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航台海:我在台湾牢狱的日子（出书版）》

作者：张力

文案：

从大陆记者到“台湾囚徒”，《北京青年报》主任记者张力道出事件真相——我在台湾牢狱248天。1条白色帆船，5名大陆航海者，48小时台海之行，3个月马拉松式审讯，248昼夜牢狱羁押，252天远离故土……我们也许不能在一个预定的时日到达目的港，但总可以走在一条真下的航线上……

第一章 在海上

出海的决定是这样作出的

这一去竟成了跨世纪之旅

2000年5月8日，七天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青年报》记者部办公室。下午3时，我与几位同事坐在一起商议近期选题。我们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焦点报道或纵深报道。总编辑不久前讲过，希望我们深入下去，到第一现场，争取多出有分量的力作。

当时，我刚订妥三日后飞往青海西宁的机票，参加全国记协组织的“西部行”联合采 访，将驾乘越野车沿丝绸之路行进。因此，当日要商议的选题主要是涉及他们诸位的。我建议一位专长环保的记者选择时机去趟北大荒，那里的湿地保护问题会有文章可作。

这时，一位消息灵通的同事向我提起一项令人心动的线索：几位出色而传奇的航海爱好者将驾驶帆船，进行中国大陆首次民间帆船远航，近日即将出发，不知我是否感兴趣?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极富挑战的美洲杯帆船赛，以及更遥远历史上那些敢为人先的航海勇士。驾乘帆船远航也是我向往已久的，我对提供消息的同事说：我得考虑一下，你把我的手机号告诉对方，请他们明天上午打电话过来。也许，我潜意识里已经倾向于——出海。这种题材与经历毕竟更为独特。

次日上午9时，手机响了。对方直截了当地说：“我是魏军，你是要参加我们的航行吗?”

我询问他航程安排，他简要说：5月11日下午3点从厦门起航，渡过台湾海峡，从南边环绕台湾岛，前往钓鱼岛，然后返回厦门。大约850海里，7到8天。

我感到这个航线相当吸引人，恐怕还没有人这样走过，其象征意义和报道价值不言而喻。

我问航行的手续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又问：“如果随船采访，是否还有空位?”他答：“可以容下。”

“好，我马上赶去与你们会合。”我说，“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他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恐怕得准备晕船。”仅此而已?既然打算出海，晕晕船不过是应有情节。

紧接着，我的那位同事也打来电话。得知我作出决定，笑道：“好!到时我非得去机场接你，看看你会晕成啥样!”我心想，你们有晕船的本事，我未必学得会。

下午办妥机票，连十天后5月20日回北京的返程票都订了。像以往出远门一样，晚上去看父母。母亲对我的来去匆匆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对这样出海有些不明白，也不大放心，但她总相信我是在做应该做的事。父亲戴着花镜坐在灯下看《北京青年报》上我写的“二战老兵重飞驼峰”的长篇报道，显出对我的出行不多过问的风度。

母亲从冰箱里拿出一包无糖巧克力和一大块咸菜疙瘩，虽然我连说不用，还是硬塞进我的摄影包。“想着打电话。”这是我临出门时母亲的叮嘱。

次日中午12时30分，班机飞离熟悉的北京。不曾想我这一去，竟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活动的参加人陆续出场

爱国者的航海梦开始了

活动的参加人陆续出场爱国者的航海梦开始了5月10日下午，我抵达厦门后直接找到参与活动宣传策划的某广告公司，其负责人给我找出一份“中国海疆之旅”策划书，计划的航程分三部分：环台湾岛航段、中国南海航段、大陆沿海航段。此次出海属第一航段，由厦门出发后向东南方行驶，从海上环绕台湾岛，经钓鱼岛，返回厦门。

我问：相关手续怎么样?他亦肯定回答：“都没有问题。”的确，事已至此，箭在弦上，如果还有重要问题悬而未决，是不可思议的。我根据他的介绍和策划书内容，简要写成一条消息，于下午6时传真给报社。

当晚7时半，我随该广告公司负责人及活动赞助公司的代表王光满来到一家餐厅，在一个包间里见到围坐在两张大桌旁的当地媒体记者。有位白衣白裤、戴白色棒球帽的黑脸大汉正在给他们讲述航海趣闻。我递上名片，这位没拿正眼瞧我，一边深吸着粗黑手指间的香烟，一边接着刚才的话头说：“帆船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没错，是够刺激；但你别光看电视里演的那么潇洒，实际罪可受大了。”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李涛，自报身份是“水手”。

饭吃到一半儿，推门进来一个40多岁的汉子，模样挺沧桑。有人起身介绍：“他就是本次出海的船长魏军。”

由于次日即将出航，备航方面还有不少事要做，船上基本生活用品尚未采买，所以一吃过晚饭，我们就去了夜市，匆忙买了些廉价的用品。

晚11点半离开夜市。他们说还有一位出海者邵勇言，是厦门住宅建筑设计院的技术人员、帆船爱好者。与小邵通电话后得知他正在“天籁酒吧”与女友话别。我们来到灯光幽暗的酒吧内，见角落里一个戴眼镜的瘦高青年起身相迎，旁边桌上趴着一位抽泣的女孩子，她抬头打招呼时竟是泪流满面。我有些不解，不过出门七八天，何至于此?

5月11日下午3点，我们赶到厦门港和平码头，来自赞助企业的男女员工已经身着制服排列在起航仪式宣传板两侧，建筑物上拉起两道条幅。岸边的缆绳系着一条白色小船，它小得出乎我的想象，而就是它将要满载着我们的航海梦和爱国心驶向莫测的大海。

码头上陆续聚集了一些记者，有的对我报以赞许，有的表示鼓励，有人还将我的此举联系到《北京青年报》的报风。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忙着在他们的采访本上留下手机号码，乐意将一路的见闻通报给他们共享。

有人用麦克风宣布起航仪式开始。我们几个出海者被叫到前面介绍给大家，我们都是一身的白衣白裤，戴着航海墨镜，挺胸抬头，意气风发。

我知道，中国是帆船航海历史悠久的国家，600年前就曾有过郑和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辉煌。但是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运动帆船航海方面却已经落伍了。而一道不宽的台湾海峡更是将两岸中华子孙整整隔绝了半个世纪。

帆船远行，前程莫测。我和这几位有志的航海者单船出行，设备简陋，保障不足，经验欠缺；然而，只有不行动才会不冒风险。行动，到第一现场去，我想应当是一名记者的职业追求，也是其真正的荣誉所在。何况，倘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不肯向前迈出一步，那结局……

码头上的气氛热烈起来，8米长的主帆被铺在地上，帆面贴了一行大字：“兄弟姐妹要团聚”，取自宋祖英唱的一首祈盼祖国统一的歌。在场的人纷纷伏在上面签名。

这时，有人高声宣布：“现在——起航!”

魏军和李涛率先跳上那条摇摆的小帆船，我跟着不熟练地跳上去，在船尾倚住一根细绳，尽量端稳相机拍摄他们七手八脚解缆和升帆的场面，以及岸上送行的人群。

魏军掌舵，大个子李涛两腿分开立住，粗黑的手臂奋力拉扯缆绳，主帆徐徐升起、张开，前帆也扬起了，船尾的一面奥林匹克旗猎猎飘扬。我打量着这条整装待发的小船，不由地为之骄傲：它真是够帅的!

白衣白裤白帽、戴大墨镜的李涛，壮硕的身躯与主帆并立，高举双臂打出“V”字手势，喊道：“等着我们凯旋吧!”

五位爱国者的航海梦就这样开始了。

有位哲人梭罗说过：“我们也许不能够在一个预定的时日到达目的港，但我们总可以走在一条真正的航线上。”

小船驶离海滩投向漆黑大海

台湾海峡之美令人格外兴奋

和平码头上送行的人群渐渐模糊，他们一边挥手，一边慢慢散去。我用长焦镜头看到，惟独一个穿豆绿色连衣裙的女孩子始终眺望着不动，那是邵勇言的女友小吴。

离港时间是下午4点多，太阳已经偏西，厦门港波光粼粼，对面鼓浪屿上的郑成功巨型塑像似乎也在注视着这次出海。

从小在海边长大、参加过厦门少年帆船队的邵勇言问：“咱们这里谁没玩儿过帆船?”我点了下头。王光满说：“我前几天坐过游船。”他本是来自安徽乡下的旱鸭子。小邵说：“看来这回准要有人晕船了。”

在以往的采访经历中，我曾乘木船去渤海湾外的石油平台，在上面生活了一周；曾登上在太平洋中部赤道附近作业的“大洋一号”科考船；曾随深圳海关缉私队追击走私船，乘“大飞”(快艇)在香港外海狂奔一天一夜，那滋味确实和在陆地不同。这回我面对的第一关就是力保不晕船，保持良好状态。

我钻进不足1米高的狭窄前舱，王光满已经睡在里面，还有两袋米和一台电视，舱板下放满了瓶装矿泉水和八宝粥，小邵也爬进来挤在一起。

5月12日，《福建工商报》、《厦门电视报》、《沈阳晚报》等公开报道了此行。由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意料，所以我很晚才读到这类为我们送行的报道。但这些报道的存在，足以证明这次民间航行的公开性和正当性。

5月12日清晨，正在上面驾船的老魏把我们喊醒：“快起来，看日出!”

我们钻出船舱，只见一轮旭日将一望无际的海面镀上了万丈金光。我们都看得呆了，之后才抢着回舱抓起相机拍照。

海上的日出，无论是在中国沿海，还是异国海滨，我以前曾经多次守望过；但台湾海峡的日出如此之美，令我们格外兴奋。

海面平静得像一片锦缎，海水比出港时清澈许多，能看到各类鱼群在水中穿游。偶尔遇到福建籍涂着蓝油漆的木壳渔船，渔民好奇而不解地望着我们。

我们驾乘的这条了不起的运动帆船，型号为J-24，澳大利亚制造，当年采购价约合34万元人民币。船长8米，最宽处3米，成电熨斗形；主帆高8米，还配有前帆和球帆，船有龙骨；船体材料为玻璃钢，十分轻巧，据说即使风暴将船打翻，按它的比重也不会沉没。甲板上固定了一部应急救生筏，遇险时只须一拉绳索，就会立即打开，自动充气，足以承载5人，并备有应急灯、食品、饮用水等。船尾有一部4.5匹马力的“水星”牌外挂马达。船舱内安装了GPS全球卫星定位仪、单边带无线收发信机及甚高频对讲机。粗略计算一下，我们带的食品和饮用水能够维持半个月。主要靠风帆行驶，马达是备用的或起助推作用，所带燃油即使不够，按常理在紧急情况下向过往船只求得少量补给应该是可能的。

我们这条白色小船确实类似于在电视中看到的美洲杯帆船赛的那种，只不过人家群帆竞渡，风光无限；而我们孤独一只，无人喝彩。小船漂在大海上的感觉远远不只是浪漫，显得渺小而无助，各种已知未知的风险不说，仅晕船和暴晒就是对耐受力的挑战。

小船上没有卫生间，要方便就得对着船舷外的大海。小王因为饭量好，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来得快。老魏找出一条带子，绑在小王的腰上，与桅杆拴牢，然后让小王蹲到舷外，老魏还得用两手拽着他。

日落以后，吃过晚饭，我们一起坐在舱外吹一会儿清凉的海风，闲聊一阵。晚9点，小王准时钻进前舱，拉过两条毛毯中的一条，舒舒服服地半躺下，像在家一样，穿件小背心，把一个大本子摊在面前，借着舱口已经有人接亮的小电灯，开始写，看神情大概是写“航海日志”一类的东西。差不多的时候，便满意地合上本子，钻入毯子安然入睡，外面的暗夜中，小船在海上的情形似乎并不会干扰他的梦境。

中国百姓对钓鱼岛不能无动于衷

大陆运动帆船穿越台湾海峡中线

在船上，我和魏军、李涛聊起这次航海活动的情况。他们都是醉心于航海的人，甚至梦想有朝一日驾帆船环游全球。这次策划的“中国海疆之旅”，打算把大陆沿海、西沙、南沙、钓鱼岛，还有台湾周围这些中国的海域都走一遍。首航选择台湾海峡，一是这里有两岸亲情，又没有大陆帆船走过；二是这条路线距陆地较近，当时的气象和海流条件比较理想，在经验和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万一出问题想必容易得到同胞的援手。

预定的航线不是要登上台湾的岛礁，而是象征性地从海上绕过台湾岛。大致是从厦门和平码头出来，往东南方向走，绕台湾南端，从台湾东侧借助顺流北上，实际上是到了太平洋。对航海爱好者而言，看到太平洋，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当时的海流对走台湾岛东侧有利，由南向北，顺风顺流，然后就可以到达钓鱼岛附近。我们这几个平民毕竟都抱着朴素的爱国心，不管怎样，日本人在中国领土钓鱼岛搞了那么多动作，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不能无动于衷。想法就这么简单。

5月12日夜11时38分，我们的小船通过北纬23度57分、东经119度00分坐标点，从海图上看，这就是台湾海峡中线位置。这个时间是值得记住的，因为可以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运动帆船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5月13日清晨，我们迎着太阳，朝台湾方向放飞了两只鸽子。当时，在旭日辉映下，五个人的表情相当虔诚，默默祈愿两岸和平、统一。

不过这两只在舱内憋得过久、又没见过大世面的灰鸽子没飞出多远就落到了海里，眼看要以身殉职，我们赶紧掉转船头，好不容易又把它俩搭救上来。鸽子是出发前李涛特意到市场上买的，他用不菲的价格抱回的这两只宝贝看来只是普通的肉鸽，所以一见大海就表现失态。但不管怎样，我们一致认准，只要是鸽子就象征和平；因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应当让它俩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让它俩先在甲板上溜达，喂点粮食，适应一下。

很巧，不久我们看到一条打扮得花枝招展、装了好几排玻璃灯的台湾渔船横向驶来，两只立在船尾的鸽子也定睛注视着来船，忽然一振翅膀，双双翩然飞去，正好落在那条渔船的船头。鸽子的这种做法，不能算是喜新厌旧。我们挥挥手，看着它俩乘船渐渐远去，终归是带去了我们的心愿。

5月13日上午，不知是谁，率先喊：“快看，岛屿!”我们一齐注视东南方远处，在大约左舷25度依稀看到岛礁若隐若现，时间是11时19分。经过将近两天单调艰苦的海上颠簸，我们的欣喜有点儿像发现了新大陆，毕竟那是难得一见的台湾岛礁。

从海图上看，这个岛屿的右后方有一片靶区必须避开，若从西侧过去就得绕大圈，我们选择了走东侧。不久，右前方接近一座酷似卧猫的岛礁，图上名称即为“猫屿”，旁边还停靠着一条白色游艇，岛上没有任何人为设施。我们为它奇特而逼真的造型惊异，判断这可能是一处旅游景点，并端起相机，用远焦镜头拍摄了风光照片。就是这样的照片，不久后却被人别有用心地当成了中伤我们的把柄。

这一带水浅流急，礁石时隐时现。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急欲离开，无奈顶流而进，船速很慢。

在左舷前方又出现一座长条形岛屿，按图上位置应该是“七美屿”。从远焦镜头中看，上面有民房、灯塔、寺庙式建筑，有渔船出入，还有一行男女游人，我们兴奋而欣喜地朝他们挥手呼喊，并舞动奥林匹克五环旗，他们停下来远远地看着，没有反应。这里未见任何军事设施的标识与迹象，我们也按动了快门，但始终没有停船或试图靠岸。

这些小岛礁应当都是澎湖列岛的一部分，让我很自然地想起那首《外婆的澎湖湾》。如果顺利的话，大约两天以后我们还将望见绿岛，那时我们恐怕就该唱起《绿岛小夜曲》了。

起初，我们与“厦门话台”保持着联系，她一呼叫，我们就会赶紧应答，并报告当前方位。后来大概是距离远了，加之渔船信号的干扰，我们失去了与厦门话台的联络。通过海峡中线以后，偶然调到台湾马公台的频率上，我们一再呼叫，却无应答。全球通手机由中国电信网进入到了台湾“中华网”，船上的单边带电台因故障一直无法使用，我们这条在大海中漂泊的小船失去了与大陆的通讯联系；燃油也很有限，只能寄希望于几个人齐心合力以及海风海流的帮忙。我们没有想到后退，若真的出问题，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5月13日傍晚的海上落日相当迷人。这时候我已经一边啃着甘蔗，一边接过舵柄了。接连两天暴晒难当，而此刻感到神清气爽，预计明日一早就可望到达台湾南端高雄外海。入夜，风特别作美，将前帆和主帆吹得满满的。斜挂的弯月下，白色帆船成30度倾斜，航速达到6.5节，在漆黑浩瀚的海面上划出一道美妙的银亮的弧线。我对老魏说，这下可找到了帆船的感觉!老魏这个几乎以帆船为家的人则是惬意地坐在甲板上，点燃了一支烟。

小邵中暑虚脱了，连喝两碗浓盐水之后睡在舱里，我很想叫他上来透透海风。小王又准时围坐在毯子里书写起“航海日志”，李涛也靠着桅杆美美地抽烟。我们人人都相信今后几天的航程会越来越精彩。

夜很静，再没有看到岛礁，星星点点的渔火渐渐远去，无际的海上只有我们这条小船在勇敢而顽强地航行。尽管才出来不久，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变化，我的思绪时而飘回到遥远的北京，飘回到大陆，想到熟悉的人和事，想到数日后的返航，也许这次航海会成为人生中一段有趣的话题、一段难忘的经历。午夜12点，我钻进后舱叫醒鼾声如雷的李涛来换班，然后和衣躺在潮湿摇晃的舱板上，很快便带着种种遐想沉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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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遭拦截

美梦中突然被喝令声惊醒

自此落入漆黑莫测的旋涡

我在美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喝令声惊醒，舱外传来嘈杂人声和震耳的马达声，看一眼腕上的夜光表：5月14日凌晨两点。上面有人喊：“停船检查!里面的人都站出来!”恍若身处港台警匪片中。

我们急忙爬起来探身舱外，强光晃着眼睛，海风寒气逼人，只见一条悬挂青天白日旗 的大船紧靠过来，上面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穿橘黄色制服、扎荧白色反光腰带的人。老魏仰头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从厦门出发的帆船航海者......”但没人理会，也没人告诉我们触犯了什么，或是向我们发出驱离的警告。两名警员纵身跳到我们的小船上，一边喝斥着，一边很麻利地将舱内物品翻了个底儿朝天。

我们如实解释：我们是大陆航海者，船体和船帆上也有明显字样。我们只是要环绕台湾岛，还要去钓鱼岛，表达中国人的意愿。因为日本人在岛上建了神社，插了国旗，中国民众应当有所反应。

这些同胞根本听不进去。下面的警员与上面的人在对讲机中用台湾方言通话后，生硬地说：“要带你们上岸检查，履行一下手续，没问题就会放你们。”之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人上大船，另外两人留在帆船上。我们以为，都是同胞，还怕有什么说不清的?就没再争辩。当然，争辩也无用。

我们这条8米长的帆船被套上绳索，强拖着改变了航向，驶往台湾岛。途中，绳索竟两次拉断，苍天有知，准是我们这条神气的小船根本不情愿这样被别人在海上强行拖着。对方说我们被扣时距台湾海岸8.5海里，但无从对证，我们事先也未获得警告。即便如此，参照《国际海洋法公约》，我们这样的船在离岸12海里的海域也可以“无害通过?；《公约》明确规定：“通过只要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就是无害。”并规定“通过应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这些情况，我们都符合；何况，两岸还是一个中国。

谁会料到，我们几个爱国的航海者不惧风浪，却难逃人祸，自此落入了比大海更漆黑莫测的旋涡。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被抓前的夜里李涛替换我掌舵后，不久魏军也困乏不支，在后舱睡下了。由于夜黑，固定在舵柄上的简易罗盘在摇晃中很难看清，方位校正不准，必须不时用手电筒照着辨识；加之为安全起见，不宜离海岸太远，所以与原来标定的航向相比，有些偏向东南。李涛模模糊糊看到远处有个亮点，以为是航标之类的装置，没太在意，离近了才发现是条大船，而探照灯的强光已经照射过来!对面那些全副武装的台湾海岸巡防警先是如临大敌，之后如获至宝。

也许我们踏上台湾的这一小步

对两岸来说是了不起的一大步

那条航速约10节的大船足足跑了3个小时，天色渐渐泛白，依稀看到前方的海岸，那就是我们曾经心仪已久的祖国宝岛台湾。海滩上布满了钢筋混凝土的抗冲击装置。

已经看到了岸上的行人和车辆。船驶入一个小港湾，在另一条同样的大船旁泊靠，我们被押着沿一块踏板上岸，没想到就这样踏上了台湾!这对我们来说的“一小步”，对两岸中 人来说或许是了不起的“一大步”。我们当时更不可能想到，上来容易，下去难，此后将要承受8个多月的煎熬。

从牌子上看到，这处码头是台湾“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第四海巡队驻地。我们上岸后首先主动将所有胶卷和身份证件交由他们检查，希望他们能尽快明白我们此行的动机十分单纯。时辰尚早，他们让我们坐在楼房外原地等候。这时随着哨声，旁边停靠的几艘炮艇上下开始忙碌起来，一些穿黄绿色军装的人列队集合，之后又紧张地操练。

大约早上8点，上班的人陆续来了，我们被带进海巡队办公楼，并被限制了自由，连去厕所都有警员一对一地看着。很快，我们被分开讯问。一个愣头愣脑穿橘黄色制服、扎白腰带的警员将一张竖排格的纸拍在我面前，我看清右侧写着“大陆偷渡人员讯问笔录”，立即声明自己根本无意“偷渡”台湾。那小子瞟我一眼，起身出去了。很快气势汹汹闯进来三个人，为首穿花衬衫的黑脸胖子抬手劈头盖脸就打，我毫无防备，眼冒金花，听见他吼道：“他妈的!让你写你就写，哪来那么多屁话!”我霍地起身，旁边两个黑衫壮汉立即逼上来。那个胖子翘起大拇指，一副流氓相地说：“怎么着？不服？出去单挑！”

接着，他把一叠照片拍在桌上，又吼道：“这他妈就是你们拍的照片，都是军事机密!你们等着倒霉吧!”

我的心一沉，明白了，他们并不肯善罢甘休，存心要小题大做。即使如此，我仍然相信，这只是个误会，很快就可以澄清。

一整天都在审讯，问得很繁琐，态度蛮横，有关我们的基本权利一概没人告知，没收封存了我们的手机、照相机、证件、钞票等所有个人随身物品。我如实讲明自己的身份、此行目的、航线和实施经过。不管怎样，我们既没有抱任何不良动机，也没有任何不良行为，整个过程很简单，他们没有理由为难我们。

有人让我们依次去量身高、照相。我被迫站在一面白墙前，灯很晃眼，照了正面，又照两个侧面，我知道这模样照出来就像通缉犯。之后，要在模板上取指纹，从每个指肚到手指，再到手掌，不厌其烦地让我们按来按去，稍不清楚，又得重来；按完黑手印，又按红的。这一通折腾，我按的各式手印大约不下一百个!

这期间，有个看上去养尊处优的官员走过来冷冷地说：“你现在已经记录在案、存入电脑了，无论你日后什么时候再踏上台湾的土地，马上就会受到监控的。”我心想，到统一的时候我再来，恐怕不至于有那么麻烦吧。

见我没表态，他又轻蔑地数落起大陆这也不好、那也糟糕，我实在忍不住反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在中国大陆人面前很有优越感呀?”他脸色一变，无趣地走开了。

平生头一回感受手铐的冰冷

“我们一上岸还不被抓起来!”

当晚9点，我们几个被叫到一起，有人拿来一串哗哗作响、亮闪闪的手铐，也不解释就往我们手腕上扣。我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跑掉，没必要这样做。但没人听，有人抓住我的手，抡圆了铐子往手腕一磕，金属的铐子就张开口，那人熟练地一按便卡住了，他还特意转了两下，使铐子内侧紧卡住我的手腕。看来，让一个有尊严的人无辜失去自由真是太容易了。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感受手铐的冰冷。

我们五人被四副手铐连成一串，我左侧是李涛，右手与邵勇言相连。我们被驱赶着跌跌撞撞走出房门，学生气十足的小邵一定也是首次戴手铐，他在微微发抖，左手下意识地抬起放下，拉得我右手腕生疼。我低声对他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完事。”同时，我自己也不能不咬紧牙关。在这异乡的暗夜里，感觉自身的处境就像是在噩梦中。

我们费力地登上一辆囚车。车子穿过台南市区，也许因为是地震多发区，街两旁大多是二层老旧铺面房，道路狭窄，车流有序，霓虹灯和招牌密布。坐在前排的警员问我们：“怎么样?台南漂亮吧?”我照直说：“比厦门差远了。”那人不信。

车子开进一座院子，可能是台南地方法院，将我们带到一间大屋里，一面墙上有两排监视器，从中可以看到看守所各个牢房的情形。我们被移交给这里的人，并被告之这是必要程序。

有人就像对待刚抓来的流氓、小偷一样，态度粗暴地把我们带进牢中，实际上是一间间的铁笼子，每个笼中只有一个小便池和一个冰凉的石头台子。我和小邵关在一间，铁锁哐地锁上时，心头不免一紧。我看到对面的笼子里躺着半死不活、衣衫褴褛的人，好像还有吸毒者。我联想起曾经采访过的看守所、监狱、少年管教所、戒毒所，这一次却不再置身事外，真的“体验生活”了。

我们穿得很单薄，都缩着身子，默默无语，不知将如何在这冰冷的笼子里熬过长夜。不久，有人开门了，叫我们出去，进到一间法庭里，对面墙上有孙中山像和青天白日旗。一个戴眼镜、皮肤白白的人穿着制服端坐在高背椅上，他旁边是一位瘦弱的女书记员。许多天以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叫黄朝贵，乃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就是这位像个泥塑的人，日后240多天里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我们五人的命运。

这位戴眼镜的黄先生像翻弄书摊儿上的旧书一样翻了翻桌上的材料，眼都不抬地问：“谁是魏军?”

“我是。”老魏在下面仰头高声回答。他身体的晃动，使我们连在一起的手铐哗哗作响。

“你是船长吗?”上面又问。“就算是吧。”魏军回答。确实没有人正式任命过这条民间帆船的船长。

“你们来台湾干什么?受什么人指使?拍了什么照片?”上面问。魏军连忙加以解释，我们几个也忍不住插嘴说，只想从海上绕过台湾去钓鱼岛，由于在单调的航行中忽然看到岛屿，出于好奇拍了一些风光照。

黄先生这才抬眼扫视我们一下，显得不大愉快，也无心听我们诉说，便草草地结束，挥手让人将我们带走。

我们几个互相递个眼色，还真以为过堂如同走过场，暗自庆幸没有什么大麻烦。

谁知，次日继续在海巡队接受讯问。不过他们说得没那么严重了，一位官员还关切地问我们：“回去时航行的燃料够不够?用不用补充什么给养?”我们深表感激，但说什么也不愿再麻烦他们了；他们还劝我们不要客气，以至双方口头上推让了一番。

魏军和李涛马上转忧为喜，站在墙边的一幅地图前比划着继续航行的路线。看守我们的警员也显得轻松起来，和我们一起闲聊。他们中的多数人父辈来自大陆，对大陆情况及海峡两岸的异同颇感兴趣。我们兴奋地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风光、民情、文化、饮食等等，热诚地邀请他们到大陆旅游、做客。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很认真地说：“我们不敢去大陆，一上岸还不得把我们抓起来!”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比较片面、滞后，他们所想象的情况似乎还停留在十年以前。

李涛是个实在的汉子，把自己最宝贝的两瓶“红星”牌56度二锅头酒和整条“金桥”牌香烟硬塞给这些新结识的台湾朋友。这酒本来是准备留待凯旋时庆功的。我们还把路上带的饮料、八宝粥从船上抱来摆满一茶几，请他们品尝。他们刚好查扣了一条台湾渔民的走私船，也把没收的“长寿”牌香烟拿给我们中的吸烟者。不知怎么，这让我想起《西线无战事》中双方士兵在前线坑道里相聚的那一幕。

这时，小王尤其显得轻松从容，谈笑风生。小邵问他：“你不觉得紧张吗?”小王笑道：“我早就知道，不会有事的。”他还补充一句：“我是最有定力的。”

下午5点，经我们一再请求，他们同意我们在监视下用自己的手机给家人报个平安。我接通了弟弟的手机，简要告诉他，我们在航行中被台湾当局扣留了，目前在台南。没什么事，一问清楚，过两天就能回去。为避免不必要的惊动，不使事态复杂化，我嘱咐他先不要声张。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善良愿望。待我们再次与大陆通话，则是四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当天晚上，那几个态度最狠的穿便衣的海巡队官员们忽然对我们格外客气起来，让我们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娱乐频道，但强调不准看新闻；又拿来收缴的走私香烟，还将一把花花绿绿的糖块儿撒在桌上，就像有什么喜事。他们称兄道弟地与我们攀谈，笑着说：“明天就让你们回去了。以后我们去大陆玩儿，可别不认识啊!”感动得我们中的几个人争先恐后地给他们留电话、地址、电子信箱号，恨不得下星期就能在大陆迎接对岸朋友的光临，到时一定要请假陪客人好好转转。

这个晚上我们五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在沙发和地铺上都睡得特香，李涛的呼噜打得格外响。屋里的日光灯一直亮着，两个穿制服的海巡队员通宵坐在椅子上；而我们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所以没心思理会他们。

戴手铐坐囚车“游览”半个台湾

去往宜兰的路边陈列着“槟榔女”

5月16日一早，我们是被吼醒的。想着很快就能重新起航，我们还轻松地说笑。不料，坐在一旁的那个板着脸的警员突然将一把椅子砸过来，吼道：“他妈的!闭嘴!”

紧接着，有人态度生硬地押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去上厕所，之后将我们带到楼门口，那里已停放着一辆绿色面包车。我们猜想将要踏上归程，万没料到，几个穿警服的人不由分说 给我们戴上手铐，押解上车。我们急问这是去哪里?一个穿便衣的人阴笑道：“让你们好好看看台湾的风景!”八座面包车除司机外，塞进我们五人和三名带枪的警员、两名便衣，我们中的两人只能在座椅后面的空间里蹲坐了7个多小时。

车驶离码头的时候，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帆船，连我这个上船没几天的人都觉得它像一位老朋友；它孤零零地拴在角落里，帆已落下，被浊浪反复拍打着。

我们沿着台湾西海岸高速公路环线“上路”，当时尚不愿想这将是一条通往牢狱之路。两个穿便衣的人坐在司机旁边的前座，三名带手枪的海巡队员坐在我们对面，表情冷漠。我们几个心情压抑，又处于看押中，都沉默无语。由于坐得挤，李涛的大脚碰到了一个警员的皮鞋，那人跺跺脚，瞪了李涛一眼。

从带铁栏的车窗望出去，高速路两侧的景物相当单调。从闪过的路牌看，经过了台南、嘉义、彰化、台中、新竹、台北等地。从台北市区外高地上穿过时，感觉这座城市并不如北京或上海气派。中途在一处山谷间停车解小手，连手铐都不给摘。一名便衣指着面前的山岭说这是个著名风景区，台北市民都爱来此度假。旁边的游人一看见我们几个，就像遇到了瘟疫，都马上躲得远远的。不过，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什么名胜古迹，这样的山景在大陆许多地方随处可见，更不用说与名山大川相比了。

我做梦也想不到，作为一名祖国大陆媒体的记者，竟有幸戴手铐、坐囚车“游览”了小半个台湾。

过台北后，转入一般公路。沿途有一种景观，倒的确是在大陆见不到的，那就是一个接一个售卖槟榔的玻璃小屋，尤其还有穿三点装或超短裙的“槟榔女”。后来知道，台湾槟榔成灾，台北人每天就要嚼掉数百吨的槟榔。而靓女辣妹们纷纷应聘作槟榔推销女，如同街头橱窗，不遗余力地帮店主赚上一把。据说，槟榔女的月收入一般在新台币3万元左右(约合七八千元人民币)。同时，不少槟榔女还会做做槟榔以外的生意。

那三名穿制服的海巡队员对沿途的槟榔女格外注意，一个不漏地行注目礼，有时还探出车窗做鬼脸、打Kiss或怪叫，然后几个人哈哈大笑，开心不已。

而我们挤在一起，闷热难耐，只觉得手铐越卡越紧。外面本来会令我们大陆人员感到新奇的一切，此刻毫无吸引力。只是出于记者的习惯，我才用余光瞥一瞥，为的是记下自己的见闻。在我们心情十分压抑的时候，几名警员却在聊着出这趟小差各自能得到多少补助，与坐在办公室比划算不划算，然后又心照不宣地说起返回时绝不能留宿在偏僻的宜兰，而要到夜台北去耍一耍。

5月16日下午5点，囚车驶进台湾岛东北端的宜兰县罗东镇。在这座小城镇的边缘，经过一段坑洼不平的路面，车子七转八拐来到一堵土灰色围墙外，驶入一扇大铁栅栏门的同时，我看到铜牌上写着“内政部警务署大陆地区人民宜兰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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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进牢房

一丝不挂站在明晃晃的墙边

“这些‘匪币’都要烧毁!”

我们被带进一座老旧的楼房，走廊里有两只无精打采的瘦狗在溜达。上到二楼，见两边房门上有“提讯室”之类的牌子，进了一间大屋，长条桌后面已经坐着一排人在“迎候” 了。有人让我们靠墙站直，然后带我们来的人就与他们交接，声音压得挺低，神情暧昧。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连声说：“你们别不管我们，你们清楚我们的情况，请帮我们说说话!”可是那几个人阴险而得意地笑笑，说：“好好呆着吧，你们会习惯的!”之后扬长而去。大概他们早就急着去台北的夜总会耍了。

这时候，我还是没有在此久留的思想准备，仍然抱着暂时耽搁几天就会澄清的幻想，甚至以为会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之类的地方。而粗暴的喝令让我们猛然一惊：“喂!他妈的，看什么?!都给我手抱头站好!”我申辩我们并不是犯人，一个小白脸儿紧逼到我跟前，上下打量着冷笑道：“放心，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你是什么人!”紧接着，有人挥着警棍恶狠狠地吼叫：“把衣服都脱掉!全脱!一件不剩”我感到血直往上顶，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吼声继续在头顶上炸开：“快!快脱!”当着一屋子人，当着一张张令人憎恶的嘴脸，我们五个一丝不挂地站在墙边明晃晃的灯光下。这就是同胞，让我们几个从海上环绕台湾、去钓鱼岛表达民族意愿的人蒙受屈辱。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他们又命令我们原地转几圈，以确证身上没有夹藏异物。然后让我们蹲下，把各自旅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面前的地上，一件件地由他们翻检。临行前母亲给我带上的那袋无糖巧克力被粗暴地撒在地上，任人践踏，话梅和饼干也被扔向垃圾筐。那个小白脸儿(旁边的人叫他“小帅哥”)说：“别心疼，等你出去时，早就喂耗子了!”他对我的东西检查得格外仔细，捏起菲力普剃须刀、瑞士小刀，甚至777牌指甲剪说：“嗬，你们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又捏起我出差携带的人民币说：“按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这些是‘匪币’，都要没收，烧毁!”

这个人物后来常和我们打交道，是所谓“清查组”的成员，据说有军方背景。他是典型的奶油小生类型，自我感觉良好，脸颊像是浸过牛奶，戴副白框眼镜，嘴唇鲜红，总湿漉漉的。后来发现，这张嘴时常发出刻薄或幸灾乐祸的言语，就是北京人说的“特不懂事”的那种。

我们的个人物品被全部没收，海水和汗水浸过的衣服都塞进袋子里。每人领到一个小纸盒，里面放着一截无柄的牙刷(以免被磨成利器)、一条黄毛巾、一块肥皂、一卷手纸、一小盒牙粉，这就是此后在这里的全部财产。我们穿上白背心和三角短裤，上面都用墨笔大大地写着各自的名字，连脚下的薄底塑料泡沫拖鞋也不例外。我的编号是6636，也就是说，在我之前已至少有6000多名大陆人在这里拘押过(后来得到证实，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之后，我们就这副模样，抱着小纸盒，排成一列，被押出房间。经过楼梯和过道，进了后院的一扇厚重的大铁门，值班警员用鄙夷的眼光打量我们一番并进行交接，身后的大门便哐地关上了，自此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我恍惚地抬眼看到一些穿着“号服”的人跑来跑去地忙碌，有的在抬饭，有的在刷洗，我想这些就是以前隐约听说过的大陆“私渡客”。几个持警棍穿制服的人背着手溜达，大陆客每当经过他们面前，都把右手举到光头下的眉梢处，行标准的“国军”军礼，同时高呼：“长官好!”然后赔着笑脸，显得很顺从的样子。

我想我们至少不该和形形色色的“私渡客”关在一起，而会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我们被带上狭窄的楼梯，来到一处铁栅栏门外，牌子上写着“乙区”，那里面是真正的狱区了。可以看到还有铁栅栏隔成一间间的，有不少光头在极力往外看，有的还在嘲笑我们这几个“新来的”。警员命令我们双手抱头蹲在墙根，一会儿，有人把几个铝饭盒扔在我们面前的地上，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坨米饭、几块豆腐和几片菜叶。我们又冷又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个子李涛可能是蹲得腿酸了，把毛巾垫在水泥地上正要坐下，不料对面的警员一下子把警棍扔过来，幸好是砸在墙上。李涛毕竟也是条北京的汉子，本能地要起身讲理，我向他递了个眼色，李涛把头低下了。

这时候，有一队大陆客跑回来，立定，齐声喊：“长官好!”那个一脸横肉的警员余怒未消，喝道：“听口令!把裤子脱掉!”

大陆客们并不迟疑，又齐声喊：“是!长官!”齐刷刷把里外裤子都脱到膝盖下，然后赤裸着原地蹦跳；又转过身，重复蹦跳。那个警员挥挥手，大陆客边提裤子，边喊：“谢谢长官!”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属于幸运儿，是获准出监房在狱区内做杂务的“公差”，这是刚干完活回来，要检查身上是否夹带了东西。

我当时还对他们生出一丝怜悯，没想到不久就要对他们倍加羡慕了。

一样的光头，两样的情怀

绝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

我们被带到顶层的四楼，白牌子上血红的字：“丙区”。不久后我就明白，丙区关的都是最倒霉的人，条件最差，看管最严，被关者的人身权利剥夺得最彻底。凡是新来的都要 先到丙区，每个在押者都会希望从丙区一步步熬到相对好一点的乙区、甲区，相反，如果你犯了戒条，就会从甲区或乙区发配回丙区作为惩罚。遗憾的是，我直到离开的那天，也没能到向往已久的甲区或乙区呆呆。

进入铁栅栏门，我们再次被交接，然后被带进一间空屋，靠墙根站好。狱警吩咐一名公差给我们讲里面的规矩——诸如见了“长官”要喊：“长官好!”有事要喊：“报告长官!”做完事要喊：“谢谢长官!”点名要答：“有!”同时要右手握拳高举，否则一定会受罚。

屋中间放着一张折叠铁椅和一块黑布，狱警又叫另一名公差给我们剃头。第一个叫到魏军，他的一头长发已经留了一年多，原来发誓航海不成就不剃。所以他被按在椅子上时，一边躲着举过来的推子，一边申辩：“别推，我们只是临时关押。”公差露出诧异的神色，有些为难。那个狱警扭过脸来，凶狠地吼道：“什么?不行?”说着，抢过推子按在魏军头顶上叫着：“行不行?”魏军咬着嘴唇吐出几个字：“你看着办吧。”“行不行?!”狱警高八度地叫道。魏军咬着牙说：“长官看着办。”狱警狠狠地在老魏头发中央推出一道沟，让人不忍目睹，还戏弄地笑道：“这样行不行?”旁边的公差只好赔笑点头。

没多一会儿，我们五人就变成了清一色的光头。这是我自当年作为野战军的士兵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又一次剃光头。那时是我们递交请战书，纷纷争先恐后剃头；这回却是万般无奈，被人不明不白剃了头。真是一样的爱国，两样的情怀。

我们在厕所里哆嗦着冲了冷水澡，老魏问“有热水吗？”狱警骂道：“热水？你还喝茶哪！见鬼！”直到后来最阴冷的冬季，我们都没能冲上一次热水澡。

我们被带往牢房。经过值班台时，见几名狱警歪戴帽子、叼着烟，脚踩在椅子上甩扑克，面前摆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名大个子公差拉了我一下悄声说：“小心!值班长官今天不爽。”

牢房里除了光板地铺和墙角的一个塑料尿桶外，别无它物。我们五个一溜坐在“床”边，相互看看：光头、背心、裤衩、拖鞋，不禁都“扑哧”笑了。经过这一连串刺激，哥儿几个能关在一起就很知足。我们定定神儿，相互鼓励并一致达成共识：“无论发生什么，绝不能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这时候我们已多少意识到处境的险恶。

没交流上几句，就有人“咣”地砸门吼道：“带上东西出来!”我们排在楼道里，狱警高声点名：“王光满，14寝；李涛，15寝；魏军，16寝；张力，17寝；邵勇言，18寝。赶快进去!”

公差哗啦哗啦地打开铁门，我进了17号囚房，见里面是上下通铺，在床边满满坐着一排十几个跟我一个模样的大陆客，看上去都是干体力活的。有人在中间腾出一小块地方，我挤坐上去，旁边一个四五十岁干瘦的人示意我要像他们那样盘腿打坐。我照着做了，抬眼看墙上整齐地挂了一排写着名字的黄毛巾，它们正散发着阵阵汗馊味儿；身后是一排棉被，叠得像豆腐块儿一样方正，但都又脏又旧。

旁边那个干瘦的人塞给我一个空矿泉水瓶，嘱咐我：“加水的时候用它，没水不成。”我这才感到口渴得不行，他把他那瓶水不知从哪里摸出来，拧开盖儿，自己先喝一口，然后递给我说：“喝口吧。”我深怀感激地抿了一小口。

这时，外面喊：“加水了!”大伙儿呼啦拥到门口，争着把塑料瓶举到铁窗棱上，外面的公差用大塑料桶在灌，而后面的人还是没能灌上。

我脑子里想着该怎样尽快适应这种另类的环境，尽管我本来的经历也不算单纯。突然铁门又开了，一个狱警叉腰在门口命令：“除了新来的，统统抱上东西出来!”一转眼的工夫，人就全跑出去了，空荡荡的牢房里只剩下呆呆的我。

门重重地撞上，我的心也“咯噔”沉下去。看来，我们五个享受的是重犯待遇，全都单独关押。从这点说，我们的到来确实给狱方添了不少麻烦。那个狱警在门外叫我的名字，我本能地答：“到。”狱警骂道：“妈的!你是国军?还是共军?在台湾要答‘有’!”然后，他指着门边墙上贴的两张发黄的纸说：“好好看看这个，要背牢，随时考你!”我走过去看，是“管理规则”，大约有20多条“不准”，以及若干条处罚措施，包括罚站、推迟遣送、关强制室等等。

共12个铺位的双层光板铺占居了这间囚室的大部分空间，“窗户”是一块大铁板上打了一些洞，我站到床板上看到窗外还有铁栏杆和铁丝网，远处有点点灯光。我颓然坐下，无奈地想抓一抓头发，但只摸到了光头。我发现对面墙上刻着一排排的“正”字，还有“平潭某某某79天”、“福清某某某103天”等字样，以及从1993年以来的年月日。我又低头看见床板上也刻了许多“正”字，可知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一天天数着，度日如年，六个歪歪斜斜的“正”字就是整整一个月的生命时光呀!我也用指甲费力地刻下自己的第一道印记。看着前人留下的一片片“正”字，我抱着侥幸心理想，自己顶多刻上两三个“正”就够了。

细看起来，床板上还刻了一些“励志”的话，诸如“观棋不语真君子，起手无悔乃丈夫”，“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遇狗欺”等。

公差抱进来一条又脏又臭的被子，同时外面响起尖利的哨声，有人喊：“准备睡觉!”公差对我说：“动作要快，再吹一遍哨就必须躺下。”我毕竟当过兵，把被子连铺带盖，一卷手纸作枕头；对着塑料尿桶的小口撒了第一泡尿；去找灯的开关，发现屋里根本没有，房顶上那只惨白的灯还用铁丝网罩着。日后的八个多月里，这盏灯就像是照着孵蛋的鸡一样，不分昼夜从没关过。

我仰面躺在床上久久地发愣，沮丧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由一个有尊严的大陆公民和记者变成了台湾牢中的囚犯，就我从小到大所受教育和以往经历而言，这个打击实在如同一下子跌入深渊。

我们五人自此沦为台湾宜兰“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丙区的在押者，作为“特敌对象”，与数百名“私渡客”关在一起，开始了暗无天日、遥遥无期的囚禁生活。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处理中心”这个名称起得很有学问，兼有管理和修理双重含义，尤以修理人为其特色。台湾共设立了三个专门收容大陆人员的“处理中心”,他们居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很动听的名字，叫作“靖庐”，不知道的人会误以为是疗养胜地一类的地方。在人多的时候，宜兰大约关押600人，新竹关押600名男性和200多名女性，马祖关押着大约500男女。有一名因持假护照在台湾蹲了一年监狱的人后来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专门关刑事犯的监狱也要比这里强十倍!”可见，这里的确是台湾的一个黑暗死角。

后来我知道，对我们五个还算是“优待”，大陆客们刚进来的当天都要先在禁闭室外的铁栅栏上整整铐上一天；而如果是在新竹的收容中心，新来的就要在水泥地上先打坐三天再说。

与此同时，一个弥天大谎开始在台湾岛内外蔓延，海巡队早在将我们抓获上岸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召开记者会，对外宣称抓到一网大鱼，而且是稀有的很吊人胃口的品种——“共匪谍船”。并离奇地捏造说我们携带了“夜视器材”和大量美元、新台币，偷拍了许多“军事目标”等等，为台湾某些媒体提供了难得的报料，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当作向祖国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牢中想像不到，或者说根本不愿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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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被审讯

17名“情治”单位精兵强将

开始了三个月马拉松式审讯

被关押的第二天清晨，尖利的哨声响了，有人高叫：“起床!”我从一夜的梦中惊醒，真希望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但睁开眼，清清楚楚看到的是铁窗。一激灵爬起来，迅速地 叠被，外面已经在喊：“床上坐好!”公差在门上的窗口告诉我，要像和尚那样盘腿坐直。

之后，随着铁门的开启，楼道里传来穿拖鞋的噼里啪啦的跑步声，并一路高喊：“长官好!”一个个光头从我门外闪过，跑进水房兼厕所。不出两三分钟，公差在叫：“洗脸的快出来了!”于是，那些光头又一一闪过，高喊着：“谢谢长官!”这样一拨紧接一拨，最后轮到我们五个，但要一个出来，下一个才能进去，不能碰面。我用那半截无柄的牙刷沾上牙粉草草刷了几下，又用凉水抹抹脸，外面就有人叫了。

早饭时铁门打开一道缝，我从地上端起一饭盒粥和咸菜。以后每餐如此，中午和晚上是米饭上加几块豆腐或猪血，还有菜叶。

早饭后不久，外面又喊：“静坐开始!”这才是真正的盘腿打坐，两手平放在膝上，身体挺直，闭目，一动不动。狱警在不停地巡视，稍有人松懈，他就会用警棍砸门吼叫，直至拉出去惩罚。静坐的时间显得很漫长，两腿发酸，脚骨和脚踝在床板上硌得生疼。我咬着牙不知熬了多久，终于听见喊：“活动!”但腿麻得一时无法动弹。此后的八个多月，静坐是每日必修课。我逐渐地学着在静坐的时候去想很遥远的事情。

在楼道的值班台墙上贴着一张黄色便笺，写着：“接上级指示，14、15、16、17、18寝人员，情况特殊，加强看管，切切注意，防止串供!!!”

而在我的门外，插着一张卡片，上面特意写着：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力。这可能是为了提醒那些狱警对我多加留神。公差又扔进来一条橘黄色运动短裤，裤裆和裤兜都破了洞，两边也撕开了口，估计它的前任使用者是个大块儿头。惟有我的名字是用墨笔新写上去的，这条短裤伴随我度过了在处理中心的夏秋两季，睡觉时我还常把它套在脚上，以抵御蚊虫叮咬。

一连几天没人理我们，这天上午我正呆坐着，忽闻外面叫我们的名字，并让我们带上名牌出来。听狱警说要提讯我们，我心头顿生一丝喜悦，只要有人搭理就好。

我们被戴上手铐分别押着，相隔几米，来到楼下，用各自名牌换了“提讯证”，出狱区的大铁门，进了刚来时的那座办公楼，又遇上那两只溜达的警犬，它们那副自以为是的神态与这里的主人差不多少。被带上二楼，楼道里是几个提警棍的人在溜达，我们分别进入几间提讯室。我看到墙上挂着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像，以及他那段熟悉的遗训：“余致力于中国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琢磨着，不知这是在警策审讯者，还是在激励被审讯者。

屋里空荡荡的，用细腿儿的三脚架支起一部袖珍摄像机，镜头对着中间的一把铁折叠椅，那无疑就是我的位置。对面已端坐三人，居中的穿白衬衣，头发油亮，像是当官儿的；左边是个四十来岁的黑胖子，平头，穿T恤衫；右边的是我一来就领教过的“小帅哥”，他正端好架势准备记录，看样子是个助手。

此后将近三个月的马拉松式审讯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企图摧垮人的意志的审讯，是不惜掘地三尺挖到什么把柄的审讯，也是几个大陆平民在庞大的台湾“情治”系统面前尽可能保护自己少受伤害的曲折的经历。

我凭记忆数了一下，他们先后共调来17名各部门的精兵强将，真是不含糊，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显得很有经验；从他们流露出的蛛丝马迹以及媒体披露的情形看，大概有“国安局”、“国防部”、调查局、海巡署、警政署的，好像直接向“陆委会”等上层要害部门汇报。他们如临大敌，以我们被抓的日子为代号，成立了所谓“0514”专案组，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容对付我们五个大陆平民，足足审了将近三个月，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一天接一天的提讯，他们把在海巡队已经问过的话题又翻来覆去地问，我的回答无非就是航海的事实经过，他们换了一盘又一盘录像带、录音带，不厌其烦地让我把话一遍遍写在纸上。对我来讲，写写字总比老让手闲着好。他们时而威逼，时而利诱。还详细讯问个人履历，连上小学的同位子，入红卫兵、共青团的介绍人都一一追问。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力。他们甚至荒唐地问，当时那个团组织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都干什么?分配过你什么任务?

他们这些家伙的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令我颇感意外，觉得很有点像大陆早已过去的“文革”。同时也引起我的警觉，所以有关入伍等等的履历我都精心回避掉了。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自然他们也不会放过，而我父亲就是解放军“四野”的一名老兵，把“国军”从东北一直赶到海南岛；为了不致无事生非，对这类情况我只好一一编了另外的说法，再次被问起时还不能露出破绽。

他们居然也会脱口而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人既耳熟，又觉得怪异。有时他们会强调：“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大陆也是有办法的!我们查你这么个人很容易，我们埋在你们那边的人有的都超过50年了，可能就生活在你们周围!”过两天他再审讯时就说：“你上次讲的全是假话，我们在大陆那边已经有信息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因为我们五个被分开审讯，所以他们会说谁已经讲了你的什么问题，你还不交代吗?或者恐吓你。你刚申辩，马上就给你戴上手铐，采取粗暴的强制措施。

令我很吃惊的是，一些狱警或审讯官把大陆放在敌对面的心态相当强烈，一些人的“台独”意识十分明显，开口闭口“我国”怎样、“我国”的法律如何如何、“你们”怎样，全然不像大陆民众没有分家的概念。他们抱有许多偏见，认为大陆到处都很落后、愚昧，对大陆的真实情况了解片面。他们竟会说：“你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跑到我们‘国家’海域搞什么航海?”

接触后给我的感觉，一些专事搜集情报的审讯官也是带着成见对大陆的阴暗面特别感兴趣，这或许与台湾媒体多年来的倾向性有关，对于大陆哪里发生爆炸、哪里有天灾人祸之类的事很关心。他们诬陷我们是“间谍”，其实，他们自己倒真不愧是素质颇高的间谍，对大陆的很多情况怀有特殊的兴趣，往往喜欢问一些刁钻的或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身份都很神秘，相互之间从不称呼名姓，总爱用台语对话，每人都有两只手机。

有个绰号叫“教授”的人，精瘦、谢顶、小个，戴眼镜，据称是位犯罪心理学家。他总爱直直地盯着你，好像能洞悉你的内心，随时在跟你做心理较量。然后，他马上就告诉你：“不要跟我捣鬼，我打过交道的人不知要比你厉害多少倍!你如果想有所隐瞒，如果有什么异常的念头，想耍什么把戏，绝逃不出我的眼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他自己说他在大陆某大学进修过心理学。他还会跟你瞎扯，你说自己在某行业工作，他就和你扯这个行业的事情；你对什么有专长，他又和你扯这方面的情况。你要是一句话讲得随意点，他马上就会穷追不舍刨根问底。总之，千方百计想在你冷不防时抓到什么把柄。

每当他死盯着我，我就只好很坦然地与他对视，尽管他的模样并不耐看。整个审讯过程，若是不知道的人看来，倒有点像推心置腹的朋友，都直视对方有问有答。不是我心理素质有多强，而是实在没有什么可心虚的；同时，关于问答技巧，我在内心里也并不以为他这位“教授”对我这位记者占多少上风。

当然，斗智也得有个分寸，仅仅为抖机灵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某些时候，对于某些问题，不妨显得无知些、单纯些，这样会满足审讯者的虚荣心，从而使他们的心情好一些，放松一点对你的压力。

他们总怀疑我不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他们追问：为什么你这个记者部主任要亲自跟船采访，而不是派个记者来?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只能反问：为什么不能是我来呢?事实上，我向往大海，向往航海，我觉得不论对我们还是对公众而言，这样一个活动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独特经历无疑很有价值，所以我没有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连饭都吃不饱，钓鱼岛关你们屁事!”

军体训练，脚上的拖鞋几次甩到一边

一天上午，一个络腮胡子的黑脸“长官”隔着铁窗问我：“喂，你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人。他问：“北京人怎么也偷渡?”我向他解释，他却皱着眉头说听不懂，还骂道：“ 他妈的，你会不会讲国语!”我很奇怪地问：“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怎么不是‘国语’?”

他又没好气地问：“你们吃饱撑的跑到我们台湾来干什么?”虽然我从心里并不认为台湾只是“他们”的，但我还是按照事情的经过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打算上岸，只想从海上看看台湾，只想去钓鱼岛那边表达维护主权的意愿。起初担心被日本人拦截，没想到却夭折在台湾，真令人悲哀。

这位同胞一听竟脱口骂道：“狗屁!你们大陆人连饭都吃不饱，钓鱼岛关你们屁事!屁话!”他正嚼着槟榔，满嘴通红，让我不由地联想到血口喷人。

后来我听说这个狱警有日本血统，就更觉得悲哀。几个中国人想要去被日本极右翼分子强占的钓鱼岛抗议，却落入同为中国人的台湾牢狱，还要受到这么一个家伙的训斥。

关进来几天后，我们五个被叫到一间空房子里。一个小狱警背着手发话：“今天要给你们几个‘新兵’训练一下。主要是稍息、立正、向左右转、向后转、敬礼。听明白了吗?”等着我们齐声回答“是，长官”后，他才接着讲：“敬礼就是敬军礼。你们都没当过兵吧?在台湾，每个人都要服兵役的。”他推了推白边眼镜说，“长官我就当过两年炮兵!看你们这副样子，肯定缺乏训练。你是个记者?我看你准是最差。如果你们谁不马上练会，就等着倒霉吧!”

老魏是1970年入伍的老兵，在沈阳军区服役八年。我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就是野战军步兵师里的一名军官了，后来毕业于军事院校中级指挥系。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耐心听着这个台湾小兵的训导。

这个狱警突然一磕皮鞋，尖声叫道：“听口令，立正——!”

我很笨拙地并拢了双脚。我脑子里早就想过，由于处境特殊，不能暴露自己当兵的经历。

狱警一摇一摆地过来，歪着脑袋站在我面前打量了一番，又喊道：“稍息!”我生疏地一撇腿，身体也像站不直似的。狱警用警棍戳戳我穿着旧短裤的腿，又用皮鞋磕我那只穿拖鞋的光脚，骂道：“你他妈的这么笨!”他重复地喊着“立正”、“稍息”，我短时间内又怎能学得好?惹得他训道：“今天晚上你回房里给我接着练，直到练会为止!”然后，他转向大家继续喊：“向左——转”

可以看出，我们几个令他很不满意。特别是向后转，与大陆的转法不同，不是直接转过去，而是先向后迈出右脚，转体，再并上左脚，很像是一套机械的分解动作。对此，我是真的生疏，加上为了显得笨拙，我脚上的拖鞋几次甩到了一边。

敬礼也存在这个问题，大陆的军礼是将中指贴于帽檐的跟部，即太阳穴上方，而台湾的军礼为美式，中指直指眉梢；礼毕，还要做作地一抖手腕。我头一次虽然动作慢，却还是险些露馅儿。之后的训练，我越发显得手忙脚乱。

有一点现在可以明说了：我从连队到军事院校，队列考核的成绩一向都是优秀。

一天晚上，我正呆坐在牢中，觉得楼道里有照相机的闪光灯在亮。从门上看到，一个穿衬衣的瘦高个“长官”正在给新来的大陆客照那种“犯人像”。

二十几名大陆客双手抱着新剃的泛青的光头蹲在墙根儿。每叫到一个就赶紧走到值班台，背靠墙站直，胸前捧好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号码和日期，很有点像拍电影时用的那种牌子。

这些新来的显然都很紧张，个个笨手笨脚，使那个瘦高个很不耐烦。他让一名大陆客“笑一下”，这名大陆客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紧张地连问：“什么?”这可把照相的惹火了，抬手就扇了大陆客两耳光，这下后面的大陆客们更笑不好了，作出的都是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这批大陆客总算被折腾完了，不料接下来轮到了我们五个。这实在让人泄气，拍这种狱中存档照，岂不就意味着我们也要纳入在押大陆客的“序列”，迟迟不得遣送了?以往出于职业需要，我通常都是给别人拍照的，并且尽量把别人照得好看点，而自己最多是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留个影而已；今天却不得不以这堵旧墙为背景，当然，也说不定更有纪念意义。

我被叫出来，像刚才那些新来的一样，靠墙站好，公差塞给我那块写好有关我身份的各项内容的铁牌，让我端在胸前，牌子挺大，正卡着我的下巴。我已经十几天没刮胡子，模样肯定丑陋。那个瘦高个眯着眼睛用傻瓜相机对着我，一只小拇指还女人似地翘着，冷冷地命令：“笑笑!”

有什么可笑的?根本笑不出来。他没按快门，从相机后面偏过尖脑袋来骂道：“他妈的，你没照过相吗?还是不会照相?”我心说：我照相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儿泥呢，拿个傻瓜相机抖什么机灵!我依旧面无表情。公差小峰忙在旁边解围说：“长官，他平时就不笑。”

瘦高个总算按下了快门。

狱警身上都有两样必备的东西

“副座”怒吼：“我枪毙了你!”

最初的半个月是很难熬的，因为那时我还完全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完全不能想象就这样丧失自由地一直苦等下去。清晨都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被尖利的哨声惊醒，于是在夜晚 的梦结束以后，白天漫长的噩梦又开始了。

我们五人中，惟有小王那间囚室与我斜对角，我们常在铁门上遥相对望。有段时间他总踮着脚，抓着门上的铁栏，露出多半个脑袋，向我示意、摆手，或频频打出“V”字手势。我也冲他点头致以鼓励，但却没有以同样的手势回应，因为我实在觉得离胜利尚很遥远。

每个狱警身上都有两样必备的东西：挂在胸前的哨子和别在腰间的警棍。每天24小时，丙区的狱警两人一组分为七班，分别是8-12、12-14、14-18、18-20、20-24、0-4、4-8时。白天换班的时间都要点名，依次是6、8、12、14、18、20时，另外就是在临睡前的22时。规定的睡觉时间绝对不许干别的事情，躺下后的一个小时内下地撒尿也不行，而且必须得让巡视的“长官”看得见你睡觉时的脑袋。同样道理，非睡觉时间绝对不许躺下。

据经历过的大陆客讲，新竹处理中心的规定更奇特：凡是夜里起来小便的，都必须举着自己的名牌到铁门前喊：“报告长官，某某号请求小号。”如果长官听见了，并说“可以”，你才能说“谢谢长官”，将名牌别在门上的铁栏杆中间，然后方便；完事后再到铁门前请示：“报告长官，某某号小号完毕，请求睡觉。”长官允许后，方可上床。赶上长官困倦或是不耐烦的时候，你可就惨了。

我孤陋寡闻，确实没听说过纳粹集中营里有这样的“程序”；读过的《水浒传》一类的书中也未曾发现林冲等重囚享受过此等待遇。台湾狱警关于夜间小号的这一创新，大概是够资格在古往今来中外监狱史上添一笔了。

每次换班狱警来到之前，公差先喊：“床上坐好!”大家就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活动，盘腿挺胸目不斜视地坐在床边。之后也许很快，也许要多等一会儿，狱警的皮鞋声就响了(他们的鞋跟往往钉了铁钉)，接着他的面孔依次出现在各牢门的窗上，房中的倒霉鬼们马上齐声高呼：“长官好!”狱警威风八面地喊：“一寝!”大陆客高呼：“有!”狱警如果心情还可以，就会喊：“活动!”于是大陆客高呼：“谢谢长官!”狱警便走到下一个房间。

假如狱警不满意或还不尽兴，就会反复地喊寝号(房号)，甚至挨个点名，迫使大陆客反复地扯足嗓门儿高呼，直到声嘶力竭；凡让狱警看不顺眼的，还会被叫出来收拾一顿。每次点名的最后就轮到我们五个，有的狱警很挑剔，喜欢一遍遍高声点名，直到我们的应答足以传遍整个狱区才会罢休。“副座”(狱警们对他们的副中队长的尊称)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巡视，在他身旁总跟着一名精干的年轻警员。“副座”并不发话，只是很威严地在每个门前站一下，里面便要山呼：“大长官好!”他颌首，里面又喊：“谢谢大长官!”如果他很满意，还会再颌首微笑一下。应当承认，他是狱方人员中最有风度的。但有一次他突然大发雷霆，不知为什么，冲着铁门里面的一名大陆客怒吼：“我枪毙了你!”

由于在牢中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的听觉日益灵敏，门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听得真真切切；但这也有很糟糕的一面，因为你不得不听见许多并不想听清的动静，比如值班“长官”打饱嗝、放长屁的声音，还有他们的叫骂声及大陆客挨打的声音。别的信息渠道是没有的，作为记者，没有纸笔和书报的时光显得相当难熬；而楼道的喇叭如果播音，除了“长官”的训话，就是两种全然不搭调的广播：佛教讲经或嗲声嗲气的情歌。特别是当这类声音与受虐者的哀号混合在一起时，听觉效果就更加奇特了。

嗅觉也尤胜于以往。主要是送饭时，饭还没抬过来就能嗅到便当盒里面的味道；连少油寡水的菜汤味儿也能直钻入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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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见“立委”

端午节沙哑凄凉的歌声启发了我

白天“运动会”，晚上“卡拉OK”

6月5日，端午节的晚上，我坐在床板上想着如今囚在这么个牢笼里，与亲朋天各一方，音讯全无。正黯然神伤之际，听见狱警命令一名大陆客唱歌解闷儿，但没有反应，这种苦 闷的时候谁有心思唱歌。狱警火了，威胁如果不唱就要惩罚。终于，有人唱了，沙哑凄凉的歌声在狱区内回荡——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

小伙子的嗓音很有感染力，唱了一遍又一遍，到后面已带着哭腔。狱区里很静，也许大陆客们都像我一样屏息倾听，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尖利的哨声响起来，狱警打断了歌声，喝令：“准备睡觉!要小便的赶快小便!睡觉以后谁再出声，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习惯性地迅速拉开被子钻进去，枕在一卷手纸上，在惨白的灯光下睁着眼睛发愣。忽然，有个声音喝问：“你干什么呢?!”我扭头看到铁门上有张阴沉的脸。狱区规定，躺在床上不闭眼也是不行的。

说实话，以前我并没有留意过这首《流浪歌》，似乎它跟我的生活不大相干；但现在孤独地裹在脏被子里，简直觉得它就是经典，并且忽然启发了我：何不用唱歌排遣苦闷?此后我开始用哼唱打发时间，我反复唱的歌大约有二十多首，唱得最多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条大河》、《草原之夜》、《再见吧，妈妈》等。我发现，这也是一种很管用的“狱中心理平衡法”。

显然，忧郁苦闷并不能将时间缩短，无论如何只要自己不垮，别人就不能让你垮掉。我想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老话，于是开始从事无器械健身运动：在总共8米长、1米宽的空间内跑步，一丝不苟地连续跑几百个来回，把汗出透；然后做百十个俯卧撑，再跑。一天天地加大运动量，后来基本稳定在每天跑大约6000米，做600个俯卧撑、60个仰卧起。在认为有好兆头的日子，我会跑上它1万米，做900个俯卧撑。我居然在这里打破了自己多年前当兵时一次做俯卧撑的纪录。我甚至在算，用多少天能够“跑回”大陆，多少天能够“跑回”北京。白天“运动会”，晚上“卡拉OK”，我就这样让独囚一室的日子显得比较充实和多样起来。

这是没有观众、没有对手的运动会，惟一的参赛选手非但不弃权，反而表现得十分卖力。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场与命运的竞赛。这是没有伴奏、没有喝彩的卡拉OK，惟一的自娱自乐者非但不泄气，反而抒发得十分投入。因为，这真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歌唱。

春末夏初以后，我又多了一项健身运动：每天晚上专门安排时间打蚊子。先是耐心地搜索，眼睛练得越来越刁，沿着墙面、床板及三角铁床架瞄过去最容易发现长脚蚊子。一旦发现，就耐心地接近它，从脚上悄悄取下一只拖鞋，突然拍过去，一次击毙率能达到90%以上。那种已经在狱区内吸饱了大陆客鲜血的蚊子最容易打，因为它们显得行动很不方便。

应当承认，台湾宜兰出产的长脚蚊子相当机敏，缺乏经验的人很可能扑空。到后来，我的技巧愈发纯熟，尽管门窗与外面及其它囚房相通，但敢于飞进我这间囚房的蚊子似乎真的在减少。当我战绩卓著地躺下睡觉时，的确越来越踏实了。

这里面也有个两难的问题，我当时正在虔诚地阅读仅有的佛书，很清楚“勿杀生”的戒律，以及佛教的“转世轮回”之说。但现实情况是，有蚊子就没有我的睡眠，我只能宽慰地想，这些可恨的蚊子都是恶者“转世”的。

身常动，而心常静；越是将日子安排得丰富些，就越会淡忘处境的恶劣，这也算是“以时间换空间”吧。但即便如此，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我最心疼的仍然是时间，常常不免惋惜地长叹：有如此整日整月的消耗，能做多少事、看多少书、走多少地方呀!

一天，狱方生活服务组一位和善的警官从门外递给我一本黑封皮的《圣经》。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想法，我双手捧着书，喜出望外，非常感激，并冒昧地请求他能否帮我找一本《英汉辞典》。他说，按理，除了《圣经》和佛经，你们不可以看别的书，但辞典嘛，或许能例外。他答应尽量想办法。他走后，我抑制不住兴奋地盘算：假如一天能记它10个单词，再从词典上学点儿各学科的知识，那么时间的损失不就小得多了!我相信，在这里即使再艰涩难懂的书也能读得下去，我已经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就等着足吸水分了。

地震和十级台风相继光顾

慈祥老队长让我感念不已

6月上旬的一个白天，我正呆坐在床板上，突然四周剧烈摇晃，是地震了。我相当麻木，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反而跑到铁窗前踮着脚去观看外面建筑和树木的摆动。地震反复多次 ，床架的角铁和窗上的铁栏嘎嘎作响。奇怪的是远处公路上的汽车照驶不误，一定是台湾人对地震频发习以为常。记得曾在资料上看到，台湾一年会发生大小上千次地震。

我望着外面出神，和在北京感受过的地震不同，完全没有恐慌，生命在这异乡的牢中似乎变得不足惜了。甚至，如果真能把这牢狱震塌掀翻，我倒会觉得不错，哪怕同归于尽也行。后来又经历过多次有感地震，有时在半夜，床板像摇篮一样摇晃不停，但我都觉得无所谓，连眼皮也懒得睁开。

6月那次地震后没过几天，大约是6月10日，忽然又台风大作，据说超过10级。铁窗发出骇人的呻吟，骤雨泼进牢房足有三四米远，床板都湿透了，人只能蜷缩在一角。那些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的大陆客更不知该如何熬过。由于身上只有背心短裤，被子也于几天前以进入夏季为由收走了，有人向值班“长官”请求加点衣服，但得到的是身穿保暖夹克的狱警的痛斥：“狗屁!谁再叫，老子不客气了!”

夜晚冷得无法入睡，忽听楼道里有响动，一位白发长者的面容出现在牢门的铁窗上，他关切地询问：“房里打湿了多少?感冒了没有?”我走过去回答，同时被吹得发抖。他马上转身命一旁的警员：“赶快加被子!”有人开门抱来一床被子。我看到这位长者只穿件很旧的白色圆领短袖衫和大短裤，花白的头发都打湿了，看来是急急忙忙从宿舍赶来的。他嘱咐我：“你们这一侧风最猛，尽量离窗子远一点。”我内心很感激他，在困境中能得到这样的关心令人难忘。之后，他继续一一查看各牢房，责问狱警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后来公差告诉我，他是中队长，他并不以势欺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俯立挺身，预备!”意味着要倒霉

戴着手铐脚镣在罗东镇游街示众

一天晚饭后，突然听见狱警喊：“14寝，你出来!”我从门缝看到，公差把门打开，我们的难友之一王光满走出来，见阵势不妙，点头连声叫：“长官好!”一边还本能地往墙边 躲闪。谁料，一高一矮两名提警棍的狱警抬腿就踹，小王急问：“怎么了?”狱警喝道：“少废话!俯立挺身，预备!”俯立挺身就是俯卧撑，是狱方明文规定的一种轻微惩罚方式。我们已经见过了许多次，他让你俯立挺身100下或80下，这对于体质衰弱的在押者是相当难的；你必须咬牙做，他不会让你停，直到筋疲力尽，直到你趴下去，你已毫无招架之力，然后就开始打。所以，谁都清楚，俯立挺身就意味着倒霉。

小王不敢怠慢，马上俯下身，喘着粗气边数边做，好不容易数到30下，那个脸上长了一大块黑记的高胖子一靴子向腰间踹过去，身高一米六的小王滚到了一边，两个狱警抡起棍子就打，小王的叫声传遍整个楼道。

狱警又让小王爬起来，坐在折叠椅上，上身挺直，膝盖端平，双脚抬起。然后，高胖子就用木警棍狠狠打脚板，每一下都伴随着揪心的哭嚎。这是他们常用的把戏，脚弓和脚面没多少肉，棍子敲下去生疼。

狱警逼问：“你们到底来台湾干什么?”小王说：“我们只是航海者。”“屁话!你们就是来捣乱的!”又打。

没问出什么，让小王原地跳，说是“活活血”，小王疼得直咧嘴。之后，才让他瘸着脚回牢房。

狱警还不解恨，又轮到15寝的李涛。如法炮制，一米八几的大汉，也被打得直叫。打完李涛，又叫出16寝已经四十大几的魏军。按牢房顺序，下一个就该轮到我，我本不指望有主的降临，坐在床边闭眼等待，而脚板已经感到了一丝丝寒气。

这时，换班的人来了，我听见狱警意犹未尽地丢下一句：“回头再收拾那两个!”次日，我们向审讯官反映情况，他们故作诧异地说：“怎么会这样?”我问他们：“你们说讲法治、讲人权，这件事怎么解释?是不是逼供?”后来，他们煞有介事地查问了一番，并告诉我们那两个狱警已经调走了。说不定这两个家伙本来就即将调走，或者说从这个偏僻小镇调到某个城市的警察局，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6月9日半夜，从李涛房里突然传出砸墙声，他心脏病发作了。狱方看来不希望我们这几个人出事，来人看他确实不像装的，就送医院了。审讯带来的压力，恶劣的环境，加上又不许将“速效救心丸”带进牢房，这是导致他犯病的一些原因。

到第二天例行审讯的时间，不仅给我们戴上手铐，而且因为狱警懒得弯腰，就强迫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脚镣。狱警急催着下楼，脚镣拉得迈不开步，每下一级楼梯，都磨得脚踝生疼。出了狱区，门口停着面包车，里面坐着几名警员。狱警催我们上车，但车梯高，迈不上去，车里的警员讥笑地看着，身后又有警棍赶着，我一咬牙，双脚跳上车，镣环深卡着皮肉。我咬着牙想：这些家伙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是去见更大的人物，说明事态有进展，倒也他妈值得。如果是投进更糟糕的大狱，那也得硬着头皮扛着!

汽车驶出院子，在街道上拐来拐去，夹在我两边的狱警一路都在拉开车窗搜索，一发现漂亮“美眉”就怪叫。车停在罗东镇博爱医院门口，刚好有一名穿紧身上衣的少女迎面走来，一个平头的胖警员吹了声口哨，几个警员嬉皮笑脸地议论起她的“波”是真还是假。那个胖警员甚至探出半个身子，几乎要撞到少女的肩膀，惹得人家狠狠瞪他一眼。他不以为耻，反倒快活得手舞足蹈。

我又一咬牙，跳下车。许久不见天日，阳光显得格外刺眼。来往车辆、行人很多，我们分别被两名提警棍的押着，手铐、脚镣、光头、圆领背心、短裤，前胸、后背都写着名字和“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字样，像押赴刑场前的游街示众。这分明是对我们五名中国大陆航海者的羞辱。我眯缝着眼睛，尽量挺直身体，尽量从容迈步。但有人粗暴地推搡，非让我踉跄不可。进了医院，走廊里各式各样的患者像见了麻风病人一样，鄙夷地瞥我们一眼，避之惟恐不及。

有人告诉我是来体检的，从一个科室带到另一个科室，一次次受人白眼，听任抽血、透视。一个戴金边眼镜的医生用听诊器给我听了听，眼也不抬地问：“你是哪里人?”我答：“北京。”他抬头狐疑地看看我，又问：“什么时间偷渡的?”我声明：“我不是偷渡者。”医生诧异地从眼镜片上面看着我，我正要再开口，忽觉后腰有硬邦邦的警棍狠狠地顶着，我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大陆方面有了正式的声音

台湾“立委”传递信息

在我们出事以后，台湾方面并未向大陆作必要的通报。起初，厦门有关部门向金门等地询问，未果；数日后，大陆方面又发出海难协查通报。从5月26日开始，台湾各主要媒体和 电视台一下子全都报道：抓到一条大陆“谍船”和五名疑犯。经过一番必要的核实，2000年6月8日，大陆方面有了正式声音，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联络部向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服务中心发出了函件。

6月16日一早起来后，我感觉狱区内的气氛与平日不同，几名公差被叫来不停地擦拭各牢门的外侧，狱警们也着装整齐地来回巡视。上午的静坐时间格外长，在硬板床上盘坐不动的双腿已经酸痛难耐，狱警还不时在外吼叫：“都给我坐好，谁也不准动一动!”

我正在头晕目眩的恍惚之中，忽然门被打开了，进来一位西服革履、文质彬彬的人。狱警喊我快过来，那位来人竟客气地对我说：“你辛苦了!我是台湾海基会的处长，特地来看看你们。”未等我转过神来说点什么，这位官员已经同样很礼貌地退出去了。

直到大约临近午饭的时候，静寂中，从楼梯口传来一串皮鞋声，之后听见一批人在每间牢门口停留，并有摄像机的灯光晃动。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这会是些什么人?要搞什么动作?我猜也许是媒体的，因为我仍然天真地以为，台湾媒体有对各类新闻事件当事人自由采访的权利和兴趣。

终于，那些人接近我的牢门了，显然正在看门旁的名牌。只见那个平日油里油气的狱警一个立正，行举手礼，紧接着门外出现了戴金边大沿帽的官员，随后是几位穿西服的体面先生。我不顾受处罚的危险，跳下床，奔到门前说：“我们是大陆航海者，我是采访的记者。”外面的人一愣，一位瘦小女子不失时机地用奥林帕斯袖珍相机对铁栏后面的我拍照，我想她也许是我的同行，换了我在外面可能也会按动快门。狱警们马上就护着他们离开了。

中午，外面在叫魏军出来，过一会儿又分别叫李涛及邵勇言。我趴在门上察看动静，他们先后回来时由于被看得紧，都不敢冲我这边使眼色，让我难以猜出究竟去见了何许人。紧接着，我被提出囚房，意外的是没有像往日提讯那样戴上手铐。我穿着薄底拖鞋被手持警棍的狱警一路赶下楼，手里攥着自己在狱中的名牌，囚服的左胸前也用黑笔大大地写着我的名字。

急急走到楼下一间房门外，见一群狱警表情严肃地立在那里，有人命令我双手抱头蹲在墙根儿，不许乱看。一名狱警过来低声告诫：“待会儿说话注意点!”不知他是何意。

很快唤我进去了，我看到这个像会见室的房间里已经有一屋子人，我按照指定的位子坐下，立刻就有两部放在三角架上的摄像机对准我，茶几上摆放了两只已经开启的声控小录音机，就是我平日采访用过的那种。面前有官员模样的人，有穿制服的狱警，有审讯过我们的人，也有拿着照相机或笔记本的女士，一时弄不清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坐在我左侧那位穿西服扎领带的先生开口了，他连说两句：“你辛苦了，你辛苦了。”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应对，按习惯应当回答：“我不辛苦，你们才辛苦呢!”可是，现实情况又岂是“辛苦”的问题。

那位先生又说：“我是台湾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冯沪祥，今天特意来看望你们。不久前我刚刚去了北京，并接触到你的家人。”他扬起一页纸说，“你看这是你父亲写给你的信。”

我心头一紧，正要伸手去接，他又说：“不过，暂时还不能给你，按照程序，要等有关部门审查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会给你的。”

我已经看到了父亲的亲笔签名，从小我就很熟悉父亲那种有力的笔体。我急速地想着上面会写些什么?会不会留下什么让他们做文章的把柄?家人现在怎样?他们能否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冯沪祥先生又问：“在这里的生活还好吧?饮食怎么样?”

我说：“这是次要的。”我的余光注意到那些狱方人员都在盯着我怎么回答。

冯沪祥先生还是问：“你到底觉得饮食好不好?”

我坚持回答：“这不是重要的，我只想回家。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已经审讯了一个月，相信完全可以澄清了。我寄希望于台湾司法的公正，希望能够高效率地妥善处理此事。”

冯先生拿起一页复印的报纸说：“有报道称你们是间谍。”

我惊悸地看到那上面的大字：“匪谍”!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5月下旬，台湾的一些媒体就把这段“间谍”故事炒得沸沸扬扬，而惟有我们五个无辜的主角一直蒙在鼓里。

我知道会面的时间会很短，最重要的是得让外界明白事实真相，所以抓紧时间向他申明此次航海的目的和过程：“我们的活动是‘中国海疆之旅’，是一条民间的运动帆船，第一航段环绕台湾并去钓鱼岛，之后还要走中国沿海和南海，没想到却被台湾同胞扣住了。这不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悲哀，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

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台高级照相机?”

我说：“我们的相机没有一部是专业级的。航海者带相机有什么奇怪?记者采访怎么会不带相机?而且一台都不够。我们很想多拍摄一些海上风光，经过两天单调的航行，我们一看到台湾的岛屿自然十分好奇和兴奋。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我们的清白，而没有一样证据能够证明我们是‘间谍’。有像我们这样的间谍吗?只要稍具常识的人就能判断。”我强调说，“请不要让我们几个大陆公民在台湾失去中国人的尊严!”

冯先生又说：“我不久还将去北京，会将你们在这里的情况转告给你们家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告诉他：“我要说的就是，我想尽快当面对他们讲。”

最后，他们让我在一页谈话记录的下面签名并写上给家人的话。我提起笔，感到它是那么沉重，略一沉吟，写道——我很想念你们，请相信我!

东聊西扯成了避开无聊审讯的对策

邓丽君《在水一方》给我别样感受

“立委”来过又走了，一切恢复如常。十分乏味的审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都被拖得日益疲惫，我们是无奈，而这些手段高强的审讯官则是烦躁，上面又偏偏压着他们必 须问出个满意的结果来。

比较有良心，或者说比较务实的审讯官单独面对我的时候，不再没完没了地盘问“案情”，而渐渐开始东聊西扯，话题包括两岸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气候地理、经济建设等等。这种时候，我感到双方毕竟是同文同种，以致淡忘了自己身陷囹圄的处境，乐于连续几个小时给他们讲述自己的采访经历和见闻，讲述祖国的山川风景、民族特色，他们常常听得入迷，眼中也带着向往。我还顺便大谈各地的风味美食，引得他们吞咽口水，几乎忘了我是审讯对象。同时，这成了我避开无聊审讯的一种对策，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想以这种方式发现蛛丝马迹。

我总对他们说：“你们真应当到大陆去实地走走、看看。”他们却露出诡秘的笑，也许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悄悄以不同身份去过了。不过，他们还是半真半假地说：“如果去了，你们那边不会放过我们的，到时候咱们就得换换坐位了!”

我告诉他们，在大陆随处可见带有台湾印记的东西，在同类商品中，有时我宁愿买台湾品牌的，而不去买外国货，因为毕竟对台湾抱着一家人的感觉。这种话让他们挺感动，也有人笑道：“你这不是在做‘统战’宣传吗?”

往往一聊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才变个脸色：“他妈的，怎么越说越跑题!好了，今天先审到这儿，明天再问你。回去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啊!”然后一本正经地又给我戴上手铐，让人押回牢房。

他们中间敌意很重或打算邀功请赏的人就不同了，总巴不得将我们置之死地。比如那个黑胖子、“小帅哥”之流，会不时地推门进来，听我在说什么。一见我表情稍显轻松，就要丢下一句：“看你还挺自在!别耍滑头，好好交代!”那个凸着肚皮、脸上长着个大瘊子的副处长最爱说：“告诉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用你们大陆公安的话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有一天，刚走出提讯室，在走廊上忽听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生活服务组那位和善的警官。他递给我一本很旧的袖珍《英汉词典》，说：“我说话算数，这是专门从家里给你找的。”我接过来，激动得正要翻开，不料，从旁边清查组屋里走出一名瘦脸、谢顶的审讯官，一把将我手中的辞典夺去，很严重地说：“不行，审讯阶段你们什么也不许看!这本辞典要先检查一下。”我见生活服务组的那位警官也显得挺没面子。清查组在这个中心专干审讯、整人材料的事。眼看渴望多日刚刚到手的书就这样一转眼得而复失，让我心疼得直想跺脚，虽然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回到牢中还是遗憾了好久。

提讯的时候，总要经过楼下大厅，一度那里曾经挂了许多幅邓丽君的水墨画像和她唱的歌词。关于邓丽君的歌，我还有过一段特殊的记忆——

1978年底，我正在豫西的山沟里当兵，社会上已是乍暖还寒的“回春”气象，外国经典小说汹涌回潮，各机关放映“内部电影”成风，拥有一部卡式收录机更成了弄潮儿的象征。然而，军营毕竟不同，当时我们除了超强度“大比武”式训练外，主要就是刻苦攻读“毛选”五卷了。

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正在操场上进行热火朝天的训练，班、排长严厉的口令时时划破夜空，大家脱掉厚重的棉衣，头上冒着热汗，发出“嗨、嗨”的用力声……

忽然，旁边的平房里飘出一种异样的声音，准确说，是从未听过的柔美歌声：“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我们这些当兵的都听呆了，个个像被点了穴一样定格在原地。我低头细听着这让人两腿发酥的“靡靡之音”，内心有一种很见不得人的负罪感。但可气的是，我还想听下去。

歌声萦绕在一片寂静的训练场上：“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

平房的门突然开了，大胡子无线电技师出现在门口，坏笑着训道：“怎么着，听傻了吧?这是你们听的吗?!”他手里拎的那台时髦的双喇叭录音机却还在恼人地放送着歌曲：“绿草萋萋，白雾迷离……”之后，他啪地关上了。

我们这才回过神儿来，排长毫无意义地喊了句：“都不许听了，马上训练!”

一个月后，我们的部队奉命乘闷罐军列开赴中越边境前线。不久，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又不久，我们师攻入谅山。撤回国后，我知道一些年轻士兵永远留在了那片山岭中。

这首歌让我无法忘怀。我是幸运的，这些年每逢亲友们聚会在卡拉OK厅，我就可能令人费解地点唱这首《在水一方》，尽管它大概并不适合由我来唱。

人间的事就这么古怪，当我真的踏上曾经神往的祖国宝岛台湾，当昔日崇拜的邓丽君的大幅画像就立在眼前，我却不能去细看一眼，押解我的那个留板寸头的狱警故意掐住我的后颈，让我根本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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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查房日

航海者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更应该具备四海为家的胸怀

我住进这间阴冷的囚房眼看快三个月了，诸位不妨来看看我这些天惟一能望见的铁窗外花开花谢的风景——

眼前的这窗，不是通常概念的窗，只是铁板上挖出的几排直径约七八厘米的洞孔；由于四壁用来通风透光的只有它们，所以我相信它们是窗。在其外面，有角铁焊牢的框架，即使连遭暴虐台风的吹打，仍纹丝不动；再往外，是铁杆和带刺的铁丝组成的网格。楼的外面则能看见一堵高墙，墙头就像城墙一样有水泥铺成的通道，两侧布满了亮闪闪的铁蒺藜，并有持枪警卫在哨塔上监视。天将黑，墙头的探照灯就打开了，把高墙内侧照得雪亮。

我只有一点点本不该遗憾的遗憾，就是这窗朝北；在北半球上这样的朝向注定使窗内的人无法面对太阳。我知道有许多人常常并不乐见太阳，会采取种种遮阳办法，总之怕对皮肤或眼睛不利。不过，已经数月深锁囚中的我，则是另当别论。我无数次将眼睛贴在高高的冰凉锈蚀的铁窗洞上，隔着铁栏向外张望，常有要伸头出去的冲动，渴望让阳光暴晒，渴望让视角再大一点点。当然，万一我的头能伸出去，这就不成其为铁窗洞了。

就在铁窗和高墙的外面，有几株不知名的矮树，常常沐浴在阳光中。那些绿叶，或是被朝阳辉映，或是被夕阳浸染。这些矮树那么自在地享受着阳光，使我想到，阳光也许就是自由的另一种诠释。

稍远处，荒草中有那么一片时隐时现的野花，竟分布成弯月状，似乎也在向我善意地炫耀。我从早至晚用心观察，诧异地发现她们的色彩随时辰而变化：于晨光中是娇羞的嫩粉；上午呈现为妩媚的淡黄；正午是清纯而眩目的洁白；暮色中竟变成幽幽的暗红了。在夜晚，我已经寻不见她们，许是悄悄隐没在草丛的温柔乡中。

我猜想，她们色彩的变幻缘于光线，而光之源就是太阳了。这如同一首无声的歌，礼赞着生命与自由。在这些个失去自由、得不到阳光的漫长日子里，我总是不知疲倦地向铁窗外痴情地凝望……

我的这番描述，绝非抱怨。我知道，航海者既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更应当有四海为家的胸怀。不错，由于连绵的阴雨，被子和衣服总是湿腻腻的，床板也散发着汗臭；但静心回想一下，过去蹲在中越边境前线的猫耳洞里，条件比这还要差，岂只是汗臭，弄不好还会烂裆，又何曾抱怨了呢?

再者，这房里也并不只有我这一个活物，还盛产大个蟑螂、机灵蚂蚁、长脚蚊子和不紧不慢的蜘蛛。像小螃蟹一般大的蟑螂笨头笨脑地在床板或地上跑来跑去，让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你睡下后它甚至会若无其事地从你身上翻过去；细胳膊细腿儿的蚊子恣意飞翔，尤其喜爱亲近人，赶不尽打不绝，你一躺下，轮番空袭就开始了，有的甚至会钻进被窝，跟你来一回地道战；成群结队的蚂蚁，好像是把床板和墙根儿都当成了运动场，它们总在煞有介事地奔波忙碌着。

从我的铁窗洞向远处看，还有一小段铁路。当火车开来的声音震动着铁窗时，我常常会站在床板上扒着窗洞张望，紧张地守候。几秒钟后，火车露头了，拖着蓝色或红色的车厢，式样像老电影中的火车。我每次都要不由自主地数着车厢，一般是12或14节，乘客好像很少，因为车窗大都是透空的。在夜晚，车窗内亮着柔和的光。不知为什么，列车总会唤起我联想到远方，幻想着若能搭上这一班车，会载我去往何处?哪怕是没有目的地的旅程也会十分惬意!我特别羡慕那些车厢里的旅客。

由于处在不同冷暖气流的交汇点，宜兰是台湾岛上最阴湿多雨的地区，一年大部分日子为阴雨天。若是在少有的晴天，特别是在傍晚，从我的小窗洞往更远处看，能望见云雾缭绕下黛色的山峦，有点像我的故乡北京秋雨后的“银锭观山”，据说那是台湾最著名的中央山脉的余脉。在山的那边，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大海，就是令航海者心驰神往的太平洋了!

终日戴镣，短裤无法脱下换洗

把自己的尿接了，大口喝下去

在狱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了解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里就像国际网球界的大牌明星那样，大家也很关心自己的“总排名”。因为大体上遣送是要按先来后到的，所以每人 都牢记着自己的总排名，上一次遣送到了多少号，再计算一下距离自己还有多远，就知道有没有盼头了。比如我的编号是6636，当听说遣送到6500号时，我就会像看到了隧道那一头的一丝光亮。不过也有因为海峡某一边的原因，例外地提前或推后的。

丙区的大陆客中有两个黑壮的汉子，他们以前在甲区，按顺序已经有望轮到遣返，但据说因为有人告发他们密谋逃跑而被发配到丙区，无限期推迟遣返。他们被终日戴上手铐脚镣，睡觉和大号时也不给打开。每天早晨洗漱，在狱警的催促下，大陆客都要一路小跑，这可苦了像他俩这样戴脚镣的，根本迈不开步。我注意到他们所戴的脚镣，大概是狱警为图省事，就把一副手铐扣在了脚腕上；因为卡得紧，又要快走，所以这两个壮汉给我的印象总是呲牙咧嘴。他们的手脚被铐了足有两三个月，在闷热的季节，连短裤都无法脱下换洗，每当从我门外经过时都能闻到异臭。

还有位马大个，是上海人，也有着上海人典型的精明细致。据他自己讲，他在台北曾经工作了好几年，并遇上一位红颜知己。最后两年，他甚至被聘为一家餐厅的经理，正当他满以为在台北站住了脚，谋划着进一步成家立业时，却在一次偶然的检查中被警方以涉嫌持有假护照逮捕，之后又加上做伪证的罪名，结果被判刑。

我见到他时，他已服过二年刑，在处理中心也有过一年多的资历，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兵”了。尽管他与不少狱警都已混熟，但由于对他不放心，还是把他放在丙区和许多新来的关在一起。他对谁都很文明礼貌，情绪平和，只有当偶尔被问起何时能轮到他遣返时，我才发现他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他的刑期还没有完，还在等着另一项指控的宣判，因而实际上他的回家是遥遥无期的。

38岁的他有时会借做公差的机会向我讲起他那位28岁的台湾女友，他还总抱着一线希望，不知一旦自由后女友是否还在等他。他让我帮着分析，我不忍给他泼冷水，只是说，如果是真心，就迟早能够在一起。我还想说，该走的终归要走，能留下的就是值得留的。

马大个有一种癖好，就是十分重视养生，而狱中就这么个条件，令他难于施展。但他也有绝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喝尿。大家赤条条一无所有，但总还有尿。我在厕所里亲眼看见他把自己新鲜的黄澄澄的尿接了，又大口喝下去，连声说：“太好了!你真应该试试，越喝就越觉得离不开它，绝对滋阴壮阳!”而且，他极力在狱区内推广，尽管大家都十分虚弱，十分有必要滋阴壮阳，但终究响应者寥寥。有个别效法一试者，也没能像他那样天天持之以恒。

还有位船老大，与几个同乡合伙贷款上百万元买了条大渔船及全套渔具，又雇了十来个水手出海打鱼。没想到第一趟就在距澎湖列岛38海里的地方被台湾海巡队拦截，先是说他走私，查无所获后又说是越界捕鱼，拖到台湾的码头，船被扣下，十几个倒霉的人被关进了宜兰处理中心。

几个月后经过审理，渔船和渔具因是“作案”工具而悉数没收，判船老大三个月徒刑，但由于这里既不算监狱，也不算拘留所，已经关过的日子一天刑期也不能折抵。你如果讲理说在这里受的罪实际上比监狱还重，那也没用，人家说了，我们就是这样规定的。

大家身上带的人民币不论多少、不论是不是养家、救命、还债钱，也全都作为“匪币”没收，你申辩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带人民币带什么?”那更没人理你。这和遇上海盗有什么区别?这是明着抢。

周日突击查房如“鬼子进村”

用屁股对他，受辱的不也有他?

在这里并没有星期几的概念，只是因为如同“鬼子进村”般的突击查房常常发生在周日，所以大陆客心目中都有了一个“黑色星期日”。

我刚进来不久的那次，因为不熟悉规矩，所以显得最猝不及防。当时，外面突然有人异常严厉地喊：“全体床上坐好”不出一分钟，楼道里已经站满了一二十名提着警棍的狱警，由两名小队长亲自带领，如特种突击队一般迅速把住每间牢房门口。他们从前到后依次哗啦哗啦地打开门，将里面的大陆客悉数驱赶出来，命令靠墙站好，把所有的衣兜翻出来，又让把里外的衣服都脱掉，抬起双臂，原地转圈蹦跳；再将两只拖鞋举在手里，鞋底鞋面都要查看。最不可思议的是，强令每个人都撅起屁股，双手扒开，检查肛门!(绝对与体检无关。)有一排大陆客就在我的门外接受检查，所以这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得义愤填膺。我想，搜身一定是很能体现恃强凌弱的一种方法，这些大陆客的人格真是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几名狱警冲进大陆客的房间，搜查了一个底朝天。

正当我为大陆客的遭遇愤愤不平的时候，有人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房门，吼道：“快出来!”我快步走出去，同时几名狱警窜进我的囚房，直接跳到床板上，用警棍到处敲敲打打，把床上那一点可怜的东西都挑起来甩到一边。

我看到我们五名航海者都被叫出来了，对我们的检查一点也没有简化。十几名狱警都站在我们的对面不到一米处，逼着我们迅速脱得赤条条的。我们别无选择，当我按照喝令举起塑料泡沫拖鞋时，一名小狱警照我手上敲了一棍子，骂道：“翻过来，笨蛋!”

然后是原地蹦跳，接着就是要转身撅腚，我迟疑了，我因为愤恨而血直往上顶的脑际闪过拒绝的念头，狱警马上穷凶极恶地喝叫：“快!”我心里暗骂：“畜生!”那声音还在吼叫：“用手扒开!”

我心说：“让你们吃屎吧!”用屁股对着他，受侮辱的不也同样有他吗?

狱警居然真的猫腰细看，我不知道他们担心里面能藏什么。末了，他用一只手女人般地捂住鼻子说：“行啦，行啦。”我难以考证此举是否也属于台湾狱警的独创，但恐怕可以算是当今世上最苛刻的一种“安检”了。

他们又命令我把尿桶抬到厕所里，在狱警的监视下将尿桶倒空，无非也是要看看尿桶里藏了什么。

我又回到房里的时候，看到的是被打劫后的一幕：床板上有多个大脏脚印，早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掀翻成一堆，两件内衣凌乱地扔在床边，一卷手纸滚落在地，连一小盒牙粉也打翻了。我看着这一幕发愣，无心去收拾；但铁门上又出现一张令人憎恶的脸，阴沉沉地问：“为什么还不快收拾?!”

此后每个星期都雷打不动地要经受这一番刺激。只有一次，真的在一间房中搜出一枚锈钉子，全屋17名大陆客没有一个人说出这枚钉子的来历；而它的用途，狱警已经下了定论：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暗算“长官”!此事非同小可，全屋的人都在楼道里靠墙站着挨揍，一时间鬼哭狼嚎。但马上招致更密集的棍棒和拳脚，因为照例不允许挨打者出声。

最后，有一名倒霉鬼被认定嫌疑最大，单把他吊铐在铁栅栏上，被狱警拳打脚踢。半夜，听见刚换班的狱警又在打他，我悄悄下地趴在门缝看到，三个狱警围着那个手脚被铐的人殴打。小伙子长得很英俊，暴打的声音在静静的狱区里回荡，令人心悸，而被打者一声不吭，这一定让打人者很没面子，所以他们下手更加凶狠。我想，很多大陆客都会像我一样，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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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熏肚脐

因为请求一次大号而遭毒打

已经两个多月没再发手纸了

宜兰处理中心的管理者和狱警有理由为他们的“严格”管理而骄傲。在这里的丙区，大陆客们连上“大号”的权利都丧失了，每天只准在上午静坐之后那段时间按顺序大号，每 一拨的时间不足3分钟。你必须像机器人一样，在好不容易轮到你时，迅速完成此项排泄任务，早一分钟不行，晚一分钟也不成。

有一天上午，静坐之后按常规应当依次放各囚室的人出来大号，丙区200多人，共5个厕坑，按每人3分钟计，不算在楼道里往返的时间，全部放完也要两个多小时。而值班的那个绰号叫“荷兰猪”的狱警不知又犯了什么病，一直翘腿坐在那里看大美人的画报，公差过来毕恭毕敬地请示了几次可否放大号，他都不予理睬。

这个腰间挎警棍的高大狱警名叫林永杰，本来长得比明星还帅，深眼窝，像是混血，听说他有少许荷兰血统。但他以暴虐和变态出名，大陆客们背后咬牙切齿地叫他“荷兰猪”。

直到离午饭还有半个小时，好几个拉肚子的大陆客都带着哭腔一再请求大号，他才站起来，伸个懒腰，发话说：“公差，放他们大号，就二十分钟!”结果，可想而知，大陆客们刚跑去蹲下，外面就高叫：“出来!”之后他提着棍子把未及大号的大陆客赶出来。许多人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轮上。我在房里恨恨地想，有朝一日真应当让“荷兰猪”之辈掐着秒表看一次自己上大号的时间。

刚放了10分钟，他就命令终止。这么多人在这么一个难熬的日子里丧失了大号的权利，而几个狱警却在那里轻松地聊着吃喝玩乐的话题。这是还有点人性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吗?那些天，我不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又在流行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处理中心的狱区里正在流行感冒和拉肚子。每当大陆客在铁门里“报告长官，请求大号”时，“长官”通常置之不理；央求得他烦了，就会恼怒地将急于上大号的大陆客叫出来，非但不恩准去厕所，反而令其面壁或“俯立挺身”(俯卧撑)，稍不顺眼还会棍棒、拳脚相加。试想，当人便急时，还要受此折磨，会是什么滋味?

一听到大陆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我那颗抽紧的心就不禁会想：那些一向自傲于台湾“民主自由”、“司法公正”的人士，是否能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还有人会因为请求一次大号的机会而遭受毒打。

除了大号，我们还尝到另一种尴尬，就是手纸紧缺。两个多月了，只发过一卷手纸。我当兵的经历让我总爱有备无患，加上手纸就是枕头，所以省之又省，每次只用薄薄的一小片，我还支援了老魏一小叠。而他们四位至少半个月没有手纸了，真不知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在牢中，每当我便急而又去不成，或便秘而3分钟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向往的已经远远不是故乡北京，而是这个处理中心的甲区或乙区。因为我怀着十分羡慕的心情听说，那里是50个人一间大囚房，囚房里就有便坑!

放风时，狱警像打狗队扑上去

我背对着他，只当是疯狗在叫

在闷热难耐的日子里，十七八个大陆客挤在共有12张上下铺位的囚房里，可以走动的空间大约不足6平方米，还要遭受蚂蚁、蚊子和蟑螂的围攻，狱区内充满了臊臭；用水也同样 受限制，每天除早晨匆匆忙忙洗一次脸外，想擦擦身都很难。

饮水的消耗随气温的升高而增加，但想要加水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曾经有整整两天滴水未加，听说是水泵坏了，水压不上四楼，其实叫几个大陆公差下楼提水并非难事，但值班“长官”就是懒得管。他们饮着清茶或软饮料，对于各牢房加水的请求无动于衷，叫得他烦了就训道：“叫什么叫?没水!”

有个咳嗽不止的大陆客们一直站在门口请求加水，狱警没说什么，招手让公差开门，那个大陆客一出来，就被踹倒在地，暴打一气。此后，果然安静了，直到水泵修好，再没有人请求加水。

审讯我们的一位官员曾鄙夷地说：“大陆客都有个坏毛病，就是不爱干净，几天都不洗澡，一走进狱区，臭味难当。”我就说：“你应当去仔细看看，他们用不上水，洗不上澡，十七八个大男人挤在一间闷热的屋子里，又有尿桶，能不有味儿吗?”

一天下午，大陆客们放风回来，个个浑身是汗，七倒八歪。一名公差告诉我：今天大伙儿又被整惨了，让大陆客光着脚一圈接一圈不停地跑，生病实在跑不动的，刚一停下，狱警们就像打狗队一样扑上去围着打，有七八个人都爬不起来了，是架着上楼的。

放风回来，各牢房轮流冲冷水澡，像早晨洗漱一样，5个水龙头，十七八个人，三五分钟，必须跟打仗似地赶快抢着洗；不然在光着身子跑出来的时候，就免不了要挨棍子。

由于无缘放风，我就在房里来回地跑步。正跑着，听见楼道里有人呵斥：“都给我靠墙站好，我看谁竟敢端水!听口令，蹲下!跳!”我趴在门上看到，一排大陆客蹲着，平端着塑料盆，像青蛙一样往前跳，凡是盆里接了水的，都洒在自己的裤裆上。

“荷兰猪”正叉着腰、自以为很威风地站在那里。因为这些大陆客想借冲凉的机会带进牢房一点水，晚上热得不行的时候擦把脸，结果就受到如此惩罚。这还不算完，“荷兰猪”可能正想找点事打发值班的钟点，他让这些大陆客再靠墙站好，拿着警棍挨个打着脸颊训话。然后，叫人拿来一把铁折叠椅，让大陆客依次坐上去，他晃动着警棍突然打下去，大陆客立即咧嘴惨叫，后面等着受刑的个个倒抽冷气。

轮到一位年纪大的，一坐上去就开始咧嘴。“荷兰猪”像戏弄猎物一样，故意问他：“你今年几岁啦?”“五十。”“噢，您老人家不小了——那也得打!抬起脚!”棍子打在脚上啪啪作响。

都打了一遍，“荷兰猪”继续拖着长声训话：“长官我知道你们偷渡来台湾是打工的，长官管教你们是为了你们好。懂吗?只要你们不为难长官，长官是不会为难你们的。可是——”他突然一砸我的牢门，吼道：“这些家伙就不一样了!他们是间谍!”他直冲着我门上的铁窗吼着：“是007!007!”警棍猛砸在门上。我用背对着他，只当是一只疯狗在叫。同时觉得他真是气糊涂了，我们怎么能和“007”的高大形象相提并论呢？

昔日曹植被兄逼七步吟诗

今日大陆记者三分钟成行

我感到“荷兰猪”憋着一口恶气，总想找我们的茬儿，尤其最想教训我。果然，没过多久，又赶上“荷兰猪”值班，我的房门被打开，公差说：“长官叫你过去。”“荷兰猪” 翘腿坐在椅子上喝功夫茶，让我们五个蹲在对面。他叫我的名字后说：“你是个记者?也就是个文人喽。好，长官今天要考考你。”他眯缝了一下眼睛，突然跳起来指着我说：“你马上给长官写一首诗!”

我说：“我是记者，并不写诗。”他说：“屁话!长官让你写，就得写!”我说：“不会。”他用警棍指着我问：“写不写?”旁边的公差都在看着，大概担心我要吃亏了。

“荷兰猪”喊公差拿来纸、笔，再次逼问我：“写不写?”我知道他是想修理我，也清楚他急于找茬儿，而我们此刻也确实完全在他手心里。我听见公差小峰在低声为我求情：“长官，他一时可能写不出来。”

我接过纸、笔，起身进到旁边那间空屋里，脑子迅速转着，想我最需要表达的是什么，趴在台子上一口气写完。马上转身出来，把纸递给“荷兰猪”。他以为我没写，脸色顿时一变，低头看时才发现纸上的字，他扫了一遍，抬眼看看我。旁边的另一名狱警说：“大陆记者还真有两下子!”“荷兰猪”把那张纸递给老魏说：“念念。”老魏接过来朗诵道了一遍。

我倒真应当感谢“荷兰猪”，正是他的威逼引发了我封存已久的“诗兴”。此后，我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吟诗30余首，自我沉醉，熟记于心。每晚独自唱歌的时候，也把自创的“诗”吟诵一番，既抒发情感，又进一步丰富了“业余生活”。

后来，我的几个同伴也是各显其能。“粗人”李涛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据称是欧阳中石大师的弟子。有的狱警未必懂得书法，但一听说欧阳中石当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后，特意拿来笔、墨、纸、砚，在值班台上铺好，把李涛从牢中隆重请出。但见这位落魄“书法家”的尊容已是头上长包、鼻头发红、两腮肿胀、手脚脱皮、四肢出疹；此外还有看不见的如他自己所言：心脏发慌、牙床发炎、经常跑肚、性欲减退。

他穿着裤裆开裂的旧短裤和已经没袖的、由白变黑的圆领衫，站在值班台前，提起大号毛笔，饱沾浓墨，端开架势问：“写什么?”狱警问：“你最擅长写什么?”李涛答：“是中国字，不论简体繁体，都成!”一个瘦小的狱警可能属虎，试探着问：“虎字怎么样?”李涛也不答话，憋住气，抡笔写出一个大大的十分苍劲饱满的“虎”字，观者无不击掌叫好。

王光满见此情景也不甘受冷落，隔着铁窗对狱警说：“长官如果喜欢字画，我也能写几个字、画几笔画，不知长官会不会喜欢?”这话不假，他毕竟是毕业于南京大学工艺美术系。狱警把他也从牢中放出来，当场看看他是不是吹牛。他借机向“长官”讨了两根香烟，一根叼在嘴里，一根夹在耳朵上，眨巴着眼睛想了想，写下《了凡四训》中的一句话：“谦受益，满招损”，一看也是练过的。他还抓紧机会画了一幅山水速写，这对美术系毕业生来说不过是碟小菜儿。

小邵在不久之后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当时一名狱警在他门外的值班台摆弄新买的笔记本电脑，不知怎么出了问题。小邵隔着铁门上的窗子告诉他该如何操作，他弄来弄去还是不大明白，后来索性把电脑端到小邵的门上，小邵便将手指伸出铁栏杆操作键盘，果然解决了难题。这一幕相当有趣。小邵是个电脑迷，不但熟悉软硬件，而且常用电脑绘制建筑效果图。他的这个强项在狱区内传开后，“业务”也着实忙活了一阵子，不少狱警让他帮忙调试电脑，他甚至试图趁机上网!还有的狱警刚刚分期付款买房或是要装修，就让他给设计一套装修方案，他很愿意用这种助人为乐的免费服务来打发时间。

老魏也有机会同喜欢驾船和潜水的警员聊聊海上的知识，从而得到短暂的满足。

但凡酒色之徒，肾虚可是头等大事

他趴在我耳朵上说：熏死他们丫的!

牢中之人都不免挖空心思力图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李涛就成功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那天，值班的狱警用手托着后腰，显得很疲惫，于是叫来个公差给他揉背。揉了一阵子 ，他骂道：“他妈的，你的手真硬，长官一点都不舒服!”

已经在门上看了许久的李涛适时地说：“长官，像您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按摩，最好是用中医疗法。”狱警白了他一眼说：“废话!谁会中医?”

李涛慢声慢气地说：“不瞒您说，长官，我倒会一点儿。”狱警又打量他一眼，怀疑地问：“你?你怎么会中医?”

李涛还是慢声慢气地答：“祖传的。这么说吧，您可能没去过北京，远了不说，我爷爷在西皇城根儿开过诊所，那一带当时无人不知。”狱警被他侃得似乎有点儿晕，将信将疑地问：“那你看，我有什么毛病?”

李涛坏笑道；“长官，男人最爱犯什么毛病?容我冒昧地说行吗?您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俩人都会心地笑起来，连公差也跟着在一旁捡乐。李涛接着问：“爽没爽?”狱警得意地笑着说：“你小子还他妈真有眼力!一定是经常享受，对不对?对不对?”

哈哈笑了一气，李涛这才言归正题：“所以说十男九肾，您需要养养肾了。”狱警来了情绪，转身对着李涛咂了下嘴压低声音说：“长官我是感到腰有点痛，你有什么好办法?”

李涛作沉吟状：“办法是有，不过……我看不必马上吃药，一般的按摩也不成……对了，可以试试中医按摩。”他又想了想说，“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试试祖传的‘烟熏疗法’，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疗效，您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狱警欣然同意，叫公差把门打开，另外吩咐一名公差坐在丙区的楼梯口，一旦有“大长官”上来，马上喊：“大长官好!”等于给这边报个信儿。然后他就居然钻进李涛的牢房。

足足过去了约摸一个钟头，狱警和李涛前后脚出来，两人都已大汗淋漓。狱警手里抓着警服，灰衬衣皱巴巴的，还在往裤腰带里掖。李涛则猛吸着香烟，耳朵上还夹着一支，狱警看来很满意，破例让他出来透透气，还可以去厕所洗把脸。

从此，李涛那间牢房成了个“临时诊所”。但凡酒色之徒，肾虚可是头等大事。一些狱警显然很在乎肾虚，利用值班时间让李涛义务实行“烟熏疗法”；有的即使不当班，也专门换了休闲衣裤前来按摩。甚至出现排队候诊现象，于是又增添了预约。

没过多久，我从公差小峰嘴里听说了这种祖传绝活的俗称叫“熏肚脐儿”。方法是先煞有介事地号脉，然后让被熏者平躺在床板上，李医师猛吸一口香烟，并将烟集中吐在患者脐部，同时用手揉捏。如此不停反复，香烟是不能断的，一个钟头的疗程需由患者提供半包至一包“长寿”牌之类的走私或罚没香烟。

幸而这位李医师烟瘾本来很大，加之数月连烟屁股也得不到，所以他自己完全能够也乐于承受如此之苦。

烟熏的同时揉捏腰腹部，以有明显痛感为宜。经李医师那双粗黑大手约一个小时的诊疗，医患双方怎能不汗流浃背?我真奇怪，这些享受惯了“三温暖”(台湾流行的异性按摩)纤纤玉手按摩的狱警们，怎会适应这完全两样的揉捏。

这间特殊按摩诊所的业务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一天，李涛趁按摩的间隙来到我门外，两耳上照例夹着香烟。我说：“幸亏你懂中医，这下烟瘾可过足了。”他露出坏笑。我又问：“你父亲不是贫苦出身的老革命吗?怎么还有祖传中医?”他还是得意地坏笑。我接着问：“这种熏肚脐儿，我怎么从没听说过，真管用吗?”他几乎趴在我耳朵上说：“熏死他们丫的!”我似乎懂了，中医的要领之一不就是以毒攻毒，这个“粗人”李涛还真有他妈邪的。

“6.15”事件：他躺在我怀里就不行了

这个好兄弟遣返回去的竟是一盒骨灰!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狱方过段时间就会给我们换房。我在宜兰处理中心先后呆过四个单人囚室，分别是丙区17、18、15和6寝(这里喜欢将囚室美称为“寝室”)。

大约在7月下旬，将我换到紧靠厕所的18寝，与17寝完全一样，它的窗洞也是朝北，终日照不到阳光，共有12个上下通铺。因为紧邻厕所，我进去后看到靠床的整面墙和多块铺板都发霉了。用破毛巾擦床的时候，发现上铺密密麻麻刻着好几行字，一读才知道，这间房曾关押过“6.15”事件的“主犯”之一，我感到是在隔着时空与这位硬汉对话了。字的大意是——

我是福建某地人氏某某，于某年某月在台湾海域被抓关押在此。因发生大陆人惨死事件，我们无法忍受种种非人的待遇，1999年6月，甲区的大陆人首先发起绝食请愿，要求与狱方对话，之后乙区和丙区也相继响应......

此前，我已经听大陆客们私下里述说过那段刻骨铭心的事件经过——

由于狱方对大陆客的处境和诉求无动于衷，反而实施报复，大陆客无路可退，迫不得已在狱中采取绝食行动要求对话。当局出动大批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包围了狱区，双方僵持两日，牢内大陆客水米未进。为表示解决问题的诚意，大陆客们推举8位代表与狱方对话。事件震动了台湾岛内外，台湾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赶来，日本NHK电视台也到场了。对话达成了妥协，在场的五六位台湾“立法委员”握住大陆客代表的手许诺：“我们以人格担保，不会秋后算账。”考虑到僵持下去会殃及大陆客的安危和今后命运，在狱方答应改善生活和医疗条件、加速遣返运作等前提下，大陆客将扣留的两名狱警毫发无损地放出。

随即，狱方宣布事件圆满平息，新闻媒体和“立法委员”们走人。而防暴警察并没有撤走，随着狱区大门的关上，在外界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血腥的报复开始了。立即将8名对话代表作为主犯抓起来，严刑拷打；同时对所有大陆客一一审讯，加重看管和处罚。之后，对8名对话代表提起刑事诉讼，除一人外都被以“妨碍公务”等罪责判处10个月到数年的有期徒刑。据说当时台湾当局的女“法务部长”愤怒地发话：“大陆客还敢在台湾猖狂!一定要严办!”

一位服刑期满回到宜兰处理中心丙区的对话代表，借“大号”的机会告诉我——

当时的拷打太残忍了，8个人的四肢都被铐在露天铁栅栏上，整整36个小时，任日晒、风吹、雨淋，不停地用警棍殴打。这些壮小伙子昏死过去，狱警拉过胶皮管用冷水冲醒，再打

之后，他们被昼夜24小时双手铐在背后，还戴上脚镣和头盔(让你求死不得)，连睡觉和大小便时都不打开。单独囚禁了7个多月，听候审判，而这种野蛮的拘押还不能折抵刑期。外人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生不如死的苦痛，好几个人自杀未遂，他们的身体都垮了。

又是借着“大号”的机会，他还向我讲述了“6.15”事件的直接起因——

当时我是乙1寝的室长，已关了很久，按顺序号快要轮到遣返了。同铺有一个福清人名叫陈国生，因狱中条件恶劣得了肺炎，多次请求看病都不获准，放风时还逼他跑步，跑不动就打。回到狱室，他躺倒在床板上，这也犯了狱中的戒条，又要挨打，以致病情日益加重。6月的一个晚上，他躺在床上呻吟，我就几次向值班“长官”请求送他去看病，长官却骂他“装病!装死

眼看他越来越不行了，躺在我怀里，十分虚弱，浑身发烫。他声音微弱地说：“我不行了，回不去了。你回到大陆，代我去看看家人……”我就砸门，请求“长官”快送他去医院，但那个没人性的还在训斥我们，还在拖延。

我和狱友们都砸门喊：“快来人哪!要死人啦!”他躺在我怀里眼看就不行了，脸都发黑了。后半夜，终于来人让我们把他弄下去，我背着他下到一楼，他已经站不起来了，狱警还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我把他抬到车里，“长官”用皮鞋踢他，骂道：“装什么熊样!真他妈麻烦!”

据说是送医院了，一天后，值班的“长官”对我们说：“陈国生回老家了

他的惨死，还有许许多多耸人听闻的事情，让我们大家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忍无可忍，终于发起了“6.15”绝食请愿。

这个昔日的勇士还摇摇头好心地告诫我，你们想绝食抗议我是理解的，不过，没有用。

我看到，在那张记录着“6.15”事件的铺板上还痛心疾首地刻下了这样的呼声：“我们这些大陆草民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台湾海岸，只是为了打工，干你们没有人愿意干的粗活，挣几个养家糊口的钱，也为台湾的繁荣出了一份苦力。你们这个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的地方，你们这些同文同种的人，何苦要这样残暴地对待我们呢?!”

看了这些话，我坐在床板上许久地发呆。“6.15”事件悲壮地结束了，除了亲历者，恐怕外界的人们未曾听说，或是已经淡忘了。但是我相信，它会在那个被世人遗忘的黑暗死角——台湾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被一再地传播下去。两岸同胞都应当记住这个轰动而又耻辱的日子，它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后来我回到大陆以后，也就是在2002年的3月中旬，我专程前往福建沿海地区，再次向那位“八好汉”之一核实当时的情况。他告诉我，在“6.15”事件之前，宜兰“处理中心”虐待大陆人的事情已经数不胜数，仅举一例：有的狱警很喜欢玩的把戏竟然是，让全屋几十号大陆人都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抬来一个大电扇开足了吹，并强迫大陆人表演同性恋或其它变态动作!狱警则在旁边哈哈取笑。

他还告诉我，当时台湾方面及媒体宣称所谓“大陆客们挟持了两名警员”，所以事态严重。而实际情况是：大陆客宣布绝食后，马上发现狱方调集大批武装警力前来镇压，大陆客们便七手八脚用值班台的桌子将铁门从里面顶住，结果将两名值班狱警也隔在了里面。但大陆客们始终没有为难他俩，还呼唤外面专门给他俩送饭送水，并和他俩一起打扑克牌、聊天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挟持”?

“那个王八蛋让咱们弟兄爬了!”

这是所有在押大陆人的奇耻大辱

屈辱还在继续着，不久以后我又亲眼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那天上午，静坐结束后，我在牢房里跑步，忽觉外面有些异常，趴在门上一看，见阿岩伏着身子闪过，我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久，公差小峰凑到我门上说：“力哥，告诉你件事!”

我问发生了什么?他说：“那个王八蛋让咱们弟兄爬了!”我急问怎么回事?他叙述说，阿岩去厕所大号，正要从便坑上起身的时候，那个叫王近豪的尖嘴猴腮的狱警提着警棍进去了，不知为什么，竟然命令阿岩爬出来!阿岩当时愣了，正处于病弱和完全无助中的他最终不敢不从，四肢着地从厕坑爬出来。以为这样就完了，不料，狱警又命令他一直爬回牢房，并用警棍驱赶。从厕所到牢房要经过整个丙区的楼道，十几间房的大陆客都趴在门上默默地看着。阿岩就这样被逼迫足足爬了二三十米，直到自己的牢房。

我听得呆了。谁让咱中国人爬过?日本鬼子。而现在，我们的台湾同胞竟然让我们的患难兄弟像狗一样爬!这是我们所有在押大陆人员的屈辱。

小峰问：“怎么办?”我咬着牙说：“恐怕只有绝食抗议了。”

放风的时候，我设法从阿岩口中证实了事情的经过，我们商量采取什么方式抗议，但他绝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我能理解他。

后来，“副座”巡视的时候，阿岩向他反映了。“副座”向公差核实后，把狱警王近豪叫到阿岩的牢门口，让他在铁门外向阿岩道歉，并说这种方式是“极大的破例”。王近豪不情愿地小声嘟囔了一句。“副座”挥了下手说：“好，这样处理行了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让大陆客们忘掉这次不愉快，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

“副座”走后，王近豪在走廊里高声骂道：“他妈的!让我给他道歉?!我觉得我没错!”又对着各牢房教训说：“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老子该怎么管教还怎么管教!”

狱警王近豪的丑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其实，这个家伙平时龌龌龊龊，说话结巴，在别的狱警面前相当自卑，他只能在被囚的大陆客面前找回“威风”。也许这下有人会夸赞他的“豪勇”了，但与那个人见人恨的“荷兰猪”林永杰一样，他们将永远钉在宜兰“处理中心”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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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鲁肉饭

你们怎么配得上和情报官交换?

审讯官与电话中的女人逗个没完

审讯中，我对他们偏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做法颇为不解，我向他们请教说：“两岸对峙这么多年了，有必要派我们这么几个人驾着小帆船，还打着‘中国海疆之旅’的标语 来搜集情报吗?那不明摆着让你们抓吗?”

这些老练的情报官们也笑着说：“谁说你们是间谍了?那可太抬举你们了。”

我说：“这不就简单了，还有什么可审的?赶紧放人，双方都省事。”

他们却又带着弦外之音笑道：“谁叫你们这么倒霉。”

台湾媒体报道说，我们当中有人承认自己有什么“背景”，实际上这都是造谣诬陷。虽然是分开审，虽然对方软硬兼施，但这是一个常识，谁会把自己往莫须有的罪名上推，那不是将自己置之死地吗?

一次审讯中，有个官员破例拿给我一份报纸看，上面有条消息说：台湾当局“国安局”人事处前处长潘希贤去大陆，因为什么问题在6月29日被扣住了，据报道称台湾有意谈条件，用我们五个把他交换回来。

我虽然很震惊，但未露声色。那人举起报纸说：“你看，你们也抓了我们的人。”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难道要用几个草民去换一个情报高官吗?他可是‘国安局’的，我们是什么?航海者。根本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他阴险地笑道：“我只是提醒你，你们的麻烦也不比我们的小。你们扣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扣你们。而且你们一下子就是五个。”

我说：“台湾有那么多人到大陆从事各种活动，每年光旅游者就有200万之多，难道大陆都要把他们抓起来吗?”

他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有漏洞，改口说：“我们可没有交换的意思。你们几个怎么配得上和我们的情报官换?我们培养一个人需要多少钱，你们能值什么!”

对于这些神经过敏的审讯官来说，你必须记住祸从口出，无论他怎么跟你闲扯，你都不能掉以轻心。他每问一个问题，你的回答都应当把他带入死胡同，不给他任何可以追问下去的线索。而且，我坚持不讲其他四个人的情况；事实上我对他们知之甚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样的审讯当然不会有什么他们所指望的结果，反反复复地问，一拖再拖，连大陆和台湾的吃穿住行都说遍了，再没什么好说的，双方都已觉得无聊。无奈，上面不肯善罢甘休，不断传来指令，让他们非挖出东西不可。

他们这些人不少是从台北等地调来的，平时可能也作威作福惯了，如今集中在这么个偏僻的小地方，周末还不准回去，早已显得不耐烦。有的就抽空给外面打电话，嘻嘻哈哈地说笑一通，要不就是和电话那一端的女人逗个没完。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告之我们的基本权利。我问，我们能得到什么法律咨询?既然说我们违反了所谓“国安法”及“两岸人民管理条例”，那么我们能否获知相关的法律条文?能否请律师?能否见记者或“立法委员”?能否与家人联系，报一声平安?他们一概都说“不行”!我们完全处于与世隔绝、任人摆布的境地。

他们一直在拖延，软硬兼施想挖出什么漏洞。显然，这被台湾一些部门和人员当成是邀功请赏的难得机会。有的“长官”就坦言，他们得凑“绩效”，而绩效是与奖金、升官等等紧密相关的。

8月11日，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审讯将近90天的时候，终于让我们写下了最后一份笔录。老实说，我的这份笔录与三个月前刚被扣押时在海巡队写的那一份相比，并没有增加什么新鲜内容。也就是说，这三个月，这17名每月至少拿着六七万元新台币薪水、外加出勤补贴的官员们，基本上是在进行无效劳动。

唉，画报上挥之不去的鲁肉饭

让你饿不死，却又忘不了饥饿

一个人独囚一室半年或更久，到头来他想念最多的会是什么?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那么没有饱暖的时候思什么?当然是饱暖。吃是动物的天性，囚中之人则接近于低级动物。

对远方的人和事，并非麻木到不思念，更多的时候是不敢想，日子越拖得久，越不愿去多想。而吃的东西，我看可以想，可以敞开儿地想，可以狼吞虎咽地想!

有朝一日终于回去的时候，也许将失去许多；但吃的东西，却跑不掉!特别是那些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吃的东西。以前我从未留意过，如果半年里顿顿只吃一样的盒饭，半年里尝过的东西只有那么数得过来的几样：肥肉、猪血、豆腐、带鱼、萝卜、豆芽，胃口会变成怎样?哪怕这饭菜据说是“营养配餐”。现在我明白了，这就像你整日整月只看到一堵白墙一样恐怖而不可思议。

于是，大约是有别于其他低级动物，我坐在光板床上摆开了意念大餐。先是从头至尾花许多时日把从前吃过的一一回想起来，之后又从头至尾花许多时日将去过的餐馆一一回放，我竟然记起了原以为食过即忘的许多餐馆和食物。奇怪的是，想来想去，一再过滤，剩下的并非山珍海味，而是这么一些东西：北京的面茶、炸酱面、炸油饼，山西的刀削面，东北的地三鲜、炖粉条，四川的蒸饺，厦门的大菜包，陕西的肉夹馍。至于零食，常想起街头现炒的五香花生。

中秋节前日，狱方发下几块糖果，我一直从9月保存到来年1月。它成了我的“精神零食”，每逢嘴馋的时候，我就会盘算：也许明天会更馋，还是留待更馋的时候享用吧。我把它们藏在了一个装牙粉的小空盒里，心里自然总忘不了它们，有时会打开看看、数数。每次查房，狱警都会把它们扣在床板上。11月11日是老魏的生日，我通过公差传给他两块糖，据说他异常惊喜。

一天晚上，趁狱警们打牌的功夫，小峰拿来一张从《明报周刊》上撕下的广告，隔着门上的铁窗举给我看。那画面是满满一大盘鲁肉饭，下面垫着洁白透明的松软米饭，上面盖浇着大块儿晶莹剔透的红烧肉，还有略呈酱色的浓汁儿!逼真得如同实物，真让人恨不能把那张画报抢过来生吞下去。我们两个都禁不住大咽口水。这些个日子，每当意识到自己对食物的渴望，我就不免惭愧。实在并非思念食物超过了对人和事的牵挂；这是一种本能，或可美其名曰对饮食文化的向往……

唉，一个人独囚一室，鲁肉饭，挥之不去!

想想刚进来那会儿，我还带着情绪吃饭，还“偏食”，还抱着某种气节，宁可挨饿也要剩下半盒饭。日子久了，一日三餐成为惟一可以指望的，加上实在寡油少水，而且从发饭到收饭盒，每顿只有8到10分钟，所以都是狼吞虎咽。别的不说，至少连饭盒外面沾着的一根细豆芽我也会把它拉回来，而经我吃过的带鱼骨头连蚂蚁也不会再去碰它。后来，一旦饭盒里出现一小片带鱼，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连骨头也嚼下去。有时打开饭盒，发现一块像肉的东西，兴奋地挖起来，却是一个带着鸡冠的大鸡头，实在无法下嘴，还足足占去了饭盒里宝贵的一大块空间。在牢中住上了几个月以后，我吃过的铁饭盒基本上可以不用水刷了。如果某顿晚饭有几块肥肉，那么整个晚上我都会有过节一样的感觉，直到睡觉时还会感到热量充分，心满意足，回味悠长。

倘若有大陆客抱怨菜少或饭吃不饱，就难免被狱警骂道：“你他妈的在大陆能吃到什么!”我对付菜少的问题则自有办法，当然不能把菜变多，但可以用塑料小勺把一块萝卜或一块豆腐再切割成几小块，这样就感觉多了，如果我把菜量按“块”来计算的话。由于用餐时间紧迫，我连以往细嚼慢咽的毛病都改掉了，只是往往一收走饭盒就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吃了些什么。

我记得一本外国人描述监狱的书中写道：“所给的食物让你饿不死，却又让你忘不了饥饿。”不过，吃个半饱也有半饱的好处，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十分经典的哲言嘛：“吃八分饱，差不多就是全部的人生。”我想，总结出这种话的人不会是衣食无虞。

在台湾的八个多月中，有一份难得的零食是在10月的某天获得的。当时，狱警坐在值班台一边看杂志，一边吃南瓜子。

或许已经是出于动物的本能，我一直站在铁门内盯着他的后背，盯着他的手指捏起瓜子，送进嘴里嗑了，把皮丢下，再伸手去捏……我几乎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是我自己在把瓜子送到嘴里，咀嚼。

可能是第六感觉，他突然回过头，有些吃惊地看见了我。他平时对我们并无善意，但不知为什么竟从袋里抓出一小把南瓜子塞给我。

我用双手从门上捧住，坐回到床板上，捏起一粒，连瓜子皮带子放进嘴里，其香无比。我想了想，又捏起一粒；经过几番思想斗争，一共吃下五粒。然后我把它们小心地放入装药的小塑料袋里。暗自琢磨，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南瓜子这样好吃?待出去后一定要把它品尝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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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秋节

八个月的3分钟通话

中秋节照旧打人不误

9月11日，即中秋节前一天上午，我们突然被带出囚房，来到一间大厅，迎面一条“中秋节电话恳亲”的大红横幅，与周围手提警棍、怒目圆睁的狱警们的阵势颇不和谐。

有人让我们分别坐在电话机前，告知连同拨号在内只有3分钟通话时间，并当即开始计时。我顾不上思索，马上伸手拨号，幸好一次就拨通了弟弟的手机。他很吃惊：“天哪!你这是从哪儿打来?”

这是我被囚禁四个月来头一次与外界通话，赶紧一口气先说在这里的简要情况，又问父母家人平安。弟弟告诉我，他和弟妹将在一周后来台探视。弟弟问我最需要带什么东西?我刚想说带些好吃的，不料，一只手伸过来按断了电话，3分钟转眼即过。

从6月5日端午节到现在，大陆客们至少有三个月没有和家里通话了。按照次序，先甲区、乙区，最后才是丙区。提前多日，狱区里就在窃窃议论着这次可能得到的3分钟通话，人人翘首以待。也有人是别想指望的，比如“表现不好”或从监狱服刑后转来不久的。起初，并没有我们五个“特敌对象”的机会，是在前一天才临时加上的，可能是大陆的家人要来探视，台湾方面作个姿态。

终于轮到丙区时，大部分人都兴奋不已地分批跑下楼。江西的刘小平因为1999年的“6.15”绝食请愿事件刚从监狱服刑回来不久，自然别想有这次通话的待遇。值班的狱警是“荷兰猪”，他叫刘小平出来给他泡好了茶，然后又让刘给他按摩，刘如实说：“不会。”“荷兰猪”阴沉着脸重复了一遍命令，早就领教过“荷兰猪”淫威的刘小平依旧说不会。

“荷兰猪”又说：“俯立挺身预备!”就是让刘以俯卧撑的姿势趴在地上，显然是实施惩罚的前兆。刘申辩说：“我没有错。”“荷兰猪”继续一字一顿地说：“俯立挺身预备!”刘后退着，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错。”

脚穿警靴、身高1米90的“荷兰猪”揪住穿着拖鞋、身高1米60的刘小平，用力往厕所里拖，他脸涨得像猪肝一样红，已忍不住要施暴了!刘拼力挣扎，两人在楼道里扭作一团，楼板也“咚咚”作响。“荷兰猪”声嘶力竭地吼叫：“立正!长官命令你立正

这一切，我贴着门缝看得历历在目。对这个自称“基督徒”的“荷兰猪”，上帝为什么还不显灵制止他?

刘小平本能地抬手去护自己的脸，“荷兰猪”高叫着：“好!你敢打长官!好!刘小平，算你狠!他妈的，从来还没有人敢打长官!”他开始脱警服，又扒掉衬衣，只剩下灰色圆领衫，露出脖子上挂的银色十字架，然后他活动臂膀，又揉拳头，同时像拳击手一样颠着腿，嘴上喊：“俯立挺身预备!”刘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错。”

“荷兰猪”突然抄起一把折叠铁椅向刘砸去，刘抱头倒地，缩成一团，“荷兰猪”兽性大起，不停地砸下去，打得刘滚来滚去，哭喊着：“我没有错!警察打死人啦!打死人啦!”但是没有人会救他。他的眉角被打开了，血流满面。“荷兰猪”直到打得满头是汗，才扔掉椅子，坐下来喘歇。还骂着：“他妈的!看你还暴动不暴动!”

显然，他就是要收拾刘小平，就算刘乖乖地给他按摩了、俯立挺身了，这个衣冠禽兽也绝不会让刘小平逃过这一劫的。

这十足是一场灵与肉的搏斗，大陆客刘小平虽然饱受皮肉之痛，但他在意志上是胜者；而那个高大威猛的施暴狱警虽然占尽上风，但他骨子里是个懦弱卑鄙的小人。对囚中之人逞凶能算什么英雄?连做人都不配。

伤心的30分钟探视

此地没人把你当同胞

9月19日这天，我是在硬板床上午睡时被突然叫醒的，前一晚因为兴奋的失眠使我昏昏沉沉于杂乱的梦中。一激灵爬起来后被急催着押解下楼，这是每次提讯时所走的路线。

到了那间由熟悉的第一提讯室临时改作会面室的门口，我一眼看到两排十几位“看官”已经正襟危坐整齐，两部摄像机也已架妥。靠墙边的一张孤零零的空位显然是留给我的。

我快步走向并排坐在那里的弟弟和弟妹，与他俩隔桌相对，坐下前我搂了一下弟弟的肩膀，在家时我们亲兄弟间很少有这样的举动。我第一句打招呼的话是：“你们都好吗?”

他俩点点头，弟弟提起一只塑料袋说：“这是给你带的。”我伸手去接并脱口而出：“吃的?”旁边监视的警员已冲过来制止，声称物品须先交由他们检查。

弟弟摇摇头说：“只有纸、笔和书。他们绝对不允许带吃的来。没办法。本来都准备好了……”

我摆手：“没关系。”

我看见弟妹的双眼是哭红的，仍在用纸巾擦泪。显然，她还不知道，此地是不相信眼泪的。

我声音低哑地向他俩概要介绍情况，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是清白的，审“案”者没有挖到也不可能挖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却采取拖延的手法。

我向他俩承认，这样的煎熬很苦。因为我是最看重自由的，而这次却偏偏被无辜剥夺了自由。但我请他们相信，我不会垮掉，待到出去的时候，将会比进来时更强健。我把人生这么多年的事情都仔细想过了，头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虽然没有广播、电视、书报，只允许看《圣经》、佛经；虽然被剥夺了使用纸、笔的权利；虽然独囚一室，数月中连一次放风都没有，连阳光都照不到，但是你们看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没关系，不能阅读和书写确实遗憾，但一切都已印在我脑子里。

弟弟痛苦地摇头，他似乎没料到会是这样，也似乎不相信我的坦然。弟妹在强忍着抽烟。

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带着和平的愿望和良好的民族情感准备从海上绕过台湾，还要去钓鱼岛，表达中国公民维护统一和主权的意愿，没想到却被一奶同胞的台湾人员截住了，扣留至今

我两次郑重地告诉他们：我无怨无悔。

我用余光看到那十几个端坐的人紧盯着我们，还有两人分别在记录，我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个声控录音机。我希望他们能够记清楚我的话。

在我们又匆忙说了几句家事之后，有一个声音在催：“还有5分钟!”我转头问：“可以写几个字吗?我给他们留一首诗。”那边略一商议，肯定地回答：“不行。”弟妹仍恳请：“就让他写几个字吧。”“不行!”

我不敢问父母亲的情况，怕听到他们承受不住打击的坏消息。

很快，那个声音宣布：“时间到!”同时，那些人齐刷刷地起身。他俩还不情愿结束，而我毅然地站起，劝弟弟应当注意补一补身体，并将手向他俩伸过去。弟弟突然哭着拥抱住我，弟妹也伸臂揽住我俩。我直直地站着，一滴眼泪也没流。我低声说：“别这样。”穿制服的人上来粗暴地推拉我们，生离是不可避免的，我决绝地转身，说声保重，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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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光脚的

久违的阳光，五个月头一次放风

狱中羽毛球赛，光脚不怕穿鞋的

10月5日，我们被关押将近5个月的时候，才终于得到第一次放风的机会。以前以为，即便是监狱的重犯也会得到这种起码的待遇，可没想到在台湾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这天下午，老天有眼，在连续多日阴雨之后，居然露出了太阳。我们被带到楼下大厅，在一圈提着警棍的狱警监视下，与几十名大陆客一起做操、俯立挺身、跑步，每一项进行时都有人挨棍子。

之后分组打羽毛球或投篮球，我们实在太渴望外面的阳光，就冒昧请求去院子里投篮球，“副座”批准了。终于沐浴到久违的阳光，雨后的天空很纯净，阳光无遮拦地直射下来，那么眩目，充满暖意。我贪恋地迎着阳光，把衣袖和裤管尽量拉起来，大口呼吸室外阳光中的空气。

放风的半个小时很快就到了。“副座”这天的心情格外好，他又特批我们延长半个小时，可以打羽毛球。有人拿来两支铝柄的已经变形的球拍，拍弦是玻璃丝的，我在北京已很难见到。我们光着脚来到大厅内划着线的场地，网子已经拉好。

首先双打，我和小邵站在一边，对面是两名年轻力壮的狱警，穿运动衫和短裤，拿着他们自己的拍子。先向我们讲了几句规则，并说不行就换人，然后开始，旁边有人记分。

5个月没运动了，我和小邵初次配合。我暗自咬咬牙，未及多想，球已经发过来。对方每得一分就有“长官”在旁叫好助威，我们有一些因生疏而不该出现的失误，但最终我们竟以15比11获胜。

对方要求交换场地，我和小邵互使了个鼓励的眼色。真应了那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一鼓作气，又以15比7拿下。对手中的一个扔了拍子说：“他妈的，老子今天不在状态，不打了!”

“副座”问他的手下：“咱们这里谁打得最好?”手下马上说了一个人，“副座”说：“快去把他叫来!”不一会儿，跑来一个精壮的年轻警员，穿一身酷毙的“耐克”牌短衣短裤和运动鞋，步履十分轻盈，拎着一只大球包，拉开包，取出一支碳素连杆球拍和一筒羽毛球。他活动了一番身子后不屑地问：“跟谁打?”我和小邵商量一下，小邵一定像我一样手心发痒，却低声谦虚地说：“哥，我先上，如果我不行，你再来灭了他。”

记分的人很正规，先猜发球权。小邵发高远球，对方扬拍同样回过来高远球，小邵孤注一掷奋力扣杀，球砸在对方场地的空档上。我站在小邵这边叫好说：“调动他，别手软!”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一度，小邵和对方反复争夺发球权，我的拳头也不由地攥紧，鼓动他：“挺住，别失误!”

小邵渐渐占了上风，他光着脚板跑来跑去，不可思议地救起一些险球，有的球刚好压在对方线内，在激烈的僵持中又幸运地等来对方的失误。到最后几分，比赛风扫残云般地结束，对手提起球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小邵过来告诉我：“哥，15比0!”

我简直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琢磨，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不是胜在球技或体力方面，而是胜在精神状态，每一拍下去都像是在拼命，都咬牙切齿，都是在发泄将近五个月的压抑。

不过，此后我们再没有得到类似的机会。

不知陈阿龙是装傻还是失常

阿山像是受辱的大力士参孙

来自福建平潭的大陆客陈阿龙，27岁，已婚。大家都知道，他那年高考只差两分落榜，结果就到了建筑工地打工。也许因为他智商高，反而在这里神志有些不正常了，他挨打的 次数最多。尤其是一名小个子胖狱警，叫吴为龙，总眯缝着眼，一值班就会对着8号牢房喊：“陈云龙，出来!”身高大约1米75的陈阿龙缩着脖子出来，站在楼道里，小个子狱警找出每次用的一根木棍，开始一边打一边取乐。

像不少大陆客一样，陈阿龙浑身上下长满了脓包、疮疤，而且数他最严重，他总痒得忍不住去抠，小个子就专打他的手；他一躲，又连续打他的脸，他就叫，小个子于是乐不可支。小个子总爱问他几个老问题：“陈阿龙，你的新媳妇漂亮不漂亮?”陈傻乎乎地答：“漂亮。”小个子：“就你这熊样能睡她吗?”陈：“能。”

小个子又问：“陈阿龙，你有几个妹妹?”“一个。”“被人睡了没有?”不答。棍子敲上去。“我不知道!”“让长官睡行不行?”又紧闭着嘴不答。棍子再狠敲。陈号叫。

小个子再问：“陈阿龙，你有几个表妹?”“两个。”“都几岁了?”“一个21，一个23。”“叫她们来台湾给长官玩玩儿怎么样?”“她们有男朋友了。”“他妈的!”陈被雨点般的棍子打倒在地。然后，小个子让他单腿支着，撑在地上不准动，而腿上还放着一瓶水，瓶一掉，人就要挨打。

同狱室的人猜测陈阿龙是在装傻以自我保护。不管怎样，他这副模样实在是对这个“良好”环境的讽刺。我蹲在厕所大号的时候，曾听见邻坑的陈阿龙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一边抠掐着自己的脸一边唠叨不休，便后也不擦。我想他多半不是装傻，而是得了一种“囚禁综合症”，那是灵魂长期被压抑扭曲的后果。

福建莆田的大陆客王阿山，三十六七岁，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挣一笔盖房钱，东借西凑了三万块给蛇头，私渡到台湾，在一个外岛上做建筑工，连台湾是什么样都没弄清。干了4个月还没挣出买路钱就被抓进来了，他现在只想早点回家。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性子极倔，有时要跟“长官”讲理，所以经常挨打。越打他越不服，耳光抽在脸上，他也不躲，还不住地问：“为什么打我?!”殴打一声比一声高，他的抗议也一声比一声高。但在这里是无理可讲的，打死你都不会有人过问。

阿山是块少有的硬骨头，身板很结实，狱警打他的时候，总要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他就抗争，两三个狱警都扳不倒他。他们就像对待一匹不肯驯服的烈马，拼命用警棍照腿上和腰上打，终于强行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后，他没了招架之功，打得就更凶，让我不由地联想起《圣经》里那个被挖去双目的大力士参孙。

在一次毒打过程中，一名从警校分来不久的面善的警员走到我门外，欲言又止，我见他额上和唇边浸出细密的汗珠，脸胀得挺红，看来正在发生的暴行对他震动不小。我不知能对他说什么，就问：“你何时会去大陆看看?”他却说：“我绝不会打人。”看来他是想和那些打手划清界限，能对我说出这种话实属难得。

一次阿山路过我的房门，我嘱咐他：“阿山，别吃眼前亏!”他点点头，但下次还会跟混账“长官”讲理。狱警将他铐在楼道尽头的那个铁栅栏上，怕他自尽，大热天给他硬扣上一顶摩托车头盔，脖子以上完全包起来，一天一夜没人搭理。

半夜，我听见他的手铐、脚镣不时在响，我知道他想换个姿势都不可能。但始终没听见他吭一声。渐渐没动静了，我真担心他不行了，第二天一解下来，他居然还高声喊：“你们打死我吧!打死我吧!”结果，狱警竟将他的手和脚铐在一起，丢进了单人囚室，吃饭都要拿嘴去舔，一关就是三个月!有时他出来大号，我看到这个硬汉已没了人样，似乎神志不清了。

“这些人的心眼比屁眼还小!”

长官的老婆基本可以省着不用

在这里，股票赔了，赌钱输了，孩子病了，女人跑了，等等，都足以成为一些狱警施虐的诱因。心情爽或不爽，也都能成为他们拿大陆客发泄的理由。他们有时一边甩扑克，一 边扇耳光，这两种响声十分相似。

一些狱警好像得了一种叫作坏脾气的传染病，他们总爱拉着一张“臭脸”，像是当了好些年的债主。他们的刻薄轻狂，使人想到他们多半是丢失了根的一群。

他们常爱将教训人说成是“教育”人，如果心血来潮想教训谁，他可能说：“出来，长官教育教育你。”那你可就得明白这教育的含义，并非诲人不倦，实乃毁人不倦。

这几个月听到的骂声，比我前半生听到的全部还要多。不过他们的骂技并不高，大都是把生殖器挂在嘴边而已。而且他们骂时当真生气得要命，不免让人担心他们会因此折寿。有个高大白胖的家伙，永远是阴沉着脸，眼睛在眼镜片后面眯缝着，一进狱区，腮帮子就气得鼓鼓的，前凸的肚皮也因怒气一起一伏，说难听点，像个随时要气炸的蛤蟆。正如一位正直的警员所言：“这些人的心眼比屁眼还小!”

我此行没有机会去看一看台湾其它地方，如果那些地方大都阳光明媚的话，至少这里是个丢脸的阴暗死角，就像当年美洲偏僻地方最后的奴隶主庄园。这里的主人也俨然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他们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种种丑态实在令外界难以置信。

大陆公差们的一份最基本的职责，外人恐怕想像不到，这就是给“长官”们推拿按摩。这些公差，大都是农家或渔家小子，手掌粗糙得不行，但好处是很有力气。有不少“长官”一上班就把公差叫来，先泡好功夫茶，然后趴在桌上昏昏欲睡地享受推拿按摩。有时“长官”也喜欢一边聊天儿或打牌，一边让人按摩。公差们都不得不十分卖力，一般先从脖颈开始，两肩、背部、双臂、两手，乃至每根手指；如果“长官”没叫停，公差就要反复揉下去，直到狱警换班。有的“长官”会把腿架起来，让公差揉捏到各个脚趾。更有甚者，下班后还会特意换了便装过来，把自己中意的公差叫到跟前，舒舒服服地按上两三个钟头。

公差当中有做过发廊老板或大工的，于是人尽其才，专门给“长官”们美发。由于精耕细作，每理一个头至少要一个小时，把这些人都修整得有模有样，而且用“长官”的话说：“又省了100多块台币”。但一个手艺很高的公差私下里担心，他这样有用，会不会把他多扣留些日子。

为了尽可能让“长官”们顺心，每个公差都练就成了做保姆的好手。洗衣、熨烫、擦鞋、沏茶、清扫，除了抱孩子、喂奶之外，样样都要做得麻利、出色。我还真从没见过哪个街头擦鞋匠能将皮鞋擦得如此雪亮；从没见过哪位贤妻巧妇把衣服熨得这样服帖，总像刚拆开包装的一样。至于茶，不单一定泡得够味儿，而且及时添水，温度适宜，堪比茶道了。他们在台湾的劳务市场上无权打工，却被抓到这里成了无偿的仆役。

有时，我一大早去洗脸会看到公差正在水池里仔细地刷洗多件警服。我知道，就像洗衣店的主顾一样，“长官”催活会很紧的；而取活的时候还会挑剔：“为什么我的鞋子没有那个长官的擦得亮?”或是“这个油点为什么没有洗掉?”有的狱警在临下班的时候会吩咐公差：“快把我的衬衣和裤子熨好，晚上我要有活动的!”不少狱警都在公差干活的那间空房里存有自己专用的喝功夫茶的茶具、衣架和擦鞋用具。我相信，这些“长官”的老婆基本可以省着不用了。

在这狱中，也不能说没长见识。为了加深记忆，我把这里的基本“狱情”编成了一首“狱中吟”——

狱中吟·收容五字经

来台被收容，切莫想不通；头发先剃净，浑身要搜空。

铁门有多层，逃跑不可能；进牢如进笼，床板加尿桶。

起床哨惊醒，便当地上捧；静坐不准动，大号须申请。

冲凉三分钟，体弱怕放风；白天念佛经，夜晚蚊虫叮。

巡视笑脸迎，查房要撅腚；单间供反省，常闻镣铐声。

恶骂侧耳听，毒打别喊痛；千万莫伤病，冤死难善终。

提讯马拉松，检座实难请；绝食不管用，抗议罚更重。

大陆众弟兄，遣返耐心等；台湾一场梦，不枉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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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至十四章 玩火者 平安夜 基隆港

白面检察官千呼万唤屎出来

“要是闹事就把你们丢到监狱去”

11月9日，清查组的黑胖子来狱区见我们，他把一只手拢在嘴上，表情神秘地低声透露：“检察官这两天就要来宜兰啦!”我们像盼到了救星似地欢呼一下，赶紧问他，对检察官 说什么最管用?

他又表情生动地说：“检察官最怕有人给他下跪。你们如果扑通给他跪下，再流上些眼泪，可能就对他有心理影响。”这真是个损招。我心想，我们这边一跪下，你那边把录像一放，岂不是要告知世人，我们是在请求开恩赎罪?这显然违背我们从一关进来就立下的原则：决不做有辱人格的事。

11月10日上午，我们被押下楼接受检察官的召见。候审的时候，我们分别双手抱头蹲在四个墙角，两名狱警坐在屋子中央。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到，足足蹲了两个钟头。其间，检察官先生被狱方体谅地安排去小憩了一会儿。

我被叫到的时候，早已过了午饭时间，饿得头昏眼花，蹲得腿脚酸麻。戴着手铐坐到被审问的铁椅子上，我又看到了半年前在台南地方法院见过的那张戴眼镜的白面孔，他名叫黄朝贵。就是这位人物，一直被他们拿来作挡箭牌，总是说他有多么忙，手头的案子一大摞，必须慢慢排队。这么些天了，我们一直翘首盼着他能够在万忙之中腾出一点时间，也许只须劳驾他半天，就可以免除我们五个大陆航海者数月无谓的牢狱之苦。此刻我心想，真是千呼万唤屎出来啊!

可怜这位白面书生长相的黄朝贵检察官，还是带了那个瘦小的女书记员，被摆在那张高台子后面，装模作样地哗哗翻弄卷宗，问上几句无聊的话。他似乎已对案情兴趣不大，却称“由于前段外界的‘间谍’说被你的同行炒得很热，现在需要有个合理的交待，以便低调处理”。并说遣返问题主要卡在与大陆海协会沟通不畅上，难以协商具体办法，你们就耐心等吧。似乎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还不够耐心。

后来听一位知情的狱警讲，我们不幸赶上的这位检察官在台湾是蛮个别、蛮杠头的，他是第一个不经“立法院院长”批准就敢从南部直接到“立法院”里去抓人的检察官。据说，虽然台湾名义上是司法独立，但意识形态方面仍会有相当影响，不论上面态度如何，如果检察官主观上倾向“台独”，那么他就难免要有预设立场。若是这样，我们几个就只有暗自叫苦了。

他又吓唬了几句，诸如“你们别闹事啊，要是闹事我就把你们丢到监狱里去，更别想回家了!”然后，他俩的这出戏就算演完了。有人推开门使眼色，大概是外面的宴请已经准备妥当。他俩急急忙忙收拾台面上的东西，并让人把我们押回去。

他临走还没忘记补上这么一句台词：“你要放心，我们台湾的司法是完全独立公正的。”殊不知，我早已一百个放心。

自杀的没死成，还得活受罪

听法师宣讲，望能有的放矢

自从中秋节前后送过人之后，又是三个月没有遣返的动静了。处理中心只进无出，再度呈现“超编”的拥挤现象，最多时仅丙区就塞进来200多人，加上寒冷、疾病和高压管理， 大家的心情越来越压抑。

仅12月6日这天就接连发生两起自杀未遂事件。先是7号房突然有人喊：“报告长官!报告长官!”

值班狱警问：“吵什么?”

“报告长官，他把肥皂都吃下去了!”

“他妈的，麻烦!”

莆田人陈某某因遣返无望，几天来又连遭毒打，怎么也想不开，又找不到别的自尽办法，趁人不注意，蹲在墙角把一块肥皂都吃下去了。

狱警在门外看了看，说：“大惊小怪，死不了!”

一会儿，里面好几个人喊：“不行了，长官，他吐白沫了!”

狱警这才叫人把门打开，将陈某某抬出来，像摔麻袋一样掼倒在地，然后叫公差拖走了。一个狱警说：“他妈的，一看就是假自杀，要是真想死，才不会显得那么痛苦!”另一个狱警讥笑道：“我看他不是真想死，要想死，早撞墙了!”

不幸，被他这张乌鸦嘴言中，不出一个小时，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从8号房传出惊叫：“长官，有人自杀!”

狱警闻声过去，哗哗地开门，拖出一个头破血流的人，他挣扎着哭喊：“让我死!让我死!”又一个精神崩溃者。

狱警尖声叫道：“想死还不容易!”并用警棍猛敲着铁门喊，“都不许看!床上坐好!”那个自杀者被拖走时还在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凄厉地哭叫：“让我死——”令人毛骨悚然。

傍晚的时候，吃肥皂的陈某某被押回来，成了“全副武装”：手铐、脚镣、摩托车头盔；并且被“请”进单人牢房。他被洗了胃，狱警警告他：“用自杀的办法要挟，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推迟遣返!”他已极度虚弱，但先要铐在楼道尽头那排铁栅栏上，接受殴打。我从门上看到，他也是被吊在那里很久，后来就耷拉着脑袋，像是失去了知觉，裤子尿湿了一大片。而那个撞墙者也没有死成，不知还要受多大的罪，后来传说他的脑子可能要出问题。

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五人听了一堂佛教法师的宣讲，这是允许我们参加的惟一一次集体活动。那天上午，全中心大约四五百名在押者集合在楼下的大厅里，不停地整队、看齐、报数，坐下又起立。等了好一阵子，终于全体鼓掌迎来一位四十多岁穿红袍的法师。他端坐在台前一口气流利地宣讲了许多劝人行善的哲理，还举出不少生动感人的例子。每到精彩处，前面就有一位凸肚的“大长官”高举双臂示意鼓掌。于是，所有的人都热烈而整齐地拍巴掌。

我们都穿得很单薄，盘腿打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腰板挺直，目视前方。周围密密地站了一大圈持警棍的狱警。那位看上去皮肤光润、气色极好的法师一直在娓娓地宣讲，我相信他讲的这些都很有教益，但只是不知道他能否了解一点这些倾听者的真实处境，那样他讲起来会更加有的放矢；我还希望他能给那些修养欠佳的狱警们多上几课。

一封未寄出的世纪家书

写于最后一次绝食之前

不久，我又是在不眠中迎来世纪元旦。从这特殊一天的早饭起，我们五人开始了第三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绝食，我们不惜将自己置于绝地，祈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一天， 从午夜到白日，我用心灵给亲人们留下了一封无法寄出的“世纪家书”——

我的亲人：

这封家书是要从一个世纪写到下一个世纪的。在这个期待已久的时辰，外面一定充满了喜庆与喧闹，而我们这里，是极静的，死一般的寂静。像是从疾驰的列车上被甩下一样，就躺在一个漆黑的角落，为世界所遗忘。

这个地方叫宜兰，一个不大出名但相当动听的地名。这里被遗忘的是几百个活生生的生灵，确切地说，他们的躯体禁锢在此，而魂灵留在了大海彼岸。

当然，就像我们念念不忘着一样，也一定会有人不曾遗忘掉我们，这就是我们所愧对的家人。所以在这个新旧转替的时辰，我无缘参加隆重的庆典，甚至不能传递一声轻轻的问候，但却可以用全部的心情书写这一封无法寄出的家书。没有什么比这更神圣了。

这“千载难逢”的日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世人，它包涵了云海般无际的梦想。而对于我，宁愿将它视作一个同样是24小时的一天、日历上的一个数字。自从在这里悄无声息地经过了一个个节日之后，我已不再认为“节日”有什么特别；我倒发觉，其实每一天都同样弥足珍贵，因为它们都同样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等分。而过往的那些日子，特别是与亲人同处的那些无论寒暑的日子，不是每一天都尤胜于世俗意义上的“节日”吗?或者说那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独享的节日。

我的亲人们，我知道，在这个本可乐而忘忧的日子，却因为我的缺席而给你们的喜悦投下阴影。但是既然此等事自古难全，我们就当它是颇自然的罢。重要的在于，你们只要平安、健康，就是对我的最大关心；反之亦然，我也惟有以自身的平安、健康，作为呈送给你们的贺礼。除此之外，我们之间还需要用别的来作点缀吗?

你们可以想，我是去外地进修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事实。不管发不发文凭，这些日子我实在是发生了变化、有所长进的，悟到的东西是在优雅的学府里饱读三年亦未必能获得的。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平衡”二字，你在一些方面有所失，便会在另一些方面有所得。一点儿也不偏心。因此，人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应照样心存感激。这样一来，困扰就化解了。

大家都说，当今时代是大大地进步了(我也曾这样确信)。可是，这“进步之光”总是辉映那些本来明亮的地方，温暖那些本已舒适的人们，却光顾不到那些阴暗、湿冷的死角。蜷缩在那里无助的人丝毫感觉不到时代的进步，更遑论文明社会的人权；他们被剥光了自己的衣裳，尊严也随之而去，自由亦被剥夺。你瞧瞧，他们还能剩下什么?从这层意义上说，在这新世纪喜临之际，人性的进步比之中世纪似乎差别不大。对于那些无助的人，这就叫作“失”。

而正因为一变为一无所有、了无牵挂，以往时而浮躁、时而昏沉的身心反倒平稳地复苏了，如沐春之晨风，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独立与清醒。或许就像出家之人，豁然悟出了禅道。这便是“得”。

另一方面，如若大自然的“平衡”法则可以理解为，我在这一边遭遇挫折，亲人则会在别处增添顺遂与福报，那么我真要因这困苦而欢欣鼓舞了!

现在，我是在空着肚腹书写这封家书。从这新世纪的第一天起，我们开始了最后一次的禁食，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战役。我正在理解，“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的含义。我们拒食这世纪囚饭，便是对这世纪囚犯遭遇的无声抗议。我将静坐下去，以圣雄甘地为榜样，至诚地祈祷公理和正义之神早日降临。

我这样做并非自暴自弃，而正是因为深爱着你们，满怀着希望，我愿以高昂的代价，换取回家的权利。

此刻，狱区里那只用来发号施令的喇叭竟极难得地播放出民乐吹奏曲，这是思乡之音，如低声泣诉，将我的心带去遥远的北方……

母亲说：“妈妈记着你的话：‘我要回家’，我们等着你。”

放心吧，双亲，不管路途有多遥远，我都要向着家的方向一路进发。

姐姐说：“待归来时，你一定要还给我们那个快乐、健康、自信的你!”

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

的确，时光在无情地流逝，既然岁月反正要在脸上留下皱纹，那么我倒愿意用笑容而不是愁眉来作为印证。智者说：“人活得有价值，就在于他懂得笑，尤其在事情错得离谱时。”

我相信，只要我在何处保持着笑容，何处就仍旧是我的乐园。

让我们感激共同拥有这世纪之交。

让我们点燃心头的希望之灯，遥相祝福吧!

2000年尾日至2001年首日于台湾宜兰

宜兰处理中心最后一日

终于要逃离却倍感心酸

2001年1月17日早晨，一名狱方小队长隔着铁门对我说：“有好消息了。”我急问什么消息，他不明说，只说你往好处想就是了。我已经相当麻木，变故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过去 已经无数次听过“快了、快了”，却毫无结果。

上午11点，过道里又在喊我们五个的名字，我们被从牢房里提出来，没戴手铐，在催促下，一溜小跑下到二楼大厅。那里摆了一长列桌子，面对我们坐着几位陌生人，起身向我们打招呼，老魏认识他们，低声兴奋地告诉我们：“台湾帆船协会的!”隔着桌子，这些穿着体面的人一一与我们握手，连说：“辛苦了，辛苦了!”我一时很不适应，因为这么些天了，除了大陆客，很少有谁平等地对待过我们，也几乎没有谁与我们握手。这些先生又郑重地向我们递上名片，头衔都是“秘书长”、“董事长”之类的，我们下意识地摸摸兜，自然没有名片可以交换。

他们说，是在几个月前从媒体上知道我们情况的，同为帆船爱好者，非常关心，但又苦于无能为力。得知他们是从台北专程赶来，我们发自内心地连说“感谢”。他们讲话颇有分寸，都不涉及敏感话题，想必事先有所交代。聊了一些关于保重身体和帆船航海的事宜后，旁边陪同的警官就在看手表，于是他们表示要告辞了。我们再次互相握手，祝愿有机会在海峡的任何一侧再见。回囚室的途中，我们几个暗自用眼神相互致意，我们都明白，这些民间人士的到来是个相当不错的讯号。

到这天中午，一名小队长带着警员终于向我们出示了“不起诉书”，并让我们一一按手印签收；惟有这个手印是我最情愿按的，所以几乎把全身吃奶的力气都使在了大拇指上。此刻我意识到：这证明没有理由再关押我们，我们应该可以回家了!剩下的疑问将是，何时能够遣返?

对于我们这八个多月所受到的无理囚禁，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人表示一点点歉意，或哪怕是遗憾。虽然我们明白自己理应获得无罪释放，而不是“以不起诉为适当”，但在这种处境下，谁又能去讲理？只想赶快逃离这人间地狱。

我按耐住兴奋的心情，尽量静坐下来慢慢阅读《圣经》的段落，上面的话似乎应验了：承受苦难的人终归要有福的。我时而起来踱步，时而面对着刻满指印的墙壁默默祈祷，忐忑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天值班的是那个有日本血统的狱警，他的方脸仍会不时地在门上的铁窗外出现，但我已经不像平日那么厌恶了，反而觉得自己即将奔向辽阔而生机勃勃的祖国大陆，他们却还要继续在这个囚禁之地像井底之蛙般的狭隘可怜。

下午，我们再次被带到二楼大厅，认领一上岸就被海巡队没收的照相机、身份证件等物品。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初那些台湾媒体散布的谣言之一：我们携带了3000美元和4万余元新台币云云；若果真如此，那么此刻为什么没有人返还给我们这笔款子呢？

富于戏剧性的是，八个月前把我们从台南押解到宜兰处理中心的那几个人又露面了；不过与昔日的趾高气扬不同，此刻他们显得无精打采，似乎在回避我们这几个落魄囚犯的目光。的确，他们当初急于邀功，置无辜者于绝地，此刻良心何安?那个穿花衬衫曾经翘着大拇指要与我“出去单挑”的胖子，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受苦了。”他一定是感到我们的样子与被抓时已判若两人。他伸出了手，这等礼遇让我们很不习惯，要是当初不期而遇的时候就能这样握手那该多好。我去接东西，避免了去握那只手。

下午5点，有人带我们去领回各自被扣留的小包和物品，八个多月，衣物都发霉了。到晚饭的时间，一位同情我们的警员破例允许我们同在一间囚室里吃便当，他们四人跑进我的房间，我们低声欢呼着拥抱成一团，用力捶打着臂膀。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狱囚!我和这几位是上船前才认识的，到今天已经成为患难与共的狱友。尽管饭盒里有往常看来极诱人的肥肉，但谁都无心吃饭，大伙儿压低嗓音、两眼发亮地议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公差也从铁门上伸进手臂羡慕地祝贺我们。

大约傍晚6点多，有人叫我们拿上所有的个人物品出来，我们腾地跳起来，个人物品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手纸、肥皂和半截牙刷并没有别的。当脚下这双海绵底拖鞋已经快要磨透，身上这件白圆领衫已经变得黑黄，毛巾已经用得如同砂纸，半截的牙刷早已呲毛……我们终于将要踏上归程。

在过道里，各囚室的大陆客们纷纷挤在小铁窗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有的祝我们一路顺风，有的黯然落泪，有的喊着：“回去后帮我们想想办法!”有的喊着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这些难友们让我在终于要逃出去的时刻却倍感心酸。

唱起“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

那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张熟睡的脸

我们跑下熟悉的窄楼梯，穿过正在滴雨的过道，登上一辆带铁栏的大客车。昏暗的暮色中，车一下子就拐出了院子，我都没来得及最后看清它一眼。

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外面基本上是漆黑的。尽管此时我们已经离自由不远了，但仍习惯于毕恭毕敬，我们都自觉地低头不语，绝不想在眼看将要获释的情况下出什么岔子。大概又走了一段八个多月前的来时路，到达台湾最北端的基隆，穿过灯光闪烁的市区，停在基隆港一处偏僻的码头。除了穿制服的警官，根本没有任何外人在场，原来设想的媒体记者的影子更没有见到，看来这里的新闻封锁相当有效。

基隆差不多是从台湾去钓鱼岛最近的地方，而我们几个要去钓鱼岛表达主权意愿的中国公民此刻却在这里被限制着自由，只能望洋兴叹了。

宜兰处理中心的郑明贤主任也从一辆警用小卧车里出来，胸前佩戴着他那闪亮的三杠一星警衔。他把我们五人叫到一起寒暄几句后说：“一切都算过去了，回去就不要再抱怨什么了。”我低头无语，回去后究竟该怎么说呢?我此刻不知道。

这时，又开来一辆大客车，下来几十名穿着“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号服的妙龄女子，看上去都是身材窈窕、面容娇好。后来才知道，她们是从新竹收容中心将要被遣送的，差不多都是被蛇头偷渡来的卖淫女。

据我所知，在遣返的女性中，有的是挺着怀孕的肚子或抱着婴儿回去的，甚至说不准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个19岁的女孩儿，被蛇头以高薪找工作为名骗到台湾，随后就被囚禁在一个阁楼上，她不能出门，嫖客是由马仔带到阁楼来。她暗暗记下了头一个月就接客108个，而嫖客给的钱十分之九要被蛇头收走。

我们和她们被安置在一条“台马号”老旧的客货混装大船的底舱。我们五个在上铺，而下铺都有一名警员。

李涛拿出小包里出海时带的“二锅头”酒想庆祝一下，旁边的警员马上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带队的老队长说：“好，我做主，咱们干一杯!”说着，亲自打开酒瓶，把酒倒在瓶盖里分别递给我们喝，然后自己也一饮而尽。就这样，我们兴奋地把一瓶酒都干了。这位当过海军陆战队员的老队长忘情地说：“可惜我们这些军警人员现在还不方便回大陆去看看，不过我老家就在山东，我就是死了也要埋到大陆去!”

晚上10点半，船在动了，我忍不住试探着说：“我们在大陆就知道基隆港，要是能看一眼就好了。”老队长低头想想说：“好，再破例一次，我带你们上去。但是，你们可不能擅自走动啊。”一名警员马上伏在老队长耳边嘀咕几句，老队长一挥手说：“都要回家了，人家为什么要跑掉?”又转头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不会跑掉。”

我们随老队长和几名警员沿着窄梯走上甲板，这条老旧的轮船正在缓缓驶出港湾，凉风习习，两岸的码头上灯火闪烁，在海面映出迷幻的倒影。我们几个情不自禁地一齐唱起了《鼓浪屿之波》。

没想到老队长和他手下的警员也跟着哼唱，这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谊。在这似梦似幻的港湾夜色里，我们一遍接一遍地唱着，这是积郁在心头八个多月的情感释放，我们谁也不去看谁，眼眶也许都禁不住浸满热泪。我祈愿着：“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家乡。”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老队长意味深长地说：“台湾很美，大陆更美，可惜咱们中国人的心眼太小!”

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我经过那些女孩子的铺位，看到了锃亮的钢手铐把一只只白皙纤细的手臂紧紧铐在床头的铁栏上。最外侧的那个女孩儿，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张熟睡的俊俏的脸……这一幕，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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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十六章 过海卒 莫回头

马祖岩石上赫然大字：“枕戈待旦”!

牢内的便坑，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

1月18日早6点，“台马号”客货混装轮停靠马祖岛，这里距祖国大陆已经近在咫尺。在空旷的底舱排队等候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大陆女孩子们都很整齐地双手抱头蹲着。在码头 上我们又一次被交接，匆匆与老队长握别，我们真诚地请他有机会一定要去大陆走走，他愁苦地笑道：“现在还不方便啊。”

我们再次被戴上手铐押上车。对面岩石上赫然写着：“枕戈待旦”几个大字，岛内的气氛显得很紧张，到处是军事禁区的标牌。警员命令我们趴下，不准向外看。七拐八绕，在一个小山坡后面的破败院子里停下，这里就是除宜兰和新竹之外的又一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我们看到旧平房里关着不少等待遣返的人，他们焦灼地站在铁栏杆里面。

像我们第一天进宜兰收容中心时一样，院内也是有两只正在溜达的瘦狗。一整天，我们五个关在一间房里无人过问，急得坐立不安。不过，这房里有便坑，让我们也兴奋了好一阵子，都轮流蹲在那儿美美地享受了大号的机会。我由此想到将来重新做个自由的人有多好，至少可以踏踏实实地大号了。

终于有个精干的公差送来一盆面条，我们问他在这里多久了，他笑着说一年多，并说在这里等上一年半载也不新鲜，还劝我们放宽心。这话真如闷雷击顶。大陆已经隔海相望，难道还要在这里无限期地等下去?就像你已经精疲力竭地跑了1万米，满以为即将扑向终点，忽然告诉你还要再跑上不知多远!

急也没用，幸好铁窗不高，能照进阳光，我们就贪婪地挤到窗下晒太阳。还能看见远处大海的一角，我们这几个航海者已经与海久违了，李涛说：“我真他妈的想跳下去痛痛快快游个泳!”王光满一再地嘟囔着：“真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邵愁着脸问我：“哥，你分析会是怎么了?咱们要在这儿呆多久?”我皱着眉说：“可能还在讨价还价。”后来得知，台湾方面在最后时刻又提出了附加条件。

夜晚，我们五个第一次挤在通铺上，第一次可以关灯睡觉。我们禁不住压低声音欢呼了一下。

这房子里有许多条脏被子，我们又铺又盖，感觉真是舒服极了。我们一方面做最坏的打算，抓紧商量下一步的对策；一方面不放过这个终于可以和人谈话的机会，各自讲述心里最向往的事情，自然还轮流谈起了和自己钟情的女人相识相恋的经历；但都不愿推测自己的女人是否已经变心，不愿想一旦自由后等来的会是什么结果。说实话，经过这番意想不到的挫折，我觉得人世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小邵拿出了他那位法学硕士未婚妻的玉照传给我们看，也许是为了显得粗犷些，他还带着脏话说：“他妈的，我女朋友真漂亮!也他妈对我真好!没办法。”

这一夜，我们都毫无睡意，由于憋了这么久，谈得很兴奋，以至让外面听到了，狱警吼道：“再讲话，把你们都单独关起来!”

1月19日，天一亮我们就坐起来等待消息，还是按习惯把脏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上午8点，外面开始叫名字，眼看着一批批的大陆客上车走了。9点钟，竟然叫到了我们!走到屋外，让我们脱掉“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然后排队上车，许多大陆客最后一次高喊着：“谢谢长官!”表现出诚惶诚恐、感恩戴德的样子。这也难怪，谁都怕万一“长官”看你不顺眼，临时把你扣下。

汽车停在码头，我们又是抱头蹲在地上，一遍接一遍地点名、报数，终于戴着手铐登上插了青天白日旗的小艇。有人因为动作笨拙，最后又挨了棍子。马达响了，小艇向西驶去。挤在艇里的我们和大陆客都被手铐和链子串联在一起，警员和驾船的人对这些将要离去的同胞仍然既鄙视又严厉。

一步迈上祖国大陆的土地

朝着远离海岸的方向疾走

终于等来了我在本书开头所讲述的那一刻：2001年1月19日，临近上午11时，越来越接近那广阔的海岸，已经能看清岸上的村舍和聚集的人群。11点整，三条从马祖来的台湾小艇 依次靠岸。我随着同船的大陆客们钻出船舱，外面的光线挺刺眼，我一步迈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回头瞥一眼遣送我们的台湾小艇，深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噩梦醒来，心绪却出奇的平静。并没有如牢中无数次想像的那样亲吻热土、长跪不起，而是抓起简单的行囊，拖着虚弱的身躯，朝着远离海岸的方向疾走，再也没有回一下头。

我们五人习惯性地分别拉开三五米的距离，在武警战士的引领下来到一辆贴着深色窗膜的面包车旁。此刻，远道来接我们的亲友们早已焦急地等在码头外面。我们像其他被遣返者一样，先要进福州市第二治安拘留所，它位于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洪塘村。

在拘留所的一间办公室，几位省里相关部门的领导已经落座。我们低着头鱼贯进入，在得到“请坐”的允许后，我们很不适应地端坐在松软的长沙发上，身板挺直，其实只坐了沙发的外沿儿。一名武警战士在我们面前的雪白瓷杯里一一倒上热茶，我们同样感到很不适应，尽管口干舌燥，却没有谁去碰杯子。

对面的一位领导刚一开口：“唉，你们……”我们五人立即条件反射地齐刷刷站起来，有人还脱口而出：“是，长官!”五人都站得笔直，听候着教诲。那位领导惊讶地看着我们，连说：“坐下，坐下，不用站起来。”我们相互看看，确信听清后，才迟疑着坐下。

他接着说：“你们辛苦了，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你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虽然，你们事先没有必要的请示，但我在这里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两岸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你们只要接受教训就可以了。据我们所知，你们在那边顶住了种种压力，很不容易。希望你们回去后好好休息，不必背任何思想包袱。我们会向你们各自的主管单位打招呼，请他们也不要再给你们施加压力。”他看了看旁边的其他领导，他们也都点点头。

我们在拘留所接受了例行讯问，履行一系列的手续，也包括照正面和侧面的标准像。交接手续终于办妥，我们被带到院子里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在凉爽的晚风中我们急急地走到大门口。我知道，弟弟和我的同事及其他几个人的亲友已经在拘留所外久等了。

在门口依次交验身份证件。我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相机的闪光灯一闪，同时一大捧鲜花塞到我怀里。我们兄弟俩再次拥抱在一起，我知道并不强壮的弟弟这八个多月来承担了营救我们的重任。

自由了。有谁了解这自由的滋味?

我本能地叫：“肉夹馍！快停车！”

贴在老爸耳边：“我比走时还好!”

我们登上面包车，一刻不停，直奔厦门。

这一整天，年迈的父母亲都守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弟弟不断地向他们报告消息。电话再次接通，我迟疑着，怕听到他们焦虑的声音。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唤，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我说：“我平安无事，毫发无损，你们再不必为我担心了。你们从今往后的任务就是好好保重身体!”父母用很高的嗓门叫着我。

路上，他们已经准备了不少食品和水果，我顾不上那些精美包装的食品，而是不停地把花生豆往嘴里扔。他们问我们晚饭想吃什么?我突然看到一处街角有个“肉夹馍”的灯箱，本能地叫道：“肉夹馍!快停车!”他们都笑起来，说：“吃肉夹馍干嘛，咱们今天要吃好的庆贺。”我心想，肉夹馍不就非常好吗?

在一间让我们觉得刺目的灯火通明的宽敞餐厅里，两张大圆桌拼在一起，点了许多好菜和酒。我抓紧把面前的小碟里夹满了菜，半杯红酒一饮而尽便感到不胜酒力。

当晚，我已经住进了厦门市繁华街区三星级的东南亚大酒店，洗了八个多月来的第一次热水澡；按开电视机，五光十色的画面让我目不暇接，于是瞪大眼睛看了不少新奇的广告。睡在洁白松软的大床上，不大习惯地熄了灯，而我竟失眠了。索性把密实的落地窗帘全拉开，让街灯透射进来。终于入睡，梦里却又身处宜兰。

第二天清晨，我似乎又听见了尖利的哨声，一骨碌翻身爬起来，时间刚好还是5点50分。定睛细看，真真切切没有看到铁窗上的圆洞，没有听见狱警的呵斥；跑到大窗户跟前，分明看见晨光中美妙的街市和如同踏着舞步般的自由的人们。这一回真的不是做梦，真的不是在做梦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迅速整理好床铺，又马上钻进卫生间洗漱，有柄的牙刷的确好用，抽水马桶与塑料尿桶的差异也实在明显。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出门，没有惊动他人。出电梯和大门的时候，都遇到服务员礼貌而亲切地向我问好，让我感到了人的平等，而我却下意识地想要对他们行举手礼。我走到街上，急于享受自由，享受正常人的生活。

上班的人们渐渐多起来，我来回地穿行马路，很愿意听那些司机对我的抱怨和喇叭声，这无疑是一种享受。我跑到报亭，买了好几份报，这是八个多月来头一次花钱，可以尽情享受信息了。不过，我还惦记着酒店的免费自助早餐。8点钟，我一路大步流星地赶回酒店，大概因为临近春节，住客已经很少，所以我头一个坐在了早餐厅的临街大玻璃窗旁。不一会儿，铺着方格桌布的台子上那盆土豆沙拉就被我报销了；很有素质的女服务员也忍不住悄悄来到我身后看看，大概是怕我把沙拉藏到了什么地方。

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去了闹市区的华联商厦，一反以前“艰苦朴素”的好传统，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为自己换上了新装；尤其是鞋子，按朋友的说法，一定得换，一定得穿新鞋走新路。我左试右试，满意地选购了一双国产名牌皮鞋。

下午，我们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弟弟很理解地把靠舷窗的座位留给了我，于是我就不时地张望下面的热土。

在首都机场的出口，我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她身后是父亲，他俩比我走时明显苍老了。

我把他俩一边搂住一个，像哄孩子一样不住地安慰：“过去啦，都过去啦，我没事，都会好的。”我又贴在老爸的耳边补上一句：“相信吧，我比走的时候还好!”

当晚，全家和我的几位很要好的同事围着一张巨大的餐桌共进团圆饭。谢天谢地!谢谢一切赐福予我的人们。

我们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

五个过海卒的代价绝不会白费

我回到了自己工作将近十年的《北京青年报》，还当记者部主任。上班后的第一次露面，我并未马上去见领导，而是出现在美编室，直接带去了自己刚刚从山西采访写成的一篇 5000字的报道。然后画版、组版，又低头坐在了下午5点的编前会上，当我报选题的时候，多位在场者一愣，之后伸过来一只只手。再然后我参与拼版，直到晚10点签字付印，就像以往每次值班一样。我就是用这种工作的方式重新报到的。

几个月后，我“故态复萌”，又开始了出门远行。走到了长江上游和源头；走到了黑龙江和图门江边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北京一路驱车5000公里走到新疆喀什，又掉转头走到罗布泊荒原的楼兰古城；走到中缅边境之外的“金三角”；之后，还乘船远航到西沙永兴岛……这一切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这样的跋涉都是我曾经在狱中梦寐以求的；而且，我今后也将不会止步。

2001年3月，香港《亚洲周刊》首先发表了我的短文《从北京记者到台湾囚徒》，国内至少有二三十家报刊转载。

前一阵子，一名刚从宜兰被放回来的大陆人告诉我，狱警陈俊豪曾经很认真地问他：“你回去后能不能想办法把那个混蛋张力给骗到台湾来?”可见，他们有些人恨我之深。哀哉

现在，五人当中我经常能和李涛见面，一起饮酒聊天，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老弟，对他的了解也多了一些。李涛在航海之前做过个体老板，生意曾经做到国外，发过不小的财，也享过不少的福。他是离异的，出海时无牵无挂单身一个，他常说自己是“孤狼野鬼”。

王光满仍回到了他原来的公司，还在企划部门，但似乎不如先前那样吃香了。不过，他照旧感觉良好，经常到各地参加订货会或其它活动。途径北京时，他还会给我们打电话，要求我们开车到机场去接。他西装革履，派头十足，毫不客气地住到李涛的家里，要酒要菜，我们聊得兴起，他曾经的那些可气的东西都成了可乐的笑料。

我没有再见到老魏，据说他仍在福建沿海与帆船为伴。

我和邵勇言先后在北京和厦门重逢过。我得知，他和小吴是中学同学，小吴是好学生，经常在关键时刻让小邵抄她的作业，每逢班里外出郊游时小吴还悄悄给他带好吃的。毕业时小吴考上厦门大学法律系，之后读了研究生，小邵考中的是鹭江大学外语专业，总之，小吴总是高小邵一头；但小邵喜欢飙车，喜欢电脑，擅长建筑设计，又是个一米七八的帅哥。

两人都爱泡吧，爱上网、爱结交朋友，又都心地单纯善良，所以就这么一直感情甚笃。最近，小邵告诉我，小吴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干得很不错。他打算去上海发展或读同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也有可能年内成家。我们一致认为，他有小吴这么个活泼聪慧又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实在是极大的福气。

最后，我想告诉朋友们，这一番意外的磨难虽然不宜重复，但却承受得相当值得。

今天我说出这些经历、感受和真相，应当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就像一位哲人早就讲过的：“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两岸中国人必将由对立走向融合，这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

中国人前仆后继为了民族统一与昌盛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历史不会埋没我们五个过海小卒的足迹，它会公正客观地记住我们单帆穿越台湾海峡的那一刻，更会记住我们五个草民直接登上台湾岛的那一刻。

或许，我们五人与亲朋的痛苦分离，有助于加快千万个分离亲朋的真正团聚；我们五人的丧失自由，最终能够有助于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完全自由地往来。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曾经充当了两岸中国人之间铺路的石子，充当了两岸沟通这盘大棋中勇往直前的过海小卒。为了这个，我们愿意再次扬帆起航……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