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生命在于浪费笔墨

这些年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每到年终，总会可以集成一本或者两本叫书的东西出版。没名的时候，出本书难于上青天，有点名了，不断会有人找你出书。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混出来就算熬出来了，混不出来，纵有天大的才华，也是明珠埋在沙子里，不见得有人专门会辛苦地扒开沙子来找。我相信，就人才而论，埋在沙子里的明珠，肯定比那些被人采去放在帽子顶上，或者挂在美女脖子上的多。

我曾经说过，卖文为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期望做官，没心情经商或者干点别的发财的事儿，养活自己和家人，大概只能卖文。古代文人管卖文叫做煮字疗饥，字得写出来，还得煮熟，才能一充饥肠。除非名气特别大，一般日子都过得不怎么样。真正过得好的，或者走仕途，或者走商道，不会一个字几个钱地斤斤计较。但凡是卖文的人，无一例外要计较，即使口中不说，心里也嘀咕。卖文卖到今天这个地步，最怕的是人家跟你套交情，然后稿子索走，稿费不论，或者压得很低很低。前几日看明人笔记，说有卖文者，碰上一位世交，仗着交情索取他一篇文字，不给稿酬。那人踌躇半晌说道，我这个人没有钱写不出东西来，这样吧，你先拿五两银子放在我的案头，催催精神，等我写完了再还你如何？看到此处，不禁拍案叫绝，真合我心。下次再有套关系少给稿费的，一定照此办理，先让他在案头放上两叠厚厚的人民币再说话。当然，放完了我还不还他，可就两说了。

当然，说归说，真要是朋友逼到墙角了，稿费再低，估计也只能写。中国这方面的现行政策不够完善，稿费起征点奇低不说，网络转载，作者一文莫名。一篇文字，转得漫天都知道，你也就只能拿到最初发在纸媒上的那点钱，待遇跟一点没转载的文字一样。书卖得稍好，盗版就会上来，而且没有人管。据说靠青春写作的人，不怎么怕盗版，因为90后、00后的人，看书如追星，非正版不碰。但我们这些写给成年人看的书，命运就大不一样。读者理性多了，算计之下，还是盗版合适。所以一旦盗版起来，书就死活卖不动了，版税也就没了。因此，当今之世，所谓的卖文为生，也就是活着而已。我的情况稍好，有一个教书的职业，卖文的收入已经足以养家，但讲发财，还是离得太远。

说到底，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读书写字，其实就是自己的一种习惯，连爱好都谈不上。社会责任感不能说没有，但并非每篇文字都是责任感驱使出来的，好些文字，其实就是读书读到哪个地方了，忽有所感，不写出来吧，手痒得紧，就这么变成了铅字。这年头，不仅吃这碗饭的人多，而且风紧，意思表达，稍有不慎，撞到枪口上，就换不来银子．只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即使这样，也有被删掉的危险。

总的来说，祸从口出，写字的人，写出来的字，就是自己的口。古往今来，都是要当心的。这些年写得多了，招人烦，招人恨，我已经很有感觉了，好些人一直在为我担心。只是，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事逼得你不得不说点什么，三缄其口，自己都感觉窝囊。官字两个口，民有一张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好些小狗其实连叫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我至少还属于能叫的小狗，能叫而不叫，对不起上苍给的这张口。叫的时候，还能换点狗粮回来，知足吧。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要没有人像贾府里的小厮们把我捆起来，塞上一嘴的马粪，我多半还是会这样写下去，如果学校当局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样，解聘了我的教职，我就更得写了，写些不三不四的文字，让在我看来不三不四的家伙不舒服，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现在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几天不写，浑身难受。上天生人，各式各样，像我这样的，大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浪费笔墨。过去有笔砚，后来有钢笔墨水，现在有电脑键盘，在笔墨的进化中，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张鸣

2011年11月26日，于京北清林苑

时评

二十一世纪的封建土围子

欧洲和中国古代，都曾存在封建制。封建制度，贵族恒为贵族，农人恒为农人，做工则世代为工。世袭，是那个世代的最基本的特征。中国的封建制，战国以后就消失了，欧洲的封建制，也灭亡了几百年。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偏又出现了“世袭招聘”的怪事，事情发生在温州的公路管理部门，人们发现，那里的员工招聘，多少年来，大体是内部消化，非自己人的后代莫问。

这样的用工世袭制，一直都有听说，铁路，水务，烟草专卖等等部门，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己人优先的潜规则，当然，做到温州公路部门这样规模的，还是需要一点胆量。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国家的，子女顶替父母上班，曾经相当流行。但是，市场经济的到来，打破了这个格局，用工世袭不灵了。好些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弄丢了铁饭碗，自然世袭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转制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负有国家管理职能的部门，它们半是国家管理部门，半则具有企业的功能，旱涝保收，从来就没有一般需要转制的国企那样的生存压力。改革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们的日子反而越来越好过。这样的单位，由于日子好过，里面的人不仅不想出去，而且希望自己的子女子承父业。加上这样的单位，原本就没有经过正经的改革，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基本照旧，于是，在行业的默许下，用工世袭制一直就没有消失，在需要招聘的时候，招聘就自然成了幌子，人家该世袭还世袭。只是，世袭的特权只属于系统内的领导。

不用说，这样的世袭招聘，在它们的行业内部，的确是一项得官心的“善政”。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社会而言却相当有害。这样的国家单位，理论上讲，是纳税人供养的。现在的自我生财能力，其实并不合法。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圈起一个土围子来，世袭为王。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是部门内部人的封建领地。况且，这些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社会流动出现停滞趋势。一个个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土围子，无疑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的趋势。一项国外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父母所受的教育对子女前程影响巨大，而他们是干什么的，则对子女影响不大。而在当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对子女前程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所处的位置。如果父母是国家单位的，影响就更加正面。

人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性的减少，底层的人们上升渠道的堵塞，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危害极大。像温州公路管理部门这样的土围子，也许并不是造成特权横行，社会阶层固化的最大元凶，但是，如果连这样的土围子都打不掉，整个局面的好转，怎么可以期待呢？

被安排的孩子们

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一些被安排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家境都不错，老爸或者老妈大抵有本事。这样人家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切，幼儿园，小学，中学，如果考大学，专业肯定是家长选的。如果出国，一切也由家长定。有更夸张的，三岁四岁，就给安排成了公务员，长大之后，绝不担心找不到工作。没这样夸张的，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家长肯定也给找好了工作。当然，找的时候，一般不问孩子的意愿，只看社会的评价。工作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安排配偶。到了这个阶段，多少会顾及一下孩子的想法，但安排相亲，必须听老爸老妈的，一个一个相下来，总得有一个成了东床佳婿或者佳媳。自然，房子早就给买好了，剩下的事就是结婚生子，连结婚仪式甚至孩子满月酒，都是老爸老妈安排停当。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一辈子都给家长安排了，一旦到了家长不行了，孩子也步入中年了，即使想要自主，也心有余力不足了。

一辈子给家长安排的孩子，也有反抗的，反抗成功，也有能自己飞出去的，有的还小有成就。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试图反抗而不成，挣扎一下，发现外面的世界还挺残酷，自己的翅膀又很软，只好乖乖回到父母的怀抱里。也有的孩子，干脆不想反抗，很享受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有时候还不时地炫耀一下，炫耀父母给予他们的一切。被安排的孩子，彼此碰到了，还要比拼比拼，从皮鞋到挎包，从汽车到房子。

一辈子，或者一辈子的多数时间，都被家长安排了，等于是一辈子都是家长替他们活了。一辈子没有过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也没有用，得老老实实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图，亦步亦趋。时间长了，连想法都没有了。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幸福，但实际上很不幸。他们的一生，无非是父母的复制品，或者父母意愿的实践者。就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他们等于是行尸走肉，一个吃好喝好，生活优裕的行尸走肉。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想这样安排自己的孩子。不能这样安排，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财力不够，权势不大。没有办法，才让孩子自己去奔。而多数中国的孩子，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的安排。每逢高考咨询，都看见一群群的家长，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奔走打听，结果却让自己考得很好的孩子报考了一些明显是忽悠人的专业，而孩子，只是听从安排而已。一直读到大四，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读这个专业。现在，这样的咨询，已经扩大到了幼升小，小升初，中考，当然还有出国留学。

似乎，在我们富有爱心的家长们眼里，孩子根本就不是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意愿。有能力，就一辈子给孩子安排好，没能力，也安排一半。从来不考虑培养孩子的独立、自立精神和能力，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能，让孩子自己去飞，飞出一个广阔的天地。而是拼了命用自己的翅膀，尽可能把孩子像小鸡一样，拢到自己的怀里，恨不得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断奶，做自己怀里的小乖乖，方才称心如意。

我知道，我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没人想有个闪失。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有风险。每个孩子都是有别于父母的独立生命，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是父母的义务。替孩子活一辈子，看起来富有爱心，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戕害，以爱为名的戕害。

淡定哥和微博控

一个出了车祸，身体受伤的年轻人，在别人惊魂未定之际，却在发微博。几条微博立刻被多人转发，人称他为“淡定哥”，受到热捧。纸媒还找到发帖者本人，对他进行了采访。从采访内容看，“淡定哥”的境界有了进一步的拔高。

出车祸不忘发微博，对于微博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既添了人气，也报告了新闻，而且是最新鲜的现场新闻。任何一种媒体的记者，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第一手的现场报道。但是，如果说这个小伙子因这样的行为受到热捧，要人们学习他的镇定，或者说淡定，好像就未必了。遭遇一场几十人受伤的车祸，而且因汽油泄漏而有爆炸的风险，作为一个只受了轻伤，有能力帮助他人的年轻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要做的，是把车祸向有关部门报告，然后要做的，应该是帮助那些受伤比自己重的人，把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尽可能去安慰同行人，组织大家自救。发微博，应该是这些要务做完之后的事情。

然而，这个小伙子的表现，却更多的像一个微博控，一个发微博有瘾的人，不管自己的状况，也不管他人的状况，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发微博不止。从心理学角度，这样的镇定，其实不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的心思完全被某些事情吸引了，着魔了，以至于什么都可以不顾。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微博的魅力，而非小伙子良好的心理素质。记者的采访，实际上有了先入之见，而“淡定哥”更可能是就坡下驴。

如何应对突发的灾祸？这在我们这个国家一直是个问题。像车祸，火灾，地震等等灾害，在任何社会都是难以避免的。实际上，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摊上的。出了事之后，情绪镇定，当然是必要的，但这镇定，需要训练。不仅面对突发灾害情绪镇定需要训练，灾害中的自救和救人也需要训练。这样的训练，在发达国家，是学校的日常功课，也是社区居民所必备的课程。除了极少数禀赋异常者，没有什么人天生淡定，天生懂得自救和救人，天生知道如何紧急处置。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急需的，是补上这一课。 “淡定哥”的表现，不管他是出于着迷微博也好，还是天生镇定也罢，但他的表现，其实还缺点什么。总而言之，他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好，但也不算是表率。社会和公众，应该从每个事故中吸取教训，让损失降到最小。

分权古今谈

一次制度史的课，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几位同学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说下来，言外之意，都是说中央集权好，凡是有利于集权，就是好制度，不利于集权，就是坏制度。我忽然意识到，这种观念，实际上成了人们的潜意识，没有人对此产生质疑，甚至连怀疑的可能都没有，径直把它当成了论证的前提。我知道大一统是国人的既有观念，但没想到在国人眼里，大一统就等于中央集权，反对中央集权，就等于赞同分裂，赞同割据。由此，我意识到，以往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央集权的绝对正当性。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中央地方的分权纠葛，实际上没有什么分权，放也好，收也罢，权力都是中央的。放的时候，是赏赐，收的时候，是惩罚。地方没有任何抵抗，只能忍受。放的时候，地方马上想到的是以后会收，所以，能用则尽量用，扩张边界也要用，不用白不用，反正用的也不是自己的权力，没几天就要收回的。乱，不可避免。

实际上，在历史上，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大一统。西周的封建制，各个诸侯国都是近似的政治实体，但并不意味着西周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只有到了战国，王室彻底衰落，七雄并立，大一统才告彻底瓦解。秦统一之后，在国家结构的选择上，分权的封建制也是选项之一。即使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制度性分权，也是存在的。西汉和盛唐，地方郡和州都有相当大的制度性的自主权。其长官在财政、人事、司法乃至军事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于西汉的郡疆域相当大，一郡太守，几乎等于一国之君。他可以自己任命属官，决定开支，享有司法的终审权，还有统领本郡兵马之责。但是，享有这一切大权的前提，是他必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分权的体制下，汉唐才成就了盛世之名。

只有怀有敌意的地方军事割据，才事实上等于分裂。像唐朝末年的藩镇，五代十国相对于五代的十国，近代北洋时期的各省军阀。我们知道，这样的割据，本质上跟西周的封建诸侯，跟西汉与盛唐的地方政权，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情况下的地方政权，虽然名义上也承认中央政府，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如果中央政府不认账，他们马上就会翻脸，以公开的军事反叛相威胁。而分权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西汉初年，诸侯和郡都有独立的军权，但从来只有叛国，而从无叛郡。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南北东西，情势千差万别，没有地方的积极性，什么事也办不好。所谓的地方积极性，如果不制度化，也就得不到保证。所以，分权必须是制度性的，不能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多少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难以理顺，总跳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迷局。就是因为，我们的所谓分权，都是政策性的。分权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央就是好的，地方则疑点重重，中央如包公般明镜高悬，而地方则如伺机作案的鼠窃。一出问题，媒体即呼吁加强管理，加强的，都是中央集权。好像只要事事由中央管起来，就都好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缺乏监督，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可能出事。相对而言，地方上的监督还容易些。

富人为何要移民？

有消息说，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家资在一亿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更高，达到74%。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似乎移民成了一种潮流。以至于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蜂拥而来的中国移民，修订了移民的条件，提高了门槛。

这些人为何要走？这是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难题。其实，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不想走。即使移民了，也无非是像裸官一样，把老婆孩子放到国外，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依旧在国内打拼。这样的现象，不止官员如此，企业家和演员也如此。试问，眼下当红的有了外国国籍的一线演员，有几个是去好莱坞发展的呢？还不都是拿着国外的护照，照旧在中国混。在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拿的不是发达国家的护照，但是，就是泰国的护照，似乎也有必要拿的。很多企业家，生于斯长与斯，创业和生活，都在国内。很多人连国外生活的经历都没有，连起码的外语都不懂。他们去国外，如果全家迁走，不仅意味着此前生活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挣钱历程的结束，从此以后，只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寂寞地生活了。对于已经习惯了国内的生活的人来说，国外的好山好水，其实跟他们无关，好山好水，只意味着好寂寞，好无聊。

不想走，却不得不走，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踏实。在中国古代，富人，贵人，哪怕高官厚禄，哪怕皇亲国戚，只要风云转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财产，包括家室，就都会一风吹。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法律的切实保障。“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里《好了歌》描绘的场景，其实是社会严酷的现实。严格说来，这样的场景，今天尽管有了《物权法》，还并没有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抹去。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都没有真切的安全感。说句大白话，他们不踏实。即使有些人很有权势，但他们仍然不敢确定，一旦他们出了事，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有人说，这些人是在用脚投票，其实并不确然。至少，对于他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言，他们只是求一个踏实，一个保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投票和选择，不如说是在买保险。

不用说，这几部分有心思移民的人，都是现阶段中国的精英。无论哪个国家，精英流失，绝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制这种移民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给他们一些安全感。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身，做最多的慈善募捐和义演，但却一次没有出过娄子，原因大概人家是帮会老大，底下办事的，帮规森严，没有人敢糊弄老头子。而从组织上讲，则更是因为教会多少年来，主要行为就是慈善，积累甚丰，所以容易让人信任。所以，从事慈善的人或者组织，自身的行为，要经得起推敲。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人人都知道是红十字会。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组织，而且拥有红十字会的名头，从事的是单纯的慈善事业。来头大，出身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它也有先天的劣势，第一，无法依赖大佬的个人信誉，第二，由于是纯粹的官方组织，难免沾染官气，在官府整体声誉下降之际，会受连累。当然，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运作过程不公开透明。这些年来，有关红十字会的传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的说它挪用善款违规盖楼，有的说它倒卖捐赠品，有的说它借红十字会的名义做违法的买卖。令人诟病最多的，是它对善款征收的管理费。有的说它提成10%，有的说提成19%，甚至还有人传说它们提成50%。真佩服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么多年，面对这样的传说和质疑，居然一不出面解释，二不公布账目，一任流长蜚短。

现在网上正在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实际上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多年怀疑的大爆发。事件也许像网友说的那样，水很深，内幕很黑，也许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红十字会多年灰箱乃至黑箱的运作，的确是惹祸之源。这么多年了，来自红十字会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作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的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官员迷信的奥秘

这些年来，佛道很风光，会看风水的人，生意也特别的好，名气大一点的，每每宾客盈门。有权和有钱的人，似乎都好这一口。特别是有权人的热衷，对这些人的生意，有极大的广告效应。这些大师们，自我吹嘘之时，一般都会提及他跟哪个领导关系如何如何。

无论到哪个寺庙道观，总有人告诉我，大年初一的第一道香，是哪个领导的特权。哪个哪个大师，或者活佛，跟哪个领导过从甚密。这些事，我都无法考证，即使这样的话出自号称不打诳语的出家人之口，我也没法信。现在道观佛寺，尽管香烟缭绕，但却有了太多的衙门气和铜臭气。佛门清规都靠不住，话能靠得住吗？但是，却总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一会儿这个官员信风水平白修了条路，架了座桥，一会儿那个官员建了一个风水广场。还有堂堂的法院，门口安上了辟邪的宝剑。看来，官员的迷信，绝非空穴来风。

按说，信佛信道，不能说是迷信。就算受了戒，也只能算是进了人家的教。共产党的官员，虽说按道理不能进教，但信仰自由，也没有大不了。但是，眼下信了这个信那个，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的官员们，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于佛道还有风水，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这样的信法，就是迷信。

佛教也罢，道教也罢，不仅有让人尊奉的神佛体系，而且背后有相应的道德说教和信条。信徒守戒，就是要通过这种外在的约束，实现道德的净化。但是，迷信佛道的官员们，守戒者一百个里面一个都没有，根本也不在意宗教的道德信条。他们的信，就是让宗教业者通过某种操作，给他们带来福祉。当然，这需要付费，即使不付费，也要转让一点权力。很多围着领导转的僧道活佛，都很能办事，其本领，就是从领导那里渡让过来的权力。实际上，官员们在意的是大师们的法术，一种正常人的世界没有的功夫。风水先生可以通过“看”，看出来，算命大师可以通过“算”，算出来，而佛道和活佛，则可以通过各种更加神秘的法会、道场展示出来。大师无非是中介，是官员和神界之间的中间人。官员通过中间人，贿赂了神佛。有神佛相助，自然可以升官发财，犯了事，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们相信彼岸的神灵有神通，但也相信有神通的神灵，跟人一样，都是可以收买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官员们的迷信，跟他们在官场上的作为一样，无非是私下操作，潜规则，走关系，塞包袱。黄道，黑道，白道和裙道。塞钱贿赂，一路顺风。当然，一般来说，风水和算命大师，原本就是江湖中人，做生意挣钱的。即使佛道，又有哪个不乐意跟权力交结呢？所以，这样的贿赂，中间人大都是乐意的，但神佛乐意不乐意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极端性的功利信仰，跟中国人固有的宗教意识有关。或多或少，国人传统的宗教信仰，确有功利性的一面。但是，即便如此，一般人的信仰之中，还是存在对宗教道德信条的敬畏。没有太多的人相信，可以一边作恶，一边给神佛掏点香火钱，就可以平安无事，官运亨通。但是，官员们信，在他们看来，没有权力运作和金钱运作做不通的事，只要有了权，就什么事都能办成。这样的极端，本质上是官员们在既有信仰崩塌之后的一种变态反应。在这个时代，如果真的有信仰危机的话，主要体现在某些官员身上。

何以全民寻找郭美美？

这几天，网上最大的事，就是寻找郭美美。一个流行的套话在流传：郭美美的事没查清，我们无心工作。这个“我们”，可以是任何人，包括外国朋友。自打一个自称“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郭美美炫耀了一下自己的身份之后，这个在照片上看十分年轻，也十分靓丽的小MM，已经消失了多日，而网上大虾们，也人肉了她多日。这期间，红十字会两次声明，会中所有人跟郭美美毫无关系，也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个组织，还威胁到，如果有人再把他们跟郭美美扯在一起，将要被起诉。其他被郭美美事件牵扯进来的人和企业，也纷纷撇清自己。但是，寻找郭美美的热潮，却方兴未艾，有人甚至担心，郭美美会不会被灭口，因而要尽快找到她。

寻找郭美美，为的是找红十字会的麻烦。刚刚出过天价饭费事件的红十字会，显然还没有学会如何网络公关。他们不知道，干巴巴撇清自己的声明，再加上点“法律手段”的威胁，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火上浇油，而且是轻质汽油，想要不闹大都难。主导中国慈善事业的红十字会，多年以来，面目神秘，账目不清，已经引发大范围的非议。好多年了，有关红十字会的传闻各式各样，有说红十字会挪用善款盖楼的，有说他们倒卖捐赠品的，有说他们假借名义经商的。最多的非议，集中在红十字会管理费的提留上。有人说提留10%，也有人说19%，最高达到50%。

慈善，在任何国度都是人们比较敏感的神经。没有谁乐意看到自己的爱心捐款最后没有到接受捐助者手里，而是派了别的用场。如果真的像网上传说的那样，郭美美跟某些红十字会的大人物有关，民众的捐款，被人用来包二奶。那么，可以想象人们会有多么愤怒。

郭美美事件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我无法预料。但红十字会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澄清自己，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声明是没有用的，唯一的途径，是来自第三方的严肃调查。更关键的是，红十字会必须透明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不要以为，自己是官办的，来头大，就可以无视民众的要求。不要以为自己是办慈善事业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无论怎么做，做什么都合理合法。假借慈善之名做坏事的现象，中国有，外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当然也会有。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的监督，挑剔而苛刻的监督，才能具有公信力，否则，一直朦胧下去，含糊下去，出了事，还不知改悔，一味强顶硬拗。就算可以挺过去，此后你的公信力也没了。红十字会毕竟不是权力机关，一旦公信力没有，其生命也就结束了。

令人困惑的代际贬损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中国人迷信进化论，相信一代会比一代强。年轻胜过老年，是一个规律。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那个总是嘀嘀咕咕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其实是那个时代落后、冬烘、颟顸的象征。鲁迅之后，现实生活中，不是九斤老太嘲笑八斤，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断嘲笑老年人。

然而，风水轮流转，当年进化论的信仰褪了色。社会又开始了岁数大的看不起岁数小的轮回，五零后看不起六零后，六零后看不起七零后，大家一起看不起八零后。现在，轮到八零后看不起九零后了。近来，经常听到八零后的孩子，痛心疾首地贬损九零后如何如何地不靠谱，那感觉，就跟前几年人家说他们一样。

人们总喜欢给某一大群人做定性的判断，有的是按地域分的，比如哪个省份的人怎么样。有的是按血型或者属相以及星座分，O型血如何，A型血如何；属鸡的如何，属马的如何；射手座如何，双鱼座如何。再就是按代际分，比如七零后如何，八零后如何。一定性，就是道德判断，好或者坏，奸猾还是老实等等。一个省的人口，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十三亿人，属相只有十二个，星座十二个，血型更可怜，只有四个。每个群体，都大得惊人。这么大的一群人，怎么可能只有差不多近似的秉性特质？这样的定性判断，原本就是人世间最不靠谱的事，但是，奇怪的是，几乎人人都信。平时闲聊，动辄就是这种大群体的定性判断，还说得津津有味，言之凿凿。其实，就算每个人的判断，都会举出某种例证，也只是以点代面，拿个体证明全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好些相反的例证，都会有意无意忽视掉了。

一般来说，人们都喜欢各自划圈子。籍贯也好，年龄也好，属相也罢，无非都是一种圈子。哪个圈子话语权大些，哪个圈子的声誉就要好些，但大体上也差不太多，可以达成某种平衡。年龄段上的八零后与九零后，似乎整体上负面评价多一点。现在，我们说说八零后和九零后。

八零后和九零后，自己也互相看不起，但他们被“前辈”所诟病，理由却大体相近——不靠谱。所谓的不靠谱，实际上就是责任心差，待人待事，缺乏责任感。八零后和九零后，是独生子女的两代人，也是大学扩招之后的大学生。如果说他们真的不靠谱的话，他们的不靠谱，也是他们的父母一代，五零后和六零后造成的。正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手制造了大学的扩招，一手培养了他们。从家庭到学校，只顾一门心思让他们读书，忘记了让他们去做事，劳动。从小到大，不让他们做任何事情，不担任何一点责任，没有经验，不会比较辨别，道义是书本里的道义，是非是老师的是非。当年饱受非议的八零后，现在已经先后进入社会。从八零后的表现看，饱受这样的教育摧残的他们，能有今天的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在今天这个信息的时代，网络的存在，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育的缺失。

在任何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之事。在农业社会，年老的看不起年轻的是常态，九斤老太的表现，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信息时代，这个变化就更大。如果不是中国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九斤老太现象的重现，原本是不可能的事。尽管如此，八零后和九零后，也不见得真的会如他们的前辈所言垮下去。

没有文化的文化单位

中国资格最老，也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文博单位——故宫博物院，最近接二连三出事。先是一个蟊贼，轻而易举破掉了故宫号称森严的安保措施，从宫里盗走了香港来的展品，丢人丢到了香港同胞那儿。一个宫殿的展室，警报器的电路断了，居然会没有人知道。明明发现了窃贼，却又让人跑掉。北京警方在破案之后，故宫的副院长给警方送锦旗，明晃晃地错了一个字，把捍卫的“捍”写成撼动的“撼”，意思全拧了，锦旗写成了“反标”。露馅儿之后，故宫还硬挺，说是问过专家了，没错，就是“撼祖国强盛”，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一样的意思。这样写，显得厚重。惹得全国媒体都在笑，好些抑郁症患者据说都因此症状减轻不少。故宫的故事，丢东西，丢人之后，还没完。马上又传出消息，说故宫的建福宫，成了私人会所，大款们每年交一百万，就可以把个国家一级文物当私人俱乐部，吃喝玩乐都行。事情曝光，故宫一面全盘否认，否认锦旗跟领导有关系，是保卫处私下办的；否认建福宫跟领导有关，同样是底下人私下办的。一面大肆裁人，下属文化公司，据说怀疑有“内鬼”走漏消息，干脆把所有员工都裁了。

作为中国顶级文化单位的领导，有没有文化我们不知道，但在武术上估计肯定有功夫。一套太极推手，八卦连环，臭拳打出去了，影响极坏，但人家四两拨千斤，一口气推个干净，自己落个一尘不染，跟山里来的天仙妹妹似的。有知情人告诉我们，故宫领导的办公室，离建福宫不足五十米，如果里面大办宴席故宫领导都不知道，那么，这样的领导可真够绝的了，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看文件。这样纯洁的领导，哪儿找去？

但是，再好的功夫，也会有破绽。出了这么多糗，立马把自己摘干净，其实是摘不掉的。全国人民基本都认识字的，那几张故宫送锦旗的新闻照片上，明明写着是送旗人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副院长不是领导吗？怎么全推给保卫处？一个保卫处，有这个胆子？敢于不经领导过目，擅自以单位名义送旗？事情曝光之后，又擅自面对媒体抗辩。这事，没有经过全体领导开会研究也许是真的，要说没有请示领导就敢擅自说“撼”比“捍”厚重，在当今这个吃官饭的人都怕担责任的年月，谁信呢？

故宫发生的系列故事，向中外游客展示了这个顶级文博单位领导的一种状况——没文化，不仅没文化，而且没担当，不仅没担当，而且还贪婪，监守自盗，管什么卖什么，管故宫，就敢把文物当会所卖了。卖了之后，还无视法律——《劳动法》，擅自裁人。系列故事出来之后，除了给某些小说家一些灵感，让他们编新编故宫系列小说之外，当然会招来举国一致的嘲笑和谴责。不过，在笑了之后，故宫的领导也许会感到有点冤。这年头，有哪个文化单位的领导是有文化的呢？文博单位如此，号称人文重地的大学，不也是如此吗？那一年台湾的几个政党领袖，突然兴奋了，接二连三跑来大陆，一来就到大学演讲。这一讲糟了，不要说跟台湾学者比，就是跟台湾的政客比，大陆的大学校长们居然纷纷露怯，掉了链子。北大和清华的校长不认识字，人大的校长错解“七月流火”。真佩服他们，就这个水平，居然敢现场直播。没办法，我们的文化单位的首长们，尽管个个都有职称，都是院士，教授，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许都有点知识，但是就是没有文化，这个文化，指的是文化素质。

这是一片曾经不讲文化的土壤，领导都以大老粗为荣。好不容易改革了，大家补课补得飞快，文凭补上了，职称也补上了，但凡叫个领导，不是博士，也是高工或者教授，但就是文化素质这点东西补不上。甚至连贵为博物院的院长，顶尖大学的校长，也补不上。关键时刻，一不留神，秘书一看不到，就丢人现眼。要知道，这样的位置，都是中国国家文化意义上的脸面。丢脸，丢的是中国国家的脸。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是官本位，所有的文化单位，说白了，无非是大官场上的一个小官场而已。做官的时候，谁考察过他们的文化素质呢？所以，时不时弄出点没文化的丢人事，也是难免。

迷失的中国父母

天底下少见不爱儿女的父母，对于中国人来说，爱不爱的，基本上不是问题，问题是爱得太多。多少年都是一对夫妇一个孩，两个人，有时还要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个团队对付一个小孩，一般都是爱过了头，爱汁四溢。看上去似乎要在爱的海洋里淹死的孩子，其实真的未必幸福。

老话说，溺爱等于害人，惯子等于杀子。但是这样的老话，已经没有人听了。只有到了孩子一无是处，在家啃老之际，才会感慨悔不当初，但是什么都晚了。一堆人对付一个孩子，所有人的希望都系于这个孩子身上，父母望子成龙，父母的父母望孙成龙。都想用实际行动，催进成龙的速度，哪里有工夫理会什么老话。商家和无良的专家们，看准这个市场，炮制出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无端制造出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的恶劣氛围，又有哪个父母敢不中招呢？不仅所有的父母都在掏赞助费，争上所谓重点幼儿园。而且拼命地给孩子报班，上一个接一个的兴趣班。孩子有没有兴趣无所谓，反正都是大人之间的竞争。你的孩子报两个班，我的就得报三个；你报三个，我就报四个。好些家长，孩子刚刚三岁，就报了一堆兴趣班。从幼儿园下课之后，每天晚上都不闲着，周一学外语，周二学画画，周三学书法，周四学围棋，周五学跆拳道，周六周日，全天学舞蹈、学钢琴。问他们为何这样拼命？答曰：不行啊，人家的孩子都学，我们不学，就落后了。

如果说这样拉孩子拼命，还是我们现在恶劣的环境造成的。那么，在家里的教育，则是父母的自觉选择。现在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做哪怕一丁点儿的事情。从小到大，孩子能学会穿衣吃饭，似乎已经是个奇迹了。我连续两年给大三的学生上课，让学生给我倒杯茶，一次把茶叶放在保温杯的网罩上面，水在底下。一次则茶杯里装满了水，但没有茶叶，茶叶罐也给灌满了水，依旧是茶和水两分离。二十几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连倒茶都不会，因为在家里从来没干过。从小上学，别说家务活，就是学校里做值日，也是家长代庖。父母们的理念就是，只要你学习好，什么都不用管。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大学生，上学来，都是父母送，送到之后，上街还会丢，丢了之后，只会哭。上大学之后，生活能力弱到弱智程度的，一群一群的。

所有父母的培养方向，都是单线的，上好中学，考好大学，然后出国，成名成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代价。有的甚至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一家人一起成仁。他们忘了，他们培养的其实是一个人，不是机器。在成名成家之前，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健全心理的人。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健康的学习过程，而不是恶性竞争的厮杀。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感，有担当。从小不让他们做事，如何培养责任心？如何让他们了解社会，分辨是非？自古以来，成名成家者毕竟是少数，不成名成家，莫非就不生活了？就算养孩子就是为了成名成家，单线的学习，就是终南捷径？如果一不留神，反而弄巧成拙，缘木求鱼，岂不悲哉？

名校掐架为哪般？

每逢高校招生季节，各个高校的竞争在所难免。眼下生源减少，学生用脚投票，有能力的都去了外国，所以，竞争更加激烈。低端的学校紧张，高端的学校也紧张。低端的担心招不足额，而高端的，则在抢尖子，尤其要争状元。北大和清华的竞争，由来已久，争到最后，媒体都烦了。上海的两所顶尖高校，在网上公开互掐，一个爆料说对方不正当竞争，背后下刀子。一个声明，如果谁敢诋毁本校声誉，法律解决。

一般来说，大学之间的争斗，暗斗的比较常见，台下踢脚，踢到何种田地都没有人奇怪。但是，公开撕破脸皮这么打，还真不多见。显见得，招生竞争进入了新境界，由此争来网上的关注，也是自然。

虽然说，两校之间吵嘴打架，孰是孰非，我等平民百姓无从判断，但是这样的掐架，却反映了高校招生的某些乱相。这些年来，各校招生的不正当竞争日益恶化，各个大学，为了抢生源，往往各显神通，各施奇招。不是正面宣传，而是做背后的工作。动员中学的校长，班主任也就罢了，连当地地方政府也被动员起来，谁有关系就利用谁，如果县长书记是哪个学校的老毕业生，似乎命里注定要为本校在当地拉生源。如果是状元，那工作就能做到家里去。这两年除了香港的大学，谁也争不过北大清华，北大清华也就持续开展状元争夺战，也学香港，许各种的愿，迄今为止，好像胜负未分。由于北大清华是高校金字塔顶的两颗明珠，社会知名度最高，各地的中学，地方政府纷纷把上北大清华视为最高的政绩，所以，没有人能争得过它们。一等等地降下来，每一等级相同的学校，竞争都异常激烈。此番复旦和交大的掐架，就属于仅次于北大清华的高端竞争，只是，从掐架的内容看，如果属实的话，它们的竞争，已经相当下作。

下作的竞争就是互相诋毁，你说他的学校差，他说你的学校不好。不是专业不行，就是学术声望不好。你说他是文科，学了没有用；他说你是工科，学了在大城市留不下。反正考生和考生家长跟招生者信息不对称，无论招生的人怎么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无从辨别真伪。谁说得好，说得像那么回事，就听谁的。

其实，中端和低端高校的竞争，也许还有点道理，不争，兴许就连名额都招不满了。但是像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如此明争暗斗，斗得如此下作，其实没有多少必要。高端的考生，差了几分十几分，其实并不意味着素质真有什么差别。真正的素质差距，在考分上是看不出来的。恢复高考这么多年，那么多的状元，到今天，有几个真有大出息的？一旦入学之后，高考的考分，就成了历史，不说明什么问题。不见得考分高的人，在大学一定会比考分低的人学习好，至于毕业之后的出息，就更不好说了。复旦和交大这样的顶尖高校，争来争去，无非就是几分的高下，多几个高几分的学生，能说明什么？为了这几分，在学生没入学的时候就显出自己的卑劣，值吗？如此掐架，说白了，无非是争闲气，争无谓的高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学的吸引力，在于自身的品质，这个品质，也包括大学的道德素养，大学人的道德素养。

南科大学生是拒考吗？

今年的高考，最大的一个惹人眼球的事件，就是南科大的学生拒考。据说，南科大的学生在高考之前得到通知，要求参加考试，而学生们却全体一致表态拒绝，学生相关的微博，还特意要求我关注。果然，到了考期，南科大所有的学生都不进考场，考场被迫关闭。这个消息，引起了网上的热议，支持的、反对的、担忧的，各执一词。

在我看来，这原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南科大45名学生，按道理，已经是经过南科大面试录取的大学生了，任何一个国家，大学已经录取的学生，如果不是本人自愿，有什么必要再参加一次入学考试呢？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不参加高考就入学是不符合相关教育法规的，那么，南科大本身就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等于是一个不合法的大学，既然学校都不合法，你们干嘛非得要求里面的学生参加合法的高考呢？

没错，不经教育部批准，任何大学在中国都不合法。没有参加高考，按现行法规也就没有学籍。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办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大学的兴办，是要行政部门批准的，更没有什么国家，大学里设置什么专业，可不可以设硕士点和博士点，也需要行政批准，没有什么国家，大学生的文凭是教育部发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大学的层次，学生的优劣，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门的恩准核定。首先是行政主导的高考来核准，按录取分数高低，划分学校的档次，录取高分学生的学校，就是好学校。能不能招高层次的学生，也需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学校的层次是行政决定的，连学生的优劣，也是行政决定的。就像一个企业，不仅企业档次由行政机构决定，连产品的优劣档次，也是由行政机构决定。比计划经济时代还要过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企业级别由行政机构决定。这样的办学，不是办学，而是在办衙门。难怪学生纷纷用脚投票，高考率逐年下降，学生质量，令各界诟病。

众所周知，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阵地。现行的办学体制，高考体制，以及相应的法规，都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鲜明色彩。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已经成为全民的呼声。高考体制首当其冲，不改掉目前这种行政导向的类科举制度，素质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整个教育体系，都会被作为龙头的高考拉着走，沿着应试的路径走。南科大的自主招生尝试，也许并不完备，但毕竟是一次有勇气而且有益的尝试。不经过这样的尝试，中国教育的改革，就无从谈起。南科大的改革尝试，也就成了春梦一场。当然，凡是改革，就难免与现行不合理的法规有抵触。当年小岗村的承包分地，难道是合理合法的吗？如果合理合法，为何尝试者要冒坐牢的风险？进一步说，连深圳这个特区的建立，当年也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依据，就不做了吗？

所以，以所谓违反现行法规为由，否定南科大的改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事事循规蹈矩，改革也就没了。南科大的改革尝试，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头，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要看改革者的勇气和胆略，也要看全国人民的支持。推一把，南科大就会走出它的卡夫丁峡谷。

是官员万能还是权力通吃？

中国工程院今年的院士选举，候选人中出现了好些官员以及带官衔的央企高管。消息传出，舆论又是一番热议。其实，这个现象并不起于今日，自打中国工程院设置管理组别，官员和央企高管，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当院士了。问题不是出在候选人身上，而是出在体制上，为何中国工程院，要有这样的一个争议颇大的组别，为高官和高管准备院士头衔呢？

我等均是小民，只知道当初设这个组别，很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最后还是设了。有了这样一个组别，那些没有科研成果的管理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戴上院士帽了。也许，恰是因为这一点，这个组别才能落地。

我们处在一个官员万能的时代，官只要做得大一点，大抵都有职称，而且基本上是高级职称。有的职称是学而优则仕之前，原来带的，有的则是仕而优则学之后的产物，官当大了，自然就有了职称。有职称的官员，当然都有文凭，好些文凭，都是做官之后得来的，真是不明白，为何成天忙于开会、处理公务的现任官员，怎么会有时间去大学上课，而且还能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博士帽，都落在了官员头上。有职称，有文凭的官员，接下来就可以做教授了。我们的大学，有种奇怪的规矩，现任官员，可以在大学做兼职博导。虽说一堂课不上，也没有个别辅导，但报考这样的教授博导的学生，却络绎道上。在官场上，凡是这样的官员，大抵有一个雅号，叫做“儒官”。对外号称，既是官员，也是学者。如果，赶寸了某个官员有了特别的爱好，喜欢诗歌什么的，那么，只消人家官阶足够的高，中国的最高文学奖，也得给人家。当今之世，教授已经有点贬值，但院士还正吃香。只要是个院士，不仅官方捧，老百姓也看着眼晕，有高耸入云的感觉。所以，开一个“管理”的口子，让高官和高管顺理成章地做院士，是多么英明的一个决策！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没听说哪个国家给高官送院士帽，但有谁敢不承认管理是科学吗？

官场上的官员，都成了学者，那么，大学里的官员，自然更是大学者。每个学科最牛的专家，一论起来，不是校长就是院长。带了长的人，没工夫做学问，但成果却一堆一堆涌出来。不用说，各种荣誉，也都是人家的。几届全国名师评选，选出来的人净是长。其他的荣誉，也不例外。

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在手，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事了。做了高官或者高管，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哈着，出门警车开道，小民避让，飞上天也头等舱，优先起飞。还要把所有的荣誉，包括院士都拿走。演员牛了，就要导，还要唱，一定要两栖，三栖而后止。没想到我们的官员也是这样，做了官员还不知足，还非要做学者，而且是大学者。既懂管理，也懂经济，还明白工程学，还作诗，都是万能的全才。

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万能的全才是没有的。官员的全才，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怪胎：权力制造。当年林彪的名言，有权就有一切，的确所言不虚。只要有了权，成名成家做院士的障碍就都不见了。只要你敢想，想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想做教授，有大学请你，想做院士，有管理组别给你机会，想当诗人，有作协配合。就算五音不全的你想当歌唱家，也会有人给你开演唱会，不仅能拉来专家给你捧场，连鼓掌叫好的粉丝都给你准备好。

这样权力通吃的国度，如此吃下来，还能剩下什么值得人尊敬的头衔呢？对不起，已经没有了。

说虚荣

什么叫做虚荣？这是个令我多少年都弄不明白的词儿。小时候，做了点儿好事，就想让老师知道，然后表扬几句。但这种时候，表扬没来，反倒被批评，说我爱慕虚荣。做了好事期待表扬，就是虚荣？那么古代的某些老太太最虚荣。还没嫁人，未婚夫就死了，从十八岁一直守寡，望门寡，守到八十岁自己也死了，赢得皇帝赐给的一座牌坊。这能顶什么呢？几十年的罪，还不是自己受了，这样难以忍受的罪，最后换一个虚名。

其实荣誉这玩意儿，都是虚的，不当吃不当喝。就跟我们过去当先进做劳模似的，即使评上全国劳模，也不过是一张奖状，或者一个奖章，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但是就是那么多人玩儿了命地追求，每年评的时候，都有激烈的竞争。在某些时间段内，单位的领导，就凭这种不当吃不当喝的奖励，就能让人们玩命地干活。现在的荣誉，都有奖金了，但这种激励，反而起不到给人鼓劲的作用。一毛不拔就哄人卖命当然不好，但做所有的事都必须有报酬，整个社会没有一丁点儿精神方面的荣誉感，也不怎么样。

追求荣誉，其实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天性。为了那点荣誉，就可以付出很多，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因为荣誉可以换来人们的尊重，什么都没有，但有周围人的尊重，就可以活得开心。所以说，做了好事，要求得到表扬，其实不算爱慕虚荣。不给表扬，反而加以打击、泼上一瓢凉水，实际上是对人天性的某种摧残。在我看来，只要付出了，做到了，哪怕是为了赢得表扬做出的付出，都不算是虚荣，包括古代那些追求牌坊的老太太，因为在她们心目中，那座牌坊值得她们的付出，尽管在今天看来，她们很傻，很天真，也很不值，背后是制度在杀人，摧残人。

只有没有付出或者付出很少，没有做到那个份上，就要求荣誉的现象，才能叫做虚荣。过去贵家公子喜欢唱戏，玩票玩得上瘾，没那个水平，非要登台唱戏。花钱雇人给他们配戏，花钱雇人看戏，花钱雇人鼓掌叫好。这个庶几近乎虚荣。但只要玩票玩得真好，观众是自发地鼓掌叫好，也就不算虚荣了。但是如果有人依权杖势，无论干点什么都非得逼着人家给他们鼓掌叫好，那就属于彻头彻尾的虚荣了。

从古至今，好些特别牛的人，权倾朝野，却都有一个毛病，虚荣心很强。在任何场合，都想要掌声，想要人家夸奖。人家说好，自己就高兴，稍微有点微词，就不高兴。碰巧不高兴的人是皇帝，那么，说不好听话的人就倒霉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就丢了。其实这些人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见得件件都好，说不定糟的很多。但是他们就是要求别人夸奖，说好听的。哪怕说得言不由衷，言过其实，阿谀奉承，近乎欺骗，但在上面的人就是喜欢听，就算自欺欺人，但就是喜欢。得不到，就动用强权强行去拿，以利诱取之。他们发现，只要大权在握，掌声和叫好声，不拿钱也能得到。

不用说，这样的虚荣，相当可怕。古往今来的暴政，大抵在这样的虚荣中成长，也在这样的虚荣中倒塌。这样的爱慕虚荣，说到底，无非是自己虚弱，弱到了全然没有自信的境地，非得靠别人言不由衷的夸赞，才能稳住心神。

污染的潘多拉盒子里有什么？

哈药总厂一直很有名。好些年了，几乎一打开电视，就会有它和其分厂的广告。地毯式的广告轰炸，让很多孩子，还没识字，就记住了哈药的大名。但是，这个每年在广告上投入将近六个亿的制药业巨头，却一直是哈尔滨的污染大户，废水直接排入松花江，废渣就地烧掉，废气则害得周边的居民一年四季带口罩，各种污染物严重超标。相对于将近六个亿的广告费，百多亿的销售额，哈药总厂每年的污染治理费，不到两千万。

从表面上看，哈药的问题，跟许多地方一样，是GDP主义的恶果。无论如何都要追求GDP，宁可把钱花在营销上，也不肯投入治污，在污染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扩大重污染的原料药生产，等于是用污染的代价，换取GDP的增长。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成千累万，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实际上哈药的事情稍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哈药是国企，一个在地方举足轻重的国企。这样的国企，由于地方政府对它们依赖甚重，又加上“长子”的身份，对于治理污染根本不会上心。污染的代价，由于国家一直缺乏相应的法规，一般来说，只能由污染地的居民自己来付，如果不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也不会真的在意。即使土地，河流和空气都污染了，也不耽误地方官员的升迁。退一万步说，就算出现了大规模的污染灾害，像2005年中石油的松花江苯污染这样的国际性事件，最后治理的成本依旧由国家来承担，也就是说由纳税人来扛。而位于哈尔滨市区的哈药总厂，在居民密集的地段也敢放肆地排污，无论环保部门怎样监督，媒体怎样批评，都大体置若罔闻。依仗的，就是它们的“长子”身份，不是中央政府的长子，也是地方政府的长子，只要能给老爸挣了钱，惹出多大祸来，自有人给它们擦屁股。换言之，销售上不去，没人替它们分责，但污染了，有人替它们买单。这样的体制，想让它们不污染都难。

当然，中国医药体制的乱相，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多少年来，医药企业，既不在研发上做投入，也不操心治理污染，却总是在营销上下功夫，大投入。明的是广告，暗的为公关，白道黑道全来。只要营销到位，药品的质量再怎么烂，价格有多高，都能卖出去。反正患者和医药产业，特别是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坑起人来，特别方便。

医药企业，原本是治病救人的事业，但是，现在却成了坑人，甚至直接毒害人的所在，在药被天下的同时，先为祸一方。在这里，单单要求企业拿出良心，是远远不够的。体制不捋顺，法制不健全，大规模的污染事件，就一直会泛滥，直至成灾。

学会跟陌生人打交道

很多请过保姆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对保姆越是好，她对你越是不好。给得越多，对方索要得也越多。一个做过包工头的人对我讲，做包工头，必须心狠手辣，如果不将手下的民工打服，民工就会把你欺负死，一点钱也挣不到，还可能赔钱。我本人几次请装修队的经历也是这样，对装修工最好，给钱最多，装修往往是结果最差的。买卖也是如此，商家彼此之间，卖方和消费者之间，也没有正常的关系。只要你好心一点，就可能被宰。

当然，这样说也许有点绝对，但类似的事情肯定存在，而且还相当普遍。因为保姆也好，工人也罢，跟业主的关系基本上属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习惯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明了熟人之间的处事原则，在陌生人的环境，对于陌生人是不用讲道德，也无需负责任的。所以，对方越是好，就意味着越是好欺负，不欺负白不欺负，欺负了能获利，只有傻子才不干。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傻子，但一般来说，傻子是要被人耻笑的，尽管所谓的傻子，其实就是讲良心的人，这种人，在公开的社会道义里，是应该受到表彰的。可惜，一个彼此隔绝的农业社会，哪里会存在这样的表彰呢？人做了好事、善事，一般都得不得正面的激励。只有讲因果报应的宗教说教，才能对人的行为起一点约束作用。但是，如果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跟现实的物质利益比起来，这样的说教，则显得过于苍白了。所以，陌生人之间，能坑则坑，反而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可以理解，为何在清朝，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在异地他乡从事车船店脚牙之类的行当时，非得组织帮会不可。这些帮会，无论青帮、洪帮、哥老会，其实最初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们无非是要在异地他乡建构一种类熟人的关系，互助互利。然而这样的帮会，在帮内可以讲道义，在帮外就可以无所不为，等于是把原来的乡土宗法关系，用另一种形式移植出来，又没有乡绅的控制和领导，所以，多少有点邪。不仅朝廷，连正经的乡绅也视之为异类。

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尽管还有城乡二元的结构，有户籍的壁垒，但毕竟让中国迅速进入了城市化的轨道。过去的熟人关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最大限度地遭到了破坏，中国人进入了一个不得不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新时代。由于城市化的规模和幅度都是空前的，人口流动的频率，大大超过了以往。不仅清代难以比拟，就是民国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像民国那样，靠建立帮会复制乡土熟人关系，从各个方面讲，都不大可能。社会在呼唤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一种基于契约，基于社会诚信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还是按照传统熟人社会的处事潜规则行事，凡是陌生人，能坑则坑。他们不知道，坑了人之后，也许能得到暂时的好处，但对于建立自己的信誉，却大大不利，而且弄坏了自己的习性——习惯坑人，最后总有一天被人坑了。现在人特别喜欢说公民社会，其实，西方的公民社会，大抵是从正常的契约社会开始的。学会跟陌生人打交道，是公民社会的起点，无论如何绕不过去。

“砸场子”漫议

有好几年了，我讲课也好，演讲也好，总有人在网上宣称要来砸场子。只是宣称归宣称，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来的。不过，没有砸我的场子，却有人砸别人的场子，虽说不至于带家伙打砸，但是大声喧哗，打断演讲，不按规矩提问等现象，还真是不少。

当年的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始是互相辩论，后来则革命的一边大打出手，看见康梁党人集会，就去打砸。理由是，跟不革命的人，有什么可辩的！不革命就该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两派开始也是辩论，辩到后来，也上演全武行，动枪动炮的。双方的理由，也是对方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其实，双方都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辩论的武器，都是毛主席语录。非要致对方于死地，无非是相互看不上而已。

今天要砸场子的人，砸场子的理由，比当年似乎要充分了几分，但也就是几分而已。其实连这几分，都似是而非。无非攻击人家拿外国人的钱，做外国人的走狗。当今之世，中国经济一直是外向型的，挣外国人的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事，作为学术机构，拿外国基金会的课题，也是国际惯例，有哪个国家的学者不这样做呢？拿外国课题就是外国人的走狗，逻辑跟当年义和团攻击国人用洋货就是二毛子一样。本质上，要砸人家的场子，就是对人家的言行看不上眼。很多人，其实连人家真正说了什么都没工夫深究，只听说如此，就跳到半空，非要跟人家没完没了。

砸场子，无非不让人家说话——有我说的，没你说的。因为你是洋奴，你是走狗，一言以蔽之，凡是他们反对的人，都不是人。都该被活活吊死。凡是这一点，古今中外一个道理，要致人死地，先把人打成非人。还真有这样一个网站，把所有他们看不上眼的人，有男有女，照片上都弄上一个绞索。如果他们真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氛围，像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之时的冲锋队一样，相信他们真的会这样干。

有时候，跟这些动辄砸场子，要绞死人的人说话，进了他们的网站，感觉进入了一个非人的场域。这里没有人和人的起码尊重，攻击和谩骂，几乎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讲理，只要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哪怕昨天还是一起喝酒的同志，今天就可以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所有人共处的世界。所有的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仇视也罢，都得共处。谁也不能把谁赶尽杀绝，清除出这个地球。只有极端的恐怖主义者，才只许自己活，许赞同我的人活，不许别人活，不许别人按自己意愿活，公然宣布判处某个他们认为说出了伤害他们话语的人的死刑。

从某种意义上，砸场子的思维，就是恐怖主义思维，他们没有搞恐怖袭击，是胆量不够，对法律还有忌惮。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恐怖主义大亨本·拉登死了，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为他叫屈，奉他为英雄。他们思维深处，有太多的相通之处。

国人正在步入自己的二零一二

据报道，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降，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

其实，这样的状况，早在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黑龙江兵团做农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跟当时的人民公社不一样，国营农场的耕作，早就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和农药。化肥的施用量，除了新开荒的土地，一般都逐年增加，否则就保证不了产量。由于化肥的施用，号称黑土地的北大荒，黑土层连年变薄，很多地段，露出难看的白浆土。而且由于化肥的使用，土壤的板结也越来越严重。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居然一点都没有好转，从前的板结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有又添了土壤氮磷含量过剩，磷肥中重金属被作物大量吸收的新难题。有识者惊呼，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溃的危险。

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农业跟自然是构成自我循环的。人类的种植，给自己提供了粮食和蔬菜，但自身的排泄物，剩余物质，也回馈到土地上，保持了土壤的肥力。但是，这个循环，被人造的工业替代品所打断。浓缩的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农药取代了人工和自然灭虫，除草剂取代了人工锄草。土壤只能接受干巴巴的人造物，对于自身有害无益，无法实现自身的恢复和再造。时间一长，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现在看来，土壤和水，是受害者，其实，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人类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所谓绿色革命，其实只是白色革命（化肥和农药），这样的革命，对于人类的确有短时间的好处，但后遗症也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得不面对这种后遗症的时候了。一方面，我们应该加紧研制和引进低负作用和无负作用的化肥农药，加紧推广。另一方面，生态农业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些观光景区，供人参观。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实验和推广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农民使用化肥，找不到农家肥，一方面城市却为人的排泄物无法处理而发愁的局面，理应得到正视和改观。人类在今天，已经飞到火星上，理应找到一种方式，回馈自己生长的地球。否则，漫说这样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就是人类的生存，都会出现危机。传说中的二零一二年，也许真的就来了。

虎妈狼爸又如何？

美国出了一个虎妈，在美国，按传统中国式的严厉管教，培养出了令人羡慕的好儿女。中国，又发现一个狼爸，在他的棍棒教育下，四个孩子三个考上了北大。在记者的说法，这些孩子个个彬彬有礼，好学，懂得节约，自理能力很强。其实。虎妈和狼爸的成绩，并不是奇迹，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杰出人士，都棍棒教育的产物。不仅在家里挨父母的棍棒，在私塾还要挨老师的戒尺。胡适先生小时候是挨老妈打出来的，轮到他儿子了——新式教育，不打不骂，结果两个儿子，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

按现代教育理念，棍棒教育绝对是一种不合人道的过时教育形式，必须被彻底埋葬的。但是，在过去的时代，至少在中国，除了极少数被打坏的孩子之外，这样的教育，还真不能说没效。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有时也出才子。那个时代孩子的习性，孩子的知识和能力，还就是这样的棍棒教育打出来的。

当然，打孩子不是好事，能不打还是尽量不要打。但有过教育经历的人都知道，教育孩子，即使不打，必要的惩戒也是难免的。让心智正在发育的孩子学会规矩，具有常识，一点惩戒没有，几乎是办不到的。孩子多半不能天生地知晓对错和是非，知道怎样才是合乎规矩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的必要条件。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骄纵。而在当今的中国，骄纵，几乎成了一个育儿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民间有句老话，惯子等于杀子。但这样的老话，已经没有人在意了。由于独生子女的缘故，很多家庭都在惯子，百依百顺。即使孩子的父母不想娇惯，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会娇惯。惯得孩子在大街上打爹骂妈，不给钱就拔刀相向。惯得孩子一无是处，上不了大学在家啃老，上了大学，毕业不找工作，依旧在家啃老。不让啃，就恨不得把爹妈杀了。人人都怕孩子输，怕孩子折，教育过程，没有一丁点的惩戒，也似乎没法下手惩戒，于是，育儿的过程，充满了骄纵，骄纵，把教育埋葬了。越是怕输，就越是输，不仅输，而且事实上，一个没用而且骄横的孩子，长大以后依然没用和骄横，即使不折，也等于折了，比半途折了，还令人苦恼。说不好听的，有这样孩子的家长死了，都闭不上眼。

很明显，虎妈和狼爸的成功，其实背景恰是众多不成功的家长，和众多教育不成功失败的孩子。虎妈和狼爸的教育，也许不能作为榜样，但是他们的成功，却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尽管人类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人的教育过程，还是离不开必要的惩戒。对于多数的孩子而言，没有惩戒，就没有教育。走遍天下，骄纵都是孩子成长的大敌。再过一万年，那个古老的格言都是正确的：惯子等于杀子。现在的父母和学校，应该研究的是除了棍棒以外，什么样的惩戒方式更合适，而不是一味强调爱。事实上，没有惩戒，爱就没了落脚点，纵有千般爱，让孩子无从体味。他们会觉得，父母给他们的，无论有多少，都是应该的，天经地义。这样的爱，就是骄纵。

虎妈狼爸来了，对于千千万万的家长，也许是件好事。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

曾经得过大运会体操冠军的张尚武在北京行乞，这个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质疑；其实，类似的事情，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不是世界冠军在搓澡，就是世界冠军摆地摊。每次，都会在网上激起起一点不小的风波。主要是世界冠军光环，跟冠军后来的境遇有着太大的反差。

张尚武事件还在发酵，网络和媒体，又陆续挖出了有关他更多的猛料，有消息说，没有退役前的张尚武，已经劣迹斑斑，他的退役，也许跟伤病无关，而是违纪在先。这位退役后因盗窃罪蹲过监狱的世界冠军，其实是有前科的。但是，这样的猛料，也无法掩饰一个看起来很无情的事实。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退役，这个练了十八年体操的年轻人，一旦退役之后，就身无长技，找不到维持自己脸面的合适工作。毕竟，张尚武还拿过大运会的世界冠军，那些没有得到如此荣誉的人更多，他们的付出，也不比冠亚军们少，他们退役之后，境遇会怎样呢？没有了冠军的头衔，就算是街头行乞，也许也不会有人关注。

我们的体育事业，为国家争得了很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一个金牌大国了。但是，我们的金牌，却是靠举国体制得来的。以国家的力量，从全国找一些合适人选，集中力量培训强化，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这些项目冲上去。如果投入依旧，维持这些项目的优势，也不难。只要这些项目不属于市场化的，我们就一直有机会。可只要是市场化的项目，就我们只能向隅，无论怎么投入都没有用。更大的困局是，举国体制的体育，只是一小撮人的体育，为了金牌短促突击的体育。跟“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长远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像中国跳水、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全民体育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为了突击金牌组成的专业队员，一旦青春已逝，不得不退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本该受教育的年月，一直在体育场上，一点谋生之技也没有。冠军尚有活不下去的，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举国体制在引进一些运动项目上，的确有开山之功。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国力已经有相当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是到了谢幕的时候了。就像女子网球一样，到一定时候，就得放这些优秀运动员单飞，让她们飞向市场，飞向世界。体育，原本就该是人们的一种爱好，有自己职业的人的一种业余爱好。只有那些市场化的项目，才可以专业吃这碗饭。在大赛之前，国家固然可以临时组队练习一下，但长年的专业队，还是散了吧。否则，张尚武的悲剧，还会接着演。

开拓团不应被纪念

黑龙江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中的日本人公墓旁，竖起了一块不小的碑，中国传统的琉璃瓦结构，碑的上首，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下面是密麻麻的日本人名字。据说，这是日本投降时，集中在方正的五千死亡的开拓团成员的一小部分的名单。

当然，死去的人，拥有一块刻有其名字的石碑，并不过分。但是，这些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们是当年的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成员。日本的满洲开拓团，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日本关东军组织实施的武装殖民团体。开始几批都是武装团，后来虽然号称从由复员军人为主的武装团转为农民为主的农业团，但开拓团始终都是军事化的编制，一直拥有武装。他们在殖民过程中，不仅掠夺了中国人的大量田产，而且变成了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上等人。高度参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众的压迫，一直就是日本军队控制东北和镇压民众反抗的辅助力量，可以说属于一种半军事化的侵略团体。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参与过对抗联的围剿。尽管日本战败之后，开拓团的团民，尤其那些老弱妇孺，境遇很悲惨，大量的死于非命，但是，就像死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士兵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的孽，不能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也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

作为一个在这场延续了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中的受害国，当然不可能，也不应纪念侵略一方在自己国土上的死难者。况且，这些人还属于一个准侵略团体。尽管死者中，有些人只是妇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罪过，但即使要纪念，也是日本方面的事。即便如此，如果日本方面高调地把他们侵略中国的战犯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国人依然不能容忍。作为中国人来说，在自己国土上立这样一座碑，带有明显的纪念色彩，对于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战争死难者来说，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方正县方面对此的说明，说是立碑带有反思战争向往和平的意思。但是，从报刊和网络所提供的照片上，我们没看到有这样的说明。而这座碑，又足够的高大宏丽，让人看了不舒服。

网上有消息说，方正县之所以立这块碑，是着眼于从日本招商引资。如果这个消息确实，那么就更不应该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一种令当年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各国不齿的耻辱。在日本政府一直不肯就强迫劳工和慰安妇问题做出道歉和赔偿的时候，立这样的碑，仅仅是为了换一点投资，不能说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实在是过于市侩了，已经精明到了脸面都不要的地步。

拦路收费何时了？

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过路费降价，而且改为单向收费。这个消息，不知是该让人喜呢，还是令人悲？这条中国流量最大的高速路，一口气收了三十四年的过路费，而且一直都是双向收取，期间，只降了两次价，第一次从十五元降到十元，这次，从十元降到五元。但降价只适应于T1，T二航站楼方向，T3航站楼那条支线，依旧收十元。对于经常需要出入机场的人而言，我们还是喜一次吧，毕竟，人家还是做了一点让步，尽管是在五部委高调宣称要整顿路桥收费的高压之下作出的。至少，北京还给了五部委一点面子，其他地方，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在任何国家，公路包括高速公路，都是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交了税，包括在燃油税里的养路费，就该免费通行。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由政府贷款修路，然后收费还贷，贷款一旦还完，收费就应该停止。中国多年基础设施欠账，多一点收费还贷的路，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路上收费的这个模式一出来，各地就纷纷设立路卡，原本不收费的路也收，公路一段段患了肠梗阻，收费最疯狂的时段，几乎每十公里，就有一个路卡。很多公路，包括高速公路，贷款早就还完了，收费时间也到了，但就是收，谁说也不听。不仅如此，各地还纷纷成立路桥公司，几乎等于无限制延长收费时间。这样的公司居然还上市。这样的上市公司，盈利模式倒是简单，拦上路，就收钱。有一条路，就等于多了一台印钞机。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收费公路在中国，天下独一无二的路桥收费上市公司也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纪录，是中国人的耻辱。

从晚清到民国，曾经有几十年，中国的道路上，到处布满了厘卡，密度跟今天的路桥收费站类似。过往商品，只要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就得缴费。那时，人们称之为政府派来的车匪路霸。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货畅其流，是统一市场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路，就是给这些路卡弄得像患了严重的肠梗阻。在中国境内，商品的运输费用，由于一段段路桥费的缘故，竟然比运到美国的运费还高。自然，在中国销售的中国产品，价格也要比在美国消费更高。这样的荒唐事，在厘金时代，是因为中国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而今天，一个外面看起来大一统强国，居然荒唐依旧。即使中央下令，地方也置若罔闻，这样的“车匪路霸”，居然还能上市。

改革进入深水区，凡是涉及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所在，一般都改不动。哪怕这个改革，对于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地方的长远利益，都有莫大的好处，也一样改不动。道理很简单，每个路桥公司，都是地方政府的印钞机，每任地方官只管自己任期的一小段，后面的事，谁管得？即使有天大的好处，但眼前的钱没了。

卢美美的父亲及其迷魂阵

郭美美的事情还没有完结，又冒出一个卢美美，高调宣称要在非洲建希望小学。卢美美的高调，扯出来她的父亲卢俊卿，这个父亲的身后，是一个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光听名号，就能吓死个人。这个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自二零零五年起，每年都要在北京举办一次世界杰出华商大会，迄今已经举办了七届。这个协会，不仅有诸多退休政府高官的身影，而且它的活动，有前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号称跟联合国有关机构有合作关系。真不愧有“世界”的头衔。

但是，再大的名头，也怕查。一查，所谓跟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子虚乌有，所谓联合国要员，无非是民间人士，协会的出版社、刊物，居然也子虚乌有。这个所谓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原本无非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后来虽然做了社团注册，但运作还是公司。就跟前些年很是热闹一阵的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一样，就是某些人想弄一个公司，挣点钱花。注册一个公司，在香港容易得就像买部手机。但是这样的公司，不是经营产品，而是营销名头，只消自家公司起的名好，再花钱拉来一些名人，尤其是退休的高官，莫名其妙的洋人，钱就滚滚地来了。

戏法蒙人容易，说破了简单。中国的企业家，土鳖多于海龟，但个个有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谁没个虚荣心呢？何况企业家。如果一个籍籍无名的企业家，突然之间，交上点银子，就可以成为世界杰出华商，有谁会不乐意呢？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分为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只要每年交几万到数千元不等的年费，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可以称自己是协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如此说来，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可以有一个排，或者一个连。除了年费之外，参加杰出华商大会，需要交更多的钱。不要紧，交了一大笔钱，你就可以获得跟退休政府高官以及某些政商娱界名人单独合影的机会，回去巨幅的大照片摆在企业里，看看也风光。

不是入会的企业都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也不是所有人都被蒙了。但是，有卢俊卿这样的人出面搭这样一个台子，尽管就是个草台班子。但人家毕竟可以拉来退休的高官，高官退了休，闲极无聊，有机会出来露露脸，挣点钱，何乐不为。而企业家看中的，则是这个退休高官的剩余权力价值，虽然退了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关键时刻，也可以利用。另外，尽管来的洋人莫名其妙，但总是有点来头，照张合影，多少也能蒙人，让人不敢小瞧了自家的企业。一个是周瑜，一个是黄盖，愿打愿挨，你蒙我，我再蒙人。

民意缺席的公推遴选

这些年，干部选拔机制的改革，各地都有试点，无论叫公推公选，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堂，对于从前的干部选拔，至少在公开性上，是一种进步。中山市拿出个镇区副职，实行公推遴选也是如此。比较起来，虽然中山市此番试点，步幅比较大，一下子推出二十五个副处级职位，但却没有一个正职，看起来还是有些谨慎。

从有关报道上看，此番干部选拔，是公开进行的，无论是单位初推还是最后评委打分，基本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而且，还实行了履历量化计分制，把被推选者历年任职状况，考核成绩以及获得的奖励折成分数，增加了评选的可衡量度。这样的公推遴选，至少可以避免以往干部选拔中的诸多猫腻，用报道者的话来说，就是从相马变成了赛马。有心人想要从中作弊，多少有些难度。

不过，此番的公推遴选，从程序看，虽然说是公推，但一来限制过多，有资格入选者，不仅有学历限制，而且必须是公务员，而且得是现任科级干部（含副科级）。学历限制，如果没有特别的国民教育要求的话，难度倒是不大。但科级公务员这个门槛，却把相当多的优秀人才卡在了外面。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山市，人才也不见得都在公务员里，尤其不在科级公务员队伍里。若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此人为设限，除了对于选拔过程有点简单省事的“好处”，其实并不合适。

当然，最严重的缺陷，是整个公推遴选，缺乏民意的份额。初推部分，由各单位负责，我们看不到单位的民意在哪里，公推遴选部分，评委说了算，这些评委的选拔，似乎也没有民意什么事，只有个别的人大代表，好像跟民众有点关系，但实际上，人们也知道，人大代表，不见得是民众代表，很可能也是领导干部。尽管我们知道，现在的任何一种干部选拔机制，都有公示的部分，但这个部分即使民众想提不同意见，也只能就被公示者的严重缺陷发出质疑，这样的质疑，能否有作用，都很难说。

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官员选拔，最大的问题是合法性不足。一方面，官员的选拔要面向民众开放，让民众有机会进入体制，如果需要设限，至少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应该有资格。另一方面，要逐步让民众对官员的选拔，有发言权和有选择权。

莫把民意变成官意

不知怎么一来，上头开始注重民意了。开听证会，就是有关部门注重民意的一个表现。凡有涉及民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开个听证会，征求一下意见，从形式上看，当然是好事。国外也有这样的事，但是，听证会落到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居然变成了这样的东西——凡是有关部门的决策要损害民众利益的时候，就必开听证会，听证会上，一般来说，拥护政府决策（一般都是公共物品的涨价）必定占多数。当然结果必定是，逢涨必听，逢听必涨。

这几天，网上爆出一个成都老太，据传是七次参加听证会，每次都跟政府站在一边，属于政府的托儿。成都方面做出了澄清，说是老太只参加了四次，政府没托儿。听证会不是逢听必涨，而是逢涨必听（听完必涨的话，其实一个意思）。但也承认了，实际上参加听证会的民众是由组织听证会的政府部门挑选的（比如发改委）。当然，政府有关部门都说，他们挑选参加听证会的人选，都是随机的。但奇怪的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数的听证会政府部门怎么那么命好，都能挑选出那么多跟他们意见一致的民众。比如像前些年北京出租车涨价，问十个司机，有九个半不乐意。打车的民众，自不必说，谁乐意多出钱呢？然而，到了听证会上，居然民众的意见一边倒，从开车的到打车都说该涨。

这样的神奇听证，神奇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听证会参加者的选择权，在政府有关部门手里，而这个有关部门，恰是决策的利益方，是涨价的获利者。开成这样的听证会，组办方说是没找托儿，只消是有正常智力的人，没法相信。

从政府有关部门角度，听证会真是个好东西，听证一下，官意就变成了民意，我要涨价，就变成了民众自己要涨。我不过是顺从民意，多么的美妙。可是，凡是有托儿的会，民众都知道，那就是骗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傻子，没有人多掏钱还高兴地热烈拥护的。骗局设了，骗一次两次也许行，骗多了，也就没人信了。曾经很火的听证会，已经变成了笑话。也就是说，官府已经没法通过这个程序，把官意变成民意。骗，也只能骗上级。但在网络时代，骗上级也不大容易，除非上级乐意装糊涂。

这种官意变民意的操作，本质上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戏法，玩弄民意的戏法。历史证明，玩弄民意，如同玩火，从来都是要遭殃的，更何况如此拙劣地玩。玩多了，不仅自己的公信力全搭了进去，还必然会引起民意的反弹，给本来就劣化的官民关系，多加一条裂痕，多拱点火。现在网上逢官必反的状况，不能不说，都是这些年官方自己折腾出来的。不思改善，还继续折腾，我们看了都害怕。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按照中央要求，各地每年都要建一大批保障房，其中很大的比例是类似香港的公租房。不消说，这样的保障房，属于救助贫困人口的社会公益用房，这样的“房产”，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往里贴钱的。

跟诸多惠民政策一样，中央往往只有政策，并没有下达配套的资金。各地建保障房，主要的资金要自己解决。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上的内轻外重局面已经颠倒了过来，中央各个部委都变得财大气粗，各地要钱，得跑部钱进。好在，自从房地产事业兴盛之后，各地土地财政大多挣得满坑满谷。这些年各地的大手笔建设，多半跟土地财政有关，少半跟融资平台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穷的地方也好，富的地方也罢，无论土地财政挣了多少，融资平台融了多少资，都跟保障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央大手笔的惠民政策，中央不出钱，地方也拿不出钱。指标年年下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地处珠三角的特区珠海，为了应付今年的保障房任务，把回迁房和企业的宿舍，都算了进去。尽管到今天为止，政府方面还硬着头皮狡辩，但企业方面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摆明了说，企业的宿舍，就是走市场的，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地方政府，肯定不是珠海一个地方。也充分理解，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做无米之炊，的确有难处。地方政府个个都热衷于房地产事业，因为那个事业是无本或者少本的生意，政府只需要卖地就会财源滚滚。不仅挣了地钱，而且能挣到地产开发之后的附加值。而土地，说起来虽说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管就是谁的。尽管中央有农地的红线，但善于折腾的地方，总可以从农民手里弄到廉价的土地，转手高价出卖。但是，保障房建设，却明摆着是个赔地又赔钱的买卖。这样的买卖，你让早已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来做，谁会有积极性呢？说地方政府没这笔钱倒是没错，但不等于它们真的就没钱。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把建政府大楼、豪华广场的钱，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三公消费省下来一点，再多的保障房指标也能完成。但是，千里做官，谁不图个享受，有哪个政府能舍得割自己的肉照顾民生？民生的重要，一般来说，重要在政策上，重要在纸上，将之落实在地面上，是要花钱的。中央如果肯掏，万事大吉，如果不肯，还非逼着地方做，那么对不起，糊弄和应付，这种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就自然派上用场了。

改善民生，的确是这些年鼓吹得最响的主旋律。但是，这个主旋律，可不是说说就行的。如果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保障房的配套资金，那么，就真得委屈一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多少砍一点三公消费。每年少吃喝一点，少增加点公车，少没事出国乱走，连计生部门都要出国考察人家本来就没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牙缝里省点，从指头缝里抠点，最弱势的百姓，就有福了。

让公路短命的折寿因素

新华网报道，玉溪市新平县城至三江口二级公路试通车的第二天就发生坍塌事故，导致一辆途经此处的车辆翻下山崖，造成车内二人死亡、二人受伤，公路中断。对于事故原因，当地政府说是单点暴雨所致，属于自然灾害。这些年来，短命的路桥时常见于报章，但短到不足一天的，还是第一次。又一次破了世界纪录，不知道当地政府是否要申请吉尼斯纪录？

不消说，这样的破纪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幸好出事的时候，下了点雨，据说是单点暴雨，顾名思义，雨都下到出事的路段上了。所以，把账算到自然灾害上，最是省事，谁也没责任。就像某些桥一样，只要垮塌，上面有了车，就是车压的。如果没车，过只蚊子，兴许也得被赖上。

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到底短命的路桥为什么短命。原本建的就是豆腐渣，撑不了多久的。有关部门，最大的责任是为垮塌的路桥找个借口。当然，最好是封锁消息，别让外界知道，找机会偷偷修补一下就是。出现豆腐渣工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为腐败。公共工程，难免层层发包，最后施工的人，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要想有利润，唯一的办法是偷工减料，做出豆腐渣来对付。这些年的公共工程，包括某些很著名的工程，做得最好的，也无非是驴粪蛋子外面光，里面多少都会有点偷工减料，能做到几年之内不垮塌，已经可以得鲁班大奖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工程，都得经过专门和专业的验收。所有的工程，尤其是路桥工程，都是要过车的，人命关天。哪天出事了，想瞒都瞒不住。也就是说，凡是豆腐渣工程，早晚都会出事，一出，往往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就是有那么些人，总是前赴后继地制造豆腐渣。这些成批生产的豆腐渣，还都能通过验收。都说，只要利益大了，就可以驱使人甘冒上绞架的风险。我们的国家，对于这些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共工程，还真就是宽宏大度。即使出了事，也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化不了，扛不过了，处罚力度，也尽可能地小。而且，负责验收的部门和人，一般都安然无事。明明腐败了一大串，却只摘了其中一两个人象征性地打一打。

我们知道，世界工程界的规矩，谁做的工程，谁的验收，都是要刻在工程的奠基石上的。出了事，谁该负责，一目了然。真的做了豆腐渣，出事之后，进监狱免不了，连带责任，谁也跑不了。而且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能在工程界立足，声名狼藉。我们不用另立规矩，只消按此规矩办，豆腐渣工程就会少很多。

如何面对钉子户？

公共工程遇到了钉子户，这种事，到处都有，中山新岐江路工程的遭遇，一点都不新鲜。的确，这条路涉及公共利益，修成之后也方便民众。但是，就因为一个钉子户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工期一拖再拖。经过法院判决，钉子户已经败诉，尽管还可以上诉，可以预期，这户“钉子”离强行被拔，已经不远了。

虽然说，强拆令人痛恨，几乎人人都同情被拆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真的存在借拆迁牟利的人。有人不乐意自己的房子被拆，但也有人盼着拆，一拆，弄好了就平地致富。在中山发生的这件钉子户强阻修路的事件中，从新闻报道看，人们的同情，似乎落到了拆迁者的一边。他们似乎做的所有事都合理合法，而且仁至义尽。暗示了尽管被拆迁的钉子户可以拿到比此前迁走的人更多的补偿款，却依然不肯就范。“耍刁放赖”几个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

每个钉子户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拆迁事件都有具体的情况。在外面的我们，无从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也无法判断这个事件的是非。但是，仅就报道而言，负责工程施工，拆迁的一方，所作所为，还是大有问题的。首先，负责拆迁的人并不知具体该拆哪些地方，事到临头，才仓促决定，没有给被拆迁人留下考虑的空间，拆迁人也没有准备。其次，拆迁还没谈好，这边工程设计已经弄好，而且路都修到了钉子户的门口，钉子户坚决不动，想要改变方案都来不及，要改，就得付出更大的成本。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各地类似的工程，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边谈判征地。最后兵临被拆迁户门下，硬逼，也把人逼走。

这个事件的结果，估计十有八九，钉子户得败诉，强拆不可避免。也许，这个地方从此有多了一户上访告状的人，跟当地政府没完没了。这户钉子户坚守的是自己的农村宅基地，农村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而是农民集体所有。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这样的宅基地可以由村委会申报当地政府收回，但现在当地的村委会已经发生变化，而且村委会这样做，似乎经过村民大会同意。按《物权法》的精神，保护物权，才是第一位的事，而所谓的公共利益，虽然也很重要，但跟物权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事。在美国和日本，都发生过重大公共工程因为一个钉子户而改建的事，在中国，这样的事则根本不可能。难道，公共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的吗？

数据公开，不能徐妃半面

千呼万唤，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捐赠数据平台总算是上线了。虽说是试运行，但毕竟让人有个查阅的出处。不过，当网民兴冲冲上去一看，却发现数据残缺不全，只有捐赠的数据，而捐款的用处根本查不到。即使捐款数据，也乱七八糟，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前十几天，几笔来自大牌明星的捐款就已经到位。这当然不是明星们能掐会算，可以预知地震，而是捐赠的日期弄错了。连刘德华这样的天王巨星在玉树地震上的捐款日期都能搞错，还有什么不能错的。民众最关心的，其实是捐款的用途，怎么用的，这个项目没有，等于是一个会计账簿，把最关键的支出栏给弄掉了，让人怎么查账呢？这样的数据，即使公开了，除了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笑骂的靶子，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如此，有记者按照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公布联系电话，联系红十字会，发现几个电话都子虚乌有，根本无法联系。

中国红十字会要做这个数据平台，是老早的事儿了。现在上线，其实严格讲，已经过了它自己规定的期限。尽管是试运行，乱到这个地步，实在也是说不过去的。退一万步说，红十字会在这个事上，至少是不认真的。如果稍微苛刻一点，可以说红十字会根本没诚意，并非真的想做。

郭美美事件出来之后，不用说，红十字会压力巨大。郭美美无论是否真的跟红十字会有关，红十字会不公开透明，黑箱操作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郭美美事件，只是给了民众早已压不住的火气，一个比较娱乐化的发泄机会而已。很难想象，在这样巨大的压力面前，急于洗白自己的红十字会，居然做出来的捐赠数据平台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压力，数据平台能不能问世，还真就不好说。

我们知道，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机构，人员都是公务员。但是，即使官方机构，做了公益事业，也要老实一点。既然已经被网民逼到墙角了，公开的时候，就得有起码的诚意。如果自己的屁股上有屎，就得把屎亮出来，然后自己该处理谁就处理谁。别藏着掖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没有猫腻，屁股是干净的，那么做数据的时候，就得认真一点。这种大事，领导得亲自挂帅，亲自动手检查，不能再摆官僚架子。既然公开了，就应该做成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靶子，一个笑料。现在的中国，这样的靶子和笑料也太多了，笑过骂过，民众未必真的高兴。

说话干嘛要全面？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得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跟我在某个地方吃同样的菜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此这般下来，估计听的人如果不逃跑的话，多半是要给你两个嘴巴的。有人会说，说谁不全面，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而是正式的开会发言，正式的思想表达。

然而，这样的场合就非得全面吗？开会发言，表述观点，多半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见。如果真的全面了，意见就被淹没在口水里了。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某种学术观点，更是片面一点才好。西方有句老话，偏激出真理。其实有道理。一篇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全面是全面了，但大体上等于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们看不出你意见，你的倾向，这样的文章，作为科普知识的介绍，也许有点用，但作为研究性论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核心期刊上，充斥着这样的论文。

从小到大，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得到的训导，都是告诫我们要全面，说话要周全。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这样做，不得罪人。从应付领导角度，也能讨得领导的欢心。但是，全面的习惯一旦养成，人的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我们见了太多会做人，也会做官的人，但偏偏缺乏片面而思想深刻的人，考虑问题片面，但创意多多之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即使有，也往往不得志。经常处在周围人的指责之中，成为人们所谓的“争议性人物”，有点什么好处，多半轮不到。而那些平庸之辈，处事圆到，不偏不倚，肯定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赏识，进而飞黄腾达。

片面和偏激，都不是一种缺点，更非罪过。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伤人，就要允许人片面，允许人偏激。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老到，不是周全，不是面面俱到的思维，而是创造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我们在创造性上的得分，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向以出菜刀闻名的浙江永康县，最近出了一个窝案。窝案的主角，是永康十二名中小学校长，此案连同教育局长，教育系统总共十五人涉案。其中，十一名校长，已经判刑。校长们集体犯案，是因为做了蛀虫，一嘴拱到了学生的午餐费上。勾结供应学生午餐的不法商人，吃学生午餐费的回扣，少则吃10%。多则吃掉20%。学生对低劣的午餐的抱怨，居然成了校长们进一步勒取回扣的借口，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午餐越来越次，最终激怒了学生家长，纷纷告状，这才东窗事发。

校长也是老师，做老师的坑学生，连午餐费都不放过，宁可看到学生营养不良，也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这样的老师，还是老师吗？然而，这些年来，这样的老师，居然越出越多。从前，见过有在学生校服上打主意的校长，有私藏巨额小金库的校长，也有上课不好好讲，下课办补习班的老师。越来越多的家长抱怨，孩子一路上学，总是没完没了地应付校长和老师的索需，逢年过节不送礼，孩子都不敢上学去。

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教育者。然而，我们看到，老师的品德正在以非常的速度在败坏。过去人讲，人世间什么人都可以变坏，唯独老师和医生不能。然而，恰是在这两个领域，道德败坏的现象，层出不穷。

现在的老师，其实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他们来说，教师这个职业，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饭碗。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是个古老的神话。干什么吃什么，做教师的，就得吃学生。管一个班，吃一个班，管一所学校，就吃一所学校。管，就意味着权力，有权，就要为自己谋福利。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样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会给学生造成何种影响，会怎样给学生年幼的心灵，带来何等的阴影。虽然说，学校里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慑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阳光拆迁的前提

中山市要成立专业拆迁公司，此后，拆迁办公室将不参与拆迁。因而有人大的领导建议，成立专业拆迁公司之后，拆迁就应该走向阳光化，拆迁补偿也应该阳光化，拆得快多补贴，拆得慢少补贴。

凡是涉及政府的事情，阳光总是好事。但是，成立了专业拆迁公司，真的就可以实现拆迁阳光化吗？所谓专业的拆迁公司，到底是在拆迁技术上的专业，还是在拆迁谈判时的专业，我们还不清楚。但即使在这两方面都很专业，也未必能保证拆迁过程中的阳光。所谓的阳光，按我们的理解，是指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如果仅仅是拆迁时，搬得快的人多补，搬得慢的人少补，不过是多少拆迁者都实行过的“奖惩措施”，何阳光之有？

这些年来，城市建设大幅度提速，大拆大建不可避免。拆迁涉及财产纠纷，涉及各方利益，有时往往利益巨大。所以，整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涉及农村土地的，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之间，如果涉及农地，则往往有更复杂的产权纠葛。在以往，拆迁过程最不阳光的部分，在于政府和开发商勾结，利用他们跟被拆迁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压低拆迁补偿，合伙吞掉土地开发后的巨大商业利益。有的就更加恶劣，不是利用政府动用警力，打压驱赶钉子户，就是收买黑社会，实行暴力拆迁。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拆迁补偿一般都给得比较少，很多被拆迁户，拆迁之后根本无法在原地买房，只能迁徙到城市的远郊。很多开发商，宁可高价收买黑社会，或者贿赂政府官员，也不肯多出点拆迁补偿。用他们的私下的话说，就是不能惯着穷人。

所以，阳光拆迁，仅仅成立专业公司，还是远远不够的。有几个前提，是必须遵守的。第一，必须严格守法，充分尊重被拆迁户的物权。第二，要让这个建设过程，从规划到征地再到拆迁的过程阳光化，严格杜绝开发商和政府的私下交易。第三，专业拆迁公司跟各个建设利益主体之间，不能有利益纠葛，也就是说，这样的公司，必须是中立的。所需费用，统一由拆迁办支付，不能谁开发谁特别付费。第四，专业拆迁公司如果跟被拆迁户发生纠纷，法院不能不受理。

虽然不能说有了这样的前提，拆迁就一定会阳光，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拆迁公司无论多么专业，拆迁都不可能阳光。一句话，拆迁阳光，必须斩断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私下交易纽带。

阳光依旧照不到的三公消费

几天前，在国务院规定的公布三公消费的期限到来之际，七成以上的中央部委没有公布三公消费，在舆论的压力下，这几天，情况有所好转，那七成的部委总算把自己的三公消费数额公布了出来。从拖拖拉拉，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势看，多数的中央部委其实很不情愿公开自己的花销。迈出这一步，到底是由于上级的严令，还是舆论的压力，不好说。但在公众纳税人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如果政府机关开支总是保持黑箱，无论如何，都是混不过去的。

从已经公开的三公消费数字来看，媒体的印象，一言以蔽之：过于简练。无非几个大项目，下列数字，有的加上一点简单的注释说明。漫说不懂行的民众看不出名堂，就是懂行的专家，也是一头雾水。因公出国经费，若干百万元，去哪儿了？为什么去？几个人？待几天？住什么级别的宾馆？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数字，即使公开了，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谈起。公开是为了监督，这样简练的公开，想监督也不好下手。如果各部委的公文和报告能这样简练，倒是好事，可惜，该简练的不简练，不该简练的，却简练到了家。

当然，对于三公消费而言，公布了，总比不公布强。凡事，有初一才能有十五。迈开这一步，下一步就有希望。有个数字，哪怕再简练，再含糊，也就有了监督的可能。比如说，计生委公布的出国经费，看起来相当多。网民就问了，你一个计生委出这么多次国干什么？难道说是出国交流计划生育工作吗？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好像没有几个。如果公布的项目再详细一点，发现大部分的人去的都是欧美国家，那么网民的质疑声就会更加强烈。

无疑，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第三步，不公开是不行的了。各个部委不要抱有幻想，等着哪一天再收回去，大家关起门来享福。但是，随着公开力度的加大，逐渐阳光下的三公消费，暴露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目前来看，很多问题，其实是结构性的。如果在公开透明的同时，不进行各部委结构性的改革，那么，三公消费的某些问题，其实解决不了。不公开时问题没有暴露，不解决还好，公开了，不解决，在公众方面就说不过去。民意的反弹，会超级强烈。所以，三公消费的公开，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紧跟的一步就是进行行政体制的大手术改革。从这个意义上，公开三公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倒逼。行政改革的倒逼。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三十五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四十一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步走到了多事之秋。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再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城乡二元结构等等问题，都在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中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戾气深重。而在上者不思着手从结构上解决问题，即使改革，也只做技术处理，修修补补，哪儿有窟窿哪儿堵。反而只认一个理，提速发展，指望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显然，快速发展，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原有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被得到缓解，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病症就显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包治百病，反而使某些病症加剧恶化。一系列的恶性事故，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波及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征兆，后面的大事也许还多着呢？有谁能知道，在过去兴建的那么多工程中，有多少存在隐患呢？

把侵略者的罪行钉死在数目字上

在有关抗战期间所有老照片中，1941年6月3日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累累尸体的那张，是最为怵目惊心的。在那场日军的轰炸中，仅这一个隧道，就死亡将近1200人。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持续了六年零十个月。当年的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所谓的无差别轰炸，不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一味地狂轰滥炸，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轰炸造成的惨状，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决心。因此，如此长时间高频度的轰炸，造成人命和财产损失，是特别巨大的。

但是，过去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概数，一仗打完，胜利了，说是杀敌无算。敌人打进来，烧杀抢掠，甚至大屠杀，我们说造成无数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但这无算和无数，到底是多少，我们的记录却都语焉不详。古代如此，在现代发生的抗日战争中，依旧如此。我们的历史记载，充满这样含混的“统计”或者说估计。

这样的状况，到了今天终于出现了变化，经过重庆历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经过仔细的勘察，走访和资料查阅，他们终于能够将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定格在具体的数目字上和严格的证据上，不仅调查出日军每次轰炸的时间地点，而且查清了由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伤亡和间接伤亡数目，炸毁的房屋数量，每项财产的损失。

作为二战期间受到法西斯伤害最大的两个民族，犹太人对于纳粹罪行统计做得一丝不苟，精确到了每个家庭，每个人。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做这项工作，力图弄清每个疑点，查清每个事实。而我们却由于传统的粗疏，马虎得多，很多次的屠杀，只有一个概数。这种马虎，给了日本一些别有用心、一直企图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的人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现在一些否定战争罪行的所谓“研究著作”，几乎都是在数目字上做文章，利用我们统计的粗疏，进而否定所有发生的战争罪行。显然，如果不能把那场侵略战争的罪行，具体精确地数字化，把每个罪证都打成铁案，就无法比较充分地揭露侵略罪行，彻底地驳斥日本右翼集团的谰言。更好地教育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现在的世界是个讲法制的时代，对侵略罪行的审判，远不是1945年东京国际法庭一次审判所能完成的。若想让日本某些受蒙蔽的民众心服口服，对战争罪行进行详尽的调查和统计，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最后的审判才能完成，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和平，有了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的历史工作者，走在了前面，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传统的中国人，每个人家都供一个灶王爷，说是一家之主。但查查神仙谱，这个灶王爷其实是玉帝派到各家各户做监察的，看看下界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一次，跟玉帝作汇报。虽然说，每个灶王爷像前都有一副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位王爷上去之后，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因此，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都会给灶王爷供一种糖，很黏的饴糖，让他吃个满嘴，上天去，咿哩唔噜什么也说不清，时辰一到，就回来了。

其实，作为平头百姓，哪有神仙有这个耐烦挨家挨户地监管？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老百姓对官家的一种模仿或者戏谑。古代的官家体制，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监察官监视。有中央一贯到底的，也有各级层层监管的。《三国演义》上张飞一怒之下鞭打的那个督邮，就是郡里专门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监察官。每次下来巡视，县里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待，稍有不周，自家的乌纱帽就玄了。给了督邮一顿鞭子，刘玄德的县尉就只好挂冠了。这样的故事，还是小说，但后来的陶渊明，在做桃源令的时候，就真的因为不乐意低三下四接待督邮，只好事先挂冠而去，回家种地了。

在实际的官场生活中，刘备和陶潜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凡是来巡视的官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基本上都能受到热情地接待，连吃带拿是必须的。是封口，也是填嘴。如果人家是专门针对某一项控告来的，那需要孝敬的银子一定少不了。这样才能回去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下界保平安。唐代和明代，皇帝喜欢派宦官下去做监督，监这个，督那个。凡是被派了监督的地方，事先就准备好一份大大的好处，让监督者分肥。所以，凡是上面派下来监督巡视的，就一定可以得到分肥的好处。从来如此，没有例外。

这几天湖北省巡视组在秭归县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巡视组是否二十天花了八十万，还有待最后调查。但网民们心知肚明，政府管接待的人，恐怕也心知肚明，这事多半假不了。至于说这八十万里有没有秭归县的人浑水摸鱼，估计也差不多。接待费用，从来都是这样一笔糊涂账。只是湖北的官人可能会喊冤，到处都这样，怎么单盯住我们不放？就像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盯我一个？其实，只要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奖惩的权力也在上面，什么时候，上面来的巡视和检查，监督，或者评比什么的，下面只能好好接待，好好伺候，同时这厢有礼。官员需要监督，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即使在每个巡视的人后面再派一个人，最后也一样会被收买。大不了分肥的名单上再添一人便是。

官场上，有一个最古老的真理：蒙骗上面，总是容易的。给上面来的人塞一嘴的糖，给下面乱说乱动的人塞一嘴马粪，天下太平。

学校变身黑砖窑

一则消息引起学界的震动，贵阳国防学校的六十九名学生投诉，他们入学六天即被派往东莞工厂顶岗工作，三年学习，顶岗工作占了大半，而且工作期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却微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七个月仅仅收入1300元。平均一月不足二百元。职业技术学校“卖学生”到工厂，会所甚至娱乐场所打工的事，已经有很多了。应该说，比贵阳国防学校更过分的，也不是没有。但如此规模的黑幕被揭出来，可能还是第一次。

其实，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存在着实习异化的问题。学生，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学生需要实习，这没有问题。但对于高校而言，实习的问题是被放羊，原本有实习工厂的学校，关掉赔钱的工厂，让学生自己找实习。找不到就胡乱开个证明顶替，学校明知道怎么回事，却睁眼闭眼。原本是必要的教学环节，流于形式。而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则是把学生当劳动力出卖给工厂，让他们顶岗打工。学校既赚取金钱，也顺便以实习代替教学，一举数得。最恶劣的，前些年还有艺校，把学生直接送到歌厅，从事色情服务的事情。

都说中国大学畸形发展，真正缺的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技工。技工固然需要实习，培养具体的动手能力。但这样的培养，必须跟教学配合起来，实习是教学的一个环节，而非顶岗打工。顶岗打工，实际上是把原本缴费上学的学生，当成了廉价劳动力，而学校和工厂勾结，合伙榨取学生的血汗。对于学生技能和技术的培养，并没有多少益处。如果长时间做一种流水线上的工作，还会导致学生动手能力的退化。

学校本是培养人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地方，已经严重异化。蜕变成为一种无视学生尊严和未来的谋利机器。学校成了包工头，而且是打着老师名义的包工头。他们比真正的包工头更加贪婪，更加残忍。试想，在当今民工荒的时代，有哪个地方能请到一个月不足两百元工资、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工人呢？但是，在我们的教书育人的学校里就有。黑到这个地步的学校，还能叫学校吗？可悲的是，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现实。类似唯利是图，唯钱是举的学校现象，其实比比皆是。一方面，是学校的高度行政控制，一方面，学校却像一个黑心的黑砖窑。权力和金钱在昔日的净土如此奇妙的结合，能生出什么怪胎？只有更坏，没有最坏。

不能让经济改革停滞在瓶颈上

温州出大事了。一向号称民营企业龙头的温州，2011年4月以来，已经有二十五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跑路”或者跳楼。所谓跑路就是丢下企业自己逃走，对于一个知名企业家而言，这样的选择，跟跳楼也没多大区别。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浙江已经不是新闻了，记得2010年宁波和绍兴也有这样的事情，只是没有今天这样成群结队而已。

温州民营企业的危机，一般说来都是因为资金链断了。民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贷不到款，只能求助民间的高利贷，利率高得吓人，一有风吹草动，还钱不上，只有跑路或者跳楼。也有人说，温州老板这些年来实际上无心经营产业，全副精力都在炒楼，楼市不利，资金抽不出来，由此才导致眼前的危机。也有人说，现在国有银行对民企的贷款利率特别高，条件特别苛刻，还款还得优先，届时还不上，就得借高利贷，结果饮鸩止渴，最终有一天被利率日渐其高的高利贷所压垮。

其实，民营企业贷款难，是一个老问题了。不止温州，其他地方的民企，也都有依赖高利贷运转的。近些年民企经营环境恶化，稍有不慎，企业就会陷入破产的境地。都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其实并没有走完自己该走的路，很多领域都没有开放，行政垄断，依旧是个过不去的拦路虎。换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在自己的瓶颈部位停了下来。人们都知道，现在在国有银行存钱，实际上是赔钱，但是，民间的游资又很多，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游资就更多。这么多的民间游资，没有一个拿得上台面的平台投资放贷，只好涌进高利贷甚至抬会这样的非法渠道。非法渠道的房贷利率，只能是不合常理的高利贷，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房贷带有赌博性质。经济状况好还凑合，状况一不好，种种问题都会出来。

开放民间金融业，早就是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在浙江，就是当务之急。有消息说，温州放高利贷的人，多半都是有实权的官员和家属。他们利用权力跟银行勾结，弄到贷款，然后对企业放高利贷。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就说明，金融不开放势必导致权力经济泛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样泛滥到官员手上的权力经济，必然是压垮民营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工作车到工作船

浙江省国税局造了一艘豪华游艇，至少从下水照片上看，外观上很像豪华游艇（据微博上传出来的游艇内部照片，更像）。浙江国税局说，那是千岛湖税务局的工作船，专门为了对千岛湖众多岛屿征税用的。可惜，据东方早报的记者对众多岛屿的经营者的采访，这些人好像缴纳税款从来没有跟工作船打过交道。于是，这样的工作船究竟做什么工作，就成了谜。

当然，这样的谜，谜底从来不难揭开。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单位喜欢进口日本车，中央紧急下令，国家机关和国营单位，不许用进口轿车。于是日本就出产了一种“工作车”，专门出口中国，这样的车，基本上还是轿车，只是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车厢，仅够装几箱饮料或者啤酒。一时间，大小单位，都纷纷购置这种工作车，马路上随处可见。这样的车，到底怎样工作，跟现在国税局的工作船一样的。

领导的享受，无论怎样奢华，严格地说，都是一种工作需要。因为，领导就是国家的人，在理论上，就是为了工作而存在的。在很多年以前，到地方上去调查，发现很多单位的领导，根本不会用电脑，但却配给了最贵的笔记本电脑，一直放在那里，有的人甚至连一次没开过机。不消说，这是工作需要。至于给领导配车，从乡镇到县里各个科室、局、部，主要领导都有专车。公车在中国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实权的单位还嫌不够，从企业借，一借就不还，而且车的档次还高。不消说，这也是工作需要。反正你不能说配置了高级轿车，车的速度不够，没有公交车快。领导出行，只要远一点，无论级别够与不够，只要单位有钱，肯定坐头等舱。大学校长们，一听说要取消行政级别，坐不了头等舱，马上如丧考妣，大叫不公。我们相信，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不要说什么韩国日本还有国内台湾没有多少公车，也不要提那个国外的要人坐了经济舱。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坐落于千岛湖这样的地方，钱多得没处花的国税局，如果没有一艘像豪华游艇似的工作船，对于工作是多大的损失呀。

老外在中国生活，最大的困惑是国人总是喜欢混着来。公和私不分，工作和休闲也不分，享受和劳作更不分。看上去是享受的事，其实一打听，人家是在工作。有法院院长业余时间跟不是妻子的女人开房，都是在工作。公务员喝酒喝死了，也是因公殉职，因为吃的是公务餐。北洋时期，政府要员谈公务，喜欢去八大胡同，不去胡同，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据说办公事，得吃公务餐，还要漂亮的女下属作陪。总之，都是工作，没有休息日，没有假期，领导真累。所以，我们需要工作车，更需要工作船。

反腐倡廉靠什么？

反腐败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主题，这些年来，反腐的新招数很多，有家属反腐，情人反腐，二奶反腐，林林总总。有的见诸正式的文件，有的只是网友的调侃。中山市纪委要招募反腐倡廉的志愿者，成立“廉洁家园”志愿者服务总队，看上去好像有点新意。说宣传廉政文化有点空，不过政府的事，有多点人专门盯着，总比纪委坐等案件上门要好些。

但是，不管这样的志愿者叫什么，听起来，总让人感觉是纪委的腿，说好听点，是手足，反正是为纪委工作的人。中国的反腐工作，靠扩大纪委，或者延伸出些志愿者，就可以大功告成吗？我想，即使是再自信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乐观。别的不讲，如果碰上跟纪委平级的贪腐者，纪委尚且束手无策，志愿者该怎样做工作呢？

古今中外，若要反腐监督有效，一则体制内的权力制衡，二则体制外舆论监督。放在中国古代，就是跟行政体系平行的监察机构和乡绅舆论相结合，凡是这样的机制还有效的时候，王朝政治就比较廉洁，反之，就贪腐横行。在今天的中国，一则要激活人大和政协，让这两个名义上有权，但实际上空转的机构，真正起到监督行政机构的作用。激活的办法非常简单，只要落实人大代表民选，就肯定能奏效。由选民选出来的代表，即使不职业化，没有任务，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肯定会有监督政府的动力。这样的代表，后面有选民的压力，比任何志愿者都要强。第二，要开放舆论监督，让市场化的媒体介入。市场化的媒体有争民众眼球的压力，只要政府把门打开，不设条条框框，这样的媒体，也一样有监督的动力。

凡是有资格复辟的人，大抵拥有权力者。监督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有风险的。靠招募志愿者，也许一时新鲜，他们会有点积极性，但是，日久天长，障碍重重，动力就会越来越小。要想保持他们的积极性，除非给予物质和金钱的刺激。这样一来，所谓的志愿者就近似成了线人或者特务，流弊很多。所以，要想让反腐倡廉真正有效，把中山市变成廉政家园，唯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经实践证明过的办法，让民意代表和媒体来监督。

腐败PK制度

一说起腐败，人人痛恨，然后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上面肯定说要加强反腐。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1979年的时候，一个王守信，贪污了五十万，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争天字第一，恐怕得五十个亿才行。这些年来，别说上面没在制度上下功夫，仅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当今之世，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监察监督机构呢，纪委、监察、审计还加上反贪局。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手，成年累月地忙活，但是，腐败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PK制度，至少在目前，腐败是赢了。

在一次新华社召开的内部座谈会上，我曾说过，现在的腐败，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不管设多少机构，怎样加强措施，都反不了腐败。古代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低俸制，一个七品知县，一县的长官，每年薪俸四十五两白银。如果不肯吃糠咽菜，基本上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一家大小。然而这样的低俸的官员，却是掌管一县，唯我独尊的县太爷，权力相当大。每年全县的赋税和全县人的诉讼官司，都归他一个人全权负责。而制度上存在的监察机构，又管不到这个层面。所以，官员们几乎挡不住地会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每年征税和诉讼的陋规，就足以把县太爷养得很肥。有贪心不足的，还会染指黑色收入，自然发得更狠。这样的事情，皇帝心知肚明，基本上是放任不管，要抓，也只抓那些贪得比较狠，而且民愤比较大的。但是可有一样，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官员，在理论上都有贪腐问题，只要上面想动你，一动一个准，所有的借口，都是贪污。

当今之世，由于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权力，无论人、财、物，都比当年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虽然经过几次调整，官员的工资已经不能算是低薪了，但比起国企的管理人员，还是要低得很多。很多中西部地区，地方干部的工资，说起来相当可怜，而且据说还经常拖欠。官员权力很大，每日有很多的钱过手，很多的机会可以抓。对于一把手来说，更是如此。这些机会可以拿到的好处，跟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简直就不能比。与此同时，所有的监督又不怎么有效。很多官员都说，现在只要把媒体和网络防住了，就基本上没事，各种监督机构，很好应付。在这种情况下，让官员们不涉贪，近乎于把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壮汉和一个裸体美女关在一个房间里，关进去的时候，非常严肃认真地吩咐，要壮汉不许乱动。

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但这个问题本身，却相当简单。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人的贪欲，在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伸出了自己罪恶的手而已。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古今中外，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二是加强监督，多点眼睛看着。

釜底抽薪是个好办法，官员权力小了，什么事办不了，自然就没有机会贪污了。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这一轮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现代化，政府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火车头。要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世界，基本上不现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在改革前，基本上是有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特别状态，这些年之所以人们可以谈谈社会了，其实这个社会不过是这些年刚有点苗头。所以，奢谈大社会，其实有点不着边际。如果把目标改成在今后建成中社会中政府，也许还靠谱一点。相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一个小孩子，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刚刚问世的。不管社会学的专家乐意不乐意，在现在的中国，拉动现代化的政府，实际上就是这个孩子的保姆。

按道理，保姆是应该辅助孩子长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周公辅成王，成王长大了，周公就得还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现在的现实就是，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成人，周公不打算归政，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控制下去。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已经成型了，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反而越来越加强。说行政垄断也许有点伤人，但作为裁判的政府，就是一屁股坐在国企一边，不仅设置人为的门槛不让民企进入，而且帮助国企大肆进入竞争领域，大力度挤压民企的空间。在社会领域，还是用政府包办一切，不仅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连城市居民的自治，也很难成长。各种NGO组织，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脱另眼相看的命运。各种自治性的宗教团体，也很难发展，发展起来也不让干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各种审批权，即使要想撤销，也很困难，但是，一个大政府，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

包办一切的政府，权力是大，但贪腐的机会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事实上，事也办不好，甚至一团糟。事办不好，贪腐又多，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冲突愈发激烈。这样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限制自己的功能。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质上，还是受社会受百姓压力的结果。

遏制贪腐，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个，就是上级，归到最后，只有最高权力当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一个县的问题，也得中纪委出面。显然，这样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御史台和谏议机构。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爷（明清御史的代称）给盯上。当然，体制的监督，最好最合适的，还是民意代表的存在。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代表民众，所起的监督作用，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要好得多。

监督的另外一翼，是舆论。古代社会，御史的运作，离不开乡绅的舆论，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获取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政治就清明。但是，时间一长，御史被收买，监察就会停摆，乡绅的舆论，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现了媒体，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所以，舆论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的监督。

晚清新政，经过苏报案之后，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最后开放报禁，各种报纸兴起，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但说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时期，原本吏治已经相当腐败，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不仅没有把政府轰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要知道，这里不仅有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还有革命党人办的，专门“恶意”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比如像民呼报，国风日报。即使是恶意攻击，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让人很不舒服，但对于政府总体上，却起到的是一种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这样挑剔的媒体在，无孔不入地找麻烦，官员就是有心贪腐，也会畏惧三分。这样一来，吏治不可能不变好。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发了革命，但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说明在那个时候，官民矛盾，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相反，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官吏被民众打杀，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非常常见。

中医治病，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调理。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调整成无病的状态。这个过程，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改变，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自身的潜力。

富二代，官二代与名二代

这些年来，“二代”的概念特别流行。有各种各样的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还有穷二代。最近，名二代似乎很抢风头。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十五岁的儿子，无照驾驶，还行凶打人，这个消息，连续好几天占据着网络的头条和媒体的头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像李双江儿子这样的名二代，其实也是富二代和官二代。但如果他仅仅有这俩身份，估计媒体的热度不会如此之高。名二代出事，显然会得到特别的关照。没办法，有个名人老子，尽人皆知，媒体有看点，想让人不炒都难。

这些年，富二代，官二代和名二代似乎声誉不大好，不出名则罢，一出名就是负面消息，不是飙车，就是跋扈，就是萝卜招聘，越级提拔。这样的二代，原本处于社会的高位，动静大了，难免不扎眼。其中，最扎眼的，就是名二代。像李双江儿子这样，小小年纪就沾老爸的光，抛头露面，在电视上风光，做了坏事，被人认出来的机会很高。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老子牛了，子女沾光，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那些有权的官二代，在帝制时代，一般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托庇于老子的福荫，无需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官，这种做法，制度上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荫官。老子的官如果做得足够得大，儿子进入官场，就算什么都不是，一样会被人高看一眼。老子只要余威一直，大树底下好乘凉，儿子的仕途就会相当顺利。同理，商人如果做大了，儿子接茬做，也会得到爸爸的老关系的照顾。至于名人，在那个时代，多半是有官衔的，在名人的光环里，儿子多少也会沾点光亮。这种现象，用吴钩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二代，实际上拥有了老子的隐权力。这种现象其实不止限于儿子，实际上所有跟权力沾边的人，都可能获得这样的隐权力。否则，女主就不可能当家，外戚就不可能专权，宦官就不会总是惹出祸来。当然，即使在现代的发达国家，老子如果有了光环，也或多或少能惠及一点后代。只是，没什么人会一直凭着老子的余荫过日子，老子的余荫，也管不了太多的事，真要总是吃爸爸的饭，他们的二代感觉丢人。老子的那点影响，还构不成权力。隐权力的扩散和私相授受，是那些落后国家的特色性现象。

富二代有钱，开豪车，戴名表，哪怕放肆地挥霍，都是你的权利。严格地说，没人管得了，也不干别人的事。但是如果超速飙车，就不对了。如果撞死撞伤了人，再凭借老子的钱和关系摆平，那就等于有了特权，不仅违法，而且危及社会大众了。同样，官二代如果依仗老子的权势横行霸道，做戏里衙内做的恶事，则更是赤裸裸的特权。至于凭借老子的权势接班，老子英雄儿好汉，变相世袭，惹起的众怒，恐怕不仅非官二代之福，也非体制之福。自然，像李双江儿子这样的名二代，无照驾驶，花大钱违规改装宝马，出手打人，把违法的事情干了一串，激起民愤，更是当然。他敢这样做，特权两个字，要负很大的责任。

民众反感特权，痛恨特权，但在上面的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后代，却都对特权习以为常，非常享受。二代享有的隐权力，实际上都是一代明里暗里私相授受的。在现今的体制下，这样的私相授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虽然在理论上不合法，但我们的体制却不大有遏制这种私相授受的能力。只要不出大事，只要不出人命，只要不闹得尽人皆知，基本上没有关系。举一个小例子，在二十几年前，就有媒体曝光用公车接送官家子弟的事，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事情还不是照旧，一丁点都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二代的特权，在我们这里，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上层关注的问题，血统论，从来都没有被批倒批臭，帝制时代的传统，在某些场景下，闻着也许有点臭，但吃起来很香。

李双江儿子出事，被网络和媒体揪住不放，也许感觉有点冤，其实，作为富二代、官二代和名二代三合一身份的他，既然平日可以沾老爸的光，眼下闯了祸，顺便沾光出点臭名，也是该着。什么时候，我们的牛人们不仅自己学会了低调，而且让后代也学会了低调，情况也许会有好转。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特权尚在，这样的低调，上面的人是学不会的。

公益慈善的逻辑

在政府主导的公益慈善事业越来越遭到人们诟病的时刻，一个媒体人和他的团队，居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超过一千六百万的善款，为七十七所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免费提供一顿免费午餐。而在此之前，这些山区的孩子，中午只能饿肚子，或者买一点学校周边小卖部的伪劣食品充饥。

媒体人邓飞是个像浑身装满弹簧干劲充沛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团队的成功，首先基于他们自己的公信力。做了十年的调查记者，没有人怀疑他的正义感。同时，他和他的团队，在从事这项事业的时候，原本是可以动用善款，但是他们却自己付出，既付出劳动，也付出金钱。从本质上说，邓飞他们是一群慈善事业的自愿者，一群充满爱心和献身精神的自愿者。当然，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全职做慈善，报酬还是应该拿的，但是他们这种献身奉献精神，却是慈善事业所必须具备的。

我曾经说过，慈善捐助，是人类社会最柔软的部分，很容易受伤。一旦伤了，是伤不起的。怎么才能让人们不受伤，唯一的逻辑是设法让人放心。因此，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团队，是必要的条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国家相对于社会，比较强大，因此，人们对政府或多或少还是相信的。当人们不相信政府的时候，就只能相信社会上具有公德心的人。一个社区的公益慈善，人们相信当地的乡绅，而更大范围的非熟人社会里，人们就只能相信那些被各地乡绅都认可的大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知光有知名度，而且还要有善心，有具体的慈善业绩。民国时节，最有号召力的慈善人士，是杜月笙，原因很简单，因为杜月笙持续不断地做了十几年的慈善事业，每年都会捐出大笔的善款，救助穷人。

让人放心的第二项条件，是事业本身的透明公开。邓飞和他的团队，采取了一切可以保证公开透明的方式，推行他们的事业。微博直播，微博监督，淘宝拍卖。用邓飞的话说，就是凡是涉及钱的，都是公开透明的。接受捐款的学校，必须公开账号，开微博，不公开不拨款。

据说，眼下政府已经准备接手这项事业了，但愿，政府在做这项事业的时候，也能像邓飞和他的团队那样，遵循慈善的逻辑，把事做好。

官道独木桥和阳关道

西哲马克斯·韦伯算是对中国有点研究的人，他认为，在古代中国，做官是一项收入最为稳定也获利最丰的职业。不用说，这话有道理。但是，正因为如此，在多数王朝，做官之路，都是独木桥，要经过考试，层层选拔，名额有限，混进干部队伍，大不易。

唐朝的科举，名义上有很多种，但出息最好的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其中进士最好。但中试之后，依然得从八、九品的小官做起，没有格外的好运，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只要朝政没有太大的混乱，官员的编制相对固定，爬到高位，相当困难。到了明清，进士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台阶，中了之后，做官的起点也相当高，差不多就是一个七品的主事或者知县。但进士考试三年一次，录取名额多则五六百，少则三四百，机会更为难得。虽然有捐班之一途，但平时寻常不开，即使开了，捐来的官，上上下下都看不上，升上去的机会也不多。

官帽子金贵，但得到这个帽子的途径，是独木桥。虽说摔在桥下的人不少，命运悲惨，好些人考了一辈子，什么都耽误了。按道理难走的独木桥本身，总是能遏制住一部分人的做官欲望，逼得大多数人转换方向，在别的职业上找出路。只是传统社会政策上重农抑商，从事工商业，即使发了财，社会地位也高不了，保障也差。而从事农业，获利又不多，即使很大的地主，每年的收益，也抵不住做官带来的好处。所以，只要有大志，说什么也得往官途上挤，挤进去，才会有出息的可能。所以，传统的王朝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只能在官场，或者官场周边，从事其他行业者，很少有优秀的读书人。官途独木桥的设计，只是保证了官场不会人浮于事，过度膨胀，并不能特别好地起到社会行业分流的作用。一旦王朝末岁，官场规矩大乱，就会有大批的人涌进官场，使得腐败加速度，进而加速王朝的垮台。

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将做官变成一个寻常的职业，或许稳定，但收益绝对不大。所以，发达国家最好的人才一般是不会做文官的，像美国，做公务员的人，大多是社区大学的毕业生或者中学生，因此政府机构效率不高。好在那里多数的事情，也不劳政府来办。强大的市场和社会，吸引了最多最好的人才。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依靠政府来拉动。政府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科技发明的主体。

现在的中国，从道理上讲，已经相当发达了，许多大城市，在外观上，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但是我们的官场，却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大批的人才，包括在海外受过教育的海归，都往官场里挤。一个高中生就能做的职业，往往要用博士，起码也得用硕士研究生。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务员队伍，都在不可遏制地膨胀。一个不大的县，官员就得有一两万人。官员的入口，也相当模糊，说严也严，说不严就不严．改革三十多年，社会变了，但唯有进官场才有大出息的境况没有变。不用说，这样的话，即使在今天这种行业分工如此之细的时代，其他行业的发展，依然会受到这种官场现状的强烈制约。

这样的官场阳关道，对中国，不是好事。

何以全民焦虑？

心理医生告诉我们，现阶段国人最大的心理问题，是焦虑，据统计，我国十五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十七%，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5%，药物、酒精等物质依赖症约5%。（2011年10月23日，《工人日报》）还有消息说，50%的人不同程度地有焦虑症状。富豪焦虑，穷人也焦虑。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各行各业，就没有不焦虑的人。各式各样的精英外迁风潮，跟焦虑也不无关系。

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最缺乏的是安定感。

社会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贫穷，生活单调，但安定感却比较充足。因为在那种社会，人生下来能做什么，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类似于封建制一样，士恒为士，农恒为农，工则恒为工。改变身份和命运的途径，除了当兵，就是上大学，而上大学，还有一段中断了。人们无需担心市场的变化，使自己的产品价格暴跌或者暴涨，也无需操心市场的变化，让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没有炒股，没有炒楼，没有放贷和收贷。小孩到哪儿去上学，都是固定好的，无需操心择校。大学毕业去哪里，也是定好了的，自己操心也没有用。一旦从计划时代转为市场时代，一切就都变了。人是富裕了，但不安定感却成倍地增加。投身于市场的人们，的确无法判定自己明天会怎样。好像一夜之间，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未知数。

市场经济，就是有着比计划经济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但是，我们今天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正处于转型有关。一方面，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人们，还多少有着旧时代的痕迹，另一方面，新社会并没有完全成型，基于市场的秩序，还没有建好。整个社会的规则，还没有走上法治的轨道。欲望被压抑久了的人们，发财的冲动，却又异常强烈。所有人都想越轨行事，发了财的人，合法性不足，没发财的人，受剥夺感增强。贫富之间，官民之间，既缺乏市场的制约，也缺乏法律的调整。贫富贵贱，所有人都角色错位，无法各安其位。即使发了大财，身处高位的人，也不敢预期自己日后会怎样，如果一旦栽了，会不会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

社会缺乏必要的秩序，上升的秩序，转身的秩序，裁判调停的秩序，人们对什么都不信任，政府，政策，法律，缺乏安定感，是必然的。若要人们不焦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设法规范社会的制度和秩序，让人心定下来。

稷山政务的古风

山西稷山是个古镇，从名字就可以知道，所以好多做派很有古风。据该地官方的“平安稷山”在微博上自己宣称，2011年年8月16日，当地警方接一商家报告，有一老人在他们那里复印了大批材料，有上访的迹象，于是警方迅速出动，将意欲上访的老人石某“稳控”，并“当场收缴信访材料60余份”。在这里，说什么公民有上访的权利，质疑“稳控”是否涉嫌非法拘禁，收缴人家自己打印的材料，有何道理什么的，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截访却是它们的基本政务。在某些特别的时刻，不惜代价也要把人截住，这个代价，似乎也包括其中政府名誉上的损失。不过，人家稷山县既然敢堂而皇之地把这事放到微博上来说，说得津津有味，义正词严，就说明人家根本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做历史的人来说，关于此事，我最感兴趣的是它古风犹存。说古也不远，就是明代。我们知道，明代存在特务政治。朝廷有锦衣卫，有东西厂，最盛的时候，还设立过内行厂。无论厂还是卫，里面都是特务，拥有特权，可以不经司法程序，绕过刑部、大理寺，擅自拿人，锻炼成狱，即使取人性命，也是轻而易举。特务政治的运作，第一要有来自上面的授权，第二要有底下社会中人的配合，尤其是商家，尤其是服务业的商家，车、船、店、脚、牙的配合。没有他们的情报，特务再牛，也施展不开。那时候，大臣的家丁，没准就是厂卫派来的，所以，大臣回家发句牢骚，说不定皇帝第二天就知道了。还有笔记记载，在太监魏忠贤当政的时代，有三人在饭馆吃饭，两人大骂阉党，一人劝阻，不一会儿，在众目睽睽之下，骂街的那二人就被抓走。当然，特务肯定没在饭馆盯着，告密的是饭馆的老板或者跑堂的。

虽然古语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但是，我相信，无论古今，商家都不是喜欢生事的人。按照商业的逻辑，断没有把自己的客人，出卖给政府的道理。明代的饭馆老板和今天复印店的人，之所以这么干，多半是出于无奈，一种很深的无奈。显而易见，如果他们不这样干，那么被拿走的人，兴许就是他们自己。别说买卖了，连自己都得身陷囹圄，在明代，还可能把小命给丢了。用这样的手段建立的“情报网”，或者说告密网，的确是天罗地网，疏而不漏。人们要想做点政府不喜欢的事，比如上访，那根本就不可能，这边复印还没完，那边警察已经出动，人就被“稳控”了。

利用人民群众的“觉悟” （实际上是恐惧），让他们互相监督，或者互相监视，古代还有一种办法是保甲连坐制度。把家家户户都编在保甲里，规定如果发现邻居有出轨之事而不举报，事发之后，即以出事人家的罪来惩罚之。可惜，这样的好制度，在中国一直都官场不好，总是开始认真几天，过后就稀里糊涂。毕竟，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样赤裸裸的连坐告发，面皮抹不开。不过，公开的撕破脸面不行，暗中的告密，却可以盛行起来，这也是为何特务政治总是可以得逞的原因。国人的规矩是，只要不是熟人，彼此做什么，都无所谓，道德，只在熟人中间讲一点。如果是熟人，公开的整不合适，但暗中下绊子，却有一种莫名的快感。由此，特务们就有了自己的眼线，政府不喜欢的人，一不留神，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对于任何人而言，生活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之中，都不是好玩的事，商家尤其如此。逞一时之兴，以后时时不舒服。

无疑，这样做，对于统治者来说，的确在短时间内可以建立某种秩序，一种人人自危的秩序。这样的秩序，会很整洁，很森严，很像模像样。但是，这样的秩序，不过是特务政治的秩序，不管看起来有多么的稳定，其实都是不可靠的。道理很简单，再强大的特务政治，都是体制的蛀虫，制造出的稳定，只不过是吸毒之后的幻觉，最终会导致体制的迅速崩解。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鉴表识官员

微博上出了一个鉴表专家，专门鉴别官员戴的手表。此人的网名“花果山总书记”，只要发现网络上有官员戴表的照片，就会认真辨别这表是什么牌子，价值几何。如果一时有拿不准的，还会抠下图来请教专家。过去有个说法，闻香识女人，现在我们这位博友，是鉴表识官员。不是为了鉴表，也不是为了炫耀他关于名表的知识，而是通过鉴表，告诉人们，我们的官员，有多么的富有。

当然，官员富有，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一个年收入不足十万的官员，却戴了一块价值几十万的百达翡丽，或者欧米茄名表，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关部门有兴趣查一下，也许这样的官员家里这样的表会有几十块，另外还有成捆的钞票，或者几十处的房产，以及所有名贵的玩意。当年南京的周久耕先生，就是因为手上的一块名表露了陷，最终被关进了监狱。所以说，通过鉴表鉴定出来的官员富有，背后其实是贪腐。

不要怪我们的官员不低调，也不要说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才戴几十美元的表。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项羽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得意了，就是要鲜衣怒马，夸耀于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炫耀，本身就是做官的价值，跟坐好车，住大房子，享受种种特权一样，都属于官员自身的附加值。能让官员低调的，只有他们的上级。秦始皇时丞相李斯仪仗车马过盛，只有秦始皇不高兴了，李斯才会轻车简从。但轻车简从不意味着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车马和仪仗，只是想办法别让皇帝看见而已。微博鉴表现象的存在，客观地说，已经增加了官员的风险，也多少遏制了官员这样的享受，让他们不得畅快淋漓地炫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现在官员的上级，还在乎官员的行为，过于高调的表现，很可能会遭致惩罚。也就是说，官员不是怕微博，而是怕曝光之后，上级不高兴。

尽管官员们整体上的警觉度已经大幅度提高，有的人已经不戴手表了。但是，不戴名表，不等于就没有名表，低调的贪官，依然是贪官。同时，网民们的胃口也大幅度增大，现在发掘出一块戴在官员腕子上价值十几万的表，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兴奋了。种种迹象表明，靠鉴表顺便反腐的路径，很快就会此路不通。有消息说，那位“花果山总书记”的博友，现在鉴表的积极性，已经有所降低。

即使鉴表的人始终存在，网民的热情也很高，靠这种办法反腐，实际效果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最大的作用，是起到一点热闹网络的作用。这样的反腐，实际上表现了我们反腐事业本身的无奈。跟同样热闹的二奶反腐，小三反腐一样，无非就是热闹而已。没有权力的制约，没有开放的媒体监督，没有实际的民意代表的监督，贪腐是无法真正被遏制的。微博是个好东西，它的存在，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监督官员的行为，也有了新的途径。但是，我们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微博，得到人们高度认可的微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两个彻底”与两个宽容

渤海漏油事件，自2011年6月4日暴露，迄今已逾三个月。尽管舆论纷纷攘攘，中国国家海洋局也多次下令责任方美国康菲公司彻底查清漏油风险，封堵漏油源，但是，三个月来，康菲公司生产不停，漏油不止。这两天，央视报道，康菲公司的员工说，原本公司执行海洋局的“两个彻底”指令，就是骗你们的。随后，康菲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员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央视的录音有假。

不管央视是否造假，但是康菲公司的油井一直在漏油，大面积地污染了渤海，造成了依赖海洋为生的众多产业严重的损失，却是不争的事实。显然，问题不在于央视还是康菲谁说了谎，关键是，一个石油公司，何以能如此肆无忌惮，三个月来，坚持边漏油边生产，根本置中国国家的生态环境于不顾，拿中国国家执法机关的法令当儿戏？况且，有关的调查指出，此番康菲公司的漏油事故，原本就是非常低级的错误，很难想象一个国际大公司，能犯这样低级的责任事故。但是，人家就犯了，而且并没有多少改正的意思。

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事故过程中，尽管中国国家海洋局有“两个彻底”的指令，但康菲公司的生产环境中，却存在着两个宽容——对利润巨大的公司污染事故的宽容，以及对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的宽容。

在康菲公司的背后，站着中国石油三巨头之一的中海油，作为康菲中国公司的大股东，自康菲公司出事以来，中海油开始隐身不见，然后在舆论压力下露了一回脸，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所谓监督之责，到现在为止，只是嘴上说说。而国家海洋局对康菲公司的处罚，居然只有区区二十万人民币。想到去年美国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漏油案，英国石油公司为此付出的几十亿美金，人们似乎只能笑了。

这些年来，中国国内的大型企业以及外企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已经有不少了。但是，有哪个被像闯了祸的英国石油公司一样，被罚得倾家荡产？都是轻轻举起，轻轻放下。生产还在生产，污染依旧污染。留下无穷无尽的受污染民众，以及没完没了的访民上访。只消这些巨无霸公司可以带来天文数字的GDP，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原谅。康菲的张狂，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令人困惑的优先照顾

但凡有点余钱剩米，对于孩子的教育，家长总会希望能得到优先照顾。根据胡适的自传，他的母亲，在他不满四岁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没爹的孩子送进了族学。入学之后，就悄悄塞给老师一点钱，希望老师能够特别照顾一下。当然，那个时代，这样给“小费”的家长不多，老师也真的就特别照顾，偷偷多教胡适一点。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老师多看顾自己的孩子呢？现在，给老师送礼的家长，越来越多了。每逢教师节，或者别的什么节日，家长们都发愁，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呢？送东西，人家都不稀罕了，直接塞钱，又太露骨，于是，最流行的教师之礼是有钱的卡。当然，真正有权的家长是不需要送的，利用权力给老师办事就行了。

但是，现在所谓的优先照顾，跟当年胡适的老师不一样，当年得了胡适妈妈钱的老师，不过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给小胡适开点小灶。而今天老师的优先照顾，无非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用损害一些人的方式，照顾某些人。比如安排座位，不是按照需要，而是谁的家长给了钱，就照顾好座位。安排班干部，不是让孩子们选举，而是谁的家长给钱了，就安排谁做干部。甚至批评和表扬，评三好学生，都跟优先照顾挂钩。跟社会上的所谓照顾一样，无非是损害一些不该损害的人，特别优待另外一些人。一些人的优先，就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滞后。也就是说，优先照顾，不是老师额外做蛋糕，而是在既有的蛋糕的情况下，人为地故意把蛋糕分得不均，优先多给一些人。说实在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样的优先照顾，每每让被照顾的人特别受用。他们不喜欢做大蛋糕，大家都多分点，就是喜欢一个小蛋糕，自己多得一份，最好这一份是从同伴那里抢来的。

这样一来，给老师的礼物，或者说贿赂，渐渐就变了味。因为人们固然喜欢得到优先照顾，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宁肯选择保险的办法，用贿赂来保证自家孩子别受欺负。最后，人人都给老师送礼，都是为了让老师别反向特别照顾自己的孩子。到了这个地步，给老师的送礼，就变成了交保护费。等于承认老师拥有合法伤害孩子的权力，家长认可这个权力。这样的老师，跟市场上勒索保护费的黑社会人士，有区别吗？

说起来，每个人都渴望公平公正，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偏偏用自己的行动，鼓励不公平，不公正。最后，沦落到为了让自家孩子能得到他原本就该得到的待遇，不得不持续地贿赂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老师堕落了，学生本该得到的公民道德教育，也荡然无存。无论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只要存在这样的送礼之风，老师在课堂上教些什么，都没有多少意义了。教的内容越是高尚，效果往往越是相反。因为这样理论和现实的反差，反而让学生滋生虚伪，从小学会说一套做一套。

西方人说，暴政或多或少是被统治者惯出来的，只因为我们跪着，人家才这样跋扈。同理，现在学校的问题，或多或少也是家长们惯出来的。家长们爱自己孩子的私心，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当然，也害了老师。

微博是个好东西

微博是个好东西，好事坏事都可以在它身上发生。不过，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件好事，一个中山人，在致人轻伤逃匿之后，在亲友的劝说下，利用微博自首。尽管这样的自首还需到公安局办理正式的手续才能成立，但据专家说，如果微博自首之后办完了正式手续，微博自首，是可以被认定为自首的——虽然跟电话自首一样，只是隔空表示了意愿。

同样是隔空表达自首意愿，微博自首，显然要比电话自首更便捷。电话容易出现占线，故障，而微博则即使几十人同时自首，都没有问题。微博自首，就像微博追逃一样，为我们的治安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新的工具。但是，微博的存在，不仅仅是工具。客观地说，微博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一个舆论的广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网络交流，到了微博这个层面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等级——进一步改造人类生活的层次。

当然，对于微博，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忧虑。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微博的所谓“负面现象”，网络的暴力，粗口，无理性的发泄，谣言四起等等。有人认为，微博搅乱了社会，应该给它关掉。显然，这多半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对于网络，乃至于微博不够了解，认识不深所致。网络的问世，跟蒸汽机，电气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这种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的技术平台，而且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这样的技术革命，人类可以利用其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制造灾祸。网络和微博，也是如此。人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发言会更大胆，更不顾忌道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由此造成负面效果，并不奇怪。但是，同样，更多的人也可以利用微博的平台做好事，比如微博的监督。微博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民记者，随手拍，不仅可以解救被拐儿童，还可以盯牢贪腐的官员，让他们的不法行为更有可能被曝光。有了微博，一些地方民众原本无人理睬的冤屈，也可能因曝光而得到审理。更重要的是，微博这个广场，各色能人都有，以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这里被削弱。任何谣言，都可能被揭穿。在微博上无理性发泄的人们，当发现陷入四面楚歌之时，多少也会收敛。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也是一个课堂，随时随地，都在上公民教育的课。这样的课，对于教育民众，效果虽然缓慢，但却一直在起作用。

微博是个好东西，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面对它，是每个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无处可逃

前一阵，逃离北上广似乎成为一种潮流，在媒体上炒得很热。一时间，在北京、上海、广州混得不好，买不上房子，娶不下媳妇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大城市，回归故乡的小城市。能有多少人这样做不清楚，但至少从声势上，居然成了气候。在很多人看来，小城市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依靠父母和原来的关系，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过上有房有车有富余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据说比较起来，那些在大城市每月万元工资的白领，实际的好处，居然远不如留在小城市的同学。也就是说，在大城市风光，但小城市却更实惠。

但是，有消息说，那些逃离北上广的人，现在又开始二次逃离，逃离他们刚刚落脚的家乡小城市，甚至，一些去了二三线城市的人，也开始再次回流，又回到了他们一度十分痛恨的大都市。

为什么？实际上，这些来回拉锯的人，是无处可逃。小城市看起来好像生活安定，但那些从大城市流回来的人，其实多数不可能像他们留在本地的同学同乡一样，过上舒服的小日子。因为这样的小地方，市场不大，留给个人奋斗的空间相当小，想要混得好，不是进政府机关，就得在国家事业单位。但是，小城市这样的位置，都给有关系的人占满了。有的小县城，连一个小学公办教师的位置，都多少人排队等着。还有些地方，世袭的政治家族，基本已经垄断了当地有含金量的位置。外面回来的人想要插足，如果没有特别硬的关系，根本没戏。退一万步说，就算回去的人有关系，有靠山，已经习惯了在大城市相对自由的空气里打拼的他们，对于小城市近乎窒息的生活，也难以适应。尽管他们可能故乡在这里，但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成为异乡人。

我们这个社会，留给有心自我奋斗的年轻人的空间，实在太小，而且越来越狭窄。当年逃离北上广，是因为发展前途无望，但是今天再逃回来，也是因为发展无望。神州虽大，他们无处可逃，但只能逃，来回逃。整个社会的流动，愈发处于停滞状态，上升的渠道，越来越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从社会安定的角度看，这样的来回逃，不是什么好事。如果社会上哪儿都待不住的年轻人多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增加了。游民多了，闲人多了，事也就多了，爱起哄的人更多了。

学会容忍荒谬

说要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这点人人都懂。到落到现实中，这个尊重，却很难实现。漫说正常的学术批评，就是平时讨论，也很容易吵起来，吵得昏天黑地，恨不得动手打架，也真就有打起来的。在网上，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不争论便罢，一争就要吵架，最后双方爆粗口，辱及对方父母了账。

当然，辱骂、污蔑甚至造谣的言论，无法容忍，只要有一方这样做了，对方中止讨论，甚至将之告上法庭，都不为过。因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突破了人类言说的底线。但是，如果争论的双方原先没有过节，走到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双方已经争吵得过于激烈，火药味过于浓烈所致。之所以火药味这么浓，却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的立论，完全没有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特别荒谬，甚至突破了底线——所谓突破底线，不是因为真的不讲道德，而是很多人都有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底线，一旦对方过了自己的线，就会血脉喷张，勃然大怒，于是，后面什么就都来了。

有太多热心的老先生，他们关心公益，乐于助人，但只要发现报纸上有言论“不正确”，或者仅仅是不合他们的口味，就马上会致书编辑部，或者报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纲上线地加以指责，甚至要求惩罚作者和编辑。如果发现那本书“宣扬了”他们认为的某种错误的思想了，也会如法炮制，非把书禁了后而止。甚至某些号称开明，在人眼中是右派的老人家，也有这样的习惯，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不大能够容忍。他们喜欢的刊物，如果刊登了一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文章，他们也会指责编辑。看学生的论文，发现起对社会进步持异议，也会很愤怒，甚至会因此而不给他们通过。

具有这样习惯的，不止是一些老人，中年人和年轻人也有。可以讨论，可以争论，但不能容忍荒谬。

所谓的荒谬，其实就是他们心目中政治正确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就是荒谬。其实，他们的底线，既非法律的界限，也非道德底线。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言论自由，讨论，只在他们的底线之内有效，一旦过了线，就是人类的公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在过去的时代过久了，或者没在过去时代生活过，但过多沾染了过去时代的积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毛病。被迫害的，也会染上迫害病症。其实，这些人对于强权的压制，也同样不满，也渴望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但是，一旦碰上了他们认为不可容忍的荒谬，就会不自觉地呼吁强权加以干涉，如果强权不干涉，他们还会表示强烈的不满。

胡适先生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权不是天生的，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们不呼唤，强权出不来。人们一天不学会容忍，容忍荒谬，自由一天就不会到来。

也说装好人

虽说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人人都在戏中，人人也都在看戏。但是，一个人如果被人说成是“装”，多半不是在夸他。说轻了，是说他在装样子，说重了，就是说他虚伪，作假。其实，漫说是人，就是动物，都有表演性，飞禽走兽，在求偶之际，雄性的都要装一装，否则就活该没老婆。人到了公共场合，尤其是异性面前，有意无意都会装一装，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或者刻意表现出某种社会公认的优良品质、以及特别的能耐来。这样做，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反动物性，如果有人装的过分，表演过头，看的人会心生反感。据说，戏剧界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反对过度表演，过度投入。一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台上跟一个扮演悲情的角色的女演员演对手戏，动情之处，对方大放悲声，不可遏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会小声提醒，这是在演戏！

只要存心表演，演过头了是装，不过头其实也是装。只不过比较本色，不露痕迹，让人看不出来罢了。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过度表演，面具太重，自己活得累，别人也不轻松，本色一点，包袱轻，大家都会放松。但是，存心表演，却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坏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如果总是想着有人在看，他是在有意无意做给人看，或多或少，他都要做得好一点。除非他想象在看的人，是他讨厌的对象。

在一群男孩子中，突然出现一个漂亮的女孩，除了有人要献殷勤之外，更多的男孩子的表现，肯定是争取让自己看上去好一点，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争取往社会公认的美德上靠拢。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正处于文革后期，学校不怎么上课，净下田劳动，如果把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跟女孩子分在一起，我们活干得就特别好。那时候没有人敢泡妞，没人敢谈恋爱，但是大家就是竞相卖力干活，下意识里，就是在表演。

这个世界，真正的坏人和好人其实都不多。提倡道德，不管把气氛造得多浓，都未必能真的制造出多少个雷锋出来。但只要这个氛围能让人们，尤其是被人视为精英的那部分人生怕让人看见他们不道德的一面，即使存心表演，表演得像好人，也是好事。总比破罐子破摔，活生生做坏人要好。总是装好人，不管他本意如何，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就是一个好人，对周围的人都有益。

当然，让社会精英做好人，或者装好人，除了氛围之外，还得有相应的硬性条件。就是说，这样的条件，会让他们一旦变坏了，或者不装了，就有丧失精英资格的危险。若要保持精英的身份和地位，就得总是讨好民众，表现好一点，再好一点。

其实，人与人相处，除了朝夕相伴的对象，彼此是很难深入到对方的心灵深处的。一个人是否真正是好人或者坏人，跟别的入关系并不大，重要的是他的表现，他的行为。对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如果这些精英只需要对他们的上级表演，即使总是演成一个好人，也不如对下面的民众表演，也总是演成一个好人。上面的人少，下面的人多，对下面表演，演出时间比较长，只要坚持演下去，下面的人感觉会很好的。

月饼税和大粪捐

民国年间，四川军阀杨森主政成都期间，忽发奇想，对进城挑粪的农民，开征粪捐。成都诗人刘师亮有打油诗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今天，我们有幸得知，北京市地税局宣布，中秋节公司作为福利发给员工的月饼，也要算在员工的个人所得里加以征收个人所得税。

员工福利也算个人收入，要征个税，这在理论上似乎没错。但这理论上的正确，似乎只适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则未必。所有的收入都要纳个人所得税，但中国能做到吗？原本作为调节个人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却基本上是工薪人员的专门税种。很多极富及贵的人，根本不为他们的巨额收入缴纳个税。有的老板，家产万亿，个人工资收入上却是零，更多的地方官员，灰色收入可以每年几十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但工资一项，有的还达不到3000元的起征点。要说福利，官员的三公消费，其实相当大的比例，也是官员的福利。连所谓的出国考察，都是按人头“摊派”，你有我有，大家有。但谁听说这样大数额的福利被征过个税？

说实在的，当今之世，真正的富贵人，是不吃月饼的，也没有什么单位给他们发月饼，真要是有人送礼送给他们月饼，无论这月饼有多高级，他们肯定会嫌寒碜。真正领取月饼的，都是各单位的普通员工，这些人恰好又是个税的主要纳税人。本来成为纳税主力，就感觉很冤，现今过节了，分块月饼，还要纳税，据说要达到20%的比例。如果真的来征，五块月饼交出来一块，其实也不见得伤筋动骨，但心里这个不平衡，却是无论如何也搁不下。很明显，这样的月饼税，又是冲着工薪阶层来的。

本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就是为了调节个体收入不平衡的，让收入高的人，多纳点税，削削富，济济贫，多少减少一点穷人的心理不平衡。但是，在我们这里，个税的征收，恰好相反，最贫困的人虽然影响不大，但处于收入中下端的工薪阶层，却成了纳税的主体。还时不时来点月饼税的小刺激，让他们心理越来越不平衡。

个税的征收，无论在任何国家，一个关键的原则，是要公平。如果福利要征税，那么所有的福利都得征，不能只欺负弱者，单冲工薪阶层下刀子。否则，这样的税连同征税者，就成了一种恶。

中国人的“发达病”

中国现在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问谁，谁都不会有肯定的答复。最标准的答案，就是我们政府说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却有好些豪华的大都市，在这样的都市里，好些国人似乎已经很发达了。三十年前，家庭拥有一辆轿车，连梦都不是，有辆自行车已经很满足了，但是现在一些城市差不多一半的家庭都有了，有的甚至有两辆三辆，开始追求豪车。国外的豪华车，在发展中的中国，卖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可以跟发达国家媲美的事，是养狗。过去中国人也养狗，但不过是用来看家护院，或者农村人胡乱一养，连喂都不喂，让它自己去打食。但是，现今的中国人，养的基本都是宠物狗，世界上有什么名贵的品牌，我们就有什么品牌，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而且所有跟宠物狗配套的设施，从食物到衣服到医院美容院，应有尽有。

如果说，汽车和宠物是一种现代生活的标志的话，可以很自豪地说，国人，至少大都市的国人，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以及宠物时代。

可是，具有这样的发达标志的国人，似乎只是身子进入了这样的时代，脑子没有跟上。我相信，绝大多数开车上路的人，都经过了驾校的学习，理所应当，他们对于交通法规是熟悉的。但是，每年因为违法交通法规而出事故致死的人，中国世界第一。数以十万计的倒在车轮之下，比地震，洪水死的还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最深刻的印象是混乱，即使有交警，有这么多摄像头拍着，犯规的还是那么多。几乎随处可见乱加塞，乱并线，乱抢道，甚至闯红灯。如果你在人行横道过马路，必须千万当心，因为路过的车辆，几乎没有减速的。中国人对于汽车，基本概念就是能开多快就多快。在北京，每日大力度高额的罚款，还是遏制不住马路超速的风潮，在管制不严的外地，开车横冲直撞，则更是家常便饭。

我们有了汽车，却没有汽车的文明。连起码的规矩，和守规矩的概念都没有。

同样，热爱宠物狗的国人，也是有了宠物，却没有养宠物的文明。大城市小区周边马路上，小区里外，到处都是宠物狗的排泄物，东一坨，西一坨，都是清晨起来遛狗人牵着的狗的杰作。行人路过，稍不留神，就会中雷。我们的城里人，养起狗来，就跟在农村时一样，放任狗狗们随地大小便，从来没有人想过带一个家什，顺手给打扫了。如果没有小区和马路的清洁工，用不了多久，一星期，小区和小区周围的地方，就会变成狗厕所，让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学做文明人，是辛亥革命后，各个大城市的追求。但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城市，有了家庭轿车，有了宠物，也有了爱车协会和爱狗协会。从上到下热热闹闹的，但跟车和狗有关的文明，却依然暂付阙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了，发达的标志似乎齐了，但是，这标志后面的软的东西，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发达，其实是有病的。

自治的和管制的秩序

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人就无法存活。因为没有秩序，任何规则都不成立，人也就不知道该怎样跟人打交道。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个讲究秩序的民族，听话，规矩，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条，能遵守这样信条的孩子，家里家外，都有人夸。在一些官方场合，中国人总能按照地位高低，年龄大小的顺序安排活动。有外国人甚至说，接待中国的代表团，无需名单，就知道谁是团长，谁是副团长，团里人的地位，肯定是按照地位高低来排列的。走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团里最大的领导。第一次鸦片战争，进入中国土地的英国军人，虽然跟当地的中国人素不相识，言语不通，却发现中国人很快就知道他们谁的官更大些，因此多给些尊敬。

但是，似乎具有秩序本能的国人，在某些场景下，却是最不讲秩序之辈。只要没有人管，脱离了熟人的范围，那么中国人就成了脱缰的野马，一点秩序也不遵守，为所欲为，令人侧目。历朝历代，只要政府崩解，民变蜂起，原来温顺的顺民，就会突然变成暴民，能惹出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乱子。每次朝代更迭，人口减半，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命的丧失，都是原来守秩序的顺民自己干的好事。

国人的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管制的秩序。有人管，而且管制力度大的时候，肯定秩序井然，但没有人管，或者管制力度小了，就会天下大乱。有很多人作乱，其实并非图财、图色之类的欲望，而是出于要乱一下的内在需求。义和团运动期间，尽管义和团杀洋灭教，其实好些老百姓对信教的教民并无仇怨，但只要有人在乱杀人而不受惩罚，就会有人跟上。他们认为，既然现在杀人不偿命，为何不杀？管制久了，压抑时间长了，人就要释放，哪怕是伤天害理的释放，也是一种选择。

对于管制，不仅被管的人习以为常，管制者也十分热衷。也就是说，管人的和被管的，都有积极性，周瑜和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上面的统治者，没有不喜欢秩序的。但他们喜欢的秩序，却也只能是管制出来的秩序。高压，惩罚，鞭子加上屠刀，所谓的仁政，只是管制之余的点缀。道德教化的推行，也无非是期望被管制者自觉意识到管制的合理合法，少给管制添麻烦。原始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变为三纲五常，无非是单向度的顺民道德，没有了被管制者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传统延续到今天，我们看到，每当某个地方需要整顿秩序的时候，有关单位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派人手，加强管理。每个路口，如果没有了摄像头，没有了交警和协管员，那么即使有红绿灯，也一样乱成一锅粥。

我们的社会已经很现代了，在硬件方面，几乎跟发达国家没有区别。但是，我们的国民，却一直没有养成自治的习惯，民众不会自治，管理者也不支持自治。没有自治，就不会有自治的秩序。没有自治，就没有民众遵守秩序的自觉。人们就永远无法意识到，秩序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生活的必须。所谓公民意识的养成，唯一的途径，是从自治这里经过，绕道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秩序，生于自治。

作为宠物的孩子

一次参与广东电视台《梦想成真》节目，一个二十岁的男孩子，最大的理想，就是打工周游世界。为此，他做了多年的准备，而且电视节目组为他找了合适的外国搭档，跟他一起成行。但是，他的妈妈却坚决不同意，无论我们怎么劝说，就是不同意。这位妈妈也有她的理想，这理想就是给孩子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她看着他找对象，成家养孩子，而她会一直帮着儿子，最后含饴弄孙，尽享天伦。

在中国，这样富有爱心的家长很多，他们最想做的，其实是一只抱窝的母鸡，把孩子拢到自己翅膀下面。最极端的，甚至连孩子上不上学，学习好不好都无所谓，只要孩子能在他们的视线里平安地活着，就足够了。好些年前，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位老奶奶对孙子说，别学了，累得脑瓜仁疼，奶奶有钱，以后不上班也供得起你。一打听，原来这位老奶奶是郊区的农民，有好几套回迁房，每年的房租收入可观。

跟那些一心望子成龙的家长比，这些家长似乎比较旷达，他们不在乎孩子日后有没有出息，也不怎么逼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更不要求孩子一定要上好大学，甚至不上大学，也无所谓。只是坚持一定要给孩子做一切事情，安排好一切，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但前提是一定要孩子守在自己身边。有些有钱的家长．对孩子工作不工作也不在意，反正自己挣的钱够孩子花几辈子了。他们最大的痛苦，是离开孩子。如果长大成人的孩子想要离开父母出去闯荡，他们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严厉地指责孩子不孝。在国学热中，他们有了新的武器，孔子说了，父母在，不远游。

我曾经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期间，中国有过这样的家长，小有家资，家里的钱，可以让儿子花一辈子。但从来不期望儿子成材，只要孩子能守在家里，不出去闯祸，就心愿足矣。为了能把儿子拴住，他们不惜教儿子抽大烟。那个时代，鸦片很便宜，即使成了瘾，也抽不穷，而且抽大烟不比扎吗啡，毒性相对小，多少年也死不了。可有一样，抽了大烟，就不想动弹了，成天缩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别的不说，这样的儿子，肯定不会出去闯祸，也不会过分败家，外出吃喝嫖赌。

没想到，在新中国，这样的家长依然存在。虽然没有用大烟枪这种武器了，但把孩子拴住的心思却还在。在他们眼里，他们是最爱孩子的父母，自己辛苦了一辈子，不希望孩子接茬辛苦。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地活在自己的眼前，比什么都强。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一个孩，更强化了这种心态。孩子，是他们的一切，更是他们安慰。养个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养个宠物。他们更看重的，是孩子带给他们的慰藉。那么孩子在他们死后怎么办？他们能放心，因为他们已经给孩子安排好了一切。只是，这样的孩子，肯定不如老子，一代不如一代。安排好的一切，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孩子会应付吗？当然，这样的家长，是不会考虑这么远的，因为更要紧的，是他们眼前的慰藉感。

无异，这样富有爱心的家长，其实是一群很自私的人，他们养孩子，不是为了让他们带到世界上的这个生命活得更精彩，活出自己的意义，而是为了自己。

从望子成龙到交保护费

眼下从幼儿园开始的竞争，众家长纷纷让孩子上兴趣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一报就报好几个班，学英语，学钢琴，学画画，学围棋还学跆拳道。现在北京几乎每个像点样子的幼儿园，都有一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能办兴趣班的幼儿园，据说学费特高，对外宣称是双语园、智能园。

开始我以为，幼儿园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催出来的。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谁不想孩子有出息呢？尽量多学点，以后成文武全才。后来觉得，这种做法，跟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荒唐理念也有关系。这种原本出自商家的所谓理论，迎合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导致了幼儿园的乱象。但是，在问了好些家长之后，发现我原来的想法其实有点想当然。也许，在最初的时候，家长的确望子成龙，恨不得在一天之内，将所有的人间本领，都塞在孩子的脑袋里。而所谓“起跑线”的理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孩子的家长，即使望子成龙的心态再迫切的人，对幼儿园也早就没有了多少期待。几茬孩子教出来，报了一堆兴趣班，却依然什么都没学会。成龙，至少指望幼儿园是不行了。

尽管如此，家长们却依旧给孩子报班，一个都不能少。最可笑的跆拳道班，孩子换上练功服，喊两句“嘿嘿哈哈”就结束，但钱却一文也不能少交，家长们却都认。家长们跟我说，因为这是老师让报的，不报，老师就不高兴。老师不高兴，就兴许给我们孩子小鞋穿。每个兴趣班，都联系着幼儿园的收入，家长报得多，幼儿园收入就多，老师的奖金也多。如果真有直筒子家长认为学不到什么，坚持不报，打骂也许不会，但别的方面给点好看的，家长想想就害怕。

那么，换所幼儿园行不行？不行。首先，很多城市，好一点的公立园就那么多，你不来，有的是人想来。有钱的人家，就是换一个收费特高的私立园，服务也不见好到哪儿去。有的家长因为幼儿园不给孩子水喝——怕孩子尿裤子，炒掉了原来的园，换一个新的，结果发现新的比旧的还要差。旧的园至少孩子万一尿了裤子还给换，新的连换都不换。至少在北京城，好像幼儿园互相都商量好了似的，整体服务水平下跌。大家都在比差，你差，我比你还差。反正现在是卖方市场，再差的园，也有人去。所以，现在家长给孩子报班，实际上等于交保护费，交上一笔钱，至少可以保证自家的孩子不受气——其实也是想当然而已。

幼儿园这样糟，能不能用加强管理来改善？不可能。一般来说，凡是这样的状况，都是越加强管理，寻租的空间就越大。开始几天也许有点效果，后来则比不加强还要差。那么，可不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开放市场，让民间多办几所幼儿园，只要审核了办园者的资质，就可以让他们办，园子多了，竞争加强，服务自然可以上去。但是也不行，因为主管部门不肯。真的市场化了，主管部门寻租就没了机会。既有的幼儿园也不干，这样的日子多好，不管怎么办，哪怕把孩子连带家长欺负到了家，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所以，在孩子和家长的怨声载道之中，幼儿园堂堂正正地在一个歪斜的轨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进着。

给大连的一封信

大连，你好。

给一个城市写信，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做过二十多年的东北人，大连是东北的一颗无瑕的明珠，鉴于今年连续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人为这颗明珠揪心，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为我喜爱的这座城市说几句话。

很小的时候，看一本通俗的地理读物，说大连是中国除香港之外最优良的港口，纬度很高，却常年不冻，深水良港。从那时起，就对大连充满了神秘感。长大以后，多次去大连，我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港湾，蓝天碧海，秀美的岛礁和岩岸，一边是渤海，一边是黄海，水都是蓝的。城里星星点点的俄式和日式的建筑，小别墅，大洋房，街上颀长甜美的女孩。大连城，漂亮，大连人，友好，温和，文明，彬彬有礼。这里，有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所没有的一切。

然而，这样的美好，却正在消逝。海水污浊了，从渤海岸走到黄海岸，极目所致，尽是浊浪滔天。昔日美丽的礁岩上，隐约留着恶心的油污。当然，这样的污染，也许跟大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石化大连公司的一连串事故，储油罐大火，燃油泄露，在电视画面上，我看到了像酱油一样颜色的海水。报上告诉我，这样的起火和爆炸，如果不是控制得及时，很可能会把半个大连都埋葬了。可我想到的是，就这样出事故，万一，如果有个万一怎么办？美丽的大连，和大连人，真的就这样被埋葬了吗？

还有大连人告诉我，大连跟全国一样，大拆大建，好些漂亮优雅的俄式日式建筑，居然被拆掉了，就像我在天津、威海、青岛看到的那样。拆的人理直气壮，宣称他们是在消除帝国主义的殖民痕迹。幸好，上海人没有用这个借口拆掉外滩，北京人没有用反对封建主义的理由拆掉故宫。无论在哪里，美丽的建筑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劳动人民一手一脚建起来的。对于大连而言，它们是大连现代化的果实，也是大连的美丽的地标。以意识形态的借口，为自己的贪婪遮羞，是比贪婪本身更邪恶的恶。

当然，大连人没有沉默，他们比我想象表现得还好，我看到了为了驱逐PX石化工程，大连人也上街散步了，人数之多，非常壮观。 面对强权和资本，保卫自己的家园，所能依靠，也只有民众自己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说话，没人会说。但是，我相信，大连的领导，很多也是大连人，即使曾经不是，现在也应该是了。同样生于斯，长于斯，食毛践土，难道就忍心让这座美丽城市变成废墟？人生在世，谁无乡土，谁无父母，虽无子孙。毁了自己的乡土，即使能得到世界，还不照样无颜见家乡父老，令父母蒙羞，给子孙贻羞。

此时此刻，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是大连人。

另一种形式的钓鱼执法

一个毕业不久自己创业的大学生跟我说，现在做企业，几乎不能不逃税，如果不逃税，根本就是赔钱，一天都做不下去。有意思的是，税收人员也暗中鼓励你逃税，只要塞给他们一些好处就行。应该说，当今之世，这样的现象，相当普遍。我原来以为，这样的事，就是执法者假公肥私，一种不发达国家常见的潜规则现象。后来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种现象背后，另有深机。

一种说法是，其实设计如此高额的税，税务机构也知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完全按章纳税，届时有意无意放水，让你偷税逃税，然后小辫子就拿在了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有需要了，想整你，就整你。因为民营企业，原本就是异己，让他们具有污名，整起来方便。这样的说法，阴谋论的味道很重，但从实践情况看，好像也真是有点影子，就是有些企业家，实际上是因为别的事触怒了当道，结果却通过查税挨了整。查税，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整企业的一把快刀，只要举起，就屡试不爽。

当然，我不想用过于恶毒的设想去猜度人，宁愿认为，高额税的设计，顶多是当事者已经考虑到了税收人员的素质，已经事先扣除了可能的跑冒滴漏，而非事先挖好了陷阱。但是，这样的税收局面一旦形成，后面的“阴谋”，却会自然而然地附着在上面了。

由此，想起明清两代的官员低俸制，似乎也是如此。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仅仅四十五两银子，养活一家大小，除非吃糠咽菜，否则根本不够。但是一个县太爷，管方圆百里之地，做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父母官，权力大得不得了。让他们干吃那点俸禄，不额外捞外快，除了极个别的迂夫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官员无论清浊贪廉，享有工资以外收入，就必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情况，当然皇帝也都知道，但就是不做根本的制度改变，放任潜规则盛行。一个说法就是，皇帝就是要让官员都处于违法状态，然后你对皇帝就不得不充分地敬畏，因为真的要想整你，一个贪污，谁也逃不掉。

不管这样的陷阱是否事先设计好的，但是这样的状态，却是非常的可悲也可鄙。因为一个制度的原因，把一个系统内的多数人都陷于违法状态，污名化，即使不是陷阱，也成了陷阱。这样陷阱，比逃税，比捞外快本身要更加可恶。低俸制弄坏了官场风气，而纵容逃税，则败坏了商界的风气，整个社会不以违法为耻辱，法律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换言之，这样的制度，是一种最恶的制度，一种诱使人犯罪的制度，最终，把罪与非罪，甚至善与恶的边界都弄模糊了。时间一长，也就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善恶。

随笔

“大话西游”式刑讯的背后

《大话西游》是大陆的年轻人一度爱到发疯的一部喜剧电影，周星驰在大陆的声名，在很大程度上跟这部片子有关。到今天仍旧方兴未艾的“解构”潮，各种随性的穿越，追根溯源，似乎都能找到《大话西游》上去。余生也早，跟不上年轻人的节拍，《大话西游》也间断地看过，感觉也就是一个间断的笑话。其中一个片段，说唐僧被妖精捉了，磨磨唧唧，絮絮叨叨，无论妖精如何不耐，磨叽如故，絮叨如故，最后把个妖精逼得自杀了。原以为无非是年轻人对老年人、或者自家老婆唠叨不耐烦的夸张放大版，笑一笑也就了了。没想到，这两日看闲书，竟然翻到了古人记载的类似的故事。

清人况周颐的笔记《眉庐丛话》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清朝嘉庆年间，四川简州县令宋某，碰上一“积案滑贼”，即经久官司的老油条，不畏刑讯，无论怎样拷问，就是没有口供，案子久不能结。于是，宋某就找了一部诗韵，一个书童，让衙役将这个“滑贼”带上来。先做绝句两首，念给贼听，然而问他招不招？不招，再做五言和七言律诗各一，再讯。然后是古风一首，继则古风长诗一首。反正一直作诗，一直审讯。夜半三更，在场的书童加衙役，都熬得快要趴下了，宋县令还在依依呀呀，哼哼唧唧地作诗．最后这位“滑贼”终于受不了，招了。况周颐点评道，这是因为该贼性子较急，实在受不了这种比刀锯更厉害的折磨。

这样的招法，其实也是一种刑讯，着眼于精神折磨，使受刑者精神崩溃，不得不招。说起来，应该算是软刑讯。这样的软刑讯，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算酷刑。如果美国关塔那摩基地的人，能用这样的招法让基地人员招供，受到的质疑，也许就不会那么多了。可惜，这样的招法，如果真的有效，可能也就是对付几个像张飞李逵这样的莽汉，不怕刑，受得苦，但就是性急不耐烦。放在别人身上，基本上没用。别说作诗，就是把全唐诗通读下来，也只当催眠。

古人不分公检法，破案断狱，都是县太爷包了。虽有专业人员，刑名师爷，刑房书吏加捕快，但侦讯的手段毕竟有限，所有的现代检测手段一点都没有，甚至连人体结构，都不甚了了。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案子，都得要口供，没有口供，案子就结不了。因此，审讯时，法律上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刑讯的。也就是说，给疑犯上刑，打板子，上夹棍都可以，女嫌疑犯，扒下裤子打屁屁不雅，则用拶子夹手指。但是，刑讯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把疑犯打死了，人还没招，事情就麻烦了，最轻，负责官员也得受处分，重了，则丢了乌纱帽。由于上刑不能往死了打，所以，那些特别能熬刑的“滑贼”，就可以通过熬，而最终逃避惩罚。嘉庆时代简州县令的作诗审讯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如此煞费苦心，大费周章，就是要一个口供，好结案。

但是，重口供的结案习惯，弊病也是明显的。真正的元凶，滑贼能熬过刑，逃避惩罚，而被弄错冤枉的人，则往往熬不过刑，三木之下，轻易招供。两下里都容易出错案。但是，这样一种审讯方式，经过戏剧的渲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过清末新政和民国的司法改革，堂上刑讯打板子问口供的做派已经被革掉了，但老百姓还是喜欢这一套。在民国时期，好像地方官和地方军阀，也喜欢玩这一套。甚至穿上莽龙袍，足蹬皂靴，装扮成包公审案子。

当然，时至今日，刑侦技术已经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疑犯的口供，按道理已经不能作为结案的证据。但是，重视口供的积习，却依旧存在。好多演警匪的电视剧，破案的标志就是疑犯“撂了”，即招供了。而很多现实中的重案，人命案，最后定案，居然依据的主要就是疑犯的口供。而这口供，多半是三木之下的产物。即使不上刑，连续几天不让人睡觉，要什么也会有什么。不用说，只要主管刑讯的人，在潜意识里对口供如此看重，好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冤案与错案就免不了。

我们的传统很重，也很沉，有时候落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沉得要命。“大话西游”式的刑讯，笑话只当笑话好了。

抢手的洋乐队

辛亥革命前后，洋化是种时髦。无论什么，洋的就好。这样的事，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就有了。有钱的请洋人吃饭看戏，没钱的设法在自己家门口挂块牌子，只要写上洋字码就好。在人屋檐下，这样的洋化也许多少有些不得已。八国联军走后，洋化的风气，在各个通商口岸流行开来，看起来，都是国人自觉自愿的。

首先留学生吃香，不管留学哪里，学了什么，只要是留学生，总会有个位置给他。参加留学生考试，还可能得到进士举人的头衔。不像当年，留美幼童回来，得从最底层做起，个个做水兵。想考个举人，比登天还难。留学英国的严复，次次省试不中，最终也没拿到举人。风水轮流转，到了新政时期，留学生一回国，就马上进政府机关。曹汝霖、章宗祥，刚刚得了日本本科文凭，回来就进了商部，没几天就司局级了。至于留学英美的，则像金蛋蛋一样宝贝。当时最便宜的是留学日本，晃一圈回来，至少有个教职。所以那时候日本人鬼得很，拼命办语言学校，速成学堂，专门挣那些又想要文凭，又不想好好学的中国人的钱，结果是让中国多了好些连假名都没背下来的速成学生。唐德刚说，他的父辈有好些都号称留学过日本的，但日语基本上都不会说。但是，即使这样的“洋学生”，回国也会有个学堂的教习位置。

其次洋服流行。清末新政时期，辫子没剪，即使剪了也要装根假的。西式礼帽没法戴，但西服是要穿的。别说拖着根辫子穿西服怪，当时还有在长袍上套上西服外套的，直把西服外套当成了中式的褂子。在留下来的老照片上，还真就有这样怪模样的时髦人。革命之后，辫子没了，至少时髦的人们辫子没了，就开始流行西式或者日本式的礼帽，还美其名曰文明帽。尤其是日式帽子，毫无美感，直筒而且呆滞，一个学堂的学生，下课了，大家涌出来，一色一模一样的礼帽。远远望去，像是人人顶着带檐的痰盂。当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人很看不上日本人穿西装，感觉样子古怪滑稽，现在，这种古怪滑稽，轮到自己了。不仅帽子，手上的零碎更讲究。当时有个说法，叫做“三克主义”，鼻子上架的克罗克（眼镜glasses），手拿司的克（手杖stick），口衔茄力克（香烟cigarette）。时髦青年，这一套装备，是必备的。

那一时期，所有的洋玩意，都抢手。洋东西好卖，西医也开始吃香。连婚丧嫁娶，富贵人家的鼓吹，也要用洋乐。一个城市，就那么几支会奏洋乐的乐队，大家请，挤破门。其实乐手们就会那么几支曲子，还半生不熟。刚在这家婚礼上演奏完，就被拉到那家的丧礼上，管他死人还是结婚，吹的都是一个调调。完了再去欢迎某个要人，同样的曲子，来一次，再来一次。只要是洋的，有鼓有号，有萨克斯，再穿上全套的洋服，有人指挥，人家就感觉有面子。

不仅社会上流行洋乐，军队也要有洋乐。办新军，从小站练兵开始，就是全盘西化，从头到尾地学。后来各省编练新军，变本加厉。洋人军队里有军医，我们有，有兽医，我们有。有军乐队，我们也得有。政府诸公，对新军的别的成就不那么在意，对演奏洋乐的军乐队，特别感兴趣。往往刚刚练出点调子来，就被调去迎来送往。火车站上，经常能看到军乐队在奏迎宾曲，还有一大群孩子，远远地看西洋景，一会儿要人到了，在越来越起劲的鼓乐声中，大家鞠躬如仪。学校也跟着赶时髦，每个学堂，只要有可能，都要有洋乐队。没人教不怕，只要行头备齐了，打起鼓来吹上号，排队在街上一走，就是成绩。父老乡亲，对学堂就得另眼相看。

洋化的背后，是对文明的追求。所有洋玩意的代号，都是文明。这种潮流，实际上基于一种国人的补偿心理——用我们的文明追求，来补偿刚刚过去的野蛮。关于义和团，外国人说我们野蛮落后，我们自己似乎也不好意思辩解。跳大神似的上法，刀枪不入的演练，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杀人，在通商口岸的城里人看来，确乎有点邪性。自我批判，勇气还不够，加上好面子，自家人的短处，别人说说也就罢了，自己怎么好意思再说？只好用跟义和团相反的行为，拼命地表现。意思是说，不管过去我们怎么差，现在我们表现好了。尽管，当时的洋化以及对文明的追求，只是肤浅的表面文章，但毕竟代表了国人对文明的向往。后来，在民国时期，知识界对文明的追求，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创造出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新天地。所谓的民国范儿，其实就包含了文明的内涵。

百多年来，只要中国总是封闭开放地来回拉锯，这样的洋化之风就会一次次重演。果然，当改革开放实行之际，这样洋化又重现了，风刮得更加猛烈，不仅洋装普及了，连洋乐和洋乐队也普及了。洋的奢侈品，跟当年一样，成为有身份的象征。会说两句洋文，也尽量在人前显一显，无论谈天，还是发言，土洋结合是最佳的选择。尽管没有人认账自己不文明，也不肯承认人家的文明，但此番跟世界的接轨，却接得相当彻底。不管人们心里怎样想，至少，再封闭起来，关上大门是不大可能了。

当洋化成为时髦，上演的戏码，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但凡是时髦，就是潮流，想反潮流，难。

都是官阶惹得祸

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唐玄宗时，宰相张说借封禅之际，偷偷给自己的女婿升了三级，上朝时，皇帝一眼就看出猫腻。人事腐败，不大好弄。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不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职业上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鳖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的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从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四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有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国官员的牛气。于是，就撺掇法国公使，要求按天主教教士的神品级别，跟中国官阶一一对应。中国的总理衙门，受到压力，感觉这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洋教士要求的是对等，因为这涉及洋人的尊严。但这要求，实际上也是中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招儿。中招之后，洋教士们感觉很好，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一一跟中国官员对应，连所乘的轿子也学官样，主教们坐上了绿呢和紫呢的八抬大轿，招摇过市，让中国的一些士绅们见了，感觉很是不爽。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官阶扩散到了官场以外，尽管只是“相当于”，就像当今教授相对于副处级待遇一样。但从后来的历史看，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官阶了。企业不用说，即使一个街道工厂，也会套上行政级别。其他行业，玩杂耍的，唱戏，说相声的，都有级别。和尚道士当然也不例外。一个庙，到底是科级还是处级，关键要看当地的宗教局，是什么级别，一般都是水涨船高。某个大和尚死了，墓碑上居然刻着“县政协委员，股级”的字样。现在据说要改，但改来改去，似乎没有级别的单位还是不多。只有一些民营企业没级别，但人家运作一个县或者市的政协委员，也等于有了级别。有的领域，级别还在扩张。比如大学，现在居然有了副部级大学。做了这种大学的校长书记，官阶就是副部级官员，出门铁定要坐头等舱，走VIP通道。

官场以外的单位，没有官阶行不行？这些单位的领导都说不行。尤其大学校长说不行。一没了级别，到政府办事人家不理你，一个科长都可以跟你耍威风。出门没有头等舱坐，飞机上小姐也不待见。到政府开会，人家不知道怎么给你安排座位——要知道，虽然不是梁山泊，但官场座次，都是按级别来的。

显然，校长们说的话不假。在一个官本位走到极致的国度里，场面上的人，说话办事，就看两个东西，一个官衔，一个官阶。两个都没有，人家眼睛就只看天了。开会安排，当然也只看级别，没有级别，真的就没法安排，要不就只能排在最后。连上级要讲某个学术问题，教育部找人，也只找跟这个学术问题相关最大的学官，不是校长就是某个学院的院长，绝不会找这个问题研究最好的人。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想不想改呢？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进而移臭做香呢？还是改改老章程，别让人家笑话咱呢？如果要改，那就得把官阶拿下来。从大学开始，理所当然，一个校长，如果仅仅靠身上的官阶才能得到尊重，不是太可怜了吗？

刚毅这个人

说到义和团，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是刚毅。如果没有刚毅为之鼓吹，义和团断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戊戌政变之后，新政全废，朝政向后转，加上顽固派的挑唆，西太后跟西方列强的关系骤然紧张。无计应付西方压力的老佛爷，尽管一直听顽固派的大臣们说义和团如何神勇，如何有神术，刀枪不入，但多疑的老佛爷却还是将信将疑。若不是派刚毅和赵舒翘到义和团的基地涿州查看，她一块石头怎么也难以落地。可是，一辈子精明的老佛爷，自以为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但没想到这个刚毅实在是太喜欢义和团了，也实在太希望中国有人可以刀枪不入了，眼为心所蔽，所以，居然让义和团的大师兄给蒙了，真的相信他们玩的戏法是真的。有人说同去的赵舒翘其实看出了破绽，但慑于刚毅的气势，却没敢说。如果说了的话，没准就像徐用仪、联元、袁昶和许景澄一样，当即就被当二毛子给砍了。不过，不说下场也不好，等到八国联军打进来，赵舒翘还是被当祸首给办了。被迫令自尽，这哥儿们身体好，吞金不死，饮药不死，最后还是被人强行也用毛头纸闷死。虽然多活了几天，但声誉可差多了。

按道理，西太后是该相信刚毅的。刚毅这个人，是满人里面比较有主意，也乐意跑腿办事的人。出身贫寒，没有靠山，在刑部从不入流的笔帖式做起，一直熬到刑部郎中（相当现今司局级的官员），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就是他经办的。硬是把一个做实坐死了的案子，生生翻了过来，从此声名大振，深获老佛爷的喜爱。他和赵舒翘两人，都是当年知名的法律专家，死刑终审把关的刑部秋审司的成员，人称八大圣人。此后外放，刚毅官声也一直不错，颇有清廉刚正之名。

只不过，这个清廉刚正的刚毅，却是个不读书的人。那年月，满人读书的本来就不多，一个从办事员混出来的满人官员，没上过什么学，更没有参加过科举，入仕就一头扎在刑律里面，接触的，尽是法条和案例，文化素质的确不怎么高，也高不了。刑部的人，那时候都喜欢师宗皋陶，这个皋陶，传说是舜的司法官，两字读音gao yao，但刚毅却读成gao tao。研究过古代探案名著《洗冤录》，但将书中所有的“瘐死”，都写成“瘦死”。官当大了，人家抨击他刚愎，他还以为是夸他，只是不解，为何不说他刚直，而说刚“复”。当时京师流传一首讽刺他的诗，是这样写的：“帝讲为王尧舜惊，皋陶掩耳怕呼名。举贤能举黄天霸，远佞能驱翁叔平。一字难移惟瘦死，万民何苦不耶生。”说的就是他说白字的故事，明明尧舜是五帝之属，他非称尧王舜王，皋陶前面已经说了，而黄天霸的事，是说他推荐一位武将龙殿扬，说是他的黄天霸。翁叔平即翁同稣，跟他是死对头，翁被逐，刚毅乐死，以为从此远离佞人。瘦死之事刚才也说了，而耶生，即聊生，把聊念成耶，也是一个他著名的白字范例。

也许，刚毅不一定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不识字，但读书不多却是肯定的。刚毅喜欢小说戏剧，平时“引经据典”，都是这些货色。也难怪，当年的满人，几乎个个都喜欢戏曲说唱，否则，《三国演义》不会那么火。满人君臣，在正式的奏折和朝廷对话中，引用《三国演义》者，比比皆是。甚至连说岳故事，也跟着走红。整个清朝，关羽和岳飞，是两个最牛的人，号称武圣人，堪比孔夫子。满人全然忘记了，岳飞实际上是满人的祖先女真人的对头。喜欢戏剧说唱，也以清官自命的刚毅，也喜欢清官的公案——《包公案》、《狄公案》、《彭公案》，这些戏剧小说，都是他的最爱。外放做官，也喜欢提拔一些一勇之夫放在身边，权当是自己的黄天霸。做官办事，一副戏剧人物的派头。常对人言道，天下没有难办的事，只消每天两盅小酒，穿着坎肩，把辫子盘起，再找一个小童打扇子，什么事都能办。而他在官衙，据说就这副模样办公务。

这样的人，很忠君（严格地说是忠于太后），很爱国，死活看不顺眼洋鬼子，一身不沾洋务的边。爱死了义和团，至死都相信真的义和团能刀枪不入，当然也死活弄不明白，为何洋人打进来了，真的义和团却没了踪影。西太后西狩逃窜，他一路跟着，餐风露宿，走到太原得了病，一病不起。也有人说他是故意吃了泻药，连泻数日，把自己拉死了，实践了“君辱臣死”的信条。后来议和惩罚祸首，虽然他在名单上很靠前的位置，但人已经死了，也只好免了。

不读书，不明大势，却要强出头。自以为发现了可以力挽狂澜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其中。虽然有点死心眼，这样的人在满人中，其实算是有责任感的，比那些一群群只知道拎鸟笼子闲逛，看戏打架斗蛐蛐，说闲话，拱闲火，整天吹牛起哄的旗人，在人品上要强得多。这些人闹义和团的时候，跟着闹得最凶，整天嚷嚷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到了八国联军一来，都温顺得像绵羊，天天盼着他们眼中的大汉奸李鸿章来解救他们。可惜，刚毅这样的人，其愚昧程度，却跟这些旗下闲人处于伯仲之间。力量大，也勤快，再加上愚昧，结果坏事也坏得大。别人是起哄的，他却是领头的。

公德与公共事务

好打小报告和暗中揭人隐私，是国人由来已久的两大恶习。农村人彼此之间没有隐私，有点事越是想刻意隐瞒，人家就越爱打听。所谓“隔墙有耳”，是真的有耳。谁家有多少钱，隔壁邻居一清二楚。新婚之夜，连床第之事都可以公然“偷听”，还有什么事不能打探呢？不过，打探可是打探，公然揭发出来，撕人脸皮，却也不是农村人的习惯。这样做，很伤德，为人不齿。打小报告，是专制统治者的提倡出来的。农村人虽然互相喜欢打探隐私，但把周围人的事向官府告发，即使某些事已经涉及犯法，却一般也不会这样做。统治者多半喜欢利用这样的招数，让底下的人彼此猜忌，私下互相撕咬，方便自己掌控。这一招，属于传统法家的权术。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在他书里已经有很多的介绍了。

在古代社会，尽管皇帝玩权术，暗中鼓励人们互相揭发，打小报告，像武则天这样的女皇，还肆无忌惮地公然大规模鼓动人们告讦，但是，真正接受一套的，还是些识字的知识人，尤其那些有可能出来做官的人。把别人告下来，自己才能上去。玩的是相互使绊子，抢椅子的游戏。真正的农民，即使知道些事情，让他们去告官，也很难。好些江洋大盗，被朝廷通缉，只要回到了家乡，纵然有高额的悬赏，也很少有人贪图富贵去告发。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干了，这样的人，在乡里社会一般都待不住。就是知识人，只要身在家乡，多半也会从俗，从众，不会贸然冒乡里之大不韪，公开做举报人。

不过，乡里社会的道德，一般只能维持在熟人社会的圈子里。就跟乡里社会的公益事业一样，只要有乡绅或者精英带头，大家都能做，修桥补路有人出钱，救济穷困人人有份，遇到灾害，甚至瘟疫，也能出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渡过难关。连年节唱戏闹社火，份子。人人都会出，谁不出，招不起那个骂。断然不会这边大家修了水塘，那边有人破坏；这边补了墙，那边有人挖墙角。只要在熟人社会的圈子里，无论是做好事的公德，还是维护人的“公德”，大家都能遵守。在乡里社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规矩，已经扩大到整个社区。熟人社会，做好事的好处，显而易见，反过来做，也显而易见。至于揭发别人，熟人社会里都沾亲带故，碰了谁，都得罪一堆人，没人能付得起这个成本。所以，公德的遵守，背后有硬性的约束。但是，一旦出了熟人圈子，硬性约束不复存在，“公德”就很难保证了。

逸出乡里社会的游民，从另一个侧面看，就是市民，或者候补市民。在古代社会，人们对于市民的道德，往往不敢恭维。提起坑蒙拐骗之事，似乎都是若辈所为。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即赶车拉车的、船夫、店小二、脚夫、经纪人和中间人，都是坏人。其实这个队伍里，还有衙役，过去一个县城，编制内的衙役固然不多，但跟着起哄的帮役和白役，往往数以百计。脱离了本乡本土，离开了熟人，难免会放肆一下。一旦放肆，给人的印象就不好了。曾国藩操练湘军，城里人一个不要，专找乡间最老实的农民。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袁世凯小站时代，他编练新建陆军，也是非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收。其实，脱离了乡土，外出做官的人，也是脱离熟人社会之辈。在外混官场，除了同门，同乡，同衙门这样的关系圈之外，大抵上也处在陌生人的世界。道德的外在硬约束，也不是很强。所以，正因为如此，皇帝鼓励告讦的权术，在他们中间才能如此奏效。

当然，市民社会的状况，也未必当时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坏。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组织的，这些组织，往往复制乡里的亲缘和地缘结构，正当的，如各种行会，不仅各业商人有，连掏粪的，要饭的都有。不正当的，有各种帮会。在自己的组织里，人们大体还是能守规矩的。但越出组织之外，公益也好，公德也罢，就难以保障了。这时，就得有超越各种组织的大人物出来张罗。没人张罗，公共事务，就一塌糊涂。有的地方，城里的路就是有人修，排水的沟渠有人挖，到时候人们照样该毁就毁。干非法勾当的人，城里明显比乡下多。比如明清时节的北京城，就是这样。没有官府的出面，公共事业和公共秩序，一天维持不了。

晚清最后的岁月，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城市化的开始。城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失德现象，也层出不穷。做买卖的短斤少两的多了，坑骗人的多了。无论是洋行买办，还是扛包的苦力，随便揩油的事也多了。连给洋人做仆人的，也纷纷揩油。洋人刚进来的时候，那种忠诚的买办和仆人，已经越来越稀少。连一向可靠的新政邮局，也出现了邮递员丢邮件的事。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如果警察不看着，人们依旧随地大小便。当然，这个时候，报纸也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玩意。报纸在批评时政的同时，也抨击社会上种种失德的现象。但是，这种事，往往得记者出去访，市民提供线索的不多。给报社写信的人不少，但写的都是某某人的隐私。关于公德的事，非常之少。当时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份日本人办的报纸，叫《顺天时报》，一次，顺天时报的一个日本报人宫房次郎对中国的著名报人汪康年说，很奇怪，在日本，人们给报社写信，写的尽是些有关公共事务的事，比如某处桥梁坏了，需要修理，某处沟渠堵了需要疏通。在中国，人们也给报社写信，但写都是揭发别人的隐私的事，不是说某某小妾偷人，就是说某某私会女戏子，再不就是说，某个饭馆，饭菜里有什么脏东西（多半是栽赃）。都希望报纸公布出来，以泄私愤，但没有一个人署自己真实姓名的。汪康年听了，感觉很是汗颜。

其实，汪康年用不着过于羞愧，日本在开国之初，也比当日的中国好不了多少。公德心，是需要培养的，尤其是在非熟人社会中培养。当越来越多的人经过无数次的挫折，无数次的吃亏上当，当然，还需要知识人的启蒙，知晓了公共利益跟自己的相关性，也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公德，才会生出来。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收敛起专制时代的积习，不再鼓励告讦，在臣民中分化瓦解，制造猜忌，各个击破就可以了。不大可能指望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觉做社会公德形象的维护者甚至表率。可惜，当年的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或者没有做好，就覆灭了。报人们，固然有着力启蒙的，但也有趁机裹乱的。像小说《那五》讲的那样，记者拿着“读者来信”去到饭馆讹钱的事，也不少见。

跪，与士之尊严

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征服了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这些人别看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

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尽量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为的不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对于仕途大有进益。

明亡之后，面对异族统治，务实派想通得比较快，硬撑派想通得比较慢。最终，想做伯夷叔齐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孙下山之后，大家至少在行动上达成一致：承认现实，积极入世。“每把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惜，满清的皇帝，却一直没把汉人士大夫当自家人。用汉人，无非是用他们办事，除此之外，全都别想。一方面，推崇朱熹编的四书，把朱注当经典；一方面，对于大学、中庸里反复强调的修齐治平不以为然。在皇帝看来，士大夫撑死只能做前半段，修身齐家，后半段的治国平天下，想都别想，因为那是皇帝的事。只能办事的人，就只能做奴才，由于奴才一词，已经被满人占了，所以，汉人官僚，就只能做奴才的奴才。什么名臣，大臣，贤臣，一概休想。哪个要是动了心思，就是死罪。

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的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在裤子里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扛得时间长一点。另一个法子是，答话尽可能简练，不问不答，皇帝没话可问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

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皇帝不问，就不回答。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一旦不让他们如此做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家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得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

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不跪，士才有尊严。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

韩主席与师范生

都传韩复榘是个老粗，其实，在冯玉祥的部下里，韩读的书算多的，据说读过七八年的私塾。好些传说中的轶事，比如关公战秦琼，其实是张宗昌的事。不过，韩复榘在执掌山东之时，的确有好些老粗式的表现，比如好亲自审案，不许女学生穿裙子，还出过不知道篮球怎么玩，要给球队一人发一个球的笑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受过新教育的人，在现代生活面前，就是个粗人。

粗人也有可爱之处。就说审案子吧，都说他随意为之，不遵法律，但碰上政治犯，凡是一上刑就招的，在他手里一般活不了，而那些宁死不屈的主儿，反倒有可能被释放。没办法，粗人就是佩服好汉子。当然，粗人自己审案，是要过包公的瘾，听老百姓夸他是韩青天，就乐得屁颠屁颠的。可是，青天大老爷无论多么的一清如水，都是高高在上的，跟民国的官员本意有违。所以，韩青天做省主席，也很在乎自己的威风和派头。

当年济南是名副其实的泉城，泉城小泉无数，大泉名泉七十二。其中名气最大的一眼泉，叫珍珠泉。不过，这珍珠泉，却被封在省政府衙门里面，寻常百姓基本上没有可能见到。珍珠泉，成了衙门里面的人自有的风景。

毕竟是民国了，还就是有人不服。一天，一个省第一师范的学生，硬闯省政府，说是要看看珍珠泉。卫兵拦住，不许他进。他说，我乃山东的老百姓也！山东的老百姓，即是山东省的主人，主人要看看自己乡土上的胜景，有何不可！卫兵说，你是主人，那我们主席是什么？学生说，主席是山东省的官员，乃民众之公仆。吵嚷之间，惊动了里面，一层层传进去，韩复榘也被惊扰了。于是下令把学生带进来。韩复榘问，你来干嘛？学生答，看珍珠泉。韩又问，你说你是山东主人？答曰，是啊。韩说，那我是什么？学生说，你是山东民众的公仆。对话到此，韩复榘给了学生两个耳光。然后说，现在仆人打了你这个主人，看你怎么办。然后就让卫兵把学生关了起来。

关了两天之后，韩复榘突然觉得这事办的不对，这关起来的学生怎么办呢？于是打电话到第一师范，要校长把学生领回去。校长闻听，吓得腿都软了，不敢去。生怕落个教导无方，连自己也一并关起来。于是派训育主任去，主任没办法，战战兢兢地去了省政府。没想到，韩复榘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说，前天我打了学生两个耳光，关在这里，想想看是我错了，现在我把他放了，让他打还我两个耳光，你领他回去吧。训育主任忙说，学生不懂事，主席教训他是对的，没有错。让他打主席耳光，是万万不能的。韩复榘说，既然不打我耳光，那我自罚五百元，你交给他。训育主任钱也不肯收，最后韩复榘动怒了，总算学生拿了韩主席的五百元，跟训育主任回去了。

从此以后，省政府每年都会在省政府纪念日开放，让民众进来观赏珍珠泉。

自辛亥革命起，政府官员是民众公仆的概念，就一直被强调。在当时人眼里，这一点是区别于专制帝制和民国的根本区别。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罢，甚至包括后来的黎元洪和徐世昌，都强调自己是四万万人的公仆。总统尚且如此，其他官员自不必说。尽管传统积习尚在，官员最后还是当官做老爷，一般民众，也不大深究。但是，碰上较真的，“公仆”还是会有麻烦。因为，媒体一直都在嚷嚷主人和公仆的事，公仆做不好，还是会被笑骂。虽然说，军阀们一般不理会媒体的笑骂，却也不大能够封了人家的嘴。要命的是，还真就有些军阀，自己也在意这种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总是强调公仆要为主人服务。这样的军阀，吴佩孚算一个，冯玉祥也算一个。

韩复榘主掌山东的时候，虽然已经脱离了冯玉祥。但他毕竟当年是冯系的十三太保，是冯玉祥一手调教出来的。脱离了冯玉祥之后，他的军队，在精神上依然承袭冯玉祥带兵的精神，强调不扰民，真爱民。每个士兵，都带着这样的袖章。所以，这个粗人，在作威作福的积习作用下，打了学生，却能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如果将错就错下去，自己将无法自圆其说。那年月的军头们，大多是粗人，自有其可爱之处，知错就改，甚至可以让学生打还两个巴掌来。

在韩复榘的治下，山东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主席，还真是幸事。

红灯照是怎么回事？

一说起红灯照，人们就会想起义和团。在还有点历史知识的人眼里，红灯照是义和团的女性组织。好些似乎还是历史学家的人都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男的练义和团，女的练红灯照，一起杀洋灭教。一度，还有史学家论证说，红灯照的存在，说明义和团运动解放了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新阶段。文革期间，人们学义和团改地名，把东交民巷改成鸡鸣切羊巷，弄出来反帝街，反修路，学习义和团攻打使馆区，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时候红灯照却比义和团还走俏，因为占了一个“红”字，跟革命靠得紧，有人甚至认为，红卫兵就是红灯照的化身。在文革初期很是出过一阵风头的戚本禹，就写过这样的文章。直到不久前，好些反映义和团运动电视剧，里面还有红灯照在打打杀杀，里面红灯照的领袖，就是黄莲圣母。

然而，在所有有关义和团的公私记载中，从来没有见过红灯照的活动，没有任何人声言见过活的红灯照，或者哪个大活人说过自己干过红灯照（1949年之后，历史学家做了好些义和团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很多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的口述纪录，但没有一个是做过红灯照的人的）。相关的记载，无非是说听说有红灯照这种名堂，都是未婚女子，可以白日飞升。还有的记载说，夏日晚上，看见天空中点点亮点，就是红灯照。还有的说，所谓红灯照，就是人们放飞的一种灯笼，类似孔明灯的东西。最接近实体的记载，是说某户人家闺女丢了，几天后又回来，说是去做红灯照了，其实很可能是跟人私奔了。有关红灯照最奇特的想象，是某些喜爱义和团的文人，在八国联军打上门来的时候，说她们飞到了日本和俄国的首都，把鬼子的首都给烧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

招摇过市，有过具体活动记载的黄莲圣母，的确实有其人，本名叫林黑儿，是个天津的船妓。她的确在义和团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有好多有关她的传说。有记载说，她曾经拿出一个小包，里面装满了螺丝，宣称说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元神出窍，去盗走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从此洋人大炮就不能发炮了。也有人揭露说，这些螺丝，其实不过是她让随从在洋货店里买的，跟洋人的大炮，没半毛钱关系。但是，无论怎样，黄莲圣母却不是红灯照，她在大街上招摇，出入北洋大臣衙门，见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平起平坐，都是几十个肩扛洋枪的义和团陪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记载，说她率领红灯照冲来冲去，是一群女兵女将的首领。严格地说，所谓黄莲圣母，只是义和团请来的“活神仙”，尽管动机多少有点不地道。

其实，义和团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纲领，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就是他们的迷信（这一点，我想最热爱义和团的人，也没法否定）。他们相信，也争取让别人相信，自己具有法术，可以刀枪不入。只要自己念起咒来，纵身一跃，就变成了悟空八戒，或者关羽张飞，无所不能。但这法术，却有一个严格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能碰女人，只要碰了女人，法术就不灵了。大约民间的巫术，都有禁忌，不能接触女性是重要的内容，几日或者几十日不能房事，不能跟女人调笑，严格地连看一眼都会破戒。凡是严肃一点的仪式，无论是盖房子上梁，还是出海打渔，都有类似的禁忌。在民间，女性是不洁的，所以，好多严肃正经的事都不能让她们沾，沾了，事就不成。义和团是要打打杀杀的，事关性命，当然马虎不得。在所有的交兵中，义和团凡是被打死打伤的，大家都会认为他肯定偷偷接触过女人。所以，很难相信有这样认识的义和团，会组织女兵参战。

但是，运动期间，义和团不仅仅要杀那些手无寸铁的教民和传教士，有时候还要碰硬家伙。参加围攻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以及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的义和团，由于对方有洋枪洋炮，枪子炮子不认人，难免死伤惨重。都说这些死伤者是沾了女人，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义和团又出来新的解释，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洋人那边用了克制义和团法术的法宝，这个法宝，跟女人有关。由于义和团的法术特别忌讳女性，所以，对方一旦打出女人的牌，尤其是跟女性下体有关的牌来，这边的法术就立即失灵。这样的说法，在古代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民间传说有，官方记载中也有，只要传说对方有法术，另外一方就会用女性法宝来抵御，常见的是女性专用的马桶，稀罕一点的，也有真的用裸体女人的。

在鸦片战争期间，清军还有人把洋人的枪炮当巫术，所以，守广州的杨芳，在城头祭起一排女人的马桶。但是，历史过了六十年，虽然义和团不知道科学的概念，但却没有人认为，洋人的洋枪洋炮也是一种法术。他们也不像某些外国学者说的那样，宁可用关张赵马的武器，大刀长矛，不肯用洋枪洋炮，只要有机会，他们其实相当喜爱这种新东西。只是多数人不大会用，有了也是摆设，所以只好用大刀长矛跟洋人的洋枪洋炮对垒。这真是个难办的事，洋枪洋炮只能用义和团的法术才能闭住，但法术又被洋鬼子用女人给破掉，所以，没办法，只好这边也请出女人，以毒攻毒。这样的女人，就是黄莲圣母，金刀圣母。金刀圣母无可考，但黄莲圣母其人，我前面说过，实际上是一个船妓。如果说女性就意味着不洁的话，那么这样的女性，在人民大众眼里，就是肮脏的代名词。义和团就是要找这种最脏的女性，期望她来克服洋人的女人法宝。在天津这边，用的是黄莲圣母，在北京那边，用的是金刀圣母。稍微有点创意的是，义和团使用这种反制手段时，有时还要广大女性居民配合。比如说，开仗的时候，要求城里的妇女不裹脚，不梳头洗脸。有歌谣曰：“妇女不裹脚，去砍鬼子头，妇女不梳头，杀尽鬼子笑呵呵。”有的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战况紧急，来不及裹脚梳头，妇女们就上马杀贼。其实，义和团运动期间，从来没有记载，说一群红灯照上过阵。让女人不裹脚，不洗脸梳头，跟用女人的马桶一样，无非是取其脏乱而已。

当然，肮脏的圣母出山之后，战局依然没有转机，上阵冲在前面的义和团弟兄，依然一枪一个窟窿。再后来，黄莲圣母居然成了八国联军的战利品，也没听说哪个义和团大师兄张罗着把他们的圣母夺回来，被俘虏的圣母，也没听说有什么英勇的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门的年代，只要农民起义队伍里出现了女性，人们就会想当然地想到妇女解放。近代两大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就这样都成了妇女解放的典范。人们总是忘记了，太平天国也好，义和团也好，领袖和参加者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农民，文化不高，生活环境蔽塞，观念陈旧，他们凭什么会有如此现代的观念，想起来去解放妇女？其实正好相反，他们对于女性，比起士大夫，还有更多的歧视。农民一旦登上历史舞台，像个人物了，就会比士绅老爷们更讲究，更排场，也更加歧视和限制女性。非这样，不足以掩饰自己的暴发户面目。而被巫术控制的义和团，虽然还没有发达，但刀枪不入的法术，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为了确保这个本钱，他们只能对女性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去解放？这样的解放，其实只是现代人的概念，那个时候的农民，漫说想，脑袋里压根就不会有。

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只要历史成了意识形态，史学家就自有意淫的本事。

剪发短衣之叹

晚清时节，辜鸿铭在张之洞的幕府，做过很长时间，写了一本名叫《张文襄幕府纪闻》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则，是写曾国藩的。他说，曾国藩的最大的过人之处，是不排满。如果他排满，中国势必分裂，列强就会把中国灭了，所以，“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就是说，没有曾国藩，中国人就会跟西方人一样，剪短发，穿短衣。

当然，辜鸿铭的这段话，是在清朝还没灭亡时写的。他没有想到，这段文字问世不久，清王朝就翘了。中国人，很快就开始剪短发衣短衣。开始剪发还剪得比较少，个个披肩。后来就跟外国人一样了。衣装也是如此，西装和西式礼服，很快就成了官服。名士王闿运民国后依旧清朝衣冠，混进一堆西装人里充民国的官吏，只能自我调侃，说，你们穿的是外国服，我穿的也是外国服。不短发短衣，至少做民国的官，在正式场合，自己都感觉别扭。所以，立场坚定的遗老遗少，只好做遗民，避居青岛或者大连。在外国人占的地方，坚持自己的文化或者政治立场。

进入民国之后，辜鸿铭这个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娶在东洋的怪人，没有做官。却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做了西洋文学的教授。所以，他可以依旧穿清朝的袍褂，留清朝的小辫子。连雇的包月的车夫，都留着一条粗大的辫子。外出，车上一个焦黄的小辫子，车前一条黝黑的大辫子。其实，在民国，下层的百姓，留辫子的人很多。而上层的士绅和书生，穿袍褂的也很多，穿不起袍褂，也套一袭长衫，再配上一条围巾，就成了典型的民国书生范儿。至少在民国的北洋时期，上流社会，剪发倒是普及了，但穿西装的人，并没有超过穿长衫的。

短衣的推行，是在国民党时期。这一时期，主政者对社会的改造，力度明显加大。国家有了“国服”中山装，一种据说蕴含礼义廉耻，五权宪法的服装。其源头，却无非是日本的学生装，也属于西化的一部分，在日本就是西化的短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使没有新生活运动，在政府里混事，不穿中山装，多半是混不下去的。有一段，号称要复兴国民党的复兴社，还提倡穿国产蓝布的中山装，打着民族主义的招牌，但依旧是西化的短衣。

然而，真正的短衣一统天下，还是1949年之后。不仅男人的袍褂彻底绝迹，连女人的旗袍，也变成了短打扮的列宁装。绿军装，改良的中山装，摧枯拉朽，扫荡整个中国，连穷乡僻壤，也没有落下。在一个穿衣戴帽象征着人的思想意识的年代，革命的改造，首先意味着衣着的改造。但是，革命衣装改造，却带来了彻底的短衣世界。这样的世界，恰是辜鸿铭辈所忧虑的西化世界。

在今天，中国人的穿衣打扮，除了某些细节，大体上已经跟西方人没有任何分别。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上流社会的男女，还拼命追求细节的同步，生怕自己在国外的时髦男女面前有所逊色，被人笑话老土。革命时代的单一，已经被多样化所取代，但这种多样，只是在西化环境下的多样。漫说清朝服饰，就是民国的范儿，也无法重现江湖。偶尔出现几个穿长衫的，也是在舞台上。

跟古代不同，现代社会，即使没有被人征服，也一样可以接受别的国家的服饰，不仅接受，而且高度普及。古代蒙古人、女真人和满人用持续和蛮霸的武力才能做到的事情，西方人用“现代”两个字就做到了。即使西方做不到，学习他们的中国人也能做到，用和平手段做不到，革命一来，肯定做得到。涉及人的穿衣戴帽的变革，往往是比思想和观念变革更为影响深远的革命。这种事关人们身体肤发的变革，一旦真的变过来，让人们每日每时习惯之，影响巨大。一个民族，底层的思想变革，说说容易，实际上却难以实现。但只消变了他们的服饰，其他相关变革的阻力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消失了。通过革命，中国人彻底实现了衣冠的变革，使得即使在革命过后，恢复传统，也成了凤毛麟角的表演。即便坚持者有真的信念，在民众眼里，也只有搞笑的价值。因为，作为中国人主体部分的汉人，已经不仅是一个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而且是一个丧失了传统的民族。在现代化中迷失的，虽然不仅仅是我们，但我们迷失得最为彻底。

克林德和克林德碑

克林德是庚子义和团事件时的德国驻华公使，贵族出身，男爵。据当时的一位英国记者说，此公美容颜，风度翩翩，没有女子见了会不动心的。相貌堂堂的克林德胆子很大，傲慢，对中国人很是蔑视。在中国人的眼里，的确是位“帝国主义者”。义和团进京，到处杀洋人，杀教民，使馆内外一时风声鹤唳。这个时候，克林德居然还敢惹是生非，在使馆前面的街上散步时，看见义和团装束的人，挥起手杖就打，直到对方弃刀而遁。在沙滩附近，发现义和团在操练，就命令士兵开火，一点都不担心招惹麻烦。可是，胆子大的克林德，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大胆而丢了性命。

悲剧发生在1900年6月20日，此前北京的紧张空气已经相当浓了。义和团越来越凶，倾向于义和团的董福祥的清军也进了城，明摆着要对所有的洋人下手，包括外国的驻外使节。因此此时的西太后，已经被洋人偏袒光绪的行为激怒，而且相信了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有恃无恐，决心跟洋人决裂了。使馆区添加了卫兵，做好了防御工事，而西方列强也准备要实行武装干涉了。19日这天，总理衙门给各国使馆递来一份照会，言明由于列强已经兵临大沽炮台，中国政府无法保护使馆安全，让各国使馆自己保护自己。实际上，在义和团成为西太后的“义民”，并且蜂拥入城之后，顽固派猖狂之极，作为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总理衙门已经不能工作了。送出这样一个照会，等于是攻打使馆的信号。但是各国公使没有悟出此理，回了一封信，要求中国政府暂缓决裂，等待各国派兵护送使节出京回国，要求第二日上午9时答复。20日9时到了，总理衙门音信全无。性急的克林德要去问个究竟，不顾其他使节的劝阻，连卫兵都没有带，只带了一个译员，就出发了。随后，在大街上，克林德碰上了神机营的军官恩海带的一队旗兵，被在轿子上打死。待到使馆区里的海军陆战队闻讯前去解救，地上唯见血迹，连轿子带人都已经没有了踪影。几小时之后，长达两月之久的使馆围攻就开始了。

关于克林德的被杀，中国方面的记载，包括学者的论证，一直都说是克林德首先开枪，因为克林德是一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向仇视义和团和中国人，特别胆大妄为。不错，克林德的确看不起中国人，仇视义和团。但是，那日他毕竟是去办交涉的，不是去寻义和团的霉头，没有带卫兵，就算身上有枪，似乎不至于笨到碰见一队荷枪实弹的中国兵（神机营是满营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居然会贸然先开枪。很大的可能是，恩海被当时的排外狂潮冲昏了头，加上已经接到命令要进攻使馆，所以，碰上一个落单的洋人，打死了前去向上司请功（否则不会把尸体也拖走）。克林德死后，那个儿子做了大阿哥（预备给光绪做储君的）的端王载漪乐不可支，刚毅和徐桐也高兴得不得了，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闯了大祸，只有庆亲王奕劻感觉大事不妙。在这些顽固派看来，漫说一个小小的公使，有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中国人还要打到西洋去，把所有的洋人杀光。在庚子年，不时有传说，说是义和团中的女性红灯照，飞出了国境，把日本和俄国的首都给烧了。这是见于记载的红灯照唯一的抗敌行动，当时传说，红灯照是些未婚女子，可以白日飞升的。但地面上的表现，则一点都没有过。被现代人视为红灯照首领的黄莲圣母，其实周围都是男人，日日被扛着洋枪的义和拳民簇拥着。克林德被杀之际，中国驻德国的公使为吕海寰，听说消息后，吓得半死，生怕德国人也如法炮制。也确有德国人宣称要这么干了的，不过，德国外交部告诉中国公使，他们会保护他的生命安全的，因为德国不是野蛮国家。但占领北京的德国军队，却相当野蛮，在北京经常乱杀人。别的国家占领区，不许市民随地大小便，但兴建厕所。德国人不建公厕，发现有人随地大小便，循声就是一枪。

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杀了克林德的恩海，不知怎么，居然没有逃走，还在街市上走动。被日本侦探查出，逮住，交给了德国人（据说是恩海拿了克林德的怀表，卖到铺子里，侦探由表找到人）。德国人为了泄愤，采用中国人的方式，在克林德被杀处将他枪毙，枭首示众。恩海死了之后，逃到西安的朝廷，还收到一份奏折，叙述了恩海在被抓之后的种种英勇表现，要求朝廷对恩海有所表示，表彰他为国捐躯。当然，对于余悸未消的朝廷而言，这样的折子，只能落一个留中不发的命运。

作为庚子事件的善后，北京立了一个牌坊，人称克林德碑。德国人按中国人的方式处罚了恩海，也同意按中国人的方式纪念克林德。后来据当年的名妓赛金花说，这是她给克林德夫人出的主意。如果赛金花真的像文人们所编排的那样，跟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有一腿，这事也许有可能，但这一腿实际上子虚乌有，不过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所以，这个说法肯定不靠谱。没有道理说，中国以国家的名义建一个牌坊，纪念一位德国公使，德国人会不乐意的。然而，克林德碑的命运却不怎么样。这个牌坊在北京立了17年之后，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作为战胜国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再竖起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还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其实，当时的清政府，为克林德的死做出最大的牺牲，是应德国的要求，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前去德国赔罪。派出的人是谁呢？就是当时已经进入军机处的新一代醇亲王载沣。当时载沣二十岁出头，嫩得出水。此行赔罪，要算是他最大的一次政治历练，后来有人借此说这个后来成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人，其实很有才干，在德国的表现，不卑不亢，可圈可点（不过一次赔礼道歉，再可圈可点，又能好到哪儿去？）。在德国可圈可点的载沣，做了摄政王之后，反倒一塌糊涂了。成立皇族内阁，在各地收回路矿权，搞铁路国有，惹恼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实力派立宪党人，干了三年，就断送了新政的大好局面，顺便把满人的江山给丢了。但是，有克林德碑立在那里，无论胡来的满人少年亲贵，还是造反的革命党，都不再重蹈义和团的覆辙，没有人再盲目排外了。

尽管如此，一旦有了机会，国人的第一个冲动，还是推倒克林德碑。毕竟，这不仅是一个战败的耻辱纪念，还是国人曾经有过的很不光彩的印记。只消克林德碑还在，不管义和团过去了多少年，国人看到它，还是会想起当日的愚昧和野蛮。只是，刚刚推倒了克林德碑的中国人，在随后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发现公理还是公理，强权依旧强权，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依旧在被权压在身下翻不了身。但随后掀起的抗议运动，依然时刻不忘向西方人展示自己不过是文明排外，而且是只排日本人的外。抗议的学生，绝对不是义和团。甚至，冲进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们，一发现庇护章宗祥的是一个日本人，就断然罢手。打自己人可以，打外国人，还是算了。这里，我们看到了克林德的阴影，拆掉了克林德碑的国人，至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认为义和团是正义的，拆碑，无非是为了抹掉自己民族的耻辱。

但是，这个耻辱实在过于复杂，拆掉一个牌坊，也还是抹不掉。把这碑再改为保卫和平，也还是抹不掉。一百多年的纠葛，反反复复，还是不能理直气壮。除了全民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人真的效法义和团。宣称要效法红灯照的红卫兵，也没有人白日飞升，飞到美国和苏联，彻底消灭帝修反。只能在自己的诗歌里，意淫如何攻下白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顶尖。脑子里的图景，无非是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一幕。

李鸿章的毛病和淮军的习惯

小的时候看有关北洋的书，曾经读到这样一个说法。说是北洋军阀有一个习惯，不打不骂不提升。上司要想提拔谁了，无缘无故就打骂这个人一顿。看其反应，如果服服帖帖，毫无怨言，就提拔，否则就算了。无故打骂，就成了提拔前的考试。袁世凯是这样吗？听说他对麾下某些粗豪的武夫也是这样，张口便是粗话。袁世凯底下的将领，有的做得更露骨。比如当过多年北京卫戍司令的王怀庆，一直奉行这样一直提拔方式，想要提拔哪个，不由分说，一顿拳打脚踢，破口大骂。看着对方心甘情愿忍了，第二天新的任命就到了。

这个传统，在淮军时代就有。李鸿章对于麾下武人，凡是看上的，都喜欢骂。骂得越狠，说明就越是喜欢。时间一长，李鸿章帐下的人，都以被骂之轻重多寡来衡量他们在李鸿章眼里的分量。那些挨骂挨得多骂得狠的，出门走路都跟人不一样，飘得很，犯点小错，也不担心——怕什么，中堂都骂我王八蛋了。

不打不骂不提升，当然有他的道理。一来，能打能骂，说明彼此关系近。打是亲骂是爱，亲近的关系，近到一定程度了，才非打即骂，透着不外，属于自己人。二来，能坦然接受无缘无故的打骂，说明此人忠诚，而且忠诚得死心塌地，这样忠诚的人，当然要用。其实，这一套用多了，部下都摸清了，只要无缘无故挨了顿打骂，那好运就到了。周围的同事，自然围上来要求请客。这种时候，没有那个傻子会通不过考试的。所谓的忠诚测试，其实等于零。

关系近，骂骂咧咧。关系远，客客气气。大抵是人之常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大概也差不多。以此来测量人与人之间的远近薄厚，无疑是可以的。但是将这种待人习惯带到官场来，却是我们的毛病。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做派，只在淮系范围之内，甚至只在麾下的武夫之中。对待文士，他亲厚，却不骂街。亲信的幕僚僭用他的车马轿子，就是去逛窑子，他也绝不生气。骂街的买卖，只用在对付淮军将领身上。

李鸿章是文人，出身翰林，一辈子读书，没有经历过行伍。但是，阴差阳错，天平天国起来，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了淮军统帅。在平了太平军之后，他的老师曾国藩遣散了湘军，回头做他的文臣。但是淮军却保留下来，成为后来清朝军队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他李鸿章就只能继续做军头了。

统驭武人，有统驭武人的办法。中国的武人，有特别之处。绿营时代世袭为兵，自成一个小社会，不农，不工，不商，也不读书。粗俗粗豪，跟正常的社会大有隔膜。淮军练成之后，也沿袭了这个积习，自成体系，所有绿营的毛病，渐渐都染上了。统帅这样的军队，别的没有，一定得入乡随俗，从上到下，骂骂咧咧。不动粗，不说话。一旦老粗们对你客客气气了，离打你黑枪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李鸿章带淮军，是从战火中打出来的，他当然知道该怎样带这帮粗豪的武夫，知道什么样的方式这些人最容易接受。所以，一个在文人中看起彬彬有礼的翰林公，到了武人圈里，就成了天天骂脏话的粗人，惟其如此，才能镇得住这些人。这样的习惯，从淮军传到了新建陆军，再传到北洋军，谁都知道，无论小站新军，还是后来的北洋六镇，都是淮军的老底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洋军尽管属于朝廷练的新军，完全比照普鲁士陆军练出来的新式军队，但骨子里依旧不新。上下级军官之间，关系还像是帮派，西方意义上的军官团精神，根本无从插足。虽然说，北洋军跟淮军不一样，不仅服装，装备，操法，连编制都跟西方一样了。而且不像淮军，西式操法，练兵不练官。北洋的军官，也是从军事学校毕业的。但是，北洋军跟淮军一样，军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传统的。军官们更易于接受基于个人关系的领导，一旦老上司离开，大家都浑身不舒服——因为自己人走了。所以，说淮军是李鸿章个人的，北洋军是袁世凯私家兵，也许有点过头。他们毕竟在为朝廷打仗，李鸿章和袁世凯离开了，他们也没有为此而造反。但的确这些军队，确实有李鸿章和袁世凯的个人色彩，只有他们，才能玩得更转。

乱世的机遇

士大夫生在清朝，是件很气闷的事。虽说有科举的选拔，只要脑子不大笨，只要肯下功夫复习考试，还是有希望科甲出身的。但是，考上了之后，能不能混出名堂，却很难说。有人说，清朝的皇帝个个勤政，这不假。但勤政的清朝皇帝，却不喜欢人才，只喜欢奴才，当然是有点做事本领的奴才。所以，但凡才子，在清朝都混不好。像袁枚、郑板桥这样的才俊之士，能做一两任知县，安然回家吃老米，已经算是大幸。弄的不好，一个文字狱，就连自己并家人一起折了。能混上去的汉人士大夫，不是混年资之辈，就是腿脚勤快而头脑木讷的办事员。后来回顾起来，无论这些身世如何显赫，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的过人之处和与众不同的思想亮点。

清朝人物的亮点，在晚清。晚清人物，首推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死的早，其他三人，个个都是晚清政坛不可或缺的大人物，不仅能办大事，而且有想法，有创意。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造性人才。晚清的当家人西太后心里也明白，她手里的大清，实际上是这些人救下来的。所以，只要这些人活着，再怎么的，也都优容，断不会有点错处，就撤职查办。见了面，也大多客客气气的，很少给脸子看。

但是，这几个人的机遇，却是太平天国起义给的。如果是太平年景，这些人中间，大概只有生性谨慎，动辄自省的曾国藩，有可能位至卿相，像李鸿章和左宗棠，则不出事关进大牢就算幸运。连官宦世家的胡林翼，也是一出道就摊上事，被贬为内阁中书，坐冷衙门，要不是花大钱捐一个知府外放，一辈子兴许就老死在内阁的故纸堆里了。李鸿章虽然早早点了翰林，但却一直是个黑翰林，连一次外放做主考副主考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没有固定职守，机会虽然多，但关键看皇帝看没看上，看上的标志，就是外放学官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不仅露脸，而且能借机弄一堆门生，以后可以互相照应。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是翰林，面上光，实际上也什么都不是。左宗棠在发迹之前，仅仅是个举人，而以他好读杂书的性情，一头扎在天文地舆，兵书战策里面，考上进士的可能性不大。要想做官，只能经过大挑，就算能挑上，开始也是芝麻官，就他那个牛脾气，很可能不是得罪上司，就是进了监狱。没法子，有本事的人，脾气大多不佳，不懂得韬光养晦，不会装。

显然，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兴起，朝廷所有的牌都打完了，眼睁睁遍地烽火无法扑灭，病笃乱投医，放手让汉人士大夫想办法，这些人肯定起不来。就算曾国藩能位至卿相，也绝无可能像后来那样，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名满天下，成为晚清的Number one。直到今天，还让不少人佩服得不行。尽管，在他们起来的过程中，既碰到满人固有的防范和歧视，也有汉人官僚的嫉妒。比如军机大臣祁离寯，在咸丰嘉赏曾国藩之时，来了一句 “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非国家之福。”横挡一把，活生生把个巡抚从曾国藩手里给弄没了。而当时，曾国藩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实权的地方官，好为自己的湘军筹饷。但是，朝廷危亡，用人之际，不用他们，用谁去？咸丰时不用，到了西太后和奕手里，就得用。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舍不得督抚，换不来汉人的效忠。于是，这些不怎么听话的汉人，帮朝廷打灭了太平天国，剿灭了捻军，扫平了所有反叛。让一个几乎到寿的清朝，喘了口气，活了过来，步入了中兴。

样板戏《沙家浜》里，胡传魁有句戏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战乱之世，强徒有机会，歹人有机会，孔武有力者有机会，能安邦定国者，也有机会。只有在危难之际，皇帝才能有这样的肚量，让这些不羁之才脱颖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乱世是枭雄的机会，也是英雄的机会。但是，也有些英雄，并不能因此而崭露头角，因为他们命不好。同为湖南人，要论读杂书，有王霸之术，谁也比不过王闿运。此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理应乱世得志的英雄。而且说起来，他也进了曾国藩的幕中，参与了中兴大业。但是，曾幕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保举，就他什么都没得到。有人说，是因为他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因而被视为“妄人”，所以如此。其实，王闿运劝曾自立的这件事无论有还是没有，他都不可能因乱世而发迹。因为他出道太早了一点，还在胡曾等人没有出头之时，他就进入了咸丰的宠臣肃顺的帐下，成为“肃门四学土”之一。如果咸丰寿命长一点，肃顺得志的日子久一些，他的功业，估计怎么不在曾左李之下。但是，偏偏他命不好，咸丰早早翘了，肃顺和小皇帝的亲娘又势同水火，于是，辛酉政变中，肃顺掉了头。人怕站错队，而站错队，跟错人的王闿运，终西太后当家之日，只好靠边站，做名士，治国平天下肯定是没有机会了。因为肃顺不比别个，他是西太后的死敌，别人也许可以放一马，但肃顺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没将他们治罪，已经算宽大了。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王闿运是有准备的人，在满朝士大夫都在埋头高头讲章，科举制艺之际，他留心实务，留心帝王之学。但是，一个不留神，跟错了人，步步都没戏了。所以，乱世并非给所有才俊之士机会，命不好的，有些中途丢了性命（这种概率很高），有些则做了王闿运。

在那个时代，士大夫要想得志，就得有人用，除非造反，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成功，意味着销售出去了，不成功，意味着没卖出去。作为士大夫，想要自己当老板的人，实在太少太少。有的，都是些小知识分子，如黄巢、洪秀全之辈。其他的人，即使从小怀修齐治平之大志，也得依托帝王，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出将入相。 “天下的皇帝，本该读书人做”，从来只是山野腐儒的臆想。真正的士大夫，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读书都是为了找个地方发卖。所以，读书人的成功，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帝王的认可。即使在帝王遇到了危难，不得不依靠读书人拯救之际，也是如此。

乱世里的机遇，是一种不人道的机遇。所谓的乱世，必然伴随着杀戮，而且是大规模的杀戮。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儒将成名，也一样万骨枯。在战乱中，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远不是教科书里讲的那样泾渭分明。能看见的，就是一堆一堆的人在死。 “杀人如草不分明”，双方，三方、四方都在死人。没被杀死，兵来匪去，地没法种，商没法经，也活不下来。能够以杀止杀，还算值，但在当时，其实参与其间的人，并不清楚结果如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原本是一本分的书生，但是跟着哥哥组织湘军，杀人杀出了瘾。攻下太平天国首都，他是头功。曾国荃的自我感觉，生平快意之事，无非杀人如麻，花钱如流水。曾、左、李诸人，虽然没有这样公然地把杀人当得意，但对于平长毛的功业，却也一样得意。没有平乱过程中的杀人如麻，他们的功业，自然也就谈不上。不消说，曾、左、李的辉煌，跟他们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的名声，跟当年大大小小的中兴名臣和不怎么名的臣一样，都是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上的。

好在，这场战乱，伴随着西方的大规模介入。一个时代的转机，就是在这场几乎死了将近一亿人的战乱中开始的。在战乱中崭露头角的“中兴名臣”们，由于战乱中的西方因素的刺激，也由于战乱赋予他们的自主性，开始了清朝的洋务事业。大刀阔斧地进行现代化变革，由此将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拖入了现代变革的轨道。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跟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一样，是一个地方拉动中央的变革。这个变革，给自己印上了曾左李的印记。曾左李的机遇，由此变成了中国的机遇。虽然这个机遇，中国人并没有把握得很好，但中国的现代化，毕竟是从这开始的。

南科大对中国教育的意义

中国的教育界，如果说有什么热点的话，最近的热点肯定是南科大。南科大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自己的三峡，能不能穿过激流，绕开暗礁，走向坦途，这一阵无疑是关键时刻。如果南科大能走出来，不再重蹈当年深圳大学的覆辙，那么，势必会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学校跟上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改革开放前，是苏式教育体制。小学院，窄口径，所谓的专才培养。教育的目的，是国家，而非个人，是为国家培养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显然，这样的教育，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培养出可用的技术人员来，但就国家长远考虑，却缺乏后劲，培养不出高端的，具有创新性的人才。苏美竞争最后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体系的失败。

有了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国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即使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也应该把教育模式从苏式体制变成美式体制，即从所谓专才教育变为通才教育。但是，基于残留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也由于利益集团的干预，中国的高等教育，通才教育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毛。却在强化行政控制的前提下，把高校变成了行政垄断前提下官僚机构主导的学店。教育目的完全迷失，既不是培养人，也不是培养齿轮螺丝钉。培养出来的人，既非通才，也不是专才。有职业技术学院的面目，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和职业走，但却无职业技术学院之实。就业市场反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连文革前的窄专业的学生都不如，既无素质，也无技能，连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所有的大学，都被捆绑在以教育部为核心的官僚机器上面，跟着行政指挥棒起舞。大学如此，则高考的改革则无从谈起，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格局难以打破。而在畸形的市场鼓动下，整个教育体系，人为地掀起了一场恶性竞争的狂潮，从幼儿园开始，竞争就白热化了。商家和教育部门，合谋制造了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使得教育成了一场摧残儿童心性的屠杀。以前，我们可以说教育在滑坡，现在，教育不是滑坡，而是直接从悬崖上跌落。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出现，实际上是国家的某些部门，比如发改委和地方政府对大学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难以继续容忍下去的地步的产物。深圳这样的地方，面临着产业升级换代的巨大压力和需求。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却不能提供这种升级换代所必须的人才。而大规模的升级换代的人才需求，也无法靠引进国外人才来实现。指望教育部又事实上不可能，在无奈之际，只好自己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的结果，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跟目前高校的现状反着来，揭诸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旗。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办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水平大学。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任上就令教育部头痛的朱清时院士被请出山，使得南方科技大学这种反体制的改革，变得特别的高调。也许，深圳方面从一开始就有通过高调改革的动作，引起媒体的关注，从而借助舆论的压力打破教育部禁锢的动机。

中国的教育为何难以改革？不是所谓计划经济的堡垒，也不是观念的陈旧。实际上，教育行政当局和大学的从业者，几乎个个都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也都知道什么样的大学是好大学，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道理很简单，现在的教育，对于主导者而言，在利益上最为有利。这样高度官僚化的大学，对于身在其中的官僚而言，实在是舒服极了，不仅可以拿到大笔的好处，而且还有莫大的精神享受。正如若干副部级大学的校长说的那样，有这样的级别，出门才可以坐头等舱，出入贵宾室，到了政府部门，才有高规格的接待。

所以，指望教育系统的自我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大公无私到剥下自己的皮为他人做裘皮大衣。改革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体制外的参与，倒逼教育体系。显然，这样的倒逼，如果循规蹈矩，按照现行的教育法规走，一点不出格，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就像当年小岗村大包干一样，如果遵纪守法，根本就没有可能。事实上，小岗村人是冒着坐牢的风险的，因此才有几十人按手印的生死状。显然，南科大的破冰，也只能做打破规矩的先行者，不坏规矩，就没法起步。

简单地说，南科大的改革，有这样几重意义。第一，做了高考改革的尝试。中国的高考，要想从准科举的窠臼中冲出来，只有走高校自主招生的道路。南科大的招生，虽然方法上还有待完善，但毕竟是一场高校完全自主的招生。虽然只招了四十五个学生，但只要这种形式能够稳定下来，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具有革命的意义。第二，南科大去官化的改革，对于高校回归教育本位，学术本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多少年来，中国的大学一直就是一个行政单位，行政级别决定着大学的地位。大学的校长是官僚而不是教育家，大学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地位往往比大学教授还高；在大学里，往往是教学单位听命于行政部门，而不是相反。南科大如果能坚持初衷，始终不要行政级别，用教学主导大学，将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朱清时自己的去官化实践表明，一个大学校长，没有了行政级别，没有规定的头等舱可坐，其实照样可以活，而且活得很好，会赢得更多的人的尊重。大学的校长，其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决定的，而是个人和所在学校的声望。第三，南科大成立校理事会，也是革命性的。多少年来，中国的大学，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没有校理事会和董事会，国立大学尤其如此。说起来，大学有人管，但出资的一方，却不能管，没法管。只有大学的行政上级，才能管。有了理事会和董事会，学校有了出资方的代表，管理，才具有现代大学管理的意义，也由此迈向大学自治的坚实的一步。

当然，南科大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实现大学自治。我们知道，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由教育部控制的。如果不参加教育部组织的高考，学生就没有入学资格。如果得不到教育部的认可，学校就没有招生资格，那么就拿不到教育部统一颁发的文凭。至于研究生的招生，从硕士和博士点的设置，就得教育部的审批，招生分数线，要由教育部控制，有的专业，甚至由教育部统一组织考试。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教育部在办，极而言之，可以说中国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大学，都是教育部大学的分校。南科大成立，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准生证，招生，没有得到批准，录取的学生没有参加高考，所有的办学步骤，没有一件得到过教育部的认可，连日后的文凭，也准备发自己的。最令教育部感到气结的是，这样无法无天的南科大，居然能够得到一些家长和学生的认可，甘冒没有体制通行证的风险，也要投身这场实验。这样的社会认可，如果弥散开来，那么垄断也就无疾而终了。

如果南科大能够按自己的初衷办下去，破冰的效应扩散开来，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教育部的垄断被打破。事实上，目前如此糟糕的大学之所以还能够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垄断。学生和家长虽然有用脚投票的意愿，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去。但出国读书昂贵的费用，却不是大多数民众可以承受得了的。如果有比较近，而且费用比较低，又跟国外大学相类似的大学可供国内的家长和学生选择，那么，这些国内的副部级大学就会面临危机。事实上，即便是国内大学金字塔顶尖的清华北大，面对竞争，也相当没有底气。看一看前些年香港大学进军内地市场时的情景，就可以知道。如果有一天像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样的学校，能以同等的条件在内地招生，那么清华北大会有多恐慌？如果中国有十个南科大，北大清华如果不改，至少好学生都会走光了。

当然，南科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到底能不能按它的初衷坚持下来。如果只顶着改革之名，最终逐渐妥协，理念逐渐消散，制度慢慢复旧，那么，即使南科大之名还在，朱清时校长也还在，但南科大等于也就没了。说到底，南科大对中国教育的意义，在于它的回归大学本质的改革内涵。

能随缘就好

世界上有没有“缘文化”这回事我不知道，但是，缘这个概念，的确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传统要素。说起来，这个字很早就有，但构成一个概念，还是佛教传人之后的事情。佛家讲缘，是说因缘。佛教理论有十二因缘说，有四缘说。可以说，因缘，是佛家解释世界构成的一个主要理论。佛说，一切有为法，无非因缘。也就是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因缘，就没有世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因缘和因果理论，成为最受欢迎，也最深入人心的学说。以至于因缘可以替代佛理，一说听哪个高僧大德讲法，就说人家在说因缘。

什么叫做“因缘”呢？打个比方，比如我们种庄稼，种子就是因，而土壤、水分、肥力、空气、阳光就是缘。因缘和合，就长出了庄稼，也就有了果。也就是说，所谓因，就是事物发生的种子，而缘，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的内因外因，实际上就是佛教的因缘。以种子比喻，有内有外，如果换了别的事物，因缘无内也无外。机缘凑巧了，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物种，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凑巧，我们也可以叫它缘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再奇，也逃不出因缘，都可以探究其缘由。

所谓世界，其实都是人的世界，没有人，世界没有意义。而讲因缘，人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严格来讲，所有能碰得上面，有各种直接间接关系的人，都互为因缘。就自己而论，别人，他者，无论亲厚，无论好恶，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你的缘。不是善缘，就是恶缘，或者无所谓善恶之缘。俗话所谓广结人缘，实际上指的都是善缘，如果是恶缘，则避之惟恐不及。

佛教最重“心”，即今天我们所谓的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哲学上所谓主体性。所谓境由心生，心，可以改变你的生存条件。佛教理论里因缘的四个层面（四缘），因缘，无等间缘，所缘缘，增上缘。除了第一层之外，都以心为出发点。一个人，由心支配的行为，可以种善因，也可以种恶因。就此产生的果，当然会影响到缘。也就是说，你生存发展的条件，跟你自身的作为有密切关系。人可以创造自己的发展的条件，条件坏的，可以变好，而条件好的，也可以变坏。譬如一个出身显赫之人，周围人都羡慕他，恭维他，有事乐意帮他，条件很好了。但是如果他骄奢淫逸，眼高于顶，待人傲慢。原本好的条件，也可能变坏，好的出身跟他坏的习行，构成巨大的反差，人缘也许会更糟。反过来，一个人出身卑贱，周围人都看不起他。但他聪明能干，而且谦虚谨慎，待人和善。时间一长，原来对他不友善的人，也会慢慢改变，他的人缘就好了。所以，说因缘，第一要讲人的缘。多结善缘，少结恶缘。人与人相处，对方是你的助力，还是你的障碍，很大程度上要看你自己。即便夫妻，关系好，就是良缘，关系不好，就是怨偶。良缘可以促进你的发展，增加你的机会，而怨偶则只会成为你的麻烦，甚至于毁掉两个人。

保持良好人缘，很关键一点，要能随缘。随缘就是不强求，不逆天之性，不拂人之性。水往低处走，非要让它往高处走。夏天本热，冬天本凉，非要人为反过来。人的天性，好逸恶劳，非要逼人家干越来越重的活儿。男女相悦，两情相愿，非要提倡禁欲主义，把人家隔开。中国农民喜欢个体经营，自己种地，非要把人圈起来，搞集体经济，打钟上工，打钟下班。这样的行为，都不是随缘。漫说难以成事，就是暂时做成了，也是事倍功半。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伤人特多，贻害无穷。随缘，就是要顺着天理人情走，这样走，才能把人之缘变成善缘，变成自己生存发展的助力。

缘还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所谓因缘因果，都是长时段的事情。佛家讲过去，现在，未来，说的就是一切的时间段。在一切的时间内，都有因缘，都有果报。过去所为，种下今世因缘，现在所为，种下来世因缘。若知过去事，今生受者是，若知未来事，今生做者是。所以，短期行为，临时应对，只顾眼前，不及将来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为了利益，不顾道德，也是要不得的。从因缘上讲，这样的恶，是最大的恶，危害最大。不仅报在子孙，而且报在后世。眼前的利益，无非是纸，而种下的恶因恶果，结下的恶缘，多少辈子变牛变马，都难以消除。没有长远观念，讲缘，无非缘木求鱼，毫无意义。

芸芸众生，出家在世，都要生存发展，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一切随缘，就是好。

皮簧声里的杜月笙

用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话来说，杜月笙是海上闻人。这个闻人可非同小可，断非什么名流或者大亨可比。政商军学各界，无论横着说，还是竖着说，但凡叫个闻人的，在上海都是Number one，数一数二的。在民国，上海可以跟杜月笙齐名并肩的人物，其实没有几个，都排出来，论名声，都不及杜月笙。

杜月笙风光的年月，举国上下，还有什么牛人不买杜先生的账的吗？没有，政界要人，军界魁首，商家巨子，学者名流，加上土匪、帮会还有报界名记，只消跟杜月笙打过交道，大抵心悦诚服。在当年，如果在上海对工人说杜先生的不是，肯定会挨上一顿老拳，因为当年上海的罢工，都是杜月笙支持的。如果对上海的叫花子如是说，那遭遇更惨，不仅挨揍，还会被灌上一嘴大粪，因为上海滩每逢年节，施舍最勤也最多的，是杜月笙。当年，有杜月笙的一张两尺宽的条子，走遍中国，畅通无阻，无论你运的是黄金还是烟土。抗战期间，好些在战前没有转移的企业家，就是凭着杜月笙的路条，硬是在战火中，把机器从上海运到了大后方。

不过，依我看来，跟杜月笙关系最密切的，除了他帮中的兄弟，就是梨园行的人。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但却雅好京剧。这也难怪，京剧（后来一度叫平剧）在民国，就是流行歌曲，而且是雅俗共赏的流行歌曲，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都好这一口，在那个时候，无论在哪儿，都能听到有人哼唱，上公厕蹲坑，也不例外。杜月笙也是京剧爱好者，著名票友，人称名票。不过，他这个名票，唱得可不怎么样，没有京腔京韵，一口浦东土话。可是，就这口，在众人的怂恿下，也敢上台秀上一秀，亮一嗓子浦东腔的“京剧”。有次上台，随从特意为他做了一身特别闪亮的行头，头盔人家用彩泡的地方，都换了水钻，结果沉的要死。杜老板咬牙唱下来，回到后台，差点没有背过气去。

北京和上海的名伶，也跟杜老板过从甚密。杜老板有大事唱堂会，如果规模大一点，无论京派海派，但凡有点名气的，如果不请哪个，简直就是耻辱。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加上海派的麒麟童，尚长华，个个都是杜老板的粉丝。来上海演出，能造访一回杜公馆，简直就是荣誉。京剧界名头最响的梅兰芳，几乎每次到上海，都得来拜访杜月笙。京剧界最漂亮，活儿也最好的两位坤伶，一位富连成玉字辈的姚玉兰，一位旧谭派余叔岩的传人孟小冬，都先后下嫁杜月笙。特别是后者，人称“冬皇”，当年能听上她的戏，任谁都是幸运，其珍贵程度几乎跟她的老师余叔岩类似。她曾经是梅兰芳“两头大”的妻子（即两个妻子，都是正室，分房独立），后来分手了。跟杜月笙的时候，连个名分都没有，后来才成了妾。一个京剧名演员，宁给杜月笙做妾，不给梅兰芳为妻，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但就这个事实也足以耐人寻味了。

当然，当年吃开口饭的人，每到一处，登台之前，都得拜码头，拜当地的头面人物，帮会老大。这里面，多少有些个不得已。但是，梨园行拜杜月笙，似乎已经早已脱离了拜码头的原意，因为即使不拜，也断然不会担心杜门的人来砸场子。拜门之意，既有讨好，也有交情，更多的是钦佩。当初姚玉兰和孟小冬如果不肯下嫁，绝不会因此就有生命之忧，也不会因此影响了市场，她们和杜月笙之间，绝对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

梨园行属于江湖，帮会也在江湖。梨园巨子，吃的是开口饭，凭的是身上的活儿，饭吃的干净。帮会老大，财源是黄赌毒，尤其是贩卖烟土，饭吃的不干净。但是，作为帮会老大的杜月笙，为人处世，却很“四海”，豁达仗义。把江湖道义，光大到了顶点。江湖上焉有人能不称颂？明明是做坏事赢来的滚滚钱财，杜月笙却用这滚滚钱财做好事，散漫撒钱，无分贵贱，还不要人感激。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那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唱戏的人，不懂政治，也不会辨析太复杂的社会难题。行走江湖，江湖道义，就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谁对他们好，就还以好，对他们坏，就转过身去不理。如果一个人，对他们好到了让行里所有人都钦佩的程度，想不对他，也难。

旗人的守孝之困

满人入关，成为中土的统治者。几十万的八旗战士，击败了成百万的汉人军队，成了统治民族，很骄傲，很自豪，也多少有点惶惑。满人在军事上，远没有当年的蒙古人那么强大，能够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是捡了汉人内争和叛乱的便宜。替满人打先锋征服天下的汉人，比八旗兵要多得多。成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在清朝入关后最初的几十年里，满人基本上是墨守明朝的成规，亦步亦趋，很少加以改变。在是否接受汉文化方面，他们比蒙古人，甚至金朝的女真人（从民族上似乎是他们的前辈）更加犹豫。如果说，当年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在主观上采取了排拒姿态，那么这时的满人，则更多地准备接受。在两个方面似乎相当坚决，一个是孔子和儒家经义，一个是科举制度。

就这两点，已经足以让动摇在华夷之辩中的汉人士大夫们感动了。于是，早就意欲开门迎接“王师”的，有了借口，而躲在山上的，也多少有了台阶。不止一队齐夷（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下了山，士大夫宁可剃掉顶上的头发，梳起小辫子，也要下山考试。桃花扇里的侯公子，也只好让心上人李香君伤心了。

满汉合作的局面，坚定了清朝皇帝尊崇孔夫子的信心。满人对于理学的推崇，比明朝还要坚定，科举考试，写八股的调子，必须严格按照朱熹的路子来，但有一点差池，考生就不用要脑袋了。只是，尊孔大业，还有那么一点的小麻烦，这就是守孝问题。我们知道，守孝三年，是孔子孝道的原则问题，别的都可以含糊，唯独守孝三年不能动摇。三年，实际上是27个月，虽说未必非得像汉儒那样，在墓道里结庐而居，但在家待着，成天穿麻衣，不能近女色，什么不能做，实在气闷。最致命的是，当官的人，无论官当得有多大，只要父母大人有一个没了，立马就得辞职回家，名曰守制，把自己变成一名大百姓。那些权势很大的高官，一守制，27个月之后，整个政局面目全非，权势也就不再了。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权臣们都要想办法，设法让皇帝借口国家需要，特许他们不守制，这叫“夺情”，假装是皇帝为了国家，夺了人家的父子（母子）之情。但是，凡是这种时候，肯定会有人提出异议，不来自政敌，也来自冬烘的御史，如果夺情的人压不住，还真是狼狈。当年明朝的张居正，就干过这样的事，熏天的权势，照样被弹章射得跟筛子似的。

到了清朝，汉人官员守制，没有问题。但是，满人却没有这个风俗，就算孝子，守孝一百天，也就完了。所以，汉官逢父母之丧，守制三年，270天，没有人敢不遵守，但满人却只守孝百日，然后就好官照做。毕竟，作为官员，没有多少人真的想守那么长的时间，270天，得耽误多少事，少捞多少银子啊。所以，满人的规矩，成了一种特权，满人对此十分享受，十分得意，而汉官则十分嫉妒，十分憋气。

满人别的特权，汉官不敢非议，但有一点小嘀咕，像杭世骏那样，乌纱帽就没了。但是，对于守孝问题，事关尊孔大计，嘀咕一下，还是可以的。时间长了，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对了。毕竟，作为皇帝，尊孔和提倡孝道，都是百年大计，马虎不得。满人不肯守制三年，硬撑下去，显然有点对不起孔夫子。但是，如果贸然改了风俗，也对不起自家的列祖列宗，对不起满人自家兄弟。跟后来的中体西用类似，当日满人接受汉化，其实也是满体汉用，在坚持满人文化本位的前提下，接受汉化，满人习俗，这个体不能动摇。最后，到了乾隆时代，满人皇帝还是妥协了，满人官员，娘老子死了，一百天就可以照旧做官，但须满270天才能正式任命，让满人也多少有了一点守制三年的虚名。这一下，汉官欢欣鼓舞，满汉一体，天下太平。

其实，满人皇帝的妥协。有意识形态大局的考虑，也有自身汉化不断深入的原因。跟蒙古人不同，辽东的满人，在入关之前，实际上已经逐渐从游猎走向了农耕，而且受汉文化的影响颇大，至少受小渠道文化的影响不小。汉人的小说，戏剧，曲艺在深入辽东汉人下层的同时，也渗入满人中间。虽然满人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传说和故事，更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但满人的文字，却是努尔哈赤在起兵成事之后才借用蒙古字创造的。建州女真，在文化上跟当年入主中原的女真人是脱节的，当日女真的大小字和相应的文化，没有传下来。新造的文字，除了一些官方文书之外，没有内容，尤其没有赏心悦目的故事、小说、戏曲。这样的文字，在政治上正确，却没有生命力。所以，即使是满人，他们的文化滋养，还得依赖汉文化，尤其是汉人的俗文化。入关前满人后金朝的实录，一边是满文，一边是绣像故事。明显受了明朝后期绣像小说的影响，多少能看出明朝绣像圣手陈老莲的笔意。三国演义，在满人入关之前，就已经风靡辽东。满人喜欢这部小说，甚至比汉人还厉害，朝野上下，君臣之间引用三国故事，稀松平常，司空见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满人特别的偏爱，关羽崇拜也不会那样的流行。

但是，尽管清朝的皇帝自己跟他们的满人兄弟（或者叫奴才）一样，对汉文化有着压抑不住的喜欢。还在做皇子的时候，教授满文，就成了虚应故事，只有汉文的教授，才会被认真对待。但是，皇帝却不希望他的同族奴才们真的汉化了。他们汉文化的功底越深，知道的前朝故事越多，这种担忧就越是强烈。因此，他们不仅在守制问题上不肯最后让步，而且也不许八旗官兵出去听戏唱曲，反过来，总是强调他们的满人和蒙古文的学习，强调他们骑射的演练。

可是，从来都是这样，领导们强调什么，提倡什么，什么就起不来。反对什么，什么就一定兴盛。不许出去听戏唱曲，八旗子弟就在驻地自己来。自己根据汉人的小说戏剧，编自己的曲艺——子弟书。从现存的子弟书来看，他们已经全盘接受了汉人的这种文化，不仅腔调，唱法，遣词用句，连价值观都移植了。好些涉及华夷之事的说唱，都是按照汉人的原意来的。据说，连说岳故事也在满人中流行，害得满人也很喜欢岳飞，全然忘记了，这位仁兄当初是跟女真人作对来着。说唱子弟书的满人，还创造了一个戏剧界的概念——票友。当日有本事说唱的满人，须领一个执照，人称龙票，被人称为票友，后来就演化为业余但有专业水平和精神的戏剧爱好者的代称。

当然，不许满人外出听戏的禁令后来弛禁了，上上下下，都在戏园子里跟汉人打成一片。到了清朝末年，满人自己已经没有多少人懂满文，但汉文的水平却高到跟汉人没有太多的分别了。唯一的分别，就是守制依旧百日。只是这个分别，已经没有人在意了，满人无法以此傲人，汉人也不再因此而自卑。因为，西方的东西已经传进来，满体早就悄然不见，人们在乎的，是能否坚持中体。

儒将风度正翩翩

投笔从戎是书生的一种选择，一种似乎很悲壮的选择，尤其是在战乱当口。不过，一直拿读书当饭吃的人，直接进入行伍做大兵，或者做小军官，多半不成。未及历练出来，很可能就死在战阵了。文人从戎，往往是做将军。晚清文人为将者多矣，湘淮军的大头目，基本上都是文人。这些人，即使不像左宗棠那样熟读兵书，在战略上都有那么两下子，手下再有一帮子能打能拼的好汉，给他们直接将兵厮杀，基本上能闹出点名堂。

不过，文人将兵，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年的湘军，也是从团练做起的。而淮军，更是在湘军的基础上练出来的。如果承平日久，突然之间拉出一个文人，让他指挥一帮子同样承平日久的军队去打仗，基本上只能铩羽而归，能归就已经不错了。吴大澂的悲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吴大澂在晚清，是一个名臣。科场高第，翰林出身，古文字的学问，在晚清绝对一流。平日收藏了好些先秦彝器，个个精品（上面有字）。办事能力也有，办过河工，跟俄罗斯谈判，挽回了不少丧失的权益，把珲春一带的中国领土，向出海口扩展了许多。但是，轮到他上场将兵打仗了，却一败涂地。

甲午中日开战，海战败绩，陆战也败绩。在淮军不济的情况下，有人提议启用湘军，光绪没法，死马当活马医，只好同意。自愿请缨的将领，只有一个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于是就吴大澂。吴大澂出征前，早就有从戎之意，苦练了一手好枪法。出征之日，亲笔写了一篇气吞山河的檄文，说他有七擒七纵之法，要日本人早早投降，免得受苦。为此，据说还准备了几十麻袋的麻绳，是用来捆人用的。途径北京，在翰林院里找了好些风雅的翰林做幕僚，一个懂军事的都没有，也没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有过军旅经验。

结果，吴大澂到了辽东前线，被日本军队打了个一塌糊涂，一败再败，一直退到山海关。那几十麻袋的麻绳，连同哪怕大口气的檄文，也不知丢哪儿去了。有关吴大澂此番出征，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说他出征前，路过并住宿于一个山海关的寺庙，庙里的住持说，在出征前，见吴大澂召集幕僚开会，本因为是商量军机，没想到却摆出好些钟鼎彝器，让幕客品鉴欣赏。战败之后，还是住在这个庙，不懊丧，也不哭泣，还拿出那些钟鼎彝器，跟幕僚一起评赏。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为了讥讽吴大澂而编出来的。吴大澂再好这些彝器，也不至于打仗也带着，战败了还没丢。当然，尽管未必一直在评鉴古董，但是他的风雅，却是一定的。带去的一帮子翰林幕僚，不谈金文，不说诗词，大概也说不了别的。

其实，吴大澂出征之日，中日之战，中国败局已定。北洋水师被困刘公岛基地，将近弹尽粮绝，淮军一路溃败，大连和旅顺早就丢了。大声疾呼的书生不少，但请缨上阵的大臣未见。在这个时候，吴大澂能够站出来，勇气可嘉。不过，勇气可嘉的他，手上却只有二十营的老湘军。那个时候，最受重视的“国军”是淮军，跟淮军相比，湘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待遇和训练，都差了一大截。太平天国之后，淮军逐渐沾染了旧军积习，也成了世袭为兵的小社会，绿营的所有毛病都有了。其实湘军也是一样，比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器还差了很多。带领这样的湘军出征，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凑起来的军队，要想抵御乘胜而来的日军，根本就没戏。然而，吴大澂却信心满满，跟一帮子文人墨客，前线夜谈诗。最后能完整地把自己退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谓的儒将，先做将，后为儒生，倒是容易些。不管文章上的事作好作歹，反正只消武功赫赫，大家都会说好。实在不行，也会找人做好诗词，伪称是他的，照样万世传诵。这样的儒将，没有多少风险。就像岳飞一样，传下来的那些顶他名字的诗词，真是他作的吗？天知道。反过来，先做文人，后做将军，就有麻烦。弄不好，就像吴大澂一样，儒也儒了，将也将了，但成绩却一塌糊涂。从戎的经历，变成大伙传诵的笑话。不过，吴大澂的儒将，毕竟还占个“儒”字，后世有些人，既没有将，也没有儒，也装儒将。后来又有一个新说法：学者型的官员。真不害羞。

奢侈品市场与送礼市场

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追求，势头凶猛。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消费总额占全球四分之一，预计2012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其实，照我看来，如果按国人真实的奢侈品购买量而言，中国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因为有大量的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是在国外，在香港和台湾，很多国人出境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买奢侈品，因为比内地便宜多了。

中国人真的富到可以跟日本、欧美和中东人媲美，可以披钻戴金，大口喝拉菲，出门被LV，放肆地往脸上涂名牌化妆品了吗？不好说。少部分人肯定可以，但购买这些奢侈品的人，多数其实不是这样，他们买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送礼。好些人出国，狂购奢侈品，多数物件都标好了，这是给某处长的，这是给某局长的。可以非常决断地说，在中国，奢侈品市场，跟送礼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送礼的需求，奢侈品的消费绝不可能成长如此迅速。

我们是礼仪之邦，这厢有礼，是一个常态现象。互相送礼是基于人情往来，单向送礼，就是讨好巴结。从古至今，这两方面都很发达。真正促进奢侈品消费的，往往是后者。古来的奢侈品，一向就有自产和进口的两种。自产的有珠玉，金银首饰，有古玩字画，以及人参，燕窝，貂皮等等。而进口的，有各种中土不产的玩意，明清以来，主要是自鸣钟，打簧表、鼻烟壶，以及红楼梦里贾宝玉穿的金丝绒的大氅之类。当年外贸进口量实在有限，进口货，主要就是这些奢侈品。除了满足皇家的需求之外，就是供给官员们之间送礼之用。跟今天类似，但凡有点权势的官员，还就是喜欢这一口洋荤。送上一件西洋的毛呢大氅，比紫貂袍褂还要有面子。定期孝敬上司，夏天冰敬，冬天炭敬，上司和太太的生日，三节六供，都免不了要送礼。如果有事相求，那礼就大了去了。高官们不仅对于黄白之物有特别的爱好，也喜欢积攒奢侈品。跟现在的官员，动辄几百上千的LV包，成百上千瓶的XO一样，一旦事败抄家，物品清单也是一大串的土洋奢侈品。如果不信，看看和珅的抄家单就明白了，这个单子，已经被好事者复制到了网上，查阅很方便的。有那特别贪婪的高官，已经不满足这日常的孝敬了，他们要催礼。催的方式，就是骂。晚清有位著名的高官言道，骂是有用的，小骂则人参貂皮来也，大骂则钻石、钟表来也。只要能找到茬口，一骂就灵。

这样的奢侈品消费，其实跟国家的贫富关系不大。当年的中国非常穷，但是，并不耽误人们从西洋进口自鸣钟、打簧表孝敬高官。现在中国据说已经富了，但依然有山区的孩子连午饭都没有的吃。这样的送礼，都是锦上添花，但凡能接受人们西洋奢侈品的礼物的人，肯定不会只收一件，而是多多益善，而且真的多多，多到要送到专门的店里卖。只要是在中国，哪个城镇没有这样的店呢？跟古代一样，送礼，一方面是日常孝敬，一方面是有事相求。有权者和跟权力沾边的人，即有权者亲近的人，都可以享受“礼”遇。如果说，相互送礼，礼里面是人情，而单向送礼，礼的里面，则是权钱交易。日常的人情往来，其实很少需要特别的奢侈品市场，只有特别的送礼需求，才催生送礼经济，催生奢侈品消费的直线增长。

不消说，中国变成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的信息，对于世界奢侈品生产厂家是个利好的消息，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和民众却很不美妙。这样的第一，背后有腐败的增长，有道德的堕落，有贫富的差距增大，有官民矛盾的激化，有一切让中国变得令人担忧的东西。漫说中国还没有富到争这个第一的程度，就是到了，似乎拿下这个第一，也未见得光彩。有好多的世界第一值得我们去争，创造力第一，诺贝尔奖获得量第一，制造业产品质量第一等等，如果这样的第一多一点，顺便拿个奢侈品消费第一也就罢了。有光彩的第一都拿不到，仅仅拿了这个第一，而且后面还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猫腻，没有别的，两个字：丢人。

贪官碑不寻常的寓意

立碑刻石，是国人的爱好。不过，古往今来，立碑刻石大多是为了好人好事。为死人立的碑，刻的墓志铭，不管墓主生前是好是坏，都不大可能写坏话。中国人讲面子，比较厚道，尤其对待死去的人，尤其厚道。即使死者恶贯满盈，人已经死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死者还活的后人面上，也没什么人非要较劲。专门表彰人的碑，叫牌坊。牌坊当然也作为某些神圣所在的装饰，比如孔庙、学宫什么的地方，都有刻了大词的牌坊，还配有一块石头，上面刻了一行字：文武官员下马轿。意思是文官到此下轿，武官下马。但是，人们知道牌坊这个东西，还是通过曾经随处可见的贞节牌坊。以至于一提到牌坊，国人就会联想到贞节二字。不用说，那个像门一样的石头玩意儿，是过去用来表彰贞节的女人的。

其实，在古代，所有表现好的人，只要事迹比较突出，地方官肯上报，大抵上都会得到这样的表彰，成绩好的孝子还有成绩好的慈善家，都可以弄个牌坊。只不过，那年月也许表现好的男人似乎没有表现好的女人多，也许是皇帝特别喜欢表彰那些贞烈的女子，所以有关女子的牌坊也就占了多数。国人不仅给中国人立牌坊，有时连外国人也不放过。现在放在中山公园里的“保卫和平”牌坊，当年就是克林德碑，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打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据名妓赛金花说，这一招是她给克林德夫人出的，因为不这样，克林德夫人还不依不饶的。当然，这种说法并不靠谱。

当然，弄点文字写出来刻意恶心人的事也是有的，但刻在碑上的不多见。只有民国后期，有位云南的县长，在位期间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去职后，当地人刻了一块“遗臭”碑，细数他的暴政。雍正年间，特好别出心裁的皇帝，不知怎么一来就盯上了一个江南才子钱名世。非说人家道德败坏，而败坏的理由无非是给当时的权臣年羹尧写过几首拍马屁的诗。在发动群臣对钱名世开展诗歌大批判之后，还赐给罢官的钱名世一块亲笔题写的匾，上书四个大字：名教罪人。匾就挂在常州的钱家大门上，还要当地的地方官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隔三差五去看看，别被钱家人给有意遮上。

从清朝到民国，名教罪人不少，配刻遗臭碑的官员也不少。但被挂匾，被刻碑的就这么两个。过去的王朝无论君臣，据说死后谥号可以反映对这个人的褒贬。但是，古来被谥以恶号的君主能有几个？就算为尊者隐，放皇帝一马，但臣子的谥号，不好的也不多。晚清的大贪官庆亲王奕劻，民国时才死，问小皇帝溥仪要谥号。在小皇帝心目中，此人是一手坏了大清天下的罪魁，要谥，只能给个恶谥，但是，在小皇帝的父亲和周围人的忽悠下，最终还是给了个“密”字，中性偏佳。

有人说，中国是乐感文化，也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要面子．从立碑刻石上看，的确如此。但是，这样的传统，也有变化的可能。山东平度一位乡村老太太，自己花了四千元钱，刻了两块石碑，碑上刻满了贪官的名字。从碑上的名字，居然没有找到一些耳熟能详的大贪官，几乎个个我都不知道，看来很可能是当地的特产。大概是先刻了一块，然后发现出新的了，前面碑已满，只好再刻一块。看贪官层出不穷的这个劲头，老太太过不了多久，又该刻新的了，不知她的财力能支持否？

平度老太的贪官碑，表达的是民众对官员贪腐的愤怒。要通过刻石立碑，长久地表达这种愤怒，也长久地出这些贪官的丑。不是民众不再厚道，而是贪腐的恶化，已经过于严重地刺痛了民众的心，让人痛心疾首。立了贪官碑的农村老太，跟她周围的人一样，无论对贪腐有多么的痛恨，但对于贪官其实没有什么办法。据记者说，上了她的碑的人，都是已经进去了的贪官，那些没进去的，其实也是老太太最想整治的，她却基本上没有办法，只能立一块碑，以期惩戒后来者。

我们知道，在现在社会，这样的做法，并不合法，也不大符合现代社会的规矩。但是，贪官碑却是一个信号，一个底层百姓无法再容忍贪腐的信号。但愿，有关方面能够读懂这个信号所表达的内涵。

条子的罪过

托人办事，离不开条子。经办事的人，只要这个事比较走俏，手里必定有一大把条子。每张条子代表一种托请，大抵有点来头。官员升迁，有人递条，人员招聘，有人递条，上个好学校，甚至上个好点的幼儿园，都要条子。办事的人，看条子的来头大小，跟自己的关系远近等等因素，一一加以照顾。有了条子，制度规定也就有了缝隙，缝隙大了，制度就成了废纸。古往今来，制度就是这样一代代从锈蚀，开裂到崩塌的。再严肃的制度，哪怕制定当初严格得不得了，皇帝亲自督办，最后也免不了这个下场。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各个王朝的抡才大典，经过考试，抡出才来，就可以做官了。在官本位的时代，做官是人生天下头等大事。所以，这个制度，对于王朝和士人都非同小可。一堆堆的不逞之徒，想要钻空子，挖洞，走捷径通过考试。而政府则千万百计堵窟窿，严肃考场纪律，严惩违规之徒。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怕死的人总是会有的。考生如此，考官也如此，一千三百多年，科场弊案，不绝如缕。一方面，科场规矩越来越严，多重监考，搜身，考卷糊名，试卷统一誊写，考官封闭，考完勘磨等等防弊措施逐渐出台。一方面，作弊的技术也层出不穷，不断进化，各种夹带，贿赂，做暗号等等都出来。其中，最牛也最实用的作弊技术，就是带条子。

由于科举考试考卷糊名，还要统一誊写，那么考官想要知道哪份卷子是谁的，大有困难，递条子就是破解之道。条子上写明本人考卷上何处是怎样写的，用了何字，最简明的是点出帖试诗上的某句如何，这样一来，考官就可以顺利地查出哪个卷子是需要照顾的，录取也就顺理成章了。有的条子还刻意在上面加以圈点，一个圈代表多少银子，一点代表多少银子，录取之后，按圈点额外加付。自然，那些贪心的考官，见到这样的条子，照顾的积极性就更高。其实，由于考官是封闭的，能递条子，本身就是需要通关节的。需要买通能够进出考场的门子，兵丁和主考的仆人。这些下人干这种杀头的事，到底是贪图钱财，还是有人授意，还真不好说。而具体判卷的考官，即录取者们的房师，会不会买条子的账，买到何种程度，也要一看关系，二看贿赂的金额。递进条子需要照顾的人，多少得跟考官有点关系，不是亲戚，也是同乡，同门，或者这些人托的关系，再不就是主考副主考交代过的。有了这些关系，还要看对方出血多少。否则，就是费心把条子递进去了，也是白费。

清朝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一个唱戏玩票的旗人，不仅考中，而且在前十名。榜发，京师舆论大哗。其实平心而论，旗人喜欢唱戏，是那时的时尚，一个玩票的旗人，也不见得就不能为文。加上清朝的科举考试，对于旗人一向照顾，能考上也不算什么稀罕。只是这哥们玩得比较大，不止平时唱两口，登台了。一个登台唱戏的人，原本就违反旗人的规矩，还能考中举人，而且名列前茅，人们未免嘀嘀咕咕。汉人嘀咕无所谓，旗人一嘀咕，上面就得查查。一查，发现这位中式的旗人，还真的就递过条子，托的是当时的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的门丁。这个柏葰，在皇上和旗下，一向很有人缘。事发之后，递条子的门丁死了，到底柏葰知情与否，死无对证。皇帝原想放柏葰一马，撤职流放就算了，过几年，事情平息了，就可以复职。但是，倒霉的柏葰，正好赶上肃顺当政。而肃顺一直在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意图重振朝廷。赶上这么个典型，如何肯放过？于是，柏葰就掉了脑袋。不过，柏葰死后，不到两年，咸丰翘了辫子，西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祺祥政变，肃顺也跟着翘了，柏葰部分地平了反。从此以后，科场递条子的歪风，也有所收敛，但也就是一时而已。

在帝制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逃过最终疲废的命运。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纵使严刑峻法，也无法遏制。无论加多少条禁令，多少条的补充条款，三令五申，都无济于事。因为人治之下，虽然有法，但没有法制，制度可以玩忽，法也可以玩忽，最关键是人可以玩忽。玩忽成了风气，皇帝即使浑身是眼，也看不住几个人。

为什么要有大学？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具有科学化做事的素质，与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见得就非得是为了日后从事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仅仅是满足自己对某些知识和理论的爱好。所以，凡是只能从事技术培训的大学，都应该回归本位，改成技术学院或者学校。那些连技术培训都做不好的大学，就应该撤销。所谓研究型大学，如果连本科生都培养不好，就应该退回去，撤掉自己众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老老实实办专科和本科。

中国的大学，正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

向文明看齐的大兵

在民国，冯玉祥要算一个大人物。做得很大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跟奉系联合当家，把持北京政府的时期，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后来参与北伐，又成为北伐后跟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并列的四巨头之一。手下最多的时候，有过几十万人马，控制了小半个中国。不过，这个大人物，是民国军阀巨子中，极少数不经军校，从大兵做起的人，出身一个淮军世家，从小就泡在军营里。而且，混到很大的官儿了，没有官派头，却经常摆大兵架子。在他留下的老照片中，有很多是穿大兵服的形象。1927年，跟蒋介石拜把的冯玉祥，来徐州见把兄弟。火车到了，蒋介石跟一干要人等在头等车厢门口死等，结果冯玉祥从装大兵的闷罐车里走了下来。无论远看还是近瞧，都像一个大兵。

这个穿着打扮像大兵，也喜欢在大兵堆里混的将军。习性却有点跟大兵不大一样，特别讲究卫生。冯玉祥是淮军里长大的，父兄都是小军官，从小补了缺额，吃了兵饷。后来因为个子大，被选拔到北洋军里，一路走过来。当年的大兵，是根本不懂得卫生两个字的，伤个口子，吐口吐沫，抓把土就抹上，流血了，就按上块银洋。走到哪里，狼藉一片，随处大小便。练北洋军的时候，跟洋人学，稍微知道了一点卫生知识，但也是皮毛。行军宿营，知道了要挖厕所，但却不知道收拾，不一会儿就不能下脚了。那时候的大兵，给人印象就是脏兮兮，他们也习惯了脏兮兮。但是，大兵堆里滚出来的冯玉祥却不喜欢这个脏兮兮。

做了将军之后，喜欢跟士兵打成一片，连好多人的小名都叫得出来的冯玉祥，唯独不肯跟士兵一起上他们的厕所。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让卫兵专门给他挖一个厕所。这个厕所，除了他冯玉祥，别人谁都不许用。不消说，要做到这一点，厕所门口，要有卫兵把守着。本部的人马无需防备，都知道是将军的厕所，没有人敢进，防的是外来的人。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直系惨败，奉系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政府。得志的冯玉祥，学当年段祺瑞的样子，自己做西北边防督办，驻在张家口，推出一个跟国民党人走得很近的政客黄郛做政府总理，以示军人不干政。当然，黄郛有了大事，还是得来请示督办。

一次，黄郛来找冯玉祥，请示机要。一路鞍马劳顿，一时内急，摸到冯玉祥的厕所就闯了进去。卫兵马上冲进去要揪他出来，黄郛忙说，我是黄总理。卫兵说，管你是黄总理还是黑总理，这是督办的厕所，别人一律不许进！黄郛央求道：我已经进来了，方便完了再出去好吗？卫兵不由分说，把黄总理硬是将推出来。后来黄总理到哪里方便了？没有人提。

名人回忆录，记录厕所之事的人很少，但冯玉祥是一个。在他的笔下，冯玉祥自己的厕所，收拾得非常干净．铺上细沙，白灰，力求没有味道。这样在意厕所的人，古代似乎只有晋朝的石崇可有一比。可是，当年的石崇是富可敌国的贵族豪门，冯玉祥只是一个大兵出身的老粗。

冯玉祥不乐意上大兵的厕所，在意自己的厕所，为的是讲究卫生。同样的讲究，还有扫大街。北伐过后，他已经贵为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了，但是，每逢卫生日，还是带领部下上街轮扫把。成千上万的大兵一齐挥动扫把，烟尘蔽日。在他控制的陕西、河南两省，对于剪男人的辫子，放女人的小脚，都十分热心，疯狂地热心。剪男人的辫子，此时已经没有反清的意思了，着眼的，就是卫生，留辫子易于生虱子，滋生疾病。女人的放足，当然也有讲究卫生的意思，谁不知道，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啊。为了促进放足运动，两省的民政厅还成立了放足处。河南放足处贴标语，其中一条是： “把河南一千五百万女同胞的小脚，放在我们的肩上！”陕西则绝，由于放足成绩斐然，为了显示成绩，民政厅把同意放足的妇女扔掉的裹脚布，统统征集起来挂在民政厅的大门口，长长短短，很是壮观。

讲究卫生，反对陋习，是为了追求文明。那个时代，即使像冯玉祥这样的老粗，不在乎人家说他没文化，识不了多少字。做了好些顺口溜，还堂皇地以丘八诗的名义发表，根本不怕丢丑。但是，他却很在乎人家说他不文明，不进步。纵观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多少欧风美雨洗礼的机会，但他却总是力求跟时代潮流同步，尽量向他所认为文明进步的方向靠拢。在北洋军做小营长的时候，他策动过革命。做了旅长，他靠拢激进的吴佩孚。当曹锟贿选，吴佩孚也落伍的时候，他选择靠近孙中山，把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奉系和直系都在“讨赤”，他居然投身北伐。临死之前，又反蒋，接近中共。但是，自始自终，他都坚持自己的卫生习惯，不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

在那个时代，文明是一种潮流，进步也是一种潮流。只有理解了这两种潮流，才可以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

装洋蒜及其他

装洋蒜这个词出现挺早，大约在晚清就有了。最初是指那些装洋人、拿洋派的现象，后来，就衍生成了骗术。国人对洋人和洋货的迷信，非止一日了。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根深蒂固。弄个洋人看大门，假装是外企，把国货撕掉商标，贴上洋字码装洋货，这样的事，从晚清到民国，奸商们已经经常在做了，报纸都没有报道的动力了。比较大的装洋蒜行为，属于张宗昌。这个在海参崴混过，跟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军阀，知道中国军人都怕洋兵，于是趁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收拢流散在东北的白俄兵，组织白俄军团。白皮肤，大鼻子的白俄兵一出来，让对手望风而逃。居然让这个大字不识的流氓做大了，最牛的时候，控制了从山东到江苏的地盘。最后碰到一个不怕洋人的，打败了他的白俄兵，他才垮台。

装这种大瓣洋蒜的，不仅有军阀，还有商人。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北方不安宁。天津的租界，就成了富人的避难最好的去处。租界地皮有限，装不下蜂拥而来的人，于是有胆大而富有创意的商人，就想出了办假租界的主意。他们在毗邻租借的老西开，买了一块地皮，盖了六七百间房子，租给前来避难的人。不用说，租金要比华界高得多。对外伪称租界扩张区，在这块地皮上，雇了洋人做巡捕，还找了个把洋人组织了会审公廨，跟租界一模一样。反正当年到中国来混事的无业洋人也多，找几个好吃好喝管着，好薪水拿着，让他们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当时的天津知府，知道多出来一块租界，但一看人家洋人巡捕，洋人管事，像模像样的，以为是真的，心想，说不定是上面定的事吧，他这个小官，没有人知会，自然就不用操心了。而租界当局，则以为是华人自己玩把戏，反正也不碍他们什么事，也不管。就这样，假租界存活了好几年，生让一伙奸商，骗了不少钱走。最后是北洋大臣衙门过问，西洋景才被拆穿。

其实，当今之世种种装洋蒜的戏法，都是当年的人们玩剩下的。无非就是借洋生利，假洋人、假洋合同、假洋投资、假洋企业。像达芬奇家具这样以土货冒充洋货，更是低级的把戏。即使在晚清民国，也属于低档次的骗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不过是先仿制，然后假进口，障人耳目者，无非就是几张通关文书。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骗术，档次都不大高，越是骗得大，骗术越是淳朴。君不见，当日汉芯事件，那么大的高科技骗局，也就是买来外国的芯片，找几个民工，打磨掉人家的标记，换上自己的就大功告成。

但是，现在的中国，吃这种民工层次骗的人，居然尽是高档次的精英。汉芯骗了一堆专家和科技官员。而达芬奇家具，则骗了更多的有钱人。能买三十万一张床的人，绝对不是斗升小民。受骗上当者，应该说多数不是低智商。能挣到如许多钱的人，就算不是好道来的，也非等闲之辈。偏好洋货，举国皆然，斗升小民不是不爱，而是力有不逮。偏好洋货，不是上当的主要原因。那些富人之所以中招，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买这些“洋家具”，当成了可以炫耀的“奢侈品”。跟其他的洋奢侈品一样，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既然是象征，品质内容就不重要了。你有，他也得有，没有，就跟自己的身份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别样的学国语

国民党统治时期，提倡学国语，所谓国语，就跟我们现在提倡学的普通话一样。两者很接近，据说主体部分，是一伙人搞出来的。但细听起来，还是有些许的差距。至今台湾人还讲国语，两岸交流不成问题，只是两边的味道不一样。

统一的国语推行，多少都有点政治意味，令说方言的人感到不快。但这也没办法，官场上总要有一个能沟通的语言，不然，彼此鸡和鸭讲，什么事也办不了。当年戊戌维新，梁启超才高八斗，胸怀大志，来到北京见了光绪皇帝，说了半晌，他的广东新会话，皇帝一句也不懂，说了等于白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北方来的多，语言状况稍好，但也好不了哪儿去。虽然后来一直以帝师自命，但拢共只见了皇帝一次。自己吹嘘说就那一次，已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先国际后国内地给皇帝上了一堂深刻而丰富的变法课。但就他那国语水平，估计就算按他说的，跟光绪聊了大半天，光绪也听不明白什么。下面的官员，在政治上，要跟最高统治者保持一致，首先，语言上要保持一致。

如果统治者是异族，这种一致保持起来有点麻烦，但也非保持不可。过去我们讲历史，似乎一直强调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这是实情，但除了汉化，也同时存在胡化，即汉人的少数民族化，汉人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习俗。魏晋南北朝，是第一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尽管南方的汉人政权始终存在，但留在北方的汉人，还是得识时务地接受异族统治。当年的北朝，多数时间处于鲜卑人治下，所以，鲜卑语一度就是国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上提到这样的事情，有一士大夫跟自己谈起，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颜之推很愤愤，对儿子们说，如果这样能致卿相，我也不愿意你们效法。

颜之推是北齐人，这个北齐，其统治者高氏家族，按道理已经是汉人了，但行为习惯，却比鲜卑人还鲜卑。所以，汉人在这个朝廷，学点鲜卑语，再会弹一手琵琶，胡乐，升官发财致卿相，还是比较容易。至于跟北齐对峙的北周政权，胡化得也相当厉害，汉人都换了鲜卑姓氏，后来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比如建立隋朝的杨家，建立唐朝的李家，都有鲜卑姓，也都跟鲜卑人通婚。

此后的金和元，也都如此。统治者用强力，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统治者。想混好？第一关，学国语。汉人要想做官，在金朝，得学女真话，在元朝得学蒙古话。所以，那时候，汉人的通事也就是翻译很好做官，升迁也快。汉人士大夫如果一时间学不好“国语”，就得听通事的摆布。如果根本不想学“国语”，就只能作作小曲，编编杂剧，跟戏子妓女厮混。像关汉卿这样，一辈子别想做官，甘做一颗煮不烂，蒸不熟的铜豌豆。

满人入主中原，因为国号大清，所以，国语就是清语（即今日所说的满语）。清初，所有汉人官僚，都得学习清语。还组织人翻译了清语的金史，供官员学习。汉人官僚们也很卖力气，一直在刻苦学习，跟后来学英语一样，用汉字注音清语，硬着头皮啃。由于这样的汉字注音，容易把正经的清语，念得走样，皇帝还多次出面纠正，要求人们老老实实跟着满人学，从字母（十二字头）开始学。中央各个衙门，最初的时候，文书主要用清语记录，翰林院的考试，也要考清语。可见，清朝开国，对于自己的国语，还是蛮在意的。安了心，要在语言上实行以夷变夏，进而改造整个中国。

只是，在那个时代，汉文化毕竟比较优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有语言没有文字。鲜卑语有没有文字，我们不大清楚，但蒙古文和女真文以及后来的满文，都是这些民族发迹之后，由统治者张罗生造出来的，自上而下推行。在北齐做官的颜之推，之所以有那样的胆气，让自己的子弟不学鲜卑语，跟这种文化上优越不无关系。满人入关之前，已经跟辽东的汉人打成一片，在语言上，一直都是双语并用，其中的读书人，已经开始阅读汉人的小说戏剧。入关之后强行推广自己的国语，连他们自己人都不习惯。严格地讲，连皇帝自己，也受不了汉文化的诱惑。乾隆皇帝一边强令官员学清语，一边用汉语作了诗词，到处题写显摆。时间一长，国语被渐渐束之高阁，一种掺杂了满语和蒙古语部分内容的北京话，就成了新的国语。各地的官员，都得学会这种话，才好做官。

成材与成人——国人教育之殇

在过去，成材和成人是个近似的概念。说一个人成材了，前提就是他已经成人，不是变成成年人的意思，而是说，他已经知礼仪，而且有能力在社会上闯荡了。但是，在今天，成材与成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有了很大的歧义，所谓的成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悄然变成了成才。他们培养儿女，只在意让他们成才，具有某种知识和才能，别的，都无所谓。就是被培育者自己，每日念兹念兹的，也是智商，顶多再加上某种技能。别的也都无所谓。

纵然把人的培养的目标，仅仅定格在“才”上，众多家长的培养路径，也非常的简单而直接。在他们看来，只要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扑在学习上，心无旁骛，就可以大功告成。因此，从幼儿园开始，家长们就成了督战队，唯一的使命，就是督促孩子好好学习。只要学习就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别说家务活不用做，洒扫应对一应不理，就连孩子在学校里做值日，都由家长代劳。我已经多次碰到这样的笑话，一个大三的学生，连沏茶要把茶叶放到杯子里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更极端的家长，连孩子看点课外书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看学校允许的课外书，也是会影响成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之所以无论如何改不掉，家长的拥戴，也是一个因素。

显然，这些家长们不知道，即使单纯就“才”的养成，也不能仅仅局限在知识传授上。有知识的人，不意味着一定有才能。任何人，哪怕他是爱因斯坦，即使在他熟悉的学科领域，他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单纯在知识藏有量上的优越，仅仅意味这个人记性好，不说明别的。一个人的知识储藏量再大，也大不过一台电脑，超不过一个小型图书馆。单就知识而言，一个人的才能，最重要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即能读书，会读书，能迅速快捷准确地查到自己需要的资料，看懂自己需要掌握的理论和知识点，领会其中的核心意思。这样的才能培养，其关键在“能”，而能的养成，需要人的综合素质提高。其中，能做事，乐意做事，也是要素之一。让孩子做事，不仅是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关键是培养孩子的自立，从小就让他们明白，事情是要自己做的，对错好坏，是要自己判断的，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抉择，自己负责。做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培养孩子为自己负责的责任感，有了这样的责任感，才可能有对家庭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不仅如此，成功所需要的意志力、韧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后天的培养。如果不让孩子做事，尤其是做一些在家长视线之外独自完成的事，这样的素质也无从谈起。因为意志和韧劲，需要失败和挫折，不做事，就没有失败，没有挫折。

当然，在任何社会，对于人的培养，都要强调德的因素。所谓德才兼备，恐怕任何家长都不会反对。在古人那里，德才兼备，才算成人。但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德行。互助、友爱、团结这样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陌生。孩子上学，很少有家长教孩子帮助同学，反而鼓励他们去互挖墙角，学习经验不仅不能互相分享，反而要互相保密。于是所谓好学校的学生，实验班的学生，互相挤兑的恶性竞争就越严重，以至于有人说现在的实验班，就是狼孩班。里面的很多孩子都相信萨特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只有周围人的不好，才意味着自己的好。当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也不会有什么好。很多家庭，孩子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对父母动辄呵斥，甚至打骂，只会无条件地要求父母为他付出，而他们自己却感觉得到的一切，都是应该的。面对孩子的“不孝”，有些家长又感到有点慌，在国学复兴的背景下，他们指望学校加修国学课程，学一点《三字经》、《弟子规》，甚至学点子丹的《论语》解读，让孩子孝顺起来。

其实，没有一所学校不强调德育，不声称自己是德智体，审核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学校的德育，仅仅在德育课上。教育过程的社会公德的培养，是最为缺乏的。中国的学生有别的国家学生所没有的政治课，还要加上课时不少的德育课，说起来目的其实都是德育。但是，这样教下来，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一些社会公共道德的准则，学生都很欠缺。德育被框在课堂上，在课堂以外，没有人讲究公德。在其他的教育环节，往往都是反着来。虽然德育课上不乏公平公正的概念，但在现实的教学中，学校和老师嫌贫爱富，拜权拜金，无所不在。学校里人为地制造了各种等级，按学习成绩的高低，分等级已经是一种比较老的做法。连座位都这样地分，家长会上，家长也按学生的成绩分座位。现在更流行的是，按照学生家长的地位、财富和权势高低来排座次。有的学校，甚至选择学生干部，也要官员子女优先。学校里充斥着强权就是道理的氛围，学生和学生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就是权力支配。没有权，没有钱，有拳头也可以。在学校里，只有一种道德教育是被认真贯彻的，那就是听话和服从。因此，绝大多数学校，包括大学，都热衷于国学课的引进。从《弟子规》到四书，都是他们喜欢在德育课上灌输给学生的。

一边是高调的德育教育，一边却是违背社会基本道德的教育过程，这样的反差和扭曲，经过刻意强化的听话和服从氛围的作用，被和谐地凝固在校园里。不仅造成了我们教育的虚伪，而且导致了学生心理的扭曲。孩子成长过程中，理应最被看重的心理健康，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几乎都被忽视了。到处是人为制造的紧张，人为制造的两面性的荒谬，人为制造的没有道理的强制。中国的孩子，很早就学会撒谎，学会了矫情，学会了两面应付，学会了装乖。跟年龄不符的小大人俯拾皆是。孩子们本该有的童真、纯洁却不见了踪影。刚刚发生的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行凶打人事件，在很多李双江的同事眼里，李的儿子是一个很乖、很听话懂事的孩子。但事发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儿子长期无照驾驶，而且擅自改装车辆，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教育理念的混乱是空前的。其实，现今七、八十岁这一代人，混乱就已经开始。老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受到批判，新的又不知道。处于革命时代，整天在运动和糊口之间挣扎，每个家庭都养了许多儿女，能养大已经不易。教育基本谈不上。人人都是放羊，孩子自己碰出来，就算有出息，碰不出来，也只好认命。这一代的子女，现今五六十岁的人，绝大多数根本从父辈那里学不到教育孩子的方法，但却赶上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一个孩，不得不认真面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上手，心态首先就有了问题。老的棍棒教育早就被批倒批臭，棍棒教育里管教的合理内涵，也一并被当污水泼掉。西式的说服教育，这一代自身教育就很残缺的人，也没本事掌握。很多家庭，都是分阶段的两极分化。开始是骄纵，对孩子百依百顺，如果孩子碰巧学习不错，骄纵得就更是厉害。一边骄纵，一边加压，恨不得个个都当天才培养，把自己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到了孩子什么都没学会，上学成绩也一塌糊涂的时候，转变为严厉，有的还力图恢复棍棒教育，但基本上都晚了，最后孩子啃老，成为定局。

不仅方法上旧的没有，新的不来。思想观念也是一样。忠孝仁义没了，自由平等博爱没来，古代的教育，私德和公德不分，由私德的孝悌，发展成近似公德的忠义。应付社会，应付官场。但革命和后革命时代的我们，私从道德领域被赶走，私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公德则化为大公无私的道德高地，不是非常之境，非常之人无法实践。革命前作为中小学生都要遵守的文明礼仪，在被批判成资产阶级道德之后，久久难以恢复。说起来，共和国的建立，已逾百年，但国家的文明状况，却长期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在先进与落后之间徘徊。帝制灭亡，共和百年，居然还是强调等级服从，强调无条件效忠。所谓国学的复兴，其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得到有力者的提倡。但是，传统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君主和君主制。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用传统道德济革命道德之穷，全然忘却了革命当初是怎样摧枯拉朽地摧毁传统，这样摧毁传统的精神武器，无论如何，都跟传统道德协调不起来。用革命道德抵制人类普遍认可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不中用，用传统道德来抵制，也一样不中用。在晚清，这样的努力已经有人做过了。

很难想象，在一个经历了百年共和的国度，公民社会还一度成为禁言的概念，公民道德在学校的教育里没有空间。有力者还是在管制上下功夫，添人，设置机构，加大投入。一方面羡慕发达国家社会的公共道德状况，一方面压制个人的自主性，压制公民的自治尝试，甚至对所谓“灵魂工程师”，也照样一个管字当头。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教师都是领导的下属。在教师中贯彻听话道德，不听话，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要遭到打压，甚至调离教师岗位。提倡的榜样，几十年一贯制，都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非常人，公而忘私，公而无私，艰苦卓绝，最后都死掉。不死的人，一般成不了榜样，常人能及的模范，也成不了榜样。在榜样的宣传中，如果不是故意拔高，就是制造圣人。最后的结果，感人也许是感人的，但倡导的效果却差。甚至制造了社会上大量的两面人效应，一边高调入云，一边自私自利。教育界公德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师师德的坠落。越来越多的教师，背离教师职业的道德，疯狂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们在领导面前是温顺听话的绵羊，但在学生面前，却是贪婪的虎豹。老师的师德下滑的速度惊人，很多地方，由于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家长给老师送礼，已经成了普遍现象。送礼，开始时为了让老师优先照顾，现在则蜕变成保护费，期望老师别给自家孩子小鞋穿。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出现了教师利用一切手段从学生那里捞取好处的现象。调整座位，补习，兴趣班，课堂批评和表扬，提高或者压低考试成绩，给或者不给研究生按期毕业，都成为老师获取利益的手段。对教师“身教”的期待，已经日益成为校园里的稀有资源，值得学生钦佩的老师，越来越少。这样的老师，往往不受领导的喜欢，因为他们不会送礼，不知道阿谀奉承。校园里，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

中国教育积重难返，学生、家长、家庭、社会、学校和政府，在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革命和不革命的前提下扭结在一起，堕入各自的误区。不走出来，中国教育没前途，中国也没前途。

浮肿的甲午战争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士大夫的梦醒之战。此前，即使所谓开明人士，也以为中国只要固守纲常名教，再加上一点西洋器械或者制器之母机，就可以高枕无忧。对付西洋鬼子，也许还有点麻烦，但在东方做老大，料无问题。反正西洋鬼子，似乎也不大想一口吞掉我们，让我们做亡国奴。

中日开战之前，举国上下，真正为中国担忧的，大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其余的人，都相当的乐观。在中国的士大夫看来，漫说日本的海军跟北洋水师比起来，不值一提，日本的陆军，也不够湘淮军打的。在更多的人眼里，日本不过是个住着众多小矮子的藩属，虽然曾经的倭寇给中国造成了一点麻烦，但基本上不值一哂。现在居然掀起“叛乱”，肯定天兵一到，寸草不生，要被荡平的。

此时的国际舆论，居然也给中国国内的乐观情绪添油加醋。多数的媒体都认为，中日之战，中国多半能赢。不错，无论从国家实力，还是军事装备，军舰的吨位，军队的数量，中国的确都占有优势。西方人打仗，战前的对比估量，就看这些玩意。此番中日战争，跟此前中国跟西方的战争不一样，武器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在中国这边。质量相差无几，数量上我们肯定比日本多。像北洋水师定远和镇远号这样的战列舰，日本连一艘都没有。我们的轻武器，枪炮什么的，也比日本多。

在弥漫着的乐观情绪中，中国军队七手八脚地被调往前线。很多都是临时招来的新兵，还有些甚至扛着大刀长矛，因为根本不会使用新式洋枪。很多士兵很兴奋，以为此番出征，不过是一趟郊外远足。最兴奋的是八旗兵，这些从关外满人中调集的军队，还没上前线，就开始亢奋。所到之处，把老百姓的鸡鸭连同客栈和商铺里的货物一扫而空。同时嚷嚷着要一路杀洋人杀过去，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东洋还是西洋鬼子，都在扫荡之列。全不顾当时朝廷全力争取西洋人支持的政策，在街上，这些八旗兵只要看见洋人，就是一通穷追猛打，还真有被追上打死的。在东北，好些基督教的教堂，都被这些神勇的八旗兵给砸了。只是这些八旗兵的勇武，只体现在后方，因为当东洋人打进国境之后，他们就踪影全无。这样的军队，给朝廷带来的麻烦，包括外交麻烦，比他们消耗的粮饷还要多，在战场上，却一点用也没有，连迟滞消耗敌人的作用都起不了。战前少数几位能打的将军，在战场都不幸阵亡，因为他们的左右都是一些战前大话炎炎，战时临阵脱逃的宝贝。跟这样的宝贝配合作战，不被送掉性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就这样，辽东的土地和百姓，被丢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了，刚刚还跟着八旗兵一起痛恨洋人的百姓们，还算有头有脸的百姓们，纷纷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了带有十字标记的招牌，还有的用汉字写上“外国宗教”四个字，显示自己是基督教的教民。如果能找到通洋文的人，用洋文写上一块“英国人住宅”的牌子，这样的家庭，档次就更高了。这样的现象，到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再次重演，几乎是一模一样。

唯一跟后来不一样的情形，是此时辽东的人，无论军民，包括那些望风而逃的军人，都一致痛恨李鸿章。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李鸿章的里通外国，没有李鸿章在朝中做内奸，日本人其实是可以被打败的。此时，实际负责战争指挥的李鸿章，已经被拔掉三眼花翎，剥掉了黄马褂。但是在百姓眼里，这样的惩罚远不足以惩戒这个汉奸——李二先生是汉奸，此时，已经变成了朝野的共识。在民间，尤其是满人的民间耳语中，李鸿章的儿子，已经做了洋人的女婿。北京城里的戏园子，戏子们抓哏讽刺一下李中堂，几乎成了时髦。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时，北京城上下，尤其是满人，却都在盼着李中堂来，盼着这个汉奸，来搭救他们出水火。

人世间的事，只要膨胀浮肿，就会消肿，自己不消，别人给消，别人也不给消，肿死了自然也就消了。阎王那里，不接收浮肿的宝贝。

海上苏武叶名琛

叶名琛在晚清疆臣中，是个白鼻子的人物，丑角。广东民谣说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严格地说，这不是民谣，而是官谣，或者士谣，老百姓编不出这样雅致的玩意。可这样的玩意，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直至今天，舆论对他的评价。

其实，叶名琛在清朝的咸丰年间，堪称一个名臣。道光末年就任广东巡抚，到了咸丰手里，几年工夫就官拜总督、通商大臣、太子少保、一等男爵，然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名位在六大学士中排第四，真是位极人臣，极被荣衮。在升迁艰难的清朝官场上，这一切居然是在七年之内实现的。

叶名琛的功业，无非两个方面，一个是剿，一个是抚。这个翰林出身的文臣，做了封疆大吏，居然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广东境内凡属趁太平军起义而起事的大小团伙，数以十计，几乎被他剿灭干净。当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国，看见广州刑场，头颅山积，血流成河。其中有多少是无辜的，谁说得清。就这方面而言，说曾国藩是曾剃头，我看叶名琛才是名副其实的叶剃头。至于抚，是针对英国人的。这方面其实叶名琛的功夫有限，无非是发动士绅练民团闹事折腾，借“民意”，把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条款也赖了，硬是不让英国人履约入城。除此之外，据说叶名琛还有张秘密的牌，就是通事（翻译）张云同，这个通事，可以作为内应，帮他打探英国人的内情。那时节，中国官方跟英国人打交道，包括南京条约的谈判，靠的都是原来十三行的通事翻译，这种通事，充其量只懂几句洋泾浜英语，正常的商务交易，都翻译得错误百出，就算忠心耿耿，能打探什么敌情？但是，叶名琛认为可以。在跟英国人打交道的最初几年，不仅叶名琛自己，连咸丰都认为他取得了成功，英国人没坚持入城，然后就没了动静——抚夷成功。没惹出事端，同时又阻却了夷人的要求，这不算成功，哪个算成功？殊不知，英国人如果真的要来硬的，估计十个叶名琛也挡不住，他们不肯硬强，其实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通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战争，逼迫中国人全面开放，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外国公使驻京，强拉中国人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

在这盘大棋中，不仅叶名琛，连咸丰都是注定要被牺牲掉的棋子。年轻的咸丰，虽然一上台就摆出一个励精图治的架势，从不吝惜官职的赏赐，但却跟他的老爹道光一样，不了解于世界大势，根本不知道该怎样跟西方世界打交道。其实咸丰跟叶名琛一样，战，没有本钱，守，也没有本钱，和，没有办法。唯一的区别是，叶名琛作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不能走，走则要被砍头，而他，作为皇帝，却可以三十六计，走为上，一溜烟，跑到承德避暑山庄。

所以，当英法处心积虑开战之后，叶名琛的命运，几乎已经确定了。只能是不战、不和、不守。说不战，其实也不确切，英法联军攻城的时候，广州守军还是抵抗了，造成了联军方面死伤128人。这样的战绩，在当时的中外对阵中，并不算坏。当然，他可以选择自杀，也就是死。很多疆臣，在太平军打过来的时候，都是这样选择的。如果他也这样，日后关于他的评价，就会一点波澜也无，史书上一笔带过，皇帝也只好下令嘉奖，甚至让他入名贤祠。但是，叶名琛却偏偏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让英国人俘虏了他，并且带他离开了中国。其实，在英国人破城之前，他有太多的机会抹脖子，按惯例，这种时候，没人会拦着他，即使家人，也不能够（不死，身后的名节就完了，那可是危及宗族的事），可是，他就是没自杀。

叶名琛不死，不是因为怕死。后来的经历告诉我们，此公绝非怕死之人。后来他的死其实算得上悲壮，没有学苏武，而是学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我们知道，这样的死法，比起抹脖子上吊，都要难受。临行前，他带了若干口袋的中国米，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之后，中国米吃完了，就开始绝食。无论英国人怎么劝，从人怎么劝，送来多少好吃的，就是一口不吃，从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到三月初七，饿了八天，方才饿死。这样的死法，自称海上苏武，其实也不为过。他做俘虏期间，没有卖身投靠，没有出卖情报，甚至没有丝毫屈膝求饶的表示，咸丰七年底离开中国，咸丰九年初即饿死，他的海上苏武生涯，不过一年多一点。在加尔各答期间，他每日以书画消遣，据说，有些书画送给了当地的英国人。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像有些史家说的那样，是丢了中国人的脸。其实，在叶名琛看来，这是在用中国文化，征服蛮夷。在加尔各答期间，英国人给他准备了车马，供他出行之用，他却从来都没用过。

叶名琛这样的选择，的确是个艰难的选择，艰难在匪夷所思上。据他的从人讲，叶名琛说过，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听说英国人打算将他带回英国。他听说英国国王素称明理，因此准备到英国之后，以三寸不烂之舌，跟英国国王讲理，不战而屈人之兵，保存国家体面。没想到，人家只把他送到加尔各答，就丢下不管了。英国人把这视为短暂的流放，因为担心把总督留在广州，会给他们的军事占领带来麻烦。眼看计划无望，带来的粮食也吃完了，不死还等什么。看来，叶名琛最后还是被通事给坑了，而且坑得跌入了万丈深渊。他的所谓消息，多半是从通事那里听来的。其实，他所信任的通事，哪里知道英国人要怎样处置叶名琛，不过顺嘴玩人罢了，可叶名琛却信以为真。作为一个具有牛脾气而且负责任的翰林，一个深感皇恩浩荡，一心要为皇帝分忧而且充分自负的疆臣，在战、守无望的境况下，做出这样不靠谱的选择，看似荒唐，细想一下，似乎也是可以理解。换了别个，也许不会，但他叶名琛会。清史稿说他性子木僵，木僵的性子，就是牛性子，又说他特别自负，部下都怕他，同僚也不喜欢，看来，他属于那种特别刚愎自用的牛性子。只有这样的牛性子，才会幻想可以出这样的奇招，出奇制胜。他那里知道，当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让我们的叶大学士完成这样的冲折樽俎的伟业。漫说他跟英国人交流要靠半吊子的通事，就是他自己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事都实现不了，就算国王乐意听他的中国唠叨，都没戏。他根本不知道，当时的英国跟中国不一样，国王其实当不了家。难怪到了海外的叶名琛，一直自称海上苏武。原来，他是自己任命自己做了大清的使臣，远赴英国的使臣，像苏武一样的使臣。这样的自我感觉，也不能说完全错。直到被俘，他还是钦命跟夷人打交道的全权大臣，尽管被夷人拿了去，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管走到哪里，他的使命都在。可惜，他面对的英国，不是当年的匈奴。叶名琛临死，什么话也没有，只是一叠连声地感慨，辜负了皇帝的天恩，死不瞑目。连份遗折也没有，因为他的选择，已经押上了他的名节，他的一切，这样死了，什么都完了。的确，他没法闭上眼睛。

叶名琛其实跟咸丰一样，命里注定是悲剧人物。尽管前者有点喜剧色彩，而后者则是纯粹的悲剧，清朝历史上第一个弃城而逃的皇帝，第一个让皇家园林被人烧抢了的皇帝。1860年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今天，眼泪似乎也没有干。他们的悲剧在于，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自说白话，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一个皇帝，一个疆臣，在各自的悲剧发生之后，都悲惨地死去，至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

叶名琛死后，英国人把他装进了棺材，用一艘小轮船把他的尸体并一些财物和几个从人送了回来。广东地方官把叶名琛的尸体寄厝在城边的一个寺庙里，连洋棺材都没换一换，等叶的家人来领，财物则交南海县令收领封存。因为叶名琛在体制里，是一个罪人。死叶名琛回来的消息，由广东布政使报给了皇帝，皇帝知道之后，只批了一个字：览。钦此。叶名琛这一辈子，加上身后的名声，就这样彻底报销了。

当年叶名琛在加尔各答，虽然不过一年多点，但每日闲极无聊，只能涂涂画画，念念吕祖经，留下的书画应该不少。不知道这样的书画作品，有没有流传下来。诸位海外淘宝的中国人，留意一下可否？那上面的署名，不是叶名琛，也不是良臣（叶的字），而是海上苏武。

临时工与圆扁子

古代没有警察，类似警察的工作，由衙役们来做。各地的三班衙役中，有一班名曰捕班，又称捕快，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在那时，衙役是一种贱业，正经人一般不做的。在名义上，一介农夫也要比他们地位高些。做了衙役，三代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同于优娼之类的贱民。但是，衙役毕竟是在官府做事，而且做的事，是管制老百姓的买卖。所以，虽然名义上贱，实际上并不贱，而且在一般百姓眼里，高贵得很，神气得紧。进了茶馆饭铺，跑堂的是不敢问他们要钱的，喝茶吃饭的，都得尊一声“捕翁”，或者老爷。衙役工资没有，只有一点微薄的补贴，但由于办案的缘故，实际收入可观，无论是在县上，还是在京师，活得都有滋有味，令人羡慕。所以，市井之人，想做衙役的相当多。但是，朝廷有名额限制，每个衙门，正经制役就那么多。怎么办？需求产生供给，就出现了帮役和白役。所谓帮役和白役，都是编制外的临时工，但想做这个，还得花钱买。一点补助没有，还得掏钱孝敬正经的衙役，尊人家为师傅。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衙门里的临时工。

清代北京的治安，由步兵统领衙门管，因此这个衙门就得有衙役，自然也有帮役和白役，这样的人，北京人称之为圆扁子。好像是指他们手里的家伙，一种圆扁状的棍子。正式的衙役有链子，他们没有，只好用这玩意。在湖北，人称这些人为“四百二”，是说他们要花四百二十串钱来买这个位置。这些帮役和白役的存在，其实不是因为工作太忙，需要聘用临时工，而是因为衙役的工作性质，需要增加和扩大捞钱的机会，用临时工，不仅机会增加，而且保险，出了事情，往这些人身上一推，就一干二净。

原本衙役挣钱，靠的就是做“专政机关”的工作，可以凭借百姓的诉讼或者各类案件弄钱。反正你只要有事让他们碰上，不出点血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常用的招数还有两类，一是借事索诈。即找个茬就讹诈一下，给钱，就拉倒，不给，弄来弄去，真的找个茬把你抓了。一旦落到他们手里，蹲在班房（原本是衙役临时休息的地方，后来变成临时看守所），可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关于这个，有种说法叫做“贼开花”。只要出了大点的窃案，衙役们就找一个或几个殷实又没有靠山的富裕人家，强指人家为窝主，给钱就拉倒，不给就栽赃，弄假成真。二是钓鱼。也就是设计做局诱人犯罪，然后再来捉。

但是，这样的做法，肯定会激起民愤，乡绅们也会不满意。所以，朝廷一直都设法限制衙役们的作恶，以缓解政府的压力。有的官员，初来乍到，也会出面限制衙役，或者应舆论之情，惩戒一下作恶做大了的衙役。既然作恶有风险，就得找替死鬼。帮役和白役，一方面是正经制役的帮手，是他们的延伸。有的时候，本该自己干的活儿，都临时工干了。不仅如此，临时工还可以扩大弄钱的场域，增加机会。多设点局，多找些土财主来讹诈。一方面临时工也是替死鬼。只要事弄大了，被都老爷（御史逮到，反映了上去），这些帮役和白役，圆扁子们，就肯定被推出来，开刀问斩。如果这些人见机得早，溜得快，就报告说，出事的都是临时工，不知法度，眼下已经畏罪潜逃，官府正在抓捕云云，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眼下，执法机关总是出事，一出事，百分之八十，总是临时工干的。警察里有临时工，城管也有临时工，工商税务，都有临时工。其实，听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讲，现在几乎每个机关，都有临时工，有的叫做实习生。活儿都是这些临时工干，正式的员工，袖手旁观。只要出了事，几乎问都不用问，就是临时工惹的祸。好像这样一来，整个机关就都没责任了。这样的临时工现象，不用说，是一种机关的恶性病，得了这种病，机关就成了旧时的衙门。这样的衙门，用不了多久，整个机件都会锈蚀，通道堵塞，运转，只能靠体外的循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到寿了。

隆裕皇太后的冬天

清宣统三年的十二月，这个冬天特别冷，这个冬天，是属于清末最后一个皇太后隆裕的。原本，她这个皇太后，就是一个摆设，小宣统溥仪，不过是兼祧光绪，即做光绪皇帝兼职的后嗣。因此她这位一向不受光绪待见的皇后，即使升了一格，也是有名无实。所以，西太后翘的时候，尽管小皇帝很小，却并没有让隆裕临朝垂帘。而是让宣统的亲生父亲醇亲王载沣做了摄政王，实际掌管朝政。此时作为皇太后，要说一点影响力没有，也不好说，但没权是肯定的了。自古以来，如果不是临朝称制的话，太后的影响力，主要依赖她跟皇帝的关系。而此时的小皇帝，实际上跟她不过是陌生人，就算她想有所作为，又能怎样呢？

何况，这个被光绪冷落了二十来年的皇后，原本就是一个没什么脾气也没什么追求的女人。她长得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生着两颗龅牙的她，总是闭不上嘴唇。我写的辛亥革命的小书，编辑好心，弄了好些清末人物在上面，其中就有隆裕。可是编辑弄错了，把珍妃的像张冠李戴。本来清末的女子照片，大抵都很相似，但偏龅牙的隆裕，大家都认得，书一出版，就有好些人抗议。这副尊荣的女子，在那个时代，属于典型的非福相，据相书上说，很不旺夫的。她之所以能被选为皇后，百分之百是因为她有一个姑妈，也姓叶赫那拉的西太后，这个姑妈，把自己的内侄女派给皇帝做皇后，一来是想更好地控制小皇帝，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想让方家园（她的娘家所在地）的人，有人能从大清门进宫，替她出了这口闷气。西太后虽说贵为说一不二的太后，但出身偏妃，却是她永远的痛。

长得不漂亮，又是被人强塞给的皇后，当然不会讨皇帝的喜欢。光绪是一个懦弱的男人，但作为皇后的叶赫那拉二世，也是一个懦弱的女人。事实证明，在光绪身边这些年，她并没有依仗娘家的势力，在宫里作威作福，却在太后和皇帝两边受气。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执意要废掉光绪，根本没有顾忌这位娘家内侄女的面子，而她也一声不敢吭。只是由于地方大员的反对和列强的不高兴，西太后才未能遂愿。庚子年西太后给光绪选了个顽劣的大阿哥（名义上是光绪的子嗣），也没有征求这位母后的意见。事实上，以隆裕当时的地位，如果她足够地聪明，也足够地刁滑，在宫里兴风作浪没有任何问题，即使不能掀起大浪，但借助姑妈的力量，稳固自己的权势，应该是可以的。

然而，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后，隆裕却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可怜人，宫里宫外，没有人把她当回事，经常被忽视掉。失去了丈夫的宠爱和尊重，又没有能力挟制丈夫，也就连带着失去了婆婆的信任。因此西太后也因为她的无能，不能挟制光绪，对她不满意。这些年来，她挨的骂甚至比光绪还多。上下都不得意，自然，宫里就没人把她当回事。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廷不得已，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一出山，清廷迟迟不肯答应的立宪落了地，皇族内阁被取缔，惹下大祸的摄政王被挤兑退位，另一个惹下大祸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差点小命不保，若不是英国人护着他逃到了青岛，十个脑袋都没了。没有了摄政王的小皇帝，只能名义上由太后来照看了。所以，只有在清朝油尽灯残的最后几个月，隆裕好像有了点权力。

但是，这个权力，也是象征性的。因为既然立宪了，责任内阁就负有完全的行政权，而在实际上，由于内阁总理大臣是袁世凯，所以，没独立的小半江山，所有的权力，都在他的手上。可怜的隆裕，所当的最大的家，就是在袁世凯的连哄带吓唬之下，把宫里的内帑都给了他，到底是做了军饷，还是干了别的，真的不好说。

显然，此时的隆裕，虽然真的做了几天太后，但能做的事，却十分可怜。原本，启用袁世凯，就满人而言，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不得已，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此时的满人贵族，除了一个良弼，看起来好像有点本事，其他人都是只会说大话的好汉，就是真把剩下的那点兵放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会指挥，荫昌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而那个良弼，却一直处于受排挤的状态，并没有亲自带兵历练过，因此没有能够掌控的部队。由满人组成的，属于新军系列的禁卫军虽然有一个师，但并没有哪个士兵想为自己的朝廷一战，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粮饷能不能保证。当把所有的牌都压在袁世凯身上的时候，有了“权”的隆裕，无非成了人家摆布的对象。

当然，袁世凯是靠不住的，即使从个人道德角度，这个早就对他恩断义绝的朝廷，凭什么让他为自己火中取栗呢？退一万步，他袁世凯就是有心，也做不了曾国藩，挽救不了这个行将崩溃的朝廷。在他跟南方交易达成之际，剩下的事，就是威逼隆裕答应退位了。这种事，袁世凯自己出面不合适，赶寸了，这个时候，袁世凯碰上了革命党的刺杀，正好借机不露面，让亲信赵秉钧和胡惟德等人逼宫。

这种时候，既然最后的靠山靠不住了，唯一的选择，就是体面退位。虽然满人亲贵还在叫，但他们所依仗的，居然只有一个指挥北洋军打下武汉三镇中汉口汉阳的冯国璋，此时，漫说冯国璋已经被袁世凯调回了北京，就算依然在前线，他也只会听袁世凯的。这个北洋之狗，固然对清朝很有眷恋，但毕竟还是袁世凯的人。放言要跟汉人拼命的满人贵族，不是没有，但指望什么人来拼呢？据说有贵族军校的学生可以指望，他们会拿枪吗？当良弼也被革命党炸死之后，隆裕太后的朝上，就连个人影也没了。那几个信誓旦旦要以死相拼的，也都开溜了。禁卫军只消冯国璋保障他们的粮饷，也就都没了脾气。

据说，赵秉钧等人要求清室退位最后通牒式的奏章，被放在养心殿整整搁了三天，隆裕毫无动作。第四天上，才在赵秉钧等人催促下，在大家一起的哭声中，把这天大的事给办了。这三天，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隆裕毫无心肝，对此塌天大祸毫无感觉，还是她踌躇再三，下不了决心？按道理，应该是后者。不过，此时的隆裕，真正的担心，已经从大清基业不保，到清室优待条件上去了。保大清江山，凭她孤儿寡母，自己也知道，完全力不从心，要保，也就是保自家和小皇帝的性命了。在她看来，她们孤儿寡母的身家性命，也就看袁世凯能否履行这些条件。所以，在于退位诏书上盖玉玺之前，她再三问赵秉钧，袁世凯能否说话算数。而眼看就要做总统的袁世凯，不想让人说他是王莽和曹操，自然很乐意保全逊位的帝后，所以，她的担心，其实不必要。

宫里的太监说，退位诏书下了之后，所有的奏章都消失了。隆裕开始还有点不习惯，曾问奏事处，为何没有奏章了？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大清已经完了。这不是笑话，而是一种生活的惯性。皇帝退位，这样一个在后人看起来好伟大的决定，其实在当时，完全是华山一条路的选择。如果不这样，我们的隆裕皇太后，就只能抱着小皇帝跳井了。漫说隆裕没有这个勇气，就是有，别人也不会容她这样，小宣统还有自己的亲爹娘哪。整个满人统治集团，在外地的，还有个把自杀的，在朝里，大家早都四散逃命了。一个首领太监说的好，为朝廷捐躯的，只有神武门内饿死的两条狗。大概平日里被喂惯了，一旦鼎革，人心惶惶，太监们不喂了，自己又不会找食，就饿死了。但是，皇宫里的人，无论宫女还是太监，却没有这样的风险，即使民国了，也一样有人养着他们。

无事大话炎炎，有事缩头乌龟。闹义和团的时候，满人大骂李鸿章，等到庚子议和，大家又都盼着李鸿章来。武昌起义之后，各地驻防八旗，武器优良，但都不想战。满人官僚，不死即跑。麻木，无能，听天由命。满人当时的精神状况，就多数人而言，就是这个样子，隆裕虽然贵为太后，其实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满人女子，能好到哪儿去呢？

冒赈命案背后的赈灾难题

嘉庆十三年（1808）在江苏山阳（今淮安）县发生的冒赈命案，是清朝的一桩大案子，介绍的文字很多，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还将这个案子写进他的著作里，作为清朝中后叶社会状况分析的一个麻雀。即便如此，这个案子，还是有可以说的地方。

案子很简单。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嘉庆皇帝派下去四十万两银子赈灾。但从反应上来的种种蛛丝马迹看，效果似乎不佳。皇帝命两江总督派人下去勘察，于是，一个在江苏候补的官员李毓昌被选中，走马上任。李毓昌是个新科进士，不知官场深浅，也未染官场恶习。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山阳，一查人口黄册，二下乡核对，玩命真干，查出浮开受灾户无数。很明显，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假列赈户，冒领赈银，玩了一票借救灾贪污自肥的好戏。其实，这样的戏，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一点新意也无。因为任何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人口都是一笔糊涂账。清朝自康熙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增加得很快，又不征人头税，这个账就尤其糊涂。上头拨下来银子，按灾民的人头救济，但操办的人，必定是地方官。在一笔糊涂账面前，能捞钱不捞，哪里有这样的傻子。所以但凡这样的赈灾款发放，地方官没有不冒领的。自然，具体冒领的地方官，也得打点上司。上司心照不宣，大家发财。即使皇帝知道底下有猫腻，派人勘察，查证的人，也多半知趣，分润一点好处，回去报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交差了事。

哪知道这个李毓昌，是个官场上的棒槌，完全不懂规矩。开始的时候，山阳知县王伸汉还沉得住气，表现得十分配合，还拨了一个衙内的听差供李毓昌使用。心想，无论查证的人声势如何，最终都会按规矩，跟他来讨价还价，最终看他知道多少，分他一些好处，也就成交。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李毓昌来交易。没奈何，只好自己上门。在得知李毓昌已经掌握所有情况之后，王伸汉提出将赃款对半分，李毓昌不肯，坚持把查到的实情原样上报。可悲的是，不谙世情险恶的李毓昌，把人家弊案查出了，也和盘托出，却不做任何防范。所以，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李毓昌在喝了王伸汉的饯行酒之后，突然暴毙馆舍。淮安知府王毂来查验，明知有鬼，却稀里糊涂结案，以李毓昌自缢上报。这个结论，一层层报上去，居然都接受了。

但是，这样糊涂结案，李毓昌的家人不干。毕竟是山东出进士的人家，再差，也有几个能人。李毓昌恰好有个能干而且明白的叔叔，他听闻侄子死了，前来收尸，发现衣服上有血迹，再一打听，打听出一些蛛丝马迹。在当地告状不受理，于是直接进京，赴都察院告御状。都察院据实上奏，嘉庆皇帝原本就对此事有点怀疑，闻奏后马上下令山东巡抚复查，开棺验尸。尽管李毓昌的尸体已经腐烂，中毒之迹象依然清晰——下毒之人灌的砒霜实在太多了。案情大白于天下，指使之人当然是王伸汉，但下手的则是李毓昌的三个随从。这种随从，学名叫长随，都属于有师承的职业官员跟班。谁当官，都有人给他推荐，跟着当官做跟班，捞该捞的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本不是李毓昌从家里带来的。这些人跟着李毓昌勘察赈灾，好处就是分润一点当地官员的赃款，可是这个李毓昌木头脑袋，不识时务，害得他们白忙活一场。接受王伸汉收买，害死李毓昌，正中他们的下怀。李毓昌之死，还不是被饭菜里下毒，而是生灌的。两人按住，其中一个叫李祥的，亲手把砒霜掐着脖子给李毓昌给灌进去。这样的害人，跟强盗拿刀子杀没什么两样。

案子问清楚之后，不消说，皇帝龙颜大怒。最令皇帝生气的，是自家的龙恩，因为这些个官员，居然没有被百姓体尝到。案子的处理非常严厉，属于严打一类。山阳知县王伸汉斩立决，枭首示众。淮安知府王毂绞立决，江苏巡抚革职，负有直接责任的两江总督铁保不仅革职，而且被发配乌鲁木齐。那三个参与谋杀的长随，全部凌迟处死，明显是按照大清律仆人谋杀主人之律来定的罪（实际上他们并非李毓昌的仆人，不过是临时搭伙），这种罪过，是以下犯上的十恶大罪。连王伸汉派给李毓昌的那个仆人，也吃挂捞被判了斩刑。其中亲手灌药的李祥，被押到李毓昌坟前，在凌迟之前先用夹板夹碎浑身骨头，死后把心挖出来，祭奠李毓昌。严打没有表彰好人好事一项，但是此案有——李毓昌则得到了死后极大的殊荣，自己被迫封为知府，继子被赐举人，得以下次一体会试。告御状的叔叔，没有多少文化，被赐为武举人。嘉庆还写了一首三十韵的五言排律表彰李毓昌，刻在李的墓前。直到今天，这首长诗的拓片尚在。

不过，即使皇帝施加这样的残忍的酷刑，罕见地将一个贪渎的知县枭首示众，凌迟了三个长随，但是仍然不足以以儆效尤，阻吓来者。后来的官府赈灾，依旧一塌糊涂。在当时，做过地方官的大学者赵翼，就看出名堂。在他看来，之所以出这样的大案，关键是历来办赈之法，就有问题。即使可以察弊于事后，但终未能绝弊于事前。就算每次放赈，前有委员监督，后有委员复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隐，或分肥，终属有名无实。”嘉庆褒奖李毓昌的诗里也说，“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赵翼提出的解决之道很简单，就是两个，一是变免费发放为低价卖米，有账目在，作弊的机会就小。二，如果实在要免费放赈，则公开化。所谓的公开化，就是凡是灾区，令地方地保开列受灾户名单，然后官府核实，将名单贴在数十处人口密集处，使人人得以见之。若有不实，奖励举报。事后再抽查一次，发现不实，严肃处理。

从来王朝政府赈灾，多有弊端，比不上乡绅办赈。下情不明，基本资料缺损，是个大问题。即使办事者有心办好，可能都办不好。也给那些成心不想办好，趁机捞一把的人，提供了机遇。但是，一般来说，放赈，都脱不了官府包办的套路，因为官府包办，是官场办事的惯例，但是包办，就有弊端。即使有人看着，有人复查，也弊端如故。大不了大家一起分钱，多分几份。如果政治不透明，缺乏民众的监督，即使几权分立，互相制约也没有用。很快大伙就能想明白，与其互相监督，互相掐架，不如伙起来一起分赃。在王朝的末期，统治机器锈蚀，官员习惯性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成风之时，这种弊端就更加严重。几乎凡事沾官皆弊，什么事都办不好。前面的官贪污，派去监督的人也照样贪污，再派出监督监督者的人，也还是一样贪污。像这样类似慈善，赈灾派钱的事，就更成了经办者捞钱的机会——自然，惹出的民愤也就更大。赵翼开出的药方，其实很合病理，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公开化。市场化等于让民间来办，而公开化则意味着打破官场的黑箱，使整个赈灾过程暴露在阳光下，让民间来监督。这样的话，再黑的官场，再龌龊的潜规则，想要办黑事，成本就提高了许多，至少，可以把赈灾的效果改善一点。

可惜的是，赵翼的方案，似乎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嘉庆皇帝也好，后来的皇帝也罢，都还是喜欢嘉庆的办法。嘉庆的办法，无非是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厢重罚，杀人示众，一边厢重奖，奖励奉公守法者，号召官员学习死了的李毓昌。骨子里还是企图唤醒官员的道德心，让他们本着天良，奉公守法，靠道德自律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办法漫说在王朝末期，就是初期都未必有效。树立起的榜样，该学的人，都死了，有哪个傻子要学死人呢？可是，多少代下来，统治者最喜欢的，还是嘉庆的办法。结果，中国式的赈灾，慈善救济，一直就是葫芦僧乱断葫芦案，精明人办糊涂事，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苦了灾民，肥了所有该肥的人。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当今之世，民不信官，已经成为官方最头痛的难题。出点事，无论大小，官方说的，民间大抵不信。总觉得你在遮掩，你在撒谎，你在扭曲真相，甚至毁灭证据。网络上，种种猜测都出来了，几乎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把官府往坏了想。官方的事故调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信于民。所以，每个重大事件，最后真相都成了“烂尾楼”。

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真相和信任。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两个场域，两个逻辑。中国的官场，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迅猛而且普适化的时代，但他们大脑的思维模式，却还留在过去。惊慌，愤怒，无所措手足，甚至委屈，在所难免。

在一个没有媒体的时代，一般人获得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大渠道，一个是民间的小渠道。官方的渠道，人们有本能的怀疑。虽然老百姓倾向于相信皇帝，但总是固执地认为，皇帝肯定会被官员们蒙蔽。除了极少数所谓的清官之外，能被百姓信任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官方渠道来的消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相信，能够将信将疑，已经不错了。某个临近地区出了事，比如发生了造反，官府的告示，民间肯定会有别样的解读，你这边说造反头子死了，人们肯定会传说，他其实是跑了。民间的小渠道，不仅仅意味着乡间的耳语，这个渠道，一般都有精英的认证。所谓的精英，或者是乡绅，或者是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他们有人望，有威信，知书达礼，见多识广。所以，无论何种消息，经过他们的认证，民众都会趋于相信。

正因为如此，官方的态度，一般是打压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而尽量扶植乡绅，通过乡绅控制乡间舆论。乡绅一手托两家，一方面，他们的地位，来自于官方的认可，无非是候补和退休的官员，或者具有跟官方有关系的功名。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民间社会的正式的领袖，生于斯长于斯，当地的民间社会，跟他们休戚与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乡绅的中介，官方才能获得部分的民间认可。在太平年景，这样的认可，大抵都马马虎虎混得过去，一旦连乡绅也说不服民众的时候，朝廷的危机，也就到了。

这样简单，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和回馈方式，在改革前的岁月里，实际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一方面是官方渠道得到广播报纸这样现代化的手段的强化，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小渠道的传播，极大地被扭曲，乡绅不复存在，而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也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漫无边际的小道消息，成为受民间青睐的对象。尽管消息多半都没有得到认证，也没法得到认证，但传播得却相当迅捷而广泛。官方在信息控制上，方式方法比帝制时代还要简单，无非是我说你听，低水平高重复。信息的输出，就是宣传。隐瞒，知情不报，有意识地信息控制，是那时的常态。

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宣传很粗糙，但由于信息来源单一，小道消息又过于离谱，民间缺乏认证的权威，所以，来自政府的消息，还是有很多人信的。甚至在即将临头的自然灾难面前，仍然有大量的人宁愿相信政府，不信小道，不做防范。

今天的中国，尽管有种种限制，但毕竟已经开放了。听外国广播就被判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数以亿计的人上网的时代，在人们上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的来源已经多样化，立体化。由于微博的发展，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呈现多面，多头，多元，异常迅捷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事故调查和案件调查，自查自纠的老套路，肯定要被拍砖。即使来自上级部门，具有专业化水准，也要经受严格的检验，因为网上能人很多，不乏专业人士。通过非官方的第三方或者来自民意机构的调查，最得民心，但这样的调查，同样要公开透明，否则，一样受到质疑。

很简单，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不被信任的。官民关系，早就不是昔日那种准父子或者母子的关系。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社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现代了”，因此，人也变了。

内外有别

内外有别，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子里，或者单位，或者朋友，或者亲友。圈子里和圈子外，是两个天地，两种处事态度。私营单位自不必说，老板一般都在刻意营造一个以企业为家的氛围。而公家单位，单位内部，也存在着说不清道不白的“单位伦理”。作为一个单位的头儿，必须为本单位谋福利，为了这点福利，违规甚至违法都要去做，如果不做，单位就人心不稳，群众会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单位的福利好，单位的人凝聚力就比较强，哪怕这福利来的有点路不正，单位的人也会因此而骄傲。在当今之世，福利和待遇的优势，必然是单位人骄傲的资本。当然，单位人也要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对单位，甚至对单位领导的忠诚。哪怕你的单位是政府机关，是吃财政饭，即纳税人养活的银行、医院和学校，单位内部的事，都是不能随便说出去的。当然，这样的事，多半都有点问题。跟单位领导有了矛盾，唯一的选项是内部解决，解决不了，也得内部解决，如果擅自把事捅到外面，那么全单位的人都会讨厌你。批评国家领导人没问题，但批评自己单位的领导，则万万不可。

不只单位，朋友，亲友圈子，也大抵如此。总之，内外有别，不能吃里扒外。谁吃里扒外，圈子里共讨之。

中国人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宗族圈子里。个人外面的是核心家庭，家庭外面是宗族的房和支，再外面是一个祠堂的宗族，再加上姻亲的关系网。到了这个地界，对于多数人来说，就等于是整个的世界。在圈子里，讲亲情，讲诚信，讲和睦，有时也有原则，出了圈子，可以什么都不讲。有人说，中国人的道德，只在熟人圈子里才讲，出了圈子，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代的中国人，也是内外有别。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原来的宗族和姻亲圈子，早已被打破，血缘和地缘关系，也呈现紊乱的状态。但是，国人的文化心理，却没有太多的变化。原来的圈子不行了，就营造另外的圈子，每个人都得把自己塞进某个圈子，才放心得下。圈子，就是国人的乌龟壳。维护圈子，尤其是维护圈子的领导，就是维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单位伦理，才是人们最在意的生活原则。至于法律，那只是圈子里解决不了的时候，才适用的玩意。而且，只要符合圈子的利益，违法不违法，其实不是人们考虑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是两面人，说两套话，按双重标准行事。要命的是，没有人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几乎每个人都会公开宣扬自己的处事原则，就是内外有别。只有被“分别”之后，人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感觉自己变成了自己人，被信任的人。这样的内外有别，也能得到体制的认同，体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内外有别。内，则意味着特权，优待，外则意味着服从和排斥。由于，内是一层层的，外也是一层层的。所谓内外，无非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所以，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感觉自己属于内，而不属于外。于是，大家皆大欢喜。

乾隆年间的西峰老祖活佛案

乾隆五十三年（1788），北京西山出了神人，确切地说，是出了一位活佛，人称西峰老祖活佛。活佛是位带发修行的妇人，住在西山西峰寺，据说能给人看病，无论何种疑难杂症，均能符到，药到，手到病除。每日前去看病求医之人，络绎道上，把个当时人烟稀少的西山，弄得像闹市一样。不仅如此，因为这位活佛的缘故，原本残破的西峰寺被修缮一新，大殿四层，新增房屋五十余间。而离西峰寺二里处，又新盖庙宇一座，名灵应寺，有房屋六十余间。两座庙宇，都是西峰老祖活佛的座寺。

不消说，修庙的经费，来自京西一带民众的香火钱，其中也不乏官宦人家。大学士三宝的寡媳，送了一万五千两，并送给西峰老祖活佛两个使女，而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恒庆之妻，送了两万两和一个使女。零散的香火钱，则不知有多少，每份多则上百两，少也有十几两。总之，我们的这位活佛，已经过上了房产广有，金银大把，仆人成群的富贵日子。

这样声名显赫而且富贵荣华的老祖活佛，原本却不过是顺义县兴周营的一个农妇，由于夫家姓张，人称张李氏，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三个儿子一个早死，一个出家为僧。只因丈夫得了痰迷之症，找到本地的一位巫医李氏医治。这位李氏，会点针灸按摩。中医所谓的痰迷之症，应该就是中风，或者癫痫。李氏为张李氏的丈夫扎针按摩，病遂缓解。从此以后，张李氏就经常跟李氏来往，暗中学艺，一来二去，也就懂了一星半点。不久李氏故去，张李氏继承了李氏的全套行头，到处化缘行医，她的那点功夫，一阵灵一阵不灵的，日子过得依旧艰难。一日，活该她转运，稀里糊涂走到昌平，数九隆冬，大雪漫天，她被困在旷野，无法行走。幸好她跟李氏学了一点打坐功夫，于是坐在雪地上打坐抵御严寒。好多有气功的人，都有这个本事，可以通过打坐，调整自己的呼吸，降低热量消耗，产生类似瑜珈的功效。赶巧了，正在张李氏打坐之时，有当地人路过此处，见一妇人雪地打坐，心生好奇。于是张李氏顺势吹嘘了一下自己，就被过路人请到家里看病。说也奇怪，这一阵，她的医术居然特别灵，看一个，病状轻一个，居民口耳相传，遂小有声名。再后来她的丈夫病故，回乡安葬，然后进京找尼姑拜师受戒，来到西山西峰寺，带发修行，在这期间，张李氏又露了一手，用油捻在左右胳膊上点燃，忍住痛，面无表情，当众展示——这是佛教苦行的招数，从此名头更响。京西一带的人都来找她看病，手忙活不过来，就施药画符念咒。药不过是从药铺里买来的现成的药丸子，诸如五汁丸、山楂丸之类，反正吃不死人，她把大个的改成小的，见人一粒。而符就是瞎涂的，反正来人都看不懂。所谓的咒语，就是搬些小时候的俚语口诀，用怪声怪调一念，再掺和几句佛号。看病效率提高了，居然来求的人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响。连满人的达官贵人的家眷，也来求医，经她按摩针灸，病居然真的治好了。几位贵妇，遂拜她为师，把丫鬟使女都送给了她。贵妇人的关顾，成了活广告，让张李氏身价百倍，顿时成了活神仙。

有活神仙名声的张李氏，被一位正在承包修缮寺庙工程的商人看出了市场价值，于是出面包装，请人编了张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和众人罗拜求医的故事，并画成图画，放在庙里，供人瞻仰。制造传说，说张李氏是菩萨转世，而恰好西峰寺原有西峰老祖塑像，于是，就对外宣称，张李氏就是西峰老祖活佛。就这样，这位穷农妇，变成了北京城远近闻名的活神仙，活佛。她的家人，也跟着发家致富，在家里买房子置地，开买卖，连出家的儿子，都因此变成了富和尚，自己拥有一个庙宇。而她自己，在被抄查的时候，东西不算，也有几千两的金锭银锭。

张李氏最后遭殃，被官府查抄，逮拿，不为别的，只因为她发迹的地方选的不好，离北京太近。西峰寺原本地处荒野，少有人问津，张李氏来了之后，居然变成了闹市，成群的市民，嗡嗡洋洋地往那里跑，大包小包去送银子。都说这地界出了一个活佛，而这活佛，又没经过官府的批准，不是什么西藏蒙古来的高僧，只是一个土头土脸的妇人，如何不叫人起疑。当时的京师步兵统领，人称九门提督是亲王绵恩兼领，位高权重，维持京师地面治安有责，听说有这么位老祖活佛，心下生疑，派人打探之后，立马怀疑张李氏是邪教头子，而且这邪教头子居然牵扯到几位朝廷大员，事情非同小可。清朝的康乾年间，对于没来头的邪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宗教，特别在意，一律严加禁查。天子脚下，京畿之地，如果真的有邪教出现，那可是玩的？但是，兴师动众派人会同宛平县抄查之后，发现不过是一个寻常巫医，只是运气比较好，把生意做大了而已。查来查去，除了张李氏这个老祖活佛的名头，以及她坐垫上的黄绢之外，并没有什么犯法关碍的事情（这点关碍，也是牵强附会）。她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宝卷，没有宣传过异端异说——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家妇女，没这个本事，更没有像某些民间教门的教主一样，骗若干女子做自己的三宫六院。但是，既然查了，人也抓了，总不能不判。经办官员找了个煽惑人心，哄骗财物的罪名，将张李氏和那位包装她的商人判了绞刑，而张李氏的儿子媳妇，统统发配流放，所得财物，一概没收。最后皇帝还算开恩（一般都会适当减刑，以示皇恩浩荡），只把商人绞了，张李氏则改为绞监侯，类似于今日的死缓。只是当年的死缓，若要不死，人犯家属每年秋后都得到刑部打点，张李氏的家人都发配了，家产都没了，谁给她打点呢？所以，皇帝的开恩，不过让这位农妇多活了一年而已。张李氏的故事，以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妇人，不知怎么一来，忽悠一下变成了活佛，受万人供奉，万人敬仰，连京里的贵妇人都拜在自己的门下，又不知怎么一来，忽而又变成阶下死囚。这样的人生际遇，多少有点中国特色——一个喜欢而且善于造神的国度，一个基本上没有法度的国度，出现这样的奇迹，一点都不奇怪。

事情过去将近两百五十年了，在这块土地上，类似的奇迹依然在上演，神医和活佛，依旧在这个国家里制造神奇。多少年了，人们求医依然像起哄，隔三差五，就传出一个神医，然后就趋之若鹜，挤破人家的大门。而神医的疗效，凡是看过病的人，都只说治好那部分，没治好的，一概隐没。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据说有求医者的崇拜，医者的疗效就格外得好，如果崇拜到活佛的地步，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尽管也有人说，这种被崇拜心理加持的疗效，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缓解。但对于一个热衷制造崇拜的国度来说，缓解，已经足够了。严格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神医，这样的神医，其实就是人们传说中的神仙，或者活佛，活的佛，只活在人们的传说中。在今天，也可能活在商家的炒作之中，谁要是信了，就成了孝敬商家的孝子。可是，受骗上当的人，还是一拨接一拨的。神医前赴后继，追求神医的人们也前赴后继。当一个神医跌倒之时，追捧他（她）的人们，大抵也就是叫声“啊呀”，然后再追下一个。过不了多久，前一个神医的神迹，就会淹没在后一个神医或者活神仙的神迹里。虽然细思起来，个个神医或者神仙了不得神迹，似乎都差不太多，但是，崇拜却始终在继续。

西峰老祖活佛的故事，现在即使在西山一带最老的老一辈人，也没有人记得了。一个活佛，就这样轻飘飘地消失了。好在，在官方档案和文人笔记里，这个故事还在。可以让我们给它写出来，好让后代看看西洋景。

山寨监狱的今与昔

自古以来，监狱就有山寨版的。小时候，就常听人提到“蹲班房”这个词。问大人，什么叫蹲班房？大人们说，就是坐监狱，班房，就是监狱。长大看了书，方才知道班房不是监狱，仅仅是明清时节，县里的衙役们临时休息的地方，因是三班衙役的小憩之所，所以称为班房。但是，这种地方，每到征粮收税之际，就成了临时监狱。每有不肯完粮完税的“刁民”，衙役们在跟地方士绅打了招呼之后，就抓将过来，搁在班房里，每日加紧折磨。关上三日，称为一“比”，五日，为一“较”。古代的“比较”不是今天的意思，往往意味着非人的折磨。“比” “较”日子一长，被抓的人扛不住，家里人也受不了，补上粮税，就可以把人领回去了。那时候，为了以儆效尤，杀鸡给猴看，凡是进了班房，都好过不了。衙役们下手，又黑又狠。官老爷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大堂之上，刑讯有规矩，关进大牢，关押也有规矩，但是，就是进了班房，受什么罪，完全没谱。蹲班房的人，除了拖欠粮税之人，还有官老爷认定的重大嫌犯，刑讯之时，能熬得住刑，死活没有口供，定不了案的。这时县官老爷一下狠心，就让他们蹲站笼，一个狭窄的笼子，人在里面，站也不行，坐更不行，再好的身板，站上两天，保证一命呜呼。清末纵容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在曹州知府任上，每天站笼里都站了一排的人。站笼，也是一种特别的蹲班房。

一般老百姓，在那个时代，说实在的，进监狱的机会不多。但总免不了有人要蹲班房，所以，时间一长，就误以为班房就是监狱。以讹传讹，就这样传下来了。

辛亥革命，帝制终了，但山寨监狱没有完结。某些乡里强人，在自己说了算的土围子里，就是可以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传说中的刘文彩的水牢，被证实没有那么回事，但不等于这样的山寨监狱就一定不存在。至少，当年豫西的土霸王别廷芳，就设过这样的监狱。我小时候，赶上文革，我们建设兵团的各个连队，凶一点的连长指导员，看谁不顺眼，一声令下，这个人就被关进小黑屋。原以为是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特有的“禁闭”，后来发现周围的公社，各个大队的书记队长，也一样这样对付刺头的社员。

再后来，山寨监狱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好些地方政府，一以贯之，凡是碰上不听话，又不足以送进监狱的刺头刁民，就送他们进学习班“学习”。眼下，最时髦的学习班，就是针对上访者的。学习班里其实什么都不学，就是关押，折腾。反正在里面好受不了，活蹦乱跳的大活人，进去待几天，保证蔫下来。严格地说，不蔫，你也出不了学习班。现在，学习班已经演化成随行就市的地步，就在北京附近，就有人敢设这样的山寨监狱。找个偏僻的地方，租间房子，雇几个黑保安，学习班就可以随时随地开。凑够人数，再把人一起遣送回去，省钱省事。

从古自今，所有的山寨监狱，都是有权势的人非法设置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地方政府的“德政”。古代的县令，也大多不肯承认自己在班房里关人，说起来，都是衙役们自己干的。就跟现在的地方官，也不肯认账自己境内外的“学习班”一样，被逼到墙角了，就说是底下人干的。其实，这种事，都是上司的主意，底下人的恶，无非是就坡下驴，做了顺水的恶人。

为了完成自己的政绩指标，不是粮税，就是上访，他们不惜非法操作，以执法者的身份，公然违法。因为，他们的上司，要求他们的也就是这些指标。指标是硬杠杠，硬道理，在指标面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又算得了几何？可悲的是，五、六百年过去了，帝制时代的官僚如是，现在的官僚，亦复如是，进步有限。没有法律依据，不遵法律程序的抓人，拿人，关押人，甚至刑讯人，都玩得肆无忌惮，即使在京城，也照旧。一个非法关押的“安元鼎”倒下了，千百个安元鼎站起来。什么时候，是个完呢？

上面来人了！

上面来人了，是官场大事。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大？没有。在明代，漫说上司和钦差来了，底下的官员战战惶惶，汗不敢出，殷勤接送，磕头如同鸡啄米。就是上司的公子少爷过境，也照样好好接待，不敢怠慢。如果皇帝身边的太监下来了，那简直就是活菩萨下界，别的不说，光磕头，就能磕出血来。只不过，明代有拍马屁的，也有不拍的，像海瑞这样的县令，把四处招摇的总督公子捉了，交送总督，说是有人冒充，也是一类地方官。

易代之后，太监不出城了，自愿做太监干儿子干孙子的官员没有了，但乐意拍上司马屁的人却多了。上司和钦差下来公干，或者过境，地方官尽地主之谊，招待一下原是人之常情。但可惜这人之常情很快变成这厢有礼，然后是礼多人不怪，连吃带拿，土产加银两。同时，迎送之礼愈加隆重恭谦。开始是主官出城迎于驿亭，而后则出城三十里迎接。只要老百姓看见一大群仪仗鸣锣开道，回避肃静，官道上车马长龙，地动山摇，那就一定是有大官来了。有的地方，按照地方长官的授意，当地学校的教官还要组织文武生员，也就是文武学生排列官道两旁，夹道欢迎。现在每每看到上级亲临教育部门，或者学校，都有人组织大中小学生，尤其是女生穿上短裙夹道欢迎。不要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创意，实是大有古风的。

在清朝，这种事愈演愈烈，以至于皇帝也感觉有点过分，在乾隆年间，还下旨禁止过，明白说是为了杜绝奔竞之风（即讨好钻营）。可惜，这种事，在官场是禁不了的。让人做官，怎可不让人奔竞？奔竞的基本招法，就是给上司留个好印象。想给上司留个好印象，首先态度要恭谦，其次招待要殷勤，再次，或者说非常关键的，是包袱要送足。三者，缺了哪个都不行。凭你一个皇帝，哪怕你是被后人捧为千古一帝的乾隆皇帝，也挡不住。况且，乾隆皇帝一样喜欢人家拍他的马屁，不拍，或者拍得不好，还有危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来如此。

当今之世，官场之内，明白古礼的人罕见，连知道儒家经典有三礼的官员都不多见。但对于上司的送往迎来，其礼却日趋殷勤，大家无师自通，令古人自愧弗如。出郭三十里已经远远不够了，哪个地方，还不是四大班子领导恭迎于县境或者市境，边境离市区一百里，二百里，都得长途跋涉，在哪儿早早地老老实实等着。领导离开的时候，也一样送到自己辖区的边境。当然，过了境，早就有另外一个地方的主要长官在哪儿恭迎了。至于组织学生夹道欢迎，早就成了家常便饭，哪怕数九寒冬，也要让女学生穿短裙夹道欢迎。跟古人唯一有点区别的，是不下跪磕头了。当然，这是公开场合，至于私下里磕头不磕，还真不好说。前几天湖北巡视组的事，在网上炒得热闹。其实，古往今来，哪里有官员下来不连吃带拿呢？大家不过是假作新鲜，假作不知，大惊小怪。而湖北当局也假作正经，假作调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人们只要查一查，去了秭归县的湖北省巡视组，入境之时，是否有县委领导在秭归县边境恭迎，就会知道，他们到了秭归会发生什么。

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官场上的这厢有礼，永远都是只针对上司的。在下面的平头百姓，永远都只有被组织起来，向管自己的官员的上司表示恭谦恭顺的义务。他们只是官场礼仪的组成部分，而永远不可能成为官员施礼的对象。即使有更上级的大头目一时看不过眼，对此作风表示不满，也无济于事。因为，只要官员的权力来源是上级，官员的恭顺和恭谦，就只能对着上面。偶尔对下面客气几句，也不过是做给他们的上级看的。马克斯·韦伯说过，在中国，做官永远是最稳定，也收益最丰的职业。为了得到和保住这个职业，为了做更大的官，礼多人不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场的人们，其实不是给上司施礼，而是给自己的利益施礼。

盛世的后遗症

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儿活的最长，统治时间最长，干的事也真不少。当然，自我感觉也最好。自称是十全老人，其实就是封自家为十全皇帝。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过后，王朝其实已经进入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

乾隆一死，做儿子的嘉庆，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关进了监狱，全然不顾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会私吞下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剩给皇帝的多些。皇帝，至少不会亏。但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空气，给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

和珅案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案，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别的时代，其实也不小，但因为有和珅比着，就只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卖官案，就是其中一个。

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长官有三个，除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怎么也摆不平，到了明朝中叶之后，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个中央派来的总督或者巡抚。到了清朝，这种体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变成了一省行政官员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员委派，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是有什么错。

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较近，所以，湖南的官员委派，就他一人说了算。那个时候，地方官员的选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无论是科举考试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军功得来的，都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由省里的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给你派下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派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弄点油水。让你候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来的候选者，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有些来头特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就补。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杂途的官员。真正的卖官，大家还不大敢，操作起来也有困难。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

但是郑源璿有和珅这个靠山，他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你是谁，一律候着。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县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容易，拿钱来，看县份的优劣，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县份的人，可以据理力争。你来争，人家也答应，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后，你带来的盘缠用完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一个办法是借高利贷，到任之后，想法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上省里帮你运作。县里早就知道谁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是，等你到任之后，书吏再怎样横行不法，你是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总之，你这个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事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七年，但人家实际才到任四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五年，但却还没到任。

这样能卖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衙门，家眷就有四百人，连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家里养了两个戏班子，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因儿子结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

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璃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大体也能过得去。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是，自从和珅这一批人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比着来，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郑源璹这样，逼着你孝敬。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大乱。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中原五省白莲教起义，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闹了，一直压着，盛世嘛，怎么能有这种事！到了乾隆翘了，嘉庆一看，哇，已经成燎原之势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扑灭，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

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

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真是可怕。

势利的社会与势利的僧人

有个流传已久的势利僧人的故事，说是苏轼闲来无事到一山寺游玩。知客僧不识名人驾到，只曰：坐，茶。小沙弥给上了一杯最普通的茶。过了一会儿，交谈之下，发现此人有两下子。于是改口说：请坐，上茶。小沙弥换了一杯好一点的茶。最后才知道，来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马上起身连声道；请上座，上香茶。全体起立，肃立恭迎。然后僧人请苏轼题字，苏轼提笔写道：茶，上茶，上香茶；坐，请坐，请上座。这个故事，到了清朝，落到了同样是大官而且有名的阮元头上，说他去扬州金山寺游玩，僧人不知来人是何方神圣，给他按苏东坡的待遇，照样来了一遍，当然，阮大人的题词，也是东坡的老调。当然，同样的故事，还有安在别的名人头上的，大抵大同小异。

这样的事情，在当年，也许是有的。僧人依附于社会，依附于官府，自古皆然。社会势利，官场势利，要想人家佛门不势利，不看人下菜，的确有点困难。能够平等待人的高僧大德，或者是道行高，或者是名气大，已经搭上了上大人，根本不屑于在小场合臭讲究。僧人上茶的故事，无非是讽刺人家势利眼，但毕竟人来了，庙里还给看茶。放在今天，像我们这种没有头衔的平头百姓，无论你多么的有名，只要没有官方的头衔，官方的招呼，理都没人理你。任何像点样的寺庙，光门票就吓你一跳。进去之后，每个殿堂都有僧人劝你花钱请香，还编出若干不上香就遭殃的故事吓唬你，胆子小的，没有不中招的。我还见过有僧人直截了当地吆喝，快上香，不上家里遭殃！一点都不怕犯口业。显然，这样的僧人，已经不好用“势利”两个字来形容了。

古代势利的僧人，看中的是权势，而今说不上是势利还是不势利的僧人，看中的是钱。过去的僧人，不是不要钱，鲁迅就说过，他在北京生活的时候，雍和宫的喇嘛，只要给点钱，就可以带你去看欢喜佛（其实有欢喜佛的寺庙，都这样），但比较起来，他们更在乎的是权势。那个时候，虽然多数寺庙都是敕建的，但真正的官方寺庙，还是不多。除了个别被封为国师的大和尚或者喇嘛，有官衔的和尚真不多见。寺庙基本上还是民间，想要跟权势搭上关系，非得格外巴结不行。今天的寺庙，本质上都是官办的，不是宗教局管，就是旅游局管，连庙门上的门票，都得上缴。主持和尚，也都有级别，可以做政协委员。严格地说，现在有头有脸的僧人，就已经是官身了，爬到全国政协委员，再往上爬，也有困难。虽然说，领导也得巴结，但巴结领导，不是为了升官，而是拉领导的虎皮，更好地弄钱。

都说佛门是清净之地，但从来佛门都是社会的缩影，清净不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佛门。坚持理想的佛门弟子，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但是，他们都避开了尘世的纷扰，避开了也就没有话语权了，大的寺庙，也就见不到他们了。人们日常所见的高僧大德，大抵是俗僧，只有这些人世的俗僧，才代表着佛门。因此，所有的寺庙，都以得到皇封为荣，如果成了皇家寺庙，则名震天下，香火钱滚滚而来。文官得意捧文官，武官得意捧武将。在军阀时代，不管这些武夫如何杀人放火，照样跟佛门关系密切。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有多少僧人在给军阀祈福，为他们祷告胜利。有的甚至参与军阀的部队建设，为军阀提供凝集军心的武器。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利用喇嘛教，为他的部队全体受戒，练成一支喇嘛军团。根本无心等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自打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就成了老百姓日用的物质精神两用的工具。没有多少人在意佛门弟子的修为，人们只是要和尚为他们念经，祈福去灾，超度亡灵，提供精神安慰，甚至求子求财。只消有人在做，也就行了，不耽误使用就好。所以，用不着格外要求佛门如何如何，苛求佛门的道德，如果这个社会好，佛门自然也就好了。

馊事中的馊主意

张勋是个粗人，从小没读过书，投身行伍，从大兵做起，清末混成一方镇帅，手下万把巡防营将士，虽然装备没有新军好，但总是剿匪，战斗经验却相当丰富。辛亥革命，各地民军围攻南京，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早就反正，而驻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不肯就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张勋的撑腰。开会商议的时候，江苏布政使樊增祥其实想劝张人骏识时务了的，但张勋腰里别着两支手枪就来了，把枪拍在桌上，把人都吓回去了。

这个粗人，一辈子干得最大的事，就是复辟。在民国六年，把小皇帝溥仪从紫禁城拉了出来，昭告天下，说是宣统九年了。当然，这个复辟，只维持了十二天，连街上的小贩都知道，这是一场闹剧。满大街卖纸糊的龙旗，劝人花两大子买个古董。张勋在复辟的时候，所占的地盘不过徐州，江苏北部的贫瘠之地。能养两万兵马，已经到头了。要论实力，漫说比不了江苏和浙江的督军，就是跟福建督军李厚基和安徽督军倪嗣冲比，也差一大截。他之所以能干成这样的“大事”，让世界吓一跳，在很大程度上，是府院之争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民国的政体，是一本糊涂账。最初成立临时政府，是学美国，总统直接统帅内阁。孙中山交给袁世凯之前，出于对袁世凯独裁的担忧．临时策动临时参议院，又添加了一个总理，由总理主持内阁。这样一来，中国到底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谁也说不清。袁世凯是个强人，总理在他那儿，就是工头。但袁世凯死后，政体又恢复到了糊涂境界。总统身边的人，觉得总统应该有权。而总理身边的人，却认为政体是内阁制，总统不过是个摆设。当时总统是黎元洪，总理是段祺瑞。尽管袁世凯死了，但天下基本上还是北洋的，袁氏遗下的北洋团体，首领就是段祺瑞。而黎元洪做总统，不过是沾了辛亥革命的光，作为当日强拉出来的革命领袖，今日即使做了总统，底气依然不足。自家性子又比较面，遇事好说话。所以跟段祺瑞在多数时候，还能相安无事，让段祺瑞说了算。但是，他身边的人，却没他这么好脾气，总统府和国务院的人，免不了要彼此踢踢打打。但是只要黎元洪不想决裂，所谓的府院之争，也就闹不大。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到德国留过学的段祺瑞，铁定了心肠，要跟随日本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而受过英式海军教育的黎元洪，却担心德国人的实力，不想把事做绝。在黎元洪看来，这是事关国家前途的原则问题，不能妥协。泥人也有个泥性子，最终，两个人决裂，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按道理，如果真的是内阁制，总理的职务，总统是没有权力免的，但黎元洪就是免了，这多少跟当时体制的含糊，不无关系。

在当时国人的眼里，总统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所以，尽管段祺瑞嚷嚷这样免职不合法，但还只能走人，跑到了天津。这下子，天下大乱。天下是北洋的，非北洋的总统免了北洋总理的职，一大群督军都不干了。在督军们的威胁声中，只有一个卫队营的总统，慌了手脚。中国人的惯例，两下闹翻了的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调解。段祺瑞还在台上的时候，督军们就结成督军团，经常干政。但是军人干政这种事，毕竟不够光彩，所以，大家就公推一个爱出风头的傻子来当头，张勋就这样被选中。督军团在徐州开会，段祺瑞的头号谋士徐树铮，知道张勋这个莽夫，对清朝的复辟情有独钟。于是利用张勋的野心，诱使张勋入彀。一时间，张勋感觉，他的复辟主张简直是众望所归，所有的军阀都拥护，而他理所当然就是老大。所以，他就提出来，可以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做调人。黎元洪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莽夫，众望所归，而且对德国颇有好感。于是，陷于窘境的他，就像捡个宝贝一样，热烈欢迎张勋入京调解。

其实，徐树铮的如意算盘很清楚，张勋出来，肯定会拉宣统小皇帝复辟，这样，黎元洪就被赶走。黎元洪被赶走之后，段祺瑞再出面反复辟，名正言顺拿回政权，权回来了，还赢得了再造共和的名声。因此，张勋此行，满打满算，不过是为段祺瑞和徐树铮火中取栗，本身就是个馊事。但是这个馊事，却引来了一大堆遗老遗少争先恐后地给张勋出主意。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民国越办越不明白，前清的遗老遗少就越来越多。青岛一堆，上海一堆，大连还有一堆。这些遗老遗少，说起来，有身份，有学问的人还真不少。陈三立、沈曾植、陈曾寿、刘廷琛、徐致靖和罗振玉、郑孝胥，都在其列。一时间，张勋这个粗人周围，围了一大堆号称中国学问最大的人。其中沈曾植名头最响，在清末民初，学问上的声名，无人能出其右，人人都佩服。此番复辟，此公格外积极，特意写了长篇的策划，献给张勋。但奇怪的是，这个在戊戌维新期间还是积极的维新派的大学问，所出的主意，却格外的冬烘。既不张罗开国会，或者资政院，也不主张恢复内阁，却让张勋把各部部长次长改成尚书侍郎，把各省的长官改回总督巡抚，还要恢复翰林院和两书房。唯一看起来像是有用的主意，是选张勋的辫子军几个营做皇帝的御林军。比较起来，同样是遗老，也同样热心复辟的康有为，所出的主意似乎要高明得多。他主张用虚君共和制，废除大清国号，另建中华帝国。主张亲贵不许干政，免跪拜，免避讳。虽然都是馊主意，康有为的这个主意，明显要比沈曾植的新鲜一点，对于争取汉人的支持，也有几分便利。但是，张勋所采用的，恰是沈曾植的献策，而康有为，虽然外界传说他跟张勋是文武二圣，但实际上，他却被束之高阁，根本没什么人理他。复辟告成，只给了他一个空头的什么弼德院副院长的头衔。

尽管复辟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无论采纳谁的主意，都熬不了几天。但是，沈曾植的馊主意，却让这场复辟真正变成了笑话，生生糟蹋了国内君主立宪的主张。无怪乎复辟失败后，国内最坚定的君主立宪者杨度，从此不再提君主立宪四个字。

说起来，这些遗老遗少，不仅学问不错，人也都是聪明人。但却很少有人看得出，复辟根本没戏，不过是军阀内争的一场闹剧。傻乎乎去参与复辟，所出的主意居然如此陈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国的确办得不好，但陷入自己迷思的遗老遗少们，对大清的过度怀念，却做成了困死自己的茧壳。凡是对民国不满和不利的消息，都听得进去，别的消息，都听不进去，时间一长，复辟就从他们的祈盼，变成了万众的祈盼。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他们就觉得肯定会应者云集，而光复清朝旧物，自然挣回民心的好主意。没想到，清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民国不好，人们也不见得就喜欢满人的皇帝。

没法子，一叶障目，北京街头小贩都知道的道理，一群大学问却偏偏不懂。

太监学校

古代中国，无论任何朝代，都不缺学校。有官学，有私学。官学有太学，后来叫国子监，有府州县学，在唐朝，光京师的官学，就有好几个等级，贵族和官宦子弟按老子的品级，上不同的学校，如果想躐等上好学校，得走后门。而私学则更加繁盛，有社学，乡学，族学和家塾，还有介于公私之间的书院。但是，人们似乎从来没听说过专门给宦官办的学校。有之，始于明朝。

明代的宦官，被称为太监。太监的学校，不是教太监们怎样做太监的，跟其他学校差不多，就是学文化。据刘若愚的《明宫史》记载，明朝的内宫，设有内书堂，就是太监的学校。学校自宣德年间始创，也就是说，自永乐皇帝之后，宫里就有了太监教育。学生是十岁上下的小太监，大约二、三百人。跟外面学校一样，进门先拜孔夫子。老师由词臣，也就是翰林们担任，教学期间，从北安门出入。老师不白教，太监们有束脩孝敬，每人备白蜡、手帕和龙掛香送给老师，私下里是否还有别的礼物，不得而知。教材则依照程度深浅，有《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孝经》、《四书》。几乎跟外面的学校学的一样。教学的时候，每日发给一大张印好的作业，上面有各种作业的形式，要学生断句，仿写，默写，填空。如果有志于学的，则可以给另外的书自读，范围相当广。显然，这样的学校，基本上跟外面的学校没什么区别，老师都是翰林，显系近水楼台之故，外面的学校即使国子监，也没有这样强的师资配备。

唯一跟外面学校不一样的地方，是太监学校的规矩特别大，惩罚极严苛。学校由大太监做提督，另派六到八位年长的太监做学长，凡是学生作业做得不好，背书背不下来，或者犯了学规，忤逆了师长，轻则由学长用戒尺打手心，重则在圣人面前罚跪。再重则罚在圣人面前，直立屈膝，双手扳着双脚，一点弯都不能打，稍不规则，就一顿戒尺乱打。这样高难动作，要坚持一炷香的功夫。身体不济的，一套惩罚下来，要吐上半日。这样的严师教出来的学生，似乎八股文是不必做了，但须会作诗，乱了韵，错了平仄，都是不合格的。在宫里，这些太监学生很受礼遇，在宫里，学生们列队行走，各衙门的太监都得拱手避让，即使权倾朝野的司礼监的也不例外，就跟外面的人们礼遇学生一样。

到了清朝，虽然大多数的制度，都承袭明制，但太监学校却一改旧观，不再派词臣做老师，不过派些笔帖式和书手这样的低级官员和吏员糊弄一下，教太监略识几个字也就算了，时间一长，太监学校也就不甚了了了。

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朱棣以下，不知怎的，无论贤与不肖，都或多或少有点自闭，不乐意见人。而朱元璋定下的好制度，偏偏没了宰相，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大事得管，小事也不能拉，负担特别重。负担重，又自闭的皇帝，对身边人的依赖，自然格外强。原来只安排伺候皇帝笔墨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七弄八弄的，就成了实际上替皇帝判公文的替身，皇帝的朱批，就成了太监批。明武宗时代，太监刘瑾，就有“立皇帝”之称，皇帝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而太监立在一边，却什么都可以做。皇帝一高兴，私自溜出宫去，宫里就由太监顶班。该办的事都得办，当时拿不了主意批不了，可把奏章拿回家去，找明白人帮着参谋，回来再批。

太监是伺候人的，伺候人的人，如果伺候的对象是涉及政务的大人物，按道理说，多少识几个字，还是必要的。但明朝的太监重任在肩，要替皇帝做皇帝，严峻的客观形势，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有像王振那样，做了地方的小教官，然后自宫进宫做太监的，皇帝一见，就喜欢得不得了，感觉比自家的亲爹还亲。但这样豁出来的士大夫太少，所以，得从娃娃抓起。担负国家大事，粗通文墨是不够的，得加强学习进修才是。于是，就有了高水平的太监学校。有明一朝，两百多年，太监当家的岁月，至少有一半以上。所有史料，都贬低太监无文，显然与事实不符。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太监们批的公文，大体上还是过得去的。文理不通的，还真不多见。再说，那么多的太监被派到地方做监督，监督这个，监督那个，没两下子，怎么监督得来？即使东西厂，做特务，也得有文化，否则，很轻易就会吃人蒙了。

各个朝代，包括宦官之祸特别严重的东汉，实际上都没有明朝的太监这样嚣张，在明熹宗时，魏忠贤居然成了九千岁，收了一大堆士大夫做干儿子干孙子，遍地的生祠。究其缘由，就是因为明朝实际上是太监政治，皇权由太监代理，一群太监代理。这样的太监政治，不可能没有一支有文化的太监队伍。否则，就是应付日常政务也应付不了，出坏，也成不了气候。

当然，太监也是人，太监也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那个制度既然把他们没有人性地割了，放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再让他们文化程度高了，有时候，竟然成了坏事。一个狭隘的政治框架，放进没有人格的人，文化程度高，为害程度也高。

廷杖，士大夫的屁股和脸面

有人告诉我，廷杖，即当庭剥下朝臣的裤子打屁股，是自明朝开始的。说明出身草莽的朱家皇帝，不怎么把士大夫当回事。元代的皇帝，也不把汉人士大夫当回事，但脱裤子打屁股过于费事，直接就扔到鹰房割了喂老鹰。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但朱家的皇帝，就是既要杀，又要辱，在杀之前，先辱个够再说。不仅辱你之身，连你的家人一并辱了。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建文帝的那些个忠臣的女眷，都拉到教坊做营妓，每天给几十个汉子轮奸。

所谓廷杖，大抵是当朝顶撞或者惹恼了皇帝，马上施加的惩罚。如果是在其他场合，固然也会逮捕下狱，但不一定拉到午门外挨棍子。这样的惩罚，的确不合礼法，有点像农家大人惩罚孩子，不听话，拉出去就揍。想必农家孩子朱元璋，把小时候受的罪，不由分说，捣鼓到了朝堂之上。不过，既然到了朝堂之上，这玩意就开始有了讲究，有了仪式和排场。人拉出去之后，双腕被绳子捆上，然后请旨，打多少。随即人被拖往午门外，过一道门，大门随即关上，越来越森严，越来越恐怖。到受刑处，百名校尉持棍林立，将受刑人裤子剥掉，按定。司礼监宣旨，喝打，众校尉齐喝。每打一棍，则喝一声，众人和之，声震于天。五棍换一人，打完了，用一块大布把人兜起，扔在地上。这种时候，受刑人不死也昏过去了。如果司礼监的太监有意出坏，喝令着实打，或者用心打，那么受刑人必死无疑。

廷杖很恐怖，挨一顿棍子，皮开肉绽，腿断骨折，轻则卧床数月，重则一命归西。但对于受刑者而言，最不堪的，还是剥了裤子当众挨打。人要脸树要皮，在那个年月，士大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时露出胳膊尚且不可，何况露屁股？露出屁股挨打，这个羞辱，绝非一般人可以忍受的。一朝受辱，一生一世都是难堪。对于面子比命还贵的文化环境里的人来说，的确杀可以，辱却难受。草根出身的朱家皇帝，很难理解士大夫的这种心境。

当然，有明一朝，皇帝也有比较温和的，据说明宪宗和孝宗时代，廷杖就比较轻。一般不褪裤子，还垫上点绵垫子，打一顿，表示一下惩罚就可以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明武宗上台，太监刘瑾用事，这个太监，有点文化，刚愎得紧，跟朝臣闹得很僵，有意折辱士大夫，所以廷杖打得很凶。受刑者即使命大不死，也得终身残废。不过，后来刘瑾宠衰事败，整他的人请君入瓮，假传圣旨，也打了他狠狠的四十棍子。史书上说，刘瑾是被凌迟处死的，但在死前，挨了这四十棍，估计已经没多少气了。

明熹宗时代，比刘瑾疯狂百倍的太监魏忠贤当家。反他的东林党人，经常被打得血肉狼藉，死的死，残的残。但他们甘之若饴，彼此以挨打为荣。明朝士大夫的气节相尚，在廷杖的呼应下，达到了顶峰。据说那时候江南小儿游戏，经常互相痛扑，说是要练就一副铜筋铁骨，他日立朝，好做个耐打的忠臣。但是，人毕竟是肉做的，乐意挨打而且送命，不是人的本性。在一些士大夫崇尚气节的同时，更多的士大夫却做了识时务的俊杰。从刘瑾时代开始，就有士大夫拍太监的马屁，到了魏忠贤时代，给魏忠贤做干儿子干孙子的，就排成了长队。魏忠贤还活着，生祠就遍地，这些生祠，后来都变成了关王庙。每个生祠，其实都是当地士大夫张罗建的。东林党人高调的道德呼唤，在廷杖的棍子面前，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不是所以追随宦官的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无耻之徒。更多的士大夫，其实是为了避开这种羞辱性的责罚，维护住眼前的脸面，就只好出卖灵魂，结果却在灵魂深处做了一个不要脸的人。人格的羞辱，有的时候比死亡的威胁更能摧毁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不过，摧垮了士大夫的灵魂，能换来什么呢？换来一群奴才，但是江山却丢了。到了清朝，有人说，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是八股给丢的，错。真的罪魁，是廷杖。

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 Skocpol，T）的有关俄国、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客气一点的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哪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 “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从1906年开始废科举），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 “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1910年春，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1911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1911年，满打满算，不足九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极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出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得到同样印象的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现在铺上了碎石子路。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警察开始指挥交通。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高潮。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一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极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此同时，自1903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据统计，仅1909和1910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得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个别地区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的学额，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1905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1908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三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但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干戈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干戈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我看不会。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只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是体面地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

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望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收回军权，搞皇族内阁（收回并集中行政权），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倒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这期间，1908年最高领导人换马，绝对是一个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费纳克（Vinacke，Harold Monk）所说：尽管新政期间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也切实可行。“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许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的许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不肯选择体面下台的满人亲贵，最后实际是被逼下台。虽然小皇帝没有上断头台，但满人整体的命运，却相当悲惨，很多人不得不选择伪装汉人，才能活下去。虽然说，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之所以有机会，是当家人少不经事，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惹的祸。但是，改革也的确存在某种政治陷阱，即所谓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越是容易倾向于以收权来稳固统治，借助强权威慑反对者。人们很容易直线式地想到，抓权在手，总是要保险一点。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抓权，会开罪什么人。忘记了所谓的权力和资源，实际上是要由人来掌控的，能力不济，掌握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会丢掉。当时的满人，的确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入关时又有“历史问题”，经过将近二百六十年的养尊处优，整体素质又在下降。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汉人，而且没有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所以说，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当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信息费的故事

信息（information）这个概念，是晚近才兴起的，汉语原来即使有这个词，也不是今天这个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新三论走俏之时，人人谈信息，神乎其神。现在信息总算落了地，不再涵盖那么些内容，无非就是情报、消息的另一种说法。只不过，经过这番折腾，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信息是有价的，做买卖也好，做官也罢，经常要为信息付费。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咨询公司，那么多公关公司，人家吃的，就是信息的饭。

其实，为信息付费，古代人就懂。自古以来，中国的史官就痛恨宦官，谁都不说他们好话。每个新朝崛起，皇帝都会警惕宦官专权，订出好些条例严防死守。但是，过不了多久，就老病重犯，宦官的祸患，总也消除不了。其实，不是宦官就必定是坏人，更不是每个宦官都是坏人。每朝每代，宫里的宦官少则数百，多则上万，如果都是坏人，这样庞大的“反革命集团”，谁个能吃得消？即使宦官专权最厉害的朝代，真正的恶人，也就是那么几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宦官（后来叫太监）群众，还是好的，至少是不好不坏的。

细说起来，宦官为祸，其实都是那些不是宦官，身上零件完好的人给逼得。首先皇帝必须坚持多妻制，一群群的女人，让女人伺候，粗笨活计干不了，而且易于串通，让男人伺候，又不放心，于是想出这样的绝招，把男人阉割了，进宫伺候人，不仅伺候皇帝的女人，也伺候皇帝。这样一来，宦官就成了皇帝身边，跟皇帝走得最近便的人，一时一刻都不能分离。这样的人，恰是外面的大臣们所需要的，需要什么？信息。

在帝制条件下，臣子的安危荣辱，升迁降黜，基本上系于皇帝一身。臣子能不能混好了，跟后台、出身以及相貌有关系外，最要紧的，就是见了皇帝，出主意，说话，能否称旨，即皇帝是否满意。想要皇帝满意，就得预先知道皇帝到底怎么想的。单靠蒙，有点玄。幼稚的皇帝，傻皇帝的意思，狡猾一点的臣子，三套两套，就能套出来，但稍微有点城府的皇帝，就不好说了，臣子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想要预先知道他怎么想的，难。万一说错了，可不是玩的。这时候，皇帝身边人，就有大用了。如果事先能知道皇帝说了什么，看了什么，对什么事点了头，综合分析一下，就不难知道皇帝的打的算盘。想预先知道这些事，当然就得跟皇帝的身边人搞好关系，怎么搞法？付费，拍马。宦官们，就是这样抖起来的。

有清一朝，对宫里宫外的间隔防范甚严。在早期和中期，外面的臣子，想要巴结太监，难度颇大，巴结上宫女或者嫔妃，更是不可能的事。但偏偏皇帝却又个个有主意，城府深似海，稍不留神，说了不合适的话，皇帝看不上眼，一辈子很可能就交代了。所以，大家对信息的渴求格外地大。需求产生市场，什么时候都不例外。所以，凡是跟皇帝走得近，同时又可以为外臣见得到的人，就成了抢手货。

康熙皇帝喜欢跟汉人中的读书人打交道，好些名士进了翰林院，成为他身边的词臣，或者说清客。乾清门廊下的南书房，是他跟翰林们读书扯淡的地方，凡是有资格进来的词臣，都有一个头衔，南书房行走。高士奇，就是其中行走得特别勤的一位翰林公。高土奇开始招皇帝的喜欢，是因为他的才华，但是，到后来他的对答越来越合皇帝的脾胃，却是他背后下的功夫。由于南书房行走的头衔，他可以出入宫禁，跟太监们接触。他就用钱——不起眼的金豆子（携带方便），来为他的信息付费，从而轻而易举地知道了皇帝看了什么书，对哪个话题感兴趣，然后回去预作准备。以他的聪明好学，自然届时对答如流，让皇帝好喜欢，越来越喜欢跟他闲扯聊天。不用说，这样的结果，也使得他在外面身价日高，因为他知道得多。据说，每天他从宫里出来，都有一堆大人物在家门口候着他，等着从他嘴里打探一点消息。这些人当然不会空手来，于是，高士奇工资没涨，但收入日增。其中分出一小部分用来给太监付费，剩下来的还是很多很多。出身寒微的高士奇，就这样成了富翁。有人嫉妒，说他纳贿，三传两传，皇帝也知道了，问他怎么回事。高士奇老老实实回答说，都是皇帝您那儿来的，这些大臣以为我受皇帝的恩宠，所以老给我送礼。回答得这样实在，皇帝只能笑了。所以，无论有多少人羡慕嫉妒，高士奇都能安然地吃他的信息饭，最后全身而退。其实，在倒卖信息方面，高土奇不过是个二道贩子。

到了晚清，宫里的门禁已经不那么严了，太后当了家。太监们出来进去，跟外臣交结，跟走平道一样，所以，陪皇帝读书的词臣，就没有太监那样有市场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受大臣们热捧的，不再是翰林上行走，而是太监安德海，李莲英和小德张。

在垂直的权力体系中，权力支配资源的分配，决定体系中人的荣辱成败。所以，有关上一级的权力的信息，最为走俏。谁能获得这样的信息？有权者的身边人。无论身边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秘书还是下人，是亲朋还是好友，谁掌握了这样的信息，就会待价而沽，当然也不会发愁市场。无论在制度设计上如何防范，设多少禁令拦阻，最终都没有用处，该卖的，该买的，都能遂愿。控制越严，只能使信息价格抬高，滋生若干骗子。

一个公使夫人眼里的中国

在晚清和民国，德国人在中国的声誉不错。从传教士到商人，从士兵到亲王，凡是来华的德国人，跟中国人相处的大体和谐。严谨的日耳曼人和大大咧咧的中国人，居然彼此都有好感。以至于一战期间日本人占了青岛和胶济线，中国人反应强烈，一些美国人很是不解，说德国人占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听说你们这样反感，怎么日本人刚来，你们就这样愤怒？中国外交官的回答是，德国人守规矩，而日本人不规矩。在一战期间，中国政府为了是否跟在协约国屁股后面参战，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还起了矛盾。因为这样参战，就意味着要跟德国宣战。而中国人不乐意跟德国人闹翻的，大有人在。包括力主参战的总理段祺瑞，他最亲的智囊徐树铮，就是一个亲德派。当年日本进攻青岛，青岛德军严重缺乏陆战武器，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瞒着他的主公，偷偷给德国人运去了一万支步枪。当1917年中国参战成为定局，德奥变成中国的交战国时，在中国的一些德国军人，被关进了战俘营。但在北京郊区的战俘营，里面的德国人得到了最大的优待，每人每天的伙食，达到几十个大洋。要知道，那年月，一个中国家庭，一个月能有五到七元，就过得挺好的了。战俘营里，里面游泳池，网球场一应俱全。想要出去溜达溜达，也悉听尊便。有人说，这些德奥的俘虏，不是在蹲战俘营，而是在度假，有人伺候的度假。这样良好的中德关系，一直延续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后若干年。虽然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是盟友，但凡是来过中国的德国人，对中国人其实更有好感。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盟友应该是中国而非日本。

不过，中德关系也有严冬，严冬就在甲午战后到庚子义和团运动这一段。而这段时间的德国公使，有两位，一位是海靖，埃德蒙多·冯·海靖男爵（Edmund Friedrich C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林德。在前者手里，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后者继续着海靖的事业，但不幸地赶上了拳乱，死在了将要进攻使馆区的清军手里。

海靖夫人，就是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一个在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公使夫人。出身普鲁士贵族的小姐，一个来自欧洲中心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对19世纪末的中国，能有什么印象，不问也也能猜到一二。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了少数的工厂，部分军队装备了洋枪洋炮，但整体的面貌却还是中世纪的。即使北京城，也到处都是垃圾，行人随地大小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太后的骄奢淫逸，跟平民的困苦贫穷，皇城和少数皇家园林整洁优雅，跟平民区的恶臭熏天，形成鲜明的对照。踏上中国土地的海靖夫人显然是被这肮脏和恶臭给吓到了，在她的日记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抱怨，在她的眼里，除了少数个别拉纤的纤夫一身的紫铜色的肌肉，没有什么中国人和中国东西能给她留下好印象。连一向有外国人缘的李鸿章，在她的眼里，也举止粗鄙，当众挖鼻屎，还有一个专门盛鼻屎的银杯子。

中德礼仪之别，不止事关文明，而且有关政治。我们知道，自打中国设立总理衙门，同意外国公使驻京，可以觐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以来。所有的外国公使，进紫禁城见皇帝，不仅从旁门进来，而且进来之后只能走两旁的小道。虽然从理论上万国共主，万国来朝的天下格局被粉碎了。但暗地里中国人依然用进门走路这种小把戏，占老外的便宜，实践着精神上的胜利。尽管老外也未必不知道中国人这种小把戏里面的名堂，但只要能在交涉中占到便宜，一直都没有人在意中国人这点小小的“外交胜利”。

但是，德国公使海靖不肯。他来中国，代表着德皇威廉二世占领更多天空下土地的使命，揭开了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第一幕。这个后起列强的代表，自身的使命，就带有挑战性。他不仅处处锋芒毕露，充满挑衅。连外出旅行，碰上小孩子在后面扔石子（并没有伤到谁），都要求中国地方官道歉。一次觐见光绪皇帝之后，出来的德国公使，居然昂然走在了中间的通道上。同去的总理衙门官员马上把他拉了回来。回到使馆，他就借口这一拉，正式提出抗议，否则不再出席任何总理衙门的宴会。无论总理衙门怎样解释，当事人也道了歉，但只要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海靖就是不肯妥协。弱国无外交，无尊严。最终，还是由李鸿章领着当事人，亲自来到德国使馆道歉，才让事态平息。

海靖的蛮横和跋扈，在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总理衙门王大臣恭亲王奕和实际上的主事人李鸿章都表现出来空前的愤怒，双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也有朝臣宣称不惜一战。但刚刚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中国人，面对德国人的寸步不让，得寸进尺，还是只能妥协。中国北方的第一良港，胶州湾就这样被强租了去，九十九年，到期中国政府收不回，就只能归日耳曼人了。横贯中国腹地，圣人之乡的胶济铁路，路权也丢在德国人手里，顺便，山东成为德国人夹带里的物件。什么时候，只要人家想要，就是人家的。德国人开了头，列强的强租强占成风，中国的边疆危机凸显，良港被人占遍，自己的海军，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停泊港口。中国人最屈辱的岁月，是海靖夫人亲见，也跟她的夫君有点关系。充满了白人优越感的海靖，虽然身份是外交使节，但其凶悍一点都不亚于进入中国领土的普鲁士大兵。

爱记日记的海靖夫人，留下了一份在华经历的日记。这日记尽管充斥了偏见，甚至不乏敌意，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一份意想不到的史料，一个第三只眼看中国的现场记录。剔除那些偏见和敌意，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好些好玩的东西，有了这份记录，现在的中国人就能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中国人曾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样态。显然，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了这份日记，不能只是愤怒，而更多的应该自省和反思。面对曾经的屈辱，仅仅抱怨，痛苦甚至哭闹是无益的。中国人自立于民族之林，靠的是多少年来在屈辱中的奋进和建设。今天的世界，过去的殖民暴政已经一去不复返，人类已经告别了丛林，步入文明。已经不大可能会有哪一个国家，强租人家的港口，侵占人家的土地了。即便是落后国家，也不大可能有亡国的危险，但这样的国家，要想让人真正看得起，不仅要有经济总量的增加，还需要国民迈向文明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文明建设。

找借口不需要艺术

但凡是个人，出了事，难免要找借口搪塞，但官家的人出了事，找的借口往往匪夷所思。看守所里死人，是因为躲猫猫；跟妻子以外的女人开房，是谈事；上班打牌，是为了帮助女同事渡过更年期。碰上这样的事情，网民很愤怒，也很欢乐。每个事件，都会咀嚼好长时间，笑骂够了，也不罢手，非得等到下一个可乐的事出来，才能被替代。

这样的事出得多了，有些人以为是官家人脑子出了问题，忽然之间变弱智了。还有人感慨，这些年官府逆淘汰，聪明人都被弄下去了，剩下的尽是些脑残弱智。当然，事情的真相可能未必如此，官场逆淘汰不假，但官家人的聪明程度不见得因此而降低，所谓的逆淘汰，主要是指品性上的，智力上，未必真的有大的问题。毕竟，官场是个需要体力和智力以及财力角斗的所在，厮杀之下，没点本事，也存活不下来。这样弱智的借口，之所以出台，那是因为原本这不是给网民看的，官场只对上面负责，任何借口都是给上面看，上面听的。不幸的是这个网络时代，好钻空子之辈无所不能，一不留神，传了出去，就成网络笑话了。

一般来讲，官场是个不断要出事的地方，大事小事，总是有。凡是出了事，当事的下级就得找个借口应付一下上级，好歹有个交代。较真的上级当然是有的，但多数的上级并不这样。因为较起真来，往往劳民伤财，最后很可能也是不了了之。所以，难得糊涂最好，你怎么编，我就假装信，奉此因等，公文往来，最后归档，事情了结。上头不较真，下面怎么可能好好应付，所以，笑话似的借口就出来了。编的和听的，哪知道会给传到网上，让这么些刨根问底的网民折腾呢？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估计再傻再二的官员，找借口时也得三思。

不过，官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也怨不得现在的官员漫不经心。唐代武则天当朝之际，不知怎么一来，放弃了李唐尊崇道教的传统，改宗佛教了。对佛教的三宝，佛、法、僧都十分爱惜，年纪小生得俊俏的僧人，直接就进了宫，做了面首内宠。道教本是中国人本土的宗教，在吃的上面没有戒条。爱吃什么吃什么。出家在家，都皆大欢喜。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了。教义中有六道轮回的内容，一个人，兴许几辈子下来，就变了畜生。所以，佛教戒杀生。武则天对于给小和尚的色戒，不怎么在意，但却在意杀生。那年月，皇帝要是偏好点什么，是个很麻烦的事。一言九鼎，胡说八道都算数。武则天自己不杀生，也不让全国人民杀——禁屠令出来了。全国人民不许杀动物，除非……除非它们是自己死的，给另外的动物咬死的。

禁屠令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后门，广大官员和有财力的人民群众可就方便了。原来的屠夫，都变成了豺狼虎豹，将猪马牛羊一个个都咬死。放血，弄干净了，给人吃。本来嘛，中国人这种杂食动物，爱好肉食，是载入经典的。无论孔子孟子，都提到过吃肉的事。突然之间不让吃了，怎么能行？

一次，宰相娄师德下去视察。到了一地，当地官员不敢怠慢，招待吃饭。上鱼了，娄师德问，这鱼是怎么来的？厨子答曰，是水獭咬杀的。一会儿，又上了一只全羊。娄师德又问，这羊是怎么来的？厨子回答，也是水獭咬杀的。娄师德笑了，说不对吧，应该是狼给咬杀的。接待官员马上说，对，对，是狼咬杀的。于是大家放心地吃了。

娄师德是个可人，成语“唾面白干”，就出自他。他的兄弟下去做官，他问兄弟该怎样处事。兄弟说，我绝不动怒，人家要是把唾沫吐到我的脸上，我用手自己擦干就是。娄师德说，错，你自己擦干，还是可能得罪他，最好让唾沫自己干。这样的好脾气，自然通情达理，所以，下级借口找的不好，就帮着改改。他心知肚明，借口就是借口，不能没有，不能当真。现在的官场，困境的出现是因为有了网络，而上级官员又过于忙，没时间像娄师德那样，帮忙下级把借口编得像样一点。

没有办法，官场还是过去的官场，但社会已经不是过去的社会，这个社会，一不留神，有网络了，不仅有网络，还有了微博。

直线想事的脑袋没福分

很多人都知道，清末新政时期，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犯了大错，一边借铁路国有政策，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到自己手里，一边驱赶袁世凯，搞皇族内阁，把兵权和行政权也集中到自己手里。最终惹出大祸，逼得原本的朝廷支柱立宪派士绅倒向革命，结果是几个新军士兵一哄，呼啦啦大厦即倾。如果这样的错误不犯或者犯得轻一点，局面远不至于如此不可收拾。君不见，同样是辛亥年，四月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即今日我们所说的黄花岗起义），倾全党之力，也攻下了两广总督府，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没什么人响应。但五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十月，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居然全国响应。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大士绅湖北省谘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从逆”了。

当时清政府当家的满人亲贵错误犯得很低级，但这样的错误，也不见得一点道理没有。当时清廷在改革，其中的政治改革就是立宪。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选举，已经大大地拉高了士绅的参政积极性，一部分的新市民，自主意识也在觉醒。如果一直这样选下去的话，民意或者说绅意乃至工商界意识的提升，是必然的。这样的民意提升，势必会逐步削弱满族的特权，压缩满人统治的空间。其实，在实行预备立宪之初，就有外国人提醒满人，说你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如果民气上升，选举的结果，势必导致你们的下台。这样的提醒，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当时预备立宪，是学日本和德国，相对比较保守，但只要这个门一开，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者，实际上没有特别的办法，控制立宪不向英国方向发展。为了防止最后被合法地选下台，事先把资源和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不能说不是一种看得见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是海陆大元帅，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是海军大元帅，载涛则掌握参谋总部（军咨府）。再加上一个皇族内阁，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里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铁路矿产有铁路矿产，你们那边什么都没有，想反也反不了。

不过，这样的道理实际上只基于一种直线的思维，即对抗的双方，哪个实力大，哪个就可能赢。但是，这些满族亲贵们忘了，所谓权力也好，资源也罢，本质上并不绝对地属于谁，谁能掌控，就是谁的，掌控不了，抓在手里，反倒是祸。在抓权的过程中，势必要得罪很多原来就有实力的人。得罪人太多了，就等于把人推到对立面。何况，自曾左李之后，满人的天下，实际上是靠汉人士绅和官僚支撑的，如果得罪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那么，就算什么都在自己手里，也无济于事。武昌起义爆发，兵和钱依然在满族亲贵手里，可是他们既支配不了兵，也调动不了钱，半筹莫展。

一百年过去了，这种宁可得罪一堆人，也要加强自己实力的做法，以实力给统治上保险的思路，却依旧在活跃着。在一些人看来，只有加强自身的实力，把资源和财源和军事力量都抓在自己手里，就一定可以稳住江山。所谓加强执政能力，唯一的路径，就是强化警察，强化管控，一条路走到黑。

然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历朝历代，王朝从内部被颠覆，没有一次是因为对手在实力超过了政府。一个王朝的覆灭，绝非是它的实力不若竞争者。来自内部的颠覆，不是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即使在战场上，单纯计算双方的实力，也很难就此胜负的结论，更何况，这样的颠覆，不是单纯的战场角力。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候，民意和民心都在政治上没有份额，你判断不出民意和民心，在政治角逐中占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每个聪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民心和民意，其实是起作用的。只要统治者倒行逆施得过了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民意的大幅度摇动，就足以撼动统治机器，主要是撼动机器里的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民意是由绅意来体现的，绅意不稳，王朝也就不稳了。

暗杀

杨衢云是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被清廷暗杀的革命党人。在那个时代，暗杀大多跟政治有关。杨衢云被暗杀，是因为他是兴中会的要人，而且身在香港，可以策动起义，直接威胁到广东地方。但是，清廷派人到英人治下的香港搞暗杀，顾忌毕竟比较多。一旦暴露，引起外交纠纷，麻烦很大。所以，杨衢云之后，尽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依然以香港为依托，时常策动起义暴动，但是，至少像电影《十月围城》里那样赤裸裸的暗杀，却不见了。反过来，倒是革命党人一次又一次策划暗杀，让清廷大员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他们的枪下或者炸弹爆炸声中。到了辛亥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甚至杀到了摄政王载沣的头上。直到武昌起义，大半个中国变了颜色，革命党才重新尝到了被人暗杀的滋味，先是吴禄贞后则宋教仁。

对于革命党的对立面而言，暗杀，只是对付敌手的一种方式。即使做了，也不大喜欢认账。但是，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暗杀却跟起义和暴动一样，都是革命。在他们看来，暗杀甚至可能比起义暴动效果还要好，用今天市场上时髦的话来说，性价比比较高。一两个人，掂着手枪或者炸弹，一下子就报销对方一个要员，所产生的震动，似乎一点不比费尽心力和财力的一场暴动小。革命党人个个都是英雄史观的信奉者，民众无需投身革命，只需要被唤醒，起义是唤醒，暗杀也是唤醒。刺杀五大臣的吴樾写了《暗杀时代》，的确，当时的革命，也真正制造了暗杀时代。

不过，暗杀一旦成了风气，那么就不会仅仅针对敌人。但凡政见不合，枪就出手了。名记者黄远生和研究系的政客汤化龙都死在了革命党人的枪下，甚至革命阵营内部，也用枪来说话。辛亥革命尚未成功，陶成章就被暗杀，后来孙中山和陈炯明之争，两边的人，也互相玩暗杀。

辛亥革命的成功，跟暗杀没有太多的关系。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靠暗杀来推翻。政敌固然可以通过暗杀被肉体上消灭，但政敌的消失，却并不意味着暗杀者的胜利。这种看上去并不光明正大的事情，反而会消解暗杀实施者的公信力。毕竟，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即使还没有建立法制，民众也不会赞同暗杀。暗杀造成的恐怖，只会让民众感到厌恶。

起义

革命党中有好些富有江湖气的富二代，郑士良就是一个。中国的富二代，吃喝嫖赌做纨绔者有之，规规矩矩守家业者有之，一脑门子叛逆者亦有之，革命党中的富二代，都是最后一种，敢玩命，也敢败家。革命党人的惠州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一直引为骄傲的一场暴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打这场起义之后，国人就对他们这些叛党刮目相看了。这场起义，具体的指挥者，就是郑土良。

起义的发动，是1900年10月，正好赶上八国联军入侵，占了北京，清朝的帝后仓皇北顾。之所以挑这个日子，就是要趁清廷之危。同时，日本也有意暗中支持，不仅提供了枪械，而且有不少的日本人加入其中，至少从领导层看，像是国际纵队。惠州这个地方，又一向是盛产“刁民”，刁民中的刁民三合会的会众，也已经跟兴中会有了联络，只要有枪有钱，拉起队伍，不成问题。原来的打算是，起义之后，占一个港口，作为据点，然后来自日本方面的接济，就会源源不断，然后以此为根据地，逐步发展。

就这样，队伍拉起来了，旗帜也树了，战斗打响，一时间还挺顺手，抓了清军士兵，就剪了辫子，让他们当挑夫。一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向辟易。但是，三合会的起义，在一般百姓看来，就是当年的红头军，或者说红头贼，无非是扯旗造反吃大户，没人认为他们是革命军。所以，尽管在农村打得比较顺手，真的攻城拔寨之际，比如进军厦门，就有些麻烦。更大的麻烦是，随着中国北方政局的逐渐稳定，列强打定了主意，还是维持清政府。日本政府方面也变了卦，原本答应的支持，都泡了汤。反过来，尽管帝后北狩，朝廷动荡，但广东的地方官却并没有人心涣散，能撑还撑着。所以，眼看着起义的势头就没了，大家只好收摊。

原本策动会党起义，就是雇人造反。钱在人在，钱散人散。能有点革命理想的，只是会党中的极少数人。会党的会众，原本就是社会边缘人士，做点犯奸作科，刀头舔血之事，都是生活的应有之意。给革命党干一票，原也无所谓。但钱花光了，事自然就干不下去。散伙过程中，个把日本人还丢了性命，算是为中国革命做了牺牲。起义核心层没有被人剿灭，其实已经是天幸。

挤破官门的悲剧

马克斯·韦伯说过，在中国，做官是最稳定最挣钱也最荣耀的职业。这话也许让某些爱国者听了不舒服，但却近乎金科玉律，千百年来，颠扑不破。光宗耀祖，无非升官发财，升官才能发财，不升官发的财，都是浮财，不靠谱。当然，就中国社会变迁而言，升官发的财也靠不住，政治风云变化，一切都是浮云。但至少在做官当口，没多少人这样想。多少年来，做官，走仕途，是所有社会精英做不完的梦。前仆后继，就是陷阱，也争先恐后往里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皇帝语录，这语录的背后，就是读书须做官。做官才能高。不过，在正常年景，做官的门槛很高，不管察举还是考试，几道关卡过去，人都剥了一层皮。加上官员的编制固定，那时又没有编制办这样的机构，想打通关节也没地方，除非皇帝老子特批。所以，即便大家都想做官，没有特别的靠山，也得慢慢爬。官府的门里固然显贵，人却不会太多。

但是，到了王朝末世，官府自乱规矩，事情就不一样了。晚清很典型，原来做官要考试，但太平天国之乱，政府急等钱用，捐班一开，成批的官帽子涌上来了。官帽子多了，但官员的编制却不增加，大家只好戴了大帽子去各省排队候补。捐道台以上的大官者，问题不大，花的钱多，后台硬，用不了多久，就会补上一个位置。知府这一级也好，最多等上三五年，总能排上。但知县和一些杂佐官就不行了，不走关系，十年八年也摊不上个差事，而走关系，又没有钱。捐这个级别小官的人，都是中等人家，甚至是寒门小户，好些还是借钱捐的官，原指望做官之后加倍捞回来，结果候补之后，成年累月没有机会，连吃饭都困难，哪里有银子走门路。

需求产生供给。众多候补官没钱走门路，于是一种行业就应运而生——放官债的。这些人放债给候补官，让他们拿钱走门路，约定事成之后，钱不需要还，但放债者要做师爷，尤其是出息最好的钱谷师爷，必须由放债者来做，放出去的银子，他自己捞回来。说到师爷，走门路候补排上班的官儿们，使用师爷，根本做不了主。因为有权排班决定人命运的大官，藩司（布政使）、巡抚和总督，总有一堆人选推荐给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因为这样的候补师爷，也都是使了钱的。所以，做官一任，少则一年，多则三五年，推荐来的师爷，也得排队用，实在不行，就得给人家干薪。如果没有运作的钱，又不肯借贷，这样的候补官儿，就只好在省城等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原本的中等人家，如果不生这份非分妄想，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到此等地步，可以一旦追梦做官，却没来由做了异乡之鬼。

不用说，这样的候补官儿，自己的投入要找补，借了钱的要还债，一旦做官上任之后，在如此短的任期之内，有如许大的捞钱任务要完成，能有何种表现，不问可知。吏治想要不坏，根本不可能。所以，晚清在新政之前，吏治腐败，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了一点洋务，但根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工农学商，都没有做官收益好，工商业不发达，农业之外的机会不多，即使有，比之做官，也是小巫见大巫。商人如果不攀附上洋人，就得攀附官员，一来二去，经商的收益还是抵不上做官的好处。总之，还是一个官天下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突然之间因为太平天国战乱，有了机会，当然大家都会往官家门里挤，纵然候补，也算是挤到了门边上。

朝廷新政之后，这种状况好了一些。办新政，机会多了，不仅做官的机会多了（编制虽然没有增加，但临时的差事多了），经商办学的机会也多了，读书人可以经商，可以教书，再不济，还可以做新军。县以下有了自治机构，各种商会、学会，农会，都要有办事的人。更要紧的是，有了媒体，有了民意机构，成天围着官府找茬，大官小官，想要像以前那样作弊，风险极大。官门被挤破的悲剧，也就少了很多。只是，新政的时间毕竟太短，革命之后，官天下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直到今天，做官依然是中国获利最丰，也最为稳定的职业。跟古代不一样，官员的编制一直在膨胀，公务员考试考场，人山人海。无论怎样精简队伍，队伍总是在扩编。门外挤的太厉害，不扩怎么行？

什么时候，官家的门，不那么挤了，中国也许就离现代国家不远了。

领导的宽容与不宽容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殷海光先生不大同意，补充道，要说宽容，主要应该是上面对下面的宽容。我对后者比较以为然，所谓宽容，首先要要求领导。然而，我们现在的某些领导，在一些时候很宽容，一些时候又很不宽容。

给领导提意见，这在很多单位已经不能被允许了，别说意见，就是建设性的建议，如果不小心跟领导意见不那么一致，一样会招来白眼甚至训斥。好多富有经验的老人会这样告诫新人：千万不要显得比领导高明。即使领导出了错，也不要指出。在日常生活中，领导很不宽容的情形，很多时候，其实往往跟礼貌有关。比如没有抢先一步给领导开门，当然包括开车门，没有为领导打伞，陪领导吃饭，领导夹菜你转桌之类。所谓礼貌，其实就是下属没有眼力见，不会来事，或者说不懂事。凡是不懂事的下属，比较计较的领导一般都不怎么宽容，但凡有点错处，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不消说，有好事也轮不上，轮上了也不让上。弄得不好，丢了饭碗，也不是没有可能。

据说，现在某些领导在这方面的宽容度已经又下降了一个刻度，如果说，从前只要不乱说话，就可以合格，现在则必须恭维领导，才能过关。以前只要嘴甜手勤就可以视为会来事，现在则需要不断地这厢有礼。而且送到领导满意才叫懂事。所以，凡是只会干事不会来事的人，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是，同样是这样的领导，在另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的宽容。不过，这样的宽容往往针对某些违规甚至违法行为。见过好些这样的好心领导，下属嫖娼被抓，捞回来，酒驾被扣，捞回来，经营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给你抹平，甚至对于假公肥私，营私舞弊甚至贪污腐败，也有睁眼闭眼装看不见的。即使因此而锒铛入狱，刑满之后，也会给收回来。当然，能享受这样宽容待遇的，多半是那些会来事的下属。但总的来说，即使那些平时不怎么入领导法眼的人，犯了这样的事，领导也会宽容得多。

东晋初年，王导做丞相，对待下属，网漏吞舟，宽容没边，下属干了什么坏事，他都装作不知道。人骂他聩聩，他却自我得意这个聩聩。显然，这样的领导，下属基本上没有不喜欢的。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只要礼数到了，嘴巴严点，甜点，做什么都没有事。所以，王导这个丞相，位置最稳，不管政坛风云变幻，他都丞相照做，一直做到死。现在的某些领导，做派上，大有古风。在赚取马屁方面，还有所过之。

这样的宽容作风，据说一般都在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风行。这样的地方，业绩要求不高，即使高，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制造。所以，领导的威望和人缘很重要，没有威望和人缘，在单位就混得不舒服。威望的争取，靠的是不宽容，而人缘的取得，靠的是宽容。如此刚柔并济，宽猛结合，功夫老道。

只是，在当年网漏吞舟的王导的治下，官员们很愉快，但民众不开心，国家也是一塌糊涂，不仅无力恢复中原，保住东南半壁，都非常勉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干事的人不如会来事的人吃香，事情就肯定干不好，事情干不好，如果领导不吃亏，有人不吃亏，那么肯定有更多的人吃亏。

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1911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锒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满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没什么销路。要想有影响，只能臭当局，多报负面新闻，就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糗事，发布评论。这样一来，即使革命党的报纸，也跟当时销路甚广的申报，新闻报区别不大了。因为这种报纸，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员的不当或者贪腐行为，照例会一顿炮轰，穷追猛打，绝不轻饶。但革命党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只有这样，才能有销路。革命党人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一直惨淡经营，只有在抓住山西当局的文交惨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点声势。

可是，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妓女，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250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腐败，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谘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上个世纪50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地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跶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到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

逃官与逃皇帝

比较起来，清朝对于官员的法度还是比较严的，别的不讲，单一项，守土有责，就挺要命的。地方官无论手中有兵无兵，有人打上门来，外敌也好，内贼也罢，只要人家打破了城池，你可以战死，可以自戕，但不能逃，只要做了逃官，追究下来，必定是个死，而且名声大坏，辱及祖宗，累及子孙。闹太平军的时候，翁同稣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城破而未殉节，西太后看在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师傅的份上，未加追究。但曾国藩却不肯，接二连三死咬不放，指使手笔如刀的李鸿章上奏，硬是把个翁同书流放了才算罢休。其他人没有翁心存这样靠山的，基本上，早早就准备好了毒药，先把老婆孩子打发走路，城一破，就仰药自尽，给自己的儿子，留个“烈士子女”待遇，功名和仕途上，有诸多的优待。

但是，这样的法度，皇帝本人却天经地义可以法外不问。晚清时节，皇帝一共跑路两次，谁也不敢说半点不是。官员弃城而逃叫做违法，而皇帝逃城却被叫做狩，从字面理解，说是去打猎了。这个狩，向北就叫北狩，向西就叫西狩。被人活抓了，当俘虏押走，只要是向北走，也叫北狩，比如北宋的钦徽二宗。在这一点上，清朝的皇帝还真的不如明朝的皇帝，别看明朝昏君多，但人家在两次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都没走路。大概清朝的皇帝游猎人出身，天生就没有守城的耐心和胆量。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很不争气，那边楚望台的炮一响，革命军还没有攻到总督府，自己就先在后花园挖了狗洞，一溜烟跑到楚豫号兵舰上，给下属示范了一个随时可以溜号的榜样。当然，余下的人，也就没有斗志了，一夜之间，武昌易色。对于这样的瑞澂，朝廷给的处分是革职留任，要他把丢了的武昌夺回来。这样的处分，按清朝的惯例，如果后面被处分者表现稍微好一点，位子一般是可以保住的。所以，后来的遗老遗少们很是不忿，因此有传说，这样的从宽处理，是因为隆裕皇太后做了干预。说是当时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力主从严，但隆裕不肯。奕劻说，封疆重臣，弃职逃去，岂可宽贷？隆裕说，庚子那年，咱不也逃了吗？于是奕劻只好作罢，退而忿然跟人说，小舅子保驾。因为瑞澂是载泽的妹夫，而载泽是隆裕的妹夫。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故事。因为武昌起义那会儿，朝廷当家的，还是摄政王载沣，隆裕虽然是皇太后，但一点权力都没有。封疆大吏的进退，还轮不到她来说话。她能说话时候，是袁世凯再次出山，把载沣给逼退之后的事了。这时候的瑞澂，见事不可为，早就乘船顺流而下，逃到了上海，在哈同花园做了隐士。退一万步说，就算当时的隆裕可以说话，也不会这样说。靠着西太后才做了皇后，一辈子都匍匐在西太后淫威之下的她，怎么会对当年西太后主持做的那点丑事说三道四？毕竟，当年的庚子西狩，人都记得是西太后，有谁记得还有她来？再说，就当时而言，朝廷也只能这样处理。因为瑞澂虽然摆了一个要跑的架势，但毕竟没离开武昌江面，严格来讲，还不好说他是逃走。起义事起仓促，朝廷调兵不及，让瑞澂戴罪立功，也不算过分。这样的事，在清朝一直都有先例。况且，在满员里，瑞澂一直有能吏之名，别人还不如他呢？后来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平叛，连湖北境内都不敢进，把个司令部设在河南的信阳。

官员的弃城叫做逃，但皇帝弃城就不是逃，连这样的概念都不会有，至少，当年的隆裕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如果能有这样的自我批评，那就不叫太后了。君臣之间，远隔犹若天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岂可适用一种评判尺度？官员守土有责，是因为他们要对君主负责，丢了君主的城土，当然要杀头治罪。但君主对于自己的都城，却没人会追究他的守土之责，要追究，也是追究守城官员的。官员对君主负责，君主对谁负责呢？理论上要对自己的祖宗负责，但祖宗已经都成了牌位，成了影像，有哪个能跳出来打皇帝的屁股呢？皇帝自己想逃，逃就是了。虽然说清朝皇帝的第二次弃城，倒未必是皇帝的主意，还有消息说他倒是想留下来，但真正的当家人西太后不允许，他也还是得逃。逃走了的皇帝，其实连祖宗的影像以及牌位都给丢了。第一次北狩的咸丰皇帝，听说圆明园被焚抢，哭天抢地，让大臣偷偷回去，找一下留在园子里的先帝影像。大臣回去，找到是找到了几张，但已经被践踏得不成样子，怎敢这样拿回去复命，只好一把火给烧了，回去蒙皇帝，说是都烧光了。

祖宗不显灵，皇帝无论做了什么，也就没有人来打板子了。所以，皇帝可以逃城，官员不能逃。到了官员逃城，皇帝无力进行惩治之时，皇家的天下，也就塌了。所以说，严格地讲，君主专制体制，就是一个没人负责的制度。貌似大家都为皇帝一人负责，而皇帝自己要不想负责了，也就没人负责了。

西什库教堂与义和团的热月围攻

身为教堂成为中国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概北京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西什库教堂。这个教堂又称北堂，是当年北京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天主教华北区的总主教樊国梁，就驻在这个教堂。这个教堂里面不仅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哥特式主堂，而且医院、学校、印刷厂和育婴堂一应俱全。占地几百亩的样子，是整个华北地区天主教的中心。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华北一带遭到义和团驱赶杀戮的教民和传教士，陆续逃到北堂。到1900年6月，整个北堂差不多聚集了三千多人。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总主教樊国梁预感到大事不好，一边向法国使馆求援，一边自己“整顿武备”，收集了好些低档次的洋枪和土火枪，囤积了一些粮食，准备应变。已经捉襟见肘的使馆，作好作歹，挤出了41名士兵，携带41条新式洋枪，来到北堂。果然，到了这年的6月15日，儿子做了皇帝的继承人大阿哥，自己做了义和团总首领的端王爷载漪，意气飞扬，亲率大队义和团进攻北堂。

坚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载漪，原本以为区区一个北堂，可以一鼓而下，灭此朝食的，第一轮冲锋，里面枪一响，冲在前面的团民没倒，后面的人很兴奋——果真有法术！但是，最前面的人却不动了，没有扑上去抢门。原来，枪子还是入了，人没倒，是因为被后面的人挤住了。接下来几番冲锋，越冲，义和团的勇气越弱，死的人倒是少，敢冲的人更少了。领头督战的大师兄跟端王爷一个劲儿地解释，说是前面死的人，是因为昨晚上跟女人睡觉了，所以法术不灵。

接下来几天，跟女人睡过的义和团似乎越来越多，谁冲在前面，多半就是一个死。后面的人见事不好，学黄花鱼溜边。大师兄、二师兄也死了好几个，区区的西什库教堂，却巍然不动。这时有人来报，从五台山下来一个和尚，骑一匹枣红马，手把一只青龙偃月刀，另只手捧着一本《春秋》，除了没有五缕美髯和头发，俨然是关公再世。端王爷闻报大喜，当即下令让和尚出战，只听一阵马蹄响，然后是一声枪响，和尚一头从马上栽下。在一片死寂中，枣红马回来了。

在所有人都泄气的时候，义和团的老师出面了。他解释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灵验的，但西什库教堂里面的老鬼子樊国梁，也非等闲之辈，他也有法术。说是有人见了，他指挥作战的旌头，是女人阴毛编的，而且教堂内墙上，布满了女人的阴户。义和团的法术什么都好，就是不能沾女人，一沾女人，法就上不去，刀枪不入也就不中了。所以，要破老鬼子的法术，必须以毒攻毒，也找女人来。就这样，一个号称金刀圣母的女人被请来了，八抬大轿，威风凛凛。一时，义和团士气大振，喊杀声震天。然而，请来了圣母的义和团，再次冲锋，前面的团民，还是一个接一个倒下。没办法，调来支援的清军只好用老办法，挖地道，埋炸药，地道挖到了北堂内仁慈堂下面，炸死了几百躲在里面的儿童，但是，义和团却没有敢从地道里杀出来。

强攻不行，只好围困。一个月过去了，北堂里的粮食吃完了，又过了半个月，连马和骡子都吃掉了，北堂里的树皮和草根都吃光了。里面的人，就是不投降。宁可饿死，也不投降。8月16日，北京城北攻破，清军和义和团仓皇撤走，西什库教堂的人，劫后重生。

当年，围困西什库的义和团和清军，最多的时候达到十万人，里面守卫的人，最先进的武器，就是41支新式洋枪，就是今天类似汉阳造和三八大盖那样的步枪，没有连发武器。就算刀枪不入是假的，参加围攻的义和团和清军如果真的勇敢不怕死，一齐涌上去，前赴后继，推也把围墙推倒了，踩也把教堂踏平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前面的人中枪身亡，后面的人也就一哄而散。纵然组织者几次解释，几次重新进攻，但只要义和团民发现刀枪不入不再灵光，他们的勇敢不怕死，也就去了爪哇国。

西什库教堂的存在，是一个象征，一个愚昧和迷信不能救国的警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如果这样的警讯还是不能唤醒某些人，那么，中国人这一百多年真的就白过了。

辛亥革命留下了什么遗产？

我们中国人的惯例，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每逢五逢十的周年，都会有一些例行的庆典，如果是学界，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一定规模的讨论会。只是，这样的纪念活动，往往会流于形式，甚至仅仅变成一种仪式。学界的讨论会，也多半没有多少学术的含量，研究推进有限，若有进展，也无非是在史实的考据上。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海峡两岸都会有一番庆典。大陆这边显然要热闹一点，武昌首义的发生地，据说花了不少银子，除了一些官方的庆典，学界的会，也已经开了好几个了。但是，我们的这些庆典和纪念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具体地说，一场发生在百年前的革命，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值得我们这样的纪念？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对于很多人而言，纪念，仅仅就是一种惯例，一个习惯性的行为。

要说辛亥革命的意义，中学生都能回答得上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把这意义当遗产，似乎也可以。是的，自打共和问世，到现在为止，中国依旧是共和国。帝制虽然经过两次复辟，但前后加起来不足一百天的寿命。有外国学者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历史断代，北洋时期为第一共和国，国民党时期为第二共和国，现今为第三共和国，或者是说Republic of Warlord．Republic of party，Republic of Peoples。但是，人们都知道，民主共和的内涵，在前两个时期，实际上都没落到地上。辛亥革命不久，有人感慨：“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至于推翻帝制，在今天看来是可喜可贺，两千多年帝制，一朝倾覆。对于现在的人们而言，帝制就意味着专制，专制统治的覆灭，当然值得庆祝。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恐怕只有少数知识界和社会的上流入士，才会认为共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即使在这些人中间，也有更喜欢君主立宪的人，对保存帝制的框架，情有独钟。革命后，民众，尤其是农民，并没有翻身解放的欢愉，反而徒增强制剪辫的担忧和纷扰。皇帝没了，就没有王法的逻辑，在底层社会广泛流行。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汉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尽管经过先进人士的跶伐，但依旧是三纲五常或者忠孝仁义。这样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们行为的规则。而这道德体系中，君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一旦这个要素没了，整个的伦理道德体系就开始摇晃，晃得人们很不舒服。辛亥之后，中国长期以来都难以在民主的体制内，建立一种秩序。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国家系统内的效忠问题，困扰着每个统治者。以下犯上，公开反叛，成为流行病。只要官做得大了，就可能被下属推翻。一省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的一个师长，就做不长久，同样，师长不兼任下面的旅长，旅长不兼任团长，都同样命运。连袁世凯这样的强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内阁成员迟到，因为晚上通宵聚赌，袁世凯都不能加以制裁。文官尚且如此，外面重兵在握的武夫，就更无奈了。整个民国时期，民间的骚乱，土匪、帮会、会道门的活动，都比清代更加活跃。即使国民党时期，也只是在抗战结束后，才做到对各地军阀的暂短时间的统一。

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而且没有间断的帝制传统的国度，现代转型，走英国道路是合适的。但是，虽然清朝的新政改革，给这样的道路点亮了希望。但这个道路的成功，相当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者不犯重大的错误，或者说，犯了错误可以及时改正。特别地，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在民智渐开的情况下，合法性不足，统治者更是需要谨慎。然而，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状况，1908年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盲目而蛮横地收揽权力，把兵权、财权、行政权人事权统统收揽在自己手里。还力图把本属于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归中央，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样的收权，到了皇族内阁的成立，臻于极致。先是得罪了北洋系，而后则得罪了最有实力的立宪派士绅和绅商，把各省的谘议局，差不多都推到了自己的反面。革命党人原本就一直在寻机造反起义或者暗杀，原本由于主流社会不支持，所以一直没有成功的机会。孙中山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搞过十次大的起义，其实没有一次有可能胜利。但是，现在他们则有了机会。武昌起义，之所以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就能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及时加入了进来。在上海，无锡，常州，宁波等地，光复的主力都是商团。

革命引进了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制度——美国体制。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做好准备，实践这个制度。从今天看，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国人的一种无奈。像革命当口英国人说的那样，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却没有人能做这个皇帝，多数中国人，其实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操纵这个选择的革命党人，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只热衷于推翻异族统治。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满人的统治，只要把满人赶走，就一切都会好起来。极少数明了西方制度的人，却又满怀制度的迷信。觉得只要把最先进的制度的招牌挂在国都的城门上，中国就会像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似的，马上就会变个模样。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整个知识界都盲目乐观，此前新政时期的启蒙，办白话报，俗话报，演文明戏的现象，基本销声匿迹，启蒙中断，因为大功告成。于是，制度的水土不服病症，就愈演愈烈。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跃进式变革，但变革后的水土不服，却引发国人对变革的某种异样的焦虑。明明是革命带来的问题，却不得不用更激烈的革命来化解，由此革命层层递进，越来越激烈。

辛亥革命的遗产，的确非常丰富，但也非常复杂，好坏杂陈，正负糅合，对于一个一直没有好好反思历史的民族来说，这样的遗产，实在是过于沉重了。

中国人的膝盖和外国人的膝盖

原谅我给文章起了这样一个有语病的名字，如果中学语文老师见了，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及格。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同是膝盖，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确不一样。这样的观点，古已有之。大概自打乾隆末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之后，国人就有了。

英国人马戛尔尼见了乾隆皇帝不肯下跪，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老故事。这故事让中国人很没面子，于是有了好些补充说明，最常见的是说，马戛尔尼原本是只跪一条腿的，但见了皇帝，不由自主双腿都跪下了。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可惜，自打马戛尔尼之后，几乎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像是说好了似的，都不下跪。虽然直到英法联军入侵，外国公使正式驻京之后，公使们第一次进皇宫觐见皇帝，北京城著名好骂人的才子李慈铭，在日记里仍然说，当日见皇帝的公使们，慑于天威，战栗不已，什么话也没说，跪叩而辞。但真的陪同公使觐见的大臣们都知道，其实战栗不已，说不出话来的，是咱们自己的皇帝。聪明人知道，总是这般做阿Q状，自己意淫下去，也不是个事。所以，自打马戛尔尼来了之后就有的一种看法，一种比较厚道的看法，就逐渐占上风了。

这种说法是说，洋人的膝盖跟我们不一样，不能打弯。所以，即使有心下跪，也跪不了，一跪，就躺倒了。这种说法，传到尚武的将军那里，使他们很受鼓舞。据说鸦片战争爆发，好些军队准备了棍子，组织了敢死队，打算专扫鬼子的下三路。当然，见过洋鬼子的中国人，不会信这个。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之时，曾特意到澳门看了一看，发现鬼子的膝盖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至于澳门周围的中国人，甚至比林则徐明白得还早，更聪明的，已经开始跟他们做交易了。其实，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先行一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甚至西班牙人，也进北京见过中国皇帝，他们都是下跪的，而且双膝跪倒。不像一个美国使节说的那样，信基督的人，膝盖只跪上帝和女人。当然，跟洋人打过若干仗之后，这种洋人膝盖不打弯的说法，就更没有市场了。然而，此时中国人的尴尬是，洋人的膝盖跟我们一样，但见了皇帝就是不跪，不仅不跪，而且皇帝还非见不可。即使总理衙门使一点让人从偏门进出的小把戏，就是没法挡住人家大摇大摆地进出皇宫。到了1897年戊戌维新之前，新来的德国公使海靖，觐见皇帝之后，还要大模大样地走宫里中间的正道。总理衙门的人把他拉回来，他还要衙门道歉，不道歉死活都不肯，总理衙门还就只能为自己的外交失礼道歉。

在这样的尴尬面前，中国人发现还是得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为洋人的傲慢，也为朝廷的软弱找个借口。早在同治皇帝第一次接受外国公使国书的时候，御史吴可读上奏，要皇帝不要介意外国人的跪与不跪。因为洋人类同禽兽，本不知五伦，不懂仁义礼智信，强要他们行此大礼，就如同让犬马豕羊跳祭祀之舞一样。意思是说，我们是人，对方是牲口，人别跟牲口一般见识。

御史吴可读是晚清史上的敢言之士，为了西太后在同治死后强立同辈的光绪，曾经死谏了一回，不，用自己的尸体谏了一回。可是，这时候的说辞借口，却不怎么高明。把洋人当牲口，骂人固然过瘾，但是，怎么解释，堂堂的皇帝怎么非要跟些犬马豕羊共聚一堂呢？

其实，如果非要按阿Q的思路给自己找台阶，怎么找也是说不圆。跪拜问题，让知书达礼的中国人困扰了这么多年，无非就是一个礼仪问题。晚清的洋人，傲慢固然傲慢，这么大的中国，连个大使都不肯设，只拿公使来对付。有点事情，公使们就会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从骨子到外面，都看不起中国。但是，不双膝下跪，还就是西方的礼节，他们见自己的国王，也不双膝跪倒。从马戛尔尼开始，他们就准备按见西方国王之礼，单腿下跪，然后吻手来对付中国的皇帝，但是还没等皇帝知道，大臣们就已经被吓着了。最后，外国公使见皇帝，只能鞠躬。中国皇帝接受不了人家的吻手，就连那一条腿的恭谦也免了。

中西的礼节，哪个更文明一点？按我们自己的说法，当然我们文明，不搞我们这一套，就是犬马。但是，在自然界，狼和狗这样的动物，弱者对强者表示恭顺之时，也是匍匐在地，跟跪极其相似。闹了半天，其实我们离动物更近。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中国人，竟然改掉了自己的好礼仪，以夷变夏。辛亥革命，废除了跪拜之礼，以后谁要想行跪拜大礼，那就是自己的事了，反正国家典礼上是没这项了。

革命的机遇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一直在闹革命。或者起义，或者暗杀。后来力量壮大，成立同盟会，同盟会的各个分支也一直奋力革命，即使他们中有些人跟孙中山闹翻，自己单干，也无非是为了革命造反。以武力推翻清政府，是革命党的宗旨。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前，说实在的，革命党人一直没什么机会。中山先生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策划了十次起义，说十次，是规模比较大的，其实小的还有一些。虽然每次都可以找到一些人为的错误，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是从大形势来看，这些少数人密谋的起义，在没有得到社会其他力量支持之前，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同样是辛亥年，四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筹集了最多的资金（十七万元），调集了最精干的人马——各省的选锋，由知兵的副统帅黄兴亲自率领。起义军很英勇，也攻下了两广总督府（跟武昌起义类似），但没有得到当地人的响应，起义最终失败，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然而，到了十月，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得到了湖北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湖北谘议局的议长汤化龙第二天就投身军政府，整个汉口商团倒了过来，起义军站住了脚，随后全国响应。这个差异的关键，就是清政府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五月份出台，加上此前不久的铁路国有政策，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毫无疑问，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是当时清朝当家的满人亲贵揽权和收揽资源的登峰造极之举。收权收资源，就意味着汉人士绅要失权，失去资源。就意味着朝廷的立宪，是假招子（因为立宪，对于立宪派而言，就是要分享更多的权力）。如此放肆地得罪当时最不该得罪的人，这个错误犯得过于致命。所以，只要朝廷犯了这样的错误，革命党就有了机会，他们放火，就可能会有人乐意添柴。但是，即便如此，革命到底是在武昌，还是在长沙，或者在南京发生，在九月还是在十月或者十一月点火，却是偶然的。

事实上，如果武昌起义当口，湖北的清政府最高领导人不是瑞澂，这场起义也许闹不起来，即使闹起来，也许也未必会成功。首先，当武昌的革命党人准备起义出了意外，汉口俄租界的据点发生爆炸，党人花名册让瑞澂意外得到。这种时候，瑞澂既然已经不打算追究，就该当众宣布，而不该在外围抓捕革命党，还把三个新军士兵革命党人砍了头，挂在城门上。一方面是新军士兵们不知道花名册里有谁，一方面却谣言满天飞，都传说第二天总督要按图索骥，动刀杀人。结果反而给造反做了最佳的反向动员，让人想不反也得反。其次，如果起义发生，瑞澂不急于逃走，跑到楚豫号兵舰上。当时参与起义的士兵不过三千，当时武汉光新军就有一万人左右，还没加上根本不革命的巡防营．多数新军还在观望，绝大多数军官都未卷入。守卫总督府的有一个多营的兵力，火力足够强大，只要瑞澂能顶住，群龙无首的起义士兵未必能攻下总督府。只要天亮前没有拿下总督府，后来起义的士兵自己都说，他们可能就完了，因为观望者都会转而支持瑞澂的。

当然，即使武昌的起义没有成功，只要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没有中止，这个机会就还会出现。因为革命党人从来都在坚持闹事，这边不行了，那边还接着来，总会有偶然碰上必然的时候。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地方士绅和绅商们对朝廷灰了心，当家的满人亲贵，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革命党就有了机会，而清政府就没有了机会。

末世亲王的能耐

清末的醇亲王府，是个兴旺之地，一连出了两个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皇帝溥仪。两度潜龙的王府，按规矩，只能两度搬迁，把老宅子空出来。有幸生了皇帝的两任醇亲王，官都做得挺大，有权有势，后一位还做了摄政王，实际上的皇帝。但是，在清朝历史上，两位都算不上是名臣。在人们眼里，两个皇帝加上两位皇帝的本生父亲的权势，都源于一个老太婆。老太婆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在清朝宗室近支里，关系最亲的，就是醇亲王。因为，她的亲妹妹嫁给了第一代醇亲王做福晋。光绪皇帝，从老太婆丈夫那儿讲，是亲侄子，从她本人这儿论，是亲外甥。而宣统皇帝溥仪，则是她妹妹的孙子。谁亲，也亲不过自己的血亲，从丈夫那儿论，不算数。

第二任醇亲王载沣，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属于当年的80后。他排行老五，家里排行老二的被选中做了皇帝，老大、老三和老四都早夭，所以，老醇亲王死后，作为新的铁帽子王府的继承人，他袭爵做了亲王，当时，他年仅八岁。属于典型的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家纨绔。不过，载沣还算是个老实人，在一班儿斗鸡走马票戏的王公贵子中，真的还没怎么听说他有什么劣迹。

庚子拳乱之后，载沣满十八岁，算是长大成人了。西方列强饶过了慈禧，不算她是祸首，但拳乱惹出的祸，慈禧太后她的政府得一个一个地弥补。其中一个大个的，就是乱时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虽然凶手已经被八国联军惩治了，但事并不算完，赔款之外，立了一个牌坊，克林德碑。还不行，还得派一个皇家高规格的使节，去德国赔罪。这个苦差事，落到了载沣头上。他是皇帝的亲弟弟，又是亲王，而且成年了，躲也躲不掉。于是被任命为阅兵大臣，出使德国。

关于这个差事，后来的史学家夸载沣做得不错，不卑不亢，不辱使命。所谓的不辱使命，就是载沣没有按德皇威廉二世的要求，按中国的三跪九叩之礼来拜见德皇。这种要求，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惯例，也不附和德国的惯例。当时在欧洲，并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大礼，是文明的体现，仅仅因为德皇想要羞辱一下中国人。有记载说，其实，当时在德皇的压力下，载沣要顶不住了，向国内请示，慈禧太后回答说，实在不行，就从权吧，邦交要紧。但是，当时德国已经有了议会，有了媒体。媒体认为德皇让中国使节行中国的大礼，一种野蛮人的落后礼节，属于野蛮的行为，因此大有非议。而议会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议员，也借机抨击政府。在压力之下，德皇自己取消了原议。整个过程，载沣其实没做什么。但是，毕竟一个生在深宫的王子，有了自己第一次出国的经历，也算有了点历练。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差事基本上是听喝，大事听老太婆的，小事听随从的。那么他的第二次差事，多少有了点主动性。1903年，朝廷开始推行新政，第一个举措是开经济特科。属于一种特别的科举，为了选拔新政人才，参加者由地方督抚推举。考试在保和殿举行，二十岁的载沣担任监视王大臣，即总监考。来考试的人，大多为现任实官，见过世面，老油条了。上殿考试，很多人带着纸烟、吕宋烟和各色杂烟，大小烟袋锅一应具备。载沣见此，大喊：“不许在内嗅烟，要嗅出去嗅！”没人理他。有人还接茬，嘀咕：“嗅烟包，又不至于有火烛。” （所谓火烛，即有着火的危险）就这样，应试者该抽烟，还是抽烟，在喷云吐雾中，完成了考试。

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人是要有点资历的，年纪太小，即使身份高贵，也没有人买账，况且是在大乱之后。但是，这些参加考试的人，完全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二十五岁的载沣，在慈禧和光绪死后，居然成了摄政王，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干了一辈子政的慈禧，在临死的时候，却不肯给光绪的皇后隆裕一个机会，硬是让一个男人载沣来演她自己的角色。而这时的载沣，仅仅做了一年的军机大臣，手里没有经过任何一件像样的大事，属于名副其实的“学习上行走”。

可是，这个学习还没学好的学生，却不肯，也不能做学生了。他不能再容忍朝臣们的无视，要整人，要收权。就这样，以袁世凯为首的一批批汉人，离开了一个个的重要岗位，连新购进的巡洋舰，都由满人来当舰长，不会指挥，就委托给大副二副。各地的资源，路矿权也要收回。钱财，自己掌控，资源，自己掌控，兵权更是自己掌控。自己成了海陆军大元帅，六弟载洵，主掌海军，七弟载涛，主掌参谋本部（军谘府），陆军大臣，则让一个讨人喜欢的满人花花公子荫昌来做。最后，皇族内阁出台，十三个阁员，九个是旗人。这样大手笔的收权，漫说在清朝历史上罕见，在整个古代史上，也不多。

有人收权，就有人失权。在清末民智渐开，满人统治的合法性降低的情况下，这样的收权，不仅得罪人，而且失掉了士绅的人心。载沣这样的能耐，不多不少，恰好葬送了满人的统治。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他束手无策。只能听从庆亲王的建议，屈尊把他赶走的袁世凯再请回来。袁世凯回来了，他也就只好退位，回府去做醇亲王，一丁点反抗都没有。当初如此的气魄，如此的大手笔，都飞到了九霄云外。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他留在宫里的六岁的儿子，皇位也没有几天好坐了。

按溥仪的说法，说他父亲，其实是一个挺趋新的人，特别爱好科学，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科学家的。这倒不假，载沣的确对西洋的玩意，很有兴趣，在接受西方习俗方面，也挺开通。对于所有的改革，包括立宪，也一直都坚持。唯一的问题，是事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从留下来的老照片看，他还是一个慈祥的父亲，身为亲王，能抱着儿子照相的，当时还真不多。可惜，时代偏把这样一个人推到风口浪尖上，结果犯了最大的错误，送掉了自己的祖宗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