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静的美国人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坦贝

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Quiet American

ISBN 978-7-5399-7974-8

Ⅰ. ①安… Ⅱ. ①格… ②坦…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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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IET AMERICAN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5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8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安静的美国人

著 者 （英）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坦 贝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周奥扬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4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4-8

定 价 5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亲爱的勒内与凤：

我已请求允许将这本书献给你们，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在西贡过去五年里那些快乐的夜晚，也因我颇感羞愧，在小说里擅自借用了你们公寓的地址作为我小说中一个人物的住所，还有你的名字，凤，是为了读者方便，因为这个名字简单、美好，而且容易发音，你们国家的女性名字并不都是如此。你们会发觉，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借用其他东西，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均与越南无关。派尔、格兰杰、福勒、维戈特、乔——这些人在西贡或者河内都没有原型。泰将军已经死了：背部中弹，他们是这样说的。甚至小说里的历史事件，也至少有一件被我作了调整。举个例子，大陆酒店附近的大爆炸发生在自行车炸弹事件之前，并非之后。我对于这些细节不太在意。这是一篇小说，而不是对历史的记录，我希望这篇关于几个虚构角色的故事，可以陪你们度过西贡炎热的夜晚。

你们亲密的朋友

格雷厄姆·格林

我不喜欢被感动：因为意志受到激发；而行动

是最危险的事情；我为一些人为之事，

一些心怀不轨和不当程序的事而战栗；

我们轻易地去做这些事，出于我们可怕的责任感。

——A.H.克拉夫[1]

这是新发明横行的专利年代

有的为戕害肉体而生，有的为拯救灵魂而生，

而这一切都以最好的意图为人所知。

——拜伦[2]

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一部

第一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

“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

“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

“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去见泰将军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

“派尔。”她说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

“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

“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

“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

“你也得去。”他对凤说。

“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会在早上过去的。”

“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7]，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8]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

“不是请，而是命令。”

“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

“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他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

“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

“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

“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

“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

“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

“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

“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

“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

“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

“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等他？“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

“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

“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

“看得出来。”他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

“说得没错。”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9]的距离。

“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

“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

“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

“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

“你们的效率很高。”

“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

“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

“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

“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

“回家吧。”我说。

“派尔会回来吗？”

“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

“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

“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

“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

“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

第二章

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

“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

“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

“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10]，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

“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的情况呢？”

“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张唱片，总为刚来到这里的人播放——来访的英国议员，刚上任的英国公使。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也会说“以高台教的情况来说吧”，或者是说和好教、平川派[11]，这些都是私人军队，给足了钱就可以为任何人服务或者去帮忙复仇。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神秘有趣，但他们猜忌与背叛起来就毫不吸引人了。

“现在，”我说，“又出现一个泰将军。他原来是高台教的参谋长，但现在已经把队伍带到山上去了，跟两边同时交火，法国人、共产党……”

“约克，”派尔说，“曾提到过，东方需要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光芒，对他的只言片语，对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天这些具有魔力的数字快速反应。我就可以省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甚至还能救了派尔的命——如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思想顽固的年轻人到底在动什么脑筋的话。但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无味的局势这块硬骨头，我则像往日一样沿着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独自了解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般的真实背景：夕阳下稻田里的一片金黄；渔夫虚弱的像蚊子一般盘旋在田野上的白鹭；老方丈法坛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破损的杯子，他穿了一辈子已经用到头的挂在椅子上的旧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后，赶来修复道路的女工所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可见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服，北方则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环绕的敌人占领的群山与飞机的轰鸣。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总在计算委派我出来的日子，像一个学生数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时还惦记着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和乘着七十三路公交车穿过尤斯顿的拱门，还有托林顿广场上的美妙春景。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抢先的新闻发出去，或是汽车爆炸，或是手榴弹爆炸，我只想在潮湿闷热的午后欣赏那些穿着丝绸裤子的女人的优雅身影，我想要凤，我的家已经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里转弯，那里有“外籍兵团”的守卫站岗，戴着白色的军帽和鲜红色的肩章。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安全局的墙返回。那道墙很可怕，似乎散发着尿骚味道，让你联想起许多有失公义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时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楼的黑暗通道。临近码头的书摊上又摆出来新的色情杂志——《禁忌》与《幻觉》[12]，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着啤酒，正是自制炸弹最易得手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她现在大概正在左侧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然后她会去奶品铺子买些午后茶点（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时，派尔便轻而易举地从我的心头上跑开了。在我和凤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对凤提起他，凤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丝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距离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已经有两年整了。

2

派尔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凤已经起床，并把茶泡好了。一个人是不会嫉妒死人的，在这个早上，重拾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今晚你会留下来吧？”吃羊角面包时，我用尽可能随意的语气问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里，”我说，“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里最接近提及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的一栋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主要街道不远，法国人总喜欢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所以戴高乐街过了第三个路口就变成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会忽然变成德·拉特尔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从欧洲飞过来了，因为在通向高级专员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个警察面对着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寓所的石子车道上，停着几辆摩托车，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让凤进屋，所以我先进去找一位法国官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香皂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擦干。他的热带套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派尔的油吧，我猜。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

“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被人抽干的。”

“他也许是步行的，”我说，“你知道的，美国人嘛。”

“你的车被烧毁了，对吧？”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没买新的吗？”

“没有。”

“这不是重要的点。”

“没错。”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太多了。”我说。

“跟我说说。”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泰将军？”

“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

“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

“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

“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

“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

“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

“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

“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有什么损坏的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

“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

“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

“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

“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么？”

“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

“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

“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

“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

“是的。”

“你听说这消息了？”

“听说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

“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

“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

“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

“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

“他没说过吧，说过吗？”

“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

第三章

1

派尔第一次看见凤，也是在大陆酒店，那大概是在他到这儿两个月后的事情。那天傍晚，夕阳刚刚落下，空气有着片刻凉爽，小巷的摊位已经点起蜡烛。桌面上的骰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法国人正在那里赌“四二一[15]”，穿白绸裤子的女孩儿骑车经过卡提拿大街。凤正在喝着一杯橘子汁，而我在喝啤酒，我们沉默却心满意足地坐在一起。这时，派尔试探着走过来，我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他总是瞪大眼睛盯着女孩儿，就好像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似的，然后他的脸红了起来。“我在想，你和你的女朋友，”派尔说，“是否愿意过去坐在我的桌子那边。我们的一位专员……”

派尔说的是那个经济专员。他站在上面的露台，朝着我们露出微笑，一个温暖热忱的笑容，充满自信，像一个因为用对了除臭剂而没有让朋友躲避他的人那样。我多次听见人们管他叫“乔”，但我却始终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他又拉椅子，又叫侍者，折腾不休，尽管这些举动在大陆酒店只会引来侍者问你是要啤酒、白兰地加苏打水还是味美嘉喜鸡尾酒。“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福勒，”他说，“我们在等那些男孩儿从河内赶回来。这里似乎要有一场大战了。你没和他们在一起吗？”

“飞上四个小时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这种事儿我早就厌倦了。”我说道。

他很不赞成地看着我，然后说：“这些家伙确实很热心。为什么呢，我希望他们别去冒险，而是去做生意和干广播，那样能多赚一倍的钱。”

“他们也许不得不这样做。”我说。

“他们像战马一样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他兴奋地说着，对那些他不喜欢的话根本不在意，“比如比尔·格兰杰——你根本不能阻止他卷入一场争斗。”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有天晚上，我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间里看见过他，气势汹汹。”

“你很清楚，我可不是在说打架什么的。”

两辆三轮车气势汹汹地从卡提拿街奔驰而来，在大陆酒店外面骤然停住。第一辆车里坐的是格兰杰。另一辆车里则堆着一摊矮小、灰色、默不作声的东西，格兰杰现在正将他拖到人行道上。“噢，来吧，米克，”他说，“来嘛。”然后他跟车夫争吵起来，大概是关于车费问题。“都在这里，”他说，“要不要随你。”说完，他将原本车钱的五倍都扔到街上，让车夫弯腰去捡。

经济专员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小伙子是该放松一下了。”

格兰杰把他拖过来的东西扔到椅子上。这时，他注意到了凤。“哟，”他说，“你这老浑蛋，乔。你从哪儿找到她的？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两下子。抱歉，我得去个厕所。照顾下米克。”

“粗鲁的军人风度。”我说。

派尔的脸又红起来，诚恳地说道：“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们过来……”

那一摊灰色的东西在椅子上微微颤动，他的脑袋搁在桌子上，仿佛是后加上去的一般。他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恰如一段无限冗长的口哨，然后便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你认识他吗？”我问派尔。

“不。他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记者？”

“我听见比尔管他叫米克。”经济专员说。

“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合众社记者？”

“那不是他。我认识那个人。是不是你们经济代表团的人呢？你总不能认识你们所有人吧——那有好几百位呢。”

“我不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经济专员说，“我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

“我们也许可以找找他的身份证。”派尔建议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弄醒他。一个醉鬼已经够了。格兰杰总会知道他是谁吧。”

但他并不知道。他沮丧地从厕所回来。“这姑娘是谁？”他郁闷地问道。

“凤小姐是福勒先生的朋友，”派尔生硬地回答说，“我们想知道这位是……”

“他在哪里找到她的？在这个城里，你们得倍加小心啊。”他郁闷地又补上一句，“感谢上帝，还有盘尼西林。”

“比尔，”那个经济专员说道，“我们想知道米克是谁。”

“我怎么知道。”

“但是，是你把他带过来的呀。”

“这法国佬喝不了苏格兰威士忌。醉倒了。”

“他是法国人？我听见你管他叫米克。”

“他总得有个称呼吧。”格兰杰说。他对凤俯下身子，并说道：“嘿。你。再来一杯橘子汁怎么样？今晚有约会吗？”

我说：“她天天晚上都有约会。”

经济专员连忙说道：“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比尔？”

“河内西北大胜。法国人夺回了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他们之前从未提及自己曾失去过。越盟伤亡惨重。法军的伤亡情况还没统计完，估计一到两周之内，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经济专员说：“有传言说越盟已经攻取发艳，烧毁了当地的大教堂，并将主教赶走了。”

“在河内，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这可不是一场胜仗。”

“我们的一支医疗队抵达南定后，便无法继续前进了。”派尔说。

“你没去那么远的地方吧，比尔？”经济专员问道。

“你以为我是谁？我只是有张通行证的记者，只要出了界限就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我飞去河内机场。他们派来一辆车接我去记者营地。在两座刚收复的城市上空，他们安排了一次飞行，并将飘扬的三色旗指给我们看。在那种高度上，可以说那是随便什么旗子。接着就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一名上校向我们解释了刚才看见的场景。然后，我们便跟着新闻审查员去发电报。再然后，我们喝酒。整个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侍者。最后，我们乘着飞机回来了。”

派尔对着啤酒皱起眉头来。

“你低估了你自己，比尔，”经济专员说，“哎，那篇关于66号公路的报道——你给它起名叫什么来着？《地狱公路》——绝对有资格获普利策奖。你知道我说的那篇——一个掉了脑袋却还跪在阴沟里的人，还有另一个你看见的像是在梦游的人……”

“你以为我真的走近他们那条臭烘烘的高速公路了？斯蒂芬·克莱恩[16]没经历过战争，却可以描绘它。我为什么不能呢？这不过是场该死的殖民战争罢了。再给我来一杯。然后我们就去找个姑娘。你已经有一个小妞啦。我也要给自己找一个。”

我对派尔说：“你相信那些关于发艳的传言吗？”

“我不知道。重要吗？我很想去看看，”他说，“如果它很重要的话。”

“重要是对经济代表团而言吗？”

“噢，好吧，”他说，“你不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医药也是一种武器，不是吗？这些天主教徒，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不是？”

“他们跟共产党人做生意。主教豢养的牛，以及他盖屋所用的竹子，都是从共产党人那里换来的。我可不愿意说他们正是约克·哈丁所谓的第三势力。”我故意取笑他说。

“散了吧，”格兰杰喊道，“不能在这里浪费掉整个晚上。我要到有五百个美人儿的妓院里去。”

“如果你和凤小姐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的话……”派尔说。

“你们可以去乡村酒家吃饭，”格兰杰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我去敲隔壁姑娘们的房门。来吧，乔。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男人。”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考虑男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才第一次对派尔有了几分好感。他坐在那里，身子微微转到一边，避开格兰杰，手里捻着他的啤酒杯，表情坚毅而冷漠。他对凤说：“我猜你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了，乃至整个国家。”

“什么？”

“你拿米克怎么办？”经济专员问道。

“把他留在这儿。”格兰杰说。

“你不能那么做。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可以带上他，然后让女孩儿们照顾他。”

经济专员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起来就像电视机里面的一张脸。他说：“你们年轻人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但我太老了，玩不动了。我会带他回家。你说他是法国人？”

“他之前是讲过法语的。”

“如果你能把他弄进我的车里……”

他的车开走之后，派尔跟格兰杰乘着一辆三轮车，我和凤乘着另一辆，一同去往堤岸。格兰杰本来想跟凤坐在一起，派尔将他们分开了。三轮车拉着我们沿着长长的郊区道路去往中国城，在路上，我们碰上一队法国装甲车，每辆车子的炮筒都向前伸着，在漆黑、平静、穹庐似的星空下，沉默的指挥官如同一尊傀儡，动也不动——也许又跟一支私家军队起了冲突，平川派，他们控制着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赌场。这里各自为王，像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但是美国人在这里干什么呢？哥伦布那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我对凤说：“我喜欢派尔这个家伙。”

“他很安静。”她说，她是第一个对他使用这个形容词的人，这个词就像个小学生的名字，后来维戈特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坐在那里，对我谈起派尔遇害的事情时，也使用了这个词。

我让三轮车停在乡村酒家门外，对凤说道：“你先去找张桌子坐下。我最好还是去照顾一下派尔。”那是我的第一直觉——去保护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更需要的是保护自己。天真总是无声地要求被保护，其实我们更明智的是保护自己不吃天真的苦头：天真如同一个迷失的、不会说话的麻风病人，流浪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无意伤害任何人，却总是事与愿违。

当我到达五百美人妓院时，派尔和格兰杰已经先进去了。我问在门口站岗的宪兵：“那两个美国人呢？”

他是名年轻的外籍军团下士。当时正在擦拭左轮手枪，听见我的话后，他停下来用大拇指指了指里面，用德语开了句玩笑。我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广阔的露天庭院里，现在正是休息时间。数百个女孩儿或躺在草地上，或蹲坐在自己的脚跟上，跟同伴们聊着天。院子周围的小房间都拉上了门帘——有一个疲惫的姑娘，交叉着双腿独自躺在床上。堤岸有麻烦，军队人员都被限制在军营里，这里的姑娘便也都无事可做：这是肉体的休闲假日。只有一群互相撕扯着、打闹着、叫喊着的女孩儿才让我觉得这里还是老样子。我想起那个在西贡流传的老故事，一个尊贵的客人刚来这里便陷入百花丛中，待到他挣脱安全跑到警察局时，裤子早已不知所终了。在这个地方，平民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他选择来军事领地猎艳，就必须照顾好自己，并找到自我脱身的办法。

我已经学会一种技巧——分化与征服。一群姑娘围过来时，我选择其中一个，然后靠着她朝旁边慢慢挤过去，在那里，派尔和格兰杰正跟姑娘们纠缠不清。

“我老了。”我说，“太累了。”她咯咯笑着，身子压过来。“我的朋友。”我说，“很有钱，身体又壮。”

“你这人不老实。”她说道。

我瞥了一眼格兰杰，他满脸通红，神态得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有个姑娘挽住派尔的胳膊，试着把他轻轻拉出包围圈。我把身边的那个女孩儿推到人群里，然后喊他：“派尔，这边来。”

他从那群姑娘的头上望过来，然后说道：“真是可怕。可怕极了。”可能是灯光的原因，他的脸看上去十分憔悴。我忽然想到，他也许还是个处男。

“来吧，派尔，”我说，“把那些女孩儿留给格兰杰。”我看见他的手伸向裤子后面的口袋。我真觉得他会把里面的皮阿斯特[17]和美钞都散给她们。“别犯傻，派尔，”我严厉地呵斥他，“你那么做，她们会打起来的。”我之前选定的姑娘又转回到我的身边，我又推了她一下，将他推到格兰杰身边的那群女人中去。“不，不要，”我说，“我是英国人，很穷，非常穷。”然后我抓住派尔的袖子，把他拖出来，那个女孩儿挂在他的另一只胳膊上，像一只上了钩的鱼。在我们走到那名下士站岗的地方前，又有两三个女孩儿试图拦下我们，但是她们并没有使出全部本领。

“我身边这个该怎么处理？”派尔说。

“她不会一直缠着你的。”刚说完，她便放下他的胳膊，转而钻进格兰杰旁边的那群姑娘里了。

“格兰杰不会有麻烦吧？”派尔问道。

“他会如愿以偿的——得到一个小妞儿。”

外面的夜晚似乎很安静，只有一队装甲车驶过，匆匆赶往目的地。他说：“真可怕。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他的语气敬畏又悲伤，“她们都那么漂亮。”他并不是在嫉妒格兰杰，而是在抱怨美好的事物——美貌与风姿，正在被摧残、虐待。派尔也看得见痛苦，当它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我这么写，可并不是在讽刺他，毕竟我们中的大多数还看不见眼前的痛苦呢。）

我说：“我们回乡村酒家去吧。凤在那里等着呢。”

“抱歉，”他说，“我彻底忘了。你不该扔下她自己在那儿。”

“她不会有危险的。”

“我刚才只是想帮格兰杰安全地……”说到这里，他又陷入了沉思，直到我们回到乡村酒家，他才含糊而伤感地继续说道，“我早忘了那里有好多男人……”

2

凤已经在舞池边为我们占下一张桌子，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五年前在巴黎流行过的曲目。两对越南人在跳舞，他们身材矮小，衣着整洁，态度大方，那种文明的气派我们是比不上的。（我认识其中一对，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会计师和他的太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越南人从不胡乱穿衣服，从不胡乱说话，也从不胡乱放纵。如果说这场战争看起来像中世纪战争，那么他们就是从未来十八世纪穿越而来的人。人们会期望这位范文杜先生在业余时间写写旧体诗，但我却偶然知道他对华兹华斯[18]颇有研究，并且也会写一些关于自然的诗篇。他的假期都是在大叻度过的，那是他能欣赏到英国湖区[19]氛围最近的地方。当他跳舞经过我们这里时，会微微鞠上一躬。我心里想着，不知道五十码以外的格兰杰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派尔在用他糟糕的法语向凤道歉，说真是让她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说。

“你去哪儿了？”她问他。

他说：“我去送格兰杰回家了。”

“回家？”我说完便笑了起来，派尔看着我，仿佛我是另一个格兰杰一般。忽然间，我看见了他眼中的那个我：一个中年男人，眼睛里布满血丝，已经开始发胖，在爱情里没有任何风度，也许没有格兰杰那么吵闹，但比他更喜欢冷嘲热讽，也更圆滑世故。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凤又好像我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在大世界里跳着舞经过我的桌边，身穿白色舞衣，十八岁，被她的姐姐在一边冷眼看管着。她那姐姐一心想让她跟一个欧洲人好好结婚。一个美国人买了张票，并邀请凤跳一支舞：他有一点儿醉——不过无伤大雅，我猜他是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以为大世界的女招待们也都是妓女。他把她抱得太紧，当他们跳完第一圈时，凤便突然走开了，回到位置上跟姐姐坐在一起。他被丢在那里，滞留在那些舞者之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莫名其妙。而我还不知道名字的这个女孩儿，则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喝一口她的橙汁，旁若无人。

“可以赏光吗？”派尔依旧用他那糟糕的法语说道，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在舞池的尽头默默跳起舞来，派尔让她离自己的身体很远，以至于让人担心他随时都会跟凤分开。派尔的舞跳得很糟，而凤当年在大世界里时，据我所知，没人比她跳得更好。

我追求凤是漫长而曲折的。如果我能跟她结婚，并定居下来，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她的姐姐看见我们在一起时，也会知趣地悄悄走开。三个月过去了，我才能跟她在美琪大饭店的阳台上单独见一会儿，她的姐姐就待在隔壁，不断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进屋去。一艘法国来的货船正在西贡河岸上卸载，灯光闪耀，三轮车响起的铃声像电话铃一般，我像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傻瓜，对凤说了许多冒失的话。我绝望地回到卡提拿街住处的床上，从未想过在四个月后她会躺在我身边，呼吸紧促，笑得十分诧异，因为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福勒先生。”我一直在看他们跳舞，没注意到凤的姐姐从另一张桌子旁跟我打招呼。这时，她走了过来，我不情愿地请她坐下。自从那天晚上在大世界里，我趁着她生病将凤带回家起，我跟她便不再是朋友了。

“我有整整一年没看见你了。”她说。

“我经常去河内。”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她问。

“他叫派尔。”

“是干吗的？”

“他是美国经济代表团的一员。你知道那种组织——将电动缝纫机送给挨饿的女缝衣工。”

“有挨饿的女缝衣工吗？”

“我可不知道。”

“但她们是不会用电动缝纫机的。她们住的地方也没有电。”她是个头脑死板的女人。

“那你不如问问派尔。”我说。

“他结婚了吗？”

我望着舞池。“应该说，目前这是他跟女人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他舞跳得可真烂。”她说。

“没错。”

“不过看起来是个可靠的好人。”

“也没错。”

“我能和你坐一会儿吗？我的那些朋友都很无聊。”

音乐停下来，派尔僵硬地向凤微微鞠躬，然后陪她回到桌边，拉出椅子让她坐下。我感觉得到，他的礼节很叫她高兴。进而我想到，跟我在一起后，凤失去的机会可真不少。

“这是凤的姐姐，”我跟派尔说，“徐小姐。”

“很高兴见到你。”他刚一说完，脸就红了。

“你是从纽约来的吗？”她问道。

“不。波士顿。”

“也是在美国吧？”

“噢，是的。是的。”

“你父亲是做生意的吗？”

“不。他是个教授。”

“是个老师？”她带着一丝失望的表情问道。

“嗯，他是某方面的权威，你知道。人们总要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请他看病吗？他是医生吗？”

“不是医生。他是工程学博士。关于水下侵蚀方面的问题，他全都一清二楚。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派尔试着幽默一下，于是说道：“好吧，还是让我爸爸来告诉你吧。”

“他在这里？”

“不在。”

“那他就要来了吗？”

“不。我开个玩笑而已。”派尔抱歉地说。

“你还有妹妹吗？”我问徐小姐。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听起来你好像在调查派尔先生，看他是不是结婚的最佳人选。”

“我只有一个妹妹。”徐小姐说。她的手掌用力地拍了一下凤的膝盖，就像一个会议主席在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

“她是个很漂亮的妹妹。”派尔说。

“那可是全西贡最美丽的女孩儿。”徐小姐仿佛是在纠正派尔的话。

“我当然相信。”

我说：“是时候该吃晚餐了。即使是全西贡最美丽的女孩儿，也得吃饭。”

“我不饿。”凤说道。

“她很娇气。”徐小姐斩钉截铁地说道，声音里带着几分威胁的语气。“她需要别人来爱护。她也值得别人来爱护。她这人非常、非常专一。”

“我的朋友很幸运。”派尔严肃地说。

“她很喜欢孩子。”徐小姐说。

我笑了起来，然后捕捉到派尔的目光：他既震惊又有些不解地望着我，我忽然明白原来他对徐小姐所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很在意。我一边点菜（尽管凤说她不饿，但我知道她还是能吃下一块加两个生鸡蛋和其他东西的鞑靼牛肉），一边认真听他讨论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想要有很多孩子，”他说，“大家庭很有趣。它能使婚姻关系更加牢固，而且对孩子们也很好。我是独生子。一个人真是很糟糕。”在此之前，我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徐小姐追问道。

“六十九岁。”

“老人都喜欢孙子孙女。很遗憾，我的妹妹没有公公婆婆来疼爱她的孩子们——待到她有孩子的那天。”她凶恶地看了我一眼，又补上这么一句。

“你也没有。”派尔说，我觉得他这话说得没什么必要。

“我们的父亲家世很好。他从前在顺化府做官。”

我说：“我已经为你们把晚餐都点好了。”

“不用给我点，”徐小姐说，“我得去找我的朋友们了。我很愿意再次见到派尔先生。也许你可以安排一下。”

“等我从北方回来吧。”我说。

“你这就要去北方吗？”

“我想是我该去看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但记者们都回来了。”派尔说。

“对我来说，正是好时机。我可以不必碰上格兰杰。”

“那福勒先生离开之后，你一定要跟我和我妹妹吃一次饭。”出于礼貌，她又阴沉地补上一句，“让她高兴点儿。”

在她走之后，派尔说：“多么可爱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她英语说得又这么好。”

“告诉他，我姐姐以前在新加坡做生意。”凤骄傲地说道。

“真的？是什么生意？”

我替她翻译说：“进出口生意。她还会做速记。”

“真希望我们经济代表团里多些像她这样的人。”

“我会跟她谈谈，”凤说道，“她会很乐意为美国人工作的。”

晚饭过后，他们又开始跳起舞来。我的舞跳得也很糟糕，而且我又不像派尔那样毫不在乎——或者我最初爱上凤时，也是像他这样？我暗想。在徐小姐生病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之前，我在大世界与凤跳舞，有很多次不过是为了寻找跟她说话的机会。这次他们重下舞池，派尔可不是想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比先前放松了一些，手也伸得没那么远了，但他们仍都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舞步是那么轻盈、准确，引领着派尔凌乱的脚步，我仿佛再次陷入恋爱之中了。我自己都很难相信，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她会再次跟我回到那间肮脏的屋子里。那里不仅要与人合用一个卫生间，还有许多老太婆坐在楼梯口。

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发艳的传言，要么这个传言是关于别的城市也行，我在发艳那个北方城市跟一个法国军官有些交情，他会让我溜进去，不必接受审查，也不受任何管制。去找独家新闻？不是，在那些日子里，全世界只想读关于朝鲜的新闻。想有个死去的机会？每天晚上有凤陪在身边，我干吗还要去寻死呢？不过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自幼年以来，我便不相信永恒，但我又渴望永恒。我总是害怕失去幸福。明年的这个月份，凤就会离开我。如果不是明年，那也是三年之内。在我的世界里，死亡是唯一的绝对值。失去了生命的人，便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我羡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也并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依靠不变的、永久的寓言来维系着自己的勇气。死亡远比上帝更加确切，有了死亡，就不必担心爱情会日渐枯竭了。未来的厌倦与冷淡，那样的噩梦也会自动解除。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杀死一个人，无疑会带给他无法估量的益处。是啊，人们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爱着的，只是他们的敌人。而至于他们的朋友，却任其经受痛苦与空虚的折磨。

“请原谅，我把凤从你身边抢走了。”派尔的声音这样说道。

“噢，我不会跳舞，但我喜欢看她跳舞。”我们谈起她时，总是用第三人称，就好像她不在这里似的。不过有的时候，她确实如同和平这个词一般，在世人面前隐起身来。

夜间的第一套卡巴莱歌舞[20]表演开始了：一个歌手，一个玩杂耍的，还有一个举止下流的滑稽小丑，我看着派尔，他显然听不懂那些黑话。凤微笑时，他也跟着微笑；我大笑时，他也不自然地大笑。“不知道格兰杰这会儿在哪儿呢。”我说，派尔用责怪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又换上了另一套节目：一群女演员。她们中的许多人我在白天都见过，在卡提拿街上走来走去，穿着旧长裤和毛衫，下巴周围有点儿发青，走路时一直在摇晃着屁股。现在她们穿着低胸的晚礼服，戴着假珠宝和假乳房，声音沙哑，看上去至少跟大多数在西贡的欧洲女人一样讨人欢心。一群年轻的空军军官向她们吹起口哨，她们以妩媚的微笑回应。派尔忽然发出强烈的抗议，这使我大为吃惊。“福勒，”他说，“我们走吧。我们看够了，不是吗？这对她一点儿也不合适。”

第四章

1

从大教堂的钟塔上望去，这场战争只不过是画中风景，就像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的全景图一样固定不动。一架飞机正向石灰岩山中的孤立哨岗空投物资，长年的风雨侵蚀使得安南省边界的山脉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由于飞机每次回到相同的地点滑翔，所以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一般，降落伞也总悬在同一地点——离地的半空中。平原上的迫击炮不断开火，轰炸出来的烟雾如同石头一样牢固不散，集市上的火焰被阳光映成一片苍白色。跳下来的伞兵们身材矮小，排成一列沿着运河移动着，但从这个高度望过去，他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就连坐在钟塔角落里诵读祈祷书的那名天主教神父，也是静止的。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干净整洁，颇有条理。

黎明前，我就搭乘一艘登陆艇从南定到了这里。我们没法儿在海军站登陆，因为敌人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六百码之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切断海军站，所以我们的登陆艇沿着烈焰冲天的市集驶进城。映着火焰的光芒，我们成了活靶子，但不知为何，竟然没人朝我们开火。一切都寂静无声，除了燃烧的店铺噼里啪啦声和倒塌声。连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的声音，我都能听得见。

在这次进攻之前，我对发艳很熟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都是木制店铺，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座大桥。在夜里，只能点蜡烛或小油灯（发艳没有电厂，只在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无论白天还是夜里，街道上都挤满了吵闹的人群。依照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枢机主教的庇护之下，这里一向是全国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次，当我上岸走向军官营房时，却发现这里是死寂一片。断壁残垣、碎玻璃，以及烧焦的油漆和石灰的味道，长长的街道一眼望去，空空如也，这使我想起清晨空袭警报解除后的伦敦大道：随处可以见到警告标示，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被炸毁，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沦为废墟。我从南定乘着登陆艇沿河而下时，听佩劳德中尉说起事情的经过。他是个严肃的年轻人，共济会成员，于他而言，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曾去过一次欧洲，并且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灵。他回来后，便在大教堂内修建一座神龛，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军队后，主教与那位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产生几分同情，因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摆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跟他的高级军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发艳纪念圣母法蒂玛。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据半数人口，也不甘心错过这场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经幡、香炉和金光四溢的圣体匣将会保佑他们全家人远离战争困扰。主教的军队如今只剩下军乐队了，这次就是他们带领着游行队伍；法国军官们奉上校指令，他们像唱诗班的男孩儿，随着队伍进入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岛上立着一座白色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边有东方式长廊的钟塔下面穿过，走进木雕的大教堂，大堂里有许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红色的漆制神坛，看起来更像是佛教寺庙，而非天主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落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21]风光的水乡里赶过来。水乡里的嫩绿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郁金香和带风车的教堂。

没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岩山上的通道，进入东京平原。法军在山上的哨兵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潜伏在发艳的特工也开始行动，里应外合。

四天以后，在伞兵的帮助之下，敌军才被迫退到离城半英里之外的区域。这是一场大败仗：新闻记者不许进入，电报也不许发出去，因为报纸只能刊载胜利消息。如果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早在河内就会将我拦下，然而你离司令部越远，对你的限制就越松，当你到了敌军的火力范围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这是一大威胁，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担忧，外界或许很感兴趣，而在前线的中尉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场消遣，因此有几个这样的幸福时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妄的英雄光辉来对待部下的受伤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并说道：“好，结束了。”他是欧洲人，但可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会容忍他的教区出现一位法国神父。他怀着歉意说：“我来到这里，你明白的，不过是想清静一点儿，避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的声音似乎在逼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寻找这些敌人异常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窄的战线，在纵横交错的运河间、在农家房屋与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可以伏击的好机会。

在我们这座钟塔下面，发艳的全部人口都在这里，或站或坐，或躺着。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垫子、一幅天主圣像——来到了大教堂区域。这里是北方，夜晚到来时，气温骤降，大教堂里已经水泄不通：早已没有可栖身之地。甚至通向钟塔的每一级楼梯上都被占据，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挤进大门来，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是安全的。我们在这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拿着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牧师将他拦住，并夺下他手里的步枪。我身边的这位神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是中立的。这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这真是天国里一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寒冷，饥饿”——“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神父对我说——“你会认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接着我又想到，“无论哪里都是一样——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就一定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经架起来一些货摊。我说：“很像一个大集市，不是吗，但看不见一张笑脸。”

神父说：“昨晚他们很冷。我们不得不关上修道院的大门，不然他们会涌进来挤死我们。”

“你们在里面暖和吗？”我问。

“并不暖和。即使他们进去十分之一，我们那边也容不下。”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必须要保持健康。发艳只有我们一家医院，我们的这些修女承担护士工作。”

“外科医生呢？”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我才看见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迹。

他说：“你上来是找我吗？”

“不。我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这里来。他想作忏悔。你看，他对于在运河那边看见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这也难怪。”

“运河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吗？”

“他们被伞兵两面夹击。可怜的人哪。我想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恐惧会使一个人吓成那副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还是讨厌忏悔。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将自己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请原谅我，神父，但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夫的行为。”

“噢，”他小声地说，“我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多少事需要忏悔。”

我沿着教堂的房子望去，两边都是运河，向着远处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闪过第二座钟塔。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说，“法国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区域，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刚才看见冒出火光的，是一个外籍军团的哨岗。”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小心那些狙击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挤过去，经过小水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能看见大概四分之三英里远，两边的长街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活物——两个戴着伪装头盔的士兵，沿着街道边缘慢慢移动，手里端着司登冲锋枪。我说活物，是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伸到路面上。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苍蝇飞舞的嗡嗡声，以及越来越弱的士兵皮靴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迅速走过那具尸体，将头转向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处无声无息，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像是射击场上的一个标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被发现：而在那几个小时里，苍蝇早就爬满了我的全身。

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子里灌。帆布帘子被吹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尔纽斯[23]在帷幕后被杀死那件事），烛光摇曳，暗影乱舞，我们像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

“你们的哨岗都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他十分疲惫地说道，“暂时没问题，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里的情况不值一提，那边才是硬仗。”

“再来一杯吧，上校？”

“谢谢你，不用了。味道不赖，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些，夜里有需要时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了。迫击炮开始轰炸后，谁也睡不成了。索雷尔上尉，给福勒先生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蜡烛、火柴、左轮手枪。”说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就寝的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的地板上给我放上一床褥垫，我被木箱四面包围着。没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很硬，却很适合休息。凤是否在家里呢，我这样想着，奇怪的是毫无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都会像这样消耗殆尽的。当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在舞台上跳着舞，动作僵硬，双臂伸向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弹钢琴用的椅子上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支枪，以防有人干扰他跳舞。舞台旁边贴着一张节目单，就像在英国音乐厅里贴的那种，上面写着：“爱之舞，一级。”有人在剧院后面走动，我把枪握得更紧。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我的手放在他们借给我的枪上，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阴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吵醒。他们告诉我，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

我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从哪儿弄到的头盔？”我问。

“噢，别人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道。他拖着身后的军用背包，从包里面拽出来一个羊毛内衬的睡袋。

“你的装备很齐全嘛。”我一边说着，一边竭力回忆为什么我和他竟然都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包，”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拿出一个热水瓶、一个小酒精炉、一把梳子、一套剃须工具和一罐口粮。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2

派尔继续翻弄他的行李。他将几个箱子摞成一个长台，并在上面放下他的剃须镜和其他用具。我说：“我怀疑你在这里弄不到水。”

“噢，”他说，“保温瓶里的水就够我早上用的了。”他坐在睡袋上，开始动手脱靴子。

“你到底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去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团队，然后我租了一条船。”

“一条船？”

“噢，是那种平底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我是把它买了下来，倒没花多少钱。”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沿着河划过来的？”

“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知道的。我是顺流而下。”

“真是疯了。”

“噢，没什么。真正需要担心的危险，只是怕船搁浅而已。”

“或者挨了海军巡逻队的枪子，被法国飞机的扫射击中，还可能被越盟的人抹了脖子。”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我现在到这里了。”他说。

“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噢，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的睡眠。”

“我不困。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介意我挪挪蜡烛吗？这里有点儿太亮了。”他看起来十分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

“嗯，前几天你的话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在一起的那天吗？”

“记得，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似乎应该亲自来看看。老实说，那天格兰杰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明白了。就这么简单吗？”

“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难事，不是吗？”他开始摆弄他的鞋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不太诚实。”他终于开口说道。

“不诚实？”

“我其实是来看你的。”

“你来这里，是为了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不再摆弄鞋带，陷入尴尬与痛苦之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爱上凤了。”

我听后大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话实在出人意料之外，但说的时候却又是一脸严肃。我说：“你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吗？我下周就回西贡了。”

“你也许会被杀掉，”他说，“那样就显得我不够磊落了。而且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去接近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近过她？”

“当然。你认为我会先告诉她——而不让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

“我想是乡村酒家的那个晚上吧，在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你们并不亲近。”

他不解地看着我。如果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有一点儿疯狂的话，那么我的反应对他来说，显然更加莫名其妙。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瞧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女孩儿。她们全都那么漂亮。唉，想到她也是其中一个，我就想去保护她。”

“我不觉得她需要你的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过吗？”

“约过，但我没有去。我一直躲着她们。”他沮丧地说，“这很不好。我觉得那样做很糟糕，但是请你相信我，可以吗，如果你们已经结婚——那我绝不会闯进去做第三者的。”

“你似乎很确定你能闯得进来。”我说。头一次，他的这番话让我很生气。

“福勒，”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怎么了？”

“我能叫你汤姆吗？我觉得冥冥之中，它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是说，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件事。”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他背靠着包装箱，满腔热情地坐了起来。“现在你知道了，那么一切似乎不同了，”他说，“我想求她嫁给我，汤姆。”

“你还是叫我托马斯吧。”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中作出选择，托马斯。这很公平。”但这公平吗？想到日后的孤独与落寞，我第一次不寒而栗。这一切不过是异想天开，但……他也许是个可怜的情人，我却要更差劲。他比我要体面得多。

他开始脱衣服。我想：“他还拥有青春。”我忽然发现我很嫉妒派尔，这件事实在令人悲伤。

我说：“我不能娶她。我在家里还有个妻子。她永远不会跟我离婚的。她信奉高教会派——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很抱歉，托马斯。对了，我的名字叫奥尔登，如果你愿意……”

“我还是管你叫派尔吧，”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时，就会出现派尔这个名字。”

他钻进睡袋，伸手去拿蜡烛。“嘘，”他说，“很高兴这件事过去了，托马斯。这几天来，我一直因为这件事而难受。”很明显，他现在是不会难受了。

蜡烛熄灭后，我只能看见他的平头在外面火光映衬下的轮廓。“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这些话像一场低劣喜剧的提示语那样，刚一说完，迫击炮便开始轰炸了，炮弹飞行的声音、尖啸声、爆炸声一并传来。

“上帝啊，”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他们正试图阻止一次进攻。”

“好吧，我想，我们是睡不成了吧？”

“睡不成了。”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处理这一切的看法——我觉得你非常出色，极其出色，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

“谢谢。”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多。你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波士顿未免有些——狭隘。即使你不是洛厄尔或卡伯特家族[24]的一员。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建议，托马斯。”

“哪方面的建议？”

“关于凤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相信我的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

“噢，但我知道你为人直率，非常直率，我们俩对她都是真心的，都很在乎她的利益。”

忽然间，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孩子气。我说道：“我不在乎她的利益。你可以在乎。我只想要她的身体。我要她跟我上床。比起照顾她的什么狗屁利益，我还……还不如去糟蹋她，跟她一起睡觉。”

在黑暗里，他说了一声“噢”，声音虚弱。

我继续说：“如果你只关心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跟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想要个好的……”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耳朵没能听见盎格鲁-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在派尔身上，有一种难以说服的固执。他认为我的表现良好，那我就不得不表现良好。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托马斯。”

“我不痛苦。”

“噢，当然，你很痛苦。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凤的话，也是一样。”

“但我并没有放弃她。”

“我也很重视肉体，托马斯，但是如果凤能快乐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切。”

“她现在就很快乐。”

“不可能的——以她现在的处境来说。她想要孩子。”

“她姐姐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难道你还真信……”

“当姐姐的有时会更了解妹妹……”

“她只是想把那些想法灌输给你，派尔，因为她觉得你比较有钱。而且，我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

“可我只是赚工资的。”

“嗯，不管怎么说，你们货币的汇率相当不赖。”

“别那么刻薄，托马斯。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真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你。那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就好像她要离开我了似的，派尔。”

“当然，”他的语气倒没什么信心，“她也可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那到时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离。”

“你怎么不现在就走呢，派尔？别留在这儿惹麻烦。”

“那对她是不公平的，托马斯。”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对自己造成的所有麻烦有比他更善意的动机。他补充道：“我不认为你很了解凤。”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时，凤就在我身边，我想：“你了解她吗？你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吗？凤心满意足地睡在我身边，而你却先走一步？”时间自会报复，而报复总是如此凄苦。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会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妻子无法完全了解丈夫，情夫无法完全了解情妇，父母也无法完全了解孩子。也许这就是人们发明上帝的缘由——它能了解一切。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者了解他人时，也许我也会哄骗自己相信上帝，但我只是个记者而已。上帝是为新闻主笔而存在的。

“你确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去了解吗？”我问派尔，“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来一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吵死人了。”

“现在喝酒有点儿早。”派尔说。

“是他妈的晚了。”

我倒了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那杯，眼睛透过威士忌，睁大眼睛望向烛光。每当有炮弹爆炸时，他的手便会发出一阵颤抖，他如此害怕，却还是从南定跑过来，作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

派尔说：“这事很奇怪，我们都不能跟对方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把酒喝了下去。

第五章

1

我本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个星期，但事实上，将近三个星期后，我才回来。首先，离开发艳这个地方，竟然比进入时还要困难。南定与河内之间的道路已被切断，又不可能只为一个记者安排一次航运，更何况这记者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后来，等我到达河内时，记者们也都飞了过来，听取最近这次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也没给我留位置。派尔在到达的那个早上便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跟我谈谈关于凤的事情，他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五点半时，迫击炮停止轰炸，他还在睡觉，我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从南定一路撑船划过来，那么也就不必替他担心那几个狙击手了；他对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完全没有预想，而他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与危险也是一样毫无准备。有一次——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我失控了，将他双脚猛推进去，我的意思是将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那只弄脏的皮鞋，说道：“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约克·哈丁的那套措辞。不过就他的为人而言，还是颇为真诚的：这不过是巧合，一切牺牲均由他人付出代价，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倒在通往达科的桥下。

我回到西贡之后，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的，当我下楼喝咖啡时，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将他带上一艘登陆艇里；登陆艇完成巡视工作之后，让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运气不错，跟着沙眼治疗团队回到了河内，二十四小时后，那条道路便被正式切断。当我抵达河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南方，临走之前，他在记者营的酒吧间侍者那里给我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托马斯，”他写道，“我没办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是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去找你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当他撑着船，长时间沿河航行的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没人能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声之后，也不觉得像之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吗？我生气地想着，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对他而言，他只要不觉得惭愧，那么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会愉快，凤会愉快，整个世界也会愉快一些，还包括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派尔不惭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临了。）我在这里等了你二十四个小时，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在南方。我已经告诉沙眼治疗团队的成员了，让他们去拜访你——你会喜欢他们的。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们在做的工作与成年人无异。我会赶在你之前回到西贡，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去见凤。在日后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让你感到不公平。你诚挚的，奥尔登。”

又是那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日后”我会失去凤。他是在美元汇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吗？过去我们也经常说起英镑的价值。现在，我们要谈一场美元的恋爱了吗？一场美元的恋爱，当然包括结婚、生子和母亲节，尽管后来可能也包括里诺或者维尔京群岛[25]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美元的恋爱有着美好的愿景，一颗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人就都见鬼去吧。但我的爱情没有愿景：未来摆在那里。所有能做的，不过是让未来不那么难堪，当它来临时，让它温和地幻灭，在这方面，鸦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从未预见到，我不得不告诉凤的第一个幻灭的未来，竟然是派尔的死讯。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在伦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阴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电梯口还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27]的画像。他们从西贡送来了这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传到凤的耳朵里了。我当不成记者了，以后我得发表意见，作为拥有这个空洞特权的回报就是：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剥夺了。对付这个幼稚的家伙，我有足够的经验，在两性的游戏之间，年纪也是一张好牌，跟青春一样，但现在，我连有限的十二个月的未来都无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羡慕那些心怀家乡又随时准备赴死的军官。我想大哭一场，但我的泪腺早已干涸，就像这里的热水管。噢，让别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间小屋。

入夜后的河内气温骤降，灯光也不及西贡那样明亮，倒是跟这里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战争的气氛很搭。我沿着甘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愿意去大都会酒店跟那些法国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老婆和女人们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见遥远的炮声从和平府那个方向传过来。白天时，那里淹没在交通噪声里，但现在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见车铃的叮当声，那是三轮车夫在招揽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长了一个古怪的长脑袋，那只脑袋搁在肩膀上的样子，活像一只鸭梨摆在碟子里。他是名警察，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子为妻，这间酒吧就是他妻子开的。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恋家。作为科西嘉人，他对马赛情有独钟，但比起马赛的话，他更愿意天天在甘贝塔街的人行道旁闲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那封电报的内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问道。

“干吗不呢？”

我们开始扔骰子，我觉得对我而言，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远离甘贝塔街与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鸡尾酒，听不到这熟悉的骰子声，瞧不见在地平线上像时针一般转动着的炮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要回去了。”

“回西贡吗？”佩特里一边问着，一边扔出个四二一点来。

“不。英国。”

第二部

第一章

派尔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杯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喝酒的。几周过去之后，回想起发艳那次荒唐的见面，简直难以置信：甚至连谈话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了。那次的细节就像是罗马古墓里的残缺文字，而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依据我的学术偏见去填补上那些空白。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愚弄我，那番谈话是一场计划周密、幽默的伪装，为的是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因为在西贡已有传言，说他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秘密”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也许他正将美国军火供应给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军乐队，那些吓坏了的、没有薪水的年轻士兵，这是他余下的全部兵力了。河内的那封调职电报，我一直留在口袋里。这件事即便告诉给凤，也没什么意义，那只会让我们剩下的几个月变得极其糟糕，充斥着泪水与争吵。甚至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去申请办理出境证，万一移民局里有她的熟人，那就难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会在六点过来。”

“我要去找我姐姐。”她说。

“我想他主要是想见你。”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人。你走之后，姐姐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没赴约过。姐姐很伤心。”

“你不必出去。”

“如果他想见我，可以邀请我们去美琪大饭店。他只是想跟你谈些私事——关于生意之类。”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大家说他进口很多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药剂、药片……”

“那都是供应给在北部的沙眼治疗队的。”

“也许吧。海关没资格检查那些东西，全都是外交包裹。但有一次不小心弄错了——结果那人立马就被开除了，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进口。”

“里面是什么东西？”

“塑料。”

“你说的不是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凤走之后，我写信回英国。路透社有个人几天后要从这里去香港，他可以从那里将我的信寄出去。我知道我的呼吁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做的话，我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我写信给报社总编，说现在不是更换记者的好时机。巴黎的德·拉特尔将军生命垂危，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部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我告诉他说，我不适合担任国际新闻编辑——我是个记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在最后一页，我甚至以私人理由向他申请，虽然任何人的同情心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抵挡不住那一排灯管下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报纸的利益”“情势所迫”之类……

我写道：“出于某些私人原因，我不太愿意离开越南。我认为我在英国很难好好去工作，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家庭方面也有许多问题。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负担的话，那么我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回到英国去。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我的反对意愿是多么强烈。我认为您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很糟糕的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申请。”然后，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发艳战争的文章，准备也托人带过去，作为一篇发自香港的通讯。法国人现在不会过于反对我这样写了——包围已经解除：败仗也宣传为一场胜利了。接着，我又把我给总编的信的最后一页撕碎了。那样做根本没用——那些“私人原因”只会沦为他们私下里的笑柄。大家都觉得，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都有女人。总编会把它当成笑话告诉给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特姆的双拼别墅里，带着幻想爬上床，身边躺着多年前从格拉斯哥带过来的忠实妻子。我太清楚那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了——门廊里摆着一辆坏掉的三轮脚踏车，一个不知是谁弄断的他最喜欢的烟斗，客厅里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缝上一颗纽扣。“私人原因”：在伦敦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因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打开门，他的黑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派尔从我的肩膀上望过去，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自己，”我说，“凤去找她姐姐了。”他的脸红了。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不过在色彩和设计上都相当克制。我很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从事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喝杯酒吗？”

“谢谢。是啤酒吗？”

“抱歉。我们没有冰箱——冰块要让人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一小杯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太喜欢烈酒。”

“加冰块吗？”

“多加些苏打水——如果你有的话。”

我说：“发艳之后，我就没见过你。”

“你收到我的信了吧，托马斯？”

他喊我的教名时，仿佛是在宣示他没有在开玩笑，派尔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凤。我注意他的平头最近刚修剪过，甚至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也是为了彰显男性之美吧？

“信我收到了，”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倒在地。”

“当然，”他说，“你有这样的权利，托马斯。但我在大学时练过拳击——而且我还比你年轻。”

“嗯，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吗？”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去谈论她。我本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好吧，那我们要谈点儿什么呢——塑料？”我说这话并没有吓唬他的意思。

他说：“你也知道那件事了？”

“凤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

“你该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传遍了。这又有什么呢？你准备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想让援助的细节都披露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经常来访。仅仅是因为我们沙眼治疗队使用某种药而没用另一种，就惹出过许多麻烦。”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占去许多空间，不停地喘着气；它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烧得过了火的煎饼。派尔含糊其词地说道：“噢，你知道，我们想扶植一些本地的工业，不得不对法国人加以防备。他们希望所有东西都从法国进口。”

“不怪他们。战争需要钱。”

“你喜欢狗吗？”

“并不。”

“我以为英国人都很喜欢狗。”

“我还以为美国人都喜欢美元呢，不过肯定也有例外。”

“没有‘公爵’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应该有不少同伴吧。”

“我养过的第一只狗名字叫‘王子’，取自‘黑王子[28]’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家伙……”

“他在利摩日[29]屠杀了所有妇女和孩子。”

“这我可记不得了。”

“历史书上将这部分掩盖过去了。”

当现实与派尔内心里所珍视的浪漫念头不相符合，或是某个他所敬爱或者仰慕的人没达到他那荒唐的标准时，痛苦与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他的眼睛里和嘴角上蔓延。有一次，我记得，我指出约克·哈丁犯过一个事实性的错误，然后我安慰他说：“不管是谁，都会犯错误的。”他紧张地笑起来，说道：“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是，我几乎以为他是不会出错的。”他继续说，“我父亲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就非常喜欢他，而我父亲本身是很难讨好的那种人。”

那只名为“公爵”的大黑狗，喘匀气后，也逐渐适应了房间内的空气，便开始在屋子里东闻西嗅。“能让你的狗老实点儿吗？”我说。

“噢，我很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大声地舔着自己的私处。我将两个杯子倒满酒，并特意从它身边经过，以暂时打断它的清洁工作。但它只安静了片刻，之后又给自己抓起痒来。

“公爵非常聪明。”派尔说。

“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把它带去康涅狄格的农场里，它被车撞死了。”

“你难过吗？”

“噢，非常难过。它对我来说极为可贵，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儿理智。又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复活。”

“那么如果你失去了凤，你还会有理智吗？”

“噢，当然，我希望是那样，你呢？”

“说不准。我可能会走火入魔。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可以叫我奥尔登，托马斯。”

“我不想那么叫。派尔这个名字——会引发不少联想。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

“我当然没想过。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直率的。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表现是多么有修养，当我闯进……”

“我记得，那次在睡着之前，我想，如果现在来一次袭击，然后你被打死，那么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光荣牺牲。为了民主。”

“别笑话我了，托马斯。”他不安地晃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是有些愚蠢，但我清楚，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不是。”

“我知道，如果认真说起来，你一定希望她能有最好的归宿。”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凤的脚步声。我原本寄希望于等到派尔离开之后凤再回来。派尔也听见了脚步声，并意识到凤回来了。他说：“是她吧。”尽管只相处过一个晚上，但他却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了。为了凉快一些，我将房门打开，狗也起身站在门边，看起来它好像已经把凤当成派尔的家人来接待。我反而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说：“我姐姐没在家。”然后谨慎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还是她姐姐叫她快点儿赶回来的。

“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很高兴见到您。”她优雅地回应道。

“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说完，他的脸又红了。

“什么？”

“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恐怕我的法语更糟。虽然我正在学习。我也许可以听得懂——如果凤说得慢些的话。”

“我来当翻译吧，”我说，“本地口音的法语要听习惯了才行。现在你想说什么？坐下来吧，凤。派尔先生是特地来看你的。说真的，”我转而问派尔说，“需不需要我离开一下，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

“我希望你听到我要说的这些话，否则就不公平了。”

“好吧，那就开始吧。”

他的语气严肃，好像这番话他已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说他对凤怀着极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天晚上与凤共舞开始，他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听见这些话，我想起一个老管家正带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深宅大院”。这座“深宅大院”就是他的心，对于这个家庭里的许多私人房间，我们只能匆匆一瞥。我很仔细地为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凤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仿佛是在聆听电影里的对白一般。

“她听懂了吗？”派尔问。

“在我看来是听懂了。你不需要我帮你加些话进去，是吧？”

“不需要，”他说，“翻译就行。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动摇她。”

“明白了。”

“告诉她，我想娶她。”

我告诉了凤。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是不是认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认真的人。”

“我想这种状况真是有点儿怪，”他说，“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怪。”

“然而这似乎也挺自然。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多谢厚爱。”

“我遇见麻烦之后，总是第一个想到你。”他说。

“那么我想，爱上我的女人也是一种麻烦吧？”

“当然。我真希望我的对手不是你，托马斯。”

“好了，我接下来要对她说什么。没有她你活不成了？”

“不，那种话太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够真实。得不到她的话，我只好离开这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你酝酿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不介意我先跟凤说一句话吧？”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才公平，托马斯。”

“好吧，凤，”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他在一起吗？他会娶你。我做不到。你知道原因的。”

“你要走了吗？”她这么一问，我想起了口袋里报社总编寄过来的那封信。

“不走。”

“永远不走？”

“那怎么能保证呢？他也不能保证。婚姻也会破裂，而且结了婚的人往往比我们这样的分开得更快。”

“我不想离开你。”她说。但这句话并不能使人放心，它后面跟着一个没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应该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明面上。我不富有。但将来我父亲去世时，我会得到五万美元的遗产。我的健康状况不错——两个月前刚拿到一份健康证明，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说这些干吗？”

“嗯，为了确定我们在一起可以生孩子。”

“在美国，你们做爱之前，都必须弄清楚——收入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也许我的母亲会跟她的母亲谈谈。”

“谈你的血型？”

“别嘲笑我，托马斯。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老派。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有点儿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也是。我看要么别谈了，我们干脆扔骰子来决定她属于谁吧？”

“你这是假装无所谓，托马斯。我知道你像我一样爱她。”

“好吧，继续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立即就会爱上我。但那一天会到来的，不过请告诉她，我为她提供的是保障和尊重。这听起来也许并不动人，但它比激情更为长久。”

“她随时都能得到激情，”我说，“当你去办公室时，还有你的司机呢。”

派尔脸红了。他尴尬地站起身来，说道：“这个笑话很无耻。我不会让她受到侮辱。你没有权利……”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

“你又能给她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道，“当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几百美元，或许你还要把她和家具一并转让出去吧？”

“家具本来也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凤，你愿意嫁给我吗？”

“血型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说，“还有健康证明。你也应该问她要一份，不是吗？也许还应该向我要一份。还有她的天宫图——噢，不用了，那是印第安人的习俗。”

“你愿意嫁给我吗？”

“用法语说，”我说，“要是再帮你翻译，我他妈的就真应该去死了。”

我站起身来，那只狗忽然叫起来，这让我大为光火。“告诉你那该死的‘公爵’，让它安静点儿。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又重复一遍。我朝凤身边挪了一步，那只狗又叫了起来。

我对凤说：“让他滚出去，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跟我一起生活。”

“不，”凤说，“不要。”忽然间，我们两人之间的怒气全部消散了。这个问题简单极了，只需要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30]就能解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派尔站在那里，嘴巴微张，满脸困惑，他说：“她说不。”

“这点儿英文她还是会说的。”我现在就想大笑——我们两个把彼此愚弄得成了什么样子。我说：“坐下来，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派尔。”

“我想我该走了。”

“再喝一杯。”

“别把你的威士忌都喝光了。”他喃喃地说。

“喝光了我可以再向公使馆买。”我走到桌边，狗对我龇着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坐下，公爵。老实点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如果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很抱歉，托马斯，我不知道刚才我是怎么一回事。”他举着杯子，想了想又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请你千万别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对我说：“他想抽一袋烟吗？”

“你想抽一袋烟吗？”

“不了，谢谢。我不沾鸦片，我们服务队里有严格的规定。喝完这杯我就离开。至于公爵今天的表现，也很抱歉，它平时一直都很安静的。”

“留下来吃晚饭吧。”

“我想，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露出一个迟疑的笑容，“我想人们会说我们两个人的行为都很怪异。我希望你能娶她，托马斯。”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自从我看见那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妓院——我一直就很害怕。”

他迅速喝完了那杯他不习惯的威士忌，不朝凤看一眼，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去握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点头。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跟着他走出房门，经过镜子时，我打量一下自己：裤子最上面那颗纽扣没系上，这是身材走样的开始。到了门外，他说：“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见她，托马斯。这件事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隔膜吧？等这次的任务完成，我就申请调离。”

“那需要多久？”

“大概两年。”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告诉他们我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将其作为装饰，几个星期后……我的谎言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得以安慰。

“要我给你烧袋烟吗？”凤问道。

“好，稍等一下。我要先写封信。”

这是我今天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我倒是一点儿也没撕掉，尽管我对于后续的回应也同样不抱希望。我写道：“亲爱的海伦，我将在四月份回到英国，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你能想象，对此我并不情愿。英国是我的伤心之地，在这里没有一件事能够顺利完成。我本来期望我们的婚姻能长久下去，正如我也遵奉你的那些基督教信仰那样。直至今天，我都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知道你和我都尽力挽回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自己发起脾气来，是多么无情，多么糟糕。现在我认为稍微好了一些——这是在东方生活的好处——虽然没有变得温和，但更安静一些。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龄又长了五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五年占的比重很大。你对我一向大度，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你现在愿意更大度一些吗？我知道，在我们结婚之前，你警告过我说绝不会离婚。我也接受了，所以不能抱怨。但现在，我还是想请你同意离婚。”

凤在床上呼唤我，她已经把托盘摆好了。

“再等一下。”我说道。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我继续写道，“说得既体面又漂亮，或者假装是为了另一个人的缘故。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向来坦诚相见。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了，她一直对我很忠诚，但我知道，我对她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离开她，她会有点儿难过，我认为，但绝不会酿成什么悲剧。她会嫁给别人，生儿育女。我告诉你这些，显得我很蠢，相当于让你有了指责我的把柄。但是，因为我一直是在说真话，要是我说失去了她对于我来说，就是死亡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的。我不是要你‘讲道理’（道理都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这个词太严重了，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再说，我也不值得你发什么慈悲。我想，我现在想要你做的是，在忽然之间，不讲道理，违反常理。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犹豫了一下，写下来还是不太准确）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比隔着八千多英里写信，这样的事情通个电话会更容易办到。但愿你能给我回一封电报，上面只要有‘我同意’就行了！”

写完信后，我仿佛刚刚跑完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躺在床上，凤在为我烧着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不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娶你，凤。”

“我相信你，但我姐姐不信。”

“刚刚的信是写给我的妻子的，我求她跟我离婚。以前我从未试过跟她这么说，总归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但还是有的。”

“别担心了。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烟。我又问她：“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

“我告诉过你——她出门了。”让她承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西方式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简直太荒谬了。因为我刚跟派尔一起喝了威士忌，鸦片的效果减轻了不少。我说：“我刚才对你撒谎了，凤。我要被调回去了。”

她放下烟枪。“但你不会真走吧？”

“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我很想看看伦敦。”

“你会非常不适应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

“但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吧。”

“不管怎样，我都要跟你一起回去。”她说道。她说得很认真，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来，在她再次举起烟枪，准备烧烟泡时，内心已经泛起一连串的思绪。她说：“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提出的这些天真的问题。出于礼貌，出于恐惧，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她有时可能会撒个谎，但她绝对没有把谎言说得无懈可击的本领。

“没有，”我说，“看摩天楼得去美国。”

她的眼神从烟针上移开，飞快地看我一眼，承认了自己说得不对。然后，她一边揉着烟泡，一边又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和双层公交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那也是美国的。”

第二章

1

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众要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处的西宁圣殿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庆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个节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访越南的人最喜欢介绍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务员创立，可以说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圣殿就在西宁。有一位教皇，还有一些女主教，他们通过扶乩进行预言，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与佛祖从大教堂的屋顶向下俯瞰，下面是一个东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绘的龙与蛇盘踞其中。刚来越南的人们都很喜欢我的这种描述。但高台教拥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由旧汽车排气管改造的迫击炮，宣称是法军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时刻便转为中立：这一套枯燥无聊的把戏，你要如何加以解释呢？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农民有安抚作用，教皇会邀请政府成员（如果那时高台教正得势，那他们就会应邀）、外交使团（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通常会从总部指派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宁的路上，车辆源源不断，军政人士与各国使馆的汽车飞驰其中，在相对比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掩护。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最高司令部往往最为担心，而对高台教徒来说，倒存有几分侥幸心理，因为如果有几位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被杀，那他们岂不是毫不费力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忠诚？

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泥制的哨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里，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垒，里面驻扎着一个排的外籍兵团，他们来自摩洛哥或者塞内加尔。就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也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你注视着前面的那辆车，又从后视镜里注视着后面的那辆车。每个人都想赶紧开到西宁，看完表演，然后尽快赶回来：七点钟开始宵禁。

汽车开过法军所控制的稻田，进入和好军的地盘，再过去则是经常与和好军开战的高台教的稻田：只是哨岗上的旗帜有所变化而已。一些男孩儿赤裸着身子骑在水牛背上，这些牛在稻田里走来走去，生殖器泡在泥水里；金黄的稻谷已经成熟，农民戴着贝壳形的斗笠，对着竹制的弧形小簸箕筛稻谷。迅速驶过的汽车，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现在，每个村庄的高台教教堂都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与粉色相间的抹灰，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逐渐增加，一队队农民沿着大路行走：我们快到圣殿了。远处，那座山如同一顶绿色的圆顶帽子，矗立在西宁城上方——那是泰将军的根据地，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了他要与法军和越盟双方交战的意图。高台教军并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尽管他已经绑架了一位主教，但有传言说，他这么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许。

比南方三角洲里的其他地方，西宁的气温好像要更高：也许是因为缺水；也许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仪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许是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端正地站在那里听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冗长的演说；也许是为那位教皇流汗，因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长袍。只有那些穿着白色丝绸长裤的女主教跟那些带着草帽的僧侣闲谈，才能使人在强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几分凉意。你绝不会相信还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点钟的闲暇，那是在美琪大饭店屋顶上的鸡尾酒时间，西贡河吹来阵阵清凉的晚风。

游行结束之后，我采访了教皇的助手。我压根儿没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果不其然：这样的采访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问起泰将军。

“一个鲁莽的人。”他说道，随后便终止了这个话题。他对我开始讲起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忘记我在两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他的这套说辞倒是令我想起了我给新来的人播放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的混合体……是所有宗教里最好的……传教士被派去洛杉矶……关于大金字塔的秘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法衣，烟不离手。他给人一种狡猾又腐朽的感觉：“爱”这个字眼经常从他嘴里蹦出来。我确信，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嘲笑他的宗教活动才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们并不如他狡猾。我们的伪善使自己一无所获——连一个可靠的盟友都没有，然而他们却得到了武器，供给，甚至是现金。

“感谢您，阁下。”我起身准备离去。他送我走到门口，烟灰撒了一路。

“上帝祝福你的工作，”他假惺惺地说道，“请记住上帝是爱真理的。”

“哪一个真理呢？”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真理都是一致的，真理即爱。”

他在手指上戴了一只大戒指，当他伸出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觉得我会亲吻他的手，不过我可不是外交官。

在没有遮蔽、直射的阳光下，我看见了派尔，他正徒劳地试着发动那辆别克车。不知怎的，过去的两周内，无论是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里，还是在卡提拿街唯一的好书店里，我都能频繁地碰见派尔。他从一开始便施加给我的那份友谊，现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那双哀伤的眼睛会充满热忱地向我询问凤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为热切地流露出他对我的喜爱与羡慕——这可真要命！

一名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飞快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时，他便停了下来，一言不发。我认得他——泰将军上山之前，他曾是泰将军手下的一个助手。

“喂，司令官，”我说，“将军还好吗？“

“哪个将军呢？”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反问道。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一致的。”

“这辆车我打不着火儿了，托马斯。”派尔说道。

“我给你找个机械师来。”司令官说完这句，便走掉了。

“我打扰到你们了吧。”

“噢，没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这辆别克要多少钱。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只要你正确对待他们。法国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与他们交往。”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当然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选择去相信他。”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高台教的格言。我开始觉得西宁的道德氛围太浓重了，我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不过。”

“我带了一瓶柠檬汁来。”他俯下身子，忙着在后面的篮子里翻找起来。

“有什么酒吗？”

“没有，实在抱歉。你知道，”他起劲儿地说，“在这种天气里，喝柠檬汁对身体很有益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多少种维生素。”他给我递过来一杯，我一饮而尽。

“不管怎么说，可以解个渴。”我说。

“来点儿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味道好极了。抹了一种新的三明治酱，叫维他健。我妈从美国寄过来的。”

“不，谢谢，我还不怎么饿。”

“它的味道很像俄国沙拉——只是吃起来有点儿干。”

“我还是不吃了。”

“我吃的话，你不介意吧？”

“不，不，当然不会。”

他咬了一大口，然后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雕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仆人——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他。女主教们正走回教堂，大教堂门上的上帝之眼正望着我们。

“这里提供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吃肉——在这样的热天里，可得当心了。”

“放心吧，你很安全的。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

“那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我更喜欢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觉得他们能找到靠谱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是懂得如何将你的排气管改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汽车能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司令官回来了，潇洒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去军营里找机械师了。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婉言谢绝。他展露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说道：“我们这里在食物方面有很多规定。”（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很愚蠢。一个宗教首府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觉得在罗马——或者坎特伯雷，也是一样。”他很麻利地向我微微鞠了个躬，然后便不说话了。他和派尔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我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逗逗派尔——这么干，说到底，只能算是弱者的武器，而我就是弱者。我没有青春，态度不严肃，为人不够正直，更没有未来。我说：“也许我得来一块三明治了。”

“噢，当然，”派尔说，“当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转去后面的篮子里找三明治。

“不，不，”我说，“我在开玩笑呢。你们两个想单独聊一会儿。”

“没那回事儿。”派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不称职的骗子——说谎这门艺术，他显然从未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道：“托马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之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便步行向大教堂走去。那里会凉快一些。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雕像穿着法国学院制服，他的三角帽子上围着一圈光环，指向孙逸仙在一块石板上刻写的高尚言论，走过去后，便是教堂正厅。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除了教皇的宝座，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板光洁如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建造监狱都得留些透气的孔。我想，人造监狱牢笼也跟这个差不多——让那些质疑暴露在外，任凭风雨侵蚀；让那些信条暴露在外，任人解释评说。我的妻子已经找到了她的带孔牢笼，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总有一种冲突：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下了。

我走在又长又空的教堂正厅里——这可不是我所喜欢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脑袋的长龙绕上讲坛：屋顶上的基督暴露出他那颗流血的心。佛祖坐着，一如既往，盘着双腿。孔夫子稀疏的胡须垂下来，很像是旱季的瀑布。这完全是在演戏：祭坛上方的大地球就是野心，教皇用作占卜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不过是在耍花招。如果这座大教堂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不是二十年，并且布满着人们的脚印和风吹雨打的痕迹，那么会更有说服力吧？像我妻子那样容易信教的人，能在这里找到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如果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里找到吗？但我从来没有想要拥有信仰。记者的工作是挖掘和记录。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从未发现过不可解释的事情。高台教教皇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进行他的预言，人们就相信他了。在任何幻象里，你都可以找到这种扶乩之事。而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没有过幻象，也没有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相册里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借着敌军一枚照明弹的亮光，曾看见过一只狐狸从那片贫瘠的黄褐色土地的巢穴里钻出来，在一片禽鸟出没的地区蹑手蹑脚地觇视；一具被刺死的马来人的尸首，被廓尔喀巡逻兵放到一辆货车后面，运去彭亨的锡矿区，站在一旁的中国劳工神经兮兮地笑着；另一位马来同胞将枕头放在死者的脑袋下面；旅馆房间里的壁炉上有只鸽子，正准备展翅飞翔；我妻子望向窗外的脸，那是我回家最后一次跟她告别的时候。我的思绪从她这里起程，又在她这里结束。她肯定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收到我的信了，我没指望能发来的那封电报，也果然没有发来。但是，他们都说，如果陪审团迟迟没有回到法庭上的话，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个星期，如果还是没有来信，那么我还有希望吗？我能听见的周围所有军人与外交官的汽车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年的盛会结束了。大批军队撤至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宵禁。我出门去寻找派尔。

他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处，没人在修理他的车子。不管他们在谈什么，谈话似乎已经进入尾声，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因彼此对待对方都过于礼貌，所以又显现出几分拘束的模样。我来到他们面前。

“机械师还没来。”

“马上就来了，”司令官说，“他在游行队伍里。”

“你也可以在这里过夜，”我说，“这里还有一场特殊的弥撒——如果参加一下的话，那对你来说可是相当特别的体验。它会一直持续三个小时。”

“我该回去了。”

“除非你现在就出发，不然你是赶不回去的。”我不情愿地补充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搭我的车，司令官明天可以派人将你的车送回西贡。”

“在高台教的地盘里，你们无须担心宵禁，”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道，“但出了这片区域……当然，我明天肯定是能把车送回去的。”

“排气管完好无损。”我说。他的笑容明亮、干净而爽直，堪称一个标准的军事化笑容。

2

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有一长列汽车排在我们前面。我踩油门加速，想超过前面的车子，但我们已经通过高台教区域，转而驶入和好教区域之后，连前面车子的烟尘都看不见了。在这个晚上，我们身处的世界平坦而空荡。

这并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起伏击的乡野之地，但在公路两旁几码之外，人们可以藏在稻田里，颈部以下全部没入水中。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又要亲密地攀谈起来。“我希望凤一切都好。”他说。

“我可从未听说她生过病。”在车里，我们望着一座哨岗沉下去，另一座又缓缓升起来，就像天平上的砝码。

“我昨天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想她又邀请你去坐坐了吧。”

“老实说，的确如此。”

“她不会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娶她的妹妹。”

“她跟我说你要走了。”

“这些谣言倒是传得很快。”

派尔说：“你会对我坦诚的，托马斯，是不是？”

“坦诚？”

“我已经申请调动了，”他说，“我不希望我们都离开了，而只留她自己在这里。”

“我认为你会等到任期结束再走。”

他毫不自我怜悯地说道：“我发现这种日子我根本不能承受。”

“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之内，这个事情会被处理妥当。”

“这样的日子，你能承受六个月吗？”

“不得不。”

“你以什么理由申请离开的？”

“我把这件事的大致情况告诉给了经济专员——你见过的——就是那个乔。”

“我想他会觉得我是个浑蛋，不让你和我的女孩儿一起走。”

“噢，不，他是站在你这边的。”

车子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在我注意到这点之前，大概已经响了有一会儿了，因为我一直在回味派尔那个天真的问题：“你会坦诚吗？”这样的问题源自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你谈论民主和没有u字母的Honor[31]，就像旧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就跟你父亲所指的毫无差别。我说：“我们用完了。”

“汽油？”

“应该是足够的。起程之前我把油箱加满了。西宁的那些浑蛋用吸管把汽油吸光了。我早该发现的。这很像是他们的做法，留一些汽油，好让我们驶出他们的地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能坚持开到下一个哨岗。希望他们那里会有汽油。”

但是我们的运气并不好。在距离哨岗还有三十码的地方，车子抛锚了。我们步行走到哨岗脚下，我用法语向哨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想要上去。我可不想被越南哨兵一枪打死。哨岗里没有回应：没人出来侦察这里的情况。我对派尔说：“你有枪吗？”

“我从不带枪。”

“我也是。”

最后一抹夕阳洒在这平坦世界的边缘，如同稻谷一般，青色与金黄色覆盖在大地上：与青灰暗淡的天空相衬，哨岗看起来像油墨印出来的一样，漆黑无比。宵禁时间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再次喊话，依旧无人回应。

“你知道从上一个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哨岗吗？”

“我没注意。”

“我也没。”距离下一个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需要一个小时。我第三次喊话，仍然没有回应，仿佛那片寂静就是对我的最终答复。

我说：“这里看起来好像没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黄旗子上的红色条纹已经褪成橘色，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的地盘，来到越南军管辖的区域。

派尔说：“你觉得如果我们等在这里的话，会有汽车经过吗？”

“也许吧，但是他们可能来得更早。”

“我要不要回去把车灯打开，作为信号。”

“我的天哪，千万不要。就这样。”天色黑下来，我们走得跌跌撞撞，正急着去找一架梯子。一些东西在脚底下碎裂开来；我能想象，这个声音穿过了那些稻田，在被谁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为路边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当它落下来，就如同一块石头落下来一般。我说：“待在那儿别动，等我喊你。”我在想哨兵是否已经把梯子撤走，但它留在那里——尽管敌人可能会顺着梯子爬上来，但那也是他们唯一的逃生路径。我开始向上爬。

我经常读到人们在经历恐惧时的内心想法：想到上帝，家庭，或者一个女人。我佩服他们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都没想到，甚至连头顶上的活板门也没想到，那几秒钟里，我停止了我的存在：我完全被吓坏了。在梯子的顶端，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我没有数出来那些台阶，听不见，也看不到。接着，我的脑袋从哨岗的泥地里冒出来，没人开枪打我，恐惧便悄悄溜走了。

3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烧着，两个人蹲在墙边望着我。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司登轻机枪，另一个手持着步枪，但他们看上去吓坏了，跟我一样。他们看上去像学生，不过越南人的年龄会像太阳那样忽然就落山了——他们一会儿是小伙子，一会儿又成了老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像是一本护照——即便是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现在也不会开枪的。

我从地上走出来，向他们作保证，告诉他们我的车在外面，汽油用完了。如果他们这里剩有一点儿汽油的话，可以卖给我。我瞪大眼睛看看四周，好像不太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木制小床，以及两个挂在钉子上的背包。两个盘子里还摆着一些剩饭、几只木筷，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胃口。

“汽油够我们开到下一个碉堡的就行，有吗？”我问。

倚在墙边那两人中的一个——手持步枪的——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没有汽油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这是禁止的。”

“谁说的？”

“你是平民。”

“没人能让我坐在外面的路边上，等着别人来割断喉咙。”

“你是法国人吗？”

二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另一个坐在那里，头转向一边，盯着墙上的缝隙。他看见的只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天空：他似乎在聆听什么，我也开始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音，那些你叫不出字的杂音——噼啪、嘎吱、沙沙……像咳嗽或者耳语的声音。然后我听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是走到梯子脚下了。“你还好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他道。他开始爬梯子，那个一直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了他的轻机枪——我们不认为他听清了我们的对话：这是一个危险的、惊吓过度的动作，我发现他已经被恐惧给吓瘫了。我如军长一般对他厉声喝道：“把枪放下！”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法语脏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无意识地服从了我的指令，派尔爬了上来。我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哨岗里平安地待到明天早上。”

“太好了。”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困惑。他继续说道：“这两个蠢货里，不应该有一个去站岗吗？”

“他们不愿意被一枪打死。我希望你带着比柠檬汁劲儿大一些的饮料。”

“下次吧，我一定会带的。”派尔说。

“一个漫长的夜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现在，派尔跟我在一起，我就听不见那些杂音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放松了一点儿。

“如果越盟的人来攻击他们，会是什么情形呢？”派尔问。

“他们会打一枪，然后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远东日报》上读到这种新闻，‘西贡西南方向的某个哨岗，昨晚被越盟暂时控制。’”

“这前景可不乐观。”

“在我们与西贡之间，有四十座这样的哨岗。不一定会轮到我们倒霉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三明治，”派尔说，“我真的认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应该去放哨。”

“他是怕子弹打进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也坐在地上，那两个越南哨兵更放松了些。我对他们感到十分同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让这两个没受过训练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岗楼里，永远不确定越盟何时会穿过稻田，爬上公路。我对派尔说：“你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民主而战吗？我们应该让约克·哈丁来向他们解释。”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我嘲笑的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对他而言，那些东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比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论者。”

“人们所信奉的神灵何止几亿？嗯，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当他惊慌、高兴或者饥饿的时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尽相同。”

“也许吧，如果有上帝的话，他理应无比浩大，并且在每个人眼里都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一次并不能看见他的全貌。尽管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猜你不过是在故作强硬，”派尔说，“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没人能毫无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贝克莱主义者。我相信我后背靠着的这堵墙。我相信那边的轻机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报道的事情，这点你们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做不到。”

“来一支烟吗？”

“我不吸烟——鸦片除外。给哨兵来一支吧。我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起身去为他们点着香烟，然后又转了回来。我说：“希望香烟也有象征意义，跟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愿意单独跟这两个被吓坏了的哨兵在这些哨岗里过夜。嗯，我还听到过有一个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官交给敌方。有时，越盟的扩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要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我说，“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了……”

“这套言论我早知道了。暹罗会沦陷。马来西亚会沦陷。印度尼西亚也会沦陷。沦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我就以来生的竖琴跟你的金冠打赌，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和伦敦，但他们还会在这片稻田里种水稻，他们还会戴着他们的尖帽子，用长杆挑着他们的农产品去市场上出售。孩子们仍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味道，欧洲的味道。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还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将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允许他们去反思。”

“思想是一种奢侈。你认为农民夜晚回到他们的土屋里，会坐下来去想上帝和民主吗？”

“你说的好像整个国家都是农民。那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会快乐吗？”

“噢，不会，”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理念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并祈祷我们的喉咙别被割断。其实被割断也是活该。真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里。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滋味。”

“约克·哈丁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鲜……”

“他不是来服役的军人，对吧？他有一张往返机票。有了往返机票，勇气就变成了一种智力训练，像一个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可没法儿搭飞机回老家。嗨，”我对那两个哨兵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后也许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在那两截烟头后面盯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他们的殖民主义。”

“什么主义不主义。用事实说话。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长让他去做的。在法国的话，我想他会打老婆的。我见过一位牧师，穷得连裤子都没的换，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挨家挨户去访问，只吃米饭和咸鱼，做弥撒时用的是一个旧杯子——一个木头盘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这个牧师。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叫殖民主义？”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难改变坏的制度。”

“无论如何，法国人每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一个精神概念。他们不像你们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人民——也不像我们那些政客。我去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不只有一个自由党而已——自由主义已经感染到其他党派。我们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有一颗好良心。我宁愿当一个开拓者，为他所开拓的东西而战斗，虽死不辞。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入侵这个国家，当地各民族都支持我们，我们赢了，但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噢，不，我们与国王握手言和，并把他的省份归还给他，而让我们的盟友遭到迫害，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来。但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颗坏掉的良心。”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们在这里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先鼓励他们，然后只给他们留下一点点设备和一个玩具工业。”

“玩具工业？”

“你的塑料。”

“噢，好吧，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谈政治为了什么。政治并不吸引我，我只是个记者。我没有任何立场。”

“真的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争论一番——来消磨这个血腥的晚上，仅此而已。我不会站队。我只会坚持报道，不管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了，你就要报道谎言了。”

“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弯路可走的。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有多么受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里谈话这件事情，给这两个哨兵壮了不少胆子：也许他们认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嗓音也有颜色的，黄色嗓音像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而我们白色的只是说话——会给人留下人数众多的印象，从而使得越盟的人离我们远点儿。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着往嘴里送，眼睛却沿着盘子的边缘望向派尔和我。

“那么你认为我们失败了吗？”

“这不是重点，”我说，“我并不很希望你们取得胜利。我只想让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快乐一些——仅此而已。我希望他们在夜晚时，不用坐在黑暗里担惊受怕。”

“为了自由，必须开战。”

“我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战斗。至于自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去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向那两个哨兵发问，“自由——你们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他们正低头吃饭，听见我的话后，瞪着眼睛望过来，什么也没说。

派尔说：“你想让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吗？你这是在为争论而争论。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所强调的个人的重要性，跟我或者约克说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现这点呢？”我说，“四十年前可没人这么讲。”

“那时个人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的也许没有受到威胁。噢，没有，但那时又有谁在关心稻田里的那些人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呢？如今唯一能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就是越盟的政治委员。他会坐在他的棚屋里，问他的名字，倾听他的抱怨；他会每天花掉一个小时去教导他——无论教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是被当成人来对待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别再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地去说关于东方的那套理论，什么对于个人灵魂的威胁。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一分子。”

“你所说的这些话，有一半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想法吧。”派尔不安地说。

“可能有四分之三。我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否则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去做——因为在东方这里——好吧，我并不喜欢艾克[32]。我喜欢——嗯，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停了。”

“八点半刚过。”

“还有十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走了。”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冷战，“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是这样。”

“四周都是水。我的车里有一条毯子。取回来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来？安全吗？”

“现在还早，越盟应该不会出现的。”

“我去吧。”

“我比你更习惯在黑暗里活动。”

我刚一起身，那两个哨兵便停下来，不再吃饭。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回来。”我的双腿从活板门伸下去，找到梯子，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说来也怪，这样的谈论竟然可以使人安心，特别是这样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得周围这些怪异的环境也正常化了。我不再害怕，就好像我刚从一间屋子里离开，还要回来拾起观点继续争论一样——这座哨岗便是卡提拿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哨岗下面站了一会儿，好让我的眼睛适应环境。这里有星星的光亮，但是不见月光。月光让我联想到太平间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安灯罩的灯泡，但星光仿佛是活的，永不静止，就像有人在这片广阔的空间试图传达出美好的愿景，甚至连星星的名字也都十分友好。金星是我们爱着的一个女人，大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一个玩伴，以及——我猜南十字星，对于我妻子那种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首心爱的赞美诗，或者一篇床边的祈祷文。我也像派尔那样打了一个冷战。其实那个晚上的温度并不低，只不过路两旁的浅水田给那种温暖增加几分凉意。我朝着车子那边走去，有那么一刻，当我站在路边时，我甚至以为车子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即便后来我才想起，车子是在三十码之外抛锚的。我忍不住弯着肩膀朝前走去——我觉得这样的行走方式，在黑夜里更为隐蔽。

我必须揭开汽车的后备厢才能取毯子，在静谧之中，揭盖时发出的咔嗒和吱呀声让我惊吓不已。那个晚上一定到处都有人，我不希望自己发出的噪声成为唯一的声音。我把毯子搭在肩头，比从前更小心地关上后备箱。然后，刚一扣好，西贡那边的天空忽然一闪，隆隆的爆炸声便从公路那边轰鸣着传了过来。爆炸声还没过去，又传来两排轻机枪的扫射声。我想：“有人要遭殃了。”远处传来人的叫声，痛苦、恐惧的声音，也可能是胜利的喊叫声。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们会沿着我们刚走过的那条公路发动一次袭击。那一瞬间，我觉得很不公平，越盟竟然跑到我们前面去，在我们与西贡之间。那仿佛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正朝着危险驶去，而不是远离它，就像我现在这样朝着危险的方向，向哨岗走过去。我之所以用走的，是因为觉得走比跑发出的声音更小些，虽然我的身体确实很想跑。

到了梯子下面，我抬头向派尔喊道：“是我——福勒。”（即便在那时，我也还是不想对他用我的教名。）哨岗上的景象已经变了：装饭的盘子回到地上；一个哨兵将步枪倚在臀部，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跪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眼睛盯着那支轻机枪，那支枪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去，但停了下来。另一个哨兵的胳膊伸向那支枪——没有打斗或者威胁的痕迹，这就像是孩子平时会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被人发现你移动过，否则就要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两个哨兵看着我，派尔一下子扑过去，将轻机枪拽到他这边来。

“在做游戏吗？”我问道。

“他们有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如果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有。”

“那很好。我也没用过。很高兴这里面有子弹——我们可不知道怎么装子弹进去。”

两个哨兵平静地接受了损失一支枪的事实。一个哨兵将步枪放低，横放在大腿上。另一个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只要自己躲在黑暗中，别人便也看不见他。也许他内心很高兴，现在终于不用负更多的责任了。远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响起来——一连串三阵枪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第二个哨兵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用它。”派尔说。

“按理说，他们是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一针见血。”我说，“希望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怎么了？”

我又引用了一次明天《远东日报》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座哨岗遭到袭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夺取。”

“你觉得在稻田里会更安全吗？”

“只会更潮湿而已。”

“你似乎并不担心。”派尔说。

“我都被吓麻木了——但目前的情况还算不赖。他们通常不会在一个晚上攻击三个以上的哨岗。我们的运气算是比较好的。”

“那是什么？”

一辆重型汽车驶上路面的声音，正朝着西贡而去。我走到枪眼向下望，正好看见下面一辆坦克经过。

“是巡逻队。”我说。炮塔上的枪口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另一边。我想对他们大声喊叫，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坦克里可没有能安置两个无用的平民的空间。坦克驶过时，哨岗的土地面震动了一下，然后他们离去了。我看看表——八点五十一分，接下来就是等待，待到火光一闪，连忙再去看看表。就像凭借雷声与闪电的间隙来判断距离。过了将近四分钟，炮声才传过来。有一次我还觉察出反坦克火箭筒还击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平静下去。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派尔说，“我可以给他们发出个信号，让我们搭车回到营地里去。”

一声爆炸使得哨岗的地面又震动起来。“如果他们回得来的话，”我说，“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地雷。”等我再去看表时，已经过了九点十五分，那辆坦克还没回来。也听不见更多开火射击的声音了。

我挨着派尔坐下，伸出两条腿。“我们最好睡一会儿，”我说，“反正也没别的事情可做。”

“我对那两个哨兵不大放心。”派尔说道。

“只要越盟的人不出现，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的。为了安全起见，把轻机枪放在你的腿下面。”我闭上眼睛，试着想象自己身在别处——在希特勒还没上台的时候，坐在德国火车的一节四等车厢里，那时我还很年轻，坐整夜的火车也不会忧虑烦闷，那些梦幻般的经历充满了希望，而非恐惧。这个时间，也正是凤替我准备烧一袋夜烟的时候。我在想，是否有封信在等着我——最好没有，因为我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没收到信，我还可以拥有种种不可能的白日梦。

“你睡着了吗？”派尔问。

“没有。”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梯子拉上来吗？”

“我才明白他们为何不这么做。因为梯子是这里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辆坦克会回来。”

“它不会的。”

我尽力间隔很久才看一次表，但那些间隔的时间从来没有感觉到的那么长。九点四十分，十点零五分，十点十二分，十点三十二分，十点四十一分。

“你还醒着吗？”我问派尔。

“是。”

“在想什么呢？”

他犹豫了一下。“凤。”他说。

“真的？”

“我只是想着，不知道现在她在做什么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她大概已经想到，我要在西宁过夜了——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点上蚊香，以驱赶蚊虫，也许正在读一本过期的《巴黎竞赛画刊》。像法国人一样，她对皇室家庭生活很热衷。”

他若有所思地说：“知道得如此确切，一定很幸福。”我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双温柔的像狗一样的眼睛。他们应该叫他菲多[33]，而不是奥尔登。

“我可不太知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在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嫉妒也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肚子上，没法儿作怪。[34]’”

“有时我很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托马斯。你知道她对我来说像是什么吗？她很纯洁，就像一朵鲜花。”

“可怜的花儿，”我说，“周围有很多杂草。”

“你在哪里遇见她的？”

“她以前在大世界跳舞。”

“跳舞。”他惊呼起来，仿佛这个念头令他痛苦不堪。

“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我说，“别担心。”

“你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托马斯。”

“我年龄也比你大很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女孩儿，”他说，“没有适当接触过。没有你说的那种真实经验。”

“你们美国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吹口哨上面了。”

“这些话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

“你还年轻。这没什么可羞愧的。”

“你拥有过很多女人吗，福勒？”

“我不知道你说的‘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而言，意义重要的女人不超过四个——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他的四十多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们在一起。无论是从健康，还是个人的社会义务角度来说，那都是错误的。”

“你认为那是错的吗？”

“希望我可以再度拥有那些夜晚。我仍身陷爱情之中，派尔，但我已经是个废物了。噢，以前有些自满，当然了。要过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被人需要并不值得自满。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应该感到自满，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别人也是会被人需要的。”

“你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托马斯？”

“没有，派尔。”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它，托马斯，像其他人一样。我并不是——古怪的。”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像嘴上说的那样需要它。这里面有不少自我催眠的成分。现在我知道了，我谁也不需要——除了凤。但是这是件需要时间才能认识到的事情。如果凤不在那里，我也能安稳地过上一年，并且没有任何一个晚上会感到不安。”

“但她在那里。”他用一种我几乎听不到的音量说道。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很随便，但到后来则会像他的祖父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我想那样的年轻时光，未免都很天真……”

“也不见得。”

“《金赛性学报告》里可没这么说。”

“这就是我说它并不天真的理由。”

“你知道，托马斯，跟你在这里像这样谈话，真是不错。不知怎么，似乎也不觉得那么危险了。”

“在闪电战里，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尤其是轰炸的间歇期。但那些轰炸机总会回来的。”

“如果有人问你最深刻的性经验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早，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梳头发。”

“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是凤吗？”

我真希望他没有问出过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那个女人要更早些。在我刚离开我妻子的时候。”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离开了她。”

“为什么？”

说真的，为什么呢？“我们是傻瓜，”我说，“当我们恋爱时，我很害怕失去她。我觉得她一直在变——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变了，但我对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却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朝着终点跑去，就像一个懦夫向敌人跑过去并赢得一枚奖章那样。我想立即死去。”

“死？”

“也算死亡的一种吧。然后我就来到了东方。”

“就碰见了凤？”

“是的。”

“你如今不觉得凤也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你看，另外那个女人爱我。我当时很害怕失去这种爱。而现在，我只害怕失去凤。”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派尔并不需要我的怂恿。

“但是她爱你，是吗？”

“不是那样。那不是她们的本性。你会慢慢发觉的。管她们叫孩子是陈词滥调——但有一件事却是很孩子气的。她们之所以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给她们的体贴、安全感和礼物——她们恨你，则是因为你的殴打，或是受到不公的待遇。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是走进一间屋子，然后爱上一位陌生人。对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派尔，这是非常安全的——她不会离家出走，只要这个家是幸福快乐的。”

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直到当他压抑着怒火说道：“她可能更喜欢更大的安全感或更多的体贴。”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惹恼了他。

“也许吧。”

“你不怕她离开吗？”

“不像对于前一个女人的离开那么害怕。”

“你到底爱不爱凤呢？”

“噢，怎么说呢，派尔，当然。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只爱过一次。”

“那四十多个女人又都算什么呢？”他咬住我的话不放。

“我确定这个数字是《金赛性学报告》的平均指标以下的。你知道，派尔，女人是不要什么贞操的。我也不确定我们男人需要这个，除非我们是出于病态。”

“我不是在说我是处男。”他说。我和派尔的全部谈话似乎都朝着古怪的方向发展。是因为他为人真挚，所以谈话才脱离了正常轨道？他说话从不转弯抹角。

“你可以拥有一百个女人，然后你仍然是个处男，派尔。大部分因强奸罪而被处以绞刑的美国大兵都是处男。我们欧洲没有那么多。我很高兴。他们可造成了不少伤害。”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的话，托马斯。”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在我这个年纪，性已经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衰老和死亡才是。我每天醒来时，想到的就是衰老和死亡，而不是女人的肉体。我只是不想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孤独地活着，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一天到晚应该想些什么。我宁愿有个女人跟我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即使是我不爱的。但如果凤离开了我，我还有精力去找下一个吗？……”

“如果这就是她之于你的全部意义……”

“全部意义，派尔？你也会等到内心恐惧的那一天，在生命里的最后十年，孤独地活着，没有伴侣，只有一家疗养院在尽头等着你。到那时候，你就会到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去寻找另一个，随便一个，可以陪你直至离世的女人。”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你的妻子呢？”

“跟一个你伤害过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来——开火的地点不会超过一英里远。也许是一位紧张的哨兵对着影子开火，也许是又一场袭击拉开了序幕。我倒希望是另一场袭击——这会增加我们逃走的概率。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出自本能地害怕。但以我的理性而言，我知道这样死去会更好些。这就是我来东方的原因。在这里，死亡时刻伴随着你。”我看看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个晚上还剩下八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轻松了。我说：“我们几乎无所不谈，除了上帝。我们把他留到后半夜再说吧。”

“你不信上帝，是吗？”

“不信。”

“如果没有他，对我而言，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没意义。”

“我曾读过本书……”

我一直不知道派尔都在读什么书。（大概读的不是约克·哈丁或莎士比亚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生命的凯旋》。）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了我们这座哨岗，似乎来自活板门旁边那些阴影——一阵从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说的是越南话。“我们这下可难办了。”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枪眼，嘴巴大张。

“那是什么？”派尔问。

走在哨岗墙上的枪眼之间，就像走在嘈杂的声音里。我迅速望向外面：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连公路都辨别不出来，当我转回头时，那支步枪已经在瞄准了，我不确定它瞄的是我还是那个枪眼。但当我绕着墙边移动时，那支步枪也跟着移动，虽然有些犹豫，但仍将我置于射程之内，外面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那支步枪也放了下来。

“外面那人在说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发现了车子，然后告诉这些家伙把我们交出去，要么就直接干掉。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你最好把那挺轻机枪端起来。”

“他会开枪的。”

“现在还不确定。等他拿定了主意，就一定会开枪。”

派尔将腿移动了一下，顺势端起了枪。

“我会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瞄准他。”

我刚站起身，那个声音就停止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使我惊得跳了起来。派尔厉声喝道，“放下你的枪。”我怀疑那挺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我之前嫌麻烦，没有仔细检查——那个哨兵已经将步枪扔在地上。

我走过去，将步枪捡起来。这时，外面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仿佛还是那些话，我觉得一个音节都没变。也许他们是在放唱片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出最后通牒。

“接下来会怎样？”派尔问道。像一位在实验室里观察教学示范的学生，这一切仿佛都跟他无关。

“也许会遭受一阵火箭筒的袭击，也许会有一个越盟军人冲过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的轻机枪。“这似乎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说，“我要不要打几枪？”

“不，让他们继续犹豫去吧。他们更想一枪不放就拿下这座哨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可能正在下面等着呢。”

“没错。”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说是两个“人”，但我怀疑他们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岁。“那这两个呢？”派尔问，紧接着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我应该开枪把他们干掉吗？”也许他只是想试试轻机枪。

“他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会把我们交出去的。”

“为什么不呢？”我说，“这里本来就没我们什么事儿。这是他们的国家。”

我把步枪里的子弹取出，将枪放在地上。“你不会就把枪扔在这里吧。”派尔说。

“我太老了，带着枪跑不动。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战争。走吧。”

这的确不是我的战争，但我希望黑暗里的那些人也知晓这一点。我将油灯吹灭，从楼门口将腿伸下去，找到梯子。我能听到那两个哨兵在悄声交谈，像低沉的歌手那样，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一首歌。“一直向前走，”我告诉派尔，“走到稻田。小心田里的水——我拿不准水有多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感谢你的陪伴。”

“一直乐意。”派尔说。

我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我们身后移动：我不知道他们手里是不是还有刀。扩音器里的声音蛮横起来，好像是在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下面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也可能是只老鼠吧。我有些犹豫。“上帝啊，现在我要是有杯酒就好了。”我低声说道。

“我们走吧。”

有东西在从梯子下面往上爬——我虽然什么也没听到，但能感受到梯子在我脚下摇晃。

“你怎么不动了？”派尔说。

那种鬼鬼祟祟的、无声的移动，我不知道我为何会认为那是什么其他东西，毕竟只有人才会爬梯子，然后我又无法确定那是像我一样的人类——那像是一个正往上爬并准备大开杀戒的动物，一声不响，目的明确，有着另一种生物的冷酷凶残。梯子摇来荡去，我想象着我看见了它的眼睛正向上望。忽然间，我再也承受不住，直接跳了下去，下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脚踝崴在松软的土地上，那感觉仿佛是被谁用手扭了一下。我听见派尔从梯子上下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傻瓜，甚至连自己在不住地发抖也不知道，还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不会乱想，具备一个真正的观察者和记者所应该拥有的素质。我站起身来，一阵疼痛袭来，我差点儿又跌倒在地。我拖着另一条腿向稻田奔去，听见派尔跟在我的后面。就在这时，火箭筒射向哨岗，我又扑倒在地上。

4

“你受伤了吗？”派尔说。

“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腿。还不严重。”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说。我只能看得见他，因为他周身都是白色的灰尘。接着，连他也看不见了，像放映机的灯泡坏掉时屏幕上的画面那样，只有声轨还在继续响着。我小心翼翼地用我没有受伤的那个膝盖撑在地上，竭力想站起身来，但又不敢让我那受了伤的左脚踝受力，接着我又倒下了，痛得喘不上气来。不是我的脚踝，而是我的左腿有了麻烦。我不再焦虑——疼痛使我无心在意其他任何事情。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是希望疼痛别再来找我。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疼的人那样。我没想到那些越盟的人这么快就来搜索已经成为废墟的哨岗，又一颗炮弹向这边飞过来——在他们过来之前，要把这里彻底摧毁掉。这要花掉多少钱哪，疼痛退去时，我这样想到，只是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要比这便宜太多了。我这时一定还没有完全清醒，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误入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最讨厌的地方。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听见了那些老马可怕的嘶叫声，还听见了那些无痛杀马工具的爆裂声。

隔了一会儿，疼痛再次袭来，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屏住呼吸——这两样在我看来同样重要。我心里十分清楚地思考着，到底是否应该爬向稻田。越盟的人也许还没来得及搜到那么远的地方。另一支巡逻队可能就要出现，跟之前那辆坦克里面的人员进行联络。但较之游击队来说，我更怕疼痛，所以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周围听不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已经跑到稻田里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哭泣。声音是从哨岗的方向，或者说是哨岗那里传过来的。它不像是成人的哭声，倒像是一个害怕黑暗，却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孩子所发出的。我猜是那两个哨兵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已经死掉了。我希望越盟士兵不要割断他的喉咙。不该用孩子去打仗，我又想起那个蜷曲在沟渠里的小孩儿的尸体。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似乎这样可以让我远离痛苦。一个声音喊了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黑暗、孤独、没有疼痛的境地里逐渐睡去。

然后，我听见了派尔的低语声，“托马斯，托马斯。”他很快便学会了蹑脚走路，我都没有听见他转回来的声音。

“走开点儿。”我低声回应道。

这时，他找到了我，紧挨着我平躺下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呢？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可能是断掉了。”

“子弹打的？”

“不，不是。一截木头。或是石头。从哨岗上落下来的东西。没流血。”

“你一定要坚持一下。”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坚持，伤得很严重。”

“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想像哨岗里的男孩儿那样哭泣，但一下子我又很生气，可轻声低语很难表达我的愤怒情绪。“他妈的，派尔，别管我。我想待在这儿。”

“你不能待在这儿。”

他把我拉到肩膀上，还没拉到一半，我就疼得无法忍受了。“别逞英雄了。我不想走。”

“你得配合，”他说，“否则我们都会被抓住的。”

“你……”

“安静点儿，要不然他们会听见的。”我恼怒得要哭出来了——没有比“恼怒”这个词更恰当的了。我倚在他身上，让我的左腿吊着——我们像一对参加三条腿比赛的尴尬选手。如果不是在我们刚出发时，一挺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哨岗快速连续开火的话，我们大概是没有机会的。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破坏三座哨岗的任务。总之，这阵枪声掩护了我们缓慢而笨拙的逃亡之旅。

我不确定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一直都是清醒的。我想，最后那二十码的距离，派尔差不多是背着我在走。他说：“当心这里。我们要下稻田了。”干燥的稻谷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脚下的烂泥也在向上翻涌。水淹到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下来。他气喘吁吁，气息哽住时，使他听起来就像一只牛蛙。

“抱歉，连累了你。”我说。

“不能扔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水和泥巴温柔而牢固地托着我的腿，像一条绷带那样，但好景不长，我们在水里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停地打着冷战。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午夜了，如果越盟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还得在这里待上六个小时。

“你能稍微换个姿势吗，”派尔说，“一会儿就行。”听见这话，我又没有缘由地生起气来——对此我没有什么借口，只是因为疼痛而无比烦躁。我没有让谁来救我，也没有让谁来把我的死亡这样痛苦地推迟。我想念刚才躺过的那块干硬的土地。现在我像独脚站立着的水鹤，努力试着减轻我在派尔身上的重量。只要我一开始动，稻秆儿便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还刺得我的皮肤又痒又痛。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清了清他的喉咙，准备说出他那套老派的回应，“好让我死在这儿。但我宁愿死在干硬的地上。”

“最好不要说话。”派尔说，仿佛他是在跟一个病号说话。

“谁他妈的让你来救我了？我来东方，就是想死在这里。这就是你们该死的不讲道理的地方……”我摇摇晃晃地走在泥里，派尔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放松。”他说。

“你一定看过不少战争电影吧。但我们可不是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你也没法儿获得战争奖章。”

“嘘，嘘。”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正向田边走来。公路上的轻机枪停止射击，四周一片静谧，只有这脚步声和我们呼吸时稻草轻微的沙沙声。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离我们似乎只有一个房间的距离。我感觉到派尔的手放在我的右肩上，缓缓下压，我们一起慢慢地陷在泥里，不让稻秆儿发出一点儿声响。我用一个膝盖跪着，头向后仰，这样我可以将嘴巴留在水面上呼吸。腿上的疼痛再次袭来，我想，“如果我现在晕过去，就会被淹死。”——一直以来，我讨厌和恐惧被淹死的念头。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死法呢？现在这里没有任何声音：也许在二十英尺外，他们在等待着一阵沙沙声、咳嗽声或者喷嚏声——“噢，上帝，”我想，“我要打喷嚏了。”如果派尔刚才把我留在原地的话，我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好了，不会连累他——他是想活下去的。我用几根空闲着的手指按住上唇，这招儿是我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学会的，但喷嚏还在鼻腔附近徘徊，等着打出来，而敌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就等着这声喷嚏。它马上就要打出来了，马上，马上，终于打出来了。

但就在我喷嚏打出来的那一刻，越盟士兵的轻机枪开火了，一串火光射过稻田——枪声掩盖掉我的喷嚏声，尖厉的枪声像一架机器在钢铁上钻孔那样。我吸一口气，又潜入水里——人总是出乎本能地躲避所爱的东西，向着死亡卖弄风情，像一个女人要求被她的情人强奸她那样。被子弹扫过的稻草垂在我们的头顶上，这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我和派尔几乎同时伸出头来喘口气，只听见脚步声向着哨岗那边移去。

“我们成功了。”派尔说。即使在疼痛之中，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衰老的年龄，一个编辑职位，无边无际的孤独；于他而言，我只知道现在说还太早。我们在寒冷中安心地等待着。在通向西宁的公路上，忽然燃起一团火来，红光四射，火苗愉快地跳跃，仿佛是在庆祝着什么。

“那是我的车。”我说。

派尔说：“真是羞愧，托马斯。我最讨厌看到别人糟蹋东西。”

“油箱里应该还剩下一点儿油，他们正好拿来烧车。我很冷，你冷吗，派尔？”

“冷得不能再冷了。”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去，平躺在公路上，会是怎样？”

“再过半小时吧。”

“我整个身子都压在你身上了。”

“我承受得住，我还年轻。”他本想说得幽默一些，但听起来却跟水里的泥巴一样冷。我本想向他道歉，因我的疼痛而使我的语气不佳，但这时，疼痛再次袭来。“你年轻，好吧。你等得起，不是吗？”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托马斯。”

我们好像在一起度过七个夜晚了，但他对我的了解，还不如他对法语的了解多。我说：“你别管我的话，我会更好。”

“那样我就无法面对凤了。”他说，这个名字一说出口就好像一个银行家喊出了一声标价。我立即应战。

“所以说，救我，是为了她。”我说。令我的嫉妒显得更为荒唐、丢脸的是，我只能用最低沉的耳语声来表达——它没有音调，而嫉妒是需要拿腔拿调的。“你认为这些英雄的行为会帮你博得她的欢心。那真是大错特错。除非我死了，你才可以拥有她。”

“我不是这个意思，”派尔说，“当你在爱情里遇到对手时，就应该公平地去竞争，仅此而已，没别的意思。”这是事实，我想，不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天真。恋爱时是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样子，是让别人去爱你自己伪造出来的高尚形象。恋爱中我们是没法儿顾及尊严的——最勇敢的行为不过是当对方是观众来进行表演而已。也许我已不再爱着什么人了，不过这些道理还是记得的。

“如果断腿的是你，我会扔下你不管的。”我说。

“噢，不，你不会的，托马斯。”他补充说，语气里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自满情绪，“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气得直想从他身上移开，自己撑着站起来，但是疼痛又回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奔袭而来，在陷入到水里之前，我又重重地倚在他身上。他用双臂抱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一英寸一英寸地将我拖向田埂和路边。到达田埂下方之后，他将我放下，让我仰面平躺在浅浅的泥地里，疼痛退去，我睁开眼睛，舒了一口气，这时我只能看见满天星星的复杂密码——一种我无法解读出来的异国密码：这些不是我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伸向我的上方，遮住整个星空图景。“我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看看，托马斯，去寻找巡逻队。”

“别傻了，”我说，“他们都没耐心去弄清楚你是谁，就会把你打死的。如果你没被越盟的人捉住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六个小时。”

“那就把我放在路上好了。”

“把轻机枪留给你好像没什么用处吧。”他有点儿怀疑地问道。

“当然没用。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英雄，至少要从稻田里慢慢通过。”

“那样的话，巡逻车过去时我会来不及发出信号的。”

“你又不会说法语。”

“我会大声喊‘我是法国人’。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他就已经走远，超出耳语所能及的范围——他尽可能静静地移动，不时停顿下来。借助汽车燃烧的火光，我看得见他，没人放枪。没过多久，他便走到火焰的另一边去了，之后他的那些足迹便被寂静填满。噢，是的，他确实很小心，就像他上次小心划船顺流而下直到发艳那样，他的那种谨慎很像是男孩儿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他对自己的谨慎又很自豪，如童子军的徽章那样珍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冒险故事里的荒谬与虚无色彩。

我躺下来，仔细听着越盟或者巡逻队的枪声，但是没人放枪——也许派尔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才能到达哨岗，如果他能够安全抵达的话。我转过头去，望向我们刚才所在的哨岗，只剩下一堆泥巴、竹子和支柱，汽车燃烧的火焰逐渐变低，这些东西好像也变矮了。痛苦消失后，有一片宁静——仿佛精神的“停战日”，我很想高歌一曲。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啊，经历这样惊险的一夜，像我从事这样职业的人却只能将之浓缩为两行新闻——这不过是个平常又普通的夜晚，唯一奇怪的事情是我自己。这时，我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从那座废墟般的哨岗里传来。其中一个哨兵肯定还活着。

我想：“可怜的家伙，如果我们的车子没在这个哨岗附近抛锚，当他听见扩音器第一次喊话时，他本来可以投降的，其他人都是那么做的，或者干脆逃跑。但我们在那里——两个白人男子，我们手里端着轻机枪，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等我们离开时，那时已经太迟了。”对于那个黑暗中的哭声，我是有责任的：我曾为自己的超然态度而自豪，我是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但那两个人的创伤却是我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我扣动的轻机枪的扳机，就像派尔曾想开枪打死他们一样。

我费了很大劲，才翻过田埂，走上公路。我想到他那边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分担他的痛苦。但我自身的疼痛却将我推了回来。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静静地躺着，什么都听不见，屏住呼吸，向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之后，我想我是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我梦见我的眼皮都冻在一起，有人插入一个凿子将他们分开，我想提醒他们不要伤到下面的眼球，但是又说不出话来。凿子钻进来了，那是一支火把，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我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他的这句话我记得，不过却不记得派尔后来向别人所描述的——他说我不停地向着错误的方向挥手，告诉他们哨岗里还有一个人，让他们必须去找找看。不管怎样，我不是派尔那样多愁善感的人。我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私的程度。我没法儿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有人在痛苦之中，让我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话。有时候，天真的人会将其误解为我是个不自私的人，而我所做的无非是牺牲很小的利益而已——这次则是稍微推迟了他们检查我伤口的时间——去换取一种更大的利益，享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我真正做的，完全是在为自己着想。

他们回来告诉我，那个男孩儿已经死了，我很高兴——在那针吗啡注射到我腿里之后，我甚至无须忍受更大的痛苦了。

第三章

1

回到卡提拿街的住处，我慢慢走上楼，在第一道楼梯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那些老太婆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公共厕所门外的地板上闲聊，别人的命运是藏在掌纹上，而她们的命运则隐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安静下来，我心里想，如果我懂越南话的话，不知道她们会告诉我些什么，大概会跟我说说，在我住在通往西宁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团医院里这段时间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钥匙丢在哨岗或者稻田里的什么地方，但我已经托人带消息给凤，她一定已经收到了，如果她还在这里的话。这个“如果”说明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在医院里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讯息，也可能是因为她写法语太困难，而我又不懂越南话。我敲了敲门，门立即开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没有两样。我亲密地注视着她，她问我感觉如何，又摸了摸我上了夹板的腿，并把肩膀凑过来让我依靠，我仿佛是靠在一棵年轻的植物上，感觉无比安全。我说：“终于回家了，我很高兴。”

她对我说，她很想我，这自然是我想听到的话：一直以来，她说的都是我想听的话，像一个苦力回答你的问题那样，除非有意外情况。现在我期待着这个意外。

“这段日子里你都是怎么过的？”我问道。

“噢，我经常去看我姐姐。她在美国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吗？派尔帮忙了吗？”

“不是派尔，是乔。”

“谁是乔？”

“你认识他的。那个经济专员。”

“噢，那个乔啊，我当然认识。”

他是会让你轻松忘却的人。直到今天，我还没法儿准确描述，除了他肥胖的身材，他那扑过粉的刮得很干净的脸颊，以及他的朗声大笑。此外我就不记得了——对了，还有就是别人叫他“乔”。世上有些人的名字总是缩得很短。

在凤的帮助下，我在床上躺下来。“看什么电影了吗？”我问。

“有个很有趣的片子正在卡提拿剧院上映。”她马上开始向我详细地讲述故事情节，我趁着这时环顾屋内，看看有没有白色信封，那也许是一封电报呢。我既然还没问，我相信她可能是忘记了。它也许就放在桌子上的打字机旁边，也许在衣柜里，也许为了安全起见，会被放进抽屉里，跟她那些收集起来的围巾放在一起。

“邮政局长——我想他是邮政局长，但也可能是市长——跟着她们回家。他从面包师那里借来个梯子，蹬梯子爬进科琳家的窗子，但是，你瞧，科琳跟弗朗西斯已经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但他没有听见邦皮埃尔太太上来了，她一进来，看见他在梯子顶上，以为……”

“邦皮埃尔太太是谁？”我问。说完，我转过头看看洗手盆，有时她把一些单据插在那些瓶瓶罐罐之间。

“我告诉过你。她是科琳的母亲，是个寡妇，正想再找一个丈夫……”

她坐在床上，将手伸进我的衬衫里。“这个电影很有趣。”她说。

“吻我，凤。”她没有卖弄风情。立刻按照我要求的那样做了，然后继续为我讲述电影的故事情节。与此相同，只要我说想做爱，她也会毫不迟疑地脱掉裤子，结束之后，她又会接着描述邦皮埃尔太太与那位邮政局长的尴尬境地。

“有我的电报吗？“

“有。”

“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你不能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你必须躺下来，好好休息。”

“这次也许不是工作。”

她把电报递给我，我看见信封已经被拆开。电文如下：“需要四百字的背景资料，关于德·拉特尔将军的离开对军事、政治局面的影响。”

“好吧，”我说，“这次是工作。你怎么知道的呢？为什么拆开它？”

“我以为是你妻子发来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谁替你翻译出来的？”

“我把它拿给我姐姐看了。”

“如果是坏消息，你会离开我吗，凤？”

她的小手在我的胸前摩挲着，意思是让我放心，她没有意识到，这次我是要她的一句话，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你来一袋烟吗？还有一封信。我想也许是她写的。”

“这封你也拆开了？”

“我没拆你的信。电报是公开的。工作人员们早就看过了。”

这封信放在那些围巾之中。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来，并放在床上。我认得那字迹。“如果这是坏消息的话，你会……？”我很清楚这只能是坏消息，而没有其他的可能。一封电报可能意味着忽然的慷慨行为：一封信就只能是解释，辩解……所以我没有问下去，因为让她作一个无法信守的承诺，那太不诚实了。

“你在怕什么？”凤问我，然后我想：“我害怕孤独，害怕记者俱乐部和坐卧两用的房间，我害怕派尔。”

“给我一杯白兰地苏打。”我说。我看了看信的开头，“亲爱的托马斯，”结尾处则是，“挚爱的，海伦。”然后我就等着那杯白兰地。

“是她写来的吗？”

“是的。”在我读这封信之前，我就开始考虑，读过信后，我是该向凤撒谎呢，还是应该告诉她事实。

亲爱的托马斯：

你的信上说你在那边并不是独自一人，这点我并不惊讶。你并不是一个能长时间独居的人，对吗？你沾染女人，就像你的外套沾惹灰尘那样。也许对于你的情况，我感到更多的是同情，如果不是每次你一回到伦敦便立即去寻求安慰的话。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不过之所以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有简单地发回一个“不”字，是因为我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我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创伤经历这么多年后，仍裸露在外。我很粗心——没有选择合理的措辞——竟然使这个伤口再次流血。谁能责怪她去揭我的伤疤来作为反击呢？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伤害别人。

“是坏消息吗？”凤问。

“有点儿糟糕，”我说，“不过她有权利……”我继续往下看。

我一直相信你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更爱安妮，直到你打包行李，一去不返。现在，你似乎打算离开另一个女人了，因为我可以从你的信里感觉得到，你并不真的期待着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量了”——你不是这样想的吗？要是我的电报上写一个“可以”，你又会怎么样呢？你真的会娶她吗？（我只能称之为“她”——你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许你会的。我想，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你也会慢慢变老，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了。我有时觉得很孤独。我想安妮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伴侣了，你离开她还算及时。

她准确地找到了那已经干掉的结痂。我又喝了一口。一个血淋淋的问题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给你烧袋烟吧。”凤说。

“什么都行，”我说，“什么都行。”

这就是我说“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去谈论宗教的原因，因为你从来不理解，也没有相信过。）婚姻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是在拖延这个进程，如果你跟这个女孩儿同居的时间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把她带来英国，她无亲无故，会迷失在这里，而她被你抛弃的时候，那感觉该是多么恐怖。我猜她连吃饭的刀叉都不会用，是吗？我这些话说得很刻薄，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的。但是，亲爱的托马斯，我也在替你着想。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距离我上一次收到妻子的来信，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在强迫她回信，而在她回信里的每一行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互相伤害的模式里。如果只有相爱而没有伤害，那该多好——单单忠诚是不够的：我一直忠诚于安妮，但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隘了，占有另一个人便志得意满，被人占有便感到羞耻。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高兴我的妻子又一次打击了我——我已把她内心的痛苦遗忘得太久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会被卷入到任何冲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有哭喊声从哨岗里传出来。

凤点燃烟灯。“她会让我和你结婚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她没说吗？”

“如果她说了，也是慢慢道来。”

我想：“你是多么自豪啊，如此超然，担任记者，而不是评论员，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一团混乱。另一种战争是比这更加天真，即便是迫击炮，造成的伤害比起这个，也还是更小些。”

如果我违背我最深处的信念，说出“可以”这两个字，那样对你会有好处吗？你说你被召回到英国来，我能意识到你是多么厌恶回到这里，会想方设法地进行拖延。我可以预见到，你喝了太多酒之后，又要结婚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真的尽力尝试——我和你都很尽力——可我们失败了。第二次的时候，没人会像第一次那样尽力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女孩儿，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但这同样的话你曾经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留着它——我想同样的话你也对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直试图对彼此坦诚相待，但，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那么短暂。跟你争辩，或者试着让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或许更容易些——你也许会认为这不合理——那么我简明地写给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宗教也禁止离婚，所以答案是，托马斯，不可以——不可以离婚。

在“挚爱的，海伦”那句结尾之前，大概还有半页内容，我没有去读。我想那半页内容是关于天气的消息，以及一位我敬爱的老姑妈的近况。

我没有理由抱怨，这样的答复也并不出我所料。里面所说的，很多都是事实。希望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没有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回忆这些往事，不仅伤害到我，对她也是一种伤害。

“她说‘不可以’吗？”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她还没有下定主意。还有希望的。”

凤笑了起来。“可你说到‘希望’时，却拉长了脸。”她躺在我的脚上，像一只趴在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的狗，替我烧着鸦片，我在考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呢。等我抽完四袋鸦片后，我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告诉凤，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咨询律师。从现在起，我随时都可能收到重获解放的电报。

“这件事无关紧要。你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她说，我能听到她姐姐正在通过她的嘴对我说话。

“我没有存款，”我说，“我比不上派尔。”

“别担心。什么事都会发生。总有办法的，”她说，“我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我想，她是多么现实啊，既不轻视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伟大或者有约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尔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怎么忍受这副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个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现实的冷硬会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渐软化，就像一块强壮的肌肉会因不经常使用而逐渐松懈一样。有钱人总是无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铺关门之前，凤又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坐在床上，将那些围巾展示给我看，大声地赞美着它们那明亮的色泽，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填满整个空间，然后仔细地把这些围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几条一并放进抽屉里：仿佛她是在为一个折中的协议铺垫基础一般。我也为我的协议铺下一个疯狂的基础，在鸦片赐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与预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给派尔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几天又发现了，被夹在约克·哈丁《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他一定是在翻读这本书。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当作书签，后来就没有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计息息相关的信件，不同于其他撒几个谎只为谋生的信件：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时就一直想写信给你，关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诚地向你道谢。你将我从一个糟糕的局面里拯救出来。现在，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处显然还不算难办，衰老还未伤及我的骨头，所以骨头还没那么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举办个聚会来庆祝这个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接着，像一只蚂蚁遇到障碍物，我又从另外一条路线绕过去。）“还有另一件事也值得庆祝，我知道你听到之后也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你一直在说，我们都很关心凤的利益。我回来时，发现有一封我妻子的来信在等着我，她或多或少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无须再替凤操心了。”——这句话说得很冷酷，但写下时我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时才发现，但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进行改动了。如果我要把这句话涂掉的话，还不如把整封信都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围巾？”凤问我，“我喜欢黄色的那条。”

“是的。黄色不错。去大饭店时，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

她看了看上面的地址。“我可以把它直接送到使馆。这样可以省掉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出去吧。”

然后，我躺回来，放松地抽着鸦片，我想：“现在，至少她不会在我回去之前离开我，也许，谁也说不清楚，明天，等我再抽几袋烟后，可能还会想出继续留在这里的办法。”

2

生活照常进行——这让人省去许多心思。就像在一次空袭中，人们不可能一直处于被惊吓的状态里，所以在日常工作的轰炸之下，在不断的遭遇与焦虑状态的围攻之下，人们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恐惧。来年四月，我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奔赴不可知的未来，再也没有凤的陪伴，这些念头被每天的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公告，以及我的助手生病等事件给完全打乱。我的助手是印度人，叫多明戈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出发，经由孟买来到这里的），平时不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他替我去参加的，他对那些绯闻与谣言的语调十分敏感，他还负责把我的稿件送到电报局和新闻审查处。依靠印度商人的帮助，特别是北方的，他在海防、南定与河内那一带，都有自己的私人情报网，这使我受益不少，我想，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军队的位置情况，他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得要更加精确。

我们从不随便使用这些消息，除非它已经成为新闻，也从不把任何消息传递给法国情报机构，所以他获得了几个藏在西贡堤岸这一带的越盟特工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然名字不像，但这一事实却给他带来许多便利。

我很喜欢多明戈斯。其他人的骄傲自负如同皮肤病一般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不可触碰；他的骄傲自负则是藏在深处的，并且作为人类来说，我认为，他的骄傲自负已经减少到了最小的比例。在日常跟他的接触里，感受到的只是温柔、谦逊和对真理的绝对热爱：你只有嫁给他，才会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与谦逊总是并存的；谎言总是源自我们的骄傲自负——在记者这份职业里，骄傲自负体现在渴望写出比其他人更为出色的故事。是多明戈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些事情——顶住那些国内发来的质询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某人，为什么没有写出其他记者那样的报道文章，而事实上，我知道那篇文章是不真实的。

如今，多明戈斯病了，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依赖他——嗯，他甚至连车里的汽油都会替我加好，然后却从未多说一句话，或者多流露出一种神色，来干扰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除了他的姓名和出生地之外——从他所有的谈话里，我只知道他可能信奉克利须那神[35]，也可能用铁丝圈刺着身体，赶赴黑风洞[36]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现在他病倒了，对我而言像是一种恩赐，暂时使我摆脱掉自我的焦虑情绪。现在，我要去参加那些乏味的新闻发布会，并蹒跚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桌子旁，跟同事们说些闲话，但是我辨别真伪的能力比不上多明戈斯，所以我习惯每天晚上去找他，来讨论我所听到的消息。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有时也在屋内，坐在那张促狭的铁床旁边；多明戈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他总是端坐在床上，挺直腰身，盘着双腿，让你觉得并不是去看望病人，而是受到一位王侯或者神父的接见。有时他发烧很厉害，满脸都是汗水，但思维却依旧十分清晰。那种情况就好像他的病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女房东总是放一壶新鲜的柠檬汁在他身边，但我从来没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相当于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的身体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已经不再问他的身体情况，唯恐这样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种责备，反而我去了之后，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并为我需要爬那么多层楼梯而道歉。然后他说：“我想让你去见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故事，你应该听一听。”

“没问题。”

“我将他的名字写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记住中国人的名字。当然，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不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间仓库，专门用来存放废旧金属。”

“情况严重吗？”

“可能很严重。”

“能告诉我个大概吗？”

“你还是先听他说为好。有件事情很奇怪，但我不太理解。”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但他就任那些汗水流淌，就好像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着的，并且神圣不可侵犯——他身上有许多印度教徒的特质，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他说：“你对你的朋友派尔，了解多少？”

“并不算多。我们是偶然遇见的，仅此而已。自从西宁一别后，我还没见过他呢。”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经济代表团成员，不过这个团体掩盖着众多的罪恶行径。我想他对本地的工业很有兴趣——大概他跟某家美国大公司关系密切。我不喜欢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边让法国人继续打仗，同时又不断地削减他们的生意。”

“我在美国公使馆里听见过派尔讲话，那天他们是在接待一群从华盛顿来进行考察的国会议员。他向议员们介绍了一些概况。”

“上帝保佑美国国会，”我说，“他来这个国家还不到半年呢。”

“他说起两股旧殖民势力——英国和法国，又说并不能指望这两个国家去赢取亚洲人的信心。所以现在正是美国加入进来的好机会，他们双手干净，没有沾染任何不洁之物。”

“夏威夷、波多黎各呢，”我说，“还有新墨西哥。”

“接着，有人问他一个老问题，现在这里的政府有多大概率击败越盟，派尔说有一股第三势力可以击败它。第三势力随时可以找到，除共产主义之外，总可以找到一股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势力——他称之为国家民主主义。你只须找到一个领袖，并保护他不受旧殖民势力的影响，就可以了。”

“都是约克·哈丁说过的话，”我说，“他来这里之前，读过他的书。来这儿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就开始谈论那套理论。他在这里什么也没学到。”

“他可能已经找到了领袖。”多明戈斯说。

“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不过你还是去跟米托码头的那位朋友谈谈吧。”

我在卡提拿街的住处给凤留了一张便条，然后在夕阳西下时，开车向港口驶去。桌子和椅子摆在码头的外面，旁边是靠岸停着的一些轮船和灰色海军舰艇，那些便携式小炉子已经生起火来，烧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树下的理发师正在忙着工作，算命先生蹲在墙边，手里握着脏兮兮的纸牌。在此时的堤岸，仿佛身处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才刚刚开始，而并不是随着逐渐消失的阳光慢慢结束。这就像开车进入一个哑剧剧场：那些长长的竖立起来的中文招牌、明亮的灯光和临时演员将你带入舞台两侧，之后周围一切忽然黑了下来，也变得十分安静。一条侧面通道又将我带到码头和一堆舢板旁边，暗处有许多仓库，大敞四开，附近却一个人都没有。

那间仓库很难找，我几乎也是偶然间才发现的，仓库的门敞开着，在一盏老式电灯的映照之下，可以看见许多奇怪的破铜烂铁堆在一起，如同毕加索的抽象作品的形状：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的引擎盖，在灯光照射下显现出一道道陈旧的色泽。我沿着这些堆积起来的破铜烂铁中的一条狭窄的缝隙走下去，大声地喊着周先生，但是没人答应。在仓库的尽头，有一道楼梯通向上方，我猜那是周先生的家——我听多明戈斯的指引，显然是带到了后门口，不过我想他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楼梯两旁也都堆积着金属垃圾，这些废铁在这间寒鸦巢一般的房子里，说不定哪天就有用处。楼梯口上面是一个大房间，全家人在里面或坐或卧，很像一座随时都可能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纸板箱子，里面装满了无法辨认的物品，旁边还有一些皮带扎好的纤维行李箱。有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一个婴儿在地板上爬着，三个穿着老式衫裤的中年妇女和两个穿着蓝色丝绸外套的老人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他们出牌很快，一摸就知道每张牌是什么，麻将牌撞击发出的声音，像浪潮退去之后鹅卵石在沙滩上滚动。除了几个打牌的人之外，房间里没有别人注意到我，只有一只猫跳到一个纸板箱上，一条瘦狗过来嗅了嗅我，然后就走开了。

“周先生在吗？”我问道，有两个女人摇了摇头，仍然没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将一只茶杯冲洗干净，又拿起水壶给我倒上一杯热茶，大概是为了保温，水壶外面还套了一层丝绸衬里。我坐在床尾，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将茶杯递给我：那感觉我仿佛已经被接纳进入这个团体里，跟猫狗为伍——也许它们跟我一样，也是偶然间第一次来到这里。婴儿从地板上爬起来，拉拽我的鞋带，没人过来责骂他。东方人是不会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商业日历，每一份上都有一个穿着艳丽的中式服装、脸颊粉红的女孩儿。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和平咖啡馆”几个字——也许是出于意外，它才陷入这些垃圾里：我觉得自己也深陷其中了。

我慢慢地喝着味道微苦的绿茶，将那只没有手柄的茶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以免手指被烫到，我在想我应该在这里等上多久。我试着用法语跟这家人交谈，问他们周先生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没人回答：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当我的杯子空了之后，他们又为我倒上一杯，然后又继续做他们各自的事去了：一个女人继续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缝补补；两个男孩儿在做功课；那个老太太盯着她的脚，那是一双旧式的中国小脚；狗在望着猫，而那只猫则伏在纸板箱上。

我这才意识到，多明戈斯为了勉强糊口，所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

一位极瘦的中国人走进这个房间。他在这里似乎不会占用任何空间：他的身体就像是饼干罐子里隔开饼干的防油纸一般。他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那套带着条纹的绒布睡衣。“是周先生吗？”我问道。

他看着我，那是一道吸鸦片的人才会有的冷漠目光：凹陷的双颊，婴儿一般的手腕，小女孩儿那样粗细的胳膊——许多年的吸毒史再加上许多袋烟，才能使他干瘪到这个尺寸。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戈斯先生，说您有些东西想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噢，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有礼貌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来。我看得出来，我找他的目的已经消失在他头脑中的烟路之间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的到访，他不胜荣幸。他们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然后递给我一杯像正燃烧的煤块的热茶——这是茶叶的磨难。我对他的家族子孙满堂的盛况加以称赞。

他微微惊讶地朝四周看了看，就像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似的。“我的妈妈，”他说，“我的妻子，我的姐姐，我的叔叔，我的兄弟，我的孩子，我姑姑的孩子。”那个婴儿已经从我的脚边爬走了，这会儿正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很想知道他是谁的孩子。这个屋子里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似乎都不太适合生出这么个婴儿来。

我说：“多明戈斯先生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重要。”

“啊，多明戈斯先生。他身体还好吗？”

“有点儿发烧。”

“这个季节里，身体很容易出问题。”我甚至不相信他还记得多明戈斯是谁。他开始咳嗽，睡衣下面少了两颗纽扣，咳嗽时他的皮肤像当地的鼓那样绷得很紧。

“你自己也应该去看看医生。”我说。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很年轻，穿戴整齐，一身欧式打扮。他用英语说：“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很抱歉……”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烟。”

“听起来很多。”

“医生说这样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但周先生抽烟时比任何时候都要舒服得多。”

我回应了一声，以示理解。

“请允许我作个自我介绍，我是周先生的管家。”

“我叫福勒。多明戈斯先生让我来的。他说周先生有事情要告诉我。”

“周先生的记忆力很糟糕。来杯茶吗？”

“谢谢，我已经喝了三杯了。”这样的问答听起来很像外语手册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家将我手中的茶杯拿过去，递给一个女孩儿，女孩儿将剩下的茶叶泼在地上，然后又倒满一杯。

“这壶茶不够浓。”我说，接过茶杯自己尝了尝，仔细地将杯子冲洗干净，然后又从另一把茶壶里倒满一杯。“这个要好点儿吧？”他问道。

“好多了。”

周先生清了清嗓子，不过那只是为了将一大口痰吐在装饰着粉红色花朵的搪瓷痰盂里。婴儿在茶叶的残渣之间滚来滚去，那只猫从纸板箱上一跃而起，跳到一个衣箱上。

“也许您跟我谈谈会更好。”年轻人说，“可以叫我韩先生。”

“如果您能告诉我……”

“我们去下面仓库里说吧，”韩先生说，“那边比较安静。”

我把手伸向周先生，他的手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脸困惑，然后望向这拥挤的房间，仿佛是在试图将我安顿妥当。我们下楼时，像石子滚动似的麻将牌声音逐渐减轻了。韩先生说：“小心，最后一层没有台阶了。”说着，他用手电筒为我照亮道路。

我们回到那些床架和浴缸之间，韩先生领路，顺着一个侧道走过去。大约走了二十步时，他停下来，用手电筒照向一个小铁桶。他说：“看见那个了吗？”

“它怎么了？”

他将小铁桶翻过来，露出商标：黛奥拉克通。

“我还是没明白这有什么含义。”

他说：“以前我这里有两个这样的铁桶。是从范文茂先生的车库跟其他废品一起收过来的。你认识范文茂先生吗？”

“不，我不认识。”

“他的妻子是泰将军的亲戚。”

“我还是不太明白……？”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韩先生问道。说着，他弯下腰来，拿起一长条凹形物体，很像是一截芹菜，在手电筒的光照下，闪着发光的铬色。

“可能是浴室里的设备吧。”

“这是个模子。”韩先生说。他显然是那种令人生厌的，却很乐意教导别人的人。他停下来，等我再次表达出自己的无知后，他继续说道：“您明白我说的模子是什么意思吗？”

“噢，是的，当然明白，不过这到底是……”

“这个模子是美国制造的。黛奥拉克通是一个美国的商标名称。你现在明白点儿了吗？”

“坦白地说，还是不明白。”

“模具上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它被扔掉的原因。不过不该把它和废品一起扔掉——那个小铁桶也不该扔掉。这是个失误。范先生的管家亲自来过这里。我当时找不到这个模子，就让他把另一只铁桶拿回去了。我说我这里只有这一只桶，他告诉他们需要这个来储存化学用品。当然，他没有问起模子的事情——那样就未免泄露太多的情况了——不过他仔细将这里搜查了一遍。范先生后来又亲自去美国使馆联系派尔先生。”

“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赖。”我说。我仍然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是我请周先生去跟多明戈斯取得联络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证明了派尔与泰将军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说，“一种微弱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也不算是新闻吧。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干情报工作。”

韩先生用脚后跟去撞了撞那黑色的铁桶，发出的声音在床架之间回荡着。他说：“福勒先生，您是英国人，是中立的。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您应该对我们有所同情，如果我们之中有些人倾向于任何一方。”

我说：“如果你是在暗示你是个共产党员，或者是越盟成员，别担心，我并不会震惊的。我不关心政治。”

“如果在西贡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这要归咎于我们。我的委员会希望你能保持公正的看法。这就是我带你来这里看这个东西的缘故。”

“黛奥拉克通是什么？”我说，“听起来像是一种炼乳。”

“它和牛奶有一些共同点。”韩先生将手电筒照向铁桶的内部。铁桶的底部残留着一点儿白色粉末，像灰尘一样。“这是一种美国的塑料。”他说。

“我听到一个传闻说派尔正在进口制造玩具所用的塑料。”我拿起模子看了看，试着在我的脑海描绘出它的形状。这不是物体本来的样子，而是它的镜像，完全颠倒的。

“不是制造玩具。”韩先生说。

“像是拉杆的一部分。”

“这种形状很不寻常。”

“我看不出它能做什么用。”

韩先生转身离开。“我只想让您记住您所看到的。”他说，这会儿，他已经走回到那堆破铜烂铁的阴影里，“也许有一天您觉得有理由把它写出来，但您千万不能说您在这里看见过这只铁桶。”

“这个模子也不能说？”我问。

“特别是这个模子，千万不要说。”

3

跟一个所谓的救过自己性命的人分别后初次相逢，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我住在外籍兵团医院时，并没有见过派尔。虽然他的缺席和沉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比我更加敏感，更容易感到困窘），但有时却毫无理由地令我不安起来，所以每天晚上，在我吞下的安眠药发挥作用之前，我总幻想派尔会走上我的楼梯，敲开我的房门，睡在我的床上。在这件事上，我对他很不公平，所以在正式的义务之外，我又增添了几分愧疚感。以及，想到那封信，我也很内疚。（是遥远的祖先给了我这颗愚蠢的良心吗？在旧石器时代的世界里，他们四处强奸杀戮，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良心。）

我有时会想，我是应该邀请我的救命恩人共进晚餐，还是应该请他到大陆酒店的酒吧间里喝上一杯？这是个不好决断的社交问题，也许要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价值进行选择。一顿饭和一瓶酒，还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这个问题使我烦恼了好几天，直到后来派尔亲自过来解决了。他来到我的家，隔着房门在外面大声喊我。那天下午很热，我当时正在睡觉，早上那条伤腿的恢复训练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所以我没有听到他的敲门声。

“托马斯，托马斯。”派尔的喊声闯入我的梦境，我梦见自己行走在一条长而空旷的街道上，寻找一个转弯处，但一直没有找到。那条路像电报机上松散的纸带一样，如果没被声音打断的话，不会出现丝毫变化——刚开始时，它很像哨岗上痛苦的呻吟，接着又像是在对着我本人说话，“托马斯，托马斯。”

我低声说：“走开，派尔。离我远点儿。我不想被救。”

“托马斯。”他用力地敲门，但我还躺在床上装死，就好像我还在水稻田里，而他是我的敌人。忽然间，我意识到敲门声停下来了，有人在外面低声说话，另外有个人在回答。耳语是危险的。我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小心地从床上爬下来，在手杖的帮助下，我挪到了另一间房的门口。也许是我移动得太快了，他们听见了我的声音，因为外面忽然静了下来。那一阵寂静就像植物生出卷须：它似乎在房门底下生长，叶子伸进我所处于的房间里。这种寂静我并不喜欢，所以我猛地将门打开，将寂静撕碎。凤站在通道里，派尔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从姿势来看，也许刚刚他们是在接吻。

“嗯，进来吧。”我说，“进来。”

“我敲门，你没有听见。”派尔说。

“我刚开始时，是睡着了，后来则是不想被打扰。但我既然已经被打扰了，那么就进来吧。”我用法语跟凤说，“你从哪儿把他接过来的？”

“就在这里。在通道上，”她说，“我听到他敲门，所以我跑上楼让他进来。”

“请坐吧，”我对派尔说，“你要喝点儿咖啡吗？“

“不，我不想坐下来，托马斯。”

“我需要坐一下。这条腿实在太累了。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我真希望你没写过那封信。”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一大堆谎言。我以前很信任你的，托马斯。”

“当这件事涉及女人的时候，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人。”

“那么，在这件事之后，你也不必再相信我了。在你出去的时候，我会偷偷溜到这里，我会写一些信，再装进打印好的信封里。也许我也该成熟起来了，托马斯，”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声，他看起来比从前更加年轻了，“不撒谎的话，你就赢不了我吗？”

“不。这是欧洲人表里不一的地方，派尔。我们缺乏供给品，所以必须去弥补。但我一定是做得太笨了。你是怎么发现那些谎言的？”

“是她姐姐说的，”他说，“她现在为乔工作。我刚才见过她了。她知道你已经被调回国内了。”

“哦，那件事，”我松了一口气，“凤也知道。”

“还有你妻子的那封信呢？凤知道吗？她姐姐已经看过了。”

“怎么会呢？”

“昨天你出门去了，她来这里见凤。凤便把信给她看了。你骗不了她的。她懂英文。”

“我明白了。”没有理由去跟任何人发脾气——很明显，错在于我。凤可能只是出于炫耀的目的向她姐姐展示了那封信——而并不是出于对我的不信任。

“你昨晚就知道这一切了？”我问凤。

“是的。”

“我注意到你昨天很安静，”我摸了摸她的胳膊，“你可能已经很生气了。但你是凤——你从不会生气的。”

“我得想一想。”她说。然后我想起，半夜醒来时，我发现她的呼吸声并不规律，当时她还没睡着。我曾把手伸过去，然后问她“做噩梦了吗”。她刚来卡提拿街的时候，经常受到噩梦的困扰，但是昨天对于我的问题，她则摇了摇头：她翻过身背对着我，我将腿伸过去挨着她——这是我们亲热时的第一个规定动作。即便在那时，我也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能再解释一下吗，托马斯，为什么……”

“显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想留她在我身边。”

“不惜任何代价？”

“当然。”

“那不是爱。”

“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爱，派尔。”

“我想保护她。”

“我不想。她不需要保护。我要她在我身边，我要她睡在我的床上。”

“即使违背她的意愿？”

“有所违背的话，她就不会留下来了，派尔。”

“出了这件事之后，她不会再爱你了。”他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我转过身去寻找凤。她已经走到卧室里，将我刚睡过的床单拉平，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一本画册，坐在床上，仿佛对我们的谈话漠不关心。我知道那是本什么书——记录英国女王生活的画册。即便是颠倒的，我也能看出御用马车正驶向威斯敏斯特教堂。

“爱是西方的词汇，”我说，“我们用它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或是为了掩盖我们对一个女人的痴迷。这里的人不受这种痴迷的困扰。你在感情上会受到伤害的，派尔，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你那条腿，我会把你揍扁的。”

“你应该感激我——还有凤的姐姐，当然。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追求她了——在有些方面，你还是有所顾忌的，是吗，尤其当它跟塑料无关的时候。”

“塑料？”

“祈求上帝，希望你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些什么。噢，我知道你的初始动机是好的，它们总是好的。”他看起来有些迷惑，充满着怀疑，“我希望有时你心存一些不良动机，那么你可能会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这句话也适用于你的国家，派尔。”

“我想给她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个地方——臭气熏天。”

“我们烧香来祛除臭味。我猜想你会给她一台大冰箱，一辆她自己使用的汽车，以及最新款的电视机和……”

“我们还会生一堆孩子。”他说。

“聪明而年轻的美国公民，随时可以作证。”

“你会给她什么呢？你又不会带她回家。”

“不，我没有那么残忍。除非我能足够有钱，能给她买一张往返票。”

“你只不过当她是发泄工具而已。你一旦离开的话，便会将她扔下了事。”

“她是一个人，派尔。她有自己作出决定的能力。”

“根据伪造的证据吧。何况她还是个孩子。”

“她不是孩子了。她比你要更加坚强。你知道那种刮不出痕迹的光泽剂吗？那就是凤。她可能活得比我们都要长。她会变老，仅此而已。她也会遭受分娩的痛苦，也会遭受饥饿、寒冷与风湿病——但她不会被刮伤，只会慢慢老去。”但就在我发表这番言论，看着凤翻阅画册时（这是一张家族照片，上面有安妮公主），我知道我跟派尔一样，也是在编造出一个角色来。一个人永远不会了解另一个人。尽管我说了那么多，但她跟我们一样恐惧：她只是没有表达的天赋，仅此而已。我还记得那备受煎熬的第一年，当时我十分热情地想要去了解她，曾恳求她告诉我她的所思所想，也曾对她的沉默无语大发脾气，把她吓坏了。就连我的欲望也变成了一种武器，好像有人将刀剑刺入受害人的子宫，她就会失去控制，胡言乱语。

“你说得已经够多了，”我告诉派尔说，“你已经知道所有你能知道的事情了。请走吧。”

“凤。”他喊了一声。

“派尔先生？”她抬起脸问，之前凤正在仔细地欣赏温莎城堡的照片。在那一刻，这如此正式的称呼听起来十分滑稽，却能令我舒心。

“他骗了你。”

“我听不懂。”

“噢，滚吧，”我说，“滚去搞你的第三势力、约克·哈丁和什么民主的作用那套说辞，滚去跟你的塑料一起玩吧。”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按照我的那些指示去执行了。

第三部

第一章

1

在派尔去世两周之后，我再次见到维戈特。他的声音从俱乐部酒店里传出来时，我正沿着沙内大道行走。在那些日子里，俱乐部酒店是安全局人员最喜欢去的餐厅，为了向那些恨他们的人摆出一种挑衅的姿态，他们经常在楼下吃午饭、喝酒，让普通公众去楼上吃喝，以防遭受手榴弹的袭击。我走过去加入他们，他帮我叫了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玩两把吗？”

“你想玩就来吧。”然后我掏出骰子，来玩“四二一”这种毫无新意的游戏。这些数字和骰子的情景，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见两个人玩骰子，我都仿佛置身于河内或者西贡的街头，或者又回到发艳那些被轰炸过的建筑物之间；我看见了那些伞兵，为了保护自己，穿起毛毛虫一般的奇特装束，他们在运河边来回巡逻；我听到迫击炮的声音正逐渐接近，也许我还看见了一个死去的孩子。

“没有凡士林。”维戈特一边说着，一边扔了个“四二一”。他将最后一根火柴推向我。安全局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时，总喜欢说些两性之间的术语。也许这就是维戈特发明的，然后被他的部下学会了，不过他们倒是没学他去读帕斯卡的书。“少尉。”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你每输一局，便升一级——直到有人成为上尉或者司令官，游戏便可以结束了。第二局也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数目的时候，他说：“我们找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想它是不情愿离开那具尸体。不管怎样，他们割了它的喉咙。它倒在距离尸体五十码远的泥地里。也许是一步一步拖着自己爬过去的。”

“你们现在对这件事还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始终纠缠不休。谢天谢地，要是一个法国人被杀了，可没有这么多麻烦。不过，那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我们掷骰子，并以分好的火柴为赌注，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玩起来。维戈特迅速掷出来个“四二一”，真是不可思议。他只剩下三根火柴了，而我又掷出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点数。“老弟。”维戈特说，又推给我两根火柴。待到最后一根火柴出手后，他说：“上尉。”然后我喊侍者上些酒来。“有人赢过你吗？”我问。

“不经常有。想报仇吗？”

“下次吧。你真是个不赖的赌徒，维戈特。其他需要碰运气的事情，你也会赌一把吗？”

他苦笑一番，不知怎么，我想起了他的那位金发妻子，有人说她背叛了维戈特，跟那些下级军官搞在一起。

“算是吧，”他说，“我们都无法避免去参与那场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让我们权衡一下得失’，”他又在引经据典，“‘打赌上帝是否存在，我们估计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如果你赢了，那么一切都属于你；如果你输了，那么你将一无所有。’”

我也引用帕斯卡的文章回击他——我只记得那么一段儿。“‘选择头或者尾，同样都是错的。他们都错了。真正的方法是压根儿不去下注。’”

“‘是的，但你非赌不可。由不得你选择。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你没有遵守你自己的原则，福勒。你也卷入其中，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们没在谈论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想到的是派尔的狗。”

“噢。”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吗——在狗的爪子上寻找线索，分析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然后你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高克。”

“我查得倒也不错，”他说，“派尔出门时总带着那条狗，不是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那条狗很值钱，不能让它乱跑，是吗？”

“乱跑显然是不安全的。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吃狗肉的，你知道的吧？”他开始把骰子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我的骰子，维戈特。”

“噢，对不起。我在想……”

“你为什么说我也卷入其中了呢？”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在什么时候，福勒？”

“鬼知道。我又没有跟狗约会的记录册。”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确切时间还不知道。”我从不喜欢把这种消息告诉给警察。这也帮他们省些麻烦。

“我想——今晚——去看看你。晚上十点可以吗？如果那时只有你自己在家的话。”

“可以，那个时间段里，我会安排凤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吧——你和凤？”

“是的。”

“很奇怪。在我的印象里，你——嗯——总是不怎么快乐。”

“当然，不快乐的原因有很多，维戈特。”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应该知道。”

“我？”

“你自己也是个不快乐的人哪。”

“噢，这没什么可抱怨的。‘被毁的房子没有愁苦’。”

“这是什么话？”

“也是帕斯卡说的。这是关于痛苦的骄傲辩词。‘树木没有愁苦。’”

“为什么要去当警察，维戈特？”

“很多因素吧。出于谋生，对人类的好奇心，还有——是的，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欧的喜爱。”

“也许你应该去做一名教士。”

“我没读过那种跟宗教相关的书——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

“你直到现在还怀疑我跟这件事儿有关，是吗？”

他站起身来，喝光杯子里的味美嘉喜鸡尾酒。

“我很想跟你谈谈，仅此而已。”

他转身离去后，我想起他望着我的眼神，居然有种怜悯的情绪，就好像是在望着一个他负责逮捕的、即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

2

我早已受到惩罚了。仿佛派尔离开我的寓所时，就已经对我宣判，判我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一直心神不宁。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心吊胆，生怕灾祸降临。有时凤不在家里，我便无心工作，直到她回来，因为我总在担心她是否会就此失踪。我问她去哪里了（竭力不让我的语气里显出焦虑或怀疑的情绪），有时她会回答说去逛市场或商店，并且拿出证据（甚至她所准备的这些证据，在那段时期看来，似乎也是不太自然的），有时她是去了电影院，有电影票根可以作证，有时则是去了她姐姐那里——我觉得她去那里是为了跟派尔见面。那些日子里，我很野蛮地跟她做爱，仿佛她是我所憎恨的仇人，但其实我憎恨的是我们的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天晚上拥它入眠。她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为我做饭，为我烧鸦片，温柔而甜蜜地躺在我身边，供我寻欢取乐（其实已不再是乐事）。就像早些时候我要她的心那样，现在我要知晓她的想法，但她的想法却都藏在一种我不会讲的语言里。我不想逼问她。我也不想让她撒谎（只要谎话没有公开讲出来，我就可以装作我们还跟以前都一样），但忽然间，我不安的情绪会替我发问道：“你上次看到派尔是什么时候？”

她迟疑了一下——亦或者她真的是在回想？“是他来这里那次。”她回答说。

我开始——差不多是不自觉地——诋毁一切美国事物。我的谈话里尽是美国文学有多么贫瘠，美国政治出了多少丑闻，美国儿童是多么缺乏教养。那种感觉就好像凤是被一个国家夺走的，而不是一个人。美国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对的。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日渐遭人厌烦，连我的那些本来对美国十分反感的法国朋友也都听厌了。这就好比是我已经被人出卖了，但是一个人是不会被自己的敌人所出卖的。

就在那个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发现家里没人（她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她姐姐那里了？）。我发现房门下面塞着一张纸条。是多明戈斯的留言。他先是为自己生病而道歉，然后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沙内大道拐角处那间大商店的门口。他说是周先生托他写信告诉我，但我猜想，事实上，大概是韩先生想请我到那里去。

整个事件，最终值得一写的内容不过是一小段，不过却很有趣。它跟北方那场悲哀而惨烈的战争没什么关系，跟发艳那条塞满死去多日的灰色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持续轰击，跟汽油弹的炫目白光都没有关系。我在一个贩卖鲜花的摊位那里等了大概一刻钟，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提拿街的安全总部开来，骤然停下，刹车器与橡皮车胎一阵吱嘎乱叫。那些警察迅速下车，跑去商店，仿佛他们是来镇压暴徒的，但这里并没有暴徒——只有一列围成栅栏的自行车。西贡的每一座大楼都被自行车包围着——西方任何一座大学城里都不会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调好照相机，这场令人费解的行动就已经结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堆自行车里，将其中的三辆高举过头，抬到大街上，扔进那个装饰喷泉里。还没等我拦下一名警察询问情况，他们便全都回到卡车上，在勃纳尔大道上快速驶离。

“自行车战役。”一个声音说道。原来是韩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是一场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等看。”韩先生说。

几个闲逛的人走近那座喷泉，一只轮子像浮标那样露出水面，就像是在警告来往船只要避开此处，底下有沉船残骸：一个警察穿过街道跑过来，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挥着他的手。

“咱们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韩先生说道，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手表。现在是十一点零四分。

“你的表有点儿快。”我说。

“总是这样。”与此同时，人行道那边的喷泉忽然爆炸。一块装饰用的顶盖飞出去，直接打在窗户上，玻璃碎片像淋浴喷出的晶莹水滴那样纷纷落下。没人受伤。我们抖掉了衣服上的水滴和玻璃碎片。一只自行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来回旋转，晃了几下之后，倒在地上。“现在一定是十一点整。”韩先生说。

“这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会有兴趣的，”韩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有兴趣。”

“来喝一杯吗？”

“不，很抱歉。我必须回到周先生那里，不过我先给你看点儿东西吧。”他将我带到自行车停放处，打开他自己那辆车子的锁。“仔细看。”

“罗利牌的。”我说。

“不，看看这个打气筒。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吗？”我还是莫名其妙，他自以为是地笑了笑，便骑车走了。他回过头来，朝我挥挥手，向着堤岸和废铁仓库骑去。我去安全局打听消息，在那里，我才弄懂他的意思。我在他的仓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可以铸出像是半截自行车打气筒的形状。那一天在整个西贡，那些无辜的自行车打气筒竟然全都藏有炸药，在十一点整准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的情报采取预防措施的几个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那些情报是从韩先生那里传出去的。这些都是小事——十起爆炸，六人受轻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僚——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称之为是“暴行”外——其余均以嘲讽的态度来叙述，才能使这件事登上报刊。“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作个好标题。他们都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人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但我的报道在内部就被删改了。泰将军不再是新闻。你不能浪费篇幅去指证他。他让多明戈斯给韩先生送去封信，向他表示遗憾——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这时，在我看来，他——或者他的越盟委员会——有些过于敏感了。其实，谁要是能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倒是可以获得颇有幽默感之类的美誉。“他们下一次又会想到什么呢？”人们在聚会上这样说着，整个荒唐事件在我看来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陀螺似的欢快地在大街中央旋转。我甚至没向派尔说起过我听说他在跟泰将军暗中勾结的事情。让他去玩他的塑料模子去吧，只要别伤害到他人，这样也许可以让他的心思少放在凤身上一些。此后，有天晚上我碰巧在那附近，又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所以便去范先生的车库看了看。

这个地方既狭小又肮脏，面积跟那个废铁仓库不相上下，就位于索姆大道上。车库中间有一辆被千斤顶撑起来的汽车，前盖敞开着，张着大嘴，像一具放在外地博物馆里的无人参观的史前动物标本。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记得这里还有一辆汽车。地板上散落着许多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扔东西，就像中国厨师会把一只鸭子分解成七道菜，连一只鸭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居然会把那些空铁桶和损坏的模子白白扔掉——也许是里面的雇员偷出来想卖几个钱，也许是有谁被足智多谋的韩先生贿赂了。

周围没有人，我便往里面走去。也许，我想，他们都出去避风头了，以防警方找上门来。韩先生可能在安全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即便如此，警方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让人们认为那些炸弹是共产党放的，似乎要更好。

除了那辆汽车和散落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废铁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是在范先生这里被制造出来的。我还是搞不懂铁桶里的那些白色粉末是怎么做成塑料的，但能肯定的是，整个过程很复杂，不可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就连街上那两只汽油打气筒似乎也被人完全忽视了。我站在门口，向街上望去。在大道中央的树下，理发师正在忙活着；树干上钉着一片小镜子，反射出闪烁的日光。戴着软帽的小姑娘快步走过，肩膀上挑着两只篮子。算命先生蹲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他已经拥有了一位顾客：一个留着一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得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能配得上那花掉的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生活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范先生，但警方却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这一层面的生活里的每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你却没办法像一步迈入大街上那样轻松地迈入到这一层面的生活里。我想起了那些在楼梯口公共厕所旁边闲聊的那些老太婆：她们也听见了一切事情，但我却不清楚她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回到车库，走进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那里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书桌——价格表，一瓶胶水，一台加法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和三个茶杯，许多支没有削过的铅笔，不知为何，还有一张没写过的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明信片。约克·哈丁可能使用许多鲜明而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绘第三势力，但到头来却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背后的墙上还有一道门，门是锁着的，但钥匙就放在书桌上那些铅笔之间。我打开门，走了进去。

我来到一间小棚屋里，空间大小与车库相仿。这里摆着一台机器，看起来很像是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其中有数不清的栖枝，用以囚禁没有翅膀的大鸟——它给人的印象是用许多老旧的破布捆绑着的，不过那些破布也可能是用来清洁灰尘的，正在清洁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就被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件制造商的名字——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号——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接通电流，那台陈旧的机器忽然复活：那些铁杆原来也有用处——这台奇妙的装置就像一位老人攒足生命最后的力量，不停地用拳头向下凿着，不停地凿着……这个东西应该算作压榨机，尽管从它的构造来看，应当是跟老式自动点唱机属于同一时代，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从不浪费东西，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在这里终结其职业生涯（我记得在南定的一条后巷，曾看见《火车大劫案》在屏幕上来回颤动地播放着，供人娱乐），所以这台压榨机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我更为仔细地检查这台压榨机；上面有白色粉末的痕迹。黛奥拉克通，我想，那种有点儿接近于奶粉的东西。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有过铁桶或者模子。我走回办公室，回到车库里。我很想轻轻地拍拍那辆旧车的挡泥板：它也许会在这里等上很久，但总会有一天……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可能正在稻田里的某处，他们的终点是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最后，我抬高嗓门，大声喊着“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那间车库、那条大道和理发师，回到了那些稻田里，那是我去西宁路上的避难之所。“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一个人在那些稻秆儿之中转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走上楼梯口，那些老太婆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对我来说，树上鸟儿的乱叫也比她们所说的话更为简单易懂。凤不在家——只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她去她姐姐那里了。我躺在床上——我最近经常很容易感到疲倦——然后便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看见那只闹钟的表盘上指向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希望发现凤就睡在我身边。但枕头还是没人动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上面还散发着凉丝丝的洗衣店的味道。我站起来打开她放围巾的那只抽屉，围巾已经不在那里。我走到书架前——那本关于皇室家庭的生活画册也消失了。她已经把她的东西全部拿走了。

备受震惊的那一刻，反而没有那么痛苦，痛苦始于凌晨三点左右。当时，我准备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是的，我总得活下去吧，总得逐步忘却那些往事。快乐的记忆是最糟糕的，于是我竭力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这方面，我倒是有经验。毕竟从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我现在年纪更老了——我感觉我已经没有精力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了。

3

我去美国使馆找派尔。进门之前我必须填写一张表格，然后交给一个宪兵。他说：“你没写来访目的。”

“他会知道的。”我说。

“那么你预约了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么写也无妨。”

“这么做在你看来很愚蠢吧，我猜，但我们必须小心起见。总有些奇怪的人闯到这里来。”

“这个我听说过。”他将口香糖换到另一边去嚼，然后便进入电梯里。我自己在这里等候。我还不知道该对派尔说什么。这样的场景我可没有经历过。那个宪兵回来了。他不大情愿地说：“我想你可以进去了。12A室，二楼。”

我走进房间时，发现派尔并不在那里。乔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那个经济专员，我仍然不记得他的姓氏。凤的姐姐在打字桌后面看着我。从那双贪婪的棕色眼睛里，我所看到的是胜利的神情吗？

“请进，请进，汤姆，”乔大声叫道，“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样了？您这样的人物来我们这种小地方，这可少见。拉一把椅子过来。告诉我你对最近的战况是怎么想的。昨天晚上我在大陆酒店看见格兰杰了。他又回到北方了。那小子可真够积极的。哪儿有新闻，哪儿就有格兰杰。来抽根烟吧。自己拿。你认识徐小姐吗？这些人的名字我可记不住——对于我这样的老家伙来说，记住这些东西可太难了。我就叫她‘嗨，那边的’——她也喜欢这种叫法。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沉闷的殖民主义气息。外面有什么小道消息吗，汤姆？你的那些伙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很遗憾听说你的腿出了问题。奥尔登告诉我的……”

“派尔在哪儿？”

“噢，今天早上奥尔登不在办公室。我想他应该是在家里。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我知道他在家里都做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很积极。呃，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怎么说呢，他在家里所做的事情里，至少有一件我可是知道。”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汤姆。迟钝的乔——那就是我。以前是。以后估计也是。”

“他跟我的女人搞在一起——就是你这位打字员的妹妹。”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问她吧。是她安排的。派尔抢走了我的女人。”

“听着，福勒，我还以为你来这里是为了公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可别来这一套，你知道的。”

“我来这里是找派尔的，但我想他已经躲起来了吧。”

“好吧，我觉得你是最不应该说出这种话的人。奥尔登先前为你做了那么多。”

“噢，是吧，是的，当然了。他救过我的命，不是吗？但我从未要求他这样做过。”

“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你的。那个小伙子很有胆量。”

“我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胆量。他身上的某些其他部位，可要比胆量更厉害。”

“嗯，这样含沙射影的话我们还是别说了，福勒，毕竟屋里还有位女士。”

“这位女士跟我很熟悉。她从我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现在她又想从派尔身上捞一笔。好吧。我知道我现在的行为很糟糕，我还会把这种糟糕继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谁的行为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一份关于橡胶产量情况的报告……”

“别担心，我这就走。不过如果派尔打电话来，就说我来找过他。出于礼貌，他也许会想着回访一下。”我对凤的姐姐说，“我希望，你们已经达成了财产协议，在公证人、美国领事和基督科学教会的共同见证之下。”

我回到走廊里。对面的门上写着“男卫生间”字样。我走进去，锁上了门，坐下来，头靠在冰冷的墙上，哭了起来。在此之前，我一直没哭过。这里连卫生间都有空调，没过多久，那种温和的风便吹干了我的泪水，一同吹干的还有我嘴里的唾液和身体里的精液。

4

我把全部事情交托给多明戈斯，只身一人前往北方。在海防的加斯科涅中队里，我有些旧交，于是我有时会在机场的酒吧间里消磨几个小时，有时则在外面的砾石路上玩保龄球。按照官方说法，我是到了前线：我跟格兰杰同样积极，但对我的报纸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与我上次去发艳的旅行一样。然而一个人如果要去报道战争的话，那么自尊心也会让他偶尔去冒一点儿风险。

即便是限定时间内，去分担这种风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河内方面已经发出命令，只允许我去参加水平轰炸——在战争里，这种轰炸就跟坐公交车出门旅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的飞行高度远远超出了重机枪的射程；除非驾驶员发生操作失误，或者引擎出现故障，否则我们都是十分安全的。我们按照时间表出发，又按照时间表返回：所装载的炸弹斜落而下，螺旋形的烟雾从公路交界处或者桥上盘旋升起，然后我们巡航一周，赶回来喝一杯开胃酒，并在砾石路上玩起保龄球来。

有天早上，我正跟一位年轻军官在市区的军人食堂里喝白兰地苏打，他很希望我去参观一下南码头，正当此时，忽然接到了一道任务。“愿意一起来吗？”我说好。对我来说，水平轰炸也不失为一种打发时间和消解顾虑的好方式。开车去机场时，他说道：“这次是俯冲轰炸。”

“我还以为不允许我……”

“只要你什么都别写就行。这次你可以看到邻近中国边境的一片土地，你以前应该从未见过。靠近莱州。”

“我本以为那片区域很平静——而且是由法国人在管辖？”

“曾经是。两天前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我们的空降兵离那里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想把越盟的人按在他们自己的洞穴里，直到我们收复那个据点。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低空俯冲下去，并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能出动两架飞机——其中一架已经在那里了。你以前参加过俯冲轰炸吗？”

“没有。”

“你要是没经历过的话，是会有一点儿不舒服的。”

加斯科涅中队只有小型的B-26轰炸机——法国人管这种轰炸机叫妓女，因为它的翼展很短，看不见支架。我被挤到一小块金属垫子上，面积跟自行车座差不多，膝盖顶着领航员的背部。我们沿着红河向上飞行，缓缓攀升，红河在那种高度上看起来的确是红色的。我们好像已经回到了远古时空，以最初给这条河流命名的地理学家的目光来看待它，他当年也许就是在此时看见它的，夕阳斜射，最后一抹光将两岸填满。接着，我们在九千英尺的高度上掉转方向，朝着黑水河飞去，那里确实是一片漆黑，到处都是阴影，不见一丝光芒，峡谷、悬崖和丛林那些辽远的壮丽景色，在我们下方旋转，矗立。你可以空投一队伞兵，让他们降落在那绿灰交际的田野里，保证没有任何踪迹，就像在丰收的稻田里扔下几枚硬币那样不起眼。在我们前方很远的地方，有一架小飞机如蚊子般移动。现在轮到我们来接班了。

我们在那座哨岗和被绿色环绕着的村庄上空转了两圈，然后以螺旋式的姿态冲上那耀眼的高空。驾驶员——名叫特鲁恩，回头望着我，并眨了眨眼睛。他的驾驶盘上就是控制机关枪和炸弹仓的按钮。在我们向下俯冲时，我竟然有肠道通畅的感觉，遭遇新的经验时，我们往往会有这种感觉——第一次跳舞，第一次参加晚宴，第一次恋爱。当它升到顶端时，我想起了在温布利展览会上的云霄飞车——没有办法逃出来，你被你的经验困住了。我们冲下去的时候，我只来得及看一眼表盘，当时我们是在三千米的高空上。现在全凭感觉，视野里一无所有。我被推向前方，压在领航员的背部：仿佛有个非常重的东西压在我胸口上似的。我不知道炸弹是什么时候投下去的；接着，机关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座舱内满是火药的味道，我们上升时，压在我胸口的重量有所减轻，胃部却在下沉，脱离躯体，自杀一般向我们刚离开的地面坠落下去。大概有四十秒的时间里，派尔是不存在的，甚至孤独也不存在了。当我们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攀升时，我能看见黑烟从旁边的窗口向我涌来。第二次俯冲之前，我感受到了一种惧怕——惧怕出丑，惧怕吐在领航员的背上，惧怕我那上了年纪的肺部顶不住这样的压力。第十次俯冲后，我只觉得焦躁不安——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是时候回家了。我们又一次大坡度攀升上去，脱离地面机关枪的射程，转向离开，黑烟又朝我们袭来。那村子被群山环抱。每次我们都得经由同一路线迫近目标，以相同的办法通过那个缺口。无法变更我们的攻击路线。当我们进行第十四次俯冲的时候，我想，现在我再也不惧怕出丑了。“他们只剩下一挺机关枪还能射击就可以了。”但我们又升起机头，回到安全地带了——也许他们连一挺机关枪都没有吧。那四十分钟的巡逻似乎永无休止，但我总算抛开了私虑的烦扰。我们返回时，太阳已经落下，地理学家的时间段已经过去了：黑水河不再是黑色的，而红河也变成金黄色的了。

我们又向下飞去，离开那些扭曲多节、遍布裂缝的森林，朝着河流飞去，在那些荒芜的稻田上滑行而过，像一颗子弹似的瞄准那条黄色溪水上的小舢板。飞机上的炮只射出一排曳光弹，那只舢板便被打得四分五裂，火光四溅。我们甚至没有等着去看看那些受害者如何挣扎求生，便继续攀升，返回基地了。就像我在发艳看见那个死去的孩子时那样，我又在想，“我憎恨战争。”如此心血来潮一般地选取猎物，这种行为未免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刚好只是路过而已，放一炮就够了，没有人会来还击，然后我们便又飞走了，只为这个世界的死亡人数又徒增一笔而已。

我戴上耳机，好能听见特鲁恩上尉对我说的话。他说：“我们会绕一点儿路。夕阳照在石灰岩上简直美不胜收。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他友善地补充道，像一位主人在展示他的物产之美，我们在阿龙湾上迎着夕阳飞了一百英里。头盔之下，特鲁恩上尉那张火星人似的脸正惆怅地向外望去，望着下面伟岸的山峰和重峦叠嶂间的金色丛林。这会儿，谋杀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

5

那天晚上，特鲁恩上尉坚持要请我去烟馆，虽然他本人并不吸鸦片。他喜欢那种味道，他说，并且热衷享受一天结束时那种宁静的感觉，但出于职业原因，他也只能放松到这一步。有些军官也吸鸦片，但他们都是陆军——他得好好睡一觉。我们躺在一排隔间中的一小间里，这里更像是学校的宿舍，那位中国老板为我烧烟。自从凤离开我后，我还没有吸过。过道那边，一个混血女人吸完烟后蜷起腿躺在那里，在读一份用亮光纸印刷的妇女报纸，她的双腿又长又美。在隔壁那个房间里，两位中年的中国男子正在喝茶谈生意，烟枪都放在一旁。

我说：“那只舢板——傍晚时那只——对你们有什么害处吗？”

特鲁恩说：“谁知道呢？在那条河一带，我们奉命要去射击任何能看见的东西。”

我抽完了我的第一袋烟。尽量不去想我在家里抽烟时的情形。特鲁恩说：“今天的事情——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最糟糕的。在那个村子上空，他们本可以将我们击落的。我们所冒的风险和他们是相同的。我最讨厌的是凝固汽油弹轰炸。从三千英尺的高空投下去，十分安全。”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你看见那些森林着火了。上帝才知道你从地面上看的话，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那些可怜的人被活活烧死，火焰像水一样蔓延至全身，他们已经被火浸透。”他的这几句话仿佛是在对全世界发怒，因为全世界都不理解真实情况。“我不是在打一场殖民战争。你以为我会为那些红土种植园主做这些事情吗？我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在替你们打仗，但你们却把罪行推到我们身上。”

“那只舢板。”我说。

“不错，那只舢板也一样。”我伸手去接我的第二袋烟，他注视着我，“我很羡慕你的逃避手段。”

“你不知道我在逃避什么。我并不是在逃避战争。那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卷入进去。”

“你们都会卷入进去的。或早或晚。”

“我不会的。”

“你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他们有权开枪射我，但并没有那么去做。他们当时是想轰掉那座哨岗。爆破队来了，你总得离他们远一些。即使在皮卡迪利大街也是一样。”

“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到时会选择一个立场。”

“不，我就要回到英国去了。”

“你曾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

“噢，我已经撕碎了。她离开了我。”

“抱歉。”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离开了别人，别人又离开你。这差不多让我相信正义是存在的了。”

“我确实相信。第一次投掷凝固汽油弹时，我就想，这是我出生的村庄，也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杜布瓦先生住的地方。那个面包师——我小时候很喜欢他——正在火焰里奔逃，而那些火焰是我投掷下去的。当年维希政府也没有轰炸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自己比他们更糟糕。”

“但你还在继续下去。”

“那种情绪只是一时的。只有投掷凝固汽油弹才会产生。其余的时间里，我认为我是在保卫欧洲。而且你知道，其他人——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当他们在一九四六年被赶出河内时，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他们认为曾经帮过我们的那些人——之中留下了可怕的遗物。有一个太平间里的女孩儿——他们不仅割掉了她的乳房，还肢解了她的情人，将他的……塞进……”

“这就是我不愿意卷入进去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理性或公正的问题。我们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卷入进去，然后就摆脱不掉了。战争与爱情——人们经常拿这两者作比。”他悲伤地向那边的“宿舍”望过去，就是那个混血女人暂时平静蜷伏着的地方。他说：“我也不想换成其他情况。那边那个女孩儿才是被父母卷入进来的——海港沦陷后，她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法国只能算是半个家乡……”

“海港会沦陷？”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要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赢不了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道路每天晚上都会被切断，并且埋上无数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掉圣西尔军校一个班的毕业生。我们在一九五〇年差点儿就被彻底击败了。德·拉特尔不过多给了我们两年时间——仅此而已。但我们是职业军人：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直到那些政治家让我们停下来。也许他们会聚在一起，同意和平停战，在最开始时其实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年的战争便毫无意义了。”他那张丑陋的脸在俯冲轰炸前曾对我眨了眨眼，现在却露出职业性的残忍神情，很像孩子们戴的那种圣诞节面具，两只眼睛从纸洞里向外窥视。“你不会明白那种毫无意义的感觉的，福勒。你不是我们其中一员。”

“一个人的生命里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浪费掉很多年的时光，最终却毫无意义。”

他将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摆出一个怪异的、试图要保护我的姿态，好像他比我要更年长。“带她回家吧，”他说，“比抽鸦片可好多了。”

“你怎么知道她会跟我回去呢？”

“我自己跟她睡过觉，佩兰上尉也睡过。五百皮阿斯特。”

“够贵的。”

“我想三百她也会干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去讨价还价的。”

但他的建议并不一定会被采纳。一个人的身体会被他能做出的动作限制，而我的身体却被记忆限制住了。我的双手在那天晚上抚摸的那具躯体，也许比我平时习惯的那具更加美好，但我们不止于仅仅迷恋美色。她跟凤用的是同款香水，忽然间，在进入的那一刻，我失去的那个人的身影，要远远强过了躺在我身边、任凭我处置的这具肉体。我挪开身体，躺了下来，完全没了欲望。

“很抱歉，”我说，然后继续撒谎，“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她误会了我的意思，无比温柔地说：“别担心。这种情况常有发生。是鸦片的原因。”

“也许吧，”我说，“鸦片。”真希望是鸦片的原因哪。

第二章

1

抵达西贡之后，却没有人来接我，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觉有点儿奇怪。在机场时，我真希望可以让出租车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而不是回到卡提拿街。我心里想着“痛苦是不是比我离开时少了一些呢”，并试着说服自己正是如此。当我到了楼梯口时，发现房门敞开着，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并开始抱有一些不合理的期望。我朝着房门慢慢走去。走到门口之前，期望就一直存在着。我听见椅子发出一声响动，然后我走到门口，又发现了一双鞋子，不过不是女人的鞋子。我快步走过去，只见派尔尴尬地从以前凤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站起身来。

他说：“嘿，托马斯。”

“嘿，派尔。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碰见了多明戈斯。他来给你送信。我请他让我留在这里待会儿。”

“是凤忘记什么东西了吗？”

“噢，不，但乔告诉我你去过使馆了。我想在这里谈谈会更从容一些。”

“谈什么呢？”

他做了个不知所措的手势，像一个在学校里担任职务的小孩儿，被要求出来讲话，但又想不出成年人常用的那些词语。“你一直在外面吗？”

“是的。你呢？”

“噢，我也是。”

“还在玩塑料吗？”

他苦笑一番，说道：“你的信都在这儿。”

我扫过一眼便可以看出那些信里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东西：其中一封是伦敦办公室寄过来的，还有几封像是账单，还有一封是银行寄过来的。我说：“凤怎么样了？”

听见这句话，他的面容居然自动地亮了起来，就像某种根据特定声音做出反应的电动玩具那样。“噢，她挺好的。”他说，接着又把嘴唇紧紧闭上，好像他已经透露得太多了似的。

“请坐吧，派尔，”我说，“对不起，我得先看看这封信，它是从伦敦办公室发过来的。”

我把信拆开。这是多么不合时宜，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总编回信说，他考虑了我上次的那封信，鉴于印度支那局势陷入混乱，德·拉特尔将军去世后，法军又撤出了和平府，所以他同意了我的申请。他已经临时指派一位国际新闻编辑，并希望我能在印度支那至少再待上一年。“我们会一直留着那个职位给你。”他完全不了解情况，只是这样安慰我。他觉得我很在乎这个职位，也很在乎这份报纸。

我在派尔的对面坐下来，将这封迟来的信重读一遍。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欢欣鼓舞，就像一觉醒来还没有记起这些事那样。

“坏消息？”派尔问道。

“不是。”我对自己说，即便如此，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延期一年回国并不能跟婚姻财产协议相抗衡。

“你们结婚了吗？”我问。

“没有。”他脸红起来——他很容易脸红，“事实上，我希望能获得一段特殊的假期。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结婚了——办一场正式的婚礼。”

“在家里结婚，就会更正式一些吗？”

“嗯，我想——跟你说这些事情很困难，你总是在冷嘲热讽，托马斯，回家结婚显得更为郑重。我的父母都会在场——她会有一种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感觉。鉴于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这点是很重要的。”

“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不想让她在家那边背负任何不好的名声……”

“你会把她留在家里吗？”

“我想会的。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女人——她会带着她四处逛逛，把她介绍给亲友们，你知道的，帮助她适应环境。她还会帮凤为我安顿好一个家。”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为凤感到难过——她一直很期待看见摩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但一点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背后所涉及的事情，派尔教授与派尔夫人，那些妇女午餐俱乐部；他们会教她桥牌游戏吗？我想到在大世界时，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她穿着一身白衣服，那双只有十八岁的小脚，所跳出来的舞步却极其精湛，我又想到她一个月之前的情景，在索姆大道那些肉铺里讨价还价。她会喜欢新英格兰那些整洁明亮的商铺吗？那些店里的芹菜都是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也许她会喜欢。我说不准。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可以像一个月之前的派尔那样说话。“好好待她，派尔。别强迫她去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情。她跟你我也一样，也会感到伤心的。”

“当然，那是当然，托马斯。”

“她看起来既娇小又脆弱，不像我们那里的女人，但请别把她当成—— 一件装饰品。”

“真滑稽，托马斯，事情的进展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一直很害怕跟你对话。我以为你会很粗暴。”

“上次在北方时，我花了一些时间仔细思考。那边有个女人……也许我见到的就是上次你在妓院见到的。凤跟你在一起了，这是好事。不然有一天我可能把她甩开，留给像格兰杰那样的人。她会成为一名妓女。”

“我们还是朋友，是吗，托马斯？”

“是的，当然。只是我不想再见到凤了。这里有太多的事物会让我想起她来。我必须再找个住处——一旦我有时间的话。”

他分开两腿，站起身来。“我很高兴，托马斯。简直说不出来有多高兴。这话我之前说过，我知道，但我真希望我碰上的不是你。”

“我却很高兴碰上的是你，派尔。”这次见面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在表面那种浅显的愤怒之下，在更深的层面上，真正的行动计划已经形成了。一直以来，他的天真性格都很令我恼火，但依照我内心里的某些标准去总结的话，他的理想主义，他的那套半生不熟的建立在约克·哈丁作品上的想法，跟我的冷嘲热讽相比，还是他更好些。噢，在事实方面，我是对的，但他年轻，犯了些错误，这不也对吗？他也许更适合跟这个女孩儿共度余生吧？

我们敷衍地握过手，但一些几乎已成定式的恐惧让我跟着他走到楼梯的尽头，并再次将他拦住。也许有一位先知和一位审判人，同处于我们作出真实决定的内心里。“派尔，不要太相信约克·哈丁那套了。”

“约克！”他站在第一阶楼梯上，瞪大眼睛望着我。

“我们来自老殖民主义国家，派尔，但我们已经从现实里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要去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只是书本上的理论，仅此而已。泰将军不过是个拥有几千名士兵的土匪：他不是民族民主主义者。

“那些自行车炸弹。它们可是大笑话，尽管有人真的被炸断了腿。但是，派尔，你不能信任泰将军那样的人。我们知道他们那种人。”

“我们？”

“来自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

“我以为你并没有站在哪一边呢。”

“我没有站队，派尔，但如果你们那个组织里，需要有人去把事情搞糟的话，那么就把这个任务留给乔吧。跟凤一起回家吧。将什么第三势力抛诸脑后吧。”

“当然，我一向很尊重你的建议，托马斯，”他郑重地说，“嗯，我还会和你见面的。”

“我想也是。”

2

几个星期过去了，但不知何故，我还是没找到新的住处。这倒不是因为我没时间去找。这场战争每年一度的危急时刻又过去了：燠热而湿润的蒙雨天气笼罩了北方：法军已经撤出和平府，东京地区的稻子季节战役已经打完，老挝的鸦片季节战役也结束了。多明戈斯可以轻松地掌握南方发生的一切新闻。最后，我把自己硬拖到一座所谓现代化的大楼里（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巴黎博览会时代的？）去看了一套房间，位置就在大陆酒店那边，也就是卡提拿街的另一侧。那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在西贡的临时住所，他要回法国了，想将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封起来全部出让。我一直好奇那里面都有些什么：至于那些藏品，则是一大批版画，都是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的巴黎沙龙作品。那些版画最大的共同元素是都有一个巨乳女人，发式奇异，身披薄纱，不知怎么总是将巨大的股沟暴露在外，又将私处遮藏起来。在那间房子的浴室里，橡胶种植园主就更加肆无忌惮，四处挂着的都是裸体画作的复制品。

“你喜欢艺术吗？”我问道，他看着我得意地笑起来，就好像我是他的同谋一样。他很胖，留着两撇黑色的八字胡，头发稀疏。

“我最好的画都在巴黎。”他说。

起居室里摆着一个非常高的烟灰缸，做成裸体女子的样式，头发里还有一个小碗，还摆着一些瓷器装饰品，全都是裸体女子跟老虎抱在一起的形象，另外有一个很奇怪的姑娘，赤裸上身，骑着一辆自行车。卧室里，与他的大床相对的，是一幅巨大而闪亮的油画，画的是两个女孩儿睡在一起。我问他，不要这些收藏品的话，这间房子的价格是多少，但他却不同意将这两者分开来谈。

“你不是一个收藏家啊？”他问道。

“嗯，不是。”

“我还有些书，”他说，“我准备附带奉送，虽然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些书带回法国的。”他打开一个玻璃书橱的锁头，给我看他的藏书——有昂贵的插图本《阿佛洛狄忒》[37]和《娜娜》[38]，还有《假小子》[39]，以及几本保罗·德·柯克[40]的作品。我很想问他是否想把自己连同这些收藏品一并出让：他也是这些收藏品之中的一部分，代表着那个时期。他说：“如果你独自生活在热带地区，那么这些收藏品就是你最好的伴侣。”

我又想起凤，仅仅因为她不在这里。所以总是这样：当你逃进一片沙漠之后，却发现寂静在你耳边呼喊。

“我不认为我的上级部门会允许我买一批艺术收藏品。”

他说：“当然，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收据上。”

很高兴派尔没有见到过这个人：这个人的容貌可能很符合派尔虚构出来的“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孔，即便没有这副面容，他也足够令人讨厌了。我从那间房子里出来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走到凉亭那边喝了一杯冰啤酒。凉亭是欧洲和美国的女人们都很喜欢的一家咖啡馆，我确定在那里是不会见到凤的。事实上，我非常清楚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她在何处，她不是那种可以随意改变习惯的女孩儿，所以从橡胶种植园主的家里出来之后，我便穿过街道，避开那间奶品铺子，因为在这个时候，她一定正在那里喝着巧克力麦乳精。两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儿坐在邻桌，在如此热的天气里，仍保持着整洁干净的装束，她们一勺一勺地舀冰激凌吃。她们的左肩上挂着一模一样的背包，上面别着黄铜鹰徽章。她们的腿也是一模一样的，又细又长，还有她们的鼻子，有一点儿倾斜。她们全神贯注地吃着冰激凌，就好像她们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派尔的同事：她们很迷人，我也想送她们回美国去。吃完之后，她们看了看表。“我们最好走吧，”其中一个说，“谨慎起见。”我悠闲地想着，不知她们要奔赴什么样的约会。

“沃伦说过，我们最晚只能待到十一点二十五分。”

“现在已经过了。”

“但待在这里让人紧张又兴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也不太清楚，不过沃伦说最好别待下去了。”

“你觉得这里会有一场示威游行吗？”

“我已经见过太多次的示威游行了。”另一个女孩儿不耐烦地说道，像一个看腻了教堂的游客那样。她站起身来，将冰激凌的钱放在桌子上。离去之前，向咖啡馆的四周望了望，那些镜子从不同角度映出她的形象。这时店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位穿着邋遢的法国中年女人，她正仔细地为自己化妆，但对于她的脸来说，已是无济于事。那两个女孩儿几乎不需要化妆，快速地抹几下口红，再把头发一梳就可以了。有那么一瞬间，那个女孩儿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男人的，简单直接，心里默念着某些行动方针。接着，她立即把头转向她的同伴。“我们得走了。”我漫不经心地望着她们并排走出去，迈入光影斑驳的大街上。你不可能想象她们之中的哪一个被不洁的激情所俘获：她们与皱巴巴的床单和性爱后的臭汗毫无关系。她们会把除臭剂带到床上吗？我发现我有那么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跟我身处的世界完全不同——我身处的世界莫名其妙裂成一地碎片。墙上的两面镜子向我飞来，又在半途中破碎开来。穿着邋遢的法国女人跪在桌椅的残骸里。她的小粉盒敞开着，毫发无损地落在我的腿上，说来也怪，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分毫不差，尽管我的桌子已经成为那个法国女人四周桌椅残骸里的一部分了。咖啡馆里被一种奇怪的、花园里的声音所填满：泉水有规律地向下滴着。我朝着吧台那边看去，一排排酒瓶全部破裂开来，各式各样的酒汇成一道多彩的溪流——红色的波尔图酒，橙色的君度甜酒，绿色的查特酒，暗黄色的茴香酒，流过咖啡馆的地面。法国女人坐起来，镇静地四处寻找她的小粉盒。我递给她，她很郑重地对我表示感谢。我意识到我没有听清她说的话。这次爆炸离我太近了，我的鼓膜还没有从爆炸声的摧残之下缓解过来。

我相当暴躁地想着：“又一个塑料玩笑！现在韩先生希望我写点儿什么呢？”但当我赶到加尼埃路，看见那些浓密的烟雾后，我才意识到这次可不是玩笑。那股烟雾来自国家大剧院前方的停车场，那里停着的许多车都被炸得四分五裂，散落在各处，纷纷烧了起来；一个男人的双腿都被炸飞了，躺在街心花园的边缘处不停抽搐。人们从卡提拿街涌过来，从勃纳尔大道涌过来。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响铃声，不断传进我那饱受摧残的鼓膜里。那一刻，我忘却了凤就在广场另一侧的奶品铺子里。烟雾在空气中弥漫，我看不清那边是什么情形。

我走到广场上，一位警察将我拦下。他们在广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以防更多的人涌进来，这里已经开始出现担架了。我恳求面前的警察：“让我过去。我有个朋友……”

“退后，”他说，“人人都有朋友在那里。”

他站到一旁，给一位教士让路，我试着跟进去，却被拉了回来。我说我是记者，然后开始在钱包里摸我的证件，但我没有找到，一切都是白费力气。难道我今天出门时没带钱包？我说：“至少告诉我奶品铺子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总可以吧。”烟雾正在散开，我努力去看，但这中间挤了太多的人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

“你说什么？”

他重复道：“我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退后，你挡住担架了。”

我有没有可能是把钱包落在凉亭里了？我转身往回走，发现派尔正待在这儿。他大声喊道：“托马斯。”

“派尔，”我说，“天哪，你的使馆通行证呢？我们得去那边看看。凤在奶品铺子那边呢。”

“没有，她没在。”他说。

“派尔，她在那里。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总去那儿。我们得过去找找她。”

“她不在那里，托马斯。”

“你怎么知道的？你的通行证呢？”

“我警告过她，不要去那边。”

我转回身来，朝着警察走去，想将他推到一旁，然后跑着穿过广场。他可能会开枪，我不在乎——忽然间，我明白了“警告”这个词的意思。我拽住派尔的胳膊。“警告？”我说，“你说的‘警告’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过她，让她今早离这里远一些。”

许多碎片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拼在一起。“还有沃伦？”我说，“谁是沃伦？他也警告那两个女孩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美国人绝不允许有任何伤亡，是吗？”一辆救护车强行从卡提拿街驶入广场，那位拦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让车顺利通过。他旁边的警察跟人争吵起来。我将派尔推到前面，顺势冲进广场，那两个警察没来得及阻拦我们。

我们身处一群哀悼者之间。警察可以阻拦其他人涌入广场；但他们对于广场上的幸存者和第一批涌进来的人则是无能为力。医生们十分忙碌，没时间去顾及那些死人，那些尸体只好留给他们的家属，人们可以像认领椅子那样去认领尸体。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将她的婴儿的残肢放在膝盖上，又郑重地将农民草帽盖在它身上。她一动不动，安静不语，整个广场上最使我震惊的就是这份安静。它就像我曾经在举办弥撒时所参观的那间教堂——除去四周那些欧洲人的哭泣与恳求之声外，仅有的声音来自那些助祭者，随后又再次安静下来，好像东方的谦逊、耐心与礼节使其感到羞愧似的。在花园边那断腿的躯体还抽动了一下，像一只丢了脑袋的小鸡。从那人穿着的衬衫来看，他可能是一个三轮车夫。

派尔说：“真可怕。”他看着自己那双濡湿的鞋子，以厌恶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

“是血，”我说，“你以前没见过血吗？”

他说：“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我不觉得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战争：他撑着船去发艳那次，更像是一个孩童的梦幻经历，反正在他眼里，军人也不算什么。

我的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他望向四周。我说：“在这个时候，这里全都是妇女和孩子们——这是人们购物的时间段。为什么要挑这个时间？”

他有气无力地说：“本来这里会有一次游行。”

“你希望抓住几个上校吧。但游行昨天就被取消了，派尔。”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摊血迹里，之前这里放着一副担架，“你的消息应该更灵通一些。”

“我没在市区里，”他说，低头看了看他的鞋子，“他们应该取消这次行动的。”

“那不就错过这些乐趣了吗？”我质问他，“你们会希望泰将军的示威游行失败？现在可比游行要好得多。在一场战争里，妇女和孩子们是新闻，但军人并不是。这会震惊全球的新闻界。你们已经将泰将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了。你已经使第三势力与国家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恰当的位置。回家去找你的凤吧，给她讲讲你们那些英勇的死者——她的同胞里又有几十个无须再令人担心了。”

一位矮小而肥胖的教士匆忙跑过，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面用餐巾纸盖着。派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说真的，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仿佛随时都能跌倒，我想：“这有什么好处呢？他总是这般天真无知，你不能责备天真无知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或者消灭他们。天真无知是一种精神错乱。”

他说：“泰将军不会这样做的。我确定他不会。一定是有人欺骗了他。那些共产党……”

他被自己的善意与无知武装起来，外人很难撼动。他站在广场上，我扔下他独自沿着卡提拿街走去，走到那座可怕的粉红色教堂那里，路被封锁了，但已经有不少人涌了进去：在那些死者面前为其祈祷，对他们来说也算一种安慰吧。

不像他们，我有感恩的理由，难道不是因为凤还活着吗？难道不是凤在事发之前得到“警告”了吗？但是，我尤其难忘的是广场上那具断腿的躯体，以及伏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他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他们不够重要。如果游行真的发生了，他们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结果呢，出于好奇，去看看那些军人，听听那些演讲，并且还会撒一些鲜花？一颗两百磅重的炸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待遇。当你建立一条国家民主阵线时，需要死多少名上校才能证明一个孩子或者三轮车夫的死亡是合理的呢？我叫住一辆摩托三轮车，告诉司机拉我去米托码头。

第四部

第一章

我给了凤一些钱，让她跟她姐姐去看电影，以便她能安全避开。我独自出门跟多明戈斯去吃晚饭，然后回家等候，十点整，维戈特来了。他向我道歉说自己不想喝酒——他说他太累了，喝上一杯恐怕就会进入梦乡。他忙了一整天。

“谋杀和暴死的案子？”

“不是。小偷小摸而已。还有几件自杀案子。那些人喜欢赌博，输光一切后就自杀了。如果我早知道我要在太平间里花上那么多的时间的话，也许就不当警察了。我真的讨厌氨水的味道。算了，我还是来一杯啤酒吧。”

“我这里没有冰箱，抱歉。”

“不像在太平间里。那么来点儿英格兰威士忌，有吗？”

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跟他去太平间，他们将派尔的尸体抽出来，就像抽出一盘冰块那样。

“这么说，你不回英国了？”他问。

“你已经核查过了？”

“是的。”

我举起那杯威士忌递给他，这样他就能看出我的精神是多么镇静了。“维戈特，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我跟派尔的死亡有关。是认为我有这个动机吗？因为我想让凤回到我身边？或者你想象这是因为失去凤而进行的一场复仇？”

“不。我没那么傻。一个人是不会拿走对手的书作为纪念品的。那本书就在你的书架上。《西方的任务》，约克·哈丁是谁？”

“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维戈特。他杀死了派尔——远程射杀。”

“我不明白。”

“他是那种高级记者——人们称之为外交记者。他逮住一种观点，进而改变所有情况去适应这种观点。派尔来到这里，脑子里满是约克·哈丁的观点。从前，哈丁自曼谷赶去东京时，曾在这里停留过一周。派尔错在要将他的观点付诸实践。哈丁的作品里提及一种第三势力。派尔便组织了一个——一名卑劣的小土匪，手下带着两千人和一对温驯的老虎。他跟他们搅在一起了。”

“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是吗？”

“我尽力不去这么干。”

“但你失败了，福勒。”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特鲁恩上尉和在海防烟馆的那个夜晚，那似乎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或早或晚，我们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卷入进去。我说：“要去当神父的话，你会成为一名好神父，维戈特。你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人如此轻易便向你忏悔——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忏悔的话？”

“我从来不想听任何人的忏悔。”

“但你却还是听了？”

“偶尔听听。”

“是不是因为像神父这个职位那样，你的工作也不能大惊小怪，而只能去同情？‘警察先生，我必须确切地告诉你，我为何要打破那个老太太的脑袋。’‘好，古斯塔夫，慢慢来，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

“真是异想天开的想象力。你没喝醉吧，福勒？”

“当然没，一个犯人去跟警官喝酒，那真是太不明智了。”

“我可没说你是犯人。”

“但假如喝酒使我敞开心扉，并渴望向你忏悔，那又怎样呢？你这种职业，是不会替忏悔者保守秘密的。”

“对忏悔者来讲，保密并不重要，即便是对神父来说。他有其他目的。”

“洗清自己的罪恶吗？”

“不总是。有时他只想把自己看得更清楚。有时他只是厌倦了欺骗。你并不是犯人，福勒，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派尔死的那天晚上，你见过他。”

“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想法？”

“我一直都不觉得是你杀了他。你不可能用一把生锈的刺刀。”

“生锈？”

“这些都是我们从尸检中得到的细节。但我告诉过你，那不是他死去的原因。真正导致他毙命的，是达科河里的烂泥。”他伸出酒杯，又来了一杯威士忌，“现在让我想想。那天六点十分，你在大陆酒吧喝酒，是吗？”

“没错。”

“六点四十五分，你在美琪大饭店门口跟另外一位记者交谈，是吗？”

“是，威尔金斯。这一切我早都告诉过你了，维戈特。在那天晚上。”

“对，我后来都去核实过。你能把这些琐碎的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起。”

“我是个记者，维戈特。”

“也许时间不太精确，但没有人会苛求呢，怎么会呢，如果你在这里多待了一刻钟，在那边又多待了十分钟。你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时间碎片很重要。事实上，如果你说的时间完全准确的话，那就又很可疑了。”

“我说的不准确吗？”

“不算准确。你跟威尔金斯交谈的时候，应该是差五分七点。”

“比我说的晚十分钟。”

“当然。就像我说的。当你到大陆酒店时，刚好是六点整。”

“我的表总是有点儿快，”我说，“你的表现在是几点？”

“十点零八分。”

“我的表是十点十八分。你瞧。”

他懒得看我的表。他说：“那么，你之前所说的，你跟威尔金斯交谈的时间，就是差二十五分七点——按照你的表来说。那差得太多了，不是吗？”

“也许我在脑海里调整了下时间。也许我那天调了一下手表。我有时会那样做。”

“我感兴趣的是，”维戈特说，“（我能来点儿苏打水吗？——你给我的这杯酒太烈了。）你一点儿也没有跟我生气。像我这样审问你，是很不正义的。”

“我觉得这很有趣，像一篇侦探故事。而且，毕竟，你知道我并没有杀死派尔——你也这样说过。”

维戈特说：“我知道他被人杀害时，你不在场。”

“你说我在这里多待了十分钟，那边多待了五分钟，我搞不清你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

“这里有一点儿小小的空隙，”维戈特说，“时间上有个小小的缺口。”

“用来做什么的空隙？”

“来让派尔来看你。”

“为什么你想证明这一点呢？”

“因为那条狗。”维戈特说。

“以及狗爪上的烂泥？”

“那不是烂泥。那是水泥。你瞧，那天晚上，它跟着派尔出门，不知在何处踩了一脚湿水泥。我记得在这座公寓的底层，有建筑工人在施工——他们现在也还在施工。今天我来的时候，还碰见了那些工人。在这个国家里，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

“我想知道有多少房子有建筑工人——以及湿的水泥。他们中有任何人记得那只狗吗？”

“这件事我当然问过他们。不过就算他们之中有人记得，也不会告诉我的。我是警察。”他不再继续往下说，仰靠在椅子上，盯着手里的酒杯。我有种感觉，他又想起了其他什么相似的情况，思绪飘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一只苍蝇爬上他的手背，他并没有将其赶走——更像是多明戈斯会做的事情。我感受到一股稳定而深远的力量。就我所知，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说不定。

我站起身来，穿过帐幕，来到卧室里。我去那里不是想取什么东西，只是离开一会儿，避开盘踞在椅子上的沉默气氛。凤的那些图画书又回到书架上了。她把一封给我的电报插在那些化妆品之间——大概是伦敦报社发来的什么消息。我没心情打开。一切都像派尔来之前那样。房间没有变化，装饰品还在以前放的地方：只有心在腐烂。

我回到起居室，维戈特将杯子放在嘴唇边上。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就走了，”他说，“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来麻烦你了。”

走到门口，他又转回身来，就像他还不愿意放弃希望那样——他的希望，还是我的希望。“那天晚上你去看的电影很奇怪。我没想到你会喜欢古装戏。那是什么来着？《罗宾汉》吗？”

“《蒙面剑侠》[41]吧，我记得是。我总得消磨掉时间。而且我也需要放松一下。”

“放松？”

“我们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维戈特。”我仔细解释道。

维戈特走后，还要等一个小时，凤才能回来跟我作伴。这种感觉很奇怪：维戈特的来访竟然使我烦躁不安。那感觉就像有位诗人把作品带来请我批评，而我却不小心将诗作毁掉了一样。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严格来讲，新闻记者不算职业，但我却可以承认别人的职业。现在维戈特回去结束他未完成的档案，我希望我有勇气喊他回来，并跟他说：“你是对的。派尔死去的那天晚上，我确实见过他。”

第二章

1

前往米托码头的路上，几辆从堤岸驶来的救护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朝着加尼埃路的方向开去。从街上行人的面部表情里，你可以估测出谣言的传播速度，最开始他们带着期待与猜测的表情看着我，因为我是从加尼埃路那边来的。但等我到达堤岸，我则赶到了新闻前面：生活仍旧那么繁忙，正常，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我找到周先生的货仓，走到他的住处里。自从我上次离开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猫和狗从地板上跳到纸板箱上，又跳到手提箱上，像国际象棋里抓不到对手的两匹马那样。婴儿在地板上爬，两个老人仍在那里打麻将牌。只有年轻人不在这里了。我刚在门口出现，一个女人就给我倒了杯茶。老太太坐在床上，盯着她的那双小脚。

“韩先生呢？”我问道。我对着那杯茶摆了摆手：我实在没有心情开启另一段慢慢品尝苦水的旅程了。“我一定要见到韩先生。”要将我这种迫切的需求传达给他们，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我对那杯茶的拒绝有些鲁莽，从而引发了他们的不安。或许，像派尔一样，我的鞋子也沾上了血迹。无论怎样，没过多久，一个女人就将我领出去，我跟着她下了楼梯，沿着两条繁华齐整的道路走去，最终将我带到一个我猜在派尔的国家大概称为“殡仪馆”的地方，然后那个女人撇下我走掉了。那地方到处都是石头罐子，中国人去世之后，尸骨就放在这些石头罐子里。“韩先生，”我对门口那位年长的中国人说，“韩先生。”这似乎倒是一个适合歇脚的地方，这一天，我起初是去看了那个橡胶种植园主的色情收藏品，接着又是广场上那些被炸死的尸体。有人从里屋叫了一声，这个中国人就站到一旁，让我进去。

韩先生热情地亲自出来迎接，将我领进里面的一间小屋，屋子的两侧摆着一些不怎么舒适的黑色雕花椅子，这种椅子你几乎在每一间中国客厅里都能找到，不经常使用，也不受欢迎。不过这次我却感觉这把椅子刚被坐过，因为桌上摆着五盏小茶杯，其中两盏里面还有水。“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说。

“生意上的事情，”韩先生含糊其词地说，“不重要的。见到你我总是很高兴，福勒先生。”

“我是从加尼埃路过来的。”我说。

“我想到了。”

“你已经听说了……”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他们觉得我最好离开周先生家一段时间。警察今天会很活跃。”

“但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警察的任务就是找到罪魁祸首。”

“这次又是派尔干的。”我说。

“没错。”

“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泰将军可不是个好控制的角色。”

“炸弹可不是那个波士顿小伙子能玩得转的。谁是派尔的头儿呢，韩先生？”

“在我的印象里，派尔先生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是O.S.S.[42]的人吗？”

“这些缩写字母并不重要。我认为他们现在隶属不同的地方。”

“我能做些什么呢，韩先生？一定要阻止他。”

“你可以将真相在报上发表出来。或者你也不能那样如实去写？”

“我的报纸对泰将军毫无兴趣。他们只对你们的人民感兴趣，韩先生。”

“你真的想阻止派尔，是吗，福勒先生？”

“真希望你看见他刚才那副模样了，韩先生。他站在那里，说这一切都是悲伤的错误，本来应该是一场游行。他还说，去见公使之前，他要把鞋子上的血迹擦干净。”

“当然，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察。”

“他们对泰将军也不感兴趣。你认为他们敢碰一个美国人吗？他有外交特权，而且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公使很喜欢派尔。韩先生，广场上有个女人，她怀里的婴儿——她将草帽盖在婴儿的尸体上。这副景象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发艳，也有一个类似的悲剧。”

“你一定要镇静些，福勒先生。”

“接下来他又要做什么呢，韩先生？”

“你是准备帮助我们的吧，福勒先生？”

“他愚笨无知地闯进来，许多人因他的错误而死去。真希望你们的人上次在南定那条河上就将他解决了。这样就不会有很多人白白送命了。”

“我同意你的观点，福勒先生。必须阻止他。我有个建议。”有人在门后面咳嗽，然后大声地争吵起来。他说：“你今晚能邀请他去老磨坊酒家共进晚餐吗？在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

“这是为了……？”

“我们会在路上跟他谈谈。”韩先生说。

“可能他今晚已经有约了。”

“也许你早一些让他过来找你会更好些……六点半。他那时应该有空：他一定会来的。如果他能和你一起吃晚餐，那么你就带一本书走到窗口，就像想借着光亮读书那样。”

“为什么要在老磨坊酒家？”

“因为它在通往达科的桥旁——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跟他谈话，不受外界干扰。”

“你们要怎么做？”

“这点你不需要知道的，福勒先生。但我向你保证，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尽力采取温和的行动措施。”

韩先生的那些没有露面的朋友在墙壁的另一侧像老鼠一般来回移动。“你会为我们做这件事吗，福勒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或早或晚，”韩先生说，我想起特鲁恩上尉在烟馆里所说的话，“一个人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如果他还想保留人性的话。”

2

我在公使馆给派尔留下一张便签，让他过来找我，然后沿着那条街走到大陆酒店喝上一杯。爆炸的残骸已经被清理干净；消防员已经将广场冲洗过一番。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时间和地点会变得很重要。我甚至想整晚都坐在这里，不去跟派尔见面。然后我又想到，或许我以警告的方式吓唬派尔一下，告诉他正处于危险之中，让他从此不再活动——不管那是何种危险，所以我喝完啤酒便回到家里，到家之后，我却开始希望派尔不要来赴约。我尝试着去读书，但书架上的书都吸引不了我的注意。也许我应该抽一袋烟，但又没人替我准备那些工具。我极不情愿地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最终，脚步声传来。然后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发现原来是多明戈斯。

我说：“有什么事情吗，多明戈斯？”

他颇为惊讶地望着我。“有什么事？”他看看表，“我一直都是这个时候过来。有什么电报要发吗？”

“抱歉——我忘记了。没有。”

“不写一篇炸弹事件的后续报道吗？不想发点儿东西回去吗？”

“噢，你替我写一篇吧，多明戈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现场，也许稍微有点儿震惊。我现在脑子里还很乱，没办法整理成一篇文章。”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我伸出手去打蚊子，却看见多明戈斯本能地往后一躲。“没事儿的，多明戈斯，我没打着。”他咧开嘴愁眉苦脸地笑了笑。他也说不清自己对待小生命的态度。说到底，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从尼禄[43]学到将人类的身体变成蜡烛的人。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问道。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杀生——我很羡慕他心里的这种和善。

“没什么，多明戈斯。今晚就让我自己待着吧。”我从窗口看着他穿过卡提拿街，走到另一侧去。一位三轮车夫将车停在我窗户对面的人行道旁；多明戈斯想叫这辆车，但是车夫摇了摇头。大概他是在等商店里的顾客，因为这里不是停放三轮车的地方。当我看手表时，说也奇怪，我不过是等待了十几分钟。当派尔敲门时，我甚至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

“进来吧。”但跟往常一样，那条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

“收到你的便签后，我很高兴，托马斯。今天早上，我还以为你跟我生气了。”

“也许我的确生气了。早上那幅景象可不怎么好看。”

“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么再多告诉你一些也无妨。下午我见到泰将军了。”

“看见他了？他在西贡吗？我想他是来看看他的炸弹效果如何的。”

“是一次私下见面，托马斯。我对他的态度很严肃。”他讲话的语气，如同学校球队的队长发现训练被底下的男孩儿破坏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地问他，“你将他抛在一边了吧？”

“我告诉他，如果再进行一次这样随意的示威活动，我们将跟他彻底撇清关系。”

“但你现在还没跟他断绝联系吧，派尔？”他的那条狗凑到我的脚踝处嗅来嗅去，我不耐烦地将其推开。

“没有彻底断绝。（坐下，公爵。）从长远来看，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他在我们的帮助下取得政权，那么我们可以依靠他……”

“到底要死掉多少人你才会明白……？”我感觉得到，这将是一场毫无希望的争论。

“明白什么，托马斯？”

“在政治中没有所谓的感激之情。”

“至少他们不会恨我们，像他们恨法国人一样。”

“你确定吗？有时我们对敌人也会产生一种爱，有时对我们的朋友也会产生憎恨。”

“你这话说得太像欧洲人了，托马斯。这里的人可没那么复杂。”

“这就是你几个月所学到的东西吗？我看你下次要管他们叫孩子了。”

“好吧——在某种程度上。”

“给我找一个单纯的孩子出来，派尔。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都很复杂。年纪越大，头脑就变得越简单。”但是和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在我们两人的争论里都有一些不现实的地方。我还没去上任，便当起评论员来。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

“你在找什么，托马斯？”

“噢，在找我之前很喜欢的一篇文章。跟我一起吃晚饭吗，派尔？”

“当然，托马斯。很高兴你不再生气了。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

“说到底，凤可比这重要多了。”

“你真认为是这样吗，派尔？”

“嗯，她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了。对我来说。对你也是一样，托马斯。”

“对我不再是了。”

“真是可怕又令人震惊的一天，托马斯，但在一周之内，你会发现，这件事已经被忘掉了。我们还要去照顾那些死者的亲属。”

“我们？”

“我已经给华盛顿发过电报。以便动用我们的一部分资金。”

我打断了他的话。“去老磨坊酒家如何？九点到九点半之间。”

“你喜欢就行，托马斯。”我走到窗边。太阳已经落在屋顶后面了。三轮车夫还在等待他的车费。我低头看着他，他抬起脸来对着我。

“你在等什么人吗，托马斯？”

“没有。只是想找一段文章。”为了掩盖我的行动，我开始阅读，捧着这本书迎向最后一丝光亮：

我开车穿过街道，什么都不在乎，

人们瞪着眼睛，问我到底是谁；

如果我有机会撞翻一个无赖，

我甘愿去赔，最坏也就这样。

有钱真好，嗨哟！

有钱真好。[44]

“真是首有趣的小诗。”派尔以一种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道。

“作者是个十九世纪的成年诗人。像这样的诗人可不多见。”我又朝着下面的街道望去。那个三轮车夫已经离开了。

“你的酒喝光了吗？”派尔问道。

“没有，但我以为你不……”

“也许我也开始不那么紧绷绷的了，”派尔说，“受你的影响。我想你对我有很多好的影响，托马斯。”

我将酒瓶和酒杯拿过来——第一次时我少拿了一只杯子，然后又不得不取些水回来。那天晚上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得花上很长时间。他说：“你知道，我有一个很棒的家庭，但我的父母也有严苛的一面。我们在栗树街上有一座老房子，沿着山坡走上去，就在右手边。我的母亲喜欢收藏玻璃器皿，我的父亲——当他不去研究那些腐蚀的岩石时——热衷整理达尔文的全部手稿和各种留念本。你瞧，他们生活在过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约克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多多少少帮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看到一些现实情况。我的父亲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也许我会喜欢你的父亲，”我说，“我也是个孤立主义者。”

派尔是个安静的人，但那天晚上谈兴颇佳。他说的话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的心思在别处。我试着说服我自己，韩先生自有其处理办法，不至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但在像这样的一场战争里，我知道，是没有时间去犹豫的：手里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法国人用凝固汽油弹，韩先生用子弹或者刀子。我告诉自己说，我不想做裁决者，但太晚了——我会让派尔谈上一会儿，然后再警告他。他可以在我家里过夜。他们应该不会冲到这里来的。我想他当时正谈到他的老保姆——“她之于我的意义，甚至比我母亲还重要，还有她过去常做的蓝莓馅饼！”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你现在会随身带枪吗——自打那天晚上之后？”

“不会。我们使馆有规定……”

“但你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带枪也没什么用——如果他们想干掉我的话，他们随时可以下手。我像一只白骨顶[45]那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大学时，他们叫我蝙蝠——因为我在夜里也能看得见，就跟它们一样。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鬼混……”他又说开了。我回到窗前去。

一位三轮车夫在街对面等候。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之前那个——他们看起来都很像，但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也许他是真的在等客人。在我看来，派尔待在使馆里会是最安全的。我发出信号之后，他们一定已经制订好了夜间的行动计划：跟达科桥有关的行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那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样去做：派尔当然不会蠢到在日落之后还去驾车驶过达科，那道桥在我们那边一直是有武装警察把守的。

“都是我一个人在说，”派尔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天晚上我好像……”

“继续吧，”我说，“我今天心情很平静，就是这么回事儿。也许我们应该将晚餐取消掉。”

“不，别取消。我一直感觉跟你有些隔阂，自从……嗯……”

“自从你救了我的命。”我说了出来，但也无法掩饰我自己造成的痛楚。

“不，我没说那件事。但我们那天晚上谈得很好，不是吗？就像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似的。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托马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别介意，但对你来说也许是正确的——不卷入其中。你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即便是你的腿断了，你仍然保持中立。”

“总会在一些节点上有所改变，”我说，“情感的一时冲动……”

“你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怀疑你是否能有那么一天。而我也不太可能去改变——除非我死去。”他愉快地加上这么一句。

“即便发生上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也不能改变你的观点吗？”

“那些不过是战争伤亡而已，”他说，“很遗憾，但你并不总能击中你的目标。好在，他们都为正确的事业而死。”

“如果死的是你那位会做蓝莓馅饼的老保姆，你也会这么说吗？”

他没有理会我这种浅显的反驳。“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为民主而死的。”他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这句话翻译成越南语。”我忽然觉得非常疲惫。我想让他赶紧走开，然后死去。那样我就可以重启我的生活了——从他进入这里之前的那个节点开始。

“你永远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儿，是吗，托马斯？”他抱怨道，带着小学生那种快乐的神情，在我跟他相处的所有夜晚之中，他在这一晚上的兴致始终这么高昂。“我跟你说——凤正在看电影——你和我一起度过整个晚上怎么样？我现在没什么事要做。”就好像外面有人在指挥他如何遣词造句一般，使我没有任何推托的借口。他继续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乡村酒家呢？从那个夜晚起，我再也没去过那里。那里的食物跟老磨坊一样好，而且还有音乐。”

我说：“我宁愿不记得那个夜晚。”

“我很抱歉。我有时是个傻瓜，托马斯。去堤岸吃顿中餐如何？”

“想吃顿好的话，必须提前预订。你是害怕去老磨坊吗，派尔？那里的铁丝网很坚固，桥上也一直有警察巡视。你也不会傻到开车穿过达科，是吧？”

“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想，应该找一个能玩到很晚的地方，那该多么有趣啊。”

他动下身子，结果打翻了酒杯，杯子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不错的兆头。”他呆呆地说道。我开始收拾碎玻璃，把它们收进烟灰缸里。“怎么样，托马斯？”这些碎玻璃让我想起凉亭酒吧那些滴着饮料的瓶子。“我警告过凤，说我也许会跟你一起出去。”“警告”一词用得是多么糟糕。我拾起最后一块碎玻璃。“我在美琪大饭店还有个约会，”我说，“九点之前我没空。”

“嗯，我想我只好回办公室去了。我就怕一回去便再也抽不开身出来。”

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也没有害处。“晚点到也没关系，”我说，“如果你抽不开身，晚些时候直接到这里来吧。我会在十点钟回来，如果你赶不上吃晚饭，我就回来等你。”

“我会通知你……”

“别麻烦了。直接去老磨坊——或者来这里找我。”我将决定权交给我所不相信的那位神：你想要干预那就去干预吧。他桌上的一封电报：公使留给他的口信。除非你有能力改变未来，否则你就是不存在的。“现在走吧，派尔。我还要做点儿事。”一阵莫名其妙的疲惫感袭来，我听见他走了，狗爪踩在地上的声音也渐行渐远。

3

我出门后，发现附近没有三轮车夫，要走到奥尔梅街那边才有车。我前往美琪大饭店，在路旁站立片刻，看他们卸下那些美国轰炸机。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借着弧光灯的光线继续工作。我并没有想到去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但我已经告诉过派尔我要去美琪大饭店，就不愿意再去多编造几个没有必要的谎言。

“晚上好，福勒。”威尔金斯说道。

“晚上好。”

“腿怎么样了？”

“现在是没问题了。”

“又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吧？”

“我让多明戈斯去写了。”

“噢，他们告诉我你当时就在现场。”

“是，我在。但这些日子版面很紧张。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稿件。”

“这行已经相当乏味了，是吗？”威尔金斯说，“我们应该生在罗素时代[46]和老《泰晤士报》时代。用氢气球发稿件。那时还有工夫写点儿真正的好东西。唉，这件事能写上一整栏呢。豪华酒店，轰炸机，夜幕降临。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夜幕降临了，不是吗，每个字这么几块钱的电报。”从遥远的天空里，你隐约可以听到笑声：有人打破了一只玻璃杯，像派尔之前做的那样。声音如冰柱一般传到我们这里来。“‘华灯照亮了美女与勇士[47]’。”威尔金斯不怀好意地引用了一句诗，“晚上有事吗，福勒？想去哪儿吃个晚饭吗？”

“我正要去吃呢。在老磨坊酒家。”

“希望用餐愉快。格兰杰也在那里。他们应当做个广告：格兰杰特色之夜。为那些喜欢以噪音作为背景的客人。”

我跟他告别后，便走进隔壁那家电影院——埃罗尔·弗林[48]，也有可能是泰隆·鲍华[49]（他们都穿紧身衣裤，我很难区别开来），吊在绳子上，从阳台上跳下去，骑在没有鞍的马背上，奔向多彩的黎明。他救下一个女孩儿，并杀死了他的敌人，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给小伙子看的电影，其实要是为了应付现在的生活，给他们看看俄狄浦斯双眼流血从底比斯王宫跑出来，也许更有教育意义。没有谁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在发艳和从西宁回来的路上，好运始终陪伴着派尔，但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还有两个小时，便可以看见，任何符咒都不管用。一个法国士兵坐在我的身边，他的手放在一个女孩儿的大腿上，我羡慕他的单纯，不管他是幸福也好，痛苦也罢。电影结束之前，我就离开了，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

为防止手榴弹侵入，酒店四周都被铁丝网包围着，两名武装警察在桥头站岗。被店里的勃艮第饮食喂得肥肥胖胖的店主，亲自让我从铁丝网的门进去。那天晚上很闷热，酒店里混杂着阉鸡和融化了的黄油的气息。

“你是来参加格兰察尔[50]先生的宴会的吗？”他问我。

“不是。”

“要一个人的桌子吗？”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将来的情况，想到那些不可避免的盘问。“一个人的。”我说，这几乎就像我在大声地说，派尔死了。

这里只有一个大厅，格兰杰的聚会占据了后面的一张大桌子；店主给了我一张离铁丝网最近的小桌子。窗子上没有玻璃，大概是担心玻璃被炸碎后伤到客人。格兰杰的客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我在坐下之前向他们点点头，格兰杰本人正望向别处。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他了——从派尔坠入爱河的那晚之后，只见过一次。也许那天晚上我说了一些什么话，穿过酒气，冒犯到了他，因为他皱着眉头坐在桌子的一头；只有公共关系官员的妻子德普雷兹太太和新闻联络处的迪帕克上尉跟我点头打招呼。另外有一位大个子男人，我想大概是金边来的旅馆老板，还有一位从未见过的法国女孩儿，以及两三张只在酒吧见过的面孔。这次看起来总算是一次安静的聚会。

我点了一杯茴香酒，因为我想给派尔留一些时间到这里来——他们的计划失误了，仿佛只要我还没有开始吃晚餐，就仍有时间抱以希望似的。然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希望O.S.S.，或者无论叫什么其他名字的组织一切顺利吗？希望塑料炸弹和泰将军长命百岁？还是我——偏偏是我——希望出现某种奇迹：韩先生所安排的谈话方法并不是像死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在从西宁回来的路上都被干掉了，那现在的情况反而轻松一些。那杯茴香酒我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叫了晚餐。那时已经将近九点半了：他现在不会来了。

尽管我不想去听，但我却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声枪响？外面警察们的动静？但无论如何，我可能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格兰杰的聚会正逐渐升温。店主拥有一副自然而动听的嗓音，他开始唱起歌来，在另一瓶香槟的瓶塞探出来之后，其余客人也加入进来，但格兰杰并没有开口。他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打架：我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他们在唱一首伤感的歌曲，我坐在这边毫无食欲，面对着一份查尔斯公爵面包心生愧意。这时候，我想起了凤，这是在我得知她安全之后的头一次。我记得派尔坐在地上等越盟的人来时曾说过“她像花儿一样鲜艳”，我很没礼貌地回应道，“可怜的花儿。”如今，她再也看不到新英格兰，也无法学到凯纳斯特纸牌的秘诀了。也许她再也得不到保障了：我有什么权利认为她还不如广场上的那些尸体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容纳全世界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痛苦。我像一位记者那样用数量进行判断：我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像派尔一样卷入其中，我变得跟派尔没有两样，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再单纯。我看看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也许，他终究还是被事情缠住了；也许他所信仰的“神”已经帮他采取行动，他这会儿正在公使馆里烦躁地面对着一封亟待解码的电报，不久之后，他便会来到卡提拿街，跺着沉重的步伐登上楼梯，来到我的房间里。我想：“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

格兰杰忽然从他那张桌子旁站起身，向我走来。路上有把椅子他也没有看见，脚下被椅子绊了一下，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桌沿上。“福勒，”他说，“到外边来。”我留下足够的餐费，然后跟着他走了出来。我没有心情和他打架，但在那一刻，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介意了。我们在减轻负罪感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新颖的办法。

他靠在桥的栏杆上，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

我走到他的出拳范围之内等待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很像一座象征性的雕像，代表着我所痛恨的美国事物——其设计如同自由女神像一样糟糕，且一样毫无意义。他一动不动地说道：“你认为我喝醉了。你错了。”

“怎么了，格兰杰？”

“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今晚我不想跟那些法国人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你，福勒，但至少你讲英语。虽然你的英语跟我的英语不同。”他靠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下，他那一摊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未知的大陆。

“你要干什么呢，格兰杰？”

“我不喜欢英国人，”格兰杰说，“我搞不懂派尔为什么受得了你。也许是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并以此为傲。”

“干吗不呢？”

“瞧，你又来了。”他稍微有些试图模仿我的口音，“你们这些人说话就像放屁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该死的优越感。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再见，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别走，福勒。你没有爱心吗？我没法儿跟那些法国人说话。”

“你喝醉了。”

“我只喝了两杯香槟，仅此而已，要是只喝这么点儿，你会醉吗？我要去北方了。”

“那有什么不好呢？”

“噢，我没跟你说过，是吗？我还以为人人都知道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妻子发来的电报。”

“怎么样？”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情况很不好。”

“很遗憾。”

“不必。又不是你的孩子。”

“不能飞回家看望一下吗？”

“走不开。他们想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而且康纳利病了。”（康纳利是他的助手。）

“很抱歉，格兰杰。真希望我能帮上忙。”

“今天是他的生日。到今天晚上十点半，他就八岁了。就是为了他的生日，我才组织了这个香槟聚会，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不得不找个人聊聊，福勒，而且我又没法儿告诉那些法国人。”

“现在他们对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即使他残疾了，我也不介意，福勒。只要他活着。我，我残疾了可不行，但他很有头脑。那个浑蛋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里想，如果上帝想要一条命的话，他可以拿走我的。”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

“但愿我信。”格兰杰说。他的整只手掌在脸上拂过去，看起来像是头疼，但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掩饰他在擦眼泪这个事实。

“如果我是你，我会醉一场。”我说。

“噢，不，我必须保持清醒。我不愿意日后回想，在我儿子死去那天晚上，我还喝得烂醉如泥。我的妻子不会喝酒，她会吗？”

“你不能告诉你的报社……？”

“康纳利并没有真的生病。他为了一个女人跑去新加坡了。我还得替他作掩饰。如果报社知道了这件事，他会被解雇的。”他振作了一下他的那摊身体，“抱歉，我耽误了你这么久，福勒。我必须找人谈谈。现在我要进去向那些人敬酒了。真可笑，我把这些说给你听，你一向很讨厌我的粗鲁无礼。”

“我可以替你写那篇报道，假装是康纳利写的。”

“你学不来那种笔法。”

“我不讨厌你，格兰杰。很多事情我一直都蒙在鼓里……”

“噢，你跟我，我们合不来。但谢谢你的同情。”

我心里在想，我跟派尔真的有很大不同吗？难道要等到我的脚踏入生活的困境里，才能看见痛苦吗？格兰杰走了进去，我听见很多声音一起招呼他。我找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将我送回家。家里没人，我坐下来，一直等到午夜，然后心如死灰地走下楼去，来到街上，却发现凤站在那里。

第三章

“维戈特先生来过了吗？”凤问道。

“来过了。他十五分钟之前离开的。电影怎么样？”她已经在卧室里摆好烟盘，现在正在点烟灯。

“很伤感的一部片子，”她说，“但色彩很鲜艳。维戈特先生来做什么？”

“他想问我几个问题。”

“关于什么呢？”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吧。我想他不会再来烦我了。”

“我喜欢有圆满结局的电影，”凤说，“你准备好抽烟了吗？”

“好。”我躺在床上，凤开始捻动烟针。她说：“他们砍掉了女孩儿的脑袋。”

“那未免太奇怪了。”

“那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噢。基于史实。我明白了。”

“尽管是历史，但还是很让人伤心。”

“我倒是不怎么担忧历史里的那些人物。”

“还有她的情人——他回到自己的阁楼里——他很痛苦，写了一首歌——你看，他是个诗人，没过多久，那些砍掉他的女朋友头的人便都唱起他的歌来。那就是《马赛曲》。”

“这听起来跟史诗不太相符。”我说。

“那些人唱歌时，他就站在人群的边缘，看上去很痛苦。当他微笑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更痛苦了，他是想起了那个女孩儿。我哭得很厉害，我姐姐也是。”

“你姐姐也哭了？我不敢相信。”

“她很容易感动的。那个讨厌的男人格兰杰也在那里。他喝醉了，一直在笑。但那电影一点儿都不好笑。很悲惨的片子。”

“我不怪他，”我说，“他有值得庆祝的事情吧。他的儿子脱离危险了。我今天在大陆酒店听人说的。我也喜欢圆满的结局。”

我抽了两袋烟之后，躺回到床上，脖子枕在皮枕上，并将手放到凤的大腿上。“你快乐吗？”

“当然。”她敷衍道。我也不配得到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答案。

“就像过去那样，”我撒谎道，“一年之前。”

“没错。”

“你很久没买围巾了。明天干吗不出去购物呢？”

“明天是个节日。”

“噢，是的，当然。我都忘了。”

“你的那封电报还没拆开呢。”凤说。

“没有，我连这个也忘了。今晚我不想去考虑工作。现在去发什么文件都太晚了。再给我讲讲这部电影吧。”

“嗯，她的情人想把她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偷偷运进去一套小伙子的衣服和一顶男人的帽子，就像狱卒穿戴的那样，但她刚走出监狱大门，头发便披散下来，那些人便大喊‘一个贵族，一个贵族’，我想这是情节上的一个失误。他们应该让她逃脱的。那样的话，他们都会靠他的歌曲赚了很多钱，他们会到国外去，去美国——或者英国。”她很狡猾地补充上“英国”。

“我还是看看那封电报吧，”我说，“祈求上帝，千万不要让我明天就去北方。我想安静地跟你待在一起。”

她从很多瓶瓶罐罐里取出那封电报，并递给我。我拆开并读道：“来信已经在考虑。正如你希望的那样，我这次也不那么理性。已通知律师开始以遗弃为诉讼理由办理离婚手续。愿上帝保佑你——你亲爱的海伦。”

“你要回去吗？”

“不，”我说，“我不用回去了。我念给你听听。是你喜欢的圆满结局。”

她从床上跳起来。“真是好极了。我得去告诉我姐姐。她一定会很高兴。我会跟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第二位福莱尔[51]太太。’”

《西方的任务》竖立在我对面的书架上，像一张放在相框里的照片——一个留着平头的年轻人，一只黑狗在他脚边。他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我对凤说道：“你想念他吗？”

“谁呀？”

“派尔。”很奇怪，即使现在，甚至当着凤的面，我也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我能去吗，请问？我姐姐知道这个消息会很高兴的。”

“你曾在睡梦中喊过他的名字。”

“我从不记得我做的那些梦。”

“你们可以在一起做很多事情。他还很年轻。”

“你也不老。”

“摩天大楼。帝国大厦。”

她有些犹豫地说：“我想看看切达峡谷[52]。”

“那可不是大峡谷[53]。”我将她拉到床上，“我很抱歉，凤。”

“你有什么抱歉的呢？这封电报多好啊。我姐姐……”

“好，去告诉你姐姐吧。但先吻我一下。”她那兴奋的双唇掠过我的面颊，然后便走掉了。

我想起了跟派尔相遇的第一天，在大陆酒店，他坐在我身旁，眼睛盯着街对面的碳酸冷饮柜。自从他死后，我倒是事事顺心，但我多希望世上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我对他说一声抱歉。

（1952年3月—195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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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英国诗人，出自其诗歌《旅行之爱》（Amours de Voyage）。——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自其诗歌《唐璜》。

[3]越南胡志明市（原西贡市）的一条繁华街道，1975年更名为同起街。——编者注

[4]原文为法语。下文中斜体字皆指原文为法语，不再逐一说明。——编者注

[5]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1930—2002），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鲍斯-莱昂的小女儿，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妹。

[6]出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诗歌《邀游》。——编者注

[7]越南特有的两种宗教。和好教，创立于1939年，为佛教的变体；高台教，创立于1925年，是佛教、基督教、道教、儒教等各宗教的综合体。——编者注

[8]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思想家，著有《思想录》等。

[9]英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4米。

[10]越南河内市的旧名，也被法国等西方国家用来指代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越南人则称该地区为北圻。

[11]活跃于1945到1976年之间的越南犯罪组织。

[12]均为巴黎出版的成人杂志。

[13]勒考克，法国侦探小说家埃米尔·加博里欧（Emile Gaboriau，1832—1873）笔下的侦探人物。梅格雷，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笔下的著名侦探。

[14]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作家，代表作《天使，望故乡》。

[15]流行于法国的一种骰子游戏。

[16]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作家，自然主义先驱。

[17]20世纪50年代，越南所使用的货币。

[18]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湖畔诗人，184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

[19]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临近华兹华斯的故乡，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湖畔诗人长期居住于此。

[20]指在餐厅、酒店、夜总会表演的歌舞、滑稽剧等娱乐节目。

[21]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因海拔低而被称为低地。——编者注

[22]原文为德语。

[23]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因躲在帷幕后偷听，被哈姆雷特误杀。

[24]波士顿两大名门望族，卡伯特家族有波士顿第一家族之称。——编者注

[25]里诺，美国内华达州城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1908年里诺通过一项“免责离婚”法案，成为20世纪初期著名的离婚城。维尔京群岛，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地，因其便利的离婚法和风景成为美国人离婚的热门之地。——编者注

[26]起源于意大利的爱情故事。保罗是里米尼贵族玛拉泰斯塔之子，代相貌丑陋的哥哥乔万尼迎娶弗兰切斯卡，却不承想两人相爱。婚后，两人仍私下幽会。乔万尼撞见之后，将他们杀死。在《神曲》中，但丁将死后的世界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人可通过赎罪由地狱进入天堂。保罗和弗兰切斯卡在地狱第二层受情欲之苦，在听到他们述说后，但丁感动哭至晕厥，但又觉得他们应受其罪。——编者注

[27]即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1830—1903），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

[28]“黑王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1330—1376），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子，为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重要将领。

[29]法国中西部城市。

[30]即英文单词“NO（不）”。

[31]现代英语里，“荣誉”这一单词写作honour。美式英语和古英语里没有u字母。

[32]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陆军五星上将。

[33]菲多（Fido），原为意大利的一只流浪狗，1941年被一名工人领养，1943年主人在轰炸中去世，此后14年里，菲多仍坚持在车站等候它的主人。菲多的忠诚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编者注

[34]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

[35]印度教的神祇，又称黑天神，是毗湿奴神诸多化身中最得人缘的神祇。

[36]印度教的朝拜圣地，位于吉隆坡北郊11公里处，是一个石灰岩溶洞群。

[37]作者是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ÿs，1870—1925），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唯美派作家。《阿佛洛狄忒》为其赢得“最受欢迎的情色文学作家”的声望。

[38]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所著的长篇小说。

[39]法国作家维克多·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1866—1942）作品。

[40]保罗·德·柯克（Paul de Kock，1793—1871），法国通俗小说家。

[41]《蒙面剑侠》（Scaramouche），1952年美国电影。

[42]即美国战略情报局，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1942年由罗斯福总统成立，二战结束解散。

[43]尼禄（Nero，公元37—公元68），古罗马的残酷暴君，被称为“嗜血的尼禄”。

[44]出自亚瑟·休·克拉夫的诗歌《Dipsychus》。

[45]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等地的一种小型水鸟，属鹤形目秧鸡科的鸟类。

[46]约翰·罗素（John Russell，1792—1878），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是英国自由党的先驱之一。

[47]出自拜伦的诗歌《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48]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澳大利亚男演员，主要作品有《剑侠唐璜》等。

[49]泰隆·鲍华（Tyrone Power，1914—1958），美国男演员，主要作品有《控方证人》等。

[50]格兰杰的法语读音。

[51]福勒的法语发音。

[52]英国最大峡谷，被评为英国第二大自然奇观，位于萨默塞特郡。

[53]即美国大峡谷，亦称科罗拉多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凯巴布高原上，被誉为地球上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