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观止（插图第6版）

（美）贺兰特·凯查杜里安
简介
1968年，凯查杜瑞安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世界上人类性学方面首批大学课程中的一门。从那时起，无数学子深受惠益。而这部从其课堂讲义脱胎而来的《性学观止》，多年来已被译成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汉语，风行全球。

在这部美国第一部成功的性学教科书中，作者不拘泥于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医学范畴，而是拓出一个更为开阔和纵深的角度，将性视为生物本能、生理驱动、精神意志、道德观念、法律习俗的多元辐射聚焦的焦点，在以科学客观的精神进行专业探索的同时，更倡导一种正视、理解、宽容、不滥用、不利用的性态度。在本书最令人称道的第六部分，作者以近二十万字的辉煌篇章，综合运用考古学、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手段，来探讨性与文化、历史、道德、法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揭示性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哲学美学意蕴，其用力之深、涵盖范围之广，举世罕见，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部公认的性学经典读本，被认为无论在清晰程度、说服力和材料的翔实可靠诸方面没有同类书可与之相媲美。

此电子书为该书中文第6版插图完整版。与网上现存的简版绝对不同。

致中国读者
中文第6版序：传播性学的圣火
中文第6版序：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中文第4版序：为性学正名
中文第4版：导言
英文第4版序：美国第一部成功的性学教科书
英文第4版：前言
前 言
简 　目
专题目录
性学导论
第1章 性学导论
第一部分 性结构与功能
第2章 性解剖
第3章 性生理
第4章 性激素
第5章 性器官疾病
第二部分 性与生殖
第6章 怀孕与分娩
第7章 避孕与流产
第三部分 性发育
第8章 童年期的性发育
第9章 青春期与成年期的性
第10章 性别与性
第四部分 性经历的多样性
第11章 自身性行为
第12章 性游戏与性交
第13章 同性爱与双性爱
第14章 性欲倒错
第15章 性功能障碍与治疗
第五部分 性与人际关系
第16章 性亲密和爱
第17章 婚姻与另类婚姻
第18章 性利用
第19章 性侵犯
第六部分 性与社会
第20章 历史上的性
第21章 文化中的性
第22章 东方文化中的性
第23章 性与法律
第24章 性与道德
延伸阅读
重要词汇
出版后记：重现经典

致中国读者

作者：[美]贺兰特·A·凯查杜瑞安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性都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关注的中心。它的重要性早已在古代文明和高等文化（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中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得到认可。因此，能够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面世当属本书的荣幸。

自从第1版于1972年问世以来，本书很快成为大学性学课程的标准教材。它也同样被广大的一般读者所阅读，因此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本书历经了五个版本。

性学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必须从多方面来理解。首先，无论就生殖以及其它更为基础的方面，还是从其它一般的方面而论，性都是人的一项基础生物学机能，因此，本书仅以很少的章节从解剖学、生理学以及激素的方面来讨论性学。性既是人们以繁殖为目的进行的一种行为，又是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它还是人们生活乐趣的几个源泉之一。

我们天生都具备某种性能力，就像所有通过性来繁殖的动物一样，因此我们就与动物共享一些重要的进化特征。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独有的，并且是可以学习的。因此，性学的发展就必须界定在某种高度之上。

我们如何实践性行为，是我们私人生活和个人选择方面，以及社会性方面重要利害关系的根源。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性生活往往也对他人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社会总是以极大的重视来规范这类行为。所以本书中所讨论的所有主要形式的性行为，都坚持客观的角度，同时也不辍其道德和社会后果的视角。

性在人类相互关系和婚姻制度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夸大都不过分，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既会探讨性与亲密、爱情、婚姻以及另类婚姻的关系，同样也关注性利用和性侵犯。这些讨论使得与某种特殊行为相关的潜在的危险性得以凸显。

最后，本书从历史、文化、法律和道德的方面来对性行为进行检视。因为本书是为西方读者尤其是美国读者而撰写，故很难特别提及亚洲和中国的传统。虽然如此，希望这些资料仍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

贺兰特·凯查杜瑞安

2009年8月

中文第6版序：传播性学的圣火

传播性学的圣火

欧洲思想家卢梭曾说：“我觉得人类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们还可以说，关于人的知识中，最有用而不完备的，是性的知识。

在谈论性，或者在性问题、性生活上，把人类至洁至纯的崇高的美与污秽的、低贱的丑的概念和界限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却也是非常困难的。

恰在二十年前，我为这部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写了序言，其结尾作了如此的期望：愿同道们都来做我国性学的普罗米修斯。应该说这一期盼已经得以实现。现今性学的研究、发展以及普及要比那时的想象快速得多，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因此，当我们把新版《性学观止》奉献给同胞之时，也感慨良多。

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的妇产科学教学中开始讲授《性学的发展和现状》。开始便说：这是令人奇怪而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事实，即那些对人类生活有着极大影响的学科，在科学研究或高等教育中几乎无人问津，更不消说它如何在人群中普及。而现今，我们已经有了大学课程、研究所、性学会以及不计其数的书着、影视，甚至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

是也，亦是非。我们并非“叶公好龙”，但又该如何审慎地估计这一现状，以及如何健康地发展性学研究和性学普及呢？

我认为，至少这部新版《性学观止》有极强的科学借鉴及参考价值。

我们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性学发展的轨迹。

一百多年前，奥地利人克拉夫特－伊宾（R.Von Krafft-Ebing，1840~1902）于1886年出版了他的《性心理学》，被认为是性学的肇始。后来，德国人布洛赫（I. Bloch，1872~1922）把社会学引入性学研究，正式创立性学（Sexology）一词。所谓性学就是研究两性发育、性生理、性心理、性病理以及有关社会学意义的科学。

在性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他的代表作是《性学三论》，其精神分析学说是以性为核心的。英国人霭理士（H. Ellis，1858~1939）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思想家，他终生严肃地从事人类性科学的研究和教育，认真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1933年出版了《性心理学》。潘光旦先生于1941年将其译成中文，梓成自题曰“我亦传来竺国经，不空不色唤人醒”，可见其用心良苦。

本世纪中叶，重点移向美国的生态学研究和广泛的性学调查，当推金赛博士（A. Kinsey，1894~1956），他的《人类男性的性行为》（1948）和《人类女性的性行为》（1953）是著名的性学报告。

接着，性学进入了实验科学的新领域。它的开拓者是华生（J. B. Watson，1978~1956）， 为此曾濒于身败名裂。马斯特斯（W. Masters，1915~2001）和约翰逊（V. Johnson，1925~）夫妇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人类性反应》（1966）、《性医学教科书》（1979）是当代性学、性治疗学和性医学的权威著作。2002年翻译过来的《海蒂性学报告》包括男人篇、女人篇和性爱篇，堪与金赛报告相媲美。

当今，在西方，性问题面临着严峻现实：二十多年掀起的“性自由”、“性解放”和“开放婚姻”与科学家们严肃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一些国家关于性的禁锢有增无减，又不能不在外来的冲击下发生难以预料的震颤。在一种文化和道德的病态中，爱情正无法遏制地丧失它的意义。而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泛滥，使人们从“性革命”初期的陶醉情绪中似乎清醒过来，那种追求放肆的纯粹的快乐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如今世界的开放如若同淫乱相结合，将引起并促成一场规模无法预测的全球性灾难。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任何人群都要迎接挑战，都要作出抉择 —— 它将影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文明和子孙繁衍。我以为，医生的力量大概是十分有限的。

因为我们要展谈的是一本西洋书，也有必要将中国（以及东方）的性文化点评一二。我们姑且不读性学的定义，而就性问题而言，除了性的实验科学以外，现代性学的基本思想，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几乎都曾涉及过。

我国早在汉朝（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即有关于性的研究，当时这种学问被称为“房中术”。这类书可以说颇为丰富，从先秦西汉到明清两朝，诸如《黄帝内经》、《十问》、《合阴阳》等均系最古典者；而《素女经》、《素女方》则于民间流传甚盛；中医大家孙思邈（581~682）是唐代医药学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善于养生，年逾百岁。孙氏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房中补益》对房中养生贡献尤巨。《医心方》是一部综合性医着，系日本丹波康赖氏于公元982年所撰，其中卷二十八《房内》，则是专论房室生活的，收载专着30篇，涉及男女两性生活之各个方面。南宋陈自明（约1190~1270）之《妇人大全良方》亦值得称道，书中论及房事及子嗣，已有了胎教和优生之说。《三元延寿参赞书》关于房中养生之八论更令人击节，乃为宋元房中养生学之重要总结，其作者李鹏飞撰写该书时年已七十，真不惮辛苦矣！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介宾（1563~1640），字景岳，也对男女两性阴阳交会及优生等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在《景岳全书》卷三九《子嗣类》里分天时、地利、人事、药食、疾病等五部分、二十四论加以阐述，可谓早期的性医学专着。如此等等，我们不禁为中国绚烂丰富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的思维所震撼！

在印度，早在公元4世纪即有所谓《爱经》，后有古印度学者马兰伽·瓦察亚纳（Ｍallanaga V　tsy　yana）着《卡码箴言》，而问世于15、16世纪的《爱欲之舞台》则是当时写给王室的性教育书。在古代艺术中，如绘画、雕塑、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关于性崇拜、性爱的表达。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十分漫长，特别是两宋时期，程（程颢、程颐）、朱理学盛行。他们的封建纲常伦理对后世影响甚大，是时是缄口不谈两性生活，而以道貌岸然正人君子标榜的，及至清末民国概系如此。“五四”运动是一次跨世纪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其波澜所及非一时一事。1926年，张竞生先生大胆地出版了《性史第一集》，是投向旧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但张先生此后终未得安宁。潘光旦先生1941年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也是厄运丛生。虽说“太阳从这里升起，文化最先从这里开始”，虽说圣人已有哲语早出 —— “食色性也”，但性一直是禁锢的领域。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北京协和医院的赵志一、王文彬、谭铭勋合着的《性的知识》出版了，这是一部只有5万字的小册子，但它打破了性学领域沉寂的局面，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并被翻译成朝鲜文、越南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以“冠以科学之花的大毒草”横遭批判。

差不多在可怕的停滞与空白之后，80年代初，韩向阳、郎景和出版了《新婚卫生必读》，印数达千余万册。1982年吴阶平教授等编译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医学》，这已是跨越普及而正式将经典著作介绍给国人了，其意义不言而喻。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1985第1版，后又再版）和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1988）以及几部西方性学专着《理想的婚姻》［（美）冯·德·魏德尔着，杨慧琳等译］，以及本书《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第５版等的引入，都给我国性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

但突破堤坝，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低级庸俗的作品也充斥于市场，更有色情淫秽的各种出版物以及沉渣泛起，甚至闹得乌烟瘴气。它不仅蛊惑于众，污染精神，损害身心，也为性学的正常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80年代后期，各地公开举办性学讲座、培训班，并成立了学术团体。一批活跃的专家学者为性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刘达临、李银河、潘绥铭、马晓年等。值得提出的是在原人大副委员长、两院院士吴阶平的领导下，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1998），举入1065个条目，164万字，包括了性学的所有内容，可以认为有里程碑或划时代意义，我曾推荐其为优秀辞书，称其为“科学与文化的珍品，知识与健康的宝库”亦毫不过分。值此，也意味着性科学已经堂而皇之地立于我国现代科学之林了！

诚然，我们面临的性学问题以及开展性学研究、性教育的困惑仍然很多。封建意识、低文化素质乃是最严重的因袭力量，它一方面对性科学有“天然”抵抗，一方面又常常使色情淫秽泛延于世。

性学是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的领域，包括生殖、不孕、性乐趣、性障碍、性传播疾病、性伦理、性法律以及色情文化等，而且性的医学、心理学范畴远远不及，或者越来越不及其社会、伦理学范畴广阔。因为我们遇到的后者方面的问题日益增多，也会愈加感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沉重和困难。

随着国门的开放和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改变，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性行为所带来的医学问题也日渐增多。性传播疾病是新的挑战，老的性病（梅毒、淋病、下疳）死灰复燃；新的性病（及至艾滋病）花样翻新，很有蔓延之虞。其防治显然不仅仅要靠医学手段。

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有十大性问题：早恋低龄趋势、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夫妇性生活不满意、强奸罪上升、嫖娼卖淫屡禁不止、性传播疾病发病上升、黄色淫秽物品流传、性观念混乱、计划生育推行困难等。因此，性学研究、性教育、性科学普及任务十分沉重，在某种意义上，更要提高全民的文化及性素质，不仅是学术队伍，还有国家政府的组织领导，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等。

一个重要的转变将首先是意识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性生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的结论。不过，如果让性生活像杂草一样生长，那它就会覆没我们存在的深刻的内容和意义。但是，如果过分地压制它，认为它是诲淫的、亵渎的、无聊的、犯罪的，那就会萎缩和剥夺人们许多美好的生活感受，或者带来更多的家庭与社会问题。换言之，性生活应该在人们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相应的位置；也应该在以治疗和保护人体和人性为职业的医学工作者、心理精神学工作者、伦理教育学工作者，以及政治家、社会学家的头脑中占据一定位置。当然，性对于幸福和快乐的重要因人而异，随个人的需要而变化。单是从这些区别中得出诸如道德之类的结论是不公正的，而对其轻慢和草率也是极大的遗憾。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在写再版序言时，有一种欣喜舒畅而信心倍增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的确是一部堪称“观止”的性学大全，无论是学者抑或百姓，都会从中受益。而译者和编者的认真负责尤其令人感动，形式美轮美奂，文字亦谐亦庄。我甚至愿意把它称为性学传播的“圣火”……

中文第6版序：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二十年前，贺兰特·凯查杜瑞安的《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被引进中国时，中文版的版权页上还标着“内部发行”字样，它几乎被作为一个“打擦边球”的出版行为。

此书中文版（1989）在当时的国内性学界就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籍。除了作为在性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又一例证，更重要的是本书所体现、所强调的对性的全方位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和思考与国内多年来的习惯大不相同。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性在中国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锢的岁月。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段禁锢岁月仍然给中国性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最重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性被视为医学的附属物。

这不妨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我作为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的1994年之前，早就参加了中国性学会筹备委员会多年的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托身于医院或医学院的——皮肤科、泌尿科、妇科等等，还有一些人士属于计划生育部门。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天经地义，以至于中国性学会自身也是挂靠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而我目前担任副会长的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则挂靠于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种在体制上被视为医学附属物的安排，并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看待性的视角和眼光。

因此，在国内，关于性的书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讲“临床”的，包括生理构造、生育、避孕、药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等等，总之就是可以作为医学附属物的那些性问题；另一类是讲“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心理学、性与法律、性与文学艺术等等，总之就是与“临床”无关的那些事情——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显然消受不了这些附属物。

据我大致的观察，上述两类书籍通常总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讲“临床”的通常不讲“文化”，讲“文化”的通常不讲“临床”。大家仿佛有着一个默认的分工原则。

再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临床”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科学知识”，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认为，对于性，只要讲那些“科学知识”就够了，别的讲多了非但无益，而且可能有害。他们也更喜欢使用“性科学”这样的措辞（而不是“性学”），因为将性窄化为某一类“科学知识”，确实可以在许多时候给我们带来较多的安全感。

这本《性学观止》在美国是被当做教材使用的，尽管也有许多一般公众阅读此书。说到“教材”，很容易又让人联想到“科学知识”上去了，况且性学教材在国内多半会与医学教材并列，被归入“理工农医”教材的大类中去——还是与“文化”或“人文精神”沾不上边。

但是这部《性学观止》，却是将上述两者放在同一本书中讲的，而且相互穿插交错，融为一体。这倒并非贺兰特·凯查杜瑞安的“创新”，因为在西方性学教材中，这是常见的做法。不过对于习惯于两者分离的中国性学界来说，《性学观止》这本书就相当有新意了。

为什么要将“临床”和“文化”放在一起讲呢？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科学知识”本来就应该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对于性学来说，这样大而化之的解释是特别不够的。

性学不是天文学或物理学——这类所谓的精密科学，确实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人文精神而讲论（绝对脱离也是不可能的），但性学却是一个脱离了文化或人文精神就绝对讲不好、讲不深、讲不透的学问。

因为性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所谓“科学问题”，实际上它们同时又是伦理问题或文化问题。例如，关于男性的阳痿和女性的性冷淡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今大家通常都心照不宣地将话语约束在一个“政治正确”的框架中（就连本书也是如此），这样的对话可以保证在伦理道德方面无懈可击，但是许多情况下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类似的例子在性学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性学根本就是一个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

性学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它的影响。我们可以让天文学或物理学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包括独身者、儿童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脱离性或性的影响。

性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以及性作为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性，注定了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这件事情。

性学中可以归入“科学知识”的那部分，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话语，但是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加上多年来对于性知识的普及工作，已经没有多少内容可以继续谈论了。

但是性学中“文化”的那部分，却有着无穷无尽的空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对于性的认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心理，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旧的问题获得了解决或还未解决，新的问题却又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更何况，许多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爱情的变迁、婚姻的价值之类），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关于性的讨论和思考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一点甚至可以在本书的多次修订版中得到旁证。

本书二十年前的中文版，是依据英文第4版（1985）译出的。但是随后的英文第5版（1989）有了很大的变动，特别是作者更新了大部分所引用的调查数据。1984年的英文第4版全书共20章，此次的中文版增加了4章，同时也分解、合并甚至删去了几章，我们只要看看新出现的各章标题——“性别与性”、“性亲密和爱”、“婚姻与另类婚姻”、“性利用”、“性侵犯”、“文化中的性”、“东方文化中的性”——就知道性的“文化”部分是如何的常谈常新了。其中第22章“东方文化中的性”是英文第5版中也没有的，由作者授权此次中文新版首次使用。

作为一部优秀的性学读物，本书中文新版的问世，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继续谈论性这件事情的行动之一。

那么，好吧，就让我们继续谈论吧。

江晓原

2008年5月28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中文第4版序：为性学正名

为性学正名

我们需要性知识，需要科学的性知识，需要适宜的性知识教育。

对于性采取禁锢和蒙昧政策，已经越来越被公认为是不明智的。因为，无论从古老的创世神话到试管婴儿的诞生，从婚姻到生育、优生控制，我们都难以回避性——一个重要的生命和生活主题！

当人类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从而标榜傲居动物之上的时候，性关系与性问题被潜藏和神秘化了；居室与服饰遮掩了最令人羞怯的部位和行为。当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人又觉得这种潜藏和遮掩是一种束缚，于是又尽情地甚至肆无忌惮地解放和暴露。人的行为轨迹，或者画一个圆圈回归原地，或者螺旋上升到新的高度。人类栖居的星球在宇宙的海洋中沉浮，经济与文化、道德与文明是定向力量，而我们每人似乎都无足轻重，但每个人却又是一个有质量的粒子，这里讲的质量意味着素质——身体的和精神的，它显示着我们自身发展的水平和驾驭自身发展的能力，其中也许起重要作用的是性。

性是一个颇为广大的范畴，至少它包含有生物学和社会学两重性。性行为又是力量因素，诸如生物本能、生理驱动、精神意志、道德观念、法律习俗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多元辐射聚焦的热点。因此，对它的认识和思考应该是多方面的，肤浅的对比、简单的结论都是不足取的。

对于性，我们不能忽视它，还因为它是人生快乐，同时也是痛苦的一个渊薮。它本身就完全可以“导演”出震撼人心的喜剧和悲剧！

对于性，我们不能低估它，还因为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从史前时期的原始石刻到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的性学实验，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对性认识的文化背景；从缠足制造出的扭捏到胸罩展示的丰满，这是何等大相径庭的美学意蕴！

对于性，我们不能轻慢它，还因为性的不正常或不正当积蓄和宣泄，会造成十分有害的社会后果。性传播疾病、嫖娼、性侵犯等都足以使千百万人在变形的性活动中毁灭！

因此，应该把性教育作为健康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一方面，性教育的真正开展为时尚短；另一方面是缺乏性的知识材料、科学研究和专家学者。人们对性知识的渴求和顾虑，对性困惑的忍耐和抗争，也构成了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这个时候，译者们把《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引进国门是难能可贵的。

这无疑是一部十分严肃的性学学术著作，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教科书二十余载，当之无愧是该领域的基础和权威教材。它的内容非常全面，从解剖生理到伦理法律，从性行为的始发到历史演进，涉及性的研究、教育和治疗诸方面，又有东西方性文化的回顾和性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可以认为是一部性学大全。

我以为本书的翻译出版会推动我国的性教育和性学研究，希望有一天能建立我们自己的性学基础；再者它可以净化性学宣传，人们会从本书中得知性科学与色情、诲淫的本质区别，它将有力地为性学正名。

性问题涉及各个年龄、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群。同样，性教育的对象和内容也必须是多层次，甚至是多色调的。本书显然不是兼顾各方面的通用读物，但不论是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裨益。人们观念上的“承受力”、社会舆论的“抵抗力”如何，未必能完全公正地衡量本书的价值，但或可影响对它的品评和接受。这一顾虑不无多余，对某些章节的处理大概是必要的。更何况存在着国情民俗、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上的诸多差异。对本书的批评和赞赏同样应该欢迎，如是，至少说明它及其代表的学科毕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至于精华与糟粕的分辨、摄取与扬弃的决定，则只有仁智之见。

我们应该感谢本书的译者和编者。愿同道们都来做我国性学的普罗米修斯。

郎景和

1988年秋于北京

中文第4版：导言

作者：[美]贺兰特·A·凯查杜瑞安

导言

我很荣幸地能够在此与《性学观止》中译本的读者说几句话。我的这本教科书初版于1972年，当时性学课程在美国的大学讲坛上刚刚开始站住脚。现在它的第5版（英文）即将问世。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性是一个惹人好奇的领域。虽然很多人对它感到极大的兴趣，但世间却总有一种倾向，即限制对它的公开研讨。在西方，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这个方面的最好的例子；在中国，类似的过分虚伪的风气据说出现在17世纪（指清朝初年，此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之观点——译者）。高罗佩博士写道：“清朝（官方）编纂的巨型文库对中国人生活所有的方面都有记载……唯独性的方面却是个例外。”类似的观念在世界的各个地区还可举出更多的例子……不过，中国文化中性的学问和智慧却可以上溯几千年，是人类文化的一笔财富。

20世纪60年代，一场“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直到今天，它的余波仍在冲击着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社会巨变的重要年代，尤其是青年人的性行为，经过了性革命，可以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于美国人在性的方面是否真的已发生了一次“革命”，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用“压抑”或“放纵”这样的字眼来简单化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的性行为经常会掩盖当时的实际情况。外在的表现，无论怎样的剧烈，都无异于大海表面上的风浪——下面大量的水依然不会受到多少影响。所以，不论时代被历史学家和道德家贴上怎样的标签，大多数的男女仍然秘密地过着自己的性爱生活。

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大自然淘汰与生物进化留给我们人类的一份遗产和礼物。自古以来，各种社会都试图去干涉它的表达，甚至压抑它。但是，性并没有——也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必须和它打交道，谁也逃脱不了。我们必须诚实、直率——同样重要的，还必须负责、谨慎。性不是游戏，它是极乐之源泉，也是至悲之出处。艾滋病问题把和性有关的潜在的危险戏剧性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性传播疾病以及其它的问题，如意外妊娠等都引人关注；与性爱关系有涉的感情创伤，以及通过性而导致的社会混乱如性暴力、性剥削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可谓不重要……

“性之奇妙如是！吾辈更应通晓其隐患。”这一点对青年人尤其重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最佳途径不是回避、压抑，而是研究、教育、负责的行为及关心他人胜似关心自身。

《性学观止》首先是为美国大学生编写的教材，但它对任何成年读者——无论出于个人兴趣，还是为了职业的需要——都会有些益处。显而易见，书中所论及之性行为未必完全适用于世界其它地区，但大部分材料讨论的却是性的生物学及心理—社会等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律，这些却是通用于全人类的。这不是一本“性爱指南”，但它所提供的知识应该能够丰富读者的性生活，更大范围以及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

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书能够到中国读者的手上。但是经验又使我不得不感到寒酸。在性的学问方面，我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的东西比我所讲授的要远远多得多。不过，我仍希望拙著对于中国的年轻男女们的性教育，以及对于其它感兴趣的中国人作出一份微薄的贡献。

对于译者及其它帮助此书成为现实的所有人，我都表示十分感激。

贺兰特·凯查杜瑞安

1988年10月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英文第4版序：美国第一部成功的性学教科书

美国第一部成功的性学教科书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奇特而又辛酸的事实，即有些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极大影响的学科，在进行科学研究的高级深程中几乎无人问津。性学就是这样一门曾遭受冷遇的学科。幸而这种状况（在美国）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化，这部书的出版就是对这种进步的一个卓越贡献。在我所知道的关于人类性学的书籍中，没有第二本书——无论在清晰程度、说服力和材料的翔实可靠诸方面能够与这部教科书媲美。

目前性学的文献仍处在早期积累的阶段。市场上尽管充斥着流行的通俗读物，其中也有不少让人将信将疑的探讨，但能够作大学性教育教科书的却寥若晨星，这与拥有大量优秀教科书的许多其它学科（诸如心理学、生物学等）形成鲜明对照。

就我所知，这本书曾是第一部成功的性学教科书。无论在范围、深度和可靠性方面，它比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优秀教材都略胜一筹。在具有冒险意味的一系列成功之作中，作者对原版本的成功修改使这本好书日臻完美。

这部书让人们首要关注的是信息而不是忠告。经过精选的信息告诉读者各种实验数据出现的时间，如果依据这些数据作出理论的假设时，它又有什么局限，作者对此配有精辟的分析。与此同时，对相同的现象与行为，作者尽量多地提供了各种中肯的解释。书中材料的安排适合于大学低年级的同学，但书中学问之精深，对高年级的同学也是极为宝贵的。科学基础上的性教育，对于全社会恐怕都是非常有益的。

很少有其它论题需要像性学领域这样有如此综合与统一的观点。目前性的生物学、心理学及文化等层次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入探索，现有的知识已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诸因素密不可分，使我们无法厚此而薄彼。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用综合与统一的方法，把各方面的重点恰到好处地分散于不同的领域，引导读者用进化的、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观点来审视性学，从整体上把握和探讨人类的性行为。

本书作者为了写出这部反映当前性学知识现状的宏着，广泛涉猎了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及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最新成就。他没有被任何一门学科的局限所制约，也没有固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教条；他的头脑开放，信息丰富，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极为自由而无任何的约束。他对证据的评价也是一贯地明智和有益。他的表达风趣而雅致。

这本书让人读来入迷，它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的性行为作出了天才的贡献。

大卫·韩伯哥（David A. Hamburg，M. D.）

1984年于纽约

英文第4版：前言

前言

此书第1版于十多年前问世，那时在学院和大学中刚开始教授人类性行为的课程。从那以后，此书的三个版本都被广泛使用，并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

第4版保持了前几个版本的基本内容，但也加了几个新章节，并对旧版本作了广泛的修改，全书从而呈现新貌，此书我们可以看做是一本新书。

第1章介绍人类性行为这门学科，讲的是性学研究中所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研究的历史纵观。此后的19章基本平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性行为进行生物学、行为学以及文化方面的考察。这种学科式的探讨就像科学文献，因为它们也是按相似格式组织的。它允许三个主要的考察能独立而系统地展开，但这并不意味把性行为和功能中的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强行人为地分开。

第3版中的第8章（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性行为）被分为性行为（第8章）和性发育（第9章），这样做能更集中地讨论涉及的问题。第4版中新增加的第12章是为了更广泛地讨论性关系中的人际关系和法律问题。和先前版本不同，本版将同性爱放在一个独立章节（第13章）中予以讨论，而偏执狂和性侵犯作为单独一章讨论。

人类性学方面的教科书普遍没有对性的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给以足够的注意。这本教科书试图通过加入的新章节（第17章“古代世界的性”）和（第18章“西方文化”）来克服这个弱点。精美艺术品在这些章节和本书其它部分中的采用，则进一步增加了文化方面的分量。

此书力图内容丰富，但又非面面俱到。性的许多重要方面都予以讨论，但重点放在大多数读者可能最关心的地方。论述的水平可比得上学院中使用的生物学和行为科学方面的教科书。所用语言为科技英语，语气客观。对事情的陈述和所附插图坦率、明确，但绝无耸人听闻和冒犯读者之意。这些篇幅中的材料许多是令人愉悦的，但也有令人沮丧和憎恶的，那是因为性行为被加以客观的描绘，而不是按作者或其它某些人的偏爱，觉得应当怎样去描述。此书力图对各种观点予以客观的叙述，但这绝不意味着本书中的每一种观点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表明作者本人对什么观点值得崇尚、什么观点是明智的、什么观点是教诲性的没有自己的判断。

一本教科书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内容，其次是表述的方式。如果一本书内容空空，教师就无法施展本领使其变得有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书中的材料不着眼于读者的注意点，那么它也没什么用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每个议题先给以定义，然后描述，最后讨论。和生物功能有关的一些关键性概念都在用于本学科前就予以明确。当讨论到具体行为时，将进行跨文化和跨种群的比较，从而将其置于适当的背景下考察。

我是精神病医生，但我的精神病学研究一直主要是跨文化的流行病学，因而和行为科学的历史的考察研究很相近。在过去的15年中，我基本上在斯坦福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既是人类生物学任课教师中的一员，又是大学教务长和副院长。

我对人类性学领域的兴趣是和教学有关的。1968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开始讲授人类性学这门课，至今已教过一万多名学生了。我也教过医学院学生和数千名行为科学工作者以及其它具有大学水平的非专业人士。我认为我作为本书作者的身份是我作为一个教师身份的延伸。

依我看，教师起三个基本作用：第一，教师相当于“浓缩器”，他集中某个领域的知识，然后传给学生；第二，教师相当于“过滤器”，把有意义的东西和荒唐的东西分开；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即教师应通过提出问题促使学生检视自己的看法、假说和判断。教学应包含让学生学会严谨思考的方法，并通过独立思考，全面地获得关于学习对象的全部知识。

如果我当一个教师是称职的话，那么除了不干涉学生的私事外，在其它事情上我都不能失败。但试图向学生反复灌输我自己的性价值观是不合适的。甚至，尽管我认为性是生活中一件奇妙的礼物，但把它兜售给我的学生并不是我这个做教师的事。只要可能，我力图在本书中不掺入我个人的性偏爱、性价值观和偏见。读者可判断我到底做得怎么样。

此书所有版本的成功历程中包含着许多学院和大学的极大贡献。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将先前版本中的致谢再在这里重复，但对他们的帮助我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Donald T. Lunde是本书第3版的合著者，他主要负责性激素、生殖、避孕、性紊乱、同性爱和其它性行为、性和社会、性和法律及性和道德等章。现在这个版本从前版本中重新引用了上述这些方面的基本内容，并保留了大量插图，但所有这些章节都在经过广泛修改后写成，虽然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在此版本中没写上原合著者的名字，但我仍对我们以前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第4版受益于许多人的贡献。Lynda Anderson（北加州大学），John. B. Black（奥古斯塔学院），Nancy Cozzens（迪安萨城市学院）及Susan Fleischer（皇后学院）都教授人类学，他们阅读初稿，修改图表，并对内容和编排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议。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议题，得到了斯坦福大学许多人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他们是George和Phyllis Brown（文学和中世纪研究），Carl Djerassi（避孕），Julian Davidson（生理学和内分泌学），Nark Edwarks（分类学），William J.Goode（社会学），John Kaplan（法律），Iris Litt（避孕、青春期医学）和Arthur Wolf（人类学）。

我亦对在查资料和准备材料过程中给予帮助的人们表示感谢。他们是Sue AbRowitz，Roger Broakman，Alam Fausel,Carrol King和Ruth Audrea Levinson。手稿的反复录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初稿由Margaret Gelatt录入，Andrea Garwoad和Nancy Bovee负责其它部分，但Laurie Burmeister负责了主要的工作。除了她有效而不懈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她的耐性和热情支持着我度过了许多困难时刻。

我还要感谢Holt Rinehart和Winston的人们。他们给了我必不可少的帮助，尤其是此书的编辑Earl MePeek，他的助手Lucy MacMillan Stitzer，Jennette Ninas Johnson，是他们引导着此书从手稿到成书的整个过程。我还要感谢出版经理Annette Mayeski和设计总监Robert Kopelman。

最后要提到的是，Albert H. Hastorf院长，使我有可能在任副院长之职期间完成这项工作。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使我的这项劳动有了价值。我向他们，以及其它的朋友和合作者（太多了，以致无法一一提到）表示感谢。

贺兰特·凯查杜瑞安

前言（1）

1972年，当这本书的第1版出版时，关于人类性行为的现代课程刚刚出现在大学校园。从那时起，这个领域始终和这部教材一起成长并相互促进。现在有超过一打的大学教材可供选择，但哪一本都比不上本书的第5版在这个领域的资历。

一部成功的教材必须在随着时代的需要创新和改变的时候，保留它原有的得到公认的实力和特色。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尝试去做到的。这一版保留了它基本的目的：在人类性行为的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层面上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跨学科的视野；向学生展示这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以及研究和学术进展；鼓励学生将他们所读到的内容和他们学到的东西反映和应用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为了这些目的，这本书给学生传授知识，给他们教导，并向他们提出挑战；它不是鼓吹，也不是在发表评论。

在保持实力的同时，第5版在内容、风格以及格式上都有很大的修订。这样的改变有一些是必须的，因为这个领域的新发展以及新问题——例如艾滋病——需要更多的关注。还有一些改变是为回应一些批评家的意见而作，他们是这个学科的专家，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结果，在很多地方我们改变了强调的标准；我们使陈述的标准能为更多的学生所接受；并且我们也回应了更多机构教师的需求，同时保持了思想上的活力和文本的一致性。

这部教材力求全面，但又不苛求面面俱到。关于性学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涉及，但它强调的是大多数读者所关注的主题。

本书的结构

第5版除了保留前几版的基本格式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改变。之前的版本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性行为的生物、行为以及文化方面；现在这个版本把所有章节分成六部分，按照次序分别是：性器官与功能、性生殖、性发育、多种形式的性经验、性与人际关系，以及性与社会。

这种进路突出了它对性学领域的贡献，并使学生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关注一个主题。然而，本书也一贯努力去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多学科的视角。各种问题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突出。进化论的、跨文化的以及历史的维度被引进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它们都能加深或拓宽学生的理解。

新特点

实际上这一版所有的章节都已重写。因此对以前版本的改变不止是一次普通的修订那么简单。

1. 更新。新版增加了1000多本参考书目。快速变化的领域（像对艾滋病的研究）在书中被很好地反映出来，读者可获得尽可能新的信息。这本书广泛覆盖了艾滋病以及其它传染性疾病。除了这些问题的生物医学和心理层面外，还特别注重给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指导，来帮助他们作出安全而明智的性决定。对避孕问题以及其它由性健康衍生出来的主题，也是如此。

为了能更加强调性的关系层面，我们突出了关于爱情的最新研究文献。同样我们非常强调性别与各种层面的性行为的关系。婚姻以及它的替代选择受到集中关注。同样地，性行为的负面——剥削和侵犯——也得到客观而又必要的重视。

对性与社会相关章节的更新主要集中在法律及其最近的发展上。但同时，像性道德之类的问题也被重新思考，以为学生提供尽可能新的观点。

2. 新增章节。在之前的版本中，性发育只有一章的内容。在第5版中，它扩展成了三章：一是关于儿童期的性发育；第二是关于青春期和成年期；第三则是关于性别与性行为——这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

第二个主要的扩展体现在性与人际关系的领域（第五部分）。由一章扩展到四章，分别论述性亲密关系与爱情、婚姻及其替代选择、性剥削，以及性侵犯。

此外，第8章（性行为）的材料部分被删除了，剩下的被重新分配。第17章和18章，分别是关于古代世界的性行为以及西方文化中的性行为，在第5版中被压缩为一章（第20章），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性行为。同样关于性与社会的那一章被改写为文化视野中的性行为（第21章）。这些改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教师的需求，使本书与他们的教学提纲更一致。

3. 图解。第5版最重要的改变是图解。在一个统一的风格下，我们重做了图和表。在保留最好的艺术品的同时，我们大大增加了图片的数量。这些图解的目的并非仅仅装饰，而是为课本增加实质内容。从最初的四色插图发展为不平凡的一套图片是这一版的另一个新特点。双色插图也同样将本书的面貌和教学目的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4. 教学辅助品。一本教科书的效果首先依靠的是它的内容，其次是它的表述方式。如果一本书没有实质内容，它也就不需要“教学方法的”技巧。然而，如果材料的表述方式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它的作用也不大。

我们继续用专题的形式来突出特殊的主题，并用它展示文献摘录。课本中的关键词我们用斜体印刷（以表示强调）①。每一章的最后都安排有一套复习性问题和思考性问题②。延伸阅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所需的书单。一个详细的术语表（附带音标）定义了重要的术语。超过1500本的参考书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文献资源，并指导学生进一步获取信息。

5. 辅助资料。本书配有一本教师手册、测试题库、电脑化的测试题库和一本学习指导。

致谢

在本书各个版本使用过程中，很多同事和评论家都对它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不重复以前版本中的致谢名单了，但这不能抹杀我对他们的谢意。

在第5版的准备过程中，很多人为各个部分材料的更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Julian Davidson——生理学以及激素；Sylvia Cerel Bowen——避孕和性传播疾病；Sherrie Matteo——性发育以及性别相关问题；Rutledge Martin——关于性与法律的章节。

还要感谢的是很多评论家，他们从各个层面为本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他们是：John M. Allen，密歇根大学；Wayne Anderson，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Ann Auleb，旧金山州立大学；Elaine Baker，马绍尔大学；Janice Baldwin，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M. Betsy Bergen，堪萨斯州立大学；Ruth Blanche，蒙特克莱尔新泽西州立大学；Stephen W. Bordi，西谷学院；James E. Cherry，Charles Stewart Mott社区学院；Dennis M. Dailey，堪萨斯大学；Ronald S. Daniel，加州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Wayne Daugherty，圣迭戈州立大学；William A. Fisher，西安大略大学；Susan Fleischer，皇后学院；Suzanne G. Frayser，丹佛大学；Grace Galliano，肯尼索学院；Frederick P. Gault，西密歇根大学；Brain A. Gladue，北达科他州立大学；Barbara Gordon-Lickey，俄勒冈大学；John T. Haig，费城纺织与科学学院；Sandra Hamilton，俄勒冈大学；Donald E. Herrlein，东北州立大学；Ray W. Johnson，北德州州立大学；Ethel Kamien，洛厄尔大学；Sander M. Latts，明尼苏达大学；Ronald S. Mazer，南缅因大学；Roger N. Moss，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Daniel P. Murphy，克雷顿大学；Andrea Parrot，康奈尔大学；Sara Taubin，德雷塞尔大学；Richard M. Tolman，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Marlene Tufts，Clackamas社区学院；Charles Weichert，圣安东尼奥大学；Donald Whitmore，德州大学，阿灵顿；Edward W. Wickersham，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Midge Wilson，德保尔大学。

一本书的出版几乎和它的写作一样艰难。Laurie Burmeister出色地，一丝不苟而又不知疲倦地完成了对这本书的打印和准备出版工作。Jane Knetzfger，策划编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Paula Cousin，高级项目经理，指导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我还希望感谢Susan Driscoll，行为与社会科学部发行人；Susan Arellano，组稿编辑；Kristin Zimet，文案编辑；Annette Mayeski，发行经理；Judy Allan，策划主管；Lisa Bossio，她编写了术语表；Elsa Pererson以及Marion Geisinger，他们在图片上给了我很大帮助。

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太太Stina，她为我分担了很多负担，使我能更轻松地完成这本书。对她，以及我的孩子们，Nina和Kai，我谨致以我亲切的感谢。

贺兰特·凯查杜瑞安

简　目

致中国读者

中文第6版序：传播性学的圣火

中文第6版序：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中文第4版序：为性学正名

中文第4版：导言

英文第4版序：美国第一部成功的性学教科书

英文第4版：前言

前 言

简 　目

专题目录

性学导论

第1章 性学导论

第一部分 性结构与功能

第2章 性解剖

第3章 性生理

第4章 性激素

第5章 性器官疾病

第二部分 性与生殖

第6章 怀孕与分娩

第7章 避孕与流产

第三部分 性发育

第8章 童年期的性发育

第9章 青春期与成年期的性

第10章 性别与性

第四部分 性经历的多样性

第11章 自身性行为

第12章 性游戏与性交

第13章 同性爱与双性爱

第14章 性欲倒错

第15章 性功能障碍与治疗

第五部分 性与人际关系

第16章 性亲密和爱

第17章 婚姻与另类婚姻

第18章 性利用

第19章 性侵犯

第六部分 性与社会

第20章 历史上的性

第21章 文化中的性

第22章 东方文化中的性

第23章 性与法律

第24章 性与道德

延伸阅读

重要词汇

出版后记：重现经典

专题目录

专题1-1　莫舍的研究　018

专题1-2　性学调查　028

专题2-1　女性包皮环切术　038

专题2-2　辣手摧花　040

专题2-3　阴道的大小　042

专题2-4　男性包皮环切术　046

专题2-5　阴茎的大小　049

专题3-1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性反应的研究　062

专题3-2　性研究领域的新技术　064

专题3-3　格拉芬波点与女性“射精”　071

专题3-4　女性性高潮的分类　073

专题3-5　射精控制　079

专题4-1　月经的禁忌　093

专题4-2　行为与PMS　099

专题4-3　性早熟　101

专题4-4　信息素　107

专题4-5　阉 人　109

专题5-1　如何作乳房自我检查　119

专题5-2　如何检查你的睾丸　122

专题5-3　艾滋病血液检查　147

专题6-1　生男还是生女　161

专题6-2　胚胎发育假说　164

专题6-3　羊膜穿刺术和绒毛活检技术　166

专题6-4　分娩与年龄　186

专题7-1　早期的避孕方法　191

专题7-2　人口控制 193

专题8-1　婴儿的高潮　230

专题8-2　儿童性活动的跨文化比较　236

专题8-3　关于先天与后天的争论　251

专题9-1 一位少女和她不断变化的身体263

专题9-2 对婚前性行为的跨文化考察274

专题9-3　未成年分娩的影响　278

专题9-4 两首关于衰老及性生活的诗　291

专题10-1　语言和性别刻板印象　297

专题10-2　性别分化的临界期　307

专题11-1　大学男生的一些性幻想　326

专题11-2　大学女生的一些性幻想　327

专题11-3　手淫的跨文化观　337

专题11-4　手淫的精神失常　345

专题11-5　文学中的手淫　347

专题12-1　舔阴：目前的看法　355

专题12-2　口淫：目前的看法　356

专题12-3　合而不泄　364

专题12-4　性爱手册　368

专题12-5　春　药　372

专题13-1　动物中的同性性行为　384

专题13-2 同性爱行为的跨文化考察385

专题13-3　C. P. Cavafy的两首诗　391

专题14-1　父女乱伦行为　412

专题15-1　残障人士的性生活　438

专题15-2　对一对性功能障碍夫妇进行的精神治疗　452

专题15-3　性治疗的结果　457

专题15-4　为你的性障碍寻求帮助　458

专题16-1　性嫉妒　485

专题16-2　一个爱情故事　492

专题16-3　爱上瘾　495

专题16-4　让爱继续　497

专题17-1　我不是一个“重要的另一半509

专题17-2　日久弥香的婚姻　521

专题17-3　交换性伴侣　525

专题18-1　男　妓　542

专题18-2　色情乌托邦　543

专题18-3　色情和情色：学生的观点　550

专题18-4　色情品司法委员会（1986）：部分结论　557

专题19-1　大学里的性胁迫　583

专题19-2　男性能被强奸吗？　587

专题19-3　预防强奸　591

专题20-1　犹太婚姻　605

专题20-2　希腊神话中的性爱主题　612

专题20-3　文艺复兴时期的色情文学和　 艺术　626

专题21-1　文明及其带来的不满　667

专题22-1　印度男人的性幻想　677

专题22-2　贡荼利尼　678

专题22-3　中国性手册的智慧　683

专题22-4　古代中国女人的命运　685

专题22-5　儒家伦理对一家之长在性方面的严格规定　686

专题23-1　性法律：性质和适用　698

专题23-2　堕胎的问题　702

专题23-3　对不当性行为的惩罚　712

专题24-1　论人生（节录）　729

专题24-2　什么是错？什么是对？　 ——流行的观点　737

专题24-3　人文主义的婚姻忠诚观　739

第1章 性学导论

过去几世纪中，性方面的数据信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中有超过500个条目被归类在“性”（sex）之下。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别的研究偶然发现的副产品——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人文主义的。遗传学家研究性染色体，人类学家描制血统图，艺术史学家猜测色情符号的意义。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是互不相干的，尽管有人会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作性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比较起来，性的研究（sex research）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历史是不长的，范围也并不很大，但是它的来源很广。这就好比一个很小的雕像装在一个很大的底座上。但是正因其小，反而醒目。

生物学观点

生物医学科学对性学研究的贡献是针对性器官的结构、功能、疾病而言的。但在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医学（如精神病学）也有重要的联系；在动物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生物学及灵长目动物学又有很重要的联系。

性的医学研究

医学与文明一样古老。但我们今天基本的医学概念的来源却要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古代科学密码的伟大编集人，他奠定了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生物学上的一些词汇，如“种”、“属”等都是他用过的词汇的拉丁文翻译。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医学建成为一种经验科学，被后人称为“医学之父”。他提出的“行为—体液”概念可以说是现代的“性行为—激素”概念的前身。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阿拉伯文献时发现的古希腊医学成了现代医学科学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解剖学家［如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和艺术家［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工作使人体（包括性器官）的表现成为一门准确的科学。

性不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最坏的东西，但它是独一无二的。

——费尔茨（W.C.Fields），美国演员，幽默作家

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参与，性欲都是构成我们日常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我们的梦想、渴望、恐惧和挫折之中。

对于某些人来说，性控制着他们，他们在这上面消耗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而对于另一些人，由于机会的原因，或是出于个人的选择，性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显著的作用。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性的吸引力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外界情况的变化，时强，时弱。在人生的每个层面，性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从生物学的层面上讲，性的首要功能是繁殖——生儿育女。生物学为性功能和性行为提供了一幅机械图景，其要素从基因到生殖器。性功能受神经和激素的调节，靠血液循环、肌肉以及其它一些体内的系统维持。

从心理学层面上讲，性由一系列以性乐趣、关爱和其它需求为目的的行为和关系组成。

从社会层面上讲，性遍布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使你身处的文化别具一格，为其艺术、历史、法律和价值增添滋味。

此外，性在你的生活中还充当了很多间接的角色。它是你的性别认同的一大组成部分（男性阳刚气质，女性阴柔气质），同时也是人们对你的社会角色期待的一大组成部分。性可以传达支配和敌意，它会影响你的自尊和社会地位，并且以其它一些方式塑造了你的生活，从婴儿到老年。

在我们探索性的上述方面时，时刻记得要思考这些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首要关注的焦点是性行为——情欲的念头、感觉、行为。你为什么会有性行为？你如何表现性行为？你又应该怎么样表现性行为？

本章我们将首先检视不同领域，尤其是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是如何回答上述问题的，以此作为本书的开始。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讨论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且向你提出挑战，希望你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1.1 人类性学研究

性是人生中具有如此大渗透力的因子，以至于实际上不存在哪个研究领域不与性学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这种广泛联系的特殊结果便是：因为是大家每一个人的事情，性的研究便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了。

随着18、19世纪医学各专业的兴起，一些研究领域对性功能投以更大的兴趣。直到现在，性仍是医学实践各方面所关注的一部分。不过有些专业与性的联系更加直接：解剖学家（anatomist）研究生殖器官的结构；胚胎学家（embryologist）研究子宫内受精卵的发育；生理学家（physiologist）研究性功能；遗传学家（geneticist）研究性发育和行为背后的遗传机理。这些领域是医学的基础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一般不是医生，而是这些特定学科内的专家。

严格地讲，医学是指应用或临床领域。内分泌学家（endocrinologist）研究激素及其调节；泌尿学家（urologist）研究生殖系统的疾病；妇科医师（gynecologist）和产科医师（obstetrician）研究女性生殖功能与失调；皮肤病学家（dermatologist）尤其关注通过性活动传播的疾病（这是因为通过性活动传播的疾病一般表现为皮肤的损害）。

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关心的是疾病传播的方式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这些专家们对性传播疾病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受其折磨，并且已有了有效地预防它们的方法。

性行为及性功能与行为失常的医学研究属于精神病学的范围。心理分析的贡献是尤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性在其理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中心地位。心理分析发源于欧洲，开始时并不完全是一个医学领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心理分析开业医生都要求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绝大多数还都受过精神病学训练。

性的生物学研究

生物学家主要关心动植物的研究，而不是人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性功能与行为却有极大的意义（Hinde，1974）。首先，对动物的研究发展了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再改进一下就可能应用到对人的研究中来。大多数医学实验和治疗试验都首先在动物身上进行。由于动物行为模式简单，容易描述、分析，得到的结果可以用于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

第二，由于人的伦理道德原因，有些实验只能在动物身上进行。例如，把幼猴与母猴分离得到了关于性发育方面的重要发现。同样的，给怀孕的动物服用性激素，搞清了生殖系统的发育之谜，以及激素对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影响。不能想象在人类身上实行这些实验。

第三，动物行为研究所发现的规律可以用来检验对人类的适用程度。例如，通过观察幼猴挂在母猴身上这一现象而发现的“接触安慰”，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婴儿早期喂养的重要意义作了很大贡献（第8章）。同样，关于灵长类雌、雄动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人类性关系以很多有益的启示（Symons，1979）。

不过，动物研究中的任何发现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推广到人。可以应用于人的也必须首先能在人身上显现出来。而且，动物行为具有如此多的花样，以至于任何一种性行为模式（从一夫一妻到乱交）都可以从动物那里找到证据，以证明其“天然性”。把人与动物的性行为作肤浅的对比，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看起来相似的性行为，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目的；而相同的基本性目的也很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行为而获得。

生物学的基本理论骨架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理论（evolution），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革命的概念之一。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理解肉体形式的出现，还在于理解行为形式的出现、进化。因此，生物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从最简单的生物运动到最复杂的人类行为的性进化过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域，专门作行为研究，如动物行为学（ethology）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进行统一综合的研究（Wilson，1975；1978），其中又从几个方面对性学进行研究：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如猴与猿）的社会行为研究；早期人类［人科动物（hominids）］化石的研究；人类学家的跨文化资料分析；当前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相互作用中的生物与社会的各方面是如何从一开始就给合在一起的（Leboeuf，1978；Symons，1979）。

动物的性学研究并不是由生物学家独家进行的，实验心理学家也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同样，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 （primatologist）都受过人类学的训练。一些社会学家的眼光也放在生物—社会角度上。因此，性的生物学观点不是一项小事业，而是涉及所有形式的生物体的一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心理—社会学观点

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方法，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性研究时，它们应该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喧宾夺主的。但由于一些历史渊源、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学科自身的利益以及政治等原因，这一理想还没有实现。因此，尽管人们认识到心灵和肉体在性行为中的相互作用，但科学家们仍在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的重要性。

从最坏的角度来看，生物学方法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绘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而心理—社会学方法则把他们描绘成了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大多数行为科学家认为生物学对性行为所起的作用与其对语言的获得所起的作用相似。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产生声音的声带系统，并且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容量供我们学习语言。但是，每个人是否能够学会说某种语言，取决于他是否被环境因素教授以这种语言，与生物学因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否讲英语或汉语，直接反映着养育了我们的文化。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可以说：我们生来带有性器官，具有表现性行为的能力，可是我们的性行为及性取向则主要通过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获得。

性的心理学研究

性行为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性的相互作用，也包括更为私密的色情幻想和“春梦”的世界。心理学家关心可以观察的所有性行为的科学研究：发育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伴随儿童成长的性的出现；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信仰体系（如态度等）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人格心理学家则思考人格特质、情境因素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工作，而生理心理学家主要也是从事神经生理过程的研究，但是他们的性研究方法与生物学家们是不同的。在生物学研究中，进化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而学习（Learning）的概念则是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奠基石。

在性差异的研究上，心理学家作了很主要的贡献，但直到最近他们对性行为也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研究者们诸如阿诺德·格赛尔（Arnold Gesell）对儿童发育的观察与记录非常之详尽、漂亮，但很少触及性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关注这个话题（Sears et al.，1957）。

近来，在心理学领域掀起了对性感兴趣的巨大浪潮。不论是在性行为还是与之相关的诸如性别认同及性角色等方面，心理学家都作了大量的探索。现在，在性学研究、教育等所有专业内，心理学家所占的比重可能是最大的（Polyson et al.，1986）。20世纪60年代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人发展起来的性治疗的新方法大都是基于心理学家们所提出的行为矫正技术（Caird和Wincze，1977）。

性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家历来潜心研究诸如家庭之类与性相关的社会结构，而很少作性行为方面的研究。最著名的性社会学研究是由金赛博士完成的。尽管所用的方法及解释是社会学性质的，但金赛本人却不是社会学家而是一位生物学家。金赛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已有很多社会学家在从事人类的性学研究。

社会学的贡献是在几个很重要的领域里丰富了性学研究。社会学家们仍然是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前沿的专家。在我们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是表达和规范性行为的主要制度。同样的，收集性行为数据用得最多的调查方法也是一种社会学技术。

广义地讲，社会学家广泛研究过的所谓“角色”的概念，可以直接应用到性角色上来；同样，性变态（sexual deviance）的概念可以用角色理论来阐述，也就是说，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个人扮演了“变态者”的角色。社会学家认为：性行为由我们所扮演的性角色决定，这种角色或多或少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换言之，社会学方法为我们理解个人性行为提供了一种较大的社会框架（Kando，1978；Henslin和Sagarin，1978），社会学家的兴趣与人类学家的兴趣是重叠的（Reiss，1986）。

性的人类学研究

我们知道，文化在塑造人类的性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作性的比较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性是一个生物学功能，但它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获得其形式和意义（Davenport，1977）。所有的文化都影响着性行为，但方式各不相同。从单一社会背景的角度是不可能对性有严肃认真的理解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全人类。要想了解人类大家庭，唯一的途径是去了解它的每一个成员。

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使命就是研究那些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图1.4）。这些社会（如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前文字社会等）相对来讲一般比较小、单纯，技术不发达，变化步伐比较慢，因而比较容易研究（Davenport，1977）。

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材料，丰富多样地记述了人类的性行为、性风俗和性标志（Gregersen，1983；Ford和Beach，1951；Murdock，1949）。但是，人类学方法在性问题上存在不足，部分原因在于性行为本身的特点。因为大部分性行为是在秘密状态下发生的，因而排除了直接观察的可能性。而人类学家呢，又必须依靠关于这些行为的报告。这些报告很难反映行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由于当事者害怕暴露秘密，或由于夸大其词从而使得这些报告极易受到歪曲。因为谈论性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性行为形式，所以持保守观点的人或处于性压抑环境下的人是很不情愿对外人暴露自己的性生活的。因此，来自这种社会的报告所描述的性价值观念要比实际的情况保守一些。同样，性开放社会看起来也似乎比实际情况更加开放。

正如达文波特（Davenport）（1977）在评价性的人类学研究的利弊时说的那样：

一些过时的理论和一些曾经令人喜爱的假设，现在看来要么是错误观念，要么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作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推广，因而实际上我们不敢作任何具有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理论意义的推广。我们刚刚开始感觉到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和局限。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文化多样性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

人文观点

在性学领域里，一般认为生物医学观点及心理社会观点是占支配地位的。但是，对这个主题进行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及历史的探索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性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行为科学本身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繁荣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人文主义思潮［尽管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被确定下来］（Kagan et al.，１９８７）。古代的教育理想认为，最适合于培养自由的、负责的人的课程是对人类的研究，即人文学科。这一理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复兴”。基于这样的理想，理性探索人类的意图和活动的精神，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逐渐发展出了社会科学的一系列系统性学科。这种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性的研究也成了一个独立的探索领域。

现在一般认为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宗教和历史，这些领域的成果是人类理解性及其它人类经验所作的最早也是最广泛的尝试。

艺术中的色情

色情艺术，或者艺术中的打动人心的色情主题，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性活动的最古老的记载。自然主义或象征形式的性表现存在于幸存下来的最早的人类文化的艺术品中（Field，１９７５）。

在最古老的形式中，艺术不是用来表现现实的，它本身就被认为是现实的（Eitner，１９７５）。当旧石器时期的人们塑造孕妇雕像或者在洞穴壁上画上被箭头刺中的动物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并制定一种宗教仪式，以寄托他们对生殖力和食物来源的希望。对性象征（通常将生殖器官风格化）的充满魔力和宗教气息的使用以微妙而模糊的形式出现，经久不衰。

艺术也是性行为的图画记录，正如格言所云：一图赛千言。裸露的身体、性相互作用的图景都在为我们提供那永远逝去了的时光的见证，栩栩如生地反映着当时生活的各个侧面。当我们看到希腊花瓶上描绘着的性图景时，我们能从中对希腊人了解很多。

艺术家对人的感情和性活动的分析与解释，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毕加索（Picasso）的色情画描绘的是艺术家与模特儿的互动。从画面上我们学不到解剖比例或性交姿势，但他的才华就在于他及时抓住了那一刻的感情状态。

色情艺术的目的还在于愉悦观众的眼睛，撩拨他们的心扉，唤醒他们的情欲。在最流行和最强有力的色情艺术品中，从令博物馆蓬荜生辉的裸体艺术作品，到性用品商店里随处可见的劣等货色，都包含着唤醒色情意象的功能。每一个社会都不得不接触色情艺术。社会怎样对待它，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性价值观念和性文化（Eitner，1975；Webb，1975）。

文学中的色情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性，与艺术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为描写、分析和情色唤醒等目的服务的。作家对待性的方式与临床医生更接近一些，离行为科学家则远一些。作家强调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事物的直觉，而不是数据的系统搜集与分析。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查泰莱夫人以及乔伊斯（James Joyce）的列奥波多·布鲁姆并不是一般男女的代表，甚至他们也不是对某个具体男人或女人的真实描写。但是作家还是能够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抓住性的某些内在的、普遍的本质。不要指望哪一次调查能提取出这样的本质。

西方的色情文学与艺术一样，主要是为世俗（非宗教）生活服务的。色情文学形式很多，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各不相同。大多数详细描述的是爱情关系，性的描写一般是不充分的。在英文里，赤裸裸的情欲品被称为色情品（Pornography）（第18章），尽管判断的标准是很难确定的，并且经常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遇到性主题时，大作家们有一种趋向，即进行微妙的描写而不是赤裸裸的暴露，部分原因是害怕社会的责难。但一般来讲，如果作品能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那么它的色情主题所负载的能量就更大。大多数色情文学，至少那些比较直露的作品都是由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女人一般是主人公，但她们的存在却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 Purdy，1975a）。

虽然大多数色情文学描写的都是异性之间的事情，但其它性经历在文学中也都占有位置。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把那些更广泛的描写爱情、嫉妒、不忠及其它与性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进来，那么恐怕我们就不得不涉猎古今中外的全部文学了。*

电影中的色情

与艺术和文学相比，电影还是很新的东西。但它的渗透力却是无与伦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受电影、电视的影响远比受艺术、文学的影响深得多，并且，爱情和性一直是剧本的主题之一。

电影和戏剧相似，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开创的一些色情主题永远值得人们回忆。相比之下，电视仍然主要受着肥皂剧的冲击。尽管用电影来描写性图景或者探索有争议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一般供消遣用的电影和所谓“黄片”（“blue film”，色情电影）之间还是有一个实质性的、尽管比较模糊的界线。这与文学的情况相类似。上面提到的“黄片”又有所谓“软核”（不暴露生殖器）和“硬核”之分。

黄色电影是伴随着电影工业的出现而出现的。开始时都是地下活动，随着20世纪60年代审查制度的自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这类电影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却没有多少贡献，尽管性是它们的唯一目的，并且非常之详尽。

黄片看多了会使人意志消沉。但性具有一种内在的魔力，不管以多么不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对人构成了巨大的吸引。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无任何渲染的性器官及性活动的描写来达到一些教育的目的。

电影在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有效。为了教育的目的而拍摄的性交、手淫、同性爱等电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医院里使用，这些电影都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是它们仍受着一些限制，这一点与商业性的黄色电影是一样的。

历史的方法

历史学家记录整理了大量的著作，但很少有详细的性行为描写。即使偶尔注意到这个方面，也一般集中于那些统治者及社会特权阶层人物的生活。因此，对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般男女的性生活我们所知甚少。

由于过去没有任何性方面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对性行为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历史记录。历史学家向我们说明了性关系得以展开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并揭示了在人类文明中延续的线索。

不管他们自己是否会意识到，历史学家和平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信仰及偏见。因此，历史研究中的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处理性主题时偏见尤其多。除此之外，人为的歪曲也使得历史记录，尤其是关于有争议的性行为（如同性爱）的记载受到损害（Boswell，1980）。例如，奥维德（Ovidius）的《爱的艺术》（Amores）一书中的“男孩的爱对我的吸引力比较小”这句话，从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嘴里念出来后却成了“男孩的爱对我的吸引力等于零”。类似的情况还有，在欧玛·卡依亚姆（Omar Khayyam）的《路巴依亚特》（Rubaiyat）里，由于人称代词被人为地换过了，所以原诗人对同性爱情人的思念听起来和异性爱情已经相差无几了。

偏见的另一来源是由历来一统天下的男性观点造成的，所以尽管女性人物出现了很多很多，但她们都是被从男人的视角来看的。这与色情文艺中的情况类似。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来有所改观，关于过去的性记录也开始谨慎地重新整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关心历史的隐秘的一面了。所谓的家庭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特别关心这些事情。*

哲学和宗教

人类所有的探索和知识最早都叫做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家通常关注爱情和性，他们的看法塑造了后来西方文化中的性观念和性价值观（第20章）。例如柏拉图哲学中身体的快感和理性的更高渴求的二元性，在后来基督教中肉欲与灵魂的高尚追求之间的抗衡中得到延续（Edman，1956）。

宗教在决定人们的性观念以及性行为上起着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基督教是影响性行为伦理的主导力量（第24章）。在另一方面，曾经与宗教联系密切的法律，如今已独当一面成为世俗社会中规约人类性行为的主要手段（第23章）。

在古代文化的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中有十分精彩的性主题。如在艺术中，性欲表达了我们对生命感知的最复杂的原始冲动。我们最熟悉的与性无关的突出表现是犹太教创世纪录：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然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位女性配偶（《创世记》２：７，2１-２３）。与之相反的是埃及的创世神话：太阳神阿图姆－拉（Atum-Re）通过向手中射精，把精液放入自己口中然后再次射出的方式，创造了第一对子女休（Shu）和泰芙努特（Tefnut）。他的一滴精液滴到水中，变成了第一片土地。休成为风神，他的姐妹泰芙努特就是空气女神。他们两个结合后，生出了大地之神盖布（Geb）和天空之神努特（Nut）。盖布继续与努特结合直到被他们的父亲分开，努特成为天堂的星宇苍穹，盖布的阴茎够不到她，只好继续徒劳地将生殖器伸向苍穹，即他的妻子（图１．7）。努特失去了配偶，她每天晚上吞咽下太阳而怀孕，次日早晨太阳又重生于她的两腿之间（Field，1975）。

对印度教以及其它东方宗教的研究为探索宗教传统、教义以及建筑中的情色主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我们将在第23章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1.2 人类性学领域

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各个学科不同，性学（sexology）或性的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性。尽管在过去２０年中性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今天它仍然是“被误解、被错误定义的学术和医疗产业”（Haeberle，1983a）。它缺少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性学研究今后到底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还不清楚。是把性看做所有各种相关学科（从生物学到神学）的一部分，还是应该设立一个专门化的学科来关心性的方方面面呢？这些问题在性研究领域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Reiss，1982；Moser，1983）。

人们经常将性研究和“二战”后联系到一起，尤其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然而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性学研究了，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２００年以前。

性学史

性学是一个关于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的很广阔的领域。英文里的Sexology这个词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但至今还没有另一个公认的词能够适当地代替它。这个领域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起源、建立、复苏（Haeberle，1982，1983b；Hoenig，1977）。

起　源

今天的性学研究，可以寻踪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博大思考。他们谈到了性关系及其恰当的社会地位问题。但是，这还只能算是对人类本性及行为的知识性探索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

建　立

19世纪中欧的一些医生，尤其是精神病医生，把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应用到性的问题上来，使性行为研究有所进步。性病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性欲倒错”的说法，是在法国发展起来；但只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性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并在19、20世纪之交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医生们在这一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可以这么来解释：他们关心人体，而性是人体的天然功能；他们关心性，将其作为专业上的延伸。并且，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信誉使他们能顶住别人对他们这种“非法入侵”的猛烈批评。历史上有两个人，虽不被人们认为直接参与了性学的建立，但他们的思想却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第一位是德国的克拉夫特-伊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伊宾系统地研究了性心理失常（sexual aberration）的各种病例，其著作《性精神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于1886年首次出版，以后又修订了12版。克拉夫特-伊宾概括了早期的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方法对性的研究。他的研究工具是病史（case history），这是临床精神病学的传统。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法医学和心理病理学，因此他选择的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所以读他的书，不免会使你毛骨悚然。但是，直到今天，他书中的一些例子，读来仍是有教益的。

他过去不得不说的许多话，现在看来其理论基础是错的。但是，他首次把关于性行为的材料用一种系统的、合理的方法组织起来，这本身就为性学打下了基础。他把性纳入医学领域，并使之赢得了相当的尊重。这在当时人们对于坦率地谈论性还极不习惯，甚至不能容忍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虽然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但伊宾还是因为涉足禁区而横遭批评。在他的《性精神疾病》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我辩护：

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痛苦，不管是怎样的创伤，都不能吓倒一个献身（关于人的）科学的人；并且，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使他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第二位则是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 1856～1939）。他开始也是个医生。他对性的兴趣，开始完全是由于他更加关心人格发育学说和心理病理学。但后来，性统治了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动机之后的驱动力。他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无意识和婴儿性欲。*这两个词都不是出自他的发明创造（Whyte，1960），但经他一用，却成了现代西方知识史上极有影响的概念。

弗洛伊德与早期的性学家们有过交往，但从未参与他们的具体开创性工作（Sulloway，1979）。但是，他的工作使性学成为一门学科，从而比其它任何人的工作都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都是错的，并且他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争议，很多都没有坚实的基础（第8章）。但是，他的性发育与行为学说仍是最综合、最完备的理论系统。

不过，性在不同的心理分析学者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如荣格（Carl Jung，1875～1961），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认为他过分强调了性。其它人，如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认为弗洛伊德没能完全公正地对待性。

赖希是一名维也纳医生，后来跃为早期心理分析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满于弗洛伊德对社会、政治因素的忽略。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应该延伸到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人的生活方式削弱了性的自由及健康的表达。并且，所有的神经官能症（Neuroses）及性格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完全表达和释放受阻而累积起来的性能量造成的。

为弥补心理分析在政治思考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性考虑上的不足，赖希于1929年组织了“社会主义性指导与性研究协会”（Socialist Society for Sexual Advice and Sexual Research）。实践证明，他试图进行的调和是行不通的。他同时被共产主义者和心理分析学派两个阵营开除。在晚年移居美国后，他想出了一种稀奇古怪的主意：在他的“宇宙能匣柜”（orgone box）中诱捕所谓的生物能（biological energy）。此时，他的工作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了。随后，他又被“新左派”中的激进分子捧为性与政治自由的斗士（Robinson，1976）。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性学的建立主要是由另外三名德国医生来实现的。他们是：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1822~1922），艾尔伯特·摩尔（Albert Moll，1862~1939），以及赫什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他们的领导加上其它人的贡献，使得性学终于在19、20世纪转折之际建立起来了，并在几十年时间里得到发展，直到后来被纳粹镇压（Haeberle，1981）。

布洛赫是一位皮肤病医生，对性病特别感兴趣。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知识渊博，在人文社科等领域尤有造诣。在那个时代，尽管研究性欲倒错（sexual degeneracy）问题是医学界的事情，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打破了生物学的界限，引入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观点方法，从而丰富了他的性学理论。为了反映性学多学科方法研究的特点，他于1906年创造了德文词汇Sexualwissenschaft——“性的科学”，即性学。

摩尔是一位神经精神病医生，他虽然没有布洛赫那样的博学，但他的组织能力却非常强。1913年他领头成立了“实验心理学学会”（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以及“国际性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x Research）。摩尔非常尊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接受能力，这一点使他与反传统的激进分子赫什菲尔德经常发生摩擦。摩尔早期的贡献是论述同性爱及力必多（libido）的一些专着。在他1909年论述儿童性生活的著作中，首次阐述了婴儿性欲的概念，这很可能对后来的弗洛伊德产生了影响。

赫什菲尔德是早期性学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早年他梦想成为作家，后来弃文从医，开始只是一个一般的开业医生，后来对性问题逐渐产生了兴趣，最终成为一名性研究与治疗的专家，以及争取性自由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赫什菲尔德的最大兴趣所在是同性爱。他直言不讳自己是同性爱者，并经常在法庭上为别的同性爱者辩护。为了改革针对同性爱的性法律，他作了不懈的努力。

同样，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也是颇具魄力的。1903年他调查了3000名大学生，之后又调查了差不多两倍数目的钢铁工人，试图证实同性爱现象的普遍性（他的回收率比很多现代调查的情况都要好）（Lesser，1967）。除了一些小部头著作外，赫什菲尔德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同性爱的纲要式著作，并被编入由布洛赫主编的系列丛书中。他首创了“transvestism”（易装癖）这个词，并编着了第一部有关易装癖的系统性著作。1928年，赫什菲尔德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性学著作（Hoenig，1977）。

赫什菲尔德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对布洛赫观点的发挥。1908年，赫什菲尔德在他主编的第一份性学杂志（Zeitschriftf　r Sexualwissenschaft）中使用了布洛赫创造的性学概念。与布洛赫一样，他也是第一个性学学会（性学与优生学医学会）的奠基人之一。到1919年，赫什菲尔德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抱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ology）。这个研究所坐落在柏林一所优雅的建筑中，能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临床服务（包括婚前指导）以及医学法律帮助。同时它又是一个培训中心，配备齐全的图书馆藏有20，000卷书籍、35，000张照片及各种艺术品，还有大约40，000份自传体实例材料（Haeberle，1982）。

所有这些以及其它一些很有希望的进展（包括两所著名大学里的性学研究项目），在纳粹掌权之后，都遭到残酷的破坏，甚至被摧毁。前面提到的三位性学先驱都是犹太人，注定了要受迫害。赫什菲尔德的血统，他的政治激进主义，还有同性爱取向构成了灾难性的组合。1933年，他的研究所遭到一群暴徒的洗劫，其所有家当被当众付之一炬。这一切发生在希特勒刚刚上台三个月之后。所幸的是赫什菲尔德当时正在法国，以后他便留在了那里。

性学在德国的厄运也给别处的性学发展造成了损失。瑞士的福勒尔（Auguste Forel，1848~1931）和英国的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与德国的性学家们是同时代人，并有密切往来。但在各自的国家里，他们无力重现德国学者们所创造的盛况。

但是，霭理士的努力还是对英语国家的人们的性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没作什么第一手研究，但他收集了大量的性学材料，编着成《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一书，并于1896年至1928年间定期修订数次。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学者声誉，但在早年则饱受非议。

霭理士和夫人爱迪丝（Edith Ellis）都是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俩的结合也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婚姻：他们在感情上亲近，但回避性交。双方都同意，他们忙于处理妇女问题。他直到晚年也未曾获得性满足。在维多利亚道德风行时期，霭理士的个人经历所碰到的困难促使他成为一个不懈地倡导对性的多元化采取宽容态度的人。考虑到他对性的积极开放观点，布莱彻（Brecher）称他为“第一个叫好的人”（first of the Yea-Sayers）。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些对性持肯定态度的人中独独没有女性。可能是由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不容许她们参与这一领域；另一个原因则可能在于，即使是有勇气的女性，也一般是以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出现，为节育之类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而努力，如英国的斯托克斯夫人（Marie Stokes，1880~1958）和美国的桑格尔夫人（Margaret Sanger， 1883~1966）等人的工作。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妇女所作过的研究被人忽视了。例如，1973年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斯坦福大学档案中发现了莫舍博士（Dr． Clelia Duel Mosher，1863~1940）所作的广泛调查。这是一份涉及45名女性（其中70％出生于1870年以前）的性态度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时间从1892年到1920年。这项工作的发现给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性学带来了新的光明（专题1-1）（Mahood和Wenburg，1980）。

专题1-1 莫舍的研究

1973年，卡尔·戴格勒在斯坦福大学发现了一份对45位美国妇女进行的关于性态度的问卷调查，其中有70%的受访者出生于1870年以前。这些从未被公开的手写记录是迄今所知最早实行的性调查，也是关于19世纪女性性方面的唯一资料。

这项调查是由希利亚·杜尔·莫舍完成的，而她自己的一生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一个有趣研究对象。莫舍于1863年出生在纽约奥尔巴尼（Albany）的一个医生世家，她的父亲和四位叔叔都是医生。1892年，还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莫舍就开始了这项调查，一直到1920年才完成。在此期间，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斯坦福大学的健康中心担任医生，同时是卫生学教授。

莫舍所做的女性调查对象并不是随意的人群，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学者的夫人们。她们的回答所显示的对性的坦白程度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反驳了我们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禁欲的印象。

问卷表明，大部分（45人中有35人）受访者有渴望性交的感觉，不论丈夫是否有兴趣进行。只有9人说她们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感觉。莫舍一定是事先假定女性通常都能体验性高潮，因为她在调查中并不是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体验到性高潮，而是问是否“总”能在性交中体验到性高潮。35％的受访者回答“总是”和“经常”，40％回答“有时”或者“不总是”。如果把出生于1875年之前的女性单独归类，那么有性高潮（至少1次）的比例是82%，和出生于1900~1920年间的金赛访问的女性样本非常相似。

这些妇女对性的评论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性交“是人类的正常行为”；“即使没有孩子，性关系也会使男人更爱他的妻子，性行为的最大贡献正基于此。性是美丽的，我很高兴自然将之赋予我们”；“对我来说，夫妻双方渴望结合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性交，其次才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次要的，尽管这个动机是完全有价值的，但是除非是双方都表现出欲望，否则性交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引自Degler，1980，p.264）。

在另一方面，这些女性也有许多性焦虑。由于避孕措施不可靠，对怀孕的恐惧控制了她们的想法。尽管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其中很多人说她们在结婚前对性一无所知。在这45位妇女中，有25位报告说每周至多行房一次；10人报告说每周有一次或两次；9人报告更多。然而，37位受访者中只有8人希望每周性交一次或更多，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妇女进行性交的次数超过了她们的意愿。尽管如此，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这些正面观点仍被视为莫舍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关本次调查的完整研究，见Mahood和Wenburg，1980）。

复　苏

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性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但各种各样的性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美国，一些行为调查还在进行，同时还有很多的临床研究。但是，现代性学的真正复苏要从20世纪40年代金赛的工作算起。

金赛博士（Alfred C. Kinsey，1894~1956）原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在作了25年的黄蜂研究之后，转而对人类性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起因是他在别人的劝说下开设了一个婚姻课程班，他的学生问了他很多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促成了他的改行。从此，他和他的合作者们［鲍默罗伊（Wardell B. Pomeroy）、马丁（Clyde E. Martin）和杰勃哈特（Paul H. Gebhard）］收集了美国各地各色人种的16，000份性史，这是前无古人的工作。仅金赛一人就收集了7000份性史，10年中平均每天两份。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完成他会见100，000个人的宏伟目标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专题1-2 性学调查

在基于访谈的性研究中，金赛和他的合作者从事的性行为研究是最为雄心勃勃的探究。即使在40年后，不论是在规模上、内容的详尽程度及社会效果上，他们都保持着无法赶超的地位。

作为访谈者，金赛和他的同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都受过极好的训练，依靠一套标准问题，获得可比较的结果；给受试者提供包括交叉检查（如比较丈夫和妻子的答案）在内的成百套问题，以确保回答的可靠性。这些研究人员也记住他们的密码，并且把结果直接用密码记录下来，以便有更大的精确性和保密性。

在1938年至1950年间，这些研究者访谈了16，000多人。金赛得到了7000个性史记录，在10年中平均一天获得两个。在这些报告中，基本样本由5940名女性和5300名男性美国公民组成。

金赛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人群中获得随机样本参加他的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常有许多人拒绝参加，这损害了群体的代表性。他转而采用一种“小组样本选择”法，选择差别很大的小组（如神父、犯人、大学生），然后说服每人都参与会谈。在1/4的这种小组中，他努力获得“百分之百的样本”，使这些群体（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说出自己的性史。这些小组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11，240人的群体中，性史的研究包括了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职业、地理分布、宗教信仰等方面。所有这些小组都有足够的成员作为代表来进行比较，所以金赛的样本是分层次的（stratified）。不过它不是有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调查，因为抽样的群体中，每一小组的大小和美国总人口中群体的构成是不成比例的。受教育水平低的和乡村的小组中，样本很少，几乎没有代表。有些小组，事实上根本没有代表性，如所有提供过性史的受试者都是白人（金赛收集过黑人的性史，但不够进行统计分析）。3/4的妇女是大学毕业生，许多低阶层的男性则犯有前科。这样他的受试者主要只代表了白人、都市居民、新教徒、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东北部人群。金赛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样选择造成的问题，对一些批评也不予置评。他称他的性行为研究只是在一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不是针对所有文化和所有人种的性行为研究（Kinsay et al.，1948；1953）。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花花公子》基金会（the Playboy Foundation）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性调查，是由一个独立的行为研究和市场调查组织主持的。研究的样本是从美国24个城市的电话簿上随机选择的2026名成年人。样本中的982名男性和l044名女性，在年龄的分布上与美国18岁以上人口的年龄分布相似。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出现在电话簿上，所以这些样本也不能说具有代表性，特别从80％联系到的人拒绝参加研究这一事实看，更不能说是有代表性。

这些资料是通过高度自我回答的方式收集到的。另外有100名男性和100名女性，被莫顿·亨特（Morton Hunt）和他的妻子伯尼斯·科恩（Bernice Kohn）选来进行更深入的访谈。这二位均是职业作家。亨特曾就这项调查研究写过报告，所以这里我们称这种研究为“亨特调查”（1974）。该法尽管难以与金赛调查法媲美，但亨特调查在用来与几十年前的金赛报告做比较时还是很有用的。

20世纪70年代末雪儿·海蒂（Shere Hite）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女性的性，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1976）。它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妇女团体来获得回应者，为了扩大研究范围，他们还通过几种杂志［如《阁楼》（Penthouse）］和时事通信来征募受试者。在做了大量努力之后，在100，000拿到问卷的人中，只有3000人回应，回应率只有3％。另外还做了一个针对8000名男性（回应率只有6％）的类似的研究（Hite，1981）。1987年海蒂关于女人和爱情的研究是基于一个有大约4500位女性参与的样本，这项研究一共联系了10万人，故其回应率是4.5%。

海蒂的报告受到批评，因其样本不具代表性，作者具有辩论风格以及政治目的。但海蒂研究中的个人经验使其具有很高的阅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说的是和其它人所想所感一致的，所以她的书才得以畅销。

最后，大量收集问答资料的方法是杂志常用的调查法。通过在杂志上印上问卷来让杂志读者来回答，回答问题的人构成研究的样本。因为杂志具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所以即使只有1％的回应率，也还可以得到数以千计的回答。不过这样得到的结果甚至不能推广到其它读者身上，因为它本身难以代表大量的群体。这种性调查法已被引进到《今日心理学》（Athanasiou et al.， 1970）、《红皮书》（Redbook）（Tavris和Sadd，1977）、《女士之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Schultz，1980）、《大都会》（Cosmopolitan）（Wolfe，1981）和《花花公子》（Peterson et al.，1983）杂志，如果不计它们的局限性，这些信息还是有趣的。许多调查对象更为有限的性调查已被实施。大学生通常是这些研究的调查对象。

虽然已过去了约40年，但金赛对男、女性行为的研究仍是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最综合最系统的信息来源。金赛之后也有人搞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能与金赛的工作相媲美。

金赛建立的性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最近更名为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Gender，and Reproduction）］一直致力于其它更广泛的性行为的调查研究，包括对性犯罪与同性爱者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图书馆收藏有60，000册书籍，3700部电影，大量的图片材料以及人工制品，当然都是与性有关的，因此兼具资料馆与教育的功能。

金赛的工作之所以能引起公众如此大的注意，除了因为其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模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使这些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在他之后，无论是别的调查者、记者，还是性用品商人，都在不断地刺激大众探讨自己的性生活，性调查成了通用的工具。谈论性的大众书的出版发行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尽管这类书对于性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并不会作出多少实际的贡献。

性研究的下一个飞跃是人类性生理的实验室研究。金赛早就期待着直接观察性活动，但是实现从会谈到观察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这是在妇科专家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1915~2001）和他的女助手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1925~ ）的工作中完成的。

在694名志愿者（18～89岁）的配合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观察、监测、拍摄了通过手淫或性交达到的10，000次高潮时的身体反应。他们的工作至少建立了性生理学的初步基础，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生理学家和性学家忽略的。他们随后的工作，即性功能失调的治疗和研究，开辟了性治疗的新纪元（Brecher，1969；Robinson，1976）。

性学现状

狭义地讲，今日的性学领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研究、教育和治疗。由于这些详细内容以后都会讲到，这里只简要作一介绍。

性研究

大部分性学研究是在大学里进行的。生物医学家继续研究性的生物学方面，但是现在从事性行为研究的人员大多数是行为科学家，许多人是心理学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相比其它学科，人类性学的研究仍是边缘性的。尽管性研究的质量正在迅速提高，但和心理学或生物学等建设比较完善的学科相比仍然是极不标准化的。研究者中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也有一些不够专业的人。人们对性学的了解往往是来自于畅销书，而不是扎实的研究或者学术成果。

有关性研究的主要期刊有两种：《性行为档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和《性研究学报》（Journal of Sex Research）；另外还有大约十几种专业杂志和通讯刊物，也刊登一些有用的信息，如《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咨询中心报告》（SIECUS Report）。还有，因其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有关性的重要的研究报告同样也能在别的相关专业杂志上发表。

性教育

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教育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大学里为学生们提供性指导。早年的先驱们，如摩罗（P. A. Morrow，他发展了更加正当、更加有效的课程）等人主要关心的是性病的预防。“二战”之后，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课程开始流行起来，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今天这样的人类性学课程。*

关于美国各大学人类性学课程的数目与性质，我们虽然没有综合的资料和数据，但是通过1986年对225所机构所作的调查发现：开设一门或更多门性学课程的占41％；另外，还有44％的学校的精神病学系开设了涉及性的相关课程（Polyson et al.，1986）。这些数据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开展过的同性质调查（Sheppard，1974）所得出的数据非常接近，可见自70年代早期的扩展后，高校性教育始终比较稳定。

人类性学课程的教师来自各种学科，但最多的是来自健康教育系和心理学系的。同学们对大学里开设的性教育课程一般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大多数教师们认为性学不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除了少数几次试办研究生项目的不成熟的尝试之外，在高等教育战线，性学还是一个有待于人们去开拓的领域。在大多数成熟的高校中，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教师往往在其它专业有自己的主要教职。

青春期少年和儿童的性教育也一直存在着争论。由谁，以什么形式，为何目的给青少年以性的指导，一直是棘手的问题（第8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性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仍有理由关心这些项目是否完善。这些性教育项目往往资金有限，执教者自己通常是自学的，并且还要面对社会不时的反对呼声等等。

当今，艾滋病的威胁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进行全面性教育的机会。公众从来没有如此热切地希望孩子们能在学校中接触到性知识。社会最终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以促进和推广性教育为己任的最著名的（也是受攻击最多的）组织是1960年成立的SIECUS（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咨询中心），它的领导人是玛丽·卡尔德龙夫人（Mary Steichen Calderone，1904~1998）。在这个组织的章程里，性的宽泛概念是这样的：

SIECUS的性概念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性。它包括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强调的是与一个人作为男人、女人或男孩、女孩等密切相关的方面。并且，它是一个在人们的一生中一直运动变化着的整体性问题。性不仅仅反映着人的生殖特征，也反映着人的特征。作为总体人格的一种功能，性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精神的、文化的变量都有关系；反过来，这些变量也会影响人格的发展和人际关系，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结构。

关于性教育的最典型的争论是，性教育打扰了儿童天真单纯的性的太平世界，点燃了青春期少年性欲的熊熊火焰。并且，在进行性教育的同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鼓励起来的性实验，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性教育的倡导者们则强调说，性教育可以帮助人们预防性传播疾病、避免意外怀孕、纠正错误的性态度等等；通过提供正确的信息，筛选出正确的态度，使人们过上更加满足的性生活。

性治疗

大多数患有性功能障碍（如阳痿、不能达到性高潮）的人一般是由开业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或其它提供咨询的人来治疗的。不过，在过去的20多年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性治疗领域，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第15章）。现在还看不清这一新的性治疗最终是否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专业，也估计不出它的贡献是否会被吸收到成熟学科的主流中去。

虽然存在着不少缺点，性学领域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并获得了作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教育的学科的合法地位。在被忽视、被压抑了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一于人至关重要的学科，值得我们像对待人的生活的其它方面一样，坦诚、严肃、正直地对待它。

第一部分 性结构与功能

感谢上帝，他赋予男人神圣使命，那就是以其阳刚之躯为女人带来欢乐。从中男人也获得极大的享受。

——沙亚克·奈夫扎威（Shaykh Nafzawi）,15世纪突尼斯性学家，上句选自其性学手册

《香园》（The Perfumed Garden）

人体几乎没有什么部位能像性器官那样充满魅力。人们对之或是称颂，或是诋毁，或是保持缄默，或是大胆流露。人类性器官引起的是各式各样的反响，它们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有诗歌、散文的赞美或诅咒，有宗教狂热般的崇拜，也有精神病态般的毁损。

我们许多人在对性器官感兴趣的同时也夹杂着排斥心理，即否认这种兴趣的存在或为其存在而羞愧。有些夫妇结婚多载，做爱频频，却不敢坦诚地审视对方的性器官。有人提出说隐匿有利于提高性欲，但同时也造就了无知……

第2章 性解剖

第3章 性生理

第4章 性激素

第5章 性器官疾病

第2章 性解剖

感谢上帝，他赋予男人神圣使命，那就是以其阳刚之躯为女人带来欢乐。从中男人也获得极大的享受。

——沙亚克·奈夫扎威（Shaykh Nafzawi）,15世纪突尼斯性学家，上句选自其性学手册

《香园》（The Perfumed Garden）

人体几乎没有什么部位能像性器官那样充满魅力。人们对之或是称颂，或是诋毁，或是保持缄默，或是大胆流露。人类性器官引起的是各式各样的反响，它们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有诗歌、散文的赞美或诅咒，有宗教狂热般的崇拜，也有精神病态般的毁损。

我们许多人在对性器官感兴趣的同时也夹杂着排斥心理，即否认这种兴趣的存在或为其存在而羞愧。有些夫妇结婚多载，做爱频频，却不敢坦诚地审视对方的性器官。有人提出说隐匿有利于提高性欲，但同时也造就了无知。

从物理上讲，性器官与我们身体的其它器官并无不同，它们都被用来履行一些特殊功能，生命器官如心肺保证我们个人的生存，而性器官则保证着我们人种的繁衍。

本章我们将讨论人类生殖系统的解剖学原理，同时将特别关注如阴道和阴茎这类在性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器官。尽管如此，也应记住，性活动所涉及的远不仅仅是性器官的使用，你的整个身体，你的思想和感觉，都是性的组成部分。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像谈论人的鼻子和嘴巴一样自如地谈论性器官，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如果你在阅读本章时感到五味杂陈，无需尴尬，你不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对身体的态度自童年起便已建立，但成人后这种态度可以改变。我们的社会传统上习惯于不向儿童传递正确的生殖器信息，有时甚至不会提供准确的名称。尽管现在的父母相比以往已经更直率了，但在向孩子们解释的时候仍会觉得困惑而尴尬。

我们接受了太多针对性部位的消极看法，我们认为它们“脏”，这可能跟它们接近粪便和尿液有关，但同时我们又知道如果它们“发育良好”的话是多么美妙而有吸引力。总之，我们的社会对性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开放、宽容和开明。在图片和电影中，在海滩上，裸体和性器官的暴露已相当平常。但是也有人认为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端庄，而性感受也正在变得迟钝。

习惯上说，男性较易被女性性器官所吸引，为之冲动，想入非非，但同时又恐惧和排斥女性性器官。男性对自身性器官的认识也充满了矛盾，他们夸大了它们的重要性，同时又对其大小、形态和性的能力忧虑不安。

女性对其本人或男性性器官的态度很少表露。然而，她们对自身的性器官也同样交织着骄傲、欢悦和羞耻、困惑等多种情绪。和男性相比，女性倾向于对性解剖知识了解得更少。因为她们的性器官在身体“内部”，较为隐蔽，社会传统又迫使她们不能对男性生殖器表示出兴趣。近年来，男女两性对性的态度变得较为公开化，但这方面仍然存在着矛盾心理。

详细了解性的解剖学并不是拥有活跃性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求你最好掌握一些知识还是有其理由的：

首先，学习性器官的构成及其运作机制，能够帮助你停止胡思乱想和担心。

其次，性行为能导致怀孕和疾病，为了避孕并且防止疾病，你必须仔细了解性活动所涉及的身体部分。

第三，要想负责任地进行性行为，你必须接受你的身体，同时接受你的伴侣的身体。除了了解性交的现实好处之外，性解剖学知识将为你形成健康的性观念奠定基石。

2.4 配子形成

在了解了男女两性基本的解剖学原理后，我们现在可以来谈它们共同的目标了——生产生命所需的细胞。精子和卵子是男女的生殖细胞，即配子（gametes），是生殖系统的组成成分。生殖细胞的产生［配子发生（gametogenesis）］在男女两性中都遵循相同的原理，但其发生和演化的结果——精子和卵子则是完全不同的细胞，它们各自具有特定的功能（Moore，1982；Sadler，1985）。

每个活体细胞的细胞核内都有染色体（chromosomes）。它们携有基因（genes），后者传递了所有的遗传特性。配子的形成依赖于有丝分裂（mitosis），或是普通细胞的增殖。在有丝分裂中，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带有相同染色体数的细胞。另外，生殖细胞则经历了一种特殊的减数分裂（meiosis），通过这一过程，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减少了一半。

人类所有的细胞（除卵子、精子外）都含有46条染色体，其中22对为常染色体（男女两性都一样）和一对性染色体。女性体细胞有2条X性染色体；而男性则是1条X性染色体，1条Y性染色体。女性体细胞的基因型（genotype）是44+XX，男性是44+XY。*生殖细胞各含有一半数目的染色体：卵子包含23条染色体（22+X），精子也含有23条染色体，22+X或者22＋Y。因此精子与卵子结合受精时，染色体数恢复正常，而不是多出一倍（第6章）。

精子发育

精子的生成（spermatogenesis）于青春期时发生于精曲小管内。青春期前，精曲小管只是实性的索状物，内含休眠状态的生殖细胞。青春期后，精曲小管内开始产生精子（图2.12）。精子形成后释入小管腔，继而被运送至附睾，在那里进一步成熟直至射精时被排出体外。由于所有的精曲小管内同时进行着精子发生，因而发育成熟的精子也源源不断。从一个未成熟的生殖细胞即精原细胞演变为成熟精子的周期为64天。这种周期循环是不断的。支持细胞/滋养细胞（塞尔托利氏细胞）散布在精母细胞中，给发育中的精子提供支持、保护和营养（Kessel和Kardon，1979）。

精子发生可以分成三个期。第一期，也就是精子成熟链中最早期的细胞即精原细胞（spermatogonium），经过增殖、分裂转变为较大的初级精母细胞（primary spermatocyte）。初级精母细胞在染色体数目上没有变化。第二期，每个初级精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成为两个次级精母细胞（secondary spermatocytes）（通过两个特殊的分裂过程，即第一次减数分裂和第二次减数分裂）。继而，每个次级精母细胞又分化为两个精子细胞（spermatids）。精子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只有初级精母细胞的一半。其中两个是22+X，两个是22+Y。精子发生的第三期不再进行分裂，而只是经过演变分化成为精子。

成熟的精子包括头部、中段、尾部。精子头内含有染色体，头部是参加受精的唯一部分。精子通过尾部的鞭样运动具有活动能力。精子很小，不足1微米，因而用肉眼是无法看到它们的。

卵子发育

男子一生中产生的精子无可计数，而女性出生时卵巢内含有约200万个始基卵泡。到青春期，只有4万个存有活力。在女性整个生育期中，能达到成熟阶段的卵泡不过400个，其中能得到机会受精的卵子就更少了。

1.子宫　2.卵巢　3.输卵管　4.阴道 5.膀胱　6.阴唇

1.阴茎　2.睾丸　3.附睾　4.输精管 5.膀胱　6.前列腺　7.精囊腺

图2.14显示了卵子的成熟过程。卵细胞的发育在女婴出生前就开始了。女性婴儿会出现初级卵母细胞（primary oocytes）。初级卵母细胞及周围细胞构成了初级卵泡（primary follicle）。初级卵母细胞第一次减数分裂在出生前就已开始了，但在青春期前一直未有活动。青春期之后，每个月都有一群卵泡开始成熟。通常它们中的一个能移动到前部，并呈进行性膨大（同时其它卵泡退化），直到其成为一个成熟卵泡或是格拉夫卵泡（Graafian follicle）（图2.15）。这种充满液体的囊泡包裹着卵泡和颗粒细胞（granulosa cells），后者环绕着卵泡并沿卵泡壁排列（颗粒细胞产生女性雌激素）。在排卵期间（第4章），卵泡壁破裂，将卵细胞排入输卵管。

在即将排卵前，初级卵母细胞完成第一次减数分裂，形成次级卵母细胞（secondary oocyte，有22＋X条染色体）和第一极体（first polar body，一个没有功能的小细胞）。在排卵时，次级卵母细胞开始第二次减数分裂，但直到与精子发生受精，分裂才会完成。此情况下，细胞分裂过程完成，并形成成熟卵细胞（mature oocyte）和第二极体（second polar body）。第一极体同时分裂为两个细胞。因此卵子发生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成熟卵细胞和三个退化的极体。这与精子形成不同，一个单独的初级精原细胞可发育为四个成熟的精子。

作为本部分内容的结束，让我们现在回到卵泡的话题上。排卵后，剩余的卵泡转变为黄体（corpus luteum），即一种继续生成激素的腺体。排卵周期末黄体转变为疤痕组织。

卵子是人体最大的细胞之一。与之相比，精子显得十分微小。但是卵子用肉眼仍然看不见（图2.16）。重构世界人口所需的全部卵子可填满两个一加仑容量的罐子；同一情况下所需的全部精子可装一个阿司匹林药瓶。生育这个世界整个下一代所需的DNA体积不足一个阿司匹林药瓶容积的１/１０（Stern，1973）。

卵子的细胞核（nucleus）内含有遗传物质，被大量的细胞质（cytoplasm）包绕。这对于受精卵生命的维持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精子需要穿行很长的距离以完成受精的使命，必须“轻装上阵”，因而它所含的细胞质很少。卵子的透明部分称透明带（zona pellucida），是卵子的保护层，呈环状包绕卵子。排卵后，透明带外侧可见环状排列的卵泡细胞，这层细胞称放射冠（corona radiata）。

2.5 生殖系统的发育

我们已经了解了两性配子的生成，那么胚胎是怎么发展出其性别的呢*？

男女两性的生殖系统在子宫内第5~6周时就出现了，此时整个胚胎长5~12mm。胚胎在未分化阶段有一对未分化的性腺（gonads），两套生殖管（genital ducts）和生殖窦（urogenital sinus）。生殖窦是生殖管和泌尿道向外的共同开口，具有外生殖器的雏形（图2.18）。

此期人们即使用显微镜也无法可靠地辨认出胚胎的性别，因为性腺尚未演变成睾丸或卵巢，其它结构也未分化。肉眼未能识别性分化并不意味着性别仍未决定。基因性别在卵子受精时即已确定。它取决于受精精子的染色体成分。如果受精精子携带Y染色体，胚胎将发育成男婴，否则将发育成女婴（第6章）。

性腺的分化

Y染色体是如何启动睾丸发育过程的？有一种假设认为，一种称为X－Y抗原的睾丸有机物使未分化的性腺发育为睾丸。现在已证实启动男性发育的因子是位于Y染色体上的单基因，称为睾丸决定因子（testes determining factor，TDF）（Page et al.，1987）。睾丸决定因子作为一种生物“总开关”，可决定其它与性发育相关的基因能否启用。因此是Y染色体上的一小段基因决定了性别为“男性”。

作为效应，性腺细胞演变成带有特征性的索状物睾丸索（testis cords），它是精曲小管的前体结构。在胚胎第7周，发育中的睾丸已可识别。如果此时还无法看到成熟睾丸的基本结构，那么我们暂可认为未分化的性腺将演变成卵巢。一般要到第10周时才有确凿的证据认为胚胎是女婴，因为此时可以看到卵泡前体结构的分布。

如果未分化性腺要发育为睾丸，那接下来的发育过程主要发生在性腺的内部或髓部；如果未分化性腺发育为卵巢，那发育则是在性腺的外部或皮质部，并使原生殖细胞最终发育为卵泡。胚胎睾丸产生的雄性激素对促进精曲小管的成熟是十分必要的。胚胎卵巢也产生雌性激素，但这些激素是否有促进卵巢发育的作用目前尚不明了。

生殖管的分化

胚胎在未分化阶段有两大生殖管，即：副中肾管（paramesonephric）或称苗勒氏管（Mullerian）将发育成女性，中肾管（mesonephric）或称吴非氏管（Wolffian）将发育成男性（图2.17）。

正如Y染色体引导未分化性腺发育成睾丸那样，胚胎睾丸进而又决定了生殖管的发育。这一过程是由两种激素调节完成的，即睾酮（由莱迪希氏细胞产生，促进吴非氏管发育）和苗勒氏管退化激素（由塞尔托利氏细胞产生，抑制苗勒氏管发育）。其结果是，两侧的吴非氏管最终成为附睾、输精管、精囊，而苗勒氏管退化。

如果缺乏这两种睾丸激素，吴非氏管即退化，苗勒氏管发育成输卵管、子宫、阴道上2/3。阴道下1/3、男女两性的尿道球腺、尿道和前列腺均从尿生殖窦演变而来。尿生殖窦是胚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

这一分化过程的准确机制并不完全清楚，但基本原则是：生殖道的分化首先依赖于Y染色体，然后是睾丸激素。否则，未分化的生殖系统将演化成女性型。因此，不论其基因组成如何，如果在胚胎早期将性腺除去，生殖道将发育成女性型。

在上述发育的同时，睾丸或卵巢在外形、位置上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起初，它们呈细长条状，位于腹腔后上方。第10周时它们生长发育，移行至骨盆上缘水平。卵巢保持该水平的位置直到出生。在男性，此早期的内生殖器移行之后是睾丸进一步下降进入阴囊。睾丸降入阴囊后，通道闭锁。约2%的男孩出生时一侧或两侧睾丸未降入阴囊内，即隐睾症（cryptorchidism）。大多数这些男孩在青春期时睾丸可以降入阴囊。如果没有，使用激素或外科手术矫正就是很有必要了。因为腹腔内的高温环境影响精子生成，可导致不育症，而且未下降的睾丸可能引发癌症。

睾丸移离腹腔和降入阴囊所通过的通道通常在幼儿期就会闭合。如果通道没有闭合，弯曲的肠子可能会陷入其中，结果会导致先天性腹股沟疝气（congenital inguinal hernia）。这不同于通常在成年人中因腹肌弱化和剧烈用力（如举重物时）而引发的一类疝气（rupture）。这两类疝气通过手术都很容易治愈。

外生殖器的分化

外生殖器一开始也经历了未分化阶段（图2.18）。甚至在胚胎的第2个月后性腺已经可以识别，却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比较肯定地说出外生殖器的类型。到了胎儿第4个月，性别才不会认错。

未分化的外生殖器主要结构是：生殖结节（genital tubercle）、尿生殖褶（urogenital fold）、阴唇阴囊隆突（labioscrotal swellings）。在男性，生殖结节长成阴茎头（龟头）；尿生殖褶变长，融合形成阴茎体和尿道；阴唇阴囊隆突融合形成阴囊。女性外生殖器在演变过程中外观改变相对不明显：生殖结节变为阴蒂，尿生殖褶形成小阴唇，阴唇阴囊隆突形成大阴唇。

像内生殖器一样，外生殖器的分化过程也受雄激素的影响。随着内生殖器的发育，雄激素的出现，将引导外生殖器向男性类型发展。否则，将向女性类型演变。然而，内生殖器向男性型的发展依赖于睾酮；外生殖器则依靠睾酮的衍生物二氢睾酮（dihydrotestosterone），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第10章讨论。

因为男女两性的生殖系统基于相同的胚胎起源，所以男性外生殖器的每个部位在女性身上都有相对应部位，即同源器官（homologue）。即使女性的吴非氏管退化残迹和男性的苗勒氏管退化残迹是不等同的结构，我们仍很容易把男女两性的同源器官进行比较（Moore，1982，p.216）（借助图2.17和图2.18，试试看能否对比男女两性的同源器官）。

男女两性同源器官如下：睾丸——卵巢；前庭大腺——尿道球腺；阴茎头——阴蒂头；阴茎海绵体——阴蒂海绵体；阴茎尿道海绵体——前庭球；阴茎腹侧——小阴唇；阴囊——大阴唇。与男性前列腺相应的器官是女性的尿道旁腺，即斯基恩氏腺（Skene’s glands）。有些女性这些腺体仍有功能，因而在性高潮时可有“射液”现象。

男性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基本差异是在生殖系统。然而这些差异之下的类似处则暗示，男性和女性的相似其实比我们的文化让我们所相信的更多。

专题2-1 女性包皮环切术

一般来说，女性包皮环切术远不及男性包皮环切术那样为人们所知。在某些文化习俗中，主要在非洲大陆，这种手术仍被广为接受。据估计目前有 2000万非洲妇女接受过这种破坏性手术。

严格地说，女性包皮环切术只限于阴蒂包皮的切除。但实际上手术往往把阴蒂也一并切除，或同时切除阴唇并将之缝合，使得阴茎无法进入阴道（留有小孔可容尿液、经血排出），性交便无法完成。当妇女行将婚配时再把出口处切开扩大。

尽管“法老割礼”这个术语经常被随意地用于这些过程，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被古代埃及人实施过。在犹太教中这也不是必需的；仅仅只是埃塞俄比亚黑人犹太教徒法拉沙人（the Falashas）遵守这一礼法，可能是源于对邻近团体的效仿。

这种手术同男性包皮环切术一样具有久远的历史。然而，男性包皮环切术并不伤害其性能力。但对女性来说，这种破坏性手术的后果就严重得多。手术既摧残了她们的性功能，又危害了她们的健康。这种缝合女性生殖器直至其“合法所有者”有权使用为止的想法是将女性视为私人占有物的一个非常可耻的实例。然而实施这些操作的社会为其进行辩护，认为特定文化有权利形成他们自己的宗教礼节*。西方世界同样也有毁损女性性器官的手术。早在19世纪初，欧洲和美国就出现了阴蒂切除术，作为医疗手段治疗女子手淫、女同性爱、女子性冷淡和性欲过度。

For more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se practices，see Gregersen（1983）；Hayes（1975）；Huelsman（1976）；P（1978b）；and Taba（1979）.

第3章 性生理

虽然人类创造了众多涉及性的诗歌和浪漫故事，虽然人的性行为有着社会和道德意义，但若从生理功能的角度看，人与动物的性反应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均以体内客观的物质改变为基础。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美国生物学家、性科学研究者

通过开关，我们能令机器启动（“turn on”），但我们的身体也能像机器那样启动吗？将身体比做机器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隐喻，但这很难解释清楚人体的复杂性。性活动是以许多生理过程为基础的。当我们讨论解剖学时，我们看到的是结构（structure）；而生理学处理的是功能（function）——你身体当中的性部分与其控制机制的协作方式。

人们经常在性的生理（physiological）或者身体方面，与心理（psychological）或者精神方面作出严格的区分，就好像身体和头脑完全各行其是一样。显然这是不正确的：

生理和心理与组织的各个层面有关联，这种关联并非随意而为。我们从生理学的层面研究器官和器官体系的组织和相互关系，而在心理学层面，我们则集中关注人类整体的功能（Beach，1947，p.15）。

在我们探讨性的生理基础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仍然需要讨论性的心理学方面。但是心理学不能独立处理性经验，这两个方面必须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

3.1 性唤醒

性体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性唤醒（sexual arousal）现象。“唤醒”很难定义，因为其伴随了多种生理和心理状态。班克罗夫特（Bancroft）1983年提出了性唤醒包括的四项基本要素：

性驱力（sexual drive） ——驱动我们性行为以及性反应和性刺激水平的内在动力；

中枢唤醒（central arousal）——当我们注意力集中在对性刺激的感觉时（“变得兴奋”），大脑的警醒情况；

生殖器反应（genital responses）——性器官对性刺激的反应，如阴茎的勃起和阴道的湿润；

外部唤醒（peripheral arousal）——其它身体反应，如心率加速和血压上升。

性驱力的概念很有吸引力，但不容易检验。稍后我们将讨论其与性行为理论之间的联系（第8章），并考虑其与性激素的可能关系（第4章）。这一章将会涉及性刺激的过程、生殖器官的反应和性刺激之后的身体放松，以及调控这些活动的控制机制。

性行为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将性行为看做是性刺激（stimulus）和性行为反应（response）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模式使我们能更清楚地区分各种激发性行为的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性行为反应。

多数感性刺激来自于环境。性刺激可由眼、耳、鼻等感官的感受而引起。但除了这些外在的唤醒外，许多内在的因素也能触发性欲，如想象、记忆、幻想等（第11章）。

无论性唤醒如何，身体的性反应方式是随前后有预兆的一组生理变化而变化的：性唤醒会导致性高潮，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尽管大部分性体验止于短暂的性高潮，但我们将会把整个性反应周期作为我们的一般模式进行讨论。

肉体性刺激

人的基本感觉有5种，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没有专门用来接收性感觉的特殊感觉神经，它们都可以向大脑输送性信息。尽管视觉和听觉在传递语言和非语言性性信息方面特别重要，但最能激发性欲的还是触觉。几乎所有能导致性高潮的性唤醒的发生都离不开身体间的接触。实际上，触觉是唯一一种脱离高级心理中枢而能引起机体反射性性反应的性刺激方式。所以即使一个人因为失去知觉或脊髓损伤而使生殖器上的任何感觉均不能输送到大脑，只要低段脊髓的性协调中枢完好无损，那么如果抚摩其生殖器或大腿内侧，也可以引起生殖器勃起。同样的，一位脊髓受伤的女性也会在类似的刺激下产生阴道润滑。

触摸

触摸（touch）的情色含义，需放到可上溯至婴儿期的更广阔、更基础的人类接触需求当中去，这也是我们作为灵长类动物的遗产之一。照顾婴儿的关键因素便是来自成年看护者的触摸、爱抚、抚弄和拥抱。在对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婴儿期的研究中（Spitz和Wolf，1947；Harlow，1958），广泛记载了被剥夺这种接触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讨论。实际上，抚摸在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理毛行为（grooming）被称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黏合剂”（Jolly，1972）。因此，性唤醒的基础可以说就是对安全感和温情的基本需求。

触觉信息通过存在于皮肤和皮下组织内的名为末梢器官（end organ）的特殊神经末梢接受和传递，这种触觉小体呈不均匀分布，机体某些部位（如指尖）就比另一些部位（如背部皮肤）更敏感。

一般来说，神经分布愈丰富的区域，对刺激的反应就愈敏感。体表的敏感区域中，有些部位尤其易于引起性唤醒，这些部位被称为动情区（erogenous zones），包括阴蒂、小阴唇、阴道口、阴道前壁、阴茎头（特别是阴茎头冠和阴茎头腹侧）、阴茎体、外生殖器和肛门之间的区域、肛门、臀部、大腿内侧、嘴（尤其是嘴唇）、耳（尤其是耳垂）、乳房（尤其是乳头）。

尽管上述区域对性刺激最为敏感，但不能认为身体的其它部位就没有这样的功能。对少数人来说，对颈部、手掌、指尖、脚底和脚趾、腹部、腹股沟、背部下方的中央区域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的抚摩都可激发性欲。极个别女性只要被抚摩眉毛或对其牙齿施加压力便可达到性高潮（Kinsey et al.，1953）。

动情区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在古代的性爱手册中有大量或明或暗提及动情区的内容，如印度著名的《爱经》（Kama Sutra）和《爱欲之舞台》（Ananga Ranga）。了解一定的有关动情区的知识有助于提高情人的效率，这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性刺激在大脑引起的最终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到以往体验和当时情绪的影响。因此，不能单单指望按“动情区域分布图”，以机械、性急的方式去接近自己的性伴侣，期望由此来诱发性唤醒。例如，即使女性乳头一般对性刺激有很强的反应，但不是所有女性在任何时候都喜欢这样的刺激。男性的敏感部分同样如此，如龟头、阴茎。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或在某个特殊时刻），不同个体所需要的性刺激是不同的，所以伴侣们对彼此之间的需要和喜恶进行沟通就非常有必要了（第12章）。

刺激性欲的视觉、听觉和嗅觉

视、听、嗅、味也都是性刺激的重要方式，但大多数行为科学家认为这些方式与触觉不同，它们并不引起反射性活动：我们是通过学习才将生活中的场景、声音和气味分为色情性的、中性的和令人不快的。

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某种特定的性暗示引起性唤醒反应是有其内在机制的。犹如动物对给予的“性触发剂”（sexual triggers）有性反应一样，人对某些特定的性讯号同样也有反应，比如裸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Morris，1977）。跨文化与跨物种的比较结果支持了这种观点（Gregersen，1983）。性行为文明决定论主要研究不同文明人群间性唤醒的多样性，而性行为生物决定论者则致力于调查不同文明人群或人与动物间性行为的相似性（Symons，1979）。

窥视整个裸体或只是生殖器官被认为是能够普遍引起性唤醒的。尽管对什么是色情场面争议很大，不同文化、不同个体、不同性别之间也有明显差异，但是对视觉引起性唤醒作出多么高的估计也不过分。我们对肉体因素以及化妆品和衣着的成见可以证实以上观点。大部分人所认为的“性感”主要是——但决不仅仅是——外表形态。

声音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但也是非常重要的。语调和温柔的嗓音决定了谈话内容的情色效果。在性交中发出的叹息、呻吟和呜咽声能更好地激发性伴侣的性唤醒（对能听到的其它人也是如此），而某些搏动节律类型的音乐和浪漫音乐也可诱发性唤醒或渲染性交时的气氛。

在人类身上，气味作为性刺激因子，其重要性远不如其它动物，后者往往发出一种强有力的、我们称之为信息素（pheromone，也译为“费洛蒙”，“香偶素”）的化学物质来吸引配偶和诱发性欲。研究人类是否也分泌信息素是颇有意思的（专题4-4）。即使没有分泌物，大多数人使用香水和对身体气味的偏见就足以说明气味在诱发性欲中的重要性。

至此已阐明了感官刺激在性唤醒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但是，场景、声音和气味同样也可以具有明显的性欲抑制作用。有些人在这方面尤其敏感，一点点不愉快的干扰就会让他们失去性欲。例如，一个人可能看起来非常性感，却很可能因为不好的体味而失去性吸引力。因此，较好的性唤醒既取决于性伴侣间能否输送性信息，又取决于能否避免抑制性欲信息的发出。

3.2 性反应

了解性反应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即测定性活动时性器官的变化和其它身体反应，或收集受试者的主观感受。

直到不久之前，性生理学在医学研究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观察到性兴奋时睾丸上提，而性高潮时则伴有肛门收缩，同一观察结果直到23个世纪后才在实验条件下得到证实。通常认为性唤醒会导致性高潮，并随之出现性满足。性学先驱海洛克·霭理士（1942）将此过程描述为一个连续的两相阶段，以男性模式为基础：伴随着勃起增大阴茎的膨胀（tumescence）和复原到其未受刺激状态的缩退（detumescence）。

性高潮的生理学系统调查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首先进行（专题3-1）。此后，陆续才有了其它补充性或更正性研究（如Bohlen et al.，1980；Bohlen，1981），新科技也为生理研究提供了机会（专题3-2）。

本章以下部分将主要介绍人类性反应的典型模式。但要说明的是，不要将这些模式作为普适标准，很多变异也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人能跟你的反应一模一样。

性反应模式

人们主观上总把性唤醒和性高潮看做是极为舒适的体验，而要从客观上完全揭示它们的作用则十分困难。但如果在实验条件下，人体便可看做在性唤醒和性高潮时能清楚地显示上述反应的生理模型。

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观察总结出来的性反应模式表明，男性有一种性反应模式，女性则有三种，每种模式均包括四个期，即兴奋期（excitement）、平台期（plateau）、高潮期（orgasm）和消退期（resolution）。这些模式与刺激类型无关，也就是说，不管性高潮是由性交、手淫或其它刺激所致，其基本生理变化是相同的。

虽然两性的性反应基本相似，但仍存在一些差异。第一个主要区别是女性反应模式有更大的可变性。你可能注意到，尽管基本男性模式的特征是连续单一的（图3.5左)，但女性方面则呈现为三种可替换的选择（图3.5右）。其次，男性的性周期存在不应期（refractory period），这导致了男性在第一次性交后必须经历一个强制性休息期后才能对进一步的性刺激再次发生反应，但女性没有，女性是连续周期性的。这种性不应期紧随高潮期并延续至消退期。在此期间，无论受到什么强度的性刺激，男性也不能完全勃起和再次达到性高潮。只有在不应期过了之后才可以。不应期的时间长度似乎在男性中非常不同，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也不同，可能持续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不应期的时间间隔随着年龄增长以及一次性事中连续多次性高潮之后而变得更长（Kolodny et al.，1979）。

唤醒能力不仅受不应期的影响，同时也受复杂的相互作用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哺乳动物中，与新配偶之间的性反应是最强的，并且新配偶的引入会唤醒性兴趣（Michael和Zumpe，1978）。通常这一现象［被称为“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在雄性中要比在雌性中更为强烈。相似的机制是否作用于人类还没有被正式认定，但对新的或多个性伙伴的渴望可能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第16章）。

女性不存在性不应期，即使在与男性最接近的反应模式（模式A）中，在性高潮结束后，性兴奋又可能因刺激增强而再次出现性高潮。因而女性可有所谓多重性高潮，即性高潮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的每一次性生活都会或愿意出现多重性高潮。

由于性不应期的存在，男性很难产生多重性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1966）认为具有该能力的男性极少，但若只引起性高潮而不射精的话，则能出现多重性高潮的男性比例大大增加（Robbins和Jensen，1976）。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下文中还将予以介绍。

尽管两性的性反应存有上述差异，但其基本生理反应模式还是相似的（心理反应模式另作讨论）。在有效的刺激下，男性和女性（模式A）的性兴奋不断提升。如果持续进行性刺激，性兴奋水平将在一定的高度上稳定下来，这就是平台期，随后就是高潮。在得到突然的释放之后，就进入压抑的兴奋逐步消散的消退期。

性反应周期中各阶段的持续时间差别很大，性兴奋期和消退期最长，平台期次之，高潮期最短，仅几秒钟。平台期中上下波动好几次，但在仪器上却显示不出来。完整的性反应周期持续时间变异很大，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刺激都能达到性高潮。在金赛的研究对象中，性交中的男子一般会在4分钟内达到高潮，反之女性达到高潮则需要10~20分钟。然而当女性靠自已进行刺激时，她们可能会像男性一样快地到达高潮（Kinsey et al.，1948，1953）。

另一种女性反应模式是在平台期达到高度的性唤醒水平，但紧接着并不达到性高潮，而是让性兴奋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已有的强度，并通过强度较小的波动使应当出现的性高潮逐渐释放掉，接着出现较长的消退（模式B）。术语高潮状态（status orgasmus）就是指这种强度的性高潮经验。它或者是一段在平台期上延长了的高潮，或者是一系列没有明显间隔的连续高潮（Masters和Johnson，1966）。最后一种反应模式（模式C）是突发性达到性高潮，接着性兴奋很快就消退，这种模式中不存在平台期。

在性反应周期的各阶段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生殖器和身体的其它部位都发生了数不清的生理变化。我们将分别描述男女生殖器的变化以及两性的其它身体变化。

专题3-3 格拉芬波点与女性“射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女性是否也有射精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直到17世纪，人们仍认为阴道液就是女性“射精”，与男性精液相似，对于受孕是必需的。这种误解构成了允许女性在性交中通过手淫来帮助自己使阴道液分泌，达到性高潮的神学基础，否则的话，不产生阴道液便没有怀孕的可能。这一误解直到人类生殖奥秘逐渐揭开后才告终止，女性手淫也同时被告诫是不可取的。

性高潮时，女性确能感受到阴道内有液体分泌，对其成分众说纷纭，包括尿液、前庭大腺分泌液、性高潮收缩时阴道排出的润滑液以及自尿道分泌的液体等。

1950年，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医师格拉芬波（Ernst Grafenburg，1881~1957）发现了两个现象：第一，近尿道侧的阴道壁前端有一个动情区，性兴奋时，该区域增大并向阴道腔方向突出，至性高潮后，它又回复到平常的大小；第二，性高潮时，尿道可“喷出”大量清亮透明的液体，这一现象至少在部分女性中可以见到。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格拉芬波提出了两点设想。他认为女性生殖器也有海绵体样勃起组织，因而阴道前壁在性兴奋时也会血管充血、肿胀；同时女性也存在类似前列腺的腺体，称为尿道旁腺（corpus spongiosum），它发挥着“女性前列腺”（即斯基恩氏腺）的作用。如同男性前列腺分泌液参与构成了精液一样，尿道旁腺的分泌液构成了“女性精液”。

格拉芬波的设想似乎与人类胚胎的发生发展过程相吻合，但它并无解剖学和临床资料作旁证。塞夫黎（Sevely）和班内特（Bennett）1978年重新关注了这一问题，他们在一份文献回顾的总结中说，女性的确也会射精，而她们分泌的这种液体与男性的前列腺液虽不全然相同，但非常相似，佩里（Perry）和惠普尔（Whipple）1981年进一步探索了这一问题，他们将阴道前壁的动情区命名为“格拉芬波点”或“G点”，对女性“射精”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包括拍摄了一部记录一位女性“射精”过程的影片。G点位于阴道前壁距阴道口2英寸处。多数女性在有足够性刺激时，G点肿胀并引起性高潮。高潮时，女性从尿道射出液体，似男性射精，只不过没有精子罢了。许多妇女自认为这是尿道失禁引起的，感到非常尴尬，因此她们压制性高潮来防止它（Ladas et al.，1982）。

这些喷射的液体是什么？一些研究者已有过报道，指出其中含有高浓度的酸性磷酸酶（一种前列腺分泌的酶）和葡萄糖（糖类），以及低浓度的尿素和肌氨酸酐（排泄入尿液中的蛋白质代谢的最终产物）（Belzer，1981）。虽然要比尿液中的酸性磷酸酶浓度高，但从未发现其浓度达到男性精液中的酸性磷酸酶浓度。因此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女性喷射的尿道液与男性的前列腺液有一些相似（Addiego et al.，1981）。

其它研究者们试图证实这些声明的努力依然没有获得广泛成功。在一项研究中，女性的“射精”最终成为尿液（Goldberg et al.，1983）。即使阴道前壁存在一个敏感区，但没有解剖证据证明其与斯基恩氏腺相关（Alzate和Hoch，1986）。不仅仅只是一个“点”，整个阴道前壁呈现出高敏感性，并且对其刺激很可能会导致高潮（Hoch，1986）。

如果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G点和女性射精的存在，那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性生理和治疗问题。但要说明的是，性感受及其方式是多样化的，切莫因以无“射精”和无G点肿胀感受作为性欲缺乏的唯一指标而苦恼。

专题3-4 女性性高潮的分类

在所有研究人类性学的文献中，有关女性性高潮的文章是最多的。到了现代，我们有关女性性高潮的观念深受心理分析理论影响。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有两类性高潮，即阴蒂型（clitoral orgasm）和阴道型（vaginal orgasm）。阴蒂型性高潮指直接刺激阴蒂所引起的高潮，通常由手淫来获得；阴道型性高潮指由性交刺激阴道所致。这种二元性高潮观点认为，年轻女性主要性兴奋的部位是阴蒂，随着性心理的成熟，该兴奋点由阴蒂移至阴道，所以青春期后，阴道便成为最主要的性兴奋区域（第８章）。这使得阴道型性高潮比阴蒂型性高潮更“成熟”。这个模型以各种形式被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重申。然而，现代的心理分析学家并不都同意这个观点。

金赛及其助手（１９５３）对二元性高潮观点提出了质疑。其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１９６６）证实了上述疑点，并提出在生理学上仅有一种类型的性高潮，无论阴蒂、阴道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刺激，性高潮的反应都是相同的。其它一些研究者在赞成单一类型的高潮模式方面走得更远。比如，谢飞（Sherfey）（1973）在其女性性进化理论中对此表示了赞同。而且，考虑到女性具备获得多重高潮的能力，她假设女性被赋予一种难以满足的性驱力，但却被社会压制以避免损害其孕育功能。

但是，研究者们仍在探寻性高潮的其它模式。费舍（Fisher）（1973）在对其心理和生理研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重申了阴蒂型高潮和阴道型高潮的区别，同时拒绝其心理分析含义。森格（Singer）（1972）将女性性高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阴型性高潮，其特征是阴道口不随意的节律性收缩，并认为这一类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描述的性高潮；第二类称子宫型性高潮（uterine orgasm），它是以子宫的反复移位为特征的，与外阴型不同的是，必须由性交或使用类似替代物来获得；第三类为混合型性高潮，即上述两类的混合（blended orgasm）。

在他们关于G点的著作的延伸部分中，莱达斯（Ladas）、惠普尔和佩里（1982）将早期的性高潮模式修改统一为性高潮反应连续性模式。这一模式的一端是阴蒂型性高潮（相当于森格的外阴型性高潮），它由刺激阴蒂而触发，涉及耻骨尾骨肌（circumvaginal muscles）的收缩，女性的主要性兴奋感受是从阴道的性高潮平台获得；模式的另一端为阴道型性高潮（相当于森格的子宫型性高潮），由G点受刺激而触发，涉及子宫的收缩，因此主要的感受来自于盆腔内器官。阴道型性高潮是性兴奋的最高形式，一次便足以获得性满足。而阴蒂型性高潮必须重复多次才能得到性满足。

这一主题在文学中也有体现，在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Golden Notebook）中这样写道：

阴道高潮是一种情绪反应，在感知上与一般的情绪没有任何区别；它是一种模糊的、隐秘的、全身性的知觉扩散过程，人就像躺在温暖的漩涡浴池里，被不断地旋转着一样，而阴蒂快感则有多种不同体验，它比阴道快感更强烈（这是男人的说法）。尽管性兴奋与性体验会有千差万别，但对女人来说，真正的快感只有一种：那就是当男人以他全部的需要和渴望要一个女人，并想得到她全身心的反应的时候，其它一切都是暂时的，虚假的，就连最没有经验的女人也能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

不管人与人的经验何其不同，最佳策略是不要试图在几种女性高潮模式之间分出高下。女性过去曾因“阴蒂型高潮不够成熟”的想法而承受了不必要的负担，现在却又被要求必须经历多重高潮和射精高潮。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发现自己的潜能，没有人必须符合别人的标准。

第4章 性激素

激素和人类性行为

测定性激素对人的行为的作用，远比测定低等动物要难，原因如下：

首先，人类性行为要比动物复杂得多。文化对生活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不同，各类性行为的微妙和差异令人吃惊（Gregersen，1983）。因此研究激素同性行为的关系没有简单分立的标准（如跳背或脊柱前凸等）可供遵循。

第二，对动物性相互作用具有关键揭示性意义的实验不能在人类中进行。我们绝对不会去阉割男孩，或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给女孩服用雄激素，看看对她们的性发育有什么影响。相反，我们必须依赖于对男性激素综合征这类情况的研究。

第三，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之所以难以找到激素对人类性行为影响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影响。比奇（1947）提出，在进化过程中，性行为逐渐从激素的控制中“挣脱”出来。尤其是人，性行为受社会学习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更大。

除了社会学习对人行为的较大影响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生物因素影响人心理和性的分化。大脑皮层下的区域同亚人哺乳类非常相似，然而却未见人脑视前区有鼠那样的性差异。

女性性激素释放有周期性，男性没有，从这可以推测出脑功能的差异，如同对低等哺乳动物那样。在雌激素的刺激下，LH潮涌只是雌性的特征反应。这不仅在月经周期内比较常见，而且可随时通过注射雌激素诱导。相比较而言，男性在注射雌激素后则不会发生LH分泌量的增加。这一差别也证明了大脑的差异（Gladue et al.，1984）。

然而为了弄清甾体激素的影响，我们必须问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激素同性有什么关系”。激素对性行为的某一方面可能影响很大，但对另外一些方面却没有影响；在某些条件下有影响，在另外的条件下则无。简言之，激素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仅在人类经验的广泛范围内有意义；作为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它预先安排我们或使我们更可能以某种方式行事。但它绝非某种盲目的力量，可以迫使我们发生性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分开讨论激素对性行为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影响。

激素与男性性欲

一般把驱使我们发生性行为的性欲看成是人的本性。但是，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过的，实际情况要远远复杂得多。这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生物因素，尤其是激素在多大程度上同产生和维持性欲有关。

从专题4-5可以看出雄激素对男性的作用，这最能说明激素对性欲的影响。让我们首先考虑睾酮的缺乏引发的后果。现在一般认为男性阉割后便不能有正常的性行为，但是关于此事仍有许多困惑。

极少有关于阉割后的性能力和性生活的可靠的详细资料。金赛等（1953）根据一篇文献综述得出结论：“成年男性阉割后，在许多（但不是所有）情况下，受到触觉或心理刺激后性欲仍能被唤醒。”以后的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性功能滞留。由于研究方法的不一致，以及无法区别性欲改变和勃起功能下降，和针对不同性刺激的反应，因而这些早期研究的开展举步维艰。目前，“多数男性在阉割后，性行为会急剧下降或完全遭到抑制，对于这一点目前已经鲜有疑义”（Davidson et al., 1982）。尽管性欲通常会在阉割后迅速下降，但是具体发生的时间又会因人而异。另外，阉割后，63%以上的男性会在数年内保留一定水平的性欲（Sturup,1979），不过性欲的有效性目前还不清楚。

对性腺机能衰退（hypogonadal）男性的临床治疗经验，更进一步确证了雄激素对性欲的重要作用。如果停止治疗一个月，性兴趣会出现下降。很快他们会丧失遗精的能力，但是性高潮则不一定会消失（换言之，他可能仍会达到性高潮，但是却无法射精）。由于性欲减退，性活动也会减少。再次给以激素1~2周后，所有这些变化均可逆转（Davidson et al.，1979；Shaakeback et al.，1981）。

雄激素和勃起能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出现性腺功能衰退的男性可能会发生夜间阴茎肿胀障碍（NPT）（第3章），并且用雄性激素治疗可以明显改善其睡眠中发生勃起的能力。这些发现表明，性唤醒和勃起反应的某些方面具有雄激素依赖性，而另外一些方面则不然（Bancroft，1986a）。

具有抗雄激素（antiandrogenic）功能的药物可干扰性功能，尤其是性欲。环丙孕酮和甲羟孕酮的效果非常明显，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广泛应用，可用来治疗性骚扰者（第14章）。

但是，不缺乏睾酮的正常男性，雄激素水平同性兴奋和性交频率无明显联系（Persky，1983）。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具有正常雄激素水平，那么给他更多的雄激素也毫无作用，如同杯子满了再多加水也无益。

从激素对雄性性行为的影响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推论：睾酮可能同攻击性行为有关，反过来它又可能对性行为有重大影响。一般喜欢寻衅闹事的人其睾酮水平同其它人之间并无可见的差别，但是睾酮很有可能对某些人发展这种行为起了促进作用。

激素与女性性欲

与亚人灵长类和其它哺乳类动物不同，女性没有发情期。类似于男性，女性在任何时候都有潜在的性接受能力。但是女性性欲是否完全同激素无关仍是一个问题。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雌激素、孕激素以及雄激素的作用。

最明显的方法是观察月经周期中性兴趣的变化，将其与清晰而可预见的激素水平变化相匹配。但是迄今为止的努力都得不出确定的结论（persky，1983）。女性没有动情期，但这是否意味着她们的性欲强弱便没有周期性变化呢？目前为止所做的大量研究未能对这个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有些研究表明，排卵时或排卵后不久，性交的可能性增大。对年轻女性不同月经期性唤醒阈值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McCance et al., 1952;Moos,1969;James,1971;Gold和Adams，1978）。尽管如此，许多研究都没能证明性兴趣在月经周期的中期达到顶峰的说法（Bancroft，1983）。

这些发现很可能受男性伴侣性兴趣波动的影响。女性是否性交不仅仅取决于她自身的性兴趣水平，同样也受其伴侣的影响。这一矛盾在女性同性爱关系中更不明显，因为这类关系中不存有性别冲突、对怀孕的恐惧以及避孕方法的选择等问题。这类情侣的性结合高峰期和性高潮通常发生在中期（Matteo和Rissman，1984）。

另外的研究表明，月经后性交达到高峰，月经中期有另一高峰。月经后高峰可能是对月经期节欲的补偿。月经期继续性交的女性没有显示这一回复反应。

中期的高峰如果出现的话，可能是由于雌激素水平或此时出现的雄激素水平升高所致。排卵后期性欲降低同孕酮水平较高一致，因为孕酮对性欲有抑制作用。

另外一个方法是观察由于手术或自然绝经而导致卵巢丧失功能的女性。传统意义上，绝经则意味着妇女生育能力的消失，而且其性吸引力和兴趣也会下降。目前这种观念已经明显改变（第9章）。然而，几项研究表明多数妇女在绝经期后，性兴趣和高潮反应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H??str??m，1973）；而且年龄在45~55岁的女性中，这种下降的趋势更加普遍（Pfeiffer、Verwoerdt和Davis，1972）。

这些变化与卵巢激素水平下降相关，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它们是由于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的。首先，女性对绝经的反应似乎具有很大的变异性，不论症状的严重性方面还是性功能的改变各有不同。部分妇女会出现明显的不良体验，但有些人却不会，并且有些人中年时还会出现性兴趣和反应性的正性加强（Masters和Johnson，1970）。

第二，绝经期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变化，阴道组织变薄，润滑反应下降。如果不加以治疗，这些变化会使绝经期妇女的性生活变得十分痛苦。性兴趣的丧失可能正是躯体不适的继发作用。某些文化中，绝经期妇女还要与人们对她们拥有性生活的偏见进行抗争，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她们的自我认知。最后，激素替代治疗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性欲会产生影响，尽管它可以明显改善阴道干燥的状况；因此，卵巢激素水平和女性性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这一问题尚值得商榷（Bancroft，1983）。

由于某些原因，有些女性在步入中年之前由于手术摘除卵巢而进入绝经期，她们所遭受的性功能方面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那些自然老化进入绝经期的女性更为严重，并且她们接受雌激素替代疗法的效果可能更好（Dennerstein et al.，1980）。

孕激素的行为学作用更令人困惑。已知孕酮是抑制性欲的，然而在黄体期显示出更高的性活力的女性，其孕激素水平也比其它女性高。

由于有大量女性服用避孕药，有人可能会想，对于甾体激素对女性性欲的影响一定了解得很多了。但是对口服避孕药这方面影响的研究得出了矛盾的结果。其影响如果存在的话，看来是对性欲有抑制作用的。但是这一生理作用通常可以被不用担心怀孕而带来的更强的性兴趣和性反应所抵消。

另外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是，给已经具有正常激素水平的人服用某种性激素，不能很好地测定该激素是否起到维持性欲的作用。即使是睾酮，已确知它同雄性性行为有关，对于不缺乏此激素的人一般也没有作用。

根据临床研究，有人认为雄激素引起女性性欲，如同对男性一样。很可能是这么回事。但关于这一点的实验和临床数据都还不明确。例如，据报道摘除女性肾上腺会导致性欲、性反应的降低和性行为的减少，但这些病例涉及的是那些病得非常严重的女性以及摘除肾上腺只作为其治疗组成部分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性行为作一客观分析是不大可能的（Waxenburg et al.，1959）。其它一些病例为了治疗乳腺癌而服用了睾酮，据报道她们的性欲得到增强。但是这种改善可能是由于睾酮对肉体组织的更一般的作用所致，即雄激素引起阴蒂肥大，导致生殖器官组织敏感度提高。以上这些表明，女性性欲同性激素的关系仍不确定（Gray和Gorzalka，1980）。虽然如此，当由于医学原因被摘除卵巢的妇女在控制允许的条件下给以雄激素时，她们的性欲和性唤醒会增强，而且出现性幻想的频率会增加（Sherwin et al.，1985）。尽管尚未确定女性的性欲和性激素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是性唤醒至少是有可能部分取决于睾酮的水平。

在一般情况以及实验室条件下，激素是如何影响性行为的，这一点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性激素对于动物的性行为具有毫无疑问的作用。我们已经明确知道性激素对于男性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尽管性激素对于女性的作用仍存在争议，但是我们目前所质疑的是这种作用的性质和范围，而不是它是否存在的问题。对于激素与性别认同（第10章），以及激素与性取向的发展（第13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目前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些我们都将单独进行讨论。

专题4-1 月经的禁忌

许多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中的女性一直承受着一种普遍的歧视，认为月经使她们在宗教礼仪中变得不洁。然而，经血并不是各种体液中唯一的“污秽”，精液也曾被认为是使人不洁的。

月经的宗教禁忌源于古代。《旧约全书》和《古兰经》中就充斥着有关经期妇女正当举止的戒律。这期间女子不仅被视为不洁物，而且她们被认为更可能有怀藏和传播罪恶精神的危险（Delaney et al.，1988）。

在有这种宗教禁忌的文化环境中，妇女在经期要与其它人隔离（尤其要避开病人和产妇）。她们在家中遭受各种限制，如不得不睡在地上，不能与其丈夫有性接触和所有其它的身体接触（甚至不能触及他的床），不能做饭；在犹太教中，月经开始的七天后她要按规定的宗教仪式洗澡（称为Mikvah），然后才能变得洁净（Gregersen，1983）。

美国东南部的原住民中，女孩初次月经来潮时就被隔离，从此女人在经期要么脱离家务，要么遭受宗教禁忌的限制。印度的寺规中，尼姑因为周期性地“被玷污”而被降为第二等级，被禁止参加某些重要的仪式。

即使在没有特殊月经禁忌的社会里，也常常避免或禁止经期性交，多数情况下，这是为了使男子免受伤害。莱波切人（Lepcha）相信，如果男人与经期女子性交就会生病；桑伽（Thonga）男子认为如果受过这种诱惑，他在战斗时就会发抖，甚至不能战斗；马塔科（Mataco）男子则会头痛（Ford和Beach，1951）。

公元77年，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在描述接触经血的后果时写道：

接触了它，鲜葡萄酒变酸，田地变贫瘠，嫁接的植物会死去，田园的种子会干瘪，树上的果实会坠落……钢刀的刃会钝，象牙的光泽会暗淡，蜂群会死去；即便是钢铁也会立刻生锈，而且空气中将弥漫着臭气；狗只要尝到经血就会立刻变疯，并使被狗咬的伤口染上一种不可救药的毒（Delaney，1988）。

我们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但视月经为祸根的更为潜在的偏见和恐惧感，将会长期影响我们对待经期妇女的看法。这种担心没有任何理性基础。月经只是女性的一个正常生理功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会影响其它一些行为。行经期的女性可以游泳、跑步、骑自行车以及参加任何形式的活动。月经也不会与性交产生冲突，只是有些情侣会出于个人偏好和健康原因而在女性经期禁欲（第5章）。

第5章 性器官疾病

当我最初意识到我感染了STD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怪物，我想我的朋友如果知道我被感染一定会吓坏的……我真想爬进一个洞死掉……

——匿名大学生（Miller，Rich和Steinberg，1987）

性是美好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危险。目前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艾滋病（AIDS）。这是可通过性行为获得的多种性传播疾病（STDs）中最新的一种。它是否会发生在你身上呢？对这些疾病的了解能够帮助你时刻保持现实的谨慎。它能让你，你的伴侣，甚至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免受侵袭。

本章首先讨论如何保持生殖系统的健康，然后关注生殖系统与身体其它部分所共享的一些失调症状，最后我们将讨论STDs。每一步的探讨都可帮助你学会如何照顾好自己，以及何时该寻求帮助。

STDs包含许多方面，其临床标志和症状以及传播模式主要是医学方面的考虑，但STDs同样对个体如何进行性行为，以及如何处理与性伴侣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类影响很大一个群体的疾病，STDs又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后果，并提出了一些让人头疼的伦理和法律议题。这是一个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多次回顾的课题。

性器官疾病并不一定影响性功能，有的男子患了梅毒，但并无阴茎勃起困难；患有淋病的女子也毫无疑问可以达到性高潮。在其它一些情况下，身体病变则会干扰性功能；许多心理和人际问题也同样会影响性功能。这种性体验或性满足上的紊乱称为“性功能障碍”，我们将在第15章讨论。

5.3 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s, STDs，简称性病）是指主要通过性接触或经由患病的产道出生传染的各种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最初称为“花柳病”（venereal disease, VD），取自爱神“维纳斯”（Venus），现在仍流行这种称呼。STDs主要影响性器官，但绝不是局部病变，它们也影响身体其它许多部位，有着潜在的严重后果。

STDs的流行

STDs是影响公众健康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美国涉及上千万人，近于流行病。这些疾病中的许多是可以控制的。ＳＴＤs的迅速蔓延只是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现象。60年代以前，ＳＴＤs并不常见，采取更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其发病率甚至还可进一步降低。

现在在美国，每年估计有1000多万STDs的病例出现。青年人尤其容易患病，主要发病年龄组在15～２9岁间。保守估计，各种STDs每年已给社会造成两百亿美元的损失（Cates和Holmes，1986）。而AIDS的蔓延将大幅增加这一代价。

据估计，现在全美半数青年25岁之前接触过STDs。这并不是说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得了或将得；有些小组里几乎每人都有，而在另一些小组里则可能无人患病（Hatcher et al.，1988）。

在凯茨（Cates）和赫尔姆斯（Holmes）1986年开展的调查中，各年龄组里住在城区的经济状况不佳的受试者，和某些少数族裔所报告的STDs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个数据并不是带有偏见的。穷人几率更高的原因，部分是因为这些人更加频繁地使用公共医疗服务，这就比到私人诊所就诊所报道的病例更多。内城的穷人同样在许多其它病症上有着更高的发病率，包括大多数的传染疾病，原因则在于不卫生的生存环境，过度的拥挤，以及不合格的医疗服务。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人，无论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财产、性倾向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有可能患上ＳＴＤs。在一项调查中发现，拨打STDs热线的人中有83%是白人，88%为异性爱者，26%为已婚。他们中1/3的人曾获得过学士学位，1/4年薪超过25，000美元（Hoffman，1981）。所以说，数据是有欺骗性的，这些人们更有可能是使用这些服务，而很难代表普遍的状况。

将ＳＴＤs的传播归罪于某一个被叫做“携带者”的群体，将有可能挑起偏见，破坏人们确认、治疗和控制STDs的努力。某些疾病的社会后果给被感染人群带来的伤害甚至远甚于疾病本身。

STDs的种类

有二十多种微生物经性行为传播后，能引起多种临床综合征（一组征象和症状）或者疾病。这些微生物包括细菌（bacteria）、病毒（viruses）、螺旋菌（spirochetes）、原生物（protozoa）和真菌（fungi）（Cates和Holmes，1986）。我们将主要讨论由这些传染源引发的疾病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几种。

每种疾病往往都由一种微生物引起，但其它的因素也会影响结果——普遍健康状况，免疫水平，感染生物体的量，等等。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引发感染的细菌，没人能生出淋病，但不是所有体内含有细菌的人都会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有些人只是生物体的携带者（carrier），能够传染别人但是自己却不会出现症状。所以一个人会不会死于某种疾病取决于寄生虫（parasite）和宿主（host）双方的特征。这一模式适用于所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为STDs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为方便诊断，按照其症状对其进行分类是非常有用的，某些成分主要导致尿道分泌物（淋病和衣原体），有些则导致皮肤损伤（梅毒和疱疹）。病人带着某种症状来看医生，医生就要试图通过不同的诊断——一个使用标志、症状和临床测试来剔除和确认的过程——来辨别出内在的病因（Sparling，1988）。

另一个用来分类的更为基础、对我们的目的也更有指导意义的方法是基于病源（etiology），或病因。虽然疱疹和肝炎各有一套不同的症状和后果，但它们都是由病毒引起的。鉴于病毒的表现往往相似，我们便将它们分为一组，这种路径为研究和治疗提供了一种易于操作的方法。

5.4 细菌性STDs

淋病

淋病（gonorrhea）是奈氏淋球菌（Neisseria gonorrhoeae）引起的传染病。古代中国和埃及文献中提到的一种传染性尿道分泌物，很可能就是淋病。古希腊医生盖伦被认为是将“种子”与“流出”合成为“淋病”（gonorrhea）一词的人。这种微生物只传染人体，离开人体提供的生存环境（温度、湿度等）是活不长的。

在美国，每年都会有800，000例新增淋病病例被报道，但据估计，真实的数量每年都要超过2，000，000例。在20世纪60、70年代，淋病发病率曾出现疯狂增长，但是进入80年代后稍有回落。在15~29岁的人群中该病发病率尤其高。

与受感染的生殖器、咽喉或直肠黏膜紧密接触，淋病就会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女性接触淋病后，比男性更易感染：一名女性与染病的男性性交一次后，受感染的几率为50％；而类似情况下，一名男子受感染的几率仅为25％。这或许是因为阴茎只有在性交时才沾染染病女性的分泌物，而感染的精液深深地进入阴道，阴茎抽出后，精液仍留在阴道内的缘故吧。此外，性交后排尿可以将尿道细菌排出男性体外，而阴道的自我清洁则要慢得多，从而导致病菌微生物有更多的机会扎稳脚跟。虽然如此，性交后排尿也有可能减轻女性得膀胱炎的几率。像性交后冲洗和排尿这类行为也有助于预防淋病，但切不可对此产生依赖心理（Stone et al.，1986）。使用避孕套要有效得多。

症状

男性得的淋病也被称为“clap”（来自于法语clapoir，意为“妓院”）。男性的主要症状是尿道分泌物呈淡黄色脓状。通常感染的部位是尿道，并导致淋菌性尿道炎（gonorrheal urethitis）。大多数感染的男子有此症状，但至少10％的患者无症状（尽管也感染了）。通常感染后2～10天内，阴茎头有排泄物出现，小便时常伴有尿道烧灼感和瘙痒。

有时在不进行治疗的情况下，2～3个星期内，炎症可能会消退。炎症也可呈慢性；此时它易传播到其它生殖泌尿道，影响前列腺、精囊、膀胱，少数情况下影响到肾脏。在一些病例中，也会传播到膝、踝、腕，或肘关节处，引起淋菌性关节炎（gonorrheal arthritis）。

50%~80％的患病妇女的早期症状甚微，或根本无症状。这一因素将导致女性出现更为复杂的并发症，而她也就作为这种疾病的“携带者”而无意间制造了传播给他人的风险。感染的最初部位通常在宫颈，并引起淋病性子宫颈炎（gonorrheal cervicitis）。唯一的早期症状是阴道有淡黄色排泄物，不易被人注意。如果不予治疗，感染就会传播到子宫，包括输卵管和其它骨盆内器官，引起盆腔炎（PID）。这点将在稍后讨论。

非生殖器淋病在男性和女性那里的症状是一样的。咽淋病（pharyngeal gonorrheal）是一种咽喉感染，最常见的传播原因是口交和接吻。相比之下，用口刺激阴茎要比用口刺激外阴更易患此病。其主要症状是嗓子疼痛，也可能有发烧和颈部淋巴结肿大。有时患者虽无症状，但仍有传染性。

通常，直肠淋病（rectal gonorrheal）是通过肛交而传播的直肠感染。患淋病的妇女，感染的阴道排泄物有时会进入直肠而引起感染。其症状是瘙痒，并伴有直肠排泄物。许多病例症状轻微或无任何症状。治疗直肠淋病或咽淋病与治疗淋性尿道炎方法相同。

早几年，儿童眼盲的一个常见原因是眼睛受到淋病感染，即淋菌性结膜炎（gonococcal conjunctivitis）。这是在出生时经过母亲的被感染器官而获得的，现在已要求强制性地给新生儿眼睛滴注青霉素眼膏或硝酸银眼药水，从而根除了这种病。

要诊断出淋病需要进行实验室测试。尽管症状可以显示病情，但还是需要通过对生殖器分泌物或其它感染部位引起病变的微生物进行确认才可确诊。为检测到无症状的感染，即使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也要提取子宫颈或尿道标本。对男性而言，通过对尿道分泌物的显微镜检测可以确诊。就女性和某些男性的例子而言，病菌必须要被人工培养（在一个营养媒介中培养）才能确认其存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无法通过常规的血液检查检出淋病，这就是为什么无症状淋病的检出远不如无症状梅毒的检出来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治疗

淋病的治疗通常是采用抗生素，比较常用的是盘尼西林（penicillin）。但是，一些对盘尼西林有抗药性的少见的病例则需要新的抗生素。针对淋病的疫苗目前尚在测试中（Sparling，1988）。

5.7 艾滋病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

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报道说洛杉矶暴发了一种罕见的疾病，5名男性同性爱者得了肺炎。这种肺炎是由一种叫做卡氏肺囊虫（Pneumocystis carinii）的原生动物导致的，一般发病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人（Gottlieb et al.，1981）；一个月后，CDC又发现，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共有26名男性同性爱者被诊断出患有另一种罕见的疾病，这次是皮肤癌，叫做卡波济肉瘤（Kaposi’s sarcoma），这种病也和免疫系统缺陷有密切的关系（Friedman-Kein et al.，1981）。

由这些互不相干的发现终于归纳出一类疾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这就是艾滋病。这种病的表现极为复杂。艾滋病已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美国先锋记者和作家，同性爱者兰迪·谢尔兹（Randy Shilts）在1987年10月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美国）社会最初的反应：这是一个有关政府的忽视的故事（到里根总统就艾滋病问题首次发表演讲之时，21，000名艾滋病患者已经命归黄泉了）；科学家为争夺名誉而互相封锁关键性的信息；新闻媒介未能把注意力放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上；同性爱领袖害怕艾滋病传播的真相会使来之不易的自由权利付诸东流。有人认为谢尔兹的批评过于尖刻。现在，艾滋病已受到大众高度的重视，而同性爱社团也都积极地投身于与艾滋病的斗争中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人在1986年曾称艾滋病是“一种全球性的灾难”（Altman，1986），并预言到1990年，全世界将有1亿人传染上艾滋病毒，构成对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则预测到1991年，美国将有27万人患艾滋病；每年死亡54，000人（比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人数还要多）；艾滋病毒携带者将达到500万至1000万，其中半数的人或许最终将因此病而死亡（Morgenthau和Hager，1986）。

至今，已在120多个国家鉴定出艾滋病。*报道艾滋病例最多的是美国。截至1988年3月，美国自发现此病以来共报道了56，212例，其中超过31，400例已死于艾滋病。据1988年美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MWR）报道，感染上艾滋病毒的美国人估计在100万到150万之间。

艾滋病并不仅仅是同性爱者的病，也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病。无论是从流行程度还是从对付此病的能力方面来讲，非洲中部（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等国）是受艾滋病威胁最严重的地区，其发病率为每百万成年人中每年有550~1000个新病人。美国10个艾滋病人的护理费用（约45万美元）就远比扎伊尔一家大医院的全年投资要多；而在扎伊尔，25％的成人和儿童的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Quinn et al.，1986）。中非的大部分病人是异性爱者，并且男女比例接近。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的情况不同，其中90％的艾滋病人是男子。

这样一种噬人的疾病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呢？艾滋病毒在中非的流行情况似乎表明这种病最初发源于非洲，可能来自非洲绿猴——70％的这种绿猴携带有艾滋病毒，但它们却不受其害。有人推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滋病毒因猴咬人而传染到人类（类似情况的确也曾发生在另一种病毒身上）（Essex，1985）。

艾滋病毒传播到美国，最初有人认为是在70年代中期。现在已经确定，1969年死于圣路易市的一个男青年（被称为罗伯特·R），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就是死于艾滋病。这表明早在60年代，艾滋病毒就已侵入美国了。这位罗伯特生前性生活频繁，并且很可能是同性爱者。让他的医生困惑不解的奇病正好与艾滋病的症状相符，并且从他的尸解组织冷藏切片也检验出艾滋病毒（Kolata，1987）。

流行病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大幅度削减中世纪欧洲的人口。1918年，仅死于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人就达2000万（美国死亡50万人）。梅毒的流行在本世纪也曾达到疯狂的地步。

难道艾滋病的出现会重复梅毒造成的灾难吗？同梅毒一样，艾滋病也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但是后果不一样，后者死亡率高，并招致恐慌和偏见。艾滋病与梅毒的不同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它不仅通过性行为传播，输血和静脉注射吸毒也能传播。梅毒最严重的后果出现于晚期，那时病人已经年老了，而艾滋病则主要吞噬青年人的生命；梅毒可以治愈，艾滋病不能治愈；最重要的是，艾滋病的致病因子是一种病毒，这就使得药物的研制和疫苗的开发更加困难。

艾滋病流行使卫生工作者感到吃惊的原因之一，是它与经典流行病在模式上的差别。艾滋病并不是高度传染的，它不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接触传染，即使长时间的接触（只要没有性接触）也不会传染。从各方面来看，艾滋病应该局限于人类的某些孤立的群体。

导致艾滋病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社会变化。航空的发达使以前分散着的人群得到接触的机会；性观念的开放使人类性接触的范围得以扩大；吸毒的增加也为艾滋病毒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

艾滋病的症状

艾滋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疾病。它是HIV感染达到最严重程度时的一种综合征状。这种艾滋病毒使人体无法防御其它的感染，因而实际上许多种症状或疾患都与艾滋病有关系（Groopman，1988）。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HIV感染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所以艾滋病的症状也分为四种类型。

第1类

构成金字塔的基底。感染有HIV和已产生抗体的人属于第1类。大部分人根本无任何症状或只表现出感冒之类的症状，如发烧、疲劳、肌肉痛等，一般在感染后2~6星期内出现。抗HIV的抗体一般在感染后两个月内出现，但一般要在感染后半年到一年才能达到能够检查出的水平。在此阶段，还不能算做得了艾滋病，并且的确有人尽管染上了艾滋病毒却从不发病。但是，这时的病毒携带者却可以将HlV传染给别人；在血液中尚检查不出抗体的时候，这些人的艾滋检查结果呈阴性，所以这些人是“沉默的病毒载体”。

第2类

处于第2类的人仍没有显着的临床症状，尽管此时感染已完全成立。实验室检测出血液内的抗体，并能看到辅助性T-4细胞数量的减少——此乃免疫系统已开始遭到破坏的证据，病人尚不能觉察到。

第3类

发展到第3类的人已确定无疑地感到不适了。身体各处的淋巴结肿胀——如在腋窝、胯部及脖颈等处可以摸到皮下的一些肿块——已构成“淋巴结肿综合征”（lymphadenopathy syndrome，LAS）。此外，病人还会出现持续性发烧、盗汗、腹泻、体重锐减、疲劳及发生一些不常见的感染如酵母对口腔的感染（鹅口疮）、酵母对阴道的感染等，有时还会出现水痘病毒的复活，导致痛苦的皮肤症状（带状疱疹）。

这些症状被称为“艾滋相关复合症”（AIDS-related complex，ARC）。一般来说没有生命危险，除非腹泻和失重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可怕的是病情进一步发展成为第4类。

第4类

只有第4类症状才叫做艾滋病。它引起卡氏肺囊虫肺炎或者引起卡波济肉瘤。这两种都是致命的疾病。肺炎的症状集中在胸部，表现为咳嗽和呼吸困难；卡波济肉瘤是一种皮肤癌，外表为大小不一的蓝色或棕色皮瘤，触摸并无痛觉。

大量的其它“机会性感染”及其它癌症使第4类症状进一步复杂化，如可导致脑膜炎（meningitis）、结核病（tuberculosis）及弓浆虫病（toxoplasmosis）等等。由于HIV可以入侵神经系统，所以艾滋病开始时甚至表现为一种神经或精神疾病（Price和Forejt，1986）。

上面这四类症状构成一个“冰山”。第1类和第2类包括所有受感染的人，都在“水面以下”——他们一般不表现出显着的临床症状；第3类、第4类已有明显的症状，所以构成冰山的水上部分。一座冰山看得见的只有这么一点儿。

一般认为，出现第l、2类症状的大部分人最终都将发展成为第4类。如在1987年发现，起初染有HIV的人在5年之内有20%~30％发展为艾滋病。同样，患LAS（第3类）的人在5年之内发展为艾滋病的约占30 %（Kaplan et al.，1987）。现在的估计数字是：所有染上HIV的人在10年之内至少有50%将发展为艾滋病。时间再长，我们实际上已不可能预测多少染有HIV的人将发展成艾滋病了。

确诊为艾滋病（第4类症状）的患者，50%将在确诊后18个月内死去；80％将在36个月内死去。

但是，奇迹也不是没有。有的男性感染上HIV10年有余了，却仍未表现出任何症状；一些人虽表现为完全的艾滋病人，却已存活了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来研究一些人能抵抗艾滋病的原因和研究另一些人不能抵抗的原因是同等重要的（Altman，1987，1987）。从长远来看，随着人类找到越来越多的新药和疗法，艾滋病的状况将大为改观。

安全性交法

目前，避免参与危险行为和使用安全性交法仍是对付艾滋病的唯一可靠的策略。

如果你不是静脉注射吸毒者，那么事实上能使你染上艾滋病的途径只有性接触了。你若能严格实行下面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将绝对不受艾滋病的侵害：

绝对禁欲；

从1977年（美国出现艾滋病的年代）起，你只与严守单配偶制的性伴侣（你们俩都没有其它的性伴侣）发生性活动；

与一个新的性伴侣建立单配偶制的性关系，前提是你们均未感染艾滋病毒。这种情况要求你们的HIV检查呈阴性，并均未在最近一年与可能携带病毒的人发生过性关系。你必须绝对信任自己和你的性伴侣，若有半点疑问，你们均需等待一年后重查HIV。在此期间，你们可以使用安全性交法，但避免生殖器直接接触或体液的交换。这意味着你们只能局限于拥抱、爱抚、“干”吻，以及不直接接触精液或阴道液的互相手淫（Kaplan，1987）。

这些都是很严酷的戒律，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执行。正像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那样，人的一生中所参与的每一项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风险。避免空难的唯一途径是不乘飞机；从艾滋病方面来讲，唯一真正安全的性生活就是上面这些。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所谓“安全性交法”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为“比较安全的性交法”——这些方法只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并不是绝对保险（Uline，1987）。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文字上的问题。交通工具和机器虽通过了“安全”检查，但也并不完全保险，而只能说已符合某些法规的要求。“安全”或“保险”的意义是什么，只好由你自己来确定了。

你一旦超越真正的安全性交的范畴，受艾滋病毒感染的机会就完全由你自己的性行为来决定了——与多少人性交、性交几次及更重要的，和什么人性交等问题都成了至关要紧的事。较为安全的性交方式包括：阴道性交或肛交时戴避孕套；口对阴茎接触（口交），在射精时短暂中止；口对阴道接触（舔阴）时使用牙医用的乳胶薄膜，以防止唾液和阴道分泌物混合；干吻。不安全的性交方式，从最危险的说，便是无避孕套状态下的肛交（对接受方来说尤其危险）；无避孕套状态下的阴道性交；口对肛门刺激；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的口交；口对阴道接触（Gong，1987；Ulene，1987）。

最近几年以来，避孕套备受专家和大众的青睐，人们纷纷称赞它在预防艾滋病（及其它性病）方面的贡献。实验室测试的结果也的确表明HIV不能穿过橡胶（乳胶）制的避孕套（但能穿过用动物小肠制作的一些“天然”避孕套）。因此，避孕套配合杀精子剂可提供双重的保险。但是，即使双重保险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保险。应该指出的是，避孕套在预防艾滋病方面不会比其在避孕方面的效果更好。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避孕套作避孕用时，失败率为2%~10％。换句话说，完全依靠避孕套的妇女每年会有10％的人怀孕。避孕套在预防HIV方面的失败率恐怕不会更低。杀精子剂能提高避孕套的预防效果，但目前尚不知道能改良多少。杀精子剂必须放入阴道，而不是涂在避孕套的里面——后者容易使避孕套在性交过程中从阴茎上滑脱。总之，使用避孕套预防HIV和避孕一样，有很多要领。正确掌握要领，效果才理想。

当然，最最关键的还在于你跟谁发生性关系。如何选择爱侣，下面几条简单的法则是应该知道的。第一，你的性伴侣受感染的可能性越大，你被传染的机会也就越大。静脉注射吸毒者作为性伴侣，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危险的；对女性来说，双性爱男性远比异性爱男性更危险（至少是同样危险）。染上其它STDs的男女都更容易染上艾滋病毒。甚至地理上的差异，即住址的不同也存在着感染概率上的差别。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州、市获得艾滋免疫的恩赐，但某些地区的确比另外一些地区有更高的发病率。例如，1987年，在每100万名居民中，纽约城和旧金山市的艾滋病例都在100名以上；而芝加哥有96名；美国其它大部分地区每100万居民中只有53名艾滋病人。因此，有人推断：一个性活动频繁的人在高发病区比在低发病区感染HIV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性伴侣数量相同（这只能适用于那些性生活活跃的人，仅仅是在纽约或旧金山生活并无此类危险）。表5.1归纳了决定一个性伴侣危险性的各种因素。

第二，你的性伴侣越多，以及你的性伴侣的性伴侣越多，你们性接触的危险性就越大（Goedert et al.，1987）。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再接触艾滋病毒也容易加速艾滋病症状的发展。温克尔斯坦（Winkelstein）等人于1987年调查了1034名生活在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单身男子（25~34岁），发现49%的同性爱者和双性爱者的HIV检查呈阳性；而那些性伴侣数在50个以上的人，71%呈阳性；当时尚未发现异性爱男子感染HIV的例子。

卖淫者无论男女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都有很多性伴侣，并且多为吸毒者。至少现在有些妓女倾向于要求她们的顾客使用避孕套，以图减少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一些调查并未将妓女列为艾滋病传播源（Rabkin et al.，1987）。看来妓女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更多地要看她是哪里的妓女，例如尤林（Ulene）于1987年报道，艾滋病检查呈阳性的：纽瓦克（Newark）的妓女中有57％；而亚特兰大或科罗拉多泉城的妓女中只有1％；赌城拉斯韦加斯的妓女甚至没有一个检查结果呈阳性的。

最后，参与不安全性活动的次数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使一次（甚至10次）未加防护措施的肛交也未必一定传染艾滋病，但你参与的次数越多，感染的危险也就越大。

冒险行为

第二部分 性与生殖

“上帝赐福于他们，并使之子孙满堂，幸福美满。”

——《创世记》1 ∶ 27-28

生儿育女的渴望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繁衍后代不仅对个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性行为满足了男女的许多欲望，但只有生育儿女才具有更重要的生物学、心理学及社会后果。在人类，为人父母的严肃性是无与伦比的……

第6章 怀孕与分娩

第7章 避孕与流产

第6章 怀孕与分娩

“上帝赐福于他们，并使之子孙满堂，幸福美满。”

——《创世记》1 ∶ 27-28

生儿育女的渴望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繁衍后代不仅对个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性行为满足了男女的许多欲望，但只有生育儿女才具有更重要的生物学、心理学及社会后果。在人类，为人父母的严肃性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做父母并非人之义务，出于不愿或其它原因而不能生育的人也非绝无仅有。为人父母的渴望未必总能实现。一方面，美国大约有10%～15%的已婚夫妇不能生育；另一方面，在美国，大约50%的怀孕是意外怀孕，其中1/4会选择自愿流产（Hatcher et al.，1988）。

怀孕并不意味着就成为母亲，同样的，使女性受孕也并不意味着就成为父亲。在这里我们会简要提到成为父母亲的感受，我们将在讨论成年期的性发育时详细描述这种感受（第9章）。我们也会关注父母身份这样一个话题中的新趋势。虽然大部分小孩出生于已婚家庭或者父母双方的关系较为稳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并且这部分的数字在增长——单亲父母倾向于独自抚养小孩，也有些同性爱关系的恋人选择共同抚养小孩（第13章）。

在人类历史上何时弄清性交和生殖之间的因果关系，迄今仍不得而知。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显而易见。甚至到最近，对处在文化闭塞中的人们来说，这仍是一个谜。例如，南太平洋特罗勃利恩德群岛（Trobriand）的岛民们仍以取乐为性交目的，而把受孕看成是胚胎精灵由阴道或头部进入妇女体内；又如新几内亚的基瓦伊人（Kiwai）把受孕归因于妇女吃的某些东西（Ford和Beach，1951）。即使在人们了解了生育的本质之后，“迷思”仍然存在着。尽管如此，早在《圣经》时代，牧人们就已经将兽群的交配与春天小兽的诞生联系起来了。

人们之所以要生孩子，除了生育儿女所包含的性生活享受之外，还存在许多强制性的因素，其中部分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则是个人及心理方面的原因。就传统观念来看，孩子已经成了家庭的主要财富。世代延续有赖于父母对孩子的抚养及孩子对双亲的照料。与此相似，孩子是父母对氏族、种族团体及国家的一种贡献；反过来，成为父母则被认可为成熟的、受过完整训练的社会一员。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孩子作为父母未来生活的一种保障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来自父母及社会的强大压力，足以使这些年轻的成人们成为父母（Pohlman，1969；Fawcett，1970）。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因素外，强大的心理力量也是促使人们生儿育女的因素之一。尽管难以给“父母本能”下定义，要证实甚至更难，但这一表述却能恰当地表达出人类生儿育女的深沉而又原始的强烈欲望，即使这样做的回报尚不明了或其代价高昂。爱孩子，被孩子爱，与他人分享这种爱，以及由孩子带来的纯粹的欢乐是别的人生体验无法比拟的。

生儿育女给父母造成的负担及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丝毫不亚于其所带来的奖赏。美国所有的妊娠有一半是非计划性的，许多有计划的妊娠也是由种种错误的动机所驱使：为了维持一种靠不住、摇摆不定的婚姻而诱使对方与其达到一种更持久的关系；维护某个成年男子或成年女子的身份；增强自尊心；作为成年的一条捷径；生养孩子打发时间；还有其它用不正当手段操纵别人以及纯粹自利等种种原因。虽然我们这里主要涉及生殖的生物学问题，但很显然，生殖的含义远比生殖生理学广阔得多。

心理层面

几乎任何一对夫妇都会对你说怀孕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感情冲击。但对于怀孕的这个重要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例如情感状态的起伏，为人父母的身份和角色的形成以及关系的转换（Hittelman和Simons，１９７７）。

在许多女性的生命中，怀孕和分娩都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分娩对于女性的健康、亲密关系、职业和成就感都有重要的影响。很少有其它的经历像分娩一样给女性的生活带来这样复杂的影响。大部分的社会传统要求女性履行生育的职能。但在工业社会，现代女性有更多的选择。不论女性作何选择都将会对她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女性而言，怀孕和分娩的过程是极大触动感情并对心理层面有很大挑战性的经历。而女性在怀孕和分娩的过程中是满意还是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在正确的时间怀上正确的人的孩子，与缺乏一个或者几个关键条件下的经历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之后有关流产和青少年发展的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些意外怀孕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仅讨论正常状况下的怀孕，虽然不是所有的怀孕都是在最理想的情形下发生的。

心理部分首先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体验相关。如前所述，在九个月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要经历一系列相当大的变化，一些人的经历会相当的不舒服。对未知的期望和恐惧使她们产生了焦虑：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还能保持活力吗？分娩的过程会不会很痛苦？对许多女性而言，产生这类问题是很自然的。她们会特别关注婴儿的健康和安全：我的小孩正常吗？一个期待的母亲几乎无法避免疑虑，特别是出现一些轻微错误的征兆时。

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与孩子的父亲——通常是丈夫——相关：我们的婚姻会有变化吗？我们能负担起这个小孩吗？他会仍旧觉得我有吸引力吗？有些女性担心分娩会让自己变得不够浪漫，不够性感，变得居家和平庸；另一些女性则希望孩子可以加强婚姻的纽带，加强丈夫的责任，或者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完整。

最后，女性会担心自身：我能成为一个好母亲吗？我是否知道如何照顾孩子？这些担心会一直持续到小孩的青少年时期。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她们会考虑一些与未来相关的问题：孩子出生后我能有足够的假期吗？我能为他/她赚足够多的钱吗？我能否在工作和照顾小孩之间求得平衡？我的丈夫会承担多少责任？

妊娠期的性兴趣及性活动

妊娠期，孕妇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有显着变化，不言而喻，性兴趣与性活动必然受到较大影响。但在这方面，不同的人及妊娠期的不同阶段，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体而言，孕期性生活对孕妇与胎儿都是很安全的，然而人们经常担心其会影响母亲的健康和胎儿的安全。

高潮会导致子宫的收缩，继而会影响胎儿的心率，有的孕妇会感觉到胎儿运动的增加，但这一影响的意义还不清楚（Chayen et al.，1986）。有些文化在怀孕的部分时间段甚至全程都禁止性交，有些文化则直到分娩之前都允许（Ford和Beach，1951）。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会有流产的危险时，预防和节制就是必要的了（Herbst，1979）。不过，夫妇妊娠期间的性生活应作出哪些改变通常是个人选择问题。

一些调查表明，整个妊娠期性交频率呈稳步下降（Pepe et al.，1987）。另一些研究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妊娠早期，孕妇对性生活的反应有很大不同，下降、不变或高涨不一而足。有些妇女因妊娠伴随着恶心、乏力及担心会影响胎儿，或是由于高孕激素水平的作用而性欲降低。但据报道，在妊娠中期，80%的女性性欲望及性反应增强（Masters和Johnson，1966；Tolor和Digrazia，1976）。妊娠晚期由于生理上的不便及身体不舒适，孕妇觉得性吸引力减弱（但并非所有的丈夫都有同感），或害怕伤着胎儿等因素，性交次数减少（Calhoun et al.，1981）。

妊娠期的性活动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性高潮可能引起的流产和早产，一是感染的风险。如妇女有流产史或有流产先兆，例如阴道出血，高潮带来的危险就不可低估。若没有这些因素，性高潮与早产似乎关系不大（Perkins，1979）。如果有内膜破裂或者如果男性携带有性传染疾病，感染的危险就更大了。

妊娠期某些性生活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在妊娠的最后几个月，采用“女上式”或“背入式”性交能消除生理上的不便，同时也能减轻对孕妇的压力。避孕套的使用有助于避免感染，尽管不能防御有可能使婴儿致命的疱疹。非生殖器性交的性行为如手淫或口淫的刺激能替代生殖器性交，但是这些性活动同样有一定的危险性，性高潮同样可能导致流产。将空气强行吹入阴道非常危险（一些人在口交时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使气泡进入孕妇血流而引起空气栓塞，这可能是致命的（Sadock和Sadock，1976）。

妊娠期性生活的健康问题是重要的，但决不能孤立考虑这一因素，因为孕妇本人的性需求及她的性伴侣的需求同样不能忽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966年访问了79位孕妇的丈夫，其中12位有了婚外性生活，这种情况被发现后对孕妇的刺激特别大。

性关系仅仅是怀孕改变夫妇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其它方面，女性的妊娠也可能影响那位未来的父亲。

为人父的经历

对于大多数男人而言，成为父亲是非常令人满意和高兴的经历。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也与怀孕时的夫妻关系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在相爱和谐的关系中拥有小孩会让男性拥有莫大的满足感，对于女性也如此；而在岌岌可危或者注定失败的关系中意外怀孕会让男性很无助。有些男人选择离开（“这是她的问题。”）；有些男人则会被罪恶感和绝望压垮（“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或者生气（“她怎能这样对我？”）。

尽管在反应上会有不同，对于做父亲的期盼却可能在通常的几种方式下对男性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在男性第一次做父亲时更为明显，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

在心理层面，男性可能会把做父亲当做成为男人的一个肯定，就像女人把做母亲看做成为女人的肯定一样。他具有使女性怀孕的能力这一点成为他向公众展示能力的证据，除此之外，怀孕使得男性和女性都被赋予可生育的（generative）这样一个额外的评价，这是成年人的显着标志。因此男性会深感骄傲，自尊心也会增强。

拥有一个孩子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一个男人对自我的看法，这一点也不亚于女性对自我看法的改变。在期待做父亲的责任时，他对生命的看法可能会完全改变。所有生命中重要的决定都要考虑到其对小孩的影响。

这些积极的反应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大多数情况下，相互对立的情绪会掺杂在一起。对为人父母的期盼从来不是完全积极或完全消极的。

传统上，婚姻和为人父母被认为是给女性提供了安全和完满。对男人而言则往往意味着“束缚”。朋友们会开玩笑说这个男人放弃了寻欢作乐的自由。

现在，男人和女人都用期待成为父母的快乐来平衡自由的失去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他们与一个共同的疑问作斗争：我能成为一个好家长吗？

在关系层面，夫妻双方具有显着的改变。有些丈夫与他们的妻子在平时的生活习惯太一致了，以至于也会承受孕妇晨吐和其它一些怀孕早期的症状。一项研究表明，23%的美国男性表示存在这类心理现象（Lipkin和Lamb，1982）。在一些前文字社会，还存在一种父代母育风俗（couvade），丈夫与妻子相配合，以赶走母亲和婴儿身上的恶魔（Davenport，1977）。

男人需要在身体和心理上作出改变以适应怀孕的妻子。那些很看重妻子身材的男人要作好准备，他们会看到发生的变化。有些男人对这种改变很兴奋，认为它让女人更性感。

怀孕让女性更关注内在，她拥有了一个身体内与之相关的小生命——这是男人永远也体会不到，因此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她对怀孕的关注以及对胎儿的照料会让她疏远她的丈夫，但也有些夫妻的关系比之前更亲密。这种时候女性也可能会与她的母亲或女性朋友更亲近，这会让丈夫觉得他被疏离。

妻子身体上的一系列改变，全新的体验，对未来的无知会让怀孕的前三个月成为最考验男人的时间。妊娠中期会让他们暂时松一口气，孕妇的舒适会让男性不那么为她感到焦虑。怀孕的特征已经明显，这让他可以与妻子更直接地分享更多。例如，通过在她的腹部感受胎儿的运动，他可以与这个素未谋面的小人儿产生联系。通过超声波，他可以听到胎儿的心跳。他还可以与妻子参加产前训练班，与其它的父亲交流。

到了妊娠晚期，男人将面临一系列新的调整，随着出生日期的临近，将要发生的现实变得触手可及。妻子不再是过去那个灵活的伴侣了，不是他熟悉的做家务、工作、玩乐和做爱的配偶了。他还得面临新的问题，他的妻子即将成为母亲，她已经不仅仅是妻子、爱人、伴侣和朋友了。他开始在期盼中掺杂了嫉妒和羡慕。另一方面，也有与新生儿面对面的喜悦，更饱含对恢复正常夫妻生活或更美好的生活的期盼，但是夫妻间的关系要回到与过去完全一样通常是不可能的。

专题6-4分娩与年龄

在我们众多的近亲中，只有人类妇女的繁殖力会在死亡之前很多年终结。按照进化论的观点，遗传给后代的能量与存活率直接相关，就是说生命周期持续的时间是与繁殖的时间长短一致的。因此野生的猴子和猩猩一旦不能够繁殖便会很快死去。但人类却不是这样。女性在她们的生育结束后，还可以与配偶一起生活很多年。

但是，考虑一下我们之前的世界，比如50，000年前。那时预期寿命只有30岁，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很高。如果观察一下现在某些狩猎部落的儿童期后的预期寿命，仍然跟石器时代差不多。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Kung San 部落或者布须曼（Bushmen）部落，年老远不是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根据人类学家南希·豪威尔（Nancy Howell）和理查德德·李（Richard Lee）的研究，他们的平均期望寿命是55岁（如果能活过15岁的话）。

但是有意思的是，！Kung部落妇女平均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是39岁。这个数字可能讲述了一个进化的故事。它可以解释为人类跟其它的生物根本没有区别。这只是因为人类母亲需要照顾她们的后代，而人类有一个很长的儿童期。在维持物种的繁衍，物种得以存活下去的过程中需要足够的能量。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母亲39岁，意味着母亲需要照顾孩子到他/她可以自我繁衍的年纪（16岁左右）来继续生命线。然后母亲可以在55岁左右死去。

这个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类繁衍的时钟被“设计”在结束的那个点。但他没有解释时钟是如何变慢的。最新的技术和研究开始提供了这方面的解释。

去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分析文章证实了人的生育力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降低。作者是来自普林斯顿的珍妮·门肯（Jane Menken）和詹姆斯·特拉塞尔（James Trussel），以及来自瑞典隆德（Lunds）大学的乌拉·拉森（Ulla Larsen）。文章指出，在20~24岁的已婚夫妇中有5%的不育，这一比例在25~29的已婚夫妇中上升到9%，在30多岁的早期结婚的夫妇中这一比例超过15%，在30多岁的晚期结婚的夫妇中这一比例超过了25%。在40~44岁开始婚姻的夫妇中超过了60%。 卵巢的创伤虽然非常引人注目，但仅是繁殖老化的机制之一。新的研究提及了女性的子宫本身。子宫逐渐失去其适宜性。它所创造的适宜植入和维持怀孕的环境逐渐变得不适宜了。它也依赖于一些维持子宫外形和胚胎成长的激素。当激素水平降低，子宫老化，从30岁到50岁它的重量便减轻了一半，开始变干。两种维持子宫和身体皮肤以及结缔组织持久和灵活的重要蛋白——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显着下降。

在给予建议方面争议仍然存在。当然在30多 岁早期之前生小孩几乎不会有危险，但在30岁晚期不育的风险是肯定存在的，在40岁后会增加。但有很多女性在50岁仍然可以成为母亲。而且尽管在一般人看来有些奇怪，还是有一些30岁晚期和40岁早期的试管婴儿尝试取得成功。

生命中充满了冒险，聪明的年轻女性理论上可以评估她不生育所带来的损失，加上她由于等待而增加的不育风险，然后将上述加起来，与等待所带来的个人优势相比较。

当然实际生活总不是那么简单的。职业有它自己的逻辑。并且大部分妇女不愿意独自尝试，一定要等到合适的男人出现。领养是一种选择，虽然这会带来一定情绪上的痛苦，但也会给他们带来为人父母的满意，就像生物学上的父母一样。

By Melvin Konner，New York Times Magazine，Dec. 27，1987，pp.22-23.

第7章 避孕与流产

生育控制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们或正在参与，或将要参与，或反对参与它。

——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人工避孕药之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你会要孩子么？想要几个，什么时候要？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会想当然地认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回答上面的问题。然而，虽然有许多便宜有效的避孕方法，仍然有上百万的妇女会意外怀孕。

有效避孕方法的获得和人们是否愿意避孕，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世界人口的增长也是潜在的灾难性的问题。人类对如何避免与性活动紧密相连的生育问题的探索由来已久（专题7-1）。当代避孕实践的鲜明特征是如何高效率地、合理地、安全地将性与生育区分开来，并把这作为一项大众方针向人民群众推广。

避孕（contraception）和生育控制都有试图避免和控制生育的含义。家庭计划或计划生育是指通过生育控制来安排生育间隔。

节制性交可以避孕，但这仅是避免性交，而不是使交媾在避孕上更安全。同时，通过避孕来避孕怀孕与通过流产来终止怀孕之间，以及流产与杀婴之间也有明确的区别。在一些文化当中，杀婴（infanticide）是为了能够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因纽特人），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波利尼西亚人），或是为了避免不正常的后代或非婚生子女的出生（古希腊人）。在《圣经》时代，也有记载人们需要向上帝奉献长子，以代表用最珍贵的财产祭祀上帝。任何现代社会中都不允许杀婴，虽然有些情况下人们还在非法进行这种行为。

本章讨论的重点是避孕和流产的生物学和行为学方面。当然，避孕与流产也涉及心理学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有关它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我们将在第23、24章中论述。

7.1 避孕时间模式

正如有许多理由要孩子（部分理由是个人性质的：一些夫妻想计划生育，另一些是不想成为父母）一样，不要孩子——至少在某一特定时间不要——也有许多理由（对许多夫妻来说，他们只想计划生育，而不是根本不做父母，这就促使他们选择避孕）。在个人所考虑问题之外，抚育婴儿也在国家及世界层面有很多影响。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不经常一致，因此我们将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避孕的理由

男女双方的关系不融洽，是许多人不愿做父母的主要理由。虽然有时女性会选择做单身母亲，但大多数女性还是会选择婚后，或者二人关系稳定后才怀孕。避孕的另一理由是，现在总的趋势是家庭趋于小型化，这在中产阶级中更加明显。与以前婴儿死亡率很高不同，现在的父母可以肯定他们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没有理由生许多孩子。在工业社会，每100个不满一岁的儿童中仅有不到2人会死亡；在发展中国家，每100个孩子中会有10人死亡（Camp和Spiedel，1987）。

尤其是现在抚养孩子费用昂贵，仅有少数父母能抚养一个大家庭而无经济拮据之虑（过去孩子因可通过其增加的劳力而被认为是家庭财富的增加）。据估计，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将一个孩子抚养至22岁需要花费215，000美元（按1982年购买力，不包括接受寄宿大学教育的花费），因此，能够没有经济负担地抚养许多子女，是没有多少父母能够做到的。避免怀孕或推迟怀孕的其它原因包括母亲的健康因素以及父母双方的职业抱负等。

传统上，对性生活厌恶或没有生育能力是没有孩子的主要原因。随着有效避孕方法的出现，性生活活跃的人们现在不仅可以选择推迟怀孕，也可以选择不怀孕。有些人认为不要孩子在收入、自由、职业和健康等方面都优于做父母的选择。那些明确表示自己不想要孩子的夫妇，被称为“丁克一族”（childfree）（Cooper et al.，1978）。一些夫妇是经过一系列的推迟怀孕之后才作出不要孩子的决定，另一些则是早早决定或在踏入婚姻殿堂之时就已有不要孩子的共识（Veevers，1974）。早早表明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仅占很小比例（约6%）。这一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男性，还没有很好地被研究。据认为，在那些鼓励独立、进取等品质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中，选择不想怀孕的可能性较大。这些不想要孩子的人们除要抵制本人想要小孩的动机外，还需与提高人口出生率 的社会压力作斗争。社会往往认为做父母是成年人天经地义的职责（Houseknecht，1978）。

有些人限制家庭规模是出于延缓世界人口增长的考虑。这对社会机构和政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专题7-2）。

避孕的盛行

避孕装置依作用方式可分为：激素法（如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IUD）、障碍法（避孕套、宫颈帽和宫颈隔膜、阴道棉球）、杀精子剂（避孕泡沫、软膏和霜）、体外排精法以及安全期避孕法。此外，尚有许多可致流产的药物以及多种永久性绝育措施。

你会使用哪种避孕方式？这取决于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例如，在尼日利亚——1989年世界第八人口大国——仅仅有5.9%的妇女能够使用人工避孕手段。而世界全部人口的一半能够获得良好的人工避孕手段，31%的人口能够获得一般的人工避孕手段，19%的人口能够获得的人工避孕手段较差或很差。工业发展水平一般与避孕手段的可获取性相关，但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在发达国家中，苏联仅仅提供一般的人工避孕手段；虽然法律规定了人们有生育的权利，但是很难获取避孕手段，夫妻们严重依赖流产（人口危机委员会，1987）。相对费用以及其它因素（如公共教育以及主导性宗教）在其它国家中也是不同的（Hatcher等，1988）。

在美国，由于存在免费的公共人口控制诊所以及政府投资的计划生育服务，几乎每个地区的每个人都能获取安全有效的避孕手段。因此，大部分15~44岁之间的已婚女性会使用某种避孕方式。如图7.4所示，绝育是美国最常用的避孕方式，大约占女性的19%以及男性的13%。然后是口服避孕药，占28%，这也是女性最常用的避孕方式。在20~24岁的人口中，这是最常用的方式，而15~19岁年龄段以及25~29岁年龄段中使用比例较低。男性专用的避孕方式有避孕套和体外排精法。绝育则两性都可采用。剩余的避孕方法都为女性所采用。

目前，避孕的重担主要是由女性承担的。这也许是另一个本应由男女共同担当，但男性都推给女性承担的典型。当然，之所以目前发展女性用避孕方法更为可行，也有其非常重要的生理原因，特别是在激素法方面（Djerassi，1981）。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情形可望有所改观。但由于只有女性才会怀孕，避孕仍将主要与她们相关连。

专题7-1 早期的避孕方法

人们试图防止意外怀孕已有数千年历史了*。除了激素的应用之外，大多数现代避孕方法或多或少都能在古代先驱中找到它们的影子。这些古典方法原理正确，但受到了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

历史最悠久、最常见的避孕方法可能是体外排精法，见于《旧约全书》。已知防止怀孕最古老的医学处方，保存在公元前1850年左右的古埃及文稿中。古埃及人用鳄鱼粪、蜂蜜和苏打做成阴道软膏，以阻碍精子通过和作杀精子剂之用。他们也用酒、大蒜和茴香的混合物冲洗阴道，达到避孕之目的。

古希腊和古罗马对避孕就更加重视了。当时使用各种方法，包括吸收剂、草药、阴道栓或永久的绝育等达到避孕的目的。公元2世纪，罗马医生索拉努斯（Soranus）清晰记叙了生育控制的实际工作，并能区别避孕物与引起流产的物质。这些古老知识经穆斯林医生传入中世纪的欧洲，并形成17世纪末以前避孕方法的基础。

绝大多数古代避孕采取屏障法。文化背景的不同，用做防止精子通过的屏障物材料也各异（Cooper，1928）。美洲原住民用软黏土堵塞子宫颈；日本人用纸；法国人则用丝质的球。各式各样的海绵和球也可用做屏障物，有时则与医用矿物油或者弱酸性软膏合并应用，后二者充当杀精子剂的角色。宫颈塞，可由金、银或橡胶制成，是一种塞住子宫颈的避孕器具。使用时由医生在月经结束后放入，下次月经来潮前取出。子宫塞则延伸至子宫内，这样可以减少滑出的可能性。

在未开化社会中，无数迷信方式也被用来避孕。在一些北非部落中，人们秘密地给妇女喝洗过死人的水，认为这可导致不孕。在另一些部落中，妇女们食用放有磨碎的死蜂和蜂房的面包。这些迷信认为死亡和绝育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一些避孕方法更加不着边际。摩洛哥人性交后翻转手指上一个特殊的戒指；巴布亚新几内亚妇女如不想怀孕，性交时在腰部系一根绳子。但他们交媾后均仔细冲洗，冲洗可能是使这两种方法发生效力之关键所在。

有关避孕历史的全面了解，见Himes（1970），Suitters（1967）和Draper（1976）。Dawson等人（1980）探讨了现代避孕方法出现之前美国人的生育控制。

理想情形下，怀孕的妇女应该就是想要孩子的人。事实上，美国所有孕妇中只有不到一半（45%）是计划内的。另外40%的怀孕是发生在期望的时间之前或是错误的时间之内的（经常涉及未婚的十几岁少女），还有15%是根本不想要孩子却怀孕的情况。这些数据并不是说有超过半数的妊娠妇女没有采取避孕措施，而是反映了有更小一部分人不采取避孕措施。有多少非计划怀孕最终得以分娩？41%的非意愿怀孕以堕胎告终，但41%最终分娩（13%最终流产）。尽管有一些妇女在非计划怀孕后非常高兴，但有一些虽没去流产却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流产对她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幸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无法去流产的妇女往往又是负担不起抚育费用的女性。

少女怀孕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问题。据估计每年有100万少女怀孕，约每30秒钟就会发生一例（Hatcher等，1988）。这些人中有3万人年龄在15岁以下。15～19岁少女中约有一半人有婚前性行为。她们中27％的人从未采取过避孕措施。这些未避孕女孩中的62％最终怀了孕。在性生活活跃的少女中（不管是否采取避孕措施）总妊娠率是16％，而育龄女性的总妊娠率不过11%。最近，年轻女性倾向更多地采用避孕方法。例如，首次交媾就应用避孕措施的百分比从1976年的38％，上升到1979年的49%（Zelnik和Kantner，1980）。这些避孕方式主要是避孕套和相对效果较差的体外排精法。

除年龄因素外，应用避孕的方式和普遍性还与婚姻状态、社会经济状况、种族、宗教信仰和其它因素有关。年轻未婚女性多采用避孕药片，较少采用宫内节育器。许多人则让其男伴用避孕套或体外排精法。但这些流行趋势变化很快，特别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中更是如此。例如，加州大学某分校在1974～1978年间，服用避孕药的女性从89％降至63％，而宫颈隔膜的使用率从6％上升到33％，宫内节育器则稳定在8％左右（Harvey，1980）。

不采取避孕措施的理由

有两类人有明显的理由不会采取避孕措施：一类是希望怀孕的人，另外一类是不会怀孕的人。在后一种人中，有些人是不孕的，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没有性生活。除绝经期妇女外，15%的育龄夫妇想要孩子却没有（第6章）。15~44岁之间的妇女每5人中就有1人不是性活跃者。15~19岁的女性中有一半还没有性生活（Zelnik和Kantner，1980）。

大约有三千万性活跃妇女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占育龄妇女的28%（Hatcher et al., 1988）。其中近20%的女性是少女；另有10%年龄在20~30岁之间（Forrest和Henshaw，1983）。我们在这里将关注这个年龄层的情况。

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宗教并不是原因。天主教会反对避孕曾引起了很多争论（第24章），但是仅有相对较小比例的妇女因此不采取避孕措施。在已婚的美国天主教妇女中，2/3的人采取了某种非安全期避孕方式；而在1970~1975年间结婚的天主教夫妇，有90.5%采取了避孕措施（Westoff和Jones，1977）。这些天主教徒使用各种不同的避孕方式（绝育除外，天主教徒较少采取这种避孕方式）的比例与非天主教徒相似。

妨碍生育控制措施有效实施的因素，不是良心阻碍，而经常是无知、缺乏避孕工具和药物以及多种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结果。大量关于性的错误信息存在于青少年中，甚至在性方面很有经验的也不例外。许多人认为她们自己“太年轻”，不会怀孕。尽管在卵巢周期开始前少女是不孕的理论得到确认，但是这不能安全避孕。另一些则认为多次性交才会怀孕；或者认为如果她们不达到性高潮，就不会怀孕（Evans等，1976）。有人认为她们是在安全期，但在一项对性生活活跃的少女的调查中，上过性教育课程的占70%，但只有1/3能正确地知道她们的危险期（Zelnik，1979）。有些人认为自己不会生育，原因是她们过去的性交并未导致妊娠。男孩们则倾向于认为避孕是女人的事情，如果她什么都不说，那她就是安全的，不会怀孕。有些情侣认为放弃避孕没有什么，因为避孕“太麻烦”。

内疚感也可能导致放弃避孕措施。使用避孕措施清楚地表明双方是有意地参与性行为。而一些青少年相信在结婚或订婚以前有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如果双方约会时装备某种避孕装置或者随身携带避孕套，那么就证明含有不道德的意图。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们不采取避孕措施参与性活动，也不去预见什么后果。因此，性欢愉的结果就是一时冲动的产物，而非有计划的行动。

不少颇有性经验的男女宁愿冒怀孕的风险也不愿采取避孕措施。他们认为采取避孕意味着深谋远虑，从而剥夺性的罗曼蒂克和自发性，使之成为冷冰冰的商业性事务。对男性而言，有准备意味着“剥削”和只是满足他的性乐趣；对女性，则意味着“乱交”。

性交与妊娠之间不可预计的联系造成了错误的安全观。实际上，单次性交导致妊娠的概率只有2％～4％。但如果在排卵前一天同房，妊娠的概率就上升至30％，排卵期间的概率为21％，性交一年怀孕概率是90％。性交次数越多，发生在危险期的性交越频繁，怀孕的概率也就越大。正如赌博时，失败或迟或早总会抓住粗心大意的冒险赌徒。

放手一搏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不管是“只此一次”，还是经常如此，我们都会这么干。性活动中的冒险行为也不例外。表7.1给出了性交过程中的相关风险及其生殖后果，并列出了一些非性行为以作比较。

有些人在别人认为不恰当的时刻怀孕，原因是她们愿意这样做。在一组性生活活跃的青少年中，7％说她们想怀孕，9％对是否怀孕不在乎，更多的人则有类似主观动机却没有明确意识到。即使在最不利的环境下，怀孕仍具有极大的心理意义，它代表着青少年对成为成年人和被别人所爱的极度渴望，也是一种获得爱和重视的方式。对某些男性而言，使一个女性怀孕是展现其男子气概的最佳方法。据报道，有些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会为了获取社会福利以离家出走而去怀孕。妊娠同时也是留住伴侣、获得婚姻、使家人丢脸、惩罚别人和坚持自己权利的有力武器。

另外一些妨碍避孕应用的因素包括避孕的实际有效性、价格和能否获得避孕指导与工具。药店供应避孕套，但一个男性需走向前去购买，这对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计划生育诊所可建议和提供任何种类的避孕装置，但也首先要客户表明需求，这就暴露了他们有进行性生活的意图，这对许多人来说也是难以启齿的。如果社会强制青少年在接受避孕指导后必须告诉父母，那么青少年是否愿意寻求避孕指导也就可想而知了。

了解各种避孕措施有无副作用是最后一道障碍。但有时这种副作用会被夸大，以致让人对它产生恐惧。实际上，避孕的危险极小。表7.1给出了避孕措施的死亡率与其它一些行为死亡率的比较。

负起责任来！

我们已经考察了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或避免采取避孕措施，那么在这些方面你将有何作为呢？

决定是否避孕时，首先要考虑特定情形下的性关系的总体状况及特殊状况。因为一个人究竟是否要进行生育控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具体的性活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背景来决定的。要不要参与性生活有很多有说服力的心理和道德方面的理由，但对于在不恰当情形下的怀孕，从来没有什么好的理由。有效的避孕正是基于那样的信念才能开始。

对妊娠难易程度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妇女必须监视自己最易怀孕的时间，确定是否处于怀孕的可能性增加的阶段。这些阶段往往与一些转变期有关：青春期、绝经期、建立新的性关系后、婚后不久和生育或流产后。压力之下的女性忘记采用避孕措施的可能性会增加，如分居、离婚以及家庭破裂或者争吵时。离家出走、进入新的社交圈、改变生活方式等情况下会尝试新的性活动，此时往往未建立或未重新建立巩固的避孕措施（Miller，1973a）。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需要负起责任来！

第三部分 性发育

把儿童说成是一只驯化中的动物毫无意义。

——艾里克·艾里克森（Erik Erikson），美国心理学家，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

正如生活中其它重要的方面一样，一个人的性行为也是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我们需要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各个阶段发生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章，我们将审视儿童期性行为的发育状况，并在下一章继续讨论青春期和成年期的情况。

第8章 童年期的性发育

第9章 青春期与成年期的性

第10章 性别与性

第8章 童年期的性发育

把儿童说成是一只驯化中的动物毫无意义。

——艾里克·艾里克森（Erik Erikson），美国心理学家，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

正如生活中其它重要的方面一样，一个人的性行为也是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我们需要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各个阶段发生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章，我们将审视儿童期性行为的发育状况，并在下一章继续讨论青春期和成年期的情况。

从儿童至老年，性行为某些特定的方面始终是一条主线。不论多大岁数，人体对性刺激的生理反应（如血管充血）基本相同。性可带来愉悦，并且无论多大年龄，性体验都与其它人有关。尽管如此，对于如此大的人群来说，性体验的性质、程度、发生率以及结局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显着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进行的手淫行为在本质上相差无几，但其目的却各异其趣。本章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探究儿童期性体验是如何变化的。

第二个目标则是要看这些体验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阶段并非随意安排：你成长，然后成熟。

我们在认识上存在重要的差距，尤其是在儿童期的性方面，并且目前尚没有关于性心理发育的比较明确的理论。同时，我们已经掌握的有限的知识也是值得学习的，现有的理论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8.3 儿童期的性行为

性行为与儿童活动的许多其它形式一样，也是以游戏的形式出现。自娱自乐的游戏是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的，与他人一起进行的则是社会群体内的性关系（sociosexual）。这些术语有助于我们描述，但我们不应赋予其成年人的意义。

自体性游戏

儿童中，自我探究（self-exploration）和自我操作（self-manipulation）是最为普遍的性游戏方式（图8.1）。从6～12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就已观察到这种活动（spitz，1949）。一项研究发现，母亲注意到她们1岁大的孩子中超过1/3会抚弄自己的外生殖器（Newson和Newson，1968）。

性器官游戏在男婴中（6～7个月）比在女婴中（10～11个月）出现得更早。业已注意到，在一个社区治疗中心里，61％的1岁婴儿有婴儿期手淫，来自“高层家庭环境”的1岁婴儿，91％有婴儿期手淫。这种活动被认为是意外发现的，因为婴儿只是随机探究其身体。与生殖器的接触被发现具有明显快感，因此就有重复的趋势。随着儿童的长大，自我探究变得更加集中，其性的意图也更为明显（Kleeman，1975）。

在金赛的研究课题中，偶尔有人能记得早在3岁时的手淫，有时会达到兴奋的极点。婴儿期的自体性行为在男孩中显然更盛行。人们已经注意到，从出生到1岁这段期间，男婴的自体性行为次数是女婴的两倍。男孩在1～2岁和4～14岁期间，这种活动就变得更为普遍（Gebhard和Elias，1969）。

抚弄阴茎和用手刺激阴蒂是最常见的自体性行为手段。儿童们也发现用大腿摩擦床、玩具等所具有的性欲潜能。巴克温（Bakwin）1974年描述过一个女孩躺倒压在她的碎布娃娃上有节奏地用身体挤压它，直到感到满意为止（专题8-1）。

婴儿期手淫可能延续为儿童期手淫。大多数的男孩可能是从其它人那里重新学会手淫。在金赛的样本中，据报道几乎所有的男孩在自己尝试手淫之前都已听说过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看到过同伴手淫。据报道，不到1/3的男孩是自己发现这种发泄方法的；不到1/10的人是通过同性接触而被引向手淫。

相比之下，在金赛的样本中，2/3的女孩最初是偶尔发现而学会手淫的。有时她们直到成年也没发现手淫。有时不是这种行为而是对这种行为的意义的认识来得很晚；一名女性可能在她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之前，已经有了几年的手淫历史。

虽然现在认为手淫是儿童期正常行为的一部分，但这种活动绝非普遍。基于从4～14岁男孩抽样调查所得的资料，仅有38％的男孩有过手淫，大多数是在3～7岁时开始（Elias和Gebhard，1969）。

社会性生活游戏

儿童的性行为包括他们彼此间的互动。在2岁时，孩子们已可以通过相互抚摸、拥抱和亲吻对对方作出回应了；这种行为并不一定与性欲有关。在一些对自由性表达比较宽容的地方，这一类肉体接触还可以扩展到外生殖器。斯皮罗（Spiro）（1956）曾描述过在以色列农场上2岁大的儿童存在这样的情况。

一个2～3岁的儿童与其它儿童过分亲密地交往，可能会在这种交往中带进性的因素，通常是通过查看同伴的生殖器或者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图8.2）。这种兴趣一般相当仓促。例如，手指插入比粗略地探究生殖器区要少得多。

儿童有一些流行的游戏，诸如“过家家”及“爸爸妈妈”之类。这类游戏通常只不过与一个人躺在另一个人身上有关；但即使儿童偶尔脱去衣服，这种活动也不会超越纯粹的生殖器并置。

当一方年龄大些且更有经验时，就有可能出现较为成熟的性活动类型。在这些情形中，儿童被诱导着实践各种类型的性活动，包括集体手淫、嘴与生殖器接触以及性交（Gadpaille，1975；Martinson，1981）。假如儿童有机会见过成年人做上述事情，他们就更有可能进行这类行为。在生活条件拥挤的家庭中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10％被调查的年轻人在5岁时初次经历社会性活动。在金赛的抽样调查中，男孩前青春期性游戏的百分比在12岁时达到顶峰，有39％的男童进行过这种活动；女孩的高峰期在9岁，然而比率较低，为14％（图8.3）。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性活动仅是偶尔发生。据金赛调查，1/4有过性游戏的男孩仅仅在1年时间内这样做过。有些人在前青春期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活动。仅有1/3的男孩断断续续地坚持这种游戏长达5年或更久。对于前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所施用的限度甚至更为严格。

男女两性中，青春期前的性活动并不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增加。事实上，一旦高峰年龄过后，性游戏反而下降，这种下降虽然甚微，但还是可以察觉。这些发现似乎支持了潜伏期（latency period）这个心理分析学概念，在这段时期，性兴趣和活动在儿童期末遭到了暂时的抑制（后面将进行讨论）。不过，潜伏期真正开始的时间（大约在6岁左右）要比金赛的数据早一些。目前更多的研究证明性欲的降低并不出现在所有年龄段。不过，儿童从5~15岁开始，对性话题和性行为的兴趣逐渐增加（Goldman和Goldman，1982）。除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和其它人类文化的证据表明，年轻人的性欲是在没有被觉察到的情况下与成人性行为同时出现的（Ford和Beach，1951）。在这个阶段，儿童会避免在公共场合讲起他们的性活动，他们可能会对社会的抑制变得敏感。

兄弟姐妹间的性活动

社会性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在兄弟姐妹之间。儿童在家庭中彼此之间会作出大量亲昵的表达和肢体接触，而这并非出于性欲的驱使。由于他们对彼此的身体怀有本能的兴趣，有机会了解对方的隐私，而且彼此间还有着亲密的关系，因此他们也可能会进行性探索和性交流。兄弟姐妹同住一房，尤其假如共睡一床，则更可能进行性游戏。

从字面上来看，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流会被认为是乱伦。不过，贴上这个标签之前一定要小心，因为它通常指的是成人间的性行为。同时，儿童和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也受到了相同的关注。这种性行为说起来是一种“同性爱的”，但它代表的并不是固定的性取向。多数具有这种经验的儿童在成人后并不会成为同性爱者。

在一所大学的学生中，据调查15％的女生和10％的男生有过兄弟姐妹之间的某种儿童时期的性经历类型。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会忘记或者隐瞒这样的行为，因此真实发生率很可能会更高一些（Finklehor，1980）。

这种性行为中的3/4发生在兄妹和姐弟之间，1/4发生在同性的兄弟和姐妹之间。1/4的案例中，兄弟姐妹之间相差5岁；73%的案例中，至少一个孩子比其它孩子大8岁以上。观察和抚摸彼此的外生殖器最为常见。仅有部分曾有明显的性行为，其中4%曾试图进行性交。发生这样性活动的频率各有不同：1/3仅发生过一次；27%会持续1年以上。

大约1/4的儿童发生这种情况是被迫的，因而感觉不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的大多是女孩。通常，正面和负面的反应基本持平。这种受试者从不会向别人谈起这样的经历。

父母该作何反应？

当发现他们的孩子存在这样的性行为时，父母很可能会感到疑惑不解——有时会感到惊讶——并且他们可能会束手无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没有普遍适用的处理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每个家庭的情况各有不同，必须根据不同家庭的性价值观进行处理。

成人对孩子的性行为所作出的反应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往往大于性行为本身的影响。父母必须防止不必要的性刺激，反对强制性或利用性的性行为，但不必窒息所有的性表达。不要让孩子为自己对性的好奇感到内疚。相反，表达出这样的好奇正是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最好机会。

在家庭空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长应当仔细调整孩子们睡觉的地方。孩子最好能够拥有自己的床，如果可能的话，要拥有自己的卧室。只要兄弟姐妹间的年龄差距不大，并且有家长在旁边监督，孩子们是可以共享一个澡盆的。应尊重孩子的隐私，不过这并不是说对他们的喜好不管不问。部分证据表明，兄弟姐妹间的性交流更可能发生在父母彼此分开居住的家庭，他们往往会在进行性行为的同时在家里营造出一种性氛围（Smith和Israel，1987）。

很多孩子曾与兄弟姐妹或同伴有过某种形式的性行为。不过，这与故意的性交有所区别，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到，故意（deliberate）性行为具有性目的，而单纯的探索（exploratory）性行为却没有明确的性目的，尽管参与者可能会有性唤醒。探索性行为可能不会造成问题或者不适宜。

如果儿童更故意的性交流仅仅是非强迫性的观察和抚摸，则可以温柔但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以后我们不要这么做了。”儿童通常会认为像开车和熬夜都应当是仅限于成人的事情。当出现强迫的或侵入性的性行为时，多数临床医师和顾问都会建议设立严格的限制。如果儿童由于这种经历而表现出明显的焦虑，进行心理咨询可能是有必要的。尽管父母反复干预，但是孩子仍然甩不掉这样的行为，这种情况同样也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

可能有人会说不应当控制儿童的性表达。正像性的自我探索目前已被广泛接受那样，在不引起强迫或焦虑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彼此之间自由地进行性探索呢？事实上，如果儿童期性交流并没有害处，我们为什么不积极地鼓励甚至教给他们呢？部分文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专题8-2）。

关于健康的性行为和性可接受的性行为的构成，我们的文化还有很大分歧，并且基本上不可能达成一致。对于多数父母而言，即使是对自己的孩子，他们也很难作出决定。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社会观念，很多人并不确定自己的性观念。另外，孩子的抚养不仅仰赖于家庭，而且还仰赖于社会。即使父母是裸体主义者，他们也不太可能会让自己的孩子赤裸着在大街乱跑。这些顾虑是性社会化的任务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专题8-2 儿童性活动的跨文化比较

福特（Ford）和比奇（1951）根据性的允许情况把文化分为限制性、半限制性和允许性的。

限制性社会（restrictive society）在控制青春期前性活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他们试图阻止儿童学习性的方式并禁止其自发的性活动。例如，阿比奈耶人（Apinaye,巴西的一个一夫多妻制社会）和阿散蒂人（Ashanti,加纳一个复杂的一夫多妻制社会）显然禁止儿童幼年手淫。在新几内亚，库玛（Kwoma）妇女若瞧见男孩勃起，就会用木棍敲打他的阴茎,这些男孩很快就懂得不能接触自己的阴茎，即使撒尿时也是如此。

限制性社会为性戴上的秘密光环通常扩展到生殖功能。甚至动物产仔时儿童也不能旁观。对于婴儿从何处而来则只能杜撰。人们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以阻止儿童在大人性交时受到惊吓，小孩很小就与大人分开睡觉。然而儿童性欲的表现并不能完全制止。儿童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性游戏，虽然他（她）们可能感到害怕或羞耻。

麦森哲（Messenger）详细叙述了爱尔兰一个岛屿上的极度性抑制的种族社会。他把它称为伊内兹·比格（Inis Beag）：

父母与亲属通过奖赏和惩罚，儿童通过有意识的模仿和无意识的内在化，很早就在儿童心中种下抑制的种子。虽然母亲给予后代以大量的慈爱和关注，尤其是男孩，但是在伊内兹·比格，爱的身体表达诸如亲密的触摸和亲吻是很少见的。母乳也不普遍，因为它具有性的内涵。婴儿稍大时，言语的慈爱代替了接触慈爱。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性表现方式——诸如手淫、相互探究身体、使用与性有关的标准词汇或俚语、经常大小便——都要受到口头或行为上的严厉惩罚。

在发展的年代里，允许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规章。然而，与已经讨论过的文化相关，允许性社会表现出对年轻人性活动的显着宽容。

在许多太平洋岛民和其它允许性文化中，男女儿童自由开放地进行自体性行为和性游戏，包括嘴与生殖器接触以及模仿性交。这些孩子受到性的指导，或者被容许观看大人的性活动。在一般社会里，成年人实际上引导着儿童进行性爱。西莱尔诺人（Siriono，玻利维亚的一夫多妻制游牧民族）和霍皮人（Hopi，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印第安村庄居民）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手淫。在南太平洋的曼加阿（Mangaian）岛上，妇女用嘴刺激小男孩的阴茎。

在这些允许性文化中，性游戏逐渐地变得更加复杂，并逐渐与成年人的性活动融为一体。除了乱伦外，年轻人通常可以自由地满足其增长的和变化的性要求。年轻人的性活动实际上受到鼓励。切瓦人（Chewa,中部非洲的一夫多妻制的较为进步的农业部落）相信，儿童应该进行性活动，假如他们希望在将来保证生育能力的话。莱帕切人（Lepcha,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夫一妻制农业部落）则认为，女孩要长大，性活动是必需的；在11岁或12岁时，大多数女孩就进行性交，通常是与成年男子性交。特罗勃利恩德人的男孩在10~12岁，女孩在6~8岁时，就在大人的指导下开始性交。

第9章 青春期与成年期的性

不要弥合人生不同阶段的自然区分，少年，青春期，成年，老去……让每一段生命都获得美德的快乐……让每一次转变都有好的过渡，并从过去的不完美中吸取教训，这样统筹你的生命，好让审慎和美德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托马斯·布朗恩爵士（Sir Thomas Browne），英国哲学家、医生

发育的传统理论主要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在年老时发生最后的变化之前，成人期代表发育的停滞期。人们对性的一般认识所符合的模型基本相似：儿童期性兴奋，青少年性觉醒，成年早期达到顶峰，中年后逐渐下降，老年期性欲和性行为消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认识已发生了改变。如今，成年期被认为是具有自身发育特征的一个特殊的生命阶段（Bee，1987）。

青春期是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成年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为18~39岁；40~59岁为中年；60岁以上为晚年。

大多数生命发育理论认为生命周期是由一系列的阶段构成的（Erikson，1963a；Loevinger，1976；Levinson，1978）。另外也有人对这种可预测的成熟模式是否存在提出了异议，认为成年期后的变化不过是机体对外界应激和状况所进行的不断调节（Pearlin，1980）。

童年期和成年期在其一般特征和性征上具有迥然的差异。而青春期作为中间过渡期，其特征较难以概括，因为它将儿童期与成年期的部分特征混合到了一起。例如，青春期后人生物学上具有了生育能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从社会角度上讲他们却尚未满足为人父母的条件。目前，青春期性行为与成人的性行为形式有了更多的共同点，并且其生殖能力的具备清楚地画清了它与儿童性行为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青春期性行为作为成年性发育的前提在这一章进行讨论的原因。

性观念

青少年的性观念基本上可以通过他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得到反映。根据埃拉·赖斯（Ira Reiss）（1960，1967，1980）的研究，美国年轻人的性标准可以归为四类：（1）禁欲主义（abstinence）——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男人和女人在婚前发生性行为都是错误的；（2）相爱，则可以接受（permisiveness with affection）——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男女双方已经订婚、彼此相爱或者感情深厚时，发生婚前性行为是对的；（3）不相爱，也是可以接受的（permisiveness without affection）——即便没有感情或者稳定的性关系，只是基于纯粹的性吸引，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发生婚前性行为都是正确的；（4）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婚前性行为对于男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女人来说则是无法接受的。

青少年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对于他们所能接受的行为，他们的标准往往较为严格，而对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则较为宽容，对于他们行为的认知标准更为宽容（Roche，1986）。当他们自己的行为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时，这种认知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内疚感。 另外，在恋爱的早期阶段（双方还没有强烈的情感），男性和女性对于正确的行为的认知具有广泛的相异性，男性更可能支持性亲密而且越早越好；在约会的晚期阶段（双方已经相爱），双方在道德观念方面已经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了。

同伴文化

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章对青少年同伴文化（peer culture）和更广泛的年轻人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是如何影响性观念和性行为进行讨论。能否坚持群体的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另外，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与父母的和社会的价值观相违背的。

其它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青少年是属于多种不同的群体的，他们既不会简单重复成人社会体系的性价值观和期望，同样也不会将其完全否定。

同伴压力可能会呈现为挑战、社会拒绝和排斥的威胁，也可能会更直接地表现为强迫。与黑人男孩相比，白人男孩更容易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而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因而，白人女孩最容易在作出性决策时因受到同伴的影响而摇摆不定（国家调查委员会，1987）。

性与成年人身份

青年人可能因为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成年而参与性活动，也可能为了在成年人中获得这种认同而这么做。

与许多前文字文化不同，工业化社会没有普遍认可的可向个人和社会表明其社会身份转变的成人仪式（rites of passage）（Muuss，1970）。尽管在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社会总是对青少年的行为表现有着强烈的期待（专题9-2）。正如参照流行的标准所作出的估计，缺乏性兴趣，性兴趣过度，或者错误的性兴趣方式，都在向父母和其它成年监护人发出警告。有些父母顾虑十几岁孩子的怀孕、性传染疾病以及孩子们声名受损的后果，所以他们感到有责任去引导和保护他们的后代。但其它的父母也可能试图对孩子们强加行为准则，而对这些准则他们本身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们对家庭“形象”的关心可能更甚于对孩子性行为本身的优点和缺点的关心。另一些父母仅仅是不介入孩子的生活，只要别惹出麻烦就行。在这些情况下，年轻人享受着自由，但他们可能会渴望引导和限制，因为这些限制表明了父母的照管是出自足够的关心。

专题9-2对婚前性行为的跨文化考察

在福特和比奇（1951）的调查中，大约一半的前文字社会允许女性婚前性交。假如将那些公开谴责但又私下宽恕这种行为的社会包括在内，这个数字则上升为70％。在人们能够互相自由接近的地方，年轻男女几乎每天都从事性活动，但对伴侣则加以选择。

马歇尔详细报告了生活在曼加阿岛（南太平洋库克群岛之一）上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的性允许社会：

婚前性活动的标准方式是“一夜爬行”（motoro），这似乎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一种普通的文化习俗。然而如同下面所描述的，在曼加阿，年轻人的聚会并不容易，它再次表明了即使是性允许，也不意味着自由地和不加选择地进行性活动。

年轻人想要求爱，首先必须溜出自己的家门，再避开村里的警察（这些警察在外搜寻那些违反晚9点钟后宵禁的人），然后赶在其它求爱者之前抵达姑娘的家。有时这种努力在晚上10点钟至午夜间进行；假若成功，他就可以待到凌晨3点钟。假如姑娘请他来见她，或者他是一个常来常往的来访者，那么他的任务就容易完成；假如不是，他将面临要么与姑娘“甜言蜜语”（有吵醒家里人的危险），要么使她神魂颠倒，要么用手或毛巾捂住她的嘴，直到他完全插入。曼加阿男孩相信，假如求爱者与她谈话，大多数姑娘不会呼叫家里人，但假如男孩试图使用暴力，大多数姑娘会呼叫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一完成插入，抵抗就会消失。“她叫不出声来。”胆小的男孩或肤色较深的、不吸引人的年轻人可能要花一年时间的‘甜言蜜语’去赢得他所期望的姑娘，其它人则通过月下情歌来加快他们的求爱。大多数年轻人在这些事情上都可以手到擒来*。

福特和比奇所考察的大多数文化，其由年轻人性规则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要比缺乏实施现有禁令的力量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更少。例如，阿罗勒斯（Alorese，印度尼西亚的一夫多妻制农业社会）、安达曼尼斯人（Andamanese，一夫一妻制的半游牧社会，靠采集、狩猎和捕鱼为生）、休依乔尔人（Huichol，一夫一妻制、靠狩猎和耕地为生的墨西哥人）都在形式上不赞成婚前性交，但几乎不作任何努力去制止它。只要不夸耀这种经历和不引起受孕，一般是可以容忍的。当发生受孕，男女双方要被迫成婚。因此，在这些文化中，年轻人通常采取避孕措施。方法包括性交中断、在女孩大腿之间射精、在阴道中置一块衬垫及性交后冲洗阴道。怀孕的女性也可能求助于流产。

在限制性的社会里，女子的童贞在结婚时受到高度的重视，社会对成年前的性行为的强制性禁止也造成巨大的痛苦。监护和隔离被用来防范。当防范措施无效时，就实行羞辱、惩罚，甚至致死。例如，在查盖人（Chagga，坦桑尼亚进步的一夫多妻制农民）中，假如男孩子在做不正当的性活动时被捉住，他和他的同伴会被这样处置：一个人被置于另一人之上，并用桩钉在地上。

Donald Marshall，“Sexual Behavior in Mangaia”，in Marshall and Suggs（1971），p.129.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性通常会被叛逆的青少年用做表达反抗和独立的方法。在青春期性发育过程中，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并不是社会所期望的。这种矛盾可能存在于是否进行某种性行为，以及采取何种性行为方式的选择上。青少年被迫面对满足性的需求和同伴的期望，同时又不能违背成人世界而造成麻烦。如果成人的性观念是合理的，而且已经解释清楚，那么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将比较小；而如果过于苛刻或者本身松散不清，那么青少年可能会比较难以过渡为成人。

性与家庭的角色

父母的影响同其它一切渠道一样重要（Newcomer和Udry，1983）。母亲第一次做爱的年龄对女儿开始性经验的年龄有着重大的影响。对青春期的少女来说，如果母亲没有通过清晰坚决的限制来施加影响的话，她们更有可能发生性行为。对男孩子来说，与母亲就某些主题进行交谈和后继的性行为有关，但是和父亲的交谈则会导致更频繁的性行为（或许因为母亲通常不赞成而父亲则往往默许这种行为）。其它的一些研究倾向于证实那些家庭完整或者兄弟姐妹很少的家庭里的孩子在青春期进行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小（国家调查委员会，1987）。

性交的后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年轻人性行为的解放已经成为最深远的社会变革（第21章）。性观念的转变最早从大学生开始，目前已经迅速延伸到了中学生，并且通常达到初中生的水平。年轻人性行为改变的同时，父母和社会的容许度也发生了变化——部分勉强对年轻人的方式给予妥协，部分对这种新的性观念给予了默默的支持。

与此同时，对于年轻人可能发生的怀孕和性传播疾病，我们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忧虑。随着灾难性的AIDS 迅速传播到了青少年人群中，这种焦虑已经变得迫在眉睫。

我们如何评价青少年性行为的后果，部分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是哪一部分青少年人群。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有些性活跃的青少年有着丰富的性经历，但是他们却没有出现明显的疾病后果。从悲观的角度来讲，有些青少年之所以发生性行为是迫于同伴的压力，其性生活仅仅是毫无快乐的妥协；怀孕女孩的心理和社会发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妨碍；原本正在发育的男孩和女孩遭到了性传播疾病的侵扰。其它的忧虑还来自于社会名誉的毁坏以及对之后婚姻幸福的破坏（Miller和Simon，1980）。青春期女孩发生上述大多数危险的几率都较高，不过男孩也无法免除这些伤害。

正面的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已发生性关系，并且发生的年龄在提前，对于这样的事实，可能很少的成年人会欢欣雀跃地公开表示庆祝。父母并不会恭喜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突破那条界限。不过，某些社会部门为今天年轻人享有更大的性自由而感到高兴，认为这样有着正面的价值。

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认同性是一个好东西，尽管对于性经历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目前还有一些争议。如果性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它从孩子手中夺走呢？有些人对过去的性压抑和双重标准的伪善感到不满，并认为年轻人这种开放、诚实、平等主义的性行为如果能够适度的控制，将是一种革新。

负面的结果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忽视现在青少年性行为可能会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不过，也有人指出，这反映的正是我们的社会没能及时、充分地提供性知识、指导和保护。

AIDS 的威胁（第5章）并没有阻止青少年变得性活跃，但是他们中很多在选择性伴侣时可能会变得更加小心和更富选择性。而其它青少年还在继续否定AIDS的危险而在避孕不当的情况下性交，或者是感觉自己是百毒不侵的。

另一个日益广泛的问题是少女妈妈现象（图9.7）。尽管性传播疾病对于男女来说都是一种对健康的威胁，但是女孩却要独自承担受孕的危险。尽管男孩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女孩承受的社会压力更多。

医学对这一专业领域的兴趣逐渐加深的同时，大众媒体也开始对“有孩子的孩子”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很充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青少年怀孕的比率最高。年龄在15~19岁的青少年怀孕率最高，尤其是其中年龄较大的孩子：美国19岁女孩怀孕的比率是荷兰的3倍，而荷兰则是一个有名的实行性解放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有超过100万名青少年怀孕。1984年，在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据估计有1，004，859名女孩怀孕，即所有青春期女孩人数的11％。1985年，在900万名15~19岁女孩中，差不多一半已有过性活动。图9.8所示为她们的结局（Lewin，1988）。据估计，2/5的美国女性曾经在青春期怀过孕。每年有50万名女性成为母亲；每年由15岁以下的孩子生下的婴儿差不多有10，000个；差不多1/3的未成年母亲会在20岁之前生下第2个孩子。这些未成年怀孕中一半是在第一次性交后6个月之内发生的。在这一段时间内，年龄小于等于15岁的女孩发生受孕的机会是18~19岁女孩的2倍（Zelnik，1980）。

目前青少年怀孕和分娩的比率已经停止增加；不过，未成年的未婚父母比率仍然较高。1970年，平均每1000名未成年少女会生下68.3个孩子，1985年，这一数据已下降为每1000人中51.3个孩子。未婚未成年父母的百分比已经从1970年的不到33%，增加到了1985年的58%。未成年黑人在未结婚时便生下孩子的比率较白人高2.3倍，尽管白人未婚先孕并且生下孩子的数量增加最为迅速；正是由于白人中的这一增长，导致了未婚青少年分娩率的增加（国家调查委员会，1987）。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现在14岁的女孩中至少40%会在20岁之前怀孕。她们陷入了一个持续的循环中：年龄在15岁及以下的未成年母亲中，82%是未成年母亲的女儿（Pitt，1986）。

未成年妊娠会给母亲和孩子带来严重的健康危险；母亲的年龄越小，危险越大（阿伦·古特马彻研究所，1981）。未成年怀孕母亲中差不多一半会生下孩子并把孩子抚养长大；很少会把孩子送给别人领养。因此，过早分娩对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造成危害的同时，抚养孩子的过程对于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来说也会带来很多后果，不论是对于每个个体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如是（专题9-３）。单从金钱的角度来说，在1985年未婚母亲带大孩子所需的经费差不多为160亿美元（Carnegie Quarterly，１９８６）。

尽管青少年怀孕主要是给少女母亲带来了负担，但是未成年父亲也会承担严重的后果。除了阻碍学业和工作以外，未成年便成为父亲还会导致巨大的压力和矛盾。一般当两人的恋人关系结束后，便不再允许这些小父亲见到自己的孩子。他们会对无力提供金钱上的支持感到受挫，并且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反感而痛苦（Heindricks，1980）。因为在内城社区，做父亲只是获取成人地位的少数方式之一，因此正确地对待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年轻男孩可能是防止未成年父亲的重要方面。

流产消除了未成年妊娠的很多后果，而未成年人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流产这种方法，不过流产向许多年轻人和家庭提出了严重的道德问题。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对流产的心理反应似乎更抵触一些，所感觉到的失落感和内疚感更重（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如果未成年孕妇积极参与作出了流产的决定，并且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和心理支持，那么他们所遭受的创伤会减少。

青春期的性教育

鉴于青少年发生性关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中学进行性教育将被更多的公众接受。在对儿童进行性教育的问题上，很多人仍然表示怀疑，但他们对于青少年性教育没有什么迟疑。据称，在1985年一次全国普查（Harris Poll）中，85%的受访者都称中学应进行性教育。在所有涵盖的话题中，节育和性传播疾病是最受关注的。

不过，青少年性教育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其批评者宣称这种指导只会鼓励青少年进行性实验，从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解决问题。其它也有人希望性教育能够只集中在道德教育，并且重点放在禁欲上（说“不”）。性教育的支持者希望性教育能够超越具体问题，通过正面的性观念和负责任的性行为来加强年轻人的性生活。目前有几套不同的针对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性教育课程（McCaffree，1986），但是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教师备课的质量。

那种认为性教育是发生性关系的诱因的指控是没有证据的。大多数已发生性活动的年轻人是在接受性教育之前发生性关系的。在英国、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等国家，推行性教育的范围比美国更为广泛，而且青少年怀孕的发生率也更低。

在美国，目前几项研究表明，性教育在降低青少年怀孕发生率方面的作用也是大有可为的。韦尔伯恩-蒙哥利亚和爱德华兹（1986）报告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几个研究者对学校怀孕项目进行了评价，发现怀孕的数量发生了显着降低，并且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时间也被推迟了（阿伦·古特马彻研究所，1986）。在对青少年性教育项目期间和结束后5个月内的随访进行更深入和仔细的评估后，发现这些项目可以增加学生的事实知识（Kirby，1984）。泽尼克和金（Kim）（1982）也同样发现性活跃的少女如果已经接受了性教育，那么发生怀孕的可能性将较小。性教育并不是提高这些女孩发生性活动的频率的原因。性活跃的未成年女孩数量保持不变，即使这些班级的孩子接受了性教育。

如果辅以校医院提供避孕药物或工具，那么性教育项目将会变得更加有效。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几所中学里，通过辅以校诊室的帮助，青少年怀孕的发生率从1977年的5.9%下降到了1984年的2.6%（Wallis，1985）。

尽管性教育具有潜在的益处，但是单纯只进行性教育似乎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在社会上处于劣势地位的青少年来说，怀孕并不仅仅是由无知或缺乏避孕手段造成的。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第6章），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目前，如何使这些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是美国社会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之一。

第10章 性别与性

他的外表更好看，但我里面的更美。

——一位年轻的女孩评价他哥哥的生殖器

除了“人类”这一共同特征外，每个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男性”或者“女性”。身体上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了两者的差异，而文化上的不同更突显了这种差异。作为社会人的男人和女人的发型、服饰和妆饰都有很大不同。身体上和人文文化上的差异相结合，使得我们能很快地区分男性和女性，即使是隔得很远也基本上不会认错。

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不同的。事实上，社会都希望男人和女人在职业和相关的方面（尤其是性相关方面）能有不同的表现。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地了解男人/女人所代表的内涵和男人/女人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但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期望这个事实使得大家都相信性别的差异是“自然的”或者生物学决定的，是我们的“正常”组成部分。

但这些看法最近正处于批评反省中。“男性”和“女性”所包含的意思现在正在改变中。在工业化国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很多，而且即将发生更大的改变。

既然本章集中要讲的是性别，那么我们脑子里关于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概念是不会独立存在的。性别的发展是性行为一生发展的一部分，这部分在上两章已有详述。性别发展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所要讨论的性行为的一部分。因此性和性别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不可能离开男人或女人这个身份而行为性感；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离开某些水平上的性行为而表现得像男人或女人。

性别刻板印象

在印刷过程中，铅版（stereotyping）是一个生产出大量相同复件的模型；在生物学里，刻板行为是一种重复的、可预见的行为模式，如动物的求爱。在人类行为中，刻板意味着根据他们所属的团体把预想的和过分单纯化的行为模式归因于个人。性别刻板印象或性角色刻板类型是男人和女人被期望表现出他们性别特征的方式。这些期望在生命早期就被灌输，并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中得到了加强（专题10-1）。

专题10-1语言和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可以从别人说话的内容、方式，以及他们使用非语言交流的方式来得知他们所扮演的性角色。

性别差异已经被发现存在于男人和女人如何与异性交谈或谈论异性的方式中。举个例子，齐梅曼（Zimmerman）和韦斯特（West）1975年让由男性和女性随机组成的两组人进行交谈。在异性组成的一组中，有96%的谈话中断是由男性进行的；而由同性组成的一组中，两个人打断对话的比例相当。女性也努力尝试着引入一个主题并使对话进行下去，她们通常会采用提出问题的方式。

性别模式的差异在他们的语言中也体现了出来。女性讲话时比男性用到更多的修饰词（“见到你真高兴”），提出更多的问题（“天气不错，不是吗？”），提出请求更间接，通常用问题的形式（“你能进来吗？”）（McMillan et al.，1977）。可能因此，男性说话时让人感觉更有力，而女性说话被认为更有礼貌，更夸张、委婉和富有表情，男性的语言更粗鲁和低俗。另外一些研究也显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之间也存在相似的语言差异，地位高的人往往表现出男性方式（Henley，1977）。

可以想象的是，通过这些说话方式差异，我们可以了解，作为一个女人，是不能直接提出对性欲和性需要的请求的；性语言比我们被他人所乐于接受的更直接或刺耳；而且我们期望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需要。而男性则可以直接面对自己的需要，表达自己，而较少关注同伴试图传达的她的要求。

我们语言中的词汇也加强了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性角色区分。例如，我们有更多描述对女性性贬损的术语，法默尔（Farmer）和亨雷（Henley）1965年找到了500个“妓女”的同义词，而只找到56个形容提供色情服务的男性的词语。同样地，舒尔茨（Schulz）1975年发现有些原来中性的词语用于描述女性后就具有了淫秽的或贬低的含义，而用于男性则没有轻蔑的意思。

相同地，女性的头衔比男性的头衔传递了更多关于她们性地位的信息，如“先生”仅仅表示那个人是男性的，而“小姐”或“女士”表达的不仅仅是她的性别，同时也表达了她的婚姻状况；某些词还透露着她的年龄情况（如“Miss.”指代的女性通常要比“Mrs.”指代的年轻），因此也可以看出她们的性地位。阳性代名词（他，他的）可以泛指人类，但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性别歧视。同样的还有像“人类”（mankind）和“主席”（chairman）这种假定男性为人类行为模型或标准的词。

非语言交往模式也强调了刻板行为模式。与女性或地位低的人相比，男性和地位高的人会更频繁地与人接触，维持更长的眼神交流，占用更多的空间，比女性或地位低的人让人等更长的时间（Henley和Freeman，1976； Henley，1977； Mayo和Henley，1981）。这些行为上的差异造成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混合性信息。

在最初的意思里，刻板印象包含了一些错误的概括，现在的用法已经把它的意义扩大到了包括任何一个包含有消极含义或不良社会影响力的概括。因此，说男性的身高一般高于女性或者女性拥有较高音调的嗓音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加强性别刻板印象，尽管这两种描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很多的女性身高高于或者嗓音低于一些男性。但是，这些例外并不能否定那些规律在随机群体中的有效性。否则我们就几乎不能概括任何一件事情了，因为凡事总有例外。

没有恰当的定义，就难以进行概括。比如，如果我们说“男人身体要优于女人”，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男人通常在体育比赛方面胜过女人，这看起来像是对身体勇猛的一个合理解释（第4章）。另一方面，在以十年为单位的每一个年龄段中，女人的平均寿命都比男人长，这甚至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体能指标。“优于”这个词若没有适当的限定就显得毫无意义。

为什么我们需要概括？因为有效的概括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机会。刻板印象也是将这些巨大的信息量组织起来并给我们一个能够包容新信息的框架的有效方式。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和阿莫斯·特韦斯基（Amos Tversky）1982年的研究表明，人们更容易使用以刻板印象为基础的信息，而不是运用概率（比如统计的概率）。因此，了解性别刻板印象可以帮助我们预知人们对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处境的看法。

要谨记以下两种重要的观点。首先，不管从一个群体里得出的概说根据有多么确实，它也不可能对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适用。女性仍然做着大量的家务，但也不是你遇到的每一个女性都是家庭主妇。

其次，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有害影响也一再被强调（Broverman et al.，1970；Maccoby和Jacklin，1974）。刻板印象常常都是贬义的。强调任何一个群体的消极特性只能是一种偏见。

阴阳人

性别刻板印象夸大了男女之间的差异。通过将人们放置到不同的类别群体中，我们就使他们看起来始终不同。对于依附于传统印象的男人和女人们来说，性别刻板印象是令人欣慰的：一个男人看起来很有男子气概而且表现男性特征；一个女人看起来很有女人味而且表现女性特征，即使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符合这些理想，至少也有一个可以渴望的理想——一个使儿童社会化的模型及成人的行为标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认为这些行为标准是淑女和绅士所应具备的。各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都被鼓励去效仿他们，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像一个淑女或绅士。

现代民主社会对性行为的管制远远降低，而且允许女人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性别的界限在许多职业领域已经消除大半，现在男人和女人在工作场所实质上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在他们的社会群体中，大量的性别差异仍然是存在的。

在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化的最前期，形成了阴阳人（androgyny）的概念［这一名词来自希腊文字根“andros”（“男人”）和“gyne” （“女人”）］。与性别刻板印象不同，阴阳人集中了两个性别的相似点，并且渴望加强它们。阴阳人的理念已经应用于各个方面，从头发到中性化的服饰，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心理上的阴阳人。

尤其在大学校园内，能区分男性和女性差异的服装、发型及饰品正在减少。牛仔裤和运动衫、首饰及头发的长度现在有许多共同的元素。即使我们现在离同化还很远，但一些流行人物的阴阳人形象反映出它至少比二选一的接受率高。

测试性别差异

在20世纪20年代，性别差异试验研究开始探索能区分男性和女性的人性品质（Terman和Niles，1936）。这些研究得出性别和不同品性之间的关联性（如独断和被动），但是并没有解释这些性别差异是为什么及怎样产生的。此外，这些男性—女性试验表明，并没有特有的男性或女性个性特征；更准确地说，不同的个性是不均衡地分布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虽然性别试验没有宣称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是天生的，不能改变的，或者说是社会需要的，但它们还是加强了对男人和女人“天然”行为的共同感知。这些性别测试提供了一个单向和两极的性别模型：性别被视为一个连续介质的两个极端，如果你的阳性特性方面的得分高，那么你在阴性特性方面得分就低，反之亦然。

这种性别差异的研究路数现在被认为是不恰当的（Constantinople， 1973； Spence和Helmreich， 1978； Bem，1981）。与把性别特征视为相互排斥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它们可以在不同的个体中共存。一个人会在一个方面武断或者有依赖性，而在另一个方面温顺，这未必就要将其归入男子气或女子气的类型。

美国心理学家桑德拉·伯恩（Sandra Bern）1974年延伸了这个调查，通过发展“性别角色详细目录”（Bern Sex Role Inventory，BSRI）来衡量男人和女人中阳性、阴性和中性的特性。这些特征由关键术语鉴定，如“富有侵略性的”和“有野心的”为阳性，“充满感情的”、“柔顺的”为阴性，“快乐的”则被视为中性类型。在对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大约35%～40%的学生表现为性别形成——他们充分表现出了与其生理性别一致的心理特质；35%是阴阳人，表现出相当平均的对阳性和阴性特征的认同；15%的人是性别倒错，男人认可阴性特征，而女人则认可阳性特征；还有15%是未分化的，表现为对阳性和阴性特征的认同都很低。

阴阳人印象

人们对阴阳人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们通常指出阴阳人具有超越了个人性别刻板印象的更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依靠“阳性”和“阴性”的特征，阴阳人有更宽广的心理特征和不同条件下的行为储备，他们可以在集体压力下依然保持独立（Bem，1975），又可以慈祥地与婴儿交流（Bem et al.，1978）；他们能自如地进行阳性活动（做木匠活儿、加润滑油、打篮球）和阴性活动（纺纱、熨桌布、参加舞蹈班），他们同样也表现出较强的自尊心和从失败中恢复的能力，并乐于在团队中扮演领导角色（Porter et al.，1985）。

有一些争论认为阴阳人的独特之处不是得自阳性和阴性特征的结合，而是阳性特征起的作用，如独断和独立，自负（Whitley，1983）。换言之，女性阴阳人比男性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两性中的阴性特征能有利于婚姻的幸福（Autil，1983）。男人和具有阴性性格的女人结婚会更幸福，正如女人和具阴性性格的男人（有同情心、温暖的、亲切的、疼爱孩子）结婚会更幸福。这就暗示说，阳性和阴性行为都不是非好即坏的——他们的价值取决于背景。对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来说，阳性特征在商业领域起的作用比较大，而阴性特征在家庭关系中起的作用更大。如果男人和女人在自己的角色中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性别差异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阴阳人并不意味着性别的中性化或缺少特征性的性状。它不是一个消极的而是一个积极的个性配置。没有性别分化，或是既没有清楚地表现出阳性特征也没有表现出阴性特征的人似乎处于不利地位。一个未分化的女人，更多的已分化的女性对其有负面评价，而她对婚姻的满意度也更低（Baucom和Aiken，1989）。用伯恩的分类法，未分化的个人似乎与社会的性别角色基准更难调和，他们看起来既不认同阳性特征和行为，也不认同阴性特征和行为。但是因为许多研究性别角色的工作已经集中到性别类型分明的人跟阴阳人之间的对立，所以对未分化类型我们知道的较少。

阴阳人的概念是有趣的，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深远的问题。它们的一些术语常被混淆。如果一个人的性别特征不突出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称其个性品质是“阳性”或“阴性”的？潜在的推测是，某个特性基本上可以说是阳性或阴性的，但是它们也可以在很大程度被两个性别共享，然而这个假说加强了与之对立的性别刻板印象。伯恩对这项指控的回答是，“阴阳人”意味着超越了性别角色——不再把篮球等同于男性，粉红色视为女性。伯恩的性别基模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提出了以阴阳人作为描述一类不使用阳性/阴性分类或尺度来评价其行为的人。他们是性别适应个体（gender-aschematic）——他们不以以性别为依据的基模来组织信息，而是用另一个维度来代替。一个男性化的女人决定是否学习空手道时是不会考虑“这是男人的活动，因此它们不适合我”的。

第四部分 性经历的多样性

米开朗琪罗对教皇朱利乌斯二世说：“自我否定高尚，自我教育有益，自我克制有男子气概，但与手淫相比，对于真正崇高和具鼓舞力量的灵魂来讲，这些都是平淡乏味的。”

——马克·吐温（Mark Twain），美国作家

第11章 自身性行为

第12章 性游戏与性交

第13章 同性爱与双性爱

第14章 性欲倒错

第15章 性功能障碍与治疗

第11章 自身性行为

米开朗琪罗对教皇朱利乌斯二世说：“自我否定高尚，自我教育有益，自我克制有男子气概，但与手淫相比，对于真正崇高和具鼓舞力量的灵魂来讲，这些都是平淡乏味的。”

——马克·吐温（Mark Twain），美国作家

思想和感觉，语言和行动，组成了联系我们内在的自我和我们对公众行为的观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情色的意象是这个网络的组成部分，它们表达了我们的性渴望，指引了我们的性活动。

本章涉及最私密形式的性活动，它们是私下的，我们很少跟别人谈论它们。它们包括性幻想、性梦以及手淫。

在20世纪初，海洛克·霭理士创造了“自淫”（autoerotism）这个词来描述一系列“自发的”性兴奋，即发源于个体自身的性兴奋。尽管很难对什么构成自淫作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将这类活动与社会性行为相区别是有用的，后者与人们之间的直接性联系有关。

也许可以说自淫行为和社群性行为的关系就像自言自语和与别人交谈的关系一样。我们自己对自己说的和自己独处时做的，经常是我们想对别人说的和跟别人做的事的一种改头换面、一种彩排或一种替代物。从反面讲，有时我们表面上在和别人谈话，实际却在和我们自己讲话，就好像有一个性伴侣但却是为性“独自”而挂的幌子。因此自淫行为和社会性行为是性行为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自体性行为越来越变成性交流的一部分，爱人之间有时就依靠分享彼此的性幻想来相互刺激，这样即使没有性交也可以达到高潮。这种或许可称为相互手淫的行为，在现在是安全性行为（第5章）的一个重要部分。

性幻想和性行为

性幻想也可以是其它性行为的一部分。当与性伴侣性交时，性幻想也会带来特殊的问题。实践一个人的性幻想也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

手淫幻想

不像纯粹的性幻想，手淫幻想会伴随着不同形式的自我刺激，而后者常导致性高潮。尽管难以想象什么人能在头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进行手淫，但事实上并非人人在手淫时都幻想。比如有些人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由性唤醒导致的躯体感觉上。

手淫时，手淫者通常会唤醒过去的记忆或身边的色情主题，特别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间，照片或文学作品也会被用做刺激源。在亨特的调查里，大约1/2的男性和1/3的女性说色情图片或电影会增强他们手淫的愿望，这对已婚和未婚者都适用。对女性来说，读色情文学比看视觉材料更有效。

金赛调查（1948，1953）幻想在手淫中的作用时，报告了一个有趣的性别差异：在男性中，72％在手淫时几乎总是幻想，17％有时如此，11％根本不幻想；在女性中相应的百分比分别是50％、14％和36％。这个情况似乎与一个通俗的观点相悖，即女性而非男性更多地沉浸于性活动的心理因素中。和上一代人相比，女性现在更为敏感，更为乐于承认对色情材料和幻想的兴趣。

在亨特（1974）的调查里，最普遍提到的幻想总牵涉到和一个所爱的人性交（3/4的男性和4/5的女性都有此报告）。但近半数的男性和多余1/5的女性也幻想在不同形式的性交往中与偶然相识的人交合。很显然，手淫幻想为不同的性要求提供了安全的表达，这种性要求的实现也许是不可能的，或对其本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男性中报告过他们有和陌生人性交的幻想的比例比女性高：或是在集体性交的场合，或是强迫别人与其交媾。

手淫幻想的范型早在青春期时便已建立起来了，例如在索伦森13~19岁的调查对象中，57％的男孩和46％的女孩报告说手淫时多数时间会幻想；但说她们在手淫时有时幻想的姑娘是男孩的两倍；20％的男孩和10％的女孩在手淫时很少幻想。男孩们报告说幻想总是和这样一些场合有关：有人被强迫接受性交（包括他们自己），或和不止一个的女性交欢，口交、肛交和群交。姑娘们报告说会幻想和她们所喜欢的人交合，或是不得不接受几个男性的要求，并适度地殴打她们的性交伴侣。

性交幻想

很容易理解人们在手淫时会有性幻想，但为什么他们在真正性交时还有性幻想呢？首先这有利于性唤醒。这是在对一个大学生群体调查时被选择最多的原因（46%的女性和38%的男性）（Sue，1979）。第二普遍的原因是增加伴侣的吸引力（30%的男性和22%的女性）。想象双方不会实际去做的性行为是排在第三位的原因（18%的男性和13%的女性）。换句话说，性交时的幻想是制造兴奋的一个形式。

人们有时候用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人，或者仅仅是一个不同的人来替代（在幻想中）和他们在一起的性伴侣。他们调用各种——比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和同样的人做同样的性活动更生动的——想象。即使和一个“完美的”伴侣在一起，幻想的力量也可能比现实要大。米克·贾格（Mick Jagger，滚石乐队主唱）的一个狂热乐迷曾热切地希望和米克发生性关系并最终通过较小牌的摇滚明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她终于和米克·贾格上床时，她发现自己仍然需要和米克·贾格做爱的性幻想（才能和真正的米克·贾格做爱）（Singer，1980）。

性交时的幻想引起了两个问题：这忠于他/她的性伴侣吗？是否应该和伴侣一起分享性幻想？人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很容易感到不舒服，因为在伴侣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将一个“第三者”带到他们的做爱过程中，有人甚至会对此怀有犯罪感。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能丰富性生活的令人愉快的方法。还有人需要通过性幻想才能唤醒性欲并达到高潮。在存在问题的爱情关系中，性幻想可能起到一个安全阀的作用，用这种不公开破坏他们之间关系的方式，来消除性挫折和敌意（Byrne，1977）。

关于是否应该告诉伴侣性幻想这个问题，答案也互不相同。有人认为应该公开和分享。最好的情况是，伴侣会找到能使双方都兴奋的性话题来提高他们做爱的质量；至少可以了解其伴侣的性渴望，即使不会分享它们。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让他们公开私人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犯，并且可能破坏伴侣间的关系。关系亲密并不意味着要经常坦白自己的灵魂；有些事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好，而性幻想就包含在内。因为性幻想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禁区，说出来会有受到嘲笑和指责的危险。想象中的替代品可能威胁到真正的伴侣。另一个结果是在说出性幻想时会丢掉某些东西。实际上如果经常公开自己的性幻想，那么性幻想也就失去作用了。记住，性幻想能起作用的一个原因正是它们的私密性。

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双方有选择地讲出各自的性幻想。更好的办法是，他们共同建造性幻想，编织能让双方都兴奋的性话题。与创造共同的“秘密”相比，驯服某些秘密的性想法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前者给双方的做爱过程平添了一种游戏的因素，也多了一些亲密。

前戏还是替代品？

对分享性幻想的一个忧虑是，说出一个性幻想可能就是执行它的前奏。如果一个人确信伴侣的幻想没有太多新奇之处，那就不需要那么担心了。

大多数性幻想中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没人会做。部分是因为考虑到现实不允许，部分是人们并不想亲身实践。例如，一个男人可能幻想和两个女人同时做爱，但如果真要和他的妻子、情人、朋友或者认识的人来商量这样的事情将是难以启齿的。然而，和两个妓女做这样的事情并不难，因为她们为了钱可能什么都愿意做。无疑，大多数男人不会越过那条线；他们还是继续幻想三个人性交的快乐。再考虑一种情况：一个女人喜欢别人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她真的想要被强奸吗？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希望承受一次真实的强奸所带来的痛苦。在实验的条件下，虽然女人可能会被想象中的强奸画面激起性欲，但是当面对真实的强奸情节时，她们的反应是害怕和恶心（Bond和Moder，1986）。

很多性幻想的吸引力很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女人——不管她们有多“温柔”——喜欢幻想一些强制性的性行为呢？一个经常被提出来的解释是社会让女人在性活动中处于被动角色，去忍受它，并对它有罪恶感。如果一个男人“强迫”她们（在没有疼痛和羞辱的前提下），那么她们就不必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当然，即使这种解释是真的，它也不会让现实中用暴力或强制的方式和女性发生关系——这一点显然很难被一些男人所接受——正当化。那些憎恨性暴力和压制女性的人对（女性）暴力的性幻想和对它们的解释感到震惊。例如，女权主义活动家和记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拒绝那种心理分析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可能在潜意识里希望被强奸。她接受一些女人有关于强奸的性幻想的事实，但是她认为这种现象是强加给女性的。她说，“我认为性幻想对性的快乐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有女人能够抵抗文化，进而创造她自己的没有剥削，没有性虐待，没有暴力驱使的性幻想”，相反，“当女人进行性幻想时，这种幻想常常是男性条件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其它的”（Brownmiller，1975，p. 360）。

在一些案例中，人们确实满足了他们的性幻想。有男人在郊外旅行时会在旅馆里同时找两个妓女。有的人采用更有组织的服务，提供“kinky sex”，即更为野蛮的性虐待。这种将性幻想变为现实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充足的愉悦感，因而它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或者偶然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执行性幻想中的行为可能让人感到失望，这样它也就不再能够让人感到兴奋了（Shanor，1977）。即使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人们对它没有完全失望，这些人也可能不再需要它了。即使在那些实现自己的性幻想时感到高兴的人中，仍有部分人认为这种经历并不愉快（Friday，1975）。

这种认为性幻想是其行为的替代品，或者最多导致无害的对幻想的满足的观点并没有反映事实的全部。对色情品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包含暴力以及对女性的侮辱的性幻想是从那些色情资料中得到启发而产生的，并且至少会让某些男人更可能将这种性幻想付诸行动。格林灵格（Greendlinger）和伯恩（Byrne）1987年的研究表明，强奸的可能性与强迫性性幻想的报道有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第18章和第19章继续讨论它。

在极少的案例中，有人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幻想并可能做出严重的反社会行为。这样的人必须主动或被劝服去寻求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寻找专业人员的帮助，而不是求助于自己的家庭或朋友。

性别差异

在某些层面，性幻想反映出我们的性特征，但它们能反映出男女之间以及异性爱和同性爱之间的基本差异吗？

一般认为男人比女人的性幻想更频繁，更“古怪”，更“野蛮”。据报道，女性的性幻想包含更多情感、浪漫、亲情的元素（专题11-2），而男性的性幻想更多是关于原始的、“非人的”性，听起来也更加“色情”（专题11-1）。在一项研究中，当被要求详细描述性幻想时，男性比女性写得更长，更详细，种类也更多（Follingstad et al.，1980）。

男人和女人的性幻想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对大学男女学生的调查（Sue，1979）中，两性中最普遍的性幻想主题都是和以前的情人做爱（43%的男性，41%的女性）。男性有想象中的情人的比例几乎是女性的两倍（44%，24%）。幻想强迫别人发生性关系（24%的男性，16%的女性）或者幻想战胜潜在的性伴侣的反抗（37%的男性，24%的女性），这两项的比例男性都要比女性高；更多的女性幻想被强迫发生性关系（36%的女性，21%的男性）。有同性性幻想的比例，女性（9%）比男性（3%）高。

表11.1分别比较了异性爱者和同性爱者样本中男女的性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四个组别中都有关于“跨偏爱的性行为”的性幻想：异性爱者幻想同性爱行为，反之亦然。相似的是，“受强迫的性行为”在四个组别中也都存在。群体性关系的经历在两个男性组别中存在，而没有出现在两个女性组别中。在异性爱男女的两个组别中排在首位的都是和某个不是自己现在性伴侣的人发生性关系。

专题11-3 手淫的跨文化观

人类学家保罗·曼它吉萨（他在20世纪30年代很出名）把欧洲人叫做“手淫者种族”。他论证道，西方文明同时既刺激又压抑性欲，对非婚姻性交的限制促使人们进行手淫以作为替代。

手淫在许多古代文化的典籍中都有发现，比如巴比伦、埃及、希伯来、印度。埃及人认为，宇宙的起源即来源于Atum神往自己手里射精（第1章），这一神话表明，手淫被运用到了某些宗教仪式中。希腊人和罗马人相信是在潘神（Pan）失去了女仆埃克耳（Echo）后，墨丘利神（Mercury）发明了这个方法以安慰潘神。据说宙斯自己就时常放纵这种行为。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海洛德斯和派脱尼尔斯等提到过手淫。阿里斯托芬认为，手淫有损男性气质，但对女人、小孩、奴隶和体衰的老人来说却是可以接受的。但传统的态度是矛盾的：德摩斯梯尼被指责进行此类活动，而第欧根尼却由于在市场公开进行手淫而受到赞扬。

福特和比奇报道过在40个原始文化中存在的手淫。普遍认为在允许婚前性交的社会里，手淫较少流行，在许多前文字社会中手淫很少发生。大多数群体不赞成成年人进行手淫（Gregersen，1983）。比如，初奇人（Trukese，卡洛林岛上的一夫一妻制渔民）据说一边看妇女洗澡一边秘密地进行手淫。提柯皮亚人（Tikopia，太平洋岛屿上的农耕者）和达胡梅人（Dahomey，西部非洲的农民和渔民）的男人偶尔手淫，尽管这两种文化都允许一夫多妻。

女性手淫更少听到，并且总的来说是不被赞成的。在某些原始人中，插入阴道似乎比刺激阴蒂更为常见：非洲阿萨达（Azande）妇女使用木制假阴茎，如被她们的丈夫抓住要遭痛打；西伯利亚的处克奇人（Chukchee of Siberia）使用驯鹿的小腿肌肉；提柯皮亚妇女依靠树根和香蕉；克劳（Crow）妇女用手指，澳大利亚的阿兰达人（Azanda）也是如此。

在来苏人（Lesu，新西兰一夫多妻部落民）中，女性手淫是被允许的。波德梅克尔曾作如下报道：

手淫……在来苏人中经常进行，被视为正常行为。一个妇女如果性兴奋时没有男人可满足她就会手淫。一对夫妻性交时可能会有另一个妇女在一个房间里，或足够近的地方使她能看到他们，她可能因此而兴奋。她会坐下，弯曲右腿使其脚后跟能够挤压她的阴部。即使6岁左右的小姑娘坐在地上时也会无意地这样做。男女们很自由地谈论这件事，并不感到羞耻。这是妇女们习惯用的一个姿势，她们在童年时就已学会。但她们这么做的时候从来不使用双手。

第12章 性游戏与性交

善爱者，善以五味烹佳肴。

——中国古代格言

对绝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性就意味着与异性性交。动物交配（copulate）主要是为了繁殖，而人类则通过性爱（make love）去满足各种精神、社会需要。

性交指阴茎与阴道之间的交合，又称交媾。交媾并非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快乐的活动，但从人类延续的角度来看，显然它是至关重要的。难怪在所有的文化中，性交都是最主要的性行为。

在绝大多数男女的生活中，至少有时有性交活动。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讨论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总的性输出中，交媾是性高潮的主要部分。

在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几种形式的性游戏、性刺激、性交行为以及人们如何对之加以强化。之后我们将讨论异性交往中的人际关系和制度方面的问题。

12.3增加性交的快感

应该认识到：影响性交满足感的因素有肉体的、精神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等多个方面。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忽视或过于偏重，光有爱恋并不能带来性满足，正如对一对不协调的情侣而言，任何性交技术的提高都无济于事。对性的任何一方面，我们都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到这里，我们已从性交的各个环节讨论了提高快感的不同方法。现在我们转向使性交更满意的一般途径。像本书其它章节一样，我们的目标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至于怎样提高性快感，需读一些性手册、杂志评论、专论。商业色情影像也有一定的价值，但在这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专门为了性教育和性治疗而拍摄的电影，它们既可提供有关信息，也可以消除性障碍和消极态度。最后，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尝试和经验可能是最主要的性指导。

你不会想把你读到的每件事情都试一下。就像吃饭一样，菜单上有很多种选择，但是每个人都会点自己喜欢的那些。做爱也一样，有人全部喜欢，也有人只喜欢某几种。最终，性必须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大环境相协调。我们中相当少的人有精力、需求或者办法每天晚上都准备一顿丰盛的法式大餐；我们性爱的质量也不会每次都很高。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满足于类似快餐的性爱。

肉体因素

外表

我们看起来、听上去、闻起来甚至尝起来是什么感觉，对于性诱惑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感觉有明显的生理基础，尽管它们的性特征是后天学来的，而且为一定的文化因素所规定。

人们正试图在性满足与快感之间画等号，但一般看法是两者之间并非一致。在我们的文化中（其它许多文化也一样），为达到性诱惑，人们总是将大量注意力放在肉体魅力上面。无论是否承认和意识到，我们所作的许多努力，如保持身材、打扮、美发和化妆等等都是着眼于这个目标。但是，提供和索取性愉悦的能力最终还是更多取决于你的人格，而更少取决于你的外表。

不管文化与个人喜好差别有多大，裸露对于增强性欲都是相当关键的。身体裸露所允许的程度，反映出一种文化的性自由度。但是裸露并不总是增强性欲。相反，艺术地遮掩可以更好地激起性欲。在性自由的文化体系中，人们尤其注重衣饰，以使自己更性感。

人们一般认为，男人从裸体女人那里，比女人从裸体男人那些获得更多的快感，即使这个假设是真的，也并非适用于每个女人。在裸露状态下，两性都倾向于通过性交来享受更多的身体接触和亲密。

卫生对于增加性快感非常重要。关键在于将清洁与世俗享乐在脏乱的性活动中结合起来；你必须对那些分泌物、嗓音和气味做好心理准备。腹部的咕咕怪叫声可能令人沮丧，打嗝和放屁也使人讨厌，吸入阴道的空气在排出时发出的声响有一种神秘感。最好忽视这些噪音或一笑置之，不必因此而难堪。

锻炼

人不是必须像运动员那样健美才能享受性爱，但好身体当然会有助于性爱。另外，有关性训练（sexexise）的书籍会指导人们如何加强力量和肌肉的柔韧性，据说这对性行为非常重要。古代练某些形式的瑜伽的人就掌握了这门艺术。

更专业的能提高性功能的方法是以强健耻尾肌——它能使阴道入口变松或变紧——为目的的锻炼。这些我们将在第15章进行讨论。

时间·地点

选择好做爱时间和地点对于性愉悦是有帮助的。一天中的哪些时间做爱、疲劳程度、室温、外观、音响、气味甚至床的硬度对于性生活都有影响。这些因素影响到情感的基调和周围气氛，从而影响做爱者的情绪。一般在安静而安全的环境中，或者是在令人激动的、新奇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场合里（比如在室外寒风呼号的时刻依偎在温暖的床上）有利于做爱。

性交中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即对隐私的要求。这一点似乎是由文化决定的。因为动物一般似乎不在意在别的动物眼前交配（尽管这时它们易于受到攻击）。在不同文化中，交媾在室内还是室外进行，取决于哪儿更隐蔽。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性活动通常在卧室进行。但移至另一房间，尤其是浴室可以增加新奇感和刺激感。更富于冒险精神的一些情侣们寻求露天的地方（宁静的沙滩是好地方，如果你能防止沙子进入体内的话），汽车也广泛地被更多情侣用做进行浪漫性活动的场所。这些地方可以在性生活中产生一种浪漫感和极度新奇感，有时冒险可以导致性兴奋。纽约直升机警察曾在横跨东河的威廉斯堡大桥上一座高达500英尺的塔楼顶端逮捕了一对性交的青少年男女（《旧金山纪事报》，1981年6月30日，2版）。

通过色调和光线的选择，卧室可以布置得富有浪漫色彩，从而有助于激起性欲。柔和的光线可以传导一种温柔的情调，而且有助于掩饰肉体缺陷。当蜡烛将其倦意的光线投射于情人们交织的手臂和红润的脸上时，其效果是相当好的。黑暗适用于那些自我意识很强的人，而另一些人喜欢更明亮的光线。当然音乐也是一个可以增加气氛的因素。

这种为增加情色气氛而对场所进行的改进是无止境的。可以放置镜子使情侣们能够观察到自己（但很少有人大胆地将镜子放在天花板上，显然那样放将有很明显的作用），这些增强性欲的设置至少对某些人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但是到底是这些景象、声响、气味真的唤醒了我们体内的“性欲野兽”，还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这些已经获得某种意义的人工制品作出反应，这是很难说得清的。

在不同文化中，交媾时间是由实际条件和心理因素决定的，每个人在一天当中更容易唤醒性欲的时间不同，环境也各异。因此伴侣双方要适应对方的性“时钟”和性情绪。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情侣们在晚上做爱，因为这与日常生活习惯相协调；性高潮后的疲惫亦是入睡的良好前奏。但是老在临睡前性交是不明智的，因为要达到最佳的快感，需要一定的精力和反应敏锐性。至少偶尔在早晨和中午性交会为平凡的性生活平添一份新鲜感。年纪较大的人则可以利用他们的晨勃。

性诱导和实践

性欲的诱发可以借助器材和练习进一步增强，这些方法可以通过刺激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来诱发情欲。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性诱导必须新奇、有刺激性但不古怪，以免使情侣们产生焦虑感。

气味

令人愉快的气味是最普遍的性欲催化剂。男人们可以剃须后使用乳液，女人们可以使用香水来刺激性欲。一些夫妇喜欢焚香。许多广告鼓吹香水有刺激性欲的功效，但还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味觉剂，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可以像性激素那样起作用（专题4-4）。人们是通过学习将性唤醒与某些气味——比如情人使用的某种香料——联系起来的。

声音和音乐

爱侣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并用于彼此交流的语言被认为是效力最强的情色声音。音乐的强大吸引力至少部分是由于它的性欲作用。莎士比亚在他的《第十二夜》（The Twelfth Night）中称音乐为“爱的美餐”。最明显的一点是：摇滚乐有节奏的敲击和某种形式的提示性的歌词使得听者完全失去了想象空间，更伤感一些的歌曲则可以产生浪漫情调（Tennov，1979）。20世纪50年代一项对流行歌曲的分析表明，83%的歌词与爱情有关（Horton，1957）。在其后的10年里，性成了这类歌曲的绝对主题（Carey，1979）。但不仅是流行音乐具有激发性欲的作用，实际上任何古典音乐，只要气氛适当，也能起作用。由于一些原因，拉威尔（Ravel）的波莱罗舞曲（Bolero）已获得最佳增欲剂的声誉。但因为它已被如此频繁地用于这个目的，所以可能它是通过自我暗示而起作用的。人们甚至习惯地认为安魂曲有激发性欲的作用。

衣着

性感的女式内衣被广泛应用于性的刺激，甚至日常穿着的短裤和乳罩也设计得有性欲暗示作用。其它物品包括从特殊商店出售的有微妙暗示色彩的卧室服饰，到性感内衣目录中专为职业脱衣舞女设计的装束，不过这些东西相对应的男性市场可就有限得多了。

乳液

近年来使用芳香精油和乳液已相当流行。肉体表面润湿后，对轻微刺激的响应会大大加强。精油和乳液往往与按摩结合在一起。从各个方面来说按摩都有利于做爱。按摩可以用于刺激皮肤，引起深部肌肉放松，产生一种安静舒适感，传导着柔软和爱抚的感觉。

阴道润滑剂、避孕套和泡沫的使用在先前已讨论到，这些物品可以被巧妙地组合起来在性游戏中使用以增强对生殖器的触觉刺激效果。

沐浴

将性生活与沐浴结合起来是一种古老的方法，有几个因素可以说明其有益的效用：裸露，温水的松弛作用，擦肥皂和互相按摩引起的轻微感触。要真正实现在淋浴时、游泳时或浴盆中性交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在冷、温水中皆难于维持阴茎勃起，所以需要在接触到水以前插入。

动作

动作是性爱的另一个维度。最常见的性爱动作是舞蹈。同时舞蹈也有其它作用，由于它浪漫、激烈又有节奏，它成了一种强大的刺激物。

有人会使用特制的能够震动的椅子、床之类的东西。水床会轻轻地震动。前面我们也讨论了震动器的使用。

快速行进的火车和它们有节奏的声音受到大量的推荐，轻微摇动的轮船和小船也一样。开车和性爱不能安全地结合起来。用于运输的动物像马、骆驼和大象都被以同样的目的使用过。东方性学著作甚至记载了夫妻能在飞奔的小马上一上一下保持平衡，这也是他们生动想象的证据。

春药

在古代就有人探索春药（aphrodisiacs，来自希腊爱之女神Aphrodite的名字）。据说有许多药可以增强力必多、性能力和性快感。在医学上它们同样被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在专题12-5中我们讨论了壮阳剂的普遍使用情况；在第15章我们会描述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药物。

心理因素

在性享受中，个性因素与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决定因子。最好的情人应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人格的某些方面和关系的风格在性关系中总能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这里使用异性关系模型来讨论，但大多数同样可以适用于同性关系。

性生活的质量与伴侣关系的其它方面实际上并不总是一致：性交中水乳交融的情人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伴侣和朋友，反之亦然。然而，学习技术要比学习如何关心对方容易。

性别考虑

传统观念认为：性吸引力强烈地受性特征影响。一个男人越有男子汉气息，或一个女人越有女人味就越性感。这种僵化的观点使人们觉得那些模型是可信的。电影明星是这些模型的最好典型。一个好的情人会置世俗印象于不顾，而将爱人视为独一无二的。

无论两性在表示性吸引力方面差别如何，现在人们普遍觉得在性关系中男女应平等，例如谁主动或谁为谁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当做爱是两人共同的事，伴侣们共享着快感时，性生活才从“你对谁做什么”变成“你与谁做什么”。

互惠

应该在你获得性满足的同时为情侣提供性满足。以情侣的牺牲去增加自己的性满足是一种自私行为；牺牲自己去提供愉悦，对你自己也不公平。这并不是说任何时候双方都应享有同样的性满足。试图达到那样的“平等”会破坏对性的体验。性生活和谐的情侣们不断增加相互之间的信用度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们会让步以使别人更快乐，不过这很快就会得到补偿。有这样的自信就不需要性爱记录，因为对付出快感的满足感补足了得到快感的满足感。

接受

那些优秀的情人仿佛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表现自我的能力。性会暴露我们的肉体和心灵，因此会有一种强烈的诱惑让你伪装自己。这会获得立即的好处，但因其将性生活降低到玩乐的水平，从而失去了性的真正体验。接受别人是同样重要的。这并不是要一种赤裸裸的真实，而是要带着全部的真诚把伴侣放在最合适的位置。只要相互之间没有欺骗和谎言，你就会发现伴侣身上最优秀的品质。要对对方的缺陷有所认识，但做爱不是批评和改变别人的适当时机。

消除焦虑

焦虑是性快感的敌人。如果你已充分表现出了你的真实面目，那么你已成功了一半。因为正是做作和害怕自己有什么被对方发现的顾忌引起了不安，要消除不安，你需要从负罪感和害羞中解脱。如果你正在做的是一件错的或者不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你不可能从中得到欢乐。同样在性生活中如怀有优越感或侵犯别人的潜藏动机，则很有可能产生害怕和不安。最后，过分在意自己的动作，固执地想令自己的感觉和功能达到某种标准，这样做特别有害于性快乐。

同样需要对你自己的欲求和能力持有信心。这并不是炫耀你是多么熟练，而是表示你对自己有信心。你不必表现地像一个冷酷的操作员。相反，脆弱也是一种可爱的品质。人们常常对父母的品质（强壮、有知识、值得信任）和孩子的品质（无助、纯洁、可爱）都有反应。好情人具备解决这组矛盾的能力。

温情和信任

对于令人满意的性关系而言，彼此信任和彼此可以托付是基本要求。爱是有力的性欲动力，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享受性快感的先决条件。更现实的是相互信任的程度，而且这种信任与性关系相称。诚实也同样如此。如果你已经结婚，或是你有疱疹，或是任何类似的应该让你的伴侣知道的事情，你都应该告诉他/她。

诚实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想发展亲近程度，还必须互相关心与分享。这种亲近感，这种两个人最内在的自我走到一起来的感觉是体验性快感的关键。真正的亲密关系需要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成熟的关系，但是时间的延长并不一定能增加这种亲密感。一些夫妻结婚数十年，可能也没有在床上只待了一个下午的情人那样亲密。

交流

只有亲密才可以交流，而交流又会进一步增强亲近感。做爱时没有什么比交流情感更合适，而且没有哪个方法可以比它更能唤醒对方，即使对更含糊的传导性唤醒的方法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出的叹息声、呻吟声、哼哼声、咕哝声等，也是某种形式的爱欲之歌。

在做爱时甚至语言交流也有它的潜在风格。最基本的一点在于告诉对方应该做什么。这些信息可以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表达。一个尤其有效的技术是“手引导”（hand-riding），即一方将对方的手引导到其希望的地方。无数情侣为做爱时无聊的沉默而痛苦，因为他们无能力或不愿将其情感和欲求告诉对方。这主要是由于害羞，怕被讥笑，或是希望伴侣能够主动知道自己的想法。

开口谈性很难，在性爱时说话更难。然而实际的必要性以及情感需要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和我们的性伴侣交流，并且让这种交流变得容易些。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一个亲密关系的组成部分。

讨论完严肃感情后，我们不应忽视轻松和幽默，这些会给性生活带来欢笑。机智有助于从别扭的境况中走出，而诚挚的、愉快的笑容可以令彼此安心。嘲弄甚至淫猥的幽默和“下流话”对一些人来说可以刺激性欲。让性生活成为成年人之间的游戏，我们会再次像儿童一样变得无忧无虑，可以像表演一样既不丧失真实性，又不导向欺骗性，那么会使我们的想象安全并获得部分满足，性生活因此会富有活力。有些人喜欢说些“童言童语”，还有的人则钟情于剧情游戏，扮成陌生人或传奇人物，甚至扮成胁迫场景中敌对的角色。无论剧情如何，双方必须认为这些是令人愉快而舒适的，没有理由强迫不愿意或不感兴趣的伴侣进行这种活动。要像孩子们的游戏一样，但当它变得危险时则应该停止。

在考虑到所有因素后，性欢乐的最根本标准应该是情人们的性快感。如果你的情侣颤抖着融化在你的怀抱中，你应恰当地做点什么，唤醒你的性欲。只有相互享受才能将情侣们投入性狂喜的浪潮中，并在人类最珍贵的体验中产生性的相互融合。尽管时间一去不复返，但这些记忆却永存心中。在12世纪，爱洛依丝在给被迫与她分离多年的丈夫亚伯拉德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多年分离后，说实话我们在一起所体验的爱的欢乐对我的灵魂依然如此亲切，以至于我不能不从它们那里得到愉快，更不能让它们从记忆的镜像中消失。我一转身它们又浮现于脑海，往日的欲望再一次苏醒。*

第13章 同性爱与双性爱

世上的事情并不总是非黑即白的……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件事以及这些事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对人类的性行为认识得越深，则对性的实质的理解也就越深。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美国生物学家，性科学研究者

当我们说起同性爱者时，要明白，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成千上万的各式各样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有的富有，有的贫困；有的受过教育，有的却为文盲；有的也许很有权势，有的只是平民百姓；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笨。他们遍布全国不同的城市、种族、社会阶层、族群和宗教团体，生活在全国每一座城市和小镇上。他们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审视同性爱的三个方面：性、人际交往和发展。我们将一些属于社会方面的内容放在后面：同性爱解放运动在第22章讨论，法律问题在第23章，道德问题在第24章。

我们关注异性爱者的那些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同性爱者。例如，从第16章到第19章就与所有的关系有关。

另外需要谨慎地说一句：艾滋病在男同性爱人群中的流行已经对性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改变产生的效果还不多见于学术著作中；本章所引用的大多数行为研究都是艾滋病发现之前的。这些发现部分可能不再适用于现在或者可预见的将来的现实。

13.4 性爱取向的发展

为什么有些人选择异性性生活，而有些人选择同性性生活或二者兼而有之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答案。自从克拉夫特-伊宾以来，一些性研究者认为，同性爱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或者有其生物学基础。然而，大多数行为学家却将喜爱同性爱生活的现象归之于社会因素，特别是与父母在一起时的童年经验。这场争论目前尚无结论。

生物学决定因素的证据

同意用生物学观点来解释同性爱的人很多，从那些怀疑有预成因子存在的人，到那些确信在胎儿期就已决定而与社会环境无关的人，不一而足。

除了科学证据之外，很多男同性爱者（可能比女同性爱者多）认为他们的性倾向可能是生物原因造成的。他们从未感到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变性人也有相同的感觉）。同性爱活动家也认为生物原因的解释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如果社会认为同性爱者对他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没有选择的话，对他们的评价会比较有利（Whitman，1983）。

遗传因素

将遗传作为同性爱产生基础的说法由来已久，但直到20世纪中叶才得到完全肯定，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同性爱者兄弟姐妹中的男女性别比，在同胞中的排列位置以及对双胞胎性取向的研究。

考尔曼（Kallmann）1952年曾报道，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同时为同性爱者的一致性，大于异卵双生的或不相关的男性。换句话说，如果双胞胎中一个是同性爱者，那么在同卵双胞胎中另一个也是同性爱的可能性比异卵双胞胎大得多。

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的基因更为接近，所以这项发现指向了基因的因素。然而，考尔曼研究的同卵双胞胎成长在一起，他们的生活经历也相同，正如基因相同一样，两者都可以解释这个结果。此外，其它的双胞胎研究结果和他的也不一样（Heston和Sheilds，1968；Zuger，1976）。

同性爱者的兄弟很有可能是同性爱者的事实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在一项研究中，同性爱男子的兄弟有25%也是同性爱（Pillard et al.，1982）。另一项研究表明，同性爱男子有一个同性爱兄弟的可能性是异性爱男子的4倍，有同性爱姐妹的可能性则没什么差别（Pillard和Weinrich，1986）。因为兄弟姐妹大多成长环境相同，部分基因也相同，这些发现并不能支持遗传因素在同性爱发展中的作用。

激素作用

性激素在性分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激素也可能在性心理定式的形成过程中有同样的影响，这已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有些研究提出，男同性爱者比男异性爱者含有较低量的睾酮，而女同性爱者比女异性爱者含有较高的睾酮。方法和结果的不一致使得这些研究无效。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同性爱者体内睾酮水平含量较高，而另外一些研究却没有发现这种状况（Tourney，1980；Sanders et al.，1985）。其它观察者已注意到男同爱者及异性爱者在生理结构、血液化学和睡眠姿势上的区别。同样，女同性爱者及异性爱者之间在生理结构上也有区别。

临床证据也不一致。例如，在一群出生前曾吸收过大量雄性激素的女孩中，没有报道有人有同性爱倾向。在另外一群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CAH）的妇女中——她们容易在出生之前吸收过量的肾上腺素，但长成女人——有37%是双性爱，17%是同性爱，只有40%的人是纯正的异性爱，这种平衡仍不明朗（Money，1987）。

基于动物实验，道尔纳（Dorner）认为，正像低等动物中雄激素水平决定雄性和雌性间的交配行为一样，人类也存在着同样的过程：雌激素影响胎儿，使它们向雌性方向发育；如果缺少雌激素，或者组织对雌激素不敏感，则胎儿向雄性方向发育，而不论其个体的性基因类型为何。

这种胎儿期性别决定论已被理论和经验所批判。从实验去研究这种现象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在性心理定式的形成上，动物世界与人类并不等同，虽然同性性行为在许多动物种类中也发生。激素的确能诱导动物的同性性行为，但是，除了表面上的相似之外，这种行为和人类的同性爱行为一样吗？

脑的差异

同性爱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观点要想真正令人信服，其证据中应该包含脑的差异。少数研究者声称已在下丘脑中发现了控制“男性”和“女性”性反应类型的脑中枢（第4章）。

对下丘脑垂体应激方式的研究提供了同性爱和异性爱之间脑部差异的间接证据。正如我们在第4章看到的那样，在月经周期的第一个阶段，雌激素激增之后，垂体分泌的促黄体生成素（LH）也急剧增加（图4.7）。而当异性爱男子注射雌激素到与女性相近的水平后，再给他们注射一些雌激素，他们的LH水平没有出现这种剧增。给同性爱男子做同样的处理，他们的情况处于两者中间——他们的LH比异性爱男子要多，但又不像女性那么多（Gladue et al.，1985）。其它的实验者则没有能重复出这样的结果（Gooren，1986）。

对成人而言，较之于对性别的影响，注入或者减少激素并不影响他/她的性取向。如果有生物性的影响，也一定很微妙，并且发生在生命的早期（Money，1987）。生物方式研究的案例仍在继续。那些试图证明心理变化导致同性爱的研究的失败给了它间接的支持。

心理—社会决定因素

对于心理学因素在性心理定式形成中的广泛影响基本上没什么争议，问题在于这些因素是否足够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变为异性爱者而另外一些成为同性爱者。

再一次，我们需要审视生命早期的经历，而同样再一次的，这些证据又难以令人信服。看起来童年的经历和性取向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在童年和青春期同性爱的经历比成年期要多得多：1969年艾利亚斯（Elias）和杰勃哈特（Gebhard）的调查显示，在青春期之前，有60%的男孩和35%的女孩有过同性性行为，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在成年后还保持这种行为。

来自新几内亚的跨文化证据甚至更加有趣（专题13-2）。为什么赞比亚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会参加口交仪式，但是却成长为活跃的异性爱男人？显然，童年期同性活动的参与自身并不能解释同性爱的取向。甚至大多数的成年同性爱男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在童年时有过类似的经历。

精神分析观点

弗洛伊德假设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向两种性心理定式发展的可能（bisexual potential），在性心理发育期间，他们可以发展成异性爱或是同性爱者，主要依赖于恋母情结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样同性爱可以看做是发育过程中早期阶段的停滞（fixation）或这样一个阶段的回归（regression）。虽然弗洛伊德清楚地将异性爱看做是正常的发育，但他对同性爱者还是非常同情的。*

根据这些前提，精神分析学家们设计了不同的解释来说明一个人为什么和怎样发展成为同性爱者（Salzman，1968；Marmor，1965，1980）。对被父亲阉割的恐惧（castration anxiety）使得某些男孩不把母亲——随后不把所有的女性——作为性欲的对象；或者遇到一个严厉的不近人情的母亲，这个孩子就转向他们的父亲（从此转向男性），在父亲那里寻求爱和性爱的满足。用这种机制来解释女性同性爱的发展有很多难解之处，但基本上还是遵循同样的原则（Deutsch，1944）。特别是对男性的恐惧和恨，通常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女性发展为向其它女性寻求性爱。

为了对这些观点提供系统的支持，彼伯尔（Bieber）和一批精神分析学家们研究了106名男同性爱者。结论是，这些同性爱者的家庭都有非常突出的特征：父亲被孤立和反对，母亲富有魄力，并且与儿子过分亲密，这种亲密接触（close-binding-intimate,CBI）母亲支配儿子，并轻视父亲。这样男孩的男子气行为就受到压抑。专制的母亲不鼓励儿子对异性的性冲动，除非爱慕的对象是她自己。儿子对其它女性的兴趣使母亲感到忌妒。孩子们的父亲备受孤立，甚至是公开的敌人，故使儿子缺少一个能够与之认同并去模仿的男子汉偶像。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些孩子害怕异性关系，变态地需要男性的爱来弥补少年时所失去的爱。这样的家庭不一定导致同性爱，但让它的可能性增加。70%的同性爱者和30%的异性爱者都有这种CBI母亲。

如同所有对临床病人的研究那样，彼伯尔的结论可能不适用于更大规模的人群。然而，一项对非临床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Evans，1969）。彼伯尔的家庭角色模型看起来也能用于贝尔等人1981年研究样本中的一些人，但没有能够对同性爱提出一个一般性的解释。

社会学习途径

许多行为学家虽然不同意建立在方法学和假设背景上的精神分析，但他们承认，在总体上同性爱性心理定式的形成是由那些人从社会经历中学来的。

社会学观点着重于“小圈子”（peer relationships）的影响（可能在同性爱者中很缺乏）；着重于“偶然印记”（fortuitous labeling）的作用（如某人被叫做同性爱者或被当做异性爱者看待，因而他们开始类似行动）；着眼于“异常的性经历”（atypical sexual experience）所造成的结果（如缺少与异性成员互相联系的机会），以及孩童时受同性爱者吸引（homosexual seduction）的影响。

贝尔等人对同性爱发展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涉及1969~1970年间居住在旧金山海湾区的979名同性爱者和477名异性爱者），他们不能证明上述心理学原因的影响，而且发现这些影响要比已提出的微弱得多。早期提出的一些解释（包括彼伯尔的模型）看上去只能适用于同性爱者的一个亚组，但找不到在总体上对同性爱的发展具有解释意义的家庭或社会因素。

这些研究者遵循“通路分析”模型（path-analytic model），追寻童年时与家庭及双亲的关系，成年期生活的“小圈子”及性经历，以此来找出那些最终导致一个人成为同性爱者还是异性爱者的影响因素。通过这个模型，他们能够明白某个因素（如一个男孩缺少与父亲的心理认同），如何导致对传统的男性行为的反感，并促进了后续一系列同性爱发展过程的产生；或者这一连串的过程如何在某个阶段被中断。这些研究者作出的结论如下：

1．在男孩和女孩到达青春期时，尽管他们还没有很强烈的性活动，但他们的性心理定式已确定。

2．一般同性爱性心理定式在“真正”进行同性爱行为之前3年，就由同性爱意识预示并加强。正是这种意识，比同性爱行为对成年期同性爱性心理定式的形成更有决定作用。

3．所研究的同性爱男女在童年和青春期并不特别缺乏异性爱经历。他们与异性爱对照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这种经历不满足。

4．在男性和女性中，性别认定失调与同性爱性心理定式的形成有很强的联系。同性爱者在过去曾经是“娘娘腔”或“假小子”。

5．调查对象在成长期间与父母中的异性别者的心理认同，对他们最终成为同性爱者还是异性爱者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6．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与父母中同性别者的心理认同对于他们以后的性心理定式形成有较弱的联系。

7．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与父亲关系不密切似乎都比与母亲的关系如何更为重要。

8．至此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性心理发展的区别。性别认定失调对男性的影响比对女性似乎更突出；而家庭关系对女性比对男性更起显著作用。

贝尔和他的同事们没有继续寻找同性爱的生物学根源，但他们对自己的发现的最后结论是：“这些发现与人们所期望的并非不一致，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生物学基础来决定性爱的选择的话。”但若说性偏爱的生物学基础已建立，那还为时过早。

性别的不确定

贝尔和同事们在研究同性爱性心理定式形成时有两个关键的发现，这些发现把童年的特征与同性爱性心理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首先是性别认定失调与性心理定式的关系；其次是在同性性行为发生很久以前就存在同性恋情，这种恋情并不是很强的性欲冲动，只是与另一个同性的浪漫接触和爱情生活的体验。

这些结论肯定了性别认定失调与同性爱性心理定式的联系这一早期发现。举例来说，赛格黑尔（Saghir）和罗宾斯（Robins）（1973）研究发现，2/3的男同性爱者回忆起在童年具有某类女性的特征（包括喜欢女孩的玩具、游戏和女性同伴，不喜欢粗鲁如摔跤那样的男孩游戏）；同样，2/3的女同性爱者（而异性爱者只占20％）回忆起在少年时代曾有过假小子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半以上的同性爱者中持续到青春期，而异性爱者中却无。这些研究的问题是对回忆的依赖；人的记忆往往并不可靠。

惠特曼（Whitman）1977年的研究发现，47％的男同性爱者喜欢娃娃玩具，47％喜欢穿异性服装（异性爱男子对这二者均不感兴趣）。42％的同性爱者和1.5％的异性爱者喜欢女性伙伴；29％的同性爱者与1.5%的异性爱者被认为是“娘娘腔”；80%的同性爱者喜欢与其它男孩子做“性游戏”；在异性爱者中，大约有相同比例的人喜欢与女孩玩这种游戏。特立普（Tripp）1975年的调查也报告了相同的发现。

格林（Green）在1986年进行的一项为期15年的对“女性化”男子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性别错位和同性爱之间的联系。这项研究跟踪了44个非常女性化的男孩，从他们的童年到他们长大成人，其中3/4成为同性爱者或双性爱者；而在另外一组更典型的男孩中，只有一个是双性爱（其它都是异性爱）。

这些男孩的父母常鼓励他们的女性化行为。即使父母主动压制孩子的这种女性化气质，他们的同性爱倾向——就算减少了——也无法扭转。接受专业的咨询可以增加他们的男子气概，也调整了他们的心理，但无法改变他们的同性爱倾向。

虽然这项研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仍然不能了解事实的全部。例如，为什么这些女性化的男孩长大后有1/4发展出异性爱？又为什么有1/3的男同性爱者在少年时代很有男子气概？另外，即使性别错位不是全部的答案，它也可能是发展成男同性爱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男孩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和特点，比显现出女性化特点或跨性别特点，更可能是以后成为同性爱者的预示（Hockenberry和Billingham，1987）。

童年时代带有性别色彩的性行为，与性心理定式的联系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一个就是考虑到发育的连续性，一个行为像女孩的男孩，长大后会像女性那样选择性伙伴，也就是一个男子；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男孩，如果童年时最好的朋友是女性，就极有可能在成年时获得男性的爱，反之亦然。这个过程也许依赖于男孩对女孩的认同，并被她们社会化；或者，与女孩圈子接触的男孩常会被其它男孩挖苦、轻视（并被他们的父亲否定），如此他们会变得渴望得到男性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成年期通过发展成为同性爱者的方式来补偿（Green，1980）。

性别错位看起来对成为女同性爱者的影响要小，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据报道，2/3的女同性爱者是T（tomboy，假小子）（Tripp，1975），但是不像那些女性化的男人，她们不受同伴的排斥，所以她们没有面临同样的社会反应。成为女同性爱的过程也显示出较少的连续性。很多后来成为同性爱的女人之前已经结婚生子。当然，这个事实可能反映了女性选择的社会局限性，而这个婚姻通常不能令人满意。

什么造成了性别错位？格林的研究认为，或多或少，女性化男孩的童年并不相同。虽然父母的影响非常重要，但父母没有“创造”出他们的女性化。一些专家在所有与性别有关的行为中（而非仅在同性爱者身上）看到了一种生物倾向。

事实上，那些用来解释同性爱的各种家庭因素，可能本身是那些后来成为同性爱者的儿女们与其它人有差别的结果。因此，与其说一个“疏远”的父亲使儿子成为同性爱者，不如说性别认定异常的未来的同性爱儿子使父亲与之疏远（Bell et al.，1981）。

最重要的是，既然性别自我认定及其感情的联系似乎是决定性心理定式的基本因素，那么正是这些过程，是我们想要揭开性心理定式形成之谜的必由之路。性别本身，在解释我们性生活的决定性部分是怎样被确定时，必须再次退居次要位置。

第14章 性欲倒错

我是人，所以关于人的一切对我都不陌生。

——泰伦斯（Terence），罗马共和国时期剧作家

在人类大多数的兴趣指向中，多样性都是被鼓励的。不同味道的食物、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巴赫到摇滚）和不同介质的艺术都会得到人们的嘉奖——那么性表现呢？

当我们考虑到幻想的时候，人们对性多样性的口味便昭然若揭了（第11章）。问题不在于没有这种愿望和爱好，而在于不愿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心理抑制因素和社会禁忌阻止了我们。

实际上，甚至大多数正常男女的性行为也要比你想象的多变得多。即使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异性性交是最为钟爱也最被认可的一种性表达模式，很多人也会尝试不同形式的性行为，有些人则尤其钟情于此。

那些看起来相同的性行为有着不同的动机和后果，而这正是造成我们难以对其进行评价的原因。想象一下，有四个男人，一个喜欢在公共海滩上看穿比基尼的女人，一个会付钱去看无上装女舞者跳舞，第三个会在女人爬梯子的时候偷看她的大腿，第四个则喜欢在晚上站在窗外偷窥一个女子更衣。所有这四个人都有同一种行为——看女性裸露的身体——然而每种情况又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心理和社会的含义。公共海滩是一个你可以自由地看人以及被看的地方；无上装秀则是一种合法的商业性行为——购买和出售性娱乐；从梯子下往上看的行为是对女士的一种冒犯，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会因此而进监狱；而第四种人，如果他被抓住的话，则面临着严重的法律制裁。

上述四种行为都可以冠之以“窥阴癖”，但只有最后一种行为会被正式地贴上这种标签。窥阴癖是一系列造成社会问题的非典型性行为之一。

非典型性行为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其心理方面，又体现在社会方面。问题就在于社会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14.1概念

用来表示非典型和问题性性行为的一些术语反映了人们对它们态度的变化。19世纪时这些行为被叫做“perversions”（性变态），后来又被称为“deviations”（偏差），更近一些时候被叫做“variations”（变种）。现在的诊断性术语是“paraphlias”，即性欲倒错，希腊语中意为“之外”和“爱”的意思。这种描述反映的是很大的宽容和道德的中立，从而避免过于严苛的贴标签（Tallent，1977）。这种对于选择性欲倒错的自由和权利的关心（前提是他们的行为没有伤害到别人）被视为“性少数派”。但是法庭继续将所有冲撞法律的性欲倒错者称为性侵犯者（sex offenders）（第23章）。

有其它一些教材往往用varieties，variations这样的术语来统称这些行为，本书将采用“性欲倒错”这一正式名称，委婉的表达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行为。

历史概念

对非典型性行为的了解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它们在许多文化的文学、艺术及神话中都有所体现（第20章）。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将其归类为精神病学和法学上的研究实体。

首先尝试研究非典型性行为的是理查德德·冯·克拉夫特-伊宾。1886年，他在他的经典著作《性精神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第1章）中，对当时所知的“变态”（aberrant）性行为作了一个综合的评述。由于此书基于遗传学倾向的观念（现已证明不成立），伊宾的著作如今便没有了解释力的价值，但是他的个案研究则持续引起人们的关注。伊宾的著作影响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观点直到现在还在非典型性行为的精神病学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

弗洛伊德假设，在成人中，任何优先于异性交往的性行为都表明了性心理发展的缺陷。弗洛伊德将能吸引我们的人称为性客体（sexual object），将我们和客体想做的事称为性目的（sexual aim）。他认为，在健康、成熟的性关系中，异性的成年人是性客体，交媾是其性目的*。

对这种正常模式的偏离，会以如下两种形式之一出现：在性客体选择上的不同和在性目的选择上的不同。在第一种情形中，替代的性客体可以是同性的成年人（同性爱），儿童（恋童癖），近亲（乱伦），动物（恋动物癖），无生命的物体（恋物癖），甚至是尸体（恋尸癖）。在第二种情形中，替代交媾目的的有：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窥他人裸体或性活动（窥阴癖）；暴露自己的生殖器（露阴癖）；施加痛苦（施虐）；忍受痛苦（受虐）。当偏离同时涉及性客体和性目的的选择时，由对客体的选择判定偏离的性质。

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看到的那样，同性爱已从性欲倒错的目录中删除。在其它方面，以上论述的分类仍然在精神病学中被广泛接受（美国精神病学会，1987）。

弗洛伊德没有关注这些行为的社会意义。他的兴趣在于怎样用它们来支持他关于婴儿性欲及性心理发育的理论（第8章）。许多行为学家不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而且反对临床医生处理性欲倒错的方法。

替代的方法是，根据性欲倒错者对其它人的影响对性欲倒错进行分类。比如说，恋物癖和异装癖对其它人就没有直接的不良影响。而且，如果恋物癖者、异装癖者、施虐—受虐参与者不是病人或不住在一起的话，他们也许不会显示出心理不正常的独立特征。所以有些人会奇怪，为什么涉及个体的无害行为会被特征标签所侮辱。

基本特征

对上述失调行为进行分类和定义的精神病学手册是《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 III-R）。它目前的版本将与性相关的混乱行为归入“性心理失调”（psychosexual disorders）的标题之下。这包括三个主要类别：性别认知失调，性欲倒错，以及性心理功能障碍。我们已经在第10章讨论过第一类，目前我们在此关注的是第二类，第三类则将在第15章处理。

性侵犯不是这个目录系统的一部分。强制的性行为，比如说强奸，不是诊断实体（就像偷窃和谋杀也不是）。它们被认为是其它潜在问题的征兆，不是自身的失调。我们将会单独讨论强制的性，把它当做更宽广的主题即性侵犯的一部分（第19章）；不过也正如我们会看到的，一些性欲倒错与性侵犯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将性欲倒错者区分开来的，是他们完成性唤醒的不同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可用正常的方式来达到高潮——交媾，同性伙伴，或者手淫。

为了唤醒性欲，性欲倒错者依赖于不寻常的有时是极端的意象和行为。这些幻想和行为会不由自主地持续重复。它们通常会涉及非人的物体、对痛苦和侮辱的强迫接受和忍受，以及被强迫的伴侣。

单单幻想本身不足以构成性欲倒错，偶尔的性尝试也不能算是。要确定是不是性欲倒错，那些行为必须是获得性满足的优先方式或唯一方式。个人必须有被迫感，觉得必须要做那些行为，即使有能让他人更为接受的其它发泄方式可以使用，即使这样的行为会付出潜在的社会代价。

性欲倒错者的性意象，无论多么奇怪都不罕见。比如说，一些普通人有过与动物发生性关系或者与动物施虐—受虐的幻想（这是一些文化的艺术和文学中的常见主题）。类似的，轻度窥阴癖、露阴癖、恋物癖的行为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广告中的半裸描绘，女式内衣和高跟鞋的性吸引，如此等等都是例证。大多数沉迷于这些幻想和实践中的男女并不是性欲倒错者，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是目的；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加强了——而不是弱化或者代替了——自己的主要性目的。男人穿黑色的蕾丝内裤，是因为女人穿这样的内裤，而不是因为内裤本身；而女人穿这种内裤，是为了唤醒男人的性欲，而不是为了吓着他们。斯托勒（Stoller）称这种行为是性变种。这些偶然的情色技巧不会使他人蒙受伤害；它们可能是出于好奇或者为了冒险。相反，如果只有将性幻想习惯地付诸行动才能达到完全的性满足，并且主要被恶意所推动，那么他将这种行为称为性变态行为。

男性中的性欲倒错比女性要普遍得多，种类也多得多。据美国司法部1985年的数据显示，在性侵犯者中，男性占90%以上（除去强奸犯和提供性服务者）。我们将在第19章中提出解释这个现象的若干可能理由。

对于一个性欲倒错者来说，性伙伴仅仅是一个情色工具：展示靴子和内衣的模特，挥舞鞭子的胳膊，遭受殴打的屁股等等。伙伴的真实性格、需求和偏好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伙伴在实现性欲倒错者的幻想中所扮演的角色。

考虑到这些非人性的、古怪的行为，性欲倒错者很难找到愿意充当性伴侣的正常女性，因此，他们经常依赖于妓女或者“S-M职业者”，来表演他们“古怪的性”的幻想。否则他们必须将这些行为强加于不情愿的受害者身上，那样的话性欲倒错就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

猥亵电话

性的令人震惊的方面也在许多其它场合被利用。低级趣味的幽默、下流淫秽的笑话、性影射以及类似的使人窘迫的其它形式，都可以算是露阴癖的微妙表现方式。更公然的要算猥亵电话（obscene calls）了。呼叫者通常在性方面不太满足，他试图通过电话这种显然较安全的手段与一个妇女进行带有性意味的交谈（随着侦察技术的改进，这一方式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的快感来自于当他向那个妇女说清其意图时，对方所表现出的窘迫。

有好几种猥亵电话呼叫类型。一些人谈自己的性经历，或者假装是内衣制造商要进行性调查，或佯称正在进行性学研究（掉进这个圈套的妇女数量之多令人称奇）进而搜寻性方面的事。有的男人会给电话顾问打电话，并对她们进行性侮辱。电话公司希望接到此类电话的用户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立即挂断；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另一条线提醒接线员去跟踪这个呼叫并报告警方。

电话也被用于为呼叫者提供类似服务。像报告时间和天气预报的服务电话一样，从中你可以马上听出电话中的甜美女声所播出的有性意味的“信息”。电话性爱（phone sex）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性兴趣，从肛交到群交不等。这类具有明显邀约性质的电话号码，往往会刊登在具有明显性倾向的杂志和报纸上。一个这样的电话号码在纽约市每天可收到500,000次呼叫，这使得节目制作人可赚到10,000美元，电话公司则赚25,000美元（《时代周刊》，1983年5月9日）。

施虐—受虐癖（S-M）

作为一种性欲倒错，性虐待是指在肉体和精神上施加痛苦于另一个人身上；性受虐是指出于性兴奋目的而忍受痛苦。在艺术作品和文学中都广泛地涉及这个题材（图14.8）。施虐癖（sadism）和受虐癖（masochim）这两个词出自专写这两个方面题材的两个作者的名字。前者是法国贵族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第二位是奥地利作家冯·马佐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1836~1895）。这两个人的著作及其生平广为人知。

通过咬、抓、拍、打等而导致轻微疼痛，是喜欢冒险的情侣们性活动的一部分。颈项上的牙印、青痕常缘于接吻，因而是热烈做爱的标记。在亨特1974年调查的样本中，大约5%的男性和2%的女性会通过给予对方疼痛而获得快感，同时也有2%的男性和5%的女性受到疼痛的折磨时会产生快感。在《花花公子》于1986年针对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2%的受访者曾经试过使用疼痛；4%说他们打算作这种尝试。

作为性欲倒错的一种，性施虐癖施加给另一个人肉体上的疼痛或者心理上的羞辱；性受虐癖则喜欢这种虐待，并能产生性兴奋，把它当做一种优先选择的性行为。从这种更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行为要少得多。施虐癖和受虐癖常被视为硬币的两面，或者被称为施虐受虐癖（S-M，sadomasochism）。现在有人认为这两种倾向是相互独立的（Baumeister，1988）。

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施虐癖和受虐癖的文献都来源于对个体行为的临床研究。现在，调查研究和社会学路径拓展了研究视角。对这种行为的日益接受使得一些人将“S-M”看做是等待被废除的“最后的禁锢”。

施虐—受虐癖比其它性欲倒错现象更容易说明性行为中的支配性和侵犯性因素。支配因素在奴役与惩罚（B&D）活动中体现得最清楚。在这种活动中，一个不情愿的合作者被“仁慈”的主人或女王绑缚，嘴被堵住，不能动弹。在这些活动中，利用恋物性的装饰品，从皮革类服饰、高跟鞋，直到传统的锁链、镣铐、皮鞭、套具等都是常见的。

言语辱骂和鞭打在这一行为中是常见的。从象征性的漫不经心的轻打，到留下伤痕血迹的殴打，侵犯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罕见的情况下，更严重的施虐—受虐行为会导致伤残和死亡。

性施虐—受虐活动主要涉及男性。尽管女性也许会从中得到刺激，但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取悦她们的男性情侣，为了钱或作为不情愿的受害者。在同性爱男性之间，这种活动会更普遍、更强烈，可能是由于男性之间性活动包含了暴力成分的缘故。不同的研究对进行S-M活动的同性爱者和异性爱者进行了比较研究（Breslow et al., 1986）

确定这种行为的流行程度是困难的，由于有许多不同的行为方式，人们不知道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中充满了暴力，其中一些是与性相关的。摇滚乐队、时髦摄影师，以及一些施虐—受虐风尚追随者都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讲，相比较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强迫来说，性虐待只是一种比较轻微的性暴力（第19章）。S-M是更仪式化的、更假装的性暴力形式。

在性用品商店购买性虐待物品并在卧室里上演捆绑场景的夫妇常常会在偶然的情况下尝试这样的行为。那些更热心于性虐待的人（多为男性）会利用卖淫者，或者去特定的S-M机构尝试奴役、羞辱和疼痛，但他们对使自己受伤没兴趣（Scott，1983）。这些人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收入很高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管理层，他们寻求安全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受虐需求。据报道，洛杉矶一家名为the Chateau的S-M机构向1000多名客户提供性虐待服务，有13名女性在那里扮演主宰的或者屈服的角色。这些女性认为她们自己是各种形式的“性治疗专家”，她们在一个安全且“爱意绵绵”的环境里为男人提供兴奋的S-M“精神之旅”（《时代周刊》，1981年5月4日）。还有人通过报纸上的S-M广告来和这类“服务人员”取得联系。

在这种关系中，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双方就事先上演什么样的场景——谁对谁做什么样的事——达成一致，同时在实际执行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扮演“底部”角色，或者是被动角色的那个人，事先会被给定一个“安全暗号”，它是一个停止行动的密码。这能让“奴隶”恳求怜悯或者为血腥谋杀而尖叫，而不影响这种行为的继续，但一旦说出密码，就要停止这种行为。

临床的文献主要将性虐待当做是一种心理变态。从施虐—受虐亚文化中非临床的样本得到的调查数据更关注他们的社会及行为特征。在一项研究中，样本中71%是男性，29%是女性。他们大多数都是异性爱者，但双性爱者的比例在女性中比男性更多（32%对14%）；同性爱者的比例大略相同（约为2%）。这个样本中占比重最大的（40%）年龄在31~40岁之间；大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一半以上的人已经结婚。大约80%的男性（但是只有40%的女性）认为他们从童年或青春期开始就对性虐待行为产生了兴趣。表14.1列举了他们喜欢的性虐待行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看起来对社会适应良好，且很成功，并且85%的人说没有人能猜到他们喜欢S-M。从另一方面来说，32%的人感觉自己将要精神崩溃，有的人已经住进医院，还有30%的人担心他们的S-M行为可能会加重到一个危险的程度。这个群体中异性爱者比同性爱者多（Breslow et al.，1985）。

特殊的S-M杂志迎合了这些顾客，它们刊载一些女人的照片或者卡通形象。那些女人穿着黑色的皮制内衣和高跟鞋，这样可以使她们看起来更具威胁性，她们给“受害人”口中塞着东西，捆绑他们，鞭打他们，并对他们施以各种折磨。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杂志的读者会向那些没有这种愿望的人施加这样的性行为，但是暴力色情品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第18、19章）。

有时候性虐待行为会因执行不当、失去控制或者恶意行为而导致严重的伤害。然而参与者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是自愿的，真正的施虐狂会对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非自愿的受害者造成伤害。

最危险的行为包括给伴侣一个“窒息的紧箍”（即用前臂紧紧缠住脖子），这有可能导致意外死亡。施加给自己的伤害包括烧伤以及意外的吊起，这一点我们在之前描述手淫行为时提到过。最可怕的行为是仪式化的性谋杀：据1985年9月27日的《旧金山纪事报》报道，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年轻男子在一次S-M放纵之后，杀死了他的男性情人，然后挖掉受害者的心脏，并用酒杯喝掉了他的血。

对性欲倒错的治疗

调查者和临床医生可能认为性欲倒错是不成熟和受感情问题困扰的表现，但是还没有发生过聚集起性欲倒错者并为他们治疗的情况。有的人希望改变，而有的人则希望别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能够用对他们而言最好的方式来寻求性满足。很多性欲倒错者的迷恋物对他们非典型的性行为是如此固定，以至于放弃它们是无法想象的（Money，1986）。

一旦他们越过公众能够容忍的界线，社会肯定会联合起来反对这种行为——特别是对恋童癖而言。改变性欲倒错行为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一般是社会，在特定的案例中则是来自父母和配偶。

基于生物学的治疗

最糟糕、问题最多的治疗是采用一些手术方法或药物治疗，其目的不是“治愈”性欲倒错的行为，而是减少他们的性冲动。这降低了他们反常性幻想的冲动以及将之实现的可能性。

最极端的手术方法是精神外科手术，它会切断脑部各部分（就像下丘脑）之间的神经联系，这种神经联系被认为是在控制着性行为。美国没有使用过这种方法，但一些欧洲国家在进行这类试验（Rieber和Sigush，1979）。

另一种极端的方法是阉割——用手术切除睾丸，或者更常见的是用药物来压制它们的功能（化学阉割）。这些药物是抗雄激素，它们对脑部产生影响，并减少睾酮的分泌（第4章）。最常用的是醋酸甲孕酮（MPA），它是一种合成激素（通用名是Depo-Provera），其作用就像是天然孕酮*。另一种药物是去醋酸乙酰环丙氯地孕酮（CPA），它也能够降低性唤醒的能力和性欲。

过去在美国，有过以对罪犯进行阉割来作为长期入狱的一种替代选择，但这种行为现在不再使用。然而，对真正的志愿者来说，使用抗雄激素是可以接受的。它可能对心理治疗或行为修正是一个有用的辅助。对那些自己主动要求治疗的，没有重复犯罪记录并且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的性欲过旺者，这种治疗的效果最好，对恋童癖者的治疗也很有效。实验室研究显示，回应性刺激的心理上的唤醒明显减少了，但生殖器的反应只有轻微的降低。

使用这些化学物质冰冻了性驱力，为性欲倒错者在缓慢复原的过程中提供了喘息的空间。这些人必须维持一个稳定的剂量、一个足够高的水平和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进步。

惩罚

社会总是会限制偏离行为，无论是性偏离还是其它偏离，标准的且历史悠久的方法是惩罚。尽管有必要将那些危害社会的个体投入监狱，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它能改变这种行为。我们将在第23章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心理治疗

心理分析的和不那么强烈的疗法对改变性欲倒错者的行为并没有显着的成效。然而，心理咨询者还是有必要的，他们能够在紧要关头给性欲倒错者以支持，并帮助他们应付其行为造成的后果。

行为治疗

今天治疗性欲倒错时，使用最多的是行为修正技术。它们可以只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来完成，并且有时很有效。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顾客想要改变的意愿。

一种方法是条件反射减弱（extinction）。这种方式旨在逆转将一种物体或者行为与性唤醒联系起来的程序；条件反射减弱通过分离它们与性的联系来起作用。如果一个窥阴者能被特定的景象唤醒，治疗者就可在安全的环境下设计这种情境以妨碍性唤醒。

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是用各种形式的不快的结果来使性欲倒错者复原。医生可能会在性欲倒错者观看能刺激性欲倒错行为的图片影像时，给他们痛苦但无害的电击。条件反射减弱去除了性欲倒错行为发生的条件，厌恶疗法则毁灭了性欲倒错的经验。

因为对那些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来说，引起他人不舒服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也因为它会引起伦理的问题，所以有的医生会用被治疗者的不愉快的幻想作为“惩罚”（Evans，1980）。受治疗的人不是受到电击，而是要想象一种可怕的经历，比如被当众奚落，或者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丢脸。这种方法被称做隐蔽感受（covert sensitization），可以和其它治疗方法结合使用。例如，在治疗一个暴露狂时，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让他将生殖器暴露给他的妻子，使他能够表达出他反常的渴望，这时使用隐蔽感受疗法可以去除偏离的性幻想。

一旦性欲倒错的趋势减退，医生就必须强化已有的健康行为。用脱敏作用（desensitization）的方法可以抵消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抑制正常行为的表达。当这个人在幻想中逐渐暴露于一个引起焦虑的情景时，使用放松技术让他冷静下来就实现了脱敏作用。

另一种能够加强个人性行为中更健康因素的方法是教给他社交技巧。许多性欲倒错者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技巧去接近成熟的成年女性并最终和她们发展起性关系。必须有人教给这些已长大的男人们一些大多数其它人在青春期就学会的东西。

最后，已经有各种形式的集体疗法，这对那些自己主动或者被法院强制要求治疗的人都很有用。在匿名戒酒会（AA）以及其它治疗方法之后，集体给参与者机会去面对他们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并且互相鼓励，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集体疗法。

因此对性欲倒错的治疗需要多种方式。各种治疗模式——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应该在一个一致并可行的项目中结合起来，去改变那些性行为不适应社会的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需要那个人拥有真诚的想要改变的愿望，也需要社会有能力和决心用人道的方法实现这种改变。

第15章 性功能障碍与治疗

美妙的夜生活属于你，

你便拥抱着整个宇宙；

一旦妙境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会说，讨厌！

——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古希腊悲剧大师，语出自《美狄亚》（Medea）

我们不应视健康的性功能和性满意度为理所当然。据估计，美国有1000万男性的性交能力存在问题（Stipp，1987）；而至少有同样数量的女性存在性反应和高潮能力问题。

尽管存在着上述普遍性，但人们往往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性问题。许多人发现告诉他们的朋友自己得了某种严重的疾病比告知他们自己存在性功能障碍来得轻松。许多人甚至对自己的医生都无法坦陈问题，而一些医生也不愿问询。

性问题不会致人死亡，生育能力也未必会受到影响。看上去似乎唯一失去的是性满足感，然而不幸福的婚姻和不快乐的性生活的代价是巨大的。

15.6性功能障碍的病因

性功能容易受生理因素、精神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原则上，这些因素都可同时存在于同一病例中，并相互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通常只选择一种作为病因。在大多数病例，尤其是由精神因素引起的病例中，原因和结果之间不存在特定的关系。例如，同样的精神因素在女性身上既可引起性冷漠，也可导致无性高潮；在男性，既可以引起阳痿，也可以导致早泄。但在器质性因素引起的性问题中，特定的因果关系通常更为明显，如影响副交感神经功能的药物可以引起阳痿，而影响交感神经的药物将影响性高潮。

器质性病因

一般认为，大多数性功能障碍是由精神因素，而不是生物学因素引起的。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病例（大约占总病例的1/3）可能会存在引起性功能障碍的生理学基础，这在某些疾病中尤为多见。例如，和早泄相比，阳痿更可能属于器质性的（可达病例的40%）；性交时骨盆疼痛与性冷漠相比，更可能存在生理学基础（Kolodny et al., 1979）。即使存在生理病因，心理因素也会起作用。除非生理疾病是无能，否则是否会导致功能障碍，以及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心理因素。年老本身不会成为功能障碍的生物学原因。

男女两性的性器官结构是天然契合的（图15.2），阴茎之间和阴道之间大小、形状上的差别从来都不是性功能障碍的原因。松弛、润滑的阴道作为一个富有弹性的器官，在性交时可自动扩张至一定程度以适应勃起阴茎的需要。

性功能障碍可由急性（短期）或慢性（长期）、全身（影响到整个系统，尤其是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或局部（只影响到生殖器区域）疾病引起。消耗性疾病（如癌症）、退行性疾病、重症感染以及机体各脏器功能紊乱等都可间接地影响性功能；局部紊乱，如骨盆感染，可更为直接地影响它。这些疾病的共同点是诱发疼痛，对性唤醒、性兴奋和性享受有抑制或衰减作用。1/3的慢性疼痛患者报告说经历了性关系的恶化（Maruta和McHardy，1983），引起疼痛的最常见的理由我们在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外伤

意外伤害或外科手术所造成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骨盆的血液和神经系统。某些类型的男性前列腺手术会损害这个区域的神经。患者在考虑进行前列腺肥大手术时应对性功能减弱的风险系数进行咨询。现在更新的外科手术技术已经将这种风险大大减轻，尤其是在年龄低于70岁的男性中，即使进行针对诸如前列腺癌症这样的大手术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危险（Sullivan，1987）。同样地，可能损伤女性性器官的外科手术如产科损伤、难复性会阴切开术常常会引起性交疼痛。特别重要的是对前绝经期女性实施的完全子宫切除术（即除了子宫外卵巢也会被切除）。一些经历这种手术的女性会性欲下降，这种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在这些女性没有被预先警告过的情况下（Wigfall-Williams，1987）。

分娩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阴道周围的肌肉由于撕扯而失去弹性，这一改变可能会造成性交过程中的肌肉紧张和高潮抑制。

内分泌紊乱

完全子宫切除术去除了雌性激素的主要来源——卵巢。其它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包括甲状腺机能减退、垂体机能减退、性腺机能减退、糖尿病和某些肝脏疾病如肝炎和肝硬化等。从最新研究成果看，雄激素（睾酮）的缺乏也是一个比原先预想重要得多的性功能障碍的原因。苏利文（Sullivan）1987年对105例阳痿患者进行研究，发现35％存在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低下。可见，在治疗性功能障碍过程中，首先控制器质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神经系统紊乱

神经系统的紊乱也可严重影响男女两性的性功能。这些包括大脑额叶和颞叶疾病（如肿瘤、神经损伤、血液凝块）和脊髓病（如不正常发育、退行性情况、损伤）（专题15-1）。癫痫通常不导致性问题。

脊髓和骨盆神经很容易在战争或车祸中受到损伤，但对阴部的击打以及竞技意外也很容易使它们受到损伤（比如撞到一名运动员的膝盖上），即使只是骑一辆车座过高的自行车也存在这种危险。在最后一种情况中，当危险因素去除后，性功能会快速恢复，但是在那种脊髓受伤的情况下，神经不会再生。很多人都患有慢性下腰痛，这种病除非造成急性疼痛，否则不会影响性功能。

血液循环失调

任何对骨盆区域血液供给的干扰都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胆固醇升高和高血压会破坏供给生殖器官的动脉。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比如抽烟，结果被证明也与性功能障碍有关，据报道在一家诊所就诊的性无能男性中有80%是抽烟者（Goldstein，1987）。

静脉也会出现问题。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一样，为使阴茎充血，流入的血必须增加，而流出的血必须减少，如果静脉漏血则有可能使流出的血过多（Bookstein et al., 1987）（这就好像你想往一个浴缸里注满水，可是却没有塞好放水口）。这种问题在老年男性中更常见，所以他们的勃起更无力也更短暂。

性功能障碍或许是某些其它的血液循环疾病的间接结果，例如，中风患者的性欲望会有大幅度的下降，在一组平均年龄为68岁的中风者样本中，享受性生活者的比例，男性从中风前的84%下降到30%，女性则从60%下降到31%。即便如此，精神因素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造成性生活频率下降的最普遍的原因被证明是害怕性交会导致又一次的中风（Monga et al., 1986）。

同样的原因也会扰乱有心脏病史者的性生活。在这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伤害。在一项研究中，曾犯过心脏病的受访者当中有76%患有性功能障碍（42%患有勃起障碍），而在另一个健康状况相似但没有心脏病史的小组当中，这个数值是68%。咨询可以减轻有关“性生活已死”的焦虑以及相关的恐惧（Dhabuwala et al., 1986）。有了良好的医疗监控，即使曾犯过心脏病的人也可以进行身体活动和锻炼，并获得健康且活跃的性生活。

糖尿病是另一个例子，虽然这是一种内分泌失调（与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有关），但它通过对动脉和神经造成的损伤导致勃起障碍。这种疾病与男性中大量存在的性功能障碍有关。有些糖尿病对女性有很少甚至没有影响，但也有一些会降低女性性欲望和高潮能力（Schreiner-Engel et al., 1987）。

酒精

酒精是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常见因素之一。40％的慢性酒精中毒患者有性能力问题，15％存在性高潮障碍（Kolodny et al., 1979）。长期服用酒精会影响肝功能、营养和激素产生，也会造成神经损伤——所有的这些因素对性功能都是有害的。同时，这些器质性因素的影响还伴随着因酗酒而引起的精神问题和社会问题。

人们普遍相信，酒精能增强性行为。然而事实上，它对性唤醒和性能力存在生理性衰减作用。即使未达到中毒水平，它也对男性勃起功能、女性性唤醒过程和性高潮具有抑制作用。

尽管慢性酒精中毒对于性高潮具有较大的生理性抑制作用，但确实达到了性高潮的女性报告说她们的性快感有了大幅增强，而男性则认为在酒精的影响下，性唤醒能力降低了，快感性高潮次数也减少了。此外，酒精也可能是精神性阳痿的触发剂：一个男人在饮酒过量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勃起，随之产生忧虑，最后可能会导致甚至在清醒时也不能勃起（O’Farrell et al., 1983）。

药物

药物是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能够影响中央神经系统的镇静剂（sedatives）如巴比妥酸盐类（Barbiturates）和麻醉药（narcotics）如海洛因（heroin）之类的药物。

和酒精一样，大麻（marijuana）也作为一种性行为增强剂而受到广泛的推崇。但是，大麻也可能与勃起障碍、睾酮分泌减少和精子形成障碍的产生有关（Kolodny et al., 1979）。据统计，每周吸4支或4支以上大麻香烟的男性，睾酮产生明显减少。睾酮减少的程度与吸食的数量有关，吸食越多，激素水平越低。香烟中的尼古丁（nicotine）会造成血管收缩，因此可能会影响到生殖器的血液供应。

影响性欲和性反应能力的另一类药物是抗雄激素物质，包括雌激素、肾上腺类固醇如可的松（cortisone）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通常用来治疗过敏和炎症反应）。此外，也有一些实验性药物如Depo-Provera和醋酸氯化甲烯孕酮（cyproterone acetate）已被用于抑制某些强制性性行为（第14章）。

某些药物可能通过阻断神经冲动向生殖器的传播而对性功能发生影响。阻断副交感神经的药物可影响性唤醒和阴茎勃起能力；阻断交感神经的药物可导致性高潮障碍（第3章）。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可以想象，抗高血压类药物（antihypertensives）的确会常常影响男女两性的性功能，并导致男性阳痿（Smith和Talbert，1986）。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更换药物的种类来避免。病人和医生必须齐心协力，权衡这类药物的利弊。

治疗精神疾病的药更有可能引起射精问题，包括逆行性射精。这样的病人在择药方面往往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抗抑郁药也可导致无法达到高潮，这通常和抑郁本身引发的问题混合在一起（Harrison et al., 1986）。人们通常使用的镇静剂如安定（Valium）和利眠宁（Librium）等不大容易引发问题，相反，它们有可能通过减缓焦虑而改善性功能。最后顺便指出，须牢牢记住的主要一点是，无论什么时候使用哪些药物，也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性功能障碍，药物必须作为最有可能引起性问题的因素而被加以考虑。

器质性的还是心理性的？

尽管器质性的和心理性的因素常常因相互作用而导致性功能障碍，但为了更有效地治愈，我们需要在一个特定的例子中去决定每一种因素的角色是什么。因此这实际上是说，在所有性功能障碍的例子中，每一种明显的器官原因都要首先被识别或排除。对于尚有补救方案的身体状况来说，这一过程可以加速其治疗；而且在上述治疗行不通的时候，它会使病患及其临床医生都能知道心理治疗的限度在哪里，这有助于他们之间建立相应的治疗预期。

从心理性障碍中区分出器质性障碍，这一尝试始于对这两种症状的了解（Segraves et al., 1987）。比如，心理性阳痿通常会有一种突然的发作，而器质性阳痿则是经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这两种功能障碍的形态也不尽相同。器质性阳痿常常是更一致更全面的，影响着所有形式的性活动。心理性阳痿多是不一致的：它可以偶尔发生以后便不再出现；在性交期间发生而手淫时则不会；与这个伴侣在一起时出现，而换一个伴侣可能就不会。甚至这两种症状在时间上都是不同的。一个经历了高潮之后骨盆疼痛的女性，比另一个在刚刚开始进入就抱怨性交疼痛的女性（除非有一处感染正好在阴道开口处）往往更可能患有器质性的疾病。

问题发生的环境可能也有助于决定问题的性质。如果性功能障碍发生在一个重大事件之后，如与配偶的离异和死别，那它可能是心理性的。由于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或者感情悲伤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同属此类。然而，这样的悲伤也许是功能障碍的结果，而不是引发它的原因。如果身体机能紊乱是确定无疑的话，有器官方面问题的伴侣会容易变得不自信、内疚或愤怒。

最终，要基于具体的生理迹象来作出决定。阳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我们在第11章所谈论过的，事实上所有健康的男性在动眼期（REM）都会有勃起。如果夜间缺少勃起或严重不足则表明了这是器官的问题。如果说夜间阴茎勃起（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NPT）正常，那么更有可能是存在潜在的心理性问题（Marshal et al., 1981；Bohlen，1981）。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办法来检验。在睡着之前，将一个圆环缚在阴茎底部。如果在早晨发现这个环破裂了，则证明这个男人已经有过一次勃起。一项更可靠的装置是外径规（Snap-Gauge），它包括带有三个连接器的维可牢皮带（velcro straps），每一根皮带都会在规定的阴茎压力下断裂（Bradley，1987；Condra et al., 1987）。最可靠的办法是在睡眠实验室中记录阴茎勃起的过程，在那里睡眠的形态通过一台脑电图仪记录和监控，眼睛的运动被跟踪监测。阴茎在睡眠中的勃起可被特殊仪器所探测，如在阴茎底部的拉紧了的计量器，它可以精确地记录持续的时间和勃起的形态。现在，轻便的仪器设备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跟踪监测，从而可以在家进行监测（专题3-2）。

更加专门的研究调查了阴茎中血流的模式。比如通过注入射线不透明染料（在X射线下能够显现出来）的方式，它们的流动为了解动脉和静脉在阴茎中的整体运行状态提供了特殊的数据（Bookstein et al., 1987）。这个过程被称为阴茎海绵体造影（cavernosography）。如果罂粟碱（paraverine，使动脉扩张）被代替注射进去，那么超声波扫描图就能显示出血流中的问题所在（Trapp，1987）。

精神因素

相比较生物因素，精神因素更难识别和分类，尤其是当它们深植于根深蒂固的内心苦恼时。过去，性功能障碍的治疗主要集中在基本的心理问题上；最近发展起来的性治疗则分析引起性功能障碍的较直接的精神因素。

直接因素

对性生活的失败的忧虑可能是器质性阳痿产生的最常见的直接原因。其它因素，如对性能力的要求和过分想要取悦于伴侣也可能是性问题的基本原因。因为这样的态度容易引起不满和气愤的情绪，久而久之，可能影响性享受和性能力。此外，产生性功能障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充当“旁观者”，即性交过程中焦虑而又过分地在意自己的反应（Masters和Johnson，1970）。性满足的实现有赖于双方都全神贯注于性相互作用中去，很显然，这种“旁观角色”会使精力分散，并妨碍适度的性反应的建立和性高潮的达到。

“缺乏情感交流”会迫使夫妻双方去猜测性交过程中对方渴望的是什么，而无效的甚至令人厌恶的又是什么。可见，清楚恰当的感情交流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提供信息，达到相互了解，也有利于双方自信心的巩固和建立。即使“缺乏情感交流”不是性问题的主要原因，它也会导致其它问题的长期存在（Fay，1977）。

主要与过去经历有关的内在矛盾是性功能障碍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如果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人的性生活，并使性功能发生障碍，那么我们称之为“内心因素”（intrapsychic）；另一方面，如果性问题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那么我们习惯称之为“人际因素”（interpersonal）。这种区分尽管有些武断，但在治疗上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内心因素”必须针对其自身进行处理。一个离过多次婚的人，尽管配偶变换了，同样的矛盾可能依然存在。“人际因素”通常不需要更深层次上的治疗就能解决，“人际因素”的处理重点在于“双方关系”，而不是单独某方。

心理疾病可能突发于成年生活的任何阶段，某些发展阶段会有一些可预测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会使人患上性功能障碍。“中年危机”就是这种高压年龄段的突出表现，因此，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命周期的视角上来对性问题作出评估是非常有价值的（Fagan et al., 1986）。

深层原因

社会学习理论学家已经提出了许多关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学模型。这些模型大多数都集中于“条件机制”上。所谓“条件机制”（conditioning），是指与某种经历有关的不痛快感决定了某人将来在相同条件下的反应——我们在前面谈到社会化过程（第8章）和性欲倒错（第14章）时也见过同样的理论。有时，这些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例如，某男子曾在性交期间发生心肌衰竭，那么以后他一想起性交就会感到恐惧，更别说再次亲身实践了；同样地，假如某位女性曾经被人强奸，那么以后她会总是觉得性交困难，甚至同她最亲密的伴侣在一起时也是如此（Wolpe和Lazarus，1966）。

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往往是一连串复杂的、已被遗忘很久的经历造成的。例如，对孩子灌输的某些性态度和性价值——如认为性行为是肮脏和危险的——对性功能的影响就是一例（第8章）。一个人也许不记得父母明确的或暗示的警告和惩罚，但这些因素的损害性影响依然存在。

心理分析学家们以潜意识中残留的婴儿期的矛盾对性功能障碍进行解释。例如，由未断绝的“恋母情结”引起的矛盾可能是导致男女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阉割忧虑”也被普遍认为是男性阳痿的原因，就像它也是性欲倒错的原因一样（第14章）。一个来自于恋母情结时期的退行性和未断绝的“乱伦愿望”，可能使男性性交时无意识地回想起这些强制性和威胁性的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进行性交；同时，由于性能力的丧失，也避免了进行象征性乱伦活动的必然性和肮脏后果。如果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子（而不是妓女）在一起时出现阳痿的话，他可能正无意识地把妻子与母亲等同起来。人们常常认为这种区分“可敬的”妇女（受到尊敬和爱戴）和“堕落的”妇女（在性生活上受到青睐）的男性具有“圣母—妓女情结”。

具有上述矛盾的女性与其父亲有关。如果某种类型的男性被无意识地同其父亲等同起来，那么同这种类型的异性性交将会产生一种犯罪感，从而诱发性问题。这些女性通过自身对这种经历的排斥来减轻内心“乱伦愿望”的罪恶感。

对“失控”的恐惧是性功能障碍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性高潮意味着自我放纵，那么某些男女会担心某种具有攻击性的冲动会随之被触发。对阴茎勃起将撕裂阴道或者将被阴道陷住并使之堵塞的恐惧也不是没有的。这种担心可能是有意识的，但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表现为男方不能勃起或女方不能达到性高潮，而双方都不知道其原因究竟何在。

人际关系问题

人际矛盾是内心问题的推广，但有时这种问题仅仅在某种特殊形式的关系中出现。将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的所有关于性和人际关系的内容（第12章）用在这儿是再中肯不过的了。很明显，强烈的失望、缄默的敌意或公开的愤怒对于性欲作用是有害的，轻微侮辱也同样有害。例如，女性对于“被利用”非常敏感。假若某男性似乎主要只是对她的肉体感兴趣，而忽略其人格本身，那么她会觉得自己被降低到无生命的物体的水平。有些女性把性交看做是对她的利用、征服和贬低，从而以不作反应来反抗它。

对男子性享受最有害的态度是那种威胁其男子气概的态度。如女方认为男子反应不足，唠叨不休的指责和或明或暗的讥笑都会减弱男子的性享受。如果女方的性要求相对更强的话，那么为了满足妻子而感到负担重重的男子也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其它人际关系问题包括“合约失望”。在人们恋爱或结婚时，很少会就性期望进行公开交谈或协商。因此，双方由于所期望的东西不能得到满足，从而会产生许多误会和恼怒；或者随着人的变化，新的需要和新的爱好改变了最初的关系，那么伴侣双方也会有调整适应方面的困难。

在“权力争斗”中，各种形式的性破坏都可能出现。例如，某方强迫对方在不适当的时候进行性生活；将性行为作为一种“惩罚”；或者通过肉体的忽视、错误的生理形象的形成以及做出令对方感到不快甚至厌恶的行为来激怒和为难对方，这种破坏甚至会影响到夫妻双方进行的性治疗。当伴侣中的一方的性表现开始有所改进时，另一方可能会试图（经常是无意识的）令事态的发展停滞或者变得困难。一方伴侣的一个显着的变化会变更原有的关系模式，从而改变双方之间的权力结构。

文化因素

社会通过对儿童及青少年的教育以及对性关系的定义而对性功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21章）。性功能不足的感觉通常来自于对另一性别的无知、概念错误、歪曲的看法、无凭无据的恐惧、难以解决的内疚，以及对做爱怀有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等等（Jacobs，1986）。正如我们将在第六部分看到的那样，这些态度都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根源。

文化形态也会影响到亲密关系。异性爱关系中的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所谓的“双重道德标准”——对男性和女性的性表现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期待。这种双重标准抑制了女性的性反应，令女性处于性活动中的被动、抵抗者的角色。如今许多男女已经克服了这种态度，结果使女性成为更主动、更自信的性伴侣，她们面对性的态度更积极，更乐观（Koblinsky和Palmeter，1984）。

许多人担心这种更加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性态度会滋生更多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变得对性话题的讨论异常开放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性欲混乱，许多对性冷漠的抱怨出现于性自由主义者当中。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与那些急于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有关，但是男性基本上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对求助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218对夫妻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家庭之外拥有职业抱负的已婚女性，她们对性欲抑制的抱怨要两倍于那些对职业没有过高期待的已婚女性和全职家庭主妇（并且前者患阴道痉挛的几率也比后者高）。已婚职业女性——无论她们是否有强烈的职业追求——的丈夫们对性兴奋抑制的抱怨不到全职太太们的丈夫的一半（Avery-Clark，1986）。

大众传媒的另一个担心在于，女性对性的过于自信已经对男性性功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新性无能者），但是这种抱怨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Gilder，1973）。

自从性黑暗世纪以来，女性为了取悦男性常常要“装”出高潮。显然，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种“骗术”了，但是关于假装高潮的报道却日渐增多。达林（Darling）和戴维森（Davidson）在1986年曾对805名护士作过一次调查，结果2/3的受访者宣称，她们至少假装过一次性高潮。而那些在较年轻时性生活就比较活跃或者更具有性探索性的人比其它人更有可能假装。就此给出的一种解释是，鉴于女性高潮已经成为人所期待的，那么女性便强烈感觉到需要去达到这个标准，哪怕要假装。我们对能力和成功的奖赏连同对性的过分强调共同为性享受造成了障碍。性高潮成了一种挑战，而不是性交本身的自然高潮；不能达到性高潮或不能达到某种特定形式的性高潮（如多次式、共同式等）不仅成了性无能的标志，而且也成了“人无能”的写照。我们对性行为的态度变得更加自由，那么一系列新的问题——对性行为的过分要求和对性的完全不现实的期望——也将油然而生。

专题15-1残障人士的性生活

一般说来，人们很容易认为残疾人不能进行性生活，也不会对性生活感兴趣；或者认为缺乏性生活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方法可使残疾人重新获得性生活，同时也可以教育广大公民正确对待残疾人。

残疾表现为多种形式，其损害包括身体上的，感觉上的，以及精神智力上的。那些患有视觉和听觉疾病的人为了与人交流，必须克服极大的挑战；智障患者往往费劲气力才能以常人视做理所当然的方式与人交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像正常人那样拥有对感情和性的渴求。

成千上万的由于脊髓损伤所致的截瘫或四肢瘫痪的美国年轻人，他们的困境和苦恼尤其引人注目。导致这种损伤最普遍的原因是意外事故和车祸。因此，这些疾病在男性中较女性多见（85%对15%）。

截瘫通常表现为受伤之外的各种感觉丧失、大小便失禁，性功能同样受到严重破坏，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丧失。例如，脊髓病变的男性患者中，2/3对物理刺激仍有反应，表现为一定的勃起能力（自身不一定能感觉到）；但射精障碍比较严重，通常只有5％以下能射精，但通常无生育能力。女性截瘫患者同样缺乏性反应和达到性高潮的能力，但她们更有可能保留生育能力，并可能通过刺激乳头、唇或其它引起性欲反应的发生部位来达到性高潮。此外，男女患者都可能有伴有性高潮的性梦（即幻觉性性高潮）。

完全可以理解某些严重残疾的人可能放弃性生活，但也有一些人设法适应周围环境，在维持一种充沛、活跃的性兴趣时显示出异乎寻常的乐观情绪。他们学会利用身体的其它部位给予和接受性快感。可见，“性生活”一词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比生殖器的结合更广泛的意义。

将下列原则奉献给大家，以求对残疾人的理解：

坚硬的阴茎并不能缔造坚实的关系，

湿润的阴道也不能；

感觉的缺乏并不等于知觉的丧失；

行动的无能并不等于感知的无能；

畸形的出现并不等于欲望的丧失；

活动的无能并不等于爱好的无能；

生殖器的缺失并不等于性活动的丧失。

第五部分 性与人际关系

爱是我们真实的命运，我们不会发现自己单独生活有什么意义——同别人一起生活才有意义。

——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20世纪美国天主教作家

对有些人来说，性和爱是不可分离的，或者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先决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过着有爱无性，或者有性无爱的生活。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形式呢？它们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把亲密（intimacy）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或分隔开来又会发生什么呢？这将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16章 性亲密和爱

第17章 婚姻与另类婚姻

第18章 性利用

第19章 性侵犯

第16章 性亲密和爱

爱是我们真实的命运，我们不会发现自己单独生活有什么意义——同别人一起生活才有意义。

——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20世纪美国天主教作家

对有些人来说，性和爱是不可分离的，或者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先决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过着有爱无性，或者有性无爱的生活。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形式呢？它们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把亲密（intimacy）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或分隔开来又会发生什么呢？这将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16.2 性亲密

性诱惑力，不管是被重视还是被高估，如果它没有引向什么结果便没有太多意义。为了获得性满足，一个人必须能够同另一个人建立起性亲密关系。性感能够帮助这个过程的开始和维持，但不能担保它必然成功，有时甚至会妨碍与某人更深层次的接触。与某人亲密意味着与之有很亲近的人际关系。很多形式的亲密关系——朋友间的，亲戚间的——并没有性内容。同样的，与某人进行性行为也并不等同于情感上的亲密。性亲密（sexual intimacy）是同时包括心理和性两方面的。

性行为模式

建立和维持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繁殖——生小孩；关系——在一个充满情爱和信任的关系下分享性满足；以及娱乐——得到乐趣（Comfort，1972）。

繁殖性和关系性的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性的生殖意义和关系意义是紧密联系的。儿童需要大量的照顾，最好是能够与人分担这项任务。当然，有的单亲父母能比一些夫妻更好地履行这个角色，但从总体上来说 ，单亲父母不是一种优先选择，而是离婚、分居或丧偶导致的后果。

大多数的男女仍然视婚姻为要小孩的最好关系。尽管私生子是社会耻辱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也有很多像婚姻关系一样稳定的非婚姻关系，但社会还是给已婚的父母提供了更多履行父母职责的方便（第17章）。

天主教派的教义将性的生殖和关系方面完全联系起来。它们在每个性行为里都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只有婚姻才能合法地完成它（第24章）。其它教会允许通过避孕措施将生殖与性分离开来（就像多数天主教徒实际上做的那样）。

不那么传统的人会相信婚姻外的性结合有更多的自由度。与常规严重偏离的是，一些人现在开始质疑婚姻的必要性，并以同居来代替。另一些人则将结婚延伸到同性爱者之间。女人作为母亲生儿育女以及她们作为妻子的传统角色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被重新评估，即按照她们在女性的个人自由、平等和自我实现方面的作用来评定。

关系性和娱乐性的性

多数人会发现有一个稳定而长久的关系会使性生活更安全更满足，这种关系可能是结婚、恋爱、深沉的情感、友谊，或至少是相互尊重和喜欢。在这种安全和爱的关系下的性能深深地让人满意。这些伴侣知道另一半的喜爱和厌恶，这就消除了笨手笨脚的甚至错误的开始；当失败和问题出现时，他们也能相互信赖和宽容。

随意的性行为，例如一夜情（one-night-stand），是一种不带感情的性邂逅。性伙伴可以是一个朋友，一个熟人，也可以是在酒吧或宴会上遇到的陌生人。在关系术语中称之为“低成本”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没有附属条件和没有期望的性乐趣，只要两人在一起玩得开心就行。随意的性使得拥有不同的性伴侣变得更简单，同时也没有情感纠缠，且不需要承担义务。

和多个人进行随意的性行为除了有健康危害，尤其是有艾滋病的风险之外（第5章），许多女性（比男性多）发现随意的性并不能使人满意。她们视它为肤浅、平凡的性经历，会降低她们的自尊，使她们认为自己在妥协或被利用。对一群赞成在认真的关系中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的男女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被爱和被需要的感觉仍然受到重视。然而，男人发现没有感情义务更容易进行性交（并且能同更多的人进行）。女人则不喜欢不带感情就进行交合来获得纯粹肉体上的乐趣（Carroll et al.，1985）。

那些支持将性作为消遣的人并不否认可能会有不愉快的反应，但是他们把过失归咎于社会态度、双重标准及无责任心。他们认为，这种失败并不能代表性娱乐的最佳境界。毕竟，关系性和婚姻性的性也导致了大量的悲惨结果。他们同样也承认没有能力维持稳定的性关系，或对随意性行为的特殊依赖也经常暴露出社会或心理的缺陷。他们问，如果两个成年人社会地位平等，想要更好地从纯粹的性中得到乐趣，而不带有个人承诺关系前后所要求的各种期待的话，能造成什么危害呢？此外，为什么不可以拥有一系列各种关系：既拥有一位稳定的配偶，又可以偶尔与好朋友上床，当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又可以自由地获得纯粹的性乐趣？

为什么当人们早已有满意且稳定的性关系时还会需要随意的性行为呢？通常的解释是为了寻找花样或补偿稳定关系性方面的不足。赞成这个推理的人因性别差异和性取向的不同而比例各异。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同意随意性行为；男同性爱者和已婚的女性则相反。

有些解释说性别间态度差异是进化的结果，这点将会在后面讨论。其它还有一些心理学上的解释。性可表达优势：我们常使用性“战利品”、“得分”和其它一些明显暗示对性对象征服的比喻。人们可能会寻找新的性伴侣来验证他们的性价值和性能力。被一个已与之确立关系的人所渴望是理所当然的。大量的性刺激和挑逗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性行为，但也同样用温和的方式实现了他们的自我确认功能。

如果性交多样化的诱惑力真是那么大，而且社会氛围又是性宽容的，为什么娱乐性性交没有像风暴一样席卷整个国家呢？为什么它的倡导者主要产生在年轻人（他们乐于试验），产生在那些正在向更稳定性关系过渡的人（如新近离婚的人），那些带着不同程度的担忧偶然失足的人，以及那些无力建立永久性关系的人之间呢？

一种答案是我们仍然束缚于传统的习惯和担心之中。当意外怀孕和性传播疾病不再成为威胁的时候；当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被粉碎，允许妇女像男人一样自由地驾驭她们的性欲的时候；当爱和婚姻不再有性嫉妒和占有的时候，这一天就会到来。这是自由爱的乌托邦。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完全的性解放是不可靠的，人们在性交中的娱乐之所以不像其它娱乐那样，并不仅仅是因为受外部条件的限制，有某种更进一步的东西促使人们认为性交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即使可以自由选择，人们也不能同时得到性交的两方面，即其关系上的意义和娱乐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是互相排斥的，你得到了性经历的广度，就要失去它的深度。自由就如一首流行歌曲中唱的那样，“不过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to lose）。

性的协商

在人类所有关系之中都存在给予和接受，这在商业交往中最明显不过，你付账了，这个服务或物品就是你的了。在性关系中，付费的性跟这种模式接近；但是卖淫不是这一规则操纵的唯一实例。各种各样的性结合都有互惠互利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其降低至那种冷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中，或者将所有形式的人类情感和关怀都纳入没有人情味的底线思维模式中去。

就像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商品一样，性不是求来的，不管是在哪种关系下进行的性都不是免费的。每一种性关系都需要协商（negotiation），你和你的伴侣达成一个协议或妥协。性协商在和谐的情侣之间可能是免费和轻而易举的；而当可能的情侣考验对方时，就更间接和谨慎了；与随意性对象讨价还价时，那就更开放和直接了。

尽管性协商在一对情侣准备第一次跨越这条界线时可能会变得更复杂，但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协议，即使忠于对方的情侣双方也说他们的性关系需要不时地进行重新协商来维持活力，以符合性需要和期望的变化。

通常性协商总是在人们的互相交往之中悄悄地进行。愤怒的妻子不会大声拒绝丈夫，而是早早上床，假装熟睡了，或者以某种方式表达她不愿意（“我头疼”）。在同样情形下的丈夫可能会表现出对夜间电视节目的强烈兴趣或转移话题（当然，有时一个人对性不在情绪也可能跟他/她的伴侣没有任何关系）。

被拒绝的一方可能会干脆或不情愿地放弃。还有一种选择是尽力克服当前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使对方兴奋，比如可以夸大自己的需求（“我真的想要你”），或闹情绪并计划报复。最好的选择是找到哪里出了问题并解决它。

性兴趣上的偶然失调即使在幸福和谐的夫妇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他们不仅在是否进行性行为方面有分歧，而且进行哪种性活动也有分歧。当这些分歧的频率上升时，如果都能有效地解决，就显示了亲密关系的力量。

成功的协商需要一些必要的品质——沟通，信任，关心，分享，承担义务，它们的最终效果是产生情感上的美好意愿或信用。打个比喻，你在性伴侣上投入的越多——即喜欢、爱或需要这个人越多——你得到的“信用积分”就越多。你可以多付出而少索取，因为最终是会形成平衡的。如果有需要你将会乐意为之，而不是仅仅视之为一项义务。一个不平衡的关系究竟能维持多长时间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最后还有一个协商风格的问题。你们是要彻夜长谈，写信给对方，还是一语不和便摔门而去？你进行协商的态度既可以令你的伴侣发狂，也可以导向一个美好的结局。

所有这些特征形成了协商战略或一些社会学家所谓的“感应战术”（influence tactics）的一部分。它们包括控制、恳求、野蛮、独裁、抽身和讨价还价（Howard et al.，1986）。恳求（乞求）和操纵是弱的战术，常被情侣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使用。野蛮和独裁是强的策略（但很难令人心悦诚服），讨价还价和抽身则更错综复杂的多。

像其它文化一样，我们的文化传统也预期男性和女性会采取不同的协商态度。这些差异无论是长期策略和直接战术都适用。通常认为在性协商中，男性催逼伴侣要求获得立即的性欲满足，而女性寻求长期的优势。这些策略使得男性在性方面比女性更心急。但女性一旦确立了性关系，往往更渴望能长久地维持。这些差异适用于单独的性行为以及性亲密关系。

男性总是主动发起性行为并诱骗或强制女性加入，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男人比女人对性更有兴趣。这个差异可能不是在性兴趣方面，而是在性行为的文化习惯方面。例如，性经验丰富的女性获得的评价会比她们性经验相对更少的同辈女子们要负面一些（Garcia，1982）。而结合性别角色，人们常会期待男性奋力争取性活动，而女性应该尽力推拒（McCormick，1979；McCormick和Jessor，1983），那么女性报告说如果让她们主动进行性活动她们会感觉不很舒服也就不足为奇了。

性主动的类型差异早在青春期就已经相当好地建立起来了，在约会的时候便表现了出来。在青春期受访者中，男孩子信赖以下的策略：直接靠近（“你想要吗？”）；表白（“我爱你”），尽取己需（“猎艳”），做作的行为（“我不应该叫你干这个的”），坚持（“求求你”），寻找容易得到的女孩（“轻浮女孩”）（Martinson，1976）。

青春期的女孩可能会用一些直接的方法、建议、调情或身体发起性活动（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叙述到：“出乎我的意料，她跨坐在我身上，像抓一个门把手那样抓住我过热的阴茎，以一种很有条理的形式，将她自己放上去”）。更有代表性的是，女孩会通过微妙的方式引导男孩来主动发起性行为（如抚摸他的大腿，玩弄他的头发，深情地看着他等等）。

合作

合作意味着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它假定两个对性行为无所顾虑并互相感兴趣的人为必要条件。基本的问题不是是否进行性行为，而是进行性行为的时间、地点和频率。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都有相同的渴望（那样的几率很小），而是指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合作包括在信任基础上的一些讨价还价。可能还有一些策略性元素如恳求和操纵，但是如果这些元素变得突出，则很有可能会干扰合作的进程。

不管两个人怎么乐意，如果没有人采取主动，就不会有性关系发生。主动的方式是受文化限制的。性兴趣的信号通常不使用言语，而是采用面部表情、手势或其它暗示。如果性邀请更明显，则会采取直接提出要求的形式（展开追求）。

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很多人也会发现很难就性进行协商。有被拒绝的可能性（这是很丢脸的），也有让对方陷入尴尬境地的担忧。当非常规的性要求出现时，还会有担心被人斥为变态的恐惧。除了让自己看起来粗鲁、粗俗、精明以及只对性感兴趣之外，好像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诱惑

有诱骗因素存在的性被我们称为“诱惑”（seduction）。客气地说，诱惑是对伴侣的性兴趣的戏谑式的诱导。更有代表性的是，它包含利用另一个人的心理弱点。这可能是恳求（“就这一次”）和谄媚（“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过一个人”），羞辱（“别表现得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或者其它形式的威逼利诱。钱、礼物和其它宠爱都可能会使对方的坚持崩溃。通过虚伪的爱的宣言和对结婚的承诺来骗取性已经成为无节操者的标准战略。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操作技巧之外，诱骗者可能也会依靠假装妥协（“我放弃了”）或威胁（“我会杀了我自己的”）来使自己得逞。

胁迫

将一个人的性欲望强加于另一个人的心理元素，在各种形式的性胁迫（coercion）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心理胁迫是施加压力，而威胁或使用暴力就是强奸了。使用胁迫手段在许多亲密和性关系水平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将在第19章对它的各种表现进行详细地探讨。

第17章 婚姻与另类婚姻

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英国圣公会公祷书《婚仪词》（Solemnization of Matrimony）（1549）

即使是最私密的性行为，也不是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有它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内容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我们通常认为制度是为社会服务的组织，如学校。社会学家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社会过程和活动，包括它们所表达或体现的集中在一些主要社会目标上的标准或价值。”（Goode，1982）家庭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婚姻是和性关系直接相关的。多数异性性活动发生在婚姻内；即使是不在婚姻关系里发生的性行为，它们的定义也是与婚姻相关的，例如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因此，要了解性行为的制度性内容，我们需要从婚姻开始。

家庭模式的改变

除了人口的变化，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婚姻和家庭也在改变，这令一些人高兴，也令一些人沮丧。这些改变有些是错觉。例如，撇开其怀旧的影像不说，过去的大家庭（即好几代成员都住在一起）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普遍（Reiss，1980）。核心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现象。

代际转变的意义在于现在对婚姻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过去，父母权威地指定他们的孩子将与谁结婚，现在他们更多地是使用劝导或间接的策略。因为年轻人获得了社会和地理上的更大的变动性，家庭缔缘的机会也就更少了。

妇女运动和性别角色的转变给婚姻带来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权利已经增加；丈夫和妻子间更大的平等性是当今中产阶级婚姻的特征。这些改变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也使很多人感到不安。

另一个兼具进步性和破坏性的转变是对个人幸福的强调的增加。过去的婚姻价值观赞美以忍耐和自我牺牲来维持家庭完整。不幸福的家庭也不应破裂，要在最坏的情形下做到最好。现在我们则期望人们把个人的幸福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此外，对终身幸福的期望已经将爱的战场从年轻时扩大到整个剩余的成年期。预期寿命增加了几十年，人们如果仍然维持结婚状态将会生活在一起更久。一个50岁的女人现在能期待再活个30年；一个男人可能要少活几年。

这个结果使人们对待承诺时更谨慎和挑剔。许诺已经变得不再天长地久；它不再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而是“只要我们快乐”，也可以转变为“只要我快乐”。婚姻和其它亲密关系相结合而变得代价更高。尤其是职业女性，现在可能认为拥有一个丈夫比拥有一份资产负担还要大；在男性方面，则认为现在有一个妻子并没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

所有的这些改变致使一些人得出结论，即婚姻正在“死亡”或至少是一个有严重弊病的制度。海蒂1987年的调查样本中女性觉醒的呼声在其它研究中得到回应。1986年，由《健康之友》（Woman’s Day）杂志主办的对60，000名女性进行的调查中，38%的女性说如果重新来过，她们不会选择同一个配偶；39%的人感觉自己像丈夫的管家，27%的人感觉像他的母亲，仅有28%的人喜欢她的爱人。同一年由《新女性》（New Woman）杂志主办的对34，000名女性进行的调查发现，41%的独立女性并不渴望寻找一个关系或关系未定。因此25~34岁单身女性比例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女性不仅仅是延迟结婚，而是完全避免结婚（Wallis，1987）。

其它资料与这个观点相矛盾。1986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45%的应答者“非常满意”他们的家庭生活，93%至少“大体满意”；两个数据都比1980年相似的测验结果要高些。此外，53%的人认为作为一个总体原则，他们所认识的人的家庭生活已经在最近15年里变得更好；33%的人认为它在恶化。在1987年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中，总共95%的女性认为如果重新来过，她们还会与当前的配偶结婚。

女性角色的改变是毫无疑问的。一系列婚姻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受调查的女性希望能够将婚姻、孩子和职业结合起来（10年前是52%）；只要家庭不要事业的女性比例下降到26%，而10年前是38%；多于50%的男性和女性认为照顾家庭和孩子是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15%的女性认为这些活实际上是分开的（41%完全由女性做家务，41%的女性在家务上得到帮助，只有2%在家务上男性做得多些）。青少年，作为一个团体大体上相信两性在家务上应该平等。

报告婚姻是否幸福的取决于你所问的人。杂志调查和问卷调查这类调查的回应率很低，作出回答的人有可能比随机的全国性样本中的人更不幸福（Reinisch，1987）。

此外， “幸福”不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也不是一个全有或绝无的问题。多数的婚姻在某段时期是幸福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幸福了。实际上，如图17.3所示，婚姻的满意度有一个相当可预测的模式。认为自己幸福的人的比率在结婚时上升，在孩子到来的时候下降，而在之后又经历了更多的转化。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两组男性调查数据，相隔19年的两组女性数据有着更大的差异。

配偶选择

我们选择进行性行为或爱上的人并不总是我们选择作为配偶的人。这种出入有其实际的原因，问题不仅仅在于选择，也在于被选择。

在选择上有两个相反的看法。第一个是浪漫的方式：你相信你的心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其它的一切自会变得清清楚楚。第二个是实际或实用的方法：你相信你的头脑会作出最好的处理，希望你最终能够喜欢这个决定。

多数人意识到一个纯粹浪漫的行动方针是不现实的（尽管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会经常采用它），而纯粹实际的选择则又太过无情和世故（尽管一些情感冷酷的成年人并不在意）。所以他们结合了心和头脑的判断，希望能作出最好的选择。

我们假设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配偶。然而，你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有更少的独立性。即使不顾父母、同胞、朋友或其它人实际或预期的影响，我们选择结婚对象也要受实际和社会原因的支配，而这些原因常常是我们意识不到的。

一个明显的因素是“邻近性”（propinquity），它意味着与某人靠近或进入与他同样的社会环境。你不可能跟一个因纽特人结婚，除非你也是一个因纽特人。

现在人们在地理和社会上的流动性比过去更大了，但是你结婚的对象可能还是更多地来自你长大的城镇，你念的大学，或你工作的城市。由于现在有大量的女性参加工作，办公室变成了新的配偶地带（Ingrassia，1986）。像教堂这样的机构，以及文化、社会或休闲场所为遇见合适的配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机会。纯粹偶然的碰面而产生的婚姻是罕见的。除了实际上你不能得到你够不着的东西之外，邻近性本身就产生了吸引力。住在同一宿舍的学生相互间会认为对方比住在学校里其它地方的人更有吸引力（Nahemow和Lawton，1975）。

一个相关的因素是同质婚（homogamy），它的原则是“相似的跟相似的结婚”，即所谓“门当户对”。就人口统计特征像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及宗教信仰而论，人们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相像的人作为配偶（Murstein，1976）。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个性特征来说也适用（Autill，1983）。因为两个伴侣间的相似性被认为能够促进沟通、理解和分享价值观，伴侣的门当户对被描述为关系美满的一个良好的预测器。这个观点看来似乎是正确的，不仅对已婚的夫妻，而且对同居者、同性爱者来说也同样适用（Kurdek和Schmitt，1986）。

邻近性和门当户对相互加强，因为来自相似背景的人更容易把自己人与他人分隔开来。这两条规则有时候会被非常规的配对所打破；但即使那样，如果仔细观察，你仍然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例如，跨国家或种族的人们仍然有可能来自相似的社会阶层。很少有纯粹的个人吸引超越所有其它因素的情况。

此外，我们个人选择的局限性来自“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的支配，这个看似粗鲁的称呼，却描述了一个选择配偶的重要内容。

如果你仔细想想你所知道的已婚夫妻（或仅仅是订婚的夫妻），你可能会注意到两个人之间除了相似的背景之外还有某些相似性。例如，他们可能有大致相同的身体诱惑力，或相近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如果你将这些因素和社会因素如阶级背景结合起来，你得到的将不是一个完美而匀称的配对，而是一对互补组合（parity）。换句话说，尽管有价值的特征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作为平衡，这对夫妻恰好相当。互补性缺失的夫妻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会是不般配的，人们会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互补性不是自发发生的。它决定了是什么使两个人相互吸引；并且作为“市场力量”的一项功能，它决定了你能得到的与你能提供的息息相关。

在更正式的术语里，配对用强调交换（exchange）或公平（equity）的理论来解释。交换包括资源的公平交易，有些常常被认为具有相似的价值（如健康），其它的则更不均衡一些：例如，女性传统上指望她们的外表，男性则在意他们工作上实际或潜在的成功。这个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具有身体诱惑力的女性容易与高地位的男性结婚（Elder，1969）。更普遍地，在社会地位、教育和职业成功性等方面，女性容易跟社会地位高的男性结婚，而男性容易娶社会地位比他低的女性，一些研究支持这些观点，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与它们相矛盾（Walster et al.，1978）。

公平的观念有助于解释交易是怎样使双方平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高度重视一些东西，但是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就某个特殊事项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作出个人评价。由于这种原因，事实上可能存在无限量相互满足的结合，同样有时也会有得不偿失的恼人的感觉。

公平性理论不仅从一个简单的关于得失的等式里扩张了交换的观点，而且也解释了一些交换理论没有解释的行为。例如，尽管人们尽量夸大他们的优点，但是他们乐于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高度。认为双方关系公平合理的伴侣拥有最满意的夫妻关系。那些对伴侣的评价比自己要高的人满意程度更低是因为他们感到心虚，或他们的自尊承受着感觉不如别人的痛苦（Berscheid et al.，1973）。

这整个关于“资产”和“交易”的概念，在我们对应该爱和珍惜的人进行成本利益分析时违反了我们细腻的情感理路。女性可能明显地被这种方式所烦恼着，因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她们都被用做实物进行交易和交换，总体上女性对她们婚姻选择的自主性仍然比男性要小。因此，尽管交换和公平原则的确影响了我们，我们依然可以努力使婚姻市场更自由和公平。我们能尽力尝试更少看重身体和社会地位，这些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而更看重个性方面，那才是定义我们人之为人的因素。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和庄重的个性品质而不选择贪婪和放肆，即使后者意味着有更多的钱。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去作出反映我们价值观的选择。

专题17-1我不是一个“重要的另一半”

我觉得有一种被贬低、被霸占、被剥夺的感觉。前几天我收到一份友好的邀请，要求客人“带上你重要的另一半（Significant Other）和孩子”，这样说并不是有意冒犯而只是表达某种内涵。

使用“重要的另一半”这个措辞，不仅仅是个孤立的事件，现在这种说法能在很多地方找到：杂志、报纸、学校公文、公众意见调查、广告等等。

当妻子和我去我们固定去的医院看产科时，一个非正式的标记提醒我们：“每个产妇可以有一个重要的另一半在产房陪护。”

我是一个丈夫。我知道丈夫的角色，至少我知道在我接受这个角色时我所立下的誓约。我熟悉丈夫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他的期望和一些理想的角色模范，包括文学作品中的角色。

而且，对于我妻子来说我不仅仅是一个“一半”或是一个“重要的另一半”。实际上，我期待或者希望我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要素，就像我把她当做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符合丈夫和妻子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彼此。但是我没有选择，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我已经被简化为仅仅是一个“另一半”。尽管没有我的承认，我发现自己已经加入到“一半”这个无组织的团体中了。

我的新角色有一些特别的义务吗？一些规定的社会关系？一些典型？一些必备的特征？如果我不同意，也没有宣誓，那它是怎么成为我的身份的一部分的？通过别人的选择吗？

我作为丈夫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角色已经被取走了，因为我已经被吸收进人类的整体。我仅仅是通过我的“重要”（significant）来区别于他人，但是这无疑也被其它“他人”分享——兄弟、父母、男朋友、情人、良师益友、室友、生意上的搭档、科学合作者等。

不要误解，我并不是一个希望恢复田园牧歌式的往昔岁月的保守派。实际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像我们的下一代一样不拘泥于形式。我是我女儿的主要“看管者”。我做饭、洗碗、打扫房间的次数比我妻子还多。我发现这些改变是进步的和正面的。但是我拒绝别人剥夺我的身份、我所接受的角色以及我所肯定的关系。

可能我对这种语言上的小变更要求得太多。毕竟我们生活在20世纪，各种传统的关系随社会实践的改变都已经要么发生了改变，要么被重新定义，或者干脆销声匿迹了。所以传统的婚姻，不管它原来是什么样的，都必定要被各式各样的同居关系所取代，我们的语言也必须做出能够具体表现这些改变的发展。

如果我们都是“重要的另一半”，那么就没有人是妻子、丈夫或者其它的什么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选择的角色。被剥夺了部分身份特征后，我们将变得彼此更加雷同。

毫无疑问，不久以后语言的力量将完成社会转变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仅仅很少的一些人，可能是一些历史学家、文学系学生和一些语源学家，能够回忆起“妻子”和“丈夫”所代表的意义。字典里面将把“丈夫”和“妻子”列为古老而陈旧的词。失去代表丈夫和妻子的特定词语后，我们这些说话的人将随之忘记婚姻这种独特的关系。

所以，正如除了在19世纪的小说以外不再有淑女和绅士一样，也将不再有丈夫和妻子，它们将变成老古董。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将被混进“重要的另一半”之中。

Ezekiel J. Emanuel，New York Times，Nov. 15，1986.

第18章 性利用

在每个社会中，色情品都会以某种方式显露……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

如今一个最普遍的定罪术语叫做“利用”（exploitation）。这个指控可能主要适用于一些地处偏僻的民族，一些无组织的社会群体，或者在一些关系很亲近的个体之间。这项指控在被告一方很少被认定合法有效，尤其涉及性交易时。

“利用”一词有很多不同的意义。有一些意义与我们相关，它们常常有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特质。从肯定意义来说，“利用”此时可以是指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特别是表现为一种出色或者英勇的行为。从否定意义来说，它是指自私或不道德地利用别人。换句话说，利用有正常使用和滥用两种内涵。由于性可以被认为是一项个人的财产，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检视一下它是如何被评价的，然后我们才能确定它的正常使用和滥用各是什么情况。

18．2卖淫

《罗马法》这样定义卖淫（prostitution，拉丁语“公开暴露”之意）：任意而无乐趣地出卖自己的身体（passim et sine dilectu）。大体而言，这个定义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更简明来说，卖淫就是用性来换取金钱。

卖淫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它有着古老的根源（“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并且在各种文化中呈现出多种形式。在第20章到第24章，我们将从历史、社会和法律等方面展开讨论，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它的一般形式和人际关系方面。

卖淫从根本上代表了毫无关系的性，它以最赤裸的形式存在。妓女只需提供性服务而不需过问任何问题，嫖客除付钱之外也没有其它责任。通常情况下，这种“邂逅”只发生一次。实际上，那些去嫖妓的人常常还会有下一次，并附加更多的个人要求，或许还会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有时嫖客和妓女之间会建立长期的关系，其中一些还有可能走向婚姻。

卖淫的类型

卖淫通常是指一个妓女（prostitute，hooker，whore）出卖自己的性服务给男性。男妓常常被用来满足同性爱者的需求（第13章）。很少有女性会向男性或者其它女性购买性服务。Gigolo（法语，指舞厅结交）是指与年长女性生活在一起的年轻男性，他们与这些女性保持着伴侣关系，有时则是性关系，以换取经济上的资助。

妓女

妓女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活动，但是她们所提供的服务以及她们与顾客（被称为“约翰”）之间关系的性质大体上是一致的。街头妓女（streetwalkers）常在路边等公开场所勾引男人们，酒吧女在酒吧中也是同样的做法。性交常会发生在旅馆的房间、住宅、小汽车或其它隐蔽场所。一个拉客妓女的酬金通常在10～50美元不等，但有时她可能满足于嫖客给出的价格。她们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皮条客所占有。

在妓院干活的housegirl每天和其它的妓女相处。她们受掌控此类交易的老鸨（一般是一位年长的妇女）监管（据说内华达州一个妓院的老鸨，之前是一所顶尖大学住宿管理处的主管）。在她们的全盛期，一流的妓院都是有着奢侈摆设和精心运营的机构，能迎合多数人的口味（Murphy，1983）。

现在，美国唯一合法的妓院在内华达州，它们由一排房子和一些分散于这个人口稀少地区的活动房屋所组成。一般来说，这里每一处住宅中大约有12个得到许可的女性在工作。这种运作方式早已规范化。当一个顾客进屋时，那些空闲的女性站成一排。被男顾客挑中后，这一对就退入屋中进行性交。妓女们要与妓院主人瓜分她们的所得。即使这样，一个成功的妓女每年也可以赚到10万美元。直到最近，30多家妓院中的300多名妓女，已经建立了一个年利润1500万美元的产业。由于艾滋病的威胁，她们的顾客量大大降低，尽管这些妓女每月都要接受例行检查，并且坚持要求她们的顾客带避孕套（Swan，1986）。

依靠大众的包容程度，妓女也利用了各种名目和外壳，按摩厅、陪护服务、性俱乐部等机构提供着各种性服务（如今合法的按摩公司在广告中会将其服务称为“无色情按摩”）。按摩厅可以提供各种性服务，最简单的一种是手淫（称为 “局部”）。提供这项服务的女性叫手娼（hand whore）（Talese，1980）。妓女也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专门性活动，以迎合性欲倒错者比如施虐—受虐癖者的需要（第14章）。

应召女郎（call girl）是这个行业的精英。这些女性一般很迷人，穿着时髦，善于交际。她们住在时尚的公寓里，但是常在酒店中进行她们的业务。她们可以自己找活，也可以通过一个分派人或应召女郎机构（Barrows和Novak，1987）。她们的服务收费往往高达数百美元。

妓女和其雇主之间的个人关系或者职业关系常常是不断变化的。拉客妓女常为某个皮条客干活，他控制着一群固定的女性。这个皮条客就像一个经纪人一样，他会尽力去找到相配的妓女和顾客。街头的皮条客有时并不完全是职业皮条客。他为手下的妓女们提供保护，让她们找到顾客，教给她们建立性伙伴和社会伙伴的手段，也给了她们一种归属感。作为交换，他拿走她们大部分的收入。这种关系可以是自愿的，但通常情况下是非常强制性的，皮条客会用心理诱惑、胁迫、毒品以及身体暴力去控制他手下的妓女。

除去开支，皮条客可以获得一个妓女95%的收入（Young，1970）。他通常穿着奢侈，开昂贵的汽车。尽管妓女们没什么选择，只能把收入交给他，但有些妓女对他是相当慷慨的，因为她们在感情上是依附于他的，并且能让她们的“男人”衣冠楚楚，她们自己也为之骄傲。

在妓院工作的妓女情况稍好些，她们收入的一半会分给妓院的主人或主管，自己留一半。然而至少在过去，妓女们实际上就像囚犯一样待在这些屋子里。而那些依靠中介机构来招揽顾客的应召女郎，她们更接近于自我经营。

嫖妓的定义有时会扩展到其它有经济收益的性关系。男客们给他们女友们的昂贵礼物间接支付了他们的性交易，这些都被认为是嫖妓的隐蔽形式。当一名女性只和一名男性（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保持着性关系，并被他用钱供养时，这个女性被称做情人［mistress，或情妇（kept woman）］。这种关系也可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男人的经济支持只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附带因素。这个界限的划分是很难分辨的。

同性爱卖淫者

同性爱卖淫者实际上都是男性，他们被称为男妓（hustlers）。女同性爱者很少进行性交易。一般来说，这些非常年轻的同性爱卖淫者有四种类型：全天在路边和酒吧的男妓；专职的应召男妓或被包养的男妓；兼职男妓；以及青少年罪犯，他们借嫖妓进行其它违法活动，比如盗窃、出售毒品等（Drew和Drake，1969；Allen，1980）。

街头男妓常常否认自己是同性爱者，而且装做仅仅是为钱而交易。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们或许会跟着女孩子一起出入。他们可能也会同意只进行某种形式的性交，比如肛交。通常来说，他们会为客户进行口交。

男妓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地段出现，并常被男客拉上车；他们也会在酒吧及其它公共场所碰头。美国作家约翰·莱彻（John Rechy）（1963，1977）曾对这些街头男妓的生活作过深刻而生动的描写（专题18－1）。

男模或应召男妓比较易于承认自己的同性爱者身份。和街头男妓一样，他们也靠自己的年轻和美貌来行事。阳刚的外表和粗大（“大尺寸”）的生殖器是他们重要的卖点。

应召男妓可以通过中介机构找活儿，这样可以直接告知电话信息，或者提供更多详细的服务信息，如是去寓所还是完全的男性妓院进行这些特别的性服务。

流行

嫖妓在除内华达州以外的美国领土上是违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将在第２3章讨论）。但因为它非常隐蔽，且采取多种形式，所以很难确切统计出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卖淫者，又有多少嫖客接受他们的服务。

警方逮捕记录显示，至少有10万名女性在做妓女，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专职的（Sheehy，1973）。但只有那些最容易被看见和易受攻击的街头妓女可能被捕，所以真实的数字大概是现在的五倍。对兼职妓女的数目作出估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家庭主妇、无业的单身女性或者学生，都有可能通过短期卖淫来度过财政危机。另一些有长期固定客户。还有一些妓女会利用各种机会从事她们的行业，而又避免被抓。一名妓女的收入可以为她提供一种生存方式，或维持一种奢靡的生活方式，对有些妓女则是提供了零花钱。

嫖妓的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方面是被性利用的青少年和男女儿童。据估计，纽约有大约两万名年龄在16岁左右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多数沦落至为800多位通过说服、毒品、胁迫和暴力来控制他们的皮条客卖力。仅洛杉矶就可能有3000名不满14岁的男女青少年在从事卖淫。甚至一些很小的城镇也有年轻的娼妓，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住在家里，用卖淫来“换取”零花钱。

几年下来，一个成功的妓女可以与数以千计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大致估计一下，一个专职妓女平均每周会有10～20个嫖客，男人们一周用于性服务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几百万。据金赛的采样报告，大约有70%的男性至少会和一个妓女发生关系（这个比率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亨特1974年的调查显示，找妓女进行性启蒙或与之性交的男性比例及平均的发生次数都呈显着下降趋势。这样在20世纪40年代曾由单身男性所认可的这一妓女们的普遍作用，到了70年代似乎只剩一半了。然而在过去，很多男人初尝云雨的对象是妓女，现在他们更希望与一个同层次的女性进行初次性体验。这一变化要归因于近年来所出现的巨大的性自由。

性心理方面

“达到目的”（turning a trick）这一短语简洁地概括了嫖妓最真实的本质：男人付费，射精，然后一走了之。嫖妓的男人通常被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远离家的男人（海员、四处游走的推销员），或者因缺乏性吸引力、羞涩、性无能、失调或性格古怪等原因而找不到满意性伴侣的男人。

而妇女也是千篇一律的。文学作品中会出现“怀着一颗金子般内心的娼妓”，她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女性，即便她倾向于感官享受，但也同样体贴。尽管她的生活非常困苦，但爱仍旧是她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英国作家约翰·克兰德（John Cleland）的《一位快乐妇女的自传》（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 ，1749）这本书中，众所周知的范妮·希尔（Fanny Hill）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专题 18-2）。相反，有着恶魔力量的娼妓会支配并毁灭被其魅力迷倒的男人们。就如佐拉小说中的娜娜（1880），她是男人们及他们所有财产的吞没者。

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妓女在性爱中常会带有很多情感上的需要。

为什么女性会沦为妓女

为什么女性会成为妓女？这个问题已经有过太多记述（Bess和Janus，1976）。其中有两个基本因素：敏感性和暴露度。敏感性（suspceptibility）与那些无价值感、异化感和自卑感有关。在自我处于危机期或者心理创伤事件（比如乱伦和强奸）中时，这些感情常常更易于驱使女性卖淫。决定她们是否成为妓女则依赖于暴露度（exposure）：处于卖淫这个亚文化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必然会使用各种手段来引诱这些女性进入“妓女的生活”（Potterat et al.，1985）。但这个发生在女性之间的交易（“白人奴隶”）不再是迫使女性成为妓女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事实来看，女性从事卖淫业似乎更取决于她自己的意愿。然而，还有更强大的力量迫使她们失去自控力而进入这一行。比如，毒瘾或饥饿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着她们的自由意志。

使女性变成妓女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可得到薪酬，并且对她们的服务也存在着一定的需求（Cohen，1980）。大多数妓女来自于社会下层群体或者破碎的家庭。贫穷以及这些没什么文化和技艺的女性对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者只是谋生）的期望，显然是主要的激发因素。

维持毒瘾的需求是驱使她们卖淫的另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皮条客常用的一个手段是先用毒品使女性“朋友”上瘾，然后迫使她去卖淫，以换取毒品。

对浪漫、魅力、性兴奋、诱惑的渴望，以及皮条客的强迫都是额外的刺激。从更个人化的层面来看，青春期的叛逆，家庭冲突，对确立成熟情感关系的无能为力，对男人的敌意，以及性受虐狂的需要，这些都是导致女性走向卖淫的因素。在儿童期和青春期阶段有性虐待史，这在妓女中是很普遍的（Satterfield和Listiak，1982）。这可能导致少年离家出走，靠卖淫来维持生活；早年的一些性经历在她们的心灵上造成的阴影，也会使得她们走上这条道路。请记住，妓女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精明的应召女郎以此来支付她们受教育的花销，街头妓女以此来维持生计，那些可怜的十几岁的瘾君子们则以此来维持着各自的毒瘾。这些形形色色的卖淫从业者可能动机不同，并对社会提出了不同的挑战。

这里介绍两类互相竞争的妓女阶层。第一类群体比较符合受剥削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比较年轻，没什么文化，缺乏职业技能，沉溺于毒品和酒精，在感情上依赖于皮条客，是犯罪者瞄准的对象。第二类群体可能身负一些债务（比如滥用毒品），但是这类女性相对比较独立，受过教育（有些是大学生），也比较富裕。她们声称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她们喜欢。她们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会组织起来为改革法律和争取更安全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向社会施加压力。在美国有两个这样的组织，分别是国家妓女特别工作组（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Prostitution）和COYOTE（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即“放弃你陈旧的被束缚的道德规范”），后者由玛戈·詹姆士（Margo St. James）发起，她自称曾是妓女，现在则是一位争取妓女权力的倡导者。

第19章 性侵犯

男人对其生殖器可以作为武器而激生出恐惧的发现，可列为人类史前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美国女权主义者，政治活动家

仅仅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就能看出性与侵犯结合得多么紧密。性是分享愉悦的载体，承担着表达情感与爱的职能；但是俚语中对性行为的称呼（“fuck”、“screw”）也同时意味着背叛、欺骗、占便宜以及不公平对待；其派生词汇（“fucked-up”、“screwed-up”）则表达了倒霉的、令人讨厌的、困难的、令人困惑的、糟糕的、浪费的、混乱的、神经病的等多种含义。这样看来，我们的语言便泄露了我们对性的复杂观感，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性的邂逅远不止于满足我们的情欲和生殖要求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主题的多个方面：侵犯的可能性激素根源（第4章）；不同的性别表现形式（第10章）；儿童性虐待以及施虐受虐狂中的痛苦与侮辱（第14章）；敌意在性功能障碍中的角色（第15章）和亲密关系（第16章）；性利用，特别是暴力色情品中的攻击性倾向（第18章）。

本章我们将首先讨论侵犯刺激和破坏性关系的基本方式，然后转向两种具体表现形式：性骚扰和强奸。

在现在的美国，强迫女性进行性活动以及针对儿童进行的性剥削和性利用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迫使人们意识到必须立即对其进行制止。而试图去考察这种行为的更广阔的文化（更别说进化的）语境时将会令人感到不耐烦和恼怒：不用去管为什么这些人会去实施性侵犯，只需专注于制止和打击！

目前确实有保护妇女儿童（男人则少一些）免受性迫害的紧迫性。就社会和个人来说，我们需要采取一切措施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去理解，我们只有摆脱先入为主的偏见，才能够考察所有可能的因素，进而了解性侵犯的起因和实质。

要想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那么多的个人都实施过性侵犯，我们需要对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换言之，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文化中的哪些因素导致性暴力，然后确定为什么这些人而非那些人付诸行动，他们要么使用暴力达到性目的，要么使用性达到侵犯的目的。

19.2性骚扰

对强奸问题的认识由来已久，而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的现象受到大众的关注却是最近的事情。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男人们一般倾向于把女人看做被动的性对象——可以自由猎取的对象，如果你能侥幸抽身的话；第二，受人尊敬的女子历来被期望对性不感兴趣——受到追求时即使内心想说“愿意”而口头上却偏要说“不”。由此推论，一对情侣调情之时， 男方应该主动，女方应该反抗，但最后以女方妥协而告终。因此，性的胁迫已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尽管妇女们可能明显地由此感受到了烦恼、被剥削甚至污辱。

在一项研究中，高校学生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是含有潜在的冒犯，或者构成性骚扰？他们的回答包括性别歧视、不情愿的调情以及其它口头性举动、身体语言（站得太靠近）、明目张胆的暗示，以及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接吻、拥抱）、明显的目的性（但是不带威胁），以及性贿赂（Padgitt和Padgitt，1986）。不过上述这些行为有时只是意欲发生性关系或者只想表达友好的男女之间的平常小动作而已，那么你如何判断何时这种行为会包含性骚扰的意味呢？

决定因素

女权主义学者凯瑟琳·麦克金农（1979）将性骚扰定义为“在关系不平等的语境下过分的性要求”。在这一陈述中浓缩了三个关键元素，下面我们将单独探讨。要被称为骚扰，这种行为必须持久（persistent）。

性元素

能称得上是性骚扰的行为（而不只是令人讨厌的行为）必须具备一个清楚的情色因素。

原则上讲，许多人都可以是潜在的性伴侣，而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并不被包含在这种关系之内。在市场，在教室或者其它场景以及各种无意进行性交的社会场合中，无数男女以各种非性的方式在进行交往。但是，一种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情色因素经常会被注入这些关系当中。

这种情色因素，其种类和程度各有不同，而种类和程度对定义性兴趣和性骚扰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要。举例来说，一个普遍的行为是性鉴定（sexual appraisal）。人们通常会衡量一个人的性吸引力指数为何，这种行为可能只局限于审美愉悦的范围内，也可能越过某种界限。与女性相比，男性在对女性进行性评价时更为开放，也更易于集中在生理特征上。女性也会热心地对男性进行性鉴定，但是她们会表现得更收敛，而且会评价更多的特征。因此她们的性意图会表现得不那么公开。

如果性鉴定持续采取眉目传情的形式的话，那么当被看的人意识到的时候，或者当周围的人也无法不注意到的时候，性骚扰的第一个特征就已经具备了。当你在一定距离外欣赏某人，或者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时，这种性的表达尚是私人的；但是如果一个男人靠近一位女士并盯着她的胸部时，或者当一个女人好色地看着一位男士的脸时，这种行为就变成公开的了。意图的目标变成了一种公开的结合，或者说被附加上了一种性要求。甚至即使你转向别处或者走开，你也已经被拖进或者被强迫进入到了一种情色结合当中。

如果性鉴定从单纯的看发展到触摸的话，那么它就变得更具冒犯性了。有些形式的触摸是具有明显的性指向的。捏、挤胸部和臀部，或者用生殖器与对方的身体摩擦（性摩擦），这些行为则含有明显的性意图。当表面上友好的拥抱、拍打、爱抚和接吻被赋予情色因素的话，接受者如果不喜欢这种性意图便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陌生或不熟的人的要求是很容易断然拒绝的，但是朋友、同事或其它你尊重（或者惧怕）的人就很难处理了。

不是所有的性序曲都能被称为骚扰，此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因素。

不受欢迎的过分要求

只有接受者不欢迎的性兴趣或行为才能构成骚扰，它必须包含欺骗（比如说假装给一个“友好”的拥抱）、心理压力（比如令某人无法不着痕迹地摆脱）或者身体压迫（比如强吻某人）。

你如何判断情色兴趣的表达或者是一个性暗示的传递会不会受欢迎呢？在男女两性发出或者接受的模棱两可的兴趣信号中有着很大的误解空间，一个人有可能会在无意中犯一个无心的错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一定要在有所行动之前先尽可能地交谈。尽管如此，在被明确地拒绝之后依然故我，这种意图就不能说是无心的错误了。

一个明显的表达会在一开始将人拖入一个不喜欢的情境当中。更多的情况下，无视明确的拒绝而进行持续的性探求，即使非常微妙，也会将对方拖入一个其不想要的关系当中。很难为“什么时候算是越界”这样的问题定下清晰明确的规矩。一个大体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的某种行为已经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他/她依然故我，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不可接受的。

地位不平等

当两个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发生性胁迫（比如性利用）的可能性更大。地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与另一个人相比较，你总会在某些方面胜于他/她，在另一些方面又劣于他/她。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抽象的权力，而在于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的一方的弱点。

关于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更容易被利用，有若干更广泛的类别。一种是雇主—雇员关系，另一个是师生关系，第三种则是从事某种职业者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比如律师与客户、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作为接受者并不是无处求救，但他们确实处于劣势。大体上来说年轻人相比成年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而女性更容易被男性骚扰，虽然相反的例证偶尔也会发生。

场合

原则上说，性骚扰可以发生在潜在性伴侣存在的任何场合。但在实际中，它更容易发生在有着不同权力地位的人之间（第18章）。让我们集中谈一谈那些最有可能的场合。

求爱时期

在已经有承诺并且双方互被对方性吸引的情爱关系中，伴侣双方很少需要说服对方去发生性关系。尽管如此，有时即使在互相深爱着的伴侣，双方的性意愿也未必一致。一方或许会通过温柔的请求、爱的宣言、引诱或者心理压力等方式来刺激另一方的性兴趣。即使那些亲密的伴侣或夫妻在进行性活动时，肢体强迫也并非不常见。当人们要求、哄骗、请求或者命令对方进行性行为时，妥协、说服与胁迫之间的界限变得难以确定，但这种确定仍非常重要。

社会环境

恋爱早期或者关系更为轻松随意的伴侣会更多地以一种自私的目的去利用对方。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性别差异会令这种结合更加复杂。首先，女性对性伴侣关系中的恋爱关系成分强调得越多，男性排除恋爱关系因素而进行性行为的愿望也就越强烈。第二点在于传统观念对男性“购买者”和女性“出售者”角色——即性享受者和性服务者——的设定。而且，女性被期望应该为最有利的对象“保留”自己，要吝于奉献自己，玩一玩捉迷藏。这种设定就要求男性选择是要作乞求者，还是直接作肉食动物状。

我们的社会对男女两性的设定非常奇怪。理想的情况是，诚实而真挚地关心双方的要求，具备说“可以”或者“不行”的勇气，以及能够谈判和妥协的意愿。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试图在与对方的较量中占得便宜，或者索取比自己所能给予的更多的东西。

因为男性往往会获得比女性更多的权力，所以性骚扰就给予男性一种获得比其愿意付出更多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不愿意承认女性的自主权以及她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他还会通过直奔性的主题来回答女性对一段正式关系的请求。在获得正式的权利之前，他就急于进攻，四处掠取。

反过来说，女性通常会通过承诺未必愿意给予的东西来寻求利益。通过在无意发展成性行为的前提下卖弄风情或作出引诱性的态度，或者在她愿意但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一名女性可能会误导一位男性给予她关注和帮助。这种行为通常会采取玩乐戏弄或者欺骗来实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女性素来弱势，所以她们被迫使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有人会说她们表现出调情的样子是因为男性想让她们这么做。这两种说法对女性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视女性为宠物，而不是一个自主的个体。

男性常常误解女性的行为。当一个男性穿短裤或者赤裸着上身时，人们不会太过注意，而一个女性如果做同样的装扮则会被视为一种诱惑性的“嘲弄”（tease）。当女性因为天气酷热而穿短裤，或者出于时尚考虑而穿短衫时，男性会认为这是为了引诱他们。有时的确是这样，但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

相似地，女性被社会赋予了愉悦的、热诚的和友好的特质。因为她们看重关系的价值，她们会比男性更加热衷于一段关系的开始和维持。当她们以这种态度与男性建立关系时，并非总是要引诱他们进入一种浪漫的或者性的关系当中。有些女性即使在一段不大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关系中也非常享受被求爱，因为这让她们觉得自己被重视。

男性通常很难准确地解读这些信号。有些人把所有友好的姿态误解成性兴趣。他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即使一名女性坦陈对性有兴趣，她也对自己成为别人的性伴侣这件事情不感兴趣。这真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们只好不屈不挠地祈求，而无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不喜欢不请自来的努力，更别说被毛手毛脚地强迫。女性同样也不喜欢那些苦苦纠缠的追求，即使是那些追求明摆着不需回报和不需欢迎。

工作场合

社会场合下的性骚扰是令人讨厌的，但是你通常可以打退派对上的讨厌鬼，或者避开一个过分的仰慕者。尽管如此，由于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工作场合的性骚扰会更严重。

随着女性在工作中地位的上升，女老板对其男下属的骚扰在当今社会也日渐多见。同性之间的性骚扰也是可能的。尽管如此，最常见的情形还是男老板性骚扰女下属。因为女性雇员往往特别依赖于其工作（比如说单亲妈妈），而且她们更易受歧视（比如在升迁的时候），所以她们往往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地位。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她们的经历。

性骚扰现在被确认为是一种对公民权利的侵犯。雇主必须对性骚扰其雇员负法律责任。尽管如此，在1976年一本杂志发起的调查中，90%的受调查女性报告说曾有过这种经历（Safran，1976）。在1982年进行的一项更具代表性、规模更大的调查中，42%的女性和15%的男性报告说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在工作中经历过类似的遭遇。虽然男性受害人也有不小的比例，但是骚扰者依然以男性为主（78%）（Tangri et al.，1982）。

很难就性骚扰的流行程度提供一幅准确的图景，因为性骚扰的形式往往多种多样，而且人们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种行为。其最臭名昭著的形式就是，雇主通过强迫雇员满足其性兴趣来换取被雇用或者保住工作条件。还有一些人以升迁和加薪作为性行为的诱饵。有些雇员会非常随意地回复这些要求，甚至表达他们愿意“以性交换提升”（sheep their way）的愿望。更多的情况下，雇员会觉得被侮辱，被贬低，被占便宜，并觉得无助。

大多数的案例中，性骚扰会采取比较间接隐晦的模式。男老板会只是局限于开玩笑似地调戏他的秘书，或者进行无谓的令人不舒服的身体靠近，或者以表现友好或者恩惠似的鼓励为名义进行肢体接触。性骚扰也可以是纯粹口头形式的。黄色笑话，性影射，即使是带着色情调子的恭维（“你的腿真漂亮”）也是不受欢迎的。虽然男性能够辨别出公然的骚扰形式，但女性对较隐晦的形式反而更加敏感。

许多处于这种处境中的男性会否定性的目的，或者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们甚至会相信自己的辩解，但是对性骚扰受害人的影响并不会因此而少一些。

高校

1982年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女生进行的一次调查揭示，大约1/3的受访者坦陈曾经被男性教师性骚扰过（Benson和Thomson，1982）。最糟糕的形式是，学生被直接建议以性换取更高的成绩。更多的情况是，这种骚扰以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友好”的拥抱和亲吻，暗示性的身体语言，带有情趣性的言外之意，或者是太过热切的行为。

性骚扰对这些学生的影响通常都是负面的，女同学会陷入对自身学术能力以及自己能否作出高质量成就的自我怀疑。假设教工们对她们的兴趣纯粹是性方面的（当然实际上并不尽然），她们会失去自尊以及对教师的尊敬。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广受学生尊重的人，或者眼下与她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比如说一个研究生和她的导师），那么后果甚至可以说是摧毁性的。这种负面影响也不全是精神心理性的，一名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可能会因为这一经历而受损，她将来的职业生涯也可能会受到重创。

虽然我们有理由反对所有老师—学生之间的性结合，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加诸两方中弱势一方的不必要的性压力。也有一些爱情和性的结合是双方同意而没有骚扰的。

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领域的各种情况下都存在着潜在的性骚扰，比如一名律师与其客户。尤其是这种关系有身体接触（比如说和医生或者牙医）或者涉及一个人生命中比较私密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和心理治疗师），这种可能性会更大。古希腊人认为病人特别易于受其医生的伤害。他们在《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中编撰了特殊的条款，要求医生发誓决不占其病人的性便宜：“无论我进入谁家的房子，我都会为病患的利益着想，限制所有的错误和堕落，尤其不采取任何的引诱行为，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有伴侣者还是单身。”

虽然大多数的医生和健康学家坚守着这些标准（如果违反会受到严重惩罚），病人与他们的照看者之间还是偶尔会发生性结合。通常这会给病人带来很坏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不平等性，医生或者治疗师关系的特殊变动，同意的问题与相关的考虑等多种因素相结合，使这种行为可以称得上是性骚扰的一种形式。

应对性骚扰

对付性骚扰是个困难、微妙的问题。在工作单位简单化地限制男女之间的性交往是不实际的，并且也必然会招致怨言，尽管这种做法本身可能的确会有效地让人们注意性骚扰。工作场合是最有可能遇见潜在的伴侣或性伴侣的地点。虽然人们会意识到混淆工作角色和私人关系的问题，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把他们的关系只限定在一个领域。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病人、客户和学生并不全然是无助的。他们可以通过报道、揭露或者起诉侵犯他们的人来保护自己。而弱势一方如果同意的话，那么就很难谴责强势一方是在利用。你可以拒绝参与到一种利用性的关系当中去。

除了被动的沉默之外，有些权力层级较低的人还会通过以性交换承诺的方式获取好处，比如说晋升或者更好的等级。这也叫利用（尽管不存在胁迫的成分），因为它出于低俗的目的而利用了性，同时也对同事不公。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有责任坚决拒绝这种行为，而不是从中获益。

应付性骚扰，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集中针对骚扰这件事本身，而不必追究其它的相关因素。被骚扰者不妨以明朗的态度向对方表明（可通过私信）：你的性关照是不受欢迎的，请马上到此为止。如果这样做仍不顶用，那么也只好求助于正式的手段了。你可以换掉你的医生、律师或者心理医生，并且可以考虑向其专业组织告发他们。在工作场合中递交一份投诉报告要冒更大的风险，这取决于环境。许多企业都有专门保护员工不受骚扰和报复的安全机制，但这些措施未必总能起作用。学院和大学目前建立了不满程序，设立专门人员受理性骚扰受害者的咨询，解决相关矛盾，惩罚被控诉的员工和教员。所有这些机制中，提出控诉都需要勇气、时间和精力。这不是轻描淡写的一步。这种性骚扰的危险性要求有关各方必须衡量采取正式形式的后果。

鉴于上述复杂情况，处理性骚扰问题时事先预防好过事后弥补。一些指示可以帮助你避免陷入这类浑水当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谨记常识。女性不应让对局面搞僵的恐惧引领自己委曲求全。不要对那些曾经或者意图不轨的人自投罗网。男性必须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的性意图会对女性施加许多影响。那些位居要职的，必须了解他们——哪怕不经意间——可能造成的恶果。男士们还必须清楚这种行为会给他们的名誉、事业和关系带来的风险和伤害。现在女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击，她们的地位不再无助。

男性必须小心不要误解女性的行为。在你看来一个女人就其外貌举止来看意在诱惑，但事实可能未必如此；即使果真如此，也未必意在阁下。你有权利向一位女士传达你的性兴趣，但一定要机智得体。第一步一定要保证可以进退自如，以防令两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静候最佳时机和地点，也要尊重对方的反应。没交谈之前不要动手，要接触之前可先示意。

反过来，女性也不宜误导男性。在工作场合穿一抹胸衣传递的信号跟职业装可就不同了。传统和现代对女人的要求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有些方面却不。你无法二者兼得。

一旦发现你正与之打交道的人对你有性兴趣，先在心里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时，决定你的性资产是否以任何方式——直接的或间接的——成为双方关系中的一部分，然后随机应变。作为一名自主自爱的女性，一定要确保你的付出和收获要以双方关系的最重要的目的为基点。当你得到的关照有别于你的同事，或者你享受到了不劳而获的特权时，问问自己是为什么。获得这些好处的同时，你抵押进去的是你的独立和尊严。

你可能仍在遭受性骚扰，但是了解上述提示将有助于你更好地掌控自己，掌控局势。如果你不能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可以在保持立场坚定的前提下表现出慷慨大方。羞辱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不会让他知难而退，但就后果发出明确的警告往往要有效得多。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内容都以男性发起性邂逅为前提假设，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采取主动。在那种情况下，上述原则反过来仍然适用。

第六部分 性与社会

文明时代的人不再会完全满足于那些只有本能而无恋情的性爱了。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英国哲学家

要理解我们成年时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对我们的童年时代有所了解。同样，要理解性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就要了解它的历史渊源。然而，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常常安于现状，热衷于未来，却忽视了过去……

第20章 历史上的性

第21章 文化中的性

第22章 东方文化中的性

第23章 性与法律

第24章 性与道德

第20章 历史上的性

文明时代的人不再会完全满足于那些只有本能而无恋情的性爱了。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英国哲学家

要理解我们成年时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对我们的童年时代有所了解。同样，要理解性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就要了解它的历史渊源。然而，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常常安于现状，热衷于未来，却忽视了过去。

谈到性，目前有错误地理解过去的趋势，最好的情况是认为历史与当下不相关，最差则认为性在过去是被压制的。即使过去对性的价值和态度很大程度上令人反感，我们仍然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弄清楚我们应如何使这个问题在未来发展得更好一些。每一代人和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有权去形成针对基本性需求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但是为了保存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和避免重复其错误，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

20.1性与文化起源

性存在于人类文化遗留下来的最早的作品中。然而，这些旧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0~公元前10，000年）的塑像和洞穴壁画的作者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色情艺术家。据推测，这些生殖象征（fertility symbols）艺术作品的产生仅出自巫术和宗教的目的，用以祈求人畜两旺，狩猎满载而归。

由此可以设想，与其它原始文化一样，我们最早的祖先的信仰和仪式里也普遍具有性的特征。他们利用性的魔力来祈求康福，驱恶避邪。他们相信，通过赋予作品以生命的意义，然后影响自然界的一切，性魔力便可奏效：在洞壁画上野牛，可望扩大牧群；若画上身中长矛的野牛，狩猎时便会获得成功。

现代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用丰富的想象来体现性的含义。从明显的表现（如表现外阴）到模糊的抽象，如受伤的野牛，可以设想长矛和伤口分别象征阳具和女性，它们的结合意味着生命通过交媾得以延续。

特别有意思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女神像（图20.1），它们具有明显夸张的乳房、臀部和上腹部。这些小塑像被认为是丰收女神，是赞美女性生育能力的象征。而用于表现男性的作品是阴茎勃起的男性，时常携有一根棍棒或长矛（图20.2）。阳具象征开始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生殖的象征，到了古埃及文明时期，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成了对力量和权威崇拜的象征。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程度已很高，当时所写的诗文对性在宗教生活和文化中的普遍重要性有了更直接的体现（Manniche，1987）。神话学与性在文化起源之初往往是掺杂在一起的（Thompson，198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早期文化是以后所有文明的源泉，但西方文化的根源与犹太教以及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文化有着更直接的联系（Kagan et al.，1979）。

20.2性与犹太起源

犹太教并不是建立了一套性行为教条或准则的死板宗教，而是一种延续了4000多年的宗教文化。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教条以法律的形式［犹太教法典《哈拉哈》 （Halakhah）］确定下来，从而使日常生活符合宗教的仪式和神圣性。

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思潮为犹太教披上了性的外衣，包括纯真派、实用慷慨派、虔诚派、病态派、禁欲主义、悲观主义、教条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但它的基调是坦率地、毫不拘谨地接受性，同时遵循一种性的自我抑制原则（Epstein，1967）。

《圣经》时代的性

早期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亚伯拉罕（Abraham）被尊为以色列的国父，但关键人物还是摩西（Moses），他于公元前1200年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出埃及记》）。摩西接受了律法使他的百姓与上帝订立契约［雅威（Yahweh），错译为耶和华（Jehovah）］。割包皮就是一项契约的标志。犹太男婴在出生后第八天会被命名和割包皮。女婴不会被割阴蒂，她们会在刚出生后的安息日被命名。于是摩西成了第一个犹太拉比（rabbi，大师）和先知，成了真正犹太人的典范（Neusner，1970）。

性对游牧的犹太人来说并不成问题。法律允许的性交受到了高度的尊重，而大多数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活动则备受藐视。但对性犯罪和过失没有采取特别的说教和偏见，性过失行为也不会受到不同于其它犯罪行为的特殊处理。人际关系充满了激情和温柔：雅各布（Jacob）如此钟情于拉结（Rachel），以致替他未来的丈人做了7年工，“这对他来说只是几天的工夫，他太爱拉结了”（《创世记》29 ∶ 30）。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农业生产发展、逐步的都市化和贸易交往，充实了游牧生活。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于公元前59年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放逐）置身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之中。此后，性行为更少受到严格的约束，结果伦理说教更显得保守。早期的纯真和快乐已被普遍的悲观厌世所取代。人们好像都为性所驱使，没有人能够摆脱罪恶，生活失去了目的。“一切都是虚无的。”《传道书》（Ecclesiastes）（1 ∶ 2-3）如是说。同时，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她们蒙上面纱，足不出户。不像以前，那时妇女的性欲得到承认，如今她们被认为应对男人的堕落负责。“我认为心似陷阱罗网、手如镣锁的女人比死亡更可怕。”《传道书》（7 ∶ 26）的作者这样写道。但实际上这种变化未必如其所描述的那样大。《雅歌》（Song of Songs）中对各种男欢女爱场面的描述自从被放逐到巴比伦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大约为公元前3世纪，虽然它在更古老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了）。

这种更为悲观的性态度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期（公元前4世纪~公元2世纪），极大地影响了早期基督教的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状况也徘徊在拉比犹太教时期（公元2~18世纪），以具体的行为法规反映在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中。

犹太人对性的态度

犹太教的一个主要观念是把性看做是上帝的礼物，它并不提倡悲观厌世，也无意奉行禁欲。正统的犹太人恪守法律中哪怕最细微的条款。但无论怎么严格，他们也无法把肉体和生理享受当做罪恶来抛弃。只有当性行为冒犯了法律所设想的人际关系的完整——而不是违背抽象的道德准则——时，它才是不道德的。

犹太教中的性与婚姻

犹太教关键的制度是婚姻，各种形式的性行为的道德性和合理性均由婚姻关系得以评价。这种以婚姻为主导和婚姻中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是犹太教的甾留物之一，它们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性道德观念。早期的犹太人奉行一夫多妻制，并禁止与非犹太人婚配（Larue，1983）。

如《创世记》中的故事所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使他们相互补充。正是出于此目的，一个男人“离开父母并依恋于妻子，两者融为一体”。上帝对亚当（Adam）和夏娃（Eve）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基于这种传统，犹太教把婚姻看做是一种宗教职责。丈夫和妻子体现了人类结合的模式，一个人如果不结婚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成人。犹太教中不存在教士的禁欲，所有的先知和《圣经》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已婚的，只有极少数因特殊情况而例外。

性和生殖是传统犹太婚姻的主要内容，须相互承担义务。妻子被指望能满足丈夫的性需要；同样每个男人也必须履行婚姻的职责。这职责对于赶驴的意味着每个礼拜有一次性交，赶骆驼的30天一次，而悠闲的学者和绅士则须天天如此。一个女人会因为月经而变得“不干净”，然而怀孕并不妨碍性交。

在犹太教中，性交并不只是一种生殖的职责，它同时也意味着男女双方的享乐，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塔木德》上说，在来世每个男人都将被叫到上帝面前细数他所有应该享受而又没有得到的快乐（Bokser，1962）。然而有些人试图给种种性享受加以抑制，或仅出自生殖的目的而接受它。例如，夫妻双方被告诫如果采取不正统的性交方式，怀上的孩子将会是跛子；口淫会使孩子变成哑巴；性交时说话会使孩子耳聋；而凝视各自的裸体会使后代失明。不过犹太教更真实的愿望是要让夫妻得到任意行事的自由，使他们能在任何时候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进行性交。同样的愿望也在《雅歌》中体现出来，《雅歌》是在古代婚宴上唱的，用抒情诗来赞美爱的激情。然而，它被包含进了《圣经》中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则寓言，讲述了上帝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它讲述的则是耶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被禁止的性行为

犹太教对那些违背传统性行为准则者的处置极为严厉。犹太教对此的裁决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基于视性为本质邪恶的任何观念。其核心是维护婚姻的完美，所有其它的观念也是出于此目的。

严格的血亲准则防止了犹太人的乱伦。一个人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得乱伦。《旧约全书》说到罗特受他两个女儿诱惑的故事。对此倒的确令人费解，但这事是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情景下：索多玛城（Sodom）被消灭了，罗特的妻子也死了，他和女儿被困在山上，况且他还被她们灌醉。但更重要的是，其行为的动机是为了确保家族得以延续。同样，如果《创世记》中的这个故事确有其事，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为了亚当和夏娃子孙后代的繁衍，至少兄妹乱伦的现象是肯定出现过的。

犹太人的通奸概念是指侵犯了丈夫对妻子性和生殖的专有权利。如果妻子和丈夫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有性关系则被指控为通奸；而丈夫只有在与另一男人的妻子——而不是妻子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有性关系时才被视为通奸。这就是第七诫的最初含义：“你不可犯奸淫。”对财产权利的侵犯在第十诫中重申：“不可觊觎邻居的妻子，不觊觎他的马、牛、驴，也不觊觎其它财产。”（《出埃及记》20 ∶ 17）妻子要对自己的婚姻忠诚，而丈夫则对邻人的婚姻忠诚（Epstein，1967）。

诱惑处女需要对她的父亲有所补偿。如果她自己愿意，还要娶她。强奸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危险。强奸敌方的女人是准许的。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年轻女子也不总是安全的。《旧约全书》并不明确禁止婚前的性交。这是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女子在进入青春期时都已订婚；没有多少未婚的青年女子可供交媾。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一对已订婚的男女间，一致的反应往往只是略持反对态度。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失去贞操并非耻辱。

因为男人结婚较迟，而且也不是每个男人都娶得起妻子，于是有些人就求助于妓女。已婚男子若想寻求性的多样化，照样可以与妓女发生性关系而不被指控为通奸。犹太教对卖淫的态度虽很矛盾，但这并不是因为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卖淫的性质。

犹太教明确禁止父亲让女儿卖淫，所以和妓女的性关系就意味着和教外女子的结合。此外，妓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叫Zonah的普通妓女，另一种妓女叫kadesha（男妓称Kadesh），是宗教性质的，受到极力崇拜。这些女神职人员“嫁”给了她们献身的神庙供奉的神，其职责包括和礼拜者及另外一些愿意付钱的人发生宗教仪式性的性关系。这种现象即使在犹太教中也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例如，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统治时期，就存在一些献身耶路撒冷神庙的异教娼妓。与异教娼妓交合的真正的罪过不是性而是渎圣罪，这说明仅仅崇拜偶像而不是敬奉上帝，在犹太教中这是一个不可挽救和无法饶恕的罪过。

既然带有生殖目的的性行为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可以设想，犹太教对所有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形式都是不允许的。通常情况确是这样。但犹太教对待避孕、绝育和堕胎还不像天主教那样严厉。

《旧约全书》对这些行为没有明确禁止。俄南（Onan）的罪过虽然包括为了避孕而中断交媾，但上帝被俄南激怒主要是因为当俄南和嫂子行乐时逃避了为亡兄提供后裔的义务（就像《申命记》“叔嫂婚律”中所要求的那样）。《旧约全书》也不禁止流产，认为胚胎是母亲的一部分。以后的当权者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避孕仅在中世纪是被禁止的（那时犹太人因为受到迫害而大量死亡）。虽然有些正统的犹太教当权者仍然反对，但整个犹太教并不以为然。

《旧约全书》多次宣称兽奸是死罪。《塔木德》甚至禁止把宠爱的狗留在寡妇身边，以避免性接触的嫌疑。对待手淫更是模棱两可。典型的证明是俄南的故事，但明显地，此事与手淫毫不相干。

梦遗使一个男人变得“不干净”，需要行一个宗教式沐浴以保持纯洁。同样，性交也有此要求（《利未记》（15 ∶ 16-18））。以色列人敬畏一些重要的体液如精液、经血、随分娩而排出的液体等，因为这些都与生命的产生有关。像其它文化一样，以色列人也给这些东西设立了许多仪式和戒律。

《旧约全书》中仅有两处明确谴责了同性爱行为，都是在《利未记》中：“你不该像和女人一样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这样做是受人唾弃的。”（18 ∶ 22）“如果一个男人像与女人一样和男人发生性关系，那他们都是可恶的，都该处死。”（10 ∶ 13）这些禁令到底是出自宗教的考虑（就像和异教娼妓交媾一样），还是想作为一种对如此性行为的道德谴责，至今仍有争议。

更令人不解的是有关索多玛城灭亡的神奇故事。传统上认为，上帝消灭该城是因为它的百姓企图强奸藏在罗特家的两个天使（因而称“鸡奸”为sodomy）。新近研究从性的角度对这些章节提出质疑，从而对这些章节是否体现了《圣经》对同性爱的谴责也产生了疑问（Bailey，1959；Boswell，1980.pp.92~99），我们将在第24章对此进行讨论。

犹太人的道德遗产

控制性行为的特殊的道德标准，这个概念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中，这可以直接追溯到犹太教。当一个社会以具体而明确的形式开始管制其成员的行为时，就像传统的犹太教那样，处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意外事件的规章条例必定十分丰富。而且，为了保护核心伦理价值，附加的规则也要根据“建筑围墙”的原则被制定出来，作为对外围区域的警告，因而人们不时地处在枯燥乏味的和压制性的条文主义之下。犹太教曾经对那些可以用来指导人们行为的伦理规范作了广泛而实用的叙述，以此方式使自身从这样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方面，立法者制定了成百上千的戒律，而另一方面，所有内容又都围绕着《利未记》的原则：“你要像爱你自己一般去爱你的邻居”（19 ∶ 18），这曾被耶稣重复过，并且被希勒尔拉比在公元1世纪以短语的方式表达为：“如果什么事情引起你的憎恨和厌恶，你不要再这样去伤害你的朋友。这就是律法所有的内涵。”（Neusner，1970，p.87）

即使是以最严苛的形式出现的法规，也只是建立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除了行为方面的考虑之外，一个犹太教徒必须关心的是和行动一样的“心智的纯洁”（动机和目的）。基督教延伸了这些期望状态的某些部分，例如“一个人内心的罪孽”意思是说，为不纯洁的念头而感到内疚，尽管它们并没有被实施。

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性道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有选择性的。基督教吸收了犹太教的将婚内性行为置于中心地位而谴责所有其它形式的性行为的内容。《旧约全书》中的共同信条继续以重要的方式把两个宗教的教义联系起来，但对于性，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尽管《圣经》起源于神学，犹太人仍把它视为一个法律体系。但就像所有的法律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修改其法律要求以适应变迁的时代。犹太学者（拉比）总是和当权者一起长年累月讲授法律，以便使以色列人能够继续保持忠诚（Borowitz，1969）。相比之下，基督教的道德观更加抽象，因此过去的法律教条被尊为绝对不变的标准，这便使得它们的合法性不因历史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这通常使得基督教对《旧约全书》中性道德的解释比犹太教更受局限。

北美殖民地上的生活

那些移居到英国殖民地的男男女女，他们带来了很多因新教改革而形成的观念。这些观念与美国本土的部族在更加自由的性行为惯常方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这个时期美国的生活与欧洲十分不同（D’Emilio和Freedman，1988）。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国家的清教徒开创者是些拘泥于礼法的人（Schlesinger，1970）。但是17世纪的清教徒在性问题上相当开放，他们把性看成婚姻自然而又有乐趣的一部分。有个叫詹姆斯·麦道克（James Mattock）的人因为拒绝与妻子睡在一起而被从波士顿第一教区驱逐出去。怀孕的未婚清教女子，正如当时乡镇记录记载的那样，由宽容的牧师主持婚礼。清教徒是严肃的、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可能对通奸者十分严厉，但他们的愤怒不是源于性的因素，而是因为这种行为威胁了婚姻的神圣和稳定。甚至外人也能看出，北美没有普遍的性压抑现象。一个在1744年到波士顿游历的马里兰人写道：“这里聚集着漂亮的妇女，她们看上去比纽约妇女更开放，穿着更精致。除了美丽，她们大都还自由自在，和蔼可亲。我在那里时没见到一个假正经的女人。”

18世纪晚期国家独立的来临，带来了对浪漫情调的一个反应，即把它与旧世界的封建主义和贵族政治视为一体。共和国誓保自由、平等和理性。婚姻越来越变成为增加国家人口、扩大劳动力服务的工具。本土和外来的观察家都迅速地评论了这一反浪漫爱情的所谓理性的胜利。“不经过尝试，没有一个作家，”霍桑（Hawthorne）抱怨说，“能体会到在我亲爱的祖国这样一个国度里书写浪漫传奇的困难性，那里没有阴影，没有古迹，没有秘密，没有动人的景色和黑暗的罪恶，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光明之下的普遍繁荣，就像我亲爱的祖国充满了欢乐一样。”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发现，美国人有这样一种“理智的秉性”，认为沉湎于爱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欧洲，他写道：“欲望受到禁规的磨难；在美国，它却被自由束缚。”

20.8 19世纪的性

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意识形态

性压抑，尤其是对女性的性愿望的压抑和否定，即便不是整个维多利亚社会的特征，也影响了其中的许多方面（Marcus，1966）。

压抑的模式

19世纪英国普遍存在的道德涣散，引起了宗教改革者和社会改革者的极大关注，例如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是卫斯理教（Methodist）的奠基人和福音传教士的先驱（我们今天称之为教会复兴派）。同样，法国大革命在美洲殖民地丧失之后接踵而来，对英国统治阶级形成了巨大威胁。这使得寻找使社会稳定的措施对于教会和政府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而道德的整肃似乎是最好的方式。在这种急切的气氛下，福音道德说教者和社会改革者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稳定了英国社会，但代价却是使得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标准僵化、压抑，让人们的举止矫揉造作、自命不凡。在这种清心寡欲的心态影响之下，性享乐转入地下状态。正派的妇女由于成了贞洁偶像而被看成无性人；与此同时，妓女则被认为如同动物一般。有影响的医生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宣传这样的观点：正派的妇女没有性欲，如果有性欲她们也要加以抑制。婚姻中的性行为被看成是妇女无法推脱的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义务。反之，妓女被当成性的贪得无厌者。

男子面临着类似的分裂：一名男子既不能从他可自由地爱和敬重的女子处得到性享受，也不能自由地爱和敬重他能任意获取性享乐的妓女。因而，犯罪感和挫折感的重压不可解脱地与任何方式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

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对性问题的关心，源于其认为性对健康的危害的假定。四处传播的性病理当使人恐惧，但假定遗精和手淫想必带来性和体力的浪费并无依据（专题11-4）。在健康的名义下，医生通过对“罪的医学问题化”的处理而成为性道德的仲裁人。

男子性行为的约束

历史学家最近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修正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性压抑的描述。他们首先指出，那个时期的想法并不是进行无情地压抑，而且人们并非总是对性持悲观态度；其次，性约束的潜在动机并不是对妇女性愿望的压抑或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对男子性行为的限制和妇女的解放。

在19世纪早期的性教育文章中，已婚夫妇的性行为以每周4~5次并使双方都达到性高潮为当。妇女对性感兴趣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妇女的性欲比男子更持久、更强烈。

只有到了19世纪40年代，那种更为压抑的性观念才开始出现。但这种观点与对性持更为积极态度的观点同时存在，后者认为性是无害的，并为健康所必需，还承认和肯定了妇女对性的需要和能力。甚至当这些作者谈到妇女的性冷漠时，他们把它归罪于对性的否定态度和丈夫的性迟钝和拙笨。然而，得以流行并被当成时代代表的却是更为压抑的观点；而且，关于人们应如何行事的八股文式的说法被当成了对人们实际行为的描述。

在美国，这种清心寡欲的景象，被南北战争后活跃起来的一些社会改革组织声势浩大的运动所强化。这个运动便是众所周知的社会纯洁（Social Purity）运动，其目的是反对酗酒和卖淫，提高妇女的法定成年年龄，为两性建立统一的性行为准则。

追求社会纯洁的圣战骑士们的严肃和雄辩使他们听起来像在讨伐性行为。然而他们的根本目的不是压抑性，而是保护妇女不受卖淫陋习的侵扰，并且促进妇女在婚姻中对性的自主。妇女是这些社会运动的活跃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认识到，反复而非自愿的怀孕威胁着妇女的健康，大家庭的负担妨碍她们在家庭之外的职业和社会适应能力。

由于避孕物品相对不易获得和不可靠，唯一可靠的避孕途径就是性行为的禁绝。由此，医生、社会改革者和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论述和告诫。艾丽斯·斯托克海姆医生（Dr． Alice Stockham）1883年对妻子顺从丈夫的性要求的反对，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现代腔调：“她在丈夫面前放弃了她的全部权力，她的生活与‘公共女郎’（public woman，指妓女）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差别？她卖给了一个男人，可连好价钱的一半也没得到。”甚至妇女的“不动感情”（passionlessness）也有助于使她们（除获得避孕途径外）赢得对男子的道德均势（Gordon，1976）。维多利亚时代女子的娇嫩和脆弱可能同样被着意培养，以使男子不敢越雷池一步。为反卖淫运动所作的辩护，以及对始乱终弃的男子的谴责本身便是这种说法的证据。

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婚生子女的出生率从1800年的7．04胎下降到1900年的3．56胎，成功地抵制了卖淫合法化的企图。最有意义的可能是性行为与生育的分离在这个时期开始确立。随着更好的避孕物品变得更易获得，克制和禁欲对于控制生育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采取了避孕措施的性行为的认可明显地影响了对各种性行为（包括婚外性关系和同性爱）的态度（Freedman，1982）。

所有的这些变化对后来的性解放运动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在当时，促进社会纯洁的尝试产生了压抑的结果；通过支持如安东尼·卡姆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第23章）之类人的努力，一切性题材的表现都被看成严重的色情流露；通过不加限制地反对性活动，对健康的性经验的了解也就随之结束了。

第21章 文化中的性

社会如同空气，为我们的呼吸所必需，却又不足赖以为生。

——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西班牙哲学家、作家

上一章的内容已经将我们引领到了现代社会的门前，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进一步窥探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性，然后我们将探讨所有其它的社会是如何应对性行为的。

无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性——以及它的衍生物，如性别角色——无时无刻不包围着你：家庭、宗教机构、法律系统、人际关系以及无数其它的人类联系都包含着性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社会阶层、民族背景以及其它变量，反过来也在塑造和规范着你的性行为。同样地，艺术、文学和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广告等）则是处处流露出性的主题，而这些既反映也影响了你的性态度。

社会（society，源自拉丁语，意为“同伴”）是一个以共同的文化将若干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关系和机构的网络。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语，意为“耕作”）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所特有的行为模式，包括他们的语言、习惯以及他们在智力、艺术和物质方面的成就。这两个词汇常常互换使用，而有时它们会被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涵义更为宽泛的词，社会文化（socioculture）。

社会总是在频繁地变动和进化，但是变化的频率却不是固定的。有些时期没什么新的事物出现，而另一些时期，社会变化之快简直让人措手不及。对我们的社会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主要的分水岭，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如“二战”后的世界一般这么多这么剧烈的大变动（Bailey和Kennedy，1979；Degler，1974）。当代社会的性文化主要就是在战后这几十年的时间内形成的。

21.2性革命的起因

性革命的根源必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中去寻找，正如道德观和性行为的上一次突变也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样。

政治事件的影响

战后的美国是一个变革了的社会。战争带来的社会巨变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战争造成夫妇分离，现实环境又使得单身者难以成婚，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婚外的性生活。战时人们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及未来生活的不可捉摸，进一步促使人们趁活着的时候寻求所能得到的任何形式的感情慰藉和性欲满足。另外，军队又将许多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拥有不同性观念和性经验的男男女女聚到一起；尤具冲击力的是，当他们被送到海外作战时，他们又切身接触到了许多别的形式的文化。崭新的环境，战争的威胁，远离家乡而又置身于茫茫人海之中，这一切都会促使士兵们采取一些他们以往通常会拒绝的性行为方式。一旦超越了这些界限，他们的性观念也就常常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带来了其它几个深远持久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大量妇女进入了劳工队伍，这件事对妇女传统的性别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以后还要在谈到女权运动时加以讨论。再就是，战后美国所充当的超级大国的角色使它深深卷入了越南战争，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众多的年轻人陷入一种普遍的幻灭感中，这一点等我们论及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时再加以详述。

民权运动也同样为动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成见作出了贡献。自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宪行为以来，民权运动便积蓄了更为巨大的力量。尽管其目的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残余影响，与性问题并无多大关系，但是民权运动却引起了对少数人的权利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使举行政治示威游行的斗争策略流行起来。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日后的反战运动，以及随后妇女和同性爱者追求他们的人权和自由运动的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民权行动主义者导致了以后链式反应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事实应当是，各式各样的自由化运动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影响深远的激进的文化巨变时期。但是，这场巨变是有选择的：并非每一个反叛者都有其追随者，也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起来反抗。工人没有接管工厂，教会也没有被无神论者颠覆（Harris，1981）。

经济因素的影响

事实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性欲受到限制，而经济繁荣时性欲的表露则受到鼓励。当面临经济萧条时，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必须投入到经济复兴和重建这一首要任务中去；而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与生育目的无关的性关系，与其它的娱乐和无聊之事一样，都注定与当时那样一个节俭的时代不合拍（Schmidt，1982）。

西方社会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存在这样一场经济挑战，由此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性生活的诸多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经过一场动荡之后，国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大批大批的美国人步入了富裕的中产阶层；美国也变成了乐园式的消费社会。此刻，不但“自我限制”已无必要，而且勤俭节约也会损害靠消费维持其繁荣的经济；而满足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以及不断生产出更多更新的东西已成了标准的社会期望。在这种大趋势下，性需要的满足也同样得到了默许。

由于社会变得愈加宽容，广告商更肆无忌惮地利用情色主题和影像做广告（第18章），性成了商业密不可分的伙伴。不仅性作为商品以情色电影、黄色书刊和别的娱乐形式赚钱，而且整个工业都借助于性的“魅力”兜售它们的产品。化妆品、服装、烟酒、汽车，以及更多甚至不沾边的商品的制造商们，都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使使用者变得更性感和更有吸引力，以此来推销产品。一旦性被商业化了，商业也同样变得“性化”了，其净效应是使得居社会主流地位的一大批正派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在性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开放、容易得到和可以接受。正如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的：“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现在性已成了商业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把性记挂在心上。而通过商业开发，性也开始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D’Emilio和Freedman，1988）。

性与生育的分离

长期以来，性行为就不仅仅以繁衍后代为目的；但是直到不久之前，避孕措施一直不是很可靠。避孕药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市场，从而开创了一个普遍使用高级、较为安全的避孕药的史无前例的时期。蒙塔古（Montagu）（1969）把避孕药的社会意义与火的发现、学会制造工具、都市化进程、医药的进步，以及核能的利用相提并论。

避孕药的广泛应用对性观念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观念的改变本身又是新型避孕药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由于性行为的道德和法律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私生子问题的关心而制定的，所以性与生育相互分离的可能性使得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有关性行为的社会禁律。如果没有避孕方法的重大突破，随后出现的性行为的诸多变化能否发生是令人怀疑的。例如，倘若没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即婚前性行为不会导致怀孕，那么要使这种性尝试在更大程度上被认可，可能会特别困难。同样，假设怀孕的风险仍是婚外性关系中的潜在危险，这种关系会受到更大的非议。

最重要的是，有效的避孕药使得妇女，尤其是未婚妇女，能对她们生活中的关键要素作出更大的选择。能够推迟或全然避免做母亲而不至于缺少性生活，这为妇女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职业的可能性，并因而凭借随之而来的对性观念和行为的冲击成为妇女解放运动复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女权运动的复兴

近期以来，对人们性观念和行为的一些最重大的影响来自性别特征和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及男性的性别角色）等方面的观念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些观念的变革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大批男子被驱上战场，在美国有500多万妇女从事各种各样的甚至包括重工业在内的职业。她们当中许多人在战后仍留在自己的战时工作岗位上，以后又有更多的妇女加入了就业的行列；这期间妇女就业的人数比例从20世纪初的不足20％，上升到70年代的60％。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重要事件，因为，与其说妇女解放运动造就了大批职业妇女，不如说这些职业妇女，尤其是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创造了妇女解放运动（Harris，1981）。人们常常将职业女性（working women）与工人阶级女性（working-class women）混淆。女性运动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景象。一旦这场运动开展起来，它便反过来促使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寻找工作。

早已摆在妇女面前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的不平等，在大量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时变得愈发明显和难以忍受。在家庭外工作还给许多妇女带来心理负担——一种背离了女性贤妻良母式传统角色的负罪感，用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女性的神奇魅力”（feminine mystique）（1964）。

女权运动是妇女反抗性别歧视的先锋。如果将女权主义（feminism）定义为寻求男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的理论或呼声，那么我们在历史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活动。但若是定义为一种目的更明确且更具政治色彩的奋争，现代女权主义的起源还只能回溯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早期。

美国的女权主义浪潮，即众所周知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发展出了两个主要分支。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对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CSW）的任命，开辟了通向性别平等的一条基本上属于改良主义的途径。弗里丹在1963年创立的全美妇女联合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NOW）支持这一倾向，主要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开展工作。但是，从新左派内部的行动主义集团发展出来的妇女运动的另一翼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总之，女权运动的主流仍是寻求男女在异性爱和婚姻关系中的性平等，但其中一些激进分子更倾向于（两性的）分裂主义（separatism）态度。

在女权主义观点的大众传播方面，有几位作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在法国出版）为日后新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建造了一个舞台。通过研究宗法社会对妇女生活的影响，波伏娃发现在这种社会里，男人们发号施令，而妇女们则言听计从，实际上已被降至“第二性别”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指出了那些处于“家庭主妇陷阱”里的妇女们的困境——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和“成功的贤妻良母”，即达到“女性的神奇魅力”的标准，她们不得不放弃了许多得到更高的教育、更好的职业和更强的政治力量的机会（Friedan，1964；更多新近观点见Friedan，1981）；70年代初，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当代文学中的性与敌意问题（1970）；而日尔曼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则在《女阉人》（The FemaIe Eunuch）中认为，文明社会已经把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女人“阉割”成了一具清心寡欲的泥胎（Greer，1971；更多后继观点见Greer，1984）。此外，还不断出现了许多对这些题目重新或深入探讨的著作。

女权主义者的反抗主要是指性别革命（gender revolution）而不是性革命，即主要集中于有关性别认同和性角色的问题。尽管在女权主义者们的思想意识里，对性自由的要求和反对将妇女视为男子的玩物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其更为基本的兴趣在于社会，其努力的目标是消灭性别歧视（sexism，这是从种族歧视racism一词类推出来的）。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妇女不仅是教育和职业待遇等方面的习俗歧视的牺牲品，而且也是文化歧视的受害者。文化歧视表现在带有性别歧视的语汇、个性模式、流行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形象之中（Kando，1980）。女权主义者的词汇库中最关键的术语是“选择”、“自主”和“真实”，其中心目标是“妇女在与男子真正平等的同伴关系中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就是全美妇女联合会的宗旨所在。

第22章 东方文化中的性

比牛角更硬的是女人的头发。

——日本格言

就像隐私的需要使得人们不知道别人的性生活一样，文化同样隐藏了它们的性特征。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因为其它社会表达和管理性的知识能够启发我们改进自己的经验。人类学家致力于对前文字社会进行研究，为我们的性行为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对比。但是更相关的是伟大的东方文明的性历史，它的范围和复杂性与西方文化的性历史更相似。例如，印度的宗教传统跟我们的历史一样长，其善男信女也不比我们的少。然而，不像犹太教和基督教，印度教充满了丰富的性意象。保存家庭的完整已经成为我们性道德的中心议题，所以看中国人如何安排他们的性行为是有趣的，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一心一意地维持对家庭的贡献。同样，我们知道了卖淫（这是我们文化中被轻视但必要的组成部分）如何被日本人制度化，这促进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色情艺术的繁荣。

本章的主要目的不是展示东方文化如何更好地处理了性（即使他们可能真的如此），而是要扩展我们的眼界，将更久经世故的社会面对同样基本的性需求的不同方法纳入我们的视野。

为了正确处理这个主题，我们需要分别解释一下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化里的性成分，以及每个社会的背景——一个明显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任务。为了让内容更容易控制，我们先仅限于看一些介绍性的评论，然后详细描述每个文化里的一些关键成分，即最能反映其性本质的关键元素。

22.3 日本文化中的性爱

浮世

17世纪日本的主要发展是城市商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在封建时期，商人和艺术家很被人瞧不起，地位比武士和农民都要低贱。但随着市区人口的聚集和经济的发展，商人和艺术家人数猛增，尤其是在日本首都江户（后来是东京）一带，这两类人的数量逐渐占据首位。

商人不能加入政府，但是他们不像武士那样受传统价值观的约束，也不像农民那样离不开土地。因此，尽管他们地位低卑，却能自由地利用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会聚积财富（曾经有一个商人的财富包括540座大厦、房屋及货栈）（Evans和Evans，1975）。正是这种商业阶层不断壮大成为社会主体，才使日本发生了变革，这也包括色情文学的兴旺和繁荣。

从世界视角出发，这种亚文化被称为“浮世”（ukiyo），意思是短暂的和“浮动”的世界。“浮世”与传统佛教的世界充满悲伤的观点不同，它认为人生是轻盈无虑的，充满着快乐和幸福。

“世俗”一词最准确地捕捉了浮世的意念，反映了什么是世俗生活的特性和生活中什么更时髦、更虚荣和快乐。逐渐的整个的词汇表都围绕着“浮世”而发展起来，涉及各种形式的演讲、音乐、着装和行为；浮世绘开始被用来指称描绘那个世界的艺术（Lane，1938）。

在这种语境中包含着别具一格的性态度。作为一个天生的功能和欢乐的来源，“浮世”并不把性看做是邪恶的来加以压制，也不把它看做一种精神求赎的方式，而是看重其价值本身。正是这种率直自然的性文化，使得这个岛国创造了大量举世无双的艺术杰作。然而，尽管日本不禁色情艺术，也可以毫无顾虑地沉溺于浮世之中，那个世界还是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和悲伤的情绪。因此它的目的不再是追求最大的快乐，而是在恶劣的情势下做到最好。

娱乐场所

世界上凡是有性自由和把人当做商品的地方，就会有商业观念强的人来经营妓院。尤其是江户，自从大规模商业化以来，来往市区的邻近商人和职员络绎不绝，大批外来人口的涌入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性交易也就应运而生。

江户的娱乐场所集中在著名的吉原区（Yoshiwara），它先后经历了三个世纪，直到1957年才被关闭。这个区实际上是一个“城中城”，19世纪时共有394座茶楼，153家妓院（俗称“绿屋”），3，289名高级妓女和普通妓女，另外还有许多在那里居住，从事为妓女、妓女的客户、演艺人员提供衣食和其它服务的人员。

嫖客们经过“服饰坡”（因嫖客们要在此整理衣着而得此名），走到“五十茶楼街”，买上一顶大帽子遮住脸，然后向这个醉生梦死的市区走去。大门标志着市区的入口，门上贴着对旅客的规定，包括禁止携带武器入内这类的告示。这个区的中心有条宽阔的大道，道旁坐落着许多妓院、茶楼。春天时节，盛开的樱花那短暂的美丽更衬托出这个“浮世”的虚幻气质。每逢盛大节日，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观看身着漂亮和服的名妓的精彩表演。

妓女们都住在主道旁的街道上，除非特许，否则不得随意离开。妓女分为几个等级。最上等的名妓一般不超过18人，她们姿色诱人，穿着华丽，而且多才多艺，真可谓是“色艺双全”。名妓一般接待达官贵人和富商。她们不轻易卖身，只在嫖客极为殷勤的求爱下才出卖肉体。下等妓女则须按妓院规定和茶楼女侍的安排，要拜访数次后才能发生性关系。更为普通的妓女，则身上总是背着褥垫，随时都可以提供“最佳服务”。

妓女的供给主要依靠淫媒，他们寻找每一个机会，包括自然灾害，从一些遭受贫困的家庭里买来小姑娘。这些小女孩会跟成熟的妓女学习，作为她们的仆人，在允许的条件下被训练成妓女。人们常常想知道有多少劝导和强迫才能诱导这些年轻的女孩成为妓女。要想把她们从束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必须付清她从童年开始成长过程中的所有花费；越吸引人的女人，所需的价格就越高。仅仅有少数的妓女能花钱买回自己的自由，或找到一个愿意为她赎身的求婚者。那些成年后去做妓女的包括想要减轻家里经济负担的孝顺女儿；武士阶层家庭的年轻女士，如果出现严重的行为不端（如与低层阶级的人发生不正当的恋爱），会被暂时送到这些娱乐场所接受教训。

在这样残忍的世界里生存下来的女人，对吸引和取悦男人很有经验。她们不得不提供一些与男人任何时候在家里都可以从妻子或女仆那里得到的平常的性不同的东西，所以一个妓女自然会成为一个做爱专家，一个富于机智而世故的伴侣。与一位名妓结交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优雅而世俗的小圈子。一位富商成为一名名妓的爱人，除了可以用皇室的语言进行交谈外，还能为他提供一种如同当今电影明星般的社会地位。

妓女通常有艺妓（geishas）的协助。艺妓是专业的演艺人员，用他/她们的歌声、音乐和舞蹈来使夜晚变得生动。艺妓本身并不提供性服务，事实上她们会因为在这方面不如妓女而感到特别的痛苦。同样，有时歌舞伎（kabuki，通常是男人）在同性爱方面的名声要比他们的演技更响。

吉原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顾客的阶级区别十分模糊。在严格的日本社会，这是少数的几个可以让武士、商人、艺术家或多或少自由混合的地方。也是在这种场合下萌发出的新观念和艺术创新繁荣导致了歌舞伎剧院和浮世艺术的发展。此外，这个世界的影响超出了它的界限，因为许多值得尊敬的女性身上也具备了很多妓女身上独有的魅力，她们也在尝试着追赶新的潮流和礼仪。

春宫艺术

“春宫”（Shunga）是日本人对色情绘画艺术的统称，其含义是“性图画”。色情主题的出现，远远早于“浮世”艺术，但自从“春宫”自17~19世纪发展成熟以后，它通常被当做“浮世绘”（ukiyo-e，浮世的艺术）一词的同义词。

早期的日本色情艺术大多数已经失传。最初的色情作品可能主要用于医学，因为早在公元8世纪便有法令规定，外科医生应用有插图的性知识手册进行培训。11世纪日本某男修道院院长所描绘的《男性生殖器比赛图》是最早的、非医学用途的色情作品。尽管原作现已失存，但许多早期的副本以及后人表现这一主题的创作却不断出现——帝国里最有男子气概的人聚集到宫殿里，当他们展示他们的阴茎时，原本躲在帘幕后偷看的庭院贵妇们冲出去测试男人们的性威力，直到使他们感到彻底无助为止。

这种讽刺艺术的意图是下流的，而非色情的。另一幅直率得多地表现色情主题的画卷出现于12世纪。一幅叫做柴草围墙画卷（Brushwood-fence Scroll），它讲述一位公主被她的一个武士护卫勾引。它接下来描绘了舔阴和各种性交姿势。现存最古老的画卷原件是14世纪的男童画卷（Catamit’s Scroll），它描绘的是佛教僧侣们的同性爱活动。

在早期的“浮世绘”色情画中，有一条故事线的画卷让位给另一种更加典型的春宫画模式，它由12幅与性活动无关的场景组成（每一幅都代表一年中的一个月）。春宫图的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普及。最初印刷的春宫图只是一些在平板上的黑白画，后来才不断发展到更具色情含义的彩色画。

春宫图有许多重要的特征。不管作品是多么清楚，但画中性交的男女至少还有一部分是遮住的。对日本人来说，早就习惯了公共浴室，裸露本身会限制性爱的冲击。虽然人物是裸露的，彩色衣物却提高了作品的色情度和美学吸引力。日本的剧院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

日本画中另一个技巧性的特点是采用两维空间表现手法。尽管这样做掠夺了三维视角，但它使得日本艺术家能把仅在有利位置能看到的画面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很适合在色情画中表现性器官，而传统的西方艺术所追求的写真手法则达不到此种效果。因此，日本艺术能做到既充分表现人，又充分表现其性器官。

现代的西方艺术，如毕加索的作品，也采用两维空间表现手法，用日本人的方法把普通人只能在不同的角度才能见到的景物结合到一起（如在同一侧面看到人的两只眼睛）。这种表现手法是日本艺术对19世纪现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现代艺术习惯于使用扭曲的人类形式，我们很少会在日本性爱艺术里因外观上四肢和身体部分的错位而分心。春宫图和现代艺术的作者并不关注人类身体的真实性，而是要表达从所描绘的活动中升起的某种情绪和心情。

第23章 性与法律

人民的幸福就是根本大法。

——西塞罗（Cicero），罗马共和国政治家、演说家

我们的自由应到什么程度？在人类所有的相互影响中，个人的行动自由和对他人造成的种种后果之间有一种潜在的冲突，因此，各个社会在寻求保护个人行动自由的同时，都不得不制定行为规范，尽量减少这种可能的冲突。性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尤其需要控制的领域（第21章），但是法律应该涉及哪些性行为是极富争议的。原则上，在美国社会，教会与政府是明确分离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常常深受道德原则的影响，它们往往是奠基于传统宗教信仰（第24章）之上的。一种行为——任何行为——的本身是否能成为使其被判为非法的充足理由？这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

23.1同婚姻和生育有关的法律

对生育的法律规定

家庭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调整人类生育机能具有社会意义。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因为任何对青年一代的幸福漠不关心的社会，想要长期生存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通过道德说教以外，还通过法律调整能够产生生育结果的行为。这里考虑其中四种行为：避孕、绝育、堕胎以及代孕母亲。

避孕

西方文化的道德传统，就其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是反对限制生育的。只是从19世纪以来，控制家庭规模的观点才为多数人所接受（Noonan，1967）。1873年美国国会作出规定，传播避孕知识是非法行为，从那时起避孕受到限制。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从法律上限制已婚夫妇使用或谈论避孕方法不符合宪法精神。在格列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Griswold v. Connecticut，381，U. S. 479，1965）一案中，法院作出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判决，其根据是这些法律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由于当时只有康涅狄格州禁止向已婚夫妇传播避孕知识，所以这个判决的重要意义看起来主要是学理上的。但事实证明，这个判决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深远影响。这个问题在有关堕胎的章节里要谈到。

1972年以前，各州可以禁止未婚者得到避孕器具。这一年，最高法院根据相同的理由（即避孕是个人隐私问题，各州侵犯个人隐私权不符合宪法），把“婚姻隐私地带”扩大到了未婚者领域（Eisenstadt v. Baird，405 U. S. 438，1972）。

绝育

像其它避孕方式一样，自愿绝育是法律所不予限制的，并且是年龄在30岁以上者最常使用的节育方式（第7章）。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或者所处环境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例如当事人精神不健全，或者是性侵犯者，法律则坚持对绝育的关注。

以防止残废人基因遗传为理由，有选择地对智障人士做绝育手术则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也不能期待严重生理缺陷者胜任做父母的职责。1927年，最高法院确认了一条成文法，按照这条法律，经州精神病院院长同意，可以对住院的精神病人做绝育手术（Buck v. Bell，274 U. S. 200，1927）。可是，亚拉巴马州蒙特马利的两名分别12岁和14岁少女，通过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个节育计划做了绝育手术。据称，手术既没有征得本人同意，也没有征得其父母同意（Relf v. Weinberger，372 F. Supp. 1196，D. D. C.，1974）。这件事引起了强烈反响。现在，联邦政府作出规定，要求各州制定征得有关方面同意的标准，包括从予以同意到进行手术之间30天的等待期。禁止使用联邦政府专款为年龄不满21岁、被拘留者、住院的智障病人、在生产或堕胎时才征得同意的妇女做绝育手术，但仅适用于使用联邦政府专款时。

现在有10个州*准许对智障病人做强制性绝育手术。虽然各州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同（例如，有些法院承认父母有同意医院对其低能子女做绝育手术的权利，有些则不），总的趋势是，只有经法庭审理，通过法定程序才能对智障病人做绝育手术。加利福尼亚州一律禁止未成年人绝育。精神病人只有成年后，其父母或其它法定监护人才能够在征得法院同意后对其做绝育手术。

堕胎

堕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恰如它激起的复杂情感那样。正如伦理活动家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han）（1970）说的那样：“堕胎是个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法律互不协调，道德观念变化不断，医学和精神病学一片混乱，以及个人遭受痛苦，堕胎是万恶之源。如果说一些人自以为称心如意，那么整个世界和大多数社群则并非如此。”

1970年以前，如果乱伦、强奸行为导致妇女怀孕，或者怀孕有害母亲的身心健康时，有些州是准许堕胎的。由于法律（特别是对妇女身心健康的规定）模糊不清，因此很多妇女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怀孕，都可以合法地堕胎。

法院的判决从格列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开始，最后扩大了隐私权范围，“包括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怀孕” 。结果在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一案中，以5票对2票作出宣判，所有禁止或限制怀孕3个月以内的妇女堕胎的法律均不符合宪法（Roe v. Wade，410 U. S. 113，1973）。各州禁止怀孕4~6个月的妇女堕胎的干预受到限制，但可以决定是否禁止怀孕7~9个月的妇女堕胎。1976年，法院进一步裁决：妇女是否决定终止怀孕不受其丈夫或父母的影响。如果当事人未成年，必须达到一定年龄或足够“成熟”才能够有同意的权利（Planned Parenthood v. Danforth，428 U. S. 52，1976）。

合法享有堕胎自由与能够堕胎不同。一个妇女没有钱堕胎，就必须依靠收费较少的医疗所或财政资助，依靠热情帮忙的医生护士（如果为妇女堕胎违反他们的道德原则，法律不得强迫他们做手术）。各个州可以禁止公共医疗设施为妇女堕胎，可以拒绝接受用于堕胎的公共资助，因此，穷人面临的问题显然更为困难。各州还可以在为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做堕胎手术时通知其父母（不是征得同意）。

公共资金的项目常因失去联邦或州的支持而受挫，这剥夺了一些受这些项目资助的人的所得。例如，里根政府甚至计划（自1988年3月3日起）禁止所有联邦资助的计划生育诊所向4000个诊所里的430万名顾客提及堕胎；但一位法官发现这种限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法律对行为的作用可以从堕胎人数中得到明显的证明。1973年立法以后，合法堕胎从744，600人次上升到1979年的150万人次。青少年堕胎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每年达到40万人次。这个时期的妇女怀孕总数中（不包括流产和死胎），堕胎的比重从19%上升到30%。

那些反对堕胎的人想尽办法，四处活动。一种办法是削减联邦基金费用；另一种办法是说服国会通过一项议案，把第14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未出生人口，并对“未出生人口”进行解释，把妇女受孕后处于任何生物发展阶段的未出生子女都包括进去。可以想象，这将允许各州通过立法把堕胎视做谋杀。1987年，旨在实现这条法规的努力失败了。国会中堕胎的反对者尝试了两种策略：第一，由犹他州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发起的一个宪法修正案，试图赋予联邦和州政府禁止堕胎的权力；第二，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提出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宣称生命始于受精那一刻，这将使堕胎变成谋杀的一种方式，并迫使最高法院重审它过去的决议。还有一种更加雄心勃勃的办法是召开制宪会议，酝酿一个宪法修正案，宣布堕胎为非法行为。如果有18个州，再加上16个早已付诸行动的州，一起向国会提议，那么就势必要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这样的宪法修正案，这在目前还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如果最高法院大多数法官改变初衷，也能取得同样结果，同样，这在现在也不可能做到。

与此同时，各个派别情绪饱满，不遗余力地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考虑方式各有不同，有深思熟虑的讨论，有充满激情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派别有选择优先派（赞成堕胎），也有生命优先派（反对堕胎）。专题23-2考虑的一些问题并未能概括双方所有的观点，但可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很多狂热的生命优先派（即认为胎儿是具有生命的人）失去了理智，并采用暴力的方式，例如炸毁做堕胎手术的诊所。

代孕母亲

在第6章中，我们看到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可以寻求一个代孕母亲（surrogate mother），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在孩子出生后，将其交给其生父和他的妻子。

超过500个孩子由代孕母亲生出，然后转交给他们的父母，父母会给代孕母亲酬劳。现在有一个全国代孕母亲协会，专门为不能生育的夫妇及其潜在代孕母亲配对的律师正在进行这项生机勃勃的工作（Fleming，1987）；但是目前这种行为的法律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在1987年的时候，还没有哪个州为规范代孕母亲的行为而制定法律，尽管一打左右的州都考虑到这个问题。一些这类的提案会规范代孕母亲的程序；有些则试图禁止这种行为。在现行法律下，在大约一半的州，给某人付钱以领养她的孩子是非法的，这成为代孕母亲契约的一个障碍。密歇根州高等法院已经对密歇根州法律做出解释，认为该州的法律禁止代孕母亲的行为；新泽西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在著名的M婴儿案件中宣布代孕母亲的合约无效，这成了全国性的先例。这个里程碑似的案例表明了代孕母亲行为的困境。

玛丽·贝丝·怀特海（Mary Beth Whiehead）是一位29岁、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妇女，她和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达成合约，做他们的代孕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位41岁的儿科医生，她不是不能生育，但是担心怀孕可能会使她身体的多种硬化症恶化。

怀特海夫人同意用斯特恩先生的精子对她进行人工授精，并在婴儿出生后将其交还给斯特恩夫妇，相应地，后者要付给怀特海夫人10，000美元。然而，当女婴在1986年3月27日出生后，怀特海夫人在感情上被女婴征服了。她先是将女婴交给那对夫妇，但拒绝接受那笔钱，后来又要求要回女婴。当斯特恩夫妇拒绝她的时候，她以自杀相威胁。斯特恩夫妇起了恻隐之心，同意让她和女婴团聚一个星期，但是怀特海夫妇带着婴儿（斯特恩夫妇给她起名叫Melissa Elizabeth，而怀特海夫人叫她Sara Elizabeth）飞到佛罗里达，但最后她们还是在那里被找到。

在旷日持久的官司之后，法官支持了斯特恩夫妇，认为这对领养父母和代孕母亲之间的合约有效，并且考虑了“孩子的最大利益”——一个模糊的但公认的指导领养案件裁决的原则（Barron，1986）。在上诉中，新泽西州高等法院推翻了这个决议，他们基于这样的观念：付钱给一个妇女来让她帮忙生孩子这样的合约相当于买卖婴儿。裁决支持斯特恩先生和他的妻子拥有对这个婴儿的监护权，但拒绝了斯特恩夫人领养孩子，而是把母亲的权利留给了怀特海夫人。这个案件在法学家、立法者、伦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每一位相关人士中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代孕母亲问题产生了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位妇女有权利自由和自愿地使用她的身体——“出租”她的子宫或者“出卖”她的卵子；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对能在市场上交易的物品作出了一些限制：婴儿是不能出卖的。孩子的生母只要自己愿意，就有权利保留她的孩子；但是孩子的生父怎么办？难道他没有份？他仅仅是“精子先生”吗（怀特海夫人就是这么称呼斯特恩先生的）？那个领养的母亲怎么办，如果她先前已经得到承诺会拥有一个孩子的话？婴儿自己的利益更难以衡量了。正如一位反对代孕母亲行为的批评家写道：“婴儿被毁掉的生活怎么办？”（Gould，1987）

当亲戚之间，例如姐妹间，为对方怀上孩子的时候，家庭的状态就更混乱了。在南非，一位48岁的祖母用她女婿的精子人工授精而怀孕，并最终为她的女儿怀上了三胞胎（Battersby，1987）。这些孩子的母亲实际上是他们的姐姐。这种做法导致的始料未及的后果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天主教会以及其它一些组织就对新的生殖技术和实践表达了慎重的异议（第24章）。

第24章 性与道德

甚至对那些已摆脱具有限制性的行为准则的人来说，性关系中的罪恶经验并没有消失。

——詹姆斯·M·古斯塔夫森（James M. Gustafson），美国基督教伦理思想家

有关道德的题目可能听起来会让你觉得乏味，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远离它的真理。本书的每一章可能都有会引起你强烈反应的内容——认为其或好或坏，或对或错。你可能已经将你自己的选择、经历和希望，与我们所研究的所有人类的可能性进行了对比权衡。如果这样，你的道德意识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人们倾向于把性道德看做是一系列“你不许怎样”的说教。确实，一些道德准则已经被滥用去压抑性行为，但是它们也有助于保持性关系的公平、诚实和坚定。无论对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社会来说，行为准则都保护着我们的自由和独立。如果某些道德法规经常性地被打破，那么这可能意味着它们已经失效——或者这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更强的责任感。

道德（morality）和伦理（ethics）分别是从拉丁文“习惯”（mores）和希腊文“习俗”（ethos）中得来的。它们代表了判断个人行为和性格的对与错、善与恶的社会标准。道德就是“我们人类本质和经验的一个方面，这种本质和经验以个人品行、社会和文化的形式，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而控制我们的自然冲动，指导并调节我们的行为和关系”（Gustafson，1981，p. 484）。

责任是所有道德判断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建立在自由意志（free will）的概念之上的。如果我们的行动是自愿的，那么我们只能对我们所能控制的行为负道德责任。如果我们考虑行为的社会与生物决定因素，像自由意志这一类概念就显得格外错综复杂。这些影响几乎不给人们以自主性，但是在讨论任何有关性道德的问题时，我们仍然面临选择的问题。

不论好坏，道德方面的考虑都被认为是我们的社会和法律结构中的一部分。

24.2保守主义道德观

那些坚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赞成传统的道德信条，他们竭力“保护”在过去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道德观。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保守主义观点的代表是以天主教会和福音新教徒为首的各种正统性价值的捍卫者。然而，性保守主义未必一定是宗教的或维护传统观点的。

保守主义者是专制主义绝对论者（absolutist）。它预先为人们规定了行为准则。某些性行为被视为是正确的，其余的则全是错误的；个人无权怀疑构成道德判断的基础的正确性。这种专制主义的方式依赖于颁布指导行为的特别规则。因此，保守主义倾向于法制主义。这种道德观体系完善，它们对性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保守主义道德观一般限制性行为的范围。其特征是，认为婚姻关系中的异性性交是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有人会指出，保守主义的道德原则并非是限制性的，恰恰相反，它是自由的，因为它们通过预防非道德性行为的放荡，来允许充分表现性能量。为了更好地理解保守主义道德观对行为的适用性，我们把眼光主要放在天主教教义上，天主教会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并且声称对这个问题有清晰恒定的看法。

目前，天主教会对性的最有权威的论述是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Ⅵ）在1968年发布的通谕《论人生》（Humanae Vitae）（专题24-1）。罗马教皇的通谕（encyclical）是对天主教会的教主和信徒讲演某一个特别问题的一种教皇信札。罗马教皇的各种通谕是牧师的工具，但并不是正式论辩的神学文件。然而，它们在正式的传教中却具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保罗六世主要讲的是避孕问题，但是也论述了所有性行为的基本道德标准。性是“极乐”的源泉，但结婚只不过是“诚实善良的”性经验的合法化。婚内性活动起了两种关键的作用——生育（procreative）和结合（unitive）。生育的方面涉及怀孕和抚养孩子；结合的作用包含了所有以“相互真诚的爱情”为基础的丈夫与妻子间的结合，及志愿为人父母的崇高责任。这是上帝规定的一种“婚姻所固有的结合与生育的重要的不可分离的连接点，而且丈夫不可以主动打破这种连接点”。性在这两方面的联结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存在于每一个性交行为之中，这种性交行为“必须保留生养人类后代的自然潜在力”（《论人生》，1972）。

依照这种道德观点，避孕的所有企图和非生育性行为的任何形式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没有达到生育的目的。但是在婚姻关系中，并不排除所有缺乏再生育潜在力的性交活动。例如，对于丧失生育能力的男男女女（其原因并不是他们造成的）来说，他们的性交活动完全是合法的。这同样也适用于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处于月经“安全期”的妇女。所以，道德禁止并不是针对没有生育潜在力的每次性交活动，而是针对那些故意干扰生育过程的“人工”方法，这种控制生育的人工方法包括所有非“自然”方法，即像根据妇女经期推算的避孕法这种“自然”避孕法以外的所有其它避孕法。

在后来的陈述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重申了教会有关控制生育的教义。而且，在最近一项有关教义的陈述中，罗马教廷把对那些使用人工方法进行避孕的禁令，延伸到对某些新的生育技术的禁止，比如体外授精和代孕母亲等（Ratzinger和Bovone，1987）*。

使用结合标准会消除所有婚外的异性性交形式，因为前者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提供了合适的范围和生育的后果。因此婚前的和私通的所有性行为在道德上是不被接受的，就像手淫、同性爱活动，以及其它的性行为那样。在1986年送给天主教会主教的一份文件中，罗马教廷重申了它的观点：同性爱行为是一种罪孽，同性爱是一种“客观的错乱”。它的指导思想暗示着牧师鼓励同性爱的天主教徒去领基督教的圣餐，并且要求在他们感到同性爱的强烈欲望时，保持禁欲状态。

除了禁止堕胎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避孕外，性道德绝不仅仅是天主教独有的观点。福音派新教会和其它宗教的正统势力也基本都持有这个观点。比如，在1988年南方施洗约翰教会的全国性大会上，有35,600名会议代表（代表1470万教众）宣布“（尽管）上帝爱着同性爱者并给予他们以拯救，但是同性爱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上帝的眼中，它是一种可憎的事物”（《旧金山纪事报》，1988年6月17日，A6版）。

保守性道德观点的拥护者对所有特殊的问题都不同意。这样，堕胎遭到了天主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的猛烈反对，但在犹太教中是被允许的。

24.3自由主义道德观

自由主义性道德是绝大部分新教徒和犹太教徒、自由主义天主教徒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的世俗道德信仰的主流观点（专题23-2）。

刻画自由主义观点的特征要比刻画保守主义观点的特征困难得多，因为它们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为它辩护的罗马教皇通谕。由于它是夹在保守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之间的，所以它同这两者发生重叠；它所容纳的选择范围，要比这两者中任何一个都要广。

在保守主义的限度内，自由主义观点依靠如同《圣经》或教会的权威性传统资料，但是它对这些资料的解释却是比较自由的，即继续以事先确定的规则判断行为，但这些规则不严厉。在自由主义限度内，它更多地依靠个人判断以确定某个具体性行为的道德。由于个人选择的运用要依靠行为发生的情景或者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个观点被普遍地称为境遇伦理。因为保守主义立场是传统的立场，所以自由主义选择被认为是现代的；因而有了象征情景道德的同义词——新道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信徒完全贬低或否认保守主义者坚持的传统。

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为自由主义性道德提供了一个更为极端的维度。就像其它领域对传统社会价值的拒绝一样，他们采用了“人文主义”（humanistic）这个词来宣称在对另类生活方式和道德取向作出选择时，人本身具有首要地位。

人文主义性观点有其自身的宗教和世俗元素。极端新教徒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脱离教会）在性解放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专题23-3中，一位信仰一位论（Unitarian）的牧师和性学家大体表达了这种观点。尽管如此，这种人文主义观点是极端世俗的，其拥趸也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以及那些性表现与传统道德相违背的人群（比如同性爱者）当中。

这种观点也是人类性学研究者当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然而在这种宽容的风气中，当人们将道德问题应用到工作和个人生活当中去时，也存在着水平的差异。

用行为的术语来考虑，婚内性行为作为最理想的性经验重新出现在自由主义基督教观点之中，但是这次没有那么多的限制；生育继续受到高度重视，可是没有了避孕的障碍；性仍然与爱情相结合，但是性快乐也被视为好的事情而加以接受，夫妇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合理的方法来达到快乐的目的。

手淫对青年人来说是可接受的，但是对成年人来说，除非手淫在性交时被用做不可避免的替代物，否则就是有争议的。婚前性行为被谨慎地予以宽恕；婚外性关系不可信。简而言之，非婚姻关系可以被认为是道德的，但是伦理信条对他们不利。

对同性爱者一般多采取包容的态度。有些主流的新教教会接受同性爱，因为同性爱的很多决定因素是人们难以控制的。纽约新教圣公会的主教保罗·摩尔（Paul Moore）1977年任命了艾伦·巴莱特（Ellen Barrett），一位公开的女同性爱者为牧师，他说：“同性爱是一种人自己不可选择的情况；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Berger，1987）各种基督教组织（罗马天主教徒的“尊严”组织，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徒的“正直”组织）为他们的同性爱成员提供了支持群体（Tivan，1987）。

更激进的人文主义派系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更加毫不掩饰地接受所有类型的性行为，只要它对另一方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手淫不仅是可以宽恕的，而且是被鼓励的。婚前性行为是被接受的。在很多情况下，婚外性行为也是被接受的。同性爱被给予了和异性爱同等的对待。强制性的性反常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性的强迫和利用则受到谴责。性意愿的多样化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但是对性方面比较主动的偏爱要胜过不太主动的情况；处女不是一种贞操；节欲不需要道德庆祝。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宗教观之间的区别是教义的标准要高于适用于行为的标准：保守主义教士在与教区居民交往时要比他们的神学教师的传教更灵活，而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要比他们的言论更保守。保守主义绝对论者变通规则，而自由主义相对论者弥补规则，以修正每种制度中不太可行的方面。

（此电子书略）

（此电子书略）

出版后记：重现经典

作者：[美]贺兰特·A·凯查杜瑞安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重现经典

1968年，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和生物学教授贺兰特·凯查杜瑞安博士开设了人类性学方面首批大学课程中的一门，成为美国大学性教育的先声。此时距离以开展学校性教育为宗旨的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咨询中心（SIECUS）成立仅四年。又一个四年后，1972年，在其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人类性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Human Sexuality）一书问世，彼时，关于人类性行为的现代课程刚刚起步，性学教材奇缺，该书很快便以清晰的逻辑结构、循循善诱的说理方式而成为全美大学性学课程的标准教材，在17年的时间里四次修订（1975、1980、1985、1989），并被翻译成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汉语，其影响力跨越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边界而遍及世界各地。多少年来，随着性教育的普及，性学课程教材领域也相应地日渐繁荣，然而谁都无法取代《人类性学基础》的地位。诚如国外一些评论家所言：

虽然我们难于统计，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人类性学基础》到底丰富了多少人的性爱生活，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今天性学研究领域的所有人员中，没有一位是没读过《人类性学基础》的。

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经理（1982~1997）、原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大卫·韩伯哥在为第4版所作的序中认为，其“所知道的关于人类性学的书籍中，没有第二本书——无论在清晰程度、说服力和材料的翔实可靠诸方面能够与这部教科书相媲美”。

中国读书界对这部经典著作也不陌生。李银河教授在其主编的《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中称本书为“性教育领域的一部经典入门书”，而早在1989年，农村读物出版社便以内部发行的形式推出了本书的第4版。当时的知识环境远没有现在宽松，据当时担任本书审校的协和医院副院长郎景和教授回忆，本书编辑人员曾为本书的尺度问题“数次出入中南海”，以至于该版的34位年轻译者在译后记中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企盼我们的民族——起码在性的问题上——会成为一个真正理智的民族。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翻译《人类性学基础》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的磨难，都将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性学的科研教学环境早已今非昔比，性学相关书籍对中国读者来说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潘光旦先生译注的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到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热议话题的《金赛性学报告》（明天出版社，1993）、《海蒂性学报告》（海南出版社，2002）；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ik）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到引入国门的国外流行的大学教材《我们的性》（Our Sexuality）（华夏出版社，2003）、《性与生活》（Human Sexuality in a World of Diversity）（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林林总总，不可谓不多。但是迄今为止，似乎很难找到一部作品，它能兼具科学、客观的严肃学术性和优雅、深厚的人文可读性，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都从中受惠，无论是对个人的发展还是对家庭的维系都获益匪浅，直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现了贺兰特·凯查杜瑞安的这部《人类性学基础》（本次中译本定名《性学观止》）。

《性学观止》的特点需要与常见的几类性学书相比较才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可以将目前市面上关于性学的书大体分成三类：第一类，以《金赛性学报告》《海蒂性学报告》为代表，它们基于大规模的调查之上，常常有大量受访者的个性化、感性化、口语化的描述，要说明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婚姻、家庭、两性关系（情感关系、性关系）这样比较的技术层面上，偏实用；

第二类，以《世界性文化图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中国方术概观》（房中卷）（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为代表，这类书通常局限于某个文化或宗教中的性观念、性技巧以及对性的表现，神秘而引人入胜，但难脱他者文化和猎奇心理的窠臼，不具备普适性，也很难具备现代语境意义上的科学性；

第三类，以上面提到的《我们的性》、《性与生活》为代表，这类书的用途和结构都与本书非常相似，都在国外充当大学性学课程教材，讲的内容也非常相似，都是从两性的性解剖学、性生理学讲起，贯穿性学的各个方面，如性健康、性传播疾病、怀孕和流产、避孕和堕胎、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的性表现，从一个人的性（性幻想、性梦、手淫）到两个人的性（性游戏、性交动作、婚姻、家庭），从同性爱、异性爱到性变态、性功能障碍及其治疗，从商业性的性行为（卖淫、色情品、性产品、以性为主题的广告）到性的侵犯（性骚扰、强奸），截止到现在，《性学观止》和上述这类书似乎还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只有到了本书最后一部分，即第六部分，这部《性学观止》最震撼人心之处方才显露出来：作者拿出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以五个辉煌的篇章，洋洋二十万言，从历史、文化、法律、道德诸方面来探讨性在人类历史上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作者专门为本次中译本添加的一章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章节，“东方文化中的性”，因此我们将本版定为插图第6版）。

正是这种带着深刻的人文情怀的科学探究，使得本书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性学观止》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性，一个非常私密、非常脆弱的主题，一个多少年来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讳莫如深的话题，一个曾经被深深地误解，又被过分地利用的主题，而且表现在书中倡导的对性的态度——宽容，理解，不仇视，不利用。更重要的是，在本书中，性是被当成一个文化现象、一个历史现象来看的，它与人类历史同时进行，它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在不同的社会里激起了不同的社会问题——文化的历史的深度，科学的理性的考察，这就是《性学观止》最大的特色。

而且这种深度不仅体现在最后一部分，而是贯穿于全书当中：全书近九十个专题，跨文化研究成果俯拾皆是，很多都是一些我们不了解，甚至看了会瞠目结舌的现象，比如原始社会的一些部落会视女孩子的月经初潮为打猎能满载而归的象征，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是不洁的象征；有的文化允许手淫，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而有些则会为了少男少女手淫而惩罚他们，至于惩罚的手段则令人忍俊不禁。

视野纵贯今昔，横跨寰宇，论证客观克制，有理有据，方法论涉及考古学、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其用力之深、涵盖范围之广，在当代同类作品中无人出其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1989年出版了第5版之后便停止了修订，因为性学从这本书这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观止”了。

凯查杜瑞安教授在本书前言中尝叹：“一本书的出版几乎和它的写作一样艰难。”这话也同样也可用来描述本次中文版两年间走过的道路。本次中文插图第6版，我们大量参考了1989年的中译本。但是与当年引进翻译的第4版相比，本次引进的第5版诚如作者所言，“所有的章节都已重写，因此对以前版本的改变不止是一次普通的修订那么简单”。这也使我们的编辑过程从一开始就必须格外的细心、谨慎、警觉，不放过哪怕一个不起眼的数据的变更，一个单词的添减；从逐字逐句的几番核对译文，到术语的统一和文字表达的斟酌，从图片的搜集整理，到版式的琢磨调整，本书的出版动用了“大学堂”编辑部的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同时我们还请到了1989年中译本的两位审校，协和医院名医郎景和大夫和人民卫生出版社资深老编辑赵伯仁老师再次为本次中译本担任审校。两位老师的辛勤劳作再怎么夸张都不过分，我们唯有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江晓原教授对本书十分推崇，并欣然为本版作序推荐，在此我们亦深表谢意。

本书的出版也有赖于译者们的付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胡颖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史专业史如松博士和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硕士陈海敏女士的工作保证了本书的质量，谨此致谢。同时，对于我们曾大量参考其译文的1989年中译本的“34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我们也在此就其精湛的译文和高尚的敬业精神向他们表达极大的尊敬和敬意，并请诸位译者如见本书，尽快联系我们，以方便我们表示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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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