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

作者：金满楼

主题：历史-历史传记

简介：

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目录

封面

书籍信息

目录

作者与内容简介

序幕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1）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2）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2）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1）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2）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3）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1）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2）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3）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4）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1）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2）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1）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2）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3）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1）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2）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3）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1）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2）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3）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4）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1）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2）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3）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1）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2）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1）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2）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3）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1）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2）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1）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2）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3）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1）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2）

沉默的青春：你们的理想还在吗？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3）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1）

今日暂停更新，愿上苍佑我川民。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2）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3）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4）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1）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2）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3）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4）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5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1）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2）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3）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4）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5）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1）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2）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3）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1）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2）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3）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1）

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2）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3）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1）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2）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3）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4）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1）

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2）

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3）

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4）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1）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2）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1）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2）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4）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1）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2）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3）

第七章、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上台（1）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2）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3）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4）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5）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1）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2）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3）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1）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2）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3）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4）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1）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2）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3）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1）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3）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4）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5）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1）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2）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3）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1）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2）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3）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1）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2）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3）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1）

公告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2）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3）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序言（本书观点所在）

参考书目

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后记

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人物介绍2

关于起点

作者与内容简介

金满楼，70年代生人，上世纪末出江西，混迹上海，沉湎网络写作多年后爆发，于2007年陆续推出个人系列作品，包括《晚清帝国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０７年版）、《康熙和他的儿子们》（长江文艺出版社待出）等，作者一贯秉承平民史观，主张温情、活泼与人性的历史写作，力避官样文章。另有网名“西门送客”，现兼任天涯煮酒、搜狐煮酒、和讯博客版主。主博客：http://hexun.com/ximensongke/default.html。个人联系方式：ximensongke@hotmail.com

序幕

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作者：金满楼（西门送客）

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18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在这个令人迷醉的季节里，各省的举人们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前途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全国性会试。考试结束后，在临发榜的紧张气氛里，似乎又弥漫着另外一种不安和躁动。

当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路的另一头又来了一拨同样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这群人似乎彼此相识，见面后他们相互作揖问候，领头的两个人则上前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后便向自己的队伍一招手，带着这群读书人往都察院的大门走去。

原来，这两拨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们。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喊冤的状子，而是给当今皇上的“万言书”，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此，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代意义的“*”，继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后，在甲午战败与中日谈判的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场政治狂飙的发起人，是当时人称“康圣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师徒两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后，他们心急如焚，决心发动各省举人向朝廷联名上书，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三点要求。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陈，而湖南等省的举人们听说后也不甘落后，也积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再说那些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举子们的上书后，都感到十分的惊诧莫名。在大人们的眼里，这些文弱书生不好好的读圣贤书，何以要妄谈国事？何况当时形势所迫，条约将签，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冒险代为转奏呢？万一事情没弄好，老佛爷一发飚，岂不是误了卿家性命？于是，大人们从一开始便拒绝了举子们的上书（当时举人不能向朝廷直接上书，按规定得由都察院转送）。

可事态似乎没有按照都察院大人们的思路去发展。这头两拨人的上书没有被接受，但随后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于是乎，都察院拒绝了广东的，他福建的又来了；你拒绝了湖南的，他江西的又来了；后面还有四川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西的、甘肃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这些举人们一个个壮着胆子，都拿着状子奔都察院来了。

乖乖，这下好了，平时一贯门庭冷落的都察院衙门，一下子便变得热闹非凡。这几天里，都察院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挤满了各省前来上书的举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得知台湾即将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他在都察院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罗举人长跪在地，为家乡父老向朝廷请命，当时路过的人看见后，没有不感伤掉眼泪的。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如今国家大难，丧权割地，谭嗣同的这首诗更是让国人痛彻心肺。可是，那些举子们的慷慨悲歌，又能有怎样的结果呢？

上卷：新政

第一章、变法失败，拳民暴起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1）

“公车上书”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对那些举人们来说，风光不过一时，生存才是永久。等到会试的成绩一公布，大部分的举人都是榜上无名，眼看抗议无效，气愤无用，最多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大街骂两声娘。落榜的举人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收拾铺盖，打道回府，或者来年再考，或者另寻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颜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恐怕早把这国仇家恨抛了到九霄云外！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忘，这便是中了进士的康有为。康有为的科考路走得也颇为坎坷，他小时候虽有“神童”之誉，但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时来运转，考上举人后便顺利的中了进士。不过，对于当时已是三十八岁的康有为来说，功名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证明罢了。毕竟，以当时康有为的名声，远比那刚刚获得的进士头衔来得更加响亮。

考中进士后，康有为被朝廷授予户部主事之职，正式进入了国家中央公务员的队伍。不过，康有为一向自诩为“圣人”，从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是满足不了“康圣人”的雄心壮志的。

有人也许要问，康有为自称“圣人”，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官宦世家，前几代祖先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干部，他从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从游佛道，遍读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称。康有为一次偶然游历香港，被“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所折服，方知这些洋鬼子“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来他路过上海到租界参观后，更是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印象。从此后，康有为多方收集西方书籍，细加研读，在当时的读书人里，算是领先一步了。

不过，康有为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衰落时，他依旧认为其根源是国人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而学的尽是些糟粕。在潜意识里，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武器。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向朝廷上书，但都因为“上书无门”而无疾而终。

不过如今不同了，康有为现在是新科进士、户部主事，可当他想发出呼喊的时候，却又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在京师的官僚士大夫中组织了强学会。由于甲午新败，人人思变，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倒也把强学会搞得有声有色。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是每十日###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另外，康有为等人做了一份《中外公报》的报纸，和当时的京报捆绑免费派送，帮助京师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大事。强学会当时得到了京城大员们如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等人的支持，经费上颇为充足，就连帝国新军的少壮派军官如聂士成、袁世凯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凯，就一次认捐了五百元）。

不过，强学会的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视李鸿章为妥协卖国之人，将他拒之门外。康有为的固执和坚持己见，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强学会虽然风光一时，但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强学会的失败，让康有为等人稍微人冷静了一段时间。但就在这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和青岛港口，随后俄国派遣炮舰进入了旅顺，由此引发1898年初各国列强争夺中国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国人要威海卫、法国人要广州湾，就连小小的意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门湾（被拒绝）。

中国要被瓜分了。列强们带来的恐惧让国人一片惊慌。康有为愤怒了，他要再次大声疾呼，中国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1898年，又是举子们聚集京师参加会试的时间。当年4月，康有为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了一些官员和举子们，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但可惜的是，保国会的寿命还不如强学会，这次几乎没有重要的朝廷大员参与其中。反之，保守派们的实力却非常强大，他们讽刺保国会的人“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中国必亡！’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并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在这些人的眼中，康有为等人俨然成为了危险的敌对势力。

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其中包括了发起人李盛铎，他甚至加入了攻击保国会的行列，以求自保。结果保国会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会试结束，落第举人们返回故里，出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恭亲王奕的去世。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局势的日益恶化何尝不是心急如焚，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变法求生存。后来，他便向庆亲王奕劻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后来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的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便意气风发地在当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同时，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可谓是老谋深算，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2）

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如此说来，维新派会有什么对策呢？殊不知，此时的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对派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为例，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帐怎么算？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3）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当时立刻导致京城里失业或者连带的人就有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他们的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

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对于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这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所以，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嘛！从古至今，下岗再就业的安抚问题一向都是极难解决的。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也就丝毫不稀奇了。

就拿礼部尚书怀塔布来说，他被光绪革职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后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太上皇强压心头怒气，警告小皇帝不要轻易罢免自己挑选的那些老成稳重的大臣，也不要随便提拔那些年轻的政治新锐，更不能想当然的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有体制。

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最高权力之争，慈禧太后作为一个权力的攫夺者，她本能的对一切政治对手，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在内，都报有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一切专制者的共同特征）。光绪亲政后，从他甲午战争中颇为糟糕的表现来看，慈禧太后没法让光绪放手大干。当时的光绪太年轻、太冲动了。光绪毕竟不是康熙，他缺乏强硬的个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着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后对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众所周知，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固有模式导致了满族的“一族专政”。作为大清王朝的守护者，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变法会影响到祖制，即“满人统治”的立国之本。清朝从建国后的两百多年来，在人数和权力分配的对比上，满汉之间严重失衡，数量极少的满人占据了过多的权力，而大多数的汉人则遭到了压抑。

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对此，谙熟权术的慈禧太后洞若观火，又怎能岂能等闲视之？

譬如，1898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的时候，其声势之浩大，令守旧派们大为惊恐。当时守旧派最为有力的反对借口，就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所说的，“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指的其实就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这也是戊戌变法中最为根本的冲突。

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光绪自己也是满人，何尝不知道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本族的既得利益者。过于激烈的改革，只能把他自己逼成全满族之公敌。为此，他也曾下诏改善“八旗生计”，但这种安抚的策略，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满足不了这些人过度的贪欲。要知道，慈禧太后和满洲亲贵大臣要的是万世不易的“一族专政”，任何对这个“国之根本”的变法主张都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极有可能让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对此，他们会束手就擒吗？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1）

戊戌年的九月，光绪皇帝在没有请示慈禧太后的情况下，便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第二天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件事，触发了保守派最为敏感的神经。

过了不到十天，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开懋勤殿时，立刻被慈禧太后劈头盖脸的痛骂了一顿。下午光绪皇帝回宫后，慈禧太后便接到御史杨崇伊（就是李鸿章的亲家，弹劾强学会的主）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后控告了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并攻击光绪“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不仅如此，杨崇伊还捏造说，光绪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依藤博文做顾问，“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最后，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不得不说，杨崇伊的笔头子是厉害，他这密折不长，但处处打中要害。折中所说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也是维新派的干将，一向为慈禧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捏造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这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是让她大为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便于次日从颐和园提前回到宫中，意在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再说光绪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欲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说来可笑，光绪这个皇帝都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那些书生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据说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围在一起，一筹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几个书生左思右想，终于明白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看来是个新派人物。1895年当康有为上书无门的时候，袁世凯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捐了一大笔钱，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对变法的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引为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曾绘声绘色的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的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象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2）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维新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风暴就已经爆发了。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并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这样一番场景：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这里要稍微插一句。以往人们都盛传是戊戌政变的发生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看来，袁世凯其实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正如前面梁启超的描述，“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不过，袁世凯背上告密的千古骂名，其实是冤枉的，这又从何说起呢？据房德邻等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从时间上来看，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按照当时城门关闭的制度，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而对于罪行更大的谭嗣同却并没有提及，这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3）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我们的康老师奉光绪之令准备去上海办他的官报，此刻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自己的亲弟弟刚刚被抓，追兵们便已经追到天津。幸好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后来，慈禧太后又派水师的军舰去追赶，不料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回，康老师也算是命大，他最后又换成英国军舰直接去了香港，随后又转道去了日本，这才逃过一劫。

梁启超则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不久，梁启超便和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最后未能成功。

而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1）

话说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发生了一件教案，事情的缘由是一个德国天主教堂下面的一群教民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由于教堂袒护教民引发了双方的激烈冲突，结果众怒之下，不但教堂被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个德国传教士也被乱拳打死。

各位看官，你说那山东曹州一带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地界吗？这里自古一来就习武成风，民风强悍，发生些乡民械斗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次因为打死的是“洋大人”，这下可不得了，立马升级成国际事件了。

果不其然，几万里之外的德国皇帝闻讯大怒，立刻钦点御弟海因利克亲王率领德国舰队直奔远东，杀气腾腾前来兴师问罪。据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报道说，德皇临行前特意训导海因利克亲王说，“如果中国敢阻挠我事，即以老拳挥之！”

既然德皇说要用“老拳”政策，清廷官员哪敢得罪！？早在1870年，天津就发生过一次教案，当时因谣传传教士建的育婴院收养孤儿后，开膛破肚取出心肾去做药引，结果导致冲突爆发，数十名外国人（主要是法国人）被杀，数座教堂被捣毁。消息传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不但赔钱重修教堂，还特意派出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好在当时法国正好和普鲁士（德国前身）打得不可开交，这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清廷钱也赔了，歉也道了，但随着日益增多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各地招收信徒，这“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尖锐。当时各国政府也没有搞些“中国年”或者“德国年”、“法国年”之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老百姓对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们，开始由好奇变得疑惑，再由疑惑变得憎恨。

1900年也是庚子年，这年的怪事可真一桩接着一桩。四五月间，天津街上忽然出现“红灯照”仙姑妹妹，这些十来岁的少女穿红衣，系红裤，扎红稠，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最奇的是，仙姑妹妹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挥舞手中的红扇，便飞离地面，越升越高，飘然空中，仿佛夜空中的萤火虫，不停闪烁，忽远忽近，有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游游荡荡，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在红衣仙姑之后，天津城便传闻“红灯照，红灯到，义和团大师兄要来了，”这义和团是官方后来改的名字，原本叫义和拳，又称“神拳”，本源于八卦教。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喜欢操练武术，强身健体，义和拳的武功也相当有特色。据说他们练功时，师傅焚符诵咒，待到烟雾燎燎后便让徒弟趴下，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往往导致练习者手足痉挛，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了！神降了”！紧接着，师傅和弟子们便一跃而起，操刀弄棍，四周劈杀，有如群魔乱舞，其乐也融融，其颠也狂狂，直到力气用尽才停下来。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2）

义和拳本在山东活动，后来由于袁世凯在那里追拿得紧，只好潜入临近的直隶（今河北），并在河间府景州献县形成两派，即乾字拳和坎字拳。坎字拳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坛”，当时主要在河北沧州的静海县一带活动，天津之乱主要是以坎字拳为主。乾字拳则是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涞州等地，清廷政策放宽后进入了北京城。

坎字拳和乾字拳都崇尚红色，和天津的“红灯照”仙姑妹妹可能是近亲。庚子年的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遍地撒传单，名目繁多，通俗易懂，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说要把洋人消灭干净。其中，“洋人、教士和教民”分别被扣上“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帽子，遇之则杀无赦。

义和拳经常对外宣称，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咒为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除了请天兵天将外，义和拳的大师兄还每日还勤练独门秘术。据说他们的神功分两种，一种是浑功，一种是清功。浑功是低级别的，一百天就可以出师；而清功则需要练习四百天。据义和拳的宣传资料上说，神功练好后便可以不畏枪炮，刀枪不入。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很多人学的都是速成班，大多数人连浑功都没有练成。不过这也不要紧，各师兄弟们临阵前往往在心口下贴些符咒，比如“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或“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等，据说只要心中默念这些符咒，洋人的枪炮就会自动熄火。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符咒的实际效果似乎没有宣传里说的那样神奇，师兄弟们后来遇到八国联军，一般还没等到念完符咒，便已经稻草般的倒在枪炮之下。由此看来，义和团的宣传材料颇有虚假广告之嫌。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理解，既然义和团是个松散迷信的非政府组织，那它为何能明目张胆的进入京师呢？原来，这又牵扯到光绪皇帝的问题。就在上一年（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更是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有个叫经元善的官员，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征求了上千人的签名后，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捉拿经元善，好在经元善及时潜入澳门，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慈禧太后和载漪本就心里有鬼，总觉得这些洋人不怀好意，企图拥光绪帝复出，因此各国公使也和慈禧太后及载漪结下了梁子。

后来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局势一度失控。载漪听后，灵机一动，便跑到慈禧太后那里，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前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何不利用他们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

慈禧太后听后半信半疑，便刑部尚书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到天津对义和团进行考察。考察团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赵舒翘和刚毅两人一贯仇洋，他们便回禀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可用，并进而将之导入北京城。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3）

义和团进城后到处设坛，还让每家每户都要烧香祭拜。慈禧太后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后，当权派载漪在自己家中设坛作法，并请义和团来看家。就连慈禧太后也在宫中设坛祭拜，以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朝中的官员见后便也纷纷效仿，将义和团大师兄奉为贵宾。表现出积极信奉的样子。

由于义和团天天喊着要杀鬼子和二毛子，各国公使和教民们也十分恐惧。更有甚者，义和团不但仇杀洋人，这些人对当今皇上光绪也是十分不敬，还一口咬定他是洋教教主，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光绪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效法外洋，罪不可赦。据说，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闯进宫中，扬言要拿取“一龙二虎头”。所谓“一龙”，光绪帝是也；“二虎”则是指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里通外国的“卖国贼”李鸿章。

庚子年的五月，伴着义和团的香烟缭缭，北京的天空也是一片阴霾，隐隐有一种不祥之兆。有了朝廷的承认，义和团队伍急剧壮大，管理极为混乱。就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疏导，民众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可怕的。在义和团的鼓噪下，北京城事实上已经是陷于半失控状态。义和团把洋人和教民称为“大毛子”和“二毛子”，任意抢劫教民甚至是与外国相关的财产，后来就干脆发展到公然焚烧教民民居，并杀了不少教民。

接着，顺治门内的各教堂拳民们放火焚烧，连北京城最为繁华的正阳门外一带商业区也被连累，四千多家商铺和民居被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这场大火绵延城阙，三日不灭，可见无组织民众的盲动能量之大。

局势一旦失控，整个政府的职能也就宣告瘫痪，官员对此乱象也是无可奈何，丝毫不敢招惹义和团，譬如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和主事杨芾等人，就被随意指为教民，差点被拳民们乱拳打死。城里的富贵人家，要么出城避难，要么只能在家中设立法坛，假装信奉，以免受其害。而就在这时，慈禧太后还召见并对义和团慰劳有加，不知道是迫于无奈还是有意招抚。

在此之前，天津早已乱成一团。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活动也无力禁止，于是那些拳民们成天扛旗带刀，出入于闹市之中。不到半月，天津便坛林纷立，秩序大乱。义和团甚至日夜打造兵刃，弄得大街小巷都是冶铁炉子，官府也不敢禁止。天津的那些洋教士们看到如此情形，个个是胆战心惊，他们和教民们后来纷纷逃往租界。

局势失控后的北京，事态开始急剧恶化。由于义和团不懂什么国际法，更不懂外交人员保护法，他们的矛头很快指向了那些洋鬼子最为集中的外国使馆。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的时候，被乱兵杀死，尸体甚至被肢解抛在路上。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大为惊恐，纷纷向本国告急求救。慈禧太后得知后也很紧张，便下谕给各国使臣，请他们到总理衙门来商议护送这些洋人出境之事。

可惜的是，那些外国公使对当时清廷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不信任清廷能够控制局面并安全的护送他们出境表示。在各公使发生分歧的时候，一向狂妄自大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先走一步，独自前往总理衙门，结果被端王载漪手下的虎神营在途中杀死（杀人者，虎神营恩海小队长是也）。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后，其他公使惊恐不已，他们更加坚信只有闭门不出，加强使馆戒备，等待联军的救援才能脱离困境。

至此，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中国本自古以来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如今却公然杀害外国公使，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疑招来了大大的麻烦。于情于理，清廷当时都是要负有严重责任的。

由于当时局势日益恶化，义和团又难以管束，朝廷之上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并分化为两派，其中一派官员指责义和团是乱党，而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派则支持义和团，并主张乘机围攻使馆，彻底消灭洋人在华势力。

至为荒唐的是，慈禧太后随后竟然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据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难记》中的描述，当时使馆区外，炮声日夜不绝，连义和团也赶来帮忙，数万人披头散发，跑到屋顶大喊大叫，以壮声势。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4）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使馆区的洋兵，只有区区四百人，而近万人的清军居然攻打了几十天都拿不下来，估计里面大有文章。据说，慈禧太后忽然对使馆放泼，是因为一封假情报所引起的。原来，当时上海有份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当时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是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个消息被粮道罗嘉杰所悉，结果被添油加醋当成情报汇报给了荣禄。

荣禄听后大惊失色，彷徨终夜，天一亮就紧急入宫禀告慈禧太后。老太婆这才明白，洋人之所以不肯朝贺王储，原来是要逼她归政，拥光绪帝复出，而这又是她最为担心的。慈禧太后当时就悲愤交集，老泪纵横，洋人这是在要她的命哪！如今的一条路，也只能和洋人拼了！

在翌晨的御前会议上，老太后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慈禧太后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就干脆拼个鱼死网破罢！

或许有人要说，既然打算和洋人拼命，那使馆为何又屡攻不下？当时有报纸称，李鸿章（当时在广州）听说主攻使馆的是董福祥的部队后呵呵大笑，他对别人说，“使馆无恙，尽管放心！”

李鸿章何以如此乐观呢？原来，董福祥的军队没有西洋大炮，有的都是些土制大炮，炮声轰轰响，实际上毫无威力。要说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恐怕还是要归功于当时的武卫军总司令荣禄。荣大人虽说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但他并不是傻瓜。他心里清楚，万一真把使馆夷为平地，那些公使们全部上西天，万一以后洋人打进来，这追究起来，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于是乎，荣大人从一开始就装病，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全是德式装备）调得远远的，上面逼得紧了就让董福祥的军队去打。荣大人觉得老太后的政策前后反复，矛盾百出，一会宣战，一会却又送进西瓜蔬菜慰问品，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据说荣禄当时不但不敢下狠手，反在使馆不支的时候令人假扮盗匪，大量接济使馆内军火子弹。那可都是崭新的德国军火。

最搞笑的是，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十数天，一筹莫展的时候，端王载漪以太后上谕的方式，调来武卫中军分统（相当于旅长）张怀芝带着“开花大炮”前来助战。刚开始，张分统还以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这开花大炮威力巨大，只要三五炮下去，使馆定被夷为平地。正当要开炮的时候，张分统忽然又下令缓发，跑到上司荣禄那里，非要荣大人下手谕作为命令的证据。荣禄不肯留下书面证据，最后被缠不过，只好说，“横竖炮声一响，里面（宫里）是听得见的！”

张分统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过来了。回去后，他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新瞄准，调整后把目标定在了使馆后的空地，一时间众炮齐发，好不热闹！结果使馆区是受了一夜的虚惊，却丝毫无损。

在使馆区困守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最开始的一批外国军队由西摩尔率领，但他们从天津出发后被清军和义和团击退。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最开始的时候奉命剿杀拳匪，既而朝议大变，又让他去抗击八国联军。结果聂士成的部队腹背受敌，在抵抗八国联军的同时，背后又遭到义和团的袭击，聂士成本人也在八里台陷阵而死。

聂士成死后，马玉昆率余部在紫竹林和八国联军恶战一场，战况惨烈，三千清军战死。随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并准备进逼京师。慈禧太后得知后慌了神，又想变计议和，派总理衙门往使馆里送西瓜慰问。但此时议和已晚，八国联军不认为清廷有能力控制局势，而清军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途中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便攻破通州，逼近京城。

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城破前的那个晚上，炮声震天，风云骤变，整个北京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次日黎明，八国联军从广渠、朝阳、东便三门攻入，禁军大都溃逃，义和团也早已早鸟兽散。城破后，北京人见了英国的雇佣兵（印度兵），竟然还有人以为是甘肃的回部救兵来了。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1）

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清晨，天还没有放亮，慈禧太后穿着普通青衣，一身农妇打扮，边走边哭，踉踉跄跄的从宫中逃出。光绪帝及皇后等人跟在后面，也大都衣裳单薄，一直走到西华门外才弄了辆骡车坐上。那些王公大臣们如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人，也只能走路，一行人出了安定门后，往西逃生。

这真是可怕的早晨啊。放眼看去，当时的北京城已是兵荒马乱，随处可见熊熊大火，满耳都是隆隆炮声。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小老百姓，大家听说八国联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一个个都吓得四出逃窜。慈禧太后也不例外，一行人出城后便碰到一群溃兵，队伍被冲得七零八乱不说，那些乱兵还乘势大加抢劫。在这个满是硝烟的世界，谁还认得这是当今的太后老佛爷！

遥想北京当年兴盛之时，大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昌盛，少说也有近三百万的居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里，由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相继为乱，原本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也已被战火焚毁，成为一片废墟。一个糊涂的决策，一场浩大的暴劫，竟然把若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在某些时候，历史真的很残酷。

再说那慈禧太后一行人出了西直门后，真彷徨不知所往之际，幸好马玉昆带兵赶来保护，慈禧太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害怕八国联军追来，一行人都不敢停下来休息，一直走到天色已晚，到了昌平贯市才停下来暂时停歇。可怜的老佛爷和光绪帝等人，由于忙于逃命，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当地也没什么好吃的，老百姓只有些麦豆，慈禧太后这时已经饿得顾不上什么礼仪，就用手捧着吃了个精光！

按理说，慈禧太后在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曾经和先夫咸丰帝出逃过一次，本已经对逃跑稍有经验，但当她想安歇的时候，却发现匆忙之中卧具忘带了。幸亏当时有村妇进献了一床干净的被子，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就了。这事在四十年前发生过一次，当老太后还是记吃不记打。

慈禧太后不仅忘带卧具，她出宫的时候甚至连头发也没梳，这对于老佛爷来说是极为罕见的。要知道，慈禧太后对梳头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当年李莲英可不就是靠善于梳头才讨得慈禧太后欢心的？

乡下的七月，星空灿烂，夜色如水，可这次是逃难路上，哪有心情去欣赏路边的美景？晚上还好一点，白天赶路的时候那就苦了，当时正是流火的酷暑时分，日头毒辣辣的，实在是苦不堪言。但为了求生，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们，也只得一路上拼力支撑。

幸好后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又带兵赶来勤王护驾，恰好迎了个正着。慈禧太后悬起的一颗心这才放下。岑春煊对慈禧太后非常忠心尽责，一天晚上，慈禧太后歇息在破庙里，半夜被恶梦惊醒，在庙门外护卫的岑春煊听到慈禧太后的惊叫后，赶紧大声道：“臣春煊在此保驾！”整整一个晚上，岑春煊一直跨刀立于门外。危难之中显身手，后来岑春煊也由此得到了老太后的重用，在官场上一帆风顺。

慈禧太后一行人到达怀来县后，县令吴永急忙仓皇出迎，还依旧按照朝廷利益，对光绪帝三跪九叩首，总算让慈禧太后心里感到有一点安慰。可怜当时的光绪帝，他身穿一件旧布袍，篷首垢面，憔悴不堪，对着臣工大都默然不语。慈禧太后赶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手拍梳妆桌，令“快快送饭来”！小县官发动整个城关的乡绅，好不容易让慈禧一行人吃了顿饱饭，并好好洗了个澡。这么大热的天，这些人在逃亡路上竟然好几天没有换过衣服。

怀来是小县城，条件简陋，慈禧太后到后也只能住到吴夫人（曾国藩的孙女）的卧室，皇后住吴永儿媳妇的卧室，至于光绪帝，则被打发到县衙的签押房去睡了。

离开怀来县后，一行人晓行暮宿，终于在半个月后，也就是八月初六的时候逃到了山西大同府。大同离北京已有七百多里，因为相对安全了，逃难队伍才在这里休整了四天。随后，慈禧太后带着队伍前进，于一周后到达太原。

到太原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便得到了明显改善。当年乾隆老爷子游玩五台山时留下的旧物，还原封不动的在太原巡抚衙门里保留着，这时都发挥了用处。在太原期间，江苏巡抚鹿传霖也亲自率兵六千赶来勤王护驾。本来鹿传霖是打算去京师勤王的，但还没到便听说京师沦陷，太后西行，于是鹿传霖绕道河南赶到太原。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2）

鹿传霖见了老佛爷后，报告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消息，说八国联军正进军保定，恐怕要派追兵杀来。慈禧太后听后慌了神，一行人又西行，前往西安。一直到了西安，慈禧太后听说八国联军没有追来的意思，心里的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

随后，慈禧太后便改陕西巡抚衙门为自己的行宫，摆出了帝王的派头了。据时人记载，慈禧太后在西安御膳一天的费用，就要花去二百两银子。老佛爷还对岑春煊说，想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御膳的费用比这个要多几倍呢，现在已经省了很多了！言语之间，毫无亡国之忧。

西安虽然安全，但由于陕西连续三年大旱，造成了大批的灾民。就在那年冬天，几十万饥寒交迫的灾民涌到了省城，向巡抚大人讨条生路。但当时因为慈禧太后逃难到了西安，巡抚害怕这些人进城后会制造动乱，便下令城门紧闭，不准这些饥民进城。

饥民们进不了城，只能在城郊挖洞栖息，靠吃草根树皮苟延残喘。冬至那天，陕西突降暴雪，在随后冰天雪地的几天里，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随着天气的变冷，冻死饿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多到最后很多尸体都没人掩埋。

陕西人民不好过，那八国联军进城后，北京的百姓更要遭殃了。慈禧太后跑了，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只能自行解散，各谋生路了。那些太监和宫女们长年生活在宫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老佛爷这一走，这宫中还不乱成一团？可怜那些人走投无路，上吊的上吊，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自杀的数以百计。就连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由于慈禧太后一直非常讨厌她，逃跑的时候并没有带上她，最后珍妃只得投井而死（也有说是慈禧太后临走前逼其投井自杀的）。

真要说那八国联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只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罢了。这支杂牌军，主要以日、俄、英、法、德五国军队为主，总数并不会超过两万人。其中，日军七千人，法军四千人，英军和俄军各约两千人，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只是象征性的派些人来，以示参战。

德国的大部队是在北京被攻陷后才到达的。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奔中国，但终究路途遥远，北京城破若干天才到。后来其他联军见其气势汹汹，又因为其公使克林德遇害，于是举瓦德西为联军统帅。

不过，令人感到脸上无光的是，就这样一支杂牌军，却把十多万清军和数量众多的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耻辱。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清军的武器和战法过于落后，更别提那些靠迷信又没有组织的义和团了。

就在八国联军进城的那天凌晨，慈禧太后一行人已经从西华门逃走了。城中的清军得知慈禧太后已逃走后，也都纷纷散去。随后，八国联军便进入紫禁城，在混乱中，宫中的很多珍玩宝物便自己长脚，不翼而飞了！

八国联军在对北京进行分区占领后，便开始疯狂搜杀义和团。和当时义和团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他人为义和团，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残忍。北京城顿时一片血雨腥风，遇害的尸体堆积如山，恍如地狱！

由于各国司令官默许自己士兵抢劫，于是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身跨洋枪，手持利刃，三五成群的在各街巷进行抢劫，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在紫禁城里，除了几个大殿外，宫中的珍玩宝贝、金银财宝基本都被洋鬼子们一抢而空，那些不便藏匿带走的，就贱价卖掉或者干脆砸烂取乐。

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

城里的很多妇女（特别是满族女人），由于害怕被洋鬼子欺辱，很多都跳井或者上吊自尽（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的首位未婚妻也在其中）。洋鬼子到老百姓家抢劫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井里已经填满了死人。城破之后，自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比如尚书崇绮、祭酒王懿荣等，都自杀身亡。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1）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

老佛爷的缺点当然也很多,嗜权如命、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生活奢侈,等等。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被革职的维新派大臣王照语），看问题只看到“利害切身”（晚清大臣陈夔龙语），既缺乏远见和魄力，也不具备近代意识。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不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2）

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也被命遥为参预，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

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个阵容貌似强大，实则不然。有见识有实力的，如李鸿章，他当时为辛丑和谈而呕心沥血，于当年积疾而亡；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也年事已高，随李鸿章之后于次年病逝。1903年，最为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去见了上帝，而取代荣禄地位的庆亲王奕劻，对变法既不了解，也不甚热心。如此看来，当时真正能起到支柱作用的唯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取代李鸿章地位的袁世凯，而此时张之洞也几近七十，血气已衰矣。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且这次他们两人又被朝廷双双挑中，“参预督办政务处”，这种其它督抚大员所没有的殊荣，也体现了朝廷对两人的重视。

由此，张之洞便和刘坤一商量是不是一起搞个折子，两人联名上奏，也好显示咱俩是参预大臣，与众不同。刘坤一听后大表同意，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当然，奏折的初稿不会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亲自去写，而是他们手下的幕僚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刘坤一手下有张骞和汤寿潜等幕僚，张之洞则有长期跟随他的军师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萁等人帮他拟初稿。在最后合并修订的时候，则是由张之洞来主稿。对此，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3）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那这变法三折具体讲的什么东西呢？

先看“育才兴学”折。这一折，讲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搞“刀弓石”考试的武举对现代军事毫无用处，应当立刻停止，今后的军事人才必须由军事学校来负责培养；至于文举，则通过改变考试内容和减少录用名额的办法来逐步废止；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全国应当仿照西方国家（其实是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设立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给予毕业生相应的功名，如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举人、大学校毕业生为进士等，以逐步代替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大量的西学内容，改变以往科举考试中经书为主的历史。最后，折子中还提到要奖励留学，特别是自费留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要给予相应的举人和进士同等出身。

第二折是“整顿中法”，讲的是内政改革。除了提出要整顿吏治、选拔优秀人才等一般性建议外，折子有这么几个亮点：一是提出要建立警察制度，取代差役；二是要仿照西方，改良司法，改善狱政；三是裁撤一些有名无实或者无用的机构和部门，如屯卫和绿营；四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废除沿用了两百多年的八旗军事驻防制度。

第三折是关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也许是在历年的对外战争中输得太惨了，这一次要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全盘西化”。折子中提出，要完全采用西式方法练兵，从采用西式军械到建立军校乃至训练和管理，都要切实向西方学习靠拢。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武器的制造不能完全依赖外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要靠自己。但是，军事工业需要很好的经济基础，由此，折子提出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方案，包括改良农业、发展近代工业，制定经济法规保护工商实业等。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也很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朝廷下诏各省督抚大员，将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折子中的内容，“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确立了清末新政的指导方向。随后，清廷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对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回头看来，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实际上也不断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1）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原因主要还是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统治。

科举考试制度在最初的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古代来看，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从前的人读书大都是为了做官，想要做官就要参加科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人参加科考实际上是向朝廷求取利禄的过程，势必对当权者俯首贴耳，志气丧尽；而当权者也利用科举制度收买读书人，使其悉入彀中。由此，科考的内容决定了教育的内容，而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则更是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秀才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每次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

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一般来说，考中秀才最多只能开馆授学，做个教书先生，而中了举人后，往往能够进入朝廷的储备干部名单，可以利用“拣选”、“大挑”等机会去做个小官，最不济也可以去衙门里做个幕僚帮办什么的。总而言之，中了举人便等于进入了上流社会的门槛。但是，举人这关很不好过，想当年，康有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在十六年中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那就是所谓的“天子门生”（皇上点中的嘛），而其中呢，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这七品芝麻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才有一次，全国的名额也就两百人上下，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2）

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高考或者研究生考试，它还是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的废除，将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要这么看的话，大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大败特败，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大加赞叹道：“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词。

也许有人要问，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办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随后，清廷又开始紧锣密鼓的制定新学制。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块，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从划分上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了。

在兴办新教育上，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当时首先设立湖北学务处，并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设有师范学堂等。事实上“癸卯学制”的出台也主要是张之洞的努力。作为少壮派官员，袁世凯也不甘落后，他设立了直隶学校司并聘请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学务总办，并在直隶地区设立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动下，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次年改设学部），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也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3）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其中又以留学日本为热潮。在新政之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很少，在1896年也不过十来个人。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口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二百名学生前往日本提供便利。

后来，清廷更是积极推动官费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由此，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

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者教会选派，人数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六十名。为此，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插句题外话，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如赴美留学生；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命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四千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了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现在的扩招与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的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从短期来看，废除科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正如萧功秦先生在其著作《危机中的变革》中指出的，“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同时也为清廷的覆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反作用。

萧功秦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中国古代的那些王朝之所以稳定，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科举制度。因为有科举制度，这样皇帝就有一大批的读书人来支持他，而且这个社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的机会来保证读书人向上流社会流通，由此也构筑了传统社会的一种超稳定结构。作为一个反例，蒙古人不重视读书人和科举，而专门倚重本族人，这也是元朝之所以短命的原因之一；而与之相反的是，清朝虽然也是异族人统治，但却极其重视科举考试，而且满汉不断融合，所以清朝能够坚持近两百六十年。

历史总是这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还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但清廷没有想到的是，废除科举也让那些士子们失去了对朝廷的忠心（因为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做官了），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他们大多袖手旁观，甚至反戈一击，这一顺一逆之间，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呢。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1）

清朝建立以后，其中央权力机构沿用的是明朝的内阁加六部制度。所谓六部，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雍正即位以后，用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变成军机处加六部的结构。进入近代社会后，清廷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传统的六部之外特设立一个新部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是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机构，但后来其功能越来越广泛，包括洋务运动的兴办实业、派遣留学生等，都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庚子年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大大提升了总理衙门的地位，清廷在外国人的要求之下，将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并列于六部之首。在当时，估计就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

新成立的外务部还有一大创新，那就是部中不分满汉，领导职位只设立一尚书两侍郎，打破了原先六部中设置满汉尚书和侍郎两套班子的制度。这一举措，等于是打破清朝沿袭了近两百多年的祖制，而外务部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后来的机构改革之先声。

为了适应新政的要求，清廷开始设立新的领导机构。1903年9月，为了振兴商务、发展实业，清廷在六部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商部，其职能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还包括实业（工业）和农业。后来，商部又将老的工部吸收合并，新成立的部门称为农工商部，成为一个负责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央部门。与此相对应，地方上也纷纷成立了农工商局，作为地方上的经济管理机构。

在一个长期奉行农本商末为基本国策的国度里，从事商业和实业的人即使富有四海，也一向被那些羞于谈利的士人们所蔑视，但这次不一样了，当时农工商部的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足见朝廷的重视程度。清廷公开倡导并奖掖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就连那些朝廷大员们也不再羞于谈及商业和利益，都与时俱进了。

鉴于旧式军队毫无用处，清廷在商部成立后的次月又设立了一个新部门，这就是主管全国编练新军的练兵处。练兵处有庆亲王奕劻总负责，袁世凯和铁良协助办理。练兵处的成立，为袁世凯练就北洋军阀提供了天赐良机，这是后话（在下一节作详细阐述）。后来在清廷的中央官制改革中，兵部更名为陆军部（海军部另设），练兵处也被归并其中。

紧接着，清廷又成立了财政处，作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在中央官制改革前，财政处主要负责清查各地财政收入；中央官制改革后，财政处与户部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即度支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1905年10月，清廷又决定成立巡警部（后改名民政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以管理全国的警察并负责各地的治安，取代原先的地方保甲制度。同年12月，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为了适应新教育体系的要求，清廷又成立了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并将原先的国子监吸收合并。为了法制交通和通讯，后来清廷又设立了邮传部。经过这些变化后，原先的六部制已经是支离破碎，这也为后来的中央官制改革提供了契机。

1906年11月，清廷进行中央官制改革，除内阁和军机处仍旧不变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11个机构，即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新政时期的机构调整规模可谓前所未有。至此，隋唐以来的传统六部建置便不复存在，在这些机构里，清廷废除原先的满汉尚书双人负责制，而实行单一的领导制，革除“数人共一职”的低效管理方法。此时的清政府可谓是半新半旧，看起来虽然还有些别扭，有点但终究迈出了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一步。

一般来说，在设立新机构的时候阻力较小，而裁撤改革旧部门的阻力极大。原因很简单，设立新机构可以为一些人提供做官的机会，而裁撤旧部门则要敲掉原先官员们的饭碗，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不只是清末新政有，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如此。不过，清廷当时还是排除了重重阻力，将一些有名无实、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旧衙门加以裁撤或者归并。

从1902年2月开始，清廷便开始有计划的裁撤归并那些有名无实或者职能重复的中央主管部门。首先被裁撤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到的漕运屯田卫所。屯田和卫所本是为漕运而设立，但当时漕运早已是有名无实，屯卫反成为一大弊政。同时被裁撤的还有河东河道总督，这个机构本是为治理黄河而设，但收效甚微，而每年靡费无数，其被裁撤后，由河南巡抚兼管相应事务。1902年3月，清廷又将一些闲衙分别裁并，如管理太子事务的詹事府（清朝最后三个皇帝都没有子女，哪来的太子？！），被裁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直接被裁撤；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被并入礼部，太仆寺被并入陆军部。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2）

1904年后，清廷开始对地方上的一些冗余机构进行清理裁并。当年7月，粤海关、淮安关两监督和江宁织造被撤，粤海关事务划归两广总督管理。当年12月，由于总督和巡抚的机构重叠，云南巡抚和湖北巡抚被撤，其事务分别由云贵总督和湖广总督兼管。同样情况的广东巡抚也于次年被裁撤，其事务由两广总督兼管，这样，就避免了总督和巡抚同处一城、同管一省的冗政。福建水师提督在中法战争后作用不大，也被裁撤。1905年1月，漕运总督被裁撤，改设江淮巡抚；三个月后，此机构再次被撤，改淮扬镇总兵为江北提督来代替。由此，漕运制度便也成为了历史。

在裁撤冗余部门的同时，清廷也加强了吏治的整饬。首先是废除捐纳制度。所谓捐纳，就是捐纳买官，其实是一种公开的买官卖官行为。捐纳制度本来一向控制甚严，但后来清廷为了解镇压太平军的一时之困，导致口子大开，各色人等由此混入，而捐官者出了钱，捞到一官半职后当然是挖空心思，以贪污勒索为能事，这也是经济利益驱动之必然。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捐纳制度永远停止。

随后，清廷对各级衙门进行整顿，裁汰书吏和差役，简化各级衙门的公文形式和办事程序，改陋规为公费等。由于制度的缺陷，书吏和差役在清朝的待遇极薄，如果按名义上的待遇的话，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养家糊口。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书吏和差役往往在衙门里“舞文弄法，朋比为奸”，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长大都不懂实务，“奉吏为师”，往往被这些人搬弄，在地方上为害甚大。新政时期，朝廷严令各级官长亲理政务，裁撤那些扰民害民的书吏和差役，以期提高办事的效率。

在清末新政全面铺开的同时，对不合时代的旧法制进行改革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大清帝国当时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传统专制体制，加上外国人借口中国的法律严酷而在租界内行使领事裁判权，拒不遵守中国法律。为了废除洋人的治外法权，1902年5月，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命他们“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由此，沈家本和伍廷芳经过两年的筹备，成立了修订法律馆，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修律活动。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确极为严酷而残忍，甚至到清末还在实行如凌迟、枭首、戮尸、斩决等极不人道的酷刑，而且行刑时往往在公众聚集之所，有意制造恐怖气氛，这和当时西方文明社会的要求实在差之甚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人因为肉刑问题去指责洋人颇为滑稽（应对其抗议表示感谢才对，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可能还得挨板子）。

另外，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政刑不分”，这种法律传统已经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不过，好在清廷选中的两位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都是熟悉中西法律的专家型官员。清廷的这次选官用人得当，两位大臣也的确是人才难得。两位大臣接受任命后，第一件事情便是成立修订法律馆，并首先组织人员翻译西方法律，整理对中国法律旧籍，然后对中西法律进行比较、研究和评介。

在两位大臣和法律馆人员的努力下，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法律及论著得以介绍到中国，进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修订旧律或创立新法。不仅如此，为了培养法律人才，沈家本还亲自到日本聘请法律专家前来中国的法律学堂授课，这也是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开端。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这些都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3）

沈家本和伍廷芳在修订法律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将中国传统的“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结构打破（如当时的基本法《大清律例》），先区分出实体法和程序法（诉讼法），然后在实体法中再细分出刑法、民法、商法等专门的法律部门。换句话说，也就是使中国“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向“诸法分立”的体系转变，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法制改革的进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在推行司法行政机构改革的时候。原来，中国传统的地方官是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而新的法制改革则是要推行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另设独立的审判体系，这让地方督抚觉得自己的权力被部分剥夺。就连主张行政的张之洞都对此不理解，说“督抚但司检察，不司审判”后，“则以后州县不亲狱讼，疆臣不问刑名”，那些地方官的权力（及由此带来的油水）岂不是少了老大一块？

阻力虽大，但法制改革依旧要向前推进。在中央司法机构改革中，刑部改名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这个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换个名字，而是结构性的调整，改革后的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与（法部）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其节制”。随后，在地方司法机构改革中，也在各省各级普遍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庭以行使审判权，而以原先的按察司改为提法司，负责司法行政和监督，以实现地方上的司法独立。

这些司法机构的改革，加上后来《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实际上是把司法行政权和审判权分开，审判权开始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废弃了中国长达千年的行政兼理司法体制，也可谓是中国司法独立之起源，迈出了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另外，狱政改良也属于清末法制改革的一部分。有人曾说，监狱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此言不差。传统监狱的黑暗可能比严苛的刑法更要残酷，对此，方苞曾在《狱中杂记》做了触目惊心、令人胆寒的描述（可参考拙著《帝国的绯闻：大清野史三百年》中的记叙）。当时的狱政改良主要本着人道主义和改造主义的原则，改革监狱管理制度，改善犯人的生活待遇，并重点在于感化犯人，教之以谋生手段，而不是残酷破坏。应该说，这些观念和实践在当时和未来的狱政管理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清末法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其推出的一系列修订的新法律。经过精心准备后，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陆续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法律，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906年）、《新刑律草案》（1907年）、《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及其《商人通例》、《公司律》和《破产律》等一系列的民法、商法法案。在清朝覆灭之前，这些按照西方法律分类编制的法典基本都已经修订完毕或者已经在起草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沈家本、伍廷芳修订的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并没有被革命所埋葬；相反，革命后的政府依旧长期沿用清末修订的那些法律，特别清末修订的三个总结性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和《民律草案》（尚未颁布），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或者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都只是对这些法律略加删改后沿用。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框架和基本原则也都是来自于一百年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4）

在法制提倡文明的同时，社会生活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变革。其中，引进西方的警察制度颇为成功。清朝原本实行的传统的保甲制度，另外，绿营和地方团练也承担部分的社会治安职责。但总的来说，都不够专业，效率也不高。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警察制度初有成效，于是朝廷命各地以直隶为模板，加以推广。

当时的一些生活陋习也受到新政的调整，其中包括缠足和吸食鸦片。缠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丑陋和残忍的制度，居然沿袭千年，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对此，很多西方传教士和维新派人士都对此极为反对，但一直到1902年，清廷首次发出上谕，劝戒缠足。由于清廷的公开提倡，晚清社会的“不缠足”运动蓬勃发展，这才使得那些饱受缠足戕害的女性同胞得以解放。

对于鸦片，大家是很熟悉的。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鸦片贸易得以合法化，这不但卷走了中国巨额的财富（鸦片贸易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单宗贸易），而且让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1906年，清廷在发布禁烟上谕的同时，派出使臣与英国交涉禁止输入鸦片事宜。1909年，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会，中国的禁烟运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答应逐步消减鸦片输入中国，直到1917年彻底禁绝。

由于清末革命党经常宣扬“排满主义”，当时的满汉冲突也变得日益加剧。为了维护统治，清廷决定取消满人的特权，调和满汉矛盾。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满人入关后八旗在各地驻防，世代为兵，并享受国家供养和免税等特权，但两百多年下来，一般的旗人（大多数人连满语都不会说，和汉人已无区别）早已穷困不堪，甚至连普通汉人都不如。因为当时清政府给满人的供给极为微薄，却不能从事他业，能养家糊口已属不易，真正享受特权和富贵的其实主要是极少数的满族亲贵。

正因为如此，清廷也觉得遵循祖制毫无必要，便于1902年放开满汉通婚的禁令，并于随后对汉人开放原先只能由满人担任的职位如将军和都统等。1906年官制改革中，清廷又废除了满汉尚书的双人平行制，改由不分满汉的一人制。一年后，清廷又下令废除旗人不事生产的特权，授予旗丁土地，责令耕种，让普通旗人们自谋生计。而在法制改革中，除了宗室亲贵，一般满人在礼仪和刑罚上都和汉人同等对待。可惜的是，靠牺牲普通旗人的利益来消除革命威胁，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1）

张之洞和刘坤一在《江楚变法三折》的最后一片中，专门提到办理新政需要筹集巨款一事，果然是有先见之明。事实上，无论办什么事情，不管你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钱终究是什么都办不成。你说你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什么的，好不好？好得很！但钱呢？

清末新政的推行，需要大量的经费作保证，可惜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事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不变亦亡”，清廷也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清理财政，广开财源来竭力维持了。据周育民先生在其著作《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里的记载，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预计赤字高达4000万两。我们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剧增，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这和赔款及新政有着莫大的关系。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36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5400万两，而当时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结果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据就是有名无实。袁世凯完成任务，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北洋新军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当时还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据清史稿的记载，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以前所没有的，恐怕也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袁世凯督抚直隶期间规定“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这便是一例。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也为数不少，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给新政的铺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如1901年无锡发生的毁学事件，当时因为新建学堂需要经费，地方官决定米行所纳庙捐转归学堂，由此触犯了部分米商的利益，结果在他们的煽动下和指使下，数座学堂被毁。这事后来还惊动了江苏巡抚端方，在他的干预下，学堂才得以重建（详见赵利栋：《新政、教育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1904年无锡毁学案为中心》）。由于经费不足，很多地方的学堂办不下去，一些偏远山村的文盲率反有上升之势（废科举对私塾的打击也是一部分原因）。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2）

当然，办法总是有的。由于当时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奉行重农抑商、压抑私人资本的传统政策，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迟缓，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1903年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发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商部成立后，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制定和颁行一系列商律，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当时制定的商律包括《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袁伟时先生在其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指出，“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他认为，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主要原因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就这点而言，这些商律的颁布无疑是对私人经济的一个确认和鼓励。

袁伟时先生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说为了维护国内利权，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即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到1890年开车生产，中间足足折腾了14年。其间，李鸿章又请朝廷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这下好，后来张之洞也想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发电报问电李鸿章：“听《申报》上说，你给上海布局奏批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不知是否专指上海一地？”说到这里，张之洞有点底气不足，又赶紧解释道：“我们广东织布官局主要自产自销，应当不至于妨碍沪局的利益。”李鸿章收到后答复说：“你们广东设官局织布，距上海较远，似也无妨。”

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这个矛盾在官场上很顺利的化解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换了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譬如大清帝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他在回国退休后，想筹办一个航运公司，但屡经波折，办不下来。后来他写信给李鸿章的抱怨说：“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亲自出面筹办并已筹集资本两万余，但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郭嵩焘的话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开始兴办洋务的时候，那些顽固守旧的士绅阻挠，而士绅们开化后，想要兴办实业的时候，却又遭到官府的阻难。当时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最为典型的便是在兴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的时候，一律实行批准制，而其中则是为效率低下、腐败成风的官办企业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连郭嵩焘这样的官场退休人士都难以通过官方批准这一难关，更不要说一般人了。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3）

这个障碍一直到新政时期才被打破的。1904年初，清廷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等商律，其中便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也就是说，国人兴办企业，毋需经过官府批准，只须登记注册即可，这也是当时通行的国际惯例。

商部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力革除“耻言贸易”的旧观念，奖励在工商实业上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当时的奖励分为二类，一是能制造轮船、火车、铁路桥、发电机及对探矿、冶炼、水利、垦植等有突出成绩者，奖以不同等级的商勋；二是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且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著名侨商张振勋在评价商部实绩的时候说：“商部设立以来，纲举目张，以保商为己任。”苏州一带的工商业者也称商部“实行保护商人，振兴实业政策，……诚富强之至计。”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商部做的第三件事情便是鼓励并推动各地商会的成立。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建立商会。1902年2月，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先成立。此后，商会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后来是武装商团势力）。

商会的成立，对工商实业的发展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商会作为行业管理的自治组织，承担了相应的工商管理功能，如调解商业纠纷、企业的信用公证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等，都在其功能之内。另外，当时的全国各城市的商会还普遍组建消防队和商团，特别是上海的商务总会，后来由其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了当时老上海城厢内外所有马路、电灯以及警察的一切事宜，已经基本具备了市政管理的功能。

总的来说，经过各级官府和实业界的努力，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有了明显的发展。据汪敬虞先生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的统计，1895到1898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55家，而1904至1910年间，投资万元以上新设厂276家，其数量远高于之前的时期。当时兴办的工厂主要集中在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和机器制造业等，由此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另外，清廷制定了《矿务誓行章程》后，各地掀起了兴办矿业的热潮，在1904至1910年就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此外，在交通、商业、金融等领域，民族资本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应该说，从清末新政到抗战的全面爆发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快，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19121920年的发展速度高达13.8%。即使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虽然有内战不断、社会动荡的影响，但当时的经济仍旧维持了一个较高的速度发展。比如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中国工业仍旧年均增长了9.2%。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是有衔接的，我们不应该忽视清末新政在其中起到的基础作用。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1）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一种“冲击反应”型的理论来解释，譬如在晚清七十年的重大事件中，都可以找到其对应的对象。譬如，洋务运动是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而发起，戊戌变法是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勃兴，与清末的新政相对应的则是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三次波浪。不过，这一次的变革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正如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指出的，清末新政后，“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毫不夸张的说，清末新政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基础，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的第一步。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给清朝统治者脸上贴金。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来看，也许就会发现，清末新政的意义和成效远远大于后来的辛亥革命。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一是清末新政的机构调整和官制改革，其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二是废除科举和教育改革，其完成了中国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转型；其三是法制改革，其废弃了“诸法合体、政刑不分”的传统，分离了行政权和审判权，开创了司法独立之先河；其四是军事改革，使中国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陆军，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五是清理财政，首先引进了西方通行的国家财政预决算制度；六是奖励实业，保护工商，直接促成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实事求是的说，清末新政达到的实效、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度及对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非但是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的，就是辛亥革命也未必能达到这一高度。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一提起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年时，大多数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清朝统治者是如何的腐败无能，革命志士是如何的让人热血沸腾。这种革命史观固然极为浪漫，但至少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革命要比改革要难，因为革命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但事实，改革未必就容易。任何的改革，它都会遇到正反两方面的攻击和阻力，激进的改革者往往指责当局敷衍欺骗，缺乏诚意，而顽固守旧者则詈骂改革过于孟浪轻率，不成体统。改革的主持者往往夹在中间，左右平衡，这需要何等的高超艺术！革命史观只记取革命烈士，而对贡献更大的改革者加以漠视，这又是何等的荒谬。当然，笔者并非是为清朝鸣冤叫屈，而是希望人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清末新政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2）

诚然，清末新政的确是清王朝的自我挽救，但要是放宽视角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晚清的最后十年其实是在完成一个国家的转型，而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自我救赎。我们不能因为主持新政的那些人是仇视革命，就把清末新政归为“假维新”，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当时的清廷在最后的十年中困难很多，但决心也很大，也确确实实推动了改革、取得了实效。革命党指责清廷的新政是出于欺骗，“假维新”，这种宣传口径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慈禧太后也是可以转变的，她并不是时代变革的天敌。

可惜的是，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迟到的变革，甚至已经来得太晚了，清王朝已经错过了好时机。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就越复杂，而国内的期望和国外先进国家的示范效应也越大，这或许是明治维新与俄国改革能够成功而清末新政却难以挽救大清的重要原因罢。

清末新政是一场传统君主制下的国内改革运动，它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社会动员。但太平军战乱之后的清政府已经陷入一种软政府的境遇，而其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屡受重创，加之贪官污吏的横行，导致民众对清廷能力的持普遍不信任的态度。而更要命的是，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眼中，清王朝是个异族政权，在排满主义思潮的鼓动下，清廷的合法性已经大成问题。

当时的清廷可谓是进退两难。新政的种种变革措施，如废科举、练新军和法制改革，都从根本性上动摇了传统专制体制，而清廷当时又无力对其进行新旧整合，其动荡在所难免。比如废除科举消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同时也割断了那些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王朝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编练新军上。清廷推行这些措施的本意是强国强军，但现存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而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反而走到朝廷的对立面。

清末新政对政治的改革也收效甚微。澄清吏治向来就是一件长期而困难的事业，稍有松懈，必有反复，历朝历代决无例外。就拿废除捐纳制度来说，当时即使能把明的公开捐纳停掉，但又岂能防得住暗的买官卖官倒还不如公开捐纳，至少朝廷还有一份收入。

事实上，后来捐纳制度在遇到水灾等困难时期，地方上依旧通过捐纳的办法来筹集资金。而当时作为另一大弊政的陋规，当年雍正也曾大张旗鼓的清理过，但过了几十年后，依旧死灰复燃。当时新政时期也不过把众所周知的陋规变成公开的办公经费，但并不能杜绝向上级行贿的事件发生。吏治腐败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有，而且历朝历代都无法根本消除。

不过，新政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不要说停止，就是减速，清王朝也会被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盲人摸象，小马过河，清廷也只能在矛盾中摸索，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至于走到那一步，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

第三章、强国先强军，袁世凯横空出世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提出：“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鉴于“筹饷练兵”在清末新政的zhan有重要地位，而且做得最成功、影响最大，所以为之独辟一章。

说到编练新军，就不得不先说说清朝军队发展的历史脉络。明末李自成推翻明朝的时候，吴三桂又将满洲八旗放入关内，由此满人夺了汉人的天下，天命如此，也怨不得谁。只是八旗铁骑虽然精锐，当终究人数有限。要算起来的话，当时满洲八旗也不过区区六万人，即使再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不会超过十五万人。以这十五万的兵力去统治上亿的汉人，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为此，满人当时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便是“以汉治汉”政策。所谓“以汉治汉”，在军事上来说，那就是沿用明朝的卫所军事制度，由各省自筹粮饷、自己组织防军，也就是清朝兵制里的绿营。当时绿营大概有六十余万人，分别驻扎在各省特别是沿海和边陲地区。

清朝建立后，八旗兵无仗可打，便驻扎在京城并在各省建立满城，不与汉人来往。八旗之所以要与汉人隔开，是因为他们是世代为兵，并不从事生产，平时全靠朝廷（也就是老百姓）养着。按清朝军制，八旗的兵额为二十二万人左右，全部是从旗人中挑选，当时有亲军、骁骑、前锋、护军和步军五个主要兵种，另外还有神机营、健锐营、枪炮营和藤牌营等特殊兵种。可惜的是，八旗兵的名称都挺威武，但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太快，又享有不事生产的特权，结果很快便丧失了入关时的锐气，堕落成一帮老爷兵。譬如平定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之乱时，康熙便发现这些八旗兵完全不中用，只得去仰仗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了。

绿营是在明朝军制的基础上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为使用绿旗，所以称之为绿营。绿营是各省建制，自建自养，兵种分马、步、水师等传统兵种，按标、协、营进行编制。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兵表现勇猛，一同作战的八旗兵只有在边上看热闹的份。不过，绿营兵也是世袭兵，这种近亲繁殖的结果只能导致绿营的战斗力很快下降，雄风不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军队作战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清廷对带兵的将领不信任所导致的军事制度。吴三桂叛乱后，清廷便有意约束那些握有军权的将领，凡是中层以上的带兵官都要经常轮换，即所谓“将不专兵”制度。另外，那些高级指挥官如提督、总兵，都得听从那些科举出身的总督巡抚，这便是所谓的“文人将兵”制度。这些制度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朝廷内外重文轻武，弄得那些满蒙武将也以不文为耻，最后也都跑去吟诗弄月，附庸风雅，武将文风，那还打什么仗！

无能归无能，这八旗和绿营收拾小规模的农民军还是问题不大的。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便把这些旧军队的破落底子全给揭了出来。譬如当时领兵去对付洋鬼子的，不是专业武将，而是文人出身翰林学士林则徐；而后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一役，更是个“不战、不守、不和”的书呆子叶名琛他老人家还是进士出身呢。

八旗和绿营打不过洋鬼子的长枪短炮还情有可原，但后来太平军的骤起如风卷残云，把他们给打得稀里哗啦，落荒而逃，这就不能不说明问题了。原来，经过了上百年的太平盛世，这些八旗绿营兵早已是养尊处优，而将帅则是“惟耽安逸，不事操防”，却成天想着“空冒钱粮、专事肥己”的勾当。在打仗的时候，“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闹，全无纪律”，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别无它用。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2）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也只好放开手脚，让汉人官僚到各地督办团练，以期对抗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和湘军便横空出世了，朝廷的政策给了他一个极佳的机会，而他编练的湘军也成为了镇压太平军的中坚力量。和八旗绿营大不一样的是，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本乡人（湖南人），并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概不要。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湘军内部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其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防止逃兵。正因为湘军内部的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等关系，才使得其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和湘军相比，其他清军往往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湘军是按明朝戚继光的军法进行编制，其主要作战单位是营，每营合计五百人，营下设四哨（相当于连），哨下分八队（相当于班），一对约十二人到十四人。除此之外，营官还直接管带亲兵六队。在正兵之外，每营有配有专门的长夫（相当于后勤运输队）一百八十名，以减轻正兵的负担，增加作战部队的战斗力。

湘军的选将制度是上级挑下级，曾国藩先物色水陆各军的将领（多是读书人），然后由那些将领选营官，营官再去选百长、什长，这种层层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加上中间夹杂的宗族、师生、朋友等关系，使得这只部队变成了“曾家军”，已非朝廷所能掌控。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军饷丰厚，远高于八旗和绿营。当时八旗和绿营靠朝廷养活，但朝廷发的那点饷银虽然饿不死，但养家也颇成问题。绿营还好一点，那些可以在训练之余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但八旗是满人，身份优越，制度严密，对外交往也存在障碍，没法和绿营去比。正因为如此，大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时候其实都穷得要死。对比一下湘军和绿营就可以发现，当时湘军正兵每月可以拿到六两银子，而绿营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八旗比绿营好不到哪里去）；湘军营官的收入更是非常可观，每月可以拿到两百两左右。

也许有人会问，湘军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地方上的捐纳。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明码标价，买官的士绅交了钱，就有资格补缺反正当时打仗，被杀的官员也很多；另一个就是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地方上在各通商路口码头设卡抽厘，其实就是征收商品流通税。当时厘金不但是湘军饷银的主要来源，后来还成为清廷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湘军和太平军激战正酣的时候，曾国藩又让他的门生李鸿章回他的老家安徽去募集一支军队，这便是后来的淮军。淮军的体制和湘军基本相似，后来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之一。除了湘军淮军，另外还有几支汉人武装，如左宗棠的楚军等，但实力不足以与湘军、淮军对抗。

在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起义被剿灭后，清廷对这些汉人武装，特别是当时已羽翼丰满的湘军和淮军，感到十分的不安。好在曾国藩乃朝廷“忠义之士”，他有先见之明，凡事退让三分，最后湘淮等军被改编后分散驻扎在各地，又称为防军。而当时绿营也被改编成练军，和八旗、防军一起构成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

同光时期也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之时，那些旧军队也受到了洋务新风的影响，在武器设备上改进了不少，开始淘汰原来的刀矛枪箭，而引进了西洋火器如抬枪、劈山炮等。但可惜的是，太平军被镇压后，大清帝国出现了一段所谓“同光中兴”的和平时期，那些旧军队便又故态复萌，平时操练仍旧是敷衍了事。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3）

当时俄驻华使馆外交官马克戈万在《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中描述说，“观看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一把扇子。其携带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插在衣兜里的，有插在领口上的，还有的干脆用长长的辫子缠绕起来。携带扇子一是为了扇风，二是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热的太阳光。长长的竹管也是士兵行军打仗时喜欢携带的东西。有些士兵还故意用竹管代替枪来扛用。他们认为，竹管既轻便，又能用于吸鸦片。如果必须扛枪的话，那么竹管就会插到裤腰带子里。最后还有遮阳（雨）帽（老外描述不清，遮阳帽难道是军帽？），这是每个士兵都喜欢、都重视的物件。如果谁没有、或者忘记戴，那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在士兵的心目中，它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体是不能随意被雨水淋湿的。虽然携带遮阳帽很不方便，但是为了某种说法与观念，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马克戈万最后评价说，“若按欧洲人标准，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为军人是一种很严肃、很神圣的职业。但是中国的士兵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虽然军容松懈，但他们的前辈就能屡屡战胜敌人，保卫住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这种军队的确不配称作为天朝帝国军队。”

马克戈万瞧不上中国的军队，当时国人还觉得洋兵荒唐可笑呢。据说那时有人看完洋人训练，回来记叙说：“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于地上，以示敬！”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在此人眼中，洋鬼子向长官敬礼居然要从头上拔几根头发甩地上，这代价实在不小。当时的国人对洋兵敬礼尚且觉得不可思议，那洋人搞的什么“稍息立正、正步走、枪上肩”之类，那岂不更是多此一举？

这样的军队，平时去恐吓一下老百姓还行，但一旦真刀真枪的和日本近代陆军作战，马上就露馅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叶志超雨夜狂奔三百里，将平壤拱手让出，退出朝鲜；随后是辽东防守形同虚设，一退再退，连自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也被轻易攻克；接着日本兵山东登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一网打尽。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大清帝国的陆军一败再败，几乎无一胜绩。结果日本兵分别攻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下掐住了清廷的脖子，逼得清廷跪地求饶，割地赔款。甲午之役，清廷可谓是颜面扫尽，连带国人也蒙受了奇耻大辱。

平时过惯太平日子的练军防军还有那些湘淮旧军，这帮人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拙劣表现，让国人为之极度失望，连朝野人士也大骂这些军队“骄悍疲惰，军纪懈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但是，骂归骂，但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大清国毕竟还是要有军队来保的。痛定思痛，旧军队的改革和彻底转型也就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1）

要说清军的转型，海军比陆军要早二十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苦于没有自己的海军，单纯的依靠陆上防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有鉴于此，在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学堂得以成立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洋舰队骨干力量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这批海军人才在国内学习后，又被派往英德等欧美国家深造，算得上是标标准准准的海归派。这些人回国后，大都当上北洋舰队的各舰管带，而北洋舰队也成为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只可惜的是，天不佑人，这批海军精英在黄海之役和威海之役中，或战火中阵亡，或兵败后自杀殉国，极为惨烈，而随之而去的，则是那支曾经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舰队。

北洋舰队转型了，但失败了；陆军还没有转型，更是失败得一塌糊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北洋舰队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的陆军的无能和脆弱。正因为如此，在甲午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朝野中便有人提出要编练新军，挽回颓势。这时，一个人进入了朝廷要员们的视野。

这个人是谁呢？

说起这个人，他在中国的经历可不简单的。此人名叫汉纳根（VonHanneken，18551925），德国陆军大尉，也是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1879年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以“海外优秀人才”的名义引进来华，开始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后来在李鸿章的委托下，负责设计建造旅顺军港和威海卫军港的防御炮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汉纳根随同清军的运兵船“高升”号前往朝鲜。途中，“高升”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本军舰偷袭，“高升”号不幸被日舰击沉，舰上一千一百多中国士兵除了两百多人遇救外，其它人全部葬身海底。这一役，汉纳根命大福大，他虽然是陆军出身，但水上的功夫也相当了得，居然自己泅水游到岸边，后被路过的德国军舰搭救而幸免于难。丰岛一战后，汉纳根被李鸿章聘为北洋舰队总教习兼副提督，随后又参加了黄海大战。当时，汉纳根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协助提督丁汝昌及管带刘步蟾指挥作战。由于汉纳根在黄海之战中表现英勇，清廷后来还特颁谕旨，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

黄海海战后，鉴于清军海陆皆失，汉纳根曾向清廷建议加练陆军10万人，以对日持久作战。这个建议得到了恭亲王奕和帝师翁同龢的重视和支持，1894年11月，清廷下发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谕旨下发后，汉纳根深受鼓舞。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原先训练10万新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只能先编练3万兵马。

人数缩减还是小问题，关键还是共事的人别扭。当时和汉纳根搭档的胡燏棻，原本是进士出身，他曾任广西按察使，素来喜欢谈论洋务与军事，这才获任与汉纳根同办新军。但很可惜的是，两人的共事十分不愉快。胡燏棻后来向朝廷打报告说汉纳根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且，万一让他掌握了军权，只怕以后不好控制，恐有后患。

胡燏棻的话提醒了清廷，他们想起当年洋枪队统领戈登等人难以控制的前车之鉴，加之当时的朝廷大员荣禄、刚毅、李鸿藻等人都群起反对汉纳根练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更是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在这些人的鼓噪下，恭亲王奕和翁同龢等人也只好让步，首创编练新军的汉纳根反而靠边站，最后愤而离开，搞煤矿赚钱去了。

由此，胡燏棻便成为编练新军的主要负责人。好在这个胡燏棻当时也算是知兵，他早在任广西按察使时就曾指出当时的募兵之弊端，说“今各招之勇，急于成军，乞丐无赖，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而统兵的将领，骄奢淫佚，克扣士兵的军饷口粮，以至于万众离心，一旦打仗，谁肯给你拼命；军队里的武器，“件件购自外洋”，而且型号各一，前膛后膛，德制粤制，搞不清楚；最要命是，装备混乱，阵法陈旧，这些士兵拿着新式武器茫然不知用法，还是习惯使用原来的大刀长矛，这怎么能胜任现代战争？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2）

为此，胡燏棻提出了编练新军的四个办法：一是训官之法，即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挑选各地的武生武举，只要文化还过得去，年龄又不太大，便选入学堂，聘请洋人教习三年后经考核发给文凭，随后分派到各军营；二是练兵之法，即在招募新兵的时候，由各地方官负责登记新兵的家庭地址等情况，杜绝逃兵现象，新兵到营后先检查身体，不合格的立刻清退。三是放饷之法，即防止统兵将领克扣士兵的粮饷，改由各粮台直接发给；四是简器之法，即统一各项枪械武器，防止各种制式的冲突浪费。（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1894年底，胡燏棻便屯驻马厂募兵训练，开始编练了新军3个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都齐了。由于样子看上去还不错，清廷便让他扩大规模。由此，胡燏棻便于第二年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小站（练兵）。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在消灭捻军后，盛军在此驻扎了二十多年。后来甲午战争爆发，盛军开赴前敌，因为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全部溃散。胡燏棻便在此地编就新军10营，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号称定武军。

定武军的士兵，大都是从山东、天津等地经过仔细挑选招募而来，这支军队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完全摈弃了以往练军和湘淮旧军的习惯，而是“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这里的所谓西法，其实指的就是德国陆军的模式，其中也有一些德国军官在此担任教习。除此之外，胡燏棻也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招募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如何宗莲（当时担任总教习）、曹锟、田中玉等人来军营中担任军官或教习。

就当时而言，定武军是一支全新的部队，它不仅武器装备新，阵法训练也全是按照德国操典进行。可惜的是，这支新军建军刚一年，还没有焕发出它全部生机的时候，它的开创者胡燏棻却被调离前去督办津卢铁路，而他的接替者便是大家所熟悉的&not;袁世凯。

袁世凯的话题先按下不提，先说说南方的另一支新军。在北方定武军编练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上奏，请求在南京编练一支按洋法操练的新军，这就是后来的自强军（也叫南洋新军）。自强军的兵种和定武军类似，也分为步骑炮工四兵种，分别为步队8营，每营250人；马队2营，每营180骑；炮队2营，每队200人；工程队1营，每营100人，总计2860人。

自强军在1896年开始招兵买马，主要从江北和江浙一代挑选士兵，张之洞认为江北人体格比较强健，因此多分入马队和步队；而江浙一代的人比较聪明，主要分到炮队和工程队。当时新军的待遇很好，军饷饭食衣物等各方面条件都远胜于防军和湘淮勇营。

张之洞是儒学大师，特别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美国人鲍维尔在《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就曾提到，张之洞招的士兵大多会写能读，许多人的文化水平都还不错。不过自强军刚刚建立，张之洞便被调任湖广总督，自强军也被继任的刘坤一续办。不过，刘坤一对新军似乎没什么大的兴趣，在此后的几年中，自强军并没有扩充，后来这支南洋新军的兵员和素质也远不如北洋新军。

1901年，清廷下令将自强军调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由此，自强军便成为袁世凯掌管的军队，后来在编练北洋陆军的时候，自强军被编为第四镇（师），此是后话。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1）

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为袁世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许很多人会问，袁世凯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刚长熟的桃子怎么就让他给摘了呢？

这事说来话长。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他的这一生，说起来还真挺复杂。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那老袁家在数百年间原本也是默默无闻，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忽喇喇的发了乖乖，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本来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这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说科举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那举人进士可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当时的读书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是稀罕。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发大了。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从戎，和太平军捻军厮杀，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进士老爷和举人老爷两人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只是个秀才，和弟弟袁甲三相比差得太远。不过，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也中了举人，也算是争了口气。不过，这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年近四十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从他的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能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六个，这过继给弟弟的就是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估计不说大家也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错，他七岁的时候便跟着嗣父袁保庆生活。袁保庆虽然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做过盐法道，大概是厅级干部）。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依旧有效，袁保庆活到44岁便去世了。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偏偏第二年他的生父袁保中又因病去世。虽然袁家乃官宦世家，吃穿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活脱脱就是孤儿寡母了。

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又小，而这个进士大老爷身下也只有一个独子，于是便把袁世凯接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在翰林院做编修）去跟随他读书，让他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去了北京。

只可惜的是，虽然堂叔袁保恒是个翰林，但在他的严格教导之下，袁世凯在考举人的时候仍旧是两试不中。据沈宪祖在《容庵弟子记》中说，袁世凯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名落孙山后，他在羞愤之中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话难道是袁世凯最先说的？），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2）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也曾撕烂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秀全就造反了。其实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平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他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不过，袁世凯也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结婚以后便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跑到山东登州，投靠了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吴长庆当时统率庆军六营驻防在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还曾拜在吴长庆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袁世凯和张謇的故事颇为有趣，另文撰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如此看来，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局势动荡，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鲜弹压。袁世凯在朝鲜帮办军务的时候崭露头角，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袁世凯在朝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帮朝鲜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了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受挫折。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袁世凯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朝鲜的“监国”大员，而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当时的朝鲜也是内外交困，内有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势力的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朝鲜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随后的一年中，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袁世凯见势不妙，最终设法找了个机会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由于练军和湘淮旧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当然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哪里比得上袁老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3）

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袁世凯当然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速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呢，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姑且从他的《练兵要则十三条》说起吧！

和胡燏棻一样，袁世凯对旧军队的弊政是了然于胸，但他比胡燏棻更胜一筹的是，他在朝鲜可是有成功的实践经验的。由此，袁世凯提出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更加具体，更加到位。

先看第一条，讲的是军律第一，规定士兵必须要背诵，并在营中设立执法处，练就一支节制之师；

第二条是军饷发放，杜绝营员克扣而由粮台直接发给，这个办法与胡燏棻的设想相同，也许袁世凯是借用了其想法。但是，袁世凯多留了一手，那就是士兵领饷后必须接受操练检查，防止冒名顶替或者滥竽充数；

第三条是枪械统一管理；

第四条是设立军事学堂和派遣军事留学生，培养军事人才；

第五条是制定募兵标准，如新兵的年龄、体格要求等；

第六条是教导士兵忠义之道，类似于在部队中设立政委；

第七条是改习洋操，并定每年演习；

第八、九、十条是请病假、事假和抚恤制度；

第十一条是军衔品级制度；

第十二条是训练的奖惩制度；

第十三条是改进军服问题。

这《练兵要则十三条》加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其实就是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一整套设想，包括军制、饷制、器械、募兵、教育、奖惩、营制、聘请洋教习等，当时确实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由此，袁世凯便也被调入督办军务处，以备顾问。

进了军务处后，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机会便唾手可得了。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当时声望正隆的李鸿藻大学士还给了袁世凯极高的评价，说他“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

保举袁世凯的奏折上去后，很快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他随即批示说，“温处理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

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是他真正的发迹之始。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1）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定武军，随后又在山东、河南等地招来了2000多名淳朴强健的农家子弟，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并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在编练新建陆军的时候，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以步兵为主，分步兵、炮兵、工程兵、骑兵四个兵种；全军分编为左右两翼（相当于旅），翼下设统领（旅长）一名，统领下设分统一名，协助统领训练步炮骑兵各营；营下设统带（营长）一名，统带下设帮统一名，协助统带工作；在兵员配置上，左翼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右翼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另有工程兵一营；营以下设队（相当于连），队下设哨（相当于排），哨下设棚（相当于班），层层管辖，以便于指挥。

新建陆军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军官约46人，士兵约1000名，文书、委员各6名，每营还配有两名军医。除此之外，各营还有护勇、号兵、伙夫、长夫等非战斗人员，人数加起来大概也有三四百人。

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花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为部队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增强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在管理军队方面很有一套。他一到小站，便立刻设立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和督操三个营务处和中军、文案等职。在督练处之外，袁世凯又设立了一整套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包括粮饷局、军械局、洋务局、转运局、军医局和教习处等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明确的人员编制，职责也十分清楚。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包括：“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袁世凯制定的军纪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袁世凯在军营中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他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以杜绝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这一点很不简单。

还真别说，袁老四用人也有一套。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这才脱颖而出的。当时小站练兵主要依靠三批人，第一批是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的毕业生，如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士珍和冯国璋被袁世凯分别委派负责督操营务处，而留学德国、当时推为军事第一的段祺瑞则被委派为炮兵营统带，袁世凯对他极为信任，“教练新军之事，一以委诸”；

第二批是原来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这些人也大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袁世凯对这些军校毕业生还是十分识人善用的；

第三批人则是那些湘淮勇营的旧军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袁世凯收留，自然愿意为袁世凯卖命，袁世凯也就笑纳了。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2）

另外，还有个人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后来的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他被袁世凯请来做参谋营务处总办，负责全军的庶务和军需工作。至于那些洋教习们，袁世凯也颇能驾驭，当时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和规划，都是在这些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比如操场训练、作战演习、炮兵教习、礼节及军械、骑兵战术、德文教习甚至号兵乐队等，袁世凯对这些外国专家十分重视，敬重有加，但也不至于闹出什么乱子来。

比起那些油滑的英国法国人来说，日尔曼人还是比较讲规矩和效率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带有很深的德国烙印（当时的德国陆军是世界第一嘛）。说句题外话，在辛亥革命中很多地方新军投入革命阵营，主要是其中的很多军官是从日本回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袁世凯的军队直接师法德国，没有必要引进留日学生（日本军事也是师法德国）。

袁世凯不但善意选拔重用人才，还注重培养人才。他在小站练兵的第二年，便办起了德文、炮队、步队和马队四所随营学堂，合称随营武备学堂，他从军队里挑选了两百多名粗通文字的士兵，派入随营学堂学习军事，各学堂一律聘请德国退役军官担任总教习，段祺瑞担任学堂总办，规定学制两年，除了学习德文的派到德国留学外，其它人都选充新建陆军的下级军官。在学习期间，袁世凯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季度就要大考一次，袁世凯亲自选定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一切规矩如同科考。

为了鼓励学员好好学习，袁世凯还从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两银子）作为奖学金，奖给那些成绩优异的学员。在这批人中，也涌现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如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这批人中，还有一些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如孙传芳、张树元等。由于当时段祺瑞是随营武备学堂的总办，这批人名义上也算是段的学生，因此在袁世凯死后，这些人又同段祺瑞保持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从士兵到将军，应该说这些人的风光和袁世凯的栽培是分不开。

袁世凯在训练士兵方面也很细致，他针对士兵们大都不识字的情况，特意让他的老友兼笔杆子徐世昌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曲，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以激发官兵们的训练热情，并潜移默化的灌输忠义诚孝思想。应该说，下面这首《劝兵歌》编得的确不错，试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国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帮忙功自成。

四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和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可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已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的清。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到操场上和兵营里一看，满目都是洋教习、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战马嘶腾，好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3）

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这支军队有袁世凯太多的痕迹，正如旁人指出的，“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对上只知服从，服从之外，更有‘报恩’之观念，牢不可破。”

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还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又齐声回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便成了袁家军，官兵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此事须考证）。怪不得后来其它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

实事求是的说，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就像李鸿章办北洋舰队一样，为了建立小站的这支模范部队，袁世凯也的确是花了不少心思，甚至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毫不夸张的说，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是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凭借这个资本，袁世凯从此便声誉鹊起，扶摇直上，一飞冲天了。

但是，这凡事它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其为人还是跋扈了点，因此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据说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听信谣言，前去小站查看，若一旦发现有谋反迹象的话，就立刻剪除袁世凯。

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袁老四训练的这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not;、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禄作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现代化的新式部队，爱才之心油然而生，回去后不但未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他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便投到了荣禄的门下。

众所皆知的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开始表现也很积极，维新派亦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了他。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全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

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在后来的军队调整中，荣禄将甲午战争后的那些残兵败将重新编为武卫军，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荣禄自己掌握了武卫中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则被编为武卫右军并发展到了17000人，这两支军队是武卫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时值乱世，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就靠着这支部队，机会接踵而至。早在1897年，袁世凯便被擢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变法时期，袁世凯又升任工部右侍郎。1899年，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由于原山东巡抚毓贤剿抚不当，袁世凯便奉命率武卫右军由小站开往山东德州，以会操为名进行镇压，袁世凯也由此出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并正式跻身于晚清政坛。当时袁世凯不过四十刚出头，已经是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了。

1900年，由于袁世凯手段强硬，义和团在山东呆不下去，便转入直隶、天津境内，清廷再出昏招，义和团竟然进入北京，局势完全失控，结果八国联军杀入北京，慈禧太后慌了手脚，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窜到西安。这时袁世凯却按兵不动，只管保住一方平安，这义和团的老家反风平浪静。说的也是，庚子之役，荣禄的武卫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不仅完整保存下来，还乘机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淘弱留强，编为二十个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带到保定后进行训练。至此，以小站新建陆军为骨干的武卫右军反而发展到19600余人。

瞧瞧，你说这袁老四厉害不厉害？

袁世凯对局势的认识和掌控，使得他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辛丑条约》签订佛，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临死前还特地向朝廷举荐袁世凯。由此，1901年11月，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

此正谓，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1）

八国联军撤退后，按《辛丑条约》的规定，清军不得驻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各要地。正当列强们得意的时候，一些身着警察服装的队伍突然出现，将这些地方全部接管。这些人看起来不是军队，因为他们是穿的不是军服；但仔细一看，他们其实就是袁世凯手下那些训练有素的新军士兵，只不过刚脱下军装，又换了身警察服而已。

以新军充当警察接管京津要地，这是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第一着棋，各国列强一下被弄得有苦难言，无话可说，不得不暗自佩服这个中国政坛上的新强势人物。

当上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依旧重点关注练兵事宜。1902年1月，经朝廷的批准，袁世凯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中截取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袁世凯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等地，严格挑选了六千壮丁，然后将他们带回保定训练，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

在小站练兵的基础上，袁世凯进一步改革并完善了军队的制度，这就是仿效德国常备军的制度，制定《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这个新军制把士兵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其中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服役满三年后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再过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再减半；续备兵和后备兵平时各就其业，只在冬季农闲的时候统一训练一个月（这个月发全饷），以保持战斗力；再过三年后才除军籍，重归平民，不再征调。

在作战部队之外，又设立了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军乐队等后勤保障机构，这个军制和现在实行的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制度已经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了。

为了更好的练兵，1902年6月，袁世凯又在保定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北洋军政司，作为直隶全省练军的领导部门，袁世凯当仁不让，自己兼任督办。军政司的下面设有三处，一是兵备处，以刘永庆总办（后由王士珍接任），主管粮饷、考核、筹备、执法和医务；二是参谋处，以段祺瑞为总办，主管谋略、调派和测绘；其三是教练处，以冯国璋为总办，主管学务与校兵。袁世凯创立的北洋军政司（1904年改称督练公所），不仅是1903年末清廷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后来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标准。

在新政时期，袁世凯还是很想有作为的。1903年3月，袁世凯向朝廷上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一折，里面详细阐述了对督练全国新军的办法，请求朝廷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统一考察全国新军的编练情况。不巧的是，当时掌握军权的靠山荣禄重病在身，不久就去世了，令袁世凯十分的失望。

接替荣禄掌握实权的是庆亲王奕劻。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的孙子，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为人才智不高，但喜欢贪权纳贿，做事并无太大主张。袁世凯见荣禄已死，也只得当机立断，向庆亲王奕劻靠近。奕劻早闻袁世凯的大名，对袁世凯的银弹也颇为喜欢，于是两人相处甚洽，一拍即合，在朝政中结成了统一战线。

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因为袁世凯说成立了练兵处可以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一旦战争爆发，也便于更有效地统一指挥、联合作战话固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还得看这个练兵处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年12月，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名义上奕劻是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但这个奕劻哪里懂得什么练兵，没干两天就觉得吃不消，让袁世凯去全权负责了。袁世凯当然也不能太露骨，这时有太多的满人亲贵正红着眼睛盯着他呢？

于是，袁世凯决定以退为进，遥加控制。当时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袁世凯便以自己是直隶总督不能驻京为由加以推脱，将自己手下的人去唱主角。袁世凯这招很聪明，当时全国练兵，练得最好的也就是他袁世凯和他手下的那些人，只要练兵处成立，那些职位就非袁世凯的人莫属了。

果然，在袁世凯的引荐下，他的那些老朋友和老部下一个个鸡犬升天：徐世昌被举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当然，袁世凯觉得这样也太过分了点，于是便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既表示自己重视皇族人材，也免得满人群情汹涌。不过，区区一个铁良，即使他再有能力，也斗不过袁世凯的那帮人。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2）

前几天因为四川地震，几万人埋在废墟下等待救援，想到他们的遭遇，实在无心更新。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去了天国，愿他们能够在天国里平安。

现在灾区还有很多人无家可归，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灾区需要医药、食品等物质，还需要抚平心灵的创伤，请大家尽自己所能，为灾后重建出一份力！

（

既然自己人掌握了练兵处，那一切号令当然是以北洋常备军的规矩办。随后，练兵处以袁世凯制定的那些制度为蓝本，拟定了新的营制饷章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令各省遵照办理。这实际上是将袁世凯那一套办法改头换面后向全国推广。由此，袁老四的影响终于推广到全国了，他的理想实现了。

袁世凯控制练兵处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借助练兵处来截取练兵费用。清廷决定在大举练兵后，向各省摊派了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为了促成此事，假装响应朝廷号召，代表直隶带头先认筹了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令直隶的官吏捐银十万两，以表示自己对国事的一片赤诚之心（反正钱是老百姓来出）。等到这些钱到了练兵处，那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北洋军先占先得。如1905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编练北洋各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到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袁世凯便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原来那万把人的队伍早已不入他的法眼。正如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的，“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袁世凯野心之大，做事之魄力，可见一斑。

在清廷的支持下，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常备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和师相当）。左镇就是在前面的六千新练军基础上，再增募两营，总共分为四标十二营，于1903年6月在保定成军，这是最早练成的一个镇，也就是后来北洋陆军的第二镇。

1904年4月，袁世凯派人到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招募新兵，练成北洋陆军的第三镇，驻扎在保定。1903年底，袁世凯将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改编，1904年3月练成北洋陆军第四镇，分驻在天津小站和马厂。1905年5月，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营为基础，从第四镇抽调步、炮六营，另外再到山东招募一些新兵，合编成北洋陆军第五镇，驻扎在济南和潍县；1905年2月，袁世凯将驻京的武卫右军和江南调来的自强军二千人合编为北洋陆军第六镇，仍驻原地。

也许有人会问，北洋陆军不是有六镇吗，怎么少了第一镇？不错，是还有一镇，不过这镇是由旗兵组成的，当时清廷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京旗兵中挑选三千人，由袁世凯拉到保定进行训练，当时称“京旗常备军”。由于这些旗兵一贯懒散，不听命令，袁世凯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最后只好奏请满族贵胄铁良来充当京旗练兵翼长，自己也乐得清闲。后来，这支部队的番号便是北洋陆军第一镇，实际上不是袁世凯所能掌握的。

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编练完成。

按北洋陆军的编制，每镇官兵定额为12500左右，不过一般都不会满额。每镇下面辖步兵两协（旅），骑、炮兵各一标（团），工程和辎重兵各一营，另设有军乐队；每个步兵协辖两标，一标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连），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班）。每棚设正副班长各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共十四人。

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譬如各镇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下面担任协统、标统的还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至于营管带更是多了。袁世凯对那些镇统制也不放心，经常调来换去，就是怕他们象自己一样，在下面再培植自己的势力。

由于军队扩编太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那些老部下大都已经升任高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的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不敷使用，于是袁世凯便决定抓紧创办一些新的军校，以充实到日益壮大的北洋陆军中去。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3）

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行营将弁学堂”，由冯国璋督办，雷震春总办。这个军校的学员主要从直隶境内淮练各军的营哨官弁为学员，后来山东、山西各省也有选送官弁前来学习，当时以八个月为一期，共举办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多人。

对于北洋陆军中现役的军官和士兵，1906年6月，袁世凯在天津韩家墅另设了陆军讲武堂，以蒋雁行为总办，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对在职军官进行轮训。陆军讲武堂先后办了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多名。另外，袁世凯还设立学兵营，从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学习一年后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在保定设立各专业军事学堂，如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三个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但也培养了一些军事人才，比如后来声名显赫的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这三个学堂的毕业生都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深造。1905年，袁世凯又从武备速成学堂中挑选出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加习了军事师范课程，组成了北洋武备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督办，准备让那些毕业生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的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和监督等，以扩大北洋军的影响力。

1905年9月，袁世凯开办了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以张文元为监督，从北洋各镇中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从士兵中考取体格强健者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学制一年，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宪兵队了。

除了这些应急性的军校外，袁世凯在1903年提出了一个创办一个完整的正规军校体系的计划，以在全国推广。这个计划先从武备小学堂开始，按学制学习后递进到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以培养“将材”。当年11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和姚村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以廖宇春为总办，两所学堂每年各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学制。第二年，袁世凯又奏请设立军医、马医、军械和经理四所专门的后勤保障学堂”，以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学制三至五年。

由于这些正规的军事学堂学制太长，而新军编练又急需人才，袁世凯决定在兴办小学堂的同时也举办速成学堂，“以为救时之用”。按照这个设想，袁世凯在开办陆军小学堂的同时也在保定开办了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先后由冯国璋和段祺瑞督办，总办则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制二年，第一年招收了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1906年后，该学堂由练兵处接管，改从各省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中招收学员，每年定额六百人，学制则改为在校学习一年半，然后再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由练兵处按考核成绩授予军衔，分发到各省新军中充当下级军官。

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校，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校的时候已经毕业二千多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孙岳等人，后来大都进入北洋各镇担任军官。另外，学堂中还办有留学生预备班，1907年后陆军部选派的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并考查合格后才能选派出国，比如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从这里被选送到日本军校留学的。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4）

1906年6月，袁世凯开办了保定军官学堂，以段祺瑞为督办，赵理泰为总办，“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主要为陆军大学堂的开办做准备。保定军官学堂分为速成和深造两科，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学员额限四十到六十名；深造科学制三年，学员额限五十到八十名。这些学员要求比较高，都是从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考选。1909年，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并入保定军官学堂，1910年更名为陆军大学堂后迁往北京。民国后，在保定军官学堂的原址上设立了保定军官学校（保定军校），该校从1912年到1926年总共招生9期，算得上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校了（决不亚于黄埔军校）。

当然，在袁世凯办军队热火朝天的时候，清廷也在不断催促各省督抚编练新军。当时除北洋军外，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也颇为突出。为了避免一方坐大，清廷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南北方平行发展，以便互相牵制。比如军官的培养，清廷便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军官前往北洋学习操练，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则选派军官赴湖北学习，练成之后在发回原省管带新兵，加以训练。

为了检验练兵的成果，1905年10月，北洋军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正式野战演习，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河间秋操”。清廷当时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委派了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并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为了搞好这次演习，袁世凯从北洋六镇中抽调了两万多精兵强将，分成两军后由王英楷和段祺瑞各自统率进行对垒。当时场面很是热闹，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看完演习后的中外人士都感到新奇而震惊，连连称赞袁世凯练军有方。这次会操还引起了国外军事界的注意，他们在重新评估了中国的这支新军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次还不过瘾，第二年10月在彰德府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则是由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进行对垒演习，也就是历史上称呼的“彰德秋操”。当时参加演习的两军官兵共三万三千多人，南军由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担任总统官，北军总统官仍旧是段祺瑞。这次也是由袁世凯和铁良充当阅操大臣。这次演习也很成功，中外交相赞誉，但清廷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忧。

清廷担忧什么呢？那些满族亲贵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不免有些养虎为患的不寒而栗。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他不但兵练得好，在直隶搞新政也很突出，比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走在了各省的前列。但是，袁世凯又太能干了，关键他是个汉人哪，他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练成，其它各省大都没有练成，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万一他。。。。

不说了，换个话题罢！

中卷：立宪

第四章、五大臣出洋取经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1）

鸦片战争前的清廷，从皇帝到大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西洋的概念几乎为零－－－他们自命为天朝,根本就不屑于去了解。

不过，不可一世的天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得鼻青眼肿，好在最后只是签个和约、赔点银子了事，尽管有损于天朝的威严，但既然已和事宁人，加上国人又善于选择性遗忘，战争失利的阴影也就很快烟消云散，天朝上下重新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不料1851年太平军揭竿而起，清廷在被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烧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又再次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对外战争中，清廷无法体面的全身而退，最后咸丰皇帝被赶出了北京城，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之一炬，连咸丰皇帝都客死在热河避暑山庄。吃了这次大亏，天朝人总算是见识了洋鬼子们的厉害了。

在敬畏之余，清廷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想要知道洋鬼子何以如此了得。而屡战屡胜的洋人们得意起来，他们不再把地大物博但又贫弱不堪的天朝放在眼里，在清廷的面前，他们俨然以老师自居。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1865年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的文件。赫德大大夸耀了西方文明包括铁路、电报、矿业乃至外交等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提醒清廷，如果不接受西方文明，中国必将沦为被奴役的境地。

无独不偶的是，在一年之后，英国人威妥玛（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威妥玛还颇有诚意的告诫说，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等蛮族国家了，如果清廷仍旧对此一无所知的话，将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在赫德和威妥玛半恐吓的劝导下，总理衙门也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开开眼界，看看洋鬼子说的到底是真是假。1866年，时任赫德中文秘书的斌椿当时被委派为团长，率领这个特殊的使团前往欧洲进行考察访问。当时已经六十三岁的斌椿曾经做过知府，接受任务后，他和其他考察团员们一起游历了伦敦和巴黎等欧洲的主要大城市，并受到欧洲国家的隆重接待。一行人在西方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考察团回国后，成员们兴奋的描述了欧洲的种种新奇之物，比如高楼大厦、路上的煤气灯和各种机器等，都令他们赞不绝口。由于清朝当时尚未在欧洲国家设立正式的外交使馆，这次考察团对欧洲国家的访问便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团，尽管这只是一次蜻蜓点水般的一般性访问。

1868年，在恭亲王奕的主持下，总理衙门更是做出非同寻常之举，他们邀请了美国人浦安臣组建一个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以缓和当时的中外关系。由于浦安臣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担任中国的使节，他在接到邀请后便辞去美国的公使职务，带领这个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邀请外国人担任本国的使节，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可不多见。

浦安臣是个有魅力的西方人，口才也很好，因而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在他的率领下，中国使团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自接见，后来又在柏林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同欧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以缓和当时中国的修约压力。可惜的是，年仅五十岁的浦安臣在率团到达俄国圣彼得堡的时候，不幸染上肺炎而去世，后来清廷还特意为此拨给抚恤银一万两，并追授其头品顶戴。

时间过得很快，在浦安臣使团后，清廷便未曾派过大型的外交使团出国考察。这一晃就三十多年过去了，1905年的时候清廷决定再次派出考察团。

清廷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情很是复杂。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由于慈禧太后的一时糊涂，清廷发现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孤立甚至敌对，重新走到了穷途末路的边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甲午战争扫荡了洋务运动近三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当，而随后的庚子年更是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干脆利索的揭了老底，彻底暴露了这个王朝的时日无多。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痛下决心，接过“乱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旗帜，推行新政。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新政只是当年洋务运动的翻版，终将会遭到甲午之耻或者庚子之辱，已经是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可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2）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1904年），在当年的战场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却很是无奈又颇为无耻的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不过，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意外地为突破当时新政的瓶颈提供了契机，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国人亲眼目睹这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不免让国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东洋小鬼子，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假如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是“以国运相搏”，还有点运气成分的话，这次日本击败强大的沙俄，算是让国人彻底无语，并且心服口服了。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这场令人蒙羞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这种胜利，很快被当时的人归结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战争刚一结束，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传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时的《东方杂志》称，当时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的大员们，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们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难免也有些动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了一道谕旨：“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着外务部、户部议奏”。

清廷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进行政治考察的表态，立刻成为当时的重磅新闻，让国人兴奋莫名。就在第二天，当时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道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全文。不仅如此，各报刊还纷纷组织人手针对“考察政治”一事做连续的专题报道和评论。对于这次大臣的出洋，舆论和民众更是翘首以盼，寄予厚望。

对于出国考察的官员名单，清廷也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确定下来的五位官员，分别为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人的身份和官职不一，有皇室成员，有地方大员；有负责财政的，有负责军事的。当时舆论评价说，载泽乃“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在京竭力运动”；端方则“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3）

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历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后署理湖广、两江总督。端方出身满清贵族家庭，年轻的时候他聪明好学、勤奋要强，二十一岁的时候便中举，乃是“科举正途出身”。这在当时的满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不过，中举后的端方正当准备出仕的时候，他的父母相继去世，端方只能在家居丧守制。一直到1889年，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并一直受到上司的赏识，连年升迁。

在戊戌变法中，端方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相当于筹办现在的农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不过，这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时期，光绪帝对他报以很大的期望，而端方也是兢兢业业，全力投身于变法事业，工作热情和效率极高，曾一天连上三折，创下纪录。不过，好运不长，慈禧太后随后便推翻新政，端方督办的农工商总局被下令撤销，其本人也被革职。

革职后的端方处境险恶。据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后来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说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无间道？），这才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当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端方说：“自从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说：“你好好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太后高兴，便急忙把早写好的《劝善歌》呈献给太后。慈禧接阅后十分开心，并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称为《升官保命歌》。

细查端方写的《劝善歌》，里面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只在中间夹杂了这么四句：“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看来，《劝善歌》的肉麻程度还不是很高，当时端方估计也是力图自保，倒也情有可原。不过，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还要等到庚子年，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等人逃到西安后，当时代理陕西巡抚的端方护驾有功，随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

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从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比如1901年他升为任湖北巡抚后，便在省城内外办起了六十余所学堂及师范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端方的儿子也赴美国留学）。1904年，端方调任江苏巡抚，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在江苏任内，端方不仅推动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的设立，并还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他积极推动湖南新式教育，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

颇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还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先例。另外，中国最早建立的几所省立图书馆，如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建成的。应该说，江浙、湖广一带的立宪呼声较高，与端方不无关系。（详情可参考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出发之前，慈禧太后还特意召见了端方，让他带上些宫廷御用点心路上充饥。慈禧太后很有诚意的问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便让他细细说来，端方遵旨讲述，大概讲了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除了考察大臣的人选问题外，出洋经费的筹措也是件难办之事。按说堂堂一个大清帝国，这点小银子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的庚子赔款让清廷的财政很是喘不过气来；再者，由于大臣出洋考察是临时派遣，当时又无预算制度，所以经费得由地方上来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联合向当时的各省总督巡抚发电求助。没想到的是，一向对交银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抚们这次表现却异常的积极，直隶、湖北和江苏各认十万两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穷省都认筹了一万两。两个月后，各省便总共筹集了考察团的预算费用八十余万两银子。事后结算，戴端团花了约38万两，载泽团花了33万两，主要用于成员的工资补贴，旅馆费用，电报通讯费，服装费，礼品费用和买书和翻译等费用。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4）

按照最初的计划，考察团在五位大臣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带队，前往俄美意奥等国，重点考察宪政；另一路则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领，前往英法德等国，多带懂西文的随员，主要是面上的考察。正当考察团准备妥当预备出发的时候，却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这事得从前几年说起。众所周知，北京是座古城，原本是不通火车的，譬如前几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一行人到保定后坐上火车回北京，当时也只能到城外马家堡下车，再换轿子回紫禁城。后来为了出入方便，便拆了永定门和左安门之间的一段城墙，修筑了一条铁路和城外相接，并在前门外建了个火车站，这就是正阳门火车站。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到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为五大臣特意准备的列车早已准备妥当。当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员、各国驻外使节，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也穿着制服、奏着军乐为五大臣送行。在人群里，各大报社的记者忙前忙后，他们拿着最新颖时尚的照相机，精心拍摄着当时的盛况。

在亲朋好友和朝中官员的簇拥下，频频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象是已经凯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准点来到京城外正阳门车站了，便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天津。当时的场面人声鼎沸，五位大臣和前来相送的同僚们说着“一帆风顺、早日归来”的客套话，随从们指挥着仆役搬运行李上车，新闻记者们则抓紧时间拍照和采访，以便回报社后发出最新的报道。

在一片喧嚣声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车，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面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正当他们和那些送行的人挥手致意的时候，火车开始慢慢启动，准备驶离正阳门车站。

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车站送行的人乱成一团，大家都惊慌得四处奔走，太太小姐们的尖叫声似乎比炸弹爆炸的声音来得更加的骇人。

好在没有听到第二声爆炸。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车站巡警匆忙赶来，他们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中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毫发无损，安然躲过一劫。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记载，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可叹绍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选，后来清廷考虑到载泽年少，所以加派绍英同行，不料还没出行就遭此大祸！。

后来查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好的暗杀活动。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巡警在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皂隶的装扮，尸体上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

吴樾又是何许人也？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他原本也是个寒窗苦读的士子，但在目睹了清朝在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吴樾终于由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由于当时革命党人屡次起义都遭到失败，暗杀这种最简单直接的革命思潮便在革命党人中间大有市场，吴樾也受此影响。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暗杀时代》）。对清廷的新政，吴樾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这不过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种手段罢了。这时，正好清廷大张旗鼓的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樾便决定要利用这次大好机会，给清廷一个狠狠的打击。

于是在开车前，吴樾改换了皂隶的衣服，怀里揣着自制的炸弹，趁着送行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吴樾此行，抱着玉石俱焚的个人牺牲目的，只希望能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然而事情并没有象吴樾想象的那样顺利，正当他准备投弹的时候，由于火车启动，车厢和机车挂钩接合导致车身发生猛然震动。当时的火车当然达不到现在列车的稳定要求，但更要命的是，吴樾自己造的炸弹更加不稳定。结果车厢一震动，吴樾还没来得及向大臣们投弹，炸弹便“轰”的一声被引爆了。这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吴樾即为其中之一。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5

慈禧太后闻讯后，急忙召见了受伤的大臣们，大加抚慰。接见时，老太后面对大臣，也不免凄然泪下，谓如今世事之艰难。而正阳门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仇满排满之风日盛，京城中也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说革命党人即将在城中造反，炸弹已经运进城中，即将进攻紫禁城云云。谣言之下，满人被吓得一惊一咋的，满族亲贵们的王公官邸特别是万寿山附近的都纷纷加强了戒备，大臣们出门也是时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轿中扔炸弹。

在恐慌气氛下，就连慈禧太后都有点慌了手脚。据说清朝宫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里面有室有户，有床有凳，有椅有灯，如遇到紧急情况，皇帝往往带领众多嫔妃和皇子躲进地道。地道外面则有一个最忠实的太监，给里面的人报打拿（满语“平安”的意思）。吴樾炸弹事件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也不时的带着光绪帝和后妃躲进地道中，俨然已是惊弓之鸟矣。

不过，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出了这个事情后，清廷主张缓行出洋考察。地方上听到这个消息大为不满，纷纷致电清廷，强调“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态度更为积极，他上奏朝廷说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表示欢迎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我们因为一颗炸弹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话，恐怕会被外人笑话。而当时的考察大臣中，由于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床上养伤。当时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害怕不敢去了。绍英听后非常气愤，说：“如果我死而宪法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于是他也上奏请求派大臣出洋考察。

而在这时，战败的俄国也宣布要推行宪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并开始着手实行政治改革。当时驻俄大臣胡惟德及时的将此一情况通报清廷说：“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俄国公布立宪这事对国人震动很大，也令国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国人的后面。

光绪和慈禧太后得此消息后，态度又发生转变，随后便召见载泽，询问何时可以再次出洋。几天后，报纸上便登载新闻说载泽伤愈，并已向光绪销假请安。10月底，光绪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而此时的俄国人脚步更快。11月2日，俄皇宣布立宪。11月6日，沙皇又下诏释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的清廷也急起直追，于11月18日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11月25日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专门机构，从事各国宪政的研究，并向朝廷提供宪政改革方面的建议。

可惜的是，虽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但国人当时对宪政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考察，何来的考察政治馆？于是在当年12月，清廷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来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这次出行和上次的计划一样，仍旧是分两路进行考察。

回头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师不利，未出国门先挨炸，中国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时候的确不好办哪。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1）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以下简称戴端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为了保护考察团人员的安全，当时车站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巡警们也在车站外来回巡逻，闲杂人等不得进入车站内。

这一天，戴端团的成员大都一大早就起身，他们在各自家中的祖宗牌位前祭拜后便陆续出发，来到正阳门车站会合。中午时分，考察团的成员都已到齐，当时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来送行，整个登车过程都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进行。不过，令他们放心的是，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凯派兵精心保护，周密布置，倒也没出什么乱子。

戴端团乘火车到了天津后，随后又转到秦皇岛，由从德国购买回来的“海圻”号军舰护送前往上海。不过数日，“海圻”号便到了上海的吴淞口，考察团在上海稍做休息，人员也有所增加，最后计有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一说8人），听差2人，杂役4人（因为辫子的缘故，考察团还特意带了一名剃头匠，也算是天朝的特色）。

12月19日下午2时，在众多国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团的几十名考察人员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S.S.Siberia）。随着邮轮汽笛的拉响，“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缓缓驶离上海，向日本驶去。几经周折的出洋考察团终于算是正式离开国门，出发了。

在戴端团离开北京的十日之后（12月11日），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后称载泽团）也从北京低调出发，同样前往上海搭乘外国邮轮出洋。在上海，载泽团也会合了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1906年1月14日，一行人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他们的首站也是日本。

遥想当年，日本也曾在1861年派出了福泽谕吉等人前往欧洲考察，他们当时搭乘的是英国的军舰，途径香港、新加坡，绕过好望角前往欧洲，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访问。福泽谕吉等人回国后，对日本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了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他们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尽管西方列强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使团却利用这次机会，由外交团变成考察团，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乃至产业技术等，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考察。考察团回国后，在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重大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沙鸥点点，白浪滔天。此时的戴端团成员在“西伯利亚”号凭栏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二十多年前，北洋舰队的很多将领也曾经前往英伦等国负笈求学，可如今都已成了哀伤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便已为国捐躯。令人心情复杂的是，这次考察团的第一站，正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者和向西方学习的成功榜样：日本。看来，洋务运动单纯的学习西方技艺，是不能挽救中国的。抚今追昔，考察团成员的心里，何尝不是感慨万千！？

考察团没有想到的是，国外舆论对清廷派出考察团一事的反应十分热烈。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外国的一些报纸便登载了大清帝国将要派出考察团的消息，英国的《泰晤士报》还在1905年的9月3日和4日，连续发表评论《论中国之前途》，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选派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很高的评价。

五大臣正式起航后，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布兰德满怀热情地评论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2月25日，德国着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的文章。在文章里，福郎克写道：“来自纽约的消息：一个中国访问团为了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已于2月15日离开纽约向汉堡驶来。”为此，他还兴致勃勃的全文翻译了光绪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并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在文章中，福郎克不无乐观的说，大清考察团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这将有极大的可能把西方的宪法和制度移植到中国去。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2）

从强迫外国使节叩头到主动向外国学习，大清帝国经历了一个尴尬而艰难的转身，但毕竟是转向了有希望的一边了。对此，国外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很是为之而高兴，并对中国的变革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从考察团在国外受到的隆重接待可以看出来。

由于分工不同，戴端团途径日本横滨后，并没有详细考察，便直接去了美国。十天之后（1906年1月16日），载泽团来到日本神户，正式开始了对日本的考察。

神户位于日本第一大岛本州岛的西南，历来就是海陆交易的交通要冲和重要港口，当时就有很多的中国商人在此贸易。载泽团在考察完神户之后，便经京都乘火车前往东京。在到达东京的当天，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和在日俄战争中大发神威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等人都到火车站迎接载泽一行。

随后，考察团又在日本方面的安排下，分别拜见了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等人。在日期间，载泽团重点考察了日本的上下议院、邮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机构等。日本方对载泽团的来访非常热情，专门指派了着名的法学家惠积八束博士给考察团仔细讲解了日本的君主立宪体系。

在日本考察期间，正好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在这年的大年初一，日本天皇特意派出御用马车迎接载泽考察团入宫觐见和参观。觐见天皇后，日本安排考察团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一次访谈。伊藤博文对此非常重视，他在会见之前便派人向载泽团赠送了自己的两部着作，《皇室典范译解》和《宪法译解》，以帮助载泽考察团更好的理解日本宪政。在讲解完后，伊藤博文又对载泽团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讲解。载泽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

当时载泽问：“我们实行立宪，以何国最为适宜？”

伊藤博文说：“各国的宪政，无外乎两种，一种为君主立宪国，一种为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为君主国，主权在君，和本国的历史颇为类似，参用我国的制度颇为适宜。”

载泽又问：“立宪后，对君主制度有无阻碍？”

伊藤博文说：“对我国而言，并无阻碍。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大权，并不旁落于臣民。”

载泽听后似有不解，便又问：“那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专制国的君主不经过法律，随意下诏，而君主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讨论通过后，由君主裁定公布。法律一经公布，任何人等均需遵循。这是关键问题所在”。

载泽听后似有所悟。

随后，载泽团的成员又结合中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伊藤博文试图向载泽团表达的大概意思，主要有这么两点：一是实行宪政，君权仍旧是国之权威，并不旁落，而增设议院等机构不过是辅佐君主；二是宪政的核心在法治，任何国民（包括天皇在内），都要受到已经公布的法律之约束，法律一旦颁发，天皇也必须遵守，而不是象以往的专制君主可以口含天宪，任意妄为。

回头看来，日本当时的立宪，其实也只是法治下的开明君主制，而并非是美国、法国的民主制，它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其实是民主制，英国女王是虚君）。日本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照抄西方模式，恐怕也是和东方国家长期的君主专制历史有关。不过就当时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过渡形式，至少日本通过实行明治维新和宪政实现了本国的强大。载泽后来称赞日本“不耻效人，不轻舍己”，这八个字，也许是日本能够及时并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罢。

当然，在日本也有令人不快的时候，有一次在名古屋访问的时候，不知何故，日本方面特意为载泽团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名字叫《日俄战争始末》（似乎是鲁迅先生看过并大受刺激的那个纪录片，最后还导致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以炫耀日本的军事胜利。当看到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中国人的领土上厮杀时，不知载泽等人看后有何感想。

在载泽团在日本考察期间，先行出发的戴端团又在做什么呢？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3）

戴端团于1905年12月28日离开日本横滨，他们乘坐美国大北公司的“达柯达”号，向美国驶去。从日本出发的那天，天气十分阴冷，还正下着小雨。在一片凄风苦雨中，考察团又出发了。按原定计划，考察团的下一站的旧金山，不过，中间要先去一次夏威夷的檀香山，然后再去旧金山。从日本横滨到美国旧金山，距离大约4500英里，一路上都是茫茫大海，风浪险恶，较上海到日本的海面已经是大不一样了。很多考察团的成员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大洋，没多久便被海上的大风大浪折腾得上吐下泻，苦不堪言。

幸好当时的随员温秉忠有海上航行的经验（温秉忠是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的幼童），他不断安慰大家不要过于紧张，并跟大家说说笑笑，以缓解海上的枯燥气氛。果然，过了几天之后，风不再刮了，海浪开始变得安静，大家也逐渐适应了海上的航行。碰到晴朗的天气，考察团的成员们还经常到船头看日出，看随船翱翔的海鸥，要是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出来换气的鲸鱼和喷射出的高大水柱。浩浩大洋，波涛滚滚，果然不同于一般风景。不过，成员们有时候看着落日西沉，天水一色的时候，又不免有些思乡之情。

刚上船没两天，正好赶上是西历的新年元旦，船上各国男女纷纷互致问候，庆祝新年。船长奥尼亚也向考察团赠送饮料和酒水，并为他们特意烤制了一个糕饼，以招待这群特殊的客人。由于戴端团乘坐的“达柯达”号游轮可乘坐千人以上，加之横渡太平洋的时间很长，百无聊赖之下，外国游客们在船上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晚上，船上都要举行舞会，洋男洋女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成双结对的翩翩起舞，以打发时光。戴鸿慈的出使日记里没有记载考察团参加舞会，但据笔者的推测，即使考察团的成员门没有参加舞会，必定也侧耳倾听了那些美妙的舞曲，并让他们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印象。

令考察团惊讶的是，当他们到达檀香山的时候，码头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几乎可以用“夹道欢迎”来形容。原来，檀香山一向便是华侨的集聚之地（当时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似乎也常在这里活动），这些海外华人听说本国的考察团要经过这里，怎么不心情激动？（以前从来没有官方的考察团来过，而这次来的大臣级别还不低）

这里稍微插一句，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华人入境的控制，让已经在美国定居和工作的华人很是叫苦不迭，他们非常害怕会被美国人无故驱逐出境。这次，他们也希望考察团能够为他们说话，将他们的情况转告美国政府，以放宽华人在美国的居留和工作限制。考察团的出现，颇有点为民请冤的味道。

旧金山和檀香山情况相似，这个美国的西部大城市里也聚集了大量的华人。这里的华人大都来自广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美国社会的下层。考察团在了解他们的情况后，也对他们的境遇颇为感慨。后来，考察团也曾向美国国会咨询过对华工禁约的表决情况，并引起了总统的关注，但后来美国国会终究未能放松限制。

考察团到达旧金山的时候，美国总统派遣特使精琦前来迎接。精琦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考察团参赞施肇基（后任驻美国大使）的老师，他本人也曾在两年前应清廷的邀请，来到中国考察币制改革。因为这层关系，美国总统便让他来负责考察团在美国的整个行程安排。

当时的旧金山，俨然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入云霄，街道上也是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好一派繁荣景象。当时考察团入住的酒店有十二层，电梯上下，让考察团成员倍感新奇和兴奋。可惜的是，旧金山在后一年（1906年）发生大地震，当时的大部分建筑都毁于一旦，所幸当时考察团已经前往欧洲。当他们得知地震消息后，也向当地政府发去慰问电，清廷并为灾区拔了一定数量的专款（后被美国政府婉拒）。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4）

不过，旧金山和纽约比起来，又差了不少。考察团来到纽约后，当时下榻的宾馆有二十八层之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从宾馆的高楼上俯览纽约街景，考察团的成员们果然是大开眼界。当时的纽约，是一个冒险和梦想的乐园，是美国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人口众多、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有许多考察团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如电车、红绿灯、百货公司、报亭，都让他们啧啧称赞，他们后来甚至还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1906年1月24日是中国的大年三十，也就是日本天皇接见载泽团的那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端戴考察团。一个半月后，载泽团来到美国，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说来有趣，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在几个月前曾到中国游历，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接见。在考察团赴美考察期间，恰逢罗斯福总统的女公子大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特意委托驻美大使向她赠送了首饰等礼品呢。

令考察团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参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纪念馆和故居时，发现里面居然“设施简陋，无异平民”，戴鸿慈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俾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许在这时，考察团成员才明白了皇帝和总统的区别&not;－－－“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事实上，早在1848年，曾任地方大员多年的徐继畲在他主编的《瀛环志略》里盛赞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他还激励称颂美国国父华盛顿，说他“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簪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可惜的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人对华盛顿和他们的国家及制度依旧是毫无了解。

戴端团在美国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包括芝加哥、费城、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参观访问了美国很多知名的大学、工厂、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并且都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考察团前往芝加哥考察时，芝加哥市政府甚至特意派出一百多人前来迎接。就连罗斯福总统，他在接见完考察团后，还在百忙之中特意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非常乐意接待这些先生们，我将精心安排他们去考察我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让他们顺利完成考察任务。我将为您的考察团提供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美国是个新生的国家，也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国家。考察团在美期间，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那里的勃勃生机罢？

在结束美国之旅后，戴端团于1906年2月23日抵达欧洲。按照原先的欧洲考察计划，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重点考察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是顺路考察，而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和瑞士及荷兰本无考察计划，后来这几个国家听说考察团来，纷纷坚持邀请考察团前往访问。

考察团在欧洲期间的趣事不少。当时的欧洲民众极少有机会看到东方人，他们听说考察团来，纷纷争相欢迎，以至于万人空巷，人山人海，考察团几乎难以通行。有一次在德国，街上数以千计的人围观考察团，无奈之下，考察团的成员们正好避进街边一店铺，从后门脱身。不料那些洋人门见中国人从后门出来，又纷纷聚拢，争相一睹中国人的模样，后来几成围追堵截之势。没办法，考察团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的脱身。

载泽考察团在英国期间，还一度被英国政府所误会。原来，英国人因为经常和清廷打交道，他们以为考察团不过敷衍了事，所以多次派人询问考察内容，以便于英国方面安排行程。为此，考察团特意拟定了在英国的详细计划，对英国进行多方考察，比如英国的上下议院、大英博物馆等。

载泽团在考察英国宪政的时候，由法学家埃喜为他们讲解英国宪法。埃喜先向考察团介绍了英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君主权限和三权鼎立之制。埃喜指出，君主是一国至尊，议会通过的法律，形式上都需要君主批准颁布，近两百多年来，君主从未批驳过议会通过之法案，这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宪法惯例，并有法律的约束力。另外，英国的国家行政权由内阁掌控，君主不得干预。至于法院之权力，自有法院之体例，独立运行。

载泽后来总结说，英国实行的，其实是虚君之制，与本国有不通之处（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日本的君主立宪的确有本质的区别）。在英国期间，载泽还特意向英国议院提起禁止鸦片一事，要求英国通过禁止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法案。除此之外，英国还安排考察团参观了两所着名的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大学还特别为载泽授予法学博士学位。载泽说，他穿上宽大的博士服后，倒感觉像是穿了中国的古装。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5）

当时的法国则和英国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共和国。法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它的历史倒和中国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法国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其间革命和复辟不断，屡兴屡废，大起大落，就连法国宪法也是几易数稿，政权更迭更是无数（就这点而言，当时的考察团无从学起，倒是清朝被推翻后，法国的经验倒颇值得国人参照借鉴）。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偕夫人及女儿还特意陪同考察团登上着名的艾菲尔铁塔，俯览巴黎这个魅力之都。

临近法国的比利时，当时也是君主立宪国。当他们听说中国考察团来欧洲后，十分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进行接待。为此，比利时国王还特地派出专轮前往迎接，考察团到达比利时港口后还鸣以21响礼炮。当时比利时国王已经是七十高龄，仍旧盛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甚至还亲自到使馆回访过一次。后来载泽颇有感情的说：“人之重我者，或非无因，在我要当亟图自重之策。人之轻我者，何莫非忠告，我当益自警觉愤发，勿启自侮之端。”当然，据说比利时国王之所以如此热情，当时也有想多拿几个中国铁路建设项目的想法（如之前的卢汉铁路），政府为本国商业开道嘛！

在欧洲考察的时候，两路考察团分开行动，各有侧重。载泽团偏重宪政和政府职能，相对比较详细，所考察的国家也多有专家讲解。而戴端团则偏重教育、工业、文化等，考察的国家比较多，日程安排紧凑，大多是面上的考察。

北欧三国丹麦、挪威和瑞典，本不是考察团预先访问的国家，但这三国也是君主立宪国，听说考察团来欧考察宪政后，他们纷纷发出邀请，力请考察团顺道访问。由于清朝在这些国家没有大使馆，当时的公文往来都是靠驻俄国使馆联络。当时丹麦有家“大北电报公司”，是大清电报行业的供货商和合作伙伴，当时正和德国西门子公司展开竞争，丹麦政府的热情，想必也有为商业开道的意思。至于瑞典，当时虽然没有和大清有贸易往来，但国王一再强调两国当年的贸易盛况，光从哥登堡出发到中国的商船不下百计。瑞典的林业非常发达，由此带来的家具业也很兴盛，如宜家家居。后来考察团回去后也向朝廷提出创办林业，大概也是受到瑞典的启发罢。

最令考察团感到惊讶的是，在各国的国宴上，不但有各国元首和各级官员，连企业主和商人等也可以共同出席。在宴会后，这些企业主和商人甚至和本国高官甚至元首随意交谈，大家不分尊卑，站在一起谈论时事。这种事情，在大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考察团在游览奥地利皇宫时，发现里面“列树屏蔽，蔚然深绿，景色绝佳”。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园中“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满是普通国民－－－皇家花园竟然是对外开放的！

考察团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考察都还比较顺利，唯有俄国比较棘手。俄国和大清领土相接，幅员辽阔，本也是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之国。这几年由于战争的缘故（刚被日本击败），政局很不稳定，颇有革命之象。正因为如此，俄国才先行一步，实行宪政。由此，考察团也想去俄国看个究竟，效果如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俄国当时虽然已经宣布实行宪政，但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戴端团到俄国的时候，俄国方面甚至也没能安排考察团去议院参观（因为那里闹得太厉害了，会让沙皇很没面子），只是考察了皇家禁卫军和几家军工厂而已。果不其然，在戴端团回国后不久，俄国的局势便急剧恶化，沙皇随后宣布戒严，并取缔了下议院。后来的历史证明，就立宪和革命而言，大清与俄国难兄难弟，大家彼此彼此，只能相互参照，尚谈不上谁学谁的问题。

戴鸿慈等人特意前去拜访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按照维特的说法，“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这一见解，赢得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之普遍赞成。勿庸讳言，维特也指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各项准备事宜应该齐头并进，以缩短准备时间，否则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渐进。

至于在德国的考察，就不仅仅是棘手，而是颇为的尴尬了。众所周知的是，在庚子年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打死，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德皇后来点派瓦德西率七千大军杀奔远东，要报一箭之仇，最后好说歹说，大清赔了银子不算，还特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谢罪。

时隔近六年之后，考察团来到德国，心里也颇为的忐忑，害怕德国人会记仇，而对他们有意为难。不过，和他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由于德国一些大企业在中国有颇多的投资与合作，考察团不但未受冷遇，反受到社会各方极为热情的接待。当时德国皇帝、皇太子和高官们都亲自宴请了考察团，并安排他们到各地考察，特别是一些知名企业如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和拜尔公司等，意在扩大这些大企业在中国的业务。

1906年5月19日，在欧美各国兜了一圈后，载泽团乘坐法国轮船先行打道回府。6月21日，戴端团也随后踏上回程。考察团回国途中通过地中海走苏伊士运河。此时的地中海，风和日丽，暖风频频，较上年出发时的凄风苦雨完全不同。天高凭鸟飞，海阔凭鱼跃，面向广袤无垠的大海，考察团的成员们思绪万千：中国何时才能走向强大，步入世界强国和文明之邦呢？

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1906年7月12日，载泽团回到上海；7月21日，戴端团也回到了上海。考察团回归之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迎接。也许，大家都希望他们这次能给中国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罢。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1）

1906年，德国着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晚清满汉两大能臣，一为端方，一为袁世凯，老外的眼光果然很雪亮。可惜的是，袁世凯后来做上民国的大总统，而端方却死于革命的乱枪之下，此是后话。

据说端方在欧洲考察期间，为了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会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当时的《中外时报》报道说，端方怕这个洋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道因为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在隔壁会客的端方听到这么大的动静，还以为革命党又来扔炸弹，出去一看，却发现了这样一出的惨剧－－－真是不祥之兆。

载泽回国后，很快赶到北京复命。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时，载泽力陈各国之所以富强，主要是因为各国均以宪法为国本，而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却没有成效，原因就在于不得要领。由此，载泽提出清廷立宪最好以日本模式为效仿对象。

当年8月，载泽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确指出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外国将尊重我国；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

慈禧见此折后大为动容，若有所思，似有心动。

端戴回国后，也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汇报了考察宪政的成果，不料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两人身体都不太好，汇报被分成好几次，时间稍长，慈禧和光绪两人便体力不支，难以支撑。最后，端方只好上了一道长折，痛陈国事，力请立宪。在折中，端方也提出要效仿日本进行宪政，并设立预备立宪期。据说，慈禧太后看这个折子，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默然不语。

随后，端戴联名给各省督抚发去电报，商议立宪之事，电报中称：“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一成不变。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动摇。观日本之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则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者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明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

各省督抚得电后，纷纷复电表示赞同，唯有资深老臣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张之洞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便可推断出仿行立宪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后叙。

也许有人会问，考察团在各国考察了半年多的时间，究竟有那些收获呢？这事且细细说来：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名为宪政考察，实际上则是政治法律、经济产业、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福利、公共设施乃至礼教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国家和内容如此之多，难免会产生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感觉。客观的说，这次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很大程度上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而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有效的操作建议。

在考察活动中，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五大臣中并无一人精通外国语言，他们在和外国政要或相关人员交流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而双方的沟通往往都需要随行的翻译人员或者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会说汉语的外国人）。由于大清帝国的语言人才极度缺乏，当时各种外语的翻译水平也很欠缺，正如考察团所云：“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流不但难以深入，反而经常出现误会及曲解之处。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2）

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的。他们回国后向清廷复命的时候，提交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在报告中，考察大臣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并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个报告写得观点鲜明，气势宏伟，后来有人怀疑这不是出于五大臣的手笔，而是托人所作。据说，当时考察大臣将奏折的任务交给随员熊希龄，熊希龄则找到日本的杨度来帮忙，而杨度后来又找梁启超代写一部分。这事只是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不管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但终究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把立宪的要求正式提出来了。

考察团在考察期间，多方搜集采购外国的相关书籍，“多多益善，购盈巾车”。采购回国的书籍，光书目就有好几册，购书一项的费用是两万多两银子，在后来结算的考察费用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回国后，戴鸿慈、端方等人委派随员熊希龄在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里主持编译图书的任务，这就是后来的《欧美政治要义》（4册18章）、《列国政要》（32册132卷）、《续列国政要》（32册94卷）。这些书籍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和相关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和比较，“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戴鸿慈和端方署名编着的《列国政要》，端方的后人也曾将他的文书档案献给故宫博物院，有几册是戴端团从国外带回书籍、报告、图表的目录，其中就包括了“学堂教育书目”、“实业书目表”、“美国政治书目表”、“政治书目表”、“教育书目录”等。

另外，考察大臣在考察期间，还做了大量的日记和笔记，并将一路所见所闻都记载了下来，现在读来也颇为有趣。比如戴鸿慈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出版），载泽也有一部《考察政治日记》于1908年夏面世。

细读这些大臣的考察日记，很难想象是当年熟读圣贤书、经历封建科举考试而走出来的官员们所写的。在当时传统文化气氛如此浓厚的环境下，这些人在考察后的见识，即使放在现在，也未必落后。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已束之高阁、满是灰尘的书籍，在经过前一百年的战争和动乱的喧嚣后，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仍旧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考察团这次出国考察，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议院参观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比如当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种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谊）的议事方式，让考察团的成员们十分惊奇，也大为叹服。

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在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3）

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仅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他们也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并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

戴鸿慈在参观丹麦一家美术馆的时候，突然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他非但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惊失色，尴尬失态，反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汉堡的时候，考察团应邀观看了一场现代歌舞表演，只见台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飞舞，难免肢体暴露；舞台灯光变换无穷，一派缤纷色彩。对此，戴鸿慈却并不认为这有伤风化，反引发了他对中国戏剧的思考：“吾国戏本未经改良，至不足道。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妙绝人世者，岂有他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

在各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文物，在为自己国家的宝物而自豪的同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和谐的事情。比如一些外国博物馆收藏了中国的弓鞋烟具等丑恶之物，也让考察团感到脸红。更让他们感到痛心的，一些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走的中国宝物，也堂而皇之的陈列在博物馆中（至今都可以看到）。

考察团在欧美城市参观访问之余，也很懂得休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在欧洲，他们就参观了好几个大型的动物园，觉得十分的新奇。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立即上奏朝廷说：“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来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

至此，中国开始大力建设公共文化事业，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设施。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不无关系的。

时间过得很快，从准备回国到考察归来，再到向朝廷奏请立宪，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坚请立宪的考察大臣也意识到，这一步走得很蹒跚，也很艰难，前途未卜。

五大臣的立宪奏折上去后，受到顽固派前所未有的攻击。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顽固诸臣百般阻挠，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诚然，百年固有的积习，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而对立宪的误解甚至是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各种反对者或者公然反对，或者阳奉阴违，即使是慈禧太后，对实行宪政改革不是心存疑惧？立宪时间表的屡屡推迟，又何尝不是这种左右为难之心态的体现？

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60年）的时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到慈禧太后，清廷也何尝不想奋发图强，奋起直追，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而不断沉沦。晚清的最后七十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的打破后，清廷对于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着、试探着和不断的学习着。但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的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界初显得是如此的可怜又可笑。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最后十年里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经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等于正式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应该说，这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是清廷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旦转型成功，对于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五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1）

清末新政后，国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立宪，上自大臣，下至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1904年11月，连广州的一份小报，《时敏报》也大声疾呼：“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时敏报》并不是什么革命报刊，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报纸，就连它都对立宪如此热心，足以见国人对此事的关注。

民心不可违。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连续上奏折要求速行立宪，慈禧太后听说立宪有“王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似乎心有所动，加上立宪乃是民心所向，于是清廷便在1906年8月25日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专门讨论是否立宪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醇亲王载沣主持，参加者为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和大学士，包括庆亲王奕匡、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凯。据当时《东方杂志》的报道，这次廷臣会议的火yao味很浓，各大臣在会议上针尖对麦芒，分歧很大。

先来看看这些人的背景。醇亲王载沣，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光绪皇帝的胞弟，他不满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而袭封亲王爵位。载沣身为皇亲近支，不免得担当大事，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也就是这个未满二十岁的小亲王前往德国赔礼道歉。载沣年纪虽小（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但如今光绪皇帝身体好转无望，又无子嗣，而慈禧太后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载沣生在醇亲王府，不管你是骡子还是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那也得负起责任，逐步参与清国大事。在专制王朝里，这是名分所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庆亲王奕匡，比载沣长一辈，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硕亲王永璘之孙，本是皇族中相对疏远的一支。恭亲王奕死后，皇族子弟大都不争气，倒是奕匡从总理衙门开始做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等到那些李鸿章、荣禄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匡凭着多年操持政务的老资格，最后竟然也爬到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

奕匡的为人，圆滑而爱财，做事一向模棱两可，并无原则。不过，这在晚清的官场上，这种性格倒是蛮吃得开的。据说奕匡还没显达之前，不过是个家道中衰的穷贝勒，当年连朝服都是靠在当铺典赎。到后来，奕匡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礼金和馈赠日渐增多，奕匡也来者不拒，“庆邸贿赂公行，外省官吏，几无不以贿得者”，由于卖官的价钱“公开公正”，所以当时人称庆王府为权钱交易所之“庆记”公司。

譬如当时的袁世凯，办的大事多，由此手里的银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匡当时还没做到首席军机，袁世凯对他虽然也有馈赠，但总比不上荣禄的多。为此，奕匡很不满意，常对自己的僚属说：“袁世凯只认得荣中堂，瞧不起咱们！”好在荣禄没多久就翘了辫子，袁世凯听说奕匡即将成为首席军机后，一下就派人送十万两银子到庆王府。

那奕匡虽然收银子的机会多，但也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惊喜之余，老庆一边客套：“慰亭真是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边却眉开眼笑的接过银票揣入怀中。由此，袁世凯便包办了庆王府的一切开销，逢年过节都要给奕匡送礼，两人由此建立了坚定的同盟关系。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之前，就对人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又说：“当以死力争。”奕匡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见袁老四如此坚决，平时关系又好，自然随声附和了。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2）

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他本来也是被选派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后来因为正阳门火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徐世昌被袁世凯举荐为巡警部尚书，因而没有参加后来出发的宪政考察。徐世昌很早就和袁世凯结为拜把兄弟，早年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参加科考，后来中举并选了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便邀他加盟，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由此，徐世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他当时不仅是巡警部尚书，还同为军机大臣之列。

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部大臣张百熙。张百熙是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和吏部尚书，是老资格的大臣了。张老年纪虽大，但思想却“咸与维新”，当时也是主张立宪。

和奕劻、袁世凯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则有孙家鼐、荣庆和铁良三人。孙家鼐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他是文渊阁大学士，曾经与翁同龢一起做过光绪的师傅，当时也已近八十高龄。当然，孙家鼐的思想也和年纪一样老化而守旧，他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维新的异议，更别说搞什么立宪了。

大学士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虽然他后来科举入仕，但早年仕途坎坷，因此其为人一向持躬谨慎，稳健随和。荣庆一直到1899年当上了山东学政，结识了袁世凯后仕途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荣庆协助庆亲王奕劻办理抚局事宜，从而受到奕劻的青睐。按理说他本应该站在奕劻和袁世凯的一边，但偏荣庆做人太讲原则性，他和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并非是同道中人。荣庆一向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他做了高官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被拒之人偷偷的讥讽他为“纯臣”。看得出，这样的传统楷模对立宪肯定是没有好感的。

至于铁良就不一样了，他出身满洲亲贵，对于任何削弱王权的建议都是持反对意见。铁良为人刚愎，又喜好军事，是满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袁世凯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点，想必两个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清廷也有意无意的用他来牵制权势日重的袁世凯，譬如袁世凯觊觎已久的兵部尚书一职，清廷就有意授予了铁良而非练兵出色的袁世凯。兵部后来改为陆军部，连袁世凯掌握的练兵处也被并入，但依旧是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就这点而言，袁世凯心里不可能不加以嫉恨。在立宪这个问题上，铁良的反对声是最激烈的一个。在他眼里，立宪可以“内乱渐弭”简直就是胡扯谈的事情，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军队练好了，什么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

当时还有一个重臣就是瞿鸿禨，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八国联军的时候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当时一身三职，兼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政务大臣。当时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他不反对立宪，但反对过快立宪，似乎有调和两派冲突之嫌。

在这次廷臣会议上，奕劻先开了个头，他说从考察大臣所拟的奏折来看，立宪之事有利无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舆论，因此“似应从速宣布立宪，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孙家鼐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从君主制到立宪制，从用人到行政，一整套的制度全都要跟着变，要是变动太大又太快的话，恐怕会乱成一团糟。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体清明，慢慢变更也不迟。

听起来孙家鼐好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理由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政府控制力相对强大的基础上，不然难免会埋下失败的根源。对此，徐世昌起而反驳。他虽然也认同孙家鼐关于目前国势虚弱的现状，但他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渐变有年，未有成效”，要是再这样支离破碎的渐变下去的话，既不能改变国民的观念，也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结果还是重走老路，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因此，中国只有大变，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发起全国之精神”，对国民的观念起到冲击性的作用，并真正摆脱多年累计下来的危机，这才是救国之道。

其实这个争论是个老话题了。孙家鼐当年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没少做口水战，说来说去，还是“速变亡国，渐变有治”的老一套。徐世昌当年和康有为等人过往甚密，自然是反对这种老调调的。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3）

孙家鼐对徐世昌这种新式官僚平时就很看不惯，徐世昌话音刚落，他便接过话头反驳道，你说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得有一定的条件才行，那就是国民对立宪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那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立宪的好处？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知道就不错了！至于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那更是一万个人里面也未必有一个清楚。如果在大家都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就颁发宪法，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听到这里，同样是老资格的张百熙起而发言，他说国民的认知程度应该由政府来引导，目前的情况的确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但要是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再来实行立宪的话，那中国恐怕永远都看不到立宪那一天的来临。因此，与其等到国民达到立宪的认知程度，倒不如先实行预备立宪，然后对国民循循诱导，那国民自然也就逐渐能达到这个认知水平。

荣庆对这些关于未来的推论毫无兴趣，他冷冷的说，立宪听起来是挺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纲纪散漫，弊政百生，现在都搞不好，还谈什么立宪呢？当务之急是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只有先整顿几年，等到那些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立宪才能逐步推行。

顿了顿，荣庆又不冷不热的说，如果不考虑咱们国情和欧美国家的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荣庆的话充满讥讽，把心里有鬼的奕劻等人说得脸上一阵燥热。

当时的气氛颇为尴尬，这时瞿鸿禨出来打圆场，说这就是为什么叫“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刻实行立宪”的缘故了。铁良对瞿鸿禨这种和稀泥的表态很不满意，他愤愤的说，各国立宪都是因国民要求而实行，政府不实行，他们就搞暴动；哪里有老百姓都不知道，反要强加给他们呢？如果他们真的要求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立宪的好处，也就是愿意为国家分担义务。现在我们没有经过国民的要求而授之与权，他们不但不感谢你，反会以分担义务为苦差，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搞立宪要实行地方自治，万一那些刁民和劣绅把持地方，那不是更坏事了？

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反驳说：“天下事势，何常只有？各国的立宪，都是因国民有认知而授之与权，而我们是因为国民有这个权利而知道这是应尽之义务，我们的情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和各国一样。”至于地方自治，必须先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扶植善类，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这样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础了。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的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医院里的有一个重症病人，医生们在讨论治疗方案上时，“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下，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事实上，这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政治选择两极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当时康梁等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何尝不是一种“危机论”？而反对康梁变法的那些守旧派其实只是“条件论”的拥护者，倒未必是反对变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机越是深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两难抉择就越为的急迫和尖锐。就当时而言，双方都有道理，但抉择只有一个，哪一方能取得优势地位呢？从近代历史来看，在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其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相对理性温和的保守力量将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正如本书有意无意提示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哀。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1）

在1906年9月1日发布的“仿行立宪”的诏旨中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点。

应该说，清廷当时的效率还是很快的。就在颁布“仿行立宪”诏旨的第二天，清廷便宣布改革官制，任命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而参加廷臣会议的荣庆、铁良、袁世凯等人和出洋考察五大臣也被任命为官制编纂大臣，另外，一些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岑春煊等人也随同参议。

端方和戴鸿慈出洋考察回来，在《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中提出了八条改革官制的建议，后来官制改革的讨论也主要是以其为蓝本。端戴奏折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提出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他们的主张是，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以及各部尚书组成内阁，阁议决定政事之后奏请皇帝颁布谕旨；而上谕颁布时也需要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和相关部尚书的副署。这个方案的来源，就是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内阁制（二元立宪君主制的一个特征）。

应该说，端戴提出的这个方案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是上天的代表，神圣而不可侵犯；从理论上来说，皇帝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他说的话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永远是正确而不可违抗的－－－要不然怎么说他的话是圣旨呢。

但问题是，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皇帝毕竟也是肉身，他不可能事事躬身亲为，要不然还不累死。因为他需要助手，这就是宰辅。但在专制社会里，最终的决定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旦皇帝精力不济或者怠于朝政，往往会被大臣弄权，而作为皇帝主要助手的宰相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而宰辅重臣擅权甚至颠覆王权取而代之的案例在中国古代也不少见，特别是汉唐时期。

有鉴于此，明朝太祖朱元璋便废除了宰相制度，而用内阁取而代之，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这样皇帝就可以避免权力被侵夺。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皇帝也是人，他也有勤快的和懒惰的，他找了内阁的大学士们来帮他做事情，但终究是要有个负责的，这便是常说的内阁首辅，等于又变相恢复了相权，对皇帝又形成了限制。于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就干脆撇开内阁，找太监帮他们做事情，但这些太监多是无才好动之辈，导致纲纪紊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取代明朝后，基本是继承了明朝包括内阁的基本制度。但是到雍正皇帝的时候，因为要打仗，因而他又在南书房外的小屋子里设立了军机处，以便他处理一些紧急的军国大事。最初雍正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外泄，所以很多事不经内阁便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战事结束后，雍正似乎没有要撤销军机处的意思，朝廷的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而不再是内阁。于是清朝的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皇权的进一步专制化、独裁化。从理论上来说，军机处不能算政府机构，因为它没有正式编制，不过是从内阁大臣里挑选几个能干的，来军机处帮皇帝办事；而且，军机大臣并不是政府的正式行政首长，而是皇帝临时调用的。这就有点象明朝的中后期了，皇帝不出宫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信任的人来商量。不过，清朝的皇帝比较懂历史，他们知道太监当权不但坏事，而且会招至亡国之祸，因而不找太监，只从外面调大臣。不过，军机处大臣不过是皇帝的御用秘书，正如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里说的，“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

如此一来，皇帝那可就要忙死了，什么事情他都想管，什么事情他都要管。本来按中国传统的政治惯例，皇帝的诏书都是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后盖印，再由内阁交到六部，但雍正不理会这套程序，他通过军机处不断的发出各种密旨，往往绕过主管的部门，直接发到主管的人那里。这样以来，内阁大学士反成了闲差，皇帝成了大忙人－－－结果雍正每天要工作到深夜，他再精力充沛，最后还是给累死了（笔者曾经在《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中提出雍正可能是“过劳死”的观点，可供参考）。雍正死了不打紧，结果他的那帮子孙可就倒了大霉了，所以清朝的皇帝大都勤政而独裁－－－也是制度给逼的。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2）

正因为军机处是皇帝亲管，所以它的地位在清朝政治中非同小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如果不挂个军机的话，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是，皇帝亲管军机处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皇帝做错了事情不用负责。有宰相的时候，宰相做错了要负责；有内阁的时候，首辅做错了也要负责。正因为有下台甚至杀头的风险，办事的人才会有责任心。但是，宰相废了，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设立了军机处又把内阁架空了，这导致皇帝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但皇帝做错了，他又是可以不负责的－－－谁胆敢去指责皇上甚至取而代之呢？所以说，唐宋诸代的诏敕要由宰相盖章，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制度的力量。

叨咕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端方和戴鸿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很厉害，因为他要在制度上限制皇权。不仅如此，实行责任内阁制还要牵涉到各方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等于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而权力的分配终归是有利于规制的制定者，因此不能不遭到那些潜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政治力量的反对。改革中出现阻力，从来都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

和端戴方案中的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变革便是朝廷改设九部。虽然前两年的新政在传统的六部之外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和政务处、练兵处和财政处等中央直属机构，而且新机构设立首长时实行满汉不分、一尚书二侍郎的官制，但看来终归是有点不伦不类。这次端戴方案提出在原来机构的基础上加以裁撤归并，改设九部，即内务部、财政部、外务部、军部、法部、学务部、商部、交通部和殖务部，并在九部之外设立若干独立的机构如会计检察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宫内部、枢密院、典礼院、翰林院和都裁判厅。

乖乖，这个变动大了，不知道多少原首长会因此而觉得寝食难安，要知道，很多人的职位可是花钱买的，你一纸方案，就要撬掉人家的饭碗？

这次风暴的中心便是设立在原恭王府朗润园的编制馆。初步方案的编制负责人是提调孙宝琦和杨士琦，外加曹汝霖、陆宗舆、钱能训等委员，他们在端戴方案的基础上，酌定了一个这样的办法，那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内阁为首，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成员，参加政事；设立十一部七院一府，即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和吏部，外加资政院、典礼院、大理院、督察院、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这个初案的出台，和袁世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两个提调官孙宝琦和杨士琦，前一个是最先倡议立宪之人，后一个则是袁世凯的私党，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而袁世凯本人此时对官制改革也非常的热心。但不出意料的是，方案一经公布，立即在官制编纂会议上遭到铁良等大臣的强烈抵制。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3）

这次官制编纂会议在朗润园举行，同样由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主持。在这次会议上，袁世凯显得异常的活跃，他坚持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设立总理，“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

袁世凯的意见遭到铁良等人的坚决反对，这些人甚至“不辨是非，出口谩骂”，远没有上一次廷臣会议上的风度了。毕竟，上一次还只是宏观方面的讨论，而这一次的方案则实实在在的触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了，他们当然不会做任何的退让。

更重要的是，这次载沣明确的站在了铁良等人的一边，这让他们觉得很有底气。据说载沣在会议上也被袁世凯的提议所激怒，平时不太吭声的他甚至当着大臣们的面，有失体面的怒斥袁世凯，“你的意思是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喽？你还不如直接说让皇上靠边站呢！这种无君无祖的话，也只有你袁世凯才能说得出来！”而袁世凯在情急之下，竟然也公然顶撞说，“这是世界上所有立宪国制度的通例，非本人之意”。更夸张的是，据传当时载沣一怒之下竟然掏出手枪要击毙袁世凯云云。

掏手枪之事查无实证，但据袁世凯手下一个参加编纂工作的张姓幕僚当时回忆说：“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同事某君自京来淀（海淀），告余曰：外间汹汹，恐酿大政变，至有身赍川资，预备届时出险者，其严重可知。”由此看来，上次的廷臣会议和这次的朗润园官制编纂会议可真是把北京城搅得鸡犬不宁。

有人说，袁身任直督，手握北洋军，位高权重，唯恐慈禧死后光绪与他重修旧怨，因此极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因为按照当时情况，总理大臣一职很可能由奕劻担任。奕与袁早就沆瀣一气，袁不仅可以因此保全，而且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势。编纂官制馆的提调孙宝琦、杨士琦，一为袁一手提拔起来的私党。他们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

在铁良等亲贵的眼中，奕劻和袁世凯搞什么预备立宪和责任内阁，不过是想获取内阁总理的重要职位，并借立宪来为自己挽回点贿名远扬的官场名誉；而袁世凯主张责任内阁更是抱有私心，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自己留有后路。而在瞿鸿禨等军机大臣的眼中，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废除军机处的目的不过是以此来排斥异己的卑鄙之举。

朗润园会议结束后，反对派立刻指使御史们行动起来，他们交章弹劾奕劻、袁世凯等人心怀不轨，如胡思敬就骂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而赵炳麟则更是提醒慈禧太后说，“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呈请慈禧太后否定责任内阁制的提议。

尽管如此，奕劻等人还是坚持了初步方案，只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如将财政部改为度支部，交通部改为邮传部，将典礼院恢复为礼部，删除了督察院，但将核心的责任内阁制加以保留。11月2日，奕劻将核定的方案上报，具体方案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以各部长官为内阁政务大臣；中央设十一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陆军部和理藩部，外加五院一府，即集贤院、资政院、大理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为了让慈禧太后更好的理解这份方案，奕劻还特意附上一份说明：根据立宪国的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各部长官，入则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如果担心内阁总理大臣权力太大，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督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皆所以巩固大权，预防流弊。

上奏的当天，袁世凯还兴冲冲的跑去请训，“以备召询”，但他等了半天上边也没有任何反应，只得怏怏的离开北京，回到天津督署。与袁世凯的消极等待不同的是，反对派的行动更为的积极，也更为的隐秘。御史赵炳麟开始就怀疑袁世凯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的性命之虞预留地步，而方案确定上报后，他立刻指责奕劻等人的方案是“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暗移神器”，实行新的官制必然“大臣陵君，郡县专横”，其结果是“大臣专制”取代“君主专制”。

而军机大臣瞿鸿禨则更为的狡诡，他在讨论时不动声色，却暗中去见慈禧太后并乘机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见慈禧太后不太明白，便解释说，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在赵炳麟和瞿鸿禨的怂恿下，慈禧听后若有所悟，这大概就是袁世凯当天去请训而未被理睬的原因了。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也是的确是古怪而复杂，很多事情看起来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当中；有时候一个好人，但未必对社会进步有帮助，而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无意中却促成了制度的变革，虽然他当时的想法未必是出于公心。譬如说奕劻，他是贪官而且中庸无能，但他在袁世凯鼓动下&not;－－－当然也包含了他的利益－－－却也做了中国政治结构转型的努力；而荣庆、瞿鸿禨等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清廉刚正，不是个好官，但好官却未必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即使是袁世凯，你也无法说他当时真是出于私心。而且，在很多时候，袁世凯想要办成点事情的话，又不得不玩弄些手段，或者必须用钱铺路或者笼络私人，因为不这样，很多事情在当时根本就做不成。这真是个离奇的悖论。

经过深思熟虑后，清廷于1906年11月6日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是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各部院设置和长官如下：外务部，总理大臣为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瞿鸿禨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吏部，尚书鹿传麟；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度支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农工商部，尚书戴振；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都察院，督御史陆宝忠；大理院，正卿沈家本。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到了对手的囊中，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但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能7名，汉人7名，蒙古族1名，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由此也可以看出，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这是后话。

对于这次官制改革，当时的《东方杂志》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

得，你还别急，更大的风暴在后面呢。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1）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等人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客观的说，瞿鸿禨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多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和人来人往、红包不断的庆王府相比，瞿鸿禨虽然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他身为仅次于奕劻的军机重臣，位极人品，也只有“一舆二仆”，为世人所尊敬。

袁世凯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深知在朝廷办事没有红包的润滑是万万不行的，于是他在贿买了首席军机奕劻之后，也试图用同样手段拉拢瞿鸿禨。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派人给瞿鸿禨送上“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被拒后又送去“请为昆弟交”的结交性礼金，但再次被拒。两次被拒后，袁世凯有点整不明白了，这瞿鸿禨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他又不富裕，何以对官员间常见的金钱来往如此冷漠呢？后来瞿鸿禨的次子成婚，袁世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居然第三次被瞿鸿禨很礼貌的回绝了。袁世凯混迹官场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人。他觉得这人要不是脑子有病，要不就是对金钱已经完全免疫。既然瞿鸿禨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这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瞿鸿禨和奕劻、袁世凯等人显然不是同道中人。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再来看看清高的瞿鸿禨这边，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瞿鸿禨虽然科举仕途都很顺利，但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同样在庚子之难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

岑春煊和瞿鸿禨的经历不同，他出身高干家庭，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年少的时候放荡不羁，曾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为“京城三少”。岑春煊中举人后出仕做官，后来在甘肃按察使任上，恰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慈禧与光绪出逃的时候，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由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并重用，并历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在官制改革的时候，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当时地方总督里即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没有收礼的岑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但是，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他在任期间，不惧权贵，严肃吏制，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及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由此，当时人送岑春煊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毫无疑问，岑春煊在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自然也就被奕劻等人视为异己了。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2）

正因为类似的经历和志趣，瞿鸿禨在与奕劻等人进行党争的时候，立刻想到了要引岑春煊以作奥援。本来，岑春煊当时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据说是奕劻作的手脚），他开始在上海称病不行，随后在瞿鸿禨的秘密操作下，岑春煊假装从上海出发，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这个举动，里面的玄机大了。

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对于岑春煊的遭遇和想法，瞿鸿禨当然是心知肚明，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岑春煊决意要见慈禧太后一面，以求事情能有转机。

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使得当时本就紧张的枢廷气氛更加的具有爆炸性，大家都在揣测对方的下一步棋将会如何发展。不出意料，在瞿鸿禨的帮助下，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岑春煊。

老太后和岑春煊相见，谈起当年蒙难之时，未免唏嘘了一阵。慈禧太后想起当年岑春煊亲自跨刀立于在破庙门口整夜看护自己的往事，也颇为的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岑春煊，我们母子哪来的今日啊？”于是岑春煊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的意思。慈禧太后听后，当即就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很快，岑春煊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建立。岑春煊还没有上任，就来了个大动作，他把矛头直指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是奕劻的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没想屁股还没坐稳，从未见面的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慈禧太后接见的时候，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不能与此辈共事”，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将朱宝奎革职。

一个未到任的长官将自己的副职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历史上实属罕见。

首战告捷，瞿鸿禨等人便再度发起攻势。在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便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他们查办。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其实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而那家名叫《京报》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赵御史和汪康年揭发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事说来话长。在1907年4月，朝廷任命了东三省的督抚，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巡抚，这等于是奕劻、袁世凯集团把东三省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当然不服。

其它人都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原来，这个段芝贵乃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此人善于逢迎，因而在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时候颇受重视，据说还曾拜袁世凯为义父，显系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也就是后来农工商部的尚书戴振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

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的时候，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这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是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便一掷千金的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这下高兴得是合不拢嘴，于是回去后便在老爸奕劻面前大力夸张段芝贵，这样段芝贵便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3）

这事情被捅出来后，奕劻、袁世凯集团很是难堪，最后朝廷只得下令彻查此事，最后段芝贵鸡飞蛋打，巡抚位子的屁股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在这风头上也不敢明纳翠喜，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最后嫁给了某盐商。

所幸的是，朝廷最后还是网开一面，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载振之事了结。不过，“事出有因”的结果是赵启霖被免职，原因是轻听轻信；而“查无实据”的结果便是载振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也只好辞职了事。至于段芝贵，这位行贿者因为还有其他问题，最后是被查处革职，永不叙用（清王朝垮台后，袁世凯时期另当别论）。

在这个典型的性贿赂案中，奕劻、袁世凯集团损失远大于瞿岑联盟。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决定要反击了。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多了。

他首先指使杨士琦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中国的事情，很关键的就是政治立场问题，只要这里不出问题，贪污贿赂多少都不算大问题）。奕劻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一番搬弄，虽然没有将瞿鸿禨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感到警觉了。这就够了，后招还在后面。

恰好这时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加之还有民变。于是袁世凯便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些事。慈禧太后说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似乎有所犹豫。这时，袁世凯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于是岑春煊在京城刚呆一个月，便要被打发到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又故伎重演，他到了上海后便称病不行，想在上海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上海不久，便传来瞿鸿禨被赶出军机处的消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岑春煊被逐出北京后，瞿鸿禨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也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的《京报》，一时间众人交相议论。

恰好这时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便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惊，急忙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便怀疑是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而奕劻得知此事后，立刻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里面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罪名，这下可谓是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便被罢免，开缺回籍。

岑春煊听到这个消息后，仰天长叹，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杀人不见血。岑春煊这下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4）

这事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据野史《一士谭荟》说，这事是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他非常酷爱照相机，工作之余经常琢磨摄影技术。后来他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利用自己的摄影和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形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袁世凯接到相片后，十分欣喜，便将照片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

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合照的）

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奕劻、袁世凯等人大获全胜，这就是清末的“丁末政潮”。

但是，慈禧太后也意识到奕劻、袁世凯等人可能会独揽朝政，于是在罢免瞿鸿禨的第三天，便派醇亲王载沣到军机处学习入值，形成军机处“两亲王”的格局，以便牵制奕劻。另外，为了防止袁世凯势力尾大不掉，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将他内调为军机大臣。由于担心载沣年纪太轻，而奕劻和袁世凯相互勾结，慈禧太后随后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打算用他去牵制袁世凯。

饱经世故的张之洞对“丁末政潮”当然是洞若观火，对慈禧太后的用意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斯文人，年纪也大了点，他一入京城就发现这里水很深，奕劻和袁世凯在京城经营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圈。张之洞一进京城，便很快被奕劻、袁世凯集团束住了手脚。

据当时人评价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张之洞听后，苦笑着对人说，“袁世凯不仅是有术，而且是多术。我呢，不但无术，而且还不能说自己有学，不过比他们两个多认识几个字罢了。”张之洞的自嘲，到也不失实事求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做了半辈子的官，终究被李鸿章一语点中，“香涛（张之洞的字）为官多年，犹书生耳。”

说起这个“术”，多数人认为它的贬义词，但也不能绝对化，也得看具体时间和具体事件。就拿“丁末政潮”来说，双方之“术”可谓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谁更卑鄙或者谁的做法对社会进步更有作用呢？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在瞿岑联盟被击败后，宪政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

最可叹的是，岑春煊其实并不保守，他在1904年就曾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也曾随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不料最后在党争中落得如此下场，最后在上海做了很长时间的“寓公”。倒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反袁成为岑春煊最坚定的信念，他后来还积极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呢。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1）

1905年11月，在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清廷同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以作为将来实行宪政的筹备机构。1907年8月，经奕劻等人的奏请，朝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并开始实实在在的推进宪政。

宪政编查馆的职责主要有四项，一是议复奉旨交议的宪政奏折；二是调研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三是考核法律馆所提交的各项法典（如民法、商法、大清刑律及诉讼法等）和地方及部门制定的一些单行法规；四是中外宪政的统计调查和对比研究。宪政编查馆拟定和审核的文件，除了法典和重大事项需经资政院议决外，其它均呈由军机大臣阅定后奏准实施。

宪政编查馆的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兼任，总共六人，分别为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文渊阁大学士世续、张之洞、鹿传麟、袁世凯。另外，宪政编查馆设有提调两人，总核两人，下面再设编制局、统计局、总务处、官报局等机构。后来在奕劻的奏请下，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部院则设立统计处，以配合宪政工作。

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专门前往英国、德国和日本取经。1907年9月，清廷派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学部右侍郎达寿和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为宪政考察大臣，分别前往英国、日本和德国考察。

有意思的是，前往德国考察的于式枚本北洋任职十余年，也曾参加保国会，他出使德国回来后却提出一个惊人之论，那就是中国无需立宪，因为各国的宪法条文，有很多是中国固有的成法本身就有的，有的是中国本身就没有、也没有必要去模仿的；各国立宪，大多由于下层老百姓要求，求而不得就要争，争而不以就要乱；国政归于一人则臣民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臣民有竟进之心；立宪搞好了，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搞不好反成了法国革命，祸害几十年。对于那些激进的立宪党人，于式枚更是指责他们“几近乱党”。

于式枚生性耿介，宽和待人，当年他的族人因为和别人争一墙之地，互不相让，于是写信给于式枚要他干涉一下。于式枚回书说，“千里书信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争议双方见此信后，被官高位显的于式枚的豁然大度所感动，最后大家各让三尺（即后来的六尺巷），至今传为美谈。说真的，于式枚还真算不上什么守旧分子，他考察回来出此高论，要说反动荒谬，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还是不无道理的。

出使英国的汪大燮倒是认真的考察了一番，回来后编纂了《英国宪政要义》、《国会通典》等14种宪政著作呈递；出使日本的达寿中途被朝廷召回，改派驻日公使李家驹考察。达寿极力主张仿照日本实行立宪，他回国后呈献了《日本宪法论》、《议院说明》等5部宪政著作。李家驹考察了日本官制后则主张朝廷尽早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官制改革，实行责任内阁制。回国后，他组织人编译了《官制篇》、《日本官制篇通释》等著作。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达寿、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实行预备立宪。

话说回来，当时很多人嘴里虽说“立宪、立宪”，但宪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还是不甚了然。因此，这里有必要插点宪政发展历史的题外话。简单的说，宪政就是指政府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政治形态，政府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并受到限制，广义的来说，是受民意所限制的。因此，宪政制度所约束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国民，而是政府等权力部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实行宪政，皇帝将不能为所欲为（而从法理上来说，中国的皇帝是拥有无限权力，而且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2）

宪政的历史，得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说起。当时英国有个国王，也就是历史所称的“狮心王”理查。理查在统领十字军东征期间战败被俘，结果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约翰王，他趁这理查被俘之际将原来的王位继承人（他的侄子）杀死并乘机夺取了权力，当上了英国国王。可叹的是，这个约翰王是个典型的暴君，残酷昏庸，愚昧无知，狂妄自大。他后来悍然对法国开战，结果大败而归，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全部丧失。但约翰失败后还不甘心，还想着起兵复仇。但是，打仗是最花钱的，约翰王没钱，就在国内卖官鬻爵、绑架勒索那些贵族和家眷﹐逼迫他们出钱纳税。

约翰王的暴行激起了英国贵族的万丈怒火。由于当时的英国是封建制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两回事），国王手下的那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势力甚至军队，于是大家一联合起来抗拒约翰王的命令。最后，在主教朗登的提议下，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开会，会议上起草了一个文件，也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

“大宪章”里说：“除了经过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它损害。”另外，宪章内还明确规定，国王“禁买卖司法权﹑禁止随意占领他人土地﹑决策时须征询贵族意见﹐若违反宪意﹐贵族有权推翻国王”等条款。这等于是以公开的法律形式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之成为有限权力。

对此，约翰王怎肯罢休，最后双方开战，结果约翰王被贵族们的军队包围在泰晤士河边的伦内美德。约翰王无奈之下，只好当众宣誓遵守“大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后来，约翰王的儿子亨利继位后又不肯遵守宪章，结果贵族再次向国王宣战，结果亨利又被打败了。贵族们胜利后，组织了国会监督国王，但凡国王征税或对外开战等国家大事都必须经过国会同意，由此国会也成为了英国的经常性制度。

后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即位后，对议会限制他的征税权十分不满，于是再次爆发国王和贵族的战争，结果查理一世战败后人头落地，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废除国王制而自任护国主。可惜的是，废除国王而不建立新制度也不行，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复辟了王朝。一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颁布《权利法案》后，英国才真正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

权利法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剥夺了国王的主要权力而转由议会来行使，甚至国王的继承人问题，议会都有权干涉。这样，英国国王虽然得以保留，但已经成为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虚君，仅仅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所以说，宪政的关键在于议会政治。在封建王朝里，国王的权力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就象一头老虎，它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是难以判断的。由此，英国的宪政就是把国王这只老虎的权力剥夺，转由议会行使（至于议会这种代议制所涉及到的选举、政党制度等，限于篇幅，不另敷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德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而是一种伪君主立宪。道理很简单，英国的立宪制度是民众通过议会约束君主，而德国日本是君主放权给民众，议会只是辅助机构。看起来形式相同，但质完全是两样的（二战后的日本君主立宪另当别论，它是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属于民主制度）。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3）

也正是这个原因，清廷认定英国的君主立宪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此不能仿效。事实上，其中关键原因是，英国国王虽然也可以世袭罔替，但英国议会对君权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是国王临朝而不理政，政权归于议会的虚君制君主立宪，这显然是不合清廷胃口的。

最后比较下来，清廷最中意的还是日本的宪政。毕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最重要的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也就是说，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皇帝公布宪法时，还仿佛是恩赐一般。如此一来，清廷当然喜欢了。

1908年8月，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称《筹备事宜清单》），并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

朝廷正式颁布宪法这种公开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不过，这个《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日本宪法的痕迹太重，未免有失体面，它的第一、二条差不多是直接从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直接翻译过来的。

让现在人无法接受的是，《钦定宪法大纲》一共也不过23条，其中正文14条全是有关“君上大权”规定的，而关于国民权利的9条规定，只是可怜巴巴的附录在后面。不如先来看看《钦定宪法大纲》到底说了些什么。

正文第一条，“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两条可谓的开宗明义，慈禧太后看了一定十分开心。随后的12条是具体的规定，包括皇帝拥有颁行已议决的法律及议案，召集并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统率海陆军、编定军制，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与接受使臣，紧急之时宣布戒严、发布诏令，爵赏恩赦，总揽司法、委任法官，决定皇室经费和皇室大典等各种大权。

粗看起来，皇帝的事还不少，权力也挺大，而这也是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了。不过，清廷能够把皇帝的权力明确规定出来，无疑是具有秘密政治公开化、无限权力有限化的意味，虽然这个《钦定宪法大纲》令人不甚满意，但毕竟还是很有进步的。

最重要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皇帝将不能象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了，正如宪政编查馆在上奏《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中说的：“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在正文的14条规定中，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议院、内阁和司法机关对皇帝行使权力的制约的。如第3条，“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这里的意思除了确定皇帝的法律颁发权外，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议决也就是立法主体是议院，两者权限分明，体现了政治分工的宪政基本规则。再如正文第10条中规定，“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也就是说，法官虽然是皇帝任命，但其司法主体是“审判衙门”而非皇帝，审判依据是钦定法律而非皇帝诏令，这其实体现的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另外，在正文第11条中说，皇帝有“发命令及使命令之权。惟已定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这里更是明确提出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而且，皇帝无权“废止”议院已经通过的法律，这实际上议院立法权的一种确认和对“朕即法律”专制皇权的否定。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4）

毫不夸张的是，这种准三权分立的结构性变化是对原来一元专制结构的一种革命性颠覆，假以时日，这种仿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在民众觉悟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会向英国的虚君制君主立宪发展，从而和平、平稳的建立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制度。这是何等美好的蓝图！（当然，这可能只是美好愿望，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专制文化已深入人心，断难产生有风度的对抗精神，笔者注）

《钦定宪法大纲》之所以饱受非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国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划到了附录而不是正文。不过，有总比没有好，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国民的基本权利义务。《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的“臣民的权利义务”有9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有“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请法官审判其所呈诉之案件”；“专受法律所定之审制衙门之审制”；“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些基本权利。另外，《钦定宪法大纲》也规定了国民遵守国家法律和按法律所定的“纳税”、“当兵”义务。

应该说，《钦定宪法大纲》对国民权利的规定已经很接近现代的法律了，加上其附属的《选举法要领》，国民基本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财产限制，当时的世界通例）和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条，与欧美各国宪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基本接近。这些权利规定，在封建法典是不可想象的，要说它没有任何进步、完全是欺骗，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说诚意，《筹备事宜清单》还是能说明点问题的。这这份预备立宪路线路上，宪政的设计者们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并详细开列了这9年的筹办大事和时间表，比如

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颁布国家税制章程等；

第六年（1913年）实行户籍法，试办全国预算，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等；

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各级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等；

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等；

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并举行选举，确定全国预决算等。

总的来说，九年的预备立宪期规划了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开办各级地方自治，调查人口和户口，修订法典，推广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地方税和国家税改革，编制国家预决算，办理巡警，清理财政，举行文官考试制度，厘定官制，变通旗制，确定皇室经费，举行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进行选举，宣布宪法等等，诸如此类。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要办的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大事情，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客观的说，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措施在辛亥革命前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说明清廷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沿袭千年的“祖制”（不仅是清朝，而是从秦汉以来的传统专制制度），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

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是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专制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的时候，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但是，正如1909年日本首相桂太郎冷眼旁观的，“立宪和国会等制度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一定会出问题的”。（而后来的立宪派更是急吼吼的要求提前为三年立宪，革命派则一分钟都不能等！）

不幸而言中。

第六章、立宪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1）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欢呼雀跃。作为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商人、实业家和开明士绅的群体，这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人士，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自幼接受过正宗的儒家文化教育，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立宪派和传统的绅士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或曾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总而言之，大都或多或少的具备了一些现代的知识与观念。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大多家道殷实，而且多为各地及团体的头面人物，他们是国内立宪运动开展的主要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他们的支持对预备立宪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在另一批绅士（姑且称为立宪缓行派）的眼中，立宪派的乐观未免太早。在他们看来，与其实行华而不实的立宪体制，还不如在原来的基础上实行开明的专制政治更佳。当然，这些人的观点在全国立宪思潮铺天盖地的时候，并不处于舆论的主流，到了革命派思想盛行的时候更是被迅速边缘化，以至于现在的很多人包括研究者在内，都已经忘却了他们及其那些不乏真知灼见之观点的历史存在，这令人颇为的遗憾。

立宪缓行派主要在历史、国情和实行宪政的后果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质疑。比如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就提出，从表面上看，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但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清末立宪时期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清末立宪时，“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也就是说，刘汝骥认为西方立宪是专制过甚所导致，而清末的实际问题不但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的权威不足，危机是从内部产生的。

由此，刘汝骥批评立宪派盲目模仿西方立宪，“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他认为，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不明就里的推行宪政实际上是病急乱投医的表现，而立宪来解决中国的“骄、窳、疲、困”等问题，很可能是乱开药方，越变越乱。因此，刘汝骥认为，当务之急是振作君权，加强君主的权威（这和晚清皇帝大都年幼而无子有关），来应对官僚体制的腐败失效、军队的无能和民生的困顿。因此，实行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刘汝骥加强君权、实行开明专制的观点，得到了军机大臣孙家鼐、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和御史赵炳麟等人的支持。应该说，这些人和与传统的顽固守旧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既不代表洋务运动中那种传统优越论的保守主义（如大学士倭仁等），也不代表庚子之役中的那种盲目仇外排外主义（如端郡王载漪等）。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否认立宪政治的优越性和功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承认君主立宪制是优于君主专制的。持同类观点的还有当年的维新派梁启超，他也认为日本行开明专制二十余年，“今日中国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

令人惊奇的是，很多被学界视为顽固守旧派的人士，如孙家鼐、于式枚等人并没有长着花岗岩脑袋，也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陈腐顽固。事实恰恰相反，从他们反对立宪的言论来看，这些人对立宪政体和西方（包括日本）情况的了解程度，比那些积极提倡立宪的人士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于式枚等人甚至有过数次出洋考察的经历。正因为如此，当于式枚公开发表“中国的立宪应在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的观点时，诸立宪派人士感到惊诧莫名，进而使于式枚成为当时舆论的众矢之的－－－这也是立宪缓行派被主流舆论边缘化的一个明证。至于那些原教旨主义的儒家传统派御史胡思敬等人，由于他们对专制君主政治的信仰与效忠，使得他们坚决反对立宪，但他们的观点被作为新派事物出现的报纸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因而完全被当时的主流舆论完全边缘化。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2）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对立宪带来的后果看法不同。立宪派认为，立宪可以争取并稳定人心，扩大各阶层的社会参与度，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这样，全国士民才能群策群力，把国家建设强大。例如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就认为，立宪制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是因为他们在对国家负有纳税、当兵的义务的同时，也从国家获得参政的权利。这样，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全国军民休戚相关，君主与民众之间也可以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关系，如此以来，国家的富强是指日可待的。

对于立宪派描绘的美好蓝图，立宪缓行派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实行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比如于式枚就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例子，来说明立宪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危险。他说，“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在他看来，立宪导致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不仅不能化解积怨甚深的矛盾，反使得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进而成为革命的助推剂，这样不考虑后果的立宪起到的是火上加油的反作用。于式枚认为，目前清廷的权威已经大大衰弱，在没有足够权威和社会控制力的情况，推行宪政必然导致社会失控和长期的动荡，结果好心变成坏事，于国于民都是极其有害的。

后来成为知名“卖国贼”的陆宗舆也是当时缓行立宪派的一员。在他看来，立宪派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的观点纯粹误解。陆宗舆当年曾留学于日本，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他的见解和眼界在当时还是较为开阔的。他认为，明治维新推行的其实还是专制政治，而不是什么“民权政治”。

陆宗舆当时其实是说了实话，正如前文说所说，日本的君主立宪本就和英国的君主立宪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许清廷的动机正在于此）。陆宗舆曾于1905年8月在晋报上发表《立宪私议》一文，其中提出，“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滞塞的国家，少数先觉者不但不可能取得国民对其意图的完全理解和支持，反会“畏难而易作辍，激进而招失败。”因此，加快立宪的速度不但不会导致国家富强，反会象“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立宪派对立宪政治的热情，大都是因为西方制度的某种特殊“效能”所导致，而这种“效能”恰恰又是中国所缺乏的。由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使得君主与民众上下相隔，而立宪制度能够“集思广益”，“固结民心”，这就对立宪派产生一种“望梅止渴”的刺激作用，并进而批判自己的传统，并在与西方文明的比照下重新选择中国的道路。

但是，在危机的日益加重下，这种刺激往往会在遇到挫折时走向政治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导致“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后来立宪派三次要求立宪进程提速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另外，由于不考虑西方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如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而强行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的话，又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整合困难，这种制度和移植环境的不相容和脱节，往往会引发一种“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严复语）的政治困境和社会危机。这种权威崩溃下的失范状态，很不幸，在后来北洋军阀的黑暗时期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作为总结，立宪缓行派认为，只有保守渐进的从开明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才能使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内生条件的长期准备，立宪制度才能得以顺利实现。至于新政时期的政治模式，应该采用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政体，来进行一系列的宪政启蒙，包括发展地方自治、兴办现代教育，并发展实业等。过早的实行立宪和扩大政治参与度，只能使矛盾尖锐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不但无法团结民众，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政民两乱。

但很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按立宪缓行派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反而走向了他们所担忧的一面。在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立宪缓行派日益被边缘化，大都成为舆论上和社会上的孤立者。他们的观点，至今都有人斥之为顽固保守乃至反动，这又是何等的悲哀。（本节观点主要取自于萧功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1）

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中说，“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其原因就是钱穆先生所称的部族政权。用革命派的说法，就是异族统治。事实上，从清朝建立伊始，汉人的反抗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起义被镇压下去，“反清复明”思想在民间也是大有市场。洪秀全在发起太平军起义的时候，就直指清朝统治者为“清妖”，特别是指斥满人“玷污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两句话，就足以激起数亿汉人的万丈怒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末推行新政和立宪，往往会在部族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汉人从心底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的，如果换成了汉人皇帝，其阻力可能会小很多。

在清末危机日益加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国内出现了很多不满的声音和试图推翻清廷的势力，特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把很多人赶到了革命派的一边。清末新政时期，清廷鼓励留学海外，很多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不但未能效忠朝廷，反接受革命思想变成反对力量，这大概也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清末的革命派也同样接过了清初“反清复明”义士和洪秀全等人的旗帜。这也很好理解，反满排满的口号总是更容易得到汉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共鸣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派是不希望清廷推行的新政和立宪取得实效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宗旨不相符合。因此，对于清廷实行新政和立宪，他们不仅是怀疑其动机，更是抱有某种恶意。正如年轻的反清志士陈天华说的，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巧合的是，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同志也曾对清末新政讥讽为“伪维新”和“伪改革”）。

对于清廷的立宪，革命党人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如宋教仁所抨击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905年，企图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吴樾也愤愤的说：“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至于章太炎大师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更是成为一时的流行语。革命派对清廷的敌视和彻底的不信任，这大概也是清廷权威下降的一个例证罢。

革命党人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排满主义充满激情，又有历史的例证，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大多数下层民众当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认识几个字，对于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和革命纲领也一时难以理解。因此，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颇具讽刺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2）

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

由此，“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

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当时排满主义的宣传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是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里，在中国似乎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在这种荒唐的逻辑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看来，满人当年拿着刀逼迫汉人留大辫子，不但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使得爱新觉罗皇族的后代要到两百多年后还账了。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的支脉。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后来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黄帝乃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摈弃了清朝的皇帝年号。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大力揭发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特别是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传播更有利于激发汉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革命党人跟随把责任全推到清朝统治者身上，指责他们为了异族政权而不惜出卖国人利益，祸国殃民，听起来倒也蛮象回事。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几位知名的革命宣传家，一是邹容，一是陈天华，另外一个是章太炎。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来因为参与强行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张继都参与了此事）而被驱逐回国，后来避居上海爱国学社。

1903年的时候，邹容写下了热情澎湃的小册子《革命军》（约两万多字）。后来，这本小册子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云云。孙中山曾赞誉这本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大动人心”的好作品。

后来，由章士钊主笔、宗旨为“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的《苏报》对《革命军》大加宣传，被当局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影响极坏，因而勾结了租界的洋人将爱国学社和《苏报》查封（可怜清廷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看来租界对革命还是有点好处的），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最后，经过租界公审会廨的审理，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结果邹容便在狱中病死，年仅20岁。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4）

章太炎的这篇文章还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不愧为鲁迅所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章太炎已经剪掉头上的辫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惊世骇俗者之举了。后来，章太炎受邹容和《苏报》案影响入狱三年，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说真的，象章太炎这样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在革命元老里面恐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后，随后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干上了。当然，这次的论战挑起者还是革命党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当时由梁启超担大梁。众所皆知，梁氏的文章蘸满感情，文笔生动犀利，因此《新民丛报》深受读者的欢迎，十分畅销。当时梁启超主要以《新民丛报》为渠道，大力宣传立宪等政治学说和保皇调调，令革命党人很是反感。

于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之时，除了孙中山的发刊词外，便特意安排了四篇论民族和民权革命的专文，集中火力，向《新民丛报》开炮，由此拉开了革命派和立宪保皇派的大辩论。当然，如果按媒体传播理论来说的话，双方的论战倒也不失为一种相互炒作的极好手段，特别是对于新创刊的《民报》来说。

在这次论战中，《民报》方面参战者众多，有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刘师培、章炳麟等连续发帖，其中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文章攻击最为犀利。而《新民丛报》这边则只有梁启超一人应战，处境颇为尴尬。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梁氏虽然以一敌十，在论战开始后倒也未落下风。

争论的中心，其实还是那些老问题，双方也基本上还是老调调，一个说要立宪保皇，一个说要排满革命，双方看起来都有道理，但在理论上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这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谁大胆行动了，谁就是论战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其实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都提到，其它人不过拾人牙慧。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称汉人在政治法律方面已与满人平等，应融合国内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国外诸族；如坚持排满，便是复仇主义和暴动。而《民报》虽然也称排满为排满族之恶劣政府，但在后来革命中被杀的地方满人官员和旗兵也不在少数，不能不说和当时的排满主义理论有关。

论战了半年之后，梁启超受困于对方的人海战术和疲劳战术，感到力不从心，有点招架不住，便请徐佛苏代为转圜。徐佛苏原是革命党人，曾因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而被捕，后来释放后东渡日本转投了保皇党，此人在两派间都还吃得开。1906年7月，徐佛苏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一文，试图调和罢战。《民报》势头正猛，哪肯答应，一再宣传革命之必行。

这时，梁启超便提议说，革命党何妨一面由保皇会实行要求，一面由革命党预备后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举而颠覆之。梁氏原话是，“吾党（保皇会）做劝告开明工夫，未必不为彼党（革命党）间接发生助力。彼党做预备革命军工夫，亦未必不为吾党间接生助力，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信如是也，则彼报与找报可以相提携而共向针锋于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数倍蓰焉，不贤于今日哓哓论辩而势力相消者也？”对梁启超的这种提议，《民报》置之不理，仍旧攻击。结果，这次论战持续了两年多，一直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而《民报》还在进攻，直至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警察封闭。

论战之所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和梁启超当时的舆论地位也有关系。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突然爆发，文章满地飞，语出惊人，一惊四座，几至于执舆论界之牛耳。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才要找这颗大树来攻击，这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就宣传战略来说，革命党人做得非常之成功，而且是胜算在握，因为《新民丛报》只有梁启超孤军抗战，而《民报》则人多势众。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再听不进理性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而梁启超就尴尬多了，因为他的文章多以理性见长。对于这点，梁启超的同情者杨度曾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他私下奉劝梁启超，文章要得到读者的赞成，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骂政府，少批国民”，正如革命党人所做的一样。不过，面对革命派的挑战，杨度固然可以袖手旁观，但梁启超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那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

可笑的是，梁启超说他将来可以为革命党发生间接的助力，其实这次论战已经是帮了革命党很大的忙了（所谓通过骂名人，借以让自己出名）。事实上，从论辩开始，梁启超就注定落于下风的，且不说人数和文风，光“保皇”和“革命”观点的交锋，梁启超也必败无疑－－－革命哪里还需要那么多的理由？任你梁启超说破嘴皮也没用。

1906年底，梁启超不得不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他不无担心的说，“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皆有，彼（革命党）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可轻视”。梁启超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非要与革命党去“争舆论之动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说实话，孙中山固然要感谢《民报》的功不可没，但也别忘了《新民丛报》为丛驱雀的功劳。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时梁启超和革命党人的论辩颇为类似如今之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往深层里看，论战的原因还是因为两派要争取的主要对象均为留学生及海外华侨。由于当时两派在国内都无立足之地，他们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几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保皇党在1903年前，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颇有影响力，因此保皇会较占优势，经费也较充足。而中国同盟会创立之后，此消彼长，两派互相把对方看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难以相容。正如梁启超说的：“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梁氏此语，一般人以为是主义之争，其实也是经济基础所决定。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革命思潮盛行这种现象，当时人也说，“革命之说，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其所惑”。由此可见，愤青多出自少年，诚然是特定年龄段易犯之病。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1）

孙中山先生名满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孙先生终其一生，未曾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有人说，孙先生的“中山”二字，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为此，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还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了一番）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固然，孙先生出生是在广东香山县（如今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他家世代为农，不过，从孙先生9岁入私塾读书的情况来看，想来他家不会是贫下中农，至少也是中农或者富农这个级别。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由此看来，唐德刚先生所言非虚。

1883年的时候，受到教会的影响，孙中山想受洗入教，当比他早来异邦多年的长兄孙眉却对此大加反对，于是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后，已经是新派青年的孙中山觉得村中死气沉沉，保守依旧，迷信依然。于是，他便和好友陆皓东干了件坏事，把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砸了&not;（这事洪秀全当年也干过）。这事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结果孙中山和陆皓东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孙中山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算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门、广州等地讨生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这份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开始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但因康有为要“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要是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去做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写一封上书给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在家关门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中山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的结果竟然毫无下文。

话说回来，李鸿章当时是个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孙中山来说就不一样了，这太伤人的自尊了－－－好歹你给报销点路费啊。

李鸿章的一个不经意，活生生把这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如果李鸿章接受孙中山的上书会怎么样呢，留下他作幕僚？这也许是孙中山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可有点投靠的机会主义倾向）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2）

1894年秋，孙中山重新回到檀香山并在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当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不过，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他们之前（一说1890年，一说1892年），杨衢云便和他的一帮同志们搞了一个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等，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几乎一模一样。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过共同的友人尤列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一拍即合，并决定将两个团体合并，组建联合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兴中会的名字气派点，不像辅仁学社那样过于文绉绉的）。后来，孔祥熙等一帮子山西青年也搞了个团体叫兴中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毫无关系）－－－看来，兴中会这个名字是够响亮，连起名都起重了。

合并后的兴中会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计划在广州搞起义。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各路起义队伍（主要是会党分子）约定以红带缠臂作为标记，随后相继潜入广州。当时起义的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时作为主力的杨衢云一路人马和汕头的一队未能按照计划及时赶到广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结果孙中山只好及时的解散队伍，计划中的广州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起义流产后，清兵四出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分支机构，陆皓东不幸被捕杀害，成为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经过这个事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孙中山在横滨后，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当时都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个事情说来也是蹊跷，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估计当时清使馆人员是打算把这个通缉犯送回国内献功的（也有人说是孙中山自己走进驻英使馆的）。

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MrsHowe）和雇工科尔（Cole）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JamesCantlie）和孟森（P.Manson）紧急求救，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导致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没想到的是，他们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反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孙中山被放出来后，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得这个事件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并加以评论，由此中国革命党人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3）

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前往日本，结识了一些日本的上流人士如犬养毅、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在这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下，孙中山在日本广泛的开展了革命工作。

1900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孙中山认为时机成熟，开始他企图联络李鸿章策划广东独立，未果，随后又在当年10月派郑士良率会党600人发动了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起义军一度击败清军，并很快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向福建厦门方向挺进。但后来由于日本奸商所卖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孙中山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孙中山“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孙中山这两年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也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孙中山也自觉无趣，于是便于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势力坐大，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后来时来运转，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过来，以壮声势。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

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立马把那些小革命党唬得一愣一愣的。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下卷：革命

第七章、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上台（1）

据清人野史《十叶野乘》中记载，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有个名叫赵士敬的士人和一群朋友吃完了饭，大家正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空中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这时，院子外面的仆人大叫：“呀，这么大的一个流星啊！”赵士敬等人听后，都急忙出屋观看。大家出来后，只见天上真有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音如雷，尾长数十丈，极为耀眼，且速度很慢。伴着爆裂的声响，这颗大流星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看见这颗大流星的人很多，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恐怕这年要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曾入内看脉，据他说，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临终前，没有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已死去多时了。

而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给慈禧太后贺寿。进门前，有值班的太监窥见光绪正扶着近侍的肩膀，在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他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的时候爬不起来了。但正要进去的时候，太监传来慈禧的懿旨说：“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原来，慈禧太后当时也快不行了，她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经有一两个月。慈禧太后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知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于是便有太监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随后的几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当时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都传慈禧太后和光绪都随时可能挂掉，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寝宫看光绪的时候，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的安顿光绪遗体时，一太监急匆匆的赶过来说，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行了，隆裕皇后慌得不行，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忙忙往慈禧太后那里赶。当时太监李莲英看见光绪的遗体放在殿中无人看管，心有不忍，便对身边的小太监说：“我们先把皇上弄弄好吧？”最后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光绪的遗体这才被草草料理好放进梓宫。

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的时候，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慈禧的死亡时间是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2）

《清光绪外传》是清宫野史，不可全信，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相。戊戌政变之后，这两个大清帝国的权力象征者和实际掌握者一直是矛盾重重。光绪和慈禧太后姨甥血亲，据宫内太监称，光绪在宫中一直叫慈禧为“亲爸爸”。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又是竞争对手。在这场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光绪从小就一直处于劣势，在最后的十年中更是郁郁寡欢，饱受打击。到最后，两人的竞争变成了身体和生命存续的竞争，体弱多病的光绪和年迈衰败的慈禧展开了一场时间上的持久战。

1908年，两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但却盼着对方先死。十月十六日在西苑勤政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最后一次召见大臣，据那天被召见的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说，“太后神态疲惫，据说几个月的痢疾腹泻不止。而皇上脸色晦暗，说话声音无力，靠座位中间垫了几个靠枕，才勉强支持”。看来，两人在这个马拉松式的争夺中都已经是筋疲力尽，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其中的一个。

很可惜，先倒下的却是光绪。光绪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而死亡之日又恰在慈禧咽气的前一天。对此，朝野人士议论纷纷，猜测里面可能的隐情，而这或许又是一个千古难解的宫闱疑案了。当时被怀疑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慈禧，或许还有袁世凯、李莲英等都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查无对证，又旷隔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清楚。

据清宫太监的回忆录《清宫琐谈》中说：光绪在弥留之际，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两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在死前曾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周某见光绪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知道光绪是饿急了，但环顾周围，实在是没有吃的。后来，光绪帝便渐无声息了。

启功也曾谈及其曾祖溥良的一件往事：当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传出“快不行了”的消息后，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和其它相当级别的官员也都昼夜守候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之外，以防不测。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就举哀发丧。当时由于慈禧太后得的是痢疾，从病危到弥留之际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守候的大臣们时间长了，都有些体力不支，便也顾不得大臣的礼仪，或坐台阶上，或依靠在廊柱边，大家一副疲困不堪的狼狈相。就在宣布慈禧太后“驾崩”前，溥良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寝宫中出来，他便上前问这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满语“酸奶”的意思）。”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而这边屋里的那位还捱了一段时间才算完，也不知道里面是真死了，还是密不发丧，非要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

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在《清宫二年记》、《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说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鉴于德龄走的是畅销书的模式，其作品往往拿清宫秘事哗众取宠，似不可信。况且，光绪从小就受李莲英看护，一直叫他“谙达”（师傅），并曾夸他“忠心事主”。光绪被囚瀛台后，其它太监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对光绪多有接近，唯有李莲英多方照顾，还经常到瀛台与光绪帝拆装钟表消遣。再有一事可以佐证，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一行人在回京途中，曾在保定驻跸。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随后去光绪住处探望，只见光绪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当时正是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光绪的房间竟然没有铺盖而无法入睡。李莲英见后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罪该万死！”然后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给光绪。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也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由此看来，说李莲英害死光绪似不可信。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则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帝毒死。这种说法基本没有可信度。

《花随人圣庵摭忆》里也为光绪喊冤，说光绪并非善终，但其怀疑的对象却指向了隆裕皇后和其宠信的太监小德张，而幕后的指使人可能暗指慈禧太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她和光绪的婚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作为当时后宫中的主要人物，隆裕皇后要搞点阴谋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要说隆裕皇后能象她的那个姑妈那样心狠手辣，也不可信。

最大的可能，光绪还应该是自己病死的。光绪的最后几年身患重病，郁郁寡欢，虽然有名医陈莲舫和施愚等人诊治，但当时已是病入膏肓，这些名医也大都束手无策。

事实上，光绪本人对自己病情的恶化也极度焦虑，对那些御医们感到十分的失望。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光绪见自己的病“屡易方药，仍属加重”，便斥责御医们说：“病势迁延，服药总觉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又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光绪更是大骂御医说：“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能如此草率！”光绪的焦躁和绝望，可见一斑。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3）

据《死虎余腥录》中记载，1908年九月初的一天早上，慈禧太后与光绪在乾清宫临朝，召见了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六位亲政大臣。光绪当时已经病得非常重，连听政的精力都没有，不多大一会，就表情痛苦，疲惫不堪的伏在桌上休息。

慈禧太后见光绪这个样子，也有点于心不忍，便说：“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些名医来给看看？”各大臣面面相觑，庆亲王奕劻首先奏道：“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曾推荐过一个西医屈桂庭，效果不错，自此后我就不再吃中药了，也不知道有甚么好的中医。”

慈禧太后听了很有兴趣，便问袁世凯推荐的那个人是谁。袁世凯便说：“屈桂庭是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在是医院总办，此人善用西医，医术也颇为高明。臣全家有事都请他来诊治，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一般也是请他来诊治的。

随后张之洞与世续也说自己家人得病都请过屈某治病，医术确实不错。当时军机大臣六人中，只有鹿传霖与醇亲王载沣没有发表意见。慈禧太后便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能治好病就行。既然大家保荐此人，那就请来看看。”

屈桂庭的学生王仲芹当时是袁世凯的侍从医官，得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发电报给自己的老师，向屈桂庭密告了这一消息。屈桂庭是当时的名医，中西医兼通，从清朝王公直到北洋要人，都经常找他看病。由于事情重大，屈桂庭接到电报后也是满怀忧虑，夜不成眠。没过几天，屈桂庭便接到朝廷命令，让他速速去京师为光绪看病。

屈桂庭赶到北京后，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心想治好了倒也罢了，治不好恐怕会惹祸上身。古代因为治疗不好病而被杀的太医也不在少数，正如前辈所说的，太医往往都是“有抄家，无封诰”的可怜虫。

由于屈桂庭经常帮庆亲王奕劻的家人看病，关系还算不错，到北京后他便先去见了奕劻，把自己的担忧给奕劻说了，奕劻说：“这次让你去给皇上看病，是军机大臣的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管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我再密奏太后。”

随后，奕劻便带着屈桂庭到正大光明殿去见慈禧太后和光绪。据屈桂庭的描述，当时光绪正面坐，慈禧太后坐在旁边，见屈桂庭到后，便问他如何诊法？屈桂庭说：“按西医规矩，皇上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然后才好诊治。”

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后，屈桂庭便对光绪进行“望闻问切”的常规检查。检查完后，屈桂庭认为光绪的病征主要有：常患遗泄（不能自控的遗精，可能是慢性肾炎引起），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色苍白无血色，脉搏弱，心房亦弱。

屈桂庭的判断是，光绪的体质本来就不强壮，容易神经过敏，加以早年房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其身体禁不住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听到锣鼓响声，或受衣裤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精，还不能经常吃补药，越吃遗精就越频繁。由此看来，光绪的病情是综合征，兼有肾炎、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诸病齐发，极难救治。

随后，屈桂庭请示见光绪的尿样带回化验，并当场先开了两张药方，一为外敷，一为内服，并向慈禧太后奏明所开之方都是西药，可去外国医院或西药房配制，个人不便进药。屈桂庭估计是怕自己进药的话，万一发生类似明代的“红丸”事件，到时就说不清楚了。此后，屈桂庭便每日早晨入宫到诊一次。那些宫女们一看是屈桂庭来了，往往嬉笑着说：“外国大夫来了！”

光绪对中医并不信任，每次服中药前都要捧药详细检视。但是光绪对屈桂庭还不错，比较信任，对于屈桂庭食物营养选择的建议也大都遵行，用药也颇为有效。治疗数周后，光绪神志转清，呼吸渐入常态，病情也有所好转。据屈桂庭称，光绪临朝之后，甚至还能以书画自娱，屈桂庭见过光绪写字，还说皇上写字尤佳，相传是得力于帝师翁同龢之功云云。光绪病情的好转，当时内外相庆，人心渐安，宫中一时称为幸事。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4）

但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又跑去干涉内务府大臣关于皇帝的进食之事，光绪本听从屈桂庭的建议合理进食，这下又被气得不行，当场把枕头扔到地上以示抗议。光绪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虽在重病中，但仍旧要每天清早前往仪銮殿给慈禧太后请安，然后随同到勤政殿临朝，这种生活对于病魔缠身的光绪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虽然使用西医疗法后，光绪的腰痛减少，遗精也有所减少，但化验其尿样仍有少许蛋白质，估计其腰病还是一大隐患。

正当屈桂庭给光绪正常治病有一个月后，某天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床上乱滚，连喊：“肚子痛的了不得！”当时正是非常之时，慈禧太后也病得快不行了，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光绪这里无人管事，也没有御医，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在床前。

屈桂庭当时对光绪病状的判断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但最奇怪的则频呼肚痛，这和前期的病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屈桂庭当时也觉得心里打鼓，感觉里面有问题，但也不敢多言惹祸上身。当时他能做的，就是让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等到光绪疼痛稍缓，屈桂庭便匆匆辞去。这也是屈桂庭进宫最后一次为光绪看病，此后宫内情形和光绪病状，屈桂庭自称毫无所知，只听说庆亲王奕劻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的问题，没过多久，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屈桂庭后来自己也说，光绪之死实是个难解之迷，以至斧声烛影，人言人殊，至于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他说的这些东西，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佐证而已。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的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后来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没有发现中毒现象。也就是说，光绪可能是属于正常死亡，一些清史档案专家和医学专家的分析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这仍旧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这种历史的巧合很难打消人们的疑问。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和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慈禧太后很想做好，但由于其性格和耐性方面的缺陷，其表现实在算不上合格，就像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应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光绪五岁的时候，慈禧太后为他精心挑选了师傅，包括书法和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扫兴，这种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她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天道不违，岁月无情。光绪的这一生，短暂而悲惨。他没有好好的享受过母子之亲、夫妇之爱、昆季之谊，甚至连皇帝应有的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也没有。他这一生大部分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也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最后在庚子之役中，竟然将之赐死井中，这极大的伤害了光绪的感情，以至于后来光绪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康复无望。

人生苦短，血色残阳，光绪的最后十年，在慈禧太后的压制下，可谓是备受冷落，孤苦凄凉。也许是阴谋，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光绪和慈禧太后一前一后的相继离开人世。也许只有死去，光绪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5）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慈禧太后风光大葬，其葬礼极为的隆重而豪华，让中外人士叹为观止。当时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的驻华记者对此做了一个详细报道：

“送葬队伍中，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轮换着抬灵柩。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经过。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一种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随后，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金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

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的“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庞大的灵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近，距离地面很高，这个用黄色织锦覆盖着的庞然大物像一团火似的燃烧、闪耀、发光，释放出明亮的金黄色。它由一百多个轿夫抬着，缓慢地向前移动。它前进的行程是如此的困难和复杂，恰似这黄澄澄的灵柩是一沉重的纯金块，其柩衣也好像是用金属，而非织锦制成。在阳光下，它显得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在这个皇家的金黄色灵柩中居住着一个以蓝凤凰与红花为象征的造物。沿路的士兵们全都持枪致敬，外国公使的警卫们也都向灵柩敬礼。

现场像死一般的寂静，站在土丘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也都静穆无语。就像一位女神正从他们面前被抬过，其灵柩一摇一晃，庄严地向前挪动。有一位喇嘛用小木鼓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木球击打着羊皮，在令人抑郁的寂静中发出一种冰冷和阴沉的声音。”

慈禧太后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正如那位记者所评论的，

“慈禧太后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会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在送葬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这个小意外的主角便是那位出洋考察、并在后来利用照相技术陷害岑春煊的端方大人。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做了三年，表现优异，后来调任了直隶总督。由于端方之前做过皇室婚丧庆典和陵墓工程的工作，所以清廷这次安排他督办慈禧太后的“梓宫移葬”一事。本来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但这次他那照相的爱好却坏了他的事。

原来，在送葬过程中，端方为了记录下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便特意安排人手去全程拍摄，这本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的好事。但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一结束，便被保守派借机弹劾，说“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弹劾者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据笔者推测，就是李鸿章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这次弹劾的目的，不过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已。

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被赶下直隶总督的位置。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这只是摄政王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1）

1908年的冬天越来越冷，慈禧太后眼见自己和光绪都已经是病入膏肓，已无好转的任何可能，这时，她还要安排一件大事，这也是大臣们一直在暗地里议论纷纷的立嗣问题。

清朝走到咸丰这朝已经是疲相百生，不说别的，就说这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就足以让人头疼了。且不说康熙的时候二十多个儿子争帝位，至少道光老爷子那时还有咸丰和恭亲王奕可作选择，可到了咸丰这，问题来了。咸丰死的时候，好歹还有一个儿子同治，可同治、光绪、宣统呢？这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结婚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子女。天亡大清，应是定数。

闲话且放一边，先来看慈禧太后如何解决这个麻烦问题。当年儿子同治死的时候，慈禧太后力排众议，最后立了妹夫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但光绪进宫以后，也一直没有生育，眼见两人都快不行了，立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不能在拖延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908年11月12日），慈禧太后在把庆亲王奕劻支使到清东陵普陀峪去视察陵寝工程后，便在病榻上召集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那桐等人来商议立嗣的事情。

对于这种大事，慈禧太后还是考虑再三并且早有安排的。这个安排便是年轻的醇亲王载沣，他当时被慈禧太后派到军机处学习行走，不久前刚刚升为军机大臣。这次之所以没有让他来参加会议，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慈禧太后并不是要让载沣继位，而是要让他的儿子，三岁未满的溥仪来当这个皇帝。当慈禧太后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世续和张之洞担心光绪的皇后（隆裕皇后）再来个垂帘听政，于是便共同奏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直接立载沣。”

慈禧太后犹豫了一下，说：“你们说立长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要是我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究是对不起他。要不就立溥仪为帝，仍令载沣主持国政，如此的话，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张之洞说：“既然如此，名分需要定一下。”

慈禧太后说：“原来有这种前例吗?”

张之洞说：“明朝的时候有监国之号，本国之初也有摄政王之名，都可以援以为例。”

慈禧太后说：“如此最好，监国和摄政王两个都用吧。”

张之洞迟疑了一下，又说：“（光绪）皇帝临御三十多年，也不能使之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乎可以仿行。”当时光绪还没有死，慈禧太后默而不言，半天后才盯着张之洞说：“凡事不必泥古，这事姑且按你说的办，你马上拟旨吧。”

第二天早上，奕劻从清东陵回来，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去见慈禧太后，主张立长不立幼，但慈禧太后态度坚决，对他的劝告不予理会。当天上午，慈禧太后又召见载沣、张之洞等人，当众宣布昨天的决定。

二十六岁的载沣听到这个决定后，跟他的父亲当年听说要立儿子载湉（光绪）为帝的反应一样，吓得伏在地上，“叩辞至再”。但慈禧太后不为所动，严令载沣立刻回家收拾一下，当天晚上就要把溥仪送进宫，交由皇后抚养。

慈禧之所以选择溥仪继位，是由于溥仪的祖父奕譞是咸丰帝胞弟，奕譞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沣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也是慈禧太后的养女，而溥仪又是光绪的亲侄子，再算起来的话，也算是同治的堂侄。正是因为这多重关系，慈禧太后最后决定弃长立幼，让溥仪兼祧同治和光绪之嗣。至于溥仪年幼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就有意让载沣承担起今后监国主政的责任。

当天中午，慈禧太后钦定溥仪继位的消息便传到醇王府后，这下府里就象炸了锅一样，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意思的是，载沣的母亲刘佳氏，也就是溥仪的祖母，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就晕倒了过去。

不过，别以为她是高兴得晕过去的。刘佳氏一醒转过来，不是庆贺自己的孙子马上做皇上了，而是大不敬的对慈禧太后破口大骂，说“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抢人家的孙子！当个皇帝的虚名，还不是终身监禁！”

也许有人会奇怪，这老太太怎么会这样，按理溥仪当皇上那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啊？原来，慈禧太后有事没事经常干涉醇王府的家事，本来载沣曾经有刘佳氏主持定了一门亲，但被慈禧太后横加干涉，非得让醇王府退掉这门亲事，钦定载沣重新娶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这把老太太给气得。而且，这位老太太虽然不是光绪的亲生母亲，但也很清楚光绪在宫中的遭遇，没想到这次又轮到了自己的孙子，这到底算是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命运的捉弄？反正，刘佳氏并不觉得孙子进了深宫有什么好处，弄不好和光绪一样，岂不是更惨？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2）

且说老福晋的事情刚刚消停，那边溥仪又闹起来了。溥仪当时三岁不到，根本就不懂事，他见陌生的太监来抱他，连哭带打的，死活不肯让太监抱他。太监和军机大臣们都拿眼看载沣，载沣也没主意，只知道点头。这时，乳母王妈看溥仪哭得可怜，便拿出奶来喂他，这才止住哭叫。最后没办法，只能由乳母哄着，等到溥仪困了睡了，让乳母抱着，在载沣的陪同下进了宫。当时的皇宫，可谓是一片惨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行将就木，太监们一个个脸色慌张，行走匆匆，偌大的宫殿里，冷风萧萧，一幅阴森冰冷的气息。

当天晚上，三岁的溥仪便在半睡半醒的情况下被抱进了宫。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便撒手西去，紧接着慈禧太后也紧随而去，整个皇宫弥漫在一种不安和肃穆的气氛当中。光绪病逝后，灵柩停在乾清宫；第二天慈禧病逝，灵柩停在皇极殿，两丧并祭。溥仪一个三岁的小孩，在大人的摆弄下，一会儿到光绪灵前磕头哭祭，一会儿到慈禧灵前磕头哭祭。溥仪当时虽然并不懂事，但作为一个刚刚离开自己家庭的小孩子，在这种哀声丧气的空气里，也被吓得日夜啼哭，惊恐万分。

半个多月后，紫禁城内为小皇帝准备了庄严的登基大典，只可惜溥仪不像康熙小时候那么英武，好好的一个庆典被这个大哭大闹的小朋友弄得是十分尴尬，大煞风景。

原来，皇帝登基时，必须要经过一道道繁琐的程序，先要在中和殿接受内务府大臣和侍卫们的叩拜，紧接着又要到太和殿去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等等，小孩子注意力有限，哪能经得起这样来回的折腾，还没等接受正式朝拜，溥仪早已是鼻涕眼泪直流，哭着嚷着要回家，回自己的家－－－醇王府。

《澄斋日记》里记载了溥仪登基的这样一出滑稽戏。在中和殿的时候，那些内务府大臣刚刚开始行三跪九叩礼的时候，溥仪已经开始放声啼哭，偏偏小皇帝的声音还特别高，特别尖，空荡荡的大殿本就有扩音的效果，弄得那些大臣们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哭笑不得，最后只能匆匆行礼完毕，再由太监们强行抱到了太和殿。

文武百官早已在太和殿里等待，小皇帝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吓得哭着直往外跑。这时，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赶过来，在大臣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抱着哄了半天，好不容易把小皇帝哄到了高大庄严的宝座之上，载沣侧身半跪在小皇帝的旁边，防止溥仪从宝座上溜下来，连声叮嘱他别乱动，一会就好了。

小皇帝不听，哭着嚷着说：“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大臣们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拜好还是不拜好，载沣在一边也是急得满头大汗，连忙命太监上来按住小皇帝，然后招呼大臣们赶紧行三跪九叩礼。

正到大臣们开始拜的时候，小皇帝因为身体被按住，动弹不得，结果更是放声大哭，堂堂太和殿内，充斥的全是小皇帝的哭叫声。载沣也觉得这样实在不成体统，只好低声劝慰儿子说：“不要哭了啊，一会就完了，快完了哪！”

载沣连说了好几遍，小皇帝这才被哄住收声不哭，登基大典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事后，大臣们私下里议论，说摄政王载沣怎么能在皇帝登基的时候说什么“快完了”这样的话，也未免太不吉利了！

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载沣的预言还真准。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3）

说完了溥仪，再来说说他的老爸载沣。载沣出生于1883年，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奕譞原来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她生养过四个孩子，但只有次子载湉（光绪）成活。载沣是奕譞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91年刚满五十岁的奕譞去世后，由于唯一活着的胞兄已经做了皇上，于是便由这个这个未满八岁的小朋友承袭了醇亲王的王位。

由于老醇亲王奕譞为人本分，性格也比较随和，特别在自己的儿子作了皇上后，更是在慈禧太后面前谦恭有加，无比忠顺，从不招摇，在外面甚至连亲王的架子都不敢摆，就怕别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的坏话。

在载沣小的时候，奕譞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为他请的老师都是博学通儒，而载沣学习也颇为刻苦，在那些不学无术的爱新觉罗皇族子弟里，算是比较有学问的。估计就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载沣从小就很好学，性格谦逊，做事多有退让，生活知足常乐，和父亲十分相似。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载沣没有机会获得父亲那样丰富的政治阅历，因而也远没有象父亲那样精明。

在和光绪闹反之后，慈禧太后开始培养载沣。1900年的时候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第二年又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过，载沣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颇有读书避祸、超脱政治的倾向。但是，他生在这样的家庭，却是无法逃避的。

最开始的时候，载沣虽然位居亲王，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默默无闻。他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是因为1900年庚子之役中德国公使被杀、德皇强令清廷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一事。就这样，才刚满十八岁的载沣接受了这个尴尬的出使，于1901年前往德国。载沣出使途中，经过上海和香港，当时“观者万人”，大家都想看看这位“御弟”的风采。到欧洲后，载沣听说德方要求行跪拜礼，便托病不行，说“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几经波折后，德皇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终于答应只行鞠躬礼。觐见德皇之后，德国方也未在刁难，还安排载沣参观了德国的军事检阅和军校等。德国国势之盛，海陆军之强，还有德国皇族自幼即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日后的主政也影响甚大。

载沣从德国回来后，便由慈禧太后指婚，配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并开始参与国内政治，比如清廷的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等会议，都在他和庆亲王奕劻共同主持。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也就在这年，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时年二十六岁。

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最要命的是，他太年轻，缺少政治经验，自己似乎也不想有多少作为。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根本就对政治毫无兴趣。说真的，让他去做这个摄政王（其实就是皇帝），真是有点难为他了。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也不管他是为大清着想，还是为家族、儿子或是自身着想，他都只能竭心尽力，而且不容退缩。

载沣不想做这个摄政王，但别人想做又做不成。当时慈禧太后召开立嗣会议的时候，故意把奕劻和袁世凯支开，原因是她听说奕劻和袁世凯合谋立载振（奕劻长子）的儿子入嗣。当然，从血统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奕劻毕竟已经是皇族的远支。但另外一个人，恭亲王奕的孙子溥伟，他是皇族的近支，如果按立长的话，他的可能性很大。

溥伟当时二十九岁，承袭了恭亲王的王爵，是爱新觉罗皇族“溥”字辈中比较年长的。要说功勋的话，溥伟的祖父恭亲王奕要远超过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譞；作为皇族的近支，溥伟和溥仪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且，溥伟做事精明，脑子灵活，能力不错。在慈禧太后“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一职的便利，在宫中苦等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听到些对他有利的好消息。但很可惜的是，最终的结果是与他无缘。

失望之余，溥伟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后来他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宣布载沣为摄政王的时候，载沣叩头力辞，慈禧太后忿然说：“如果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得知后再度兴奋起来，但张之洞拟定的懿旨公布后，只有载沣任摄政王，并没有任何提到他的片言只语。

愤然之下，溥伟对张之洞愤然相讥，责问他为何在诏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并要求军机大臣重新拟旨。张之洞岂是吃素的，他年纪虽然大了点，但脑子还是很清楚，他淡淡的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老张的一句话，一下就把溥伟顶到了墙角上。

心有不甘的溥伟，后来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可惜大局已定，他又岂能掀起波澜？没过两天，载沣和奕劻便采取强硬措施，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警告：“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这种有针对的申斥，已经明显露出杀机。溥伟自知无望，只得知趣的退出这场权力的角逐。从此后，溥伟再有能力，也只能在禁烟大臣这样的闲差上打发时间了。就权力的归属这个问题，载沣还是很清醒的。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1）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他的五弟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载沣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象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确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看来，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载沣当时正忙着接懿旨，然后赶紧把溥仪送进宫，这事已经够他忙的了。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在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惟他袁世凯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经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的政权也开始软化。乱世当众，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这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所以，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满族亲贵，幸好老佛爷英明，及时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不过，后来那些愚昧的亲贵们乱出昏招，结果导致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险些葬送了清王朝。而在庚子年中，南方的那些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并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党羽甚众又年富力强，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他们建议载沣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为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处置一个位极人品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军机大臣们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听后，长叹一声。张之洞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为此稳定的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也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它，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2）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象往常一样，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这一天，当袁世凯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的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和亲信召来商议对策。亲信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我们的人。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的收拾行装，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让袁世凯万可来督署，万不可让人看见，他随后就派人处理这事。

袁世凯正在生闷气之时，杨士骧的亲信来了。他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便决定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当时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的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老张忍不住又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和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象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这样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的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奕劻、袁世凯集团。

载沣集团和奕劻、袁世凯集团之争，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奕劻、袁世凯集团的首领和后台是皇族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

正如溥仪所说：“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

溥仪先生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3）

扳倒了袁世凯后，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他回国后，反复向慈禧太后强调了这个观点。于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陆军贵胃学堂于1905年成立了。这所学堂主要招收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子弟，当时载沣带头入学，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也跟着进了学堂。另外，还有溥伟等人，当时都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不过，陆军贵胃学堂开学之后，载沣哪有时间去上课，不过开学典礼出席一下而已。载沣尚且是这样，其它的人那更是没法管了。《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个贵胃学堂的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是王公贝勒或者宗室子弟，所以他们的用餐都要按照规格并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每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下面的人立刻会遭到喝叱，甚至当席飞盆掷碗，一片狼藉。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惟命是听。更搞笑是，学生每日到堂，必须要由教习派人去请，有的时候甚至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来的时候又正好是中午的吃饭时间，于是到了便喊“上午饭”，吃完竟然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所以人家把这里不叫贵胃学堂，而直接叫安乐园了。

载沣接班刚满一个月多一点，便下令建立“禁卫军”，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两个月后，载沣又下令重整海军，并指派善耆、载泽、铁良妥为筹划，而真正海军出身的萨镇冰却只是名列第四。

1909年7月，载沣又特意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一是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但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二是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襄助摄政王的一个专门机构，并指派载涛和毓朗负责；三是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另外，载沣还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当年8月，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当年12月，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如此以一来，陆海军都归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主管了。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发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在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谘处，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更要命的是，载沣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弟弟手中，便以为万事大吉，皇位永固；可问题是，载涛和载洵这两个陆军贵胃学堂的毕业生，哪里懂什么军事！比如载洵，他见七弟载涛做了大臣，他便也吵着要做海军大臣，还说是继承先父遗志（老醇亲王奕譞是主管过海军衙门），载沣拗不过弟弟，只好让他去做。

载洵和载涛两兄弟，本就是生于富贵的纨绔子弟，他们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开开洋荤。1909年秋，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海军；1910年春，载涛则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来一看，七弟载涛比他多去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那不行，于是他在1910年的夏天由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这两皇叔这回算是见大世面了，他们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礼物和洋货，可谓是满载而过，满心欢喜。

载沣虽然重视满人，但他的圈子有限，用来用去结果变成他三兄弟主政了，其它有才能的满人他也弃之不用。比如前面说的溥伟老侄，载沣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将他派到禁烟大臣的闲差上去；还有溥伦，这是咸丰大哥的孙子，也是近支，载沣也只是将他派到变通旗制处之类的部门，未见重用。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到农工商部的尚书，可也没几天官做了。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4）

载沣弃用贤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铁良。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本是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又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而且当时也就四十来岁，但这样一个老资格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让他去给载洵和载涛两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做副手。这还不算，1910年秋，为了给弟弟腾位置，载沣干脆找了个借口，把铁良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一脚踢了下来，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象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的祖父伊里布曾任过巡抚、总督，他们家对大清可谓是忠心耿耿，良弼从小就学习优良，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不可不谓是大材小用。

当时皇族还有载泽，他本来和载沣关系很好，又是姻亲，而且曾经出国考察，论才干大大超过了载洵、载涛两兄弟，但载沣也只是让他做个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断送了！”但是，载泽的很多提议载沣都没有采纳，而只是一味敷衍。

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要说起来，铁良被弃用也和奕劻有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他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扫清道路。不过，载沣虽然不敢用对付袁世凯一样的手段扳倒奕劻，但却一步步削弱奕劻的职权。

但是，奕劻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很多事情没有他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所传的一句话，“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的时候，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同治嗣位。奕劻跪请再三，慈禧这才答应。于是溥仪是承继同治并兼祧光绪。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兼祧光绪，那隆裕太后就没有名分，在宫里什么也不是，也做不成皇太后，命运是很悲惨的。因此，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总的说来，经过这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多年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连载沣任用的那些少年亲贵也各立门派，互相倾轧，譬如载洵与毓朗为一派，载涛和良弼为一派，彼此内耗不已。

一言而蔽之，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但他也没办法啊。

第八章、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1）

就在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宣布预备立宪筹备期的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的遗诏中说，“尔京外文武臣工，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足见慈禧太后和光绪仍以立宪为念。1908年底到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也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连续发布诏旨，一再重申“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

1908年7月，在宣布预备立宪前，清廷便已经公布了由宪政审查馆拟定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1908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1909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按照章程的规定，各省谘议局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两名，各省议员定额按“各省学额总数的百分之五为准”，均选举产生。谘议局的职责主要是议决地方上的兴革之事、预决算、地方法规、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等，功能类似于地方议会，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础。

当然，我们对当时的民主程度不能报以过高的期望。譬如选民资格，就必须具备章程中规定的以下几个条件之一：一是具有中国或者外国中学堂以上学历者；二是有举人贡生功名者；三是曾任实缺文七品或者武五品官且未参革者；四是曾在本省办理学务或公益事务满三年者；五是在本省有五千元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另外，章程规定，选民除了具备以上五个条件之一，还必须是二十五岁以上的本省男子；如果不是本省人士，参加本省选举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并年满25岁者，二是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和不动产者；而作为候选人，则必须具备以上条件之一，并且须是30岁以上之男子。

当时的选举采用的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复合选举制，譬如陕西谘议局按学额规定是66人，初选时先选出十倍的名额也就是660名候选人，然后在这660人中互选66人组成谘议局。按照当时的选区划分，初选在州县，复选在道府。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当时各省公布具有选举权的人数非常少，多的如直隶（河北）也就16万人，而少的如黑龙江只有4千人。即使是江苏这种文化发达的省份，其选民所占人数的比例大概是千分之四，也就是说，一千个人里面只有四个人是合格的选民。而当时江苏是3200万人口，当时分到的谘议局名额是121人，仅次于直隶（140人）。

从这些规定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谘议局选举是按照教育程度、财产等来划线，而且女子没有选举权。从局限性来说，谘议局选举把大部分人划在了线外，而使之成为一场地方士绅的政治游戏。不过，我们对此也没必要太过苛责，毕竟用选举的办法来办谘议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称它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为过。

可以想象的是，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很多地方督抚接到宪政审查馆的咨文后大都茫然无措，这些传统的官僚根本就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更别说该怎么办了。譬如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划分选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选民登记、投票监票、初选复选等，除了端方等少数几个熟悉宪政的官员外，其它人对这些东西简直就是闻所未闻。于是乎，宪政审查馆的人员和一些从国外学习政治的留学生立刻成为地方上的香饽饽，各省督抚都抢着延请他们来指导选举工作。

不过，我们也别小看了那些地方大员，虽然各省办选举是“大姑娘上轿－－－头一着”，但在1909年的10月，除了新疆实在是因为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而申请缓办外，其它各省虽然还是“民智未开”，但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成立谘议局的任务。从各省谘议局议长的名单来看，其中还是不乏地方精英的，比如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2）

张朋园先生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特地分析了那些谘议局当选议员的背景和特色。他发现，有五种人当选的概率最大，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的绅士阶层；而是受过新式教育或者留学日本者；三是曾任官府职官者；四是出身富有之家者；五是大多为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士。其中，以有功名的绅士居多。

当然，在选举过程中也不乏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譬如五千元资产的资格限制问题，由于中国人大都怕露富，而且对选举并无了解，因此，地方官要他们进行选民登记时，他们死活不肯，以为这是要进行征税调查；某些文化落后地区的投票点则门可罗雀，几至于无人投票，主动放弃了选举权；而有的地方则争抢选票，甚至贿买，一票五十到三百两银子不等，结果还没有等到开箱验票，便已知谁是当选者；更有甚者，直隶安肃县、广西桂林等地的选举现场竟然因为拉票而出现械斗事件（这些乱象和目前的台湾选举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过，总的来说，大部分地区还算正常，特别以江苏、浙江、直隶、山西等省最为完善。说句实话，第一次搞选举，能这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在各省设立选举产生谘议局的同时，1909年10月，清廷又按照预备立宪的筹备计划颁布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作为建立国会（上下议院）的准备，分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定额100人，但不包括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四名正副总裁。

其中，钦选议员包括宗室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额多者10人，共计100人。民选议员则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中互选产生，定额也是100人。资政院的权限，一为“协赞立法”，二为“参议预算”，三为“弹劾大臣”。

1909年11月，由于新疆谘议局尚未成立，两名民选议员名额空缺，其它各省则互选出资政院民选议员98人，其中吉林、黑龙江和贵州各2人，奉天、甘肃、广西各3人，福建、陕西和云南各4人，安徽、湖北、湖南、山西和广东各5人，江西、山东和四川各6人，江苏和浙江各7人，直隶9人最多。为了与民选议员平衡，钦选议员中的宗室王公世爵名额减少2名，这样民选和钦选的议员分别为98人。

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宣布成立。本来资政院原定的办公地址在京城的贡院旧址，但由于废除了科举考试，贡院年久失修，以至于第一次开会不得不改在京师法律学堂进行。

10月3日，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院典礼是这样进行的：是日上午，资政院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和秘书官们早早的恭候在会场门口，不久，朝廷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都陆续到达会场。有意思的是，这些平时朝珠朝服的高官们这天一律穿着便服到场，以示对资政院的尊重。不久，摄政王载沣也亲临会场主持开院典礼。典礼结束后，载沣带着朝廷大臣们离去，资政院便开始正式开会。

应该说，这些议员们也是第一次进行这种民主会议，他们既显得有些紧张，但也十分的兴奋，似乎在寻找他们向往已久的自由感和民主感。

由于是首次开会，会场次序未免有些乱。议长和议员们或舒缓或激烈的发言，偶尔也会被时起时落的拍掌声和哄笑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倒颇为的活跃和自由。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民选议员，他们的发言最为无所顾忌，敢于大胆放言，如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议员雷奋，最喜发言，又好辩论，给会场带来了不少的乐趣。还有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刘春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他的发言雄健有力，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相比之下，那些钦选的议员则大都随声附和，逊色很多。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3）

10月22日，由于各省国会请愿代表的上书已经递到资政院，众议员便强烈要求搁置其它议案、首先讨论“速开国会”案，这时会场顿时“声浪大作，议场骚然”。

在此情况下，议长只好同意先议“速开国会”案。随后，罗杰等议员相继上台发言，全场轰动。在表决时，民选议员们主张用起立进行表决。群情激昂之下，会场上的议员竟然全体起立，即便是那些钦选议员和王公世爵也不例外。在欢声雷动中，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据当时凭票入场旁听的《民立报》记者报道：“此次资政院表决此案时，自王公以及民选议员全体赞成，三呼万岁，外人脱帽起敬，电告本国。”

在资政院放言高歌的自由气氛中，会场渐趋平静，议员开始平心静气的讨论预算、教育等方面的议案。1911年1月10日，首届资政院大会圆满结束。应该说，资政院作为中国议会政治的首次尝试，表现得如此有声有色，实在是出乎世人的意料。譬如当时辩论最为激烈的弹劾军机案，便差点让奕劻等人去资政院接受议员们的质询。资政院的这种大胆行为，对于军机大臣乃至清廷的尊严和威信来说，可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隐然已有三权分立之态。

可以想象，位高权重的奕劻等人当时是何等的尴尬和恼怒，就差不能派人冲进资政院将这些大胆的民选议员们给统统抓起来了。

议员们除了在会场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外，很多西方民主政治的萌芽也在悄然形成，譬如政党的组织和地方自治的兴起。早在1906年，“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1906年12月，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以迎合清廷的预备立宪。1907年3月，康有为以保皇派为班底成立了帝国宪政会，初具政党之雏形。

1907年10月，梁启超策划成立政闻社，以马相伯为名义领袖，鼓吹立宪政治，可惜不到一年便被解散。办政闻社的时候，梁启超本想拉拢湖南才子杨度加盟，但杨度不甘居于人下，后来他自己创立一党，这便是1907年5月在东京成立的宪政公会。不过，后来杨度被张之洞等人保荐入了宪政审查馆，宪政公会无人打理，于是也就自然消亡。

在当时的资政院中，隐然形成两派，一派是劳乃宣等人发起的帝国宪政实进会，俗称“白票党”，另一派是政学会，俗称“蓝票党”。在国民大请愿运动中，以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议院为班底形成的宪友会，当时的势力也很大。另外，资政院的几名活跃议员罗易、长福等人在1911年6月组织了辛亥俱乐部，并在各地发展支部，会员一度达到200多人。除此之外，地方上还有一些立宪团体，如吉林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等也都相继出现。

地方自治也是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两江总督端方所言，“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础”。1909年1月，民政部便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交由宪政审查馆核议，随后经朝廷正式颁布。

由此，各省地方都开始筹办地方自治事务，如城镇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事，各设自治公所作为办事之地。其中，议事会议员和董事均由选举产生，经费出自地方，地方行政官负有监督之责。为了更好的实行地方自治，各省在宪政审查馆的指导下，纷纷设立自治研究所，以学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在1910年到1911年，各省和地方都初步设立了各级自治组织，尽管最终没能很好的运作，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谘议局、资政院、组织政党和地方自治等实践活动来看，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则民众（主要是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热情将持续升温，最后将象洪水一样无法阻挡。

换句话说，政治改革一旦启动，便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民众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其可怕的。从动机上来说，清廷是希望以立宪来换取万世一统、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各种力量较量后的妥协，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一旦诞生便会自行滋长，它们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监督功能的话，它就不再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进西方民主的运作方式对破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固习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选举制度破除了传统政治的非竞争性，议会政治挑战了专制统治的非公开性，组织政党克服了民众参政的非组织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权体制下的非自主性。加之当时的新闻限制未严，其舆论的公开助势，更是缓解了信息的非对称性，民众也得以畅所欲言。

毫不夸张的说，这些来自于结构性的变化，不是革命，胜似革命。在立宪党人和民众的的努力下，假以时日，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逐步转型，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1）

在立宪派为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事情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革命党人却愤愤的向地上啐了口唾液，他们和立宪党人很快便分道扬镳，专注于革命大业。

不过，和立宪派的欢欣鼓舞不同的是，革命党人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这几年中却屡遭挫折。首先，同盟会的内部就闹不团结。由于同盟会是原有几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虽然孙中山在国际上和革命党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创立的兴中会当时已经几近消亡（只剩冯自由和梁慕光两人加入同盟会），而其中实力最强的是黄兴、宋教仁等人创立的华兴会。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便因为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激烈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

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该立刻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当时旁观的原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站在黄兴的一边，他认为孙中山这个人“素来不能开诚布公，做事近于专横跋扈”，“不如另外早以为计，以免烧炭党（太平军）讥”，于是也要提出辞职。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虽然黄兴最后勉强服从了孙中山的决定，但其本人仍旧是“意颇怏怏”。这件事对同盟会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退让下去，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和孙中山心存芥蒂了。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刘道一和蔡绍南在江西的萍乡、万载和湖南的醴陵、浏阳，发动会党和矿工举行起义，东京的同盟会员得知后，争先回国从军。当时江苏新军第九镇的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也有意响应，但起义不久便被镇压，刘道一等人在长沙遇害，赵声等人被革职。1907年3月，清廷得知萍醴浏起义是同盟会所为后，便要求日本引出或者驱逐孙中山。在清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赠送孙中山五千元，另有日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要将孙中山礼送出境。

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两千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孙中山开始的本意呢，其实是打算将余款用做军费，前往西南边境发动起义。

孙中山走了之后，《民报》的主编章太炎（原光复会员，《苏报》案坐牢期满后于1906年东渡日本接管《民报》）得知孙中山还接受了其它款子，他便立刻跳了起来。经章太炎这么一嚷嚷，这下同盟会本部可就炸开了锅了。同盟会的人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便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这时却正在西南联合会党发动起义。1907年5月，孙中山和冯自由联络参加了同盟会的三合会首领许雪秋、余丑等人在潮州黄冈起义，但起义坚持了数天之后便告失败。同年6月，为了策应潮州起义，孙中山又派邓子瑜联络会党在七女湖起义，但同样遭到失败。消息传到东京后，同盟会内部的“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

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揆一互相扭打起来；而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由于事态严重，刘揆一急忙致急函给黄兴和胡汉民，希望孙中山向同盟会本部引咎自责。孙中山复函说：“党内纷争，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而黄兴则复函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要求众人消除误会。

经过黄兴和刘揆一的努力调解，第一次“倒孙风波”才告平息。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很是明显，孙中山后来也不太过问同盟会本部事务，而同盟会组织也有涣散之势。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

在同盟会本部为孙中山赠款事件而吵闹不休的时候，原光复会的一些同盟会员在徐锡麟和秋瑾的筹划下，准备在安徽和浙江两地同时举义反清。徐锡麟是浙江山阴人，别号“光汉子”。他在1903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光复会，1905年创办半军事化的绍兴大通学堂，为举义培养干部。后来徐锡麟试图打入清政府内部，于是便通过表伯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的关系，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俞廉三的门生）的重用，当上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及陆军小学监督，并掌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之后，徐锡麟便让秋瑾接管大通学堂，两人在安徽和浙江分头准备举义。

秋瑾和徐锡麟是老乡（同为浙江山阴人），别号“鉴湖女侠”。她在1904年东渡日本，1905年分别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浙江负责人。1906年，秋瑾回国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并大力提倡女权主义。1907年3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总办，并秘密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号称有七千人之众。

后来，秋瑾与徐锡麟商定于7月19日（六月初十）在浙、皖同时起义。不料6月中旬有会党提前起义，导致官府对徐锡麟和秋瑾的动向有所察觉。徐锡麟得知消息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先起事。7月6日，恰逢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和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都前来祝贺，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掏出手枪对恩铭连发七弹，其它数十名学生也纷纷行动，抢占军械所。但是，由于敌众我寡，虽然徐锡麟将恩铭击毙，但他们很快便被镇压了下去。

徐锡麟举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秋瑾便立刻安排大通学堂的人员掩藏枪弹，焚毁名册，并迅速疏散。很快，安徽方面便查获了徐锡麟和秋瑾的往来通信，并通知浙江方面迅速捉拿。秋瑾认为自己系一女子，且无确凿证据，即使被捕也无妨，便让其它人散去后自守大通学堂，从容待捕。绍兴知府贵福平时与大通学堂多有来往，与秋瑾关系也还熟悉，便将她送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李钟岳审讯秋瑾也颇为难，一来他敬仰秋瑾确是才女，二来因她是女子无法动刑，便请示贵福如何处理，贵福怕秋瑾牵连自己，便电禀浙江巡抚张曾敭，将秋瑾“先行正法”。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最后于绍兴古轩亭口就义，年仅31岁。秋瑾就义前，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系一女子，死后万勿剥我衣服”。

在徐锡麟举义失败后一年，由于时值光绪和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打入安徽新军内部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乘机举事。熊成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后参加了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人创立的岳王会。岳王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后来在柏文蔚的主持下，会员大都加入同盟会。

1908年秋，清廷安排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新军在太湖举行秋操，也就是联合军事演习。熊成基等人当时在安徽新军中担任队官等职务，便想乘机发动起义夺取安庆，然后攻占南京，北进中原。1908年11月19日晚上，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全宝早有防备，熊成基的人马攻了一个晚上也没能拿下。按事前约定，城内的范传甲等人本应打开城门响应的，不料朱全宝先行一步，派人将城内的新军营房锁死，范传甲等人直到黎明时分才得以脱身，但这时熊成基那边已经传来失败的消息。范传甲大愤，独自前往行刺清军协统余大鸿，结果被捕遇害。范传甲刑前大呼：“我是汉族无用之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愿我同胞共同杀贼，勿因我之未成而气馁也！”

由于清军援兵已至，熊成基只好率起义军突围退至庐州（合肥），最后因为军心动摇，只得就地解散。熊成基先是逃到日本，后潜入东北谋刺海军大臣载洵，1910年因被人告发而被捕，最后在吉林遇难。熊成基临死前，供词中声称：“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3）

而此时的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则在西南频繁举行起义，他们在潮州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失败后，他们在1907年9月又联合加入同盟会的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在钦州发动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了防城，并发展到3000多人，但在进攻钦州和灵山的时候均告失利，又无饷械接济，起义军大都散入十万大山，王和顺则避往越南。

1907年12月，加入同盟会的广东会党领袖黄明堂被孙中山封为镇南关都督举行起义，队伍攻占了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等人闻讯后大喜，亲自赶到镇南关炮台助阵。数日后，大批清军援军前来进攻，义军发现镇南关炮台的大炮居然被固定（只对着越南一方），一时束手无策。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黄明堂等人虽然奋勇抵抗，但最终不敌而退入越南。

1908年，孙中山等人再接再厉，在西南发动起义，这就是两广钦廉上思起义与河口起义，也是孙中山领导策划的第七次和第八次武装起义了（其它六次分别为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和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越南。孙中山临走之前，安排胡汉民留守河内，并命黄兴为总司令准备再入西南发动起义，自己则前往香港南洋等地筹款。经过共同努力，黄兴后来在越南武装了一支两百人的“中华国民军南军”，并于1908年3月进入钦州。这支起义军与清军郭人漳部几经苦斗，在钦、廉、上思一带转战了四十多天，终因孤军深入、粮弹不济而被迫就地遣散，黄兴等人再次返回了越南。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联系前几次举事失败的黄明堂、王和顺等人再次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河口是滇南门户，与越南老街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清军在河口设有督办和炮台，有四个巡防营把守，装备全是德制毛瑟枪。黄明堂与王和顺等人潜入巡防营进行策反，并答应“凡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于是起义在4月30日凌晨爆发。起义军分三路从越南保胜暗渡河口，发起猛攻，而清军部分营勇倒戈响应，起义军在两小时后便攻占了河口。这一仗打得痛快，起义军缴获德式枪支千余支，子弹二十万余发，队伍扩充到三千人。

随后，起义军便以河口为根据地，分兵三路，深入云南境内三百里，声威大震。不过，会党毕竟是会党，其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太差，当时起义军粮饷殆尽，那些投降的清兵个个抱怨，不肯前进，甚至有的又反降过去。黄明堂等人没办法，只能向坐镇河内的胡汉民催款。胡汉民哪里有钱，只得再去问孙中山要钱，而孙中山一时间也没有，真是一筹莫展。

最后，孙中山没有送钱去，反派了黄兴前往云南河口前线督师。黄兴到河口后，黄明堂和王和顺等人发现黄兴没有带钱来，心生怨气，便不服指挥。而那些投诚清军更是不听调度。譬如黄兴亲领一军进攻蒙自，此军都是些投降清兵，他们没有拿到饷银，便一齐朝天开枪。黄兴愕然，问：“何事鸣枪？”众兵打着哈欠说：“走不动”，便乱哄哄抱枪坐于路边，不肯前进。黄兴又是急拉、又是苦劝、又是力推，这些兵都不予理会，最后居然一哄而散。

无奈之下，黄兴也懒得回河口便直接去了越南，想筹集了资金弹药再去进攻。不料，黄兴途经老街时被暴露，给法方截留并遣往新加坡。这时的河口起义军饷械不济，很快陷入困境。而此时清军增兵十营，分兵两路，将起义军三面包围。最后，起义军在坚持了近一个月后，河口失守。六百多名义军在黄明堂等人率领下，突围后撤入越南，后来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西南武装起义的连续失败，导致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威信严重下降，同盟会内部开始出现动摇。有人消沉，有人变节，有人改信别的主义。就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共和主义，如主编章太炎指责革命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论调很是悲观。1908年9月，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的数百张《民报》股票前往南洋筹款，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4）

陶成章，浙江会稽人（今绍兴），原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曾参与创建大通学堂，后来加入同盟会，是《民报》的第二十至二十四期的编辑人。陶成章本人倒是严于律己，但其性情褊狭，不能容人，一贯与孙中山不和。1908年9月，陶成章到新加坡找到孙中山后，要求拨款三千元作《民报》的经费。

时值河口起义失败，六百多义军被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遣送到新加坡，孙中山当时正为这些人的安置问题而头疼，他自己都得靠变卖自己的手表衣物相接济，最后他只能向陶成章摊牌说自己也无能为力。陶成章很是失望，便提出由孙中山开介绍函到南洋筹款的要求，孙中山表示同意。不过，当时南洋正处于经济危机，筹款也很难，很多华侨的手头也不宽裕，认捐的人不多。陶成章不知就里，便怀疑是孙中山在暗中捣鬼，一怒之下便决计撇开同盟会，重整光复会的大旗。

1909年初，陶成章在王文庆等浙江籍人的支持下，在爪哇重新成立光复会，并在南洋各地设立分会，以和同盟会分庭抗礼。不仅如此，陶成章还不断散布流言，说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等等。接着，陶成章又纠集一些人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其中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种十二项“罪状”，说孙中山贪污两万革命经费，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陶成章等人还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而在法国的张继此时也叫嚷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与陶成章遥相呼应。

对于陶成章等人分裂行为和恶劣攻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发起了反击。当陶成章带着《孙文罪状》到东京要求黄兴召开同盟会讨论此事时，遭到黄兴的断然拒绝。黄兴随后与谭人凤、刘揆一等人联名致函南洋同志，为孙中山辩护，而当时支持陶成章的只有章太炎等少数浙籍人士。孙中山则断然拒绝了陶成章的无理要求，他回函说：“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于是，陶成章的“倒孙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

随后，在汪精卫等人续办《民报》的时候，将陶成章、章太炎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

同盟会的内讧，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对此，前两年被《民报》弄得灰头土脸的梁启超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他曾欣喜地对别人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

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心发动新的起义，以激励人心。1909年10月，胡汉民、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开始策划广州起义。当时，原岳王会的同盟会员倪映典打入广州新军，朱执信等人通过陆军中学堂等渠道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在一切准备妥当后，起义准备在1910年的2月24日（元宵节）发动。不料之前广州新军和巡警营发生冲突导致事态扩大，两广总督袁树勋怀疑有革命党人在中煽动，便下令加强戒备，并收缴部分新军的枪械弹药。倪映典见情况紧急，便下令提前发动起义，但在进攻广州城的时候遭到水师提督李淮等部阻击，结果起义在次日即告失败，倪映典被乱枪扫死。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5）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正大家情绪低落之时，孙中山在欧洲给黄兴等人发电报，说正在和美国财团谈判商借巨款以革命，并建议在广州再次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集同盟会干部开会，黄兴、胡汉民、赵声和同盟会各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再次举行广州起义，具体计划是以青年革命党志士组成一支五百人的先锋队在城内首先发难，随后联络新军、会党、民军群起响应，攻占广州，随后北进中原。

会后，各人分头准备。1911年1月，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黄兴自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统筹部下设八课，负责交通、调度、储备、调查等，分别由赵声、陈炯明、胡汉民等人担任课长。另外，为了制造炸弹和暗杀工具，又设立了实行部，由方声洞负责。随后，各课人员纷纷潜入广州，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多处，各自开展活动。

这次的起义准备很充分，孙中山等人在南洋、欧美等地筹集了15万多元，购买了800多杆枪支和数万发子弹，并精选了一批年轻党员为先锋队（也就是敢死队），开始为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诸如为人所熟知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等人，都纷纷写下和亲人诀别的遗书（悲壮悱恻，一字一泪），以表示以身殉难的决心。另外，朱执信、谭人凤等人纷纷前往新军、民军和会党中进行联络，以作呼应。

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召开发难会议，决定在4月13日举事，分十路进攻：第一路由黄兴亲率，进攻总督衙门；第二路由赵声率领，进攻水师行台；第三路由徐维扬率领，进攻督练公所；第四路由陈炯明率领，防截旗满界等等。另外，还专设放火委员，以备临时放火，扰其军心。

虽然起义日期定在4月13日，但由于从日本订购的军火尚未到齐，而另外发生了两件意外之事，一是革命党人吴镜从香港运送炸弹时被查获，二是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这使得广州的气氛大为紧张。于是黄兴等人决定把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6日。

但当时清方似乎已经觉察了革命党人的举动，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淮都加强了戒备，巡警们也纷纷出动，在大街小巷开始盘查。这时，革命党内部发生了分歧，陈炯明、胡毅生等人主张推迟起义，而喻培伦等人则坚决主张立即起义。黄兴当时也是举棋不定，后来被喻培伦等人的情绪感动，便决定在27日下午5点半发难，并调整了进攻计划，由十路变成四路，分别由黄兴、陈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率领。但由于各种原因，陈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这三路并没有按时举行，实际上只有黄兴一路孤军作战。

27日下午5点半，黄兴宣布起义，他亲率敢死队一百七十余人，臂缠白布，直奔总督衙门。不料，张鸣岐早有准备，他听到外面的枪声后立刻从后门逃到了李淮的水师行台。黄兴等人冲进总督衙门一看，里面已是空无一人，而敢死队撤出的时候却和总督衙门的卫队及李淮的大队人马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互有伤亡，黄兴也在激战中被打断两指。由于其它三路人马和新军会党等都没有响应，实际上只有黄兴的敢死队在孤军奋战，最终寡不敌众，敢死队大半捐躯，极为壮烈。次日，赵声和胡汉民率二百多人从香港赶到，但已是无济于事。

是役，革命党殉国遇害者八十六人，皆为取义成仁的民族英秀。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敢死队员，平时大都是些文弱书生，是各省从各种专门学校毕业的有知有志的青年才俊，但在起义中却表现极为英勇，如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朱执信“攻署督时，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还有林文、林觉民等人，都最终抛头颅、洒热血，喋血街头。据统计，这次广州起义死难者有名有姓可考者86人，其中有72人的遗骸被党人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白云山麓的黄花岗，也就是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了。

青山有幸葬烈骨，黄花无情度春秋。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人原本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最终却只是作为革命小卒子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役后，孙中山语也曾是沉痛的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而起义领导者黄兴更是痛不欲生，赵声则在起义后不久愤然病卒。在失败的气氛下，革命一时陷入了低潮。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1）

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当时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这种暗杀行为，我们曾经称之为“革命义举”，但要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就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美英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他们的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当然，我们即使在同情的时候也不应对此表示赞成）。同样，暗杀作为暴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在清末的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的革命嘛。

《史记•游侠列传》里对古代的游侠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清末，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古代的荆轲、聂政也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尊崇对象。

另外，暗杀风潮的涌动和当时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正如《民报》所鼓吹的，“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盍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使若辈反省悔过耳”。陶成章后来从同盟会分裂出去后，也一直专注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不过，他倒没有做过成功的暗杀，自己反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12年）被人给成功的暗杀了。杀人者，蒋志清（介石）是也。

据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19次暗杀事件，为我们所熟知的有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其中，最厉害的是陶成章，他的谋刺对象是慈禧太后，其次是汪精卫等人，他们试图谋刺摄政王载沣（可惜他们都没有成功）。被革命党人计划谋刺的大都是掌管军事的高官，如陆军部长铁良、广州将军孚琪和广东水师提督李淮。李淮也是被谋刺最多的，他总共被四批革命党人试图暗杀。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而且，暗杀地点主要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北京的高官多而广州得革命风气之先。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不仅对于推翻清王朝有相当影响，而且，民国初年的诸多暗杀活动如宋教仁案，陈其美案等也与之有渊源关系。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2）

暗杀具有游侠精神，因而那些身体力行的志士故事极多。1905年试图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他就认为暗杀是革命排满的好办法，杀他一个就少一个祸害。吴樾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还是给他们来了一下子。当然，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当时革命风气还没有起来，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就有点“斩首行动”的味道了，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范传甲谋刺协统清军协统余大鸿和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后来刺杀广州将军孚琪的同盟会员温生才也属于这种。这种暗杀活动，主要是为了给起义扫除障碍，并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譬如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它学生也纷纷相应，抢夺军械，会场顿时一片哗然，各文武官员们抱头鼠窜。

但是，斩首行动还不彻底，虽然恩铭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已经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恩铭也是糊涂，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徐锡麟的手下。

前来参加典礼的巡警部侍郎毓朗亲自审问徐锡麟，喝令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别洋洋得意，你若慢走一步，恐怕也被我击毙了！”接着，徐锡麟又问：“恩铭死了吗？”安徽按察使联裕等人骗他说巡抚大人仅受微伤，徐锡麟听后很泄气，低头不语。联裕便说：“你可知罪？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听后忽然领悟，大笑道：“看来恩铭死了嘛！恩铭死了，我志得偿！我志既偿，即使千刀万剐，我也在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突然，徐锡麟用手一指联裕，道：“你运气好，没死！”联裕被他一指，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徐锡麟也不用什么审讯了，便自己拿笔写供词说：“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

当毓朗等人问及其是够和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锡麟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极为惨烈。

不过，虽然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的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张鸣岐无语。

随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3）

当然，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的确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愤激之余，汪精卫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清廷的伪立宪，也不能昭雪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的诬诟，并振起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于是，他决定要去北京干一票大的，刺杀当今的准“皇上”：摄政王载沣。他要让梁启超这些人看看，革命领袖也不全是贪生怕死之徒。

但是，汪精卫的决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作为同盟会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傻事呢？这样岂不是太不合算。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听说汪精卫作了这个决定后，立即电令冯自由将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但冯自由也没有把汪精卫堵截住，最后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招募志同道合者，策划暗杀之事。

随后，汪精卫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川人黄复生，另一个则是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英勇战死的炸弹专家喻培伦。当然，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汪精卫后来的老婆，南洋美女陈璧君。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到北京后，假装开了间“守真照相馆”，准备刺杀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当时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进宫上朝的路上有座甘水桥，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桥下埋设炸弹，待到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将载沣炸死。不过，汪精卫等人毕竟不是职业刺客，没得经验也不够专业。他们去桥下埋炸弹的晚上，不巧被人发现，结果招来了巡警，虽然汪精卫等人得以脱身，但炸弹被巡警发现，此计划宣告失败。没过几天，大批警察便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企图暗杀摄政王，而且行刺者竟是革命党高干汪精卫，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当时便亲自前来审问，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案犯竟然争着说自己是主谋，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善耆听后颇为动容，放下朱笔，连称“义士”、“义士”。于是乎，最后的审判结果也是出乎意料。按理，这种罪大恶极的叛逆之事判个凌迟、株连九族也不为过，但善耆经请示载沣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不过判了终身监禁而已。这样的结果，既保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性命，又为载沣和善耆赢得了“爱才”之名，这大概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

当然，汪精卫不愧是有才之人，他在狱中写的几首诗也是脍炙人口，如这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过，本应在狱中苦熬一世的汪精卫不但没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于外面的革命形势也变化太快，汪精卫入狱不过一年半，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王朝随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同样，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关键时刻，刚刚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为了今后的发展，主动请求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保释，汪精卫也由此大红大紫，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不过，令人扼腕长叹的是，这位清末大英雄和革命元老在后来的抗战中居然投靠日本，做了头号大汉奸。世事无常，夫庸何言？

也许有人想，汪精卫当时要是死了，那该是一个多美好的传奇啊。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1）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正如前文所说，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诚然，清廷在1909年和1910年设立了谘议局和资政院，但立宪派认为谘议局受制于督抚，而资政院为非驴非马之议会，因而大都希望能在两三年内便召开国会。1910年资政院在讨论“速开国会案”时，议员们全体赞成并起身欢呼，足以见其心情之迫切。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代表到北京后，向都察院呈递了由直隶谘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的“速开国会”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遍谒朝臣，寻求支持。他们开始去求见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但让代表们感到安慰的是，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不过，令代表们失望的是，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请愿速开国会之事作了答复。上谕中虽然对代表们的爱国热忱“深表嘉悦”，而且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还是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要求。

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1910年6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150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6月16日，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到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嚇”，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2）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于是，这次朝廷发布的上谕口气更加严厉，“毋得再行渎请！”

第二次大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讨论形成三个决定：一是请愿代表范围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远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1910年7月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看来留日学生支持立宪的也为数不少）。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

1910年8月15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九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另外，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那就是速开国会案，目的不达到，各谘议局即行解散。不久，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时热闹非凡，轰动京师。

10月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0日后，河南各界人士3000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10月23日，山西太原民众1000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5000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10月30日，福建各界人士5000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6000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近30万。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3）

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10月25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等18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各省实力派官员的表态，对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活动是极其有力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议院。对此，江浙等省的立宪派则觉得朝廷已经让步，不宜再行追逼。但部分请愿人士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等三年，特别是东三省的请愿代表，更是坚决要求速开国会；12月2日，奉天省城学生数十人前往省谘议局面见议长和副议长，当场割指刺股写血书，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活动。

但是，清廷不愿意再行更改，随后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还将直隶代表温世霖找了个借口发配新疆充军，以杀鸡儆猴。与此同时，清廷则命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于是各地在官方的组织下，张灯结彩，军乐队开道，群众和学生手提红灯，高唱爱国歌，三呼万岁，“庆祝国会”四个大字则随处可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管怎么说，在这场运动中，那些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还有那些割臂、割股写血书的壮举，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民众正在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致力于促进一种大变革的发生。从这点来看，第三次国民大请愿运动不仅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相媲美，即使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事情很快又突转急下。按照修订后的预备立宪规划，宣统三年（1911年）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组建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在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载沣任用满族亲贵的祸端也在这次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在不经意间犯下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举。

梁启超在第三次请愿之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梁启超更是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贯主张改良的梁启超都这么说了，不要说宣统八年，就是宣统五年恐怕也再不会来了。

第九章、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在上海修建的沪淞铁路，于1876年7月建成通车。为讨好地方当局，这条铁路的火车头分别命名为“天朝”号和“先锋”号，但这并不能打消那些清朝官吏们的疑虑。特别那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和发出巨大响声的汽笛，立马把那些封建士大夫们吓得半死，他们以破坏祖宗成法为由，多方交涉，要求火车停运；而火车经过之处，那些农民也叫苦连天，他们看到这从来没有见过的庞然大物横穿田地，骚扰自己的家园乃至祖坟。当火车开过来的时候，这些愚民们更是被吓得抱头鼠窜。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所难以容忍的。

沪淞铁路通车后的第二个月，发生了一个事故：一个兵丁和火车抢道被撞死，这下把沿途士绅和愚民们的怒火全点燃了。在清朝官员和地方士绅的煽动下，沿途的民众们冲进沪淞铁路办事处，捣毁了英国人的铁路公司。骚乱既起，清廷也不能坐视不理，便高价将铁路买下后全部拆除，最后将那些铁轨等全部抛进了吴淞口外的江海之中。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这“大铁牛”原来也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也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最开始的时候，清廷制定的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而西方的财团则盯上了中国铁路投资的黄金机会，因而当时修建的数条铁路的资金主要来自与外国资本。但是，外国资本在修建铁路的同时也控制了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铁路的借款合同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

正因为“合股官办”的模式存在路权丧失的种种弊端，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特别在庚子之役后，“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几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1904年，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铁路建设是一向周期较长的大投资，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或者后路未修，前路已坏。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四川在1949年前仍无铁路）。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在效果未必上佳。

在这种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2）

新上任的邮传部领导盛宣怀偏偏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稍欠妥当的政策，那就是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

盛宣怀早年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织布局等，一度还被张之洞聘请经理汉冶萍公司。后来，盛宣怀受命督办铁路总公司，也算是搞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后来，袁世凯势力起来以后，他因与袁不和，其权力大部被夺。1906年，铁路总公司先后被唐绍仪和梁士诒主管，盛宣怀很是失意。直到后来袁世凯被赶下台，盛宣怀才得以复出，出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上台伊始，便决定执行干路国有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粤汉、川汉铁路，并重新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问题被免职的端方为督办大臣。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的确有不妥之处。盛部长经营铁路建设多年，其想法不能说不对，只是做法也未免心急了点。他在宣布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更不明智的是，盛宣怀明知此政策势必引起反对，却在上谕中宣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盛宣怀的决定，对当时民情汹汹而政府威信丧失殆尽的情况完全考虑不足。

果然，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千人集会，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是判若两人）。不过，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加上保路会内部的分化，两湖的保路运动也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

但此时的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不料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当时的川省铁路董事会实际上是由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控制，他们请愿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朝廷拒绝，而这次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更是极为的愤慨。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的路股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四川路股则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拒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妥协。话说回来，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而更应该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可惜的是，盛宣怀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盛宣怀和端方失去了耐心，8月中旬，他们派人强行接受了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3）

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出现听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供以香火，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大家走上街头，群情汹涌。很快，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到了四川各地后，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川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即刻入川。但是，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也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对此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则于9月7日在成都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以试图平息事态。不久，赵尔丰令贴出告示，命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不料“格杀勿论”的恐吓居然没有生效，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当时的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紧张得发抖冒汗。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他也是焦虑万分，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和尖叫，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无计其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在这个血案里，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却发给恤银&not;－－－这些人等于是白死的。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

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得急切通电求援。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对赵尔丰也失去了信心，随后便决定饬派鄂、湘等６省援军赴川。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其它的官员对控制四川危局和清廷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后来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10月26日，清廷将“误国首恶”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1月28日，被清廷委任为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12月22日，成都血案的制造者赵尔丰被成都军政府正法。

王朝的末期，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就像熊市里利好也会被当成利空来炒作。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本无大错，却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进而导致清王朝的覆灭，这大概也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1）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共进会是当时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当时由于同盟会东京总部闹不团结，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则以南洋为基础，专事西南起义又屡不得手。对此，一些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湖北刘公、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便认为，同盟会不重视在长江流域的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共进会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1908年冬，共进会员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先后返回国内，并于次年在武汉和长沙分别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他们积极发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与此同时，江西共进会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的基础上，由邓文翚的主持下秘密发展。在1909至1910年间，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受控制，依靠他们举事难以成功，于是便将联络的重点转向了新军。

事实上，在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其实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它是由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比共进会还有多一倍。这两个组织发展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在此情况下，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特别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而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在过完了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yao中引发爆炸，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

这可是个大案子。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2）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这样，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都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抓到这些革命党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而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不过，瑞澂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并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七点多的时候，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于是陶排长便怀疑其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金兆龙的枪。金兆龙在与其揪斗时大呼“同志动手！”

于是同棚的士兵程定国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就不说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于是便当机立断，宣布起义。在他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居然大声喝阻，可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他们胸膛。于是士兵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到了楚望台军械所那边，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指挥服众，所幸他胸怀全局，欣然顺应了士兵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摧毁后便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也算是老革命。而且，吴兆麟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受命后一边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但形势发展却向着革命党人的这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挨一枪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自己的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分别由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而在城外的塘角那边，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处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也纷纷行动，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集体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军事专业人士，一旦动起来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都集中了兵力，而真正和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3）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终于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这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何等的悲凉啊。

当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但是，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他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却自称非军人，以“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说来有趣，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188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参与修建炮台和训练新军，并曾三次赴日考察军事，后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时，他自知情况不妙，躲到了在幕友刘文吉家中。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来了。情急之下，黎元洪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但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的连道：“莫害我！莫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

就在同时，清廷在得知五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被革命党人占领后，大为震惊，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派出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而革命军的这边则来了个黄兴，双方在武汉三镇展开激战，互有攻守。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陆军大臣却指挥不动，这些人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非袁宫保不能指挥，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面对革命形势已渐如星火燎原之势，各方声音都在喊：“非袁不可！”载沣无可奈何，只能去请袁世凯来收拾局面。

但是，载沣不要人家的时候一脚把人踢开（还真就找了个足恙的借口），出了事又找上门去，那袁世凯岂是那么好摆弄的？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据说溥仪登基的时候，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这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了，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保住皇位，清廷作了最后一次让步，这便是在1911年11月3日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简称《十九信条》），并宣称即将速开国会，并迅速编纂宪法，以确定立宪政体。但是，迟了，清廷的信用早已丧失殆尽，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说，“一切反动阶级，你不打，他就不倒”。孙中山说，“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那些统治者一贯如此，无论他们怎么开明，也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力，真诚而和平的交给另一个集团。当时的条件下，指望清廷自动放弃政权并建立民主国家，对于反抗者来说，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仅此而已。既然那些皇族亲贵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革命者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学会妥协。

不过，不懂得妥协并不是件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妥协便是专制，不懂得妥协，往往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本就是一种有风度的对抗，而不应是街头政治。正因为如此，清廷颁布的《十九信条》还是颇有可看之处的。这十九条的内容并不复杂，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应该是有了本质的差别。研究者和读者如果将此轻易的放过，未免过于可惜。

且看《十九信条》的内容，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这四条是君主立宪国的通例，也意味这皇帝的权力已经被基本剥夺，向英国的“虚君”制发展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加上第八条“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的规定，其实已经排除了皇族亲贵干政的可能性。

后面的这些，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

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媾和，不在国会会期内，由国会追认之”。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每年出入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预算；又预算内规定之岁出，预选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之议决事项，由皇帝宣布之”；

第十九条，“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会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这些规定，其实是确认了国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立法权，而且责任内阁和司法机关的产生，都取决于国会。这相对于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一元专制结构来说，《十九信条》体现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中国传统政体的结构性问题，带有有三权分立的味道了。对于清室来说，也已算让到了极点，其地位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家差不多了。如果以此建立民主制度，也未尝不可。但是，此时已是形势不饶人，革命党非嚷着要皇帝退位。

妥协，哪那么容易！

袁世凯见革命党许诺给大总统做，斟酌再三后，决定牺牲清室，管不了那么多了。1月16日，袁世凯亲自拿着折子到养心殿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这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孤儿寡母，哪里下得了这决心？可此时摄政王载沣也已经解印回府，即使他来，又有何用？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迟疑不定，便又买通了老庆、那桐和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这还不算，袁世凯最后来了个杀手锏，让那些北洋将领公开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便要回师北京。

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已经是彻底的完了。偏这时还有几个忠心的皇族亲贵，搞出个什么宗社党，非要保大清不亡。这下恼了那革命党，1月26日晚，那宗社党的首领良弼便被活活炸死，吓得那些亲贵忙不迭的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吓得是几天都睡不着觉。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退位保命罢。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包括：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此外，还规定了皇族和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也蛮可怜的，由慈禧太后指婚给光绪后，并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慈禧、光绪一死，这大清灭亡的责任还得她来背负。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可想而知。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那个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

辛亥革命后近四十年的内乱表明，国人在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而又缺少了皇权的保护，这对国人来说是一种双重迫害－－－至少以前还有皇上做主呢。一味的要求废除皇权，照搬他国模式，未必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辛亥革命的理想虽然看起来很美，但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幅空招牌，其他的还是一切照旧。更有甚者，那些没有皇帝头衔却没有任何约束的大大小小军阀的统治，比之皇权之治，其实更加的黑暗。

革命的破坏，就好比将病人枪毙了事，固然简单易行，但这不等同于制度的再造。事实上，很多革命重建的效果远远不如改良的重构，革命带来的往往是暴力的反复，而不是进步的归宿。但可惜的是，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掩盖了国家和民族真正需要思考的目标。可笑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寻找替罪羊总是比真正解决问题来得方便，而且老百姓也乐意接收，这也成了民族的传统。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理想，实际上是超越了当时历史的实情和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国内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事实上，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这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辛亥革命在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中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在晚清帝国凋零了数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依旧盘绕在国人的心中，不能忘怀，苦苦思索却又不得其解。难道这是历史的宿命？

曾几何时，清廷宣布立宪后，马相伯在上海的各界人士庆祝会上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明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案。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当时《华字汇报》还有人作《欢迎立宪歌》：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

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

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乃今朝。

古维扬，新学界，倾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可叹的是，清末各种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使得清廷这十年来新政和立宪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东流。这所有的一切，伴着那首已经模糊的立宪歌一起，都已经渐行渐远，渐成挽歌。

序言（本书观点所在）

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晚清的最后十年与辛亥革命的再反思

曾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这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把皇帝打倒在地而未能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很激进甚至很得人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毫不客气的说，在上个世纪的前半程，中国仍旧是需要皇帝的，毕竟历史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不宜盖棺论定。在笔者看来，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未必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和其后的几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暴力革命远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历史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的追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换句话说，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一时的头脑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历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与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立宪和改良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叹的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致命的真空。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的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诚哉斯言。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在帝国崩溃前的的最后几年中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立宪派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沦为配角，甚至成为了时代所谓的“反动派”，这最终的结果便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即小农经济转向工业社会未完成前），强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够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权力掌握者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立宪主张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新政和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是为《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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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观点：1、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3、当权者要善于积极的妥协，民众要学习有风度的对抗，这才是国民幸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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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发行）

参考书目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着作，因为体例原因，未能在文中标注，特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

2、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和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5、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来新夏：《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0、王先明：《清王朝的崩溃：公元1911年中国实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夏白鸽：《隐藏的宫廷档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12、张朋园：《立宪派和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

13、徐宗勉等编：《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高阳：《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16、谢远学：《狂潮：中国百年风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7、秦方：《枘凿硬接总是伤：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书屋》2006年3期。

18、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21、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22、郑师渠：《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叶曙明：《大国迷失：帝制崩溃后十字路口的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6、张研：《1908:帝国往事》，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27、张研：《原来袁世凯》，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28、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9、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马克戈万：《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1、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2、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4、魏建国：《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英国崛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5、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年版。

36、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张建伟：《老中国之死》，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38、王皓沅：《细说清宫十三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0、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左玉河：《失去的机遇：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再认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2、西门送客：《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另：感谢中华文史网、国学数典等历史专业网站。

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一、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1900年

6月，义和团运动进入北京。

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往西安。

10月，李鸿章到达北京谈判和约。

1901年

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宣布推行新政。

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的领导机构。

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废八股。

9月，清廷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清廷下旨将捐纳制度永远停止，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谕令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

11月，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1902年

1月，慈禧太后携光绪回到北京；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

4月，清廷与沙俄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将东三省归还中国。

5月，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开始修律活动。

10月，刘坤一去世。

1903年

4月，沙俄提出7项无理条件，拒绝按约从东北撤兵；荣禄去世。

6月，《苏报》被查封，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逮捕，史称“苏报案”。

9月，清廷设立商部（后改名为农工商部），以振兴工商。

12月，清廷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

1904年

1月，清廷制定“癸卯学制”，确定了教育制度和体系的重大转型。

2月，日俄战争爆发。

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计划。

7月，英军入侵西藏。

1905年

5月，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成军。

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9月，清廷下诏废除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正阳门火车站遇炸。

10月，北洋军举行“河间秋操”；清廷设立巡警部（后改名民政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

11月，清廷设立了考察政治馆。

12月，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清廷设立学部；陈天华在日本投海自尽，以死激励国人革命觉悟。

1906年

4月，《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

6月，袁世凯开办了保定军官学堂。

7月，宪政考察团相继回国。

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10月，清廷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北洋军与湖北新军等举行“彰德秋操”。

11月，清廷发布新官制，内阁和军机处仍旧不变，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11个机构，即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同月，清廷下旨制订报律，颁行禁烟章程10条，定期10年禁绝。

1907年

5月，同盟会发动潮州黄冈起义。

6月，同盟会发动七女湖起义。

7月，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很快失败，秋瑾随后遇害。

8月，清廷奖励振兴实业。

8月，清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

9月，同盟会举行钦州起义。

12月，同盟会镇南关起义。

1908年

1月，清廷颁布大清报律。

2月，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

3月，同盟会举行钦廉上思起义。

4月，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

6月，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

7月，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8月，清廷批准《宪法大纲》，定九年预备立宪期。

11月，光绪病逝，寿38岁；次日，慈禧太后病逝，寿74岁；熊成基在安庆发动起义。

12月，宣统（溥仪）即位，定次年为宣统元年。

1909年

1月，清廷颁布调查户口章程；袁世凯被开缺回籍；清廷命各省正式成立咨议局，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

10月，张之洞去世；各省咨议局召开首届常会；清廷颁布《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

12月，16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决定赴京请愿。

1910年

1月，16省代表赴京请愿速开国会遭拒。

2月，同盟会策动广州新军起义。

4月，汪精卫等人刺杀载沣未遂被捕。

5月，清廷公布《大清现行刑律》。

6月，孙洪伊等人发起第二次国会请愿高潮。

7月，清政府公布人口调查数字，全国人口为4.2亿。

10月，中央资政院正式成立；请愿代表发动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11月，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三年。

1911年

1月，首届资政院大会闭幕。

4月，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广州黄花岗起义

5月，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皇族内阁），次日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

6月，四川省成立保路同志会。

9月，成都血案爆发，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随后荣县独立，为全国独立之先导。

10月，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相继独立。

11月，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重组内阁；清廷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相继独立；清廷命迅订议院法、选举法，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孙中山归国，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2月，摄政王载沣退位。

1912年

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2月，清帝下诏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后记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这里的人们即将能乘上电车。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财富在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而在革命后，《泰晤士报》又发表了一篇政治评论说：“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象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用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取代君主政体呢？”

很奇怪的是，外国人对清末的观察和对革命的担忧似乎和我们的主流描述大不相同，而莫里循所描绘的景象很快便被革命打破了。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后岁月大都是极为的不堪和破败，至少在当年革命志士们留下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多是痛苦、彷徨、恐惧和失望。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后十年何以会如此的模糊和矛盾呢？

或许，这就是笔者要写这本小书的原因了。和以前的作品一样，本书也坚持用一种温和的、人性的平民化史观，尽可能客观的去理解和描述那个时代。笔者曾用“西门送客”的笔名出版了上一部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那本书的起点是鸦片战争，结尾是庚子年，而这本小书正好承接前一本，主要围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立宪和革命三个主要内容。限于笔者的学识有限，文中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多为担待。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万哲老师，在笔者的上一部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尚未出版时，万老师便向笔者约定此稿，足见对笔者写作风格的认同和厚爱。另外，我还要感谢天涯社区煮酒论史、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起点中文网、新浪读书、搜狐社区、和讯博客、天涯博客和新浪博客等网站社区，正因为网络世界的存在，笔者的作品才拥有了众多的读者。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在我的写作时期，她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金满楼于上海2008年3月

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1、慈禧太后（1835－1908），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生皇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晋封懿妃。咸丰七年晋封为懿贵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随咸丰逃往热河行宫。1861年咸丰病死热河,载淳即位，是为同治。是年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独揽朝政大权，开始垂帘听政。1874年底,同治去世，慈禧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即慈禧胞妹之子）载湉为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光绪亲政后于1898年进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等逃往西安，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回到北京，随后推行新政和立宪。1908年十月，在光绪帝去世的次日,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亦死于西苑仪鸾殿，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2、光绪皇帝（1871－1908），爱新觉罗.载湉，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的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1875年于同治皇帝病死后继位。光绪年幼时由慈禧专权。甲午战争后，光绪“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1898年，光绪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意见，下诏变法，推行新政，但很快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失败。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光绪在其最后的十年中重病缠身，于1908年病死，终年三十八岁，光绪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西陵。

3、隆裕皇后（1868年－1913年），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侄女。光绪十五年（1888年）正月被立为皇后，但其与光绪的关系一向不好，且无子嗣。1909年光绪和慈禧相继病死后，因宣统帝溥仪年幼，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1912年，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诏书，大清灭亡，但仍与溥仪等居于紫禁城。1913年病死，年四十六岁，与光绪帝合葬河北易县崇西陵。

4、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是为淮军。后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并于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八国联军后赴北京谈判《辛丑条约》，后于1901年11月因病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等。

5、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同年，得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1898年于北京成立保国会，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康有为深得倚重。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逃亡海外。1899年在海外创设保皇会。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等139种。

6、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1889年中举，1890年投康有为门下。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政变发生后逃亡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影响很大。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后见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参与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7、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一向为慈禧太后所倚重。甲午战争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随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荣禄于1903年去世，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等。

8、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81年到山东登州投淮军统领吴长庆，任营务处会办。次年随军赴朝鲜，为朝鲜国王编练“新建亲军”并镇压“开化党”而获清廷褒奖。1885年被李鸿章保荐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即驻朝鲜全权代表）。1895年被委派到天津小站练兵。戊戌变法期间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1899年署理山东巡抚，积极镇压义和团。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任会办大臣，掌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北洋6镇成军。1909年因满族亲贵忌嫉，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1911年武昌起义后获清廷授权组织内阁。1912年2月12日迫使清帝退位，15日被举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准备复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制申令，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此举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讨袁。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北京病死。

人物介绍2

9、载漪(1856－1922)，爱新觉罗氏，嘉庆帝第三子惇恪亲王绵恺孙。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其妻为慈禧太后之侄女。1893年，授御前大臣。1894年封瑞郡王。1900年初，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立其子溥儁为大阿哥。1900年利用义和团排外，力主慈禧对外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1901年清政府与联军议和时，被指为“首祸”要求惩办，后被发配新疆。

10、岑春煊（1861年－1933年），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曾中举人，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按察使。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后授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1904年，岑春煊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在1907年的“丁末政潮”的党争中失败，退出清末政坛。

11、刘坤一（1824－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以军功起身，历任广西布政史、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试图废黜光绪帝，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首先通电反对。1901年，与张之洞联衔上“江楚三折”，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实为清末新政之纲领。著有《刘坤一集》传世。

12、张之洞（1837—1909年），字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曾为朝廷清流派的重要成员。1881年后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大力从事洋务活动。1900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1901年，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与刘坤一联衔上“江楚三折”，后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开创近代教育体制。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13、奕劻（1838～1917），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随慈禧太后等逃往西安。次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3年，荣禄病死，奕劻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兼管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记”公司。新政时期，受袁世凯重金笼络，与之结为同盟。1911年，奕劻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清帝退位后，奕劻避居天津租界。

14、载沣（1883－1951），爱新觉罗氏，字伯涵，号静云。醇亲王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八岁袭醇亲王爵位，1901年代表清廷赴德道歉。回国后，由慈禧太后指婚配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1908年为军机大臣。同年，宣统帝继位，以摄政王监国，时年二十五岁。后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以其弟载涛、载洵及皇族毓朗等分掌军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无法控制局势，被迫解散皇族内阁，并于12月6日辞去监国摄政王，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在京深居简出。

15、溥仪（1906～1967），爱新觉罗氏，醇亲王载沣之子。1908年11月，3岁的溥仪被立为嗣皇帝，年号“宣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代行颁布《退位诏书》。根据清室退位优待条件规定，不废帝号，仍居宫禁。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恢复宣统年号，但12天后便告失败，溥仪再次退位。1924年，冯玉祥等将其驱逐出宫。1932年3月，溥仪当上伪“满洲国”执政，次年改称伪“满洲帝国”皇帝。1946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被苏军俘获，被关押五年后移交给中国政府。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1967年10月病逝，著有《我的前半生》。

16、载泽(1876－1928)，爱新党罗氏，光绪三年为辅国公，二十年晋镇国公。1905年被派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日本和欧美考察宪政。次年回国后奏请改行立宪政体。1909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督办盐政大臣。1910年充纂拟宪法大臣，1911年任皇族内阁度支部大臣。著有《考察政治日记》等。

17、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历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署理湖广、两江总督。1905年被派出洋考察，回国大力主张实行宪政。端方积极支持教育改革，成绩斐然。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弹劾罢官，1911年9月受命督办川汉铁路，入川途中被革命党所杀。著有《端忠敏公奏稿》等。

Table of Contents

书籍信息

目录

作者与内容简介

序幕

上卷：新政

第一章、变法失败，拳民暴起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1）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2）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2）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1）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2）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3）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1）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2）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3）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4）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1）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2）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1）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2）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3）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1）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2）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3）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1）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2）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3）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4）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1）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2）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3）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1）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2）

第三章、强国先强军，袁世凯横空出世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1）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2）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3）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1）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2）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1）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2）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3）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1）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2）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3）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1）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2）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3）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4）

中卷：立宪

第四章、五大臣出洋取经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1）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2）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3）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4）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5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1）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2）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3）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4）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5）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1）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2）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3）

第五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1）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2）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3）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1）

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2）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3）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1）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2）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3）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4）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1）

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2）

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3）

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4）

第六章、立宪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1）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2）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1）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2）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4）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1）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2）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3）

下卷：革命

第七章、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

第七章、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上台（1）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2）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3）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4）

一、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5）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1）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2）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3）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1）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2）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3）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4）

第八章、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1）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2）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3）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1）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3）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4）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5）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1）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2）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3）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1）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2）

四、宪政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3）

第九章、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1）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2）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3）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1）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2）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3）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序言（本书观点所在）

参考书目

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后记

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人物介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