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言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帝王的“封神”怪癖

来自古代的超能力

不懂规矩，不能成好马

庭院深深深几许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

天子门生的得与失

门客列传

少年得志与老年得志

京官的生财之道

百用全才是书生

钱谦益和柳如是的风月韵事

文曲星的家族史

曾国潘和刺马案

三白饭与三毛饭

权力史中的倒影

沐猴而冠的政治游戏

当“进化论”沦为统治工具

当“孝道”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再谈官本位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一）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二）

古代法制演变

神经过敏的掌权者

农民起义者的国家意识

还原历史的价值

正史的外表，野史的的里子

万民伞“庇护”下的父母官

鬼界的人间镜像

送礼“哲学”

观棋必语真君子

世说新语浮世绘

鸡同鸭讲的巴别塔困境

兽性与人性百相

我所知道的对牛弹琴

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考证

“祖宗”去哪儿

造假派大师的名利场

今之名片，古之“明骗”

东北的“人性化”演变

也谈大城市户口限制

后殖民时代的东方明珠

梅兰芳的戏骨

叶问如镜，照亮族魂

常谈常新话赤壁

“性”的遮羞布

进化论视野下的代际对立

激情燃烧的禁令

择偶方式大起底

今昔婚姻自由论

放养、圈养，孩子教育的困境

谣谚里的北大荒

朝堂下的人·事·情

难得糊涂才是福

读书最快的人

我的完人朋友

老板式文人

朋友圈，圈朋友

性情中人的直脾气

海归文人的世情

侠骨柔情汉

大隐隐于市的文人

“漂来”的学问

环保疯子——汪永晨

电视精灵——李蕾

桀骜不驯的韩寒

肚里有货，落纸有墨

我与命题作文

求知若渴的年代

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与《读书》

序 言

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

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得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

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

见过这样的教授，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觉得身价高了不少。但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

张　鸣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儿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帝王的“封神”怪癖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得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娄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儿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儿就玩儿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儿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至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儿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这一政策在国内实行起来也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纵然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灾、旱灾、蝗灾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

王莽在历史上，虽然穿过龙袍，坐过大位，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因为一辈子没过完，就连帝位带脑袋都丢了。

来自古代的超能力

神比人大，比人牛，古今中外皆然，但凡叫个神，似乎都有福人祸人的能力。但是在中国，人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有点儿糊涂，说不清到底谁厉害。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奉行老规矩，“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神职人员可以不敬帝王。但是，过不了多久，规矩就变成了沙门必敬王者，不仅对王者要敬，连王者委任的官员都要敬，地方官上香，住持必定亲陪，还时不时地要给官员做一场升官道场。沙门比官员牛的好时光，仅仅在元朝有那么一段，西来喇嘛，可以横着走，连一般的朝廷命官都敢欺负，不过这也是因为上面有皇帝（大可汗）宠着的缘故。

不过，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固然要对权力低头，其神佛体系，还是自己做主，顶多给某个特别喜欢礼佛的君主，送上顶某某菩萨的高帽子，其他的天王菩萨，再到西天诸佛，都还是佛祖西来意。可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比较不一样，不唯道士们从来没想过不敬王者这回事，而且连自家的神仙，都得劳驾皇帝连同大官来帮忙制造命名，如果哪位神仙没有得到过皇帝敕封，神气与仙气都会大打折扣。

尽管佛教、道教的创始，都不一定有礼敬权力的意思，人间的荣华富贵，也未必入了两教的法眼，但是，一个宗教若要光大，不取得世俗权力的认可（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再高妙的宗教，终归要沾染俗气。刻薄地说，佛道之间两千年的争斗，大抵是两教比着谄媚皇帝的过程，这期间，佛教的人间俗气大约比道教要少几分，因此有过三武法难，皇帝灭佛。刻板的儒者，有时也加入进来毁僧谤道，以毁僧为主，形成三家混战局面。不过，到了后来，明白人开始强调三教合一，搅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僧道间的敌意才逐渐消失。民国时候大户人家做道场，一队和尚，一队藏传佛教僧人，一队道士，一队尼姑，多声部念经大合奏，乡村的庙宇，也多半佛道合一，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合署办公。

分也好，合也罢，宗教在中国，服从皇权的格局是定下来了。尽管不乏笃信宗教的皇帝，但大体上，皇帝对于宗教，无非是用做工具。说宗教是鸦片，从工具这个角度，没什么错。不过，鸦片能够麻醉人，多半在于人自身有弱点，而且克服起来很难。皇帝也是人，无论头脑多么清醒，做彻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一边用，一边自家也将信将疑，如果和尚道士不失时机地送上几顶高帽子，做皇帝的，被自己的工具忽悠了，也未可知也。

道士自创教以来，按道理说，最受宠的朝代，应该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不管这“李”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真的里面掺了点儿假，反正唐朝的皇帝自我感觉，是李耳的后人，于是唐朝的李家，跟道教遥奉的始祖，有了直接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道教在唐朝，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尊贵，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处在佛教的下风，道教真正得意的年代，是后来的宋朝。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道教就开始得势，到了宋徽宗当家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宋徽宗是个风流皇帝，有艺术家的气质，字写得漂亮，画也画得漂亮，坊间还传说他跟名妓李师师以及词家周邦彦大闹三角恋爱，有很多风流韵事。这个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喜欢的事，除了艺术和女人，就是跟道士腻腻乎乎。

能讨皇帝或者其他大人物喜欢的和尚、道士，大抵有两下子，不是会点儿幻术，就是有点儿口才，再不就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宋徽宗喜欢时间最长的道士，是林灵素。此道口才极佳，在宫中讲道，可以把深奥的道家经典，高度通俗化，引入俚语笑话，甚至黄段子，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让听讲的人笑个不停，至于经上的内容，反倒不甚了了。史书上讲，林灵素还擅长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会魔术，只要有人配合，可以把东西变没了，再变回来，让大家惊叹不已。

如果仅仅是说书说得好，戏法变得巧，不过是东京汴梁瓦舍里一艺人，在皇帝面前，就算得宠，也只是东方朔一样的俳优，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林灵素得意大了，最得意的时候，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出门前呼后拥，敢跟诸王争道。我们可以说，在他身上有件道教的外衣，无论说黄段子还是民间故事，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东方朔比不了。但仔细考证起来，林灵素最拿手也最灵验的高招，其实很平常也很古老，就是拍马屁，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借着神仙的名义拍马屁，送高帽子换取功名利禄。

一出场，林灵素就说他可以通神见鬼，能知天界之事，说宋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下凡，于是圣颜大乐。林灵素不仅拍皇帝，凡是皇帝周围得宠之人，也一律奉上仙界高帽一顶（库存较多），皇帝的宠妃刘贵妃，是九华玉真仙女转世，权臣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连没了命根子的宦官童贯，也有一顶。如此这般地拍起来，林灵素就变成了人上人，大半仙之体，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走在路上，见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也不避让。整个朝廷，神烟仙气，或者乌烟瘴气，正事没人做，自皇帝以下，整日见神见鬼，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直到金兵打上门来，围困京师，众人依旧未醒，本来汴梁城池高大坚固，远道而来的金兵缺乏攻城之具，一时半会儿还攻不进来。可是，来了一个名叫郭京的妖人，说是精通六甲之术，练一批六甲之兵，可以将金兵打退。守城之将，居然深信不疑，一任他披发作法，装神弄鬼，打开城门，遣六甲神兵出城杀敌，结果金甲兵不中用，撞上金兵就哗啦了，反被金兵乘机杀进城来，破了城，一股脑儿，将宋徽宗父子并皇族和嫔妃、宫女以及北宋积累多年的财宝掠走，北宋就此亡了。

有权有钱者，但凡到了不自信的时候，跟神就近，殷勤，把本该自己办的事情，托给神或者假托神的人来办，一边侥幸，一边投机，人与神都越了界，人的国有了麻烦，神的国也一样麻烦。

不懂规矩，不能成好马

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用的马。这样的马，现在的欧洲国家还有，比如法国每逢国庆阅兵，就会看到高大威猛的骑兵骑着同样高大威猛的马，在队列里行进。中国古代，每个朝廷都有仪仗用的马。以唐朝为例，皇家用马，分为三厩，祥麟、凤苑和飞龙，所谓麟、凤、龙三厩。当然，厩里面既非麟凤，也不是龙，都是上好的马。这些马的模样，我们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和诸多以马为题材的唐三彩上可以一窥风采。那时候，轿子已经发明了，即所谓的步辇，但舒适程度还不够高，阎立本的《步辇图》里的步辇，比现在的滑竿还简陋，加上唐朝的皇帝，有胡人血统，对骑马不仅不打怵，而且有爱好。所以，立仗马的用途，理论上首先是给皇帝拉车，或者骑乘之用，但是皇帝只有一个，天天出行，能骑几匹？所以，这些马大多用在了给皇帝出行或者庆典的时候做仪仗，一队白，一队黑，一队红，再加上装饰、铠甲、威武的骑手，好看煞人。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马，还可以做马戏性质的表演，比如跳舞，类似于今天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项目。那年月如果有奥运会，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马术项目上无所作为。

有资格做立仗马，绝非高大威猛、出身好（品种优良）就可以胜任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不仅绝对不能尥蹶子，而且不能随便嘶鸣。恰是这一点，立仗马跟唐朝的政局，就有了那么点儿关系。

唐明皇是一个过于有色彩的皇帝，不仅因为此老跟杨贵妃之间的风流韵事，让后世文人渲染成帝王的爱情，也不是因为此老雅好舞乐，亲自操鼓奏乐，留下了梨园佳话也被尊为梨园鼻祖，而是同为一个皇帝，前半截励精图治，后半截荒怠朝政，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就落在此老手里。当然，这么有规模的大唐，由盛转衰，纵然是皇帝，一个人是办不来的，他还有帮手，排第一号的，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在历史上有地位，不仅提供了一个奸相的样本，而且为我们的成语词典，增添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过，李林甫最著名的一句话，被载入史册的话，是跟立仗马有关的。

敢说话，是唐朝某些官员的风气，言官御史则更是如此，前面有魏徵的榜样在那里，谁不乐意做皇帝的“人镜”，博得历史上的声名呢？敢说话，就意味着批评。人之患，在于爱听吉祥话，批评的人多了，当政的人，就比较难受，宰相难受，皇帝也不舒服。但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么多年形成传统，不爱听，也得忍着。到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的他，发现这个沉湎于爱情和舞乐的皇帝，实心实意地希望耳根子清静了。自打很能干、也很爱提意见的张九龄被赶出相府，贬到外面做刺史之后，皇帝就愈发不耐烦听意见了。

因此，善于替皇帝排忧解难的李林甫，就招来了御史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是明君在上，群臣当谨听圣旨，不必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食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在朝堂上为臣，谁不知道立仗马呢？三品食料，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官家养马，食料的品级不同，那么皇帝的御马，理应食头品食料，不会是三品，另一个可能，是按三品官待遇供给。唐朝官员品级不像后面的朝代那么滥，一般宰相，也不过三品而已，这么说来，立仗马就等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这样的高级别待遇，因为忍不住胡乱叫了一声，就被罚下去拉车，实在代价过于沉重。言官御史也是人，都会理性判断，自然知趣。其实不知趣也没辙，因为从此以后，关于言官说话，制度变了。每个御史发现问题，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得关白上级，即向上司汇报，先报告给御史中丞，然后御史中丞再报告给最高主管御史大夫，最后还得请示宰相，才能决定这话该说不该说。

我们知道，在古代，御史是监察官，专门监督干部的，在特别开明的皇帝治下，也可以给皇帝提意见。既然是监督，就有特权，可以闻风上奏，像这样层层汇报，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免了，弹劾大官或者给大官提意见也没戏了，实在忍不住要说，也只能就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官，说点儿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儿。就这样，大唐盛世，从万马齐喑到群臣齐喑，大家都成了立仗马，不，立仗臣。

可惜，消停的立仗日子，没过上几年，冷不丁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反了，盛世从此不再。盛世不再，言官不能随便说话的习惯，却传了下来，玄宗的儿子肃宗当家时，诗人杜甫做左拾遗，本是个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儿，结果多了嘴，被罚下去，从此只好在野苦吟，朝廷坏了，却成就了诗人的万古名。

庭院深深深几许

中国的古董已经日见稀少了，不仅地下文物被盗得差不多了，连国家文物局也得从海外往回买。地上的文物，这些年为了给经济唱戏，拆旧更新，也被毁了不少。不过还好，我们总算还有一个旧日的皇宫——故宫博物院在。

早就听说，故宫经过翻新改造，许多昔日不见天日的宫殿，都对游人开放了。三大殿粉刷一新，新是新了，可看着俗艳俗艳的，村意盎然。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从前看不到的东六宫，里面摆了很多故宫的藏品，开放参观，看上去真的有点儿像一个博物院了。新摆出来的藏品中，招人喜欢的是金器、银器、瓷器和青铜器，不招人喜欢的是一套雍正的行乐图（胤禛行乐图）。

故宫现藏的帝王行乐图，据说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摆出来雍正的，雍正这套行乐图很多，整整摆了两层楼，画师画得也相当精细，工笔画，每笔都很用心，看得出来，给皇帝作画，谁也不敢马虎。但参观的人却不多，不管什么时候，都稀稀落落几个人，还要算上看上一眼大呼上当走人的。从传下来的画上看，清朝皇室都长着一副标准的黄瓜脸，而画上的这位，脸型尤其典型，长、弯，而且干瘪，严格地说，像晒干了的黄瓜。

万幸的是，画上的皇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肃，正经八本，动不动就圣颜大怒，要人家脑袋搬家。每幅画里的皇帝，都着便装，一副闲人模样，或炉边看书，或闲敲棋子，或山间漫步，或溪边垂钓，或行舟江上，或行吟篱畔。或近景，或中景，或远景，但中间位置，都固定要留给那个干黄瓜脸的皇帝。皇帝刻意潇洒，画师也想画出潇洒来，但怎么画，人都不自然，五官四肢都伟大，都庄严，但就是搁的不是地方，看上去别扭，绝对不像在行乐。

手脚不自在的皇帝，在现实中，肯定没法真的像画里画的那样悠闲自在，没有一大堆太监和随从跟着，到处游山玩水。溥仪回忆，他一个废帝，走到哪儿，都一堆人跟着，何况说一不二的雍正？可以说，这些画无非体现了一个深宫里的皇帝的某种向往。每个君临天下的皇帝，都想跟传说中的严子陵和陶渊明这类隐士一样，四处走走，钓钓鱼，看看书，徜徉于山水之间，尽享自然之乐。可惜，皇帝处处受拘束，身为皇家画师，在皇帝面前缩手缩脚，他们也的确想不出眼前这位成天被太监和宫女包围的皇帝，怎样去山水之间行乐。皇帝行乐图，尴尬地展示了一个皇帝和隐士之间的距离。除非有一天，皇帝真的丢了皇位，而且成功保住性命脱逃，不过，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许皇帝就该变乞丐了，隐士依旧做不成。

皇位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熏天的权势，也意味着金子做的囚笼。几乎所有的皇帝，为了钻进这个囚笼，都费尽了心机，行乐图的主人雍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坐上大位，有过他那么多的非议，即便如热爱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云，这些非议都是谣传，恐怕也没人敢说，在康熙众多儿子争位的纷争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人之常情，凡是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得到似乎就不会失去的东西，哪怕为了得到它而曾经费尽心机，吃了千般苦，遭过万种罪，都会不大在意，相反，想的，都是那些得不到的。皇帝富有天下，可以为所欲为，但唯一求之不得的，就是布衣之乐、闲人之乐和隐士之乐。皇帝行乐，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分之想。进了那个金子的囚笼，即便喜欢逛街，也得找太监宫女装扮好了，假模假式地装一回，聊以过瘾。

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分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儿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得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儿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地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寓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儿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儿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儿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儿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儿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不那么冲动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儿，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儿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儿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儿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儿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竖着的都有。某位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谏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儿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谏言仅仅是谏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儿笑话，自是难免。

天子门生的得与失

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作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活得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得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可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上不好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儿“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儿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儿，“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儿，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儿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押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这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门客列传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会两下子的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铗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

可是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很多人都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儿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的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作诗作赋，只当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他的主人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儿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专利。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给自家解闷儿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奖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身价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都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作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儿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可以跟主子诗酒酬唱的，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太平天国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的某位大员，树树威，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赶不上战争，和平时期，高级门客也没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儿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儿，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包办“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儿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卷铺盖卷走人。比如下棋，不能太臭，也不能太高，既要主子赢，还要他赢得不容易，刚刚好。打牌也是如此，几圈下来，既要主子和，又不能让他看出是门客们故意让的。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都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马屁要拍得好，既要主子舒服，又要神不知鬼不觉。古代官场，直截了当地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儿技巧，更要讲究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儿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个别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少年得志与老年得志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儿意思。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反过来，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诗做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也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十二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上去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是当年谢安待过的，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做得好，不成问题，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美食，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的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园中的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五百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做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

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儿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儿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儿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才，因为庸才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儿，在皇帝面前装点儿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京官的生财之道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儿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四十五两银子，再加上一点儿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儿钱粮，家口如果多到五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广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儿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儿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儿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儿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百用全才是书生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得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族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得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燮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

郑板桥还在做官的时候，给孩子写信，劝其多背诵唐诗，不说大道理，只说是可以跟大人骗点儿糖果吃。每每大放厥词，说士农工商，其实秩序应该倒过来，把士排在最尾，因为士什么都不做。一个进士出身做过地方官的人，地皮不刮，买过几十亩薄田，大概不足以做地主，收田租过活，也不屑于谋个地方书院的山长，做回大官的幕僚，却自食其力，卖字画为生，跟他先前的境界，不无关系。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须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那时候就流传着很多故事，说是某某大官，某某富商，求画不得，只好用计。知道郑板桥嗜狗肉，就化装成一个老人，烹一锅香气四溢的狗肉，备上好酒，专候在郑板桥经过的地方，待其酒足饭饱，画就赚到手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无官一身轻的郑板桥，不止是个可人，而且是个牛人，不大受权势金钱奴役的牛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钱谦益和柳如是的风月韵事

明社为屋，两对才子佳人的事迹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朝宗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尊称）”。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领袖文坛。而侯朝宗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人，而钱谦益已经六十岁了，双方有近四十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四十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妓女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派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派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死后文集遭到查禁封杀，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文曲星的家族史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传说他名叫张亚子，又被称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个星宿，据说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运的，但是由于有个文字当头，变来变去，成了负责文人科场命运的神。而梓潼神张亚子，原本是梓潼一带的地方神，其来历和身世颇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这两种神怎么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大儒俞樾说，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但道士们说，没错，本为星宿化成人，历朝显灵。神鬼之事，难言之，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元朝以后，就这样了，读书人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对其来路有所怀疑，也得向这个本姓张的神叩头礼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来，每个县都有一个文昌宫或者文昌阁，里面必定供着张亚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营，约定俗成，还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主管文运的庙宇以及神灵都命运不济，不仅香火讨不到，而且不是房倒屋塌，就是泥胎委地。因为大乱之际，人逃命不及，科举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不开科则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都没用了，自然不会有人理，庙宇用来做马厩或者屯兵，都非常正常，走的时候一把火，免得对头占了派用场，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明末大乱的时候，最能杀人，破坏力巨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佛寺道观概莫能免，唯独两种庙宇能得以保留，一是关帝庙，一是文昌宫。

关帝庙能保安全可以理解，因为自元末以来，凡是江湖中人，都对关帝感情较好，因为据说人家够朋友、讲义气，得罪了关帝，朋友圈里没法混。游民混世界，跟正常社会对着干，靠的就是江湖义气，没义气就什么都没的玩儿了。张献忠这厮，原本也是个走江湖的痞棍，对关帝关老爷有感情，理所当然。可是，文昌帝君，这个读书人的神，跟他老人家何干呢？原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文昌帝君姓张，他张献忠也姓张，他觉得这个神，跟他是一家的。

据说，张献忠入川，经过梓潼，梦见文昌帝君显灵，于是他找来若干文人，让他们草拟祭文，写一个，不满意，写一个，不满意，人杀了一堆，还是没有一个合他老人家口味的祭文，没办法，张献忠说：“我自己来，我念，你们写。”最后念给文昌帝君张亚子的祭文是这样的：“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还有一说，说是最后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的时候，追封文昌帝君张亚子为太祖高皇帝。土棍出身的张献忠，就这样，成了神的后代。这也不稀罕，当年同为无赖子的刘邦，一做皇帝，不也变成了白帝之子嘛。

只不过，传说中姓张的神，绝不止梓潼神张亚子一个。据说灶君姓张，玉皇大帝也姓张，跟张献忠比较对脾气的张飞，也早就被封了神。张献忠要跟神套近乎，跟上面的这三位套一套，看起来都更有道理，干吗非得跟一个主管读书人命运的文昌帝君论一家子？显然，这里有名堂。

张献忠名声不好，嗜杀成性，据说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无疑，这里有后来文人的夸张，按他们的记录，好像此人活着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似的，毫无道理可言。其实，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毛贼，都有天下之志，也就是说，想要打天下，做皇帝。虽说玩儿得比较糙，又没什么正经人来帮他们，但他们都在建自己的国，也设官治民，也登基立朝，也开科取士，只是所有的事儿，都弄得比较乱。规矩立不起来，体系也就紊乱，玩儿得大，垮得也快。

事实上，多少代的农民起义者，只要有点儿志向的，都对读书人比较好，特别希望这些读过书的高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做军师，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再不济，也可以为他们书写文书，草拟家信，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张献忠自然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读书人能为他所用，否则那么着急开科取士干吗。以四川一地，一次开科，便取了一百多个进士，说明一方面他乐意收揽，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前来投效。庐州的一个秀才，在城陷之后被掠进张献忠大营，由于比较乖，备受优待。营里的大小头目，张口闭口尊之为“相公”，不仅好吃好喝，而且还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临时娘子（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

然而，跟后来的太平天国开科一样，天下未定的时候，有点儿来头的读书人是不会贸然“从贼”的，况且，张献忠又是这样一个脾气粗暴、反复无常的武夫。开始的时候，他杀的士人，往往都是激烈抵抗，不肯为之所用的，逐渐发现已经归顺的士人也不可靠，经常跟敌方暗通款曲，于是，杀，杀，杀，杀，杀，杀，杀。据说张献忠还为此立了一个“七杀碑”，越是读书人越要杀。已经跟张献忠联了宗的文昌帝君张亚子，碰上这么一个同宗，硬是一点儿运气也给不了家乡的文人了。

曾国潘和刺马案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太平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情色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人妻，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兄弟》。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太平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太平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掺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儿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儿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吃粮当兵，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儿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儿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三白饭与三毛饭

苏东坡与刘贡父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性格相近，都喜欢开玩笑，所以关系特好。刘贡父名刘攽，在历史上，以著史闻名，曾帮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持论甚正，但在生活中，却是个活宝。

刘贡父跟王安石为旧交。一日，刘贡父去王安石处，主人不在，发现案头有草稿一篇，是王安石论兵之稿。贡父有过目成诵之能，默诵一遍，大体记得。转过头来，隔日两人再见，王安石问，近来有何著述？贡父回答，在写兵论。乃将王安石草稿复述一遍。王安石大窘，默默地将自己的草稿撕掉。他断没有想到，刘说的，就是自己写的东西。

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副丞相），周围拍马出主意的渐多，有人建议，若将梁山八百里水泊改造成为稻田，将是大美事。王安石听了，很高兴，但转念一想又问：“那水泊里的水怎么办呢？”刘贡父插话：“在旁边再挖一个大水泊盛起来就是。”

王安石官做大了，刘贡父老是这样说话，关系慢慢就疏远了。但刘贡父跟苏东坡，依旧亲昵。两人经常互相请饭，诗酒唱和，无日无之。有一天，苏东坡跟刘贡父说，当年我和弟弟苏辙在蜀中读书之时，每日吃三白饭，感觉特好，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其他的美味。刘贡父问：“什么叫作三白饭？”苏轼答：“一撮盐，一碟生的白萝卜，一碗白米饭。”刘贡父大笑。

过了两天，一封请柬到了苏府，刘贡父说要请吃饭，请柬上，把三个白字叠一起，说就是请吃这个饭。苏东坡当日吹过，也就忘了，没想到刘是在寻他开心，于是欣然赴宴。到了刘府，只见案子上只摆了盐、萝卜和白米饭。这才明白刘贡父是在戏弄他。既然来了，哪有不吃之理，两人风卷残云，把三白饭吃了个干净。临上马时，苏对刘贡父说：“明天我请你吃三毛饭。”

刘贡父捉摸了一夜，也没弄明白三毛饭会是什么样子。第二天赴宴，到了苏府，见案子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苏东坡也不着急上菜，只跟刘贡父闲聊，一杯茶、一杯茶上着，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贡父急了，说：“我都饿了，赶紧上饭吧。”苏东坡说：“不急，好饭不怕晚。”如是者三，刘贡父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大叫：“你到底是给不给吃呀！”苏东坡这才慢腾腾地说道：“对呀，三毛饭——盐也毛，萝卜也毛，白米饭也毛。”当时的俗语，管“没”叫“毛”，就如同今日网上，管“没”叫“木”一样。刘贡父闻言大笑，说：“早知道你要报复我，但不知道居然是这样设计的。”

文人之间，互寻开心，是个乐子。说明宋代的文人，精神状态还真是不错。文人逸事，是文人生活中的盐，没有了盐，生活就剩下了白饭，人是死不了，但精气神可就差多了。五代十国，文人被武人欺凌，一文莫名，除了境遇好一点儿的南唐，别的地方，什么逸事都没有。大家都在忙着跟在武人后面做应声虫，一个倒了，赶紧吹捧另一个。有时候应声虫都不好做，话说不对，或者武人没听懂误会了，脑袋就会搬家。像冯道这样的四朝元老，每次改朝换代都活得好好的，真叫功夫。

宋代的皇帝，其实对臣子特别不放心，特别猜忌。但却绝少杀士大夫，官员犯了错，只要你是科举出身，哪怕很重的罪，顶多流放拉倒。文字狱也不是没有，但真要因言而杀人，皇帝自己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变法期间，抓了若干诽谤新法的官员，最后一个没杀。即使这样，士大夫的舆论已经很不高兴了。变法不得人心，跟这事也大有干系。

宋代皇帝的宽容，造就了士大夫宽松的生态。而士大夫心情愉快，也就造成了文化的繁荣。就国力而论，汉唐并称盛世，就文化论，唐宋应该并称盛世。一个总是对外直不起腰杆的朝代，却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创造，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发达的市场，一个是宽松的文人氛围。

刘贡父晚年得了重病，鼻梁塌落。一个风雅的文人，当然对自己的容貌很在意。可苏东坡没有放过他，嘲笑说：“安得猛士，为我守鼻梁！”刘贡父闻之，大不高兴，因为，他离死不远了。两个开了一辈子玩笑的老朋友，到了暮岁，刘贡父开不起了。

权力史中的倒影

沐猴而冠的政治游戏

沐猴而冠是句成语，用句俗的歇后语来解释，就是狗戴帽子——装人。此话，原本是用来骂楚人的，因为当年的楚人把猕猴称为沐猴，正好那位力可拔山的项羽先生，在进了咸阳之后，不在现成的皇宫里做皇帝，非要回家乡去显摆，说是富贵不还乡，等于锦衣夜行。于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摆队南归。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

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儿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为，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但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随从恨得牙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儿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

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进广州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扛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的还是运东西的，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顶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很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趁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当“进化论”沦为统治工具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儿不一样。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儿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才会发现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原来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废物。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或者是，皇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租税？害得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清政府官员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刁民，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回忆录》，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的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不是清末就没有土匪，没有私盐贩子，没有抗粮抗税，没有所谓的“刁民”，但很明显，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分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趁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一无所有的他们，丢了脑袋，也无所谓。只是跟着起哄的人，之所以能有胆量跟着，多半是因为旧皇帝没有了，新的真龙天子还没有见的缘故。

袁世凯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舆论都抨击说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梦。其实，作为清末以来公认的最能干、头脑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凯，就算我们能证实他确实有这种偏好的话，其政治抉择，不大可能全然出于自家的偏好。显然，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和他的谋士们，显然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皇帝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权威魅影。当时所谓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舆论喧嚣，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更适合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们所说的中国人，不仅有蠢蠢欲动的“刁民”，还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仅有那些袁世凯鞭长未及的西南军阀，还有他自家派出去驱逐了国民党势力，从而占据一方的北洋宿将。

袁世凯的悲剧，从技术角度，可以说他在所谓筹备帝制的阶段，完全丧失了对外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围的马屁精们操控“民意”的本领，以致被这种虚假的民意蒙在鼓里。从策略角度，则是忽略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自从严复把进化论，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号信仰。读书人在啃侉饼，看《天演论》的同时，不仅把名字改成了“适之”和“竞存”，而且还因此自我洗了脑。进化论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当时叫少年）胜过老年，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康有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递进。最关键的是，所谓的进步，一律是直线前进式的，有进无退。中国既然已经变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实际效果如何，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逆世界历史的潮流而动，当然也就等于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么进化论，什么达尔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什么叫专制。如果再出一个皇帝，或者旧皇帝再坐龙庭，也无可无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追究他们脑袋后面有没有辫子。但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识的中上层，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军头们。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据一方的特权，反抗中央，意味着反叛，但是，如果赶巧儿中央自己把总统换成皇帝，则给了他们一个反对开历史倒车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揭橥这个大旗，至少在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或者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等于是给了反对者一个合法反对自己的借口。

进化论和帝王权威比拼的结果很滑稽，一个具体的强人倒下了，背着千古的骂名。

当“孝道”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自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都说自家是以孝治国，皇帝个个是大孝之人。尽管实际上父子争位、兄弟相残的事，皇宫里面就没断了有，但孝治的招幌，自打挂上去，一直都没摘下来过。当然，以孝治国，也有一点儿小麻烦。都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但如果做臣子的，自家的老爹跟皇上成了对头，该帮哪边呢？更普遍的麻烦是，如果孝子为了履行孝道，为亲报仇杀了人怎么办？国家总不能没有法律，而且法律的执行者只能是政府，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该允许个人自己执法。显然，所谓的为亲复仇而杀人就是自己执法，如果人人如此办理，那么还要法律、还要政府干甚？

所以，各个朝代在为亲复仇，即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一阵儿不加追究，甚至表彰手刃仇家的孝子，一阵儿又强调政府执法，惩罚杀人者，不管他是不是孝子。说实在的，一般来讲，虽然传统国家提倡孝道，虽不尽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毕竟没有当家执政的人，乐意底下的百姓有了怨屈和纷争，不求官府，一律自行了断的，即使出于孝道，也是个祸根，口子一开，说不定哪天就被某野心家利用，成为祸乱之源。但有意思的是，凡是这种为亲复仇的好汉，几乎无一例外会获得民间舆论的力挺，载入民间口碑是肯定的，多半还会载入地方志，长久地为人称颂。

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完全不在乎民意的，大概没有。即便皇帝时代，民为邦本的教条，也是颠扑不破而且政治正确的大道理。鉴于为亲复仇的呼声如此之高，因此皇帝们都很为难，很难有个准主意，到底是该奖励还是要惩治。拖到了明清之际，只好打个对折，含糊一下，一面网开一面，重罪轻判，一面表彰那些讨饭孝亲和割了自家屁股上的肉给爹娘治病的温和型的孝子，给他们立牌坊，以便把人们的孝行往这正面引导。可是如果碰上些二杆子，该动刀动棒，还是挡不住。

清末新政开始的司法改革，改到民国，全盘引入西方法律制度，血亲复仇这种事，无论打什么旗号，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被允许了。但是，说也奇怪，偏就是这段时间，硬是出了若干大案子，几个大人物，都是死在血亲复仇的枪下。

第一个死的是徐树铮。此公系段祺瑞的第一号亲信，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别于做过总统的徐世昌。小徐在民国史上，是个特别能折腾事的人物，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虽然自家感觉是诸葛亮，其实更像苏秦、张仪之流，因此结怨甚多，最大的仇家，是冯玉祥。这是因为在直皖战前，小徐杀了冯的恩公而且有点瓜蔓亲的北洋宿将陆建章。风水轮流转，终于到了冯玉祥可以左右政局的时代。一天，小徐坐的火车在廊坊被截住，坐头等车厢的徐树铮，被冯玉祥的士兵拖出来，二话没说，就吃了枪子，然后冯玉祥请来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他对外宣称，是他为报父仇杀了徐树铮。

徐树铮模式开始被复制，第一个拷贝应在下野的军阀孙传芳头上。孙传芳曾经是后期直系的大人物，国民革命军北伐，要对付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其中交战最多，打得最凶的，就数孙传芳。1928年，孙传芳失败下野，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吃斋念佛，突然佛堂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孙传芳的脑后开了一枪。原来，孙传芳也曾经跟张宗昌打过仗，俘虏了张的部下旅长施从滨，并且杀了这个老而无用的老军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没有怎么弄过枪的弱女子，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杀掉一员沙场宿将，在刺杀史上，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第二个拷贝是张宗昌。此公也犯过孙传芳的毛病，在军阀混战中，杀过俘虏，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军长郑金声。后来，张宗昌兵败下野，山东这块旧日的地盘，已经归了冯玉祥的旧部韩复榘。但是，偏偏张宗昌不识趣，非要回山东来溜达溜达。这一次，张宗昌连火车都没有爬上去，就被打成了筛子。不用说，肯定又用得着孝子了，这回的孝子是郑金声的侄子，据说已经过继给郑金声的郑继成。

三个孝子的事迹，在当时都被广泛传颂，还出了小册子，经过文人记者的渲染，孝子们无不含恨忍辱，卧薪尝胆，个个有豫让、专诸之风，整个过程传得神乎其神，各自枪法也神乎其技。当然，更重要的是，三位孝子最终都没有被法律惩治，只有施剑翘被象征性地关进了监狱，旋踵即被因大孝之行特赦，从此各自顶着孝子的光环，过着幸福而且风光的生活。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在当政者和媒体的合谋中，被借机制造出来，被不明就里的百姓传颂。

当然，三位孝子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道具。真的杀人者，另有其人。小徐死在冯玉祥手里，张宗昌死在韩复榘手里，而孙传芳的死，幕后人物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最有可能是当时已经当了家的国民党系统的某些权要。他们的死，也基本上不是复仇的牺牲，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冯玉祥联合奉系推倒直系，推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当然不能允许小徐出来，让这个空头的执政真的活跃起来。而韩复榘好不容易才得了山东的地盘，当然不能容许它的旧主人东山再起，哪怕一丁点儿迹象也容不得。至于孙传芳，过去的威风实在太大，给所有跟他交过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党国大计考虑，当然最好是斩草除根，不能让他死灰复燃。

民国是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时期，据说特点就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中间还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孝道也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再谈官本位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秦汉之后，官僚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这种制度的弊病很多，最令人头痛的是官本位，整个社会从具体层面的运作，到价值层面的认同，一个官字可以统概一切。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通过选官制度，吸纳到统治层来，从而维持这个阶层的效率，保障社会精英对政治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传统特色的官僚制，最核心的成分就是选官制度（古人称之为选举），甚至中国社会也可以被称为选举社会。

正因为如此，当汉朝以推荐为主的选官制度，最后蜕变为凭借门第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政府的效能，就一塌糊涂了，而王朝多数时候，只能偏安于一隅。大一统的王朝重兴，势必重建选官制度，保证其吸纳精英的管道畅通，使官僚制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私家园子，这就有了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

科举制延续一千多年，虽然遭到不间断的批评，但至少在选拔精英方面，一直都有很正面的作用。尽管不能说考上的都是人才，但的确很多民间人士，通过这个渠道，进入了仕途，白衣致卿相，并不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梦想。据吴晗统计，明清之际，中进士的人，一半以上都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即便历朝历代都会照顾高官，允许他们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做官，但有出息的官宦子弟，往往不屑此道，非自己考出来不可。不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有志气，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家往往看不起门荫出身之人，一个人若想在仕途上混得开，非走正途（考试）不可。

古代中国的官僚，本身含金量就很高，属于一种最能获利的职业，居于这个职业高端之人，如果希望子承父业，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谁不希望子孙有出息呢？依照传统时代各种职业的行业陋规，自家子弟入门，总归要容易些，因此，官宦的子弟做官，仕途之顺自是没有问题，所到之处，都有人高看一眼。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行业，就会成为排斥新鲜血液的“窝子买卖”。显然，对于操控政事的官僚阶层，这种状况，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一方面不便吸纳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一方面也就难以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

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一定没本事，更没有人敢说，官宦子弟就必定是纨绔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有出息、有作为的官宦子弟有的是。儿子比老子在仕途上混得更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为官者，尤其是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都给堵了。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一）

地震在古代，跟今天一样，是大事。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于地震，所知不多，难以预测，但毕竟知道地震是因为什么。古人没有这个条件，不晓得地震的真正缘由，但人活在世间，天覆地载，脚下的地出了大动静，非得有所解释不可，否则大家都不安心。于是，就在自家身上找原因，当政的人，不管情愿与否，都检讨自己的行为，皇帝下罪己诏。天人感应，自然有动静，是人事惹的祸。

其实，地震对于古人，破坏性远没有今天那么大，即便强烈地震也是如此。古代的建筑，高层的不多，亭榭楼台，高至三四层，已经很可观了，再高的就是塔了，而塔一般是不住人的。一般人住的平房，即使房倒屋塌，伤人总是有限，古代又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学堂，各级官学，从府州县学到太学或者国子监，都不像今天这样集中上课。私塾则在老师自家的后屋就可以办，三五个人，咿咿呀呀读书，断然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教学楼还往往超标高建，质量不好，一垮塌下来，一堆人压在里面。除了学校，其他的公共建筑，埋人的可能性也不大，看戏的剧场不少，多半是露天的，只有唱戏的台子上有顶，其他地方空空如也，如果正在看戏，赶上地震，大家一哄而散就是。加上古代的城市，规模没有今天大，人居住的密度，也大大小于今日，因此，即便赶上强震，震中赶巧在城市，死的人也不会很多。虽然历史上强震的记载，也相当可怕，动辄说“压毙男妇无算”，但“无算”到底是多少，其实不好说。那年月，很多时候，两国交兵，杀死对方几百人，也称无算。以离近代最近的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为例，虽然也说死人无算，但灾后并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在救灾和善后工作都谈不上的古代，这种情况说明死人不会太多。

不过说起来，古代的建筑，按理说没有今天的条件建得更坚固，因为没有钢筋混凝土，不过砖木和砖石结构而已，材料间彼此的黏合，最坚实、最奢侈的也无非是用糯米汤，碰上强震，多半顶不住。可是，有些特别的建筑，还真就特别结实，比如赵州桥，一千多年了，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至今依然岿然不动。北京的皇宫也是如此，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大地震，民房倒塌无数，皇宫却纹丝不坏，只是考虑防备万一，才劳驾皇帝从宫里搬出来，住进了帐篷。

古代救灾设备有限，医疗条件更有限，因此，地震到来，政府基本上不作为，负责任的地方官，顶多维持一下灾后的治安，协助民间组织处理掩埋一下尸体。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也不高，并不指望他们做更多的事帮助灾民。如果有地方官做了一点，很可能会被老百姓总惦记着，活的时候立生祠也说不定。其实，那个年月，倒是水旱蝗灾，对于国家和百姓，威胁更大，政府的防范和救助力度也要大得多，摊上这种灾害，地方官必须卖力救助，否则会被追究。因为这样的灾害，往往会造成大规模的民生问题，弄得不好，就会危及统治的稳定。

与政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儿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由太史管。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都属于一种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是会有的，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件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不是对所谓救灾不力的官员下手，也不用追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儿。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于聪明的统治者，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儿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什么时候都一样，政府有自我批评，比没自我批评要好。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二）

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得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强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进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儿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

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儿批评意见。

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了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关老百姓屁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

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会错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会错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度过灾难，以及灾后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古代法制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速度迅猛，法学教育发展很快。我一不懂经济，二不懂法律，在此，没什么可谈，也没资格谈什么。好在我懂一点儿历史，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儿古代的法律状况，做一下对比，好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法制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一、古代的法，其实是刑，主要是为了治民的。以刑来威慑那些莠民，不良的民。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是春秋之前的事，封建制度下的事。但刑在任何朝代，都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传说黄帝做五刑，没有确切证据，但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以来，针对平民百姓的刑或者说法，开始公开化。无论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刑和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侧重上有所偏重。地方官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理刑狱，很多朝代，地方不设专门的司法官员，由地方主官兼任。地方官治理状况，主要通过刑狱的指标来考察，司法从属于政务。

二、古代的法律，其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秩序，所谓礼的秩序。他们把所有的犯罪，都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惩罚罪犯，主要是为了让秩序重归有序。这些秩序，小到家族伦理，大到王朝国家安定。所以，经济犯罪，不是大罪，所谓婚户田土，细事。而伤人、作奸犯科、伤及伦理秩序者，必须加重刑责。凡是死人的事都是大事，因为人命直接损害了伦理秩序。王朝和国家的秩序，是最高的伦理秩序。

三、古代在法律面前，法定的人与人不平等。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适用法律不同，量刑各异。即使清官大老爷，对于这种不平等，也严格执行。对于贵者，有八议，议亲，议贵等，有免死。对于长者，有减免，有严重不平等的刑求。

四、古代的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一直难以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只要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私刑和血亲复仇，就可以逃避刑责。当社会主流道德与意识形态合一的时候，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法律，是常态。西汉有以《春秋》治狱之事，东汉则以五经断狱。经学大师都有以儒学经典断狱的专门著作。直到清代，地方主官审理案件，依然有强烈的儒学意味。

五、古代由于存在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禁区，因此，程度不等地存在文字狱，言论获罪，是理所当然的。决无言论自由的道理。文字狱可以深挖到日记、书信。

六、古代社会案件的侦破，可以严刑逼供。刻意追求口供，把刑讯当成逼供破案的必要手段。

七、古代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司法人员是政务官的从属人员，有司法官的时候，司法官从属于政务官，没有司法官的时候，则只有司法办事人员（胥吏），一切由地方主官定夺，包括司法人员的生杀予夺。

八、古代一方面有慎刑的传统，死刑复核归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地方官可以通过另类的惩罚，致人死命，比如站笼。监狱的黑暗，也使得瘐死狱中者数量很大。

九、古代没有人身和财产保全的严格法律规定。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抄家籍没、株连都会发生。在皇权面前，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脆弱没有保障的。

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法制还是有进步的，不仅比古代有了进展，比起改革前，进展更大。至少，我们大体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不仅有了刑法，还有了民商法，还有国际法，人家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我们在司法的形式上也有了进步，至少，我们不再公然以政策代替法律，用运动代替法律。另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有了律师，而且律师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在。

神经过敏的掌权者

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三十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里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只剩下一个角，而阿拉伯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儿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儿意思非封即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的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挎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伪“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得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相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蜡。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农民起义者的国家意识

太平天国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只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儿，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算是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姓杨改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与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方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快把这位大人物忘了。当地的旅游路线上，显然没有像武昌那样，把辛亥首义的军政府作为重点推荐的地点，几乎没有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会介绍给游客去看当年起义的遗迹。其实，杜文秀帅府地处大理古城的显眼地带，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在里面泡了一个上午，只见到两个游人，而且还是来看古代陶俑的艺术人（元帅府也是大理博物馆），对杜文秀一无所闻。

杜文秀的元帅府很气派，在杜文秀打下大理之前，是云南提督的衙门，就像洪秀全的天王府，是两江总督衙门一样。以现在仅存的衙门，其规格建制略小于现存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但显然要华丽得多。不知是杜文秀占了窝子之后加以改建了，还是大理这个地方的人善用砖石，喜欢雕饰，房子本来就修得漂亮。

当年的元帅府，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个展室是给杜文秀及其起义的。不过，看来杜文秀起义，留下的文物不多，无非几把长刀、三股叉、两门土炮。到底是不是义军用过的，其实很难说。其中至少有一柄大关刀，估计是关帝庙的旧物，是泥胎周仓手里的家伙，跟起义军肯定关系不大。大刀不仅沉得吓人，而且压根没有刃口，刀刃比一般的刀背还厚。杜文秀义军，号称白旗军，但展室里连一面白旗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展室里，杜文秀留下的文书倒是蛮多的。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清朝残余势力”、“土豪劣绅”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革命”、“反革命”，甚至“反革命叛徒”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军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尖的显学。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合乎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秀成的权宜之计。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奇怪呢？

还原历史的价值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儿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儿关系的。

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券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人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他事，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儿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的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得更香。

正史的外表，野史的的里子

中国人有历史的情结，读书人自不必说，贩夫走卒愚夫愚妇，也喜欢听人讲史，看人演史。因此，说历史的事儿，就不是太史公之流所能垄断的。史官录正史，士大夫写野史，民间不入流的小文人、说书人则讲稗史，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讲故事。这就有了历史的民间叙事。

民间叙事跟正史不一样，离事实也很远，闹到张飞打岳飞、关公战秦琼倒不至于，但发挥得非常厉害，一般都会到离谱的地步。比如北宋的杨业和潘美，这俩历史上都实有其人，都参与了对辽战事，而且多少有那么点儿分歧。但是到了民间，俩人被纳入“忠奸格局”，潘美成了朝中的奸臣，而杨业则是抗辽的忠诚战将，一个在前方杀敌，一个在后方捣乱，并由此衍生出没完没了的杨家将故事，拖儿带女，子子孙孙无穷尽焉。以后再碰到外国人打进来，从上到下，都按这个模式解释历史。

湖北钟祥是个小地方，但却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钟祥人，因此，我得以吃到那个地方的一种名吃——蟠龙菜。这种用猪肉、鱼肉加上淀粉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做成的状若发糕似的东西，好不好吃，暂且不提。但是这个地方名吃，却跟明朝的一段历史有关，甚至跟明显陵也不无关系。钟祥关于蟠龙菜的由来，是这样说的——明武宗驾崩，身后无子，朝廷选择了三个藩王有资格入继大统，其中就有封在钟祥的兴献王嫡子朱厚熜。三个人，谁先到京，谁当皇上。但是三个人中，以朱厚熜距离北京最远。为了能抢在那两人前头，朱厚熜的幕僚想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一边放出风来说他因路途遥远，放弃竞争，一边让他扮成囚徒坐囚车赶路。但朱厚熜不能真的吃牢饭，又不能大鱼大肉，于是精明的厨师就做出了有鱼肉其实，外观却像发糕似的蟠龙菜。最终，朱厚熜最先赶到北京，成为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个故事，我听几个钟祥的朋友都讲过，言之凿凿。

其实，真情是明武宗死后无子，按继承的规矩，得找离武宗最近的宗亲继承。武宗老子孝宗的儿子，就活下来武宗这么一个，因此，子侄辈指望不上，只好上推到爷爷辈的宪宗，宪宗四个儿子，头两个早夭，孝宗是老三，老四就是兴献王朱佑杭，即朱厚熜的亲爹。因此，朱厚熜是唯一的选项，如果按规矩来，就非他不可。我们都知道，明武宗是个彻头彻尾不讲规矩的皇帝，害得满朝文武找不着北，因此，为了矫枉，必须讲规矩，因此，朱厚熜就这么大模大样地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屁股一坐稳，就改了迎接他的顾命大臣和太后立的规矩，让他认孝宗当爹，而他的亲爹只能降格为他叔叔（意思是说，朱厚熜是入继给孝宗当儿子）。朱厚熜硬是不从，强行把自己的亲爹追封为皇帝。结果群臣二百多人拥在左顺门大哭死谏，据说是哭声震天，门被晃得直响。最后的结果，还是朱厚熜强项，固执己见，把带头闹事的人统统抓起打板子，往死里打，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这就是所谓“大议礼”。“大议礼”尘埃落定之后，嘉靖皇帝的生身父亲兴献王从藩王升格为皇帝（追封），因此正在建的陵寝规格升高，变成了显陵。

“大议礼”议出了显陵，让小小的钟祥在几百年之后，有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的旅游业大有好处。当地的旅游业，自然少不了蟠龙菜式的民间叙事，就像杨家将故事所涉及的地方，都会出现若干遗迹以及传说一样，都在给旅游业做贡献。

但是，这已经是后话了，当年制造故事的人，其实绝对想不到后来还有旅游这种好事，更想不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堂。他们制造故事，无非是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感兴趣，不肯全然无所作为，束手接受典籍的叙事，多少得弄出点儿事来，让自己所在的地方跟历史名人沾更多的光，自己也与有荣焉。由于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往往有更多的兴趣，因此这种即兴发挥，就有很多市场，传着传着，故事便圆了，朱厚熜不知不觉，变成了齐桓公小白，赶着抢位子，皇帝宝座成了槟榔，谁先拿到谁先尝。最后的结果是，当地各色吃的用的东西，沾光变成了名吃名品。宣传好了，走出当地，走向世界；弄不好，也会令前来旅游的人们，享用的时候，多少感到一点儿文化和历史的味道。

万民伞“庇护”下的父母官

现在又有人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了，听着都新鲜。不过，从照片上看，送行的人手里，不仅有伞而且有锦旗、匾，还有一个大大的横幅，可以说是一个古今杂糅的仪式，大有推陈出新的意思。只是感觉送的人少了点儿，精美鲜亮的旗、匾、横幅和伞，似乎比人还多。

在我的记忆里，万民伞这玩意儿，绝对属于我大清时代的事儿，那时候，但凡县令老爷离任，都得有万民伞，伞越多，越有光彩。寓意很清楚，有伞，说明此大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伞。官声好的，绅民主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不过，这种赖伞的事，都出现在平迁或者撤任的情况下，如果产房传喜报——人家升了，那么一般是没人有胆子不送伞的，即使在任时民怨沸腾，也得送。大家心里嘀咕，就当送瘟神好了。

送伞仪式，后来升级了，不仅送伞，伞的质量、数量都要有讲究，而且送的时候，要装模作样找若干人“卧辙”，就是躺在路上不起来，不让我们的好官走。在历史上，有少数的清官离任的时候，还真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车还真的就走不了，极个别的，还真的就接着做下去了。但是，清官总是不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卧辙，无非装装样子，甚至实际上不过是官员自己花钱雇的人，做做戏给人看，尤其是给上司看，表明自家的官声还不错。官声很差，但当地百姓出于真心拦着不让走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因接任的人，名声不好或者属于从来没做过官之辈，一个饱肚子的走了，换了一个空肚子的来，治下的老百姓，没有人会乐意。

古代的地方官，一是所谓民之父母，二是所谓牧民之官。作为前者，是说老百姓是官老爷的儿子，听起来很亲切，现在很多地方官依然自称父母官。其实，古代社会的儿子，远没有今天好当，老子不高兴，无论儿子有没有过错，说声忤逆，儿子就是死罪。老子打儿子，虽说孔夫子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真要是走了，老子追过来跌个跟头，跌死跌伤，儿子也是死罪。这样的事，在清朝的案卷里，层出不穷。因此，所谓民之父母，要的无非是那个基于伦理的绝对权威。至于牧民之官，老百姓的待遇就更差，干脆就是牛羊，属于皇帝老儿的财产，让官员替皇帝牧着，乖乖地奉献奶和肉甚至皮毛，不听话，就要挨鞭子。当然，作为牧者，也得保护牛羊，免得让狼叼了去。一般来讲，所谓的万民伞，主要是从牧民这个意思上发展出来的，伞者，遮避、护佑之意也。

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辈是无法深究了。但是据古代的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都货真价实，是百姓发自内心。我想，这种中世纪的戏，在21世纪，还是别重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做点儿好事，让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鬼界的人间镜像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儿，仅仅比皇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宝钞》的福。《玉历宝钞》的地狱系统，总头子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赖以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宝钞》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经。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分着，畜生和恶鬼都是具体的物件，但是地狱却是个藏纳物件的空间，可见理论不够完备。中国人不可能容忍这样的混乱，于是把鬼装进了地狱。神、人、鬼三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鬼们待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儿事，实在过于简单。不仅里面的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构，作恶多端，而且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宝钞》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宝钞》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第一殿秦广王，第二殿楚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五官王，第五殿阎罗王，第六殿卞城王，第七殿泰山王，第八殿都市王，第九殿平等王，第十殿转轮王。每殿阎罗，都下属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都下属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极其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否则再投生，都记得前世之事，刚生下来的小娃娃，一张嘴就对他妈说“我其实是你爷爷”，天下就乱了。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画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是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十座，而且每座有十六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儿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个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宝钞》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儿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送礼“哲学”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这些年欧风大炽，时髦的人们喜欢过洋节，中国传统的节日，都给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不过年的中国人，还不多见。大日子的春节，不是过一天，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三十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皇帝赐宴，大抵什么也吃不到嘴里，无论官阶大小，都得回家过嘴瘾去。但是，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儿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儿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明清时节，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聪明的商家，都会在这个时候打主意。不过，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儿，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儿，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无论对传统态度如何，都还是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了工作，顺便送点儿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个别地方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因此，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过年是国人的大日子，大日子送礼，人情往来，是民俗，官场也是人间，杜绝干净，谅有困难。但是，任由此风劲吹，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而且因此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官礼市场，对世情政风，都不是好事情，既败坏了官场，也毁坏了商场。因此，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加以刚性限制，限制礼品的含金量，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要清淡一点。此时的监察机关，最好勤快一点，一头盯商家，一头盯官场，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一查一个准。

观棋必语真君子

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回忆录里提到，他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支招，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里面的集体下棋，大家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儿，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画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概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儿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得好，胜选概率反倒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儿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他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的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世说新语浮世绘

鸡同鸭讲的巴别塔困境

当今之世，想做隐士大约有难度。满世界没有安静的地儿，全球聒噪，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让家人赶着回到彭泽县，也得让旅游者给轰出南山。人与人之间交往频度奇高，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聊不完的天，没完没了的应酬，好像人们总有话要跟谁说。不听，人家就公关。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又很隔膜，说了很多，大抵鸡同鸭讲，讲了什么，一笔糊涂账。

鸡同鸭讲局面的形成，过去都是说西方所谓的巴别塔困境——别有用心的上帝为了阻止别有用心的人类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不通，各说各话，无法协调。今天，英语具有霸权地位，而对全球化具有高度认同的中国人，全民都在学英语，鸡学会了鸭的语言，鸭讲了什么，就不再是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鸡同鸭讲，往往发生在操同种语言的人们之间，两个或者更多的人，说的一样的话，面对面，也一样会彼此拎不清。

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级阶段是心不在焉。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喜欢这种感觉，时髦所谓的“酷”，多少要点儿心不在焉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跟领导讲话很难，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无论你如何努力把你要说的说出来，人家都可能什么也没听明白——当然，罪过肯定在你，表达不清，不简明扼要。跟领导说话，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管理学和公关课上都在研究，尽管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领导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经心还是走在前面。

领导的心不在焉，其实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高，想的事越多，凡事多半有自己的主见。听人讲话，自己的主见不知不觉就会溜达来当家做主。如果对方讲的跟主见不一样，主人客人打起来，领导的听觉就会犯糊涂。因此，过去现在，做官的诀窍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司肚子里的意思事先揣摩出来，话一出口，上司肯定听得进，想不高兴都难。但是，这门揣摩上意的学问，实在过于艰深，一般人学不来，结果，领导就只好总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见变了味。

主见过于固执，往往就变成了成见，即使在领导肚子里，也不例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对话时，如果彼此怀有成见，拎不清就往往变成鸡同鸭讲。

成见首先来源于文化立场，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虽说文化是个筐，弄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但该装的，还得装。况且，我们这回用的，是个比较小的筐，文化立场。过去学宗教，感觉课堂上讲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虽然有关宗教的名词概念跟神学家们的说法并无不同，但在解释体系上，却大相径庭。用某些僧侣的话来说就是，外面的人，是从外面来看，和里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其实，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僧侣，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的人们，文化立场的不同，有时候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因此，更深的成见，来源于敌对。在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构成政治上的敌对，构成一个最终消灭另一个的生存格局。革命时代结束，世界进入各种文化、各种族群的共处时代，但革命时代形成的对立却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场的歧义被敌对的旧痕扩大，这就导致了在共处时代彼此间对话的困难。

有敌意就难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义，就愈发难以相互理解，多岐而亡羊，就愈发说不到一起。双方的语言没有障碍，用语都明白，但意思却非常隔膜，越讲，彼此越觉得对方像怪物，不可理喻的怪物。不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的人之间，也容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见，乃至成见，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理，而别人说的，都是骇人听闻的谬见，谬见还要坚持，真正罪不可赦。从古至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砍砍杀杀，其实背后没有那么多利益之争，或者即使有利益之争，也不难理性地解决。但彼此间对话的障碍，由障碍引发的争执，却使得仗打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无辜的生命，都糟蹋在了意气上。

其实是人都有理性，都明白打打杀杀对谁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间只要能够对话，就意味着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有问题要协商解决，但是成见在，对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敌意，结果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一碰到一起，话不投机，彼此都有委屈，鸡同鸭讲，越讲火气越大，说还不如不说。佛家有个概念，叫“我执”，大概可以翻译为成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双方的立场和敌意，都是我执，只有将它们丢开，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彼此间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了，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兽性与人性百相

眼下，写动物很流行。最具明星相的是狼，其次是狗，不是一般的狗，是那种据说比狼还凶的狗——藏獒。只是，虽然号称跟这些动物生活过，写出来的狼和狗，其实都是拟人的动物，把人的某些属性注入到动物的躯壳里，本质上跟迪斯尼的玩意儿，米老鼠、唐老鸭、三只小猪之类，没太大区别，无非是借动物说人的故事。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意思是说猪是最常见的东西，人人都该知道。但是，真正了解猪的人，其实不多，因为它实在太熟悉了，不用想起，也不会忘记，也就没有关注它。在我看来，动物中最像人的，要数猪。要写猪的话，大抵不用操心往猪皮里面灌人的五脏六腑、加上人的思想。从中学半工半读开始，我前后养过六年猪。每日里亲密接触，喂猪、放猪、给猪接生，打打骂骂，推推搡搡，最后杀它们的时候，还在旁边打下手（因为实在下不了手操刀子）。应该说，有点儿发言权。

猪跟人类的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大约在几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驯化了猪，显然早于人驯化牛、马和狗。对于很早就进入农耕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猪更是亲密伙伴，汉语的“家”字，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头猪。过去老话讲，家无妻，室无梁。如果从“家”字的字意解，应该是家无猪，就不成其为家。人吃猪肉，还把它们献给祖先和神灵，连祭祀文化人祖宗孔夫子，都用猪头。过去各县的穷教官，每年开荤，就指望春秋两祭的猪头，每年都唠叨：咳，今年的猪头比去年又小了。

人都喜欢说猪蠢，其实，那是因为人们经常看见的猪，都是童子身，尚在孩童时代就被人杀了吃了，童年的智慧，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如果让猪活得长一点儿，其实它们一点儿不比在人们看来比较通人性的马和狗要差。我亲眼所见，有些猪会拧开用铁丝绑着的门，进去偷吃的。还有的猪，在把它们放出去的时候，为了开小差儿，会跟人玩儿声东击西的游戏。至于讨好撒娇这种低级的把戏，几乎每个稍微有点儿寿数的猪，都会。

猪跟人最像的地方，不是这些小聪明，而是某些我们称之为劣根性的东西。过去读历史的时候，总是诧异很多集体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被屠杀者不逃。成百上千的人，手脚往往是没有被捆绑的，只要大家一哄而散，四下逃命，古代又没有连发火器，逃命的应该比死的多。近代就算有机枪，几万人一起跑，总可以跑出来一些。但是，这些人，就是眼睁睁地一个一个地被杀死。在大猪场养猪，肥猪出栏是常有的事。笨人抓猪，开来一辆汽车，几个壮汉冲进猪圈，跟警察捕人一样到处乱追，结果是忙活半天，抓不了几个，因为猪比这些壮汉还要灵活，跑得疾，躲得快，已经抓上车的，还有可能再次逃掉。但是聪明人则不这样，悄然进猪圈，把猪往一起拢，拢到一堆的猪，个个都用屁股冲着人，这时候，你只要一个又一个拉住猪尾巴往外拖就是，拖出来一个，让猪的两只后腿腾空，它们就没力气挣了，然后两人抬一个，一会儿就能抓一车。这种时候，虽然被抓的猪也拼命地叫，但其他的猪都埋着头，一声不响，静静地等待命运的来临。上百头的猪，一般只在抓剩下最后两头的时候，才会出现恐慌，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

猪更像人的地方，是缺乏互助性，有时候甚至同类相残。猪基本上属于群居性动物，一般群居性动物，都会有很强的互助性，但是猪不是这样，即使在野生状态下，也是如此。猎人都知道，群居的野猪容易捕猎，而碰上孤猪，则要小心一点儿。群居的家猪更是如此，甚至到这种地步，如果一群猪里，哪个有点儿小病，饲养者必须马上把它隔离出来，否则它多半会被同类咬死。一般高级哺乳类动物，都不会吃同类，但猪会，而且会非常喜欢吃。把死掉的猪分割了，煮熟了喂猪，猪简直喜欢得快要疯了，拼命抢。有时候，甚至不劳人来伺候，有些猪会吃死掉的同类，我还见过一头母猪，把自己下的猪崽活活吃掉，然后混到产仔房偷吃别的母猪的小崽。后来，读到历史上，一个个人相食的故事，看到大饥荒的时候，一个煮食了自己儿子的父亲，跟那口锅和孩子头颅在一起的照片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当年我养的那些猪。

人克服自己的这些劣根性，要靠人类道德的进化，靠人类理性的进步，甚至靠制度的硬性制约、法律的强制，但是猪没有这些东西，依然以自己本来的面目，跟人混在一起。反过来，当环境特别恶劣，条件极端特殊，人类自身的文明约束不起作用的时候，人的劣根性也还是会顽强地冒出来，这个时候，人和猪，其实也没什么分别。

不知道奥威尔是否有过养猪的经历，但是他的《动物庄园》，不找马，不找羊，但找猪来比喻人，实在太精当了。

我所知道的对牛弹琴

这种题目，一般都用在名人或者明星身上的，某某出了名，认识的人利益均沾，叨光写一篇我所知道的某某，沾沾神气，也挣点儿稿费。可今年是牛年，我想写的是牛，苦思冥想，怎地弄不出个好题目来，只好山寨一把名人沾光写作模式，好在某大明星的禁止山寨提案还没通过，庶几可以逃过追究的。

在跟人关系密切的动物里，猪一向是被视为比较蠢的，牛次之。其实，现实中的猪相当聪明，如果能测智商的话，猪要高于牛不知凡几，甚至不亚于狗。人类认为猪蠢，根本原因是猪还在幼年期就被宰了的缘故。当年我养猪的时候，遭遇过若干有几岁年龄的猪，那个精明，简直跟人差不多。当然，比起其他一样蠢的动物来，比如羊、牛的蠢，比较有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直心眼、一根筋。有经验的饲养员都知道，拴牛的缰绳，不能太长，一旦长到可以垂过牛的脖颈，万一缰绳硌在脖子下面，牛往下一低头，脖子碰到了缰绳上，那就麻烦了，我们的宝贝牛一般都不会把头抬起来，非得拼命向下，努力向下，直到让缰绳把自己勒死。这样死心眼的牛，做兽医的，一般都不乐意给它们治病（极度驯化的奶牛除外），因为你给它打针喂药，人家会痛的，当时没什么，过后人家可就记住你了，不知什么时候，趁着你不注意，哐叽就顶你一下子，演一出牛王子复仇记。

几乎所有的雄性的哺乳类动物，都好斗，牛当然更不例外，长了两个犄角，就是顶架的。因此，至今斗牛都是一种人类的娱乐，只是西班牙那里，牛和人斗，中国人，牛和牛斗。公猪也斗架，但是猪斗架，很有点儿类似西方骑士决斗，两头猪先亮招子，像骑士扔手套，然后开打，一下，又一下，很像欧洲骑士骑马长枪对冲，只要有一方顶不住了，马上摆姿势投降，胜者戛然而止，决不做穷寇之追。可牛不这样，斗的时候没有章法，怎么拉都拉不开。一旦有一个败了，胜者必定狂追不舍，好像非置于死地不可。因此，养牛的人，往往要特别防止两头公牛照面，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得架柴草烧才能勉强给烧开。

当然，比起骡马来，牛无论驾车还是犁地都比较听话，懂行不懂行的，大抵可以赶着走。所以，赶牛车的人，在农村，往往妇女孩子齐上阵，没什么技术可言。但是马车老板（司机）可不一样，非成年男子办不来。比较牛的车老板，大小鞭子成套，甩起来嘎叭脆。车陷在泥里了，别人束手无策，牛的车老板几鞭子就能把车赶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当年孔子门徒，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的“御”驾车之一项，肯定都不及格，否则，怎么会让孔夫子坐牛车周游列国？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赶不上宿头难免忍饥挨饿，所以有厄于陈蔡的磨难。

但是，牛也有不好摆弄的时候，这点我深有体会。在乡下的时候，一次赶牛车去拉柴火，路很远，又难走，眼看天就要黑了，可是牛大爷不肯走了，怎么打都不走。换一招，小声哄，人家不也理你。地老天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急得我汗如雨下，正在百般无奈之际，突然想起中午带的干粮还有，于是拿出一块双手奉给牛大爷，牛恬然笑纳，吃过之后，才肯开路。

牛什么时候被人驯化的，我不太清楚，好像晚于狗，也晚于猪。但是有了牛，人就可以做很多过去做不了的力气活了，尤其是犁田，真是得力不少，农耕文明的繁盛，牛有功多矣，因此，农家一般都非常不高兴杀牛。虽然自古以来，贵族老爷钟鸣鼎食，鼎里煮的，大抵是牛肉，但种地的人，是决不会杀牛的，实在不行了，就给牛埋了。这种习俗，直到我下乡的时候，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我所在黑龙江兵团的一个连队，在我做兽医的时候，有头牛得了网胃炎，就是用于压榨食草的网胃扎了钉子或者铁丝，这是不治之症，按道理只能杀了吃掉。但是，即使在那个肉食非常匮乏的时代，也没有人乐意杀牛，我请示了领导，干脆放生算了，于是，这头奄奄一息的牛被解开了缰绳，放走了。

奇怪的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牛，得了自由之后，没有人饲养，反倒一天天好起来了。好几年后，我再去这个连队，看见这头牛，依旧活蹦乱跳地到处游荡。没人管的牛，活得好，繁殖得也快，我们所在的兵团连队，是个水网地带，有时候为了牛的繁殖，人们就春天把一群牛赶到一个湖心岛里去，理都不理，冬天结了冰再把牛群接出来，进去的时候一百头，出来就一百好几十了。看来，即便是被驯化了几千年，牛其实还是喜欢不跟人一块儿生活，即使是牛，免于奴役，也是愉快的。

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考证

屎溺是人的一件大事。禅宗法师说，道在屎溺，里面的名堂，我至今参不透。不过，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试作弊，往往跟这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有点儿关系，作弊之人，多借上厕所之机，打打小抄。时间一长，监考的老师明白了个中的奥妙，于是监考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为的就是有学生要求上厕所的时候，陪着同去。但是这一招并不太灵，因为陪同如厕的老师，一般不大可能跟到厕坑旁去，紧紧盯着，想作弊，机会还是有的。

中国是个考试大国，科举实行了一千多年，作弊和防止作弊，双方拉锯，道高或者魔高，此消彼涨。作弊的技术在发展，防止的措施也在发展，一来二去，考官们对于如何防止作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就有防堵考生下三路招数的严格规定。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当年科举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考试期间，根本不给考生上厕所的机会。凡是大考，考秀才（最后一场院试）、举人和进士，一连考很多天，考生拎着考篮进考棚，一种一排一排的房间，很有些像今日的大型养猪场的模样，吃喝拉撒住，都在里面。随着考篮和考生进考棚的，还有一个马桶，考试期间所有的排泄物，都只能装到这里头，盛满了，就有公役统一倒进考棚尽头的一个大粪桶里。考生坐在考棚自己的号子里考试，外面士兵手持大刀长矛，像看犯人一样巡视。进了考棚号子，不交卷，就甭想出来。考秀才县府两级的考试，俗称小考，时间较短，几个时辰就得，而且不用进大考棚，在各府县学官排下桌椅考试，但同样不许考生进厕所，每个人在座位底下，放一个夜壶，想要方便，就地解决。

这样一来，考生借上厕所之机作弊是不可能了，但却出来另外的弊端。大考的考棚，靠近放粪桶的号子，味道异常，加之每次考试，都是夏天，云蒸日晒，臭气熏天，谁摊上这个号子，若想发挥正常，非得有超常定力兼抗熏能力才行。此号，被称为“臭号”。据说谁要是摊上了，说明此人祖上不积德，或者自家平时做了什么不好的缺德事。至于座位底下放夜壶，麻烦更大。由于这一级别考试的考生，都是童生，年纪大的固然不少，但年少的，具有顽童心态的人，也不乏其人。那时考试的现状就是，考生逢考必定排泄（大约是由于紧张），至少得撒上一泡尿，考完，就顺手把夜壶摔在过道上，扬长而去，弄得过道臭哄哄的。因此，凡是比较负责的考官，巡回监考的时候，必然口中念念有词：不许摔夜壶，不许摔夜壶！

不许上厕所，则势必得允许考生带便器，因此给夹带带来了便利。那年月需要夹带的有两种东西，一是四书。八股取士，考题都从四书里出，带着书，防备万一考题出来，忘记在哪个章句哪个部位，可以翻看一下。一是现成八股高手的文章。平时复习，已经把各种题目的文章，反复做过，临考再押几个题，把现成的文章带进去，万一题正好押上，得中的机会就大多了。这种夹带的货色，都有专门的书商印制，纸张特薄，而且字特小那种。混在别的物品里，进门有搜检的，容易被搜出来，而将马桶夜壶做成有夹层的，带进去，相对容易多了，臭哄哄的便器，谁耐烦仔细搜检？这样的马桶夜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博物馆应该收藏。对于历史，比皇帝用过的马桶夜壶，应该更有价值。

考试取士，是中国的一项发明，也是一种无奈。只要有考试，总会有人投机取巧，作弊和防止的攻防战，就会年复一年地打下去。尽管如此，要想真正遏止作弊，还得靠技术之外的东西。一旦考生对于作弊毫无羞耻之感，每次大考都全民总动员，就算制度再严，恐怕也堵不住。排泄就是一个大口子，因为任何考试，总不至于严格到不让人家拉屎撒尿。因此，人们利用这个口子，总是会做出作弊的文章来。在科举时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作弊奇招，而且这些招数往往借着便器施展身手，但人们作弊的幅度，远没有今日学校里那么大，因为真正有才能的人，还羞于靠这种下三路的手段，取得功名。

历史证明，制度的约制，总是有限。纵使执法者严格，不惜成本，也难免防不胜防，有堵不完的窟窿。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配合，制度，其实没多少用。

“祖宗”去哪儿

号称炎黄子孙祖宗的黄帝，如果地下有知，最近会肯定感到有点儿乱。从前祭祀他老人家，都在陕西黄陵，近来河南新郑也在祭，说是那儿才是黄帝的老家。其实，河北涿鹿也建了一处纪念黄帝的所在，说那儿是黄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陕西官员有点儿不乐意了，建议国家出面，整理祭祖的乱象，言外之意，就是罢黜别家，独尊我这儿。

类似的问题，在别的祖宗级人物身上也有，伏羲、女娲、炎帝，还有尧舜禹汤，大家也在争抢，就跟争黄帝一样，各有各的道理。各地的人文学者，忽然之间都有用武之地了，跟着本地的官员屁股后面，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异口同声，都说自家门口这个祖宗才是真的。一时间，中华大地，遍地祖宗。反正这些遥远而名头特大的祖宗，在哪儿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儿过硬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祖宗“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或者死后葬身之所。大家争来争去，口吐白沫，所依据的，无非是那么点儿典籍上的记录，甚至一些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这些记录和传说又过于简略和模糊，正好留下空间，任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想象发挥，这大概要算是我们另外一些管记事的祖宗留下的遗德。

当然，人世间，熙至攘来，无非“名利”二字，凡是要争的东西，其间必有好处。文化这个小老鼠，拖出的必定是经济这个大木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眼下尊孔之风甚炽，孔子已经被炒成世界的万世先师，但孔庙所在地的曲阜，却越来越像一个超级的集市，孔府一部分和颜庙，也曾被包给旅游公司经营挣钱。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其实跟孔府毫无关系，只是商人弄出来低质白酒，却顶着孔府名头热卖那么多年，把老人家毁了不知多少道。有根有据、有府有庙的孔夫子命运尚且如此，那些目前还没有找到考古依据的祖宗，自然也只好为拉动各地的旅游经济做贡献了。只需建几个莫名其妙的台子和房子，刻上祖宗的名号，就可以逗引大家来此撒钱了。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城，追究其动机，无非也是抢祖宗。平心而论，他们也冤——凭什么啥凭据没有的地方，一会儿祭黄帝，一会儿祭炎帝，而我们这里又有孔庙又有孟庙，却不能把所有的国家祭祀都拉过来？

这种争夺，由于没有证据，也没有限制，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北京的老王麻子剪刀。老王麻子剪刀问世之后，由于产品过硬，质量好，一时畅销南北，人人爱用，结果，就冒出很多家老王麻子，为了维护品牌，原来的店铺只好在自家的招牌上加一个“真”字，变成真老王麻子剪刀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加一个“真”字，人家加两个、三个，真真、真真真老麻子剪刀店。最后是任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真的，真正的王麻子也就没了。那年月的剪刀品牌没有专利制度保护，现在我们的祖宗也没有专利制度确认，大家看在钱的面上，只好争、掐。陕西的官员指望中央政府出面，维护自家的独占权，其实很傻、很天真。

其实，我们的这些祖宗，到底是实有其人，还是历史传说，在学界还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西方学界，都属于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主儿，不拿出点儿过硬的考古依据，人家不会买账。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远古祖宗的真实性，同样为西方不认账的殷商，不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吗？出土甲骨文上的记载，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太史公的记录，其实有凭有据。既然这段记载可以被证实，那么炎黄的记载也未必就一定不能被证实，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像发现殷墟、发现红山文化、发现良渚古城一样，发现炎黄的遗迹，尧舜禹汤的旧址。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我们的古迹，像保护自家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现有的和地下可能出现的文物古迹，不能像现在一样，地方政府都在捕风捉影地热衷造假古董，却不约而同地对本地的真古董漫不经心，甚至听任其风吹雨打，人为毁坏，或者过度商业开发，能挣一个是一个。对新发现的考古遗迹，如果名头大，就急于开发，开放旅游，如果名头小，则不闻不问。

这样下去，结果是可以预测的，我们终有一天，就像争抢王麻子一样，把祖宗给争丢了，遍地祖宗，等于没祖宗。

造假派大师的名利场

假货漫地，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还有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人造假。买假的人，有被人蒙的，也有买来为了蒙人的。人也有假的，所谓的假，是身份的假，假冒，假充，以次充好，冒名顶替。曾经有人冒充孙中山，前一阵儿还有人冒充李烈钧出来骗钱，这样的假冒，胆子虽然大，但多少还是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至少得知道点儿历史。最没有文化的假冒，是伪装高干子弟或者领导秘书（熟人），但却长盛不衰，到现在也没看出有偃旗息鼓的意思。

当然，这样的假冒，都是市井之辈的买卖，一旦败露就要坐牢的，所以，文化界和学界中人，非到万不得已，不做这样有风险的事，他们造大师。

大师是文化界顶尖的人物，不是像经常含泪的某名流说的那样，大师是比老师低一层次的称谓，老师算个甚？贵州山区的小学老师，一天挣一斤苞谷，还有拖欠的。在北京文艺圈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逮谁管谁叫老师，连拉幕的大爷都不落下。一说大师，文学界一般是鲁、郭、茅、巴，电影界则赵丹、金山，京剧则四大名旦，南麒北马，学界则陈寅恪、王国维、钱穆、陈垣。高山仰止，高不可攀。

可惜，这些人都没了，后面的人不甘寂寞，要造些大师出来。造大师的方式有三，一是自造，二是他造，三是自造和他造结合，联合产生。当今之世，自造者最众，小有成就，出过几本书，露过几回脸，混个小半熟，就自我膨胀，到处吹自家是大师，全不顾听的人受得了受不了。一位海外学者跟我讲，对这样的人，应该同情，因为人家有病。没错，有病，所以这种自造的大师，一般都出厂滞销，没人认账，因此最多只能算大师的小半成品。他造者，多半是本人并不如此热衷名利，但是周围人却死活要将之推出去卖掉，大家起哄造声势，最后逼得本人不认也得认。这样造的大师，能出厂，也能卖掉，唯一遗憾的是原材料不好找，因为这样能推出来的人，一要有资历，二要有点儿学问，三年龄要长，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大概是造不成的。

造假都是为了图利，假烟假酒如此，假大师也是如此。自吹自造自我满足，当然无所谓。但是造出来在公共世界蒙人，性质就变了，如果因此而进入商业领域，打着大师的招牌牟利，那么跟欺诈也没什么两样了。尽管假烟假酒有工商局管着，而我们的假大师没人管，但打假还是必要的。道理很简单，作为人的世界，怎么说也还需要点儿真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是假的。自家喜欢吹牛，关起门来，跟自己家人吹，跟自己弟子吹，只要他们听着欢喜，怎么都行，但是，出了门，吹到了媒体上，就成了公共事件，乱吹，不行，公共媒体不能给假货做广告。

今之名片，古之“明骗”

中国人普遍用名片，是改革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看不太惯，嘲谑地称之为“明骗”。的确，当时时髦的人们，名片所载的头衔，多半名不副实，很有些忽悠人的意思在里面。名片是交往的工具，陌生人彼此相见，一上来就如《西厢记》里张生见莺莺一般地自我介绍，姓甚名谁，年方几何，是干吗的，自是不方便，尤其是那种弄一堆头衔的人，要靠自家张嘴一个个罗列出来，脸皮再厚，也未免会有些不好意思。都列在名片里面，一目了然，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属于“明骗”，这个时候，即便使用测谎器，也测不出心里的波动。

中国人最早用名片，是在清末，是跟外国人学的。到了民国，为了表明自己民族走向文明，国人不仅改戴洋礼帽（时称文明帽）、执手杖（时称文明棍），而且把自家原来用的大名刺，换成了小名片。只是，这玩意儿一直没有普及开，只在沿海都市的小圈子里流行。

小名片是舶来品，但大名刺可是地道的国货。说起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早用类似名片这种东西作为人际交往的介质。名刺大概春秋战国就开始使用了。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木片，登门拜谒，要给对方一个关于自己的介绍，写在木片上，叫作谒帖。后来谒变成了刺，意思类似，因此谒帖变成了名刺。纸张发明之后，木片换成纸片。名刺到了明清之际，形质变得非常宏大。首先规模大，一个名刺要大到长五尺、宽五寸，比今天一张报纸还大。其次名字大，在一张大纸上，写上斗方大字。递名刺之前，得着仆人用封袋装着，拿着跟着走。据说，非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其实呢，看着自家的名字写得大大的，感觉也相当地良好。有意思的是，晚清外国传教士进来，不仅追求教阶与中国官阶的对等，而且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时候，也用大名刺，因此，那时在中国的洋主教，都有个中国名字，为的就是方便往名刺上书写名讳。

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往往意味着效率。这一点，大名刺换小名片很是典型。从前的大名刺，得专门有个仆人拿着，如果是自己拿，绅士的体统就没法讲了，即使雇人拿，一个人也拿不了几个，雇头毛驴驮，没准会被人误会成赶脚的。因此，对外交际，一次见不了几个人。小名片则不同，装在精巧的名片夹里，社交场合，见到不认识而且需要自我介绍的人，“啪”地一声打开名片夹，宛如打开高档的香烟盒，风度翩翩地取出一张名片，说声“久仰，多联系”，躬身递给对方。转过身去，再对付下一个，同样的身段，同样的动作，可以重复N次。如果是大型酒会，需要量比较大，夹子里的名片不够用，包里肯定还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焉。

每次这种社交场合或者学界开会，大家都会收到一堆各种各样的名片。相对而言，记者的名片最简单，一个头衔，一串联系方式，因为他们发名片，往往是为了要出来对方的名片，真的是方便联系，吃这碗饭，工作需要，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情况要复杂些，有的跟记者一样，发名片是为了回收对方的名片，取得联系方式，如果对方的名头大，这就更加必要，即便日后对方不加理睬，也可以作为资本炫耀。有的发名片，则仅仅是履行社交的一种程序，除非碰到了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一般情况下，这种人他们早就盯住了，用不着期待这种萍水相逢式的邂逅。这些人的共性，是名片上的头衔换得很快，这次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下次就变成了某协会的会长。学者的名片，头衔最长，有些人必须用折页，而且三折四折，看起来像本小型的书。对于这样的学者，应该建议恢复大名刺，一开的大纸，按笔画排列，详细开列名衔，估计怎么都够了。学者递名片，是为了期待对方主动联系的，他们觉得，如此一列吓人头衔的学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人们视为大师的，无论谁接了名片，都该主动前来请益。

名片实际上是种推销产品的广告，只是这种产品，多半是人。当头衔不足以吓人的时候，有人就会在名片上印上自己做过的事业，或是一本他认为很有名，别人也许还不知道的书，或者是一部电视片，或者是一个什么工程。就像我曾经见过的某部官员，有段时间每天揣着部领导给他的表扬信，逢人就拿出来念一样。看这架势，对于这些人来说，也还是恢复大名刺的好，因为一下子可以装很多东西，第一时间轰炸对方，符合广告学原理。

东北的“人性化”演变

东北这个地方，连同内蒙古大草原，是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后台，从那里头，不断地冒出来新的角色，在前台演一出，下去。匈奴人演完了，突厥人出来演，突厥人下场，契丹人登场，契丹人还没来得及卸妆，女真人就出来了，然后是蒙古族人，满族人。到了满族人当主角的时代，一直留在前台的汉人突发奇想，想要到后台看看，满人想把龙兴之地封起来的柳条边，不管用了，于是，今天的东北人问世了，他们是闯关东闯去的。

过去的东北地广人稀，天气苦寒，但土地肥沃，稀稀落落种上一季，杂草跟庄稼一样高，也一样饱满，一年吃不完，冬天可以渔，可以猎，可以采集，野味应有尽有，有些品种，比如江里几百斤重的鳇鱼，天上的飞龙，地上跑的梅花鹿，还是清朝皇帝贡品，内务府定期索要。在这种地方生活，很有几分像北欧，冬季漫长，天寒地冻，只能猫在屋子里，坐在火炕上侃天，熬过漫漫的长夜。因此，东北人都能侃，无论男女，嘴皮子特溜，会讲故事，也会编故事，没出一个安徒生，但是出来一个二人转，原因大概是侃到半截，憋不住就出来练练。从形式上讲，二人转比北欧童话更热闹，更有娱乐性，饮食男女，妙味无穷，比哪个地方的地方戏都荤，荤得像东北的酸菜白肉，看着白花花的，不腻。

东北是移民区，除了奉天这种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乡绅，也没有什么宗族，祠堂和戏台都是稀罕物，原来地方的乡绅，很少会吃这个苦，拖家带口闯关东的，都是平头百姓。没人带头，过去的讲究也就没了，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在这里都比较糊涂。自然，现实中的男女界限，也不会那么清晰，大家闺秀自然是没有了，小家碧玉自然要抛头露面，待人接物，大大方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女少男多，婚姻分配不均，拉帮套式的婚姻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女人，尤其比较出色的女人，在主夫之外，再有上一个或者更多的副夫，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副夫就是拉帮套。干拉帮套这活儿的，一般都是年轻后生，虽然没有家庭大权，但很受主妇怜惜，只要听着栅栏门一响，当家的主妇就一脚把老公蹬下炕，一声断喝：滚。于是主夫就乖乖地给人腾地方。这种风习，连累当地的神界都糊涂一片，这里的人们供神，庙都不大，胡乱塞进所有知道的神仙佛祖，太上老君和观音娘娘都搁一块儿，没有男女有别的说法，连个帘子都不挡。其实，东北人真在意的神灵，都是自然神，山神土地，连黄鼠狼都特别受待见，有香也给它们烧。

这样的地方，人都厚道，清朝没断了把关内尤其是江南看不上眼的士大夫往东北发配，桐城方氏方拱乾、江南才子吴兆骞一干人等发到宁古塔，都能得到当地人的热心照顾，“解衣推食，得免饥寒”。这些原本发给披甲人为奴的可怜人，一到戍地，居然被奉为上宾，待为老师，给米、给肉、给貂皮，骑不了马，就给牛车，因此，很少听说发配东北的读书人饥寒而死的。东北这个地方，尤其是农村，大家过得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家杀了猪，全村人都来白吃，饱餐一顿，喝得烂醉，饱到捧肚子。杀猪这一家，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独享猪下水，从大肠小肠到心肝肺，当然，还有猪血，一上刀，猪血就被接下，然后趁热灌进同样冒热气的大肠里，做成血肠。也谈不上谁占谁的便宜，因为每家杀猪，大伙儿都这样吃，如果有谁家杀不起猪，会叫全村人看不起。如果真有这样的穷人，看不起归看不起，但决不会不让他家人来吃。这样的风俗，据我所知，在黑龙江的一些地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古风犹存，我一位要好的大学同学，放假回家，还吃过这样的杀猪宴。今天东北菜馆所谓的杀猪菜，应该就是这种风习的副产品。

厚道的另一面，是仗义。在东北，所谓的五常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人们最在乎的，是一个“义”字。闯关东过来，脱离了宗法乡亲，无依无靠，一路艰辛，一路风险，在陌生的地方打拼，能活下来，靠的就是够朋友讲义气。东北原来挺太平，清末秩序大乱，东北物产丰饶，怀璧其罪，俄国人来了，日本人也来了，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不好过了。但维持秩序，不靠官府靠自己，有一部分所谓的土匪胡子，实际上是割据一方，也是保护一方的保护队，这样的保护队，跟周围的乡亲，跟内部伙计，维持关系，靠的都是义气。在东北，对男人最大的贬词，就是说他不仗义，一个头顶着不仗义名声的人，多半活不了太久，就会遭遇三刀六个窟窿。

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张家父子的奉系军阀，鼎足而三，动一动举国乱颤，就是从保护队发的迹，团伙内部，引以为豪的东西，就是仗义。张大帅的部下，如果赌钱把军饷给输光了，用不着切腹自杀，跑到大帅那里坦白就行，不仅官丢不了，而且钱还能补给你；如果逛窑子弄没了，还不说实话，那可就两说了。1924年，孙中山要跟奉系联合，一起算计直系，孙中山的人来到东北，问张大帅手下的人，说：“我们有三民主义，你们有什么这么抱团？”张大帅的人回答说：“我们讲义气呀。”两年后，讲义气的张作霖，遭了大难，掌握奉系所有精兵的郭松龄，突发奇想，倒戈会师进攻沈阳，但是张大帅逃过一劫。因为郭松龄领的兵，虽然都是他训练出来的，但个个都是东北人，坚信“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开炮不放弹头，开枪抬高三寸，自己就瓦解了。害得一世英雄的郭松龄，一败涂地，身首异处。

至今，依旧在传诵张大帅故事的东北人，依旧有些匪气。不好的地方是，打仗不要命，动辄拔刀相向，害得好长一段时间关内的城市，人们都不敢把房子租给东北人住。好的地方是豪爽，容易结交，一顿酒喝下来，就是兄弟，什么事都能办，好事办，坏事也办。交人不慎（很难慎的），吃了亏，老婆要是抱怨，做丈夫的肯定牙打碎了吞在肚子里，而且还要拍着肚子说：“我跟某某，过命的交情，钱他花了，跟我花了能差什么？”人们对法律条文没感觉，但对人之间的承诺倒是乐于信，吃过亏，下次碰上，还信。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可以互相帮助，可以乐于助人。

现在的东北和东北人，都已经大变样了。小时候刚到东北，老乡对我说歌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现在去看，大姑娘很多，缺少的恰是兔子和狼，一个地方，人要是太多了，变化肯定大。

也谈大城市户口限制

上海户籍门槛，稍微降低了一点，容许部分专业精英人士进门，对农民工，大门依然紧闭。但是即使这样，此举马上招来上海一些市民的抗议，他们抱怨说，这样会使竞争增加，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在目前城乡二元的结构下，城市户口具有相当的含金量，其中上海、北京户口的含金量最大。大到什么程度，以北京为例，即便属于成功人士，像王小帅这样的知名导演，也得走后门办户口，还被查了。即使符合落户的标准，博士研究生毕业，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没有留京名额，落不下户，只能去“黑市”买留京名额，一个名额就得几万元。

户口值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壁垒。这个壁垒挡住了什么？阻止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吗？只要有发展的空间，从老板、白领、京漂到农民工，该来的都会来，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有户籍人口的份额一直在缩小。不仅农民工成千上万地涌入，一些成功人士，高薪的金领，身价千万的老板，据说像贾樟柯这样的大牌导演，也都“非户籍化”地生存着。减少了城市的治安麻烦吗？也没有，人都挡不住，自然麻烦也就挡不住，正相反，非户籍化生存，反而加剧了当地治安管理的困境。

说破大天，户籍壁垒只是保护了已经取得户籍市民的某些利益，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子女入学乃至高考的优惠。可是，在壁垒保护下的市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市民，却会因为这个壁垒的庇护，发生退化，主要是文化上的退化，壁垒越是森严，退化就越是明显，在北京和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地方的市民在外来人口的竞争下，尽管占据着各种优势和便利，但却一天天败下阵来，什么都不做，只吃低保的市民，越来越多，市民创业的冲动，在保护下日益减退。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特城市景观，一边是没有户口的成功人士，一边是有户口的低保人员，两边都在扩军，但壁垒却岿然不动，只给那些户口贩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好处。

就这样，原本平分江山的两大城市文化，京派和海派，都失去了光环，前者不再大气，后者不再开放。城市文化原来的承载者，变得日益的内向，眼睛向里看，缩在壁垒里、套子里，不肯出来，像契诃夫小说《套中人》里的套中人一样，生怕外面的声响打扰了自己的好梦，而且天天嚷嚷着、抗议着外面越来越喧嚣的声响。像上海，很早就开始，做家长的绝对不主张自己的孩子报考外地的学校，就是北大、清华，也没有吸引力。如果哪个孩子胆敢到外地发展，肯定会招致所有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出门邻居都会指指点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前一段上海《新民晚报》的“上海话风波”，可以说是海派文化蜕变的典型案例。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到上海各个区域文化变迁的时候，陈述了一个久已在上海流传的带有点儿调侃性的话：有人会认为在浦东这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说上海话被认为没文化。于是就捅了马蜂窝，舆论大哗，一些上海市民奋起反击，最后害得当班的编辑和副总编辑辞职，才算平息事端。堂堂的上海人，已经到了连句调侃都受不了的地步，他们忘了，上海文化，原本就是五方汇集、华洋杂处融合而成的，连一点儿起码的气度都没有，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同样，北京的市民虽然不至于如此过敏，但他们一些人的保守和自闭，也正在扩散，在宣武区和朝阳区南部，大片破旧房屋里居住的市民，很多人全然丧失了进取心，每天就会扎堆儿聊天打麻将，一些郊区靠吃瓦片（出租房屋）生活得很滋润的人，则大有大清国的八旗子弟风范，甚至不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何必那么累呢？累坏了脑瓜仁儿怎么办？

就这样，户籍壁垒既给外来的人，尤其是农民制造着歧视，同时也荼毒着在它保护下的市民，这个制度的收益盘算下来，里外都是负数。

后殖民时代的东方明珠

前一阵儿，有关上海话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新民晚报》发了一本书的摘编，说到浦西浦东不一样，在浦东少有人讲上海话，讲上海话会被人认为没文化。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居然激起了轩然大波，网上一片声讨，《新民晚报》为此道歉，当班的编辑停职。其实呢，看完那篇文字，就会发现，那句惹祸的话，无非是作者为了强调浦东的开放，本土色彩淡薄而做的适度夸张。据说，作者和当班的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绝无成心贬低上海话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句话之所以变成风波，还是因为它触动了方言，尤其是一向有自豪感的上海方言的那根与文化有关的神经。

上海话是方言。四川话也是方言，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用惯了的当地话，都是方言，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话却是比较牛气的方言，一度连香港这个地方，能说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都带着荣耀。上海话，意味着洋气、牛气和优越感。

其实，这种牛气的上海话，形成时间很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模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上海才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变成华洋杂处并五方杂处的商埠。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变成中国第一，甚至远东第一的大都市，上海话才有了模样，也随之变得牛气起来。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时髦、最洋气的地方，有点儿银子，总要上上海走一遭，吃吃大菜（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变成汽车），逛逛大世界。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中叶，说无锡话、苏州话和宁波绍兴话，在上海一样吃得开，没有人敢笑话，如果能说几句哪怕是洋泾浜的英语，那就牛上加牛，被人仰视了。只有苏北话，才会被人看不起，哪怕仅仅露了一句，也大事不妙。

上海话很怪，说是属于吴语系统吧，但是跟吴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早的小县城里的上海话，现在早就变成了上海的乡下话，一张嘴，就惹人笑话，我们在现在宝山等地，还能找到若干操持上海土话的老人，像活古董一样。现在的上海话，既有无锡、苏州一带的吴侬软语的基因，也有宁波绍兴一带的又硬又快的方言的遗传，也未必没有上海人不屑的苏北话因素，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比如小开（kite）、大班（banker）、克拉（colour）、台型（dashing）、噱头（shit）、邋遢（litter）、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独一份儿。

上海话的背后，是上海文化，那时的上海文化，是时髦、开放、洋气、创新、冒险和别具一格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海派”文化。什么东西一旦沾上海派的边，就变得不一样了，保守的人往往对此带着不屑，但不屑之中也有那么一丝艳羡。从清末到民国，文化上事事海派都别具一格，跟京派唱对台戏。京剧兴盛时期，全国几乎到处都唱，名角走穴，可以走到朝鲜的汉城和平壤。但是，只有上海这个地方，可以兴起自己独特的京剧风格，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在京剧史上，异军突起，硬是可以跟具有悠久传统和众多名家的北京分庭抗礼。至于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海派也是从不让人，电影和出版业，干脆就是中国的中心。那个时代，各地的文化大师、思想家，无论出身在什么地方，最终都会走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

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我的理解，上海人现在的敏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昔日的海派文化已经随风逝去，今日的重建，又在特殊的环境下，流于形式。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海话，从它的源头看，却是具有很强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一种文化形式。操上海话的人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神经过敏，实在可悲。什么时候，上海人像过去那样，不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了，也许，海派文化才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回了自己的底气。

梅兰芳的戏骨

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中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儿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兰芳。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

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作“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儿。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

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儿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北京歌剧（Peking Opera），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戴着木枷的苏三。

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梅兰芳在京剧界，属于最趋时的一位。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的一字评，是个“样”字，但他的样儿，却非同一般，是经过大力度改良的。梅兰芳的幸运，是他碰上了齐如山这样一个既懂外语又懂京剧的高人。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兰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头更加漂亮，唱腔引进了西方的因素，还让时为北大教授的刘天华，为梅兰芳修改唱腔，并按西方的五线谱谱出来，第一次让京剧有了曲谱。至于京剧演出喝茶之类的毛病，梅兰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齐如山帮他设计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边舞边唱的新戏，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等，戏里别致而好看的舞蹈，让外国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奇感。顺着这个方向，梅兰芳走出了国门，1930年到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几乎场场爆满，还拿了一个美国的荣誉博士学位。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叫梅兰芳为梅博士了。

在那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处于弱势的文明古国，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民族和国家有好处。文化的偏见，说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当然，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变革，势必要改掉自家的某些“陋习”。

叶问如镜，照亮族魂

在没看电影《叶问》之前，凡是表现近代武林高手的电影、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中日高手比武的场景，霍元甲如此，陈真亦如此，就像传统小说、戏剧中好人和坏人打擂台一样，坏的一方肯定诸多奸谋，使诈、用暗器、下毒，但最终好人还是打败了坏人，一如《叶问》中，叶问一连数掌，击得那日本将军瘫委于地，然后昂然接受剧里剧外众人的喝彩欢呼。

我很怀疑这种比武，都只是一种故事，并非真有历史的依据。《叶问》里的故事，属于最粗糙的一个。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打伤或者打死日本将军的人，可以从容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军占据的佛山，逃到同为日军占据的香港，然后安然无事？事实上，本人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从来没有在民国史料中，发现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别的同行，发现过这样的史料。如果当年真有这样的比武，当年的报纸肯定不会放过。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却真的有了。前些日子，众多的媒体报道过中日双方搏击高手比武的事情，跟大家预料的一样，中国人战胜了日本人，我们看到了获胜者那高举奖杯的照片。只是，中国高手获胜之后，有人质疑，那日本高手根本就是在日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孰真孰伪，我是外行，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人比较有眼福，不仅能看到戏剧的故事，而且能看到戏剧性的真实演出。

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很恨日本人，这样的恨，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方面，进步其实是相当迅速的，在近代历史中我们被人讨厌的文化特征，诸如小脚、辫子和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等，到现在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顺便连同我们的戏剧、茶艺和民俗也消失了。剩下那点儿，不过是在旅游时为了博游客一笑的残渣。反过来日本人则保留的相当多，茶道、剑道、柔道自不必说，连歌舞伎、相扑到今天依然可以进行商业演出。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中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人家文化跟人，包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因此，在文化上似乎很有血缘联系的中国和日本，彼此的讨嫌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失，尤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讨厌也许更多一些。

历史的仇恨，不用说，是日本人要负的责任更多一点儿。中日两国自开国以来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吃掉朝鲜和中国，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某条路径的前提，反过来，中国没有类似的前提。可悲的是，日本是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中国只是一个中等生，因此，中国挨打、被欺负、遭吞噬，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军国主义主导下扩张侵略的日本，能干出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事实上早已超出了现在日本人的想象。更加可悲的是，战后的日本，由于占领者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没有对自己进行彻底的反思，在国内留下了一个庞大而从不认错的右翼，在战后不长的时间，昂然进入最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右翼，甚至重新变成了日本复兴的火车头。

应该说，战后的日本，并非没有对那段侵略历史的反思，但反思的声音，永远都压不过不认错的呐喊。这种呐喊跟冷战时特别的反共声音往往难分彼此，搅在一起，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而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态度，又相对比较暧昧。反过来，作为受害者的一方，中国人的批判和反思，也因为冷战的缘故，显得过于脸谱化和功利化，很难令人信服。当然，更难以起到化解仇恨、正视历史的作用。所以，当改革开放，中日再一次开始大规模接触之后，两国国民的关系，不是因经济联系导致的物质至上主义，就是仇冤再生，仇日和哈日，一如一枚硬币之两面。

戏剧的民族主义，就是仇日一面的具体体现。这样想象的中日擂台在荧屏上出现得次数多了之后，每当日本球队来华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无辜的球员，当成昔日的日本武士，肆意叫骂，无所不用其极。

常谈常新话赤壁

《赤壁》是部大片，但凡大片，我的习惯是不追究其艺术和思想品位，甚至不管它模仿好莱坞还是宝莱坞，只当花钱买一乐儿或者刺激。做人要厚道，尽管花70元只看了半个故事，必须承认，这个乐儿或者刺激，我买到了。

赤壁之战是三国故事中的重头戏，波澜壮阔，好看煞人。其中出戏之处，在于孙、曹、刘，敌我友三方的钩心斗角，孙刘两家跟曹操斗，周瑜又跟诸葛亮斗，尤其是后者智力竞赛似的缠斗，是罗贯中版的赤壁之战最出彩的地方，自古以来，喜《三国》者，未有不喜瑜亮斗智者。都说“诸葛近妖”是《三国演义》的败笔，但如果赤壁的诸葛亮不像个神机妙算的妖道，肯定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这种三家斗智的传统版本，经过颇讲究忠于原著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强化，连没看过演义原书的新生代都被洗脑，给《赤壁》摄制组留下了很大的难题。按老路数拍，再加上点儿好莱坞式的技术夸张，容易，也未必不能卖钱，但蹈袭前人故技，自己都觉得乏，于是选择推陈出新，导演找到两个字：团结。

从瑜亮斗法到瑜亮团结，进而孙刘团结，连原本属于男人故事里没有任何份额的两个女人小乔和孙权的妹妹，都出来促进团结，团结是团结了，但怎么看怎么假。一个阴谋诡计、相互算计的故事，一下子变成团结抗敌，弯子转得太大。况且，自古以来，两个集团出于共同利益的联合作战，一般都是各打各的，真正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混编作战，基本上不可能，当年的孙刘两家也是如此。拍电影可以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尊重原著，但不能违背人情，让两伙原来根本不搭界的汉子忽地一下变成一家人，然后再忽地一下拆伙分家，即便上头有一个共同领袖，都难，何况两家原本就是两回事，如果没有曹操大军压境，厮杀起来的应该是这两伙人。

但是《赤壁》的“篡改”原著，也有好的地方，比如突出了周瑜的主体地位。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东吴方面的周瑜，显然应该是主角，刘备的残军，只配敲敲边鼓。到了特别喜爱诸葛亮的罗贯中手里，主客易位，诸葛亮居然比周瑜更出彩，出不了多少兵力，就祭出妖术，十冬腊月借东风，这一阵风比周瑜三万大军还有用。电影《赤壁》把诸葛亮从妖变成了人，还露了一手兽医的绝活。鄙人干过这个买卖，必须承认，电影里的接生操作，基本合乎规范，建议剪下来作为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培训教材。变成人的诸葛亮，风头比不过顾曲而且时不时跟小乔缠绵的周郎，自是必然。

技术的考究和阵势上的宏大，历来都是大片的卖座之处。《赤壁》也不例外，作为战争片，做到场面好看，有气势并不难，有足够的银子就可以铺出来，但武打设计，既要有个性，又要好看，还是要使点儿巧劲。电视剧《三国演义》强调忠于原著，交战马上格斗比较多，动辄五十回合、一百回合，碍于现代人马上功夫有限，因此显得很单调，每每两人骑在马上兜圈子，一点儿也显不出高手过人的“功夫”来。这回电影《赤壁》学精了，多数时候都是步战，这一来，香港武打设计就可以大显神通，打得既花花，又力道深厚。电影里关、张、赵云和甘宁（不知为何改成甘兴）的武打动作，都相当过瘾。本来三国时候，马蹬尚未发明，骑在马上格斗，似乎不大可能，原著那些五十回合、一百回合的大战，都是活在明朝的罗贯中编出来的，当年的骑兵，基本上都是骑在马上奔赴战场，到了地方下马拼杀。如此这般改过来，很有历史依据。

没有历史依据，而且感觉上很离谱的是张飞当阳拒战，以及后面的一场陆上阵战。原著是张飞派人在树林里骑马拖着树枝来回跑，尘土飞扬地形成疑兵阵，从而使得张飞的那声大吼喝退曹兵，多少有点儿靠谱儿。可是电影将此改成什么“回光阵”，成百的大镜子突然发出反光，晃花了敌人的眼睛。漫说当时还没有玻璃，青铜镜无论如何造不出那么大个的来，就算能造出来，怎么就那么巧，敌人都从能反射到阳光的那个角度进来？电影将马拖树枝的情节，改到孙尚香诱敌之后，更是离谱。按道理，这种做法，是疑兵之计，告诉对方，我这里有很多兵马。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将领，理应就此止步才是，孙尚香的冒险，应该白费了。可是在电影里，曹营里号称妙人的夏侯惇率领的曹兵，区区两千人马，偏要硬冲过去，冲过去还不说，还老老实实进了敌人摆好的八卦阵，乖乖地让人家关起门来打。电影上的八卦阵，布得莫名其妙，这玩意儿古代兵书上有的，虽然未必好使，但阵图并不难找。关键是按古书上摆起来肯定比现在电影上的好看，也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儿，怎么可能一个战场上的阵，真的摆成八卦的卦象的模样，宛如小孩子过家家做游戏？至于为什么曹操会用三十万水军（在电影上看，艨艟战舰如云）佯攻，用两千骑兵主攻，这种军事学上荒唐到不可思议的战法，别说军事专家要头痛，就是一般军事爱好者，也只好蒙面为曹丞相大哭一场。只能说我们的电影导演，实在太不看重常识了，以至于逼着熟读兵书的曹操，频频做脑子进水状。

按道理，对于大片，不应该这样吹毛求疵，人家在技术上、场面上玩儿到位也就行了，对了，团结，团结很重要，还是团结吧，废话也就不说了。

“性”的遮羞布

“艳照门”还在持续，据说，不仅华人圈，连韩国和日本也兴致勃勃，尽管香港警察在卖力地堵截，但艳照却接二连三地出来，最后会暴露出多少不雅照片或者视频，牵扯到多少艺人，谁也说不清。网上在热烈传播艳照的同时，也在热烈地讨论，有的地方，还郑重其事地开了研讨会，其热络程度，短短几十天，就大有压过华南虎照片之势，看来，即便是华南虎还是跟明星没法比。

说起来，虽然雅人们未必认账，但窥淫确是人类走向文明之后才有的一种老病根。人类有衣服，就有了遮掩，有了遮掩，就发展出窥探，在人类知道对自己的性器官和性行为感到害羞之后，文化也就诞生了。文化的伴生物，或者说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他人器官和行为的窥视。

人们修建了房舍，创造出繁复的衣饰，发展出礼仪和法律道德，抑制人们窥探的欲望，遮避人们的眼睛，尽可能把人跟性有关的活动，限制在隐蔽的空间里，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窥探欲是不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但是，只要不是傻子，多数成年人都知道在房舍里、幄帐内、衣饰下，会有些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西汉的风流大臣张敞给妻子画眉，被人窥见，小报告打到了皇帝那里。皇帝怪罪下来，张敞从容答道：闺房之内，有甚于画眉者。皇帝也就释然了。事实上，人的窥探欲，是无论如何都消灭不了的，就像中国人的“天理”灭不了人欲一样。

古今中外，艺人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古代，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艺人这种职业，在许多国家都属于“贱业”，他们有名，遭人喜爱，受人追捧，甚至包括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的追捧，但很少有人会对艺人的道德有什么期许。他们的职业，或多或少会跟性有点儿瓜葛，即便是中国清朝时禁止女艺人登台，艺人也一样脱不了性的干系。除了特别刻板的道学家之外，人们对艺人在性方面的表现，往往比一般人要宽容。在英国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别的人，尤其是女人，要穿得像桶一样严实，唯独艺人可以在穿着方面暴露一些。

人类走出中世纪之后，艺人变成了一个正当的职业，但是围绕在这个职业上招人喜爱的光环不仅在，而且更光亮，因此，艺人成了很多渴望出名的青少年羡慕的职业。随着现代文化的凯歌行进，通俗文化类的歌星、影星受追捧的程度，远非当年戏剧和歌剧演员所能比拟，一个人拥有成亿的粉丝，也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受追捧的狂热程度，已经达到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但是问题是，即便如此，人类的窥探欲却依然存在。而这些艺人，其职业也跟他们的先辈一样，跟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演艺生涯，或多或少要围绕性开展主题，有时候，即使不是三级片，也难免要有一点儿暴露，甚至赤裸裸的床戏。艺人，尤其是女艺人，在平时的生活中，在各种公共场合，穿着也会比常人暴露些，甚至有意无意地露点，让娱乐记者来拍照。有的时候，还要刻意制造一点儿无伤大雅的绯闻，让人去炒。否则，我们报刊加上网络的娱乐版，还会有谁去看呢？也就是说，演艺事业，媒体的娱乐世界，或多或少是靠满足人们的窥探欲来维持的。当然，这是对窥探欲合乎法律尺度的一种满足。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捧场，互相维护，就像一个香港电影的名字一样，你OK，我也OK。

即使那些狂热的粉丝，他们追捧甚至崇拜明星，但明星毕竟不是宗教上的神，也不是极权时代的政治领袖，他们的追捧和崇拜，没有严肃的宗教情绪，因此在追捧和崇拜之中，也一样渴望窥探他们的偶像，乐见偶像的暴露。否则，我们娱乐类的报刊卖给谁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追星族，他们或者是因为年龄太小，或者是过于阿Q，虽然也模模糊糊知道，在这个艺人的闺房之内，有甚于露点者，但就是不乐于承认这一点，宁愿相信自己的偶像，是纯洁的玉女和金童，而他们的偶像，为了迎合粉丝的心思，也往往故意做出金童、玉女的样子来（为了票房，为了光环，完全可以理解）。时间长了，大家也不觉得是在演戏，彼此都会相当习惯，其实大家都错位了。

说实在的，艳照上的那些明星男女，所做之事并不一定比当下很多时髦男女做得更过分，激情中的男女，能有点儿什么事，本是可以预料的，明智的人，想也可以想得到。但是问题是，这些激情的瞬间被拍了下来，而且还被保存下来，以致最终被泄露出去，让地球人都知道了他们在闺房之中的那点儿事，不仅知道，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毫发毕现。于是，事儿闹大了。

当然，从人类道德和法律角度，某些人们尽管一肚子不乐意，但真要追究这些事情本身的责任，是比较难的，因为，艺人也是人，而且都是些比较时髦的年轻的男女，在闺房里做什么，理论上别人都管不着，这就是所谓的隐私。但是，一旦这些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道德和法律就不能不闻不问了，就像在房子里一丝不挂没人管得着，但如果这样光着跑到大街上，警察就要管了一样。

可是，怎么管呢？这些行为的主角是艺人，年轻漂亮的男女，知名度极高，符合人们窥淫欲的所有要素，就是没有网络，这些照片也会到处流传，有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网络，就更没法阻止了。说起来，虽然传播和浏览这些照片的人都不是没有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包括香港这种法律意识相当强的地方的人，却依然传播不懈，显然，人的自律，在老病根窥探欲面前，一般都是无能为力的。可以断定，这种事情只要发生，就会一直流布下去，直到人们看烦了为止。

艳照之所以成为一个“门”，说起来，拍照的陈冠希有责任，借修电脑之机，下载照片的人有责任，将之传播出来的人有责任，借机兴风作浪，拿半遮掩的艳照大炒特炒的媒体，也有责任，其实整个亚洲地区，兴奋地传阅浏览的网民，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责任。严格说起来，大家都不道德，或者不太合乎道德，至少不厚道。但是，追究谁呢？该追究谁呢？追究了，就能让这个门化为乌有吗？我们可以说人心不古，说世风日下，说道德滑坡，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现代化已经给我们塑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氛围，就算我们吸取教训，下次，我们能表现得更好一点儿吗？这样的事如果放在古代，也许人们会厚道一点儿，不这么疯狂地传播，但肯定皇帝会勃然大怒，肯定会有很多人头落地。比较起来，我倒宁可让这事发生在现在。

至于那些少男少女粉丝因此对自己的偶像感到失望，其实也许倒是好事，让他们明白，艺人跟他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也没有必要当道德楷模。虽然，经过这种事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看了黄片受的性教育一样，有点儿副作用。

在我看来，艳照门如果有教训的话，是名人，尤其是艺人，对自己的隐私要保护得好一点儿，别让自己的不慎，把人的那点儿必要的遮羞布轻易揭开，以至于不小心打开潘多拉的匣子。

进化论视野下的代际对立

眼下年轻人讲话，代际意识渐强。一张嘴就是70后如何，80后又怎样，90后如何加怎样。连我们这些父辈之人，有时候不留神也被扣上50后云云。明知道这种代际的排队，我们这些半老之人，是排在队尾的，也只好听任他们编排。

记得早些年时髦的人们编排代际，是按当时的电脑型号来的，286、386、486……一溜排过来，年纪越大，越落后，越小的，越先进。大约是由于电脑后来进步了，这种叫法过时，不愿意染上“老土”的晦气，代际的称谓，于是变成了这么许多的“后”。不过，虽然286、386的称谓风光不再，但这种代际分野的精神却并没有走掉，眼下70后、80后、90后的叫法，骨子里依然是一种进化论的精神，后面的命里注定要比前面的强。80后笑70后，90后笑80后，70后、80后、90后一起笑60后和50后。

自从严复老先生把号称达尔文咬狗的赫胥黎的书“达旨”过来之后，中国知识界中人，不仅像鲁迅那样，每日里咬着侉饼，看《天演论》，或者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和“竞存”，而且自我洗脑，心甘情愿地任由进化论成为他们第一位的信仰。在时间上，他们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在年龄段上，他们相信壮年比老年好，青年又比壮年好。这种线性的信仰，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代际意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尽管今天口口声声排70后、80后的人们，估计十有八九没看过《天演论》，甚至连严复是哪一个都不一定清楚，一点儿都不耽误他们无师自通地贯彻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精神。

其实，《天演论》的思想，是西方19世纪之前的信仰，那时候西方的科学理性凯歌行进，人们充满自信，昂首阔步，可惜走了没多久，两次世界大战，多少让西方人有点儿心灰意懒，科学的进步，演变成人类厮杀方式的进化，而西方文明制度，也居然可以顺岔路，走向奥斯威辛集中营。直到今天，西方文明进步带来的核子战争的威胁、污染的全球化、恐怖主义的泛滥，依然是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勒斯之剑，说不定哪天就掉下来，轻则让人类倒退几十上百年，重则毁灭地球，让人类没了安居的家园。

再来看我们自己，好像也没有理由认为后面的一定会比前面的强。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不总是前进，有时也会后退，甚至退得很多。比之盛唐，五代十国是倒退，比之两宋，元代也是倒退，甚至比之清末新政时期，在国家的国力、秩序和改进程度上，北洋时期也是倒退。就学人而言，更是如此。我们的上一辈，一生的好时候基本上在运动中度过，情有可原，但我们这一代，现在年轻人所谓的50后、60后，应该说是赶上了或者赶上了半个好时候，我们也曾经豪气干云地发誓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根本没有把我们前辈的前辈放在眼里，结果呢，几十年过去，我们也一个个都混成了教授、研究员，还占据着最多的学官的位置，可怎么样呢？比起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代人，我们又算得了什么。悲观地说，我们这代人，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可能赶上那些老一代的学人了。

我们可以推托，说是我们现在成才的环境不好，但是，我们为改善这个环境，做了多少努力？我们的很多人，是不是已经在享受这个恶劣的环境？因为这种环境，虽然不利于成才，但便于养人，尤其是养那些和环境同流合污之人。

不幸的是，现在比拼叫骂的80后、90后们，所处的环境跟我们这代人一样。后面的人借以自傲的，似乎只有年龄和时髦，似乎年龄是决定一切的，只要年纪比他们大，就命里注定比他们傻，似乎仅仅由于他们更年轻，环境的羁绊就会自动化为乌有，甚至变成助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只要我们来了，世界就会变。

正因为如此，很多年轻人除了迫不得已，已经没有耐烦看年纪比自己大一些的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那些都是可笑的垃圾，前一代的人可笑，更前一代的人更可笑。要看，就看自己这代人的产品，好的追捧，不好的，甚至抄来的，也照追不误，没别的，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

每代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自己的狂妄，自己的雄心，以及自己的目空一切。但是，真正能傲视前代的，必须是出自自己之手的东西，以货比货。如果出不来足以傲视前代的货，那么，就要审视自己这一代，为改变整个民族生存的内外环境，做过些什么，没有做的，赶紧做，无论70后、80后、90后，甚至50后，都还有时间。如果在笑话前代、更前代人傻的同时，仅仅学会了跟环境妥协，学会了更快地融入环境，享受环境带来的快乐，那么，我想起美国人曾经埋在地下的一块据说永远不会锈蚀的金属板，上面刻着爱因斯坦写的一段话，是写给21世纪的人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们的后代们，如果你们没有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更文明、更爱好和平的话，就请你们见鬼去吧！

激情燃烧的禁令

饮食男女，圣人不免。三十年来饮食的变化，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只好说点儿男女。所谓的男女，不是指男人和女人，而是说男女之间那点儿从灵到肉的事儿。众所周知，改革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很有那么点儿禁欲味道的，无论大人孩子，懂还是不懂，或者似懂非懂，一提到男女，大家一致愤愤，装也要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来。我所在的黑龙江垦区，在“文化大革命”前，风气好像一直不那么严谨，男女之事，出事没出事，大家都睁眼闭眼，传统上的拉帮套现象，就是一个女人，在丈夫之外再寻一个副夫，明的暗的，没有人说三道四，自家的老公，也不在意。但是，革命一来，局面大变。红卫兵造反的事，传到我们那里，已经很晚了，“北京联动”这样的老红卫兵，已经开始没落，但是我们那里还很有光彩，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老兵新兵，反正所有人，只要出身还不错，都想当红卫兵。于是一些拥有帮套的青年和中年女性，纷纷把相好的给甩了，胳膊上戴上红袖标，昂首挺胸上街革命去也。

革命属于激情，总有退潮的时候，革命一退潮，男女就趁虚而入。最早开禁的，是老职工和知青，老职工动口，给我们讲段子，知青动手，谈恋爱过性生活，这在1975年、1976年，已经司空见惯，连一向严谨的农场（那时叫兵团）连队的指导员、副指导员都懒得管了。1977年、1978年解禁一批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场场爆满，据说演了上千万场次，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点儿可怜的恋爱场面。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面有对谈恋爱的男女主人公，每天广播，每天年轻人到点儿收听，风雨不误。话剧《于无声处》，全国上下都在演。如果里面光是反“四人帮”，没有爱情，估计没那么招人爱。

不过，这些文学和电影开禁之后，当时我在农场看到的情景，好像爱情不多，肉欲要多一点儿。同时，家庭纠纷猛增，多半围绕着男女之事。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兽医室就在连部对面，每天都有人到指导员那里告状，听人吵架，告到农场场部的，也不在少数，但对象往往变成了连长指导员自己。

黑龙江农场，不足为训，其实刚开放那会儿，中国社会整体上还比较正经，“严打”一来，一些谈恋爱谈得比较花，或者越轨比较严重的人，往往成了“严打”的对象。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也因此进了监狱。记得刚刚开始跳交谊舞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又想，又怕，又想学，又怕人说。很多女孩子穿裙子，往往不是为了穿，而是偶尔在没人的地方穿一下，自家照照镜子过过干瘾，有条件的，照张相，然后就脱下来，压箱底。

为了让交谊舞“卫生”一点儿，有人还编出来不让男女拥在一起的交谊舞，拉拉手就完了。可惜，这种卫生舞，除了大学团委的人做做示范，没有人肯跳。很快，从外面传来的迪斯科，旋踵即风靡全国，无论官方媒体怎样抨击，跳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随着卡式录音机的流行，男女在一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花样翻新。一度被若干专家说成是对人体发育不利的牛仔裤，以势不可当之势，伴随着男女的交往，迪斯科、街舞、卡拉OK，普及到了城乡青年的腿上。同时，女孩的短裙，也越来越短，遭到反复批判的迷你裙，不仅登陆，而且很快站稳了脚跟，被女孩穿到没人说三道四为止。

大学里男女生恋爱的禁令，似乎从改革后第一届恢复高考招生之后，就没有被遵行过，校方、老师、班主任乃至团委学生会，几乎没有人操这个心。但是偷食禁果的事情，还是被禁止的，无论什么原因，大学里只要有人怀孕，必然要被开除，而且男女都开，一点儿都不能通融。但是这个事，平时的预防，校方似乎不大出面管，往往把任务交给校卫队和看楼的大妈，看楼大妈守在女生楼门口，一妇当关，万夫莫开，一点儿通融不得。而校卫队，一到深夜，就打着手电到处照，搜查在树下和背阴处做男女之事的男女们。

当然，到了今天，似乎所有的禁令，所有的不好意思，都不见了，大学生结婚怀孕，不再可能被开除学籍，未婚同居，也再也没了“非法”两个字的头衔，女孩子也敢于在人前大大方方地坦承自己跟男友住在一起。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风风雨雨，人们终于有了隐私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面，人们意识到男女之事，其实不过是人的私事，只要不干扰到别人，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用不着政府或者组织出来干涉。

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很多社会问题也出来了，男女之间太随便了，家庭也就不稳定了，网恋来了，离婚多了。市场繁荣，娼妓也死灰复燃，连带着小姐这个概念，都变了味道，结果，性病来了，艾滋病也来了。虽然还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没有否认，这些跟男女之事有关系。应该说，在男女之事上，中国和西方，开始接轨，也不是全面接轨，是城市和西方最开放的城市接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是多年禁欲的一种反弹，弹够了，自然会回来。可是，有人很恐慌，担心男女之事的洪水猛兽，会把家庭连带国家一并冲垮，于是，提倡传统者有之，倡导宗教者有之，要加强道德建设者亦有之。好在，没有人提倡禁欲，也没有什么人在男女问题上，提议回到“文化大革命”去。

择偶方式大起底

处于恋爱中的男女，尤其是比较出色的男女，选择是个难题。古希腊有位哲人提出过一个哲学命题，说是一头驴子会在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面前，由于无法抉择而饿死。显然，这是人的困境，不是驴子的，如果是驴子的话，这畜生根本就不会选，随机走到一堆干草面前吃就是，吃完了这堆，再吃那堆，只要肚子受得了，它包圆儿。但是人没有这样的洒脱，尤其恋爱中的男女不行，当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各有优长的人追求的时候，往往拿不定主意。人，就是这么麻烦，没有人追，郁闷；追的人多了，也郁闷。正好的事，正好的时候，都很少，非逼得我们选择不可。

东汉的应劭是个做官做得相当好的人，但他却喜欢写书。他的一本书名叫《风俗通义》，里面记录了一位女孩怎样应对选择的故事。说的是有位漂亮的姑娘，有两位追求者，东邻这位长得帅，但家境贫寒；西邻这位长得不怎么样，但家境富裕。那个时候虽说皇帝老儿已经独尊儒术，但礼教似乎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女人在家里还有相当地位，女孩的婚姻也不是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这个女孩的老爸，征求女孩的意见，到底想跟谁。女孩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在西家吃饭，在东家睡觉。

说实在的，如果现在的婚姻制度允许，这种干脆利索的解决方案，未尝不是当今许多女孩的最佳选择。可惜，这种方案有过于单向考虑的倾向，即使在男女关系比较随便的当时，都不现实，更何况现在？所以，我们必须想其他的办法。

替代方案有很多。首先，可以考虑出题考试，某位名门闺秀，待字闺中，出题考试，考上了就选为东床佳婿。其次，可以考虑比武招亲，支个台子，让人来比武过招，就选那个最后的胜利者。可惜，这两种办法在古代，都属于传说，没影儿的传说，因此，严重不靠谱儿，建议最好不要采取这种方式。看新闻，现在还真有仿古的人，一位漂亮的女博士出了三道难题选婿，一位漂亮女孩则让两位追求者比武，前者没了下文，可见没有应征者，后者刚一上手，一位就被打烂了脾脏，胜者吃了官司，这足以证明，两招都不行。

第三种方案是海选，适于候选人人数众多的情况，古代小说称之为抛绣球。漂亮的小姐在高台之上的窗户里，下面站满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臭男人，可以乱想，不许乱动，一个绣球抛出来，砸到谁的脑袋上就算谁。这种事儿，古来只见诸小说，今天也没有人效法，看来比考试还不靠谱儿，所以也不行。

第四种方案是委托给老爸，像东晋的郗太尉的宝贝闺女那样，任凭老爸在一堆候选人中挑，挑上谁算谁，最后挑上一个在东床吃饼的腆着肚子的家伙。严格来讲，这种方案，要算是诸方案中最可靠的一个。有点儿包办婚姻的嫌疑，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备选对象，事实上都是女方或者男方自己接触交往过的，自己感觉都不错，只是拿不定主意，选哪个好，委托给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去进行专业化考察，近似于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而且这经理人还不用付费，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如果没有了老爸，委托给靠得住的朋友甚至公司都未尝不可，只是千万注意，不要委托给跟自己同性别的朋友。

如果以上四种方案都不喜欢，还可以考虑第五种，这就是进行偏好选择。这种方案有点儿难度，因为选择者自己，首先要明白自家的偏好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图什么。如果就图个老实过日子，那么就看谁老实就选谁；如果喜欢带出去拿得出手，就争取选那个漂亮的；如果图的是具有共同语言，那就选个文化教育背景相似的；如果就图个逗自己开心，那就找那幽默有趣的。总之，偏好决定一切，不看别的，只看偏好，一票否决。说实在的，别看我说得似乎很不靠谱，其实绝大多数年轻人，在选择自己伴侣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奉行偏好第一主义，不管口头上的理由有多少，实际上决定性的因素，都是自家的偏好。

其实，主意出了很多，都是馊主意，最关键的，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别总是犹豫不决，拖拖拉拉，拖到所有不错的候选人都失去了耐性，离你而去，然后不得不进行次一等级的选择。到了这个境地，真的面对次等人物之际，从前的情景就会出现，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论如何都难以在次级选择中心平气和，只好再拖，拖到最后，自己就剩下了，变成剩男剩女。其实，就目前我的目力所及，剩男剩女，都是当年的好男好女。

今昔婚姻自由论

五四以来，向传统开战的青年们，一个持久的主题就是恋爱婚姻自由。觉慧、觉新和梅表姐们（巴金小说人物）拼死争取的，无非是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反过来，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的可恶，翻过来倒过去，也大不了就是不让年轻人成就自己的好事而已。那年月，出来上学的有志青年，相当多的人都有反抗包办婚姻的经历，女学生尤甚，后来的名女人，几乎个个有过这样的战斗历程。国共两党在大革命过后成了敌人，但两党对于婚姻自由的态度却相当一致，两边都立法加以承认。江西根据地的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自由找爱”，乡苏维埃出令禁止，毛泽东则出面支持妇女的革命行动，嘲笑她们封建的老公。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制定的法律中，就有婚姻法。不仅立了法，而且采取国家立体动员的方式推行这个法律，核心内容就是婚姻自由。

不管怎么说，到了今天，中国人的婚姻真的自由了，不仅城里的孩子谈婚论嫁父母管不了，连农村的孩子，由于人人都出去打工，做父母的，也管不了。爱操心的，也无非是担心子女不婚，自家抱不上孙子，或施加压力，或托人介绍，或者自己出面替子女相亲。总而言之，像当年那种棒打鸳鸯的事儿，几乎听不到了。即便是买卖婚姻，当年的买卖跟现在的买卖，也大不一样，现在都是人贩子骗卖，当年则是父母来卖。

不过，有意思的是，争得了婚姻自由的觉新和梅表姐们，忽然之间发现自由的恋爱婚姻，似乎并不那么可爱了。有好多已经结了婚的现代青年跟我说，当年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其实也挺好的。他们说，父母的父母，完全是包办婚姻，关系相当稳定，好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散伙。父母这辈人的婚姻，是半自由的，结婚还是听父母的意见，因此，也比较稳定，离婚的不是没有，但很少。而我们现在完全的自由，从恋爱到结婚，父母似乎只有点头给钱的份儿，但是，却极其不稳定，离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是的，去年才看到的消息，有记载的最快的离婚速度，是宁波的一对儿80后，上午结婚下午离，婚姻持续不足四个小时。还有的人跟我说，不结婚不知道，还是父母替自己找的人，比较靠谱儿一点，自己一时心血来潮看上的，往往过不了日子。

你不得不承认，尽管没有人真的想回到过去，但是这些怀旧或者复辟论者的论调，的确有真实的成分。旧式婚姻男不情、女不愿，但是结构稳定，这是事实。在我们看来，没有建立在男女情感上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在旧时代，婚姻的目的，是生产和生育，感情基本上不在考虑之列，很多强势的家长，甚至很反感儿子、媳妇感情过于好。中国著名的爱情悲剧长诗《孔雀东南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换言之，考虑情感的婚姻，才不道德（不论礼法）。只是，基于生产和生育的婚姻，反倒比较稳固，因为，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组织家庭过日子，如果在此前对于过日子的种种因素考虑得比较周全，自然日子过得就相对平稳，再加上旧时的婚姻，往往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结盟，一对男女无非是两群人的结合而已，双方家族都有了新的奥援，也有了新的利益关系，对外说起来，也算是一家人了。因此，想要不过了，分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分手的成本几乎大到双方无法承受，自然也就不分了。另一方面，旧时人们对于男女自由恋爱和婚姻虽然也有渴望，否则那些古代的言情小说和戏剧怎么会有市场？但是，毕竟流行的社会制度，只承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没有对这个制度提出根本性质疑之前，人们即使有反抗，也是小规模的、内在的，感情可以被将就，被麻木掉。《孔雀东南飞》里殉情的男女，毕竟是艺术形象，真实的社会，也许比较多的是像陆游和唐婉那样的悲剧，两个人谁也没死，都将就了。也许更多人连陆游那样的伤感都没有，只是麻木地忍受，双方在一起时间长了，彼此也就习惯了。有的甚至真可能先结婚后恋爱，渐渐产生出感情来。就算打了一辈子仗的夫妻，由于离开的可能性很小（成本过高），打仗本身，也可能变成一种畸形的适应形式，一时间不吵不打，还真有点儿不对劲。

现在的婚姻，相对传统而言，是换了天地的一种新式婚姻。这种婚姻，把情感挪到第一位，从男女结合的本质上讲，多少有点儿理想主义。事实上，如果真的情感第一，就不应该有束缚双方的婚姻。婚姻是要组织家庭的，而家庭的本质，就是过日子，就是社会的生产和延续，本质就需要稳定。情感第一很浪漫，但有点儿不靠谱，讲求过日子又太俗，太实际，如何将两者协调起来，是每个成功婚姻背后的奥秘。这个奥秘对于每对夫妻或者恋人也许都不一样，但至少有两个因素是离不了的，一是自由，二是责任。争得自由的人，也需对自由付出必要的代价。

放养、圈养，孩子教育的困境

我感觉，现在父母和孩子关系最紧张，也最畸形的，要数当今80后、90后和他们的父母，后面的，相对要好一点儿。80后和90后的父母，现在差不多四五十岁，大多属于小时候没什么人管，自己受的教育又不完整，一生中坏事摊得多、好事赶不上的一代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这代人，兄弟姐妹比较多，父母忙于工作，忙于革命或者被革命，基本上对孩子都是大撒手。我母亲是个售货员，家里家外忙极了，对自己的五个孩子，怀有充分的自信，每学期连成绩都不问。父亲是小职员，做农场的计划员，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也是整天忙得不着家，偶尔见他一面，总想着教我珠算，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好，远近闻名，可是恰恰我最烦数字，死活不肯学，也就罢了。于是跟着小伙伴一起“放羊”，“文化大革命”前是群羊，“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我则变成了孤羊。

到了自己成家立业，也有了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放羊放出来的人，对于怎样教育孩子，其实是没有知识的，岂止知识，连感觉都没有。我们这代人赶上了独生子女的好政策，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没有资格像我们父母那样潇洒，加上多数人受教育不完全，人生有诸多缺憾，因此，总想在自己孩子身上找补回来。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口号：把“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找回来！我们这代人，“在自己身上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的劲头固然有，但绝没有比“自己耽误的在自己孩子身上找回来”的劲头大。因此，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就成了大人的集体行为，就跟集体打鸡血、集体喝红茶菌、集体练气功一样，大人们集体让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学英语、学奥数……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家孩子是神童，只要把该学的都学了，把家长自己不会但特羡慕别人会的玩意儿都学了，孩子怎么着也成才了。比较下功夫的，简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连工作都辞了，房子家产都卖了，两个人一起跟孩子泡上了，死命督战，不成功，则成仁。还别说，就这样钻牛角尖的，还真有极个别的钻通的，比如郎朗和他的父亲。这样的人，成了所有奋斗者家长的榜样，好像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做了皇帝，所有放牛娃都可以做皇帝似的。

我们这一代家长手下的孩子教育，几乎都是家长做主，从幼儿园开始，小升初，中考，无一例外，家长操作一切，包揽一切。所谓应试的学校教育，家长跟学校、老师，其实是共谋，孩子只要一进到考试的快车道，就成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夹馅面包，在双重的高压下生活。好容易熬到该考大学了，高考咨询，前去听的人，全是大人，一个应考的孩子都没有；考生报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家长参考一点儿中学老师的意见，再加上听一耳朵什么乱七八糟的高考咨询专家的意见，就拍了板。这些年所谓热门专业大过剩，满大街学会计的，满大街学法律的，满大街学国际贸易的，满大街学计算机的，都是家长意志跟有权设置专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长官意志联手造的孽。

奇怪的是，在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成长过程中，孩子没有了踪影，在所有的环节，都没有孩子的意见。好像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孩子始终保持在三岁，没有长大。家长会说，孩子不懂。是，孩子不懂，但大人就懂吗？孩子不懂，也是因为家长包办一切，事实上将信息对孩子封闭的结果。退一万步说，即使孩子不懂，他们就不是个人吗？至少得问一声，孩子，你想做什么？现在大学里，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学生混日子，甚至起码的课业都不完成，不及格乃至退学都不在乎，反正是给父母学的。强势的父母意志，在忽视了孩子的意志的同时，也压扁了孩子的上进心。

我相信，就像许多家长说的那样，这样包办孩子的成长，是出于爱。但是，这种爱，实在过于专制，甚至专横，不仅造成了孩子无法承担的重负（心理负担），而且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变得脆弱异常，毛病多多，或者自闭，或者顽劣，即使是好孩子，也意志力薄弱。很多孩子对一切都接受，从不知道质疑；很多孩子对什么都不满意，却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成长，就像一棵小树，始终长在大树阴影下。

谣谚里的北大荒

一生中，由少及壮，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北大荒这个概念，其实很糊涂。对于某些人来说，好像整个东北都是北大荒，而在东北，似乎专指最北边的黑龙江，而到了黑龙江，人们认为只有在三江和松嫩平原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带，才是北大荒。当年清朝流放地宁古塔跟这个地带比起来，已经相当繁华了。这个地带，自1947年起，陆续来了从军队转业的军人开荒屯垦，建立国营农场。而我，就是在农场长大的。

踏上北大荒土地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歌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对于现在的北大荒，这个稍显悲凉的歌谣基本上是不合适了。大部分地方，既不见兔子也无狼，但姑娘却一点儿也不少。可是我小时候，这个歌谣还相当贴切。兔子满地都是，冬天小伙伴上山套兔子，一串串地拎回来。上山砍柴，也时常见到兔子乱窜。狼也能看见，只是距离稍远点儿。上中学时，学校养的猪，一不留神就被狼给赶走享用了。更小的时候，狼经常在房子后面蹲守，在场院睡觉，家里养的鸡鸭什么的，基本上是人狼分享，而狼吃得更多。因此，另一个歌颂北大荒的歌谣是：“棒打狍子，瓢擓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看见过人空手在雪地里抓到过狍子，而且我也亲自用脸盆擓起过小鱼，也在屋子后面的柴垛里，发现过野鸡。唯一遗憾的是，女人的确比较少，那时候年纪小，没有性的意识，感觉不强烈，只是看见有拉帮套的男人存在，提醒人们这个严峻的问题。较早的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社的人，拉帮套现象，稀松平常，隔几家就有一个。就像马车，除了驾辕的，还有几匹边上拉套的。过去，北大荒人烟稀少，女人更少。需要产生制度，于是，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就形成了。大体上，在北大荒，跟一夫一妻制一样，这样的家庭没人少见多怪。早期的农场，女人也少，所以，早期移民的拉帮套现象，也传染给了农场人。不仅农场里的山东知青这样做，连转业官兵，也乐此不疲。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位，家里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家邻居，也有。依稀记得那个阿姨长得相当漂亮，对我们小孩也格外友善。“文革”时，我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我和小哥哥一起生活，周围人大多欺负我们，但她不，连句冷言冷语都没有。

关于北大荒，还有一个谣谚叫作：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不过，小时候野生人参没见过，即使有人挖到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在意，那时人工种植人参还不时兴，所以，整体上对人参没印象。貂皮则见过，见过当地土著猎人（早期移民）戴着貂皮大帽子，有的还穿貂皮大衣。可是乌拉草却随处可见，一到冬天，几乎家家离不了。小孩子对于貂皮和乌拉草的记忆，都跟严寒有关。那时北大荒冬天很冷，零下40度，经常的事。外面传说，北大荒冬天在屋外撒尿，撒出去的尿会冻成一条弧线的冰棍，显然有些夸张。但撒尿的时候，如果手上沾了点儿尿液，回屋的时候千万别直接用手拉铁的门把手，一碰，手就被粘下一层皮。冬天的雪也大。经常一夜大雪，早上起来，门开不开了，被雪堵上了。上山砍柴，雪深没膝是常有的事，走路的时候，得用手来帮忙，把腿拔出来。下雪不可怕，越大越好，我们小孩子可以在房前屋后挖雪地道，修雪工事，正经八百地打战争规模的雪仗，小部分地上演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可是，雪后如果刮风，刮大风，就比较可怕了。北大荒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多厚的棉衣都能吹透，人称“大烟泡”。一刮起来，对面不见人。这时的雪，是沙子似的雪，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能戴上一顶貂皮帽子，长长软软的貂皮，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再大的风也不怕。在北大荒生活，脚的保暖是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乌拉草了。最标准的装扮，是一副鞋底打上皮底的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有这样一双毡靴，再冷的天，都冻不着你。可是，那时的我们，根本穿不起毡靴，只有胶皮的棉鞋，于是大人就在胶皮棉鞋里，塞上乌拉草，因此我们的鞋，个个都比该穿的号要大许多。这种空心而且柔软的草，不仅保暖，而且吸潮。只要每天晚上把草掏出来烘干，没有毡靴，也能过冬，虽然小脚指头也经常会冻伤。

北大荒生活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谣谚，是这样的：“农工农工三件宝，镰刀、绳子、破棉袄。”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到农场连队（类似于农村的村庄）做了农工之后，老职工告诉我的。的确，我发现老职工们，的确多数都离不开这三件宝。镰刀是干活的工具，但刀不离手的目的，却未必是为了给公家干活儿，碰上野菜，弄一点儿，带回去喂鸡鸭；回家路上，领导看不见，顺点儿地里的庄稼；如果在水泡子旁边干活儿，扎个猛子，运气好摸条鱼，都离不开镰刀、绳子。破棉袄就更是宝贝，既可遮风，也可以挡雨，在地头困了，还可以铺上眯上一觉。后来知青来了之后，在地里野合，也多用得着破棉袄。所以，即使夏天，农工们出门做活也带着破棉袄。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农场的农工，是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最勤快的人，而且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朝堂下的人·事·情

难得糊涂才是福

我跟沈昌文不熟，在他主政《读书》的年月，我仅仅是个喜欢《读书》的半老的学术青年，对他，只有仰脖子的份儿。等到我来到北京，开始为《读书》写稿，他已经退休。见到他的尊容，已经是晚近的事了。每次见面，他都会说，我总以为你是社科院的那位。社科院还有个吗？我只知道跟我同名同姓的，北大有一位，《光明日报》也有一位，如果社科院还有一位，那我们四个凑一起，可以打打麻将了，输赢都是张鸣的。

沈昌文在出版界是个大人物，辈分如我者，见了他一律尊称沈公，毕恭毕敬。沈公的名声是办《读书》办出来的，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是如我之辈的学术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当时我在黑龙江一个农业大学教公共课，只要《读书》一到，立即放下所有活计，一篇不落，一口气读完，还能做若干摘记，发点儿小感慨。后来才知道，跟我有同好的人，还有不少。一次在贵州一个小县城里，发现报摊上在一堆色情谋杀的非法刊物中间，居然有《读书》，一问才知道，这里有几个读书人《读书》是每期必看的。那个年月，《读书》不仅有思想、有学术、有品位，还相当敢言，有点儿像当时的言论特区。后来才知道，就为了这点，沈公经常要做检讨，只是检讨完了再犯，然后再检讨，再犯。

沈昌文自称“知道分子”，后来这个称谓被《南方都市报》窃去，给多数给他们写专栏的人，都冠以这个头衔，但真正顶得起这个高帽子的，还只有沈公自己。因此，他最近出的一本同忆录，名字就叫《知道》。不过据说，有的时候，沈昌文其实相当糊涂，属于顶级的“糊涂分子”，只是他犯糊涂的时候，往往在他特别热心肠之际。

一次，《随笔》的主编来北京拜山，请沈昌文吃饭，邀我作陪，同席的还有《读书》的吴彬和贾宝兰。我发现，只要《读书》的这几员女将在，我们的沈公就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吴彬即席讲了一个沈公的故事，说是沈公当年为我们都熟悉的一位学人介绍对象，寻下的女方，大家看起来都感到挺合适。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沈公集思广益，召集《读书》一干瞎参谋、滥干事出主意，出一次主意，吃一次饭，如是者四次五番。大家发现沈公想要撮合的两位，居然连面都没露，甚至连他们俩人知道此事与否，这些“开饭会”的人都不知道。当然，直到今天，沈公要撮合的人，还都是单身。

仅此一个故事，让席间的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很可口的杭帮菜，都剩下了。过去都是秀色可餐，现在我才知道，好玩的故事，也可以当饭菜的。在吴彬说故事的时候，沈公一脸无奈，一边吃，一边检讨：“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看来当年检讨做得实在太多，炉火纯青，功夫了得。

沈公的糊涂，人家知道；他的知道，人家也知道。他的朋友说，沈公经常喜欢玩儿一些小计谋，比如，你在饭店吃饭，他说他不去，但却悄悄跟进，隐在暗处，让服务员送两个菜给你的桌子上。其实，这种把戏用多了，大家早都知道，只是装作不知，大家都吃完了，假装偶然碰上，互做惊喜状，哈哈一通。终于有好事者忍不住了，拆穿西洋镜，沈公一脸无辜，连说断无此事，下一次，旧戏再上演。

沈公作为出版人和报人，外文很好，于外国文学道行尤深，改革以来多种外国文学丛书的引进译介，都有他的功劳。专干洋事、雅事的他，却生就一副北京旧时饭铺老板的模样，手脚麻利，憨态可掬，站在胡同口，路人问路，肯定首先问他，如果他真的开饭铺，我这样的老实人，也是敢跟他赊账的。据说，当年《读书》编辑部的同仁，没断了吃他做的红烧肉，就是这一顿顿的红烧肉，才让《读书》同仁们锦心绣手，把杂志办得这么好。

直到今天，我感觉沈公跟我还是不熟，不过，好像不再把我当成社科院那位了，有时候，也知道我是（人大的）。但愿这篇人物散记发表之后，沈公能把我记得更牢一点儿，如果万一在饭店里碰上了，也能送个小菜给我。

读书最快的人

认识秦晖，最先感到震惊的是他读书的速度，在这方面，我一直以为我就相当厉害了，当年一本三百页的小说，三个小时可以读完，但后来误入学界，读学术文章和著作，速度才慢了下来。可秦晖不一样，记得最早跟他打交道，呈上我一篇文章，大约有两万多字，人家拿在手里，把文章贴在眼镜上，拉来拉去，一会儿工夫，看完了。你还别怀疑他应付，因为随后人家能跟你谈得头头是道。

接下来更大的震惊，是他对地理的熟悉。后来渐渐熟了，当他得知我在黑龙江混过的时候，就问我，具体在哪儿？“八五一一农场。”“哦，就是那个在密山、虎林和宝清三县交界的那个农场？”“啊，你去过？”“没有，但我查过这个地方。”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过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秦晖说，他自幼喜欢看地图，赶巧，这个爱好我也有过，不过，没他爱得那样深，而且我的爱好，仅仅是纸上谈兵，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方，全蒙。但是秦晖不一样，记得一次在香港，晚上跟他一起打出租车回住所，居然一路走来，到了哪儿他都知道。明明我的眼睛比他好，可是我看到的景物，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可人家秦晖却能一一说出地名来，害得我一股无名妒火中烧，最后连车钱都不想付了。

秦晖口才好，一讲起来，滔滔不绝，让他讲一个半小时，他能讲三个半，谁邀请他演讲，都准赚不赔，这种便宜事，我就干过好几次。秦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一个话题能讲上半天，第一，第二，第三，反过来，正过去。每个话题，都讲得特别明白，想要不听，根本没门儿，他那气势特足的大嗓门儿，跟农村里的大喇叭似的，把每个字顺着逻辑往里灌。我问过我的学生，他们很不争气，都说非常爱听。可是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的主持人跟我诉苦，谈话类节目不是讲课，话题要不断地变，可是无论她怎样打断秦晖的话题，另起一行，秦晖依然顽强地讲他的第一个话题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非讲透而后止。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和夫人金雁一起去的，两口子联袂登台，但这次不知道怎么搞的，他讲的不如夫人。机会来了，我等唯恐天下不乱之辈，一拥而上，大肆攻击，一时间竟然把个一向强悍的秦晖，打得晕头转向。

可惜，这样过瘾的机会实在太少。跟秦晖辩论，是个磨难，像我这样的，如果不拉上一支胡传魁的队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来助阵，根本没戏。看网上他和汪晖、温铁军两位重量级的大嘴辩论，以一敌二，居然也没落下风。余岂好辩乎，余不得已也。平时跟秦晖接触，发现他其实一点儿都不强悍，也不好辩，只要给他灌上两口酒——就两口，无论红、白、啤，立马让他没电，变得特别随和，特别温顺，说起话来格外中听，我真怀疑优秀如金雁者，是在他喝了酒之后给骗来的——未经证实。

秦晖眼神不好，但喜欢看。看书就不说了，那是他的生活，无论走到那里，名胜古迹，奇人遗事，必到必访，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儿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据他自己说，一位名记者告诉他，多拍必有好片，拍就是了。现在的数码相机，也给了他这种胡拍以最大的可能性，反正拍上一万张，总能蒙上一张好的。秦晖还喜欢自拍，一次一起在云南弥勒的温泉洗澡，晚上黑乎乎的，洗完出来，突然发现此公不见了，一找，只见人家在一个角落里摆姿势自拍呢，一会儿正身，一会儿侧身。

虽然在自己服务的学校很不受待见，到今天还不让他带博士，十五六年的资深教授，只评了个三级。但秦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不过，在我看来，他其实只是一个喜欢在海边拾贝的大男孩，一个记性好、兴趣广、什么都喜欢琢磨的顽童。社会海洋里各种五彩斑斓各式各样的贝壳，他都有兴趣去拣，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从不担心家里装不下。

我的完人朋友

写吴思有点儿困难，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他的毛病，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都那么完美，完美的人不是不能写，而是写者自己觉得自惭形秽，难受。无怪乎作为老同志宝贝的《炎黄春秋》，选来选去，选他做了接班人，马上就是法人代表了，我看他一脸惶恐，知道这担子的分量，日后的麻烦，可是他还是接了。

吴思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最冷静的人，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学的经济，那么今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肯定有他一个。没办法，当年文学历史才是显学，挤不进来的，才选经济和法律，所以，吴思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后，做了报人。那点儿骨子里带来的经济之才，只好偶尔在炒股上一试身手，据说人家屡战屡胜，无论股市牛还是熊，总是胜多负少。一个著名书商跟我说，吴思有本炒股笔记，如果能出版，肯定卖疯了，可惜，无论如何诱惑，人家都不肯出，显然，吴思不想借这个出名。据说，吴思炒股，在家里被女儿批判过，说是发不义之财。

作为职业报人的他，报告文学写得好，也是挖新闻的能手，在业内业外很有名气。但是，真正让吴思出了大名的，却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历史著作。试问，当今的中国，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潜规则”呢？这个吴思发明的概念，跟古汉语似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哪里存在潜规则可以，说今天某某被潜规则了，也可以，能否变成形容词，估计可以一试。这个词，让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兴，因为自家那点儿把戏，都给吴思说破了。接下来的名词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发明一个，火一个。做《读库》的老六，干脆称吴思是修辞学家，严格说，应该是流行名词创造的修词学家。

吴思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个极度不务正业的家伙李亚平说，他和吴思的大学生涯，感觉没学什么东西，也许是属野狗的，非自己找食吃才舒服。因此，两位都酷爱历史，正史野史不挑不拣，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爱到比历史专业的人，吃得还多。但吴思的历史著作，写出来却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味道。我没查过吴思的阅读记录，但从结果来看，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十有八九看过，无论科斯还是诺斯，都有涉猎。但是，他不是不喜欢，就是没有掉书袋的本事，因此，这些理论的形式，在他的书中找不到，但是交易、成本的精气神，却无处不在，书越写，这个味道就越是浓，连推理、计算，都来了。

当然，这样写历史，尽管一出来就火遍海内，洛阳纸贵，但历史学界却没法子接受。的确，按历史学的规矩，无论怎样通融，吴思的书，都没地方摆放。因此，不能说我们历史学界中人小气、没肚量，关键是吴思太怪，没有规矩，人文社科领地到处跑马圈地，圈的地方太大，都赶上清朝初年的满族皇亲国戚了。

据吴思自己说，他也是个好玩儿之人，爱好多项体育运动，跟我同龄，身材却一级棒，至今走到哪儿都骑辆看起来很破、个头儿也很雄伟的自行车，风雨无阻。一次上珠海做讲座，接待者是个美女，一见着我，就连说崇拜吴思，连思想带身材，夸了一路，最后问我能不能帮她问出吴思的联系方式——我强压嫉妒，成人之美，把吴思的联系方式拱手出卖，一点儿代价都没要。也不知道后来吴思去讲了没有，反正他一点儿口风都没露。

喜欢运动的吴思，据说还下得一手好围棋，也好这口的我，其实特想跟他手谈一次，较量较量。但是，约了几次，大家都忙，一起爽约，到今天也没下成，因此，我可以吹牛，到今天我对吴思有保持不败的记录。其实，仅从平时论棋，我就有点儿打怵，这家伙，头脑太清楚，算路太精，真上手下，我肯定必败无疑，所以，还是约而不下，保持不败的好。

吴思现在名头很响，人很忙，据说自己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为大家伙办事的时间越来越多。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偷闲几日，再发明几个名词出来，好让这个乏味的世界有一点儿味道。

老板式文人

写过吴思，不写亚平不公平。跟吴思不一样，李亚平人长得憨憨的，额头很宽，头上头发不多，但却似乎不像是后天灾变所致，在我的朋友中，这样的脑袋，唯有跟雷颐有一比。相书上有讲，属于天庭饱满，福相贵相。我认识他比较晚，这个时候他整个人干的事，只有写作，既不是作家，也不算历史学者，反正就是写。不仅写历史书，而且参与历史类电视记录片的写作，在片子里露面狂侃，还写过小说，看完之后，我还以为是发生过的真事。写出来的东西，三教九流，从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大家都爱看。刚刚还有个接近高层的人士透露说，政治局常委也在看他的书——未经证实。

可我看亚平，怎么看都不像知识分子，倒像老板，旧时的饭庄老板，“全聚德”和“都一处”这样的老字号的老板，面面团团，笑容可掬，一说话，必定带着七分憨气，骗得大家死心塌地吃他家的东西，给他家送银子。后来证实，我的印象有点儿靠谱，亚平还真就在商界混过，混得不错，曾经做过一家国有大银行海外支行的行长，可以说是银行家啦——可惜了，原本他该做饭庄的。

银行家怎么会挂冠而去，回国舞文弄墨，我不明里就，也不好问。反正知道一点，他没犯错误，因此，也没什么钱，在通县那边的远郊，有套不怎么样的房子，说是在山海关的海边，也有一套农家小院，没花多少钱的小产权。因此，每年都邀我夏天去钓鱼，到现在也没有行成，据说今年无论如何是要去了，我期待着。亚平还有辆车，绝对的破车，夏利。在我的印象里，只比奥迪的小弟奥拓好一点点儿。当然比吴思强，人家好歹有四个轮子。每次聚会，昔日的银行家都开着他的宝贝夏利来，从车里钻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停车场的大爷，肯定把他降格为包子铺的老板。

长得像老板的亚平，是读书种子，看书就像吃，不，像吞一样。中文系毕业的人，干的是银行，还做过网络，最喜欢的，却是历史。肚子里的东西多了，总得想法往外倒，倒出来就吓人一跳。跟他老同学吴思不一样，吴思惜墨如金，写得少，亚平墨水龙头一开，哗哗的，不刹着点儿车，又是一个蔡东藩，却比蔡东藩写得更通俗、流畅，而且还有点儿思想。吴思的历史写作，有点儿靠社会科学，有经济学的味道，但具体做过经济事务的亚平却更像一个文人，因此他的小说也写得好，职场风云，男女之事，曲折衷婉得可以催人眼泪。可惜他似乎不大想在这个道上走下去，因此，迄今为止，我只看到他的一部中篇，人们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的通俗历史著作。

亚平是个平和的人，为人随和，退出商界，不是因为失败，如果继续折腾，他还会是那个行业里的成功人士。只是倦了，退回到书斋里，心才有了安顿。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经过商海大风大浪的亚平，当然有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看法，但他决不会像我这样激烈，动辄拍案而起。他跟我讲过，在商海里行舟，不说同舟共济，但必须顾及大家，不能因为一时之愤，砸了同僚的饭碗，因为每个下海的人，无论老板还是员工，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没有保障，老婆、孩子要养。但是，亚平的平和，是后来生活铸就的。听吴思讲，当年上学的时候，遇上不平之事，无论于公于私，亚平都很激昂，也很仗义。刚刚复校的时候，人民大学的房子大部被人占了，在讨要回来的过程中，亚平是急先锋似的人物，不知道母校会不会念他的好。

现在写通俗历史的人多了，赫连勃勃大王，当年明月，等等，写的东西，不仅量大，名气也大得紧。但是，写史还是需要一点儿生活阅历的，人生的体验越深，对历史上的事，才能看得越透，阐释，才会更入情入理。这一点，亚平无疑要更胜一筹。亚平其实有机会在美国生活的，但是，既然选择了写作，亚平这样的人，就只能回来，否则，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有一类男人，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有根，没根，就做不好，写作尤其如此。别人家的好山好水加上可爱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来说，基本不相干，没了根，写作的感觉就没了。

朋友圈，圈朋友

对于鄢烈山，我是未见其人先睹其文，因为他的文字而记住了这个人。这样的事其实对我很难，因为我的习惯是，即使文字很好，也未见得会记住作者的名字，但鄢烈山是例外。原因是我对他这个姓特有感觉，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也姓鄢，我这个白字大王，一上来就叫“蔫”，人家也认账，大家从此老蔫长老蔫短，生把“鄢”篡改成了“蔫”。说实在的，我那位同学，性子的确蔫，但人很好，仗义。念白字的人有韧性，此番看到鄢烈山这个名字，还是忍不住想把“鄢”叫成“蔫”。

真的见到鄢烈山，发现此人还真的就是有点儿蔫。那是2005年，笑蜀这个媒体流窜犯，流窜到了广州，被《南方周末》收留。我在香港访学，闷得慌，出来广州散心，主要是想好好吃上几顿，事先通知笑蜀，请他安排。到了广州，发现笑蜀背后站立一人，人瘦眼大，硬棍似的，笑蜀介绍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鄢烈山。我特俗地说了几句久仰之类的话，然后一起去吃饭。饭桌上一堆媒体人，像唱戏一样，老鄢却蔫着，特想跟他多说点儿什么，但一时间找不到话题。老鄢则不问，基本不言语，只是十分注意地听我们说，眼睛好像目不转睛，看着他，我的眼睛里直冒一个字：蔫。

那天单是谁买的，我已经忘记了，但看起来不很热情的鄢烈山，将我后面的事全安排好了，吃和住（当时根本没打算玩），笑蜀这厮，躲了个干净，就这样，跟鄢烈山算认识了。

后来交往多了起来，我去广州机会多，几乎每次都能见到他。无论在饭桌上混侃，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演讲，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开始的时候，听得我心里每每发毛，我知道自己这一桶底儿的水有多深，更知道老鄢的水平有多高，没听他讲过，但总看过他的文字，六个字：干净，犀利，有劲。不是把人生看得很透，书读得很多，同时很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无论如何办不来。有一年他的杂文获茅盾文学奖，我真的因此而高看了这个奖，感觉文学圈儿的人不都是吃干饭或者吃软饭的了。再后来，好容易他来了一趟北京，电招我去见他，去了之后，才发现，饭局已经有人安排好了，我就跟着吃就行了，总算，到了我的地盘上，他的话多了一点儿，也有笑意了，不过，跟周围人比起来，还是蔫。

以我这种笔法，写老鄢很难，这老先生就像唱戏里的老生，绝对正派的老生，挑大梁那种，看了叫好没问题，做粉丝也不亏待自己，但想寻个错，调侃几句，还真就难。老鄢对人，乍一看一点儿都不热情，但帮人却帮得很到位，喜欢谁，也决不挂在嘴上，害得我攒了一肚子的赞美话，一个字都不敢跟他说，一张嘴，自己就觉得俗。自打我跟顶头上司闹翻，祸闯得全国人民都知道，每个月都有好些人把他们的冤屈想办法告诉我，有些实在不像话，而且感觉不像是假的事，我就转给老鄢，每次能帮，老鄢都会帮的，找个记者下去访一访。其实我也知道，即便身在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能做的事，也非常有限。每次转给他，心里都觉得不安，但老鄢从来没有半句埋怨的话。我呢，也不好意思说两句感谢的话，还是那个感觉，一说便俗。

这两年，在媒体圈子里混多了，朋友逐渐多了起来，凡是我的朋友，都是老鄢的朋友，高度重叠。没办法，味都是那个味，闻着就往一起凑。唯一的差距是，老鄢的人缘比我好，他的圈子比我大，大多了。基本上是我跟着沾光，很多70后、80后，只要听说我跟老鄢是哥们儿，二话不说，也算我是哥们儿了。

这么乐于帮人的人，也有挨骂的时候，骂他的人，过去都是他帮过的朋友。最不幸的是，老鄢肚里委屈，却一句话也不想分辩——他不想让另外一些人看笑话。

就这样，老鄢还得蔫下去，蔫蔫地帮人，蔫蔫地写文章，然而文章却不蔫，只要问世，就有回响。

性情中人的直脾气

郑也夫是个直筒子，好认死理。只要他认准的事，一定坚持，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个劲儿。跟人交往，即使再好的朋友，碰上说不通的事，非争出个道理不可，说服了他，一切OK，说不服，那对不起。有时候，经常不给人面子，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对方能否接受。如果哪天对方存了芥蒂，也没办法。其实，在也夫这面，无论当时怎样争得脸红脖子粗，心里根本没有存心给人难堪的意思，他坚持的无非是个理儿，交情一点儿没碰着，还在那儿呢。

说起来，我跟郑也夫做过五年的一个学校的同事，可惜，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本人追星的劲头不足，面倒是见过若干回，口嗫嚅而未张，一语未交，真是白白在一个学校大门里教过书了。当然，现在的大学都块头大，学校里牛人多，像我这样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跟成队的牛教授见面不相识，一点儿都不稀奇。但是未能和郑也夫结交，私下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为什么呢？其实我也说不清。

两座山碰不到一起，两个人总难免碰上，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就跟也夫认识了。一说起来，才知道这老兄当年在北大荒生活过八年多，他所在的农场，跟我们农场，直线距离不足五十公里，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曾经同为东北胡子。当年是我们把也夫这样的知青敲锣打鼓迎到北大荒的，因此，我胡子资格比较老，每每提及，可以摆点儿谱儿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有段时间，被误诊为肝癌，朋友们都很着急，我跟也夫也通了不少电话，商量怎样能帮帮这个难得的朋友，也夫的主意特别干脆，也特别牛，说他认识医生，直接换肝，吓得我肝直颤，幸亏病人没答应。病人后来没事了，可我却遭遇了也夫的直筒子。有天也夫拿了好几本他写的书给我，他的书，不像我这样，经常把在报刊上发的文字攒起来，就算是书了。他的书，真是特意写出来的，特正经地讲道理，一板一眼，不绕弯子，不排铺，就跟他这个人似的。看着喜欢，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在我的博客上写几个字推荐一下吧？他答应了，我也写了。可是几天之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是他不同意我的看法，直言不讳。与此同时，这封信在网上也露面了，害得好些人以为我跟郑也夫怎么了呢，纷纷打听，热心的还一个劲儿地劝架。

直脾气的人，吵起来容易，说开了也容易。也夫不光把我顶到南墙上，学界吃他顶的，还有别人。不过，在也夫看来，道理是道理，交情是交情，道理要讲，必须讲，不讲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朋友，但如果因此而伤了交情，他乐意道歉，道歉道的是情，不是理。某年社科院评学部委员，评上的尽是些学官，也夫大声抗议，指名道姓说社会学学科评得不公，为什么所长上了，而学问好得多的另外一些学者没有上？其实，也夫跟所长一点儿过节没有，尔后特意找了机会，拱拱手，道声得罪。双方一握手，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惜，这样的雅量和雅事，在中国学界像白乌鸦似的罕见。

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之交，因之无真情。直筒子，在当今之世，也是一种癖，有这种癖的人，都有真情，真性情。一次，也夫因为一个公共问题跟刘东在电话里争了起来，谁也不服谁，双方约好，找个地方录音辩论，就是一边辩论，一边录音，然后整理出来发表，让公众判别谁胜谁负。结果两人大战了一场，谁胜谁负，不知道，反正后来又战了一场，估计肯定有一方不服气，约了再打一次，结果是两人都挣了些稿费。

好得罪人的也夫，其实特别重感情，还挺细。一次跟他一起去杭州公干，住店登记的时候，他特意把接待方安排好的单间大床房，换成标准间，说是一个在临安的朋友要来看他，三十年不见了，两人要彻夜长谈。不久，他的朋友来了，原来是当年也夫在北大荒时教过的学生，现在是一所中学的老师。也夫成名很早，在杭州有头有脸的朋友很多，但是，他却只见一个昔日的学生，看起来混得并不怎么样的学生。

海归文人的世情

徐湘林是海归，唯一跟我有交情的大牌海归。徐湘林现在来头很大，北大的教授，好像还是院长，附加的头衔应该有一大串。但是这些都跟我没关系，虽然算起来我们是同行，但我属于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他的学问，我一点儿都不懂，但这并不妨碍我跟他的交往，因为他跟我不谈他的学问，谈我的。更多的时候，什么学问也不谈，混扯。

湘林很实在，我送他我的随笔集，告诉他，最好放在卫生间，方便一次，看一篇，具有意想不到的功能。他还真就照办，再见的时候跟我说，我就是把书放在卫生间里了，方便的时候看，现在快看完了，挺好看的，但没见有什么其他的功能。我知道，他这是看重我的书，才这样的。比起来，其他的教授，得了我的赠书，一般都丢开不理，结果老婆孩子倒有点儿兴趣，因此这些人对我表示重视，多半有惧内或者惧子的因素。徐湘林的一位北大的女同事就跟我说，我儿子是你的粉丝，但我郑重声明，我不是。

别以为湘林是个老实人，不是的，这一点，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原来《中国社会导刊》的资深编辑史维勤深有体会。一次，我跟着几位大学者去广西考察，其中就有徐湘林和史维勤。事办完了顺便去了一个人都不大知道的地方玩儿，没想到，那么偏僻的所在，也被旅游开发，一群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孩子，缠着不多的几个游人照相合影，几位大学者吓得缩手缩脚，到处躲，我坏心上来，跟那几个女孩子说，你们尽管拉他们照，钱我出。这样一来，女孩们勇猛异常，死拽住其中一个老实人我的同事景跃进，强按头拍了照。当她们如法炮制，扑向徐湘林死死拉住他的时候，徐湘林轻轻地对她们说了一句话，立刻，女孩们如鸟兽散。我和史维勤很奇怪，问他：“你说什么啦？怎么她们撤了？”湘林回答说：“我指着老史说，你们看，我媳妇在那儿呢。”史维勤当即表示，要收名誉损失费。湘林不理，愤愤地对我说：“这种坏招，从前都是我给别人使，今天居然让你用在我身上！”

湘林实际上是个雅人，喜欢历史和文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谈的一个人是海外著名学者何柄棣。湘林跟这老头儿很有交情，跟我讲了很多老头儿的轶事，他很佩服何柄棣的学问，一说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言外之意，似乎是没吃这碗饭，有些遗憾。当然，也可能是人家善解人意，知道我不懂政治学理论，迁就我的专业，扯我喜欢的事。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的确能见到好多字画什么的，书架上还有不少清玩、清供之类的小东西。他说都是他出去讲学的时候，在古玩摊上买的。那些小玩意儿，以我粗陋到家的古董知识，好像不真，但个个长的都挺好玩的。据说，这种买古董的人属于特殊的一派，不求物件是真货，但求物件有品相。

跟现在许多社会科学的大教授一样，湘林有若干大课题在身，这些课题是可以吃饭的，因此，我和史维勤，只要跟他见面或者打电话，总是要他请客。湘林来者不拒，全盘答应，但始终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后来我们很生气，史维勤跟湘林夫人熟，采用内攻法，我呢，没这么大本事，也没这么大耐心，直截了当绑票，还真就成功，狠宰了他一顿。宰得他兴高采烈，给我直接派了一个活儿，给他们办的班上课，给钱的。我心想，天下这样的傻子，全世界也没几个，居然让我碰上一个，宰了他一顿，居然还给我找有钱的事做。

侠骨柔情汉

“我的邻居卢跃刚”，对我而言，就跟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具有魔力，只要一提这个茬儿，很多人就知道我住哪儿了。只是当年，我跟他同在一个不大的小区住了两年，硬是彼此不相识。当我们终于见面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是1958年生的吧？”他一愣，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的名字告诉我的。你看，跃，大跃进，刚，大炼钢铁。”他接口说：“我这还一个‘卢’哪！小高炉的谐音。”这人，三个字没一个受待见的。

卢跃刚是名记，全国论起来，排在最前列的几位之一。写文章长枪大戟，黄钟大吕，气势特足，一支刀笔，入木三分，哪个官员干点儿恶心事，如果让他逮住，无论来头多大，身子多么油滑，大抵都脱不了身。这样的名记，喜欢的人多，憎恨的人也多。后者的势力大，因此，卢跃刚就提前退居二线了。

喜欢得罪人的卢跃刚是当兵的出身，在他的书房深处，有张穿军装的夫妻合影可以证明这一点，除此以外，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我们那个小区，住了很多二炮的军人，这些军人，即使夫妻两个穿便服散步，都板板正正地齐步走，站有站样，坐有坐相。可是我们的卢大名记，坐起来，没有椅子盘腿，有椅子打横，走起路来，手脚都张开着，就跟鲁迅先生说的江南水师学堂的高年级生似的，一双农民的老布鞋，春夏秋冬，总是套在脚上。最后我一打听，原来人家当的是特殊兵种的兵，好像是黄金部队，在部队里又是技术人员，总之，没怎么摸过枪，卢跃刚当兵生涯最大的收获，是俘获了一个贤惠的美女当老婆。

说起卢夫人的贤惠，很多人有体会，饭做的那叫一个好。卢跃刚的家宴，我吃过若干次，每次她在那厢做，我们这帮老饕在这边吃，做完一道，吃光一道，最后等夫人上桌的时候，我们如梦方醒，原来我们都吃撑了，夫人没什么吃的了。于是大家一起道歉，下次再吃，又一齐忘掉歉意，再醒一次，再道歉。有这样的夫人，卢跃刚基本上已经被惯成了废人，晚饭夫人只要不回家，不管多晚，卢跃刚肯定都不会自己做饭的，宁可忍饥挨饿，也要死等。夫人要是出差，同时忘记给他脖子上挂上一张大饼，那么他在饿上一天之后，会突然惊醒，呀，原来夫人不在！直奔饭店去也。不过现在好了，儿子从英国回来了，夫人不在的时候，儿子可以做饭给他吃。

当兵出身的卢跃刚，不像武人像文人，文章写得好，书画俱通，字写得漂亮，跟他的文章一样，遒劲，有气势。在书画方面，他不是个业余分子，已经登堂入室，不做记者，卖字画也能活得挺好。跟他在一起，谈起这些雅事来，头头是道，还顺手就能拿出这个那个大师级的作品，让你口水直流。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跟他扯围棋，扯京剧，实在不行，拉他去喝酒，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家伙，居然滴酒不沾，只要这招出来，他只有投降。

卢跃刚乍一接触，觉得这人大大咧咧，然而稍微处久了，发现这位仁兄其实粗中有细，细得可以，办起事来，心细如发，一丝不苟，点子极多，而且极有策略，极讲原则，决不莽撞。平时嘻嘻哈哈，什么事都无所谓，但只要一出手，就吓所有人一大跳。

当今之世，但凡做记者，而且做舆论监督类的记者，接触的社会阴暗面比较多，心情难免有些郁抑，可是卢跃刚不同，要说黑暗的东西，谁也没他见得多，可他一点儿郁抑的影子都没有，委实要算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乐观的一个，无论什么难事，落到他头上，都没见他愁过。平时一起发牢骚，无论说得多么黑暗，他都认为有办法改变，说到兴处，还咧开嘴哈哈地大笑。现在，凡是我感到有点儿想不开的时候，就钻到他家去跟他聊会儿，一会儿就自己也“哈哈”了。

现在的卢跃刚，已经不算媒体人了，名记和名编，都成过去，眼下他最爱的事，是做历史研究，因此上我俩有了太多的共同语言。我总是纳闷儿，这个没有学历、没有受过历史科班训练的家伙，怎么做起历史来，一板一眼，考订之密，见识之高，每每令我眼镜掉了又掉。

怎么回事呢？你说。

大隐隐于市的文人

刀尔登这个名字，不像汉人的，第一次听说，我以为此公必是傣家不知哪一代的王子，落魄了混迹于文坛，如是误会了一年多。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个笔名，是这老兄从东北的一个村庄拣来的，本人名字叫邱小刚。在网上，他还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叫三七，这回是窃取于某著名中药。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在《瞭望东方》开专栏，同在一个园子里涂鸦的，还有几位，都是大名鼎鼎，只有一位没听说过，恰恰这位的文字，我最喜欢，他就是刀尔登。在中国，文字写得漂亮的人不少，走时髦路线的，贫嘴，走古典路线的，掉书袋，或刚猛，或温柔，或大排比气势压人，或酥胸半露姿色撩人，但把文字写得有味耐嚼者，却如白乌鸦一样稀少——有之，刀尔登就是一个。

刀尔登是个读书种子，他的文字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书卷气，遣词用句有文气，却不过分，写人写事，切入点与众不同，见好就收，给自己留着余味，给读者留着余地，读完了，非想想不可，读他的文字，令人想起一个字“品”。他的文字，不是屠门大嚼的货色，而是功夫茶，坐下来慢慢小口细品，期间，如果频繁地接手机，处理公务，那还是别读为妙。

刀尔登跟我写的东西，有点儿近似，都是古代人那点儿好玩儿的事，编辑总是建议，你们最好写出个系列来，有点儿系统。我坚持不听，你说你的，我照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刀尔登比较乖，从善如流，说是要开写“中国好人”，凡是有鼻子有眼的古人，同时被他看上的，都被打成“好人”，被他在键盘上蹂躏。

刀尔登是北大的才子，这话不是我说的，源头来自北大的某些人。说起来，他是80年代中以本省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的，但是，我估计他在学校里，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这样的学生大抵有两个特点，第一好读书，第二好喝酒，具有这两大优点之后，对于学校里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大人物，就不怎么在意。不管怎么说，反正现在的刀尔登，当年的邱小刚，毕业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河北石家庄，先是编份都市报，又过不了多久，连编辑都不做了，卖文为生。

卖文为生，在台湾被叫作煮字疗饥，生计很艰难。如果要想活得好，一要有名，二要高产。民国时候，上海滩上，据说只有两个人可以卖文为生而且活得不错，一是鲁迅，有名，稿费高；二是张资平，高产，三角恋爱小说，一写就是几十万字，一篇一篇连载。剩下的人，虽然也写字，但若想活得滋润，如果不进政府机关的话，就得进大学教书。我们的刀尔登这两种情况都不沾，至今为止，他的名气不大，却写的比当年鲁迅还少，惜墨如金，每个月挣上千把块钱足矣，就用这么点儿银子生活。据他的老熟人也是老编辑徐晓说，刀尔登的几个朋友，都是这样的活法。

我在此这样写他，他肯定不同意。此人是我见过最不乐意出名的人，给报刊写专栏，无非是生计所迫，不得不写，但是过了这个界，再做点儿什么，死活都不肯了。阳光卫视要做一栏读史类的访谈节目，我推荐了他，任我和制片人巧舌如簧，百般说服，人家就是不出山。依他的意思，书也是不打算出的，写了东西，如果家里还有米，就不急着拿出去换钱。还好，出版人尚红科比我的本事大，几次三番去石家庄，硬是把他说服了，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作《中国好人》。拿到书，尽管多数文章我都见过，还是一口气读完，过瘾。

不乐意出名的刀尔登，是个好父亲，比较善于运用胡萝卜大棒。对自己调皮的儿子，开始是大棒，发现不灵，改成胡萝卜，用钱收买儿子做好事，后来发现钱散在儿子手里多了，再跟儿子打牌，一点点把钱再赢回来。我的教育观点：当今之世，能跟儿子一起游戏的父亲，肯定是好父亲。

这个好父亲，可惜我只见了一面，瘦瘦高高的，不像刀，倒像根棒子。人很腼腆，不怎么爱说话，似乎不像传说中好酒的才子，也许是因为当时人多了点儿的缘故。我们约好了，下次找机会喝酒，一醉方休。

“漂来”的学问

现在知道李昌平的人，几乎都是因为他那个给国家总理的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警句传诵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当时的李昌平，是个管十几万人口的大乡的乡党委书记，之后，从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变成最著名的“漂”。在深圳待了不久，就移师北上，做了“北漂”，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直到今天，他已经被河北大学收编，边做教授，边做香港乐施会的顾问，我依然不知道他的户口迁了没有，很可能，还在漂着。

漂着的昌平，有一副好面相，敦敦实实、不怒而威的一个黑胖子。最惹人注意的器官有两个，一是大眼睛，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闪烁着无辜的光芒，估计小时候到地里偷瓜，被逮住了肯定就这样闪着光来着。另一个是两片翘嘴唇，跟他辩论什么事，只要看见他的嘴唇高高翘起，那就坏了，非争个天玄地黄不可，永不言败。

跟昌平的交往，几乎就是一个吵架争论的历史，从坐到桌子上开始，就吵，一直吵到分手，如果没有约好下次再战的时间，那么再开会碰上，肯定还是吵。我一争，就爱激动，脸红脖子粗的，他一吵，也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俩从来打不起来，估计是我们俩都胖，一拳打上去，跟打在棉花包上类似，所以干脆就不打了。只有在不吵的时候，吃饭吃开心了，或者喝茶喝开心了（昌平不喝酒），才会冷不丁给他一拳，可惜，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在很多人眼里，昌平是个左派，但我倒宁愿相信他自己的话，什么派都不是。或者说用左和右来给今天的人分类，有点儿方凿圆枘，不大合适了。如果非要给他分派，我倾向于他是乡建派，或者说农民派。很多年来，李昌平一直在三农研究的这个圈子里，手脚并用地做学问，发言无论外人看来左还是右，唯一不变的，就是总是站在农民一边说话，或者自以为是农民的一边在说话。他所谓的学问，似乎从来不追求学理上如何深奥，文辞上多么漂亮，看书也好，调查也好，变成文字发表也好，目的只有一个，能否让农民好过点儿。

据我所知，昌平的身体并不好，但他经常下到最偏远的乡村，爬几十上百里山路，走到人迹罕至的苗寨和瑶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从扶贫到田野考察。从他嘴里，我第一次听说山区的少数民族，女性大批下山进城打工，而男性找不到老婆。第一次听说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怎样破坏了原住民的生活形态，却要他们单独地承担生态保护带来的代价。昌平的研究，经常话说出来有点儿偏激，但不能否认，他的问题挖得却很深，绝非我辈浮光掠影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尽管当今农村研究的大小会议，几乎都有昌平的身影，如果一个自以为算有点儿档次的会，请不来李昌平，主办者会感到掉份儿。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昌平头上已经挂上了一个河北大学什么中心主任的头衔，昌平其实还是一个学术圈里的边缘人。即使在有老外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李昌平依然会穿着一身农民的行头上台，有外套时是个廉价的夹克，没外套的时候，一个大汗衫。在众多西服革履的学者目光下，用他那口湖北普通话，侃侃而谈。

不过，话说回来，李昌平穿民工的衣服，却像乡镇干部——清廉的乡镇干部。当年孙志刚案出来的时候，这家伙特意在深夜里满北京溜达，专找收容的人自报家门，声称自己没有暂住证，劳驾有关部门收容，可是对方就是不理，无论昌平怎样纠缠，都不肯把他送去挖沙子。可见，当年乡党委书记的派头，怎么折腾还都在，有关部门火眼金睛，眼里不揉沙子，硬是没让他捣乱成功。

现在的昌平，大眼睛依旧无辜，翘嘴唇还是倔强，提醒所有想认识他的人，不用记别的，只要在大街上碰上一个人，脸上这两个器官完全符合我所描绘的特征，直接叫他李昌平就是。

环保疯子——汪永晨

认识的人都知道，汪永晨很疯，爱笑也能哭。我只见她笑来，没见过她哭。朋友讲，2006年为了阻挡有关部门在怒江建设三级水坝，汪永晨像疯了一样，玩儿命地到处申诉，四下呼吁，不管多大衙门，推门就进，进去就说，一说就滔滔不绝。最后，水坝项目暂停，消息传来，正在怒江的汪永晨，突然号啕大哭，惊天地，泣鬼神。

汪永晨的职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但她真正上心的事，却是环保。在中国，做环保的人，除了官家的之外，都是半疯，凭着一股热忱，搭钱费力而且不讨各级部门好地玩儿命干，环境越是恶化，他们的疯劲就越大，把命搭进去都在所不惜，汪永晨就是这些疯子中的一个领头人。自打认识我之后，每天给我发他们的行程，今天去一个地方种树，明天去另一个地方种草，保卫白鳍豚，保卫丹顶鹤，保卫怒江，保卫太湖，保卫三江源……

半疯的汪永晨，只要离开了环保的话题，其实很正常，爱好特别广泛，打球，赛跑，游泳，唱歌，不是卡拉OK，而是组织合唱团来美声唱法。我因为忙，没见识过人家上台的雄姿，但见过照片，一群昂首挺胸的女人，一齐张开血盆大口，马上就会让人想起一个成语——河东狮吼。

生活里的汪永晨，决不是河东狮吼，对老公特别温柔。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听说她有老公，很是诧异，我说你这么疯的人，怎么还会有人敢要你？可是人家有，不仅有，而且相当优秀，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才生，老祖是也。老祖姓祖，跟中国古代科技名人祖冲之一家，这个姓很占便宜，尤其是碰到姓孙的。汪永晨嫁了老祖，沾光变成祖婆，得意极了，不过也得付出代价，代价就是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得给老祖买当地的啤酒。老祖唯一的爱好，就是喝啤酒，连带收集各种啤酒瓶和罐。

现在的汪永晨，已经是世界级或者说骨灰级的环保名人，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多，被人请吃饭的机会也多。不过，我郑重地奉劝所有打算请她的人，但凡通知汪永晨有饭局，事先一定要三思，只要通知了她，而且她也有时间来，那么，你就得考虑换个大的单间，准备至少一张大桌子，因为她多半不会自己来，一来，就带上一堆人。这一堆人都认识她，不认识你，不过不要紧，他们其实也是刚认识，只要酒过一巡，大家都熟得跟上辈子就是世交似的，来的不是客，都是环保的疯子。吃过若干次亏之后，我也想如法炮制，给她杀个回马枪，但是每逢她请我的时候，好像我怎么也召集不了那么多人。汪永晨的这种做派，我只听说过田汉有，那年月，谁要请田老大吃饭（在民国的上海文艺界，都称田汉为田老大），请一个人，得准备至少十人的饭，谁要一说请饭，田汉恨不得广播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同去，同去，届时浩浩荡荡地一队人马去赴宴，吃个主客尽欢（或者尽悲），人仰马翻。

疯疯癫癫的汪永晨其实是大家闺秀，这一点我已经证实了。我唯一参加过她组织的活动，是上她的家乡河北蔚县，干吗去忘记了，一到那里，当地人一听说她是汪波的后代，马上肃然起敬，然后口中喃喃地说：“不吃不喝，赶不上汪波。”汪家是当地头号的大户人家，当地人说，汪家的银元，一块接一块铺起来，可以一直铺到北京，民国的时候，就跟外国人做生意。汪家的老宅还在，我们去看过，占地很大，很气派，当然，现在已经不姓汪而姓公了。那次蔚县之行，几乎成了汪永晨的忆甜思苦活动，一路上都在听当地人讲她祖父的事迹，感动得我们都受不了了。

汪永晨比我年纪大，但却永远年轻，好几年不见，别人都会变老一点儿，她不，一点儿不变。说她妖精，她不高兴，非得夸她是美女才行，有次一不留神，说她是资深美女，老大不高兴了，银牙紧咬，直跟我算账。现在的汪永晨，据说愈发疯了，到处都能看到她大声疾呼的影子，保卫这个，保卫那个。我在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疯子，发疯似的捍卫我们的环境，中国现在的环境破坏，还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

电视精灵——李蕾

李蕾是个电视主持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相当愚蠢而且顽固的成见，认为凡是女主持人，都是花瓶。非常不幸的是，第一次见李蕾的时候，一不留神，我居然把这成见给说出来了，结果可想而知，刚刚还温柔如温水的李蕾，马上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恨恨地说：“我恨不得把你一脚踢到楼下去。”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她的脚，穿了双高跟鞋，鞋头很尖。

那次我是到陕西电视台为《开坛》节目做谈话嘉宾，还好，李蕾的脚没有踢下去，接下来我们的合作相当愉快，我意识到我失言，跟日本内阁大臣们常犯的错误一样的荒谬。《开坛》节目，李蕾是实际上的策划人，事先准备，谈话的每个点，都拿捏得十分到位，很有见识。到了台上，不动声色，不知不觉地就将话题引向深入，实际上是引入她的彀中。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一个大男人，原来着了这小妮子的道。她问我对她有何感想，我说：“没什么，只觉得你不太像人，近妖。”

跟李蕾对话，是一场战斗，非拿出十二分精神斗智斗勇不可，总觉得平平常常的话，都暗藏玄机，好像总在哪个古典小说里见过，如果对不上，咱这大学教授，面子上挂不住，可怎的好？一仗打完，晕晕乎乎，感觉好像是输了，但似乎输得还不难看。其实呢，都是那花瓶惹出的梁子闹的，我自己神经过敏。

做完节目照例吃饭，吃到一半，李蕾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说是送我的，一看，上面三个大字、三个小字：妖祥门——李蕾著。我一边吃一边翻，不时地瞟一眼故作镇定的李蕾，心想，这小妮子还在生我的气，这书，分明是冲着花瓶两个字来的。可是看着看着，不争气的我，居然看进去了，一个个的小文章，文字还真不错，跟主人一样，一股不能抗拒的妖气，硬是让你像被施了妖法，非看完不可。就这样，从陕西台到机场，再到飞机上，我一口气看完了书中所有的篇章，飞机落地，正好看完。自打“文化大革命”时知识饥渴，飞读小说，我已经很少这样看书了。下飞机我给李蕾发了一个短信：唱一个大肥诺，道歉。

其实，到今天我依旧不了解李蕾，跟她的交往，一共吃了两顿饭，食不知味，斗了几个小时的嘴，输多赢少，看了她一本随笔，晕头转向。她的书里，倒是透露过一些消息，但很模糊，跟她这个人一样，抓不住，连在哪里上学，学的什么，都不甚了了，不过，万幸的是，我发现了她自诩的一大爱好——私奔。可惜到目前为止，根据各种情报反映，她一次都没有奔过，想想而已。大概70年代出生的人，都这毛病，特别敢想，天马行空，胆大包天，想过也就做过了。相信以后这妞还会想很多奇特的事，让所有人都吓到半死，不过，估计多半依旧是想想而已，落到地上的时候，李蕾还是个老实孩子，挺乖的。

现在的李蕾，从陕西台挪到了上海台，主持《风言锋语》节目，上海有她一帮疯疯癫癫的朋友，朱大可、张闳和王晓渔，这几位都是咱的文字旧交，面也见过，上来第一句话就开始互相打趣，彼此疯言疯语，李蕾把一个谈话节目起了这样的名字，十有八九是受这些疯子的传染。朱大可这厮，跟我同龄，无论嘴还是笔都刁到极点，一个文化口红，差点儿让上海的文化大师背过气去。李蕾跟这厮为伍，开始我还担心原本鬼精灵的她，兴许从此会刁钻古怪，得理不饶人，可是没有。再次见面，李蕾说话依旧暗带机锋，但却不伤人，咱八百里秦川出来的人，硬是厚道。

李蕾是个美女，是我朋友中，唯一到哪儿都让人眼睛一亮的人，年纪不大，见过的名人，车载斗量，不计其数。看的书也多，眼睛毒，好人好书，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哪天做电视人做烦了，改行吃文字饭，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可是现在她还不想，说担心一旦卖文为生，自己会变得很激进，笔枪舌刀的，自己感觉不好。心里太柔太软的她，至少在目前，还不想改变自己。但是，我的感觉，就像周作人说的那样，他心里有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李蕾灵魂里的电视精灵，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会拗不过里面的写者精灵，有一天，她还是会变成一个写者。

桀骜不驯的韩寒

我不认识韩寒，从来无缘见面，确切地说，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而且韩寒说起来大家都说他是个作家，至少刚出道的时候，是以小说闻名的，然而，他的小说，我一本没读过。不是特别不待见韩寒，而是所有的小说都不看，除非有作家特意送给我，而且写得还要有点儿水平。但韩寒的博客，我是看的，虽然不是每篇都读，但至少某些人人传诵的名篇，是要读的。有一次在南京大学做讲座，讲完了有个学生问我，你喜欢看韩寒的东西吗？我说喜欢。他马上说，那我也喜欢你。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沾了韩寒的一次光。所以，南都的编辑约我写韩寒，在推不掉的情况下，就答应了——写就写。

如此大着胆子应下来，其实，真要动笔，搜索枯肠，大概也只能写点儿感觉，好在跟被写的人不认识，写砸了，想要找我算账，也不大容易。最早知道韩寒，是因为他跟社科院的白烨打笔仗，动静忒大，“文坛算个屁”，这种石破天惊的粗话，如我之辈，打死都说不出来。当时我其实也感觉学坛是个屁，但就是憋着不敢说，估计如果我混在文坛，多半也不敢如此放肆，怕什么，不知道，但就是有顾虑。后来韩寒说，原来以为站出来批评他的是著名作家白桦，才这么有战斗性，最后才发现是看错字了。读到这里，我莞尔一笑，我跟他那么大的时候，也把“烨”字读成“桦”来着——小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字始终没认全。比起给文坛谥个屁来，我更喜欢韩寒后来的坦荡。换上现在文坛的任何一位，都会将错就错，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家也会有认错字的时候。尽管鲁鱼亥猪的手民之误谁都免不了，甚至把“郁郁乎文哉”看成“都都平丈我”的事，文坛上也不是没有过。

真正让我对韩寒刮目相看的，是去年抵制某货的风潮。回想当初抵货的风头之劲，势不可当，连号称自由主义的某些大牌评论家都顺着大伙说话，可韩寒偏不买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夸韩寒，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意思，因为我当时也是反抵制的“汉奸”，被骂到臭头。不过，我是小猩猩，他是大猩猩。我的评论和博客的读者，不过几千人，骂我的无非几百人而已，可他却是顶着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骂阵上去的，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依然讲理，带着他特有的幽默和轻松讲道理，归谬式地讲理，三言两语，就把抵货派的高论，挤到了墙角，想要翻墙逃跑都没戏。

现在韩寒对公共话题越来越关心了，最近令我忍俊不禁的是那篇“某某某影视基地”，这样的东西，大概只有韩寒才能写出来。一句多余的话都不屑说，只将七段从网上搜来的文字像叠罗汉那样罗起来，就让人笑破肚皮。像我这样的人，讨论公共话题，抨击这个，批评那个，总得顶盔带甲才行，照照镜子，感觉像个武士了，才踏实。虽然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个堂吉诃德，无非是拿着扎枪跟风车作战，但是每次抡起大枪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点儿悲壮，先要对自己安慰半天，自己给自己壮胆，然后再出手。事先就预备了一旦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怎样的感慨，别人还没怎么样呢，自己先把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其实，一次次扎枪捅将上去，人家的大风车不仅纹丝不动，而且也不屑将你弹个跟头。可韩寒不是这样，他只是顺便捡起一块石头，顺势对风车扔过去，其实并不在意将风车怎样了，只是石头扔过去，碰巧碎片溅进轴承，还真叫这风车难受上好一阵子。跟批评社会比起来，韩寒也许更在意的是他的赛车以及比赛。兴许，他本无激清扬浊之意，无非是看到什么不顺眼，顺便扔块石头过去而已。跟我辈一向活得很累的人相比，生活本身在这一代新人心目中，分量更重，政治或者别的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顶多算客串的副业。

按中国的规矩，80后作家的崛起，似乎有点儿早，还没轮到你们，怎么就都左一本、右一本地出书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销量。作协的人躁动不安，当然可以理解，在那个原本就是衙门的庞大机构里，70后还没排上班呢。按顺序，走体制，本是我们这个国度根深蒂固而且奉为圭臬的讲究，一旦有人把这讲究当破鞋给扔了，这边还拿着当宝贝的人，自然会急。这等于是在文坛的朝廷之外，另起山寨，还竖起了“齐天大圣”的杏黄旗。

文字上不立异，没点儿与众不同，无论如何都立不起山寨，就像水泊梁山没有一干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好汉，早就被人灭了一样。在我们这些人看来，80后作家的文字都有点儿怪，怪，就意味着反叛，所以就立了山寨。但是，同是立山寨，有人是造反，有人是为了招安，果不其然，还真就被招安了，比如郭敬明，连做过文化部长的大作家都出来穿针引线，面子绝对够大。反过来再看郭敬明的文字，是挺特别，一个落枕能落得好像掉到悬崖底下，然后生死挣扎攀岩一样，连呕吐都跟别人不一样，一吐，就吐出一团紫色的东西来。总之，在让你感到特别的同时，也特别的恶心——我的涵养不够，真的吐了，吐出来的东西很平常，跟所有的呕吐物没有一点儿不同。这样的恶心，跟我看秋雨含泪、兆山鬼哭的感觉居然差不多。因此，别担心文坛的后继无人，后面来的人无论含泪还是哭，都会相当特别，但知趣，乖巧和肉麻，绝对不逊于前辈的。

我相信，韩寒是会把寨主当下去的，他根本没想过招安这回事。但是，他的文字，其实一点儿都不怪，很干净、利索、直截了当，看他的文字，就让我想起胡适先生的“八不主义”，不拽文，不用典，不堆砌，有事说事儿，没事戛然而止，人家去赛车了。韩寒的山寨，主要体现在他的姿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正统的不屑，正统的强大和威严，对他来说，等于不存在。说实在的，当初有名牌大学打算特招他入学的时候，我还真以为他会去，很少有人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那不是仅仅一个大学的名额，这种破格特招，意味着莫大的荣誉，也意味着对反叛者的一种妥协，纵然再反叛的人，遭遇这种难得的妥协，大多都要就坡下驴，可是，韩寒没有。所以，再后来传说他加入作协，我就根本不信了。我相信，韩寒也是人，不可能完全没有虚荣心，也不跟鲜花掌声有仇，否则他大可以去深山隐居。他大概是不能容忍矫情，不能容忍假招子。

韩寒的反叛，以及他的山寨，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经意的产物，这种令某些认真的人哭笑不得的漫不经心，对于正统势力而言，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拍和打都不行，既然无策，也只好听任。韩寒就这样成长起来了，天不管，地不收，没有单位，没有组织，没有学历，卖文为生，活得还挺滋润，一篇博文，动辄几十上百万的点击率，骂的人固然不少，但赞赏者显然更多。一个又一个无论牙根儿如何痒痒，放狠话，其实都奈何不了韩寒一根毫毛。

山寨这个词，自打问世以后，词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还会有人认为，山寨就是仿制，是粗鄙，是冒牌货，但在我看来，山寨就是反叛，就是别树一帜，略等于水泊梁山，或者花果山水帘洞。不过，韩寒的山寨，除了他自己，没有部众，上亿点击他博文的人，都是看客，在山寨周围看热闹的人，就算韩寒的粉丝，也进不了他的山寨，因为那个山寨不需要有人跟着摇旗呐喊。

肚里有货，落纸有墨

老一辈的读书人，受教育从私塾起，所有的功课都是要背的。所谓学者，或者学究，大抵是书看得比别人多，而且照样能背下来的人。读书多，多到什么程度？在近代，最夸张的有两个人，一是夏曾佑，此公见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后辈，说：“你们好哇，懂外国文，可以读外国书，不像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真的能都读完了吗？不知道。但你看他唯一那本著作，中学历史课本，其渊博程度，还真像是把中国书都读完了。另一位是马一浮先生，才华横溢的弘一法师说：“马一浮这个人，是生而知之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一落生就开始读书，每天不辍，读到马先生那个岁数，也读不了他肚子里那么多书。”

民国大学里的牛教授，上课往往不带讲义，片纸只字都没有，空手上讲堂。坐下来就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笔记记下来之后你去对原文，保管一字不差。这样的课，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本著作。陈寅恪和王国维两位先生，现在已经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这样的事迹，已经流传很多了，其实，当年有这样本事的，还不止这两位。

刘师培先生名声不好，闹革命变节，闹无政府主义，赔了老婆。但他学问好，不止有家学。仪征刘氏左传之学天下独步，正因为如此，任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黄侃，到了民国了，还三跪九叩，拜他为师。其实，他对于古书，是无所不读的，于六朝诗文尤其精熟。在北大教授中古文学史，不挟书，不带讲义，坐在那里，一个个古人拎出来，作品摆出来，剖析之精当，见解之深刻，无人能及。据听过他课的学生讲，刘师培上课，连板书都很少做，声音不大，但清晰，没有废话，每个字都有用。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他已经肺结核三期，人飘飘的就像个衣服架子，多说一句都嫌累。

黄侃先生先前做革命党，参加过武昌起义，因为这个，袁世凯还给他发过勋章，可一打听领取证章需要20元工本费，他老先生干脆不要了，说花这20元还不如找俩妓女乐乐。革命党出身的他，做学问可一点儿不革命，学界都算他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内容、方法、路数，都是旧的。在态度上，黄侃先生属于北大教授中口气最大的一个，走路看天，目中无人，不止没有今人，连古人也看不起。人们都知道他有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据考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样说，等于把他之前的多数古人都打入狗屁行列了。

黄侃做学问嗜旧，所以，对新文化运动不屑一顾，可偏这个运动如火如荼，从者甚众。因此，好骂人的黄侃，火气很大，沾边就骂。尤其对他昔日的同门，眼下的新文化健将钱玄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黄侃上课，也是空手上讲堂，引经据典，一字不差。但是，他跟刘师培不同的是，刘从来不褒贬他人，对他看不上眼的新文学，不置一词，黄侃则上课必骂，不骂上半个点的新人物，不进入正题。对他的同门钱玄同，尤其刻薄，说钱在北大讲的古文字学，讲义就是当年在章太炎门下听课时，他的心得，出去撒泡尿的工夫，被钱偷了，因此，钱的讲义，就是他的一泡尿。

讲课需要讲义的人也有，比如周作人，在北大讲欧洲文学史，讲义按当时的水平，编得不错，但内容熟悉程度，显然不如教类似课程的辜鸿铭，人家可以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周作人上课口才又差，干巴巴的，比起乃兄鲁迅的幽默风趣，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但是人家文章写得好，肚子里有货，所以，学生也能将就。比周作人还差的是沈从文，此公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整整半堂课，一句话说不出来，脸憋得成了茄子。此后在西南联大，上课也是照本宣科（他自己编的本），非得仔细听讲，才有收获。讲得没有写得好，但同样因为肚里有货，也一样有学生追随，还将中国公学的校花，成功变成了自己的妻子。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某教授在家里构思文章，冥思苦想，久久不能完篇，妻子看他做得苦，就说：“你们写文章怎么比我们生孩子还难！”教授答曰：“你们生孩子难，但你们肚子里有，我们难，是肚子里没有。”现在的教授，肚子里没有之辈愈发多了，唯一不同的是，肚子里没有，写文章却一点儿不困难。徐灵胎讲话，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今天教授的逻辑是，既然嚼了又嚼，就不妨接着再嚼，吐出来，就是文章，拾人牙慧，多拾几回，就变成“原创”，拿去评审，只要包袱递到了位，也一样是什么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这样的教授，如果讲台下的学生不读书，听课仅仅是为了文凭，教授练练口才，也一样唬人，东拉西扯，讲笑话，说段子，照样受学生欢迎，断然没有可能被学生轰下来。

但是，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不一，宗旨各异，但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肚子里有货，才能做教授，否则，不仅教授是假的，学校也是假的，教出来的学生，也真不了。

我与命题作文

编辑给我命题作文，说要谈谈这三十年的阅读。多少年不需要做作文了，一动笔就犯难，写什么好呢？使劲想了一想刚刚开放时的情景，当时感觉最好的，不是高考，也是不思想解放，而是突然有书可读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杜甫的诗句，原意是官军收复他的家乡，羁旅生涯有望结束，因此漫卷诗书，收拾行李，准备回家，高兴得要发狂。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虽然未必高兴到发狂，但也一样漫卷诗书，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四下狂购，以填欲壑，只要看见但凡像点儿样的书，价都不问，一卷而走。

我生而不幸，刚识字会看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举国烧书，红彤彤的，除了毛选四卷，什么都不许看了。这就好比刚学会开车，就禁止上路，手痒心也痒。实在痒得没法子了，就和几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偷偷弄点儿秦火之余的东西来看。在看的时候，还安慰自己，不是非要看毒草，而是要批判，看着看着，批判的事就忘到爪哇国去了。那个时候，虽然吃不好穿不好，但最感痛苦的，还是没有书看，那种饥渴的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时候为了借本书，可以跟几乎不怎么认识的人连续磨上几个星期。

因此，改革开放，对我最大的恩惠，就是有书可读了。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稍微大点儿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以每天泡在里面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所以，我也来了个漫卷诗书——泛义的诗书，一股脑儿把所能买到的世界名著都买了回来。一读才知道，其实它们中的大部分我都看过，当时看的时候书都没有封皮，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这回一看，哦，原来如此。

这三十年，最初几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读的是农机专业，课程奇重，每天八节课，晚上还要做试验或者制图。我忙里偷闲，每周抽出点儿时间来啃这个大部头，啃到最后，感动了上帝，图书管理员竟然破例让我把书带回宿舍。最终花了两年时间，啃完了这部294卷的大家伙，笔记记了几大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我当时其实不明白，决没有如此神机妙算，预料到我日后会做历史，只是觉得想看，也就看了。由于之前在中学的时候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加上也看过许多文言文的作品，包括没有标点的《司马文正集》（司马光）和《刘宾客集》（刘禹锡），因此，读《资治通鉴》没有什么障碍。这部书，不仅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并非教科书式的了解，而且知道了原来古人是这样写历史的。

当了教书匠之后，最早看的两部书在学术上很不上档次，一本是《张国焘回忆录》，一部是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前一本让我觉得历史怪怪的，怎么一个事情，居然会有如此相反的叙述。后一个非同小可，直接点燃了我阅读军阀历史的欲火。接下来，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时候，就不务正业，不做党史，却一头扎到军阀史里，从开始的稀里糊涂，死活弄不清楚历史的头绪，到逐渐明白，从黑胡同里钻了出来，从而有了我的一部所谓的专著《武夫治国梦》。其实，做这段历史，真正令我开了点儿窍儿的，是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这本书不仅好读，清晰，而且开启了我认识军阀历史的别种视角——原来研究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这个人没长性，做历史原本就是野狐禅，没有家法，自然谈不上守家法，所以，做了段军阀史之后，又改做晚清史。像做军阀史一样，史料没少看，一般都是数以千万字计算的，但相关的研究著作，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周锡瑞先生（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此前也读过他的《改良与革命》，但印象没那么深。此前，我看到的有关义和团起源的著述，基本上都集中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上，即给义和团找个根正苗红的出身，不仅强调其反帝爱国，而且强调它的反封建因素，所以，给义和团找爹，大家都自觉地在号称是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民间教门里面寻觅。找来找去，你说是这个，我找的是那个，文章和书写了一堆，让我这种后来人看了个云里雾里，也没有弄明白义和团的爹到底是谁。好像谁说的都没道理。心里曾经冒出过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是不是这个义和团就没有什么正经八本的组织源流哇？看了周锡瑞的书，豁然开朗，原来给义和团找爹，根本就是个不靠谱的事儿，这玩意儿，就没有什么组织源流。

作为一个读书人，书是看不完的，喜欢的书，也不知道有多少。明知道家里都放不下了，但是每周都得到书店逛逛，看到入眼的，还是买回来。这辈子没有希望，只能埋在书里做蠹鱼了，但愿下辈子好点儿。

求知若渴的年代

我有幸赶上过全国人民没有书读的年月，那时候，新华书店里，除了毛选合订本和单行本之外，什么书都没有，偶尔会有本《读报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很快就会被人买走。不过，在没有书的日子里，有些人还是能看到点儿书的，那时，存在高级干部才能读到的内部书，据说，内部书分灰皮、白皮和黄皮，以灰皮书最为有名，因为一些政治类的国外禁书，都搁在里边。这些年，已经见过若干当年读过灰皮书的人回忆搞到这些书的艰难，以及读书的狂喜。可惜，我那时候仅仅是一个身处黑龙江农场的中学生，灰皮书连听都没听说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能看到的，仅仅是些“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文学书，秦火之余的产物，即使这些书，也已经被人“灰皮化”，用不怎么显眼的灰不拉叽的纸包上，书名作者一概去掉，有些甚至还要标记上毛选或者鲁迅，加以掩饰。害得我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界名著开禁，才知道原来好些托人到大城市买来的书，其实我已经读过了。

真正见识灰皮书，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了，那时，内部书店正开得火呢，购书限制依然很严，但是内部书已经开始扩散，也已经逐渐开始不新鲜，因为门逐渐开了，外面的书，渐渐也翻译进来了。我看到的第一本灰皮书，是吉拉斯的《新阶级》，当时有人告诉我，毛泽东暮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就跟这个南斯拉夫的前叛逆者的这本书有关。

现在，内部书店据说还存在，但已经没有什么内部书可卖了。据报道，某些级别很高的老干部，有空还是喜欢到内部书店转转，但至少当年那种灰皮书已经不见了。“内部出版，注意保存”的字样，很少能在书的封面封底上见到了，偶尔见到一次，是前两年东方出版社把一些党史研究的内部资料，诸如《张国焘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和《延安日记》等编印了，拿出来卖，一律黑皮，标明了“内部发行，仅供研究”，但却在一般的书店里公开地卖，不像当年的内部书，要档次很高的介绍信在专门的内部书店才能买到。据说，这些书在热卖了好一段之后，又不让这样卖了，但估计该买的人都买了。

内部书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在那个特别的年月，它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讲，是个好事。因为，毕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岁月，国门之上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通过这条小缝，一些高级干部，以及干部子弟和若干沾了光的人，可以一窥外面的世界，内部灰皮书和当年的大参考一样，属于特殊年代能射进中国的一线光。“文化大革命”后许多觉悟比较早的早慧者，很多都是借了灰皮书的光，比我辈愚者先走了一步半步。

当然，内部书的存在，也是文化禁锢的一种标志。当年内部书的绝大多数，在今天都已经公开出版了。当年之所以不能公开发行，主要还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思想观念上，禁区太多。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突破一个个观念的禁区的过程，随着禁区的一个个被突破，自然内部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内部书已经走进历史，那些大开本的，毫无装帧设计的灰皮书，现在，估计还躺在某些人的书架上，其中有一些，已经出现在潘家园的旧书市场上了，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阅读历史，也昭告世人，中国曾经存在过的那个特殊的岁月。在今天，尽管那个岁月的某些想法，现在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人还在担心着开放之后的空气污染，还是力图告诉人民读什么，不读什么，但是，毕竟门是关不上了。

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是1957年生的。当时我家在黑龙江垦区，父母双职工，都在上班，生下来之后一直由外婆带。“大跃进”之后挨饿，说实在的，黑龙江垦区的处境算是好的了，但外婆不信，她坚定地认为她的家乡断然不会这样，结果回去了。外婆走了之后，我就麻烦了，幼儿园坚决不去，强制送去就终日哭号，只好东家送几天，西家看几天，好容易熬到6岁，老妈走了后门，给我送去上学了。

提前一年上学，也躲不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按道理我该上三年级，但是，此前的一年，我们家从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搬到了八五一一农场，我凑巧突然乖了很多，估计是换新地方过于陌生了，加上学习成绩还不错，学校方面让我跳了一级，结果，1966年的新学期，我就直接到四年级上课去了。

别的年级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但四年级的班主任是教算术的，而且还是男的，这让我感到更加陌生，终日一句话都不乐意多讲。不过，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跳级，碰上这位男的教算术的班主任，启动了我小学生涯的悲剧。

小时候的我，不是一个很淘气的男孩，说不上乖，但一般总可以遵守纪律。老师让我们笔直地坐着，每强调一次，我大抵可以坚持几分钟的，大体上，在老师注视的时候，总也不敢干别的。至于淘气学生在女同学的书桌里放癞蛤蟆，在老师进来之前在门上放把扫帚的事，我绝对是不会做的，当然，如果有人做了，我也绝不至于去检举，大抵抱欣赏的态度看着。因此，在跳级之前，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也一般性地喜欢我——否则怎么会跳级？可是，跳级之后，我发现现在的班主任却一般性地不喜欢我，不仅不喜欢，说话还常有讥讽之意。这让我做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摸不着也没法子问，只好躲着走，加上他的课上得也不怎么样，不听还好，听了更不明白，心里未免有些腹诽，因此，隔阂就更深。后来发现，班主任对所有学习好的男生都不怎么喜欢，他喜欢听话的女生，看来，这属于人之常情，我原不该大惊小怪的。

不过，老师中有我喜欢的，那是一个教美术的老师，画画得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的印象中，这位女老师，年轻、漂亮，而且特别欣赏我，总给我五分。只是，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跟我的班主任，关系似乎不怎么样，见了面，有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反过来加深了我和班主任之间的小小的敌意。

“文化大革命”来了，最开始是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批了半天，大家连他们是干什么的都没记住，能记住的是，少先队的三道杠、两道杠不让戴了，然后红领巾也没了，接着课也可以不上了。就是上课，同学们可以在课堂上互相丢石头，枪林弹雨的感觉，最后把老师打跑了了账。即使像我这样比较喜欢看书的好学生，对于不用上课这件事，也感到相当愉快。我们还天天上学校，到了学校就放羊，捉对儿打群架，攻城，真幸福死了。

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比我们大的学生开始斗老师了。那年月，农场的孩子上学都晚，即使是同班同学，比我大五六岁的不在少数，五年级和六年级以及学校附设的初中班的学生，年纪就更大，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革命是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学校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就倒了霉。那年月，黑龙江垦区这些由军队的转业官兵建的农场，里面有很多1958年由于出身不好，发配到边疆来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很多都做了老师，因此，学校里面，出身不好的老师比比皆是，还有些人有“海外关系”、“历史问题”，所以，学生要斗老师，实在不愁找不到对象。边疆地区，什么事都比人家晚半步，其实，我们这里开始斗出身不好的人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斗走资派了。

斗老师开始，跟我有关的两个老师的命运，出现了变化，我的班主任神气起来了，因为他是学校里少有的出身好的人，来自山东的贫下中农。相反，我喜欢的美术老师却下了地狱，她出身不好，特别的不好，据说是大地主的小姐，而且家里还有人在台湾。她挨斗挨得特别多，而且被斗得特别狠。现在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比较倔强，不够恭顺，另外的原因，就在我的班主任身上，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所谓红卫兵，居然就都听他的。很多时候，他不出面，但第一线的红卫兵们，斗起人来，也相当积极。那年月，我们那儿的红卫兵，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上的，主力是我们邻居那些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的阿姨们。她们中的很多人，是甩了自己的相好，俗称拉帮套的（即在主夫之外寻的副夫，在那时的东北，很常见），投身革命的，虽然革命了，但比较温和，仅满足于扭着硕大的屁股，戴上红袖标上街喊喊口号。一部分是学校里的学生，主要是些半大男孩子，则相对凶狠，特别喜欢斗老师，尤其喜欢斗争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于是我的美术老师就在劫难逃了。

当时，美术老师已经怀孕了，挺个大肚子，大概有七八个月了。但是这也难以让斗争者手下留情。一天，一群学生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大铁桶，里面装了很多石头，铁桶上的铁梁深深地勒进了她的脖子，脖子上还挂着很多破鞋，那是“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惯例，凡是斗女的，从小学老师到国家主席夫人，都挂这个。一个禁欲的时代，但性羞辱却无所不在。当天晚上，美术老师用丈夫刮胡子的刀片，抹了脖子。消息传来，我们都去了，班主任老师也去了，当时，美术老师还有口气，我清楚地听到呻吟声，但是，班主任老师没有叫医生，却在现场开起了批判会。那一夜，是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最恐怖的一个夜晚，我的童年，从此就消失了，很长时间，一闭眼就是血。

美术老师死后，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越来越喜欢在课堂上讽刺挖苦我，羞辱我，大约是打听到了我们家出身也不好，而且我父亲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而我对他的态度，则从躲避变成了公开敌视，开始他说我的时候，我怒目而视，最后公然顶嘴。记得一次他说我的时候，我回了一句：“别以为你是个贫下中农就吃老本。”然后他就宣布，我有反动言论，居然说贫下中农吃老本，攻击贫下中农，属于阶级报复。

从那以后，我的厄运加剧了，几乎隔两天他就在班上开我一个批判会，让我上台交代问题。班上一些贫下中农子弟，也跟着起哄，不仅斗争我，而且下课以揍我当开心，几个人一起打。最后我也急了，天天跟他们对打，纵然被打得头破血流，嘴巴肿得连饭都吃不了，但是依旧反抗到底，老师批评说我的反抗是阶级报复，我还是打。这样不怕死的反抗，居然吓住了他们，渐渐地，人们不怎么理我了。

挨揍挨得少了，噩梦却没有结束。很快，我的父母都被关进了牛棚，十岁的我，要自己做饭吃，还要自己打理一切家务，有时候，还要给父母送一些吃的和用的。生性倔强的我，此时，虽然感觉到了恐惧，但更多的却是愤怒和不平。一次，我去牛棚给父母送东西，看守把我拉到一个空屋子里，说：“你要表达一下对你父母的态度。”意思是要我对着他骂自己父母一顿。这样的事儿，估计他们已经让若干像我这样的孩子演过了，这是他们的一种娱乐。但是，那天我很让他们扫兴，一声不响，一直挺了一个下午，一句话没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揍就揍好了，反正让我骂我爹妈，没门儿。

他们没揍我，但是把我的不良态度，转给了我的学校。学校的里负责人，所谓革委会主任是一个刚解放的老干部，不敢说话，真正主事的人，是我的班主任。于是，第二天，一纸告示贴了出来，我被开除了。

得知消息之后，我什么表情也没有，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到现在我也记不得当时我究竟怎样想的，反正从那以后，就不去学校了。那份告示，我也没有直接看到，也不想看。待在家里看书，把所有带字的书，从繁体字竖排的苏联小说到哥哥姐姐的课本，都看了，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打发日子。再就是跟已经摘掉了红袖标的邻居阿姨们学做饭，她们都对我不错，当然，我也看见了她们偷偷摸摸地跟拉帮套的来往。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我的班主任被人查档案查出，他当年反右的时候，是中右，于是下了台。学校由一些军队的复员兵来管，他们中的一个人，结了婚住在我家的隔壁，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于是，就让我再去上学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这时才发现，小学生涯已经悄然结束，我上的是六年级，按那时的学制，已经是初一了。

我与《读书》

三联书店店庆，把我也算作该做命题作文的人里面。从小到大，最怕也最不擅长的就是写命题作文，而且这个命题，对我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虽然三联的书一直都喜欢看，但搜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我和三联有什么关系，严格说是我跟它有点儿关系——买三联的书，但它跟我没关系。

这么说也有点儿没良心，因为毕竟还是在三联出过一本小小的随笔集，据说卖得还不错。之所以能在三联出这本书，多半是由于《读书》，这本书是几年来在《读书》上发的东西归堆的产物。《读书》也是三联的，因此，可以说一点儿我跟《读书》的事。

跟现在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在沈昌文时代喜欢上《读书》的。那时候，我在黑龙江山沟里一所农业大学教书，有时候也溜出来买点儿书回去，不知怎么就看到了《读书》，然后就跟很多小读书人一样，爱得不得了，开始订阅，每出必读，边读，还边做摘录，高兴了，还顺手做一点儿评注。这些东西，现在还在，什么时候翻翻，都会给我添若干欢喜——原来自己当年居然这样！《读书》的作者，李零、秦晖、雷颐、汪晖、陈平原、葛兆光、朱学勤这些人，当时我一概惊为天人，仰慕得脖子都酸。绝对想不到，后来我居然和他们都认识了，而且和其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朋友，一起呼大叫小，侃天喝酒。多少年后，我到贵州一个小县公干，待在那里百无聊赖，手边没有书看，出来乱转，居然发现在县中学门口的书报亭里，在一堆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中间，有《读书》卖，一问，原来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有人一直买。当年的我，就跟这些中学老师一样，是《读书》默默无闻的忠实拥趸。

那时候，我仅仅是一个学了农机却被弄去教党史的小助教，不知道什么叫作学问，更没有想过自己会搞学问，也没有人要求你做学问。所在学校不大，课也不多，时间多，学校周围的山多。图书馆里人文社科的书不多，但也勉强够我读了，或者说，比我当年在农场放猪的时候，一套《鲁迅全集》翻来覆去看，要强多了。由于时常假装博闻强记，图书馆的人，对我特好，任何地方都随我乱翻，想带出去，打声招呼即可。我经常带本书，几步爬上周围的一个小山上，靠着一棵大树，一待，就是半天，无论看什么书，最近一期的《读书》，肯定会在手边。所读之书，完全性之所至，读之所至，信马由缰，没有一丁点儿功利的想法，为了写点儿什么，给自己挣点儿名声什么的。有点儿像当年的阮籍，兴之所至，满世界乱走。不过，人家穷途知返，我却懵懂不知，居然乐在其中。后来，跟李零聊天，他说他特怀念插队的时候读书的状态，说那叫读野书。我也有过读野书的时代，只是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同龄人都进入做学问时期之后很久，我还在读野书。

当然，在我读完研究生之后，知道了什么叫学问，但还不会做学问的时候，也试着给《读书》投过稿，可惜，全都失败了，投一次，退一次，直至彻底失望。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读书》上发一篇文章，当时我有一个跟我一起考研的同事，她最大的心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我只看上了《读书》。这说明，我其实原本就不是一个正经学者的料。

再到后来，很晚以后，我到了北京，混进了人民大学，这个时候的我，开始不安分起来，看《读书》，有时候居然感到对某些文章不太满意了，腹诽之余，还会说出来。由于职务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学校的同事，也是《读书》的老作者杨念群，一次在跟他聊过对《读书》刚登出来的一篇文字的不满之后，没想到这老先生也是好事之徒，居然建议我把这个不满写出来，投给《读书》，这样一来，又勾起了我的馋虫，大胆试了一下，居然中了，估计多半杨念群给我走了后门。不过，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又写，几乎每年都写，就这样，我也成了《读书》的老作者。

由于学界的分化和出版物的众多，今天的《读书》，已经不可能有昔日的地位了，但我还是喜欢它，只要有可能，还是会写点儿不伦不类的文字给它，因为，《读书》是我读野书的一个纪念，也是我来北京混进学界之后，第一个文字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