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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1）

- 第一章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2）

-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1）

-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2）

-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3）

-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4）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2）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3）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4）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5）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6）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7）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8）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9）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0）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1）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2）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3）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4）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5）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6）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7）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8）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9）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20）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2）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3）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4）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5）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6）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7）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8）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9）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0）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1）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2）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3）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4）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5）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6）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7）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8）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9）

第一章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1）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清晨。

崇祯皇帝自寝宫行向皇极殿。

按照惯例，他将在那里接受臣子们的元旦朝贺。皇极殿，是明成祖朱棣，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于永乐十八年所建，落成后命名为奉天殿。到了明世宗，也就是同样十分出名的嘉靖皇帝手上，于嘉靖四十一年改称皇极殿。这是紫禁城内最紧要、最具有皇权代表的一个所在。

盖因大明朝自永乐大帝后，所有新君的登基大典，都须在此举行，而民间俗语里把做皇帝叫“坐金銮殿”，所谓的“金銮殿”便是指的这个地方了。新皇帝只有在这里举行的典礼中升了殿，坐了上边的那把龙椅，才算是真真正正地做了皇帝。另外，凡是涉及社稷安危的大事，如天子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仪式，也都必须在此举行。其他如每年的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天子则在这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在此赐宴宗室、大臣，以示辞旧迎新、天下同乐之意。

可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祯皇帝上了殿之后，却发现大殿空荡荡的，竟然连一个朝贺的臣子都没有。

这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去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的正月朝贺，朝贺站班就只来了两个人。

这两人，一位是个勋戚，我想这人大约比较老实，因为满朝大臣这天都没打卡上班，可他却准时报到站在了岗位上。另外一位则是明季大大有名的首辅大臣之一周延儒，此人十分能揣测崇祯心意，常能化解崇祯的怒气于无形。此年的大臣缺朝，就是在他轻轻一番话语下，崇祯的火气顿时消弭得干干净净。

不过今年还是和去年不太一样。

因为去年仅有的两个准时赶来朝贺的臣子中，被我揣测为比较老实的那位勋戚，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也终于不来了。而善于让崇祯“解意”的周延儒，则因为自作孽不可活已于去年被崇祯下旨自缢处死。

于是大殿上就只有崇祯孤零零的一个人。

空荡荡的大殿中，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一个人高高地坐在龙椅上，等待着他的臣子，等待着眼前大殿里缺失的那些“国之栋梁”们来给他做新年朝贺。

说起来，站朝应该是臣子们等皇上临朝才对。

而且就是这等，也不是可以随意乱等的，也是有等的规矩的。

等皇上的时候，大臣们是不能进宫等的，而是要在东、西长安门（原在长安街天安门的东、西两面）的门外等。

因为大臣们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就会上朝，但只要午门上的钟一响完，东、西两门就关上进不来了，所以臣子们大多得天不亮就从家里出来，先在门外候着，等着击鼓开门。庙堂上的称呼谓之“廷臣待漏”，意思就是怕皇上比臣子们先到，所以做臣子的得先到门前看漏候着，故而谓之“待漏”。

这事另外还有个别称呢，就叫做“坐门”。譬如有一天皇上万一由于什么事情，像昨天晚上操劳太过给耽搁了，这鼓就响得晚。而耽搁的时间如果太长，在那儿一直站着人也是吃不消，尤其那些年纪大的臣子或是腿脚不好的人。因此大臣们就会先坐在由府里仆人带来的小马扎上歇着，等着开门，所以大臣们私下管这事叫“坐门”。

坐门的辛苦之处在于，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飘雪扬沙，哪怕下大雹子，做臣子的也都得在那儿等着。

另外，在皇城午门正中的门楼两边，分别有两座阙亭，里边各有钟鼓一座。这钟鼓的鸣法也是很有讲究的，错乱不得：天子祭祀坛庙，或要出行午门，只鸣钟；祭祀太庙，只击鼓；升殿行大典或紧急事情，则钟鼓俱鸣。

平时早上只要鼓一响，长安门就开了，然后文武大臣进殿站好朝班，之后鸣钟，两门闭。这个过程，叫“鼓严肃班，肃班鸣钟”。

等钟声一歇，天子銮驾就升殿了，接着是打响“静鞭”。一旦静鞭响后，两边站着的文武大臣就必须保持“有容无意，有意无声”的仪态，然后朝贺或者开始讨论朝政，也就是说，大家已经打卡完毕，开始正式上班干活儿了。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鼓声一响，就说明皇上起来了，而鸣钟则意味着皇上临朝。

于是甲申年的正月初一日，崇祯皇帝下旨再开门，再鸣鼓钟，并且说“钟不歇，门永不闭”，一定要把大臣们给召来。

结果依然是“久无至者”，这下可真把崇祯给气着了。

但他见不着人也是无可奈何，于是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先去拜谒太庙，然后再回来接受朝贺。可这个仪式原本是在朝贺之后的，因此皇上出行要用的一百多匹马和銮驾仪仗均未准备妥当，结果有几位太监和侍卫就把朝臣们预先准备在长安门外准备下班回家用的马给牵来了，打算先将就着用。

这虽然是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但皇上的司礼官却绝不会答应这么干的。

因为他们担心这些马会认主，万一要是惊了崇祯的?驾，又甚至是咬了踢了皇上，那可是要杀他们的头的。于是乎司礼官死活不给用，最后崇祯也没办法，只好又决定还是先受朝贺再去太庙。

这么来回来去地一折腾，当然消息早传了开去，那些睡过头和偷懒不上朝的大臣们终于知道自己闯大祸了，于是急忙夺路狂奔赶来上朝了。

那时节，武官们大多住东城，但站朝班却是在西面，而文官大多住西城，站朝班则是在东面。这些大臣们上朝，是分别从东西两面进来，走路多是沿边走，到了殿前才走过对面去站班，不然就得先穿过一个天安门走到对面去。我觉得不会有人那么走——越过一个天安门和越过一个殿门，这在心理上的感觉可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第一章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2）

今天等他们来到大殿前，突然发现这会儿殿门大开着，崇祯在殿上正生着气面对大门坐着，从大殿到殿外广场上的情景可谓一览无余纤毫毕现，而自己却需要走到对面去才能站朝班。

那个时候，他们自然是谁都没这个胆子，敢从崇祯的面前大摇大摆地穿过，走到对面去站班。崇祯皇上可正窝了一肚子火，万一不小心惹着了他，是会触霉头倒大霉的。

于是这一天的景象蔚为壮观。只见那些文官们一个个纷纷从台阶下“龟行而过于东班”；而武官们则犹如前线阵地上的士兵，贴着地面避开了崇祯的视线，向着西班匍匐前进，一直爬行到自己该站的那一边，才直起身来走上殿去站朝班。《明季北略》。

就这样，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靠着大明朝这无数天朝上国的文武官员在地上爬来爬去，才算把人员给齐整了，勉强行完了元旦给大明天子朝贺的盛大典礼。

是故，甲申年春正之朔，大明京师紫禁城上钟鼓齐鸣不歇，东西两门不闭，半日方止。

庚寅，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

同日，大明太祖故里凤阳的守陵官谷国珍快马飞报：大明朝龙兴之地凤阳地震。

三个半月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紫禁城上钟鼓再次响起，一日之内两次齐鸣不歇。然文武百官终无一人至。

此日李自成破北京。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以“君死社稷”，于煤山自缢。身边以“臣死君”者殉死一人，为太监王承恩。

明亡。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1）

崇祯十七年的朝贺，满朝大臣们一个都没来。

认真说起来，大臣们在正月朝贺这种重大典礼时失朝，确实非常奇怪，很叫人匪夷所思。满朝大臣们居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来，即使连续鸣钟也不见一人至，不知道是他们隔夜吃喝太多腐败太过，还是全然没把给皇上朝贺当回事儿，又或者是人人以为别人都会去，缺自己一个也不打紧，于是大家全都没来。

总之，不管这事到底是怎么着，朝贺时一个大臣都不到实在有点太没道理。

而崇祯皇帝，却又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一位极勤政的皇帝。和他父亲、哥哥不同，崇祯对党争和宦官、大臣专权都极为反感，所以事事亲力亲为，可谓勤奋努力之至。

虽然如此，可在他手上，朝中的党争还是和前朝一样剧烈，并无太大好转。尤其是崇祯朝末年的朝纲，大约是历史上最坏的，好比元旦朝贺、祭拜祖庙如此重要的重大典礼，臣子们敢于一个不到的，印象中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尚无先例。

我不知道当时的崇祯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他绝不会觉得好过，是否大怒则不得而知，恼火想来必定是有的，盖因崇祯的脾气一向不怎么好。

譬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他就以失地之罪，一次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官员。

再后来的日子里，他又开大明三百年来未有之先例，九五之尊的天子带着年幼的皇子们在殿堂上亲自主持审问，并且主持行刑，以夹棍断了朝官的双腿，当头棒打廷臣，行刑人一棍下去，朝官纱帽立时绽裂。

崇祯做了十七年皇帝，一共杀了两个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

另外还撤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而且这被撤掉的十四位，还都是正经八百的兵部尚书，仅仅只加兵部尚书衔的还没计算在内。这十四人里，其中有九个被治了重罪：斩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

刑部尚书，前后撤换了十七人。

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合计有十一人，如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

各地巡抚被斩杀的十一人、未来得及问罪先行自杀者一人：“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六·颜继祖传》。

不过有的时候，崇祯的脾气又是出奇的好，对事关朝廷纲纪和皇帝脸面的事，也能不了了之。譬如崇祯十六年元旦朝贺，准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个臣子，而崇祯十七年，更是连一个臣子都没到，但这两次他居然都没动手严惩什么人。

崇祯十六年元旦那天到的两位大臣，其中一个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姓名不详的勋戚，另一位则是当时崇祯面前的大红人，鼎鼎大名的首辅大臣、内阁大学士周延儒。

周延儒在此事后，只婉转兜了几句圆场话，就把崇祯皇帝的怒火平息了下去，此事竟就此不了了之。

单以此论，就可知这周延儒绝非泛泛之辈。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氏。从记载看，此人确实是个聪明人，不但很会读书考试，还容貌出众，善体上意。《明史》的《奸臣传》记曰：“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金庸先生则在《袁崇焕评传》中这样说道：“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这个周延儒说起来，其能力在崇祯一朝的大臣中是出色的。以我看，崇祯首辅之中真正有能力也能干事的，只有一个半人，杨嗣昌是实实在在地算一个，而周延儒虽在杨嗣昌之下，但实事也做了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手上去掉了大明朝鼎鼎大名的锦衣卫的缉事之权，因此锦衣卫的权力一落千丈再不复当年之威杀。所以他最少可以算半个能干事的人。

但此人于《明史》内名列《奸臣传》，的确也没冤枉他。盖因其人虽然能力不错办了不少实事，但坏事也做了不少，可以算是个奸臣，最起码也是个佞臣，不过这佞臣自然是奸的，不会是好的忠的。

周延儒的发迹，一是由于他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崇祯的心思，另一方面，则和明朝末期几位皇帝喜欢攒私房钱这个莫名其妙的癖好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朝的几个皇帝，在对待钱财的态度上，都有些?夷所思。按说一个人做了皇帝之后，最看不上眼的只怕就是钱了。因为他钱再多也没用，既没什么可以买的，也没什么物事是皇上要不到的。可明神宗，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他不这样。他特别喜欢攒私房钱。除此之外，这位皇上还另有一个更莫名其妙的行事风格，那就是不愿意见人。

万历做皇帝时只有十岁，那时的两宫太后都很信任名臣张居正。张居正虽然是个极其能干的忠臣，但他不像中国历史上很多忠臣那样，到处得罪人，而且也不能算得是传统概念上的清官，还很善于权衡人事关系，公关手段相当不错。譬如当时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就和他关系极好，再加上两宫太后对他信任有加，所以内廷不但不会给他掣肘，还一直是他的后盾。

在他当政的万历元年到十年期间，大约是明朝最富强的时期。对外，有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等人，北方蒙古人的入侵几乎次次大败，最后只好和明朝达成协议，通过和明朝进行边市贸易来获取钱财，不再入关抢掠。而后来明军出兵朝鲜，打败了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的部队，也是倚仗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积累。对内，则治理黄河、淮河，清算农田面积，大兴邮政交通等，一时间国家粮仓的储备粮可支十年以上，财政收入甚至一度达到支出后的盈余，都可超过以往一年国家所需的财政开支。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2）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

万历大约自小就被张居正这个老师逼得狠了，十分怕张居正。好不容易等到张居正死了，顿觉得再无人可制自己，于是开始大肆报复。这第一件事，就是先追夺了老师张居正的官位，抄了张居正的家，又将其家属充军流放，更将其长子逼得自杀。再之后，万历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敛财历程，然后就是几十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

万历在不见外廷大臣期间，对所有和他私房钱无关的奏章也一概不搭理，以至于大明朝的官吏缺了一半而无法任命。关于这些情况，史家所言就不多说了，论著汗牛充栋，就是小说家金庸先生在他的历史杂文《袁崇焕评传》里，亦有如是说：

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金庸先生这两段，除“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一句似打击面太大或可商榷外，其他所言甚是。

清朝撰《明史》的作者们，则在《神宗本纪》中说：“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而清高宗乾隆在其所撰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也这样说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

这两说所言，都基本符合后世史家的公论，即明之亡，始于万历之手。

万历此人甚好钱，有人说乃因他母亲是农民之女，受他母亲影响所致。这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后来的崇祯皇帝虽然没什么寒门背景，而且还很勤政，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很吝啬皇家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中的内帑。不过他和万历有一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他不像万历那样几乎一毛不拔，可他对动用内帑还是非常敏感，这也许和他对自己的形象极其看重，死要面子有关。

崇祯在除去魏忠贤后，朝中是暂时没什么大事端了，民间也还算好，后来杀进北京的闯王李自成，这个时候还领着大明朝的薪水，是大明朝的公务员，正在给大明官吏和家眷们充当保镖和信差。大明朝此刻最大的威胁，乃是来自北方的边患，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之名对明宣战的女真族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

于是，崇祯元年（1628年）冬，崇祯起用了辽东旧帅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授以督师之名，命其出镇辽东。

袁崇焕一到辽东，就面对着一个莫大的烂摊子，因为此刻大明的辽东军团已经缺饷四月之久了。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3）

先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屡屡上奏请饷，但户部一直未有回复。到了宁远、锦州边兵军哗兴起，才倚仗当地军政部门的储备发出了大约两万军饷，而库房已立告罄尽。之后又由毕自肃等人出面，向当地商户告贷借了五万两银子来充当军饷，可饷银依然短缺不足。

据《明季北略》记载，最后毕自肃无奈之下只得走入空房，上书谢罪后自缢身亡。不过这个说法有点不确实，《明实录》中他兄长毕自严的疏奏里说他曾经想自杀，但不成，而后来这次军哗中其他人都被救治过来了，唯独他不治身亡。因此毕自肃应该是被殴打或者自杀的伤太重而死，而不是自缢身亡。

堂堂一名辽东巡抚，竟因无钱发军饷要去向当地商户借钱发军饷，最后更因此而死，堪称古今奇闻。应该说，这位巡抚大人有相当的职业操守，他既没有诿过推搪，也没有无动于衷，他有尽职之心，可却真的拿不出解决方案，于是，在他的面前也就只剩下了自杀这条路。

这两次因缺粮饷而酿成的辽东军哗，很快就被袁督师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士兵们的军饷却依然没发足。而北京户部的官员又一再地说目前外库缺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陆续筹措完毕。

于是，袁督师上书崇祯，欲暂且借用皇帝内库的私房钱——内帑，先发军饷救急，以平息缺饷军哗。

然而崇祯却对这个建议相当抵触，心中极不情愿，勃然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烈皇小识》。

这话听着叫人觉得崇祯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敢情你知道军哗已经平息，就不情愿给军饷了？不过，如果仅仅不太情愿也还罢了，听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崇祯似乎认为只要将领去安抚安抚，那些士兵就可以不要军饷去打仗了，所以辽东部队缺饷哗变，是袁督师以及辽东将帅们未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一般才有此事。

这就不免刻薄了。

其实在此事的处置上，袁督师为了不得罪户部而委曲求全，已然有些枉杀无辜。当时他为平息军哗，放过了两名为首官员，斩杀了十六名从犯。其实说起来那些军人只是绑缚上官索要被拖欠了四个月的粮饷而已，并无造反的意思，所以书曰“哗”而不载“变”，盖因其时确实哗而未变也。为此，袁崇焕颇为时人所诟病，如后来计六奇就于其所著的《明季北略》中《宁远军哗》一条下作评曰：

（毕）自肃奏请，而户部不发，则罪不在自肃，而在户部明矣！至崇焕斩其党，而宥首恶，颠倒如此，安得不启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

在这里顺便插一句闲话，那些因缺饷闹事受处分的军官中，其中一位便是日后鼎鼎大名、势倾江南的左良玉。此刻，他还只是个小小的都司。

在崇祯说那些话的时候，前面所说的那位周延儒此刻正好在场，他不愧有“性警敏，善伺意指”之名，马上就猜到了崇祯是什么心思，这根小荷于是凭此露了尖尖角，开始在朝臣里一枝独秀起来。

《明史》记他当时揣摩崇祯心思，“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

以此君臣二人言之，边镇官兵只要有饭吃就可以卖命去打仗了，周大臣子说“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崇祯皇上复怀疑“边将要挟”，此已然荒谬之极，然君臣二人并不满足于就此罢手。

周延儒毕竟是饱学的才子，二十来岁就在大明朝的两试中都得了第一的堂堂会元、状元，胸中锦绣文章不少，所以他当时曾用了“罗雀掘鼠”的典故，道：“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选自《烈皇小识》。折色：明代赋税中，将原定征收的标的物称“本色”，如改征其他标的物或货币，则称“折色”。明初时，本色专指米麦，折色范围则较广，《明史·食货志》：“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明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的现象较多，这种折征银两一般就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周延儒之意，是说朝廷只是欠发士兵月饷银两，但没有减少他们月饷的银两数目。其实欠饷便是欠饷，关月饷数目的事，周说实为无理之极。

崇祯和周延儒两人此几段对话，均出自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

文秉，字荪符，长洲人，明代江南?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玄孙，天启、崇祯两朝名臣、大学士文震孟的长子。由于身处其间，他所记载的崇祯朝事有相当的真实度。明亡，其弟文乘因投奔抗清部队被杀，文秉也遭到牵连而被通缉。他在《甲乙事案》自序中道：“予自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而托在至诚者，反罹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吸风茹霜，莫可诉语。”黄容的《明遗民录》说他在“明亡后挈家庐于文肃公之墓下，与天池山相距里许。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采橡实以自给，与城市人绝不相闻”。其所撰书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甲乙事案》、《定陵注略》流传至今，是研究明史时几种比较值得重视的史料。

“罗雀掘鼠”典出唐朝忠臣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乱军围困时。当时张巡部队缺粮，有段时间只能靠抓麻雀捕老鼠来充饥，到最后城里什么吃的都没了，人也都打完了，终于全军战死，张巡被害，全城守军无一人降。

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4）

只是这“罗雀掘鼠”实乃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可崇祯却居然大以为然，周延儒的“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当下竟欣然点头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日缺饷，岂遂至此？！”《烈皇小识》。

说老实话，部队的将士是在为大明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这位皇上好像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照这君臣二人的说法，朝廷似乎不但不用发军饷，还可以要明军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抓鸟捉老鼠来充饥，然后继续为皇帝和朝廷去打仗。

再者，这周延儒的诡辩实在出色之至，“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这是说朝廷只是欠饷，并没减少士兵的饷银数目，所以没什么可以鼓噪的，因此鼓噪，其中必然有问题，这矛头便隐隐指向了大批的边军将帅们。谁知道这崇祯竟也大以为然，以为此话“深契圣心”，当真是焉有是理。这皇上、大臣们对战地一线部队的欠饷问题尚且如此态度，那么对其他地方守卫部队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或者说大明朝皇上和一部分大臣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正是引发明末农民起义，且起义屡镇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皇上和大臣们都不觉得不发饷有什么问题，可以要士兵们自己去挖老鼠充饥，那么也就难怪大明朝的官兵要靠抢劫民家而赖以为生了。崇祯朝剿灭农民起义最有经验也最有战绩的两位大臣之一卢象升，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在奏章中曾这样说道：“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卢象升传》。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素质可言。但随着崇祯中期以后大股明军的加入，尤其是大批中下级基层军官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一下变成了和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故而极为难治。再加上各种其他因素的促成，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颠覆了大明朝。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也比较复杂，故在此仅举一端而已。

然而“兵将从贼而为寇”，使得明季官兵之害尤甚于“流寇”。官兵们转而为“寇”抢劫百姓，而“流寇”们却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顿时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三倒四，这也是一大奇观，实在很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情形之下，大明朝又焉能不亡。

崇祯、周延儒君臣两人的这些言论，读来着实让人无话可说，唯有为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在后来崇祯三年（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又有继续说袁督师勾引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当时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有：“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钱龙锡传》。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先因了崇祯好面子死不认错，之下则是因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权利之争、党争，另外还有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数端并发，于是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在《袁督师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督师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而周延儒虽然后来也曾上疏救袁督师，但其实是惺惺作态权衡之策，并无真想救他的意思，不过是摆个架子以免遭忌，二则其时他正开始与温体仁等辈争权夺利，故以此为器用耳，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待得后来，这周延儒自己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件事上，而罪名之一居然也是“受贿纵敌”，这可真有点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意思了。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

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按照崇祯及兵部要求进行的汰兵、整治防务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一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另有一些大臣以及民间人士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

但到了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之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明季北略》卷五。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事乃明季辽东战事中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和所牵连的问题，以及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可谓不大、不多。譬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明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颇有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乃至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谢老道：“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及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著，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2）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了，如在其《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1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道：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从樊树志先生指阎崇年是自“崇敬与偏爱”这个立场出发来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应该是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与台湾李光涛先生一样，都是感情用事所致，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是“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另外，樊树志先生在文中还说，“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以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去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晚唐时天雄节度使罗绍威为取魏博，联合朱全忠杀魏博牙军五千人，屠八千余家，魏博大乱，等罗依仗朱的军力镇压完毕后，其地资实人口亦被朱的大军消耗和屠杀殆尽，魏兵势自是衰弱。罗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原为刀币之称，此处借其音，指错误之巨大和无可挽回之势。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在著作中力求告诉读者的那些，是否便是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事实上，我们所常引用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一句，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即我们所看见的“真相”，是我们思考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真相”。

确实，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借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这是我们思想的亲历史。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克氏所说的“凭证”，然后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得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毛文龙，号振南，杭州人氏，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荐桥忠孝巷。其人虬髯有英气，善骑射，尤善弈。少年贫困时曾以卖卦测字为业，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职兵部，遂入京谋事，被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补内丁千总。同年九月，兵备道白某录武举，毛文龙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户，升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任守备。熹宗初，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游击衔，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用为补练兵游击。

毛文龙这一路“历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荐”《明季北略》卷二。，此后的路，便?毛文龙自己走的了。自辽阳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辽东一方雄镇，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天启元年（1621年）的辽阳之役，明辽东重镇辽阳失陷，努尔哈赤一举占领了辽东半岛。而毛文龙在此役后，随即率二百二十健儿袭破后金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擒杀明辽东叛将、后金守将游击佟养贞（佟养性之兄）等，占领了镇江堡，明方人心大振。只是后金大军立刻便杀了过来，镇江堡失守，毛文龙遂退据东江（泛指鸭绿江口的系列岛屿，因其大多位于出海口以东，故称为东江），其后他以皮岛（又名椴岛或南海岛，今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据点，与觉华、旅顺、广鹿、长山、鹿岛等大小岛屿连成一线，成为辽东明军对后金后方掣肘的一支军事力量，毛文龙因此被嘉奖，并升任总兵。

镇江之役，发生于明军辽东大败、辽阳失陷之后，这不啻于一针强烈的兴奋剂，让明廷相当部分人为之雀跃欢呼。而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为人騃（音皑，愚笨，不明事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对此意外之胜，自然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急忙上奏，并以此为己功。

但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却对此极为不满。他的不满，是来自于他认为毛文龙这次擅自行动，导致后金对海上防线加强了守备，以至他原来准备在广宁集中重兵守卫，以朝鲜、天津、登莱等水师伺机从背后攻击的“三方布置”之策就此夭折。同时由于这次行动，辽东四卫百姓也受到了后金军的残酷报复，几乎被屠杀殆尽。对此情形，他这样说道：“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熊廷弼“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3）

此役功过，仁智各见，与此节要讨论的问题没太大关系，只因事关毛文龙东江崛起之源，所以于此略述。需要提一笔的是，后来因为王化贞的全不知兵和一意孤行，终于又导致了明军的广宁大败。此役中，“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但由于“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是以熊廷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三万明军一朝崩溃，丧师失地退回关内而无能为力。可到了最后，在魏忠贤一干人等的主持下，因广宁之败而被问罪、斩首，且死后还要传首九边用脑袋去游行以警示边军将士的，竟然却是只率领五千人的熊廷弼，而不是那位拥兵十三万最后溃逃的王化贞。对此结果，抱不平的朝臣在崇祯朝时为其翻案的奏折中这样说道：“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王化贞传。

至于说到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则必须要承认毛文龙对清军，也就是当时的后金军是有一定牵制作用的。他的攻击手段通常是偷袭和闪击，且屡屡得手，虽然斩获不是太大，时常伤亡相当还无法守住夺取的陆上据点，不过他一直坚持的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战术，也足以让后金大为恼火。因为清军既无法一举消灭毛文龙，又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他的兵力虽然不能做主力进攻使用，但可配合锦州一线主力明军的攻势去威胁后金侧翼，尤其如果能联络当时的明属国朝鲜一起发动攻击的话，威胁会立刻增大。因此对于清军而言，毛文龙的存在，好比一个人在背上长了一个疔疮，虽然眼前没什么大问题，但它有可能溃烂发作成为一个更大的毒疮，甚至引发其他疾患，让人很不舒服。

然而，是否借此就可说“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呢？余以为此说不妥。这里需要澄清的有三个问题，既杀毛文龙有没有错、之后的“己巳之变”是不是毛文龙被杀之直接或者必然后果、东江防线的崩溃是否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导致的。

孟森先生早年在其《明清史论著集刊》一书中，曾提到了关乎此事的一件重要证据，那就是《满洲老档秘录》，后来也叫《满文老档》、《满文原档》等。

要说“斩帅”公案，则先要把此件档案的来历说清楚，盖因其中有太多关碍。

1《满文老档》之来历

《满文老档》是清廷入关前，以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记事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除卷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部分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共三十七大册。此档案乃是世之孤本，无论是其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堪称国之重宝，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另有三册老满文木牌，合计四十大册，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满文老档》内容浩瀚，除按年代记载清廷军政大事外，还涉及到当时满族社会组织、典章、制度、与各方的交涉和对内事务处理，乃至民俗、风物、天文地理等。其文字朴素少修饰，记事翔实，有相当部分内容为明清史和《清实录》所不载或记载不详或后来遭修饰甚至改写过的，近年来尤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推为研究清史、晚明史，乃至朝鲜史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满族科技和生产力落后，因此《满文老档》所用纸张均为从明辽东地方衙门得到的公文纸和高丽笺纸，各册厚薄大小均不一致，清初存放于盛京（今沈阳市）崇谟阁。清廷入关后，与其他档案一起存放于北京内阁大库。

此档所用文字为无圈点老满文夹杂蒙古文和少量汉字。最初的满文是无圈点的，谓之老满文，由于历史变迁，才渐渐发展成加圈点的新满文。到了乾隆年间，因为能认老满文的人越来越少，故乾隆命两位大学士提取此档，将其中难认的老满文字检出，以新满文标注，做成《无圈点字书》，也就是字典，以供后人学习。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抄录了此档的第一份抄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底本，后来乾隆又命大学士舒赫德为总裁，开始以加圈点的新满文（又称《加圈点字档》）、不加圈点的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档》）两种满文分别抄录此档，当时完成两份。之后又陆续抄录，合计共抄出七份抄本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称和别称，如以藏所区分的内阁本、崇谟阁本等；以抄写字体区分的草写本、正写本；以外观区分的大、小黄绫本等，由于渊源复杂，不在此赘述。，都是180册一份，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现在除原始档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外，上书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踪，学者们怀疑毁于清末兵火。而其余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沈阳辽宁省档案馆等处。

这份档案被世人所窥知、重视，起于二十世纪初。

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对沈阳崇谟阁藏本进行翻译，其部分内容出版后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又改称《满洲秘录》。再其后在《故宫月刊》上进行部分连载，称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但后来通用的称谓，还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称——《满洲老档秘录》，孟森先生所言，即为此版本。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有一位名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记者，也在沈阳翻拍到了崇谟阁《加圈点字档》的照片，回到日本后他据此出版了名为《满文老档》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据此版本翻译的日文译作出版，此后这件档案遂越来越广为人知。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4）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等人开始翻译此件档案，出版后名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69年，台湾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来的《旧满洲档》，但目前已知的是，由于只得一份原档，因此其残缺部分比北京和沈阳的为多，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无法补缺。

1978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译注工作组，联合了当时国内的十一位满汉文字、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一档案开始进行翻译和校注工作，在参照各版本的基础上，通过各方协作，历时十年，于1987年完成了初步译注工作，共译出八十五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名为《满文老档》，于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1000套为研究之用。这一版本由于拥有的馆藏原始版本多、参与人员多、出版时间晚、译注时间长等前提，所以能参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之前各种已出版的版本进行比照，因此相对以前的版本而言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本子。

这就是《满文老档》的来历和各版本之大致渊源。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叙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有称《满文老档》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确或歧义者，亦颇多比照台湾版本及日本版的译文，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异同，以努力避免译注传抄中产生的错讹。

2毛文龙的投敌书信

孟森先生著作中提到的金梁版《满洲老档秘录》，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问题。金梁先生为清末进士，在翻译过程中过于重雅训，因此虽努力不改其本意，然相当部分译文已与原文文字有些差异，其中甚至有抄录《东华录》的现象，是以常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孟森先生即使在查阅了原始档册之后，再谈毛文龙投降后金事时，也只能提出一些猜测，譬如说其“词气据傲”而不似投降云云，终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来推倒档案所载之事。

那么，这个档案里有些什么和毛文龙之死有关的记载呢？

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档案第二函《太宗皇帝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内，有两册档案的名称都是《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里面是毛文龙和在皮岛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二人给皇太极的信，同时档案其他函、册内亦散落有多处毛文龙与后金相关的事迹记载。

这一函的第十一、十二册书信档中，有六封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信，其余为王子登的，还有一封是没有落名款的写给皇太极之书信，虽然内容也是讨论投降后金事，但因其落款不明，历来对作者、书信正文是否有错讹，甚至是否有他人信件的一部分误入此信等，争论颇多，容后文详细叙说。这些信的归档时间为明崇祯元年（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正月至四月。

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这些信内所谈，大致是三件要事：议和、遣返双方收罗的降人及被捕人员、归降后金。

议和一事，并无什么可议之处。

关于遣返降人和被捕人员一事，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原明将刘兴祚（爱塔），在投降后金之后又叛归皮岛事，皇太极强烈要求遣返此人。同时，他还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送回前去皮岛谈判，但被来皮岛办公的明户部官员捕获，并送往北京的后金官员阔科汉文档册称“可可”，其他亦有史料称为“科廓”，为方便起见，今从《满文老档》文，统一称为“阔科”。等人。

毛文龙归降后金，乃是这些书信中分量最重的一件事。在信内毛文龙不但明确表示了他愿意归降后金，还主动提出与皇太极里应外合，合力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地，并开出了具体的归降条件。

其他的问题，也许还都能以时局为由做一番分辩，唯独归降一事，却实在有些辩无可辩，至多只能予以猜测。但猜测始终是猜测，只要无法提出确凿的反证来推倒这些信件的内容，即使如孟森先生，也无法证明毛文龙并无归降后金的意思，亦不能推翻信中他主动邀约后金里应外合夺取明山海关、登、莱等地的叛明谋划，只能予以猜测。

我们先来看看信内皇太极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并送回被捕的后金官员一事。

根据明方的记载，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闰四月辛酉，毛文龙曾向北京报称曰：

长山岛逃回胡四等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如今禁海无粮，欲乘机攻杀等语。《崇祯长编》卷二十一。

此处记载的“大清皇帝”云云，显系作者为避讳而为之，盖因后金一直到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才改国号为清，此刻必不得云“大清皇帝”。但这里毛文龙说皇太极指责其“又将我人解京”，却可与清《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书信、毛文龙自己所写的塘报互相印证，证实了此前确有后金官员被解押到北京。在《明清史料丛刊初编》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众文书中的第一封，是现存的唯一一封皇太极给毛文龙的回书，其中也明确谈及了与毛文龙议和与阔科出使皮岛未归事：

前者将军差官执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罢兵，共享太平，即差人去。不意竞不发回原人，一似势力所得，复另差人持书，又是别话，何也？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等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真德行，势力所得，是乃真英雄，若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5）

皇太极这封书的回信时间，为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十月。另据朝鲜方面的《承政院日记》记载，此年皮岛都司苏万良曾于九月持毛文龙书前往后金处，十月中持皇太极回信返回，因此可知这毛文龙与皇太极在崇祯元年九十月间，尚书信来往谈和。

然则其中缘由是什么呢？是不是毛文龙主动把前来联络的后金使者抓起来押送北京了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于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神田信夫：《“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据神田先生考据，王子登抵达皮岛的确切时间为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并一直在此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信，信中关于此事的本末还比较详细。书中云：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满洲人）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谁知道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笔者注：原文为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汗不遣人言谢，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复取逃亡诸申，其谋泻矣……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

而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信中，谈及阔科前来联络一事时，先是这样说的：

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诸申往来频繁，终日忙于事。留住几日，所用衣服，全缝制毕。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此事，唯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复。《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在随后一封信中，毛文龙又道：

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存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气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突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来，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原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毛文龙首次明确谈到了“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一里应外合的叛明大计。

此后的信中，毛文龙一直坚持阔科等人“误入户部粮船”的说法，又申辩道，自己若是诱骗，又何苦去骗擒这四五人：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今将阔科未能送还，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本意，本欲与汗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按：台湾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中，毛文龙此信原件照片上有老满文批注，可知收信时间为崇祯二年三月初一日。

据此可知，毛文龙至迟自崇祯元年三月起，到崇祯二年的二三月间，还在继续与皇太极商谈“共图大事”，此大事承其前信所示，即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这一起兵叛明、夺取明朝关隘和城池的谋划了。这同时也印证了前文王子登书信中所说的“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一语为真。

合谋夺取山海、登莱，正是毛文龙“欲与汗共图”之“大事”。

毛文龙于此年六月初被袁崇焕诱杀，距其写此封书信的时间仅三月余。

关于皇太极使者阔科被擒送北京一事，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的信中所叙，是有出入的。而这位阔科的被捕，又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起。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毛文龙和后金商谈归降之事的进程。

按王子登的说法，是阔科等人在来皮岛途中滥杀无辜，以至上岛后被随后到来的幸存者擒获、指控，而毛文龙不予理睬且释放阔科，试图不了了之，于是幸存者又去了正好前来岛上送钱粮的黄户部处报告，终于导致阔科被擒，马通事因多嘴被毛文龙杀人灭口。但阔科被押送到北京后，却泄露了毛文龙与后金议和一事，导致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

这里先插一句，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当是王子登的夸张之语。虽然毛帅在其信中已然透露了此刻两家所谈之事：如何里应外合联手攻取北京的前、后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但此刻的明廷，还不知道毛文龙的谋叛之行已到如此深度。

而毛文龙的说法则没王子登那么戏剧化，相对要朴实些。他没有说及阔科等人滥杀无辜事，不过经过也颇曲折。依毛文龙前一封信所说，四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使者阔科和翻译马通事等五人至镇江，于五月初三日被迎入皮岛，当时户部官员正好来岛解送钱粮，此事引起了户部官属下人的怀疑。到五月十六日，毛文龙遣旧人三名，带礼物两驮，打算渡海自镇江前往沈阳皇太极处。但此消息被户部官员的下属探知，而毛文龙随即又听说山东和登州等地的明军开始在海上加强警戒，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东等地明军和道官也前来皮岛，毛文龙遂“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明军官员未接纳下属之报告，以为谎言，毛文龙就此过关。毛文龙告诉皇太极这些具体过程，一则当为邀功，二则是为取信，三则大约想表明自己此举所承担的风险之大。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6）

然而，随后而来的情况却大出双方意料之外。毛文龙在后一封信中说阔科等五人并未安全返回沈阳，而是为户部官员所擒，还连带毛派去沈阳的三人都一起被抓了起来，被直接送往北京。这些，户部官员根本就没知会毛文龙：“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两人叙述的最大差异，是在于王子登说阔科之被抓，乃因阔科等人被途中滥杀无辜之幸存者在岛上撞见，因此事发，此事发生在皮岛，毛文龙不但知道，而且还动手杀了翻译官马通事灭口。

而按照毛文龙前后两封信的说法，户部抓人非但他不知情，还把他派去沈阳回礼的三个部下也一起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进京。

又，查得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受命负责东江粮饷事宜，而自毛文龙元年塘报中可知黄中色于已四月四日抵达皮岛，崇祯二年四月奏报中，亦有再提到“饷臣黄中色”《崇祯长编》卷十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元年五月：“窃饷臣黄中色于四月初四日至皮岛”；《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一裁之词臣姜曰广科臣王梦尹，为十六万；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云云，此即王子登所说之“黄户部”及毛文龙所说之“户部粮船”往来皮岛之事，在这一点上，两人说法是一致的。另外，毛文龙自己具奏之四月二十八日起的东江塘报，以及朝鲜方面的记载都表明，阔科等人至少是先后两次来皮岛，一次是三月十三前后，一次是四月。

王子登和毛文龙信中所叙事端不一，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王子登信与毛文龙信系出不同人之手，当非一人伪造。因倘若是同一人伪造，则必事事无不互相印证，以实其言。无论是谁作伪书，毛文龙是真降还是假降，都断无在信中自相矛盾、使人疑惑之理，况且是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而事后皇太极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反应和疑惑态度，也说明了此事干系之重大，儿戏不得。另外，王子登信内自夸邀功之意，溢于言表，如“毛文龙乃一品大人，至贵重也。惟信副将（王子登自称）之言，始行此事”《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等，亦颇符合日本神田先生考据中谓其为居中联络者的心态。

第二，证明了王、毛两人的信件内容，在作书时彼此并不知晓，乃是分别写给皇太极的，否则，关于此事的内容必定是一致的，原因同上。

同时依这许多信内所提及的，可知往来信使是双方人员都有：信件时而由皮岛王、毛各自的家人、亲信送去后金，时而由来岛的后金使者带回去，且使者常需面传应对皇太极、王子登、毛文龙三家分别嘱咐之事。如信中“起初王总兵具书议和，遣游击金秀柱偕王总兵官家人前往”、“乞汗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十二册。等类似言语甚多，如此，则皇太极见信后必然会要使者与毛文龙等面商事体，且使者往往在皮岛一住便是十数二十日，又观诸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可知双方使者往来颇为繁多，如毛文龙书信是王子登或其他人所作之伪书，这等事情却又如何瞒得过就在岛上的毛文龙？且作伪只能瞒得一面，无法两面欺瞒，更不可能三面欺瞒，尤其是如果瞒不过毛文龙，则其伪当时可知。

因此所谓的“伪书”问题，只看书信中叮嘱之内容，以及皮岛与沈阳双方使者此等来往情形、方式和频繁度，已基本可以否定。又如日本已故的东北、亚洲史权威神田信夫先生，在其《“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就曾举集了大量的明、后金和朝鲜三方史料，尤其是记载极其详细，至于使者来往日期和人数、言谈举止都历历在册的《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不但据此考据出王子登入皮岛的确切时间，还详细论证了王子登在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中的身份和作用。神田先生认为，正是这个王子登，扮演了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归降谈判的中间人角色。

只是因《满文老档》之刊行，此后论毛文龙者十之八九必提此书信，所以“伪书”之猜想也因此而起，尘嚣日上。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依然仅仅是纯粹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猜想。所以，毛文龙的这些书信，目前依然还是无法推倒的、他与后金实施归降和起兵叛明谈判的直接证据，是个铁证。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满文老档》之外，尚有五件毛文龙与皇太极书的汉文原档也侥幸留存了下来，现存于台湾史语所。今谨附其中一件翻拍照片（局部）于此，其中除略有残缺及因翻译导致与《满文老档》有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其内容与《满文老档》中所载毛文龙与汗书之一基本一致，可供互相印证。而此信中两处抬头的格式，?颇能说明问题。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7）

3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

现在我们再来辨析一下毛、王二人的说法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如果以毛文龙的说法，这位让双方纠缠不休的皇太极使者阔科，又到底是怎么被那位管粮饷的黄户部黄中色擒获的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位黄中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在袁崇焕出镇辽东前，朝中不少大臣对毛文龙谎报、冒领等事项就已有所知，故“多有上本者”，而崇祯也对其所报有疑。在平台召对袁崇焕命其督师辽东后，恰好毛文龙又献俘北京，所以崇祯特地招兵部尚书等人前来问对道：“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当时在场的诸大臣中，就有：“黄户部中色、王兵备廷式（编者注：式应为试）、孙军门国桢皆曰：‘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敕令兵部酌处云。’”黄中色此处的表现，已可说明其态度之一二。而当时的大明属国朝鲜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君臣曾大为担忧，商议道：“毛帅若不得如前冒饷，则其势不得不责办于我，前头必有难处之患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可以瞒得了北京，但在朝鲜、皮岛和辽东地方，是不太容易隐瞒的，盖因其使者多有走朝鲜过境者。而这位饷臣黄中色频繁来往于北京、山东、皮岛等地，加上皮岛将领也不是全都愿意和后金来往的，所以黄中色如果获悉有后金使者往来于皮岛，也并不奇怪。就是当时的明朝藩属朝鲜，亦有官员打算向黄中色报告的。如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就飞报朝鲜国王曰：

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黄户部方在岛中，不可不密通情形于户部，使之嘿察应变。宜以此意，下谕于接伴使。《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

此刻的黄中色已经于四月四日抵达皮岛，而毛文龙塘报说他于十二日点兵开始配合黄中色落实核查兵数事宜，显然，毛文龙是借此调动兵马之机将阔科等人护送出了皮岛。且此朝鲜方面的记载又证明了他在此年四月二十八日给北京的塘报中撒了谎，因为他并没有留下阔科只派马通事回去，而是将全部使者都送了回去。

毛文龙这样做的原因，与后金方面来往固然此其一，但黄中色的双重身份也是导致他赶紧送阔科等人离岛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朝鲜和蒙古的部分部落，为明朝的左右手，对后金形成了一个环形包围圈，所以和朝鲜的关系是明朝外交上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毛文龙所部，屡屡在朝鲜境内威胁地方官员，烧杀抢掠。虽然他们不是和后金军入侵那样大规模地进行，但数十数百人的毛军掳掠奸淫甚至欺压朝鲜地方政府，在朝鲜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尤有甚者，据《仁祖大王实录》记载，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毛文龙派去的使者毛有卿，带家丁三十余人仗剑直闯朝鲜王宫厥门，“拔剑突入，几至接战”，根本不把朝鲜国王放在眼里。

事实上毛帅此等跋扈于辽东和朝鲜的情形，在天启年间的京官姜曰广等二人出使朝鲜时就已有所知，并且当时就接有岛中之人关于毛帅反叛的密告，因此这位黄户部黄中色到皮岛，并不仅仅是来打理粮饷的，他同时还负有“纠察军务”的使命，如下文中将会提到的袁崇焕所言，他还兼有监军之职责。

看起来，黄中色很在意“纠察军务”这个使命，而且也是在切实进行的。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此人尚算廉洁，也比较尽忠职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金起宗启曰：黄户部……曰：‘俺非但运饷，专为纠察军务而来矣。’又曰：‘国王不惟问安，又送礼物，极知厚意。俺当受之不暇，而但任是御史，先受礼单，则必见侮于诸将。’始终固辞，不得已辞矣。”他本人和其下属，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朝鲜官员问起皮岛部队有否骚扰朝鲜。这个举动，是符合当时明朝政府利益的。同时，黄中色和毛文龙无论在政治和利益关系上，都不是同一阵营的人，他不属于毛文龙的北京关系网内，而且在纠察毛文龙虚报军兵数目、冒领军饷一事中，还有这位黄中色的一份功劳，毛文龙自己所上的塘报也曾言道：“臣部之兵……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崇祯长编》卷十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去看毛文龙的书信，再联系朝鲜官员密告有胡差来往皮岛之事，那么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就会发现阔科之被擒获似不仅为误入粮船那么简单了，也并非是户部官员黄中色多管闲事，竟似已带上了一点身负“纠察军务”之责的黄中色在设计抓捕后金使者的色彩：

“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未纳下人谎言”、“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

——以毛信此处所言，黄中色和他的下属在发现岛上的可疑行迹后，大约是怕自己人手不足以弹压，已发信要山东明军开始加强巡逻，同时招山东明军上岛，而后因为没有“确信”，所以无法抓人，也可能因毛文龙有一定的防御措施，不容易抓到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凡有虏来投者，使其养子毛有见主之，即换着汉服，人不得识别矣。”于是先撤回山东明军，同时声称自己的粮船要开回铁山去，实则是埋伏海上。

“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8）

——后金使者一离岛，黄中色马上实施抓捕，连同毛文龙的三名使者一起，从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这个举动，更十分明显地表示了黄中色等人对毛文龙的怀疑。

因此如果以这样的情况而论，则阔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龙非但无辜，且对阔科等人的保护已可算十分之尽力了。

但毛文龙在此处，却终于露出了一点破绽。

试想如果阔科等人是在来皮岛的途中，那倒确实有可能误将户部粮船当毛文龙水师而走入导致被抓，但现在他是和毛文龙的手下一起自皮岛回沈阳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龙安排，而阔科身边的三名毛帅亲信又焉能没一个能分清自家水师和户部粮船的，怎么可能全体都“误入”户部粮船而被抓？因此，这明显是毛文龙在皇太极处试图为自己开脱之词，他要将阔科被抓的责任，推到阔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龙之子毛承斗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卷七所载的一份毛文龙塘报，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那位通事马秀才，确实是在毛文龙皮岛军营的辕门外被杀，余下人员“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如此，则毛文龙所说的三名部下被户部官员一并抓去、且并未告之自己云云，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乃是毛文龙为推卸责任而杜撰的开脱之词。

另外，在这封塘报里，这位使者阔科的官级也从牛录额真一举上升到了固山额真，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牛录额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龙书信的汉文原档，可知毛文龙是知道阔科只是个牛录额真的，此又明显是毛文龙顺带搞出来的冒功之举。

另外，《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首次提到后金来人谈判是四月二十八日，而且只说了三月十一日的阔科与马秀才，对此前所有来往一概不提，此后更是再无提及与后金来往谈判事，这显然是有意欺瞒北京朝廷及辽东、登莱军事主管机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子辑录时删去了有关塘报。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此开始的时间线索及此一时期涉及的各方人物。

首先是毛帅于四月二十八日塘报中首次称三月十三，后金派马秀才及可可，也就是阔科等五人前来和谈，其派马秀才回去诓骗后金“大海”者前来，留阔科等人在营。

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报朝鲜国王曰，有“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可知所来后金使者全部回去了，未有留皮岛者，毛帅塘报撒了谎。

朝鲜《乱中杂录》载，五月“初四，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岛”，可知阔科一行于五月初四日复回皮岛。

五月初六日，毛文龙塘报说三月十三日来的后金使者共六人（与四月塘报所说共五人明显不符），其中马秀才因民愤太大，才出营门就被岛民群殴至死，所以只有四名后金使者送京。但其未说明事件发生时间。

五月初七日，毛文龙两封塘报同时发送，与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饷司黄中色分别打起了官司，谓杨国栋污蔑自己“叛逆”云云，并指责杨国栋靠通内监升官，乃魏忠贤余孽；谓黄中色核查兵数不实，昧良心甚矣等。

就这个时间线索而言，王子登此前的陈述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

因为王子登说“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被其途中滥杀之逃难辽民幸存者发现，即后金使者于五月初四到皮岛，次日也就是五日事发，然后马秀才等被黄中色抓获。而毛文龙随即于六日具奏了有关马秀才被杀之塘报，七日对黄中色和登莱总兵杨国栋写塘报发难。

单从时间上看，王此说就完全符合朝鲜及毛帅两方记载，其可靠性显然高了很多。

联系毛帅与后金书信中说的黄户部及山东明军已对其起疑，频频于海上巡查并有上岛盘查之事，而我们又知道朝鲜方面有将后金使者来岛之事密告黄中色，而抓捕使者后仅一天，毛帅又对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黄中色双双发难，据此几端而言，这起事件上毛帅之说最不可信，其真相当或是如王子登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偶发事件，或是因黄中色等人闻知后金有人前来皮岛的消息而设计了抓捕行动。而从毛帅随即于七日就同时对黄、杨二人以塘报发难来看，显然黄中色在皮岛期间是?大得罪了他的，这很难不叫人把这两事联系在一起看待。

同时在户部官员或山东明军面前，毛文龙也无法再继续回护阔科等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先动手杀了会满、汉语言的马通事灭口。盖因《熹宗实录》有登莱巡抚武之望一疏内曾道：

窃以为诸夷言语不通，生死出入一凭之通官之口，而通官转换支吾，若此则真与假，降与擒都无从辩，若不别觅通事，细加研审，则诸夷至死盖不知其所以然矣。查登镇素无解东夷语者，臣等不能辨其来历。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9）

因此毛文龙只要杀了马通事，朝中和登莱一时是不容易找到翻译的，且即使有了翻译，以阔科的职位和受信任程度，他会否将皇太极派其来做何营生全盘托出更是不可知之数。因此毛文龙大有时间和余地从中周旋。

尤其是毛帅塘报中叙说的马秀才之死的过程，太过匪夷所思：“其马秀才……岛中人民见者，靡不切齿，甫就缚出辕门，而众已寸脔其肉矣。”堂堂左都督平辽将军毛总镇之辕门，百姓居然能乱刀杀死毛军官兵押送下的马秀才，若非毛帅想杀人灭口而使之，那就真的是天方夜谭了。

另外，也只有这样，在后金使者身上才会没发现毛文龙之回书，若是与毛文龙所说那样其使者是在回程中被抓，且毛之护送人员一起被抓，那么必然会发现毛文龙之回书，此事绝无可能不了了之，必然会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

只是这么一来，毛文龙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就很大了，皇太极知道后也肯定会因此指责他没有保护好后金使者。为了推卸责任，毛文龙在述说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过程中，肯定会做手脚、打埋伏，故而毛文龙信中所言不尽不实的可能性，远比王子登的来得大。且只单是从马通事确实在皮岛被杀，而他却刻意隐瞒这一事来看，毛文龙所阐述的事情过程就是不尽不实的。因此，从各方的利害关系以及毛文龙塘报中透露的马通事确实为毛文龙所杀这些资料来看，王子登信中所阐述的过程，显然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比毛文龙所说的更可信些。

且不论王、毛二人所书之过程到底孰是孰非，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肯定，阔科并非为毛文龙主动擒献，而是因为阔科等人被来皮岛的黄户部等明方官、军发现，才导致了其被抓，最终被押送上京。而毛文龙此刻和皇太极所谈之事，也已经不是议和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进行到了约定如何里应外合夺取北京的前后两大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的程度，这两事可自毛、王两人以及皇太极的三方信件里得到确实的印证，当确凿无疑。

阔科等人被解送到北京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私下来往之事自然是瞒不住了。不过从当时各方记载来看，阔科并没有如毛文龙信中所说那样出卖毛文龙，也没什么迹象表明北京朝廷确切知道了他们谈判的具体内容，明廷当时只知道此人是来议和的，因此毛文龙反迹应该尚未明确。而其时镇守辽东地方的大员们，也时有遇到后金派使者前来谈判之事，因此仅仅发现后金使者，还算不得是什么天大的事。

而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却告诉皇太极说，明廷已经知道他们谈判内容，故而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掩盖云云，这就是在推卸责任以及表自己功劳了。实际上，明廷那时应该只知道阔科是来议和的使者。

到此处为止，哪怕先不谈毛文龙试图勾连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的行径，其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毛文龙长期交通敌国，却刻意隐瞒不上奏朝廷至少一年之久，且其汉文信件中表露出的信息，来往可追叙到努尔哈赤时期，这和袁崇焕等人在与后金谈判时，事先和过程中都会将谈判情况随时上报朝廷的举动完全不同，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这确实是可以坐其私通外藩之罪的。且由于毛文龙此等刻意隐瞒的行为，也一定会让人不得不对其动机打上一个问号，即使是为毛文龙鸣不平的朱溶，在其所撰的《表忠录》内，也不能回避有“可可（即阔科）固山及马生至东江议和”这一事，所以后来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上书请罪时，崇祯覆旨曰毛文龙“通夷有迹”蒋本《东华录》。等，绝不是在庇护和偏袒袁崇焕。

如果把毛文龙的这六封书信连续起来看，可知前几封是谈判议和，尚算不得什么，但自第五封起，毛文龙却已明确说了要率部登陆投降后金，并企图和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二府，这便是要反明了。即使以最好的情形打算，也是毛文龙已经决定叛明并联合后金对明发起攻击，但由于阔科之被抓，导致皇太极认为毛文龙在算计自己，故而疑心大起，因此对毛文龙的归降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其证明归降的诚意，是以毛文龙归降进度暂时放缓。然则以书信内容而论，毛文龙此刻叛还是要叛的，无非有些细节尚待商定而已。这也是我在前文中对阔科事件详加叙述之故，实因此事关系重大，乃毛文龙归降计划没有马上实施的重要原因。

先，毛文龙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讲和”云云显为饰词。皇太极和毛文龙此刻所讨论的，早已不是单纯的议和，而是在谈如何归降后金事，双方已然进入研究“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这哪里是在“讲和”，分明就是叛明。

若说这话仅仅是毛文龙虚言自夸，然则其目的何在？只是没有任何目的?为夸耀而夸耀，则断无此理。向来夸耀的目的，或要取信于对方，或为自重身价，无不外是想以此获取更大的利益。倘若全是虚言，届时实施不了又如何取信，如何自重身价？既全无好处，作此虚言何为耶。

其后，毛文龙一面解释阔科之事，一面和皇太极就归还刘兴祚等人事讨价还价道：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哨卒三百人……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我前曾致书云之，以后不可差大人来，南人及南官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0）

这封书中，毛文龙已经很明确地准备拿自后金反正的刘兴祚兄弟做交易了，唯一怕的是这样一来隐瞒不住皮岛军民：“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是以诉说如此为“欲速则不达”，又道如果归降成功，连自己都是要去后金的，因此希望皇太极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再说：“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

同时他再次提醒皇太极，皮岛有明中央政府派来的“南人及南官”在，以后不要派身份太高的金人做使者前来，此无非是怕阔科事件重演，退而言之，万一事泄，他杀几个汉降人和蒙古人也无妨，其后果远不如葬送后金的满族人严重。又按：当时后金额真之职有四，固山额真即后来的议政大臣，之下为梅勒额真、扎兰额真、牛录额真，故毛文龙有此说。

另外，这封信在《满文老档》中，后半截系为他人信件误入，据台湾李光涛先生《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一书载，台湾幸还藏有毛文龙之原件，今抄录如下以做比照：

都督毛文龙再拜：不佞近与足下通此大事，巳今三次，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说负天之盟，即常言亦不为，故不待详审，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固不在我也。第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信字要紧，人而无信，不其虽生犹死乎？况孥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没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我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日远之大妙。渺想此事，屡做屡败，非我与你德不深、诚不至之谓也，实我与你缘薄分浅，无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奈何？不佞正嗟叹间，忽解到不言菟牛禄真夷一名，名十头库。口称：“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孥他来了。”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你漫说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意真无妄，你思想了看，我若不是实心孥着这个大事与你往来，为着何意？还是哄你城池来不成？还是哄你王子来不成？把可可事且当做我哄的罢么，未有一遭你受哄，而再遭又受哄乎？设如斯而不揣摸，我终不能剖白矣。傥若翻然惺悟，顿改昔非，莫若汗王与四大王，对去人含刀暗盟，或令一心腹汉人来，验我真假，或心服西夷亦可，勿令金人复来，外一不测差错，你又道我是个谎了。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先去的刘得库口内是实。再恳谨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废，何如？差去十头库，还叫同我的人回来说话。

……（所送礼物名称及数量略去）

都督毛文龙再拜。

按李光涛先生书载，此信之首尾，于文龙二字上均钤有朱文平辽大将军印一方，与本书前文所示之另一毛文龙信汉文原件一般无二，可确信无疑。此即所谓的《满文老档》第七封“失名与汗书”本来面目。至于其后误入的他人信件，以其中涉及事迹以及“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等语，以余计之，其极可能为刘爱塔，也就是刘兴祚在跟随袁崇焕、掌控皮岛期间对后金所施之诈降计书信。

其实说至此，有毛文龙亲盖大印之数封汉文书信原件及满文老档中之相应的转译信件比照，“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等叛明之语历历在目，毛文龙与皇太极商讨其率部归降后金事已成辩无可辩之铁案，于此一节上当无需再多言。故袁崇焕斩帅的是与非，也就没有太大可议之处了。而本章内所余多之讨论，其实皆为愚沉溺于旁枝末节之推敲恶习耳。

4词气口吻和建州风情

早年的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提到过这些书信。在谈到毛文龙书信时，孟森先生曾道，毛文龙“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然则，毛信固有“词气倨傲”之观，但毕竟这仅仅是个猜测，我们无法仅凭感觉其“词气倨傲”，便可以在没有其他任何实证或旁证的情况下，一举否定毛文龙书信中这许多往复来去的归降谈判和里应外合的叛明谋划。

同时对孟森先生所指之语气问题，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此刻的后金，在明方看来依然是明朝之一部而已，并不是一个可以与大明平起平坐谈判的对等?家，了不起是个地方割据势力。而且此刻后金的势力也还远没有后来那样庞大。

其时后金的可战之兵，即使满打满算倾巢而出，亦不过十万余而已，且粮草器械时时匮乏，而来自蒙古和朝鲜的左右夹击也还未完全消除，处境并不是非常好。就是皇太极本人，也曾为了议和成功，一度被迫自己削去帝号，降而称汗，并弃用自制玉玺，转而向大明朝请印。《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三函十九册，《天聪汗致北京周围各城堡书》。

再就是当时后金的经济和生产力等，还不如朝鲜富足与发达，而观诸毛文龙与朝鲜李朝国王之间的往来，口吻亦是十分之倨傲，与此几封书信一般，相差无几。当时毛帅帐下可战之兵两三万，东江一镇辖辽民及其他各部落之民十数万，毛部的水师、火器操炮技术又向为后金所缺，且皇太极也并不知道毛文龙归降的真实动机和背景等。

因此说到底，此刻的皇太极和后金，在中原人士看来最多只是一部势力强大割据一方的“外藩蛮夷”而已，虽然毛文龙身居前线深知后金八旗军之战力，但他毕竟还是官居一品的大明朝一方总镇，其信中“词气倨傲”又多半是为漫天要价打底，实在并不为过，他若十分地卑躬谦词，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1）

还可与此参照的，便是后来投降的刘兴治兄弟与皇太极的许多往来书信，即使刘兴治兄弟已然称臣，其口吻也照样与毛帅此刻一般无二，就是涉及如部下偷挖人参、私自贸易等小事，双方之论辩，一来一往亦是极其直白，其间并无任何虚饰套话。又皇太极与诸蒙古部落的书信来往之口吻，也都少有虚套相当直白，与此间所举来往书信口吻相仿，是以此应为当时建州礼仪陋而未全之故，或可云其为不求缛节、朝气蓬勃之风气。

故而孟森先生认为毛帅书信有“词气倨傲”之观，并因此得出其“非有意于归降”的猜测，是过多着眼于中原的传统礼仪以及清廷入关后才形成的那一大套烦琐礼仪制度了，不免忽略了当时辽东建州一带风情以及早期八旗礼仪制度，还远未有后世之严密，是以余以为仅“词气倨傲”，绝难为毛帅不降之凭。

再者，毛帅语句之倨傲，非独对后金汗王有之，即使对大明天子，也是一般的责问口气，《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五月壬申条下有其所上疏曰：

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己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彝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论，终非煞着。惟臣居辽日久，探讨独到，无奈地隔天寥，笔难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属国残破之余，缓急无望，一应接济，合于夏秋二季，及时顿给以便转运，其间裒益调剂，厥其权益，而皇上知之否？

书谓其“语多桀骜”，若仅以此断论，则余似也可谓毛帅“词气倨傲，绝似反叛之口吻”了。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论者提出，这是否有可能是毛文龙的诈降之计。当然，此种想法作为假设，倒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若这真是毛文龙在实施诈降诱骗皇太极，则实为奇功异谋，不可谓之不美。只是这条计策如没有明军主力的配合，是绝无成功可能的，且兹事体大，若不向朝廷及皇帝请示汇报后实施，毫无疑问会被认为是谋叛之举，毛文龙身居一品大员又焉能不知道其中厉害，因此毛文龙绝没有不向上司及朝廷报告的道理。

退一步看，即使他与新来的顶头上司袁崇焕有旧仇隙，或者怕袁专功，那也没有不向兵部乃至上奏崇祯之理。而此等需要多方部署和配合的大规模行动，即便辽东明军主力出战，也还需要看带兵的主帅是谁、出动的是什么部队。如是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当可有部分胜机，但此为野地浪战，向为八旗军之所长，即使是诱伏成功，也不得说有八九成把握。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而毛文龙于事先和事后，又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息和计划上报北京朝廷以及宁远、锦州诸镇官员，安得云其为诈降乎？

再退一步看，倘若皇太极真的出兵呢？如只是出兵宁锦、山海关，那也还罢了，盖因与皮岛无涉。可如果他先出兵来收取皮岛，则毛文龙又该如何处置？以他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根本不可能出岛对抗八旗主力。即如丁卯之役，阿敏只率部分八旗军出征朝鲜和皮岛，就使毛文龙所部驻守的铁山被破，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义州明军一万、朝鲜军二万尽灭，毛帅当时也就只是、只能、只敢隔海观望，滞于皮岛不出而已。所以倘若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届时他唯一能做的依然还是在岛上观望，任其蹂躏地方，此等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于己无一点好处，因此这是无法简单地以诈降、虚言一类的假设来解释的。而且这些所谓诈降之类的假设，始终也只是个假设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所谓假设是成立的，所以也无法仅仅以这样的假设，就去推倒毛文龙自己所写的书信内容，并为毛文龙的所言所行作辩护。

综观毛文龙、王子登二人与皇太极的这十余封往来书信，其过程就是先议和，后打算归降并与后金里应外合反攻明朝之关城。关键在于因皇太极使者阔科的意外被捕，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生，因此大大阻碍了毛文龙的归降速度，甚至差点使此计划夭折。但是，此系皇太极单方面对毛文龙的归降诚意疑惑不定，而非毛文龙没有归降之心。毛帅主动邀约后金大军里应外合夺取大明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等处之言行，充分说明了他归降后金反叛明朝的意向和行动是主动的、积极的。

因此，对毛文龙归降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阔科事件”，我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充分认识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进程所造成的影响。也许会有人认为皇太极对这样一个使者应该不会那么重视，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的前后谈判，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毛文龙死去三年后，天聪五年（1631年）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在与刘兴治的书中，又重新提到了此事，并据此责毛帅负约，书云：“我诚欲取其岛，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不能得乎。”《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六函三十五册。由此可见即使在三年后，皇太极还依然对“擒我之使者献其帝”一事耿耿于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阔科事件对皇太极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毛文龙确实曾与皇太极有过归降之约，无非是皇太极因阔科事件而一直疑其心罢了。

所以倘若没有阔科这一节外生枝之事，则毛文龙实在很难说是否会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盖其归降之意，已有十九之数。退一步讲，即使不杀毛文龙，光凭这些书信中所谈之谋——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及登莱二府以及率军登陆投诚后金，亦无人可保毛文龙以后就不反了，是以袁崇焕之“斩帅”，可谓斩得及时。若不然的话，只怕东江一镇可能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或遭受巨大损失，丧送掉大批辽东明军和百姓的性命。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2）

另外，由于皮岛和后金两方来往均需自朝鲜过境，而朝鲜更需要负责双方使者的起居饮食，因此对双方交往之情形相当清楚。在毛文龙死后，《李朝仁祖实录》说朝鲜方面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之举，“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地方对毛文龙以及“斩帅”事态度之一。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余以为袁崇焕“斩帅”斩得并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亦是偏激过责之论。此外，樊树志先生在其前后数部论及袁、毛公案的著作中，始终对《满文老档》中这些对毛文龙案至关重要的书信不提一字，此举亦显然有失公允。

二、斩帅是非和“尚方剑”

但是，袁崇焕“斩帅”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那是否就可以说袁崇焕在此事上的处置上就无可指责呢？

显然不可以。

毛文龙死得不冤，但不一定非要当场诛杀不可，而且就动用尚方宝剑诛杀一品大员毛文龙这一事而言，袁崇焕这样处置的合法性，在所谓的“程序正义”上，也绝非无可指责。

督师公忠体国，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自无待言，然性格过于刚直，甚至可以说偏激，以至处事全无转圜余地，容易激变，却是其个性上的一大缺陷。谢国桢谢老指袁崇焕斩毛文龙是“纯由私人挟嫌”固然不对，但其中确实也有袁崇焕个人性格原因，此亦无须为先贤讳。

对袁崇焕身上的这个缺陷，明末辽东防线和关宁铁骑的奠基人孙承宗，曾一度大为恼火，并对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孙承宗孙阁老，文武全才武功赫赫，论胆略、学识、才干，于明季实不作第二人想。他经营辽东时，只论拔擢和收归帐下的文臣武将，便皆为当时上上之选。大帅良将如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满桂、马世龙等，谋士干吏则有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俱可称一方雄才。他的军事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军事史和兵器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他，主持编写了《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开肇了明朝军队系统研究火器使用理论的基础。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辽东部队进而条例化、系统化、规模化地运用火器，最终在袁崇焕手上成就了明季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

天启二年（1622年），孙阁老以大学士巡边，以为王在晋不足付以封疆事，遂自请督师辽东，时以袁崇焕有担当而倚为左右手。

然而崇焕上任伊始，就显露了他性格中“果于用法”的一面：

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关于此事来去，孙阁老幕僚、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则有着更详细的叙述：

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抚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此处“兵几变”一语，可见袁督师当时核虚伍斩其人后果之不测。与此相对应的是，孙阁老在天启二年巡边回来后，在评说关外诸将吏时就这样点评袁崇焕道：

道臣袁崇焕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熹宗实录》卷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3）

“英发有担当，取其志”而“尚欲炼其气”以致大用，这就是孙阁老对袁督师的点评和期许。作为袁崇焕的直接提拔者和顶头上司，孙承宗对袁崇焕的这一观感，应该说是极中肯的。

督师“果于用法”，而容人不及阁老，亦是当时将帅对其之时评。后来抚定皮岛军哗的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多有论者对此人误解颇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为督师下狱被杀而公开抱屈者，也是袁督师入卫京师时的军中将领之一，然其亦道：

公（孙承宗）能知人能用人而尤能容人，勿论内地、辽人废弁溃卒而皆能收之为己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以不疑；或彼来行间，而即因之以用其间，凡此之类则袁督师有所不及也。《边事小纪》序。

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相当公允的。

至于毛文龙者，固然桀骜不逊不受节制，其行亦足可论死，但也不是非要当场斩杀不可。

首先，袁督师以寥寥无几之护卫赴岛擒杀毛文龙，而毛帅之群下不敢动，由此可知若督师擒之而去，则其部下更当投鼠忌器，短期内当不至有什么失控之举，因此未必定要当场斩杀毛帅。也就是说，当时缺乏杀毛文龙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擒之乃至“请”之离岛亦可。

其次，我们现在知道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且谋叛，乃是因为看了后金的皇家秘档才知道的，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通敌证据确凿。但在当时情形下，督师即使自降人（譬如刘兴祚）处得到毛文龙暗通后金之消息，也不能算证据确凿，更无法藉此为凭而定毛帅叛逆之死罪，所以在他用来斩帅的“十二罪”里，通敌这一项就说得比较含糊，并没有十分明确。在此等情形下，督师以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以急迫性和必要性而言，固然无需如此，在通敌一项的证据上，也确实稍嫌不足，故而督师如此处置确实有所失措。但如果看他为监军时“核虚伍，立斩一校”而“果于用法”的作风，则可以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再次，在杀与不杀之间，未必没有可以权衡的利弊。

毛文龙官居一品兵镇海外，虽然按大明律，在“八议”之“议贵”、“议功”之列，通常情况下，有死罪也可免之，要动他需要“实封奏闻请旨”才能判罪。然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成化年间有上命道：

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

如此说来，则袁崇焕“斩帅”所用之“十二罪”，于“无赦”的十大恶内，至少符合两条：率军劫掠山东之行、“牧马登州取南京”之语，属十恶之“内乱”及“大不敬”之列；至于“不道”一条则亦毋庸多说，随便都可以抓出几个事例来，如《崇祯长编》中云其“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等等，而这些问题，每一条均可自朝鲜以及明、清两方等处找到相当多的记载。所以曾有人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有违“八议”之例，这点是肯定谈不上的。以《明史》所载之无赦十恶罪名来看，督师以十二罪杀之，不能算违“八议”之例，因此就此条论，说督师不得。

只是毛文龙虽然有可杀之罪，但如果将其押回宁远，置于督师和宁锦镇之监督下或移镇锦州，挟文龙以令皮岛，就当时情形而言，应当胜于就地格杀。无论如何，毛文龙在开镇皮岛的前期，对明朝是有相当贡献的，其个人也有相当的能力，对皮岛和辽东半岛相当部分部队和百姓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即使如后来的辽东一流战将祖大寿、赵率教等，不说官职尚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到他们担纲辽东战局时，他们在辽东的影响力，只怕也只是与毛文龙相当而已。而在当时的皮岛等地论，更可说显然有所不如，毛文龙是那里当然的领袖人物。因此如果挟文龙而令皮岛，无论接下去要进行移镇还是整编，对皮岛以后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这样的做法，却需要顾虑毛文龙在京师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一旦真掀起一场风波，是很容易导致反噬的。所以有可能在督师看来，既然他已经成了辽东整体战略部署的拦路虎，又有反叛之迹，而捉拿之后更有反噬的可能，还不如杀之一了百了。这，很有可能是督师斩帅时不能说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毛文龙抓回来之后能处置成什么样是一回事情，可以不可以抓回来处置，则又是一回事情。而且不论抓回来处置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只凭袁崇焕当时有能力有可能将毛文龙带回宁远或者京师问罪，就可以说他当场“斩帅”这一举动，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有所不足的，严格地说，还是不合法的。

樊树志先生曾在其讲座《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袁崇焕得到皇帝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的意思就是可以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就是凡是在你管辖的领域里面，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袁崇焕就是利用他这个特权先斩后奏，处决了毛文龙。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4）

樊树志先生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

袁崇焕虽然拥有尚方宝剑，但这尚方宝剑的特权却并不是“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的，譬如斩杀毛文龙，就超出了尚方宝剑的权限，这就是我说袁崇焕“斩帅”不合法的原因所在。

“斩帅”一事，首先并不十分符合在启动尚方宝剑时需不得不尔方才先斩后奏的状况；其次是即使有尚方宝剑，对毛文龙这样的一品总兵，袁崇焕也不可以不上奏就便宜诛杀。

据《明史·杨嗣昌传》云，“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我们可知如拥有尚方宝剑就能“便宜诛赏”官员，但这“诛赏”的范围却是有限制的，因接下去在其传中又道：“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

明朝总兵官，无品级无定员，大小差异极大，其最高者为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通常或挂将军印或以公、侯、伯、五军都督任之，其等级甚高，如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的毛文龙，后来的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祖大寿，平贼将军左良玉等人就均是这一级别的总兵。在其下，又有镇一路的分守总兵、守一城一堡的守备总兵及与主将同守一城的协守总兵等等。由于这里提到的总兵与巡抚并列，且其后又有“监司、副将以下……”一句，则可知应是指与一方巡抚相仿之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或挂将军印的总兵。

除杨嗣昌传外，在《明史·杨镐传》中，则又一次明确地说到了尚方剑的具体用途：“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

由此可见，这剑是斩不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员的，只能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吏不经奏报就地撤职，但却可以斩杀巡抚和镇守总兵以下的监司、副将等官吏。

所以从律法角度看，袁崇焕即使手中有尚方宝剑，当场诛杀挂将军印的镇守总兵毛文龙，这也是属于非法擅杀，即便杀得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除非他持有崇祯特许的诏命。

综上所述，毛文龙就是有可杀、该杀之罪，袁崇焕斩毛文龙这一举动，既缺乏当场格杀的必要性，也不合乎当时法度，是以无论从后果还是法律程序上来看，这都可以说是欠考虑和不甚周全的，并非完全无可指责。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各种外部因素外，亦源自于袁崇焕激烈而“果于用法”的个人性格，因此若论及袁崇焕日后身死的悲剧，不得不说这其中肯定是有着袁崇焕个人缺陷因素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崇祯的性格缺陷以及党争等各种外部因素。

我想，此事件发生后，即使崇祯在事后站在了袁崇焕一面，但他当时心中对袁崇焕“未杀不以请”这种不经上奏就违律擅杀一品大员的行为是否有微词，只怕真是未知之数。这也许就为袁崇焕日后之死，埋下了一个致命的祸胎。

三、 归降之由

那么，身为一品大员的毛文龙为什么会有勾连后金之心呢？如果仅仅是与袁崇焕个人有矛盾，显然还并不足以让他有叛明之心。因此，必须深入探究毛文龙归降后金的动机和利益何在，才能理清楚这桩公案，而不是只注目于他骄纵难制等表面现象。

事实上，毛文龙是有着充分的个人原因和强烈的动机促使其归降后金的。

关于辽东地方对后金的战事，崇祯和相当部分大臣开始就达成了一项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想全局部署辽东战局，就必须要把拥兵自重骄纵难制的毛文龙，自皮岛移镇出来，将他置于辽东战区最高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不再让他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

袁崇焕自孙阁老高阳先生经略辽东时起，就在辽东战守，对辽东各地的地理、将领、军力、民情都相当熟悉，此刻督师辽东，对移镇方案的支持自然更无须说。

其实北京朝廷想将皮岛移镇至宁锦的意向，早在天启年间就有了，不过被毛文龙以各种手段阻止或拖延，又勾结魏忠贤，最后终于不行。当时为了达到不移镇的目的，毛文龙曾对朝鲜“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拦阻赵佑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之后又威胁朝鲜为他张本，要朝鲜国王“上本请留”《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仁祖大王实录四年。，最后甚至私杀前来商讨移镇的赵佑，才终于把这事给拖了下来——天启时山海关旗鼓赵佑，为移镇事奉命前往皮岛，结果为毛文龙拦之于石城岛，而后不知所终。而朝鲜仁宗实录四年八月辛亥载有朝鲜官吏报告说“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七年七月丁亥，朝鲜右参赞张经世则道：“毛鹘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

到了崇祯元年，毛文龙又挟军重演故技，但这次却是声称索饷直接发兵了。他拥兵压至山东登州境内惊扰地方劫掠，以至当地人民作鸟兽散，为当地总兵杨国栋弹劾。且对登抚柳称自己取山东登州、南京易如反掌，以此证明虽然其所部兵乱山东，但并无叛心只为要饷。不过此事名为要饷，实则乃为威胁北京朝廷之举，盖因只是要饷要粮，只需少量官吏和运队前去交涉，断无大军渡海发至登州之理。这也是袁崇焕日后斩他时罪状之一的来由：“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毛文龙发兵内地州府索饷之威胁行径，亦是崇祯甫一登基就和朝中部分大臣达成共识、决定要毛文龙移镇的原因之一。自其开镇皮岛以来，到此时确实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故而崇祯不得不出此方针，以避免日后酿成大祸。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5）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登基后，朝鲜使臣奏闻使权怗在给朝鲜国王关于崇祯钦定逆案及施政方略等事宜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崇祯已打算要毛文龙移镇。“丰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将，极言其功钜赏微，显有欲遏移镇之议。皇上以浮谈市德为教，兵科又参其狂噪。皇上之明见万里，于此亦可见也。”《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针对丰城侯李承祚的奏章，崇祯这“浮谈市德”的四字评判，基本显露了他对皮岛移镇的态度。而移镇之议如果真的成为定局，毛文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皮岛的问题实在太多，一旦被归于辽东督师的直接指挥下，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只是毛文龙虽然不接受移镇，但皮岛的诸多将领，不都是不支持移镇的，而且即使有相当部分将领不明确表示支持，可也不等于是反对的。譬如毛文龙的副手陈继盛，就对毛文龙恣意妄为不甚满意，而对毛文龙抢掠朝鲜地方等不利明朝和皮岛之行为，更是相当反对，但其一直以来为毛文龙所压制，所以也是无可奈何。他对移镇之议，态度就很暧昧，其言辞之间尤其值得玩味。

崇祯元年，毛文龙曾劫得朝鲜国的数十船米，陈继盛当时曾阻止道：“久住丽地，既有相资之道，又有同舟之势，岂可行此无名之举，以失丽民之心乎？”毛文龙找借口道：“既与多官议定，似难更改。”此事一直闹到朝鲜国王出面求情，而毛文龙又惧怕此事被北京知道，双方方才议定留下四船米与皮岛，其余的则放还朝鲜。当时毛文龙又威胁朝鲜大臣金起宗道：“贵国移咨请罪将官，甚可骇也……似闻国王将以俺之所失，欲奏天朝云，而语甚孟浪，吾不信也。”金起宗慌忙以“此言从何出乎”等语辩白，方才了事。随后金起宗和朝鲜管饷使二人前去拜访陈继盛，当说到米船之事时，陈继盛道：“岛中议论，朝更夕变，俺虽极力周旋，言不见施，反见惭恧。四月间当有结局。”金起宗问道：“所谓结局者，指何事耶？”陈继盛道：“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这位陈继盛的身份，相当特殊。他不但是毛文龙的副手，还是其岳父，因此所言自当不虚，再结合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所发之奏报文书来看，可知崇祯确实自登基时起就有了移镇之意。

袁崇焕在督师辽东后，开始加紧实施移镇计划，以图全局部署辽东战事。这举措应该说是上秉帝意，下顺时局，也十分符合袁崇焕自己的意图，而于此亦能略可说明崇祯一见袁崇焕而亲信之，绝非仅因其胆壮而已，必然还有对时局见解也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气相通成分在内。

但这对毛文龙来说，却是最不愿意看见的局面。如袁崇焕所说，毛文龙是不会愿意有人插足皮岛事务的，其“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等作为不一而足。按例，大将在外，当以道臣监军，然而毛文龙不但拒绝接受，甚至侵凌抚臣，以杜绝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指挥部对他皮岛这个独立王国的影响。而明廷因考虑到“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今抚臣与镇臣不和，以至镇臣与属国不和，大不利”，最后被迫不得不以饷臣监军而向其妥协：“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

毛帅所做的这一切，最后甚至逼得督师袁崇焕把脑筋动到了改变朝鲜进贡航道的这条路上，想借此打破毛文龙对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最高指挥部的封锁。袁崇焕启奏崇祯帝，要求把朝鲜贡船的终点自山东改到宁远，此举得到了一直要求毛文龙移镇的崇祯帝之大力支持，当即下令改变朝鲜贡船的终点站，袁崇焕因此极为感激崇祯，他在上奏谢恩时道：“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明史》卷三百二十，外国一朝鲜；《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六月兵科抄出袁督师斩毛帅题本：“臣自到任后，即收拾关宁兵马，未顾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望其改也。至关宁之营制定，而此事可为矣！于是乎设文臣以监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借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

曾见有人将此题本中“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两句，句读为“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云云，致使文意大变，竟为崇焕派张继善禁他人不得入毛帅军中。本句上下连贯，前有“于是乎……以监之”，始有后句“又……以窘之”，句式一以贯之，断为“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用词不当、文法不通且不论，按张继善为毛文龙帐下游击，镇江堡起事以千总之职跟随毛帅，其时尚在皮岛军中，毛帅塘报中明言派其前去旅顺驻扎，又安能为崇焕所遣而横绝旅顺禁他人入毛帅军乎！而崇焕为应对此举，遂于后请改贡道至宁远，正是借此为间，打破毛帅旅顺之封。其无知而妄，莫此为甚。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中朝改定我国贡路由觉华岛，从经略袁崇焕议也。”

而崇祯帝对毛文龙此等屡屡抗命、拒不移镇的举动，自然也是十分恼怒的。在后来发给兵部的上谕中，他就斥责毛文龙“屡奉移镇明旨，肆慢罔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即是明确了毛文龙此前屡次抗旨不遵试图独大皮岛的行为，这也与陈继盛所说“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之情况符合若契。

除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的情况外，崇祯要毛文龙移镇的部分原因，或者说毛文龙不愿意移镇的部分原因，也由陈继盛在之后说了出来。

当金起宗继续追问他“老爷有何失，致有科参乎”时，他这样答道：

当初军兵闻奏之数，验其实额，则未满十分之一，而浪费钱粮，终归虚套。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余将官，则待之太薄。客商买卖之际，掊克入己，彼此商贾，并皆称冤。《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6）

身为皮岛毛帅的副手兼岳父，陈继盛自然是最清楚皮岛到底有多少兵员、到底有些什么违法犯罪之举的人之一。

毛文龙一直以来动辄自称有兵“数十万”、“二十余万”，并以此数上报朝廷，大肆索要粮饷，《崇祯实录》卷二：“五月乙酉朔，日食……癸丑，毛文龙请饷。初，文龙称麾下兵二十余万，朝廷为治饷。”《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这在天启年间就已屡屡遭到大臣们的参奏。

明廷首次核定皮岛人员，是在天启六年。当时兵科给事中王梦尹与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出使朝鲜，同时奉别旨查核毛文龙所部状况。二人在朝鲜得知毛文龙以武力威胁朝鲜，要朝鲜为其张本外，又曾以帮朝鲜国王讨得明朝封典为名，勒索朝鲜方面银两四十万及粮草若干等项劣迹，遂决定于归途经过皮岛时点阅检视其兵员以及粮饷情况。

当时毛文龙座下的都司杨祖宁在得知此消息后，不屑地道：“阅不成。”问其何以阅不成，答曰：“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一个帐下都司就敢于如此赤裸裸地威胁，皮岛将兵之骄横，于此可稍见一斑。事实上，姜、王二使在皮岛期间，又接到了皮岛士人从这位都司杨祖宁嘴里听到的另外一则消息，那就是毛文龙准备反叛：

丁未，时毛镇中有士人倪汝听者，密告于姜王两诏使，极言毛将与虏交通，必叛中朝之事状……辛亥，倪汝听密揭略曰：毛帅已于本月初三日，约大小将领，束牲载书，盟天誓地，假候阅二字加倍练兵，共发大乱。听有一师兄杨祖宁，见任都司，与听莫逆交也，听婉转委曲，探讨谋叛的确消息，祖宁即沥肝膈以告听曰：谋叛无他，首因丽人进贡，谮疏毛帅，毛帅怒之。兼以武抚与毛帅仇，毛帅恶之，又各处上疏不止，毛帅益大不快。遂使诸将挑兵，先杀附近丽人，探其马匹弓矢器械，储粮蓄锐，直造王京，厮杀一场，令其降服，然后整顿诸备，攻取山东，到一处，收一处，大事可图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仁祖大王实录四年。

杨祖宁此刻所谓的反叛，当是为毛帅指使而刻意为之，以此要挟、威胁朝鲜及两位使者之言，目的大约一是要朝鲜帮自己说话少说对皮岛不利之语，二则是阻挠移镇，三就是要两位使者大人核查人头时识相点、老实点，不识相的话你就回不去。

可惜，朝鲜或许怕毛帅，但姜、王两人却并不为毛文龙所胁，坚持照实检点，最终的结果是“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毛文龙所说之“数十万”、“二十余万”兵马，果然如陈继盛所说的那样，“终归虚套”。要说皮岛有多少人，似当如黄中色所核定，理该不多于六万，因皮岛不过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而已，哪怕都住上人能有多少？不过如果加上沿路到旅顺、宁远觉华岛的石城、双鹿等这一系列小岛屿的话，那十几万居民也许是有的，因为当时有相当部分辽民和蒙古、朝鲜人为避战火而住在这一系列岛屿上。但要注意的是战斗人员绝不等同于居民，因此姜、王两位大臣才有“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一说，这二人在这一点上，既没有徇私，也没有恶意缩水和毛帅过不去，可说极是公正。

其中，姜曰广此人又素有“忠诚正直”之名，虽毛帅及部下不逊，在回到北京后，他在奏章中说得依然极为公允，甚至可说是在大力褒扬毛文龙：

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永历实录》卷六；《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

褒扬归褒扬，他的话还是说明了皮岛的真实情况。皮岛之兵，“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所以只能做偏锋，用来搞诸如“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之类的行动。以此而言，“能用者只二三万”确实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与后来山东登莱道王廷试所阅称的二万八千人《崇祯实录》卷二：“五月乙酉朔，日食……癸丑……及登莱道王廷试复裁之，定额二万八千人。文龙大不平，遂上章求饷。”，以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队被整编为四协共二万八千人的数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毛文龙传：“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出入，且和陈继盛所说岛上实额“未满十分之一”之言亦大致对应。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姜曰广虽然肯定了毛文龙部队可以“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但他在皮岛阅视部队后还曾经说过：“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这说明他认为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并不是很大，显然无法对后金比较重大的军事行动起牵制作用。这位行事持正又亲临皮岛检察的当事人所说的判语，不但明确了当时皮岛的兵力状况，也为我们判断毛文龙在当时明清辽东战局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7）

皮岛长期以来有着如此之大的粮饷出入，而崇祯帝新登帝位便着意于精兵减饷，一再要求兵部和各地都严查冒饷之事，又十分注意辽东战事，马上起用了被魏忠贤闲置的袁崇焕复镇辽东，在此局面下，如果东江真的移镇成功，一旦袁崇焕或其余朝中大臣又继续参奏东江的话，则毛文龙冒饷冒功等事必然事发。而此刻毛文龙又已置于宁锦之地，不复当初拥兵海外、朝廷投鼠忌器的局面，一旦真要对他进行处置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文龙畏惧之心油然而生，是故绝不愿移镇宁锦。

另外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载之塘报中，虽然毛帅几乎封封不忘索饷，但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却各有一封相当之长的算账塘报，乃是与登抚及户部打官司的，其中说朝廷发放的饷银与东江实际发放数之间的巨大差额，是被他手下几名不法分子给贪污了，但其口径显然前后不一。

如天启六年八月初九塘报说，其麾下毛应时、吴宗武等三人，于天启三年出任差官，先时对商票每百两扣二十，后来干脆加三加四扣之；但到了崇祯元年正月十九的塘报，此数字则一变为加二加三扣之，其间之差异有一二成之多。同时在崇祯元年三月廿六日与旧登抚武之望的打官司塘报中，可知他那三个手下早被武之望扣押登州，他当时从武之望手中索之不得，于是此际改而指控武之望包庇罪犯不放三人出海，以及三人种种罪行，可到了十月的塘报毛帅却又说“见今三犯监禁登府，专候勘问查理”云云。

此旧登抚武之望，为明著名学者唐顺之弟子，于天启四年出任登莱巡抚，五年末因与毛帅不和，为安抚毛帅，朝廷将其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崇祯二年卒于号称“第一军门”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武之望的生平口碑极好，其著名的就是不结党、为人刚正，因此得罪的人不少；且在为官之外此人还是有明一代之名医，声名卓著，其著作《济阴纲目》迄今依然是中医妇科的重要典籍。有关其人身行，康熙本《临潼县志》载曰：

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从学于荆川先生之门，得姚江正派。万历戊子省试第一人，遂成进士。宰霍丘、江都，皆有能名。擢吏部，寻主文选直，忤当路，有山涛之风焉……生平正色，立朝不为朋党，遇事独断，曾不依违两可；至居乡则恂恂，未尝以才能势位加人也。所著有《扣缶编》、《举业卮言》、《鸡肋编》、《吐质编》、《医帜》、《疹科》、《济阴纲目》行于世。

而问题在于毛帅和武抚的官司重点，恰恰就是天启四年、五年在武之望任登抚期间，发现了皮岛所谓被三名毛军差官贪污了的四十四万两饷银差额。

依毛帅元年算账塘报中所言，到崇祯元年，这起东江冒饷、贪污的官司，毛帅自己算出的差数就达四十四万两之巨，且还远远没有结案，四十四万两依然不知下落。而崇祯一登基就全面启动汰兵减饷计划，对这一数额巨大的贪污饷银官司显然不可能不彻查到底，而这两事恰恰又是毛文龙最无法接受的。因为即便如他所说，所有贪污克扣都是他手下三人所为，问题在于这三人并非同一批官员，而是前后两次派去登莱处理饷银事务的。照毛帅说乃是前一次去的毛、吴二人教坏了后派去的韩文翼。然而，按毛帅说法皮岛缺饷一直严重，这四十四万两乃是户部已批准拨下来的折色银，当是重中之重，何以号称部下快饿死的毛帅居然数年不觉，在天启三、四、五年这段时间内迟迟不能发现，不抓毛、吴、韩，要到武之望发现此事扣押三人并上报北京后，至天启六年武之望离任，毛帅才开始把责任全归于武之望之包庇？

再者此等官司，自应付有司审理，而毛帅一面声称那些银子朝廷只向这三人身上追索就可，此事与他全无关系；一面却又再三再四地强要将此三人带回皮岛去审理对质，其用心已昭然可揭矣。

那么，毛文龙的东江塘报中所开列的朝廷发放军饷清单又对不对呢？

可以说完全不对，因为他的清单和兵部所实际发放的清单对不上号。对此，《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九月甲戌条下，有载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兵科给事中王梦尹自朝鲜及皮岛归来所上疏中曰：

历年所发，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多寡互异，其收数不及臣部发数之半，且错综莫能吻合。则臣部之为实解，而不为文龙之所实收，可知宜行文登津山东布政司及总兵毛文龙，各查实解实收兑支数目，尽数报部。已完者方准开销，未完者作速补给，庶钱粮俱有着落，不至臣部已存乎见多，而文龙犹存乎见少也。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8）

姜、王二人身在北京，兵部、户部也在北京，此等样事一查底档便知真假，甚至都无需隔日，是以文龙揭中之数有问题当无疑矣。

“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多寡互异，其收数不及臣部发数之半，且错综莫能吻合”，只这一句话，就可知只要一旦真的彻查皮岛粮饷问题，必然是个死局。盖皮岛账目上的收数还不及北京部发数之半，其差额已远不是毛文龙自己说的那四十四万两所能解决的。

这些袁崇焕知道，其实朝廷也知道，所以为安抚尾大不掉之毛帅，只能不以道臣监军而改由饷司如黄中色等兼任；历任登抚也知道，所以几乎历任登抚均无法与皮岛搞好关系；毛文龙自然是最清楚这一点的，但崇祯上台后与袁崇焕的一系列行动，让他明白了此次北京方面对移镇的决心，知道这回不移镇几乎是不可能了。因此他的叛明行为，有着相当充足的主观和客观理由。

而毛文龙与后金方面的一系列归降谈判，又表明了他心里的盘算就是要叛明，若其真无不臣之心，毛帅何敢有纵兵登莱及放出“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这种狂悖言行，这已表明他哪怕是反出明朝也不会自皮岛移镇大陆的。看其纵兵登莱的时间，又在他和皇太极书信谈及归降的时间后，而其纵兵登莱的理由则更是滑稽：被风吹过去的——“漂风”。这些，很难让人不有所怀疑。

再就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书信中频频谈及并被其作为筹码的刘兴祚兄弟问题，也是他不愿意移镇的理由之一。刘氏兄弟归明，人数众多，且为当时归降之后金将领中官职最高者，甚至辽东和朝鲜民间都有传说努尔哈赤甚爱之，曾要将其孙之乳母女嫁与他。而刘兴祚之主动归降意向和行动，乃早已有之，先后经手者有登抚袁可立、总兵沈有容等，袁崇焕亦有接触，而毛文龙却向朝廷声称其兄弟是自己从阵上招降得来，不但将袁、沈等人之作为全吞为一己之功，连刘兴祚兄弟毁家诈死、主动反正之功，都被贪墨成了毛帅临阵招降之功劳。

只可惜刘兴祚脱逃时，其弟刘兴基乃是逃往与他早有联络的袁崇焕处，且刘兴祚到皮岛后发现毛文龙讹称其是阵上招降而来一事，又秘密派人前往袁崇焕处揭发此事，因此此事一旦发作起来也非同小可，是以后来袁崇焕斩帅的十二罪之一，正是此事。因此毛帅自己也很清楚，此事轻则让他回西湖边在荐桥重开测字摊，重则进监狱或者掉脑袋，这是一颗毛帅自己一手制造却再也无法控制、足以终结其仕途的大炸弹。

自天启年间就开始了的移镇之议，到了崇祯手上几成定局，而皮岛存在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说之前屡抗明旨拒不移镇这些，只是冒饷贪污、冒功等问题，就足以逼得毛文龙不得不早做打算。

投靠后金、遥领封号自成一国，显然是他的如意算盘。如他与皇太极的信内所说那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同时后金要给他足够高的待遇——“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显然，他最理想的打算是利用明、后金、朝鲜三方势力互相掣肘，自己居间取利，拥兵独大于海外，试图和朝鲜一样成为附庸一国。不过后来皮岛势力的结局证明，这一谋划其实是后金和明两方都绝不会接受的，也都不会允许其势力以这样的形态而存在。

如若独立不成，则他只能依附后金，在后金听调不听宣，合力抗明夺取明廷之山海关及登莱等处后，“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等而下之的，当然也是皇太极方面最希望看见的局面——毛文龙率部登陆彻底投降后金，也就是他信中说的“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乖乖依附后金。

但无论最后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毛文龙的这些谋划，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叛明，而后归降或者依附于后金，以达到拥兵独大于海外的目的。

四、 斩帅与“己巳之变”及东江崩溃

“斩帅”之后，袁崇焕将东江部队整编为四协，其中三部是由毛帅旧部带领，即其岳父、副总兵陈继盛，其义子毛承祚，自后金归来不久之刘兴祚，另一人为袁带来之徐敷奏，其中陈、刘二人乃皮岛将官所推。平心而论，此四人中只有徐敷奏算是袁的嫡系，刘最多只能算是亲袁的中立派。

袁崇焕此举虽有安抚皮岛军心之意，但也可表明袁崇焕斩帅实为毛文龙一人，不是针对东江镇。且从其后他对皮岛部队的安置及使用看，如崇祯二年夏的招刘兴祚做东江安排等，也说明他斩帅的目的就是要将东江置于辽东最高指挥当局直接控制之下，是用而不是撤，而他之前一再要求毛文龙及与公开表示的，也正是移镇，而不是撤镇。

其实朝中一直有“用岛”和“撤海”两派，袁崇焕显然是用岛派，当然前提是东江镇要能“用”，一个不听指挥无法调用的东江镇，显然是无法将其置于辽东整盘军事计划内的。事实上，一支耗资巨大而又无法指挥的部队，对崇祯来说也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不会被允许的，这也是崇祯之前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移镇，并给予袁崇焕诸多方便和权力的原因之一。

然袁崇焕死后，袁崇焕案中的“杀袁”派大将、兵部尚书梁廷栋，随即以东江不见牵制之功，否定了用岛，正式决定撤海。

说到东江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有部分学者是以为很大的。如前所举之樊树志先生，甚至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那么“己巳之变”是否就是袁崇焕斩帅的直接后果呢？

余以为非也。其“己巳之变”，和斩帅基本没有关系。

其一，盖因“己巳之变”前，后金倾巢而出攻击锦、宁非一次两次，尤其是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战，努尔哈赤亲临城下，全不以东江为意。若东江一镇仅仅更换一名主帅就能使后金军无后顾之忧而大举南下，则其前何以能大举攻锦、宁？且袁崇焕于宁远战役起始尚希望于东江牵制之功，是以于疏奏内不无溢美毛帅之词，然东江卒无响应，袁崇焕对毛帅失望颇多，其对毛帅领导下的东江牵制之用有所怀疑也正是自此而起。而天启帝亦于此年二月指责毛文龙曰：“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天启六年二月。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9）

其二，崇祯二年之“己巳之变”，实因后金于“丁卯之役”解除了东面朝鲜之威胁，其后又绥服了漠南蒙古，解除了来自西面之威胁，并打通了从蒙古入侵明朝的新途径，局面已非之前入关仅有山海关一条路了。且至此时，明、蒙古、朝鲜对其的三面夹击之态势已经基本破除，经济封锁也不再成立，其生存空间大为扩展，经济和兵力一举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己巳之变”中大批成建制的蒙古兵马之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己巳之变”和东江主帅之变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后金从来都很清楚山海关防线极难攻破，宁远大战就是一例。要破山海关，先要破宁远，而要破宁远，必先破锦州，面对关外大批辽东明军精锐，后金很清楚这绝非短期内就可以做到的战略目标。因此其一直在寻求自蒙古过境进攻明朝腹地的新入关途径，这是自天启中就已有的传言，不是什么秘密，如毛帅在天启时期的塘报内就频频提及。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蒙古并不为后金所服，且其中还有相当部分部落是亲明势力及后金世仇，如察哈尔之林丹汗所部等，和朝鲜一起对后金构成了夹击之势，双方不开战就已经不错了，遑论要自其地过境侵明了。

皇太极登基后，先于明天启七年发动“丁卯之役”，以武力逼迫朝鲜李朝，使之签订了江华和平壤两份盟约，一举解除了朝鲜之威胁。此一役中，毛文龙损兵折将，陆上所部全为后金摧毁，其本人与岛军更是龟缩于诸岛毫无作为。

皇太极随后又于明崇祯元年，发动了远征漠南蒙古之役，于二月亲征率军攻打敖木轮之察哈尔多罗特部，首战告捷，杀台吉古鲁、获一万一千二百人。

九月，皇太极再次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此次他以盟主之身份，遣使传谕“蒙古科尔沁国诸贝勒、喀喇沁部落塔布囊等，敖汉、奈曼及喀尔喀部落诸贝勒，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九月。。随即蒙古之敖汉部济发琐诺木杜稜，奈曼部达尔汉巴图鲁衮出斯，喀尔喀部诸贝勒，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喀喇沁部汗喇恩喀布、布颜阿海之子台吉毕喇什、万旦卫征、塔布囊马济、贝勒耿格尔及塔布囊，喀喇沁部首领苏布地杜稜等，俱率兵来会。

九月下旬，皇太极率领满蒙联军大败察哈尔林丹汗等部，一直追杀其败兵至兴安岭，十月中旬，皇太极率大军凯旋沈阳。

此次漠南蒙古之战，正式确立了后金之盟主地位，成功地使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明确了臣属关系，“令悉遵我朝制度”《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正月。。

正是因为后金于天启七年逼和朝鲜、于崇祯元年绥服了漠南蒙古大部，基本解除了来自东西两面的侧翼威胁，并顺利打通了除山海关以外进逼北京和内地的第二条路线，因此才会于崇祯二年末发动了自蒙古过境的“己巳之变”。大批满蒙联军绕开了后金此前屡屡碰壁的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自蒙古直扑蓟镇之喜峰口一线，破关而入进逼北京。自此后，后金屡经此路线破关而入为祸内地，此途径成为宁远、山海关防线未破前的清军入关之一贯路线。

至于东江，在毛文龙死后兵力依然，而且继任者刘兴祚是四协将之一、也是东江实际领导者，其威胁对后金来说，更是远大于毛文龙。

刘兴祚，辽东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因小罪降后金，更名刘爱塔。明天启二年（1622年），刘兴祚被努尔哈赤任命为位于辽东半岛西半边的金、复、盖、海四州之南四卫总管。皇太极时期后金征朝鲜的丁卯之役中，他是后金的最高谈判代表，出使朝鲜王京与朝鲜国王直接进行了盟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可见其在后金地位之高。

由这样一个曾在后金为官为军数十年，极其熟悉后金地理、风俗、语言及军政内情的前后金高级将领来负责东江军事，显然远比毛文龙的威胁要大得多。但后金却并不以此为意，依然发动了“己巳之变”，足见东江镇在后金诸人心中没有多大分量。事实上，东江最大的作用乃是靖卫朝鲜，使朝鲜不倒向后金一方，同时作为跳板，方便明朝山东登莱明军能联合朝鲜一起对后金发起军事行动，而朝鲜一旦与后金媾和，则后金东面的威胁基本已告解除，东江最多只能起到骚扰作用，无多大实际意义，如姜氏所言：“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

此点也能证明“己巳之变”与毛文龙之被杀、东江军事长官之更替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有刘兴祚这种极具威胁的人物存在于对其后方有很大威胁的军事据点里，后金焉能无动于衷。正是因为后金知晓东江之威胁有限，才敢放心南下。而其之前频频全力犯锦宁防线时东江之无所为、不能为，亦足证此点。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20）

另外一个问题是斩帅和东江崩溃及毛氏部将归降后金之间的关系，此一问题的事迹是比较清楚的，这完全和斩帅无关，反而是因为袁崇焕之死，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东江崩溃和部分原皮岛将领归降后金，其间并无多少可以讨论的，因此只简单叙述其经过于后，聊备读者参考。

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招刘兴祚致锦州面授机宜，此期间以刘兴祚弟刘兴治暂统西协事。十月，袁崇焕命刘兴祚回皮岛整军并委其总管岛民，但由于风浪过大，刘兴祚及其弟兴贤滞留于宁远。十一月，袁崇焕率军回援京师，刘兴祚因手下无兵遂未随行。

十二月初，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孙阁老出镇山海关，此刻刘兴祚手下有宁前道孙元化所拨兵八百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兴祚倚仗自己熟识后金军事及语言，率部假扮后金军突袭青山营后金军，大获全胜，斩获颇多。皇太极得知这是刘兴祚所为后，大怒，特地调集大军连夜追击，最后刘兴祚为其追及，刘兴祚战死，其弟刘兴贤被俘。

袁崇焕死后，兵部尚书梁廷栋于崇祯三年四月，以皮岛不能体现其牵制之力，决定撤岛，准备将东江兵马安插到锦宁一线，关外精锐则撤回至山海关一线，并派副总兵茅元仪前去执行。

但由于茅元仪以扣押军饷为手段进行移军，导致了东江部分士兵军哗，随即陈继盛又误信传言，以为刘兴祚未死因而对刘氏兄弟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同时刘兴祚死后朝廷又迟迟未予以应有的恩恤，这一系列问题致使暂统西协的刘兴治激愤之下，于四月十二日率七百余人哗变，斩杀了陈继盛和钦差刘应鹤等百余名官兵。

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当时北京对皮岛的控制鞭长莫及，又担心激变之下其反攻登莱及山海关而成为敌对方，因此不但不予处分，反而将刘兴治升为副总兵以示安抚，同时调遣素为刘兴治等人所惮的宁前道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以对其进行压制。

而刘兴治也明白他如继续留明形势不会太妙，遂于崇祯三年七月与皇太极达成盟约，自称属国归附后金，但同时对北京却依然谎称与后金交战斩获多少云云，继续保持其明朝将领身份，这样做一则可以继续获取军资粮饷，二则不至于引来来登莱和宁远明军的攻击，试图在后金和明朝的夹缝中生存。

崇祯四年三月，因与刘兴治关系密切的后金归降人员与当地汉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兼之原本岛中各系将领之间的权利之争也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剧烈冲突，引发了岛中大规模武装内讧。而原来一直被压制的明军将领沈世魁等人与刘氏兄弟中亲明的如刘兴基等，乘机斩杀了刘兴治一派势力，并将其几人首级送北京，皮岛又复归明军直接控制之下。

经过这一变故，兵部尚书梁廷栋为形势所迫又改变了主意，准备用岛，但旋即去职。此时后金已获知皮岛内讧之消息，调集部队企图乘机攻占皮岛，但在新任总兵黄龙及张焘、沈世魁等所率的岛军和新调来的登莱明军水师，尤其是孙元化麾下葡萄牙教官公沙的西劳率领之西洋炮兵的反击下，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离去。此战震动一时，时人谓之“麻线馆大捷”。

其后，隶属孙元化麾下的原皮岛将领耿仲明，先因其在黄龙军中之弟耿仲裕索饷哗变被黄龙所杀，而黄龙上疏请问罪耿仲明，同时又因孙元化遣其与孔有德等北上抗后金军时粮饷不继，因此怨愤，最后举兵叛变，在山东等地与明军周旋一年多后不敌，遂浮舟出海归降后金。此举最严重的后果是让后金得以建立水师，并获得了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的大炮制造和操作技术，使后金有了水师，并取得生产大炮和建立炮兵的条件。

此后自崇祯六年起，后金在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降将的辅助下，经过五年多的反复拉锯，终于逐步瓦解和占领了原东江镇的大部分岛屿，明朝遂不复再置大帅，东江镇于崇祯十一年沈志祥降清后，彻底崩溃。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

一、袁崇焕和他的旗人后裔们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锦衣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锦衣卫、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吴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2）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但当时韩润昌这个豪气干云的举动，我相信是不会让崇祯感动的。因为那时袁督师是戴着内奸、叛贼的帽子下狱的，而关宁铁骑们这种对袁崇焕的忠贞和景仰，肯定只能让崇祯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从他接下来的举动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 、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吴三桂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3）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焕评传》里作如此说：

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此说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师在辽东兵将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无疑的。果真如此，则祖大寿、吴三桂等人确实未必有机会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可做一叹。

再说回来。

且看当时在袁督师下狱，在如此群情激奋及伤心失望的情况之下，辽东兵将们还是没有内讧反叛，仅仅是退回了关外，就可知他们此刻乃是怀着对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极度失望之心，抱着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奔回锦州的。他们还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祸，只是不想被冤杀而已。这些辽将辽兵当时确实都还没有起二心，他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长城。

其实袁督师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经安排侯世禄、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断后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关宁军大股主力就将赶到。如果他不下狱，届时合京畿附近及京师大营、满桂、马世龙等部兵力，倚仗地利、人和还有北京城这个最坚固的据点发起反攻，重创后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却下了狱，这前后仅仅差一两天，着实令人扼腕不已。

另外，崇祯皇帝对两天急驰三百里增援北京的关宁铁骑，态度自一开始就有问题。袁督师率军到北京时，只有九千骑兵，其中还有四千人是掉队陆续赶到的，实际同时抵达的只有五千人。到北京后，袁督师请求让部队入城休息，崇祯不准。其中心思，不外两种：第一，要关宁军在城外和清军拼死战斗，所以不给他们进城，断了他们后撤的路。第二，对关宁军不放心，生怕他们对北京不利。无论崇祯是哪种心思，都可以说是恶念。

关于这些情况，袁督师的幕僚、布衣程本直，在他为督师申冤上给崇祯的《白冤疏》中记载得最清楚：

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废敝，请休息城中来，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爰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4）

当时主理袁崇焕一案的梁廷栋属官余大成，在《剖肝录》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

其他事体，余大成的陈述都比较客观，但其中对满桂以及他部队的揣测，大约是为袁督师抱不平之故，似乎有点偏颇。尽管此前满桂与袁督师有过节，但满桂也是一位好汉子，而且在结怨之后，他也与袁督师在抗清战事上有过合作，合作还相当成功。因此，他还远不至于到因私怨而刻意陷害袁督师的地步，最多是较容易相信袁督师通敌，所以余大成说他“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似稍有不确。相比之下，《明季北略》中的记载更合乎情理：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此后，祖大寿率领唯一能和后金抗衡的关宁铁骑，悲愤之下踏破山海关，东归锦州，北京的形势马上就开始逆转，后金大军复围北京。在崇祯的催促下，十二月十七日，满桂勉强带伤出战，与孙祖寿一起不幸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僧人申甫夜袭后金大营，战死。北京危急。

此刻的崇祯，方开始大悔起来。但是，他此刻后悔的不是抓了袁督师，而是在后悔没有妥善安抚祖大寿等关宁铁骑将帅。

不过当他和所有官员多番尝试也未能召回祖大寿等人后，无奈之下他只得又试图去求助已经是阶下囚的袁督师。于是他令各部官员轮番入天牢，去劝说袁崇焕给关宁军将作书，召祖大寿率军回援北京。

袁督师不以被诬下狱为念，手书召祖大寿回援，同时又得祖大寿老母和以前的辽督孙承宗劝说祖大寿，要他以击退后金军为证，来洗清袁督师的冤屈。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袁督师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作书，而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在接到他们景仰的袁督师手书后，他们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但金庸先生以他那支利笔写就的一段小说家言式的描写，却让我相信，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的：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颇为替袁督师洗冤这个设想所动，他们失望而恐惧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祖大寿再次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吴三桂等关宁精锐入关，在孙承宗的部署下，会合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各路人马开始反击，猛攻被后金所占的滦州、永平等四城。

仅仅几天时间，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就大破后金驻守四城的镶蓝旗阿敏所部，阿敏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四城引兵退回关外。阿敏因此被皇太极定罪，判其幽禁，并剥夺了他所辖的镶蓝旗，赐给了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

只是祖大寿等人此后虽然被嘉奖，可崇祯却并没有如祖大寿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就此为袁督师洗冤，而是继续对此事进行廷议。祖大寿、吴三桂等人无奈，只好率关宁铁骑归镇辽东锦州、宁远等地。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遭后金反间诬陷，又因大臣倾轧蓄意加罪，最终被处磔刑，冤死于北京西市的西四牌楼。其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没其家时，无一余赀。

袁督师幕僚、布衣程本直，因仰慕袁督师高义，自称袁督师门生，谓生平意气以豪杰相许，义不独生，上《白冤疏》自请同死，亦被斩。

据《明季北略》说，当时议论以袁督师勾引清军到京烧杀抢掠，北京城人人怨恨，在行刑时，北京百姓“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石匮书后集》则曰：“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不过袁督师的首级，最终并没有真的被传视九边，而是为其部下佘姓义士所盗取，在北京广渠门一处私宅内筑墓安之，即今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寺斜街袁崇焕祠、墓所在之处。这轮甲申年的清明，我曾去此地吊唁，见场馆颇为干净，并有不少中小学生以及一些商业公司敬献的花圈和菊花。并誓曰世代守护直至洗冤之日。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5）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

此言所论，略为偏颇，不免过于小觑了金庸先生。

指责金庸先生没有查阅《清史稿》者，其论源出几处。

首先是举证《清史稿·高宗本纪》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一句，另外《东华续录·乾隆》也载曰：“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这两者都说“五世孙”，并无说是旁系，所以应该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师后裔的几篇传记，也都未说是旁系子孙繁衍。另又责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的，而那时候乾隆还没去找袁督师后代，因此他依据《明史》言其无后显然不足为凭，且忽略了查阅《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但是，如果考据仔细些的话，应该知道处理袁督师一案的经办人之一余大成在其《剖肝录》中，说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据此，则似可说督师实无嫡出后裔。

盖因余大成为审理督师一案的当事人之一，更曾于其间力挽狂澜，最后是靠着威胁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师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则督师有无嫡出后嗣，作为办案官员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师一案，前后勘察达九个半月之多，绝无搞错的道理。再退一步说，即使余大成想维护督师后裔，在其中做点手脚，却又如何瞒得过这许多欲置袁督师于死地的大臣们。

另外，金庸先生也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这一条说辞，显然可以证明他是查阅过《清史稿》的，怎么能说他没看呢。

我以为金庸先生不但查阅了《清史稿》和《东华续录》等书，多半还查阅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档案。譬如康熙年间的《广东通志》就道：“（袁崇焕）籍没之日，无子。”而在清宫档案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条，更有这么一条极为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6）

一年后，广东巡抚尚安回奏道：

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

乾隆一向自诩英明神武，此人才具虽不如他自视得那么高，但是个聪明人且精明能干是肯定的。以他对此事几次亲自追问的认真和着紧态度，想在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简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开玩笑，而且毫无这个必要。而尚安追查时间长达一年，汇报的时候更是把袁炳的来历身世、学问、为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的五世孙袁炳，乃是过继的袁督师堂弟之子后裔。至此，袁督师无嫡出子孙一事，已经可以说确凿无疑。

而关于指责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师后裔传记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为金庸先生在《评传》中提到叶恭绰曾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云云，又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这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本的。因为既然已经证实袁督师无后，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于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师后裔，据记载却是黑龙江汉军旗人，这其中的联系，在其传记里并没有说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当时的环境去推测。如果撇开其他不论，他这个“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的推测，应该说确实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但是，袁督师是不是就真的无后了呢？

答案是：有。

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错了。

但是，他的出错并不是出在如时下所指责的那样，是忽略了《明史》成书时间，以及没有查阅《清史稿》等等，而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一些地方志和时人笔记、实物，以及东莞本地康熙年间所修的一部地方志。我猜想这是由于他受史籍记载中袁督师家人被流放到贵州和福建的暗示，因此没有想到可以在北方地区以及东莞当地的资料中寻找相关线索。

袁督师妻无子，不等于妾无子。袁督师家属被流放的时候无子，不等于没有遗腹子。

督师留下了一位庶出的遗腹子。

其实袁督师入狱时，他的小妾已有身孕，遗腹子一般不在流放之列。且依明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被判流放，是可以用劳役和银子来赎的，《明史·刑法志》：“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当时袁督师恶名满中原，如大大有名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就曾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说过这样的话：“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话中，“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想来不会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时期，大约是解释袁崇焕迫使皇太极去掉了帝号，向明朝求发印而不得一事。此事在清，可说是极大之屈辱，因此后来清廷在修明、清史时，全部予以删除，在官方文书中全无记载。但百密一疏，清宫秘档中却还留有皇太极写于天聪四年的一道上谕，其曰：

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史可法而后言语中的“先帝”，说的是崇祯，而小人则当然是说袁督师了。盖因督师宁远一战，导致努尔哈赤发病身亡。在史可法看来，许是觉得此事与清仇怨甚大，故有“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之语，无非是希冀藉此揭过这段恩怨，明清两家好联手剿闯耳。

写至此，又不禁复为督师心酸，一时唏嘘不已。

评曰：程本直布衣之士，尚知道督师之忠之冤，而余大成则说朝中大臣十之七知其冤，史督师在此处大骂袁督师为小人也就算了，毕竟当时袁督师还没平反，也勉强可以成理。但他颠倒黑白，诬指袁督师启肇了明、清两家的兵祸，却是其心可诛。清军犯边，历来是清军主动为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天下无人不知，史可法此处无非是要和清军联盟而已，即使这样，也不应如此颠倒是非嫁祸于袁督师。同是大明督师，相煎何急哉，相去何远乎。史督师此举与袁督师相较，岂止于陈元龙于许汜的上下床之差，更直欲追刘备所云之百尺楼上与地下之别矣。余颇以为耻。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7）

袁督师际遇如此，其庶子自是无法于中原存身立命，要生活下去只能隐姓埋名。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原人如此，辽东人却不是这样。在辽东，袁督师依然是人人景仰的大英雄，他的后人流落关外后，在宁古塔谋生起家。《东挽县志》：“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今北京)民间。大兵入关，为满州某所得，隶籍于旗。”

督师庶子名文弼，成年后因有军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从此成了旗人。也有说其后袁督师后裔改称为袁佳氏的，此说似不太可信。编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罗了当时除爱新觉罗外，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全部姓氏一千一百一十四个，查其中满族老姓只有袁氏，并无袁佳氏，另有姚佳氏、殷佳氏等，故余疑其或为讹误之说。

据民国时张江裁辑录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所载，袁督师宁古塔一脉后人的传承顺序为：袁文弼——袁尔汉——袁贵——袁常在——袁赶，袁赶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宽、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两个儿子在《清史稿》均自有传记，这位袁世福，还有他的子孙，乃是晚清大大有名之人。

咸丰九年，江北大营清军大战太平军，江北大营是由和春节制，其搭档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就是袁督师的这位六世孙袁世福，《清史稿》道：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富明阿幼年名世福，以马甲清制，八旗男丁十六岁以上，通过考试可披甲，分入步甲、马甲。从军，始有旗名富明阿。

清代的旗人风俗，称呼人一般只呼名不称姓，如“佟图赖”大多直接称呼为“图赖”，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所以一般称其为“富将军”，而黑龙江土著则干脆直接称之为“袁富将军”云云。

富明阿的身世来由，绝不是孤证，也不是重复引证、互相转录。除《清史稿》及张江裁编纂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外，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人笔记中，都有着差不多的记载。记载富明阿身世的地方志，至少有一北一南两种，如光绪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康熙年间广东编修的《东挽（莞）县志》，其他笔记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还有黑龙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缪荃荪《艺风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缪荃荪辑《续碑传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将军战略》、齐齐哈尔市的《御赐富将军碑》等碑文、拓片中，均记有此事。而这些天南海北的记载中，都一致说富明阿是袁督师的六世孙，来由也都说是出自督师遗腹子袁文弼。

另外，富明阿自己也曾亲口对在东莞为袁督师扫墓祭奠的同乡人陈国泰道：“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并因此和陈国泰结拜为义兄弟。《东挽县志》：“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县邻，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

通谱：即统谱，通常全称是“统宗世谱”，也叫“会通宗谱”、“大成谱”、“通谱”等。这种谱是将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统贯于一的谱牒，是一个始祖下各族各房家谱的集成。

此处所说的“通谱”，意指富明阿与陈国泰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清史稿》记富明阿身世曰：“富明阿……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而富明阿、寿山、永山三人皆为当时的名将重臣，功名赫赫，此晚清时节，冒称督师后裔并不能沾到督师的光，且其与陈国泰所言还是“密语”，显见其并不欲声张，此亦可为一证。再者当时袁家传承自文弼起，也不过五世而已，富明阿之祖父、高祖，即可与袁文弼、富明阿两人分别相接于世，其在世时期完全可以幼拜袁文弼，老见富明阿，是以此一脉谱牒传承当无可疑，袁氏后裔入旗籍，当如《东挽县志》所载，为满人蓄包衣所致。

因此，可以说袁崇焕——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这一传承，基本确凿无疑。督师有后。

富明阿骁勇善战，颇具当年关宁铁骑之遗风，是清军中的一员悍将，《清史》载曰：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8）

同治元年（1862年），富明阿以残废之身，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率领神机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一起剿捻，后来率精锐与僧格林沁联手进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杀。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宁将军，统管八旗兵协助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也就是著名的“克复江宁”之役，此战对清廷意义极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骑都尉世职，并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将军，督剿吉林马贼，富明阿不顾残疾亲自进山挥军力战，数月之间肃清马贼。然后在当地开田达数万顷之多，此后不到十年，他所开垦的地方便开建郡县。富明阿最后以伤病归家，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由于富明阿为政颇有佳绩，所以吉林、扬州两地百姓分别请为富明阿建祠，并立《去思碑》纪念。至今在黑龙江省尚保存有《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艺风堂文集外篇》则附录有《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碑文，另据报道，在齐齐哈尔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还藏有一《御赐富将军碑》的拓片。

而富明阿的两个儿子寿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则更有过之。这两兄弟分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辽东抗击沙俄的战事中以身殉国，极具袁督师遗风。其人其事，令人无法不想起当年叱咤风云威震辽东的关宁铁骑之绝世雄风。

寿山，字眉峰，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起，日军自朝鲜越鸭绿江进犯奉天。当时在北京任官的寿山，闻讯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单骑奔赴辽东前线。

在到达奉天后，他开始在当地招收义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就成功募集了两营兵力，寿山被命为步队统领，其弟永山任马队统领，率领两营士兵开赴抗日前线。

两兄弟在与日军战斗中激战连场，连战连克，一路恢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逼凤凰城。据《寿将军家传》曰，寿山于草河岭一役中“怒马当先，披坚执锐”，“绕山越涧，披荆力战”，“在南路山脊冲锋陷阵，戈什哈伤亡几尽，犹统率所部猛攻”，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腾正起，伤炮兵大尉泄田纲平、炮兵中尉关谷豁等。随后寿山和永山分别率马、步队“由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转战而前”，“在四颗树大获一胜”，日军抵敌不住，败退凤凰城。

其后清军统帅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准备分兵两路，收复凤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另一路则由寿山、永山两兄弟率领马步队各一队，进攻凤凰城东北。

是役，寿山、永山率军“肉搏风城，恒玉(镇边军步队营官)率其所部攻入东门，已就得手。讵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将我军四十余名截断城中，悉殁于阵，统领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率队策应，连受枪伤，洞胸阵亡，兵力不支，伤亡几半。幸经寿山等各营分投径援，贼始稍却，我军亦即收队”。《清史》则载此役道，“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并将其与邓世昌等人并为一传，评曰：

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此后，中日双方在摩天岭地区展开了多次激战，根据依克唐阿的奏报，寿山每战“无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综计前后该员头冠戎服，迭经洞穿，迄未受伤，其身旁亲兵伤亡不下十余名”，并曰其“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

次年，清军克复海城，寿山领七十骑外出侦察敌情，在汤冈子遭遇日军，遂与之搏战。《寿将军家传》道，“正酣战间，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寿山“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即却。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时江淮诸宿将，作壁上观者，皆舌挢不能下”。如此悍勇，与古之猛将不罔多让也。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9）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寿山任镇边军统领，驻瑷珲。

二十五年任瑷珲副都统，帮办黑龙江边防和军务。明年署黑龙江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部队数千人扬言要去保护哈尔滨的铁轨，纷集海兰泡，前来向寿山借道。

《清史》记载，当时寿山大怒道：“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遂拒绝其要求。又传檄瑷珲副都统凤翔道：“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以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守东路，警告俄军不要进兵，由清军负责护路。随即闻听俄军已经分道并进的消息，寿山遂下令：“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但俄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瑷珲卡伦山，之后又制造了屠杀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惨案，我百姓被驱赶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伦贝尔等地也纷纷告警，哈尔滨沦陷。

寿山闻讯，“千绕室，夜愤恚垂绝”，他一面电告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其前来会攻哈尔滨，一面通告俄军，谓若罢兵，愿以全家为人质，勿得侵凌我国百姓。

七月下旬，寿山所部清军和义军配合，向被沙俄占领的哈尔滨发动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并将俄军压缩在新市街松花江车站一带。在瑷珲前线，清军与义军固守待援，和俄军对峙不下。但由于东路的吉林清军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沙俄则不断增兵，最后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之多，致使寿山孤军奋战，哈尔滨之战终于遭挫。

面对十几万沙俄部队，清军寡不敌众，又无增援，八月十五日瑷珲也终于失守，固守此城的凤翔死战殉国。随后，齐齐哈尔门户北大岭被攻陷，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等人全部战死，俄军进逼齐齐哈尔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军致函寿山，要求商议停战。

寿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谈和议，而自己却以古有“军覆则死”之义，又“疆土不保，负罪甚深”，穿戴整齐后于棺材中吞金自杀，不死，呼其属下来枪击，属下不忍，手发抖第一发打偏，中寿山左肋，不死，又命其击小腹，仍不死，于是厉声命令再击，乃气绝。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对他，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清廷先是下诏责备他挑起边境冲突，后又剥夺其世袭职位，最后还是由于总督徐世昌屡请复官，才在六年后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寿山还有一位族孙也于此役战死沙场，他就是在黑河与统领崇玉一起战死的那个北路营官瑞昌。

袁督师这一门，是真正的英雄。而读寿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师，这位尽毕生之力保家卫国，最后反被他保护的那些人们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临死前，在即将对他千刀万剐的刑场上口占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果然，在袁督师死后，他的后代们或于乱世造福辽东百姓，或死于守卫辽东的边事，真的无愧于督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遗言。关宁铁骑的后裔雄风不绝，在袁督师英灵的注视下，依然守卫着督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辽东大地，他们是真正的好男儿。

有后若此，袁督师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贤如此，后来者又需要以怎样的姿态和作为，才能去面对督师以及他后裔们的忠魂？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0）

二、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

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

根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我一向觉得不少东林党人也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二致，因为他们同样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疆护国。

而当时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则对孙承宗极其忌惮，甚至害怕到只是因听说孙承宗已经入关而来，就以为是他要来清君侧了，以至半夜三更跑到皇宫里绕着皇帝龙榻大哭不已，搞得那位皇上只好半夜爬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连夜入见，赶紧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

到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原来只有一人一车，车上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边境线各处巡视防务而已。

而大明朝的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大成则在袁崇焕。

崇祯二年，辽东大帅祖大寿率军破山海关东归，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以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回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接着又击败了蒙古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从孙之澈、之、之泳、之泽、之涣、之瀚，子孙合计十七人，尽于此役力战身亡，满门无一降者。

孙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贤而遭抑，后又因朝中党争被杨嗣昌、薛国观等辈所忌，终不能尽展韬略。其人仅在辽东经营四年，便已气象如此，如任以专命由其放手作为，则其功不可测也。

但他脾气过于耿直，以至于其一门大小战死后，还依然为杨、薛等辈宵小嫉恨，连抚恤之事也要从中阻挠，因此终崇祯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时，才被追谥，号为“文忠”。

孙承宗又著有《车营扣答合编》一书，这是他和军中赞画鹿继善等参谋、将领一起编著完成的一部军事论著。全书分为《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四篇，完善了自戚继光以来的火器、车营等部队编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军事色彩的步、骑、炮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雏形，并明确了火器为主的军事主导思想，这些对明军，尤其是辽军在此后的战术和作战编制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清人著史，独写孙承宗事迹为一传，评其功曰“国是如此，求?危，安可得也”，论其才之际遇则曰“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又自诩本朝曰“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其言皆颇为是，读之使人无可奈何甚矣，呜呼，复又为之一叹。

崇祯十一年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殒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际的委屈，却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虽然没有遭受如袁督师那样的千古奇冤，但殒身之惨烈尤有过之，为明季所罕见。又其才略不在袁督师之下，且余以为在明清易代上，他的地位也当不在袁督师之下，故在此复述纪之。

象升字建斗，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他一手组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农民军在与其激战后，因其勇猛过人，不少人称呼其为“卢阎王”。而《明史》亦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1）

他建成“天雄军”后，就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等部屡为所破，连连遭受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后来京师戒严，崇祯诏其入卫北京，高、李得以松了一口气。《明史》对他此次调动，有这样的评论：“（卢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由此可见他和所率部队对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威胁之大。

之后卢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在宣、大屯田之际，不多时便积起粮谷二十余万石，崇祯因此下谕，命九边皆以宣、大为本而习之。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自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青口山（今河北迁安东北）入关，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杀。

崇祯第三次赐予卢象升尚方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当时因卢象升还未服完父丧，便身着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军一起誓师出军。

此时的北京城外，清军正四处蹂躏，京畿州县，清军一至则陷，崇祯十分恼火，群臣也纷纷献计献策。这其中还出了一档子事，听去好像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书陈说边务，内里有一条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嗣昌见书，对其所陈各项建议极为赞赏，以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别推荐。不一刻，崇祯的圣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给事中，作速到任管事！”于是这沈迅立时走马上任去了。《烈皇小识》。又，《明史》：“迅、若骐并得刑部主事。两人大恚恨，结杨嗣昌，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辅被兵，迅请于广平、河间、定州、蠡县各设兵备一人。又请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他条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盛称迅言可用，乃命为兵科给事中……京师陷。迅家居，与弟迓设砦自卫。迓短小精悍，马上舞百斤铁椎。兄弟率里中壮士，捕剿土寇略尽。大清兵至，破砦，迅阖门死之。”

余见此记载后，尝遍索诸书，可惜终未能获其后来的政绩记载，以至于不能考据出此人到任后，到底将天下的僧人尼姑们怎样了，此实为余生平一大憾事云。盖因此条建议若然实施起来，中国释教史或许将为之改写也未可知。

不过此人的想象能力虽然“出众”得一塌糊涂，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个不怕死的，称得上是条好汉子，而且他弟弟还是个武林高手，在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铁锤。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后，这兄弟二人在家乡率乡人先和农民军大战获胜，后来在与入关清军的激战中，满门战死，亦算得上是一位“异人”。另外还有一些记载说，导致中原不复汉衣冠全民剃头的那位大汉奸孙之獬，就是被这位沈迅率义军所杀，而且是杀了个满门灭族鸡犬不留。

明季之世，相当部分士人如沈迅者，虽然或食古不化，或不通政务迂腐可笑，乃至秉性懦弱等等，但是在大节一层上，却都颇为严整，农民军破城之时，往往有守吏、生员等阖门自尽者，清军下江南时，士子死节者亦比比皆是。不过，变节甚至屡屡变节全无廉耻者，也一样比比皆是，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此点甚为可探，暂且留待后章中讨论。

再说当时朝廷之中，有内阁大臣杨嗣昌、太监高起潜为首的大臣或明或暗地提出与清军议和，于是当卢象升在崇祯召对，问他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臣主战。”

此话一出，我想足以使一向极要面子的崇祯立刻面色大变。

在中国历史上，主战、主和两派历来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没几个好人，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了。崇祯虽然没有直接表态说要议和，可卢象升这么一说，那就等于隐指崇祯企图与清军议和，崇祯又怎会愿意担上这个滔天罪名，更不要说此前袁崇焕袁督师被杀头的罪名中，就有一条是议和的。

所以崇祯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先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推说只是外廷有这个建议，随即便叫卢象升出去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军情，再也不和他说什么了。而此后崇祯一直对杨嗣昌、高起潜等人陷卢象升于绝境不予理会，并且在卢督师战死后也一直拖着不予优恤的原因，以我的小人之心揣测，只怕就是因为卢象升这话戳到了崇祯的痛处，且迫使他无法实施自己的战略和政治决策，是以他想教训教训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

议和之事既然败露，那么卢象升、杨嗣昌、高起潜三人商量的结果，当然就只有和清军一战了。根据当时明军获得的情报，清军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来，所以卢象升打算先据守保定，然后诸将分路出击，在庆都会合后与清军展开决战。只是诸多事情却为一心想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两人所掣肘，最后的结果，仅宣、大、山西三总兵归卢象升统率，而关宁铁骑和其他部队则属高起潜指挥。

这么一来，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援兵，实际手下还不到二万人。等后来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到昌平，卢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马去，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就更少了。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父亲杨鹤，是陕西总督。这里要说一下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Fredreic E.Wakeman,Jr.）在其《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说，“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的《杨镐列传》道：

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2）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的《杨鹤列传》则曰：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

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杨嗣昌此人，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军事、政治才干的。

在任上他曾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致使全国的农民军活动进入了惨淡的低潮期。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后，面对关内农民军和关外清军这两大内忧外患，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方针。

四月初二日，他呈上了一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奏折：《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在此疏中，他把农民军视为当前的心腹大患，他这样说道：

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崇祯对他的这一战略提议极为赞同，一改此前明廷重边患轻内忧的思路，开始把主要精力和相当部分边兵战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事上。自此，明军的战略重心由关外转向大明腹地，打击的重点对象由关外八旗军改为关内的农民军。

杨嗣昌针对当时农民军活动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

首先他将陕西、河南、凤阳、湖广这四处农民军主要活动地区划为“四正”，命令此四地方军政长官以剿杀为主，防守为辅；而以此“四正”周边的山西、延绥、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地为“六隅”，专以拦截为主，阻止农民军进入其辖区，在时机有利时也可按部署参加围剿行动。

在这个计划启动后，湖广地区的左良玉所部首先于八月在南阳大败张献忠。十月，杨嗣昌在崇祯面前，给自己立下了一份三个月时间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试图一举了却这个“十年不结之局”。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谷城接受招降。

随后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在明军的沉重打击下也相继投降。而李自成则在连续战败后，仅余极少亲随，不得不转入山中潜伏，以躲避明军的绞杀。

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农民军活动，一时间基本被肃清或者压制，杨嗣昌所立之三月“了十年不了之局”军令状，可以说大体上已经顺利完成。从此崇祯对他非常信任，并且极其重视。据计六奇所撰的《明季北略》载，在杨嗣昌死后，崇祯曾感叹道：“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崇祯这话虽然不免偏颇，但却很可以说明杨嗣昌并不只会纸上谈兵，而是确实具备了相当军事和政治能力的。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老对手——关外清军，却于青口山和墙子岭两处破关而入，开始了崇祯朝的清军第四次入关战役。

这，使得杨嗣昌极为头痛。

对此局面，杨嗣昌经过衡量后认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于是他试图先和清廷议和，然后等剿灭了内地的农民军，再回过头去收拾关外清军。

就当时的局面来看，和清廷议和应该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杨嗣昌的这个想法，和当年袁督师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曾试图先与清廷议和以便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日后再一举灭之。因为如果双方不能暂时休战，那么就会不断地进行拉锯战，虽然以当时的局面可以预料双方不会有大的胜负手出现，看上去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无法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从而导致无法在一定时期内最终解决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

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好不容易刚刚把他们压制下去，还未来得及巩固战果和肃清农民军残部，清廷却从斜刺里杀了出来，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面作战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不得不说，此刻的清军入关，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农民军的颓势，使得农民军势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并在此后不久再次进入农民战争高潮。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3）

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往往势穷则降，一旦再度发生饥荒或者官军兵力和防备有所松懈，马上又会复起，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彻底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得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大好断定他们父子曾对突厥称臣过。

鉴于此，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是偷偷摸摸，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但事不密泄露而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他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

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致于搬家。

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但目光比较短浅，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此实为饮鸩止渴，竭泽而渔之举。因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年，饥民们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他有相当的军事能力，能居中策划，但却不是个好的领军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这样记载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往往因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不过这在明季相当普遍，往往只要政见不同就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是个源自党争的士人通病。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

此处，先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甚至卖国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

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史记》曰其时“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他希望李陵能为他“死战”。

于是，仅仅因为后来李陵没有战死，他那以数千人对抗十万匈奴的全部功绩和无奈，便被一笔勾销了，而汉武因此产生的怒气，则足以使得此前来报信说李陵勇猛深获士卒欢心的陈步乐就此自杀。

从战争和军事角度看，李陵身为一个帝国军人，他尽力也尽职了，而且还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点”，仅在于他没有死，于是他的个人价值就已完完全全地被淹没了。因此，他注定就要被后世的道德“楷模”们所唾弃。

与此相仿，中原历代皇朝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标准，这标准是以道德和夷夏大防等等为第一要务的，而不是以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胜负为界定标准。谁要是想和异族议和，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将被后世所唾弃，无论这个议和是不是权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欺诈行动，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号，最后钉上历史“耻辱柱”供人?唾弃。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4）

是以卢象升对崇祯说“臣主战”，和杨廷麟说杨嗣昌、卢象升二人之争是“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他们二人实际上使出的是同一个招式，而且这是一招无解的绝杀，可以一击毙命。

他们两人这一招，甫起手就已经从道德上彻底封杀了崇祯和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议和的企图。“主战”两字一出，即便对面是君临天下的天子，最后也只得乖乖说声“战”，再也不敢言“和”了。因为无论是谁，不会也不敢去挑战这个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生命的庞大的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不是在和什么具体的人在交手，这是在与“天下”为敌，是在和一个根本没有实体而又无处不在的对手作战，因此就算你贵为天子，那也一样不成，照样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只是，这一无敌于天下的“正”招，灭杀的却是大明王朝继续生存的又一缕希望。

面对杨廷麟“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如此严重的指责，杨嗣昌当然会大为恼怒。

于是他先把杨廷麟派去卢象升手下任赞画军事，然后又设法夺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职位给陈新甲，《明史》曰“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卢象升未动一兵就已经获罪。又使大学士刘宇亮前去督师，并要巡抚张其平。（此人后来以失地罪被崇祯杀了。其实若卢象升不败，他也不能因失地被杀，颇有自作孽的味道。）切断卢象升的粮饷，随即又以云、晋有警，把总兵王朴的部队从卢象升手下调走。

其余还有一大堆手脚就不提了，总之在杨嗣昌如此这般一番算计之后，号称总督天下援兵卢象升的部队，此刻就只剩下了杨国柱和虎大威的五千人，且粮饷就此断绝。

卢象升部队绝粮后，全赖民间自发贡献口粮果腹，遂令杨廷麟前往真定求粮，不果。而各地镇官为阿谀杨嗣昌、高起潜等人，故虽卢象升亲至哀恳疾呼，亦莫肯救之。象升所部三军，上下奔走达千里之遥，空腹而驰，未尝一饱，百姓知其为奸臣所害，欲陷其于死地，莫不涕泣。《明史》记曰：

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闻之，咸叩军门请曰：“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

最后，卢象升部队已经七日靠掺杂冰雪为食，但却依然无一人叛之。卢象升知道如此下去也是不免，于是出帐，向四面军士跪拜道：“吾与尔将士共受朝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全军无不涕泣，莫敢仰视，誓与清军一战，于是全军拔寨而起，出师决战。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率领五千人进军钜鹿贾庄，高起潜率领数万关宁铁骑驻扎鸡泽，距离贾庄五十里不到。卢象升推进至蒿水桥，遇清军，急遣杨廷麟奔驰高起潜军求援，高起潜不应。

卢象升此刻已经出军，先射倒清军一人，清军大噪合围而进，结果为卢象升率军冲杀击退。清军首战不利，退还大营。

是夜，卢象升自领中军，以虎大威帅左营，杨国柱帅右营，坚营自守。夜半，清军号角声四起，至天明，清军数万骑围卢象升营数重。

卢象升在此战开始之前，就知道定将不免，所以早已萌生死意。为了避免自己过早战死，导致本军大溃，因此他这天穿的不是主帅制服，而是穿的普通士兵的号衣，又将印绶缚在肘后以方便辨认。随即卢象升麾兵与清军激战，整个战场杀声震天。

此战自辰时打到未时，卢象升军终于炮尽矢穷，两军开始肉搏。清军主力乘机对卢象升所在的中军发起了冲锋，卢象升大喝：“谁为我取彼者！”总兵虎大威应声而出，杀入敌阵，但他兵力实在太少，因此虽然死战半晌，却不能杀退敌军，眼见势不能支，卢象升见状大呼道：“虎将军！今吾辈效命秋，无自爱！”遂带全军杀入，与虎大威一起并肩力战。

卢象升在清军阵中引刀奋战，大呼不已：“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独力格杀数十名清军，最后身中四箭三刀，落马阵亡。

卢象升部下掌牧杨陆凯怕清军残害督师尸体，伏身其上，身中二十四箭而亡，仆人顾显亦于此役殉死，虎大威、杨国柱二人杀出重围，仅以身免。

原本忠臣大将战死，回报朝廷，皇上给个谥号封赏一番家属，最多再哭得几声，就算完了。而中国历史上像这样忠臣为奸臣所害，?帝凉薄之事体，比比皆是，原不稀奇，譬如岳武穆。

但明季之事，却往往匪夷所思已极，即使穷尽小说家之想象，怕亦未必能想出其中之万一来。

卢督师为国捐躯，以身殉节，部下为怕清军残害他遗体，不惜以身受死，因此他死后清军倒真没能摧残其遗体。可是他们却万万想不到，卢督师的遗体竟然会被自己人拿来做起了文章，闹出一场大风波，以至于又有忠义之士为此而不幸殒身。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5）

高起潜在闻知卢督师战死后，一箭不发率数万关宁铁骑仓皇逃窜，又怕被追究拥兵不救的罪状，因此不敢上奏说卢督师已死。此一战中，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数万虎狼之士，在高起潜的率领下，对五十里外与清军殊死一战的卢象升五千部队作壁上观，随后更落荒而逃，是为关宁铁骑建师以来头一遭。袁督师一去，雄兵利卒便沦落至此，夫复何言。

而杨嗣昌则更狠，他不但要回避给卢象升掣肘致使陷入死地的问题，竟还欲乘机治卢象升一个举动失宜畏罪潜逃的罪名，因此绝口不说卢督师已经战死。

通常而言，一般的庙堂之争乃是权利或者党派之争，因此如果有一方下台或者身亡，这斗争也就算结束了。但杨嗣昌却竟然在对手死后还要继续进行报复，杨、卢二人这仇结得如此之深，似已经超出了党争和争权的范畴，更似江湖上的私人恩怨。究其原因，大约一是当初卢督师责杨嗣昌意图向清军求和，让他失了面子；二是因战、和之争，两人之间爆发的一场争执，使得杨嗣昌觉得自己差点首级不保。

当时，杨嗣昌曾经派遣一盲人算卦者悄悄去找清军媾和，哪知清军大怒，以为议和乃国家大事，你派个残疾江湖人来算个什么？因此差点杀了那算命的。

结果此事为卢督师所知，便因此责问杨嗣昌：“公等坚意言抚，独不闻城下之盟，《春秋》之耻乎？且某叨剑印，长安口舌如风，倘唯唯从义，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因绋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卢、杨、高三人当时均有孝在身，尚未出服，故有此言。，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尽丧本来，何颜面立人世乎？”

杨嗣昌大约以为卢督师欲取其项上人头，书载其当时“色战”，大声叫道：“公直以尚方剑加吾颈耶？”

卢象升慨然道：“尚方剑须从己颈下过，如不歼敌，未易加人。若舍战言抚，养祸辱身，非某所能知也。”《明季北略》。这话既说得慷慨激昂，又直指杨嗣昌如果舍战言抚，则迟早会养祸辱身，不免身败名裂。但他话中不说尚方宝剑绝不加人颈，只说“未易加人”，最后一句“非某所能知也”，意可双解，可做非我所能知道的意思，也可说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意思。估计杨嗣昌是理解为后一种意思的。

杨嗣昌仓皇而去，双方自此彻底决裂。在他那里，国家大事就此成了江湖恩怨，于是和卢督师结下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

再者，杨嗣昌得知卢督师死讯后，大为放心。只是卢督师既然已去，最要紧的自然便是先知道其他仇人的消息，所以他不问其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杨翰林死未？”当时报信的人不知道杨廷麟就是杨翰林，只知道他是卢督师军中赞画，一时间不知其所云而无从作答。

于是杨嗣昌又赶紧补道：“杨赞画死未？”

这次报者总算知道了，答曰：“已先奉差，不在营中。”

杨嗣昌听后，顿时“为不豫者久之”《烈皇小识》。。由此可见此公欲效曹操之故智，直把杨翰林当祢衡耳。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天不遂人愿，老天也有开眼的时候，杨廷麟偏偏就在生死存亡之际，被卢督师派去了高起潜那里求援，导致杨嗣昌奸谋落空，最后空自懊恼了半天。

而杨廷麟刚刚得脱大难，却马上又听说杨嗣昌等人诬陷说督师是失踪，并没战死，意图陷害督师。于是他和部下急忙前往战场寻找卢督师尸体，在找到督师尸体后，发现其时督师甲衣下依旧还穿着麻衣白网巾的孝服，盖因父丧未服完之故。

只是如此一来，杨廷麟报说督师已经殉国，而杨嗣昌却说没死，不知道孰为是，崇祯于是下诏，令认得卢督师的士卒、官吏前去验视遗体。

先是卢军一幸存小军远远望见督师遗体，立刻便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一时间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顺德知府于颍在检视后，也上书报曰卢督师确实战死，杨嗣昌却又故作谨慎，复派三士卒前去检视。

杨嗣昌大约以为他选的那三人铁定是会顺着他意思说，那不是卢督师尸体，那么他就可以做文章了。

谁知道在那三人中，有一名叫俞振龙的，大约是不忿杨嗣昌如此作为，可能在去前在杨嗣昌面前装了一回佞人，不然我想杨嗣昌是不会让他去的。可当他去检视完回来后，却坚持实话实说，一口咬定那就是卢督师的尸身，卢督师确实战死沙场了。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6）

杨嗣昌闻讯大怒，立刻将其严刑拷打，鞭挞时间长达三日三夜，那俞振龙最后怒目大喊道：“天道神明，无枉忠臣！”《明史》。随后便被活活打死。

而另有卢督师属下一名千总，名唤杨国栋的，写塘报呈送兵部，杨嗣昌要他更改塘报，诬写卢督师如何畏敌逗留，导致兵败身死。这杨国栋坚持不许，于是也被杨嗣昌诬陷，被处以极刑，只是这位和督师无亲无故的千总，至死都未改其所写塘报一字。《明亡述略》。

天下百姓闻听此等情形，群言滔滔千夫所指，恨杨嗣昌入骨。可惜，这些却入不了崇祯耳。不过，即使入了崇祯耳，我想也是一样的无用。

好在还有那么多人指认卢督师遗体，更有大批的屠狗辈宁死也不愿枉污忠臣，所以想要诬陷卢督师是不可能了。可是被杨嗣昌这么一闹，卢督师遗体不得入土为安，已然居停达八十日之多，至此方准其家人前来收殓。

杨嗣昌其人于崇祯五十宰相中，实可谓除孙阁老外唯一有大才的人物，也算是唯一一个在位时有实权（孙阁老便是无实权）又能办实事的首辅，只是其心也可谓毒之甚矣。其先以奸谋陷死卢督师，在卢督师殉国后又欲追构坏其身后声名，乃至不惜枉杀两位义士，更荼毒卢督师遗体，使忠臣良将以身殉国后不能入土为安，暴露腐朽达八十日之久。按中国的传统习俗，死者入土为安责莫大焉，是以在当时的民间百姓和相当部分朝廷官员看来，此举实在大违天道，颇有神人共愤的味道。

越数年，杨嗣昌亲自率军出征，围攻“八大王”张献忠。张献忠用兵飘忽之极，神出鬼没，而杨嗣昌则“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所以虽然兵力远大于张献忠，却为张献忠所算，最后因大明藩王被张献忠斩杀而畏罪自尽。张献忠为泄愤，尽掘杨嗣昌祖上七世坟墓，并挖出杨嗣昌夫妇尸体，将他们乱刀分尸。待得杨氏后人前来收葬时，竟是无法得全其尸，只得以其半复回葬之。此一节，大约是可以说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

只是再怎么地，这等都是身后话，至多也就是出口闷气而已，终不能起卢督师于地下，如此，则要这身后报应又有何用？复可为之一叹。

另外，由于崇祯一贯有处分主办官员的习惯，因而也有言官提出，要对身为此次导致卢督师战死的战役领导者杨嗣昌进行处罚，甚至以袁崇焕为例子，要求处死杨嗣昌，不过根据《明史》的记载，至少有两位官员却因此遭到了崇祯的处分：

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侵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

又，此战之后果，不单是卢象升和孙承宗殉国，大明的文臣、武将乃至监军太监，因此被崇祯帝同一天处死者多达三十六人，为崇祯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斩杀朝廷官员之行动，但杨嗣昌却还是恩宠不减，甚至连一点处分都没有。《明史》曰：“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

第二年，卢象升妻王氏因督师是为国捐躯，故请朝廷给恤，不准。后年，其弟卢象晋、卢象观又请恤，又不准。一直到杨嗣昌畏罪自杀后，大臣们多次上书，才总算勉强赠了卢督师一个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其祭葬，世荫锦衣千户，但却没有追谥。等后来南明弘光朝廷的时候，才追谥为“忠烈”，予以立祠奉祀。

卢督师以身殉国，前后遭遇之惨亦不下于袁督师，而其家人牺牲之惨烈，尤过于袁督师家人。其弟卢象观于崇祯十五年，为乡荐第一，成进士，官至中书，南明灭亡时，投水自杀。卢象晋出家为僧，堂弟卢象同和其部将陈安壮烈战死。

卢氏满门忠烈，于卢象升之后，为大明战死、殉难者，多达一百余人。卢象升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功绩赫赫，死得又极壮烈，然崇祯如此刻薄于他，深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崇祯之前过于宠信杨嗣昌之故，如果否定杨嗣昌，就等于说崇祯被奸佞所蒙蔽，也就是否定了崇祯自己，这是崇祯绝不可能接受的。既然皇上不能没面子，那就只好让卢督师没面子了，这和从前崇祯明知道袁崇焕无罪，最后却非要杀袁崇焕一样，都是因为死要面子。

崇祯为了面子，生生丧送了大明两位雄才大略见识过人的统帅，自己砍断了拱卫着大明朝的最粗大的两根中流砥柱，而最后，崇祯自己竟然也是死在了这死要面子的脾气上，难道此果然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成。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7）

三、周延儒笔墨退敌和崇祯大殿行刑

明亡前清军的最后一次入关，始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底，此次入侵为祸尤烈。

据《东华录》载，此次清军由多尔衮、岳托率领，分路攻明，自墙子岭、青山口入长城，明京师闭门自守。于是清军分四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直抵明兖州府。先后杀明鲁王以下王、将、吏达数千人，攻破明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降伏六城，败明军三十九阵，掠得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其他物品若干，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多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到六月间，入关清军陆续退净。

就在此次清军进逼北京之前，首辅大臣周延儒正好在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由于他是当时崇祯帝前最得宠的大臣，所以这个寿诞筹备得极为隆重，甚至连皇后都在让自己兄弟周云路去帮他筹办此事，可见其权势之炽。《明季北略》曰：“大内周后以皇亲云路通谱原注，批云：周奎之子。，备筹钱；外廷则尽文武、遍海内为延儒添寿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进口之说，延儒不信，曰‘边塞将佐为粮储劫司农，常套也’。”

周延儒这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安稳过个生日，也许是为又一次迎合崇祯省钱的心意，总之他故技重施，再次拿出当年构陷辽东兵将讹饷的手段，指边将谎报敌情是为了讹诈朝廷钱粮。正是这个手法，使周延儒当年自一名侍郎升到了大学士。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件轻车熟路的事。

只是这回周延儒这套为皇上省钱的手段，却没能发挥以前那么大作用，因为这次崇祯皇帝被周延儒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日早上五更，入关清军攻破蓟州，随即关闭各处城门戒严，故而便没了后继消息。于是十一、十二两日北京无警。周延儒以为情况被自己料中，还曾因此大为得意。哪知道到了十三日早晨，清军却突然发兵南下，一时间“畿辅左右，兽骇禽飞”，北京守军赶紧闭门自守，这一关门，就一直关到了明年去。

崇祯十六年三月，北京终于重开城门。此时北京城里领了各种任命和任务无法出去的文武官员，竟已达五百余人之多，北京这一个春节过得心惊肉跳惨淡之极。崇祯朝的第一次元旦失朝就发生在此时：“十一月、闰十一月、十二月，满城人如处瓮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礼应辑瑞，十三省方岳无一至者。二月春闱，亦无言及。”

可以肯定被吓了一大跳的崇祯，在清军进逼北京城下时，就已经龙颜大怒，《明季北略》说他当时恨道：“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两抚一镇，悉逮而系之狱，诛之！”

于是崇祯十六年北京解围后，永平、顺天两府巡抚马成名、潘永图被斩西市。崇祯说的那“一镇”，据《明季北略》载是指唐钺。也许是水平所限，余虽遍寻资料亦未能查出此人本末。如果真有唐钺这个人，则也似定然不能幸免，而一镇之官如果死于皇命，又理应于史有载，不应毫无踪迹。当时倒有个唐通正驻扎在密云一带，所以有可能唐钺为唐通之误。

且先不管那一镇是谁，马、潘两人是肯定因此被杀的，也不管最后因此事到底死了几个人，凡是因此而死的，追根究底都可说死于周延儒之手，而不是崇祯。

至于那个唐通，在后来的甲申之变中，他曾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且留待后面再说。据《明史》载，此人于松锦大战中“既败归，仍镇密云。其年冬，奉诏入卫，命守御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东，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战。明年复尾而北，战螺山，败绩”，同时又说他“口辩无勇略”。

从以上事迹来看，这唐通确实胆子很小，花花肠子不少。他率军尾随在入关清军之后，又是南下又是北上地“奋力抗战”了几个月，却一仗未打。最后的螺山一战，是与清军主力出关后殿后部队的小接触，所以既没因不战失地而获罪，也没因和清军打仗而壮烈牺牲，官爵性命得以双双轻易保全，而且还由大股部队护卫，前呼后拥从北到南地“旅游”了一大圈回来，着实聪明得紧。

且说周延儒在清军围城后，计无所出，惊慌失措而“为之无色，聊效杨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场于石虎胡同口，唪咏法华经第七卷”。

到了次年三月开城门，那出去就职的五百多官员四面八方地撒将出去，陆续有信回来，说是在哪儿都没见着清军踪影，好像十万清军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因此周延儒怪道：“北兵踪沓，如京中之雪，春风飘荡，无踪可觅也？”《明季北略》。

一直到了四月初三，发现清军的消息才终于来了。

原来清军此前一直都没有出关。他们自十月入关，一直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一路烧杀抢掠?到现在已将近两百天，哪怕单只是沿路抢东西，这会儿也应该抢到手软脚软人马困乏了，战马早已掉了膘，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此时此刻如果碰上一支敢硬碰的生力军，清军非大败不可。于是清军大队人马自三月初一日进入莒州地界，戒严四周，开始在敌占区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全军战地疗养活动。

莒州之地，四面环山，水草茂盛，三月又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之际，清军在此牧马于野，人皆休卧，抽空收拾分配一下这一路抢得的金银财帛和女人，当真是一派田园风光，可谓其乐融融哉。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8）

吃好玩好睡好的清军足足安心疗养了一个月，顿时又复人强马壮之势，于是开始整军北还。

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感面上无光，此前他恨“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可此刻已然找不到如马成名、潘永图这样的倒霉蛋来杀头解恨了，于是大怒道：“朕欲亲征！”

这一下大臣们的脸上都挂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说要代皇上亲征。头一个发言的自然便是周延儒。

崇祯这个人，刚愎多疑脾气不好，但绝不笨。他心里清楚得很，这群人没几个是真想替自己分忧的，而是生怕自己发怒砸了他们饭碗要了他们脑袋，不得不如此做，所以他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于是便有了这么一幕：

延儒跪曰：“臣愿代皇上。”上不言，仰视，侧摇其首。延儒起，陈演继之曰：“首辅阁务殷繁，臣可去。”上仍不言。陈起，蒋德璟下跪曰：“臣实可去。”上又侧摇如前。蒋起，延儒再跪请出，上冷笑曰：“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看过奇门，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当时不得不谢恩而出。《明季北略》。

这群人是硬着头皮请代帝出征的，本就不情愿去，这“当时不得不谢恩而出”一说自是当然。但崇祯道在宫中看过奇门云云，却千万不可解错，以为崇祯突然真的喜欢起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儿来了。看奇门起卦之事，当然是没有的，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他知道周延儒的家住在城西。而周延儒一贯善体上意，自然也明白崇祯是什么意思。当下他出了朝门果然便不敢向西走一步，皇恩浩荡之下，大约走路时也是面朝东边的，一路直奔城东而去。最后堂堂大明朝的首辅大臣，竟是在齐化门（今朝阳门）城楼上士兵们的哨铺上睡了一晚，并且在城楼上起草了出征奏章和随征人员名单。

其实崇祯这一逼，倒也不错，让他下去考察了一回普通士兵的生活，走向了基层，如若日后不死，也许有点裨益也未可知。

再说清军北还之时，东起天津，西到涿鹿，横亘三百里，附近城堡，炮声日夜不绝。而此刻已经赶到北京勤王的部队有四镇，其中三镇是辽东系将领：刘泽清、黄得功、周遇吉，还有一镇就是那位口舌便利的唐通。

四月初六日，周延儒率着大队精兵强将出北京，出征随行大臣四名：御史蒋拱宸、兵部职方郎中尹民兴、兵科方士亮、户部刘嘉绩。到了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他就停下不走了。

皇上命周延儒出京邀击清军，他又何以刚出北京就不走了呢？

原来这周延儒在通州得了四个大门生。他把那四镇大将全都收作了自己门生。大明朝的首辅大臣收了四位兵镇一方的大将为学生，这自然是件大事情，自然是要受拜师大礼的。于是他带着四大臣先去四镇大将那里轮流吃拜师酒席，然后又带四位门生去四大臣处轮流吃祝贺酒席，等拜师祝贺的客席都吃完了，自然还要还礼。于是他又做东，从四镇的场地起一直做到四大臣的场地，这一来就至少花去十六天，正好这时候又来了其他四镇勤王兵马，于是又继续轮流主客相请、还请。喝酒还不免有喝多的时候，因此自然间中还需要休息个几天。如此一来，一个月时间便轻易过去了。

但这次他领兵出京抗击清军，乃是替皇上出征，当然更是头等大事，以周延儒的聪明，岂能不知道其中厉害，当然绝不会耽误。

所以他早晚两封疏题，以极品笔墨于上好纸张上，拟画各军将士种种如何与清军浴血奋战屡屡大捷状，飞报北京。周延儒二十来岁便是两试头名，大明朝堂堂的状元公，清人乃化外之民，生平了不起只看得一部《三国演义》，故而以他胸中锦绣文章和手中笔墨，要在此处大败清军，当真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之极。

而日后有人说他“受贿纵敌”，却实在是大大地冤枉了他，绝无此事。因为这一大堆部队实不曾出营放过一箭，连演兵也不曾有过，就是清军在什么地方都未必搞得清楚，更不用说见到一个清军了，要纵也无从纵起。

五月初六日，蓟镇已经没有清军的消息。

初十日，周延儒率军凯旋。崇祯亲自迎接这位代他出征领军奋战打退清军的首辅大臣，握手搀扶，慰劳备至。

十五日，崇祯赏赐阁臣们羊酒，大约是觉得没面子，陈演、蒋德璟两人以“贻我皇忧，方负愧”《明季北略》。之由辞谢。周延儒聪明得很，一看情况就知道自己遭妒了，所以赶紧也一样辞谢，而崇祯大约也知道其中缘由，所以都准了。

十八日，崇祯命礼、吏、兵三部准备阁臣凯旋的庆贺宴席的各项礼仪和事项，这三部两次送上宴会策划书，崇祯都不满意，发回要求重写。

五月二十三日午刻，崇祯传谕大小九卿，申刻平台候旨，待众人兴冲冲到齐准备吃凯旋庆功宴时，崇祯却没有出来。

不多时有太监出来传口谕道：“周延儒奸?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明季北略》。

一时间风云突变，大臣们全都傻了眼。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9）

其实这时崇祯得到的密报，只是周延儒怕和清军打仗，撒谎报捷而已，再加上又有以陈演为首的不少大臣“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帝犹降温旨，言‘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廷臣议上，帝复谕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明史》。周延儒最后终于没有被问罪，而只是罢归家中。

但好景不长，他马上因一名叫吴昌时的官员贪污公款的案子，又被牵了出来。

崇祯此人虽然刚愎多疑脾气不大好，但勤政倒是确实的，聪明也是真的，经常会说些一语中的的话来。

当时在吴昌时的罪状中有“通内”、“朋比”等，也就是说他身为外臣，和内阁的周延儒、宫里的太监串通一气，互相勾结，一起欺瞒崇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甚至在替皇上代回奏章票拟之时，营私舞弊等。

“通内”、“朋比”这两条，可是犯了崇祯的大忌。

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带着太子和定王两个小孩子，在大殿上亲自审问吴昌时。可这厮也确实嘴硬，起先非但死抗不认，还指桑骂槐说崇祯企图将他屈打成招，崇祯大怒，下令用刑，为大臣所阻。《烈皇小识》载：

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之？”

崇祯此话倒可谓一语中的。他清楚得很，要不是自己亲自过问，一旦“离此三尺地”，多半周延儒和党羽就会做手脚，“此辈奸党，神通彻天”，搞个稀里糊涂，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正常得很。不过崇祯此举却大大不合，若是皇上自己动刑审案，那还要刑部法司们做甚，这却是要不来的举动。

所以那两位阁臣也没有因为碰了皇上的钉子便就此罢休，而是继续拿出祖宗法制来压崇祯罢手：

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

可谁知道崇祯这个时候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讲道理，这让他们大吃一惊，再无可对之言——崇祯喝道：“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于是两位内阁大臣“口塞，叩头而退”，吴昌时遂在皇宫大殿之上被夹断双腿，一时昏迷不省人事。

同时被审问的还有周延儒的门客董心葵和四位随他出征的大臣蒋拱宸、尹民兴、方士亮、刘嘉绩，其中蒋拱宸和吴昌时两人互相攻击，蒋拱宸最后词屈狡辩，被崇祯“喝声‘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终于，在崇祯的主理下，诸人不再敢有侥幸之心，最后全盘招认。

崇祯在听完招供之后，愤恨之极，大怒之下勃然推倒案几，转身回宫去了，甚至连怎么发落这些人都没来得及交代。

这事看着有点像戏剧中的明君断案，奸佞终于被打倒，着实解气得很。但是回头想想，皇上勤政到如此地步，自己亲自审问一个小小属吏，行刑逼供，那还要下面那些刑部法司的官儿们做甚？真是个明君的话，就该管住君政，何以去做那些吏事乃至亲自下令刑讯逼供，罔顾法度越俎代庖，如此一来他手下的大臣自然就成了摆设，也就难怪他们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也办不成了。

不过，崇祯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之”，这话也确实不错。在他审问过后，吴昌时等人在皇宫之外，还真没再吃过什么大的苦头。果然离了崇祯身前三尺外，就是这群奸党的神通彻天之地。朝政如此，崇祯就算再勤劳，大明朝也一样焉能不亡。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圣旨下，赐周延儒自缢，吴昌时弃市，同案被杀的还有两位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此案为大明崇祯亡前最大两起朝案之一，前一起是杀首辅薛国观，但这次斩杀的重臣除首辅大臣一名外，尚有总督两名及其他官员一大批，要论涉案人员的官阶和人数之多，乃是崇祯朝除魏忠贤逆案外最严重的一案。此案以后的阁臣们，则基本上都以不办实事、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无论在朝廷上还是和皇帝私下的商议，都坚决秉持只讲大道理不拿实际方案，只喊口号不做实事的方针，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崇祯缢死煤山为止。

崇祯因此在死前说“文臣个个可杀”，又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此遂为崇祯流传后世之名言。

崇祯的话，固然过于刻薄自负，然亦良有以也。