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张程著．—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150-0144-9

Ⅰ．①总…　Ⅱ．①张…　Ⅲ．①总统—评传—中国—民国　Ⅳ．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1986号

书　　名　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

作　　者　张　程

责任编辑　刘正刚　张　帅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电　　话　（010）68920640　68929037

编 辑 部　（010）6892874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0144-9/K·004

定　　价　36.00元

目录

楔子

1906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办了新军秋操，检阅南北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不曾想，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在5年后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力军。而参加本次秋操的五位新军将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则连续成了民国初年的五届总统。同时，民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正趴在东京的榻榻米上，写作《革命方略》，勾画共和国的宏伟蓝图……

第一章、孙中山：中国第一位总统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他的时代，有人叫他是“孙大炮”。在广东话中，说一个人“放炮”是批评他说大话的意思。叫某人“大炮”就是说他说的多做的少，或者说的话难以实现，脱离实际。孙中山的失败和他的个性以及时代都有关系，更和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位”总统有关。“第一”就意味着你要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凭着感觉给后人探路，难免会失利乃至犯错误。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革命起步：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总统生涯：仓促民国和空降总统

南北统一：议和与让位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两面派

“多用匪类”：不靠谱的依靠力量

名垂不朽：孙中山之死与身后事

第二章、袁世凯：路过民主共和的门口

袁世凯是个能臣，更是名干吏，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又是民国各个总统中名声最差的人物，差到可以用“遗臭万年”来形容。作为横跨在清朝和民国初期的主角，袁世凯心中欣赏西学和近代化器物，但根子是传统的，是旧官场的。他判断错了时局，为权力所诱惑，认为共和制不适合国情，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帝国，结果酿成了悲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时代，这都是一个悲剧。

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晚清重臣：练兵与办新政

东山再起：“养病”与逼宫

宋教仁案：幕后主使？庇护凶嫌？

艰难抵抗：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洪宪帝梦：中国还得有皇帝？

后袁时代：民国从此成乱世

第三章、黎元洪：菩萨总统梅开二度

黎元洪曾经发表通电，把自己和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相比较：“沈机默运，智深勇沈，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壹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但就是这么一个资质平庸、看似忠厚老实的人在大混乱时代两次出任总统，死后倍极哀荣。其中原因何在？是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吗？不是，黎元洪除短期执掌湖北政权外，无兵无卒，几乎是光杆司令。湖北话“黎”、“泥”发音相近，身宽体胖被称为“黎菩萨”，暗讽他身处高位、自身难保。要理解这个菩萨总统，我们必须把历史回放到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

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张振武案：诬陷案背后的黎袁斗法

被迫离鄂：黎元洪搬进了瀛台

府院之争：引狼入室成复辟

法统重光：尽职演员与虚假闹剧

息影津门：黎元洪的隐居时光

第四章、冯国璋：典型军阀与非典型总统

和那个时代许多出身贫寒后来显赫的人物一样，冯国璋也走了一条从军掌权的发迹之路。论年纪冯国璋比袁世凯长半岁，又是以教官身份进的小站，所以被北洋系统尊称为“四哥”，后来成了直系军阀的首领。虽然富贵加身，可还是脱不了和许多穷苦出身的人物一样的毛病，性格谨慎犹豫，缺乏宏大的政治视野，还有贪财吝啬的毛病。当黎元洪去职，大总统的宝座向当时的副总统冯国璋招手的时候，冯国璋踌躇再三，最终选择了北上就职。这一去，冯国璋蒙受重创，一年以后黯然去职。

发迹之路：冯国璋的早期经历和性格

虎踞南京：军阀割据开始了

四哥快来：与段祺瑞的明争暗斗

进退两难：总统位上走末路

第五章、徐世昌：民初乱世的文人总统

要想研究文人在乱世之中的表现，就去研究徐世昌吧！在晚清当过内阁副总理，又在民国当过国务总理和总统的徐世昌，是“文人从政”的典型。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古代中国文人的气息，里里外外沾染了清朝官场习气，和北洋军队关系密切却始终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北洋将军在混乱的民初政局中将老资格的“老好人”徐世昌推举为大总统，看中的是他在北洋系统的资历和声望；而历史选择这么一位总统，又一次演绎了乱世文人的政治命运。

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总督东北：在晚清政坛的短暂作为

居中调停：前清遗老和民初“老好人”

偃武修文：文人总统不如意

津门寓公：徐世昌的晚景与晚节

第六章、曹　锟：总统的诱惑力

曹锟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草根神话。他凭靠表面忠厚糊涂、实则精明清醒的性格，凭借长期经营直隶的军力和财力，更靠手中“最大的本钱”吴佩孚的勇敢善战，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军阀。独霸中原后，他一意孤行，操纵国会贿选当上了总统。总统的诱惑力就那么大吗？曹锟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解在贿选的答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民国初年的错误。从贿选成为总统的那一天起，曹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曹锟崛起：大军阀原是小布贩

曹吴配合：最大的本钱

末年流寓：晚年不如意和保守晚节

后记：大变革时期的大人物

楔子

一

清朝末期，社会动荡，凡是当时有权势的人都和军队沾点儿关系。民初的多位总统就是行伍出身。所以要介绍他们，就要从军队说起了。这里要说的军队可不是清朝的旧式军队，而是清廷仿照西方组建的“新式陆军”。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大规模编练新军，裁汰旧营。练兵处雄心勃勃地制订了“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宏伟计划，计划在十八个行省各编练两镇新军，合计三十六个镇。(1)

为此，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人力，还从极其窘迫的财政中挤出资金来投入新军中去，希望能就此重振国威，维护统治，对新军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由于各省的驻军基础和财力不同，编练新军的进度也千差万别。到清朝灭亡时，多数省份只搭起了某某镇（师）的架子，没有编练满员，少数省份只搭起了某某协（旅）的架子。其中编练成绩最出色的首推袁世凯主持的直隶新军，其次是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军。前者有六镇之多，被称为北洋新军，后者有一镇加一个混成协，被称为南洋新军。这两支部队一南一北，是清廷寄予厚望的擎天支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秋高气爽。清朝政府为了检验“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决定在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用当时的话叫“秋操”。(2)

为检验新军的编练成效，清廷从1905年就开始举行秋季会操，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都受到清廷邀请，前往观操。1906年，清廷扩大秋操规模，让南北洋新军聚集彰德对抗演练，检验军队战斗力。

南军由湖北新军第八镇混合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由张彪任总统官、统黎元洪为统制。北军由北洋新军第五镇和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段祺瑞任总统官。北军驻安阳城南，南军驻汤阴城北，全副武装，总计有马、步、炮、工、辎重各兵种人员三万三千余人。清廷最精锐的家底就在这了。

10月21日两军进入演习区域，翌日正式对垒。霎时间，百年不见烽火的中原大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飞扬。新型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工兵忙着设雷布雷扫雷，辎重兵保障后勤。这一切都是古老的中原大地第一次见到的。秋操中，南北两军棋逢对手，打得难分难解，针锋相对。后来眼看就要变成一场真实的鏖战了，南北方军官费了好大力气联络沟通，才将双方官兵劝解开。负责秋操的袁世凯和铁良临时决定，将计划一周的演习提前到25日结束。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尽欢而散。

《续安阳县志》记载，本次演习“列阵数十里，错综变化，出奇制胜，极战争之能事。外宾作壁上观者，咸称赞不置。”

然而，彰德秋操最大的看点不是编练齐整的新式军队，而是本次秋操聚集了清末民初的大批风云人物：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徐世昌负责秋操参谋处。对阵的南北总统官黎元洪和段祺瑞自不必说了。曹锟、冯玉祥等人当时还只是小字辈，日后的作为却不在前面诸公之下。这次秋操还帮助了一个日后的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蔡锷。之前惯由高级军官担任审判员，但是身为下级军官的二十四岁的蔡锷，竟被袁世凯一眼看中，平地一声雷，破格提拔这位小伙子为审判员，蔡锷于是跻身于朝廷大员的行列。

北洋军秋操

我们细看，本次秋操汇聚了日后中华民国的五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那就是六位国家元首了。

为什么清廷国运命脉所系的新军系统中隐藏着如此众多的民国总统呢？乱世出英雄，而乱世英雄往往是掌握军队的枭雄。盛世重文、乱世重兵，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规律。军队是乱世中最大的权力筹码，曹操、刘裕、赵匡胤、朱元璋等枭雄谁不是靠军队崛起的？乱世纷争，不是军队推着主将上权力角斗场，就是志向远大者与军队提前来个亲密接触，早作谋划。民国的五位总统就分属上面这两类角色。乱世重兵已经发展为一种历史情结，深深融入了中国的社会和百姓的心里。所以，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全国上下多少目光注视着崛起的新军和他们的将领，对他们的命运作出种种猜测。彰德秋操是当时舆论关注焦点。1906年在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年画的最时髦素材就是“秋操图”。人们用大红大绿的传统画法来描绘轰动一时的那场近代化军事演习。不管画面多么不伦不类，画中最醒目的总是那些跨马配刀、披盔戴甲的将领们。隐隐中，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察觉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现象的即将到来。那将是一个军权至上、由实力说话的大混乱大变革时期。

不论是北洋新军还是湖北新军，清廷都投入了巨资，希望编练成效忠朝廷的股肱之臣。不想，南北新军最终都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都成了王朝的掘墓者。湖北新军首先起义，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新军则在袁世凯的率领下夺权逼宫，直接推翻了清朝。

二

细心的人会发现，彰德秋操场上，缺少了民国最著名的总统，就是开创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当时他在哪儿呢？原来，那时他正在日本的友人家，构思着革命蓝图呢。

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会同黄兴、章太炎等人，制订出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作为将来革命热潮来临时的行动指南。站在国门之外的革命党人们正沉浸在规划国内民主共和蓝图的热情之中。

这份包括《军政府宣言》等14份文件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洋洋洒洒，早作计划，保持了孙中山一贯的理想主义、整体观念、全面筹划的思想。在这些文件当中，孙中山号召国民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尊崇为国民革命的“一贯之精神”，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一年前（1905年）在《民报》上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还具体规定出未来的共和国要实行三期政治：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与彰德秋操背后的深意不同，孙中山的言行、他的政治资源，都是近代的，是西方的。他裹挟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风格和思想风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权力角斗场和权斗规律。孙中山及其革命力量和袁世凯等人之间存在着两道深深的鸿沟。正是这些鸿沟引发了民国初年革命与保守、激进与退却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北洋军秋操

第一道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政治理想与权力现实之间的鸿沟。

聚集在孙中山周围的同盟会-国民党革命人物裹挟着理想主义的强大思潮，汹涌澎湃地扑向中国传统社会而来。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开创宪政，选举议会，改革风俗，发展教育文化和现代经济。但是理想必须着陆在现实之上，才能开花结果。孙中山等人的理想在现实中就遭遇了从传统体制中衍生出来的袁世凯等人的阻碍，连受打击。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各位总统（也包括出身湖北新军的黎元洪）则是现实的。如果说前者读的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满脑子革命理想和社会蓝图，那么，后者读的就是子曰诗云，学的是曹孟德和朱元璋的政治手腕了，他们脱身旧体制和军阀军队，首先思考的就是政局稳定和权力巩固，其次才可能是发展。在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中，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破”多于“立”；袁世凯等人虽然也部分接受了近代理想思潮，但还是希望国家沿着现实允许的路子走下去，而不是另辟新路。

如果一个人满怀激情赞成革命，那他会拥护孙中山等人；如果一个人倾向社会稳定和缓慢发展，那他极可能认可袁世凯等人的一些作为。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等人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多于孙中山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第二道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鸿沟，是西方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之间的鸿沟。

这第二道鸿沟是与第一道紧密相关的。近代理想主义者的思想从何而来？从西方而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是欧洲人。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的拥护者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的政治理想多半是以日本为中转站学来的——清末民初，留学欧洲的费用太高，一般人承受不起，而日本的留学费用大约只需欧美费用的十分之一。(3)而袁世凯等现实主义者多浸淫中国官场多年，深谙权力斗争和传统政治的内幕。

从中外交流的角度来看，近代历史是中西方思潮迎头相撞，相互认识、斗争和融合的历史。相撞的历史在民国初期达到了高潮，操着西方政治话语的理想主义者也和老谋深算、表里不一的现实主义者迎头撞出了激烈的火花。其中自然有诸多的误解、矛盾、冲突和悲欢成败。

有关中西方鸿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嫁接成功西方制度，走上现代化之路？诚然中国出现了许多现代社会的元素，但承担西式社会建筑的社会基础过于薄弱，注定只能游离在中西方社会形态之间。喝咖啡逛公园的上海买办、书包里藏着白话小说的汉口学生、在政府各部跑新闻的北京记者和出口中国茶叶进口英国钢琴的广州商人们，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现代宪政社会。所以，不论是单纯追求西式社会形态的人，还是要求恢复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势力，都注定要碰壁、遭遇坎坷。

在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敌”的近代，这两派政治势力和思潮的碰撞产生的火花必然异常醒目。抽象的鸿沟变成了真实的政治争斗。中华民国的早期历史，就是在理想与现实、西方与中国的激烈交锋的共同作用下度过的。

北洋军秋操

1906年的秋天，站在晚清新军前面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是传统的现实政治家，而沉浸在《建国方略》构想蓝图中的孙中山身上，洋溢的无疑是理想的、西方的色彩。

却说彰德秋操后，清廷又计划在1908年举办第三次秋操，地点选定为安徽的太湖县。清廷对“太湖秋操”极为重视，派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检阅南洋地区各镇新军的编练成效。于是，鄂皖苏各地的新军陆续向太湖县聚拢。半个多世纪后，当地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太湖县来了很多驮洋枪的大兵，在县城四周扎下了营盘木寨；县城的北门沙滩上搭了台，说是给光绪皇帝来阅兵用的；县城周边山上还竖起了大红灯笼，四乡八里都轰动了。11月13日安徽巡抚朱家宝亲赴太湖县城做最后的筹划，谁想，次日光绪帝就驾崩了，隔一天慈禧太后也死了。噩耗传来，秋操取消，举国操办“国丧”，太湖山上的大红灯笼都换成了白气球。

国家多事，加速进入了改朝换代的巨变期。安徽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炮营队官熊成基，是革命分子，本想趁参加太湖秋操之机举义，占领安庆。不料秋操取消部队撤回，起义计划又被安徽巡抚朱家宝察觉，迫使熊成基等不得不仓促起义，后来遭到了镇压。据说徐锡麟也本想趁秋操之机起义，计划夭折后改为刺杀大员恩铭。孙中山、黄兴等人则在本年度发动了钦康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在南方攻城略地。而袁世凯受到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集团猜忌，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保命。他来到了彰德秋操所在的安阳县，开始钓鱼观景……

三

本书讲述了民国早期这六位总统的兴衰荣辱，展现了两股思想和政治势力的激烈交锋。除此之外，本书还想展示民国总统和北洋政府的另类历史，探寻那黑暗中的缕缕阳光。

人们对民国早期的历史有若干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当是时，中国固然贫弱不堪，政治固然漆黑肮脏，可中国社会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民族资本主义春天的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媒体兴起与思想解放推动的社会生活的活跃以及“袁大头”银圆的坚挺，都发生在这个黑暗的时期。

同样，民国初期风云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邋遢龌龊的匪霸小人。相反，他们都有各自的建树，不是务实开拓，就是乱世干臣——只有能干实干的人物方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中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尤其要指出的是，那些北洋大军阀和政客，可能在言行上有很多欠缺，但他们的民族气节是值得肯定的。

三十年代，徐世昌和名声不佳的曹锟隐居天津卫。卢沟桥事变后，这两位前总统都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日本人多次劝说他们出山主持伪政权；他们的部下多有落水出任伪职的，还有不断登门来当说客的，都被他们拒之门外。

贿选总统的武夫曹锟，虽然晚年穷困，但始终拒绝卖国，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部下前来相扰，曹锟给他们吃闭门羹，实在被骚扰急了，就在门内大骂老部下。1938年5月曹锟病死天津，终年76岁。第二个月他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相比曹锟的晚景凄凉，徐世昌的晚年怡然自得，研究国画编编书。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劝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闭门不见，还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也遭到了徐世昌的婉拒。等曹告辞后，徐世昌就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本人对徐世昌下力最大，逼迫也最紧，令年迈的徐世昌最后潸然泪下，感叹晚年不得安宁。1939年6月徐世昌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同时代的重量级人物段祺瑞则南下南京，号召抗日。至此，那一代的枭雄以相当正面的形象在历史上收了尾。

民国肇始，共和国搭了个架子，人们热热闹闹地举行全国大选、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制订约法，政党风云而起，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百家争鸣，混乱中透着朝气蓬勃的气息。然而，政治深层依然杀机四伏，血雨腥风不时呼啸而出，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共和初建，止不住政潮迭起。有人疾呼亡国的危言，有人出面维持大局，英豪也好，枭雄也罢，尽在这本讲述民国总统另一面的历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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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新军的建制如下：每镇下辖两个协，每协分两个标，每标有三个营，每营管四个队，每队分三个排，每排招兵三个棚，每棚14名士兵，其次还有炮队、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兵员超过10000。这里的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协标营队排分别相当于后来的旅团营连排。镇指挥官为统制官、协指挥官叫统领或标统、标指挥官称统带、营指挥官叫管带、队指挥官为督队或者干脆叫队长，以下分别是排长和棚目。棚目就相当于后来的班长，又分正目和副目。镇以上有非常设的“军”的监制，指挥官叫做总统，相当于后来的军长。

(2) 中国古代军事演习一般选择在秋季举行，因为秋季粮食收获，军队粮草充足；同时战马在秋天膘肥体壮，又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是两军对阵的好时候。历代军队相袭，成为传统。清朝军事演习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历史上称之为“秋操”。

(3) 当时中国人认为日本与中国国情相近，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质类似，希望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部分人还认为日本文字与中文接近，学习难度小。而日本朝野也大力鼓动中国学子留日，兴办学堂，广为接纳，希望在中国培植一批亲日分子。所以清末民初，日本是中国学子首选的留学目的地。

第一章

孙中山：中国第一位总统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他的时代，有人叫他是“孙大炮”。在广东话中，说一个人“放炮”是批评他说大话的意思。叫某人“大炮”就是说他说的多做的少，或者说的话难以实现，脱离实际。孙中山的失败和他的个性以及时代都有关系，更和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位”总统有关。“第一”就意味着你要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凭着感觉给后人探路，难免会失利乃至犯错误。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一

光绪五年（1879年），14岁的广州香山少年孙文第一次远离故乡，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和劈波斩浪的钢铁大轮船对一个晚清乡间少年所产生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从阴暗僵化的广东乡村走出来的孙文，漂洋过海，之后四年的侨民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彻底褪去了身上的东方乡村气息，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成长为了一个完全的西方政治的信徒。

孙文此行的原因，是跟随母亲杨氏去太平洋正中的檀香山（夏威夷）投靠哥哥孙眉。

当时的檀香山有着数以万计远赴重洋谋生的中国同胞，他们大多是中国沿海的穷苦百姓，自愿或者被贩卖到这座群岛上来做苦力，这其中就有孙文的哥哥孙眉。当时孙家也是家境贫苦，孙眉就选择了来檀香山做工，想来已经有八年了。由于他肯吃苦又很能干，先是在茂宜岛上垦荒，后来又经营了农牧业和商业，竟然从一个打工仔发展成了当地巨富，人称“茂宜岛王”。

孙中山

接母亲和弟弟来岛上定居后，孙眉就安排孙文进入了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小学“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 学习。孙文在这所小学学会了流利的英文，并瞪大眼睛听进去了新旧圣经、酸碱反应、天体运行和选举开会等国内小伙伴们不可能听到的知识。在一个人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西方科学和政治理论占据了小孙文的头脑。

当时檀香山的社会氛围对孙文思想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末期的檀香山群岛，处于专制君主统治刚被推翻、民主共和制度肇建的动荡岁月之中，美国势力不断渗入，直至兼并檀香山为本国的夏威夷州。身处其间，孙文对檀香山的政治变换耳濡目染，各种政治宣传、近代思想、思维争辩如过江之鲫在他眼中鱼贯而过。所有这些对孙文确立自身的政治思想体系，走上政治之路，影响重大。

尽管孙文是中国的革命先驱，但是西方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进而影响着他之后的决策和作为，这都和孙文早期的这段侨居的经历有关。

檀香山是华侨聚居地，孙文在此成长，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褪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难怪很多年后，已经改名为孙中山的革命领袖的孙文，总结革命经历时感叹道：“华侨乃革命之母。”

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分两层意思来理解：首先，孙中山成长于海外华人社会，政治思想也是在华人社会中酝酿成熟的。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想的根子是西方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这一点想想当时侨民的生活际遇就不难理解。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穷苦百姓到海外讨生活，干的是最脏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却没有丝毫社会地位，政治上还受歧视。他们很自然地反思原因，进而感叹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障华人的利益。祖国为什么会落后呢？海外华人最先把“国家”和“政府”剥离了出来，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原始的革命思想萌芽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进行反思后，头脑里造反的思想日益浓厚，成为了革命的主体。(1)孙中山就是这一土壤培养出来的革命种子。

其次，华人群体为革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孙中山等人的生活资金和革命经费基本靠海外华人捐助。比如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就全在本地募集，香港著名华人富商李纪堂、李煜堂等人就是革命党人的幕后金主。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事业，也慷慨解囊，最大单笔捐助超过十万美元，几年之后即告倾家荡产，破产离开美国。当然，掩护、资助革命党人的主体还是最广大的默默无闻、生活拮据的普通华人劳工。

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华人华侨的确是近代革命之母，哺育了孙中山等革命之子。

西方文化为孙中山打开了眼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但同时也让孙中山养成了用西方的政治思维和眼光看待中国政治和人心的思维习惯，由此造成了孙中山在了解中国国情、动员国内力量等方面的举措出现了欠缺甚至是错误。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评价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孙中山对国情认识不足，常常过于乐观估计形势，作出错误决策，败给中式政治思维的对手。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二

1883年，孙中山被孙眉紧急送回了国内，原因是经过了四年西式的教育，此时的孙中山表现出了强烈的基督教化的倾向，这是哥哥孙眉所不允许的。两年前，也就是1881年，孙文小学毕业后选择了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 读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献身宗教事业的念头。孙眉看弟弟的苗头不大对了，赶紧把可能“洋鬼子化”的弟弟送回老家。由此，近代历史少了一位可能的传教士，却多了一名革命者。

其实，此时为时已晚。孙文的思想已经形成，在回翠亨村后，已经西化的孙中山与晚清的乡村社会格格不入。我们猜测他当时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一个是重拾传统习俗和儒家文化，回归中国传统；另一个是用西式思想与僵化落后的故乡环境作斗争。而孙中山选择了后者。他想用西式思想改造落后的故乡和乡亲们。他向小伙伴们讲述檀香山的见闻、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制度。孙中山描述的世界还真的成功吸引了一个发小，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革命志士陆皓东。陆皓东钦佩孙中山，两人交往日益密切，并一起抨击乡间的黑暗愚昧和迷信。后来，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胆子越来越大，最后把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都砸毁了，用实际行动反对陋习。结果，本地的豪绅地主一起发难，使得孙中山和陆皓东在家乡难以立足，只好避往香港。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和陆皓东干脆一起受洗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后转学到西医书院学习，期间常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互相讨论，大谈反清。孙中山自述在这几年间，“每于课程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间而符合者，在香港只除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只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

孙中山在香港的经历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的“文凭疑云”。孙中山被人称为“孙逸仙博士”，并签名 "Dr.Sun Yat-sen", 那么他的“博士”学位究竟从何而来呢？孙中山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1887年至1892年在何启博士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今天香港大学的前身）学习。官方资料说，孙中山由该校教务长康德黎博士颁发毕业证书，并因为成绩优异（官方资料说是第一名，也有说法是第二名）获得时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当时西医书院还没有获得政府立案，还不是正规的高等学校，根本就没有颁发博士学位的资格。严格地说，这所学院所颁发的医生资格都是令人怀疑的；第二，西医书院1892年的毕业生只有两个人：孙中山和江英华。在只有两个毕业生的学校，孙中山可不是要“数一数二”了吗？当然，最可行的解释是：在英文中 "Doctor" 有“博士”和“医生”的双重意思。西医学校毕业的孙中山签名 "Dr.Sun Yat-sen" 是可以的，但应该被解读为“孙逸仙医生”，而不是“孙逸仙博士”。后人评价历史人物，通常爱屋及乌，喜欢粉饰拔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孙中山毕业后，无法取得香港行医执照，只能辗转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青年孙中山的行医经历不太如意，受到了澳门葡萄牙医生和广州中医们的敌视和排挤。尽管后来官方资料说孙中山医术高超、服务周到，诊所门庭若市，但孙中山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曾经被葡萄牙医生赶出澳门，还一度寄居在广州朋友家中。事实上，孙中山的志向不在医人而在医国。

如此同时，孙中山对现实也感到越来越不满，试图寻求富国图强之道。他首先想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没有人一开始就热衷血淋淋的武装暴动。孙中山认为国家富强之道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于是决定给当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

一介默默无闻的布衣竟敢给当朝大员上书，真是需要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这种精神在孙中山而言并不缺少。1893年，孙中山拿着《上李鸿章书》的草稿，拜见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2)。王韬是提倡改良的先辈，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希望太平军能改良国政，结果遭到清朝通缉。长年的逃亡生活和醉心酒色鸦片的日子让王韬的身体很差。他本已对国家改良大事失去了兴趣，然而现在，他胸中的政治抱负似乎又被孙中山这个不怕老虎的初生牛犊重新激发了，欣然提笔为孙中山修改了《上李鸿章书》。

1894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经上海到天津上书李鸿章。结果，包含着老一辈思想家和新生力量主张变法改良的上书，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他们连李鸿章的面都没见着。李鸿章不接见孙中山等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孙中山当时本来就是个冒昧来访的无名小卒、粤东布衣，怎么会引起李鸿章的重视呢？如果每个人求见，李鸿章都接见的话，那他每天就不需要办其他事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正在为调兵备战和应付朝堂上的党同伐异忙得焦头烂额，也确实没时间和一个年轻人讨论改良的问题。不曾想，李鸿章合情合理的拒绝，在不经意间断绝了血气方刚的孙中山、陆皓东报效朝廷的心思，把他们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

上书失败后，孙陆两人从天津到北京游历。当时前线形势危如累卵，慈禧太后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大肆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还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不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输给蕞尔小国日本，朝廷决定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耳闻目睹了一幕幕丧权辱国、国事腐败的事件，孙中山和陆皓东深受震动，又报国无门，于是怀着惆怅愤懑的心情，回南方去了！

三

自上而下的改良不成，孙中山遂尝试按照西方的思想和模式，建立政党组织，发动起义。

在这里，我们要先说说孙中山性格的另一方面。

从照片上来看，孙中山给人文质彬彬、儒雅的绅士印象，当然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结果；但是，人们大概忽略掉了在照片上看不到的另一面形象。如果孙中山没有天生冒险勇武的精神，那么让一介文弱绅士去组织血淋淋的革命也实在难以想象。

孙中山毕竟是生于长于广州的中国人，身上的广东地域色彩是不可能连根拔去的。他出生地广东省香山县（“香山”县因为有了孙中山，现已改名“中山”市。一字之差，体现了孙中山的重要影响），开风气之先，又毗邻港澳，人们的思想相对活跃。同时，此地背山临海，土地贫瘠，算得上是传统政治视野里的穷乡僻壤。这样的环境容易出剽悍冒险的另类分子，比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就多次承认同乡洪秀全对自己的影响：“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也。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至于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且功效较俄国尤大。”李大钊也认为太平天国的造反精神对孙中山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洗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

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天生的“反叛”精神，让孙中山走上了组织武装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返回檀香山，组织爱国华侨，成立了兴中会。

孙中山草拟了兴中会的章程，直斥清王朝昏庸误国，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宣称该会要“振兴中华，挽救中局”。这个在简陋的木板楼里成立的政治团体，被后人赋予了划时代的意义，其实当天不过是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华侨，聚在一起成立的小团体。当时的孙中山还不足而立之年，只是团体骨干，并非首领。在场华侨推举的兴中会正副主席是刘祥和何宽。

后在兴中会虽然扩大到了120多人，但其中大多是爱国的富裕华侨。这些人虽然有变革社会的欲望，但苦于身家顾虑太重，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实际行动。兴中会的革命只停留在了口头上。不久之后，首领刘祥即退出了兴中会。兴中会最终没能在檀香山发动名留史册的活动。

兴中会势单力薄，没什么作为，孙中山就决定离开檀香山，返回香港发展力量。他找到发小儿陆皓东，又联络了同样有反清思想的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计划在香港、广州等地发展兴中会的分支机构，又联合了香港本地的反清政治团体辅仁文社，共图大业。

辅仁文社于1892年2月13日在香港成立，成员都是香港华人，首领叫杨衢云。杨衢云曾担任英国商行的经理，英语流利，社会阅历也丰富。当时反清势力只是朦朦胧胧地要求推翻清王朝，对于之后政局没有明确的规划，当时很多人还赞同君主立宪，认为换一个开明的君主就可以了。而杨衢云明确指出要废除帝制，建设共和国。孙中山来找他谈合作，两人一拍即合，杨衢云满口答应。1895年2月，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在香港合并，成立兴中总会。杨衢云被推举为兴中总会会长。

两会合并后，决定在10月10日举行广州起义，起义成功后建立合众国，推举杨衢云为合众政府大总统。在名噪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么一幕：兴中总会的起义谋划停当后，杨衢云提出一个问题，日后的共和国由谁来担任 "president"（总统）。孙中山背对着杨，轻声说，当然是你了。杨满意而去。这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杨衢云的性格的。

兴中总会的成员大多是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反清的会党分子。他们态度激进，愿意采取实际行动。但不论是杨衢云，还是孙中山，都是西方政治思维训练出来的革命者，对于如何在传统的中国发动起义并不懂。积极乐观又带有广东剽悍乡风的孙中山，谋划了一个洋溢着美国英雄主义情结的计划：革命者偷渡去广州，联合广州的江湖好汉，共约三千人，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出击，一举占领广州，然后占据广东，图谋大业。孙中山对革命者的能力很有信心，对起义前途很乐观。陆皓东还热切地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军旗。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著名的广州起义的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按计划潜入广州，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人员和军火未能如期布置停当，导致起义的日期一推再推。到了10月27日，反倒是清朝官府得到消息后先下手了，大肆抓捕革命者。陆皓东等人被捕，光荣就义。(3)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披露，广州起义的失败完全是天真幼稚的革命党人将起义当作儿戏的结果：暴动计划事先透露给了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博士，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事前就知道了计划并发表了支持革命的一案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但清朝官府还是从中得到了信息。孙中山原计划联系秘密会党成员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暴动的，结果会党成员的木划子刚到广州就被官府围捕了。

这次夭折的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事后，孙中山称赞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反思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欧美，一群绅士占领城市中心，控制政局，或许可行，但在中国为什么就失败了？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政权更迭方式。西方归来的革命者的理念，在强大的中国传统面前第一次失败了。孙中山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依然采取西式的起义方法：主要依靠革命情绪高涨的海外革命者，潜入中国沿海地区，谋求占领重要城市，进而撼动全国。从广州起义到武昌起义，孙中山等人发动了数以十计的类似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员和枪械，屡败屡战。

最后，我们再说说兴中总会的会长杨衢云的结局。他适应不了高强度的起义生活，就在1900年1月，兴中会谋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决定辞去会长职务，让孙中山继任。惠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官府侦知兴中会的会长是香港人杨衢云，就悬赏三万银元购买杨的头颅。孙中山等人劝杨衢云离港去外国躲避，杨衢云自负的个性在此时暴露了出来，坚决不愿意过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也不愿意耗费革命经费，表示要在香港开办夜校教授英文，“授徒以养妻子”。1901年1月10日傍晚，执意留港的杨衢云被清朝官府的刺客在自家的夜校杀害(4)。

1898年，兴中会曾经拍照留念，杨衢云坐于前排正中，孙中山站于后排。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指令组织部长陈立夫不惜百万重金回购这张纪念照片加以销毁。理由是此照“有损国父形象”。由此，杨衢云在史册中默默无闻的原因可以想见。

杨衢云死后，孙中山无论是实质还是名义上，都承担起了革命领袖的重任。

革命起步：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一

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意义不同凡响。它打响了武装反抗清廷的第一枪，也让孙中山等人成为了“革命先驱”，获得了海内外的声望。

但是当时，孙中山的日子可不好过。他被清廷通缉，又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只得逃亡日本横滨。没想到，日本舆论竟然对他这位“通缉犯”大加赞赏和欢迎，这让他喜出望外。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报道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抚掌大叫：“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从此，“革命”二字引进中国语言，代替了“造反”和“起义”。

从广州起义失败的1895年，到武昌起义成功的1911年，其间长达17年的时间，孙中山都被迫流亡海外。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剪掉了辫子，换下长袍，改穿西服，成为了后人熟悉的标准照中的模样。再后来几年，孙中山主要在美国、日本、南洋各地活动，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好友。孙中山的名字的来历，和这个平山周有莫大关系。1897年，孙中山在日本有次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一家旅社）。入住登记时，陪同他的平山周想起刚刚经过的日比谷中山侯爵的府邸，就信笔代替孙中山在旅馆登记簿姓氏栏中，写下了“中山”二字。孙中山一看，抢过笔来在“中山”之后加上单名“樵”，化名“中山樵”。他对平山周说：“中山樵”就是“中国之山樵”的意思。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孙逸仙》一书时，因为日语水平有限，就贸然将中山作为孙逸仙的名，而与其姓孙连缀成孙中山。

虽然革命之心不死，但在发展革命组织和筹款活动方面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孙中山一度还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才没有被遣送回国。

孙中山的声望超越东亚范围，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革命领袖，还拜一次“绑架事件”所赐。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从美国来到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突然被清朝驻英公使馆抓获，秘密囚禁在了使馆中。孙中山是怎么做的阶下囚呢？他本人的解释是这样的：

“11日上午我离开旅馆准备找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广东同乡。我们用粤语亲切交谈，后来又来了一个同胞，三人一起走。那两个人谈话进步，热情邀请我去寓所喝茶叙旧，‘或推予，或挽予’，半推半就将我拉到一个寓所前。这个寓所竟然是清政府驻英使馆。”

孙中山的说法长期以来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缺乏防范之心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去，“羊入虎口”，被喜出望外的清朝官员给囚禁了。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思维是西式的，对西方的外交制度也盲目迷信。他认为外国是讲法律的，人人都要遵守法律，所以清朝外交人员无权在外国抓人，因此他觉得自己在海外的安全有法律保障。在美国，孙中山曾经跑到清朝驻美公使馆宣传革命，高喊口号，清朝官吏果然拿他没办法。来英国之前，孙中山又研究了中英外交文件，认为“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国没有执法权，中国与英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就更不怕清朝使馆了。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曾提醒盲目乐观的孙中山注意防范，不要掉以轻心。孙中山非但不以为意，还搬到了离中国驻英公使馆很近的葛兰旅馆居住。

被捕的前一天（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经过清朝公使馆门前时，偶遇了留学生宋芝田。孙中山问他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很有兴致地和宋一起进入使馆找那个广东老乡——四等翻译邓廷铿。他乡遇老乡，三个人交谈甚欢。告别时，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廷铿不禁抓起金表观赏起来。这一看不要紧，邓廷铿看到了上面刻着 "sun" 的英文。他立即想到，眼前的同乡就是朝廷重金悬赏的钦犯孙文。邓廷铿不动声色，约定和孙中山第二天在使馆中再见，送别了孙中山两人。随后，他立刻报告了龚照瑗，后者随即和使馆雇的英国参赞马格里等人商量，决定第二天抓捕主动送上门来的要犯。11日上午，孙中山如约兴冲冲地来使馆找邓廷铿。邓廷铿招待孙中山吃了午餐，参观了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途中，他们“遇到”了参赞马格里。邓马两人把孙中山引到楼上“邓廷铿的房间”，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就在外面加了锁。孙中山就此成了阶下囚。

龚照瑗为防夜长梦多，马上安排马格里雇船偷运孙中山回国。

使馆内的孙中山千方百计要传递消息向康德黎呼救。他向打扫囚室的英国仆人柯尔介绍中国革命，为了争取对方同情还表明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柯尔犹豫了几天，在17日深夜终于将消息告诉了康德黎。

康德黎赶紧连夜组织营救。他去找参赞马格里，马格里避而不见；去当地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警察认为此案空口无凭，又涉及外国使馆，拒绝调查。18日，孙中山通过柯尔给康德黎传了张纸条：“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焦急的康德黎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要求警察插手。遭到拒绝后，无计可施的康德黎跑去外交部试运气。当天是星期天，康德黎只见到了值日官员。值日的官员答应第二天转告上司。康德黎怏怏而出，生怕清朝使馆当天就运孙中山回国，决定去使馆当面警告清朝官吏。巧的是，接待他的人是邓廷铿。邓信誓旦旦地说“绝无见过孙中山”。康德黎干脆雇了一个侦探，在使馆外盯着。没想到此举打草惊蛇，使馆决定提前在20日就押送孙中山回国。

眼看无计可施，突然峰回路转。事情在19日发生了转折。首先是伦敦警方查到一条轮船准备运送“一个疯子”绕大半个地球去中国，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于是警察开始介入调查。其次，康德黎连夜致函外交部。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知道了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当日下午就指示查办。很快，清朝使馆外面出现了多名便衣。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24小时监视使馆。同时，警方监控了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

英国官方的强硬态度彻底打乱了清朝使馆的计划，让他们进退两难。康德黎趁热打铁，开始联络媒体，准备扩大孙中山被捕事件的影响。他先找了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泰晤士报》对来自遥远东方的孙中山不感兴趣，并没有抢先刊登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反倒是不知名的《地球报》(The Globe) 在22日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刊出了访问康德黎的号外。《地球报》突出了两大卖点：革命和诱捕。孙中山被捕立刻成为全英上下关心的新闻。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清朝使馆、康德黎家、马格里家采访。清朝使馆正常的办公都被涌入的大批记者打断了；马格里躲到了旅馆，但还是被记者找了出来，被迫承认孙中山“确实在使馆内”。伦敦很快轰动了，孙中山的海报出现在电线杆上，开始有群众在清朝使馆外游行，高呼“释放革命家”的口号。沙士伯雷以首相名义强硬照会龚照瑗，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巨大压力之下，龚照瑗不得不将孙中山“请”出了使馆。

获释后的孙中山紧紧抓住了这次宣传革命的千载良机，首先在宾馆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次见到了讲一口流利英语、精通西方思路的清朝革命家，第一次密切介绍了中国革命和革命家。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国内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参与了孙中山被捕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孙中山成为了与专制残暴的清廷作斗争的英雄，获得了西方舆论的好感。不少英国人看到报道后给孙中山写信道贺或登门拜访，对孙中山表示支持。孙中山事后主动致函伦敦各报主笔表示感谢。

其次，孙中山还撰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康德黎资助下，由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宣传中国革命和孙中山自己。孙中山以西方舆论乐于接受的角度把自己塑造成受迫害的民主共和斗士，还披露了清朝使馆如何侵犯英国主权，争取舆论支持。（多年后，孙中山和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都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

“绑架事件”之前，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在西方舆论中处于边缘位置；事件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西方人的日常话语，孙中山成了中国革命的闪亮名片。孙中山“自投罗网”的绑架事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二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再次来到日本横滨。这距他上次来横滨已经过了十年了。留日的中国学生的狂热欢迎再次让他喜出望外。此时的孙中山39岁，已经有十年的革命资历，思想日渐成熟，有着丰富的海外阅历和人际关系，还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望。同时，他还有一个兴中会组织可以利用，这些因素让他成了留学生眼中的革命领袖。

另外，在日本的革命分子几乎都是从传统的读书人转变而来的。他们原先对“朝廷钦犯”孙中山的印象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如今见孙中山竟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知识广博、充满魅力的中年人，惊讶之余平添许多好感。他们愿意拥戴这样的人为首领。

在东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黄二人促膝长谈，共同立志反清建国，都认为有聚拢零散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当时，日本汇集了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的华兴会，还有蔡元培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革命组织。孙中山建议大家合并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其他人觉得“革命”二字不利于组织保密，最终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高涨的革命热情让参加合并会议的代表们激昂慷慨，欣然接受了这个纲领——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纲领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大家正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房间后部的木板突然倒塌，声如裂帛。孙中山机智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引来一片欢呼。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正式举行，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

华兴会的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此时改编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系统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论，要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社会富裕。《民报》的创刊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同样流亡日本的戊戌变法主将、现在的君主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由于政见不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革命和立宪的思想论战，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两种选择，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国情的理解。

梁启超

梁启超的主要观点是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改良。他批评同盟会的民族独立主张是狭隘的排满理论，强调中国的问题是改变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梁启超对中国国情和人民素质的判断比较悲观。他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社会基础和人民素质的支撑，而现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太低，没有自治能力，还没有产生民主宪政的要求。如果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国内没有完备的政党，没有具备政治常识的议员，会引起国家的混乱。而且，梁启超还担心中国革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给列强以灭亡中国的机会。所以，暴力革命不如和平改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需要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做大量改革，增进国家财富。梁启超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

事实上，两派论证开始之时，清王朝已经下达了君主立宪的命令。1905年12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这五个人对西方宪政颟顸无知，考察不出什么来，但考察报告不得不写。最滑稽的是，他们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替他们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在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主张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同时指出中国民智未开，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逐步修改推进。这份报告很合慈禧太后的意思，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多少照搬了梁启超的高论。

平心静气地讲，孙中山和梁启超两派各有道理。梁启超一派缺乏革命热情，而西方归来的孙中山一派为革命热情所左右，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和民心。两派争论的客观结果是，多数留学生血气方刚，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

三民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可是在反清的大背景下，革命者最关注的、着力最多的只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诚如梁启超所言，许多人将它狭隘地理解为推翻清朝的统治。比如辛亥年前后，湖北的报刊刊登了大量揭露清政府腐败落后的文章，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局限于民族主义的反清宣传，几乎没有涉及民权、民生的内容。

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传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推翻清王朝之后会马上显现出来。一来，如果革命仅仅是推翻一个旧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二来，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宣告完成，国家进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毫无准备，行动怎么能跟上呢？三来，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义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赞同民主共和、建设均富民生的同志。这些问题在同盟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就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将看到三民主义偏废的后果。

三民主义偏废的另一表现是：它的宣传对象仅仅是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底层百姓对三民主义闻所未闻，客观上会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视为新的王朝更替。

三

孙中山先生是位伟大的革命实践者，但在处理党务方面乏善可陈。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在清朝的巨大压力下宣布驱逐孙中山出境，各校宣布开除一批中国留学生。即使形势严峻，孙中山也没有放弃美国牛仔式的起义冒险活动。他计划前往南方沿海发动新的起义。刚好日本政府赠送七千元作为驱逐他的“条件”，这时极度缺钱的孙中山未经党内商议就接受了，另外还接受了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当时机关报《民报》财政窘迫，主持人章太炎难以为继，拉住临行前的孙中山讨要经费。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购买军火，只给了章太炎两千元经费，令章太炎大为不满，要求将江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全部拨付给《民报》，遭到孙中山拒绝。章太炎是个性情中人，再加上平山周等人趁机调唆，于是意气用事，宣称孙中山私自拿日本人的金钱不支持革命，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以黄兴代替。这就是党内第一次“倒孙风波”。

好在黄兴是个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力挺孙中山，才让这场风波无疾而终。不过此事还是引发了本来就存在派系之争的同盟会的分裂(5)。孙中山抵达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下另立同盟会总部。

孙中山频繁组织起义，屡遭失败，消耗了同盟会的有生力量。而同盟会的党务工作却无人过问。孙中山的威信大受影响。光复会派系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有政见分歧，再加上当时的起义屡战屡败，就于1907年7月再次发动了“倒孙风波”。最后还是黄兴第二次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才使风潮得以平息。到1909年时，同盟会的起义大大减少——因为没有实力再发动频繁的起义了。

政党建设是个崭新的领域。孙中山还不懂得如何发挥政党的优势。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另有一些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返回国内湖北湖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而孙中山面对同盟会的内部争斗和各行其是，心中不快，反而更加疏远同盟会党务，主要依靠聚拢在身边的部分成员开展革命活动。

1909年下半年之后，孙中山更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途之上，花在向各国华侨、留学生筹款上，花在宣传革命寻求支持上。他的海外活动让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实际效果则很有限；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本部在组织上和活动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更谈不上对各分支进行有效的领导了。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内部沾染了中国特色的派系斗争，将会对日后的民国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之后继承同盟会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则更为激烈。

总统生涯：仓促民国和空降总统

一

在孙中山流亡海外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1911年10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丹佛）的大街上突然跳出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国人，挥舞着一张报纸，四处跳跃，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直至泪流满面、面红耳赤。街上的美国人侧目而视，眼尖者发现报纸上的头条赫然写着：《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这个发狂的中国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中山的境况相当糟糕，哥哥孙眉已经破产；美国华侨也不买他的账。孙中山最后沦落到街上打工，据说是在餐馆里做杂工。

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大出乎孙中山的预料（孙中山承认：“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也大大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直到1911年上半年，黄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而陈其美等人则“定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谁曾想，清王朝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需最后一击就能沉没。仓促而起的武昌起义就成了这最后一击。

远在美国的孙中山为胜利欢欣鼓舞。革命爆发了，他不用再顾虑什么“朝廷要犯”了，遂决定返回国内。

由于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非常乐观，孙中山决心在回国前先给革命党人做一圈外交活动，“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所谓的外交，说白了就是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孙中山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同时希望他们向新中国放贷。四国银行团的答复是，这两件事情需要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和政府磋商，拒绝将孙中山作为谈判对象。在伦敦，孙中山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提出要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同时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的活动，取消英国政府和英属殖民地对自己的放逐令以便回国等三项要求。对于孙中山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了太极手法，既不答应，也没有反对。孙中山很快就感觉到了英国政府虚与委蛇的态度，感叹“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于是从伦敦取道巴黎归国。

所有要求都未能得偿所愿的残酷现实并没有打击到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在伦敦，孙中山拜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廖仲恺等人到香港迎接，与孙中山讨论起国内形势与应对措施。孙中山一心要去上海，而胡汉民不主张孙中山去上海。因为上海和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就新政府领袖的人选问题争论不休，且革命阵营内部纠纷不断。如果孙中山去了上海或者南京，虽然会被拥戴为总统，但手下无兵、号令难行，不会有所作为。(6)胡汉民建议孙中山去广州。因为当时同盟会掌握了广东政权，孙中山可以以广东为根据地，整顿军队，循序北伐。但是，满心喜悦的孙中山觉得胡汉民的建议过于保守了，坚持要去上海，还要胡汉民跟着自己一起去。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急切地要去前方领导军民。针对胡汉民对袁世凯的担心，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说服不了孙中山，只好放着广东都督不做了，委托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胡汉民

别人是近乡情更怯，孙中山却是越接近革命前线越乐观。尽管共和国还停留在计划之中，有一大堆破旧立新的事情需要处理，但孙中山还是跃跃欲试，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

其实早在巴黎，孙中山就向国内《民立报》发电转呈军政府，建议早日确定总统。电报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意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当时独立的数省已经派人在上海商量成立全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的意见是，未来的元首不管是黎元洪还是袁世凯（当然他对自己出任总统难免也有所期许），早日确定总统才是正道。

形势真的能如孙中山所想，成立一个新政府就能斩断团团乱麻吗？

二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七年海外流亡生活之后，来到上海。这一天是圣诞节，西方的上帝仿佛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一位“圣人”。

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缺乏高声望、强有力的革命家“领衔”起义，独立各省各自为政。孙中山作为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革命家，他海外归来的消息振奋了国内民众。各界拥挤在码头，迎接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还没有到上海，沪上报纸就宣传他带回来了多少多少款项，有的报纸干脆说孙中山带回来若干西方军舰，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毕竟孙中山在海外多年，事先又和列强及银行团斡旋了多年，国人想当然认为他筹措了巨款。所以孙中山刚下船、上码头，就有记者开门见山，询问：“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大家纷纷为孙中山的革命乐观主义鼓掌。

然而，“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的确，孙中山在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回国，除了崇高声望和同盟会总理的虚位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外，实在没有任何硬碰硬的政治实力可言。

第二天（26日），同盟会众人公宴孙中山。席间，大家达成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新政府总统，并开始做各省代表的工作。宴会结束后，马君武即向《民立报》透露了消息，为孙中山出任总统制造舆论。当晚，孙中山在寓所召集了第一次政府组织会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同盟会众人这么做，是不是操之过急呢？或者说，孙中山是不是真有实力出任总统呢？

孙中山是当时南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尽管不是最有实力的人选。武昌起义结束后，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代表就开始寻觅定都地点和最高领导的人选，内部达成不了一致。黎元洪和黄兴等各派争论不休。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首都问题似乎解决了，但领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黎元洪是首义领袖，还得到了旧官僚的支持；但在上海，代表们选举了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这样的领导局面，非常蹊跷。当然此时还有第三个人选，也是最强有力的人选：拥有精锐北洋新军的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袁世凯不属于要推翻的满族贵族阶层，而且他本人也有意与南方合作。所以就在孙中山归国之前，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就举行过和谈。和谈的底线大家都很清楚：袁世凯要求用推翻清朝来换取总统地位。南方几乎所有的旧官僚和多数革命党人是默认这个“要价”的。就在三个人选争论不下之时，孙中山顶着“精神领袖”的光芒回来了，终止了这场纷争。“这时南方诸贤急于要组建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便立刻变成了黑马。”（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精神光芒、舆论升温和党派支持让孙中山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

独立的十七省的代表推举总统的结果是：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7)孙中山成为总统，但是是临时的。表面原因是清朝还没推翻，国家还没统一，政府只能是临时的；深层原因是孙中山能够压倒黎元洪、黄兴和南方其他竞争者，但是北方的袁世凯并没有接受这个结果。

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忙活起来，他很快就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共和政府。这届临时政府由九个内阁总长组成：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钟瑛；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表面上看，临时政府中，同盟会会员只占少数，多数是立宪党人、旧官僚和前清起义军官，但同盟会员却占据了临时政府九个次长位置中的八个，当时立宪派和旧官僚的部长们并未实际到任，转由次长主持工作，同盟会在实际上掌握住了政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就职。当晚十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灯火通明，军乐悠扬，47岁的孙中山在欢呼声中宣读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誓词宣读毕，意味着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被推翻了。孙中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三

那么，孙中山这个临时总统的执政情况如何呢？

孙中山在就职当日，向全国通报宣告“革命的时代”到来了，宣称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的确，孙中山廉洁无私的操守、平等近人的风格和民主开放的思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衣食住行简朴，和总统府工作人员包括门丁厨子都同立交谈，还便衣简从往来于南京街市，把西方民主作风多少带入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营私揽权、用人唯亲。广东方面曾提议孙眉为广东都督，孙中山闻讯即电告广东各团体及各报社，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他还致电孙眉劝说：“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政治非兄所熟习，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就此大任。”因为孙中山的反对，孙眉最终没能当上广东都督。(8)清末民初，政治普遍腐败黑暗，孙中山的闪亮作风，果真很有几分“革命时代”的气象。

然而，一位开国总统仅仅有良好的操守是不够的，还得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政务才行。

而孙中山当时所面对的政局，混乱如麻、危机重重。

清王朝还在苟延残喘、民国政府尚未得到国际承认、北洋大军虎视眈眈，再加上辛亥革命事起仓促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晚清社会像一艘破船一样。新独立的各省驾驶着这艘破船乘风破浪，谈何容易。首先是各省资源紧张，能用的税收、军队有限。其次，各省的独立缺乏统一指挥，独立后更是各自为政。虽然在名义上组成了一个共和国，但是实际上相互争吵、相互拆台。

孙中山总统和革命党人们面对仓促建国，做好快刀斩乱麻的准备了吗？

之前在革命宣传方面的疏漏，此时就暴露出问题了。前文说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局限于反满的民族主义宣传。其后果是，在思想基础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甚至包括多数革命党人在内，竟不知民主共和与民权民生为何物？对于建国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谱。

更要命的是，普通的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仅仅是当做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的实际动员口号主要是反满，这只是个很传统的王朝更替的号召，而且，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客观上也只是完成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任务。（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1912年的普通中国人，谁能说出自己身处的局势和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在华英国外交官看到，刚刚剪掉自己辫子的革命士兵（原来的清朝新军）在大街上到处拉人剪辫子，而多数老百姓为了躲避剪辫戴上头巾和帽子。于是，民国政府的警察就多了一项任务：到大街上掀行人的头巾和帽子。英国人不无揶揄地写道：“警察对自由的热忱，常常促使他们去攫取那些没有恶意的过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这个自由的领域内，这些过路人是否在内心仍然是满清的奴隶。”他们这么做和当年清王朝的专政行为有什么区别呢？当盘辫子已经成为几百年来普通百姓的习俗和心理的时候，怎么能如此强硬地一刀切呢？

基于这种“改朝换代”的认识，那么有功的将士们和革命者们自然就有理由要求分享新政权、享受胜利果实了。而那些对王朝更替有功、事后却没有得到好处的“前革命者”，往往就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一己私利得不到满足，就走到了革命阵营的对立面去。比如对东南革命有功的应夔丞，以及参加云南革命事后被裁撤的武士英，后来竟成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更有人觉得，既然革命的目的是反满，现在民族独立基本实现了，那么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竟然高喊“革命成功，革命党消”，要求取消带有秘密性质的同盟会，给孙中山造成很大压力。

“改朝换代”的思想认识和同盟会本身存在的问题（派系斗争、缺乏执政人才等）搅和在一起，让革命党人祸起萧墙，出现了内讧的苗头。策划上海光复的同盟会员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在革命胜利后，就爆发了矛盾。陈其美甩开李燮和自称上海都督；而李也不甘示弱，干脆占据了吴淞，自称吴淞都督，和陈其美武力对抗；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则设光复军司令部于上海，招兵买马，威胁到陈其美的权势。陈其美一怒之下，指使“小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另外还有武昌起义的真正首义英雄：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在临时政府成立后都没有得到“安排”，于是气愤之余开始大肆攻击孙黄。刘成禺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还和张振武、时功玖等人纠集了一些旧官僚和立宪党人组织了“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企图与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分裂。孙中山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总统当得并不舒服。

革命之前及之后所产生并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局限性都是深层次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而此时的孙中山正在为迫在眉睫的“缺钱”两个字而发愁，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解决那些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呢。孙中山短暂的总统生涯都在为缺钱而发愁。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才知道蓝图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孙中山回国时身无分文，到上海后全靠陈其美送了1000枚银元才组织起了临时政府的框架。当时百废待兴，前线战斗正酣，用钱的地方很多，而临时政府却没有收入（独立各省截留税款自用尚显不够，无力支援中央）。一次安徽前线告急，急电中央催粮催饷。孙中山紧急批示：拨20万元济急。胡汉民持总统手令前往财政部拨款，发现国库之内竟然只有银元10块！财政问题成为临时政府的头号问题。黄兴曾求工商总长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以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黄兴走投无路。(9)眼看军队在饥寒交迫中作战，黄兴甚至表示准备“剖腹以谢天下”。

孙中山只能迎难而上，然而没有接受过财政经济训练，让他想出来的方法不异于火上浇油。他想出来的方法是“厉行征发”，希望通过加大老百姓的税负来克服财政困难。黄兴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难了，不能涸泽而渔。

更为搞笑的是，正当总统一筹莫展的时候，总统府里有个当差的，说是自己在太平天国的时候给天王洪秀全也当过差，并报告说当年“天朝”即将灭亡的时候在埋下了金银财宝，数额估计还清外债绰绰有余。孙中山病急乱投医，连忙派人去挖，结果什么也没挖到。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在恶搞。

最后，孙中山硬是想出了一个“好方法”，计划将独立各省的官办实业公司抵押给外国银行，用借款来解决财政困难。据说，孙中山的这个方法是在日本人的“启发”下想出来的，不久（1912年2月）就发生了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官办的江西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汉治萍公司，以此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的事件。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临时政府尚未有所作为，就将国有企业抵押给了日本。同盟会内部纷纷指责孙中山此举卖国，张謇、章太炎等原来就和孙中山不对付的力量更是拼命反对。张謇致书孙中山、黄兴，抨击“抵押贷款”说：“何至以此区区数百万之款，贻他日无穷之患，为万国所欢笑！”他坚决请辞实业总长的职务。

客观地说，孙中山此举并非卖国，而是政治经验不足，缺乏财政手段。他本人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诚恳地接受了批评，解释贷款是“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此议就此结束，不再重提。孙中山虽然把主要精力投在筹款找钱问题上，终日奔忙，却始终没有筹措到足够的款项。临时政府在财务方面的失败，让绝大多数政务难以推行，政府和孙中山本人的威望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临时”两个字惹的祸。当时西方各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依然把持着海关关税这项中国最大笔的收入；临时政府想向西方银行借款，以及提取清王朝在西方银行中的存款等要求都被严词拒绝。因此孙中山认为只要临时政府尽快统一了中国，成为正式政府，就能够破解财政问题和外交困境。而要实现统一，道路无非两条：北伐，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妥协，让袁世凯逼清朝退位。

在北伐大事上，孙中山曾经进行了认真的准备。1月4日，孙中山就致电广东陈炯明，命令他迅速出兵北伐：“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民，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制定分兵六路直捣北京的宏伟计划。诚如孙中山北伐需要向陈炯明等地方都督要兵一样，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空架子，并没有直属军队。由各地派兵拼凑起来的北伐军，几乎是乌合之众；至于各省都督的军队，陆军总长黄兴连调都调不动（他和湖北军界以及浙江军界的关系尤其糟糕），更无法指挥了。孙中山手中无兵，也缺乏统一指挥的威望，导致军令往往出不了南京城。同时，北伐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兵员、军饷，而这恰恰是临时政府没有的。北伐于是很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库见底，北伐受挫，剩下的就只能寻求妥协了。

南北统一：议和与让位

一

在北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大军正对南方虎视眈眈。这支军队的统帅是袁世凯。

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的政治声望很高，得到了旧官僚、立宪派和相当一部分的革命党人的好感。作为清朝最后支柱的他，对革命的态度很暧昧。气势汹汹扑向武汉的北洋军完全有可能一举扑灭革命火种，但是袁世凯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收复汉阳后，下令北洋军停止进攻。1911年10月底11月初，袁世凯数次派人和武昌方面“和谈”。11月26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让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口头传话给在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文武官员祭明孝陵

（孙中山之左一为黄兴，左二为徐绍桢，右为黄钟瑛）

袁世凯的政治底牌很清楚：用清朝的灭亡换取民国的总统职位。

革命党人承认，袁世凯提出的条件是相当“优惠”的。

接受条件，革命党人不废一刀一枪推翻了清朝，北洋大军成为民国的军队，何乐而不为？虽然要推举袁世凯当总统，但老袁毕竟是汉族人，赞同革命，能力、经验和政绩都在那摆着，不见得不是一个总统的好材料。所以，南方许多人认为可以接受袁世凯的条件。汉口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很自然地做出了如果袁世凯“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当时武汉黎元洪、江苏程德全和同盟会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都对这个“交换”点了头。于是，12月18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周）南北代表开始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就这个“交换”的细节进行磋商。

关键时刻，孙中山在圣诞节到达了上海，当时，孙中山多少有些心里没底。一来，袁世凯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大佬，孙中山只是流亡归来的空头司令；二来，各省代表依然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孙中山很难改变众人对袁世凯的好感与支持。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要求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声明之前南北代表商定的“交换”依然有效。于是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我前天到上海，各位同志都要我承担起组织临时政府的责任。问他们是什么理由，原来东南起义的各个省，由于缺乏统一的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所以，组织临时政府是他们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我鉴于时局很艰难，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你正在把旋转乾坤（指推倒清政府）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的事情。但你目前的处境和地位，正处于嫌疑的地位，不能不避开锋芒。所以，由我暂时来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我只是守着这个职位，等待你来接任，这个心情，将来一定是可以明白的。希望你早日解决这件大事，以安慰4万万人民的渴望。

可见，南方一直“虚位以待”袁世凯“王者归来”。

当然，也有部分人反对袁世凯出任总统。他们认为袁世凯是老奸巨猾、道德败坏的政治阴谋家。比如孙中山当选大总统的当天，《时报》发表了时评《袁世凯之隐衷》，认为袁世凯在革命中的行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者也”，毫不留情地大谈特谈袁世凯的发迹史：“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反对袁世凯的人以中下层革命军官为主，可惜他们缺乏宣传渠道，而且在上层的和谈气氛中思想开始混乱起来。

民国已建，南北和平“交换”能否成功，孙中山的态度至为关键。

二

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熟悉。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西式的，一个是中式的，之前没有任何思想或者行动上的交集。

就任初期，孙中山接受美国记者麦考密克的采访。麦考密克熟悉北京政坛情况，孙中山就向他征询袁世凯的情况：“你对袁世凯的判断如何？他将依哪一方面的考虑行事呢？”

麦考密克说：“我认识他已有几年，我对他的印象十分良好，与对其他许多人的印象一样。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他做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来，我认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献身于他对革新的信念。”

孙中山又问：“你认为他现在的行动是为了改革，还是为了清廷？”

麦考密克回答：“他不得不为清廷谋求最佳的条件。但他真正的利益必定是全帝国的利益——即国家本身，而不是任何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只为其自身的利益行事。”

孙中山：“如果我能拿得准他是如此，我就没有什么焦虑了。”

间接得到的信息让孙中山对袁世凯产生了模糊的印象。他是一个政治乐观主义者，抱有一种乐观的幻想“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和多数人一样认为袁世凯倾向革命，可以加速民国统一。他和其他人一样，为南北和平统一的美好前景所振奋。事后，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伍廷芳

袁世凯

对一个人的认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晰、透彻。遗憾的是，恶劣的局势没有给孙中山太多的时间去观察袁世凯。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揭不开锅了，外国政府又刁难临时政府，孙中山焦头烂额。内外交困之际，孙中山尽管不了解袁世凯，也倾向于让位袁世凯了。他解释自己的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

伍廷芳和唐绍仪为代表的“南北议和”始终没有断绝，孙中山便通过这个管道与袁世凯商谈“交换”的细节。因为民国政府的框架已经成型，孙中山尽管表达了让位的诚意，但也提高了谈判的要价，他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袁世凯只能接受民主，进入民国政府的体制；清帝马上退位，政权同时消灭，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更明确表示要等列强承认民国政府后再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新总统。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认为“各国承认时期为不能待”，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先得到承认后让位的要求。最后，孙中山整理出了五项明确条件由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并在各报上刊登公示：“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照知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订的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此举将传统私底下的权谋公开化，大开“透明操作”的先河。

袁世凯不禁对这位新的对手提高了警惕。

袁世凯之前没有接触过孙中山这样的对手——以前的对手不是朝野官吏就是草根乱民，不过浸淫中式官场几十年让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耍了一套花枪给孙中山施加压力。首先，他“允许”唐绍仪辞去北方和谈代表的职务，通知伍廷芳以后的谈判与他直接交涉。同时，宣布过去达成的协议，因为没有和他商量，一律无效。最后，袁世凯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另一方面，1912年1月2日，袁世凯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4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袁世凯用这封电报向南方施加军事压力。暗地里，袁世凯也需要这封电报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表示效忠，事后以“犒赏”将士的名义向隆裕太后索取了内宫库房里的300万两银子，来解决极端困难的军队财政问题。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北洋军也缺饷。袁世凯是外强中干，和谈是必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针对孙中山要求清帝自行退位，不得将政权授予私人，袁世凯接受民国体制的要求，袁世凯提出了反要求：清帝可以退位，但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统一全国。他将这个要求电报了南京。孙中山对袁世凯提出的条件非常愤怒，1月22日公布了秘密谈判的条件，指责袁世凯对共和的诚意，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新的五项条件，他要确保袁世凯“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袁世凯继任总统必须由南京参议院选举，必须宣誓接受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孙中山又一“公开外交”的举动，引起了各方面强烈反响。在北方，袁世凯成了朝野攻击的靶子。满族亲贵组成的宗社党，强烈反对清廷退位，他们责问：“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而在南方，主和派也责怪孙中山制造了和谈危机。和谈濒临破裂。孙中山不得不再1月28日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准备开战。

南北双方都不想打仗，也无力再战，和谈转入幕后，转移到清末著的幕僚赵凤昌的上海寓所“惜荫堂”举行。不知情的北方革命党人策划了针对清朝显贵的暗杀行动。袁世凯于1月16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从此以养伤为名拒绝上朝，向朝廷施加压力。10天后，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领袖良弼。良弼是反对共和、反对袁世凯的铁杆分子，掌握部分军队。他的死，去除了袁世凯的一大心患。而胆小的隆裕太后被暗杀行动吓坏了。同日，几天刚反对过共和制度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6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2月5日，段祺瑞再次通电威胁反对共和的王公大臣。至此，朝野官员和满族贵族再也无人出来为王朝命运呼喊了。袁世凯也作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南方则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宣统皇帝溥仪

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

此时发展了一个小插曲，折射出袁世凯的真实心意。退位诏书是南方张謇定稿，转给袁世凯，由清廷发布。但袁世凯做了一个小动作，在诏书上加了一句“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清王朝等于是将政权私授给了袁世凯，孙中山就担心这点，怕袁世凯不接受共和体制，重演篡位的历史剧目。事实上，袁世凯还没有篡位的意思。只是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念让他宁愿接受清室的授权，以清王朝的继承人自居，也不愿意贸然作为共和政府的“归降者”。孙中山专门就诏书文字问题向袁世凯强烈抗议，强调新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袁世凯组织。之后袁世凯“知错就改”，迅速在第二天（13日）致电临时政府，宣称拥护共和政体，永远不让专制君主重现中国大地。孙中山没有揪住此事不放，在14日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直到此时，孙中山还没对袁世凯完全放心，他推荐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

孙中山的辞职咨文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在这里，孙中山给袁世凯套了三条紧箍咒：接受《临时约法》，在南京就职，等袁世凯来北京后再正式卸任。这三条之中，孙中山最看重的是《临时约法》(10)。《临时约法》除了规定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原则外，最实质的内容确定了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选举内阁，总理领导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是虚位元首。这部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宏伟大法，孙中山是加班加点制订，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赶在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就职前公布。袁世凯如果接受了约法，只能得到一个高高在上、空中楼阁般的总统。

难得的是，袁世凯接受了这个“有条件推荐”。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三

孙中山认为《临时约法》是套在袁世凯头上最大的紧箍咒。

部分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那是他的思维，袁世凯可不这么想。如果没有保卫约法的实力，如果有人不从约法不从舆论，你能将他如何？

袁世凯口头发誓遵守《临时约法》了，至于他这么认识这部根本大法、如何去遵守，其他人不知道也管不了。袁世凯觉得孙中山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最要命、最紧迫的是前两条。袁世凯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方，到南京去接任总统。面对孙中山派来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迎驾”专使，袁世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表示非常希望早日南下就职。可在2月29日，曹锟等部北洋军就在北京发动“兵变”，哄抢市场，包围专使下榻宾馆。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子弹射入专使居处，蔡元培等人仓皇转移。接着，天津、保定相继出现兵变。蔡元培等人一介书生，不辨真伪，就返回南京说各地兵变，北方不稳，袁世凯要求暂缓南下，先在北京就职。南京炸开了锅。能让袁世凯这么容易就破解紧箍咒吗？临时政府紧急商讨。许多人主张让黄兴统帅大军北上，名义上是迎接袁世凯南下，实际上是扫荡北洋军阀及封建势力。会上，宋教仁认为这样就挑动全面内战，不同意。马君武立即指责宋教仁在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革命。说到激动处，马君武挥拳打伤了宋教仁的左眼。场面一时失控，孙中山责令马君武向宋教仁赔礼道歉，而袁世凯暂缓南下一事就此搁置。关键时刻，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接受北方不稳，纷纷向北京地区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旧官僚、立宪派和一些革命党人也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上海十多家报纸还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无奈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从就职到卸任，孙中山只做了91天的临时大总统，是民国史上最短的一任总统。

很多人惋惜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给北洋系军阀。殊不知，在1912年，这是多数人眼中和平、正常、对国家有利的权力交接。经历了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学家李剑农说：“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国家不经大战，共和骤然降临中华大地，何乐而不为？“辛亥革命党人其实是很温和的革命派，他们仍然保持着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在国家面临危机面前，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后的动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信仰共和，但他们很快和前清立宪派人士在行为方式上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完全没有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使他们看不清自己面临的危险。”（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政治妥协在南北权力交接前后非常频繁——当然，南方做出的妥协远远多于北方。

“顾全大局”成了1912年最流行的革命术语。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两面派

一

南北统一后，袁世凯多次盛情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谈，并在京津两地开始筹备隆重的欢迎仪式。孙中山也感觉盛情难却，就决定和黄兴一起北上。这次见面绝非偶尔为之，两个人心里当然都怀有各自的“重要”目的。对孙中山而言，此次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近距离观察袁世凯，了解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如何。（期间虽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但其并非主要目的。）而对于袁世凯而言，他考虑的更多的则是他的私人利益。因为当时袁世凯虽然接任了大总统的职位，但是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按约法规定，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迫在眉睫，袁世凯自然有意角逐，需要一探孙中山这位最大的对手的口风。如果能让孙中山主动退出，袁世凯是求之不得的。

尚未启程之时，表面上看起来一派祥和，但实际上却暗中波澜涌动，似乎预示了孙中山此次北京之行的命运。

启程的那天，也就是8月17日，孙黄二人刚要登轮，就收到了张振武被杀的消息(11)。上海、京、津等地的同盟会员纷纷劝告孙中山、黄兴，不要北上，以免遇险。《民权报》上刊载漫画：《行不得也，哥哥！》画面展示北京城头正张开巨网，准备捕捞北上的轮船。革命党人纷纷拉住孙、黄，不让他们登上轮船。为此，上海同盟会员集会讨论局势。结果是，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北上。“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为了以防不测，黄兴则暂时留在上海，视孙中山北京之行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下午，大家心情忐忑地看着孙中山一行十多人登船启程。突然，有位坚持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女同盟会员冲到孙中山面前，拔出手枪，表示如果孙中山北上就立刻自杀。众人连忙拉住她，孙中山也好言开导。

在北京方面，袁世凯并没有张开罗网准备迫害孙中山，而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8月23日，孙中山到达天津，袁世凯派教育总长、工商总长到码头迎接，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亲率花车十辆（火车）恭候孙中山换乘火车进京。24日下午，孙中山的专列进入北京前门车站，一时军乐齐鸣，上万名欢迎人群摩肩接踵，一齐向前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到车站迎接，内阁各部总长、社会名流和外国驻华人士到站欢迎。孙中山登上一辆金漆朱轮、白马双骏、富丽堂皇的马车，在沿途军警的严密护卫下，沿着前清皇帝出入的御道，进正阳门，前往下榻的处所。袁世凯给予了孙中山帝王般的接待，甚至让出自己的住所给孙中山居住。

孙中山方面也一路沿途，不断宣传这此次北京之行的和平目的。他在天津表示：“予此次来北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问及，余亦不便过问。”一到北京又表示：“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

孙中山原准备第二天再去拜会袁世凯。不想，袁世凯在24日当天就派人迎接孙中山到总统官邸赴宴。孙中山到达时，袁世凯出厅迎接。这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第一次见面。席间，袁世凯态度谦虚，殷勤接待，亲自为孙中山执盏倒酒，还诚恳地表示：如今政务复杂、国家危难，我能力浅薄，希望孙先生多教教我，尤其是财政外交方面的难题需要孙先生帮助；我受国民托付，就要代表四万万同胞执好政。后来随着交谈的深入，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和政治见解大感出乎预料，感觉袁世凯并不像一些革命者批评的那样保守恋旧，而是有励志图强之心的。宴会后，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意犹未尽，在总统府长谈到半夜。孙中山发现两人对重大事务的看法竟然基本一致，这让他很高兴。

此后一个月内，孙中山和袁世凯面谈13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在一些事情上难免有分歧，但两人的共同观点越来越多，宾主融洽，尽欢而散。

孙中山向袁世凯时陈述了自己投身民生建设的宏伟计划。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难，现在正应该大力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向外拓展，需要依靠交通作为媒介，所以，应该赶紧建造铁路。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发达了，经济也会跟上去的。孙中山豪放地对袁世凯表示：“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500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至我当于十年内筑路20万里，此路造成，年可获8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希望袁世凯支持自己修建全国铁路系统。

也许孙中山在潜意识中认为，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政权，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局，革命党人无力执政，倒不如干脆将政权托付给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而自己则率领革命党人投身民生建设，为民谋福利。一来，民生事业发展了，有利于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二来，民生方面的成就可以为革命党人形象加分，等经济发展了革命党人可以再来执政。所以，孙中山对宋教仁热衷政党政治，醉心于议会和内阁的权力斗争是不满的，认为那样可能会激化矛盾，让政局更加混乱。可惜，有孙中山这般认识并愿意跟随他转向民生建设的革命党人屈指可数。

袁世凯耐心地听完孙中山在民生方面的宏伟蓝图，怎么看待孙中山的计划呢？

袁世凯行政经验丰富，兴建了多项近代工业，他很清楚晚清几十年才在全国修建了几千里铁路，而孙中山要在几年内将铁路线增加到20万里，谈何容易？孙中山充满理想主义的修路计划在他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胡吹神侃。至于练兵500万，行伍出身的袁世凯更明白此事难于上青天。但袁世凯没有和孙中山争辩计划的可行性，而是顺水推舟，当场拍板让孙中山监修全国铁路，允诺提供一切支持。因为袁世凯希望孙中山去修路，修得越投入越好。这样就达到了让孙中山这个最大的对手主动退出总统选举的目的了。会谈中，袁世凯曾试探性地提出要解甲归田，回河南老家钓鱼去。孙中山则劝袁世凯勉为其难，再任两届。有了孙中山的这个保证，袁世凯目的达到了。

而孙中山方面也感觉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达到了：他观察到袁世凯的为人还不错，又得到了修建全国铁路的授权，于是兴奋地发表谈话：“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有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为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28日晚，袁世凯在总统府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席间，袁世凯宣称与孙中山进行了诚恳的会谈，之前南北之间的谣言都是误会，并向孙中山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致答词号召大家同心同力、共谋进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袁大总统万岁！”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个乐观向上的君子，不会用中国式的算计之心去揣测他人。其实在会谈上，孙中山一度也对袁世凯赞同自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表示不解。会谈结束后，他问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问起：“中国以农立国，要解决农民问题，就一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当我说到这一政见时，心想项城（袁世凯）是一定要反对的。哪里料到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肯定地说，当然应该这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反对？”

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用类似赎买的方式回购地主土地。这一平均地权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后，曾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即便是在革命势力高涨的广东也被省议会否决了。而这次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到的“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比平均地权更激进，袁世凯竟然欣然接受了。孙中山虽然感觉到了疑惑，但可惜的是并没有深想，没有看穿袁世凯显然是在敷衍他而已。

另外，孙中山民主平等的做派也和北京官场格格不入。

作为卸任总统，孙中山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接待规格呢？袁世凯是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的，让孙中山在北京有马队侍从，出入沿途都屏绝行人、断绝交通，警卫森严。然而孙中山在“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后即表示不安，希望撤去随从马队和沿途军警，不要影响百姓的自由出行。袁世凯“恭敬不如从命”，撤去警卫，任由军民人等欢迎孙中山。

北京的接待官员都是前清过渡过来的旧官僚，认为总统相当于皇帝，孙中山来京应该用皇帝出巡的规格接待。既然规格这么高，费用自然少不了，承办官员的油水也不会少。于是，孙中山到来之前，众官争相要求承担接待任务。谁想，孙中山的生活很俭朴。他和随从在北京活动月余，花费不足一万，让相关官员大失所望。更让官员们难堪的是，孙中山拒绝乘坐大轿，而是和围观群众平等交谈握手。他的西方亲民作风让旧官僚们纷纷摇头，感叹和孙中山不是同路人。

二

孙中山此次北行还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

这个国民党是由同盟会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在民国建立后，由于同盟会带有秘密团体的性质而遭到质疑，需要迅速转化为公开组织。1912年上半年，同盟会会员大增，总数达到了55万人，成为中国第一大党。当时，中国兴起了办党热潮，三教九流三五好友都登报声明建党，其间鱼龙混杂。为了应对新形势，宋教仁力主同盟会改组。在他的热心操持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成立国民党。

后来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当时只有19岁，是《民国报》的记者。他在1912年8月25日上午一大早就赶到了位于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准备采写重大新闻，记录下了当时大会的情况。

当天，国民党在湖广会馆为访问北京的领袖孙中山举行欢迎大会。现场陆陆续续来了三千多人，蔚为壮观。

上午的欢迎大会很朴素，孙中山的演说很简短，演说结束后欢迎大会就基本结束了。国民党众人开始筹备下午的重头戏：国民党成立大会与党的领导人选举。

午后一时，国民党继续在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仍由张继主持，由张耀曾报告六党合并情况。大会进行中出现了些许插曲，先是有人反对国民党的名称，要求改称民主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作罢；后来又有唐群英女士登台，谴责国民党党纲取消了同盟会中男女平权的条款(12)，伤了女同盟会员的心。唐群英情绪激动，看到热心主持六党合并工作的宋教仁站在讲台旁，举起手中的扇子就要打宋教仁。张继赶紧拉住唐群英，好言劝阻下去。

会议最关键、最费时间的内容是领导人选举。为避免冷场和秩序混乱，会务人员让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讲，同时分发选票并回收计票。孙中山先生口才很好，威望又高，果然吸引住了观众，保证了选举秩序。这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谈民生问题。他指出，现在民族、民权问题基本解决了，只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党外人士误会民生主义是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其实民生主义是建设国家，“富人极应赞助提倡之”。因为民生主义的目的是社会均富，防止出现西方社会资本剥削劳动大众的情况，“民生主义即以富人虽富，不使以其富害贫人”，所以，大家都要来共同实践民生主义。接着，孙中山回应了男女平等问题，说男女平等始终是革命目标，但现在“可置为缓图”。只要民主共和巩固了，社会进步了，男女平等才能有扎实的基础。“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

梁漱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选票超过千张，回收、统计工作颇费时间，孙中山演讲预订的时间不够了。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一见到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就赶紧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他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八月底的北京很热，孙中山又穿着西式大礼服，站着演讲时间长了，就不断地喝水、擦汗。

选举的结果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当选为理事。会后，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

黄兴

但孙中山不愿意操持党务，他推举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孙中山此时已经致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不愿意纠结于政治事务和党内斗争。一方面，民生问题在他看来是紧接着民族和民权问题的，后两者实现后就要全力攻克民生难题了；另一方面，孙中山看不清楚当前局势的发展，对国民党的权力现状比较悲观，选择跳出政治斗争之外，先致力民生，等尘埃落定后再行决策。孙中山后来评价此事：“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我当时极为悲观，我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而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孙中山思想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对混沌局势的回避，也可以视作是对理论的坚持，更可以目之为负责任的政治迂回。

三

8月28日，孙中山心情大好，度过了忙碌的一天。

当日，孙中山有事情往来于东交民巷。按不平等条约规定，东交民巷由外国军队保护，不允许中国军警进入。孙中山不顾条约，带着荷枪佩刀的卫队大摇大摆穿越使馆区。当时各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东交民巷在法律上就不能算是使馆区。孙中山此举严格来说不算违反条约。那些骄横惯了的各国公使，对孙中山有所敬畏，未加过问。孙中山卫队中有一名士兵误入日本人家，引起日本公使向袁世凯交涉，要求“下不为例”。孙中山取得了一大外交胜利。

孙中山在当天接受了北京各报记者的联合采访。政坛名人接受联合采访，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报馆记者蜂拥而至，孙先生的秘书拿着记者的名帖，一一核实后请入会客室。随行人员请记者们先到大客厅等候，后来人太多，只好在小客厅再等待，最后连大花厅都“无立足之地”了。民国著名记者黄远生特意数了一下人数，竟然来了超过70名记者。孙中山接受采访时，会客室大门敞开，黄远生等待时，看到接受采访的孙中山“须眉并见”，加上“身着白色粗布洋服”，“举止言动，纯足是西洋平民气质，绝无中国官僚态度，与记者畅谈至三十分钟之久”。

由于北京之行非常顺利，孙中山对报界大谈对袁世凯的信任。他诚心希望袁世凯能够放手办好政务，也希望自己的民生建设有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关于正式总统选举问题，黄远生问道：“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回答：“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黄远生又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中山回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黄远生担心：“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中山回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黄远生直率地问：“他有野心没有？”孙中山回答：“那是没有的。”

正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主导下，孙中山在9月6日致电在上海等待的黄兴，催促他来京看看袁世凯的作为。黄兴于是进京，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9月16日，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告别宴会。之前，唐绍仪、陆征祥两届内阁都解体了，袁世凯正在就新总理的人选问题，征询国民党的意见。候选的有两位：赵秉钧和沈秉堃。赵秉钧是袁世凯亲信；沈秉堃是前清广西巡抚，在辛亥革命中附和革命，出任广西都督，并加入过同盟会。黄兴赞同沈秉堃，但多数国民党员对两个人都不太满意，更担心沈秉堃如果主持不好政局会败坏国民党声誉。而宋教仁则有意组织纯国民党内阁，怕沈秉堃出任总理会搞乱自己的组阁计划。结果，国民党召开孙中山离京前的党务领导和参议员会议，决定赞成赵秉钧出任总理——这正是袁世凯希望的。当晚宴会后，孙中山、黄兴邀请袁世凯至密室，由黄兴向袁世凯陈述了国民党的决定。不久，参议院以绝对多数票同意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内部的避让和分歧可见一斑。

四

为获得孙中山的信任，袁世凯早在9月9日，就发布命令：特授孙文“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同时商定办法：“一借款。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政治意味。一权限。未动工之路，概归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尚须与交通部详细商定。一公司。择地修建，尚未觅妥。一经费。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三万两，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一用人。公司内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政，政府概不干预。”满足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17日离京后就在各地考察，一心实践他的铁路计划。他先后到了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十月初逗留上海，不久又逆长江而上，考察安庆、南昌等地，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正式创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其间，孙中山大谈铁路计划，并一度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访问杭州等地。袁世凯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全力支持，还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饬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要盛情招待。于是，人们看到孙中山率领大批革命党人乘坐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到各地视察铁路的景象。

1912年底到1913年初，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蜜月关系到达顶峰。12月17日，孙中山还因为子女私事走袁世凯的“后门”：“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我私下里有一件事情相告：我有一个儿子叫孙科，现在美国读大学；儿媳陈氏为我生了两个孙女，想去美国读中学。按照留学章程，三人尚无官费留学资格。欲阁下特别待遇，能否让有关部门核准孙科一家四口人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我私累太重。文感且无既矣。”

当时，孙中山心情尚好。政局相对稳定，社会表面和睦，1913年1月国民党还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孙中山原本以为国民党在政党热潮中落后了，对于出乎意料得来的胜利，不禁感叹“公道自在乎人心”。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放心赴日本取经铁道建设情况，不知道当时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不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的情况，在和日本首相桂太郎秘密会谈时仍支持袁世凯继续执政，并电报胡汉民，表示支持袁世凯。不想，宋教仁遇刺身亡的噩耗随即传来……

其实，袁世凯表面上哄着孙中山，实际上一直在以静谋动，看孙中山醉心民生建设，看宋教仁热心政党政治，暗中抓紧整顿北洋军队拓展地盘（军队和地盘永远是乱世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宋教仁的选举胜利、国民党地方都督的坐大以及议会政治的桎梏，让袁世凯和国民党最后走上了军事对抗之路。

越理想越乐观的人，知道受骗后的反弹就越激烈。孙中山反思袁世凯的欺骗，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赶回国内做出武装反袁的决定。黄兴等许多人起初要寻求法律解决，最终敌不过孙中山的强硬立场。然而，孙中山可以迅速从民生建设思路中转变为重拾武装斗争，但国民党却早已麻痹，难以从混沌状态转到积极备战中来。结果，孙中山组织的“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武力反袁失败后，孙中山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袁世凯政府清查中国铁路总公司账目，发现一年来孙中山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却花费了行政开支超过110万元。他更可以名正言顺地通缉孙中山了。

“多用匪类”：不靠谱的依靠力量

一

政敌攻击孙中山的一大罪状是：多用匪类。说孙中山和绿林帮派纠结在一起，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斗争。的确，孙中山和会党关系一度走得很近，“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徼幸以成事”。在他早期的革命经历中，尤其是历次武装起义中，会党和绿林分子是主力之一。

孙中山本人还曾加入过致公堂。1904年，孙中山流亡到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大同日报》是美洲致公堂的机关报，由保皇党人、康有为弟子欧榘甲主持事务。欧榘甲在孙中山入境的时候，肆意攻击，宣称会党人士不应该被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所愚弄。但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该报唐琼昌倾向革命，见欧榘甲不合作，就将他开除了，暂时请孙中山代理主编报纸。这是孙中山与致公堂深入联系的开始。

孙中山接掌编务后，曾托冯自由找来湖北青年刘成禺帮助自己。刘在当年春夏间抵美，两人合力，将《大同日报》改换新容。《大同日报》开始跳出会党框架，宣传革命，成为在美洲华侨中有影响的报纸。报纸办好了，但同盟会的筹款工作江河日下，筹不到钱。孙中山万般无奈之下号召同盟会会员加入洪门。因此，孙中山在洪门中被尊为“大哥”，刘成禺则得到了“洪棍”的封号。因为刘成禺脸上有麻子，洪门兄弟就尊称他为“麻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第二号“来稿”专栏上刊登过孙中山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孙中山“利用会党和暗杀清廷大员来进行革命，一直被后世学人诟病。但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无钱、无势、无力，开始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后来想与康有为一派共同组织起义，都未成。这个时候，不加入洪门别无他途。”（王政著：《历史的棱角》）

会党是一个社会的非正常组成部分，大凡被正常社会秩序排斥的势力都进入会党组织，进行非法勾当。由此，会党势力被世人诟病，并遭到法律惩处。但是，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清朝何尝不是被清王朝和一般人归入非正常的会党一族。他们同样不被清朝体制所接受，相反却很容易为同样不被接受的会党人士所认可。起码在“反政府”这一点上，他们是相互认同，可以相互帮助的。而同盟会势力的薄弱和频繁的武装起义，让孙中山需要会党势力的支持。

孙中山曾解释过为什么接纳会党力量参加革命：“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知识分子醉心仕途，那么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是否可以依靠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8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可见，辛亥革命理论上的依靠力量——资产阶级极其虚弱。这其中，占据主要份额和优势地位的还是官僚资本，比如盛宣怀那样的官商。环顾左右，革命同志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支持“驱逐鞑虏”的绿林好汉们，孙中山客观上也会和后者合作。

会党中不乏和清王朝苦大仇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好汉，对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会党的落后和复杂也多少拖累了起义。同盟会多次起义因为泄密而失败，根源就在于会党人多嘴杂，在于会党分子的告密。当革命胜利，民国建立后，会党对革命阵营的消极作用更加凸显。

革命胜利后，参加革命的会党队伍转身变成了民国的军队。这些会党军队良莠不齐、呼朋引类、胡作非为，扰乱了社会秩序。比如绍兴城的王金发，原本追随秋瑾秘密起义。起义失败、秋瑾遇害后，王金发逃亡深山。辛亥革命期间，王金发对光复绍兴作出了贡献，一度担任绍兴都督。王都督学着前清官员的样子，开衙门、蓄家室，耀武扬威；手下的兄弟鸡犬升天，横征暴敛，比前清官府还坏。二次革命前，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有会党背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在青洪帮中辈分极高的陈其美也被会党分子杀害。如此的会党军队明显不符合共和政府的要求，再加上财政紧张、军队缺饷、孙中山又推行裁军，许多会党军队干脆穿着军服干起了为非作歹的勾当。比如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之初，报告本省“匪患”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会党组织洪江会），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为了维持秩序，包括李烈钧的江西政府在内，南方各地的革命政权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镇压会党军队骚乱和暴动的事务中去。孙中山借用会党力量进行革命的做法，从此成为了历史。

二

会党势力不能依靠了，孙中山必须寻找新的依靠力量。

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和商人的力量过于薄弱，同盟会-国民党的政党力量不仅薄弱而且内散，孙中山还是得依靠外力。

二次革命后，全国各地出现军阀割据的雏形。强权将领掌握军队和地方政权。如果能把遍布各地的大小军阀“转化”为现成的革命势力，当然很好。于是孙中山开始借助军阀力量，引导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然而，大小军阀能乖乖听从孙中山的革命引导吗？纵观孙中山利用军阀的历史，答案是否定的。军阀是民国初年乱象的根源之一，大都自私自利。孙中山想引导他们，他们却在利用孙中山。他们也是“匪”，而且是比会党土匪更大的“匪”。

袁世凯死后，政治局势并没有朝着孙中山希望的方向发展。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被公认为共和国的象征，但这两样东西先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后又被复辟的张勋糟蹋了。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而是练兵自肥、图谋军事统一中国。孙中山于是号召全国进行护法（保护《临时约法》）。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因为是段祺瑞武力统一矛头的指向目标，所以纷纷赞成孙中山南下护法。孙中山也很希望引导西南军阀推翻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就欣然南下广州。于是，西南军阀成为孙中山最先利用的军阀。

陆荣廷

孙中山兴冲冲地号召部分国会议员赶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自任大元帅，誓师北伐，在湖南和北洋军队展开了战斗。由于北伐只能依靠军阀部队，所以广州的护法政府很快就被桂滇系军人所控制。陆、唐等人原本就怀着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护法招牌与北方对抗的目的，不让孙中山动作太大，因此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很快就出现了“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找不到落脚地，最后定在被废弃的士敏土厂内）”的情况。孙中山想压制住军阀，可连门口的警卫都是军阀士兵，他无能为力。1918年，北洋政府重组，段祺瑞下台，武力统一口号减弱，南北军阀开始和解。桂滇军阀对孙中山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们操纵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制”取代大元帅。被架空的孙中山，气愤去职。第一次与军阀的合作失败了。

孙中山在辞职时沉痛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并未从中真正汲取教训。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以他为首的皖系军阀派人向孙中山“悔过”，表示捐弃前仇，拥护护法，希望联合孙中山对抗直系军阀，同时牵制桂系。孙中山为了推翻桂系，重返广东，欣然同意联合。如何看待破坏约法和国会的段祺瑞呢？孙中山认为，段祺瑞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是“再造共和”的大功臣，虽然曾经废弃临时约法，但仍不失为“爱国武人”，如果段祺瑞服从三民主义，“当引为同志”。

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后，孙中山还是对旧军阀的革命倾向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在和旧军阀派系保持接触的同时，孙中山意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创建军队。在广州护法期间，护法军政府设法掌握了原来广东省长的20营警卫军。恰好当时被北洋势力所控制的福建省局势动荡，孙中山就派出这支部队开往闽南地区与北洋军作战，就此躲过了西南军阀的兼并。这20营军队后来就成为孙中山革命武装的基础。

但可惜的是，孙中山把这只武装交给了同盟会元老、曾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率领。当时的陈炯明毕竟是革命同志，“拥护”三民主义，所以孙中山相信他，很希望他能够把军队发展壮大，还派遣了许崇智、朱执信、蒋介石等革命骨干去军中协助，并拨付了大批海外革命捐款。但是孙中山始终没有深入这支军队，没有具体过问军队的编练和思想，更谈不上亲自掌握部队了。这支主要由广东人组成的军队，在旧式思想严重的陈炯明的训练指挥下，果真发展壮大了，但是却变成了陈炯明的私人军队，与其他军阀部队无异了。孙中山试图建立忠于革命的武装，结果培养了粤系新军阀。

陈炯明

1920年，陈炯明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军阀，请孙中山重回广州。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召开非常国会，出任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革命心切的孙中山知道仅靠陈炯明的部队不足以统一中国，虽然有教训在前，却依然选择采取利用军阀打军阀的方式。他先后派汪精卫等人前往东北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鼓动张作霖出师讨伐占据中央政府的直系，企图让奉系牵制直系力量，而“皖系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如果皖系、奉系能和护法政府携手，就可“截断长江，使直系受腹背夹攻”。孙中山和奉系的约定之中有这么几个有趣的内容：统一全国后，总统问题由南方处理，奉系军阀不能过问；张作霖答应资助孙中山北伐费用300万元，但要广东方面北伐后才能交付。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虚意地表明愿意拥戴孙大总统，共定国是”，实际上是让孙中山出头北伐，而奉系就在统一的幌子下出面召集北方的零散力量，图谋北方地盘。

孙中山与前敌人、滇系军阀唐继尧的关系此时也得到了“改善”。唐始终奉行“大云南主义”，以“东大陆主人”自诩，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三民主义，但孙中山还是以唐继尧为“友人”。1920年10月，唐继尧在川、滇、黔军阀大混战中失败。滇军师长顾品珍返回云南倒戈驱逐唐继尧，唐前来投靠孙中山。孙中山竟然帮助唐继尧纠合残部，返回云南争夺统治地位。谁想，唐继尧重占云南后一如既往，很快就和陈炯明勾结在了一起。

最不可靠的要数孙中山寄予厚望、大力扶持的陈炯明了，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之前他假意拥护孙中山革命，目的是要借孙中山的声望和有限的财力来壮大自己，称霸岭南。在第二次护法的前期，孙中山指挥陈炯明的军队占领广东，又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占领了广西。这个发展方向是符合陈炯明和粤系军队的利益的，所以陈炯明和孙中山相安无事，护法势头一度发展良好。但平定两广后，陈炯明担任着军政府内政兼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安心于“割据岭南”，作“南霸天”，主张暂缓北伐。而孙中山坚持继续北伐，恢复约法，统一中国。两人由此产生了激烈冲突。1922年夏，孙中山不顾反对，调集军队北伐直系军阀。在北方，直系已经打败了张作霖，开始与陈炯明秘密联系，希望从内部攻破护法军政府。陈炯明很乐意，开始与直系军阀暗中媾和，忘恩负义的唐继尧则充当了陈炯明的帮凶。6月，就在北伐顺利进军的时候，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扼杀了北伐。

培植多年的亲信部将竟然倒戈相向，甚至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是多大的讽刺，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的一大败笔，表明孙中山借助军阀的政策彻底失败。

三

1922年夏天，陈炯明发动的广州叛乱还差点要了孙中山的性命。

叛乱发生前，有所警觉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从北伐前线赶回广州，特地举行记者招待会，约束陈炯明所部。6月15日晚，陈炯明部队悍然包围总统府，于第二天凌晨开始进攻。孙中山“悲愤得欲以身殉职”。进攻开始后，孙中山叫醒怀有身孕的妻子宋庆龄，要她随自己一起撤离。宋庆龄临危不惧，清醒地判断总统府被重重包围，丈夫带着孕妇目标大，不易突围成功，况且府内也需要留人吸引叛军，所以毅然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突围。孙中山苦劝无效，不得不勉强先行。途中，“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的声音此起彼伏，孙中山幸运地两次避过叛军查验，安全到达黄埔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上。

总统府里情况危急。叛军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炮轰目标，不断发起冲锋。宋庆龄与50名卫士占据险要奋勇反抗，击退30余次进攻。府内多处建筑被炮火击毁，而宋庆龄依然从容坚持销毁文件。16日8时，卫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此时永丰舰的鸣炮表示孙中山已经安全脱险，于是宋庆龄决定突围。她在卫士的护卫下开始行动，但被枪炮逼回，第一次突围以失败告终。下午，叛军突入总统府。宋庆龄急中生智，冲出大门，同时将钱财包裹撒向乱军。趁着叛军哄抢财物，宋庆龄逃出大门，辗转多次，才安全到达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途中，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因劳累和紧张，不幸流产。

军政府的海军支持逃难的孙中山，但海军的七艘军舰只能给孙中山提供藏身之处，并没有能力反攻叛军。除了宋庆龄，孙中山身边连个出谋划策的人都没有。陈炯明还封锁了海岸，孙中山的处境依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中断北伐，电令前线李烈钧等人率师回广州平叛。孙中山发出电文后，在永丰舰上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等待。

孙中山的永丰舰岁月是民国历史值得一书的日子。就在他最艰辛寂寞的政治岁月中，青年蒋介石来到了孙中山的身边，得到了孙中山的注意和栽培。

蒋介石曾经参加过护法，但是对护法没有信心，加上个人权位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跑到上海炒股票去了。炒股没赚到钱，却听到了孙中山被困永丰舰的消息。蒋介石敏锐地看到了机会的曙光，立即离沪赴粤，快马加鞭于29日乘小船突破叛军封锁，登上永丰舰“随驾”。之前，孙中山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印象，现在见他不远万里、深入虎穴、拥戴革命，感动之余，对蒋介石大加称赞。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尽可能地展现自身优点。他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还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冒险进入白鹅潭躲避。战斗中，永丰舰被炮火击伤，蒋介石临危不惧，冒着炮火亲自指挥作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舰上闷热又缺少蔬菜、淡水，蒋介石就冒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睡在甲板上给孙中山担任警卫。危难见人心，对比令他深感失望的陈炯明，孙中山对随侍40多天的蒋介石感到莫大欣慰，开始对蒋介石着力培养。

蒋介石更是有心，在动荡间隙写下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草稿，请孙中山为《蒙难记》写序。孙中山欣然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大为散发这本书和孙中山的序言，为自己的崛起造势。“永丰舰随驾”成为了蒋介石重要的政治资本。

这一次护法北伐，孙中山最后还是失败了。先是舰队内部分裂，三艘舰艇加入了叛军行列；接着回师广州的北伐军也分裂了，孙中山势单力薄。8月9日，孙中山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在他的护送下返回了上海。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留下了四只大箱子。叛军发现后，以为里面全是金银财宝，欣喜若狂，谁知道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民生主义》手稿和几件旧衣服、几双拖鞋外，只有广东毫洋40元。叛军大失所望。孙中山一生，经手钱财可谓无数，但真正做到了廉洁自律，在腐败成风的民国初年政坛独树一帜。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继续联络各派军阀对付掌权的直系。他派张继前往河南联络对直系吴佩孚不满的赵倜兄弟；派褚辅成去浙江联络皖系的卢永祥；派刘成禺入湖北联络肖耀南；派汪精卫继续去做张作霖的联络工作；同时派孙洪伊、杨度前往保定联络曹锟；让王宠惠、孙丹林进入内阁，做吴佩孚的工作等等，但没有找到新的依靠对象。

四

近代中国，最大的“匪”还不是土匪和军阀，而是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

孙中山先生原本非常注重借助外国的力量来推动中国革命。他希望西方列强同情、支持中国革命，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流亡海外时期，英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孙中山很看重英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认为对英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但是现实证明，西方列强自私自利，非但没有出力支持革命，还多次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孙中山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屡遭失败。孙中山后来回顾说：“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周都是强国，四周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

纵观孙中山寻求依靠的力量，国内先后是会党势力和军阀部队，国外是西方列强。这三股力量最终都没有成为中国革命可以依赖的力量。孙中山在深深苦恼之余，终于在20年代初认识到了发动劳动大众的重要性，“过去我党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外，……它的影响在国内是很薄弱的”，“革命尚未成功，因为我党仍然没有权力。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权力呢？就是人民的支持”。只有人民，千百万普通的人民，才是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所以他提出要“扶助农工”，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当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队被逐出广州，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的时候，他走上了联俄联共、依靠农工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晚期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之一就是在1924年3月组建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为了建立真正忠于革命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吸取教训，在学生录取、教育、考核之时大力推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学校中建立政工组织，配备政工干部。遗憾的是，百密一疏，黄埔军校依然实行“长官负责制”。孙中山以蒋介石为校长，让蒋介石负责全面工作。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的蒋介石，开始在学校中培植亲信，灌输旧式军队思想。新旧思想、新旧作风在一所学校里风云激荡，一方面为人民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人成为了日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学生毕业后成了蒋介石组建嫡系部队的骨干，成为了新军阀内战的主力和镇压人民革命的将领。这又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在晚年扶持出了一个更大的新的军阀：蒋介石。

名垂不朽：孙中山之死与身后事

一

孙中山在广东热火朝天发动群众之时，北方局势发生了逆转。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府。他联合奉系、皖系，电邀孙先生北上指导国家建设。历史仿佛将一个和平实行政治理念的机会送到了孙中山手上。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等20余人乘永丰号军舰北上上海，决定入京大展拳脚。

此时，老年孙中山的身体情况已经很不稳定了。也许，身体的衰弱让孙中山更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政治机遇。

被推翻的直系军阀不甘心失败，派出杀手去上海刺杀孙中山。孙中山到达上海码头时，需要步行走下轮船，登车前往寓所。杀手计划趁机行刺，但被上海民智书店的职工发觉，报告给了孙中山身边的警卫人员。警卫随即加强了防范，让杀手无机可乘。孙中山平安抵达寓所。当时，南北连年战争，北京上海之间交通受影响断绝，京浦铁路停运；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数星期之内头等舱位全部客满。而从上海经日本再到天津的海路依然畅通，10日之内即可到达。孙中山决定绕道日本，一为节约时间，二为顺道在日本宣传中国时局。11月21日，孙中山登上“上海丸”号轮船，两天后抵达日本长崎。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旅途劳顿，加上不适应北方气候，孙中山一到天津就因肝癌病倒了。他坚持治疗，同时准备入京。然而就在孙中山在天津治病期间，北京的形势大变。力量薄弱的冯玉祥控制不了局势，在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下被调往张家口。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他和张作霖或发电或派人力请孙中山进京，想导演一台“南北统一”的假戏。他们还邀请了多位重要人物（包括陈炯明），想借着讨论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幌子，来营造国家统一、各派力量和睦的假象，而实际上是要在无形中消灭广东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不得不在病中思考应对如此恶劣的政治局势，推翻段张二人的统治地位。18日，段祺瑞执政府通告各国驻华使馆，表示继续执行之前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受到刺激，病情加剧。那一边，段祺瑞多次来电相催，说什么“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决心在12月31日入京。肝病忌急忌怒，需要静养。如此一来，孙中山的肝病大大恶化了。

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入住北京饭店。

1月24日孙中山病势加重，26日下午三点被人用担架抬到协和医院。医生进行紧急手术，解剖后，众人用肉眼即可看到孙中山的整个肝脏已经坚硬如木。医生只能取下肝脏的极小一部分以备试验，洗净肝脏缝合。西医没有办法了，孙中山等人开始求助中医。2月18日，宋庆龄等人陪着孙中山迁往铁狮子胡同11号行馆，改由中医治疗。

早在手术前，孙中山就下了一道手令，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以黄昌谷为书记。孙中山指示重要政务均由该会议商议执行。政治顾问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参与会议。于右任认为情况危急，孙中山应该事先留下遗嘱，包括政治的和家事的遗令或者遗训。吴稚晖认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建议用‘遗嘱’二字。”于是，吴稚晖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草稿，政治委员会再三讨论修改。拖到2月20日，孙中山病危了。政治委员会认为得趁孙中山头脑还清醒，让他确定遗嘱。大家推举孙科、宋子文、孔祥熙这三位孙中山的亲属和汪精卫四人，带着政治委员会商定的遗嘱草稿，请示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听说四人让自己留遗嘱，开始不肯留言，后来又问：“你们要我说甚么，有没有为我考虑？”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得到孙中山同意后，汪精卫念了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草稿。孙中山对两个草稿表示满意，但是没有签字。

3月11日，孙中山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他终于对守护在床边的众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刚好在场的汪精卫连忙把遗嘱草稿和墨水笔递上。孙中山虚弱到了极点，双手不断颤抖，拿不住笔。宋庆龄含泪，扶着丈夫的右手腕，孙中山这才签名成功。遗嘱上的签名虽然软弱无力，但清晰可辨。孙中山签名后，妻子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守护在侧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13)孙中山遗嘱就此完成。

政治委员会拟定的遗嘱共有两篇，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份遗嘱被概括为响亮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口号。

第二篇是家事遗嘱：“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的主要遗产是上海寓所（今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在租界内的独门独院。当初有四位加拿大华侨来拜访孙中山，见革命领袖居无定所，就集体出资为他买下这座寓所。孙中山推托不掉，就收下作为住宅。两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就居住于此。

11日下午，孙中山心力开始衰竭，脉搏细若游丝，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据此将孙中山的遗嘱归纳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逝世，享年59岁。

二

12日当天，国民党要员紧急入京，开会讨论孙中山治丧事宜。留守广东的胡汉民在当日下午1点接到汪精卫电报，知道孙中山逝世。他随即饬令广东政府各地停止宴会、大小机关从12日起下半旗七天、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军队及各机关职员缠黑纱一月。

孙中山生前选定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因为南北尚未统一、交谈隔绝，入葬紫金山很困难。国民党决定在北京先以平民礼给领袖入殓，日后再南葬紫金山。3月15日，孙中山遗体盛殓楠木玻璃盖棺，在协和医院举行大硷；19日自协和医院移灵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24日在中央公园开吊致祭，供民众来灵堂致哀瞻仰。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往京西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生前为人民奔走奋斗，北京百姓给予了他巨大的哀荣。灵柩西移途中，北京民众、京汉铁路总工会等工会组织、中小学校、士兵等30万人步行相送。三架飞机绕空飞行，鸣炮三十三响，各处皆下半旗。此后，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在1929年6月1日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迁葬典礼，将灵柩迁往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碧云寺则留下了孙中山的衣冠墓。

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作了防腐处理，肝脏被取出。灵柩迁葬南京后，肝脏仍存放在协和医院。抗战中，日本人接收了协和医院。大汉奸、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了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要挖掘肝脏的政治价值。1942年3月底，褚民谊专程前往北京要来肝脏，护送到南京，交中山陵保管。一路上，褚民谊大事张扬，张罗了大小报纸的记者跟踪报道，拍摄了一组“国父灵脏奉安”，给自己脸上贴金。随后，褚民谊又从上海孙中山故居中把被日军封存的《孙文学说》原稿和《建国大纲》、《中国之革命》手迹以及孙中山生前的佩剑等物大张旗鼓移往南京保藏。抗战胜利后，褚民谊身陷牢笼，被判死罪。他想再一次挖掘孙中山肝脏的政治价值，将功赎罪，保全性命。上下运动后，江苏高等法院以褚民谊保护国父灵脏及遗著“不能谓无功”，决定重审褚民谊汉奸案。法院也学褚民谊当年的样子，在大小报纸上大肆介绍褚民谊当年如何与日本人交涉，如何接收肝脏及文献等文物，为褚民谊开罪。褚民谊很得意，在狱中晨练、打太极拳，得意洋洋。谁知，民众对法院和褚民谊利用孙中山肝脏牟利的行径极其愤慨，认为褚民谊罪该万死、高等法院袒护包庇汉奸，一致要求维持褚民谊的死刑原判。最终，褚民谊以汉奸罪在1946年8月23日被枪决。

三

说到孙中山的家室，在人们熟知的宋庆龄之前，孙中山有过两任妻子。

1884年，19岁的孙中山迎娶了18岁的卢慕贞为妻。卢慕贞是广东乡间的旧式妇女，性情温和而保守。二人婚后，生育有一男二女（孙科、孙延、孙琬）。孙中山一生只有这三个子女。年轻的孙中山常年在外学习和闯荡，与卢夫人聚少离多，感情平淡。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和卢慕贞思想差异极大，虽然说不上貌合神离，但也丝毫没有共同话题可言。幸运的是，卢慕贞本人看得很开，也没什么野心，更不想当什么“第一夫人”，1915年主动与孙中山离婚。

孙中山1892年毕业于西医学院不久，认识了小自己七岁的陈粹芬。两人在香港坠入爱河，走到了一起。陈粹芬没有读过书，和清末的一般妇女看似无异，但性情刚强。在孙中山亡命海外之后，陈粹芬选择寄居在广州友人家长达十年之久。随着孙中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陈粹芬毅然前往日本陪伴在孙中山身边。此后，陈粹芬陪伴孙中山出现在日本、南洋等地，接待革命同志，照顾孙中山和同志们的生活，印刷宣传品、接船、洗袜子，任劳任怨。许多革命党人都受到过陈粹芬的接待。青年蒋介石就接受了陈粹芬精心的接待，感激地称她“四姑”，直到晚年还曾提起。难得的是，陈粹芬一介女流，还参加了孙中山策划的四次武装暴动。宣统年间，陈粹芬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回香港疗养。不久民国建立，为革命贡献良多的陈粹芬功成而退。她和孙中山没有正式结婚，关系逐渐淡化。之后，陈粹芬移居澳门，从不提及早年革命经历和与孙中山的关系。孙中山和陈粹芬的关系是国民党内高层公开的秘密。但出于为尊者避讳的考虑，陈粹芬成为了一个“消失的名人”。

孙中山的第三位妻子是宋庆龄女士。早年，孙中山和陆皓东两人寻找上书李鸿章的路子时，在上海遇到了从美国回来的传教士宋耀如。宋曜如有三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男（宋子文），四个子女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二女儿宋庆龄在小的时候见过孙中山这位“革命叔叔”。宋家大姐宋霭龄是孙中山在日本时的机要秘书，后来因为要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就介绍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二妹来代替自己。宋庆龄抵达日本不久，孙中山就向她求婚。孙中山身上的革命光环、成熟气质和总统历史，让年轻的宋庆龄对求婚难以抗拒。两人私订了终身。结婚要父母的同意和祝福，宋庆龄返回上海禀报父母后，宋耀如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二女儿嫁给年长26岁的孙中山。宋庆龄一咬牙，返回日本，1914年10月与孙中山结婚。孙宋两人的婚姻，掀起了轩然大波（丝毫不亚于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日籍好友头山满得知孙中山婚讯后惊讶地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可见，这段婚姻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宋庆龄陪伴孙中山走完了之后的岁月，此后以孙夫人的身份活跃在近代政坛上。

孙中山的三位妻子，卢、陈二人与宋庆龄没有任何接触。孙氏家族上下对三位都尊敬有加，孙辈统一称卢慕贞为“澳门婆”，陈粹芬为“南洋婆”，宋庆龄为“上海婆”。卢慕贞由女婿奉养，住在澳门；陈粹芬晚年由孙中山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宋庆龄居住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内。

四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没有以大胜利的辉煌收尾，主要因为他身处大动荡、大变革的乱世。武夫、政客，甚至流氓、土匪，最适合乱世。在乱世中崛起的也往往是这些人。而孙中山是西方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乱世掌权崛起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从西方归来的知识分子。（这两点相结合，能解释孙中山的许多言行。）孙中山不成功的另一大原因是，他身处的乱世不是一般的乱世，而是中国告别数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在民主共和道路上蹒跚试行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不要说孙中山这个书生，就是袁世凯、曹锟那样的武夫，也无可适从。孙中山的探索和奋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一生想办许多事情，但绝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可他办成了一件事情，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草创了民主共和国的雏形。仅凭这一件事情，孙中山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颂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他为“中华民国国父”。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革命先行者”，每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忌辰）被定为“植树节”——孙中山生前关心国家建设，号召绿化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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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晚清官府曾派遣了大批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结果这批人大多走到了王朝对立面，成了革命者。原因是留学生眼界大开后，很快明白了国家和政府是两个概念，清王朝是可以推翻的政府，而“万世一系”、“君权神授”更是神话。要国家富强，就要更换一个合格的政府，就要推翻清王朝。

(2) 王韬是近代传奇人物，是“第一部官话《圣经》的翻译者；第一家华文日报《循环日报》的创办人；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第一个登上西方世界最高学府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还是第一个在中国报纸上登连载小说的人。”

(3) 后来到1906年冬天，革命党人讨论未来共和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的青天白日旗，说兴中会的先烈就是在这面旗帜下抛头颅洒热血的。黄兴不同意，认为青天白日旗不美观，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近似，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孙中山坚持青天白日旗，声色俱厉。最后，革命党内部还是就国旗问题达不成一致。黄兴还为此和孙中山闹翻了，甚至扬言要脱离同盟会籍。1912年5月10日，民国参议院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4) 杨衢云之死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港英政府对清朝官府越界暗杀香港居民很愤怒，要求广东官府缉拿凶手。广州官府随即将杀手以“通匪”罪名杀人灭口。可见自古以来政治杀手的下场都不好过。

(5) 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组织合并而成的，成员情况千差万别。省籍观念、门户观念和身份观念多少存在。比如在合并前，华兴会内部就意见分歧，多数人要求保留华兴会组织，最后以“个人自由加入”的名义搁置了争议。1907年3月，孙中山提议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日后的国旗和革命军指挥旗，也遭到了黄兴等人强烈反对。

(6) 原文是：“今日倾覆满洲，殆无问题，足为梗者，只袁世凯耳。……今先生遽然至沪，各省必先举先生为总统，然无一兵一卒，以为指挥号令之具，先生拥一虚名，于事又复奚济？故余以为留粤便。”

(7)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当时投票的17省是：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黄兴亦得一票，传系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为黄之母省；江浙代表多系光复会旧人，与中山有隙而亲黄。”

(8) 孙眉一生倾其所有，培养、支持弟弟孙中山，却没有分享革命胜利的果实，因此对弟弟很不满意。后来，孙中山回翠亨村时，孙眉曾当面责问弟弟为什么阻拦自己当官。孙中山解释：“在家事上你是我兄长，应听你的；在国事上我是总统，应听我的。”孙眉毕竟是老实人，只是发发牢骚，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当时，孙眉生意破产，在香港种地为生，情况已经很糟糕了。1913年他移居澳门，并在1915年初死在了澳门。

(9) 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原本就有为政府“创收”的责任，加上监管盐务，所以在解决财政危机方面责无旁贷。但张謇是前清官僚和立宪党人出身，并不认同临时政府，在财政问题上阳奉阴违，前后筹款不过一百万元。而他所控制的两淮盐税在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的三个月内至少收入四百万元。张謇的作为，代表了南方许多旧官僚和立宪党人的姿态。他们正准备看临时政府的笑话呢！

(10) 临时约法采取了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了议会和内阁很大的权力。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11) 张振武被杀案和袁世凯、黎元洪有关，将在之后详述。

(12) 宋教仁为了争取其他各党与同盟会合并，在纲领问题上做了许多让步，其中就包括删除“男女平等”的内容。

(13) 人们长期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笔录者。其实，孙中山遗嘱是由吴稚晖起草，整治委员会集体讨论确定的，并不是孙中山口述由亲信笔录的。

第二章

袁世凯：路过民主共和的门口

袁世凯是个能臣，更是名干吏，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又是民国各个总统中名声最差的人物，差到可以用“遗臭万年”来形容。作为横跨在清朝和民国初期的主角，袁世凯心中欣赏西学和近代化器物，但根子是传统的，是旧官场的。他判断错了时局，为权力所诱惑，认为共和制不适合国情，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帝国，结果酿成了悲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时代，这都是一个悲剧。

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初五下午三点钟，一辆从北京驶来的蒸汽火车轰隆着在天津站停下。站台上顿时喜乐喧嚣，等候多时的天津文武官员来了精神，纷纷向一位下车的大人物涌去。

这位大人物就是进京陛见归来的三品按察使衔、督练小站新军的袁世凯。他刚刚被光绪皇帝擢升为二品顶戴、候补兵部侍郎——这就是满城文武官员热脸相迎的原因。

袁世凯高兴地和大小官员一一打着招呼，走进早已筹备好的盛大的欢迎会现场。似乎天津全城的官员都来了，场面颇为热闹。袁世凯一如既往地亲切、热情，不慌不忙，入座同大家行礼如仪，再激动地转述陛见盛况，表态说“天恩浩荡”“效忠皇上”云云。最后，袁世凯与各位告别，离开天津站，奔赴直隶督署。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是荣禄。作为老袁的直接上级，荣禄一直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举荐、笼络他。如今袁世凯荣升了，众人想当然地认为荣禄肯定会准备盛大的宴会给爱将接风。

袁世凯

谁知，袁世凯一入督府就被荣禄“扣”住了，而且这一“扣”就是数日之久。

就在第二天，北京城发生了可怕的政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督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袁世凯风风光光、风平浪静的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袁世凯并不属于荣禄他们的圈子。他发迹于朝鲜，最开始是李鸿章的人。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的势力元气大伤，袁世凯也从朝鲜撤了回来，成为官场的散兵游勇。他开始上下走动，交结各种人物，图谋东山再起。当时朝野对旧式军队失去了信心，袁世凯就撰写编练新式军队的书籍，向各方呈送，最后被荣禄等人看中，去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了。

这个时期的袁世凯，在思想上倾向于维新，他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曾亲自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面临递不上去的困难，都察院和工部都不肯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

除了思想上的亲近外，从个人的实际利益角度出发，袁世凯也需要接近康有为等人。因为当时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维新派能为袁世凯升迁出力，无论是忠君报国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到一起去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再说，康有为和袁世凯两者之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权力欲就相当。袁世凯出身政治世家，为权力乱世投军；康有为为了造势，为了成为变法领袖，上蹿下跳，结党营私。自己草拟了一本奏折，还没递上去，就宣传是“公车上书”(1)。这样的人一旦成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就会党同伐异，急躁冒进。果然，在变法开始后，一会儿有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一会儿又是谭嗣同等军机章京顶替旧人上任，弄得朝野纷纷扰扰。这些鲁莽的举措招致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厌恶。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等人“针锋相对”，寻求军事外援。这个外援就是天津的袁世凯。于是在七月底就有了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越级提拔他为兵部侍郎、赋予专管练兵大权的事，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袁世凯进京陛见的事。

不仅如此，维新派鲁莽冒进的势头愈发强烈，他们紧接着决定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企图踢开军机处，成立新的施政机关；八月初又召见伊藤博文，鼓吹要任用甲午战争的仇敌为大清的客卿。维新派的手伸得太长、胃口太大了，保守势力被逼得忍无可忍。既然维新派不客气，保守势力也要不客气，要“刺刀见红”了。

康有为

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请求太后重新训政，同时正式准备政变。有所预感的光绪皇帝在前一天（八月初二），给康有为密诏：“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分子接到诏书，痛哭失声。最后，他们没有躲避，而是决定孤注一掷，通过军事政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那么找谁的军队发动政变呢？康有为记得袁世凯曾写信愿意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所以就在当日夜里，一身豪气的谭嗣同紧急夜访袁世凯住的法华寺，假传圣旨，要求老袁出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废黜慈禧。这个惊天大胆的计划让袁世凯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新军虽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小站离北京三百里路，长途奔袭颐和园无异于异想天开。再加上北京周围本来就部署着其他强有力的部队，康有为等人的政变机会就像小孩子在做白日梦。袁世凯明知不可为，但谭嗣同慷慨激昂，逼他表态，袁世凯不得不表态效忠光绪，拥护政变。当晚，谭嗣同和袁世凯没有商定政变细节。八月初四，康有为离京而去，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和袁世凯还是没商定政变细节。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将光绪由大内移驻瀛台。保守势力提前开始政变了！

天津的荣禄拥护慈禧太后，一直关注维新发展。他看到袁世凯突然受召入京，又无由头地晋升兵部侍郎，深感疑惑重重，于是调动军队，增兵天津、加强防守，同时调兵到长辛店牵制小站新军。最后，荣禄再以列强出兵大沽口为由，急信袁世凯，要他迅速回防。袁世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八月五日乘车赶回天津的。

接着文章一开始说的袁世凯离开天津火车站后，就坐轿子去见了荣禄。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色已晚。荣禄还是接见了他。荣禄和袁世凯两人都心怀鬼胎，可谁也没有谈及政变一事。荣禄没向袁世凯谈及保守势力的政变计划，也没问袁世凯和维新势力的勾结。

袁世凯虽然心急如焚，却不知道如何谈起。前两日加授侍郎衔后，袁世凯按规矩到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谢恩。袁世凯跪在地上，瞥见慈禧太后脸拉得很长。她指着袁世凯问：“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你怎么答的？”袁世凯愣住了，一时忘了自己怎么回答的。慈禧冷笑一声：“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图效’，对吧？”袁世凯顿觉毛骨悚然。慈禧最后警告说：“要图效大清朝廷，整陆军，原是要紧，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袁世凯为此后怕了多日，深感保守势力的强大，所以在此时极想把维新派要他出兵政变的事告诉荣禄，可又苦于不知如何开口。一五一十地说吧，自己和维新派关系太深，难以洗清罪名；而且光绪皇帝似乎给了维新派密诏，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总之，袁世凯顾虑重重。他知道荣禄肯定不是维新派，但内心又有点捉摸不定维新派和保守派孰胜孰负。

袁世凯一方面故作镇定，犹犹豫豫，而荣禄一方面此时又访客不断。当时就有一位叶姓官员在场，袁世凯没有示意荣禄要面对面密谈。一直到了夜里二更天，袁世凯和荣禄不着实质内容的会谈才结束。荣禄“留”袁世凯在府上住下，不让他返回小站军营。

所以其实在八月初五这天，袁世凯什么都没和荣禄说。但是事后盛传袁世凯当晚就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向荣禄全盘托出，邀功请赏；发现情况的荣禄连夜乘坐专列，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太后这才发动政变，镇压变法，血洗维新力量。这个说法越传越广，连教科书都如此记载。按照这种说法，袁世凯就是个可耻的告密者。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当夜根本没想好怎么述说情况，也没找到机会告密——内心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犹豫要不要告密。除去袁世凯不说，还有四大证据可以反驳主流说法。

首先，主流说法高估了清朝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的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沿途需要各站配合。就算荣禄深夜知道了政变计划，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调配好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并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到北京。另外，这还没考虑进北京城宵禁的因素呢！

第二，宫廷制度的规定让荣禄不可能深夜闯宫求见太后。慈禧太后当时已经归政光绪，退居后宫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廷大臣——更不用说深夜在后宫接见了。慈禧太后甚至失去了直接接收大臣上奏的权力。几天前，杨崇伊要求镇压维新的奏折就是密奏，是通过庆亲王奕劻带入后宫才转呈的。所以即使荣禄一定要深夜闯宫，也一定要拉上奕劻。这又要大费周折，消耗时间。

第三，袁世凯回天津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天早晨的上谕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其中并没有“军事政变”的罪名。前两项罪名只能让康有为“交刑部按律治罪”，而军事政变的罪名则可以一招置康有为等维新势力于死地。保守势力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政变计划。

最后，推翻袁世凯在五号告密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杨崇伊上奏后，保守势力就计划政变了。荣禄作为保守势力的核心成员，深知政变计划已经在四号开始。那么，即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也不会改变已经射出的政变利箭。因此并不存在袁世凯告密引起保守势力连夜政变的说法。

那么，难道袁世凯始终保守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吗？不是的。他在第二天将计划完全报告给了荣禄。

八月初六，杨崇伊奉命赶到天津宣读北京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荣禄从他那知道了袁世凯在北京的这几天和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立刻下令传唤“留”在府上的袁世凯来见，同时“令卫兵夹道罗列”，务必要探清楚袁世凯的虚实。袁世凯已经知道慈禧太后提前下手、维新力量彻底失败的消息，又见荣禄重兵罗列的架势，内心恐惧，主动将三天前（初三夜里）谭嗣同在法华寺的计划完整道来。荣禄的幕僚在笔记里有“袁大哭失声”，“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透过此等细节，后人可以想象当日的情景。

到最后，袁世凯还是背叛了维新派，告密了。但是他在初五告密还是在初六告密，是有重大区别的。关键是在初六的早朝，慈禧太后公开走回前台，镇压维新派，宣告戊戌变法的正式终结。袁世凯如果在之前告密，是卖友求荣、邀功请赏，是主动的；在之后告密，是已不可为、坦白自保，是被动的。“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2)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的、包含袁世凯告密内容的密折返京。慈禧太后大惊，在初九日再颁上谕逮捕谭嗣同等七人，大肆搜捕维新派，血腥屠杀。

袁世凯其实也算是维新分子，在告密之后却得到保全，原因有二。第一，荣禄很欣赏袁世凯，认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袁世凯在维新一事上有“罪”，但犹可造就，瑕不掩瑜。第二，袁世凯事后的告密给保守势力提供了打击维新派的重大武器。

对于慈禧太后突然宣布重新训政，朝野上下出现了一阵骚动。多数官员想不通，太后老佛爷先前已经宣布“放权”了，而且皇上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训政就训政了啊？同时谭嗣同、杨旭等维新分子依然逍遥自在，保守分子找不到铲除他们的重磅炸药。在袁世凯出首告发政变计划之前，许多人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就是书生干政，胡来而已。李鸿章在初六之后还认为维新分子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小孩子，责打几下就可以了。而在袁世凯告发政变计划之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上下都认为康梁等人该杀了。

既然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政变阴谋，那么给他们戴上“大逆不道”的“谋逆”帽子就一点都不为过了。现在，袁世凯把炸药递了过来，杀了维新分子，还遏制了朝野的情绪波动。

所以，袁世凯将功折罪，得到了好处、受到重用。他的小站新军得到赏银四千两。荣禄进京办事期间，袁世凯还奉命护理直隶总督。此后，袁世凯更是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人们习惯于从结果来推测过程，所以容易相信袁世凯在戊戌年先与维新派图谋兵变再主动告密作为晋升之道。据说光绪皇帝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将戊戌变法的失败怪在袁世凯头上，对他恨之入骨，临终还留下“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其实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还要怪康有为等人的策略失当，袁世凯是倾向变法维新的。）面对纷纷扰扰的传言，发达后的袁世凯专门写了《戊戌日记》，说八月五日在荣禄府上因为座上有客人，“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以此说明自己并未主动告密。可惜袁世凯公布日记之时，当事人都已作古，死无对证了，反而给人留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人们多不相信。

“戊戌告密者”的帽子，袁世凯戴到今天。其中有正确的一面，但“自首”两个字可能更能准确地概括袁世凯的表现。

晚清重臣：练兵与办新政

一

1908年，美国《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托马斯·密勒走入袁世凯的官邸，记录下了一百年前袁世凯的形象。

官邸中的会客厅呈欧洲风格，密勒在这里见到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翻译童凯生。两人曾在上海见过面，当时童凯生是上海《南华日报》的编辑，穿着西服。这一次，童凯生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密勒好奇地询问他衣着的变化，童凯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袁世凯随后迈进会客厅。当时的袁世凯在西方的知名度相当高，1903年他在朝堂上高呼：“事已至此，不施行新政，更待何时！”后来又在1905年7月奏请朝廷实行立宪，接连激起西方的好感。加上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卓有成效，《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但西方人对袁世凯的形象很模糊，有人说他是标准的东方野蛮小个子，有人说袁世凯沉溺于艰苦的工作，体力和精力耗损极大，已经病入膏肓了。但密勒见到的袁世凯相貌端正，精力充沛。

“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寒暄开始了，袁世凯问密勒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密勒回答是从东北来到北京的。袁世凯随即问起东北的情况。密勒就把在东北发现的问题告诉了袁世凯。两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袁世凯在正式采访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两大内容。这两个内容至今仍是热门话题。

袁世凯先和密勒谈起了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他说自己是两个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的崇拜者。但是，袁世凯希望塔夫脱能够获胜，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因为塔夫脱对华友好。“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话题随后转移到中国内政，密勒询问到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侃侃道来：“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他清醒地指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的批评过于严厉和苛刻……”

密勒的采访稿最后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袁世凯的谈话很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更有许多需要读者用心理解的地方，不可谓不成功。和西方媒体的良好互动让袁世凯俨然成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明星和民主希望。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虽然对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一生中只有四年半时间生活在民国（1912年2月至1916年6月），他主要的悲欢起伏和政绩都是在晚清时期完成的。如果要深刻地认识袁世凯，我们就不能忽略他在晚清政局下的作为。

二

袁世凯1859年（咸丰九年）出生于河南项城。袁家从道光年间开始，多有子弟为官。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任钦差大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一起征剿过太平军和捻军。袁世凯是袁甲三的侄子袁保中六个儿子中的第四子。他出生时，刚好前线传来袁家子弟胜利的消息，所以取名“世凯”。

袁世凯早年过得很不愉快，可以算得上是多灾多难。首先，因为是庶出的小儿子，他在大家族里地位低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生母刘氏去世。袁世凯想把生母葬入祖坟的正坟，却遭到了正室所生的二哥袁世敦的断然拒绝。封建宗法大如山，权势如袁世凯者也无可奈何，只能发誓永生不回项城。

其次，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死得早，死时仅是个秀才，没留给袁世凯多少遗产。叔叔袁保庆有一个和袁世凯同岁、死于襁褓中的儿子。当时因为袁世凯生母刘氏奶水不足，袁保庆就将侄子袁世凯抱过来让夫人牛氏哺乳，后来正式过继袁世凯为自己的儿子。

袁世凯小时候顽劣刁钻(3)，不肯读书，整天不务正业，承受着家族要求他科举做官的巨大压力。十几岁时，贪玩的袁世凯在驯马过程中被抛坠落地，伤到了腿骨。因为怕大人训斥，也不敢声张，讳疾忌医，耽误了治疗，落下残疾，成了小瘸子。当然了，没有沉溺于科举反而让袁世凯成长为了一个思想健全、勇敢大度的青年。嗣父袁保庆曾带着袁世凯宦居山东、江苏等地，袁世凯一路游玩，眼界开阔。据说他在南京还曾拜和尚为师习武，练就惊人臂力，常常拳击石狮为乐。

嗣父袁保庆寿命也不长，留下了袁世凯一人。回到家乡之后的袁世凯，没有大人的管束，过了几年无拘无束、花天酒地的日子。父辈临终前嘱咐袁世凯要博取功名，袁世凯也去参加过两次乡试，但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考上。既然考不上功名，就去买一个功名吧。袁世凯拿了一笔款子去北京捐官，结果官没捐上钱财却在赌场挥霍一空，幸亏在京城为官的把兄弟徐世昌资助，袁世凯才得以溜回老家。袁世凯回到项城后，对赌博深恶痛绝，发誓绝不再赌。他还把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决心不再走进科举考场。

不当官了，那干什么去呢？袁世凯想到了去上海经商。上海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商埠，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二十岁出头的袁世凯闯荡上海滩不久就迷失了自己，经常流连娼寮。他结识了一个苏州来的妓女沈氏。两人相遇后，沈小姐慧眼识人，认定袁世凯不是池中之物，日后必会发达。因此她非但没有勾引袁世凯光顾妓院，反而鼓励袁世凯出去奋斗一番。袁世凯本来就有从军报国的想法，沈小姐知道后大为赞赏，说动他北上从军。临行前，沈小姐设宴相送，表示今生跟定袁世凯，要自赎其身，等爱人功成名就归来。袁世凯大为感动，慷慨北上投军。

历史的细节如此有趣，一代枭雄竟然是被一名痴情妓女说动投军的，虽然匪夷所思，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这里顺带说一下袁世凯的妻室。袁世凯年少时，与当地女子于氏结婚，生下了长子袁克定。于氏是乡间旧式女子，袁世凯并不喜欢。但他对发妻仁至义尽，即使日后登基当了皇帝也将于氏供养在老家，没有废立之事。而上海的沈小姐就成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沈氏虽然是姨太太，却是实质上的妻子。家里大小事务都由沈氏处理，所有孩子都叫她“亲妈”，其他姨太太都要听从她的指挥。袁世凯基本将家事放手给沈氏，所以她在家中权力很大。

袁世凯立志从军的消息被嗣父袁保庆的生前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知道了。吴长庆得知晚辈的坎坷遭遇后，马上在军中给袁世凯安排了职位。袁世凯从此迈入军界。

谁料，吴长庆仅仅是想暂时收留袁世凯，还是希望袁世凯能在军中潜心读书，去走科举“正途”。所以，他让袁世凯只领钱不用干活，还安排了勤务兵伺候袁世凯读书，让幕僚张謇督导袁世凯的功课。张謇比袁世凯大六岁，出身不好，混得也差，就以秀才身份在庆军中抄抄写写。张謇日后考中了状元，学问是很高的，但袁世凯的学问实在是太糟糕了。张謇常常把袁世凯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双方都感到头痛得很。袁世凯失望极了，哪里学得进去，干脆将满腔苦水告诉了张謇。张謇很开明，马上转告吴长庆。吴长庆了解情况后，也很开明，随即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干预军事。营务处类似于办公室，管理军中行政杂事。营务处帮办一职很适合袁世凯的个性，让他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一年春节，庆军中几十个士兵因赌博生恶，拔枪互射。骚乱发生时，将校们都在家过年，只有年轻的袁世凯在军中当职。他当机立断，假传吴长庆的命令，带兵镇压了骚乱，砍了几个人的脑袋。事后，袁世凯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非但不怪罪，反而将袁世凯视为精干的亲信。

庆军不久奉调前往朝鲜，稳定朝鲜局势。入朝之初，清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的事情屡发不止。袁世凯又一次先斩后奏，将首恶的七人就地正法。事后，吴长庆再一次肯定了袁世凯的做法，还提升他总理营务处事务，专门整肃军纪。在袁世凯的铁腕整顿之后，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在朝鲜有句口头禅“别让他们小看咱们大清”。他协助朝鲜国王编练新军、抵抗日本势力，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成了朝鲜王朝末代乱世中的稳定支柱。汉城骚乱时，袁世凯得到情报说有贵冑负伤，躲藏在税务司家里。袁世凯率兵赶过去一看，发现有个人意气凛然，持枪堵在门口。这个人就是清朝驻汉城的税务委员唐绍仪。袁世凯颇能识人，知道唐绍仪不是常人，告知来意。唐绍仪这才放下武器。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唐绍仪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跑到兵荒马乱的汉城，可算是不务正业。袁世凯出生于科举发家的政治世家，竟然在异域从军打仗，也算是不务正业。但处在大变革中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袁世凯和唐绍仪这样不务正业的异类。

三

甲午战争后，旧式清军一败涂地。一场军事改革呼之欲出。

从朝鲜败退回国的袁世凯，虽然有了道员的顶戴，却失业了。他不甘心默默无闻，凭借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历，敏锐意识到机会来了。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因为战败元气大伤。属于淮系的袁世凯断然另找高枝，寻求在党同伐异的官场复出。为此，袁世凯找了乱七八糟的人。他先是对刘坤一、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大谈在朝鲜的经历，还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练兵文献，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袁世凯又经徐世昌引见，联络了李鸿藻、翁同龢等清议派；通过阮忠枢的关系见到了李莲英，并认识了荣禄。最后，荣禄对年轻的袁世凯非常看重，力主让袁世凯去编练一支新军。原先在1894年冬，清朝政府曾任命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招募丁壮，训练新军，番号“定武军”。次年，胡燏棻被派去督办津芦铁路了，小站练兵的事务就由袁世凯接任。

12月16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小站，正式接管军营。此时的十营定武军不足5000人。袁世凯便派人四处招兵，在豫、鲁、皖、苏各省招募青壮步兵，在奉天招募骑兵。不久，定武军凑足7000人，有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各个兵种。袁世凯奏请改名为“新建陆军”。这7000人新军就是日后遍布中国的北洋军队的最初力量。

袁世凯将新军看做是政治生命。新军强壮之时，就是自己的晋升之日。所以，袁世凯在小站勤奋工作，以身作则。他除了总结练兵经验外，还常常研读西方军事理论到深夜；部队出操或者演习，他都随队观看。当然，新军的“新”不只在此，更在于它的近代化、高标准和高待遇。袁世凯将德国的操典和军事理论移植到小站来。为此，小站不仅购进了大量西方军械来装备部队，连日常训练和管理也借鉴西方理论。练兵初始，袁世凯就选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和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人担任各级军官。因为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袁世凯始终没有任用日本教官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小站新军接受了当时中国最现代、最严苛的训练。袁世凯募兵的时候，要求应募者写清家世和亲属，同时要求四肢健壮、没有恶习（尤其是禁止吸食鸦片）。新军士兵主要来自农村，因为袁世凯看重农村子弟纯朴、社会关系简单的特点。青壮加入新军后，待遇优厚。小站规定在营士兵每月的饷银是四两五钱，军官为五两以上——当时七品县令的法定月薪也只有四两。发饷时由饷局按名册事先包好，直接发给士兵，营员不得插手，并派人监督。对于绝大多数青年来说，去小站当兵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早期新式陆军照片

严格编练的结果是，小站新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其他军队。首先，北洋军的装备水平就让其他军队望尘莫及。北洋军由朝廷直接拨款，士兵普遍使用德国98式步枪，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麦德森轻机枪和克虏伯火炮。武昌首义时，北洋军仅用一天就能攻克汉口的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军根本抵挡不住机枪与火炮的猛烈攻击。而且北洋军军官多数都是正规军校毕业，士兵全部接受了系统的严格训练。其他中国军队基本上是就地招募，不加训练就拉上战场。辛亥革命时，革命军中极少有老兵，能射击的就全数提为班长；新兵们白天招募，晚上就跑散了，打仗时乱成一团，哪能和北洋新军作战？

这些都不算厉害，袁世凯最厉害之处，在于把一支政府军编成了“袁家军”，把精兵强将们驯服得“只知项城，不知朝廷”。

军阀军队的主要特点就是主帅对部队的控制，部队成为了唯主帅马首是瞻的私家军队。近代军阀部队起源于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湘军和淮军规定，能招募若干人入伍者为班长，能招募到一个排士兵的人为排长，依此类推，所有人都聚集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周边。结果军队内部由此具有了浓厚的血缘或者地域色彩。小站新军是公开招募、严格挑选的，实行西方军事组织，不可能再像淮军那样组织。那么，袁世凯是如何超越血缘和地域，组成军阀军队的呢？

首先，袁世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新军的头脑，让近代化的军队照样成为了“袁家军”。他找到的思想武器还是古代军阀教育部队的那一套。袁世凯把“经史大义”和“道德文章”编成歌诀，让官兵背诵，并时常考问。新军经费全部由中央直拨，袁世凯却向官兵们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各个营房都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官兵们要定期磕头跪拜。

其次，袁世凯笼络人才，培植亲信。新军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而不是马屁精和庸才，笼络住他们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比如阮忠枢投入新军后，逛窑子的陋习难以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和一个妓女好上了。阮忠枢向袁世凯提出，要给那女子赎身，作为女眷随营。这样的过分要求自然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阮忠枢就对袁世凯有意见了，干起工作来无精打采的。一次，阮忠枢随袁世凯去天津办事，事毕后被袁世凯拉到一座宅院中。他正纳闷，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心爱的女人正装打扮，从宅院中走出来相迎。原来袁世凯偷偷将该妓女赎身，并给阮忠枢置办了宅院，成全他的好事。阮忠枢从此感恩戴德，“不知有天只知袁长官”，对袁世凯唯命是从。

日后民国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多数是贫苦人家出身，若不是袁世凯把他们从年轻学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中提拔起来，哪里有他们日后的荣华富贵。这些人自然鞍前马后奋力报效。他们中有“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分别被称为袁世凯的“龙虎狗”。民国政要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赵倜、陈宧、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也都是小站的一员。从长长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吸纳人才的超强能力。(4)

结果，北洋新军虽然没有靠血缘或者地域形成派系，却因为袁世凯的灌输和笼络，集合在了袁世凯周围。

王士珍

北洋军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小站练兵算是北洋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当时为数不到一万的小站新军隶属于直隶总督，是若干支拱卫京师的部队之一。戊戌变法后，袁世凯率小站新军去山东代理巡抚，镇压义和团。北洋军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收编了部分山东部队，同时开始投入与义和团的实战。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场所，袁世凯初到山东，不清楚义和团的真相，尚保持观望态度。北洋军中有人带了一位义和团的“大师”来见袁世凯。这个大师很厉害，几支长枪对他齐射，他都安然无恙。袁世凯一时兴起，拔出配枪就朝大师开了一枪。不料，大师立马毙命。原来齐射的时候，士兵的子弹都被抽走了弹头。通过此事，袁世凯认识到了义和团骗人的本质。他命令各部占据省内要害，分割限制义和团，任其自生自灭。义和团被迫迁往直隶。

闹八国联军初期，朝廷有旨扶持义和团，杀尽洋人。袁世凯反其道而行，借口山东已无义和团，对境内的团员大肆清剿，暗中保护洋人，接纳华北洋人来山东避难。袁世凯的表现让他得到了西方列强的好感。

战后，袁世凯的新军成为了清朝仅存的新式军队，迎来了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01年袁世凯又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北洋军跟随袁世凯浩浩荡荡回到直隶，随着袁世凯权势的上升，大规模扩军，组建了北洋军六镇。因为北洋六镇基本上是在北洋大臣的指挥下，由此正式被称为“北洋军”。这个阶段是北洋军最辉煌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虽然显赫，但逐渐分裂，并衍化出新派系。直系、皖系、新直系等势力内战不断，张作霖的奉系、宋庆的毅军等势力时而依附、时而兵戎相见。北洋系开始走向没落。

第五个阶段是北洋政府被推翻后，北洋军继续分化组合，产生了国民军各派。国民军后来又分散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各个杂牌部队，著名的有杨虎城、韩复榘等部。解放战争中，从北洋军衍化而来的国民党杂牌部队或起义、或投降、或被歼，最后的残部在解放上海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从1895年的小站到1949年的上海郊区，北洋军纵横中国政坛超过了半个世纪。

四

1901年，李鸿章病逝时，出于公心，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他的遗疏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天下群督之首，成了晚清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实权人物。

袁世凯接手的是被八国联军刚刚蹂躏的地区。《辛丑条约》规定清朝不能在天津各县和山海关以南的多处地方驻军。袁世凯上任后面临的紧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些地区重建政权，稳定统治。直隶总督驻地就在天津，袁世凯总不至于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去洋人的刺刀下办公吧？于是，他抠《辛丑条约》的字眼，从武卫右军中选拔3000兵丁，脱去军装，换上警服，用西方标准加以训练，组成了中国的警察队伍。这批拿着警棍的新鲜部队开进天津，接管各地，让国人惊叹、洋人无法反对（警察不算军队）。接着，袁世凯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列强撤军，又凭借警察部队很快肃清了境内的团民残匪，把各地治理得比战前还要安全有序。列强对天津警察的进驻静观其变，最后交口称赞。袁世凯旗开得胜，他的这个创举被其他地方效仿，中国的警察制度也由此诞生。

站稳脚跟后，袁世凯在直隶大刀阔斧地开展新政。许多当代人觉得平淡无常的社会制度和器物都可以追溯到袁世凯主政直隶的时期。比如袁世凯整顿吏治，改革用人制度。传统的清官用人无非是做到用人唯贤，不偏不倚；袁世凯则引进西方的培训制度，规定举人甚至是进士如果要在直隶为官还得“回炉”改造——进“官吏培训所”学习，合格后再量才使用。又比如袁世凯为了发展直隶经济，兴办了国有银行，还从洋人手中回收或者自己开采矿山，并支持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直隶在袁世凯主政之前，近代工业资本不过区区数十万元，等他离任后超过了两千万元。再比如，袁世凯对科举主导的教育制度反对至极，就拉上张之洞（袁世凯没有科举功名，张之洞是儒学大家、清议领袖，分量更足）一起奏请废除科举，推动清朝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直隶随后广兴新式教育，中小学校在全省迅速铺开。

袁世凯所驻的天津在清末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新政的中心。袁世凯上任第一年兴办了天津自来水公司，第二年建立了天津发电厂，第三年设立了天津电话局。1905年，天津-北京电话交换局成立，北京和天津可以长途通话了。同年天津无线电报学堂成立。1906年，袁世凯创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中国有了女子大学。袁世凯还筹办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运动会在北京召开，5000多运动员和外籍教练参加了赛跑、跳高、跳远、投铅球等项目的比赛。会上，天津警察乐队第一次在中国进行了西洋军乐队和器乐演奏，为运动会添彩。1907年，天津还举行了市政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此时的天津，市民可以乘坐黄蓝白三色电车往来于天津城区和租界。六条公交线路将衙门、学校、洋房、商行、教堂、影剧院连成一体。

天津成为了北方重镇，蜚声海内外，张謇到天津参观，感慨：“慰亭（袁世凯的字）要是不凡，维气稍粗旷耳！”国际社会则称天津是“万国博览会”。清朝末年和民国早期，天津非常“宜居”，包括退位后的溥仪、隐居的北洋各派将领和其他许多政客以及西方人都以天津为家，他们所依赖的都是袁世凯时期打下的基础。

张謇

袁世凯本身对西方科技和经济，知之甚少，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功，得益于他用人得当，人尽其才。不论是从封建王朝的标准，还是从近代政治标准来衡量，袁世凯都是杰出的领导者。北洋军虽然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但将领中除了袁世凯没有其他袁家的人。河南项城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在袁世凯发达后，也曾纷纷跑到天津，有的求官，有的要求接济。袁世凯对的确有才华、有能力的亲戚，安排其力所能的工作；对于其他人则拿出俸禄和积蓄，接济生活。袁世凯倡办了许多企业，也帮助许多企业办过事情。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近代企业都欢迎袁世凯入股。袁世凯却回答说：“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若我为一省长官而趋此利，将何以领导别人呢？”袁世凯能够自律到这种程度，相当不易。另外，新政也带来了政治思想的活跃，天津出现了革命和追求自由的身影，一些归国的留学生也向袁世凯高谈民主自由。袁世凯表现得很宽容，没有压制活跃的思想，对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照样委以重任。

《剑桥中华民国史》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如果袁世凯的生命在天津结束，说不定他会以晚清开明重臣的形象留芳史册。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袁世凯练新军、办洋务，有没有私心在里面？他是为了清王朝巩固统治还是为社会造福，或者就是为了个人的权位？

有一件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

当年，袁世凯军力的坐大引起了清朝皇室的忧虑。袁世凯干脆顺水推舟，在1903年，奏请设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此举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被视为韬光养晦的避祸之举，但是实际上却成了袁世凯扩大权利、假公济私的捷径。朝廷将袁世凯的“让权”看做是回收权力、加强军队集权的良机，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的练兵处。然而并不是说机构设立了，权力就收回了。从平定太平天国开始，朝廷的权力就开始向地方分散，汉族督抚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利。朝廷手中并没有多少兵可以练，相反练兵处在财政、人力、经验等各方向都需要仰仗地方督抚。何况朝廷派的奕劻这个人昏庸贪财，又和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对新军事务一无所知的奕劻，干脆做起甩手掌柜，拜托袁世凯实际管事。于是乎，有了督练全国新军的幌子，袁世凯乘机安插亲信和北洋军军官进入练兵处，中饱私囊，将全国每年数百万练兵费用几乎全部拨付给了北洋军。北洋军得到了长足发展，最终成为一个硕大无比的军事政治派系。袁世凯有没有私心呢？有。无论是练兵还是办新政，袁世凯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他既博取了维新实干之名，又壮大了军事实力。

中国历史表明，在中央集权巩固、皇权高涨的情况下，抓权抓军是危险的，是大臣自取毁灭之路。可在中央权力分散、政局动荡不宁的环境下，掌握军队和地盘，对大臣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这两样是最实在的政治资源。20世纪初的中国就处在后一种环境下，袁世凯也显然明白这条政治规律。如果形势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他可以主动放弃军队和地盘，入朝做个“中兴名臣”；如果天下朝着分崩离析的方向发展，军队和地盘是他博取更大权势的筹码。所以说，袁世凯不仅有私心，而且还不小。

当然，走上了仕途这条路，在袁世凯这样的位置上，人极难没有私心。

东山再起：“养病”与逼宫

一

袁世凯崛起后：声望日隆，功高震主。这就犯了大忌。你一个汉族大臣闻名海内外，手握兵权，卧于京畿，满族亲贵怎么可能不对你猜忌、防范呢？

最先对袁世凯感到忧虑、决定抑制袁世凯的人是慈禧太后。

不过，至死捂着权力不放的慈禧太后只是想抑制袁世凯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举措。她采取的方法是中国式的：调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

载沣

虽然袁世凯还能遥控北洋军，但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权被夺。好在袁世凯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干得也不赖，继续鼓吹新政，继续闻名海内外。满族亲贵对他恨得牙痒痒。其中就有极端仇视袁世凯的醇亲王载沣，发誓要为哥哥光绪报仇。(5)1908年，载沣的儿子溥仪被抱进宫当了末代皇帝，载沣成了摄政王，袁世凯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载沣集合满族亲贵、组成摄政王集团排斥权臣，迫不及待地要杀袁世凯。

杀袁世凯的诏书都已经拟好了，其中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的字样，甚至连杀袁世凯的凶器都选好了：一把白虹刀。但是大学士世续和张之洞极力为之开脱，才迫使载沣暂时把诏书压了下去。学部侍郎严修，冒着极大的危险，要求载沣收回成命，不被采纳后，愤而辞职回籍。这说明袁世凯在朝野还是拥有一批铁杆支持者的。最后是张之洞半劝半吓地拉住了载沣：杀了袁世凯，朝廷控制得住北洋军吗，万一军队叛乱了怎么办？的确，袁世凯被摄政王斥退时，“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个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载沣乳臭未干，还真控制不住豺狼虎豹一般的北洋新军，这才把杀袁世凯改为罢官。

袁世凯的脚不是残疾吗，那就回家养伤去吧。用诏书的话说是：“开缺回籍养疴。”

诏书下达当天，袁世凯正在宫中为光绪帝值宿守灵。凶讯传来，袁世凯惊恐万分。权臣被罢官，往往紧随其后的就是抄家、流放甚至被杀。袁世凯方寸大乱，慌不择路，连夜带着全家人逃往经营多年的天津，投靠老部下、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谁知后者怕受牵连，躲着不见。袁世凯顿时绝望，在黑夜中坐以待毙。突然，他接到一个救命电话。原来，大学士世续本想连夜去安慰袁世凯，得知袁家逃亡天津后，赶紧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说：你逃亡是自寻死路，赶紧回来。世续还担保朝廷不会严惩袁世凯，没有后续的迫害。(6)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派人来传递消息，担保袁世凯的安全。袁世凯这才又连夜返回北京，进宫“谢恩”，然后匆忙南下河南“养病”。第五天，袁世凯一大家子人就回到了河南，辗转汲县、辉县，最后选定彰德洹上村定居。

载沣的这步棋下得很差，不仅没有杀死袁世凯，反而把满族亲贵排斥异己和揽权贪权的面目暴露无遗，寒了汉族士人和有作为者的心。对于袁世凯来说，也许在受载沣迫害之前尚且是清朝的忠臣，而侥幸存命后就逐渐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了。

话说，彰德洹上村的地理位置很有政治深意。它位于河南的最北端，既符合“回籍”的要求，又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内——袁世凯紧急时刻可以找到拥戴自己的军队。当地交通发展，前往北京、天津都很便利。袁世凯在洹上村有一座大庄园，是天津盐商何炳莹低价转让给他的。

“养病”的袁世凯闭门谢客，表现得诚惶诚恐，与世无争。他不主动与官场中人联系，不问政治。有老朋友来信，袁回信反复表示：“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杜门养疴，不干外事”。有老朋友觉得老袁罢官养病挺可怜的，送他金钱厚礼，袁世凯一概退回，解释说乡间生活节俭，用钱不多。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了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媒体公开报道罢官权臣的退休生活，也是表明袁世凯亲近田园、看透红尘的最著名的证据。

过分的表现和反复的声明，往往正是欲盖弥彰的掩饰。袁世凯曾致信时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的端方说：“兄（袁世凯）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取一段，志气颓靡，此可概见，不足再言功名事业。”袁世凯自称来日不多，实际上他的日子还长着呢。在洹上村的第一年，袁世凯常对着慈禧太后的画像痛哭，表示自己拥戴朝廷；第二年，袁世凯开始怡然自得；第三年洹上村的来客日增，袁世凯明显活跃起来。当时电报还不普及，但袁世凯却多次通过彰德电报局和北京、天津等地直接联络。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多次动用高精尖设备联络外地，意图何在？(7)袁世凯的一首小诗可能是最好的注解：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从袁氏出京回籍到武昌起义爆发，袁在彰德养病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仅据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统计，关于袁氏的消息报道就有106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则之多。在消息中，保荐或敦劝袁复出的有皇族、皇族内阁成员、军机大臣、大学士、地方封疆大吏、立宪派首领、北洋将领等。”面对敦促，袁世凯依然重复自己“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不复作出山之想矣”。这显然不是刚过50岁、雄心勃勃的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他的推辞说明他不接受一般的“酌情起用”或者“官复原职”。袁世凯有更大的目标，希望获取更高的权力。

但是只要仇恨袁世凯的摄政王集团依然掌权，袁世凯的希望似乎只是奢望。

历史走到1911年时，清朝的统治看似稳定。《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是如此描述自己眼中的北京的：“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只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如果没有突发情况，看来袁世凯就只能老死洹上村了。

上有敌视的统治者，下有稳定的社会，袁世凯会有机会吗？

二

袁世凯的53岁生日，是在洹上村大摆宴席庆祝的。他收到的最大礼物就是武昌起义的消息。

战报传来，亲朋好友兴高采烈，认为清朝大厦将倾，该袁世凯出山了。果不其然，三天后，朝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书就送到洹上村了。袁世凯随即上书拒绝，理由是脚伤还没有好。朝野都知道，袁世凯是嫌官职太小。袁世凯担任过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出任湖广总督着实是委屈了。许多大臣也觉得载沣太“小气”了，不能怪袁世凯不来。

载沣心里还不想袁世凯来呢。没有袁世凯，载沣就挑选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冯国璋部南下镇压革命军。战前，冯国璋跑到洹上村问袁世凯怎么办。袁世凯给了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结果，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磨蹭了多日，北洋军连湖北地界的影子还没看到呢。北洋官兵普遍反对替满族亲贵去打同为汉族人的革命军。如此一来，革命军是肯定镇压不了了，就连能否保证新军不倒戈、站到革命军一边都很难说了。

摄政王集团挽救不了恶局。列强为了保持中国稳定，呼吁重用袁世凯，鼓吹“非袁莫属”。此前清朝已经建立内阁，袁世凯想要的是内阁总理的职位。随着南方革命的扩展，独立省份越来越多。中外声音纷纷要求清朝满足袁世凯的要求。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主动辞职，奏请让袁世凯出山主政：“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这一下，载沣在内外逼迫之下，无路可走了。最终，袁世凯如愿以偿，接到了内阁总理的任命。袁世凯接到任命，不去北京，先去军中督战。原先踌躇不前的北洋军迅猛前进，很快就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沉重打击了湖北革命军。从前线凯旋回京后，袁世凯逼迫载沣向内阁交权、回家去当寓公。

奕劻

袁世凯戏剧性地重返政坛，而且奇迹般地掌握了王朝大权。

革命洪流冲击下的清朝政府摇摇欲坠，这让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列强胆战心惊。他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求稳定于一时”。袁世凯是他们稳定既得利益的最大希望，所以列强基本上是支持袁世凯的。1911年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支持归支持，具体怎么处理中国事务，列强都没有成熟的想法。有的列强囔囔着清王朝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但日本宣称中国的稳定“在于建立能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宁秩序之君主制”，英国则认为应该换掉爱新觉罗家族，“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列强宽泛的支持给袁世凯提供了发挥的巨大空间。

袁世凯知道革命如烈火，会越烧越旺；清朝如朽木，不可中兴了。他对清王朝已经没有效忠之心，但表面上还需要高唱忠君报国的高调，宣称“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实际上，袁世凯对共和制度“研究”得很深。当刺杀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被袁世凯放出来之后，每天晚饭后，袁世凯都找他来询问共和、革命等情况。汪精卫一般是七八点进入袁府，和袁世凯谈到十一二点才出去。后来汪精卫又推荐了魏宸组。他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以及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魏宸组大谈共和制的好处。袁世凯起初还说官话，后来渐渐不坚持君主制，只说在中国实行共和很不容易。汪精卫和魏宸组都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8)袁世凯半推半就，默许了。他的真实心思是，君主制正在被国民抛弃：“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君主专制政体即将被抛弃，中国将改为民主共和国。既然要改，别人改还不如我袁世凯来改。改好了，对国家有利，对自己更有利。所以，武昌起义起义发生不到一个月，袁世凯就在十月底与十一月初数次派人向武昌方面试探“和谈”。11月26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决定由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葛福出面，采用非正式的口头传话方式，向刚到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当时，北洋军队正在猛攻革命军，并在第二天攻陷了汉阳。袁世凯深谙软硬兼施之道，意在逼革命党人接受条件。

南方各地普遍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答应只要袁世凯能够推翻清朝就拥戴他为总统。袁世凯以为总统已是囊中之物，谁想孙中山突然归国，凭借巨大声望和同盟会组织抢了他的总统职位。

尽管孙中山当选的是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极为恼火。当孙中山继续希望袁世凯推翻清廷，发电报向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上款为“北京袁总理”时，袁世凯不冷不热地回电，称“孙逸仙君”而不是“南京孙总统”。孙中山针锋相对，再发电就改称“袁慰亭君”了。

袁世凯情绪出现了酸溜溜的波动，在立场上退步了。他声称之前赞成共和的事情是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擅权答应的，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现在南方选举大总统，组织政府，没有和谈诚意，因此招回唐绍仪。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四十多人在2日通电，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袁世凯转告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声称誓死反对少数人在中国推行共和制。

汪精卫

袁世凯还搞了许多小动作。比如，北洋军攻陷汉阳后，袁世凯让英国汉口领事找到逃出武昌的黎元洪，并转告黎元洪，自己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黎元洪这才悄悄回城，欠了袁世凯一个人情。后来在武汉，黎元洪与北洋军实现了事实上的停火，帮助了袁世凯得以抽调主力军队威胁南京方向。再比如，袁世凯大力笼络汪精卫，让长子袁克定和他结为异姓兄弟。袁克定的年纪比汪精卫大，袁世凯却要儿子称汪为兄。汪精卫从死牢逃生，知恩图报，在京津与杨度等人发起国事共进会，倡导南北妥协实现和平，后来又成功南下，打入了临时政府内部，鼓吹拥戴袁世凯。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加上临时政府举步维艰，拥戴袁世凯出任总统、收拾局势的声音重新成为主流。黄兴致信袁世凯说：“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在现实困难面前，黄兴开始主张与北方妥协。孙中山最终同意，在1912年10月对上海国民党演说“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

袁世凯辛苦了好半天，让总统宝座这只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回来。剩下要做的就是逼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退位了。

四

与让南方革命党人接受自己相比，袁世凯在逼清王朝退位这件事情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由于袁世凯迟迟没能让宣统小皇帝宣布退位，南方一度都怀疑他的革命诚意了。

袁世凯原本可以快刀斩乱麻，将清朝皇室和北京城的王公贵族都给一网打尽，在南北双方（南方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势力和北方北洋军为主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抢在孙中山回国之前成为中国第一位总统。但是“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袁世凯做不了武则天或者赵匡胤，磨蹭了很长时间，让孙中山成了黑马总统。

隆裕

袁世凯不是没有能力逼宫夺印，而是不希望这么硬干。

项城袁家多少也算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人家，袁世凯虽然从军成为武夫，可也读过几年书，知道“君臣父子”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力，不想被套上在王朝末世对孤儿寡母不忠不义的恶名。袁世凯毕竟是从传统政治中走出来的旧官僚，权力欲是有的，但名节思想和畏惧心理也有。溥仪长大了，曾回忆起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觐见自己和隆裕太后的情景。几十年后，他还记得太后在大哭。跪在他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不管袁世凯的泪水是真是假，他没有采取血腥政变的方式将清王朝赶下历史舞台，多少给服务了大半生的老主子留了面子。但是，宣统不退位不行了。溥仪记得那个老头子反复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光从海外就募集到捐款数千百万。隆裕太后不辨真假，全无主意，任由袁世凯与南方接触，只求能为皇室争得优待条件。对于退位，以隆裕太后为首的皇室迟迟下不了决心。袁世凯先是在1月16日通过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露出了威胁的意思。10天之后（26日），坚决拒绝退位的年轻宗室亲贵一派的首领良弼遭到革命党刺杀，两天后惨死。袁世凯趁机授意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42名将领在当天通电全国，逼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终于发布逊位诏书。(9)

16日，袁世凯在复电南京参议院接受临时大总统之后，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袁世凯本人并没有剪一个时下流行、代表共和革命的“文明头”，而是在外务部大楼剃了一个大光头。从此，大秃头、留小胡子、身体发福的形象成了袁世凯的标准历史像。

标志袁世凯政治生涯迈上新台阶的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于1912年3月10日在京举行。袁世凯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两天前，袁世凯电传给临时参议院的誓词说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并表示：“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但在正式宣誓时，袁世凯把后一句改为了“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三字之差，难道是口误吗？

典礼结束后，袁世凯一行在院外走廊处与纷至沓来的记者交臂而过。《民国报》记者梁漱溟观察近在咫尺的袁世凯：“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梁漱溟没有看出来的是：袁世凯那套皱巴巴的军服是清朝的陆军将领军装，上面还佩戴着一年前清政府刚颁布的肩章与领章。

无数革命者为之奋斗、志士仁人梦想几十年的共和国在统一之初，迎来了出身旧官僚的第二任总统袁世凯。“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是在革命党人的冲击下崩溃的，但革命党人并不是唯一的导致清王朝崩溃的力量。事实上，决定性的力量来源于王朝体制的内部，结果，也只是袁世凯的北洋系作为体制内的力量，以形式和权力的更新，继承了清王朝的遗产，而辛亥革命党人作为体制外的力量，很快被排除出政权之外。”（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当时的许多人和后来的许多人，都痛苦地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一个来自要推翻掉的阶层的人占据了新政权的元首宝座。

“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较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伟大才能。”（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诚如所言，袁世凯的出身和品行都不重要，关键是看他的贡献，看他的未来，看他能不能为一片空白的共和国创造理想的未来？

宋教仁案：幕后主使？庇护凶嫌？

一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

宋教仁

沿津浦路北上北京的列车即将开车。一身西服、身材消瘦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走出候车室，前往剪票口准备进站上车。

深夜赶来给宋教仁送行的人很多。因为在年初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国会多数席位，宋教仁到处鼓吹建立议会-内阁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引起了极大反响。现在国会开幕在即，国民党当选议员纷纷北上赴任。总统袁世凯更是电催宋教仁北上共商国是。很多人认为宋此行极可能入阁拜相。宋教仁平素民主作风浓厚，加上如今尚是一介平民，因此身边并无警卫人员护驾。毫无阻拦的送行者都涌向剪票口，与宋告别，场面出现了混乱。

剪票口对面的一个小吃摊上，一个黑影拍拍旁边已经半醉的一个壮汉，指着宋教仁的身影嘀咕了几句。于是，那个醉汉慢慢向剪票口走去，挤进人群后突然拔出手枪，朝着宋教仁连开了三枪。

犀利的枪声撕裂夜幕，火车站内一片慌乱，人们四散而逃。凶手夹杂在人群中逃逸而去。

枪响后，黄兴略为诧异，随即转向宋教仁，只见他倒在了地上，鲜血正从腰间汩汩溢出，染红了剪票口前的土地。一旁的于右任急忙叫车把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在医院里，宋教仁一度清醒过来，知道生命将逝，嘱咐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及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至死，宋教仁都在思考着制定神圣宪法、保障民权，正如他在民国建立以后，一直思考如何建立责任内阁制度、实行议会政治一样。他相信，西式的议会民主制能够给蹒跚前行的民国带来稳定和富强。就在全国普选圆满结束、离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大展拳脚的目标近在咫尺的时候，暗杀夺走了宋教仁的生命，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梦想。22日凌晨，宋教仁伤重而死。

宋教仁的死打乱了国民党的政治布局，沉重打击了南方革命力量。而且刺杀案发生在国民党经营多年的上海，就发生在国民党人的眼皮底下，这些都给了国民党人极大的刺激。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就在宋教仁遗体旁愤愤地反复说：“此事真不甘心！”

国民党人迅速行动起来，缉拿凶手。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和逝世时都致电报告总统袁世凯，并且请求江苏都督程德全到上海亲自处理此案。袁世凯接报后，饬令程德全“目前总以购线缉凶、限期破案为第一要义”。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当天即郑重发布命令，下令从优抚恤，料理后事，同时谴责暗杀之风违背人道，责成江苏政府“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程德全则严令江苏军警缉拿凶手。黄兴、陈其美还联名分别致信上海闸北巡警局和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悬赏一万银元，缉拿凶手。

凶讯一经传出，社会上就开始猜测幕后黑手是谁？北京政府判断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讧，比如袁世凯本人就在和章士钊的谈话中，认为宋教仁遇刺是国民党内黄兴、宋教仁两派争夺内阁总理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宋教仁是被盘踞上海多年、与会党关系密切的陈其美杀的。陈其美有暗杀陶成章的前科，难免不再犯一案。比如梁启超就断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但是梁启超本人也被列为嫌疑人之一。因为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和坚持“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存在巨大的政治分歧。而梁启超一派在年初大选中落败，难免不心怀怨恨。

陈其美

当然，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人怀疑袁世凯才是幕后主使。

这一切都得缉拿到凶手后才能一探究竟。

二

缉拿凶手的悬赏公告公布后，上海滩有个贩卖古董的小商人王阿发突然回忆起一件事来。

多日前，王阿发曾去“玩政治”的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应桂馨拿出一张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明信片，给王阿发看。王阿发看清楚，明信片上印着的宋教仁的照片。应桂馨就对王阿发说：“我要办这个人，你要是能办到，我就给你一千银元。”王阿发没有答应，回去后和在别人家帮佣的朋友邓某谈起了这件事情。邓某对此事很有兴趣，答应要接这活。王阿发就把他带到了应桂馨的住处。面谈细节的时候，邓某却又打了退堂鼓，说：“我是一个外乡人，为什么要无故杀人呢？”事情没谈成，王阿发也就把这件事淡忘了，继续兜售他的古董字画。

宋教仁被杀一事在十里洋场传得沸沸扬扬后，邓某回忆起了原先的事，赶紧把经过告诉了主人张秀泉。张秀泉找到王阿发核实。王阿发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找到与会党关系密切的何海鸣讨教对策。何海鸣将一干人等都带到了陈其美那里。

国民党人不敢怠慢，带了王阿发到租界巡捕房报案。

总巡捕卜罗斯核实案情后，和国民党人陆惠生、王金发，带人直扑应桂馨家。应桂馨不在家，去妓女胡翡云家抽鸦片烟去了。于是，巡捕和国民党人又赶到胡家，又扑了个空。应桂馨抽完鸦片，去妓女李桂玉家喝酒去了。一行人再次冲到李家。到了李家，陆惠生、王金发两人先上楼问：“应桂馨在吗？”应桂馨毫无防备，应声答道：“是我。”陆、王就说：“有人在楼下等你，要和你说话，请你下来一下。”应桂馨跟着二人下楼，立马被等候多时的巡捕逮住。

这是24日，宋教仁死后第三天，凌晨零点30分的事情。

巡捕马不停蹄押着应桂馨到他在法租界的家中搜查，只见应家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江苏巡查长公署，一块是：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原来，应桂馨还是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的负责人。在应家查获了一批公文信件和一只铁箱。巡捕还守株待兔，扣留来访人员。巡捕扣留了一个身材短矮、神色可疑的人，恰好与凶案目击证人描述的凶手特征相符。经目击证人辨认后，确定此人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法租界巡捕立即逮捕此人。

此人名叫武士英，对刺杀宋教仁一事供认不讳，并签字画押。宋教仁刺杀案就此告破。

根据相关人等的供述和从应加搜出来的资料，整个案子的过程如下：

应桂馨（即应夔臣、应夔丞），浙江宁波人，父辈在上海从事地产起家。应桂馨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庶务科长，负责机关伙食，因为贪污机关伙食费而被革职。回到上海后，应桂馨组织了带有会党性质的共进会，一度得到陈其美的支持。共进会曾参与策划武汉马队暴动，为此应桂馨的名字上了黎元洪的通缉令；会党的落后性，让共进会在江浙一带逐渐转到革命的对立面，对社会秩序多有扰乱。(10)为了处理共进会问题，北京内务部让秘书洪述祖南下弹压。

洪述祖，江苏常州人，秀才出身，在前清当过多年幕僚，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唐绍仪出任总理时，一度属意洪述祖为秘书长。但深入接触后，唐绍仪发觉洪述祖趋炎附势，人品不好，弃而不用。内务总长赵秉钧却喜欢洪述祖，让他在内务部挂职秘书。南下时，洪述祖年近60，仕途似乎要就此止步了，但是他还想谋求进步。与应桂馨打交道后，意识到应桂馨和共进会势力可以为己所用。于是，洪述祖表示愿意为应桂馨除罪，但应桂馨要安抚共进会，听命中央。应桂馨答应了。1912年10月16日，洪述祖将应桂馨引见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会面后，程德全向袁世凯报告了安抚共进会的措施：任命应桂馨为驻沪江苏巡查长，控制共进会成员遵守法律，不许滋事；每月给予共进会3000元活动经费（江苏财政紧张，要求中央每月承担2000元）。袁世凯表示同意。12月，洪述祖安排应桂馨进京。应桂馨在北京先后受到总理赵秉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袁世凯在财政极为紧张、连军饷都发不出的情况下，亲自发给应桂馨活动经费5万元。一个区区会党头目，受到总统如此器重，令人生疑。应桂馨小人得志，顿时轻狂起来，在北京出入酒馆妓院，举止异常阔绰，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侧目。

1913年1月23日，洪述祖和应桂馨一起返回南京。2月6日，应桂馨在南京又一次见到了程德全。令程德全惊讶的是，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言辞谦恭、诚惶诚恐、有问必答的应桂馨，现在变成了趾高气扬、说话闪烁的模样。应桂馨还拿出自己与中央的来往电文给程德全看，程德全莫辨真伪。对应桂馨的狂妄和炫耀，程德全很不高兴，赶紧打电报给总统府秘书张一麐，提请中枢注意：“应夔臣……万不可靠，从前电请大总统赦免，令其戴罪图功，乃是当时一种政策。近来颇有招摇僭妄情形……请中央注意。”事实上，洪述祖和应桂馨此行携带巨款，行动隐秘。一个阴谋已经展开了。

回到上海，应桂馨四处物色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最后通过一个叫陈玉生的人，找到了武士英。武士英曾在云南新军中担任过营长，革命胜利后遭到裁撤，正在上海滩游荡，生活窘迫。陈玉生欺骗武士英加入共进会，并鼓动他“办一个无政府党的人，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武士英身陷困境又利令智昏，满口答应下来。陈玉生就将他带到应桂馨家，应桂馨向武出示了宋教仁的照片，并给了他1000元钱和一支五响手枪。

3月20日夜，陈玉生陪武士英来到沪宁车站，等宋教仁在众人簇拥下准备进站时，向武士英指名宋教仁，武士英随即上前开枪行凶，并趁人群慌乱之际逃逸。4天后，武士英到应家送信，不想自投罗网。

三

案情明晰了，接下去的问题是：谁是幕后主使？

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属下，而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考虑到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度和国民党的选举大胜，最大的受害者都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是幕后主使的嫌疑大大增加。而从应桂馨家中搜出来的书信和电报，很多也指向袁世凯和赵秉钧。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份材料：

一、2月22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信。内容是：“（一）来函已面陈总理、总统阅过；（二）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公事不计。因赵智老（赵秉钧）已将密电本交来，恐程君（内务部秘书程经世）不机密，纯全饬兄一人经理……（三）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30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

二、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电。内容是敦促应桂馨赶紧下手：“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三、3月21日9点30分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由材料一可以知道，应桂馨刺杀宋教仁是与洪述祖单线联系，由洪述祖下令的。那么，洪述祖是传递更高层意思（赵秉钧、袁世凯）的中间人，还是本身就是幕后主使呢？根据材料一，洪述祖似乎只是个中间人。1、洪述祖说，应桂馨的“来函已面陈总理、总统阅过”。2、是赵秉钧让洪述祖和应桂馨保持单线联系的。3、洪述祖向应桂馨许下的许多诺言，不是他这个级别（内务部秘书）的人能够操办的，比如赏钱30万元（材料一）、授予应桂馨勋位（材料二）。没有更高层人的点头，洪述祖的诺言只能是空头支票。由材料三可知，应桂馨认为自己是在为更高层的人办事，所以要求洪述祖将“战果”“望转呈报”。

假设，应桂馨知道刺杀宋教仁仅仅是洪述祖的意思，借他胆子他也不敢下手——因为他办完事后还要保命，没了命怎么去享受洪述祖的承诺呢？好在洪述祖将他引见给了赵总理和袁总统，应桂馨有理由相信是在为总统和总理办事——出了事上面有人罩着。

3月30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赵秉钧派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出席。王治馨在会上发言，为袁赵二人辩解。他认为洪述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与赵秉钧、袁世凯无关。但“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总统和总理之前都以为是对方授意洪述祖杀害宋教仁，但是前日赵秉钧和袁世凯面谈宋教仁案，双方才知道对方都没下令刺杀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王治馨提供了一个解释：洪述祖见袁世凯受到行政权力的诸多掣肘，认为总统不能管理好国家全都因为反对党政见不同。他曾建议袁世凯“何不收拾一二人”，杀几个反对党人威慑其余。袁世凯没有答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在洪述祖刺杀反对党领袖宋教仁，“难保非洪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王治馨这个看法是私人观点。但作为政府高官，他的发言透露了一点：袁世凯事先知道洪述祖有刺杀宋教仁的念头。

如此一来，袁世凯成了杀害宋教仁的最大凶嫌。这也是舆论普遍的看法。黄兴在4月13日给宋教仁写的挽联就很有代表性：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案件侦破后，袁世凯为案件的审判设置了种种障碍，更让人觉得他做贼心虚，坐实了幕后主使的怀疑。江苏都督程德全指出，宋教仁案引起社会非议，暗潮汹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进行公正的审判。但袁世凯政府在程序上“高度重视”的表现是，司法总长许世英说此案件关系重大，要求将人犯和证据提京交大理院公开审判。总统府秘书张一麐也致电程德全，希望迅速向上海方面索要证据，送入北京。袁政府的这种“提京审理”的要求遭到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对。既然袁世凯和赵秉钧都有重大嫌疑，怎么能将证据和人犯交给他们呢？而审判一旦转移到北京，袁世凯政府就掌握了主导权。所以，国民党坚持案子要在上海审判。

4月13日晨，程德全即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要求组建特别法庭，提议由伍廷芳为主任。袁世凯回电：“所拟组织特别法庭，望速筹办。”但许世英认为特别法庭与约法和政府编制不符，强烈反对组建。袁世凯于是复电程德全，说司法总长许世英拒绝副署组织特别法庭的命令，他无法下令组建。而许世英和司法部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由伍廷芳暂时署理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负责审理宋案。但是国民党方面没有接受这个方案。

4月24日，监狱里的武士英暴毙。这让怀疑袁世凯的人们情绪激动，对袁世凯政府阻挠案件审判更加不满。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影印公布了应桂馨和洪述祖的来往密电。舆论更加不利于袁世凯。

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赵秉钧和洪述祖分别公开为自己辩护。

4月28日，赵秉钧公开通电，逐一洗刷自己和应桂馨家中材料的关系。

赵秉钧的说法主要是两点：第一，自己的确认识应桂馨，但都是处理共进会的公事；第二，洪述祖干的事情自己完全不知道，洪述祖没有将任何电文呈送自己看过。洪述祖答应给应桂馨的酬劳（勋位和巨款），都是洪述祖私自承诺的，与赵秉钧无关。至于巨款，那是国务院提供给共进会的经费，用来“由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应桂馨的确在日本印刷了许多攻击孙中山和宋教仁等人的资料，运回国内散发。）所以，赵秉钧发誓：政府绝没有暗杀宋教仁之心，一切都是洪述祖个人“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在将自己洗刷干净后，赵秉钧根据公布的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的密电，为洪述祖说情。应桂馨在那天的电报中有“若不去宋”四个字，“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据此判断，暗杀之心起于应桂馨。赵秉钧最后说，虽然宋教仁遇刺出乎政府意料，但是洪述祖毕竟是内务部秘书，内务部总长是他的上级，即便没有“代为受过之理由”，也有“怠于监督之责任”。

赵秉钧的电文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是透露出了政府早有反宋仇宋的行为，承认了应桂馨的“过激”行为多少是受政府反宋情绪的引导。

5月3日，逃到青岛租界躲藏的洪述祖也发出公开电报，自我辩护。

洪述祖在电报中猛烈抨击宋教仁鼓吹议会民主、实行责任内阁是植党营私、党派专制，比晚清腐朽权贵还要坏，对社会破坏极大，说宋教仁的主张会让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要让国民看到宋教仁的真实面目，不要被他的主张所“迷惑”。洪述祖承认利用了应桂馨，但是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思，没有牵涉赵秉钧或者袁世凯。他称，利用应桂馨是为了“暴宋劣迹，毁宋名誉”，并没有要杀害宋教仁的意思。至于被舆论认为是杀人证据的来往电函，洪述祖也说是要应桂馨抓紧购买宋教仁“劣迹证据”，诋毁孙宋等人。对于关键的“毁宋”二字，洪述祖说：“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

也就是说，赵秉钧把所有事情推到了洪述祖头上，洪述祖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应桂馨头上。

舆论热议，指责和自辩交叉进行，审判工作也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审判厅决定进行缺席审理。但开庭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都表示反对，要求缓期开庭公判。原告律师强烈要求拘传赵秉钧、程经世、洪述祖等人到案。被告律师指出法庭没有获得大总统和司法总长的任命，没有开庭的资格。法官不得不宣布退庭。从此，宋案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尴尬局面。

赵秉钧政府为了抵制南方的审判，炮制了所谓的“血光团事件”来混淆视听。事件起因是宋教仁案迟迟得不到公正审判，宋教仁秘书周予觉和革命党人黄复生、谢持一起，携带炸药和黄兴资助的3000元钱，来到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不想事机不密，被政府侦破、遭逮捕入狱，周予觉叛变。在政府的策划下，周予觉得妹妹周予儆出面，谎称黄兴组织了血光团，其中给了她40000元钱，潜入北京实行暗杀。北京方面对“血光团事件”大肆渲染，京师检查厅还向黄兴发出传票，企图在舆论上与宋教仁案相抗衡。黄兴毅然前往上海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最后租界当局以北京方面证据不足，没让黄兴到案。

如此一拖，等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后，宋案的审判工作也就不了了之了。宋教仁案就成了一个“定案”，进入了历史。

二次革命中，应桂馨越狱逃往青岛，年底还公开进京要向袁世凯邀功领赏，要求“平反”。他还以为刺杀宋教仁是一件特“光荣”的事情，为政府“帮”了大忙呢？1914年1月29日，人们在火车上发现了应桂馨的尸体。在宋教仁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赵秉钧不得不去医院“养病”。袁世凯派人转告他“放心住医院就是了”，并在5月1日任命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取代赵秉钧。出院后，赵秉钧出任直隶都督。听到应桂馨的死讯后，赵秉钧喃喃自语：“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29天后（2月27日），赵秉钧在督署中毒身亡。人们普遍相信应桂馨、赵秉钧都是被袁世凯暗杀的。杀害关键证人，袁世凯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更被人认定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了。(11)

洪述祖年纪最大，阅历最深，一直隐姓埋名，可还是在1917年4月30日被革命党人在上海诱捕，1918年9月7日被公审。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死了。洪述祖在法庭上坚称没有授意刺杀宋教仁，更不是袁世凯或者赵秉钧让他干的。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案发后赵秉钧对他说：“你在京恐怕毁了。”他心中不甘，求见了袁世凯。袁世凯问他，宋教仁到底是什么人暗杀的？洪述祖说：“还不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世凯听了，脸一下子拉了下来。洪述祖见状，赶紧从总统府跑了出来，溜出京城四处躲藏。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绞死。

四

宋教仁案的一个问题永远成了谜：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袁世凯是头号嫌疑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有利证据证明，但宋教仁之死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一心想当正式大总统，扩充权力，但宋教仁率领着议会最大党派却要组成清一色的政党责任内阁。之前，袁世凯曾用巨款贿赂宋教仁，希望为己所用，但遭到宋教仁坚决拒绝。现在，宋教仁一旦进京建立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袁世凯即便当选了正式大总统也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更何况宋教仁坚决反袁，还去劝说黎元洪出面竞选总统，想彻底终结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这是嗜权的袁世凯万万不能容忍的。蔡元培为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作序说：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以为多数党足以操纵袁世凯，后来又觉得很难，就想放弃袁世凯，推举黎元洪，结果触犯了袁世凯，导致被杀。(12)所以说，袁世凯有杀人的强烈动机。

然而，袁世凯对付宋教仁，必须采取肉体消灭的手段吗？这种手段显得那么原始、笨拙，而且会触犯众怒，置自己于千夫所指的困境。

事实上，袁世凯的政治手腕高超，手段很多。之前，临时参议院要他到南京就职，他轻松一“兵变”，就不仅在北京就了职，还把参议院也一块儿搬到了北京。至于要对付宋教仁尚在酝酿中的国民党内阁，他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他可以运用议会中倾向自己的统一民主党，拉拢议会中的官僚和士绅议员，阻挠国民党清一色内阁的成立；如果不行，还可以像他日后那样派军队包围议会，要是议员不答应要求就不准他们吃饭，不准回家；实在不行，强大的北洋军也始终是他的权力基础和政治依靠。袁世凯没必要去刺杀宋教仁，没必要彻底激化和革命势力的矛盾。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双方兵戎相见，爆发了二次革命。相比之下，刺杀宋教仁绝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

那个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曾对国民党元老张继说过：“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笑着说：“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当时袁世凯正被财政问题、列强承认问题、沙俄入侵问题、西藏和外蒙古问题搅得昏天黑地，政令不通，不想再和革命党人撕破脸皮、大战一场。所以，袁世凯并不想刺杀宋教仁。

袁世凯无意，部下却有心。不要忘记了，赵秉钧也好，洪述祖也好，都是从前清政坛的大染缸中走出来的，“权心权意”，学会了一身的阴招损招。为了荣华富贵，他们做得出刺杀宋教仁的事情来。宋教仁组织清一色国民党内阁，第一个失业的就是赵秉钧；洪述祖年近60了，人生还有几回搏？个人利益让他们没有袁世凯那样的大局眼光，以为刺杀了宋教仁就能保持或者博取荣华富贵了。像他们这样投机取巧、邀功领赏的宵小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袁世凯察觉底下宵小之辈有刺杀宋教仁的念头，却不加制止，并且在事发后“护犊子”，庇护凶嫌，也可算是杀害宋教仁的间接凶手。

这可苦了醉心议会民主，浑身散发理想光芒的宋教仁了。与许多革命党人醉心纯粹的革命不同，宋教仁留学日本时，专门沉下心思去研究西方政治理论，认定议会民主是解决中国政局、谋求富强的良药。回国后，他一心推行理想。为了大选，宋教仁在南方到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进行“光天化日下的政客竞争”。他的批判毫不留情，演讲激情澎湃，势力之猛为沉闷千年的中国政坛所未见。政治热情和书生脾气（比如对自己的“总理梦想”半遮半掩，让他人猜疑），让他对政治的潜流暗潮视而不见。在武汉时，革命党人谭人凤曾转告宋教仁一件事：谭的部下陈犹龙1912年12月曾去北京，正好与应桂馨同住在西河沿中西旅馆。陈犹龙发现应桂馨从中央政府领到了巨额经费在京城挥霍。谭人凤因此告诫宋教仁：高明的人家，鬼是要盯着他的；现在会党分子和中央政府勾结，是很不好的现象；你在社会上很有声望，袁世凯必然忌恨你，你还是低调隐蔽一点，还是要做一些戒备。宋教仁没放在心上。就在遇刺的当天，宋教仁还愉快地去《民立报》社话别。民立报社编辑徐血儿嘱咐宋教仁要慎重防卫。宋教仁却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理想主义的宋教仁，就这样坦然地前往火车站，被黑暗的中国现实所吞噬了。

宋教仁临终前曾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可悲的是，不仅是他调和革命和保守势力的苦心世人理解不了，他的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的雄心壮志，在中国也实现不了。

艰难抵抗：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一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进攻德国的山东势力范围。民国政府仿照晚清日俄战争旧例，宣布“局部中立”。1914年底，日本军队占领胶州湾和东胶铁路，拒绝撤军。袁世凯以为主动求见自己的日置益是来讨论山东问题的。谁想，日置益拿出厚厚的一摞文件，宣称日本政府对民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希望袁世凯承认。说完，日置益简要地介绍起来，日本对华新要求一共分五号，共计二十一条。

第一号要求共四条，是有关山东问题的，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且要求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第二号要求共七条，要求将东北南部（日本所谓“南满”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99年；日本人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自由居住、经商、开办实业；日本垄断该地区的矿产等。第三号是有关汉冶萍公司的两条要求：两国“合办”该公司；垄断该公司所属各矿及附近矿山。第四号要求只有一条：中国沿岸所有港湾及岛屿，只能割让给或者租与日本。

任大总统时的袁世凯

日置益说完第四号要求，看到袁世凯和在场的秘书夏寿田等人都面带怒色，又拿出第五号文件，介绍起更耸人听闻的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中国警察、军工等事业；将长江流域的铁路建造权许与日本，日本垄断福建交通；日本在华所设医院、寺院、学校等拥有土地所有权；日本在中国有布教权。如果说前面的四号要求都是在具体领域将中国捆绑起来，侵害中国主权，那么这第五号文件则是赤裸裸地向中国躯体上捅刀子，无疑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13)

介绍完毕，日置益不顾袁世凯等人面红耳赤、神色激愤，继续说道，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这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将归还胶州湾，同时“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袁世凯压住怒火，宣布将由外交部和日本方面具体商议，要日置益等候消息。

等日本人走后，袁世凯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和左右说，日本这二十一条要求是要灭亡中国，就是日军打到新华门了也不能同意。他对于日置益最后以支持自己称帝为诱饵，引诱自己承认“二十一条”尤其感到愤怒。此前，袁世凯已经动了称帝的心思，并开始制造舆论开展准备工作。现在，他厉声命令秘书夏寿田，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条要求。

尽管已经是傍晚时分，袁世凯还是命令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紧急来总统府密议对策。当晚，民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层整整磋商了一夜。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方设法拒绝日本的过分要求。

现存于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的袁世凯资料中，有一份袁世凯在“二十一条”最初文本上所作的朱笔批注。袁世凯逐行逐字，对日本的要求进行了批驳，让后人直观地看到了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最真实的看法。

比如在第二号开头，日本人写道：“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袁世凯批道：“无此‘向认’。”在“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这条要求旁边，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在“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这条要求上面，袁世凯直接将“他国”改为“外国”，然后认为“此当然之事”。在“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这条要求上面，袁世凯把“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在日本有关内蒙古东部地区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干脆直接批道：“办不到。”

整份文件的末尾，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第二天（1月19日），袁世凯召见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愤慨宣布：“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决不作朝鲜第二。”

二

据说，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感叹：“日本去一大敌矣。”诚如所言，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敌，日本也始终视袁世凯为大敌。

日本是近代侵略中国最多、危害中国最深的国家，爱国之人无不视日本侵略势力为敌。袁世凯仇视日本，完全是出于爱国义愤。袁世凯生父和嗣父双亡后，曾由叔父袁保恒抚养。袁保恒在西北任职，就将袁世凯带到了西北。当时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西北全民动员，军民踊跃奔赴前线。左宗棠率领清军，深入不毛之地，清除分裂势力残余，逼迫沙俄势力退出侵占的中国领土。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亲身感受了爱国抗敌的热情，在性格形成的关键时刻烙下了爱国印迹。

袁世凯从军后的第一次大行动，就是入朝抗日。1882年，日本人利用朝鲜高宗李熙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煽动了“壬午兵变”。朝鲜向清朝求援。袁世凯所在的庆军被派遣入朝平乱。在朝鲜，青年袁世凯与日本势力死缠恶斗了12年，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袁世凯在朝鲜，先是参与设置鸿门宴，将大院君逮捕，押送到国内保定关押，后又马不停蹄返回朝鲜，随军将日本人赶出朝鲜。事毕，袁世凯留驻汉城，主动向高宗提出要帮朝鲜练兵自强。袁世凯用英德近代方法帮助朝鲜组建了几千人的禁卫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受到了高宗李熙的赞扬。两年后，袁世凯指挥庆军一半人马留驻朝鲜，成为了清朝势力在朝鲜的实质代表。袁世凯的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势力。日本人一直都处心积虑要吞并朝鲜。1884年12月，日本人趁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怂恿部分朝鲜官员叛乱和日本军队一起发动“甲申政变”，入宫劫持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局势不明，敌我力量悬殊，袁世凯当机立断，认为事情的关键是高宗皇帝被日本势力劫持，首先要夺回皇帝。袁世凯不顾部下反对，先斩后奏，集合所有清军攻进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政变。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袁世凯卷起铺盖住到高宗皇帝的隔壁，和皇帝一起听取大臣的汇报，处理朝鲜政务，指挥文武官员，成为了事实上的“监国”。日本人对袁世凯恨得牙痒，“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多次照会清廷，指责袁世凯挑衅多事，要求清朝查办。1885年，伊藤博文亲自与李鸿章交涉，要求惩办袁世凯。袁世凯一度心灰意冷，离开朝鲜。半年后，袁世凯再次受命护送大院君回朝鲜主政，第二次踏上朝鲜的土地，出任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入朝后强力恢复“监国”地位。而此次，朝鲜局势更加复杂，亲日势力高涨，部分势力则借助西方列强力量希望制约清朝。袁世凯在清朝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在礼仪、外交等方面勉力维持中国和朝鲜传统的宗藩关系。1894年，日军借口镇压东学党起义增兵朝鲜与清军对峙。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处境恶化。一方面是朝鲜国内的反清势力敌视他，一方面是日本人到处扬言要杀掉他。日军甚至把大炮瞄准了袁世凯的官署。袁世凯依然尽职地拜访日本公使，奉劝日本撤军，遭到日本拒绝。未几，朝鲜在日军的逼迫下宣布为独立国。袁世凯的工作正式失败，悲壮地致电李鸿章：“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6天后，日军掳去高宗，朝鲜停止向中国进贡。朝鲜局势滑向了战争。

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时，明确不招收日本军校毕业生，宁愿舍近求远进口德国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也对低廉方便的日本军火不屑一顾。看着袁世凯在晚清和民国政坛的崛起，仇视袁世凯的日本政府如鲠在喉。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时，日本人策划了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计划，企图暗杀袁世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时，日本又伙同沙俄趁火打劫，出兵满蒙，一个要殖民东北，一个策划蒙古独立。袁世凯派人去蒙古查办，镇压叛乱，还查获了日本向喀喇沁王提供的军火。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缺钱缺人，但袁世凯四处向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寻求援助，就是不对跃跃欲试的日本伸出橄榄枝。

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一贯仇日的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过分要求，实在是居心叵测。如果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可以全面控制北京政府，掠夺中国的资源，而袁世凯将承担卖国的千古罪名；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可以把破坏和谈的罪名贴在袁世凯身上，继续赖在胶州湾不走。日本人就等着看袁世凯处理“二十一条”这个烫手山芋时，手忙脚乱的样子了。

曹汝霖

1月27日，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中日谈判，袁世凯改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以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为外长。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二十一条交涉会议，中方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旷日持久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正式开始。

交涉一开始，袁世凯就正色告诉日本代表：“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外交次长曹汝霖是著名亲日分子，“平素喜怒不形诸颜色”，在会谈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竟亦吐露慷慨的言辞”。日本公使日置益认为“对中国尤其袁政府立场而言，却颇感严峻”，向国内报告称，要袁世凯全盘接受要求非常困难。

日本代表于是在会谈中抛出了一系列的“诱饵”，希望中国代表能够接受要求。这些引诱除了归还胶州湾外，主要是支持袁世凯政府、保障袁世凯的个人安全（这从反面证明了日本之前不支持袁世凯政府，一心谋害袁世凯）。二次革命后，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集合留日学生和部分日本人，进行反袁活动。日本代表承诺一旦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严格取缔在日本的反袁活动（这也反证了日本政府之前支持反袁势力）。

在谈判桌上，陆征祥遵从袁世凯的指示，一味周旋，就做一件事：拖。

日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内容是狼子野心见不得光，因此希望尽快结束交涉，以免夜长梦多，引起国际干预。在谈判时间上，日置益要求双方天天谈判，全天不停地谈。陆征祥借口自己事务繁忙、身体不好，坚持每周就“二十一条”商谈三次，谈判时间为下午二时至五时，每次三个小时。日置益被迫答应。每次谈判开始时，陆征祥先请双方代表入座寒暄，说些天气、吃饭等无关话题，同时让侍从们上茶献烟，然后就桌子上的茶和烟再发一番评论。他安排的那些侍从们也特意稳步慢走，慢慢地点烟，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拖延时间。等寒暄品茶完毕，谈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在剩下的两个小时谈判过程中，不管日方代表如何危言厉色，陆征祥都和颜悦色，对提问未置可否，常常抓住一些细节发表鸿篇大论。陆征祥在外交界摸爬滚打几十年，外交技巧高超。他的外文说得比中文好，加上是上海人，说的官话中夹着上海口音和外国语法，让人听起来特别别扭。最神奇的是，陆征祥的说话拖沓是出了名的。比如，袁世凯曾一度提名陆征祥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去参议院发表见面演说时，竟然就家常话题和客套话讲了一个小时，让参议员们大跌眼镜，竟然因此没有通过提名。可以想象，日置益遇到这样的对手，既要费力理解，琢磨语句，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又抓不到陆征祥的把柄，不好发作。

对日置益来说，谈判是桩苦差使。对陆征祥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件苦差使。他这是在示弱，是在苦撑待变、以拖待变，实属万般无奈之举。但凡有强大的后盾，外交官是不会在谈判桌上不着边际地拖延的。袁世凯也很无奈，国家贫弱多事，强敌逼上门来。怎么办呢？

三

袁世凯不能直接拒绝“二十一条”，他必须借助外力来抵抗日本的压力，进而击退日本的侵略。横在他面前的首要障碍是，日本要求“二十一条”谈判秘密进行，绝对保密，不能向外界泄露只言片语。日本政府之前推测袁世凯可能的对策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绝密”的谈判要求。

可是在1月19日，日本人自己就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刊登了日本公使与袁世凯谈话并提交重要文件的消息。22日，日本《朝日新闻》又印发号外，刊载了日本对华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虽然日本政府马上就以“有害两国国交”为由，禁止日文报纸转载和评论此等消息，禁止《朝日新闻》发行号外。然而同日，中文的《亚细亚日报》、英文的《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正在进行谈判。此后，零零星星的刊登上，中日新谈判消息的报纸越来越多。消息又是怎么泄露的呢？

消息是袁世凯政府有意泄露的。困守秘密外交的要求无异于作茧自缚，袁世凯自然不会迂腐地遵从日本要求。只有让外人知道了日本的强盗要求，中国才有可能争取到援助、抗击日本。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通报谈判内容。北京城里最早获悉“二十一条”谈判的外国人之一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进行商谈”，磋商“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芝加哥日报》、《纽约时报》就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辗转获悉了部分谈判内容，分别在1月25日、27日介绍给了美国舆论。

日本方面见状，借口报纸登载了日本公使与中国外长的谈论内容，消息“系来自北京通讯”，强烈诘责中国方面泄露消息。袁世凯政府自然是矢口否认，并在交涉正式开始的2月2日发出关于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漏消息的通告。

暗地里，袁世凯则采取了进一步行动。2月5日下午，他邀请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来谈话。袁世凯将日本的要求和盘托出。他首先向莫理循介绍了第五号文件的内容。袁世凯特别提到了日本要垄断中国沿海和岛屿；日本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袁世凯强调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有关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这些要求都强烈侵犯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利益。袁世凯认为日本要控制中国政府，最后说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傲慢，坚持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

“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意识到巨大的新闻价值，回去后立即整理了一份与袁世凯的谈话的备忘录。他认为，将材料公之于众、让西方对日本施加压力是中国免除日本要求压迫的主要办法。2月9日，莫理循主动与老东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第二天，端纳赶来了。莫理循把整理出来的消息给他、托付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2月11日，《泰晤士报》收到了端纳拍发的长达318个字的电讯。

不想，日本方面早就预料到了袁世凯会走媒体渠道、争取外援，事先让日本驻英大使出面向《泰晤士报》“解释”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西方政府知道中日开始新的秘密谈判后，美、俄、英各国纷纷向日本外务部要求获知具体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政府已经选择其中最为平缓的11条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没有一条涉及关键的第五号文件）。由于日本公布的11条要求都是对日本原有权益的必然扩大，并没有直接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并没有引起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关注。于是，2月12日《泰晤士报》只是以《二十一条要求大纲》为题刊发了特稿，谈了东北局势和与英国有关的长江流域的情况，并没有报道日本第五号要求有关内容。虽然莫理循在11日还把消息告诉了美联社驻北京通讯员摩尔，后者转告了美联社，但美联社把摩尔的消息扣了下来，要求告知消息来源，因为摩尔的消息和日本使馆“证实”的消息不符。

清末民初时期，来自中国的消息鱼龙混杂，夹杂着扩大和渲染的成分，所以西方媒体对披露“二十一条”内容的消息持怀疑态度。而对日本公布的“十一条”要求，许多媒体（包括《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接受。

新闻战的第一回合，袁世凯政府出师不利，期望中的列强干预并没有出现。北京政府还“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硬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莫理循和端纳等人意识到，日本政府在有目的地蒙蔽世界舆论，于是建议中国政府公布日本要求的全文译本。2月15日，莫理循终于得到了官方拍照复制的“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袁世凯终于决定公开日本的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二十一条”曝光后，各国新闻哗然。列强政府纷纷抗议日本的有意蒙蔽。日本国内部分报刊也表示不满。迫于舆论和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月底将“二十一条”全文秘密通告了美英法俄各国。不过，它辩称第五号要求是对中国提出的“希望”，目的是增加中日友好。

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在2月5日、22日、28日三次由日置益专门提出交涉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大用新闻策略”，“如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日本要求中国严禁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甚至要求中国取缔报道相关新闻的报纸。北京政府反复声明“本国政府绝无利用报纸之事”。那么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袁世凯就指责日本自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把内容泄漏给了日本报纸，“致中外报章纷纷注意，时为袒中袒日之论，以惹世界之揣测”！

四

袁世凯披露日本无理要求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期望中的外力援助能够适时到来吗？

借力打力，力从何来呢？袁世凯期望的外力首先是列强的同情和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列强忙于欧洲厮杀的时候，趁火打劫，想排挤列强、独霸中国，侵犯了各国的既得利益。所以袁世凯对于列强的干预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让顾维钧等人与美英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可他也没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列强身上，同时也积极开始对日外交，希望利用日本内部分歧化解中国外交压力，如果能够釜底抽薪，让“二十一条”消失于无形就更好了。为此，袁世凯向日本派出密使，甚至还向日本专家请教日本的政治体制问题，看日本政府是否能独立发动对华战争、天皇能否约束内阁的强硬要求。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后，国内民众救亡抗日的情绪高涨，成了期望之外的依靠力量。

中日交涉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各地一片愤慨之声，国内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学生和华侨各界，一致要求抗日——这在政治纷争的民国初年极少见。十九省将军由冯国璋、段芝贵领衔致电政府，表示强烈反日，“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贩夫走卒、挑水卖茶的，闲暇时也聚集在街头巷尾，“聚议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华人如何救国之道，其状亦极迫切”。全国上下“茶坊酒肆公共会集之处皆有华人团坐桌间，攒首聚议最近之谈判消息，并悬拟日本将有何举动，声虽不扬，然颇激昂”。从2月2日到21日，总统府接到数百起有关中日谈判的文书，其中总统府顾问厅21件，洋务处14件，外交部23件；部员以个人名义递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将军43件，道尹30件，县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递呈者75件。

一开始，政府方面遮遮掩掩，对“二十一条”披露的信息很少，众说纷纭。民众要求政府立即披露信息，“国乃民有，非政府诸公所得私之也”，要求让国民都知道交涉内容。各政党、北京报界公会、商务总会纷纷上书或推举代表，请求政府尽快宣布如何答复日本要求。参政院就中日交涉问题秘密开会，质询外交当局，要求政府详细解释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被详细披露后，民众纷纷表示愿为国御辱，比如署名“浙江全体公民”的文章指出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虽在妇人孺子无不发指眦裂，愿与一战而死”。人们纷纷采取实际行动抵抗日本，最主要的就是抵制日货。日本在华商品倾销遭遇了极大困难。

反袁势力在抵抗日本问题上空前一致。二次革命后，黄兴一派没有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另立松散的欧事研究会。其成员李根源认为革命党应该暂缓革命，以便政府集中全力对付日本。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五位二次革命的领袖通电，除谴责袁世凯独裁专制外，表示要顾全大局，在国难当头之际停止反政府行动。日本代表在交涉中专门提出，如果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驱逐革命党人，不允许反袁势力在日本活动。许多革命党人获悉情况后，愤慨为日本所利用，纷纷离开日本。二次革命期间坚守南京与北洋军作战、遭到通缉流亡日本的何海鸣，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国，也不愿意继续呆在日本。

4月底，国内报纸披露日本提出修正案和最后通牒的消息，抗日救国的舆论热潮达到顶峰。人们一致要求拒绝日本，表示愿意毁家捐躯报国抗日。比如对日同志会称：“日本无礼要求，竟以通牒迫我，国耻民仇，无可再忍，务乞坚持抗拒，人民誓牺牲一切以为后盾。”

袁世凯对于出乎意料而起的全民抵抗热潮既想借助又要压制。北京各大报纸天天登载中日交涉新闻，言词激烈，情绪高涨，袁世凯并没有下令干涉。但他在给各省的电文中既表示“万难接受”日本要求，同时也要求各省军政长官稳定大局，防止社会动荡。袁世凯把外交视为政府行为，担心国内舆论会左右政府决策，也担心民众过激行为授人口实。好在，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开会表示要以稳健的态度、光明正大的言论报道中日交涉，引导民众。

袁世凯的主要希望还是在西方列强身上。在统率办事处致各地方当局的密电中，袁世凯期望的结果是“欧美舆论一致反对”，日本“受无数牵制，计不得逞”。

日本耍横，袁世凯是无力硬挡的。可日本这样做也是虎口夺食，趁欧美国家注意力都在欧洲战场的时候图谋独霸中国。引虎驱狼，引欧美力量遏制日本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对策了。他透过管道表达了对日强硬态度。如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向国内报告：“总统派人来告诉我，……他已毅然决定，对那些他认为蓄意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日本诉诸武力，他亦决不让步。”袁世凯得到的结果多少符合了他自己的预期。首先是日本的盟国英国对日本觊觎长江流域英国势力范围表示“关心”，然后是美国重申了门户开放的精神。在遏制日本扩张问题上，欧美国家和中国站在了一边，但在更大范围中欧美各国则需要仰仗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在维持东亚秩序问题上，列强和日本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列强被战争拖累，无力也不想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他们除了关切的询问交涉内容外，主要是“劝告”日本的扩张步伐不要迈得太大。芮恩施把欧美的做法形象地比作“等于在人家已经把门砰的一声关起来之后，我们才通过门上的钥匙孔悄悄地说上几句规劝的话”。欧美各国的外交微风，远远不足以让日本放弃“二十一条”。

相反，承受国际压力的日本则指责袁世凯“仍袭以夷制夷故智，求助于英美法俄，乃四国以日本代管东方利益故，咸有所顾忌，卒无以应，不得已拟利用各国新闻之鼓吹，藉以时论维制于万一”。为此，日本采取更强硬、更急迫的态度，加紧了对中方代表的催逼。

袁世凯派日本人有贺长雄秘密回国展开外交说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日本国内，明治维新的部分勋臣旧将还在，他们和退位的内阁大臣们组成了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元老势力。有贺长雄秘密联系了各位元老。他在给总统府参议曾彝进的电文中建议中国“宜以内政有种种困难为理由”，在东北和内蒙古问题上让步，但“声明第五号毫无让步之余地”。“日本若欲加以强制手段，诸元老必制止之。”袁世凯觉得这个要求还是太高了。随着“二十一条”内容全部公开，日本承受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尤其是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给日本工业重创。日本元老们普遍重视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重视对华贸易。为扭转“二十一条”交涉给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元老们纷纷出面，要求内阁做必要的让步，早日结束僵持不决的中日交涉。袁世凯在国内压制排日，传递“经济提携”的信息，也让日本元老派多少产生了共鸣。

五

4月26日，日本政府权衡利弊后，提出修正案，在“二十一条”要求上主动做了让步。

原来第一号第二款要求：“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现在第二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的“允诺”也改为了“声明”。第三款原为：“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现在改为：“中国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愿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资本家商议借款。”原来第四款要求中国政府允诺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现在是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同时加了一个附加说明：“所有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政府自拟，与日本国公使预先妥商协定。”

第二号原本要求中国“向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现在改为：“为发展彼此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经济关系起见。”其中的具体条款改动较多，比如第三款原来是：“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修正案中的第三款删除了“东部内蒙古”。又比如第四款原来是：“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现在整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允诺，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左开各矿，除业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区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仿照现行办法办理。”修正案下面列明了日本在东北南部的九处矿地（石灰5，石炭2，铁1，金1）。再比如第六款原来是：“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现在改为换文，由中国政府声明以后如果在东北南部聘用外国顾问或教官，“尽先聘用日本人”。

第四号要求彻底改为：“按左开（注：条约是从右到左竖写的）要领中国自行宣布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对于关键的第五号要求，日本的修正案用换文和双方代表的“言明”来代替。

有关南方铁路问题，日本在换文中提供了两个选择方案：“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铁路之借款权，如经明悉他外国毫无异议，应将此权许与日本国”或“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借款权，由日本国与向有关系此项借款权之他外国直接商妥以前，中国政府应允将此权不许与何外国。”有关福建沿海岛屿问题，修正案以换文形式要求中国政府允诺，“无论何国”都不许在福建沿岸建设造船厂、军用蓄煤所、海军根据地和其他一切军事设施，中国政府不能以外资在该地建造上述设施。

另外，修正案要求中国外交总长“言明”：中国政府认为必要时，应聘请多数日本人顾问；中国政府“允准”日后日本国臣民在中国内地为设立学校、医院而租赁或购买地亩；中国政府派遣陆军军官到日本，与日本军事当局协商采买军械或设立合办军械厂之事。日置益则代表日本“言明”：“关于布教权问题，日后应再行协议。”中国接受修正案后，日本归还胶东港。

这个修正案虽然做了有限的让步，但依然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利益，亡我之心不死。

经过五天的考虑后，中国外交部在5月1日回绝了修正案，提出了“反修正案”，并且声明这个方案是中方的最后决定。中国政府对第五号有关的所有内容，全部拒绝，对其他四号中的要求也提出了修改。中国政府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南部居住、经营、租地，但不许永租，并要求日本人服从中国法律，和中国人一样交税，一旦出现争讼归中国官吏审判；拒绝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和日本合办农业及工业；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胶州湾，中国要参加日德和谈，更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日德山东战争对中国产生的损失。在反修正案中，中国也作了有限的让步。

六

中日双方的底线都暴露给对方后，交涉进入了简单的、是与否的“问答阶段”。

为了继续给袁世凯施加压力，日军以换防为名向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增派军队，进行武力威胁。但到5月4、5日，袁世凯坚持“凡属中国能够让步者，均已作了让步，但虑及中国主权和与其他外国条约之关系以及国内舆论沸腾等，终不能再作更多之让步”。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和国际舆论压力也到达了巅峰。日本元老派对内阁的“二十一条”严重恶化中日关系、导致日本在华经济损失强烈不满。他们对内阁失望之余向天皇施加压力，于是5月6日的日本御前会议由天皇“圣裁”，决定削除最关键、让中国反应最激烈的第五号要求。“二十一条”中最有杀伤力的第五号要求，因为日本的主动撤除，最终消失。

第二天（5月7日）下午3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整整交涉了110天无果以后，主动造访外交总长陆征祥，拿出了档案名《觉书》的最后通牒。

《觉书》要求除第五号各项“日后另行协商”外，限中国在48小时内完全接受4月26日日本修正案的其他所有内容。日置益警告说，日本在华军队已经蓄势待发，“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奉天（辽宁）日军备战。日本军舰游弋在渤海，对中国政府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接到日本的最后通牒后，袁世凯在5月8日午后召集国事会议，商议对策。在开会之前，被袁世凯政府寄予厚望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紧急会见了陆征祥。他带来了英国政府的正式意见：建议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期望的外援在最后关头抛弃了他。所以，在由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外交次长、参政院次长、秘书长等人参加的国事会议上，朱尔典的意见沉重打击了众人继续抵抗的信心。

袁世凯在会上发言，“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现在中国内外交困，“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日：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要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通知日本公使馆，宣布接受最后通牒。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各地和各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惩办卖国贼陆征祥和曹汝霖。抵制日货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声势越发高涨。更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最后通牒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25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及另附的十三件换文，共同组成了《民四条约》。这个条约虽然以二十一条要求为基础，但对1月18日的最初要求作了重大修正。“吾人如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部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率顺、大连租期至99年，直至21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都是丧权辱国的。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唐德刚着：《袁氏当国》。）

此举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面是日本把独霸中国的野心暴露在阳光之下，另一层意思是日本人把动静闹得很大，实际收益却很寥寥。《民四条约》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中方的阻挠和各地五花八门的反对。比如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东北南部买地从事经济活动。东北军界和民间则树立了一条不成文的“惩治国贼条例”：未经政府许可将田地卖给外国的人以卖国贼论处，杀无赦。据说，这是袁世凯向当时占据东北的张作霖授意的对策。张作霖1915年时只有几千土匪改编的部队，千余支长枪而已。《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秘密资助张作霖枪械，帮助张作霖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张作霖在东北公开扬言：日本人如果敢走出附属地一步，中国政府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一直到袁世凯死后多年，有条约保护的日本人依然局限在东北少数据点中，形同软禁，根本谈不上什么扩张。

至于那些被中国各机关“聘用”的日本顾问，感叹：“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洪宪帝梦：中国还得有皇帝？

一

民国初年的种种混乱景象，尤其是因为国家贫弱混乱带来的恶果（比如二十一条交涉），让袁世凯陷入了沉思。人们原本以为民主共和制度能够让富强降临中国，可是两年多的翘首以待，连富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国家反而在贫弱混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为什么？

袁世凯脑子里的历史知识和传统政治让他得出结论：乱象起因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缺乏一个强权人物带领国家前进。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国家机器极端强大、皇权鼎盛时期的产物。王朝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政令上下通畅，天下在贤臣名相的治理下四海升平。袁世凯就认为：“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28页，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纲》）从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他就为强固政权而奋斗。清王朝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朝廷实权逐渐为汉臣和将领所分离。中兴也好，变法也好，新政也好，其中都有理顺上下关系、加强政权的考虑。可惜清朝做得不成功，被推翻了，给袁世凯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教训。所以，袁世凯从清王朝轰然倒塌的尘埃中疾步走出来，想的就是怎么加强自己的统治，用强权凝聚国力谋求发展，避免重蹈旧政权的覆辙。

但是总统当上了，袁世凯并没有获得预想的与国家元首相对应的权力。民主共和的政治设计让他很不适应，很不舒服。

革命党人为袁世凯设计了一个“虚君”之位，将强大的国会凌驾在总统之上。国会不仅拥有立法权，而且拥有高级官吏的任免权，行政机构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更重要的是，临时约法规定国会永远不被解散。在法律上，国会权力过大了。民国史家郭剑林说：“在国家机器运行的很大程度上，‘约法’体制远远地超过了保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责任内阁制所必要的互相制约机制和措施。它不仅能够限制袁世凯的个人政治权力和野心，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话说回来，如果国会能够切实履行好职责，管理好国家，让中国富强起来，国会权力过大也不会遭到多少质疑或非难。但残酷的事实是，国会自身一团糟，根本没运转好。暂且不说进入国会的议员良莠不齐、议员之间党同伐异，也不说议员们给自己开500元的月薪，单单就说对于国会这个新鲜事物怎么运转，绝大部分议员都搞不清楚。1913年全国大选产生国会后，议员们单单在选举议长采取记名投票还是无记名投票这个问题上，就纠缠了一个月之久。国民党要求记名投票，因为它占据议会多数，记名投票可以约束党籍议员，夺取国会领导权。共和、民主、统一等党主张无记名投票，这样可以方便他们挖国民党的墙角。在多次预备会议上，议员们哄闹、辱骂、退场，或者干脆就不出席会议。议会的低效和混乱，为袁世凯加强集权统治提供了反面论据。

袁世凯把民国初年的混乱，归咎为国会束缚行政，政府施政方针难以有效贯彻执行（潜台词是：政府的方针政策都是对的、好的）。他说：“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最初和他搭班子的行政首脑是南北方都能接受的唐绍仪。唐绍仪执行临时约法，比较认真。袁世凯颁布命令，他都认真地副署，对于总统府的公文，如果觉得不行就驳回。在传统政治观念中，总理应该是总统的行政助手，是皇帝的宰相，但唐绍仪这个宰相不听从皇帝的指挥，三天两头要袁世凯“收回成命”或者机械盖章。袁世凯的随从见到唐绍仪来找总统都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到最后，袁世凯对有几十年交情的唐绍仪说：“少川，我老了，你来当总统吧。”唐绍仪也很苦闷，说“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终于在1912年6月15日的清晨身穿便服，悄然坐上一辆人力车，来到前门车站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车厢里，唐绍仪倒身就睡。中华民国的第一任责任内阁就这么成为了历史。

唐绍仪之后，袁世凯不允许强力内阁的出现。第二任内阁总理原本应该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递补。陆征祥是技术官僚出身，没有根基，恰恰是袁世凯需要的新总理。可惜他在国会施政演说时，聊了半天家常，大谈特谈自己不会喝花酒因此不喜欢交际等事，遭到了国会弹劾，最后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陆征祥固然有自己不成熟的地方，但议员们意气用事，因为总理言语不当而将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第二届内阁全盘推翻，比陆征祥更不成熟。换上来的新总理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赵总理就职后，干脆把国务会议搬进总统府召开，行政事宜唯总统袁世凯马首是瞻。后来赵秉钧因为宋教仁案辞职，袁世凯力捧熊希龄组阁，鼓吹成立“第一流人才”的内阁，进行专家治国，实际上还是想把行政大权从内阁转移到总统手中。

袁世凯将行政权力收归己手的同时，尝试着把国会纳入自身政治框架之中。国会拥有的人事任免权、立法权和对政务的审核权，无不被袁世凯看做是强权治国的障碍。在心里，袁世凯希望国会能够发挥治国功用，多次公开表示尊重国会。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国会拥戴自己的基础上。当国会既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处处掣肘行政、时时鼓吹责任内阁制度时，袁世凯和国会很快走到了对立面。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国会酝酿着倒袁风潮。在袁世凯看来，手无寸铁的国会议员要通过一张纸推翻自己，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投票的当天早上，突然有上千名身着军裤、皮靴，佩戴着短枪的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将国会团团包围，叫嚣：“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休想出院。”他们中意的人就是袁世凯。这些暴徒没有冲杀进入国会，而是采取“游行示威”的合法方式，来向国会施加压力，说明幕后指使的袁世凯多少接受了点议会民主的“新”思想，创造出了这种“新旧结合”的方式。遗憾的是，袁世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中都落选了。示威者就堵着大门，不让议员散会，还驱赶了给议员送餐的家人。议员们忍饥挨饿，坚持到晚上九时，终于坚持不住了。在第三次投票中，袁世凯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丑闻传出后，上海、天津等地报纸多有不满表示。国务院即通电各省：“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

191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典礼既不在总统府，也不在国会内举行。袁世凯选择在紫禁城太和殿宣誓就任民国总统，而太和殿正是明清两代皇帝登基的地方。袁世凯此举给人广阔的联想空间。既然民国了，“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议员宣誓”，应当是议长、议员坐北朝南，听取总统宣誓，以示尊重民意。可是袁世凯恰恰相反，他坐北朝南，议长、议员们排在左右两侧，像君臣上朝一样听袁世凯的宣誓。很多人将此看作是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暴露。袁世凯已经找出了国家贫弱的原因就是政府权力削弱，那么强权统治是必然选择。而强权统治往往会走向君主专制。同时，皇位对人的诱惑显然易见，袁世凯极可能此时就有了称帝野心。也许，典礼的安排表达了袁世凯对总统和国会地位的预期：总统操权天下，国会处于服从与辅佐地位。袁世凯要求议会制度为己所用，如果能协助治国当然最好，不然就强硬废弃。

争权斗争继续。国民党议员主持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天坛宪法草案》，坚持责任内阁，扩大议会权力抑制总统权力。袁世凯于1913年11月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和徽章。438名国会议员资格被取消，超过了参众两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至此，国会因为召集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遣送回籍。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此举获得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支持。他曾写信给各地方长官，陈述自己的意见。各地行政长官，多数面临和袁世凯同样的麻烦：受不成熟的同级议会掣肘，觉得施展不开拳脚。和袁世凯一样，他们多数人也是前清官僚出身，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很不感冒。袁世凯集权和强权的作法也代表了他们的意见。甘肃、山东、安徽等省民政长官还指控本地议会，“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由地方长官负责一切行政事宜。

但袁世凯毕竟沐浴了民主共和的阳光，不敢悍然推翻民主共和制度，需要一个代议制工具做自己的橡皮图章，于是指定了一个政治会议。在《政治会议开会训词》中，袁世凯抨击议会制度“名曰平等，实以少数人压制多数，名曰自由，实以少数人侵略多数，名曰共和，实以少数牺牲大多数之生命财产者也”。他再次强调国家的强大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国家强大与否和采取何种国体无关。在政治会议中，袁世凯又指定了60人成立一个约法会议。袁世凯要求他们“力谋国权之统一”，制订一部“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的新约法。这就是1914年5月1日由袁世凯公布、体现袁世凯意志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明确实行总统制，总统总揽大权，设置国务卿辅助总统，成立参政院作为总统的咨询和事后审议机构，而立法权又归属专门的立法院。整个制度设计，完全以总统为核心。袁世凯公布这一约法时乐观地预测：“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之后，袁世凯大刀阔斧撤销了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了政事堂，让把兄弟徐世昌担任国务卿，安排北洋系各人掌握各部。新成立的参政院炮制了《大总统选举法》，由约法会议通过。这部法律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没有限制，让袁世凯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更要命的是，选举法还规定袁世凯临死前可以推荐新总统人选。它仿照清朝秘密立储的方法，规定由旧总统亲书候选人的名字密存金匮石室。如果说这个制度还有什么民主成分的话，那就是候选人有三个，由临时选举会在三人中挑选一人为新总统。

至此，袁世凯彻底粉碎了民国元年的约法体制和宋教仁等人的议会民主的努力，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将自己置于无冕之皇的地位。和晚清的同治、光绪、宣统等皇帝相比，袁世凯的权威和实力比他们都要强。这种强权统治一度也取得了效果。他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击垮了革命党人，将北洋势力拓展到安徽、江西、江苏三个重要省份。而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煊等半独立人物先后被解除了实权，归顺中央。其他重要人物，比如盘踞湖北的副总统黎元洪、占据徐州的张勋、在山西割据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和东北胡子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压下战战兢兢，不敢违抗中央政府命令。民初历史进入了武装重压下最稳定的时期。袁世凯政府颇能依靠工商界，听取商会和商人的意见，起用周学熙、张謇等专家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建立健全经济法规和财政税收制度，国民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比如袁世凯政府鼓励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免征部分厘金。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年），民国政府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统一了货币。“袁大头”银元成了民国最坚挺的货币。

但是袁世凯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情况时有发展，中央政府的政令不能控制每一个地方；反袁势力始终活跃，而北洋系内部的骄兵悍将也开始削弱袁世凯的权威。袁世凯困惑了，自己都已经实现独裁统治了，为什么统治还是不稳，治理国家还是不顺呢？重要关头，他身上的陈旧思想和对现代政治的所知有限，产生了极为负面的作用。当时美国公使馆在报告中评价民国初年的袁世凯“眼光短浅……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袁世凯把这些问题归咎为中央政府（也就是自己）的权威还不够，认为“再上一层楼”当皇帝就能解决问题。他不知道中国的贫弱和政令不通，说到底是因为民国接收的是清王朝的烂摊子，中央政府的底子是清王朝的行政班子，中国的问题是积累了近百年的大问题。把“总统”变为“皇帝”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当然，其中也有袁世凯极其自私的因素。种种问题威胁他的地位，他老想保全地位，扩大权势。而皇帝无疑是最诱人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

二

袁世凯有复辟帝制的趋势，当时的社会舆论怎么看呢？

说到社会舆论，不得不提美国人古德诺 (Goodnow, Frank Johnson) 和他的《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和在“二十一条”交涉时为中国奔走的有贺长雄一样，都是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立人、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理论家（注意：政治理论家，并非政治家）。据说袁世凯的秘书顾维钧是古德诺的博士生；曾任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的王宠惠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古德诺的崇拜者，经他们两人推荐，民国政府聘请古德诺为顾问。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长的时候，聘任了古德诺。但古德诺尚未赴任，宋教仁就被暗杀了。

古德诺来华纯粹是担任政府顾问，并非袁世凯拉拢过来，更不是为鼓吹帝制而来的。

事实上，古德诺在华时间很短。民国政府和他签订的聘任合同期是三年。古德诺1913年到北京上任，1914年8月因为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聘任为校长而回国，1915年第二次短暂来华6周，总共在华时间不过一年半。

通过对中国局势一年半的观察，古德诺在1915年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这是一篇讨论国体与社会关系的学术文章。文章认为各种政体，不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共和制度，本身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关键是要和社会相适应。君主专制曾给人们带来痛苦，共和制度也能给人带来痛苦，世界上恶质民主随处可见。共和制度需要社会基础，而且是较高的基础。落后国家骤然实现共和，古德诺担心会出现权力斗争。“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是军阀和野心家们为了争夺权位，大动干戈，给社会带来破坏。中国就是落后国家，“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14)

古德诺的纯学术推演，得到了杨度的赞成和宣传。杨度进一步认为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一方面是在民国体制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甚至不惜用武力来争夺；另一方面是现实证明，民国成立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杨度担心权威丧失，政局紊乱，竞争总统的战乱不可避免。“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宁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恢复君主制度，断了野心家的念想，再实现君主立宪，进行国家建设谋求社会进步。杨度对军阀混战的前景具有预测性，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民国初期的种种问题的责任都推到共和制度头上（况且中国当时的民主与共和制度都是不成熟的）。杨度等人不明白，这些问题是千年王朝崩溃后社会剧烈变革产生的。

拿着国际权威的文章作大旗，杨度大肆宣传复辟帝制、君主立宪。不知道者还以为是古德诺的意思，说古德诺在中国宣扬复辟帝制。古德诺感到委屈，特意召开中外记者会，解释文章的本意；并在《京报》英文版上刊登原文，以正视听。但随着中国帝制复辟进程甚嚣尘上，古德诺百口莫辩，脏帽子戴上后摘不下来了。可怜他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时，声望与日后当选美国总统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不相上下，共和党也有意提名古德诺竞选总统。不想古德诺在中国复辟君主的“丑闻”传来，美国人对古德诺避犹不及。古德诺只能郁闷余生。

袁世凯祭天

我们再说回杨度这个人。他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很好。在拥戴袁世凯称帝问题上，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本人也支持杨度挑头成立一个鼓吹复辟帝制的组织。于是，杨度联合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成立了“筹安会”。六个发起人当中，杨度是游离在各个政治派别间的书生，孙毓筠、胡瑛和李燮和是前革命党人、曾任地方都督，刘师培和严复是著名知识分子，都是社会名流，被称为“筹安六君子”。筹安会宗旨就是“筹一国之治安”，声明共和政治不适合中国，只有恢复帝制。他们广为散发《君宪救国论》的复辟纲领，还电请各地长官、团体派代表赴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各地复电还很活跃，不少人赞同复辟。当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复辟，要求政府取缔筹安会。袁世凯借口筹安会是自由学术团体，表示不便干涉，还派兵荷枪实弹保护六人住宅。袁世凯公开支持筹安会后，全国复辟请愿活动迅速升温，拥戴袁世凯的活动五花八门。

复辟请愿热潮中，不乏投机取巧的宵小之辈，但这股潮流多少体现了当时社会渴望国家富强、呼唤强权人物的心理。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让中国社会茫然之余只看到国家贫弱。正如孙中山先生承认：“一般不明白的人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上海《时事新报》曾在1912年12月28日刊载社论《内阁制果能实行于中国否》，认为社会多数人没有排斥袁世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袁世凯适合做强权总统。流亡归来的梁启超一派则直接鼓吹中国适合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主张中国现在“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呼唤一个强大的、运行良好的政府。比如日本和德国的立宪君主就把国家治理得挺好。梁启超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联合八位对方都督通电支持袁世凯建立总统集权制主张，要求赋予袁世凯否决立法和解散国会的大权。

袁世凯走向强权统治之路，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给期望社会稳定、秩序和发展的人们带来希望，因而能够容忍着旧事物的存在和袁世凯的独裁”。（朱宗震著：《真假共和》）但袁世凯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复辟帝制，呼吁强权统治的许多人思想止步于接受一个独裁总统。社会上曾传闻北洋将领倪嗣冲、冯国璋等人向袁世凯秘密上表劝进，倪说：“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尽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表示北洋将军忠心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来在社会舆论的指责下，倪嗣冲、冯国璋不得不通电辟谣，冯国璋甚至要和报馆编辑打诽谤官司。袁世凯看到即便是北洋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所以当一个湖北商人裘平治公开上书，敦请袁世凯“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时，袁世凯下令将裘平治查缉拿办，重申“共和为最良之国体，治平之极轨”，“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的就职宣言。

袁世凯本人对黄袍加身心存疑虑，但他身边的人早已闻风而动。社会上还有一批传统政治的践行者，他们老想着要当开国元勋，随着袁世凯称帝去谋取荣华富贵。其中就有袁世凯的瘸子长子袁克定。袁克定曾自诩为李世民，意思是说让老爹袁世凯开国，自己去创造盛世。结果他的能力全体现在了弄虚作假、蛊惑老爸称帝上了。袁世凯很在意日本人对自己称帝的意见，经常阅读日本外务省在华官办的中文报《顺天时报》。复辟活动开始后，《顺天时报》一改批评袁世凯的做派，天天刊登拥戴帝制的消息。有一天，袁世凯看到女儿包花生米的报纸，竟然是和自己看到的截然相反的《顺天时报》。原来是袁克定伪造了一份让袁世凯一个人看的假报纸。袁世凯雷霆大怒，重责了儿子。(15)袁世凯还看到中南海居仁堂梁上缠绕了一条浑身赤色的蟒蛇，见人不但不怕还很温顺地慢慢爬走。这种中国传统权谋中司空见惯的祥瑞，是袁克定从马戏团借来的。此外，北海曾挖出一块石碑，用篆书写着：“（宣）统失纲，洪（宪）命归。”袁氏祖茔守坟人报告袁世凯袁保中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四方，祖茔附近还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最离奇的是，祖坟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块大石头，上写：“天命攸归。”不用说，全是袁克定的杰作。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教授认为祖父称帝“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世凯死前也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16)

广东东莞人张伯祯看袁氏复辟轰轰烈烈，想献媚牟利。他伪造了从汉代四世三公的袁安-袁绍开始到袁世凯为止的《袁氏世系》，编造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遇害后有一支子孙由东莞迁至项城的故事，宣称袁世凯是袁崇焕的后裔。顺德人罗敦曧也凑过来拍马屁，在书前题言：“袁氏四世三公，振业关中，奄有河北，南移海隅，止于三水、东莞，清代北转，项城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名德之后，必有达人。”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很乐意把这本假族谱代呈袁世凯。中央政府各部的小人们，像见了宝一样，马上奏请尊祀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原庙”，大修北京城中崇文门外的袁崇焕墓。袁世凯也昏了头，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袁崇焕。一个拙劣的骗局经过众人之手，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顾维钧当过袁世凯的秘书，认为袁世凯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的称帝与袁家男子的寿命有关。袁家几代人没有活过58岁的。最长寿的袁甲三也才活了57岁。袁世凯已经55岁了，非常恐惧死亡，妄图通过称帝来逃过宿命。结果，袁世凯称帝后还是在57岁时死于全民讨伐声中。

权力需要、治国考虑、自私心理、小人蛊惑和部分社会舆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让袁世凯的复辟行动走向深入。1915年9月袁世凯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原本应该旷日持久的政治讨论，却因为袁世凯强权控制，采取短平快的幕后操作方法，快速选举、就地召集，投票表决是否赞成改变国体，取消了讨论。10月起，各省选举出国民代表，地方政府设置专人招待接洽，向代表们打招呼，地方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再把代表们招到官署中，大谈中国国情和君主制的特点，等于事先预定了投票结果。结果各地都赞成复辟帝制。12月11日，参政会作为国民总代表，举行国体总投票。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人反对，没有一人弃权，没有一张废票。投票后立即开始“拥戴表决”，工作人员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所有人全都起立赞成，并且签署了“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奉天建极，传之万世”的拥戴书。如此闹剧充分表现了袁世凯对政治的两大理解：强权人物要强力控制局势；要有“民意”的包装。

不过袁世凯拒绝了参政会的拥戴——历史上的权臣篡位都得退让一番，以示谦虚，也烘托出众望所归勉力而为的意思。参政会深谙其中奥妙，赶紧再次上书拥戴。袁世凯这才摆出被逼上梁山的样子，“被迫”接受拥戴。袁世凯接受帝位的日子是1915年12月12日。第二天，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并发表简短演说：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后袁时代：民国从此成乱世

一

1916年元旦，正当“洪宪”元年粉墨登场、袁世凯皇帝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昆明校场举行了护国军誓师大会。护国军历数袁世凯“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条罪状，出兵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是反袁势力汇合的平台——并非所有参加护国的势力护的都是“民国”，许多人是冲着反对袁世凯来的。复辟前，袁世凯身边就出现了许多反对的苗头，可惜没有引起他足够的注意。比如1915年年初，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逃离了北京，躲进了天津租界。原因是袁克定拉梁启超参与复辟。梁启超赞成强权统治，但不赞成复辟帝制。人是同样的人，国情是同样的国情，难道换上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种种问题吗？梁启超不这么认为，并且担心复辟帝制会再折腾中国一遍，打开潘多拉魔盒，祸害无穷。

不仅是外人，就连北洋系统内部的人，也对袁世凯称帝保留意见。比如不赞成复辟的北洋重将冯国璋找到了梁启超。他邀请梁启超进京劝袁世凯停止复辟。作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冯国璋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番诚恳的对话。冯国璋直言南方有许多复辟帝制的“谣言”。袁世凯回答：“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的产生，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袁世凯接着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也推心置腹地说：“南方谣言四起，都是不明白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各界都拥戴总统称帝，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如果说袁世凯对梁启超的躲避是无意忽视的话，那么他对冯国璋就是故意欺骗了。冯国璋相信了，还转告了梁启超。两人都以为热闹的复辟活动并非袁世凯的本意。当谎言被戳穿后，原本就反对复辟的受骗者会更加激烈地反对复辟。

复辟途中，把兄弟徐世昌劝袁世凯慎重：“凡事当熟计厉害，万一半途而废将何术以转囿。”袁世凯说：“国中有权力者岂亦反对此举乎？”徐世昌回答：“段祺瑞从公最久，已首先反对，他可弗论。”原来，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也反对复辟帝制。内史监阮忠枢曾拉拢段祺瑞共同拥戴劝进，遭到段祺瑞厉声斥责。袁世凯亲自出面做的段祺瑞的工作。段祺瑞说帝制已经被人民抛弃了，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而他当年领头逼清王朝退位，现在怎么能拥戴复辟呢？袁世凯只问段祺瑞个人的真实心意。段祺瑞说跟随袁世凯二十多年了，不忍心看老领导成为千古罪人，请袁世凯取消复辟。袁世凯很不高兴，像对待冯国璋一样欺骗段祺瑞说没有复辟之意，还解除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务。此后，眼看袁世凯复辟在即，段祺瑞两次求见，袁世凯均称病不见。称帝后，袁世凯封爵超过百人，却没有段祺瑞，不知是不愿强人所难还是对他耿耿于怀。副总统黎元洪明确反对帝制，张勋、唐继尧、陆荣廷也没有明确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而是模糊地赞同由参政会讨论。而汤化龙、张謇等立宪派则离开北京，消极合作。袁世凯对这些情况都掉以轻心，只是在军事上做了若干部署。比如将段芝贵调任奉天将军，控制东北；由王占元署理湖北将军，调任参谋次长陈宧为四川将军，带兵入川，监视两湖和西南地区。

袁世凯与外国公使合影

护国战争爆发后，云南独立的消息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但他还是自信能够控制局势。除了给蔡锷、唐继尧等人夺职定罪外，袁世凯使了一招很传统的“釜底抽薪”术，任命滇军师长张子贞、刘祖武代理云南将军、巡按使，要求他俩押解蔡、唐到京治罪。他心想，即使张刘二人抵挡住了官位的诱惑，也能引起护国军内讧。不想，张、刘借机通电全国，揭露这是袁世凯一贯使用的“欲饴以利”的手段，表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兴斯义举”。袁世凯出师不利，更不利的是日本公开大力资助反袁势力。日本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使两广地区迅速宣告独立；又资助中华革命军在上海和山东起义反袁；并派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以及在越南的日本商人协助梁启超潜入广西转赴云南参加护国运动。(17)随着南方独立省份越来越多，袁世凯感到恐惧，开始认真筹措镇压。

客观地说，护国战争的声势很大，但实力非常有限。作为护国军主力的滇军讨伐部队也就几千人，战场仅仅局限在四川和湖南的南部。然而结果是，袁世凯不但没能镇压住这次小范围的叛乱，反而被护国军推翻了，原因在于他已经指挥不动北洋军了。

袁世凯先是让段祺瑞挂帅征讨护国军，段祺瑞接口“宿疾未愈”拒绝任职。暗地里，段祺瑞还和蔡锷互通消息，蔡锷潜出京城前就找段祺瑞商量过。段祺瑞在北洋系统内可不是普通的将领，而是能够影响其他将领的关键人物。段祺瑞“对于统兵将帅，威信犹存”，袁世凯派往前线的曹锟、张敬尧等人都暗中听从段祺瑞的意见，按兵不动。比如张敬尧表面上接受“洪宪皇帝”的封爵，私底下却以战备为名驻兵泸州拒绝出战。指挥不动段祺瑞了，袁世凯就希望驻扎在南京的冯国璋能够进京，主持镇压护国运动。受过袁世凯一次骗的冯国璋在长江下游招兵买马，俨然有割据之心，害怕被调虎离山，拒绝进京。3月，冯国璋还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给袁世凯发去了“取消帝制，义安人心”的密电。这五个人都是北洋系统内的地方实力派，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他们的联手逼宫，宛如当年袁世凯对隆裕太后的逼宫，对袁世凯的打击远比护国军要大。

蔡锷

当四川和湖南独立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决心。因为这两个省的将军都是袁世凯擢升的心腹、寄予厚望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宧出京前，跪倒在袁世凯脚下，感激涕零地表示支持复辟之心矢志不渝。湖南将军汤芗铭曾上表劝进，发誓“芗铭所部，为王前驱”，还公开率下属官员和“国民代表”，北面长跪，高呼：“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现在连他们都宣布独立、电催袁世凯退位了，袁世凯心里怎么能承受得了。

于是，袁世凯烧毁了收到的所有拥戴书和劝进表，被迫同意取消帝制。

袁世凯先把“退位”的消息告诉了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还邀请他们来中南海商议细节。散会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向全国拍发了，袁世凯突然下令收回电稿。徐世昌、段祺瑞闻言，担心袁世凯反悔，连忙返回中南海询问袁世凯为什么收回电文。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好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后，取消帝制的通电由徐世昌副署，向全国发布。这天是3月22日，距离洪宪开国只有81天。通电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袁世凯退位后还要做他的终身大总统，并且要求南北和谈，南方各省取消独立。结果，护国运动并没有因为一纸通电而结束，反袁势力也反感袁世凯贪恋权位的做法，一致要求袁世凯彻底引退。其中段祺瑞借口恢复责任内阁，要求袁世凯向他交权。袁世凯走投无路，被恐惧感团团包裹。

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时年57岁。

袁世凯小的时候，叔叔曾问他有什么理想——就像所有长辈会问晚辈的那样。小袁世凯思考后很认真地回答：“愿流芳百世，毋遗臭万年。”临终时，袁世凯记起了儿时的志向，眼看自己必将遗臭万年，对围绕床前的家人坦承：“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

袁世凯的具体死因是什么？袁世凯身材臃肿肥大，153厘米的身高，体重竟然达83公斤，腰围超过3尺，“俯不能视双足”。他妻妾众多，时有纵欲，从光绪中期就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前列腺肥大。为袁世凯临终出诊的德国医生巴勒弟，记录袁世凯死前症状：“病人恶心、呕吐和腹泻，口中有氨味，齿龈也常发炎，口腔粘膜已经溃烂出血，且无法制止。患者嗜睡、抽搐、昏迷。腹胀痛、浮肿、不能平卧等，面部呈灰黄色。”可以说，一系列慢性病加上强烈的精神刺激，要了袁世凯的命。

袁世凯在1913年4月6日屏绝行人、大张旗鼓地从铁狮子胡同迁入中南海，此后忙于中央集权和筹划称帝，又害怕刺客暗杀，几乎没有走出过中南海新华门。袁世凯女儿袁静雪感叹：“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抬出中南海后，袁世凯的墓地成了大问题。首要选择是入葬项城的祖坟。但是袁世凯兄长袁世敦主持家政，恪守封建伦理，因为袁世凯生母刘氏的入葬风波已经和袁世凯断绝往来了。加上袁世凯是庶出幼子，袁世敦不同意袁世凯入葬祖坟。复辟前后，袁世凯的弟弟和妹妹都发表声明，和袁世凯断绝关系，不接受洪宪帝国的封赏，也不对复辟负任何责任。复辟让袁世凯臭名远扬，千夫所指，老家的族人对他避犹不及，哪里还会迎接袁世凯尸骨回乡安葬？最后，袁世凯被安葬在离洹上村袁宅约二里地的太平庄。“文革”期间，袁世凯的墓被挖，尸骨遭扬弃。如今安阳博物馆保存有袁世凯部分遗骨。

袁世凯墓地

6月6日，冯国璋在第一时间于南京看到了国务院发来的“袁大总统薨逝”的急电。他捏着电报，放声大哭：“大总统这么一个英明人物，想不到会落到现在这样的结果！”作为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的汉族庶族地主子弟，袁世凯在近代变革浪潮中，饱经历练。“在几十年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袁世凯最初的本意，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东方民族国家，以便能够与西方抗衡。只不过，他所有的努力，最后皆被个人称帝的贪欲所烧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梅毅著：《革命与宿命》）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错误判断呢？秘书顾维钧认为：“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和顾问，但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新军和首任直隶总督而闻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是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顾维钧把袁世凯的失败归咎于对西方共和民主制度的无知：“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评价袁世凯是近代大变革时代的“边缘政客”：“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 (marginal politician) 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

三

话说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并非出于维护民主共和的考虑或者针对袁世凯个人，而主要是觊觎袁世凯的权势。他们都想取而代之。

袁世凯带着段祺瑞、冯国璋等一班小伙子打江山，好比是创业办公司。现在公司上市了，事业发达了，袁世凯成了董事长，小伙子们都成了董事小股东了。突然，董事长自己当皇帝了，要把公司交到子孙手里代代相传，那些等着袁世凯百年以后竞争董事长宝座的小股东们当然就不干了。冯国璋的心理就是这样，段祺瑞最后更是直接要求袁世凯交权。张勋、曹锟、张敬尧等人实力稍逊，却也有着割据一方当地头蛇的美梦。袁世凯称帝之所以引起北洋系统内部的反对，很大原因在于“家天下”的做法堵塞了部属们的权力之路。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开国史上的老问题：开国君主如何处理打江山的部将们？朱元璋的做法是大开杀戒，刘秀和赵匡胤的做法是用金银珠宝和虚官高位养着，杯酒释兵权。这两种做法对袁世凯都不适用。因为他的创业只成功了一半，还要依靠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去镇压反袁势力，用武力推行强权统治。如何既让日渐壮大的部将为己所用，又限制他们一味膨胀，是袁世凯面临的难题。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继续用宗法关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一份由总统府军事参议处散发给北洋军官的传单，不厌其烦地说道：“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今我北方军订互约三事，从者签名，不从者用武力对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有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当时的北洋军处于空前大发展时期，这份传单从反面证明了膨胀的北洋军并不像在小站时那样听从袁世凯的指挥了。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各个将军盘踞一方，露出了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征兆。比如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镇压了李烈钧在江西的独立，出任江西都督，居功自傲，拥兵自重。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进据了湖北，要挟中央，抵制袁世凯任命的湖北都督段芝贵。而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多年，结党营私，势力迅速膨胀，逐渐形成了皖系的雏形。段祺瑞“侯袁氏任满而自代”，自信满满。而江苏都督冯国璋控制东南膏腴之地，李纯、王占元等以他为首，在长江流域拥有重兵，发展为后来的直系。袁世凯对这些人鞭长莫及，只能迁就。只是因为威望犹存，所以散布各地的部队还勉强听从袁世凯的指挥。

袁世凯自然看到了北洋军分裂的征兆，也下了一番工夫进行整顿。他强权统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对北洋军的控制。1914年6月8日，袁世凯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办事处以荫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为办事员，各人轮流值日，由半隐退的王士珍实际主持事务。这就抽空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长等人的权力，极大制约了段祺瑞势力的膨胀。同时，袁世凯认为北洋军暮气已重，决定由统率办事处编练新军，取名模范团。组建模范团有两大目的，第一是轮训北洋各部军官，抽调各师下级军官为模范团士兵，中高级军官为下级军官；第二是计划将模范团逐步扩大，直至最后改组乃至吞并旧的北洋各部。为此，袁世凯亲任第一期模范团团长，任命长子袁克定为第二期团长，分别以袁克定的亲信陈光远、陆锦为副团长。如此人事安排，很有让模范团成为袁家军的意思。第一期模范团毕业后扩编为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第二期毕业后编成第九师。段祺瑞眼看着袁世凯巩固兵权，喜新厌旧，干脆请假疗养，激化与袁世凯的矛盾。袁世凯就势以王士珍取代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这是1915年初夏的事情。半年后，护国战争就爆发了。袁世凯整顿北洋军的计划没完成，加上复辟激起内外反对，最终没能指挥北洋大军保住洪宪王朝。

袁世凯一死，北洋系统原先被遮掩着的内部矛盾决堤而出，再也没有强权人物能够维持北洋系统的表面团结了。事实上，袁世凯还没咽气，冯国璋就在南京召集没有宣布独立的各省将军开会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了。会上，有人要求抛弃袁世凯，有人激烈反对，大家连续争吵了五天，不欢而散。之后，北洋系内讧频发，直皖混战、直奉战争，打得不亦乐乎。

1916年6月后，直到1928年，民国成了军阀混战的大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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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实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拉着弟子梁启超，号召各省举人在草拟的上书上签名，呼吁抗日变法。但是他的号召力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各省举人的领袖，签名的举人屈指可数。最后，他的奏折根本就没有递上去。但是，康有为编造变法的历史，谋求领袖地位，虚构了“公车上书”。

(2) 戴逸：《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载于《北京日报》1999年6月23日。

(3) 袁世凯早年的表现很像年轻时候的曹操。曹操年少的时候抢人家新娘子，捉弄叔父。袁世凯则有过之。他六岁入私塾，塾师名气很大，也很看好袁世凯，期望值和要求都很高。可惜小小袁世凯志不在向学，反生厌恶之情。一日夜里，他捉了上百只萤火虫，揉搓成粉状涂在脸上扮鬼，将老师吓得卧床数月。还有一次，袁世凯看到一家人藏有古人书画真迹，爱不释手，想用钱买下来，被主人家拒绝。袁世凯就在夜里潜入该户人家，突然高呼：“着火了！”主人家惊慌失措，慌忙逃命。袁世凯得以从容拿走书画。事后，主人家怀疑是袁世凯搞鬼，偷了书画，找他质问。袁世凯摆出一副无赖相：“谁看到我拿画了，你告诉我！”主人家最终拿他没办法。这样的青年和正统标准格格不入，而且不像政治世家子弟。但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表面顽劣内心刚毅敏捷、不拘常理的青年，往往要比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更有前途。

(4)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为了培养中下级军官，创办了军官学校。属于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等为北洋军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也有许多毕业生没有进入北洋系统，成为了其他势力的中坚分子，比如蒋介石。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许多党政外交人才都有北洋系学校的学习经历。比如顾祝同、张群等人。

(5) 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据说光绪皇帝始终认为袁世凯是破坏戊戌变法的罪魁祸首，被慈禧幽禁于瀛台恨袁世凯入骨，每天反复书写“袁世凯”三字后再撕个粉碎。

(6) 有人说是张之洞给袁世凯挂了一个电话，说：皇上恩准你养病，你怎么不入宫谢恩啊？袁世凯闻言，恍然大悟，这才意识到情况没恶化到生死关头。

(7) 关于袁世凯隐居期间与外界电信联络一事，说法不一。有些当时的人和后来人都言之凿凿地指证袁世凯在家中就安装有电台，可与京津直接联系。更有人说洹上村还牵上了电话线，老袁直接通过电话发号施令。也有很多人说，袁世凯家中并无现代通讯设备。

(8)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说，辛亥革命时期“非袁不可”的口号是汪精卫发明的。

(9) 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全文为：“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请读者注意“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这是袁在退位书中私自加上的，表示他的权利来自清朝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无关，更透露了他头脑中的封建正统思想。孙中山为此极为愤怒。可是，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是清王朝的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一经公布就不能再改了。

(10)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考证“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袁世凯上台后，应夔丞投靠袁党，充当袁世凯打入南方和国民党的楔子，用金钱和舆论在内部攻击革命势力，作用类似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替康熙干的活。“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11)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这么评价赵秉钧在宋教仁案中的作用：“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12) 原文为：“先生百计联络，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以为有此多数党为大本营，足以操纵袁氏，既而制袁氏终不足与有为，乃舍袁就黎，遂以此触袁氏之忌而先生死矣。”

(13) 最为关键的第五号要求最初文本如下：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间。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辍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14) 古德诺认为广泛的教育和民众的从政素质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础。同时指出中国“由共和改为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结果者，则下列之要件，缺一不可”：一、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二、君主继承之法律，如不明白确定，使嗣位之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无利益之可言。三、如政府不欲为计划，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则虽由共和变为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

(15)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引《虎厂杂记》则说伪造给袁世凯看的报纸是上海《时报》，为梁士诒、袁乃宽欺骗袁世凯而造，被赵尔巽撞破告袁等等。

(16)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游离在京津之间，境况不佳。抗战期间，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生活贫困。1948年，袁克定穷困潦倒，投奔表弟张伯驹。1949年后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病逝。

(17) 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

第三章

黎元洪：菩萨总统梅开二度

黎元洪曾经发表通电，把自己和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相比较：“沈机默运，智深勇沈，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壹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但就是这么一个资质平庸、看似忠厚老实的人在大混乱时代两次出任总统，死后倍极哀荣。其中原因何在？是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吗？不是，黎元洪除短期执掌湖北政权外，无兵无卒，几乎是光杆司令。湖北话“黎”、“泥”发音相近，身宽体胖被称为“黎菩萨”，暗讽他身处高位、自身难保。要理解这个菩萨总统，我们必须把历史回放到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

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一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晚，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焦头烂额。

第二十一混成协下属的辎重队士兵在当晚8点，枪杀军官，冲出营房，起义了！

前一天，黎元洪还参加了湖广总督瑞澂召集的会议，商议刚刚破获的俄租界革命党人据点案子，处决了三名首要分子，部署清查新军中的革命官兵。本以为武昌的革命势力遭到了重创，不想辎重队的起义还是点燃了革命火种，各部新军纷纷响应。更为严重的是，新军官兵的行动虽然是仓促的，但既定的起义方案早已深入人心。起义官兵按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垄断了武器装备，怎么办？

黎元洪

47岁的黎元洪是个很敬业的军官，吃住都在军营中。辎重队起义发生时，他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军营中，得知消息后慌忙召集本协将校开会。会上，黎元洪做出了两项决策：第一、关闭所有还能控制的部队的营门，收缴武器，禁止人员出入；第二、部队遇到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革命党人退去则不追击，按兵不动，待天明再做计议。这两项决策不失为稳妥干练之举，远比瑞澂盲目的大范围清查革命官兵致使人人自危、激起兵变要高明得多。尽管技术上有优劣之分，黎元洪和瑞澂二人反对革命、维持清朝统治的立场是相同的。

晚11时半，就在黎元洪焦急地期待这仅是一场小小的、不难平定的兵变的时候，工程八营士兵周荣棠翻墙跳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四十一标官兵一起去攻打总督衙门。黎元洪气急败坏，抽出佩刀，当场将高声呼喊的周荣棠杀死。

城内的情形虽然没有如周荣棠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但正显露出革命胜利的曙光。起义官兵公推楚望台当日值勤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指挥官，引导反正的炮兵进城，步炮协同向总督衙门发动猛攻。湖广总督瑞澂闻风丧胆，在后院挖墙逃跑了。占领督署后，起义官兵开始进攻没有响应起义的清军军营。午夜时分，四十一标营地接连落下重炮。起义官兵对该标发动了进攻。

远近炮火印红了武昌的黑夜，越来越近的喊杀声让四十一标官兵心惊胆战。黎元洪知道胜负已定，长叹一声，下令打开军营大门，允许官兵逃生。命令一出，早已丧失斗志或者倾心革命的官兵们鱼贯而出，一哄而散。黎元洪夹杂在乱军中逃出营房，不敢回家，就躲入参谋刘文吉家中。

天亮后（10月11日），起义官兵控制了整座武昌城，迅速展开善后。当天午后，工程营士兵马荣发现了黎元洪的一个佣人，拦住盘问得知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随即带领一队士兵前往刘文吉家。后世盛传黎元洪是躲在床下被起义官兵揪出来的，宣扬黎元洪的恐慌和懦弱。“床下说”最早见于反黎报纸《震旦日报》1912年春攻击黎元洪的社评，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黎元洪的确躲在刘家的卧室里，见士兵们荷枪实弹涌进房间，以为是来杀自己的，颤巍巍地问道：“各位弟兄，黎某自问不曾亏待过大家，为何要取我性命？”不想，士兵们七嘴八舌道：“协统勿惊，我等是来迎接您出去领导革命的。”这一回答让黎元洪更害怕了。他又摇头来又摆手，连连说道：“不行，不行，造反是要杀头的，莫害我，莫害我。”说着，他竭力和士兵们拉开距离，一会儿躲到蚊帐后面，一会儿绕着大床和士兵们玩躲猫猫游戏。最后还是马荣急了，拉响枪栓，威胁黎元洪：“你再不跟我们走，我就开枪了！”黎元洪这才极不情愿地随着众人，前往湖北省谘议局。

谘议局里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已经推举黎元洪出任了湖北都督——这个革命首义领袖的头衔是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源。问题是，人们为什么甘心让一个“反革命”的前清将领来做革命的领袖呢？

二

黎元洪能够走上革命的风口浪尖，主要是由他个人作为和声望决定的，同时也和当时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之争分不开，更拜仓促的起义形势所赐。

首先，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晚清社会，文恬武嬉，满目腐朽景象，黎元洪却是另类。

黎元洪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于汉阳中等偏下人家。父亲黎朝相投军，一步步升到把总一职，但老实本分，并没有多少收入。相反，由于常年行军在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黎元洪幼时，放过牛（别人家的），偷过菜（没被抓住过），就是没读过书，也就走不了科举做官的路子。之后父亲黎朝相接黎元洪到驻所直隶北塘读了几年私塾，但是黎元洪读书取仕的心思早没了，却立下了从军的志向。1883年，黎元洪考进天津水师学堂，开始了军旅生涯。(1)

出身普通家庭、没钱没势又老实做人的黎元洪之后在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的晚清官场能够稳步高升、平步青云，而没有被摁死在体制之内、蹉跎一生，除了他选择了能力要求比较高、考核比较透明的近代军队外，黎元洪本人的能力和品德起了主要作用。首先，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苛刻，学习要求严格，不是纨绔子弟和懒散之徒能够容身的。水师学堂学制五年，其中海上实习一年，每年考试淘汰不及格的学生。黎元洪在学校里学得了过硬的轮机驾驶和修理技术，而且为人忠厚，尊敬师友，常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得到了严复、萨镇冰等老师的赏识，顺利毕业。水师学生生涯正是黎元洪个人品性养成的关键时刻。入学不满月，父亲黎朝相病故，黎家断了经济来源。黎元洪作为长子，上有母亲下有弟弟妹妹，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的收入，只有每月四两银子的学校补贴而已。用这四两银子，黎元洪养活了全家。在学校里，他生活俭朴，埋头读书；每次回家探亲，他都徒步走完从天津学校到北塘家里的百里路程。当时水师内部的风气极差，赌博、吸毒、嫖妓成风，黎元洪洁身自好，获得了上下一致赞赏。

为什么“不合群”的黎元洪能够被上下接受，脱颖而出呢？即便是再黑暗腐朽不过的体制，也需要黎元洪这样出污泥而不染的另类。清廉正直的另类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黑暗体制的“光明”和“正义”的一面。它需要树立典型作为宣传榜样，越黑暗就越需要树立正面典型。黎元洪的勤奋好学、正直清廉，说明他对所处的体制抱有希望，真心拥护现有体制。黑暗体制的光明另类，往往是黑暗体制最坚定的捍卫者。黎元洪和晚清体制的关系就像海瑞和晚明体制的关系一样，前者拥护、捍卫后者，后者则离不开前者。

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被授予六品顶戴——父亲黎朝相用了一生时间才换来六品顶戴。1894年，黎元洪已升为五品官，任南洋水师“广甲”号的二管轮。这一年，广甲号北上，和北洋舰队一起接受朝廷的检阅。检阅完毕，朝鲜战争一触即发，广甲号等北上舰只奉命加入北洋水师，为赴朝清军护航。不想日本蓄意挑起了黄海海战。激战中，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率舰临阵脱逃，结果慌不择路而搁浅。日军尾随而来，吴敬荣独自逃生，余下的官兵决定凿船自沉。船沉后，官兵们落海逃命。说来奇怪，黎元洪不会游泳，却在与大海拼搏了3个多小时后，安全漂到岸边获救。广甲号只有四名官兵获救，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个。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黎元洪赴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迎来了仕途的高峰。当时张之洞与袁世凯相呼应，在南京组建南洋新军。他对通晓近代军事、忠厚干直的黎元洪很欣赏，先是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任命他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带着一部分南洋新军和黎元洪等人同去湖北。对这部分力量进行扩编后，张之洞组建了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新军的湖北新军。(2)其中，黎元洪就是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二品官，是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湖北新军第二把手。张彪能力平庸，对近代军事知之甚少，很多事务要仰仗黎元洪的意见。此外，黎元洪还兼任新军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管湖北水师，可算是能者多劳、一肩多任。

作为湖北新军的创立者之一，黎元洪除了能力出众、工作出色让官兵信服外，个人品德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他关心官兵生活，从不克扣粮饷，坚持足额如期发放；专门建立被服厂保证军服供应——南北新军演习时，湖北新军军容就胜过北洋新军；鼓励士兵学习文化，对学有所成的官兵着意提拔；从不虐待士兵，对犯错士兵都交给执法官审讯定罪。让官兵感动的是，二品顶戴的黎元洪为了和官兵同甘共苦，坚持吃住在军营中，和官兵一起作息，就连过年也不回家，而是让家人到军营中团聚。

黎元洪还得到了新军中革命官兵的好感。这得益于黎元洪尽其所能提携、掩护革命党人。黎元洪还是管带（营长）时，发现部下士兵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他作文书。一年后，黎元洪发现了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他只是示意刘静庵辞职，并不深究。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曾查出士兵杨王鹏、李抱良、廖湘云等人组织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日后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的前身）。黎元洪也只是将涉案的革命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而已。至于为革命官兵说情、保释等事情，黎元洪更是没少做，甚至对新军士兵剪辫的行为都听之任之。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黎元洪不是同志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革命党人回忆：“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

吴禄贞

其实，黎元洪这么做远远没有到同情革命的地步。他更多的是不想大兴党狱酿成部队哗变。稳定重于一切，一旦部队骚乱就断送了仕途。黎元洪的行为充其量是和朝廷离心离德而已。

后来，武昌革命党因为派系之争，迟迟推举不出胜利后的领袖，给了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机关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起义前半个月，这两个组织才实现联合。它们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和同盟会湖北分部领导人居正等人，都很年轻，缺乏声望，推举谁当领袖都不能号令中原，连服众也做不到。按同盟会所订《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第一条：“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就开始酝酿胜利后的都督人选。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在职位上争执不下。而居正提议邀请黄兴、宋教仁来武昌领导革命，希望以外部的强大人选制止内部分歧。更多的人则希望推举湖北籍的有声望的人物出任都督，首选人物是时任北洋军统领的湖北人吴禄贞。(3)吴禄贞是革命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远在北京，不可能回武昌领导起义做都督。

这样，同样声望卓著的湖北同乡黎元洪就成了二号候选人。早在起义前的1911年4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洪山宝通寺开会，就讨论过推举黎元洪的可能。他们认为：“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会上，革命党人刘九穗认为：“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与会党人没有异议，但希望只是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等吴禄贞在北方率部起义南下后，再推举吴禄贞为正式都督。虽然有过提议，但是革命党人没有做出推举黎元洪的正式决定。他只是备选之一。

最后，武昌起义仓促发生，首领四散而局势紧迫。武昌起义前，孙武在租界试制炸弹发生爆炸，被送入医院，无力指挥起义；蒋翊武被闻讯赶来的沙俄巡捕抓获，借机逃脱后躲藏了起来，起义胜利后不在现场；刘公也在汉口找了个隐蔽点藏了起来。起义领导机关被清朝官府破坏，武汉到处抓捕革命党人，起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

起义胜利后，起义官兵迫切需要组织政权。但原先的领导层找不到了，声望卓著的黄兴、宋教仁等人远在上海。从武昌的革命军官中推举领导人、组织政权成了最现实的做法。10日晚间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的吴兆麟，只是名新军队官，声望很低，革命之前连参与领导层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他虽然是起义中的军事领导人、依惯例可出任胜利后的领导人，但吴兆麟坚定地拒绝当都督。另外革命同志也不愿意推举之前游离于革命阵营之外的吴兆麟当都督。至于率领部分新军起义的蔡济民、邓玉麟、熊秉坤等人，虽然是革命党人，可都是一些中层干部，缺乏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没有统领全局的能力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推举前清官僚的可能性迅速增加。

环顾武昌城内，黎元洪成了不二人选。

10月11日午后，革命官兵控制了武昌城，纷纷涌向湖北省谘议局，要求尽快建立新政权。起义各部军官和前清的议员们推举谘议局主席汤化龙主持商讨会议。汤化龙是立宪派，没有参与起义谋划，现在表白“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同”，并表示：“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汤化龙也拒绝当都督。他虽然只是附和革命，但他们这群立宪派议员在领导人推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吴兆麟作为起义总指挥接着发言，先说革命必胜，然后提议：“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吴兆麟提议，起义后的政权军民分治，将行政权力让给汤化龙。这里面可能有官兵不熟悉地方政务、缺乏相应人才的现实考虑，更有用权力妥协、争取立宪派支持新政权的目的。而推举黎元洪的原因，吴兆麟说了两点：一是湖北人，二是声望高，容易获得各省响应。还有一个原因是黎元洪作为在清朝官场有重大影响的高官和新军名将，容易被新军官兵和立宪派所接受，也容易争取尚在观望中的前清官僚。

果然，吴兆麟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

11日下午，黎元洪被逼无奈来到谘议局。革命官兵和立宪派立即宣布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主持大计。黎元洪马上跳了起来，甩着长长的辫子说：“兹事体大，务须谨慎，我实在不能胜任，请各位另请高明吧。”

现场哗然，革命党人蔡济民当即痛哭：“昨夜多少同志牺牲，方有今日之光复，若因无人主持而功败垂成，何以面对死去诸同志？若黎协统再不答应，我便自杀以谢烈士！”革命党人朱树烈更加激愤，抽刀剁下自己一根手指，用血淋淋的断指指着黎元洪说：“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和你拼命。”黎元洪闭目不答。革命官兵也不管他同意与否，着手组织政权，写好安民文告送到黎元洪面前要他签署。黎元洪连连摆手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翊东见状，提笔在布告上写了个“黎”字，张贴了出去。

黎元洪在名义上出任了都督，实际影响却不小。“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

这下，黎元洪算是上了“贼船”，名字上了布告，身子被软禁在军政府。愤然断指的朱树烈佩刀持枪，日夜监守着黎元洪。黎元洪面无表情、呆坐无语，既不说可也不说否，根本就不处理政务。他身体发福，如此一来活脱脱就是一尊菩萨。这是“黎菩萨”绰号的最初来源。都督不做事，蔡济民为首的谋略处就代行都督职权。

蒋翊武从城外赶回，见到如此尴尬的情况，失声痛哭：“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脾气不大好的张振武则对吴兆麟说：“如今虽占武昌，然清廷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人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壮声威，使一应旧臣皆为胆落。”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革命官兵大多年轻气盛，对不合作的黎元洪很不满意，然后希望以吴兆麟等人取代黎元洪。吴兆麟坚决不同意，认为黎元洪就是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对大局也有利无弊。(4)还有一种意见是让革命后迅速赶到武昌的黄兴取代黎元洪。但以李翊东为首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说：“黎都督为我们所推举，出尔反尔，如何取信于人。何况赖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无故免之，人心必乱。”黄兴本人也不在乎名分，自愿居于黎元洪之下。所以，黎元洪这尊菩萨的都督地位反而巩固了下来。

我们知道黎元洪是前清体制的另类，虽然不是死硬愚忠分子，可毕竟对清王朝有感情，多少相信那套体制和说教，难以骤然转变立场。然而时局的发展出乎黎元洪的预料。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当都督的第三天（13日）晨，湖广总督瑞澂率楚豫等三艘军舰和革命军进行炮战。结果，黎元洪看重的清朝水师被仓促组成的革命军打败，三舰中有两舰受伤，瑞澂自此逃离战场。看到革命节节胜利，黎元洪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让黎元洪真正成为了首义领袖，拥有了最强大的政治资本。

当天，部分起义官兵对黎元洪的消极态度不满，革命党人甘绩熙持枪奔向黎元洪，扬言：“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许多人跟着他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此，以之为台阶，对甘绩熙等人说：“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革命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立刻回答：“之前，你们要剪发，我悉听尊便。现在，我还在乎一条辫子？”围观者闻言欢呼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帮黎元洪将辫子剪去。辫子落地，黎元洪与众人相视而笑。晚上，黎元洪正式主持军政府的军事会议，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他开始真正行使都督权力。革命阵营也将湖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黎元洪这个前清将领。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谭人凤，组织隆重仪式，给黎元洪授旗授剑，慷慨誓师，“一时欢声雷动，革命军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

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对起义成功大有帮助。不说黎元洪执掌军政府后的执政效果如何，单就他以前清将领身份统帅革命军来说，就对前清阵营造成了不小震动，减少了革命阻力。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并没有全部参加革命，很多军官躲了起来。军政府初建，面临巨大的军官缺额。“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湖北各地官绅，接到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发布的电文，纷纷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在前清阵营的声望和地位，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黎元洪还利用在前清的人脉关系策反前清将领。虽然他寄给张彪的劝降信被张彪当场拒绝，但他成功策反了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在学校时很欣赏黎元洪，现在正奉清政府之命率海军军舰进攻武昌。海军大炮对武昌城威胁很大，革命军没有炮台可以与之抗衡。黎元洪就写信给老师：“老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元洪再三考虑，才接受此职。希望老师爱惜百姓，也希望老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萨镇冰为之动容，下令海军向岸上空地开炮，不久即脱离舰队，听任海军在九江起义。

起义爆发后，清朝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顺道去洹上村拜访袁世凯。荫昌乐观地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

张振武案：诬陷案背后的黎袁斗法

一

黎元洪虽然做了革命首义的领袖、被天下人看做是缔造民主共和的元勋，但他的脑袋中有多少民主共和的思想呢？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的宣传偏重于类似改朝换代的反清宣传，并没有深入民主共和的观念层次。即便是革命党人内部，对于什么是民主共和、中国应该怎么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能说清楚的人也寥寥无几。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出身，又在清朝官场中熏陶多年，自然将革命的胜利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剧变的反复，过多关注于局势的改变和个人地位的提高。中国政治史和从政经验告诉黎元洪，在大变革的动荡时代，实力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起义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黎元洪雄霸武汉，做着“湖北王”的美梦。

民国政府北迁北京后，黎元洪继续担任副总统，并兼任参谋总长。按说他应该去北京就职，袁世凯也多次催促黎元洪北上，但黎元洪坚决不愿意放弃湖北都督的实职。他在武汉宣誓就任民国副总统，遥领参谋总长，仍任湖北都督。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权力设计。副总统的本质是候补国家元首，一旦总统出缺，副总统及时递补，避免政治动荡。在王朝时代，这个角色就是太子，是储君。太子也好，副总统也好，设计这个角色的本意就是让他和最高领导人同心同德，安于虚位，不能越权也不能分割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样，整个权力结构才能稳定。但黎元洪是声望卓著、掌握军队、控制地方的实权副总统，是有能力威胁袁世凯总统地位的隐患。参谋次长陈宧等人就一再提醒袁世凯：“纵观世界，尚无副总统领兵驻外的成例。美国为共和楷模，其副总统不仅驻京，且兼任上议院议长。对黎元洪亦当如此。”但黎元洪坚决不来北京，而是要牢固控制湖北地区，北洋系统暂时对他也没有办法。黎元洪此举，在民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一个地方实权人物藐视中央、觊觎大权的先例。不过话说回来，在民主共和观念处于皮毛阶段的民国初年，黎元洪的心理是种普遍心理，不是特例。

清末新军官兵合影

黎元洪在湖北都做了些什么呢？一是抬高武昌地位，突出自己。武昌是首义之都，辛亥革命期间独立省份都以武昌为革命首都。武昌地位的提高就是黎元洪地位的提升。黎元洪要求以武昌为新国家的首都，要求在武昌召开独立各省代表大会。一度，独立各省曾有将新政权设在武昌、立法机关设在上海的打算；黎元洪本人在临时总统竞选中一度胜算很大。后来，孙中山归国后，形势大变，附和黎元洪的人大大减少。武昌最终没能成为首都。二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黎元洪在短时间内，就在武汉编组训练了四个师六万人的庞大军队，对于不支持自己的官兵或者外省援鄂部队则大力裁撤。和历代军阀一样，他要建立忠于自己的军队，禁止官兵参加任何社团，已加入者必须脱离；命令各师开设精神讲话处，教育士兵们“不干外事”、“效命疆场”，服从命令听指挥。

革命胜利后，武汉各派系内斗激烈，在权力分配和政治建设上分歧频出。这给黎元洪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共进会的孙武主持军政府军务部，权力欲膨胀，独断专横，和同志关系恶化，处境孤立。孙武为了巩固权力，主动依附黎元洪，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需要强有力的革命党人的支持，与他一拍即合，在裁撤起义部队、打击异己方面“合作”愉快。在民初组党热潮中，黎元洪、孙武也组织了一批前清官僚和民国地方人物，在上海成立了“民社”，以黎元洪为社长。1912年2月28日，遭到黎元洪和孙武裁撤的官兵，以共进会内部团体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文学社部分成员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发动了兵变。乱军一度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乱军情绪激昂，却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有的要求推翻孙武，有的要求连黎元洪一起推翻。孙武此时已经逃奔汉口。留在城内的黎元洪对专横跋扈、分割自己权力的孙武也深深不满，借机将斗争矛头引导向孙武。他宣称“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把不满引燃到孙武头上。黎元洪借口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趁机改组军政府，降部为司，将孙武一系的干部全部撤免。事后，孙武主动引退，淡出政坛。黎元洪又反过来追究兵变的责任，诿罪文学社，斩杀十几人。至此，黎元洪牢牢控制了湖北。

此时的几件小事，能够暴露出黎元洪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是“理论水平”。上海《民立报》曾发表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是1912年9月25日发生的真实事件。但黎元洪立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了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后遭到上海媒体的抗议，改判两年监禁。武汉本地的《大江报》屡次发表揭露湖北军政界腐败情况的文章，主笔为何海鸣。黎元洪又派参谋带兵执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查封大江报社，逮捕工作人员三人。何海鸣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还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图谋不轨，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二人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就地正法”是曾国藩的创举。自古杀人需要严格的程序，获得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首开先就地杀人后上报追认的做法。现在是民国了，黎元洪的司法观念还是清末的那一套，竟然公开要求各地“就地正法”某人，丝毫没有法律意识。民初的媒体非常发达，各报骂人不断。黎元洪此举正好给各报提供了痛斥的靶子。《民心报》就发表蔡寄鸥的文章，斥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元洪大怒，又要将蔡寄鸥“就地正法”。幸好蒋翊武等人再三求情，才以《民心报》停刊了事。后来，黎元洪本人也认识到了“就地正法”四字的荒诞之处，在编辑《黎副总统政书》时将其一律改为“严缉法办”。

不过，黎元洪还真做过“就地正法”的事情。在逮捕要求改组都督府的武汉改良政治团负责人祝制六时，黎元洪就下令将祝制六押解到武昌汉阳门码头时即杀害，与此相关的同盟会员也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在狱中被杀。民国建立时，黎元洪宣称过司法独立，但那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那些掌握实权的民初人物一样，黎元洪穿着民国的衣服，身子却还是民国之前的。

二

在反对黎元洪的众多人物中，首义元勋张振武是个重要人物。黎元洪和张振武的恩恩怨怨，将各人的缺陷和民初的乱局都“拧”在了一起。

张振武是个为了革命不顾一切的人，为探索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又是共进会的重要人物。为了革命，他变卖了家产，四处奔波，即使在杀声一片的白色恐怖中也为筹划武昌起义毫不停歇。可惜的是，张振武革命多年，却不知道“革命”始终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个胸无城府、鲁莽向前的革命闯将，一直没有成长为革命政治家。这注定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

起义爆发，张振武热烈拥抱革命，以军务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军事行动。他经常亲临前线，巡视战况。凡有军队自武昌开拔，都先到都督府集合，请“张副部长”训话。张振武这么做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在黎元洪和孙武看来，则有越俎代庖之嫌。（张振武身上肯定也有权力梦想和表现自己的欲望，只是不知道隐藏罢了。）孙武和他共事多年，尚能忍耐。黎元洪稳重内敛，和张振武个性相差悬殊。张振武的许多行为，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不情不愿。张振武当面予以训斥，几次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声言要杀掉黎元洪以免贻误后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黎元洪肚量没有大到能将生命威胁置之度外的程度。武昌战事一度不利，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在11月10日夜间收拾行李，准备出城暂避。张振武知道后，直奔都督府，斥责黎元洪不守诺言，不准他出城，还安排人手看住黎元洪。在军务部部长孙武的支持下，黎元洪还是在12日黎明率人出走。都督走后，张振武坚守武昌，再次扬言：“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黎元洪再次记恨在心。革命胜利后，黎元洪成了副总统。今非昔比，张振武却仍然当他是临时推举的“黎菩萨”，每次见他都满带荷枪实弹的卫队，多次对黎元洪横眉竖目，甚至拔枪高叫：“若非我们拉你出来，你焉有今日？”黎元洪和张振武的关系如何能好？

黎张关系恶化还隐含着争夺革命首功的问题。首义领袖的身份是黎元洪最重要、最强大的政治资源。张振武老把逼黎元洪出任都督的事情挂在嘴边，揭黎元洪的老底，动摇了黎元洪的政治根基。这可能是黎元洪最不能容忍的。

当然，张振武可能有居功自傲的狂妄，但并非要和黎元洪抢夺首义领袖的宝座。事实上，他脾气如此，不仅和黎元洪关系不好，和同盟会、共进会的老友们，关系也不好——这使得他一旦处于危险境地就会孤立无援。革命胜利后，利益分配难免出现偏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内阁中没有一个武汉方面的人物。武昌首义军官在战后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纷纷指责主持临时政府军务的黄兴不公。张振武把对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不满表现了出来，在和同盟会元老吴稚晖见面时，动辄绾起袖子，挥动手臂，叫嚷着黄兴办事不公平。他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抨击临时政府官员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而权利却都被你们拿去了”。如此表现，自然把同盟会诸位都给得罪了。

张振武被派去上海为湖北起义军购买军械。他是革命的猛将，却不是洽谈商务的能手，将购买军械一事搞得一塌糊涂。由于日本商人捣鬼，张振武购买的枪械质量问题严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黎元洪对从上海运来的废铜烂铁很生气，更生气的是张振武的交易账目混乱。“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张振武还以经费不够为由向孙中山、黎元洪分别请求追加款项。南京和武汉的财政都很困难，没有拨款给他。张振武就擅自挪用购买铜圆的40万两白银，填补购买枪械的不足。黎元洪极为不满，批评张振武挥霍公款，电召他迅速返回武汉。张振武屡次抗命不回，还拨出购买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运往烟台，支持山东革命党人。当时山东局势紧张，在张振武看来天下革命兄弟是一家，支持山东同志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此举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湖北驻沪代表、共进会骨干杨玉如就向黎元洪告发张振武转移枪械、意图逃走。在黎元洪的严词训令下，张振武不得不返回湖北。

黎元洪在1912年3月召开了特别会议，清查张振武的账目。张振武有没有贪污呢？从张振武娶妾9人之多、死后留下白银超过1万两来看，张振武的经济情况确实需要自我澄清。但他采取了激烈的抵触态度，对黎元洪大发雷霆：“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现在已经安富尊荣了，你也清起我们的账目来了。”调查就此搁浅，此事不了了之。

有张振武这样居功自傲、脾气暴躁的部下，黎元洪头疼死了。

袁世凯就在此时抓住了武汉政局的乱象，寻找插手机会，力图将黎元洪“请”出湖北。他主动向黎元洪示好，说民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一体，小黎你不要见外啊，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焦头烂额的黎元洪接受了袁世凯的好意，既然管不了张振武，就干脆将他和孙武、蒋翊武等首义功臣推到北京，让袁世凯安排。其中张振武被黎元洪举荐为东三省边防使，黎元洪还许诺让他率一镇鄂军赴任。这是黎元洪犯的第一个错误。原本他和张振武等人的矛盾是湖北内部矛盾，好坏都由他们双方决定，现在拉进来了袁世凯这个第三方，变成了三方关系，黎元洪操控的难度更大了。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黎元洪乐观地希望袁世凯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对付张振武。可是，觊觎湖北地盘的袁世凯凭什么帮助黎元洪呢？

球，黎元洪踢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却没有接。张振武等人进京后，袁世凯将他们统统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张振武还多挂了一个没钱没兵没办公场所的蒙古屯垦使的头衔。张振武向袁世凯讨兵要钱，得不到答复。袁世凯此举事实上将湖北内部矛盾抽到北京，让它继续发酵激化。张振武等人在北京无亲无故，施展不开拳脚，只好返回武汉。回到武汉后，张振武要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多次向黎元洪索取经费。黎元洪之前又答应过给他一镇鄂军，张振武就宣布要自组一镇军队开赴蒙古，收罗被裁撤的军官建立将校团。他慢慢聚集了一部分武装，还成立《震旦民报》组织反黎舆论。黎元洪没想到事情会越来越难办，更想不到这是袁世凯不露声色的杰作。

1912年7月底，袁世凯找到湖北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请他们回武汉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热心的参议员们不知是计，欣然返乡。8月2日，刘成禺、郑万瞻做东，在汉口嘉宾楼宴请孙武、张振武等湖北将校50多人。两位参议员说明为调解内部冲突而来，指出各人的矛盾由误会而起，被坏人挑拨离间而成，希望大家消除意见。于是，孙武、张振武各自作了检讨，并在5日发表了由包括两名参议员在内的15名证明人署名的会谈布告，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发生矛盾。黎元洪也请两位参议员出面调解与张振武的矛盾。经过调解，黎元洪和张振武的矛盾也得到了缓和。湖北局势貌似好转。袁世凯电邀张振武和两位参议员返京。张振武抱着回京大有作为之心，与刘成禺、郑万瞻一起进京，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行。行前，黎元洪赠与张振武旅费4000元，并诚恳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在两位参议员调解的同时，袁世凯的秘密信使给黎元洪送来了一封代拟的电报稿。这份由参谋次长陈宧和黎元洪幕僚饶汉祥一起起草的秘密电报，以黎元洪的口气请求袁世凯在北京捕杀张振武。8月13日，黎元洪发出了这份名为“真电”的电报：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又是要求将张振武等人“立予正法”，黎元洪的法律观念依然淡薄。当然，袁世凯和黎元洪给张振武还是罗织了多项罪名：贪污巨款；结党营私；勾结土匪；蛊惑人心；操纵舆论等等，认为他简直是“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大恶人。纵观张振武的历史，这些罪名把他的相应缺点都给夸大了，是典型的诬蔑。但黎元洪看着很解气，阅后即签字，欲置张振武于死地。

黎元洪之所以发出袁世凯方面代拟的电文，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袁世凯是站在自己一边，能把杀张一事办得干脆利落。

13日晚，袁世凯收到黎元洪的密电，亲自找出密电本破译。他命令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遵照”黎副总统命令办理。

蒙在鼓里的张振武在北京频繁交际，联络感情，开始为日后开展工作做准备。他晋谒袁世凯，建议加强边疆国防，主张在满洲、蒙古、新疆要地屯扎重兵，派遣一位很有威望的将军率精兵长期驻扎，授予这位将军以军事、政治、外交上的权力。自然，他所说的这位将军就是自己。8月14日，他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要人，希望大家化解党派意见，共同建设国家。

1912年8月15日晚，张振武赶了两场宴会。晚6时，河南将领王天纵宴请北方和湖北来京将校50多人，张振武参加了。晚8时，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校做东，又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他推段芝贵坐首席，陈宧次席。这陈宧就是幕后阴谋的策划者之一，而段芝贵怀里就装着处决张振武的军令。宴会还没结束，段芝贵即借口有事告辞，其余北洋将领也纷纷离席。张振武没有觉察出异常，和剩余的人欢宴到晚上10时左右才散去。

散席后，张振武乘马车返回下榻的前门外金台旅馆。当夜，与张振武关系密切的、原江西援鄂军协统冯嗣鸿的马车打头，张振武所乘马车第二，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居后。回旅馆，车队需要经过从东交民巷到西交民巷之间的三道栅栏门。第一辆马车进入栅栏后，暗处突然窜出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拦住马车绑住冯嗣鸿。冯嗣鸿和张振武都是瘦长身材，一个军官就问：“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军官连说错了错了，令士兵给冯嗣鸿松绑。这时，张振武的马车进入了栅栏，栅门突然关闭。人群嘈杂声中，冯嗣鸿和被拦在门外的时功玖听到一阵喧哗，有指挥刀斫马车玻璃声，随即张振武被五花大绑拖出马车，同车的随从和车夫被一并抓走。

张振武一干人等被用大车解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沿途戒严，不见行人，马步兵数十人武装押送，显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抓捕行动。军队还突袭了金台旅馆，抓走了方维。

张振武被押到执法处后，处长陆建章亲自迎接。张陆二人还寒暄了一两句，陆建章随即出示了黎元洪的杀张密电以及袁世凯的处决令。张振武指出电文是假造的。陆建章表示，总统已下令立即正法。张振武抗议：“不能凭空杀人！”陆建章表示爱莫能助，要张振武准备遗书。深陷突如其来、不能申辩的冤狱，张振武拿起纸笔很长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最后只是给黎元洪写了一封遗书，表示：“但恨不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张振武一度要求自尽，陆建章没有答应。陆建章本人对这次行动也心怀疑虑，本想拖延到天明，但陈宧从总统府三次打来电话，催促陆建章执行。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被捕3个小时后在执法处被枪杀，身中六枪。(5)临刑前，他对着行刑士兵怒喊：“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同时，方维也在城外被杀。

两个小时后，即午夜3点，时功玖、孙武、邓玉麟等人赶到执法处营救张振武。陆建章已经入睡，被叫起。孙武等人质问陆建章张振武因何罪被抓。邓玉麟还表示要保释张、方二人，一切可循法律途径解决。陆建章打断众人说：“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了。”并出示了袁世凯的处决令，说明一切都是按照军法程序进行的，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噩耗传来，孙武、邓玉麟、时功玖泪流满面，既悲且怒，愤然冲出执法处。

时功玖恨恨地说：“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8月16日天放亮，袁世凯以执法处的名义在湖北将校下榻的金台旅馆门口和执法处张贴布告，公布处决张振武一事。布告全文抄录了黎元洪的来电，说明依照副总统来电将张振武罪诛。黎元洪原以为发给袁世凯的是一封“密电”，袁世凯不会公开。不想，袁世凯现在将黎元洪彻底出卖了，末了还赞赏张振武首义有功，对张振武的死表示惋惜，下令以上将之礼追赐。此布告充分说明了袁世凯处理张振武案善后的态度：将脏水泼到黎元洪身上。在杀张之后，袁世凯指使陆军部复电黎元洪，让黎元洪承担罪责、自请处分，电文如下：“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电文撇清了袁世凯和杀张事件的关系，对黎元洪又打（所请处分，应勿庸议）又拉（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大总统袁世凯明确要求黎元洪自请处分，黎元洪顿时完完全全暴露在了被谴责的前沿。

袁世凯阵营要以这枚炸弹轰开湖广的大门，扳倒黎元洪。正如15日夜陈宧和袁世凯谈起的杀张害黎的目的：“此一举可张大总统之声威，隳副总统之名望，人必谓张、方被戮，黎元洪杀之，非大总统杀之也。藉此可易湖北都督。武昌方面，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矣。”(6)

三

黎元洪原本怀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现在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终于领教了袁世凯的政治手腕。

对袁世凯恨归恨，黎元洪难以面对杀张案招致的舆论谴责和内部压力，在善后问题上还必须仰仗袁世凯的帮助。袁世凯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就必须沿着袁世凯设计的路走下去。所以，他接到陆军部要求自清处分的电报后即表示：“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从优抚恤，伸生者得所，死者瞑目，……临电揽涕，咽不成声。”黎元洪表示只承担部分责任，主要是没把张振武的事情处理好，“辜负”了大总统和国民。在8月16、17、19日黎元洪连续发电，辩解杀张原因。他重申了张振武结党营私、颠覆共和的罪行；因为张振武在武汉密谋起事，这才将他“骗”到北京下手。但这些辩解还是难以平息众怒，黎元洪又不得不在25日以全体鄂军的名义发出通电，列举了张振武的15条罪状，考虑到张振武暗握重兵，迫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定张振武是被黎元洪冤杀的。黎元洪一年来营造的缔造民主共和的领袖形象开始土崩瓦解，有关他揽权专断的负面消息开始泛滥。黎元洪对待首义元勋的做法大大伤了起义官兵的心，湖北政权内部开始解体，不再拥护副总统。孙武和蒋翊武跑去见袁世凯，要求颁给他们“免死券”，同时请辞总统府顾问职务，造成不良影响。(7)黎元洪对湖北的控制开始松动。之前对黎元洪评价不低的孙中山致电黎元洪称：“振武之诛，系由钩电。悲痛之下，肉颤心摧。”22日，同盟会宣布革去黎元洪同盟会协理职务，并开除党籍。新成立的以黎元洪为党魁的共和党，内部也掀起了反黎浪潮。

也有部分舆论认识到张振武案的发生，是民主共和观念和法制意识没有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民国建立了，但法制难觅，人治犹存。《亚细亚日报》还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律相比，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前清对待革命党人还知道忌讳法律，所作的判决并不重，相反，民国人物却视法律为无物，可见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还很漫长。

在名誉受损、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黎元洪反而更加需要袁世凯的支持了。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多数认为黎元洪以非罪要求杀人，违背约法。二十多名参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要求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复文说：“查此案情节重大，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候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复答。”袁世凯又把黎元洪推到了前面。

黎元洪难以面对参议院的质询，还不愿意离开湖北到北京来，就委托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自己参加参议院进行答复。这明显是在请袁世凯帮忙遮掩。袁世凯于是授意段祺瑞在8月23日参加参议院的答辩。在答辩中，段祺瑞重申杀张是按黎副总统来电处理，坚持认为张振武是军人，应当以军法处置，不能按照一般国法走法律程序。段祺瑞企图以此为黎元洪和袁世凯开脱，却遭到了参议员们的反对。最后，段祺瑞固执表示，如果参议院不满意答辩，等黎副总统有详电来再详细报告。此后又有参议院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黎元洪领教了议会政体的力量，疲于应付，也领了袁世凯阵营帮忙遮挡的情。

8月27日，张振武遗体由火车运抵汉口车站，2000多人恭迎灵柩渡江。28日，黎元洪前来志祭，亲写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在灵堂上，黎元洪失声痛哭，不知道哭的是张振武，还是自己吃的哑巴亏，又或是对都督府政治控制力大幅下跌感到悲伤。

被迫离鄂：黎元洪搬进了瀛台

一

黎元洪中了袁世凯的套，袁世凯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黎元洪得罪了湖北首义官兵和革命党人，坐收渔利。而黎元洪在湖北的处境可就惨了。

革命党人将黎元洪视作陌路人，湖北军界也因为张振武案和黎元洪这个都督离心离德。倒黎声音不时出现在湖北部队中，宋教仁案发生后，湖北局势更加动荡。黎元洪的对策是：解散军队。他解散了大批倾向革命或者反对自己的军队，结果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军队是乱世中最宝贵也是最后的政治资源。黎元洪自裁军队，靠什么控制湖北地方呢？开始是靠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留鄂的援军，可惜这些客军兵力薄弱，且不和黎元洪同心。所以，黎元洪只好又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北京的袁世凯。如果一个实权人物连维护统治都要仰仗他人，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黎元洪心中也顾忌北洋军染指湖北，起初只请求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八师师长李纯率步兵一团到武汉，“以资震慑”。袁世凯很愿意“帮助”湖北稳定局势，李纯率领精锐北洋军一部很快就深入湖北。这是1913年4、5月间的事情。北洋军控制了北方各省，相对于一盘散沙的南方革命军拥有优势，但南北双方基本维持南北对峙的状态，中间夹杂着黎元洪、阎锡山等旁观者。这次，黎元洪引狼入室，让北洋军深深地楔入南方，进一步扩大了北洋军的军事优势，等于是推了北洋军一把，使北洋军的势力全国化了，可谓是北洋军的恩人。李纯的一个团控制了湖北铁路沿线后，黎元洪觉得还是不能控制整个局面，就下令李纯“鄂省下游不靖，地面空虚，请将贵师全数开往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分段驻扎，以资镇慑”，李纯很配合地率领整个第六师进入湖北。5月底，北洋第二师由师长王占元率领，进驻湖北孝感，和第六师相呼应。请神容易送神难。小小的湖北地面聚集了北洋精锐两个师，反黎力量虽然很快被压制住了，但全靠两个北洋师支撑局势的黎元洪，对袁世凯再也强硬不起来了。袁世凯之后镇压“二次革命”，黎元洪被迫和袁世凯共进退，出任了征讨江西李烈钧的名义统帅，一度兼任江西都督。二次革命期间，北洋军绕道湖北，源源不断顺江东下，镇压了江西独立，胁迫安徽独立。

这下，黎元洪算是把革命势力彻底得罪了。

黎元洪无奈极了，他身陷北洋军包围中，没有军队与之抗衡，只能跟着袁世凯走下去。当袁世凯觊觎正式大总统职位时，中间力量有意推举黎元洪出来和袁世凯竞争。岑春煊、李经羲、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多次劝黎元洪参选。章太炎甚至断言如果黎元洪不出任总统，必然造成南北分裂，只怕国家战乱不已。黎元洪明确拒绝了他人的好意。心底里，他是忌惮北洋系统的势力，认为袁世凯能够保持国家的稳定；而宋教仁之死也让黎元洪害怕身边的北洋军人对自己下手，所以不听任何劝说，还把来客的说辞如实报告给袁世凯。当然，他接见客人时也示意“隔墙有耳”，一来说明自己身处北洋系统的环视之下，二来也促客人离开湖北——毕竟，黎元洪这个湖北都督已经控制不了湖北了。

黎元洪是个忠厚稳重之人，一旦从权力美梦中清醒以后，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淡定下来。中国人的“忍”在他身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湖南都督谭延闿和黎元洪一样都是前清官僚出身的都督，不同的是他和江西、安徽、广东三个国民党都督关系密切。二次革命期间，三个都督都宣布本省独立反袁了，纷纷要求他宣布独立，共同反袁。谭延闿不认同也无力独立反袁，可又难以应付革命同志，就偷偷派出亲信和黎元洪暗通款曲：“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的回答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谭延闿依计而行。黎元洪之后在民国政坛上坎坷起伏，全靠他心理淡定，善于忍耐。

袁世凯谋得了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多次敦促黎元洪进京，黎元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湖北。在武汉，他好歹还是个空头都督，而去了北京就只能做仰人鼻息的寓公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派大将段祺瑞赶到武汉敦请，黎元洪不得不答应进京。他希望进京仅仅是宣誓就职，很快返回湖北，还带了一个营的卫队保证安全。段祺瑞未置可否，陪着黎元洪临上火车前，突然借口有事没有同行。黎元洪的火车还在路上慢慢行驶，袁世凯突然任命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这下，黎元洪只能前行，回不了湖北了。袁世凯终于扳倒了黎元洪这个实权副总统了。黎元洪到京，袁世凯大吹大擂大加欢迎，优礼有加，黎元洪心情惨淡。他携带入京的卫队被袁世凯遣散。热闹的欢迎过后，袁世凯安排黎元洪入住中南海瀛台——戊戌变法后，光绪就被慈禧幽居于此。环顾严冬中萧瑟的中南海湖面，黎元洪不知道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还会持续多久，或者说，黎元洪能否走过冬季？

二

黎元洪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不深，还做过割据争雄的迷梦，但他深信一点：中国百姓已经抛弃了帝制，复辟帝制在中国行不通。

黎元洪还是湖北都督的时候，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风声就已经开始流传了。黎元洪就对媒体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我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便我毁家灭身，继起者也必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至于灭亡。”确如此言，黎元洪一生都坚持共和体制。来到北京后，黎元洪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反感的，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袁世凯把黎元洪送入了瀛台，还是忌惮黎元洪的政治号召力。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黎元洪在明确拒绝参选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第二多票数，致使名列第一的袁世凯不得不经过三轮角逐才最终打败黎元洪当选总统。而在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以绝对多数票一次性当选。失去了实权的黎元洪仍然处于政治人物的第一集团中。对于副总统兼首义领袖，袁世凯极尽笼络，馈赠不断，还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为第九子迎娶了黎元洪的女儿。复辟过程中，袁世凯很重视黎元洪的意见，亲自来瀛台探访。黎元洪毫不客气地回答：“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万千，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先烈？”袁世凯老大不高兴，却也奈何不得黎元洪。

黎元洪做副总统时在行政上没有丝毫建树。他明哲保身，闭口不谈政事，每日诵读佛经，更像是菩萨。他对袁世凯的赠馈不谢亦不拒，有客人来访则颓然处之。复辟过程中，袁世凯成立了御用的参政院，并仿照西方共和制度提名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起初在参政会上还抵制过复辟，看清参政会的本质后毅然辞职，并不再到会。袁世凯对他的看管放松后，黎元洪举家迁入东厂胡同私宅。有一次，同样赋闲的孙武来访，眼看共和不保，二人竟抱头痛哭。

袁世凯最终还是逆潮流称帝，建立了“中华帝国”。袁皇帝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受封，传为佳话。他还赶走了袁世凯派来量做亲王制服的裁缝，对前来道贺的国务卿陆征祥等人明确表示不愿受爵。民国副总统对中华帝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袁世凯派遣说客对黎元洪进行轮番轰炸。九门提督江朝宗到东厂胡同宣封时，黎元洪避而不见，江朝宗就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勃然大怒，冲出来指着江朝宗的脸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江朝宗仍双手捧诏，跪地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就命令家人把江朝宗架了出去。此后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等人前来道贺。阮忠枢口称“王爷”，说袁世凯打算封黎为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等等，黎元洪说：“你们不要骂我！”后来梁士诒来道贺，黎元洪指着厅中一根石柱说道：“你们如再逼我，我就撞死给你们看！”在已经复辟的北京城内，黎元洪能够拒绝王位，以民国副总统自居，殊难可贵。蔡锷密谋出京时，曾密访黎元洪。这更能看出黎元洪的政治立场。

后来，袁世凯在各方面压力下宣布取消帝制，仍想退回去当他的大总统。此举遭到了全国反对。袁世凯已经失去了做总统的资格，那么原来的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应该继任总统。护国军就明确表示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于是，袁世凯更加忌惮黎元洪，派江朝宗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北洋内部的冯国璋等人觊觎总统宝座，也暗中阻挠黎元洪出任总统。黎元洪无兵无援，最终能在袁世凯死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三位总统，除了副总统身份外，还有其他原因。他既是民国肇建的领袖，又在袁世凯复辟期间坚决抵制帝制，而他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一身清爽，反而被许多人看做是民主体制下理想的领导人选，成为各派能够接受的新总统。袁世凯逝世前，依据自己炮制的大总统选举法提名了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他将徐世昌、段祺瑞叫到床前托付道，按照《约法》黎元洪应该继任总统，希望你们好好辅佐他；黎元洪这个人资质平常，但只要辅助得当，国事尚有可为。徐世昌没有异议。袁世凯死后，操纵北洋中枢的是段祺瑞。段祺瑞器量不宽，加上对总统宝座也有“想法”，所以老大不愿意，向黎元洪道贺时除了三鞠躬外不发一言。但他对约法还有所顾忌，自己当总统也比较困难，再加上老上级袁世凯的临终托付，段祺瑞最终放弃竞争总统宝座。前线将领张敬尧等人致电段祺瑞表示愿拥戴他为总统，段祺瑞断然拒绝。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支持黎元洪，后者出任总统一事终成定局。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府院之争：引狼入室成复辟

一

黎元洪上任之初就和总理段祺瑞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上发生了尖锐矛盾。

黎元洪这个总统没有军队没有班底，北京政局实权操纵在段祺瑞的手中。段祺瑞也颇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按照段祺瑞的说法，他通电逼宣统退位是“一造共和”，抵制袁世凯称帝是“再造共和”，如今大局已定，该是好好享受的时候了。段祺瑞痴迷下围棋，整天待在家里找人下棋。他下了半辈子围棋，其实还是个臭棋篓子，既想赢又怕别人故意放水；陪他下棋的人既要让段祺瑞赢，又不能让他看出是故意为之。所以在段家，手谈对下棋双方来说都是很艰难很痛苦的事情。段祺瑞有个追随左右多年、文武双全的将领，叫做徐树铮。徐树铮很难得，在历次政治风潮中都紧跟段祺瑞，出谋划策，不辞辛劳，现在理所当然被段祺瑞提名为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只出思路不干事，实际上把内阁的政务托付给了徐树铮。

但是，徐树铮这个人有个大毛病：专横跋扈，对同僚颐指气使，就是对黎元洪这个大总统也盛气凌人，如有忤逆他的意思就声色俱厉乃至语带威胁。所以黎元洪坚决反对任用徐树铮，扬言：“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真芒刺在背。”段祺瑞很信任徐树铮，坚持提名他，还请北洋元老徐世昌出面劝说黎元洪同意。黎元洪告诉徐世昌：“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则劝道：“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话都说到这里了，黎元洪无语，被迫同意任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就任后，果然行事专断，把持政权。因为先前的过节，他对黎元洪更没有好脸色了，又欺负黎元洪无兵无将，事事不请示报告，每天只是抱着大堆文件催促黎元洪盖印。外界讥讽黎元洪是“盖印总统”。黎元洪每天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厌恶至极。一天，黎元洪看到徐树铮拿来的一份文件更换了山西省的三个厅长，就问他什么原因。之前，山西都督阎锡山已经来文陈述了理由，而且地方厅长的任免是经过内阁会议的，徐树铮此举完全是例行程序。他完全可以三言两语陈述情况。可徐树铮竟然回答：“总统只需要在后页的年月日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大庭广众之下，黎元洪被国务院秘书长如此顶撞，难堪之情可以想见。

事实上，段祺瑞“自恃为北洋勋宿，索性简傲”，当了内阁总理后反而和黎元洪这个总统没有什么接触了，对实际政务也不甚了了。徐树铮奔走在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间，名义上是处理内阁文件，实际上是以段祺瑞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意志。黎元洪受了徐树铮的气，去信询问段祺瑞，还以辞职相要挟。段祺瑞回信为徐树铮解释：“徐氏耿介，不屑妄语，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全责。”黎元洪愤然道：“现在那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

黎元洪没有辞职，倒是他的谋主、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受不了夹板气，先辞职了。黎元洪索性任命了议员出身、和徐树铮不对付的丁世峄为总统府新秘书长，专门和徐树铮斗。

丁徐两人脾气都很暴躁，形同水火，为社会八卦新闻和小道报纸增加了许多报道素材。先是丁世峄援引同党、内务总长孙洪伊在国务院内部和徐树铮抬杠，意图扩大本派力量；后来又联络国会议员，在11月初以“侮辱”元首、“蒙蔽”总理、强迫盖印、“伪造”文书、擅发院令等“罪名”弹劾徐树铮。丁世峄、孙洪伊积极谋划，图谋推倒段祺瑞内阁，抬出孙洪伊为新总理。段祺瑞、徐树铮先下手为强，抓住孙洪伊的人事把柄，先把孙的免职令送到了黎元洪的案头。黎元洪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再次爆发冲突。最后还是徐世昌出面调停，以徐树铮、孙洪伊同时免职的结果暂时缓解了府院之争。

段祺瑞

以上就是府院之争的开始情节。追问起因，在一个习惯了集权专制的社会中，突然实行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大家都不习惯，也不知道怎么做。袁世凯死后，责任内阁制度恢复了。但总理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总统应该怎么对待内阁，黎元洪和段祺瑞都不知道怎么做。由此可见，一个新式政体在古老国家要想生根发芽，是一件多么漫长和艰难的事情。

而其中夹杂的权力考虑，让问题更加复杂了。黎元洪出任总统，北洋系内部反对声不断。一些不满者曾经涌进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办公室，要推举段祺瑞或者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不愿意出任总统。他的考虑是，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统权力被削弱、总理权限要大增。徐树铮就任后即制定了《国务院权限节略》，以完善责任内阁制为幌子，独揽大权。黎元洪有些侥幸地接任了总统，希望有所作为。他也知道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有限，可认为具体政务可以不问，但重大问题总统则必须过问，而且可以插手任何政务——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除府院之外，国会是分权制衡的第三方力量。段祺瑞“屈任”总理原本是看重总理的权力，对国会的掣肘心怀不满，现在又多了一个好事的总统，对黎元洪很有意见。他曾向党徒发火说：“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制度不适，加上权力考量，府院之争的烈焰难免越烧越旺。

二

1917年3月1日，法国邮船Atlas号被德国潜艇击沉，搭乘该船的中国劳工500余人身亡。消息传到国内，激化了府院之争。

段祺瑞内阁之前力主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其中有日本怂恿和列强答应提供外债的现实诱惑，也有段祺瑞想借机收回部分权益，参与战后协约国和会的打算。所以，内阁以中国劳工遇害为借口，向希望中国参战的协约国预支了部分优惠条件(8)、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及《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3月4日，段祺瑞亲自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文件上签字盖印。黎元洪加以拒绝。黎元洪不是没有看到参战对中国的利益，而是受美国的影响，觉得参战时间尚早。同时，他看到段祺瑞突然拿出与德国断交和加入协约国的决定，心里天然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参战是国家大事，内阁竟然事先没有征求黎元洪的意见就做出了决定！于是，黎元洪说，参战大事需要先经国会讨论通过，文件暂不签署。段祺瑞之前做了大量工作，一见文件受阻，来了气，说，宣战媾和确因由国会决议，但绝交案和节略只是向各国表达意见，并非宣战，等以后正式宣战时再提交国会讨论。黎元洪反驳说，这两个文件是宣战的先声，宣战媾和是大总统特权。意思是说，我不同意宣战，你能奈我何。段祺瑞放出了狠话，说约法规定国家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既操特权，不认为我主持政务承担责任，我就只能辞职，不敢肩负重任了。说完，段祺瑞甩袖而去，宣布辞职前往天津。

这是段祺瑞第一次辞职，让黎元洪真切地感受到了谁才是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经营北洋中枢多年，盘根错节，他遽然去职，北京政务陷入了混乱。黎元洪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远在南京的北洋中坚、副总统冯国璋见总统和总理闹僵了，马上出来调停。调停的结果是黎元洪请段祺瑞回京复职，在权限上做大规模让步，同意以后不反对内阁既定外交方针，不干涉内阁对地方的训令，“阁拟命令总统不拒盖印”。段祺瑞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黎元洪灰头土脸地请他回京复职。段祺瑞得意洋洋地电告各方“连日首座迭次派员挽留，十数政团踵接责难，副座复严行敦促”，所以自己勉为其难留任总理。

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3月14日，黎元洪下令与德国断交，中国随之接收了德租界，停付德国庚子赔款，接收德国在华财产，获得了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一些利益。对德绝交之后，在参战问题上，黎元洪联合国会与段祺瑞内阁再次激烈争执。此时的府院双方颇有赌气抬杠的意思，凡是国务院（总统府）支持的总统府（国务院）都反对，进入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歧途。段祺瑞一意推动中国参加一战，除了乘机图强的打算外，还想以此压倒黎元洪。黎元洪则以“舆论界皆不赞成，我是服从多数者”为辞，不同意参战。结果，“府方以院为专擅，院方以府为干涉，而政客构煽其间，以势力消长之说，挑拨双方感情”；“双方之裂痕已深，名曰外交问题，实则府方谋倒段，院方谋倒黎，已为公开之秘密矣”。双方逐渐偏离理智轨道，开始“施展手段”要把对方扳倒。

最先跳出正常程序之外、寻求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的是段祺瑞一方。段祺瑞在北洋系统中人脉广，关系多，要找外力很容易。坐镇徐州的张勋是个头脑简单的军阀，拖着一条大辫子，对和国会打得火热还扬言军民分治的黎元洪很看不顺眼，早就嚷嚷开了。刚好，其他北洋系统的地方督军、军阀也对黎元洪继承袁世凯位置不满，更信奉枪杆子干政的古老传统，就推张勋出头组织了“督军团”(9)。督军团支持段祺瑞扳倒黎元洪，支持借款参战。很多人还赶到北京来给段祺瑞打气。段祺瑞有恃无恐，主持内阁通过参战案。

黎元洪的外力就是国会和舆论，将内阁的参战案提交讨论，希望能在讨论中拖延中国参战。先是部分国会议员讨论，再是提交全院委员会讨论。没等讨论结果出来，段祺瑞一派就等不及了。陆军次长傅良佐主张“国会不通过，便解散国会”；如黎不盖印，“即去黎元洪，硬行解散”，总之是“非去黎元洪，毫无办法”。傅良佐可不是说说而已。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在讨论参战案的时候，突然有数千人手持各种“公民请愿团”的招牌围困会场，辱骂、殴打议员，威胁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如再不能开会，即请政府下令解散，若政府不肯，我等用火将议院烧却”。议员们这几年见识的威胁多了，对傅良佐的“小把戏”不怕了，搁置讨论参战案，要求段祺瑞和内务、司法总长到场接受质询。直到晚上，段祺瑞才姗姗来迟，驱散了院外的“公民请愿团”，这事才算了结。被困终日的议员大发通电：“民国成立以来，北京公民团凡三见，一见于癸丑选总统，再见于乙卯请愿劝进，皆系当局主使，通国皆知。此次于政府所在地聚众数千，威迫议会，殴打议员，为时至十二点钟之久。政府既不防范于先，又不即行驱散于后，巡警陆军鸠行鹄立，对于现行犯罪之暴徒，任其肆行无忌，毫不过问。暴徒之执重要职务者，皆系军人。此中究竟何人主使，当为国人所共见。”

这封通电将府院之争推向了最高潮。部分内阁阁员厌恶北洋军人威胁国会的举动，三人宣布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不告而别，致使段祺瑞内阁不足法定人数。所以国会搁置参战案的表决，提出改组内阁、补充内阁成员，再讨论参战与否。

段祺瑞看到形势不利，决定解散国会。很快，九位地方督军、省长及督军代表上呈黎元洪，不满国会权力过大，声称“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恳求总统“毅然独断”，立即解散参众两院。黎元洪毫不示弱，召见领衔的吉林督军孟恩远等人，说总统解散国会没有法律依据——《临时约法》规定国会不可被解散。相反，黎元洪直言现在时局的症结在内阁，只有段祺瑞去职才能解决问题。段祺瑞和督军团见黎元洪强硬到底，在段宅开会，决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解决问题。黎元洪也召集亲信，商量对策。他手中可打的牌不多，却有一张王牌：有权罢免总理。

段祺瑞料想憨厚的黎元洪不会打出这张牌。不想，觉得被逼上绝境的黎元洪就在1917年5月23日突然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并任命外交总长伍廷芳为代总理！

段祺瑞遭到突然打击，顿时失去了权力。他酸溜溜地说黎元洪的免职令是伍廷芳副署的，自己没有副署，将来产生不利影响自己概不负责（约法规定总统令需要总理副署）。但免职的打击让他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枪的草头王从来不会被人一搂到底、权力尽失。这可怎么办啊？段祺瑞不甘心认输，灰溜溜跑到天津想办法去了。

三

段祺瑞恨恨地一心想要倒黎。可他一个被罢免的总理不方便抛头露面，需要找个人当枪使。

段祺瑞找的这个人就是徐州的张勋。张勋是个憨厚简单的武夫，二十多岁才参军从普通士兵干起，凭着听话和愚忠得到步步升迁。他在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进入北洋系统，受袁世凯的提拔，但慈禧太后对他的提拔更多更大，所以他当了民国的官仍然念着清朝的好，以前清遗老自居，老想捧宣统复辟。段祺瑞不想复辟清朝，但在推翻黎元洪一事上，段和张的利益是相同的。而张勋敢干敢为、头脑简单的特点，决定他很适合当别人的枪。5月21日，黎元洪不肯解散国会，鄂、闽、鲁、豫四省督军及数省督军代表离京南下去徐州找张勋了。张勋主持召开督军团会议，会间传来了段祺瑞被罢免的消息。各省武人大哗，在会上通过了倒黎复辟的决定，制定了三步走路线：解散国会、逼黎退位、实行复辟。大家为什么要复辟呢？除了张勋这个死硬的复辟派外，其他人都是想利用张勋泄愤倒黎而已。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得罪了整个北洋系统。但武人心思不一，只有张勋愿意出来当头。既然仰仗张勋领头，就得答应他的要求。比如徐树铮代表段祺瑞来徐州，就知道张勋的复辟计划，不仅没有反对还扬言只要驱逐黎元洪，一切手段在所不计。

张勋

张勋得到支持的表态后，即在段祺瑞被罢免的第二天（24日）发电报给黎元洪支持段祺瑞，指责黎元洪逾越职权。北洋系控制的安徽、河南、浙江、奉天、陕西、山东、直隶、黑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要求解散国会，各地北洋军队蠢蠢欲动，向黎元洪施加压力。但真正出兵的只有张勋一个人。张勋在北洋系中兵力并不算强，自恃有“强大的支持”，只率了5000个拖着辫子的大兵，就坐火车扑腾扑腾到天津找段祺瑞来了。6月2日，“独立”的北洋各省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声称要“巩固共和国体”，另立议会。具体怎么做不重要，重要的是北洋军做出向北京移动的态势。

黎元洪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先后邀请北洋元老徐世昌、王士珍出任总理，稳定局势，抵消段祺瑞等人的压力，可惜遭到拒绝；再拉出老资格的李经羲任国务总理，谋划组织新内阁。李经羲赋闲天津，被北洋系“独立”声所包裹，不敢进京就职。黎元洪又想一一做地方督军的工作，结果派去东北的说客被张作霖扣留。黎元洪环顾四周，将张勋看作了救命稻草。他不是不知道张勋的政治背景，但是认为张勋头脑简单、为人仗义，可以借他的力量制止混乱。张勋不是闹得最凶，要进京嘛？6月1日，黎元洪就以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为由，着其“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召张勋进京，这是一步险棋。

对于张勋来说，这是尽力一搏，力求复辟；对于黎元洪来说，这是险中求生，以求自保；对于段祺瑞来说，这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可是权力战车启动后，三方之中谁都控制不了缰绳了。张勋尚未入京，北京就已是“讹言蜂起，一夕数惊”。大家议论纷纷，辫子兵要来拥戴宣统重坐江山了。黎元洪专门电告徐世昌、段祺瑞和李经羲，请他们转告张勋，入京时“毋庸多带军队。如军队业已启行，亦请暂在天津以南驻扎，庶不致人心摇动”。

张勋不听劝告，驱使部队进京，自己停留在天津，逼黎元洪解散国会才愿意“调停”。黎元洪最强大的政治盟友就是国会，可惜国会和他一样无兵无将，关键时刻提供不了实质帮助。面对北京城充斥的辫子军，黎元洪无奈，只得同意解散国会。他希望解散国会后，张勋能够践行诺言、调停乱局。不过，总统令需要总理副署，代总理伍廷芳“坚不副署”，新总理李经羲又远在天津，而且不愿意副署。解散国会的事情就这么耽搁了下来。张勋听到消息后，大发雷霆，质问黎元洪身为总统竟然连国会也解散不了，真是没用。他眼中有辫子、脑中没有国会，不管黎元洪用什么手段，“以明日为限，必有确实办法，过此断不与闻，一听北上各军自由行动。”黎元洪头脑中还有民主共和的思想，真如张勋说的那样不择手段的话，国会早就解散了，可黎元洪就拘泥于副署问题迟迟下不了手。黎元洪都发话了，谁愿意副署就任命谁为总理，可就是没人愿意承担解散国会的恶名。拖到6月12日夜里，江朝宗挺身而出，愿意副署。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命令江朝宗去伍廷芳处索取总理印信。江朝宗也大喜过望，马上跑到伍廷芳家索要总理大印。伍廷芳气得说不出话来，紧闭大门，传话有事等天亮后办理。江朝宗做总理心切，使出下三烂的手段，先调来军乐队对着伍家宅院吹号打鼓，又调来骑兵围着伍家四周奔跑。伍廷芳熬了一夜，全家不得安宁。天快亮时，江朝宗在伍家门前堆起木柴，点燃大火，声称再不交印就要烧家硬夺了。伍廷芳年纪大了，哭笑不得，只好听凭儿子把总理印信扔出门外。江朝宗抱起大印，奔回总统府。黎元洪解散议会的命令早已签署，只等国务总理签章了。江朝宗到达后，兴奋地在总统令上加盖了国务院大印，又郑重其事地签上“江朝宗”三个大字。江朝宗正美滋滋地考虑再过几天就能过上代总理的官瘾了，不想黎元洪随即命令他把总理印信送到国务院封存。从盖印到副署，江朝宗总共只代理了一分钟的总理。(10)

之后的事态发展超乎黎元洪的预料。张勋实现解散国会的目的后，背弃了诺言，踢开黎元洪开始复辟了。他进京后，跑进紫禁城对着宣统磕起了头，恭请宣统复辟。

黎元洪引狼入室，当即表示“愿以身殉民国”。面对张勋派来逼他退位的梁鼎芬、江朝宗、王士珍、李庆璋等人，面对复辟派草拟的、要他签名的“奉还大政”奏折，他明确表态：“民国是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而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须遵从国民的意志，而非个人的行动。你们忠于清室，就要为清室的安全考虑，不能侥幸一试。复辟之后，我就不能再对清室的安全负责。”黎元洪不愿意“奉还大政”，张勋觉得他无关紧要了，不再关注他。黎元洪困居总统府内，抛弃成见，做了三件与民国有益的事情：第一是请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第二是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令他“讨逆”；第三是通过日本使馆发出通电否认“奉还国政”，表示“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始终，此外他非所知”。张勋正准备对黎元洪下手，黎元洪在外国使团的保护下奔赴日本使馆避难。

最后还是天津的段祺瑞组织十万讨逆军，击溃了张勋的五千辫子军，成了“三造共和”的功臣。表面上看，段祺瑞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但府院之争发展为复辟的闹剧，于国于民都有害，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难辞其咎。

闹剧结束后，段祺瑞赶赴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复位”，讽刺意味十足。黎元洪声明辞职，不回总统府而是搬进了东厂胡同私宅。他的第一次总统生涯就这么不光彩地结束了。(11)

法统重光：尽职演员与虚假闹剧

一

黎元洪辞职以后，民国的总统序列出现了混乱。

段祺瑞对黎元洪怀恨在心，加上心胸原本就不开阔，所以支持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我们知道，黎元洪本人就是因为袁世凯死亡、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的，现在冯国璋又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中间两度未经正式选举。即使说冯国璋的接任尚不违法统，那之后的北京国会的分裂，却让法统问题成为了棘手问题。段祺瑞迟迟不愿重开国会，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先生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意味着民国出现了南北两位总统：冯国璋和孙中山。后来，冯国璋又被段祺瑞的皖系排挤走，徐树铮操纵成立了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这徐世昌由皖系控制，国会又不完整，总统地位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期间又发生皖系和张作霖奉系的纠纷，直系联合奉系发动了第一次“直皖战争”，段祺瑞势力被驱赶出北京城。之后，直系和奉系又爆发了“直奉战争”，张作霖战败退出关外。失去依靠的徐世昌依然当着他的大总统。转眼过了5年，时间到了1922年。

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一切都和黎元洪无关。他正在天津租界中过着寓公生活。

五年前冯国璋北上做了大总统，黎元洪在北京的地位非常尴尬。他看破政坛，渴望远离政治，决定避居天津做一介平民。段祺瑞对他戒心很重，担心黎元洪离京后犹如游龙入海，联合南方军政府对付自己，禁止他避居天津。事实上，南方军政府坚持认为黎元洪才是合法总统，不承认冯国璋总统和皖系内阁。南方还派出两艘军舰要迎接黎元洪南下。黎元洪一再表示无意过问政事，段祺瑞这才同意他离京。从此，黎元洪就在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内度过了五年默默无闻的日子。每天读报、养花、练字，去津门各个戏馆听戏，也去看新兴的电影。悠闲的日子让黎元洪的身体保养得很好，年过半百依然骑马如飞、挥汗打球，并有精力投资了若干现代企业。

不过，许多国人依然认为黎元洪才是大总统。对此，黎元洪一笑而已。

等曹锟、吴佩孚的新直系打败皖系、奉系，控制北京政权后，隐居的黎元洪再次被卷入了政治漩涡。

新直系推翻敌手的一大号召就是“恢复法统”。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旧国会和共和政体有眷恋之情，既然皖系不愿意恢复国会，还操纵选举，新直系就喊出了这个口号。既然要“恢复法统”，就意味着皖系控制的冯国璋、徐世昌两届总统“非法”了，唯有迎回黎元洪才能把法统给延续起来。

新直系的大头目曹锟心中老大不愿意，因为他本人就想当总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得了北京，哪个军阀不想过过国家元首的瘾。可有言在先，不好公然违反、自打嘴巴。精干的吴佩孚就劝上司说，法统已经被皖系玷污了，现在曹锟做总统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有自甘与政客傀儡野心家们“同流合污”的嫌疑。不如让黎元洪回来做几天总统，然后曹锟合法地接黎元洪的位置，于法有据，脸上也光荣。曹锟闻言大喜，开始操办起“法统重光”的大事来。黎元洪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聚光灯下。

于是，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呼吁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位。曹锟立即表示支持，各地也纷纷响应。还在位的皖系总统徐世昌不得不避居天津，和黎元洪做起了邻居。不过，两人做邻居的时间很短。因为徐世昌一来，黎元洪就马上门庭若市，一波接一波的人来恭迎他复位了。

黎元洪已经过了热恋权力的年纪，对事物的洞察力很深。他明白无兵无将的总统永远是蹩脚总统，真正要做总统的人是曹锟。他一大把年纪了，何必出去再淌一趟浑水呢？所以，他明确告诉前来劝他出山的直系诸人：“你们还是选曹锟做总统为好！”社会上也存在反对黎元洪复位的声音。皖系残余卢永祥等人就通电质疑黎元洪复位的合法性。一、黎元洪自己宣布辞职了，何来复位之说？二、即便不辞职，黎元洪的五年任期也已经过了。章太炎等老朋友则劝阻黎元洪复出，不愿意他去北京给直系做傀儡。反倒是新直系鼓噪着，一心要拉黎元洪出来做总统。

黎元洪拗不过，提出了一个复位条件：废督裁兵。

所谓“废督裁兵”，就是废黜各地的督军，裁撤冗兵。黎元洪指出督军制的五大弊端，认为各地督军争雄，要为国家现在的危亡局面负责。直系各督军不是硬要黎元洪复位嘛，那你们得自卸军权作为交换条件。一旦各个督军都放弃兵权了，军队也裁撤了，黎元洪复任总统的处境就会大大改善。但对于各个督军而言，等于是被抽去了嚣张的根基。可以说，黎元洪给直系出了一道大难题。

作为实权军阀，曹锟对废督裁兵一说极为敏感，哪里愿意自废武功。然而，合法总统的诱惑如此强烈，曹锟非要黎元洪复位。而黎元洪的主张得到了舆论支持，曹锟也不便反对。咬咬牙，曹锟联系直系的河南督军冯玉祥、江西督军陈光远、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兵”。这下，黎元洪被动了。球滚回了自己脚下，踢还是不踢呢？

直系说客继续云集天津游说，说到激动处，说客竟然纷纷跪了一地，黎元洪也只好跪下还礼。曹锟又写下“曹锟首先废督裁兵”的名片，和黎元洪互相签字为证。黎元洪心肠软下来，决定重登政治舞台。

二

1922年6月11日下午，黎元洪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复职典礼，第二次出任总统。

上台之初，黎元洪取得了一系列亮色。他令清流颜惠庆组阁，撤销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要求全国停战。南方迅速响应，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广东陈炯明都通电表示拥护。

但在“废督裁兵”的关键问题上，新直系出尔反尔，让黎元洪毫无作为。黎元洪上任后就调任新直系的灵魂人物、三省巡阅副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希望遏制新直系的军事力量，也给废督裁兵做个榜样。哪知复任前后，曹锟、吴佩孚等人对黎元洪的态度判若两人。吴佩孚本来就是拉黎元洪出来装点门面，不料他真刀实枪地要罢官裁军了，连理都没理，不做什么陆军总长了，干脆赖在老巢洛阳不肯就职。为此，黎元洪弄巧成拙，各省督军看吴佩孚这么个态度，也都明确地反对废督裁兵了。黎元洪寄予厚望、媒体宣传得轰轰烈烈的“废督裁兵”，最后只以江西、浙江、东北等五省督军废去“督军”名称而惨淡收场。就是这个可怜的成果，也是换汤不换药，原来督军改称省长、督办或者督理，继续把持军政大权。

政见得不到施展，还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曹锟把他拉出来，就是用作法统的幌子、推翻的靶子。既然树起来了，就要推翻了。曹锟搜索枯肠，指出黎元洪的总统是因为袁世凯死亡而递补的，所以补齐袁世凯的五年任期就要下台了。袁世凯当了三年多总统，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前又作了一年多的总统，现在复位只要补足160日总统任期就应该改选总统。(12)吴佩孚劝曹锟再等等，让黎元洪多当几天总统，别太心急。曹锟坚持要马上做总统，这样一来驱逐黎元洪就成为当务之急。

曹锟也不进行正常的法律争论，直接怂恿各地索要军饷，组织军警冲击国务院索饷。民国初年中央财政一直极端窘迫，始终不能解决军饷问题。颜惠庆、唐绍仪、张绍曾等人组织内阁，都被骄兵悍将们赶跑了。没了内阁，冯玉祥、王怀庆等人率领兵痞直接向黎元洪讨钱。总统府门外不仅军警汇聚，还围拢着哄闹的流氓和市民，一团乌烟瘴气。更有所谓的“公民大会”、“请愿团”等登台演讲、高呼口号，打出“市民饿，总统肥”、“府院勾结种种失败”等横幅。起初，黎元洪还真以为是军警索饷，为筹钱发愁；现在，看到日渐猖狂的闹剧后，黎元洪反而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民国六年我受张勋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错。如今出任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我的任期若何，静听国会依法裁决，决不会再屈服于暴力，重蹈覆辙，贻害百姓。”黎元洪决定不让新直系的阴谋得逞，最有效的抵抗就是坚决不辞职。

闹剧逐渐升级，直系断了总统府的电话和自来水，并且要求总统在12小时内拨付军饷300万元，否则军队将自由行动，不计后果。黎元洪越挫越勇，气上心头，拿出当年罢免段祺瑞的豪气来，一口气签署了七道命令，裁撤了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和督理，并把总统府前的闹剧定性为“索饷兵变”，要求追究幕后黑手。不想，政府经办人员竟然不敢公布这些盖了总统大印的命令。黎元洪就索性将这些命令交给驻京的外国记者。翌日，全国各地报刊都发表了大总统罢免全国军阀职务的命令——可惜所有军阀都当做耳边风。

黎元洪是出了口气，但彻底得罪了直系军阀，自知北京不宜久留。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藏起总统大印后，带上若干随从和外国顾问登上了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他致函外交使团和国会，声明大总统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权力，政府即日迁往天津。

火车开到杨村车站，直隶省长王承斌乘快车赶来“求见”。原来，曹锟听说黎元洪出京，求之不得，可是派人在总统府到处搜不到印信后又急了，慌忙命令王承斌向黎元洪追讨印信。王承斌之前恳请黎元洪复位时，冲锋在前，态度恳切，和黎元洪算是老熟人了。他见到黎元洪后，不好意思张口，拐弯抹角，忸忸怩怩。黎元洪漠然视之。眼看火车进入天津新站，王承斌急了，这才追问印信的去向。黎元洪说放在北京了，王承斌不信：“总统应该讲实话！”黎元洪大怒道：“我就是不把印交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王承斌也不搭话，下令将火车开回北京。黎元洪的四个子女赶来接站，竟然被直隶军警阻止在外。他们急中生智，请来英美两国领事上车“拜访”大总统。不料，直隶军警照拦不误。两位领事大叫：“中国的军阀竟然可以劫持总统，真乃世界所无的怪事。”王承斌态度坚决，黎元洪不交出总统印信就不让他下车。黎元洪堂堂总统，竟然被一个地方军阀困在狭小的车厢里，进退不得，口干舌燥。热血冲上头来，黎元洪突然拔出手枪就要自杀，身旁的外国顾问福开森眼快，赶来夺枪。扳机已经扣下，子弹射出，没有射中黎元洪的要害，造成了轻微擦伤。黎元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念俱灰，要来电话，通知藏在法国使馆的姨太太交出印信。王承斌又让黎元洪签署命令，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黎元洪照签不误。王承斌这才让黎元洪下车出站。

这一事件，史称“截车夺印”。

黎元洪回家后，即公布截车夺印和被逼签字的真相，声明自己依然是民国总统。在天津，黎元洪固执地坚持重建政府。每当曹锟等人在北京发布一道重要命令，他就在天津针锋相对地另发一道总统令。重建政府的关键是在天津召集国会。黎元洪在天津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给予来津的国会议员每位500元旅费。国会议员良莠不齐，从民国初年当选以来可谓历经坎坷，常常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所以为了贪图500元而到天津来的人不少。不过，曹锟随即在北京开出5000元高价购买总统，天津的议员又呼啦啦跑回北京去了。与北京分庭抗礼不成，黎元洪开始寻找、联合外力，对付新直系。他找到段祺瑞，小气的段祺瑞不愿与他联手；又一度南下上海参加孙中山、卢永祥等人的反直同盟，但处境尴尬，无所作为。后来，在老友张謇、唐绍仪等人劝说下，黎元洪再次对政治心生退意。

1923年11月8日，黎元洪东渡日本养病，半年后返回天津，安心做起了寓公。

息影津门：黎元洪的隐居时光

黎元洪在政治上屡受挫折，下野后在经济上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晚年投资现代企业20多家，涵盖了金融、矿产、原料、食品、运输和文化教育各个行业。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乃至香港各地的公司股东名单里都有“黎元洪”的大名。成功的投资给黎元洪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事实上，和在政治上缺乏雄厚的实力一样，黎元洪投资企业的资本也不多。他的收入主要是从政期间的积累，而他执政清廉，所以并没有多少雄厚的资本，许多资金是靠向银行贷款周转来的。黎元洪之所以能取得商业成功，得益于经济环境的变化。黎元洪投资企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史称“民族资本主义春天”的经济繁荣时期。忙于战场厮杀的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各类民族企业都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方面的收获让黎元洪对投资企业兴致很高。他曾说：“我两次做总统，皆赔累不少，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自在。”值得肯定的是，黎元洪晚年的经济活动是在公开公平的背景下展开的，并没有利用政治特权为自己牟利。当时许多军阀和政治人物利用政治权力侵吞财富，进行特权经营。而黎元洪完全是以普通商人身份参与市场竞争。

虽然是大富翁，晚年黎元洪生活俭朴。从政期间，黎元洪生活就非常朴素。“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下野后，黎元洪最奢侈的可能就是在天津家里建了一个网球场，冬天就改为滑冰场，年过花甲了还坚持运动。同时，黎元洪晚年痴心书法，据说写得还不错，求墨宝者络绎不绝。

回顾一生，黎元洪被骤然推上权力斗争的核心，此后沉沉浮浮，一切都起源于武昌起义。武昌首义领袖是黎元洪最大的政治资本，也是他一生命运多变的最大诱因。如果当年革命组织意见一致，如果当年黄兴或者吴禄贞在武汉领导起义，黎元洪的后半生不会风光一时，或许是隐居乡间的普通前清官僚，也可能是碌碌无为的普通军官，肯定不会卷入那么多的政治漩涡，颠沛难熬。身处乱世，人们对命运难以把握，黎元洪即是其中的例子。人到暮年，黎元洪对武昌起义纪念日（10月10日）非常重视。每逢纪念日，他都在家中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招待群众欢庆节日。

黎元洪第二次下台后不久，世界大战结束，列强经济势力重回中国，黎元洪投资企业的经济情况恶化，甚至难以偿还银行贷款。1924年，黎元洪被迫出售北京东厂胡同的住宅，拮据情形可见一斑。1926年，黎元洪突患脑溢血，次年好转，第三年年初夏在看赛马时又旧病复发，失去言语能力。6月3日黎元洪在天津英租界去世，终年64岁。

黎元洪留下政治遗嘱十款。我们看其中的内容，可以多少了解这位唯一一个两度出任总统的民国元勋的思想主张。其中有“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黎元洪虽然解散过国会，但对国会的作用至死都很重视。“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可见黎元洪根子上还是传统的，认为中国的道德伦理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可见黎元洪是个偏向革命的保守分子。目睹晚清和民初的艰难时局，黎元洪希望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家能够恢复元气，可如果剧烈的革命能够一劳永逸地终止乱局，他也不排斥革命。

黎元洪留下家事遗嘱：“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亲实业而远离政治，这是不是黎元洪的人生经验总结呢？

黎元洪死后，吊唁者络绎不绝，大人物云集。蒋介石、段祺瑞、冯玉祥、江朝宗等人都赫然在目。段祺瑞前来吊唁时，对着黎元洪遗体三鞠躬，不发一言，默默退出。

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纪念武昌起义17年和首义领袖。国民党取得政权后，黎元洪是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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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水师学堂属于北洋系统，黎元洪毕业后也曾在北洋水师任过职，所以黎元洪被笼统地承认是北洋系统的一员，但两者的关系很疏松。蒋介石等民国要人还上过段祺瑞主持的保定军官学校呢，可他们就不被认为是北洋系统一员。

(2) 留在南京的南洋新军于1901年调往山东，归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之后的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的概念是重合的。南洋新军由开明的张之洞组建，带有张之洞报国之心，多挑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具有革命创新思想的青年入伍。而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一心把它变为私家军。除了少数军官，北洋新军都挑选憨厚壮实、只知服从的农家子弟入伍，不利于革命思想渗透。所以，南洋新军在大变革时期倾向革命，最后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主力部队。

(3)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湖北革命先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先在湖北新军任职，1904年调任中央练兵处，后任第六镇统治。辛亥革命爆发后，吴禄贞一度策划发动起义。山西独立，阎锡山出任都督后，朝廷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领兵前去镇压。吴禄贞暗中联合阎锡山，计划在北方大起义。可惜所率的北洋军不愿意革命，吴禄贞被袁世凯收买的部下暗杀。

(4) 民国初年，吴兆麟即淡出政治，从事社会工作，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晚年潜心佛法。1938年，武汉沦陷，吴兆麟拒绝出任伪军总司令，因此遭到软禁，1941年10月病逝。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吴兆麟早年领导武昌起义，晚年坚持抗日，追赠陆军上将。

(5) 另有说法是张振武中二枪，一枪中腹肚，一枪中肩。

(6) 陈宧本人是正经的湖北人，生于湖北安陆，从小接受过正统教育，考取过秀才，后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八国联军侵华时，陈宧毅然投笔从戎，进入荣禄部队当兵，官至管带（营长），之后作为军官先后在四川、云南、辽宁等地任职。1911年曾做过黎元洪的幕僚，1912年投靠袁世凯，成为北洋智囊。1916年，四川将军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反袁，之后淡出政坛，闲居北京。1939年10月因肝病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7) 张振武和孙武、蒋翊武被赞誉为“首义三武”。三武之中，张振武最早死，蒋翊武一年后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遇害。孙武因“群英会”事件放弃权柄，1912年调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之后担任过参政院参事、湖北地亩督办等职，也曾留洋考察。北伐战争后，孙武移居上海、北京，曾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武拒绝日伪机关的威逼利诱，1939年11月逝世于北京拈花寺，终年60岁。国民政府对孙武明令褒扬。

(8) 比如：延期10年偿还庚子赔款及永久撤销德奥赔款、关税实征7.5％并在裁厘后实征12.5％、解除《辛丑条约》对中国不得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兵的限制并解除各国驻兵使馆及京津铁路之约束。

(9) 1916年9月，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十三省督军代表集会，由张勋、倪嗣冲领衔宣布成立“各省区联合会”，拥张勋领头干涉国家政务。“各省区联合会”即民国历史上的“督军团”。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督军团组织松散，时分时聚，主要是北洋军阀为达成某个目的而临时聚集的，没有固定成员，组织约束力有限。1918年秋，直皖两派矛盾加剧，督军团趋于瓦解。

(10) 另有说法是6月24日江朝宗才正式卸任代理国务总理，一共当了12天无所事事的总理。江朝宗此人甲午战争之前即跟随袁世凯，参与小站练兵，是北洋系的老人，但利欲熏心，一味钻营，抗战期间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兼伪北京特别市市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被国民政府认定是大汉奸。所幸死于日本投降前，江朝宗还能有个体面的葬礼，并在墓碑上刻了“曾任民国总理”。

(11) 张勋失败后在使馆区躲避。1918年，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免于追究”。此后，张勋退出政坛，拒绝徐世昌、张作霖等人的任命。1920年直皖大战期间，段祺瑞指责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张勋通电声明1917年复辟是“仅此一搏”，失败后未谋复辟。他迁往天津居住，投资近代工商、金融企业。1923年9月，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70岁，清逊帝溥仪发布“谕旨”，“着加恩予谥忠武”，“赏给陀罗经被”，“赏伊子张梦潮乾清门头等侍卫”，赏银三千元治丧，并亲往天津致祭。在北洋军阀中，张勋头脑简单，鲁莽急躁，但为人慷慨坦率，憨厚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出尔反尔。

(12) 拥护黎元洪的人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应该是独立的五年，因此除去张勋复辟前的一年多还有三年多任期。对于副总统递补总统的任期问题，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政治人物们都达不成一致，由此也可见中国人对共和民主新事物的陌生。

第四章

冯国璋：典型军阀与非典型总统

和那个时代许多出身贫寒后来显赫的人物一样，冯国璋也走了一条从军掌权的发迹之路。论年纪冯国璋比袁世凯长半岁，又是以教官身份进的小站，所以被北洋系统尊称为“四哥”，后来成了直系军阀的首领。虽然富贵加身，可还是脱不了和许多穷苦出身的人物一样的毛病，性格谨慎犹豫，缺乏宏大的政治视野，还有贪财吝啬的毛病。当黎元洪去职，大总统的宝座向当时的副总统冯国璋招手的时候，冯国璋踌躇再三，最终选择了北上就职。这一去，冯国璋蒙受重创，一年以后黯然去职。

发迹之路：冯国璋的早期经历和性格

一

冯国璋，1859年出生于直隶河间诗经村的普通农家。据说冯国璋的先祖是明朝开国功臣冯胜，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冯国璋日后发达后附会上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祖宗的福荫显然不能持久，到了冯国璋父亲一代，冯家已经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农了。冯国璋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大哥混戏班子，常年在外为生计奔波。冯国璋小的时候也曾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因为贫困辍学在家。

冯国璋

冯国璋在北洋人物中年纪仅次于徐世昌，比同年生的袁世凯还长半岁。日后，冯国璋拜在袁世凯门下，有上下级之分，但袁世凯还是让妻妾称冯国璋为“四哥”，让儿子袁克定称冯国璋为“四叔”。因此北洋系同辈的人物都称冯国璋为“四哥”，晚辈军阀则尊称他为“四叔”。

民国初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政治人物出身大多贫贱。袁世凯的出身可能是最好的，生于官宦人家；徐世昌、孙中山、黎元洪三人家世也还可以，算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余人物，比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等人都生在社会底层。冯国璋是河北乡间的贫农子弟；比他小6岁的段祺瑞是个中层军官的子孙，祖上没有留下什么家产；曹锟挑着货担，走街串巷卖布；冯玉祥家里太穷养不起他，就托关系走后门让冯玉祥小小年纪就混入军中扛枪吃饭；张作霖在黑土地的泥坑里摸爬滚打，当过屠夫杀过猪，后来学会了医马这门技术活被土匪拉入伙当了马夫。据说张作霖当年欠下赌债还不起，还曾割下大腿肉还债，颇有一千多年前还不起赌债被人吊着打的宋武帝刘裕的风采。

为什么贫贱子弟能够在民国初年的大变革中崛起，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呢？我总结，是因为他们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由于一无所有反而勇往直前，成功了就权势加身，失败了大不了还是一无所有；其次，因为乱世政治机会多，适合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冲天的人的崛起。民国初年就是个乱世，所以涌现出了一批出身贫贱的大人物。相反在一个政府控制力高涨的盛世，阶层划分严明，社会发展按部就班，反而堵死了底层人物上升的路子。所以说，小人物比大人物更期望乱世，底层社会比上层社会更倾心变革。

冯国璋没有一辈子被摁在河北农村，当一辈子的贫农，真得感谢清末民初的乱世。

当然，贫贱的出身也给政治人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一旦掌握了权势后，幼年贫贱惨痛的记忆往往使他们不能正确看待到手的财富，不是贪婪揽钱就是小气吝啬。冯国璋就对金钱看得很重，出了名的吝啬。发迹前，冯国璋在朋友圈子里以蹭饭闻名，有饭吃不管路远风大必准时到。即使是在发迹后，他小气的毛病也没去除。比如，他喜欢吃玉田酱肉，又担心佣人买肉时偷吃，竟然想出了个办法，要求佣人买的酱肉必须是整整齐齐的方块。这样，如果佣人偷吃的话就一目了然了。客人来访，冯国璋舍不得用酱肉招待客人又不得不用肉，就把酱肉切得薄如纸片招待客人。如果有肉沾在刀上，冯国璋就要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冯国璋发迹后，手上的钱财不止千万，仍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曾做出一件荒唐的“敛财壮举”。当时他看到中南海湖中游着许多鱼群，又听鱼商说中南海的鱼从明朝开始就没有捕杀过，价值很大，大概值10万多元。原因是，明清两代，帝王后妃常在中南海和北海放生，许多鱼的鳍上拴有作为放生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这也是一笔财富。当时冯国璋对是否应该捕杀中南海之鱼也有过犹豫，但是后来想到“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就释然了，组织招商捕鱼，商定了8万元的卖价。不久，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新增了一道“总统鱼”，可以和“东坡肉”相媲美。冯国璋贪婪的名声也日益广播，有人曾送他一副挽联：“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

老朋友段祺瑞曾用一个词形容冯国璋的性格：钱癖。这并非是无端攻击。

冯国璋为什么贪婪敛财呢，换言之，他聚拢那么多的钱财干什么用？冯国璋解释说，发达后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投靠，都希望能在他那谋条生路，自己又不愿意用人唯亲、委以一官半职，那就只能用钱财来接济安抚亲友了。的确，冯国璋投资经商，在自己的产业中，聘用了一些亲朋好友，解决了部分亲友的就业问题。但敛财安抚亲友之说过于牵强，更像是为自己的劣迹开脱的借口。冯国璋部下王占元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王占元也是贫寒出身，后来做到了湖北都督，守着九省通衢的繁华武汉和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可是他不思扩充军队却一心敛财，甚至连部下的军饷也克扣，结果部下兵变不断，最后自己竟被驱逐出湖北。王占元也不谋东山再起，就拿着搜刮的钱财在天津置办了大批房产土地。他常常挂着一串钥匙“巡阅”天津街头，被人戏称为天津“各大马路巡阅使”。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王占元等人是对国家前途和政治清明失望，所以才更重视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毕竟钱财是可触可点的，而稳固清明的政治是虚无的。冯国璋的心态可能也类似，他虽有机会刷新政局，但心底对政治是失望无助的，所以视钱财重于政治。

二

冯国璋一生的前25年都是大清王朝治下的一个普通小民。25岁时，冯国璋走上了乱世崛起的捷径：从军。那一年（1884年），他在族人资助下前往天津大沽口当兵。因为勤勉吃苦，很快被推荐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学生，与他同期的有王士珍和段祺瑞。

冯国璋的另一个毛病此时就体现出来了，就是谨慎有余果敢不足，遇到大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学期间，冯国璋始终觉得科举才是提升地位的正途，于是在第三年抽空回原籍应试科举，因为通晓数学补取了特设的诸生名额，却在顺天府乡试中落第。科举无望，冯国璋只好回到武备学堂从军。试想，如果乡试考官录取了冯国璋，近代中国就多了一个在科场孜孜以求的庸才而少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强权人物。

1890年冯国璋从武备学堂毕业，因成绩优异留学堂充任教习。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冯国璋和低年级的学员曹锟、李纯、陈光远等人关系深厚。他们和冯国璋的同期同学王占元都投入了北洋阵营，又都因为和冯国璋关系深厚而聚拢在一起，事冯如兄长，组成了日后直系军阀的中坚力量。

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教学日子很短。年轻而浮躁的心让他迫切希望建立军功得到晋升，所以在一年多后投入了聂士成幕府。聂士成很赏识冯国璋，但他的部队暮气太深，并没有给年轻的冯国璋创造上升的空间。期间，冯国璋一度担任驻日本公使裕庚的军事随员，考察了日本。日本的这趟考察让冯国璋结识了不少日本军界人士，见识了近代军制和日本军力。当时，日本人很欣赏冯国璋，但奇怪的是，冯国璋一点都不领情，对日本非但没有产生好感，还产生了恶感（这和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学德国多年，日后却成了亲日分子）。冯国璋掌军后，凡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一概不用；当总统后凡是亲日分子一概反对进入内阁；回国后他还曾给主管兵事的载涛上密呈要求罢斥日本士官生。“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冯国璋联合张勋怒责中央说：“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无交涉之价值，更无承认之必要，乃政府惕于日本哀的美敦书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将全案承认，是何异举我数千年堂堂中国捧送于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过于此者？”

但这次随使日本的经历，让冯国璋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结合见闻和西方理论编成了兵书数册。没有军功，他希望能凭借兵书得到赏识提拔。1896年，冯国璋结束使命回国，将兵书呈送聂士成。聂士成看不懂也用不上，不过知道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就把冯国璋写的兵书传给了袁世凯看。这一看，袁世凯如获至宝，大赞冯国璋：“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很快，冯国璋就调往小站，迈出了发迹的第一步。

冯国璋投到袁世凯门下，主要是发挥理论才干，做教员和参谋重于领兵。他为新式陆军编定了兵法操典，教练着人数最多的步兵。袁世凯巡抚山东时，义和团起，局势飘摇。袁世凯决定举行新军秋操，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观礼，震慑山东局势。这项重任就交给了三个心腹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具体负责。1900年秋，济南举行了新式陆军操演。袁世凯和德国总督在观操台看到军旗鲜明，队伍精良，军威凛然。冯国璋号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德国总督当众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分别是“龙虎狗”。这也是之前提到过的“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中“北洋狗”的来历。“冯狗”除了说冯国璋忠诚外，还有扎实能干的意思。但是狗在中国话中含有歧义，所以冯国璋比较排斥别人叫他“冯狗”。

搭上北洋新军的快车后，冯国璋扶摇直上，历任新军督练营务处总办、军政司教练处总办、中央练兵处军学司司长、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督办、军咨使等。这一时期，冯国璋以埋头肯干、业务出众著称，使清廷很放心地将培养军官的保定军校交给了冯国璋。冯国璋从严治校，曾经亲自挥动军棍责打一个游宿娼寮并吸食鸦片的皇族学员，将军棍都折成了两段，最后还将该名皇族子弟开除，他的表现得到了末世清朝皇族的欣赏。乱世用人更重真才实学，所以冯国璋在袁世凯受到朝廷猜忌去职之后依然平步青云，逐步提升。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想到的能镇压起义的两大将领，一个是统帅北洋第一军的满族权贵荫昌，另一个就是统帅第二军的冯国璋了。

冯国璋这个“北洋三杰”中的“狗”对袁世凯很忠心，受命镇压起义的当天就秘密跑到彰德去拜见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让他“慢慢走，等着瞧”。冯国璋心领神会，带着几个师的北洋大军磨磨唧唧地南行，走一天歇两天，还老回望北京城，让朝堂上的孤儿寡母觉得第二军不像是去武昌镇压起义的，更像是随时准备反攻北京的叛军。就这样，清廷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老袁上台后，冯国璋顺理成章替换掉了荫昌，统领第一军前往湖北作战。冯国璋能猜透袁世凯要借武昌起义东山再起的意思，却猜不透袁世凯还想“养寇自重”的用心。他率领北洋军，卖力地在前线作战，用重炮轰击人烟稠密的汉口市区，继而用火攻，迫使革命军放弃汉口。占领汉口后，冯国璋又击退了黄兴组织的反攻，乘胜攻克了汉阳，接着又积极组织进攻武昌。袁世凯的本意是希望冯国璋进行胶着战，方便自己谋取朝廷实权。而冯国璋因军功被赏赐二等男爵之后，正一心想要彻底扑灭湖北革命，成为“曾国藩第二”，建立不世功勋。尤其是接到封爵的圣旨时，冯国璋真是感激涕零，公开说自己一个汉人能够跻身男爵一定要誓死效忠朝廷云云。冯国璋的眼界不宽不长远的问题，在这里表露无遗。结果，袁世凯硬生生地把踌躇满志的冯国璋免了职，调了回来。他还需要留着武汉革命军，放长线钓大鱼呢。

冯国璋从前线归来后，也没坐冷板凳，很快就被袁世凯安排接替皇叔载涛担任了禁卫军统领。汉人出任禁卫军统领，也只有冯国璋才是合适人选。原因是，一方面，冯国璋是北洋系统和袁世凯的人。他统领禁卫军，等于是把北洋系统的爪子伸到了皇帝的枕边；另一方面，朝廷对冯国璋这个镇压武昌起义有功、宣誓效忠朝廷的实干将领很有好感。清朝亲贵子弟即便讨厌北洋军人，也对冯国璋抱有好感。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清朝禁卫军愿意听冯国璋指挥。冯国璋在短暂的禁卫军统领职位上做了不少事，他曾经和禁卫军官兵一起向袁世凯申请立宪，拍着桌子骂走段祺瑞派来劝说自己逼宫的说客——在北洋将领逼宣统退位的通电中没有冯国璋的名字。最终隆裕太后决定逊位，袁世凯召集特别会议宣布退位事项。冯国璋毕竟在清朝得到了步步高升，境遇不错，等袁世凯说完就问：“逊位给谁？”袁世凯正义凛然地回答：“逊给国民。”冯国璋这才无话可说。

皇帝退位后，如何收服禁卫军成了冯国璋的头等大事。一旦禁卫军在京城哗变反对共和，后果就严重了。冯国璋就拿着南北和谈达成的《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先述说了如今情形窘迫，清廷无力再战，然后说明南北和谈，商定皇室和满族、蒙族的待遇不变，禁卫军一切照旧，不会有变动。然后，冯国璋亲自宣读《优待清室条件》。可是，第一款“大清皇帝逊位”刚开口，广场上的官兵就出现骚动，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登台高呼，让官兵推选代表申诉。之后几个代表上台，关心的都是皇室安全、禁卫军待遇等问题。冯国璋以性命担保皇室安全，并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他的承诺并没有遏止队伍的骚动，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冯国璋急中生智，高呼大家如果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自己身边，一旦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自己击毙。官兵们见统领如此承诺，慢慢安静下来，加上清亡是大势所趋，最终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民国建立的事实。后来，清廷的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一直跟随冯国璋左右，直到冯国璋下台才被陆军部调开。

虎踞南京：军阀割据开始了

一

冯国璋进入民国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镇压“二次革命”。

成功镇压“二次革命”让袁世凯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但最大的实质受益者应该是冯国璋。革命前，冯国璋除一度担任过离袁世凯很近的直隶都督外无所作为；革命后，冯国璋占据了中国最发达的东南地区，而与之亲近的李纯、王占元等人则占领了长江中游，使得长江中下游唯冯国璋马首是瞻。冯国璋一下子俨然成了袁世凯之下北洋系统内最大的实力派。

冯国璋

二次革命期间，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北洋大军会同张勋所部，沿津浦路南下，很快攻占徐州、蚌埠、南京，控制了长江下游。冯国璋所部南下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经济中心，从此盘踞东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革命力量过于薄弱，还是革命人士缺乏抵抗决心呢？最新的研究表明，冯国璋的迅速扩张得益于东南地区势力强大的绅商阶层的支持。清朝末年和革命期间，社会黑暗动荡，大大损害着绅商阶层的利益，他们自然对秩序与稳定有着的强烈愿望。虽然冯国璋不一定和绅商阶层理念一致，但他的军队能够取代四分五裂、力量薄弱的革命党人，继而给东南地区带来稳定，能给经济带来最需要的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不仅是在二次革命期间，而且在之后的护国运动甚至护法运动期间，东南（尤其是上海）绅商阶层基本上都支持冯国璋稳定政局。绅商反对帝制，也反对激烈的革命运动。比如护国运动期间，上海绅商致函冯国璋：“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薮，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宣布独立），万不能镇定下游。”东南地区的绅商阶层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原本应该是民主共和的拥护者，他们在辛亥革命期间也的确支持过商界出身的同盟会员陈其美，拥护了东南地区的革命政权，使得东南地区迅速独立，在清末民初没有遭受战火。然而，绅商们毕竟是现实的，经营家业以盈利为目的，迫切需要稳定和平的环境，所以对二次革命、护国、护法等战争兴趣不大，所以才选择了支持冯国璋这个外来的强权人物。

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后，打出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迎合东南各地的呼声。他从北方带来了大批军警，又在南京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大力整顿治安。当然，冯国璋最主要的作为还是扩充军事实力。他整顿沿江要塞，设立军事研究所，在南京成立宪兵司令部，接着又发挥了老本行，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等培养人才，最终扩充成四个师的军队。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江苏的经济、文化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富庶的江苏省，加上唯冯国璋马首是瞻的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纯，使得冯国璋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袁世凯，这个影响中国政坛尤其是控制北洋军队的强权人物死后，中国政局仿佛重新回到了武昌起义之后几个月内南北交战、各省独立的半混乱时代。失去了强权领袖的北洋系统各军操戈相向，让局势更加混乱。1916年到1928年，民国陷在军阀混战中难以自拔。在乱世中，“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的“军阀”成为政坛的主角。“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张鸣《“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有学者对军阀这件事就分析得鞭辟入理，我们不妨一读。“这200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1916—1928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管理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

军阀和军阀之间也抱团，出于同乡关系或者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因为感情亲近而组成不同的派别。北洋系统内部就存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以及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是奉天人）。北洋系统之外有滇系、桂系、粤系等较成型的军阀，至于随起随灭的小军阀就更多了。军阀派别内部也不是铁桶一块，相互分化组合不断，就是直系也分冯国璋的旧直系和曹锟的新直系，至于张宗昌等“多姓家奴”就更不用说了。

这其中，冯国璋和他的直系是个典型。

二

当初袁世凯复辟，冯国璋是不同意的（即便恢复帝制，冯国璋也倾向于宣统皇帝复辟）。袁世凯没能安抚好冯国璋这样的实权人物的情绪，是复辟失败的重要原因。

1915年7月，袁世凯称帝一事已经在举国上下传得沸沸扬扬了，冯国璋依然不相信，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和冯国璋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谈话：

袁世凯说：“华甫（冯国璋的字），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国璋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世凯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冯国璋急忙挡住袁世凯的话头，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于是相信复辟不是袁世凯的本意而是旁人所鼓噪的，放心地返回南京去了。一路上，冯国璋还当起了袁世凯的“义务宣传员”，对外宣称袁大总统绝不会称帝，社会上的种种流言都是庸人自扰而已。冯国璋这么做，带有敦促袁世凯信守诺言的意思，不想日后袁世凯背盟真的黄袍加身了，冯国璋反而跟着颜面扫地了。但是后来，现实让冯国璋大呼受骗，再加上被旁人指责，冯国璋更加排斥袁世凯的称帝行径了。1915年12月，各省开始“劝进”活动，花样百出，搞得轰轰烈烈的。冯国璋任都督的江苏却没什么动静。帝制派的江苏巡按使齐耀琳筹办拥戴活动很卖力。按计划江苏需要“推举”60名代表参加拥戴活动，冯国璋暗中禁止军人参与其事，“所以六十代表内，无军署一人”。决定国体问题的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出。齐耀琳好言相劝，部下也说不出面不太好，冯国璋才勉强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出席，看着“一致”拥戴袁世凯称帝的场面未发一言。

不久，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想起了雄踞南京的冯国璋，任命他为参谋长讨伐护国军。冯国璋装病拒绝就任。袁世凯派人到南京探望冯国璋的“病情”，这对冯国璋又是一个不信任的打击。他对来人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所以他公开提出“保境安民”，对袁世凯消极抵触。客观上，东南绅商也支持冯国璋的超脱，支持维持东南秩序。

护国战争中，冯国璋对袁世凯是不满的，对复辟帝制是反对的，战前和战争中他都和护国军暗通声气。可多年的提拔之情让冯国璋不便和袁世凯决裂，而是在护国战争中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护国阵营的张彭年回忆说：“当筹安会成立时，梁启超、蔡愕派人往返密商反对方略，侦知冯国璋愤袁不肯向他说实话，与段祺瑞一致采取反对的态度，梁因之派人说冯，希望冯纠合友军共起倒袁。冯答，他虽决心反对，奈北洋军人中替袁卖力的尚多，在北方发难，实非计出万全，最好由边远省份先行动手，侯袁将他认为可靠的部队调远，我们就近一举手就可以大功告成。梁、蔡同意了这个办法，共同商定由滇、黔起义。及至滇黔苦战了数月。迭电托梁转摧，冯还是迟疑不决。”阎锡山也作证说：“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覆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

三

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没参战，可也没闲着。他萌发了触摸权力顶点的野心。袁世凯名声扫地，北洋系统内部分崩离析，冯国璋琢磨着自己是否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了。

论实力，冯国璋有可能登顶。但袁世凯不主动退位，大事迟疑的冯国璋也不好意思赶他下台。后来袁世凯虽然撤销了帝制，却仍想继续做大总统，就让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通电拥护自己。冯国璋虽然老大不愿意，可拗不过袁世凯的恳求，再加上袁对自己往日的恩情，不得不在1916年4月领衔通电提出和平解决八条，第一条就是承认袁世凯仍为大总统。

报答了袁世凯的知遇之情后，冯国璋开始全力追求自己的大总统职位。他看得很清楚，袁世凯迟早要倒台了，能够和自己竞争总统职位的只有两个人：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元洪是袁世凯的副总统，如果袁世凯突然下台，新总统就会被黎元洪递补上去。可如果袁世凯干满任期或者整个政府被国会否决，那么黎元洪也要跟着袁世凯政权一起下台。所以冯国璋保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也有阻止黎元洪接任的意思——他要把黎元洪和袁世凯的任期牢固地捆绑在一起。至于对付段祺瑞的方法，冯国璋就要用实力说话了。1916年4月，冯国璋开始致电未独立各省，联络北洋系统的实权人物，意图建立京外团体，对抗占据中央的段祺瑞的势力。5月15日，未独立各省代表聚集南京开会（冯国璋也邀请了独立各省代表与会，但遭到独立各省的拒绝）。与会的主要是北洋系统的地方实力派，讨论的议题是让袁世凯自动辞职。冯国璋的潜台词是以地方逼中央，袁世凯辞职后让大家推举自己继位。可惜会议在是否逼袁世凯辞职问题上就没有达成一致。亲段祺瑞的倪嗣冲坚决反对向袁世凯逼宫，拍着桌子骂娘。最终，5天后，冯国璋不得不宣布南京会议解散。冯国璋如意算盘的落空，表明他的实力和威望尚不足以统帅北洋系统。

拉帮结派失败了，冯国璋干脆亲自逼宫。他致电国务卿徐世昌等人，威胁如果袁世凯不辞职，“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他联络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密电各省将军，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史称“五将军密电”。直隶将军朱家宝收到密电，转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看完几乎晕厥，绝望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的心理打击，并不亚于蔡锷发动的护国运动。

逼宫最终的结果，多少超乎冯国璋的预料，比自己还年轻的袁世凯突然在6月6日死了——既不算被推翻也不算政府辞职，而算是自然死亡。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依法继任总统，堵死了冯国璋的晋升之路。

黎元洪上台后也给冯国璋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当选副总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控制中央的段祺瑞不想当有名无实的副总统，所以选择出任内阁总理，操持行政大权。出于对抗段祺瑞专制的考虑，黎元洪和国会需要树立一个对立面。于是国会议员孙洪伊等人明确提出“以冯制段”，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同时，北洋系统对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乐观其成，想反过来以此牵制黎元洪。于是，各方利益搏弈使冯国璋顺利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个副总统。

1916年10月30日，冯国璋在南京宣誓就职。

和当年的黎元洪一样，冯国璋也不愿意放弃江苏地盘，就职后不愿意进京，依旧留在南京兼任江苏督军，继续和长江中游的王占元、李纯等相互呼应，等待机会。

四哥快来：与段祺瑞的明争暗斗

一

机会终于来了，1917年7月，段祺瑞给冯国璋发来只有四个字的急电：“四哥快来！”

这是内阁总理段祺瑞在敦促冯国璋赶快到北京来接替黎元洪担任大总统。

天上掉下个馅儿饼，而且还是特大号的。这得感谢头脑简单的张勋和他那荒唐的复辟。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彻底破裂，爆发了府院之争。张勋趁机复辟。复辟期间，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和段祺瑞一起南北通电，谴责复辟，轰轰烈烈地“光复民国”。战后，躲在使馆的黎元洪看破政局，拒绝复任总统，而段祺瑞宁愿让同属北洋系统的冯国璋当总统也不愿意黎元洪再任总统。之前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他一语道出了冯国璋对段祺瑞最大的威胁：手握重兵。可段祺瑞觉得冯国璋和自己的矛盾是北洋系统内部的矛盾，而黎元洪与自己的矛盾属于系统外的矛盾，感情上怎么说也更能接受冯国璋。于是，就有了总理段祺瑞督促副总统冯国璋来京任职的四字电报。

冯国璋拿到电报，难掩喜悦，遍示众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

可是，去还是不去呢？冯国璋也犹豫了。

直系内部对冯国璋是否应该进京当大总统，意见分歧。冯的女婿陈之骥等人反对冯国璋进京，认为冯国璋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军队和地盘，去做什么空头大总统。黎元洪当年放弃湖北和军队去北京做副总统、总统，现在沦落到避难租界，就是前车之鉴。冯的参谋长景云等人则对直系掌握的实力很有信心，认为失败的黎元洪和前途光明的冯国璋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冯国璋正好可以趁当下总统出缺进京执掌中枢，然后名正言顺地扩充权势。机会难得啊！曹锟、李纯等将领也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被肯定派所描绘的前景鼓舞了。恰好段祺瑞派皖系亲信靳云鹏来南京游说“总统进京”：“北方的局势如一个大香炉，香炉三条腿，大总统您是一条，其他两条是总理和东海（徐世昌）。有这样三条腿，您还怕香炉站不稳吗？我保证，这次四哥到了北京，能做一辈子的总统。”有了这样的许诺，冯国璋最终下定决心，离苏赴京，出任民国第四位总统。

冯国璋并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抢在段祺瑞的前面，以总统名义调任爱将、江西督军李纯接任自己的江苏督军，任命亲信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段祺瑞也任命了新的江苏督军，企图抢直系的地盘，结果被冯国璋给顶了回去）。安排好老巢后，冯国璋还带了15、16两个师一同进京——身边没有亲信部队，军阀怎么能放心办事呢。

二

1917年8月4日，冯国璋正式代理大总统。为什么是代理呢？因为大总统黎元洪还活着，任期未满更没有被罢免，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当总统了，所以冯国璋这个副总统才得以“代理”总统。

上任伊始，冯国璋很有一番北洋系统精诚团结、大展拳脚的抱负。他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又请出“北洋三杰”中闲云野鹤般的王士珍担任陆军总长。他们三人平常关系很好，在天津武备学堂的时候就是同学，毕业后短暂各奔东西后不久汇聚于袁世凯的小站，之后随北洋系统的兴衰而沉浮。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私交尤其好，两家孩子同上一家私塾，有哪个孩子犯了错误，两户家长都可以责罚。冯国璋生病，段祺瑞对医生所开药方都要亲自过目，毫不避讳。就任后，冯国璋把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握着两人的手说：“我们三人无所谓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可惜的是，私交和政治是两回事，私底下的朋友不见得就是政坛上的朋友。

段祺瑞

冯国璋很快就和段祺瑞爆发了矛盾。这还得怪那个徐树铮。段祺瑞重掌内阁后，重新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听凭他处事。徐树铮把使唤黎元洪的那一套照搬拿来对付冯国璋。可冯国璋不是黎元洪，从辈分上说，他是天津小站的教官，在北洋系统内的资历比徐树铮高多了；从实力上说，冯国璋的直系不逊色于段祺瑞的皖系，哪容得了徐树铮这个皖系后辈对自己颐指气使。新的“府院之争”不爆发才怪呢？

在具体政策上，冯国璋和段祺瑞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没有歧义，在借款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借款参战无非是为了扩充实力自肥嘛，但是怎么扩张呢，双方就此产生分歧。段祺瑞为了做大皖系、扩展地盘、架空总统，主张武力征讨南方非北洋系统的各省，鼓吹“武力统一”。为此，他控制的政府动用借款编练“参战军”。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到了尾声了，还参哪门子战啊？不用说，参战军都被皖系所控制，皖系把触角慢慢伸向南方各省。皖系借国家名义坐大当然是冯国璋不愿意看到的，他更不愿意被段祺瑞内阁用“武力统一”四个字架空了总统权威，所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和平统一”政策。和平统一指的是让非北洋系统的各省宣布承认北洋中央政权，保持中国形式上的统一。那样的统一尽管对于北洋系统而言在实质上并没有地盘进账，但冯国璋个人在名义上成为了全国的元首，便利直系用中央政权的名义行私己之事。“和平统一”口号提出后，得到了西南各省军阀的赞同。

双方僵持不下，关于“统一”的战争首先在南北双方力量交叉的湖南省爆发了。湖南省之前提出了“湘人治湘”的要求，段祺瑞心里不同意，但表面上假惺惺地任命皖系的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因为傅良佐籍贯湖南，看似满足了“湘人治湘”的要求。可傅良佐除了籍贯外，活动范围和思想都是根植于北洋系统的。于是这项任命反倒成了引火，激发了南北方的矛盾，引爆了战争。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冯国璋“和平统一”政策受到挑战，他秘密派遣陈之骥去运动湖南实力派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又指使直系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联名要求湖南停战、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当年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各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战略遭到重大打击，半途而废，被迫宣布下野，不当总理了。

段祺瑞下台后，仍旧死心不改，使出全力破坏“和平统一”政策。他先是拉拢直系内部主战的直隶督军曹锟，继续鼓吹对南方用兵，又让徐树铮出面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大军入关。张作霖兵强马壮，正想入关看看中原风光，见段祺瑞主动相邀，随即把整师整师的军队往关内运送。不消说，张作霖坚定支持“武力统一”——不然他就失去了进关的依据。冯国璋身处奉系和皖系军队包围之中，尽管有15、16两个师的保护，情形依然危险。而冯国璋开启的南北接触也因为双方各怀鬼胎，进展缓慢。相反，护法战争在1918年1月中旬重新开火。冯国璋的所谓和平成为了泡影。冯国璋在这个回合先胜后输，而且还搭上了个人安危。怎么办？

进退两难：总统位上走末路

一

1918年1月28日上午，安徽蚌埠火车站如临大敌。安徽督军倪嗣冲，亲自带队在火车站里布下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焦急地注视着北边的铁轨。铁轨两边的高地上，军队架起了山炮，黑黝黝的炮口俯视着铁轨；车站南端，一群工兵正在抓紧扒掉铁轨，以壕沟和步兵堡垒代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太阳出来没多久，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进蚌埠火车站。这是列奇怪的火车，车窗里伸出数以百计的枪口，打头的车厢还配备了重机关枪开路，就像是一列移动的战车。可就是这样的战车在严阵以待的蚌埠车站也被断了去路，不得不熄火停下来。

倪嗣冲得意地看着渐渐停稳的列车，对身边的十余亲信说：“走，我们上去见总统。”

原来，冯国璋正坐着这列战车出京“巡视”，倪嗣冲是奉段祺瑞的指令来截车的。

这就是上文说到的，被困在北京的冯国璋政治主张得不到贯彻，政令不通，又受到皖系和奉系联合挤兑的情况。不能坐以待毙，冯国璋于是决定走为上策，南逃老巢回南京、与李纯等人再商讨反段，东山再起。两天前（1月26日），冯国璋挑选了1000余名卫士，武装了一列火车，就轰隆隆南下了。开始都很顺利。直隶督军是直系的曹锟。专列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官员到车站欢迎，请冯国璋在天津的曹家花园小住了一夜。27日下午，冯国璋乘车抵达济南。山东督军是皖系的张怀芝。张怀芝接到段祺瑞的急电，被要求务必不能放过冯国璋，就登车“晋谒”总统。结果冯国璋对张怀芝一顿训斥，张怀芝见不能将冯国璋劝返回北京，只好硬着头皮同车南赴蚌埠。而接到段祺瑞急电的倪嗣冲，手段高于张怀芝，扒铁轨挖工事架火炮，就是要阻止冯国璋前往南京。

却说倪嗣冲上车来见冯国璋，先声夺人，强硬地来了一句：“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但咱们多时相好，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冯国璋也不甘示弱。铁轨断了，火车走不了了，就暂且下车休息，一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有段祺瑞和皖系撑腰，反唇相讥：“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后来倪嗣冲索性撕破脸皮，指着冯国璋的脸指桑骂槐地说当年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都是安徽人李鸿章的学生（武备学堂属于李鸿章系统的淮军创办的），现在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安徽人捣起蛋来（捣蛋的人指的就是冯国璋），说着他就大叫国家和北洋系统已经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刻，谣言说直皖两派势同水火，要起内讧了。说到最后倪嗣冲竟然哭了起来，感叹皖系和直系如果内斗，北洋系统就完了。还别说，倪嗣冲软硬兼施的手段真起了作用，冯国璋听了也很感慨。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机圆场，说冯国璋正要和倪嗣冲、张怀芝两位督军商议讨伐西南的事，随即会下讨伐令了。倪嗣冲当即表示冯总统如果回北京马上放行，如果去南京就扣留总统在蚌埠。冯国璋不得已折回了北京。逃跑行动失败了。

冯国璋回京后，日子更加难过。既然逃不出皖系段祺瑞的势力范围，他被迫向皖系的政治主张作出妥协。回到北京的1月30日，冯国璋就下了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军进犯湖南与南方作战。2月上旬，冯国璋又仿照帝王下“罪己布告”，承认自己在统一问题上“无知人之明”、“无料事之智”，表示“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3月23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皖系的“武力统一”主张甚嚣尘上。

然而，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的失败，决定最后一搏。他最大的筹码就是前线的直系军队。段祺瑞鼓吹“武力统一”，但皖系并没有征服南方的实力，所以在前线作战的主力仍包括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冯国璋当然指挥得了这支军队，就密电曹锟“适可而止”，要求直系军队要把战局局限在湖南省内，不让军队深入南方。曹锟等人心领神会，他们也不想为人作嫁衣。吴佩孚部队在攻占长沙后，也对段祺瑞要求“直捣两广”的命令阳奉阴违，不是回电讨要军饷就是说后勤供应不救，坚持按兵不动。段祺瑞为了进一步笼络曹锟、吴佩孚，准备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冯国璋则电告曹锟，直隶才是根本之地，不能放弃，直系军队不能长期在前线征战。于是，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返回天津控制直隶；吴佩孚则在攻占衡阳后，继续按兵不动，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无果而终。曹吴二人成了冯国璋和段祺瑞争夺的焦点。段祺瑞极力笼络二人，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在得知曹锟对总统宝座有觊觎之心之后，段祺瑞就悄悄许诺支持曹锟出任副总统。冯国璋怕曹锟动摇，就派陆建章去天津说服曹锟，和李纯等人合作扭转局面，不想陆建章到天津就被徐树铮诱杀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段祺瑞也没必要对“四哥”客气了。他把冯国璋看做是自己最大的政治障碍，开始积极倒冯。冯国璋当时是代理黎元洪剩余的任期，到1918年秋天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届满的时候，冯的代理权限也就界满了。段祺瑞最好的做法就是“合法”地将冯国璋选举下去。民国二年的旧国会在府院之争中被解散，段祺瑞复任总理后一直拒绝恢复国会。可是，更换总统离不开国会，所以段祺瑞就命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了这次国会选举。徐王等人用借款的钱收买的这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在9月4日选举新总统，徐世昌得到与会436票中的425票，成为新总统。段祺瑞得到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得1票，冯国璋则吃了鸭蛋。

作为现任总统和直系首领，冯国璋自然有意继任总统，一度也作过当选的美梦。但是冯国璋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会这么悲惨，让他尴尬。更尴尬的是，冯国璋还要依法和徐世昌办理交接手续。当着那么多老同僚、老朋友，面对那么多的下级部属，冯国璋灰溜溜地交印、走人，心理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他声明此后“绝无出山之意”，“人非木石，宁不痛心”。

段祺瑞这个总理，原本可以寻求留任，结果被老朋友的哀叹所感，同时宣布下野。

二

冯国璋下台后，回到河间老家隐居了一段时间后入住天津。他依然控制着15、16两师的粮饷局，用来敛财，此外也投资了若干近代实业。

新总统徐世昌也主和，力主直系和皖系和解，多次邀请冯国璋进京。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后来，皖系的靳云鹏偏离段祺瑞控制，独立组阁，冯国璋觉得安全些了，才返回北京。这是1919年10月的事情了。同年12月28日冯国璋就因肺病去世，死在了北京帽儿胡同寓所，享年60岁。此时距离他下台不过一年出头。

冯国璋的死，固然有身体疾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打击。且不说被赶下台的屈辱和挫败感，就在下台后，直系也迅速衰败，对他打击不断。长江三省的直系军队越来越不景气，王占元被赶走，李纯暴亡。冯国璋的警卫一直是由第16师的部队负责，下台后还有该师的一个连作为他的卫队。后来，这支嫡系的警卫部队也被调走了，新政府给他换上了杂牌军。冯国璋既气又恼，加上不太习惯北京的寒冬，两相作用突然得了个肺炎，几天后就逝世了。

下台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关系迅速好转，两人又能够坐在一起打牌聊天了。冯国璋死后，段祺瑞前来吊唁，默默地瞻仰遗容，然后默默离开。段祺瑞在和冯国璋的争斗中算是取得了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引奉系张作霖入关却协调不好皖奉关系，结果导致曹锟的新直系联合奉系发动直皖战争，段祺瑞大败，皖系也开始衰败。打败皖系的曹锟则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帽儿胡同冯家，告慰冯国璋的遗像说：“四哥，我给你出了气了。在小站的时候，他就打不过我的。”

第五章

徐世昌：民初乱世的文人总统

要想研究文人在乱世之中的表现，就去研究徐世昌吧！在晚清当过内阁副总理，又在民国当过国务总理和总统的徐世昌，是“文人从政”的典型。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古代中国文人的气息，里里外外沾染了清朝官场习气，和北洋军队关系密切却始终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北洋将军在混乱的民初政局中将老资格的“老好人”徐世昌推举为大总统，看中的是他在北洋系统的资历和声望；而历史选择这么一位总统，又一次演绎了乱世文人的政治命运。

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一

民国的第四位总统徐世昌是历届总统中的“另类”。他既不是革命党，也没有扛过枪，出身穷酸秀才，从乡间私塾教师成为宰相，最后转变为民国总统。政治场是充满荆棘的崎岖路，徐世昌能以一介书生纵横清末民初乱世数十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徐世昌1855年（咸丰五年）生于河南开封，祖籍写的是“直隶天津”，家族还能和两任山西巡抚扯上关系。但这些都是虚的。清朝政治场上讲究出身和门第，但真正对个人仕途产生影响的是祖父和父亲两代。“富不过三代”的公理在政治场上也有效。徐世昌的祖父默默无闻，父亲徐嘉贤曾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25岁就早逝了。父亲死的时候，徐世昌才7岁。徐家当时只剩下孤儿寡母，除了一些七拐八拐的“书香门第”和“政治世家”的招牌外，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

徐世昌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母亲刘氏“知书达理”，对徐世昌和弟弟徐世光要求很严格。据说有一次徐世昌兄弟俩为分三块糕点大吵起来，刘氏见状大骂儿子：“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还能有什么出息！”说完，刘氏把三块糕点都扔到地上踩个稀巴烂。刘氏出生于桐城学派世家，深谙儒家理论，也用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严格要求儿子。徐世昌稍长一点，开始交友了。刘氏会暗中观察徐世昌的朋友，只允许儿子和那些符合儒家标准的青少年交往。在这样的背景下，徐世昌成长为了一个标准的儒家青年，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穷酸书生。

徐世昌的出身决定了他即使学富五车也不会轻易进入仕途，因为官场是为那些有背景的有志青年准备的。于是徐世昌16岁时不得不做了私塾先生，教学补贴家用。后来，他又在河南各县的县署内做“编外人员”，处理文书、替官吏写稿。在官场中混得越久，博取功名就越像是遥不可及的童话。曾有人问他的志向，徐世昌回答得四平八稳：“我日后如果能有一官半职，一定用俸禄好好招待宾客。”梦想是好的，但如何入仕是横亘在徐世昌面前的一道坎。

大概在1870年代的末期，“编外小吏”徐世昌遇到了“纨绔子弟”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寄寓陈州数年，徐世昌则在陈州公署襄理文案。两个心有大志难以舒展的青年很快就结识了。袁世凯饮酒游乐、指点江山、豪爽阔绰。徐世昌则中规中矩、谦逊稳重，两个人在一起很不谐调。但他们还是在1879年拜把为兄弟。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是兄长。两人情同手足，共度了一段青春岁月。徐世昌不时劝说袁世凯生活要有节制，要注意言行；袁世凯虽然左耳进右耳出，但对徐世昌的劝告感激在心。

席锦全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小吏，他认为徐世昌前程远大，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还把自家大部分家产作为嫁妆送给了徐世昌。这笔财产让徐世昌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更重要的是使徐世昌有充裕的资金去“熬科举”了。不久，徐世昌在妻兄席锦全和义弟袁世凯的资助下，进京赶考，中了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的举人。四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又中了丙戌科进士，入翰林院，三年期满，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徐世昌迈过了第一道坎。

二

编修官阶七品，年俸45两白银。翰林院编修到地方上去，也是知县一级的领导，而且名声很好，“自古宰相出翰林”，就是一般的知府也要礼遇再三。但这种官职但在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侍郎的北京城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说官职低也不怕，如果能掌握实权，就能捞到“孝敬”，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可怜的翰林院是个研究学问的冷衙门，平时遇到有人来送孝敬就像在穷乡僻壤遇到钦差私访一样难得。所以多数翰林都把翰林院的经历当作“镀金”，要么千方百计投靠贵人寻求快速提升，调出翰林院，要么看准地方上有职位出缺寻求外放地方知县知府，去做地头蛇。

有人也许会不相信，中央各部委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别不相信，徐世昌就是个例子。翰林院编修可算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但是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无法支持一个七品官的体面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还得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当年，曾国藩做到了侍郎，母亲死了还是靠同僚凑份子钱才得以奔丧回乡的。

徐世昌的翰林院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家里穷，北京的生活成本又这么高，让他不得不屈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为了能够取得“进步”，徐世昌认真做学问，还投师拜友，希望上面有人赏识，提拔自己。客观地说，徐世昌的文章做得不错，甲骨文的发现者、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就认为徐世昌是后起之秀。但徐世昌的顶头上司、翰林院掌院大学士李鸿藻却认为：“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把徐世昌积极进取的态度看成了上蹿下跳的投机行为。在当时是领导决定下级的命运。既然掌院大学士的态度如此，徐世昌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徐世昌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穷迫尴尬，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二道坎。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他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此到头了，心想不如请求随便外放个地方知县，谋取实惠，告老还乡算了。徐世昌也算是老翰林了，此时请求外放是降格，应该没什么困难。但他又想，难道之前的苦熬白费了？徐世昌有点难以割舍，于是就分别给在湖北和江西任知县的两个堂叔去信请教进退。结果，两位堂叔回信，异口同声反对他外放。他们教导徐世昌说，翰林院虽然清苦，但毕竟走的是中央路线，机会多，一遇到大机会迅速飞黄腾达的可能性也大。为了免除堂侄的后顾之忧，两位堂叔还出钱资助徐世昌的生活，让他静待良机。

官场之中，如徐世昌这般出身，做到六七品中级官职，算是正常，不算成功也不能说是失败。如何更进一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徐世昌在翰林院的十年，正是北京政治风云变幻的十年，这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他的义弟袁世凯后来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仕途之路，这段时间也开始走中央路线，谋取进入政治高层。戊戌变法期间，徐世昌就为袁世凯在京城积极活动，帮助其加入强学会接近维新派。袁世凯后来接到光绪皇帝密诏，不知所措，求教于徐世昌。凭借经验和对时局的观察，徐世昌轻轻将密诏倒扣在案上，默默走开。袁世凯心领神会，知道义兄建议自己拒绝光绪、投靠后党。这多少促成了袁世凯对于后来道路的选择。

戊戌变法之后的1897年，徐世昌应袁世凯之邀毅然辞职前往天津小站任新军营务总办。这样的选择让许多人迷惑不解。小站军营是个新生事物，官兵只有区区7000人，百废待举。而翰林院再不济，也是个铁饭碗。更重要的是，徐世昌舍弃正儿八经的正七品官职去给袁世凯做名不正言不顺的“狗头军师”，在读书人看来是不务正业，自甘与行伍粗人为伍。事实上，北洋系统早期也只有徐世昌这么一个出身正统科举、舍弃中央官职的成员。他这么做，太冒险了。也正是这一次冒险，赋予了徐世昌后半生雄厚的政治资本。

徐世昌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和袁世凯的把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看到了新式陆军在中国政坛潜在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徐世昌去了小站之后，就是依附于袁世凯，给袁出谋划策，而丧失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其实不然。事实上，徐世昌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袁世凯相对独立的，小站练兵阶段只是暂时融合而已。

当时已经年过四旬的徐世昌抛弃四书五经从头开始学习ABCD, 夜以继日地攻读西方近代军事著作。他主张中国的新式陆军要学习德国-日本陆军系统的思想和优点。是徐世昌的能力和工作态度，而不是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使他在新军中立住了脚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对他是真心的尊重。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徐世昌建议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保境安民”，图谋自立。事后，袁世凯拉张之洞一起举荐徐世昌升任四品道台。

徐世昌又回到了传统的仕进道路之上，迈过了又一道坎。但当时僧多粥少，并不是所有获任的官员都有机会实授，徐世昌的道台就是“记名”的，等候上任。此时的徐世昌要想进步，想进入政治高层，就需要来自政治核心圈子的提携了。他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三道坎，也是最难跨越的一道坎。

历史给徐世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见驾勤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慈禧太后仓皇带着光绪皇帝“西狩”，经河北、山西逃亡西安。两宫逃得很狼狈，随行人员极少，一度要向当地百姓讨吃讨喝。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中国局势混乱。清朝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许多地方官员或抱着等待尘埃落定的心态，或认为慈禧和光绪已经失去了政治价值，前去护驾的很少。而徐世昌清晰判断出两宫复位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收拾行李尾追而去。第一次，慈禧太后逃命逃得太快了，徐世昌硬是没追上。他只好怏怏不乐返回北京。徐家在湖北做知县的堂叔专门给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应该立即奔赴西安，不应返回北京。徐世昌更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赶紧再次出发，终于在1901年正月赶到西安，并打通关系觐见了喘息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慈禧在饥寒交迫、权力丧失之时，对主动勤王的大臣印象都很好。而徐世昌长的就是一幅中规中矩的忠臣相，慈禧一看就很喜欢。询问履历后，慈禧知道徐世昌科举出身，十载京官，数年编练新军，学贯中西，老成持重，正是急需的人才，不禁夸他是“李鸿章第二”。

领导惦记是好事，最高领袖的夸奖更是天大的喜事。从此，徐世昌坐上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立即升任内阁大学士，不久实授兵部侍郎、督办政务大臣，“新政”期间任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再任东三省总督。与行伍出身、手握兵权、言行不羁的袁世凯相比，徐世昌显得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徐世昌的官职后来居上，很快超越了袁世凯。袁世凯回河南“养病”时，徐世昌已经登堂拜相了。

1908年，清朝成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分别是徐世昌和满族人那桐。徐世昌俨然成为了晚清汉族大臣的领军人物。

总督东北：在晚清政坛的短暂作为

一

地位的提高，让徐世昌在晚清政坛上能够有所作为。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荐徐世昌越级出任新成立的商部左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直隶、天津地区的政务和财务。在这个位置上，徐世昌和袁世凯相配合，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当时天津地区还被八国联军占领，侵略军在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把持行政大权。如何收回天津，是摆在新任商部左丞徐世昌面前的大难题。徐世昌有办法，他公开宣布：“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联军一日不撤出天津，本官决不赴津上任，一切善后事宜包括赔款将无从谈起。”把赔款和撤军联系在一起后，骄横的八国联军也不得不同意谈判。经过八个月的唇枪舌战，尤其是袁世凯和徐世昌创造性地发明用警察代替军队的接管方法，1902年8月天津政权顺利交还中国政府。

徐世昌上任后，在直隶、天津地区推动了一系列经济近代化政策。他贯彻“通商惠工”的政策，组建了“直隶农务总局”和“天津商务总会”，并制订、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法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列强经济势力的问题，徐世昌态度坚决地陆续收回了开平煤矿及其河道、口岸，组建了“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他还收回了津镇铁路的部分权利，力主自建京张铁路。之后全国广泛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其源头就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主持发动的。而这场运动多少又催生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则是徐世昌等人没有预想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徐世昌完善了近代巡警制度，奠定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基础。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徐世昌就引进西方的巡警制度避开这一规定，依然保持对天津等地的控制。他亲自挑选北洋新军500人建立巡警队，又将天津城区划区，制定规章制度对天津实行警察管理。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天津在清末和民初成为北方重镇，拥有浓郁的近代文化，袁世凯当然居功第一，徐世昌堪当第二。

后来，袁世凯做出的成绩遭到了满族权贵们的猜忌，而徐世昌却始终得到清廷的信任。不知道是徐世昌和袁世凯若合若离的姿态起了作用，还是清廷想将二人“分而治之”，集中全力对付袁世凯。1905年，清廷要“预备立宪”，选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调任兵部左侍郎的徐世昌赫然在列。他和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同为清廷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能臣干将。五大臣考察团刚在天津站登车，就遭到革命志士吴樾的炸弹刺杀。徐世昌、载泽、绍英受伤，考察行程推迟。等重新组成考察阵容的时候，徐世昌因调任巡警部尚书而未能成行。1907年，巡警部并入民政部，徐世昌又转任民政部尚书。

就在这一年，清廷计划在东北设立行省。东北长期实行和关内不同的三将军制度，社会发展落后，加上沙俄和日本势力一北一南渗入东北，有将该地殖民化的倾向。朝廷于是决定废将军设行省，任命总督加强控制，并派出了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贝勒载振和徐世昌一起赴东北进行前期调研。载振被内定为东三省总督。人事任命未动，消息早已泄漏。北洋将领段芝贵想提前和载振“总督”拉关系，以求谋取东北某省的肥缺。他乘载振回京途中在天津停留之机，赠送给载振一名小妾，载振接受后答应日后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兼布政使。载振此人乃纨绔子弟，行事毫不忌讳，结果自己的委任状还没下来就引来了言官如潮水般的弹劾奏章。加上不久之后，朝廷果然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于是朝野舆论沸腾，指责载振卖官鬻爵。京津媒体长篇累牍地热烈报道这条政坛桃色新闻。慈禧知道后十分震怒，不得不临阵换将，任命同去东北调研的徐世昌顶替载振任职东三省总督。

徐世昌就这么成了清朝的第一任东三省总督。

二

1907年4月，徐世昌赴奉天（今沈阳）就任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事务。麾下的三省巡抚分别是奉天唐绍仪、吉林朱家宝和黑龙江段芝贵。旋即，段芝贵因桃色新闻被免，改由程德全出任黑龙江巡抚。这三个巡抚日后也都成为了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到任伊始，日本人就闹出了一桩棘手之事。7月11日，日本公使照会中国外务部，声称位于图们江的江东滩“间岛”领土归属未定，并在同日悍然派兵占领该地。15日，日本擅自在延吉设立“驻韩统监府派出所”，妄图正式吞并该地区。所谓“间岛”，指的是延边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原属宁古塔辖地，是东北地区离日本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该地属于吉林省延吉厅，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徐世昌闻讯，立即派王崇文、吴禄贞（又是民初风云人物）赴延吉取证，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间岛地区是中国领土无疑。于是外务部两次照会日方，严正指出日本侵略中国领土，要求日军撤出间岛。经过反复力争，日本撤军。为防后患，清廷抓紧开发该地，开辟延吉为商埠，1909年又在珲春设立海关总管，统管东北边境的海关事宜。此处与俄罗斯、朝鲜接壤，又有水路出口，贸易旺盛。一直到1938年，东北居民都可通过此处出入日本海。

除了发现间岛的重要性，徐世昌还聘请英国工程师对葫芦岛海域进行了勘测，决定在该处建筑港口。葫芦岛港由此诞生。

徐世昌为什么要聘请英国工程师建筑港口呢？因为他要“以夷制夷”。东北业已被日俄南北分割，中国政府无力与两国抗争。为了避免东北殖民地化，徐世昌主动引西方势力（主要是英国）进入东北，来遏制日俄势力的膨胀。可惜由于日本和沙俄的强烈抵制，西方列强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徐世昌以夷制夷，拯救东北落入外国侵略魔爪的计划没有取得实效。

徐世昌总督东北期间主要的政绩集中在开发东北上，尤其是在开垦土地和建设军队两个方面。清朝在东北长期实行封锁政策，将东北看做是龙兴之地而限制开发。徐世昌总督东三省后反其道而行，大力整顿东北各级政权，采取和关内相同的制度和社会政策。为了开发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当时属于东三省）大量的荒地，徐世昌鼓励民众、复员部队官兵开垦荒地，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既可以开发东北，又可以充实边防，力图改变地广人稀不利边防的难题。但是在土地开发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一些生态问题和当地游牧民的抵制，让徐世昌的政绩打了折扣。在军队建设上，徐世昌整顿东三省原有的军备力量，又从关内调拨新军，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军事力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乱世中最强硬的政治筹码就是军队，然而徐世昌似乎是一个另类。他始终没有嫡系部队，日后全靠资历和声望在军阀当道的政坛上纵横捭阖。是他没有机会掌握军队吗？不是。是他不愿意掌握军队吗？也不是。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嫡系部队。他也这么做了，可惜没有成功。

徐世昌建立嫡系部队的努力分两种。第一是拉拢旁系部队为己所用；第二是栽培亲人、部属掌握部队。

在拉拢他人方面，徐世昌主要做了三个人的工作。一个是北洋第三镇的统制曹锟，一个是北洋军的张勋，一个是东北本地“胡子”张作霖。徐世昌来东北的时候，拜把兄弟袁世凯正遭到清廷的猜忌，朝廷千方百计削夺袁世凯的兵权。徐世昌趁机奏请将曹锟的第三镇调驻东北。第三镇是北洋新军的主力，徐世昌的请求符合朝廷剥夺袁世凯兵权的意图，于是很快得到了批准。曹锟带着第三镇浩浩荡荡开往关外。徐世昌既讨了朝廷欢心，又多了一张镇抚东北的军事王牌，还暗地为把兄弟袁世凯保存了军事实力，可谓一举三得。徐世昌要拉拢的第二个人张勋性情直爽，头脑简单，徐世昌在小站的时候就着意栽培，特意收张勋为门生。张勋不通文墨，对于自己竟然能够投身翰林门下，深感荣幸。徐世昌荣升总督后，带着张勋上任，任命他为奉天行营翼长。张勋对徐世昌更是感恩戴德。他和曹锟二人，积极带领北洋新军镇压东北各地的反抗星火。当时，蒙古东部牧民因反对开垦牧场，奋起反抗，匪患困扰东三省。一些大股土匪甚至严重威胁到地方政权的安全。在如此情况下，徐世昌大胆提拔了被招安的土匪张作霖，让他率部在通辽、洮南一带剿匪。张作霖在剿匪中迅速崛起，因功升任统领，队伍不断扩充，形成了日后奉系部队的雏形。

徐世昌将曹锟、张作霖看做是自己的嫡系。在当时，情况也许如此，曹张二人对徐世昌的提拔可能也感激在心；但日后，曹锟的新直系也好，张作霖的奉系也好，都没有奉徐世昌为首领。徐世昌的拉拢政策并没有成功。这其中原因很多：有徐世昌并没有长期盘踞地方实权的原因，更有曹张二人个人野心和性格的原因，也有徐世昌一介书生，不知如何真正笼络武人的原因。

拉拢他人的同时，徐世昌还刻意栽培六弟徐世扬和九弟徐世良，希望他们建立嫡系部队。两个弟弟都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用最快的速度提拔了徐世扬，让他很快官至陆军少将、宁阿兰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徐世扬此后长期盘踞东北，1918年出任黑龙江督军。但意想不到的是，徐世扬拿着委任状尚未上任，就在吉林病故。徐世昌听到噩耗，嚎啕痛哭，彻夜未眠，连呼：“我的左膀断了！”而九弟徐世良的身体也不好，在徐世昌就任总统的前三天突然病故，让本本想委他重任的徐世昌再次感叹：“我的右膀断了！”

徐世昌当总统后，也没有放弃建立嫡系部队的念头。他提拔亲随王怀庆卫戍京畿，提拔七弟徐世芳充当总统卫队长。可王怀庆粗俗不堪，最后投入皖系怀抱；徐世芳庸碌无能，连正常的政务处理起来都很困难，更谈不上治军服众了。徐世昌最终没能建立起嫡系部队，这让他在民初的政坛上少了许多硬气。

“徐并不是不重视培植自己的实力，只是这些实力均未能培植起来，这是他毕生最大的憾事。”（徐玉琢著《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晚年》）

三

徐世昌总督东北的时间不长，1908年底就被调回京，满打满算不足两年时间。

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小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排挤袁世凯回乡养病，北洋军心不稳。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调北洋元老徐世昌回朝，笼络军心。朝廷准了。徐世昌对被免去东三省总督的实职、对朝廷排挤袁世凯，很不满。他说：“清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指载沣等满族权贵）身上。起初，我在东北，项城在北洋，张之洞在湖北，这三个重镇，都安排了极有作为的人，等到太后一死，小爷们当了权，胡闹起来，项城被罢黜了，我被调回京，当邮传部尚书了，而新的继任人选，都是些庸碌之辈，朝政由此大乱，革命党怎会不乘机起来呢？”

朝廷调动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的原因，不是考虑到他的能力或者政绩，而是看中了他在北洋系统的资历和声望。让徐世昌悲哀的是，他之后都被局限在这个政治角色上，靠吃“北洋老本”行走政坛。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感情很深。在袁世凯政途最黯淡、危险的时候，徐世昌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他尽可能地为隐居在河南的袁世凯说好话，谋求袁世凯复出。清朝成立责任内阁时，庆亲王奕劻是总理大臣，徐世昌和满人那桐是协理大臣。徐世昌对那桐说，我的能力做不了副总理，只有袁世凯才能胜任，可考虑到我和袁世凯的关系，为了避免朋党嫌疑我又不方便奏请，怎么办？那桐主动出面，上疏以疏庸辞职，荐袁世凯、端方取代徐世昌和自己。载沣控制的朝廷自然没有批准，但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有徐世昌这样的亲信好友在朝中撑腰呐喊，袁世凯的隐居日子才过得相当滋润。等武昌起义爆发后，徐世昌等人趁机为袁世凯摇旗造势，为袁世凯的复出立下了汗马功劳。近代费行简曾评价徐世昌在清末为袁世凯所做的一切时说“唯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力荐袁氏为湖广总督者，世昌也；乞袁氏组织内阁者，世昌也；言兵事当专属内阁，他人不得掣肘者，世昌也；清室退位，清以袁氏为全权代表者，亦世昌也”。

居中调停：前清遗老和民初“老好人”

一

徐世昌总结自己的为官秘诀为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徐世昌在政坛左右逢源，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首推“圆通”二字。他从不和人针锋相对，从不轻易得罪人，做人做事留有极大的余地，再加上他对时局的洞察力和性格的沉稳、坚韧，成为了一个时人称为“水晶狐狸”、“渔人”的政坛不倒翁。我简单举几个小例子来加以说明。载沣上台后排斥袁世凯，一度传闻朝廷也将严厉处置徐世昌。革命党趁机派出李石曾前往沈阳游说徐世昌，希望能拉徐世昌投身革命。徐世昌明确表示“反抗朝廷我不能为，但从今以后决不与党人为难，请向孙先生致意”，还派秘书吴岌荪好生招待李石曾，陪同他游览沈阳故宫等地。李石曾无功而返，徐世昌还赠送给他路费两千元。另一件事就是在袁世凯紧锣密鼓要称帝时，老兄弟徐世昌却没有动静。徐世昌很清楚复辟不得人心，也知道袁世凯已经劝不回头了，所以对袁世凯称帝一事不表态，不支持也不反对。袁克定专门来探伯父徐世昌的口风，徐世昌也漠然处之，害得侄儿袁克定骂他是“老狐狸”。还有就是徐世昌的籍贯竟然有三个：河南、天津、浙江。他的家世和这三个地方都能扯上关系，自然他也和三地的官宦家族扯上了关系，泰然自若地参加各种同乡会。正是这种为官之道，让徐世昌阅尽了一幕幕的兴衰成败，在沉浮不定的宦海中屹立不倒。

那么，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坚定的思想政见呢？有，只是他并不固执己见。比如清朝灭亡后，前清王公贵族大多数寄居青岛、大连、天津等地，拒绝当民国的官，以遗老自居。徐世昌也躲到青岛做了寓公。他对清朝的感情很深，从一个平常人家的子弟，一步步位极人臣，不可能对清朝没有感情。尤其是宣统退位之际，隆裕太后对着徐世昌哭泣，乞求徐世昌今后多照顾小皇帝。对于清廷的这般“托孤”信任，许世昌也不能不感动。徐世昌的侄子徐玉琢回忆：徐世昌在清末属于“后党”，被人称为“老母班子”。他在晚年向子侄回顾晚清经历时，从不骂慈禧太后，却骂光绪皇帝。他虽然作过民国时代的大总统，但在感情上，仍然以清朝遗老自居。徐世昌还制定家规，要求家族中不论任何人，必须行满洲礼，见面请安，不许鞠躬。逢祭祀大典，徐世昌仍脚穿清朝朝靴，处处表示不忘“大清朝”的“天恩”。徐世昌做总统后，坚守优待清室条例，还想将女儿嫁给逊帝溥仪，结果遭到拒绝。他为此还愤愤不平了一番。躲在紫禁城的小朝廷慌忙授予徐世昌太傅的虚衔。徐世昌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但是由于身为民国总统，不便接受“龙恩”，不过他还是多次向他人提及，以示炫耀。

很多人都以为徐世昌会在青岛永远隐居下去。但事实并非如此。1914年，袁世凯扩充总统权力，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改总理为国务卿，虚席以待徐世昌。他托吴岌荪赴青岛劝徐世昌复出：“菊人，吾老友也，如不以入仕民国为嫌，当倒屣迎之，位在诸总长上。乞耐心静候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是前清的愚忠死硬分子，坚决反对哥哥复出，对说客吴岌荪很不客气。徐世昌沉默不答，心动了。眼看清朝的宰相要当民国的总理了，徐世光连夜苦劝哥哥，鼓励哥哥坚守“名节”。徐世昌兄弟泪眼相对，可是第二天天亮徐世昌还是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徐世昌出任民国国务卿后，为表示不忘清朝，通令文武官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履历统一计算。他出山之际，正是袁世凯称帝开始之时。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显然，他不满袁世凯称帝，预见了称帝会引起国家大乱。但他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又不允许他像蔡锷或者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那样强硬反对。徐世昌采取了冷眼旁观态度，一等袁世凯真的称了帝就托病辞职，回河南辉县隐居起来，不问世事。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将他与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并尊为“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既不拒绝，也不向袁皇帝谢恩。1916年3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无奈取消帝制，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几十年的老交情此时发挥了作用，徐世昌顶着巨大的压力，做了袁世凯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搭档，直到袁世凯病逝。临死前的袁世凯握着徐世昌的手，说：“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像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按照袁世凯的《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藏在金匮中的继承人名单分别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徐世昌在袁世凯心中和北洋系统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北洋元老的资历声望，加上圆滑的处世之道，让徐世昌在袁世凯死后成了在政坛居中调停的头号“老好人”。

二

徐世昌真正积极活跃于政坛，恰恰是在袁世凯死后。大到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矛盾、直奉矛盾，小到军阀内部纠纷、内阁人事调整，都能看到徐世昌年老奔波的影子。

早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就是北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参赞，职位仅次于袁世凯，常常代行处理军务。徐世昌就此和北洋诸将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当时，北洋诸将投帖拜徐氏为门生，施以师礼。小站时代过去后，许多将领再当遇到大事还是习惯找徐世昌商量，“事先关照，时常承教，科聆一切”。袁世凯死后，徐世昌虽然在北洋系统中无一兵一卒，但是论资历声望却是首屈一指。就连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在深受段祺瑞掣肘时，也会在第一时间找徐世昌求助。当时徐世昌正在辉县休养，接到黎大总统的亲笔求助信后，决定回京城调解府院之争。途经保定时，曹锟陪徐世昌阅兵。曹锟集合官兵训话道：“徐公名震中外，文武兼资，道德文章，冠冕群伦。我愿率领各位，追随徐公之后，为民国造福。”徐世昌为什么能调解各种矛盾的原因，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了。他的性情秉性很适合做中间人，虽然调解的事情多以失败告终，但失败的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实力在作祟，而不是因为徐世昌调停不力。徐世昌这位中间人可算“忠厚”。张勋复辟失败后，徐世昌要求保留对参与复辟的清室的优待条件，又为张勋求情，保全了他的性命。1922年，张勋病死，徐世昌亲临凭吊，也算得上对这个门生有始有终。就这么一来二去，找徐世昌调停的人多了，徐世昌俨然成了居中调停的专业户。

调停人当的时间长了，徐世昌竟然成了民国各派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了。

在这种背景下，借由皖系的推动，徐世昌这位老好人受到各派支持，成为总统。当时，段祺瑞一心要用徐世昌换掉冯国璋，他借口民国元年的国会已被破坏，要仿造辛亥革命时的旧例重组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的任务就是选举新的国会，之后自行宣布解散。1918年8月12日，段祺瑞的国会正式产生。新国会自称第二届国会，由168名参议员和406名众议员组成。

程序已经走完，重新选举总统的条件具备了。徐树铮等人挪用以一战参战名义借的外债和答应给奉系的军费，操纵了这次选举。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了类似于政党的安福俱乐部，威逼利诱许多人参加，皖系的安福俱乐部成员在574个国会议员席位中占了90％的席位，所以第二届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的任务就是给段祺瑞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交。他和四哥冯国璋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最终，徐世昌当选新的总统。但他得票超过了90％，可知许多非安福系的议员也支持了他。

徐世昌终归被安上了“安福总统”的绰号，批评说他的总统职位来得肮脏，还受段祺瑞皖系的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就在1919年刊登了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并注明是“某君戏作”，仿照家谱的形式，列出了徐树铮(1)的“家谱”，批评讽刺这届政府：

祖：日本人

父：段祺瑞

兄：倪嗣冲

本身：徐树铮

弟：曾毓隽

子：朱深、王揖唐、方枢

继子：龚心湛

义子：张弧

私生子：徐世昌

孙：　刘恩格、乌泽生、康士铎、郑万瞻、梁鸿志、土印川、

光云锦、李盛铎、田应璜、靳云鹏、胡均、邓镕

继孙：袁荣叟

这篇文章痛批段祺瑞政府亲日，段祺瑞是日本人的儿子，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儿子，朱深、王揖唐、方枢为徐树铮奔走呼号，“皆佳儿也”。而大总统徐世昌则是徐树铮的私生子。因为徐世昌是皖系操控的安福国会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其他皖系中人和趋炎附势之徒，不是子就是孙了。

这篇文章惹怒了段祺瑞等人，还扯出了一场“侮辱大总统”案。皖系政府专门委托律师，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侮辱大总统”案正式开始。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诉状后，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该案于10月3日开庭，由英国副领事主审。被告方律师在申辩中坚持说刊登的文章有根有据，侮辱诽谤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原告有异议，可以一一提出充分证据。另外还声明，被告刊登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有良好的政府，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如此一来，原告的皖系政府反而被动了。种种政坛幕后操作，怎么可能一一在租界法庭上公开辩论呢。如果真的辩论了，不是越辩越黑嘛？所以皖系委托的律师只谈文章的侮辱事实问题，避而不谈其他。英国人最后的处理方法也很有意思，审理结果是认定《民国日报》侮辱事实存在，但只判邵力子、叶楚伧各罚款一百元了事。

轰动全国的“侮辱大总统”案就此了结。《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反而因为这桩官司变得更加广为流传。皖系政府本想“消除影响”，结果广而告之，让自己成了大笑柄。

偃武修文：文人总统不如意

一

徐世昌从1918年“双十节”到1922年6月1日任民国第五位总统。就职时，徐世昌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可见，他并非是一个只会调停的老好人，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史家将他的基本执政思想总结为“偃武修文”。

徐世昌的“偃武修文”继承的还是冯国璋“和平统一”的思想衣钵，只不过在内容上更广、表达上更含蓄罢了。这也是徐世昌比冯国璋精明老到的地方。“偃武修文”把和平的曲调弹得很顺耳，把隐含的“和平统一”意思包含在“偃武”里面，又附加了“修文”的大旗帜，让人无法直接反对。“偃武修文”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文辖武，废督裁兵”。民国初年，将领掌握政权，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成为国家公害。徐世昌设想首先要去除这些实力将领。用高官高待遇来换取他们的军队和地盘，同时进行裁兵，把兵权集中在陆军部，最后由中央派文人担任各省省长。第二是“以文制武，保持均势”。针对军阀们形成派系、争斗不已的局势，徐世昌设想把皖系限制在西北，奉系限制在东北，直系限制于中原和长江，在维持均势的基础上裁军换人。所以他任命段祺瑞为边防督办，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又满足了张作霖对东北督军人选的要求。可是在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徐世昌的这些设想注定是空中楼阁，没有实力做支撑根本推行不了。黎元洪、冯国璋两个前任都想抑制军阀扩张，但都没有成功。徐世昌用新瓶装了旧酒，还是没有销售出去。除了维持住各派军阀现状，保持他们的均势之外，徐世昌的裁军、废督等措施因为各地的坚决抵制而宣告失败。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留影

“偃武修文”的第三个方面，同时也是重头戏，就是南北和谈。11月15日，徐世昌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会商和议。他施展往日调停的手段，使军阀们最终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徐世昌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实现停火。他乐观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全国统一诚然是当前国家第一要务，徐世昌把主要精力也投入其中。

几天后的11月28日，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上隆重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典礼。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在太和殿堂前，徐世昌穿西式礼服，左右环绕着政府高官、协约国和中立国驻华公使和军队高级将领，发表了庆功演说，并检阅了段祺瑞率领下的中国参战军仪仗队。这是徐世昌一生中最荣光的时刻，也仿佛预示着国家将走上和平之路。

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和谈，正式商议统一问题。北方代表为朱启钤，南方代表为唐绍仪。在文人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心中，南北的诸多问题都是可以经过协商解决的。唐朱二人也的确在争吵后打开了通向和平的大门，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不是谈判桌上的争吵，而是拥兵自重、互不相让的南北军阀。北方军阀心中的统一是北洋军南下，吞并南方各省；而南方各省从护国到护法，虽然名义正当，但心思却放在割据自肥上。和平虽好，但南北双方却有着根本利益的冲突。最后，和谈的结果只是闹得唐朱二人不得不分别辞职，和谈宣告搁浅。

就在徐世昌为恢复和谈奔走呼号的时候，北洋系统的内部矛盾引发了第一次内战。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湖南前线的吴佩孚一路北上，杀得皖系军队丢盔弃甲，段祺瑞被迫下台。军阀均势被打破了，此后徐世昌的主要精力被北洋内讧所牵制。“偃武修文”在实质上失败了。

但徐世昌仍然将皖系的下台看作是一次机会。亲日的段祺瑞之前一直阻挠南北和谈，安福国会也被各界抨击为非法国会，徐世昌于是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重要分子，以为此举清除了南北和谈的最大障碍，喜滋滋地等待和谈大门重新开启。不想，孙中山先生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练兵北伐。南北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徐世昌的“偃武修文”政策在名义上也失败了。

当时的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徐世昌的处境：“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权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

将徐世昌捧上总统宝座的皖系被推翻了，徐世昌的总统日子还有几天呢？

二

徐世昌总统任内的重大事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五四运动的处理，颇能透露徐世昌“文人总统”的气息。

“5月4日，当学生从天安门前往东交民巷时，大总统徐世昌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学生很客气地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可见学生们对总统的代表有着相当的尊重。李长泰也并不对学生的行动做过多的阻挡。这种政府和学生之间的温和关系，虽然很快在‘火烧赵家楼’发生之后烟消云散了，但是从学生们对待总统代表的最初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五四时期这位以‘偃武修文’自我标榜的大总统在国人中的声望。”（《徐世昌：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发生时，徐世昌正在中南海总统府内为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办宴接风，曹汝霖、陆宗舆作陪。他接到电话，得知学生们明确要求罢免的正是在座的这三个人。徐世昌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缓和了全国舆论的反对之后，政府内有意见要求“严拿首要，解散北京大学之说”，强力镇压五四运动。教育总长傅增湘则坚决抗议，并强烈要求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徐世昌采取了傅增湘的意见，要求“文明对待”青年学生，5月7日下令全部释放被捕学生，表示了和解的姿态。他和傅增湘惺惺相惜，称赞傅增湘“毕竟是个读书人”。

对于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潮，徐世昌是一知半解，但他明确反对逮捕、镇压学生的态度表明，他毕竟是个读书人，对学生保留着亲近感。只不过他要求的是学生要安心读书，用尊孔读经来教导学生安心向学，结果走到了学生的反面。

能透露徐世昌书生本色的另一件事情是他收集古籍善本，以及对编书很有兴趣，留下了许多文章和书画。尽管遭到批判说他的文章和书画水平有限，图书的编辑质量也较差，但徐大总统乐此不疲。徐世昌还热衷于外国的博士学位。他曾授意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人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人总统。法国巴黎大学因此想授予徐世昌文学博士学位。但授予一个人博士学位，必须有这个人的著作才行。于是，徐世昌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和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徐世昌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他提出思路和框架，然后由熟悉各国情况的总统府恣议黄郛出面，召集学者讨论、写作。因此《欧战后之中国》应该算是一部集体著作，徐世昌可算作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该书印了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成了徐世昌的博士成果。徐世昌对学位很看重，专门任命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带着《欧战后之中国》分访世界各国，赠送友人，最后才到巴黎领受博士学位。但许多人对徐世昌的“博士”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就是个骂人高手。曾经有外国记者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问他：“怎么稳定中国政局？”辜鸿铭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骂人骂出了名，结果反而没有人敢迫害他了。如今出了徐世昌获得法国博士的新闻，辜鸿铭见到法国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了博士学位！”说的次数多了，法国人也很尴尬。更要命的是，黄郛出国游历后，公开宣扬《欧战后之中国》是自己的著作，后来又写了包括前书内容的《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如此，徐世昌为一个博士学位败坏了在学术圈和文坛的名声。

三

最后，徐世昌的下台也很不光彩。

徐世昌希望新直系和奉系能念及当年提拔之情（他对曹锟、张作霖都有恩），听从自己指挥。所以他在皖系下台后，周旋在曹锟的新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之间，暗中沟通，希望维持住两派均势。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响应曹锟。皖系失败后，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但新直系的灵魂人物吴佩孚却不承认徐世昌是合法总统，见面时只是拱手为礼，称呼徐世昌为“菊人先生”。而且吴佩孚对和日本关系暧昧的张作霖也很不满；张作霖则对关内有野心，对独大的吴佩孚也很忌恨。徐世昌和曹锟从中调停，于事无补。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徐世昌希望奉系能够获胜，不想张作霖战败，被赶回关外。张作霖对居中调停的徐世昌非常不满，失败后将新直系和徐世昌一块骂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直奉战争胜利、直系独霸北京后，吴佩孚就谋划着驱赶徐世昌下台了。他的利器是恢复民国元年旧国会，通过否认第二届国会的合法性来否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徐世昌表现出了极重的恋栈心理。为了保住总统地位，他派人拉拢老议员，又设法阻止旧国会集会。这反而让曹吴二人下决心加快赶走徐世昌。随即，徐世昌任命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请他下台，吴佩孚马上率直系诸将领公布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的罪状，最后由徐世昌亲信、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亲自到总统府传达曹吴的决定，要徐世昌自动下台。徐世昌看着王怀庆(2)，也体验到了当年袁世凯众叛亲离的滋味，知道局势不可挽回，不得不自动辞职了。

当时情势紧急且不明朗，徐世章和吴笈荪等人力劝他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暂避。徐世昌坚决拒绝：“我是中国总统，关系国家尊严，恕难从命！”1921年6月1日，徐世昌从总统府退回东四五条私宅。第二日，他宴请了顾维钧、周自齐、颜惠庆、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等政府成员，举杯凄然道：“现在第一届国会拥戴黎黄陂复位，鄙人正好可以籍此退休，颐养天年。今日一别，鄙人即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望诸君各自努力！”当天下午，徐世昌仓促离京赴津。根据徐世昌的侄子徐玉琢回忆，徐世昌被赶下台的景况相当凄惨，“他在深夜坐汽车逃出北京时，经过了四道盘查，始脱险境。载徐出险的那部用手摇发动的旧式汽车，后来一直陈放在家里，作为‘纪念’；救他脱险的那位汽车司机，也一直被徐当作‘恩人’供养。”

津门寓公：徐世昌的晚景与晚节

一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

他在住宅中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又造了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斋”，表示退隐不问世事。晚年的徐世昌还真的“耕读”了起来。天津徐宅占地10亩左右，面积大、空地多。他命佣人开畦种菜，有时亲自锄草。因为喜欢菊花、葡萄，徐世昌种了各种葡萄和菊花。在读书方面，翰林出身的徐世昌组织了“晚清簃诗社”，编撰《晚晴簃诗汇》，试图对清诗进行总结，同时还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清儒学案》、《退耕堂政略》等多种书籍，并且资助河南方面整理出版中州文献。虽然当时就有人批评徐世昌出版的图书遴选、编校质量较差，但徐世昌晚年多少还是对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息影津门后，徐世昌厌倦国事，从不看报，也不许家人谈论国事。他在北洋系统中没有自己的派系，更谈不上有嫡系党羽，所以归隐后前来拜谒、探望、投靠的人很少。和徐世昌有联系的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就是同住在天津的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按辈分要称徐世昌为伯伯，当年因为徐世昌消极抵制帝制，袁克定还骂过徐世昌。如今物是人非，不知袁克定来徐宅拜访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和晚年徐世昌交往最密切的就是被徐家人称为“李四爷”的李鸿章的四子李经羲。徐玉琢回忆：“他们两人的感情最好。每当李四爷来访，徐就把客厅门关起，两个人在屋子里有说有笑，也不知谈些什么。有一次，我曾偷偷地从门缝中向里窥视，只见我伯父正在客厅中且舞且唱，颇觉惊奇。他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子弟面前都是一本正经，而和他的挚友李四爷却毫无拘束，无话不谈。”

徐世昌晚年耕读生活看似过得很自在，但徐家的家庭氛围是压抑的、封建家长式的。徐世昌的封建家庭伦理观念很重，年纪大了以后更是严守封建家庭伦理。全家八十多口人，虽然分居，但都必须听命于他这个大伯。徐世昌处处以严格的封建礼教约束子弟，上下尊卑一丝一毫也不许马虎，即使是弟弟来见他也必须垂手侍立，不敢稍坐。当时全家辈分最长的是徐世昌八十多岁的婶母。徐世昌每日清晨必到这位婶母跟前请安，毕恭毕敬，以此给子侄做表率。徐家的清规戒律很多，比如绝对禁止家人听戏、看电影，如有违犯就要到祖宗祭堂罚跪；又比如严禁赌博，只在春节开禁三天。所谓“开禁”也只是由徐世昌拿出300元带头赌牌九，输完了事。但根据徐玉琢回忆“所有的封建大家庭都一样，表面上识书知礼，骨子里却是各有一套，只不过瞒着徐世昌一人而已”。在北京读书的徐家子弟还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徐世昌知道后把参加者关了起来，从此不许子弟进入“洋学堂”，专门请了一位塾师在家中教课。

晚年的徐世昌保持着刻板、极有规律的作息，早晨四点起床，洗漱后写字作画，早餐后散步读书，用餐很简单但时间很长，总要两个小时才离开饭桌。晚饭后，他登楼向吕祖烧香，然后饮普洱茶，听读报，九时就寝。每天如此，长年累月不变。同时，平淡的寓公生活也有一些惊喜。比如徐世昌的八十大寿当天，曹锟、颜惠庆等名人都亲来祝寿，徐家宾客云集。北京到天津的火车还加开了临时列车。徐世昌很高兴，赠送宾客每人手书对联一副。那时，人们才重新记起徐世昌这个前总统来。

二

“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破了徐世昌晚年生活的平静。已经不问政事的徐世昌重新关注起时局来。每晚就寝前，徐世昌都要侄女读报给他听。“七·七事变”后，华北局势渐趋紧张。日本方面发现了徐世昌的价值，企图拉拢徐世昌出面做“华北的领袖”，组织亲日政权。

一天，老部下曹汝霖来访。谈及时局，曹汝霖发表高论：“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明白曹汝霖是来给日本人当说客拉自己下水做汉奸的，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怏怏告辞，他前脚刚走徐世昌马上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老部下不行，日本人就发动徐世昌的门生来做说客。大汉奸王克敏以“师生之谊”来拜会徐世昌，请徐世昌出面组织政权。徐世昌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日本人又请出徐世昌的得意门生、在伪满洲国任职的金梁，南下天津来做说客。金梁在清朝灭亡后长期追随溥仪，是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这次除了有门生的招牌外，还抬出了已经在东北“称帝”的溥仪来压徐世昌。社会上都知道徐世昌对前清和宣统皇帝有很深的感情，不忘清室的“天恩”。金梁就请徐世昌“暂时”出面维持华北秩序，迎接溥仪返回北京“正位”。徐世昌出人意料地当即拒绝。金梁又请徐世昌考虑“晚节”，希望他识时务。徐世昌勃然大怒，痛斥金梁根本不配谈气节，说完拂袖上楼而去。

至此，日本人还不死心，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坂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纷纷劝说徐世昌出面组织政权，徐世昌都闭门不见。敌伪又希望从徐世昌侄子徐一达处打开缺口。徐世昌就鼓励子侄远离天津，摆脱敌伪纠缠。他自己从此装病谢客。

1938年冬天，徐世昌患上膀胱瘤。同年，老友李经羲死于天津。李经羲的死对徐世昌打击很大，从此若有所失、郁郁寡欢。医生建议徐世昌离开租界，住院接受治疗。徐世昌害怕离开租界后被日本人控制，拒绝离开租界的住宅。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死，终年85岁。他临终遗嘱，不发讣告，归葬河南辉县，坟墓从简。

徐世昌终生无子，两个女儿早夭。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评价徐世昌：“独徐世昌者，侥幸入词苑，学问非所长，终身未绾军符，戎事更非所习，谈笑从容，取功名如拾芥，仕清室忝握机枢，佐民国俨居元首……”对徐世昌的能力评价很低。的确，徐世昌除在晚清曾短暂推动过新政外，一生政治罕有建树；除在政府派系纷争中多次居中调停外，也没有显露出过人的政治才干。相反，徐世昌的政治品德并不高尚，以前清遗老自居，又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暗箱操作选举等问题上不明不白，算不上是正面的政治人物。然而，徐世昌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所以在死后的6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民族气节”四个字他还是配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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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树铮是民初政坛的重要人物。之前章节对他多有交代，参与讨平张勋复辟后，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外蒙古局势随俄国局势动荡而动荡，徐树铮把精力转向经营外蒙古，安定外蒙古局势。1920年直皖大战爆发，徐树铮回京参战。皖系失败后，徐树铮遭通缉，被列为安福政治集团的中心人物，逃到上海避难。后又在江浙战争中出任淞沪联军司令，失败后流亡欧洲。1925年段祺瑞再度执政，召徐树铮回国。12月29日深夜在河北廊坊火车站被冯玉祥部下枪杀，年45岁。

(2) 王怀庆此后跟随直系，参加直奉战争，人称“马桶将军”，因为他随身携带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蹲在马桶上办公、行军打仗。1926年11月王怀庆被奉系排挤辞去本兼各职，寓居天津，1953年病逝。

第六章

曹　锟：总统的诱惑力

曹锟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草根神话。他凭靠表面忠厚糊涂、实则精明清醒的性格，凭借长期经营直隶的军力和财力，更靠手中“最大的本钱”吴佩孚的勇敢善战，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军阀。独霸中原后，他一意孤行，操纵国会贿选当上了总统。总统的诱惑力就那么大吗？曹锟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解在贿选的答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民国初年的错误。从贿选成为总统的那一天起，曹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一

1923年10月5日，晨曦刚刚降临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瞭望兵密布，还有五六百名便衣警察混杂在群众当中，散布在宣武门一带。现场还出现了北京的卫戍和警务头目，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人的身影。

曹锟

这天，重新召开的旧国会要选举新总统。

除了国会附近严密布防外，北京的东西车站和各交通出口，都游弋着军警。他们的任务不是维持治安，也不是防止乱党破坏选举，而是防堵国会议员出逃。原来，控制中原和京畿地区的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对总统职位志在必得，对国会议员软硬兼施，以每张5000元的价格购买选票，一定要在今天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所以不少国会议员不愿违心投票，又不堪其扰，只好希望能逃出北京躲过一劫。不想，在各口岸布防的军警们事先已经熟悉议员们的特征外貌了，发现有出逃议员，便上前揪住吵闹，大声诬赖议员逃债或者宣称双方有仇，接着军警过来干涉，以带回警局盘问为名直接把议员押回总统选举现场。

总统选举原定于上午10点举行，可是到了下午1点20分国会还没有凑足投票的法定人数。

曹锟等人当机立断，要求手下施展一切手段，到处拉人头凑数。于是，议员俱乐部对不愿意投票给曹锟的议员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就能领取5000元，选不选曹锟都没关系。这一招很管用，当即有十余名议员赶到国会，准备赚钱。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议员俱乐部到医院把那些真的卧病在床的议员抬到国会，又发动议员的妻妾友人“陪送”几十个议员赶到国会，总算是让议员人数大增。此时的国会内已经人声鼎沸，许多等了大半天、急着投完票拿钱的议员强烈要求抓紧时间赶快投票。偏偏在这时，有一个蒙古议员指认在场的一位蒙古参议员和另一位蒙古众议员并非真身，而是冒牌货。随即，各有一名山西和江西议员被指滥竽充数。负责议员身份确认和签到的“签到处”职员万分紧张，赶紧护住签到处不让其他人靠近。一些拥护曹锟的议员则环绕簇拥着签到处，也帮忙阻止外人靠近。所谓的“签到簿”散会后马上被密封，严诫相关职员不得泄露情况。所以，10月5日到底有几个议员参加了总统选举，其中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议员，外人不得而知。

国会公布的情况是：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计593人，实际出席585人，超过法定出席人数（583人）两人。总统选举可以进行！下午2时，投票正式开始。

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选举。第一步程序是公推检票员16人。检票员从议员中抽签得出。吴景濂派专人把签到簿藏在国会后的楼内，暗箱操作抽签。抽出的16名检票员中，除参议员吕志伊、众议员李肇甫外，其他14人都是拥曹分子。而吕李二人又恰恰未能参会，于是随即改由另外两名拥曹议员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也就是说，本次投票是在拥曹派的监视下、统计下进行的。

据说大选当日，曹锟亲临现场督选。他走到国民党议员吕复跟前，发现他没有选自己，心急得竟然附耳轻语：“为何不选曹某？”吕复马上指着曹锟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情绪激动地操起桌上的砚台掷去。一场风波过后，曹锟公然鼓动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人群中马上有人提议：“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引来哄堂大笑。

下午4时，投票完毕，当众开票。结果总票数为590票，曹锟得480票，以绝对优势如愿以偿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其他得票情况是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精卫、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陈三立、严修、高锡、符鼐升、孙美瑶各1票，另有“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废票若干。(1)

根据选举法，普通百姓可以旁听选举，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国会对旁听者严格控制，必须有议员出面担保，并经过搜身才能进入国会。5日一大早，大约有一百多人来旁听，却被要求在国会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等候。由于站立时间长，拥挤，又没吃没喝，等到下午3时多选举接近尾声、被允许入场旁听的时候，这些旁听者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力气监督，又能监督什么呢？

曹锟贿选，看似环环相扣，没有表面硬伤，实则操作拙劣，惹人笑话、非议。第二天（10月6日），《北京报》就详细报道了贿选新闻：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起码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上的价码是5000元一票，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则根据议员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开价”也不相同。多的超过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少数议员不在乎金钱，直系就成立议员俱乐部拉拢议员吃喝玩乐，用官职代替金钱行贿。结果一些议员在金钱和官职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有的已经收了钱又跑来退钱要官，也有的已经当了官却跑来退官要钱。曹锟等人听之任之，一共为贿选花费了1356万元。贿赂是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放的，为此还引起了轩然大波。有议员怀疑曹锟开的是空头支票，万一曹家在银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直系不得不专门派人拉着议员去银行看曹锟的户头金额，又带他们去参观了曹锟的产业，这才平息了议员们的怀疑。还有一些议员纠结于支票是当场支付还是远期支付、出票人是谁、支付银行是哪家等问题，为此争吵不休。

同时也不乏有一些正直的议员，主动站出来揭露曹锟的丑行。浙江议员邵瑞彭，就先假意接受贿赂，然后在大选前将拿到的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

选举尚未开始，舆论已经大哗。尔后曹锟当选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被曹锟打败的奉系张作霖叫嚷：“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张作霖还承诺，若议员能拒绝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的金钱，美其名曰“反贿选”。在广州护法的孙中山则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对列强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各省官绅也纷纷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个别省份甚至开除了议员的省籍，让他们无脸面还乡。

不过，大家想过没有，独霸中原的曹锟既然能易如反掌地推翻国会，就能自我加冕为总统，为什么还要如此麻烦地贿选一回总统？曹锟的部下王坦就回答过这一疑问：“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此话道出了曹锟和多数军阀对选举、对议会政治的看法。“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起码他心目中还有总统、还有国会。事实上，曹锟贿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阀集团支持的集体行为。曹锟家产数千万，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贿选经费并非出自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替他筹集了大量经费。王承斌逮捕境内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敛财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全部用于曹锟贿选。各省督军、省长也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贿选固然令人痛心，贿选背后透露的民国人物的政治观更令人深思。他们心目中的议会政治和选举操作，就是大张旗鼓、心安理得的贿选。

二

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吴景濂捧着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到保定迎接曹锟。直系治下的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断。曹锟程序性地谦让几次后，踏上了专列，开始了总统生涯。

对曹锟总统合法性的质疑声，后人发出的比较多，在当时只局限于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之内。贿选一事的影响十分有限。倒是西方媒体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跟踪报道了贿选情况。9月24日，美国《时代》杂志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是“今日仍无总统”。曹锟贿选似乎又是一件典型的供西方鉴赏的中国出口商品。不管西方人怎么看，贿选只在当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的总统位置坐得好好的。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是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清末民初的中国国情相结合，就产生了大问题。

议会民主制度初行于神州大地，无论在社会基础、人群心理还是制度转变上一时都难以与中国国情相适应。频繁出现的总统制和内阁制的矛盾、行政权力和立法机关的纠纷、纷繁错乱的政治制度等等，都是这种不适应的表现。曹锟公然贿选的闹剧将这种不适应推到了顶点。种种政坛纠纷和冲突，并非源自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而是带有浓厚的党同伐异，甚至是个人利益的色彩。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凯即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政党派系表示了忧虑：“无论何种政党……若仍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经营初造之心，其将何以自解。”果然如他所料，党争混杂着私利，让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完全走了样。

军政两方之间不断出现冲突。江西临时省议会本来支持李烈钧出任都督，后来因督军和议会的权限产生分歧，双方分道扬镳。李烈钧要改选议员，而议员要求更换都督。江西舆论则关注江西参议员郭同回乡后大赌大嫖，抽鸦片烟。广东省议会和都督胡汉民的关系也很不好，指责胡汉民“厉行军政，蹂躏法权”，对于省议会的法律文件不照样执行。而胡汉民则否认省议会有立法权限，指责议会干涉行政。

关于政党的问题就更多了。民国初期著名记者黄远庸曾报道过，有个某省的都督，选人的标准就看是不是他这个党的人，不是就不能做官。该都督对下属进行甄别，也不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属于哪个党。另外一个省的都督则下令，凡是查出下属非本党人士则立即将其免职。如此一来，入党成了谋取官职的工具。看不惯这种政党乱象的人，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江苏都督程德全说得一针见血：“近日实无所谓政党，不过一二沽名之士以党名为符号，而一般无意识之人从而附和，自命政党，居之不疑，叩以政见，毫无所有……智识幼稚，如吾国是，则党派实不应发生太早，由此点思之，吾国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预备，不可言党也。”

因此，民国初年社会对议会民主普遍感到失望。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1913年初，河南都督张镇芳写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阁下智勇深沉，想有善策，如何计划，尚祈密示南针。”段祺瑞回信表示认同，认为“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段祺瑞等实力将领对议会民主失望了，要求回到武力震慑的老路。而对议会民主抱有希望的人，又找不到改造议会的方法。于是乎，议会越来越溃烂。

为什么议会民主在民国初年成功不了？

议会民主的基础是依托于一个活跃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关心政治，自由表达观点，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民初的中国社会，虽然通电、演讲满天飞，组党热潮此起彼伏，热闹得很，但都是东施效颦的假象。通电的内容五花八门，许多人以能够“露脸”为荣；政党千奇百怪，三五好友就能声明组成，分别担任主席、总理和主任，玩笑而已。赵秉钧就曾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归根究底，中国尚不具备议会民主的社会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参与政治的人口比例太少，议会民主缺乏依靠力量。近代中国没有产生强大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兴力量。因此民主革命在理论上的依靠力量极其薄弱，孙中山就长期缺乏强大的支持力量。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没有明确阶级归属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在民国建立后虽然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是缺少了现代议会民主所需要的完备的现代社会形态与之相配套，仅仅依靠这群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不了议会民主的。

二是中国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与议会孪生的政党产生的条件是存在不同群体分化的社会基础，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观察一个社会分化的重要标志是看受教育人群的职业选择，那民国初年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如何呢？北京大学1918年在校学生总数1980人，法科841人，文科418人，理科422人，工科80人，法科学生人数将近一半。7月文科有58人毕业，理科90人，工科17人，而法科为173人，超过了毕业生的一半。(2)大部分年轻精英选择了政法道路（也就是仕途），而选择工矿实业或者商贸物流的精英（理工科）不到四分之一。与之相对应，民初各政党的产生，也只能是从政者内部的分化组合而已。

民国初年，黄炎培曾调查江苏全省中学校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可叹之至。若再细细研究，则升学者不能作为有职业观也，即大学毕业生中亦何尝无失业者，故此等学生最后之结果失业与否仍属一问题。若再调查其有事者，所就者究是何等事业，大抵为教育者居大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工、商者竟无一人”。即便是民主共和的形式已经确立，读书人也依然把读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而不愿意去从事“生利之农、工、商”。

三是议会权力没有得到尊重，即便是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理解认识议会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观念中是没有“议会”概念的，因此即便民国建立了，知识分子从政依然拥堵在各级行政机关和军队中，很少有人去竞选议员。“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议员最多被看做是“闲官”，不管钱不管人，自然没人去竞争了。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1913年的全国大选虽然举行了，但是完全和西方的选举不一样。

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说：“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某某党某某某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他们坐在那里也不听。”西方式的政见宣传和争辩在中国根本不受关注和重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议员竞选就是看到茶馆里多了个高谈阔论者。殊不知，王绍鏊所在的江苏地区的选举情况还算是最好的。其它各地因为竞争选票激起风潮，有的强夺票匦，有的捣毁投票所，有的暴行胁迫，种种坏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难怪袁世凯担心：“诚恐我国民欲藉此选举以求幸福者，将因此选举而得奇祸。”

我们再来看看选举曹锟为总统的旧国会的具体情况如何。旧国会是1913年成立的，就是宋教仁寄予厚望，希望依托它实验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那届国会。从议员的职业来看，议员大多数是官僚和职业政治家，其中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议员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真正实业家或者商人出身的议员少之又少。从教育程度看，大多数议员都在国内外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议会民主为何物。但他们所学的专业几乎不是政治就是军事，对微观经济和自然科学知之甚少；留洋归来的议员多数是从表面立宪、实则君主专制的日本归来的学生，极少有留学英美成熟民主国家的学生。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议会民主如何操作，如何与社会公众保持联系，如何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从传统的四民社会来看，他们还很难脱离士的范畴。”从人员组成上看就不像是个成熟、稳健的议会。到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民国元年选举产生的旧国会的议员们饱经波折。先是袁世凯时期压制议会、迫害议员，接着是黎元洪解散议会，然后是段祺瑞主政拒绝恢复议会，部分议员南下导致旧国会分裂；段祺瑞、徐树铮等干脆成立安福国会取代旧国会。等曹锟、吴佩孚等恢复国会，捧出黎元洪来“法统重光”时，多数议员才哆哆嗦嗦地重新聚拢来。可是当年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早已在坎坷和困顿中暮气沉沉，不思报国而只顾私利了。

旧国会议员们最大的问题是：穷。因为穷，所以旧国会恢复后，买卖选票逐步从私下转向公开。谁想通过有利于本行业、本地区甚至本人的法案，谁想获得内阁或者地方上的职位，谁想借助议会影响行政或者司法，都可以买通议员，如愿以偿。于是，贿赂议员兴起成一个专门的行业，有中间人、有价目表，形成了产业链。如果发生纠纷，甚至可以对簿公堂。我举个例子。当时有人要收买国民党议员邓元，就先委托屈荣崇、梁福通、何承卿三人在中间引见、沟通，结果事成后贿赂和受贿双方都没有给三个中间人中费（介绍费）。三个中间人就联名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其中陈述理由为：“窃买卖房产，中费多寡各方习惯不同，以动物而论，如卖猪买羊，各地亦有成规，断无霸吞行钱之理。岂议员而独不然耶？况猪羊价贱，尚且优待行户，议员价昂，何得刻苦中人。”将贿赂议员和猪羊买卖相提并论，议员和猪羊何异？老百姓就毫不客气地称议员是“猪仔议员”。

因此，曹锟贿选丑闻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曹锟崛起：大军阀原是小布贩

一

我们把时间向前推到1912年。当年的2月29日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边放枪，边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北洋军毕竟是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张鸣《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从2月29日到3月2日的三天时间里，第三师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杂货铺等均遭洗劫。事后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

就是这件事帮助了袁世凯随即以“北方不靖”为名向南京临时政府要求暂缓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逼清室退位，孙中山履约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但为了约束他，南京派来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敦请袁世凯早日南下就职。）29日晚，曹锟部队的乱军骚扰了代表团驻地。蔡元培等人听到密集的枪声，连夜随人逃离险地，真的相信了一旦袁世凯离开，北方局势将恶化这一说法。基于这样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同意袁世凯在北京老巢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政府也迁到了北京。

无疑，袁世凯是那场并不太在行的“兵变”的最大受益者。

主持兵变的曹锟是袁世凯的爱将，第三师是袁世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兵变后，袁世凯虽然承担追究责任的巨大压力，但仍旧没有给予曹锟任何惩罚，因此天下人都认定兵变是袁世凯密授的，是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压的手段。

曹锟则被视为直接指挥兵变的罪魁祸首，开始和丑闻沾染在一起。只是后来贿选总统的丑闻更大更臭，使人们忽视了曹锟还是民国历史上第一场兵变的指挥者。

二

曹锟，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天津大沽口贫民家庭。其父曹本生以排船为业，生子女七人，次子是曹锟。因为家境贫寒又人口众多，曹锟16岁就开始推车卖布于津沽之间，当了名布贩子。曹锟长得呆头呆脑，不是做生意的料，常常醉卧街头，身上钱财被人洗劫一空；他又长得矮胖憨厚，谁叫他帮忙，他总是不吝力气地一帮到底，人称“曹三傻子”。但是曹锟的心态很好，虽然生活贫困又被人看不起，但他不以为意，一笑了之。

曹锟的职业发展规划本是当一个街头小贩度日。所以当有一天，曹锟在推车卖布时被一个算命先生拉住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的时候，曹锟认为这个算命的不是想骗他钱就是故意讽刺他“曹三傻子”，挥拳将算命先生暴打了一顿。后来的发展证明，被打的算命先生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学无术、骗吃骗喝，还真是有点水平的，起码能看出曹锟日后会有所发达。

小人物的成功还要感谢乱世。曹锟后来卖布经营失败，连小贩也做不了了，但历史提供给他最后一条路可以走：当兵去！（还有一说是曹锟无意得罪了家乡一户有权有势的人家，遭人追打，不得已才跑去当兵的。）年纪不小的曹锟丢下卖布车，进入了天津武备学堂学习，之后做了清军的哨官，还曾随部参加了1894年的朝鲜战争。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曹锟在小站陆军草创时期，转投袁世凯门下，扛好了枪站好了队。当时曹锟已经33岁了。

矮胖子曹锟想在小站新军中谋求发展，劣势可以说非常明显。他最终能在人才济济的新军中脱颖而出，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首先，曹锟的年纪偏大，没有任何背景，长得憨厚，做人老实巴交，常常受人欺负。然而话说回来，这种种缺点换个角度看又成了他的优点。在新军谋求发展的早期，袁世凯恰恰需要像曹锟这样老实听话、努力干活的人，于是很快就注意到了曹锟这个低级军官。曹锟看起来傻，但其实心底并不傻。他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也是天津人，就在天津住着。于是，曹锟备下厚礼前去拜谒。曹克忠暮年见有小老乡来殷勤拜访，很高兴，听说还是同姓，马上去查族谱。一查不要紧，曹锟竟是曹克忠的族孙。曹克忠于是高兴地正式认曹锟为族孙，还派人去袁世凯那儿为曹锟的前途通融。一来二去，曹锟就成了袁世凯的亲信。对袁世凯，曹锟始终恭敬畏惧，每次谒见都军容整齐，站得笔直，从不敢坐；对曹锟，袁世凯毫不掩饰情绪，想骂就骂，而且骂得还很凶。外人看起来，觉得袁世凯似乎不喜欢傻傻的曹锟。其实，只有关系亲近的人，领导才会不假辞色地言辞训斥。真正遇到难题、急事，领导也都交给这样的部下去办。

曹锟就这样一直跟随袁世凯，在1907年荣升为第三镇统制。第三镇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曹锟担任此职后，开始被人所注意。后来袁世凯遭到清廷猜忌时，徐世昌设法将第三镇调往吉林、黑龙江等地。袁世凯重返政坛后，曹锟的第三镇奉调入关，不是去镇压武昌起义，而是驻扎在山西娘子关，镇压山西阎锡山，监视有异心的吴禄贞。好钢用在刀刃上，可见在当时袁世凯心目中，镇压武昌起义远远不如稳定后方重要。此后，曹锟长期担任第三镇统制、第三师师长，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在北京就职的借口。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监视南方革命势力。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不同，曹锟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接受了袁世凯“虎威将军”的称号和“一等伯”的爵位。护国运动爆发后的1916年1月，曹锟还奉命率部入川，与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作战。袁世凯死后，曹锟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还继续活跃在政坛上。因为他掌握着北洋军的精锐主力，之后历届北洋政府还需要倚重他。

1916年9月，曹锟出任直隶督军。他长期驻防保定，使直隶地区牢固掌握在直系手中。等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曹锟因为兵多地广，超越王占元等人，成为了新直系的首领。

曹吴配合：最大的本钱

一

小布贩曹锟天生就有领导才能。当总统的时候，外交总长顾维钧和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人不和，双方曾就驻伦敦公使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吴毓麟是曹锟的爱将，跑过去向曹锟进谗言。曹锟立刻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预？”

没文化的曹锟眼光很锐利。1920年华北大旱，田产荒芜，耕牛闲置。直隶的牛价大跌。曹锟乘机四处派人以每头3元的低价收购耕牛，计划以每头23元的价格出口国外来牟利。此举遭到百姓反对，北洋政府迫于压力禁止耕牛出口。曹锟手里积压了上万头牛，卖不出去。他随即下令宰杀全部耕牛，加工制成咸牛肉出口，依然赚了大把钞票。这就好像当年前往小站投奔袁世凯一样，是需要独到的眼光的。

领导才能和锐利眼光相接合，让曹锟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本钱”。

1913年曹锟进军湖南。时任湖南督军汤芗铭向曹锟讨要第三师的一个军官：“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早年从军，在第三师内升任至炮兵团长，但一直没有引起曹锟的注意。(3)当时，吴佩孚刚被明升暗降为第三师副官长，正郁闷得不行。汤芗铭就想借来协助自己治理湖南。可曹锟从他的借人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吴佩孚的价值，马上把吴佩孚找来深入交谈，认定此人果然出类拔萃，马上任命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引为军师和助手。汤芗铭因为有挖掘吴佩孚的伯乐之功，曹锟很感激。之后汤芗铭仕途坎坷，境遇落魄，曹锟始终护着他。也有说法是汤芗铭向曹锟借用吴佩孚并非要重用他，而是要陷害他。原来汤芗铭在湖南杀戮过重，人称“屠夫”；而吴佩孚很注意和湖南绅商民众搞好关系，还在全省大会上公开批评汤芗铭害民。汤芗铭就想把吴佩孚“借”过来当自己的部下，以便好好“收拾”他，不想歪打正着，成全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一段佳话。

吴佩孚

曹锟出任直隶督军后，吴佩孚继任第三师师长，成了新直系的“二把手”。曹锟选定了吴佩孚就完全信任吴佩孚，事无巨细都征询吴的意见，放手让吴佩孚自由发挥。吴佩孚常常越俎代庖，不经请示就签署命令，甚至任命重要人事，曹锟几乎从不干涉，需要他追认的他一概配合，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后来，吴佩孚成了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一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头号人物）。即使看到吴佩孚功高震主，风头盖过自己，曹锟也没有心理失衡，而是一笑了之。他常常对别人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

“本钱”吴佩孚也真正没有辜负曹锟的信任，为曹锟赚了许多“利润”，建立了辉煌的战绩和政治功勋。在湖南，吴佩孚攻城拔地；在四川，吴佩孚大胜护国军，为曹锟赚足了面子。曹锟担任直隶督军七年，其间新直系军阀的实力日渐壮大。曹锟驻扎在保定，主要是扼守战略要地，冷眼旁观北京政治风云。吴佩孚先驻于湖南岳州，后驻于河南洛阳，帮曹锟经营两湖事务、占据河南，招兵买马；同时曹吴互成犄角呼应之势，使得新直系军队南北贯通中原。在讨伐张勋复辟、应对南方护法、处理直皖矛盾过程中，都是曹锟摇旗呐喊，吴佩孚冲锋陷阵。吴佩孚不仅刀枪功夫了得，文采也很不错，在五四运动期间连接抛出精彩檄文，声援爱国运动，同情爱国民众，指责段祺瑞皖系对外妥协、对内腐败谋私。段祺瑞多次督促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申饬，曹锟则虚与委蛇，一方面假意责怪吴佩孚几句，一方面反过来替吴佩孚向段祺瑞索取第三师的军饷。一来二往，吴佩孚毫发无损，军队实力和民众声望与日俱增。中央政府奈何不了他，曹锟事事仰仗他，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另类。(4)

二

1920年，直皖矛盾不可调和，吴佩孚准备讨伐段祺瑞。段祺瑞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优于曹锟的直系军队。奉系张作霖居中调停，暗中问曹锟：“三哥，皖系兵多械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回答：“我没有把握，但子玉（吴佩孚字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进攻皖系控制的北京。吴佩孚借暴风雨的掩护，突袭京西皖军司令部，旗开得胜。曹锟跟在吴佩孚后面前进，告诫他要多加小心。吴佩孚却甘犯兵家大忌，将小山炮尽数集中在第一线，用炮火猛攻皖系军队，速战速决，大败段祺瑞。奉军也在天津打败徐树铮。皖军趋于瓦解，直系和奉系共同入主北京。曹吴赢得了直皖战争的胜利。北洋政府遂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以吴佩孚为副。

直皖战争之后，直奉矛盾迅速上升。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对华北地盘很有“想法”；但吴佩孚布局华北，不让奉系染指。张作霖恨起吴佩孚来，说：“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吴佩孚则认为张作霖是“坐观成败者”，捡了直系的便宜。曹锟不愿直奉两派翻脸，就让总统徐世昌撮合，和张作霖结为了儿女亲家。可利益冲突不是子女的亲事能够化解的，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态度依旧都很坚决。1922年4月，奉军抢先发动进攻，张作霖扬言专攻吴佩孚，而与曹锟无关。镇守天津的是曹锟的弟弟曹锐。曹锐心里其实对独揽大权的吴佩孚由妒生恨，存心拆台，他于是主动弃守天津，让东路奉军长驱直入。在西路，吴佩孚苦苦支撑，在京西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和奉军激烈交战。双方胶着在一起，难分胜负。紧要关头，吴佩孚转守为攻，出奇兵绕到奉军背后，直扑卢沟桥。西路奉军腹背受敌，战线动摇。直军奋勇进攻，奉军一败涂地，节节败退。东路奉军知道后，军心动摇，也跟着后撤。乱军挤到滦河边上，幸亏奉军将领杨宇霆事先搭好了浮桥，才得以退出关外。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战后直系独霸中原，达到了势力的巅峰。

奉系军阀合影，中坐者为张作霖

所谓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巅峰时期的直系内部产生了诸多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曹锟和吴佩孚在总统问题上意见不一。吴佩孚支持曹锟竞选总统，但反对曹锟用非法手段谋求总统职位，认为应该先请黎元洪复位，并召集旧国会，再选举新总统。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复职，恢复旧国会，实现了“法统重光”，成为曹锟的一大“政绩”。但曹锟只将此事作为点缀，迫不及待地要重新选举总统。吴佩孚劝他忍耐一时，等待黎元洪任满之后再展开竞选。这一次，曹锟为权位所诱惑，没有听吴佩孚的意见，和曹锐、王承斌、冯玉祥等人踏上了贿选之路。吴佩孚无力挽回，只得听之任之，没有反对也没有参与贿选拉票。为此，吴佩孚和直系内部支持贿选、犯红眼病的人产生了矛盾。在外部，皖系残余势力、浙江军阀卢永祥被直系打败，向奉系求援。奉系在关外舔舐伤口，随时准备反扑。吴佩孚则退居洛阳，北京的重要政务曹锟依旧时时咨询于他。

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似乎是直系辉煌的回光返照。第二年（1924年）九月，张作霖兵分六路入关，再次打响直奉战争。

战争开始时，奉系进展很快，直系眼看情况不妙。曹锟连拍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吴佩孚进京主持大局。面对强敌，直系内部暂时团结起来。吴佩孚到京时，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列队欢迎，曹锟握住吴佩孚的手激动地说：“子玉辛苦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曹锟主动让吴佩孚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吴佩孚义不容辞地就任了讨逆军总司令，调配军马御敌。

冯玉祥

然而时过境迁，此时的新直系内部已经不复早前的团结，将领们各怀鬼胎，吴佩孚不能真正指挥各支部队。其中闹分裂最出名的就是冯玉祥。冯玉祥是推翻黎元洪、捧曹锟上台的积极分子。为了逼黎元洪去位，他天天都乱兵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向黎元洪讨要军饷。军队逼宫是黎元洪去位的重要原因。而冯玉祥就是幕后主使者。曹锟上台后，冯玉祥自认为功劳很大，居功自傲。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推荐冯玉祥担任河南督军。冯玉祥满以为能在河南大展拳脚，谁想直系“二把手”吴佩孚驻节洛阳，他这个河南督军处处要听从吴佩孚的命令。冯吴两人摩擦不断，种下了矛盾的种子。曹锟见状，调冯玉祥进京做了陆军检阅使，负责京畿防务，才暂时化解了矛盾。如今大敌当前，吴佩孚命令冯玉祥统率一师三旅两万多精锐部队，去承德、赤峰方向作战。兵马未动，冯玉祥就索饷15万。吴佩孚大怒，对冯玉祥的要挟很不满，但还是先拨付了10万军饷。冯玉祥部队开拔后，又要求平奉之后由他来取代张作霖担任东三省巡阅使。这回，吴佩孚断然拒绝了。(5)冯玉祥很不满意，开始与奉系暗中勾结。他的部队稀稀拉拉从北京出发，多数积压在后方，到达前线的只有少数兵力。

除冯玉祥外，王承斌、孙岳、温树德等直系将领也各怀鬼胎，不好好出力。战局对直系越来越不利。

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吴佩孚按捺不住，遂披挂上阵，亲抵山海关。当时，直军在山海关前线正面与奉军主力作战。吴佩孚的到来使军心大振，加上他指挥得当，战局有所改善。吴佩孚为了彻底扭转局势，就向直系各部调兵，同时将后方看家的主力第3师也往前方调动。冯玉祥等人最忌惮第3师，此师一动，留在北京的党羽马上就将这个“喜讯”电告了冯玉祥。结果，吴佩孚的援兵没有调来，噩耗反倒抢先到来：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软禁了曹锟！史称“北京政变”。吴佩孚严令封琐消息，寄希望于孙岳的京畿警备军能够“勤王护驾”。不久，却传来孙岳附逆的消息。曹锟被逼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吴佩孚知道大势已去。前线直军四处溃败。吴佩孚收拢六七千人马想去北京与冯玉祥打一仗救出曹锟，结果在京郊被击溃。直系大军惨败，多数为奉军缴械俘虏，吴佩孚南逃。直系的鼎盛时期就此结束，曹锟也成了阶下囚。

末年流寓：晚年不如意和保守晚节

一

北京政变前，曹锟曾想笼络住冯玉祥。在冯玉祥的原配妻子去世后，曹锟就放出话去，要把女儿嫁给冯玉祥。然而冯玉祥不为曹锟的权势所动，婉言加以拒绝。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瞅准机会，动员军队每日徒步急行军200里左右返回北京，在内应配合下鱼贯入城——孙岳打开安定门正等着呢！冯玉祥剪断了北京全城电话线，截断市区交通，封锁了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孙岳派兵包围了曹锟的卫队加以缴械，曹锟接着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联络。

冯玉祥控制住北京后，对曹锟很有“清算”的意思。他逮捕惩办了曹锟政府中的贪官污吏，还将大贪污犯、曹锟的弟弟曹锐押解到案，逼着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又派王承斌去劝曹锟下台。王承斌是之前劫车夺印逼黎元洪下台的那位直隶省长，更是给曹锟张罗贿选的“大功臣”。面对这样的逼宫部下，曹锟无疑是百感交集。

1924年11月3日，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被冯玉祥囚禁。冯玉祥又逼曹锟罢免吴佩孚的本兼各职。

冯玉祥和张作霖两派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公推已经失势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组织执政府。段祺瑞政府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

就这样，段祺瑞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但权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所谓的“执政”名号大有来头。它是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为段祺瑞借用来的，取代“总统”的称呼。因为北洋政府的历任总统，从袁世凯到曹锟都没有好下场，“总统”两个字似乎沾染上了晦气，让后人不愿意再用。同时出于现实的考虑，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全靠奉系和冯玉祥的提携才出任名多实少的元首，办事都要看张作霖和冯玉祥的脸色，哪里还敢称“总统”？再说，曹锟贿选已让旧国会名声扫地，国会瘫痪，无法选举总统，段祺瑞自然也就没有做总统的合法性了。

吴佩孚

不曾想，段祺瑞这一改，让“总统”二字断绝了二十多年，直到1948年，蒋介石才重新把它从美式民主中再请回来，搞了个立宪国会，自己选自己做了总统。

接上文，却说吴佩孚从山海关南逃，经海路途经上海先到湖南落脚，依托湖南军阀赵恒锡，发出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的号召。直系虽败，但架子还在。残余将领深感内讧的前车之鉴，纷纷表示要精诚团结，重振雄风。曹锟在北京做了阶下囚，大家就推举吴佩孚为新领袖，重新举起了直系的大旗。除了湘、鄂、川、黔四省，晋、豫、陕三省也响应吴佩孚的号召，以吴佩孚为联防司令。吴佩孚于是以河南、湖北为根据地，联络奉系张作霖，全力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直系的进攻，又遭奉系的挤压，处境日趋艰难。他一度向吴佩孚求和，被吴佩孚拒绝后不得不通电下野。(6)

冯玉祥一下野，留守北京的部下鹿钟麟等人就主动释放了曹锟，以求缓和与吴佩孚等人的矛盾。曹锟一下子又变回了总统。门庭若市，问安送礼者踏破门槛。曹锟的自我感觉很好，把辞职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想重当总统。他知道如今吴佩孚不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已经是直系的领袖了，重当总统离不开吴佩孚的首肯，于是以总统的名义隐晦地向吴佩孚提出了试探。吴佩孚本来就不认同曹锟贿选的行为，况且如今直系势力大为削弱，受到北方奉系、广东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残余力量的挤压，无力支撑曹锟的总统虚名。他发电报明白地告诉曹锟：“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曹锟的总统生涯彻底结束，成了一介平民。

二

曹锟下台后，举目四顾，发现天下纷争，难有自己的清静之地。好在他相信自己和吴佩孚有鱼水之情、往日之恩，吴佩孚不会不收留自己。于是，曹锟在1926年南下郑州投奔吴佩孚。吴佩孚也很重情义，收留了曹锟，还像往日对待上级一样尊敬曹锟。可惜吴佩孚为官清廉，自己的司令部都设在京汉铁路车站里面，人多屋窄，没有能力接纳“前总统”曹锟一行人，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不愿意去开封，因为他和开封的行政长官素来不和。但他体谅吴佩孚的难处，只好伤感地寓居开封。在开封，曹锟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开始看破红尘一心隐居。期间，新直系与奉系的关系大为缓解，张作霖不时来信，称呼曹锟为“三哥”、“亲家”。

然而后来，吴佩孚的境遇却进一步恶化。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北接连大败直系部队，占领两湖地区；北边的张作霖趁火打劫，南下逼迫直系地盘。吴佩孚好不容易拼凑的直系“中兴局面”立刻江河日下。1927年，直系主力被歼，地盘日渐狭小。吴佩孚放弃河南逃亡四川，成了流亡政治家。留在开封的曹锟，在吴佩孚逃后无依无靠，情况更加不妙，只好回到天津老家，在租界里做寓公。

曹锟隐居天津租界时，外边局势突变。先是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推翻了从1912年开始的北洋政府。之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告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时代彻底终结。北洋系统的各个人物，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往日仇敌，都已经辉煌不再，散落民间。曹锟在北洋系统中人缘还算不错，晚年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曹家的常客中有名的有：齐燮元、高凌蔚、宋哲元、阎治堂、靳云鹏等人。大家回忆早年经历，谈论政局，打打麻将，生活得还挺充实。吴佩孚在四川等地流亡了一圈以后，也选择定居天津。但他曾经宣布过“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7)所以遵守诺言，不来曹锟的租界住所拜访老上级，只是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晚年曹锟还交了一大群穷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拉洋车、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晚年曹锟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几位夫人因不愿同住而分居各处，自选房屋。曹锟早年长期无子，所以过继了曹锐之子曹少珊为嗣。后来，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了，曹少珊就返回了曹锐一系，不再是曹锟的嗣子。但曹少珊实际上仍然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这让曹锟的子女们十分不满，经常发生财产纠纷。晚年曹锟控制不了家庭内部矛盾，家人们也常常不给曹锟好脸色看。家庭矛盾使身患糖尿病的曹锟，一度竟得不到照顾。

曹士岳娶的是袁世凯的女儿袁怙贞为妻。夫妻俩的感情很不好，一次吵架之后，曹士岳冲动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家虽然在袁世凯死后家道中落，但影响还在，气势汹汹地找到曹家来问罪，还提出了诉讼。曹士岳被捕入狱。袁世凯和曹锟两家因为子女婚姻问题竟打起了官司，立刻成了京津各报的热点新闻。曹锟思想比较传统，视为奇耻大辱。最后，曹家将曹士岳保释出来，让曹士岳和袁怙贞离了婚。

曹锟最大的不如意还是在隐居十年之后，华北沦陷，自己做了亡国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曹锟出任伪职。曹锟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妙，但面对高官厚禄还是保持了民族气节，怒斥劝诱之人：“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已做了汉奸的部下齐燮元叩门求见，曹家拒不开门。曹锟还谆谆告诫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

1938年，台儿庄大捷。曹锟高兴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当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租界，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都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褒奖曹锟的民族气节，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次年12月，吴佩孚在北平逝世。他的死因很可疑，公开的说法是死于牙疼。但人们普遍认为是给吴佩孚治病的日本医生下了毒手。因为吴佩孚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国民政府同样褒奖吴佩孚，也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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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票的这些人中，最后的孙美瑶是山东的江洋大盗，以绑票洋人勒索钱财出名；陈三立、严修是社会名流；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其他人都是政治人物。这多少能反映投票者的好恶倾向。至于投“五千元”的1票，投“三立斋”的3票，“玩票”性质明显。

(2) 参见《教育公报》第6年第3期（1919年3月20日），第58页。

(3) 吴佩孚和曹锟性情大为不同。曹锟常戎服佩刀，令人望而畏惧；而吴佩孚布衣布鞋治军，常手执唐诗宋词吟诵不绝口，给人迂腐的感觉。军中称吴佩孚为“书呆子”。这可能是之前曹锟长期没有重视、提拔吴佩孚的原因。

(4) 吴佩孚为人俭朴严正，多谋善断，手不释卷，成为北洋系统核心人物后，依然保持朴素作风和书生本色。他穿旧军服和布鞋，读书不止，和那些穿金装军装、乌亮牛皮靴、生活奢侈的北洋将领（包括上司曹锟）截然不同。北洋各派将领表面称吴佩孚为“玉帅”、“吴二哥”，背后则叫他“秀才”。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则称他是“学者军阀”。

(5) 冯玉祥所部装备较差，前往作战的地区又山高路险，任务艰巨。冯玉祥索要军饷也有道理。吴佩孚对冯玉祥已经有了疑心，不仅在北京留了孙岳的一个旅断后，又命令直系偏师胡景翼率部跟在冯玉祥后面监视。不想，孙岳、胡景翼暗中早与冯玉祥结成了政治同盟，进退与共了。又有说法是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人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就结成了“反直同盟”。曹锟、吴佩孚都被蒙在了鼓里。

(6) 冯玉祥在1925年春迫于奉皖压力，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他的部队改称西北军。之后冯玉祥亲近共产党，1926年被奉直联军逼迫下野后赴苏联考察，夏天回国后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将部队改为国民军，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时期，冯玉祥参与新军阀混战，在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并分裂出许多支系，其中出名的有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部队和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冯治安的部队。1931年后，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曾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坚持抗日，奔走呼吁，和国民政府渐行渐远。1948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国乘船回国，在前苏联敖德萨港附近死于轮船失火。

(7) “四不”源于吴佩孚的自撰对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吴佩孚恪守了这“四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评价道：“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如何，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

后记：大变革时期的大人物

一

感谢大家阅读此书。

这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以1928年东北易帜为界，“中华民国”38年历史（1911年至1949年）可以分为两段。前17年北洋军阀操纵北京政权，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北洋政府时期”。这本《总统们》里的总统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五位总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共六位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乱得一塌糊涂。16年间，北京召集过五届国会，颁布过7部宪法，组建过42届政府，约60个人担任或者代理过内阁总理。但以“总统”名义执政的却屈指可数，其中临时大总统2人（孙中山、袁世凯）、大总统5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他名称的国家元首有临时执政1人（段祺瑞）、陆海军大元帅1人（张作霖）。这8个人中，中间的6个人都在小站练过兵，是百分百的北洋枪杆子人物（徐世昌虽出身翰林，但投笔从戎），最末位的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投靠了袁世凯，也算半个北洋枪杆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位西式政治家，不做军阀的那一套，可也掏过手枪扔过炸弹，军事经验不逊于其他诸人。8位国家元首都深深地与乱世军队牵连在一起，是民国早期的一大特色。

本书又是怎么写这六位总统的呢？

老实说，书中的六位总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课本教、电视放、报刊写、口耳相传，相信每位读者肚子里都装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要把他们写好、吸引读者重返清末民初去看他们的作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本书写的是我心目中的六位民国总统，我尝试着写出他们的另一面。因为我觉得，人们对六位总统惯常的认识存在偏颇，许多史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比如课本上的袁世凯就戴着一张面具：面目狰狞，一无是处。我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政见、一心追逐权势的卑鄙野心家。他在朝鲜局势、编练新军、主政直隶、晚清新政等方面都有建树，是当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被许多人看做是稳定局势的强权人物。但在西方民主共和问题上，袁世凯无知，而且排斥。他曾对西方外交官说：“我们传统的习惯与你们西方的很不相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的抽象的政策观念。”考虑到袁世凯一生只有四年生活在民国，他的底色是传统的、旧式的。他首先是个清朝权臣，其次才是民国总统。实事求是地讲，袁世凯对局势的判断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能彻底解决的，骤然照搬西方制度反而会激化中国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在中国国情下水土不服。当然，袁世凯肯定是个大罪人。他的罪过在于，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力人物理应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富强之路，可他却将中国步步引入歧途，直至个人粉墨登场南面称孤。袁世凯对民国初年的局势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许多人看到袁世凯做过皇帝，就以为袁世凯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其实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袁世凯终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留着两撮大胡子，又喜欢喝粥，几乎每餐都喝好几种粥，有大米粥，有小米和玉米混掺的粥，还有一种河南的绿豆糊糊。袁世凯吃东西很快，几口就吞完了一大海碗的面条，常常弄得胡子、衣服上沾满饭食。即使当了总统，袁世凯也从不用手绢，抹汤汁、擤鼻涕都用衣袖擦擦，结果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更“乡土”的是袁世凯不爱洗澡，与当时北方农村的老农一样每年只在过年时洗澡，平时就用湿毛巾擦一擦身体完事。别看袁世凯留下来的戎装照威风凛然、光彩照人，可就光鲜那么一层，里面还是一个河南老农。

后人常常仅凭结果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生。袁世凯日后的表现让许多人过分关注他的恶行，忽视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其他几位总统的遭遇也类似，不到百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沉淀了不厚不薄的尘埃。希望本书多少能吹散一些历史的尘埃，显露真迹。

北洋政府时期顺带着也沾染了不少的历史灰尘。那是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统治薄弱、民生暗淡的时期。东南西北军阀攻来打去，全国一盘散沙；外辱不断，中间还夹杂着“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怎能不叫爱国志士为之扼腕叹息？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并非一无是处。恰恰是政府控制力的薄弱，才给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带来宽松发展的空间，非政治层面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事物，都可以在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中找到模糊的源头。近年来，人们拿出望远镜回望民初社会，兴趣盎然。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民初社会拥有若干值得肯定、珍惜和回顾玩味的东西。

二

1912年4月16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了署名“天仇”的文章《胆大妄为之袁世凯》，此后一连发表了10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历数袁世凯劣迹。“天仇”是当时年仅21岁的戴季陶的化名。他把袁世凯批判得体无完肤、十恶不赦，更在4月26日发布《讨袁世凯》一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坦然处之。尽管有时候，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很不高兴，和作者、编辑对簿公堂，但对簿公堂本身就意味着北洋军阀对媒体的宽容。比如冯国璋曾经因为报纸称他为“狗”（他本来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狗”），愤而与报馆法庭上相见。但他对报刊媒体总体是宽容的，并无取缔、操纵之举。民国初年的报馆遍地开花，繁荣得很。报馆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比如戴季陶之类的“愤青”，往往因某个事件或者不公现象抨击政府，指名道姓骂政治人物。他们的监督很有意义，但很多时候是仅凭有限的事实乱扣帽子乱放炮。1912年早期，袁世凯的形象和作用还相当正面，《民权报》和戴季陶的言行遭到了同盟会稳健派的反对。同盟会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打起了笔仗，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搬出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来，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其实，《民立报》自己也批评袁世凯，只是比较温和而已。

宽松的环境让戴季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熊希龄财长与列强银行团磋商的借款时候，“天仇”发表了一篇言辞激越的奇文《杀》。全文四句话，24个字：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于是，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季陶“鼓吹杀人”为名将他逮捕。十里洋场各报馆顿时大哗，强烈要求租界当局放人。国务总理唐绍仪也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租界当局第二天就让戴季陶交保开释，不久以“妨害秩序”罚款戴季陶30银元结案。

这便是民国初年社会的好玩之处，当时有“报馆热”、“政党热”、“办学热”、“新学热”、“出洋热”等等。大城市中，称会、称党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上海百姓专门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一类人：街头政治家。有那么一群人，终日里西装革履、挟着公文包，与社会三教九流广有联系，满嘴新名词，什么国家、政府、民主、共和、平等、富裕等等。一旦国家有事或者社会上出了热点问题，他们就鼓噪而起，成立若干协会、团体或者大会。别看这些全国性团体的总部设在里弄的某个亭子间里甚至是楼道的一角，却丝毫不影响街头政治家们的热情。于是，五花八门的通电充斥中国上空。一些人甚至以名字列入通电为荣，至于这些通电有没有人看没关系，只要自己能露脸就行了。如果有人去看电报内容，即使看完觉得电报狗屁不通，通电之人也得意洋洋，多了份炫耀的谈资。当是时，西方风气汹涌进入中国，主流观念希望中国大地能够复制西方社会，可惜学得不深不好，就变成了上述情形。

民国初年，中国大地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不单单有传统王朝崩溃新权威未能建立的混乱，还有中西方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混乱。如何看待这个大变革时期呢？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因为缺乏社会铺垫和思想教育，依然没有逃出中国传统“改朝换代”的范畴。“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堕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这些民遥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客观存在的，有目共睹的，但传统被掩盖了，新的东西被夸大了。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中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面对几十位临时参议员宣誓，誓词很短，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千年古国告别了王朝，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各国都经历了从王朝到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很艰难，涉及各方各面，难免存在反复。英国就有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法国有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称帝，俄国的转型期更长，农奴经济、专制残余和薄弱的经济让自上而下的历次政治跃进都大打折扣。民国建立后种种乱象，常让人有痛心疾首之感，但是如果放在社会艰难转型的大背景中观察，我们也许会平常、客观一些。转型的疼痛表现为社会乱象，也许是中国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

三

每一本书的完成，都是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结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唐德刚著的《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中国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2的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真假共和-1913的中国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朱宗震著的《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版；夏双刃著的《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李菁著的《孙中山传——天下为公》，华文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王政著的《历史的棱角》，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版；刘秉荣的《荒诞史景——北洋官场迷信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本书的主要参考论文都下载于“中国知网”，计有：郭剑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北洋政府时代》，载于《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卢古质、丰晓飞的《孙中山与陈粹芬分手之谜》，载于《东南早报》2005年06月16日；胡绳武、金冲及的《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载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王业兴的《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载于《学术界》1988年第3期；李文海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献身精神》，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4月17日；郭剑林的《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载于《学术月刊》1988年10期；徐庆全的《大总统孙中山廉洁自律》，载于《炎黄春秋》1996年03期；汪东林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载于《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劳允兴的《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载于《炎黄春秋》1996年11期；祁建的《孙中山和北京湖广会馆》，载于《大地》2005年第5期、第6期合刊；严泉的《袁氏当国的制度转型视野中的民国初年》，载于《书屋》2005年第10期；姜新的《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的哲社版》1992年第4期；骆宝善的《再论戊戌变法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载于《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戴逸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载于《北京日报》1999年6月23日；李毅的《袁世凯墓穴之谜》，载于《湖南档案》2003年第1期；陈子曦的《嗜肉加纵欲，袁世凯死于尿毒症》，载于《医药世界》2008年5月；邓亦武，黄佳的《袁世凯政权灭亡原因新解——从新权威主义结构张力看袁世凯政权的灭亡》，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苏全有、董洁的《袁世凯的洹上村三年》，载于《中国社会导论》2008年03期；袁静雪的《在父亲袁世凯“称帝”的日子里》，载于《文史博览》2007年01期；明贤的《日常的袁世凯》，载于《文史天地》2008年07期；马勇的《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载于《学术界》2004年第2期；彰无忌的《关于袁世凯的一些忆述》，载于《文史精华》2007年第5期；郭剑林的《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载于《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邓亦武的《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载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1月；郭玉富，张根生的《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李永春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9月；李永春的《“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政府外交与社会舆论》，载于《求索》2007年第9期；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载于《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苏全有的《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载于《舟山学刊》2005年第4期；马良玉的《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载于《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林增平的《黎元洪与武昌首义》，载于《江汉论坛》1981第4期；李小文的《论武昌首义中的黎元洪》，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汪朝光的《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皮明庥的《武昌起义后的反黎风潮》，载于《武汉春秋》1984年第5期；康沛竹的《徐世昌在东北活动述略》，载于《求是学刊》1900年第5期；郭剑林的《徐世昌与小站练兵》，载于《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景东升的《徐世昌对洪宪帝制的谨慎抵制》，载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张淑娟的《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载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徐玉琢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晚年》，载于《纵横》1996年第11期；黄林的《晚清重臣徐世昌略论》，载于《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另外，本书还参考了若干网络文章，比如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发表在天涯煮酒论史版块的作品《革命与宿命》；李学通：《袁世凯的小辫》，载于“近代中国研究”网站；袁伟时：《袁世凯的脸谱》，载于“近代中国网”；王晓秋：《孙中山与一位日本“奇人”》，载于南方网理论频道文史哲教栏目；黎志滔：《孙中山遗嘱是谁起草的？》，载于中国侨网“侨史钩沉”栏目；TOM博客黄文治历史专栏：《日本与袁世凯复辟帝制》；史冷金：《床下都督黎元洪的另一面：生活简朴的敦厚长者》，载于光明网；载于凤凰资讯网历史频道的《袁世凯称帝前蒙骗冯国璋、梁启超的历史真相》；来源于先锋国家历史的《点燃引线的大总统徐世昌》，来源于网易新闻中心的《徐世昌：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百度百科中的“曹锟”、“吴佩孚”等相关词条。

其他有“一面之缘”或多年前对我产生过影响的相关文献，恕不能一一列举。有时在寂静的夜晚，经历了劳累的工作的一天后，我看着并不通俗、大众的文献，感觉自己不是孤独一人。谢谢所有的前人与同行，感谢你们的有益工作。

四

在后记的最后，照例应该对本书的成书过程做一个介绍，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这本书我耗时两年，着力不浅，中途曾经想过放弃，所幸坚持了下来。本书动笔于2008年的秋天，原本是他人的约稿。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难度之大、未知之处越来越多。中间经历过两次大的修改，一次是2009年中，一次是2010年秋。现在的稿子和初稿相差较大。2009年秋，九州出版社好心的编辑云岩涛将我介绍给了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东方资治对书稿表示了兴趣，并让它走上了出版流程。

我要感谢东方资治的王总，感谢他的肯定、鼓励和支持；感谢张雁春、闫静、杜仕军几位编辑，感谢他们的谬赞、宽容和辛勤工作。同时，我要感谢在本书编辑、印刷、发行过程中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行们。图书出版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没有大家的辛勤付出就没有本书的最终问世。我特别要感谢唐琳娜，谢谢她的支持和对书稿在写作和修改中的意见。她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任何一本图书都是“遗憾”的产物，对于编辑来说如此，对于作者来说更是如此。本书在史料遴选和观点阐述方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张　程

二〇〇九年五月于朝阳水南庄

二〇一〇年十月修改于朝阳水南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