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楔子

废太子·缘来已久

十八阿哥死了

皇后的死换来了太子的生

这不过是康熙的一厢情愿

太子党：得意得忘了体统

太子废了，康熙病了

皇帝做久了，江山格外的重

争储位 狼烟四起

大阿哥出局：权力这东西的确可怕

三阿哥：学术比政治保险

八王党：抱团没有好下场

外围阿哥们：躲在角落里看表演

太子复位：我是皇帝我说了算

再废太子：烂泥终究扶不上墙

八阿哥：得人心，不得君心

十四阿哥：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定权谋 戒急用忍

雍正是怎样炼成的

老虎发威前，不妨装成猫

孝、诚、和、忍：雍正夺储的四字真言

八面玲珑：皇权路上的辩证法

家天下讲的是综合得分

这一切来得如此不动声色

取王杖 神鬼莫测

千古一帝走完这一生

雍正继位全记录

流言满天飞：官方文件靠不住

雍正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兄弟恨 难解难分

无情最是帝王家

十四弟：和皇上做兄弟真的好难

八王党：逃不过曲终人又散

雍正的强迫症：八弟、九弟成了狗与猪

十三弟，恬亲王：这份待遇不寻常

其他手足：各有各的造化

尾声：小人物的结局出人意表

附录

康熙与雍正朝宫廷大事记

康熙后妃名册

康熙的儿子们

康熙的女儿们

参考书目

后 记

楔子

小人物踩到了历史的痛脚

话说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古城西安刚下了一场小雨，除路上灰尘比原来稍少一些外，一切看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突然，总督衙门外的大街上传来一阵喧哗，衙役们高呼着“肃静”、“回避”，路上行人听后纷纷避让，原来是川陕总督岳钟琪刚从外面访客归来。这等场面，城里人见怪不怪，他们让开大道后依旧各走各路，一阵秋风刮起，街上的人走得比往日似乎更快些。当岳大人的专轿快要到总督府门口时，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攘臂奋出，霎时间便突破了衙役们组成的警戒线并直奔总督大人的轿前，令众人一片惊呼！

所幸的是，那位书生手里拿的不是炸弹（那时尚未发明出来），也不是砍刀、匕首之类的违禁物品——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仅是一封书信而已。只是一场虚惊。众人心想，莫非这书生为喊冤而来？为投书而来？不得而知。正当大家把提起的心放下去时，却见岳大人接过书信，微微扫了一眼便脸色大变，当场喝令将此人抓住送监，而他却迅速将书信揣入怀中，忙不迭地迈进了总督府。

要说起来，那书生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岳钟琪此刻正烦着呢。岳大人的烦恼，并非因为其他，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岳”姓所引发的——他不但和当年的抗金英雄岳飞是一个姓，而且还真就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

岳钟琪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曾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赫赫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年），他又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因为其战功卓著，加上居功自傲、飞扬跋扈的年大将军被雍正整肃，岳钟琪由此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圣眷正浓。

但是，川陕总督的位置一向为朝中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躲在暗处的人不怀好意地给雍正打小报告，据雍正自己所说，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至于那些“倒岳”的言论，说起来有几分好笑甚至几近幼稚：岳钟琪是岳飞后人，而岳飞又是百姓传诵的英雄——这样的人，岂能对清廷真正忠心，搞不好他要推翻朝廷为明室报仇，也未为可知。

这些猜疑和诽谤，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1727年），一位名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此言一出，弄得当地谣言四起，一时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有关部门的严格鉴定，此人乃精神病患者，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以明心迹。所幸的是，雍正对此不以为然，他非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而对其大加抚慰，让他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虽然雍正对岳钟琪信任有加，但民间却依旧传播着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流言，说什么岳大人尽忠爱民，曾对皇帝说了些不知忌讳的话，朝廷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当时还有传闻说，岳钟琪系大学士朱轼保荐的人，后来岳钟琪进京后，皇上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朱轼当时不愿再保，其他大臣也不敢保，结果岳钟琪刚出京城四天，皇上又派了一个叫吴荆山的官员去把岳钟琪追回来，但岳钟琪不肯从命，吴荆山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割脖子自刎了。总而言之，民间都认为岳钟琪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把统治中原的清政府赶出关外。

正因为如此，岳钟琪一看书封便脸色大变。原来，书信封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这几个字让岳钟琪的神经瞬间绷紧：去年卢汉民那个疯子的事件尚且余波未平，今天又来个直呼自己是“天吏元帅”的！这不成心添乱，把本大人往火坑里推吗？！

回府后，岳钟琪屏退左右，独自进了一间密室，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开，然后哆哆嗦嗦地将信纸抽出，匆匆浏览了一遍。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完信后，岳钟琪顿时脸色煞白，冷汗直流。原来，信中对当今皇上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其中列举了“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说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并对其继位提出了严重质疑。信中又说，作为大英雄岳飞的后人，岳大人何不继承祖上之志，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振臂一呼，成就反清复明之大事业，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何乐而不为呢？

弄了半天，这书生不是来喊冤，而是来策反的！

这下，岳钟琪着实被吓得不轻。在看完这个署名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的上书后，他抹了抹额上的冷汗，心想这封信幸好落在自己手里，倘若落到朝中哪个冤家对头的手里，那岂不要惹下无尽的麻烦、掀起滔天的巨浪！

由于事情重大，加上自己又脱不了干系，岳钟琪只得忐忑不安地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给雍正，请求查办。在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岳钟琪命人先对这个名叫张倬的投书人严加审讯。得令后，衙役们对张倬大刑伺候，在将之打昏在地后，又用冷水浇醒，一再逼问他究竟是受何人指使，用意何在。

书生也是个硬骨头，他见势不妙，却咬紧牙关，只说自己名叫张倬，这信乃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一概推说不知。岳钟琪投鼠忌器，不敢猛下狠手，他怕万一把人给打死了，雍正怪罪下来，弄不好会说自己杀人灭口，届时百口难辩，就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幸的是，密旨很快就到了。在谕旨中，雍正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以挖出其中的主谋。雍正特别指示说，对此人不要采用先前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一定要把这事查它个水落石出。

岳钟琪不敢怠慢，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个顺水推舟、以假乱真的妙计。他心想，既然这些“愚民”非要让他当什么英雄，那姑且冒充一次吧！为避免落下把柄，岳钟琪特请陕西巡抚西琳（旗人）临时搭档，两人一明一暗，一起来审这个案子。

计策已定，张倬随后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公堂之上，岳钟琪脸一黑，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口出狂言，诬蔑我大清盛世！看在你是读书人的份上，暂不用刑，你莫要不识抬举！还不速速将指使人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屏风后，陕西巡抚西琳则躲在里面听审，看张倬有何表现。上次已被打得半死的张倬，这次仍立在堂上，冷眼默对，愣是一言不发。岳钟琪大怒，喝令速速用刑。众衙役听后一拥而上，又是一顿狠揍。好在总督大人之前早有交代，这些人明显手下留情，虽然张倬再次被打得皮开肉绽，却未伤及筋骨。

而在当晚，张倬被人从监牢中悄悄提出，岳钟琪一改白天凶神恶煞的模样，他屏退左右，疾步上前，亲自为张倬松开捆索并握着张倬的手，让他莫要惊慌。接着，岳钟琪既惭愧又抱歉地说：“壮士，果然是条汉子，受苦了！我岳某其实早有反清大志，奈何时机未尽成熟，只能暂时隐忍不发。这次对壮士用刑，主要为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再者，之前也实在不知壮士的真实身份，不得不有所防备。如今看来，壮士确是真心反清的大丈夫、有骨气的好男儿，岳某十分佩服，佩服！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壮士海涵一二！”

岳钟琪一顿恭维，但张倬也不完全是傻瓜，他心想岳钟琪转变如此之快，未免有些蹊跷，一时不知道他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见张倬不为所动，岳钟琪命手下送上酒菜，招呼他坐下来边喝边谈。席间，岳钟琪连连向张倬敬酒，同时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大骂清廷，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接着，岳钟琪又诉说自己乃忠良之后，目前的状况，实在是愧对先人。说到慷慨激昂处，岳钟琪睚眦俱裂，涕泪交加，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气概。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倬毕竟是个书生，一时还真被岳钟琪所感动。两人话多起来后，便谈起反清大计，倒是极为投机。酒至酣处，两人似乎已形同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岳钟琪当场赌咒发誓，要将清廷赶出中原，复我大明江山。为表明自己的诚意，他还约张倬明日一起盟誓结义，共举反清大旗。

第二天一大早，张倬的酒醒了不少，正疑惑岳大人是否真心反清时，有人奉命把他接到一个密室。到后，岳钟琪早等在那里，密室内香炉也已摆好，见张倬进来，岳钟琪二话没说，便拉他一起焚香跪拜，两人结为兄弟。不仅如此，岳钟琪还指天画地，发誓此后两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倘若有二心，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岳钟琪不惜以总督之身与张倬义结金兰，顿时把张倬仅有的一点疑虑也彻底打消了。作为一个未谙世面的读书人，张倬哪里知道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阴谋诡计，这下很快上了岳钟琪的当，他感动之余，便将整个事情全部和盘托出。

原来，这个假称“张倬”的书生真名张熙，他这次是奉老师之命前来投书。他的老师，也就是策反信上那个化名“夏靓”的人，真名叫曾静，本是湖南郴州永兴某地的乡村塾师。曾静原是个秀才，因多年科举不中，后来也就抛弃功名，以授徒为生，当地人称其为“蒲潭先生”。

“蒲潭先生”家里没钱，学生也穷得很，对社会颇有不平之气。正好当时雍正刚刚登上帝位，民间多传言其为篡位，加之雍正初年用法严苛，下面百姓怨声四起，“反清复明”似乎有可乘之机。曾静等人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乃岳飞之后，于是精心鼓捣了这份书信前去策反，想成就一番千古事业，不料岳钟琪对雍正忠心耿耿，张熙反中了他的招。

据张熙所说，当年五月，曾老师派他与其堂叔张勘一起去送策反信。临走前，因家贫缺乏路费，张熙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家产变卖充作盘缠，然后两人经贵州到四川，一路上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好不容易到了四川，但事与愿违的是，他们前脚刚到，便听当地人说岳钟琪已经调任陕西。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再次徒步前往西安，一路上晓行暮宿，吃了不少苦头后，终于在九月十三日赶到了西安。正要准备前去投书时，他俩又听当地人说岳钟琪是朝廷重臣，当今皇上对他宠信有加，那些君臣隔阂的传言纯属胡编乱造，什么因追不回岳钟琪而导致京官自杀的事情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影的事。

二人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很是心灰意冷。张熙的堂叔心里害怕，竟然丢下张熙，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堂叔走后，张熙势单力孤，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家产已尽，好不容易来这里一趟，要是不把策反信投出，不但前功尽弃，自己心里也有些不甘。于是，他便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守候在总督衙门前的路上，这也就有了开篇的第一幕。

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能臣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便称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夸下海口，说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等省都已发动了义兵，“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岳钟琪听后，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他忍着笑，让张熙告知曾静的住址，好派人前去迎接。张熙不知是计，便把所有信息全部供出。等到套到了张熙、曾静等人的详细情况后，戏也就演完了。随后，岳钟琪脸色一变，喝令将张熙押监，并通知兄弟省市的相关部门迅速捉拿曾静等人。

曾静和张熙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鲁莽行为导致了清朝历史上一桩影响至深的文字狱——吕留良案—— 一群互不相干的人受此牵连而被戮尸、被砍头、被流放，这等惨剧，恐怕是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文字狱并非本书的重点，以上也只是开篇的闲扯。但是，曾静策反信中提到的“十大罪状”，即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却是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据说，雍正得知曾静、张熙给自己罗织了“十大罪状”并想策动岳钟琪起来造反推翻暴政时，心里也是牢骚满腹，气愤异常。在批给另一个宠臣鄂尔泰的折子上，雍正不无愤恨地抱怨说：“天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然这是匪类逆言，但听他们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看来，这大清国的皇帝是做不得矣！他们究竟还要朕怎样？”

皇帝难做，好皇帝更难当。雍正当时大概心想：“十大罪状！这么失败？我都招谁惹谁了？”

这事说来话长。雍正之所以被人扣上黑帽子，恐怕还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当得有点不明不白。而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又和他的父亲康熙老爷子当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总共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自幼聪颖好学，身体强健，当年可谓是意气风发，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功勋卓著。在他的治理下，大清帝国一时文治武功，国力蒸蒸日上，大有盛世之气象。

但是，再厉害的皇帝也会衰老，而盛世表象的下面，往往也隐伏着衰败的阴影。就拿大清帝国的掌舵人康熙来说，他五十岁后，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废太子之事，更是让他心力憔悴，备受打击。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晚年的康熙也时常觉得疲惫不堪，头晕复作，步履艰难，连批奏折写字时，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连笔都握不住。再后来，康熙觉得自己眼睛也不好使了，“目不辨远近”；耳朵也不灵了，“耳不分是非”，越来越老态毕露了。

身体的衰老是生理规律在起作用，即使贵为天子，也没有例外，无法克服。更为糟糕的是，晚年的康熙心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有时候又觉得无比的沮丧。“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随着时光的流逝，康熙的双鬓也开始斑白，他越来越感到身边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特别是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一个个的乞休（退休）或辞世，更是让老爷子感到一种无可言状的孤单和凄凉。

康熙末年，大清帝国看起来依旧是繁花簇锦，但盛世年华的后边，一些微妙的溃变却也正在悄悄地萌发。这样的气象，就连当时朝鲜的使节，都能感觉到康熙晚年的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

烈士暮年，英雄气短，康熙开创的盛世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但是，作为“领导终身制”的受害者，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还不能谢幕，他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只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在，他就有责任、有义务继续为大清帝国掌舵，容不得他有任何的懈怠——就算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也是为他开创的时代拉下幕布。

对此，康熙也曾不无抱怨地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他又说，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

中国传统的权力移交，有一个天生的弊端就是皇帝终身制，这必然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老人政治”，而“老人政治”与专制体制是相始终的。因为专制社会下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皇帝必须做到至死方休，就像后来的乾隆，年纪太大只得退位作太上皇，可他还是照样上朝，照样理政，作为“实习皇帝”的儿子嘉庆只能搬个小凳子在旁听政——乾隆笑，嘉庆亦笑；乾隆愠，嘉庆亦不悦，形同傀儡！

人人都说皇帝好，但却不知道皇帝如此劳累并有如此多的桎梏，难怪康熙的父亲顺治帝说：“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但是，既然是皇帝，就必须是终身制的，这种可憎又无奈的制度，不但把皇帝害苦了，也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皇帝年老昏聩，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而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政事荒芜，腐败滋生，如此以往，天下黎民又何其罪焉？

暮年的康熙身体不行了，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也担心手下的官员们见自己“血气精神渐不如前”，便乘机为奸，导致自己几十年勤苦奋斗而来的盛世最终付诸东流。但问题是，康熙毕竟已然衰老，精力也远不如前，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有的老年人都是这么想的。可问题是，康熙想维持现状，又哪能这么容易呢？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各种社会矛盾不但不会因为老爷子不愿多事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康熙也意识到，如果“承平日久，人心懈怠”，到时必然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天灾人害，杂然并至”。尽管有此认识，但很不幸的是，康熙末年的各种问题是越积越多，愈往后愈糜烂，他的这些担心和忧虑，在其死前都成了事实。

康熙老了，他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对朝政从容掌控，收发自如。当时的朝廷中，大臣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地方上，各级官府在正额钱粮之外的火耗加派（由乱摊派演变而成的附加税）愈征愈重，譬如山东、河南两省的火耗率，竟然占到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赋税关乎吏治与民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康熙不是不想管这些事情，而是实在力不从心，下不了重手去整顿。

另外，在康熙晚年“政宽事省”、“无为宽仁”政策的纵容下，官吏的贪污舞弊之风也是愈演愈烈。在适当的温度下，腐败在大清帝国疯狂蔓延，就像难以控制的社会瘟疫一样不断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当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而另外一面，大清帝国的财富正日益流入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历朝历代的痼疾，在盛世的表象下，又开始重新发作起来。

就连秀才们也起来造反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时，秀才们发现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和盐商子弟居然也赫然榜上，而那些灯下苦读的读书人却名落孙山，众人一时间惊诧莫名。之后，秀才们被激怒了，他们聚集了上千人，将财神像抬进府学的明伦堂内代替了万古宗师孔夫子，又用“卖完”二字糊住了贡院正匾，两边还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以声讨乡试中两位主考官的贿卖舞弊行为（暗指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和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

农民的方式更加直接。火耗加派、官员腐败等都加剧了官府与农民的矛盾，康熙末年农民暴动的事件日益增多，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就发生了河南兰宜县亢铤起义，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湖广地区发生了起义未遂的事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东盐贩王美公啸聚农民洗劫盐店富户，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起义，击杀清军总兵欧阳凯并自立为帝，率有数万之众。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心怀不满的秘密会社也都在蠢蠢欲动之中。

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深陷危机中。短短十几年间，康熙几十年辛苦开创的盛世竟是如此的脆弱与岌岌可危，而这些事情，还不是让康熙最烦心的。官员腐败，农民造反，大不了抓几个人来杀鸡儆猴。即使宽仁一点，也大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躲进皇宫成一统，不理不管，但有一块心病，却是挥不去也逃不脱的，那就是关乎大清王朝未来国运的皇位传承问题。

所谓“皇位传承”，说白了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这不仅仅是康熙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大清王朝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在众多的儿子中间，究竟应该立谁来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呢？晚年的康熙为此左思右想，苦闷不堪。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生育儿女最多的皇帝，在其一生中，总共有四位皇后、五十一位妃嫔，而巧合的是，他的子女也有五十五个——子三十五，女二十。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间，排上序的有二十四个，其他十一个都很小就夭折了。在排上序的二十四个阿哥里面，长大成年的只有二十人；二十个女儿中间（养女一名除外），只有八个女儿长大成人（也就是说，康熙的五十五个子女中，只有二十八人长大成人，成活率刚到一半，而女儿的成活率明显低于儿子）。

古人的观念，向来认为多子多福，枝繁叶茂才能开枝散叶，但作为帝王之家，儿子太多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儿子个个精明能干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偏偏这两样康熙都挨上了。历朝历代，皇位的继承从来就是个大麻烦，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父子反目甚至骨肉相残的宫廷惨剧屡见不鲜，康熙熟读经史，对此当然十分清楚。

儿子太多了。为避免前几次权力交接时的混乱和防止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康熙一改八旗亲贵公推储君的制度，他早早地将皇次子胤礽立为太子，以期稳定朝政。从理论上来说，立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实际上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实施的嫡长子继承制。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说，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皇位应该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即嫡长孙继承，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子病故，即由嫡长孙建文帝继位。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其他庶生的儿子。以此推论，即使皇子中有比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年纪大的，但因为是庶出，也不具备继承大统的资格，如康熙帝皇长子胤禔比皇太子胤礽大两岁，但因为其母亲地位不够高，所以不能立为皇太子。

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按其母亲的贵贱尊卑将皇子们区分出嫡子和庶出，然后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皇位继承人最后限定到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最高权力能够和平交接。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利实施确实有助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和动荡，这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汉以后，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最理想方式，并为之后的历朝历代所实行。

但是，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能保证最高权力稳定交接，但往往以牺牲储君的品德考察和贤能甄别为代价。嫡长子继承制首要条件是“立嫡立长”，而不是“立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众多小皇帝、昏庸皇帝甚至白痴皇帝的屡屡出现。事实上，古人并非不知道嫡长子继承制的这个重大缺陷，但以“选贤”为标准的话，实际操作的难度往往更大，因为“贤与不贤”的标准本身就是极为主观的东西，而且其中往往掺杂了各种利益与私心，把握不住也就无章可循，最后难免演变为各方势力你争我斗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动荡。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古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以“嫡、长”这些先天的生理条件为标准，才能在皇位继承中找到确定无疑的答案。因为按“嫡、长”的生理标准，皇位继承人最后被限定为某个特定的人选，这样既杜绝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同时也避免了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

可惜的是，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康熙虽然很早就立了皇太子，但后来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发生了“废太子”的事件，而让康熙没有料想到的是，废太子引发的结果比不废太子还要糟糕，因为这导致其他皇子们一个个蠢蠢欲动，纷纷觊觎大位，令康熙头疼不已。

在康熙的严格教导下，其皇子们大都出类拔萃，文武双全，一个个都是海里蛟龙，人中精英，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也许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与成就。但是，皇位只有一个，它不可分割也不能平均分配，在太子被废后，其他儿子都是平等的，谁都有权利来继承皇位。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事实上，谁又肯屈居人下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废太子。从这一年到康熙驾崩（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总共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夺位战争中，雍正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但是，雍正的继位，有太多的谜团：有人说他谋父，有人说他改诏，有人说他篡位，有人说他屠弟，还有人说他欺母……不一而足。

雍正六年，当对手们基本被收拾干净、继位疑云也已慢慢平息之时，两个小人物丢下的石头，却在雍正的心里溅起了万丈波澜，多年前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废太子·缘来已久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皇宫里喜气洋洋，康熙和索尼（当时辅政四大臣之一）的孙女赫舍里氏举行了大婚典礼。当时的康熙，只有十一岁半，而新娘赫舍里氏也不过比新郎大三个月。在孝庄太后的安排下，两个十二岁不到的小朋友就像过家家一样结婚了，要按现在的标准，绝对是早得不能再早的早婚了。

然而，康熙早婚在当时却很有必要。从政治上说，康熙成婚后可以尽早学习处理政务，防止鳌拜集团势力的过度膨胀，以斩断其擅权乱政的路径。另外，从生理上说，由于康熙自幼发育较早（据朝鲜使臣说，康熙“年虽少而颇壮大”），孝庄太后也发现康熙从小对异性就很感兴趣，加上皇宫中全是脂粉，完全可以满足皇帝的生理需要。鉴于此，孝庄太后这才决定让康熙尽早成婚，以免皇帝在成婚前弄出令皇室蒙羞的乱子。

孝庄太后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康熙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康熙六年（1667年）九月，这和康熙的成婚时间差了整整两年。不过，康熙这个爸爸做得也太年轻了，当时他还不到十四岁，现在看来，他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呢！

过分早育的结果是，康熙的第一个孩子很快就幼殇了。在最初的几年，这样的悲剧一直延续，康熙早年生的孩子大多没能保住，前十个已经取名的儿子里夭折了七个，分别为承祜、承瑞、承庆、赛音察浑、长华、长生、万黼，即使康熙给后面几个起了“长华、长生”的名字，但终究是没能够保住他们幼小的性命。

十八阿哥死了

康熙是古代皇帝中子嗣最多的，其嫔妃也为数不少。《清代外史》中有一则轶闻，说康熙年间某大臣张某在京为官，当时张家和另一汉人官宦世家姚氏世代通婚。据说，张某的老婆姚氏长得极其标致，其美色在京中汉官妻妾中公推第一，张某心里也颇为得意。有一年皇太后祝寿，恩准汉官命妇也同满官命妇一同进宫叩祝，张家和姚家的女眷便盛装朝服地跟随众人进宫为老太后贺寿。入宫后，皇上康熙也在那里，皇太后那天很高兴，让她们在宫里好吃好喝，随便游览，这些人玩了一天才散。

出宫后，这些女眷们仍旧乘坐原先的肩舆回家，但后来传闻说，某京卿张某的老婆，回来时衣服仍旧是原来的衣服，但人却是面目全非，根本不是原来那个人，张家和姚家也畏祸不敢声张。此后，汉官命妇入宫之例，就此停止。

康熙强夺汉官命妇的野史传闻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康熙晚年宠爱汉女却是事实。

本来呢，清廷皇宫里的后妃基本由满洲和蒙古贵族女子把持，早在八旗入关之前，为稳定自己的后方和西北边疆，满洲已经和蒙古部落建立了以联姻为方式的战略同盟关系，因而清朝前期的皇后大多由蒙古族女子占据，譬如孝庄太后，再如顺治的“一后四妃”。

在孝庄太后的主持下，顺治的前两个皇后都是蒙古族人，但这种包办的婚姻并不幸福，顺治和她们的关系非常糟糕：前一个皇后，顺治借口她是多尔衮亲信之女而被废；后一个皇后，若不是孝庄太后侄女的话，也险些被废。因为这些事，顺治和母亲孝庄太后的关系一度也闹得很僵。

也许是因为顺治自小在宫中熟读诗书，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他不同于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祖先，因而对那些来自蒙古大草原上的王妃们没什么共同语言。这时，聪明而又文化程度较高的董鄂妃的出现却改变了顺治的生活。

董鄂妃本是顺治弟弟襄亲王的王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董鄂妃在皇宫中相遇并擦出爱情的火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后来襄亲王得知此事前往质问，反被顺治打了一个耳光，襄亲王因此而一气身亡。后来，董鄂妃以未亡人的身份进了皇宫，由此也遭到了整个后宫包括孝庄太后的敌视。再后来，董鄂妃为顺治生了个儿子，但儿子过早的夭折也使得董鄂妃最终郁郁而终。董鄂妃死后，顺治悲痛欲绝，不到半年也随之而去（另一个说法是顺治出家）。

或许是为母族利益的考虑，孝庄太后也曾给康熙找了两个蒙古王妃，但这两个王妃都没有子嗣，史书对她们也记载不详，估计康熙和她们之间的关系比较一般。此后，爱新觉罗皇族和蒙古王公的联姻规格大为降低，大都是亲王级别的相互通婚而已。

《枝巢清宫词》里说“苏浙南巡六度临，宫中从此有南音”，康熙早年的王妃大都是来自满洲、蒙古八旗的女子，但几次南巡后，康熙宫中江南女子（可能出自南方为官的汉军旗人家庭）的比例明显增加，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后出生的十个皇子，就多半为江南女子所生。话说回来，江南女子在容貌、身材和文化等各方面条件上，确实要胜于旗人女子，康熙在南巡途中带回些江南美女，也在情理之中。

在这些江南美女中，有一位颇得康熙的宠爱，这就是密贵人王氏。王氏的父亲叫王国桢，是苏州某地的知县，王氏进宫时大概只有十六七岁，极有可能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第二次南巡时带回的。王氏进宫后，倒也颇为争气，她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生下十五阿哥胤禑，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生下十六阿哥胤禄，康熙四十年（1701年）又生下了十八阿哥胤祄。由此看见，至少在康熙三十一年到四十年这一段时间里，王氏是很受康熙宠爱的，不然的话，康熙后妃那么多，哪有机会连生三个儿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四阿哥胤禵出生后，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才有了十五阿哥胤禑，中间的间隔有五年之久，王氏受到康熙的重视和宠爱，也就理所当然了。

话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五月，北京的天气突然变得炎热异常，难耐的酷暑提前来临。像往年一样，康熙带着皇子们离开京城，前往热河行宫避暑和行围打猎。众所周知，清廷来自关外，他们习惯了故地凉爽的夏天而难以适应北京城的酷热，因而康熙在热河修建了行宫（即现在的承德避暑山庄）。从康熙朝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每年都要到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享受这里的清凉舒快与良辰美景。只是，“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承德避暑山庄经屡次扩建，最终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其间花了近九十年的时间，人工物力耗费无数。

康熙这次去热河，总共带了八个阿哥，包括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当时未满八岁的十八阿哥胤祄也在其中。青壮年时期的康熙身体强健，特别喜欢围猎，他曾颇为自得地写诗云：“地敞沙平河外天，合围雉兔日盈千；筹边正欲劳筋骨，时控雕弧左右弦。”此诗作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诗名《鄂尔多斯行围雉兔甚多》，可见其喜好打猎，且功力不差。

据记载，康熙一生中猎杀了数百头猛兽（一百三十五只猛虎，二十头狗熊，二十五头豹子，九十六条狼），每次行围打猎时，康熙往往会把皇子们（包括那些未成年的）带上，一来是让皇子们出去见见世面，二来也是希望通过行猎保留王朝的军事传统。

在热河住了一段时间后，康熙命令队伍继续向北，越过大漠去行围打猎。一般来说，皇帝行围时的队伍非常庞大，通常由皇室成员、随从官员和八旗官兵组成，行围过程一般分为待围、撒围、合围、罢围几个阶段，在统围大臣的指挥下，参与围猎的人员先围出一个方圆十几里的大圈，然后队伍逐渐合拢，如铁桶般严实，把猎物往中间赶，最后把野兽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这时，皇室成员们便在皇帝的号令下，或用箭或用鸟枪，开始捕杀那些可怜的动物们。

西风萧萧，战马嘶嘶，正当康熙意气风发、想要大开杀戒时，这次的行围却出了点小意外。当队伍走到一个叫永安拜昂阿的驻地时，年幼的十八阿哥胤祄却突然病倒了。塞外毕竟不是皇宫，虽然皇帝和皇子们一路上都有很多的随从，但一行人在路上风餐露宿，加上塞外气候变化多端，十八阿哥胤祄年纪小，又是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结果在路上突发高烧，一时难以好转。斟酌再三后，康熙决定将他留在驻地让人照顾，然后带着队伍继续前进。

孰料一行人没走多久，照看十八阿哥的随从便急急忙忙地赶来，向康熙报告说十八阿哥病情加重，似乎有生命危险。听到这个消息后，康熙立刻命队伍掉头，快马加鞭，返回永安拜昂阿驻地。

等康熙返回原驻地时，十八阿哥果然情况不妙，他当时高烧不退，而且两腮肿胀，连吃饭都非常困难（很可能是春秋易发的儿童腮腺炎）。康熙对这个小儿子十分疼爱，见孩子如此痛苦，一向镇定冷静的他也变得手足无措，焦虑万分。由于驻地缺医少药，康熙随后派人急传宫中的御医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诊治。

康熙外出期间，留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是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当时他们接到父皇的手谕：“降旨三阿哥、四阿哥等，十八阿哥两腮肿胀又有加重，甚属可虑。你们赶紧差人去叫大夫孙治亭、齐家昭前来。还有，你们立即把马尔干之妻、刘妈妈、外科大夫妈妈赫希等三人也派来，同时还要差遣精明干练的人作为他们的随从，让沿途的驿站准备好车、快马，日夜兼程，从速赶来。”

在手谕中，康熙还告诉他们，到时会先派人到沿途迎接。总之，争分夺秒，越快越好。不仅如此，康熙还在手谕的封皮上特意写道：“著降此谕火速乘驿交付三贝勒（胤祉）、四贝勒（胤禛），不得延误分秒！”

胤祄病重之时，康熙经常把这个小家伙抱在怀中，喃喃自语，甚至不分昼夜地亲自照料。后来，幸好医治及时，胤祄的病情一度好转，康熙这才松了口气。在之后给胤祉、胤禛等在京皇子的手谕中，康熙很高兴地说：“十八阿哥现今已有好转，想是断无大妨了。你们也可放宽心。朕一年迈之人，也仿佛获得新生一般。”在将手谕发回京城时，康熙又在封皮上加了一句，说：“这是喜信！若像平常一样封固，你们拆阅起来太耽搁时间，所以就没有封上。”

一向持重的康熙因为十八阿哥病情好转而一改常态，甚至破坏谕令的传递制度，这在康熙的时代是不多见的。事实上，康熙的子女中夭折的很多（接近一半），这次对十八阿哥的病情如此重视，甚至说出“仿佛获得新生一般”的话，足见其老年爱子，舐犊情深。

由于十八阿哥还没有痊愈，康熙决定停止这次行围，带领大队人马返回京城。一路上，为避免十八阿哥病情加重，康熙特意命随行队伍缓缓而行，一天路程不得超过二十里。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但胤祄的病情还是再度恶化，这次发病比之前更加凶猛。此后，胤祄持续高烧不退，滴水不进，大夫们也是束手无策，回天乏力。最终，刚刚在旅途中度过八岁生日的胤祄，回京路上不幸夭亡。{1}

本来心情转好的康熙，这次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子的生命从自己身边悄悄溜走，却又无能为力。对于已经五十四岁的康熙来说，老年丧子的确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自从胤祄死后，康熙一路上脸色阴沉，郁郁寡欢，有时候甚至难过到茶饭不思。

胤祄的死，让康熙痛苦万分，但更让他伤心的是，随行的其他皇子们对这个十八弟的病情漠不关心，几乎是无动于衷。特别是作为兄长和皇太子的胤礽，在自己的小弟弟生病时，他不闻不问，就连胤祄病死了，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哀伤。

康熙本觉得自己的这些儿子都十分的优秀，自己也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无尽的父爱，但通过这次的事件，他看到这些皇子们对自己的手足同胞竟是如此的冷漠无情，这不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也让他感到极为伤心。康熙一向以“仁孝治天下”，这一次他失望了，特别是对当时已经是三十五岁且早有子女的皇太子胤礽，更是失望之至。

皇后的死换来了太子的生

太子胤礽出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皇子中排行第二，在他的前面是皇长子胤禔——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比太子大两岁。要说起来，这两人的出生其实并不算早，只不过他们前面的哥哥们大多夭折，因而顺排下来，胤禔和胤礽反做了老大和老二。

胤礽的母亲赫舍里氏成婚时，还只是个十二岁不到的小姑娘，她出身显赫，属满洲八旗里“上三旗”的正黄旗，其祖父索尼为“辅政四大臣”之首。赫舍里氏和康熙或许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结合其实是当时政治斗争下的产物。

由于康熙登基时年纪太小，顺治临死前指定了自己最信任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作为辅政大臣，其中以索尼为首辅大臣。在孝庄太后的暗中调控下，四大臣最初尚能和衷共济，一心一意辅佐幼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臣之间产生了微妙而危险的变化，身为首辅大臣的索尼开始年老力衰，而本为末尾的鳌拜却正值年富力强，其势力不断膨胀，无形中跃居首席，颇有大权独揽之势。

面对咄咄逼人的鳌拜，索尼以年老多病为借口，尽量避免和鳌拜发生冲突，而另一位辅政大臣遏必隆则见风使舵，投靠了鳌拜集团。至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因为他所在的正白旗和鳌拜所在的镶黄旗是世仇，他无法投靠鳌拜集团，但其势力亦不足以和鳌拜对抗。

在历经多次残酷的权力斗争后，孝庄太后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她见鳌拜权倾朝野，几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决定笼络索尼家族来平衡并遏制鳌拜势力，而其中的重要举措，便是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作为康熙的皇后。为此，她甚至牺牲了自己母族的利益（皇太极和顺治两朝的皇后都来自孝庄太后的母族，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家族）。

在当时皇后的候选人里，原本还有遏必隆之女，孝庄太后选定赫舍里氏，有着明显的政治含义。索尼对此心知肚明，由此拼了老命，和两个儿子领侍卫内大臣喀布拉（赫舍里氏之父）和索额图死心塌地地辅佐康熙，对抗鳌拜。在家族中的男人们为权力而拼个你死我活时，赫舍里氏这个小女人却由此走进皇宫，开始了她的皇后生涯。

所幸的是，这场政治包办婚姻最后却以一场甜蜜的爱情作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对少年夫妻的福分。据史料记载，康熙和赫舍里氏两人婚后颇为恩爱，原因想必是两人年纪相差无几，又正好都是情窦初开的时期，小夫妻虽然是“先结婚、后恋爱”，但小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甜甜蜜蜜。

赫舍里氏虽然年纪甚小，但其为人通情达理，温柔贤惠，不愧是名门之后。据康熙自己的评价，赫舍里氏“节俭居家，宽仁逮下，仪型允备，淑德著闻”，由此看来，这个小女子很擅于处理宫中的人际关系，她不但得到了康熙的喜爱，而且在宫中也颇有威望。看到这小两口情投意合而没有出现当年顺治的“包办婚姻”悲剧，孝庄太后当然也是十二分的欣慰。

赫舍里氏作为中宫之首，身上责任十分重大。为了让康熙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国事，小皇后竭尽所能，把宫中治理得井井有条，免除了康熙的后顾之忧。在她的辅佐下，康熙得以从容面对各种政治危机，如掰倒鳌拜、对付三藩之乱，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赫舍里氏称得上是康熙弥足珍贵的伴侣和贤内助。

康熙八年（1669年），在剪除鳌拜势力不久，康熙和赫舍里氏的爱情也有了结果。当年十二月底，赫舍里氏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也是康熙的嫡长子。对此，康熙非常重视，特为这个皇子取名“承祜”，意思是希望他能够受到上天保佑，健康的成长。

承祜小时候聪明可爱，活泼好动，无形中给这对年轻的夫妻平添了无尽的乐趣和幸福的憧憬。但是，这份幸福和喜悦却没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小皇子承祜并没有像他的名字那样得到上天的特殊眷顾，在他两岁半时，即匆匆离开了人世。这等噩耗，对康熙和赫舍里氏来说无疑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尽管在承祜之前已有几个皇子和公主同样因各种原因而夭亡，但嫡长子承祜的死仍给康熙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承祜夭折后，康熙一连几天都脸色阴郁，茶饭不思，以至于大臣们都纷纷劝他要节哀自重。事实上，康熙的悲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怜惜皇后赫舍里氏，这个可怜的母亲，才是受打击最大的人。毕竟，承祜是她当时唯一的亲生骨肉。就像当年董鄂妃一样，赫舍里氏在丧子后，由于过分的悲痛，身体开始变得虚弱多病，日渐憔悴。

承祜夭亡后没几个月，正当康熙陪同祖母孝庄太后在遵化汤泉疗养时（孝庄太后当时患有皮肤病，泡温泉有治疗作用，康熙对孝庄太后极为孝顺，每隔几年都会陪祖母去疗养一次），皇宫中传来消息，说皇后赫舍里氏突患重病。康熙听后焦虑万分，但孝顺的他又不敢告诉祖母，最后还是孝庄太后发觉他神色不对，经人询问才得知详情。之后，孝庄太后便催促康熙提前返回京城，好去照顾赫舍里氏。在祖母的命令下，康熙归心似箭，一路上快马加鞭，终于在第二天的凌晨赶到赫舍里氏的身边。在其精心照看下，赫舍里氏后来才逐渐恢复了健康。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十岁不到的康熙遇到了他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先是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挑起叛乱，紧接着“朱三太子”杨起隆在京城起事，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甚至逃到了城外避难。康熙十三年（1674年），福建藩王耿精忠也加入了叛乱队伍，反叛势力气焰嚣张，一度占据了半壁江山。当年四月，吴三桂甚至给康熙送来议和条款，要求康熙释放被囚禁在京城的世子吴应熊，并提出要与康熙划江而治。康熙得知后当机立断，将吴应熊处死并昭告天下，吴三桂得知爱子被处死后，更是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在局势日益恶化之时，皇宫里却有另一种紧张和喜气。原来，皇后赫舍里氏即将再次临盆，坤宁宫（皇后所住）里里外外一片忙碌，宫女、太监、接生婆们穿梭其中，忙前忙后，准备迎接新皇子的诞生。或许是因为三藩叛乱的局势过于紧张，赫舍里氏也一直在后宫殚精竭虑为康熙分忧，这使得她原本虚弱的身体变得更加恶化，尽管她在四年前有过成功分娩的经历，但这次临盆似乎有点不太对劲。果不其然，这次临盆遇到难产，分娩拖了很长的时间。

五月初二的上午，在众人的焦急等待中，坤宁宫里终于传来了新生皇子的响亮哭声！正当众人高兴得要欢呼时，领头太监却沉着脸走了出来，外面的人见后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了。

没多久，康熙踉踉跄跄地从宫中走出，贴身太监们紧随其后，皇宫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之后，宫中宣布准备皇后的后事——赫舍里氏最终因难产而耗尽了全部精力，在新生儿出生后便一直昏迷不醒，御医和接生婆们用尽办法也没能让她再醒过来。她甚至连孩子都没有好好看一眼，便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幼子和无限眷恋的世界。

可怜的康熙，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妻的生命在身边无情的流逝。从再得嫡子到皇后的逝去，中间不过几个时辰而已。但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时辰里，康熙却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刻骨铭心，其中滋味，谁堪诉说？当时的赫舍里氏不过二十一岁，正值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最后却如此快速地香消玉殒，叫康熙如何不伤心流泪并为之悲痛欲绝！

赫舍里氏逝后，康熙在宫中为她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备极哀荣。在当时军务急如星火的情况下，康熙仍坚持为皇后“辍朝五日”，赫舍里氏的梓宫（即帝后棺椁）在宫内停灵三天，包括皇帝在内，宫中所有的嫔妃、宫女和太监全部缟素，每日早晚两次为皇后举哀。

在赫舍里氏去世的第二天，康熙给爱妻上谥号“仁孝皇后”，并下令全国在一个月之内停止所有的喜庆活动。第三天，康熙亲送赫舍里氏的梓宫移至西华门外的殡宫，在那里停灵二十一天。在这二十一天里，康熙几乎每天都要到殡宫去为皇后举哀奠酒，然后在那里默坐良久，陪伴早逝的爱妻。

守灵结束后，康熙又亲自将赫舍里氏的梓宫移到京师北郊的巩华城暂安（因为没有想到皇后会这么早去世，当时陵墓尚未修建，只好在巩华城暂安，直到后来遵化景陵修建好后，赫舍里氏的梓宫才移至建好的地宫）。{1}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六月到十二月，康熙总共去了巩华城三十四次，平均每个月要去五次左右。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赫舍里氏的周年祭时，康熙特意提前一天到巩华城，并在那里留宿一夜。

康熙十四年，康熙去了巩华城二十四次，康熙十五年去了十五次，康熙十六年去了七次。从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康熙在四年内总共去了巩华城八十次。而这四年中，每逢除夕的前一天，康熙都要冒着严寒去巩华城祭奠。在赫舍里氏去世的三年内，宫中再没有册立皇后，一直到赫舍里氏的三周年祭后，康熙才在孝庄太后的要求下册立了新皇后。

“月掩淑宫叹别离，伤怀始觉夜虫悲”。康熙的这种执着，不仅在历史上众多的皇帝中极其稀有，就算是平头百姓中，恐怕也不多见。就重感情而言，康熙和他的父亲顺治颇有几分相像。赫舍里氏和康熙相处了十年，因为两人年纪轻，彼此间真诚相待，这才让康熙对这段感情特别珍惜。只可惜，这对少年夫妻终究未能长久厮守，也是人间憾事。

赫舍里氏留下的皇子，康熙给他取了一个乳名叫保成（后改名为胤礽），希望上天能够保佑他平安成长。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的母亲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把他送到人世间，然后又匆匆离去，面对这一切，康熙还能说什么呢？也许他每次看到胤礽时，就会想起那个陪伴了自己十年的温婉女子，那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爱妻。康熙对胤礽的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把对爱妻的那份爱全部倾注到了他们的爱情结晶上。

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胤礽还没有满两岁时，康熙推翻由八旗王公贵族“公推储君”的祖制，断然决定立胤礽作为皇太子。为此，他发布谕旨：“帝王绍基垂统，长治久安，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之祥，慰臣民之望。朕荷天眷，诞生嫡子，已及二龄。兹者钦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储大典，宜即举行。今以嫡子胤礽为皇太子。”

当年十二月十三日，胤礽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康熙此举，一方面是受到汉族儒家文化中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在当时平定三藩叛乱的紧张形势之下，以维护皇族的团结并树立军民的信心。当然，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康熙立胤礽为皇太子也有很大的感情因素在内，以此来抚慰亡妻赫舍里氏的在天之灵！

这不过是康熙的一厢情愿

胤礽被立为太子后，为让这个孩子能早日成才，康熙决定亲自带养。尽管康熙政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但有一段时间里，他仍旧坚持亲自为胤礽讲授四书五经。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在临朝之前，都要让胤礽将前一天所学的经书背诵并复讲一遍，直到胤礽完全记熟并融会贯通，这才匆匆赶去上朝。

胤礽六岁时，康熙又为他请了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大学士为师傅，并恢复了顺治时裁撤的詹事府，目的就是为太子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这时的胤礽也确实很争气，他从小天资过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据记载，胤礽在八岁时，便可以左右开弓，而且骑射娴熟；十来岁时，胤礽已通晓满汉文字，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另外，胤礽长得也是仪表堂堂，康熙对他十分的宠爱，还特意在畅春园（康熙常去那里办公）旁边为胤礽专门修了一座小园林，目的就是方便自己见到太子。更可喜的是，胤礽二十岁时，便已经显得十分精明强干，康熙出巡时经常把他带到身边。即使不随同出巡，康熙往往也是将胤礽留在京师代理朝政，胤礽也总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让康熙感到非常欣慰。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提康熙是如何教子的。不仅仅是对太子胤礽，康熙对自己的其他儿子也都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按康熙时期的制度，皇子、皇孙满六岁后便开始在上书房读书，康熙甚至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包括汉人师傅和满人师傅。汉人师傅大多兼为朝廷重臣和儒学大师，主要教授汉文和儒家经典；满人师傅则主要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另外还要教习骑射等技艺。

《养吉斋丛录》中曾记载说，“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也就是说，除特别小的皇子只学半天外，其余皇子都是全天学习；谁要是迟到了，就得留下来补课；另外，一年当中也没有什么双休日、节假日，也就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如此看来，现在的小朋友们比康熙的皇子们可是要幸福多了。

清人赵翼曾这么描述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在皇帝的严厉督导下，这些皇子们不分寒暑雨晴，几乎天天如此。有鉴于此，赵翼不免叹道：“我们这些靠读书做官的，都不能天天早起，天子之家的金玉之体尚且能日日如是，真是三代以上，亦所不及啊。”或许是因为极其重视对皇子的教育，清朝才没有像以前的朝代那样昏君屡出，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不如随《康熙起居注》里的记载去看看皇子们一天是怎么过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十日寅时（早上五点以前，天还没亮，和上面说的“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相印证），皇子们进入书房早读。卯时（早上五点到七点），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还有管记载皇太子言行的起居注官便进了胤礽的书房。按康熙“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胤礽读完后便让师傅汤斌过来听他背书，要是胤礽背的一字不错，汤斌就用笔做上记号，再教新书。教完后，胤礽还要练习书法，一次通常写几百个大字。

辰时（七点到九点），康熙在上完早朝后，就会过来看看皇子们书读得如何，他先进皇太子的书房，问汤斌：“皇太子书背熟否？”汤斌奏道：“很熟。”康熙便拿起书，随便挑出一段，让胤礽背诵，随时检查。临走时，康熙还特意叮嘱起居注官，让他们好好监督皇太子的学习。

康熙走后，胤礽开始写作文，一直写到十二点左右，侍卫们给皇子和师傅们送午饭来。吃完饭也不休息，胤礽还得继续读新课文一百二十遍，接着又是背书。等到下午三点左右，侍卫会送来点心，胤礽吃完后开始上体育课——射箭。等侍卫在庭院中安好箭靶后，胤礽便出去活动活动，张弓射箭，玩一会。射完箭，胤礽还得回去学习，师傅汤斌和耿介开始进行疏讲。

这天下午的四五点钟，康熙又带了一帮子人过来。这次除跟随的大臣外，康熙还把大阿哥胤禔（十六岁）、三阿哥胤祉（十一岁）、四阿哥胤禛（十岁）、五阿哥胤祺（九岁）、七阿哥胤祐（八岁）、八阿哥胤禩（七岁）也都带了过来（当时六阿哥已夭折）。等皇子们都到齐后，康熙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向来皇子读书的情形，外人不知。今特召诸皇子前来讲诵。”这等于是在大臣们面前做一次公开抽查了。

汤斌听后，便按照康熙的旨意，拿出一本经书随意出题，诸皇子依次背诵并讲解。令康熙满意的是，这次抽查考试的成绩很不错，就连七岁的胤禩，也能将所学的文章讲得头头是道。唯一的例外是皇五子胤祺，因为他从小养在皇太后身边，皇太后只让他学满文，所以他不懂汉文，在那里有点发愣。康熙见状有些尴尬，只好让他写满文一篇，交由满大臣看一遍。

儿子们在大臣面前表现不错，很给康熙挣面子，康熙高兴之余，便亲自写了几个大字，为儿子们示范书法。随后，康熙又命侍卫们在院中装好箭靶，要看看儿子们的体育如何。皇子们按顺序依次连射，劲道很足。康熙见后大为开心，于是让那些师傅们也来射。最后，康熙亲自上马，连发连中，好不得意。皇子们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

和以往的朝代相比，清朝皇子的教育确实非常严格。每个皇子很小就开始读书，等到成年后，大都精通四书五经、满汉双语，诗文书画方面也有相当造诣（这或许是爱新觉罗家族经常出书画名家的原因）。从教育内容来看，皇子们也是文武兼备，全面发展，康熙还经常带着皇子们随驾出巡、行围狩猎、出京办事、统兵祭祀，通过实践来锻炼他们。由此，康熙的皇子们大都很有才能，但不幸的是，这也为后来“储位之争”埋下了伏笔。

西方传教士张诚曾有这样一段见闻，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夏天，康熙带着七个皇子巡视塞外，“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持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捷。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来，连最小的九阿哥胤禟（十岁）也猎获了两只鹿”。因为从小就训练有素，不少皇子的箭法十分了得，譬如十六岁的三阿哥胤祉，他在围猎中多次与皇父康熙比试箭法，父子二人一时间竟然难分高下。看着儿子们个个有出息，康熙这时候大概是最开心的。

除保持骑射传统外，康熙对皇子们的汉文化学习也非常重视，特别是书法。康熙自己写得一手好字，他也希望儿子们能够继承他的这个优点。从后来的结果看，除八阿哥的字写得稍逊，其他阿哥的书法都非常漂亮，譬如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七阿哥胤祐和十四阿哥胤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路过济南珍珠泉时，命大臣张英、高士奇等题写匾额，当张英挥毫之际，康熙特意提醒围聚观看的阿哥们好好观察张英是如何用笔的。

在这些儿子里面，康熙对太子胤礽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和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冬，平定三藩的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刚满五岁的胤礽出痘（即天花，当时皇室成员对天花抵抗力特别差，据说顺治即出天花而死，而康熙也是因为幼年出痘成功才被定为皇帝），康熙对此极为重视，在众多军机政务亟待处理的情况下，他仍旧辍朝十二天并守在胤礽身边专心护理，直到胤礽平安出痘。事后，康熙还特意派官员到圜丘、太庙和社稷坛致祭，以感谢祖先和上天之恩，之后又对治疗胤礽痘症的人员大加赏赐。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底，康熙带着太子胤礽、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等人南巡，一行人到达山东德州时，胤礽突然患病。为给胤礽治病，康熙改变了继续南行的计划，在德州临时停留了十几天，还特意把当时太子党的首领索额图（胤礽的外叔公，当时因为结党而被迫退休在家）传来陪侍。

作为父亲，康熙对其他皇子也堪称尽心尽力，慈爱有加。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当时正是“三藩之乱”最为困难之时，四岁的大阿哥胤禔出痘，康熙也是辍朝九日专门护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康熙带皇子们出古北口行围打猎时，大阿哥胤禔不慎从马上摔下，肩膀受伤。康熙得知后，立刻命令随扈人员和大部分军队（近六万人）停止行进，暂时驻留原地，直到十天后，胤禔的臂伤基本痊愈，康熙才让行围队伍继续前进。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康熙出巡塞外时，八岁的四阿哥胤禛突然患上痢疾，康熙听后便决定立即赶回京师，并亲自安排四阿哥的治疗事宜。

有一次，亲征噶尔丹途中的康熙因为想念太子，曾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朕帅军征战之时，军务在身，无暇他思。今胜负已定，噶尔丹逃遁，我军穷追不舍。当此之时，班师返归，一路欣悦，朕不由思念太子，何得释怀。今天气已热，将你所穿棉衣、纱衣、棉葛布袍（等）四件，褂子四件，一并捎来。务必拣选你穿过的，以便皇父想你时穿上。”军务如此繁重，康熙尚有如此舐犊之情，着实让人感叹。胤礽收信后，“伏阅慈旨，得知皇父眷恋儿臣之心，不禁热泪涌流，难以自已”，随后他便按照皇父的要求，将自己所穿的衣物精心挑选数件，并派专人送给皇父。

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康熙对胤礽的过度宠爱，事事都顺从他，结果却导致胤礽极为骄纵，甚至养成了暴戾的性情。仗着自己是皇太子，胤礽从刚懂事起就奢侈无度，贪财好利，甚至利用陪同康熙南巡的机会向地方官员大肆勒索——谁也不敢得罪这未来的皇帝啊。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胤礽陪同康熙南巡到江宁时，因为地方供奉简陋，服务不周，胤礽在暴怒之下竟然要把知府陈鹏年处死！幸好当时有张英、曹寅（即曹雪芹的祖父，当时任江南织造，专门为皇宫采购物品）出面援救，这才保住陈鹏年的一条性命。

胤礽的口碑一直不佳，他十三岁时，就有人说他“刚愎，喜杀人”。胤礽成年后，更是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就连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他还亲自动手鞭挞平郡王纳尔苏和贝勒海善。太子的暴戾不仁，就连朝鲜使节都在私下里说，如果胤礽继位当政的话，“必亡清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在征讨噶尔丹的归途中生病，形容憔悴，因为想念胤礽，便特意让他来行宫。胤礽当时十六岁，他来后见了自己生病的皇父却谈笑如常，没有一点忧戚之色。康熙见胤礽竟然毫无忠君爱父之念，非常生气，没过两天便找了个借口把胤礽给打发回去，而把和他同来的三阿哥胤祉留在身边。

康熙返回京城后，便将太子身边的膳房人和茶房人以“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的罪名，或拘禁或处死，以警告胤礽好好反思，莫听“匪人之言”，不要在外面胡作非为（也有人说胤礽和这几个人搞同性恋）。但是，杀几个人对胤礽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多添几个冤死鬼罢了。

胤礽的种种不端之行，让做父亲的康熙极为寒心。他自己也曾愤愤地说：“隋文帝因为不能预知儿子炀帝之恶，最后不得善终！我要是还有一息尚存，岂能容忍这样的不忠不孝之人？”

康熙虽然是历史上难得的英主，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胤礽毕竟是他一手带大的，这三十多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没有就没有。看在胤礽母亲赫舍里氏的份上，康熙对这个儿子是又恨又气，却又一忍再忍，只盼他某天能够突然懂事，明白做人和治国的道理。但是，尽管康熙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胤礽机会，但最终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太子党：得意得忘了体统

话说回来，康熙对胤礽不满，胤礽还对康熙怨气冲天呢。

从一出生开始，胤礽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爷，但他对此还不满意，还不知足。私下里，胤礽曾与人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乎？”这话的意思，似乎是胤礽觉得自己做太子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等到他做皇帝，已经是半个老头了！胤礽这种大不敬的话，言外之意，简直就是希望自己的老爸早点去见阎王，好让他早日登基！

胤礽的太子地位，加上他也确实有点才能，康熙出征或出巡时，往往会让他留在京师代理朝政，这时间一长，太子的身边便聚集了一帮趋炎附势的小人。这些人认为康熙日渐衰老，反正以后要把皇帝宝座交给胤礽，何不乘现在赶紧围拢巴结，也为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岂不美哉？

当时朝廷中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即以胤礽的外叔公索额图为首。索额图系索尼之子，也是已故皇后赫舍里氏的亲叔叔，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其父去世后，索额图作为索尼次子及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命官之列。最初，索额图只是宫中侍卫官，但因为皇后赫舍里氏的关系，索额图很快便飞黄腾达，在索尼死后的第二年，索额图便被提拔到吏部右侍郎的高位。

在力擒鳌拜的突击行动中，索额图曾立下大功。康熙当时以下棋为借口，把索额图召进宫中细加谋划，最后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之后又惩办其党羽，由此，康熙这才开始真正主持朝政。在此功劳下，索额图升任为国史院大学士，一年后又加封保和殿大学士，一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离任。在这十年中，索额图权倾一时，人称“索相”，是当时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

当时朝中还有个厉害人物，那就是人称“明相”的满洲大学士明珠。明珠是惠妃纳喇氏的堂叔，他的地位虽然不如索额图显贵，但也是皇亲国戚。明珠本人也有点本事，他在帮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中功劳不小，在康熙前期颇受重用，其势力与索额图不相上下，正如当时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谚说的：“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

索额图和明珠两人政见不同，早有夙怨，又因为争宠，两人经常相互倾轧，彼此争斗不休。不过，他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都喜欢擅权。就各自特点而言，索额图过于嚣张，而明珠偏于阴险，所以又有民谚说：“天要平，杀老索；天要安，杀老明。”事实上，康熙对这两人的矛盾心知肚明，并经常在他们之间玩弄平衡，让他们相互制约，防止一人坐大。

在忠于康熙这个问题上，索额图和明珠没有区别，但在储君的问题上，两人因为家族的关系，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对象。索额图是太子胤礽的外叔公，自然要保护胤礽的地位；而明珠是大阿哥胤禔的外叔公，当然是倒向胤禔。{1}胤禔是康熙的长子，本比胤礽要大两岁，但因为不是嫡子而只能屈居太子之下，他虽然一直心怀不满，但只能暂时隐忍未发。对胤禔的心思，明珠也是了如指掌，清楚得很。

为了让自己的家族今后能够长久的荣华富贵，鸡犬升天，明珠也一直在积极筹划，等待时机。他一方面鼓励大阿哥在康熙面前表现积极一点，多寻找机会建功立业，以博得康熙的好感；另一方面，明珠又利用自己的地位拉拢朝中大臣，如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和刑部尚书徐乾学等人，隐然形成“皇长子党”，和索额图的“太子党”相抗衡。当时的朝中，这些人彼此争权夺利，毫不退让，最终引起了康熙的注意。

康熙同时重用索额图和明珠，本意是希望两人相互制衡，防止其中一人擅权坐大，但后来看到这两人把太子胤礽和大阿哥胤禔也卷了进来，还在朝中结成团伙相互倾轧，这严重干扰了朝政不说，还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康熙对此极为不满。所幸的是，康熙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摆平这两人绰绰有余。经慎重考虑后，康熙为保护太子胤礽的地位而在二十七年（1688年）罢斥明珠，进而打击、瓦解“皇长子党”，此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这两派的恶性竞争。

明珠被罢斥，却使得“太子党”的势力膨胀，日益猖獗。由此，太子胤礽的权势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大臣们为将来能升官发财而纷纷趋赴太子门下，隐然形成朝廷以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作为“太子党”首领的索额图，更是上蹿下跳，四处奔走，他利用各种机会提升太子的地位，以树立太子的权威。

譬如在制定太子仪制时，索额图授意太子的衣物一律使用黄色，几乎将规格抬高到和皇帝等同；而每年三大节，太子在主敬殿接受朝贺时，大臣们也被要求行二跪六叩礼。在发现索额图的所作所为之后，康熙特意把他叫来并不满地说：“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康熙的意思是，太子是太子，皇帝是皇帝，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似乎也隐隐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康熙对索额图的不满，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时，索额图随同康熙亲征噶尔丹，当时康熙亲率中路军，大将费扬古、孙思克则率西路军两路分进，后来由于西路军被风雪所阻，未能和中路军如期会师，导致中路军有所突前。当时噶尔丹散布谣言说马上有六万俄罗斯兵前来增援，索额图一向畏缩怕死，加上西路军没有按约会合，他一慌张便力请康熙回銮，让中路军先脱身再说。最后，西路军孤军迎战，所幸在费扬古、孙思克的率领下，在昭莫多和噶尔丹血战一场，结果噶尔丹惨败，仅以身免。

索额图的退兵之议让康熙感到十分的羞耻和屈辱，事后他激愤得泪流满面，说：“朕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不知索额图等视朕为何如人也！今朕失约即返，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

索额图懦弱怕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吴三桂叛乱之时，他就因为临敌怯懦、畏首畏尾而遭到康熙的申斥。越是关键时候，索额图就越是如此，这一次也不例外。索额图被痛斥后，觉得没脸见人，回来后便向康熙提出致仕（退休）。但是，索额图虽然屡误大事，还死不认错，被罢官后对康熙多有怨言，自己又不甘寂寞，他勾结了一些党徒，投在太子胤礽的门下，企图东山再起。

此时的太子，因为熏染恶习，经康熙屡加警告后依旧顽冥不灵，便有了失宠的危险。于是，索额图和胤礽就更加抱团在一起，经常潜谋国事，发泄自己的怨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带着胤礽等皇子南巡走到德州时，胤礽突生急病，康熙为让胤礽更快康复，特意把已被罢免的索额图召来负责看护事宜。因为胤礽生病，康熙一行人在德州耽误了十多天，后来康熙便取消了这次南巡而返回了京师，但胤礽的病情并未完全好转，于是康熙便命索额图继续留在德州照顾太子，直到康复。

索额图和胤礽在德州的一个多月里，常常肆意妄为。索额图乘马直达太子住所中门才下（论法当是死罪），但胤礽对此不以为然。胤礽在德州所用之物都是黄色，其他的仪注也都仿造皇帝……种种不法之事，后来都被人告发，康熙得知后十分震怒，终于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的罪名将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

在拘禁索额图的上谕中，康熙说：“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

康熙的这段话颇多玄机。所谓“若不先发，尔必先之”，应该指的是索额图与太子胤礽篡谋大位之事，只不过说得隐讳而已。前面的那一句更有深意，“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这说明“太子党”人数众多，要不早做处理的话，恐怕后患无穷。

由此，康熙便采取断然措施，将索额图和家人全部圈禁，其同党额库礼等人也加以拘禁，这些人的子孙，凡是朝中任职的全部革退。康熙还特别警告那些负责拘禁的官员和侍卫们，“若尔等在索额图处行走，必将被索额图连累致死”，以防止这些人和索额图勾结，为他通风报信。由此可见，索额图的耳目甚多，能量相当大，康熙不得不早做提防。

索额图被拘禁后，“人们依旧怕他”。当时大部分人之所以不敢出来揭发他，怕的就是康熙如果不将他处死，万一哪天太子登基的话，到时候索额图复出并会追查旧账。看到这种情况后，康熙改变主意，要将索额图处死。这样一来，索额图在五月十九日被拘禁，在七月初便死于禁所。

索额图的死是必然的。作为皇帝，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威胁到他的皇权，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性命之忧。万一索额图潜谋篡位成功，不但康熙的老命不保，而且太子也可能受制于他，康熙对此决不能坐视不理。当年汉武帝想立弗陵（汉昭帝）为太子，因为考虑到“主小母壮”，加之汉朝有外戚擅权的传统，他心一狠，竟将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给处死了。后来，汉武帝还洋洋得意地说，这是为儿子继位主政而扫除外戚干政的危害。

但凡遇到潜谋篡位之事，皇帝都不会手软。在发现索额图有这样的念头后，康熙必然会置他于死地。更有甚者，在索额图死了多年之后，康熙还恨恨不已，骂索额图乃“本朝第一罪人也”。不过话说回来，索额图当时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未必真敢去发动政变。康熙大概忘了，当年索额图帮助他消灭鳌拜势力时，自己称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功臣”。帝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谓伴君如伴虎，诚哉斯言！

索额图被处死，不仅对“太子党”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对于太子胤礽来说也是个极为不祥的信号，只不过拘于太子地位，康熙在上谕中没有明说罢了。如此，太子的结果会怎样呢？

太子废了，康熙病了

索额图死后，坐在火山口上的太子胤礽居然浑然不觉，依旧是我行我素，不但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平时的生活中，胤礽经常因为小事殴打臣民，他的侍从们也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几乎激起公愤。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康熙是恨铁不成钢，气得直咬牙。

矛盾的时间长了，迟早有一天要爆发出来。十八阿哥的死，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据说康熙训斥胤礽“毫无兄弟之谊”后，胤礽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忿然发怒”。自己挨了骂后，胤礽竟然跑出去挞辱随行的侍从和大臣出气。

这时，途中又发生了一件“帐殿夜警”的事，更是让事态火上浇油。原来，太子胤礽挨骂之后，心中忐忑不安。由于心情紧张，他便派出自己的亲信去侦察康熙的日常起居，其本人也曾在夜间偷偷到康熙帐前，扒开帏幄的缝隙，鬼头鬼脑地窥视里面的动静。不巧的是，这事被其他皇子撞见，之后便捅到了康熙的面前。

康熙听了，大为震怒，随后便召集所有的随从大臣和武将，并将太子胤礽和其他皇子全部拘来。当着大臣们的面，康熙厉声痛骂这些无情无义的儿子们。对皇太子胤礽，康熙更是新账老账一起清算，他斥骂道：“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你平日里就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我包容了你二十多年，你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你平时奢侈无度，比我的花费还要厉害，倒也算了，派你去南巡，你竟敢向当地的官员索贿纳贿，胆子也大过天了！连外邦进贡的物品，你都敢贪入私囊！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康熙越说越气：“你幼弟十八阿哥病危，我日夜照料，焦虑万分，你身为兄长，竟可以无动于衷，你这样毫无孝悌的人，怎么能当太子？你还在深夜里向我的帐殿窥视，难道你是想看我死了没有吗？你的亲信日夜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到底用意何在？”

康熙喘了喘气，接着又痛骂道：“这几日来，你每天都在我帐幄周围窥测，弄得我整夜不能安宁，时时刻刻都得戒备，真不知道是今天会被你毒死，还是明天被你所害！”

说到这里，康熙对这些儿子失望至极，他在痛哭流涕、情绪激动之余，一度还昏倒在地。等清醒后，康熙第一句话就是：“胤礽废去太子名号，他这样的人不能继承祖宗的家业！”

康熙下令废太子后，命大阿哥胤禔一路监视胤礽回京师。随后，康熙又下令将索额图的儿子格尔芬、阿尔济善和追随胤礽的苏尔特、萨尔邦阿等六名党羽立刻诛杀，以绝后患。回到京师后，康熙将胤礽囚禁在上驷院旁边的毡幄之中，交由大阿哥胤禔、四阿哥胤禛和九阿哥胤禟负责看守。

从整个过程来看，康熙显然是把它当成一场未遂的政变看了。废黜太子，这么大的事情，他甚至等不及回京师祭拜天地和祖先后施行而就在路途当中匆匆宣布，可见其心中的焦虑和恐惧。在废太子的同时，康熙的疑心高度膨胀，“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结果，他又将索额图的余党加以诛杀。

回到京师后，康熙召集朝中大臣，说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祖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若以此不仁不孝之人为君，必至败坏我国家，戕残我万民而后已”！在列举了胤礽的种种罪状后，康熙宣布，“朕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索额图可能是和胤礽私下里谈论过继位的事情，但未必真的发展到要篡位的地步。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来他们没这个实力，二来他们也没这个胆量。以康熙当时的威信，是谁也不能取代的，“太子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发动这样的政变。至于太子胤礽当时为什么会在深夜围着康熙的帐幄转，也颇为可疑，后来康熙的解释是，胤礽“似受魔障”，但与其说胤礽中邪，倒不如说他因为过度的精神紧张而导致行为古怪。

因为一件意外之事，导致康熙的突然之举，这其实也反映了康熙对太子长期的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已经忍了胤礽二十多年，怒火终于在瞬间爆发。应该说，康熙有时也会感情用事，比如后来他又主动给胤礽找借口，说他因为中邪才会有如此“狂易之事”。半年后，康熙又复立胤礽为太子，这说明他对胤礽虽然痛心，但还是抱有希望的。只是索额图的儿子格尔芬和那几个所谓的“党羽”就倒了血霉了，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莫名其妙地被诛杀，做了政治迷雾中可怜的牺牲品。

废太子之事昭告天下后，康熙又亲自撰文，并派人前往太庙、社稷坛祭奠，以告天地祖先。康熙在文中说，历史就是这样，“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最后，康熙下了死命令：“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贼，法所不宥。”

废太子的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这件事对康熙的刺激极大，他一下就病倒了，六天六夜都无法入睡。在黑夜里，他瞪大眼睛，仿佛看见死去的祖母孝庄太后在远处看着他，脸色忧郁，闷闷不乐；后来又梦见胤礽的母亲赫舍里氏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康熙想和她说话，却发不出声音，赫舍里氏也一直垂泪不语。迷迷糊糊中，康熙又想起废太子那天，天地昏暗，风云突变。进京时，突然有大风旋绕马前，自己在风中又似乎看见了赫舍里氏面有戚色。种种情形，让康熙昼夜不安，形容憔悴，短短几天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潜意识里，康熙把太子的被废看成是自己的一次重大失败。培养太子是一个几十年的事业，作为父亲和皇帝的康熙在儿子身上倾注了无数的精力和感情，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个打击，决不会比摛拿鳌拜、平定三藩和噶尔丹所带来的冲击小。康熙一向以仁孝治天下，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没想到自己的太子居然是这样一个不仁不孝的人！

康熙的孝顺是出了名的。他侍奉祖母孝庄太后三十多年，“无一时不尽敬，无一事不竭诚”，南巡时捕到鲜鱼，都要派人飞马送回京师给祖母尝鲜。孝庄太后有皮肤病，康熙亲自送祖母去温泉，一路上扶持左右。孝庄太后病重去世前，康熙侍疾在旁，连续几十天都未曾盥洗。嫡母孝惠皇太后，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康熙也侍奉了几十年，在孝惠皇太后七十大寿时，五十七岁的康熙甚至在众人面前，亲自下场跳起满洲特有的蟒式舞为皇太后祝寿。孝惠皇太后病危之时，康熙当时也得了重病，身体虚弱，双足浮肿麻木，但他仍旧让人用手帕缠足，乘软舆去看皇太后最后一眼。

联想起自己对祖母和皇太后的感情和关系，再对比儿子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康熙怎能不感慨万千，痛苦万分！要知道，自己最关心、最疼爱的儿子尚且如此，其他儿子更不敢指望了！

康熙就弄不明白了，小时候聪明可爱的胤礽，长大后怎么就变了个人呢？自己的表率怎么就不起一点作用呢？难道自己的教育就这么失败？或者是上天的捉弄？

那段时间里，康熙疑神疑鬼，问天问地，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康熙当时五十五岁了，开始日益衰老，就在这个转折时期，胤礽的“不忠不孝”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把他从前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全部击得粉碎，甚至撕下了亲情的面纱。对于康熙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伤心的呢？

但是，康熙难道就没有责任吗？事实上，胤礽的失败，他至少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康熙自己也曾说过，过分溺爱孩子结果会害了孩子，因为那些孩子长大后奢侈过多，并且缺乏宽宏大量。但话虽如此，他自己并没有做到这点。胤礽的暴戾骄纵，其实也是在康熙的一再纵容下养成的。胤礽小时，康熙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照顾，特意任命了胤礽的奶公（奶娘的丈夫）凌普执掌皇宫内务府，这样的话，胤礽便可以任意拿取他想要的东西，也由此养成了他奢侈无度的习性。对此，康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干涉。

更为严重的是，康熙在为胤礽请老师时，为维护皇室和太子的尊崇地位，不但没有为胤礽做出尊师重教的榜样，反而是肆意践踏老师的威信和尊严。据记载，胤礽读书时，师傅达哈塔、汤斌和耿介因为年迈暑热，晨起过早，站的时间又过长，体力不支，几乎颠仆，但胤礽依旧视而不见。老师在给太子教书时，必须侍立在旁，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连胤礽背书时，老师也得先下跪捧接经书，等胤礽背完后再退回原处！

胤礽对老师极不尊重的事情，康熙居然还为他辩护。有一次，师傅耿介因为天气热，又站得太久，突然晕倒在地。康熙得知后，非但没有责备太子，反而怪到师傅的头上：“尔等侍立，朕焉得知？应坐应立，宜自言之。皇太子欲赐座，未奉朕谕，岂敢自主？”当时的胤礽已经十四岁了，他难道会不知道自己的老师年纪大了支持不住？这件事，既显示了太子本性不佳，也反映了康熙的教子无方。

另举一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康熙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帝师徐元梦也陪侍在旁，康熙示范完也让他来射，因徐元梦拉不开强弓，被康熙讽刺诘责，徐元梦不过解释了两句，一下把康熙惹恼了，他当着皇子们的面，命人将徐元梦打得半死，并抄了徐元梦的家，还将其父母流放到黑龙江。康熙的突然失态，很可能是因为徐元梦在皇子们面前伤了他的权威。当天晚上，康熙为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习，又让御医去给徐元梦治伤，命他第二天按时去皇子们的书房上课。第二天早上，徐元梦裹着身上的伤口，一瘸一拐地来到宫门前，他跪倒在泥水里号泣，请求宫中御前侍卫代为转奏：“臣奉职无状，罪该死。臣父廉谨，为官数十年，籍产不过五百金，望圣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壮，乞代父谪戍，尚能胜甲兵效命矣！”当时正好下着滂沱大雨，那些侍卫们都看不下去，但又知道康熙在盛怒之下是有意要整徐元梦，所以没人敢去转奏。后来有人偷偷地去请某朝中重臣来，“斥公（徐元梦）同入”，给了双方一个台阶下，康熙这才赦免了徐元梦的父母。据说，当时押送徐元梦老父老母的囚车都准备出发了，一时间观者如堵，人人都为之愤愤不平。

康熙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在儿子们面前对老师大打出手，将会给他们留下怎样恶劣的印象。这个徐元梦也是倒霉，康熙后来又盯上他了。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康熙第六次南巡，接到京师三阿哥胤祉等人的请安帖后批示道：“这次随我来的几个小阿哥的作文，经我考察后，都不明文义，生疏而不流畅，这都是徐元梦不尽心教诲所导致的。拟将徐元梦革职，并当着全体阿哥之面，由乾清门侍卫打三十板子。要是徐元梦还不改进的话，就再加倍处罚，断不宽恕。”

半个月后，三阿哥胤祉等人回报说，已经让侍卫们当着众阿哥的面，着实打了徐元梦三十大板。徐元梦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学生面前多次受到如此的羞辱！康熙第二次废黜太子胤礽时，也曾指责胤礽曾经殴打师傅徐元梦，并曾将之推入河中。可笑的是，胤礽不过是亦步亦趋，学康熙的样罢了！

就这点而言，后来雍正比康熙要强。雍正在儿子第一次拜老师时，特意传谕说，“皇子拜师傅，礼当拜”。皇子们遵旨向老师行礼后，师傅们不敢受，便相互行作揖礼，后来便成了定制。

大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一个连老师都不尊重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去尊重其他人呢？

皇帝做久了，江山格外的重

康熙心里难过，但话说回来，胤礽这个太子也不好当。

胤礽人性上的种种弱点，与其先天因素有很大关系，但其所处的环境也对其有压迫作用。毕竟，康熙的儿子太多又都太能干，由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很多皇子们都联合起来反对胤礽，使得胤礽在当时处于一个孤立无助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皇子彼此之间，特别是太子和其他阿哥之间更是亲情淡薄。即便是同母所生的阿哥，也未必融洽，如四阿哥胤禛和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皇子们对大位都有所觊觎，当时太子胤礽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估计他平日的心情也都是紧张不安的。

过了几天，康熙对这个从小就没妈的孩子还是放心不下，等他气消了后，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又特意派人送自己的御馔给胤礽吃。可到底哪里不对劲儿呢？康熙抓耳挠腮，后来经过仔细回忆，便觉得胤礽一定是“中邪”了。他想，胤礽受的教育那么好，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恶行呢？这没道理啊！

康熙越想就越觉得，胤礽最近的行为确实反常，他白天常常昏昏欲睡，等到半夜才想吃饭，连喝几十大杯酒也一点不醉；祭祀上天时，胤礽有时惴惴不安，不能成礼；碰到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时，往往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最近，胤礽还行为古怪，语言颠倒，时而神经发作，就像魔鬼缠身一样。

想到这里，康熙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这不就是中了邪吗？

其实，胤礽当时虽然被圈禁，但这个废太子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康熙所说的那些反常行为，不过是胤礽当时极度绝望而产生的自暴自弃状态罢了。索额图被处死后，胤礽也意识到自己地位不保，种种暴戾狂躁，未必不是一种无望的表现。就像他反常的生活习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大肆酗酒，时而惊恐不安，正是这种状态的反映。但在康熙看来，这孩子的确是“疯了”。

无独有偶，清人笔记《十叶野闻》里也记载了一个胤礽发疯的野史故事。不过，里面说导致胤礽疯癫的原因却是雍正下了迷药，故事颇为曲折，姑且一录。

胤禛（即雍正）少年时常只身行走江湖，结交奇人异士，以备日后不时之需。某次，胤禛漫游到河南嵩山，之后拜了少林武僧为师，并在那里习武半年。后来，师傅见他并非学武之人，便教了他一些皮毛并赠他一铁杖让他下山。

回京后，胤禛遇到太子（胤礽）宾客在街上仗势欺人，把人家打得满脸是血，当时却又无人敢管。胤禛心中不平，便过去问苦主为何如此，旁边恶少大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这闲事？你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想活了不成？”胤禛大怒，突然抽出铁杖猛击其头，把那恶少打得脑袋开花，其他人见后，吓得一哄而散。

“太子党”人得知胤禛回来后，便深夜派遣剑客去雍王府行刺。当夜，胤禛正在一喇嘛的陪侍下诵经，突然见窗外白光闪闪，上下无定，觉得十分古怪，便命喇嘛去看看怎么回事。喇嘛说：“殿下不用当心，我已派某力士去办了。”

第二天早上，胤禛见院中树枝有如刀削，蓄养的恶犬也有身无头，还有数十名武士横尸园中。胤禛正惊诧间，喇嘛禀告说：“这些都是昨晚来行刺的剑客，他们技穷力竭，被力士所杀。今晚他们可能还要来报复，请殿下当心。”

胤禛听后，命手下侍卫严加防范。当晚，果然风声鹤唳，屋宇震摇，只听见屋顶上金铁鸣动，两边人马在屋顶决斗，哐哐当当，甚为激烈。次日，太子宫的人惶惶然地出去抢购数十口棺木，雍王府也是如此。之后，太子宫和雍王府都在广招喇嘛前去诵经作道场，朝中大喇嘛被雍王府先招，不料他前脚刚进，后脚就有人命令他立刻赶去太子宫。大喇嘛碍于雍王府的情面，只好说不能复命。太子听后大怒，扬言要将大喇嘛捕杀。大喇嘛心里害怕，忙托国师求情，这才逃过一劫。

这时，有个从四川来的奇士到雍王府求见胤禛。两人相见，胤禛发现是以前结交过的好朋友，他十分高兴，便将之留下，一起谈论技击武艺。两人正谈得开心，奇士突然作色道：“殿下有难，为何不告诉我？”胤禛问：“你如何知道？”奇士道：“听说太子宫新得一奇人，能以铁冠在百里之外取人首级，今晚即要祸害殿下。所幸天不绝殿下，让我得知此事，今天是特来报信的。”胤禛问：“那有何办法对付？”那奇士冷笑一声：“他以喇嘛咒语为护符施展其魔术，今晚我们以贝叶蒙首，铁冠必然来而无去。我们可以先在庭外张一袈裟，就像蜘蛛张网一样，铁冠必然跌落其中。”

胤禛听从其言，当晚果然获得铁冠。太子听说铁冠丢失，十分恼怒，尔后竟积恨成疾。胤禛得知后，派大喇嘛前去太子宫，说：“我有阿肌稣丸，可以治殿下的病。”太子道：“你不是投了胤禛吗？我岂敢吃你的药？”大喇嘛说：“胤禛暴虐，众叛亲离已经很久了。他现在已遨游四方，不敢回来，殿下要是不信，可问某喇嘛。”某喇嘛是太子的亲信，但其实也是大喇嘛的徒党。太子不知其计，便问某喇嘛，喇嘛说：“大喇嘛是西天活佛之师，其丸能治百病。服之必然有效。”太子相信了他，便令大喇嘛进药丸服用。

殊不知，阿肌稣丸本是媚药或兴奋药，并不能随便使用，一旦滥用的话，必然致使神经中枢受到过度激刺，最后形态癫狂，无法自制。服用几天后，太子果然发狂了，他在屋里大喊大叫，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最后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太子妃大骇，赶紧上报康熙帝。康熙帝派人去看视，得到回复说太子已不复成礼，安静时像得了大病一样奄奄一息，躁动时就像野兽一样狂呼乱叫。康熙不得已，只好下诏废其储位。

野史的东西姑妄听之，但按康熙的说法和民间的传闻，也不能完全排除太子胤礽因服药而导致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古代科学不发达，他们对精神疾病也不了解，大多是以疯子、中邪等加以归纳，而胤礽的暴戾狂躁，可能就是间歇性精神疾病的症状。

无可否认，康熙对太子胤礽被废的悲剧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这还不仅仅是教育失败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太子（皇子们）的培养和极权体制的冲突上。众所周知，清朝入关前并没有什么嫡长子继承制，他们实行的是王公们（如八旗旗主）推选制（类似于原始民主制），以征战中功劳大、有贤能的人为王。但是，这种为发挥军事首领积极性而采取的制度，通常只适合于打天下的时期，随着清朝最终一统中原，局势稳定后，这种公选制度迟早要被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制度取代。毕竟，皇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皇位怎么可能由王公们来决定？

就历史脉络而言，在努尔哈赤时，皇权已在逐渐集中，当时八旗旗主大多是由皇帝的儿子来担任。到皇太极时，八旗旗主的权力更是受到打击，并被一步步收回。等到康熙时期，八旗旗主在政治生活中已经起不到什么重要作用，更不要说公选推出皇位继承人了。

康熙推翻了传统的“以臣选君”的公选制而改用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有一点他却保持了关外的传统，那就是对其他皇子们的培养和任用。殊不知，家国即天下，嫡长子继承制是个配套工程，并不仅仅是立个太子那么简单。

在打江山的初创时期，往往是父子齐上阵，大家一起去建功立业，由此皇子们都有机会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康熙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优点，他对自己的这些儿子都进行了良好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了有才能的人（有德无德姑且不论），这一点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培养出这些人之后，应该如何使用呢？

康熙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众多优秀的皇子围绕在更优秀的太子身边，众星捧月，今后自己死了，太子立为皇帝，而其他皇子能够成为贤王辅佐新皇上，家族事业由此兴亡发达。因此，康熙尽可能地给这些皇子们一些机会去加以锻炼，他每次南巡或者围猎时，总是要把一些皇子带上。另外，康熙在离开京师时，往往也会留下几个皇子在北京代他处理政事。

康熙想让皇子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的想法固然不错，但皇子干政的结果却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再者，那些参与处理政事的皇子在政治活动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往往会像服用了毒品一样上瘾，他们怎肯做个屈居人下的贤王？毕竟，当时清朝入主中原时间不长，即使康熙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观念，但他的那些儿子们对此并不以为然，怎会对胤礽心服口服？康熙在位时，大家都是兄弟，只有长幼之分，凭什么就胤礽能做太子呢？

更可怕的是，万一胤礽做了皇帝，那时大家就不再是兄弟，而是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上下等级关系，那岂不是天壤之别！一想到胤礽的暴戾自私，那些兄弟们能不寒而栗吗？因此，有机会从政的皇子们必然会培植自己的势力，最后发展到和太子抗衡的地步。

太子不但和其他兄弟们有矛盾，和皇帝也存在矛盾。康熙是皇帝，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大权在握，其权威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质疑，这也是专制制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太子作为储君，康熙又希望他在登基前能够在政治中得到锻炼，以便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君。现实问题是，太子一旦从政（由于其将来会成为皇帝的预期），各大臣们很难对抗其权威，由此也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和当前在位的皇帝隐然对抗，而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下狠手解决“太子党”的根本原因。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出发点是好的，但最终结出的却是让人无法预料的恶果。让皇子们参政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让太子参政又威胁到了皇帝的地位，康熙发现自己良好的愿望最终形成一个悖论，而形成的这个悖论，竟然是自己几十年对皇子们的有意培养所导致的。康熙的这种失败与痛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其实，康熙对嫡长子继承制还是没有完全领会到其中的真谛。譬如明朝的做法，各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意思就是说，皇帝的儿子们封王，但没有领地；有爵位和俸禄，但不从政理事，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皇子们和太子的矛盾。至于太子，其权力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那就是太子得不到锻炼，导致明朝的那些皇帝大都昏庸无能。

有人总结说，康熙对皇子的培养，首选为成龙，次为襄政，又次之为领兵，再次之为务学，复次之为书画。也就是说，皇子的培养目标是做皇帝，其次是做贤王辅政，又次之是做领兵大将军，再次之是搞学术，前面几种都不合适的话，就搞书画艺术。

做皇帝做久了的人，总是想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所有的事情。可惜的是，康熙的理想主义，迟早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争储位 狼烟四起

太子胤礽被圈禁后并不难过，难过的反倒是他的老父亲。这十几天里，康熙大病一场，他躺在床上思前想后，长吁短叹，等到身体稍微复原一点并挣扎着起来时，已是面容憔悴，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太子胤礽刚刚被废，其他的儿子们蠢蠢欲动，极为露骨地表达了他们对储位的兴趣，这无疑又给了病中的康熙沉重一击。想起当年齐桓公去世后的恐怖结局，康熙的心里便有如万念俱灰，整个人仿佛麻木，像是坠入了万丈深渊。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当时何尝不是威武雄壮，风光无限，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死了还没有入殓，他的五个儿子把老爸的尸体搁在一边，就开始争夺王位。据说，那些不肖子们一心争斗，结果齐桓公的尸体被锁在屋里六十多天，没有人管，尸体最后都腐烂生蛆，爬得满地都是，有的甚至从窗户里面钻了出来。

废太子后的第二个月，康熙甚至用哀求的口气跟儿子们说：“十八阿哥刚死，又因为胤礽的事情，让我身患重病，伤心不已。我现在已经老了，心存畏惧，只盼着能够平平安安得终天年。众阿哥当思我为君父，我如何降旨，你们就如何遵行，安分守己，这才是做臣子的正理。你们不要再生事了，要是你们争斗不休的话，等到哪天我死了，你们还不把我的尸体放在乾清宫，然后又像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一样‘束甲相争耳’！”

康熙又是恳求，又是恫吓，希望儿子们能够彼此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储位虚悬只能使皇子们更加钩心斗角，相互排挤。要知道，这时候的阿哥们可不是当年在上书房老实读书的那些人了。现在他们的翅膀硬了，为了今后的荣华富贵甚至是性命安危，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也听不进老父亲的忠告了。或许，当时他们脑袋里想的是，抢到碗里的才是自己的，现在不争，万一哪天老爷子一归天，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

事实上，争夺储位的战争，已经在废太子的那天开始，这时徐徐拉开了大幕。

大阿哥出局：权力这东西的确可怕

太子胤礽被废，最高兴的莫过于大阿哥胤禔了。

胤禔的事，得先从他的母亲说起。胤禔的母亲惠妃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虽然很早就进了宫，但当时并没有获得主位的名分而只是个宫中地位卑下的贵人（清朝后宫制度分为八个级别，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前面五个是主位，后面的都是庶妃）。

虽然在康熙九年（1670年）时，纳喇氏生下了皇子承庆（当时她和康熙都只有十七岁），但是很不幸的是，承庆在两岁时便夭折了，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纳喇氏又生下了胤禔。按出生顺序，胤禔本是康熙的第五子，但由于前面四个皇子都很早就夭折了，所以排下来胤禔反做了老大，比太子胤礽年长两岁。

据在宫中服务的传教士白晋说，胤禔“是个美男子，才华横溢，确实很可爱，并具有其他种种美德”，还说康熙特别宠爱大阿哥胤禔。由于胤禔在皇子中年龄居长，他年轻时确实帮康熙做了不少事。不过，从各种材料上来看，胤禔这个老大做得比较郁闷，原因很简单，胤禔虽然是大阿哥，但这大阿哥和老二胤礽的太子地位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这又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胤禔的母亲当时地位不高。当时胤礽的母亲是皇后，纳喇氏一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才被封为惠嫔，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被封为惠妃（到顶了），而这时胤礽做上太子都已经好几年了。

这种先天形成的血缘劣势，让胤禔无话可说，不服也不行。话虽如此，胤禔只是表面上承认现实，其内心里对太子的地位依旧十分艳羡。他对胤礽的怨恨隐藏了三十余年，一有机会的话，必然要暴露出来。后来胤禔被康熙治罪时，他的母亲惠妃纳喇氏说他不孝，颇为可疑，不知道是纳喇氏为自保而看康熙脸色行事呢，还是胤禔在平时真的流露出对自己母亲地位低下的怨恨？

其实算起来，纳喇氏母家的地位还不算太低，在康熙的妃子中应该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如果胤禔流露出不满的话，估计是因为母亲没能给自己带来太子地位所引发。正如现在有的小孩看到别人家比自己家有钱，也会怪自己的父母无能，年纪小可以原谅，如果长大了还这样认为的话，那恐怕就有问题了。

胤禔并不甘心做个辅政的王爷。在明珠的帮助下，胤禔身边聚集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佟国纲之子）、一等侍卫隆科多（佟国维之子）等人，在朝廷中形成“皇长子党”，他们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和索额图的“太子党”相对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时，两派的斗争日益激化，康熙考虑再三，决定维护太子的地位而将明珠罢黜，结果使得“皇长子党”的势力几近摧毁，隆科多等人还曾被康熙严厉斥责。

在这些兄弟里面，胤禔还算聪明干练，康熙对这个长子也很重视，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出巡或者围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年仅十八岁的胤禔奉命协助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这本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可惜他当时年轻气盛，没有好好把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清军和噶尔丹的军队激战于乌兰布通，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但噶尔丹的损失更大，如果清军一鼓作气的话，本可以一举全歼噶尔丹残军。但由于清军将领间意见不合，结果中了噶尔丹假意求和的缓兵之计，致使噶尔丹得以逃脱，留下后患。

对这次没能全歼噶尔丹军队，康熙非常生气，而在这时，他又接到胤禔的“私自陈奏”，这让事情更加火上浇油。噶尔丹此次得以逃窜，本来就是因为将领不和，而胤禔在其中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仗着自己是阿哥，违反规定越级上奏，并在暗地里说自己伯父的坏话。胤禔这种对长辈没有丝毫敬意的做法，让康熙十分生气，他一怒之下，便将胤禔提前召回京师。

对自己的哥哥裕亲王福全，康熙一向十分敬重。在福全班师回京前，康熙便提前给胤禔打预防针：“裕亲王乃是你的伯父，倘若你的陈述和你伯父不同的话，必将置你于法！”康熙此举，一方面是为维护自己兄长的颜面，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说伯父的坏话；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为保护胤禔。要是胤禔不懂事乱讲话，甚至把责任推到福全身上的话，康熙惩罚的必然是胤禔而不会是福全。事实上，胤禔在军中过失也不少，福全这次本想参他，但见康熙如此表态，便将这次指挥失误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由此也保全了胤禔。

其实，从“私自陈奏”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胤禔这个人做人既不厚道，也不尊敬长辈，就连脑子似乎也不太开窍。他心里其实应该清楚，自己父亲生平最恨的，岂不正是那种不仁不孝、不忠不义之人？

后来，康熙还是一直给胤禔机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胤禔被派到华山致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胤禔又和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和八阿哥胤禩随同康熙亲征噶尔丹，二十五岁的胤禔率领御营前锋，参赞军机；次年，胤禔又和诸兄弟再次随同康熙亲征，最终消灭了噶尔丹势力。在征战结束后，康熙命大阿哥胤禔暂留拖陵断后，并负责犒赏三军、散发军粮等善后事宜，直到一个月后才返回京师。在这些征战中，胤禔经受了铁和火的考验，康熙对他的表现还是比较认同的。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七岁的胤禔被封为多罗直郡王，当时和他一起被封为郡王的，还有三阿哥胤祉（次年因为犯错被削为贝勒）。在当时的这些阿哥里，除太子胤礽外，胤禔是地位最尊贵的，但胤禔对此并不满足，他始终为自己是皇长子而没能立为太子而耿耿于怀。但是，当时太子胤礽有康熙撑腰，他也只能把怨气藏在心里，耐着性子密切注视着康熙对胤礽态度的变化，等待时机的出现。

当时忌恨太子的并不只胤禔一人，事实上，其他阿哥和太子也多多少少有些矛盾。特别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被处死后，太子日渐失宠于父皇，其他阿哥们见有机可乘，经常抓住机会在康熙的面前说太子的坏话，阿哥们之间甚至互通声气，有意无意地联合起来倒太子的台。

终于，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十八阿哥的事情发生后，太子胤礽被废，胤禔因护驾有功，康熙还让他好生看管已废的太子胤礽。胤禔受命后心头窃喜，他以为胤礽被废后，按照“立长”的原则和顺序，也该轮到自己做太子了。

但是，胤禔太急躁了，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正当胤禔沾沾自喜、蠢蠢欲动时，康熙一下就把他看穿了，他警告胤禔说：“我废太子，并让你保护我的安全，但并没有要立你做皇太子的意思，你的秉性一贯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被冷水这么一浇，胤禔一下就傻了眼，有些不知所措了。

回到京师后，康熙命胤禔同四阿哥胤禛和九阿哥胤禟一起看管废太子胤礽。当胤禔奉命将废太子的告天文书拿给胤礽看时，胤礽说：“我的太子地位是父皇给的，他要废就废，何必告天，又何必给我看呢？”胤禔回去后，便将胤礽的话添油加醋地汇报了，康熙听后很恼怒，说：“做皇帝乃受之于天命，怎么能不告天，胤礽既然愚顽不灵，以后他的话就不必上奏了。”

随后，胤禔又将康熙的话传达给胤礽，胤礽说：“父皇说我其他不是，样样都有。但是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这须代我奏明。”胤禔听后，大声斥责道：“父皇有命，以后你的话不必转奏了！”这时，九阿哥胤禟犹豫了一下，说：“二阿哥这话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才是。”胤禔横了老九一眼，心想：“你算哪根葱啊？父皇都说了，以后胤礽的话不必转奏，你又瞎起什么哄？”

不料，这时四阿哥胤禛也站起来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到时父皇责怪下来，这事我们也应该代他奏明。”胤禔心头火起，就是不答应。但四阿哥胤禛也不是好惹的，他声称，胤禔不去奏的话，他一个人也要去奏。说完，胤禛扭头便走。胤禔心想，这老四要是代奏了，反显得自己不是，只好拦住胤禛，答应去给胤礽转奏。

也不知道大阿哥哪根神经搭错了，胤禔后来居然偷偷地上奏康熙，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给八阿哥胤禩看过相，说他日后必定大贵。”不仅如此，他还揣测康熙想处死胤礽但又不忍心亲自动手，自作聪明的他向康熙提出，由自己来代为下手——“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康熙听后，大惊失色，脸上满是愤怒和惊骇。他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心肠竟然如此的歹毒！其对待自己的兄弟没有丝毫的骨肉情谊，比胤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听了这话后，康熙当场就被气得脸色发白，喝令将胤禔说的那个张明德立刻缉拿，交刑部严审。随后，康熙又召集皇子们，当众痛斥胤禔“凶顽愚昧，不知义理”，“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之情”，实在是“天理国法皆所不容的乱臣贼子”！言罢，胤禔便立刻被圈禁了起来。

胤禔向康熙推荐了八阿哥胤禩，真不知是抬举他还是故意害他。由于胤禩的生母卑贱，胤禩幼时被康熙交由胤禔的生母惠妃抚养，这两兄弟年龄虽然相差十岁，但因为是同母抚养，平常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应该比其他兄弟的关系要紧密些。因此，也有人认为，由于康熙给胤禔下了“不能做皇太子”的定论，胤禔在自己无望的情况下，便想攀附八阿哥谋取进身之道。当然，由于当时八阿哥的实力和呼声都很高，胤禔当时也未必就完全没有机会，他在潜意识里，恐怕也认为胤禩是个强劲的政治对手，因此不能排除当时胤禔推荐胤禩是故意激怒康熙，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果不其然，康熙接着又当着诸皇子的面，大骂八阿哥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其党羽早相邀结，谋害胤礽”，随后下令将胤禩锁拿。为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和十三阿哥胤祥也都相继被圈禁。

这事后，康熙对这些儿子们有些害怕了，自己也有些慌神，手足无措了，他似乎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透心的冰凉。

没多久，三阿哥胤祉又向康熙揭发了胤禔迷信喇嘛教的“魇胜”巫术，并在废太子之前派喇嘛巴汉格隆在胤礽的住处放“镇物”，企图咒死太子胤礽等不端之事。康熙听后，这回算是彻底崩溃了。看来，他太小看自己这些儿子的能耐了。为弄清事实真相，康熙派人前去调查，结果还真就发现了十几件“镇物”。人证、物证俱在，这下康熙对大阿哥胤禔彻底绝望，并于当年十一月下令削夺胤禔的郡王爵位，将之永久幽禁。

慈父肝肠断，犹怜逆子心。对于胤禔的恶性，康熙是非常了解的，可胤禔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朕固不忍杀之”，但胤禔比胤礽的罪行更大，“断不可轻纵”。由于担心胤禔被圈禁后“断不肯安静自守，必有报复之事”，所以康熙又命人将胤禔“严加看守，略有举动，即令奏闻”，“伊之身命犹可多延数载”。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四月，康熙巡视塞外，因为害怕胤禔及其余党兴风作浪，临行前特意下了一道谕旨，其中不无担心地说：“胤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任意妄为，万一事出，朕在塞外，须两三日后始闻，必致迟误。”后经大臣们商议，决定派遣八旗护军参领八人、护军校八人、护军八十人在胤禔府中严加监守。

对此，康熙还不放心，又加派了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和陈泰，还有八旗章京十七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监视，并且一再严旨：“务必严加看守，不得稍违，如有谁玩忽职守，将遭到灭九族之灾，决不宽宥。”一直到监禁胤禔的事情全部安排妥当，康熙这才放心地出了北京城。

由此，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一月，大阿哥胤禔在高墙内渡过了二十六年的幽禁生涯，最后悄然死去，终年六十三岁。

大阿哥胤禔的快速出局，恐怕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但等他想到时，已经晚了。他的后半生，就这样一直在禁所中渡过，他的所有希望，也就此被打了个粉碎。当年叱咤一时、锋芒毕露的大阿哥，此后便成了高墙里的政治幽灵、盛世年华中的行尸走肉，永远地和外界隔绝并退出了他所期待的那个政治舞台。

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完全怪胤禔自己。胤禔身为长子，只因为自己的母亲是个普通妃子，结果比自己小的胤礽反立为皇太子（只因他的母亲是皇后），心中愤然不平，也在情理之中。几十年来，胤禔一直是夹起尾巴做人，丝毫不敢得罪这个皇太子弟弟。这次见胤礽失势，胤禔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不料操之过急，昏着迭出，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连老本都亏进去了。

所以说，权杖本喋血，权力这东西有时候的确很可怕。

三阿哥：学术比政治保险

在康熙的皇子里面，三阿哥胤祉一向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形象而闻名。不过，令大阿哥胤禔没有想到的是，给他最后一击的，竟然是这个平时一贯低调的三阿哥胤祉——胤禔可从来就没把他当竞争对手啊。

胤祉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年龄比大阿哥胤禔小五岁，比太子胤礽小三岁。和胤禔的母亲一样，胤祉的母亲、荣妃马佳氏很早就进了宫，但地位也不高。不过，马佳氏的生育能力很强，从康熙六年到康熙十六年，总共为康熙生了六个子女（五子一女），但很可惜的是，马佳氏的六个子女中，只有三阿哥胤祉和二公主活了下来，其他四子都夭亡了，其中包括康熙的第一位皇子承瑞（其他三个分别为赛音察浑、长华和长生）。

马佳氏的家庭背景非常一般，但从生育的频繁程度来看，马佳氏在康熙年轻时应该颇为受宠——否则不可能在十年中生育六次，要知道，有的嫔妃可能终年都见不到皇帝一面，更别说受孕了，估计她在年轻时的容貌和脾性都应该不错，所以才能得到康熙的格外眷顾。

胤祉是马佳氏最小的儿子，但因为前面的哥哥们大都夭亡，所以胤祉排下来做了三阿哥，在皇子里面算是年长的。小时候，胤祉一度被康熙放到内大臣绰尔济家抚养，不知道是因为其母马佳氏不善于抚养孩子还是康熙怕这个儿子会像他前面的哥哥一样不幸夭折。

从各种材料来看，胤祉从小就是个好学生。无论是文学、书法，或是骑射，在众多的皇子里面，胤祉的表现都很突出。论文学，胤祉被康熙派去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可见他有相当的学术功底；论书法，胤祉写的字相当漂亮，一直得到康熙的称赞；论骑射，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陪同康熙出塞围猎时，胤祉曾经和一向善于骑射的康熙比试，两人不分上下。

但是，会读书未必能做官，学业优秀也未必就能做皇帝，这其中的关键，还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胤祉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野心，对政治也没多大的兴趣。尽管如此，作为年长皇子里面的一员，康熙还是时不时会让他去锻炼一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他和四阿哥胤禛去山东曲阜孔庙致祭，当时胤祉只有十七岁，而四阿哥胤禛只有十六岁。

对于那些年长的皇子们来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除太子胤礽坐镇京师外，其他的年长皇子全部随同出征，二十岁的胤祉也亲率镶红旗大营出战（当然，是象征性的）。在击败噶尔丹势力后，胤祉和大阿哥胤禔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同时被封为郡王。

但就在第二年，胤祉做了一件傻事，以至于受到康熙的严厉处罚。原来，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三阿哥胤祥的母亲——被康熙甚为宠爱的敏妃章佳氏不幸病故。按当时的丧制，母妃去世的话，皇子们在一百天内不得剃发，但胤祉不知何故，违制剃发。康熙得知后十分生气，将胤祉身边管理服制的人加以严惩，胤祉也受到由郡王降至贝勒的处罚。

虽然胤祉受到处罚，但并没有失去康熙的信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因为结党“潜谋大事”而被圈禁，后来康熙听说有人为索额图“通风报信，往来行走”，甚至想把他救出的传闻，于是便密谕胤祉和八阿哥胤禩去圈禁地，以查明到底怎么回事。

胤祉和胤禩受命后，决定在深夜突查。当天晚上三更时分，两兄弟带着人马前往宗人府，进去后便把看守索额图的兵丁全部绑了，以防走漏消息。在两位皇子的严厉质问下，可怜的索额图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奴才尚有何言可供？凭奴才的罪过，就是皇上杀了我，那也是罪有应得。只是奴才现在老了，求皇上能够开恩，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经仔细搜查与审问后，胤祉和胤禩并没有发现传闻中的“通风报信”和“图谋越狱”之事，之后将此事上报康熙，并建议在索额图的颈、手、足处加上九根锁链，严加看守。康熙得报后很满意，对他们的审问结果和建议也表示赞同。

同年十月，胤祉又和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随同康熙西巡，途经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省。康熙把皇子们带上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官风民情等实际情况，特别是胤祉，估计康熙也觉得这孩子有点书呆子气，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是好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废太子事件发生后，整个皇宫就像炸了锅一样，皇子们或摩拳擦掌、落井下石，或等待观望、跃跃欲试，不一而足，加上康熙当时生病，一些阿哥甚至和大臣们勾结起来，整个事态变得极为纷繁复杂。

因为大阿哥胤禔向康熙进言说由他来将废太子胤礽处死，惹得病中的康熙暴跳如雷，几位年长的阿哥也都被圈禁起来，当时除胤礽和胤禔被圈禁外，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八阿哥胤禩和十三阿哥胤祥都一度遭到同等待遇。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两个，第一种可能是康熙怀疑这些年长的皇子可能会作乱，有趁局势混乱发动政变的可能；第二种可能是康熙为保护这些皇子们免受上述事情的意外伤害而将他们暂时拘禁。

拘禁期间，胤祉向康熙告发胤禔使用“魇胜”巫术谋害太子胤礽，此举彻底结束了胤禔的政治生命。康熙病重时，因为大阿哥胤禔和老二胤礽都被圈禁，胤祉成了家中长子，而老皇帝又不肯就医用药，胤祉便和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和七阿哥胤祐，还有胤祉的同母姐姐二公主，一起痛哭陈请，为康熙冒死择医并精心照顾病中的父亲。这一点，总算让康熙感到一点安慰。虽然自己的老大和老二大逆不道、不仁不孝，但自己的女儿和胤祉这几个孩子还算孝顺，没有像他们的两个兄长一样。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决定复立胤礽为太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和五阿哥胤祺则同时被封为亲王。康熙还颇动感情地说：“自去年九月，不幸事出多端，朕深怀愧愤，以致心神损耗，形容憔悴。其他人不过寻常虚语，别无良法。惟贝勒胤祉、胤禛特至朕前痛哭陈请：‘皇父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用药饵，徒自面前耽延，万国何所依赖！臣等虽不知医理，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

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胤礽再度被废后，康熙对胤祉更加信任，父子关系也相当不错，康熙每年都会去胤祉的私家花园参观一次到两次，和胤祉的家人喝喝小酒，聊聊家常，共叙天伦之乐。当时能请得动老爷子的，除胤祉外，也只有四阿哥胤禛了。

搞政治的人未必比搞学术的人更聪明，但学术搞得好的人大多不能去搞政治，胤祉即为一例。胤祉虽然文化素质高，且文武双全，但康熙似乎并不看好他在政治上的前途。在康熙的眼里，胤祉虽然聪明，但似乎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魄力，而这也许是胤祉的性格至柔所决定的。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胤祉在政治方面缺乏悟性，但他在学术方面的确干得不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胤祉奉命在热河避暑山庄设立纂修馆，负责修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胤祉等人将康熙亲撰的《律吕》编制成《御制律吕正义》，这是一本音乐方面的丛书，后来在乾隆年间得到补充，保留了中国古代很多音乐方面的原始材料。

编完《御制律吕正义》后，胤祉等人又受命编纂了《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这两本分别是历法和数学方面的著作。康熙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颇有造诣，《历象考成》这本书也是康熙亲撰的初稿，《数理精蕴》在编纂过程中也经过了康熙的指导。这两本书和前面的《御制律吕正义》，都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重要的文献。为修好《历象考成》这部新历法，胤祉还特意派人到广东、云南、四川、浙江等地去实地测量日影，以取得第一手的数据。在康熙的这些儿子里面，也只有胤祉继承了康熙在学术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胤祉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这三本书，而是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朝《永乐大典》之后的大型丛书，由胤祉领导翰林陈梦雷等人完成。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陈梦雷在胤祉府上任侍读学士时，他发现胤祉家里有很多藏书，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把这些书分门别类，编成一套丛书，既可方便查找，提高利用率，也免得一些珍贵的书籍流失。

胤祉本是爱书之人，他听后拍手叫好，全力支持。在胤祉的帮助下，陈梦雷便开始按经史子集等名目编写目录和凡例，由于书的数量众多，陈梦雷编辑了十几年，才算弄出点眉目来。后来，胤祉将此事禀告康熙，康熙听后也非常支持，并委派胤祉和陈梦雷两人负责设立蒙养斋馆，并招收了八十名学者来编纂一个更大规模的丛书，这就是后来的《古今图书集成》。

为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康熙还特意赐给陈梦雷一副对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当时进馆的，还有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等著名学者，馆中人才济济，颇有文治气象。到康熙五十九年（1724年），编纂工作基本完成，但即将要刊印时，不巧遇到康熙去世，事情发生了变故，这是后话。

当然，也有人认为胤祉其实也是觊觎大位的，只不过不像他的那些兄弟们咄咄逼人罢了，当时有个“孟光祖事件”就是证明。孟光祖是胤祉府上的人，康熙末年也就是胤祉最受康熙青睐时，他曾打着胤祉的名号到地方各省（如陕西、四川、江西、广西等地）活动。按当时的制度，皇子及其属人离开京师的话，需要批准登记，而孟光祖在地方上行走的话，应当具有勘合（相当于介绍信），地方官府才能给予接待。但是，孟光祖居然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在各省间依旧是通行无阻，这要是没有地方官员的配合，恐怕是做不到的。

孟光祖在各省活动时，还经常以胤祉的名义给地方督抚大员馈赠礼品，譬如他曾给当时的四川巡抚年羹尧送过礼物，年羹尧则回赠了马匹、银两等；去江西时，江西巡抚佟国勷也曾经回赠过银两、绸缎。按规定，阿哥们和地方上的馈赠往来，地方官员应当上奏朝廷备案，但当时这些地方官并不想得罪胤祉，所以孟光祖活动了数年之久，后来才被发觉。康熙得知此事后，派人将孟光祖捉拿正法，佟国勷被革职，年羹尧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罚。

但是，康熙也只是将孟光祖处死了事，并没有再去追究孟光祖到底在下面都干了什么。不仅如此，康熙还特意对供职于蒙养斋馆的魏廷珍说，你“每日和三阿哥在一起修书，若有此事，即当以身命保之”。康熙的意思是，万一有人问起孟光祖的事情，就让魏廷珍以修书的事情为由，帮胤祉顶一顶，不要把胤祉牵连进去。很显然，晚年的康熙并不希望政治斗争牵连太大，特别是牵扯到胤祉身上。

由于“孟光祖事件”没有进一步追查，所以胤祉到底有没有派人去下面争取地方大员的支持，这事尚难定论。不过，孟光祖作为胤祉府上的属人，在下面活动了好几年，胤祉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

总体而言，三阿哥胤祉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出要争夺储位的迹象，也许他心里也清楚康熙对自己的定位，因而一直是以学者的形象出现。但是，在康熙的最后十年中，胤祉始终受到信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即使胤祉一直想明哲保身，不参与储位的争夺，但他作为大阿哥和太子胤礽被废后最年长的皇子，加上他的才华和与康熙的亲密关系，各种流言蜚语仍旧充斥坊间，一些人也认为胤祉很可能是“储位之争”中的最大“黑马”。

正因为如此，雍正（四阿哥胤禛）即位后，也曾指责胤祉在胤礽被废后，“以储君自命”，“希冀储位”，这或许与之前的流言有关。但凡搞政治的人，总是把那些具有实力的人当作自己的对手，从来不管别人心里想什么，此所谓“楚人无罪，怀璧其罪”，胤祉无意，雍正有心，想逃哪那么容易？

八王党：抱团没有好下场

自从索额图被处死后，太子胤礽日渐失宠，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阿哥的势力却悄然发展壮大，名动京城，这就是八阿哥胤禩。

胤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大阿哥胤禔小九岁，比太子胤礽小七岁，比四阿哥胤禛（后来的雍正）小三岁。胤禩的母亲良妃卫氏，本是满洲正黄旗包衣人阿布鼎之女，其先人因犯罪而被编入内务府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胤禩母亲的出身不仅是康熙嫔妃里最为低贱的，即便在整个清朝的受封妃嫔中，其母家的地位也很可能是最为卑下的。

既然卫氏的出身如此之低，按常理最多也只能做个宫女，在宫内扫扫洒洒，干点粗活杂活，一辈子恐怕也难有出头之日。皇宫里等级森严，像卫氏这样的宫女在宫里有成百上千，原本接触皇帝的机会极为有限，但她能被康熙一眼看中，这说明年轻时的卫氏，至少在长相和身材方面应该相当出众，否则的话，早就被淹没在众多的脂粉之中了。

卫氏为康熙生育了八阿哥胤禩，这大大提高了她在宫中的地位，但是，在康熙的眼里，卫氏固然美丽动人，可她的出身和经历，仍不足以抚养他那“高贵”的皇子。胤禩出生后，为了不让他的前途被耽误，康熙便将胤禩交给大阿哥胤禔的生母惠妃纳喇氏抚养。由此可以推测，胤禩和大阿哥胤禔关系应是比较紧密的，但为何后来胤禔会在康熙面前提及胤禩乃贵人之事，实在难以猜测其是善意还是恶意。

八阿哥小时候极为聪明，很得康熙的喜爱。在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次考核中，七岁的胤禩和几位年长的阿哥一起，“以次进前，各读数篇，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博得众人的一片喝彩。不过，八阿哥虽然书读得不错，但有个缺点就是书法很差，凡事都追求完美的康熙对此很不满意，他特意安排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何焯作为胤禩的侍读，并要求他每天写十幅字呈览。据九阿哥胤禟的侍读秦道然说，八阿哥写到后来很不耐烦，竟请人代写后交进去蒙骗康熙。

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出征噶尔丹的那场战争里，八阿哥也有出色表现，让康熙对十六岁的他颇为刮目相看。当时随同出征的其他皇子都被分派到八旗各营，由于胤禩年龄最小，所以康熙将他留在自己的大帐之中，随时应召，相当于康熙的助理。虽然当时八阿哥年纪不大，但在整个战争的进行过程中，组织能力出色，非常善于和那些将领打交道，而且吃苦耐劳，办事麻利，让康熙既惊讶，又欢喜。

由此，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封爵中，只有十八岁的胤禩和三位年长的阿哥（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一起被封为贝勒，足见康熙对胤禩的青睐。此后，胤禩又多次在康熙出巡或出塞围猎时与三阿哥胤祉等一起处理政务。为提升胤禩的地位，康熙甚至将胤禩的生母卫氏也提到了嫔妃的主位。

八阿哥胤禩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深知自己没有外戚的后台，无法与大阿哥胤禔和太子胤礽去竞争，但他又不甘心只做一个辅佐未来君主的“贤王”，他的目标，是要自己做太子，以后当皇上。为此，胤禩一方面极力讨好康熙，另一方面则广结人缘，尽可能地结交各种人物，包括王公大臣、各级官吏，甚至三教九流、江湖术士，只要将来可能为他所用，一概收入旗下，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被处死后，八阿哥胤禩见太子胤礽日渐失宠，更是多方活动，加紧了对储位的争夺。当时有个人对胤禩帮助很大，那就是他府上的侍读学士何焯。何焯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时由大学士李光地推荐入值南书房，后来康熙又命他侍读胤禩于府中。由于何焯的特殊地位，胤禩对他极为重视，百般拉拢，并通过何焯来向父皇表明自己勤敏好学，而何焯当时也看到太子地位不稳固，便利用各种机会为胤禩传播好名声，并有意帮助胤禩争夺储位。

由于何焯当时入值南书房，并奉命修书，于是他便经常抓住机会在康熙面前说八阿哥胤禩的好话。同一期间，何焯和康熙最信任的大臣李光地关系很好，便利用各种机会通过李光地向康熙渗透对八阿哥胤禩有利的信息。

当时何焯的学问做得很好，在南方的士人当中颇有影响力。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何焯的父亲去世，他在回江南奔丧前，将身边的幼女交由胤禩的福晋照看。临行前，八阿哥胤禩特意委托何焯在江南为他购书，何焯回去便大为散播。南方的文人儒士有感于胤禩的好学精神，称赞胤禩“实为贤王”，实际上这是何焯有意帮助八阿哥胤禩博得好学之名。康熙南巡时，就曾听江南文人盛传八阿哥胤禩品学兼优，礼贤下士，是很好的皇子，估计这和何焯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八阿哥胤禩不但在汉人学士和官僚中名声甚好，在皇室成员中口碑也不错。当然，这种口碑的获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来是太子胤礽的确不成器，暴戾狂躁；二来胤禩为人谦和，待人亲切，全无阿哥的骄纵之气，因此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毕竟，谁也不愿意和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伤人的主子共事，就这一点而言，八阿哥胤禩不仅胜于太子胤礽，也胜于后来的雍正，这也许是他至今还为人同情的缘故。

当时康熙的哥哥福全大将军对太子胤礽极为反感，据说胤礽曾经用极为恶毒的语言咒骂过福全（就胤礽的性格来说，这不是没有可能）。在康熙的这些儿子里面，福全最喜欢也最看好八阿哥胤禩，这甚至代表了皇族中的普遍看法。

福全做人十分公道，当年康熙继承皇位，福全作为兄长，却从来就没有流露出任何怨气，反而是竭尽全力辅佐康熙。在征讨噶尔丹时，大阿哥胤禔在他背后打小报告，福全却为胤禔的过失承担了责任。康熙有时候反观自己的这些儿子，为争夺储位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甚至想置对方于死地，未免心痛不已！

康熙对兄长向来非常尊重，福全说的话很有分量。福全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去世前，康熙曾多次前往探望，关怀备至。临终时，福全向康熙揭发了内务府的不法行为和太子胤礽的种种劣迹，把矛头直指索额图和“太子党”。同时，福全又向康熙推荐了八阿哥胤禩，说他“心性好，不务矜夸”，“有才有德”，并建议将胤禩册立为太子。

福全的话对康熙触动很大。他相信自己的兄长在临终前说的这些话必定是有事实根据的。福全死后不久，康熙便下令锁拿索额图，太子胤礽的失宠也由此而起。虽然康熙心里未必同意福全设立胤禩为太子的建议，但在“太子党”的倒台中，福全的话却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只可惜的是，福全死得太早，这使得八阿哥胤禩在争夺储位中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在对胤礽和胤禩的看法上，朝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国舅佟国维也与福全有着惊人的相似。佟国维是康熙生母孝章皇后的幼弟，其兄佟国纲在征战噶尔丹中英勇殉国，全家皆为忠烈之臣。要算起来，佟国维不仅仅是康熙的亲舅舅，而且还是康熙的岳丈，因为康熙的第二个皇后佟佳氏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也是康熙的表妹。因此，佟国维的地位在朝中可谓是举足轻重。与福全一样，佟国维也认为太子胤礽“失尽民心”，坚决主张废掉胤礽，改立八阿哥胤禩。

佟国纲死后，大儿子鄂伦岱接替其世袭职位，他开始和大阿哥胤禔交好，但胤禔被永久圈禁后，他也站到了叔叔佟国维的一边，主张改立胤禩为太子。鄂伦岱和他的父亲一样桀骜不驯，曾多次顶撞康熙，但看在佟国纲在征讨噶尔丹的战役中英勇殉国的份上，康熙对这个大表弟始终宽容有加。佟国维的儿子隆科多，开始时也是支持大阿哥胤禔的，后来因为胤禔出局，由于家族的关系，也成了八阿哥胤禩的支持者，只是此人不像他家族里的其他人那样刚直暴躁，其为人相对圆滑，善于见风使舵，因而在后面的政治斗争中也是变幻不定，几起几落。

持同样观点的朝中大臣还有大学士马齐、工部右侍郎揆叙、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户部尚书王鸿绪、贝子苏努等人。马齐是明珠与索额图倒台后的朝中重臣，具有很高的威望；揆叙是已故大学士明珠之子，明珠是当年反“太子党”的领袖，他本来支持胤禔，后来也倒向了八阿哥胤禩的一边；阿灵阿是十阿哥胤礻我生母温僖贵妃的弟弟，十阿哥胤礻我和胤禩、胤禟关系很好，大概因为这个原因，阿灵阿也成为“八阿哥党”的一员；王鸿绪是当年的一甲进士，曾任《明史》总裁官，时任户部尚书；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曾孙，他们也都站在八阿哥胤禩一边。由此看来，在大阿哥胤禔倒台后，八阿哥胤禩获得了他不少的政治遗产。

就连皇子里面，支持胤禩的也大有人在，譬如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和十四阿哥胤禵，连大阿哥胤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支持胤禩的，虽然胤禔自己也想夺取储位。在这些阿哥里面，九阿哥胤禟和胤禩关系最铁，可以说是胤禩最坚定的支持者。

九阿哥胤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比胤禩小两岁，从小与胤禩的关系最为要好。胤禟的母亲宜妃郭洛罗氏，生了三个阿哥，即五阿哥胤祺、九阿哥胤禟和十一阿哥（后夭折），郭洛罗氏为人大大咧咧，性格直爽，康熙对她“眷顾最深”，是所有妃子里面受宠时间最长的一个。

胤禟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却精力旺盛，喜欢上蹿下跳，也最容易被人当枪使。康熙在时，对这个九阿哥没抱什么希望，无论是封爵还是赏赐，这个九阿哥总是落在和他差不多年龄的阿哥后面，更别说得到重用了。但是，这个九阿哥虽然不太聪明，却喜欢对人说什么自己生时“妃娘娘曾梦日入怀，又梦见北斗神降”，又说自己幼时耳患疮毒，昏迷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整个殿梁间全是甲神围满，后来他的病就好了。胤禟不无得意地说，这都是自己的瑞兆，但他却“心甚淡”。在夺位无望的情况下，胤禟又对人说：“外面的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大约在我的身上居多些。我不愿坐天下，所以我装了病，成了废人就罢了。”

胤禟似乎是想给人一个印象，自己其实是有机会去做太子的，只不过是他很清高，自愿放弃了机会。其实，胤禟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是不可能做太子的，原因很简单，康熙不喜欢他，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看好他。

终康熙一朝，胤禟除在康熙出巡时随驾外，也就给嫁到蒙古后去世的八公主送过葬，给已故的大学士温达祭过酒，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再和人说什么“祥瑞、征兆”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不知道是出于自我安慰还是别有用心。反过来说，这也证明了胤禟这个人并不聪明，在明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做储君的情况下还公然说这些犯忌的话，难道他就不怕未来的皇帝找他麻烦？

九阿哥胤禟虽然无才无识，好酒好色，但他有个优点，那就是他很现实。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去做皇上，所以他要为自己的未来投资，那就是扶持某个可能做皇帝的兄弟，以求将来能安安稳稳做个亲王，继续维持他的权力和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就像康熙后来骂他的，成天指望胤禩或者胤禵做了皇上，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做个“快乐亲王”。

胤禩也知道胤禟是个庸才，但他到处结交三教九流，财力上需要这个老弟的支持。事实上，这个九阿哥胤禟在经济方面确实有一套，在这些阿哥里面，他可能是最有钱，也最善于搞钱的（从潜意识里，胤禟大概想，既然皇上每次赏给我的银子都比别人少，那我也就只好自力更生了）。

胤禟搞钱的手段很多，他通过与明珠的姻亲关系搞到不少钱，又在户部安插了人，专做公家的生意。另外，胤禟还有项业务就是派人从东北向内地走私人参，这块业务帮他揽了不少钱。胤禟还与原明珠府上的管事安三联手，在南方做盐业生意，也发了大财。胤禟还经常跟下面的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连自己老婆的娘家都不放过。这个人见钱眼开，有一次勒索河南知府李廷臣，连一百二十两都要抓在手里。当然，胤禟的经济效益是很突出的，在康熙末年据说他已经拥有现银四十余万两，田产、房屋折合银子三十余万两。

对于政治投资，胤禟一向舍得花钱，他动不动就把大把的银子掏出去，譬如胤禩请一些身怀绝技的道士和尚来自己府上时，往往都要胤禟付上二三百两银子（胤禩和胤禟的王府是挨着的）。后来他支持十四阿哥胤禵时，一出手就是三四万两银子。

据记载，九阿哥胤禟长得肥胖而笨拙，好财又好色。据可靠消息，他至少派他的心腹太监何玉柱到苏州和扬州去过两次，目的是去买些江南美女回来供他淫乐。何玉柱第一次下江南时，买了一个回来；第二次去时，和前面说的那个卖盐的江南代理商安三接上了头，一下子带回了十几个。据说人家姑娘的家里不愿意时，这个何玉柱便伪称自己是安三之子，然后把人家姑娘骗到北京，直接送到胤禟的王府里去了。

由于年龄相差不大，胤禩、胤禟、胤礻我和胤禵几个人喜欢抱团，他们在追逐权力时，也很讲江湖义气。当时为表明自己对胤禩的忠心，九阿哥胤禟和十四阿哥胤禵身上都藏有毒药，要是胤禩遭到不测，便要与之同归于尽。后来康熙下令锁拿胤禩时，胤禟居然令人拿着锁链同行，以示抗议。胤禩被开释后，胤禟还当着大家的面取出毒药，丢在地上，颇有江湖之气。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胤礽被废时，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胤禩都没有随同出巡，而是留在京师办理事务。康熙一行人回到京师后，胤禩便被任命为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内务府总管事这个职位，一般是皇室成员出了大事，比如皇帝、皇太后去世，往往由皇子或者亲王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次胤禩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事，奉命查处原内务府总管凌普。凌普本是废太子胤礽的奶公，康熙派他做内务府总管，主要是让他更好的照顾胤礽，但凌普依仗太子胤礽的势力，贪得无厌，横行不法，这次康熙第一个就拿他开刀。

很可惜的是，八阿哥胤禩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他在查办时，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是按照以前的宽仁态度，想从宽处理，草草结案。胤禩的做法让康熙很不高兴，他认为胤禩这是在收买人心，并公然斥骂道：“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

从这件事来说，虽然康熙一向以仁孝治天下，但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过于仁厚。他大概认为，一个过于仁慈的君主往往难以治理国家，也难以让那些大臣们服帖。虽然那些大臣们觉得八阿哥胤禩的仁义很好，但胤禩的性格和做事风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得到康熙的青睐，康熙对他的定位只是个“贤王”，而不是做皇上，因为在他看来，胤禩的作风太软，缺乏君主所能镇服臣下的不测之威。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康熙对胤禩到处博取虚名甚至和自己争夺人心的举动相当反感。正如康熙所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

问题就是如此。康熙废太子本来就是怀疑“太子党”图谋不轨，尾大不掉。现在好，刚刚去掉一个暴戾的太子，又来了一个“仁义”的阿哥和自己隐然对抗，这还了得？

受到康熙的责备后，八阿哥胤禩随后又受打击。前面提到胤禔向康熙暗示让自己出手杀了胤礽时，还向康熙推荐了胤禩，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这下不但胤禔自己玩完，还把胤禩也给害惨了。康熙当下就暴跳如雷，不但将大阿哥胤禔永久圈禁，很快又下令捉拿相士张明德，严查八阿哥胤禩在里面有何阴谋。

相士张明德当时在京师有点小名气，有很多王公大臣都请他看过相、算过命。后来查明，先是王公普奇请张明德看相，由于普奇曾被太子胤礽打过，大概在看相过程中普奇透露了这事，张明德也说太子“甚恶”，并信誓旦旦地说要去谋刺太子。后来顺承郡王布穆巴也请张明德看相，张明德便把这事告诉了布穆巴，并邀他入伙。布穆巴和胤礽没什么过节，便没有答应，但随后又将这事告诉了大阿哥胤禔。

胤禔听后说：“你先别乱讲，这事我来陈奏，你先把这人找到，再送到我的府上。”张明德后来便去了胤禔府上给他看相，但后来胤禔并没有上奏此事。不知怎么的，八阿哥胤禩也听说了这个人，后来又把张明德接到自己府上。张明德这个人，表面上是相士，但说白了就是一江湖骗子，他大概听说太子恶名昭著，无可救药，而八阿哥名声甚好，想以此为进身之道，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胤禩府上，张明德大肆吹捧八阿哥乃明君之相，之后又将他的刺杀计划老调重弹了一番，还吹嘘自己有一帮子奇人异士，杀胤礽不在话下（他要有这本事早就动手了）。胤禩听后当然是心花怒放，他后来还跑到胤禟和胤禵的府上告诉他们这个事情，问他们是否支持。胤禟和胤禵两兄弟觉得这事太冒险，便劝胤禩把张明德赶走，别惹麻烦。后来，他们几个人都没有上奏这事。

案子查清楚后，康熙立刻下令将张明德凌迟处死，随后又下令将八阿哥胤禩的贝勒爵位革去。第二天，康熙把这些皇子们召集到乾清宫，大骂：“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礽，今其事旨已败露。著将胤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

当康熙宣布锁拿胤禩时，九阿哥胤禟一看形势不对，便怂恿旁边的十四阿哥胤禵说：“你我此时不言，更待何时？”胤禵当时毕竟年轻，便斗胆上前说：“八阿哥决无此心，臣等愿保之！”康熙听后，更是火冒三丈，他哆哆嗦嗦地指着胤禵和胤禟的鼻子骂道：“你们两个要指望他作了皇太子，日后登基，封你们两个亲王吗？你们以为自己很有义气，我看不过是梁山泊的土匪义气罢了！”

十四阿哥胤禵仍不服，并以死发誓，力保胤禩没有谋反之心。康熙被他气得不行，大喝道：“你想死容易得很，我现在就要你死！”说完，康熙真的当场拔出佩刀，要砍胤禵。皇子们见父皇真的生气了，当时就慌作一团，所幸五阿哥胤祺反应快，他上前一把抱住康熙的腿，并苦苦哀求父皇息怒！众皇子见康熙被抱住，也赶紧叩首恳求父皇收回佩刀。被抱住后，康熙余怒未消，把佩刀扔在地上，命诸皇子将十四阿哥胤禵责打二十大板，然后将胤禵和胤禟两人逐出。

废太子后的第一次交锋，竟然以这样的闹剧形式而告终。

外围阿哥们：躲在角落里看表演

太子胤礽的被废，无疑是在康熙的这些皇子里面放了一个炸弹，有人兴奋莫名，蠢蠢欲动；有的人故作镇定，明哲保身；还有人害怕担忧，惊慌失措。虽然政治的角斗场是为那些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准备的，但花点时间来看看那些躲在角落里看表演的阿哥们也挺有意思。

先推算一下那些皇子在康熙四十七年时的年龄，对理解当时的“夺储”斗争很有帮助。康熙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皇子们的年龄从大到小排列的基本情况如下：

大阿哥胤禔三十七岁，因为凶相毕露而过早出局，后来的储位之争与他无关；

废太子胤礽三十五岁，当时虽被废黜圈禁，但仍是个危险人物，随时可能东山再起；

三阿哥胤祉三十二岁，为人一向低调，似乎对政治争夺不感兴趣，属于明哲保身的那一类；

四阿哥胤禛三十一岁，故作中立，时隐时现，让人感觉深不可测，难以判断；

五阿哥胤祺三十岁，一向与世无争，对政治无甚兴趣；

七阿哥胤祐二十九岁，自幼安分守己，属被忽略的群体；

八阿哥胤禩二十七岁，人多势众，风头正劲，一直站在聚光灯的焦点下面；

九阿哥胤禟二十五岁，一贯上蹿下跳，为颇有喜感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十阿哥胤礻我二十五岁，胆小怕事，能力也有所缺陷；

十二阿哥胤祹二十三岁，不太为人关注，属于被忽略的小人物；

十三阿哥胤祥二十二岁，少年时很是受宠，但在废太子事件后被圈禁，似乎突然隐形；

十四阿哥胤禵二十岁，年纪虽轻，但其性格直率，敢做敢为，有成为风云人物的潜质。

以上是主要的十二个阿哥（中间的六阿哥和十一阿哥已经夭折），后面还有八个年幼的阿哥（本应该是十个，但十八阿哥、十九阿哥年纪很小就夭折了），他们在康熙四十七年时都在二十岁以下，所以没有时间去积聚自己的力量，因此也没有机会去和那些年长的阿哥们竞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十五阿哥胤禑十五岁，和刚死的十八阿哥为同母所生，其母密嫔王氏是江南女子；

十六阿哥胤禄十三岁，关系同上；

十七阿哥胤礼十一岁，勤嫔陈氏所生，后封果亲王，在雍正和乾隆时期混得不错；

十八阿哥胤祄，当年八岁，就因为他的夭折，才引发了康熙废太子；

十九阿哥胤禝，康熙四十一年生，生母是襄妃高氏，他三岁不到就夭折了，不提；

二十阿哥胤祎，当年三岁，与十九阿哥是同母所生。

后面还有四个阿哥，那都是康熙四十七年以后出生的，分别是二十一阿哥胤禧（康熙五十年生）、二十二阿哥胤祜（康熙五十年生）、二十三阿哥胤祁（康熙五十二年生），二十四阿哥胤祕——康熙的最后一个儿子，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当年康熙六十二岁。这四个阿哥在康熙死时（康熙六十一年）年纪也很小，那些年长的阿哥基本可以做他们的父辈了。

前面提到的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和十四阿哥胤禵，加上后面要出场的十三阿哥胤祥，这九个阿哥是本书讲述的重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九王夺嫡”，至于其他阿哥是这场权力斗争中被边缘化的外围群体，这里也稍作交代。

先说五阿哥胤祺。胤祺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和九阿哥胤禟为同母（宜妃郭洛罗氏）所生。不过，这两亲兄弟关系也未必就要好，因为胤祺在出生后的第三年，便由康熙的嫡母孝惠皇太后亲自抚养。孝惠皇太后是孝庄太后的侄孙女，来自于蒙古科尔沁草原，由于孝惠皇太后没有子嗣，康熙后来便把胤祺送到她那里抚养，以稍解嫡母老年之寂寞。

孝惠皇太后对胤祺倒是十分的宠爱，但在教育问题上却很是固执己见。在胤祺小时候，孝惠皇太后坚持只让胤祺学蒙古语和满语，可惜她本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由此胤祺的文化水平比其他皇子的要差一大截。就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那次考核，各阿哥依次读解经文，连七岁的八阿哥胤禩都能朗朗上口，而当时已经九岁的胤祺却无能为力，因为他还不会汉文，令康熙颇为尴尬，只好出来打圆场，让胤祺读写一篇满文了事。

康熙并不是不关心这个儿子的学习，但出于对孝惠皇太后的尊重，也只能作罢。因为孝惠皇太后的溺爱，胤祺从小就才学一般，对自己也无甚要求。不过，胤祺的性格善良，脾气好，为人也比较厚道。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出征噶尔丹时，胤祺也随同康熙和各位兄弟上了战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胤祺和四阿哥胤禛、七阿哥胤祐和八阿哥胤禩一起被封为贝勒。

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被废时，胤祺作为年长的皇子，也具备争夺储位的资格，但他似乎对此信心不足，兴趣也不大。不过，在康熙宣布要锁拿八阿哥胤禩之时，胤祺却有一非常之举。当时胤禵上前顶撞康熙，要以死相保胤禩，康熙大怒之下，拔出佩刀要砍胤禵。正当这些阿哥们目瞪口呆之时，只有五阿哥胤祺奋然上前抱住康熙的双腿，跪求父皇息怒，饶过胤禵一命。胤祺的勇气，大概是来自于孝惠皇太后——自从胤祺被孝惠皇太后抚养后，康熙就从来没有呵斥过他。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孝惠皇太后去世，当时的康熙也是重病缠身。胤祺由于自小被孝惠皇太后抚养，又见父皇病得不轻，便主动请旨让他来料理孝惠皇太后的后事。康熙最怕别人说他不行了，便说：“我现在还在，你怎么能代理？皇太后的后事，我不亲自去，能行吗？”孝惠皇太后的死，真正伤心且动了感情的，估计也就是康熙和五阿哥胤祺了。

胤祺在康熙年间，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做过什么大事。等到四阿哥胤禛即位后，因为胤祺从来就不是政治对手，倒也没有太为难他。只有一次，雍正在整胤祺同母弟九阿哥胤禟时，曾经让他参与给胤禟改名一事，结果胤禟被改名为“赛黑思”，胤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惹祸上身。

和胤祺情况相似的是七阿哥胤祐。胤祐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比胤祺小一岁。胤祐和他的母亲成妃戴佳氏，似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康熙的宠爱，不知道是因为胤祐生来即有残疾还是其他的原因。很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没有发现有关他具体残疾部位的记载。但据推测，胤祐喜爱学习，书法写得很好，在康熙二十六年的考核中同其他阿哥们一起琅琅读书，在三十五年又能随同出征噶尔丹，其智力应该不成问题，残疾程度也应该不是很严重。

在人才济济的阿哥里面，七阿哥胤祐因为身体有残，显然从一开始就被边缘化了。正因为如此，胤祐也从来没有什么也野心，也不加入任何党派，而是一贯听从皇上的调遣和安排，不管是在康熙时期还是雍正时期，他始终是安分守己，尽心尽责，从来没有出过乱子。雍正即位后，也没有为难过这个弟弟。

十阿哥胤礻我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和九阿哥胤禟系同年所生，只比胤禟小一个半月。胤礻我的母亲温僖贵妃钮钴禄氏，乃康熙第二个皇后（孝昭皇后）的妹妹，她的地位倒是颇为显赫。大概是因为年龄相当的缘故，胤礻我和胤禩、胤禟的关系比较亲近，他虽然也是“八王党”的一员，但胤礻我并没有争夺储位的野心，他也不像胤禟那样露骨地支持八阿哥胤禩。

总的来说，十阿哥胤礻我才学一般，属于那种翻不起什么大浪的平庸之辈。康熙在时，大概看在其母亲的份上，对他还算不错，康熙四十八年胤礻我被封为郡王，而比他还大一个半月、同样没什么功绩的九阿哥胤禟却只封了贝子，整整比他低了两了个级别（康熙时期皇子的王爵级别按高低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

康熙末年，胤礻我虽然和胤禩、胤禟勾结在一起，但总的来说，他只能算是外围，谈不上“八王党”的核心人物。雍正当权后，对胤禩、胤禟和胤礻我也给予区别对待，胤禩和胤禟成为狠狠打击的重点对象，至于胤礻我，雍正一直就瞧不起这个弟弟，只把他当作从犯处理。在胤礻我被圈禁期间，有大臣屡次向雍正提起要将胤礻我正法，但都被雍正否决，在他的心目中，胤礻我这样的人关起来就行了，犯不着大动干戈。

接下来是十二阿哥胤祹。胤祹出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太子胤礽被废时，胤祹年纪还小，没什么能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和九阿哥胤禟一起被封为贝子。胤祹在康熙的印象中还不错，在康熙最后的几年里，胤祹年纪虽轻，倒还办过些事情，比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孝惠皇太后死时，胤祹就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事，因办事麻利而受到康熙的嘉奖。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胤祹还随同四阿哥胤禛前往盛京祭祖陵。

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和十七阿哥胤礼当时分别为十五岁、十三岁和十一岁，因为年龄小的缘故，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储位的争夺，他们在康熙死时都还没来得及封爵，当时都只是阿哥的身份，因此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在雍正和乾隆年间，除胤禑因为死得比较早（雍正八年去世）外，胤禄和胤礼都被封为亲王，且得到了乾隆的重用。

二十阿哥胤祎出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当时还不满三岁，年纪太小。最后的四个阿哥是二十一阿哥胤禧、二十二阿哥胤祜、二十三阿哥胤祁和二十四阿哥胤祕，前两个和侄子乾隆年纪一样大，都是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两个虽然是皇叔，但比乾隆还小几岁。这四个皇叔和乾隆的关系似乎还不错，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对待。

其中有一个人一直没有介绍，那就是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出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比四阿哥胤禛小八岁，比十四阿哥胤禵大两岁。胤祥小时很受康熙的宠爱，但很奇怪的是，在废太子的那场风波中，胤祥和其他几个皇子一起被短暂圈禁，之后便在康熙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几近消失。此后，康熙给皇子们封爵发赏银什么的，也一直没有胤祥的份。康熙驾崩之时，三十七岁的胤祥居然还是阿哥的身份，而雍正甫一上台，胤祥却被直接提升为亲王，这未免让人疑窦顿生，这是后话。

太子复位：我是皇帝我说了算

在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和七阿哥胤祐等人的精心照料下，康熙终于在大病中逐渐恢复，从南苑回到宫中。不久，康熙又分别召见了还在圈禁中的太子胤礽和八阿哥胤禩，说：“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

虽然不清楚康熙和这两个儿子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总的看来，康熙应该是对这两人都有所谅解。八阿哥胤禩在整个事件里本无大错，这次纯属躺着中枪，毕竟他没有亲自出头去争太子之位，只不过因为康熙在气头上怪他办事过于仁义，想收揽人心，加上后来胤禔的搬弄，才导致革爵圈禁。至于太子胤礽，在大阿哥胤禔秘咒太子的事情被揭发后，康熙对他的火气也消了不少，于是将他从上驷院旁边的毡幄之中移到咸安宫圈禁，改善了胤礽的待遇。

但是，十八阿哥之死和废太子的两件事还是让康熙意识到，他一直试图营造的“父慈子孝、兄恭弟敬”的家庭和睦气氛，完全是自己刻意编织的一个迷梦。虽然康熙并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但他很清楚地知道，现实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残忍。

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呢？莫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算皇帝，碰到这种家事又能如何呢？

皇帝和皇子们是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其中有一种无可取代的亲情在里面。如果其他大臣犯下大错，康熙可以毫不容情的将之处死，但要是这种忤逆之事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康熙实在是下不了手，毕竟都是自己亲眼看着长大的亲生骨肉，于心何忍！

但是，“弑君”、“弑父”，这几个字却又长久地在康熙的脑海里来回打转——这种悲剧会发生吗？一想到这几个字，康熙心里就直打颤。他闭上眼睛，自己的这些儿子像走马灯一样轮番登场：他们中的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他们当中，又有哪些人是在假装好人？康熙越想越糊涂，越想就越感到身心疲惫，茫然无措。

康熙想，大阿哥胤禔凶相毕露，已经是无可救药了，但杀了他吗？太子胤礽不思悔改，禀性难移，怎么办？八阿哥胤禩假装好人，心怀不轨，难以对付！九阿哥胤禟愚顽不灵，惹是生非，麻烦！十四阿哥胤禵性格冲动，脾气暴躁，讨厌！还有其他的阿哥们，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等等，康熙突然觉得他们是这样的模糊，又有些遥远，忽远忽近，捉摸不定，自己好像不认识他们一样！

“旧诗咏尽难回首，新月升来枉照空；鸾影天涯无信息，断弦声在未央宫。”这时的康熙有点想念死去已久的皇后赫舍里氏了。可如今，宫里只剩下老皇帝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他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低头沉思，回忆往事，不觉泪眼婆娑。在这次大病之后，康熙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明显大不如前，他担心万一哪天自己遭遇不测，家事、国事都还没有安排，他又怎能走得放心？但一想到这储位的问题，康熙立刻觉得气血上涌，头疼难忍，几乎把持不住！

康熙曾经耻笑唐太宗，笑他立储的家事还要取决于长孙无忌的意见，但他现在发现自己也是如此的可笑可怜。在这件事情上，他并不比唐太宗高明，唐太宗气愤中要拔刀自刎，而他呢，则在满腔怒火下拔出刀要砍自己的儿子！

嫡长子继承制看似完美，实则也是问题多多。以明朝为例，明太祖朱元璋厉行嫡长子继承制，但终明一朝，嫡庶之争绵延不断，特别在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三朝，更是惹出极大的乱子。嫡庶争斗之外，又发生过四次皇位继承的紊乱事件，一是明成祖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二是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后，大臣们改立其弟为景帝，不料英宗被瓦剌送回之后发动“夺门之变”，再次将皇位夺回；三是极具个性的正德皇帝暴卒无后，皇位由其堂弟继承，即嘉靖皇帝（明世宗）；四是明熹宗无后，改由弟弟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即位。明朝276年，皇位继承及世系之紊乱，可见一斑。

在当政近半个世纪后，储位问题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让他神情沮丧，猜忌无常。在康熙看来，立储这件事，他自己一个人是没办法解决了。这时，康熙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自己一直信任的老臣李光地。

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出生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福建安溪人，是唐宋后不多见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从小就聪颖过人，勤奋好学，他于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并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李光地入京师就职，并一度兼任过太子胤礽的师傅。

李光地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都在康熙最辉煌的时期，而康熙与李光地的关系也是相当融洽，好到可以用“情虽君臣，义同朋友”来形容。康熙末年，李光地屡次以年老乞休时，康熙都不肯让他走，作为一国之君，他甚至用急切而央求的口气说：“你难道就不愿意再陪陪我这个老头子了吗？”李光地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病逝，康熙叹息道：“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李光地，此后也没有比李光地更知道我的人了。”

在极为苦恼之时，康熙在乾清宫单独召见了李光地，并向他诉说了大阿哥胤禔的不孝、太子胤礽的不仁。沉默片刻后，康熙问：“是不是可以将两人诛杀？”李光地沉吟半晌，说：“废黜太子和囚禁大阿哥，这都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诛杀自己的亲生儿子，是大不祥的事情，万不可为。”

康熙又说：“如今储位未定，阿哥们一个个蠢蠢欲动，朝中大臣们也乘机结党附和，以谋求将来之荣禄。人心思变，不立储不行，但要立储的话，现在也看不到满意的人选，又能立谁呢？”

李光地对此沉默不语。

说老实话，李光地在这种事情上是不敢随便说话的，万一像索额图一样站错了队，那将是祸及后代、遗患无穷哪！

见李光地不吭声，康熙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说：“这次废太子，一来是因为胤礽见自己的亲弟弟死了，麻木不仁，毫无忧戚之色；二来也是因为太子最近暴戾不堪，丧心病狂。但是，现在问题已经查明，都是大阿哥胤禔在后面搞的鬼，他派人施了邪魔之法，才会导致胤礽悖逆荒谬，举止失常。”言外之意，是想原谅胤礽一次。

对于胤礽“中邪”的解释，李光地颇不以为然。他说：“我现在有幸身居高位，鬼物尚不敢近身，何况是太子这样的尊贵之身呢？邪魔之说，断不可信。”见康熙默不作声，李光地又解释说：“关键的问题是，人一旦地位尊荣，就容易骄狂；一旦安逸，则容易放纵；骄狂、安逸久了，人的神智也就开始昏昧，听不得任何逆耳忠言，这都是人之常情。而且，人一旦沉湎其中，狂妄自大，就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看上去的确像是鬼物缠身，但根本问题还是在人的本性。”

李光地的意思很明白，太子的堕落，根本原因是由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导致的，如换成现代语言的话，那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康熙仍不死心，又问李光地，太子的病是否有救？

有一段时间，李光地曾做过胤礽的师傅，对这个学生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说：“要想让二阿哥恢复理性，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清心寡欲，杜绝声色的诱惑，平日里令其凝神静气，久而久之，其心日渐平淡，他的本性也就会逐渐恢复。”

康熙听后，说自己想复立胤礽做太子，以结束现在皇子间明争暗斗的状态。李光地不好直接反对，只说对太子的病需要慢慢调治，不可操之过急。

康熙这次召见李光地，其实是想通过李光地把自己复立太子的信息传递下去，让大臣们主动提出，这样自己才不会丢面子，但李光地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加上自己又不认同康熙的想法，所以并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这一信息。

当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将朝中主要的满汉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他说：“最近我感到身体不适，情绪不佳，精神委顿。主要是废黜太子后，没有人来帮我分担点政务，才使得我如此劳累。”

说完这段开场白后，康熙清了清嗓子，道：“现在我让你们在我的这些阿哥里面举荐一个人来做皇太子，你们选中谁，我就让谁做。”话音刚落，康熙又特别补了一句：“大阿哥除外，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言罢，康熙便转身回了寝宫。

康熙把大阿哥胤禔排除在外，这很好理解，当时的胤禔已被永久圈禁，形同废人，但康熙为什么要禁止大学士马齐参加推举呢？这里要稍加解释。马齐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在整个清代都是显赫家族，马齐的父亲米斯翰在康熙前期做过内务府总管、议政大臣和户部尚书，在平定“三藩之乱”中立下大功。马齐也做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和议政大臣等重要职位，当时在朝廷中威望很高。康熙之所以要禁止马齐参与，主要是听说他和八阿哥胤禩关系甚好，隐然是“八王党”的领袖，在废太子后，他一直在为胤禩夺取储位而积极活动，所以康熙特意将之排除在外。

众大臣听了康熙的命令后，一个个惊诧莫名。他们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康熙不久前召见废太子胤礽后，还特意跟大家说：“有人猜测朕召见废太子必有原因，想献殷勤，上疏保奏废太子，大错了。凡事皆在朕定夺。其附废太子的人不必喜，其不附废太子的人也不必忧，朕自有定见。”

虽说清代有推举新君的政治习俗，但这早在皇太极时就已经成为历史了。众人心想，康熙当年在胤礽两岁不到就急急把他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却又想起老祖宗“以臣选君”的老办法，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正当群臣疑惑时，胤禩的支持者们却兴奋了起来，他们立刻派人去给马齐通风报信，商议对策。而马齐则假装自己不知道康熙禁止他讨论这事，第二天一大早便兴冲冲地跑到内阁，来参加大臣们对推荐太子的表决。胤禩的支持者们，如王鸿绪、阿灵阿和揆叙等人更是不像话，他们见人就在自己手心里默写一个“八”字给人看，暗中鼓动大家推举八阿哥胤禩，形同串联拉票。

最后决议时，大学士张玉书问：“谁最合适？”马齐抢先说：“大家都推举皇八子。”其他人也都附和说：“皇八子好。”李光地则在一边默不作声。

内阁于是将立八阿哥胤禩为太子的公推结果报了上去。康熙见后，目瞪口呆，大感意外。他心想，李光地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弄出这样的结果来？但因自己有言在先，康熙也只得按捺自己的怒火，给众大臣回谕说：“立皇太子的事情关系甚大，你们要各自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经历政务，近又罹罪，而且其母家出身微贱，你们再好好想想。”

大臣们听后面面相觑：皇帝金口玉言，原来说话也不算数！既然康熙都这么说了，那大臣们还能怎么样？于是公推皇太子一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令人叫绝的是，老百姓都知道“天子无戏言”，可在这事上，一代英主康熙最后却出尔反尔，颇为可叹。康熙当时虽然有些脸红，但他心一横：我是皇帝我作主，我说话就不算数了，奈何？由此看来，赢得众人之心不顶用，关键还得皇帝点头才行！

八阿哥胤禩就有些可怜了，他这次等于是被他的支持者们送到火坑上去烤了。也许康熙当时心里还想，胤禩这个小小的贝勒，势力还真不小，要是让他当了太子，那还了得？这些人都听他的，我这皇帝往哪摆？

既然李光地不愿趟这浑水，康熙最后也只好亲自出马了。他随后又召见诸王大臣，说自己几次梦见孝庄太后及孝诚仁皇后（胤礽之母），“颜色殊不乐”，让他感到不安，废太子胤礽经过多日调治，疯疾已除，本性痊复。康熙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那大家也没什么说的，于是当年十一月中旬，胤礽得释；十一月底，胤禩也被复封为贝勒。废太子后的第二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康熙宣布复立胤礽为皇太子，立太子福晋石氏为太子妃。

弄了半天，原来康熙是要借“民主”的名义，来掩盖“钦定”的真实目的。可惜的是，“民主”这玩意不能随便搞，一搞就出乱子，这事康熙以后再也不干了。事后，康熙很是生气，他把李光地找来，责问他为何当时不说话、不表态？之前不是找你谈过话了吗？李光地很聪明，他说：“立储之事，关系重大，只应皇上一人乾坤独断，非我等臣子所能言。”一句话就把康熙给顶了回去。康熙心里恼火，但李光地用的是自己曾经耻笑唐太宗的话作答，也无从责怪。

不过，康熙还是交给了李光地一个任务，那就是做太子复立的册立正使，并让他好好劝诫胤礽。李光地去后，送给胤礽一句话：“勤思学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仅此而已。”李光地的话，可谓是抓住了胤礽的根本弱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话虽然是金玉良言，但对胤礽并无丝毫作用。

康熙在释放胤礽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凡是规劝你的人，都是你的恩人；奉承你的人，其实是在害你。以前指出你问题、曾与你作对的人，你都不得与他们结仇。”随后，康熙又说：“你的这些兄弟里面，四阿哥能体会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蔼然可亲。就是八阿哥的为人，诸臣也奏称其贤，裕亲王（福全）生前也曾说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你要是能亲近他们，使他们左右辅导你，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

康熙还是原来的那个理想主义，众兄弟作贤王，对太子来个“众星捧月”，家业永继，国运长久。可惜的是，月亮不是那个合格的月亮，星星早不是那些个黯淡的星星，康熙的一厢情愿，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在复立太子的第二天，为增进兄弟间的团结，康熙又宣布封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和五阿哥胤祺为亲王；封七阿哥胤祐和十阿哥胤礻我为郡王；九阿哥胤禩、十二阿哥胤祹和十四阿哥胤禵被封为贝子。

在这次斗争中，大阿哥胤禔全面落败，彻底完蛋；太子胤礽失而复得，挽回损失，但其地位不但不稳固，还受到其他兄弟的轻慢；八阿哥胤禩大起大落，开始被重用，随后被革爵圈禁，接着再被公推为皇太子，但又被康熙否决，一直到最后才复还贝勒爵位，已经被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拉开距离，甚至七阿哥胤祐和十阿哥胤礻我的爵位都在他之上了——也是失算得厉害。

如此看来，这半年的政治斗争中，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和八阿哥胤禩都是失败者，而其他阿哥都得了好处。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晋为亲王，已经升到了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就连得罪过康熙的胤禵都被封为贝子，还得到了大阿哥胤禔原来的奴仆、人口和世职，他可谓是拣了个最大的便宜。

再废太子：烂泥终究扶不上墙

最开始时，康熙的警告和李光地的谆谆教诲对胤礽还有所触动，但没有多久，他的本性又暴露了。在悔罪的同时，胤礽又对康熙说：“因为我的不善，导致别人来陷害我。”看来，他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所在。要知道，康熙废黜他，一来是因为他暴戾不仁，二来是因为他结党营私，危害到了康熙的皇权，可这个太子爷“记吃不记打”，他既不反省自己，也没有改恶从善的念头，还一个劲儿地怪罪别人呢。

阿哥们此时的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康熙在复立太子时册封其他阿哥，本意是想促进皇子们的团结，但这并没有带来期待的效果。册封后，其他阿哥的势力有所加强，而太子胤礽的地位相对降低——原来胤礽是太子，其他阿哥最高不过是郡王，而现在阿哥里面光亲王就有三个。胤礽见自己的势力有所削弱，为自保，他必然要发展自己的势力，而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其他皇子更加忌恨并加紧了扳倒太子的活动，二是让康熙也感到不安，万一胤礽尾大不掉甚至突发政变，自己岂不也得玩完？

胤礽心里也许埋怨说，父皇说这个弟弟为人好，那个弟弟很贤明，可那有什么用呢？兄弟间表面上和和气气，风平浪静，背地里却是明枪暗箭，一个个像仇人一般，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如此心态下，这太子和其他兄弟们的仇不但没有化解，反倒是越结越深了。

我不自保，人必杀我，奈何？

胤礽也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复位没多久，他又开始得意起来，而他的周围也很快重新聚集起一批党羽和亲贵大臣，其中包括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鄯等人。胤礽一点都没有接受从前的教训，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和从前一样骄横淫奢，作威作福，还屡次派家奴到地方上去敲诈勒索，稍有不从，便利用手中的权势进行打击报复。

胤礽的胡作非为让官员们手足难措，叫苦不迭。他们不敢得罪太子，因为他是未来的皇帝，但要屈从太子，康熙问起来，同样会飞来横祸，“两处总是一死”！

胤礽实在是太不可救药了。他也不想想，他的复立真是因为康熙原谅他了吗？不是。正如康熙后来说的：“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康熙把胤礽放出来，是迫于当时诸皇子争夺储位又无法遏止的形势下才考虑复立他的，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康熙心里清楚，只要一天不立太子，争斗就一天不会停息。换句话来说，复立胤礽，不过是让胤礽以嫡长子的身份去填补储位的真空，以堵住众大臣的嘴，也希望以此来平息其他皇子对储位的争斗。

但事与愿违的是，其他阿哥对胤礽的复立报以十二分的恶意。特别是“八王党”，更是恨之入骨，反而加紧了“倒礽”运动。据说，当时为丑化太子胤礽，“八王党”的骨干揆叙和阿灵阿等人甚至合谋用钱收买了一些说书人，派他们到天桥底下人多的地方“多集联播”，对胤礽进行肆意诬蔑，制造对其不利的舆论。

甚至远在南方，很多官员也知道胤礽的地位不稳。因推举八阿哥胤禩而被罢官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回到江南后，常和人说：“我与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前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一些官员也纷纷预测，“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明眼人心里都清楚，唯有胤礽仍在梦中。

对于太子的倒行逆施，康熙一忍再忍。后来，康熙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境：“每个人都有其所钟爱之子，也有其所不喜爱之子。许多年来，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这是十分艰难之事，只有我才能这样忍受，而胤礽的行为却使我加倍地痛心。他让我谴责谁，我就谴责谁，他让我惩罚谁，我就惩罚谁，他让我流放谁，我就流放谁。除他要我处死的人，我没有照办。我依从他，可他却不改自己的恶性，我不禁心灰意冷。”

很奇怪的是，康熙明知道胤礽暴虐无道，却一再纵容之。他的理由是，让太子“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康熙的意思，如果太子凡事顺心如意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的，这是何等荒谬的理论。笔者有时候甚至想，康熙这样纵容胤礽，到底是要挽救他，还是有意毁弃他？经过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后，康熙从自己的儿子身上认识到人性的丑恶，难道自己也变得邪恶了吗？这个问题后面还待证明。

风暴一旦形成，迟早有一天要来临。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有人举报“太子党”托合齐等人聚众会饮，贪婪不法。康熙以此为契机，开始清查“太子党”。托合齐当时任步军统领，他见风声不对，便主动辞职。步军统领其实就是“九门提督”，主要负责京师九门的内外巡查和守卫，相当于卫戍部队，当时兵力约三万多人，地位颇为重要。

康熙当机立断，命国舅佟国维的儿子隆科多接替了托合齐的位置，随后又让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和胤禩党人阿灵阿、马齐等人会同宗人府清查托合齐和太子胤礽结党之事。随之，托合齐、耿额、齐世武、鄂鄯等人纷纷落网。托合齐病死狱中，最后还被锉骨扬灰，尸骨不存。齐世武更惨，康熙命人用铁钉将他钉在墙上，最后呼号数日而死——康熙极少用如此残酷的刑罚对付大臣，当年鳌拜也不过圈禁而死，可见康熙对太子势力发动政变的恐惧。由此，“太子党”土崩瓦解。

康熙知道这些人的后台是太子胤礽，在彻底绝望的情况下，胤礽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被废并重新圈禁在咸安宫内。据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当他们到达畅春园时惊恐地看到，花园里有八到十个官员和两个太监跪在那里，光头，双手背绑着。不远处，皇子们一排站立，也光头，双手绑在胸前。不久，皇帝乘坐肩舆从房间里出来，到皇子们面前，爆发出虎吼一样的愤怒，责骂太子，把他关在宫内，公开宣布废掉这个不幸的皇子。”

康熙第一次废胤礽时，痛苦万分，泪流满面，甚至还大病一场，这次却从从容容，不惊不怒，他说：“我这次已下了最后的决心，再说什么宽慰的话已没有用了。我第一次废黜太子时，真感到痛心疾首，可这一次，我不会了，我对此泰然自若。”

随后，康熙又对朝中大臣们说：“第一次废太子时，我只杀了几个人；这一次，我只杀一个或两个人，让其他人放心。这样才会有太平的日子。”康熙最后警告说：“以后若再有人说胤礽已改邪归正，并请求恢复他地位的话，该当死罪！”{1}

康熙表面上虽说自己心闲气定，其实这次再废太子依旧是“心思用尽，容颜清减”，他的麻烦不是因为胤礽被废，而是胤礽被废后留下的储位真空，又让各皇子们彼此争夺不休，使得他在晚年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处理这个他最终未能完成的任务。

胤礽刚废几个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便提出立太子乃是国本，请求从阿哥里面册立一个。康熙对此早已是筋疲力尽，他敷衍说：“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康熙的意思是，立太子要慎重，没有合适的人，立了反而不好，就像胤礽两立两废，最后让人失望之极。何况，现在皇子们都已分封，立了太子，其他皇子不服，反会引起争端。

康熙又说，本朝原本没有立储的惯例，即使不立太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还举例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也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者，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

康熙不想很快再立太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是立了八阿哥胤禩以外的人，大臣们不会服气，而康熙对胤禩并不认同。由此，康熙晚年打定主意，仿照先祖不再立太子。

但是，储位虚悬，就像鱼悬梁上，众多的猫咪怎能不动心？就拿胤礽来说，虽然他已成了政治僵尸，但还不甘心，仍旧试图东山再起。就连康熙，似乎也有悔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会试时出题为“放太甲于桐宫”，“太甲”者，商朝之太子，因为无道而被伊尹放置于桐宫，三年改过后迎还复立。当时很多人揣测，康熙是不是要让胤礽再次复立了？

估计胤礽也动了心。康熙五十四年（1815年），准噶尔部众骚扰哈密，朝廷将派兵征讨。胤礽得知后，便想利用这个机会逃离圈禁。他趁医生来给自己福晋看病的机会，用矾水写信（矾水要放在水里才能看出字迹）给正红旗的都统，让他想办法保奏自己为大将军出征。不料医生出去时被查出，这就是所谓的“矾书案”。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翰林院有个叫朱天保的检讨上了道奏折，请求复立太子胤礽。朱天保在奏折里说：“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罢尽奸佞，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看后，冷笑一声，让人把朱天保叫来，劈头就问：“二阿哥仁孝，你怎么知道？”朱天保一愣，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不得已，只好说是自己父亲刑部侍郎朱都讷和岳父戴保指使。康熙冷笑道：“问你两句就答不上来，谅你这个无知稚子也没那本事。”

随后，康熙便下令逮捕朱都讷和戴保。一个月后，此案审结，康熙颁旨说：“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抗奏，又出卖其父亲、岳父，可谓是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

政治就是赌博，就是杀人，朱天保这次倒了血霉，不但自己完蛋，还把自己家的全部家当都输光了。据说，在朱天保处死时，康熙特命朱都讷前往观刑。由此看来，康熙在废太子后，也开始变得残忍，而且残忍得有点中邪之像。

康熙六十年（1719年），是康熙登基一甲子的大庆之年，大学士王掞等人乘机向康熙密陈设立太子的重要性，但遭到康熙的严厉斥责。王掞的先祖王锡爵曾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当年反对册立神宗宠妃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并力奏册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而获得很高的声誉，王掞对此也一直引以为荣。这次，王掞出马，意在效法祖先力争“国本”（立太子乃是国本），没想被康熙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尔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不过借此邀荣，凶顽愚昧，一无所知，不顾身命宗族，干犯叛逆之罪而行。王掞以其祖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实在不知羞耻！王锡爵请明神宗立泰昌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两月而亡，致天启即位，魏忠贤擅权，天下大乱，而明遂亡。亡国之贼，王锡爵不能辞其罪！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掞以朕为神宗，意欲摇动清朝。如此奸贼，朕隐而不发可乎？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也没有办法！朕御极六十年，庆贺典礼不是没有理由举行，因深知此等事，所以坚辞不受。朕衰老，心中愤懑，你们虚情假意请行庆典，朕难道会买你们的账吗？”

康熙最后冷笑道：“既然你们一口一声地说自己为国为君，好，现在西北用兵，正是用人之际，你们就去那里效力吧！”结果王掞等人功没建成，反被康熙发往军前效力。幸好当时是大庆之年，康熙不想杀人，免得冲了喜气。王掞此时已经七十七岁了，待罪于宫门之外，在石阶上铺纸写检讨书。当时正处早春时节，天气寒冷，王掞只能用唾液研墨书写。康熙最后看他可怜，命他的儿子代往，其他十二人均被罚往军营效力。

被大臣们逼急了，康熙也只好承认，“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以往”，但他又辩解道：“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后来，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大臣们保证，说：“朕百年之后，必定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与你们作主，必令你们心悦诚服，断不至于令你们赔累。”

康熙的大概意思是，储位之事，我心里已经有数，你们不要再聒噪了！

老皇帝都这么说了，大臣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阿哥：得人心，不得君心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推举太子之事，让康熙很是丢脸。次年正月下旬，康熙旧事重提，并追查是谁在这个事件里捣了鬼。“八王党”的人开始还想互相包庇，但康熙这次的态度很坚决，这些人后来终于顶不住了，一个个都现了原形。最后查下来，为首的是大学士兼议政大臣马齐和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国维，其他还有王鸿绪等多名骨干。

看到这么多的重臣都倒向了八阿哥胤禩，康熙气愤难平，大骂道：“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胤禩乃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胤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之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尔诸臣，不由朕也！”

原来，康熙一恨的是胤禩夺了自己的人心，二恨的是大臣们夺了自己的立储权！

更有意思的是，马齐被训斥之后抗辩了两句，把康熙惹得火冒三丈，他竟然跳下御座，当众“殴曳马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头（康熙），打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马齐），这绝对是历代朝堂上难得一见的一幕。不过，这个马齐也是厉害，他被打之后，却并无惧色，居然“拂袖而出”，显然还是很不服气。当然，这也说明康熙和马齐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当大臣们奏请将马齐处斩时，康熙还是对马齐予以宽大处理。

说来也很可笑，让大臣们公推皇太子本就是康熙自己说的，他自己说话不算数，反怪别人擅权。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皇上说对就是对，不对也对，全由他一张嘴，一个人的心意而定。那些保举八阿哥胤禩的人，碰了一鼻子灰不说，反而惹下大麻烦。康熙处分起来也毫不客气，最后马齐被夺职拘禁，其弟马武也被革退，户部尚书王鸿绪被责令退休，其他“八王党”的骨干分子也都一一受到惩处。至于八阿哥胤禩更是倒霉，当时他还在圈禁中，什么也没做，躺在地窖里也能中枪。事实上，康熙对胤禩的指责，其实很没有道理。

康熙说八阿哥“未曾经历政务，近又罹罪，而且其母家出身微贱”，这三个理由看似充分，但仔细推敲，其实都站不住脚。首先，说胤禩缺乏政务的经验，这理由十分牵强。在康熙的儿子里面，除太子胤礽最受重视、最有经验外，胤禩参与的政务并不比别人少，甚至可能是仅次于太子胤礽的，这从随驾次数可以看出。何况，若是胤禩没有政务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在废太子后，康熙何以让他做内务府总管事呢？再说了，没有经验可以积累，清朝以前的太子也大都不干政，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其次，康熙说胤禩犯过错误，大概指的是太子被废期间，胤禩处理太子胤礽的奶公凌普一事时，康熙认为他手段太软，意在邀结人心。其实这事也不尽然，如果放在平时，康熙说不定还要表扬胤禩。但不巧的是，“一废太子”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康熙一生中最为暴躁羞愤之时，任何事情都可能让他火冒三丈。当然，康熙也许指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因大阿哥胤禔引发的“相面人张明德事件”。康熙怪罪胤禩未必是因为他没有告发张明德，而是张明德说胤禩“后必大贵”，这让康熙最为不爽。道理很简单，除胤禩外，其他的阿哥，如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甚至四阿哥胤禛等人，都知道这个张明德和其所谓的计划（其实不过想骗点钱，没人当它是真的，也就没人告发了），何以单单惩罚胤禩一人呢？

所以说，关键还是“后必大贵”这句话把康熙惹恼了。康熙当时本就为立储的事情焦头烂额，当时任何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乱发表意见，都会招来不测之祸。要知道，让谁来接班，这么重大的事情，应当由康熙乾坤独断，岂容张明德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下贱之人信口胡说？更可恨的是，大阿哥胤禔会愚蠢到信以为真，而胤禩居然也泰然处之！这大概就是胤禔和胤禩两人遭到严惩的主要原因了。

最后，康熙说胤禩的生母出身卑贱，不足以承继大位。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的确是个很充分的理由，颇有些“血统论”的味道。但回顾胤禩的历史就会发现，康熙并没有因为他的生母卫氏出生低贱而对胤禩另眼相看。相反，康熙为让胤禩免受歧视，从小就把他放在大阿哥胤禔的生母惠妃那里抚育，自己亲自教养。事实上，胤禩一直就得到康熙的偏爱，比如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爵时，胤禩和几个哥哥（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一起被封为贝勒，当时胤禩只有十八岁，是年龄最小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卫氏被封为良嫔，不久又被封为良妃，而同样是宫女出身的成妃戴佳氏（七阿哥胤祐之母，胤祐也是由惠妃抚育长大的），她由嫔位到妃位则是十八年后的事情了。至少从封赏的情况来看来，康熙并没有刻意去歧视胤禩母子。相反，因为胤禩的关系，其生母卫氏虽然已年老色衰，地位却一升再升。

胤禩的生母虽然地位卑下，但他的福晋则完全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胤禩的福晋乌雅氏是安亲王岳乐之外孙女，安亲王岳乐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的儿子。另外，乌雅氏的外祖母还是索额图的妹妹，算起来也是显赫的皇族。岳乐初封为镇国公，后因为屡立战功，顺治十四年（1659年）晋为安亲王，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岳乐死后，其爵位由长子少安郡王玛尔浑继承，他与他的两个弟弟景熙和吴尔占在朝中都占据要职，而且都是胤禩的支持者。胤禩与乌雅氏的婚姻，大大减弱了其生母地位卑微而带来的影响，也为他在宗室中赢得广泛的支持大有帮助。至少，以乌雅氏在宗室里的地位，完全具备未来皇后的资格。

很可惜的是，乌雅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胤禩生母地位卑贱的缺陷，但其为人和作风却招来了康熙的反感。原来，乌雅氏自幼长在外公家，颇受安亲王岳乐和舅舅们的宠爱，由此也养成了泼辣专横的性格。她与胤禩成婚后，用现在的话来说，简直就把胤禩弄成了个“妻管严”。据胤禩的侍读兼管家秦道然说，在胤禩府中，乌雅氏才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

对胤禩的软弱，康熙极为不满。他曾于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指责说：“胤禩素受制于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胤禩迄今未生子。”原来，乌雅氏没有生育能力，但她又不准胤禩纳妾，这导致胤禩长期没有子女。康熙一贯信奉多子多福，眼见胤禩的哥哥们大都有十多个子女，而胤禩却因为不敢纳妾而一个子女都没有，心里自然十分恼火。由此，康熙狠狠斥责了这个儿媳妇的“恶行”，并说她的恶德来自其外祖父安亲王岳乐，估计老爷子对自己的儿子连媳妇都搞不定也是愤愤不平。

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康熙在斥责胤禩“受制于妻”、“迄今未生子”时，其实胤禩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胤禩之子弘旺（后被雍正改名为“菩萨保”）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初五日寅时生，庶母张氏张之碧之女”，也就是说，当时胤禩的儿子弘旺应该有十个月了。康熙的这个误会，或许是康熙的孙辈太多，康熙一时激动忘记了；或许是二十八岁的胤禩一直没有子女，这个印象在康熙的脑海中太深了。

胤禩一生，膝下单薄，只有一子一女，在康熙的儿子里面是最少的。若按现在的观念，胤禩夫妻的关系不但有利于计划生育，而且算得上是尊重女性的典范。但就当时而言，胤禩只有一个儿子，这对于他争夺储位是十分不利的。看来，胤禩是走在时代前列了——可惜错了。

再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胤礽再度被废，而曾力推胤禩为接班人的马齐再度被起用。听到这个消息后，“八王党”的人纷纷额手称庆，胤禩也兴奋了起来。在他的眼里，这等于是宣布当年复立胤礽为太子是错误之举，而自己因被众大臣们保举反被连累，也应该到了平反之日了。

乌云散去，希望重生，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胤禩悄悄地跑到康熙那里，十分诡秘地说：“要是大臣们再推举我的话，我如今该怎样做？”接着，他又故做烦恼地说：“我情愿卧病不起。”胤禩的意思是说，要不我就装病，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胤禩的这个举动，倒有点当年胤禔愚蠢之举的几分风采，看来惠妃纳喇氏带出来的人果然都很有才。

看了胤禩那欲说还休的样子，康熙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斥责道：“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尔以贝勒之身，存此越分之想，探视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

康熙的话，给了胤禩一闷棍。他见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康熙心里明白，胤禩现在很得意，正如他跟大臣们所说的，胤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因为太子被废，而胤禩在三年前又曾被群臣公举为“太子”，一旦康熙驾崩，胤禩便会被朝中大臣们拥戴上台。

康熙的话，像刀子一样，太直白了。由此看来，康熙到了晚年，确实远不如从前宽仁。

胤禩当时估计也是窝了一肚子的气。当年十一月，康熙前往热河打猎，胤禩因当时是其生母良妃卫氏二周年的忌辰，所以他没有跟随而是单独前去祭奠已故的母亲了。胤禩祭奠完后住在城北的汤泉，没有去康熙的行营请安，却派太监给康熙送了两只垂死的老鹰，并说他即将回京。

这事说来颇为可疑。很难想象当时胤禩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去给康熙请安并随同回京已经不太正常，又何必给老父亲送两只奄奄将毙的老鹰呢？难道胤禩是因被斥责而意气用事，破罐子破摔，有意讽刺康熙？或者，这是其他竞争者精心设计的阴谋诡计，这两只老鹰开始不是奄奄将毙而是中间被人动了手脚？抑或，根本就是康熙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以彻底断绝他的太子梦？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太让人费解了。

不管怎么说，康熙肯定是见到这两只可怜的老鹰了。康熙当时就被激怒了，他认为胤禩这是有意把自己比作是垂死的老鹰——老鹰虽强，也有老死之时。随后，康熙把诸皇子召来，当众大骂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他想杀二阿哥，未必不想杀朕”！

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康熙随后又说出更绝情的话：“胤禩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邀结人心。朕深知其不孝不义行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义绝矣！”

在当众宣布和胤禩断绝父子关系后，康熙又声泪俱下地说：“朕只怕日后必有行同狗彘的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若果如此，朕只有含笑而殁了！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你们当念朕之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之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你等执刀争夺！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

随后，康熙命人将胤禩的奶公雅齐布捉拿正法—— 一废胤礽时也是先杀其奶公凌普，看来给皇子做奶妈很容易连累自己的老公。雅齐布本来是被充发边地的，当时却壮着胤禩的势力潜藏京城，其实康熙早就知道，这当口也是倒霉，本来去了边地尚可保住性命。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胤禩只好上奏说自己冤枉。康熙拿着胤禩的奏折，冷笑着对众阿哥说：“还敢说不是藐视朕躬而为此举？他折子里说自己冤抑，试问他所谓的冤抑何在？”最后，康熙给胤禩下了定论，说他“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等报仇也”。

经此事件后，胤禩的“八王党”信心动摇，日见瓦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二十九日，康熙说胤禩“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停本人及属官俸银、俸米、执事人等待遇。同年十一月，康熙又将胤禩侍读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职位和进士、举人功名尽行革除。

何焯在被锁拿抄家时，一封信落入康熙手中。原来，当时何焯回老家处理丧事后，胤禩写信告诉何焯，他寄养在八王府中的女儿很好，信的结尾处说：“先生要着实节哀，保重身子，思将来上报皇恩。”后来康熙拿着这封信，追问胤禩“将来上报皇恩”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是把自己比作“未来的皇帝”？不仅如此，康熙后来还在这信上批道“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这分明是把这封信当成了胤禩谋反的罪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胤禩得了伤寒病，情况颇为不妙，随时有挂掉的可能。三阿哥胤祉将这事上奏后，康熙只批了“勉力医治”四字，颇为无情。几天后，御医再报胤禩的病情加重，康熙在折上批道：“本人有生以来好信医巫，被无赖小人哄骗，吃药太多，积毒太甚，此一举发，若幸得病全，乃有造化，倘毒气不净再用补剂，似难调治。”这话里话外，颇有讥刺之意。

当时康熙正从热河返回西郊的畅春园，不巧的是，胤禩养病的园子正好在热河到畅春园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康熙先传旨给料理胤禩病务的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若阿哥病笃失音，不省人事，则可令迁移。著诸皇子议奏”。康熙的意思，是要把胤禩移回城里府中，怕万一在回畅春园的路上，遇到胤禩不巧死掉了，晦气。为此，康熙还“星夜遣三阿哥”前去察看胤禩的病情。

康熙避免晦气的念头并不是任意猜测，他自己曾给儿子们说过：“汝等皆系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当思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譬如出外，所经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洁之物，即当遮掩躲避。”

诸皇子讨论时，四阿哥胤禛建议将胤禩移回城中。九阿哥胤禟听后，当场就跳起来，愤怒地说：“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往家中，万有不测，谁即承当？”诸阿哥一听，不敢作主，赶紧回报康熙。康熙听后，很不高兴地说：“八阿哥已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

虎毒尚且不食子，无情最是帝王家。康熙以自己为重，不顾胤禩的死活将之移回府中，还推卸自己的责任，这做得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后来，连康熙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便趁着胤禩病愈的机会，恢复了胤禩的俸银、俸米，并特意派人询问他病后想吃什么：“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与尔相宜否，故不敢送去。”

作为天下最大的皇父，康熙居然用“不敢”二字，胤禩哪敢承受，只得拖着病体到宫门内跪求免用此二字。接着，康熙又反过来责备他“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于无事中故生事端”。这事闹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皇恩之情比纸薄。当时的胤禩，他怎么做总归都不讨好。

八阿哥胤禩的为人到底如何？康熙何以对他存在如此大的芥蒂和疑心？这问题颇值得研究。应该说，胤禩生性聪慧，天赋极高，这点无可否认，就连雍正也说他“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雍正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能与相当”。胤禩常被人称赞“朴实、正气”，广有善缘，其待人处事之风，确实比其他阿哥强很多。毕竟，康熙朝的多数满汉大臣和皇族宗亲都愿意与之交结，这应该不是靠单纯笼络和曲意结党所能换来的。

但在康熙的眼里，胤禩太柔懦，太会邀结人心了，甚至根本就是假仁假义。譬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其生母良妃卫氏去世，胤禩极其悲痛，祭奠也极其丰厚，而且“（胤禩）百日后仍用人扶掖而行”，并一直在家供奉其母妃容像。但康熙曾经指责他是在“沽取孝名”，因为有人举报他背地里却偷偷地酗酒。而且，据说“扶掖而行”也是做做样子，其实是九阿哥胤禟出的鬼主意。

康熙以仁孝治天下，其实是外儒内法，他并不喜欢一味仁义的皇子，而是喜欢刚毅果断的阿哥，胤禩连老婆都怕，做事太柔仁，有恩无威，显然不是合适人选。就像他指责那些公推胤禩的大臣们时说的，你们想把八阿哥弄上去，不就是想让你们摆弄吗？所以，大臣们越是向着胤禩，康熙便越是狠狠地打击胤禩。

当然，也不能排除康熙为皇位永固而有意为之。康熙是担心万一自己真的遭遇不测，胤禩顺利上台的话，恐怕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弄不好会像明朝的那些皇帝一样，为群臣所制！从太子二度被立和胤禵得罪康熙反被加功晋爵的情况来看，康熙心里还是偏爱那些有胆识、敢做敢为的阿哥。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事实上，康熙对胤禩的态度和指责，曲多直少，有时候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由此可见，康熙除不喜欢胤禩的秉性外，最关键的是他不愿意看见胤禩的个人威望和私党势力威胁到自己的权威。要知道，康熙独断专行了一辈子，他无法接受，更无法容忍有人超越他自己的威望，譬如前一次众大臣公推接班人，在康熙看来，这无疑是一次示威，甚至是一次逼宫。

所以说，在专制社会里，得人心不如得君心。越是得人心，就越是不得君心，就越被忌恨，也就越倒霉。毕竟，只要康熙还有一口气在，天下就是他的，太子不行，胤禩更不行！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诚哉斯言！

在随后的几年里（康熙五十六年到六十一年），胤禩每年都随同康熙巡幸热河，五十九年和六十年还随同父皇到木兰围场打猎，父子两人的关系比较平静。不过，当时的胤禩已经是备受打击，人心思变，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八王党”的一些干将们也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有的甚至已经改弦更张，另投门户了。如果说胤禩还有一线希望的话，则在于尚得人心，但人心易变，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十四阿哥：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二度被废后，八阿哥胤禩也屡次遭到康熙的责骂，几乎落到诚惶诚恐、名誉扫地的地步。这时，本属于“八王党”的某皇子却突然受到康熙的重视，这就是十四阿哥胤禵。

胤禵另有一名叫胤祯，其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生母是德妃乌雅氏，和四阿哥胤禛系同母所生，但比胤禛小十岁。“一废太子”那年，胤禵只有二十一岁，当时还年轻不懂事，经常和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混在一起，那次因为帮胤禩说话，差点被康熙拿刀砍了。不过，他也是走了狗屎运，那次事件过后，康熙反而对他另眼相看，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封爵时，胤禵不但被封为贝子，还得到了大阿哥胤禔被削夺的一切。

等到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二废太子”后，胤禵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八阿哥屡被打击的情况下，胤禵逐渐脱离胤禩的影响而独立门户，并成为康熙末年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五十二年（1713年）的随驾记录来看，胤禵几乎参与了康熙所有的出巡。由此可见，康熙晚年对他是很看重的。

机会说来就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所部突然攻入西藏，杀死拉藏汗，不但使得西藏陷入一片混乱，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四川、云南和青海等地的安全。策妄阿喇布坦在噶尔丹被消灭后，表面上对清朝很是恭顺，但却暗地里收拢噶尔丹的余部，试图恢复准噶尔部原先的威势。此人不除，西北难安。

本来在顺治九年（1652年）时，西藏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曾率领班禅和藏官随从三千余人前往京师，受到了顺治的隆重接待和册封，西藏也被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五世达赖圆寂后，他培养的亲信弟子桑结嘉措为独掌西藏的政治权力，伪称“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之命以行”，密不发丧达十五年之久。

一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征准噶尔丹时，从俘虏的口中才得知五世达赖早已去世，于是降旨向桑结嘉措问罪。桑结嘉措十分惶恐，这才将实情禀告朝廷并选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的“灵童”，并将之迎至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和硕特蒙古部，当时控制西藏）发生冲突，结果桑结嘉措败亡，其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被拉藏汗指为伪六世达赖，请予“废立”。康熙帝准奏，命将仓央嘉措解送至京师。但很奇怪的是，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突然在青海地界“绝然遁去”，不知所终。

桑结嘉措败亡后，他的余部逃到了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去求援。策妄阿喇布坦便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乘机攻入西藏，拉藏汗被杀。对此，康熙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令西安将军额伦特领兵前往西藏平叛。但由于西藏的地形复杂，在进军途中，额伦特战败身亡，所率军队也几乎全军覆没。

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康熙叹息道，我老了，血气渐衰，若是我少壮时，早已成功了。但光叹息也没有用，康熙于是决定派皇子亲自出征，当时就选定了十四阿哥胤禵。

胤禵当时三十一岁，正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八阿哥胤禩等人见胤禵受宠，都认为这是老皇帝看中了胤禵，要他历练，以积累资历和威望好继承皇位。为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胤禩暂且打消自己夺储的念头，转而支持胤禵夺取储位。九阿哥胤禟和胤禵从来就是一条心，自然不甘落于人后，他不但对胤禵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并热心为胤禵试制军备。据说，胤禟还特意帮助胤禵设计了一种战车，命人依样画好图纸，带往西宁，可谓是不遗余力。胤禟还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现今出兵，皇上看得也很重，将来之皇太子一定是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胤禵被破格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授予亲王待遇，行文称“大将军王”。十二月十二日，在胤禵率兵启程的日子，康熙亲自在太和殿主持了颁敕印仪式。当时的出师礼极为隆重，凡是出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全部戎装齐集于太和殿前，随同出征的还有弘曙、弘治和弘僖，时称“内廷三阿哥”，都是康熙的孙子辈，另还有郡王、亲王数人。其他不出征的王、贝勒、贝子、公和二品以上官员，也全都集合于午门之外，为胤禵送行。

胤禵受印之后，上马出午门，随后由天安门至德胜门，诸王、贝勒、贝子、公和二品以上官员俱送至德胜门列兵处。随着胤禵的一声令下，出发的号角齐鸣，旗帜迎风飘扬，十万大军在漫天风尘中，踏上了西征的路程。

随后，康熙又亲谕前往助战的青海厄鲁特蒙古各部说：“大将军是朕皇子，确系良将。朕深知大将军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朕当面训示无异。”

胤禵出征后，雷厉风行，手段强硬，很快便将数名办事不力的官员参奏罢职，军心为之一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胤禵的西征大军兵分三路，围逼侵入西藏的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见势不妙，便慌忙率领部众逃回了原准噶尔领地。结果胤禵有征无战，很不过瘾。不过，后面的事情也颇为棘手，虽然策妄阿喇布坦跑了，但西藏仍旧是一片混乱，当务之急是赶紧册立新的达赖喇嘛，以安定当地的局势。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末，胤禵寻访到青海塔尔寺青年喇嘛格桑嘉措作为七世达赖，康熙随后册封了金印和金册（分别重达一百三十两和一百五十两）。随后，胤禵坐镇西宁，派兵护送格桑嘉措前往拉萨，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在布达拉宫行坐床礼，西藏的局势这才稳定下来，胤禵也圆满完成了平定西藏的任务。后来，康熙还在西藏立碑纪念，颂扬此次功绩。可惜雍正上台后，硬说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赞大将军胤禵”，下令将碑毁掉，改撰新文。

再说胤禵，西藏平定后的任务就是厉兵秣马，筹备粮饷，准备来年进剿准噶尔，彻底消灭策妄阿喇布坦势力。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康熙将胤禵召回京师，面授用兵方略。胤禵到京城时，康熙特命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率领京内大臣前往城外迎接，仪式颇为隆重。由于担心康熙不再让胤禵回军中立功了，九阿哥胤禟还私下抱怨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然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仍让胤禵回到军中。

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以前，胤禵已经表现出对储位的兴趣了。他曾经接见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待以高坐，呼以先生”，和当年八阿哥胤禩“礼贤下士”颇有几分相像。胤禵第一次离京时，曾特意叮嘱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怕胤禟听不懂，胤禵又特意补充道：“若圣祖皇帝但有欠安，就早早带一个信。”

醉翁之意不在酒，胤禵关心的不仅仅是老爸的健康，着重点其实是落在“皇父年高”这句话上，其中含义昭然若揭。胤禵在西北时，继续招贤纳士，很关心自己的前途。当时有个叫张恺的算命人，故意奉承他说：“大将军的命是元（玄）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禵听了十分开心，称他“说得很是”，这人也由此骗得大把银子。

但很奇怪的是，胤禵虽然表面风光，但在出征已近四年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得到封王，依旧是贝子的身份。虽然他行文时都用“大将军王”的字样，但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封王。很多人认为康熙之所以要让胤禵出征，目的就是要让他立功，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替皇位。

后来，雍正（即四阿哥胤禛）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在他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胤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胤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这段话，前面说得还颇有道理，毕竟康熙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每况愈下，随时都可能倒下。按理说，要真是想传位胤禵，象征性的立点功回来就可以了，为何要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将之派遣出去呢？这说明胤禵在康熙的眼中，似乎只是一个武将的定位。

当然，也不排除第二种可能性，那就是康熙在五十七年（1718年）时确实有意培养、锻炼胤禵并准备让他接班，但经过后来几年的观察，发现胤禵也不是合适的人选，最终还是将他放弃，否则就不会再派他出征了。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康熙也许认为胤禵的功劳还不够，想让他彻底平定准噶尔部，一旦建此奇功，让他接班，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了。当然，前提得是康熙认为自己的身体撑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大了。也就是说，后面关于雍正“谋杀父皇、篡改遗诏”的传闻，也就具备了相当的可能性。

雍正说父亲命胤禵远征西北，是因为胤禵在京毫无用处，而且“秉性愚悍，素不安静”，所以要把他赶得远远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时西北的军情不容乐观，胜败未可逆料，不可能会派这样一个“愚悍”之人去做大将军，毕竟打仗不是儿戏。若真要将胤禵驱远，又怎能让他带兵呢？雍正的说法显然是胡乱猜测。

也许是雍正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之后他又引用了康熙对乌雅氏（雍正和胤禵的生母）说的一段闲话：“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雍正说，这话宫里人都知道，以此来证明康熙素来鄙贱胤禵，殊为可笑。康熙和乌雅氏本是夫妻，夫妻间的闲谈，焉能当真？《大义觉迷录》将这种琐屑的话也刊印进去，实在是有点猥琐荒唐。

也有人说，康熙把胤禵派在外面，是为保护胤禵免受储位斗争的伤害，就像春秋时期“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1}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外也未必安全，譬如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即使握有兵权也同样被杀。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胤禵正处于上升期，还是有机会继承皇位的，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也许，怪只能怪胤禵生晚了点，没来得及在老头子生前建功立业，又不曾料到后来会奇变突生，自己出征在外，内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已不是他所能够了解和掌控的了。

由此，也就又引出了后来到底是传位于四阿哥还是十四阿哥的一段公案，后叙。

定权谋 戒急用忍

太子的屡立屡废，储位虚悬，必然导致诸皇子蠢蠢欲动，心存觊觎。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初废太子到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废太子，几轮交锋下来，大阿哥胤禔过早出局，被永久禁锢高墙；二阿哥胤礽秉性不改，两遭废黜，同样遭到圈禁，成为一具政治僵尸；八阿哥胤禩的表现超越界限，屡受打击，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当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后面还有几个候选人。去掉前面两个被圈禁的阿哥，当时以三阿哥胤祉最年长，而且为人低调，有学识，但缺乏对政治的热情和谋略；十四阿哥胤禵是康熙晚年上升最快，也是最受人关注的政治明星，但在康熙去世前尚且看不出有接班的迹象。至于其他阿哥，要不就是年龄太小，不具备承继大位的资历和能力，譬如十四阿哥胤禵以后的那些皇子们；要不然就是因为缺乏政治野心和突出的才干，如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和九阿哥胤禟等。

这时，一个平时不显山露水但总在关键时候时隐时现的人物逐渐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就是四阿哥胤禛。在那些先出头的阿哥们打得头破血流时，胤禛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当时的胤禛，不骄不躁，不慌不忙，似乎争夺储位的事情和他无关，但一旦有大事发生，他总是及时出现，从不缺席。

最奇怪的是，在十几年的储位斗争中，大家的目光从来没有集中在他的身上：最开始是大阿哥胤禔和太子胤礽相争，接着是八阿哥胤禩风光无限，胤禩被打击后，十四阿哥胤禵异军突起，而四阿哥胤禛似乎一直游离于焦点之外，但又从未远离。

这个人看似平静，其实颇有心计，不可以常人度之。

雍正是怎样炼成的

四阿哥胤禛出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记载中，其行文颇为平淡无奇：“丁酉，今上皇帝生，上之第十一子也，母曰乌雅氏。”也就是说，在胤禛呱呱坠地时，二十四岁的康熙已经生过十个儿子了，胤禛生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祥瑞异兆，康熙也没有给予这个新生儿特别的重视（直到后来才补记，说有“梦月入怀，华彩四照”的祥瑞之兆）。胤禛出生前，在他前面的十个阿哥只活下来三个，因此他就成了四阿哥，在叙齿的二十四个阿哥里面，算是年长的阿哥（年龄优势）。

康熙给儿子们起的名字，开始时比较混乱，如“承”字开头的“承祜、承瑞、承庆”，也有以“长”字开头的如“长华、长生”；还有蒙古文的名字，如“赛音察浑”。直到后来，康熙才将皇子们的名字统一：每个皇子的前一个字为“胤”，后一个字则取“示”的偏旁，以表示“富贵有福”的含义。胤禛的“禛”字，在《说文解字》里，就是“以真受福”的意思。

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满洲正黄旗人，父亲威武是护军参领，属正三品的官员。和那些出身于王公贵族家庭的妃子比，乌雅氏的母家实在算不了什么。乌雅氏也是很早就进宫，开始为常在，后为德贵人，一直到康熙十七年才生育，这就是她的头胎儿子四阿哥胤禛。生胤禛时，乌雅氏还没有进入主位，一直到生下胤禛的第二年，她因生子有功，才被封为德嫔。

由于乌雅氏在宫中的地位不高，所以胤禛刚满月便被贵妃佟佳氏（后被封为皇后）抱去抚养。这对乌雅氏来说，既喜又悲：喜的是自己的儿子能够得到当时宫里地位最高的贵妃（当时康熙的前两个皇后都已去世）亲自抚养，以后皇上或许会对这个皇子另眼相看，前途可观；悲的是自己没有封号，地位太低，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亲自抚养！

再说贵妃佟佳氏，她其实就是国舅佟国维之女。佟佳氏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曾祖父佟养真和曾叔祖父佟养性都任过重要的军职，为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佟养真后来驻守镇江时殉职；祖父佟图赖先后任过参将、都统等职；伯父佟国纲历任内大臣等，封一等公，后来在征讨噶尔丹时，于乌兰布通之役中英勇阵亡；父亲佟国维做过一等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等，封一等公。

撇开功劳不说，佟佳氏的家族还是传统的皇亲国戚。她的曾叔祖父佟养性娶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家族之女，并被纳为“额驸”（驸马爷）；而康熙的生母孝康皇后是佟图赖的女儿，也就是佟佳氏的姑姑。佟佳氏作为康熙的表妹，进宫之后当然备受恩宠，地位非同一般。

佟佳氏当时刚被封为贵妃没多久，还没有生育过，却把刚满月的胤禛抱来抚养，这应该是件难度挺大的事情。不过，佟佳氏对这个新生儿十分有兴趣，即使她在后来封为皇贵妃统摄后宫大小事务时，也是一直把胤禛留在身边。不仅如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佟佳氏在自己怀孕并生育时，也没有放弃对胤禛（五岁左右）的抚养。也许，佟佳氏天生就喜欢小孩，小时候的胤禛应该给她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后来，佟佳氏自己生了皇八女，但不幸的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过（康熙出巡去了），一个月不到就夭折了。女儿的夭亡让佟佳氏非常的悲痛，她便将自己所有的母爱都倾注于胤禛的身上，视同己出，关爱备至，不亚于亲生儿子。而且，由于佟佳氏后来再没有养育过，胤禛也由此成为她最关心疼爱的人。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六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佟佳氏一病不起，在被紧急加封为皇后的第三天，便离开了人世。由于前两个皇后赫舍里氏和钮钴禄氏都死得早，康熙一直自责自己“克妻”，所以一直没给佟佳氏封皇后，一直到佟佳氏快不行时，才封佟佳氏为皇后。后来，康熙便再没有封过皇后（“相克”的观念似乎一直存于康熙脑海里，他在废太子时也骂过胤礽“克母”，因为赫舍里氏就是在生胤礽时难产而死）。

佟佳氏死时，胤禛当时只有十二岁，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康熙后来曾经说胤禛一度非常的忧郁（也许是现在说的忧郁症），这使得他不得不放下政事，去专心照看胤禛。康熙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时候，但很有可能就是佟佳氏死后的这一段时期。后来胤禛爱好佛学，是不是和这段历史有关，目前不得而知。

总的来说，胤禛的成长还是比较正常的。在康熙和师傅们的严格管教下，胤禛开始学习满汉文化，还有骑射等体育课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时在上书房的师傅们水平都很高，他们大都是康熙的政治顾问，并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当时胤禛跟着大学士张英学习四书五经，跟着徐元梦学习满文等。

这些师傅里面，对胤禛影响最大的是礼部尚书、侍讲学士顾八代。顾八代不但学术水平高，善于教学，而且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胤禛后来评价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顾八代退休后，一直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以至于他死后家里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胤禛听到这个消息后，心头一酸，便以学生的身份亲自为师傅料理后事，自己出钱把师傅安葬了。由此可以看出，顾八代的教育和人格品德，给胤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少年时期的胤禛，书应该读得不错，从他作的诗来看，虽然谈不上千古佳句，但至少也对仗工整，颇有意境，比他的儿子乾隆强出许多。胤禛的书法，在皇子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他非常善于模仿康熙的笔法（康熙本人的书法也非常优秀）。有一次，胤禛等人随同康熙南巡，因为胤礽生病，一行人暂停在德州。胤禛和十三阿哥则像平时一样，找了个书房读书写字。正好某天康熙和随行大臣们谈论书法，谈到高兴处，康熙便把大臣们引至胤禛等皇子们学习的地方，让自己的儿子们写几个对联给大臣们看，据说大臣们观看后，“无不欢跃钦服”。

康熙喜欢打猎，几乎每年都要到塞外去围猎，而且每次都要带上几个皇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时，刚满九岁的胤禛便跟着自己的父亲和三个哥哥胤禔、胤礽和胤祉出了塞北，一路上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个半月后才回到京师。康熙的目的，就是要让皇子们在野外生活中强健其体魄，并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

此后，胤禛便经常跟着康熙去围猎或者到各地巡游，有时候还受康熙的委托，作为皇帝的代表参加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孝庄太后一周年忌日，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致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和四十五年（1706年），由胤禛独自奉命前往致祭；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佟佳氏的伯父佟国纲战死乌兰布通后，康熙特命十三岁的胤禛和大阿哥胤禔去迎接佟国纲的灵柩回京师；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时，山东曲阜的孔庙完成了一次大修，工程结束时，康熙特派十六岁的胤禛随同自己的三哥胤祉前去致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胤禛随康熙沿着北运河到天津，西行到霸州，考察永定河下游的情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同康熙征讨噶尔丹，当时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虽然这些阿哥并不亲自指挥作战，但也是一次难得的、真刀真枪的军事行动，这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帮助。

在击败噶尔丹后，康熙带着儿子们去龙兴之地盛京祭拜祖陵，当时几乎所有的皇子都参加了这次回乡之旅。胤禛在《侍从兴京谒陵二首》中有这么两句：“不睹艰难迹，安知启佑心？”估计在一路上，康熙好好给这些皇子们上了一课，告诉他们自己祖先当年是如何艰难创业的。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胤禛随康熙南巡，一行人先到济南，再到泰安登泰山；随后又渡过黄河，经淮安、扬州，在瓜洲渡长江后到镇江。到镇江后，康熙带着一行人参观了江天寺，还亲自为寺里题了一块匾，上有“动静万古”四个大字。胤禛在此留下一首诗：

暮宿金山寺，今方识化城；

雨昏春嶂合，石激晚渐鸣。

不辨江天色，惟闻钟磬声；

因知羁旅境，触景易生情。

随后，一行人又乘船去了苏州，经嘉兴到杭州。杭州是这次南巡的最南端，后来康熙便带着他们回到江宁，祭拜明孝陵后经江苏沛县、山东聊城后回到京师。由于这次南巡是胤禛唯一的一次大江南北之行，杭州也就成为胤禛一生中到过的最南端。就这点而言，胤禛不如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乾隆来得潇洒——他即位后，就没怎么出过京城。

途经苏州时，胤禛写了一首诗，意境不错，姑录如下：

维舫枫桥晚，悠悠见虎丘；

塔标云影直，钟度雨声幽。

僧舍当门竹，渔家隔浦舟；

茫茫吴越事，都付与东流。

（《雨中泊枫桥遥对虎阜》）

从上面两首诗来看，胤禛似乎对寺庙和佛教有着特殊的兴趣和倾向，特别在前一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随着父亲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康熙去过多次，传说是顺治出家的地方）朝佛时，写了一首诗，里面带有强烈的宗教味道：

隔断红尘另一天，慈云常护此山巅；

雄关不阻骖鸾客，胜地偏多应迹贤。

兵象销时崇佛像，烽烟靖始飚炉烟；

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

当时的胤禛只有二十几岁，并没有经历太多事，却对佛教很感兴趣，的确让人不知何解。毕竟，康熙是不信和尚、道士的，他带着皇子们出巡，只是希望他们能够亲自去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让他们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不能像晋惠帝一样，天天在皇宫里和那些太监宫女们厮混。

总而言之，当时的胤禛和他前面的三个哥哥相比，不起眼也不出众，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出彩的事情，不过是循规蹈矩而已。对于皇子们对储位的争夺，胤禛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淡泊和从容的“出世”态度。应该说，当时胤禛的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故意伪装，倒不如说是一种兴趣的选择。毕竟，在太子被废之前，胤禛也的确没有想要去争夺储位——以他当时的条件和兴趣，只是替补中的替补，皇位继承人的位子，似乎还远远轮不到他。

老虎发威前，不妨装成猫

第一次废太子时，胤礽被交由大阿哥胤禔和胤禛等人看管，当胤礽要求胤禔代奏自己“绝无弑逆之心”时，胤禛的表现还算公正。他不顾胤禔的反对，毅然决定给胤礽上奏此事。也许，胤禛认为打击太子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即使胤礽被打垮，储位也轮不到自己，前面至少还有胤禔和胤禩几个人，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去落井下石。当然，胤禛当时也许是真的出于善良、公正和兄弟之情，看不惯大阿哥胤禔欲置胤礽于死地的凶恶做法。

由于暂时夺取储位无望，胤禛便在这类政治斗争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或者根本就不参与。为表明自己的态度，胤禛在这期间经常和僧人来往，他当时住的雍王府邻近柏林寺，他还经常跑到寺庙里去和那些和尚们参禅论道，谈论佛法，一幅与世无争的样子。

不仅如此，胤禛还出资建造大觉寺，并自号圆明居士（居士即指在家修行的俗家弟子）。据他本人的说法，自己钻研佛学，在机锋对答之中，已有颇深的造诣，还曾经参与过佛门的争论，不过，后来做上皇帝了。胤禛即位后的十年之内，未曾谈论佛事——雍正十一年时，雍正曾说：“朕即位后十年来，办理政事，于释典一函一轴实未曾批阅。”也不知道是他已经修成了“正果”呢，还是他太实用主义了？

“山翁避暑在山中，竹簌松涛面面风。三乐启期何所事，朝阳睡到夕阳红。”既然不想太早的卷入是非当中，又需要找点事情做，胤禛的选择是先做个“富贵闲人”，乐得逍遥。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诗：

道许山僧访，暮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

从胤禛早期的诗歌里面，似乎他当时最爱的生活是“访山僧，招野叟”。功名利禄对他来说，不过是“身外影，镜中花”，与自己毫无关系。当时的胤禛，似乎有意要把自己描绘成“天下第一闲人”，他以王爷的尊贵之身，屈尊纡贵地跑去和山僧野叟闲谈，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怪不得野史里把他说成一个会武术的奇人异士。

太子二度废立期间，争夺储位的斗争已经是紧锣密鼓、明枪暗箭，各皇子各显神通、结党谋位，几乎无法控制。当时的胤禛，想必也感到焦躁和不安，但他最后却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那就是暂时抛开一切，礼佛参禅，避开那些日益紧张的储位斗争，免得惹祸上身。

有人会认为，当时的胤禛已经开始暴露他为人的两面性。他也许是厌倦那种你争我夺、兄弟倾轧的宫廷政治，而想寻觅一种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的淡泊生活，但从他后面的表现来看，胤禛只是为了隐藏自己，免得过早地暴露自己。更大的可能是，胤禛从大阿哥胤禔的悲剧中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还远不是出手的好时机，何况，怎么说也没有轮到自己！与其过早的出场被杀，倒不如暂时隐忍不发。

空闲之余，胤禛还自己编辑了一本集子叫《悦心集》，把他所欣赏的一些诗赋文章收录其中，以表示他的志趣和心情。其中有两篇诗文颇有意思，一篇是明代才子唐伯虎的《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和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这首《一世歌》，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在意趣上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巧合的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祖父曹寅是康熙的红人，曾经风光无限，康熙南巡到江宁，有四次住在曹寅的家里。但好景不长的是，雍正上台后，其家族遭到严惩，家道就此败落，由此才有了《红楼梦》这一伟大作品。对于胤禛来说，《一世歌》反映的只是他的淡定心态，而对于曹雪芹来说，反映的却是无可奈何的败落事实。

《悦心集》里，还收了一首颇为清高甚至有些叛逆意味的作品《布袋和尚呵呵笑》：

我笑李老聃的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曲打云锣，和尚们去敲木鱼，生出无穷活计。又笑孔子的老头儿，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弄死。住住住，还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带着平衣冠，衣着衮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著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的无休息。

这首诗歌横扫一切，把所有世间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包括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都嘲笑了一遍，这在当时的时代颇为惊世骇俗。从消极方面看，这是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避世颓废心态，但从积极方面看，却是在告诫人们，凡事不过如此，做任何事情都要抱有一颗平常心。倘若一贯毛毛躁躁、急急吼吼，到头来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是自食苦果，万劫不复！就像储位斗争里的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礽、八阿哥胤禩等人，最后不过像《红楼梦》里所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半杯浊酒岁月空，人生如梦悲喜同。到头来，胤禔这几个夺储斗争里的落马者，不过为最后的胜利者铺平了道路，填满了血坑，成为胤禛登基的祭品罢了！呜呼哀哉！

“炉中若无真种子，纵遇神仙也枉然。”正是因为这种淡定的心态，胤禛并不迷信那些相士的算命，这和其他皇子不太一样。八阿哥胤禩也喜欢和三教九流交往，每碰到“九流术士有些异样的”，便令人弄到自己府上，好生招待，希望能听到些对自己有利的预兆。九阿哥胤禟碰巧收了个西洋的传教士穆经远，也爱请他帮忙看相。十四阿哥胤禵在西北时请了个张瞎子为他算命。那些江湖术士善于见风使舵，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张明德一样，不过想从他们那里搞到些银子罢了。

冥冥之中，可真有天命？

不承认现实，一味地相信天命，必然不为天命所眷顾；承认现实，对天命抱有一颗敬畏的心，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往往能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不然，一味虔诚，天天烧香，默祷不已，又有何用？

胤禛即位后，他已经不再需要相信什么天命了。雍正不但从不相信别人给他算命，相反，他最喜欢帮别人算八字，俨然以天命的代表人出现。有一次，雍正的宠臣鄂尔泰在云南任上患病，雍正特意为他看八字算命。看过后，雍正回复鄂尔泰说：“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浙江巡抚李卫有一阵子咯血，雍正也让他把八字写来。雍正似乎有看别人八字的瘾，譬如他还让李卫和岳钟琪进呈其属下的八字，有一次给岳钟琪的属下批道：“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限于资料，也不知道雍正此卦算得准不准）。”

胤禛当上皇上后，有时候还以和尚自居。有一次怡亲王允祥（即十三阿哥）去见他，闲谈中，允祥说京中有个刘道士，名气很大，自称已经活了好几百岁，还称允祥的前身也是个道士。雍正听后大笑，说：“算得好，的确的确！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是这么回事儿！但只是为什么你这道士，却又来替我这和尚出力呢？”允祥一时听不明白，雍正解释道：“你我都不是什么真佛、真仙、真圣人，只不过有幸为利益众生而栽培福田。若做得不好，还得回去做和尚、当道士，方使得。”

“谁道空门最上乘，漫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胤禛的和尚心态，的确在他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在那些皇子里面，除八阿哥胤禩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多纳妾外，胤禛的妃子是最少的。即使他做上皇上后，也不喜欢浮夸，这和他的儿子乾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胤禛即位后，对他原本一向交好的迦陵音和尚却态度大变。迦陵音在胤禛做上皇帝后便有意隐避，退往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从不因为和胤禛的老关系而涉足官场。四年后，迦陵音圆寂，雍正给他追赠了“国师”的尊号。但到了后来，雍正却将其封号削去，其语录和当年与胤禛交往的旧迹也一一删除，违者治罪。原因很简单，当时他的那些宗教言论不利于他的皇帝形象。

看来，胤禛终究逃不过一个俗人。

孝、诚、和、忍：雍正夺储的四字真言

应该说，胤禛对夺取储位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其中应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废太子”作为分界线。在“一废太子”之前，胤禛虽然也知道一些阿哥对储位抱有觊觎之心，如大阿哥胤禔和八阿哥胤禩就表现很明显，但当时胤禛实力有限，断然没有想过要自己做太子。他的态度是，承认既定现实，并对父皇和太子都抱有敬畏之心，不去抱什么非分之想。

即使在“一废太子”后，胤禛也没有想过要卷入到这场储位战争中去。这从胤礽被圈禁时，胤禛还帮他说话可以看得出。倘若他想做太子，何不协助胤禔将胤礽置于死地呢？也许他本能地感觉到，康熙这次废太子可能是出于冲动，尔后还是会原谅胤礽。而此后，形势突转直下，大阿哥胤禔的悲惨结局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让他认识到轻举妄动的可怕后果。正因为如此，胤礽被复立后，胤禛还是安分守己，甚至拜佛参禅，看淡一切，尽可能回避那些宫廷斗争，免得自己被卷进去，惹祸上身。在这一阶段，胤禛还是抱着“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皇权继承人”的观念，没有想过和胤礽争夺太子宝座。

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再度被废，一下子把胤禛的原有想法都给打破了：既然太子胤礽已经没有可能接班了，那么，其他的皇子都不是皇后所生，大家一下都平等了，都有权力去继承康熙的皇位，而自己又是相对年长的皇子，能力也不差，那为什么不能是我来接班呢？

这种念头一旦萌芽，胤禛的脑海里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再难回头了。虽然前面已经有人在这场斗争中落马，且具备继承王位资格和实力的兄弟不仅仅是胤禛一个人，他还有这么多的兄弟，谁也不知道最终会鹿死谁手。况且，康熙在“二废太子”后，看来已不打算公开建储，这不但加大了争储的难度，而且还决定了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面对这场困难而漫长的储位之争，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是不行的。关键时候，胤禛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也就是“二废太子”的后一年，给胤禛写了一封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上书。

信中，戴铎劝自己的主子也加入争夺储位的行列中，正如他所指出的，现在乃是“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也就是说，现在储位虚悬，皇上圣意未定，你不去争取，别人就会去争取，万一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到时候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何况在胤禔、胤礽被圈禁，胤禩被打击，胤祉等人实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作为年长的皇子，胤禛并不是没有机会，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随后，戴铎又给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一是如何处理父皇和兄弟们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和朝廷官员的关系；三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人马，壮大本门实力的问题。

关于处理父皇和兄弟们关系的问题，戴铎指出：“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

戴铎首先分析了胤禛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处于一种“英明之父、众多手足”的局势。这种局势不好处理，难就难在面对一个英明的父皇时，你要是不展示你优秀的一面，往往会被忽视，就像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等人一样，但是你要是过分展示你优秀的一面甚至超过父皇的话，又会被父皇所猜忌，八阿哥胤禩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如果兄弟少，当然比较好办，但当时“手足众多”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也只能坦然面对。兄弟多了，皇位又只有一个，你争我抢，各种阴谋手段一起上，也是必然。加上康熙对皇子们的培养都很成功，个个能力都不差，“你有好竽，我有好瑟”，彼此相争，终究是有人胜，有人败。大家都是骨肉兄弟，虽然情面上讲不过去，但权力斗争是血淋淋的，也是无可奈何、无可避免之事。

面对这种情况，戴铎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无所疵，其诸王大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戴铎提出，“孝、诚、和、忍”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四个法宝，对待父皇，要以“诚孝”事之；对待兄弟，要以“和忍”待之。如此一来，自然左右逢源，各方面关系都能搞定。况且，胤禛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这比其他兄弟又胜一筹。在对待其他阿哥时，尽量大度包容，不要去嫉妒有才之人，也不要为有才之人所嫉妒。对于那些才能不是很突出的兄弟，要注意团结宽容他们，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一边。

戴铎还特别以废太子胤礽为反面例子，指出他就是因为暴戾、嫉妒和不宽容，连民间都有传言说这个人要是当上了皇上，那么就“皇族无噍类矣”！“噍类”的意思是“活着的人或动物”，暗指让胤礽当了皇上，那些皇子们恐怕都没活路了！这话传到康熙的耳朵里，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吗？

戴铎还建议，胤禛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对父皇既要诚孝，但又要适当展露才华；对兄弟要友爱包容，和睦相处，不结党，不结怨（结党必然结怨）；凡事要平和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小失大，坏了大事。

随后，戴铎又对与朝廷官员关系的问题提出建议：“至于（皇上）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言数句，奖语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逾之？”

在这里，戴铎提出的都是些和人打交道时的小问题，但现实生活中，这些小问题有可能对成败起到关键作用。譬如皇帝身边的人，可能因为你对他好，他在适当的机会帮你说上一句话，可能胜过你忙活大半天；要是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他利用皇上不高兴时，在背后说你一句坏话，弄不好就会招来横祸。这已经是被证明了千百回的客观事实了。

所以，戴铎提出，对于皇帝身边的人，胤禛一定要放下王爷的架子，对那些人破格优待。特别是对于皇上的亲信、能够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人，比如李光地这样的，更是要时时留心，和他们搞好关系。即使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官员或者太监、侍卫等，没事时也多多夸奖几句，说不定哪天就帮上忙了。何况，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钱，被夸奖的那些人也会心存感恩，何乐而不为呢？要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贤王”之名就会广为流传，到时官员们和老百姓自有公论。

就这点而言，戴铎其实是要胤禛向八阿哥胤禩学习，广结善缘，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由于胤禛之前对争储之事比较淡泊，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戴铎向他提出要积极地入世，趁着八阿哥胤禩被打压的机会，把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另外，戴铎还特意提醒胤禛：“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就是说，在现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不要去趟那种不相干的浑水，也不要插手各部各处的闲事，免得被皇上发现自己的野心或者被人猜忌。

前面两点，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戴铎最后又提出了非常实质性的一步，就是如何培养本门之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反掌可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刻奉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培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之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举臂也。”

前面说的处理人际关系有点虚，但这一段就落到实处了。要想在储位斗争中获胜，关键还是自己有人。即使是夺得皇位，到时候也要有大批的人来辅佐自己，任何一个优秀的事业开创者，平时都必须注意笼络自己的一批人才，不然靠自己单打独斗，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

由于当时各阿哥都已封王建府，有了自己的属人，所以戴铎提出要先从本门之中发现、提拔并培养人才，以为将来作打算。天下之人，你给他恩惠未必能指望他回报，但你要是损害了他的利益，必然会招致怨恨。好在胤禛比较淡定，并不像胤礽那样过分贪婪，所以问题还不大。

为此，戴铎提出，胤禛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本门之人“在外者为督抚提镇（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内者为阁部九卿（内阁、六部等官）”。当然，这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过于为本门之人争权，必然会引起康熙和其他阿哥们的猜忌，弄不好也会走上太子胤礽的老路。

胤禛接到信后，批示道：“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胤禛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虽然表扬了戴铎的话实属精辟，乃“金石之言”，但对他毫无用处！还说继承皇位是“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则颇有些虚伪造作。后面的几句话更是露了馅，他让戴铎一定要保密，万不可轻举妄动，这说明他对戴铎提出的建议是有想法的。至少从当时看来，戴铎的建言可算得上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对胤禛颇有启发作用。

胤禛说他对“大苦之事”，了无兴趣，其实是自欺欺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戴铎被派往福建赴任，他把沿途和任所的见闻以及胤禛让他办的事情都用密信传递。有一次，戴铎说自己在武夷山见到一道人颇为奇异，胤禛便让他把道人的话都说给自己听，戴铎回信说自己为主子默祷求卦，那道人说了一个“万”字（“万”即为有福，和胤禛的名字“以真求福”对应），胤禛听后十分高兴。

康熙六十年（1721年），戴铎由知府升为道员，因为在当地生活不习惯，想告病回京，为此他先请示胤禛。胤禛给他回信说：“你不要这么没志气，以后你做到总督巡抚，才算扬眉吐气，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都如意的事情？”康熙末年，胤禛便想办法把戴铎弄到四川作了布政使。倘若他对争储没有兴趣，怎么会如此关心自己和属下的前程？

李光地是康熙晚年最信任的大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时，康熙把当时已病退在家的李光地从福建召回京城，估计是秘密商议建储之事。胤禛得知后，便派戴铎前去拜访，同李光地讨论建储的人选问题。戴铎问李光地：“诸位皇子里面，李大人觉得谁最合适做太子？”李光地说：“诸王当中，八王最贤。”戴铎不以为然，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戴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李光地能够助胤禛一臂之力，可惜李光地对此未做明确表态。

在胤禛争夺储位不是很顺利时，戴铎还请求谋调台湾道，他说台湾远在大陆之外，尚未开发，台湾道又兼管钱粮，万一争夺储位失败，可以作为将来的退路。戴铎对四阿哥胤禛夺取储位之事，可谓是尽心尽力，事实上，胤禛也基本上是按照他的策略，逐步夯实基础，扩展势力，并巧妙地避开皇位争夺中的各种危险，向着最后的大位而前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方向没错，假以时日，总会有结果的，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点。

八面玲珑：皇权路上的辩证法

太子第一次被废后，康熙因其不争气，既羞又愤，以至于得了重病，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圣容清减”，形容憔悴，又不肯让医生来看，身体日渐虚弱。在这种情况下，三阿哥胤祉和胤禛等人痛哭陈请，冒死为康熙择医，尔后又亲侍汤药，这才使得康熙逐渐得到康复。康熙心里也很感动，说这几个皇子“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

应该说，在第一次废太子的事件中，四阿哥胤禛给康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开始是胤禛仗义执言，帮废太子说话，还请求将胤礽身上的锁链拿下，这让康熙觉得胤禛心地善良，为人正派。在康熙重病时，胤禛亲自照料父皇，直到康复，又让康熙觉得胤禛十分的孝顺，比大阿哥和太子胤礽、八阿哥要实在许多。

由此，康熙在次年复立太子后，胤禛和胤祉、胤祺三人越过郡王这一级，直接封为亲王，以至于人臣之所极。胤禛当时三十三岁，当他得知自己被封为亲王后，还特地上奏说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等人都是自家兄弟，他们封为贝子，而自己封为亲王，为表示父皇对众阿哥一视同仁，愿意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使兄弟们的地位相当。这番不慕荣华富贵的高调，当然很得康熙的赏识，也让胤禩等人觉得胤禛是向着自己，心存感激。

康熙在复立太子时，特意跟胤礽说了其他兄弟的好处，其中提到四阿哥胤禛为人诚孝，要太子好好善待这位兄弟。康熙帝还传谕说：“当初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有意思的是，胤禛在得到康熙的夸奖后却急忙推辞说：“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

胤禛此时的意思，似乎是不敢承认自己保过废太子，也许是他也觉得这个胤礽不争气，保不住太子的位置，万一以后别的阿哥上了台，翻起历史老账来的话，恐怕自己会被认为是“太子党”而受到牵连报复，倒不如把褒奖之事推掉，还免得其他兄弟嫉妒。

对于其他兄弟，胤禛也尽量和他们处理好关系，康熙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似乎颇为热心。早在第一次废太子时，胤禛已经知道八阿哥胤禩等人结为一党，他甚至知道胤禟、胤禵几个人为表忠心，还私藏毒药，决心和胤禩同归于尽的事情，但胤禛当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依旧和这些人来往，实在是有些深不可测。

在厌世淡泊的掩护下，胤禛一直和其他阿哥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像胤禩那样结党营私，也不像胤禔、胤礽那样寡恩无情，和兄弟们的关系既不亲密，也不疏远。他似乎在玩弄一种平衡，让大家觉得四阿哥这个人颇为仁义可靠，但究竟哪里仁义，哪里可靠，大家却又说不上来，而这恐怕就是胤禛的高明之处了。

胤禛对兄弟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康熙看的，譬如前面说的请求降低自己爵位的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完全是作秀——君无戏言，皇上都封你亲王，岂能说改就改？但胤禛还是大着胆子上奏了。有一次，胤禛随康熙出京的途中，写了一首诗（《早起寄都中诸弟》）：

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

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

唐代诗人王维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名句，胤禛这诗倒也有些类似的味道。从实际情况来看，胤禛在即位前与十三阿哥胤祥关系最好，因为胤禛的生母曾抚养过胤祥，胤禛也曾经负责教过胤祥算学。每逢塞外扈从时，四阿哥与十三阿哥总是“形形相依”，虽然他们相差八岁。十三阿哥胤祥也常把自己写的诗拿去向胤禛请教，胤禛还为他收藏了三十二首诗。

在处理兄弟们关系时，胤禛既不参加“太子党”，也不参加“八王党”。在“太子党”和“八王党”明争暗斗之时，胤禛不偏不倚，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反对任何一方，保持中立和灵活，不争而胜，坐收渔人之利，果然是明智之举。

最稀奇的是，胤禛对于自己同母所生的十四阿哥胤禵，关系也未见得有多好。他明知胤禵开始时参加了“八王党”，但也没见他有所劝告，而是听之任之，那次胤禵差点被康熙拔刀砍了，胤禛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尤其是康熙末年，十四阿哥胤禵继位的呼声很高时，胤禛对这个同胞兄弟更是十分的猜忌，以至于即位后对这个弟弟的评语都是极尽贬低之词。

因为儿子们争夺储位，康熙晚年被搞得焦头烂额，少了很多家庭之间的天伦之乐。康熙在京城时，经常住在城外的畅春园里办公，在畅春园的附近，康熙赐给了皇子们一些花园，当时胤禛就获得了赐园，后来康熙亲自给这座花园起了个名字叫“圆明”（后来该园与附近的长春园、绮春园合并，当时称为圆明三园，即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

为排遣老父的孤独和寂寞、增进父子乃至爷孙感情，胤禛经常请老爷子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来赏园和家宴。根据《清圣祖实录》的统计，康熙曾经去过胤禛的花园十一次，这种恩荣是一般皇子所没有的。在其他皇子里面，也只有三阿哥胤祉能够和康熙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据记载，康熙去过胤祉的花园十八次，只可惜胤祉不是搞政治的人）。

胤禛虽然八面玲珑，但也有失手时。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康熙从木兰围场打猎回来，听说被圈禁的八阿哥胤禩得了伤寒，当时已是奄奄一息，偏偏八阿哥当时住在康熙回畅春园的必经之路上，康熙心里很不舒服，怕万一自己经过时胤禩死掉，给自己带来晦气。于是他对随驾的胤禛说，八阿哥得重病，是否已派人回京看视？胤禛说还没有派人去看。康熙便特意提醒他，要派人去看一下。

胤禛当时会错了意，以为康熙重视胤禩的病情，于是赶紧派人去看望。康熙一行人到了密云时，胤禛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八阿哥的病很严重。胤禛便急忙回报了康熙，并请求本人先走一步，前去探视。康熙当时也没说什么，便让他去了。

胤禛走后，康熙很不高兴，便传谕指责胤禛丢下扈驾重任，急吼吼地跑去看望八阿哥胤禩，不但轻重不分，而且有“党庇胤禩”之嫌。既然如此，就让胤禛来料理胤禩的医药之事。胤禛听后一个激灵，这才明白康熙的意思并不是关心胤禩的病情，而是要让他了解胤禩到底病得怎么样，会不会马上死掉的问题。

果然，康熙一行人快到达京郊的汤泉时，康熙又传谕胤禛，问可否将胤禩移回城内府邸去，让他和诸位皇子们商议一下。胤禛因为明白了康熙的意思，便主张将胤禩移回城中。这时，和胤禩关系最铁的九阿哥胤禟跳起来说：“八阿哥病得这么重，万一在移动的过程中出事，谁来负责？”胤禛一听也不免踌躇，不敢作主，便请示康熙怎么办。康熙听后更不高兴了，说八阿哥的病情极其严重，不省人事，移不移回的事情，你们不要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幸好胤禩命大，在移回的过程中没有挂掉，回到府中没多久还复原了。胤禛知道这事没有办好，后来急忙上奏康熙，和胤禩划清关系，说：“向在途次，皇父问及曾使人往看八阿哥否，及使人往看，回报病笃，故尔奏请看视。臣未审轻重，实属错误，罪所难逭。况臣素不谙医药。今既送胤禩到家，臣无可料理之事。”胤禛的用意，就是要乘机和胤禩划清界限。经过这么一番解释，康熙才稍稍打消怒气。

有人说，胤禛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从容应对，如鱼得水，可能和他从小养在皇贵妃佟佳氏身边有关。佟佳氏深得康熙的信任，当时又是后宫之首，负责整个皇宫的行政运转，需要和很多的内监和宫女或者嬷嬷们打交道，胤禛跟在她的身边，学会了如何察言观色，并知道如何讨人欢喜。当然，这只能作为一种猜测，或许有的人天生就是双重性格，善于伪装，善使两面派的手法，像胤禛那样，能够愚弄到自己的父皇和兄弟，那也算是真本事。

毕竟，人是很复杂的动物，何况是皇帝？既然不能用三言两语说清楚，那也就不必去下死定论，毕竟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会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也许胤禛就是这样一个双重性格甚至是多重性格的人。

家天下讲的是综合得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底，正当废太子和公推太子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胤禛却突然向康熙上奏，要求父皇恩免早年对他“微觉喜怒不定”的评语。

胤禛这个时候向康熙提这样一个要求，粗看似乎无关紧要，但细细推敲，却是极为巧妙的。胤禛从小被皇贵妃佟佳氏抚养于宫中，因为这层关系，康熙对他关注颇多，而对于胤禛身上的性格弱点，康熙也很了解。胤禛的性格，其实和他的生母德妃和同母弟胤禵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阴险多变，而更多的是强硬和倔强。正因为如此，康熙有一次在论及各皇子的优劣时，在胤禛的身上用了“喜怒不定”四个字。

年轻时的胤禛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评语对自己的影响，对于康熙劝他“凡事只以忍好”的话也没有太在意，结果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诸子封爵时，大阿哥胤禔和三阿哥胤祉都被封为郡王，而只比胤祉小一岁的胤禛（二十一岁）却被降一级，只封了贝勒。胤禛一贯好强，这次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以至于自己做了皇帝还为之耿耿于怀，说：“朕初为贝勒时，人称为王，辙赧然羞之。”

是福亦是祸，是祸躲不过，关键看怎么去对待。胤禛吃了这次亏后，也开始懂得凡事忍让，并逐渐收敛自己的性子，不使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身上的棱角没了，胤禛自然圆滑玲珑了不少，也就不会再“喜怒不定，遇事急躁”了。譬如“一废太子”时，他的表现比起大阿哥胤禔来说，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倘若性子不改，弄不好也会闯下弥天大祸。

胤禛这时候提出这事，显然用意很深。一来他当时的表现很好，得到了康熙的赞扬，这时候提出要求很容易得到批准；二来以此加深自己对康熙的印象，说明自己已经长大成熟，不再有原先“喜怒不定”的毛病，特别在当时储位未定时，胤禛此举很有必要。果然，康熙帝同意了胤禛的请求，降谕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

胤禛即位后，曾对大臣们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但是，“戒急用忍”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一味忍让，相反，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必须出手、敢于出手！

在“太子党”土崩瓦解，“八王党”分崩离析，而“十四阿哥党”未成气候之时，“四阿哥”集团在戴铎“挖掘和培养本门人才，壮大本门实力”的建议下，已经是初具规模，悄然浮现。

这个小集团，以胤禛的“藩邸旧人”为主，也就是那些胤禛的亲眷、属人或者为雍亲王府服务过的人。其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戴铎，原任福建某知府，后升道员，康熙末年升至四川布政使；戴锦，戴铎之兄，经过胤禛的活动，康熙末年出任河南开归道；年羹尧，胤禛的大舅子，其妹为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是汉军旗人，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已就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晋升为四川总督，六十年升为川陕总督，势大权重；魏经国，康熙末年已经是湖广总督；常赉，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之子，官居副都统；博尔多，藩邸旗下之人，举人出身，后官居内阁中书；沈廷正，做过陕西商州知州和甘肃兰州同知。另外，这个集团还有傅鼐、马尔齐哈、沈竹、金昆、诺岷、黄国材、黄炳等人。

为了让这些人对自己死心塌地，胤禛时而拿出主子的威风，动辄呵斥；有时却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关系，为这些人升官谋职，以保证将他们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年羹尧因为官做得顺利，有段时间对胤禛的口气不是那么恭敬，在其书信里竟自称官职，加上胤禛听说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对他有所拉拢，心里很气恼，便抓住年羹尧信里说“今日之不负于皇上，即异日之不负于王爷”这样一句话，说光凭“异日”这两字，告上去就可以诛年羹尧全家，警告他不要得意猖狂，要认清自己的主子是谁。为惩罚年羹尧，胤禛还命他将带到任所的弟侄和十岁以上的儿子全部送回京师，以加强对年羹尧的控制。对于自己的亲信戴铎，胤禛也是屡加严责，以防止其变心。

光有本府之人是不够的，胤禛又开始在外面挖人。譬如礼部侍郎蔡珽，胤禛多次拉拢，但蔡珽都以“不便交往”为由推辞不见。但胤禛仍旧不死心，后来终于在蔡珽要去任四川巡抚前来热河向康熙辞行，这才由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引荐给胤禛，蔡珽见了胤禛后，又向他推荐了左都御史李绂，后来这两人在雍正朝都得到重用，并经历大起大落。

对于那些想挖而没有挖到的人才，等到胤禛即位后，都不会因为当年他们不给面子而加以忌恨，只要觉得他们的确有才，胤禛都会予以重用，如鄂尔泰、觉罗满保等人。只要能为他所用，胤禛还是很尊重人才的。

其中有个重要人物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当时的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他似乎也在康熙末年加入了“四阿哥”集团。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儿子，佟国维一家本都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若以胤禛和佟佳氏的关系，按理隆科多应该支持胤禛才是，由此也可见胤禩的笼络能力。隆科多是在第二次废太子时，取代了“太子党人”托合齐的步军统领职位。也许是因为隆科多见八阿哥胤禩已经没有希望获胜，由此在储位斗争的最后时刻加入了胤禛集团。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不能遗漏，那就是十三阿哥胤祥。虽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康熙六十一年，胤祥似乎在储位斗争中几近消失，但在所有的阿哥里面，胤祥可以说是胤禛最铁的死党，这个人虽然在康熙生前没有给胤禛夺取储位带来帮助，但在胤禛即时和即位后，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起胤禛的小集团，就不能不提及他。

以上可以看到，胤禛虽然韬光养晦，但其集团的人在康熙末年却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职位，在外有总督、巡抚、提督，布于四方；在内有内阁官员、御史等伏于朝廷，如此势力，虽说不是太大，但也令人不敢轻视。对比其他的阿哥，三阿哥胤祉势力太小，八阿哥胤禩的死党大都是朝中文官，而十四阿哥只有部分兵权并没有得到朝中的普遍支持。如此考量下来，胤禛集团在综合实力上显然处于上风。

不仅如此，康熙晚年对胤禛的好感和重视也是与日俱增，这从康熙和胤禛的来往频繁度和委派的事务也可以看得出来。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这点很得康熙之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随同康熙出巡时，康熙指责佟国纲的儿子鄂伦岱与八阿哥胤禩结党营私，以皇亲国戚自居，不敬尊长。胤禛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便骂道：“此等忤逆之人，乱臣贼子，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康熙当时看在自己表兄弟的份上放过了鄂伦岱，但胤禛即位后，抓住他在乾清门院内掀衣便溺的不敬之事大做文章，最后鄂伦岱被诛。

“二废太子”事件中，胤禛负责对原步军统领托合齐进行审问，一举端掉“太子党”的重要人物。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顺治淑惠妃去世，康熙发现办理丧事的人员不负责任，随便潦草，令胤禛去严厉查办。胤禛接到任务后，对承办单位工部和光禄寺进行了调查，最后将工部尚书满笃、工部侍郎马进泰、光禄寺大夫马良和内务府总管等人进行了处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妄阿喇布坦在西北兴风作浪，康熙召集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征求他们的意见，胤禛主张用兵，当时被人认为是谋求军权，可惜康熙最后还是委派了十四阿哥胤禵出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明十三陵墓群发生被盗事件，康熙得知后命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前去调查处理，并让他们进行祭拜。同年，孝惠皇太后去世，由于康熙病重，皇太后的丧务大都是由胤祉和胤禛两人在康熙的指示下安排处理。第二年，皇太后的梓宫要安放进顺治的地宫时，康熙病重不能前往，也是由胤禛负责整个事务，并在陵前代为宣读祭文。

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值康熙登基六十年大庆，胤禛被派往关外盛京祖陵大祭。本来康熙是想亲自去的，但由于自己年老力衰，最后派了胤禛带着十二阿哥胤祹和世子弘晟（三阿哥胤祉之子）等人前去，以表示重视。胤禛回来后，又奉命代祭太庙。同年三月，因为会试中没有中第的举子们认为判卷不公而闹事，胤禛又奉命带人前去复查试卷。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也就是康熙驾崩的前一个月，通仓、京仓亏空之事泄露，康熙命胤禛带领大队人马前去清查，其中包括隆科多、延信等人。通过这次实际的调查，胤禛认识到貌似强大、繁荣的康熙王朝，其实不过是“刀切豆腐表面光”，里面早已是糜烂不堪，很多上报的财税数字、仓库存余等，其实都是数字游戏，并非是真的国家财富。由此，胤禛上台后，狠抓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查亏欠，追查那些陈年老账。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九，也就是康熙驾崩前的第四天，冬至将到，胤禛被委派去南郊天坛行祭天大礼。按常例，祭天这样的大礼都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的，康熙也从没有委以他人。康熙委派胤禛前去祭天，明白人已经能看出点端倪了。要是康熙真的有意传位给胤禛的话，那这次祭天，也就成了上苍对这位未来之君的审查了。冥冥之中，也许真是有命数的。

正如戴铎所说：“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应该说，胤禛很好地把握了处理政事的尺度，勤勉敬业，凡是康熙交办的，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感到满意。

康熙末年，胤禛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在当时的皇子里面，八阿哥胤禩虽然也有能力，但已经靠边站了；而十四阿哥胤禵长期在外用兵，对政务并不了解；剩下的竞争者中，同样受到康熙重视的就只有三阿哥胤祉了。可惜的是，胤祉虽然年长而且有才学，但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也没有深谋远虑，不足以和胤禛抗衡。

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掉石头砸脑袋倒是有可能。胤禛的未雨绸缪，一张一弛，何尝不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这一切来得如此不动声色

承德避暑山庄有个狮子园，是当年康熙赐给胤禛的园林。这个园林倚山而建，园子里流水潺潺，景色极佳。园林的规模也很大，除去前后殿不说，光那些精致的亭台馆榭就景致颇多，比如待月亭、环翠亭、妙高堂、秋水涧，等等，不一而足。

康熙六十年（1721年），在胤禛的陪同下，康熙和一些大臣们又一次来到这座园林欣赏美景。父子俩正闲聊着，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康熙听后为之吸引，就顺着声音走了过去，还没到那，胤禛便大声喊道：“弘历，还不快来给皇爷爷请安！”

这时，一个面容清俊的小孩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见到康熙后赶紧叩头。康熙很高兴，便问他刚才读的什么书，弘历说是《论语》，老师昨天刚刚教的。胤禛便乘势说，那你就背一段给大家听听吧。

弘历听后，便放下手里的书，走到众人的面前，不慌不忙，从容背诵。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只有十一岁的小朋友把《论语》里的内容背得又快又熟，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和随行的大臣们听后忍不住大声喝彩，夸赞这小孩真是聪明。由此，康熙也就记住了这个聪明的小孙子。

据说，这场背书的表演，其实是胤禛早已安排好的。弘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本是胤禛的第五个儿子，因为前面夭折了三个，所以成了老二。弘历还有个哥哥叫弘时，比他大七岁，但其为人“性情放纵，行事不谨”，一向不为胤禛所喜，倒是这个弘历从小就聪明可爱，被胤禛十分宠爱，这次他在康熙面前好好出了回彩，也为自己的父亲增光不少。

第二年春天，康熙回到京师后，又应邀来到胤禛的圆明园牡丹台赏花看戏。康熙想起了去年背书的那个孙子，便让胤禛把弘历叫来随侍。整整一天，不管是游园还是看戏时，康熙都让这个小孙子跟在身边，不离左右。胤禛见康熙对弘历如此欢喜，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父皇如此疼爱弘历，就让他服侍父皇读书可否？”康熙听后，马上同意，于是便把弘历接到自己住的畅春园，并特将里面的“澹宁堂”赐给弘历，作为他的起居读书之所，以便随时陪侍，聊解年老之闷。

这一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夏天，康熙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把弘历也带上了。到那后，康熙又在自己平时批阅奏章和召见官员的“万壑松风”殿旁，特辟三间小殿，取名“鉴始斋”，赐给弘历作书房之用。“万壑松风”处于避暑山庄的南边，环境安静优雅，各殿之间有游廊相连接，很是方便。

从此后，只要康熙有空，就会过来看看弘历读书如何，碰到弘历不懂的，就给他亲自讲解。弘历看书累了，也会跑到隔壁殿里去找皇爷爷，要是有官员来见康熙，弘历就乖乖呆在一旁，听大人讲话。甚至连康熙吃饭时，都把弘历带上，还亲自给弘历夹菜喂饭，“曲承含饴，依膝之欢”，可见康熙对这个孙子的宠爱之深。

有一次，康熙在殿里写字，弘历在旁边偷偷地观看，康熙见他看得专注，便问他：“你喜欢我的书法吗？”弘历点点头，康熙大乐，当即把自己写的几个横幅送给他。后来，只要弘历在旁边，康熙写了字必定会送他几幅。弘历拿回去给父亲胤禛看，胤禛让他好好保管，“宝而藏之”。

承德虽然避暑，但天气有时候也很热。有一天，康熙见湖里莲花盛开，煞是美丽，便令人驾御舟去湖中观赏。舟行到晴碧亭时，康熙看到弘历在湖边玩，便叫他的名字。弘历听到爷爷在舟上叫他，欢喜得连蹦带跳地跑过来也要上船。康熙见他跑得太快，连忙唤他跑慢点，别摔跤！

弘历上船后，康熙抚着弘历的肩膀，指着湖中的莲花问他，可学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弘历便把《爱莲说》流畅地背了一遍。康熙大喜，问他可知道其中的含义，弘历又说了一大通“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洋洋洒洒，融会贯通。康熙不由得龙颜大悦，直夸这个孙子真是聪明异常，说“此子神速过于余”！

现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建筑群的大门壁上，还刻着乾隆写的一首诗，诗中说“阅射门前却自思，髫龄自此沐恩慈”，这说的就是当年弘历在避暑山庄时，曾经在这里射箭，得到康熙的夸奖并获赐黄马褂的事情。乾隆在自注中写道：“忆予十二岁时，皇祖每御门引见，恒命射于此，若连中，则慈容大悦。”乾隆对自己在康熙面前连射连中的事情念念不忘，等自己也到了康熙那个年龄（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还在一道谕旨中得意洋洋地提及此事：“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阅射，朕连中五矢，仰蒙天语褒嘉，慈颜大悦，蒙赐黄褂，其时朕年十有二岁。”看来，乾隆把这事记了大半辈子。

清人笔记《啸亭杂录》里还说，有一次康熙带着弘历去木兰围场打猎，在行围中发现了一头狗熊，康熙见后便用火枪将之击倒。狗熊中枪后，趴在地上半天不动弹，看起来像是快死了的样子。康熙一来为锻炼弘历的胆量，二来也想让宝贝孙子能得个“初围即获熊”的美名，便让弘历前去将狗熊最后射杀。

弘历领命后，兴高采烈地拿着枪直奔狗熊而去。不料弘历刚刚向前，那只狗熊听到前面有动静，突然又立了起来，比一般人还要高，并且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凶态毕露，作拼命的样子。原来，这狗熊只是受了重伤，但还没有立刻毙命，正值众人惊呼时，康熙冷静地抬枪射击，把狗熊彻底撂倒，这才让人赶紧把受惊的弘历扶下马，并带他回帐中休息。

当晚，康熙回去后，把这惊险的一幕给和妃瓜尔佳氏说了一遍，他不无感慨地说：“弘历这孩子，看来的确是有福之人。倘若他到了这狗熊身边，这狗熊突然扑过来的话，哪里还有他的小命？看来他的命贵重！将来的福报可能在我之上啊。”

《啸亭杂录》的作者昭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既是皇室的近支宗室，又和乾隆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估计这事颇为可信。

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对康熙有所触动。过了几天，胤禛在康熙赐给他的承德狮子园里举行家宴，并请康熙前来用膳。当天，康熙带着弘历来，吃完饭后，康熙让胤禛福晋乌喇纳喇氏把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叫来让他看看。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本是雍王府的侍女，后来被胤禛收为侍妾，在府中的地位不高，按说是没有资格见康熙的。但这次康熙破格召见她，恐怕不仅仅是爱孙及母，而是有其他的特殊含义。

钮钴禄氏来后，康熙让她走近一点，然后仔细端详了一阵。他见钮钴禄氏五官端正，脸色红润，颇有富贵之相，当时就很满意地点头，连说：“此乃有福之人也！”弘历做上皇帝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不无得意地发了一通“事后诸葛亮”的议论：“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托付，因欲预观圣母福相也。”

对于自己在避暑山庄受到的特殊待遇，乾隆每每回忆之时，都对自己的爷爷康熙感激不尽：“避暑山庄为皇祖临幸最爱之地，亦孙臣受恩特深处也。”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对弘历极为重要。他先是被康熙带在畅春园，夏天时又随驾去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和行围打猎。夏天过后，弘历随着康熙回到北京，康熙又把他安排到紫禁城内的毓庆宫里居住读书。毓庆宫的位置离康熙自己居住的寝宫乾清宫没有多远，康熙的目的就是方便见到弘历。这份祖孙之爱，的确是非同寻常。

弘历即位后，后来曾追忆这段生活，说：“予年十二时，始解文义，每侍皇祖于乾清宫，得瞻御座后屏风集诸经铭语，即知综括治道无遗，而为君者，必如是，然后可谓尽君道也。”原来，康熙在接见大臣们时，在御座后面，还躲着弘历这个小不点。所谓“御座后屏风集诸经铭语”，其实就是指康熙在乾清宫的御座屏风上所铭刻的一些“治国”格言。康熙的意思，恐怕还不仅仅是让孙子学习屏风上的那些“治国”格言，更重要的是让孙子能够在皇爷爷的实际政务活动中学到一些感性的政治技巧，也许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让弘历尽可能离自己近一点，并允许他在自己接见大臣时侍立在旁吧？

当然，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乾隆即位后对康熙当时举动的一个推测而已。毕竟，康熙钟爱弘历和胤禛继位是两回事。胤禛即位了，康熙的那些举动当然像是某些暗示，但也不能说康熙就一定有这个意思。毕竟，老年人喜欢幼年的子孙也是人之常情，虽然弘历在康熙的最后一年里的确备受宠爱，但毕竟时间很短，大概也就半年而已。而且，也不是只有弘历一个人待在康熙身边，当时还有康熙的幼子胤祕、胤禧等人，也都是康熙所钟爱的。

由此，若要说康熙选择接班人完全以孙子辈为依据，也不尽然。就算在孙辈里面，最受康熙喜欢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也不是弘历，而是废太子胤礽的第二子弘晳。弘晳从小就被康熙养在宫中，当时已经快三十岁了。弘晳作为康熙的嫡长孙，自然受到康熙的重视，只可惜他的父亲废太子胤礽影响了他的前途。

难能可贵的是，弘晳的人品和才能，都比他的父亲胤礽要好很多，就连朝鲜使臣也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意思是说，康熙晚年之所以不立储，就是在选择儿子还是选择孙子之间徘徊，难下决断。朱元璋就曾经立过嫡长孙，那是因为他的长子已经过世，但后来建文帝还是被他的叔叔明成祖给打败了。所以从历史教训来说，康熙不太可能直接立嫡长孙。但是，要拿弘历和弘晳比较的话，康熙肯定会偏向弘晳而不是黄口小儿弘历。康熙最后一年对弘历特别钟爱，不过是因为弘历本身聪明、乖巧、可爱罢了。

不过，朝鲜人倒是觉得弘历在当时的储位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康熙去世后，朝鲜大臣金远迎接赴朝颁发讣告的清朝特使时，从特使口中得知：“康熙皇帝在畅春苑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乾隆一向就是个自大狂。事实上，他自己对此也颇为得意，他曾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临幸观花，慈颜有怿，因于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爱抚备至，是为承恩之始。仰惟付托之重，默契圣心，投艰遗大，似即肇基于此。”

乾隆的意思是说，自己老爸胤禛之所以能够得到皇帝宝座，其实还是靠自己受到了康熙的宠爱才实现的，因为康熙觉得自己是个“有福之人”，以后必能做皇帝。但是，又不能直接传给自己，只好先传给胤禛，然后再传给自己——如此说来，胤禛倒是要感谢他这个儿子才行！这种逻辑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真要选孙子辈的话，康熙显然会选弘晳，而不是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弘历！乾隆显然是在自吹自擂，不过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

当然，因为爱孙而决定帝位继承人的事情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和乾隆说法最为相似的是明成祖朱棣选定接班人的事情。按嫡长子继承制，朱棣本已经立了皇长子朱高炽为世子，但后来觉得这个儿子过于懦弱，又常想改立汉王朱高熙。不过，皇长子朱高炽有个优势，那就是他的儿子朱瞻基很讨朱棣的欢喜，朱棣觉得这个孙子性格刚强，做事果断，颇有几分自己年轻时的风采。为此，朱棣也是犹豫不定，后来他便把大臣们找来商议这事，大臣们坚持认为应该立朱高炽为太子，朱棣摇头说这个儿子虽然为长，但能力似乎不太行。这时，大学士解缙提醒他说：“皇上有一个好圣孙，您难道忘记了吗？”朱棣听后，恍然大悟，最终没有改立太子。

康熙晚年，皇子们为争夺储位而明争暗斗，以至于骨肉离间甚至如同仇人，康熙何尝不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悲愤难平却无计可施。正当他郁郁寡欢、心灰意冷时，胤禛巧施妙计把十一岁的弘历引见给了自己的老父亲，而弘历的聪颖可爱、至真至纯，也让暮年的康熙感到了家庭的天伦之乐，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成为康熙晚年孤寂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一抹亮色。

所以，胤禛当时利用康熙因皇储虚悬的苦恼，及其老年人爱孙的普遍心理，把弘历作为自己争夺储位的最后王牌给打出去，以利用康熙对弘历的好感，从而加强自己在康熙心目中的分量。如果说，胤禛真有这个想法的话，不得不说这手段的确高明而且做得不留痕迹。

胤禛继承皇位不久，便实行秘密建储制度，“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从雍正的遗诏来看，他即位后便密定了弘历为皇位继承人，这或许是给弘历的一个奖励。

总而言之，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的确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纠结，很难说其中的哪一种因素在里面起到了决定作用。正如一位清史专家绝妙地评论说：“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荟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而其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戏剧性的，竟是以一枚过河小卒的出现，了此残局。”

这里说的那个“过河小卒子”，无疑指的就是弘历。小卒过河，成为这场漫长的储位战争的最后一手，如果真起到作用的话，不得不说胤禛是个博弈的高手。

说到胤禛的这个宝贝儿子，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传说弘历并非胤禛之子，而是某陈姓汉人之子。据《清代外史》上说，康熙年间，当时胤禛和一陈姓官员关系特好，最巧的是，两家在同年同月同日生小孩，胤禛听后大喜，便命人把陈姓婴儿抱来看看，同喜同贺。

等到陈家人把婴儿接回去时，一看傻了眼，这个抱回来的婴儿已经被调包，居然由男孩变成了女孩。陈家心中愤懑，但又不敢得罪胤禛，也只好自己严守秘密，不敢声张。后来雍正即位后，对陈家也还不错，其好几个家人都得到升官。到乾隆朝时，朝廷对陈家更是优礼有加，这里面的文章，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陈氏的老家是浙江海宁，乾隆游江南时，便住到了陈家，并对陈家的家世非常感兴趣，问得非常详细。临走前，乾隆还指着中门对陈家人说，今后把这个门给封了，除非是天子临幸，此门一般不要开。陈家人听后，便将此门封闭。

对于这件事，也有人不以为然。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里有一篇文章名为《辩诬》，其中说：“民间所谓雍正在藩邸时，王妃诞生一女，恐失王眷，适有邻居海宁陈氏恰生一男，命太监取而观之，既送出则易女矣，男即乾隆也。夫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且皇孙诞生，应由本邸差派太监面见内奏事先行口奏，再由宗人府专折奏闻，以备命名，岂能迟至数日数月方始声报耶？其诬可知。”

皇室中人都出来辩诬，足见当时传闻之盛。但也有人认为，雍正王妃易子之事，连雍正也不知道，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倒是乾隆自己觉得像汉人，在宫中还屡屡试穿汉服，还问身边亲随说：“朕像汉人吗？”旁边一老臣跪答：“皇上只是像汉人，但对满人来说就不仅仅是像了。”细看清朝前期皇帝的画像，乾隆的相貌确实颇似汉人。

要是细细推敲的话，这种传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康熙晚年时诸皇子争夺储位非常激烈，想必当时对第三代的情况也列入竞争内容，当时谁先有儿子，谁的儿子聪明，估计康熙也会看在眼里，作为皇位继承时的考核标准。胤禛当时的情况是，长子弘时为人放纵，难堪重任，而弘历小时候的聪颖为康熙增加对胤禛的好感和胤禛顺利接班加分不少。

康熙的最后几年，储位虚悬，虽然老皇帝不露痕迹，但这场争斗终究有曲终散人之时，众人若有所思间或恍然大悟，原来胤禛父子早已等在那里。

取王杖 神鬼莫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胤礽二度被废时，康熙似乎比第一次废太子轻松许多，谈笑间，便将此事快速了结。此后，康熙再也不愿意提及预立储位之事，若有大臣不识趣妄提这事的话，往往会把康熙惹得勃然大怒，后果非常严重。康熙之所以不愿意再立太子，一来是不愿意看见这些皇子们在那里尔虞我诈甚至公开争斗；二来怕万一立了太子，到时候又来个像胤礽那样的，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与安全。

立储之事，弄得康熙晚年心神郁结，愁闷不堪，很多本想办的事情都没有办成。但是，不立储的话同样有很大的弊端，阿哥们决不会因为不立太子而停止争夺，只不过因为没有明确的敌人而相互收敛而已。更有趣的是那些大臣们，他们也很不习惯没有皇储的日子，又见康熙日渐衰老，说不定哪天说走就走了，到时候会出大乱子。所以，他们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时集体请愿，要求立储。

康熙拗不过他们人多，只好借口当年太子胤礽的仪制逾规，让人重新搞了个太子仪制，弄出一幅好像要立太子的样子，但过后又没了动静。大臣们正想提醒康熙，不料出了个“朱天保事件”，惹事的朱天保等人被砍脑袋的砍脑袋，流放的流放，弄得大臣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于是，立储的事情也就被拖了下来。

康熙当然知道不立储的危害，万一哪天自己突然倒下的话，国不可一日无君，到时闹腾起来可不是小事情。但是，康熙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他总觉得自己不会这么快出事，总想先拖两年再说，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疾病和死亡，要来的终究会到来。

康熙想在弥留之际宣布谁来承继大位，但这一天真到来时，康熙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而这也就有了雍正登基的千古谜案。在这个事件里，到底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许只有康熙才知道。

千古一帝走完这一生

太子二度被废后，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康熙不得不对立储之事做出回应，这就是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时，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搞了太子仪制，二是将诸皇子和朝廷中的主要官员全部召集到乾清宫东暖阁，发布了一个长篇谕旨。

在谕旨中，康熙颇为动情地说：“我年轻时，身体好得不得了，从来就不生病。弹指一挥间，现在我已年近七旬，在位也五十多年了。从黄帝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千三百多年了。这期间，少说也有三百多位皇帝曾经君临天下，在这些人里面，我应该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吧？

“我当上皇帝二十年时，没想到会活到在位三十年；等我在位三十年时，也没有想到会活到在位四十年。可如今，这都已经是在位的第五十六年了。《尚书》里曾说世上有‘五福’：一是高寿；二是富裕；三是健康；四是好德；五是善终。五福当中，最后一个恐怕是最难的。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所有的儿子、孙子，还有曾孙，这些全部加起来，也有一百多个，多子多福，天下也还安定，即使还没有完全达到移风易俗、家给人足的地步，但这也是我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所换来的。这几十年里，我一刻也不敢懈怠，这不是用‘劳苦’二字所能概括的啊！

“从前很多帝王短命而死，后来的那些史家和书生们往往讥讽他们贪于酒色，腐化而死，就连一些英明之主，他们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我想说的是，这些人大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很多帝王之所以早死，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的事务过于繁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累死的啊！皇帝不像大臣，他们愿做就做下去；不愿做的话，大不了可以挂冠而去，或者年纪大了申请退休，回家抱子弄孙，逍遥自在，享受天伦之乐。可我们这些做皇帝的呢？哪有此等福分？！也只能勤苦一生，一天的休息也没有哇！

“自从（康熙四十七年）那次大病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大不如前。近年来我一直心神恍惚，身体十分疲惫，事情一多，就常常感到心力不济。我现在就怕自己上了年纪，又经常患病，万一哪天发生意外，自己要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那真的是太遗憾了。所以，我趁着自己神志还清醒之际，对自己的一生加以总结，岂不更好？

“这世上没有人能够长命百岁，那些帝王们很忌讳谈‘死’的事情，弄到最后，连写遗诏的机会都没有。后人读那些已故帝王的遗诏时，总觉得不是他们想说的话。这都是因为他们在弥留之际，本就已经神志不清，最后只好让别人代笔写啊。所以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想说的话，这人都是有生有死，又有什么好忌讳和恐惧的呢？

“历史上的梁武帝是个英雄，晚年时却被侯景所逼，死于台城；隋文帝也是一代英主，因为其儿子隋炀帝的缘故，最后不得善终。历史上那些烛影斧声的弑君先例不少，那都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所导致的。现在，要是有什么奸小之辈企图在我病危时，利用自己的权力拥立某个阿哥，以为将来捞取荣华富贵的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决不会姑息容忍！

“近来大臣们奏请设立储君，无非是怕我哪天突然死了。死生本是人之常情，我并不忌讳，像立储这样的大事，我哪里会忘记呢？只是君主的责任重大，天下大权统于一人之手，如果能让我放下这副担子，好好休息，当然乐得轻松，可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我放下这个担子呢？

“每次当我看到多年来陪伴我的那些老臣因为年纪老了申请退休，我都舍不得他们走，有时候还忍不住要伤心落泪。你们这些人还有退休之日，可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我五十七岁时，长了几根白胡子，有人曾向我进献乌须药。我说，从古到今，这能长出白胡子的帝王有几个啊？到时我要真的头发、胡子都白了，那倒真是千秋佳话了！

“如今，我看这朝廷里啊，我刚登基时任职的大臣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就连那些后来升迁的大臣，如今也大都两鬓苍苍，老态龙钟了。看来，我在位时间是够长了，也该知足了。这么多年来，我位居天下之首，占有四海之富，在我看来，如今这君位不过弃之若敝，荣华富贵，也就是过眼云烟。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够天下太平，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这么多，无非希望你们大小臣工，千万不要忘记我反反复复的叮咛，除此之外，我再无他求了。这道谕旨，我已经准备了十年之久，即使将来还有什么遗诏，我想说的也无非就是这些心里话，如今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以后我也就不再重复了。”

康熙的这一席话，很动感情，把那些大臣们都说得唏嘘不已。这基本上就是康熙对自己执政生涯的自我鉴定书了。康熙做了近六十年的皇帝，他终于承认自己老了，去日无多了。在谕旨里，康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也很坦然地谈到生死之事，这点是难能可贵的。康熙的担心是，万一哪天自己突然不行了，某些人会勾结自己的某个儿子进行弑君篡位，到时自己不能善终。为此，他提前给阿哥和大臣们打预防针，严厉警告那些奸邪之辈，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动坏脑筋！

但是，康熙虽然说得情真意切，但大臣们最关切的问题——立太子的事，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被康熙顾左右而言他，有意无意地给忽略了，这未免让大臣们好生失望。看来，康熙还是想再过几年的安静日子，不想因为这事把自己的最后岁月搞得鸡犬不宁。

康熙的晚年一直为病痛所折磨，但倔强的他从不肯认输。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时，康熙的右手突然不听使唤，但他怕内侍擅权，从不让人代笔。无奈之下，康熙只好自己试着用左手批折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冬天，他得了一场大病，两个脚浮肿得厉害，连站都站不起来。虽然后面几年稍微好点，每年也出去打猎，但很多时候也只能在一边看别人射击了。

越是年纪大，康熙就越不愿意呆在皇宫里，他渴望外面精彩的生活，行围打猎便成为他最为向往的活动，哪怕自己已经拉不开弓，瞄不准猎物，但只要让他站在茫茫大漠上，他就会张开双臂，迎着扑面而来的西北风，大口呼吸塞外的空气，这似乎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光一样——老年的康熙，还是不肯服输啊！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十月，冬季似乎来得特别的早。在偌大的皇宫中，康熙烦躁地走来走去，无尽的孤独和无边的寂寞，像乌云一样压在他的头上，让他眩晕，让他感到无助。他突然决定要出去走走，去外面透透气！

可是，能去哪里呢？这年的夏天，他已经带着大队人马去过热河，并到塞外进行过围猎，这个时候再去那里是不符合惯例的。要不，去个近一点的地方吧，康熙想。说实在的，他的这把老骨头也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于是，康熙决定去城外的南苑打猎数日，以缓解一下自己烦躁的心情。

说走就走，康熙一行人出了北京城前去南苑围猎了。走到城外的广阔天地，极目远眺令康熙心里轻松了不少。外面的世界就是好啊，没有堆积如山的奏章，也不用架起老花镜来看这些无味的东西。这里，只有漫天风尘和枯草满地，和自己队伍的猎猎大旗在风中呼呼作响。

风突然越刮越大，路上尘土飞扬，落叶漫卷，飞过已经光秃的树梢。出猎队伍看来受到了影响，行进的步伐也慢了不少。康熙抬头看了看西边——残阳如血，似乎也在风尘中变得狰狞。他闭上眼睛，轻抚额头，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

忽然间，康熙感到一阵茫然，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向他逼近，让他目光呆滞，心神不定，脚也仿佛瑟瑟发抖。恍惚间，他的心也突然一沉，胸口感到一阵悸动，头晕脑涨，又感觉气血上涌，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变得模糊，变得失去控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一代英主康熙大帝终于走完了他六十九年的岁月历程，在畅春园溘然长逝。

姑且跟随相关的记载，来看看康熙最后的几天是怎么渡过的。

《清圣祖实录》上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一行人前往南苑行猎。因为身体不舒服，康熙于十一月初七回到了畅春园。《永宪录》则记载说，康熙在十一月初七从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康熙还传旨说：“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

由此看来，康熙是在十一月初七回到畅春园的。但初七到十三日，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康熙便突然驾崩了，那人们会问：康熙究竟得的什么病，又是怎么得的呢？

从发病的时间来看，康熙应该是在行猎途中染病的。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十月底已经是初冬，正好是季节变换、容易突发感冒（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时，估计康熙当时也是在风里行走受了凉，在行猎过程中就已经感到不舒服，这才会从南苑急忙赶回畅春园。这和康熙自己说的“偶感风寒”，可以对应得上。

等回到畅春园后，康熙病情加重，他在谕旨中说“本日即透汗”，这说明他当时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似有发烧、出汗的症状。由于康熙晚年的身体并不好，但又喜欢强撑（如“一废太子”那年他就不肯看医生），所以他的真实病况可能比他描述的要严重，弄不好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只不过康熙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想说而已。

另外，从“本日即透汗”的“即”字来看，康熙自己对这次生病不甚重视。不过，康熙似乎又意识到这次发病来势汹汹，所以又说：“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从这话来看，说明当时康熙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他才会决定休息几天，不看奏折。

在随后的几天里，康熙虽然不看奏折，但还有些事情要交代处理。比如在初九那天，康熙因为自己已经卧病不起，他便让四阿哥胤禛代他前往南郊天坛进行冬至的祭天大礼。祭祀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很看重祭天大礼这件事情，这次实在是因为自己起不来了，所以才让胤禛代替自己。之所以让胤禛去，也许是因为胤禛在这方面有经验（他上一年还曾去过盛京祭奠祖陵），也许是因为康熙重视胤禛，觉得他代替自己去行礼最合适。为此，康熙还特意叮嘱胤禛先去斋所斋戒，以表示对上天的诚意。

胤禛当时也看出老父亲这次安排和以往大不一样，所以他去斋所后，从初十到十二，每天都派太监和护卫去畅春园问安——也是担心康熙在中间会出什么意外。但是，康熙对每次问安的答复都是“朕体稍愈”，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今天好点了。”

以康熙的性格，这句话恐怕未必是这个含义。一个凡事爱逞强的人，如果不到情况危急时，绝对不会说自己病情恶化，因此，“朕体稍愈”这句话，或许应该理解成康熙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只不过没有恶化而已。

果然，到了十三日的凌晨，康熙的病情急转直下，他感觉到自己这次的确是不行了，所以他在十三日丑刻（大约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样子），命人急召当时在斋所的胤禛前来畅春园——提前让胤禛前来，一来可能是胤禛在城外，路途稍远，但也有很大可能是因为要传储位于胤禛的缘故。

在胤禛还没有到来之前，康熙又在寅刻（凌晨三点到五点的样子）将在京城里的阿哥们，包括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祹、十三阿哥胤祥、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等，全部召来（五阿哥胤祺除外，当时他因奉旨前去祭奠东陵而不在京城）。

那些阿哥们到齐之后，胤禛大概在巳刻（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样子，与康熙下令约八小时之久，有专家认为时间过长，其中必有阴谋。其实，只是因为天黑路长的缘故罢了）赶到畅春园，到后便急入寝宫问安。在十三日的白天，胤禛总共进去过三次，康熙跟胤禛说了什么，不得而知。

当晚戌刻（晚上七点到九点）时，康熙便告驾崩。

关于康熙死亡的具体时间，《清圣祖实录》、《永宪录》还有《皇清通志纲要》里的记载都是“十三日戌刻”，雍正本人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也是如此陈述，时间节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十三日康熙病情急剧恶化也是事实。争议最多的，恐怕还是胤禛在十三日白天曾进康熙的寝宫请安，之间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因为没有记载，这在后面也导致了很多的传闻（后叙）。

不管怎么说，反正康熙已经撒手人寰，走完了他最后一段路程。至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掌控了。回顾康熙这不平凡的一生，八岁登基，九岁丧母，在祖母孝庄太后的扶持下，才稳固了皇位，打败了鳌拜，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廓清了漠北，国泰民安，种种功绩，足以青史留名，彪炳千古。康熙一生治国勤勉，完全称得上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代英主。

胤禛（后称雍正）即位后，大臣们给康熙上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拟庙号为“圣祖”。雍正为表孝心，刺破自己的中指，用血圈出“圣祖”二字。由此，康熙大帝即成清圣祖。

康熙的安息之地曰景陵，在顺治孝陵的东南约两里之地。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亲自为景陵书写碑文，同时他又让诚亲王允祉（三阿哥）、淳亲王允祐（七阿哥）还有善于书法的翰林们各写一份，让大臣们来评比。那些大臣又不是傻子，当然说雍正写得最好，最后也用他的。

因为皇后赫舍里氏早逝，景陵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便已经破土动工，并于康熙二十年修建完成。康熙的前三个皇后赫舍里氏、钮钴禄氏和佟佳氏，她们的梓宫都早已放进了地宫，地宫的门一直开着，她们已经在那里等待康熙的到来，等了有几十年的时间（最早入葬的赫舍里氏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了）。

“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康熙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三个皇后都去世如此之早，而自己又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从秦朝到康熙时期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活过七十岁的皇帝不多，唯有汉武帝、武则天、明太祖等数人而已）。一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康熙的梓宫运进景陵后，地宫才最后关闭。

可悲可叹的是，康熙的景陵在民国时期曾两次被盗，第一次是1928年孙殿英的匪兵曾在清东陵进行过疯狂的盗掘；第二次是在抗战刚结束时，一些土匪趁着局势混乱之时再次盗挖清东陵，康熙的景陵也难逃其祸，惨遭破坏。

景陵被盗掘以后，似乎也没有进行过清理，加上景陵的土质多水，每到雨季，景陵的地宫便有一人多深的积水。换句话说，康熙和皇后们的骸骨如今可能还时不时地泡在泥水当中。

千古一帝，身后如此下场，这大概也是自己没有想到的吧。

雍正继位全记录

雍正即位后，其在《大义觉迷录》里是这样描述整个过程的：“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八阿哥允禩）、塞思黑（九阿哥允禟）、允礻我、公允祹、怡亲王胤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清世宗实录》和《东华录》也记载了这一过程，和《大义觉迷录》里所说的大体相同，只是《清世宗实录》中特别提到，雍正曾经进康熙的寝宫问安，“进见五次”。考虑到《清世宗实录》和《东华录》的修撰时间比《大义觉迷录》要晚很多，而《大义觉迷录》系雍正钦定版本，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这两本书是以《大义觉迷录》作为范本的。

对于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的自述，颇值得仔细研究一番。从时间上来看，据雍正自己说，在他到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经把那些成年的阿哥全部召集到寝宫，其中包括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祹、十三阿哥胤祥，加上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这八个人是在康熙御榻之前的；而相对年轻的阿哥如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和二十阿哥胤祎则是在寝宫外等候，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其中有一点很值得怀疑，那就是雍正说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康熙已经宣布谕旨：“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在雍正到来之前，那些皇子已经知道了皇位继承人的结果。

雍正接着说自己“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正当他“哀恸号呼，实不欲生”时，隆科多在诸皇子面前向他宣布康熙的遗诏，他“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三阿哥胤祉等向他叩首，劝其节哀，他这才“强起办理大事”。

这段描述颇具戏剧性，虽然读起来非常生动，但似乎也有纰漏。雍正当时的反应，什么“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不免有些夸大其辞，不过也无妨大局，不必细究。{1}

主要问题出在时间顺序上。雍正是在十三日上午九点或十点的样子到达畅春园进见康熙的，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康熙才撒手人寰，期间约有十二个小时。如果康熙真的在雍正到来之前已经宣布了有关继位的遗诏，那其他阿哥是如何反应？以雍正的能力，又怎能不从其他阿哥的表情上看出点端倪？何况，如此重大的消息，雍正不太可能要等到康熙死后，也就是离第一次宣布遗诏近十二个小时之后，才从隆科多的嘴中得知。毕竟雍正到达康熙寝宫后，在康熙的御榻之前呆的时间不算短，为何康熙不当众再宣布一次呢？

另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其他落选皇子们的情绪变化。如果遗诏真的是在雍正到达之前宣布的话，那些阿哥们断然不可能如此平静。在《大义觉迷录》里，雍正也曾指责九阿哥胤禟在隆科多宣布遗诏后，“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大意是叉开腿，大大咧咧地对面坐着），并且还对雍正这位新君怒目而视，表现得傲慢无礼，而原本继位呼声很高的八阿哥胤禩则佯为悲痛之状，即时走出，独到院外依柱凝思，看似平静，其实心中愤懑，激愤异常，周围发生了什么，他理都不理。至于其他皇子的反应，也是不一而足，或惊讶或愤怒，或茫然或恐惧，人生百态，尽在此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怀疑雍正关于遗诏宣布时间的说法了。倘若真是在雍正到畅春园之前公布过一次，其他阿哥断然不会有如此惊诧的反应。从逻辑上来说，总不可能康熙刚死，那些做儿子的连一点悲哀的表示都没有，却对新君雍正大光其火吧？另外，据说在大内值班的十七阿哥胤礼碰到隆科多并得知此消息后，竟然吓得班也不上，飞也似的逃回家去了。

由此或可推测，在《大义觉迷录》里关于继位过程的描述，雍正很可能有弄虚作假的成分。换句话说，隆科多宣布的遗诏可能是真实的，但不应该是在康熙死前宣布，更不可能在雍正到达畅春园之前，除非康熙当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从各种征兆来看，康熙是希望在自己死后宣布遗诏的，而这也符合他对储位问题的一贯做法。康熙晚年之所以迟迟不肯立储，就是不想看到这个事情明朗化之后，导致家庭破裂、兄弟反目，而这是一个老年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康熙生前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宁可选择在他死后再宣布遗诏。不然，康熙完全可以在雍正来自己的寝宫之后再当众宣布一次，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离奇的传闻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雍正的描述大部分是事实，只不过对部分事实做了一个有意的错位。前面的分析或许可以推断，隆科多宣布的确实是康熙的遗诏，即“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但雍正有意将时间提前到他没有到达畅春园之前，也就是说，遗诏被宣布了两次——这并不符合常理。

雍正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目的是为证明自己的继位是合法的而且是名正言顺的，因为第一次雍正虽然没有到场，却是康熙宣布的。由此，雍正证明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也证明了自己在其中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以封住天下人的嘴。鉴于《大义觉迷录》是对开篇的两个小人物曾静和张熙两人揭发雍正“十大罪状”的公开反驳，而且是雍正发给全国士人们学习的宣传材料，其中必定要统一口径，树立雍正的光辉形象，其中的篡改也就理所当然了。

按下康熙死时的情况不提，再说后面的情况。因为事起突然，雍正在被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便立即着手处理康熙的后事。在康熙驾崩后，雍正在众兄弟的协助下，给康熙换上寿衣，在当天夜里即用銮舆将遗体运回了大内乾清宫。为避免消息扩散，雍正命和往常康熙出行一样运送，暂不举哀。

在运送康熙遗体的同时，雍正则在隆科多的保护下，提前返回了皇宫，以准备处理康熙遗体等相关事宜。次日（十四日），雍正任命马齐、隆科多、八阿哥胤禩和十三阿哥胤祥为总理事务大臣，并封胤禩和胤祥为亲王，同时召十四阿哥胤禵回京奔丧。另外，雍正下命封闭京城九门，隆科多亲守朝阙，没有雍正的允许，“诸王非传令旨不得入大内”。这种封闭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日举行的登基仪式。

雍正之所以要采取这种非常措施，其实也是为防范其他阿哥会有异动而不得已为之。也许，隆科多封闭京城九门的举动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封门之后，城内的人无法和外界联系，那些阿哥们即使想搞出点事来，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十六日，雍正将“谕令胤禛继位登极”的遗诏对大臣们公布。宣布之时，百官俱缟素，行三跪九叩礼后跪听先皇诏书。宣诏完毕后，百官先起立默哀，随后对雍正行三跪九叩礼。此后，礼部将康熙遗诏通报全国，令天下人得知。

十九日，雍正命礼部官员前往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告祭后，京城城门提前解禁。

二十日，雍正前往太和殿行登基典礼，接受百官的朝贺，因为康熙刚死，免大臣上贺表。随后，雍正又颁布即位诏书，宣布继承康熙的遗志，并公布了“恩旨三十条”，改年号为“雍正”，按惯例，次年开始纪年。

在诏书中，雍正呼吁宗室团结，并把诸兄弟召到养心殿发表谈话：“我受皇考的重托，有幸继承大位。这次皇位承继不像以往，按先后次序而定，就像禹、汤传位给桀、纣那样，天下人不会因其子孙不善而掩盖禹、汤的功德。皇考与我之间的是非得失，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如果我是明君，那说明皇考的传位是对的；如果我是昏君，那就说明皇考的传位是错的。皇考六十多年的圣德神功和千古业绩，我决不敢苟且偷安，自暴自弃，使后人议论皇考传位是错的，有损皇考六十多年的功德圣绩。我的这番苦心，上天和皇考都看在眼里。大家都是我的兄弟，都受过皇考几十年的抚育之恩，我想大家应当理解皇考的心情，并且应该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道理。希望大家各尽所能，协助我把事情做好。对我的错误和过失，也请尽量劝谏和谅解。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各位兄弟能同心同德，承认我是应该承继之主，也就承认了皇考传位的正确，这也算是诸位兄弟对父皇的报答罢。”谈话之后，众兄弟如何反应，不得而知。

十二月初三，康熙的梓宫被移到景山寿皇殿暂时安放，并继续举哀。六天后，即康熙去世二十七天，雍正释孝服，搬进养心殿，正式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

次年（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亲自扶康熙的灵柩至遵化东陵，将之安放享堂。当年九月，雍正再次来到遵化，将灵柩放入地宫，完成了康熙的整个葬礼。

雍正即位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康熙担心的“束甲相争”的事情，一路过来倒是十分平静，让驻京的朝鲜使节颇有些意外。朝鲜人对康熙死后的局势不抱乐观态度，他们在第一次废太子时就认为“彼国不预建太子，似必有五公子争立之事”，“康熙死后，兵乱可翘足而待”。但是，康熙驾崩后，并没有出现朝鲜人预测的事件。

朝鲜人对康熙驾崩后的权力交接问题也很关注，《李朝实录》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康熙驾崩时的情况，倒可以作为雍正继位的旁证。据他们记载，康熙临终曾有遗言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就是前面说的康熙因宠爱弘历而决定传位于雍正的这件事。

由于朝鲜人和阿哥们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在一些问题的记述上相对要客观公正一些，只是他们的消息来源未必准确，仍需考证。譬如上文这条消息，虽然不是杜撰，但属于二手消息，而且是在康熙驾崩近半个月后，当时朝鲜派人去迎接清朝派出的传讣敕使时听说到的。

朝鲜人还听说，康熙在临终前对雍正说：“废太子与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这是关于大阿哥胤禔和废太子胤礽在康熙死后的待遇安排问题，康熙之所以要跟雍正交代这事情，就是怕新君上台后，会因为当年的“储位之争”而迫害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这是康熙不希望发生的，因而要特别打好招呼（至于那些没被特别关照的阿哥，那雍正就不客气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的这个遗言基本得到了执行。雍正在封八阿哥胤禩和十三阿哥胤祥为亲王的同时，也封了废太子胤礽的次子弘晳为郡王，第二年还为弘晳在北京西郊郑家庄造了王府，供其居住。另经雍正批准，郑家庄内有护军、领催、马甲、亲随执事等三百四十五名在里面当差行走。当时郑家庄有房四百间，雍正指示，要是不够用的话，可以再行添造。

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废太子胤礽去世，雍正追封其为和硕理亲王，并按亲王的规格办理丧事。大阿哥胤禔则一直被圈禁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去世，在生活上也得到了雍正的优待，这比其他几个兄弟的待遇似乎还要好些。由此看来，朝鲜人的这个记载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和《清世宗实录》等清朝官书记载不同的是，《朝鲜李朝实录》里提到大学士马齐领受遗命的事情。在《清世宗实录》和《大义觉迷录》里都只是提到隆科多领受康熙遗命，并没有马齐。但从雍正后来任命马齐为四大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时，似乎也应出于康熙的安排。

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让大臣们公推储位候选人，马齐当时力挺八阿哥胤禩，其地位相当于“八王党”领袖。如果没有康熙的旨意，雍正断不会提名马齐做总理事务大臣。这里要插一句的是，马齐因为公推储位候选人的事件被康熙打了一顿后被革职退养，但在康熙末年佟国维去世后，因满臣中缺乏与汉臣对抗的威望之臣，于是康熙让马齐复出并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内务府总管，以维持满汉大臣间的平衡。

康熙既然不打算把遗诏直接公开给诸皇子的话，他必然要找在朝廷中能够掌控政局又是自己所信赖的亲近大臣。以马齐的职位、威望及其与康熙的特殊关系，由他来领受遗命是完全够格而且是合理的。不过，马齐之前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至于他是改变了主意还是忠实执行了康熙的遗诏，目前不得而知。事实上，如果马齐忠实执行了康熙遗命的话，这倒反过来证明了胤禛继位的合法性。

马齐在雍正即位后被授予高位，但总的来说，他在雍正时期大体以一个遗老的身份出现，他在康熙的丧葬活动完毕后，即主动提出要纂修圣祖实录，其他方面则表现很消极。不过，雍正对马齐还是不薄的。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雍正为十七岁的儿子弘历指定了马齐的侄女富察氏为嫡福晋（未来的皇后），其目的不外乎通过富察氏家族来笼络和争取原本支持八阿哥胤禩的那些满洲贵族。由此，富察氏一族在乾隆朝富贵一时（如福康安），这也是马齐为家族挣下的家业。

和马齐情况类似的是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他和他的家族（佟国维、鄂伦岱等）开始也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在康熙末年因为胤禩屡被打压，后来似乎变得中立。但要说他投入了胤禛的阵营，似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样的话，也只能姑且推论康熙的威信使得隆科多（也许还有马齐）忠实地执行了遗诏，胤禛由此顺利继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隆科多其实是雍正继位的关键所在。当时隆科多掌握了京城的卫戍部队，整个京城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出京城。当时隆科多忠实地执行了雍正的命令，封闭京城九门，维持了康熙死后的秩序并防止了任何可能的政变企图。要没有隆科多的支持，雍正的继位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很多人怀疑雍正在康熙死前，已经拉拢了隆科多等人。他们认为，之所以没有找到马齐、隆科多加入胤禛集团的证据，主要是雍正后来任命马齐、张廷玉等人修撰前朝实录，已经将不利于自己的材料都删除干净了。

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至少有一点值得怀疑，那就是对比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几朝的实录时，康熙朝的记载似乎明显偏少。顺治时期的实录是每年八卷，雍正时期是十卷，乾隆时期是二十五卷，而事件发生最多的康熙朝，却每年只有五卷，这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更奇怪的是，不但马齐家族备受荣恩，连修书的张廷玉也颇受殊荣，乾隆即位时便写下诏书保证他死后配享太庙，而在整个清代，汉大臣里只有张廷玉有此待遇。

所以说，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也许真相早已经湮灭在那些被销毁的材料当中，后人根据前代留下的史书寻找真相，也许正被修书人有意无意地引到其他的歧途。

流言满天飞：官方文件靠不住

清朝有三大疑案，“雍正即位”为其中之一（另两个是孝庄太后下嫁和顺治出家），而问题主要出在那些材料上。关于这个事件，现在能看到的不过是《清实录》、《大义觉迷录》之类的官方文件，而这些官方文件显然都是被处理过的，也就是说，对雍正不利的原始材料可能都已经被销毁，留下的都是对他有利的材料。作为后人，也只能从现存的这些材料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提出一些假设和推测，但始终找不到实质性的确凿证据。从这点来说，如果雍正的确是篡位的话，他在销毁证据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有人会问，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场经过长期酝酿的宫廷政变，是否真的在康熙驾崩的那天发生过？以下是一幅想象的场景，或许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种可能性：

康熙回畅春园后，一直在园中静养，由于这几天他命令过不必送奏章，因此也轻松了许多。十三日的傍晚，无边的黑夜正在慢慢降临，畅春园里显得特别的宁静。康熙走出寝宫，抬头看了看天上已经圆了大半的月亮，向夜空深呼了一口气。一阵寒风吹来，康熙忍不住打了个冷颤，突然觉得这夜色是如此的诡异。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康熙急忙走进寝宫，正待叫人去问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步军统领隆科多走了进来，他的身后，竟然还跟着四阿哥胤禛。康熙微觉不对，便问胤禛：“你本应在斋所准备祭天大礼，何故来此？”胤禛故做惶恐状说：“听说父皇病情恶化，儿臣特意赶来看望。”

康熙立刻感觉到潜藏的丝丝杀气，他故作镇定，继续问道：“那外面是何声音？”胤禛答道：“各阿哥听说父皇病危，所以集合于宫外。”康熙说：“那就让他们进来吧。”胤禛面有难色，说：“人多嘴杂，对父皇身体恐怕不好。”康熙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缓缓道：“那你想要怎样？”

胤禛用眼神给隆科多示意。隆科多便从身上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将包中的粉末掺入茶水，交给胤禛。康熙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胸口一阵气紧，正要呼喊，却又发不出声音。胤禛端着茶杯上前一步，说：“父皇，这是儿臣为你特意准备的参茶，请父皇享用。”康熙喘了口气，说：“你就这么有把握？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胤禛哼了一声，一脸森然，说：“为今天，我已经准备十年了，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康熙颤抖着接过茶杯，哆哆嗦嗦地说：“好，好，好！我总算没有白疼你，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也该有这一天。我本以为防住了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想不到四阿哥也很有出息！好，好得很哪！”

说罢，康熙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参茶一饮而尽。

外面负责警卫的，是隆科多的侍卫和亲兵们，他们手按刀柄，一脸严肃，盯着院子外面那些紧张的皇子们。在接到康熙病危的消息后，皇子们纷纷赶到畅春园，但却被挡在寝宫外面，理由是康熙病情不稳定，正在服药中，请皇子们少安毋躁，在此静待传唤。

一阵阵寒风刮过，阿哥们有的捂手，有的跺脚，有的则在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夜色更深了，园林的深处似乎还传来猫头鹰一两声凄厉的叫声，反让整个黑夜更加的悄无声息、诡异莫名，唯有一轮冷月散出些惨淡的光芒。

一个时辰过去了，阿哥们耐不住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九阿哥胤禟倏然站起，他朝八阿哥胤禩走去，说：“八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不能老这么等下去啊？”胤禩也是一脸的迷惑，他转头看身边的三阿哥胤祉，胤祉却把头低了下去。胤禩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个三哥一向胆小怕事，对父皇的旨意从不敢违抗。他又看了看其他的阿哥们，他们的脸上除了迷惑，就是一种无奈和无助，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一样。

康熙的寝宫里面，似乎传来一两声微弱的呻吟声，皇子们一阵骚动。八阿哥胤禩拨开人群，向侍卫们走去，九阿哥胤禟和十阿哥胤礻我见状便急忙跟在他的后面。胤禩对守住大门的侍卫们朗声道：“父皇似乎病痛，我等想进去侍奉。”领头的侍卫依旧面无表情，道：“未有传唤，不得入内！”九阿哥胤禟大怒，指着那领头侍卫的面骂道：“狗奴才，我们要见父皇，还轮得到你来鸹噪！”说罢，胤禟就要往里闯。

众侍卫见状，纷纷聚拢，为首的侍卫半拔佩刀，喝道：“无传唤擅闯者，格杀勿论！”在此威胁之下，胤禩急忙拉住胤禟，退回半步，正待他们要辩解时，侍卫们已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夜空，对他们不再理会。

又过了半个时辰，寝宫里一阵脚步声传来，隆科多一脸阴郁地走出。在扫视了那些阿哥们一遍后，隆科多沉声道：“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三阿哥进见，其他阿哥暂时在外等待。”

阿哥们面面相觑，隆科多横了众阿哥一眼，闷声道：“还不快走？”胤祉等人听后慌忙跟着隆科多进去。当他们到达康熙御榻之前时，却惊奇地发现，原本应在城外斋戒以举行祭天大礼的四阿哥胤禛早在那里，而同样外出去东陵祭奠的五阿哥胤祺却并不在场。阿哥们隐隐感觉到一个可怕的事情刚刚发生过，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隆科多揭开御帘，向阿哥们宣布道：“皇上殡天了——诸阿哥听诏！”阿哥们一脸惊惶，手足无措，正待放声大哭，却听隆科多厉声道：“诸阿哥先莫举哀，待我念遗诏。”说罢，隆科多从袖中抽出一道诏书，念道：“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胤禛听后拜倒在地，放声痛哭，其他阿哥们则是一脸的木然，他们甚至忘记了哭泣。整个大殿充斥着四阿哥的哭声，显得格外的刺耳而怪诞。随后，三阿哥胤祉也拜倒在地，低声啜泣，其他阿哥也跟着一边跪倒，一边抹眼泪。八阿哥胤禩长叹一声，他盯着胤禛的背影狠狠看了片刻，便愤然离去。这一回，胤禛赢了，不管他是合法继位还是阴谋篡位，他已经打开了皇权之门，他已经不需要去顾及周围那些或者怨毒或者嫉恨的目光了。

曾在皇宫中服务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曾回忆说，康熙驾崩的那个晚上，“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近代也有人提出康熙之死和胤禛嗣位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有人甚至怀疑是隆科多在药品或食物中投放毒药而害死了康熙。

民间关于康熙被毒死的传闻很多，其中以曾静在《知新录》的说法最为典型：“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也就是曾静归纳雍正的第一大罪状：“谋父。”

康熙是否被一碗人参汤药倒，历来颇有争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宁织造曹寅病重请求赐药时，康熙批示说：“南方多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得来的。”五十七年（1718年）时，康熙又说：“南方人最喜欢服用人参，北方人用人参就不合适。朕以前从不轻易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

如此看来，康熙对人参颇为反感，断然不会喝什么参茶了。而且，康熙对医理颇为了解，想在饭菜和药物里下毒，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由于两次废太子，康熙对这些阿哥们并不敢完全轻信，就担心发生意外的政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诏书里，康熙也曾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君主被谋害的事例，这说明他平时的警惕心很高，被毒杀之说，恐难成立。

再者，康熙事务繁忙，久病缠身，因感冒而引起其他并发状，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推断康熙因为年老生病而正常死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最大。毕竟，在康熙死前，胤禛继位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他也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政变。

但是，如果康熙是善终的话，那其他兄弟听到康熙噩耗时的反应就颇值得研究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康熙应当是要求隆科多在他死后宣布遗诏，而不太可能在胤禛到来之前就宣布，这才会对其他皇子们造成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对那些有意参加争储的皇子们。

对于胤禛继位的遗诏，那些阿哥们有没有反抗呢？从记载来看，至少在当时是有的。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即九阿哥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清世宗实录》中又说：“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八阿哥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

由此看来，胤禟的“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和胤禩的“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倒是真实反映了当时他们内心的失望和茫然，这种真实而自然的内心反射，恐怕不是一般笔法所能捏造的。但是，事起突然，当时他们毫无准备，也无从准备，即使有胤禩和胤禟的反抗，也只能如此而已。

当时有能力向胤禛提出质疑的，除胤禩、胤禟外，还有三阿哥胤祉和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祉胆小怕事，他首先向雍正叩首跪拜，主动承认了遗诏和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作为当时年龄最大且在康熙晚年得到重用的阿哥，胤祉的主动表态对其他阿哥显然起到了示范作用。

至于康熙晚年继位呼声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他虽然手握重兵，但当时却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尽管胤禵在离京前一再对胤禟说，万一父皇有什么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他。但雍正在隆科多的支持下，很快就采取了非常措施，关闭京城九门，断绝内外信息。

正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康熙凶耗和雍正即位之事时说的：“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胤禩、胤禟等人当时有再大的本领，也无从集结组织，甚至连讯息都传不出去。他们唯一能做的，不过是扼腕叹息，听天由命。在京城里，胤禩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大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文官，并无一甲一兵，即使雍正是篡位上台，他们也只能承认事实，想要反抗，必然是一败涂地。

不错，正在西北用兵的十四阿哥胤禵是有兵权的，但等他得知父皇噩耗的消息时，雍正让他回京奔丧的命令也到了。即使胤禵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但他能怎么办？抗命吗？就算胤禵想带兵回京，他能做到吗？雍正死党年羹尧的大军，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胤禵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回京奔丧。

最可疑的是，雍正命胤禵立刻来京奔丧的同时，又封了胤禵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令其赴甘州接掌胤禵的事务。其中，雍正还特别给延信发了一道密旨，说：“你到了那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将军王的所有奏折和朱批谕旨全部收缴，封存好，然后尽快送到京师。要是大将军王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并在他赶至京城之前送到。你要是手软疏怠，使得大将军王检阅处理后，没能使全部的奏折和朱批谕旨交上来，朕就要生你的气了。另外，本谕旨不得泄露给大将军王，切切！”

由此或许可以推断出，雍正当时非常担心康熙曾经有过传位于胤禵的谕旨或暗示之类的，他自己也说：“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雍正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并称“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这显然为雍正后来毁灭证据提供了帮助，这和康熙朝的实录为何每年只有区区五卷似可对应。

按雍正自己的说法，康熙驾崩之时，他和“八人同受遗诏”，这是否真实呢？《大义觉迷录》里说的八人，是七个阿哥（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祹、胤祥）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其他几个年纪小的阿哥（胤禄、胤礼、胤禑、胤祎）是在寝宫外等候的。但可疑的是，《大义觉迷录》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发布的，当时亲历此事的人或者已经死去（胤禩、胤禟），或者备受打击（胤祉、胤礻我、胤祹），或者明哲保身（胤祐），或者正受到雍正的重用（胤祥）。如果“八人同受遗诏”是捏造的话，那雍正说胤禩和胤禟当时的无理和失态，也许只是为给这两兄弟捏造罪名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八人同受遗诏”一说毕竟牵涉的人太多，不太可能是雍正的凭空想象，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何况，当时胤禩和胤禟已死，雍正也没必要再给他们增加罪名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八人”，而在于隆科多所传的遗诏，到底是真是假？这才是受到质疑最多的问题。

雍正自己说，他从斋所赶到康熙寝宫时，康熙并没有和他谈到嗣位问题，直到康熙死后，才由隆科多宣布他继位。如此说来，隆科多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简直就是“口衔天宪”，怪不得雍正后来要叫他“舅舅”了。

当然，按辈分的话，雍正的确要称隆科多为“舅舅”。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第三子，他的姑姑孝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由此，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另外，隆科多的姐姐佟佳氏又是康熙的皇后，因此他又是康熙的内弟，雍正叫他一声舅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当年雍正是由佟佳氏带养长大的）。

正因为隆科多和康熙的特殊关系，这才被委任了负责京城安全的步军统领一职，由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康熙遗诏的宣读人。只是，在民间的野史传闻里，隆科多所宣读的遗诏显然是“问题”遗诏。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康熙临死前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也就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胤禵，但雍正偷偷把遗诏给改了。

改诏书的说法有三个变种。第一种是说雍正把“十”改成了“于”字，结果变成“传位于四子”，这种改法比较简单，不过把“十”字上面加一横，下面加个钩，就像现在小朋友因怕挨骂而偷改试卷分数一样。第二种是把“十”字改为“第”字，这个改法似乎有点复杂。第三种是改两个字，那就是把“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不但要把“十”改成了“于”字，还要改“祯”字（康熙封胤禵为贝子时称其为胤祯，后来雍正即位后，又把他的名字改回了胤禵这个原来的名字）。如此一来，老母鸡变鸭，四阿哥胤禛便抢了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的位子。

这三个说法听起来都有点道理，但仔细推敲，却都站不住脚。首先，清代关于皇子的称呼，前面必须有一个“皇”字，比如皇长子、皇太子或者皇四子，如果简单把“十”改成了“于”字的话，整个句子就读不通顺了，本是“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显然语法不通。其次，清代的书写习惯一般不用“于”字，而用“於”字，如果说“十”改“于”、“十”改“第”、“祯”改“禛”还有点相似的话，“于”和“於”这两个字相差太大，根本没法改。第三，如此改法的前提是汉文诏书，但当时朝廷诏书一般是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可以改，满文怎么改？

民间传闻辩驳起来不难，那人们要问，雍正当时到底有没有遗诏呢？答案是有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藏了一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日期署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驾崩的那天。但问题是，这道遗诏在十六日才公布，而且里面有一处错字，四处涂抹，与人们想象中的正式遗诏大相径庭。很显然，这个所谓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的仓促之作，而绝非康熙的亲笔。不过这不要紧，既然雍正做了皇帝，他想要怎么样的遗诏那都是办得到的，只是不能证明他是合法继位而已。

既然雍正没有遗诏，那怎么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继位的呢？《朝鲜李朝实录》里记载说，康熙临终时，拿下身上所挂的念珠给胤禛说：“此乃是顺治皇帝临终时赠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好好保存。”《永宪录》里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康熙）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由此看来，雍正在康熙临终前已得到了传位信物。

这种描述似乎有点过头。康熙在弥留之际还能记得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这点颇为可疑。而雍正已经知道传位给他了，但后来听到隆科多传诏时又“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也太夸张了。对于此事，野史传闻里却作了个反证。《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康熙临死前，曾经手书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胤禛得知遗诏所在后，将“十”字改为“第”字，然后屏退各位兄弟，一人入畅春园侍疾，其他人均不许入内。据说康熙当时已经昏迷，醒来后突然发现只有胤禛一人在侧，知道被其欺骗，大怒，用枕头和念珠投击胤禛而不中，胤禛则跪而谢罪。不多久，康熙撒手人寰，而胤禛持念珠和遗诏出来，并宣布自己继位。这样看来，康熙临终前授予雍正念珠，似乎确有其事。但很奇怪的是，雍正在位期间，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如果雍正真有念珠——这个如此有利之信物的话，他怎会不大讲特讲呢？所以“念珠”一说，也只能存疑。

雍正篡位传闻里有一个很有力的质疑，就是雍正后来“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畅春园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漂亮的皇家园林，也是康熙经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但雍正即位后弃之不用，却另外拨款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的居住、办公之所。另外，雍正即位后，对于康熙最喜欢去的热河避暑山庄，一次也没有去过。最为奇怪的是，雍正生前选定自己死后安葬的陵区时，没有在祖父顺治、父亲康熙所葬之地清东陵，却选择了数百里以外的易县（后称清西陵）。这是为什么？难道雍正是在有意避开自己的父亲康熙吗？{1}

雍正是信鬼的。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雍正的“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做了“谋父篡位”的亏心事而心中不安，以至于不愿去康熙当年待过的地方，甚至死后的地方也不敢去，因为他害怕面对父亲的亡魂。也有人说，雍正后来的早逝，其实就是这个心病埋下了病根。

限于材料的不足，目前对雍正即位的官方说法也只能提出质疑而难有确凿的证据，这也是“雍正即位”成为谜案的原因了。或许，康熙的确是打算传位给雍正的，这从雍正在康熙死前几年办理的事务和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一点迹象，毕竟综合分析下来，雍正继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事实上，雍正的麻烦其实是康熙所导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留下书面的遗诏，二是没有在康熙在世时公布其口头遗诏。换句话来说，唯一能证明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其实就是隆科多的口头传诏。从隆科多（或者还有马齐）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是忠实执行了康熙的遗诏，而不太可能去有意篡改——这是最善意的解释，而悲哀的是，或许这就是人们苦苦追求的所谓“真相”。毕竟，以隆科多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哪位皇子上台，他都是朝廷重臣，似乎没有必要去冒着风险帮雍正篡位。

康熙之所以让隆科多在他死后传遗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愿意遗诏在自己生前公布，这从他十几年来对建储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不愿意看见自己儿子们的反应，这对他是一种伤害）。另外，从清朝前几次传位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书面的遗诏（并没有这个传统），皇太极和顺治继位都是王公推选的形式，康熙继位虽由顺治临终前指定，但孝庄太后的威信和能力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局面，问题也不大。

康熙开始本想学习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但被证明失败了，但王公推选制在康熙几十年集权专制的打击下，早已失去了群体认同。由此看来，康熙对传位的考虑有些时代错位，甚至徘徊不定，无从选择——他最终采用了通过自己最信任的人去宣布遗诏，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康熙的问题解决了，但雍正的麻烦可就大了。

雍正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里面，雍正不但是个神秘人物，而且还是个传奇人物，其知名度即使不排在前三甲，至少也是位居前列。雍正之所以出名，民间的传闻可谓是功不可没。在这一节里，特选录几则与雍正继位相关的野史传闻，以飨读者。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里，有暗指雍正屠弟的野史故事，姑录如下。故事说雍正年间，桐城某书生给宫中一个有头有脸的太监作塾师，宾主相处颇为融洽。做了几年后，书生有一天对太监说，自己想进宫看看，长长见识。该太监在宫里有点地位，听后便满口答应了下来。不久，太监准备了内庭供奉人员的腰牌和衣帽，打算让那书生冒名进去参观一下。

进去前，太监对书生千叮万嘱：“呆会儿进午门时，门口的侍卫可能会乘人猝不及防时，突然高声呼啸，要不是经常进去的人，往往会吓得惊慌失措。这时要是被吓到了，往往要被那些人严厉盘查，要是答错的话很可能性命不保。进宫后，每进一个门时，侍卫们都会来个这样的突然袭击，但是越往里走，防备就越松，这些人以为进来的人已经过几道门槛，必定是经常入宫的，戒心也就小了很多。”书生听后唯唯答应，两人便进了宫，太监带着书生到宫中花园好生游览了一番。

游了一会，两人便往回走，准备出宫。走到中间，路边有个亭子，亭子里有个床榻，太监说：“这里是皇上经常休息的地方，趁现在没人，我们也在这里稍坐一下。不过呢，只能休息一会，就怕皇上突然来，到时怕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正说着呢，两人突然听见一阵嘈杂声，好像有一群人要过来。太监大惊，说：“不好，好像皇上要过来了，这下可怎么办啊？”情急之下，太监只好让书生赶紧躲进床塌的腹内。书生被吓得脸色发白，慌乱当中也只能躲了进去，幸好床榻不是十分的紧密，躲在里面可以透气，还可以从板缝微微看到点外面的动静。

不一会，雍正带着些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该太监赶紧上前伺候。尔后，雍正盘腿坐到床榻之上，命几个力士牵了一个人过来，此人已被拷打，面上惨无人色，但仍可看出是公子王孙一般的人物。雍正命其下跪，而此人拒绝，反恨恨地说：“你难道就不念一点手足之情吗？曹丕称帝后迫害弟弟曹植，但也没有将他置之死地。你搞阴谋夺得皇位，设计陷害储君，怕众兄弟不服，想对我们斩尽杀绝，你就不怕众口纷传，史家记上你一笔吗？”

雍正大怒，命太监上前掌嘴，又令力士将其手脚反绑，随后从怀里掏出一个药瓶，里面的药粉色如白雪，狞笑着逼那人吞下。那人不从，雍正便令力士强掰开他的嘴灌下去。紧接着，雍正命人找来一个大瓮，将那人碎尸后丢了进去，然后又往里面倒药粉，只听到瓮里吱吱声作响，一股臭味弥漫开来。书生目睹了整个过程，被吓得冷汗直流，整个场面鸦雀无声，针掉下来几乎都能嗡嗡作响。

众人脸色煞白，雍正却意在志满地坐在床沿，丝毫不当回事，自顾自己慢慢地品茶。大概过了一炷香的功夫，雍正伸了个懒腰，命打开大瓮查看一下。力士看后，掩嘴报告：“化了。”雍正听了便捂着鼻子走过去查看，力士把瓮口微微倾斜了一下，只见里面全是紫黑色的臭水。雍正看后，悻悻然地说：“骂我啊，看你还能骂我吗？来，你们把这瓮臭水赶紧倒进御沟，让他和污水为伍。”力士听后便抬了瓮去，雍正则哼哼冷笑了几声，也就起身走了。

太监送驾回来后，急忙把书生从床榻内放出，又问他：“今日之事，你都看见了吧？”书生牙齿格格直响，说：“都看见了。”太监脸色一沉：“今天的事情，要是有一点点泄露，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今天我当值，现在赶紧送你出去，有事情明天再说吧。”书生此时恨不得立刻长翅膀飞出此地，便战战兢兢地随着太监出了宫，感觉如同新生。回去后，书生心想没事了，便偷偷地把刚才看到的全纪录了下来，写好后藏在破棉衣里，便忐忑不安地等太监回来，一夜无眠。

第二天，太监回来，脸色惨白，他对书生说：“先生真是祸由自作！昨日我当值，只盼着皇上不问，这样就相安无事了。不料昨夜晚膳刚毕，皇上突然问：‘日间榻内何人？你真是大胆啊！’我急忙跪地碰头，上奏说是我的亲戚，只是想进来看看。皇上大怒，命杀先生，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能够做的，就是等先生死后，送你的灵位回你的故土而已。待会儿就有宫人来查看，先生还是尽快料理罢。”书生听后大哭：“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办法？看来只能做异乡之鬼了！”太监掏出一粒药丸，让书生服下。书生死后，太监假称其因病而死，把他的遗物寄送回老家。

几个月后，书生的家人检点遗物，在破棉衣里发现了书生的绝命书，这才知道书生的真实死因，但是，此事关系宫禁秘密，如有泄露，恐怕会招致满门抄斩，因而一直不敢为外人道。

据说在清朝的皇帝里面，雍正的特务统治是出了名的。他夺得皇位后，怕别人不服，便在各省设置秘密侦探队，大搞特务政治，处处都是“无间道”。由于特务遍布，手下吏民一举一动都在监视当中，常常有官吏因渎职而诛，老百姓要说朝廷坏话的话，往往也要被责罚，这下弄得朝野肃然，不敢欺瞒。官员们常在一起偷偷地议论，这些特务太厉害了，大概都是些飞檐走壁的家伙，不然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呢？

《南亭笔记》里说，某省新上任的巡抚颇有政声，有一天下班后与夫人女眷等玩接龙的牌戏，玩了两圈下来，忽然发现一张么六牌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没办法只好放弃了。没过多久，朝廷命令该巡抚立刻来京，于是他赶紧到北京去见雍正。雍正也没啥大事，不过随便问了几句，然后就让他回去尽心尽责，保一方平安。正当该巡抚叩完头要出去时，雍正突然又把他叫了回来，然后从怀里徐徐拿出一物，呵呵笑道：“差点忘了，这是你家的东西，现在还给你吧。”该巡抚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冷汗直冒，原来雍正给他的东西，竟然就是那天打牌丢失的么六牌！

雍正六年上元节的晚上，内阁官员大都回家过节了，有内阁供事蓝某，因为值班独留阁中。蓝某穷极无聊，一个人对月独酌，忽然有个身材伟岸、衣服华丽的男子走了进来。蓝某以为他是内廷值班官员，便赶紧起身相迎，另拿出酒杯向他敬酒，那个人倒也不客气，也就欣然就坐。随后，两人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聊天，那人问蓝某：“你做什么官啊？”蓝某说：“不是什么官，只是一般打杂的。”那人问他的名字，蓝某便告诉了他。

那人又问：“你具体做什么的？”蓝某说：“不过是收发文牍罢了。”又问：“你们同事有多少人啊？”蓝某答道：“四十多人。”那人问：“现在都哪去了？”蓝某说：“今天过节，都告假回去了。”那人问：“别人都回去了，你留在这里干吗？”蓝某说：“朝廷公事严格，若都回去了，万一有突发之事，恐怕要担责任。”那人笑笑道：“当这个差，有什么好处吗？”蓝某说：“将来差满，有希望做一小官。”那人便问道：“做小官开心吗？”蓝某说：“要是运气好，到广东随便某河道为官，那就舒服了。”那人很惊奇，便问：“河道处当官有什么好开心的？”蓝某说：“你不知道，河道上舟楫往来，多有馈送啊。”那人微微一笑，点头称是，随后又喝了几杯，便告辞而去。

第二日，雍正上朝时，问诸大臣：“广东河道可还有官职空缺？”手下大臣查后报告说：“有的。”雍正呵呵笑道：“让内阁供事蓝某去补缺。”大臣们觉得奇怪，皇帝怎么亲自管起一个小官的事情来了？宣旨大臣去内阁的路上，有个领路的太监偷偷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他，此人才恍然大悟。蓝某接到圣旨后，很是吃惊，他自己也是半天没明白怎么回事。

《郎潜纪闻三笔》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雍正丁未进士周人骥，以礼部主事前往四川视学，在那里呆了三年，为官清廉，名声甚好。他去四川前，他的上级堂官给他推荐了一个仆役，这人做事还算勤敏，主仆相处甚安。

周人骥三年任满后，仆役数次请求先回京城。周人骥说：“我马上就要回京复命了，不如我带你一起走。”仆役说：“我也要回京复命啊。”周人骥一时不明白，心想你一个仆役复哪门子命，那人见他不解，便告诉他说：“我其实是大卫内监，是皇上特地派来伺候您的。您的政声甚好，我要先期回去禀报。”周人骥当时就被吓得半死，原来这个人是潜伏在身边几年的密探，幸好自己没作什么坏事！周人骥回京后，果然得到朝廷的褒奖，也算是个补偿。

最为恶搞的野史传闻，莫过于把雍正描绘成一个武林人士。民间多说雍正为争夺皇位，收容了大批江湖上的奇才异能之士，以备他日之用，就连雍正自己也是身手不凡。譬如，流传甚广的《胤禛外传》中说，胤禛继位前，喜好饮酒击剑，结交各方朋友，乃活脱脱一少年无赖，康熙对他并不喜欢。据说胤禛经常溜出京城，和剑客、力士们厮混，并有结拜兄弟十三人，其中年长者为一武僧，武艺高强，骁勇绝伦，能练剑为丸，藏于脑海中，要用时就从口吐出，剑出则矫如长虹，杀人于百里之外，当时号称“万人敌”。老二水平稍微差点，但也能练剑如芥，藏于指甲缝，要用时掷于空中，所向披靡。胤禛虽然没这么高本领，但也跟着这些人学了一些剑术功夫。

康熙病亡前，胤禛带了几名剑客迅速回宫。在此之前，康熙已经草诏“传位十四子”，当时收藏于一个密室。胤禛得知后，派人设法把诏书偷出，并将“十”字改为“于”字，然后藏好入宫问疾。进去后，胤禛预先在宫门外布置自己的心腹，凡是入宫门的人都加以阻挡。

康熙当时快要断气了，宣诏大臣入宫，但等了半晌都无人进来。康熙觉得奇怪，支起身一看，陡然看见胤禛立在身边，康熙大怒，取手边的玉念珠向扔胤禛，不想这么一动，就要了康熙的老命。胤禛见康熙已经咽气，便出告百官，说自己已经拿到康熙遗诏，并举念珠为证。大臣们不知真伪，便奉胤禛登极。

其他兄弟后来得知此事后，心里不服，常放出怨言。雍正料这些人群情汹汹，便一不做、二不休，治以严刑峻法，将这些人一一铲除。当时各皇子都收留了一些武林侠士，胤禛害怕自己遭人暗杀，也只得时刻警惕。

有一次，雍正率百官赴天坛祭祀，刚至天坛，突然听见坛顶的黄幕砉然一声，很是奇怪，卫士们怀疑有刺客，赶忙前来护驾。雍正倒颇为镇定，右手一甩，只见一线白光从手中射出，黄幕便唰的一声裂了个口子，一只野狐的头便掉了下来。胤禛很得意，对手下们说：“最近这些逆党密布刺客，想暗杀我，我今天有意小试手段，让这些家伙知道我的厉害，就算有刺客，又能拿我如何？”

说是这么说，但雍正对那些刺客还是心怀疑惧。虽然他自己觉得天下剑客多半是自己的羽党，但唯有一僧不为己用，经常行踪不定，亡走山泽，雍正深以为患，欲杀之而后快。但是这个僧人行踪飘忽，难以捕捉。

一日，雍正侦得其位置后，命结义兄弟三人化装前往刺杀，并派遣精兵围守要隘。僧人见三人到后，笑道：“你们三人是受雍正之命来杀我的吗？你们主子现在气数尚旺，我不能与之争锋。但是，他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吾今天虽死，但他也不能苟免，一月之内必有为我报仇的，你们可以等着瞧。”说完，僧人便伏剑而死。

这三人带着僧人的首级回去复命，并把僧人说的话禀告了雍正。雍正听后非常害怕，大力加强了宫廷的防卫，并命侍卫们日夜巡查。但仅仅一个月，雍正便无故暴死于内寝，相传为该僧人的徒弟所为，也有说是吕晚村（即吕留良）的孙女，女侠吕四娘将雍正之头割去。

野史故事有太多的传奇色彩，大半荒诞不经，不足深究。不过，从这些野史传闻中，或许也能从侧面了解到雍正的性格和经历，还有那场储位之争的部分细节。正史和野史相间，两者相互对证的话，未必不是一种接近真相的方法。

兄弟恨 难解难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胤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雍正。

雍正登基一个月后，宗人府官员上奏：“亲王、阿哥等名上有一字（胤）和御讳相同，应请更改。”雍正说，自己兄弟们的名字乃是父皇所定，“不忍更改”，但随后又让礼部向皇太后请旨，由皇太后来决定改还是不改。

未几，雍正对大臣们说：“奉皇太后懿旨，诸王和阿哥们名字里的‘胤’字，全部改为‘允’字。”从此后，除胤禛一个人保留‘胤’字外，其他阿哥全部改名，胤禔变成允禔，胤礽变成允礽，胤祉变成允祉，胤禩变成允禩，胤禵变成允禵，以此类推（后面行文中，阿哥的“胤”字均改成“允”字，请读者注意）。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徒有残月常相依。王宫虽然还是那个王宫，但朝廷已经不再是原来熟悉的朝廷。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康熙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还了。从“胤”字到“允”字，那些阿哥便不再是原来的阿哥，和雍正也不再是往日平等的兄弟关系，而是君臣之大界了。

康熙驾崩后的第二十七天，雍正脱下身上的素服，一个人搬进了养心殿。从此后，雍正便坐上了那高高的宝座，生杀予夺，全在他一手掌握。雍正笑了，十几年来的储位争夺，已成过目云烟，随风而去。昔日的那些竞争对手们，如今也都匍匐在地，俯首称臣，是生是死，已经不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此情此景，一家欢乐数家愁，怎一个苦字了得？

雍正登基的那天，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北京城里，店家的招牌依旧彩旗飘扬，路上的行人也同往日一样来去匆匆。在一片漠然的空气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它的名字就叫雍正王朝。

无情最是帝王家

话说雍正得了皇位后，他的生母德妃乌雅氏的第一反应是错愕与惊讶，而不是由衷的喜悦。《清世宗实录》记载说，乌雅氏得知雍正即位后，她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此话大大的不吉利，哪有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做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说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呢？乌雅氏的话似乎透出两层含义，第一是自己并不看好雍正，有怀疑的意思；第二恐怕是觉得应该另有其人，可惜最后大位所得非人。据一般的猜测，乌雅氏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当时呼声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继位吧。

胤禛的生母乌雅氏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比康熙小六岁（康熙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官方正式文件一般只说她是满洲正黄旗人，其父名叫威武，是正三品的护军参领。护军参领是满洲八旗的军职，每旗有十个名额，正参领是三品（看起来挺高，其实也很一般）。

乌雅氏大概在十四五岁时进了宫，应该是在康熙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去世之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康熙首次正式册封嫔妃时，封了八个主位（一个贵妃，七个嫔），乌雅氏榜上无名，当时她大概只处于“常在”或者“贵人”这个级别。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乌雅氏喜得贵子，这就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四阿哥胤禛。尽管胤禛在满月后便被贵妃佟佳氏抱去抚养，但“母以子贵”，乌雅氏生子有功，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她被册封为德嫔。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乌雅氏又生下六阿哥胤祚，因为乌雅氏连得两子，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又被晋升为德妃，只可惜六阿哥胤祚福浅命薄，六岁时就夭折了。

此后，乌雅氏再接再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又生了皇七女，这个小女孩更是短命，三个月不到便早殇了。不过，乌雅氏这几年大概颇受康熙的宠爱，她的生育能力也是超级的强，在次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乌雅氏又生下皇九女，这个女儿得以顺利地成长，在康熙二十个女儿中{1}（另有养女一名，即“大公主”，具体情况见以下脚注）被称为“五公主”（后嫁佟国维之孙舜安颜）。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时，乌雅氏生下皇十二女，这也是她的第三个女儿，通常称为“七公主”，可惜这个小公主也只活了十二岁。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乌雅氏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这就是十四阿哥胤禵。

在当时看来，乌雅氏可以说是个“英雄”妈妈，她总共为康熙生了三子三女，在康熙的后妃里面与三阿哥胤祉的母亲荣妃马佳氏并列第一。荣妃马佳氏为康熙生了五子一女，但只有“二公主”和最小的三阿哥胤祉活了下来，其他都不幸早殇了。而乌雅氏的六个子女中，除皇七女早殇、六阿哥胤祚六岁夭折和七公主十二岁夭折外，四阿哥胤禛、五公主和十四阿哥胤禵都顺利长大成人。

胤禛出世时，乌雅氏还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因为清宫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后宫主位（包括嫔这个级别在内）才有资格抚养皇子。由此，胤禛从小便和乌雅氏分开而居，由皇贵妃佟佳氏抚养，直到她病逝为止（当时胤禛十二岁）。尽管胤禛和生母乌雅氏有请安或祝寿等固定的见面时间，但在宫中森严的制度下，母子间似乎既无法亲近，也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正如雍正自己所说，“生恩不及养恩大”，或许在当时胤禛的眼中，养母佟佳氏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由此，雍正和亲生母亲乌雅氏的感情不如养母佟佳氏，这也就很自然了。雍正即位后，对养母佟佳氏家族的封赏也是远胜于生母乌雅氏一家，这大概也是雍正一直想报答佟佳氏的缘故吧。

从乌雅氏这边来看，她不能时刻接触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另外胤禛养母的地位尊贵，而她自己地位则卑下，这可能也构成了她对胤禛感情的障碍和隔阂。当然，胤禛也可能因为他是皇贵妃（当时的宫中之首）抚养而在无意间流露出骄傲的神态，这自然会让乌雅氏感到不自在而伤心难过。久而久之，母子关系难免互生隔阂，陷于关系淡漠的尴尬境地。由于幼年时期缺乏生母的关怀，成年后的胤禛对乌雅氏之来往大都出于礼节性的尊重。这种关系，可能既陌生，又熟悉；既频繁，又冷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被制度戕害而蒙上了阴影的母子关系，既悲哀又伤感。

从母子的性格来说，乌雅氏和胤禛倒是颇有相像的地方，就连一胞所生的十四阿哥胤禵，也都是十分的倔强而情绪化。康熙说胤禛小时候“喜怒不定”，这种容易情绪化的性格很可能来自乌雅氏的遗传。胤禛和胤禵两兄弟本都是性情中人，胤禵可以为保八阿哥胤禩而顶撞盛怒之下的康熙，胤禛虽然在争夺储位时韬光养晦，但他即位后性格凸显，写的很多批示也是爽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有日本学者称雍正的朱批谕旨为“天下第一痛快书”，诚然，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雍正那样批折子。

乌雅氏也是如此，一样的执拗，一样的感情用事。本来雍正做了皇帝，作为母亲的乌雅氏应当高兴才是，但这皇太后的所作所为，也实在是让人费解。雍正即位后，乌雅氏说自己不愿接受“天子以四海奉养圣母一人”的威福，居然要以死相殉，随大行皇帝康熙而去。这，实在是太不给雍正面子了。

据雍正自己说：“皇父驾崩之时，母后哀痛欲绝，决心随皇父殉葬，不饮不食。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考以大事托付给我，今母亲执意以死相殉，那儿臣更有何依赖？将何以对天下臣民？那我也只好以身相从了。’经过再三的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的念头，勉强进食。自此以后，朕每晚都要亲自到昭仁殿去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后，才放心回到守灵的地方。”

如此看来，乌雅氏的做法不仅绝情，简直就是添乱。雍正也是被她逼得没有办法，最后只能说，“没办法，你死我也死，省得我蒙受不孝之名，没脸去见天下臣民”。一个要以死相殉，另一个以死相逼，最后乌雅氏只好妥协，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对母子的关系也未免太滑稽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本是雍正登基的喜庆日子，乌雅氏却又弄出不和谐音。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先到皇太后处行礼，礼部官员按照雍正的旨意，提前一天将登基的程序启奏皇太后，乌雅氏却说：“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概免行礼！”乌雅氏的意思，似乎是肚子里有气，说自己与新皇帝雍正登基没有关系，不肯接受行礼，这弄得雍正精心准备的登基大典差点泡汤，实在是大煞风景。

有了上一次事情的教训，雍正知道母亲乌雅氏的脾气的确不好对付。于是，雍正便派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官员，加上和允禵关系不错的允禩，一起去劝说皇太后受礼。但是，乌雅氏也真是执拗得很，这么多人劝她都不听，“览过仍不受”。雍正被弄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己亲自出马，再三恳求，乌雅氏这才不情不愿地说：“诸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情，我亦无可奈何。”

好一个“无可奈何”！听乌雅氏的意思，好像是看在先帝的份上才答应群臣的请求。这词用得——绝了。

按照惯例，雍正得给乌雅氏上皇太后的尊号。当时，内阁、翰林院也已将“仁寿”皇太后的尊号拟好，册封皇太后的表文、册文，还有金册、金宝，这些证明文件和仪仗程序的各项准备也都弄好了，钦天监也挑了个黄道吉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偏偏乌雅氏就是不同意。

乌雅氏说：“梓宫大事正在举行，凄切哀衷，何暇他及？但愿予子体先帝之心，永保令名。诸王大臣永体先帝之心，各抒忠悃，则兆民胥赖，海宇蒙休。予躬大有光荣，胜于受尊号远矣。”乌雅氏以康熙的葬礼未完成为借口，既不接受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居住多年的永和宫搬出（皇太后得住宁寿宫）。

这下，雍正是被弄得头皮发麻了。本来他当上这个皇帝就有点不明不白，所以他才在这种仪式上要做得循规蹈矩，尽量完美，免得天下人说他的闲话，谁料得生母乌雅氏却和自己处处不配合，这真是让雍正这个做儿子的心里憋气，却又无可奈何。

没办法，雍正只好又硬着头皮，亲自去“诚敬谆切叩请再三”，但这次，乌雅氏却死活不听。她再次来了个“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次叩请，予亦无可如何。知道了。”

“知道了”，这是中国权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经典的词。什么叫“知道了”？当然不光是“晓得了”那么简单。“知道了”隐含的意思可就太多了，也许是表示未置可否；也许是表示不同意；也许是让请示人看着办，若办好了，说明属下聪明伶俐，若万一办不好，领导也可以推掉自己的责任。总而言之，领导总能从“知道了”这里把握先机。

乌雅氏的“知道了”，不过是缓兵之计，用这词搪塞过去，实际上就是不愿意接受封号，也不想搬到皇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去。牛不喝水强按头，乌雅氏就这倔脾气，她是皇帝的生母，雍正能拿她怎么办？没办法，这事也只好拖了下来。

没多久，在雍正元年（1723年）的三月，正好到了雍正登基后乌雅氏的第一个生日。按理，这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以表示皇帝孝敬母亲，以“仁孝治天下”。礼部官员也拟安排雍正带领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集体去给皇太后庆寿，不料乌雅氏还是不给面子，“奉懿旨，免行礼”。雍正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和生母的关系，让母亲接受封号，并移居宁寿宫，但乌雅氏似乎早有所料，未及雍正开口便将之拒于门外。

乌雅氏这些举动，似乎是太不近人情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这事恐怕还得从十四阿哥允禵说起。允禵是乌雅氏最小的儿子，父母疼爱小儿子，甚至对小儿子偏心，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天下的父母，总认为自己对待子女是公正的，所做的一切也是不偏不倚、非常有道理的，但问题就在于，世上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感情这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乌雅氏本该是幸福的，她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一个做了皇上，但问题偏就出在她认为该做皇上的，却没做上，而她又偏爱这个落败的孩子。允禵从西北回来后，雍正一开始便给了允禵一个下马威，将他的王爵革去，只保留了最初的贝子身份。这做母亲的看着两个孩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不让一个不服，做哥哥的如此欺负弟弟，心里怎能不伤心难过？偏偏这三人还都是一个脾气，就是死不认输，谁也不肯妥协，结果矛盾越陷越深，几至于无法挣脱。这雍正越打击允禵，乌雅氏便越不配合雍正的工作，两人几乎陷于冷战状态。

也有人猜疑说，乌雅氏本就偏爱小儿子，而且康熙晚年时，小儿子的呼声很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小儿子的皇位被大儿子篡位夺去，乌雅氏的失望可想而知。是啊，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做皇太后，如今却成了“篡位贼子”封的“伪太后”，这怎能不让她气恼？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在即位后第一次出北京城，这也是他做上皇帝后仅有的几次出城之一。他这次要带着王公大臣，还有皇太后及后宫的妃嫔，亲送康熙的梓宫到遵化东陵。这次送葬活动人员众多，规模浩大，所幸中间没出什么大的乱子。

不料就在送葬队伍准备返回北京时，雍正却做了一项重大而无情的决定，那就是将允禵留在遵化守陵。这等于就是将允禵软禁于此了。不仅如此，雍正还拿允禵府上的人向雅图和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人开刀，将他们施以枷示。随后，在允禵被软禁在遵化时，雍正又借口有人在奏折里将大将军与皇上并写，将允禵贝子的禄米革去，以儆示尤。就这事而言，允禵并没有任何过错，雍正明摆着就是在有意整允禵了。

雍正这么欺负弟弟，做母亲的当然看不下去。就在允禵被革去禄米的第十天，乌雅氏便突然犯病。根据《清世宗实录》的记载，乌雅氏在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末刻（下午一点到三点时）发病，第二天丑刻（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样子）便去世了。乌雅氏从发病到死亡，中间不过短短的十几个小时，显系暴卒，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不得不让人猜疑了。

《大义觉迷录》记载了这样一段民间传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皇太后乌雅氏居住的永和宫里突然传来吵闹声。原来，雍正听说皇太后生了病，急忙赶来看望，不料还没说上两句话，两人便争吵了起来。外面的宫女和太监们战战兢兢，都不敢进去，却听到皇太后在里面大骂：“你为何对你弟弟如此绝情！他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你要如此害他？你到底还想要怎样？是不是把我们母子都整死了，你就高兴了？”雍正跪在地上磕头，说：“儿臣不敢，儿臣决无此心！”皇太后说：“那好，我现在就要见允禵，你把他放回来！”雍正说：“先帝的陵墓需要有人看守，允禵心高气傲，经常犯错，让他在那里好好闭门思过也好。”

皇太后气极而笑，道：“好，好！你是铁了心要把他关死在那里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得了这皇位就可以任意妄为，这天下人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人心里头有杆秤的，到时你就不怕后人戳你的脊梁骨？”雍正似乎也被激怒了，里面传来茶杯摔碎的声音。不一会，宫中突然发出“砰”的一声，似乎什么东西撞在了柱上，随后便归于沉寂。雍正走了出来，脸色阴沉，喝道：“皇太后病危，还不快传御医？！”

但此刻为时已晚，第二天宫中便传出皇太后归天的噩耗。当然，永和宫的柱上是没有血的。

到底皇太后是不是撞柱而死，这已经无从考证，但从乌雅氏的身体而言，不到一天便宣告死亡，不免出乎人的意外。据说乌雅氏是有气管炎和哮喘之类疾病的，另外康熙的驾崩对她打击很大，但是，这可能都不是最主要的。乌雅氏身体状况的恶化，恐怕还是因为胤禛和允禵这两兄弟间的倾轧所导致的，特别是雍正对小儿子的不公正待遇，怎不让乌雅氏这个做母亲的伤心欲绝，肝肠寸断？

虽然民间传闻中的“逼母”一说未必成立，但乌雅氏的死，要说和雍正一点关系没有，那也说不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知道乌雅氏在允禵被囚后是什么态度，但断然不会是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也许就在那个晚上，乌雅氏严厉地责备了雍正，也可能声泪俱下地替允禵求情，求雍正放他回来，让她见上一面，可惜她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据官方记载，雍正闻知皇太后病重后，急忙赶到永和宫，昼夜侍奉汤药。也就在当天，雍正派侍卫吴喜和朱兰太去遵化景陵将允禵召回。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负责看管允禵的副将李如柏在放走允禵后，心里觉得后怕，生怕是有人矫诏阴谋造反，便又派人以“旨意未明，又无印信”的理由追回了允禵，并将雍正派去的侍卫扣押，然后自己亲自向雍正请旨，问是否要放允禵回京？等到得知确属雍正的旨意后，李如柏这才将允禵放回北京，但此时已经是二十三日的白天了，乌雅氏早在当天的凌晨崩逝，享年六十四岁。

晚了，一切都已经晚了。允禵回到皇宫，见到的只是自己母亲冰冷苍凉的梓宫。不过，李如柏却从中受益了，后来他被赏赐了一千两白银，并升为总兵官。

乌雅氏死后，雍正也不必再去恳请皇太后接受尊号，也不必再让皇太后从永和宫搬到宁寿宫去住了。但颇为奇怪的是，雍正在乌雅氏死后，却先将她的梓宫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后才运到帝后停灵的寿皇殿。这其中的含义，实在让人捉摸不透。难道雍正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母亲遗愿的？

允禵在雍正的注视下，于母亲的灵柩之前痛哭失声。哭奠完毕后，这两个同胞兄弟依旧是面无表情，谁也不看谁。在一片漠然的空气中，雍正走到皇太后的梓宫前，从袖里掏出一道谕旨，缓缓念道：“贝子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泽，若怙恶不悛，则国法俱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当年九月初一，乌雅氏的梓宫随同康熙的梓宫入葬景陵地宫，而允禵被重新送回遵化守陵。

也就半年的时间，雍正和允禵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但失去的还不仅仅如此。与此同时，雍正失去了自己的同胞弟弟，允禵也不再有雍正这个同胞哥哥。他们已经是势如水火的敌人和对手。乌雅氏活着时尚不能化解这段恩仇，何况是死了呢？

宫闱相斗，骨肉相残，这在帝王之家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说：“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祯（即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祯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祯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祯分外一语也。”

这段话太可疑了，这不符合乌雅氏的性格。雍正和允禵都是乌雅氏的亲生儿子，哪有不批准允禵一人来见，却让其他皇子一起来见的？而且见面后有意不和允禵多说话，这未免也太造作了。除非，乌雅氏心里清楚雍正对允禵已经是恨之入骨，欲去之而后快，这才在召见皇子的问题上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防止雍正猜忌，进而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儿子。

权杖狰狞血犹在，无情最是帝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十四弟：和皇上做兄弟真的好难

再说那远在西北军中的允禵，当他听到父皇驾崩的消息后，真是五雷轰顶，方寸尽乱。想到半年前自己还曾和父皇共商平定西北之大计，自己也满心希望能够承继大统，可如今却已是斯人已去，换了人间。三十五岁的允禵捧着谕旨，手不停地颤抖，一个巨大而悲怆的念头向他压来：自己失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但是，允禵又是那么的不甘心和不服气，他心想：凭什么我在外面出生入死，浴血疆场，而某个人却安坐京城，君临天下？此刻的他，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是悲，是痛，是怨，是恨，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的脑海里面，只有迷惑，犹如一片乱麻在无尽翻腾。允禵本来以为自己是承继大统的不二人选，可惜这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爬得高，也就摔得重，如今这天下早已是花落别家，自己也只能徒呼奈何！

在这个时候，允禵才看清了自己的这个同母所生的四哥，他是如此的深藏不露，又是如此的缜密可怕。为什么大家在争来吵去时，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呢？如今回头想来，一切都迟了！

有人或许问，既然允禵手握重兵，何不提兵造反？对此，雍正冷冷一笑：“朕刚即位时，便召允禵来京，当时朕垂泪对近侍大臣说：‘正值皇考升天之时，允禵却不在跟前，他竟没有这样的福气。应马上降旨宣召，让他速速回京以尽子臣的孝心。’朕的本意并不是为防范他。像允禵这样庸劣狂愚、无才无识的人，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何况在陕西有年羹尧等人在那里震慑。允禵所统之兵，不过几千人，而这些人又大都是旗人子弟，世代皆受朝廷恩惠，他们的家人也都在京城，哪能听从允禵的指使进行反叛呢？”

诚然，允禵接到雍正回京奔丧的谕旨后，就立刻返回京城。他本就没有造反之心，即使有这想法，正如雍正所说的，内外皆受钳制，举兵造反，谈何容易？如今风云突变，允禵也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几无还手之力。他的江山，只不过是心中编织的美丽的迷梦罢了。

雍正以体谅允禵的名义，将之召回京城奔丧，解除允禵的兵权于不动声色间，还赢得了宽宏大量的赞誉。这一着，的确很高明。于情于理，允禵若胆敢造反，必然落下不孝不忠的骂名，而一旦允禵进入京城，那就成了雍正的囊中之物，可以任由他摆布了。

允禵没当上皇上，他心里憋气，就是不服。激愤之下，他在从西宁回京的路上，不但没有给新皇帝请安，反而扬言说：“如今我兄为皇帝，尚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后，我之事即毕矣。”快到京城时，允禵不知是不懂，还是有意挑衅，他命人行文奏事处，询问到京之后见雍正如何行礼，“举朝无不惊骇”。

行什么礼，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还用问？！分明就是不把雍正放在眼里！

允禵就是要用这种冲动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对雍正的蔑视与挑战，虽然这根本就无济于事。事实上，允禵的这种抗议在雍正面前如泥牛入海，丝毫不起作用。接到奏事处的报告后，雍正根本不予回答，只是淡淡地说：“让允禵先去拜谒大行皇帝（康熙）的梓宫吧。”

允禵的挑衅，很快被雍正消灭于无形之间。但是，允禵的怒火迟早要爆发出来。在去康熙灵柩前哭拜时，雍正也在场，允禵见了自己的哥哥，这个刚上任的皇帝后，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却也只能含屈带愤地向雍正远远叩头，“毫无哀戚亲近之意”，这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故意让雍正难堪。

雍正很清楚自己这个弟弟的脾气，但在康熙的灵柩之前，他不想发作。他为表示对弟弟的亲善，还特意上前去扶允禵，但允禵脖子一梗，偏就不动弹。一时间空气都似乎凝结，兄弟俩一个拉，一个不动，场面十分尴尬。

这时，侍卫拉锡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拉住允禵，让他赶紧对新皇帝行跪拜之礼。允禵甩手咆哮道：“我本恭敬尽礼，拉锡这样下贱的奴才，也敢对我拉拉扯扯！若我有不是，请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没有不是处，请皇上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天威不可犯！雍正终于发怒了，他当下就命削去允禵的王爵，只保留允禵最初的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送康熙灵柩到遵化景陵，在行礼完毕后，便命允禵留在遵化守陵，不要再回京城了。所谓的“守陵”，明眼人都能看出，不过是将之软禁罢了。不仅如此，雍正还特派自己的亲信副将李如柏在此监视并限制允禵的活动。

随后，雍正开始拿允禵的亲随开刀了，他命人传问允禵的家人向雅图和侍卫孙泰、苏伯、常明等人，问：“允禵在军中时，听说有吃酒行凶的事情，你等从实奏来。”向雅图等人不知所云，回奏道：“并无此事。”雍正听后大怒，命将这些人送刑部永远枷示，连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一起倒霉，同样被永远枷示。雍正之所以突然出重手整治允禵，也许和皇太后的刻意为难、不肯配合他的工作有关，他心里憋气，可能想通过打击允禵来向乌雅氏示威。可惜的是，这只会导致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他们的母亲皇太后乌雅氏升天之后，雍正为表示对皇太后的尊重，特意封了允禵一个郡王的王爵，但这样的王爵对于一个软禁的“活死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年（雍正二年，1724年）的七月，允禵的福晋突患重病，遵化缺医少药，而雍正却还不信，只说先派良医前往诊治，如果要来京城，必须允禵先行奏报。最后，允禵的福晋病死了，雍正还怪允禵不早报告病情，随后又命按郡王妃例将之安葬在黄花山王爷陵寝。

本来雍正让允禵把福晋葬在王爷陵寝倒也没有错，但此时的允禵心中过于悲愤，认为是雍正变相害死了自己的老婆，于是他借口说王爷陵寝的风水不好，不愿意服从雍正的安排。他心想，即使自己的老婆现在埋在了王爷陵寝，到时候自己还是不是王爷，能不能埋进去，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呢！

于是，允禵抗旨不遵，他在自己住处后面的僻静之处私自造了两座木塔，一座给他的老婆，另一座留给自己，而不去雍正指定的地方。雍正听后勃然大怒，这塔是和尚死后才用的，允禵是堂堂郡王，岂能胡来？随后便命人严查是怎么回事。在允禩的劝告之下，允禵后来才勉强服从了雍正的安排。

西风古道泪流尽，只恨生在帝王家！此时的允禵，心中真是悲苦难言。他向雍正上奏，说自己“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虽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概，但其中还是透露出一股怨愤之气。

雍正还不罢休，又派人去查那木塔的事情。后来查办的大臣回报说：“已将郡王允禵之逆造木塔要出，查检明白，随即搬移至王家庄，派兵严行看守。臣等曾经委人在允禵住处之所近地方，乘便伺察，闻得是日晚点灯以后，允禵在住处狂哭大叫，厉声径闻于外，半夜方止。臣等既得探知，不敢隐讳，谨将此事后情形共同缮折上闻。”雍正接报后批道：“此所谓罪深业重，神明不佑，人力亦无可奈何矣！但朕之心自有上苍照鉴，任他等罢了。”允禵的夜半悲啸，在雍正看来，不过是鬼哭狼嚎、鬼魅缠身罢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雍正三年（1725 年）三月，雍正重提当年允禵回京行文礼部和对自己“远跪不前”的旧事，称其“竟咆哮无礼至此”。当年十二月，宗人府又参奏允禵在军中“苦累兵丁，侵扰地方军需帤银”等罪，雍正便顺势撸去允禵的郡王之爵，将之降为固山贝子。

雍正四年（1726年），在整治原“八王党”的高潮中，雍正亲自出马，揭发了当年“一废太子”时，自己和允祉每天悉心照顾病重的父皇，而允禵和允禩、允禟几个人却促坐密语毫无关切之心。另外，雍正还刨出了当年允禵曾因为维护允禩而惹得康熙大怒，几至于被康熙“手刃”的老账。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有个叫蔡怀玺的人向允禵院子里投了一封字帖，里面有“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字样，大概意思是劝允禵谋反。里面的“二七”显然指的是允禵（十四阿哥），而“九王”应该是允禟——为何是“九王之母为太后”呢？大概是因为允禵的母亲已经去世吧。由此可见，“传位十四子”的传闻在民间流传甚广，允禵在民间似乎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个事情发生后，雍正觉得把允禵关在遵化不安全，便下令将允禵从那里撤回，随后将之禁锢在供有康熙圣容的景山寿皇殿附近，既让允禵思过，也有利于就近监视，防止再出乱子。

当年六月，在对“八王党”最后的大清算中，允禵被定了十四项大罪，除前面提到的外，又增加了几条：“酒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晋封郡王时，并无感恩之意，反有愤怒之色”；“皇上谒陵回跸，遣拉锡等降旨训诫，允禵并不下跪，反使气抗奏。阿其那（允禩）向允禵云‘汝应跪’，便寂然无声而跪。不尊皇上谕旨，只重阿其那一言，结党背君，公然无忌”。

不过，雍正在对待允禵上和对待允禩、允禟两人上还是有区别的，毕竟允禵是自己的亲弟弟，因而只把他当成是“八王党”的从犯处理，仍旧拘禁。至于允禩和允禟两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最为可笑的是，在允禩和允禟死后，雍正还有意要去捉弄一下这个亲弟弟，他派人去问允禵，说当年你和阿其那（允禩）等人结党时，私藏毒药，说愿与允禩同死。现在允禩已经死了，你若想去看看，或者想同死，“悉听尔便”。

千古一难唯一死。允禵早被雍正治得没脾气了，他只得说：“我原年纪小，被阿其那所愚弄，现在他死了，我不愿意去看。”

看了允禵服软的回奏之后，雍正呵呵一笑，批示道：“既然允禵似有悔心之萌，著暂缓其诛，以徐观其后。”在雍正的眼里，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总算是老实了。也幸好是这个表态，允禵才在雍正在位期间得以保全性命。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允禵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终于过去了，但此时的允禵也已经四十八岁，他当年的锐气和傲气，早在拘禁岁月中消磨殆尽。两个月后，新上台的侄子乾隆发了个谕旨，说：“从前允禵等人狂肆乖张，不知大义，暴戾种种，皆是获罪于皇祖之人，如今念在他们已经被收禁了多年，姑且酌情宽宥，予以自新。”

不久，允禵终于重获自由，但被解除拘禁之后，乾隆仍旧怕允禵会威胁到他的皇位，特命他不得惹是生非，只准在家闲居。乾隆二年（1737年），允禵被封为辅国公，不过，这只是空衔，并没有皇粮可吃。除此之外，乾隆还让允禵好好在家居住，安分守己。显然，乾隆对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皇叔仍抱有很强的戒备之心。

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乾隆说，十四叔允禵这十年来“安静循分，并未生事，著封为贝勒，照常上朝”。这时候的允禵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在这一年，他担任了正黄旗汉军都统。很显然，乾隆也认为他没有什么威胁了，所以才会对这位皇叔加恩，也为自己博得了宽容的美名。第二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乾隆又加封允禵为恂郡王。当年十月，他和十六弟允禄一起负责了武举的考试事宜。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允禵因年老多病而退休，被解除都统的职务。次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初七，允禵走完了他最后的历程，终年六十八岁。在他的那些兄弟里面，他还算活得比较长的。巧合的是，允禵生于正月初九，死于正月初七，人家都说正月出生的命大，只是允禵命固然大，但未必好。

允禵的这辈子，大起大落，风光过，也曾从高处摔下过，更有长时间拘禁的阴暗岁月，也算是尝尽了人间冷暖。虽然他最后得以善终，但有一点自始至终都不变，就是他心里对雍正就是不服，至死都不服——这可怜又顽强的允禵。

最后看看允禵的儿子。允禵的长子弘春因为揭发允禩、允禟曾受其父银两一事而立功，在雍正六年（1728年）被封为贝子，雍正九年（1731年）又被晋升为贝勒，并做上了正红旗汉军都统。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弘春再次被晋升为泰郡王，但第二年时因办事出错而被雍正申斥，仍降为贝子。雍正死后，乾隆很看不起他，说“伊父获罪监禁，伊反以为喜”，认为弘春“渐流卑鄙，不知向善”，“夫为人不孝不悌，岂有为国尽忠之理乎”！不久，弘春便被“革去贝子，不准出门”，这等于是允禵自由了，而他的儿子弘春接着被软禁了。

允禵的次子弘明在雍正时期倒是一直随同父亲被监禁，乾隆上台后将他的哥哥弘春革退，弘明则被封为贝勒，后来还做过镶红旗蒙古都统。

总而言之，允禵这家人是被雍正父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这就叫，作兄弟难，作患难兄弟更难，要作了皇上的兄弟，不但难上加难，弄不好还得赔上身家性命。

八王党：逃不过曲终人又散

雍正即位后，他曾跟一些王公大臣说：“朕受圣祖皇帝付托之重，继登宝位。朕之身上秉祖宗之大统，为天下臣民主，尔等应以大统视朕，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视朕躬也。”

雍正的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他总觉得别人还是以当年的雍亲王来看待他。这也透露出雍正初登皇位时，自己也感觉底气不足，缺乏威望。为了让大臣知道自己是不可触犯的真命天子，雍正决定拿一些人开刀，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他的第一刀，砍在了首先向自己下拜叩首的兄长诚亲王允祉身上。刚即位一个月，雍正便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为由，将允祉的得力助手陈梦雷和他的两个儿子流放，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因为执行不坚决，也被降职处分。雍正此举，目的就是要拆散允祉的势力，以警示他不可轻举妄动。

对于“政治僵尸”废太子允礽，雍正也不放心，他虽然在康熙死后放允礽去哭灵，但很快又将之重新禁锢。大概是康熙遗诏特别交代的缘故，雍正随后又封允礽的儿子弘晳为郡王，并将昔日东宫里的金银财宝和奴仆等都赏赐给了他。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病死于禁所，终年五十一岁，雍正命按亲王的规格将之安葬，并追封其为理密亲王，允礽也就此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儿子弘晳在雍正朝的日子还算好过，后来被封为亲王，有地位，有财产，可惜没有任何实权。乾隆即位后，弘晳似有蠢蠢欲动之像，结果被乾隆夺爵圈禁。

至于大阿哥允禔，连哭灵的机会都没有，他一直被圈禁，后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病死，终年六十三岁。允禔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被圈禁，像行尸走肉一样渡过了二十六年的幽禁岁月，死去时也是悄无声息，人们早已忘记了他的存在。允禔死后，雍正念在其长兄的份上，命以贝子的规格安葬，葬于遵化东陵的黄花山王爷陵寝。允禔的儿子们受到父亲的牵连，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迹。

对于前面的三个兄长，雍正倒没有费多大力气，毕竟都是不经打的“纸老虎”或“死老虎”。但是，以允禩为首的原“八王党”那些人就不太好对付了。雍正即位之初，知道那些人一个个心怀不满，要是贸然打击的话，可能会引起政局混乱，于是雍正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对允禩集团打拉结合，分化打压，最后各个击破。

雍正刚一即位，便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任命允禩与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一朝天子一朝臣，当时的总理事务大臣位高权重，理所当然的是新朝的核心人物。从四人名单来看，允祥和隆科多是雍正的人，而马齐原来则是允禩的支持者。让原来的反对派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雍正此举不可不谓之大手笔。

雍正很清楚，允禩这一伙人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们在朝野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自己轻举妄动的话，反而会招致他们强烈的反抗，倒不如先给他们点甜头，放松其警惕，然后再伺机打击。于是，雍正在最开始时对允禩的那些人加以重用，大肆拉拢。

首先是允禩，他很快便和允祥一起被封为亲王，由贝勒直接到了人臣之极。在此后的两个月里，雍正又命允禩兼管理藩院和上驷院，雍正元年（1723年）又兼管工部；允禩的儿子弘旺也跟着沾光，被雍正直接封为贝勒——这在“弘”字辈里面，是当时绝无仅有的最高王爵。另外，为表示对允禩的亲善，雍正又命将其母舅噶达浑解除辛者库（内务府辖下只管饭、不发钱的奴仆）的贱籍，并特赏赐其世袭佐领的世职。

对于原属于允禩集团的那些官员们，雍正也给予了提拔重用。比如原来被康熙打压的贝子苏努，雍正在康熙死后第三天便将之晋升为贝勒；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贝勒满都护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处行走；佟吉图，本是允禩管理内务府时的官员，后退职闲居，自命“藏器待时”（即等允禩做了皇上为之效力），雍正说他人才可用，将之派往山东任按察使，随即又任命为山东布政使。

雍正的举动，让允禩的党羽们喜出望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政敌上了台，自己这些人不但没有被整肃，反而一个个升官发财，于是他们纷纷跑到允禩那里去祝贺。允禩听了，冷笑一声道：“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今天封为亲王，说不定明天就要被处死呢！现在皇上对我们施恩，都不可信。”

他的老婆乌雅氏也是这样认为。当允禩被封为亲王后，乌雅氏的娘家人来允禩府上庆贺，乌雅氏冷冷地说：“有什么喜可贺的啊，还不知道哪天掉脑袋呢！”在允禩的同党里面，也有恐慌的，譬如雍正让阿尔松阿去做刑部尚书时，阿尔松阿觉得这是雍正在有意给自己设套，“固辞不肯受”，生怕雍正借此来找自己的麻烦。

其实话说白了，也就这么回事。凡是玩政治的，谁不知道“欲先杀之，必先纵之”的道理？雍正之所以对允禩这些人大加恩宠，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立足未稳，不能树敌过多。等到雍正立稳脚跟，这些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因此，对允禩这些人的加官晋爵，充其量也就是短暂的“止跌反弹”，或者说是对他们失败的一个安慰，仅此而已。

风光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恩赐的背后往往意味着可怕的阴谋。恩宠不过短暂的一时，如今的雍正早已不是昔日的四阿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呢？可残酷的现实是，即使允禩、允禟等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但又能如何呢？反抗吗？他们又没有这个能力。归顺吧？且不说自己心有不甘，即使自己没有怨气，雍正会相信他们吗？对雍正来说，他们的存在就是祸害，他们的势力就是威胁，必须去之而后快。如此说来，允禩和允禟他们是走投无路了，去做和尚吧！但是，和尚也是不能做的，因为这也属于一种抗议。

权力之争从来就是血淋淋的。从千年不变的历史可以推断，允禩和允禟等人的结局有两种，一是死，二是监禁终身。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从过程上来说，造反的话，早点死；不造反的话，慢点死。雍正也知道允禩一伙人不会轻易就范，这也注定了这场兄弟间的斗争必将是以残酷无情的结局而告终。

康熙死了还不到一个月，雍正首先对允禟的老妈宜太妃郭洛罗氏加以惩戒。郭洛罗氏一向得到康熙的宠爱，康熙驾崩时，当时她也在生病，得知康熙的噩耗后，她便乘坐四人软榻，扶病直奔康熙的灵堂。大概是过于悲痛，或者是郭洛罗氏一向得宠，她一下子跑到了雍正生母乌雅氏（也就是皇太后了）的前面，这让雍正十分恼火。后来在处理康熙丧事时，郭洛罗氏又对雍正摆出母妃的架子，那就别怪雍正对她不客气了。

当年十二月初三，雍正便说郭洛罗氏的太监张起用违禁做生意，将之发配到土儿鲁去种田；她儿子允禟的太监李尽忠发配到云南极边去当苦差；那个替允禟到江南买美女的何玉柱则发往三姓给披甲人为奴。雍正在没收了他们的家产后，还恨恨地说：“彼等皆属极恶，且极富。如其不肯远去，即令自尽，护送人员报明所在地方官验看烧毁，仍将骸骨送至发遣之处。”也就是说，要是他们不肯去的话，就令他们自尽，但骸骨依旧要扔到原定的极边之地，以解雍正的心头之恨。

就连替允禟打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也倒了霉，雍正说他一贯助纣为虐，由此挣了不少家当，于是命他缴纳十万两银子充军饷。很遗憾的是，当两江总督奉命去秦道然的老家无锡清查时，却发现秦道然家的全部财产加起来也不满一万两银子。但雍正仍不放过他，依旧将秦道然监禁，等什么时候他家里的人交足了银子，就什么时候放人。说白了，雍正在做阿哥时，就看秦道然在帮允禟、允禩等人上蹿下跳，四处奔走，其实那时就想整他了。

对于老九允禟，雍正从来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九才能平庸，在康熙在世时也从来没有得到过重用，根本就是个“文才武略，一无可取”的废物。但是，就这样一号人物还偏就从来不老实，总是喜欢闹腾点事情出来。允禟自知承继大统无望，开始是支持老八允禩，后来允禩被康熙打压，又和允禩一起去支持允禵。总之，动机不纯，野心不小，是个刺头。

蔑视归蔑视，对付允禟这个家伙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首先，允禟他很有钱，他通过姻亲关系，搞到了大贪官明珠家的大量财产，还经常派手下的人去做生意，生财有道。在那些兄弟里面，允禟是最有钱的。当时允禩拉允禟入伙，也有借助他财力的意思。其次是允禟这个人为人处事比较直爽，好讲哥们义气——正如雍正骂他的，“外饰淳良，内藏奸狡”。允禟对人也很平和，没有太多的架子，所以结交了不少人，能量不小，平时的口碑也还不错。

在康熙在时，允禟并没有因为母亲受宠而得到康熙的青睐。每次康熙给皇子们发赏银时，允禟总是比自己同龄的兄弟要少，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那次封爵中，允禟只被封为贝子，而比他还小的老十允礻我却被封为郡王，把他气得要命。因此，允禟经常是牢骚满腹，说起话来也阴阳怪气，说什么“我倒不如像大哥和二哥一样，关了禁闭倒自在些！”康熙有时候训诫他，他便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大不了革去这贝子爵位，有什么了不起的！”另外，康熙死后，允禟还公然挺身坐在雍正对面，对这个新皇帝极为蔑视。

在惩治了允禟的管家和得力太监后，雍正便找允禟算账了。他又以原大将军允禵回京，西宁没人驻扎为借口，把允禟派往西宁军前。允禟一听，便跳了起来，说：“你这是在报复我，这是发配！我有什么罪，凭什么把我流放到千里之外？”雍正冷笑道：“发配？当年允禵在西北时，你不是怕父皇不让他建功，不想让他回来的？怎么，现在让你去建功，你不想去了吗？”

允禟被说得哑口无言，但他是个只爱荣华富贵的人，哪里会想去吃什么苦，于是他便推托道：“不行，现在父皇升天还不到一百天，我要为父皇守丧！”雍正冷笑道：“为父皇守丧？父皇升天时，你为何没有半颗泪水，也没有任何悲戚之色？”允禟争执道：“怎么没有，我当然流泪了，我当时擦泪的手帕还在呢！”说罢，允禟还真从兜里把手帕掏出来争辩。

看到这个老九耍无赖，雍正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提高声音问：“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允禟有点慌张，但还是硬着头皮说：“至少也要等父皇下葬了再说！”雍正哼了一声，从鼻孔里挤出几个字：“看来，你是要抗旨不遵了，你可知道后果？”

允禟被逼得无路可退，最后也只得凄凄惨惨地上路了。走到西宁，允禟的心腹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说：“万一皇上还让我们往远的地方走，那可怎么办啊？”允禟恨恨地说：“走得越远越好，免得受他的鸟气！”这样，他带着一肚子的火，走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后，便死活不肯走了，还向雍正奏请回朝。允禟心想，老子走得也够远了，这里反正山高皇帝远，你雍正再狠，总不能把自家兄弟给逼上绝路吧！

雍正接奏后，批道：“知道了。”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就把允禟晾那儿了。随后，雍正又密旨给陕甘总督年羹尧，让他把西大通城内的居民全部迁出，加派人手监视允禟。允禟接到雍正模棱两可的批示后，哪里敢动！这真是把他气得吐血，心想迟早要被这个老四玩死。自从来到这荒凉的破落地方，吃没得吃，玩没得玩，眼看返京无望，允禟索性抛掉侥幸的念头，破罐子破摔，在那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允禟出京时，身上带了不少银子。西北这种地方没什么好处，就是物价便宜；可也有个坏处，那就是根本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于是允禟便在那里随意花钱，从不讲价，弄得地方上的人高兴的不得了，远远见到他就喊“九王爷”，允禟也欣然而受，开怀大笑。后来不知怎么的，有人把这事还有允禟派人去踏看牧草与人相争的事情捅了上去，雍正听后大怒，说允禟不过一小小贝子，竟敢妄称“九王爷”，到处惹是生非，这还了得！于是便行文西北各督抚及各地方政府，若发现以后仍有人称其为“九王爷”的，从重治罪。

不仅如此，雍正还特派都统楚宗带着他的手诏去训诫允禟。楚宗到后，允禟也不起来接旨，只管自己躺在床上，等楚宗宣读完了，允禟懒懒地说：“你那皇上责备的都对，我有什么好说的？大不了我出家做和尚好了！”

雍正得到回报后，也是气得要命，随后便下令削去允禟的贝子爵位。允禟反正也无所谓，只是觉得在西北这种苦寒之地实在无聊透顶，也没有新鲜资讯可供娱乐，好在自己的心腹穆经远也跟随自己来了青海，两人住处离得不远。允禟还特意将自家后墙开了一个窗户，方便来往。

允禟后来借阅了穆经远的西文书籍，鼓捣出一种以西洋字母编的密码，他把这套方法教给了他的亲信佟保，佟保回京时又教会允禟的儿子弘旸，父子俩玩起了暗语游戏。可惜这游戏也没玩多久，在雍正四年（1726年）时，他们用这种密码写成的书信藏在骡夫衣袜之中，但还是被九门捕役拿获。雍正看到这些诡异的书信时，心想这老九搞的什么鬼，这上面非驴非马，写的什么玩意？后来觉得这有点像西洋字，雍正便把宫中的传教士找来，但那些人也说不认识，雍正没办法，只得斥之为“敌国奸细之行”，又把允禟的儿子弘旸叫来给狠狠责骂了一番。

这时，老十允礻我也倒了霉，雍正派人去抄他的家时，查出了一个允禟写给他的帖子，上面写着“事机已失，悔之无及”一语。本来允禟在家时，曾和允礻我约定过，彼此往来的帖子看完后都要烧掉，但允礻我并未烧毁，这下两人又要倒霉了。

再说那老十允礻我，他其实只比老九允禟小两个月。允礻我的生母是贵妃钮祜禄氏，外公是康熙朝初年的四辅臣之一遏必隆，康熙的第二个皇后钮祜禄氏（孝昭皇后），其实就是他的生母贵妃钮祜禄氏的姐姐。由此，除太子允礽外，允礻我生母的品级和外家地位在皇子里面都是最高的，这也是他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越过老九允禟受封郡王的主要原因。

如康熙所说的，“十阿哥是一忠厚老实之人，并无能力”，因此，对他也只是封以较高的爵位，但并不加以重用。允礻我和允禟一样，在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中并无个人野心，主要也是想依附允禩和允禵，谋求未来的地位和富贵。很不幸的是，他和老九允禟一样，押错了宝，站错了队，活该倒霉。

雍正即位不久，也要找允礻我的麻烦了。原来，雍正元年时，蒙古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听说康熙驾崩，他不顾自己九十岁高龄，非要前来京师拜谒康熙的梓宫。不料刚拜谒完，他也“泊然示寂”，与世长辞。雍正非常感动，不但赐以其封号名册，还让允礻我亲自带着印册送其灵龛回喀尔喀。允礻我生性懒惰，一听慌了神，心想那喀尔喀远在几千里之外，路途遥远，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使。于是允礻我百般推托，一会儿说自己有病，一会儿又说自己没钱买行李，总之就是不想去。

雍正大怒，严令他必须去出这趟差，结果允礻我不情不愿地走到了张家口，便停下来不走了，还捏造雍正旨意说皇上让他们在张家口先呆着。雍正得报后，十分生气，便让总理事务大臣允禩商议处分办法。允禩本就和允禟、允礻我几个人关系交好，雍正怀疑允礻我抗旨和允禩的指使有关，这样做等于是有意为难他们几个人。

允禩有心袒护允礻我，便拟了一个这样的处分决定：“行文允礻我，让继续前进，完成这趟差使；将不加谏阻的长史额尔金议处。”雍正很不以为然，说：“既然允礻我不愿意去，何必再让他去？何况他又不会听额尔金的话，责罚额尔金有什么用？”

雍正又命允禩再议。允禩没办法，只好说将允礻我的郡王爵位革去。此刻的允礻我听说雍正要处分他，也不理不睬，只管在张家口睡大觉。后来雍正的命令下来，让允礻我回京师，允礻我回去后，便被革爵，还被抄了家。抄家时，又发现了允礻我和允禟等人的来往书信，里面还把雍正称为“雍正新君”，结果允礻我被判永远拘禁。

允礻我在被监禁了十多年后，在雍正死后才重获自由。但是，乾隆也只是将他释放，并未给他恢复名誉，发回财产，也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职位。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允礻我才得了个“奉恩镇国公”的虚衔。四年后，允礻我病死，年五十九岁。乾隆得知后，令以贝子的规格安葬，最后葬于北京西郊，人称“十王坟”。可怜的允礻我，最后连清东陵的黄花山王爷陵园都没资格进。

在雍正收拾了允禵、允禟和允礻我几个人之后，允禩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允禩是个有野心的人，面对失败，难免会有抵触情绪，而雍正帝位得来也不容易，父皇在时，兄弟们之间还斗得死去活来，何况现在父皇已经不在了？所以说，即使允禩能够甘心臣服，雍正也未必会放过他。雍正即位后就去过遵化东陵一个地方，别的地方都没去过，一来是他政务很忙，二来何尝不是怕他的那些反对派趁他出京后发动政变？

雍正虽然登基后表白说：“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但这些话不过是表面文章。雍正将允禟等人尽行遣散，其目的无外乎孤立允禩，敲山震虎。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先拿允禩老婆乌雅氏的娘家人开刀，他指斥乌雅氏的舅舅吴尔占（安亲王岳乐之子）和表兄色尔图（岳乐之孙）“无知妄乱，不安本分”，下令削夺其属下佐领，撤销安亲王爵，并将他们遣回盛京思过。

就连允禩本人也难逃处罚。当年九月，雍正去遵化东陵将康熙和四位皇后的神牌升附太庙时，指责允禩（当时主管工部）监造的列祖神牌“漆流金驳”、“皇上乘舆法物，以断钉薄板为之；更衣幄次，以污油恶漆涂之”，最后责罚允禩和他手下的工部侍郎、郎中等人跪太庙前一昼夜。

在那个夜色如水的晚上，允禩跪在太庙前，腿都已经麻木了，当时他的心里，又是何等的滋味呢？或许他的心也在流血吧。王权，就是那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的东西啊。

不仅如此，雍正还动不动就当众指责允禩，给他难堪。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斥责允禩“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又说允禩“怀挟私心，遇事播弄，希动摇众志，搅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雍正还无端指责说：“先帝的梓宫运往山陵，常例是用夫役二万名，而允禩说要减省一半，又说上驷院养的马太多，要加以裁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就是为暗讽先帝靡费，标榜自己节约吗？此外，他又以破纸写奏章，祭祀时也用破损桌案奉祝版。允禩并不是才力不及或者智虑不到的人，而是要存心这样做，真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

雍正三年（1725）三月，雍正召集群臣讨论总结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功过时，允禩被评为“无功有罪”，不但白忙乎一场，反而惹祸上身，终究逃不过一个死字。

现在看来，雍正在这期间对允禩的指责颇有不公之处。其实说白了，允禩在负责工部事宜时，其目的不过是想节省支出、讲求实效，这本是出于公心，但却被雍正骂为“存心阴险”、“不忠不敬”，实在是“动辄得罪”、无可奈何之事。

总的说来，雍正在继位之初，还没有对那些原反对他的兄弟们下狠手。原因是他当时地位尚未稳固，加上西北用兵，后来又有年羹尧案和隆科多案夹杂进来，使得雍正无法集中精力对付允禩一伙，但等到前面的这些事情都平息下来了，允禩等人就要真的倒霉了。

雍正的强迫症：八弟、九弟成了狗与猪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十日，雍正上位不到三个月，便发出警告说：“朕即位以来，外间匪类捏造谣言，妄生议论；朝内则佞臣朋比为奸，结党营私，蛊惑人心，扰乱国是。朕发遣一人，就有人说朕是在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有人说朕的恩典是出于私心。允禟奉命去西宁，屡次推逶，怠慢不肯启程，耽延时日，却有人为之庇护，代为巧饰。朕所交办的事情，则颠倒错谬，以至诸事掣肘。朕惩治一二奸恶的太监，又有人说朕凌逼弟辈，扬言无忌，真是悖乱到了极点！朕即位以来，对那些犯错的弟兄及大臣无不宽宥，但众人并不知感恩。百日之内，扰乱朕心者百端！你们不要以为朕宽仁，不嗜杀人，就可以任意侮慢朕么？你们是不是希望逼朕开启杀人之端呢？”

光说狠话还不行，得拿出点强硬的手段来。当天，雍正便将允禩死党苏努的儿子勒什亨革职，发往西宁随同允禟效力；苏努的弟弟乌尔陈也被连累，着一并发往。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雍正二年（1724年）起，雍正便开始为彻底消灭允禩集团而进行必要的舆论准备。就在这一年，雍正发布了《御制朋党论》，其论文洋洋洒洒，阐述了雍正对朋党的独到看法，并严厉指出目前朝廷中还有人搞结党，对抗皇权，其矛头直指允禩等人。雍正要求各大臣将这篇文章认真学习，自纠自查，和允禩等人划清界限，这不亚于一场“整风运动”。

由于在雍正二、三年受到年羹尧案和隆科多案的干扰，雍正这两年对允禩党人多为指斥，并没有对他们下狠手。不过，雍正还是先做了一些扫除外围的工作，譬如将允禩一党的骨干贝勒苏努革爵；雍正三年（1725年）又将允禟贝子的爵位革除；同年，将允禩死党阿尔松阿（阿灵阿之子）和鄂伦岱（佟国纲之子）二人发配到奉天赎罪，两人于次年被诛。

更为甚者，雍正连死了的允禩党人也不放过。比如，死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阿灵阿，雍正特派人去将阿灵阿的墓碑改镌成“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另外一个允禩党人的核心人物揆叙（明珠次子），他本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且被康熙谥为“文端”，但雍正也没有放过他，将之夺官削谥，墓碑改镌成“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如此看来，雍正似乎有点心理强迫症。

在处理年羹尧和隆科多案时，雍正还经常借题发挥，时不时地当众讽刺抨击允禩一下。比如，说到祭祀、孝道的问题，雍正重提旧事，说当年允禩母亲死时，允禩为沽取孝名，在母亲死后的一百天里假装悲伤，走路还要二人扶掖，匍匐而行；又在定例外加行祭礼，每次祭奠后还要焚烧珍珠、金银器皿等物，似乎要荡尽产业，以表孝心。

雍正接着又说：“我就搞不明白了，你允禩到底要搞什么名堂。你说你悲伤吧，丧事完后你不但没瘦，反长胖了。长胖的原因呢，恐怕是因为允禟、允礻我和允禵几个同党以送饭为名，百日内轮流馈送，每天猪羊就要杀个二三十头，你们四个人的门下人也每日宴筵纷扰，这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允禩这样做无非是沽名诡诈，无知的人还以为孝顺，举国哄传，幸好我父皇洞鉴其人，曾在众阿哥会集处降旨斥责允禩说：‘孝者惟在诚心，欲沽孝名，即为虚伪，即为不孝，人子不尽孝于父母生前，而欲尽孝于殁后乎？’这就好比一个乞丐，你对他说：‘你死后，我为你焚祭金银万万两。’人家虽然是乞丐，也是想活着的。死了，金银再多有什么用呢？”

雍正的嬉笑怒骂，不但把允禩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各大臣听后也窃笑不已。

等到舆论上造好势了，外围打扫干净了，年羹尧也赐令自尽了，隆科多差不多也搞定了，雍正便要向允禩集团发动最后的猛攻了。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在西暖阁召集亲王、贝勒、贝子、公及满汉文武大臣开会，会上雍正发布了一个措辞严厉的上谕，其中开门见山地宣称：“廉亲王允禩狂悖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

随后，雍正开始和允禩算总账。他从康熙时期开始算起，把当年允禩争夺储位的种种不法行为和对父皇康熙不忠不孝的恶行，从头到尾数落了个遍，什么当年父皇生病时不闻不问、擅自烧毁父皇的谕旨，等等。说到这里，雍正话锋一转，说自己嗣位之后，允禩“总以未遂大志，时怀怨恨，诡诈百出，欲以蛊惑众心，扰乱国政”。接着，雍正又说自己是如何的百般宽容，醇醇训诫，并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能痛改前非云云。

说到这里，雍正突然提高嗓门道：“朕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允禩诡诈阴邪，日甚一日！既然允禩要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那宗姓内岂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

雍正先定了个调子，会一开完，允禩便被开除宗籍，其代表皇室的黄带子也被当场收缴，逐出宗室，不再受皇室保护。他的同党，允禟、苏努、吴尔占等人也受到同样处分，一并开除宗籍。更绝的是，雍正说，允禩之所以犯上作乱，主要是受他的老婆唆使。因此，允禩的老婆乌雅氏也被革去福晋的封号，斥回母家严行看守。乌雅氏被送到她的舅舅们家时，雍正还说：“但给她几间房间居住即可，要严加看守，断不可让她同外面互通信息。”

被强迫“休妻”之后，允禩也是有气没处发。这时，他的贴身婢女恳求他去雍正那里“谢罪奏退”，允禩气呼呼地说：“我丈夫也，岂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婢女听后，自知无望，当晚就上吊自尽了。眼看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允禩也唯有流涕叹息，被欺负到这个地步，雍正算是心狠手辣了。

不但允禩的老婆被整治，连允禩的养母惠妃都跟着倒霉。本来康熙死后对自己的那些后妃作了安排，说那些上了年纪的妃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搬出宫和自己的成年子女居住。惠妃的亲生儿子允禔因为被永远圈禁，当时雍正问她是否愿去养子允禩府中颐养天年？惠妃和允禩的关系不错，当下就表示“欣然愿往”。允禩被开除宗籍后，雍正又让诚亲王允祉和庄亲王允禄将惠妃接回了幽静无边的深宫。

允禩在正月初五的会议上被定性，之后被削去所属的佐领人员，随即又革除王爵，交宗人府囚禁于高墙之内，身边只留两名老成稳重的太监服侍。就在这个月底，允禩的老婆被命自尽，雍正还不解恨，命将之焚尸扬灰，彻底消于无形之中。

奇怪的是，雍正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弘时因从小不学好，当时交与允禩为养子，雍正后来下谕说：“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其黄带，交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但是后来乾隆登基后，曾说“从前三阿哥（弘时）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据说弘时似乎因对父皇不满而参与了允禩的集团，试图夺取储位，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被雍正处死的。处死自己的皇子，在清朝似乎也就雍正干过（史书上并未明文说明弘时究竟因何而死，但至少不是正常死亡）。

允禩被拘禁高墙后，雍正的心理强迫症又发作了，他在三月份强迫允禩改名。允禩接到命令后，无可奈何，只得将自己改名为“阿其那”，儿子弘旺被改名为“菩萨保”。五月，雍正又命诚亲王允祉和允禟的同母哥哥允祺亲自办理允禟的改名一事，结果允禟被改名为“塞思黑”。由此，在雍正眼里便没有允禩和允禟这两个兄弟，而只有“阿其那”和“塞思黑”两个东西，后来的谕旨里提到这两人时，都是用这两个代号。

“阿其那”和“塞思黑”是什么意思呢？“阿其那”在满语里意思大概是指畜类、狗之类的东西，引申出来大概是骂允禩是个狗东西。“塞思黑”也是满语，意思大概是“可恶的、刺伤人的野猪”，总归不是什么好名字，雍正的意思估计是要把这两人骂成猪狗不如。至于允禩的儿子弘旺改名为“菩萨保”，似乎没有什么恶意，因为当时也有旗人起这个名字的。{1}

当年四月，雍正命都统楚宗和侍卫胡什里将允禟从西宁押解回京师。五月中旬，当他们到达保定时，雍正又传来命令让直隶总督李绂将允禟留住保定关押。李绂接令后，便将总督衙门前的三间小房收拾出来，四面围以高墙。李绂将允禟关进去后便将前门封闭，另设转桶传进饮食，院子四周则加派官员和兵役昼夜轮班看守。

六月初一，雍正公布了允禩、允禟和允禵三人的罪状，其中主犯允禩罪四十条（这点比老年差一点，年羹尧当年是九十二条大罪），从犯甲允禟罪二十八条，从犯乙允禵罪十四条。至此，此案铁板钉钉，允禩党人也就此被盖棺定论，至少在雍正朝是不得翻身了。

允禩的罪状主要包括：谋刺允礽，希图储位；暗蓄刺客，谋为不轨；诡孝矫廉，收买人心；擅毁朱批，悖逆不敬；晋封亲王，出言怨诽；办事不公，颠倒是非；挟私怀诈，遇事播弄；庇护私人，益张羽翼；逆理昏乱，擅操赏罚；含刀诅咒，全无恐惧；等等。雍正最后还给他加了个评语，称其“凶恶之性，古今罕闻”。

关于“含刀诅咒，全无恐惧”一罪，其实是允禩被圈禁之后的罪名。雍正在上谕里说：允禩在宗人府拘所时还十分嚣张，对看守的太监叫嚷着，说：“我向来每餐止饭一碗，今加二碗，我所断不愿全尸，必见杀而后已！”此时的允禩，也知道自己这一生是不会有任何希望了，他的话意大概是“我决不自杀，就是要让你雍正来杀我，我头可断，但你雍正也要背上屠戮昆弟之恶名”！

雍正似乎也看出了名堂，他说允禩此举，不过“是欲激怒朕心，务令朕诛之而后已，以玷污朕名誉于万一，以泄其忿”。更可笑的是，雍正派人去宣布允禩和允禟罪名时，允禩口含小刀，指天发誓说：“我若与塞思黑再来往，一家俱死！”雍正听后很不舒服，他觉得这一家是指爱新觉罗整个家族，似乎也包括他在内。他这时倒还意识到他们是一家人。

再说允禟，他这时的日子可真不好过。监禁期间，允禟的日用饮食不搞特殊化，全部和普通犯人一样对待，再也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九王爷”了。过惯了好日子的允禟哪里吃得了这苦？他被关押在保定时又正是酷暑季节，可怜的允禟很快便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据说胡什里把允禟押到保定时，直隶总督李绂接到人犯后便说：“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后来，李绂“便宜行事”的结果便是将允禟囚禁在这个暗无天日、手足难伸的小屋之内，“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屋小墙高，暑气酷烈”，有几次允禟中暑晕死过去，李绂便命用冷水浇醒。七月二十五日，允禟因为腹泻虚脱（可能是痢疾），几次不省人事，当时也没有医生来给他看治。在八月底的酷暑中，在这闷热难当的黑屋子里，可怜的允禟凄凄惨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时年四十三岁。

允禟病危之时，李绂曾向雍正奏报，雍正说：“朕不料其即如此，盖罪恶多端，难逃冥诛之所致。如有至塞思黑灵前门首哭泣叹息者，即便拿问，审究其来历，密以奏闻。”允禟死后，李绂上奏说：“今已逾七日，不但无有哭泣叹息之人，亦绝无一人至塞思黑门前。”允禟身后如此凄凉，恐怕也是和雍正的“即便拿问”之令有关吧。

允禟死后，钦差大臣法海将允禟的妻子和家属从西宁带到保定，雍正跟李绂说：“此事你莫管，任法海为之。”雍正的话不知何意，可能是嫌李绂的手段过于毒辣。就连押送允禟的人也被连累，都统楚宗和侍卫胡什里等将允禟从西宁押送到保定后，雍正以楚宗、胡什里先未请旨，却擅用三条锁链将允禟锁拿，然后又故意将锁宽松，任其脱卸，明显是有意欺罔。另外，有人向允禟投书及允禟与穆经远来往等事，二人均未奏闻，最后雍正将楚宗和胡什里发往阿尔泰等处军前效力。看来，押解王爷这种事情，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允禟到底怎么死的，恐怕又是一桩无头公案。后来民间有谣言说雍正指使李绂害死允禟，雍正得知后便召集群臣，当面斥责李绂说：“奸邪党羽及庸愚无知之人，以为朕授意于李绂而戕害塞思黑。今李绂在此，试问朕曾有示意之处否？塞思黑之罪，原无可赦之理，……而李绂并不将塞思黑自伏冥诛之处，明白于众，以致启匪党之疑议，则李绂能辞其过乎？”

本来当时李绂已经奏称并无“便宜行事”一语，但民间依旧议论纷纷，雍正也只好把这事推到李绂头上了。当时刑部还一本正经地对李绂进行审讯，但最后雍正还是将之从宽了结。最后李绂是在乾隆时期以内阁学士身份退休的，这说明在处理允禟的问题上，他并没有主要责任。

当年九月初，允禩也在监所中患病，似乎是呕吐之症，九月初五后，便饮食不进，生命垂危。雍正在得知允禟死后，又听说允禩快不行了，似乎也心有不忍，他召集了群臣讨论，想宽宥允禩，并令人“用心调养”。可惜的是，允禩大势已去，没过几天便也跟随允禟魂归西天了。

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禟这对难兄难弟，平时关系就很铁，连死法都很像，一个上吐，一个下泄，就连死亡时间也相距不过十天。当然，还有一点未必是巧合，那就是两人的监禁环境都是极为恶劣的。天潢贵胄，寿年不永，雍正说自己在里面一点责任也没有，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清史专家孟森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里说：“屠弟一款，尤为世宗（雍正）所自称不辩亦不受者。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有何可辩？是是非非，旁观者自有结论。

是的，雍正并没有亲自命令将允禩和允禟处死，是他们自己病死的，正如雍正所说，“自伏冥诛”！允禩和允禟不过是命不好罢了，谁让你生在帝王之家，又屈居人下？

年轻时的雍正，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名字叫《七夕》：

万里碧空净，仙桥鹊驾成。

天孙犹有约，人世那无情？

弦月穿针节，花阴滴漏声。

夜凉徒倚处，河汉正盈盈。

可惜的是，人间虽有情，权力却无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平心而论，雍正和允禩都是有抱负、有能力的人才，他们谁做皇帝都是够格的。但是皇位只有一个，康熙在时，允禩不能和父皇去争；康熙死了，又怎能和皇兄去争呢？所谓动辄得咎，慨难身免。允禩这辈子，可谓是“一生是才无处用，只恨生在帝王家”，他的德才兼备，群臣爱戴，诸多阿哥爱护，反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也是一种历史和命运的反讽吧。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打击允禩等人，除有报仇雪恨的意思外，他也是利用屡兴大案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以强化其君权。雍正通过这些血淋淋的例子，使得大臣们只能唯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全无独立思考能力，这也使得全国的臣工日益被动化、奴隶化。后来随着军机处的设立，更是使皇权的专制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对于允禩几兄弟的遭遇，民间也颇有不平之气。雍正即位之后，就有谣言说雍正“日日饮酒，日中即醉”，当时京城中甚至还有人刊刻散发“报房小抄”（传单），以至于人心汹涌，政局不安。前面曾提到有一个叫蔡怀玺的人向允禵院中投书，后来又有一个叫令狐士义的人投书给允禟，其中称：“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还有一个叫郭允进的人作传单说“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责难雍正迫害允禩，并说雍正即位以来天怒人怨。另外，还有人“各处黏贴谣言，内云灾祸下降，八月内有八千猛虎进京，不信者即染瘟疫吐血而死”，等等。就连朝廷中，同情允禩的也大有人在，雍正自己也承认，“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允禩）为非”，“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

《大义觉迷录》里也记载说，允禩、允禟等人的太监，如马起云、何玉柱等人被发配后，在流放的路上大势传播谣言。这些人没事时，就喜欢和押送的兵士聊天，或在沿途的客店里，唠唠叨叨地说宫中的一些事情，久而久之，谣言便发布出去了。这些太监在路过人群多的地方时，就经常高声吆喝，说：“你们都来听啊，新皇帝的故事，我们已经蒙受冤屈，想要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向大家传说传说。他们只能制造我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是封不住我们的口的。”至于他们传播的东西，无外乎是“皇上气死他的母亲，杀害了他的兄弟”这些老百姓所不能知晓又特别感兴趣的宫廷秘事。当时的人和现在的人并没有大的区别，一听到宫廷秘事，一个个都趋之若鹜——就爱听这个。

直到近半个世纪后，乾隆在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时发布了一道谕旨，其中说，就“心术而论”，允禩与允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再次肯定了雍正对允禩和允禟的处理是正确的。但是，乾隆说到这里时，突然口气转缓，说允禩与允禟“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意颇悔之”。因此，“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

乾隆的这句话说得很中肯，“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说实话，这么大的一个冤案，乾隆离得最近，威望最高，如果他都不敢平反冤案的话，后代子孙谁敢？由此可见，乾隆对父亲当年骨肉相残的举措，还是颇有微词的。最终，乾隆将他那可怜的八叔和九叔恢复了原名，其子孙也一并归入宗籍之中，在皇室族谱上载录了他们的名字。虽然晚了点，但也算是为允禩和允禟恢复名誉了。

前面提到允禩那个被改名的儿子，名叫菩萨保（弘旺）的，在雍正时期随同父亲被监禁，一直到乾隆初年才被释放，最后乾隆还是给了他一条生路，帮他置了产业，并让他到宫廷上班，做侍卫上行走。后来在乾隆七年（1742年）时，他因为“在朝阳门外过宿”，“甘与大臣、侍卫平等相交”而遭到乾隆的斥责。后来弘旺虽然在官场上没有什么声音，不过他这个人还是蛮有才的，乾隆初年时写了好几本书，如《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和《松月堂目下旧见》，保存了当时的不少珍贵资料。

允禟的长子弘晸，当年随同父亲一起被发配到西宁，路上“嬉笑如常，毫无畏惧”而被雍正责骂。后来允禟死后，弘晸赶回保定处理父亲的后事，处理完后又被圈禁，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被释放，并授予散佚大臣一职，五年后被革退。和允禟密码通信的弘旸本留在京中，也曾因此事受到雍正的斥责，其他情况不详。

人世间，生又何欢，死又何哀？慨当以慷，莫如笑忘。红尘往事说不尽，皆付笑谈东流中。掩卷沉思，允禩和允禟的遭遇，实为可叹，呜呼哀哉！

十三弟，恬亲王：这份待遇不寻常

雍正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四大总理事务大臣，其中就包括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十三阿哥允祥。

允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在叙齿的阿哥里面排行十三，比雍正小八岁。允祥的生母敏妃章佳氏，外公是参领（正三品的武官）海宽，其母家地位在康熙的妃子里面算不上高，但也还可以。章佳氏大概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进宫，从生孩子的情况来看，康熙应该对她颇为宠爱。章佳氏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生了允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生了“八公主”，康熙三十年（1671年）又生下“十公主”，六年中生了三个子女，而且全部成活，这在康熙的妃子里面不多见。

不幸的是，章佳氏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便早早离开人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允祥只有十四岁，两个小的公主分别为十三岁和九岁）。章佳氏的死还引起一场风波，当时三阿哥允祉因在百日内违反丧仪剃发，结果遭到从郡王降为贝勒的处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康熙对章佳氏的痛惜。

章佳氏去世后，康熙对失去了亲生母亲的三个孩子很是怜惜，后来允祥被送到雍正的生母德妃那里代为抚养，由此也拉近了雍正和允祥的关系。后来，雍正还奉命给允祥讲解算学，一起“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允祥写了诗后常向雍正请教，雍正后来把他写的诗全部搜集起来装订成册，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在康熙中期出生的皇子里面，十三阿哥允祥和十四阿哥允禵（比允祥小两岁）的表现最为出色。巧合的是，他俩的师傅也是同一个人，即国舅佟国纲的儿子法海。佟国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鄂伦岱，这个人和他的父亲一样，脾气火爆，性格直爽，是典型的武人；另一个是法海，这个人却是文才，他在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在这一向尚武的满洲贵族中是极为少见的。法海做皇子们师傅时，也不过二十七岁。允祥和允禵的才干突出，这和法海的教导有方应该是分不开的。

由于母亲的早逝，康熙对允祥特别照顾，经常把他带在身边。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间，允祥几乎参与了康熙所有的出巡。由此可见，当时允祥是极得康熙宠爱的。但是，康熙四十七年的废太子事件，却彻底改变了允祥的命运。

允禩的儿子“菩萨保”（弘旺）在《皇清通志纲要》里说：“（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清世宗实录》里，雍正帝在称赞允祥时，说他“于皇考时敬谨持身，廉洁立品，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其安分自守，家计空乏，举国共知”。然而，《雍正起居注册》中又记载了这样几句话：“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数年以来，王敬谨持身，廉洁立品……”

读者如果看得仔细的话，就会发现在《清世宗实录》里的“于皇考时敬谨持身，廉洁立品”这句话同样出现在《雍正起居注册》中，但《雍正起居注册》里却多了“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这一句。如此看来，弘旺在《皇清通志纲要》里说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十三子和皇太子、皇长子一起被圈禁，就有可能是事实了。

之所以要啰啰唆唆把这三个材料拿来对比，主要是为说明一个问题，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废太子时，允祥到底做了什么，尔后的十几年间何以消失不见，而在雍正登基后又为何会突然东山再起，一举超越其他兄弟直封亲王，成为雍正的宠臣？

让人疑窦顿生的是，在《清圣祖实录》中，却没有允祥被圈禁的记录。而后面关于允祥的怪事一桩接着一桩。首先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清圣祖实录》中记载说除允禔外，废太子允礽、允祉、胤禛、允祺和允禩都开释了，唯独没有提到允祥，不知道是有意遗漏还是允祥当时没有被开释。假如没有开释的话，这说明允祥的问题可能比允礽还要严重。假如是有意遗漏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康熙在复立允礽为太子的同时，再次给皇子们封爵，其中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被封为亲王，七阿哥允祐、十阿哥允礻我被封为郡王，九阿哥允禟和十四阿哥允禵被封为贝子，连八阿哥允禩也恢复了贝勒之爵。唯独允祥什么都没有。

康熙第一次给皇子们封爵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当时允祥年纪太小没赶上，情有可原，但这次比他小两岁而且还在废太子事件中得罪过康熙的允禵都封贝子了，允祥这次也没被封，这就十分奇怪了。结合上面的记录，允祥没有被封的原因可能是当时他根本就没有被开释。

就这样，在康熙的年长皇子中，允祥是唯一没有王爵、“光着身子”的阿哥。对照其先前受到的宠信，如果不是允祥犯有重大过错的话，断不至于此。更蹊跷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康熙每次给皇子们发赏银，四千两、五千两的发，但每次都没有允祥的份。后来，雍正给允祥封亲王时，说他十几年来，“家计空乏，举国皆知”，主要就是指的这事。所以，雍正要给允祥落实政策，一次性给他发二十六万两银子，把前面十几年没有落着的奖金全补回来。但允祥坚决不受，最后拗不过，只得减半收取，领了十三万。

由此可见，从“一废太子”事件后，康熙对允祥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允祥的地位也一落千丈，由受宠变为有意排斥和疏远。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六月，康熙在允祉、允祥和允禵三人的请安折上朱批道：“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不行约束，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当时允祥与其他皇子一起恭阅上述朱批，看到这样的评语心里恐怕极不是滋味，在那个时代，被斥为“不忠不孝”，这几乎等同于永不任用，随时有被圈禁的危险了。

在此之前的一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也没有允祥的任何记载。在康熙四十九年，允祥重新出现在康熙的随驾名单中，他在这年二月时随同父皇去了五台山，这说明允祥当时已被开释。当年闰七月，允祥又被派往蒙古祭奠去世的“三公主”。这样看起来的话，允祥似乎是重新复活了，但结合当年六月的那个朱批，允祥似乎还没有得到康熙的信任。不然的话，康熙怎会让允祉等人对他加以管束呢？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太子允礽再度被废。当年十一月，康熙给皇子们发赏银，允祉、胤禛、允祺、允祐、允礻我几个亲王和郡王发了五千两，允禩、允禟、允祹和允禵几个人也发了四千两。允祥还是一文未得。

这就奇怪了。按道理，无论允祥是反太子还是保太子，这太子的复立复废，他终归会押对一次吧，怎么会一直受到歧视呢？难道真像二月河小说里说的，康熙是把他雪藏起来，为雍正服务？这显然是小说的想象而已。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以后，允祥这个名字在康熙末年的官方文件中便基本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他既没有出现在随驾的名单中，也没有出现在留京的名单中，似乎真的被雪藏了——至少《清圣祖实录》上没有记载。

不过，在康熙的朱批里还是能看出点蛛丝马迹，康熙出巡时曾在给皇子们的批示中问起允祥腿病之事，并曾亲阅御医奏折进行指点。如此看来，允祥是因为生病而不能随驾——据说他的腿病时好时坏，很长时间也未能痊愈。但是，因腿病不能随驾或者办事，这和封爵发赏似乎没有本质的联系。

由此看来，关于允祥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废太子事件中的情况，其中一定隐藏了天大的秘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允祥在那次事件里一定是犯了错的，而且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弘旺在《皇清通志纲要》里将允祥同废太子允礽及被永久圈禁的允禔并列，这也说明允祥在那次事件中罪过甚大。《永宪录》里还有个旁证，说允祥事发后，其师傅法海也受到降职处分，并从皇子的师傅队伍中开除。法海的同僚徐元梦，称法海是“侍皇子得过”。

从法海的情况来看，他和允禵等人关系很好，由此可以推断他是属于反太子的一派，但反太子派在“一废太子”中遭受严重挫败。也许法海曾在当时的反太子行动中出谋划策，而允祥又曾在这个事件中有过非常之举，只不过在修撰《清圣祖实录》时已经被删除，后人无从得知具体细节。而主修《清圣祖实录》则是在雍正的指导下进行的，把雍正朝的重要人物允祥的事迹编得七零八落，以张廷玉的水平，若不是有意而为之，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

更奇怪的是雍正对允祥遭遇的解释，他说允祥“对皇父尽以子道，对二阿哥尽以臣道。由于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妒忌、陷害，因而株连于二阿哥。自被株连后，多年来惟感激皇父之恩，而对允禵等人胡闹之事，从不过问，亦不敢越雷池一步”。

雍正说大阿哥允禔妒忌允祥，这有点立不住脚，因为当时允禔的最大敌人是太子允礽，而允祥当时不过二十三岁，并没有什么势力可言。但若说允禔陷害允祥，雍正又没有具体说明细节。以康熙的睿智和能力，一般的陷害断难得逞，因此极有可能是允祥有什么把柄落在允禔或者康熙手里了，这才导致允祥遭到这么严厉的处罚。

当然，也不能排除雍正嫁祸于允禔的可能，特别是在结合雍正即位后对允祥的过度热情和超亲王待遇，雍正的举动更是让人觉得诧异。如此看来，在康熙四十七年的废太子事件中，似乎又和雍正有莫大的关系。或许，更大胆的推测是，允祥当时当了雍正的马前卒，甚至可能替雍正背了黑锅！不然，为何在《清圣祖实录》中对允祥的记载遮遮掩掩，而修实录的张廷玉却能配享太庙？{1}

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允祥重新出现在随驾名单中。雍正即位后，允祥的地位更是如火箭般快速上升，成为雍正初期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他很快被封为怡亲王、总理事务大臣，并管理户部三库及其户部事务等。由此，允祥便在雍正的领导下，成为雍正朝初期炙手可热的第二号人物。

允祥的第一件事是领导清查亏空。雍正在即位前查办京仓时便已知悉朝廷的财政其实都是数字游戏，多年的亏欠已使朝廷财政危如累卵，于是他派允祥亲自出马，加以严查。允祥接手这个事情后，毫无容情，就算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比如，他追索十二阿哥允祹在内务府上的亏欠，逼得这个兄弟把自己家里的家具、器皿都拿到街上去卖，以此来偿还亏空。十阿哥允礻我也被追索了几万两银子，最后连家都被抄了。

总的来说，允祥的才干还是很突出的，在这几年里，他整顿和完善了户部的管理制度、总理京畿的水利营田事务、经办两淮盐务、督办工部圆明园营造等诸多事务。另外，允祥还负责了宗室内部的事务，“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其一人筹划料理，无不精详妥协”。在处理雍正临时加派的任务时，允祥也能让雍正感到满意。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军机处后，允祥出任了首席军机大臣，可谓是如日中天，权倾一时。

在雍正即位后的前几年里，允禩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经常代雍正传旨发令，代表雍正办理各种事务，雍正对他信任有加，大加赞赏。三年服制期满后，雍正召集群臣讨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的功过，结果允禩被评为无功有过，允祥则是无过有功，雍正还赏赐给允祥一个郡王的爵位，让他随便挑个儿子去承袭。但允祥坚决推辞，雍正没办法，只好给他加了一万两的俸银。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由于允祥政绩卓然，雍正亲自写了一个匾送给他（雍正似乎有送匾的癖好，不过匾也分好坏），上面写了八个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这八个字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也就在这一年，雍正把所有的对手都基本收拾干净，他的心情大概非常之好。由于允祥被封为怡亲王后，一直没有举行正式的封王庆典，于是在当年十一月时，雍正决定给允祥风风光光地搞一次庆典，也借机庆祝他们的胜利。当日庆典非常隆重，大学士马齐为册封正使，其弟领侍卫内大臣马武为副使，文武百官群集祝贺，雍正亲自宣读“表扬信”，场面热闹非凡，允祥几乎已经到了人臣荣耀的极致。

面对雍正的恩宠和赏赐时，允祥却总是表现得无比的谦抑，比如补给他二十六万两银子，他死活不收，最后只收了一半；给他一个郡王的名额，这样的好事，一般人更是求之不得，但允祥却有功不居，有奖不受，一再推辞。允祥的谦抑和清醒，恐怕和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他自幼对雍正的性格作风极其了解，他深知雍正是个好表现的人，决不容许别人抢自己的权力和风头；其次可能也是康熙四十七年的废太子事件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由此允祥也谨言慎行，敬恪有加，终其一生。

雍正七年（1729年）时，允祥又立下大功。当时雍正在挑选自己的陵墓位置时，本是选择了河北遵化东陵的九凤朝阳山，但雍正后来认为这里“穴中之土有砂石”，将之废弃不用，而选择了与东陵相距三百多里的河北易县泰宁山（即后来的清西陵）。但这样的话，离父亲的陵墓太远，雍正又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很是为难。

这时，允祥摸透了雍正的心思，他上奏说：“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他举出汉唐时期帝王的陵墓也是散布在陕西各地，有的也相距甚远。允祥的话，等于是为雍正另辟陵墓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清代的陵墓便分为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墓区，其后代子孙也只能隔代分别在两地安葬。

在挑定了自己的陵地后，雍正很高兴，便打算把西陵旁边的一块候补的“中吉之地”（雍正那块陵地是“上吉之地”）赏给允祥做陵地，想让允祥死后也能陪伴自己身边。不知为何，允祥是死活也不肯答应，后来他自己在离西陵六十里外的涞水县水东村挑了一块“平善之地”，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地。雍正听后，未置可否。

由于政务过于繁重，允祥在辅佐了雍正七年多后，终于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春天一病不起，雍正得知后十分着急，他不但亲自过问允祥的治疗情况，还经常为之祈祷。后来，允祥自知余日无多，唯恐自己被埋入雍正替他选好的那块“中吉之地”，便再次请求将自己的陵墓确定在涞水县的那块“平善之地”，雍正沉吟再三，终于同意。允祥怕雍正反悔，便立刻命手下人去那里取一块土给他，并吞食下去，作为确定陵地的标志。

当年五月初四，允祥病情恶化，雍正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往怡亲王府看望。还没有等到雍正到达，允祥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短暂而荣耀的一生，终年四十五岁。按允祥的年纪，本应该是政治家最黄金的时期，可惜的是，允祥却就此倒下了。这个每日“殚竭心思”的雍正朝总理事务大臣或许就是累死的。

允祥死后，雍正伤心不已。在允祥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亲自到允祥的灵前祭奠，并宣布辍朝三日，并为之素服一月。这种哀荣是从来没有先例的，这也说明雍正和允祥之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和兄弟关系。允祥走了，正如雍正在祭文中说的：“既抱终天之恨，更增同气之悲，含酸茹叹，何能自已？”雍正失去了一个最知心的兄弟和最得力的助手，他也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和落寞，也许他的一首诗最能体现当时的心情：

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雍正：《花下偶成》）

在这数年间，雍正战胜了他所有的对手并建设了日渐强大的大清王朝，但是，他的事业再成功，再辉煌，没有人和他分享与交心，那也只能和清风明月说话了。如此看来，这雍正朝的盛世年华，看起来又多少有点苍凉。

在清朝两百多座王爷园寝中，允祥的园寝是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其园寝的神道有三里之遥，这在亲王的园寝里极为罕见。按现在的话来说，这是超标准的豪华版。事实上，允祥生前一再交代家人按普通亲王的规制建造，千万不得逾越，不然自己心里不安。但是，允祥死后，园寝的事情由雍正亲自来负责，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十三弟的哀悼，将其规模大大扩展，远远超过了其他亲王级别的陵寝。

从规制来看，允祥的园寝最前方是龙首龟趺神道碑，碑刻“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怡贤亲王神道碑”十五个大字，接着是三门四柱的石制火焰牌坊，随后是一座五孔桥和三门四柱七楼的超大石牌坊，牌坊以西有一对华表，后面是刻有雍正御制碑文的神道碑亭（后毁），再后是规模宏伟的大殿，大殿之后则是允祥的圆形宝顶（棺柩所在地）。可惜的是，此园寝近代被盗，后来又在战争中毁坏。建国后，除三里长的神道、牌坊保存下来外，其他的地上建筑都已荡然无存。

康熙的儿子里面，除雍正皇帝一脉，唯有怡亲王的王爵沿袭最久，从雍正的“允”子辈传到乾隆的“弘”字辈，再传到“永”字辈、“奕”字辈，在道光时传到怡亲王载垣，后来道光驾崩时载垣被任命为“顾命大臣”。1861年，咸丰在热河驾崩，载垣再度被任命为“顾命八大臣”之一，不过，在随后慈禧太后发动的“辛酉政变”中，载垣被赐令自尽。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怡亲王”的王爵才被恢复，接着到了“溥”字辈，后来又传到了“毓”字辈。

其他手足：各有各的造化

除怡亲王允祥备受雍正的恩宠外，前面说的那些兄弟基本上都遭到了雍正的严厉打击。在这里，再交代一下雍正其他兄弟的情况。

先说三阿哥允祉。在当年隆科多宣读遗诏时，允祉是首先向雍正叩首的，但由于允祉在康熙晚年也受到重用，虽然他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但雍正即位后对他还是有所防备。除打击允祉身边的人外，在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送康熙的梓宫到遵化东陵后，也曾让允祉在景陵呆过一段时间，其目的大概也是在政局未稳的情况下，让允祉远离京城，防患于未然。

在雍正的前几年里，允祉作为雍正的兄长，倒是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冲击，也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的职务。不过，在雍正元年（1723年）时，雍正派他的儿子弘晟随同允礻我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灵龛回喀尔喀，由于允礻我的缘故，弘晟也在雍正二年（1724年）时遭到处罚，被革去世子之位。

雍正六年（1728年）时，允祉因追索苏克济（大臣名）银两并咆哮朝廷之上，加上替儿子弘晟求情一事，把雍正惹恼了，结果允祉被降为郡王，连弘晟也被宗人府锁拿拘禁。虽然雍正在雍正八年（1730年）时恢复了允祉的诚亲王爵，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允祉又因为犯错而遭到雍正的严惩。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雍正最信赖的怡亲王允祥不幸去世，允祉的十六弟庄亲王允禄和大臣佛伦告发允祉在丧事期间经常迟到早退，而且毫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雍正本来就因为允祥的去世而伤心难过，听了后更是火上浇油，结果不到半个月，雍正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将允祉定下十二条罪状，什么“不孝不敬”、“希冀储位”、“包藏祸心”等。从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大罪，但当时允祉已经年过半百，根本不具备什么威胁，雍正这样做完全是在借题发挥。因此，当大臣们主张将允祉处死时，雍正还是将之从轻发落，革爵幽禁。

允祉最后死于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十九日，终年五十六岁。到乾隆登基后，念在允祉和父亲雍正是“兄弟之谊”的份上，将允祉的宗室身份恢复，并将其名收入皇家“玉牒”。在乾隆二年（1737年）时，又追封了谥号“隐”，恢复了允祉诚亲王的爵位。允祉的大儿子弘晟后来则被释放，但无官无爵，成为闲散宗室，另一个儿子弘景则被封为贝子，爵位由其子孙递降沿袭。

五阿哥允祺的一生比较平淡，他在康熙时期就没有办过什么大的差使，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雍正即位后，也就安排他讨论了几件宗室内部的事情，比如废太子允礽的儿子弘晳封郡王后迁居郑家庄的事情，另外就是奉雍正之命给同母弟允禟改名一事。总的来说，允祺的表现中规中矩，雍正也对他无可指责，他最后很平安也很平淡地渡过了他的一生。巧合的是，允祺和允祉同日去世，都是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十九日，终年五十四岁。允祺的谥号为“温”。“温”的意思，既有“温润如玉似君子”的意思，也有“不温不火”的含义。一个“温”字，倒也概括了允祺的一生。

七阿哥允祐因为身有残疾，从来就没有参与过储位斗争中的任何派别，有事情让他做时也非常认真负责，因此雍正在即位后不久，便封其为和硕淳亲王。允祐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时去世的，终年五十一岁。允祐的长子弘曙曾经随同允禵西征，后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革除世子之位。允祐的爵位则由另一个儿子弘暻递降承袭。

十二阿哥允祹是定妃万琉哈氏所生，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时被封为贝子，在康熙晚年，允祹倒是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太后（康熙的嫡母）死时，允祹便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事，负责皇太后的丧事。本来五阿哥允祺从小就是皇太后抚养大的，当时他见康熙也在病中，想替父皇料理丧事，但没被批准。由此可见，在康熙的心目中，允祹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由于皇太后的身后之事处理得好，允祹后来被康熙派去管理八旗事务。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裕亲王保泰之母（康熙兄长福全之妻）去世，允祹再次被派去料理丧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是康熙登基一个甲子的纪念，当时允祹和雍正一起被派去盛京谒陵，不知道这次允祹有没有乘机和雍正搞好关系。

康熙驾崩后，雍正知道允祹在处理丧事方面有一套，便还是让他去处理康熙的梓宫事宜，后来在允祹也受封为多罗履郡王。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两年（雍正二年，1724年），宗人府参劾允祹“治事不谨”，结果允祹连降两级，从郡王降到了贝子。就在同一年，允祹后来又犯了错，结果连贝子爵位也被削夺，降到了镇国公的级别。

直到雍正八年（1730年）怡亲王允祥去世，雍正这才想起了一直闲居的允祹，恢复了他多罗履郡王的爵位。雍正驾崩时，后宫里一片混乱，乾隆得知允祹善于处理丧事后，便又起用他来处理雍正的后事，并随后任命他主管礼部和宗人府事务。处理完雍正后事后，允祹被乾隆封为和硕履亲王。

乾隆三年（1738年）时，乾隆密定的皇太子永琏夭折，乾隆很是伤心，最后还是让经验丰富的皇叔允祹去办理皇太子的茔地事宜。同样不幸的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 年）时，六十六岁的允祹唯一的儿子弘昆同样早逝，当时弘昆的奶奶定太妃万琉哈氏也还在世，这母子俩都一大把年纪了，真是伤心欲绝，欲哭无泪。乾隆自己也有过类似的丧子之痛，他破例亲自到允祹府上看望，劝皇叔与太妃“以礼节哀”，并谕令按世子的丧仪处理后事。

考虑到允祹已不可能生育子女，乾隆便将自己的第四子永珹过继给允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允祹的母亲，九十七岁的定太妃万琉哈氏去世，万琉哈氏是康熙后妃中年纪最大、最长寿的（似乎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后妃），乾隆得知后很重视，说“太妃寿跻百龄，实为世所罕有”，命好生安葬。由此也可以看出，允祹是个大孝子。看来，康熙让自己的后妃们在自己死后出宫到成年的子女府上就养，的确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举措。

六年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七十九岁的允祹去世。也许是遗传了他母亲长寿的基因，他也是康熙的儿子里面最长寿的一个。允祹死后，其爵位由永珹递降承袭。

十五阿哥允禑是密嫔王氏所生，他小时候倒是经常随着康熙出巡，可惜两次封爵都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没有赶上（康熙四十八年第二次封爵时他十七岁），所以在康熙死时，已到而立之年的允禑当时还是阿哥的身份。一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允禑才被封为多罗贝勒；四年后，晋升为多罗愉郡王。

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选定陵址后，派允禑去负责建造事宜。不巧的是，在第二年二月，允禑便突然病故了，当时只有三十九岁。如此看来，允禑的一生无甚事迹，平淡收场，他的郡王爵位由其儿子弘庆递降承袭。

十六阿哥允禄是允禑的同母弟，他看来似乎比他的哥哥要聪明能干。小时候的允禄除跟随康熙出巡外，还曾在康熙的指导下，参与了《数理精蕴》（其内容主要是西方数学）一书的编辑，后来收入了允祉负责主编的《律历渊源》一书。

在康熙驾崩后用黄舆运回宫时，雍正派允禄和弘晟负责宫禁安全保卫工作，随后允禄又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事务，参与康熙的丧事安排。雍正元年（1723年）时，和硕庄亲王博果铎病逝，且没有后代。雍正便让允禄去承袭其王位，结果允禄走了大运，一转身便成了庄亲王。雍正对允禄还不错，后来还为他专门扩建了王府，并委派他去管理宗人府事宜。

雍正五年（1727年）允祉的母亲马佳氏去世，雍正因为和允祉关系不好，委派了允禄去代为祭奠。雍正八年（1730 年），允禄在负责办理怡亲王允祥的丧事时，揭发了允祉迟到早退等事，结果导致允祉遭到革爵的严惩。

允禄似乎也一直得到雍正的信任。在雍正驾崩后，允禄被任命为四辅政大臣之一，在乾隆朝继续得到重用，乾隆还特意加恩给予双俸的待遇，并恩准皇叔在便殿“免跪拜”（他比乾隆大十六岁）。但是，雍正在给乾隆的遗言里曾提到，允禄这个人“遇事少有担当”，意思是允禄做事情怕负责任。后来允禄又和自己的那些年龄相差不大的侄子们，包括弘晳（废太子允礽之子）、弘昌（怡亲王允祥之子）等人交往频繁，被宗人府参劾为“结党营弘，往来诡秘”，议请分别予以惩处。

乾隆帝觉得允禄这个人，“惟务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两可”，至于他与弘晳等人私相交结的事，乾隆早有所闻，只不过他觉得允禄“乃一庸碌之辈，若谓其胸有他念，此时尚无，可料其必无”。而且，这些人在一起也不过“饮食宴乐，以图嬉戏”而已，于是乾隆从轻发落，保留了允禄的亲王王爵，但革去其亲王双俸和议政大臣等职，弘晳则被革去亲王王爵，软禁在郑家庄，不许其出城。弘昌则被革去贝勒爵位，其他人也一一受到处罚。

受到处罚后的允禄老实不少，后来还负责过礼部等事宜。乾隆八年（1743年）时，七十六岁的皇太贵妃（抚养雍正的皇后佟佳氏之妹）佟佳氏去世，因为这位皇太贵妃曾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时短暂照顾过乾隆，因此乾隆对此颇为重视，特安排允禄去料理其丧事。总体来说，后来的允禄也办理了不少事务，基本上是尽心尽职，乾隆对之也比较满意。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十三岁的允禄去世，谥号“恪”。允禄的长子弘普早逝，其爵位由长孙永瑺递降承袭。

十七阿哥允礼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小时候也经常随驾出巡，但在康熙死时，二十六岁的他也没有受过封。不过，雍正很看重允礼（有人说允礼在储位斗争中是雍正一派的，也有说是怡亲王极力保荐的），在雍正元年（1723年）即封其为果郡王，并任命其为禁卫军前锋营统领，负责皇帝出巡的安全保卫工作。后来，允礼又担任了八旗的管理事务，并兼任了两个旗的都统。雍正能让允礼去担任军职，可见对允礼是十分信任的。

雍正二年（1724年）时，雍正说允礼“实心为国”、“尽心竭力”、“操守廉洁”，特授予允礼亲王的待遇。雍正六年（1728年），允礼再次得到雍正的赞扬，并晋升为和硕果亲王，后来又负责管理过工部、户部和宗人府事宜。

雍正十二年（1734年）时，允礼出了一趟远差，被雍正派去泰宁（今四川甘孜自治州乾宁县）办事。原来，当年大将军允禵出兵西北后，将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送回拉萨，西藏局势本已平定。但是，格桑嘉措只负责教务，很少顾及政务，结果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时，西藏上层人物发生内讧，格桑嘉措于雍正六年（1728年）离开拉萨，次年抵达泰宁惠远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基本平息了西藏的混乱，格桑嘉措便决定返回西藏。为表示对格桑嘉措的重视，允礼便被专门派去安排格桑嘉措的回藏事宜。

允礼这趟差路途艰险，非常辛苦，来回总共花了九个多月时间。回来后，雍正又交给他另一项任务，就是带领宝亲王弘历（乾隆）等人办理西南事务。不料就在当年，雍正便突然驾崩了，即位后的乾隆对允礼同样给予了重用，他和允禄一样，成为辅政大臣，并享受亲王的双俸和便殿免跪拜等待遇。

可惜的是，允礼的身体在雍正后期便开始恶化，在乾隆即位不久便一直生病，在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时，因病去世，终年四十二岁。乾隆对此颇为痛惜，由于允礼没有子嗣，后来乾隆便让自己的幼弟弘瞻承袭了允礼的王爵。

二十阿哥允祎出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比乾隆大五岁。康熙驾崩时，允祎也只有十七岁，当时还不太懂事。雍正四年（1726年）时，允祎被封为固山贝子，雍正八年（1730年）被晋升为多罗贝勒。不过，允祎从小就比较懒惰闲散，从不肯吃苦，雍正提起这个幼弟时，也是恨铁不成钢，说他“人本庸愚，性复懒惰”。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允祎被派去祭陵，允祎走到通州便称病而回。过了一年，雍正又派他去祭陵，他就托病不去，雍正一怒之下，将他连降三级，从贝勒降为镇国公。

乾隆即位后，恢复了允祎的贝勒爵位，并让他带领侍卫三十九人前去易州西陵负责守陵。于是，允祎便一直呆在这里近二十年，慢慢打发着守陵的落寞岁月，最终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终年五十岁，其爵位由其次子弘闰递降承袭。

最后的四个阿哥，年龄和乾隆相当甚至更小，分别是二十一阿哥允禧、二十二阿哥允祜、二十三阿哥允祁和二十四阿哥允祕。其中，允禧和允祜都是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这两个皇叔和乾隆乃是同年所生，而允祁和允秘这两皇叔则比乾隆还分别小两岁和五岁。

康熙离世时，允禧只有十二岁，他在雍正八年（1730年）时被封为固山贝子，三个月后又被封为多罗贝勒，当年他只有二十岁。允禧之所以受到雍正的青睐，原因是他从小立志向上，勤奋好学，能力也比较强。后来，雍正委派他办理了宗人府等事务，还一度负责教与他同龄的侄子弘历（乾隆）骑射课程。

乾隆即位后，允禧由贝勒晋升为郡王，曾经管理过八旗和宗人府事务。由于允禧文化水平很高，后来乾隆又委派他纂修皇室宗谱“玉牒”。在康熙的这些儿子里面，允禧大概是最有艺术细胞的，他在诗词书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只可惜寿年不永，最后只活了四十八岁（死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而且身后无子嗣，乾隆便让自己的皇六子永瑢承袭了允禧的爵位。

允祜和允禧同龄，康熙驾崩后一直在用心读书，直到雍正八年（1730年）被封为固山贝子，雍正十一年开始办理八旗事务，雍正十二年（1734年）晋升为多罗贝勒。乾隆即位后，允祜被委派管理内廷武备院，后来在乾隆五年（1740年）时被派去看护清东陵，但允祜在那里也没干多长时间，便在四年后去世，当时他只有三十四岁。允祜死后，其爵位由其儿子弘昽承袭，但传到第二代便被夺爵。

允祁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驾崩时他只有九岁。在雍正八年（1730年），允祁被封为镇国公，直到乾隆即位后才被越级封为多罗贝勒。从记载来看，允祁这个人办事能力似乎不太行，因此经常犯错，屡次被皇帝责骂，最后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被连降三级成为镇国公。一直到他六十八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时，才被封为固山贝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允祁在古稀之年被复封为贝勒，两年后加了郡王的虚衔（只有尊号，不领俸禄）。又过了一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允祁病逝，谥号“诚”，终年七十三岁，他是康熙儿子里面最晚去世的。允祁的谥号“诚”颇能说明他的特点，其实就是老实人嘛。允祁死后，其爵位由儿子递降承袭，后代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

允祕是康熙的最后一个儿子，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老来得子，很是疼爱。可惜允祕命不太好，他七岁时康熙驾崩，十二岁时（雍正五年，1727年）母亲又去世，很是孤苦无依。雍正很同情这个幼弟，由此也对他特别关爱。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允祕和雍正的两个皇子弘历、弘昼一起被封为亲王，当时他只有十八岁，而且在第一次封爵时就直接封为亲王，是康熙儿子里面得到亲王爵位最快、最年轻的。

乾隆即位后，对这个比自己还小五岁的皇叔也很关心。乾隆曾亲自过问允祕的学习情况，后因允祕贪图安逸，还对其进行过训诫。另外，有一次他和弘昼因为在皇帝食肉未毕就放下碗筷默坐，被乾隆批评为“失礼”。允祕的一生，位尊而平淡，主要也就做过些祭奠之类的事务，也短期管理过八旗和宗人府事务。他最后去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终年五十八岁，其爵位由长子弘畅递降承袭。

总的来说，康熙后面的这些儿子里面，有才能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普通平庸之辈，倘若是生在寻常百姓家，估计也就是平平常常地渡过一生吧。

尾声：小人物的结局出人意表

康熙和他儿子们的故事算是讲完了，最后再交代一下开篇两个小人物的结局。

话说岳钟琪将曾静、张熙的底细摸清后，不觉哑然失笑。原来，曾静和张熙都是来自于湖南某偏僻之乡的读书人，前者为准备科举考试，当年曾读过浙江人吕留良所编的科考辅导书——《时文评选》——就是那种把历年写得很好的八股文搜集起来进行点评的书，以帮助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可划入“考试秘笈”之类。

由于所处之地乃湖南的穷乡僻壤，文化落后，无书可读，曾静便在雍正五年（1727年）时派自己的高足张熙去浙江买点参考书回来。曾静对《时文评选》印象很深，临行前特意叮嘱张熙到了浙江后去吕留良家访书。当时吕留良早已过世，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和他的学生严鸿逵及徒孙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热情接待了他。这几个读书人见张熙不远千里来到浙江专访，心里很是感动，于是便把吕留良的遗稿包括《备忘录》、《吕子文集》等都送了一份给他。

再说曾静，他在看到这些书稿后，一时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特别读到吕留良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后，更是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们和周围的人之所以困窘不堪，原因就在于满洲贵族的统治。

读完吕著后，曾静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说：“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从此以后，吕留良也就成了曾静、张熙两人的精神导师，他们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思想，并进而付诸行动，这就是开篇所发生的投书事件。当然，曾静、张熙的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在雍正初年，民间关于雍正实系篡位的流言传播甚广，加之雍正即位后用法严苛，社会上也的确是怨言四起，政局颇为动荡。

但是，张熙投书之时已是雍正六年（1728年），此时非但年羹尧、隆科多等强势人物被先后铲除，就连允禩、允禵等皇族内的异己势力也已被收拾殆尽。唯有曾静、张熙等人因消息闭塞，浑然不知政局的变化，却自以为获得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大罪状”的确凿证据，又创造性地联想到川陕总督岳钟琪乃岳飞之后，反清的条件、时机都已成熟，所缺的不过是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殊不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的鲁莽行为，却给其他本不相干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人言可畏，雍正从曾静、张熙的投书中似乎也意识到民间流言的可怕性，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追查这听起来言之凿凿的“十大罪状”究竟从何而来。经过一番严厉的拷打之后，曾静称自己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而何立忠和陈象侯又说自己是听茶陵州的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陈帝锡被逮住了，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便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的。

如此一来，侦察人员便顺藤摸瓜，经过辗转查访，最终查出是允禟等人被流放的太监和党羽在发配路上做了“宣传队”。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每到市集便高声吆喝，招引众人来听故事，这才使得这些宫廷秘闻散布于沿途各地，随后更是一传十、十传百，流言遍天下。这些人的下场在史料中不得而知，但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必是人头落地，锉骨扬灰。

雍正知道，对付那些家奴容易，但像吕留良这样的思想犯既危险，也难对付得多。吕留良（163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吕少年时博览群书，曾在顺治十年（1653年）考中秀才，后不知何故，思想大变，极为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的行为——正如其别号“耻翁”。

康熙五年（1666年）后，吕留良决心不再参加清朝科考，也决不做清廷官吏。从此后，他便隐逸山村，以著书授徒为生。为迎合当时考试经济的需要，吕留良曾选评了历代科举中的优秀八股文，编辑成册，即前面提到的《时文评选》，这本参考书刊刻发行后，流行甚广，这使得吕留良获得了“东海夫子”的称誉。康熙十八年（1679年）时，当地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康熙特设的考试，由各地官员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前来参考）的考试，但被他坚决拒绝。第二年当地政府又以“山林隐逸”的名义举荐他，他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自残，“吐血满地”。后来他干脆削了头发，出家当和尚，以表示他誓不仕清的决心。

吕留良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的后人和学生将他的遗作汇集成册，并刊刻发行，包括《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等，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吕留良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他秉承了黄宗羲等人的激进思想，反对君尊臣卑，提倡民权。对于清朝政权，吕留良也是极为蔑视，他在文中从不称“大清”或者“圣朝”，却用“燕”、“北”来代替，以表示他不承认清王朝。

对于雍正来说，吕留良的言论当然是异端邪说，极其叛逆。因此，雍正对吕留良这一干人等的处理也是十分残酷。当时尽管吕留良已经死了四十多年，他的长子吕葆中（曾中进士）也早已去世，但也难逃刨棺戮尸的厄运。曾静、张熙案审结后，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和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当时也已去世，但仍旧被戮尸枭示，其孙辈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有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结果被认为是存心不良，判斩立决。自称严鸿逵私淑门人的黄补庵，作诗曰“闻说山中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认定为荒唐狂悖，判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判斩监候。孙用克，阴相援结，判斩监候。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判斩监候。

另外，这些人的门徒和相关人等也遭到严惩，如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杖责一百，与其妻儿一起流放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被革去相应的教谕、举人、监生、生员功名，杖责一百，判三年徒刑。严鸿逵的门徒朱霞山、朱芷年和沈在宽的门徒张圣范、朱羽采等人因从学时年纪尚小，不予论罪。

值得一提的是车鼎丰、车鼎贲两兄弟。现在知之甚广的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即出自车鼎丰的名下。当时还有个传闻，说某日车鼎丰与弟弟车鼎贲一起喝酒，当时用的酒盅是明朝时生产的瓷器，盅底还有“成化年造”的字样。车鼎丰喝完杯中酒，倒翻其杯，戏曰：“大明天子今重见。”车鼎贲瞧见酒杯底，便给哥哥斟满酒，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壶”、“胡”同音，意思是把满洲贵族建立的大清搁在一边。吕留良案发后，两人都被牵连致死。

曾静其实是老实人，最终被整得跪地求饶，服服帖帖，连扇自己耳光。在供述中，曾静连称自己是“弥天重犯”，说自己“空有一副人脸，但连匪类也不如；听了皇上的道理后，如坠深渊，极为的痛苦和悔恨，就算死一万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过；从长沙押到京师的路上，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听到的也都是万民对皇上的赞誉声；弥天重犯自小长在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体察百姓的疾苦和艰辛，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万死不赦的重犯。弥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没有知觉，如同顽石一般没有头脑，也应被感化悔悟。当今皇上圣明天纵，皇恩包容天地，弥天重犯万万次叩首，望皇上发哀怜之心，体恤我们这些无知之人”。

皇帝出马，一个顶一万。经过雍正的一番亲自“训导”，曾静果然判若两人。唉，中国的读书人！

正当大家认为曾静、张熙这两个案件直接当事人必死无疑时，雍正却一反常例，竟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大臣们对此非常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人凌迟处死，雍正颇为不耐烦地说：“这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谁要是再上奏本，朕也不再看了。”

不仅如此，雍正还特别下旨，“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以求保住曾静、张熙的性命。这桩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样百出，令人大跌眼镜。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雍正随后又给了曾静和张熙一个政治任务，那就是把他们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让他们去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借以戴罪立功。所谓“观风整俗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吕留良案引起。雍正认为浙江这个地方“风俗浇漓，甚于他省”，“恩威所不能感化，狼子野心聚与一方”，于是他派了官员前去整顿其风俗，还一度停止了浙江的乡试，断绝那些士人们的科举求身之道，以示惩罚。

曾静回到湖南后，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说是要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淹死这个罪人。这传单究竟是对曾静的悖逆不满呢，还是对曾静的变节愤怒？无从而知。不过，曾静由反清转向奉旨吹捧雍正和朝廷，这个华丽转身也未免过于滑稽。曾静被派往湖南进行宣讲时，雍正特令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对之蔑视讥讽。

雍正还觉得不过瘾，他随后又将此案的全部谕旨和审讯记录，加上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汇编成书，名曰《大义觉迷录》，发往全国各地，“每学宫各贮一册”。雍正还说，各学宫“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如此一来，《大义觉迷录》风行天下，以至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作为雍正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刊印数量之多，在雍正年间据说是第一名。

不过，乾隆一上台，便立即推翻雍正对曾静、张熙免予追究的遗命，并下令“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更要紧的是，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将雍正精心编撰并已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要求立即停止刊刻和发行，凡是有这本书的，统统上缴收回并统一销毁，若有私藏，依法严惩。由此，《大义觉迷录》便成为“老子编来儿子禁”的天下第一禁书，在乾隆朝后难得一见，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滑稽的是，《大义觉迷录》作为雍正朝的御制国书，它的发行量之大，读书人中间可谓是人手一本，怎么禁止得了？

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将这本书禁掉，原因是这本书不但没有出现雍正希望的效果，反而让皇宫里的丑闻秘事、皇子间的尔虞我诈等“皇家重大机密”外泄，这些老百姓对赞扬大清没什么兴趣，却对雍正的“十大罪状”，特别是“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这些秘闻津津乐道，茶余饭后地说个没完，严重损害了雍正的光辉形象。如此一来，不但没有起到“觉迷”的效果，反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笑料，让全国人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话，这还了得？

有鉴于此，乾隆登基之前就早已羞得满面通红了！

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说倒罢，越抹越黑”，当时也不知道雍正是怎么想的，居然要和全国人民争辩自己是清白的、正确的。他这样做，等于是把自己推向了审判台，让全国的人来评判，但问题是，当时人的思想觉悟能达到那个程度吗？这就害得儿子乾隆一上台就要去给他“擦屁股”了。

经过慎重考虑后，乾隆觉得哪怕是冒着违犯父皇遗命的罪名，也要把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反面教员”给杀了，以绝后患。他降旨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于是他一改雍正的“攻心”政策，直截了当地采取“灭身”之举，以肃清其流毒。

实事求是地说，乾隆的手段不过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和他父亲的手段相比，着实要拙劣许多。至少，雍正还敢公开整个案件的情节（包括诋毁自己的内容），敢于进行批判和辩论，甚至还敢于赦免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弥天重犯”，让他们改过自新，充当反面教员，这种勇气和做法，在历代皇帝里面是绝无仅有的。

清朝的文字狱屡见不鲜，但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却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此案株连规模之广，诛戮惩处之严酷，外加雍正处置方法的出人意料，都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的诸多故事，也是人们为之记忆犹新的吧。

附录

康熙与雍正朝宫廷大事记

顺治十一年（1654年）：玄烨出生。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驾崩，玄烨即位，改年号为康熙。

康熙二年（1663年）：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去世。

康熙四年（1665年）：康熙大婚，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被立为皇后。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亲政；荣妃马佳氏生皇子承瑞（早殇）。

康熙八年（1669年）：皇后赫舍里氏生皇子承祜（早殇）。

康熙九年（1670年）：惠妃纳喇氏生皇子承庆（早殇）。

康熙十年（1671年）：荣妃马佳氏生皇子赛音察浑（早殇）。

康熙十一年（ 1673年）：惠妃纳喇氏生皇长子胤禔。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后赫舍里氏生皇二子胤礽，难产死，谥“孝诚”；荣妃马佳氏生皇子长华（早殇）。

康熙十四年（1675年）：通嫔纳喇氏生皇子万黼（早殇）；荣妃马佳氏生皇子长生（早殇）。

康熙十六年（1677年）：荣妃马佳氏生皇三子胤祉。

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后钮钴禄氏薨，谥“孝昭”；德妃乌雅氏生皇四子胤禛。

康熙十八年（1679年）：宜妃郭洛罗氏生皇五子胤祺。

康熙十九年（1680年）：德妃乌雅氏生皇六子胤祚（夭折），成妃戴佳氏生皇七子胤祐。

康熙二十年（1681年）：良妃卫氏生皇八子胤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宜妃郭洛罗氏生皇九子胤禟，贵妃钮钴禄氏生皇十子胤礻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宜妃郭洛罗氏生皇十一子胤禌（夭折），定妃万琉哈氏生皇十二子胤祹。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敏妃章佳氏生皇十三子胤祥。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祖母孝庄皇太后去世。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德妃乌雅氏生皇十四子胤禵。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册皇贵妃佟佳氏为皇后，随后去世，谥“孝懿”。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密贵人王氏生皇十五子胤禑。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密贵人王氏生皇十六子胤禄。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勤贵人陈氏生皇十七子胤礼。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胤禔、胤祉为郡王，封胤禛、胤祺、胤祐、胤禩为贝勒。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三阿哥胤祥之母章佳氏去世，胤祉被降为贝勒。

康熙四十年（1701年）：密贵人生皇十八子胤祄（夭折）。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襄常在高氏生皇十九子胤禝（夭折）。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襄常在生皇二十子胤祎。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十八阿哥胤祄夭折；废太子胤礽；十一月，圈禁皇长子胤禔；胤禩被推举为太子，康熙不允。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复立胤礽为太子。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封胤祐、胤礻我为郡王，封胤禟、胤祹、胤禵为贝子。

康熙五十年（1711年）：熙常在陈氏生皇二十一子胤禧，谨常在色赫图氏生皇二十二子胤祜。胤禛第四子弘历出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太子胤礽复废。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静常在石氏生皇二十三子胤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穆常在陈氏生皇二十四子胤祕。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嫡母孝惠皇太后去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指挥平叛的各路清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驾崩，胤禛即位，是为清世宗，改元雍正。允禩与允祥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封亲王。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崩；八月，雍正秘密立储。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允礻我被圈禁革爵；十二月，废太子允礽死，追封理密亲王。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允禩、允禟被削夺宗籍；三月，允禩被改名“阿其那”；五月，允禟被改名“塞思黑”；八月，允禟死于保定禁所；九月，允禩死于禁所。

雍正八年（1730年）：怡亲王允祥去世；允祉被夺爵囚禁；允祐去世。

雍正十年（1732年）：允祉与允祺同日去世。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禔病死。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弘历继位，是为清高宗，改元乾隆。

康熙后妃名册

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其祖父为辅政大臣索尼，父亲噶布拉，叔父索额图。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生，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卒，年二十二岁。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其十三岁时与康熙大婚，康熙八年（1669年）生承祜（夭折），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难产而死。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被册封为皇后，半年后（康熙十七年二月，1678年）去世，无子嗣，享年二十五岁左右。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女（康熙帝生母的嫡亲侄女），康熙的表妹，四阿哥胤禛满月后即由其抚养。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被封为贵妃，康熙二十年（1679年）十二月晋为皇贵妃。二十二年（1681年）生皇八女（早殇），康熙二十八年（1687年）七月初九日被册为皇后，三日后即去世，享年二十八岁左右。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生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康熙十八年（1679年）封为德嫔，次年生皇六子胤祚（六岁夭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生皇七女（早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生皇九女（五公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生皇十二女（十二岁夭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生皇十四子胤禵；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二月晋为德妃。另抚养过十三阿哥胤祥。康熙去世后，德妃被尊为皇太后，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皇贵妃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参领海宽之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生皇十三子胤祥；另生皇十三女（八公主）和皇十五女（十公主），均下嫁蒙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去世，享年约三十岁左右。雍正时期被追封为皇贵妃，并袝葬康熙帝之景陵。

贵妃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孝昭仁皇后之妹，康熙二十年（1681年）册为贵妃，生皇十子胤礻我和皇十一女（夭折）。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十一月去世，享年约三十岁左右。

贵妃佟佳氏，孝懿仁皇后之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册为贵妃，无子嗣。雍正时尊为皇考皇贵妃，乾隆时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乾隆八年（1743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荣妃马佳氏，员外郎盖山之女，旗属不详。入宫较早，生育较多。康熙六年（1667年）生康熙的第一位皇子承瑞，此后十年间生赛音察浑、皇三女、长华、长生和皇三子胤祉，但除皇三女和胤祉外，其他子女均告夭折。康熙二十年（1681年）被封为荣妃，雍正五年（1727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左右。

惠妃纳喇氏，郎中索尔和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册为惠嫔，康熙二十年（1681年）为惠妃。生二子，即承庆（夭折）与皇长子允禔，曾抚养过皇七子胤祐和皇八子胤禩。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去世，享年估计在七十五岁以上。

宜妃郭洛罗氏，满洲镶黄旗人，佐领三官保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册为宜嫔；康熙二十年（1681年）为宜妃。生三子，分别为皇五子允祺、皇九子允禟和皇十一子允禌（夭折）。雍正十一年（1733年）八月去世，享年当在七十岁以上。

慧妃博尔锦吉特氏，科尔沁三等公吉阿郁锡之女，幼年被选进宫，尚未册封，于康熙九年（1670年）四月去世，被追封为慧妃。无子嗣，享年应在二十岁以下。

平妃赫舍里氏，孝诚仁皇后之妹，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去世，被追封为平妃。生一子，早殇，未排序。享年当在三十岁以下。

良妃卫氏，满洲正黄旗包衣人（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内管领阿布鼐之女，其母家地位卑下。康熙二十年（1681年）生皇八子胤禩，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册封为嫔，不久晋为良妃。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一月去世，享年估计在四十五岁以上。

成妃戴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司库卓奇之女，母家地位卑下。康熙十九年（1680年）生皇七子胤祐，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二月册封为成妃。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去世，享年在七十五岁左右。

宣妃博尔锦吉特氏，科尔沁达尔汗亲王和塔之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二月被册封为宣妃，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去世，无子嗣，享年估计在五十岁以上。

和妃瓜尔佳氏，三品协领祜满之女。生皇十八女（早殇），康熙末年颇受宠爱。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僖嫔赫舍里氏，赍山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册为僖嫔，终身未育，亦未加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去世，享年当在四十岁以上。

端嫔董氏，员外郎董达齐女。康熙十年（1671年）生皇二女（早殇），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册为端嫔。康熙五十九年病故（1720年），享年在七十岁左右。

安嫔李氏，汉军正蓝旗人，祖父为李永芳。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册封为安嫔，终身未育，也再无加封，去世时间不详。

敬嫔章佳氏，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册封。终身未育，也再无加封，去世时间不详。

定嫔万琉哈氏，满洲正黄旗人，郎中拖尔弼之女。生皇十二子胤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为康熙后妃中最高寿的。

密嫔王氏，知县王国正之女，苏州籍人氏。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生皇十五子胤禑，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生皇十六子胤禄，康熙四十年（1701年）生皇十八子胤祄（八岁夭折）。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二月册封为密嫔。雍正九年（1731年）十月去世，享年在七十岁以上。

勤嫔陈氏，满洲镶黄旗人，二等侍卫陈希闵之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生皇十七子胤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二月册封为勤嫔。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在七十岁左右。

通嫔纳喇氏，监生常保素之女。生二子（万黼与胤礻我），皆早殇。雍正时加封为先考通嫔，乾隆九年（1744年）去世，享年估计在八十岁以上。

襄嫔高氏，高廷秀之女。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生皇十九子胤禝（三岁时夭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生皇十九女（三月夭折）；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生皇二十子胤祎。乾隆时加封为皇祖襄嫔，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去世，享年在六十岁以上。

熙嫔陈氏，陈玉卿之女。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皇二十一子胤禧。乾隆时加封为皇祖熙嫔。乾隆二年（1737年）正月去世，享年在四十岁以上。

谨嫔色赫图氏，员外郎多尔济之女。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皇二十二子胤祜。乾隆时加封为皇祖谨嫔。乾隆四年（1739年）三月去世，享年在四十岁左右。

静嫔石氏，父石怀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生皇二十三子胤祁。乾隆时加封为皇祖静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去世，享年在六十岁以上。

穆嫔陈氏，父陈歧山。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生皇二十四子胤祕，雍正五年（1727年）去世，享年在三十岁左右。乾隆时追封为皇祖穆嫔。

另外，有布贵人兆佳氏（生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袁贵人袁氏（生皇十四女）、马贵人马氏、新贵人（姓氏不详）、贵人张氏（生皇四女）、贵人郭洛罗氏（宜妃之妹，生皇六女和硕恪靖公主）、贵人王氏（生皇十六女）、贵人刘氏（生皇十七女）、贵人钮钴禄氏（生皇二十女），徐常在、陈常在，各答应等数目众多的庶妃。深宫一进六十年，雍正年间，雍正特别提及说有一位常在于康熙初年进宫，终身未育，后来也一直没有加封，后雍正特加封其为皇考贵人。

备注：康熙朝后，后宫名位开始形成制度，皇帝的正妻称皇后，以下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皇后居中宫，负责后宫的管理，皇贵妃、贵妃和妃、嫔分居东西十二宫，协助皇后管理后宫，以上是主位。嫔以下则还有贵人、常在和答应三级，因为是非主位的庶妃，所以并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不过，虽然有定制，但各时期的皇帝妃嫔数目仍有很大差别，比如康熙和乾隆时期的妃嫔一般都超过了规定的数目，而同治和光绪等皇帝则远没有定制的那么多妃嫔。总而言之，清朝后宫中的宫女人数比历朝历代要大为减少，定制在三百人以下（实际上也不止此数，不过也决不会出现三千嫔妃的局面）。

康熙的儿子们

皇长子胤禔（1672～1734），康熙十一年生，生母惠妃纳喇氏。征讨噶尔丹时，康熙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胤禔任副将军从征，参与指挥战事。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直郡王，十年后因争储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十二年卒，享年六十三岁。

皇次子胤礽（1674～1724），生于康熙十三年，孝诚仁皇后所生，嫡长子。康熙十四年，他一岁多时被立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十月，再次被废，后遭禁锢；雍正二年卒，追封为理密亲王，享年五十一岁。

皇三子胤祉（1677～1732），生于康熙十六年，母荣妃马佳氏。胤祉博学多才，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诚郡王，次年因犯错被降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诚亲王。雍正八年被夺爵囚禁。雍正十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皇四子胤禛（1678～1735），生于康熙十七年，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雍亲王。康熙驾崩，胤禛即位，为雍正帝，其驾崩于雍正十三年，享年五十八岁。

皇五子胤祺（1679～1732），生于康熙十八年，母宜妃郭洛罗氏。心性甚善，为人敦厚。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恒亲王。雍正十年去世，谥号“温”，享年五十四岁。

皇六子胤祚（1680～1685），康熙十九年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康熙二十四年，六岁时夭折。

皇七子胤祐（1680～1730），康熙十九年生，母成妃戴佳氏。为人心地善良，举止和蔼可亲。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淳郡王。雍正八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皇八子胤禩（1681～1726），康熙二十年生，母良妃卫氏。少时为胤禔母惠妃抚养，诸臣奏称其贤，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七年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遭短暂拘禁。雍正即位后，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进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雍正四年，被削爵圈禁，开除宗籍，更名为“阿其那”。同年死于禁所，享年四十六岁。

皇九子胤禟（1683～1726），生于康熙二十二年，母宜妃郭洛罗氏。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贝子。雍正即位后，命其出驻西宁，后在雍正三年被夺爵幽禁。雍正四年被削夺宗籍，令改名“塞思黑”，同年死于保定禁所，享年四十四岁。

皇十子胤礻我（1683～1741），生于康熙二十二年，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敦郡王。雍正元年，奉命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灵龛还喀尔喀，允礻我开始称病不往，后无故停居张家口，当年被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开释，乾隆五年卒，享年五十九岁。

皇十一子胤禌（1685～1696），康熙二十四年生，母宜妃郭洛罗氏，康熙三十五年，十二岁时夭折。

皇十二子胤祹（1685～1763），康熙二十四年生，母定妃万琉哈氏。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雍正即位，进封履郡王。乾隆即位后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皇十三子胤祥（1686～1730），康熙二十五年生，母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章佳氏死后曾由德妃乌雅氏抚养。雍正即位后封其为怡亲王，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元年，总理户部。为人敬谨廉洁，多有建树，为雍正最知心、得其协助最多的兄弟。雍正八年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皇十四子胤禵（1688～1755），康熙二十七年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与雍正、胤祚同母。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康熙五十七年任抚远大将军，征讨策妄阿拉布坦。雍正元年被封为郡王。雍正三年被降为贝子，次年被革爵禁锢。乾隆即位时，命释放，封为辅国公。乾隆十二年被封为贝勒。乾隆十三年晋恂郡王。乾隆二十年去世，谥号“勤”，享年六十八岁。

皇十五子胤禑（1693～1731），康熙三十二年生，母顺懿密嫔王氏。雍正四年封贝勒，命守景陵。雍正八年封愉郡王。雍正九年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皇十六子胤禄（1695～1767），康熙三十四年生，母顺懿密嫔王氏。因庄亲王死后无嗣，雍正命其袭封。乾隆三十二年去世，谥号“恪”，享年七十三岁。

皇十七子胤礼（1697～1738），康熙三十六年生，母纯裕勤嫔陈氏。雍正元年被封为果郡王，管理理藩院。雍正六年被封为亲王，建树颇多。乾隆即位后被封为总理事务大臣。乾隆三年去世，享年四十二岁。

皇十八子胤祄（1701～1708），康熙四十年生，母顺懿密嫔王氏。康熙四十七年，八岁时夭折。

皇十九子胤禝（1702～1704），康熙四十一年生，母襄嫔高氏。康熙四十三年，三岁时夭折。

皇二十子胤祎（1706～1755），康熙四十五年生，母襄嫔高氏。雍正四年封贝子，雍正八年晋贝勒。性懒惰，雍正十二年命祭陵，称病不行，降辅国公。乾隆即位后复封为贝勒，命守泰陵。乾隆二十年去世，享年五十岁。

皇二十一子胤禧（1711～1758），康熙五十年生，熙嫔陈氏生。立志向上，颇有文才。雍正八年被封为贝子，同年晋贝勒。乾隆即位后晋封为慎郡王。乾隆二十三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皇二十二子胤祜（1711～1743），康熙五十年生，母谨嫔色赫图氏。雍正八年封贝子，雍正十二年晋贝勒，乾隆八年去世，享年三十三岁。

皇二十三子胤祁（1713～1785），康熙五十二年生，静嫔石氏生。雍正八年被封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晋封为贝勒，后因犯错降为镇国公。乾隆四十五年复封为贝子，两年后复为贝勒。乾隆四十九年加郡王衔，次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皇二十四子胤祕（1716～1773），康熙五十五年生，母穆嫔陈氏。禀性忠厚平和，有学识。雍正十一年（十七岁）被封为缄亲王。乾隆三十八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已命名但未排序的夭折皇子（八名）：

承瑞（荣妃马佳氏）

承祜（皇后赫舍里氏）

承庆（惠妃纳喇氏）

赛音察浑（荣妃马佳氏）

长华（荣妃马佳氏）

长生（荣妃马佳氏）

万黼（通嫔纳喇氏）

允赞（通嫔纳喇氏）

康熙的女儿们

皇长女，母庶妃张氏，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生，康熙十年（1671年）十月殇，年四岁。

皇二女，母端嫔董氏，康熙十年（1671年）三月初九生，康熙十二年（1673年）殇，年三岁。

皇养女，康熙弟弟恭亲王常宁之女，康熙十年（1671年）生，乾隆六年（1741年）卒，年七十一岁。封和硕纯僖公主，又称“大公主”，嫁蒙古科尔沁部。

皇三女，母荣妃马佳氏，康熙十二年（1673年）五月生，雍正六年（1726年）四月卒，年五十六岁。封固伦荣宪公主，又称“二公主”，嫁蒙古巴林部。

皇四女，母庶妃张氏，康熙十三年（1674年）二月生，康熙十七年（1678年）殇，年五岁。

皇五女，母庶妃兆佳氏，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 ）三月卒，年三十七岁。封和硕端静公主，又称“三公主”，嫁蒙古喀喇沁部。

皇六女，母庶妃郭洛罗氏，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生，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卒，年五十七岁。封和硕恪靖公主，又称“四公主”，嫁蒙古喀尔喀部。

皇七女，母德妃乌雅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生，八月即殇。

皇八女，母皇贵妃佟佳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生，一个月即殇。

皇九女，母德妃乌雅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生，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七月卒，年二十岁。封和硕温宪公主，又称“五公主”，嫁佟国维之孙舜安颜。

皇十女，母庶妃那拉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卒，年二十六岁。封和硕纯悫公主，又称“六公主”，嫁蒙古喀尔喀部。

皇十一女，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生，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殇。年两岁。

皇十二女，母德妃乌雅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闰四月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卒，年十二岁，又称“七公主”。

皇十三女，母敏妃章佳氏，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六月难产而死，年二十三岁。封和硕温恪公主，又称“八公主”，嫁蒙古翁牛特部。

皇十四女，母庶妃袁氏，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二月生，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卒，年四十八岁，封和硕悫靖公主，又称“九公主”，嫁散佚大臣一等男孙承运（三十一岁死）。

皇十五女，母敏妃章佳氏，康熙三十年（1691年）正月生，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卒，年十九岁。封和硕敦恪公主，又称“十公主”，嫁蒙古科尔沁部。

皇十六女，母庶妃王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十月生，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月夭折，年十三岁，又称“十一公主”。

皇十七女，母庶妃刘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一月殇，年三岁。

皇十八女，母和妃瓜尔佳氏，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生，未足月即殇。

皇十九女，母襄嫔高氏，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二月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殇，年三岁。

皇二十女，母庶妃钮祜禄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生，十二月殇，未足两月。

备注：清圣祖康熙的儿女共计五十五名，其中儿子三十五名（已排序的二十四名，已命名未排序的八名，三名未及命名即早夭，长大成人的二十名），女儿二十（排序的十一名，长大成人的八名，另有一名养女）。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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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3.邹范平：《君臣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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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研：《原来雍正》，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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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纪连海：《说雍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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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捷先：《雍正写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1.阎崇年：《清宫疑案正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

22.梁治忠编：《康熙皇帝轶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金恒源：《雍正称帝及其对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4.二月河：《康熙大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5.二月河：《雍正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后　记

江南的气候，每到四五月便入黄梅节气，待到六七月已是三伏天，酷日当空，行路之人，汗流浃背，即便在家中，也是热得气喘，无处逃脱。记得多年以前，家中院落里倒有几株羊眼豆秧，用几根木头或竹竿，搓些草绳，如张灯结彩一般，简简单单地搭个棚子，不到半月间，那豆藤便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就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如今的空调间反要透气凉快。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这样的八口之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不过，在我们那一代，家里有四五个小孩也是常有之事，并不稀奇。在那时夏日的凉风里，我们兄弟姐妹们都还小，一家人围在一起闲聊或游戏，这恐怕是计划生育后再不可能出现的一道风景了。时光流水匆匆，如今父母已老，我们也都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最小的我也远离家乡出外谋生。上海的夏天是酷热的，清风徐来之时，我总会想起那段年少的时光，对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依旧是如此的怀念。

康熙的家庭不是平民之家，他儿女众多，可皇位只有一个，这让康熙百般烦恼。康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让这些儿子们一团和气，安定团结，但在利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前，这被证明只能是一厢情愿。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是暴力的，权杖需要血和火来祭奠，而家庭却是要温情和人性去浇灌。当这两者碰撞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本书的关键人物雍正，其实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阴毒黑暗。事实上，他为人骄傲，自视甚高，性格直率，只可惜的是，在中国历史里，雍正一直以来就是被人误解最深、传闻最多的帝王之一。为什么会如此？问题恐怕还出在他自编自导的那部《大义觉迷录》上，他非得让全国的士子们人手一册，成天宣讲，弄得很多原本不知道“十大罪状”的人，也都得以了解甚至为之深信不疑。

雍正的错，错就错在他想为自己讨个清白。殊不知，这世上的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公道自在人心，有些事情你越抹它就越黑，以至于他的那点破事扩散到全国的穷乡僻壤，演化成诸多的稗官野史，流传至今。尽管乾隆上台后好一顿忙活，一上来就收缴禁绝了他父亲引以为得意的《大义觉迷录》，但关于雍正的传闻依旧越传越邪乎，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雍正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点击率最高的帝王之一。雍正的故事，经历了几百年岁月的考验后，依旧具有极大的娱乐价值，目前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当然，清朝的历史，特别是康乾时期的历史，由于这方面的小说和电视剧已经是非常之多，其历史事件已经是为人所熟知了。但令笔者不甚满意的是，这些戏说性质的小说或影视剧，在勾起人们对那段历史兴趣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个曲解甚至掩盖历史的反作用。

如何在学术和通俗之间寻找一条出路，用一种轻松活泼的笔调反映历史，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突破。这本小书，读起来似乎像是历史小说，但其实有百分之九十的信史。假如读者能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将本书读完，那就是笔者最大的成功了。

本书最早于2007年以《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为名连载于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块，后在知名图书策划人丹飞的操作下，于2008年以《向康熙学习》为书名出版。写作之初，笔者原只为自娱自乐，网络风格明显，直至当年年底，笔者投身职业作者的行列，方觉之前语言不够精炼，同时也有读者反映书名与书中内容不相符合，于是萌发了修改重版的念头。

在对原稿进行一番修改的同时，笔者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何不各选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某个侧面，各成一书？按此规划，第一本取名《夺位战争》，以“九王夺嫡”事件为中心，重点刻画康熙和他的儿子们在储位斗争中的众生像；第二本取名《治官手册》，以雍正和他的大臣们为中心，重点解读君臣之间的相处与权术；第三本取名《皇城秘史》，以乾隆七下江南为主线，为读者揭秘乾隆皇帝及其妃子、子女们的日常生活史。如此规划，合起来即“帝王三书”系列，想必还有些意思。现在，第一本已经准备妥当，后面两本，敬请读者期待。

金满楼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