣之胜利。擐甲陈词，不胜激越！

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在陆军方面，投入3个师又1个旅以及上海市警察总队等，总共约5万人；海军方面，有轻巡洋舰及驱逐舰10艘，炮艇鱼雷艇20余艘；空军方面，共有参战飞机250余架。日本陆军约有1.5万人，海军方面，有舰艇30余艘；空军方面，有海军航空兵飞机百余架。

中国军队在地面部队上占据数量优势，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居绝对优势。

蒋介石下达总攻命令后，中国军队突然以优势兵力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张治中命左翼第87 师进攻日军俱乐部、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等阵地；命右翼第88 师主力向日军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据点猛攻，由此形成对驻沪日军两翼包抄的钳形夹击态势。两师将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逐桥逐房的争夺战。

由于日军士兵战术素养极高，他们反应过来后，很快组织猛烈的反攻，一些小阵地一天易手就达十次之多。

经过15日、16日的血战，中国军队夺回了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爱国女学、奥东中学、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八字桥等外围重要据点，并开始向日军主力盘踞的公大纱厂实施重点进攻。

图1–7 日寇侵入后死亡的无辜平民

第527、第528 团在第88 师264 旅旅长黄梅兴少将的指挥下，从爱国女校出发, 自左翼攻击日军,逐步向江湾路推进。黄梅兴亲自指挥部队浴血向前，连续攻破日军十几个碉堡，逼得日军节节后退。

就在黄旅长于爱国女校附近用电话向师部报告最新战况时，被一颗炮弹的弹片击中腹部，当场牺牲。

黄梅兴（1896–1937），字敬中，广东平远县东石镇坳上村人。黄埔一期，曾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上海的 “一·二八”之役，他率部与日军作战，屡挫敌锋，一战成名，被敌人称为“黄老虎”。在淞沪抗战中不幸身中炸弹，壮烈殉国，成为淞沪战役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时年41岁。

战况异常惨烈，尽管是突袭日军，中国军队还是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第88师264 旅伤亡1 000多人，仅第527 团就有7位连长阵亡。可想此战牺牲有多大！

战争甫一开始，日军便仰仗空军的优势密集轰炸上海市区，十里洋场一日之间竟沦为十里火场，到处是残垣断壁。上海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如今俨然已成人间炼狱。战火中的市民无不担惊受怕，终日恐惧不安，纷纷各找逃生之路。大批难民涌向租界，有的则挤上不知去往何处的火车，似乎只要离开上海，就能活下去。

图1–8 淞沪会战中的上海街头

“中国无被俘空军”

当时中国空军无论在飞机的数量、装备、性能以及训练、指挥水平方面均赶不上日军，但仍能击落三机而几乎毫发无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那时的年轻军人就是要救国、要复仇！

掌握制空权，当时已成为淞沪会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中国空军在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的情况下，甫一出手就打出了漂亮的一仗。

8月14日，空军各部队为配合陆军的地面攻势，分批出动，攻击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艇和上海市区日军的工事据点。13时，第4航空大队由河南周家口调防杭州笕桥，遭遇9架执行空袭杭州任务的敌机。大队长高志航立即决定率队直追日机，最终共击落敌机3架，击伤一架，中国空军则几乎毫无损伤。八一四空战的胜利，打破了日本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天后来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

当时中国空军无论在飞机的数量、装备、性能以及训练、指挥水平方面均赶不上日军，但仍能击落三机而几乎毫发无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那时的年轻军人就是要救国、要复仇！

高志航，这位空军的传奇人物，曾经在蒋介石50岁生日的庆典上进行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令英、德、意等国空军特技队也深为叹服，博得场上各路嘉宾的阵阵喝彩。表演结束后，蒋介石对他的高超技术赞不绝口，随即委以重任，提升为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战前，高志航曾奉命赴海外采购战机，他拒绝军火商的行贿，坚守正气，不辱使命，顺利从美国购回100架当时最先进的“霍克式”驱逐机。正是这位优秀的空军指挥官，为当时的中国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空军部队，其中包括后来感动中国的阎海文等一大批抗战英雄。

为打击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协同陆军作战，空军各大队多次空袭日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取得了赫赫战果。

8月17日，空军第5大队24中队奉命轰炸上海虹口日军司令部。该队到达目标上空后，不顾敌人高射炮猛烈射击，奋不顾身地冒险投弹，3 000磅炸弹大部分命中目标。即将返航时，阎海文的飞机被高射炮火削掉一侧机翼，他尽力操纵降落伞试图降落到我军阵地，却因风向的缘故未能如愿。落入敌阵的阎海文宁死不降，拔手枪击毙日军5人，击伤数人，在“中国无被俘空军”的大喊声中，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

阎海文（1916–1937），辽宁北镇人，空军飞行员，早期抗战的空军英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前往北平东北中学就读。1934年秋，考入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10月毕业，分配至空军第5大队24中队。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奉命轰炸上海虹口日军司令部，不幸壮烈殉国，年仅21岁。

阎海文壮烈牺牲的场面震撼了凶残成性的日军，日军士兵纷纷列队脱帽，垂首恭敬而立，第一次为中方的军人举行葬礼。同年10月，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东京为他举办了“中国空军勇士之友阎海文展览会”，展出其生前的飞行服、降落伞和手枪等物品。此次公展轰动一时，竟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少年前来瞻仰，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一向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似乎全然忘记了英雄的国籍、身份，一张张面孔上写满了敬意，很多日本人当场落泪……

战局远没有按照国民政府战前预计的那样发展下去，中日双方反复争夺据点，战况激烈。中国方面损失惨重，大大超过预期，不得不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8月19日，张治中在彻夜思考后，决定先从中间突破，孤注一掷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再截断日军左右翼联络，而后向东西两侧日军压迫包围，以求一举歼灭敌人。

当日，从西安调来前线的国军第36师经过一夜激战，陆续收复了华德路、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日军苦撑不住，撤退到外白渡桥一带。第36师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后，却无法摧毁日军据点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该师216团团长胡家骥身负五处枪伤，仍身先士卒爬上铁门，手下官兵深受鼓舞，相继跟上，但是由于侧面的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师长宋希濂见状果断命令该团撤回，形成与日军对峙胶着的局面。

根据宋希濂后来回忆，此次战斗第36师伤亡570余人，敌人死伤400余人。

图1–9 第88师奉命坚守上海，图为该师构筑的环形工事

功亏一篑

8月14日到20日，也就是攻坚战进入白热化的6天时间里，张治中就接到三次停止进攻的命令，直接导致三次进攻都功亏一篑，给了日军喘息的机会和实施增援的时间。

当时日军据点均由坚固的水泥钢筋筑成，而中方的攻坚武器只有为数不多的榴弹炮，其中还有一门不能射击。由于中方攻坚武器的匮乏，加上日本守军战术素养较高，日军仅存的几个重要据点竟迟迟攻不下来。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真的缺乏攻坚武器呢？

事实并非如此，国民政府为淞沪战役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调动了当时最新锐的攻坚武器，但却没能在最关键的开始阶段尽快充分地使用。蒋介石也曾为此懊悔不已。淞沪会战结束后，蒋介石曾检讨自己并痛责何应钦说：“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有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战车与平射炮，催促使用，则已过其时，敌正式陆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误事误国。”如果在战争一开始就运用那些最先进的攻坚武器，迅速消灭在沪日军最后的据点，足以震慑日本当局，则日方必会畏惧中国军事实力而选择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叹只叹国军并未占据主动。日方发现国军真实军力后，更加狂妄地加快侵华步伐，国军兵败如山倒，旋即失去大半山河。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初期的失误还有很多。8月14日到20日，也就是攻坚战进入白热化的6天时间里，张治中就接到三次停止进攻的命令，直接导致三次进攻都功亏一篑，给了日军喘息的机会和实施增援的时间。此时国民政府还在寻求国际和解及停战谈判，树立国际舆论的正面形象，因此作出暂停进攻的决定。有人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国民政府既然想先下手为强，又患得患失过分讲究道德形象，岂有不败之理。”

图1–10 张治中与冯玉祥在淞沪前线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将全国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

第一战区：负责河北、鲁北地区作战，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后为程潜。

第二战区：负责晋、察、绥等地作战，阎锡山为司令长官。

第三战区：负责江、浙地区作战，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则由陈诚担任。

第四战区：负责闽、粤地区作战，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

第五战区：负责鲁南、淮北地区作战，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后为李宗仁。

同时，国民政府还下达了作战方针：“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继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据确切的情报显示，日本援军动向明显，在沿海一带登陆已经不可避免。整体作战范围的扩大和战线的外移已成定局，整个局势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军队的围点攻势就这样被迫结束，淞沪战场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反登陆作战阶段。

日军意识到中方将淞沪战场作为陷阱，把自己拖入长期战争的意图，仍然决定大举增援上海，一方面是他们发现国军实力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另一方面，日军自信可以速战速决，一举占领上海，摆脱可能由此引发的全盘战略上的被动局面，避免日后军用物资和人力更大的消耗。

面对即将扩大的战事，8月15日，日军大本营调集三个陆军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迅速增援淞沪战场。

8月20日，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指挥部对所属19个师、6个旅的兵力作了重新部署，将战区部队分为5支：由第九集团军负责构筑真如镇至吴淞镇等处工事，巩固前一阶段的围攻基础；第54军负责警戒日军登陆部队，对沿海登陆要点进行封锁；第114师负责从江北方面阻击在长江南岸登陆并试图渡江的日军；第八集团军负责抗击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登陆之敌；第十集团军负责警戒淞沪外围的浙东沿海地区。

“前进”

蔡将军说了一句“前进”，就永远闭上了眼睛。这次战斗异常惨烈，第201旅少将旅长蔡炳炎部多数团、营、连、排长壮烈殉国。

8月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3师团和第11师团从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登陆。23日，第11师团在30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登陆长江南岸川沙口，占领川沙镇。第3师团登陆吴淞铁路码头后未做休整，立即开始全面进攻驻守上海北部吴淞、宝山等地的中国军队。

中国方面在日军登陆后，立即制定出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的作战目标。淞沪战役总指挥张治中发现，形势日趋危急，战事对己越发不利，立即骑自行车赶赴前线，紧急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同时又抽调彭善的第11师、夏楚中的第98师向北进军，阻击陆续登陆的日军。

图1–11 淞沪会战攻势作战时期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作战经过要图（1937年8月23日—9月11日）

双方在罗店等地展开拉锯战。小小的罗店镇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8月24日，罗店再次沦陷，但当天又被彭善的第11师抢了回来，后由第67师201旅401团驻守。这个团凭借仅有的两个营兵力，同日军浴血苦战4个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再次丢失阵地。

同日，第十五集团军各部增援部队先后抵达上海，陈诚决定立即向登陆日军发起总攻：令第98师攻击杨行、宝山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11师攻击新镇、月浦、狮子林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67师为预备队，并以有力之一部由罗店、聚源行、朝王庙以左地区配合第11师进攻。

8月25日，第67师派遣402团向尤家楼进攻。该团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即遭到敌机及舰炮轰炸，伤亡过半。此时，罗卓英心急如焚，他在电话中向第11师师长彭善、第201旅旅长蔡炳炎等人下达死命令：必须在3个小时内夺回罗店；否则，自杀以谢国人。

图1–12 国军在罗店前线展开反攻

彭善接到命令后对蔡炳炎说：“反正我们师的弟兄们都要死在这鬼地方了，你就准备带着弟兄们出击吧，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快告诉我，如果你回不来，我负责照顾你家的一切。”蔡炳炎明白他的意思，紧握拳头大声回答：“战死也是死，自杀也是死，反正是一个死字，不如和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我家里的事就别提了，再大也是小事，国亡了，家就完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不是敌生我死，就是敌死我生！”

蔡炳炎最后看了一眼跟妻子、儿子的合照,对全旅官兵大声说道：“前进者生，后退者死！”随后端起机枪,亲率最后两个营的兵力，向罗店冲去。官兵们看到旅长冲在前面,士气大增，发疯似的向日军第11师团猛扑。

这场昏天暗地的战斗打了两个小时，日军终于抵挡不住，撤了下来。突然一排子弹打来，贯穿了蔡炳炎的胸膛，蔡将军说了一句“前进”，就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日军已经被迫开始退出罗店。

在这次异常惨烈的战斗中， 201旅多数团、营、连、排长壮烈殉国。

此后，中国军队再次集结优势兵力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都没有达到一举击溃敌人的战略目的。8月28日，日军出动大批坦克，发动大规模攻击，同时派出所谓空中“王牌”——木更津航空队，每批数十架次向中国守军阵地疯狂轰炸、扫射，守卫罗店的部队伤亡过半。日军第11师团乘机组织反攻，占领了罗店，罗店最终在29日宣告失守。

蔡炳炎（1902–1937），字洁宜，安徽合肥人，黄浦一期和陆军大学特别班一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任第45师268团少将团长兼综合警备司令。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少将旅长。淞沪会战罗店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激战，壮烈殉国，时年35岁。

一批批日军轰炸机在上海市区上空呼啸。在日军密集的轰炸之下，当日死伤的无辜百姓就达800余人；医院里伤者遍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不绝于耳。

宝山，宝山

面对随时可能被日军攻破的城防，营长姚子青告诉全营官兵：我死了，连长接替我指挥，连长牺牲了，排长接替，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人。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当罗店争夺战打的昏天暗地的时候，宝山战场的战况也相当激烈。

8月24日，为缓解上海、罗店方面的压力，第98师师长夏楚中采取围魏救赵之策，命令第294旅、第292旅分别攻击月浦东部和北部的日军，伺机攻取宝山城。经过几个昼夜的激战，该部艰难收复宝山城和狮子林炮台，与敌形成暂时的对峙。

8月30日，日增援部队又陆续在川沙口、石洞口两地登陆。翌日，日机持续轰炸第98师阵地，日舰炮也不断射击，给国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接着，1 000多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狮子林炮台发动攻击，守军第583团2营官兵大部壮烈殉国，炮台于9月1日再度落入敌手。

8月31日晚，第98师292旅583团3营营长姚子青率领500余名士兵到达宝山，负责宝山城防。第二天一早，吴淞口外的日军军舰和飞机对着宝山城不断轰击，登陆的日军开始全力进攻宝山。在敌人陆、海、空军三方的夹击下，第3营官兵坚守城池，伤亡惨重。

面对随时可能被日军攻破的城防，姚子青告诉大家：我死了，连长接替我指挥，连长牺牲了，排长接替，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人。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9月5日，日军再次集结军舰30余艘、飞机20架、坦克20余辆，会合进攻月浦的部队，猛攻负责守卫月浦东侧的第98师伤亡过大，被迫撤出阵地，致使从8月31日起坚守宝山城并多次击退敌军的第583团3营陷入敌军重围。

9月5日晚，姚子青致电夏楚中：“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

7日晨，日军凭借坦克攻破东门城墙，涌进城内。姚子青带着仅存的数十名官兵，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姚子青身中数弹，牺牲前仍然拼尽全力鼓舞士气：“弟兄们，杀身成仁，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就这样，姚子青等守卫官兵全部壮烈殉国。日军也被中国勇士的精神折服，进城后将死者尸体收殓掩埋，并列队鸣枪致敬。

得知姚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于9月10日发表全国通电：“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吊宝山城中六百义士》一文，褒奖姚子青为“民族人格之表现”。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日阵亡烈士的大会上，毛泽东称赞姚子青等烈士是全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

姚子青（1909–1937），字若振，号中琪，广东平远县大柘镇墩背村人。黄埔六期，参加过北伐多个著名战役，屡立战功。在宝山保卫战中，所部守军全部阵亡。牺牲时，年仅28岁。

9月21日《救亡日报》报道：记者在中山路遇着3个刚从宝山县逃出来的百姓。他们告诉记者，日本人攻入宝山的那一天，城里有一队中国士兵留在那里，准备带400多名老百姓突围冲出城外。但城门已被日军占领，他们便钻进事先挖好的地洞，用两挺机枪对日军射击，日军伤亡100多人。后来日军组织反击，这支部队全部殉难，大多数难民也被日军枪杀。

图1–13 1937年9月7日，日军占领宝山城

宝山保卫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壮烈的一篇。据后来陈诚提交的报告称，所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8师、第56师五个师，伤亡就达9039名。第6师吴淞一战，同样伤亡过半。

转攻为守

事实上，曾叫嚣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日本精锐部队在上海遭遇到了顽强抵抗，在40天的时间内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被迫源源增加后续部队。

中国军队在坦克、重炮等攻坚武器方面同日军相差甚远，无力控制海防、空防，因而在逐地争夺、控制要点的战斗过程中，在双方增兵鏖战的力量消耗中，伤亡惨重，逐渐失去优势。以致中方从主动转入相持，最后陷于全面被动。

淞沪会战初期，战事颇为吃紧，张治中拟派遣他寄予厚望的坦克参战。坦克连长立刻向张汇报具体情况，表示坦克不适合这样的攻坚战，一旦敌军火力猛烈，步兵肯定跟不上。但张治中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不行，你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最后，国军的坦克只得冲上前线，一时间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步兵跟着坦克进行新一轮冲锋。但是此时的战场形势并没有朝着张治中预想的方向发展。由于战前没有经过步兵与坦克的配合演练，队伍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同时这种轻型坦克钢板较薄，根本没有能力抵挡炮火，甚至连集束手榴弹的爆炸也经受不起。最后，坦克连全部壮烈牺牲，成群结队的步兵被打死在坦克后面。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陆，自9月10日起，中国军队战略部署改变，被迫转攻为守以减少伤亡，淞沪战役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艰难、惨烈的时期，在各线作战的中国军队逐步转入战略防御。陈诚指挥第三战区各部，沿着长江以南、洋泾以西这条战线，从9月11日开始苦苦坚守了40天。而事实上，曾叫嚣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日本精锐部队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在40天的时间内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被迫源源增加后续部队。9月11日，天谷支队从青岛调入月浦镇。12日，华北方面日军转调了10个大队的后备步兵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杭州湾登陆后，被编入日军第11师团）到达前线。中国军队的处境更加艰难，形势危若累卵。

面对这样的局势，蒋介石很快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9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督导淞沪战役，并将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投放到淞沪战区。收到日军大规模增兵的情报后，蒋介石意识到两国的决战一触即发，没有退路，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参加抗战。他一方面动员全国备战，一方面严令各省迅速派部队赶赴淞沪参战。那一段时间，在通往淞沪地区的所有交通干线上，几乎随处可见从全国各地赶赴上海参战的军队。他们或乘车，或步行，日夜兼程向淞沪战场汇集。其中包括穿草鞋的四川部队、颧骨突出的两广部队、戴斗笠的江西部队，以及被视为国军精锐的中央嫡系部队。

这些部队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场面蔚为壮观。民众自发集会鼓掌欢送，争相将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扔进车窗，然后高呼口号为部队壮行，很多将士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淞沪会战期间，铁路全线紧张地运送着全国各地赶来参战的中国士兵。大家听说上前线打日军，士气都非常旺盛，很多士兵生怕打不了日本鬼子，一定要火车直接开到最前线才肯下车。

淞沪会战中中国士兵的表现，让全世界大为震惊，士兵高昂的斗志以及全民抗战的精神甚至感染了日本战地记者木村毅。当时他是撰写《上海通信》的日本随军记者， 在谈到被俘的中国士兵时曾说：

“俘虏中很少有人会喊‘救救我’，许多人有很强的抗日意识……从支那人口袋里搜出的信件中频繁使用抗日杀敌之词，这些俘虏的亲人们的来信里会说很多诸如：‘杀仇敌立新功归来’等鼓励杀敌的语句。”

该文还详细记录了作者与日本《少女之友》杂志编辑的一段对话。

问：听说支那兵比想象的要强。（“支那”是日本军方对中国的蔑称。）

答：非常强。

问：以前说到支那就是弱国，支那军队是一支软弱的队伍……现在说他强大，是科学训练的结果呢，还是因为支那人特有的抗日感情？

答：当然不能轻易断定，但是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普及教育的结果。

9月13日，固守塘口阵地的第18军42旅负责拖延日军突进，为友军建立稳固的防御体系争取时间。日军按照以往的模式，先炮击轰炸，再步兵冲锋，战斗颇为激烈。旅长郭汝瑰令一个团在正面阻击，另一个团作预备队。日军不时突入阵地，但每次都被守军发动反冲锋夺回。几个回合下来，部队伤亡极大，一个团冲锋三次就伤亡过半。战事胶着，一直持续到9月19日，第42旅才接到撤退命令。经过艰苦卓绝的誓死拼杀之后，当第42旅向第4军移交防务时，全旅8 000多人只剩2 000多人，而且多为伤员和炊事员。全旅36挺重机枪大多被敌方的三七平射炮打坏，最后只有4挺可用。

图1–14 淞沪会战虹桥区的中国军队

9月17日，中国军队交替掩护，全部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一线，完成新战线的布防。

21日，蒋介石再次调整部署，由朱绍良接替调职的张治中，率第九集团军为中路作战军，由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由张发奎率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此时，左、中、右三路中国军队兵力已近70万，筑起了一道血肉长城。

23日拂晓，日军首先派遣约两个师团，对坚守陆福桥至杨家桥间阵地的第66军发起进攻，不断以重炮猛烈轰炸，并派战车掩护步兵冲锋。中国军队在各级长官严令下严防死守，同敌军展开肉搏，阵地几经易手。双方反复展开拉锯战，伤亡惨重。次日，左翼作战部队调整阵线，以江家宅至浏河为主阵地，以江家宅沿蕴藻浜至陈家行等地为二线阵地。

此后的淞沪战场上，中国守备部队陷入防御苦战，战争形势日趋严峻。

血战蕴藻浜

在蕴藻浜有一支部队装束与其他兄弟部队不同，他们头戴钢盔，穿黄色军装。这就是来自广西，以善战闻名全国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他们作战英勇，其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任何一支中央嫡系部队。

日本派遣军在上海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罗店西南陷入胶着的状态，为尽快摆脱这一状况，日军第三次派遣部队增援上海。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三拨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从9月18日至22日短短4天，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陆续登陆。9月30日晨，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根据战场形势，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改变从侧翼突进包围中国军队的战术，以3个师团的兵力集中攻击大场镇地区，实施中央突破。由此，战役的重心转移到蕴藻浜一线。

图1–15 日海军陆战队采用毒气战攻击中国军队

蕴藻浜现位于上海宝山区，作为上海最大的内河港区，其航道横跨宝山、嘉定两区，下游与黄浦江交汇。1937年10月1日，日军的增援部队就在这里登陆，打响了蕴藻浜战斗第一枪。

10月5日，日军第9、第13师团等5个在空军大力支援下，配合坦克向蕴藻浜地区发起猛烈攻击，企图越过蕴藻浜由大场镇西南方向侵入，切断京沪铁路，孤立大场镇至江湾一线的中国守军。双方展开激烈的交战，伤亡惨重。尤其是中国守军方面，经过连续4个昼夜的作战，伤亡极重，无力再战，不得不撤退到嘉定地区暂作休整。

10月9日，日军再度集中海军和空军的优势火力，协同地面部队，向蕴藻浜南岸发动猛烈攻击。激战至14日晚，负责防御的税警总团、第61师伤亡惨重，第8师更是仅存数百名官兵，随后这几支部队分别调往北新泾镇和江桥镇整补，所留防地当即由第19师、第1师及四川调来的第20军133师、134师接守。

税警总团撤退后，接防的第19师奉命到于真、太公路的钱宅至郭家牌楼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众所周知，上海地区海拔低，地下水位高，工事掘进不到1米，就会涌出水来。官兵日日夜夜泡在泥水中，苦不堪言。战斗中，有些士兵不愿卧在泥水里，而爬上壕口射击，以致暴露在敌军的射程之内，伤亡人数大大增加。另一个极为不利的情况是，阵地上没有可供修筑工事用的木材，掩体没有坚固的东西做支撑，如果被敌人炮弹击中，官兵被坍塌的掩体所压，即使不死也会重伤。就是在这种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官兵们毫无怨言，多次打退敌人，坚守住了阵地。

部队缺乏钢盔和雨衣，下雨时，士兵们只好戴着斗笠作战。在武器方面，国军以连为单位，每连仅配6挺轻机枪以及三十节式老“汉阳造” 重机枪。士兵们持有的步枪更是五花八门。由于武器质量差的缘故，士兵们无法利用既设阵地的战术优势，发挥有效火力于中距离之外杀伤敌人，因此伤亡极大。

10月中旬，坚守郭家牌楼的第57旅113团工事被敌人的炮火摧毁，阵地失陷。团长秦庆武带领全团官兵咬破手指滴血盟誓请求参加淞沪会战的场景历历在目，此时他当然不会放弃战斗。秦庆武是湖南浏阳人，1919年参加湘军。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35军2师，参加北伐，屡立战功。1937年9月23日，他奉命率第113团开赴淞沪战场。他组织那些被打散的士兵，趁黑夜强攻日军，数次从敌军手中夺回阵地。战斗进行到17日清晨，第113团第三次夺回郭家牌楼阵地时，全团1 400余名官兵只剩50余人。秦庆武身上多处负伤，流血不止，仍坚持指挥官兵死守阵地。当全团仅剩下11名官兵时，因阵地被毁，秦庆武命令大家利用弹坑固守待援。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师预备队已用尽，无力再进行增援。见日军一步步进逼上来，秦庆武大吼一声，手握马刀冲出掩体，奋勇砍死4个日寇。拼杀中，秦庆武再次负伤倒地，又被一名日军刺中要害，英勇捐躯。此役，第113团全体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第133、134师作为后援部队赶到战场，看到阵地上尸积如山，来不及掩埋，只能将其堆在前面当人墙，作为托枪射击的工事。晚上，第134师804团在团长向文彬的率领下，向日军发起反攻。反复冲杀到深夜，终将日军击退，成功收复了桥亭宅、顿悟寺等重要阵地。

就在第134师802团接防蕴藻浜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集中兵力开始猛攻。第802团的阵地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中，无险可守，很多士兵只好挖个掩体泡在水里，躲避四处横飞的弹片。日机见国军毫无还手之力，更加肆虐地投弹和扫射，有的战机甚至把战场当成训练场，做出各种飞行表演时的高难度动作。飞机连番轰炸过后，日军步兵又攻了上来。平原上毫无隐蔽，短兵相接，炮火也失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第802团始终坚信“两军相遇勇者胜”，先后打退日军十多次进攻。

双方均伤亡惨重，棉花地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日军在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再次发起冲锋。第802团团长林相侯把团里的文件包交给副团长胡光奎，对他说：“我已经点大蜡烛（意思是已经结婚）了，你还年轻，还没有（结婚）。我组织敢死团冲锋，但无论如何，阵地不能丢啊!”说完，带领敢死队跳出战壕，迎着子弹向日军发起冲锋，不幸中弹倒地。临终前，林相侯仍艰难地用手往前指，示意官兵们“向前冲”。

林相侯是四川泸州人，1920年从军入伍，后来进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杨森部警卫大队排长、营长、上校团长等职。他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团长。

图1–16 中国将士于激战后进行短暂的休息调整

在日军空袭的威胁下，战场上的中国官兵不能在白天生火做饭，只能趁着夜色烧饭，早晚摸黑只吃两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133、134师坚持战斗了七昼夜，伤亡数十位团、营长，280余位连、排长，7 000多名士兵，他们凭借这些血肉之躯阻止了日军的进攻。

图1–17 在淞沪会战中奋勇杀敌的桂军

10月18日，第三战区司令部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矛头直指蕴藻浜方向的日军主力。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蕴藻浜有一支中国部队，他们的装束与战场上的其他友军不同。友军都戴布帽、着灰色军装；而这支部队戴钢盔，穿黄色军装。他们作战异常英勇，在战场上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来自广西，以善战闻名全国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其战斗力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支中央嫡系部队。

19日，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的统一指挥下，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的部队发动大规模反击。当日，日军第9、第101师团以及第3师团的一部，也发起步兵、坦克兵、炮兵联合进攻。双方都志在必得，一场大规模激战就此爆发。

21日晨，第二十一集团军48军军长韦云淞指挥两个师组成攻击部队，分别进入事先规划的冲击位置，等到夜幕降临后猛烈攻击日军阵地。日军待攻击部队呐喊冲锋时，发挥火力优势，使用轻重武器狂扫滥轰。冲锋官兵成排成片倒下，后续部队踏着弟兄的尸体继续前行。部分官兵冲进了日军战壕，与壕内敌军展开一场恶战。刺刀拼断了用枪托，枪托砸断了用拳头，拳头打酸了用牙齿。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后续部队跟不上来，突入敌阵的官兵在一场恶斗后全部战死。战斗进行到25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大规模反击失去了势头，只能再次转入防御，而日军则趁机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各部被迫向顾宅、大场一线转移，随后，第九集团军左翼各师也撤至大场附近。

趁着中国军队转移之机，日军加强攻势，兵锋直指大场，又一场大血战即将展开。大场位于上海西北，是整个淞沪地区的圆心位置，是从北向南进入上海市区的公路上的战略要地，也是军用物资的集散地，整个中国军队的防御是围绕这个圆心展开的。大场一旦失守，南北路的日军就会汇合到一起，导致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将会使整个防御体系被破坏。所以，能不能守住这里，决定着淞沪会战最后的成败。

图1–18 日军主力向大场推进

10月25日，日军3个主力师团对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发起进攻，并出动150架飞机狂轰滥炸。第18师、第26师、第67师、第68师等部合力反击，一度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大场一带化作一片焦土，胡家桥、塔河桥等处阵地随后失守。大场局势完全改观，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中国将士们虽处于不利境地，但士气旺盛，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有的战士为了阻止敌人坦克的进攻，拿着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有的战士重伤也不肯离开前线, 宁愿牺牲在战场上。

第1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大场宣告失守。该师师长朱耀华悲愤交加，深感愧对国人，举枪自杀。随后被警卫发现，送到后方医院抢救。在医院里，朱耀华与死神抗争了40多天，终于活了过来，但是左臂从此落下残疾。蒋介石特地派人到医院慰问，还颁发了一笔医药费和慰问金，以示嘉勉。

朱耀华，字强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曾参加护法战争、北伐战争。1935年被升任第18师师长，并参加之后的淞沪会战。1937年10月25日，日军突破第18师防线，朱耀华愤而自杀。幸好及时获救，但落下残疾。

1937年10月下旬到11月间，武汉的《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对这段历史均有报导。“国史馆”抗日战争史、淞沪抗战史，《宝山县志》、《长沙市志·人物志》和北京军事博物馆都记载了朱耀华的事迹。郭沫若亦曾在报上撰文称：“中国军人若都像朱耀华一样，中国不会沦亡……”

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日军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10月26日，第三战区司令部为了更持久的抗战，命令中路作战军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同时下令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28日，中路作战军和左翼作战军进入浏河、沈家桥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就在中国军队各部都在奉命战略转移之时，第三战区作战指挥部做出决定，留下一小部精锐师部队在闸北，以掩护各军撤退。

经反复斟酌，战绩颇佳的第88师被留下固守上海闸北。第88师师长孙元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上级意图的前提下，决定留守1个加强营，以第524团第1营为骨干，由中校副团长谢晋元同少校营长杨瑞符共同率领。该团对外号称800人，实际上只有450人左右，下辖1个机枪连、3个步兵连以及1个迫击炮连。在大部队全线转移后，谢晋元和他手下的450名壮士成了最后的孤军。

接到命令后的谢晋元没有迟疑，立即率领第524团掩护第88师主力撤退。26日午夜，完成掩护任务后，谢晋元带领部队进入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大楼。

这座钢筋水泥结构的7层建筑，曾是上海大陆、金城、盐业、中南4家银行储蓄会的联营仓库，长120米，宽5米，墙厚楼高，易守难攻。淞沪会战开始后，进驻闸北的第88师把指挥部设在这里。仓库内储藏着充足的弹药、粮食和水。仓库的东、南两面是外国租界，北边和西边是已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界。

谢晋元带领士兵修筑大楼防御工事，在窗口堆好沙袋，在楼顶架设高射机枪，并集中兵力防守大楼左右两侧。10月27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发现仓库大楼内的中国守军，立即调集部队由东向西攻击。

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谢晋元不慌不乱，号召壮士们要“人在阵地在，誓与日军血战到底！”随着他一声令下，楼内所有官兵一齐开火，立刻杀敌数十人，打退了敌军的第一次进攻。10时左右，日军发起了第二次猛攻。谢晋元命令手下官兵停止射击，待日军冲到仓库跟前时，指挥大家用集束手榴弹迎击，炸得日军哭爹喊娘。

下午1时，久攻不下的日军在大楼西北角附近的民房纵火，然后借滚滚浓烟的掩护再次发起攻击。谢晋元指挥部下沉着应战，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打开仓库内的灭火龙头控制火势。28日凌晨，官兵们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宣誓捍卫祖国尊严、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恼羞成怒的日军组织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攻势，形势更加险恶。到28日上午， 谢晋元等将士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激战一天，毙敌80余名。谢晋元率孤军死守危楼、誓不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受到国内外无数的瞻仰与美誉，称赞他们为“八百壮士”。

10月29日，谢晋元在四行仓库写下遗书：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日军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30日凌晨，心有不甘的日军又一次发起进攻。他们在附近楼顶上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又在国庆路设炮十余门，对准仓库连番轰击。步兵分为两路，实施夹攻。谢晋元率部顽强抵抗，一直持续到晚上，日军始终未能靠近大楼一步。

图1–19 坚守四行仓库的524团

当日，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31日，日军继续用飞机大炮轰炸四行仓库，谢晋元派3挺机枪掩护，率部冲出重围，退入租界。至此，第524团已坚守四行仓库4个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名，自己仅牺牲10余人，受伤30余人，写下中国抗战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由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扬。谢晋元亦受到上级通令嘉奖，晋升为上校团长。

图1–20 四行仓库在日军轮番攻击下，墙面已成千疮百孔

此时第88师已经转移到沪西丰田纱厂、北新泾、周家桥一线，与敌隔河作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认为已实现预定目标，命令谢晋元部撤离四行仓库。31日午夜，第524团在英军配合下，冲过北西藏路，由新垃圾桥进入英租界。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四行仓库。

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入英国租界后，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继续参战。但英租界工部局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解除了官兵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万国商团中的英籍士兵包围第524团的孤军营，夺走国旗。谢晋元指挥官兵展开搏斗，4名士兵牺牲，100余人受伤。他们被送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幽禁，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面对这种状况， 谢晋元下令开展绝食斗争。英租界工部局被迫让步，对此事件表示歉意，将他们送回孤军营，奉还国旗，抚恤死难士兵。

谢晋元满腔悲愤，每日清晨带领孤军举行精神上的升旗仪式，唱国歌，出操上课，教育下属勿忘爱国军人的人格和国格。

蒋介石数次发电报，鼓励谢晋元和孤军们一定要坚守孤军营。但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接连失利，第524团被监禁的时间无限期延长，有时大家连基本的军饷都无法保障。

面对孤军中越来越严重的苦闷情绪，那段时间谢晋元苦苦支撑，以致常常失眠。后来他在日记中无比伤感地写道：

“余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使余有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之痛。当余追忆几年来经过时，不禁流泪，诚以几年来之惨痛生活，何以用言语形容。”

图1–21 谢晋元（中）与部下4位连长合影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诱降谢晋元。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严词拒绝：“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是个既平凡又不同寻常的日子。谢晋元和以往一样带领官兵出操上课。这一天有4名士兵迟到了。谢晋元把他们叫上前去，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不想这4名士兵已经被汪伪特务机关收买了，他们突然拔出匕首刺向自己的团长。谢晋元当场身中数刀，流血不止。这位年仅37岁的抗日英雄，于当日下午6时悲壮长逝。

上海民众得知谢晋元遇难的噩耗后，极为悲愤，各界人士纷纷悼念这位扬名世界的抗日英雄。仅4月25日一天，前往送葬的群众就有7万余人。同年5月，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

图1–22 谢晋元将军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壮举，并抚恤其亲属。1982年，谢晋元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的右侧。

虽败犹荣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总数达75万人以上，伤亡人数达30万，而日军投入总兵力达28万人，伤亡5万人左右。战后陈诚总结说，中国军队此战失利，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装备远不如日军，人海战术毕竟难敌火海战术。

1937 年11月5日拂晓，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在舰炮掩护下，率领12万人的兵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驻守此地的中国军队兵力不多，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调往浦东的第62师主力回防，会同新到枫泾的第79师合力反击，同时下令从河南调往青浦的第67军向松江推进。

自11月5日至8日，日军上海派遣军为了顺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对中国第九集团军及左翼作战军连续发动牵制性攻击。第九集团军自顾不暇，无法转调兵力。趁此机会日军第10军急袭松江，与第108师展开激战，并于8日夜攻入松江城，随后占领城东、南、西三面。第67军军长吴克仁亲临第一线督战。面对被日军围歼的危险处境，吴克仁率余部出北门向西撤退，日军占领松江，切断沪杭铁路。9 日黄昏，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被敌军击中，不幸遇难。

吴克仁（1894–1937），字静山，满族，1894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1933年春，日军侵略热河，吴克仁被任命为第117师副师长，参加长城抗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发生混乱，吴克仁力挽狂澜，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灾难。“卢沟桥事变”后，吴克仁率全军将士主动请缨，在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松江，时年44岁。

11月11日，日军以死伤5万余人的代价占领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致书全城市民，宣告上海沦陷。

国军部队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进行撤退，不久，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嘉兴等地相继陷落。11月底，淞沪会战结束。

图1–23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市区，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总数达75万人以上，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等。有资料显示，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30万，而日军投入总兵力达28万人，伤亡5万人左右。战后陈诚总结说，中国军队此役投入兵力数倍于日方，最终仍然失利，并且伤亡人数也数倍于日军，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装备远不如日军，人海战术毕竟难敌火海战术。

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的黄维，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感叹。很多亲历者都表示，难以使用文字来描述那样一种空前的悲壮与惨烈。在这场中日双方投入百万兵力的对决中，中国军队几乎一天就要消耗掉一个师。今日看来，中华民族在危亡中的民族精神，在淞沪战场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笔。

虽然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失败告终，丢掉了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也失去了中国最大的抗战资金筹措地，但它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疯狂叫嚣，为中国重工业物资的转移赢取了时间，从此把日军拖入了持久作战的深渊。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力无法抵抗日本发动的军事进攻，甚至认为抗战简直是发疯，但中国军队通过数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在淞沪大战最激烈时来到上海，后来他向罗斯福总统这样报告：“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成为亚洲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战役。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通过淞沪抗战大量抽调全国各地实力派军队参战，在全民抗战、军事统一的前提下，形成了政治上空前团结的局面。这应该是蒋介石实施淞沪抗战的又一个重要战略意图。

中国军队在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不惜血本，前期投入的全部是中央精锐嫡系部队，打消了国人对于政府抗战决心的疑虑。在中央的感召下，地方实力派也开始奋勇争先。中国军队虽败犹荣，不但吹响了华夏子孙全面抗战的嘹亮号角，还向全世界显示了同仇敌忾、万难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民族之魂！

第二章 南京保卫战：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悲剧

“我来守南京！”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南京保卫战前国军心理的真实写照。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调集14个师10余万兵力防守南京。这些刚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部队，还没来得及补充休整，就又踏上了保卫南京的征程。

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日本尽管战果辉煌，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此日本参谋本部并没有制订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而是让增援上海的日军“凯旋回国”。然而日本中下级军官不愿就此罢手，他们叫嚣着“血不能白流”，在日军第10军军团扩大会议上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参谋本部于12月1日下达占领南京的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至此，南京保卫战正式拉开帷幕。

这一战略计划意味着日本决定将战争扩大化，乘胜拿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从而达到击溃中国军民抗日的信心的目的。

接到命令的当天，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调集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9个师团20万人马，分三路合围南京：上海派遣军山室宗武的第11师团、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和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沿京沪铁路向南京推进；第10军末松茂治的第114师团沿宜兴至溧水公路前进，谷寿夫的第6师团和牛岛贞雄的第18师团沿宁国向芜湖公路推进；藤田进的第3师团、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经苏州、金坛西进。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狡诈的日军还派遣国崎支队（第5师团特设下属独立支队，混成旅团建制）从郎溪和太平渡江，悄悄向浦口进军，截断了中国军队未来撤退的后路。

图2–1 南京保卫战要图

自上海陷落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早在11月中旬，蒋介石先后三次在他的官邸召集高级幕僚开会，紧急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在蒋的心中，南京依山傍水，自古为帝王之都，也是天然要塞。加上重兵把守和坚固的工事，至少能守两三个月。

令蒋介石意外的是，很多人认为应该贯彻持久抗战的方针，避免在初期与日军决战，他们建议在南京仅做象征性抵抗，然后主动撤退。事实上，跟随蒋介石的这些军政大员们心里都很清楚，南京位于长江的弯曲部，西北两面背水，正是兵家所谓“背水一战”的“绝地”。 他们通过淞沪会战，看到了日本人真正的实力，于是出现一边倒地力主撤退的局面。

在众多军政大员中，只有唐生智不同意撤退。他认为南京是国都，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陵墓的所在地，守住南京才能够表现出中国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并可牵制日军的兵力。

11月18日晚，在国民政府于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这时唐生智毛遂自荐，主动请缨：“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誓与南京共存亡。”

不过史学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当时蒋介石提出要守南京，问在座的军政大员们谁可以挑起担子，满座无人应答。蒋介石说：“那就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生智实在看不下去，便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南京虽然无险可守，但作为首都，又不能不守。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并未派自己的嫡系守卫南京。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南京保卫战前国军心理的真实写照。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调集14个师10余万兵力防守南京。这些刚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部队，还没来得及补充休整，就又踏上了保卫南京的征程。

图2–2 唐生智

虽然是仓促间走马上任，唐生智还是做了一番精心部署，他命令徐源泉的第2军团防守龙潭至汤山一线，叶肇的第66军防守汤山至淳化一线，俞济时的第74军防守淳化至江心洲一线，王敬久的第71军和邓龙光的第83军防守镇江，孙元良的第72军防守城南中华门、雨花台和黄山顶，宋希濂的第78军防守城北的幕府山、下关、和平门与玄武湖地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防守城东中山门外至玄武湖一线，萧山令的宪兵团防守城西莫愁湖、清凉山一线。

12月3日，各路日军逼近南京外围。5日拂晓，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

天一放亮，日军首先采用攻打南京城的第一战——攻心战，黑压压一大片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出现在南京上空，一时间城内弹片横飞，火光冲天。9日，敌机向城中投下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次日正午前向日军投降，否则日军将开始进攻南京。中国军队没有理会日军的这套把戏，他们明知实力悬殊，仍积极备战。

12月10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攻城。日军地面部队在67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守军阵地发起狂攻。20万军队在南京城内外殊死厮杀，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役。

图2–3 南京外围的国军战士射击日军飞机

中国守军抵御日军最为顽强的战场，莫过于光华门。1937年12月9日拂晓，日军精锐部队之一的胁坂部队（第9师团胁坂联队）占领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和通光营房，继而与守卫光华门的教导总队谢承瑞团和第87师259旅等部展开激战。光华门一度被日军占领，宪兵教导第2团、第156师等部赶来增援，很快中国守城部队又发动反攻夺回。日军第9师团仅在光华门外就伤亡800余人。战至午后，日军冲入光华门内，占据了一些沿街房屋。第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率部猛烈反击，经过8个多小时的血战肉搏，成功全歼入城日军。而易安华旅长却不幸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易安华（1900–1937），字福如，号济沈，江西宜春人。黄埔三期宪兵科，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身先士卒，曾率部顽强阻击日军。1932年后，由中校副团长逐步升为第87师259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他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阻击入侵光华门的日军，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7岁。

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损失惨重，仅仅前三天，就在光华门外留下了7000具尸体，于是被迫调整作战计划。日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决定调转兵力，集中炮火攻打紫金山。位于南京城东北的紫金山高448米，是南京的制高点，这里由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负责防卫。桂永清将一个炮兵团放在紫金山顶，居高临下，对攻打南京城的日军形成巨大威慑。

在85辆坦克的掩护下，日军一次性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分两路向紫金山发起猛攻。庄严肃穆的中山陵和林木苍郁的灵谷寺一时间淹没在炮火之中，弹片啸叫之处血肉横飞，呐喊之声撼天动地。

此次激战持续了整整4天，中国守军虽大部伤亡，但主阵地始终未失。

雨花台·雨花石

88师524团蒋堂华回忆说：“南京（保卫战）啊，要讲真是一部血泪史，被刺刀戳死的人不计其数，有的还没死呢，就被抬着到马路上去挡敌人的坦克车。”

日军精锐部队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猛烈进攻雨花台和中华门，在此危急关头，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赶到前线指挥，中国军队在中华门一带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成功把突入城中的敌军全部肃清，大大振奋了其他阵地守卫将士的士气。

位于南京城外的雨花台是中华门外的一个制高点，这是一个高约百米、长约三千米的山冈。第72军88师奉命在这里布防，高致嵩的第264旅、朱赤的第262旅分别防守雨花台左、右两翼阵地。

12月8日下午，日军开始进攻雨花台。朱赤命令第262旅静待日军慢慢逼近阵地，等日军进入最佳射程内，他突然一挥手，向他的官兵们下令：“弟兄们，打啊！”机枪的哒哒哒声响成一片，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日军措手不及，阵形大乱。朱赤振臂高呼:“弟兄们，跟我上！”说完，他率先纵身跳出战壕，冲向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阵地上杀声震天，血流成河。经过一天的鏖战，日军损失惨重，雨花台阵地仍在中国军队手中。

朱赤（1904–1937），号新民，江西省修水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感于国家衰败，遂立志投军，救国救民。后于1925年入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陆续参加北伐战争和两次淞沪战役，升至第88师262旅少将旅长。南京保卫战中，与所部全体官兵壮烈牺牲于雨花台阵地，年仅34岁。

12月9日上午，日军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出动20余架飞机，在雨花台上空狂轰滥炸。两个联队的日军在大炮和坦克掩护下轮番冲击，朱赤率领全旅官兵奋勇抵抗。战斗中，一枚炮弹落在朱赤的脚边。随着一声巨响，他倒在了血泊之中，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雨花台的左翼，第264旅的战事也异常惨烈。没子弹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干脆把枪扔掉，和日军赤手空拳厮打。很多士兵抱着日军滚落山底，与敌人同归于尽。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鲜血四处飞溅。旅长高致嵩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一只，他顾不得包扎，忍着剧痛，激励官兵们与日寇抗争到底。在日军轮番冲击下，1万多人的264旅只剩下400多人。

当日军再次如潮水般涌来时，高致嵩眼见无法抵挡日军的攻势，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他命士兵们将所有的手榴弹后盖打开，把导火索联结起来，摆在阵地前。进攻的日军见阵地上没有动静，以为中国守军的子弹打光了，放松了警惕。他们一边兴奋地手舞足蹈，大声喊叫“抓活的，抓活的”，一边向前进攻。20米，10米，5米，高致嵩忽然大叫一声：“拉导火索！”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全体官兵与攻入阵地的日军同归于尽。

雨花台很快恢复了平静，鲜血永远地染红了这片土地。

高致嵩（1898–1937），子子晋，广西岑溪县人。黄埔三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淞沪会战。抗日战争时期，任第88师264旅少将旅长。在南京保卫战中，他率所部坚守雨花台阵地，顽强阻击日军进攻，最终与全旅大部分官兵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8岁。

日军在这3日的激战中战死数千，国军第88师也付出了惨痛代价。自第262旅旅长朱赤、第264旅旅长高致嵩以下，共有6 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雨花台左右两翼主阵地最终失守，孙元良师长只得率余部突围。

后来，孙元良回忆道：南京之战，第88师牺牲很壮烈。全师3个旅长牺牲了2个；6个团长牺牲了3个。南京之役是最悲壮的一役了。

在这次战斗中，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在长官战死、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不用组织与命令，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但慷慨赴死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后来的一纸撤退命令，竟造成十万守军的混乱大溃退，造成无数官兵的无谓牺牲。

自相践踏

很多南京城后方的将领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全力阻拦接到命令撤下来的部队，双方还爆发了激烈枪战。此后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军民争相夺路，自相践踏。在这次大撤退中，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场面惨不忍睹，甚至刚从激战中退下来的谢承瑞少将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却被自己人踩踏身亡。

中日军队激战正酣，而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却无心死守南京，日夜苦盼援军到来。12月11日晚，蒋介石突然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接到蒋的指示，唐生智连夜与罗卓英、刘兴两位副司令长官及参谋长周斓研究，决定准备撤退，并于12日晨召集参谋人员仓促制订撤退计划。

图2–4 侵入南京郊区的日军坦克部队

此时，日军已从城墙缺口处潮水般涌入城内，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从容抵抗，直至战死。至12日16时，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皆被日军攻破，激烈的枪炮声在各街巷此起彼伏。

南京城已无法固守，唐生智开始实施仓促制订的撤退计划。在下达撤退命令后，他将撤退重任委托给助手，自己率先撤出战场。

图2–5 12月12日，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发起总攻的日军先头部队

由于撤退计划部署不周全，撤退行动出现大面积混乱现象。唐生智撤走后，南京军民陷入空前的无组织状态。抗战史上最耻辱的一幕开始了。

通往下关码头的道路挤满了争相逃命的军民。人们相互推挤、践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到处乱窜，而江边却看不到一只船。

原来战前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自断退路，让交通部长俞鹏飞将下关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走，并严令守卫浦口的第1军和守卫挹江门的第36师，制止从南京向长江北岸或由城内经挹江门撤往城外的部队和军人，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

撤退命令下达后，挹江门守军未能及时接到命令，仍在全力阻止前线部队的撤退，造成挹江门堵塞。从激战中撤退下来的部队混乱不堪，各自争先抢渡，就连谢承瑞少将也被自己人挤倒被踩身亡。据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后来回忆：“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时45分钟。那时下午5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7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14个小时可以航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3万人过江，然而，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和两三百只民船，要过江的人太多，船只却太少，各部队为抢船甚至发生枪战。”

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只好拆取门板制造木筏渡江，光附近大庙就拆了7座。还有不少人抓着杉排、木板或树枝，试图游过近2公里宽的长江。由于正值寒冬，江水冰冷刺骨，许多士兵就这样冻死在了江中。

南京市长兼警备司令萧山令率宪兵部队到达江边，发现已经没有可以渡江的船只，于是令所部自扎木筏渡江。至13日清晨，宪兵部队因人多舟少，大部分官兵仍未渡江。这时日军第6师团尾追而来，向撤退的中国军民开火。萧山令下令宪兵部队就地阻击日军，以掩护其他军民渡江。日军没有料到撤退的国军会突然发起反击，猝不及防，慌忙中只能后退。但没过多久，在机枪掩护下，日军卷土重来，冲锋猛烈。江边空阔无所遮挡，宪兵部队背水作战，艰苦异常，在激战5个小时后，伤亡殆尽。面对蜂拥而来的大批日军，萧山令振臂高呼：“杀身成仁，今日是也!”说完，便率领剩余官兵挺着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萧山令将军宁死不屈，举枪自尽，以身殉国。

萧山令（1892–1937），字铁侬，湖南省益阳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1936年任宪兵副司令，南京保卫战时，任南京市市长兼南京警备司令。面对日寇他大义凛然，举枪自尽，以自己的义举，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他是国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年仅45岁。事后，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中将。1984年和1985年，国家民政部和省人民政府分别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滚滚长江，竟成了无数南京军民的葬身之地。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蜂拥到下关码头，发现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只要有渡船一靠岸，立刻就有无数人争先恐后夺命而上，毫不理会撤退士兵的鸣枪示警。一时间，喊声、哭声、叫骂声和落水者的呼救声响成一片。正在渡江的国军官兵被尾追而至的日军火力杀伤，还有不少人死在自己人的枪下。滔滔长江上漂满了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据知情者后来说，下关一战，中国军民被日军打死3万多人，淹死2.8万多人。

南京保卫战历时8天，以南京失陷而告终，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1.2万余人。据统计，此次战役有十多名国军将领阵亡，他们是萧山令、朱赤、高致嵩、易安华、罗策群、姚中英、司徒非、李兰池、谢承瑞。这些将军的尸骸最终没有一个能从南京城中运出，就此长眠于用生命捍卫过的土地上！

图2–6 占领南京后举行入城仪式的侵华日军

国民政府在南京保卫战的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开始决心与南京城共存亡，后来又突然决定撤退。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获知撤退信息的大批高级将领纷纷提前逃跑。不能不说，守军最高指挥者唐生智在安排撤退方面是怀有私心的，他安排一些部队提前撤退，直接导致守军在撤退中不听从指挥，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从前线撤下来的官兵们自相践踏，损失惨重，10万守军大部分都未成功突围，成为5万日军的俘虏。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由此开始了连续六个星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遇害的被解除武装的战俘以及平民达30多万人。昔日繁华的六朝古都，满目疮痍，尸横遍野，成了一座人间活地狱。

第三章 太原会战 ：先胜后败之谜

烽火边城

随着张家口、南口相继沦陷，山西战事逐渐演变成为以保卫太原为核心的防御战。此时的太原城岌岌可危，山西危机四伏。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内地，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据白崇禧回忆录记载：“敌进攻山西，企图夺取我华北天然要塞，消除陕甘根据地屏障，进而掠取我西安、汉中，威胁我抗战中心——‘陪都’重庆。”

日军主力在南口战役[1]之后，沿平汉线南下，试图寻找在保定的中国军队主力决战。号称“中国通”的板垣征四郎奉命防守侧翼，他伙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背日军大本营和华北派遣军既定的战役规划，向绥远发起追击，就这样把战火引入了山西。

山西，雄踞黄土高原，地处华北心脏，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东可控制平汉线，切断日本华北派遣军与关内关东军的联络，又可威胁平津地区；北可出平绥，切断国际援助线；西可扼制陕甘地区，占据十分有利的战略位置。同时，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钢铁以及食盐、小麦、玉米等战略资源。因此，之前毛泽东便认为山西是华北战略的枢纽，对平津、华北乃至全国，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屏障和支撑作用。

为迅速实现占领山西这一战略目的，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与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组成，沿同蒲铁路推进，经雁门关直攻太原；另一路为日军的王牌军第5师团（即板垣师团），沿浑源、灵丘一线推进，妄图突破平型关，最终会师于雁门关。

抗战之初，“山西王”阎锡山便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察哈尔的部队进行抗战。日本军方的拉拢和游说他未加理会，日本妄图“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自然也未得逞。他提出的“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紧自强”的口号，一时间风靡了整个山西。

图3–1 太原民众抗日浪潮

1937年9月3日，国军李服膺的第61军与日军酒井兵团在山西天镇县交战，拉开了太原会战的序幕。

在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的掩护下，日军步兵、骑兵3 000多人对李家寨、罗家山等外围主阵地展开全面进攻。日军首先用敌机低空轰炸和扫射中国守军，接着用重炮猛烈轰击，国军阵地几成焦土。在进攻中，惨无人道的日军还使用了毒气弹。日军持续攻击了三天三夜。

战场上，硝烟遮天蔽日，喊杀声、枪炮声、飞机轰鸣声、轰炸声日夜不绝。

眼看进攻受阻，日军只得改变战斗策略，绕过天镇迂回进攻阳高。得手后，日军折回再次围攻天镇，以期截断中国守军的后路。

驻守天镇的部队是第61军的第399团，他们当初接到的命令，是必须固守城池7天，以配合阎锡山能够从容布防“大同会战”。第399团团长张敬俊是山东人，素来以打起仗来不怕死的那股虎劲而著称。他知道以眼下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无法与敌相持7日，但也丝毫不惧。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全团官兵开动员会。在会上，他当场发誓：“就是和鬼子拼到最后一人，也要保证固守7天！”

日军轰炸机向天镇疯狂地投掷炸弹、燃烧弹、瓦斯弹，一时间，城内弹片乱飞、毒气弥漫，一片混乱。县长和公安局局长私下里曾找到张敬俊，向他恳求：“为让全城百姓免遭苦难，你们不要再守了！”张敬俊没有同意，他的任务是7天死守，不是投降苟活。官兵们把被杀日军的头颅砍下，高悬在城楼上以壮军威，对外宣称是“将活捉的日军砍首”。

天镇坚守战进行到第7天深夜，任务已经完成，军长李服膺权衡再三，下令第399团退出天镇。命令一到，已杀红眼的第399团将士们无不跺足捶胸，纷纷请愿再战，不愿弃城后撤。无奈军令如山，第399团只得从西门含恨撤出。

第399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固守天镇达7天之久，这在当时国军兵败如山倒的不利局势下，确实是一个少有的奇迹。

随着国军的撤离，天镇随即陷落，晋北之屏障顿失。

山西重镇大同紧接着失陷，第二战区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采取收缩防御的态势，将主力集结于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一线，沿内长城进行防御。

北路日军进犯山西之后，首先杀向五台山下刘奉滨的第33军73师防守的灵丘。面对从察哈尔开来的板垣精锐部队，73师苦守了10天后，灵丘失守。日军乘胜兵临平型关。

从日军进攻平型关右翼阵地开始，阎锡山便不断调整部署，由关内到关外组织抗敌。阻击战斗持续了八九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关口，双方形成胶着相持的态势。

9月25日，日军第6兵站新庄自动车队和第21联队辎重部队一部由东西两个方向向平型关前进。这两股日军进入赶来参战的林彪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115师的预伏圈，被歼灭千余人。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首胜平型关

平型关大捷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称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可很少有人知道，平型关战役只是太原会战中的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虽然八路军首开胜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整个太原会战最终还是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因日军节节胜利，此时的阎锡山深感力量不足，即致电朱德，请求八路军出兵，共同阻击来犯之敌。

图3–2 平型关大捷

为配合第二战区国军作战，9月14日，八路军总部命第115师师长林彪率第115该师先头部队343旅进抵雄县的大营镇。到达后即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的有关情况，积极备战。经过仔细勘察，林彪最终将伏击作战区域设定在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的5公里路段。

9月25日7时许，两支日军部队，从东西两端，钻进了第115师的伏击圈。其中一支日军是日军第6兵站新庄自动车队，由西往东进入了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的峡谷地段。驶入伏击地域的汽车，足足有100多辆，正当第115师准备向汽车队发起攻击时，侦察员又发现另外一股从灵丘、蔡家峪方向开来的敌人。这支日军，正是日军第21旅团21联队的辎重部队。

由于前天夜里刚下完雨，路面泥泞难行，加上山路狭窄，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日军行动都十分缓慢。为了避免两股敌人会合在一起，第115师立即发起了进攻。战斗一打响，日军车队便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但很快，战斗素养较高的日军士兵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向第115师阵地还击，抢夺附近的制高点。由于第115师弹药不充足，不宜同日军打长时间的消耗战，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决定将敌军部队切成几段，分段歼灭。杨得志的第685团首先打乱了日军队形，接着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几段，并占领了两侧高地。

正当第685团同敌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敌机顺着公路到达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以使日军飞机分不清敌我，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从而减少我军不必要的伤亡。接到命令后，第685团2营和3营甚至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场激战下来，第685团伤亡惨重，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

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日军开始汇集一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就可以由这里进行突围。看来，日军应该是事前研究过这段地形。

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下令李天佑的第686团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但为时已晚。第686团3营官兵勇猛地冲向公路，但在日军极准的射击下，冲上去的战士纷纷倒下。万幸的是，由于日军不了解山地作战的特点，老爷庙仅有一小股部队，加上并没有强大的火力，3营经过一番激战，终于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

与此同时，距离车队只有两公里的蔡家峪一线，日军辎重部队大行李队也被伏击。日军拥挤在狭窄的沟道里，火力无法发挥作用，最终，遭到了张绍东的第687团毁灭性的打击，全部被歼。

平型关伏击战共歼灭日军1 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大车140多辆，缴获步枪1 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九二式野炮一门及其他军用物资。

捷报传来，仿佛一股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众多国人心头“亡国论”的乌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寇信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国民政府称 “此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庆祝八路军的第一个胜利”。同日，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发来贺电：“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平型关大捷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配合太原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主战场展开的侧后伏击战，也是一次成功的游击战。尽管后来太原会战失败了，但是本次战斗是国共军队的第一次协同作战。这次合作的成功，为之后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壮烈茹越口

茹越口、铁吉岭相继失守，日军得以突破恒山防线，由茹越口长驱直下，侵入繁峙，斩断了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的退路，同时直接对国军的大后方构成威胁。

日军得知在平型关受挫，急令独立混成第2、第15旅团东进增援，向内长城交通要隘茹越口发起进攻。

茹越口，位于山西应县城南的茹越山下，是恒山与雁门山衔接处的一个山口。是内长城雁门十八隘口之一，山峪短浅、峪口山势陡峭，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战略重地。

1937年9月27日，日军增派的第5师团铃木旅团一部约2 000人，携重炮30余门，首先抵达茹越口，开始猛攻茹越口，此战术一箭双雕，极大地威胁了平型关防线中国军队的侧背。在日军重火力攻击下，一半阵地工事被炸毁，防线岌岌可危。

第34军203旅负责防守茹越口，该旅旅长梁鉴堂在率部开赴抗战前线之前，曾向全旅官兵动员说：“此次抗战，系民族战争，如果失败了，就要当亡国奴。我旅即将开赴前线，人人都要抱必胜的信心，不成功，便成仁，以尽军人之天职。”

为振奋士气，梁鉴堂常亲赴最前沿阵地督战，还多次亲自率兵上阵与敌展开肉搏。因援兵迟迟不到，在即将弹尽粮绝之际，梁鉴堂不得不走了一步险棋，他决定冒着正面随时被日军冲破的危险，抽调部分兵力袭击日军侧后，以冀奇兵制胜。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战术并未奏效，反而削弱了守军正面阵地的防御力量。

9月28日晨，在30多门大炮和9架飞机的协同下，日军步兵3 000余人和骑兵一部对茹越口阵地，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中国守军在梁鉴堂的指挥下临危不惧，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以轻重机枪和手榴弹英勇还击，致使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发动多次冲击仍未能突破国军防线。在稍作调整后，日军再次轮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冲锋，终于占领了茹越口前的一个小山头。在随后抢夺小山头制高点的战斗中，梁鉴堂被日军机枪扫中，颈部中弹，但仍坚持指挥，不肯撤出战场。随行卫兵见他实在无法支撑下去，强行把他背起来后撤，不幸的是，梁旅长忽然头部又中一弹，壮烈殉国，时年40岁。

梁鉴堂（1897–1937），字镜斋，河北省蠡县人。1920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三期炮科学习，抗战爆发时任第33军第69师203旅少将旅长，1937年9月29日在太原会战中牺牲。

第203旅官兵看见旅长牺牲，义愤填膺，纷纷组成敢死队，轮番向日军猛攻。激战到下午，伤亡过半，大部分营长、连长均壮烈牺牲。最后，官兵们奋起与冲上阵地的日军拼刺肉搏，虽毙敌数百，终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第203旅残部及预备队只得撤至铁吉岭阵地。

两天后，日军又开始向铁吉岭阵地进攻。面对敌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轮番进攻，中国守军在无后援的情况下战至下午，伤亡惨重，弹药打光，守军只剩十多人。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剩余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集体从山崖上跳下，壮烈殉国。

茹越口、铁吉岭相继失守后，日军突破恒山防线，由茹越口长驱直下，侵入繁峙，一下斩断了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的退路，同时对国军的大后方产生直接威胁。

战局由此急转直下，阎锡山被迫急令部队南撤五台山，平型关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再次失利而结束。

保卫忻口

郝梦龄曾这样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

继平型关战役之后，雁门关以南、太原以北的忻口便成为中日两军太原会战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忻口，右托五台山，左倚云中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晋北通向太原的北大门。

1937年10月1日, 板垣征四郎接日军统帅部命令，率第5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进攻太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阎锡山的紧急请求下，当天下令调卫立煌部的第十四集团军赶赴忻口参加会战。

图3–3 太原会战中的中央增援军

1937年10月4日，日军独立第15混成旅绕过崞县（今崞阳镇）进攻原平,守卫此处的是第34军196旅。旅长姜玉贞率军与敌展开激战，全军覆没，原平宣告失守，日军兵临忻口。卫立煌迅速调整部署，下令郝梦龄指挥第9军、第19军、第35军、第61军组成的中央兵团，守卫在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刘茂恩指挥第15军、第17军、第33军组成右翼兵团，进驻并控制五台山；李默庵指挥第14军和第66师、第71师等组成左翼兵团，进驻并控制云中山。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正式打响，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亲自坐镇指挥，他集中起日军全部精锐，在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的掩护下，组成 “立体战争”密集火力网，发了疯一般向忻口阵地发动猛攻。

首先迎敌的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9军。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郝梦龄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沉着应战，每日毫无畏惧，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国军死守不退，而日军亦志在必得，两军由此展开多次激战，近距离互掷手榴弹，再近距离便是白刃战和肉搏战，整个战场上血肉横飞，杀声震天，战况之惨烈，在抗战以来也极为罕见，双方均损失惨重，国军阵地前布满了日寇的尸体。

在日军连续多轮的猛攻下，南怀化主阵地首先被攻破。随后，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多番争夺。这又是一场异常惨烈的阵地拉锯战，短短一昼夜，阵地竟相继易手达13次。

在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高地时，第9军有的一些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第322团在经过反复激战后，更是只剩下了不足一个连的兵力。就是在这次惨烈的战斗中，郝梦龄对战士们说了一段日后流传很广的话：“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

图3–4 迫击炮部队进入战场

10月15日夜，卫立煌将增援部队共7个旅，全部交给郝梦龄指挥，令他由正面袭击，同时左右两侧配合出击，夹击日军。第二天早晨，国军大部队按照既定计划，兵分几路向敌军阵地猛扑过去。清晨的静寂，瞬间被如雷的枪炮声和震天的喊杀声打破。负责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和第54师师长刘家麒亲临前线督战，官兵们大受鼓舞，在连克好几个山头后，天也快亮了。郝梦龄担心天亮后阵地受敌人炮火攻击，到时得手的阵地无法得到巩固，于是下令乘胜追击，全力消灭残余日军。

郝梦龄亲自率军追击，面对围追不舍的国军，日军一片混乱，只能以机枪、手榴弹作掩护，边打边往后退。郝梦龄、刘家麒身先士卒，指挥士兵快速追击。就在距离日军只有200米时，郝梦龄被日军的机枪子弹打中，倒下后仍力呼所部杀敌报国，随后壮烈殉国。

郝梦龄殉国后，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了一封尚未寄出的致友人信：“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救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郝梦龄（1898–1937），河北省藁城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抗日战争时，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在忻口会战中的山西大白水前线壮烈殉国，时年39岁。他是抗战初期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国军军长，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他的灵柩后运到武汉，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于武昌卓刀泉。1938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于延安召开的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郝梦龄的抗日殉国精神受到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郝梦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忻口一役打得相当惨烈，期间牺牲的国军高级将领除郝梦龄将军外，还有第54师中将师长刘家麒、第34军196旅旅长姜玉贞、独立第5旅行旅长郑廷珍、第85师团长刘眉生等。

原平沦陷后，忻口的守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苦战之中。在此期间，中国军队坚守的山头，白天被日军进攻的时候，苦于实力不济，只能撤退，再趁晚上抢回来。有时为了抢夺一个山头，双方你来我往达七八次。漫山遍野都是尸体和枪械，但双方谁也无暇清理战场。漫天飞舞的炮弹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连地上的沙子似乎都一直都在天空飘散。激烈的战况让双方官兵第一次有了一种窒息的感觉。士兵中弹之后，双方军医当场取出弹片，又立马上阵，重伤也不下火线，直到战死在战场上。中国军队有几次派整师去攻打一个山头，到最后居然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由于上海方面的战事不断扩大，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料，于是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命令，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精锐部队驰援上海。 1937年10月21日，日军第20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路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左路进抵娘子关侧后，对中国守军主力完成两面合围。中国军队力战不敌，仓促撤退。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继续追击，在击退国军组织的阻击后，先后顺势侵占了晋东的阳泉和寿阳，与晋北日军完成合围攻太原的态势。而参加忻口会战的中国守军全部奉命撤退，准备保卫太原。

太原失守

太原会战中，虽然中国军队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但最终宣告失利，日军由此成功霸占了大同一带的煤炭资源，为以后的侵略战争储备了大量的能源。

1939年11月，太原保卫战开始。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同时准备派遣由忻口撤下来的部队进驻太原北郊阵地，派遣娘子关撤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派遣刚到达太原的增援部队第13军进军榆次,派遣第35军等残损的7个旅进城修整，同时担负城防任务。

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完毕之时，日本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就跟踪扑来。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国军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又处在了日军的快速攻击之下，部队秩序立即陷入混乱，开始再次溃退。

1937年11月5日，东路日军侵占了榆次，另一路日军也于次日快速到达太原城外，两面日军开始合力攻城。守城战斗进行到头天晚上时,中国守城官兵仅存2 000余人。日军连续3天猛烈攻城，终于在的第三天夜里，北城被攻陷。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于是集合守军开始向西山突围。太原，就此沦陷。

随后，日军一部渡过汾河占领交城县，主力则沿同蒲路经榆次南进，直至太谷、平遥、汾阳一线才停下脚步。国军退守子洪镇、侯岭等处，整顿补充。

太原会战宣告结束。

太原会战历时两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有四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仅忻口战役就伤亡约2万人，国军也由此创造了华北战场中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达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

虽然太原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但是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争的神话，增加了全国军民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意义重大；同时国军组织的忻口会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作战行动。然而，太原会战的失利，也使得日军成功霸占了大同一带的煤炭资源，为此后日本的侵略战争储备了大量的能源。

[1] 南口战役：1937年8月，中国第七集团军在河北省南口地区抵抗日本华北驻屯军进攻，历时近20天，日军伤亡约1万人，延缓了日本进攻华北、夺取山西的速度。

第四章 徐州会战：先胜后败似乎如影随形

滕县之战

李宗仁后来曾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成就也！”

山东省最高军政长官韩复榘，原为西北军将领，在全民抗战热情高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时候，还牢牢抱着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的心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坐山观虎斗，尽量避免战端，只在冀鲁交界区侧击过日军，但成功后又立刻退兵。他认为中日两国间无论谁胜谁负，自己拥有枪杆子才是最重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后，他看到中央嫡系部队都没有死守首都，于是进一步打消了本就不大的抗战决心。

在这种心态下，身为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及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他无视中国整个北方日益严峻的抗战局势，不但没有派部队加强黄河防务及支援前线，还率军南退，先后放弃了泰安、大汶口、济宁等地。他的这种逃跑行为，对当时各路中国军队实力派将领的抗日斗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蒋介石极为震怒，先是将韩复榘“免职查办”，后来又将其依法处死，这才重振了整个中国军队摇摇欲坠的军心。

然而，韩复榘的不战而退，已使中国北方战局极为不利。日军得此意外之喜，一路长驱直入，迅速侵占山东。

当时徐州南面日军被国军打退，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徐州北面战场，日军派遣第二集团军兵分两路南下进攻徐州，其中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出发，遭到第3军团40军等部顽强抵抗。在日军轮番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军队渐渐落于下风，幸好第59军接到命令后及时赶到增援。两军联手与日军激战5昼夜，日军遭受重创，被迫向莒县撤离。

另一路日军第10师团从济宁地区渡过运河，由邹县以南的两下店进攻第二十二集团军41军防守的滕县。刚刚升任第41军前线总指挥王铭章早年参过保路运动和讨袁战争，性格刚毅、英勇善战，打过无数次恶仗，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他率部誓死守卫滕县这片土地。

王铭章（1893–1938），四川成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4师师长，第41军122师师长。1937年初，率部主动请缨出川抗战，此后代理第41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奉命开赴徐州一带布防。1938年3月17日，在滕县之战中为国捐躯。他也是徐州会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1984年，王铭章将军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苦战3天后，第41军终因实力不济，伤亡惨重，在援兵迟迟不到的情况下，城池被日军攻破。据说，王铭章不愿被日军俘虏，遂自杀殉国。看到长官自尽，他手下的参谋长、副官、参谋及随从十余人，纷纷采用同样的方式追随王将军而去。城内仅余的300名重伤士兵深受感动，决心效仿两千年前的田横五百壮士，集体为国赴死。他们一起拉响手榴弹，全部壮烈牺牲。

滕州之战死国难者众多，他们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天地为之动容的千古悲歌。李宗仁后来对藤县之战做了高度评价：“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成就也！”

台儿庄

为了徐州会战的整个全局，孙连仲下定决心死守台儿庄，他向第31师师长池峰城下令：“绝对不许撤退，这是命令，台儿庄若失守，则以军法论处。”

没过多久，坐落在山东省南部的小城台儿庄被推到抗战第一线，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台儿庄地处江苏山东两省交界处，既是山东的南大门，又是江苏的北屏障。日军打算从山东进攻徐州，必须拿下此处阵地。

图4–1 孙连仲

日军进攻台儿庄前，在徐州城南北方向分别遭到滕县等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这两次阻击为负责驻守台儿庄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备战时间。这支以逸待劳的部队，正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他们当时接到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

经过数日激战，滕县和淮河两地的日军被中国军队有效地阻挡在徐州城外围，唯独侵入台儿庄的第10师团依然攻势频繁。矶谷廉介围攻驻守台儿庄地区的孙连仲部，企图击垮台儿庄，进而直取徐州。

事实上也是如此，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机械化程度和士兵战术素养在日军中位于前列，这支精锐部队深入台儿庄后，给防守此地的国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国军士兵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依然英勇作战，战事再次呈现胶着状态。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死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连续激战多日，始终没有看到汤恩伯援军的影子。

汤恩伯带领的第二十集团军奉命布防于向城、洪山镇一线，是一支承担机动歼敌任务的部队。按照此前作战计划，这支部队负责诱敌深入，等日军主力抵达台儿庄时，再南下对日军实施包围。但此时守卫台儿庄的国军已经血战数日，汤恩伯却违背之前的承诺，迟迟没有赶来救援。作为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宁可食言也要保存实力，其行为着实令人不齿。

图4–2 惨烈的台儿庄战役

战斗进行到4月3日，日军已经占领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孙连仲不断致电李宗仁，请求上峰允许他率残部撤退到运河南岸，也算给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应对后面的战事。此时李宗仁掌控全局，意识到增援部队在蒋介石的直接督命下，很快就可以赶到。他命孙连仲坚守到最后，誓死抵挡日军。

图4–3 在台儿庄大捷中居功至伟的敢死队员

面对连日来的惨烈厮杀，孙连仲很清楚，他的第二集团军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继续这样在城内力拼，很快将会全军覆没。如果像众多官兵所要求的那样撤退，台儿庄又必定落入敌手，将士们多日来浴血奋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死难壮士的鲜血将会白流。日军部队接下来必定会一鼓作气直捣徐州，整个战役全局都将受台儿庄拖累。为了徐州会战的整个全局，孙连仲下定决心死守台儿庄，他向第31师师长池峰城下令：“绝对不许撤退，这是命令，台儿庄若失守，则以军法论处。”

就在这无法确定外援能否到来、形势异常危急的关头，孙连仲决定实施绝地反击。

夜间趁敌熟睡时，国军组织军敢死队突袭日军阵地，短短几小时，就收复了日军连攻两三天才占领的城内巷道。待日军回过神后组织反攻之时，援军已经陆续赶到，对日军形成合围。随后，第52军、85军、75军展开猛烈攻势。

为了保住日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被困台儿庄的前锋濑谷支队严命所部官兵有进无退，以命相搏。

图4–4 开往台儿庄前线增援的中国军队

4月4日，在台儿庄苦战多日的国军惊喜地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中国空军的27架飞机。位于台儿庄东北、西北的日军阵地遭到猛烈轰炸，顽抗的濑谷支队伤亡惨重。

4月5日，双方在台儿庄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巷战，城内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4月6日，李宗仁亲赴前线，指挥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国军发起全线总攻。

4月7日，日军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和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被击溃，乱成一团，向峄县方向溃逃。一直苦守的孙连仲部见此情景大为振奋，集结部队从城内杀出与外围部队齐头并进，向北追敌。

在李宗仁务必乘势穷追猛打的命令下，各路部队充分抓住日军溃退的战机，四面合击全线反攻，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在仓皇溃逃中遗尸遍野，宣告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溃败。

中国军队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血战，终于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兵临徐州

为什么李宗仁会安排这样的作战方针？以死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官兵又为何会同意撤退？放弃徐州无疑将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武汉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一向对徐州颇为重视的国军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出牌？

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军在战场上遭遇的最大一场败仗。中国军队虽然死伤四万多人，却换来歼敌王牌军队万余、缴获大量武器物资的战果，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战场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国际军事学家们也不吝溢美之词，称这次战役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的坦能堡战役[2]相媲美。捷报传开，对于刚刚失去首都南京的中国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全国军民反响热烈，各界一片欢腾。各大城市民众自发举行规模空前的集会游行，欢庆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的巨大胜利。

回顾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会战中取得胜利的原因，最关键的不是后援军队及时赶到，也不是因为李宗仁亲自坐镇指挥，而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后续部队久久未到的情况下，坚守城池誓死不退。当时国军内部出现明显纷争，各派系为保全自身利益，自己的军队借故不参加正面战斗。而孙连仲誓死抵抗日寇，坚定了中国军队捍卫祖国领土的勇气和信念。

图4–5 汉口人民庆祝台儿庄大捷

日军显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台儿庄这样的溃败，他们在公开发行的战报上面声称：“这不是一个败仗，只是指挥官的一次小小的失误，一次新的战略转移。”但是这些言语无法掩饰日本军队内心的不服与愤怒。

日军开始正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意识到正是自己的过度自信导致了台儿庄战役的失败。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这样记载：“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在1938年2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天皇曾提议8月以前绝不向新的地区发动进攻。现在遭遇这场出乎意料的失败，天皇决定立刻向中国内地大规模派遣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

就在日军下定决心要恢复皇军声誉，为台儿庄战死的官兵报仇的同时，他们也深知徐州不可轻取，只能调集重兵四面合围，尽快打通津浦线。

1938年4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了13个配有各种重武器的精锐师团约30万人，兵分六路对徐州实施全面包围，并且重点研究了进攻策略。经过缜密研究，日军决定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企图围歼布防在徐州附近的国军主力。

徐州，古称彭城，又名涿鹿，具有六千年的悠久文明史，为华夏九州之一。它位于江苏省西北部，与安徽、河南、山东三省接壤。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便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南国重镇，北门锁钥”之称。除此之外，徐州还是著名的帝王之乡，民间一直流传“九朝帝王徐州籍”的说法。

图4–6 李宗仁赶赴台儿庄前线

在南京城失守之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士气极度低迷。日军凭借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气焰嚣张地逼迫中国军队向内陆撤退。

国军军事指挥中心随即迁至武汉，作为军事要地的徐州，正是一道重要的屏障，从战略上考虑，徐州绝不能放弃。因此，国民政府对徐州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此时国军已经退无可退，他们必须在此血战死守。

作为徐州会战的第一个阶段，台儿庄大捷以国军成功击溃日军结束，可谁也不会想到，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徐州再次上演了一幕大撤退的悲剧。与台儿庄战役一边倒的胜利截然相反，中国军队全面撤出徐州阵地，将连日来浴血保卫的徐州拱手让人。

这一幕迷雾重重，很多问题都令人费解：为什么肩负抗敌任务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安排这样的作战方针？以死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官兵又为何会同意撤退？放弃徐州无疑将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武汉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一向对徐州颇为重视的国军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出牌？

李宗仁于1937年10月12日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发现第五战区虽然有着号称几十万的先期部队，但战斗力大多都是出乎意料地弱。当时军界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李宗仁控制的广西相当于游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外的半独立王国，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着自治的权利，这种状况引得四川和云南的军政长官们很不安分。自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战场上消耗打乱后，李宗仁的桂系便成了蒋介石一统中国的最大障碍。之所以要派给李宗仁一些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无外乎是蒋介石想削弱李宗仁炙手可热的权势。

其实稍加推想就可以看出，这种臆测是站不住脚的，此时屡败屡战的蒋介石比李宗仁更需要这场胜利。

尽管李宗仁对国军在台儿庄大捷中取得的胜利喜出望外，但他还是较为冷静地分析判断了当时的形势。他发现了一个悲观的问题：徐州四周为开阔平原，无险可守，面对具有机械化和空军优势的日军部队，中国军队在此地展开大规模战争，一定会落于下风。

李宗仁把他的分析报告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出我军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的数十万大军，可能会成为敌军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活靶子。从中国军队的装备来看，国军只能利用地形条件，相机与敌人开展运动战。据此他提出撤离徐州的意见，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覆辙。

此时的军事委员会已经完全被台儿庄大捷冲昏了大脑，对于这种撤退的建议嗤之以鼻。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紧急调集了20多万中央军投入到徐州战场，想借台儿庄大捷的余威，在徐州与日军展开又一场大规模的决战。而日军，对于中国军队在徐州的大量集结，认为是一次绝好的消灭其主力的大好机会。于是，日军开始多路夹击徐州。

花园口

在台儿庄取得胜利仅仅一个月后，国军竟再次被日军包围，最终被迫放弃徐州，这情形不禁让人想起刚结束不久的淞沪会战。难怪陈诚在徐州会战后发出感慨：“这是前车之鉴，却没能为后车之鉴呀。”

5月15日，日军大举开进徐州外围，蒋介石发现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50个师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的情形，只好匆忙下令放弃徐州。

蒋介石的这一决定，使得防守徐州的国军匆忙撤退，尽失刚刚从台儿庄大捷中获得的士气和信心。不仅如此，很多从全国各地调防徐州的部队，刚抵达徐州周边又要调头赶回原驻地，在中国大地行军数千里却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日军主力开始对徐州外围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击，利用平原作战的优势，机械化部队火力全开，国军部队完全无力阻挡。战事失利的电报接连不断地传往国军总部，阵地接二连三地落入敌手。

为了全力阻止国军援军部队增援徐州，日军土肥原第14师团约2万人强渡黄河，直插国军第一战区。

蒋介石收到情报后，认为己方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立即飞往郑州，亲自部署作战计划，派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6个军12万人，合围土肥原师团，并夸口“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深知身陷包围圈，命令部下全力进攻镇守兰封的蒋介石嫡系第27军桂永清部。桂永清的第27军装备精良，甚至拥有一个连日军都没有的德式战车营，因此他也被其他将领戏称为“德国将军”。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的得意弟子桂永清只守了兰封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一溜烟逃离了战场。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当即撤了桂永清的军职。

土肥原师团轻松打下兰封，不仅顺利跳出国军包围圈，还获得了一座意义极高的战略重镇。面对这种情况，程潜赶忙再次组织国军围攻。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国军进展较为顺利，极有可能复制前不久围歼日军的台儿庄大捷。程潜预测只要再坚持攻击两三天，就可以全部歼灭土肥原的第14师团。

可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防卫商丘的第8军黄杰所部在还没有与日军正面交锋的情况下，突然不战而退，将商丘城拱手交给日军。就这样，土肥原再次跳出国军的包围圈。

战后，黄杰给出的撤退理由，竟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出于对日军的恐惧，他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擅自撤退，造成国军全线被动作战，甚至让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

在此次围歼战役中，国军先后投入兵力达15万余，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消灭仅有2万人的土肥原师团。后来蒋介石反省该战役，不得不承认兰封、商丘之战是“战争史上千古笑柄”。 这两桩千古笑柄导致国军在徐州战役中全线被动，陷入岌岌可危的局面。

面对大有一举破巢之势的迅猛日寇，为了将其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国民政府只好痛下决心，扒开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铁蹄。新8师接到决口的任务后，将决堤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经过新8师两天两夜的不停挖掘，花园口黄河大堤于6月9日凌晨打开，滚滚河水沿着贾鲁河迅速下泄。令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决堤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又普降了一场暴雨。浩浩荡荡的河水很快冲断了陇海铁路，向豫东南奔涌而去。

图4–7 1938年6月9日，国民政府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国民政府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花园口决堤的消息。周边老百姓没有接到及时转移的通知，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

花园口决堤事件，直接导致多达89万百姓淹死或饿死，同时也给黄河下游的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对阻止日军南下起到了一定作用，日军进攻路线受阻后，只能暂时中止了进攻武汉的计划。

图4–8 中国军队在黄泛区抗击日军

黄河决堤后，李宗仁立刻下令张自忠的第59军做掩护，其余部队分成五路突围。张自忠所部战斗到18日，才放弃阵地向西撤退，完全靠着步行撤回到500公里之外的许昌。至此，徐州会战结束。

国军决开黄河大堤，暂时阻断了日军由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确保了徐州防卫部队安全撤退。虽然4个月后，日军绕过黄泛区南下蚌埠，到淮河，再至合肥会合了其他部队，最终还是从长江北岸攻占了武汉，但是花园口决堤确实为后面的抗日战争保全了一大批有生力量。

徐州会战是中国战场上最著名的会战之一，历时四个多月，中国军队付出伤亡十多万人的代价，击毙日军两万多人。这次会战粉碎了日军从徐州直逼武汉的企图，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为中国抗日军队保卫武汉留下了充足的备战时间。

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反包围成功的经典军事案例。但最值得深思的是，在台儿庄取得胜利仅仅一个月后，国军竟然再次被日军包围，最终被迫放弃徐州，这情形让人不禁想起刚结束不久的淞沪会战。难怪陈诚在徐州会战后发出感慨：“这是前车之鉴，却没能为后车之鉴呀。”

[2] 坦能堡战役，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4年8月17日持续至9月2日，德军通过诱敌深入的策略一举击溃了俄国军队，稳固了东线局势。

第五章 武汉会战：筑就血肉长城

风雨欲来

1938年6月5日，在武汉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为扭转中国抗日战局，国民政府决定派出陆、海、空三军120个师共计100多万人，在武汉周边与日寇展开决战。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的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一首荡气回肠的《保卫大武汉》，带我们走近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仿佛看到百万大军策马奔腾，在绵延上千里的战线上同日寇浴血拼杀。这首歌词短短却气势恢宏的歌曲，道出了武汉会战期间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8年6月，日本东京召开了一次气氛异常紧张的御前会议，制订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正是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战后解密的一份日军文件显示，这次御前会议提到：“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由此可见，日本军方认为武汉作战正是侵占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自淞沪会战以来，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非常顺利，这就给日军大本营制造出一种假象，他们认为只要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就可以一举结束在华战争，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武汉，就这样再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华中水陆交通的最重要枢纽，战略地位显要。从水路来说，它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地带，扼守长江东西水道的中心；从陆路来说，它位于平汉、粤汉铁路的交汇点，被称为“九省通衢”。

鉴于武汉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又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和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日军大本营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必定土崩瓦解，日军侵占中国的最大阻力将不复存在。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图5–1 准备参加武汉会战的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8年6月5日，在武汉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为扭转中国抗日战局，国民政府决定派出陆、海、空三军120个师共计100多万人，在武汉周边与日寇展开决战。

由于抗战局势的改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抗日战区的划分作出新的调整，为应对武汉战事，新增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承担湖北南部、江西南部以及湖南全境的防务。蒋介石亲自兼任该战区总指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积极防御方针，打算充分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的有利地形，进行一系列的防御战。同时，命令李宗仁依旧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机动协同第九战区作战。

图5–2 蒋介石在武汉视察作战部队

随后，数不清的电报和电话传向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国军队。面对调防武汉的命令，这些部队毫不迟疑，星夜兼程，火速赶往大别山麓、长江两岸。

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讨论并通过“进行攻占汉口作战”的正式决定，参谋本部任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为总指挥，调集第2军和第11军约25万兵力进攻武汉。在海军第三舰队120余艘舰艇、航空兵团3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日军兵分五路沿长江两岸向西逼近武汉。

此时中国军队已调集14个集团军共120个师，约100多万兵力, 同时出动200多架飞机、30余艘舰艇协同陆军作战。除兵力占优势外，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均居劣势。

马当失守

坏消息接二连三，各大要塞纷纷失守，10月的武汉上空愁云密布，百姓一片恐慌。频繁的降雨和逐渐转凉的天气，压不住蒋介石对于战事的恼火，然而，他的痛责和训诫对于战局的扭转已无能为力。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在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建立了四个军事要塞。其中占据着重要地理位置的马当要塞，被视为武汉外围第一大军事要塞。

6月18日，日本大本营派遣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由台湾步兵第一、第二联队、台湾炮兵联队组成。士兵为台湾青年，军官为日本人）和海军第11战队沿江而上，准备向马当要塞进攻，由此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纵横数千里的长江两岸布下了中日双方百万大军，可见双方对这次战役都极为重视。

图5–3 中国军队坚守马当要塞

6月22日，波田支队从安庆溯江西上攻击马当，进军途中遭到中国军队飞机、大炮的连番轰炸，伤亡众多。支队长波田重一少将见无法从江上打开通道，被迫调整计划。他采用迂回战术，派遣一部分兵力在茂林洲附近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进攻。这一战术颇为奏效，腹背受敌的中国军队坚守了5日后，最终于26日失守马当。

蒋介石万万没想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马当要塞，仅仅5天就陷落敌手。早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马当山修筑了完备的防御工事，并派重兵把守。为阻挡日军进攻，长江两岸险要处都设有炮台和碉堡，防御战线内30或100公里处的主要路段破坏无遗。同时，中国守军还精心地在长江马当段设置一条形如暗礁的阻塞线，前后布置了三道水雷线，共布雷1 600余枚。

有如此完备的防御工事，为什么马当要塞还会在短短几天之内被敌军攻下呢？

一切还要从当时负责马当防御的第16军军长李蕴珩说起。他为了讨好上峰，在战火燃眉的紧要关头调所部排长以上的副职军官，参加他在当地开设的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更夸张的是，6月23日各部上尉以上级别的军官接到命令，要参加24日举行的结业典礼和聚餐。就这样，守卫香口江防的第53师313团和其他第16军所属部队的军官均于23日晚去了马当镇，准备参加次日的典礼。23日晚，整个马当要塞无战事，一片寂静。

图5–4 武汉会战中中国官兵奋勇抗敌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24日凌晨4时，日军偷偷地从香口江边登陆，立即向马当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守军第313团在长官脱离一线、战斗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连克香口、香山、黄山等阵地。日海军第11战队从藏石矶登陆，马当要塞就此陷落。

得知马当要塞失陷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下令守军全力反攻，务必要收复失地。接到命令后，第16军和第49军向日军发起反击，终于在28日收复香山。正当中国军队众志成城准备收复马当要塞的时候，日军援军第106师团赶到，双方激战数日，马当要塞始终未能收复。

此战过后，李蕴珩因疏于防范、作战不力，受到军纪制裁。

此时颓势已无法挽回，之后的两个月间，中国军队连失九江、田家镇两大要塞。武汉已经岌岌可危了。

坏消息接二连三，各大要塞纷纷失守，10月的武汉一片恐慌。频繁的降雨和逐渐转凉的天气，也压不住蒋介石对于战事的恼火，然而，他的痛责和训诫对于战局的扭转已毫无用处。

日军进展顺利，面对近在咫尺的武汉，开始筹备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就在日军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沿江西进的同时，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第9师团、27师团、101师团、106师团协同舰船80余艘、飞机数十架，由湖口、九江南下，向长江南岸地区发动攻击。日军此招极为凶狠，妄图全歼长江以南的中国守军，占领南昌后，再向西逼近长沙，进而形成对武汉的全面包围。

图5–5 前来支援武汉的中国军队

在此危急关头，蒋介石焦虑不安，苦苦思索却毫无良策。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梦寐以求的胜利不期而至。如果说马当失守是雪上加霜的话，那么万家岭传来的捷报无疑是天降甘霖。

大捷万家岭

薛岳发现孤军进入万家岭一带的日军第106师团，立即调集第一兵团10万大军对进入口袋的这股敌人进行围攻，决心抓住战机实施全歼。

万家岭，位于江西省德安县的山岳丛林区。从地形上来看，它的西面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东边则是碧波浩瀚的鄱阳湖。从交通上来看，从九江到南昌的南浔公路正好经过这里，日军进攻南昌必经此地。武汉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根据万家岭一带的地理特点，将7个军的重兵部署成反八字形的阵势，他自己这样形容这一布阵：“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此时的薛岳哪能想到，“万家岭”日后会成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名字，而自己也凭着漂亮的一仗赢得了“战神”的赫赫威名。此战使用的“口袋阵”，居然像传说中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八卦阵那样成为传奇。

薛岳首先在日军第6师团和第101联队身上试验了一把这一阵法。先是阻击日军凶猛的进攻，然后组织有效反击，击毙了第101联队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重伤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日军付出了远远超过预期的代价，却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南浔防线。

图5–6 万家岭大捷中作战的中国士兵

9月中旬，日军已陷入多日的苦战，冈村宁次面对僵局，渐渐失去了耐心。恰在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在他的面前。据日军飞机侦察得知，薛岳的第一兵团在瑞武路和南浔路间布防薄弱，出现了一个狭长的防御空隙。冈村宁次没有对该情报的准确性加以核实，就认定自己苦等的战机终于来到了。

9月20日，冈村宁次在尚未作出周密计划的情况下，命令第106师团带上一周的干粮，迅速插入中国守军的这一防卫漏洞。日军企图绕过第一兵团防御阵地，配合第27师团和第101师团，对中国军队实施全面包围。

此时的冈村宁次估计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所谓的“防御漏洞”，正是薛岳布下的一个“口袋”。

第106师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接到命令后，带领所部步兵第111旅团和第136旅团的四个联队共1.6万余人，孤军深入，悄悄推进至庐山南侧的万家岭地区。

薛岳发现进入万家岭一带的日军后，即调集第一兵团10万人马对钻进口袋的敌人进行围攻，决心抓住战机歼灭这支孤军。

就在这股日军全部进入“口袋”不久，薛岳下令收紧袋口，将日军第106师团万余人马团团围住。方圆不过10平方公里的山岭成了松浦师团的葬身之所！

10月2日，第一兵团10万大军全部抵达万家岭地区，随着薛岳一声令下，全线出击，向包围圈内的松浦师团发动进攻，一步步压缩空间。松浦淳六郎发现陷入重围后，命令所部利用优势火力，在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的掩护下，企图突围。

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俞济时所部第74军58师几乎伤亡殆尽，但顽强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战至10月6日，日军伤亡过半，无力再次组织突围，只能转入防御，等待援军。

薛岳认为歼敌时机已到，命令万家岭前敌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第66军、第4军、第74军向右堡山、万家岭、箭炉苏、长岭、雷鸣鼓一带发起总攻。

日军困兽犹斗，士兵发挥出极高的战术素养，全力抢占了一些身边的制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张古山阵地就是其中的一处，日军约有2 000余人集结在这里，凭险固守。第74军51师在师长王耀武的指挥下，发起数度攻击，均无功而返。

第305团团长张灵甫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快全歼，待敌援军到来，战场局面就有可能被扭转。于是他自告奋勇带领一支敢死队，从日军防守较弱的后山绝壁上攀爬上去，成功发动奇袭，一举抢占了张古山主阵地。

10月8日，日军仅余数千，被重重包围在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几个据点中，陷入绝境。

10月9日下午，薛岳命各部选拔勇猛士兵200至500人，担任先头冲锋突击队，各部长官全部一线指挥，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敌军，作为第一军团向“双十”节的献礼。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临一线。

天色暗下来后，13支敢死队衔枚疾发，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对龟缩在各据点的日军实施最后的歼灭战。经过一夜血战，日军第106师团的防守据点所剩无几，仅剩1 000多残兵败将 。

第106师团被围待歼的消息传回日本东京，朝野震动。日本天皇命令冈村宁次，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106师团。

在天皇的督令下，增援万家岭的各路日军，疯狂进攻围困第106师团的中国军队。薛岳审视了当时的战局后，认为再跟日军纠缠下去已无意义，于是下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万家岭一役，中国军队消灭日军第106师团大部和增援部队第101师团一部，日军在战场上丢盔弃甲，遗尸遍野。新四军军长叶挺对此战曾盛赞：“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

富金山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抉择：“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岸取得万家岭大捷的消息，使国人大为振奋。然而不久，长江北岸的战况又让武汉会战蒙上了一层阴影。

8月下旬，当冈村宁次指挥所部在长江以南与薛岳部战斗正酣之时，东久迩宫率领日军第2军主力悄无声息地整队出发，企图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直取信阳，之后沿平汉铁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实现从北面、西北对武汉的迂回包围。

此时孙连仲正率部奉命驻守长江北岸。自徐州会战以来，他就一直与东久迩宫这个老对手处在胶着相持的状态。为了与日军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孙连仲从固始以东的前卫阵地到信阳，连续布下四道防线，并分别交由几位抗日名将防御备战。

第一道设在富金山，由宋希濂的第71军防守；第二道设在台儿庄，由田镇南的第30军防守；第三道设在潢川，由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防守；第四道设在罗山到信阳一带，由胡宗南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和第17军团防守。

8月27日，筱冢义男的第10师团和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从合肥出发，分兵两路击败阻击的国军，相继占领六安、霍山等地，很快到了设在大别山峡口富金山的第一道关卡。

荻洲师团被称为日军中的王牌，在中国战场上一直所向披靡；筱冢师团同样是日军现代化部队的样板，一支重机械化装备部队，这支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被中国军队击败后，原师团长矶谷廉介被日本大本营撤职，现改由筱冢义男中将率领。

负责固守富金山的第71军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不言而喻，所承受的压力极其沉重。

在亲自到富金山前线考察研究地形后，宋希濂决定把军部设在富金山山顶，随后又命陈瑞河的第36师、钟彬的第88师分别防卫左右两翼，第87师担任机动部队。

9月2日上午10时许，日军先是派飞机轰炸中方阵地，短短几分钟，富金山山半腰的第36师阵地便烟尘蔽日，工事破坏殆尽。官兵被炸得无法抬头，他们凭借坍塌的工事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第36师官兵牺牲超过三分之二，歼灭日军一千有余。

宋希濂坚持固守，面对陈瑞河的求援，他说：“援兵现在一个没有！36师一步也不许后撤，有多少人上多少人。”

经过连续7天的激战，日军在富金山脚下伤亡数千，没能突破这道关卡。第71军把荻洲师团的两万重兵死死拖在富金山下，但同时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拿宋希濂的起家老本第36师来说，这支1万多人的部队，几乎全部牺牲，最后仅留下700多人。

最终，第71军与日军在富金山激战近10天，以伤亡1.5万余人的代价毙敌6 000多人，远远低于抗战以来6∶1的中日伤亡比，在国军正面抗日战场上极为罕见。

潢川

张自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拼死在潢川阻敌以赢取宝贵的时间，而胡宗南却未遵守固守信阳之命，擅自于10月12日撤退到信阳以西，就这样把信阳城拱手让出。

就在富金山阻击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张自忠的第59军已在潢川布下防线，胡宗南军团也顺利抵达信阳，在罗山、扶经一线构筑了坚固阵地。第71军任务完成后，在宋希濂的率领下撤出富金山，张自忠所部防卫的潢川接受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潢川，河南南部的一个普通县城，位于信阳正东，日军进攻信阳必定会从此地经过。在勘察地形时，张自忠发现，该地区以平原为主，无天然屏障，在机械化部队面前，要想守住极为困难。但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李宗仁此时因病住院）给他下达的任务，是坚守潢川直到9月18日，以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信阳、武胜关等地集结。

9月6日，日军第10师团攻下固始，紧接着沿固潢公路直扑潢川。为报台儿庄战败的一箭之仇，他们来势汹汹，大有踏平潢川之势。

9月14日夜，日军由东、西、北三面向潢川发起攻击，遭张自忠部顽强阻击。次日中午，日军又派出骑兵迂回突袭第59军军部，此时张自忠身边只有一个手枪营。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张自忠指挥官兵沉着应战，并急令第678团前来增援，激战半日，终于将敌军骑兵打退。

此后，双方又在潢川县城外围阵地展开了两天两夜的激战。日军发动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最后，恼羞成怒的日军竟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导致中国守军大量伤亡。

9月16日晨，潢川外围的七里岗阵地失守，日军开始围攻潢川县城。张自忠命黄维纲的第38师突袭敌军后方，以牵制猛扑而来的攻城日军，然后组织敢死队发起反攻，消灭突入城内的敌人。

9月19日晨，张自忠命完成防卫任务的第59军连夜向潢川西南悄悄撤退。天亮之后，日军又一次发起进攻，才发现潢川已是空城一座。

潢川之战，国军第59军以伤亡4 000余人的惨重代价，毙伤日军300余人。这支孤军奋战了12昼夜，为从陕西赶来调防信阳的胡宗南第17军团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但让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拼死在潢川阻敌以赢取时间，而胡宗南却未遵守李宗仁固守信阳的命令，擅自于10月12日撤退到信阳以西，把信阳城拱手让给了敌人。

战略要地信阳的丢失，标志着中国军队再也无法挽回局面，日军经由此地直奔武汉，从东、北、南三面对武汉实施包围。

10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想法：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乘飞机前往湖南衡阳。

10月27日，太阳旗已飘扬在武汉上空，武汉三镇落入敌手。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以来，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多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图5–7 日军占领武汉

黑夜漫漫，曙光终将出现，日军在连续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态势。武汉会战达到了日军战略性进攻的顶点，此后，侵华日军逐渐停止了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六章 长沙会战：血染潇湘

“天炉战法”

为了将日军关在这个“天炉”里，薛岳调集了超过对方两倍的兵力，准备一层层消耗敌军，在将其消耗至一定程度后，再派大军予以全线围歼。

在众多有关世界二战史的文章中，国际军事学家经常会提及一场中日战役，这场战役出现的次数甚至比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还多。它就是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军事教学案例的长沙会战。

中国民间向来有一种说法：“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湖南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地，而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便自然成为了农产品的总仓库。因此，在日军眼里，长沙有着非常大的经济生产能力，一旦占领这座城市，就可以为侵华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

从军事上来看，日军当时已经占领了武汉和广州，只要再攻下介于武汉和广州之间的长沙，就相当于攫取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丰富资源。不仅如此，日军还企图打通“武汉–长沙–广州”一线，将中国军队的防守区域紧紧压缩在中国的西南部。

图6–1 冈村宁次

长沙会战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来自东京四名坂町街区，出生于一个传统武士家庭。由于母亲经常束腰和早产，他出生时很羸弱。但正是这个羸弱的婴儿，后来成为“巴登巴登同盟”三羽乌[3]的第二位，一手缔造了昭和军阀，被日本人吹捧为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的一代名将。

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冈村宁次就奉命担任新组建的第11军司令官，负责对防御武汉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冈村宁次在对华政策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反对日本人在占领区内任职，主张以华制华，给中国人以“尊严”， 却又反对跟汪精卫合作，因为他担心受到刺激的蒋介石政权会作出抗日到底的决定。

1939年春夏之间，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各部连续发动了南昌会战和襄东会战。通过这两次会战，日军占领了作为武汉东南屏障的南昌，随后击退了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反攻，就此打开了通往长沙的快速通道。

8月底，日军把战争的魔爪伸向湖南。

湖南省防区地跨湘鄂赣三省，隶属第九战区，东面以赣江和鄱阳湖为天然边界，西面有湘江和洞庭湖作为屏障。从整个湖南战场来看，地形整齐对称，日军擅长的迂回包围战术无法实施，只能依靠正面作战。

此时陈诚赴渝请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暂由薛岳代理，他认识到湖南有利的地理条件，决定利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核心战略，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

正当薛岳积极备战之时，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摆到了他的面前：

“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在株洲、浏阳、醴陵部署兵力，阻敌深入。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

经再三思考，薛岳认为长沙一定能守得住，于是电呈蒋介石，表达了自己誓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经过陈诚的斡旋，蒋介石改变之前的决定，批准了薛岳的作战计划。

薛岳有如此大的信心打赢这一仗，跟他部署的一套名为“天炉战法”的战术有巨大关系。

薛岳（1896–1998），又名仰岳，字伯陵，广东韶关人，早年曾入保定军校第六期深造，尚未毕业便南下参加粤军，逐渐成为国军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

这套战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第九战区各部在保存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层层抵抗，层层后退，尽量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第二阶段：利用侧翼山地地形主动撤退，迂回到敌人的包围线之外，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铜墙铁壁”；第三阶段：将日军引诱到决战区域，然后断其退路，四面合围，形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将包围圈内的日军予以歼灭。

为了将日本关在这个“天炉”里，薛岳调集了超过对方两倍的兵力，准备一层层消耗敌军，在将其消耗至一定程度后，再派大部队予以全线围歼。

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薛岳之所以敢于改变蒋介石决策，这一自信不仅仅是来自“天炉战法”（文称“后退决战法”，第三次会战时改为“天炉战法”），更多的还是来自湖南的有利地势。

为了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南下，薛岳命第九战区各部将湘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要道全部破坏，使得日军在这条攻占长沙的路上困难重重。

随后，薛岳根据地形精心调兵遣将，部署防御。具体如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部8个师，守卫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南岸；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4个师，负责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作战，不断消耗日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4个师，守卫蒲田桥至德安以西地区；樊崧甫率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及第8军，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一带游击作战；第二十集团军（隶属第六战区，为便于协同作战，配属第九战区指挥）第53军、第54军、第87军等部，防守洞庭湖与湘西方面；第二十集团军商震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4军、第70军、第74军、第5军、第99军、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周边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以及赣北的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天炉战法”部署完毕。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本军部战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1939年9月14日，冈村宁次调集第6师团、第33师团、第101师团、第106师团主力以及第3旅团上村支队、第13旅团奈良支队、第101旅团佐枝支队约10万兵力，在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100多架飞机、海军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配合下，采用“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战术，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围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此打响。

日军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长沙的气氛异常紧张。此时，第九战区下辖21个军又3个挺进纵队共52个师，加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部署的4个军（分别为第4军、第5军、第99军及新编第6军又第11师），总计25个军63个师50万人。被薛岳列入作战序列的部队有21个军49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实际参战兵力为35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40万人。

图6–2 长沙会战中开赴前线的国军士兵

日军在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的战况各有不同。

9月14日夜，赣北方向的日军第106师团由奉新、靖安一线进犯，向守卫会埠的第60军发起进攻，第101师团向高安守军进行牵制性攻击。经过3天激战，高安于17日陷落敌手。

第九战区司令部收到高安失守的消息，十分震惊，这一战略要地的丢失，对长沙形成巨大的威胁。薛岳急忙向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下死令立即组织部队全力反攻，随后又派王牌部队第74军前往增援。

9月22日，国军成功收复高安，并多次打退日军疯狂的反扑，粉碎了日军由此西进的战略意图。随后，敌人退回奉新、靖安一带，赣北战场恢复战前态势。

在鄂南方向，日军也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英勇反击。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在师团长甘粕重太郎中将的指挥下，向防卫鄂南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薛岳急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率大湖山、九宫山一带的部队，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两个方位同时袭击第33师团，形成对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同时，命第8军前往增援。

日军在两支中国军队的阻击和围攻下，被迫撤退。10月11日，第33师团退回到通山、通城一带的原防地进行休整，鄂南战场恢复到战前的态势。

湘北是日军此次计划的主攻方向。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向驻守新墙河北岸阵地的国军第52军发起攻击。新墙河战斗打响。

9月20日晨，日军集中一个旅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雷公山、草鞋岭一带发起进攻。经过3天激战，负责守卫草鞋岭的第195师1131团3营伤亡大半。其间，日军不断组织陆、空军联合攻击，仍没能占领这处阵地。

图6–3 中国军队在新墙河一带浴血奋战

该营营长史恩华曾接到师长覃异之的电话：“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

他掷地有声地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23日拂晓，日军又一次狂攻开始了。史恩华亲临最前线，肩部中弹受伤，用布裹起来继续战斗，誓死不下火线。在全营几乎伤亡殆尽的情况下，他让剩余官兵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奋勇还击，不幸再次中弹，壮烈牺牲。最后，全营官兵全部为国捐躯。

关于史营长的死，流传在战场附近傅朝村的说法是这样的：“全营的人都没有愿意撤的，最后剩了史营长和他的勤务兵，史营长负了重伤，他不愿意被日本人俘虏，命令勤务兵开枪打死他，勤务兵下不了手，史营长最后自己朝自己开了枪。” 这与中国官方战史记载稍有出入。

太阳落山的时候，日军占领了草鞋岭阵地，在打扫战场时，他们发现了史恩华的遗体。暮色中，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恭敬地向这个顽强的对手深鞠一躬。

史恩华（1911–1939），黄埔八期。抗战爆发后担任第52军195师1131团3营少校营长。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新婚刚三天的他亲临一线，率部与日寇激战三昼夜，最终以身殉国，牺牲时年仅29岁。附近傅朝村居民集资厚葬他于村北，墓前树一石碑，上书“中华魂史营长之墓”。

9月22日晚，北岸的中国军队奉命退防至新墙河南岸。

23日拂晓，在密集炮火和毒气支援下，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负责防守的国军第2师12团战斗至中午，全部牺牲，南岸阵地被日军攻占，第52军被迫退守到新墙河东南方向的制高点。

几乎就在此时，日军上村支队乘船沿洞庭湖南下，在汨罗江口的土星港、营田一带登陆，从左翼夹击在这一带布防的第十五集团军，企图全歼汨罗江以北的中国军队。日军第33师团占领麦市后也企图由此南下，从东面包抄防守湘北的中国军队。

第十五集团军背靠新墙河、汨罗江阵地，依次进行阻击，在完成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任务后，于9月25日奉命撤退到设在汨罗江南岸的二线阵地。此时，日军派出一支部队伪装成逃难的老百姓，渡过汨罗江突袭新市，新市守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

9月30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发动猛攻，激战了整整一天，双方伤亡极大，短时间内均无力组织大规模反击，再次陷入对峙状态。

此时，日军前锋部队距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长沙只有30多公里，但面对近在咫尺的目标，他们却提不起精神。在向长沙进军的过程中，日军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整个队伍已疲惫不堪。

薛岳审视战局，认为歼敌机会已经到来。他早已调集重兵设下“天炉战法”，静待日军钻入“口袋”。

面对胶着的战况，冈村宁次寝食难安。一日，他乘飞机在空中观察战场形势，却发现中国援军正源源不断地赶来，在长沙周围布下重阵。冈村宁次很快意识到，局势已经对日军极为不利，于是下达放弃进攻长沙的命令。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

当天，薛岳被正式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他察觉日军撤退的企图，立即下令第九战区各部全面出击。日军大败。国军士气大振，一鼓作气连连收复上杉、汨罗、新市等地。

10月13日，日军被迫后撤至新墙河以北，其湘北作战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各自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和俘虏4.8万余名中国军人，己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 600人；中方称毙伤日军4万余名，己方的伤亡人数较日方统计数字相差不大，同样为4万多人。

对于一场事关全局的大战役来说，胜败的衡量标准不能仅限于死亡人数，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完成战前的既定目标。此次日军集中10万兵力，兴师动众，远远没有实现歼灭第九战区主力、占领长沙地区的战略企图。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日本军部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图6–4 1939年10月薛岳在长沙会战中会见战地记者

就在同一时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正势如破竹，于是，中国军队在长沙会战中取得的胜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泰晤士报》等国际知名媒体组成联合战地记者团，赶赴湘北战场进行实地采访报道，迅速扩大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

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军渐渐意识到，要抽调更多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付自己即将迎来的强大敌手美国，必须迅速解决中国战事，彻底解除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军事威胁。

早在1931年，蒋介石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但未形成系统的军事理论。1937年初，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

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时提到：日本是退步、寡助的小国，中国是进步、多助的大国，注定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败局。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结果彻底验证了他们的观点。

图6–5 蒋百里

1941年9月，日本大本营决定提前实施所谓的“南进策略”，而太平洋上的美军正是这一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中日战争进行多年，日本将大部分兵力放在这一战场上。这次如果对手再增加一个军事强国，日军兵力很快将会捉襟见肘，到时就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兵力。

但是如果从中国抽调兵力，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军队极有可能会进行的反攻。日本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花费极大代价侵占得来的城市，再一个个被中国军队夺回。但是日本国小地小、人少、兵少的弊端随着战局的不断深入和扩大，逐渐显露，日本快到了无力承担战争的阶段。

为了抽调更多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付自己真正的敌手美国，日军必须迅速解决中国战事，彻底解除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军事威胁。

1941年9月10日，日本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制订代号为“加号作战”的计划，命令所部于18日正式发起长沙战役，企图一举占领长沙地区。

日军具体部署如下：第3师团、第4师团、第6师团主力以及第18混成旅团的三个大队，第33师团和第401师团的第214联队、第215联队，分别由鄂中和武汉地区逐渐向岳阳集结；第14独立旅团的三个大队分别由赣北和鄂南地区逐渐向临湘、岳阳集结；第6师团的两个联队逐渐向忠防、桃林、西塘一带进军。

图6–6 阿南惟畿

日军对此次作战高度重视，为确保万无一失，另派出两个独立炮兵联队和两个独立工兵联队，由武汉向临湘、岳阳集中。此外，日本海军陆战队携军舰3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沿长江向洞庭湖集结，为步兵进攻作掩护。就这样，日本陆海空三军约12万余人，一路直扑湘北。为了修筑通往长沙的简易公路，保障后勤给养的运输，日军还强征民夫15万人。

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第九战区调集3个集团军12个军33个师，分别在赣北、鄂南、湘北设置防线，另派第99军197师负责阻击湘西一带登陆的日军。

军委会直辖归第九战区督训的第26军、第10军，分别集结浏阳、衡山附近地区，负责机动作战。

第九战区预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如下：

敌如以主力从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我军在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一带，构成纵深强固阵地，步步为营，抗击敌人。然后转用赣北、鄂南兵力，于杨林街、关王庙、长乐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侧击，并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打击敌人。

一场大战就此爆发。

就在日军全力进攻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了日全食奇观。

要知道，天狗食日的传说不仅流传于中国，日本不少地方也有这一说法。看到这一天文现象，日军官兵大为恐慌，纷纷谈论国旗被天狗吃了，可能预示着这次攻打长沙比上次更加凶险。

刚开始，阿南惟畿对这一天象还不以为然，他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在日记中记载：“21日是少见的日全食，由13时15分（东京时间）开始，太阳形成下弦的月牙形，周围一带有如同黄昏的昏暗，不久，太阳就被黑暗吞噬。”

后来，阿南发现部队中一片恐慌，已引发士气下挫，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下令严惩那些动摇军心的传谣者。

9月18日拂晓，日军集结44个大队共10万人马，对新墙河正面的中国守军发起全线攻击，长沙会战瞬间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中国守军处于下风，多处阵地被占领。

9月20日，蒋介石急令加强防御和反击，“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

图6–7 中国军队从长沙天心阁向日军发起冲击

薛岳接到指示，制订出在汨罗江两岸与敌决战的预定计划，电令各部坚决阻击日军。但日军情报部门截取并破译出第九战区司令部发往各军的电报，阿南惟畿立即改变作战策略，组织部队包围了第27军、第26军、第10军。

9月22日，日军向37军主阵地发起进攻，激战三天后突破了防线。

24日上午，日军在航空兵的协同支援下，向从衡阳北上至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布防的第10军发动进攻。

25日，日军第4师团赶到前线，集中火力进攻第10军第3师。

26日，第10军各部阵地先后被攻占，残余兵力被迫向捞刀河南岸转移。日军乘势一直攻到距长沙不远的捞刀河北岸。

此前第九战区将重兵摆放在汨罗江防线，对长沙近郊的作战准备相对不足，长沙市区的防御也出现极为空虚的情况。9月25日，薛岳电令夏楚中的第79军、邹洪的暂编第2军、王耀武的第74军火速赶来支援。

电报再次被日军破译。阿南惟畿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即调整战斗部署，企图一举歼灭第74军，以报万家岭之仇。

第74军遂陷入重围。双方在春华山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军长王耀武在随身卫士的保护下，率残部撤离战斗，转移至浏阳河南岸。

日军紧追不舍，强渡捞刀河，直逼长沙城。国军暂编第2军98师奉命在城北阻击日军。无奈日军装备精良，很快突破第98师阵地，进入长沙，与中国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9月30日，日本援军第4师团抵达前线，长沙危在旦夕。

此时“上天的惩罚”终于应验。就在日军拼命进攻长沙之时，宜昌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岌岌可危。

宜昌是距重庆最近的战略要地，1940年6月被日军攻陷。驻防此处的日军第11军13师团抽调30％的兵力支援长沙作战，仅留下1万多人防守。

9月6日，蒋介石收到宜昌日军兵力不足的情报，下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进攻宜昌，以此策应在长沙会战中苦苦支撑的第九战区。

9月23日，陈诚调集15个师向宜昌发起猛攻，在150门火炮的支援下，国军迅速夺取了宜昌日军设在外围的据点。

图6–8 给宜昌援军送军粮

日军被迫从进攻长沙的日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增援宜昌，这样一来给了连日征战的国军喘息的机会。

就这样，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神奇般地扭转了第九战区的被动战局。

日军由于战线延长，补给严重不足，于是派出50多辆装甲车、1 000多名士兵将粮草运往前线。结果运输部队遭遇伏击，全军覆没。

10月1日，阿南惟畿得知后勤运输线多处被切断和破坏的消息，只得宣布此次作战目的已经实现，命令各部撤出战场。当天下午，围攻长沙的日军开始撤退。

薛岳侦知日军后撤的消息，立即命令第九战区各部发起追击。

10月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北岸，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历时33天，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余人。其中，宜昌战役作为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主动发起的攻击战，歼灭日军7 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士气。

第三次长沙会战

日军战史也不得不写下了这失败的一笔：“我军是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欧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月3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元旦公告之后，建议蒋介石组织中国战区，并推举他为最高统帅，负责指挥盟军在中国、越南和泰国战场上的共同作战。

中国独立抵抗日本法西斯达四年之后，终于获得国际方面的支持。

就在蒋介石刚刚荣任世界反法西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时候，日军再次围攻长沙，第三次长沙战役打响。蒋认为此战“关系国际观瞻”，于是飞到南岳衡山亲自督战，并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作出指示：“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

12月31日，日军三个师团进入国军预先设定的包围圈。薛岳下令各集团军于当日晚间发起进攻，三天后抵达预定区域，同时命第10军负责死守长沙：“严令全体官兵认真作战，不得退缩，擅行后退者杀无赦。”

为了就近指挥和督促各部作战，薛岳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搬到岳麓山爱晚亭附近。

图6–9 中国守军以重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

1942年1月1日晨，日军第3师团在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的指挥下，强渡浏阳河，猛烈进攻驻守长沙东南阵地的国军预10师。第29团1营与日军激战到下午4时，几乎全军覆没，未能守住一线阵地。

日军先锋部队乘势突入城内，阿南惟畿欣喜若狂地向总部汇报，吹嘘第3师团已攻克长沙。日本国内报纸获此消息，连夜发布号外，宣布这一重大捷报，以作为向天皇的新年献礼。

但阿南惟畿还没从兴奋中醒过神来，却发现无数炮弹从天而降，准确无误地落在日军阵地上。原来第九战区早已命令国军两个炮兵团埋伏在岳麓山上，此时四五十门山炮和150毫米重型榴弹炮一齐发射，炸得日军到处乱窜，尸横遍地。

预10师师长方先觉连夜指挥所部包围并攻击位于白沙岭的日军第2大队，当场击毙日军大队长加藤素一。

战斗完毕打扫战场时，从加藤素一身上搜出了日军作战命令和阵中日记等重要文件。此后，胜利的天平彻底倒向了中国方面。薛岳据此得到日军的最新情报并下发，同时命令各集团军按原定计划快速向长沙合围。他喜出望外地对部下说：“一纸虽轻，胜似机枪万挺!”

图6–10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草鞋岭阵地

面对源源不断赶来增援的中国军队，阿南惟畿孤注一掷，命令加强进攻，企图赶在被围之前占领长沙。

1月2日拂晓，日军出动20多架飞机，猛烈轰炸中国守军阵地，随后，双方地面部队在长沙东门和南门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面对猛扑而至的日军，第3师师长周庆祥沉着应战，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居高临下指挥反击。第3师一举歼灭日军第7中队，击毙了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全部军官。

2日夜间，阿南惟畿在进攻受挫、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命第6师团从长沙东北郊发动攻击。至此，长沙战场上的日军增加到2万余人，而中国守城部队方面仅剩下不足万人。

蒋介石也在此时亲自致电第10军全体官兵，鼓励该部勇敢抗敌：

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

方先觉军长在给妻子留下的一封遗书中这样写道：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真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捍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泉矣。希吾妻节哀勿悲！

1月3日晨，日军第3师团和第6师团从南、北、东三面同时发起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双方激战一整天。在街头巷尾的拉锯战中，两军短兵相接，反复冲杀，展开了多达11次的白刃肉搏。

在这次战斗中，国军组织的敢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次被日军占领阵地，守军便会立即组织一支敢死队，趁敌立足未稳，迅速夺回失地。在机枪掩护下，敢死队员身绑炸药向着日军最多的地方冲去，与敌同归于尽。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残肢断臂，鲜血浸红了战场。

图6–11 中国军队对突入长沙市区的日军发起反击

阿南惟畿再次陷入困境，一方面由于孤军深入，补给线被切断，粮食弹药无法正常供给；另一方面，中国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以大举合围之势发动全线反击。为避免遭到围歼的下场，阿南惟畿不得不于4日晚仓促下令后撤。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结束，中日双方恢复了战前的态势。事实证明，日本发布占领长沙的新闻只是一个国际笑话。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以伤亡官兵29 217的代价毙伤日军56 944人，根据第九战区战后的战果呈报中声称：击毙敌第6师团13联队联队长友成敏一，第3师团辎重联队联队长片冈初吉、第18联队联队长土屋京次、第34联队连队长木原一雄、第9师团36联队连队长坂口利夫等108名军官，俘虏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139人。

日军战史也不得不写下这一失败的一笔：“我军是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图6–12 战场上的日军尸体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盟军在战场上一败涂地。日军席卷东南亚，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只有在中国的长沙战场遭遇惨败。因此，美、苏、英、法等国记者纷纷前往长沙进行战地采访，国际反响强烈。

英国《泰晤士报》对此评论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祝贺作战部队，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认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共同的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蒋介石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认为此次长沙会战“实为七七事变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从此对薛岳颇为器重，还向其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此外，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授予了薛岳独立勋章。薛岳一战成名，成为高级将领中唯一可以对蒋介石发脾气的将军。

不过，据李宗仁战后回忆，长沙会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原因是薛岳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策略，成功避开蒋介石不切实际的瞎指挥，这才有机会发挥出自己的军事才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

[3] 羽乌，乌鸦。“巴登巴登同盟”1921年10月，三位日本少佐军阶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田敏三郎在德国莱茵河上游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疗养地举行了聚会，密谋结成集团，以集合幕僚军官，结束国内腐败，这一集团后来成为日本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骨干。它的成立标志着昭和军阀的诞生。——编者注

第七章 桂南会战：日军最为黯淡的时期

“一号作战”

中村正雄在战死前曾这样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熟悉世界战争史的人都会认可，世界上最能打仗的是俄罗斯人，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战斗种族”。在骁勇善战的俄罗斯人面前，巅峰时期的拿破仑、希特勒也同样败下阵来。如果说有哪支军队能与其并肩的话，那就是在三十年内连续两次战胜俄罗斯的日本军队。

1939年之前，穷兵黩武的日军号称近600年对外没有打过败仗，简直是目空一切。但是在1939~1940年的桂南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中村支队被中国军队完全击溃。战后，在日军指挥官中村正雄身上搜出一本日记，他在战死前曾这样写道：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1939年秋，日军发动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失败，为了挽回颓势，开辟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作战基地，日军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在外抗日多年，没想到这次鬼子竟然自己送上家门，于是紧急动员准备御敌。“桂南会战”一触即发。

图7–1 桂南会战前，中国军队的抗战标语和宣传画

可能是被李宗仁等桂系将领服从政府命令、率军北上抗战的举动所感动，蒋介石在桂南会战中用人不疑，出人意料地将其嫡系中央军全权交给桂系将领指挥。也难怪，日本军队都打进人家老家了，蒋介石此时放弃派系之争，也算是投桃报李。

1939年11月中旬，日军由北部湾侵入广西，之后在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遭遇中国守军的反攻。之所以出现硬碰硬的结果，是因为中日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昆仑关战役将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最核心战役。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处，海拔约600米，是西南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地，周边地形复杂，路段迂回曲折，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欲攻南宁，必先拿下昆仑关。

1939年11月，为截断桂越（广西南宁—越南谅山）交通线，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在海军第2派遣支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的支援下，企图从钦州湾登陆，攻占桂南地区。

第5师团是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扮演排头兵的角色。该部士兵大多来自山口县，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浸淫，生性彪悍凶狠。他们大多在中国战场征战两年以上，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而师团长今村均中将在抗战爆发前，曾受聘担任过桂系军队的军事顾问兼教官，对广西很熟悉，且与李宗仁、白崇禧有旧谊。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负责防卫第四战区的第十六集团军在总司令夏威的部署下，于广东防城及南宁间广大地区布设多层阵地，逐层抵抗消耗日军，然后再伺机转入反攻。

图7–2 中国士兵在“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词上签名

1939年12月4日，今村均命中村正雄率领有着“钢军”之称的急先锋第21旅团，向昆仑关发起攻击。

为了守住昆仑关，蒋介石命白崇禧带领10万大军在115架飞机的掩护下进行反击，随后又派李济深、陈诚由重庆飞抵广西，协助白崇禧作战。

此外，蒋亲自调集一大批中国精锐部队前去支援，其中就有杜聿明的第5军。

图7–3 杜聿明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黄埔一期，后在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历任第200师师长、第5军军长。

有着“铁甲雄师”之称的国军第5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下辖戴安澜的第200师、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和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另外还配备有战车团、重炮团和工兵团各一个。该军原驻防在衡山以北地区，接到紧急增援广西的命令后，立即乘火车前往广西永福，随后向昆仑山一带发动反攻。

同样是王牌部队，同样是五字号，这两支军队在昆仑关火星撞地球式的遭遇，预示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开始。

在战前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杜聿明制定了“关门打虎”的攻坚战术，令郑洞国和戴安澜率所部担任正面主攻任务，重炮团、战车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发动进攻；令邱清泉师从右翼迂回，由小路绕过昆仑关，侧面打击南宁方向的援军，并截断昆仑关日军的退路。

兵贵神速，邱清泉接到命令后，连夜率部穿越思陇一带的重重大山，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昆仑关南面五塘地区的密林之中，对昆仑关的日军形成包围态势。

图7–4 中国军队向昆仑关进发

12月12日，就在昆仑关战役开始之前，日军派飞机轰炸了蒋介石的老家溪口。蒋介石故居报文堂、文昌阁以及蒋介石母亲的坟墓等多处建筑被日军炸毁，元配夫人毛福梅不幸遇害。蒋介石面对国恨家仇，对桂南会战极为关注，对进攻不力的部队严加斥责，并向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下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陈诚和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到前线视察各部队战情况，特地前往第5军集结地，检阅了这支王牌部队。在会场上，陈诚向杜聿明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求务必如期拿下昆仑关，否则，提着脑袋去见蒋介石。

杜聿明神情严肃地立在陈诚面前，大声回答“是！”接着向官兵们训话说：各位兄弟们记住，此次反攻昆仑关，是我们第5军首次在抗日战场亮相。在训练场上得那么多第一不算什么，关键得看战场上的表现……

在这番豪言壮语的鼓舞下，全军将士大声喊道：“请钧座放心，在下定当竭尽全力，斩关夺隘，克敌制胜，誓死完成攻坚任务。不成功，便成仁。”

官兵们的誓言在山谷中回荡，经久不息。

昆仑关大捷

战后，今村均向日军大本营报告：“在此地带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这次战役在日军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日方声称：“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黯淡的年代”。

图7–5 昆仑关战役期间，国军将领在山洞里召开军事会议

杜聿明经过研究大胆预测日军将进攻龙州和镇南关这两个战略要地，于是准备打一场伏击战。果然今村均认为南宁北面无战事，于是派及川支队从南宁出发进攻龙州和镇南关这两个战略要地。

此时的第5军全体官兵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打出中国军队的威风来。就这样，在坦克的引导和掩护下，埋伏在山地里的中国军队趁着夜色，对昆仑关发起了全线反攻。坦克和重炮把昆仑关炸得地动山摇，整个战场被火光和浓烟所笼罩。

官兵们喊着复仇的口号，猛虎下山般扑向日军阵地，同时截断了昆仑关日军的退路。杜聿明率众指挥官冒着日军飞机和大炮轰炸的危险，用望远镜查看两军交战形势，并指挥部队一步步缩小包围圈，歼灭昆仑关守敌。

日军赶来的增援部队也陷入邱清泉新编第22师预设的包围圈，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国军坦克部队截断了退路。面对孤立待歼的危险境地，日军阵形大乱，纷纷撤到两侧山地，寻找有利地形作战。战斗结束后，日军弃尸铺满公路，中国军队缴获敌军车辆200多台，另外还有各种轻、重武器。参加此战的一名日军在作战日记中这样写道：

“数日以来，当面之敌对我猛烈攻击，其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面对第5军的勇猛反攻，日军龟缩在最后一个制高点界首高地固守待援，中国军队最为熟悉的“刺刀战法”再次派上了用场。

荣誉第1师3团团长郑庭笈亲率一支敢死队，乘着夜色埋伏在敌人阵地前沿。第二天拂晓，第5军重炮团猛烈轰击日军阵地，摧毁日军工事。

炮声刚停，敢死队员一拥而上，先用手榴弹摧毁敌人近在咫尺的火力点，然后跃上敌军阵地，展开肉搏战。日军完全没有意料到中国军队这么快就出现在阵地上，毫无准备，方寸大乱。通过3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收复界首高地，全歼日军。

图7–6 中国军队进攻昆仑关日军

1939年12月31日，杜聿明下令发起最后攻击，务必收复昆仑关，作为向国民政府的元旦献礼。战斗进行到中午11时，中国军队成功收复昆仑关，全歼昆仑关内日军。这就是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大捷是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对日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战后，今村均向日军大本营报告说：“在此地带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

这次战役在日军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日方声称：“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黯淡的年代”。

据当时的战报统计，昆仑关一役，几乎全歼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及以下4 000余人，俘获日军官兵102名，缴获山野炮22门，战防炮10门，轻重机枪182挺，步枪2 000余支。有数据显示，此役日军士官以上军官死亡率高达85％以上。

虽然中日双方关于日军伤亡的数据出入较大，但是一向骄傲自大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昆仑关一役国军的表现极为罕见。中国军队一举歼灭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并成功击毙其指挥官，这在抗战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开始大放光彩。

在这场被军事学家称为“硬碰硬” 的血战中，中国军队同样牺牲惨重，仅第5军就伤亡16 600余人。刻在昆仑关上的一副对联，表达了对牺牲将士的永恒纪念：

“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

图7–7 中国官兵欢庆昆仑关大捷

战后，巍峨的昆仑关上树起一座“陆军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杜聿明热泪盈眶，亲笔写下400多字的悼亡碑文，用来悼念长眠在昆仑关的27 041名将士的英灵。蒋介石、何应钦也为这些英雄们题词。

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杜聿明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

“这次抗战的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是记载这一此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民众的胜利。”

第八章 百团大战：一场“挖心战”

破袭正太线

据日本《华北作战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进行奇袭……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破袭战，这是八路军在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日作战行动，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日军方面把这场战役称作“挖心战”。

那么，百团大战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战役？八路军又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战役呢？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以游击战理论为基础的《论持久战》。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在武器装备和兵源素质方面，八路军与日军有着极大的差距。此后，共产军队一直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战争，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利用伏击战、袭扰战，专门针对日军的辎重部队和分散在各处防御的小股部队，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样一来，国内外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八路军的游击战实际上是“游而不击”。 加上正面战场的国军屡屡受挫，一些将领丧失抗战信心，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被推上风口浪尖。同一时期，日军对八路军的频繁袭扰极为恼火，企图通过所谓“囚笼政策”，将八路军一举消灭。正是这一系列的外部环境，促使彭德怀下定决心，打一场硬仗来反击外界批评。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放弃八路军最为擅长的游击战，改打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攻坚战。

按照规定，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必须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但这场八路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却没有按照常规程序来操作。百团大战的作战计划由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三人联合签署，作战部署由彭德怀和朱德在太行山上共同研究制定，最后下达战斗命令的只有彭德怀一个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各部在正太线沿线各地同时出击，分别进攻日军的车站、厂矿、仓库。此次战役充分利用八路军擅长夜战和伏击战的特点，在敌人的交通要道上全面开花，针对日军战略物资的生产、运输、储备环节进行破坏，最终实现拖垮敌人、消耗敌人的目的。

短短几天内，八路军参战各部打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胜仗，日军的正太线更是千疮百孔。先是陈赓的386旅连续攻克4座碉堡，全歼敌军400余人，破坏铁路10余里；随后，贺龙的120师在山西阳曲、析县、朔县、宁武一带多点出击，毙敌2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等战略物资。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多月，其间共进行了1 824次大小战斗，毙伤日军20 645人，伪军5 155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 500多公里。

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战场发动的系列战役，不仅打乱了日军在华的部署，同时也缓和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压力。

对于这场战役，日本《华北作战军作战记录》记载：

“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交通线和生产地区进行奇袭……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

日军从未意识到中国军队有如此强大的作战能力，加上大部分通讯线路被切断，因此在百团大战开始之后，华北日军指挥部乱作一团，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十几个小时之后，日军指挥部派出飞机空中侦察，才真正认识到八路军的强大实力。八路军在长达230公里的正太交通线上，同时向各据点日军发起进攻。这一大规模作战，不但惊动了日军，同时也惊动了国民政府。

起初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部署战斗计划时，投入的战斗兵力只有22个团，作战时间设定在一个星期。他把这次战役称作“正太铁路战役”，目标定为破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

正太线战斗打响之后，八路军各部队看到“破袭战”有效地打击了日军，于是频频出击，多点开花。这就需要更多的兵源，一些八路军部队在没有请示总部的情况下就直接参加了战斗。另外，参战的105个团还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孙殿英部的7个团。战后，彭德怀和左权在发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各兵团的电报中，首次使用了“百团大战”这个名称。

日军在百团大战中深受重创，极为恼火，恼羞成怒地调集大量作战部队，发动了1943年春秋两季的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根据地，拔出这枚眼中钉。缺乏正面作战经验的八路军，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并陷入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日后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此，百团大战从一开始就引发了诸多争议。

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次胜利，百团大战应该永远被后人牢记。那些扛起民族大义旗帜，不计个人荣辱，奋不顾身抵御外敌的人，永远值得崇敬。

第九章 豫南会战：中国的“列宁格勒战役”

“闹新春”

巧合的是，豫南会战开始的1月25日，正是中国农历的腊月二十八，而日军受挫溃退的2月11日，正是农历正月十六。

春节历来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代表着欢乐、喜庆与祥和。而1941年的这个春节对河南南部的老百姓来说却非常不同。

河南，一个占地面积达16.7万平方公里的大省，地处中原，承东启西，连南望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豫南靠近平汉路南段，武汉失守后，活跃在河南南部的第五战区国军部队，对武汉构成直接威胁，无疑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为巩固已经侵占的武汉地区周边安全，消灭第五战区国军主力，彻底打通平汉路南段，1941年1月24日，日军集中第11军主力第3师团、第17师团、第40师团以及第13师团、第34师团、第39师团各1至2个大队共5万余人，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自信阳出发，兵分三路向豫南发起进攻。日军沿平汉路向北推进，寻找第五战区国军主力决战。豫南会战由此打响。这场战役自1月25日始，2月11日结束，历时18天。

巧合的是，豫南会战开始的1月25日是中国农历的腊月二十八，而日军受挫溃退的2月11日，正是农历正月十六。

这场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年尾日军一直占据绝对主动，企图消灭第五战区主力；年头中国军队识破日军意图，发挥灵活性和机动性，闪转腾挪、巧为周旋，在豫南平原上与日军玩了一场“躲猫猫”。这场抗战历史上少有的“闹新春”，最终以日军败退信阳告终。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提及自己当时的战略分析：

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

当年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李宗仁和汤恩伯制定出避实就虚的战术，贯彻了“避免正面作战，主力机动转移、侧击日军”的方针，即只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主力全部转向两侧，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再从两侧及背后发力进行围歼。

在此战中，国军集结了3个集团军共8个军组织防御作战。其中一支部队在平汉路附近的西平县阻击日军，一支队伍负责破坏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其余主力部队预伏于方城、泌阳以东及上蔡、汝南一线，准备伏击向堰城、舞阳一带进犯之敌。

“躲猫猫”

1月29日，国军主力按既定计划撤出平汉线周边地区，因此，沿这条线及西侧北进的中路日军，始终无法寻到第五战区国军的主力的身影。

1月26日，日军攻占确山、邢店、高邑、泌阳等地。

1月27日，日军推进到驻马店、汝南、沙河店、龙王庙一带。

就在日军大举进逼，一心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的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部对各部下达了重新部署的命令：第三十一集团军之第13军立刻由舞阳向象河关推进；第85军主力部署在上蔡一带，负责机动作战；第二集团军之第68军向象河关以南日军发动反击；第55军向泌阳一带进发；第59军向南阳一带进发；第二十二集团军负责袭击随县、浙河一带的日军。

1月29日，中国军队主力按既定计划撤出平汉线周边地区，因此，沿该线及其西侧北进的中路日军，始终无法找到中国军队主力。

同一天，日军第3师团到达舞阳以南的山区，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向尚店一带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军长张雪中命令所部向该敌分路北进之敌的左翼发起反击。

第13军110师330团在团长陈钦文的率领下，在今舞钢市区大石门一带与数倍于己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后第110师阵地失守，其主力向叶县撤退。29日11时许，陈钦文率余部退至铁山将军墓时，发现了避难的百姓。在天上有飞机、地上有日军骑兵、步兵紧追的情况下，他命令部队就地阻击。他甩掉衣服大声说：“弟兄们，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决不再后退一步！”随后，迎着敌人的炮火，他率先冲向敌阵，却不幸中弹牺牲，所部官兵全部殉国。

陈钦文，毕业于黄埔六期步科班。抗战爆发后，为第13军110师330团上校团长，历经南口保卫战、上饶战役、台儿庄战役等，作战英勇，曾屡次负伤。

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一仗中第13军以阵亡将士1 068名的代价换来了歼敌3 000的战果，并击毁日军坦克6辆。

而在平汉线以东，李楚瀛的第85军攻击分路向上蔡进攻的日军第17师团的右翼，毙敌约1 600人。

在此不利情况下，31日，日军不得不改变部署，将中央第17师团一部向左右两翼迂回，其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向右旋回，欲与汝南北进之右路第40师团南北夹击第85军；其主力则由遂平分两路经西平向舞阳方面迂回。左路第3师团主力亦向舞阳推进，欲南北夹击第13军。

第85军和第13军事先察觉到日军的企图，在敌完成合围之前，分别向叶县、郾城及沙河以北地区转移，使得日军再次扑空。与此同时，第二集团军从泌阳、唐河一带，向舞阳方向的日军后方实施攻击，切断其后方联络线。

日军侧背受敌，后方交通也受到严重威胁，决战计划频频落空，无奈之下，只能被迫变招。

2月1日，日军第3师团留下一小部分在舞阳、保安寨一带负责对北警戒，其余主力向镇平、南阳方向进军；第17师团及第15师团、第4师团各一部，经象河关向泌阳进军，企图夹击对日军后方造成威胁的第二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奋起抵抗，成功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有效地消耗了日军兵力。第13军乘此机会发动一系列反攻，连续收复了保安寨和舞阳。

4日和5日，日军第3师团卷土重来，先后攻陷南阳、唐河。第59军军长黄维纲率所部发动反击，浴血奋战，于6日收复南阳。

日军第17师团转移到象河关附近，遭到刘汝明的第68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于7日夜向信阳一带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战果颇丰。

2月11日，中日双方在豫南战场恢复战前态势，豫南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9 000余人，战事之激烈，获胜之重要，均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军队在河南一共组织了三次大规模会战，被称为中国的“列宁格勒战役”。其中，豫南会战发生在花园口决堤后不久，作战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可见洪水并不是阻滞日军铁蹄的唯一方法，中国军民积极抗战和以身报国的精神才是最弥足珍贵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苏联违背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不惜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以换取自身的安全。

在这一条约中，苏联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关系，对中日战争保持不干涉态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主权国家的地位，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的地位。此后，日本再无后顾之忧，在中国战场上集结了大量兵力，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的进攻，妄图尽快占领整个中国。

第十章 中条山战役：抗战当中最大的耻辱

铁壁中条山

日军在中条山屡屡碰壁，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由此中国军队产生了骄傲自满、麻痹懈怠的情绪，认为中条山防线是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

中条山战役是自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中日两军最为激烈、规模最大、为期最长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再无立足之地。中国战场最高指挥蒋介石称这场战役是“抗战当中最大的耻辱”，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也作出评价，认为此次战役造成了“自上海战役以来最大的损失”。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位于太行山和华山之间，山势狭长，因此得名中条山。随着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的各阵地相继失守，中条山地区便成为黄河以北地区正面战场上唯一的一个据点，战略位置愈显重要。

1938年1月，在河南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将领动员大会上，蒋介石严命各部：“凡黄河以北的中国军队，不论官兵绝不能再退过黄河半步，退过黄河就枪毙。”

之后，大批中国部队奉命开到中条山一带布防。不久，日军飞机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区域。在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上，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大战即将打破他们延续几千年的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

从这一年起，日军部署重兵围攻中条山，一场惨烈战事就此开始酝酿。

为了保卫这块阵地，1939年1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调集26万大军由其指挥，专门负责中条山地区的防御。

图10–1 抗日名将卫立煌

当时，在中条山一带，除了中央军，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一些地方武装，局势相当复杂。虽然七七事变之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但各支部队间还是摩擦不断。

卫立煌，字俊如，安徽省合肥人。他虽说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不是黄埔系和浙江系，故被称为是“嫡系中的杂牌”。在抗日战争中，他率所部英勇抗敌，被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为“支那虎将 ”。

虽说当年曾率部围剿过红军，是共产党昔日的死对头，但卫立煌之前在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就认识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他曾在1938年春节到山西洪洞县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拜年，见到了朱德总司令。1938年4月17日又在合肥老乡参谋长郭寄峤的陪同下前往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热情会面。在盛大的欢迎晚会上，卫立煌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自此，双方尽释前嫌。之后就在中央军奉命收复风陵渡、围攻侯马日军时，八路军总部得到一个情报：日军派出庞大的运输部队，企图将大量的战略物资经河南道清路运送至侯马。八路军立即将这个消息通报给卫立煌，并与卫立煌部联手伏击了日军运输队，共击毙日军2 000多人，炸毁汽车300多辆，另外还缴获了无数的战略物资。

因此，卫立煌1939年的上任也为消除中条山地区国共两军的摩擦起了关键作用。

为尽快实现西进潼关和南犯洛阳的战略目的，日军从1938年到1940年连续对中条山一带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多达13次的大规模进攻。国军在卫立煌的率领下，与共产党八路军及地方武装紧密合作，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图10–2 日军进攻中条山

中国守军见日军在中条山屡屡碰壁，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开始产生骄傲自满、麻痹懈怠的情绪，认为中条山防线是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这一情绪确实有着积极的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条山成为全国抗日青年的向往之地，各军校毕业生纷纷要求到中条山参加抗战。

图10–3 中条山奋勇抗敌的中国守军

但是，就在1940年初，蒋介石将“中条山铁柱子”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调防河南。中条山形势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据熟悉蒋介石的一些人士分析，此次人事调整完全是其防共心理在作祟。孙蔚如追随杨虎城将军多年，于西安事变后接替杨执掌陕西军政大权，并掌管了由杨一手缔造的第四集团军。中条山开战以来，孙蔚如部在人员物资方面很少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支持，相反却凭借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的传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不惜代价的无私帮助。两年间双方来往过密，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和不安。

为了让第四集团军远离八路军，避免被“赤化”，蒋介石安排其调防河南，守备黄河南岸百余里防线。

不久，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不仅受到胡宗南等人的排挤，还惹怒了蒋介石。1941年春，卫立煌到重庆述职，离开了中条山战场。

败局已定

就在此时，日军制订了再次进攻中条山的庞大计划，多次进攻无果的日军这次似乎胸有成竹，一定要切掉这根占领区的“盲肠”。

1941年4月，蒋介石委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第一战区的军事防务，统领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何应钦刚接手时对中条山的防务一无所知，甚至连第一战区有多少部队，分别驻守哪个地方都不知道。无疑，这一任命为日后的中条山惨败埋下了祸根。

就在此时，日军再次进攻中条山的庞大计划已经出炉。多次无功而返的日军恼羞成怒，发誓要切掉这根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盲肠”。

日军在进攻前，对中条山的守军防务做了十分细致的侦察，制定出让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瘫痪的首要目标，并派出部队空降到中国守军指挥部附近。

1941年5月7日傍晚时分，日军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大举进犯中条山地区。

东线，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原田雄吉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的第21师团一部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万余人，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一带进犯。

西线，安达二十三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的第36师团一部等2.5万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方向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遭到第165师986团的浴血抵抗。第986团2 300多名官兵固守张店阵地一整天，在撤离阵地时只剩下7人。

北线，清水规矩的第41师团、池之上贤吉的第9独立混成旅团、若松平治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共3万余人，采用日军最为擅长的中路闪电突破战术，经横岭关猛攻横垣大道西侧。

东北线，樱井省三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防卫董封镇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

在这个精心部署的策略指导下，日军很快将防卫中条山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并占领黄河沿岸的所有渡口，切断了守军的退路和后勤补给线。就这样， 18万中国军队被不足10万的日军围困在了中条山地区。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毫无破解之策，官兵们战斗意志丧失，败局已定。长官部只得下令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而负责防守中条山东北线的第98军此时却展现出另一种风貌，在军长武士敏的率领下顽强抗敌7日，并击毙日军大佐滨田及以下数百人。

中条山战役失败后，中国军队各部纷纷向黄河南岸突围，武士敏却率所部向北挺进，进入日军后方的太岳山区，并成立了抗日武装政权“太岳区党政军联合委员会”。此后，第98军成为唯一一支在黄河以北的国民党抗日游击部队。

1941年9月下旬，日军集中主力3万余人，将98军合围在沁水县东峪、西峪。武士敏在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武士敏（1892–1941），字勉之，河北省怀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第98军军长。1941年9月下旬，被日军围在沁水县东峪、西峪。在率部突围时，武士敏不幸牺牲，时年49岁。

就在中国军队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占据了先机，以优势兵力和炮火迅速突破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占领孟县、平陆、垣曲、济源等县城及相关关隘据点，封锁黄河北岸各个渡口，完成对国军的内外侧双重包围；随即进行第二阶段作战——反复扫荡数路中国守军各阵地。

中条山守军主力遭受了极大打击，先后实施突围，其中，第五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第3军、第15军等残部西渡黄河，转入洛阳、新安一带整顿；在摆脱尾追之敌后，第93军主力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43军向翼城、浮山间转进；第9军主力于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艰苦游击数日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至此，中国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结束。

中条山战役最终以中国军队溃退而告终，国民政府彻底失去这个黄河以北的最后战略要地。一度被认为固若金汤的中条山防线，因蒋介石临阵换人而导致最后的大崩盘。

据国民政府后来公布的数字称，中国军队共伤亡、中毒、失踪13 751人，毙伤敌9 900人。但据日本《中国事件陆军作战史》记载：中条山一役，中国军队被俘3.5万人，弃尸4.2万，总伤亡超过10万余人。日军死亡673人，负伤2 292人。

唐淮源（1886–1941），字拂川，云南省江川县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滇军名将。后任国军第3军军长，中条山战役中以身殉国，是牺牲于抗日战场上的4位国民党上将之一。

在这场抗战当中中国军队的耻辱之战中，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中将、第9军军长武士敏中将、第80军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中将、第22师副师长梁希贤少将、第24师少将参谋长陈文杞少将等国军高级将领不幸阵亡。

第十一章 印缅战场：十万青年十万兵

卫国保路

1941年末，中美英三国召开会议谈判决定，要求中国军队在力保牵制日军在华部队的情况下，加强缅甸防务，并全力确保滇缅公路这一最后的国际补给线的安全。

1942年，中国的抗战进入到第五个年头。国内战场上，日军减弱了进攻势头，转为防守态势；但在国外的东南亚战场，日军仍势头甚劲。

1942年3月，在离长沙2 000多公里的缅甸，一支日军企图攻占南部城市同古，对驻守此地的英国殖民军队穷追猛打。英军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便望风而逃，放任日军抵达同古外围的皮尤河畔。

就在日军志在必得之时，后方突然遭到密集攻击，士兵们乱作一团。面对狂风暴雨般的子弹，被迫下令回撤。

驻守同古的英军于是终于得以喘息。解救他们的不是英军，而是来自中国的第5军200师戴安澜部。

在失掉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为什么还要踏出国门、远赴缅甸作战？其原因还要从滇缅公路说起。

滇缅公路全长为1 146公里，起点在中国云南的昆明，终点在缅甸的腊戍，在中国境内长达959.4公里的路段由国民政府拨款修建。公路沿线穿过横断山脉，跨怒江、澜沧江，地形及气候条件相当复杂。从地形来看，此处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海拔相差达1 300多米；从气候来看，峡谷温度极低，瘴气疫疠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肆虐猖狂。

1937年底，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危机，便于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国民政府下令修建这条公路，云南沿路各县征调民工20万人开始日夜赶工。在9个月的时间内，来自各个民族的民工们自带干粮衣物，住在简陋的窝棚里，风餐露宿，依靠铁镐、锄头等简单工具，甚至是用双手，修筑了滇缅公路。为了早日开通这条国际运输线，大量民工和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8年8月底，公路通车。对于这条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际通道，国内外舆论和专家高度评价和赞扬，纷纷表示这是中国公路交通史上一大世所罕有的奇迹，甚至认为这个工程的艰险程度可与巴拿马运河相比。

图11–1 中国民工修筑滇缅公路

由于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入侵，逐渐威胁到美英两国的利益，为此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入了同盟国的行列。而英国则深陷于欧战，自顾不暇，无力防卫东南亚英属殖民地。面对日军对缅甸的攻击，英军一路狼狈溃逃，一再请求中国出兵相救。

于是，1941年12月，在美国的促成下，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同盟形成。中国军队在力保牵制日军在华部队的情况下，加强缅甸防务，并全力以赴确保滇缅公路这一最后国际补给线的安全。

蒋介石对入缅作战极为重视，因为这关系着中国大后方的安危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为此，他先派遣军事考察团前往缅甸、印度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作出相当详细的前期判断，为中国远征军赶赴缅甸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2年初，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后开始入侵缅甸。3月8日，日军攻克缅甸首府仰光。

面对英国的一再求助，中国方面任命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集合精锐力量组成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在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下向缅甸开拔。

史迪威，美第3军军长，由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早在十几年前，美国陆军部就曾派遣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史迪威来北平学习中文，并于1926、1935年先后任驻天津美军兵团营长和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曾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学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还坚持用中文来写日记。史迪威有着美国人性格坚强、不讲废话的特点，时常毫不留情地数落国民政府的缺点，因心直口快得罪了蒋介石，也让后来中美战略合作的结局不甚圆满。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谈及史迪威时，曾说：“史迪威总是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名陆军军人，而不明白他作为外交官的基本职责，他也没有那份耐心去弄明白这一切。”

图11–2 1942年4月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在缅甸的合影

同古保卫战

官兵们私下议论纷纷：这仗还没开始打，军旗就无故折断、军长也意外负伤，这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啊！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5军200师作为先头部队，从畹町的一座小铁桥上踏出国门，开始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浴血远征。

在行军路上出现了很多意外，先是经过一段比较颠簸的路面时，远征军的军旗“咔嚓”一声无故折断。到达缅甸之后，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召集全军将领开会，自己迟到不说，还用手捂住裹着绷带的头部。经过众人询问才得知，原来杜司令在路上出了车祸，一头撞在了车窗玻璃上。

于是，官兵们议论纷纷：这仗还没开始打，军旗就无故折断、军长也意外负伤，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啊！

图11–3 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

3月8日，就在仰光陷落的当天，第200师所属骑兵团及工兵团一部，先期抵达同古。面对驻守同古的英缅军第1师，远征军主动接防并掩护其后撤。

同古位于仰光与曼德勒之间，西连英军防卫的普罗美，东接美军防卫的毛奇，战略位置十分显要。守住同古，不仅可以阻止日军北上，而且可以支援东西两侧的友军。

24日，日军在炮兵和空军的掩护下，向第200师阵地发起猛攻，同时派出一支600多人的部队，由同古以西向城北飞机场迂回，企图切断第200师与第5军军部之间的联系。

面对被围歼的危险，师长戴安澜下令放弃鄂克春前哨阵地，集中兵力防卫军事要地同古。战前，他召集部下当场宣布：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

同时，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里面写道：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正孤军奋战，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图11–4 1942年3月，缅甸丛林里的中国远征军战士

3月25日拂晓，日军第55师团联合出动，分兵北、西、南三路围攻同古，企图一举歼灭第200师。第200师在戴安澜的带领下沉着应战，并派部队火烧森林，阻止日军向前推进。

3月28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新编第22师奉命前往同古解围，遭遇从仰光赶赴同古参战的日军第56师团，双方对峙于同古以北的克永岗一线。

进攻同古的日军发起潮水般的攻势，但均被作战勇猛的第200师一一打退。恼怒到极点的日军为了占领同古，开始不择手段，向城内施放各类毒气；同时派出一部，乔装打扮成英缅军以及缅甸当地的百姓，企图混入同古城内，与城外日军里应外合，打一场偷袭战，但被第200师查出身份后全部消灭。

面对日军不断加强攻势的局面，杜聿明在史迪威的强烈反对下力陈己见，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后，下令全师于3月29日晚突围，为该师保存了实力。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而且在仰光失陷、兵力装备处于劣势的不利形势下，第200师全体官兵激战12天，掩护了英军撤退，为远征军的后续部队赢得了时间。

战后从日军大佐横田尸体上发现遗留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句：“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被俘的日军官兵也不得不承认：“从边境打来，过仰光到同古，我们始终是在行军，直到同古，我们才打到硬战。”

同古战役后，东线日军控制了同古至毛奇的公路门户，然后分兵从东北进攻东枝。西线日军占领了普罗美后，沿伊洛瓦底江向北推进。英缅军一路溃退，于4月5日放弃阿兰庙。

4月13日，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英缅军向沙斯瓦、马格威等地撤退，四天后却在仁安羌被日军围困，形势危急。

为解救亚历山大上将及1个师约7 000余名英军，蒋介石向远征军第66军38师师长孙立人下达命令，要求他尽快打破日军围攻，同时拿下被日军占领的仁安羌油田。

图11–5 解困后的英军士兵与中国远征军士兵合影

接到命令后，孙立人亲率主力渡过滨河，进攻仁安羌北侧日军。装甲部队第113兵团在副师长齐学启的率领下，乘车前往稍埠以南、滨河北岸阻击日军。经过整整两昼夜的浴血奋战，第38师官兵取得了入缅以来的第一场胜利，成功夺回仁安羌油田。英军7 000余人也全部解围。

令中国远征军大为意外的是，英军在脱困之后，没有继续守卫仁安羌，而是极不负责任地向印度方向逃去。至此，中路守卫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日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腊戍失守

毛泽东题诗悼念戴安澜：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熊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

日军不断北上，攻破多道中美英联军防线。在遭受连番军事失利后，联军开始就战略部署等问题出现较大分歧。杜聿明认为要保全远征军基地腊戍，避免日军绕道北上，断我军退路，必先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眉苗。但史迪威、罗卓英等人坚持集中兵力镇守曼德勒，而置棠吉和眉苗于不顾。

日军很快侦察到中美英联军的漏洞，下令第56师团组成快速机动纵队，以每日120公里的速度突袭腊戍和棠吉。

史迪威和罗卓英这才意识到东线战事的重要性，急忙下令戴安澜的第200师赶往东线增援。第200师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成功收复棠吉附近的黑河阵地，并连夜突入棠吉市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最终收复全城。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庆祝胜利的时候，美英两方单独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蒋介石的军令亦朝发夕改，远征军上下沟通不畅，使得中国军队陷入混乱之中。

图11–6 中国远征军奉命撤退

1942年4月27日，远征军一部退守腊戍，发现之前驻守此处的以林蔚为团长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早已撤离。日军随后尾随而至，29日，腊戍失守，中国远征军后撤的必经之路就此被截断，注定了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的结局。

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向杜聿明下达不切实际的命令，要求第5军抢在日军之前占领密支那。要知道，日军机械化部队走的是公路，而中国远征军只能避开日军，走偏僻的小道，肯定赶不上日军的速度。

此时，戴安澜的第200师刚刚攻占棠吉，也要被迫随大部队后撤。

戴安澜（1904–1942），又名戴炳阳，原名衍功，自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练溪乡人。黄埔三期，为黄埔系骨干将领，曾参加北伐战争、保定、漕河、台儿庄、中条山、昆仑关等战役。在远征缅甸时为国捐躯。毛泽东曾题诗悼念：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熊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

第200师遭到日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伏击，激战一天后，终于撕开一个缺口。突围中，戴安澜师长被子弹击中腹部，只能由随从护卫抬着一路后撤。5月26日傍晚，戴师长在异国荒山与世长辞，年仅38岁。

面对一片茫然的前行之路，杜聿明召集部下商讨对策。将领们神色凝重，他们知道这个决策关乎中国远征军的生死存亡。杜聿明决定向北突围，撤回国内。

对此决定，孙立人表示反对，他意识到如果一直往北走，正好陷入日军东西夹击的死胡同；如果此时调头撤往印度，或许还来得及。

而对于原本要去攻取的密支那，远征军则完全不了解当地日军部署状况，仅从日军广播中获取一些基本信息，倘若贸然进攻，所担风险极大。

正当杜聿明犹豫何去何从之时，蒋介石再次下令，要求中国远征军尽量避免与日军作战，绕道密支那以北的野人山返回国内。

孙立人明确抗拒这一指示，毅然率部撤往印度。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极为明智的。

野人山

1 500名无法跟随部队徒步撤退的伤病员，不愿被俘受辱，选择集体自焚，以死报国。一路上很多官兵见到自焚的尸体都磕头，杜聿明也在一路哭一路磕头。

野人山，位于密支那以北、喜马拉雅山以南的中缅交界地带，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山多林广，瘴疠横行，据说以前常有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称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为“野人山”。

第5军是中国当时少有的机械化部队，要翻越野人山，只能把大量的苏制坦克、德制装甲车、榴弹炮、山炮、野炮等重型装备全部销毁。随后，部队带着干粮进入胡康河谷。胡康河谷，在缅语中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跋涉，部队中已经没有几个健康的士兵，也没有抬着伤员行进的可能。一些断腿断胳膊的重伤员面对没有尽头的崇山峻岭，不愿拖累战友，宁可自我了断。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1 500名无法跟随部队徒步撤退的伤病员，不愿被俘受辱，选择集体自焚，以死报国。据后来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刘桂英讲述，掉队的士兵走在前方部队经过的路上，能够嗅到林中漂浮的奇怪气味。后来才得知，那些怪味就是伤兵自焚时散发出的气味。

一路上很多官兵见到自焚的尸体都磕头，杜聿明也一路哭，一路磕头，后来他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

1942年7月底的一个晴天，一架美军侦察机在经过丛林上空时，偶然发现了被困野人山的第5军军部。随后一队美军运输机赶来，空投了包括一部电台在内的许多物品。就这样，这支苦难之师终于同外界恢复了联系。

图11–7 穿越野人山的第5军幸存士兵

1942年8月初，所有从缅甸战场撤退下来的部队在云南西部和印度南部集结。据当时的初步统计，指挥混乱导致的各部队死亡人数，比缅甸战场上战斗而死的人数多出好几倍。中国远征军动员10万余人入缅作战，三四个月之后，抵达印度和滇西的部队仅剩4万余。其中，第5军损失最为惨重，当初近两万人走进野人山，最终抵达印度的仅有3 000余人。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远征军在第一次缅甸会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反攻缅甸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在总司令霍揆彰指挥下，挥师西进，剑指腾冲，吹响了滇西大反攻的号角。

1942年8月,在位于印度兰姆伽的中美英联合军事训练基地，大批黄皮肤的亚洲士兵在布满木桩障碍和铁丝网的训练场上奔跑，各种不同的方队在口令声中操练着。一旁喊着口令的军官，多为金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兰姆伽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四周多为荒凉的山谷，人烟稀少，这里还曾关押过两万名在北非俘虏的意大利战俘。1942年6月，此处正式成为中美英盟国的秘密军事训练基地。

图11–8 指导中国军人操作37mm反坦克炮的美军教官

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后，史迪威率百余人仓皇西撤，徒步140英里才到达印度边境。在途中他曾不服气地说：“我们进入了挨打的地狱，它就像进地狱那样丢脸，我们应当找出它的原因并且打回去。”

此后，在兰姆伽这块秘密的土地上，大批盟国军队接踵而至。这支名为中国驻印军的部队，由从缅甸撤至印度的新38师和新22师重新整编而成，仍由中国军官指挥。中美双方协商决定，美国方面负责训练及租借武器，中国方面派出11个军31个师共41.26万人来此受训。

1943年8月日军占领缅甸后，发现自己处在三面受敌的境地。为了阻止中英美三国联合作战，日军企图先发制人，决定派兵攻打最为脆弱的印缅边界之英军部队。

正当日军大部队开往印缅边界时，中国驻印军却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缅甸胡康河谷。第二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同时揭开了中美英联军反攻缅甸的序幕。

1944年5月，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在总司令霍揆彰指挥下，挥师西进，剑指腾冲，吹响了滇西大反攻的号角。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第二十集团军分兵七路强渡怒江。士兵们乘坐美式帆布舟向怒江对岸发起冲锋，趁日军不备，一举收复了被日军占领了两年的沿岸阵地。随后，远征军浴血奋战整整9天，攻克了怒江西岸的战略要点，将日军残部驱赶到高黎贡山上的据点中。

高黎贡山脉山高坡陡，垂直高差达4 000米以上，岩壁光滑，甚至出现多个倾斜角达七八十度的斜坡。日军在碉堡中负隅顽抗，凭借强大火力压制中国军队的攻击。

面对日军重火力带来的惨重伤亡，远征军一度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图11–9 中国远征军乘美式帆布舟强渡怒江

在当地老百姓的指引下，远征军决定采用迂回战术，从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道迂回攀登。经过长达十多天的艰苦攀爬，中国军队在冻死饿死数百人马的情况下，终于翻过高黎贡山，并成功抢占日军侧后方向的阵地。

随后，迂回的中国军队携带炸药包、手榴弹，突入日军据点，双方展开了一场白刃格斗战，经过22天的肉搏血战，终于歼敌过半。远征军成功翻越高黎贡山，将南北部队合兵一处向腾冲进发。

腾冲，古称腾越，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座著名古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这一地区，派有重兵驻守。特别是明朝时期，统治者在此建造了一座石头城，号称“极边第一城池”。

图11–10 中国远征军包围腾冲城

早在1942年日军占领腾冲城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来凤山上修筑了坚固的地堡工事。经过两年多的经营，日军将腾冲打造成了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同时准备了充足的粮弹。因此，尽管兵力处于劣势，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在整编由北南逃的日军和腾冲守军后，决定死守腾冲城至10月底，以待援军。

十战松山

整个松山战役历时95天，中国军队先后有10个团2万人参战，共伤亡7 763人，毙敌超过1 250人，敌我伤亡比为1∶6.2。

继怒江之后，松山成为远征军进攻腾冲的又一阻碍。这个被美国军事家称为“东方直布罗陀”的地方，其实只有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大小，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属横断山系高黎贡山脉的一支。松山是名副其实的咽喉要塞，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此处的悬崖峭壁间盘旋40余公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日军利用松山的天然有利地形，在这片山崖之间建了一系列堡垒和战壕掩体，居高临下，等待中国军队的到来。

图11–11 日军拍摄的松山堡垒工事内景

松山战役前夕，远征军第71军28师在侦察中错误判断日军兵力只有三四百人和十余挺机枪。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中国军队至少是日军的20倍。因此官兵们士气大增，向位于腊孟寨的日军阵地发起攻击，但随即遭到日军的猛烈抵抗。

此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突然意识到侦察有误，山崖和树林之间都隐藏着日军的堡垒。

在宋希濂的督促下，新的侦察报告终于摆在了面前。这一报告显示，镇守松山的日军部队为第56师团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1个大队，大约只有1300多人，指挥官为金光惠次郎少佐。日军人数虽然不多，但配备了重炮、山炮、高射机枪、反坦克速射炮等各种高度机械化武器。此外，日军早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后就做好了战略部署，对滇西方向的占领区做了加强巩固，其中，松山就是日军重点布防的主阵地之一。

中国远征军部队决定陆空炮三军联合作战，攻占这个由1 000多名日军防守的山头，展现出中国军队的气势。1944年6月6日，第71军新28师82团派出步兵，携带美式“巴祖卡”火箭筒、M2火焰喷射器，穿过日军布下的铁丝网障碍，成功登上山顶，与日军展开肉搏战。

此后的十几天里，远征军在向导的带领下，破坏了日军由黄土坡至大垭口、阴登山的供水管。随后，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命令何绍周的新编第8军攻打松山。第8军伤亡1 600多人，却始终无法拔掉松山上的日军碉堡，中国军队前进步伐遇阻。经过十战松山，远征军终于在9月7日拿下松山。整个松山战役历时95天，中国军队先后有10个团2万人参战，共伤亡7 763人，毙敌超过1 250人，敌我伤亡比为1∶6.2。

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完全不同于三年前的装备水平。在武器方面，老式的德式装备早已换成美国新式武器，每个步兵连都配备了轻机枪、“汤姆逊”式手提机枪、“六○”迫击炮和火焰放射器；在建制方面，新成立了榴弹炮营、山炮营、防御炮连、迫击炮排和火箭排；在后勤方面，中国军队有了充足的后勤保障，野战医院、通讯设备、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应有尽有。

腾冲战役之后，日军士兵吉野孝公在《腾越玉碎记》中记载：“中国军队渐渐逼近了城墙，联队本部决定在城内展开决战。在调往东门前迎击时，敌我兵力悬殊三十余倍。”藏重康美面对强大的远征军部队，当时也只能自叹不如。

图11–12 卫立煌和邵百昌

1944年8月30日，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日军发动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攻势。在美军飞机的配合下，将士们奋勇杀敌。

几枚重型炸弹击中东门日军守备队本部，以藏重康美为首的几十名日军躲避不及，全部被炸身亡。

1944年9月14日上午10点，腾冲城中的枪炮声渐渐平息。腾冲在沦陷了两年零四个月又四天之后，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三战龙陵

这三次龙陵战役构成了整个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中规模最大的要塞争夺战，同时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

就在中国远征军艰难收复腾冲的同时，怒江河畔松山和龙陵一线的战事也在激烈进行中。

1944年的6月，中国远征军面对腾冲日军久攻不下，便派出部队前去侦察，发现增援腾冲的日本军队越来越多，并且很多日军据点都加固了防守。据此推测，日军很可能窃取了我军作战意图。但腾冲战役是远征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反攻，如果出师不利，极有可能使整盘反攻计划付诸东流。

远征军统帅部考虑再三，决定改变作战计划，采取南北渡江、逐步扩张的军事部署，将进攻目标扩展到龙陵一线。

远征军第71军87、88两师火速赶到龙陵东南郊，对此处日军发动进攻。在战略要地猛岭坡，双方展开拉锯战，小小一处阵地竟然先后9次易主。最终中国军队以付出伤亡500多人的代价，收复猛岭坡阵地。

随后，远征军势如破竹，连克龙陵附近多个阵地，准备围攻龙陵日军。此时，增援日军分别从腾冲、芒市、象滚塘一带源源赶来，从外围对远征军形成了分割包围。

图11–13 中国远征军利用英式高射炮射击日军战机

远征军第71军在日军前后夹击的情况下，主力被敌军从中截断，伤亡惨重，尤其是腹背受敌的第87师几乎全军覆没。第71军为保存实力，被迫退回到城郊一带。首次进攻龙陵宣告失败。

6月16日夜，驻守在龙陵县城附近各据点中的5 000多名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沿滇缅公路两侧向远征军发起反攻，双方均伤亡惨重。

7月13日，第71军再次集结第87师、第88师、荣誉1师、新28师、新39师五个师共3万兵力，分兵三路从东、北、南郊对龙陵县城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各部齐心协力浴血奋战，再度收复了赧场、长岭岗、猛岭坡、广林坡、三关坡等阵地，控制了龙陵至芒市、腾冲的公路。

此时尚未攻克松山，仍无法通过滇缅公路将各类军需物资运抵军中，围攻龙陵的部队出现给养困难的问题。同时，日军为了尽快打通芒市至龙陵的公路，向龙陵派出了第56师团、第2师团主力1.5万余人，疯狂反扑围攻龙陵的远征军。

图11–14 中美士兵联合展示缴获的日本国旗

在日军援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驻守龙陵城外部队伤亡巨大。新39师仅剩下不到百名官兵，新37师也遭受重创，其中死守阵地的117团3营将士全部为国捐躯。不少阵地再落敌手。为避免更大的伤亡，远征军于9月10日再次退回距龙陵城北10公里左右的赧场一带。

远征军第二次进攻龙陵宣告失败。

不久，胜利女神终于向远征军露出了微笑，整个滇西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9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在围攻松山、腾冲的战斗取得了全面胜利，左、右两翼主力部队会师龙陵。

此时，宋希濂带职回到重庆参加学习，副总司令黄杰代行总司令职务，对围攻龙陵的战略部署作出一番调整。他一面派兵进攻龙陵至芒市之间的交通要地，阻止敌兵增援，一面调集10个师的强大兵力，于10月29日向龙陵城区发动了第三次总攻。

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远征军歼灭据守龙陵的日军大部，并成功收复了龙陵这一战略要塞。

远征军一鼓作气，派出第88师尾追溃退的日军，连续收复团坡、张金坡、南天门、放马桥一带的阵地。11月11日，龙陵全境回到了中国军队手中。

这三次龙陵战役构成了整个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中规模最大的要塞争夺战，同时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

在历时4个多月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了11.5万兵力，同日军展开了数百次战斗，其中不乏艰苦卓绝的拉锯争夺战。中国远征军付出伤亡29 803人的代价，换回歼灭日军10 640人的战果，几乎全歼龙陵日军。

此后，日军在中国远征军的追击下，失去了滇西的全部坚固阵地，不得不退缩到芒市一线，但这里一马平川，日军自此无险可守。

1945年1月15日，新一军攻克南坎，不久后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中国远征军第50师会师。之后，新一军继续南下向日军展开反攻，先后攻克了新维、腊戍；第50师也势如破竹，连克南渡、西保、南燕、皎麦等地。3月30日，中国远征军攻克乔梅，与英军胜利会师。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军队以伤亡近10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7万余人，同时解放了缅甸约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远征军取得了此次战略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第十二章 常德保卫战：虎贲之师的生死传奇

常德外围战事

临终之前，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

20世纪40年代，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先生撰写了一本名为《虎贲万岁》的小说，在这本小说里，他抛弃了以前缠绵悱恻的文风，以正面战场的战事为题材，描写了常德保卫战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战斗。这本书出版后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苏州女子看过此书后大受感动，托人介绍嫁给了张恨水笔下“虎贲英雄”的原型余程万将军，造就了一段“淑女甘同将军梦，英雄感动美人心”的人间佳话。

1943年11月至12月，为了牵制中国军队在云南的战事，同时掠夺战略物资，日军对位于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处的常德发动了一场战役，常德会战就此打响。

常德距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只有700多公里，作为西南省份四川和贵州的门户，以及中国重要的粮食储备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场抗战史上战况激烈的战役，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图12–1 常德会战中的中国士兵

向来主张对重庆诉诸武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多次向大本营建议在1943年末或1944年春进攻四川：“必须割断重庆同英、美的关系……除了付诸武力，别无其他方法可寻。”

日军大本营同样认为进攻四川意义十分重大，但由于东南亚方面战事不顺，太平洋战场兵力严重不足，加之国力有限，无力组建新的部队，日军总部只能拒绝了俊六的建议，要求侵华日军把1943年后半年的作战重点放在加强占领区的“治安”稳定方面。

图12–2 常德会战纪念牌坊

1943年8月28日，侵华日军总部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制订了《昭和十八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这一作战方针：

“派遣军努力确保和平定现有占领地区，特别是在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第11军及第13军主力分别进行常德作战和广德作战。来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进行打通京汉线作战。”

日军第11军接到总部命令，初步拟订了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根据10月6日召开的各部参谋长会议，日军计划将整个常德会战分为3个阶段进行：

“首先以一部歼灭安乡附近之敌，以主力消灭王家厂周边地区之敌，继而攻占常德，同时追索该方面集结反攻之敌，予以歼灭。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按另行下达之命令开始撤退返还，击灭残敌，恢复阵地原态势。”

此时，中国抗战局势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从北方南下的日军势如破竹，攻城略地。另一方面，英国联合美国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和越南支援英军作战。纵观国内外局势，中日双方在兵力上都已捉襟见肘。

1943年9月，日军得到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消息，立即出动5个师团的大部兵力以及4个支队共10万余人的地面部队，由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统一指挥，在130多架飞机组成的第3飞行师团的掩护下，向常德方向活动。

中国方面，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第十、第二十九、第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共计20多万人，在常德东北方向的长江沿岸一带，精心布下一道严密的防线。

中日双方重兵集结完毕，大战一触即发，而在战争最前沿的常德，却如台风风眼般平静。人们依旧聚集在城中的四眼井小广场上晒着太阳，谈论着家长里短。

然而国民政府的一纸疏散布告，打破了小城的安静。全城百姓陷入犹豫之中，一方面他们担心财产损失，不愿背井离乡，另一方面又担心留在常德会丢掉性命。

驻守常德的中国官兵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乡亲们向城外疏散。大家一步三回首，眼中含着热泪。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更不知道回来的时候，熟悉的家乡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1943年11月2日，横山勇命令所部兵分三路，一路由两个师团对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发动正面进攻；一路由第68师团从两个集团军中间插过去，从左右两翼包抄；另外一路由第116师团充任奇兵，渡洞庭湖，从右翼包抄第二十九集团军，然后长途跋涉，直扑常德。

图12–3 常德守军冒着炮火向前冲锋

作战之初，横山勇企图偷袭常德，在交错的战线中消耗中国军队主力。一周之后，日军改变作战计划，决定采用“牛刀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中国守军防线。这一战术极为巧妙，日军派小部分兵力与顽强的第十集团军进行周旋，其余主力共同进攻处于劣势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很快便突破该军防线。

二十九集团军被迫撤守石门，日军很快又尾随而至。为了攻下石门，让北面4个师团南下常德，横山勇再一次沿用“牛刀战术”，在这座小县城周边布下了第3和第13师团的主力。

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越权调走一支军队，只留下第73军坚守石门。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第73军孤军奋战，无法坚守，奉命撤离石门。暂5师师长彭士量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主动接下掩护第73军撤退的任务。

任务完成后，暂5师遭到日军的围击，彭士量亲率所部奋力抵抗，不幸被日机机枪击中要害。临终之前，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在场官兵深受感动，失声痛哭。

彭士量（1904–1943），号秋湖，湖南省浏阳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深得部属敬重。以智勇见称，抗战中战绩卓越，升任国民党陆军第73军暂5师中将师长。1943年11月15日率部参加常德会战时，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9岁。

11月18日，日军占领慈利。11月21日，日军又派出伞兵部队，希望早日攻占常德。

在此危急关头，第150师师长许国璋将军亲自到前线，指挥所部与日军展开拼杀。由于几周来连日奔波，加之多处受伤，许国璋在战场上几度休克。所部官兵误认为师长已经阵亡，面对前线的紧迫局势，准备派人把他运回沅江南岸。

凌晨4时，许国璋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连忙询问前线战事。他得知日军已经攻占桃源城北的陬市，急忙对手下说：“我是军人，应该战死在沙场，你们准备把我运送对岸，这是害了我呀！”说完再度休克。

许国璋（1897–1943），早年投笔从戎，参加护法战争。因战功卓著，由团长、旅长，升为第150师师长。1943年11月21日，在常德会战中被日军第11军围困，兵败后举枪自杀。牺牲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中将。

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到无力回天，毅然拿起身边护卫的手枪自杀，以死报国。

桃源沦陷后，中国军队一路后退，面对逐渐对常德形成包围态势的日军，一场残酷的常德保卫战即将开始。

“虎贲”忠魂

余程万看完招降书，冷笑着在传单上写下：“余受黄埔军校教育，只知不成功即成仁，余确信全师弟兄也是如此。忠贞传自领袖，光荣属于国家。”

第63师188团镇守常德以东的德山，与常德守军“虎贲”第57师成犄角之势。11月22日在日军企图切断常德守军退路、对德山发动猛烈攻势的情况下，第188团团长邓光锋擅自下令撤退。

一部分士兵不愿撤离，誓死保卫阵地，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日军，坚守一昼夜，最终还是失陷了德山阵地。战后，蒋介石将擅离职守的邓光锋治罪判刑，后来在顾祝同、王耀武等人的力保下，才将其提前释放。

后来，邓元跃在回忆录里为其祖父邓光锋翻案，认为当时邓光锋并没有擅自撤退，而是与日军战斗到深夜。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第188团误把日军当成第57师放进城内。发现时已经太晚，德山因此不保。

在风起云涌的战场上，真相与谎言往往交错混杂，使人无法辨别真伪。

1943年11月24日，常德保卫战打响。日军派出飞机和大炮轰炸东门，随后地面部队潮水般涌进来，第57师伤亡惨重。第169团团长柴意新亲率预备队增援，在东门与日军展开拉锯战。

图12–4 常德会战要图

面对猛烈进攻东门城垣的700名日寇，第169团1营副营长董庆霞与机枪连连长来汝谦带着一排兵力冲出战壕，用手榴弹发起反击，炸死日军100多人，最后两人也都壮烈牺牲。

据时任第57师野战工兵营3连3排排长的抗战老兵金乃忠回忆，东门外的拉锯战持续了17天之久。金乃忠持一挺机枪守护阵地，膝盖内侧被日军子弹贯穿两次。

同日，日军第116师团攻下河伏后，在几十门大小炮的掩护下，调集1.5万余人向西郊发动全线攻击。守卫此处的第170团奋力抵抗，伤亡惨重。以第1营为例，排以上军官全部牺牲。算上大量勤杂人员和全城的警察部队，整个西门的中国守军也不足300人，其中还有许多没打过仗的新兵。面对日军的疯狂围攻，他们毫不畏惧，拼死抵抗。

日军兵力越来越多，170团奉命后撤。为了避免日军抢占武器装备，炮兵奉命将守城的8门大炮炸毁。军令不可违，也不能让大炮落入敌手，十几位炮兵堆好炸药，点燃导火线。就在此时，一名炮兵冲上前去抱紧大炮，忠魂与大炮一同升上了天空。

横山勇没有料到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强攻数日，居然没能攻占仅仅8 000守军防卫的常德城。他开始焦虑起来，如果再消耗时间，中国援军赶到，他将不得不对作战计划再次作出调整。

收复常德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日军，孙明瑾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率部发起反击，不幸被日军机枪射中。中弹后，他手扶护卫嘱咐部下“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言毕，壮烈殉国。

横山勇面对久攻不下的局面，下令第116师团、第3师团第6联队、第68联队及第68师团第234联队等精锐部队，时而轮换，时而协同攻城。日军以步炮混成联队为基本作战单位，组成攻城敢死队，轮番对第57师发起猛烈冲锋。

此时，中国守军各式火炮炮弹都已用尽，只能以轻武器应战。面对具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日军，第169团某营营长郭章嘉身先士卒，率队冲杀，壮烈牺牲。第170团某营营长酆鸿均誓死坚守城垣，与日军展开近距离作战，最后为国捐躯。

11月25日晨，日军派出100多门大炮和26架飞机，猛烈轰炸北门城墙，同时还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生化武器，向常德北门阵地释放毒气，最后终于攻破城门。

第57师剩余官兵在每条街道口都挖了战壕，筑好工事掩体，并将附近房屋打通相连，与日军展开寸土寸血的巷战。各营各排在被冲散的状况下，依然作出有效的阻击，在拉锯战中坚守不退，一度打退了攻入北门的第133联队。

横山勇见战事不顺，急调第3航空师团主力向常德城内的中国守军阵地投下燃烧弹，大半个常德城都被烈焰包围。第57师在火海中继续奋战，并用机枪击落一架日军飞机，大大振奋了守军士气。

空袭之后，日军认为中国守军必定吓破了胆，失去了守城意志，于是乘机发起冲锋，没想到还是遭到第57师的顽强阻击。日军遭受重创，第133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协屋复被击毙。

第57师在守城巷战中，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驻守贾家巷阵地的第171团3连某排，更是为后人广为传诵。面对日军一个大队的数次冲锋，以及敌军炮火的猛烈轰炸，该排誓死守卫阵地。最后排长殷惠仁带着剩余的8名士兵，等到日军迫近阵地，引爆了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图12–5 中国军队在废墟中与日军进行巷战

此时守城部队已经伤亡殆尽，陷入绝境之中。整个常德烟云密布，弹片横飞。

在第57师逐屋逐巷的抗击下，横山勇亲至前线督战，下令集结各式火炮和空军部队，将整个常德城逐区轰毁。日军战史记载，横山勇嫌远程火炮威力太小，下令炮兵推进至第一线，隐藏在破损民房中，零距离轰击中国守军。

11月28日，在日军疯狂的攻击下，第57师各部大量减员，余程万下令将城内所有炮兵、工兵、辎重、政工、幕僚及官佐杂役统统编为一队，由171团副团长高子曰中校率领，投入守城战斗中。常德警察部队在警局找出1万发子弹，这成为第57师最后的弹药库存。

常德保卫战爆发不久，预10师师长孙明瑾奉命率部8 000余人，从驻地衡阳赶往常德增援。他们日夜兼程，于11月26日抵达常德外围的赵家桥一带，遭到日军第3及13师团主力的堵截，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面对日军的阻击，预10师渐渐处于下风。孙明瑾拒绝了部下掩护自己撤退的请求，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率部发起反击，不幸被日军机枪射中。中弹后，孙明瑾手扶护卫嘱咐部下“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言毕，壮烈殉国。

孙明瑾（1905–1943），号玉轩，江苏省宿迁宿城区人。黄埔军校五期，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转战各地，屡立战功。常德战役中亲临最前线指挥，不幸中弹，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38岁。

日军第234联队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一具身着高级将官制服的遗体，于是强迫被俘的上尉指认。上尉扑上前去，失声痛哭。日军联队长以军礼礼葬孙明瑾，并树立木牌指示所葬位置。

城北守军激战3天后，伤亡超过九成。城南守军先是在沅江沿岸布防阻拦，在日军接二连三的猛烈冲击下，最后退至城楼和城墙的坚固工事里面抵抗。日军狂轰滥炸好几天，还是没有攻进常德城内，横山勇另辟蹊径，决定采用招降书的方式动摇守城士兵军心。

11月28日，日军开始向城内空投招降书，谎称日军已经包围常德，全歼了中国后援部队，并劝守城士兵勿为余程万的前程而战。

余程万看完招降书，冷笑着在传单上写下：

“余受黄埔军校教育，只知不成功即成仁，余确信全师弟兄也是如此。忠贞传自领袖，光荣属于国家。”

“虎贲”第57师官兵众志成城，迫使日军攻心战术宣告失败。

图12–6 余程万

12月1日，城破之后，余程万给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发报：

“（第57师）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复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

第57师余部苦守常德，在援军已经被日军击败、城内战斗人员只剩321人的危急局势下，余程万决定率剩余官兵进行突围。

12月3日凌晨，在常德守城部队会议上，169团团长柴意新主动提出留在城内阻击日军，掩护部队突围。此时，169团官兵守在街南口已无法转移，柴意新又身负重伤，于是决定与常德城共存亡。

会议结束后突围部队立刻展开行动，50多名官兵从城南翻墙而出，借着浓雾弥漫的夜色顺利脱困。

为了牵制日军，掩护突围部队安全出城，柴意新率部在大高山巷、皇经台一带与敌军展开激战。当169团突进到府坪街一带时，柴意新遇伏殉国。

12月3日，日军占领常德。12月5日晨，驻守德山的第3师突围而出，日军攻陷此处。

奉命支援常德的新11师在进军途中，遇到突围的第57师残部。此时，余程万才向军长王耀武报告撤离常德的事实。王耀武大怒，命令第57师立即掉头，与援军一起收复常德。余程万只好命第171团团长杜鼎带残部80余人，协同新11师进攻常德。

柴意新（1898–1943），号惹愚，字泽高，四川省南部县建兴镇人。黄埔军校五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国民党第9军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43年，升任第74军57师少将参谋长兼169团团长，同年11月在常德会战中为国捐躯。牺牲后，国民政府追授柴意新中将军衔。

新11师赶到常德时，才发现日军已经撤离。此时的横山勇，在11月6日接到了总部恢复战前态势的命令，于是率部渡过长江，撤回原驻地。师长侯镇邦认为第57师坚守半月，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才换来这座空城，如果新11师就这么轻松得手，会遭到第57师的不满。为表示“战况激烈”，侯镇邦命令所部放了大半夜的空枪，之后才开进常德。

当新11师毫发无伤地开进常德时，在废墟中发现了300多名第57师官兵。“常德尚有300余官兵存活”的消息传到国民政府，蒋介石大怒，下令拘押了擅自撤守常德的余程万，决定判其死刑。社会各界纷纷求情，最终余程万被判服刑两年，后来又提前得到释放。

12月11日，中国军队正式宣告成功收复常德。横山勇耗费大量兵力攻下的常德城，转眼间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中国军队实施尾追反击，与日军掩护部队发生小规模的战斗。

12月25日，中国军队收复了常德会战中失去的全部阵地，中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

至此，常德会战宣告结束。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第11军出动约10万人进攻常德。中国方面，第74军57师苦战16昼夜，几乎全军覆没，为外围援军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态势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仅用6天就成功收复常德。

常德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及援华美军的第14航空队开始由防御转向反攻，多次主动寻找日军空军主力战斗。在这一期间，中国空军不仅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还对日军航空兵基地的机场和设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9月9日，日军第3飞行师团中将师团长中菌盛孝在黄埔附近遭到中、美空军的联合袭击，坠机身亡，他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之一。

11月25日，美军第14航空队308轰炸机大队和23战斗机大队轰炸了作为日本军事基地的台湾新竹机场，炸毁日机30余架，击落日机4架。之后，日本大本营内部对于第11军是否应该长期占领常德这个问题，产生巨大分歧。同日，中国空军2 架P–40 战斗机击毙日军第6联队联队长中护一。据统计，常德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共击落日机25 架，击伤19 架，炸毁地面飞机12 架。

常德会战期间，日军第3飞行师团派出四个战队参战。中国方面则有第2、第4、第11大队以及中美混合团、美军第14航空队参战，总计使用飞机约200架，共出动216批，使用战斗机1 467架次、轰炸机280架次，重点打击了常德、石首、藕池口、华容等地的日军地面部队。战后据国民政府上报阵亡数字，第六战区损失4.5万余人，第九战区损失1.5万人，第五战区损失3 000人，共计损失6万余人。此役中殉国的将军有第150师师长许国璋，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谨等。

国民政府统计的日军损失数字为4万多人，日方公布的数字则为战死1 274人，负伤2 977人。另据横山勇所说的“18%失去战斗力”来算，日军出动了8万余人，大概损失了1万多人。

常德会战因为四位以死报国的将军、数万士兵的牺牲，以及第57师英勇无畏的抵抗，成为永不磨灭的一段历史。而余程万的功过是非，也随着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的不断发行，被人们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第十三章 衡阳保卫战：铁血孤旅死守47 天的奇迹

临危受命

蒋介石了解了事情的缘由后，亲自打电话给方先觉，大加痛斥 ：“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你居然还在和战区长官怄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成何体统？”

1944年，同盟国军队在各个反法西斯战场连续发动反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战屡胜，严重威胁了日军海上补给线。此时，日军除在中国战场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外，其他各战区都开始节节败退。

日军大本营意识到，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很快会被盟军切断，从马来西亚经中国到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将成为日军在东亚大陆作战的最后生命线。在这条生命线上，中国的河南、湖南、江西和广西等地还处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为了打通这条生命线，建立陆上补给线，日军参谋总部向侵华日军下达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命令，发动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豫湘桂大会战”。其中让所有参战日军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场战役，就是衡阳会战。

衡阳在当时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拥有一个空军基地，在交通和运输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衡阳成为日军“一号作战”的重要目标。日军发动该战役有两个作战目标，最低目标是打通陆上补给线，最高目标是侵占衡阳后南下直取重庆，消灭重庆政府或逼迫其接受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

此时，中国方面的守军是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预10师，加上配属的暂编54 师，总兵力为8个团共1.7万人。日军方面是横山勇的第11军68师团和116师团负责主攻，第58师团、第13师团和第40师团负责助攻，共五个师团约9万人，另外第五航空军全力配合此次战役。

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事，一些将领还处在内斗之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用自己的心腹方日英取代方先觉担任第10军军长，方先觉是安徽省宿州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但是方日英深感日军势大难敌，迟迟不肯就任。薛岳只好命令方先觉负责指挥衡阳保卫战。方先觉对薛岳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因此一再推辞，不肯就任。

图13–1 方先觉

蒋介石了解了事情的缘由后，亲自打电话给方先觉，大加痛斥 ：“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你居然还在和战区长官怄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成何体统？”

方先觉认识到自己行为不妥，赶紧向蒋介石表态：一定发扬第10军优良传统，积极部署、固守衡阳，坚决抗击进犯日军。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第10军下达的作战命令是坚守衡阳城10到15天。

1944年6月22日，日军笫68师团和116师团从泉溪强渡耒水，随后直扑衡阳，向第190师568团1营防卫的新码头阵地发起进攻，揭开了衡阳会战的序幕，中国抗战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幕即将上演。

在迎战日军前的动员大会上，方先觉为激励全体官兵奋勇抗敌，发布以下决定：“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

双方激战进入第7天时，衡阳外围阵地的中国守军连同伙夫在内，奋勇抵抗入侵日军，无一人逃跑、投降，全部壮烈牺牲。日军伤亡惨重，仍然攻占了这一阵地。

6 月28日，日军预备队加入战斗，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对衡阳发起了第一次总攻。日军轮番发起潮水般的进攻，甚至还惨无人道地施放了毒气。

在激烈的攻防拉锯战中，方先觉为了鼓舞士气，一度将指挥所设置在距前线200米的地方。日军好几次冲到指挥所前面，但他仍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颇具大将风度。

6月30日，久攻不下的日军出动60架飞机狂轰滥炸，整个衡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第10军官兵忙于四处救火，衡阳城一片混乱。

中国方面的增援部队在入夜后赶到，与守军残部合力反击入侵日军。一时间，枪支碰撞声、刺刀捅人声、伤者惨叫声不绝于耳。

由于天黑，无法分辨敌我，中方增援部队决定停止攻击，天蒙蒙亮才开始向山头冲锋。恰好日方援兵也在同时赶到。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援军一鼓作气冲上山头，然后用手榴弹将蜂拥上来的日军后援打下山去。

短短一日之内，日军先后投入了15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在炮兵、航空兵配合下，组织多次冲锋，但在第10军的顽强阻击下，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7月2日，中日两军经过连续5昼夜的激战，暂时陷入对峙之中，双方忙着补充兵力、弹药，战事稍为缓和。就这样，第10军挫败了日军的第一次总攻，而日军在总攻前制定的三天内攻下衡阳的狂妄目标也宣告破产。

图13–2 日机轰炸后的衡阳城

衡阳陷落

当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了一席话，充分显示了自己绝非真心投降：“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7月11日晨，日军在四个野炮大队、两个迫击炮大队的增援下，对衡阳发动第二次总攻。一场更为惨烈的攻防拉锯战就此开始了。

7月13日，中国守军经过连续9个昼夜的浴血奋战，付出伤亡4 00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120联队联队长和尔大佐及以下8 000余人，其中包括6 名大队长以及几乎所有的中队长。日军攻占了衡阳防线的一小部分后，又一次狼狈而归。在第10军战士的顽强抵抗和方先觉的正确部署下，日军的第二次总攻再次宣告失败。

在日军第二次总攻期间的7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严令第79军和第62军火速增援衡阳。

7月20日，两支中国援军抵达衡阳郊外。此时，日军已经停止对衡阳的大规模进攻，全力阻击远途赶来的中国援军。第79军和第62军渐渐不支，被迫后撤。

图13–3 衡阳会战中被日军燃烧弹烧焦的中国士兵遗体

日军不断向城内守军散布中国援军被击退的消息，企图动摇守军军心。第10军将士不为所动，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以高昂的士气筑就铜墙铁壁。日军的诱降计划又告失败。

衡阳久攻不下的消息传回东京，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痛斥侵华日军总部，下令第11军尽快攻占衡阳。横山勇急调第58师团、第13师团两个主力师团，增援进攻衡阳的日军。

8月4日晨，日军联合几大师团，发动了第三次总攻。最后的血战到来了。

此时，中国方面守城的第10军兵力已经消耗殆尽，城内轻伤员、马夫、伙夫都统统上了前线，而外围各路援军也都被日军击溃。据国民政府第九战区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记载：

“（外围援军）即展开雨母山要点争夺战，反复冲击，得而复失，至7日，敌终顽抗。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8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

8月5日，第10军伤员超过6 000人。面对部下提出的突围建议，方先觉不忍抛下这些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弟兄们，决定放弃最后的突围机会，等待外围援军的到来。

日军很快突破了衡阳城北的守军防线，进入城内，与中国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原第10军机枪手罗炳武在回忆当时衡阳守军伤亡殆尽，无法继续组织有效抵抗的情况时说：

“天马山、花药山、接龙山一带官兵已剩余无几，这时我还在天马山的机枪阵地，我们十五梃重机枪……机枪手也只剩下七人。步兵被炮击和轰炸死光了。”

8月6日，方先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抗战史上著名的最后一电：

“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已无兵可资阻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据说蒋介石看到这份电报后，热泪盈眶，久久无语。

方先觉发完电报，准备拔枪自杀殉国。副官眼疾手快，连忙打落手枪。

正在此时，第3师师长周庆祥跑进来报告：“军长，我已以你的名义下令挂白旗了。”

方先觉听到这话，愣了半天才叹气说：“那只有这样了，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随后下令由参谋长起草与日军的谈判条件：

第一，保证官兵生命安全；第二，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第三，第10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

当晚，方先觉与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进行谈判。日军向第10军的顽强斗志表示敬意，随后全盘接受了方先觉提出的条件。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以第10军的投降告终。

8月7日，日军发表了一篇方先觉的书面谈话，其中包括方先觉称赞“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等言论，延安《解放日报》曾于1944年12月25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

就方先觉投降日军一事，时至今日舆论仍然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方的所作所为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更是抹黑了抗战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也有人认为，方先觉率第10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以孤军对抗日军4个师团整整47天之久，比只需守住衡阳15天的原定命令多出了近一个月，打出了中国军队的精神风貌，大大地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先觉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衡阳的陷落应是非战之罪。

在方先觉的投降仪式上，日军记者让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将领们合影。当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了一席话，充分显示了自己绝非真心投降：“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纵观整个抗战历史，中国军队从淞沪会战开始，每一次大规模会战都是在我众敌寡的情况下，付出了远远高于日军的伤亡代价。而第10军在日军参战人数及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毙伤日军数量甚至超过自身总兵力，以伤亡1.6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6.8万人，并坚守孤城达47天，这不能不说是抗战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日本战史也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是“苦难的战役”。

1968年方先觉退出军界，晚年一心向佛，最终出家为僧。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在台北病逝。

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杜绝脸谱化。客观表述出历史事实，才是负责任的历史态度。

第十四章 桂柳会战：日军虽胜犹败

弃守全县

作为豫湘桂大会战的尾声，桂柳会战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悬念。日军投入约14万兵力，而中国军队虽先后投入十多个军参加战斗，但这些部队普遍减员严重，失去以往会战中在数量上的优势。

1944年5月下旬，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对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中段和湘桂铁路沿线发动进攻，代号为“一号作战”（又叫“大陆打通作战”），即豫湘桂大会战（由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组成，历时近8个月）。日军先是在河南境内攻城略地，随后又在湘北大地重燃战火。

面对这种局势，位于重庆嘉陵新村李子坝的白崇禧公馆的气氛日益紧张起来。有着“小诸葛”之称的桂系二把手白崇禧愁眉不展，他分析日军为了支援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会把下一个目标放在广西。桂林、柳州这两个西南地区的主要航空基地，早已是日军觊觎的肥肉。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最高幕僚会议上，白崇禧建议放弃粤汉路，把湖南军队撤到广西桂林附近，然后凭借地理优势与敌展开决战。但另一些将领坚持主张节节抵抗，因此蒋介石没有采纳白崇禧的建议。

6月下旬，日军逼近衡阳，蒋介石派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前往广西，协助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准备迎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白崇禧仍抱有私心，盘算着如何保存桂军实力。但在表面上仍装作信心十足的样子，大肆宣扬依靠桂林的有利地形，守上半年没有问题。张发奎认为白崇禧言过其实，却不愿泼冷水，他客观地分析局势，得出桂林顶多能守一两个月的结论。

日军在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兵两路进攻广西，第11军从湘南攻向桂北，第23军从广东沿西江攻向桂东。桂柳会战打响。

作为豫湘桂大会战的尾声，桂柳会战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悬念。日军投入约14万兵力，而中国军队虽然先后投入十多个军参加战斗，但这些部队普遍减员严重，有些刚从湖南战场退下来，还没来得及补充兵力，失去以往会战中在数量上的优势。

8月29日，国军第93军军长陈牧农奉命从重庆调防桂北战略要地全县（即现在的桂林市全州县），蒋介石要求该军坚守三个月。但张发奎驳回了蒋介石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改令陈牧农坚守两个星期，以便争取足够时间转移军需物资。因为全县当时也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补给点，城内堆集了大量的枪炮弹药、美国的汽车汽油、被服、粮袜，以及后方仓库应有的物资。

令张发奎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93军仅守城数日，就一把火烧了这些经“驼峰航线”付出巨大代价运至的粮草弹药，并在陈牧农的率领下仓皇而逃。不要说张发奎想不通，连日军也大感意外：全县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不知这支全套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为何放弃抵抗。

9月14日，日军占领广西北大门全县。

蒋介石不容陈牧农分辨，以轻易失守全县的罪名将其治罪，并令张发奎将其就地正法。

关于陈牧农弃守全县，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陈牧农曾赞同蒋介石枪毙率部弃城逃跑的张发奎之弟，从而被张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桂柳会战中，张发奎在电话中命令陈牧农“炸毁库存武器弹药，向西南转进”。陈请示蒋介石后得到批准，遂按张指令行事，撤出全县。张派军官接陈到柳州开会，行至桂林，将其交给桂林守备司令韦云淞执行枪决。直到此时，陈才明白自己中了圈套，遗言曰：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埔一期生、蒋的嫡系陈牧农，本就以保存中央军实力的初衷而得到蒋介石的撤退批准，事后蒋也无心杀他，但史迪威对此事非常愤怒，坚决要求惩处这个放弃要地并自毁弹药的元凶。为平息美国人的怒气，加上陈不战而退已引起极大民愤，最终蒋介石只好决定将陈正法。这件事孰是孰非，不复可考，但从侧面验证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仍甚为严重。

七星岩·八百壮士

日军封锁七星岩的各个出入口，完全不顾国际公约，毫无人性地向里面施放毒气。覃泽文率十几个人从后岩侥幸突围逃出，而岩内的823名中国官兵全部被日军毒死。

此时，日军内部同样出现了分歧，第11军在桂北放慢了进攻步伐。另一方面，第23军沿西江长驱直入，9月22日，占领梧州，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桂平等地。虽说白崇禧将丢失平南丹竹机场的一个团长就地正法，但此举并不能挽回桂东屏障全部丢失的局面。

为了改变桂北桂东两面受敌的困境，张发奎决定集中兵力于西江，先打退桂平日军，解除柳州侧翼威胁。白崇禧部分支持这一决定，但他拒绝把作为桂系主力的第46军放在战斗前沿，企图保存桂系实力。

10月21日，粤系第64军配属桂绥第1纵队，在美军第14航空队的配合下，奉命向驻扎在桂平、蒙圩一带的日军第23独立混成旅团发起猛攻。蒙圩顿时陷入一片炮火之中，日军士兵战斗素养极高，临危不乱，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屏障负隅顽抗。最终，日军独立步兵第129大队大队长野野木文雄中佐在混战中被炮弹击中，重伤后不治而亡；有一个中队自中队长以下120多人全部被击毙。

10月28日中午，第64军一部冲到蒙圩中心地带，遭遇日军顽强阻击，他们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顽强阻击，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随后，日军主力陆续抵达战场，张发奎一手策划的蒙圩反击战最终宣告失败。

战后，被俘日军士兵曾经这样说，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展开兵力全线进攻，他们侥幸得以缩小防御范围，只需集中力量应对来自蒙圩正面的攻击。如果在攻击开始时，桂系的第46军能够展开侧翼攻击，连续攻击两三日，即可全歼桂平日军。白崇禧保存实力的做法，使日军获得了一次劫后余生的大好机会。

冈村宁次命令第11军向桂林发起总攻，令第23军向柳州发起总攻。此时，桂林和柳州的中国守军却自乱阵脚，为日后的战败埋下隐患。

先是白崇禧以机动策应的名义，从担任防守桂林重任的四个师中抽调了两个师，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嫡系主力、由他外甥海竞强任师长的第188师。守城兵力突然间减少一半，桂林城防司令部只能缩小防御阵地。负责桂林城防的司令官韦云淞是白崇禧亲自选定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大战在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白崇禧却一心想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好在韦云淞据理力争，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增援两个营参加城防。

面对桂林的混乱部署，张发奎却万般无奈，根本插不上手，只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柳州。然而他手下的部队，大部分刚从衡阳保卫战中撤下来，尚未进行休整和补充，可想而知，这支残破之师的战斗力会如何。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发现柳州地区城防空虚，兵力薄弱，决定兵分两路，第40师团进攻桂林，第3师团、第13师团绕开桂林直接南下，打算与第23军抢攻柳州。冈村宁次非常担心，打算出面阻止两个军的这场攻城竞赛，但第23军此时正在山道中跋涉，失去联络，只好默认了横山勇的做法。

10月29日，日军第40师团抵达作为桂林屏障的江东地区，桂林保卫战率先打响。江东防线长约5.6公里，从北往南依次排列着猫儿山、屏风山、七星山和穿山。面对如此重要的防守任务，中国守军却只有第31军131师391团的两个营。

日军并没急着进攻，而是先着手摸清中国守军的火力点。为此，他们驱赶一些老百姓走在前面当盾牌，还用耕牛破了守军布下的地雷阵。某排排长杨建负责防守江东防线最南端的穿山阵地，他组织不力，在全排没有伤亡一人的情况下弃守阵地。为整肃军纪，391团团长覃泽文将他枪毙示众。

日军占领穿山后，连夜派出敢死队，突进到普陀山东端的星子崖下。为防止敌军突袭，1营3连早已设下隐蔽哨，发现日军敢死队后，立刻打电话报告。连长黄英毅下令反击，当场打死了日军的一个中队长。

日军变奇袭为强攻，用爆破筒炸开一处缺口。黄英毅挺身而出，率部与敌展开搏杀，不幸中弹牺牲。日军突破阵地，突进到普陀山顶。

覃泽文十分焦急，亲自赶往山顶督阵。尽管中国守军在反击中使用了美军援助的火箭筒，依然无法将围攻山顶的日军消灭。7日黄昏，猫儿山、屏风山阵地相继失守后，覃泽文把团指挥所迁移到江东防线最后一个阵地七星岩内。随后，他向军部汇报艰难局势并请求支援，但话还没说完，通讯就被日军切断。

8日，日军封锁七星岩的各个出入口，完全不顾国际公约，毫无人性地向里面施放毒气。覃泽文率特务排十几个人从后岩侥幸突围逃出，而岩内的823名中国官兵全部被日军毒死。

1945年桂林光复后，这些忠烈遗骸被从洞中抬出，合葬在桂林七星公园内的普陀山博望坪，墓碑上刻着“八百壮士之墓”几个大字。

桂林保卫战

1944年11月9日夜，日军从四面攻入桂林市区。城南守军第170师向西南败退，与日军第37师团遭遇，其先头部队被俘千余人，后续部队被迫返回继续与敌拼杀，战至10日下午，桂林全城沦陷。

桂林解放桥横跨漓江，位于解放东路东端、自由路西端。站在桥上，漓江两岸景色美不胜收。放眼漓江东岸，七星山的七个山峰高高耸立，宛如天上的北斗七星纵横排列。再看西岸，造型独特的象鼻山更是被视为桂林山水的象征，各种各样的古老传说流传至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9年，那时这座桥的名字叫“中正桥”。

1944年11月7日晚上，负责防卫漓江西岸的第170师奉命炸毁中正桥，阻止日军进攻桂林。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中正桥第2、第3孔桥面消失于爆破声中。

图14–1 被炸毁的中正桥

11月8日，月牙山失守，敌猛攻西门、南门各阵地，不少阵地失守。

9日零时，日军第40师团两个中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各乘10艘登陆艇强渡漓江。

6分钟之后，一艘登陆艇率先抵达岸边，艇上日军为抢头功，立刻发出登陆成功的信号。随后，掩护登陆的炮兵按照原定计划停止了炮击。

防守桂林城东的国军第131师抓住机会，在师长阚维雍的指挥下密集射击，一些日军登陆艇刚过江面中线，即被击沉。先行登陆的日军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即拼命攻击第131师的堡垒工事，后续部队则利用江面上残存的桥墩，不断向前推进。

守军工事并非由钢筋混凝土筑成，而是采用强度一般的石灰结合大石块构建。日军以两个分队全部战死的代价，于当晚占领了桥头堡阵地，并向北渗透到盐街一带。韦云淞得知消息大惊，严令第131师和第170师派兵消灭突入之日军，并为夺回桥头堡者悬赏500万元，夺回沿江阵地者悬赏1 000万元。

两师当即组建突击队，凭借火箭筒、爆破筒、迫击炮、手榴弹，于10日下午夺回桥头堡和部分沿江阵地。日军残部退入附近民房，与突击队展开逐屋争夺。当晚，突击队在伤亡惨重、无力再发动有效攻击的情况下，奉命撤回城内。漓江防线支撑了20多个小时后，彻底失守。日军后续部队乘势攻下伏波山，随后渗入市区。

日军在过江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不仅顶住了装备精良的国军突击队，还协同后续部队顺势夺下漓江西岸防御要地伏波山，由此可见，日军的单兵素质要比中国士兵高出数倍。

日军第58师团、坦克第3联队以及炮兵主力部队进攻桂林城北的国军第131师392团阵地。

第392团在分列北门左右的鹦鹉山和铁封山上构筑了坚固的碉堡，两山之间只有宽不足百米的隘口，在城外还已经挖了一条防坦克壕。依托这一有利地形，第392团使用战防炮制约敌装甲力量，成功地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防守城西的第79军一个加强团是刚从衡阳保卫战中撤下来的，士气极为低落，9日黄昏开始，士兵大量溃逃，没过多久防线即告失守。

漓江防线和城西阵地接连丧失，韦云淞判断日军极有可能从城南完成对桂林的包围，他令参谋长陈济桓请示第四战区长官部，要求批准桂林守军突围。张发奎无法做主，随即请示重庆，但被重庆否决。韦云淞连忙将战况电报白崇禧，未及回复，又在9日下午四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当晚午夜弃城突围。而阚维雍坚持据守与韦意见不合，因为此时部队虽然损失很大，但还有一定实力，特别是第170师尚属完整。

第131师布防在桂林城东和城北，在日军第40师团、第58师团的凶猛围攻下，无法实施突围。而就在这个下午，阚维雍已获悉，防守北门的部队全部阵亡，伏波山至中正桥头的数连守军亦几乎伤亡殆尽。

晚7时，阚维雍在防守司令部同韦、陈吃过饭后返回师部，心情十分沉重，韦云淞的弃城命令不能违背，但又深感应尽军人守土抗战之责，弃城而逃何以对得起牺牲的将士和全国人民？悲愤之余遂举枪自尽，兑现了与桂林共存亡的诺言。

阚维雍（1900–1944），原名庆福，号伯涵，祖籍为安徽合肥，生于广西柳州。早年毕业于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国军第131师师长1944年11月在桂柳会战中自杀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9日夜，日军已从四面攻入桂林市区。城南守军第170师向西南败退，与日军第37师团遭遇，其先头部队被俘1 000余人，后续部队被迫返回继续与敌拼杀，战至10日下午，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

韦云淞9日晚带着预备队向城西突围。10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济桓指挥部队向侯山坳一带发起冲锋，遭到日军强大火力的阻击。奋力激战中，陈济桓身负重伤，躺倒在地。他在一张名片的背后写下了给韦云淞的遗言：“我口臂受伤，不能脱离战场，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交给了身边的卫兵。然后举枪自杀，壮烈殉国。

陈济桓（1893–1944），新桂系将领。早年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官至营长，后在演习中坠马伤足。李宗仁出于照顾，任命他为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日军兵临广西，陈济恒自愿协助韦云淞守城，不幸在突围时为国捐躯。

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坚守不退，遂被日军包围，从容指挥所部奋勇拼杀，奋战至10日凌晨，吕旃蒙身中数弹，在德智中学附近牺牲。在这场战斗中，为国捐躯者共有数百名校尉以及数千名士兵。战事之惨烈，殉城者之众多，为八年抗战城市防御战中所罕见。

吕旃蒙（1905–1944），湖南零陵人，黄埔五期，陆军大学十三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陆军第31军少将参谋长。1944年11月10日晨，在桂柳会战中牺牲。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的抗日功绩，国民政府在桂林七星岩“八百壮士之墓”的旁边修建了三将军墓和殉职纪念塔。新中国建立后，这三位殉国将领相继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又丢柳州

12月10日，驻越南日军派遣一个加强联队从凉山出发北上，一路攻城夺寨，成功与从南宁南下的第22师团会合，最终打通了由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交通补给线。

桂林沦陷后，柳州独木难支。面对奉命绕过桂林进攻柳州的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张发奎下令炸毁柳州机场和附近的铁路，留下第26军与敌周旋。

11月9日，日军猛攻柳州城北和城南阵地，在蟠龙山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阻击。蟠龙山是柳州附近的制高点，守军凭借阵地工事和交叉火力，奋勇抵抗。

由困难地形向柳州西北地区前进的日军第23军一部，于9日占领了柳州机场；日军第11军13师团的一部也于次日突入柳州，至此，两股日军才在柳州会合。

11月10日，国军第26军接到张发奎的电话指示：“桂林情况已不明，该军应避免无谓牺牲，适应情况开放西侧道路。”日军攻入柳州，负责掩护的守军不愿被俘，全部战死。

张发奎一路西撤，并在柳州的西面宜山一带构筑数道防线。但日军兵分四路尾追不舍，保存较完整的桂系第46军一味保存实力，怠于抵抗。随后，张发奎组织坦克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等特种部队，在怀远展开炮战。然而日军避开国军正面强大火力，从两侧迂回进攻，再次攻破张发奎精心构筑的防线。

此时，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势如破竹，朝着广西贵州交界处长驱直入。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97军奉命从重庆赶来增援，却也未能阻挡日军的强大攻势，一度丢失贵州南部的独山、都匀等地。蒋介石急忙调集大军集结到贵阳一带，迫使日军补给线过长，知难而退。

11月24日，在未经激烈阻击的情况下，日军第22师团轻易拿下南宁。在此期间，驻越南日军派遣一个加强联队从凉山出发北上，接连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并于12月10日成功会合从南宁南下的第22师团，最终打通了由华北至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交通线。

在胜利的同时，日军同样不得不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因为维持这条大陆交通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1945年5月，日本大本营就曾指出：“为适应形势的演变，准备加强华中、华北的战略态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领地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

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日军决定撤出广西，当初兴师动众的“一号作战”计划前功尽弃。此时，距离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仅仅过去5个多月的时间。

持续了近8个月的豫湘桂大会战就此宣告结束，中国军队损失兵力达70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使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6 000余万同胞陷入日军的统治之下。这次战役虽说是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其实日军在战略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使得兵力更加分散，加速了其战败的步伐。

战后，人们探讨桂柳会战屡战屡败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于中国守军兵力严重不足，失去了以往在数量上的优势。有的甚至只是不足千人的残部顶着一个军的空番号。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桂柳会战：“桂柳会战是怎么打都肯定输的，但是只是希望中国军队能打得更好点，消灭日本人更多点，让老百姓的损失更少点。”

第十五章 湘西大捷：中国军队完胜之战

武阳·武冈

日军狂妄已久，丝毫没有意识到，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只是一个事先为他们布好的圈套。

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也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甚至把世界军事史上公认的台儿庄大捷、缅北大捷统统认为是日军主动性的战略收缩。但是有一场战役，日本政府曾公开承认中国军队完胜。这就是湘西会战。因为这场战役发生在芷江，也被日本方面称为“芷江会战”。

芷江，位于湖南西部，地处武陵山系南麓，属于云贵高原东部余脉的延伸地带，东邻怀化鹤城，南接洪江市、会同县及贵州省天柱县，西面与新晃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万山特区相连，北面与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交界，自古就有“黔滇门户”、“黔楚咽喉”之称。

当时芷江是中国的空军基地，中美混合飞行第5团的驻扎地。日军企图占领芷江空军基地，解除来自空中的威胁。此外，还打算经由此地伺机进逼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濒临失败的战局。

图15–1 芷江守军用汽车将物资运往前线

1945年3月，侵华日军正式下达“第二十号作战计划”，命令第九方面军摧毁芷江机场，并伺机消灭洞口、武冈一带的中国第二十四集团军主力。

1945年4月初，中日双方都开了一个重要会议，紧急备战。

中国方面，何应钦命廖耀湘的“王牌”新编第6军从云南调防芷江，作为总预备队，协助第四方面军防卫湘西。

日本方面，第20军在司令官坂西一郎的带领下，沿衡邵公路部署作战。

从1945年3月底开始，日军集中了两个方面军的人马，发起了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企图占领中国两大战略机场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和湖南芷江。

4月8日，日军第115师团占领老河口机场，为垂死挣扎的日军注入了最后一剂兴奋剂。

4月9日晨，日军近8万人分兵左中右三路，接连冲破了中国军队几道防线。

但狂妄的日军不会想到，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是有意为之的一个圈套。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采纳部下的建议，命令所部边打边撤，以引诱日军钻进包围圈，然后予以围歼。

就在此时，全副美式装备的新编第6军亦空运至战场，加入战斗，打得日军无力招架。

图15–2 中国军队奔赴湘西前线

4月27日，日军第58旅团在关根久太郎少将的率领下，疯狂进攻武阳城。驻守此地的中国军队主力奉命后撤，仅留下第58师174团3营9连与敌周旋。

第9连以一连兵力抵抗日军一个旅团，战事非常艰苦。经过3天的激战，守城官兵伤亡惨重，打到最后只剩下袁连长一人。

当敌人再次攻进城的时候，袁连长将剩下的所有手榴弹全部绑在自己身上，用衣服遮住，只露出一根引线。日本士兵以为他枪弹已尽，派出十几个士兵将其团团围住，打算活捉他。就在这时，袁连长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一声巨响之后，与十几名日军同归于尽。

5月1日，刚攻陷武阳的关根久太郎奉命进攻洪江镇，只留下独立步兵第115大队留守。

眼见武阳城内空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命第94军54师发起攻击。5月4日，守城日军已被消灭大半。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当天晚间，大队长小笠原七郎下令向武阳东北约30公里的花园市突围，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9日，在花园市南约8公里处，小笠原残部被中国军队团团围住。一番激战后，包括小笠原七郎在内的日军大都被歼，只有几人侥幸逃出。10日左右，武阳附近的残余日军被彻底肃清。

武阳一战，规模并不很大，但事实上已吹响了中国军队反攻的号角，是整个湘西会战中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在进攻武阳的同时，日军第68师团余下之所有主力包括其坦克部队，全力进攻战役关键重镇武冈县城。国军第58师英勇迎敌。王耀武命武阳的第44师一部赶来增援。日军突遭援军袭击，措手不及，一时大乱。此时武冈的中国守军也全部出城内外夹攻，日军大败，全军溃败到武阳外靠近绥宁一线。

黎明前的曙光

王耀武看到这种情况后冷冷一笑：“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武阳战事进行正酣之时，日军第116师团作为主攻部队，一路长驱直入，不想在湘西中部的洞口镇附近遭遇重挫。

中国守军第19师57团利用有利地形，构建出一套让日军大为头疼的防御工事，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进攻。虽然该阵地最终被日军攻破，但随即又被中国军队重重围了起来。5月1日，美军飞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对116师团各联队实施轰炸，日军死伤惨重。

在北部战场，战役之初，日军第47师团重广支队接连得手，所遇阻力甚小。为策应第116师团，重广支队向洋溪发起进攻，遭到第73军的顽强抵抗，并于4月底被该军包围在红岭山一带。 面对中美空军的联合轰炸，重广支队毫无还手之力，很快被第73军击退。

其实，进入5月以来，冈村宁次心急如焚，每当坂西从芷江前线发来的求援电报时，他也只能长吁短叹。他的那些部下哪里知道，日本大本营已经给冈村来电，令派遣军“自给”、“自活”。也就是说，国内已经无力顾及派遣军。冈村手中目前掌握的有限的军用物资储备，也再难以应对湘西战役，因为他要应付可能会随时到来的更大规模的决战。

1945年5月8日，在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冈村宁次经过反复考虑，于5月9日向湘西日军下达终止作战、撤回原驻地的命令。但为时已晚。

就在这个命令下达的前一天，何应钦早已下达全线反攻作战的命令。国军新6军从正面出击，第四方面军的第73军、74军和100军从公路两侧冲出，第18军则向敌后猛插。

5月24日之后，中国军队开始忙于收缴武器、遣送俘虏、清理战场。至此，湘西会战历时历经55天，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这次会战是八年抗战22次大型会战中罕见的中日两军的一场对攻战，双方各自投入精锐部队以硬碰硬，互相厮杀达两个月之久。最终10万日军全线溃败，损失兵力2.7万余人，其中被俘300余名，中国军队伤亡2.66万人。

王耀武得知一次战役抓了这么多俘虏，十分诧异。他与日军多次作战，熟知日军士兵从来都是宁死不降。每次胜仗之后，中方只能抓到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俘虏。

他特地前往战俘关押地视察，看到那些日本战俘大多年少，一个个蓬头垢面，于心不忍，于是让看守人员带他们去水塘洗澡。这些日本士兵立刻笑逐颜开，扑向水塘。王耀武看到这种情况后冷冷笑道：“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图15–3 湘西大捷中被俘的日本军人

湘西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也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最好的一仗。此次战役后，冈村宁次意识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非此前可比，日军已经难以与之抗衡，于是决定停止进攻，全面收缩兵力。他一边下令部队从广西、广东等地后撤，一边焦灼地注视着整个战局的发展。

此时，中国军队各部开始发动全线反击。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日军接到侵华日军总部撤退的命令后，自知无力抵抗，早已斗志全无，不断后撤。中国军队随后尾追攻击，甚至出现毙敌300、自损1人的前所未有的情况。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全面失败的丧钟已然敲响，中国军队正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只是这一天来得太迟，以至于一些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只认可抗战防御和抗战相持两大阶段，对抗战历史是否应该划分出反攻阶段持审慎意见。

不管如何，中华大地等来了黎明前的曙光，这是中国人民浴血八年的伟大胜利。

我的河山

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幕后

陈钦 编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幕后 /陈钦编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86–4172–0

I. ①我… II.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8386号

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幕后

编 著：陈 钦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3年10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172–0 / I·427

定 价：39.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 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目录

第十六章 抵抗与媾和

“西安事变”那些事

庐山会议背后的故事

不为人知的秘密谈判

第十七章 抗战前的准备

“黄金十年”

抗战与新生活运动

第十八章 伪政权

探秘汪伪政权始末

严控下的伪满洲国

第十九章 黄埔

黄埔精神之花永远绽放

两党的军校

第二十章 抗日铁军

“中国只有74军最能打”

“抗日铁军”的兴衰

第二十一章 抗战中的国军空、海军

虎啸九天

碧海铸剑

第二十二章 装甲战车与重榴炮

坦克大决战

“三十二倍十五榴”

第二十三章 风声传奇：没有硝烟的战斗

军统

惊天大刺杀

扑朔迷离的刺唐案

干净利落的刺陈案

策反“皇协军”

策反周佛海

“东方妖谍”川岛芳子

暗战1937

第二十四章 重庆大轰炸

燃烧的重庆

六五大隧道惨案

意志之都

第二十五章 抗战中的大迁徙

文物大迁徙

西南联大

第二十六章 别样的战场风云

29军大刀队传奇

八百娃娃兵

川军出川抗战记

铁血大动脉

枪决韩复榘

抗日战俘血泪录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

“黑帮”抗日档案

远东特遣队

第二十七章 菊与刀

大受降

死于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最高级将领

因钢盔而丢掉性命的日军“军神”

日本战俘在中国的待遇

东京大审判

临死前的眼泪

日军死亡人数之谜

第二十八章 抗战节点

1937：和平无望的最后关头

真实的1942

1945：胜利来得太突然

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第二十九章 胜利的背后及之后

抗战中的中国难民

抗战中外国对中国的援助

胜利的代价

解密缴械的幕后争夺

第十六章 抵抗与媾和

“西安事变”那些事

事变前传

多年后张学良忆起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以玩笑的口吻说：“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冲我发脾气），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6年，近现代中国又一关键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处局势非常微妙，史书上很少提及，这里引用一段《徐向前回忆录》里的表述：

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的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

图16–1 张学良与杨虎城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但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一直如影随形跟着他们。随后，红军先后取得了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与国民党军队的“默契”也是与日俱增。不过，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的处境一直堪忧，面临着再次转移的被动局面。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调集十几万中央精锐部队，并亲自赶赴西安“指挥最后的战斗”，企图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为了实现与中共的停战，达成联共抗日的目的，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行面谏、笔谏甚至哭谏。

张学良再一次苦劝蒋介石时，遭到蒋的严加痛斥。他拍案而起，说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12月12日夜，抗日心切的张学良于一时激愤之下，决然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多年后张学良忆起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以玩笑的口吻说：“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冲我发脾气），我要教训教训你。”

后来有人曾这样评价：“西安事变”是由蒋介石的火暴脾气和张学良的率性单纯造成的。当然，是否如此也值得探讨。

一时间，“西安事变”震动了全国人民，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没有蒋介石的中国，一定会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自然成为当时的人心所向。

图16–2 《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2月13日，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正准备上课，只见闻一多怒气冲冲地走上讲台，却没有带授课讲义，而是隔空向张杨二人严词声讨：

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被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西安事变”爆发后，许多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朱自清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当时，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不仅仅有文化人士，广大国民也同样担心事态恶化。2011年，著名国学家叶曼女士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西安事变”后老百姓的普遍心态，都是害怕回到军阀割据的状态。叶曼还记得，她母亲那一段时间每天都会烧香拜佛，乞求上苍。

胆小的原因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翻阅他的随身日记，无意间发现蒋早已下定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此外，张还发现了蒋的长期计划：德国为发动战争，急需我国的钨矿资源，作为交换，德国将会帮中国装备80个德械师。到了那个时候，蒋介石会立刻发兵收复东三省——张学良的老家。

张学良看后一时惊讶无语， 并为之前扣押蒋介石的举动专门前去负荆请罪，后来还主动提出护送蒋回南京。蒋介石劝他留守西安，但张学良仍一再坚持要送。

据蒋介石和张学良共同的朋友美国人端纳回忆：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12月25日，蒋介石在失去人身自由十多天之后，平安返回南京。

图16–3 上海市民游行，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因为在对日问题上的一再妥协，蒋介石常被主战派骂成胆小鬼。不过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蒋的胆量、见识、勇猛、善战无可置疑，当时甚至有舆论这样“拍马屁”：“蒋介石真的是胆小吗？当年他参加东征时，身上挂满手榴弹，每役都在前线指挥，甚至带头冲锋。”如此骁勇好战的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呢？

从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来看，他之所以忍受骂名、消极抗日，是出于对当时国家现实情况的考虑。他深知如果仓促应战，很可能很快会国破家亡。抵抗，还是媾和，蒋介石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备受煎熬，而内心的痛苦，只有在日记中才有表露。

1933年6月3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客观地说，这份协议确实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推迟了4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备战时间。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极为赞许蒋介石忍辱负重、争取备战时间的做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元老张钫申明心迹：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由此可见，蒋介石迟迟不愿对日作战，除了考虑到中国综合实力不济的原因，同时也并不掩饰自己消灭共产党、成就国民党独裁专政的私心。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的主战派曾以“西安事变”中传出的蒋介石日记为依据力压主和派，最终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援上海，扩大侵华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系列挽救中国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计划，包括修订陆军法典、制定武器标准、建立兵工厂、扩充空军部队、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修建公路铁路，等等。他还希望派人到世界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同时用6年时间训练60个师，这样就可以跟日本抗衡了。

“西安事变”之前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他的理由是：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孤军奋战，基本上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和认可，牺牲巨大。如果推迟两年抗战的话，彼此实力差距不会有那么大，中国很有可能迅速战胜日本，最起码不会陷入苦战八年几乎亡国的地步。

事实上，后来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证明了许倬云的观点。当时中国各个方面都准备不足，短短两年就沦陷了大半个中国。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获得了国际支持，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还要更加惨重。

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都认可提前抗日对日本人有利的说法。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事变后，蒋介石暂时放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没有如果，无论抗战时机是否成熟，最终胜利都属于中国，民族灭亡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庐山会议背后的故事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关于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要从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说起。当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军北伐，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山东济南。

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出第6师团5 000余人登陆青岛，侵占济南，企图威慑北上的国民革命军，阻挠北伐统一大业。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济南。

5月3日上午，日方借口中国士兵抢劫日本侨民并殴打日本巡察，主动挑起事端。

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擅自软禁中国外交部长黄郛，遭到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严厉痛斥后，竟将蔡公时挖眼、割鼻后残杀。之后，又屠杀了所有外交署员工，制造了“济南惨案”。

中国军队依约撤出济南后，遭到日军的伏击。城内百姓财物被抢劫者，房屋被焚毁者，女性遭强奸者，更是不计其数。此外，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大肆屠杀无辜百姓以及留在医院治疗的国民革命军伤员。事后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军民共有6 123人惨死，1 700余人受伤。日军在济南毫无人性的兽行，令人发指！

蒋介石深感愤怒和屈辱，在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重读这一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从1928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坚定了抗日雪耻的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要求抗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为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日宣战，发动4 000多名学生集体罢课游行。群情激愤之下，游行队伍还将出来与他们对话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伤。

图16–4 济南惨案

进入12月，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赴南京，向政府请愿的人数一度达到7万之多。为安抚学生情绪，蒋介石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讲话：

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再也无法忍受被日本凌侮的耻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呼声直冲蒋介石在庐山的办公地牯岭。事变次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人以红军代表名义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面对各界群众的呼声，蒋介石再三思考是否对日作战，依然举棋不定，因为他的抉择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

20多年前，当时中国的掌权者袁世凯也曾遭遇到同样的考验。他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对日作战。他问段祺瑞：如果对日作战，我们能坚持多久？段不假思索地回答：三个月。袁又问：三个月之后呢？段答道：听从总统安排。于是，袁世凯放弃了对日作战的念头。

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几乎每天都与各方面人士探讨对日作战的可行性及前景，问题与“中国能坚持多久”类似。不同的是，袁世凯可以选择在谈判中与日方玩文字游戏，但留给蒋介石的时间却不多了，他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即将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此时，国民政府没有其他退路。东北三省已经尽失，如果再不奋起抵抗，平津就会重蹈东北的覆辙，接着就可能是首都南京。到时沦丧的就不仅仅是国土了，还有民心。

图16–5 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中美友好万人签名书”

当时政府与民间也有一些反对开战的呼声，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认为，至少需要备战6个月才能与日本开战。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样反对开战，他主张“忍痛求和”。学者界代表人物胡适和陶希圣联名向蒋介石上书，认为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开战，中国艰难得来的统一局面和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均将灰飞烟灭，再也无法恢复。胡、陶二人甚至向蒋介石建议，通过承认“满洲国”的主权地位，换取中日间的相安无事以及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厉兵秣马，准备战事。

听到这一言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忍不住在国民政府高层的一次会议上大骂胡适，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长的居正也表示应该把惑乱民心的胡适关进监狱。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蒋介石并没有对胡适加以惩罚，后来反而派他担任驻美大使一职，让他去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而这位著名的“主和派”做起事来也毫不含糊，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赢得了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各方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认为做出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多次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并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防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对日作战这一重大决策。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应钦提交了军事备战报告，计划第一步先动员100万兵力投入到抗日前线：冀、鲁、豫三省筹备约60万人，热、察、绥三省筹备约15万人，闽粤两省约15万人，江浙两省约10万人。

在这一报告中，何应钦充分考虑到抗战面临的各种困难，如国家财政预算不足，枪械弹药储备有限（可供6个月），防御工事尚未完成，空军、装甲兵数量太少等。此时，国民政府还没有将上海地区视为中日决战的前沿阵地。

庐山会议·庐山抗战宣言

1937年7月19日，《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一份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从此，全面抗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1937年7月15日上午，在位于庐山东谷的仙岩饭店，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汇聚一堂，畅谈国事。胡适像以往一样先声夺人，但此次他一改往日消极抗日的观点，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未开口，就已经泪湿眼眶，一番铿锵有力之语令满座动容：“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多愁善感的梁实秋喜欢掉书袋，他提到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诗：

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抗日诗，壮怀激烈。诗是四年前写的，可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插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达成共识，一致表态拥护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慷慨激昂。

图16–6 见证中国诸多历史事件的仙岩饭店

第二天，蒋介石邀请包括这些人士在内的158人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应战宣言》的具体内容便是此次会议的议题。大家看过宣言草案之后，对内容完全认同。但是，在是否公开发表、何时发表等问题上，争持不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内心的挣扎。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自己的犹豫不定：“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7月17日，蒋介石信心更为坚定，在日记中写道：“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7月19日，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随即，蒋介石决定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同时他意识到“应战宣言”这几个字可能会对日方产生刺激，经过再三考虑，改为“庐山谈话”，并对之前激烈的措辞做出调整。即便如此，《庐山谈话》仍然彰显出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中日问题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他在谈话中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之后时局的发展，彻底打碎了蒋介石的残存希望，这从他这一时期的话语间可以看出。蒋介石先是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后来又觉得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

蒋介石比较乐观地判断对日作战比内战好打，甚至预计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会在一年内以中方胜利结束。

图16–7 蒋介石号召全民英勇抗敌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戎装，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史称“庐山抗战宣言”。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２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2月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该《宣言》表现出来的态度空前坚决，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激奋人心，坚定了全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鼓舞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去。

这份抗战宣言是由蒋介石口述、《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执笔，仅花三小时写成。宣言里很多句子流传甚广，包括蒋介石之前在演讲中使用的原句，如“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蒋介石讲话结束后，整个会场情绪热烈，很多人更是热泪盈眶。

7月19日，该文稿稍加改动后成为《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

在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已经被国民党承认，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图16–8 蒋介石在庐山视察高级军官训练团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12月17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在这一重要讲话中表示：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情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庐山宣言》发表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最英勇的一次卫国战争拉开帷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从此，中国军民不分种族、党派，不分阶级、职业，不分男女、老幼，用鲜血和生命投入到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抗战大潮中去。

不为人知的秘密谈判

“兰机关”神秘来客

蒋介石回想这段谋求和谈之事，在日记中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1938年8月初，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抵达香港，通过地下渠道向国民政府发出和谈邀请，并提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六条总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个神秘人就是和知鹰二——日军参谋本部在中国设立的重要情报机构“兰机关”的负责人。

图16–9 蒋介石亲自指导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势头正盛，正在步步逼近武汉，国民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此时主动“求和”，于是，一些“主和派”觉得机会来了。但蒋介石还是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了现状，对和谈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与《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谈话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9月23日，在日方极其诱人的条件下，蒋介石强烈期望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在对和谈没抱多大希望的情况下，返回武汉主持会议研究对日和谈问题，商量如何应对等。

接下来，蒋介石派曾多次参与中日谈判的萧振瀛任中方代表，并精心挑选每一位成员，组成赴港谈判团。9月26日，为增加谈判胜算，又特命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经验丰富的雷嗣尚加入谈判团。

图16–10 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萧振瀛

萧振瀛，字仙阁，原籍山东省文登市，生于吉林省扶余县，民国军人政客，素有外交手段。1922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等职。

9月28日晚，和知鹰二离开香港，返回日本，临行前向中方代表私下透露：日方此次之所以选择让步，是因为希特勒曾多次致电日本，要求日方与中国谈和，共同对付红色苏维埃政权。此外，日本国内出现危机，无法支撑长期战争，所以在目前拥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愿以较大让步，换取东亚和平。

即便如此，和知鹰二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虽然日本内阁的许多官员都不愿与中国长期为敌，但军队中的主战派却占了大多数，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和知鹰二意识到此次回东京复命，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但他同时向中方代表表示，自己一定会拼死说服内阁实现中日和平，并于10月10日前将日方的最终决策告知中方。

由于在此次谈判中，日方愿意大幅度让步，符合中方预期，谈判似乎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日方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也让蒋介石大为满意，甚至一度研究起和谈成功后的停战、撤兵等问题。

为了尽快实现国内和平，10月8日，蒋介石对谈判人员作出六点指示：

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

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应害怕汉口失守，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

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

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

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

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

最后蒋介石一再强调，己方在本次谈判中应坚守一些底线原则，做到“宁死勿允”。

10月10日，日本内阁还在就战与和的问题激烈地辩论。在这个双方约好再次碰头的日子，日方没有任何消息。

10月15日，和知鹰二终于再次现身香港，他带来了日方最高会议的决定。日本认为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之前，中日双方必须建立七项谅解：

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

2.中国政府之调整。

3.伪组织之收容。

4.满洲国之承认。

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

6.日、华、满经济提携。

7.战费互不赔偿。

这一决定体现出日方有一定的和谈诚意，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日方虽然口口声声说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却要求国民政府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领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结合第三条“伪组织之收容”，实际上就是要求未来的中国政府由如今的国民政府与伪政府共同改组而成。

对于日方的决定，中方代表虽然倍感屈辱，但并不是不能接受。不过，中方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一点颜面，希望在日方的配合下，在协议上玩一些遮遮掩掩的文字游戏。其实中方代表不过是要求日方多一些诚意，在和谈宣言上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而不能将“行政”二字撇开不提。纵然如此，仍然被日方拒绝。

10月14日，蒋介石认为日方对于和谈缺乏足够的诚意，下令终止谈判：“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

后来，主和派孔祥熙、萧振瀛等人试图与日方进一步谈判，蒋一度以“杀无赦”严加警诫。中日双方第一次和谈就此失败。

12月2日，回想这段谋求和谈之事，蒋介石在日记中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胎死腹中的第二次秘密和谈

当中方谈判代表张季鸾带着这份文件前往香港时，却突然收到蒋介石让其立即返回重庆的命令。这次事前双方精心筹备、大有希望的谈判还未正式开始，就夭折在了襁褓之中。

1940年7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后，对亚洲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他认为侵华战争只不过是亚洲人之间的内战，日本要称霸全球，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解放被西方殖民统治的所有亚洲国家和人民”。于是日方希望改变中日双方长久对峙相持的局面，集中力量进攻东南亚。因此，日本制定了两个方案：继续引诱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若和谈不成，则诱降和扶植汪精卫建立第二个政权。

1940年8月，日本方面开始频繁地向国民政府发出谈判信号。面对这一情况，张群、陈布雷等人在蒋介石的指导下，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标准：不承认“满洲国”，不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谈目标定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实现“最小限之成功”。

但当中方谈判代表张季鸾带着这份文件前往香港，希望实现“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保底目标时，却突然收到让其立即返回重庆的命令。这次双方精心筹备、大有希望成功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夭折在襁褓之中。

此时，蒋介石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的政局走势：“日本内阁是期望和平的，但是日本内阁根本管不住军方。”

事实确实与他分析的一致，日本军方从未认可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谈，更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全面撤兵”等要求，而是专心扶持汪伪政权。中日和谈的大门从此紧闭。在此之前，日本一直采取以战为主、诱和为辅的双面策略。

同样，蒋介石也用双面策略来应对日本的一举一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一度无底线地对日妥协，一心拖延对日全面交战的时间；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侵略，同时不完全排斥与日本展开秘密和谈。他虽然决心抗战到底，但却长期被是战是和的矛盾所困扰。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亲自主导了这几次对日谈判，也从侧面说明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他偶尔还会期待和平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一方面，他不想使中国长期陷于战乱之中，另一方面，他也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支持，期望国际力量能帮助中国人民驱除日寇。

1941年，日军成功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他将美英两国纳入反日阵营这一战略构想即将实现。他情不自禁地拍着桌子，喊出声来：“这就对了！”

第十七章 抗战前的准备

“黄金十年”

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饱尝军阀割据混战局面之苦的中国，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国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十年内工业产值平均增长8％的经济成就，充分说明了只要中国有相对和平的环境和适当的经济政策，就会诞生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奠定了中国八年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和工业支撑，在与日本的较量中，中国笑到了最后。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首先做的就是改革军制和政体，把散落在旧军阀手中的权力，逐步地收归中央政府。7月，蒋发表整军意见及裁兵方案，并率先将嫡系第一集团军裁编。

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并在10月颁布了国民党训政纲领，设立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宣告关税自主。

12月，张学良宣布改五色旗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史称“东北易帜”。之后，国民政府获得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此时的中国还远非和平盛世，全国各地的武装力量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1929年，由于不满自己的军队被裁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发动了“蒋桂战争”，随后，桂系军队被中央军收编，李、白、黄三人出逃香港及越南。不久，冯玉祥对手中地盘被中央瓜分也产生不满，随即联合阎锡山、白崇禧及一些反蒋人士组成“北方联盟”，挑起“中原大战”。这次战争同样以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原大战”的同时，本着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颁布了《土地法》，推行“二五减租”和“土地陈报”。面对土改中遭遇的诸多困难，国民政府矢志不移，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全面爆发，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必将提前实现。

在关税自主政策的推动下，美国率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各邦交国也陆续表示赞同，唯有日本极力反对。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帮助下，国民政府通过长期艰苦的外交谈判，先后收复了位于汉口和镇江的英租界，以及英国租借的威海卫军港。百年以来，中国人首次掌握了自己海关的主权和关税的自主权，蒋介石感慨颇深：“吾国关税自主，部分成功；完全独立，已有确期。”

内政方面，国民政府在1934年推行“新生活运动”，倡导中华文明传统的道德文化，引导人们从生活细节着手，在尊重传统美德的同时，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摆脱农业文明的不良习俗，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文明人。

法制建设方面，国民政府借鉴西方，先后颁布《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典》、《中华民国行政诉讼法》等基本大法，国家司法体系趋于完备。

教科文卫方面，知识分子可以自主办报，也可以在报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以鲁迅为例，他就经常在报纸上对国民党要员指名道姓破口大骂。

经济方面，国民政府努力稳定物价、偿还国债、统一全国币制，禁用银币的同时大力推行法币。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在实行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顺差，为外汇存底积累了盈余。

交通方面，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修建了大量的铁路和公路。[1]

正是由于这些正确的措施以及坚定的执行，国民工业总值在十年复杂的形势下，才能出现年均增长8%的经济奇迹。近期重新公布于世的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2]手稿显示，原来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就对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租界遍地的上海做出重新规划。

“黄金十年”期间，反观世界经济，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引发了全球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经济连年出现负增长，国际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政府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

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自1927年以来的峰值，各项现代化建设都初具雏形，有资料记载了那一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为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初等教育的就学率达到43%”。

1927年到1937年南京沦陷的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将各方面建设和发展称为“艰苦建国的十年”，西方则大为赞叹“古老中国的黄金十年”。1951年9月19日，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

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中华民国国力突飞猛进，当时西方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再发展五至八年，就可以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直对中国有着觊觎之心的日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当时中日双方态势极其明确，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双方都意识到越晚打仗对中国越有利。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之中，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力呈现下滑趋势。

一批学者认为，“西安事变”意外爆发，蒋介石被迫由悄悄备战转为公开宣扬对日作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黄金发展机遇就此终结。

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刚刚结束内部混战，准备投入经济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一场提前到来的抗战使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黄金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所做出的牺牲是无法估算的，丢失国土，伤亡惨重，几乎牺牲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程。

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复兴腾飞的起跑线上。我们应该牢牢铭记，发展与建设才是“黄金十年”真正的主流，也是民族自强不息的源泉。对于国民政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做出的努力，我们不能忘记。

抗战与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始，到1949年结束，共历时15年，是国民政府朝野联手发动的一场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当局预想达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的目标。

1941年2月，美国《生活》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拍摄了一张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出席“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晚宴时的合影。照片上面，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对着简单朴素的长桌，每人端着一碗饭，举箸伸向桌上几盘稀稀落落的菜品。在今天看来，这就是一次极为将就的工作餐。在当时，“新生活运动”已经开展了7年，国民党高层已经习惯用简餐素食的方式亲身引导民众参与这项运动。

“新生活运动”由国民政府朝野联手发动，是一场倡导重整道德传统、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从1934年2月到1949年结束，前后共历时15年。“新生活运动”致力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规定极其琐碎的生活细节，例如“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国民政府制定了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运动标准，安排了守时运动、节约运动、灭蝇竞赛、夏令卫生等其他运动，期望达到蒋介石构想的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目标。

图17–1 “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晚宴

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讲。此后，“新生活运动”这个词语频繁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这场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各个角落。蒋在演讲中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

蒋介石称“新生活运动”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并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下称新运会）会长，接连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演说，并编成《言论集》在全国范围内印发。国民党中宣部编印了大量的《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新生活运动章则》等小册子，把“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都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是宋美龄。一种说法是，当时宋美龄看到南昌市容脏乱差的一面，市民又不讲卫生，于是建议蒋介石向南昌地方政府作出指示，重视城市管理，抓好卫生和文明工作，由此引发了遍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

还有一种说法是，1933年夏天宋美龄到庐山避暑，与一批美国传教士探讨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传教士提出，南京国民政府若想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援和贷款，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换取外国政府对南京政府的好感。宋美龄极为赞同传教士关于中国建设“新政”的观点，随后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蒋亦表示赞成。同时，蒋的秘书杨永泰建议，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义廉耻”之说对国民精神加以改造。蒋一生受儒家文化浸淫，推崇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于是决定搞一个大规模运动，将他信奉的理念在人民大众中推广下去。

为了让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层面上“改头换面”，不再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受到美国文化熏陶的宋美龄亲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一项政治事业来经营，整日忙于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

这位指导长并非挂名而已，而是确确实实地参与到了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中。对于“新生活运动”，宋美龄有着自己的见解：“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朝野都兴起了“革除民族陋习”、“改善国民生活习惯”的运动，提倡“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提倡冷水洗浴”，还有针对生活细节的活动改革。这些活动和理念，就是在今天也应该提倡和遵循。在这场被后人称作“民族复兴”的运动中，中国不少城市的市容市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民也在逐项改掉生活中的一些陋习。

有人把这场“新生活运动”与五十年后中华大地上兴起的“精神文明建设”相比，认为提高国民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素质是改善社会风气的第一要义。

1934年5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进一步阐明了“新生活运动”的主旨：

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我中华民族本为“重礼义、明廉耻”之民族，而“礼义廉耻”之于今日之建国，则尤为迫切而不可须臾缓也……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

此外，蒋还表白了开始“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质言之，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又对“新生活运动”做出及时的调整，抗战前以“礼义廉耻”这四维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应该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牢记抗敌。

蒋介石还专门解释了“礼义廉耻”口号：“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蒋出于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又把口号的解释修订为“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

抗战中，新运会呼吁人们开展“节约献金”的活动。1937年8月，“输财救国一日一分运动”在11个月内共募集捐款7万元。1938年，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献金运动再次发起，共募集捐款100万元。当时抗战大后方的西南三省出现了献金竞赛，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捐款总数达到了229万元。1942年，昆明也发起了献金运动，于短短数日之内募集捐款142万元。这些捐款大都用于充当服务基金和战时儿童保育基金。从这个角度上说，“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新运会在抗战时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招募具备文化知识和一定实际生产生活技能的妇女，下设总务、慰劳、视察、巡回服务、军人服务五组，为抗战军人提供食宿、粥茶、报刊阅览、衣物清洗、伤兵护理等服务。身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多次参加并领导了“战地服务团”的活动。

抗战开始后，日本陆陆续续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发动了长达6年之久的大规模轰炸，炸伤炸死重庆平民3万余人。就在如此惨烈的轰炸中，“战地服务团”的身影依旧活跃在第一线，他们协助政府疏导群众，设立粥站服务灾民，一天下来，服务灾民达到五六百人之多。此外，各地的新运会还负责收容从战区疏散下来的烈士遗孤，为中华民族保留住了火种。新运会一度组织医疗队伍远赴缅甸劳军慰问，鼓舞了远征军的士气。

整个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国民素质，增强了国民团结，鼓舞了抗战士气。延安也一度挂出“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可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得到了全国大部分人民的拥护。

抗战胜利后，“新生活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国民生活习惯之改善”上，大大改善了各地社会风气。

随着国共和谈破裂，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无力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新生活运动”中，这一运动逐渐变成了一出闹剧。著名将领冯玉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慢慢沦为形式主义，一些人甚至把“新生活运动”变成聚敛财富和欺压民众的一种工具。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国内物价飞涨，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国民党发行了大量的“金圆券”，导致货币急剧贬值，据说当时买袋大米要背比所买大米还重的钞票，“金圆券”与废纸无异。为维护金融稳定，各地政府荒诞地把“使用金圆券”也纳入了“新生活运动”的范畴。

1949年，“新生活运动”进入第15个年头，蒋介石再也无力推行这项运动，于是暗中指示后勤总管黄仁霖“暂停办理”。至此，轰轰烈烈15年的“新生活运动”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在开展初期，“新生活运动”确实提高了国民素质，甚至可以说，中国国民的现代意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的。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极有必要打一场“国民生活革命的重要战争”。

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及时添加了新的意义，运动重心的转移完全符合全民抗战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但是抗战胜利之后，这项运动渐渐脱离现实，只能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生活，而没有同步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变革，注定了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

作为20世纪30年代启动的一场旨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全国性运动，“新生活运动”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这场运动的出发点并没有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国民素质”的改造也永远不会停止。积极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汲取营养，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这无疑是当年“新生活运动”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财富。

[1] 1927~1937 年，国民政府在10 年间共修铁路3 793 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 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 万公里。——编者注

[2] 大上海计划，又称新上海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建造新上海市，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订的计划，于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编者注

第十八章 伪政权

探秘汪伪政权始末

曾经的革命英雄

当年汪精卫给自己取这个“精卫”的笔名，一方面是想激励自己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也怀着舍身成仁的决绝之心。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豪情壮志、直冲霄汉的励志诗一度被人与文天祥的《正气歌》相媲美，在北洋时期传诵甚广，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中去。这首诗的作者，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汪精卫。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再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汪精卫于1883年5月4日出生在广东三水，本名汪兆铭，字季新，因为常用“精卫”的笔名，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本名反而很少被提及。

十三四岁的时候，汪的父母相继离世，他只得前去投奔同父异母的兄长汪兆镛。1904年，他通过考试，获得了广东省公派留学日本的机会。这年他21岁。

图18–1 年轻时的汪精卫

在日本学习期间，汪精卫主修法学，从而得知了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此外，他还认真研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并被这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所折服。也就是这段时间，他坚定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西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5年，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刚从法国辗转至日本的孙中山，从此成为“三民主义”的服膺者，追随孙中山左右达20年之久。同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已成为孙亲信的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遭遇多次失败，革命遭受沉重打击。为凝聚实力厚积薄发，孙中山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面对革命的低潮和“远距离革命家”的侮辱称号，满腔热忱的汪精卫一度走向极端，试图通过暴力暗杀来改变中国现状，解决纷繁复杂的中国问题。

精卫相传是炎帝的小女儿，在东海中溺水而死，死后化身为鸟，发誓要将东海填平，于是不停地衔来石头和木头投入海中。可见当年汪给自己取这个笔名，一方面是想激励自己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也怀着舍身成仁的决绝之心。

1909年，汪精卫组织了一个针对清朝权贵的暗杀团体，前去行刺前，汪精卫将《致南洋同志书》寄往朋友处，阐述自己的心志：“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在谋杀清朝摄政大臣载沣失败后，汪精卫被捕入狱，在牢房里写下了《被逮口占》，就是本文开头那首流传很广的诗。

那时，晚清政府经历了预备立宪，已经有了一些开明的态度，开始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精明老到的庆亲王奕在审问汪精卫时，就曾经这样说过：“你们革命总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但假如你们成功，我看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多年后当汪精卫忆起庆亲王的这段话，感慨良多：“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汪精卫不断反思，其思想由此走向温和反暴力的一面。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为展现与革命党人和谈的诚意，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也在其列。

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当初日夜期盼的中华民国已经成立，而自己也成了妇孺皆知的大英雄。面对大摆功绩、争权夺利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大失所望，他明确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谢绝高官厚禄，独自一人漂洋过海，到法国寻求西方民主政治思想。

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回国的汪精卫发电斥责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严词要求张引咎辞职：

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重光堂密约》

随着中国频频不利的战事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汪精卫认为抗战前途渺茫，甚至连“抵抗”这两个字眼都绝少提及。他坚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实现所谓的和平。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上下众志成城，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但是国民党高官们却在这次战役中见识了日军的强大，汪精卫就曾表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实力，生性怯懦的汪精卫完全被恐日情绪所压倒，却无视中国的地大物博和高涨的抗战热情。随着中国战事愈发紧张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他认为抗战前途极为渺茫，甚至连“抵抗”这两个字眼都绝少提及。汪精卫坚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实现和平的目的。

1938年初，经蒋介石批准，“日本问题研究所”在香港成立。实际上这个研究所从事的是收集日本情报、与日本秘密沟通的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高宗武，后来成为追随汪精卫的投降派。

1938年7月，汪精卫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再次推动中日双方的和平谈判。但此时国内抗战氛围浓烈，身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不能不顾及舆论，更不能置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于不顾。汪精卫逐渐意识到，自己关于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相继失守广州和武汉。在这个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日本也陷入了资源短缺的困境之中。为了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将更多兵力投放到东南亚战场，日本对亚洲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向国民政府抛出和谈建议。汪精卫认为机会来了，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多次暗示中日两国应该开展和谈，并声称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关闭和谈的大门。

蒋介石仍不为所动，撤回了本已派出的和谈代表。日本政府把诱降对象锁定在了汪精卫身上。

图18–2 投敌后的汪精卫

不久，位于上海虹口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即日后的重光堂)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等人秘密展开了丧权辱国的谈判。

11月20日，汪精卫的两位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密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协议包括三个文件，规定要点如下：1.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划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此驻兵。2.承认（默认）满洲国。3.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4.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便利。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日本在华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恢复和平后，日本在两年内撤军。

11月27日，汪精卫召集一众追随者进行商讨，一再表示有些条款过于苛刻，难以接受。其实不仅是他如此表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各自进行着利益权衡，考虑要不要接受密约脱离重庆，组建新的政府。

12月7日，在外视察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集团以为蒋有所觉察，纷纷乱了阵脚，被迫改变了部分出逃计划。

此时汪精卫虽然担心计划泄露，却还对蒋介石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接受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反党叛国”的骂名。

12月16日，汪精卫主动邀请蒋介石单独进行了半小时的密谈，这也是两位国民党领袖的最后一次会面，具体内容谁也不知道。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留下短短数字：“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后人传言汪精卫在这次会面中，清楚地意识到与日媾和的行为将使自己陷入极大的争议中，这从他留给蒋介石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君为之易，我为之难。”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带着曾仲鸣、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秘密逃到越南河内，这位曾经的革命英雄从此走上了背叛人民、出卖国家的可耻道路。之后，他公然发表叛国媚日的“艳电”，并且冠冕堂皇地宣称：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939年4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汪精卫等人进入上海，开始筹备伪中央政府。一番谋划之后，此前建立的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一并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图18–3 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

必然到来的审判

1948年1月5日，长达两年多的汉奸大审判宣告终结。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对外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 155件，14 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 570人、处以罚金14人。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其他主要官员有：“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外交部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等。

日本扶持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后，立刻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国政府达成和议。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准备适应未来长期的世界范围内的持久战。

从1941年开始，之前日本维系其战争的进口战略物资多被中止，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印度、泰国等国宣布全面停止向日本出口物资之后，中国成为维系日军战略物资最为重要的能源基地。

为实现保证战争供给这一战略目的，侵华日军司令部决定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对其占领区加强管理控制。接到命令后，驻守上海的日本军队向汪精卫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南京汪伪政权配合日军行动，剿灭各地区的抗日势力。这一方案与汪伪政权欲加强统治的愿望不谋而合。

图18–4 汪精卫在东条英机的陪同下访问日本

1941年7月1日，日伪开始合作进行所谓三步走的“清乡运动”。

第一步是军事清乡，主要目的在于消灭沦陷区的新四军等抗日力量。

第二步是政治清乡，他们建立了一套保甲制度，挨门挨户核查所有人员，身份确实后颁发良民证。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保持一致，日伪双方还签订了《清乡协定》，企图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力量的手段。

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精卫美其名曰“改善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抗日力量，大肆搜刮民间财物，以致沦陷区的老百姓把清乡叫作“清（老百姓）箱子”。

1943年1月9日，伪国民政府发表《宣战布告》，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在各种集会上卖力地发表演讲，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肆吹捧，同时认为把欧美等西方殖民势力驱赶出境，中国就实现“独立自主”了：“我们知道中国在一百年以来，经过多次战争，内战不用讲了，外战呢，总是枝枝节节的，唯有这一回的战争才正是为‘独立自主’而战的战争。”

同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等几个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派代表参加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宣誓愿与日本共进退。与会的各傀儡政权代表在日本的主导下，签署《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各政权间实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建设所谓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

东京大东亚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离开日本回到南京。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投降，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汪精卫丧失了之前的斗志，再次陷入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中。

1943年11月下旬，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汪精卫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更加糟糕。

1944年3月，汪精卫旧伤发作，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进行治疗，11月10日，病发不治，死于异国他乡。汪精卫的遗体后来由日本运回国内，按其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图18–5 汪精卫的遗体由日本运回国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

全国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南京梅花山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予以铲除。在全国的一片呼声中，国民政府只得派工兵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一声巨响后，汪的遗体随硝烟崩散。

1946年4月1日，在南京朝天宫，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举世瞩目的中国汉奸大审判拉开了序幕。

图18–6 江苏高等法院公审汪伪汉奸褚民谊

这次审判的头号汉奸是“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对于这个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法官认为应该“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陈公博被执行死刑。

汪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同样因为积极勾结日本、出卖国家利益，被南京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后执行枪决。

汪伪“实业部部长”、“最高委员会”成员梅思平，经常公开嘲讽抗日是唱高调，被视为汪伪的八个“首义分子”之一。1946年5月，高等法院判决：“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汪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因主持伪政权期间向国民政府投降，并且维持政权过渡期间的社会治安，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庇护，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没过多久，他就病死在狱中。后来台湾公布的三卷本《戴笠与抗战》显示，他在194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政府在汪伪政权的卧底。

1948年1月5日，长达两年多的汉奸大审判宣告终结，卖国求荣的汉奸们得到应有的下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对外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 155件，14 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 570人，处以罚金14人。

不过，有舆论认为此次大规模的惩奸并不彻底，有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曲线救国”的所谓“反正”英雄，另外，为了打内战，汪伪部队基本被国民党军队收编。

一些卖国贼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审判中成为漏网之鱼，“正能量”没有得到很好的宣扬和强化，那些侥幸逃过惩罚的人，后来在历史中依然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

严控下的伪满洲国

“满洲是日本生命线”

孙中山在看到东北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曾颇有感触地说过：“我们搞三民主义这么多年，民生竟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企图采用“以华制华”的方针，通过亲日伪政权来获得对东北地区实质性的控制。日方经过几番筹谋，中国东北便出现了一个被法西斯捆绑在战车上的所谓的“满洲国”，这个所谓国家的元首，就是满清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图18–7 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3岁在紫禁城登基，年号宣统；6岁的时候，在袁世凯等北洋实力派的威逼恐吓下退位；12岁时，莫名其妙地被“辫帅”张勋拥护，再次做了12天的皇帝；十多年后的1932年他又一次做了“皇帝”。

从九一八事变至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在日本费尽心机的扶植下，中国先后出现了四个较大的伪政府组织，包括上面说到的伪满洲国、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和以王克敏、王揖唐等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其中伪满洲国地盘最大，战略资源也极为丰富。

在张作霖父子的治理下，日军占领前的东北在经济文化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孙中山看到东北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曾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搞三民主义这么多年，民生竟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了！”因此在成功侵占东北后，日本国内极为振奋，“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说法不绝于耳。

1932年3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不承认东北独立。

3月8日，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正式成立“满洲国”，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

刺刀下的“王道乐土”

郑孝胥积极推动“满洲自治”，面对日本人的种种掌控，他曾极为恼火地说：“满洲也不是小孩子了，该让他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国民政府认识到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伪满洲国的建立不过是个幌子，日本人蓄谋已久、处心积虑，企图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逐步蚕食进而吞并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的控诉下，国际联盟派出了英美法德意等国组成的联合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的真相。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做出不利于日本的结论。报告认为，伪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运动产生的国家，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更不属于自卫，因此要求东北军和日军全部撤出满洲。

在报告出炉的当天，日本恼羞成怒，以退出国联表示抗议。日本军方极其顽固，坚决不受国际方面的约束，不愿交出到手的伪满洲国。同年9月，溥仪在日本的引导下，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洲国的“领土范围”包括东北三省全境，还有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以及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关东州租借给日本的条约，因此这块名义上的伪满洲国“领土”还是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于伪满行政区划。

图18–8 1934年3月，溥仪在长春南郊的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

伪满洲国改长春为“新京”，并定为“国都”。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已经扩展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121.7万人，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当时还有“亚洲第一大都市”之称。

伪满洲国的“国旗”是在1928年之前北洋政府五色旗的基础上设计的，“国旗”的底色是黄色，代表满洲民族，左上角的红色代表日本民族，青色代表汉民族，白色代表蒙古民族，黑色代表朝鲜民族。

伪满洲国的口号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五族就是指日汉满蒙朝，“协和”是指这五个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共同建设大东亚。当时日本最为出色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积极推动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放弃日本国籍，加入满洲“国籍”，一心一意投入伪满洲国的建设当中。

图18–9 山海关附近的伪满洲国界碑

为了使伪满洲国尽快成为日本发动和扩张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伪满洲国经济的发展。

伪满洲国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对经济做出一些必要的指导和调控，在每一个重点行业都会扶植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私有制企业。这种自由经济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伪满洲国的经济发展，1940年前后尤为迅猛。

《日满议定书》还规定了以下内容：“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全权委托日本负责，经费则由“满洲国”承担；“满洲国铁路、水路、空路的维护和新路的建设，均由日本管理；日本有权开发“满洲国”“境内”的矿产资源，为“国防”计，日本所取得的采掘权，俱无期限规定；“满洲国”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国防”和矿产方面的法规时，应事先征得日本的同意；可以担任“满洲国”职位的官员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

此后，伪满洲国的官场出现了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国务院总理由满洲人担任，但是国务院总务厅长却由日本人担任；各部部长由满洲人担任，但是各部次长却由日本人担任。总体来说，作为一把手的满洲人只是“橡皮图章”，仅负责点头签字，实权则均由二把手的日本人掌握。

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积极推动“满洲自治”，面对掣肘的日本人，他极为恼火地说：“满洲也不是小孩子了，该让他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被日本人解除权力后，郑孝胥在忧愤中得病而死。

在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下，溥仪做了长达14年的傀儡。期间，日本关东军对他实施政治、精神、生活全方位的控制，并派出“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监视其一举一动。溥仪与这个人日夜相守近10年的时间，他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

图18–10 溥仪将日本“天照大神”定为伪满洲国的“国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18日凌晨，溥仪在日本人的主持下，举行了一个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仪式，“退位诏书”宣读完毕，伪满洲国成为历史。

19日，溥仪等人匆匆乘飞机从通化赶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在奉天机场被苏军抓获。面对逮捕自己的苏联人，溥仪的表现极为欢欣，连声叫好，后来还多次写信赞美斯大林，显示出性格中极其柔弱的一面。

第十九章 黄埔

黄埔精神之花永远绽放

开学典礼上，孙中山给操场上的青年学生以及军校教官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演讲：“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1965年8月15日，是日军战败二十周年的日子，日军退役中将吉田撰文称：“中日之战日军之败，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二十万受过黄埔军校教育之军官的英勇爱国力量，未有足够的评估。”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黄埔精神大为赞叹：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在于以黄埔军校中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战斗意志。历次会战中，他们是主要战斗原动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可见一斑……中国的枪炮打不赢我们，主要是黄埔精神打败了我们！

图19–1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仪式

黄埔精神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它源自何处？这一切还要从孙中山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失败说起。

自袁世凯倒台以后，北洋军阀各势力之间混战不停，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均告失败。他逐渐意识到，只有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才能在众多军阀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一期间，孙中山逐渐形成组建属于自己的军事队伍、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的念头。

于是，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堂，一所是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学，另一所便是后来享誉中外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黄埔军校。

图19–3 黄埔军校旧址

这所军校在建立之初，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首要的问题，就是军校的选址。孙中山经过一番考察，把地址定在广州西南方向的长洲岛。早在清朝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就花了白银8万两买下这个岛上的船坞，办起“广东西学馆”。之后张之洞又改其名为“广东水陆师学堂”，它是中国第一所军官学校。更重要的是，这个岛上的土地开阔平整，又被江水隔绝，作为专业的军事训练和讲学地点，最合适不过。

其次便是缺乏建立军队和创办军事学校的经验。1922年，孙中山与从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面时，产生了建立革命军队、创办军事学校的想法。次年9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张太雷和沈定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问苏联，学习考察其军事项目。

图19–2 今日中山大学前的牌坊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回来后，彻底对苏联失去好感。原因是苏联坚持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这让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不再信任苏联。他多次向沉迷于“联俄联共”的孙中山表达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获得孙的认可。在向孙中山交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后，蒋介石辞去了职务，将筹备军校的工作交接给廖仲恺，独自离开广州，返回浙江奉化的老家。

此时孙中山筹备军校的事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但一现实的问题却摆在了眼前，那就是他原来选定的军校筹备委员长蒋介石迟迟未至。当时孙中山对他颇为倚重并“称兄道弟”，派他前往苏联学习经验，也是为了让他在建设军队的过程中独当一面。

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用人心切，发电报给不肯前来就任的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随后，孙中山又让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连发6封电报，催促蒋介石前来广州就职。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在奉化又待了两周，直到1924年1月16日，在孙中山特使的当面劝说下，蒋介石才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

1月24日，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之后，蒋介石没有辜负孙中山的信任。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学校的各项建设。但此时他不会想到，这所军校后来聚集了当时全国军政各界的知名人士以及苏联的军事专家，可谓群贤毕至，英才辈出。小小的长洲岛从此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了这些自主培养的军事人才，国民党后来才能成功完成北伐任务，在形式上统一全国。

黄埔军校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招生。当时中国尚处于北洋军阀割据的状态，军校筹备处面临着随时被围剿的危险。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招生工作分三步秘密展开：第一步是地方初试，然后是跨省复试，最后在广州举行总复试。有资料显示，此次招生从1 200名考生中录取了350人。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成功召开。孙中山带着一份7 000多字的稿件也专门赶到会场，给操场上的青年学生以及军校教官做了近两个小时慷慨激昂的演讲：“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孙中山当场宣布了军校训词，后来被程懋筠谱曲，成为沿用至今的国民党党歌。

图19–4 孙中山先生

在黄埔军校的建设中，不能不提到苏联的大力支持，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外，他们的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以及分为六次支援的大批枪炮弹药，有力地保障了军校的训练、军队的建立以及军事斗争的顺利开展。

对于这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孙中山对它寄予厚望且倾注了极大精力，在1924年6月至11月间，孙中山前后五次视察军校工作，在思想建设、物质支持、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指导和关心。

1924年11月1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了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孙中山临行前，最后一次来到长洲岛，在军乐队的乐曲声中，他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讲话：“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随后，他离开了黄埔军校。极为不舍的黄埔师生们纷纷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即将出发的永丰舰，与孙中山话别。

1925年1月，孙中山抵达北京后肝病发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一直为中国民主和平事业呼号奔走的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黄埔军校师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吞并中国。就在举国上下陷入危急关头的时刻，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黄埔师生走到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无数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

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以及中国军事实力落后的现实，黄埔学子在历次战斗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淞沪会战的指挥官胡宗南在战后哀叹：“黄埔军队几乎全部打完了。”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次战斗都有黄埔学子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黄埔第一期在抗战中阵亡的有300人左右，第二期有200人左右，第三期有500人左右，第四期有700人左右，第五期有300人左右，合计共有2 000人左右。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意味着黄埔军校毕业生总数的27％阵亡于抗日战场。

以湖南这个抗日的主战场为例，全国抗战一共有22次正面会战，在湖南进行的就达六七次之多。为了对湖南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日军始终把三分之一的侵华兵力部署在鄂粤二省，为此，黄埔师生在这一地带抛头颅、洒热血，牺牲颇大。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某处战场上，从中国军人尸体上收集到的黄埔军校毕业证章就达500枚之多。

到了战略相持和主动反击阶段，黄埔将士与爱国官兵一起，顽强杀敌，浴血奋战，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以及昆仑关、随枣、上高、鄂西、浙赣、常德、湘西等关键性战役的重大胜利。

图19–5 蒋介石亲临昆仑关前线视察第5军

在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黄埔军人在正面战场上英勇拼搏，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无愧于中流砥柱的本色。他们驰骋沙场，取得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特别是在两次国共合作中，黄埔精神之花绽放得格外绚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参谋长、曾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黄埔同学在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光荣而重要的。在抗战中，只要30万黄埔同学真正全部发扬黄埔精神，谁敢中途妥协？谁敢进行内战？”

两党的军校

黄埔军校建立的革命队伍，就这样分化为无法融合的两极。一手创办该军校的孙中山先生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些同窗共读、并肩作战的黄埔军人，最终却因政治歧见而同室操戈，展开了为期两次的国共内战。

黄埔军校的建成，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一道曙光。

校长蒋介石以身作则，吃住都同长洲岛上的官兵们在一起。在这期间，蒋的作息生活十分规律，每天军号声一响就起床，随后身着戎装检阅学生列队。蒋以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的道德标准严格约束自己，成了公众的道德楷模，在黄埔军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图19–6 廖仲恺

黄埔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党代表廖仲恺，军校开办之初，他就为了学校经费问题四处借贷。虽然广东资源丰富，经济较为发达，但革命政府的收入却很有限，收来的税款又经常被军阀扣留，难免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于是廖仲恺偷偷把老婆的首饰当掉，换成大米来保障学生的一日三餐，因此被军校学生尊称为“黄埔慈母”。

阵阵蓬勃向上的气息洋溢在黄埔军校的每个角落里，看着墙上“卧薪尝胆”、“碧血千秋”的标语，血气方刚的黄埔学子个个斗志昂扬，心中时时刻刻牢记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救亡中国的伟大事业。

蒋介石在管理黄埔军校时，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当时苏联红军的治军原则，另一方面积极推崇曾国藩等人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情怀和思想。客观地说，这些做法提升了学员的个人品质，对军事作风也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蒋介石凭借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聚拢了一批青年才俊，并常邀请他们到家中谈话，通过交谈发现其长处并加以点拨。后来的很多国民党将领称蒋介石为校长，这些人几乎都有被蒋介石叫到家里交谈的经历，戴笠就是在这一期间被蒋介石发现的一个“人才”。而另一位特殊的学员徐向前，虽然也被叫去谈过话，但没有被蒋的长篇大论打动而成为他的心腹，几年后反而与国民党军队对抗，成为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却为共产党培养出大量军官，很多人觉得无法理解。其实从军校建校伊始，共产党一直都是学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一些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直接加入国民党，共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任。以周恩来为例，他就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随着排斥共产党、提高国民党地位的观点逐渐蔓延开来，国共合作出现阴影。当时黄埔军校里有两个较大的学生组织，分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下称“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内部斗争就是通过这两个组织的争斗表现出来。

黄埔军校的“青军会”是由黄埔一期“状元”、共产党员蒋先云号召发起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展会员两万余名，吸收了军校里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蒋介石听闻这一团体发展迅速，便成立了以国民党右派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谋求制衡。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两个组织不仅未能消除彼此的争吵，摩擦还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恶语相向甚至大动拳脚者亦有之。1925年5月的一天，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埔军校枪击事件。因青军会成员要求申领彩纸，由于印刷传单时的一件小事，军校管理处处长“孙文主义学会”执行委员林振雄与军校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随后拳脚相向。其间林振雄向李汉藩开枪，虽然幸未击中，但“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各自纠集一批成员发生火拼，经多方调停后，局势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虽然这次斗殴很快结束，但“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四处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谣言，使得国共两党的矛盾愈演愈烈。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面对国民党内各派的重重压力，本就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听信了中国共产党有意发动暴动的传言，立即采取行动扣押了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的中山舰，收缴卫队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赶走了黄埔军校里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后来国共合作的协议被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两党走向了完全对立的道路。

图19–7 萧楚女

1927年4月，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蒋介石开始着手清党，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先是派出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了上海的14处工人纠察队，然后派第26军以“调解纠纷”的名义，收缴了工人纠察队武装，打死纠察队员达300多名。

4月15日晨，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政治顾问、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医院接受肺癌治疗的时候，被军警强行送入监狱，于22日在狱中被害。

至此，黄埔军校建立的革命队伍，就这样分化为无法融合的两极。一手创办该军校的孙中山先生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些曾同窗共读、并肩作战的黄埔军人，最终却因政治歧见而同室操戈，展开了为期两次的国共内战。

第二十章 抗日铁军

“中国只有74军最能打”

八年抗战中，有这样一支“抗日铁军”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中脱颖而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先后获得过两面象征军界最高荣誉的“飞虎旗”，它就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美国顾问团曾感叹道：“中国只有74军最能打。”

八年抗战中，有这样一支“抗日铁军”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中脱颖而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先后获得过两面象征军界最高荣誉的“飞虎旗”，它就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美国顾问团曾感叹道：“中国只有74军最能打。”

1937年9月1日，第74军在浙江组建，全军由第51师和第58师（骨干）合编而成，共8个团约2.1万人。第一任军长俞济时是浙江奉化人，黄埔一期毕业。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里，中央军和浙系军队的地位最为突出，第74军二者兼备，加之俞济时又是蒋介石的外甥，算得上嫡系中的嫡系。作为国民党“王牌”中的明星部队，该军名震中外的原因不仅仅是它出身显贵，更与其在抗日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有关。

图20–1 俞济时

抗战八年里，第74军扛起中国军队主力的大旗，纵横大江南北，参加了几乎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其中最为惨烈、可歌可泣的殊死搏杀就有四五次之多。尤其是万家岭、上高、常德三次战役，第74军痛歼日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狂妄的侵略者。

1938年7月，万家岭战役开始，中国军队实施了较为成功的战略，将日军拖入长达两个月的苦战中。为尽快突破国军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向第106师团下达突破五台岭一线的命令，企图一举歼灭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日军第106师团突进到万家岭一带，在白云山地区遭到了中国军队第4军的顽强阻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收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的战报，决定调集重兵围歼这支部队。10月2日，第九战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调集12个师，从各个方向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

第106师团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发觉形势对日军极为不利，在正面进攻毫无进展的情况下，迅速放弃原计划，全力突破第74军58师的防御阵地。第58师付出巨大的代价，极其顽强地顶住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和第113联队的多次猛攻，但代价巨大，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全师上下仅存500余人。

眼看阵地即将失守，师长冯圣法向军长俞济时请求支援。俞济时果断向警卫营下达投入战斗的命令，只留下一个警卫班负责保卫军部，最终保住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阴谋。

10月7日，第九战区调集兵力，发起全线总攻。第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打日军核心阵地张古山，面对据险死守的日军，发动多次强攻依旧未取得进展。

图20–2 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

此时熟读兵书的第51师153旅副旅长兼305团团长张灵甫向第51师师长王耀武献上一计——仿照三国邓艾灭蜀的战略由山间小道偷袭。当夜，张灵甫率领突击队从山后的羊肠小道攻上山顶，攻克了张古山阵地，为中国军队最后取得胜利立下大功。张灵甫在此战中居功至伟，扬名天下。

第74军顺利攻下张古山，乘胜发动追击，一度突进到距日军第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之处，却因夜黑不熟悉地形竟然错过了机会。淞浦淳六郎已经组织残部准备迎战，却得以侥幸逃脱。

战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第九战区将第74军调至后方休整，均被薛岳拒绝，而第74军也以突出表现回报了薛岳的信任。此役守得牢、攻得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几乎全歼日军第106师团，毙伤日军1万余名，还险些俘虏淞浦淳六郎中将。

1941年3月，第74军参加上高会战。

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江西东部平原。日军采取分兵三路合击战术，企图把中国军队主力围歼于高安、上高一带。占领上高对日军有极大的好处，既可以伺机拊长沙之背，又可以获得进攻赣南的前沿基地。

南北两路日军先后被中国守军击退。中路日军主力大贺茂的第34师团孤军深入，被第74军包围在上高东北方向，无法动弹。3月22日至24日，大贺茂纠集在南路被击退的池田旅团残部万余人马，并亲自督阵，猛攻第74军的云头山、白茅山阵地，企图拼死突围。

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投弹多达1 700余枚，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反复轰炸。第74军大部分工事被摧毁，官兵伤亡惨重，形势危若累卵。第74军出动预备队，先后与敌展开七次肉搏，激战三天两夜，阵地未失一寸，毙敌2 000余名。

图20–3 第74军官兵在上高战役中英勇抗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各路军队发起全线总攻，作为先锋的第74军乘胜追击，收复官桥等地。整个上高战役，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共毙伤日军1.5万余名。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高达70%以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称赞其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41年9月，日军派遣阿南惟畿率5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共12万人再度入侵长沙，扬言“打进长沙过中秋”。

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毫不畏缩，调集40个师组织长沙会战。

又一场大规模会战一触即发。

此后，“第74军”这个番号频频出现在日军作战计划和阿南惟畿的日记中。第74军的出现完全打乱了阿南惟畿进攻长沙的战略部署，一向轻视中国军队战斗力的阿南，在日记中写下了“不知此次长沙作战能否进展顺利”的忧虑文字。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令狂妄的阿南刮目相看，他不得不直面这支作战顽强的部队，派人密切监视第74军的一举一动。

阿南的忌惮心理在日军第11军军部的作战计划中也得到了印证：“因敌军（第74军）为最精锐部队，不与之交战即行撤退，则将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须避免此等情况发生。”

9月25日，第74军军长王耀武接到第九战区命令：“你军应星夜赶到春华山地区，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作为长沙外围阵地，协同79军夏楚中部固守长沙城。”

春华山在长沙以东约30公里处，是一个不知名的高地。接到命令后，第74军57师火速启程。先遣团第188团刚刚占据春华山高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日军第3师团花谷先遣队池边大队奉命抢占金潭渡河点，恰好路过春华山。第188团团长刘安泰以为这股敌人要前来抢占高地，急令所部就地展开阻击。刚开始，日军以为只是小股武装的骚扰，一边还击，一边继续前进，直到第188团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与国军的正规部队发生了遭遇战。

此后，中国军队投入了第57师、第58师两个师的主力，日军则投入了第3师团国井大队、中川大队，双方展开一场混战。第74军越战越勇，打出了王牌军的威风。

第58师173团团长蔡仁杰率所部与日军在春华山北展开激战，在敌机的猛烈轰炸下，该团第1营和第3营连长几乎伤亡殆尽，但官兵们“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

9月底的日头依然毒辣，焦煳的空气和惨烈的战况压的人喘不过气来，长沙的一些药铺自发熬制出藿香正气水送到前线，给将士们解暑。也许是受到了藿香正气水的鼓舞，第74军官兵们愈发斗志昂扬，长沙药铺劳军之举随即在全国军民中传为佳话。

日军久攻不下，气急败坏，一再发动猛烈的攻势，均被击退。关于中日双方在春华山一带的焦灼拼杀，日军战史这样记载：

重庆军（第74军）凭借坚固阵地，依靠大量士兵更加发挥火力顽强抵抗。攻击开始后约30分钟，第一线不断出现伤亡，虽夺取了敌（第74军）阵地的高台端部，但以后由于炽烈的火力及敌（第74军）干部带头顽强反攻，致使攻击受挫。

日军中川大队欲经宝塔冲开往莺山咀，在春华山东侧的1553高地遭遇中国军队的阻击，激战不到半日，重机枪弹药就宣告耗尽。日军中队长万年良雄拼死不退，令所有士兵装上刺刀展开冲锋，并亲自挥舞着指挥刀在后面督战，只许前进不准后退，企图突围进入高地。同样已经杀红了眼的第74军官兵如猛虎下山一般，对日军发动了反冲锋，经过一番惨烈的白刃战，再一次挫败了日军攻势，万年良雄也被击毙。

图20–4 被第74军俘获的日本士兵

在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日军增援部队展开反扑。第74军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率军部预备队第171团在春华山以北袭击日军，并身先士卒与日军展开搏杀。血战中，李翰卿不幸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直至最后壮烈殉国。

在这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中，日军第3师团伤亡惨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有8名中队长被击毙。后来，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综合各项情报才得知”，眼前的强敌正是他们素日忌惮的、闻名中外的国军第74军。

“抗日铁军”的兴衰

美国驻华军事将领麦克鲁视察第74军的阵地时，看见战场上横七竖八地摆放了上千具日军尸体，感慨地说：“中国军队，真是了不起。”

第74军的军歌由著名作家田汉作词、著名作曲家任光谱曲，在八年抗战中，这首歌曲随着第74军的光辉战绩风靡全国：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踏着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我们愈战愈勇，愈杀愈勇。抗战必定胜利！杀！建国必定成功！杀！

第74军作为抗战王牌师，肩负中国军队主力的重任，参加了几乎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不断续写着可歌可泣的传奇篇章。在1938年的万家岭战役中，正是这支军队几乎全歼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第11军106师团，毙伤日军1万余名，险些俘虏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在上高会战中，正是这支军队作为“决战兵团”，与日军11军展开长达25天之久的激烈战斗，击毙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重创日军第33师团。在这场会战中，第74军共毙伤日军1.5万余名，缴获无数战略物资，直接导致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下台。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第74军57师的8 000名官兵奉命阻击10万日军达15天之久。日军用尽惨无人道的招数，炮火、毒气、飞机、坦克轮番上阵，几乎把整个常德城化作焦土。第74军57师严重减员，最后能够战斗的人员只有200名。在这种环境下，师长余程万发出历史有名的最后一电：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这一战役正值美、中、英三国首脑联合举行的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认真听取了蒋介石关于常德会战的介绍，特意将余程万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1944年3月，为纪念在常德这片土地上牺牲的第74军将士，常德人民自发募捐，在青年路东侧修建了占地达3万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以示永不忘恩德。

1945年5月，第74军在雪峰山一役中重创日军，再次打出“抗日铁军”的雄风，为中国军队取得湘西大捷立下显赫战功。美国驻华军事将领麦克鲁视察第74军的阵地时，看见战场上横七竖八地摆放了上千具日军尸体，感慨地说：“中国军队，真是了不起。”随后，他还代表美国政府向第74军一位荣立战功的班长颁发了一枚美国银质自由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第74军乘飞机前往南京受降，并负责南京守备，这支抗战时期国民党黄埔系的第一主力，从此被称为“御林军”。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74军改编为整编第74师，由张灵甫出任师长，辖51旅、57旅、58旅共3万余人。此时的整编第74师已是全新的美械装备，连长期负责训练的顾问都是美国人，因此被认为是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之一。

在第74军的历史上，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四人先后出任军长或整编师长。首任军长俞济时是黄埔一期毕业，做过蒋的贴身侍卫，一说是蒋介石的外甥，深得蒋的信任。因为这层关系，第74军自建军起就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偏爱，在兵员、装备、经费方面得到额外照顾。更有甚者，这支部队的基层军官都由军校毕业生担任，这些都是其他部队比不上的。1949年，俞济时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90年在台北去世。

第二任军长的王耀武更非凡夫俗子，第74 军在他的率领下，参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获得了“抗日铁军”的美名。他任期内第74军处于巅峰，下设三个满员师共5万余人。王耀武从小家境贫苦，曾在商店里做学徒，后来向别人借钱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伐中屡立战功。他平时治军甚严，经常当众打骂有过错的部下。

国共第二次内战时，王耀武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如果是抗战，就要拼死到底，但现在是内战，没必要付出生命。”内战被俘后，王坐了十多年的牢。1959年2月，他因抗日有功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1968年因病去世。

施中诚凭着资历继任第74军军长，但却完全被前任的光环所遮蔽，也不如部下张灵甫、余程万的名声显赫。他之所以能在中央嫡系的第74军站稳脚跟，自然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任期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为第74军更换了美式装备。新中国成立前，施中诚举家迁往台湾，1983年在美国洛杉矶去世。

张灵甫曾就读于北大历史系，任团长期间因轰动全国的杀妻事件被蒋介石判为死刑，关进南京陆军监狱。抗战全面爆发后，王耀武提议让张上前线戴罪立功，蒋同意了这一请求。张灵甫在凇沪会战中担任第305团团长，每仗身先士卒，浴血拼杀。此后连续八年对日血战，多次负伤不下火线，取得了辉煌的抗战功绩。1947年5月16日，在孟良崮战役中阵亡，时年45岁。

第74军的兴衰正是国民党在大陆兴衰的写照。 国共内战中，这支“抗日铁军”追随蒋介石加入反人民的阵营，走上了与人民对抗的不归路。该部作战勇猛，“打死不缴枪”，哪怕集体阵亡也在所不惜。1947年5月，整编第74师在山东南部的孟良崮被解放军围歼。听到此消息，蒋介石一连多日萎靡不振，极为哀伤地说：“74军的覆没是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1949年，卢汉接手恢复番号和多次整编的第74军，并于12月12日发动昆明起义。第74军回到人民军队的大家庭中，改番号为暂编云南人民解放军第12军，并入云南军区部队。至此，在抗战中名震中外的第74军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十一章 抗战中的国军空、海军

虎啸九天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1 226架、击伤炸伤日机230架，炸毁炸伤坦克8 546辆。最终，中国空军完成了空中抗战的光荣使命，取得了抗战最闪耀的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日军空军凭借其在飞机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的绝对优势而一度嚣张狂妄，年轻的中国空军毫不畏惧，奋勇抗击，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悲壮激昂的空中乐章。

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作战实力薄弱，与已经世界领先的日本空军相比，相差悬殊。日本有2 000多架飞机，拥有一大批技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而中国空军当时正处在初创阶段，能作战的飞机仅有300余架，飞行员也极度缺乏，更缺乏具有空中作战实际经验的优秀人才。即便如此，中国空军官兵们在整个八年抗战过程中，始终斗志昂扬，不屈不挠地在空中与强敌展开决战，为抗战的最终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当时的日本空军还不是一个单独的军种，他们被称为航空兵，分属于海军和陆军。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向华北和上海发起进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日军大本营之命开进上海，就在作战前的一次作战会议上，第三舰队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将空军提升到了极高的战略地位上：要置中国于死地，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住上海、南京这条线，并务必要航空兵全歼中国空军。

图21–1 待命出发的中国空军飞行员

中国空军的打击目标早已盯向了停泊在黄浦江和杭州湾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以及在上海杨树浦、虹口一带的日本陆战队。按照空军司令部的部署，中国空军决定主动进攻，于是，由中国率先发起的八一四空战，立即在中日两军之间爆发。

没人能想到，年轻的中国空军首战即告捷。在淞沪会战后第二天，中国空军就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次对日机空战3比0的光辉战绩。

当时，日军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重轰炸机由台北基地起飞，轰炸目标是大陆沿海机场。在日机飞临杭州笕桥机场上空时，天空已经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求战心切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不顾恶劣天气，迅速率队腾空迎战，机群首先升到云层上，然后摸索到云层下寻找日机，当发现日机后，高志航立即占据有利位置，组织全队发起攻击。日机显然没有料到会遭到中国空军的主动袭击，慌乱中投下一些炸弹，便企图逃跑，首次登场的中国空军哪能放过此次歼敌的机会，紧追日机，射击开炮。一阵激战后，共击落日机3架，而自己仅有1架战斗机负轻伤。

“八一四”首战告捷，“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被打破，举国沸腾。

次日，在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中日空军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空战。中国空军表现依然神勇，成功抵挡住了60余架日机的袭击，并击落日机17架。

8月16日，华东地区的台风刚刚停止，急于复仇并挽回颜面的日军大本营派遣日本航空母舰的大批飞机飞赴战场，中国空军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而这一天，连续作战的中国空军第3、第4和第5驱逐机大队仍保持着极佳的战斗状态，再接再厉，击落日机8架。

图21–2 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残骸

“八一四”后，由于日军航母上的大批飞机参战，原本飞机数量就极少的中国空军，在接连的空战中损失多架战机，蒋介石专门下令轰炸日军的航空母舰，并设下重奖——凡炸沉一艘航空母舰者，政府奖励20万元。

8月27日，中国空军第5大队召开动员大会，鼓励大家响应号召，英勇杀敌。动员大会以后，中国空军少尉飞行员阎海文等驾驶8架飞机从扬州出发。他驾驶“2510号”战机一次次超低空飞行，准确地将炸弹投掷到目标区域，但只是短暂慌乱后，日军就很快组织了密集的火力，“2510号”战机不幸被击中，失控坠向地面，阎海文被迫跳伞。负责地面搜索的日军向即将落地的阎海文包围过来，准备俘虏第一个中国空军。阎海文在空中拔出手枪，向日军射击，在击毙了5个日军后，他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壮烈殉国。

在场的日军官兵为这位中国勇士的精神所折服，他们庄重收殓了阎海文的遗体，致以军礼，将他埋葬在上海大场，并建立墓碑，墓碑上刻有“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上战场前，阎海文就曾发下誓言：“我是东北人，今天却成为一个流亡者，我不为金钱而战，我要打回老家去，为3 000万同胞报仇！”最终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这句誓言。

阎海文的英勇事迹感动了中国人，也震撼了日本人。9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特派记者从上海发回的关于他的事迹的报道，报道最后评价道：“中国已非昔日的支那”。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的一些店铺老板在打开店门时，意外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上面印着英汉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当天，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国空军还在九州岛的福冈市和北九州市上空也抛下了大量传单。一直自信防卫“固若金汤”的日本国土，就这样出现了大量“蛊惑人心”的敌国传单。日本当局暗自庆幸投下来的只是“纸弹”而不是炮弹，却还是如临大敌，赶忙派出大批军警挨家挨户收缴传单，予以销毁。

中国空军的这个杰作被称为“人道远征”或“纸片轰炸”。这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袭击。

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驾驶着装有数百万张传单的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投放大量传单劝导日本人民，并向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严重警告。尽管此次空袭没有给日本本土造成任何物质损失，但完全实现了预期效果。此次空袭首开“二战”以来中国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先河，展示了中国空军的实力，震慑日本朝野，民众议论纷纷，成功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心士气，并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1941年12月20日清晨，昆明上空出现了10架日军轰炸机，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般地闯入昆明空域，准备像往常一样进行轰炸。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支比他们更强大的空中“奇兵”已经严阵以待。

一群刚降临在中国的美国退役空军志愿者，此时驾着漆有鲨鱼头的P–40战斗机向日机扑来。经过一番空中角逐，美国志愿大队的飞行员以极快的俯冲速度沉重打击了日军战机，猝不及防的日机当场被击落6架，逃走的3架飞机也在途中坠毁，只有1架侥幸逃回了河内。这场空战大获全胜，更让日本人在中国领空尝到了厉害。

这支队伍的创建者兼指挥官正是陈纳德。

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尔特，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克里佛航空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著名的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1920年正式飞行。

抗战爆发前期，宋美龄希望找一个能提高中国飞行员训练水平的人，她的美国顾问罗伊·霍尔布鲁克便推荐了47岁的陈纳德。在收到宋美龄的亲笔信后，陈纳德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这份邀请。

图21–3 陈纳德

1937年5月29日，以上尉军衔退役的陈纳德来到中国上海。6月3日，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接见。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盛邀陈纳德担任她的专业顾问。那时的中国名义上有几百架飞机，可实际上只有91架能升空战斗。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纳德决定留在中国。受蒋介石委托“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的最后作战训练”。淞沪会战时，他组织了一个“国际中队”参战。

1938年8月，陈纳德接受宋美龄委派，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负责训练中国飞行员。

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请求他再次回国，想办法搞到尽可能多的作战物资。陈纳德返美后，为争取各方援助，他到全美各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还游说了很多政界要人。罗斯福总统的两名助手也被陈纳德打动，不久，罗斯福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以望将日本拖在中国，这符合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决定支援500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1942年下半年，美国加快了装备中国空军的步伐，同时还在印度创办了初级飞行员培训班，帮助中国空军培训了大批中国飞行员。1942年底，当这些受过美军严格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着370架美国飞机回国后，中国空军从此逐步地取得了制空权。

1941年7月中旬，在陈纳德的努力下，由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医生组成的第一批飞行队员以及68架飞机辗转抵达中国。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的指挥员。陈纳德负责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业训练。当时训练条件非常艰苦，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陈纳德将这个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分别起了个性化的名字，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第2队为“熊猫队”，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

图21–4 飞虎队的美国队员

12月7日，陈纳德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到达昆明，20日，一批日本战机空袭云南，陈纳德率所有的飞机升空迎战，痛击日机，大获全胜。陈纳德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饱受日机轰炸之苦的昆明百姓。当晚，昆明各界为陈纳德的志愿大队举行了庆功会。

最初，这些志愿大队的美国队员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震慑日本人。随着志愿大队在昆明上空的这次胜利作战，鲨鱼头图案备受关注，因中国内地居民没见过鲨鱼，于是误把这些图案认为老虎，所以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大队的飞机，“飞虎队”由此得名。陈纳德也获得了“飞虎将军”的美称。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后，企图继续北进侵入云南。为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指挥志愿大队，对腾冲、保山和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全力进行阻击。在志愿大队的连续轰炸下，全歼了一队企图强渡怒江的日军。6月，陈纳德率领司令部及2个中队赶赴桂林。12日，志愿大队在桂林击落8架日机。桂林民众欢欣鼓舞，自筹2万元犒劳飞虎队。

在遭受飞虎队的连续痛击后，日军飞行员十分胆怯，不断向日本大本营要求增援，使得之后日空军疲于应付。日本空军部也开始承认，中国空军是最为出色的航空兵之一。

由于日本侵占缅甸，外部世界通往中国的道路——滇缅公路——基本中断。为能够将抗战急需的大量外援物资顺利运进中国，中美只得共同开辟“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顾名思义，所经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它横穿了喜马拉雅山脉，整条航线长约800公里。在当时，“驼峰航线”既是条可提供全天候战略物资运输的空中航线，也是世界军事史和航空史上，地形最为险要、用时最为长久、飞行条件最为艰苦、付出代价最为惨烈的悲壮的空运航线。整条航线山势复杂、气候多变，飞机随时都有坠毁和撞山的危险，也正是因此处航线高得吓人的飞机失事率，“驼峰航线”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在当时这场最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战中，中国航空公司共有8万架次的飞机参与飞行战斗，美军也先后投入2 000多架飞机，双方参加人数接近十万人，仅战斗人员就有三万多人，交战中仅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飞机563架，近乎全军覆没。据事后统计，中国方面战前战后共计投入运输机100架，最后损失了48架飞机，牺牲了168位优秀飞行员，损失率达50%。而作为志愿军的美军共计损失飞机1 500架以上，牺牲飞行员将近3 000人，损失率超过80%。

“二战”结束后，对于“驼峰航线”的巨大牺牲，《时代周刊》曾这样描述：“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图21–5 “驼峰航线”上的飞机残骸

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飞虎队队员在驼峰航线上共运输战略物资85万吨，创造了当时人类空运记录的奇迹，直至几年后，1949年柏林封锁时的空运行动打破了这一记录。

1942年7月3日，在中美两军协调下，陈纳德将原美国航空志愿大队解散，部分队员和飞机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陈纳德任司令，军衔仍为准将，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这支队伍在中国、印度和缅甸进行了持续时间长达7个多月的空中战斗，取得了击落日机约150架和摧毁日机约297架的辉煌战绩，志愿队最终只损失了12架飞机以及地面被摧毁61架飞机。

1943年3月10日，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

抗战胜利后，陈纳德被授予青天白日大蓝绶带。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二战”期间志愿大队的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由陈纳德创建并率领的飞虎队的志愿者们也得到了退役军人待遇，一些老兵于1996年获颁发奖章，飞虎队则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荣誉。

1945年8月14日，当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沈昌德从湖南芷江机场起飞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后，他作为在抗战中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而被永远载入了抗战史册。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1 226架、击伤炸伤日机230架，炸毁炸伤坦克8 546辆。最终，中国空军完成了空中抗战的光荣使命，取得了抗战最闪耀的胜利。

一位日军高级军官在战败后曾遗憾地说：“要不是中国空军的出色发挥，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我们所希望去的任何地方。”

碧海铸剑

在战场上，挂司令旗等于暴露目标，这是很危险的。此时的陈季良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是蔑视，对自己的人是个鼓舞。”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可以体现在其海陆空军上。抗日战争初期，国军将士伤亡200万以上，其中空军丧失殆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到了1939年，国军几无可御敌之舰。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双方海军实力差距悬殊。从武力装备上来说，中国海军舰船总吨位不足6万吨，最大舰艇吨位不超过3 000吨，大部分舰船为百吨级小艇，多为清朝北洋水师所遗留，年代久远，装备落后；而日本海军舰船总吨位达116万吨，有舰艇285艘，其中航空母舰4艘、万吨级战列舰10艘。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最大的宁海、平海、逸仙和应瑞四舰，加起来还不如日军一艘万吨巡洋舰的吨位大。另外，从人数对比上看，中国海军也毫无优势，总共2.5万人左右，而日本海军兵力总数为12.7万人，几乎是中国海军人数的6倍。军事实力相差如此之大，中国海军将士却并未因此心生惊惧，反而抱定了必死决心，以自己的机智与勇敢给了强大的日本海军以惊人一击，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而光荣的一页。

图21–6 陈季良上将

“宁愿葬身鱼腹，也要与日海军誓拼到底。”这是海军部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战前的发愿。抗战爆发初期，陈季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江阴封锁区总指挥。为阻挡华东日军沿长江西进，进犯当时的首都南京，中国海军选择在江苏江阴一带构筑阻塞线。此处水域水面较窄，水位不深，适合布防。中国海军将20余艘商船沉入长江，另将陈旧、毫无作战力的“海圻”、“海琛”、“海容”和“海筹”4艘巡洋舰等老旧舰艇全部自沉，同时运来沙石倾倒入江，用沉船和沙石在江阴建立了一道长江阻塞线。

日军的作战意图也十分明显，首先必须突破江阴防线，之后才能突入长江腹地，否则舰队的行动范围将只能局限在崇明岛与黄浦江一带。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连续广播：“必须对中国海军加以惩罚报复，要突破江阴封锁区，必须首先摧毁中国防守部队。”日军陆续集中了70多艘军舰、300多架飞机和10多万兵力，计划一举攻破江阴防线。

大战一触即发。在战前动员会上，陈季良坚定地对大家说：“军人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陆地战场，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战场，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杀敌致果，坚持用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

图21–7 经过两天的轮番轰炸，1937年9月23日，平海舰最终被日军炸沉

战争开始阶段，日本海军因沉船和沙石的阻挡，舰艇无法沿长江上溯江阴，便采取先从空中打击中国海军的作战方式。日军出动航空队30多架攻击机和战斗机，携重型炸弹，飞抵江阴，对江阴防线实施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中轰炸。这种作战方式对于没有空中力量掩护的中国海军来说，面临的必将是极为惨烈的血战。

1937年9月22日和23日是江阴阻击战最激烈的两天。敌机分批呼啸而来，目标明确，直扑中国海军的旗舰平海舰，以求擒虎之功。一时间，平海舰上空敌机环伺，险象丛生。平海舰官兵临危不乱，在陈季良的指挥下，冒着弹雨，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猛烈还击，成功击落敌机5架，但平海舰也被敌机扔下的炸弹击中，舰上官兵有5人牺牲，20余人受伤。平海舰舰长高宽申腰部中弹，仍坚持作战。此时，日军继续增派兵力，除攻击平海舰外，又将目标锁定在宁海舰上。平海、宁海两舰，是当时中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军舰。敌军势欲将两舰率先击沉，所以先后出动80多架飞机分4批集中攻击。中国海军官兵殊死抵抗，使敌不得近前。但双方实力相差实在太大，特别是中国海军舰艇没有空军支持，完全将自身暴露在敌方空军的火力下，随着时间推移，最终难以支撑，平海舰、宁海舰相继被敌机炸毁，沉入滔滔长江。陈季良也被敌机炸伤，但仍不肯离开战场，他移驻逸仙舰，并高挂司令旗，继续指挥战斗。在战场上，挂司令旗等于暴露目标，这是很危险的。此时的陈季良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是蔑视，对自己的人是个鼓舞。”全舰将士在陈季良的激励下，奋勇杀敌，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江阴阻击战终因中日力量悬殊而失败，中国参战的所有战舰全部沉于长江，江阴失守。这一场海空战，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中国海军在日本空军猛烈的攻势下，忠于职守，毫不后退，仅平海、宁海两艘战舰在两天内就发射高射炮弹1 300多发，高射机枪弹1万余发，共击落敌机20多架，最后弹尽船沉，是以必死的决心和勇气在和强大的日军抗衡。当时在江阴海空战场观战的一位德国顾问被陈季良和中国海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所震撼。他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亲眼看到的最惨烈的海空战。中国海军的参谋长如此英勇，中国军队如此无畏，中国必胜。”

江阴的封锁线最终发挥了功效，一直到12月21日，日军的大型船舶始终都无法通过封锁线。但中国海军也损失惨重。中国海军舰艇除一部分在烟台自沉外，其余主力则全数葬送于江阴。这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最重大的损失。但是这两次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同。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军海军虽在江阴阻击战中主力尽丧，却并没有放弃水上抗战，并于1939年1月正式组建布雷总队，开始用水雷打击日军舰艇。此后，中日两方在长江上的较量一直就是中国方面以水中布雷的方式抗击日本军舰。1943年，在鄂西保卫战中，驻守石牌要塞的国军海军，用要塞的10门巨炮向日舰猛烈轰击，同时冒着日机与舰炮的猛烈轰炸，向长江中布放水雷，有效地消除了日舰对国军陆军的威胁，保证了鄂西会战的胜利，推动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代表中国海军出席。几乎全军覆没的中国海军的殉国烈士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他们的英名将同千千万万反法西斯的英烈们一起，永远彪炳史册。

第二十二章 装甲战车与重榴炮

坦克大决战

淞沪会战前，中国步兵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一上战场，缺乏步兵的配合，中国的坦克很快在日军轮番的大规模轰炸下全部报废，失去战车协助的步兵也立刻被日军的机枪所消灭。

抗战时期，装甲部队的主要武器是坦克。坦克素有“陆战之王”的美称，是一种具有强大直射火力、高度越野机动性和很强的装甲防护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它可以摧毁工事，有效歼灭敌方有生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大规模使用坦克作战。大战初期，德国首先使用大量坦克，实施闪电战，横扫西欧。战争中后期，苏德战场上多次出现有数千辆坦克参加的大会战；坦克也曾在北非战场、诺曼底战役以及远东战役中大展雄威。

坦克首次出现在中国战场上始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先后从法国人手中购入了36辆“雷诺”FT–17轻型坦克，一心准备利用这一新型武器，统一全中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成为在中华大地最早用于作战的装甲车辆。

1926年8月，河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起来，进攻冯玉祥。张作霖派出坦克作战，但被冯军发现坦克视野受限的弱点，于是用鸟枪向坦克内发射砂弹，使得坦克驾驶员失去战斗力，由此奉军损失了4辆坦克。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近代化坦克车辆进行作战。1927年，奉系军队与山西军阀阎锡山作战，又损失了6辆坦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第2师团突然攻击驻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步兵第7旅，将大量装备吞并，其中便包括12辆“雷诺”FT－17轻型坦克，这些坦克属原奉军战车队一部。

1933年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接受了张学良赠送的2辆“雷诺”F–17战车和4辆沈阳兵工厂自行装配的装甲汽车。

1936年3月，负责筹建陆军机械化部队的徐庭瑶在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后，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得到批准，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

1937年，国民政府在交辎学校的基础上，扩编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这也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支装甲部队。期间，中国在国际上采买武器，扩充装甲设备，分别从英国购买了维克斯6吨坦克和水陆两用坦克，向德国购买了“克鲁伯1号”轻型坦克。加上早期购入的英国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至1937年中日战争前，中国军队大约有坦克96辆，坦克部队初具规模。

1937年8月，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在战场亮相，由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的两个连参战。在战争史上，这次会战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但此次战役中坦克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是因为战场布在城市中，而上海市区建筑繁密，受地形限制，坦克无法顺畅行进，视野也受到限制。另外，坦克本身的机械问题也影响了战斗力。因此，尽管日军也派出了坦克参战，中日双方坦克首次交锋，但实际上这些坦克并没有对战役的结果造成多大影响。

中日双方的坦克均从属于步兵方阵，用于掩护步兵冲锋。但淞沪会战前，中国步兵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和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一上战场，步兵只知要求战车向前突击，根本不知道应从旁警戒，摧毁日军的反坦克火力点。缺乏步兵的配合，中国的坦克很快在日军轮番的大规模轰炸下全部报废，失去战车协助的步兵也立刻被日军的机枪消灭。

此时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仅仅有装甲车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各个兵种间默契配合，才能有效地发挥出坦克的威力，进而挫败敌人。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机械化装备，1937年9月，蒋介石派出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军事援助的问题，经过磋商，苏联方面愿意提供战车、飞机、火炮和弹药等援助。除了物资援助，苏联还派出名为志愿队的正规军，担任军队顾问。在1938年3月到6月间运到的第一批装备中，包括83辆T–26轻型坦克，同时苏联还援助了一些BA–3/6/10型和BA–20型装甲车，以及45毫米反坦克炮及各种车辆。同时，国民党决定将装甲兵团扩编成第200师，装备全新的苏式装备，师长为杜聿明，副师长为邱清泉。第200师是国民革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下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

图22–1 1937年8月23日，中国战车部队首次参战，随第88师杨树浦猛攻日军阵地

第200师在扩编为新编第11军后，于1939年2月改用第5军番号，杜聿明任军长，戴安澜任第200师师长，郑洞国任荣誉1师师长。在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率领第5军与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激烈交战，杜聿明要求各师长：“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一举消灭敌人的‘钢军’，打出我们第5军的威风来，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厉害！”

经过整整80天的鏖战，日军损失空前，据日本战后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此次战役，第21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率达85%以上，士兵死亡4 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在九塘被郑洞国的第3团击毙，临死前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大捷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这支装甲部队。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昆仑关大捷，是中国陆军首次运用现代化战争方式打赢的一场胜仗，其对中国陆军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十二倍十五榴”

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为防止日军从北向南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主动出击，在淞沪与日军展开决战。8月14日傍晚时分，中国军队率先攻打驻扎在上海的日军，并第一次用上了一种新式武器——“三十二倍十五榴”，由此掀起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这隆隆的炮声被后人称为：向日寇发出了中华民族的怒吼。

“三十二倍十五榴”是一种德国产的重榴炮。1934年春，国民政府向德国订购了总价值超过3 500万元法币的军火，数额约占当时全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3%，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4门150毫米重榴炮，总价高达2 088万元法币。这在当年无疑是惊人的大手笔！

这种重榴炮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其最大拖曳速度为60千米/ 小时，射速约为每分钟4发，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火箭增程弹的火炮。二战中，德军将其作为主力重型野战炮，横扫欧亚，德军称其为“常青树”。

中国当时对德国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订购的重榴炮射程必须达到15公里，每炮配弹1 000发。接受订单的德国莱茵金属厂十分重视，为此专门设计使用了32倍径炮管，以达到15公里的射程。这种重榴炮因此被简称为“三十二倍十五榴”。但是由于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在对华政策上有分歧，这批重炮造好后，并没有被立刻运到中国，直至两年后，这24门崭新的“三十二倍十五榴”才于1936年夏天被全部运抵中国。消息灵通的美国驻华武官称：“此种重炮是在1936年中旬成交，为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在有轮胎的拖车上，每小时可行30至40公里。”重榴炮运抵中国后，国军的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很快成立，下辖3个营，每营2个连，每连有重榴炮4门，均用越野载重卡车牵引。重炮团总计2 000余人，拥有载重汽车、观测车、弹药车、吉普车、三轮摩托车和两轮摩托车等各类车辆480辆之多，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机械化部队。1936年底，重炮团改番号为炮兵第10团，团长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炮科、日本野战炮兵学校的彭孟缉。

1937年8月9日，国民政府通过对整个抗战战略的考虑，决定在上海集中优势兵力，先发制人围攻驻扎在上海的日军。14日，炮兵第10团一个营占领大场、暨南新村一带阵地，主要担负起对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坚固堡垒的破坏任务。重榴炮于是第一次亮相中国抗日战场。傍晚时分，“三十二倍十五榴”向日军阵地发射，炮弹直接命中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带的各个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炮弹落点准确，但因无烧夷弹的配合，未能达到毁坏目的。随后，日军派遣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对中国重要炮兵阵地日夜不停地进行侦察轰炸。

为保护重榴炮免于敌机的轰炸，在彭孟缉的精心指挥下，每次炮击后士兵们便立即将大炮迁离现场进行掩蔽，一到深夜，又利用夜幕的掩护进入阵地发炮。

9月下旬，炮兵第10团奉命摧毁日军临时机场。这个机场就是上海跑马厅广场，日军利用其做临时机场，可以停降十来架飞机，以缩短空袭国军阵地的时间和间隙。彭孟缉指定3营2排来完成轰炸任务。排长张士英率领十多名士兵带着大炮潜入真如附近的临时阵地。当晚10时整，张士英下令射击，重榴炮一开火，射击方向的夜空顿时火光满天，在重榴炮的助威下，任务得以顺利完成。10月上旬，第10团接到另一项任务：摧毁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舰。彭孟缉命令2营6连向敌开炮。6连用三发破甲弹准确击中一艘日舰的主机、驾驶台和烟囱，将其击沉，又一次圆满完成任务。

淞沪会战失利后，炮兵第10团第2营奉命撤退，途中却遇到了大麻烦。在撤退路线上的方家窑附近的公路桥上，日军埋下了许多地雷，大炮无法通过，彭孟缉心焦难耐，急得痛哭失声：“中国就只有这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由于战况紧急，炮团官兵只能忍痛把8门大炮推入河中。

1938年3月，炮兵第10团第1营被急调至鲁南参加台儿庄大战。25日下午，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被推进宿羊山车站东北国军的占领阵地，与炮兵第7团1营的8门野炮一起向日军猛轰。此次轰炸，“三十二倍十五榴”充分利用射程优势，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炮兵第10团第3营从1938年3月起，长期驻扎在陕东门户潼关，成为不折不扣的“潼关守护神”。

1940年冬，“三十二倍十五榴”又一次大显神威。为拔掉凤凰咀日军的炮兵阵地，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3营7连进行了一次酝酿已久的炮击。官兵们事先将炮位秘密前移，在晚上准备射击前，他们又冒着严寒，在阵地上泼水，以防止发射时激起的灰尘暴露炮位。因事先准备充分，这次炮击非常成功，连发两炮皆中目标。据史料记载，当地居民兴奋地奔走相告：“国军将一发炮弹直接打到鬼子的炮筒里，当时就把鬼子的炮给炸了，鬼子的阵地烧了三天三夜，真是一炮定乾坤啊！”

“三十二倍十五榴”不但在中原大地上频现神威，还奔赴中国大西南重击敌军。1944年5月，随着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滇西反攻拉开了序幕。炮兵第10团第1、2营开赴怒江东岸前线，先后转战松山、龙陵和芒市等地，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如果现在你去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馆参观，在大厅里就有一门“三十二倍十五榴”，当年验收人员留在炮身上的印章依然清晰可见。当来来往往的参观者从其身旁走过时，不知有几人知道它的来历，又有几人知晓它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岁月中立下的赫赫战功。

第二十三章 风声传奇：没有硝烟的战斗

军统

当时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军统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1932年4月建）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1938年8月，第二处终于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看到下面这张照片，你也许会认为挂灯笼是在搞庆典。而事实是，照片中的灯笼是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来进行空袭预警的，士兵们根据日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个数的灯笼。

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雷达设备，但如果想要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就要全部依靠戴笠手下的这些军统特工们了。重庆督邮街的“五三”、“五四”惨案后，戴笠被蒋介石严令必须提前侦察日本战机启动的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重庆的安全。

图23–1 放两个红灯笼以发布空袭警报

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比登天还难，但戴笠手下的特工们竟然完成了。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他们均租用住房，而后化装成普通百姓，观察那些轰炸机的起落方向、架次和行动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其装弹量，然后立即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防空部门及早挂灯笼预警。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举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决定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以原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或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黄埔四期）任副局长，负责日常实际工作；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

军统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1932年4月建）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负责人为戴笠。1938年8月，第二处终于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军统内勤组织共设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

迁到重庆之后，军统开始扩大组织，成立了行动处和布置处等。布置处负责对沦陷区进行潜伏和策反工作，训练处除开办各种训练班训练行动、暗杀等各种专门人才外，还领导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同时还建立海外特工机构，先后在美国、伦敦和巴黎等地成立海外站。站下有时还设分站，一时间，军统情报组织可谓遍布全球。

图23–2 戴笠

在戴笠的带领下，军统逐渐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特务组织，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抗战时期，军统的谍报战也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谍报战的机动、灵活和隐蔽性，一度也让汉奸们闻风丧胆。在蒋介石心中，戴笠的位置越来越无可替代。

1943年，有一位美国武官这样形容军统：“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军统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

图23–3 军统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在最鼎盛时，军统有特工人员以及各类准军事交通警察大队共10.2万余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警和文教等各个层面。在二战中，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非军统莫属。而那时，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只不过刚刚起步。

一开始，美国情报机关对中国情报系统的能力怀疑甚多，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罗斯福及美国朝野上下对军统和戴笠才真正刮目相看，因为当时军统女情报员姜毅英事先已经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并立即向美国提供了此情报，但并没有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事后，驻华观察员梅乐斯被派遣与中方展开合作谈判，后共同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合作所和中美所等）。军统负责人戴笠和美国海军情报局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是海军少将）分任主任。此所主要由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等部门组成，它是中美军事情报机构在二战中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其目的是为加强中美间军事情报的合作，以共同打击日本。

抗战锄奸团

戴笠在抗战中还奉蒋介石之命，搞了一系列暗杀锄奸活动，使得军统声名大振。其实，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戴笠就已经奉命对大汉奸们开了杀戒。

抗战期间，军统曾多次策划刺杀投日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经、陈箓、殷汝耕、唐绍仪、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而隶属军统的各交通警察大队和游击司令部则深入日占区，开展游击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和与日协作者。在除奸行动后，军统开始把行动的重点转向了日军。抗战八年，遍布各地的军统人员经常深入日军虎穴，以少搏多地进行破坏和突袭行动。

1939年8月11日，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做厨役的李昌德将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军官兵数十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而这个李德昌正是被军统广州站发展的特工。

图23–4 军统举办的青浦训练班的女学员

1940年9月10日，武汉区军统特工策划了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行动，3名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昶记油坊，将3名日军哨兵击毙，随即向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军官兵8名，而队员们全身而退。9月16日晚，军统特工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军休息后，向营房投掷手榴弹，待敌仓皇逃出时，隐蔽于暗处的特工猛烈扫射，共毙敌8名，队员无一伤亡。

1941年1月21日，在汉口花楼街逛街的多名日军军官被军统特工砍死。1941年4月19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一座油库和两架轰炸机被军统特工烧毁。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军统特工李化民等3人化装成小贩，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当场毙敌17名。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1941年9月17日，军统广州站在多个地点对日军军事机关和伪机关进行爆破行动。在撤至海珠中路时，第3组组长江志强遭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军靠近时，江志强引爆剩余炸弹，与5名日军同归于尽。

军统上海区虽然遭受严重破坏，但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有50余次行动，毙伤日军60人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女间谍、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特一课课长南造云子曾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人员。以丁默村和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也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就在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军统特工发现南造云子单独开车外出，马上开始跟踪。在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停车走向咖啡厅时，3名特工开枪齐射，南造云子身中三枪，倒在台阶上，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时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

开封沦陷之后，根据戴笠的指示，1940年5月7日，潜伏的河南站军统特工与打入日军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了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当场击毙机关长及川贞作和山本午，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日，行动组袭击了开封社下基79号，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被当场击毙。

图23–5 1940年12月1日《新民报》关于刺杀日本军官的报道

1940年11月29日，在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特工马景贤在北平交道口附近枪击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

在抗战中，戴笠还奉蒋之命，进行了一系列锄奸暗杀活动，使得军统声名大振。其实，戴笠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奉命对大汉奸们开了杀戒。

1933年5月，原湖南总督军阀张敬尧与日本特务勾结，后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底，张潜入北平，并携700万元活动经费，准备策动旧部。蒋介石认为张敬尧将来可能会酿成大患，下令诛杀之，戴笠随即布置特工在北平成功干掉了张。

1938年至1940年期间，锄奸团多次在沦陷区内行动，给日伪的震动很大。如1938年12月27日，天津大盐商、商会会长、甘心出任伪职的王竹林被击毙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程锡庚是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他一贯为虎作伥，卖力推行日本人的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月9日，在英租界内大光明电影院，程锡庚被击毙。

中原公司爆炸案一度在日占区引起震动，这也是锄奸团所为。中原公司位于天津日租界，天津被日军占领后，这家公司的生意反倒更加兴隆，日伪政府组织各种游艺歌舞，以宣扬“大东亚圣战”。为打击日伪气焰，1940年8月27日夜，锄奸团将公司大楼爆破，引起的大火将全部商品连及货柜、门窗等烧了个精光。

锄奸团的成员大多并非职业特工，这些志士们基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他们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和甘愿为国献身的决心，沉重打击了卖国求荣的汉奸。

肃奸行动

戴笠的讲话实际上是缓兵之计，但汉奸们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3天后，戴笠又把这些汉奸请到设在愚园路公馆大院的军统局，一举拿下。

抗战期间，中国战况频频告急，为有效防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就需要灵活而确实的军事情报，不断在敌后实施实质性的打击和牵制，揭发汉奸和分歧者的阴谋，检举污吏奸商的误国私肥行为，监督水陆交通运输的畅利有效等，这些任务均由军统局完成。

除了执行侦察、暗杀和情报等方面的任务，军统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在第三战区的敌后战场上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日军意识到侵华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于是制订“以战养战”的策略，想尽办法由点线的控制扩大到乡区的面；对于占领区内遗留的矿产和工业进行修复并扩建，试图用这些物资维持侵略消耗。假若日军的企图得以实现，将对中国的抗战形势不利。于是，军统局曾经组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游击部队，并呈报给军委会，军委会给予“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受军统局直接指挥。敌后的行动爆破队也被设立，主要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与可利用的矿业物资，影响其物资供应，削弱其军事力量；袭击日军乡镇据点，暗杀其长官头目，打击敌人士气，使得他们只能放弃乡村并龟缩到城市里去，从而无法全面控制一个地区。

图23–6 倾覆后的日本专列“天马”号

此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也出现了很多困难，由于被日军压缩在西南一隅，交通不便、生产失调、物资匮乏和物价上涨的现象极其严重。面对这一经济流弊，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军委会交通运输监察处和财政部缉私署等机构，希望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在保障运输功能的基础上，维持物价的平稳，但效果却不明显。经调查发现，一些奸商污吏置国家危难于不顾，相互勾结囤积居奇者有之，利用职权走私牟利者有之，完全架空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军统也担起监护军备、缉拿走私、疏通货运和丰富物资的任务，坚决打击了一批官商豪绅，扭转了局面，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的稳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命令汉奸和伪军维持沦陷区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前去收编。9月，在全国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中，军统局决定顺应民意，抓捕南京、上海和北平等主要沦陷城市的汉奸。

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研究，军统局决定采取“诱捕为主、强捕为辅”的方针，以求不费一枪一弹将汉奸一网打尽。9月20日，抗战后的第一个中秋来临，戴笠以个人名义邀请数百名原汪伪政府的高官和将领参加中秋赏月晚会。在晚会上，戴笠发表了一番稳定人心的讲话：

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要相信政府。

戴笠的讲话实际上是缓兵之计，但汉奸们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3天后，戴笠又把这些汉奸请到设在愚园路公馆大院的军统局，一举拿下。

军统在华北的肃奸行动更为迅速。1945年12月5日下午，戴笠故技重施，以个人名义邀请所有原北平伪政权的军政要员出席晚宴。正当汉奸们弹冠相庆，以为从此高枕无忧之际，戴笠拿出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汉奸名单，将登记在册的汉奸们予以抓捕。除曹汝霖等不在蒋介石名单内的汉奸外，绝大多数汉奸均被关押起来，等待法院的审判。与此同时，其他主要城市的肃奸工作也在军统的布置下按时完成。

1945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内，军统局逮捕汉奸疑犯4 291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或交由军法审判的有334人。至此，军统圆满完成了肃奸工作，这也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

图23–7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的场面

在八年抗战中，军统特工与日军展开一系列的侦察与反侦察、突袭与反突袭的斗争，死伤众多。据战后的相关文献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期间，仅军统正规编制的4.8万人中，就有1/3以上殉国，达1.8万人。编制外牺牲的特工为数更多，以军统下设的别动队为例，这支从事敌后游击战、有着近10万人的部队，在抗战中牺牲了3万余人。光统计这两项，军统殉国人数就超过5万人，这还不算军统外围的忠义救国军和抗日锄奸团。

惊天大刺杀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意外决定，居然避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他更加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要炸死自己，宁可冒着得罪英国的风险。

1937年8月26日下午，在南京通往上海的沪宁公路上，一辆悬挂着英国国旗的汽车正在缓缓行驶，车内的乘客正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当车子行至上海附近的嘉定路段时，两架战斗机从空中俯冲下来，朝着这辆汽车展开进攻。密集的子弹将汽车打翻，坐在后排的许阁森背部和肝部中弹，倒在血泊之中。随从连忙为许阁森进行简单包扎，随后将他送往沪西宏恩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过观察后确认，这两架攻击英国大使的汽车的战机，正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

就此事英国政府立刻向日本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且展开外交交涉。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亲自前往医院看望许阁森，并代表日本政府向许阁森和英国政府道歉。然而谈到大使被袭原因时，他狡辩称许阁森专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日本飞行员在无法辨识的情况下，才误打了这辆车。国内外各大报社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社会各界也对这件事的内幕猜测不断。

英国大使遇袭的消息把蒋介石吓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确定日军飞机袭击英国大使专车的原因，并不是日方外交文件中说的“无法辨清”所导致的误伤，而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只不过他们袭击的目标并不是英国大使，而是本应与许阁森同行的自己。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与南京毗邻的上海战事吃紧。为鼓舞嫡系部队的士气，进一步树立抗日领袖的形象，蒋介石决定前往上海前线进行视察。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一致反对。因为随着战事一再扩大，具有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空军早已牢牢掌握了宁沪之间的铁路、公路及长江航道的制空权。这个时候，哪里能够保证蒋介石可以平安抵达上海前线，身为政府元首，怎么能做如此冒险的事情？

8月25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再次提出要去前线视察。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认为有一个人可让蒋介石平安到达上海，这个人就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白崇禧知道，许阁森此时刚好要从南京赶往上海，去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假如蒋介石秘密搭乘英国大使的车去上海，安全一定可以得到保障。因为现在的英国持中立态度，而许阁森大使的车子插有英国国旗，有明显的英国标志，日军必定不敢轻举妄动。

白崇禧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诸位的一致同意。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战争局势下，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案。随后他让白崇禧通知许阁森，并要求对方对此事严加保密。

但蒋介石在会议结束后又反悔了，理由是：堂堂一国元首在自己的国家出行，居然要靠外国人的车辆来保护自己，此事如果传扬出去，确实有些脸上无光。想到这些，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跟以往一样坐自己的车出行。不过，蒋介石留了一个心眼，他更改了出发时间，将原计划中白天的行程改在了晚上。

就这样，蒋介石顺利地到达了上海。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意外的临时决定，居然避开了那场惊天大刺杀。他更加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要炸死自己，宁可冒得罪英国的风险。

在蒋介石暗自庆幸的同时，也认识到日本人的可怕。他确定这是日军事先筹备好的计划，但却找不到可疑之处。这时，一件发生在20多天前的事情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续占领了平津以及华北地区，兵临长江以南的上海和南京。在看到日军的最新动向后，蒋介石采取行动，密令海军马上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然后在吴淞口到江阴要塞之间的水面上布下3条水雷防线，迫使停泊在江阴上游至汉口的日军的70余艘战舰、3 0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装甲部队、炮兵部队缴械投降。

然而就在海军接到密令并准备按令执行时，日军战舰迅速从封锁区开往黄浦江水域，对上海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一举扭转了战局。国民党当局立刻意识到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已经泄密，于是在内部要员中展开了深入调查。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考虑后，蒋介石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并非巧合，日军已经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报和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蒋介石就此断定，自己的身旁潜伏着日本特务。为了挖出这个祸根，蒋介石命令戴笠和徐恩曾对这两件事加以彻查。

1937年9月初，蒋介石指示南京中央军校照常举办“总理纪念周”，要求中央军校、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中央党政军各部长官都必须参加，并打算亲自前往会场做重要讲话。

图23–8 仓皇逃离封锁区的日本军舰

会议当天，南京城内的军警宪特实行全面戒严。正当大家翘首等待蒋介石莅临现场之时，两名可疑男子趁机混入了军校，在卫兵的盘查下，旋即乘车逃出会场。这两名男子会不会是日本特务？他们为何要潜入军校？是不是要对蒋介石再次痛下杀手？

江阴要塞计划泄密、英国大使车辆遇袭和中央军校大会出现神秘身影，大案接二连三发生，蒋介石由此断定日本特务已渗透到国民政府高层，他们每次拿到的都是第一手情报，并且能够通过严密的检查进入会场。

不管是涉及军事战略的最高机密，还是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的决定，都无一遗漏地落在日本人的手中。蒋介石愈加惶恐不安起来。为此他在联合破案的会议上大发雷霆，要求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

谷正伦接到命令后，深感压力巨大：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潜伏的日本间谍从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中挖出来，谈何容易。经过再三思索，他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那就是从与日本方面来往密切的中国人身上查起。最后，他从一份出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人员名单上，找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的名字。经调查发现，黄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交往频繁，但是在江阴要塞计划泄密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黄浚便很少再同须磨见面。

此时，南京中央军校案件也取得了进展，当天活动中两名可疑者正是乘坐黄浚的汽车潜入会场的。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黄浚，谷正伦立刻将这些线索报告给了蒋介石。

黄浚，字哲维，号秋岳，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世家。1916年，黄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结识了一些日本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回国后，他得到汪精卫的信任，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的职务，这层身份为他接触国民党高层核心机密创造了机会。

黄浚走向卖国的道路，还与一个日本女人有关，她就是有着“帝国之花”之称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1909年在中国上海出生，其父是日本“黑龙会”重要成员，常年在中国活动的著名间谍南造次太郎。1922年，自幼在中国读书的南造云子被送回日本，在神户的一所特工学校接受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培训。1926年，17岁的南造云子被派往中国大连，就此踏上了间谍之路。

1929年，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潜入汤山温泉招待所从事服务员的工作。这个招待所距南京约30公里，是一处极佳的休闲之地，很多国民党军政大员常来这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南造云子来此，正是为了打探国民党的军事机密。

黄浚就是在这里被南造云子发展为日本间谍的。这个经常到汤山温泉招待所消遣的好色之徒，第一次见面就被南造云子迷住了。双方各有所取，很快便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

图23–9 土肥原贤二

黄浚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扩大他的间谍网络，先是发展了他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黄晟，后来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和海军部等机构的成员纷纷拉下水。如此一来，国民政府很多重大的军事机密都被日特机关窃取。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造云子从黄浚处获知蒋介石围歼长江日舰的军事部署后，没有按照程序向上级特务机关报告，而是直接报告给了日本东京总部。就这样，日舰快速驶离了封锁区域。

8月25日，黄浚把蒋介石次日乘许阁森专车前往上海的消息透露给南造云子，日方得此消息后，企图炸死蒋介石。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临时更改行程，刺杀阴谋因此未能得逞。

但是，日军刺杀蒋介石的活动很快再次展开。日本人通过黄浚探知，蒋介石即将参加南京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特地安排了两名特工前去刺杀。为了顺利进入会场，他们乘坐黄浚的车辆，却把黄浚暴露了出来。

南京特警二队通过缜密调查，确认了黄浚勾结日谍南造云子和泄露中国军队军事机密的行为。蒋介石对此事大为光火，他无法相信得到自己重用的黄浚，竟然是潜伏在身边的日本特务。他也进一步断定国民政府的要员里面，被日军策反的绝不止黄浚一人。

为了把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日本特务一网打尽，富有侦察经验的军统侦察员李荣芳与助手钟高玉开始全面控制黄浚的住宅。李钟二人接到命令后，日夜监视黄浚公馆好多天，却没有发现黄浚有任何反常举动。

细心的侦察人员开始跟踪黄浚的汽车司机，不久就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司机每次外出，都会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兜上几圈，然后去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而同一时间，日本领事馆的河本明夫也会出现在这里。

根据这些反常的线索，侦察人员随即控制了这家咖啡馆，期待着可以有所收获。三天后，在黄浚的司机与日特再次碰面之时，他被潜伏在咖啡馆里的特工人员当场抓获。在黄浚司机的包里，搜出了大量的军事资料，其中包括国民党精锐陆军师调防上海、苏州和杭州一带的重要军事情报，以及一张南京下关要塞的地形图。而这些资料上均有黄浚的笔迹，这也是黄浚勾结日特、泄露国家机密的确凿证据。9月中旬，军统展开抓捕行动，将南造云子、黄氏父子等全部缉拿归案。

在审讯中，南造云子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承认自己利用黄氏父子等人开展特务活动，并密谋刺杀蒋介石。黄氏父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卖国行为。至此，蒋介石多次遭遇刺杀和国民党内部机密一次次泄露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

半个月后，蒋介石下达了对黄氏父子执行死刑的命令，却对南造云子网开一面，判其无期徒刑，关进老虎桥中央监狱。黄浚的背叛给国民党当局敲响了警钟，为避免第二个黄浚出现，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高级要员的核查和监控。

不久，南造云子神秘失踪。原来，利欲熏心的狱卒在南造云子的色诱和金钱收买下，协助她逃出了监狱。

戴笠听说南造云子越狱的消息后，立即下令成立刺杀南造云子的行动小组。行动小组从南京一路追杀到上海，听到风声的南造云子躲进租界，特工们只好无功而返。

直到1942年4月的一个夜晚，单独外出的南造云子被军统特工发现并击毙，这朵“帝国之花”才就此凋谢。

扑朔迷离的刺唐案

唐绍仪的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谜，赞成者认为唐跟日军暧昧不清，并称赞军统惩治汉奸、大义灭亲的举动；反对者则认为唐勾结日军的证据不足，他不过是一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直至今日，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学者们还在为此争论不休。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而中国也认识到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双方之间的战争逐步升级，双方不仅在前线战场上展开较量，还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明争暗斗，这就是谍战战场。

日本方面的计划是策反国民党中有影响力的高层要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而蒋介石不甘心被日军的这些小动作所牵制，命令戴笠对那些跟日本间谍勾结的党内大员通通格杀勿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役”中，中日双方的特工们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1938年夏天，日本头号间谍、“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在上海成立了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又称“竹机关”），主要任务是拉拢国民党要员，建立反蒋亲日的伪政权。竹机关最大的活动是“南唐北吴计划”，“南唐”指的就是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北吴”则是指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日本军方筹划建立的伪政权准备拉拢唐吴二人分别管理政事和军事，利用他们在中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蛊惑中国人放弃抵抗，形成对抗国民政府的势力。此后，土原肥贤二开始频频接触唐绍仪和吴佩孚。

土原肥之所以这么重视唐绍仪，一方面是因为唐绍仪曾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在国民党内资历颇深，政治影响力甚大；另一方面，唐曾参加西南军阀发起的倒蒋运动而被蒋介石记恨于心，始终不得重用。土原肥利用唐绍仪的怀才不遇趁虚而入，多次派出人员联络唐绍仪。1938年9月，土肥原曾经两次登门拜访，敦促唐尽快下决心，以主持伪政府的筹备工作。

在土原肥的一再催促下，唐绍仪派他的女婿岑德广为代表，与日本特务展开谈判。而就是这次谈判，让蒋介石最终下决心对之痛下杀手，向戴笠下达了暗杀令。随后，戴笠的“铁血铲奸队”开始行动。

图23–10 唐绍仪

蒋介石之所以急着要杀唐绍仪，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断寻找与日本和谈的机会。当然，这种高度机密的活动，只有少数国民党高层参与，外界是无从知晓的。唐绍仪作为国民党元老，对此略知一二。

1937年10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希特勒的指示下，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当时蒋介石派出的中方代表便是唐绍仪。如果现在唐绍仪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成立伪中央政权，极有可能会把蒋介石同日本人和谈的证据曝光。这样的话，蒋介石的位置就不再稳固。蒋介石由此认为，于国于己，都应该除去这个隐患。

但是唐绍仪住在法租界里，暗杀人员无法携带武器进入，而且唐家保镖和仆役众多，如果行动时动静太大的话，还会招来法国巡捕。那么，如何刺杀处于层层保护下的唐绍仪呢？

图23–11 寓居上海时的唐绍仪

负责这次暗杀行动的是军统上海站副站长、行动大队长赵理君，他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手段毒辣，绰号“追命太岁”。一个偶然的机会，赵理君从唐绍仪的亲戚处探知他有收藏古董的喜好，在这位亲戚的帮助下，他终于有了跟唐正面接触的机会。

在进入唐府之前，赵理君让手下把车停在大门外，不要熄火，以便随时逃走。赵走进客厅，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把桌上的火柴装进衣兜。唐绍仪让仆人给赵理君点烟的时候，发现没火柴，便让仆人去找。这时，客厅里除了军统的人以外，就只剩下唐绍仪一人。

趁唐绍仪仔细检查古董花瓶时，赵理君假装与唐一同鉴别，顺势取出事先准备的一柄锋利的短斧，对准唐的后颈砍了下去。唐绍仪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就当场死掉了。之后，赵理君从容地走出客厅，还煞有介事地回头冲屋里喊：“不送不送，我下次再来。”守候在唐府客厅外的仆人，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这样，赵理君顺利走出唐府，乘车逃走。等到仆人发现唐绍仪被杀时，军统特工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唐绍仪被暗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上海滩甚至全国都一片惊愕。尽管刺杀唐绍仪的行动异常顺利，但蒋介石的处境却并未得到改善。民间舆论和党内人士纷纷提出质疑，一时间朝野内外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唐被日本人暗杀，也有人认为是蒋介石干的。

唐绍仪被暗杀的当天，军统安排情报人员打电话到报社，指使报社次日发表唐绍仪被日军暗杀的社论。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发表了致哀唁电：“惊悉少川先生为奸人所害，不幸逝世，殊感震惊，特电慰问，尚祈节哀。”

10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用5 000元，将其生平事迹交付国史馆，撰写出《唐绍仪传》，以表示政府对这位功勋元老的敬重。

国民政府做了这些粉饰太平的工作之后，似乎撇清了刺唐案件与自己的关系，更让案情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不久，参与暗杀活动的几位特工纷纷离奇身亡，直接执行人赵理君也在1942年被蒋介石处死，这更是引起了外界的不断猜测。

唐绍仪的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谜，赞成者认为唐跟日军暧昧不清，并称赞军统惩治汉奸的举动；反对者则认为唐勾结日军的证据不足，他不过是一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直到今天，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学者们还在争论不止。

唐绍仪的小女儿唐宝榕，在一篇文章中为父亲喊冤：当年唐绍仪之所以把家人送至香港，孤身一人留在上海，是因为蒋介石吩咐他留在上海，打探日军要求和谈的条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与日本特务会面。唐宝榕还出示了一个有力证据——孔祥熙亲笔函的复印件。

唐绍仪的其他亲属证明了土肥原贤二与唐绍仪见面之事完全是岑德广在里面捣鬼。岑勾结大汉奸殷汝耕，企图拉唐绍仪下水，遭到唐的当面斥责。事实真相如今仍未水落石出，但唐绍仪被杀后，土原肥贤二的“南唐计划”也随之流产，客观上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持续，这也让内部意见不一的国民党坚定地偏向了主战派。

干净利落的刺陈案

陈箓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出，日伪汉奸政府的大员们终日惶恐不安，生怕这个“中国青年铁血军”哪天找到自己的门上。而对于大多数的上海市民来说，这份新年贺礼真是大快人心。

刺唐案的尘埃尚未落定，又发生了另外一件震动上海滩的大事。

1939年2月18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除夕。已经成为沦陷区的大上海，要比往年冷清许多，看不出一丝喜庆的色彩。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行人三三两两，神色哀戚。

突然，几辆小车飞驰而来，在668弄25号的三层小洋楼门前停下。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们身上穿着同样的驼毛大衣，头上顶着同样的毡帽，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区分。

其中一位神秘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小洋楼，换了一身黑色暗花长袍，得意地捋着下巴的胡须，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图23–12 担任外交官时的陈箓

陈箓，1913至1928年间，先后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外交部次长和驻法国全权公使等职。其中，他在驻法使节任上任职长达8年，创造了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的最长纪录，并获得了“法国通”的美誉。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以华制华”策略的引诱下，陈箓出任“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由于陈箓的显赫身份和政治影响力，他的卖国行为影响颇坏。为了避免他的行为影响更多的不坚定分子，军统局下决心要铲除这颗毒瘤，遂将这一任务交到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人称“超级杀手“的刘戈青的手上。

1939年2月中旬，刘戈青从安插在南京汪伪政权中的内线处得知陈箓即将返回上海过年的消息，他立刻在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东昌旅馆召开紧急会议，跟手下人策划刺杀行动的具体方案。

2月18日下午4点，刘戈青收到情报，确定陈箓已经到家，他立刻邀请自己的好友、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的刘海山前来商议。

巡捕房的消息极为灵通，跟陈箓家保镖关系也处得不错，刘戈青想通过这层关系，弄到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刘海山得知刺杀计划后，强烈要求加入这次行动，还把陈箓家的地形和房间情形统统告诉了他。

经过一番考虑，刘戈青和刘海山决定将刺杀时间定在傍晚六七点钟，此时仆役们忙着准备晚餐，出来进去都很频繁，这个时候进行暗杀不会引人注意。他们还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先把门卫解决掉，接着经厨房进入客厅，用绳子或刀杀死陈箓，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开枪，否则惊动了左邻右舍难以脱身。筹划好这些后，刘戈青通知手下，次日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

2月19日18时，天上下起了雨。由于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到陈箓家拜年串门的人非常多。刘戈青带着手下潜入一家酒吧，等待刺杀机会的到来。一个小时后，雨越下越大，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刘戈青一行走到愚园路668弄，兵分两路直扑25号大门。两名特工卸下了值班保镖的武装，扮成警卫站在门口。其余人一拥而上，闯进了厨房。

厨房里正在干活的仆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看到突然闯进几个身披雨衣、手持武器的人，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刘戈青布置几名特工留在厨房，切断陈箓的退路，自己则带着一名手下冲进客厅。

19点15分左右，陈家客厅里灯火辉煌，餐桌上菜肴丰盛。此时陈箓正跟前来拜年的朋友聊天，突然看到两名“门卫”闯了进来，陈正准备开口训斥，没想到对方抬手就是一枪。陈箓愕然之下，慌忙躲到客厅的沙发后面。

这两名“门卫”正是刘戈青和他的手下假扮的。刘本来不打算用枪，看到手下已经开枪，只好大踏步冲到陈箓面前，朝其头部连开数枪。随后，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条，扔在陈的尸体上面，纸条上写着“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除灭奸贼，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落款是“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箓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出，日伪汉奸政府的大员们终日惶惶不安，生怕这个“中国青年铁血军”哪天会找到自己的门上。而对于大多数的上海市民来说，这份新年贺礼真是太好了。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沪上毙一大汉奸，陈逆箓被刺身死”的特大新闻。这次刺杀行动干净利落，成为军统在八年抗战中最为经典的刺杀案之一。事后警察查遍现场也找不到任何线索，而这些刺客早已离开上海，正在赶往香港领赏的路上。

策反“皇协军”

日军之所以大肆宣传李福和，是为了以他的“皇协军”第1军为样板，打造更多的“皇协军”。蒋介石意识到这一点，认为问题相当严峻，于是向戴笠下达制裁李福和的命令。

虽然日军最终取得了淞沪会战的胜利，但他们速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也就此破产。日本大本营万万没有想到，一盘散沙似的“东亚病夫”在外族侵略面前，能够迅速凝聚起来。为了应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在日军“以华制华”策略的大背景下，一支叫做“皇协军”的汉奸部队应运而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占领了大片的中国土地。如何保护这些掠夺来的果实，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前线战事需要兵力，防守沦陷区的城市也需要兵力，随着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日军兵力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为了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标，日军将投降过来的中国军队加以整编，导演了一出“皇协军”的闹剧。顾名思义，“皇协军”就是协助“皇军”的部队，这支部队跟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一样，都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但是就其性质和意义而言，二者又有不同，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于汪伪政权；“皇协军”与“中国政府”无关，直接效忠于日本天皇。

图23–13 开赴“战场”的皇协军

“皇协军”的策划与组织和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本名爱新觉罗·显玗的传奇女子，是位地地道道的满清皇族，她的父亲就是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6岁的时候，被日本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从此有了这个日本名字。在川岛浪速的蓄意培养下，川岛芳子成为一名日本间谍，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等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川岛芳子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她无论何时何地总能色诱中国军人为她卖命。

为早日完成“皇协军”计划，日本特务先后网罗了一批走私毒品的小贩和地痞流氓，后来却发现这些人毫无用处可言，难以完成“皇协军”的“使命”。于是日本特务调转方向，开始从国民党现役将领中寻找可以培养的人物，李福和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川岛芳子的视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接触，川岛芳子认为李福和是“皇协军”军长的首选人物，并对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引诱和招揽。

李福和，河北省丰宁县人，曾担任东北军第5骑兵师师长。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他率部不战而退，以致整个战役的全线溃败和张学良的引咎辞职。此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被无视，渐渐淡出高层视野。但李福和野心勃勃，暗地里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寻找机会试图东山再起。1937年9月，李福和得到第一战区第三游击纵队的番号并被任命为司令。同年底，李部进入林县，奉命担任县城至横水、科泉（安阳县西陲古镇）防务，与日军在水冶防线对峙。他看到日军在中国攻势如潮，便抱定“中国必亡”的悲观情绪，决心投降日本，卖国求荣。

1938年，在川岛芳子的穿针引线下，李福和同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会面，并达成一系列私下交易。李正式投降日本，被任命为“皇协军”第1军军长。他也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公开投敌的国民党军队现役高级军官。

为了避免李福和出尔反尔、左右摇摆，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把他送到日本接受奴化思想培训，一方面向他灌输“大和魂”和“武士道”等精神，企图把他训练成为一个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模板；另一方面，日本各大报刊全力宣传，将其视为“反共联日”的楷模，吹捧他为“亚洲的反共英雄”和“东方的佛朗哥”。李福和自从找到了日本这座靠山后，便更加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日本人之所以大肆宣传李福和，是为了以他的“皇协军”第1军为样板，打造出更多的死忠“皇协军”。蒋介石意识到这一点，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于是向戴笠下达制裁李福和的命令。

戴笠接到命令后，把制裁“皇协军”的任务马上交给了安阳情报组和安插在新5军内的特务人员，要求他们协力合作扼杀第1军。安阳情报组立刻展开行动，仔细调查了“皇协军”高层领导成员，并发现几名不甘忍受日本奴役的将领， 其中包括“皇协军”副军长徐靖远和第1师师长黄宇宙。徐黄二人帮助军统在这支部队的各个重要部门均安插了特工，并答应弃暗投明，归顺政府。经过3个月的准备，他们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机会。

1938年8月6日，李福和在向日军索取不少先进装备后，从北平返回彰德驻地。李对此次“国际活动”十分满意，趾高气扬地带着日军华北派遣军高级参谋长等数十人，前往彰德校阅点验。事先得知消息的徐靖远和黄宇宙等人，计划在点验时发起刺杀行动。

图23–14 与日军在一起的“皇协军”

次日晨，李福和同日军特派员乘车抵达彰德西曲沟村，看到所部官兵前来迎接，于是下车步行阅兵。黄宇宙策马在前领路，并示意号兵齐吹三番迎接号。待号兵吹至第二番时，黄宇宙举起左手，发出刺杀行动开始的暗号。潜伏在迎接队伍中的军统特工们，按计划一起涌上前来，当场击毙了李福和及其随从，并消灭了日军军官16人，俘虏32人，随后发出“起义反正”的全国通电。事后，经军委会批准，参与反正的官兵全部得到嘉奖。 毛泽东也对这次起义做出高度评价：“黄宇宙一个人顶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消灭这么多日伪高级将领。”

军统成功策反了“皇协军”第1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维护了抗战统一阵线。日军利用中国人组织效忠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一幻想最终破灭了。

策反周佛海

根据眼线密报，王安之发现周佛海虽然在官场上权势极大，却长期为一个困扰而苦恼：周想把远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担心重庆方面察觉后提前动手。

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人找到军统局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位于重庆枣子岚娅的“漱庐”，自称是奉命潜入南京汪伪政府的特工程克祥，说有公事向军统负责人汇报。军统方面特地核实了程克祥的身份，他果然是南京失守前潜伏下来的军统情报员，并且一度在汪伪政府出任要职。1941年，他被76号伪特工总部发现真实身份并遭逮捕，就此和军统失去联系。程突然在这个时候现身，难免让人生疑。军统驻在重庆的上海实验区区长王安之跟他会面之后，终于解开了这个疑惑：原来，程克祥是受周佛海的委派前来重庆的。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先是投降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后又叛蒋投日，出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税警总团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2年2月，王安之收到策反周佛海的命令后，就在周身边安插下眼线。根据眼线密报，王安之发现周佛海虽然在官场上权势极大，却长期为一个困扰而苦恼，那就是，周想把远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担心重庆方面察觉后提前动手。

收到王安之的汇报后，戴笠迅速派人前往湘潭和沅陵等地，先后找到周的母亲和岳父，将他们送到贵州息烽的军统看守所关押起来。随后，戴笠命人以周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下劝降信，经周母同意后，派人送到周佛海手中。这封信里还特别交代周佛海，收到信的3天内将回信送往指定地点。但是过了许久，周佛海方面都没有任何回应，这使得军统方面大为失落。

其实，周佛海不是不想跟重庆联络，而是没找到合适的渠道。一方面，他并不确定这封信是不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回信会被日伪方面截获。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周佛海想起了关押在76号中的军统人员程克祥，于是下令将程转移到南京山西路西流湾8号的官邸，给予优厚的待遇，还派专人陪他下棋聊天，却始终不透露真实意图。就这样，时间很快过去了大半年，程克祥忍不住对周佛海的手下表示，愿意为周做任何事情。然而周佛海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图23–15 周佛海

1943年2月下旬，周佛海与程克祥密谈，要求他把一封自己的亲笔信送到重庆，当面交给戴笠转呈蒋介石。得到程的允诺后，周佛海为他准备了去重庆的关卡通行证与沿途费用。

1943年3月中旬，程克祥历经险阻抵达重庆，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戴笠收到周佛海的亲笔书信后，认识到周佛海的忏悔之意和愿意将功赎罪的决心，喜出望外。

为了坚定周佛海反正的决心，戴笠特别安排程克祥前往贵州息烽军统看守所，查看周母所享受的优厚待遇。周母早上饮牛奶、晚上饮银耳汤的排场，给程克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之后，戴笠又安排他参加四·一纪念会。此举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1932年4月1日是军统前身“中华复兴社”成立的日子，军统局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办纪念大会。程克祥被邀请出席纪念会，就象征着军统局再次接纳了他，这一安排让他万分激动。不仅如此，戴笠还在晚宴后许给他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一职，命他立刻赶回周佛海处，完成建立电台等几项特殊的任务。

回到南京后，程克祥在周佛海的配合下，先是将电台设在祈齐路的一栋三层小楼上，楼下是一间钟表铺，滴滴答答的钟声刚好可以遮住发电报的声音。不久，日本宪兵队使用监察器，发觉这一带有电台存在。为安全起见，程周二人火速转移，在另外一个地方架起临时电台。

面对无处不在的日伪特工，临时电台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个时候，周佛海利用汪伪政府高层的身份，找到日本驻上海陆军司令部“重庆工作部”部长，借口对重庆开展诱降工作，要求架设一台专用电台。日军方面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给了他一部电台。于是周佛海在一处公馆中，公然架设了一处可以与军统互通情报的电台，直到日军投降都没有出现意外。

1945年6月，周佛海从电台中收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哀伤之下，又打探丧事的操办情况。他得知戴笠不仅大办佛事，还代替自己披麻戴孝、守灵哭灵，感动得涕泪横流，从此，他在为重庆方面做事时更是死心塌地。

“东方妖谍”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真正的川岛芳子在战后一直隐居在长春，直到1978年才去世。事过境迁，至于川岛芳子当年是否被真正枪决，已经不再重要了。

1928年6月4日晨，日本间谍成功获悉张作霖的行踪，并在皇姑屯将其炸死。日本由东北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障碍和敌手就此消除，这其中川岛芳子功不可没，从此成为日本“谍报新星”。日本军部称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川岛芳子至今备受人们关注的不是其卖国间谍行为，也不是其复杂的清朝爱新觉罗皇室“十四格格”的身世，而是她的死亡之谜——当时受刑者到底是川岛芳子的“真身”还是“替身”，至今依然没有最权威的说法。

1906年，清朝肃亲王善耆的第14个女儿爱新觉罗·显玗出生了。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匡扶清室”，善耆把几个儿子分派到蒙古、东北和日本，让他们积蓄力量，以图复辟；又把掌上明珠爱新觉罗·显玗过继给了当时日本公使馆驻华外交官川岛浪速，改日文名为川岛芳子。

图23–16 川岛芳子女扮男装像

6岁的时候，川岛芳子随这位养父去了日本。

在川岛芳子17岁的那一天，她头梳日本式的发髻，身穿带花和服，特地拍了一张少女照以示与女身诀别，随后剪了一个男式分头，开始了女扮男装的一生。

川岛芳子自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和特务训练，成年后便开始了间谍生涯：在“皇姑屯事件”中攻克关键难题；在上海兴风作浪，掀起一·二八事变；成功将满清末代皇后婉容偷运到大连，协助伪满洲国建立。

1930年10月，川岛芳子只身来到上海，结识了日本陆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田中隆吉很快就对她青睐有加，常委以重任。

图23–17 身着日军军服的川岛芳子

由于川岛芳子不仅能自如地使用中日两国语言，甚至还会一些英语，加上她清皇室格格的身份，不久就成为一名日军最知名的战地谍报官和多面间谍。

利用自己雍容高贵的气质和善于察言观色的能力，川岛芳子很快将当时的很多高官政要玩弄于股掌之中，据说其中有蒙王甘珠尔扎布、联队旗手山家亨、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投机家和巨富伊东阪二，还有一些国民党高官……川岛芳子利用这些人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她的意见甚至能影响首相东条英机做出重大决策。她为日军侵华立下赫赫功劳，最终戴起大将的肩章。

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位显赫一时的女间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5年10月10日，一群国民党宪兵进入北平东四九条胡同34号，逮捕了正在酣睡中的川岛芳子。由于她名气太大，以至于在河北省高等法院公审川岛芳子的第一天，法庭上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失控局面。小小的法庭挤进了3 000多名看热闹的人。狂热的人群把窗户的玻璃挤碎，把椅子踩坏，甚至把门也撞烂了。由于无法控制现场的秩序，法庭公审不得不改期。

被捕的川岛芳子面临汉奸罪的指控，这个罪名一旦成立，将被判死刑，因此在以后的审理中，川岛芳子竭力证明自己不是汉奸，并拿出了许多证据，她认为自己已经是日本人，所以就不能以汉奸论处。其复杂的身世背景令法院一时也无法定夺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经多次审讯，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级法院最终以汉奸罪和间谍罪将川岛芳子判处死刑。判决书大意为：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中国人，本身是中国人无疑，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女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引发了一·二八事变；其次，被告参与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参与了筹建伪满相关工作，还曾担任关东军任命的“安国军司令”，并多次进行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因此应以汉奸罪论处。

1948年3月25日上午，北平宣外第一监狱，川岛芳子身穿灰色囚衣、橄榄色毛料西装裤，被拉到了狱墙的一角执行枪决。令人惊奇的是行刑官的第一次开枪，居然没有扣响。行刑官再次扣动扳机，子弹从川岛芳子两眉之间穿入。

川岛芳子的死讯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当记者们蜂拥而至时，他们面对的是紧紧关闭的监狱大门，只有两位美联社记者被允许进入。

川岛芳子被枪决后的次日，国民党当局公布了现场照片。但照片中的川岛芳子已经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很难看出是不是她本人。于是，各种怀疑和猜测接踵而至，北平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把川岛芳子被处决的消息放在头版，并纷纷陈述疑点。随后不断有爆料出台，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其中最重要的疑点就是川岛芳子本人始终留的是男式短发，无论是穿西装或日本和服乃至中式服装，她从没换过发型。但被公布的那张照片上，死者的头发却披散到肩，面部难以辨认。

因此有人怀疑川岛芳子并没被处死。《大公报》甚至直接说，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而已。

还有一个在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川岛芳子在被执行枪决的几天后，有位叫刘凤贞的女子报案，称自己的母亲失踪了，并且她还说，她的姐姐刘凤玲曾经是川岛芳子的替身。刘凤玲服役期间得了绝症，于是刘母以10根金条的价格，把其卖给了川岛芳子，作为她的替身。

对川岛芳子极其熟悉的日本家庭教师本多松江也曾对人说过：当我听闻死者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芳子。川岛芳子的亲哥哥金宪立多年后在一篇回忆录中也提到，肃亲王家在东北靠近蒙古边境处有领地，就在川岛芳子被枪决后不久，领地的看守人曾打电话给他，对他暗示说川岛芳子已经平安到达，并准备出境。

川岛芳子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真正的川岛芳子在战后一直隐居在长春，直到1978年才去世。事过境迁，至于川岛芳子当年是否被真正枪决，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她的名字已经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格格到汉奸的传奇人生也就随着那一声枪响而灰飞烟灭了。

暗战1937

第一次会面的初步交流中，文强用出色的表演技能和编造好的身世蒙混过关，取得了“毒蛇”的信任。楠本实隆不但对文强说的话深信不疑，还送了一万法币作为见面礼。

1937年9月，日军统帅部派高级间谍楠本实隆少将潜伏在上海。此人外表看起来忠厚善良，实则阴险狡诈，手段毒辣。他长期在平津一带活动，对中国社会研究得相当透彻，曾经多次破坏军统的行动，还亲手杀害了不少特工。戴笠恨之入骨，将其称为“毒蛇”。在得知这条毒蛇潜入上海的情报后，戴笠不敢小觑，但他又百思不得其解：这位长期活跃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的间谍，这次来到上海究竟有什么企图呢？凭着自己的经验断定，“毒蛇”此行绝对有大动作，于是下令军统展开深入调查。几天后，“毒蛇”的动向被报了上来，戴笠听后十分震惊。

原来“毒蛇”上海之行的目的，是为了窃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日作战的战略部署。

在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分析后，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把中日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华东，尽量避免中国军队被动作战的局面。日军完全没有料到中方会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被打乱，深陷淞沪会战的泥潭之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日军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态度，以及淞沪战场整体的军事部署。

探知“毒蛇”的企图后，戴笠决定将计就计，派文强与楠本实隆进行接触，对“毒蛇”加以误导。

文强，文天祥的23世孙，毛泽东的表弟，林彪的同学，黄埔四期生。17岁时，他曾单独拜见孙中山；1925年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在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毕业后，曾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红1师师长兼政委，管理四川的23县，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成功越狱后，与中共失去联系，机缘巧合之下，被戴笠收归旗下。

文强接到命令后，在戴笠的周密部署下改名李文范，身份变成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侄子。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戴笠安排特工在南京建立李文范的人事档案，并把这个名字加在军事委员会花名册里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当戴笠为如何接近楠本实隆而大伤脑筋的时候，杨振华找上门来，自称认识楠本实隆。戴笠大喜过望，连忙让杨从中牵线，安排文强与楠本实隆的会面。一切来得太过顺利，让老谋深算的戴笠忽视了隐患的存在，也错过了除掉“毒蛇”的最佳时机。

在第一次会面的初步交流中，文强用出色的演技和编造好的身世蒙混过关，取得了楠本的信任。楠本实隆不但对文强说的话深信不疑，还送了一万法币作为见面礼。看到楠本如此豪爽，戴笠心中暗喜，希望借此机会敲他一笔。此时戴正在向军队系统渗透，还亲自组织了一支苏浙行动总队，而这些事情都需要大量花钱。想到这里，戴笠命令文强多多接触日本人，了解他们的计划，骗取他们的钱财。

第二次会面中，楠本表现得十分焦躁，直接索要具体的军事情报，他一共列出四条需求，都关系到最高层的军事部署，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几条情报将对今后的中日战争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强无法直接给出情报，又不能拒绝，只好采用缓兵之计，先答应了下来。

戴笠听文强汇报了会见过程和楠本索取的情报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日军之所以急着索取这些重要情报，是因为不满淞沪战场的胶着战事，急于寻求突破口。分析出日本人的心理后，戴笠交代文强先开价码，与其谈定四条情报每条一百万的价格，并收取了一部分定金。随后，戴笠决定在不出卖真实情报和不暴露文强真实身份的前提下，虚构一些军事情报出来，尽量拖延时间，从楠本身上获取更多的金钱。

1937年10月，化身李文范的文强在秘密寓所再一次跟楠本碰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文强已经习惯了这个新身份，跟楠本的关系似乎变得非常融洽，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就在这天交换完情报后，文强收到一个新的计划——刺杀宋子文。

楠本实隆并不是让文强亲自动手，而是要他配合日军，提供宋子文的家庭住址和生活规律。文强搞不懂楠本实隆的真正意图，于是把这一情况向上反映。戴笠收到消息，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日军的这个计划是想把他彻底拉下水：要么文强拒绝配合，暴露身份，要么就死心塌地协助日军刺杀宋子文。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迫使军统方面不得不立刻采取回应方案。

此时此刻，戴笠才意识到之前计划的轻率，过于轻视楠本的能力。“毒蛇”之所以得名，不仅在于其手段毒辣，还在于其行事风格的狡诈和神秘。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难道楠本识破了虚假情报，或者对其他问题产生了怀疑？思考再三，戴笠最终认定问题出在杨振华身上，他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居中协调的中级军官，还提醒文强要小心提防。戴笠认识到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决定速战速决，刺杀楠本实隆这条毒蛇，否则事情将对中国方面大为不利。

戴笠随即命令赵理君率军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工，埋伏在指定地点，等待动手信号。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文强向楠本发出了第八次会面的请求，地点设在上海赫德路上的一处住宅里。然而他们从早晨一直守到晚上，却毫无楠本的影子。

事后，戴笠总结了这次行动失败的两个原因：一方面，日军援军已经登陆金山卫，掌握了淞沪会战的主动权，文强提供的战场情报已经失去作用；另一方面，中间人杨振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能是他走漏风声，放走了楠本。淞沪会战结束后，杨振华的投敌叛变证明了戴笠的分析，却也无法挽回擒拿楠本实隆的良机。

第二十四章 重庆大轰炸

燃烧的重庆

蒋介石视察火海中的重庆时，不由感叹道：“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了长达76天的战略轰炸，炸死超过4.3万名市民，摧毁大约10万幢房屋，而远在东方的中国重庆同样也遭受了日本法西斯大轰炸的摧残。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在长达6年10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飞机先后对这座国民政府的陪都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全市人口直接伤亡共计32 829人，间接伤亡6 651人，灾民达到172 786人，市区大部繁华地区被破坏，造成财产损失达100亿法币。

重庆也因此成为二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另两座是柏林和伦敦）。日军疯狂轰炸重庆与德军轰炸伦敦的目的完全一致，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全面开战。9月，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南京危在旦夕。为长远考虑，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并于当日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全文如下：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主席林森

重庆，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从地理位置来说，它位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襟双江而控南北，素有“天险”、“山城”之称；从地形来说，它三面环山，拥有绝佳的天然屏障，进攻者简直无处下手；从交通来说，它有着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在东部沿海地区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与外联络、输送物资。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元气大伤，从之前的长驱直入转为持久对峙，面对近在咫尺的重庆无能为力。迫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日军开始改变策略，一面采取和谈手段引诱重庆政府就犯，一面实施战略轰炸武力威逼。日军制定了一份《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决定调集陆海军的航空部队主力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

1938年初，在地面部队尚未渗透到华中一带、技术上又无法展开长距离轰炸的情况下，日军主要采取小批量的试探性轰炸。同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开始对重庆实施“空中入侵战略计划”。

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45架日军轰炸机开始疯狂轰炸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重庆市中区（即今渝中区），投下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一带的两公里繁华街道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过后，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化为焦土。

5月4日下午6时，日军再次派出27架飞机轰炸重庆，投下78枚爆炸弹和48枚燃烧弹，燃起十几处大火，直到两天后才渐渐熄灭。这次轰炸共造成3 991人死亡，2 323人受伤，约20万人流离失所，4 889栋建筑物损毁，督邮街等10多条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此外，罗汉寺、长安寺、外国教会及英法等国驻华使馆也遭到轰炸。

1940年，日军为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妥协，变本加厉地实施轰炸，“101号作战”到达了最疯狂的时刻。其中，8月19、20日两天的轰炸最为猛烈，日军不仅投入了日均超过140架的轰炸机，还首次出动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完全控制了重庆一带的制空权，把整个市区破坏得面目全非。

根据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据，两天内日机投弹数量达到800余枚，引起全市30余处大火，导致上万人失去住所。一时间，熊熊大火映红了天，滚滚浓烟笼罩全城，“山城”变为火城。蒋介石视察火海中的重庆时，不由感叹道：“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六五大隧道惨案

六五惨案后国民政府发表惨案《审查报告》称，共造成992人死亡，151人重伤。但社会各界一致怀疑政府瞒报死亡人数，认为这一数字不可靠，甚至有幸存者称遇难人数达2 500人之多。

1941年，日军开始实施“第三次战略轰炸”。正是在这次轰炸期间，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了。

6月5日下午6时左右，市民们吃过晚饭，正在庆幸一天平安之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人们仓促之间全部涌向防空隧道，慌乱中拥挤不堪。实际上，此次来袭的日本轰炸机只有几架，而且并未进入市区，只是在城郊投下几颗炸弹就匆匆返航了。不明敌情的防空当局没有及时解除警报，民众急剧恐慌之下，继续往隧道进发，大大超过了安全限度。

随着涌入隧道的市民数量越来越多，防空隧道内的空气流通开始出现不畅，隧道深处的人感到胸闷，便开始往洞口处移动；洞里的人并不知隧道内氧气不足的情况，只是跟随人群向外移动。正在此时，在洞口外观望的人发现设在较场口的辅助报警红绿灯突然熄灭，错误地判断为敌机再次前来轰炸，纷纷向隧道深处挤去。两股人流挤在一起，造成很多人被踩踏而死；而在防空洞隧道深处的人，则由于氧气稀薄而纷纷倒地。等到抢救人员赶到的时候，隧道内的尸体竟然堆到了洞顶。

六五惨案发生后，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日军的残忍，还把矛头指向了国民政府的防空管理混乱和应急措施不力。事后国民政府发表惨案《审查报告》称，六五大隧道惨案共造成992人死亡， 151人重伤。但社会各界一致怀疑政府瞒报死亡人数，认为这一数字不可靠，甚至有幸存者称遇难人数达2 500人之多。

此次惨案死难民众到底有多少人？政府在惨案发生前，有没有采取足够的防空措施？一系列的问题压在人们的心头，却自始至终没有得到答案。

日机轰炸重庆引发多起重大火灾，有一次火灾，竟然将市内房屋烧毁九成。原因首先是日军投放的燃烧弹威力巨大，其次是防空部队贻误了救火良机。

当时，驻郊区的部队有六个师，还有一些独立的营团，而在重庆办公的达官贵人相当多，许多人把家眷也安排在那里。

重庆国民政府没有设置统一的消防灭火部门，只能由防空司令部临时代替。火灾发生后，这些达官贵人直接打电话到防空司令部，要调派救火车前去灭火。防空司令部下达救火命令，但苦于没有救火器材等设备，一筹莫展。国防部司令刘峙在电话里向手下的师长和团长们下达死命令：“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

面对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这些军官们把困难列了一大堆，却无实际的办法。到了第二天下午，终于有人想出一条颇具效果的办法，不论是谁，担一挑水就给一元钱，这才调动数万官兵参与救火。

起初，全城只有20多处火势，因为没有及时扑灭，加之很多达官贵人拿着刘峙的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先救自己的宅第，导致火势蔓延至全城，市民损失极为惨重。

在这场全城性的灾难中，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现象随处可见。

在重庆卫戍部队下辖的劳动总队里面，一些军官大肆贪污经费和军粮，还以改造流氓扒手为名，抓了一大批盗窃犯，强迫他们拴着铁链子劳动，并瓜分他们的劳动所得。实际上，这些被锁着劳动的犯人都比较安分守己，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政治犯。那些真正的扒手都被负责看管的军官私自放出，偷回来的东西由双方分赃。

当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劳动总队也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强壮的惯偷去当担架兵。他们平时流窜在街上作案，警报响起的时候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到轰炸现场进行“救护”。他们在灾难现场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有些侥幸未亡的伤者，被活活拖死；有时候这些担架兵非但没对伤者展开急救，还在受伤者身上堆压尸体，将他们活活压死，最后从这些尸体上搜走首饰和财物，甚至剥掉死者的衣裤。

就在火灾当晚，重庆的一些散兵游勇也开始大肆抢夺财物，甚至连军政部下辖的监护大队也放弃菜园坝一带的警卫任务，加入趁乱抢劫的行列。面对群众的举报，卫戍总部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例行公事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而当时全城的电话线路在大火中破坏殆尽，电话没有打通几个，就这样不了了之。火灾发生时，守城部队将城内居民疏散到城外，然后把没被烧完的东西抢劫一空，那些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作干柴，甚至将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缮后据为己有。种种行径，大大破坏了抗战部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为了报告敌机情况，重庆防空司令部建立了拥有先进设备和专业人员的防空情报所，专门负责向各大机关以及达官贵人所在的防空洞报告最新敌情。面对这一重要资源，防空情报所动了歪脑筋，私自架设通信网，利用公共资源和设施替有钱人服务。

当时，重庆一些银行、大企业的老板都拥有私人的防空洞，其中一些专门对外兜售防空证，有以月票形式每张10元的，也有零售的，躲一次警报2元。这些防空洞开通了与防空情报所相连的专用电话线，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机情况。为此，他们每月都要向防空情报所交纳一定金额的费用。此外，许多防空情报所官兵利用公共资源结识了一些有钱人，参与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在重庆购置了相当豪华的房产，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负责公共防空洞的敌机情报。重庆有800多个公共防空洞，各防空洞门口都有防护大队成员，但他们总共只有10部电话机，因此很少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防空消息。而且一轮轰炸过后，通信线路破坏严重，重要部门或富贵人家的电话线总是先修，而公共防空洞的电话线排在最后。

为了解决重庆市内通信线路屡遭破坏、市民群众无法及时得到防空情报的问题，中央大学等团体倡议开设专门用来传递空袭情报的有线广播。这个利国利民的提议，从1940年开始筹划实施，直至抗战结束都没有完成。为了抢占这块肥肉，许多政府部门参与到有线广播控制权的争夺之中，而政府忙于协调关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由重庆防空司令部掌握控制权，他们拿到经费后不是急着开工，而是借口解决技术和器材问题，把钱挪用到贩卖烟叶牟取利益上去。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防空司令部这才买了一些器材开展初步试验，却没有在上面花费精力，最终又是不了了之。

重庆防空部队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遭到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军委会震怒之下，命吴铁城等人主持军事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最后宣布由贺国光继任刘峙防空司令的职位。

意志之都

1945年，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重庆人民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

有资料显示，重庆在大轰炸中遭受的各项损失数据，远远低于二战期间遭受轰炸国家的平均损失。据重庆空袭数据统计，1938年到1941年的4年里，同盟国平均一次轰炸遭到投弹181枚，每弹死0.94人，伤0.49人。而日机轰炸最为猛烈的1941年，重庆平均一次轰炸遭投弹133枚，每弹死0.32人，伤0.41人。

令日军大为意外的是，重庆大轰炸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忱，虽然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却始终没有向其屈服，而且“愈炸愈强”，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当时的意志之都，粉碎了日军摧毁中国军民抗战信心的企图。

重庆人民从日机轰炸的废墟中走出来，慷慨解囊，“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实力量。1945年，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重庆人民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

在日军大轰炸中，许多在重庆复工和新建的工厂时常被炸毁，但广大工人一边修复损毁的厂房和设备，一边在硝烟弥漫的情况下坚持生产。据统计，在日机轰炸最为频繁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一共生产出各种大小炮256门、炮弹60多万发、枪弹1亿多颗、枪支3万多支、甲雷3万多个、炸药包2万多个、手榴弹4万多枚、曳光弹2万多颗，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事，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军。

重庆人民由此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爱国篇章。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浴血奋战的历史，认识到重庆人民在抗战中所做的牺牲和贡献，以及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伟大精神。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不仅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还获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持和敬佩。

作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挫败了日本靠轰炸摧毁这座城市的企图，还保卫了国民政府的安全。最后连日本方面也感慨地说：“单凭轰炸，使其（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是绝不可能的。”中国政府的临时首都始终屹立在大后方，从容地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抗战当中，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十五章 抗战中的大迁徙

文物大迁徙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那么文物南迁就是全民的护送。在这百万件文物长达16年时间、上万公里路程的转移中，所到之处，地方政府竭尽所能配合护送。

2010年6月2日，海峡两岸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襄盛举，合璧展出分散300多年的元代名家画作《富春山居图》。

此图由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几经辗转后开篇被焚，剩余部分分作两卷，分别是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前半卷《剩山图》和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后半卷《无用师卷》。那么，原本藏于北京故宫的《无用师卷》是如何流落到台北的呢？一切还要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说起。

故宫是今人对明清两代时的紫禁城的称呼，里面的文物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收集来的，主要分布在宋朝到清朝这段时间。1911年，清朝灭亡，这些文物由前清皇室继续保管。1924年，前清皇室被赶出紫禁城，文物均收归国有，由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负责管理。

图25–1 故宫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装箱

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华北形势危急。出于对这些珍贵文物被日本人抢走的担心，国民政府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做出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开始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运往火车站，几十辆板车在军队护送下缓缓前进。

此次南迁文物分为5批，共13 427箱零64包，其中包括书画9 000余幅，瓷器7 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 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 773箱，另外还有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四库全书》、《陀罗尼经》五代刻本等。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此后的15年间，近百万件故宫文物历经艰难险阻，行程达数万公里，先是由北京经上海运至南京，后又辗转运到四川、贵州等地，抗战结束后，这些文物再次运回南京，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25–2 南迁文物车队驶出神武门

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要保护一个人都十分困难，况且这是一万多箱文物。刚开始，南迁文物的保护工作并没有一个详细计划，只能根据当时环境随机应变。文物经过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时，每离开一地，那个地方就会遭到敌机轰炸。时间紧迫气氛令人窒息，护送押运者经常来不及休息，就要考虑下一步转移到哪里。

据参与过文物南迁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万里迁移的路上遭遇很多突发状况，土匪拦截、半路翻车、敌机轰炸……大家的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着。有一天在快到郑州的时候，大家正在休整，便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但值得庆幸的是，文物全都安然无恙。

途经湖南的时候，护送人员打算将一批文物暂存在岳麓山上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后来觉得战局不妙，日军可能会接踵而至，最终决定立即转移。半个月后，日军轰炸长沙，将湖南大学图书馆夷为平地。大家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说道：“国宝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那么文物南迁就是全民的护送。在这百万件文物长达16年时间、上万公里路程的大迁徙中，所到之处，地方政府竭尽所能配合护送。连故宫工作人员都感慨道，如果光靠他们自己，这些文物很可能连北京城都出不了。

图25–3 故宫文物南迁之路

在抗战时期，中国文物工作者并没有忘记博物馆传播文化价值的使命，他们一边护送文物安全转移，一边挑选精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护送人员挑选出700多件文物赴英国展览，引起西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轰动。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再无超出此次规模的展览。在此期间，这些南迁文物还曾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每到一地，均反响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在重庆展览期间，文物保护者出于对日机时常轰炸的考虑，在展览说明书后面加上这样的字眼：“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在人类历史上，这样别具一格的展览说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大雪封路、汽车翻倒、船只遇险等种种困难不一而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文物工作者们还进行了晾晒处理、校对勘正及科学研究，还曾数度远赴英国和苏联举行展览，但在这期间文物几乎没有损伤或者毁坏的现象，更没有因遭受盗抢和工作失误而遗失。这里面除了幸运的成分之外，文物管理的完备严密，文物装箱的巧妙科学，也是功不可没的。

南迁文物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和峨眉山等地“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日本宣布投降后，又陆续集中到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

西南联大

路过昆明作演讲的林语堂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教育工作作出指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此后，国民政府确立了一边发动抗战、一边兴办教育的救国方针。国民政府丢掉东南沿海的工业基地和重要港口后，失去了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财政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就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仍然投入巨款到教育当中，免除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甚至提供免费食宿。当时，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减反增。

蒋介石的教育政策，不仅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还为战后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复苏保存了元气。就在前线战争非常紧张、财政出现崩溃前兆的1944年，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对外派遣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就在这一时期被派遣出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面对日军沿长江的步步相逼，湖南很快成了战斗前沿。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正式开课，下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以及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同年，蒙自分校成立。

图25–4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学府组合而成，融汇了各自的独特经历和教学作风，聚集了闻一多、华罗庚、吴晗、梅贻琦、吴宓、费孝通、潘光旦等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教授，师资充裕，人才济济。办学8年中，西南联大共培养了2 000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汪曾祺、殷海光、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后来各个领域的大师。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办学条件正配得上这四个字。在这所世界上堪称最简陋的大学里，学生们住的是土墙草顶的茅草屋，窗子用透风的木格堵上。在这种条件下，教授们依然严谨治学，学生们也是“救国不忘读书”。图书馆的座位极其稀少，学生们就去茶馆看书，在那里“泡”出了不少的论文和作品。遇到日机空袭的时候，学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带上书随时随地阅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40年初，路过昆明作演讲的林语堂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图25–5 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战时期教育方面的一个缩影，它与中国的历史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岳飞《满江红》里面的那句慷慨激昂抵御外辱的名句，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西南联大借用《满江红》的曲调，填了一首激荡人心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身处战乱年代，联大学子心中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站在时代前沿，为争取自由、民主与和平奔走呼喊，还以实际行动参与了爱国运动，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面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急，许多国民党要员和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无法脱身。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派飞机抢运家人和洋狗，中外舆论一片哗然，联大同学尤感愤恨。于是，一场自发的“倒孔运动”爆发了。

抗战胜利前夕，云南省政府突然宣布改组，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昆明市民惊慌不安。联大学子和云南各大学一起宣布罢课，参与反内战、呼吁和平的游行。这就是一二·一民主运动，最终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一致的局面。

图25–6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于冠英、王力、沈从文。后排中着西装者为张怀瑾）

令人欣慰的是，在战事不断、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各高校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代表则由民主选举产生。

毫不夸张地说，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精神支柱和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象征。西南联大辗转办学八年，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世界胸怀”和“中华情结”，创造了永远值得我们追寻的传统，即尊重学术自由，培育公民意识，坚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在指引和激励着后人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第二十六章 别样的战场风云

29军大刀队传奇

中国官兵每到弹尽粮绝之际，总是吼着这首歌冲向日军展开肉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937年端午，即七七事变发生的前24天，日军华北派遣军邀请国军第29军军官到北平怀仁堂参加中日军官联欢会。在这场炫耀武力的现代版“鸿门宴”上，垂涎华北已久的日军军官极为嚣张，有意挑衅在场的中国军官。在长城抗战中力挫日军的两位名将——第29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不甘示弱，先后出场打拳针锋相对。这时，一名叫松岛的日军中佐突然拔出佩刀当场献艺，表演刀法。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人不会不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典故，而他们今时今日的目标，就是整个北平城，甚至整个华北地区。松岛在这个场合表演，立刻让局面紧张起来。

曾在喜峰口一战中力克日军、率大刀队打出威风的董升堂再次站了出来。他找来一柄刃口带伤的大刀，双手握住刀柄，寒光四射的锋刃指向前方，移步缓缓逼近，与松岛对舞。胆怯之下，松岛只好收起佩刀，躬身行礼下场。在场的日军军官虽然怒气冲冲，却最终没有一个敢再次上场。

为何态度骄横的日寇看见亮出大刀的董升堂，都不敢恣意妄为了呢？原因就在董升堂的这把刀上面。这种被日军称为“青龙刀”的冷兵器，根据三国时期关云长使用的“青龙偃月刀”仿造。这种柄长、刃宽、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须双手紧握，才好拼杀，一度让日军吃尽苦头。

图26–1 第29军士兵正在操练

第29军使用的标志性武器便是这种“青龙刀”，宽阔的刀身上加制了特别的护手，刀柄缠上了防滑绳，末端拴上缠飘带的大圆环，连刀鞘都用精致的皮具制成，这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在张古山、喜峰口、台儿庄等现代化战役中大出风头。在日军眼里，第29军大刀队无异于夺命判官。

第29军起家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武器跟日军比起来极为落后。具备尚武精神的冯玉祥特地请来武术高手李尧臣，结合中国民间的六合刀法，开创了一套无极刀法口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这八句话便是这套“无极刀法”的口诀，大意是说：首先双手紧握大刀，刀尖朝下，当日军刺刀刺来的一瞬间，用刀向上挑开；此时大刀正好在日军头上，狂风扫落叶般顺势劈下，一刀就可以把对方劈成两半。如果配合步法的话，可以用刀尖向左右两边拨开日军刺刀，然后双手握刀向前刺去。

这种刀法强化了“刀剑一家、可劈可刺”的理念，更加灵活多变：出刀时，刀身微微下垂，刀口朝向自己；等到对方突刺过来，将刀撩起，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划出一道弧线，正好砍在对手脖子上。第29军官兵们勤加练习，将劈、砍融于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屡屡中招。此后，大刀便成了西北军的重要辅助武器，在与日军的刺刀战中占尽了上风。

图26–2 人手一把大刀、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第29军

1931年，宋哲元担任第29军军长时，全军只有十多门野炮和山炮，不到一百挺重机枪，另外每连仅配有两挺轻机枪，步枪亦多为没有刺刀的汉阳造和山西兵工厂仿制出来的三八式。在武器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宋哲元干脆让所有士兵们都背起大刀，有选择地进行夜战和近身肉搏战。由于作战勇猛，第29军的大刀战法不断发扬光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了东北全境，然后一路南下，抵达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喜峰口位于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是进入中原地区的要塞。当时中国军队普遍士气低落，一退再退。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军队这么早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第一场胜利，更不会想到这场胜利居然和大刀有关。

1933年3月10日早上，第29军37师主力赶到喜峰口，此时喜峰口已于前日晚沦陷，而且日军主力也到达战场。双方围绕喜峰口外的几个制高点展开了拉锯争夺战。连日激战后第29军伤亡巨大，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与第38师师长张自忠经过商讨，决定避开日军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以己之长克彼之短，派出奇兵攻击日军后方。于是，第29军擅长的大刀便派上了用场。

图26–3 中国军队血战喜峰口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主动接下了这个夜间突袭任务，准备在日军放松警惕之际发起偷袭。考虑到此旅在此前战斗中严重减员，编制较为完整的只有王长海团，张自忠将第38师董升堂团也交给他指挥。王长海和董升堂从各自队伍中挑出500名擅长刀术的士兵，组成大刀敢死队，其余士兵负责掩护。

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率一支敢死队，带上大刀和手榴弹，绕山间小路攀上喜峰口。此时日军正处于连日作战后的酣睡之中，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同样疲乏的中国军队还有力气发动反攻。

大刀队手起刀落，先解决了站岗的哨兵，接着挥舞大刀，冲入日军营房。日军完全没有防备，很多人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此时，日军的飞机大炮等重武器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而战斗素养极高的日军士兵在第29军的大刀队面前，丝毫占不到便宜。

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刀队攻克了狼洞子及白台子的日军炮兵阵地，砍死砍伤数百名睡梦中的日军炮兵，还缴获了大量的火炮及弹药。

图26–4 喜峰口战役后《申报》的号外

面对两支中国军队的夜间袭击，日军在惊慌中集结大量兵力发动反扑。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全面处于下风的敢死队毫不畏惧，与日军展开肉搏，并成功烧毁了日军的粮草。奉命转移之前，大刀队又炸毁了缴获的火炮和装甲车，在后续部队的掩护下，撤出了战场。

至12日上午，中国军队共毙敌3 000余名，喜峰口战役大获全胜。日本《朝日新闻》对此作出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日军自侵占东北以来，所遭抵抗甚微，士兵夜间大都脱衣而睡，警备松懈到了极点。经此次打击之后，日军改为和衣持枪睡觉，甚至还有人戴着钢盔入睡。喜峰口战役后，国民政府授予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捷，开创了大刀队夜袭日军的先河，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捷报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有人甚至制作了第29军的新闻纪录片，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争相播放。每当电影中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纷纷起立鼓掌。第29军大刀队一战成名，他们不畏牺牲、顽强抗敌的精神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七七事变期间，一家上海洋行的23岁小职员麦新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八年抗战期间红遍大江南北。中国官兵每遇弹尽粮绝之际，总是吼着这首歌，冲向日军与敌展开肉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八百娃娃兵

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这支部队身份特殊，并不被重视。但就是这样一支被称为“叛军”的军队，后来被赞为“中条山的铁柱子”；也就是在这支“叛军”中，出现了誓死不屈的“八百冷娃”。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5 000年辉煌的华夏文明。1939年，800多名十六七岁的少年战士，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宁死不降，转身投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洋溢的时候，而70多年前，这800多名青春少年，在黄河岸边的崖壁上，在一起朝着故乡陕西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后跳河殉国。800多个风华正茂的少年集体殉国是何等的壮烈！但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了如此悲壮的决定呢？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起，日军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企图速战速决。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治中心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初，蒋介石在洛阳召开了中国第一、二战区的高级将领会议。会上蒋做了重要决定，即死守黄河，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绝不能再退过黄河半步。黄河以北，当时共有近80万的国军部队，全部集结在了国军最后一块军事要地——中条山。

中条山，它位于山西南部，居太行山和华山之间，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均为兵家必争之地。国军80万军队集结于此，其中包括孙蔚如率领的第31军团。而第31军团前身是第十七路军，这支部队，曾在杨虎城的带领下，参加过“西安事变”。事变后，杨远走国外，这支部队就被交到了孙蔚如的手上，并且经过一再扩编，形成了此时的第31军团。因此，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这支部队身份特殊，并不被重视。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支被称为“叛军”的军队，在后来却被赞为“中条山的铁柱子”；也就是在这支“叛军”中，出现了誓死不屈的“八百冷娃”。

在西北的方言中，“冷娃”是指很“酷”的小伙子。1939年，西北又一批“酷小伙”报国参军，来到了第31军团。此时的国军在中条山地区已坚守1年有余，由于双方装备差距巨大，中国军队的伤亡率远高于日本军队，往往是中国军队死5个士兵，才能杀死1名日本士兵。好在中国自古都不缺热血报国的少年，从西北来的这群娃娃成了这支部队的新鲜血液。看着这些稚嫩的脸孔，孙蔚如不免有点心酸，他曾经叹息道：要不是日本人的侵略，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应该还在学堂，应该还是父母膝下的娇儿。而今天他们却拿起了刀枪，要直接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残酷的死亡。

按照军队规矩，所有的新兵编成了新兵团。说是新兵团，其实哪有时间对他们进行训练，在战争时期，战场就是他们最好的训练场。很快，一场惨烈的战斗就不期而至。

1939年初，日军在中条山地区被国军严防死守，其攻击早已不像前一年那么顺利了。日军接连几次出击皆受挫，急需一场战役来鼓舞士气。于是，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的指挥官在受到上司严厉的斥责后，遵照命令，决定于6月发动一次意在攻占茅津渡的战斗。为什么选择茅津渡呢？看得出来，日军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茅津渡是一个黄河北岸的古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人们形容茅津渡是“一锁扣三省”，一锁既破，三省门户皆开，足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从攻守双方实力对比来说，交战双方更不是一个级别的。从人数上看，当时驻守茅津渡的正是第31军团下辖的第38军和第96军各一部，根据后来解密的日军作战命令来看，只有不足2万人。而发动攻击的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共有3万余人。从武器装备上看，日军有配合战斗的一个飞行大队，共38架战机，同时携带有远程山炮50门、战车30辆。而中国守军空中没有自己的飞机，地面火力也根本无法与敌相比。这显然是一场从人数到装备均一边倒的战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一开战，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中国军队很快退守到了陌南镇外，眼看就要被逼到黄河岸边。情急之下，第96军177师师长陈硕儒组织40名机枪手向日军包围圈猛冲，为大部队打开了突围缺口。可是跟随陈硕儒冲出来的只是第177师的主力部队，离其较远的新兵团官兵还是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第177师的新兵团，共有1 000多名新兵。面对包围着自己、武器装备和数量都明显占优的日军，这些刚上战场还没来得及接收系统军事训练的新兵，没有因为惧怕而放下武器甘当俘虏，而是在黄河河滩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最后，200多名新兵力战而死，剩下的800百多人，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的悬崖上。向下看，是波涛汹涌的黄河，面前则是步步紧逼的日军。这时，一个断臂的小战士突然冲到了队伍的前面，面朝故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然后高唱着陕西特有的秦腔转身跳入了滔滔的黄河水中。他这个举动仿佛是一声号令，800多名士兵，都朝着自己故乡陕西的方向磕了三个头，高喊“宁跳黄河死，不作亡国奴”，纷纷跳入了黄河。据说800壮士集体投河的这一幕，曾被当地的村民们看见。后来，据村民讲，他们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那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自己部队的军旗。尽管军旗已被枪弹撕裂，他仍双手高擎，转身跳入黄河。几乎是在800壮士投河的同时，同样是被围但是距离800壮士有十多里的200多名工兵营将士，也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以身殉国。

6月11日，陈硕儒率第177师杀回陌南镇，击溃了日军；孔从洲的第46旅也从夏县折回，封锁了平陆境内的南北要道——茅津渡大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应第31军团军团长孙蔚如的请求，命驻扎在黄河南岸的部队用炮火封锁了黄河河道，骄狂一时的日军终于被中国军队包围。６月12日，中国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向被日军占领的茅津渡发动全面攻势。战至黄昏，日军全线崩溃，第38军、第96军胜利会师，这次战斗的胜利，慰藉了这1 000名新兵的在天英灵。

少年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军团长孙蔚如曾经在祭奠800少年英灵时说过，如不报此仇，他孙蔚如当举枪自戕，短短几天，孙蔚如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之后，“八百冷娃”的故事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激励了众多的年轻人从军报国。不少青年学生特别是军校生在毕业以后都主动要求到中条山地区参战杀敌，中条山地区也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整整和日军相持了3年，为抗战进入战略反攻乃至最后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川军出川抗战记

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部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士兵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正处于改革开放开始阶段，劳动力短缺，四川省很多青壮年离乡背井，来到南方打工。他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被当地人戏称为“川军”。那时候很多年轻人也是从这里第一次听闻“川军”这个名词。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川军”一词就已经赫赫有名。说到“川军”，人们均充满钦佩、敬重，因为这个名词代表着牺牲、悲壮和骄傲。

1937年抗战爆发，四川结束了地方军阀混战，成立了统一的省政府。刘湘就任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哀鸿遍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在那场灾难中几乎成人间炼狱，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尽管如此，四川人民并没有忘记国土正在被日本人蹂躏。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四川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刚爆发，四川的《新民报》在第一时间印发了号外，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号外传遍了整个成都市。十来岁的报童，甚至光着脚把这些号外送到了距离成都20多里的乡下。四川的民众开始觉醒，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一切离“卢沟桥事变”仅有一天的时间。四川的军人们也团结起来，而在这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争斗了整整20年，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三天，这些军人们众志成城，所有川军将领都只有一个意思：宁死不做亡国奴。刘湘更是对自己的老对手李家钰赞不绝口，原因只有一个，李家钰早已致电南京，请缨抗战，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出川抗战，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8月7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刘湘带领川军将领赶往南京开国防会议，在机场外，1万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的代表把“川人抗战请愿书”递到了刘湘手中。刘湘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这么多群众的送行。从那以后，刘湘“倾全川之力，支持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8月7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会议室里，刘湘作为地方代表第三个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高昂的语言、华丽的辞藻，只是用了几个数字说明了四川抗战的决心：“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与会各地的将领颇多，只有刘湘一人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几千万四川父老的共同心声。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园，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要出征了。成都数万名群众赶来为他们送行。唐式遵，这个在军阀混战时以消极作战而闻名的将领，在出征的将台上吟出了“不灭倭奴誓不还”的诗句。当年他无意参与国内军阀混战而被人遗忘，今日，他为了民族大义，与数万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别”，不仅如此，他还毁家纾难以示抗战决心。接着，中下级军官、妇女甚至连十来岁的儿童也上台致词。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留念，有的只是将士与民众的澎湃热血。在这第一批出川的几十万将士当中，多数人都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遗嘱。

1937年寒冬，西充，一个位于川北偏远的小镇，在这里唯一的广场上，随处可见前来报到参军的青年。短短一天时间，有800多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并奔赴抗日前线。八年抗战下来，这800多人没有一个能衣锦还乡，他们全部为抗日献身。

同样是在这个寒冬，在四川安县曲山镇，一个叫王建堂的青年带着父亲给的“死”字旗来到了报名处。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迹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一面“死”字旗激励的不只是王建堂一个人，它激励着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的川军士兵；一面“死”字旗，表示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家人的决心，它更是千万个四川家庭抗战儿女的坚定决心。

1940年冬天，在重庆，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发起了为前线战士“献金”、“献寒衣”运动。仅一个冬天，在重庆募集的抗战公债就达到千万美元之巨。这还不算在各地开展“春季劳军”的竞赛活动中募集到的上千万资金和物资。整个抗战期间，四川各界不停开展“献金”活动，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刚讨来的钱扔进了抗战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抗战，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

1941年9月，在四川农村的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们推着四川独有的“鸡公车”去送抗战公粮。这一年四川春旱夏涝，许多农民家里连自己的口粮都所剩无几。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四川农民欠缴过“抗战公粮”，农民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心：“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就没有办法拿命去拼”，“我们吃观音土也要交齐公粮”。四川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谷就交了8 828.6万石，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募集的军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之最。这个“全国之最”是几千万四川军民从口中省出来的，为了供应粮食到前线，四川大部分人都改为了一天两餐。

除此之外，四川还有300多万的民众，义务服劳役默默地为后方修建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八年抗战里，四川为中国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全国的工业、机关、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随之撤来的还有几千万的人口，四川这片土地同样无私地养育了他们。从重庆开始成为陪都的那一天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对四川进行无情的轰炸，对重庆的轰炸更是惨绝人寰，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这样的轰炸中，仍然意志坚定、屹立不倒、倾尽所有，无私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8月，川军各部遵照军委会的命令，组成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邓锡侯，下辖两个纵队。

自9月7日起，从川北和川东开赴前线。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川军被编成两个集团军：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下辖第41军、45军、47军（由李家钰的新6师扩编）；刘湘自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副司令为唐式遵，下辖第21军、23军。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往山西，划入第二战区。由川东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后，复又向浙皖边区推进，被划归第七战区指挥，拱卫南京外围。

川军出川抗战士气高昂，但是他们的装备却简陋至极。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军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他们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外界对川军的口碑也一直不好，因为川军很多人都有“袍哥”背景。在四川，“袍哥”相当于青红帮组织，也近似于土匪，很多川军在抗战以前也少不了做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所以外界一直称川军为“烂丘八”。但就是这样一支穿着草鞋单衣，被称为“烂丘八”的部队，却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并且组织严明，深受赞扬。

最早出川的杨森第20军，他们一天要走100多里，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直到到了湖南辰溪才坐上了船。他们只用了24天就走完了这段原本需要50多天的路程。到达长沙后换乘火车马不停蹄地驰援淞沪战场。

川军12日到达上海，13日马上投入战斗，并在顿悟寺重创日军。第20军134师402旅804团团长向文彬40多年后回忆：“当时战场上遗尸遍野，受伤者还在血泊中辗转呻吟，我们便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只听到杀声震天，冲锋号凄厉急鸣，两军交锋，刀光剑影，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啊……”

这位向文彬，是川军中临危受命、誓死保卫祖国的突出代表；也就是他，在淞沪战场上，3个小时内被蒋介石由中校升至上校，再由上校升至少将。

1937年9月，刚刚从四川徒步跋涉而来的川军第47军翻越秦岭，抵达陕西西安。时值深秋，川军将士的身上却仍然穿着草鞋单衣。抵达火车站的川军将士，还没来得及喘息，便被通知要他们乘火车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川军士兵就这样穿着单衣草鞋，背着“老套筒”迎来了他们出川的第一场硬仗。

山西长治，这片土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第47军178师的将士。在这里，日军大量的飞机和坦克，向178师镇守的东阳关扫荡。而川军将士手里的，是经常卡壳的步枪、迫击炮。就是凭着这样的装备，川军将士和日军激战了两天。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砖块、破枪、拳脚和敌人肉搏。虽然装备上有着这么大的差距，但仍造成了日军上千人的伤亡。当然，川军也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守城的司令李克源、副司令李克渊和参谋长李浩东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数千名将军战士与敌拼杀至死。死去的川军将士大多没留下姓名。长治的百姓自发地为他们建起了庙宇，供奉起了他们的神位。

这支英勇之师的指挥官正是李家钰。

李家钰，1892年出生，四川蒲江人，他是第一个向蒋介石请缨出战的川军将领，也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带出来抗战的川军将领。出川以后，1939年，李家钰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从1937年起在山西境内作战两年多，击毙日军上万人。也是他的部队，在1944年主动为其他部队殿后，掩护国军其他主力撤退，而这一仗却使李家钰的一个主力团损失殆尽，他本人也因为在途中中了日军第1军69师团一部的埋伏于5月21日不幸牺牲。李家钰成了在战场牺牲的川军最高将领，也是抗战中继张自忠之后牺牲的第二位国军集团军总司令。6月22日，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并颁布对他的褒奖令。之后，他的遗体国葬出殡仪式在成都举行，遗体被安葬在成都红牌楼。

1937年11月底，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下属临阵脱逃而致使广德失守，奉命驻守的川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痛心疾首，为收复失地，亲领仅有的一营官兵反攻，最终敌众我寡，在十字铺据点被日军包围。

日军不断派人诱降饶国华。饶国华丝毫不为所动，对仅有的官兵说道：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

12月1日凌晨2时许，在郎溪县十字铺据点，饶国华举枪自尽，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誓言。

1938年3月，山东滕县，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领的川军第122师在这里阻击日军的大部队。同样是装备上的巨大落差，同样是川军将士的死战不退，而且在这个时候第122师已是孤军作战，支援部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面对这样的情况，王铭章只是告诉部属“牺牲原为军人天职，现在唯有牺牲一切来完成任务”。第122师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滕县整整4天，为国军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宗仁事后感慨：“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战役非常惨烈，除少数几个人突围逃出以外，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的第122师的大多数官兵，全部牺牲在了滕县。李家钰、王铭章他们都是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而川军的领袖刘湘，却因为疾病原因，在川军出川后不久就病死在了后方医院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闻知他的死讯，异常惋惜，毛泽东发出了“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的唁电。从刘湘、李家钰、王铭章到普普通通的川军士兵，他们为了民族大义决心离开故乡，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八年时间，四川350多万军人出川抗战，每五六个国军士兵当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为此在国军中有“无川不成军”的美名，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正面战场，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共有64万多人阵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居全国之首。64万四川男儿把尸骨留在了异乡。他们的牺牲，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川军”无愧是中华抗战的脊梁！

铁血大动脉

在3年艰苦卓绝的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 100架，双方参与人数共84 000多人，共运送了33 477名战斗人员，85万吨战略物资，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敌斗争。

中外历史上多次重大战役都是围绕着交通生命线的争夺。交通线的争夺往往直接影响战争进程，所以，有时候交通线被称为生命线。只有交通线保持畅通，才能掌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在八年抗战期间，有两条国际交通线尤其重要，一是滇缅公路，一是驼峰航线，它们支撑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

滇缅公路，盘旋于云南和缅甸的山谷之间，如今已少有人走，看起来平静得有些寂寞。60多年前，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条件下，这条公路完全是靠20万云南人民用血肉建成。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在崇山峻岭的险恶地带修建这样一条公路呢？这还要从淞沪会战说起。

淞沪会战前后共历时3个月，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人口少，而中国综合国力相对很弱，但人口众多，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像飞机、舰艇、坦克以及各种重武器这些战争所急需的物资，均需进口。日军正是看到中国的这个致命弱点，因此把切断中国同外部连接的国际通道当作其战略重点之一，企图通过经济封锁，使中国屈服，从而速战速决。

1938年10月，考虑到本身的实力不足以支撑长时间战争，在占领武汉以后，日军暂停了正面进攻，转向封锁中国的沿海地区。这年年底，日军占领了广东、海南，妄想以此摧毁本来就十分脆弱的中国国防工业，堵死中国的国际援助海上通道，使中国成为一座无援的孤岛。

1937年8月，龙云（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的设想。该设想计划修筑一条路径，从云南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达缅甸北部的腊戍之后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这样，就可以通过铁路和公路往中国西南的大后方输送外部供给中国的战略物资。

1938年8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由于此时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这条路成了当时中国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

滇缅公路这条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跑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卡车，在以后的3个月中，通过这条公路总共抢运了约50吨军用物资，1.5万辆汽车，以及其他数量巨大的各类物资，这条路成了当时支撑中国抗战的宝贵生命线。

日军自然清楚滇缅公路的重要战略地位，自从开通后就一直企图截断它。日军派出大量飞机不分昼夜地进行轮番密集轰炸。因此，到了1942年1月，援华物资的数量急剧减少，直接影响了国内战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如在1月的长沙会战中，当长沙被日军攻击时，第九战区炮兵第1旅在岳麓山阵地用炮火压制日军，正当炮战最激烈之时，炮弹没了。战区司令官长官部急电重庆，要求补充弹药，但得到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曾说：“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当时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仅能维持3个月。”

随着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1942年12月，日军先头部队侵入缅甸，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鉴于缅甸局势日益紧张，12月下旬，中英美军事联合会议在重庆由蒋介石主持召开，在会议最后，蒋介石决定：“鉴于亚洲战争局势日益紧张，我国做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

1942年除夕，中国远征军10万健儿入缅作战，但最终作战失利，失去了滇缅公路通道的控制权。

这条通道被切断后，就只剩下一条唯一的通道：中美两国合作开辟的驼峰运输线。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程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 500~5 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 000米。所经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这是“二战”时期中国和外界物资联系的一条主要空中通道。

1942年7月，美国陆军航空队成立了一个新的航空运输司令部，由秘书长威廉·坦纳上校指挥，组织对中国的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这个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也有的来自英国和印度的英联邦部队、缅甸劳工团，以及中国国民航空空运科。

为切断这条路径，日军战斗机日夜拦截，“驼峰航线”只得被迫北移。尽管如此，这条航线仍然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空中运输通道。

“驼峰航线”自建立以来，条件就最为艰苦、付出代价也最大。航线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占区；而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时有发生，飞行随时有坠毁和撞山的危险。

在3年艰苦卓绝的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 100架，双方参与人数共84 000多人，共运送了33 477名战斗人员，85万吨战略物资。前后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共损失飞机48架、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而美军第10航空联队，拥有的629架运输机损失了563架飞机。据后来统计，美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1 500架以上、优秀飞行员近3 000人，损失率超过80%！

中美两国用血肉之躯架设了这条空中战争生命线，对支持中国抗战、打败日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日军不遗余力破坏中国抗战生命线的同时，在抗战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避敌锋芒，也在广泛开展破袭战，破坏和阻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开辟了令敌胆战心惊的敌后交通战场。

枪决韩复榘

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提起这次军法处置韩复榘后，“各地军阀消极抗战风气也迅速扭转”。从此抗战军令如山，各部士气大振，成功地将日军拖入持久战阶段。

1938年1月，抗战还没到半年，国军在与日军交战的各个战场上，均发生闻风而逃、溃不成军的现象。蒋介石决定杀一儆百，遂在河南开封摆下“鸿门宴”，将山东的逃跑将军韩复榘诱捕，并军法处死，一举遏制了国军将领消极抗战的风气，韩复榘也因此成为抗战中第一位被军法处置的国军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将领。

韩复榘，1891年生于河北霸县东山台村，父亲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所以他在私塾七八年之久，也算熟读诗书。1910年，因家贫离乡闯关东，韩复榘投入清军新民府陆军第20镇40协80标第3营。当时任该营管带的冯玉祥见韩复榘颇通文墨，即让其任职文书。清末，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韩复榘也随之参加。起义失败后，韩复榘回到家乡。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韩复榘重归冯玉祥部下。在冯的栽培下，韩复榘青云直上，先后在第16混成旅及第11师任职。

1924年10月，韩复榘任冯玉祥的国民军第1军第1师第1旅旅长。次年春，出任第1师师长。1926年先投阎锡山，后又在9月重投冯玉祥。

1927年6月，韩复榘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6军军长，参加了北伐，并立下军功。10月，第二集团军缩编，韩复榘任第20师师长，驻扎郑州。两个月后，经冯推荐，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不再担任第20师的师长，新师长是与韩素来不和的石敬亭。对此，韩心里极为不满，他是军人出身，信奉有枪有兵就有实力，如今，军权旁落，还是落在与自己一向不和的石敬亭的手里，因此，他对冯玉祥心生怨恨。

1929年5月22日，由于与冯玉祥矛盾激化，韩复榘背弃冯玉祥，率第20师旧部改投蒋介石。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韩复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团总指挥，主要与阎锡山的晋军作战。由于所部作战勇敢，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7年多，在此期间，他任命何思源为教育厅长，注重兴办教育。山东的教育经费从不拖欠，而且逐年增长，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另外，他还增设了各级学校，如中小学校、医学专科学校、乡村师范和职业学校，以及国立山东大学、山东省立戏剧学校。梁漱溟曾评价他说：“韩复榘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同时，他也注重整顿公务员队伍，规定政府人员都必须穿戴与士兵一样的布制服装，极力惩治贪官污吏。山东因有港口，毒品走私泛滥，韩复榘对此深恶痛绝，严令禁烟禁毒。吸食鸦片者即刻被关押起来强制戒毒，若依然屡教不改，则格杀勿论。如贩卖毒品，无论多寡，一律枪毙。

如今，韩复榘在山东的笑话于民间流传众多，如其爱作打油诗，世人总以此作为笑话谈资。但在韩的儿子口中，有一个与历史传说不一样的韩复榘：“他从来就不是戏说中的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的军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很慢，很简短，语气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他与人谈话，从不夸夸其谈，大多时间是在默默地听，很少插话，但两眼逼视对方，脸上却毫无表情。他出身书香门第。”

但也是在这7年多时间里，韩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1936年 “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复榘通电全国，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号召各省自治。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对韩复榘恨得咬牙切齿，可能那时蒋心中已存杀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韩复榘出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1937年12月中旬，日军攻占南京。同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日军开始从山西抽调兵力，一路向南，直逼山东济南。

日军进攻山东时，韩复榘曾在德州抵挡日军进攻，损失较大，加之此时蒋介石又调走韩部所属炮兵，这一切使他转变态度，自感只是蒋舍弃的一枚棋子。自此，韩复榘开始消极抗战，任由日军渡过黄河，不战而放弃济南。

济南城因无人防守，轻而易举地被占领。山东门户洞开，使得第五战区的侧翼受到日军威胁，战区原定的作战计划一夜间变成一堆废纸，原本就被动万分的局面变得更加困难。蒋介石听到第五战区的报告，火冒三丈，立刻十万火急给韩复榘发电报，命令韩复榘不得无令后退，但此时韩已退到泰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严令韩复榘固守泰安，蒋介石也多次电令，可是韩一再置若罔闻，抗令不从，率军又退到兖州，再退到济宁，最后一直退到鲁西的曹县，已至豫鲁边界。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违令行为十分震怒，下决心要处决之。可是韩手里尚有几万军队，一旦打草惊蛇，他就有可能投靠日军，这是蒋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顺利抓韩成了蒋介石最大的难题。最终，他与幕僚们商议后定下一计。

1938年1月，蒋介石先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身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韩复榘肯定会参加。

韩复榘对李宗仁召开军事会议并无丝毫怀疑，便由济宁乘铁甲车到了徐州。就在韩到达徐州的次日，蒋介石从汉口发来急电，召集白崇禧、李宗仁等45名高级将领前往开封参加北方将领军事会议，这45人里也包括韩复榘。

因之前在战场上曾抗令撤退并丢了山东，韩复榘内心忐忑，不敢贸然参会。但不赴会的话，今后与蒋介石的矛盾会进一步加深。他在心里反复琢磨，左右权衡。想到李宗仁等人也要去，况且还有心腹孙桐萱军长和一个营的警卫同行，他决定赴会。

1938年1月9日，韩复榘到了开封，与他带的40多名随从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榕的公馆里。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时间定在晚上7时，理由是为躲避日机扰乱。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毫不留情面地当面质问韩复榘丢失济南的过错：“你放弃黄河天险，对日军不发一枪一弹，继而放弃济南、泰安等大城市，致使日军在山东长驱直入，我军后方动摇，你该当何罪？”韩复榘毫不客气，竟然在会上与蒋争吵起来，甚至反唇相讥：“济南丢了我负责，南京丢了谁负责？”蒋气得拍案而起，厉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局面一时难以收拾，坐在韩复榘左边的刘峙马上打起了圆场，起身将韩复榘拉离了会场，边走边说委员长现正在气头上，不要在意。韩不知是计，便跟刘走出会场并坐上了刘的专车。哪知这辆车是戴笠为了逮捕他而特意准备的。韩复榘的随身警卫此时早已被不露痕迹地缴了械。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下令将韩复榘秘密关押在武昌高等军法厅会审，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任审判官，贾焕臣等是军法官。

1月21日，审讯开始，何应钦说了韩复榘的各项罪名：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面对质询，韩复榘昂头微笑，不辩解，也不请求宽恕。其实之前的逮捕令已注明了韩的罪状，并宣布革除韩的二级上将及所兼一切军政职务。无论韩如何辩解，蒋介石肯定都不会饶过他。

1月24日，两名军统特工在审讯室的走廊里枪毙了韩复榘。韩死时48岁。

在整个抗战期间，韩复榘是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最高国军将领，处决他的主要原因就是“违抗军令，擅自撤退”。身为军人，韩复榘本应守土有则，但他却只求自保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面对强敌不战而逃，丧失黄河天险，将整个山东拱手送敌，导致战局恶化，国土沦丧。

站在抗战的历史大局来看，蒋介石果断地处决韩复榘，杀一儆百，让一些原先消极抵抗、想做逃兵的国军将领坚定了抗战的决心，极大地提升了抗战士气。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提起这次军法处置韩复榘后，“各地军阀消极抗战风气也迅速扭转”。从此抗战军令如山，各部士气大振，成功地将日军拖入持久战阶段。

抗日战俘血泪录

在这些被俘虏的中国军人中，有身体羸弱的女人，还有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仅只有十岁。

2009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政府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迎接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的遗骸归国。一时间，这则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那么这些遗骸真的是60多年前的中国抗战战士吗？他们又是如何流落到几万里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呢？

根据后来的新闻报道披露，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前首府拉布尔附近的一处荒坡上，静静地安葬着的抗战战士的遗骸，正是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中国缅甸远征军以及新四军等抗战英雄的遗骨。

“二战”期间，拉布尔成了日军的海空军基地，先后约有1 600多位中国军人被解送到拉布尔战俘集中营当劳工。在押送途中死亡的不计在内，先后在集中营死亡者达653人，1946年，剩下的1 000余人被美国海军送回中国。这600多名抗战英魂的遗骨从此流落海外。

看到远在异国他乡杂草丛中的二战中国战俘墓碑，令人不禁想起与抗战相关的一连串数字：3 500万的伤亡，380万军人牺牲，20万女性成为慰安妇，而这其中，却唯独没有关于战俘的数字。这一群壮志未酬的中国军人，在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们的生命到底陷入了怎样的困境与磨难？他们的结局如何？在抗日战争中究竟又有多少军人被日军俘获？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探寻60多年前的真相。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以及部分军队的消极防御，大片国土很快沦丧，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大批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

尽管日军在“二战”时期虐杀战俘的行为早已是臭名昭著，但事实上，要收集到战俘的图片却是十分困难。

在一本荻岛静夫的日记中，大量描述了日军施用毒气弹、强征慰安妇的罪恶事实，同时也记录下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对于战俘，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三月二十七日，天气阴。第六中队和第八中队在夜色中到达了南昌对岸，见机渡河，冲进了南昌城。今天抓到了几十个俘虏。”

而仅仅就在几天后，日记中又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四月三日，晴。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但是，即便是在荻岛静夫拍摄的208幅照片中，战俘的照片也同样十分罕见，在他的影集中仅有一张战俘照片。

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这样说：“俘虏的照片，有的一张照片上能够看到几千人，两三千人，我们都是数过，用放大镜来数，都是密密麻麻的嘛。”

在这些被俘的中国军人中，有身体羸弱的女人，还有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仅只有十岁。

一旦成为日本军队的战俘会有怎样的下场呢？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 有可能会被“特别输送”至满洲731部队或其他陆军医院做医学试验。以及辅助新兵刺杀练习，每个到过中国的日本士兵在新兵训练的3个月内必须亲自用刺刀刺杀3名以上中国人才算训练合格。

更多的战俘被日军作为劳工拉去进行军事工事的修筑。日军把战俘作为牲口，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甚至比生产工具还不如。据说在工程完工后日军会将存活下来的战俘进行集中处决，一般是刺杀或者活埋。

在建川博物馆所收藏的近两万张抗战图片中，能够挑选出的战俘照片只有200多张，而这些照片全都出自日本随军记者之手。依照当时的拍照技术和条件，这些照片只有在距离很近的情况下才能拍摄。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日寇当年的血腥与残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屠杀战俘的照片，当时都是被严令禁止拍摄而且不允许发表的。但事实上，真正残忍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未获许可的照片。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发表的照片，仅仅只是日军为粉饰侵略拍下的。而在他们的制度下，那些更为血腥更为惨痛的事实却已经完全远离了随军记者们的镜头。

据专家估算，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正规军队的战俘应在200万到300万之间，最后日军投降时中国战俘只剩43人 。

事实上，就像当年历史的真相被日本随军记者以不许可的名义大量湮没一样，这些照片和文物所能够揭示出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在60年前，中国战俘究竟具体有多少人，他们到底经历过哪些非人的遭遇，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清楚了解。 但是我们清楚的是：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容上阵与日军奋勇拼搏，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经受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他们是我们不该遗忘的英雄。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

陶行知和谢冰心合著《赵老太太》一书，并写诗赞道：“东洋出妖怪，中国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吓坏！说起赵老太，谁个不崇拜？要想中国好，学学赵老太！”

抗战时期，中国东北有这样一个传奇老太——她把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培养成了抗日的勇士，其中两个儿子被国民党授予将军军衔，女儿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她本可以过上安逸富足的老年生活，但是为了抗战，她舍去荣华富贵，献身于抗战事业。她在年逾花甲时，仍然奔走在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向南方省份的人们通报宣传北方抗日军队信息。她被国人称为中国的“游击之母”，她就是民间传说中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

赵洪文国，女，满族，辽宁省岫岩县人，她生于1881年，经历了日俄在东北土地上的那场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赵洪文国就已经是一个年逾半百的老太太了。为了抗击日军，赵老太散尽家财，支持她的儿子赵侗组织“少年铁血军”。这支部队主要以学生为主，文化素质较高，他们在战斗之余，还开办学校教授文化，让民众摆脱日军的奴化教育。赵老太为铁血军购买了大量抗战所需物品，经常亲力亲为。美国联合社的记者爱泼斯坦，在他的《人民之战》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赵老太为铁血军购买枪支和运送军火的过程。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外国人对这位中国老太太的敬佩之情。

1934年，日军偷袭了铁血军总部驻地，即赵老太的家乡赵家堡子，将她一家六口连同赵家族人300多人一起抓进了监狱。临走时，日军一把火把赵家堡子烧了个干干净净，赵家积累30年的家产毁于一旦。在狱中，赵老太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拒不降服。两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判处了赵老太死刑。临上刑场时，日军仍想做最后的说服，但赵老太还是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诱降。就在临刑前，铁血军突然袭击，救出了赵老太及被牵连的族人。家园被毁，自己也险些命丧枪口，这些并没有让赵老太放弃抗战事业。被救出不久，赵老太率族人潜入了北平城，继续支援“少年铁血军”的活动。在她的支援下，“少年铁血军”发展到了11 000多人，在东北及华北地区发动战斗300多次，击毙日军及伪军4 000多人，俘敌2 000余名。

在全面抗战尚未全面爆发时，赵老太和儿子赵侗领导的“少年铁血军”完全是孤军奋战的。

1937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身在北平的赵老太看到日本野心昭显，感觉日本人不久将全面侵华。她决定在北平组织武装队伍。她的义举得到了史笙赓、沈鸿烈、马占山、张学良的支持，这些人出钱出力为赵老太提供帮助，一支叫作“华北国民抗日军”的抗日队伍很快在北平组建起来。

7月20日，赵老太和赵侗在北平城郊西南的北羊城起义，打响了民众抗战的第一枪，这一枪不仅打得及时，也打得相当漂亮。“华北国民抗日军”不仅攻破了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解救了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在内的千余名抗日义士，他们还用自己手中的轻武器，击落了一架日机，这在国内乃属首次。这个消息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赵老太战斗时喜欢腰插双枪，所以“双枪老太婆”的名号也随之传遍全国。也因为有了如此响亮的名号，华北的青年们慕名而来，积极参加“华北国民抗日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了9个支队，在外围还有6个游击队，人数达到25 000多人，成为华北平原上一支令日军头疼、不可小觑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写书信邀请赵加入第八路军，不久，国民抗日军就被收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赵侗任司令。

此后，已经名满华夏的赵老太马不停蹄地南下广州、香港、南洋各地去做抗日宣传，并且为抗日军队募捐。这位传奇人物每到一处，都会引起当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陈嘉庚、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都慕名接见了赵老太。有了这些社会名流的支持，抗战宣传在各地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为中国的抗战募集到了大批资金。

图26–5 “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

1939年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赵老太来到了陪都重庆。根据当时新闻媒体描述，重庆万人空巷，很多重庆民众都自发走上街头欢迎赵老太，为的就是一睹“双枪老太婆”的风采。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赵老太，在会见时蒋介石亲切地称呼她为“游击之母”。传说蒋介石还与赵老太结拜为兄妹，当然这是坊间传闻，无从考证。冯玉祥也与赵老太成为挚友，曾称赞她是“女中豪杰”、“句句英雄话，愧死男儿汉”。宋美龄亦在重庆媒体上发表文章，盛赞赵老太为“全国妇女之楷模”。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以赵家举义抗日为题材写成了《凤凰城》，轰动大后方。陶行知和谢冰心合著《赵老太太》一书，并写诗赞道：“东洋出妖怪，中国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吓坏！说起赵老太，谁个不崇拜？要想中国好，学学赵老太！”著名作家茅盾感慨赵老太“是新中国贤母的典型，亦是新中国新女性的良师，耽于享乐的后生对之应当愧死”。

赵老太在全国的盛名一时无二。

但赵老太拒绝了政府物质上的馈赠，甚至拒绝了给她儿子赵侗出国留学的机会。国难当头，她认为她和儿子应该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回到抗战的队伍当中。

不久，赵侗在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处与日军的一次遭遇战中壮烈殉国，一起牺牲的还有他年仅20岁的妹妹赵理智。面对丧子之痛，赵老太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奔波于川北各县宣传抗日。

1943年3月，赵老太申请批准挑选智勇双全、熟悉游击战术的得力干部，深入武汉一带的敌人心脏，展开游击作战。赵老太再次将自己的子女送上战场。

抗战结束后，赵老太主动辞去军政两部和妇女指导委员会等职务，解甲归田，隐居在北平城。

赵洪文国虽是女子柔弱之躯，却刚强地抵抗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赵氏家族在她的带领下，抗敌13年，为国捐躯达到30余人。她毁家纾难，手持双枪抗击日军，并无私地把所有子女送上抗日战场，这正是那时候中国千千万万母亲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四万万中国人民抗战决心的真实写照。

“黑帮”抗日档案

杜月笙闻讯悲痛不已，对自己的属下说，他不是心痛自己出的这些钱，而是心痛这么多热血青年捐躯沙场。在战死的人中还有不少都是他的门徒。这次战斗可以称得上是上海黑帮为抗战流的“第一滴血”。

自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国门的那天起，上海这个原本在满清政府版图中不起眼的城市，几乎是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而繁荣兴盛起来。到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地面上租界林立，已经成了扬名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各国各执一词，同一座城市中执行着不同国家的法律，法律不能不漏洞百出，因此，上海一时间也成了黑帮的天堂。抗战爆发后，也是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的黑帮仍然有生存的空间。但就是这股看似不起眼的力量，在后来的谍报战场上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上海黑帮中最有势力的有三个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张啸林在抗战爆发后就投靠了日本人，出任了维持会会长。1940年被国军军统特务刺杀。黄金荣一直留在上海，日本人多次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府要职，想利用他的影响力和他门下的弟子维持上海治安、搜捕抗日志士，而黄金荣都想方设法拒绝了。黄金荣的想法是：“我不得罪日本人，但是也绝不当汉奸”。虽然黄金荣是个黑帮头子，但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清醒认识的。正是因为张啸林的投敌、黄金荣的中立，使得抗战时期几乎所有上海的黑帮都掌握在杜月笙之手。虽然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避居香港，但他仍然利用帮会的关系，遥控指挥，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时，数千日本士兵化装潜入上海法租界，攻击中方阵地，对第十九路军构成极大的威胁，中国外交当局一再向英美公使提出强烈抗议。

2月22、23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忍无可忍，便开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英美德等领事馆照会中方提出抗议。

有消息称数千日军将趁夜登岸，潜往法租界内日侨开设的商店及住宅，企图从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中国军队右翼。杜月笙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加强江湾、庙行后侧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

２月28日与日法英德代表的谈判，杜月笙作为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也参加了。

面对日本代表村井仓松，杜月笙拍案而起：“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地开来，外国朋友也一个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说完，他大踏步离开会场，全场一片愕然。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月笙在上海的能量。最后，无奈之下，潜入法租界的数千日军趁夜悄然撤离。

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滩。杜月笙和戴笠这时商量要成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配合正规军的战斗，并且负起“肃谍反间”的任务。戴笠清楚地认识到以杜月笙的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拉起一支万人队伍，但当时政府财政吃紧，并且前线战事处处要钱，政府已没有多余的钱来装备这支队伍了。戴笠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杜月笙，没想到杜听后哈哈大笑：“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好在我除了爱国，还有点钱。”随即他自己出钱购买了5 000支手枪、5 000支步枪，同时动员社会各界人员入伍。10月，这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就投入了实战当中，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军作战，尽管战斗力差，但大多数队员异常英勇顽强，为抗战做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这支武装游击队战死的就有1 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杜月笙闻讯悲痛不已，对自己的属下说，他不是心痛自己出的钱，而是心痛这么多热血青年捐躯沙场。在战死的人员当中还有不少都是杜月笙的门徒。这次战斗可以称得上是上海黑帮为抗战流的“第一滴血”。

之后，杜月笙还在上海滩陆陆续续上演了一幕幕“黑帮锄奸”。

1940年张啸林被杀，虽然动手者是军统特工，但在整个事件的策划中，上海黑帮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黑帮协助铲除的汉奸中，级别最高的要数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傅筱庵自打当上汉奸，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在移居上海时特别请日本军部为他在虹口圈子找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官邸。他身边雇有保镖23名，所有侍从均是他的亲信心腹。为了安全起见，他还专门找了个跟了他数十年之久的亲信负责饮食。然而就是这个亲信，在他熟睡之际用菜刀要了他的性命。这名亲信叫朱升源，在傅家做工好几十年了，早在傅筱庵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朱升源就已经是傅家的亲信了。选一个“两代义仆”来照顾自己的饮食，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可傅筱庵万万没有想到，朱升源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青帮”，抗战爆发后，通过“青帮”接受了军统的领导。这次傅筱庵就任伪上海市长，军统下令除掉傅筱庵以儆效尤，可怜傅筱庵还在睡梦中就身首异处。

1939年2月29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原计划在上海过春节，但刚到家，就被几个持枪大汉乱枪打死。

1939年3月21日，投敌的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曾仲鸣，被人发现暗杀在家中。

这些一个个被铲除的汉奸，刚在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三周年庆典上，被日本天皇下诏授予日本勋章。

对于这段上海黑帮抗战的历史，今天有一部分人仍有质疑，认为黑帮活动带有强烈的恐怖色彩，使得上海市民人心惶惶，也为沦陷区的上海市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创伤。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黑帮在抗战爆发后所采取的暗杀、爆炸等活动，确实有力地阻止了部分人投敌卖国的行为，也给予了汉奸必要的惩处。

远东特遣队

20多支特遣队，空降敌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间谍和破坏活动，他们为苏军统帅部及时掌握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地域、三道防线的布防设施情况，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相信很多人都会回答这个日期：1945年8月15日。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很多人都以为这一天就是“二战”的终结日，但事实上战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30日，直到中苏边境的东宁要塞被苏军彻底攻克，日本关东军放下武器，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天。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9日，苏联出兵东北，采取多路攻击、快速前进的军事行动，对占据中国东北的日军进行分割包围，破坏了他们的防御体系，迫使其各自为战。战至8月22日，东北各地大规模战斗基本结束，95%以上的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只有东宁要塞的战斗直到8月27日仍没有结束。

东宁要塞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牡丹江边境小城东宁县境内，东与苏联接壤，南与吉林省珲春相邻，正面宽100多公里，纵深50多公里，是当年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和防御苏联而修筑的军事要塞，堪称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据《日本关东军》一书记载：“东宁筑垒地域在全国最大。”日军号称其为“东方马其诺防线”、“亚洲永久要塞”。

但日军这个最为自信的防御要塞21天后就被攻陷，苏军共歼灭日军2 300人，俘敌1 200人。自此，横行中国东北长达26年的日本关东军彻底被消灭，“二战”终于在东宁落下帷幕，东宁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终结地。

东宁要塞攻克战除了依靠装备精良的苏军士兵奋勇歼敌外，一支特别的特遣侦察队也是功不可没。这支侦察队隶属于苏联，但成员却都是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呢？这支特别的侦察队为抗战又做了哪些贡献呢？要解决这个谜团，时间得追溯到1940年。

1940年初，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了全面讨伐，抗联伤亡惨重，人数从建军时的10万余人锐减到3 000余人，东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联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除少数部队留在东北坚持战斗外，其余大部陆续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

1942年7月16日，东北抗联的两位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纳辛克大将谈判协商，决定将进入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其目的是一旦苏军在中国东北与日军交战，该旅既可以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同时，也起到联系苏联远东红军与中国东北红军的作用。

1942年8月1日，原东北抗联的战士们换上了苏军军装，“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正式成立，简称为第88旅，该旅战士因几乎全是中国人，又被称为“中国旅”，周保中任旅长，苏军少校什林斯基担任副旅长，部队里总共有六七十位苏联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春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美英盟军已攻占了意大利大部，并对德国西部边境的齐格菲防线发动了总攻；苏军在东线已结束了维斯瓦—奥德河战役，逐步逼近了德国首都柏林。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已攻占了马利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战争已逼近日本本土，日军已是日暮穷途。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苏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木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确定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与同盟国共同展开对日作战。

从1945年7月下旬起，在苏军开始对中国东北日军作战前夕，根据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指示，第88旅抽调了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空降到东北境内的牡丹江、鹤岗、海拉尔、赤峰等市县境内，担负战前侦察任务。这些特遣队深入敌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间谍和破坏活动，为苏军统帅部及时掌握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地域、三道防线的布防设施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但特遣队也遭受了极大损失，88旅先后派出去执行任务的这20多支特遣队，其中东满55人，松花江、牡丹江地区65人，北满90人，南满80人，这些特遣队员在侦察过程中大部分壮烈牺牲。

1945年7月下旬至8月初，特遣队侦察员们终于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军力部署，同时炸毁了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先遣队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提供了大量真实有效的侦察情报，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被迅速摧毁。1945年8月30日，日军在被围困21天后，终于走出掩体，901名日军由关东军第一国境守备队司令官鬼武五一少将率领向苏军投降。苏联红军此战势如破竹，战后连称没有想到“日本鬼子比德国鬼子好打多了”。而这些日本军队之所以好打，与特遣侦察队的情报工作是分不开的。战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特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88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远东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重大战役。在苏军东西北三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关东军在近5 000公里防御线上，很快全线崩溃， 8.4万名日军被击毙，59.4万名日军被俘，其中有148名将级官佐。这是穷兵黩武的日军在二战中败得最惨的一战，也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战。

第二十七章 菊与刀

大受降

面对中国代表和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以及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声，今井一脸尴尬、沮丧、落寞，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四亿中国人的欢欣鼓舞。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

1945年，国民党新6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刚满22岁。8月10日晚上8点多钟，昆明郊区美军参谋指挥学校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他正在看电影。突然，礼堂的灯亮了，只见两个校长喜形于色，同时举起双手，做出两个胜利的“V”字手势，四只胳膊摇动不停。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人们一齐欢呼起来，高呼“万岁”，阵阵声音把三四百平方米的教室都快震塌了。根据王楚英老人的回忆，现场很多人嗓子都快喊哑了，大家眼流热泪，互相拥抱。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美、苏等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全体日本人收听了广播中由昭和天皇宣读的日本向盟军投降的“诏书”，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说明胜利的意义及“以德报怨”政策。同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侵华日军放下武器，接受投降。

图27–1 1945年8月14日，裕仁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投降

图27–2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演讲结束后走出官邸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飞往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事宜。这是中日两军交战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

面对中国代表和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以及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声，今井一脸尴尬、沮丧和落寞，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四亿中国人的欢欣鼓舞。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

8月22日上午，冷欣将军、王武上校与美国柏德纳将军前往今井武夫的住所，就设立南京前进指挥所的相关问题，包括军需物质装备接收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进行会谈。

23日上午，陆军总部再派人会见今井，确定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仪式将在南京举行。

艰苦抗战了八年的中国，决定用最隆重的阵容来完成洽降仪式，让全体中国人分享百年来战胜外敌的喜悦。

9月9日，南京城内一派欢腾。受降典礼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隆重举行。礼堂的正中央是投降签字区，受降席桌子边上放着五把椅子，桌子中间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当时，受降席一侧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高级官员，一侧是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

图27–3 1945年8月2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投降，图为今井武夫正在阅读投降条款

上午8点52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在何应钦的率领下入场。

8点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引导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入场。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南京的受降仪式王楚英也参加了，当时他担任警卫组组长。时隔60多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图27–4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

就在那个上午，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由于一时紧张把印章盖歪了，他面部微露难色，站起来向何应钦点了几下头，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章盖歪了，同时又像在说，日本投降了。

图27–5 日军投降书影印件

何应钦在受降仪式后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 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死于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最高级将领

乘坐这架飞机的正是日本陆军中将、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冢田攻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还是南京慰安所的直接创建者。

安徽太湖县王家岭弥陀寺，一个一直都不是重要军事地区，也没有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一个从未被中日两国军队重视过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从1942年12月21日开始，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在其周围进行侦察，并向地面疯狂扫射。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侦察后，日军兵分两路，直抵田家滩。那么日军为何要如此疯狂地向王家岭分派这么多兵力呢？事情还要从12月18日说起。

那天天色阴沉灰暗，一架日军军用机“1025号”由南京起飞飞往汉口方向。上午10时许，飞机经过太湖县境内时，由于飞得较低，被驻守该县的国民党警戒部队发现，一时间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这架飞机的油箱被击中。

飞机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在空中颠簸着，越过田家滩的王家岭，俯冲向荆竹冲孙家湾的圆峰尖，撞在一棵古松树上后，坠入金家屋的山岩里。2名驾驶员被抛出机舱摔死，其他9名军官则被烧成了黑炭。

图27–6 冢田攻被击落飞机上的铅牌

第二天，当地驻军和地方政府将飞机残骸和日军尸体运到田家滩，埋在了沙河滩里。

12月26日，两路日军到达了田家滩。休整一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直扑飞机坠落地荆竹冲，另一路在田家滩的河滩里找到了飞机残骸和死亡日军的尸体，之后去附近村庄抓未来得及逃跑的男青壮年，编成“苦力队”，把这些尸体运至太湖县城，再运至南京，火化后骨灰被装船运回日本。

日军之所以要动用这么大力量寻找这些尸体，是因为一个人——日本陆军中将、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

乘坐这架飞机并坠落的日军军官中正有冢田攻。他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还是南京慰安所的直接创建者，其罪行令人发指。面对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奸杀行为，冢田攻担心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于是策划实施了 “慰安妇制度”。与此同时，驻防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遵照华中方面军的意见，开始在南京着手筹建各种慰安所。

冢田攻，最终在中国的上空被击落，成了死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最高级将领。

因钢盔而丢掉性命的日军“军神”

在战场上，军人头上的钢盔实实在在是对生命的一种守护。然而，日本侵华期间，有人就因钢盔而丢掉了性命，此时的钢盔，倒成了催命符。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因钢盔而丢了性命的人，正是死后被日军追封为陆军少将的饭冢国五郎。

在日本军界饭冢国五郎大名鼎鼎，被盛誉为“军神”，风头一度盖过被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

饭冢国五郎是农民出身，年轻时投身军队，1910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步兵科，同年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自此一路向上，至1937年晋升步兵大佐，任日军第101师团101联队队长。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饭冢国五郎于8月奉命离开日本本土，率部来华参战。19、20两日，饭冢奉师团长伊东政喜将令，气势汹汹从鄱阳湖西岸登陆，却遭遇中国守军第25军53师，一战打下来，日军第101联队一部被全歼。这有点出乎饭冢的意料，日军武器装备精良，士兵的作战素养也很高，不至于一战即败。事实上，饭冢是吃了地形不熟的亏。江西山多，而且山势雄奇，山路险峻，中国军队正是利用了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了饭冢狠狠一击。等饭冢整顿好军队准备反击时，却发现中国军队撤退了。饭冢误以为我军无法抵挡，赶紧率余部追上，不料却遭到第九战区第66军叶肇部阻击，损失惨重。之后，在牛毛尖、钵盂山一线又遭到我第160师梁佐勋团奋勇抵抗。第160师是一支精干能打之军，在粤军中是唯一一支戴钢盔的部队。双方势均力敌，在东孤岭浴血苦战，第160师凭借地势之险，任凭饭冢发动15次进攻，依然牢牢守住防线，战事就此胶着不下。

一连串的失利，使得饭冢焦头烂额。因战事激烈，连日苦战，他晒得极黑，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多日不刮，显得相貌狰狞。此时他到中国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正在这时，战地上来了几个日本记者，想拍下“军神”饭冢国五郎的英姿然后回国宣传，其中就有日本著名战地记者小行男。小行男看到饭冢胡子拉碴的“勇猛”形象后，建议拍点外景，并让饭冢挥舞军刀，以展现日军将领的英勇雄姿。为了突出饭冢的形象，记者们还给他扣了顶“大日本荣光”的头盔，而就是这顶钢盔，要了饭冢的性命。因为拍摄地点处在中国军队第160师的对面，饭冢挥舞指挥刀做出种种劈杀动作时，强烈的太阳光直照饭冢头上的钢盔。不巧的是，钢盔上的绿漆在华南雨水的冲刷下已经斑驳，露出了底，此时阳光一照，光线刚好折射进了对面哨所中国军队士兵的眼内。哨兵看到那亮光闪烁处一名日军正在又跳又舞，意识到这是一次毙敌的好机会，可惜手中的枪是汉阳造射程不够。正在这时，有几个老兵经过，他们手里的恰是射程远、准度高的“三八大盖”。在哨兵的指点下，老兵马上举枪、瞄准，“砰”的一声，子弹穿过饭冢国五郎的心脏，这位“帝国军神”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命呜呼了。

图27–7 戴钢盔的日军

因为钢盔而丢命的事在日本军队中以前也有。诺门坎一战，苏军神枪手就专打日本人钢盔正中，因为这个位置印着一轮红太阳，红色在太阳照耀下十分耀眼，于是戴钢盔的日本兵就成了苏联人的活靶子。

日本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远非中国军队能够相比。不过，在侵华战争中，像饭冢国五郎这样死在中日战场上的高级军官毕竟少见。

日本战俘在中国的待遇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开办了日军战俘学校，对战俘进行教育和感化，略见成效。在学校创办的5年期间，大约有500多名战俘接受教育，他们大多留在了八路军的队伍里。

他是一名犯人，但在牢房里却过着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生活，政府甚至还将他的妻子安排在离牢房不远处住下，批准他定期出狱与妻子同居。在坐牢期间，居然跟他的妻子生育了两个小孩，并且由政府负责帮助他养大成人。

这是发生在建国初期一件真实的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善待一些特殊日本战俘的真实缩影，即使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估计没有哪个国家会如此优待战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战俘所受到的优待远不仅如此，甚至在民国时期，在中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日本战俘也受到了全世界战俘最宽厚的待遇。

抗战初期，要想活捉日本士兵，是件不太容易的事。首先，中日两军间的武器装备、战斗力等各方面都相差甚远，因此在战争初期，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处于战略防守和败退的状态。其次，日军士兵受到武士精神的影响。如果被俘，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因此多数日本士兵在战败时，通常都会选择剖腹自尽。

根据记载，从抗战初期到抗战结束，共有1 300名日军战俘，包括八路军移交过来的部分。这1 300名日军俘虏被关押在两个战俘营里，依据国际公约对待。既不会让他们吃劳役之苦，也不会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优待”。

在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后，共俘虏了日本关东军60万人，苏军将这批俘虏组成了“独立劳动营”，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当地并没有做好战俘的安置工作，战俘营里住房紧张，粮食匮乏，衣物供应不足，环境恶劣。从1945到1946年，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有55 000名日本战俘命丧牢房。这与中国战俘营里的1 300名战俘最后全部都活着回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中国方面也有对战俘毫不留情的将领，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新1军军长孙立人。

新1军是在1941年被编入到中国远征军的序列，在第一次远征缅甸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惨遭失败，导致新1军被迫撤往印度的兰姆伽。撤下来的国军将士原本就对日军有着深仇大恨，这次缅甸战场再添一笔新账。后来新1军在印度装备了全副美式装备后，又重新回到缅甸战场，在胡康河谷一战中大获全胜，俘虏了1 200名日军士兵。当孙立人得知这些日军士兵都隶属于日军第18师团的时候，他怒发冲冠，一幕幕血腥的场面在脑海里呈现出来。在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与这个第18师团火拼，不计其数的中国军人命丧黄泉。第18师团在攻下南京之后，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数以万计的无辜国人惨死在他们手里。最让人气愤的是，这1 200名战俘并非诚心投降，被俘后，仍时不时偷袭看押士兵，时刻准备逃走。旧账加新账，最后孙立人下令，将这1 200名日军俘虏（除1名台湾人外）全部就地处决。因为这件事情，孙立人还受到过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但到最后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日军战俘数量倍增。为了保证俘虏的安全，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出了“以德报怨”的号召，并且在短短3个月之内，把这些日本俘虏遣送回国。遣送回日本的俘虏不仅可以携带他们的个人物品，甚至还允许携带现金，同时还向他们派发粮食，仅计算发放粮食的费用，就耗费了102.574亿元。这对刚刚结束战争满目疮痍的中国来说，算是一笔较大的开支。被释放回国的都是普通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对于罪不可赦的战争罪犯，国民政府予以逮捕和审判。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共逮捕日本战犯2 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至1949年1月受理案件总计2 200余件，判处死刑人数达145人，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400人左右。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用另一种方式对待日军俘虏。这里开办了日军战俘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战俘进行教育和感化，略见成效。在学校创办的5年期间，大约有500多名战俘接受教育，他们大多留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但是他们极少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行动。1945年后，中国共产党军队收缴了大量的日军武器，在武器的使用和改进方面，这批战俘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在东北也接收了一批新的日本战俘。这些战俘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总计有982名。在这些战俘中既有罪大恶极者，也有普通的士兵。无论是什么身份，他们都得到了全世界战俘最好的待遇，除了开头所描述的优待战俘的情景外，这些战俘一日三餐都是细粮，而且从来不强迫他们参加劳动。这批战俘中判得最重也只是20年有期徒刑，没有任何一个被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1964年这批战俘全部被平安遣返回国。

东京大审判

1948年11月4日，审判长韦伯对25名甲级战犯宣读了最终判决。长达1 231页的判决书详细列举了各战犯的罪状，韦伯宣读了8天。11月12日，韦伯宣判：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远东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因法庭设在东京，故称“东京审判”。

这次审判历时共2年零7个月，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 300余件，先后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判决书长达1 231页。当时除了印度法官帕尔为这些战犯辩护之外，其他国家的法官均赞成根据国际法规和确凿的事实，严厉追究日本战犯的罪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正式颁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惩处日本战犯的序幕正式拉开。

1946年2月，同盟国任命澳大利亚的 W. F. 韦伯为首席法官，美国律师约瑟夫·季南为首席检察官，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和印度等11国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军事法庭。

法庭建立了，首批起诉受审的日本战犯的人数到底确定为多少呢？要知道，当时在押的日本甲级战犯有100多名，总不能把这100多名战犯都包括在一个案件中去起诉受审吧？经过侦讯、录取口供和对法庭档案室里堆积的大量日本政府档案，以及盟国各方送来的许多文件的挖掘和整理，远东军事法庭以纽伦堡受审的人数（22人）为标准，最终确定首批受审的日本战犯为28人。

那么，被告们的犯罪年代又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对于后一个问题，法官们都无异议，一致认为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为最终时间，但对于前一个问题，大家意见不同，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认为应起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有人主张日军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7月7日应被认为是犯罪日期的起点；有人指出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时中日战争便已开始；还有人主张是1928年4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由此侵占全中国的企图便已显露无遗，而中日实际敌对状态在那时便已发生。最后，法庭经过郑重考虑和辩论之后，决定日本战犯们的犯罪时间应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总共约17年。

这些日本战犯在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给被侵略国家带来难以弥补的伤痛，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但这些人却在战后千方百计地试图逃过审判。

1945年9月10日，军事法庭首先公布了第一批应逮捕的38名战犯嫌疑人名单。9月11日，当美国宪兵奉命逮捕东条英机时，东条英机自知罪大恶极，意图自杀，他让私人医生用笔在自己的心脏部位画了一个酒杯大小的圆圈，用当年希特勒赠送给他的自动手枪自杀，但他自杀未遂，最终没有逃过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日军总参谋总长杉山元、前东条内阁厚生大臣小泉亲彦、近卫内阁文部省大臣乔田邦彦、天皇侍卫长本庄繁等相继自杀，以此逃脱了法庭对他们的审判。

图27–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对战犯们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在总计55条罪状中，第27项罪状是对中国实行的侵略罪。

由于在东京审判中法庭采用的是英美诉讼程序，因此对中国法官来说，要给战犯们定罪，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取证。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人和证言，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罪犯就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此，中国法官及代表团人员千方百计搜寻材料，废寝忘食，日夜奋战，查阅日本内阁、军部和外务省有关材料，其中包括御前会议、五相会议、关东军报告、汪伪政府和“满洲国”档案，等等。

证人中，最引起众人瞩目的当属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证明日本的侵华行为，1946年8月10日，溥仪在苏联军方的陪同下出庭作证，他身穿一套蓝色西装，戴一条褐色领带，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关注。溥仪神情激动，在庭上控诉了日本人毒死他的妻子谭玉玲、板垣征四郎派人胁迫他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土肥原贤二挟持他离开天津到伪满洲国当皇帝等罪行。溥仪的证言轰动了法庭，也轰动了整个东京，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日本《中日新闻》称这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一个国家的前皇帝居然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世界审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曾经被日本人封为“康德皇帝”的儿皇帝创造了整个东京审判中历时最长的作证纪录，整整8天。溥仪的作证直接证明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进驻上是非法的，是一种侵略行为。

将溥仪找来作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如何证明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并将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绳之以法，则更加是一件困难的事。

图27–9 出庭作证的溥仪

当时，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中国战俘和平民的行为并不太清楚，甚至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南京大屠杀。这是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讯时不得提起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国际上很多国家的人民也不清楚这一事件。因此，经中国法官梅汝璈提议，军事法庭同意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进行审理。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刚开始，面对法官的质询，原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松井石根就极力狡辩、抵赖、推卸和否认。为此，经法庭同意，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带了两名美国人专门回国调查取证，获得了大量的证据，并带来了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伍长德和许传鲁。现场目击者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斯蒂、传教士史密斯、英国人罗伦斯、牧师约·梅奇等人向法庭提供了确切无疑的证词。同时，中国法官还找到一份由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内容正是关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暴行。这份电报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结尾这样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纳粹德国当时是日本的盟国，而这份材料作为证据，无疑是真实可信的。

受害者与目击者真实的血泪控诉，触目惊心的证据材料引起了法官们的极大重视，终于使当年不可一世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惊慌失色，被法庭宪兵拖出法庭。

最后，远东国际法庭对于在中国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做出了如下判定：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6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已是远东军事法庭最慎重、最保守的估计。而据后来中国方面公布的数据，在南京遭到侵华日军屠杀的军民就达30多万。

随着南京大屠杀案件审理的结束，整个审判也开始进入了被告战犯的个人辩护阶段。1948年11月4日，审判长韦伯对25名甲级战犯宣读了最终判决。长达1 231页的判决书详细列举了各战犯的罪状，韦伯宣读了8天。11月12日，韦伯宣判：所有日本被告，有罪！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战犯绞刑，其他战犯被判为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不等。

图27–10 东京审判上的日本战犯

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有16名：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日本前文部大臣），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大岛浩（日本前驻德国大使），冈敬纯（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省军务局局长、海军次官），贺屋兴宣（日本前大藏大臣），木户幸一（侯爵，日本前内大臣、前文部大臣），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前朝鲜总督，日本前首相），佐藤贤了（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省军务局长），田繁太郎（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大臣、前海军军令部总长），白鸟敏夫（日本前驻意大利大使、外务省顾问官），铃木贞一（陆军中将，日本前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国务大臣），南次郎（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军司令、前朝鲜总督），桥本欣五郎（陆军大将，中日战争的煽动者、日本翼赞政治会总裁），俊六（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平沼骐一郎（男爵，日本前国务大臣），星野直树（日本前书记官长兼国务大臣）。

被判为有期徒刑的战犯有2名：重光葵（7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 ，假释后于鸠山一郎内阁服务。东乡茂德（20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判决前病死。

其他战犯的情况是：永野修身，海军元帅，日本前海军部总长（1947年1月15日病死），杭冈泽在，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1946年6月27日病死），免予起诉。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受审后即患精神病而停止审讯。

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天皇和皇室并没有起诉。有一种说法是，因战后美国看到日本民众对天皇的极端恭敬和虔诚，担心判罚天皇会引起日本民众的精神缺失而性格更扭曲，加上此时美苏冷战已初见端倪，美国想扶持日本以牵制苏联，故而未起诉天皇及皇室。

东京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临死前的眼泪

东条英机站到了绞刑台上，在他的头上罩着黑布。当绞索缓缓放下时，有人看到，这个当初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正泪流满面。

东条英机，是当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让全世界人民陷入混乱和灾难之中的战争狂人；也是日本侵略东南亚、祸乱中国的头号战犯。在他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总理期间，日军队大肆入侵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偷袭珍珠港，欲实现其吞并中国、称霸亚太地区的野心，由此造成数以千万的生灵涂炭。

图27–11 审判台上的东条英机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出生在岩手县的武士家庭，其父东条英教是创造日本陆军的“有功之臣”。在父亲的影响下，东条英机自幼就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

东条英机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1年支持并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1933年3月，被提升为陆军少将。1935年，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1940年7月，成为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兼对满洲事务局总裁。他曾宣誓：“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

日本战败后，东条英机一直闭门不出。那段时期他特别害怕像墨索里尼那样暴尸街头，所以他已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让私人医生铃木用木炭标出心脏的位置，并时刻怀揣着军刀，在每天使用的烟斗里，甚至都塞上了剧毒——氰酸钾。

1945年9月7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9月11日，麦克阿瑟签署了盟军的第一号逮捕令，命令马上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第一批39名日本甲级战犯。

9月11日下午4时20分左右，30多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突然包围了东条英机的住宅，各国记者也蜂拥而至。

东条英机从书房窗口探出头来询问宪兵是否有逮捕状等一系列问题，随后冷静地说，稍等，让他准备一下。东条英机回到书房，快速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两年前希特勒赠送给他的瓦尔特自动手枪。在此之前他哪里能想到，第一次使用它，竟是要打向自己！

随着楼上传来了一声沉闷枪声，保罗·克劳斯少校和宪兵及记者迅速冲进二楼书房。只见东条英机这时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血已经浸透了他的白色衬衣，他的左手还握着那把枪，脸痛苦地抽搐着，额上渗出豆大滴的汗珠，眼见就要死去。

也许是左撇子且心脏畸形的原因，子弹只打穿了他的肺部，未伤及心脏。随后，东条英机被送到横滨美军第48野战医院救治。为了让他活下来，美国士兵甚至还主动为他献了血。

第二天，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的丑闻，嘲笑声四起。对他这种自杀未遂事件，有的日本国民认为“只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而已。3个月后，伤愈的东条英机被直接送进了日本巢鸭监狱。

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所有战犯中，东条英机罪行最多。审判庭宣布的判决书中共计列出55项罪行，而东条英机一人的罪行就多达54项。最后，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

在法庭上，他公开宣称自己无罪，并极力开脱，还公然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自卫，而且就在宣判他死刑后，他还以遗言的方式，顽固地为其侵略罪行进行辩护，蛊惑与煽动日本人民要耐心等待，以图东山再起。他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美国人还使朝鲜一分为二，这样将来必定产生大乱子。”由此可见，在他即将走向末路的时候，仍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1948 年12月21日晚10点，美军军官宣布将于23日零点1分对东条英机执行死刑。22日，巢鸭监狱监狱长、美军上校佩洛在监狱巡视时，发现在东条英机的单人牢房里，他正在将脖子伸进从天花板上方悬下的一个绳圈，准备上吊。佩洛赶紧冲了进去，将绳索割断。东条英机的自杀又未能成功。之后，他不得不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接受正义的惩罚。

1948年12月23日零点，这个被称为“东方希特勒”的战犯，终于被推上了绞刑架。

照惯例，在行刑前执行人都要问一声受刑人还有无要求。这时，别人都没有吭声了，只有东条英机说道：“我还想吃一碗日本饭。”

一碗热腾腾的饭端了来，还有面包和咖啡。

行刑室设在鸭巢监狱的一间方形的屋中，绞刑台高与宽各有8英尺，通向它要登上13级台阶。

东条英机站到了绞刑台上，在他的头上罩着黑布。当绞索缓缓放下时，有人看到，他已是泪流满面。

东条英机的尸体被美军焚烧，骨灰被抛入大海。

日军死亡人数之谜

时隔60多年的今天，这些数据早已经不重要。但这些数据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反思。无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战争的结果又是怎样，战争带给交战双方人们的永远只有痛苦和悲伤。

自“九一八”起，在随后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军人共计殉国320万人，充分显示了抗战的惨烈。然而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图27–12 日本关东军向苏军缴械投降

据战后统计，日军在整个侵华战争共死伤201.8万人，再加上在缅北战场伤亡的9万余人，日军伤亡共210.8万人，其中被击毙78.3万人，击伤132.5万人，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

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击毙日军近80万人，美国学者统计计算，在中国被击毙的日军共计44万多人，日军史料公布的数字为455 000人，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采用的数字为55万。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首先，在各方公布的伤亡人数上，这里面有毙伤数与击毙数两个概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伤亡比例平均是5∶1，而伤员75%～80%能重返战场，容易被重复计算。因此毙伤人数无法作为死亡人数的参考。然而，在死亡数上双方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呢？

在台儿庄战役中，中方认为至少击毙日军12 000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2 000余人，相差6倍之多。

豫湘桂战役中，中方公布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10万，而日本军部的数据是共计阵亡12 209人。

更奇怪的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中国军人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 600人；中方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图27–13 位于云南腾冲国殇园的日军坟墓

一些学者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吹嘘，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日军故意少报的可能，力图隐瞒实际伤亡情况，以给对方造成错觉，并激励己方斗志。

在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常可见“苦战”字样，但战后公布的伤亡数字却极小。以攻占洛阳来说，日军后来公布的整个战役阵亡人数仅有55人，但其中又明白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伤亡人数根本对不上号。再如抗战之初的山西万全之战，据日军有记录称，步兵第3联队在这次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但在战后公布的战报中，这个联队的伤亡数合计也没超过100人。

历史谜团终究有解开的一天，目前，靖国神社供奉的1937~1945年死亡的日军牌位已增加为2 325 128人，应该说，经过多年的统计，以及政治色彩的淡化，这个数据可信度较大。

2001年日本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也称：“二战中日本死亡军人约186万”。这个数据与前面提到的靖国神社的数据为何会相差40多万呢？

2011年8月，中国黑龙江方正县因“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开拓团”也浮出历史水面，知名抗战史研究学者、《军营文化天地》主编余戈认为：“开拓团”是日本侵略的一部分，他们不断在日军武力庇护下强占中国农民土地，使无数中国人流离失所，他们也是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兵源之一，因此开拓团也被认为是日本军事机构。

战后据中日双方统计，大约有20万“开拓团”成员死于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混乱中。靖国神社的数据应该是包括了类似“开拓团”这样的半军事机构死亡的人数。

图27–14 1946年12月，由中国东北返日的日侨孤儿团

如果日军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为210万人，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140万人，与苏联在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死亡10万人，日军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与其他这两大战场死亡总数相减得到的就是日军在中国其他战场作战死亡人数，约60万人，这个数字介于当年中方公布数据和日军公布数据之间，基本可以断定日军在华其他战场的实际死亡数字约为60万人。

时隔60多年，这些数据早已经不重要。但这些数据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反思。无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战争的结果又是怎样，战争带给交战双方人们的永远只有痛苦和悲伤。

第二十八章 抗战节点

1937：和平无望的最后关头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这样说：日本蓄意侵华，由来已久，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即有征韩侵华的企图。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向国外发展和侵略的野心，更加炽烈……于是我们的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旅顺、大连，以及我们的邻邦朝鲜，遂先后为日本所吞并。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学习欧美技术，走上了工业化的富国强兵之路。发展工业，必须需要大量资源，但众所周知，日本国土狭小，国内资源匮乏。日本的东边是太平洋，再往东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向西扩张、侵略中国自然成为日本的唯一选择。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从此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中国东北地区部署军队。此后，侵略步步加深。在东京，日本百姓早已从军方的宣传中认识到满洲是日本人的生命线。

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教授对于日本的崛起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当时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每个国家的崛起都要通过对外扩张来实现，日本也不例外，朝鲜和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牺牲品。日本对侵华蓄谋已久，他们认为一定要控制中国，日本才能崛起。虽然田中奏折未必是真的，但这种论调在日本国内还是很有市场的，他们走了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这肯定是一个“时代趋势”。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军事行动派的阴谋才可以得逞，小则绑架整个政府，大则绑架整个国民。后来到了全面侵华的时候，日本整个国家都被绑架了。

李宗仁则是从民族的角度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于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短暂的和平假相，实际上世界大国们都清楚，这段时期只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国与国之间尖锐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其中日本对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以及国际裁军协议极为不满，同时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于是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柳条湖事变”，从此中日双方走上了长达14年的战争之路。当时中国的形势糟糕透顶，北洋军阀各集团纷争不断，国民党各派系貌合神离，加上东北流民动乱，社会动荡不安，无法集中力量对抗侵略，这个事实被中日双方所深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致电东北军，传达不抵抗政策：“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致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极宜力避冲突。”

“柳条湖事变”爆发后，辽宁、吉林两省相继沦陷。此后数年，中国部队与日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大大小小数百次交战。1933年，国民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但这并未阻挡日军的铁蹄。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和步步紧逼，各地爱国军民对政府和军队的不抵抗政策大为不满，抗议游行频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还推动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坚持和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从北伐胜利到“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建国、强国计划成效显著，GDP连续十年跃居国际前列，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西安事变”后，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日趋高涨，中日间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此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是硬碰硬的实力比拼，而不是靠着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蒋介石左右为难：这场战争暂时还不能打，但是又不能不打。

十年来风云突变，北伐胜利后，这个刚统一的国家正准备投入建设时，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中国正准备忍辱负重，想等到建设完毕再与日本一决雌雄时，“西安事变”又来了。此时，中国所完成的积累仅有九牛一毛，抗日需要大量的本钱，可是这个本钱实在没有。

“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此外，蒋做了大量的抗战准备，句句话不离抗战。在庐山会议期间，成篇累牍的讲话纲要都是谈论如何抗日。

抛开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1937年中日军事实力对比也差距极大。

在陆军军力方面，国民党军队有220万人，日军有448.1万人，从数量来看大概为1∶2 。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是靠军人数量，最重要的还是部队作战素养和武器装备，在战争的头几年，中日双方军人的死亡人数比接近5∶1。从这点来看，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大约是中国军人的5倍。

在海军军力方面，单从吨位来看，中日对比大概是1∶30，但是中国海军的舰艇大多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战斗力大打折扣。如果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给两国海军评分的话，倘若日本是100分，那中国还不到10分。

在空军军力方面，1937年中国只有300架飞机，其中包括许多不能作战的教练机。如果按照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的标准来看，中国能作战的飞机还不到100架。

两国实力悬殊，再加上中国连年动荡不安造就的千疮百孔，在日本军人看来，中国军队简直不堪一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贪得无厌的蚕食引起了中国人民一致声讨，蒋介石频频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不是无止境的。此时日本军方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暗示，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和平无望的最后关头，中国人民不分种族、年龄、性别，在战争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用血肉之躯筑造了一座新的长城。

真实的1942

1942年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瞬间就将禾苗啮光。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第二天凌晨1时，消息传到了重庆。大约3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消息。蒋介石当时正在郊外的黄山官邸，他立即意识到中国抗战的转机到了。此时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经独自支撑了四年。果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四年多的中国，从此不再孤独，并且在名义上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四强”。

与此同时，湖南长沙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日军为了牵制第九战区国军南下，以便其顺利攻占香港，集结7万余人大举进犯湘北。在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伤亡后，仍未能攻入长沙，反而在撤退时遭到国军强有力截击，仓皇撤回原防。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当时日军正横扫东南亚英美荷等盟国军队，国军取得的这一战绩振奋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军心。英国《每日电讯报》对此给予很高评价，文中说：“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洛阳和长沙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虽然两者相距千余公里，但几乎在同一经线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湘北大地战事频繁，素有“四战之地”之称的中原地区，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远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均已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下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洛阳西工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抗战初期与中共在山西战场有过良好的合作。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认为中共方面未采取配合行动，为此迁怒于卫立煌，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检讨晋南战局，此由卫立煌指挥失当所致，且卫已受共党之迷惑矣，烦闷痛苦之至！”

中条山是国军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它的失守无疑对华北正面战场极为不利。在河南叶县，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致电蒋介石：“为振作民心及部队精神，有夺回几个据点之必要。”1942年1月，蒋介石做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蒋鼎文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所以第一战区的实际负责区域涵盖河南省大部。

蒋鼎文，出生于1895年，字铭三，浙江省诸暨人。在国军内部，他既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在东征陈炯明时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营长，在棉湖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弹穿左肺而不退，一时被传为佳话。蒋鼎文在浙江诸暨老家有着不错的口碑，当地许多老人至今仍念记着他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那些陈年往事。

19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得人心惶惶。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瞬间就将禾苗啮光。

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纪念抗战五周年讲话时指出：“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对河南灾情的表述有些轻描淡写，未加重视，没有调查实情。在他看来，各县为避免多出军粮，难免有夸大灾情之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上层造成了错误的判断。

1942年6月上旬，日军向林县、陵川、淇县等地发起进攻。国军抵挡不住，纷纷根据总部指示转移太行山区，采取“敌来我走，敌退我追”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是第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决定不按总部指示，联合第39师痛击来犯之敌。6月12日将近拂晓的时候，第106师成功聚歼林县合涧镇附近的一股日军，缴获战马200余匹。接着又在火烧庄与敌人厮杀两昼夜，有力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扫荡。

由于河南大旱，冀察战区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给养十分匮乏，官兵主食为玉米。当地百姓的日常饮食也非常拮据，除极少数人家有余粮外，大多数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红薯干、野菜之类果腹。李振清师长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派人到山西设法收购军粮，再搬运来，以供军民食用。起初官兵还能每日吃上两餐，后来逐渐供应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观音土掺在小米内，维持官兵三餐。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没有如实报告灾情，但驻军担心影响军粮供应，将可预见的严重情况通过各种管道向重庆传递。据后来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回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时，曾经报告过河南灾情，蒋介石听后要他赶快向何应钦反映。未料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蒋鼎文将河南旱灾、蝗灾实情上报，因为与省府所报不同，不仅未受重视，反而遭到批评。河南军政双方为此引发极大利害冲突，蒋鼎文愤怒之下，一度扣留了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

蒋鼎文说：“本来我只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粮，李培基却报告说河南的收获还好，这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开始激化。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及国际局势是什么样的呢？

从1942年上半年的蒋介石日记中丝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灾情。在此期间，他记下了出访印度、指导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权衡浙赣会战衢州守与不守、引导“新疆王”盛世才归附中央等事件的点点滴滴。

当戴安澜师长缅甸殉国的消息传来后，他在日记里不禁感慨万千说：“杜聿明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绝无此事。痛哉！”

5月，日军为摧毁中国东南一带的航空基地，调集重兵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围绕是否保守衢州的问题，蒋介石陷入苦思，最终痛下决心弃守。他在日记里说：“我为政略计，应放弃衢州，万不可以无关紧要一地之得失，争一日之荣辱，而忘最后成败之大计也”。

此时，长期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并且全面控制新疆地区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归附重庆。苏联大使却释放出“中央接防河西，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气，企图阻挠此事；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一直寻求民族独立，他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为此特别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觉得不是时候，但又感到一时难以作答；山西地方实力派与日军暗通款曲眉来眼去，蒋介石忧心忡忡在日记里痛责阎锡山“廉耻扫地”。

从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1942年国内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9月初，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军事会议，蒋鼎文再次呈报灾情，希望河南军粮问题能够引起中央足够重视。蒋介石高度重视，但由于对事实情况了解不清，他认定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于粮政人员办事不力所致，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

蒋介石因此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和兵役各占35%。第一、六战区可以设立战区粮食调查处，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考虑到河南遭灾的特殊情况，蒋介石同意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把西安方面的部分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

1942年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洛阳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还是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耸人听闻的事情。

对于严重的灾情，河南及周围军队各部都给予灾民积极帮助。蒋鼎文接到各部队目击各地灾荒的报告，提倡第一战区全体部队参与救灾，具体办法是每月减食两餐。杨虎城的旧部第四集团军第38军在驻地汜水积极响应，办起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每天固定开24锅，有时还根据情况临时增加。汜水周围的饥民经所在村开具介绍就可发票领粥，就食者每日都在千人以上。第17军驻渑池官兵配合节食救灾，先是省出了15万斤粮食，后又拨款开设粥厂11处，增加节粮力度用于施粥。第三十六集团军把节余下来的4万多斤粮食交由各级政治部，会同新安县政府、地方保甲长散发灾民以资救济。陕西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1943年春自发节食十日，共得面粉5 000多袋，由豫省驻陕粮秣处汇扣拨交。

河南驻军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汤恩伯系统的中央军，该部也积极参与救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29、暂15军全军，三一分监部，独立第14、15旅等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共计节粮128万斤，用于救济赈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又分两次放出小麦、杂粮等军粮600石，用于救济漯河大新店镇一地灾民，此地当时没有饿死一人，这在河南大灾中实属罕见。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第十五、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骑兵第2军及骑兵第8师，第85军等部，也从1943年1月份至5月，筹得赈灾粮125万斤。此外，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又单独捐出赈灾粮15万斤。

1942年的河南，当时是抗日最前线，并不是大后方，占据河南的既有国军，也有日军、共产党军队、豫西土匪等各种势力，占据区犬牙交错。救灾中，当时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做了一定的工作。现在还留存有大量当年河南国统区赈灾文章、历史照片，政府不但在各车站、集镇、街道广泛张贴有抗灾标语横幅，还开仓赈灾。此外还有政府专门开通免费火车组织疏导灾民坐火车前往陕西、甘肃逃荒的照片。

在此次救灾中，何应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就是大量收容灾童。1943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来到中原大地，用相机拍下了沿途见到的一切，而这一切使他感到无比震惊。这位美国记者说：“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大战再次在河南爆发，日军依靠庞大的机械化部队，大有横扫豫中平原之势。日军围攻许昌时遭遇国军顽强抵抗。激战至30日晚上，防守许昌城的新29师伤亡惨重，师长吕公良壮烈殉国。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被日骑兵部队包围，多亏他的一个参谋长亲率警卫部队将日军引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才得以脱险。蒋鼎文深知河南战局险恶，在官庄临时战斗指挥所给夫人和胞弟写了一封绝命家书，其中写道：“我早已以身许国，且为职责所在，一息尚存，当与暴敌拼，人生几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关头，我一定认得清楚，望勿以我为念。”

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行至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伏兵袭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捐躯。24日，日军突入洛阳城内，守军第15军及94师与敌展开最后的巷战，次日8时，洛阳失守。

豫中会战日军伤亡约4 000人，国军的损失更大，据日军统计，阵亡和被俘者超过4万人。

就在中日河南浴血惨烈大会战期间，包括第四集团军在内的许多参与过救灾的军队，都不同程度遭到当地民众袭扰。当时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据史料记载，当时有铤而走险拦路抢劫的，有与讨麦士兵发生武装冲突，以致互有伤亡的。各县都有数千民众，向县政府缴契、缴农具、请愿，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发起群体暴动的。此种现象，可以说是在河南境内随处可见。

当国军士兵面对日本“一号作战”撤退时，乡民们更是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还杀了一些国军，有的士兵甚至被活埋。豫中会战中发生的河南民变和1942年的大饥荒一样，同样值得今人反思。

1945：胜利来得太突然

这场险胜来得又太快了，而为了这场胜利，中国人民等了整整14年。在这漫长的14年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就展开过22次大型会战，1 117次中型战役，38 931次小型战斗。其中国民党261名将军战死疆场，陆军伤亡、失踪、负伤3 211 419人、空军阵亡4 321人、坠机2 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

1945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和世界发表胜利广播。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经重庆电台传出，重庆市民大放爆竹，欢欣之状空前。1945年9月9日上午九点，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受降仪式。之后的一个月中，在15个受降区，分别接受了日军投降。直到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受降仪式的完毕，才宣告中日相持了50年的两度战争到此正式结束。

直至今日，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当日本投降时，很多中国人乃至国共抗战的最高级领导人都深感突然和意外，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不乏对抗战一直持有悲观情绪的人，甚至在胜利到来之后仍然“后怕”不已，连呼惊险，庆幸侥幸获胜。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毫不掩饰自己的判断：“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这场险胜来得又太快了，而为了这场胜利，中国人民等了整整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就像在炼狱中一样熬过了漫长的14年。在这漫长的14年中，中华大地上历经无数次惨烈的战役，有官方数据统计，自1937年到1945年八年的正面战场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就展开过22次大型会战，1 117次中型战役，38 931次小型战斗。其中国民党261名将军战死疆场，陆军伤亡、失踪、负伤3 211 419人，空军阵亡4 321人，坠机2 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

台湾“国防部”市政局《抗战军人忠烈录》、《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等多方资料汇总的《国军抗日战死将军名单》显示，共有21名上将、73名中将、167名少将阵亡殉国。其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同时张自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国民政府军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在1937年7月28日当天相续阵亡，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是全面抗日以来，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在那个狼烟四起、浴血奋战的年代，两位将军浴血抗战为国捐躯，激起了一代中国人为国而战的斗志。无愧为“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陈诚回忆说：“八年抗战的历史，可以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国家和人民牺牲之大，为亘古所未有。我们所以甘愿担承这样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不完全是因为不能忍受日本的欺凌，而是由积极的目的在的。这目的就是国民革命的目的，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日本处心积虑灭亡中国，多年于兹，最利于中国的愚弱分裂，最不利于中国的建设统一，今见中国的建国工作，已如箭在弦上，这才发动了政府全中国的战争。可见中国之起而应战，是为了建国大业之遭受破坏，并不是为了不忍一朝之忿。换言之，我们八年抗战的目的，是为了建国，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胜利。”

时至今日，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已经无法统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900万平民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 500万人成为难民。加上国军牺牲321万，此外还有中共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牺牲25万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 046万人，累计战争直接伤残人口3 480万人，单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 000万人以上。

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经济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 500亿美金。这还不包括，日军在东北、华北等地大量开采盗取的煤炭、钢铁等矿产资源。6 50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9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政局异常复杂，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并发展，新兴的中间势力迅速崛起，力图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力量深度干预中国内政，由此形成复杂微妙的“三国五方”政治格局。在这个政治格局中，有着鲜明的层次：美苏居于主导地位，国民党政府居中，中国共产党居于被支配的底层。而中间势力的一时勃兴，则是这一政治格局的产物。“三国五方”政治格局，是1945年战后中国政局发展变化的起点。

影响1945年中国政局走势的《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就是大国政治的产物。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蒋介石得知后曾进行了抗争，但在美、苏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为这些协议和条约的签订，信誓旦旦做了以下保证：（1）彼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统一；（2）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3）彼所欲望者乃为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4）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遣之代表协同苏军进入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5）彼同意朝鲜半岛由中、苏、英、美4国政府共同托管等共七条保证。

在苏军侵占东北后，为中国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迅速进军东北，为自己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美苏基于避免内战的目的，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民主改革，运用各种方式极力限制国民党在中国的全面控制力，并给予战后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一定的同情和扶持，这也触动了国民党的政治利益，促使国民党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形成反《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声浪。不仅如此，《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受到了来自中国内部的强有力挑战，这两个协定（条约）所确定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开始动摇，战后中国的天空再次诡异起来，重新陷入内战的阴霾。

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1945年蒋介石宣告抗战胜利的演说全文）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见青天白日了。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须知我们战胜的含义决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胜仗的一点上，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同胞们：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我说这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做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第二十九章 胜利的背后及之后

抗战中的中国难民

让这些难民没有想到的是，南京、上海并没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不久，他们的逃亡再一次开始。这次逃亡来得那样快，几乎没让他们喘一口气。1937年8月13日，开战以来最艰苦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城市保卫战——“淞沪会战”开始了，刚刚逃到此地的北方难民和这里的原住民形成了更大的难民潮。

八年抗战中，无数有家有业的国民变成了颠沛流离的难民，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民失去家园变成了难民，现在也无法进行详细统计，有的学者估计有数千万。他们中有的是在战争来临前就举家迁徙；有的是在战争进行时，自己的家园被毁而被迫流离的；有的则是在某次战役结束后，由于中国军队战败，自己不甘心在日本人的奴役下生活，愤然离开家乡的。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这些中国人都没有逃脱背井离乡的厄运。而背井离乡往往只是难民悲惨生活的开始，八年中，中国难民逃亡的路途往往留下的都是血色的脚印。

最早在日寇的铁骑下被迫沦为难民的，要数中国东北三省的民众。九一八事变后，有数十万的东北民众涌入关内。他们有些原本就是从关内到关外谋生的移民，有的则是东北官员的家眷或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入关后散布在北平等大城市，大部分都还能找到求生的活计，只有少部分人因生活没有着落而重返东北。总的来说这次形成的难民潮，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还未全面开始，国民政府还有余力顾及，所以还未形成灾难。但是这批最早遭受日寇蹂躏的难民，也成了中国抗战最早的呐喊者。他们的遭遇成了抗战最好的宣传单，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游走全国，为抗战呐喊。一首《松花江上》唱红了多少国人的眼睛，又激起了多少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原本平静的关内也变得不再平静。据当时的资料记载，在北平沦陷的前两三个星期，城内一些有钱人家就已经携带细软举家迁出了北平城。平津沦陷过后，大批市民成为难民。他们当时迁移的方向大多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这两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们知道，虽然日军强大，但这样的两个国之重镇，政府一定会尽力保全，逃到那里也许还能过上一段安稳日子。在1937年7月中旬到8月初之间，到底有多少平津难民逃到这两地，现在已无法统计，资料说一些几万人口的小城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成了空城。

不过，令这些难民没有想到的是，南京、上海并没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不久，他们的逃亡再一次开始。这次逃亡来得那样快，几乎没让他们喘一口气。1937年8月13日，开战以来最艰苦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城市保卫战——淞沪会战开始了，刚刚逃到此地的北方难民和这里的原住民形成了更大的难民潮。开战以后，每天都有3万人左右离开上海。不过上海的人口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倒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不少国人把上海的租界当成了避难的最佳选择，据说仅仅是“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了租界。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却不得不去寻找外国政府的保护和救济，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耻辱。

中国难民最黑暗的日子不是在抗战之初，而是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一年。1944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连失利，日军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战争，以便抽调更多的兵力去应对太平洋战场，加强了对中国大后方——西南诸省的进攻。由于此前从华南、华北等地迁来的难民多数现在就集中在西南地区，因此湘桂地区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国抗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已经精疲力竭，对于如此之多的难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民逃难路上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这就是抗战史中有名的“湘桂大逃难”。

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一些当事人，回忆起那段逃难的经历，也是感慨万千。有的家庭抗战爆发后历经两次逃难来到了桂林，不想在1944年的冬季，日军发起了针对桂林的攻势，又不得不再次走上逃难的道路。背后有日军的追赶，身边却没有中国军队的保护。很多人亲眼目睹一些人趁火打劫，他们抢夺难民财物，甚至肆意奸污难民中的年轻女子。沿途难民还遇到了丧尽天良的土匪，他们也把难民当成了“唐僧肉”肆意抢劫和掠杀。曾经有一队来自浙江的难民逃到了贵州山区的一个山寨，起初山寨还尽力帮助难民，但是山寨中的恶霸看中了一个难民的女儿，就逼迫人家给自己做小老婆，难民不从，他就用几十个难民的生命作威胁。可怜的人们不仅要遭受敌人的驱赶之痛，还要忍受自己人的凌辱。有人说在这次逃亡的难民背后，其实只有区区3 000日军骑兵追赶，而且没有重武器，没有后勤补给。就是这样一股日军，赶得几十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这几十万人中，不仅有普通民众，也有像李宗仁之妻李秀文这样的官员家属。李夫人在她的回忆录《我与李宗仁》一书当中，也讲到了这次逃难的经过。书中写道：“由于饥饿，小儿女哭得声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饿死，也顾不上掩埋。”

八年抗战，日军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是无法统计的。作为后代的我们，不应该只记住战士们奋勇杀敌，而数以亿计的中国难民的血泪史，同样是中国抗战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抗战中外国对中国的援助

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援助可以说是“各有心事”，但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却是无私的。无论是2 000名苏联的志愿飞行员，还是美国的“飞虎队”；无论是白求恩医生，还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助过中国难民的卡尔·京特博士。

一个是日薄西山的古老帝国，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即使闭关锁国，也掩饰不了它虚弱的本质。一个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从“明治维新”开始，近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已经让它在亚洲傲视群雄。中日两国，就是在这样的实力差距下，开始了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

战争开始的时候，无论从国家经济实力、工业基础，还是从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中日之间已经不是一两代，而是近百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依然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除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争以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巨大的外援对于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援助中国抗战的最大一股力量来自于欧美。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法国给中国提供了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在战争开始一年半以后为中国提供一笔200万美元的贷款援助，即使一直号称是日本盟友的德国，为了把中国拉入反对苏联的阵营，也在抗战初期为中国提供了援助，除了派遣军事顾问以外，还为中国提供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淞沪会战如果没有德式装备，中国肯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过，德国的援助后来在日本的强烈抗议下停止了。在所有外援国中，美国的援助是最大的，在战争开始后，它给中国提供了一笔数额为2 000万美元的贷款。然而为了不激怒和疏远日本，美英政府都规定所提供的贷款不能用来购买战争物资。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就只剩下外交上的了。

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会在战争初期表现如此暧昧呢？

首先，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对欧美各国的在华利益损害并不大。在淞沪战场上，甚至出现了租界外炮火连天，租界内歌舞升平的奇异景象。可见日本在刻意保护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利益。

其次，日本毕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再加上有德国的前车之鉴，所以反对是必要的，援助也是必要的，但是“意思意思”就可以了，不需太认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在南太平洋和南亚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这个时候被日本人触动了利益的欧美，特别是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对中国战胜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给予中国的现金贷款就高达6.16亿美元，援助中国的各类军事物资，总价值超过了13亿美元。装备并帮助训练了39个全美械师，这些部队后来都成了抗战反攻的中坚力量。但中国也为美国最后打赢日本，甚至在战后赢得世界霸主的地位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所以，总的来说美国这笔“生意”做得一点也不亏。

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援助可以说是“各有心事”，但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却是无私的。无论是2 000名苏联的志愿飞行员，还是美国的“飞虎队”；无论是白求恩医生，还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助过中国难民的卡尔·京特博士。他们都是本着一颗仁爱的心和争取自由、反对压迫的精神在帮助中国人民抗击侵略。那些无私地援助过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人们，他们的英名和精神将永垂不朽。

不过，也有的外援根本没有任何善意，甚至居心叵测。

众多大国中，最早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不是欧美，而是苏联。据史料记载，早在1937年9月，苏联就给中国提供了第一批援助，这里面包括大约1 000架飞机，2 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专家以及大量的火炮、军需品和石油，所有援助物资大约相当于2.5亿美元。而这时的欧美，还在本着中立原则，仅仅在外交上支持中国，或者为中国提供一些有限的非战争物资的援助。那么苏联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帮助中国的国家呢？它的援助是出于一个大国的国际正义感吗？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得从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说起。这场在中国领土上的战争，实际就是两国为争夺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场战争日本完胜，特别是对马海峡一战，俄海军的第二、第三舰队几乎被全歼。一战下来俄军受到重创，不得不退出了对远东利益的争夺。

苏联成立后，也如彼时的沙俄一样对远东、中国开始有利益的要求。针对日本侵略中国，苏联既可以再一次插手远东事务，又可以用一场“代理人战争”报一箭之仇，援助中国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苏联也和当初的沙俄一样，重视的只是利益，当有更大利益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远东的利益和战败的耻辱，当然就可以不管不顾了。1939年，为把德国“战车”始终控制在欧洲其他几个国家里，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早先签订的《中苏协定》的无耻背叛，自从那时候起，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就终止了。

开始援助是为了利益，终止援助同样是为了利益。时隔四年，苏联再次拿出了反复无常的嘴脸，不过这次遭遇背叛的是日本。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苏联通过一个多星期的作战，换取了中国政府默认蒙古独立的结果。

胜利的代价

八年抗战，中国的经济损失大概是2 000亿美元，也有人说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 600余亿美元。而194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才2 123亿美元。“地大物博”的中国在战后简直是一贫如洗。

代价，往往是指为了得到某样物品或者实现某个目标，而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等。这个付出可以是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一场血腥的战争强加在了中华民族的头上。“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的刺刀已经扎进了同胞的胸口，铁蹄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山河。为了同胞不再惨死，为了故乡不再涂炭，为了赶走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李宗仁回忆录》（下）这样写道：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由此可见，李宗仁在胜利后非但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徒生了“凄恻”之情，其回忆录里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胜利的代价过于昂贵。

“八年抗战”，这是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民族赶走侵略者所用的时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从那时候开始，中华大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直到1945年日本人在投降合约上签字。这样算来八年时间似乎不错。但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算法，因为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城，从此霸占我东三省长达14年之久。所以又有14年抗战之说，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应该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甚至从1879年日本出兵占领琉球群岛那时算起。

中华民族为了抗击日本人付出的时间竟然长达大半个世纪之久。

“地大物博”向来都是中国的帝王标榜中华的必用之词。作为曾经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中华大地确实有数不尽的财富，而这些财富也不止一次地引来过外族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样来自其对中华财富的贪婪。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卫国战争打下来，在经济上中国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很遗憾，这是所有中国人都想弄清楚的问题，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学者可以给出准确的数字。我们先看看当年作为中国的大后方。正如前文所说，单是6年又10个月日军的轰炸，就给重庆带来了100亿法币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个数字还是战后重庆市的学者通过6年时间收集整理出来的一个保守数字。

至于全国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本就无法估量。有些学者根据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保守估计了一下，仅仅是八年抗战中国的经济损失大概是2 000亿美元，也有人说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 600余亿美元。请注意这仅仅是按当时的价值来计算的，而194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才2 123亿美元。战争过后说中华大地是一片废墟，一点也不为过。“地大物博”的中国在战后简直是一贫如洗。

如果说前两样代价我们还可以量化其价值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种代价却是我们无法量化的，也是最不愿意付出的——这就是活生生的生命。

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在报告中详细地统计了中国军民的伤亡情况。让我们记住这血淋淋的数字吧：军人作战伤亡3 227 926人，其中死亡1 328 501人，负伤1 769 299人，失踪130 126人；平民伤亡9 134 569人，其中死亡4 397 504人，负伤4 739 065人。这组数字不包括国军在战争中因病死亡的422 479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国军方和地方研究机构与政府调查统计部门共同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 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 500万人。”

另外一个无法量化价值的，恐怕要数中国文物的损失。据统计，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巧取豪夺了中国的大量文物。查明并有据统计的包括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 607 074件，又有遭劫古迹741处。这些文物古迹的损失，不仅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时间、金钱、生命、古迹，中华民族为抗战胜利付出的这些代价无法用任何一种人类已知的物质去衡量，而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主。

解密缴械的幕后争夺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幅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日军，一方面拒不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缴械投降，另一方面又一再催促美军和国军赶快来接收城市和装备。

1945年8月15日，在大街小巷的广播里，传出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许多在华的日本军人掩面而泣，因为他们“大东亚圣战”的梦破碎了。天皇的诏书讲得很明白，让他们放下武器，停止继续进攻，等待盟军的缴械。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人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不过麻烦也接踵而至，这时候，日本在中国共有105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他们手里不仅有中国军队稀缺的枪支弹药，还有坦克、重炮这样当时的尖端武器。缴这样一支军队的械，是个难题，也是一块“肥肉”。为了这块“肥肉”，各地武装纷纷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缴械”的大戏。

这场“大戏”的主角当然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

抗战后期，为了达到彻底灭亡中国的目的，日军的大多攻势都是围绕着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展开的，所以在抗战结束时，国军主力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大多散布在华北、东北、江南等敌后，而且他们的根据地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如果按就近缴械的原则，那么主要分布在大部分城市的日军，都得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缴械。这样的情况对国民政府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7万，急速扩张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果获得了日军的装备，那么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况，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接连下了三道命令。

一道命令是给国军各部的，要他们积极地向华东、华南的敌占区挺进，尽快接收日军的装备，进驻日军占领的城市。

一道命令是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的，要他们原地待命，放弃对日军的进攻行动。

还有一道命令是给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要他节制各地日军，在国军或是美军没有到来之前不要向任何军队投降缴械。

针对这样的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当然不服，于是彭德怀也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给八路军及新四军各部的，要他们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视定之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命令特别说明，如有拒绝缴械的，就地消灭。另一道命令也是给冈村宁次的，要冈村宁次的部队就近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缴械投降。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还在想方设法地阻止国军向日军占领区前进。根据当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写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从1945年10月上旬到1946年的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分别在津浦路、胶济路、陇海铁路东段及山西境内的铁路上设法让国军无法向受降地区集结。同时共产党的部队，还在对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发动进攻，就在日军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周，就向天津发动了进攻。在天津的日军拒不缴械，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日军，一方面拒不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缴械投降，另一方面又一再催促美军和国军赶快来接收城市和装备。

面对如此局面，国军开始逐步放弃由陆地向受降区域开进，改为由美军空运国军部队到各地区集结。数百架C–46和C–47运输机频繁起降，从8月下旬至9月末，将1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上海，为此耗用了上亿美元的运费。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十分骄傲地说：“在大战时期，美国空中运送军队，以此次运量为最大。”

当时国民政府把整个中国划分成了15个受降区域。在划分时，蒋介石简直伤透了脑筋，既要考虑到国军能尽快赶到受降区，又要考虑到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利益。八年抗战，使不少国民党人吃尽了苦头，现在抗战胜利了，应该好好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因此在不少国民党人的心里，想到的就是“五子登科”，于是有不少人跑到蒋介石面前，要接收、要地盘、要军队。蒋介石本想凭借这一次对日军的缴械，进一步加强国军的实力，可是就是这样一部分国民党人，把好好的一次“扬我国威”的受降缴械变成了群魔乱舞的“分龙会”。他们为了抢夺地盘，竟然大肆收编伪军，甚至利用只准向国军投降的命令，暗地里和日军勾结，让当地还没有撤退的日军变成了他们地盘的“守备队”。一些高级将领大肆侵吞敌产，甚至利用清算汉奸的机会，霸占平民的财产。军统北平站的站长马汉三，据说就是因为侵吞敌产被戴笠发现而先下手为强，在戴笠回南京的飞机上放了炸弹，导致戴笠坠机身亡，让蒋介石整整忧伤了几年。

缴械历时一个多月，国军从日军手上接收了大量的装备。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国军共接收日军步骑枪685 897支，手枪56 698支，轻重机枪30 961支，各种火炮12 446门，坦克155辆，飞机1 068架，这些武器装备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军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不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在这次缴械中得到了实惠。首先，由于东北大部由苏军占领，这些地区最后也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其次，在接收中原地区敌占区的时候，共产党军队注重占领一些中小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逐步实现。从此，中国共产党转变成了一支有军队、有装备、有地盘，可以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

从日军投降缴械起，内战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我的河山

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人物

陈钦 编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我的河山 : 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人物 / 陈钦编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086–4181–2

①I. 我…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5801号

我的河山 : 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人物

编 著：陈 钦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181–2 /I·433

定 价：39.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 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目录

序一 中华卫士，碧血千秋

序二 尊重历史者自知 自知者强

第三十章 马占山 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

第三十一章 赵登禹 第一位殉国将军

第三十二章 左权 “两杆子”都过硬的将才

第三十三章 张自忠 曾受质疑的血胆英雄

第三十四章 彭士星 常德会战中牺牲的将军

第三十五章 戴安澜 印缅战场的“海鸥将军”

第三十六章 蒋百里 最早提出持久战的儒将

第三十七章 胡兰畦 集美女、作家、少将于一身

第三十八章 张治中 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将军

第三十九章 李宗仁 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

第四十章 许德厚 台儿庄杀出的“民族之光”

第四十一章 傅作义 保卫内蒙的布衣将军

第四十二章 卫立煌 不愿参加内战的将军

第四十三章 杜聿明 机械化战争的倡导者

第四十四章 宋希濂 促进统一的“鹰犬将军”

第四十五章 廖耀湘 缅甸雪耻的“中国巴顿”

第四十六章 王耀武 王牌军的王牌将领

第四十七章 邱清泉 既是“疯子” 又是“诗人”

第四十八章 张灵甫 北大走出的“跛腿将军”

第四十九章 余程万 人生如戏的“虎贲师长”

第五十章 胡宗南 黄埔的矮个子将军

第五十一章 孙立人 特立独行的美国“海龟”

第五十二章 胡琏 “如狐似虎”的重庆守卫者

第五十三章 孙元良 低调的黄埔飞将

第五十四章 李弥 “金三角”的前世

第五十五章 白崇禧 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首倡者

第五十六章 阎锡山 “模范战区”的司令长官

第五十七章 陈诚 毛遂自荐守陪都

第五十八章 薛岳 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第五十九章 何应钦 亲手接受日军降书

第六十章 宋氏四姐弟 近代中国最传奇的家族

道不同而相谋

三姐妹的统一战线

宋美龄前线险殉国

还原真实的宋子文

后记 修复历史 照亮未来

附录

最后的怒吼 ——抗日名将决死誓言录

阵亡将军名录

序一

中华卫士，碧血千秋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来又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历史不可信，对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历史是什么？科学地说，铁板钉钉，它是对以往真实发生过的事的忠实记录。但由于编写者身份和背景的不同，这“真实发生过的事”，有被隐瞒、歪曲、夸张、缩小、各取所需的可能，因而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真相。

然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经不起比历史更伟大的“时间”的检验。他曾经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胜利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利益歪曲和篡改历史；但世上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当他一旦退出历史舞台，“时间”会不留情面地检验他所编纂的历史，让历史恢复真相。至于任人打扮一说，就要看那个“人”是何种角色了，是迎合某种统治力量为之涂脂抹粉的人呢，还是能像“在齐太师简，在晋董狐笔”的那种不计个人生死安危、秉笔直书的人。因而，我们面对历史必须慎之又慎，切忌盲目地相信；但与此同时必须对历史心存敬畏，相信经过时间汰洗、人心检验的历史是可信的。其实，历史就是天意，是人类精神的永恒积淀，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鉴定它的真伪，规范它的航程。所以，任何权力如果对历史完全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那它就会无法无天，一意孤行，丝毫不理睬历史的惩罚，直至覆亡。

只有在弄清楚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之后，实事求是地评价伟大的抗日战争才有可能。

在我的高中和大学年代，我们被告知的抗日战争历史是一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时代在逐渐恢复真相。由国防大学首先推出的正面战场一说，让人耳目一新，开始对那段有关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知。而如何梳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惨烈异常、感天动地的伟大进程，如何再现当年国军所承担的历史重任、所做出的壮烈牺牲，以及全国军民所忍受的苦难、抗争和奉献，则仍然需要有心人来搜集，来记录，来查证，来编撰，全面地评价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陈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他致力于修复历史的事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和称颂。去年的一部历史著作《北洋大时代》成为畅销书，长期占据当当、亚马逊销售榜排名前列；今年又推出抗战史图书《我的河山》，我由衷地为这位后生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也由衷感谢他以如椽之笔、坚持数年完成了《我的河山》这样一部史诗般的作品。

陈钦先生怀着刻骨铭心的敬意，和巨大的勇气与热忱，记录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国军抗日战争全过程，对千万忠魂奉献了一瓣心香，借此安慰了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苦难灵魂，也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尤其是让对70年前的事一无所知的“80后”、“90后”，能穿透岁月的迷雾，看到这段真实的历史，那是何等不易的一个壮举啊！

日本侵华战争不但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也是一场极不公平的战争。日本军阀蓄谋已久，仗着装备精良、如狼似虎的优势兵力，悍然对热爱和平、装备落后、缺乏必要战争准备的中国发动了猖狂进攻。被迫应战的我国军队，不得不以血肉之躯与之作殊死战，真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牺牲之惨烈史无前例。然而，热爱祖国、同仇敌忾的国军奋起反击，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终于使大地重光，夺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无论怎样讴歌和赞美都不为过的。

淞沪会战、四行仓库抗击战、血战台儿庄、武汉保卫战、万家岭大捷、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昆仑关大捷、远征军松山大捷、湘西大捷等可歌可泣的战役，是国军在全国民众的支援下，所进行的举世瞩目的战斗。无数英勇儿女为国捐躯，给敌寇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死死拖住并杀伤了日寇的主要军力，为盟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国军是以牺牲321万士兵、210 位将军取得最后胜利的，书写了永垂史册、彪炳千秋的伟大史诗，气壮山河，争光日月！

让我们永远记住赵登禹、佟麟阁、蔡炳炎、朱耀华、朱赤、高致嵩、萧山令、王铭章、戴安澜、许国璋、孙明瑾、柴意新等为国殉职的国军将领的名字，以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空军和全军覆没的海军的卓越功勋；记住千百万无名英雄，包括远渡重洋、为援助中国抗战而来的美国无名志愿者的英魂。除此之外，还要记住像王耀武那样的常胜将军，以及李宗仁、张自忠、杜聿明将军的名字。没有这些抗日名将和无名英雄，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陈钦在纪录国军抗战时，不尚空谈，而是以各次战役的真实历程、敌我双方所提供的史料作证，以具体的数字验证了牺牲是何等惨烈，胜利的取得是何等不易，其可靠性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检验。

陈钦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决不回避国军抗战过程中所遭遇的失败和耻辱。淞沪会战的估计不足，南京保卫战仓皇混乱的撤退，中条山的溃败，野人山的悲惨遭遇，军令的自相矛盾等等都有实事求是的记录。只有一个懂得沉痛总结失败教训的民族，才有望成为一个过而能改、知耻近乎勇的伟大民族。

《我的河山》有严密的结构，会战篇完整记录了抗日战争中两军交战的全过程，让人几乎身临其境地目睹国军抵抗的战线是怎样由东到西、由北而南地后撤，以实现“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目睹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国军怎样逐渐由弱变强、由被动退却到开始反攻的过程。烽火漫天、血腥遍野，千万忠魂、前仆后继，构成了这部悲壮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幕后篇和人物篇是对会战篇的摘要细化。着重点是背景介绍和重要事件的揭秘以及抗战人物的事迹，尤以对主要人物的褒贬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最难能可贵的首推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友邦美国等备受争议的话题，作者能以事实说话，让受众自己以良知、识见和判断力去做出公正的评判，而不以一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体现了一位良史的勇气、使命感和求实精神。

关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我还有一事要说。在抗日战争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如本书所述，咬紧牙关紧缩政府开支，舍得拿出仅次于军费的大量经费坚持办学，各级各类学校弦歌不辍，使中华民族子弟不致因战争而失去求学的机会，让中华文明、科技文化事业得以薪火相传，培养了包括李振道、杨振宁在内的一代大师和各色人才。

关于宋美龄女士，读者只要读读本书自会有新的感受。她是一位和蒋介石先生同甘共苦、甘冒风险尽心尽力辅佐夫君的贤妻，一位首次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的中国女性，为国军力争外援的准外交家。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夫人，是无愧于她的祖国的。

掩卷独坐，感慨万千。自我童年、少年时期以至今日的风云变幻，历历如在目前。最后谨借拙序，祈祷我的祖国能度尽劫波，兄弟释嫌，金瓯完整，世界和平，人类永不再战！

是为序。

沈泽宜

2013年5月1日于中国·湖州

序二

尊重历史者自知 自知者强

《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之会战篇、幕后篇、人物篇三本巨著在京城出炉，文字、图片可谓还原抗日战争历史的全本之作。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这部作品注重使用大量的史实，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该书的纪录片作品《国军抗战全纪实》已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网络总点击一亿多，掀起网络上关注抗日及关爱抗战老兵的热潮，一部作品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确实超过了创作者的预期。司马迁的《史记》为何能流芳百年，就在于讲述的全是真相、实事，以事实说话。司马迁曾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根据创作者陈钦先生的说法：“影响力源自真实”。他对历史的严肃性、认真度为后人仰止。从这部创作时间长达四年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纪录片创作人陈钦先生继承了司马迁的品格——秉承良知，严谨练达，知而有异。

我以为，抗战作为历史不能胡扯，不能臆造，更不能瞎安。就拿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刀进行曲》来说吧。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守宛平城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英勇抗日的捷报从北平传到上海。当时23岁的麦新热血沸腾，彻夜不眠。《大刀进行曲》7月创作完成后，8月就在上海首次演出，麦新亲自指挥，听众产生了强烈共鸣，掌声和抗日口号震动了整个演出大厅。《大刀进行曲》这首不朽的时代战歌传遍中国。从麦新当年留下的手稿中看出，他为这首歌写的副标题是“献给廿九军大刀队”。原词是这样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1949年后，歌词第二、第七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并且拿掉了“献给九军大刀队”的副标题。再后来，《大刀进行曲》被编排在1933年的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了，称麦新是听闻喜峰口抗战后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一首传颂民族精神的《大刀进行曲》先是歌词中没有了“九军”，又把创作时间提前了四年。真是让我汗颜。

今年是“长城抗战”八十周年，我与宋哲元将军外甥女李惠兰女士、抗战名将佟麟阁之子佟兵先生、赵登禹将军之女赵学芬女士等国民革命军第29军抗战将领后裔在长城抗战爆发地河北宽城唱起了原词版的《大刀进行曲》！我问他们：“原词多好呀，谁给改的？”几位老人望了我一眼，又看看远处的长城，长叹一声。

这就是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背后的故事，我想许多人不知道原歌词。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幸亏有了互联网。

2012年5月20日，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嘉一在南京的一个图书活动上，被读者问及怎么看待日本人在南京发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历史真相，加藤嘉一回答道：“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每个历史学家说的不一样。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真相。”

被国内媒体称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的专栏作家的加藤嘉一的这番言论被传播后，立即遭到了众多网民的声讨和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6月11日，我与作家宋体金在新浪微博发起“封杀加藤嘉一，捍卫历史尊严”万人微博签名微活动，呼吁中国媒体、学校等机构中止与加藤嘉一所有合作事宜。微博转发量13 000余次，此活动得到众多网民及社会各界机构响应。一直以来，加藤嘉一都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还鼓吹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事实上像加藤嘉一这样不知道或不清楚抗战史真相的中国人也有很多。坐落于北京东四沙滩的北大红楼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也是从这里走向天安门，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座曾孕育过新思想的北大红楼，在1937年7月北平沦陷期间却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及其分队所在地。在楼内的地下室里，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在东部刑讯室中遭受鞭笞、灌凉水等酷刑的迫害。曾被关押于红楼的燕大、辅大教授有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1943年，北大红楼被交还给当时的伪北大，但是红楼北面隔着民主广场、图书馆的北楼里，还驻有少量的日军，他们蹂躏红楼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当时进入红楼上课的学生回忆：“日本宪兵队是从学校撤走了，但熄了火的烧人炉还耸立在红楼后边广场东墙下的衰草间，墙壁上黑糊糊的烟熏火燎;红楼地下室白墙上还飞溅着被关押拷打中国人时的斑斑血迹。”

我多次到北大红楼参观展览，从未看到任何关于北大红楼是侵华日军宪兵司令部和监狱的说明。走在楼中，即使外面正值酷暑我依然能感到这里的阴森。我也曾经询问别人：“你知道北大红楼在北平沦陷后是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吗？”他们都惊讶地摇摇头。曾经关押拷打无数爱国志士的红楼地下室，一扇扇门里记录着日本宪兵队的凶残，如此有说服力的日本侵华罪证与史实，很多人却浑然不知，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日本侵华罪证不告知大众，我不理解。近百年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战胜外来侵略的历史细节不告知大众，我更不理解。

可怕的不是历史，而是不知道不了解不懂得不告知真正的历史。

可怕的不是不告知历史，最可怕的是告知历史还嗤之以鼻。

作家鄢烈山曾经发过一篇微博《国军抗战全纪实》，以翔实的牺牲数据说明抗战之惨烈，却遭到一些网友嘲笑，说这部作品分明是“中国军队受虐战争史”；有的则痛骂国民政府军队无能，“死了320多万人，还有脸把这些数据拿出来鼓吹抗战功绩”。他们根本没去了解这段历史，我真为这些网友的历史常识和价值观羞愧。论中日国力，中方不堪一击是当时的共识，中方硬是凭借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坚持到抗战最后的胜利。我们甚至无法否认，抗战胜利得益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全面胜利，这些数据代表当年抗战中中华民族付出的巨大代价。正如本书作者陈钦说的，他创作抗战作品，就是为了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时，尽管实力悬殊，仍然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和敢于牺牲的民族气节。

2012年8月，我与陈钦先生作为发起人，与北京希望公益基金会共同建立了中国抗战文化基金（网址：http://www.kangzhan77.com）。中国抗战文化基金以“报国、团结、忠义、福众”为原则，以弘扬抗战精神、关爱抗战老兵、传播抗战文化为宗旨。先后启动了“救助夕阳”、“王二小爱心书库”等公益项目。抗战老兵是捍卫中华热土和抗击日寇侵略的将士，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功臣。他们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他们应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欣慰的是，民政部日前发文，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先照顾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在荣誉方面，文件建议各级政府在重大节假日慰问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碎片化的抗战历史需要整体性呈现，这部巨著开了一个好头。认识到了谬误，就等于距离真理近了一步。敬畏历史并如实地告知后人。我们中华民族才会实现真正的强盛复兴！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国内还未建成国家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我和陈钦先生都坚信：国家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终有一天会在中国大地上高耸。

我们也会为之努力！是为序。

贾元良

第三十章 马占山

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

1931年11月17日的《滨江时报》曾经发表评论说：“黑龙江中国的军人在日军的横暴下孤军奋战。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性男儿的瑰宝，黑龙江的中国军队，是真正的卫国勇士。”

一座看似普通的铁路大桥，寂静地横卧着，这就是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境内的嫩江桥。1931年11月4日，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短短40多天，中国东北半壁河山被拱手相让，这一奇耻大辱让中华儿女愤恨不已。11月4日，黑龙江的一位小个子军人——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带兵在嫩江桥激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

图30–1 江桥抗战纪念碑

马占山，字秀芳，1885年11月30日出生在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贫困农民家。19岁的马占山，为了生计，给镇上的大地主放牧。后离家出走，落草为寇，不久被推为头目，过着占山为王的草莽生活。

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带领部下从军，后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提出中国军队撤离江桥的无理要求。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拍案而起，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

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受日军指使向嫩江桥马占山所部发起进攻，马占山将其击败。马在战场上誓言“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图30–2 马占山戎装像

11月3日，马占山断然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4日清晨，日军就出动7架飞机掩护，4 000士兵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助攻下，向江桥发起猛攻。马占山马上命令部下奋起反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全面爆发。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日军损失巨大，撤回南岸。但是双方军事实力毕竟悬殊，日军随后又集结多个师团，3万余人，另外有伪军3个团，还有相当数量的轰炸机和各种山炮、野炮、重炮等先进武器以及充足的作战物资。而马占山所带领的黑龙江守军兵力，只有徐宝珍卫队团等1.3万余人，兵器上更是相形见绌。日军的火炮射程在30里，而马占山所部炮兵的射程还没到人家一半。

马占山不畏强敌，亲临前线指挥抗战，挫败日军多次进攻。由于敌众我寡，没有支援，武器落后，马占山的抗日部队伤亡惨重，尸横遍野。激战数日，守军不得不撤离嫩江桥。此役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英勇的守军浴血抗战，毙伤日伪军6 000多人，自身仅伤亡2 000多人。

由于当时东北沦丧不久，马占山江桥奋勇抗战给中华儿女以莫大的鼓舞，获得全国人民一致赞誉，马占山的名字一夜之间迅速传遍全国。全国各地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国内外爱国人士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通电、汇款支持马占山。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教育家陶行知在《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中，盛赞马占山“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那时，江桥战役和马占山的名字家喻户晓，上海一家福昌烟草公司，还特地生产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图30–3 上海的福昌烟草公司专门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1931年11月17日的《滨江时报》曾经发表评论说：“黑龙江中国的军人在日军的横暴下孤军奋战。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性男儿的瑰宝，黑龙江的中国军队，是真正的卫国勇士。”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人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很快就成为国人眼中的卖国贼。

日本侵略者为了顺利建立伪满洲国，采取各种手段对马占山进行威逼利诱，马占山最终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公然于1932年投降日本，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引起举国一片痛骂哀叹。

但马占山投降日军没多久，就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 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他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一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马占山在拜泉约集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三路人马共7 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兵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由于日军集结重兵，马占山战事失利，被迫率兵退到苏联。

图30–4 马占山及其部属在黑河留影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抵达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特别反感变节者的蒋介石显然已经不相信这位昔日的抗战英雄，所以并没有对他委以重任，失落又悲愤的马占山曾作诗一首，以排解忧国忧民之情。

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

爱此嵚崎石，状如於菟伏。

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

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

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

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

虽然遭受冷遇，但是马占山的抗日热情并未减退，仍怀着一颗爱国之心。1937年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与共产党军队合作十分和睦，多次率军共同与日军浴血奋战。他时常吟诵岳飞的名作《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占山被蒋介石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1月上旬，马占山参与说服傅作义，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宣布起义。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因肺癌病逝于北京，享年65岁，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见证岁月的嫩江江水依旧平静流淌，嫩江江桥依然静静伫立。但马占山和他领导的东北人打响的抗日第一枪，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远地铭刻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里。

第三十一章 赵登禹

第一位殉国将军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虎伤人。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水浒传》中的武松那样赤手空拳将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上挥拳的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几个字作为纪念。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嘿！

这首激励中华儿女抗日的军歌，曾影响过一个时代，而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就出自于赵登禹将军和他带领的大刀敢死队。

1933年3月9日子夜，喜峰口兵马集结，战势危急。第109旅旅长赵登禹奉师长冯治安之命，派王长海的第217团为先头部队，星夜赶赴喜峰口接防。

11日夜11时，赵登禹带伤亲率500人的大刀敢死队，每人一把匣枪，5颗手榴弹，背后一把镔铁打制的大刀，绕过崇山峻岭直击日寇。经过一夜浴血搏杀，歼灭敌军半数以上，缴获日军大量机密文件，摧毁日军大量军火。捷报传来，全国百姓欢呼雀跃，街头巷尾无不谈论大刀队的英勇。赵登禹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国民党统帅部授予其中将军衔，颁发“三等去麾勋章”，并将其升为第132师师长。

赵登禹将军骁勇善战，同时也充满仁爱之心。当时前线战区一直流传着将军“打虎不伤狐，凌强不欺弱”的故事。

图31–1 赵登禹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虎伤人。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水浒传》中的武松那样赤手空拳将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上挥拳的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几个字作为纪念。

1934年，赵登禹任132师师长驻防张北县时，在殿布青山猎获两只红色的火狐狸，但他并未按当地习俗取狐皮制皮帽，而是派副官送交北平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为此他还写了亲笔信，此信现存北京市档案馆：

径启者，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谂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

师长赵登禹拜启

若不是亲眼目睹这封信，难以联想，“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这样充满爱心的仁人之语，竟出自喜峰口用大刀杀敌的猛将笔下。

原来，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也有如此柔情仁爱的一面。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武装侵略，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赵登禹所在的第29军正驻防北平，面对敌我悬殊的武器设备和作战实力，第29军的将领们没有退缩。他们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图31–2 第29军出征前的誓师

日本《朝日新闻》著名战地记者冈部孙四郎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刚写完这句话后，这名著名的战地记者就被流弹击中身亡。

当时赵登禹负责守卫南苑地区，据赵登禹女儿赵学芬讲，赵登禹为鼓舞士气，不顾部下劝阻，始终冒着炮火在汽车上指挥，他指挥汽车往来穿梭于各阵地之间，一面指挥一面与敌人拼杀。日军显然注意到了这辆来回穿梭的指挥车，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日军用密集的火力将汽车炸毁，赵登禹双腿当场被炸断，血流不止，浑身多处受伤。赵登禹临终前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39岁。他是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国军高级将领。

图31–3 赵登禹被日军伏击时所乘的轿车

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陆军上将，颁发了“荣哀状”。中共中央悼念其奋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光荣地完成了保国卫民的天职，足为全国军人之模范。1950年，毛泽东亲自签署了80号“烈属证”，赵登禹将军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得到国共两党褒奖的将军之一。

将军的遗体后来被龙泉寺的僧人收殓，1946年经在中山公园举办公祭大会后安葬，其墓地在“文革”中一度被毁。

第三十二章 左权

“两杆子”都过硬的将才

毛泽东曾夸左权为“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过硬的将才，朱德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周恩来夸赞道：“左权是又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

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级别最高的阵亡将领，便是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他牺牲后，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认为：“左权同志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左权，号叔仁，1905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并有着突出表现，被誉为“黄埔新星”。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团长和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等职务，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1938年4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迁移到山西省武乡县，已经担任该部副总参谋长的左权也在其列。不久，日军集结重兵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地区。第十八集团军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的指挥下，连续奋战23天，不仅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还收复了辽县等18座县城，壮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后期的关家垴战斗中，左权亲自上前线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肉搏，基本肃清关家垴一带的日军冈崎大队。在总结这场恶战的经验教训时，刘伯承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左权，我们的血会流得更多。”

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第十八集团军的建制只有3个师，武器装备极其落后。左权奉命到陕西省黎城县赤峪村西的黄崖洞建立了自己的军工厂。黄崖洞海拔1 600米，数面峭壁拔地而起。左权在这里找到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石洞，作为兵工厂的理想厂址。1940年9月，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全部步入正轨，大量的武器、弹药运往各作战部队，年产量甚至可以供给16个团的装备。这所兵工厂成为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武器弹药的重要来源。

1942年春，日军先是对冀中平原实施“五一大扫荡”，半个月后，冈村宁次率第1军主力3万多人不断“蚕食”太行、太岳地区。为了掩藏战略意图，日军频繁在山西、河北一带来回调动。5月22日，彭德怀、左权果断命令第十八集团军主力部队撤出敌人重兵包围的地带，跳到外围作战。

就在这时，向外发送命令的密集电话、电报讯号暴露了第十八集团军北方局总部。日军最初以为这里是129师的指挥所，迅速集结数十倍的兵力展开合围。5月23日，左权收到这一情报，立即与彭德怀等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作战策略。面对敌我力量悬殊、随时可能被日军围歼的危险境地，这次会议决定总部各机关分散突围，由左权指挥两个团的兵力在东西两头牵制敌人。

24日晚，北方局总部机关趁黑突围，通过日军火力薄弱的偏城东据点，向河北、山西交界处转移。一夜之间，总部机关绕过日军三道封锁线，到达十字岭。正当他们准备暂时驻扎休息的时候，突然冒出1万余名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从两翼包抄十字岭。彭德怀、左权等人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决定分兵四路突破重围：左权负责担任掩护，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彭德怀朝西北方向突围；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朝东南方向突围；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突围。然而，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突围行动遭遇严重挫折。

在这个紧急关头，左权命令作战科长王政柱和警卫连长唐万成务必集中力量护送彭德怀逃出日军的包围圈，并一再强调这不仅关系彭德怀个人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命运。

日军很快发现第十八集团军从十字岭突围的企图，便集中兵力加强拦截，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和骚扰。唐万成顺利掩护彭德怀突围后，想率部返回接应左权时，却被一口回绝，只好原路返回保护彭德怀。由于兵力太少，又受到日军阻击，左权率部艰难突围。在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的地方，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作为老兵，他当然知道第二颗炮弹即将到来，自己应该卧倒，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站在一处高地上，大声喊着让大家赶快趴下。就在此时，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胸部和腹部，左权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7岁。

左权为国捐躯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将其葬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写下墓志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朱德也为他题诗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抗战胜利将近7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左权是抗战期间共产党军队阵亡的最高将领，但极少有人知道他的生平。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4年，是第十八集团军将领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毛泽东曾夸左权为“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过硬的将才，朱德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周恩来夸赞道：“左权是又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

这个文武双全的儒将，不仅善于打仗，而且还能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五年里，左权就翻译了20多万字的资料。1942年，他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繁忙的工作和战事中挤出时间，写下了40多篇理论文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据此认为，左权的军事思想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加强中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为纪念这位军事奇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他的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谱写了一曲激荡人心的《左权将军之歌》，永远缅怀这位英雄。

第三十三章 张自忠

曾受质疑的血胆英雄

张自忠战死后，日军列队集体向张将军遗体膜拜，用上好木盛殓。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时，日军下令空军停止空袭一日。

翻阅抗战将领的一张张珍贵照片，耳边仿佛就会回响着轰隆的炮火声和震天的呐喊声。先烈们器宇轩昂，从容不迫，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其中有一张照片令人过目不忘，他身材高大，英气逼人、利落干练。他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张自忠。

图33–1 张自忠

张自忠，字荩忱，1890年8月11日出生，山东临清人，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饱读诗书，后进入天津法政学堂，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1917年加入冯玉祥部队，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张自忠治军严谨，善于训练士兵。在他当连长期间，经他训练出来的第二连全连126名士兵，人才辈出，仅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旅长、团长更是不计其数。张自忠素以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作风著称。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其军棍处罚也是出名的利害，一首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实际上张自忠并非传言中的无情无义，他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谙 “恩威并用” 、“治兵先治心”的治兵之道。张自忠并不是随便责罚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带兵是非常注重拿捏分寸的。

张自忠领军时的大将风范也是有口皆碑，他的参谋长张克侠曾评价他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张自忠第一次跟日军交战是在1933年的长城喜峰口战役。在临战前，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义愤填膺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他还特别要求全军将士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

赵登禹率第109旅抵达喜峰口即与日军展开连续两天不分昼夜的交战，随着日军频繁增援，国军虽然勉强顶住了日军的攻势，但处境渐渐被动。张自忠眼见持续和日军硬拼，消耗兵力，几乎没有胜算，于是同部下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采用日伏夜袭的战术对付日军。大刀队果然有奇效，因为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看见国军挥舞大刀过来，他们都不会开枪，而是以自己的刺刀迎上去，训练有素的大刀队往往让日军的刺刀队损失惨重。在大刀队的阻击下，国军最终守住了长城，使日军不敢再踏进一步。

张自忠抗日英名自此传遍华夏，一时无二，而后来的一次出访事件，却引起了社会舆论哗然，使得张自忠这位抗日名将一度成为备受国人质疑的亲日汉奸。

七七事变以后，平津危急。张自忠在此微妙局势下，还与日方展开一系列交涉，此举备受正处于狂热抗战激情中的国人的争议。

图33–2 1937年春，张自忠与冀察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宋哲元、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教育厅长赵伯陶合影

面对着中日军队武器装备、训练质量等方面的悬殊，张自忠对日的基本应对措施是“迎战而不求战”，事后也证明张自忠当初与日谈判只是缓兵之计。张自忠参加的台儿庄战役和随枣会战就充分证明了他坚持抗战的态度和决心。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在临沂、滕县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国军伤亡惨重，庞部急求援军。张自忠率援兵到来后，庞炳勋大吃一惊，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张自忠起初不愿意来救，他回复李宗仁说：“我在任何战场都愿拼命，唯独不愿和不仁不义的庞拐子合作”。气话归气话，但他最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个人恩怨，率第59军以日行180里的速度日夜兼程赶去增援庞部。两个死对头携手抗战，确保了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记载：“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其感激张氏自不待言，从此，庞张二人竟成莫逆，为抗战中一段佳话。”

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张自忠率军就连续对日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斗，消灭日军数千，战功卓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又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图33–3 1940年，张自忠驻兵当阳时练兵

1939年底，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组织了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张自忠喊出“后退者死”。他对将士们说：“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弟兄。希望你们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张自忠所部以顽强抵抗、坚守不退获得最终胜利，消灭日军达1万人。蒋介石表彰他：“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实为各战场之模范。”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配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以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为目的的枣宜会战。已经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第74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对抗侵略者。张自忠亲笔通告所属各部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率2 000多人东渡襄河后，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杀敌甚多，张自忠继续指挥所部一路奋勇进攻，直至孤军深入日军后方，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5月15日，张自忠率领的1 500余人被近6 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在战斗中，张自忠身中7弹。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即拔佩剑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张自忠战死后，日军列队集体向张将军遗体膜拜，用上好棺木盛殓。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时，日军下令空军停止空袭一日。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国葬。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泪下。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过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不久，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第三十四章 彭士星

常德会战中牺牲的将军

彭士量率警卫连将被围困的汪之斌解救出来，并对他说：“你带主力赶快出城向西撤退，我带暂5师掩护你们，快走吧！”

在八年抗战中，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为了保家卫国、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3军暂5师中将师长彭士量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物，却成为常德会战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中国将军。

图34–1 彭士量

彭士量，号秋湖，1904年8月5日出生于湖南浏阳。他天资极高，20岁那年进入湖北明德大学读书，在此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潮的影响，毅然辍学从军，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成为黄埔军校一百零八将之一。

常德会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洞庭湖一带与日军形成胶着相持的态势，此景迫使日军调离作战主力，转而进攻布防在长江沿岸的中国守军。防守这片阵地的第29军渐渐无法支撑，随后被日军突破，只好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带领下向南撤退，在其他重要阵地展开阻击。但是回撤到石门县城的中国军队主力极为分散，无力发动反攻，只能转入战略防御，再也无法对不断增援而来的日军形成威胁。

石门危在旦夕！

石门是一个方圆不过几十公里的县城，位于常德以北100多公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军队在这里布下了保卫常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北面攻入的日军4个师团被石门防线死死挡在外围，只要攻不下这一据点，就无法拿下常德。而日军也显然认识到这一点，开始调集主力部队，以十倍于中国守军的兵力，疯狂冲击石门防线。

当时负责防卫石门的部队是第二十九集团军第73军，这支部队半年前在经历鄂西战役后严重减员，经过休整后战斗力仍未恢复。军长汪之斌抵达战场后根本没有休息，就带着暂5师师长彭士量、第15师师长梁祗六、第77师师长韩浚前去视察阵地。令他们极为意外的是，前面的石门守军匆忙撤退时，在这个军事要地上留下的唯一工事，就是沿新安至分水岭一线随意构筑的20公里宽的正面散兵线。面对天无时、地无利、人不和的石门，第73军的将军们再也无力回天。

1943年11月13日黎明，日军从东、西、北三路发起攻击，又派出一支部队渡过澧水，企图分割包围石门守军。第73军军部与各师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部队陷入混乱之中。

面对第73军随时可能遭到围歼的威胁，孙连仲急电汪之斌放弃石门，但为时已晚，日军已将该部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彭士量率警卫连从日军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将被围困的汪之斌解救出来，并对他说：“你带主力赶快出城向西撤退，我带暂5师掩护你们，快走吧！”

图34–2 常德守军在日军炮火下发起冲锋

彭士量没等长官同意，就带领所部迎着枪林弹雨殿后阻击去了，汪之斌只得下令暂5师负责掩护，其他主力向西突围。黄昏时分，完成掩护任务的暂5师撤离石门，在渡河时遭到日军围击。彭士量在激战中不幸中弹，因失血过多为国捐躯，时年39岁，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将军。在装殓遗体时，部下在他的军服口袋中找到一纸遗嘱，上面写道：

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令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惟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

余廉洁自持，不事产业，望余妻刻苦自持，节俭以活，善待翁姑，抚育儿女，俾余子女得以教养成材，以继余志。

为表彰这位常德会战中阵亡的将军，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并于1944年5月在长沙中山堂举行公祭。1985年，长沙市人民政府追认彭士量为革命烈士。石门一战，第73军伤亡接近80％，但如果没有彭士量带领的暂5师做掩护，这个数字将会更大，常德保卫战的结局也会被改写。

第三十五章 戴安澜

印缅战场的“海鸥将军”

戴安澜毫不理睬这些议论，仍旧坚持靠前指挥的习惯，这样一来，他每战都能快速掌握日军信息，并在排兵布阵中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遭遇失败，第5军200师余部穿越人间炼狱般的野人山原始森林，往云南滇西方向撤退。战士们轮流抬着一副担架，在荒草和密林中艰难前行，担架上面躺着的就是他们的师长——戴安澜。他被日军机枪射中，陷入昏迷不醒的状态。第200师到达茅邦之后，向当地土著要来一些大米，煮成粥一勺一勺喂给戴师长，希望能够把他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戴安澜1904年生于安徽无为，又名戴炳阳，原名衍功，自号海鸥，人称“海鸥将军”。他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参加大小战役无数，作战经验极为丰富。

戴安澜的第200师前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装备精良，改编后成为我国首个机械化师。1939年，戴安澜接替杜聿明担任第200师师长，之后一度在昆仑山大捷中大败日军第5师团21旅团，击毙日军少将中村正雄。如此一支精锐部队，为何会被日军打得慌不择路，在丛林里狼狈溃逃，甚至连师长戴安澜也身受重伤呢？

其实第200师并不是不堪一击，事实上，在逃进野人山之前，他们在缅甸战场上打了两次胜仗，其中一场是发生在入缅之初的同古战役，另一场则是奉命撤退时的棠吉战役。在这两场激烈的战斗中，坚不可摧的第200师给盟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3月19日，同古战役爆发，一路长驱直入的日军以为中国远征军像英军一样不堪一击，没想到在这里遭遇第200师长达12天的顽强阻击。在这场登陆缅甸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死伤5 000余人。

就在200师坚守同古的同时，英军防线已经被日军全面攻破。为了防止整个部队被日军围歼，戴安澜只好决定率部撤退。

1942年，在日军调离西线部队、企图集中兵力围歼东线中国远征军的情况下，戴安澜带领他的机械化师，在位于缅甸北部的棠吉打出了漂亮一战。

棠吉西临黑河，东傍高山，有公路连接北面的腊戍和南面的同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蒋介石对这一战事十分关注，并于4 月 5 日上午乘飞机抵达远征军前线指挥部，命令戴安澜率第200师收复棠吉。

4月24 日拂晓，第200 师官兵向棠吉发起猛攻，遭到日军顽强阻击。随后，戴安澜命令所部集中火力，强行拿下棠吉西侧的敌军警戒阵地，获得了局部胜利。但此时整个战局的溃败已经无法阻止，就在第200师收复棠吉的同时，日军派出一支秘密部队，穿越缅泰边境的原始森林，占领了腊戍、密支那等地，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的唯一通道。

在军长杜聿明的命令下，戴安澜不得不放弃刚刚得手的棠吉，率领所部6 200多名官兵向北突围。5月18日夜，第200师在穿越胡康河谷时，突然遭到日军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在激战中，戴安澜亲自率领599团向敌后迂回，打算发动反击，不幸被日军机枪射中。

1942年5月26日17时，第200师转移到瑞丽江畔的茅邦镇，戴安澜将军再也无法支撑，为国捐躯，他用尽最后一滴热血，书写了中国远征军浴血抗战的故事。

有人说能征善战的戴安澜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将才听到枪声就往前线上跑，而帅才则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但戴安澜毫不理睬这些议论，仍旧坚持靠前指挥的习惯，这样一来，他每战都能快速掌握日军信息，在排兵布阵中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1939年，日军进犯华北，戴安澜在一次作战中，被日军机枪阻断了退路，他静静地躲在石头后面，通过枪声便判断出日军机枪的轮换间隙规律。后来， 他将这一领悟随同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记录下来， 编写了一本名为《痛苦的回忆》的教材，并将这一经验教材在部队中传阅。

戴安澜对部下恩威并施，特别是在检查官兵出操情况的时候，一旦发现偷懒缺勤的，不管是营长、连长还是士兵，他都要亲自到营房查实，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予以训斥。时间一长，第200师上下官兵严格律己，再没出现过偷懒缺勤或者破坏团结的问题。

第三十六章 蒋百里

最早提出持久战的儒将

他一脸沉痛地说：“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图36–1 蒋百里

1937年8月，中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扬言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但是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把日本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沼之中。那么抗战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打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是谁呢？他就是一代儒将蒋百里。他在1937年初就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抗战军事理论中都有蒋百里思想的影子。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1882年10月13日生于浙江海宁硖石。1901年留学日本，初级军事学堂毕业后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时，日本天皇赐刀给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得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了中国。据说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天皇的佩刀又被中国人赢得。

图36–2 1912年的蒋百里

回国后蒋百里很快就名满华夏，一次自杀事件更使他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是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还没亮，时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召集全校2 000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一脸沉痛地说：“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蒋百里为什么要当众自杀呢？原来为改进校务，他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他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性格刚烈的蒋百里竟奇迹般活了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

图36–3 任保定军校校长时的蒋百里

《国防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防理论著作，是蒋百里将军在1937年所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部著作成为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耗尽蒋百里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提出了三大观点，在抗战中居然奇迹般地一一得到验证。

第一，不畏鲸吞，只怕蚕食，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让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斗力；第二，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山地与湖沼的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进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是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至于中国完全可以实施持久战的理由，蒋百里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只要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来说，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后来的中日战争态势轨迹，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这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方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敢于准备坚持长期抗战，主要就是有外国的支援，于是制定了以破坏第三国对中国的支援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策”，使第三国停止对华的战略物资援助及道义上的声援。日本外相广田利用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这一特点，到德国到处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苏俄打得火热，蒋介石的抗战是受了斯大林的唆使，使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由同情支持转向坐视日本侵略中国。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蒋介石于1938年初决定派儒将出身的外交家蒋百里出使西欧，同日本展开外交战。

蒋百里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出访欧洲后，积极开展外交，为独自抗战的中国争取外援。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是拉拢英美，分化德意日。德意日三国虽然没有正式结盟，但这三个法西斯国家间却有着紧密的合作，是事实上的盟友，要破坏他们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但蒋百里将军却在这样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了德意两国与日本的合作不涉及中国的问题，并获得了宝贵的外援。

图36–4 1936年，蒋百里与夫人和女儿蒋英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合影

经过蒋百里的不懈努力，德意两国都同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支持。中国当时缺乏外汇，所需资金都是用锡、钨、锑等矿藏和桐油、猪鬃等土产与他们换取的。抗战期间，德国卖给国民政府的150mm的大炮，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炮，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意大利的战车等等，都成为中国抗战前期重要的装备。意大利人还在南昌帮助中国人修建了飞机工厂，并帮助修理受损的飞机。

蒋百里将军以弱国之使的身份，多次出使西方，成功地为当时的民国政府争取了较大的国际空间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日的进程，写就了不朽的外交传奇。

回国后，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1938年病逝于广西宜山。许多著名学者感念蒋百里先生的贡献，纷纷前来悼念。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章士钊挽诗：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抗战胜利后，很多人遗憾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持久战理论变成现实。

1947年，蒋百里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发现蒋百里的尸身历经十年居然没有腐烂。蒋百里生前至交竺可桢看到后大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在场的人都泣不成声。

国民党政府追授蒋百里为陆军上将。虽然他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但是他作为中国军事学巨擘，足以成为世界军事星空中的一颗恒星。

第三十七章 胡兰畦

集美女、作家、少将于一身

巾帼英雄胡兰畦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自己的无奈：“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

20世纪20年代，《良友》画报甫一面世就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有一期封面上的人物，正是集美女、作家、少将于一身的胡兰畦，这在抗战时期中国女性地位尚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绝对是难以想象的。著名作家茅盾便以她为原型，塑造了长篇小说《虹》里的女主人公——梅行素。

胡兰畦，1901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20年冬，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进入川南师范学校就读，在此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6年秋，北伐战争风起云涌，胡兰畦离开何香凝领导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所在地武汉，并考入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而此校前身正是黄埔军校。

此前黄埔军校一再坚持“战争让女人走开”的原则，从不对女性开放。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下，作为中国革命摇篮的黄埔军校也不得不开设了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女兵队”，长相姣好的胡兰畦就是195名女学员中的一名。

不过在军事训练中，胡兰畦的容貌倒是个麻烦，经常引起教官的质疑。胡兰畦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交出答案。边打仗边学习的女兵队上了战场之后，主要任务是进行战场救护和战地宣传的工作。此时的胡兰畦表现极为出色，为日后战地服务团的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7年，这批女学员光荣毕业，因一系列原因，黄埔军校不再招收女学员。

1930年，经中共党员成仿吾介绍，留学德国的胡兰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次年因护送宋庆龄回国，被组织强加多项罪名并开除党籍。毫无怨言的胡兰畦继续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与爱国运动。1932年12月，在德国共产党的安排下，胡兰畦参加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并发言，向德国人民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系列罪行。之后还跟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费慈·新田合作，大量印发传单。

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胡兰畦也在抓捕之列。远在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人听到她被捕的消息，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联合国内外进步势力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施压。胡兰畦被纳粹关了三个月后，终于得以安全出狱，并辗转到达法国。

在法国，胡兰畦以亲身经历为题材写下系列文章《在德国女牢中》，并在《世界报》上连载，文章揭露了德国纳粹残酷迫害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丑陋面目，同时记述了女囚们在监狱中顽强机智的斗争。文章随即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大量关注和赞扬，这也使得胡兰畦成为巴黎最知名的中国人，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纷纷慕名前来拜访。

“新生活运动”中，宋美龄向妇女界发出建立战地服务团的倡议，此团主要负责宣传英雄事迹和后勤工作。淞沪会战爆发后，胡兰畦立刻响应号召，招募了10多个女青年，组建了第一支妇女战时服务团。

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整编了很多地方军阀的部队，不仅缺乏正规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在纪律作风上也是良莠不齐，这种情况导致战区群众对军队的疏远甚至恐慌，更不用说想得到来自老百姓的支持了。

胡兰畦刚到抗战前线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她带着战地服务团的女兵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事迹，大大缓和了军民关系。此后，战区人民在服务团的帮助下积极团结起来，成立了担架队和运输队，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事。胡兰畦将自己的战地见闻写作成书，书中着重宣传抗战士兵的感人事迹，深受广大军民的支持。

胡兰畦的战地服务团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除救护伤员、浆洗衣物、代写书信外，还为战士们唱歌跳舞。这支战地服务团随军征战全国各地，不但振奋了士气，还成为抗战官兵们的精神依托。蒋介石听说胡兰畦在政工教育和战地宣传中的突出贡献后，将她提拔为全国战地服务团的少将指导员。抗战期间出现的7位国民党女将军中，胡兰畦是唯一踏遍全国战场的一个。

国共内战后，一生传奇且孤独的胡兰畦选择留在了大陆。相传她曾与陈毅有过山盟海誓，相约互等三年，若三年后男未婚女未嫁，则结为夫妻。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

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胡兰畦因为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屡受冲击，受到长达30年之久的折磨和虐待，直到1978年才最终平反。1994年，这位一生坎坷的美女少将在四川成都安然离世，享年93岁。

巾帼英雄胡兰畦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自己的无奈：“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

第三十八章 张治中

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将军

后来有人不满蒋介石刻意偏袒张治中的做法，写了一副对联：“治术如斯，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心何忍，三个头颅万古冤！横批：张惶失措”。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向上海第十九路军发起猛攻，十九路军积极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惨烈展开。这场战役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国军也死伤惨重。中外媒体一致认为，此场战役是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峰。而给日军沉重打击的国军主要作战部队——第5军的军长正是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

图38–1 演讲中的张治中

1933年5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张治中率同全体将士，敬谨致祭于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之灵，其文后来被广为传诵，曾经激励了无数抗战勇士。

其文曰：

呜呼!

蠢彼岛夷，狼子野心，陷我东北，窥我沪滨。

赖我将士，挞伐用申，迭歼顽敌，固我名城。

贼来愈众，我志愈坚，奋勇杀敌，以一当千。

声震陵谷，气壮河山，撼山岳易，撼我军难。

月黑庙镇，风紧江湾，剑光射斗，敌胆皆寒。

再接再励，载守载攻，追奔逐北，叶卷西风。

敌弹如雨，敌机翔空，惟我将士，勇猛精忠。

出生入死，成仁成功。洒血兮化碧，吐气兮成虹。

呜呼将士，渺矣音容！仓皇戎马，诀别无从。

梦萦回兮故垒，泪涕零兮江东。鹃啼兮声若，花落兮飞红。

呜呼将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泉台永隔，怆怀何已！

我与君等，如兄如弟，仰事俯蓄，责在后死。

呜呼将士，从此长眠！此仇未报，衷肠若煎。

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

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尊青酒，再告重泉。

呜呼将死，得其死矣，功昭党国，光耀青史。

人生草草，大地茫茫，忠贞亮节，山高水长。

呜呼将士，庶几来飨！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村。16岁那年，他满怀梦想，怀揣着母亲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步行300里去安庆报考了陆军小学。

根据张治中回忆录记载，他的母亲虽然是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但有自己的远见卓识。父亲反对他考军校，希望他和自己一样在农村以篾匠为业，但是母亲却坚决举债筹资支持他离乡求学。正是在他母亲的支持下，他迈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张治中离家前，母亲特地要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告诫他在今后的岁月里，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才能成人立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心救国的张治中投身学生军。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前往广东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对张治中甚为欣赏，不久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自此，张治中平步青云，逐渐步入国民党高级军官行列，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得宠的将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十九路军单独在上海作战，孤立无援必遭日军重创，此时张治中身在南京主动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马上下令将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第88师和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往上海参战。

2月16日，张治中率领第5军奔赴战场。出发前夜，他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打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有过深入的解释，他认为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他坦承自己当时就没有活着回来的想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指挥国民革命军的中央军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在40天的浴血奋战中，已年近50的张治中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在敌机轰炸和炮火连天下，依然步行或骑车来往各阵地，不分昼夜地带病进行指挥，以至形容憔悴，须发蓬松。淞沪会战升级时，张治中因为身体过于虚弱，不得不回到后方休整。

根据当事人的一些资料显示，蒋介石对于张治中指挥的淞沪战役很不满意。中国军队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并先发制人，战局仍如此被动，张治中因此压力极大。蒋介石连续两天找不到他，只得临阵换将。

张治中回忆录里有这段记载似乎与上述有吻合之处：

我一到苏州，就打电话给蒋委员长，满想申说一番内心的苦闷。不料，蒋一接电话，就厉声地问：“你在哪里？”我回答：“在苏州。”蒋又问：“为什么到苏州？”我就说明经过：“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着苏州来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蒋在电话里又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我也有点气愤了，我讲：“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辞修(陈诚字)指挥了!”电话里的声浪越来越大，对于我讲的根本不理，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我耐不住了，索性说厉害一点：“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即听见粗暴地说了一句：“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样？”一下就把电话挂了。由于这个电话，我伤心了!我怀着很大的伤感，莫大的委屈。为什么？八一三之战，是展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何等光荣，何等神圣。我在淞沪一带的部署， 自信毫无错误。尤其像我以一个总司令的地位，大胆而勇敢，从8月14日起，一直在师部，在第一线，亲在叶家花园的水塔上督战，始终站在最前线。至于上海未能一举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有力的空军配合。在开战前，委员长问我：“有没有把握？”我的答复是：“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缺乏这些条件，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我这两天(23、24日)都在前线奔忙，稳住了正面，阻止了左翼登陆的敌人进攻。只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断，以致没有与后方通电话。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

张治中离开上海后，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后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而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烧毁了整个长沙城，史称“文夕大火”。

当时政府为避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防止自己资源日后被日军用作侵华资源，规定了“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也就是当日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立即破坏任何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以此自毁资源作为积极防御。11月12日这一天上午，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漏掉一个“墙”字，以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首先获得此讯息的长沙民兵自卫队，在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便慌忙失措地放火。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军事信号，便在立即向张治中请示后实施全城放火，消防及警务人员也纷纷开始撤离长沙。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换成汽油。当国军将领们发现错误后，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大火燃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50万长沙人民世代积累的财富化为灰烬，3 000多人死亡，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而此时的日军，尚在300公里以外的岳阳新墙河地区。

因为自己惊慌失措放火导致的长沙特大火灾引发全国舆论大哗。为平民愤，蒋介石杀掉了当时执行放火命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

后来有人不满蒋介石刻意偏袒张治中的做法，写了一副对联：

治术如斯，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心何忍，三个头颅万古冤！

横批：张惶失措。

此联是指张治中将军任湖南省主席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第一把火，湘西剿匪，改编土匪10余万为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抗日。第二把火，禁烟，火烧烟枪10 000余，鸦片数以吨计。长沙从此不再有烟患。第三把火，火烧长沙。前两把火受民众称誉，最后一把火，却是极大的失误。三个头颅就是指那三位替罪羊。

张治中由于失去了军中威信，被蒋介石革职。1939年2月，张治中前往重庆，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军事机要，实际上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助理。

1949年4月张治中担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就《国内和平协定》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苛刻，张治中决定离开非常器重他的蒋介石，向共产党投诚，他成为了投诚共产党的最高级别官员。1949年6月26日已经投诚的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蒋介石听后摇头叹息垂泪：“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即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促进国共合作。1949年9月，张治中将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是张治中力谏并说服毛泽东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张治中后来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第三十九章 李宗仁

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

今日我们创造光荣之良机，也是生死最后关头，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本总司令将以成仁之决心，与台儿庄阵地共存亡，亦必执行连坐法，以肃军纪。死为光荣而死，生为光荣而生，希我官兵共此努力。

1948年元旦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号召麾下360万大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要与他20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算总账，可新年的钟声刚刚停息，毛泽东却发现远在南京城里的蒋介石消失了，而代替老蒋坐在办公室的人竟然换成了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

为什么坐在总统办公室的人会是李宗仁呢？这还要从他和蒋介石长达20多年的恩恩怨怨说起。

图39–1 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1910年10月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1925年7月统一广西后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不久，李宗仁所属桂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跟随蒋介石开始北伐，两人在北伐中合作默契，连续打了几个关键性的大胜仗，战局进展势如破竹。1926年8月北伐军行至长沙，蒋介石与李宗仁两人互换“金兰贴”结为拜把兄弟，在蒋介石的“兰贴”上有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北伐即将全面胜利时，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李宗仁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甚至当苏联顾问鲍罗廷代表苏联盛赞他是革命元勋，希望他和蒋介石决裂，并表示苏联将全力扶持他取而代之的时候，李宗仁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然而两人的“蜜月”并不长，这对昔日的把兄弟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李宗仁十年内先后多次发动倒蒋战争，却都被蒋介石击溃。每次获胜后的蒋介石都会给失败后的李宗仁一个更高的官位。一方面以安其心，团结教化一切可以团结的派系；另一方面显示自己作为领袖的宽容气量和仁义情怀。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多次兵戈相见的蒋介石和李宗仁才真正走到了一起，枪口一致对外。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最为杰出的表现当属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1986年，中国大陆出现了首部反映国民政府正面抗战的影片，就是杨光远导演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其在荧屏上再现了台儿庄战役的这段辉煌历史，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文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1938年初，日军在进攻华北和淞沪以后，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日军一旦占领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的攻势，顺势攻占徐州。此时台儿庄战场的成败，几乎关系着整个抗战的大局，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当机立断，冒着硝烟炮火，急速抵达徐州，亲自布置防御，誓死与日军进行决战。

日军集结板垣、矶谷两师团，来势相当凶猛，大有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了40万人的优势兵力，准备与来犯日军矶谷、板垣师团决一死战。

两军在台儿庄鏖战数月，炮火、炸弹轰得所有楼房都坍塌了，真的称得上是一片焦土。在国军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时刻，李宗仁让孙连仲通令全军：

一、今日我们创造光荣之良机，也是生死最后关头，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本总司令将以成仁之决心，与台儿庄阵地共存亡，亦必执行连坐法，以肃军纪。死为光荣而死，生为光荣而生，希我官兵共此努力。二、训令本集团军：慎保本军守无不固之精神，发挥娘子关歼灭敌七十七联队之伟绩，今只有前进，绝无后退之途，过河者死，誓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深信必操必胜之信念。

受此训令鼓舞，国军将士士气再度大振，人人奋勇向前，不久便成功与南下增援的汤恩伯军团形成呼应，开始合击日军各部队。

此时，日军亦相当疲惫，伤亡惨重，当其受到国军两大军团的猛烈合击时，已无法抵挡，只好匆忙突围。国军乘胜追击，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台儿庄留下了5 000多具日军尸体，100多辆坦克、战车被遗弃在战场上，加上在临沂战场的日军损失，台儿庄会战歼灭日军共计2万人以上。此役严重地挫伤了日军侵华以来的嚣张气焰，是国民党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同时也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李宗仁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出了报国成仁的决心、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以及优异的军事指挥才华，他指挥的这场战斗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亮点之一，写下了永不磨灭的篇章。

1938年5月，国军战事失利，徐州终于失守，李宗仁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同年6月，李宗仁率部参加武汉会战，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它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粉碎。

1941年1月至2月李宗仁率部参加豫南会战，在他的领导下豫南会战共毙伤日军9 000余人，以侵华日军失败、中国军队完胜而告结束。豫南会战的胜利是李宗仁指挥的又一场大大增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信心的大战役。

1943年9月，李宗仁调离第五战区，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内战爆发。1948年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任副总统。由于内战不断失败，李宗仁会同以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断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于1949年1月隐退，后由李宗仁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图39–2 李宗仁与第二任妻子郭德洁

不久渡江战役打响。桂系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李宗仁对时局彻底失望，于是以就医为由从南宁飞往香港，后又飞往美国，自此开始了在美国十多年的流亡生涯。

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与夫人郭德洁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不久郭德洁去世，周恩来撮合了75岁的李宗仁与一位27岁风华正茂的美女护士胡友松结婚，她便是胡蝶的女儿。两人婚后非常恩爱，李宗仁经常亲自给妻子嗑瓜子皮，在这段幸福婚姻持续三年后，李宗仁这位抗战名将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蒋介石和李宗仁这对结拜兄弟几十年来一直貌合神离，始终处于博弈争斗当中，而最后处于劣势的李宗仁终于赢得了最后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他可以回到祖国和家乡，并安享晚年。

图39–3 李宗仁手拿毛泽东照片与第三任妻子胡友松合影

第四十章 许德厚

台儿庄杀出的“民族之光”

仵德厚从不顾及个人的生死荣辱，他是这样说的：“只要一上战场，除了杀敌，就不能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要以死报国。”

2007年6月6日，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国军队敢死队队长仵德厚离开人世，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传奇而坎坷的一生，享年97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上校军官曾写诗赞曰：军礼送忠魂，坎坷英雄路，传奇万古存，浴血拼强虏。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惊闻这位抗日名将去世的消息，挥笔写下了“民族之光”四个大字，托台湾商人送给他陕西的家人。

1910年，仵德厚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十多岁时，正在求学的仵德厚为减轻家中负担，考入了冯玉祥在陕西开设的学兵团。毕业后，他追随冯玉祥加入西北军，参加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其中最为辉煌、最为难忘的当然要数台儿庄战役了。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地处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又扼守着大运河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日军围攻徐州的必争之地。

1938年3月23日，日军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进逼，并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二集团军31师展开激战。

3月26日，时任30师88旅176团3营营长的仵德厚接到增援命令后，立即率所部官兵乘船渡过台儿庄附近的运河，抵达31师师长池峰城设立的指挥所。随后，3营开始在运河沿岸构建工事，以此固守台儿庄。

此役日军集结兵力4 万余人，调集坦克80余辆，山野炮、重炮100余门，轻重机枪无数。在大批飞机、坦克、重炮及其他机械化兵种的配合下，日军3 个联队大约五六千人集结在台儿庄附近。缺少平射炮和坦克的中国军队，无法与之对攻，只能采用近身肉搏战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仵德厚向来身先士卒，每次冲锋都在最前面，但是连他都没有意识到，此次战役会如此地艰难惨烈。

当晚，仵德厚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率40名敢死队员突袭守卫城门的日军，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破声不绝于耳。当敢死队把守门日军全部消灭后，全营官兵紧随其后突入城内。第一个攻入日军火力封锁区的还是仵德厚，他带着7连收复了北街。城内日军大部被歼，残部在西北角负隅顽抗，等待救援。城外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3营占领的阵地发动进攻。

仵德厚率部坚守3天后，果断命令所部占领城内制高点，利用迫击炮轰炸城下日军的交通壕，并在城墙上部署了两挺重机枪，阻击城外日军援军。之后，敢死队员在火力掩护下，向日军最后的据点发起冲锋。

敢死队员人人当先，搭人梯爬上日军据守的围墙，用手榴弹和轻机枪一起开火，与日军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仵德厚手下先后有6名连长、排长为国捐躯。仵德厚亲自带上大刀，带着敢死队员们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歼灭了据点内的全部日军。

台儿庄战役历时半个月，中国军队先后投入参战部队4.6万人，付出伤亡、失踪7 500多人的代价，换来歼敌1万余人的战果。仵德厚率领的由40名精壮青年组成的敢死队，仅有3名受伤幸存，整个3营也是损伤过半。此次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大大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为表彰仵德厚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国民政府授予他“甲种一等嘉禾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和“宝鼎二等勋章”，并晋升他为团长。

抗战期间，仵德厚离家12载，再没跟家人过过一个春节，也从不顾及个人的生死荣辱。他曾这样说：“只要一上战场，除了杀敌，就不能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要以死报国。”

1949年国共内战中，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75年，毛泽东签署“凡在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的命令，65岁的仵德厚再次踏上故土，从学着放羊、种地开始，做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甚至有时还去村办砖厂做工养家。

第40–1 抗日英雄仵德厚

2007年，这位台儿庄战役中居功至伟的指挥官与世长辞，历史的车轮继续缓缓前进，但是仵德厚在抗战中挥舞大刀、浴血抗敌的故事，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牢记。

第四十一章 傅作义

保卫内蒙的布衣将军

傅作义将军一生节俭，终日布衣布鞋，和战士穿着并无两样。他的两件呢子大衣不过是在去南京开会述职的时候才穿，他的皮鞋在1949年前也只有一双。

日本战时首相田中义一曾经说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句话后来被当作日本全面侵华的既定方针。同时也有一位中国将领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言论时说：“日本妄想实现先占满蒙，再吞并全中国的阴谋。”如此了解日本人野心的中国将领不是别人，正是当时镇守绥远蒙区的国军第7军团总指挥——傅作义。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从军以后一直在阎锡山手下任职。北伐成功以后，傅作义被任命为国军第35军军长兼第73师师长，并兼任绥远省省主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作义痛心疾首，联名宋哲元等将领向中央政府请缨抗战。但傅作义并非一介武夫，他知道中国军队和日军的差距，全面抗战还为时过早。九一八事变后在绥远，也有不少学生罢课，他的一些部下也会做出要求抗战的过激举动，每每这时傅作义都是耐心劝导，讲明中国与日本必有一战。但抗战并非一时一地之功，抗战必须是全国行动起来的。

1933年，急不可耐的侵华日军将矛头指向喜峰口长城。镇守喜峰口的正是宋哲元将军。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不断地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动进攻。喜峰口几经易手，宋哲元的部队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了阵地。喜峰口失手，紧接着便是古北口失守。日军兵锋直指北平。何应钦急电正在张家口驻扎的傅作义的第59军，前往昌平支援。北平如果失守，中原门户大开，中华民族就不得不提前打一场没有准备的全面抗战。

昌平距离张家口有100多公里，傅作义的部队只用仅仅20个小时就赶到了昌平。这对于当时根本谈不上“机械化”的中国军队来说就是一个奇迹。部队到达昌平以后，日夜练兵，傅作义也亲自带领人员到前线指挥修筑工事。此次大战前，傅作义对部下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从5月20日开始，日军便对傅作义部队的防守阵地发动进攻。几场激战下来，傅作义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是阵地寸土未失，为中日顺利签订停战协议打了一场漂亮的战斗。在停战谈判中，傅作义坚持中日双方的军队一起撤退，日军无奈只好照办。昌平、怀柔一战，由于傅作义部队的顽强抵抗，终使日军未能达到入侵北平的战略意图，也使日军想在1933年就全面侵华的打算化为泡影。傅作义部队顽强勇猛的作战风格，得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可，战后蒋介石不仅发来了慰问的电文，还奖励给傅作义的部队5万银元。

1933年昌平、怀柔一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傅作义将军救了当时的中国。如果在那时日军进入北平城，全国在仓促之下全面抗战，那么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要比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还多得多。

抗战全面爆发后，傅作义的部队成为了伪蒙军队和在蒙日军的噩梦。1940年1月31日，日军倾巢出动由包头开始向西进犯。2月3日至6日，敌人先后进占了五原、临河、陕坝、百川堡，先头部队到了宁夏交界的三盛公。在敌人西犯过程中，傅作义将军巧妙布局，设下包围圈，运用远距离奔袭和突击队突然插入敌人心脏的掏心战术。此举得到奇效，很快先后收复了临河、陕坝。敌人不得不退守在五原一带。

日伪军为了掠夺河套战略资源，妄图久占河套，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五原以北的乌加河及乌拉壕上都加设了坚固的桥梁并派重兵把守。到2月下旬，日军黑田师团长率主力奉命调离绥西，此时据守河套的日军仅剩约两个联队，六个伪蒙师，以及汉奸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宪兵、警备队特务机关等，总兵力约1.5万人。司令部及日军坐守五原城。汉奸队、伪蒙军分置于临河、陕坝及五原外围，形成掎角之势，并组织伪政权，妄图长期盘踞。

傅作义将军针对当时敌情，制定了用突击队奇袭打开五原城门的方案。行动开始后，800名突击队员按照原计划迅速如尖刀一般突破了五原的城门，紧接着，孙兰峰指挥的新31师顺势杀进城内，城内的守军根本来不及反应，仓促应战，最终被国军全歼。在双方的血战中，傅部的牺牲也很惨烈，有的连只剩下几个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傅作义部经过连续四个多月的作战，通过奇袭临河、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次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

五原一战，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毙伤日兵1 100余人，毙伤伪蒙军3 000余人，俘虏伪蒙军共1 800余人，击毙了日军皇族中将水川伊夫。傅作义将军也因为此战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而这枚勋章，在傅作义将军之前，只有蒋介石获得过。

五原大捷更是创国军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全国各报纷纷把五原大捷誉为“历史空前伟绩、抗战光辉范例”，傅将军的名字一时闻名遐迩，令人仰慕。

傅作义在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合作较好，与共产党走得较近，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七路半”。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在北平和平起义。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对于和平解放北平的贡献：“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傅作义将军一生节俭，终日布衣布鞋，和战士穿着并无两样。他的两件呢子大衣不过是在去南京开会述职的时候才穿，他的皮鞋在1949年前也只有一双。如此节俭的将军一生都在为他守卫的国家而奋斗，即使是1974年逝世时，也是身无长物。

第四十二章 卫立煌

不愿参加内战的将军

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1943年10月，国军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开始实施，这是中国驻印军制定的一个反攻缅北的计划，它是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新局势，以图保障中国昆明到印度利多的中印公路畅通。该作战计划准备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将其建设成为后勤供应基地；然后翻越野人山，一举拿下缅北要地密支那，最后彻底打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这场战争最终按照原计划取得了胜利，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战场的战略资源供应情况。负责这场艰苦卓绝战争的是著名的国军“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

图42–1 国军“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

卫立煌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97年2月16日，字俊如。年少时即胸怀大志，1914年满怀一腔报国热血的卫立煌，进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开始了其军事生涯，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卫立煌到广州投奔粤军，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

“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7月中旬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电召，到庐山开会。行前曾与身边的人说：“我们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目前举国人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日，我非常同情。我们要做走上抗日前线的准备。”

7月下旬，国共两党在岳西县就共同抗日举行和谈。卫立煌委派代表与共产党进行谈判，直到9月下旬两党才达成协议，和谈宣告成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消除了障碍。

7月底，驻扎天津的日军突然向中国驻军第38师攻击，并占领大沽一带。日本关东军也向天津增派了坦克部队。至此，进入平津地区的日军人数已达10余万人，北平局势危急。卫立煌请缨北上，率部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丰台一带与日军第45联队遭遇，从8月9日到9月10日间，卫立煌指挥着他所率的各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交战，大挫日军的锐气，在实现战略目的后，卫立煌严令各部遵照他的指令，与日军比速度、比灵活、比机智，通过采取“进进退退、打打走走”的战略，全部顺利撤出战场，到达指定的战略要地——遂城镇。此战过后，日军指挥官香月清司对这位战场上的对手深感敬佩，称其为“支那虎将”。他的名字和“支那虎将”从此在日军阵营中传开。

不久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突破晋西北防线，忻口岌岌可危。

蒋介石紧急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敌前总指挥，形势危急，蒋介石此次用人不疑，他把晋北中央军和晋绥军全部交给卫立煌统辖，要求他务必在忻口阻挡住日军进攻。卫立煌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参谋部赶往山西太原，协助阎锡山守卫西北防线。据说，当时正为战势焦急万分的阎锡山在太原见到卫立煌时，如遇救命稻草，连声大呼：“是咱把你求来的，你辛苦了！”

忻口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两军争夺的重要目标，对于国军而言，守住忻口就可以阻止日军由北入侵太原。

日军派出了板垣师团3个联队、伪蒙军的2个师，总兵力约2万人，并配备有各种火炮数百门。

卫立煌指挥迎战的国军部队为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的第15军、晋军陈长捷的3个师、晋军骑兵50个团、炮兵6个团，总兵力达到20余万人。卫立煌与阎锡山、朱德总司令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驻扎在忻口以北的龙正堂，以李默庵的第14军为左兵团在南怀化布防、郝梦龄的第9军在大白水布防、刘茂恩的第15军在南峪之线布防，各部协同阻击日军，进行忻口战役。

13日，忻口战役打响，刚接上火就惨烈至极，双方很快展开了肉搏战，如此激战长达20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中方大挫了前期一直势如破竹的日军锐气。

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在朱德的指挥下接受卫立煌统一部署，向日军侧翼及背后展开积极主动的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中国守军的作战计划。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1938年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延安方面组织队伍夹道欢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标语“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一场盛大的欢迎晚会。卫立煌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谢词，他称赞：“边区人民确有良好组织，可为全国效法，”并一再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

没过多久，朱德总司令路过垣曲，卫立煌率总部人员亲到城外迎接，也热情地组织部队夹道隆重欢迎。看到朱总司令后，卫立煌急步迎上去，双方紧紧握手，两人畅谈到深夜。第二天，卫立煌又亲自将朱德送到黄河渡口。

卫立煌通过延安和垣曲这两次与共产党的亲密接触，顺利地消除了中条山区域国共两军的摩擦，但是卫立煌频繁亲共的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41年3月，在重庆的蒋介石召回卫立煌，训斥他放松了对共产党人的警觉，警告他“纵共要亡党亡国”。卫立煌据理力争，蒋介石一怒之下，当场要撤了卫立煌河南省主席之职，卫立煌也是一腔怨愤，索性向蒋介石告假休息，隐居在峨眉山中。

1941年5月，中条山失陷。

中条山关系到黄河两岸的安全。正在休假的卫立煌深知利害关系，他立即日夜兼程赶赴洛阳，部署兵力，准备全力收复中条山。

参谋人员向他报告说：“日方炮火猛烈，攻山部队难免有过大牺牲，不易取胜。”卫立煌于是连夜亲自与参谋人员和炮兵、工兵等技术人员一起研制出一种可以携带的临时防御工具，这种临时防御工具可以掩护部队从事挖壕作业。这一工具后来果然在收复中条山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掩护自己而且重创敌人，被国军将士们称为“活动堡垒”。

中条山会战重创日军后，卫立煌又成功地率部实行了战略转移。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携手抗日，特别是在中条山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一位抗日名将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军事奇才，对于他的抗日功绩，八路军从不吝赞誉之词，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赞誉他“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图42–2 蒋介石与卫立煌

1943年7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败，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还丢失了滇西大片国土，国际援华抗战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彻底截断。

第二次远征行动迫在眉睫，蒋介石以及美方开始最看重陈诚，但陈诚不久就因积劳成疾无法继续工作，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他的“五虎上将”卫立煌。很快，卫立煌临危受命成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陈诚，全权指挥由第十一集团军、二十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等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展滇西抗战，以扭转国内抗日战场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日军第一时间获取该情报后，也高度重视，以“铁腕”闻名的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亲自部署，严阵以待。

卫立煌上任后，第一个举措就是迁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50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屯。这表现出卫立煌胆识过人的一面，极大提升了国军将士的士气和勇气，同时，司令长官部设置在前线，更容易摸清敌情，便于指挥部队。他随后下令所属全部军团推广这一模式，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都纷纷依法效仿，将司令部或指挥所逐次前移，此举措既有效减少了战时通讯联络障碍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指挥作战。

图42–3 卫立煌

与此同时，卫立煌获得了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支持。史迪威将军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对国军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对滇西远征军30个师的官兵进行了严格的纯美式训练。在卫立煌的要求协调下，美军还为中国军队培训了 500多名军医，为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有大批美国军医随军服务。

要打通滇缅公路，收复被日军盘踞的腾冲、龙陵等战备要地，中国军队首先必须强渡怒江，消灭高黎贡山区日军。

卫立煌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他并不十分了解的是，为了滇西反攻的时间问题，蒋介石还与罗斯福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电报战”。

蒋介石建议盟军同时在缅南地区实施登陆，否则日军兵力移动和转用十分方便，而云南境内的远征军因交通不便和人员补充不易等问题，反攻滇西必将蒙受重大损失，如果等到雨季过后，各方面作战准备均告完成，发动反攻才最为有利。重庆顶着美国的巨大压力，坚持滇西按兵不动，其实也是迫不得已。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长江下游调集大量兵力到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集结大量兵力于豫北，蒋介石因此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的企图。

电报来来回回，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最后，罗斯福和史迪威失去耐心，以停止美国军火援助相压，迫使蒋介石妥协。4月，军事委员会拟定《远征军策应驻印军作战指导方案》：确定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担负渡江攻击腾冲的任务；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责怒江东岸的防守；另从第十一集团军派出4个加强团实施渡江攻击，以策应第二十集团军。25日，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

5月11日拂晓，中国远征军在排山倒海的优势火力掩护下，强渡怒江天险，发起滇西反攻。号称“活动要塞”的炮兵第10团首先被卫立煌调入前沿阵地，被布置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外，主要任务是摧毁日军防线，掩护大军渡江。而此时的怒江西岸，有数万日军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中。卫立煌将军经过周密的计划，兵分数路，决定从惠通桥上游和三江口等处强渡怒江，炮兵第10团发挥了强大威力，在其炮火的掩护下，国军相继顺利强渡怒江，原本认为极其艰险的强渡过程实际上却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这创造了大规模渡江行动中一个不可思议的军事奇迹。

渡过怒江，松山就在国军面前，松山主峰海拔2 267米，由20多个大小山头组成，山高谷深，地形险绝，是打通滇缅公路的战略要地。松山上，日军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出现在卫立煌眼前，这是日军第56师团113联队主力3 000余人用国民党上次远征溃败时遗弃下来的钢板、圆桶、汽油筒、车辆轮胎以及树干、泥土修筑起来的。这些建筑自成一体，极为坚固，易守难攻。

卫立煌经过认真研究地形地貌及日军防御体系后，迅速做出周密部署。他下令以工兵山炮、榴弹炮配合空军，轮番轰击；同时以工兵从惠通桥下挖坑道，掘径前进，一直挖到敌阵地前沿，尽快与日军实现短兵相接，发挥国军火焰喷射器的威力，然后再从坑道下面用7吨炸药炸毁敌堡。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经过120天的血战，中国军队全歼日本守军。9月7日卫立煌向重庆传去捷报，国军成功收复松山。

收复后的松山，宛如一座高耸的抗战纪念碑，屹立于怒江之畔，它险峻的身躯向世人昭示：犯华夏者，虽悍必诛！卫立煌指挥的松山大捷也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越过了松山这道险关，滇西战役的僵局就此打破。一周后第二十集团军方面也传来喜讯，素有“极边第一城”之称号的腾冲县城被国军拿下。11月3日，国军再接再厉夺回龙陵，日军迅速溃败，并向缅甸境内撤退。1945年1月3 日，卫立煌下令中国远征军中路主力向畹町外围守敌发起进攻，经过反复争夺，20日攻入畹町街，从此滇西地区的最后一块失地——畹町宣告光复。以后中国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继续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同年5月1日收复仰光并完全光复缅甸。

由于滇西大反攻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呼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反攻，中外军事界都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1945年4月，功勋卓著的卫立煌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曾用较大篇幅刊登了对他的专访，《时代周刊》封面就是他策马扬鞭的照片，并赞誉他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卫立煌心直口快不善交际，但是他的妻子朱韵珩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候的好友，这一“太太路线”使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后来他的妻子手术意外身亡，卫立煌便失去了这个“上层关系”，在蒋介石那里也就逐渐被边缘化了。同时，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与共产党走得太近，所以卫立煌最终虽战功显赫，却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滇缅战争大胜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夺去实权，明升暗降成为了何应钦的助手。

图42–4 回国后，毛泽东宴请卫立煌

1948年1月，卫立煌再次临危受命，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来在辽沈战役中惨败而归，一度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他秘密去往香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曾致电祝贺。

1955年3月，卫立煌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回国后他被周恩来认定为“起义将领”，不久便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1月17日因病逝世。

第四十三章 杜聿明

机械化战争的倡导者

昆仑关战役让杜聿明名扬中外，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中央日报》撰文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1960年7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出席欢迎宴会的有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以及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

1942年，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在北非阿拉曼地区大胜有 “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并完全扭转了北非的格局。同年3月，国民党战将杜聿明率10万大军远赴缅甸，出任中缅战场指挥官。

蒙哥马利与杜聿明彼此仰慕已久，相见恨晚，在欢迎宴会上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不过，一个是二战中所向披靡的英国陆军元帅，另一个是内战被俘后特赦的战犯，此情此景确实让人感慨不已。

宴会期间，蒙哥马利跟杜聿明开玩笑：“你的百万大军都跑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着坐在对面的陈毅说：“都送他了。”后来，杜聿明曾对此进行反思：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自己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图43–1 杜聿明

1910年，陕西米脂，稚嫩的读书声从一所旧式学堂传出。不远处，一位少年手持猎枪，聚精会神地瞄准一只野鸡。枪声响起，野鸡扑腾着翅膀飞走了。少年大失所望，皱着眉头寻找下一个猎物。

这个逃课去打猎的少年就是杜聿明。6年前，他在陕西米脂的一个小村庄呱呱坠地。少年时代杜聿明曾立下志向：要么学好英语，留学欧美，找寻富国强兵的方法；要么投身行伍，像岳飞那样建立一支报效国家的军队。

历史有很多种选择，充满了偶然性，也充满了必然性。杜聿明的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长期在长安大学堂执教，很少有机会教导杜聿明，也无心打理家务。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早早挑起了管理家业的重担。由于自小聪颖，他很快学会了经营本领，可惜学业基本荒废。自知英语水平有限、无法出国留学的杜聿明，开始下决心做一名爱国军人。

中学毕业后，机会终于来了。黄埔军校和军阀吴佩孚的洛阳军官学校纷纷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布招生信息，经过一番考虑，杜聿明选择了黄埔军校。他和堂兄杜聿鑫以及另外几位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11人，从天津转搭英轮前往广州。

经过杜良奎同窗好友、曾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的推荐，这一批陕籍学生全部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为了鼓励杜聿明努力学习本领、将来报效国家，于右任还赠给他一副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这十个字后来成了杜聿明的座右铭，引导了他一生的道路。

开学不久，杜聿明再一次面对艰难的抉择。黄埔军校办理入党登记，他一下子收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份入党登记表。后来，他加入了国民党，此时他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妻子曹秀清正在共产党的党旗下宣誓。

图43–2 杜聿明与蒋介石

1930年初，黄埔军校组建教导第2师，任命张治中为师长。杜聿明先是担任第2旅5团1营中校营长，不久又升为第6团上校团长。同年冬，教导第2师改编为陆军第4师，杜聿明出任第12旅24团团长。经过这次平级调动，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对自己十分重要，干好了就可以升上去，干不好就可能被拿下来，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做得更好。

自小经营家业的杜聿明有自己的一套，他认识到管理士兵首先要管理好军官，而管理好军官则要先管理好自己。不管是当团长还是师长，之后他都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1937年，南京陆军交辎学校的战车营和交通兵第2团下设的装甲汽车队合并，在补充一批战车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由杜聿明担任第一任团长。淞沪会战中，这个装甲兵团发挥了重大作用，第1营2连和4连在杜聿明的率领下，狠狠教训了从上海汇山码头登陆的日军。

1938年，装甲兵团扩编为200师，杜聿明担任师长。他延续了一贯的勤奋钻研精神，经常换上工作服钻到装甲车下面修底盘；他会把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例如战车与步兵、炮兵的协同问题，单车与群车的配合问题以及战车射击和伪装的技巧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杜聿明成功转变成内行，系统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和指挥方式。看到长官都如此勤奋，所部官兵大受感动，形成了钻研技术的良好风气。一位随军记者对此评论道：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1939年夏，为截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日军集结大批兵力进入华南战场。11月24日，有着“钢军”之称的日军第5师团21旅团在旅团长中村正雄的率领下占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

杜聿明奉命率领第5军对抗北进之敌。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杜聿明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当前局势，找到了日军的突破口，并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图43–4 昆仑关战役后站岗的中国士兵

为了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昆仑关等地，杜聿明于12月16日晨召开团长以上会议，制定了一系列作战部署：郑洞国荣誉第1师负责正面进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绕过南宁攻击六塘守敌，切断南宁与昆仑关之间的公路交通，将昆仑关围成一座孤岛。

12月17日，白崇禧和陈诚视察第5军军部，并带来蒋介石的命令要求如期攻克昆仑关，直捣南宁。胸有成竹的杜聿明立正回复：“是！”

12月18日凌晨，中国军队在装甲车、大炮的掩护下，猛烈攻击昆仑关，经过一番白刃战，一举占领了仙女山高地。当晚，第5军各部全面发动夜袭，一度收复了昆仑关。19日下午，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发起反攻，再次占领昆仑关。随后，中日两军围绕昆仑山展开拉锯战，双方伤亡惨重。

战斗期间，杜聿明经常冒着日军轮番轰炸的危险，在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根据对昆仑关地形和日军火力做出的准确判断，他召集部属展开了周密的研究，最终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一步一步缩小包围圈，逐渐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

彭璧生率第200师从公路左侧绕过昆仑关，对日军形成包围态势；新编22师携战车准备从公路两旁的密林中展开伏击；荣誉1师加强了右翼攻势，再次突进昆仑关阵地，一举摧毁日军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战役持续了整整18天，以中国军队成功收复昆仑关结束。

昆仑关一役，日军损失极为惨重。根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数据，日军第21旅团士官以上军官死亡率高达85％，士兵死亡4 000余人。中村正雄被第200师3团击毙前，在日记本上写道：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杜聿明功不可没。捷报传来，举国一片欢腾，全国各大报社争相报道，连《中央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第5军经过休整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起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杜聿明亲笔写下400多字的悼文。

1942年初，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率所部4个师团分两路大举进攻缅甸。随后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对于时任第1路副司令官的杜聿明来说，这次远征就是他后半生的梦魇：首先征途就极为不利，不仅军旗吹折，自己还出了车祸。

1942年3月20日，同古会战拉开帷幕，日军步兵在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的配合下，向同古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立体化攻击。两军交战数日，渐渐呈现出胶着相持状态。据资料记载，日军使用卑鄙手段，驱赶中方战俘作人肉盾牌，大部队紧随其后，又让俘虏向中国军队喊话：“咱们都是中国人，请不要开枪。”杜聿明见到这种情况，命士兵朝着战俘喊：“是中国人的话就趴下。”当战俘顺势趴下后，第5军集中火力扫向后边的日军。

由于中英美决策者意见不一，加上远征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中国远征军渐渐落入败局，戴安澜重伤不治，牺牲在了缅甸战场上。远征军分三路撤退，其中杜聿明率第200师、余韶率第96师分两路准备回国；孙立人率新38师、廖耀湘率新22师向西撤退到印度，编为中国驻印军。

图43–5 第5军开往缅甸途中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收集有关父亲的材料，戴安澜之子戴澄东专门拜访了杜聿明，想了解中国远征军的一些事迹。但杜聿明十分谨慎，只话家常，不提旧事。看得出来，这次远征对杜聿明影响很大。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杜聿明对如此重大的事件避而不谈呢？

事情还要从1942年5月说起，当时杜聿明率部途经野人山。顾名思义，野人山就是一片野人出没的原始森林，猛兽毒虫遍地，瘴气疫疠横行。远征军途经此地，陷入给养严重不足、蛇鼠虫蚁骚扰的困境，一路上官兵大量死亡，遍地尸骨，惨不忍睹。

杜聿明也感染了回归热，命悬一线，好在忠心耿耿的护卫士兵不舍不弃，付出死亡20余人的代价，轮流抬着他行进。统计数字显示，杜聿明第5军42 000人在野人山损失过半。

后来，当杜聿明奉命回重庆任职的时候，他在国民党诸将领面前失声痛哭，并向部下起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图43-6 中国远征军受困野人山

1945年的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令这两个城市顷刻间化为废墟。战火直烧日本本土，日本民众陷入恐慌之中。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

次年，国共内战再次爆发。这一时期，杜聿明扮演了蒋介石的“救火队长”的角色，临危受命，八方征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共产党俘获。就在这时，《中央日报》披露了“曹秀清大闹总统府”事件。

原来，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听到杜被俘的消息后，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面见蒋介石夫妇。由于她一路高喊，情绪失控，蒋介石并未接见她，只批示了一张字条：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

图43–7 被俘时的杜聿明

1949年，面对风雨飘摇之中的蒋家王朝，曹秀清犹豫着，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回陕北老家，去香港定居，还是随国民党到台湾？正在此时，杜聿明被共产党处决的谣言传到了她的耳畔。曹秀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于是她选择了台湾，之后生活却每况愈下，生计甚难。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她勉强将子女安置进学校读书，却又遭到政府的调查。为了帮子女申请到学籍和学费，她在向政府申辩后，才获得了一点学费补助，但这对于要抚养三儿三女的曹秀清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1956年，杜聿明和曹秀清的长子杜致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由于经济原因，学费都是向台湾银行贷款来的。快毕业的时候，银行方面终止贷款，杜致仁只好向母亲索取3 000美元的学费。

曹秀清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向政府申请借贷3 000美元，而当局的回复是只贷给她1 000美元，并且分两年支付。她将千辛万苦借来的500美元寄给大儿子。杜致仁收到支票后，于失望之下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消息传来，曹秀清大受打击，从此不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

图43–8 杜聿明一家

杜聿明被俘之后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特别是抗美援朝胜利之后，杜聿明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先，他极度怀疑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的共产党能否对抗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但是最终的战局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杜聿明的心灵也在这一胜利中得到洗礼。

杜聿明的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他得知女婿获得诺奖的消息，十分骄傲，在一张信笺上写下：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杜聿明即草

此时，曹秀清正好身在美国，当她得知杜聿明还健在、并且获得人民政府特赦的消息后，于1963年6月飞回北京定居，同丈夫安享晚年。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享年77岁。

第四十四章 宋希濂

促进统一的“鹰犬将军”

宋希濂亲自到第36师前线指挥战斗，与士兵共同进退，并鼓励官兵说：“36师要永远站着，绝不能趴下。狠狠地打，弟兄们才能死而无憾。”

1984年9月3日的《北美日报》转载了著名思想家、时事评论家李敖的一篇文章《鹰犬将军》，这篇文章一时间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该报对这篇文章添加的按语更是发人深省：

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 里争议的焦点是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这位将军选择的是前者。

这位因忠于国家民族大义而饱受争议的“鹰犬将军”便是抗日名将宋希濂。

宋希濂，字荫国，1907年4月4日出生于湖南双峰一户家境不错的农家。1921年就读长沙长郡中学时，革命思潮席卷了这个省会城市，他多次跟着同学们一起参加爱国活动，并与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和无线电通讯事业先驱的曾三共同创办了宣传救国思想的《雷声》墙报，并作为声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北洋政府昏聩无能的阵地。

1924年4月，宋希濂18岁的时候，在湖南省长谭延闿、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国民党一大代表谢晋的联名保荐下，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他成为年龄最小的黄埔一期生；两个月后，他跟着军校同学一起加入国民党，又成为年龄最小的国民党员。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员、同样是黄埔一期生的陈赓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宋希濂宣布退出共产党，同时立下保证：绝不会做出破坏国共合作的事情。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一次次“围剿”红军，宋希濂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直到1933年8月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被迫参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宋希濂先是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少尉副排长，又于1927年11月前往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这段期间他多次响应国内反日运动，积极组织并参与反日活动，并因此被日本政府逮捕数次。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第87师261旅旅长的宋希濂在驻地小营举行誓师大会，率部赶赴淞沪前线增援。当时，日军集中火力进攻庙行镇，他亲率4个营的兵力，攻敌侧翼，打响了“蕴藻浜战斗”。这一战打乱了日军的部署，粉碎了日军从中央突破的企图，一度扭转了战局。

1933年8月，26岁的宋希濂晋升为第36师师长，并在第二年晋升为中将，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1934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在福州发动“闽变”，建立抗日反蒋政权。宋希濂奉命率部从江西东部绕道进入福建，并于次年初攻下九峰山。蒋介石大为振奋，下令给予嘉奖。

1935年6月18日，时任福建长汀驻防长官的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密令，在中山公园枪杀无产阶级革命家、散文作家瞿秋白。宋晚年后悔不已，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瞿秋白在就义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了自己本是文人却一生从政的曲折心路。这篇文章被人误解为变节的口供，使其一度被视为党内叛徒。40多年后，宋希濂站了出来，提供书面证词，洗脱了瞿秋白的不白之冤，总算是做出了一些弥补和救赎。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任命宋希濂为西安警备司令，率部进驻这座古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宋希濂立下“誓死保卫祖国”的誓言，率部火速开往上海。17日，第36师抵达上海前线后，立刻对天宝路一带的日军发起猛攻，经过数日的激战，于20日夜攻入汇山码头，并将登陆的日军逼退回舰。捷报传来，大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9月12日，宋希濂因战功晋升为第78军军长，继续指挥第36师在虹口、杨树浦一带对日作战。经过一番浴血奋战后，第36师渐渐处于下风，被迫转移到江湾一带，并于11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败后的宋希濂被免职回原籍。

1938年初，蒋介石重新起用宋希濂，先是将他任命为荣誉第1师师长，又在5月提拔为第71军军长，率部围攻日军土肥原第14师团。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派遣冈村宁次率第十一集团军沿长江西进，从正面进攻武汉；又派东久迩稔彦率第二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进军，从侧翼发起攻击。随后，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也在长江北岸投入战斗。

中日两军的争夺焦点集中在富金山一带。富金山是固始南部史河南岸的交通要塞，东连六安、合肥，西通潢川、信阳，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宋希濂在此部署了3个师，与日军激战数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宋希濂亲自到第36师前线指挥战斗，与士兵共同进退，并鼓励官兵说：“36师要永远站着，绝不能趴下。狠狠地打，弟兄们才能死而无憾。”

第71军在富金山下阻击日军，整整10天都未丢失一寸阵地，给予荻洲师团重创，成功阻止了侵华日军的疯狂势头。据战后统计，第71军击毙日军4 506人，击伤17 380人，同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第36师为例，战前编制1万多人的部队锐减到八九百，几乎全军覆没。战后，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部授予宋希濂“华胄荣誉奖章”，并在全军内通电表扬。

1941年11月，宋希濂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城防司令，统辖第66军、71军。次年5月，为阻击经由缅甸进入滇西的日军，宋率领第36师日夜兼程，赶在日军之前抵达怒江惠通桥畔，全歼渡江之敌。1944年，36师冒雨向龙陵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先后收复滇缅边境的平戛、龙陵、芒市等日军盘踞经营已久的坚固据点，歼敌万余，有力地策应了中国驻印军的反攻。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希濂因历年抗战有功，分别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和“自由勋章”。

1949年12月19日，宋希濂在国共内战中被俘，在监狱关押十年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重新开始了政治生命。他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80年，宋希濂赴美探亲，之后在美国定居。1982年8月29日，他在纽约创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自任总顾问一职。1984年，宋希濂联合蔡文治、李默庵、侯镜如等黄埔校友在华盛顿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发表宣言称：“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垂暮之年的宋希濂，为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因此遭到台湾《中央日报》“甘为中共鹰犬”的指责。为回应这一攻击，宋撰写下了名为《鹰犬将军》的自传并公开出版，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忠心和赤诚。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因病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从此这位战功赫赫、深明大义的抗日将领长眠故土。

第四十五章 廖耀湘

缅甸雪耻的“中国巴顿”

蒋介石大为赞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于是勉励他一番，批准他去法国留学，还在文档上留下批示：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

1939年11月，新22师与日军第5师团21旅团在昆仑关展开正面较量，中日两支钢铁部队之间的激战就此爆发。这场战役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部下5 000余人。

当时担任新22师师长的，就是被称为“中国巴顿”的廖耀湘。

廖耀湘，字建楚，1906年5月16日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北乡酿溪镇土桥村。他的名和字寄托着父亲的希望：“耀湘”者，光宗耀祖、名耀三湘之意；“建楚”者，湖南和湖北一带被视为楚国，唯楚有才。他的父亲不会想到，廖耀湘耀的不是湘，而是整个华夏；建的也不是楚，而是整个中国。

1926年7月，廖耀湘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开始接受系统扎实的军事教育。1930年，他参加了留学法国的考试，成绩位于三甲，而当时录取的名额是44人。但是志在必得的廖耀湘却被刷了下来，理由是他个子矮，脸上还有疤，不符合国家形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廖耀湘演了一出“闯宫面圣”的好戏。

他直接告到蒋介石面前，大呼留法生录取考试不公，并说了一番坦率的话语：这是选拔留法军官，又不是选女婿，相貌有那么重要吗？拿破仑的个子很矮，不也照样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蒋介石大为赞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于是勉励他一番，批准他去法国留学，还在文档上留下批示：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

廖耀湘在法国圣西卫军校学习6年后回到中国，不久就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初，国民政府成立了第一支机械化师第200师，有专业背景和军校经历的廖耀湘被钦点为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1942年3月，廖耀湘率所部远征缅甸，与英美联军一起对日作战。战局很快出现了对中国军队不利的一面，不但退路被日军包抄，还有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廖耀湘向杜聿明提出建议，主动要求对日军防线发起冲击，但杜聿明却没有采纳这个合理方案，而是命令部队经由野人山回撤国内。7 000余人的新22师在这条血与泪的道路上损失过半，其中还包括廖耀湘手下的4个团长。最后，廖耀湘奉命带领剩下的3 000余人撤退到印度兰姆伽军营进行整训。

这次整训对廖耀湘的部队来说，完全是一个质的飞跃。美国教官按照美军方式展开训练，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枪械操作、格斗训练、丛林作战技能培训。为了适应东南亚热带、亚热带的恶劣作战环境，学员们在训练中尝遍了蜘蛛、蝙蝠、蝴蝶、螳螂、蚯蚓等丛林中一切能吃的东西。

不过，在这段集训期间新22师的伙食还是不错的，全部按照美军标准，无限量供应。弹药也是如此，很多士兵大为兴奋：在这里进行机枪射击训练，一天打的子弹比在国内战场上三年打的还多。

各项训练之后，每位士兵都要接受考核，如果有一项没通过，就会被淘汰出局。这对个人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中国方面征集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参加训练，为期三年的印缅战场训练和作战，使得中国军队大面积接受了美军先进的作战技能。

1943年10月，廖耀湘率部再次出征缅北，打响了第二次缅甸战役。新22师与孙立人的新38师密切配合，二进野人山，火速插入胡康河谷，连克于邦、孟关、瓦鲁班等地，为当年死在野人山的官兵们报仇雪恨。在这次战役中，廖耀湘的部队给予日军王牌部队18师团以致命的打击，一举歼灭日军2万余名，并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以来还是首次。缅北攻势结束后，盟军统帅史迪威向廖耀湘发来贺电：“这是你的光荣，是新22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蒋介石也高兴地称赞新22师为“中国虎”，并晋升廖耀湘为新6军军长。

这次战役的胜利，除了印度集训立竿见影的效果外，得当的战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廖耀湘下令所部官兵在炮火停止后的5到10分钟内突入日军阵地，不给对方喘息机会。实际上，这种战术就是用炮火优势缩短冲锋部队的最危险路程。以往中国军队在进攻中缺乏重武器的配合，速度不够，伤亡惨重。在廖耀湘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基本上只需冲击一次，就能拿下日军阵地。远征军连续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作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

1945年4月，廖耀湘奉命率新6军投入湘西会战。战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芷江会战[1]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几个月后，这段评论成为现实。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后，派哪支部队接收南京的问题浮出水面。接任史迪威中国战区美军司令一职的魏德迈将军认为日本虽然战败，却依然极为嚣张，因此中国应该派遣精锐部队到南京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以展现出一种威慑力量。而此时中国部队最有威慑力量的是尚在缅甸的孙立人新1军和近在芷江的廖耀湘新6军，在这种情况下，廖耀湘立刻率领所部赶赴南京，接受日军投降。

1948年10月，廖耀湘在辽西会战中被共产党俘虏，之后长期被关押在被称作“功德林”的北京战犯管理所。1961年12月，新中国人民政府第三次特赦战犯，廖恢复人身自由，后来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廖耀湘好友、随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原新6军参谋长舒适存执笔写下《辽西恨》一文，被视为对廖一生最好的总结：

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与人说话，喜直呼姓名，人以为忤，他则认为这是够朋友的亲热表现，说他骄傲，想是由此而来。

1968年12月2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折磨的廖耀湘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2岁。一代抗日名将，就此陨落。

[1]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

第四十六章 王耀武

王牌军的王牌将领

王耀武作为长衡战区的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20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至此，王耀武的军事生涯到达最高峰。

抗日战争期间，王耀武率领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被称作“抗日铁军”的第74军打遍大江南北，多次与日军交手，每每歼敌过万，让日军胆战心惊。这支由蒋介石钦点的“御林军”在抗战中所向披靡，作为军长的王耀武自然也是名重一时。国民党军界长期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其中的“三李”指的是三位黄埔一期毕业的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

王耀武，1904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上王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与长兄早逝，其由精明能干的母亲培养成人。1924年冬，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筹集到了路费，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军校毕业后，王耀武靠着战功一路晋升，在抗战初期便担任军长一职。为了回报家乡父老，他花了7 000元将故居翻修为四合院， 并捐出作学堂， 为家乡培养人才。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王耀武率所部从汉中调往上海，奉命防守吴淞口至罗店的中心阵地，阻击从海上登陆的日军。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就此展开。白天，日军在空军、舰艇的配合下向第51师发动猛攻。夜晚，王耀武派出小股部队突袭日军，连续击毙两名日军联队长。虽然最终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上海，却成功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淞沪会战结束后，第74军在51师和58师的基础上得以建立，至此，王耀武成为第74军的一员主将。也正是在这支部队中，王耀武成就了“常胜将军”的名号。

万家岭战役中，狂妄自大的日军企图逼近武汉，却把第106师团送进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而此时负责主攻的正是王耀武的第51师，经过一天的反攻，日军伤亡惨重。

战后，蒋介石再次召见这位黄埔三期的抗日名将，将其提拔为74军军长。此后，王耀武开始统帅一军，独立完成战术任务。他率部参加了大小数百个战役，屡立战功。

第74军最为辉煌的战役，莫过于在湘西打响的雪峰山战役。王耀武选择雪峰山东南麓作为主战场，在有利的地形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一举毙伤日军5 000余人，在战役初期就扼制了日军的攻势。不久，年仅40岁的王耀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黄埔三期同学中一骑绝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战区的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20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至此，王耀武的军事生涯到达最高峰。

解放战争中，王耀武不愿参与内战，希望向幕后隐退。但无人可用的蒋介石还是派他前往山东济南，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传说王耀武在战败逃跑时，上厕所坚持用高档的“厕纸”，结果因当地村民举报，被解放军活捉。1959年，人民政府念他抗战之功，将其特赦。

1968年7月3日，王耀武因受到“文革”冲击，导致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享年64岁。

中国抗战历史上著名的抗日名将就此陨落。

第四十七章 邱清泉

既是“疯子” 又是“诗人”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邱清泉几乎每战之后都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败了，就探索如何才能克敌制胜；胜了，则考虑如何才能打得更好。

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天开交趾地，气夺大和魂。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痕。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

这首气势磅礴酣畅淋漓的诗篇，出自抗战时期人称“邱疯子”的国民党二级上将邱清泉。这首诗在昆仑关大捷之后激荡人心，广为流传。即使在今天读起，依旧可以想象出这位年轻将军彼时彼地的意气风发。

1902年1月27日，邱清泉出生于浙江永嘉蒲州乡（现温州市龙湾区蒲州镇），原名青钱，字雨庵。由于他平日独来独往，指挥风格颇为大胆，上了前线极其拼命，加之其在昆仑关大捷有着勇猛无畏的表现，杜聿明笑称他为“邱疯子”，其他国民党将领也纷纷以此名呼之。

邱清泉自幼聪颖好学，尤其擅长文史和英语。17岁那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跟同学们一起宣传“抵制日货”，从此开始萌生抗日救国的想法。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当了一年家庭教师，接着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期间十分用功。1924年，受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影响，邱清泉决定弃文习武，后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工兵科。他对自己投笔从戎的行为十分自豪，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

邱清泉从军后，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同时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崭露头角。1933年因为表现出色，他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第二年，邱清泉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赴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的名额。

在德国留学期间，邱清泉就像鱼儿游进水里一样，德国各种先进的军事理论都被他不加选择地学习和吸收。克劳塞维茨的“使用无限暴力歼灭敌人战斗力”的军事思想、古德里安的“装甲兵理论”和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理论都深深影响了极为刻苦的邱清泉。柏林陆军大学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出于保密原因，外国学生的最新讲义往往会被扣发，但是这难不倒特立独行的邱清泉。他连夜将讲义抄录下来，准备带回中国，让更多的国民党将领学习。邱清泉在学习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就是如果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械化部队将会大出风头。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极为正确。

作为军人，邱清泉有着中华男儿的血性和铮铮铁骨，即便舍弃性命，也要把国家民族大义放在首位。1937年，南京保卫战打响，整个城市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之下，风雨飘摇朝不保夕。面对上级下达的撤退命令，紫金山和光华门这两个主阵地的守军都拒绝服从，拼死抵抗。据一些参加过此次战役的老兵回忆，在南京城沦陷之前，时任教导总队队长的桂永清多次催促邱清泉，想让他一起从下关渡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邱清泉丝毫不为所动，他对桂永清说：“你先走，我暂时留下，以便和各团营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直到南京城沦陷之后，邱清泉才奉命率部分守军一道突围。

1939年11月，日军从广西钦州湾登陆，并连续攻陷南宁、昆仑关等地，柳州、桂林告急。邱清泉接到命令，迅速率部开赴既定阵地，并于12月16日在日军之前抢先到达昆仑关以南的五塘，接着又果断下令对日军发动突袭，一举收复六塘，截断了日军的退路。经过多日的浴血奋战，邱清泉部歼灭日军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大队，击毙日军第5师团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缴获辎重车辆、轻重武器无数。狼狈不堪的日军在战记里感叹道：“在此地带之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战后，居功至伟的邱清泉升任第5军副军长，并被国民政府授予四等宝鼎勋章。

1943年1月，邱清泉接替率部从缅甸大败而归的杜聿明担任第5军军长一职。为了重振这支机械化部队，邱清泉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整训上，连母亲去世也无法回去奔丧，只好作诗一首，寄托了对母亲深沉的悼念之情和忠孝不能两全的伤感:

海天遥望落霞红，机杼声消井臼空。常为远游违左右，徒劳征战转西东。寒霜肃杀悲慈竹，冷雨凄凉泣古桐。纵有俸钱多十万，承欢无路哭秋风。

1944年，为了打通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第二次进入缅甸作战。9月上旬，邱清泉奉命率部增援龙陵，期间写下这样一首诗：

万里云山北望频，南天立马一劳人。邑多衰落伤农圃，路有饥寒耻重臣。生意哀怜驱嬴马，道心消逝伴朱轮。烟村残野夕阳处，枉自风光画样新。

这首诗透露出浓浓的落寞味道和消极的处世情绪，让人不禁联想到邱清泉没有得到国民政府重用的一生。不过，尽管邱清泉对仕途不满，在大敌当前时还是分得出轻重的。他亲自过问军中大小事宜，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兵力损伤，邱清泉通过研究，决定采取“火烧背阴山，水淹龙陵城”的战术，并事先放出消息，让龙陵城日军未战先乱。在随后的战斗中，邱清泉亲自督战，派出奇兵迂回滇缅公路，截断日军退路，并将公路上的日军切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龙陵日军见大势已去，被迫弃城仓皇逃跑。

11月3日，第5军占领龙陵，随后在邱清泉的指挥下，沿缅滇公路继续推进，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最终打通了滇缅公路这一西南交通线。由于此战的出色表现，邱清泉获得美国的“总统自由奖章”。

邱清泉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接受过国内外双重军事教育的将领，理论功底极为深厚，又勤于思考，在军事学术上有着很高的成就，先后撰写了《教战一集》、《教战二集》、《建军从论》等一系列军事著作，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代中国军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邱清泉几乎每战之后都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败了，就探索如何才能克敌制胜；胜了，则考虑如何才能打得更好。

纵然如此，在国共内战中，邱清泉还是深陷在了人民战争的泥沼之中。这位将军兼诗人在人生最后一场决死战役中，写下这首诗：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水流已无时，人事成爪泥。春残花溅泪，暑去寒露凄。盛衰付烟云，得失笑虫鸡。孔门闻道死，庄生与物齐。各言志所取，身后互诃诋。是非无定论，荣辱不须迷。堂燕寻常入，暮鸦终古啼。不如倾斗酒，诗成和醉题。

1949年1月10日，突围无望的邱清泉在淮海战役中举枪自杀，时年47岁。

第四十八章 张灵甫

北大走出的“跛腿将军”

面对外界“跛腿将军”的称号，这位将军坦然答道：“吾张某人腿虽废，无以站立，然中华民族得以站立，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

2002年5月，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北京大学红楼旧址正式对外开放，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文界与思想界的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经出过一名驰骋沙场、战绩显赫的将军。

图48–1 张灵甫

1903年8月，他出生在陕西长安一户普通农家，中学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老师，后来考入北大历史系，一年后成为黄埔军校高材生，开始了20年的戎马生涯。他就是抗日名将——张灵甫。

右图就是张灵甫于抗战后期拍摄的照片，后人评价他为：“眉如远山，目似朗星”、“沉着间透出矜持，俊秀而不失刚毅，儒雅而不失威严”。

张灵甫在中学期间已经崭露头角，他那一手飘逸的书法，更是得到前来参观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赞赏。20岁那年，他在北大憧憬着成为一位历史学者或者书法家。然而时局多艰，张灵甫在北大学习一年后就陷入辍学的困境。当时读一年大学的费用可以在农村购置20亩良田，张家世代务农，倾其所有也无法支撑。

当时中国正面临列强的欺辱与瓜分，张灵甫常与一群学生上街请愿，往往流血流泪也无济于事。失望之下，他决心投笔从戎。在同乡的帮助下，他加入了西北军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在那里，他再一次得到命运女神的垂青，遇见了对他极为欣赏的于右任。靠着老先生的一张便条，张灵甫成了黄埔四期的学生，接受了系统的军事培训。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张灵甫先是到胡宗南的第1军担任排长，由于作战勇猛和讲究策略，短短数年便晋升为团长，成了国民党军队里冉冉升起的新星。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36年，这位青年军官因为杀死自己的妻子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直到几十年后，张灵甫的遗孀王玉玲女士才道出了杀妻事件的真相。原来，他当时的妻子吴海兰盗取了张灵甫的随身军事文件且拒不承认，他怀疑妻子通敌，一怒之下，才做出杀妻的举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苦于兵力不足的蒋介石下达特赦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军衔。张灵甫出狱后，担任第51师305团团长一职，率部投入淞沪会战，靠着果敢和勇猛赢得了手下官兵的尊敬。嘉定一战中，他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脱掉军服跃出战壕，抱起机枪冲向敌阵。深受感动的第305团官兵个个奋勇抗敌，杀敌无数。张灵甫就此成名。

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率第305团守卫在华严村一带。当时日军的火力主要集中在紫金山和雨花台，而雨花台左侧的华严村更是弹片横飞。第305团血战数日，在雨花台阵地失守后仍誓死不退。面对日军居高临下的猛烈攻势，张灵甫率部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在师长王耀武的指挥下，第305团成功突围，乘筏渡过长江。

1939年3月，张灵甫在南昌会战中被炮弹击中，右腿受重伤。军医经过一番检查，认为要保住他的性命，必须锯掉大腿。张灵甫坚决不同意，并且告诉副官，一定要阻止医生趁他昏迷的时候锯腿，否则，他就再也无法上战场了。不久，他在腿伤尚未康复的情况下，再度投入战斗。

上高会战中，张灵甫的大腿又一次被炸断。蒋介石非常关心这位心腹猛将的健康状况，亲自派飞机送他去香港治疗，还请来英国著名的外科专家担任主治医生。手术后不久，张灵甫不顾医生劝阻，仍以战情紧急为由，坚持提前归队参加抗战。此后，他腿上的残疾一直未愈。面对外界“跛腿将军”的称号，这位将军坦然答道：“吾张某人腿虽废，无以站立，然中华民族得以站立，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

抗战八年，张灵甫征战沙场，几乎参加了正面战场所有的会战，而自己的个人问题却一直无暇解决。直到抗战胜利后，张灵甫经国民党元老介绍，认识了17岁的长沙名门闺秀王玉玲。这个姑娘正值豆蔻年华，第一次见面，便被眼前的抗战名将深深吸引。当时，张灵甫已经42岁，英气仍不减当年，所以当朋友临时谎称他才32岁时，王家居然相信了，但是张将军却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一个是知书达理的绝代佳人，张灵甫和王玉玲的结合成了流传一时的佳话。

可惜他们的幸福生活还不满三年，张灵甫就死于解放战争中。昔日名扬中外的抗战英雄，身后却极为凄凉。孟良崮一役，张自知无法固守阵地，决心为蒋介石效忠，举枪自杀，只留下几句令人感慨的遗言：

决以最后之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看到张灵甫的遗体时，全部哭着跪倒在地。据资料记载，孟良崮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国共战场上被俘官兵数量最少的一次战役。

时任华野六纵副司令员的皮定均，有感于张灵甫在抗战中的伟大功绩，下令为其更换一身崭新的军服，还破例让被俘的第74师军官为其抬棺，厚葬于大坟丘，墓碑上书“国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将军之墓”。 一代抗日英雄，就此结束坎坷一生。

张灵甫的墓地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一度成为生产队的牛圈。他的遗孀王玉玲先是携子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又远赴美国，终身未嫁。2010年，她携子回到大陆，当地政府才重新查寻，一时间也引起了舆论的高度重视。据说，张灵甫在万家岭大捷后，接受了战地媒体的采访。当记者问他抗战胜利后要干些什么的时候，这位将军答道：抗战胜利后，我怕是已经（战）死了。

第四十九章 余程万

人生如戏的“虎贲师长”

余程万擅自突围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决定判处其死刑，理由是他违反军令，没有向上级报告，理当按军法处置。后来，常德6万百姓为其喊冤，联名作保，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和第74军军长王耀武也出面求情，余程万才得以被提前释放，之后舆论界对他的争议就再也没有停歇过。

2010年，中国新锐导演沈东执导的电影《喋血孤城》在海峡两岸热播，引起了舆论界的纷纷关注。这部以1943年常德会战为题材的电影，让观众记住了守城将军余程万的名字。

余程万，广东台山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先后担任海军局少将政治部主任、南京警卫军少将教官、第74军57师师长等职。

在惨烈的常德会战中，第57师8 000余名官兵在余程万的带领下，奋勇抗敌，阻击3万日军整整16个昼夜，最后只剩83人。战事之惨烈，从余程万发给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的电报中可见一斑：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第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这场战役，第57师再次用行动证明了“虎贲之师”这个称号当之无愧。“虎贲”一词，最初是形容老虎追逐野兽时的勇猛有力，西周时期，人们用来称呼禁卫军，再后来，成为英勇作战部队的最高荣誉。第57师就曾在1939年的上高会战中获得这一称号，当时余程万的职务还是海军局少将政治部主任。这个军事方面的天才，25岁就成为少将，先后进入中山大学政治系和陆军大学深造，堪称文武双全。接任第57师师长的时候，余程万的黄埔资历甚至比前后两任军长俞济时和王耀武还要过硬。虽然俞、王二人在官场上是上级，但私下都称余为老学长。

常德城被日军攻破的时候，第57师连夜兵分两路，一支由第169团团长柴意新带领，决意死守常德，另一支由余程万率领，先是杀出血路突围，后又与援军一道收复常德。

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询问常德保卫战中国民党守将的姓名，并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写下了“余程万”三个字。

抗战胜利后，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打破惯有的写作风格，直接以常德会战中第57师的事迹为题材，写了一本名为《虎贲万岁》的小说，这也是当时唯一一本描写正面战场抗战的书籍。书生和士兵自古便是两家人，余程万跟张恨水也并无往来，为什么张恨水会写出这样一本小说呢？

原来，常德会战后的第二年，余程万派人找到了张恨水，把相关的资料和文献都交给他，并拜托他将这段历史写下来，以纪念死去的英雄。张恨水一口答应，后来便写下了洋洋洒洒的30万字，并在自序中说道：

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变了我的作风。

《虎贲万岁》出版之后，余程万声名大振，一位苏州女子被“虎贲师长”这一人物形象深深感动，不顾一切嫁给了这位抗日英雄。

1950年1月，余程万奉命到台湾述职后，陷入两难境地：投共，担心被囚；归台，则恐蒋疑。最后他辗转去了香港，做了一些小本生意，却意外遭遇劫匪的杀害。当时还有一种传言，说余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工暗中杀害的。不管事实到底怎样，余程万将军在抗战中英勇作战，却未能死得其所，不得不说是历史上的一大憾事。

第五十章 胡宗南

黄埔的矮个子将军

这位号称“天子第一门生”的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当初却因为身高达不到黄埔招生的条件，差点被挡在了黄埔门外。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学校，很多人从这里走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和铁骨脊梁。

当年黄埔军校学员大多是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这其实与黄埔军校严苛的招生条件有关。黄埔军校招生不单要笔试，还要进行面试、体检，对身高长相也是有基本要求的。

可就在群星璀璨的黄埔将军中居然有一位身高不过一米六的将军，他就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这位号称“天子第一门生”的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当初却因为身高达不到黄埔招生的条件，差点被挡在了黄埔门外。如果当时不是胡宗南急中生智，对身高歧视提出质疑并大闹考场，也许就不会引起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注意，更不会被廖仲恺先生破格录用。那么，在抗战历史上就要少一员虎将了。

胡宗南，别名琴斋，字寿山，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早年的胡宗南曾做过教师，1923年，因竞争校长失利及父亲包办婚姻，胡宗南决定离家，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也许正是由于入学不易，胡宗南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校期间特别努力。毕业后胡宗南在战场上也异常骁勇，屡立战功，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任命他为国军第1军的军长。

1937年8月，作为国军精锐胡宗南的第1军，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刚刚打响时，就收到了参加战斗的命令。胡宗南率第1师立即于8月30日从徐州出发，前往无锡集中。胡宗南的部队刚刚到达无锡，还没来得及下车，前方战况就急转直下。胡宗南率第1师就地火速向东开往宝山增援。第1师到达时，阵地已经丢失。胡宗南随即组织指挥第1师，发起了对日军的反攻。随后第1军78师各旅也投入了争夺宝山阵地的战斗。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构筑工事掩体，第1军官兵遭到了日军航空兵和陆军炮火的双重打击，损失惨重。但第1军将士依然前仆后继，始终无人后退一步，因为在他们身后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第1军指挥部，胡宗南始终坚持在指挥部里指挥战斗。第1军官兵们不畏日军火力，苦战五个昼夜，阵地没有丢失一寸。在顾家镇战场上，胡宗南派去的两位团长先后阵亡，参战官兵仍然奋勇杀敌无人退缩。苦战半个多月以后，第1军才奉命调至昆山一线休整。但淞沪会战的战场形势并未好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的胡宗南部队，不得不再次投入战场。

这次胡宗南的部队被扩编为第17军团，胡宗南任军团长，仍以第1军军部为指挥机构。不过这次扩编更多是名义上的，扩编后的第17军团只补充了区区1 200名士兵。胡宗南依然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了离前沿阵地不远的地方。官兵在前线作战时，回头就能看见指挥所，士气因此非常高涨。据胡宗南的手下回忆，身为军长的胡宗南“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这次阻击任务原定为坚守7天，但是胡宗南的部队整整坚持了42天。在战斗中，胡宗南军团的左右两翼都被日军击退，第17军团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但胡宗南沉着指挥，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利用地形对日军实施分兵阻击，致使日军始终无法突破第17军团的防线，被迫做出战略调整，放弃原来的登陆计划，改在金山卫登陆。

淞沪会战后胡宗南又立即率领他的疲惫之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这两场会战后，胡宗南苦心经营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元气大伤的第1军直至1938年才调入陕西西安、凤翔附近进行整补。经过近6个月的整补，军力才逐渐恢复。

身为第1军军长的胡宗南，在抗战爆发前刚和未婚妻约定婚期。淞沪会战打响，胡宗南一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就推迟了婚期。他的未婚妻只好独自一人前往美国读书，直到1944年才回到中国。而胡宗南的婚礼一直拖到了抗战全面胜利后才举行，他的未婚妻也终于等来了一场迟到10年的婚礼。

抗战期间，胡宗南率领部队南征北战，为抗战立下赫赫战功。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在郑州接受了日军的投降。胡宗南作为一个军人，走向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抗战前，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评价过胡宗南，认为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曾经做过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与他朝夕相处了10余年的共产党员熊向晖，也在他的书中对胡宗南有较高的评价。正是由于胡宗南与共产党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坊间也有传闻，说胡宗南是最大的共谍。《炎黄春秋》杂志在2007年6月号上登载了朱汉生名为《胡宗南的未遂起义》的文章，指出1949年时国民党军队兵败，胡宗南确与共产党有过接触。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很多知名将领纷纷倒戈的形势下，这位昔日名震华夏的西北王最终选择了在国民党一败涂地时追随蒋介石，最后一个撤到台湾。

图50–1 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去世，蒋介石出席其葬礼

一回到台湾，“监察院”50多名“监察委员”就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指责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机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蒋介石有感于胡宗南在危难时刻仍追随故主之义，帮他化解了这场政治危机。

在台期间胡宗南基本身居闲职，在家中闲居养老，终日靠书法读报消遣时光，过得悠闲自在。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高血糖病情恶化卧床不起。病重期间，蒋介石亲自前往探望，胡宗南见到蒋介石后激动万分，涕泪交流，师生执手相望，竟都不能言语。14日凌晨，胡宗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国民政府17日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并颁发“旌忠状”，表彰他忠义的一生，以“永垂式范”。

不久，国民政府对胡宗南发布褒奖：“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气度恢宏，志行坚卓，早岁入黄埔军官学校研习军事，晓畅戎机。东征以来，参与革命奋战役，临阵奋勇，迭建奇功。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指挥镇摄为国千城……来台以后，整训队伍，巩固海防，咸收绩效。比年升任战略顾问，方质盖筹，期多献替，遽闻溘逝，轸悼殊深，除追晋一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勋绩。”

第五十一章 孙立人

特立独行的美国“海龟”

由于他深厚的学历背景和过人的才气，回国不久便在众多国民党将领中脱颖而出。但在别人的眼里，孙立人飞扬跋扈且特立独行，始终有一种难以接近的傲气。

图51–1 孙立人（照片上的字是其自题）

1942年3月下旬，被日军围困的中国远征军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史迪威和罗卓英面对腊戍已经沦陷的事实，认为军队回撤中国极不现实，提议撤到日军尚未染指的印度重新集结。杜聿明则认为国内战场急需兵力，不愿跟随英军撤往印度，而是选择穿过缅北的野人山和高黎贡山回到国内。双方争执不下，在请示蒋介石后，才最终决定采用杜聿明的方案，开始向国内撤退。

4月10日下午，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无法运回的战车和重型装备，准备穿越野人山。此时，杜聿明接到新22师师长廖耀湘的报告，得知孙立人的38师并没有跟上来，他立刻派人返回侦察。原来，第38师的步兵早已乘坐坦克、装甲车和汽车，朝印缅交界地带开拔。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孙立人作为杜聿明的下属，理应服从上级安排，何况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对此作出指示。孙的行为看起来极其大逆不道，但实际上与他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孙是中国军官中少有的美国军校高材生，在西方军事思想的教育下，他向来认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加之他个性刚烈，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就一定会坚持。而杜聿明则恰恰相反，这位黄埔一期的学生、蒋介石的心腹战将，对蒋言听计从，从不忤逆。

淞沪会战爆发后，孙立人统率所部冲锋陷阵，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一度被榴弹炮击中，浑身上下到处是伤，并陷入昏迷之中。1938年，他刚刚康复就参加了武汉会战。

在这两次战役中，孙立人凭借无畏的作战风格和沉稳的临场指挥，打出了自己的威风，让国民党高层另眼相看，也因此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加入远征军赴缅作战后，这位勇猛的将军带着新38师，从围困仁安羌的日军手中解救出7 000多名英国士兵。

仁安羌位于马革威以北55公里处，这座小城西面和北面分别是伊洛瓦底江和拼墙河，东面就是当时缅甸最大的仁安羌油田，同时也是发电基地。日军对这个战略要地觊觎已久，一路尾追英军来到此地，先是派出两个联队包抄英军的退路，又打退了英军的救援部队，将仁安羌重重包围。激战数日后，英军弹尽粮绝，水源也被切断，慌乱之中向中国远征军求援。

罗卓英并不愿意把战斗力分散到仁安羌，便安排了孙立人的第113团前去支援，当时日军的数量是该部的七倍之多。孙立人接到命令后，很不赞同这种送羊入虎口的做法，连夜请示罗卓英后留下一句“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自己则快马加鞭追上了开往仁安羌的中国部队。

图51–2 仁安羌战役

当时第113团只有1 121人，孙立人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立即召开会议。他认为日军一路长驱直入，必定会疏于防范，正面和敌人交战是不可取的，频繁的夜袭、近战肉搏才是取胜之道。

次日凌晨4时左右，第113团的夜袭开始了。短短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中国军队将日军的包围圈生生撕开一角，成功解救出英军7 000多人，并抢回了被日军夺走的战车和辎重。

仁安羌战役是中国军队抗战当中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因此孙立人在战后得到了国际方面的一致认可。但是他跟国民党其他军官之间的关系却很糟糕，由于奉行一意孤行的为人处世之道，多年下来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1955年10月31日，国民党当局免去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以“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软禁他长达33年之久。直到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孙立人才恢复了人身自由。

图51–3 1949年，孙立人在台北

孙立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在曾任山东知府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熏陶。191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1923年公费留学美国，学习土木工程。1926年，孙立人瞒着父亲，进入弗吉尼亚军校，接受西方严格的军事教育。

孙立人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童年时的一段难忘经历。12岁那年，他在青岛海边捡石头玩，被几个德国小孩联手欺负了一番，不但石头被抢走了，还被狠狠打了两个耳光。他回家告诉父亲，却被告知当时青岛是德国人的占领区。这件事对孙立人的影响很大，他一直无法忘记那一耻辱，立誓要赶走中国大地上的侵略者，从此复兴中华就成了这位抗日名将奋斗一生的目标。

由于他深厚的背景和过人的才气，回国不久便在众多国民党将领中脱颖而出。但在别人的眼里，他飞扬跋扈且特立独行，始终有一种难以接近的傲气。

第五十二章 胡琏

“如狐似虎”的重庆守卫者

石牌一战，胡琏成功完成了蒋介石“死守石牌，确保石牌”的战略目标，挫败了日军经由石牌进攻重庆的军事部署，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念，振奋了国人抵御外侮的勇气。

近几年，电视剧《亮剑》红遍大江南北，其中塑造的国民党将领楚云飞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楚云飞这个角色的原型不止一个，在这个综合性人物的身上集中展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很多优点，比如良好的个人素养、浓浓的爱国热忱和杰出的军事才华等。而这些优点同样集中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黄埔四期毕业生胡琏。

胡琏，字伯玉，1907年10月1日生于陕西华县会同坊北会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次年10月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成为陈诚 “土木系”[2]的核心人物。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第18军11师66团团长的胡琏奉命率部防卫上海北面的罗店地区。日军派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第66团阵地，以坦克和烟幕弹掩护步兵发起冲击，企图打开罗店这个突破口，当时的攻势极为猛烈。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胡琏一边组织敢死队，在机枪火力网的掩护下，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阻止日军向前突进；一边组织部队主动出击，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第66团官兵上下一心，英勇抗敌，甚至一昼夜击退日军十几次进攻，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

胡琏一生戎马倥偬，战功赫赫，其中最为辉煌的战绩莫过于1943年的石牌保卫战。石牌古镇地处湖北省宜昌县（今天的宜昌市夷陵区）境内，位于长江三峡之一的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地势险要。长江在此处突然右拐110度，形成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从南京迁到重庆。宜昌不仅是重庆的门户，还是中国军队在长江沿岸布置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军展开了长达3年之久的进攻，终于占领宜昌。这样一来，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最前沿阵地，此处一旦沦陷，重庆将完全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在第18军军长方天的部署下，胡琏的第11师负责防守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

1943年5月25日，日军由湘鄂边境出发，先是占领了渔阳关，接着渡过清河，直逼石牌要塞。蒋介石大为震动，从重庆发出手令，严命胡琏等将领奋勇杀敌，并一再强调要确保石牌要塞的安全。

战前，胡琏留下5封绝笔信，之后沐浴更衣，决心以死报国。在给妻子的信中，胡琏满怀歉意：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实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

陈诚对石牌战事极为关心，特地发电报问道：“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复：“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5月26日，拥有装备优势的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石牌守军发起猛烈的进攻。第11师在阵地被摧毁多处、人员伤亡极大的情况下，浴血奋战7个昼夜，最终取得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中国军队付出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击毙日军7 000余人，缴获武器无数，取得了久违的大捷。

年仅36岁的胡琏一战成名，受到蒋介石和陈诚的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晋升为第18军副军长。

石牌保卫战之前，蒋介石的命令是让第11师坚守3天，而胡琏不仅守了7天，还成功击退日军。当时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将领接到的命令常常是镇守某处3天，那么，这个“3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主要是为了保存抗日力量。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一个师守上3天，官兵伤亡率就达到80%左右，再死撑下去只会全军覆没。所以他把守了3天的部队撤下来休整，再派另外一个师补上去，守了3天后，再撤下来补上另一个师，如此轮换。这样做也是情非得已，因为在惨烈的正面战场上，只能用血肉之躯换取时间。纵然如此，蒋介石还是几乎打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

石牌一战，胡琏成功完成了蒋介石“死守石牌，确保石牌”的战略目标，挫败了日军经由石牌进攻重庆的军事部署，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念，振奋了国人抵御外侮的勇气。

在这场战争中，胡琏居功至伟，获得了无数的赞赏，有人将其与苏联元帅朱可夫相媲美，蒋介石对他的指挥能力和顽强作风大为欣赏，毛泽东也曾评价胡琏“狡如狐，猛如虎”，“ 狐虎悍将”的绰号由此得来。

1949年国民党战败，胡琏追随蒋介石退守台湾。晚年，他一直想回家乡陕西看看，却一直未能成行。1977年，胡琏因突发心脏病在台湾去世，享年70岁。近年来，随着抗战题材影视剧的热播，胡琏“狐虎悍将”的形象为海峡两岸的导演们所热衷，这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见识到这一抗日名将的风采。

[2] 土木系，亦称之为陈诚系，为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军队派系，核心人物是陈诚。土木系将领主要出身于大陆时期国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该部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土木系是中央军的支柱之一，在淮海战役时其主力被解放军消灭。

第五十三章 孙元良

低调的黄埔飞将

退居台湾后的孙元良行事十分低调，很少提起自己抗战时期的辉煌历史，颇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风范。

2007年，著名抗日将领孙元良在台北去世，享年103岁。这位最后离世的黄埔一期生，引起了海峡两岸媒体的高度关注。他曾经指挥“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也曾在保卫重庆的深河桥战斗中誓死坚守阵地，他抗战期间屡立战功，获得了当时象征中国军人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1904年，孙元良在四川省成都市华阳县出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立下“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的誓言，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戎马生涯。

1932年，时任第259旅旅长的孙元良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战役，付出伤亡军官89名、伤亡士兵1 424名的代价，在庙行一带击退日军，被当时舆论称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也因此役获得了宝鼎勋章，并晋升为由德军顾问训练和指导的第88师师长。蒋介石对孙也极为器重，认为他是黄埔一期的优秀毕业生，所以一直把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交给他带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刚刚抵达上海的第88师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在孙元良的带领下浴血拼杀。日军一次次进攻无果，伤亡惨重，只好依托火力优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

11月5日，日军第10军从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军队的包围态势。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军队在冲击日军防线失败的情况下，只好下令撤退。孙元良将掩护主力撤退的命令交给了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要求他“死守上海最后阵地”。

谢晋元率领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阵地，先后击退数量上十倍于己的日军的六次围攻，毙敌200余人，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谢晋元带领800壮士撤入上海公共租界。“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振奋了因淞沪会战受挫的中国军民的士气，还将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完全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1944年春，陷入穷途末路的日军发起“1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到1944年11月，其先后占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随后，日军进犯贵州，企图经由贵阳直接攻下陪都重庆。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政府紧急命令时任第29军军长的孙元良率部由四川进入黔南，部署在独山一带阻击来犯日军。当时，第29军刚刚奉命从陕南调到四川进行整补不久，尚未完成必要调整，就在孙元良的率领下调防贵州。这支机械化部队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行军20多天，于11月28日顺利抵达独山，紧接着布防在黑石关、白腊坡、甲捞河一带。

作为先头部队的第91师没来得及补充兵员，全师编制2 475人，但是能够战斗的还不到1 000人。在日军火力的猛烈攻击下，第91师被迫退到独山县城外20里的黑石关，情况十分危急，独山危在旦夕。孙元良见状下达军令状，要求第91师誓死坚守独山，抱定壮烈殉国之信念。

负责运送军令状的是第29军军部办公厅主任史培谦，一个排的护送战士在途中遭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以及伏兵的不断骚扰，最后到达第91师布防阵地时，只剩下3人。前线官兵见此情景，纷纷抱定必死决心，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在死伤惨烈的代价下，终于有效阻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12月5日，日军无力坚守，被迫撤出独山。之后，中国军队连续收复独山、广西六寨、南丹等地，至此，日军退出贵州全境。

独山一役后，日军入侵西南腹地的企图彻底破灭。这一期间发生的深河桥战斗，成为侵华日军战败的转折点，从此抗战史上留下“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的说法。指挥此役的孙元良也因解决了陪都重庆的危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退居台湾后的孙元良行事十分低调，很少提起自己抗战时期的辉煌历史，颇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风范。1985年，面对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国主义，孙元良作为历史见证人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义正辞严地发表了一份抗议书，戳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弥天大谎。

2007年，孙元良在弥留之际给儿孙立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暂时寄存在台北林口，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再安葬于南京。这位103岁的老人无法忘记那些一起浴血搏杀的战友们，更无法忘记那片拼死保卫染遍鲜血的土地，即使生前没能回去看看，死后也要达成心愿。

孙元良的离世，带走了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荣耀与争议，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段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光辉历史，并时刻提醒着我们“忘战必危”与珍惜和平。

第五十四章 李弥

“金三角”的前世

激战数日后，李弥在被人从战场上扶下来时，已经“胡子拉碴，眼眶充血，打双赤脚，呢军服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形。”

2007年10月，一位70多岁的老人突然在缅甸仰光去世，死因不明。就在这一时期，距仰光100多公里的“金三角”地区，一个神秘的毒品王国正渐渐走向衰落。

这位死去的老人就是控制了金三角地区长达20多年的坤沙，在他的统治下，金三角的军队一度达到1万多人，并占领了美国海洛因市场份额的60%，这片区域和“金新月”、“银三角”一起，被国际组织定义为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地。而这个活动在缅北丛林里的秘密组织，却与中国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金三角地跨缅甸、泰国、老挝三国边界，其中位于泰国的部分设有一个第93师纪念馆。沿河一带用竹子搭起来的房子上面，至今还清晰可见“还我国籍”四个大字。为什么这支隶属于国民党第8军的部队，会出现在远离中国的异域他乡呢？故事要从解放战争末期讲起。

彼时第93师在解放战争中战败，第8军军长李弥率残部撤到缅甸北部。缅甸政府不想接纳他们，一场战争由此爆发。激战数日后，不甘心战败的缅军向印度求援，请求印度出兵协助缅军。一场恶战之后，第93师余部以万余兵力打败了印缅联军的围剿，稳稳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残余部队尚且如此顽强，可见第8军的战斗实力有多么强大。其实早在1944年，这支部队就在云南松山获得一场大捷。当时这场战役的指挥官，便是时任第8军荣誉1师师长的李弥。

李弥，云南腾冲人，早年离开家乡前往滇军第3军任勤务兵。1922年滇军进攻广东，李弥随军到达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后加入国民党。

1944年5月，李弥奉命从龙陵赶赴松山前线协助第8军军长何绍周。松山位于怒江以南，与腾冲、龙陵相互牵制，因此这里是整个反攻任务的关键所在。9月1日，蒋介石向连攻数月不克的第8军下达死令：限于“九一八”国耻日前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交军法处置。

何绍周自认为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索性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李弥。在危急关头，李弥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主峰阵地，李弥亲临前线，因为他知道松山的重要性，这里位于怒江以南，与腾冲、龙陵相互制约，攻下这里是整个反攻任务的关键。但接连几天的进攻，除了伤病和阵亡名单增多外，日军密集的堡垒封锁线还是井然有序，李弥又派遣敢死队冲锋陷阵，但效果还是不行。激战数日后，在李弥被人从战场上扶下来时，已经“胡子拉碴，眼眶充血，打双赤脚，呢军服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形。”

当时日军工事异常坚固，松山山头上都是日军大大小小的地堡。大的分上中下三层，上层用来射击和观测，中层用作寝室和射击，下层用来掩蔽和储藏弹药，周围还簇拥着一些小堡垒，日军用强大火力封锁了中国军队前进的道路。

李弥召集第8军上下商讨对策，很快，一份“坑道爆破”的秘密方案开始执行，3 000公斤的TNT炸药从美国运来，又被中国军队埋在松山山头的大堡垒下方。随着一声巨响，整座山头几乎夷为平地。

随后，李弥带领部队展开最后的围攻，终于在9月中旬结束了这场恶战。在这场战斗中，第8军阵亡8 000余人，与日军伤亡比接近15∶1。松山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美国顾问组组长的极力推荐下，将李弥提拔为第8军军长。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一举击毙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邱清泉，俘获杜聿明、黄维，却始终找不到李弥的下落。原来李弥在突围无望的最后关头，让第3师师长周藩冒名顶替投降，然后自己趁乱逃脱了。

在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949年12月，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宣布率部起义，将李弥和余程万等将领扣押起来。据传，李弥随后把远离故土的第93师残部抛弃在缅北，自己却逃往台湾。随着这支孤军在缅北站稳脚跟，李弥又奉蒋介石之命从台湾带去一批官兵，筹备反攻大陆的计划。由于缅甸政府多次强烈申请国际调停，李弥不得不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兵，却偷偷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这一带雪藏。这支孤军在补给线被切断后不得不自寻出路，他们开始种植鸦片，金三角就此形成。

1973年，李弥在台湾病逝。1992年，占据金三角达数十年之久的前国民党第93师残军余部，向泰国政府交出了全部武器。这个一度“反攻云南”并占领四个边境县城的国民党军队，终于走下历史舞台。

第五十五章 白崇禧

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首倡者

他时常对手下的将领讲：“为将者，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和士兵在一起。撤退时，将领应该是最后一个，进攻时，指挥官也应该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指挥战士冲锋”。

淞沪会战空前惨烈，中日军队共计投入近百万兵力，鏖战三个多月，日军在上海遭到了入侵中国以来最强有力的抵抗，而指挥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官正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将军。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早年就读于中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中国著名的军事学家杨杰曾说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白崇禧就占其中之一。杨杰的话也许有失偏颇，但是白崇禧在中国军界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军事才能有目共睹。

“勇”者白崇禧，白崇禧治军向来主张不畏危险、“身先士卒”，从基层指挥员直至后来的副总参谋长，他一直强调将领应该到最前沿、最危险的地方去。他时常对手下的将领讲：“为将者，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和士兵在一起。撤退时，将领应该是最后一个，进攻时，指挥官也应该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指挥战士冲锋”。他言行一致，这样说也这样做，淞沪会战期间，他坚持白天到前线视察部署情况，结果他的车在路上遇到日军飞机扫射，幸亏白崇禧等人有所防备，才幸运地安全返回。

白崇禧用兵机巧百变，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今诸葛”、“白狐狸”、“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雅号。抗战爆发初期，由于不少将领看到日军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优势，国军内部开始出现了求和派，认为继续打下去必然亡国；也有人光凭一腔热血，动辄誓言与日军决一死战。而身经百战的白崇禧经过冷静思考，他把中国的抗战总结成了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白崇禧的意思就是国军应该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不主张在正面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而是应该利用中国广大的战略纵深寻机歼敌，用局部优势兵力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最终达到把日军彻底赶出中国去的目的。他的这番理论，与后来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不谋而合。白崇禧这一建议后来也被蒋介石所接受，事实上，国军在抗战初期就已经定下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但是国军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他们认为游击战类似于土匪战法，无法接受堂堂的政府军钻到山里打游击。有些部队也强行推行过游击战法，但是一到具体执行层面，往往作战失败，国军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不过是有名无实。游击战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国军在选择战斗区域时，喜欢在一些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附近进行游击；其次，在选择攻击目标时，国军一些指挥员好大喜功，往往选择日军有一定规模的据点，在缺乏攻坚武器的情况下也是屡屡受挫。

游击战术一时备受质疑，兼任军训部长的白崇禧痛定思痛潜心思考研究，并于1939年专门编撰了《游击战纲要》一书，白崇禧在书中开宗明义，说游击战是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的弹性战法，但“国军各部对此尚欠普遍深刻之研究，现在收集了一些游击战的纲要和各战区实践的心得，请各部认真加以揣摩”。此外，为了提高作战技能，白崇禧还颁布军令，让国军各部要有三分之一的训练时间，用于训练夜战和游击战法。经过这一番从理论到实践的教育训练，国军的游击战情况大有改观。1939年后在国军的各个战区几乎都有国军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伍，他们经常配合正规军奇袭敌人后方，使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武汉会战时，国军游击队还配合正规军在长江布雷，炸毁敌舰数艘，起到了封锁江面的作用。在敌占区，国军游击队开展了广泛的“锄奸”运动，使得汉奸人人自危，汉奸人数锐减，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正面抗战。

白崇禧在抗战爆发后就任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他不仅高度重视陆军建设，也为空军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9年白崇禧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他强调现代战争中制空权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缺的不仅仅是飞机，更缺优秀的飞行员。以当时中国空军的培育能力，直接进行大规模成年飞行员的培育还不现实，但是建立空军幼年学校，教授一些飞行员的基础知识还是可行的。民国政府很快接受了白崇禧的建议，在成都灌县设立了空军幼年学校。陈嘉尚亲自担任校长，后来国军空军中的许多中坚分子都来自于这所空军幼年学校。

整个抗战期间，白崇禧用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独到的军事理论为中国军队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1938年他与李宗仁共同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武汉一战，他指挥若定，成功消耗了日军15万人，使日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再在中国战场上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大胜日军。

在抗战中，白崇禧不像其他地方军队长官那样盘算着如何保存自己的派系，他在淞沪大战中眼见自己苦心建设多年的桂军死伤惨重，几乎消耗殆尽，仍然毫无怨言，一往无前，从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无愧于“军事家”这三个字，更无愧于“中国军人”这个称呼。

第五十六章 阎锡山

“模范战区”的司令长官

他去世前嘱咐家人在他的墓前刻上一个巨大的“中”字，以明其志，“中”字蕴含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

1930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位“和平军阀”。文章说，这位“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为山西带来了繁荣，在中国，山西人最为富裕”。“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业、军队、警察、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这位封面人物就是稳固执掌山西38年的山西王阎锡山。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热衷于搞经济建设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著有中国最早的经济学著作《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懂经济的阎锡山十分勤政，他曾经说过：“做事是人生的结果。做的事多，就是此生的结果大。做的事少，就是此生的结果小。”由于阎锡山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发展山西经济民生，山西很快便物阜民丰，晋商富甲天下。

阎锡山一生主政山西38年，在他的治理下山西曾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他在山西大力发展教育和经济，各项建设成效卓著，山西人至今还深念其功。山西的迅猛崛起，让蒋介石也叹服。蒋介石曾经在公开场合赞扬阎锡山的山西模式：“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图56–1 阎锡山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是清末的举人，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曾经是蒋介石最强有力的对手之一，当时在蒋介石眼里，阎锡山就是独霸一方的“诸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诸侯”，在面对日寇入侵时，立即放弃成见，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国民政府的一边，把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队和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国家。他坚定地喊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誓言倾毕生之力也要把日本人打跑，而山西战区也在抗战中赢得了“模范战区”的称号。

全面抗战前，阎锡山就已经是抗战的积极呼吁者，他慷慨地发电报给蒋介石“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在山西乃至在全国，阎锡山都在为抗战做着积极的准备。山西军备基础较好，阎锡山在全国较早建起了兵工厂和火药厂，1925年便开始从法国引进技术，自己组装飞机。到1930年底，山西已经拥有了20多架飞机。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阎锡山主政的山西被划为中国的第二战区。阎锡山成了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第二战区无疑是中国抗战力量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不仅有中央军、晋绥军、川军等抗战力量，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部也设在了第二战区的辖区内。阎锡山善于团结一切可以抗战的力量。早在1936年，阎锡山就成立了以团结各界抗战力量为主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当时“牺盟会”的成立受到了社会各界舆论的普遍赞同，其中也包括了大量共产党员。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薄一波曾受阎锡山的邀请，担任“牺盟会”的常务秘书长。国共合作抗战后，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刘少奇等多名重要领导人到山西与阎锡山会晤。中共领导人每次到来，阎锡山都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阎锡山不仅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倡议，还多次支援八路军在山西的部队。在平型关战斗打响之前，阎锡山和朱德就对平型关的防御有过约定，由“晋绥军”负责对平型关的正面防守，八路军隐蔽在平型关的两翼，在日军对平型关发动进攻后，八路军伺机从后面袭击日军，以达到前后夹击歼灭日军的作战意图。正是晋绥军的坚守，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取得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日军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南进攻。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淞沪会战，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中国。并且还狂妄地叫嚣“一个月灭亡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军，阎锡山审时度势后下令将部队撤向忻口组织防御。

忻口乃古今军事要塞，右托五台山，左倚云中山，地势险要，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

10月1日，日军统帅部命令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和察哈尔派遣兵团开始进攻太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第十四集团军迎敌，至忻口与日军会战。阎锡山部署第十四集团军及配属部队共8个军为中央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在忻口正面组织防御；第十八集团军及第101师、第73师、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由中共方面朱德指挥。忻口会战全面展开，作为第二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阎锡山在长达23天时间的整个战役期间，每天下午7点左右，必定会出现在前线城镇，亲自督战。

整个忻口会战中，以原平一战最为惨烈，日军混成第15旅于10月4日绕过崞县进攻原平久攻7天，在武器装备上占尽优势的日军，没占到任何便宜。 10月11日，日军看到战事不顺，只得调来空军助阵，以步空协同作战，再度猛攻原平，坚守原平的姜玉贞率余部浴血苦战，国军守军将每一处房屋都当成了堡垒，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激战至下午，全旅官兵仅存二三百人，山炮全毁，仍退守镇东北角，与敌展开肉搏巷战。最后原平被日军占领，该部官兵全体阵亡，旅长姜玉贞也壮烈殉国。阎锡山回忆此战无限沉痛，写道：“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还五百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

国军守军在原平、崞县阻击日军激战数日，为忻口国军的集结与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是在两地失守后，忻口便处于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同时，娘子关阵地也告失守，太原岌岌可危，国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从忻口主动撤退，回援太原。为期23天的忻口战役虽然失利，但是此次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 ，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最惨烈、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

1949年国民党兵败台湾以后，阎锡山看淡时事风云，逐渐退出国民党政治圈，退隐在台北阳明山，由于怀念故乡山西，他将屋子的门窗都砌成窑洞的形状。他在阳明山住下后就潜心写书，先后写下了300万字的回忆录和关于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的探讨文著。

阎锡山素有平民风格，他曾经这样教育他的孩子们：“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教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要求子女做到“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阎锡山晚年迁居阳明山时，有50多名昔日的部下追随他。那时的阎锡山可以说是“身无长物”，更没有一官半职。他的很多部下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功名利禄地追随他，足见其人格魅力。

图56–2 晚年阎锡山

1960年，77岁的阎锡山病逝于阳明山。他去世前嘱咐家人在他的墓前刻上一个巨大的“中”字，以明其志，“中”字蕴含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他还给自己写了挽联，上联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下联为“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去甚为难”。

阎锡山戎马一生，历尽无数风雨而得善终，其不凡的人生智慧值得后人研究学习。

第五十七章 陈诚

毛遂自荐守陪都

《陈诚回忆录》说：“时间是成败得失的关键，凡宜速成之事，缓则必败，凡宜从缓之事，速则不达，此一定之理也。为政之事，据我看，就不可操之过急。”从这句话就可以体现这位战场上的将军对待地方治理、国运形势的审时度势和深思熟虑。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于2009年在大陆顺利面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书全面记载了抗战期间陈诚主持或参与的有关抗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评述了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成败得失，披露了很多抗战时期的高层秘闻，多角度再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眼中的抗日战争。该书成为近年来畅销的抗战书籍，也吸引了人们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关注。

陈诚，字辞修，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他的父亲是位前清秀才，可谓书香门第，但是他经常随父亲下地干农活，培养了能吃苦的品质和坚韧的毅力，这使他成为最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获得了士兵的拥戴。

1922年6月，陈诚在保定军校毕业，1925年任黄埔军校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清晨陈诚正在诵读《三民主义》时，恰好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非常专注，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立即立正回答。蒋介石又接着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应答如流。蒋介石赞叹着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从此，陈诚开始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并很快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陈诚以“身材矮小，办事精明，足智多谋”著称，曾经被何应钦、白崇禧称为“陈小鬼”。这个“陈小鬼”日后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心腹，有“小委员长”之称。蒋介石很重视修养身心，经常对陈诚进行教导，陈诚没有辜负蒋介石，他生活上严于律己、注重道德修为；工作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一生多有建树，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当时陈诚已是一名国民党中将。《战时生活》杂志社曾经把陈诚撰写的几篇关于讨论“持久战”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起编印成册。陈诚在文章中理性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对比敌我双方的国力，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之间“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在文章中指出日军虽然军力强大，但是国内资源短缺，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是“倾全国可能之兵力，运用大炮战车的威胁，速战速决”。陈诚认为抗战既然已经开始，想在短时间内把日军赶出中国，以目前的实力状况是不现实的。应该大力提倡持久战，国军的军官和将士不能因一时的小胜而情绪轻浮，更不能因一时的失败而斗志全无。要做好“三五年如一日”的抗战准备，要坚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信心和决心。陈诚在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正值淞沪会战期间，战争局势不利于中国，失利的消息纷至沓来，国民普遍存在恐惧情绪，国军将士也对抗战前途的怀疑越来越大。陈诚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心军心，鼓舞了民众坚持抗战的决心。

陈诚虽为武将，但是对国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陈诚在《战时生活》杂志发表文章，用尖锐的语言指出日本国内经济已经出现下滑，不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随时都有崩盘可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这次抗战正是中国用战争的形式打破束缚的绝佳契机，中国经济一定会在抗战后迎来飞速的发展。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时，就首次提出“国防不是消费经济，也不是和经济建设对立的，没有经济建设就没有国防建设，而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唯一保障”。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抗战中的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6年5月，蒋介石在一份电文里公开声称:“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句中辞修，指的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在举国震惊的西安事变中，陈诚一方面竭尽全力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各方政治势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军政全才”的称号当之无愧。陈诚在参加指挥“围剿”红军后，其军事指挥才华得到蒋介石的青睐，经常与他商量军机大事，并时常委以重任。

1938年4月，陈诚开始兼任湖北省主席。陈诚原本是驰骋沙场的一介武将，然而，命运却把他安放在省政要大员的位置上，在湖北主政期间，陈诚高度重视教育，他把鄂东、鄂南及武汉地区的中学迁移出战区，并在随后发表的《告本省中等学校学生家长书》中，明确指出迁出战区建立联中的目的，就是要全力保护战时教育机构，使学生不会因为战争的来临而失学，同时为长期抗战培养后继力量。陈诚这一举措为提高战时鄂西北地区落后的文化水平以及保留湖北文化知识界的后备力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诚在湖北还十分重视战时经济的建设。他经过认真深入调研，根据战时的特殊情况，把一些重要的战时民生物资，从生产到分配的每个环节都做了细致的规定。陈诚在上任之初就特别强调增加生产，他认为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摆脱战时经济窘迫的局势。为了统筹经济资源，他在湖北创造性地使用了“以物易物、凭证供应”的新举措。他将民间剩余的棉、麻、油等商品由政府统一征收，设立专门的政府商店，鼓励人们用货物来换取生活必需品。陈诚在战时非常时期采取的“计划经济”的创举，较好解决了货币在战时经济中带来的不良因素，也达到了节约资源的目的。湖北当时的三农问题也较为突出，陈诚通过广泛推行“二五减租”，让农民也在湖北的经济改革得到实惠。陈诚主政湖北的那几年，湖北被视为全国抗战的模范区域，陈诚“以物易物”的做法后来也在全国战区内得到推广。陈诚虽是出身行武，但在湖北取得的政绩，充分证明了自己在治理地方上的才干，他的文治武功军政全才得到了蒋介石的称赞。

《陈诚回忆录》说：“时间是成败得失的关键，凡宜速成之事，缓则必败，凡宜从缓之事，速则不达，此一定之理也。为政之事，据我看，就不可操之过急。”从这句话就可以体现这位战场上的将军对待地方治理、国运形势的审时度势和深思熟虑。

抗战初期陈诚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七战区副总司令长官和武汉卫戍司令等职务。即使身处要职，陈诚时常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939年，日军兵分三路会攻长沙，长沙战局危急。陈诚再一次临危受命，和白崇禧一起赶赴长沙。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兵锋正盛，建议镇守长沙的薛岳部暂时弃守长沙。陈诚到达长沙后，听取了薛岳对战局和守军士气的分析，当机立断变更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同意薛岳坚守长沙。陈诚的这一果断决策，成就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长沙大捷传来，全国各地掀起庆祝长沙会战胜利的热潮，军政部长何应钦两次发来贺电祝贺陈诚。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陈诚指出正是由于坚持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才能利用有利的地形和时机，给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

1940年夏季，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势。日军占领宜昌后，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将第五、第九战区铜墙铁壁式的防御体系瞬间分割成南北两半。“钢刀”的峰刃直指陪都重庆。陪都震动，蒋介石迅速决定在宜昌新建立一个第六战区。他在军委统帅部高级幕僚会议上指出：“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蒋介石阐明新建立的第六战区，负责保卫陪都重庆大门，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由此可见，第六战区比其他战区的责任更为重大，比其他战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蒋介石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

那么谁来出任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呢？蒋介石陷入深思。所有将领也都清楚第六战区责任重大，如果守不住这扇大门，作为司令长官很有可能会背上亡国之罪。然而陈诚在会后却向蒋介石毛遂自荐，毅然请辞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肥缺要职，申请到第六战区任职，蒋介石深感慰藉，陈诚其实正是蒋介石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陈诚为申请任职第六战区还表了决心，他掷地有声地立下军令状：“如陪都门户有失，愿将自己头颅掷地”。陈诚曾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

随后陈诚率部到湖北恩施上任，通过军事、经济、民生上的一系列努力，陈诚将湖北这块贫穷的“三不管”地带，建设成为较为坚实的抗战基地。陈诚在第六战区任内任期最长，接近三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不免有些自得地说：“这三年总算尚未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在军事方面，宜昌以西，敌人未得寸进，拱卫陪都的责任，差不多可以交代下去；在政治方面，湖北省政府在地瘠民贫的条件之下，军民生活大致尚称安定。”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了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拉开帷幕。

1942年1月初，气焰嚣张的10万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缅甸。为了援助缅甸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也为了保卫滇缅公路这条国民政府的交通生命线的畅通，从2月16日起，国民政府动员派遣10万青年远征军奔赴缅甸。

1942年，成立近一年的中国远征军，由于指挥失误导致缅甸惨败，日军也趁机入侵云南，中国唯一的陆上对外补给线——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更好得指挥中国远征军，打通中国外援的补给线，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部，蒋介石还是让陈诚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陈诚最初再三请辞，他认为远征军事关中国的国际声誉，自己又身兼数职，精力不济，担心有辱使命，同时他很清楚，他的角色需要在强硬的蒋介石和倔强的史迪威将军两人之间周旋，弄不好两边都得罪了。而美方代表史迪威将军，也非常看好陈诚，他认为陈诚是中国将领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他甚至建议蒋介石，让陈诚辞去其他所有职务，专心专职就任远征军司令。面对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殷殷期望，陈诚提出，如要他兼任远征军司令，必须改变原本分散指挥的局面，由他集中统一指挥远征军，美方只是负责训练和提供武器。美方最终同意了陈诚的要求，陈诚随即上任远征军司令。

针对远征军中存在的军纪涣散、战斗力受疾病影响严重和士气低落等问题，陈诚制定了“四干”和“三不”的要求，即要求在滇各部要“苦干、强干、硬干、快干”和“不耻过、不敷衍、不贪小便宜”，以此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陈诚重新整编了在滇的各部兵力，并按整编后的部队编制，给部队配备了最新装备。陈诚还制定了详尽的远征军反攻计划，正当陈诚踌躇满志的时候，他的胃病忽然复发，吐血以致昏迷，他的家人迅速将其送到医院抢救，才从鬼门关里把他救过来。蒋介石闻讯后亲自发电慰问，但陈诚的身体状况显然已不再适合担任远征军司令一职。随后蒋介石只好委任卫立煌代理司令一职，让爱将陈诚回重庆修养。陈诚虽然担任远征军司令时间较短，但是他通过建章立制、规划整顿等一系列举措，迅速提高了远征军的战斗力，并且制定了详细的反攻计划，虽然由于身体原因并未实行，但是他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远征军日后的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得到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方的高度肯定。

抗战结束后，陈诚被连续委以重任，直至国民党兵败台湾，陈诚曾担任台湾省主席，中华民国“副总统”，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在台湾成功地推行了土地改革，让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土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正是这项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台湾日后的经济发展和腾飞。

陈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也常忠言直谏，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意见上产生了分歧。但是陈诚对蒋介石表态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在蒋介石还没有做出反攻决定之前，他会全力反对“反攻”之事。

陈诚长期受到蒋介石倚重，被委以很多兼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由于兼职太多，且多次受到临时派遣，东奔西驰，席不暇暖，很遭受一般人的嫉视。”为此陈诚曾经多次要求辞去一些职务，结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新职务。陈诚逝世的前一年，因为病重提出辞去兼职的“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清楚他的病情后，无奈之下才批准他辞职。

陈诚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有一天下雨，他的孩子们想坐他的公车上学。陈诚问他们：“你们有脚没有？”孩子答道：“有两只脚。”陈诚接着又追问：“脚是干什么用的？”孩子答：“走路用的。”于是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他共有6个子女，其中出了4个博士，且都毕业于世界知名学府。

1965年，陈诚因肝癌在台湾逝世，享年68岁。

第五十八章 薛岳

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把自由勋章授予一位中国人，他就是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歼灭日军最多的薛岳将军。他在抗战期间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10余万人。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曾经是老战友也是老对手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对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大力称赞：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

图58–1 抗日名将薛岳

薛岳，字伯陵，出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人，原名薛仰岳，因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薛岳父亲为其起名为仰岳，希望他能像岳飞一样，成为民族英雄。他后改名为薛岳，寓意不仅仰慕岳飞，更要身体力行。他父亲非常重视对儿女的培养，他时常教导儿子要立志习武，长大精忠报国。薛家家训就是：克复汉族，惟武是尚，经生坐谭，无当大局，亟需习戎，以应时变。可见父亲对儿子的迫切希望。

薛岳是抗战期间唯一被喻为抗日“战神”的将领，官授陆军一级上将。他历任贵州省主席、抗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等职。

1921年，26岁的薛岳任职大元帅府警卫团第1营中校营长。此时，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最终彻底分裂。同年5月4日，孙中山以陆海空军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薛岳随孙中山赴广东韶关。不料陈炯明部下突然发动兵变占领广州，并向孙中山致电，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职务。6月1日，深知陈炯明不会加害于他的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毅然回到广州，准备劝服陈炯明及其部下，但是无人响应。孙中山此时在广州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但是陈炯明部下嫌其赖在广州不走，索性决定使用计谋赶走孙中山。

图58–2 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粤秀楼抗敌侍卫合影

6月15日傍晚，率警卫营护卫孙先生夫妇下榻粤秀楼的薛岳收到情报，陈炯明部下叶举计划当夜采取军事行动。他马上告知孙中山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请他们火速通报孙中山，并请先生乔装成出夜诊的医生，趁天黑通过陈军哨站，直奔广州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

当晚，陈炯明所部叶举果然对总统府采取军事行动，集结士兵2万多人，而驻守大元帅府的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情况十分危急。然而薛岳指挥若定，将宋庆龄平安地撤离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并率所部以少敌众击退对方多次攻势。

期间陈炯明部下向孙中山提出谈判要求，鉴于北方徐世昌已经下台，请孙中山兑现当初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被孙中山拒绝。孙中山仍然坚持留在中山舰上，与岸上的陈部交火。他迟迟不愿意离去，因为他期望广州城内很快发生他所期待的变化，以及能够获得广州民众舆论的支持，可惜陈炯明民望甚高，当地很多舆论指责孙中山向广州城内发炮，杀害无辜市民。根据梁基永先生发表在《羊城晚报》2011年11月13日B05版的一篇文章《“孙大炮”名不虚传》，将当时发炮细节描述如下：“船驶到白鹅潭中央，孙下令开炮，由于没有海军总长的命令，加上顾虑伤及城内民众，船上没有人敢动手，据文献记载，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连发七十余炮。——孙中山早年被人称为‘孙大炮’，这下子，倒真是名下无虚了。但孙放炮后，陆上部队并没有响应动手。”

陈炯明部下其实也并无心攻占总统府，双方的大元帅府战斗不温不火地打了三天三夜，直到18日晚，薛岳率领残存的200多名士兵突围而去。薛岳这一仗，以寡敌众，成功帮助孙中山、宋庆龄脱险，令孙中山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日军倾注兵力最多的战役。据战后搜集的日军情报文件证明，日军在此役部署兵力时已经捉襟见肘，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1938年7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外围。大战总司令为畑俊六大将，投入陆海空三军35万兵力，调动飞机500余架，军舰120余艘，增调40万大军配合作战。作战经费是日军侵华以来所有战役中最高的一次，高达32.5亿日元。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记载：“陆军为武汉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188号、参谋总长第250号命令，做出两点指示：首先，务必攻占汉口附近地区；其次，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日本天皇的命令明确表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国民政府方面也严阵以待，全国总动员调集全部海空军，统计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临一线指挥，并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图58–3 万家岭战役中，中国士兵在追击日军

此次战役是冈村宁次和薛岳的对决，号称“三羽乌”之一在日军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日本陆军上将冈村宁次，遇到薛岳将军却飞不起来了。

薛岳负责指挥九江至南昌以及鄱阳湖周围战事，在德安、瑞昌、庐山地区部署了7个军的兵力，摆出“反八字形”的阵势，静待冈村宁次的第11军来犯。

两军很快进入对攻战，你来我往，互有胜负，呈胶着战，由于中日两军双方在每个山头、每个村庄都要反复搏杀，甚至一日数易其手，致使前来助战的日军飞机因双方绞成一团而不敢投弹。薛岳所部借此机会，戏弄日军。有几次日机空投弹药和粮食时，第4军和第74军的官兵在白布中间贴上红布圆心，制作假日军旗，铺在地面，引诱日机将给养空投到我军阵地上，使日军供给陷入混乱。

8月3日，日军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南下进攻南昌，在金官桥遭到薛岳部队迎头痛击，薛岳严令参战部队不能逃跑，否则枪决！日军随后以战车、飞机和大炮配合步兵强攻，兼以施放毒气，都不能逾越阵地雷池半步！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持续到15日，双方均死伤惨重。据后来缴获的敌军日记记载：“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有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识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19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渺茫的。”

日军虽然装备良好，但数量有限，尤其是兵源补充困难。战斗进行到9月下旬，薛岳审时度势后，决定与日军相持到底。他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汨罗江南岸运用诱敌深入战术，一次就歼灭日军2 000余人。这一下，忧愁的跷跷板重心倒向了冈村宁次。他苦着脸思考着对付中国军队的良策，越想越觉得拖下去凶多吉少，伤亡会更大。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此次出征作战，碰到的是一个硬钉子，这个对手不好对付。因此，他决定撤退。10月5日，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后，日军慌张后退。

随着当地气温不断下降，冈村宁次站在庐山的峻岭峰峦上，看到自己部队被薛岳所部像春藤一样缠住毫无进展，于是决定撤退。

薛岳下令各部队于10月6日开始猛攻，这次反攻一直持续到10日才结束。除日军106师团有千余人逃脱之外，其余日军万余人全部被歼，俘虏300余人。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而一直到武汉保卫战结束，日军最终也未能全歼我军一个师。

武汉保卫战，第74军打出中华儿女的骄傲，全国民众欢欣鼓舞，田汉作词、任光谱曲，创作了74军军歌，激励更多的抗日英雄。“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欧战爆发。日军为适应新的世界战争局势，决定加速解决对华战事，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薛岳将军因为长沙会战而家喻户晓，但很多人不知道，薛岳将军求战心切，为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军令，竟然不听从蒋介石的电话命令。

1939年秋，蒋介石对第一次长沙会战高度重视，几乎每天都会与薛岳通电话商议军事。为了争取蒋介石“对日寇迎头痛击”的军令，薛岳那一段时间几乎每次与之通话都会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蒋介石开始还耐心地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后来看到薛岳犟脾气上来了，就索性不再理会薛岳的电话了。

求战心切的薛岳，心急如焚，灵机一动直接打电话给宋美龄，他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图58–4 长沙会战中，国军战士在抓捕残敌

宋美龄立即将此话转告蒋介石，这回轮到蒋介石着急了，他连续向薛岳打电话，但薛岳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听电话，还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此时，薛岳已经打响了长沙会战的第一枪，并慨然立下军令状：“如果湖南战胜，是国家和委员长之福；如果战败，我就自杀以谢国人！”

当时日军成立了对华派遣军司令部，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负责战地指挥。日军全力出击，动用了6个师团地面部队及两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共10余万人，海军出动12艘兵舰和100艘汽艇，空军则出动100多架飞机。

国军方面，由薛岳代第九战区司令，罗卓英为前敌总司令，在湖南集中了5个集团军，共14个军，总兵力近18万人。

薛岳当时向全军号令：“我若在战斗中阵亡，立即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替代我指挥战斗，各级军师旅团，直到营连排班，都要明确，第一号指挥官若阵亡了就由谁来接替指挥，军人为保卫国家而沙场捐躯，死而无憾。”

1939年9月17日，日军分四路向长沙进攻，水陆齐发。9月23日，日军调集80门重炮瞄准新墙河南岸、王街坊、七步塘等，向国军阵地发起猛攻，5 000名日军强渡成功。薛岳急命守兵坚守碉堡，不能再让日军前进半步。日军进攻受阻后放飞装有毒气的气球，居高临下指挥炮兵射击，继而施放毒气，接着又派飞机狂轰滥炸。这一波攻势之后，6 000名日军蜂拥而至向前冲锋。没有戴防毒面具的国军战士们纷纷中毒，但仍坚守在充满毒气的阵地里。他们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展开生死搏斗，新墙河上漂满了浮尸，鲜血染红了河水。激战多时，终不敌日军，被迫撤退。国军第60师撤到汨罗江新市南岸一带集结。

9月26日，原本退到汨罗江一线的国军，依薛岳所定作战计划缓缓退后，这并未引起日军的怀疑，日军第3师团不知是计，一路向前进逼湘阴，第6师团前进到栗桥，第13师团直抵福临铺。国军一路佯装败退，实际在配合友军随时准备“瓮中捉鳖”。到10月2日，薛岳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国军终于开始全面反攻，猛烈围攻日军，毫无准备的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据何应钦《八年抗战》的描绘，我军跟踪追击，加上当地武装民众群起协同作战，敌人望风崩溃，死伤4万人上下。到了10月6日，我军恢复阵地秩序，并继续朝岳阳进攻。

“长沙会战碑”碑文所记：“鏖战二十四昼夜，遂奏肤功，歼寇四万，长驱三百里。”蒋介石得知后，喜出望外，在一次演讲中说：“自从月初湘北战争以来，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变，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

但是，第一次在长沙受到重挫的日军并没有放弃侵吞我领土的野心。1941年9月，日军卷土重来，出动陆海空总兵力12万余人。此战日方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战线过长、补给不畅的教训，强拉中国民夫15万人修筑从湖北通往长沙的道路，以疏通战时运输线。

第二次会战前，薛岳就判断：日军吃过瓮中捉鳖的苦头，第二次打长沙一定会采用新的战术，他断定日军一定从湘北方向单刀直入。不出所料，日军主力从湘北进攻。薛岳灵活运用他拿手的“天炉战法”——薛岳把大部队预置于侧翼，只是以非主力兵力与日军接触，假装正面抵抗，且战且退，引诱日军主力进入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一带。一直到日军先头部队已逼近长沙，日军便衣队甚至渗透进长沙市区，薛岳率领的国军主力仍隐忍不发，按兵不动。

9月29日子夜，日军第4师团、第13师团先头部队正准备包围长沙城郊，薛岳突然发动攻击，如同拉满弓弦突然将箭射出。他命令预先埋伏的两个军向日军发起猛攻，另两个军由浏阳河两岸攻击日军的侧背，然后调动5个军向万家铺、新安铺之线急进，在日军撤退的必经之路设伏。

9月30日，薛岳再出招，命令第11、12挺进支队紧急将杨林街、长乐街道及新墙市道彻底摧毁，以此斩断日军退路，合围态势形成。10月1日，薛岳下令总攻，以逸待劳的国军将士奋勇向前不断冲杀，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的日军早已兵疲马困，渐渐不支。在战斗间隙，只要稍有休战调整的机会，日军往往倒地就睡。而此时却是薛岳的国军敢死队大显身手的时候，许多日本人尚在睡梦中，便被国军敢死队员手刃。日军夜里不敢睡，白天精神不济，作战时昏昏沉沉，不断遭到国军的追杀及沿路的游击袭扰。日军在“天炉战法”的熔炉内再也无法组织有效反攻，最终溃退而去。

薛岳的“天炉战法”在长沙会战中大显神威。冈村宁次亦不由得发出“撼山易，撼薛将军难”的哀叹。第二次长沙会战虽然获胜，但由于敌众我寡，国军损伤仍然很重，堪称“惨胜”。据薛岳提供的数字，我军伤亡59 000人以上，日军死伤4万余人。

1941年12月19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日军不甘心前两次无功而返，又趁珍珠港奇袭大胜的势头，再次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前薛岳向官兵下达命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此会战持续29天，国军伤亡官兵29 217名，日军遭逢更重大的惨败，伤亡6万余人，据说光是清理战场时焚烧的尸体就烧了好几天。这也是抗战以来的大会战中，日本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中方的一次。

1942年1月24日，薛岳因为几次长沙会战赢得了军人的最高荣誉，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称：“长沙会战大捷之意义非比寻常，予敌人战略之打击也影响深远，尤其薛长官以下各军、师、团、营、连长，以迄全体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缔造此一光荣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也可以告慰世界友邦。”1946年10月10日，美国向薛岳颁发“自由勋章”，表彰他在抗战期间的卓著战功，薛岳享誉中外。

薛岳退居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和“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蒋介石一直对他很尊重，薛岳性格耿直，有人亲眼见他与蒋介石争吵后拂袖而去还碰倒一个花瓶，蒋介石对脾气上来的薛岳也无可奈何。蒋经国上台后对薛岳更是执礼甚恭。薛岳在台安度晚年，多半闲居在台湾南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半隐退日子。1998年5月3日，他在台湾因病逝世，享年103岁。

图58–5 1998年5月3日，薛岳在台湾因病逝世，享年103岁。图为弥留之际的薛岳

薛岳将军戎马一生，大丈夫气概义薄云天，不愧为人中豪杰、国之英雄。后人评价道：英烈匆匆过，功绩代代传。民族大义在，中流砥柱魂。传奇人生百余载，功过留与后人谈。国有伯陵战长沙，便得猛虎守疆土。

第五十九章 何应钦

亲手接受日军降书

何应钦后随国军败退台湾，担任闲职，晚年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由于妻子常年有病在身，所以家务活都由他一人承担，他对病妻悉心照料，使患癌的妻子多活了20年，使他获得“中国第一好丈夫”的称号。

第1军是国民革命军的绝对主力，在抗战中这个军团并没有辱没它当年“天下第一军”的光辉历史。第1军的前身是黄埔军官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何应钦担任一团团长，后来扩编为第一师，师长依旧是何应钦。北伐开始后，这个师扩编为第1军，蒋介石亲任这个军的军长。“天下第一军”的名号由此而来。1926年，何应钦从蒋介石手里接掌第1军成为了第二任军长。

图59–1 何应钦

何应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何应钦历史上屡次对蒋介石“逼宫”，为何仍能留任高位？蒋介石为什么放心把自己的嫡系交给他呢？

何应钦，字敬之，中国贵州兴义人，国民党一级上将，是在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何应钦和蒋介石是校友关系，早年也曾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何应钦从辛亥革命起就跟随蒋介石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内战，最后败退台湾，历任“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何应钦与蒋介石可以说是一生的知己，两人在惊涛骇浪中一直配合默契。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无法向生死不明的蒋介石请示，他审时度势，毅然不顾宋美龄的劝阻，坚持出兵讨伐张杨。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心领神会向何应钦下令停战，本已在中央军压迫下惊慌失措的张学良，很快配合蒋介石释放出来的和解善意，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图59–2 何应钦兴义故居被列为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单位

抗战初期何应钦担任全国五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之一，同时何应钦还身兼最高统帅部的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务。正当全国抗日战场接连失利，抗战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身为国军高级将领的韩复榘却在山东不战而逃。接到消息，何应钦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韩复榘绳之以法。国民政府在成功抓捕韩复榘后，立即任命何应钦为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审判韩复榘。韩复榘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此举大快人心，给一些还在抗战中持观望态度的地方军阀以最强烈的警示，抗战士气为之大振。

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其职责就是国军的大管家。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兵源是最头痛的问题。何应钦应时制宜在国统区推行“义务兵役制”和“国民兵役”方案，这在中国是首创。在实行该制度的当年，就征得兵源270余万人，其中有201万人经过短期训练，迅速补充到了各前线作战部队。他命令各地方实行县长负责制，全民实行150小时的不脱产军事训练，这不但增强了当时民众的抗战意识，也为国军大规模补充兵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汉会战坚持长达4个月之久，作战部队撤下来能够迅速地补充兵源，再一次回到抗战前线中去，达到了消耗日军的战略目的，这全靠何应钦建立起来的兵役制度。在抗战期间的军需补给方面，何应钦主持拟定了各战区的粮食管理大纲，这在中国战事粮食管理方面也属首创，为中国军队战时后勤补给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制度保障。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很注重军事人才建设，开战初期就积极主持建立了多所军事学校，涵盖了空军、炮兵、工兵、通信兵、坦克装甲兵、军政及技术等多个专业。仅在1939年这一年里，这些学校就培训出军官4万余人，大量满足了各兵种对军官的需求。同时，何应钦鼓励有潜质的士兵进入军官学校学习，使得国军基层军官的结构大为改观，丰富了军官的经验，有利于国军及时发现和培养人才。

何应钦在抗战期间，竭尽所能地配合蒋介石，硬是让尚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与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打了整整八年的战争。在前四年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作为大主管的何应钦功不可没。

身为中国最高统帅部的重要人物，何应钦的足迹几乎遍及在抗战时期的每一场会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盟军中国战区成立后，何应钦又登上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军人魅力的新平台。

1942年1月3日，何应钦命令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协同盟军作战。国军赴缅作战的第一仗就出人意料地顺利攻克了缅甸仁安羌，解救出了被日军围困在那里的9 000多名英国军人。首战告捷增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更也让一直心高气傲的英国军队对国军刮目相看。一直对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屑一顾的驻印英军司令官，也心悦诚服地坐下来与何应钦商量研究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鉴于国军在缅甸取得的战功，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将一枚美军“司令勋章”颁给下达命令的何应钦，何应钦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将领。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对中国指挥官的首次肯定，历经无数战役的何应钦也因此成为世界名将。

1945年4月，何应钦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开始组织湘西会战，6月击溃日军，取得全面胜利。与此同时，陆军总部下辖的第二、第三方面军也在广西展开反攻，相继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正当何应钦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行大反攻时，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图59–3 建于1946年2月的芷江受降坊，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标志

上图为芷江受降坊：建于1946年2月，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标志，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历史丰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全球六座凯旋门（罗马、柏林、米兰、巴黎、芷江、平壤）之一。坊上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军政要人的题词和《芷江受降坊记》206字铭文。

1945年9月9日9时，何应钦主持全世界备受瞩目的受降大典。他签发了载有投降详细规定命令备忘录24份，部署了全国16个受降区102处缴械点的受降工作。在受降仪式上，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应钦敬礼三次，作为受降方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应钦交降书时，何应钦出人意料地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目瞪口呆。事后人们才知道，何应钦在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接受日本投降不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越、朝、缅、泰等国。这无疑是何应钦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是其一生中的最大亮点。

图59–4 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书

何应钦后随国军败退台湾，担任闲职，晚年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由于妻子常年有病在身，所以家务活都由他一人承担，他对病妻悉心照料，使患癌的妻子多活了20年，使他获得“中国第一好丈夫”的称号。

图59–5 何应钦与妻子

1987年10月21日上午，对蒋氏父子感恩戴德的何应钦寿终正寝，享年97岁。

这位长寿老人在世时常说的话是：“不正的思虑是长寿的最大敌人。要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 、缄默来克服自己心中的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浮躁，才可能做到心直虑正。”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修养心灵就是最好的养生秘诀。这句简单的养生之道，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第六十章 宋氏四姐弟

近代中国最传奇的家族

道不同而相谋

她们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此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著名的“宋氏三姐妹”注定被载入史册。

宋庆龄成为国母，万民景仰；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宋霭龄联姻孔祥熙，富甲天下。

历史过后，再无历史。

她们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此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三姐妹有一个同样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父亲宋嘉树。他是上海著名的企业家兼牧师，对于孙文早年的事业资助很大，同时还是胡适的老师。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是名门淑女。三姐妹从小就在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环境中生活，既有专门的国文老师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教会学校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据她们早年的英文老师回忆，三姐妹幼年时期的英文水平就和同年龄的美国小孩几乎无异。中学毕业后，三姐妹陆续到美国继续深造，学成回国后，都投入到了风云变幻的革命洪流中。

图60–1 宋家三姐妹合影（自左至右）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同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熏陶，成年后的三姐妹却有着迥异的生活轨迹，怀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在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她们分为两派，以宋庆龄为一方，以宋霭龄和宋美龄为另一方，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为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而斗争，以致三姐妹长期在政治路线上势同水火，生活中一度形同陌路。但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宣言”后，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激情一下子焕发出来。宋氏三姐妹国难当头摒弃前嫌，毅然联手投入到抗战的第一线，谱写了宋氏三姐妹传奇人生交响乐中最辉煌的篇章。

在全面抗战打响后，全国各地民众抗战热情高涨，纷纷成立支援抗战组织，上海各界曾一天之内动员500多社会团体召开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仪式。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在8月1日于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这个组织在上海分会的理事就是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在成立仪式上慷慨陈词：“我们要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

相对比较内向的宋庆龄也随同姐妹们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早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图谋侵占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在战斗最激烈的前线，第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意外看见了宋庆龄与何香凝。原来她们在得知抗日战争打响后，第一时间就坐着卡车，亲自将慰问品送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宋庆龄这一时期还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积极宣传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救国主张。她在世界反战委员会远东会议上，以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严正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

图60–2 1932年2月，宋庆龄在吴淞残骸旁持炮弹留影

1937年8月13日，国民政府率先向非法盘踞在上海的日军发动进攻。8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此时的宋庆龄非常激动，她终于盼来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她和她的姐妹携起手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影响力，支援抗战。

这一次，多年政见不同的三姐妹终于形成了统一战线。为了同一个抗战目标，宋氏三姐妹从此经常一起出现在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大姐宋霭龄精通三国语言，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女校，曾任孙文秘书长达数年，她的丈夫是山西首富孔祥熙，孔子七十五世孙，耶鲁大学毕业生。宋氏家族当年曾被民众举报贪污腐败，提出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调查后公布了一个所有华人在美资产的报告，报告显示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 000万美元，最大华人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

在民众的争议下，宋氏家族很少抛头露面去影响报纸媒体引导舆论。但是抗战爆发后，从不参加民间团体的宋霭龄，毅然走出了自己西方情调的闺楼，全力以赴为正义、为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尽力。宋霭龄在淞沪抗战期间频繁接触媒体，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国人。她亲自担任抗日救国公债会妇女组组长，超额完成募款指标。

淞沪大战中，她经常慷慨解囊。她组织了伤员救护委员会，花钱买了3辆救护车送给医院和红十字会，抢救医治伤兵；她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香港劝募药品及医疗用具，很快就募集几十万元现款。这批现金用来购买药品和外科用具，并在第一时间送到了抗战前线。在宋霭龄的带动下，孙科夫人、宋子文夫人、哈同[3]夫人等立即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迅速募集了一笔巨款，并聘请了24个医护人员来到上海前线。中国空军首战大捷后，为激励天之骄子继续奋勇杀敌，宋霭龄购买了37辆军用卡车，订作了200套皮衣赠给飞行员。战争中出现了很多难民，她亲自组织人员把粮食运进难民区，尽最大可能帮助穷苦的人。

上海前线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国军战略物资供应紧张，特别是汽油严重缺乏。深知汽油是战争血液的宋霭龄，马上安排将装满汽油的8辆油罐车送到了松江前线。

图60–3 宋霭龄与孔祥熙

与大姐宋霭龄喜欢做幕后工作不同，宋庆龄一直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她在抗战期间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演讲和写宣传抗战的文章上，同时还特别注意与新闻记者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有一次，她在南洋女子中学演讲，演讲主题是介绍抗日形势，她的爱国激情感染了所有师生，师生们随后开展了自发的募捐活动，连南洋女中附近的居民也受到鼓舞，赶做了1 000件丝绵背心送到前线。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蕴藻浜前线与刚登陆的日军进行激烈的决战。宋庆龄在隆隆的炮声中，来到美商RCA广播电台发表现场直播演讲，她说：“中国已发动抗战，抗拒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所谓日本开明的首相，竟说‘日本的唯一方法是鞭挞中国，使之屈膝，使不再有战斗的精神’。目前日本虽仅威胁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民族呢……”她的抗战宣言随着流利的英语传到了中美两国的千家万户。

三姐妹的统一战线

在重庆期间，宋氏三姐妹为抗战大业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她们每天不停歇地共同视察重庆的一些战争设施、医院、孤儿院、工厂、学校。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卢沟桥事变”后，国内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退居次要的地位，抗日成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宋氏三姐妹携手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联手为抗日挥洒热血。

1940年3月30日，与日媾和的汪精卫举办所谓的“还都”典礼，公然投靠日军，建立傀儡政府，轰动了国内外，给中国的抗战形势和国际舆论造成极恶劣影响。同时，日方媒体别有用心地利用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相聚一事，散发谣言说她们对抗战失去信心，正骗取国家资金潜逃海外。此时，宋氏三姐妹决定再次联手用实际行动来反击谣言，稳定国民抗战的信心。3月31日，宋霭龄与宋庆龄接受宋美龄的邀请，启程同赴重庆。她们三姐妹用行动向世界证明，国难当头，她们不会离开祖国。

当她们乘坐的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重庆的各大报社媒体记者，争相跟踪采访报道，《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重庆的《新华日报》也发表评论，欢迎她们的到来，评论说：“当前抗日进入困难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因此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便是要举国一致、精诚团结，在迫切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

在重庆期间，宋氏三姐妹为抗战大业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她们每天不停歇地视察重庆的一些战争设施、医院、孤儿院、工厂以及学校。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重庆的一个活动中，她们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使得与会的中外嘉宾惊叹不已，他们都对看到这一历史性的场景深感庆幸。在发言致辞中，宋美龄称赞两位姐姐为抗日所付出的努力，她代表全国妇女，请求宋庆龄、宋霭龄常驻重庆，领导妇女工作。全场立即再次响起热烈掌声。蒋介石在参加完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后，马上回到官邸参加欢迎茶会，并做了欢迎致辞：“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只全国的姊妹们喜欢，全国的民众都喜欢，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表示欢迎。”蒋介石还非常高兴地同她们一起招待各位来宾，并和她们一起合影留念。也许只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四人才会站在一起合影吧。

图60–4 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合影

4月8日，宋庆龄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抗战到底”。当天，宋氏三姐妹赴“伤兵之友社”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兵。

4月18日，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三姐妹同台演讲。

三姐妹通过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向美国民众发表演讲，演讲节目通过美国电台向全美转播。她们分别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日军侵华暴行，并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她们还批评了美国纵容日本侵华的绥靖主义政策，强烈要求美国立即对日本实施禁运汽油等战争原料的措施，支援中国击败日本法西斯。

图60–5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员

中国最显赫家族的三姐妹同时登台演讲，表现出了中华儿女团结抗日、誓死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朝野舆论开始反思自己的亚洲政策。

宋美龄断言：如果任由日本扩大侵略“必然给民主国家以强大的打击”。不久后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痛定思痛的美国人惊叹这位东方女性的智慧。

4月下旬，三姐妹又一起赶赴成都，视察了成都工业合作社。在当地的欢迎会上，她们强调了合作社事业对实行孙中山“民生主义”及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尽管成都不是陪都重庆，但是日军在此的空袭也较为频繁，三姐妹在成都视察期间，多次在活动现场遭逢日军空袭，而她们则指挥普通老百姓撤离现场，与民众一样躲进狭小窒息的防空洞。空袭也曾造成极其混乱的场面，她们三姐妹就被惊慌的人流拥堵在大街上半天无法动弹。她们在成都的住宿条件也很简陋，晚上就住在当地破旧的旅社里，忍受虫咬蚊叮，经常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却仍要精力充沛地去视察各公益机关。

图60–6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防空设施

五月初，宋庆龄提出回香港，当时，蒋介石、宋美龄和宋霭龄都希望宋庆龄“常驻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党政府”。在多方的诚挚挽留下，宋庆龄还是婉拒了。她声称：“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像在这里，只能当展品。”

宋庆龄随后就离开重庆，于5月9日抵达香港，就此轰动一时的宋氏姐妹支援抗战重庆行落下了帷幕。刚回香港，宋庆龄就接受记者采访谈，她说，总体来说，她受到了鼓舞，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昂，坚信只要中华儿女坚持抗战，最终会取得胜利；但在政治上，还有待改进，对“改善民生，缺乏具体步骤，深感遗憾”。理想主义者宋庆龄还是公开流露了对于蒋介石当局的一些不满意。很显然，她们三姐妹的这次联合爱国行动，尽管在全国起到了巨大而良好的示范和宣传作用，但她们在政治上的分歧和隔阂远远没有消除。

图60–7 1936年，宋庆龄参加鲁迅葬礼

有人说，宋氏三姐妹的“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段极富韵味的插曲，时至今日，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依然能体会到她们的行动对于鼓舞人民的抗战信心产生的巨大影响，体会到她们对建立和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她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宋美龄前线险殉国

宋美龄以她自己崭新的风貌，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进行大力宣传，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陈旧看法。她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正在努力自强抵御外侮的新兴大国。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就此进入灾难深重的艰难岁月，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成了孤儿。在抗战中内迁的1 500万难民中，就有400万孤儿，需要紧急救济的达到10万人以上。为了抢救这些孤儿，1938年3月10日，心急如焚的宋美龄与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随后，在宋美龄的大力推进下，先后在全国抗战各地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

图60–8 抗战初期宋家三姐妹在重庆视察儿童保育院

宋美龄除了积极参与后方救援工作，还频繁地出现在战争最前线。作为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负责人，宋美龄有一次险些牺牲在日军的炮弹下。

1937年10月23日上午，宋美龄乘车到上海前线视察，慰问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汽车开到苏州路段时，遭遇日军的轰炸机，在宋美龄的汽车头顶盘旋侦察。

轰炸机的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忽然，日军的轰炸机企图对轿车进行攻击。宋美龄汽车司机在慌忙躲离日机攻击时，由于道路被日机轰炸毁坏，路面凹凸不平，轿车不慎翻车，宋美龄等都被甩出车外。

宋美龄当场被撞晕过去，全身及脸上都沾满泥土。在紧急救护下，她苏醒过来。陪同人员都纷纷劝她回南京修养，宋美龄断然拒绝：“不能回去，继续去上海。我们去前线。”刚说完这句话她又昏过去了。这次车祸使她折断一根肋骨，但她在医院休养没多久，又忍痛奔赴抗日前线的烽火中了。

宋美龄有一次到军营里向浴血抗战的官兵发表演讲。在过程中，她忽然停止演讲，亲切问一位少尉排长：“在战场上，你怎样指挥士兵？”“报告夫人，我喊‘弟兄们，冲啊！’”。宋美龄笑着说：“你应该喊：‘弟兄们，跟我来！’”。现场立即响起激烈的掌声。从此，这句话经常响彻在抗日战场上空。

宋美龄曾经对朋友说过，有一幅悲惨的情景，总会出现在宋美龄眼前：“兵荒马乱，遍地尸骸，炸成废墟的村庄前，年轻的妈妈，倒在血泊里，嗷嗷待哺的儿子，在她的怀里哭喊……”她说这些是她在妇幼会任职期间到灾区视察时亲眼目睹的场景，这场景经常让她心如刀割。她为日益严峻的国家形势焦急万分，四处游说国际友好人士支援中国。在中国抗战最艰险的时刻，她以战略性的眼光判断美国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于是，宋美龄决定孤身赴美为已近无力抵抗的中国争取援助。

此时的宋美龄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一位特殊代言人。宋美龄刚到美国，即不顾旅途劳顿，为中国抗战做专题报告、发表演讲。她还获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后来又在好莱坞露天剧场面对美国3万名观众进行现场演讲。紧接着，她奔赴美国各地巡回发表演说，所到之处都引起当地极大的轰动，超过25万人在现场听过她的演讲，过半美国人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听过她的演讲。

宋美龄以她自己崭新的风貌，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进行大力宣传，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陈旧看法。她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正在努力自强抵御外侮的新兴大国。

图60–9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

她凭借卓越的演讲才能以及东方女性的个人魅力，引起全美民众对于中国抗战的关注，成功引导了美国的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者们。深谙西方文化的她，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对美国政客们时而谆谆诱导，时而义正辞严，最终让美国朝野认识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成功推动并加快了美国政府对华的援助。被中国空军誉为“中国空军之母”的宋美龄在此次访问期间，成功地让罗斯福承诺援助中国12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队，正是这批飞机和美国空军的“飞虎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空军的发展，为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宋美龄访美是中国对美关系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一次精彩的外交宣传，她本人也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可见其影响力巨大。

当年第一夫人成功的外交经验对我国当前以及未来的外交工作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还原真实的宋子文

这位执意要带自己心爱的女人私奔的男青年，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子文，他当时已经接受孙中山邀请，即将南下。那位小姐叫盛爱颐，便是晚清名臣盛宣怀的七女儿，即民国时期著名的“七小姐”。

1923年初的一个清晨，钱塘江的潮水如万马奔腾般呼啸而至，岸边观潮者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呼。人群中有两个年轻人无心看潮，脸上充满了离别的痛苦。女人因为无法割舍家庭，拒绝了他一起远走的要求，男人最终独自黯然离去。

这位执意要带自己心爱的女人私奔的男青年，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子文，他当时已经接受孙中山邀请，即将南下。那位小姐叫盛爱颐，便是晚清名臣盛宣怀的七女儿，即民国时期著名的“七小姐”。

日后在中国政界和金融界叱咤一时的宋子文，此时不过是盛家的一位英文秘书。他以其博学和才华获得了七小姐的芳心，但两人的爱情却得不到重视门第的盛家人的认可。恰在此时，滇军将陈炯明赶出广东，孙中山在广州组阁，急需金融方面的人才。在二姐宋庆龄的推荐下，宋子文被孙中山邀请来穗。宋子文很珍惜这次机会，决定去广州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又不想放弃自己心爱的人，于是便有了钱塘江边的一幕。

1923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被委以重任，负责条例章程。1924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辛亥革命的炮声轰倒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却轰不倒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形成的“银本位”的货币思想，以至于到了中华民国成立17年后的1928年，流通的货币仍然是以银元为主。更离奇的是，17年来除了中央银行，各个商业银行也可以发行货币。金融秩序的混乱，让本已贫弱不堪的中国更加艰难。金融的不稳定也必将进一步导致政治混乱、国家衰败。

靠枪炮可以统一中国，却不能靠枪炮去统一中国的金融秩序。已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把统一国家金融的重任交到了宋子文手里。蒋介石此次重用宋子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宋子文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第二，在北伐中宋子文表现出了超强的经济运作能力，当时北伐的经费都离不开宋子文的筹措。

1928年1月，宋子文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甫一上任，他就决心迅速统一货币发行权，把西方先进的金融制度引进中国。经过精心研究，宋子文连续推出系列举措：“废两改元”、谈判收回中国关税的自主权、改革国内税务制度、实现民间商业银行的国有化……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进下，中国经济如睡狮般慢慢苏醒。

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自晚清以来罕见的发展，很多研究者把这十年称为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该成就的背后，宋子文功不可没。现在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认为：如果不是后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被迫进行抗战的话，中国的经济完全有可能很快就实现腾飞，跻身世界经济强国。

不过，也多亏 “黄金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为抗战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中国的抗战才能坚持八年之久。所以，那十年也可谓是“救国十年”。

七七事变后，战争的烽火在中国大地蔓延，无数人为保家卫国不惜血染沙场。作为哈佛的高材生，宋子文虽没有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但他也为这场卫国之战承担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压力和责任。

积弱的中国在抗战的前四年中，一直在独立支撑抗战的局面，而实力强大的英美各国，因不想得罪日本，在援助中国问题上态度十分暧昧。抗战初期欧美各国象征性地给予了中国一定的援助，但这对于艰苦且旷日持久的中国抗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1940年，宋子文首次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常驻美国。在美期间，他四处奔走，为中国争取到1亿美元的借款，随后他再接再厉，又获得5亿美元借款，这笔钱对于已经处于财政崩溃边缘的国民政府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国际援助。

1942年6月，宋子文和美国国务卿赫尔谈判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为中国无偿获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份协定无疑成了美国援助中国的一份长期合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鉴于宋子文的外交成就，国民政府任命其为中国的外交部长，依然常驻美国。他频繁到欧美各大国展开活动，为中国抗战寻求支持和帮助。他大力向有关国家宣传日本侵略扩张的现状和后果，促使这些国家丢掉幻想，对日警觉，并逐步倾向于支持中国抗战事业。

在外交部长任上，宋子文还做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

其一是宋子文在欧美各国之间积极活动，逐步说服欧美各国废除了自1840年以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近百年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洗刷这些耻辱印记鼓与呼，而到头来完成了他们夙愿的却是一介书生。第二件事就是，宋子文作为中国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备工作，还参与了联合国的制宪大会。在宋子文的努力下，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大国”之列，一举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为中国后来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打下了基础。

1944年12月18日，《时代周刊》在封面刊登了宋子文的照片。

《时代周刊》对宋子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宋子文在美国积极进行的一些外交活动，也确实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他们发现宋子文从不滥用公费，绝不占国家的便宜，甚至在公费不够时，还用个人账户补贴。一旦发现补助有误差时，他会让工作人员仔细核实，并坚持把多余部分退回。他的廉政自律获得美国朋友们的赞叹和信任，很多美国人据此认为援助中国是放心的。

《时代周刊》在文中明确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国的这位中国人，既是亚洲人，也更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他可能希望能做到这样。”当时很多读者留意到《时代周刊》写在宋子文照片底下的那句话：“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这句话是送给宋子文的，实际上也是送给当时中国的。

宋子文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华丽登场，曾赢得满堂彩，最后却因为无法挽回国内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而黯然下台。

晚年的宋子文对政治和经济失去了兴趣，长期定居美国。宋子文的后代也没有一人从政，很多人渐渐忘却了这位历史人物。

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77岁。

[3] 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年－1931年6月19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上海的一位犹太裔房地产大亨。

后记

修复历史 照亮未来

在创作《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图书及其视频作品《国军抗战全纪实》的三年多里，除了到凤凰岭龙泉寺去拜佛礼佛，我双休日的所有时间基本上都在工作室，从早上八九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平时，在单位的工作结束后，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工作室。每天都在不断策划选题、撰稿、审编，每天都在一边了解研究一边创作撰稿，自觉背负着一种使命感。

我涉足媒体，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在北大读研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突然间心生一个念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继续以前的生活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接到同学的电话，说这边电视台有个机会，你过来吗？我说好！两三天之后我就过去了。

有的东西，以前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觉得一切皆是命中注定。

从公务员体制内出来后，我一度想去从事公益事业。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个愿望：北京若有家NGO能给我提供岗位，哪怕是不要钱，我也愿意给他干一辈子。2005年，我和我北大的同学曾实施了一次成功的救助。一名山西农民工，他老婆患了心脏病，需要一笔高昂的手术费用，他准备换肾来救老婆。我联系了很多NGO、公益组织，但没有一家正面回复，都以各种理由推掉。之后，我们发动一帮北大清华的同学给媒体写倡议书，在《北京晚报》的报道文章发表后，很快凑齐了这笔高昂的医疗费用。我当时很吃惊，传媒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我如愿进入传媒行业后，一直喜欢历史的我不久就迷上了纪录片，并产生了拍历史纪录片的愿望，以纪录片来记载历史、传递思想。人类记载历史先后有三种载体：语言、竹简和纸张，还有就是现在的视频，现在乃至未来的主流肯定是视频。选择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源自我看崔永元老师的《我的抗战》，感觉略有遗憾，崔老师只是阶段性修复了抗战的原貌。他没有讲明显的假话，但是也没有讲出更多的真话。所以我想，能不能系统性地把抗战全过程都梳理出来。对于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那段历史，我们现在都处于集体失忆状态。这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几百万抗战英烈不负责任。我当时就知道我们的作品将来在网络上播出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网友非常感兴趣我更相信抗战英雄们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套用《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图书及其视频作品《国军抗战全纪实》的一句话：“硝烟远去，历史尘封，千古英雄，魂归何处”，就是怀着对几百万抗战英烈的尊重，我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也会看到的。

关于抗战史，无论文字还是影像，在国内有些信息很不全，我们花费大量工夫去收集。我们首先对抗战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各个层面进行梳理，然后有针对性地地去寻找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书籍或音像制品、国内网络、国外学术期刊。对历史的创作本着真实的原则，真实性是我们选择文字影像资料的首要标准，所有创作素材采集都必须经过审慎的过滤、研究，不允许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创作素材收集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我们通过关系查阅了北京一些档案馆、资料库、博物馆等抗战历史文物和抗战文献资料。我们还查询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里几乎所有抗战图书，并且注重从民间资料搜集第一手资料，通过抗战老兵的后代得到一些照片和影像，也有购买的素材。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创作态度，我们一般以正规出版的文字音像品资料素材为主。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发现了不同的表述，我们会到通过两种渠道求证：首先是查询知名出版社的相关图书，其次是采访当今对那段历史有最新研究的专家学者。

我执着于历史题材节目制作，对历史情有独钟，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缺乏反省的态度，忘记以史为鉴。我们习惯让别人去反思历史，自己却很少去反思，甚至很多人对民国以来的历史都是一片空白。也正因为我们国人普遍缺少历史常识，所以这本书的纪录片版《国军抗战全纪实》才产生了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该节目在凤凰网的点击率一度超过了综艺类节目、电视剧，在奇艺网播出后甚至将《舌尖上的中国》压了下去，连续两个月排在第一位。另外一部历史作品《北洋大时代》也取得不俗的社会反响，《北洋大时代》的图书连续两个月进入当当网、亚马逊的销售排行榜，在西单、王府井、中关村等图书大厦都进入畅销书展台。我想，并不是我们历史作品做得多好，而是选题及真相迎合了当下的需求，应该说，当下社会有强烈的对于历史常识和历史思想的消费需求。

我自己深入创作历史作品后，收获很多感动和启发，特别是在抗战题材创作中，让我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抗战有了更深的感动。蒋介石当时退守西南边陲，整个国家都快灭亡了，他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经常在浴室里面，发出那种凄烈的嘶吼声，你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么一个人物，在巨大的压力下，发泄时的场景。另外，第一时间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他拍案而起，说了一句“这就对了”。那是什么意思？他梦寐以求日本跟美国打起来，唯有这样中国才能得救。那时中国光靠自身的实力是很难取得抗战胜利的。当时几乎所有重工业资源都在东北，最有钱的上海、江浙一带全部沦陷。日本已经基本占领了中国所有有价值的区域，甚至打美国用的钢都是我们的钢厂生产的，他们的重武器很多也都在东北重工业基地制造。这两件事情，让我对蒋介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通过研究他的日记和其他资料，你会发现一个真实的与我们以前印象中完全不同的蒋介石。

在《我的河山》图书及其视频作品《国军抗战全纪实》的创作中，我采访了一些抗战研究专家，如以讲真话著称的茅于轼先生。这位80多岁的老先生对待历史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反思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在接受我的采访中甚至预言，未来的中日战争还会由日本右翼分子引起。张鸣先生很多观点也和我有共鸣，比如他认为中国1937年抗战稍微早了点。因为抗战前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期，也就是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而日本当时已经出现萧条。如果再等几年，中国的实力会跟日本非常接近。所以蒋介石一再拖延对日作战的时间，他多次声称：抗战肯定亡国，当时确实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蒋介石与日本宣战后，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对手开始全面较量，国民政府很快危在旦夕，边打边退最终在西南边陲，这些地方都很穷且没有多少战略资源。日本对国民政府事实上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那时候抗战局势光靠中国自身力量是很难得救的。

同时，根据我们的研究，日本在中国八年侵华战争只死亡了20多万，这可以让观众更加清楚日本真正的实力，更能理解国军抗战的惨烈程度。幸亏那时的日本眼中已经没有残喘延息的国民政府了，他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围在最后一小块的山地里，居然抽出了大部分精锐兵力主动挑战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就这样，过于狂妄的日本以自杀的方式给了中国持久战一个意外的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国的战斗中，死了120多万日本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日本增加20多万兵力，中国还能坚持吗？用数据解读历史最有说服力，因此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不幸中的万幸，奇迹中的奇迹。

抗战中的22次大会战在本书所占比例是依据各大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来决定的。“淞沪会战”实际上在中国抗战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会战是真正的全面抗战的开端，也是抗战中最为惨烈、死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是中日双方一场大决战，双方用上了全部家底。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革命军就从此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一直被赶到西南边陲。因此，淞沪会战就是提前进行的大决战。国民政府在淞沪战场失利后，也等于提前宣告孤身抗战的失败，只有也必须依靠外力来实现救国。同时，由国民政府率先发起的淞沪会战把国民政府的卧薪尝胆十年发展的国力耗竭。中华民族一度蓬勃复兴的势头就此遏止，殊为可惜。发动淞沪会战肯定是国民政府决策层在抗战中的最大失误。我个人认为，整个中国抗战史要多研究淞沪会战，因此，本书在淞沪会战着墨较多。陈诚曾经这样总结淞沪会战，他认为虽然国军战士超乎寻常的英勇，但仍然节节败退，最大原因就是装备上的悬殊，他感叹道“人海不如火海”。但是根据我们考证，国军在淞沪会战初期上去的都是精锐部队，比如那四五个德械师，总体装备确实比日本差些，但是差距并不如国民政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里表述的那样大，“人海不如火海”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军的战术素养相比日军存在巨大差距。当时日本拥有不少世界顶尖级的军事院校，为日军培养出国际一流的军队，在淞沪会战初期，日军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国军，仍然不慌乱、不退缩，冷静顽强，表现出了让英美都惊叹不已的战术素养。在八年的时间里，日军一直表现出压制国军的绝对军事优势。本书会战还着重描写了长沙会战，因为该会战是国军抗战中少数可圈可点的会战，特别是长沙会战中薛岳的“口袋战”和“天炉阵法”也是国军抗战史上最大亮点，这是国军在残酷的屡败屡战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在第一次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还没有“口袋战”“天炉阵法”这一说法，当时只是叫“后退决战”，薛岳国军往往边打边退，让日军总找不到主力决战，达到逐步消耗日军并诱敌深入的目的，国军再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围攻。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军队结合战略地形发挥兵力人海优势抵抗日军进攻的最成功的战术，正是这一战术的成功应用，让日军在势如破竹的侵华战场上开始受阻而一筹莫展，国民政府得到喘息之机。因此，我们专门采访了对此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尽可能地将这一抗战中最大的亮点和精彩呈现出来。

完成《我的河山》图书及其视频作品《国军抗战全纪实》，肯定是我这辈子做的一件最让自己感动的事，同时也将注定是我留下遗憾最多的作品。该作品的视频节目直到现在我们都在反复修改剪辑、完善。很多年后的某一天，如果我再想起这部片子时，能让我一瞬间在脑中闪过的片段，肯定是片尾那段长达三分钟的对抗日英烈缅怀的宣传片。我现在也常常回味这部片子的片尾，那也是最让我满意的创意。视频节目每期片尾都是三分钟，我将一些抗战时期珍贵的影像精心剪辑起来，分为抗战人物和抗战事件两个版本，配上悲怆激昂的音乐，谱出了一曲国军艰难抗战的悲歌。显然，这种方式在纪录片里还没有过，网上也有人反映说片尾太长，但我还是坚持以这种比较独特的方式向抗战英烈们致敬。我相信：每个看这部片子的人在随着它进入抗战情境之后，一定都会对英烈们有一次深深的缅怀。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我曾经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强烈不满，为何那些有道德操守的历史人物最后都被妖魔化？为何中国近现代史展现的是无德者战胜有德者的历史？研究民国史感觉民国好，研究北洋史又觉得北洋时期更好，研究晚清历史又觉得晚清时期最好，这段历史怎么了？在我创作了《我的河山》及《北洋大时代》后，认真研究了众多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佛家思想认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凡事都有缘起，有因果。作恶多端的人，最后下场一定也是悲惨的，有的是现世报，有的则是报在自己的后代。这里的善恶果报并非是事业成败，而是个人及其家庭及身后的幸福和痛苦。

关于抗战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确实值得一说。 网友看了我们节目后反馈如潮，很多说看了感觉很震撼，很受教育。如网友“在水一方”说：“我很用心的看完并推荐给孩子、朋友们，共同感受中国的抗日战争。看了很多故事片、纪录片，也被感动了无数回，但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缺少的就是系统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好记录片”。网友“天勤258”说：“在朋友的推荐下去凤凰网看了《国军抗战全纪实》，看着看着，恍惚间萌生一股慷慨激昂的“被历史”的感觉！感情是复杂的，眼泪是静止的——一集接着一集地看着看着，眼泪常会情不自禁地、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既为了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感伤，也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豪！”网友“我想不出其他的”说：“完完整整把100集的《国军抗战全纪实》给看完了不得不承认，有几次都差点留下了眼泪，里面的国军战士在正面战场的骁勇善战，不畏牺牲，奋死抵抗入侵者，保家卫国的精神非常让人敬佩。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弃，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去了解和铭记，以致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的亢奋中”。还有很多网友感叹现在的和平岁月来之不易，要珍惜现在的时光，这些都是《国军抗战全纪实》的创作意图所在。

更多的网友热情留言提及了抗战将士是民族脊梁、民族魂。如网友CCL123123说：“这100集国军抗战全纪实完全改变了儿时记忆里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历史是真实的，国军将士为了民族的独立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值的全中华儿女永远牢记。你们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网友“金陵辟邪”感叹道：“ 看这样的纪录片让人心潮澎湃，心绪难平，感慨万端。 这些浴血奋战的人，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灵魂，当然包括我一直都很敬仰的那个人”。我每每看到网友类似的留言都会对团队其他成员说；“看，我们节目的创作主旨还是实现了”。“传播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正是《国军抗战全纪实》的创作主旨。缺失民族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其实，这个民族精神不用舍近取远，就应该从抗战历史里面去提炼汲取。同时，随着南海局势的日趋复杂和严峻，为应对随时有可能的战争，也亟需要弘扬抗战精神，如果未来中日真的爆发战争，随着抗战节目的传播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对于凝聚民族力量，提高军队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有裨益。

这部图书能够在今年顺利出版，首先感谢中信出版社及王冬军先生、李璐先生的支持，感谢京商文化的马达老师，没有他们的督促，对于已经习惯随性顺遂自然的我来说，不可能连续半年每天都熬夜加班修改整理书稿，这本书也不可能今年就出版，他们是这部图书的助产者。这部图书还需要感谢很多人，三年多来，收集、整理资料及协助文字撰稿、资料核查人员近十人，他们是刘凌、林海宇、石鹏、李洁、刘峰、赵尊、李娜等，最让我感动的是陕西段成钢先生、甘肃王立斌先生以及我的爱人王燕长达五个多月的辛苦编辑校对，当然还需要感谢我纪录片事业的合作伙伴李军先生，以及贾元良先生，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国民政府抗战英烈们的照片影印本，为本书增添了历史价值。

应该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本书特别需要感恩著名学者沈泽宜老先生，他身患癌症仍然坚持给我写了长序，并鼓励我说这本书是他看到的第一部全面真实呈现抗战历史的作品，他看了非常感动，说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如果这部图书有点功德，希望全部回报给我的父母以及沈老先生，希望他们佛学精进，健康长寿。

这本书的大半稿酬会拿出来捐赠给中国抗战文化基金（www.kangzhan77.com）作为关爱抗战老兵、抗战老兵抢救性记录和为牺牲的320万英烈做超度法事，祈愿他们都能往生极乐。

最后，对于图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纰漏在此向读者朋友们提前致歉，我们在创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鉴别那些浩如烟海的抗战细节的真实性，很多抗战细节千头万绪，且众说纷纭，中日双方各自表述往往差异较大，甚至不同时期的表述也不一致，同时确因个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朋友们不吝斧正，我的联系方式是新浪微博@纪录片人陈钦。

感恩！

附录

最后的怒吼

——抗日名将决死誓言录

决死誓言1

蔡廷锴

（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

“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坚守上海，与敌军血战33天，致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人，四度更换指挥官。

决死誓言2

陈怀民

（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活着回来！”

背景：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决死誓言3

寸性奇

（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

背景：中条山之战，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他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

决死誓言4

邓锡侯

（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川军出川抗战，战如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背景：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后邓锡侯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决死誓言5

郝梦龄

（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背景：1937年忻口会战中，郝梦龄一直以此语鼓励官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决死誓言6

黄启东

（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徐州会战爆发后，日军大将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黄启东亲率敢死队冲锋十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语，最后壮烈牺牲。

决死誓言7

阚维雍

（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第31军131师师长）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背景：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阚维雍将军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亲自指挥敢死队作战，后因阵地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决死誓言8

李家钰

（1892~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背景：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在陕县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李家钰头额及左腋被子弹和榴弹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决死誓言9

刘湘

（1890~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背景：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言。

决死誓言10

马玉仁

（1876~1940，江苏福州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背景：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日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向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决死誓言11

饶国华

（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背景：1937年11月，饶国华受命固守广德以保卫南京，他亲率部队据守阵地，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但孤军奋战，几被全歼，广德失守。遂挥泪写下绝命书，称“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然后开枪自戕，慷慨成仁。

决死誓言12

萨师俊

（1895~1938，福建闽侯人，时任中山舰舰长）

“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背景：1938年10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受重创，萨师俊左臂、左腿皆重创，右腿不知所踪，浑身是血。但仍继续指挥，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作此答复，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

决死誓言13

孙连仲

（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

背景：在台儿庄进行最惨烈的拉锯战时，死守北门的第31师伤亡惨重，眼看抵挡不住，师长池峰城来电请示孙连仲准予撤退，孙做出如此答复。池师长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终于大败日军于台儿庄。

决死誓言14

孙明瑾

（1905~1943，江苏宿迁人，时任第十军预10师师长）

“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

背景：1943年常德血战，孙师长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向日寇冲锋。后又用手枪、步枪猛射，最后以刺刀与日军搏斗，直至刺刀折断！后身中多弹，卫士抬他突围，他目瞪卫士，忍痛高呼上述那句话，临终前仍命令部下“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决死誓言15

王禹九

（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

“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分所应是。”

背景：淞沪会战爆发后，王禹九赴嘉定前线，在遗嘱中写给妻子这段话。1939年3月20日，第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惨重，军部陷入重围，王禹九率部冲锋，身中多弹，不幸牺牲。

决死誓言16

余程万

（1902~1955，广东台山人，时任第57师师长）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余师长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

决死誓言17

张灵甫

（1903~1947，陕西长安人，时任第74军5l师305团团长）

“兄弟们，不怕死的给我冲，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

背景：淞沪会战恶战嘉定，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喊着这句话带领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敌人，队员士气大振，很快夺回阵地。

决死誓言18

萧山令

（1892~1937，湖南益阳人，时任南京市市长、宪兵司令）

“誓死捍卫南京，与中山陵同在！”

背景：上海沦陷之后，日军重兵逼近南京。萧山令牢记革命军人守土卫民之责，临危不惧，组织南京军民与日寇血战了26个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萧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年仅45岁。

阵亡将军名录

上将 (21人)

佟麟阁上将

1937年7月于北平南苑阵亡。

赵登禹上将

1937年7月于北平南苑阵亡。

郝梦龄上将

1937年10月于忻口会战中阵亡。

饶国华上将

1937年12月于安徽广德自戕殉国。

刘湘上将

1938年1月于湖北汉口因病殉职。

王铭章上将

1938年3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蒋百里上将

1938年11月于广西宜山因病殉职。

张谞行上将

1939年3月于陕西西安遇敌机轰炸殉职。

陈安宝上将

1939年5月于南昌战斗中阵亡。

廖磊上将

1939年10月于安徽因病殉职。

宋哲元上将

1940年4月于四川绵阳因病殉职。

张自忠上将

1940年5月于枣宜会战中阵亡。

唐淮源上将

1941年5月于中条山会战中自戕殉国。

周复上将

1943年2月于山东城顶山阵亡。

李家钰上将

1944年5月于豫湘桂会战中阵亡。

吕公良上将

1944 年5月于许昌会战中阵亡。

陈训泳上将（海军）

1944年因病殉职。

邹洪上将

1945年4月因伤殉国。

方振武上将

1941年12月被特务杀害。

陈季良上将（海军）

于重庆因伤病殉职。

赵渭滨上将

1938年3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中将 (81人)

王凤阁中将

1937年4月于吉林通化被俘殉国。

黄梅兴中将

1945年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蔡炳炎中将

1937年8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姜玉贞中将

1937年10月于山西原平阵亡。

刘家麒中将

1937年10月于忻口会战中阵亡。

郑廷珍中将

1937年10月于忻口会战中阵亡。

庞汉祯中将

1937年10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秦霖中将

1937年10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吴克仁中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吴继光中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夏国璋中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吴国璋中将

1937年11月26日于浙江湖州阵亡。

萧山令中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高致嵩中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司徒非中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赵锡章中将

1938年2月于山西阵亡。

张培梅中将

1938年2月于山西大宁自戕殉国。

刘震东中将

1938年2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谢升标中将

1938年4月于安徽广德阵亡。

陈钟书中将

1938年6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方叔洪中将

1938年4月于徐州会战中自戕殉国。

周元中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李必蕃中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黄启东中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陈德馨中将

1938年9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税梯青中将

1938年9月于四川成都因病殉职。

范荩中将

1938年9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陈芝馨中将

1938年10月于广州马口河船沉殉职。

江煌中将

1938年10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朱炎晖中将

1938年11月于湖北金牛地区阵亡。

冯安邦中将

1938年11月于湖北襄阳阵亡。

郁仁治中将

1938年11月于山东肥城阵亡。

李国良中将

1939年3月于陕西西安遇敌机轰炸殉职。

王禹九中将

1939年3月于南昌战斗中阵亡。

柳漱风中将

1939年3月于湖南桃源因车祸殉职。

唐聚五中将

1939年5月于河北迁安阵亡。

赵侗中将

1940年于河北阵亡。

马玉仁中将

1940年1月于江苏阵亡。

郑作民中将

1940年3月于桂南会战中阵亡。

罗启疆中将

1940年4月于长沙会战中因病殉职。

钟毅中将

1940年5月于枣宜会战中自戕殉国。

戴民权中将

1940年5月于河南遂平阵亡。

张敬中将

1940年5月于枣宜会战中阵亡。

陈烈中将

1940年10月于广西靖西因病殉职。

俞星槎中将

1940年阵亡。

丁炳权中将

1940年于江西武宁因病殉职。

朱鸿勋中将

1941年初于湖北阵亡。

陈师洛中将

1941年2月于江苏淮阴阵亡。

蒋志英中将

1941年4月于浙江海门阵亡。

邢清忠中将

1941年春于中条山会战中因病殉职。

王竣中将

1941年5月于中条山会战中阵亡。

寸性奇中将

1941年5月于中条山会战自戕殉国。

陈中柱中将

1941年7月于江苏泰县阵亡。

金崇印中将

被俘后1941年7月于山西绛县殉国。

刘克信中将

1941年7月于中条山会战中阵亡。

章亮基中将

1941年8月于江西宜春遇敌机轰炸殉职。

武士敏中将

1941年9月于山西沁水阵亡。

李翰卿中将

1941年9月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阵亡。

赖传湘中将

1941年9月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阵亡。

石作衡中将

1941年9月于山西绛县阵亡。

朱世勤中将

1942年5月于山东单县阵亡。

戴安澜中将

1942年5月于滇缅会战中阵亡。

郭子斌中将

1942年5月于山东潘庄阵亡。

王凤山中将

1942年6月于山西临汾阵亡。

窦来庚中将

1942年7月于山东莒县自戕殉国。

常恩多中将

1942年8月因病殉职。

王赓中将

1942年于埃及开罗因病殉职。

王立业中将

1943年2月于山西稷山阵亡。

黄维纲中将

1943年3月于湖北南漳因病殉职。

吕继周中将

1943年10月于甘肃临洮因病殉职。

彭士量中将

1943年11月于常德会战中阵亡。

许国璋中将

1943年11月于常德会战中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孙明瑾中将

1943年12月于常德会战中被敌弹击中阵亡。

柴意新中将

1943年11月于常德会战中阵亡。

韩文英中将

1944年4月于福建光泽因伤病殉职。

王甲本中将

1944年9月于豫湘桂会战中阵亡。

陈济桓中将

1944年11月于豫湘桂会战中自戕殉国。

阚维雍中将

1944年8月于豫湘桂会战中自戕殉国。

李忍涛中将

1944年因飞机受袭殉职。

高双成中将

1945年1月于榆林因伤病殉职。

齐学启中将

被俘后1945年于缅甸殉国。

少将168人

杨特少将

1925年5月于山东济南阵亡。

滕久寿少将

1932年2月于淞沪抗战中阵亡。

韩家麟少将

1932年7月于黑龙江庆安阵亡。

王润波少将

1933年3月于长城抗战中阵亡。

曾邦宪少将

1937年7月于河北宛平阵亡。

眭宗熙少将

1937年8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张树桢少将

1937年8月于河北怀来阵亡。

张本禹少将

1937年8月于北京南口东站阵亡。

路景荣少将

1937年9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李友梅少将

1937年9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尉迟凤岗少将

1937年9月于河北保定董村阵亡。

梁鉴堂少将

1937年9月于忻口会战中阵亡。

杨杰少将

1937年10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庞泰峰少将

1937年10月于河北宁晋自戕殉国。

秦庆武少将

1937年10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刘眉生少将

1937年10月于山西洪山阵亡。

宫惠民少将

1937年10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丘之纪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吴桐岗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邓玉琢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朱之荣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刘启文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唐惠洽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高志航少将（空军）

1937年11月于河南周口机场殉职。

李伯蛟少将

1937年11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曾庆敏少将

1937年8月于淞沪会战中阵亡。

万全策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蓝运东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朱赤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易安华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姚中英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李兰池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李绍嘉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罗策群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黄纪福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韩宪元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华品章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陈节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刘国用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雷震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谢承瑞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蔡如柏少将

1937年12月于南京保卫战中阵亡。

邹绍孟少将

1938年3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范廷兰少将

1938年3月于河南修武阵亡。

陈纯一少将

1938年3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杨怀少将

1938年4月于安徽祁门阵亡。

罗芳珪少将

1938年4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江帷仁少将

1938年4月于安徽蒙城阵亡。

吕晓韬少将

1938年4月于山西安泽阵亡。

刘桂五少将

1938年4月于绥远黄油干子阵亡。

严家训少将

1938年4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李友于少将

1938年4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扈先梅少将

1938年4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朱家麒少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马骥德少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彭璋少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马威龙少将

1938年5月于河南兰考阵亡。

邓佐虞少将

1938年5月于徐州会战中阵亡。

陈蕴瑜少将

1938年5月于河南兰考阵亡。

毛麟义少将

1938年5月于河南开封阵亡。

傅忠贵少将

1939年9月于山东惠民阵亡。

梅一平海军少将

1938年9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杨家骝少将

1938年9月于江西麒麟峰阵亡。

李秉君少将

1938年9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毛岱钧少将

1938年9月于江西庐山阵亡。

雷忠少将

1938年10月于安徽霍邱阵亡。

钟芳峻少将

1938年10月于广东福田自戕殉国。

王锡山少将

1938年10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李大中少将

1938年10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王桢祥少将

1938年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蔡劭少将

1938年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田耘少将

1938年11月于武汉会战中阵亡。

邵令江少将

1938年11月于广州三水因船沉殉职。

范筑先少将

1938年11月于山东聊城自戕殉国。

张镜远少将

1938年10月于湖北城陵矶自戕殉国。

徐积璋少将

1938年2月于山西闻喜阵亡。

周卓然少将

1938年于山西风陵渡阵亡。

李少初少将

1938年阵亡。

张廷玉少将

1938年于山西沁源遇敌机轰炸殉职。

胡文臣少将

1938年12月于江苏宿迁阵亡。

林英灿少将

1939年1月于广东清远阵亡。

卢尚秀少将

1939年1月于河北阵亡。

李树棠少将

1939年2月于山西太原服毒殉国。

王自衡少将

1939年3月于山东阵亡。

朱毅先少将

1939年3月于河南新乡阵亡。

龚选登少将

1939年3月于南昌会战中阵亡。

陈世藩少将

1939年8月于江西景德镇遇敌轰炸殉职。

武汉卿少将

1939年8月于河北安次阵亡。

马秉忠少将

1939年9月于河南淮阳阵亡。

邵一之少将

1939年11月于广西昆仑关阵亡。

韩炳宸少将

1939年11月于山东莱阳阵亡。

潘滨少将

1939年于江西广丰阵亡。

韦灿少将

1940年2月于桂南会战中阵亡。

吴赓恕少将

被俘后1940年3月于上海被枪杀殉国。

袁聘之少将

1940年3月于河南宁陵阵亡。

蓝挺少将

1940年6月于枣宜会战中阵亡。

田温其少将

1940年于枣宜会战中因伤病殉职。

夏杨寿先少将

1940年于河南安阳阵亡。

燕鼎九少将

1941年1月于河南汝南被俘殉国。

张雅韵少将

1941年3月于上高会战中阵亡。

艾亚春少将

1941年5月于中条山会战中阵亡。

梁希贤少将

1941年5月于中条山会战中跳黄河殉国。

陈文杞少将

1941年5月于中条山会战中阵亡。

李石安少将

1941年于中条山会战中被俘殉国。

杨生少将

1941年7月于江西南昌阵亡。

梅明章少将

1941年8月于安徽戴家甸阵亡。

朱实夫少将

1941年9月于甘肃因伤病殉职。

刘世焱少将

1941年9月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阵亡。

王儒钦少将

1941年9月于山西阵亡。

黄红少将

1941年9月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阵亡。

程啸平少将

1941年于浙江绍兴阵亡。

李挺少将

1942年4月于浙江桐乡阵亡。

谢晋元少将

1941年4月于上海“孤军营”内殉国。

刘星南少将

1942年5月于山东单县阵亡。

胡义宾少将

1942年5月于滇缅会战中阵亡。

凌则民少将

1942年5月于滇缅会战中阵亡。

柳树人少将

1942年5月于滇缅会战中阵亡。

岑家焯少将

被俘后1942年6月于新加坡被敌杀害殉国。

袁福崇少将

1942年6月于浙赣会战中阵亡。

张庆澍少将

1942年8月于山东莒县阵亡。

薛如兰少将

1942年10月于陕西阵亡。

黄光炎少将

1942年12月于广东乳源因车祸殉职。

闵季连少将

1942年于云南保山阵亡。

周致中少将

1943年2月于山东惠县阵亡。

张少舫少将

1943年2月于山东城顶山阵亡。

杨世立少将

1943年4月于山西垣曲阵亡。

陈涉藩少将

1943年5月于鄂西会战中阵亡。

高道先少将

1943年5月于山东阵亡。

江春炎少将

1943年7月于山东邹县阵亡。

李竹林少将

1943年夏于缅北滇西反攻中阵亡。

陈飞龙少将

1943年10月于安徽凤台阵亡。

黄德兴少将

1943年10月阵亡。

陶绍唐少将

1943年10月于湖南桃源阵亡。

张惠民少将

1943年12月于常德会战中阵亡。

董瀚少将

1943年因飞机失事于云南芒市殉国。

陈范少将

1944年1月于缅北滇西反攻中阵亡。

张剑虹少将

1944年1月阵亡。

丁立群少将

1944年1月于江苏阵亡。

王成桂少将

1944年2月于重庆遇敌机空袭殉职。

曾万里海军少将

1944年4月于印度孟买殉职。

肖孝泽少将

1944年4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黄永淮少将

1944年4月于豫中会战中被俘后自戕殉国。

杨尚武少将

1944年5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李培芹少将

1944年5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卢广伟少将

1944年5月于安徽颍上阵亡。

覃子斌少将

1944年5月于缅北滇西反攻中阵亡。

陈绍堂少将

1944年5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周鼎铭少将

1944年5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王家让少将

1944年5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徐亚杰少将

1944年5月于湖南雪峰山阵亡。

张景南少将

1944年5月于山东邹平阵亡。

林谋盛少将

1944年6月于新加坡被俘殉国。

王剑岳少将

1944年6月于豫中会战中阵亡。

余子武少将

1944年8月于长衡会战中阵亡。

王寿廷海军少将

1944年9月于上海因伤病殉职。

易凤翔少将

1944年9月于桂柳会战中阵亡。

史蔚馥少将

1944年11月于桂柳会战中被俘殉国。

胡厚基少将

1944年11月于桂柳会战中阵亡。

吕旃蒙少将

1944年11月于桂柳会战中阵亡。

吴展少将

1944年11月于桂柳会战中阵亡。

李颐少将

1944年9月于缅北滇西反攻中阵亡。

洪行少将

1944年于滇西反攻中因车祸殉职。

王魁一少将

1945年2月于山东阵亡。

萧健九少将

1945年3月于山东临清阵亡。

王宇震少将

1945年5月于豫西鄂北会战中阵亡。

胡旭盱少将

1945年6月于浙江孝丰阵亡。

曹向经少将

1945年于湖南被俘殉国。

张治平少将

1945年于湖北阵亡。

中国共产党暨东北抗联高级将领殉国录（17名）

左权

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2年5月25日山西省辽县以身殉国。

王平陆

冀东抗日联军1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38年1月8日牺牲。

陈锦秀

八路军115师688团团长。1938年1月22日在河北省平山作战中牺牲。

理琦

山东抗日救国军第3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8年2月13日在山东省牟平县作战中牺牲。

叶成焕

八路军129师772团团长。1938年4月18日在山西省武乡县战斗中牺牲。

陈宇环

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 1938年9月与河北省蓟县作战中牺牲。

洪麟阁

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兼第1路总指挥 1938年10月河北省蓟县作战中牺牲。

杨靖远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1938年12月14日河北省盐山县牺牲。

魏大光

八路军120师独立2旅旅长1939年8月在河北省永清县战斗中牺牲。

汪洋

八路军鲁中军区政委 1942年10月17日于山东省莱芜县战斗中牺牲。

彭雪枫

新四军第4师师长。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省夏邑作战时牺牲。

赵尚志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在战斗中被队伍中的奸细黑枪击中壮烈牺牲。

杨靖宇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在靖宇县保安村战斗中牺牲。

夏云杰

第6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在汤原西北遭伏击，身受重伤牺牲。

王德泰

第2军军长。1936年11月在今靖宇县小汤河作战中壮烈牺牲。

陈荣久

第7军军长。1937年3月5日在饶河大顶子山与日伪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汪雅臣

第10军军长。1941年1月29日在五常县石头亮子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